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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旗帜上》


 第一章不负李白名

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碑文。这座建筑成了共和国的圣碑。
共产党的历史观，是人民群众和人民英雄共同创造了历史。如果没有群众，人民英雄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所以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但人民英雄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因为没有人民英雄，人民群众不可能自己起来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在党的领导下踏上新的长征路，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毛主席就是第一位的人民英雄，一切为人民征战为人民牺牲为人民呐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流血流汗的人都是人民英雄。人民英雄拥有更加赤诚的心，更加担当的精神，更加努力的奋斗，更加无畏的斗志，他们是普通群众高山仰止却又并非高不可攀的楷模。因为所有的人民英雄都来自人民，都从平凡的小事做起，最终干出了大事业，做出了大牺牲，建立了大功勋。
人民英雄跟其他英雄人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民英雄是可以复制的。因为他们的一切精神都从人民中升华，又回到人民继续吸取养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普通群众可以模仿的，又在群众中百炼成钢；他们的一切壮举都是普通群众心悦诚服的，忍不住见贤思齐。
只有当英雄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游刃有余，并从而找准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光芒四射。
治大国若烹小鲜，国家如生命，需要正气来温养。正气足则邪气自去。为了弘扬正气，我们国家做了很多事情。但曾经一度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以消解正气为乐，故而邪气大张。那些曾经光辉灿烂的人民英雄，被他们肆意诋毁和侮辱。长此以往，势必国将不国，人将不人。故而看到17K征文消息之后，我萌发了写作这一部《共和国的旗帜上》的心思。这一部书中会写到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的人，如雷锋、李大钊、张思德等，也会写到一些大家并不熟悉的人。而今天写的这第一个人，就是近来很多媒体都曾提及，但社会大众未必广泛知道的。他就是李白。
因为跟唐代大诗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并且因为长期淹没在历史的尘灰中，从前我们对这个人并不熟悉。但未来的历史上，他必将跟唐代那个李白一样伟大，只不过伟大的方式各有不同。
他是现实版的余则成，只不过没有余则成那么幸运，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解放初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做《永不消逝的电波》，新世纪这部电影又被拍成了电视剧，但我们此前都不知道电影中李侠的原型就是他。
我们都是看着武侠小说长大的，17K这里也有一个仙侠频道，所以看到李侠这个名字，我们都会被感染。但李侠的原型李白，他当时的化名并没有这么武侠，而更加富有诗意一些，倒跟他这个李白的名字很相称。他的化名叫做李霞，跟李侠同音，由此可知，这个故事完全就是以他为原型。
不过现在我们虽然都叫他李白，但李白也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叫李华初，李白这个名字是后来进入秘密战线之后在党内改的。在成为特工之前，他在党内有着辉煌的过去。15岁就参加了农会和儿童团，并且入党了。17岁跟着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20岁正式参加红军，进入宣传队。作为如此资历的老红军，能够从血流成河的红军时代活下来，并且活到上海解放前夕，本应该在当时就光芒四射，成为一个将星是大概率的事情。但在21岁那年，他参加了无线电培训班，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尽管在他2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红五军团的无线电队政委，但他这一技之长显然有更加适合他的舞台。
27岁那年，他被派到上海，建立了秘密电台。两年之后，如同余则成一样，他被安排了一个女战友假扮夫妻，为他打掩护。最终一年之后，跟余则成一样，他也跟这位女战友成为真正的夫妻。这在当年的地下工作中，其实并不鲜见。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就是跟他的女战友陈铁军在工作中互生情愫，最终他们在刑场上举行了自己的婚礼，用敌人的枪声作为他们婚礼的礼炮。
李白的妻子名叫裘慧芬，后来改名为裘慧英。他在上海一直伴随着李白到最后一刻。正如电影里面一样，在电台暴露的时刻，他让裘慧英立刻撤离，而他则留下继续完成任务。
这是一封重要的电报，必须按时发出去。但电报很长，足以让敌人的侦听车发现电波来源并定位，发完电报之后没有可能撤走。为了这封重要的电报，李白同志抱着必死之心，坚持发完了电报。正如电影里一样，当他吞下密电码的那一刻，敌人破门而入。
被捕后的李白同志受到严刑拷打，可是他宁死不屈。1949年5月7日，距离上海解放还有23天，李白同志跟其他11名同志一起，被敌人杀害了。跟红岩烈士一样，他也是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但红岩烈士都是因为叛徒出卖，而李白同志却是不得不自我暴露。这种慷慨赴死的选择在秘密战线更加气壮山河。作为一个红小鬼、老红军，跋涉过长征路，熬过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又继续熬到最后的23天，这样的选择惊天地而泣鬼神。
幸运的是，裘慧英同志安全转移，他们还留下了自己的后代。“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明天的希望值得今天去争取。正如《国际歌》里面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能实现。”


 第二章为人民服务

我的家乡在四川南充，四川南充有个仪陇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仪陇县是什么地方，但在共和国的英雄史上，这个县却赫赫有名。因为在这个县，出了朱德和张思德两个人。
朱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张思德很多年轻人未必知道。但实际上张思德曾经跟朱德同样有名，这是因为，毛主席那篇《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就是给他写的祭文。从那时候开始，张思德就成为“为人民服务”伟大理念的象征。
相比于李白，同为老红军的张思德直到去世的时候，都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从军11年，作为一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又当了七年的八路军，但他在军中最高的职务就是班长，这在老红军的行列里是非常罕见的。但也正是因为在平凡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让他的事迹震动了毛主席，在给他的祭文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张思德牺牲的时候，是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队的队长。1944年9月5日，天下着大雨，张思德照样带着队中战友挖炭窑，炭窑在雨中垮塌，他一把推出战士小白，自己却牺牲了。
张思德精神的第一个层面，是舍己救人，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的精神的第二个层面，是党员干部冲在最危险的地方，关键时刻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生的希望留给别人。但这两个层面，毛主席在他的祭文中都没有提。一方面是在毛主席看来，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很多其他的烈士早已诠释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张思德平常的表现，毛主席早已看在眼里，他知道张思德身上，有更加深刻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他在祭文中提到的“为人民服务”。毛选中毛主席分别给两位共产党员写过祭文，这两篇祭文后来都成了共产党人必学的名篇。这两个人就是张思德和白求恩。另外，毛主席还曾经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三个人能够让毛主席触动很深，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牺牲，而是因为他们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带来了更加深层的精神财富。
张思德之所以让毛主席在祭文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就是因为他从参加革命以来，11年如一日，一贯坚持任劳任怨地为人民服务。从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就担任班长，这个班长一当就是九年。当了九年班长之后，他不仅没有提升职务，反而因为精兵简政，重新当回了战士。直到他牺牲之前，他也才在生产小分队当了半年队长。在早期无论高级军事干部还是普通战士牺牲率都非常高的环境下，张思德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但他能够把普通的战士和班长、生产小分队队长做得非常好，这是让毛主席最为看重的。在如此普通的革命岗位上，他却让自己的光芒照射到伟人的心里。
张思德出生于1915年，比李白小五岁。1933年，徐向前同志带着红四方面军解放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家乡仪陇，18岁的张思德第一个报名参加了少先队，成为乡里的首任少先队队长。他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受到了苏维埃的嘉奖。这年12月，他参加了红军。第二年担任特务连班长。在作战中，他机智勇敢，曾经在一次战役中，一个人夺得了两挺机枪。正因为他打仗的时候勇敢向前，留下了一身的伤病。这也是他的班长一担任就是九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征中他过了两次雪山草地，到达陕北的时候伤病非常严重。所以在老部队开拔前线的时候，他被留在了警卫连担任副班长。这个时期，是他第一次被降职。但他在这一年反而入了党，并在第二年春天就重新升任了班长。
张思德最先在“为人民服务”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是在1942年调任通信班当班长之后。
干革命不仅要流血牺牲，更要流汗建设。流血牺牲光芒万丈，但在革命年代相比于其他更加琐碎重要的工作，其实是更加容易的。而活着做好做圆满自己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能够做到。带着干劲去做事是容易的，但要把事情做圆满，就要干好各种脏活苦活累活。所有在这些平凡的岗位上做好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在“为人民服务”。而张思德在通信班，就做到了这一点。作为班长，他总是带头把这些事情做好，战士们跟在他的身后，总能够把任务圆满完成。
而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恰好就是在他从班长做回战士之后。因为绝大多数中央军委警卫团的班长和副班长都要做回战士，而张思德不是少数人中间的一个，所以他也在成为战士之列。不过他这个老资格的警卫团战士随后就被派到延安枣园，负责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驻地的保卫执勤。在这里，从红军走来的张思德经常主动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同时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采药防病、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他的所作所为，都落在了党中央领导的眼里。
所以在毛主席看来，革命者就应该像张思德一样为人民服务。其他革命者也在为人民服务，但能够做到张思德这样，却是不容易的。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司马迁的话，说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而有的人却轻于鸿毛，张思德就重于泰山。但我觉得毛主席给刘胡兰的题词更加适合张思德：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第三章人民的勤务员

与李白死后数十年才走进我们的视野，张思德也是牺牲后毛主席写祭文而名闻于世不同，雷锋早在生前，就早已名声远扬。他经常作为模范出去作报告，还曾经跟战斗英雄郅顺义——董存瑞的战友——亲切交谈。
我的父亲也曾经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他一生只立过一次三等功，还是因为珍宝岛作战立的战功，但雷锋从来没有打过仗，却能够立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除此之外，他还因为在少先队辅导工作中的积极表现，被团中央颁发奖状，旅顺市委授予其“少先队优秀辅导员”称号。
这还只是在部队里。早在参军之前，仅仅1958年10月到1960年1月的15个月期间，就被三次评为先进工作者，五次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在此前的1957年，他还被评为望城县委机关工作模范，望城县治沩工程治伪模范。
在他22年的生命里，就取得了我们终其一生也难以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靠权力、金钱和弄虚作假都是得不到的。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貌似“有理”而“深刻”的话，说一个人无论如何去奉献，只有等他死了才会获得荣誉。如果我们认真研究雷锋的故事，就会发现这句话不仅片面，而且完全不符合事实。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那些给老百姓留下贡献的人，都是会被深刻记住的。如果没有被记住，要么是本身动机不纯，要么则是历史的阴差阳错。就算李白，也只是没有被大规模宣传而已，《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拍摄时间就在建国初期。
没错，雷锋最终牺牲了。但看雷锋的牺牲，其实只是一次事故。他根本不是舍己救人牺牲的，而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有很多跟他一样牺牲在岗位上的人，并没有相同的待遇。他在这次事故中的表现甚至连张思德还不如。当然，这只是因为当时雷锋没有处于舍己救人的情况下，他连他自己都没能救得了。
说到这点，我们就要注意到雷锋和张思德的牺牲的另外一个贡献，那就是他们的牺牲都为后来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教训。张思德牺牲后，冒雨挖窑洞的事情基本上就绝迹了。雷锋牺牲之后，车辆在雪天防滑也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我姐夫也是在东北当兵回来的，如今在冬天开车的司机中，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熟练地给车辆装上防滑链，并能够在冰雪天气里应付自如。
由此我们对张思德和雷锋的牺牲也就有了更多的敬意。但这些只是他们的牺牲的副产品，跟他们自身的伟大比起来，这只是大海中的浪花而已。
张思德的伟大，在于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圆满来。但在张思德的时代，这种平凡的服务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到了雷锋的时代，因为国家获得了长期的和平，建设达到了第一位，他在这些平凡工作中产生的光芒就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了。毛主席说过，一个人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本身就是说的雷锋。但做好事只是他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只把雷锋当做做好事的代名词，这本身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雷锋跟张思德一样，做好事只是一种业余的习惯，他们更加闪亮的舞台在他们为了干好工作而全身心的投入之中。
毛主席评价张思德是“为人民服务”的象征，而雷锋也评价了自己，他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作为一个勤务员，就要把自己能够干好的一切杂事都干好。首先做好本职工作，然后做好自己可以伸手做好的每件事情。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精神的体现。
雷锋将这样的精神提炼为“螺丝钉精神”。在一整架机器上，螺丝钉是渺小的，但每一颗螺丝钉又是重要的。现在的老板招人，其实很看重这点，但凡愿意做螺丝钉的员工，都是老板最喜欢的。
但雷锋又认为，想要做好一颗螺丝钉，单单靠努力，靠听话是不行的。所以他又提炼出“钉子精神”。他认为钉子有两个精神，一个是钻，一个是挤。钻是动脑筋，挤是干劲，二者缺一不可。这样的精神，依然是今天无论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老板打工都需要的。
说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已经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了。
但雷锋精神本身，还是为人民服务的。他要做的螺丝钉，是革命的螺丝钉。他要做的钉子，是为人民服务的钉子。在雷锋看来，做好事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那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高人一等才去做的，而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最基本的品德。
于是，雷锋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段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他的这段话，跟保尔·柯察金那一段话同样震撼人心。一个革命者，要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不同的只是，保尔·柯察金是一个文学人物，而雷锋是真实的人。当然，保尔·柯察金的原型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
今天我们共和国的旗帜猎猎飘扬，正因为雷锋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人滋养了国人的灵魂，让我们国家的灵魂由此可以傲立世界。苏联后来的实践，逐渐在为人民服务上面磨洋工，所以苏联解体了。而我们却在雷锋们的精神滋养下，国即是人，人即是国，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的，是打不倒的。


 第四章脊梁的担当

我们所认识的鲁迅，往往是不完整的，甚至完全是另外一种面目。尤其从三十年前到十年前的二十年间，中国刮起了一阵解构鲁迅的风。尽管最近十年这种情况有所扭转，但这种文化风气中所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接触到的固有的有关鲁迅的偏见，依然非常顽固。以百度的“鲁迅”词条为例，罗列的有关对鲁迅的正面评论都是教科书式的，而这些教科书式的评价往往是他们批评鲁迅的资料。而有关鲁迅的反面评价，则煞有介事，举得详尽多了。
我也曾经认真思考过很多人对鲁迅的解构问题。最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解构鲁迅的人，更多是将鲁迅作为符号来进行解构。如此一来，他们关注鲁迅的点，也就流于符号化，为了证据而找证据，甚至任何证据不要，单凭鲁迅这个符号本身，就将鲁迅打入另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某些年代受过委屈，连带着他们也恨上了样板戏和鲁迅这样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但他们有意忽略了那时候鲁迅去世已经几十年了。
鲁迅是怎样一个人，在今天的网络资料中是模糊的。因为这些网络资料只是把鲁迅当做了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物标本，而不是把他当做人的意义上的精神标本。这种西方式的生命分析方式，必然忽略人的本质属性，而津津乐道于某个人的花边材料，甚至只是从语法“错误”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人。而对于这个问题，鲁迅早在他生前就对此早有预见，他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花边文学》，就是敏锐地发现，在当时已经有了从这个方面攻击他的苗头。
研究一个人，最重要是研究他的精气神。这才是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更要研究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达到这种精气神状态的，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号准一个人的脉。
首先我们来看鲁迅所处的环境。英美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日本的军事侵略，国内“兵匪官绅”的沆瀣一气，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一个不得不斗争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即是战士，没有第三种人。除非这“第三种人”不是人类，而只是一种植物标本，连动物标本都不是。所谓“第三种人”，只是环境的寄生虫，是在豺狼虎豹身后探头探脑的食腐者。鲁迅最初并不想与他们斗争，因为革命者不会无缘无故与人战斗。但当他们与外部豺狼和兵匪官绅沆瀣一气的时候，他们已经跟第二种人一起，成为了革命者的敌人。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解构鲁迅最厉害的那二十年中，很多人恰恰也是打着“第三种人”的旗号，从各个方向向鲁迅的身上泼脏水。在他们眼里，鲁迅的敌人一个个都学究天人，唯独鲁迅成了一个不安定的人。
古今之理一也，为什么他们要反对鲁迅呢？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越是反对鲁迅，我们越是要认真准确地认识鲁迅呢？这个结论当然有些草率，我们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
真实的鲁迅，我们还是要从他的精气神来号脉。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发现，鲁迅是一个坚定的赤诚的战士，这就够了。如果在那样的环境下，都还没有鲁迅那样的骨气，何来我们今天的新中国呢？日本鬼子把蒋某人赶到了四川，而共产党却把美国人拒止在朝鲜，这本身已有高下之别。这是当时中国从革命领袖到文人到普通革命者通力合作努力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望当时的文人，谁最为出色？当然是鲁迅。
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他的“脊梁精神”。他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吗》一文中，列举了中国从古以来铁骨铮铮的硬汉，把他们称为中国的“脊梁”。在鲁迅看来，要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靠山外青山楼外楼是不行的，而只能“拼命硬干”。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不含糊，要解放中国人的灵魂。为尊者讳或者为任何人讳那一套都是不行的，因为时局已经不允许中国人打任何的马虎眼。所以任何的马虎眼在鲁迅那里都一眼看穿，并被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
有些人批评鲁迅的语法，说鲁迅的语法前后矛盾，由此让很多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麻烦多多。且不说这首先是“标准答案”的问题，跟鲁迅本人无关，而所谓的“前后矛盾”本身，也是不实之言。这是将自身理解力的懒惰怪罪到作者的头上了。
其实鲁迅的作品，语言运用是非常高超的，如果不是“标准答案”将学生搞糊涂了，任何学生理解起来都非常容易。因为他的语言形象而具体，即使他的语言在当时的环境下文白夹杂，任何没有文言文功底的人也能看懂。因为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只是在语法构成上跟鲁迅的语言有微弱的差异，我们今天丰富的语言梗，往往都能追溯到鲁迅那里。
跟鲁迅的思想唱反调，因为阶级立场或者其他立场的不同，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怀疑鲁迅的语言大师地位，这就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因为那些污蔑共和国的文棍们，最喜欢使用的文体，恰恰就是继承自鲁迅那里。尽管他们的模仿非常蹩脚，但这充分反证了鲁迅在语言学上的地位。
在鲁迅看来，首先必须开民智，解放灵魂，让民众从几千年的子曰诗云、文治武功、忠孝节义中解放出来，直面最血淋淋的现实问题，我们才能打好自己的灵魂底子。而在此基础上，要做“真的猛士”，要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勇于担当，榨出皮袍下藏着的“小”来，做一个大写的人，国家才有救，人民才有救。
鲁迅批评最多的，就是民众的麻木不仁。油瓶子倒了谁也不扶，再多的油也终究没有油吃。而今天的很多人，正在试图让民众重新麻木不仁，这就是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


 第五章只要主义真

清末民初，湖南衡山县出现了一位传奇女杰。她的名字叫陈云凤，是清末“铁面御史”陈嘉言的女儿。她的丈夫名叫夏绍范，是清末户部主事夏时济的儿子，清末诰命三品资政大夫，奉旨赴日本考察政务，归国后著有《日本官职志》《东游笔记》两本书，鼓吹民主政治。辛亥革命时，于湖北南漳知县任上响应革命，第二年以积劳成疾辞职归乡。陈云凤自己也被封为清末的诰命夫人。但这些早年的事迹只是她传奇的开始，她真正的舞台还在十年之后。
1920年秋，陈云凤的大儿子夏明翰跟随毛主席干革命，不顾公公夏时济的反对，变卖自己的首饰支持夏明翰。在夏明翰和她的影响之下，她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参加了革命。
1928年，是58岁的陈云凤最为悲伤的日子，2月28日，她最小的儿子夏明霹在衡阳县的游击斗争中英勇就义，时年不到20岁。而仅仅过了20天，三儿子夏明翰也被反动派杀害。此后第三天，五儿子夏明震牺牲于郴州反革命暴乱。又过了三个月，四女（夏家子女排序男女混排，夏明翰本是大儿子，前面有两个姐姐，四女即为三女儿，夏明翰之妹，夏明震之姐）夏明衡也在白色恐怖中光荣牺牲。
但陈云凤的悲伤还没有结束。两年后，大女儿夏明玮的儿子邬依庄，当年参加红军后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至此，夏家一门五烈士，用鲜血书写了对革命的忠诚。在陈云凤的悲伤背后，是她对革命不可磨灭的奉献。因为在她为革命贡献了四个烈士之后，她又毫不犹豫让外孙参加了革命，成为夏家的第五位烈士。
她的大儿子夏明翰就是这一章的主角。
夏明翰的知名度非常高，恐怕读过书的年轻人都知道他。因为他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在大型歌舞电影《东方红》中，这首就义诗被改了三个字，最后两句成为：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夏明翰自己的名字虽然被替换掉了，但他的精神却成为无数革命先烈的精神象征。这首诗彰显出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背后，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打拼一个光明的未来，这跟那些雇佣军拿钱打仗看不到未来不可同日而语。而时光到了五十多年之后，老山前线的解放军战士又将这首诗进行再创作，成为一首吃亏诗：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鲁迅曾被评价为“地主阶级的逆子贰臣”，这个评价放在夏明翰以至于自他父亲夏绍范、母亲陈云凤以降的整个夏家，都当得起这个称呼。作为清廷重臣的后代，他们首先是投身辛亥革命，后来又义无反顾投入到为工农流血谋幸福之中，这是如何的觉悟？其实无论是鲁迅还是夏明翰的革命家庭，这都不是个例。中国革命的领袖几乎都出自地主资本家的家庭，他们为了工农的未来，而成为了本阶级的敌人。以王光美同志为例，作为刘少奇同志的夫人，尽管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在大老虎甚嚣尘上之日，她这个资产阶级的后代，依然在捍卫毛主席和他的思想。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如此多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逆子贰臣”呢？这是由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决定的。在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国家一直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有志之士从来都公而忘私，在家国大义面前，他们都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而就像夏明翰写的那样——只要主义真。
受到父母的影响，夏明翰从小就立志报国。早在他17岁那年，他就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革命团体“砂子会”，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岁那年，五四运动爆发。夏明翰当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主编发行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组织调查组和学生义勇军到仓库、商店清查日货，并组织焚烧日货大会。
第二年，经过何叔衡牵线，夏明翰跟毛主席和他领导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取得了联系，并在1921年冬天，由毛主席和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知道，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夏明翰几乎是党一诞生就入了党，他的党龄与党同龄。
此后，夏明翰成了湖南党组织的得力干将。毛主席总是派他去组织、主持或者参加特别重要的工作。无论是驱逐赵恒惕的斗争，农运的铺开，还是后来的秋收起义，夏明翰都是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和先锋大将。在毛主席上了井冈山之后，夏明翰为了策应井冈山的斗争，留在平江、浏阳继续发动起义。他在这件事情中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呢？首先毛主席出生在浏阳河边，浏阳以河为名，这对于巩固革命基本盘非常有帮助。而平江则更是声名显赫，因为后来彭德怀元帅就是在平江发动起义，然后才带领队伍上的井冈山。可以说，夏明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将当时湘南一带的革命力量都集中起来了。
1928年初，夏明翰受组织委派到湖北领导“年关暴动”。不久，李维汉带来了中央的指示，“年关暴动”的计划是盲目行动，夏明翰、郭亮等同志对此深为赞同，配合中央取消了暴动计划。
夏明翰在被捕之前，本来已经得到了交通员不可靠的消息，但他没有立即转移，而是准备返回旅社再转移。就在旅社里，叛徒宋若林带着军警正在等着他。那一天是1928年3月18日，两天之后，他就被杀害了。


 第六章我们的国旗

194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指定由第六小组负责国旗的制定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有16人：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1949年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集国旗设计图案。评选工作除由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国旗设计图案的征集时间从7月14日到8月15日。8月20日，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共收到3012幅国旗设计图案作品。委员会从中初选了38幅草图，提交给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最初，五星红旗方案并未入选。后来在田汉的主张下，才被收录为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方案。
评选专家认为国旗的设计应该注意三点：一是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以庄·严简洁为主。
经过初选，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符合上述三点要求的，大约有四类：
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
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
以二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
旗面为红色或2/3为红色，1/3为白、蓝、黄各色，加红色或黄色五角星。
在评选中，著名戏剧家田汉拿起五星红旗图案草稿说：“依我看，这个设计是不错的。”多数人也觉得这个设计美丽大方，而且寓意也好。
1949年9月23日，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国旗方案，但并未形成定论；会中有代表觉得32号方案中的四颗小五角星提法不妥，认为不应提到资产阶级。
毛主席和大多数代表起初都赞成一颗星一条横杠的4号图案，但张治中后来向毛主席表达了他的反对意愿，认为一条横杠有分裂国土、分裂革命之嫌，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
当晚，彭光涵向周恩来总理推荐了32号图案，周恩来总理对该设计感到满意，并要求彭绘制较大的图样。
陈嘉庚也曾向毛主席和周恩来提出建议，认为政权特征比地理特征更为重要，因此无需坚持使用象征黄河的横杠。
两天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座谈会，说明了他赞成红地五星旗的理由，并在与会代表间取得了共识。
1949年9月25日晚，毛主席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拿着五星红旗的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1949年9月26日，经过反复讨论，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323号设计图案（即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第32号草图）为当选图案。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中，第四点规定：“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今天，我们都知道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一次正式用“五星红旗”代替了“红地五星旗”的提法。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叫做曾联松，上海人。他跟民国同龄，最终为共和国设计了国旗。
他的设计草图中，原来在大星中包含着党旗上的镰刀锤子图案，后来委员会对草图进行了修改，认为一颗大的五角星已经可以代表党，将镰刀锤子图案去掉后，国旗图案更加简洁。于是五星红旗就正式确定为现在的样子。
整个设计，五颗黄色的五角星簇拥在红旗的左上方，醒目而自然，表现着自由而井然的秩序感，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美学张力。而国旗剩余部分则象征着红色的自由土地，让人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感。
五星红旗被定为国旗之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歌曲《歌唱祖国》第一句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气豪迈的情感。而刘媛媛一首《五星红旗》的歌曲更是风靡全国，长期传唱。
而让我们最为自豪的时刻，则是当国际体育比赛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尤其是当运动员得到冠军的时候，伴随着五星红旗的升起，还会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那时候，很多运动员都会饱含热泪地唱起国歌。
几十年来，五星红旗成百上千次在体育比赛的颁奖仪式上升起，每一个时刻，都依然让人那么激动。
今年早些时候，嫦娥五号探月卫星第一次在月球上展开了五星红旗，中国人终于实现了把国旗插上月球的梦想。


 第七章我们的国徽

1949年建国前夕，通过向社会广泛征集，然后经过筹备会确定，五星红旗成为中国的国旗，《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但是，建国的时候，国徽却没有确定下来。当时筹委会收到了稿件112件，图案九百幅，最终却没有一幅图案符合要求，所以建国的时候，是暂时没有国徽的。
国徽的设计要求，跟国旗一样：1、要有中国特征；2、要有政权特征；3、形式要庄·严富丽。九百幅作品中，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作品是没有的，于是，第一届政·协委员会将制作国徽的任务委派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的两个设计组。清华大学设计组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担任组长，成员有梁思成先生的夫人、建筑学家林徽因、油画家李宗津、中国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学的罗哲文等。 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组由著名工艺美术家、教授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组成。
根据政·协国旗、国徽审查小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并比较了所有设计方案，两个国徽图案设计组最后确定了国徽图案有如下内容： 用齿轮、麦稻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运动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以天安门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国徽上的麦稻穗，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上都有。而中国国徽上加上麦稻穗，还有一个原因。1942年冬天，周恩来、宋庆龄、邓颖超在山城重庆为董必武返回延安举行欢送会。桌子上摆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串禾穗。宋庆龄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周恩来说将来要把禾穗放到新中国的国徽上。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话，在设计国徽的时候，特意把这个要求加了进去。
两个设计组的设计方案，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拿到了政·协委员会。梁思成小组设计的国徽，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但周总理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色。张仃小组的方案则明确提出：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五角星象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为主体。
尽管政·协委员会比较倾向于第二个方案，但是梁思成小组的成员都是当时受人敬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意见委员会也不得不考虑。委员会决定召集双方开一个协商会，最终决定初步采用张仃小组的方案，但是由梁思成领衔继续对这个方案进行完善。
接到任务之后，梁思成没有因为自己的方案被否决而产生抱怨，带着合并后的设计组成员继续投入了国徽设计的工作之中。
张仃小组的方案，其实包含着周总理的心血。国徽上需要包含的图案元素，都是由他牵头提议，跟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一起商量的结果。可以说，周总理算得上国徽的总设计师。
梁思成等设计组成员，都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国徽的设计之中。他和夫人林徽因在清华设计小组的时候，经常抱病工作。其他设计人员都立下了各自的功勋。
而这其中，高庄同志的工作又是非常重要的。他发现在初步的设计方案之中存在着不足之处。原图中的稻麦秆向外弯曲，是垂头的，杂乱的；红绶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且有城墙不正的感觉。
高庄认为，赋予国徽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是修改工作的指导思想，组成国徽的素材，如国旗、天安门、齿轮、稻麦，红绶，是由中央规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些素材组成图案，并由它来表现精神形象和艺术效果，则完全可由艺术家发挥其聪明才智。
抱着这样的信念，高庄反复构思，精心比较。他把稻麦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并赋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象征中华民族蒸蒸日上。红绶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它的地方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天安门的大小，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
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规正庄·严，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
在修改国徽图案和塑造国徽立体模型的过程中，高庄参考了大量资料，自己还买了一尊佛像和几方秦、汉、隋、唐的铜镜作为参考、借鉴。为了使国徽更完美、壮观，他把做好了的国徽石膏模型与原平面图案放在一起，让人们比较评论，听取意见，不断修改，以求臻于完美。一直到现在，高庄仍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
1950年6月28日，国徽图案终于得到正式公布。在国旗上的五星照耀之下，天安门城楼占据了国徽的主体位置。禾穗紧凑地围绕在周围，红绶带在禾穗上若隐若现，最终在天安门下方的齿轮处打了一个结。国徽的颜色为金红二色，红色象征着喜庆，金色象征着富贵。
跟国旗和国歌一样，国徽也是我们国家的象征。公检法机关的帽子上，以及重要国家机关的大门上，都有着国徽的图案。看到国徽，一种神圣感顿时油然而生。
2018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站在国徽下庄·严宣誓，作为国家主·席，他要为国家和人民尽忠尽责。他是第一个站在国徽下宣誓的国家主·席。


 第八章我们的国歌

今天我们都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这首歌是著名音乐家聂耳作曲的。但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前面章节中的一个老熟人——田汉——筹备会国旗国徽国歌小组的成员。因为田汉同志在某个年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连累到国歌在一定时期内只有歌曲没有歌词，后来恢复歌词后也是另外的由集体创作的新歌词。直到1982年，国歌才恢复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貌，直到今日。
跟国旗和国徽分别在建国前后征集制作不同，《义勇军进行曲》历史要悠久多了。而且在新中国诞生前的14年时间里，这首歌曲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是一首重量级的歌曲，不仅在抗日队伍中广为传唱，后来还成为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歌曲。马来西亚的一个抗日游击队，甚至将“中华民族”几个字改为“马来西亚”，用改编后的这首歌成为游击队的军歌。
聂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曲作家。原名聂守信，出生于1912年2月14日（农历辛亥年腊月二十七），云南昆明人。跟曾联松一样，聂耳也跟民国同龄，却最终给新中国创作了国歌。
聂耳从小喜欢音乐，向家人和邻居学习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并接触到滇戏、花灯、洞经调等民间音乐。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音乐团的指挥。
1925年，13岁的聂耳进入中学学习，热情投入学生进步活动，参加了五卅运动后援会，开始阅读进步书籍。1927年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学习小提琴。这期间，他参加了共青团外围组织“读书会”和地下党·领导的“济难会”。1928年加入共青团。
1928年11月底，怀着从军报国的愿望，聂耳报名了范石生的“学生军”，并在范石生麾下待了几个月。1929年3月被遣散，5月回到云南省立第一师范继续学习。1930年毕业前夕，因有被捕危险，逃到上海加入“明月歌剧社”，成为乐队练习生。
1932年4月，在田汉介绍下，聂耳加入左翼剧联，并加入剧评小组。第二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田汉在狱中为《义勇军进行曲》写下歌词，将歌词写在香烟盒纸上带出狱中。歌词是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下的一首长诗的最后一段。聂耳看到这段歌词，主动要求为其谱曲。这时候聂耳为躲避追捕正准备到日本避难，到达日本之后，聂耳在日本东京将曲谱定稿，于四月底寄回国内。所以这首歌的曲谱是在日本谱成的抗日歌曲。
三个月后，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但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歌曲，在电影《风云儿女》播放之后，作为主题曲迅速风靡全国。距离聂耳逝世不到五个月的“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发起了救亡图存的运动。
1937年，八百壮士高唱这首歌坚守在四行仓库。1938年，这首歌在台儿庄战士中热血唱响。抗日烈士戴安澜将军将其定为自己所率领部队的军歌。张学良在西北练兵的时候，要求士兵日常唱这首歌，以不忘东北三省沦亡的耻辱。1940年，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用英文演唱了这首歌。
1941年，日军入侵东南亚，这首歌开始在东南亚传唱。马来西亚游击队将其定为队歌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年，好莱坞拍摄了一部中国抗日题材的电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电影的插曲。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安排播放该曲。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该曲。并且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义勇军进行曲》被灌录成唱片并翻译成不同语言，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CHEE LAI）。
1949年9月25日，因为国歌的确定没有定论，由画家徐悲鸿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但包括郭沫若和词作者田汉在内都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成为历史，不符合现实情况，应当修改。但张奚若和黄炎培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应该居安思危。毛主席和周总理赞成了二人的说法，于是决定将《义勇军进行曲》不加修改作为代国歌。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文认为，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以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历经坎坷，经历了原作、无歌词、改歌词、恢复原作四个阶段，但一直到本世纪初，《义勇军进行曲》都还是被标注着“代国歌”。2004年3月15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从此，在这首歌的题目后面标注了五十五年的“代国歌”字样，终于消失了。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救亡图存的时代，词作者在监狱中写下歌词，曲作者定下曲谱不到三个月就在敌国他乡意外亡故了。今天我们在歌曲中听到的是敌人的炮火，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国力贫弱，只能够以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在艰苦卓绝之中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正如国歌中唱到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并不完全安全，帝国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在新世纪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当他们的獠牙越来越不加遮掩，我们面对的危险也越来越清晰。不过，如今的我们，已经不仅仅有我们的血肉之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的阶段，如今正在强起来的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正如《歌唱祖国》歌曲中唱到的：“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
当年是日本，现在是谁？


 第九章我们的首都

北京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坐落在华北平原北部，跟天津接壤，又与天津一起被河北省环绕。燕山北来，太行西去，东南方为小平原，延伸到天津直至渤海。崇山峻岭与一马平川在此神奇地相拥在一起，大海则遥遥传来海涛的歌声。
早在三千年前，北京就已经先后成为蓟国和燕国的国都。秦代以来，北京被设为蓟县，要么为广阳郡郡治，要么为幽州州治。隋唐年间，北京先是被设立为涿郡，后来又被称为幽州。唐玄宗的时候，幽州为范阳节度使驻地，安禄山在这里起兵建都，建号“大燕”，这是第一个在此建都的政权。五代的时候，刘仁恭再次在此地称燕王，为后唐所灭。随后不久，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幽州”成了中原士民长达四百年的心中之痛。
辽国在幽州之地设“南京”。所以北京是在中国历史上同时被称为过“北京”和“南京”的城市。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萧峰被封为“南院大王”，其驻地就在当时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金国是第一个在北京建都的正式的政权。当时金国把北京称为“中都”。而北京真正的辉煌则是忽必烈攻灭南宋之后，从那时到现在，北京加起来只有六十多年的时间不是中国的首都。元朝把北京叫做“大都”，跟和林成为元朝的两都之一，但元朝主要的行政中心是在大都。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但这个时候大都还在元朝手里。大约八年之后，朱元璋攻占大都，将其改名为“北平”，意味着北方的平定。这个名字并不是朱元璋的发明，早在两汉时期，幽州刺史部就有一个“右北平郡”，在今天的承德、唐山直到内蒙古一带。朱元璋将这个古地名放到北京头上，意味着中原汉族人平定了北方蒙元曾经的政治中心。朱元璋平定北京，这是对中原汉族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落在北方胡人手里长达四百多年的中原故地终于回到中原的怀抱了。
三十年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北京起兵，夺到了大明朝的皇位。北京也再次成为国都。此后五百年，北京作为国都的地位一直没有丧失过。只是到了1644年，北京再次落到了满清胡人手里，成为了满清胡人统治下的大清朝的国都。但这个时候，跟元朝一样，满清统治的是整个中国，所以北京还是中国的都城。所以从金国算起，北京建都的历史长达九百年，而这九百年中，真正作为国都的历史达到了八百多年。历代古都之中，只有长安和洛阳可以跟北京相比，南京和开封的建都史都没有这么长。
民国建立，一开始定都南京，但在袁世凯的要求下，当年就定都北京。直到1928年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北京又被改名为北平。九年后日军攻入北平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西迁武汉、重庆。日军则先后在北平和南京建立了两个伪政权。
又过八年，日本战败，北平和南京光复，北平成为内战中的必争之地。国民党反动派依托强大的军力，占领了北平。
傅作义将军的华北“剿总”就设在北平。傅将军是一位名将，曾经一度稳定了华北战局。但华北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贯彻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作战方针，一直威胁着华北的敌军。傅作义曾经派兵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却被我军成功挫败了。当时，党中央所在的西柏坡就在石家庄附近，距离北平只有一步之遥。由此可见，尽管傅作义占领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大城市，但河北却已经成为我军稳固的根据地。
1949年1月，东野在打完辽沈战役之后，悄悄入关，跟华北野战军一起，包围了北平、天津，并占领了张家口。平津战役打响。经过反复的谈判和交锋，在人民解放军攻占天津之后，北平和平解放。随后，党中央迁入北平，并将北平重新改名为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但是北京的高速发展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近几年，国家开始建设雄安新区，分薄北京的部分城市功能。
如今的北京，有全国的92所高校，其中不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重量级学府。在颐和园附近，有中关村科技园区，被誉为中国的硅谷。
北京是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的交通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航空中心。从北京出发，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通到了全国各地，飞机可以飞往全世界。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召开，杨尚昆主席用四川话宣布亚运会开幕。十八年后，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召开，“飞人”博尔特在这届奥运会一跑成名。明年，第24届冬奥会又将在北京召开，注定将是又一项体育盛事。
北京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都是从北京开始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为建党大业进行了准备工作。天安门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
除了天安门之外，北京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鸟巢体育馆等名胜古迹，都是北京的旅游名片。而天安门广场则是一个名胜群，在这里，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都是全国人民想要旅游打卡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博物馆、剧院、音乐厅、文化馆，也是人们旅游、参观和娱乐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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