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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走上流放之路
7月15日,拿破仑登上英国战舰“贝勒洛丰”号,将自己的佩剑交给了霍特汉姆将军。在普利茅斯港,他被转送到“诺森伯兰”号上,开往他最后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在那里,拿破仑安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六个年头。
他试图写自己的回忆录,整日沉浸在过去的光荣岁月中。在他的回想中,他似乎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他重温了自己为革命而战的岁月。他竭力证明自己一直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伟大原则的真正拥护者。他乐于讲述自己做总司令、做第一执政时的生活,但很少提及帝国。有时他会思念自己的儿子赖西施塔特公爵,那只小雏鹰正住在维也纳,被他哈布斯堡的表兄们当成“穷亲戚”一样来看待。想当年这些没用的表兄的父亲,一听到拿破仑的名字,就会吓得浑身发抖。拿破仑临终之际,好像正率领军队在征战。他在下令让内伊
率领卫队出击后就停止了呼吸。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为拿破仑的传奇人生解释谜团,如果你希望了解拿破仑是如何单凭个人意志如此深刻地统治人民的,那么我告诉你,读那些关于他的传记是没用的。那些书的作者往往带有个人偏见,他们不是对他充满敌意,就是对他无比热爱。也许这些书会让你了解到很多史实,但比起那些,你更需要体会“历史感”。我郑重地提醒各位,在聆听那首著名的《两个掷弹兵》的歌曲前,千万别去读那些书籍。这首歌的歌词是由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写的,曲子是由德国大作曲家舒曼创作的,他们两人共同经历了拿破仑时代。每当拿破仑去维也纳拜访他的岳父奥地利皇帝时,舒曼都能目睹这位伟大皇帝的风采。因此,这首歌是反映两位艺术家对这位暴君所创造的时代的深刻理解的历史之作。
要想体会到也许读一千本历史书也无法获得的历史感,读者不妨去听听这首歌吧。
第五十四章 神圣同盟
拿破仑的后半辈子一直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防止这个可怕的科西嘉人再次扰乱他们的美梦,全体聚集到维也纳,共同商议如何把法国大革命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来自欧洲各国的皇帝、国王、公爵、首相,以及诸大使、总督、主教和他们的一大帮秘书、仆从,风尘仆仆地奔赴维也纳会议。那个可怕的科西嘉人曾经突然杀回来扰乱了他们的工作,现在大家已经齐心协力把他赶到圣赫勒拿岛上去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他们开始举行各种宴会、酒会和舞会来表示庆祝。有些人在舞会上忘情地跳起了华尔兹,这让那些怀念小步舞时代的女士、先生颇感不满。
在将近二十年中,他们不得不隐居起来。如今,灾难已成为往事。回首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们思绪万千。这群人把可恶的雅各宾派恨得咬牙切齿,他们非常野蛮地毁坏了原有的一切旧制度。不但胆大包天地处死“神授”的国王,还废除了假发,用巴黎贫民窟破烂不堪的长裤取代凡尔赛宫精致的短筒裤。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会觉得可笑,我竟然把这些琐碎的小事拿出来讲。但是事实上,维也纳会议就是由这样一串串荒谬的故事构成的。代表们就“短裤与长裤”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争论几个月,却对像萨克森的未来命运和西班牙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关键问题毫无兴趣。更可笑的是,为向代表们显示对一切革命事物的极度蔑视,普鲁士国王陛下甚至专门订制了一条短筒裤。
另一位德国君主对革命的仇恨似乎更加强烈。他提议,凡是向拿破仑缴纳过税款的人,必须重新向他们合法的国王再缴纳一次。理由是,当科西嘉的恶魔残酷地统治着人们的时候,他们的国王正从遥远的地方爱着他们。
像这样荒谬的论调在维也纳会议上屡见不鲜,后来人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声疾呼:“上帝啊,为什么人民不再反抗?”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了,连年的战争早已..让他们对统治者深感绝望了。只要能过安定的日子,他们才不在乎发生了什么,或者由谁来统治他们呢。
18世纪80年代,当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开始传播的时候,天真的人们都以为一个光荣而文明的时代即将降临,欧洲的王公们真诚地拥抱他们的厨师,公爵夫人和奴仆们跳起了卡马曼纽拉舞。贵族家的客厅里住着革命军官,以及那些脏兮兮的革命士兵。等到革命委员返回巴黎时,这些革命者便顺手牵羊拿走了主人们家传的餐具,并虚伪地向政府报告,邻国“被解放土地”的人民非常热情地欢迎法国自由宪法。
后来,他们听说一个名叫“波拿巴”或“邦拿巴”的军官镇压了暴乱的人民,平定了巴黎的最后一次革命动荡。他们不禁如释重负,也许牺牲一点“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也有好处。不过没多久,那位军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三位执政之一,之后又成了唯一的执政,直至最后变成了法兰西皇帝。
这位皇帝比以前的任何统治者都要残暴,他无情地压迫着他那久经灾难的人民。他把青年男子强征入伍,把年轻的女孩嫁给他们的将领。他还夺走了人们的油画、雕塑作为自己的私人收藏。他把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把整整一代青年人都送上了战场。
如今,这个恶魔终于永远消失在欧洲大陆上。除了少数职业军人,人们只希望永远不要再打仗。渐渐地,他们开始尝试自治,选举市长、市议员、法官,可这些努力最终都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绝望中,人们重新转向了旧有的统治者。人们哀怨地说:“请你们来统治我们吧。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多少税款,我们全部答应你们。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不要再打仗。我们旧有的伤疤已经经不起新的创伤了。”
维也纳会议的代表们不负众望,他们也像普通民众一样强烈地渴望和平、安宁的环境。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缔结了神圣同盟。警察成为保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角色。谁要敢对国家政策提出批评,谁就会遭受最严厉的惩罚。
欧洲迎来了和平,却一片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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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维也纳会议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人中有三位巨头。他们是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代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梅特涅
首相、原法国奥顿主教塔列朗
。聪明机灵的塔列朗虽然历经了法国社会的各种动荡,但依然幸运地存活了下来。他来到维也纳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挽救拿破仑离开之后瘫痪的法国。塔列朗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羞辱,自告奋勇地来参加会议,就像一个受邀请的贵宾在陪客人们轻松说笑。没过多久,塔列朗成为会议的首席人物之一。他凭着为宾客助兴的妙趣横生的故事、迷人的举止和魅力,赢得了众人的好感。..
到达奥地利首都不到一天,塔列朗就非常透彻地看清了形势,盟国已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一方是想吞并波兰的俄国和妄图占领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方则是想阻止吞并行为的奥地利与英国,因为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国,一旦谁成为主宰欧洲的霸主,都会不利于英奥两国。塔列朗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让双方彼此明争暗斗。正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才让曾使整个欧洲遭 53d7." >受整整十年动荡的法兰西帝国免遭报复。他争辩道,一切责任都在那个科西嘉魔鬼身上,法国人民其实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如今,非法的篡位者被赶走了,合法的国王重新登上了王位,塔列朗请求道:“给他一个机会吧!”同盟国很欣慰地看到法兰西改过自新的面目,于是非常大度地原谅了它曾经犯过的过错。而波旁王子虽然暂时登上了王位,但实际上却是被愚蠢地利用了,十五年后他再次被赶出法国。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是维也纳三巨头中的第二人,他的身份是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领袖。梅特涅名叫文泽尔·洛特哈尔,是奥地利的梅特涅-温尼堡亲王。他血统高贵,是个风度翩翩的绅士,不但家族实力雄厚,而且才华横溢。由于他的贵族出身,他与那些挥汗劳作的平民百姓相距十分遥远。梅特涅年轻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那时他正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地,曾是雅各宾派的活动中心。梅特涅清楚地记得,革命粗暴地打断了他青年时代愉快的社交生活。暴乱的人们到处疯狂地破坏和毁灭人类的财产甚至夺去无辜的生命,他们以这种极端残忍的方式来迎接新自由的诞生。但是梅特涅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他没有看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大众的真挚热情,以及人们充满期待的眼神。他没看到人们将面包和水塞给衣衫褴褛的国民自卫军,目送他们穿越城市,奔赴前线,去为祖国法兰西光荣献身。
大革命的野蛮行为让这位年轻的外交家深感厌恶。他认为,真正的战斗应该是身着漂亮的制服,骑着装配精良的战马,冲过碧绿的原野去勇敢地拼杀。而那所谓的革命只是把整个国家变成肮脏的军营,把没用的流浪汉一夜之间提拔为将军的邪恶行为。在奥地利众多公爵轮流举行的小型宴会上,每当遇到法国外交官时他就会说:“你们想要自由、平等、博爱,结果却得到了拿破仑。如果你们能
..维持现行的制度,那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他大肆宣扬革命前安定美好的旧时代,那时的人们生活幸福,没有所谓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烦恼。他对他的“维持稳定”理论非常虔诚,况且他善于说服别人,因而他是革命精神最顽固的敌人。梅特涅一直活到1859年,他目睹了自己的政策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被彻底否定。然后,他发现自己像当年的拿破仑一样成了全欧洲最令人厌恶的人,好几次他都险些被愤怒的公众以私刑处死。可这个顽固的老头,至死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深信,人民喜欢和平要甚于自由。于是,他竭尽所能赐予人民和平。公正地说,他的和平政策在实施的前四十年里,还是相当成功的,列强们几乎没有发生战争。直到1854年,俄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争夺克里米亚的战争爆发,和平局面才被打破。延续四十年的和平时期在欧洲大陆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那位跳着华尔兹的人,就是会议的第三位英雄亚历山大皇帝。他在他的祖母——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宫中长大。他曾被那位精明的老太太教导,要将俄罗斯的荣耀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他的瑞士籍私人教师,却是一位伏尔泰、卢梭的崇拜者。因此,亚历山大长大后身上奇怪地混杂着两种特质:以自我为中心的暴君和容易冲动的革命者。在疯癫的父亲保罗一世活着的时候,亚历山大忍辱负重生活了多年。他目睹了大批的俄罗斯人惨死在拿破仑的战场上。后来形势发生了倒转,他的军队打败了像神话般不可战胜的法国皇家军队。俄罗斯由此成为欧洲的救世主,这个强悍的民族的沙皇被欧洲人奉为神明,他被寄予很大希望。
但亚历山大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不像塔列朗、梅特涅那样老谋深算,也不擅长奇特的外交游戏。他虚荣心极强,喜欢大肆张扬。其实,在那样的情形下,谁能不变得轻飘飘呢?于是,他很快成了维也纳会议的主要“装饰品”,而梅特涅、塔列朗以及精明能干的英国代表卡斯尔雷
则静静地围在桌边,一边喝着托考伊白葡萄酒,一边商量实际的事务。也许他们需要拉拢俄国,因此表面上对亚历山大表现得很尊敬。不过他们可不高兴亚历山大参与会议的实质工作,为了满足亚历山大的虚荣心,他们甚至对他的“神圣同盟”计划大加赞赏,以便他全心投入,而他们则可以好好处理手头的工作。
亚历山大性格豪爽,喜欢社交,经常参加各种聚会,接受各色人物的赞美。不过在他看似轻松愉快的背后,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痛。一件可怕的往事一直折磨着他敏感的神经:1801年3月23日晚上,他焦急不安地坐在圣彼得堡圣麦克尔宫的一间屋子里,等着父亲退位的消息。他的父亲保罗拒绝在退位的文件上签字。那些醉醺醺的官员盛怒之下,用围巾缠住他的脖子,勒死了沙皇。然后他们下楼告知亚历山大,他已经是俄罗斯所有领土的皇帝了。
这个恐怖夜晚的记忆一直纠缠在亚历山大的脑海里,让他难以自拔。他曾经接受过法国哲学思想的熏陶。但是这些思想不相信上帝,只相信人类的理性。当理性不能解救沙皇的困境时,他开始感觉到他的周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和声音。为了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他变得异常虔诚,并对神秘主义发生了兴趣。神秘主义就是对神奇而未知世界的奇特热爱,它就像底比斯、巴比伦的神庙一样古老。
经历了大革命的强烈震撼,人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二十年的恐怖和焦虑吓得人们都变得有些不太正常了。门铃一响,他们就会心惊胆战。他们害怕被告知他们唯一的儿子“光荣战死”了。而过去革命者所宣扬的“兄弟之爱”“自由、平等”等观念在现在看来竟是如此可笑、空洞。如今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从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解脱出来,重拾生活的勇气。于是,在人们的极度痛苦与悲伤中,一帮骗子乘虚而入。他们伪装成先知,四处传播他们从《启示录》里挖掘出来的奇怪教义。
亚历山大已多次求救于巫师。1814年,他又听说新出现了一位女先知。据说她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劝人们趁早悔悟。这个女巫师就是冯·克鲁德娜男爵夫人。这个俄国女人曾是保罗时代一名俄国外交官的妻子,不知道确切的年龄,而且她的名声也不大好。据说她把丈夫的钱都花光了,还在外面搞出种种奇特的风流韵事让她丈夫丢尽了颜面。因为她的生活异常放浪,曾导致精神崩溃。在目睹了一位朋友的猝死之后,她突然醒悟,从此对世俗生活不再留恋,并向一位鞋匠忏悔了从前的罪恶。这位鞋匠是个虔诚的摩拉维亚修士,是1415年被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判处火刑的老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的信徒。
变身巫师后的克鲁德娜十年来一直待在德国,全心全意劝说王公贵族们“皈依”宗教。而她一生最大的目标,却是感化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皇帝,让他改变自己过去错误的生活方式。饱受心灵创伤的亚历山大此时正是内心最脆弱的时候,他很乐意聆听女巫师的神秘预言。1815年6月4日黄昏,男爵夫人被带进宫觐见沙皇,此时他正在阅读《圣经》。谁也不知道女巫师对亚历山大说了什么话,可当三小时后巫师离开皇宫时,亚历山大泪流满面地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慰。从此以后,男爵夫人就一直忠诚地陪伴沙皇,给他的灵魂带去慰藉。她跟随沙皇去巴黎,又到维也纳。沙皇没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就去男爵夫人那里祷告。
也许读者要问,为什么我要费尽心机讲述这个故事?为什么不去讲发生在19世纪的历史事件却要讲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这个女人有那么重要吗?但事实是我不得不讲她,尽管这个世界上记载历史事件的史书有很多,但我所要讲的并不只是一连串历史事实,我更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发掘历史背后所不为人知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掌握“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这样简单的陈述。只有努力寻找隐藏在每个行为后面的动机,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也将有更多的机会帮助别人。
请不要把神圣同盟简单地看成是1815年签署的一张纸。它如今虽然早已远去,被人遗忘在国家博物馆中,但它绝没有消除自己的影响力,神圣同盟直接导致了门罗主义
的产生,而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所以,我希望你能确切了解这一文件产生的过程,以及在这看似献身于基督教责任的虔诚宣言背后的真实动机。..
神圣同盟其实是两个有着不幸遭遇的男女的共同作品。男的有着难以回首的往事,希望得到灵魂的安宁;女的在放荡与堕落中度过了半生,在丧失了美丽和尊严之后,只能靠神秘主义的先知来满足对虚名的追求。我说这些不是想揭露什么秘密。卡斯尔雷、梅特涅、塔列朗这些清醒的人,自然知道这位神秘兮兮的男爵夫人的真实动机。如果梅特涅愿意,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巫师请回德国。只要他一张便条,帝国的警察局长就能为他解决麻烦。
法国、英国和奥地利人十分清楚,他们需要俄罗斯的配合,他们不想和亚历山大过不去,于是便对这个虚伪的老女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在他们看来,神圣同盟只是沙皇的自欺欺人罢了,它的价值如同一张废纸。为了敷衍愚蠢的亚历山大,当他虔诚地向他们宣读以《圣经》为基础而创作的《人类皆兄弟》的初稿时,他们假装认真地倾听。神圣同盟的创建宗旨是实现全人类的平等和博爱。签字国庄严宣誓,他们“在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时,在处理与其他政府的外交关系时,应该以神圣宗教的训诫,即基督的公正、仁爱、和平为唯一指引。这些训诫不仅适用于私人事务,还应对各国的议会产生直接影响,应该体现在政府行为的各个环节之中,这是巩固人类制度、改进人类缺陷的唯一途径”。然后,他们彼此承诺,要以“一种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永远团结,“彼此以同胞之情相待,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相互帮助”,等等。
第一个在神圣同盟上签字的是奥地利皇帝,虽然他一个字也没看懂。接着,法国的新国王也签字了,时局迫使他必须拉拢这个拿破仑的旧敌。普鲁士国王也签了,因为他希望以此获得亚历山大对他的“大普鲁士”的支持。那些害怕俄国沙皇的欧洲小国也都签了字。英国没有签字,因为卡斯尔雷认为神圣同盟空话连篇。教皇也不买账,他觉得这对男女,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揽走了他的工作。苏丹没签,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
欧洲老百姓随后终于领教神圣同盟的威力了。因为神圣同盟虽然只是一大堆废话,但是梅特涅组建的五国联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在坚定地宣布,欧洲和平绝不容许所谓的自由派前来破坏。人们痛恨自由派,因为他们被看成是伪装的革命派。人们对1812年至1815年的伟大解放战争的热情逐渐减退,对和平和安宁的时代的企盼却在增强。那些曾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士兵也开始祈求和平,和平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
但是,人民很快发现自己被出卖了,因为他们期望的和平并不是神圣同盟和列强会议所给予的那种和平。可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秘密警察随时随地都能监听到人们说话。反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功让欧洲的统治者们真诚地相信,只有这样才真正对人民有好处。可是,不良的动机总能导致不良的结局,无论结果如何,人民同样觉得不愉快。事实上,神圣同盟也使欧洲社会付出了许多代价,包括严重阻碍了正常的政治发展。
第五十五章 大反动
他们的和平是通过约束人们的新思想来实现的,他们提高秘密警察的政治地位来进行恐怖统治。过不多久,各国监狱里坐满了争取民主权利的人。
拿破仑的革命洪流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以挽回。古老的城墙和宫殿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革命洗礼之后,许多千奇百怪的革命教条残留了下来。这些教条已经深深扎入社会的根基,而要消除它们的影响似乎不是那么容易。但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工程师却有着高超的技术,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和平的破坏,让人们对法国几乎本能地保持警惕。尽管波旁王朝借塔列朗之口,保证从此好好治理国家,但“百日政变”为欧洲敲响了警钟,要是拿破仑再次逃脱会出现怎样可怕的后果?因此,荷兰共和国改为王国,比利时成了尼德兰新王国的一部分。尽管信奉新教的北方和信奉天主教的南方,都不愿意看到
这种联合,但他们似乎也没有反对的理由。因为这有利于欧洲和平,而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波兰曾天真地以为自己有了巨大的靠山,因为他们的亚当·查托里斯基王子是沙皇亚历山大的密友,他在战争期间和维也纳会议上一直是沙皇的顾问。但不幸的是,波兰最终成为俄国的附属地,亚历山大变成了他们的国王。波兰人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强烈不满,于是爆发了三次革命。
丹麦由于和拿破仑结盟,战后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七年前,英国舰队闯进卡特加特海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袭击哥本哈根,夺取了丹麦所有军舰以免为拿破仑所用。维也纳会议更是狠下毒手。它将挪威(自从1397年卡尔马条约签署以来,它就一直与丹麦合为一体)从丹麦分离出来,交给瑞典的查理十四,以奖励他背叛拿破仑的义举。这位瑞典国王本是一名法国将军,名叫本纳多特,起初是作为拿破仑的副官来到瑞典的。当时,荷尔斯坦因-歌特普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去世,身后又没有留下子嗣,瑞典人就邀请本纳多特登上了王位。从1815年至1844年,他竭尽全力治理着这个收养他的国家(尽管他一直没学会瑞典语)。他很聪明,并赢得了他的瑞典、挪威子民的尊重。可他没能将在历史与天性上都格格不入的两个国家调和起来,这个“二合一”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直没有成功过。1905年,挪威以一种最和平有序的方式,变为一个独立王国。而瑞典则祝愿挪威“前途顺利”,明智地让它走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人自文艺复兴起,就一直饱受侵略者的干扰。他们曾对波拿巴将军抱有很大希望,可拿破仑却让他们非常失望。意大利非但没有实现统一,反而被划分为许多小公国、侯国、共和国、教皇国等。教皇国(除那不勒斯外)是整个意大利半岛治理得最差的地区,人们生活得极为悲惨。维也纳会议废除了拿破仑建立的几个共和国,却重新扶植了一些老的公国,奖赏给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
为效忠国王,可怜的西班牙人曾为反抗拿破仑的民族大起义英勇献身过。可当国王回去统治
他的国土时,西班牙人民等来的却是一位邪恶的暴君。此前四年,斐迪南七世一直被拿破仑囚禁着。据说他在监狱里给自己喜欢的守护圣像编织外套。他回到西班牙后,恢复了宗教法庭和酷刑室,而这是在大革命期间已经被废除的。西班牙人民和他的四个妻子都很讨厌这个国王。可神圣同盟却维护着他的合法王位。
1807年葡萄牙王室全部逃亡巴西,此后葡萄牙就一直没有国王。在1808年至1814年的半岛战争
期间,该国成为惠灵顿军队的后勤基地。1815年后,葡萄牙仍旧被英国管理着,直到布拉干扎家族重返祖国。这个家族还 7559." >留了一位成员,在里约热内卢做巴西皇帝。这是美洲大陆唯一的帝国,维持了几十年,直到1889年巴西成立共和国时才灭亡。
在东欧,神圣同盟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艰难处境置之不理,他们依然在苏丹的管辖之下。1804年,塞尔维亚猪倌布莱克·乔治(卡拉乔维奇王朝的缔造者)发动了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结果起义失败,他被自以为是朋友的另一个塞尔维亚领袖杀害,那个人名为米洛什·沃布伦诺维奇(沃布伦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这样,土耳其人继续做着巴尔干半岛当然的主人。
希腊人的悲惨历史最长。两千多年来,他们先后臣服于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现在,他们希望自己的同胞、希腊科孚岛人卡波·迪斯特里亚来拯救祖国。他和查托里斯基一样,是亚历山大沙皇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也许能为希腊人争取点什么。可是维也纳代表们对希腊人民的愿望置若罔闻,他们一心只想着如何让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或其他教派的——保住各自的王位。因此,希腊也看不到国家的前途。
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也许是维也纳会议最大的错误。德国的经济在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中被完全摧毁了,而且在政治上德国也是一盘绝望的散沙。德国分裂成两个王国、几十个大公国、数百个公爵领地、侯爵领地、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城市和自由村庄,这些地方通常由一群只能在喜剧里才见得到的奇怪人物统治着。腓特烈大帝曾改变了这种状态,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帝国,但他死后没多久,国家又四分五裂了。
拿破仑让大多数小国都独立了,但三百多个独立的国家中,只有五十二个存活到1806年。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岁月里,许多年轻士兵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新祖国。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可能统一的。谁能领导这个国家呢?
共有五个王国讲德语。其中两个是奥地利与普鲁士,它们是上帝恩许的。而其他三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则是拿破仑恩许的。因为这几个国家的人民都曾屈服于拿破仑,所以其他德国人对他们的爱国热情都嗤之以鼻。
维也纳会议主导了一个新德意志联邦,它是由三十八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由原奥地利国王领导。没有人满意这样的安排。最终,在古老的加冕之城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共同政策及重大事务”。可三十八名与会者代表了三十八种不同利益,而任何决定的作出都需要全票通过(一项曾毁掉强大波兰王国的国会规则)。著名的德意志联邦最终沦为欧洲人的笑柄。这个古老帝国在政治方面变得越来越像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国家了。
那些真正怀有民族理想的德国人感到国家受到了巨大的羞辱,可维也纳会议才不关心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感情呢。结果,有关德国问题的争论被迫中止。
有人反对吗?当然。当人们最初对拿破仑的仇恨平息下来,当人们对战争的疯狂已经成为过去,当人们发现“和平与稳定”带给他们的痛苦绝不亚于曾经的革命年代时,可怜的人们开始愤>怒了。再次革命的烈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他们甚至威胁要起来反抗了。可他们能怎么样呢?面对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残酷、最富效率的警察系统的严密监控,善良而弱小的人们怎么能撼得动?
维也纳会议的成员不断地告诫人们,“正是革命思想导致前皇帝拿破仑犯下了篡位的罪行”。为了把再次篡位的隐患消除干净,他们发誓要将法兰西思想的追随者们一网打尽。就像菲利普二世在无情地烧死新教徒、绞杀摩尔人时,觉得这只不过是遵从了自己良心的召唤一样,法兰西思想因为成为社会的“异端”也被忠诚的人们无情地诛杀着。16世纪初期,教皇拥有随心所欲统治人民的神圣权力,任何不相信这种权力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诛杀他是所有忠诚市民应尽的责任。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谁要是不相信国王或首相拥有神圣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人民,谁就是“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去最近的警察局告发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比1517年的教皇要厉害得多,因为他们已经从拿破仑那里学会了高明有效的行事技巧。1815年以后的四十几年是一个以政治密探为主题的时代,间谍无处不在。他们上至出入帝王的王宫,下至深入到最低俗的酒馆;他们能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偷听在市政公园长椅上休息的人们的闲聊;他们把守着海关和边境,任何没有护照的人不得离境;他们检查所有包裹,确保没有任何关于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流入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学生一起坐在演讲大厅,只要听
到有人对现存制度说半句反动话语,那人马上就会遭遇不测;他们甚至悄悄跟着上教堂的儿童,以免他们逃学。
教士是密探们的有力帮手。教会在大革命期间几乎被消灭殆尽。教会的财产被革命分子没收,许多教士被杀害。1793年10月,公安委员会还取缔了对上帝的信仰,这使得以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的思想在那代年轻人当中风靡一时,他们都开始对“理性的神坛”顶礼膜拜。教会被取消了,教士们就追随着王室贵族们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如今,他们随着盟军回到家乡,发誓要为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讨回公道。
甚至耶稣会也在1814年回来重操旧业,他们负责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在与教会敌人的战斗中,这个教派做得异常成功。耶稣会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教区”,向当地居民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但它很快就发展成为正式的贸易公司,不断地干涉当局事务。在葡萄牙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巴尔执政期间,耶稣会曾被赶出葡萄牙领土。1773年,在欧洲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的强烈要求下,教皇克莱芒十四取消了对耶稣会的禁令。如今耶稣会也胜利归来了,他们耐心地向孩子们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
在德国这样的新教国家,反革命情形并不比其他国家好。1812年的伟大爱国领袖、号召对篡位者发起反抗的诗人、作家,统统都被贴上了“煽动家”的标签。警察搜查了他们的住房,翻阅了他们的信件,还定期把他们叫到警察局汇报自己的言行。普鲁士教官对青年学生进行了近乎疯狂的监视。只要有学生在古老的瓦特堡自发地组织集会,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那么敏感的普鲁士当局就会把这看成是革命分子起来反抗的征兆。如果一个正在德国进行工作的俄国间谍不幸被一名忠厚老实bbr>的神学院学生杀死了,警察就会把普鲁士各大学严密地控制起来,并且在未进行任何审讯的情况下,随意地监禁或解雇那些教授。
俄国的反革命行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愚蠢的亚历山大沙皇已经摆脱了心灵的创伤,他不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崇拜者,但不幸的是,他慢慢地被忧郁症侵袭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维也纳会议上成了梅特涅和克鲁德娜的“玩偶”、政治游戏的牺牲品。他越这样想就越痛恨那些西方的统治者,于是他变得更加固守自己的国家。俄罗斯的真正兴趣其实在君士坦丁堡,那是曾为斯拉夫人启蒙的圣城。亚历山大年纪越来越老,可他却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取得的成就却越来越少。当沙皇在自己的书房里工作的时候,他的大臣们正在为他制造更多的军队和间谍。
读者们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定感到有些不快了。是啊,我该赶紧停止“大反动”的叙述了。不过,无论如何,你们已经了解了这段历史。人类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让历史倒退了,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第五十六章 民族独立运动
已经点燃的民族独立热情,是不可能被轻易扑灭的。南美洲人率先同维也纳会议的反动统治作抗争,紧接着,希腊、比利时、西班牙等许多国家也纷纷加入了抗争的洪流。19世纪,到处沸腾着人们向往独立的呼喊。
“如果在维也纳会议上,人们选择了如此这般的政策,而放弃了那样的政策,那么欧洲19世纪期间的历史可能会和现在迥异吧。”话虽如此,但根本没有意义。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们,是些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人,长达二十年的恐慌与战乱的体验让他们永生难忘。他们是为了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才聚集起来的,并坚信这正是人心所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动派”。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人民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他们以自认为最合理的方式重排了欧洲版图。他们失败了,但这不能因此而归咎于他们用心险恶。总之,他们大多比较保守,年轻时候的美满生活让他们颇为怀念,因而总是盼望着能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然而,他们没能意识到,许多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他们的不幸,但远远够不上罪恶。法国革命告诉世界一个真理,即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主权。
拿破仑一生无畏无惧,也不懂得给予别人尊重。他对待一切事物都态度冷漠,对民族与国家也毫无热情。而革命爆发之初,有些将领曾四处宣称:“民族的划分,与政治边界、外貌体型的关系不大,它只和人的心灵密切相连。”他们要求法国孩子从小就树立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意识,当然这同样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回顾自己民族的伟大性。不久,这些卢梭的信徒们开始深信古人具有更为优越的德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旧账,在古老封建城堡的废墟之下开始挖掘,找到了自己伟大种族的尸骸,然后他们就自称是这些伟大祖先的后裔。
19世纪上半叶,历史考古发现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各种有关中世纪历史的零散资料,以及早期中古编年史,陆陆续续地被整理出版。无论在哪个国家,历史发现的成果,往往都能让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可是,这些感情产生的基础,却是一些被误解了的史实。然而出于政治的考虑,事物本身的真假已经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人们是否真的相信。可是,谁又愿意不去深信呢?祖先的伟大而辉煌,是多么让人引以为豪啊。
然而,不幸的维也纳会议却忽视了人们的民族情感。会议首脑们的眼睛紧盯着几个重要王朝的利益,并以此为根据重划了欧洲版图。至于“民族感情”,却被无情地列入了禁书,与所有危险的“法国教义”待在一起。
不过历史发展的趋势却不会尊重任何会议。或许是某种原因(可能是历史规律,但至今还没有学者给出定论)使然,“民族独立”似乎是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趋势。谁要是想反其道而行之,其结局就会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思考一样,徒劳无获。
奇怪的是,第一场麻烦的诞生地竟然是在南美,一个远离欧洲的角落。当年,西班牙疲于应付拿破仑,这使得它的南美殖民地相对而言比较独立。后来,西班牙国王被拿破仑俘虏,忠诚的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支持他。甚至在1808年,约瑟夫·波拿巴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的时候,他们还拒绝服从。
事实上,美洲地区只有一块地方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那就是海地岛——哥伦布首航的抵达地。1791年,法国国民公会的博爱心突发,竟然宣布将白人的特权同样赋予海地的黑人。可他们出尔反尔,没过多久就试图收回承诺。这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此后,杜桑·卢维杜尔
带领着海地黑人,与拿破仑的姐夫勒克拉克将军展开了多年的战争。1801年,勒克拉克邀请杜桑前去讨论议和,并信誓旦旦地说,和谈期间确保杜桑安全。杜桑没有料到他的白人对手会不遵守诺言,他应邀前往,结果却被送上了法国军舰,不久便惨死狱中。但海地黑人的独立已经势不可当,他们成功地创建了共和国。顺便提一下,在南美的第一个伟大爱国者
试图挣脱西班牙的统治时,海地黑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
1783年出生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到访过巴黎,并目睹过革命时代的政府行为。此后,他还去了美国,然后返回故乡。当时,对宗主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正笼罩着委内瑞拉。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独立,玻利瓦尔成为一名革命将领。可是,起义在两个月内就被镇压了,玻利瓦尔被迫出逃。
此后五年间,玻利瓦尔没有放弃,始终坚持领导着这个希望渺茫的革命事业。为了革命,他捐献了个人的所有财产。后来,幸亏得到了海地总统的鼎力相助,他才在最后一次远征中大获全胜。之后,争取独立的抗争此起彼伏,迅速波及整个南美。于是,无能为力的西班牙殖民者只好向神圣同盟求助。
形势的发展引起了英国人的忧虑。如今的英国船队已经占据了当年荷兰人的位置,是全世界最主要
的海上运输队。在他们看来,南美人的独立战争意味着丰厚的利润,是个不容错过的良机。因此,他们希望美国能够阻止神圣同盟插手。可是在美国,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没有干预西班牙事务的打算。
关键时刻,英国更换了内阁,乔治·卡宁由新上台的托利党任命为国务大臣。他暗示美国政府,如果他们愿意反对神圣同盟,阻止神圣同盟参加南美叛乱的镇压行动,那么英国将倾其海上力量加以支援。于是,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神圣同盟试图在西半球扩张势力的任何举动,都将被美国视为对其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甚至还强调道:“神圣同盟的此类举动,将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公然表示。”四周后,英国报纸刊载“门罗主义”全文,迫使神圣同盟不得不慎重考虑。
梅特涅犹豫了。仅从个人角度,他倒很想冒险试试美国的实力(自1812年美英战争后,美国的海陆军就一直被忽略了)。但是,卡宁的挑衅态度以及欧洲大陆自身的麻烦,使得他被迫搁置了神圣同盟的远征计划。南美及墨西哥赢得了独立。
下面,我们说说欧洲大陆来势迅猛的麻烦。1820年之后,神圣同盟一直忙于维护欧洲和平,不是将法国军队派往西班牙,就是将奥地利军队派往意大利。当时,意大利正在为统一而努力。“烧炭党”(烧炭工人的秘密组织)的大肆宣传,最终引发了起义,反抗那不勒斯统治者斐迪南。
坏消息也频频从俄国传来。亚历山大刚一去世,圣彼得堡的革命就爆发了。这场短暂而血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指1825年12月(俄历)俄国反沙皇专政制度的起义。
,导致了大量杰出的爱国者被绞杀——他们对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统治不满,希望实行立宪政府制。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起义接二连三,让梅特涅颇为不安,为了确保欧洲各宫廷的继续支持,他在亚琛、特罗堡、卢布尔雅那,最后在维罗纳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各国代表欣然前往这些惬意舒适的海滨胜地(它们是奥地利首相的避暑之地)。他们的承诺始终未变,竭力镇压起义,但没有成功的把握。骚动的情绪开始变得难以控制,尤其是在法国,国王的处境岌岌可危。
在巴尔干地区,真正的大麻烦被最早引发。从古至今,这里就是蛮族入侵的必经之地,是西欧的一个门户。最先爆发起义的是摩尔达维亚。这里在很久以前,本来是古罗马的达西亚省,大约在3世纪的时候,它从罗马帝国中脱离出来。此后,摩尔达维亚就成了“失落之地”,就像消失的亚特兰第斯
一样。当地居民仍旧用古罗马语言交流,自称为罗马人,连国家也被称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希腊人——年轻的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王子,领导了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本以为可以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但是,梅特涅的特使很快就到了圣彼得堡,用“和平与稳定”的理论说服了沙皇,使他放弃了对罗马尼亚的援助计划。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伊普西兰蒂被迫逃往奥地利,过了长达七年的监狱生活。
同样是1821年,希腊也发生了暴乱。希腊的地下爱国组织早在1815年就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事发在摩里亚半岛(古代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计划周详,趁土耳其人不备,赶走了他们在当地的驻军,然后宣布独立。土耳其人的回击方式一如既往,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主教——希腊人和许多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并将他绞死在1821年的复活节。为了报复,愤怒的希腊人屠杀了摩里亚首府特
?里波里莎的所有穆斯林。土耳其人立即回敬,以牙还牙地袭击了俄斯岛,两万五千名基督徒被屠杀,四万五千人被卖为奴。
接着,希腊人向欧洲法庭请求援助,却遭到梅特涅的阻止,并且毫不客气地声称,这是“咎由自取”(在此我并不想隐喻什么,而是直接引用了首相写给沙皇的信:“暴乱之火应该任其在野蛮地区自生自灭。”)。欧洲封锁了所有通往希腊的道路,阻止志愿者们援救希腊。希腊的独立梦想眼看就要破灭了。而另一方 9762." >面,埃及军队在土耳其人的请求下登陆摩里亚。不久,雅典卫城之上又重新飘扬起土耳其的国旗。埃及军队驻扎下来,并采用“土耳其方式”维持秩序。梅特涅默默地注视着一切,静静等待着“破坏欧洲和平的举动”偃旗息鼓的一天。
又是英国人,再一次破坏了梅特涅的计划。英国有着广袤的殖民地、巨大的财富,以及所向披靡的海军,但这些都不是英国人最骄傲的地方,他们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心中坚毅的英雄主义和独立精神。英国人循规蹈矩,因为他们知道尊重他人是文明之不同于野蛮的所在,但他们也决不允许别人来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他们如果认为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就会挺身而出,直言不讳。而政府也懂得尊重他们,尽全力地保护他们免遭迫害。因此任何正义的事业,无论相距多么遥远,无论是否寡不敌众,总会有英国人坚定地追随其后。总之,作为普通人,英国人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他们专注于手头事务,很少有闲暇去关注不切实际的“冒险游戏”。但对于那些不顾一切奔赴亚非、为弱小民族而战的邻居,他们会抱以十二分的钦佩。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他们会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以他为榜样教育孩子。
这种民族特性扎根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任何人都无法动摇。1824年,拜伦
勋爵扬帆出海,向南而行,直奔希腊去援助那里的人民。这个年轻而富有的英国人,曾以自己的诗歌让全欧洲为之潸然泪下。三个月后,一个消息震惊了全欧洲:他们的英雄死了,死在希腊的最后一块营地米索龙吉。诗人英雄式的死亡,点燃了欧洲人民的想象之火。援助希腊的组织在各国纷纷成立。在法国,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法夷特四处宣传希腊人的处境;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军官前往希腊。米索龙吉的饥民在送走了英雄之后,迎来了源源不断的补给。
在成功摧毁了神圣同盟的南美干涉计划之后,乔治·卡宁顺利地当选为英国首相。这时他发现,打击梅特涅的良机又来了。英国与俄国的舰队早已等候在地中海,因为人民对希腊事业的热情已经无法再压制。法国的舰队也不甘示弱,因为自十字军东征之后,法国就一直夸口要捍卫基督教信仰。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湾,三国联军彻底击垮了土耳其海军。很少有战役的捷报能得到如此热烈的欢呼——在西欧和俄国,人民没有丝毫自由,只有通过对希腊人为自由而战的想象,安慰自己被压抑的情感。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1829年,希腊正式独立。这也等于宣告了“稳定”政策的再次流产。
本书的篇幅有限,想要尽述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肯定是不现实的。关于这个题目,单单是优秀的书籍就已出版了无数。在这里,对希腊人民的起义之所以不吝纸墨,是因为它意义特殊,是对“维护欧洲稳定”反动阵营的首次成功突破。尽管反动堡垒依然矗立,梅特涅也依然在竭力经营,但他们的末日就快来临了。
接下来是法国。波旁王朝掌权后,为了彻底摧毁革命成果,竭力实行着控制森严的警察制度,完全无视文明与战争的法则。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可怜的法国人民在“和平生活”的压迫下忍受了九年,饱尝的痛苦要远甚于帝国的十年。如今路易终于走了,迎来的是他的兄弟查理十世。
路易十八是波旁家族的一分子。这个家族的成员大多无才无德,但记忆力却非常好。不幸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住在哈姆镇的路易十八是在一个清晨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经历的所有情景就永远停留在他的记忆里。这些记忆时刻警示他,君主如果不能认清时势,下场将会非常悲惨。但查理却不同,他挥霍无度,毫无节制。他在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背上了五千万法郎的巨额私人债务。他同样一无所长,却连教训也记不住,而且固执地不想有任何长进。他刚继任王位,就迅速建立了一个“教士所建、教士所有、教士所享”的新政府。提出这一评论的是英国的惠灵顿公爵,而他还不是什么激进自由派。由此可见,查理的统治方式让人厌恶至极,甚至那些笃信法制的人也无法忍受。查理任性妄为,封锁敢于批评政府的报刊,甚至解散支持舆论的议会。这时,他已经来日无多了。
1830年7月27日晚,巴黎革命爆发。同月30日,国王一直逃到海边,然后乘船流亡英国。“十五年的闹剧”终于滑稽地谢幕了,波旁家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实在是愚不可及。此时的法国本可重建共和制,但梅特涅没有点头。
局势已经相当危险。法国境内四溅的反叛火星,点燃了另一场民族冲突的战火。新尼德兰王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比利时人与荷兰人的性情相去甚远,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的叔叔的后裔)尽管非常刻苦,全身心地处理国家事务,但是他不够灵活,又缺乏谋略,无法使两个水火不容的民族尽弃前嫌、和睦相处。法国革命之际,大批逃亡的天主教士涌入比利时。信奉新教的威廉无论怎么做,都会招致群情激愤,甚至被指责为对“天主教信仰自由”的一次新的进攻。8月25日,布鲁塞尔爆发了反抗荷兰当局的群众起义。两个月后,比利时宣布独立,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科堡的利奥波德被推上了王位。两个硬被撮合在一起的民族终于分开了,从此各奔前程。不过此后,它们一直和睦相处,就像彬彬有礼的邻居一样。
那时,欧洲的铁路为数不多,里程也不长,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比较慢。但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成功的消息刚刚抵达波兰,就立刻引发了波兰人反抗俄国统治者的激烈战争。俄国人获得了绝对胜利,他们以众所周知的俄国方式,“确立了维斯瓦河
沿岸的统治秩序”。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任了沙皇的宝座。对于从家族继承而来的、神授的波兰统治权,他深信不疑,也决不放弃。在俄国,神圣同盟的原则仅仅是一张废纸,被迫流亡西欧的千万波兰人民就是铁证。
意大利也在劫难逃。帕尔马女公爵玛丽·路易斯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但她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离开了拿破仑。这一次,突然涌起的革命浪潮,把她驱逐出了国境。激愤的教皇国民们本来打算建立共和制国家,可是奥地利军队迅速让一切恢复了旧貌。梅特涅依旧端坐在普拉茨宫——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大臣的住所,秘密警察复归原位,“和平秩序”再次得以维护。直到十八年后,一次更为成功的努力,才使欧洲人民彻底摆脱了维也纳会议的可恶枷锁。
法国,这座欧洲革命的总风向标,再次率先发出了革命的信号。查理十世之后,路易·菲利普接任法国国王。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奥尔良公爵——他曾经支持雅各宾派,并以决定性的一票判处了路易十六的死刑。在大革命初期,他起过重要作用,享有“平等·菲利普”之称。后来,在罗伯斯庇尔清洗革命队伍、肃清“叛徒”(与他意见不合者)期间,奥尔良公爵被杀害。路易·菲利普被迫逃亡,从此四处流浪。他当过瑞士中学教师,也曾探索过美国的“遥远西部”,拿破仑失败之后才重返巴黎。他比愚蠢的波旁表兄们要聪明很多,而且生活俭朴,常常夹着把红伞在巴黎的公园散步,并像所有的慈父那样带着一群孩子。可惜法国已经不再需要国王了,路易直到1848年2月24日才明白这一点。那天清晨,一大帮群众拥进了杜伊勒宫,赶走了国王,宣布成立共和国。
维也纳得知了巴黎事件的消息。对此,梅特涅不屑一顾地说,这仅仅只是1793年的重演。其结局就是盟军再次进军巴黎,结束这场闹剧。可是两周之后,奥地利的首都也爆发了起义。梅特涅从后门开溜,躲开了怒不可遏的民众。斐迪南皇帝被迫颁布了新宪法,过去三十三年间竭力压制的那些革命原则,占据了新宪法的绝大部分篇幅。
这次的革命影响了整个欧洲。匈牙利举起了独立的大旗。路易·考苏特带领着匈牙利人民,打响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在这次较量中,双方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勇敢的匈牙利人民还是坚持了一年多。最后,保守势力得到了沙皇尼古拉的援助,他们派了军队越过了喀尔巴阡山,镇压了起义,保全了匈牙利的君主制。随后,哈布斯堡王室就成立了专门军事法庭,开始着手铲除许多曾经让他败北的匈牙利革命者。
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民众发动了独立起义。他们撵走了国王,并宣布脱离那不勒斯。教皇国的首相罗西被杀。惊慌失措的教皇被迫流亡在外,一直到第二年,才在一支法国军队的保护下重返故乡。此后,这支军队就一直驻扎罗马,保护教皇免遭民众的袭击。直到1870年,军队才撤离教皇国,奔赴法国抵抗普鲁士。罗马最终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在意大利半岛的北部,米兰和威尼斯相继掀起了反抗奥地利统治者之战,并取得了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援助。但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在老拉德茨基的率领下,迅速插入波河谷地,并在卡斯托扎和诺瓦拉附近的战役中,成功击溃撒丁军队。阿尔伯特被迫将王位传给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不久,伊曼纽尔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首任国王。
1848年的大动荡,在德国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示威活动。人们纷纷要求政治统一,政府推行代
?99lib?议制。在巴伐利亚,国王正全身心地沉迷于一位爱尔兰女子——她自称是西班牙舞蹈家(即罗拉·蒙特兹,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最终被愤怒的大学生推下了王位。普鲁士国王则被迫在巷战死难者的灵柩前脱帽致哀,并答应组建立宪政府。1849年3月,全国各地的五百五十名代表齐集法兰克福,召开德国议会。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被推举为统一德国的皇帝。
不久后革命势头开始向反方向发展。无能的斐迪南退位,由侄子弗兰西斯·约瑟夫继位。奥地利军队受过严格训练,对战争头子忠贞不渝。革命者屡遭残害。哈布斯堡家族凭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奇特本性,重新振作起来,并迅速巩固了东西欧的霸主地位。他们凭借灵活的外交将国际事务玩弄于股掌,充分利用德意志国家的相互戒备之心,阻止了普鲁士国王登上皇帝宝座。经历过磨难的哈布斯堡家族,知道该如何忍耐,如何静候良机。那些自由派在政治上毫无经验,整日只会夸夸其谈,或者四处演说。他们全然不知,奥地利的军队正在暗中策划,等待着突袭的良机。法兰克福议会被驱散,已经丧失生命力的德意志联盟——维也纳的产儿——又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法兰克福议会中,遍布着充满幻想的爱国者。但是,一个叫俾斯麦
的普鲁士人却与众不同,喜欢闭口静观倾听。他深知(每个做实事的人都知道)实际行动胜于一切,而空谈将一事无成,并且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投身祖国事业。他接受过传统的外交训练,处事精明而世故,能随心所欲地蒙蔽对手,对于散步、喝酒、骑马等外交手腕也驾轻就熟。
俾斯麦坚信,成为欧洲霸主的唯一之路,就是将四散的德意志联盟变成一个统一的强国。俾斯麦成长于封建时代,具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他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忠诚服务者,希望它能取代无能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这个国家。为实现这一理想,第一步就是要削弱奥地利势力。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必须为此精心准备。
那时,意大利已经取得了独立事业的成功,彻底脱离了奥地利人的魔掌。这主要归功于三位杰出人物:加富尔
、马志尼
、加里波第
。其中,加富尔原来是个工程师,戴着近视眼镜,思路清晰而严密,起着政治导向的作用。由于奥地利警察四处捕杀革命者,马志尼则整日躲在欧洲各地的阁楼里。他的演讲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当仁不让地承担着政治宣传的任务。加里波第最富有传奇色彩,他率领着一群火红的勇士,点燃了意大利人民的革命热情。
马志尼与加里波第本来比较倾向于共和制,而加富尔则拥护君主立宪。当时大家都非常相信加富尔,他政治才能突出,又一直控制着革命方向。于是,大家采纳了加富尔的建议,放弃了为祖国争取更大自由的雄心壮志。
加富尔拥护意大利的撒丁王族,就如俾斯麦对霍亨索伦家族忠心耿耿一样。为了迫使撒丁国王担当重任,领导伟大的意大利统一事业,加富尔制订了严密的步骤,手段巧妙而慎重。对加富尔的计划大大有利的是欧洲其他地区的混乱状态。其中对意大利独立最有利的一位就是它的老邻居法国。
法国似乎注定命途多舛,1852年11月,刚刚成立的共和政府又倒台了。当然,这也并没有让人觉得意外。帝国重新建立,前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子、伟大的拿破仑之侄——拿破仑三世登上王位,并自称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许和人民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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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尼
拿破仑三世年轻时曾在德国接受教育,因而他说法语时总夹杂着难听的条顿口音(正如拿破仑一世始终没有摆脱意大利口音一样)。他竭力宣扬拿破仑的传统,试图以此来稳固自身的地位。但是他处事不够圆滑,得罪了很多人,因而对是否能顺利登上王位不免有些担心。当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大臣已经对他有了好感,这是不容忽视的。至于欧洲的其他君主,则总是摆着一张傲慢的面孔;他们还常常聚集在一起,构想一些鄙视这位暴发“兄弟”的新花样。
为了摆脱这种充满敌意的处境,拿破仑三世只好积极地寻求出路,选择恩惠,或者选择武力。在法国百姓眼中,“战争荣誉”依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深知这一点的他,决定试试运气,为王位赌上一把。既然无论多少都要下赌注,不如干脆押上整个帝国的命运。他以俄国攻击土耳其为借口,挑起了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双方分别是支持土耳其的法英联军和支持苏丹的俄国。可是,这次冒险并不成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却收获寥寥,几乎没有得到多少荣誉。
尽管如此,克里米亚战争毕竟还是做了一件好事。撒丁国王利用这个机会,加入了胜利的一方。战争结束后,加富尔就理所当然地要求回报。
这位聪明的意大利人充分把握了局势的有利时机,提高了撒丁王国的国际地位。接着,在1859年6月,他挑起了撒丁的对奥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得到法国的支持,于是,加富尔用萨伏伊和尼斯城贿赂了拿破仑三世。在马干塔、索尔非里诺战役中,法意联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次战役中,意大利收获颇丰,统一的意大利版图上又新加了一些奥地利行省和公国。一开始,意大利定都佛罗伦萨。1870年,驻守教皇国的法军刚一离开,意大利人就踏入了古老的罗马城。随后,撒丁王族入住古老的昆里纳宫——某位古代教皇在君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修建而成的。
失去了罗马的教皇只好渡过台伯河,躲进了梵蒂冈的高墙。自从1377年那位古代教皇从流放地亚威农
归来后,梵蒂冈就一直是教皇的住所。对于意大利人抢占罗马的行为,教皇先是大声加以斥责,赢得了许多天主教徒的同情,接着他广发求助信,但是附和者寥寥。此后,教皇开始逐步脱离世俗事务,将全副身心用以关注精神问题。超越了政客纷繁的世俗之争,教皇的地位反而更加高贵,教会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如今,教会已经是一股有利于社会与信仰进步的国际力量,而教皇也能更为深刻地认清当今社会的种种经济现状。
意大利脱离了奥地利而独立,维也纳会议的“稳定”梦想被打破了。
德国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是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大迁移,使得一大批年轻力壮、头脑灵活的德国人移民去了美国、巴西及亚非地区。未竟的事业流传下来,如今来接管的是另一批截然不同的德国人。
德国议会倒闭,自由派创建统一国家的梦想破灭。后来,法兰克福新议会召开,与会的奥托·冯·俾斯麦——我们前面提到过——代表了普鲁士。现在,他已如愿地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完全信任,这就足够了。至于普鲁士议会或人民对他的意见,根本不在他关心的范围内。自由派失败的教训,使他明白只有战争才能真正解决摆脱奥地利的问题。为此,他开始了筹备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加强普鲁士军队的实力。他一旦打定了主意,就再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种独断独行的态度使得他与议会不和,议会拒绝提供资金。对此,他根本不屑于去争论。他抛开议会勇往直前,凭借普鲁士皮尔斯家族及国王提供的资金,积极扩军备战。然后,他开始寻找机会,用以点燃德国人民的爱国激情。
德国北部有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从中世纪开始,它们就一直深陷在麻烦的泥淖之中。两国不在丹麦的版图之内,却一直由丹麦国王统治,而且杂居着丹麦人和德国人。可想而知,这将会引发多少麻烦。我并非有意要在这里旧事重提,最近的《凡尔赛和约》
似乎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在当时,这两国的民族矛盾尖锐,不是德国人大声责骂丹麦人,就是丹麦人极力维护自己的传统。一时间,这个问题引起了全欧洲的关注。在德国,男声合唱团、体操协会倾听着“被遗弃兄弟”的煽情演说,内阁大臣开始调查问题的根源所在。而这时,普鲁士已经采取行动了,开始动员军队去“收复失去的国土”。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奥地利身为德意志联盟的传统首领,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哈布斯堡的军队与普鲁士军队联合起来,一起开进了丹麦,占领了这两个公国。丹麦国小势微,又得不到他国的援助,丹麦人只好独自承受命运了。
紧接着,俾斯麦开始帝国计划的第二步行动了。他以分赃不均为由,挑起对奥矛盾,愚蠢的哈布斯堡王室一头扎进了陷阱。俾斯麦及其忠实将领们组建的新普鲁士军队挺进波西米亚,在短短六周的时间里,就将奥地利军队摧毁在萨多瓦、科尼西格拉茨,打开了通向维也纳的道路。然而,俾斯麦不想做得太过分,不想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树敌太多。于是,他向战败的哈布斯堡家族提议,只要他们放弃德意志联盟的领导地位,议和将是非常体面的。但对于那些支持奥地利的德意志小国,俾斯麦毫不手软,将它们全部归入普鲁士版图。这样,德意志的大部分北部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即北德意志联盟。普鲁士自然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非正式的领袖。
俾斯麦一系列的德国统一行动,震惊了整个欧洲.?。英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而法国则大为不满。人民对拿破仑三世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代价惨重的克里米亚战争,没有让他们看到希望中的荣誉。
1863年,拿破仑三世再度冒险。他以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迫使马克西米连的奥地利大公登上了墨西哥的王位。可是美国内战以北方胜利而告终,拿破仑三世的这次努力再次面临失败的结局。法军在华盛顿政府施加的压力下,只得无奈地撤离墨西哥。墨西哥人民摆脱了压迫,抓住机会彻底清扫敌人。那位不受欢迎的、不幸的外来国王被枪杀了。
局势已经非常糟糕,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再找机会。北德意志联盟迅速发展,很快就会对法国构成威胁。于是,拿破仑三世想,对德战争也许可以试一试。于是他开始寻找借口,而饱受革命之苦的西班牙正好为他提供了机会。
当时,西班牙恰逢王位后继无人。本来,西班牙想让霍亨索伦家族中信奉天主教的成员接任国王。但由于法国政府的极力反对,霍亨索伦家族便礼貌地回绝了。这时,拿破仑三世的心理已经显得有些不正常,这可能是受他的漂亮妻子欧也妮·德·蒙蒂纳的影响。欧也妮是一位西班牙绅士的女儿,一位驻盛产葡萄的马拉加的美国领事威廉·吉尔克帕特里克的孙女。欧也妮尽管天资聪颖,却和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缺少教育。她受到宗教顾问的任意摆布,对普鲁士信奉新教的国王丝毫没有好感。“要勇敢。”王后对她的丈夫说,可她却省略了普鲁士这句著名格言的后半句。格言告诫英雄,“要勇敢,但绝不鲁莽”。对自己军队信心十足的拿破仑三世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要求国王保证,“绝不允许有霍亨索伦王室的成员登上西班牙王位”。由于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放弃了这一荣耀,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显得多此一举。俾斯麦将国王的允诺如实告知了法国政府,可拿破仑三世仍不罢休。
1870年在艾姆斯胜地,普鲁士的威廉国王正在游泳。法国外交官在那里觐见了国王,又想再次讨论西班牙问题。国王愉快地回答道,今天天气真好,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了,没必要再多费唇舌。这次会面的情况被例行公事地电汇给了负责外交事务的俾斯麦。为了便利普鲁士和法国的媒体报道,俾斯麦对这则电报进行了“编辑”——他为此而遭到指责,但他辩解道,自古以来,修改官方消息一直是所有文明政府的特权。当这则经过“编辑”的电报发表后,柏林善良的民众觉得,那位矮小而傲慢的法国外交官戏弄了他们满头鹤发的可敬国王;而巴黎的善良百姓同样火冒三丈,因为他们儒雅有礼的外交大使竟然受到普鲁士皇家的当面侮辱。
战争在所难免。经过两个月时间的激战,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大部分士兵都沦为了德国人的阶下囚。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第三共和国随之建立。新建的政府带领法国人民保卫巴黎,抵御德国的入侵。虽然经过了五个多月的顽强抵抗,巴黎还是没能逃脱沦陷的命运。就在占领巴黎的十天前,普鲁士国王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德国的强敌路易十四所建——正式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礼炮轰天齐鸣,仿佛在告诉饥饿的巴黎市民,一个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了,古老、弱小的条顿公国联盟已经成为过去。
德国问题就这样收场了。1871年底,距离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六个春秋,会议的所有成果被彻底消灭。梅特涅、亚历山大、塔列朗本想给欧洲人民带来持久而稳定的和平,可结果战争却始终没有停止。18世纪的“神圣兄弟之情”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时代,它的影响波及至今。
第五十七章 发动机的时代
民族独立战争爆发时,欧洲人的生活因为科学发明而大为改观。蒸汽机这件18世纪的笨重发明物开始勤勤恳恳地为人们服务。
大约五十多万年前,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人。这个人全身长满了毛,眉毛很低,眼睛凹陷,下巴宽大,牙齿非常尖利。没有人会喜欢
?他的长相,但是现代科学家仍然会敬称他为祖先。因为他曾利用石头敲开那些坚硬的果子,曾利用木棒撑起千斤巨石。他凭着自己的实践,发明了锤子和杠杆这两样早期工具。他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任何后来的人类和其他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都不能超出他的成就。
从此,工具寄托了人们改善生活的美丽梦想。人类最早的时候把一棵大树改造成了车轮。这项发明诞生在公元前十万年,当时它就像几年前发明了飞行器一样带给人类极大的震撼。
19世纪30年代,华盛顿发生了这么一则趣闻。有官员认为,“人类已经发明了一切可发明的东西”,因此要求取消发明专利机构。在早期历史中,当人们最初用风帆来取代木桨、竹篙和纤绳来推动船只行驶时,他们也许对这些发明产生过怀疑。
但是,人类历史的奇特之处在于,人可以自己不劳动,悠闲地晒晒太阳,或者在石头上画画,而利用豢养的小狼、小虎之类的动物为自己工作。
在人类早期,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身份低贱的人,使他们为自己工作。为什么睿智的希腊人、罗马人没能发明有效的机器?奴隶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市场提供的价格低廉的奴隶能为他们做所有工作的时候,聪明的数学家又何必去研究线绳、滑轮、齿轮等东西?
略微改进的农奴制在中世纪取代了奴隶制。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使用仍然得不到许可,他们觉得机器会使大批农民失业。此外,中世纪的人们觉得没有必要生产太多商品。裁缝、屠夫、木匠们只求获得最直接简单的生活用品,而不想与他人展开竞争。
教会在文艺复兴时已不再强迫人们接受他们对科学的偏见。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及化学成为许多人的研究对象。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前两年,苏格兰人约翰·纳皮尔出书推出了新发现的“对数”。莱比锡的哥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战争中完善了微积分体系。就在人们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八年之前,英国自然科学家牛顿诞生,而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离世了。中欧的繁荣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彻底破坏,人们突然对“炼金术”产生了极大兴趣。中世纪人希望借助这种伪科学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炼金术士们的辛苦工作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这使继任的化学家们大受裨益。
所有前人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科学基础,于是复杂机器应运而生。在中世纪,人们制造机械的主要材料是木材。但木头容易腐烂,用铁取代木头可以弥补这个缺点。可是除了英格兰以外,欧洲很少有铁矿。因此,冶炼业在英格兰大行其道。炼铁是需要高温的。开始的时候主要燃料是木材,可毕竟森林是有限的。于是人们开始用森林化石“石煤”来取代木材。这就有些困难了,因为要到很深的地下去挖煤,然后运到冶炼炉中,此外矿坑还要防水。
运煤和防水是两大难题。开始的时候人们用马来拉煤,可抽净矿坑的水得使用专门机器。于是,好多发明家都开始研究这一难题。他们知道使用蒸汽作为新机器的动力是着实有效的。蒸汽机的想法很早就诞生了。公元前l世纪的亚历山大曾记载过几种由蒸汽驱动的机器。文艺复兴的人们也曾设想过蒸汽战车。与牛顿同时代的沃塞斯特侯爵也在发明专著中具体刻画过一种蒸汽机。1698年,伦敦的托马斯·萨弗里发明了抽水机并为之申请专利。与此同时,荷兰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正在完善用火药引发规律爆炸的发动机,就好像汽油推动引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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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
在欧洲,几乎每个人都在致力于建造蒸汽机。惠更斯的密友兼助手法国人丹尼·帕潘在好几个国家都进行过蒸汽机实验。他的发明是用蒸汽驱动的小车、小蹼轮。可当他的新船准备试航时,船员们开始担心这种新船的出现会使他们赖以谋生的工作突然失去,于是公开提出抗议。政府因此没收了帕潘的小船。他为了发明小船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投入进去了,最后却落得个穷死伦敦的下场。他死的时候托马斯·纽克门也在全力研究新的蒸汽泵。五十年后,格拉斯哥机器制造者詹姆斯·瓦特对纽克门的发明做了一番改进。1777年他向全世界宣布,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诞生了。
世界政治格局在蒸汽机产生的那几百年里变化重大。英国海军打败荷兰舰队,成为世界海上贸易的霸主。他们到处争夺殖民地,把殖民地出产的原材料运到英国加工为成品,再出口到全世界。17世纪,北美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人开始种植能长出奇特毛状物质的新灌木“棉毛”。人们摘下棉花运到英国,兰卡郡人把它纺成布。最初这种活是手工操作的。很快纺织技术得到极大改进。1730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1770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为他的“珍妮纺纱机”申请了专利。美国人艾利力机”开发的同时,研究纯粹科学的理论科学家正以新思路进行着对自然界最隐秘的核心问题的探索。
两千年前,已有一些希腊与罗马的哲学家(典型代表是米利都的泰勒斯
和普林尼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把罗马的庞培城和赫丘利诺姆城一举摧毁,当时普林尼正在那里作实地考察,不幸遇难)欣然发现:如果先用羊毛摩擦琥珀,那么这个琥珀将能吸附起 4e00." >一些细小的稻草和羽毛。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对神奇的电力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就在文艺复兴开始后不久,伊丽莎白女王的私人医生威廉·吉尔伯特在 4ed6." >他的论文中讨论了磁的特性。三十年战争期间,马德堡市长、气泵的发明者奥托·冯·格里克创造出历史上第一台电动机。之后的百余年里,无数科学家全力投身于对电的研究。1795年,至少有三名教授发明了著名的“莱顿瓶”。在本杰明·汤姆森(人称拉姆福德伯爵,曾经因为亲英而被迫逃离新罕布什尔)之后最有名的美国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投身电力研究。当他发现闪电与电火花同属于放电现象后,就尽其一生都在从事电力研究。再后来就是直流电源发明者伏特,以及加尔瓦尼、戴伊、丹麦教授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安培、阿拉哥、法拉第等,他们长年累月坚持不断地探索着电的真正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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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学家无偿地将自己的发明回报给社会。塞缪尔·莫尔斯(像富尔顿一样本来是艺术家)认为,应该可以利用新发现的电流把信息在城市间传递。达到这一目的工具是铜线和他发明的一台小机器。没有人相信他的试验能成功。莫尔斯只好自己掏钱继续试验,很快他一贫如洗,并招致了更多的嘲笑。莫尔斯无奈中向国会发出求助信号。这时一个好心的特别商务委员会承诺给他一笔研究资金。然而国会议员对此毫无所动,莫尔斯足足等了十二年才拿到一点点资金。终于他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搭建起一条电报线路。1837年,莫尔斯在纽约大学的演讲厅里公开展示了他的电报。1844年5月24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长途信息成功地从华盛顿发到了巴尔的摩。今天电报线已经布满全球,我们只要花上几秒钟就能把消息从欧洲发到亚洲。二十三年后,亚历山大·格拉姆·贝尔利用电流原理发明了电话。五十年后,意大利人马可尼改进前人的做法后发明了无须线路的无线通信系统。
约克郡人迈克尔·法拉第在新英格兰人莫尔斯为电报忙活的时候,就已经成功制造出了第一台“发电机”。1831年,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机器正式面世,当时欧洲正处于伟大的七月革命的影响中。后人在此基础上,将第一台发电机不
断改进,到今天,它已不但能为我们提供热与光(爱迪生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研究基础上,于1878年发明了小白炽灯泡),还可以提供驱动各种机器的动力。如果我的判断正确的话,电动机即将完全取代热力机的地位,其情形就好比史前时期高等动物取代了那些缺乏生命力的其他动物一样。
对我来说(我对机械并不了解)我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形。水力驱动的电机将成为人类健康可信的忠实帮手。18世纪的工业奇迹“热力机”又吵又脏,使地球上到处布满可怕的烟尘,而且无数劳苦人民必须不惧艰险在地底深处开挖煤矿,以满足那些永不知足的贪婪。
假如我现在成了任由想象力飞驰的小说家,而不再是必须尊重事实的历史学家,我将以生动的笔触叙写那令人振奋的时刻。届时世界上最后一部蒸汽机车将被送进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恐龙、翼手龙及其他灭绝了的动物的尸骨一起默默接受世人的参观。
第五十八章 社会革命
可是,新的机器价格不菲,普通的百姓根本无力承担。于是,昔日独立作业的手工匠们,如今只好放弃曾经的小作坊,到那些拥有机器的工厂里工作。尽管他们赚了更多的钱,但是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这种情形让他们闷闷不乐。
过去,独立的手工业者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几乎可以制作当时世界上的所有东西。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作坊里,自由自在,可以任意呵斥学徒,可以在行会规定的范围内随意经营业务。他们生活俭朴而勤恳,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劳动,但所幸的是他们享有自由,可以任意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如果某天当他们醒来时,发现那天天气不错,非常适合钓鱼,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去钓鱼,而不会遭到任何人的反对。
机器的出现,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看得深入一点就会发现,机器虽然神奇,其实质还是工具,无非功用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每分钟奔驰一英
里的火车,其实就是快速奔跑的腿;能够砸扁铁板的蒸汽锤,无非是力气大得出奇的拳头。
问题的关键是,一双好腿、一对有力的拳头,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而火车、蒸汽锤或纺织机却没有这么容易了。它们价格不菲,通常只属于一些有钱人,普通人则被远远地排斥在外。甚至那些有钱人,他们有时也是合资才能购买机器,然后按照投资的比例分享利润。
机器逐步改进,当它投入到生产领域,可以用来谋取利润之时,机器的制造商便开始为它寻找买主,希望他们能用现金支付。
在中世纪初期,土地就象征着财富。所以,拥有土地的贵族被认为是有钱人。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当时的社会流行物物交换,牛可以换马,鸡蛋可以换蜂蜜,所以贵族的手上并没有积累起大量的金银。十字军东征期间,城市自由民利用东西方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他们日益强大起来,逐渐成为与贵族和骑士相抗衡的强大力量。
贵族的财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彻底清空,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财富却大大增加。大革命之后的社会依旧动荡不安,处处爆发起义,许多中产阶级人士趁火打劫,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国民公会没收了教会的地产,然后公开拍卖,由此而导致贪污贿赂的风气盛行一时。利用这个机会,土地投机商盗取了大量的珍贵土地。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又将资本投入到粮食和军火上,做起了投机贸易。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当数目的财富,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的
藏书网需要。于是,他们用手头闲置的金银购置了机器,开办起工厂,雇用工人来为自己干活。
机器工厂的出现改变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在短短数年里,城市的人口迅猛增长。城市市民曾经生活的幸福家园,如今充斥着各种各样肮脏、丑陋的工人宿舍。工人们每天工作长达十一二个甚至十三个小时,然后回到宿舍稍微休息一会儿。汽笛一旦响起,他们就急忙奔回工厂。
城市的郊外和乡村地区的人们听说在城里能赚大钱,于是纷纷拥入城市。那些不幸的人们,早已习惯了乡村的田园生活。他们在那些通风不畅、布满烟尘的肮脏车间里,迅速地拖垮了自己原本健康的身体,结果在医院或贫民院里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也是一个剧痛的过程。既然一台机器能抵得上一百个工人,那肯定有九十九个工人被迫失业。失业 5de5." >工人对工厂充满仇恨,因此袭击工厂、烧毁机器的事情就经常会发生。可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经出现了,工厂主们的损失通常能得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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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旧机器被砸坏后,马上被代之以更新、更先进的机器,工厂四周也竖起了防暴的高墙,骚乱终于停止了。随着古老的行会的消失,工人们试?99lib?图组织新式的正规工会为自己争取权利。但工厂主们凭借自己的财富,对各国的政要施加影响。他们借助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因为工会会妨碍工人们的“行动自由”。
这些通过禁止组织工会法律的国会议员绝对不是贪婪无知的昏官,他们都是大革命时代的子民。在那个人人谈论“自由”的时代里,人们甚至会因邻居不够“热爱自由”而将他杀死。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美德,那就不应该由工会来决定工人该工作多少小时,该要求多少工资。工人们随时都应该“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必须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生意。由国家规范整个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正在结束。“自由”的新观念认为,国家应该完全站到一旁,让商业按自己的规律发展。
在18世纪的后五十年,欧洲人对知识与政治不再信任,并以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代替了古老的经济观念。法国革命的前几年,杜尔哥,即路易十六几个不成功的财政大臣之一,曾宣扬过“自由经济”的新理论。他生活的国家有太多繁文缛节,太多规章制度,以及太多官僚试图实行的太多法律。他深知其中的弊端。“取消政府监管,”他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一切才会好转。”不久,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就成为口号,吸引了当时的经济学家。
与此同时,英国人亚当·斯密正埋头创作的 href='8735/im'>《国富论》,再次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摇旗呐喊。三十年后,即拿破仑倒台之际,欧洲的反动势力齐集维也纳。于是,人们在政治关系上没能获得的自由,被强加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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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在这一章开头我就讲过,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益处,它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长。机器可以使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承担起拿破仑战争的全部费用。资本家(出钱购买机器的人)赚取了超出想象的利润。他们的野心逐渐增长,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他们试图与那些迄今仍能对大多数欧洲政府施加影响的土地贵族展开争夺。
英国议会议员的产生依然依据1265年的皇家法令,大批新出现的工业中心在议会中没有代表。1832年,资本家们促成了《修正法案》的通过。它变革了选举制度,使工厂主阶级对立法机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不过,这却引发了数百万工人的极大不满,因为在政府中他们根本没有发言权。工人们开始发动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写在一份文件上,它后来被人们称为《大宪章》。关于这份宪章的争论日益激烈,可是争论尚未结束,1848年革命就爆发了。由于害怕爆发新的激进革命,英国政府任命年逾八旬的惠灵顿公爵为军队指挥官,并开始招募志愿军。伦敦被层层包围,准备镇压即将到来的工人革命。
由于领导者的无能,英国宪章运动最终不了了之,没有发生暴力革命。新兴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用“资产阶级”一词,鼓吹社会新秩序的信徒已经把它用滥了)逐渐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力。而那些大城市的工业区,则继续吞噬着大片牧场和麦地,将它们逐一变为肮脏的贫民窟。在每个欧洲城市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都伴随着这些贫民窟的产生。
第五十九章 解放
亲历了铁路运输取代马车的那一辈人曾经预言,机械化将使人类进入幸福、繁荣的新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想方设法施以改进,但成效不大。
1831年,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大法学家、改革家杰罗米·边沁给朋友写过这么一段话:“想要自己舒服先得让别人舒服,想要让别人舒服先得表现出爱的姿态,想要表现出爱的姿态先得真正爱别人。”诚实的杰罗米向来实话实说。他的同胞十分赞赏他的观点,开始为了他们邻居的幸福生活而负责,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慨然施以援手。确实该行动起来了。
杜尔哥所谓的自由经济理想对那个时代而言其实非常必要,因为中世纪社会对工业的束
..缚实在太多了。可是一旦把国家经济置于自由原则之下,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工厂的工时被延长到工人身体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虚弱的纺织女工必须要坚持漫长持久的工作,除非她在极度疲惫之下昏厥过去。许多只有五六岁的孩子被招进棉纺厂做工,反正他们也无所事事。政府通过了穷人家孩子必须到工厂做工的法律,违反这条法律的人将被判绑在机器上示众。辛勤与劳累只能换来尚不致饿死的粗劣食物和比猪圈好不到哪里去的宿处。过度的疲劳使他们经常在工作中打瞌睡,于是工厂主就安排监工用专抽手指关节的鞭子来逼迫他们保持清醒。不幸的孩子们当然受不住这样的折磨,纷纷死于这种恶劣环境。这是一幅极其悲惨的图景。雇主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性,他们对童工制度也非常不满。然而现在的观念是人都是自由的,孩子们也同样拥有劳动的自由。假设琼斯先生拒绝五六岁的童工进入他的工厂,那他可能会因为竞争对手斯通先生多雇了几个童工而破产。因此,在议会通过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之前,琼斯先生是不得不一直使用童工的。
现如今,封建贵族(他们对钱包鼓鼓的工业暴发户表示了公开的蔑视)已经在议会中说不上话了,工厂主代表们逐渐占了上风。在法律允许工人组织起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之前,事情仍不会有好转的趋势。>?许多道德良心尚未泯灭的人对这种糟糕情景提出了抗议,但要真正解决问题时却束手无策。机器让全世界臣服在它脚下,要想改变这种状态,使机器真正为人们服务,那还真是任重道远。
出乎人们意料,来自非洲和美洲的黑奴对其时已被推广到全世界的野蛮劳工制度进行了第一次抗击。西班牙人最早把奴隶制带进了美洲大陆。最初印第安人是他们理想中的农庄苦役和矿山劳工。但是印第安人在离开了自由自在的野外生活之后就陆陆续续病死了。一位善良的传教士不想看到印第安人由此而灭绝,就建议说可以从非洲运些黑人来代替印第安人。据说体格强壮的黑人是最能耐得住恶劣的工作环境的。除此之外还可以使黑人在与白人的交往中认识耶稣基督,以获得灵魂的拯救。放眼看去,这样的办法对仁慈的白人和未开化的黑人兄弟而言似乎是双赢的。但是机械化生产下对棉花的需求不断激增,黑人的劳动强度被要求大大提高。于是他们也如可怜的印第安人一般,被严酷的监工一批接一批地虐待致死。
欧洲许多国家听说了发生在远方的残忍事件,纷纷兴起了废除奴隶制的运动。英国人威廉·威尔伯佛斯和扎查理·麦考利(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的父亲,麦考利写的英国历史让你知道什么叫充满谐趣的历史写作)为了禁止奴隶制,着手组织起一个政治团体。他们迫使议会颁布了废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于是所有的英属殖民地在1840年之后都废除了奴隶制。法国人通过1848年革命,也把他们领地上的奴隶制给取缔了。葡萄牙人在1858年通过的法律中宣布,把彻底还奴隶以自由的最后期限定在二十年之内。荷兰人在1863年公开取缔了奴隶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在同一年使农奴们获得了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未曾享有过的自由。
然而美国却在奴隶问题上陷入了危机,并最终引发内战。尽管《独立宣言》一再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被沿用到南方各州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身上。北方人对奴隶制度的厌恶溢于言表,但是南方人却一再强调奴隶劳动对他们维持棉花种植的极端重要性。为了这件事情,参众两院争论不休长达半个世纪。
北方人与南方人互不相让。后来形势发展到针尖对麦芒的状态,南方各州威胁说要脱离联邦政府的管理。在这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太过离谱的事情,因为一位卓越而仁慈的领袖在美国土地上出现了。
亚伯拉罕·林肯
最初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律师,完全依靠自学取得了他的社会地位。林肯是在1860年11月6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他是一名共和党人,对人类奴隶制的罪行深恶痛绝。他非常理性地认为,在北美大陆同时拥有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当南方的一些州在“美国南部联盟”的旗下宣布脱离联邦的时候,林肯率先向他们发起了挑战。他在北方各州招募了几十万热血沸腾的青年志愿军。然后四年内战轰然爆发。南方人对战争早有准备,他们的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率部大败北方军。关键时候新英格兰与西部地区的强大工业实力开始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声名不昭的北方将领格兰特异军突起,担任了南北战争中查理·马特工
的伟大角色。他勇猛的攻击波把南方军队打得节节败退。1863年初,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声称所有奴隶都应获得自由的权利。1865年4月,负隅顽抗多年的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宣布投降。几天之后,一个疯子在华盛顿剧院里出人意外地刺杀了林肯总统。所幸林肯的伟大事业已告完成。除了古巴仍然处在西班牙人的魔爪之下,奴隶制已经从文明世界中彻底消失了。
尽管黑人兄弟们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自由权利,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自由工人却仍然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劳工阶级的境遇极其悲惨,诸多作家对于他们尚没有集体灭绝的事实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住的是脏乱不堪的贫民窟,吃的是粗糙腐坏的劣质食品,接受的是勉强能应付工作的纯粹技术教育。如果他们不幸发生了意外死亡,其家人从此将一无所有。然而酒厂厂主(立法机构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却把数量惊人的廉价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推销给他们,怂恿他们在酒精的麻醉中忘记痛苦。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取得的巨大进步乃是集体力量所致。足足两代人以他们的卓越智慧把世界从机器广泛运用之后所出现的深重灾难中拯救出来。资本主义体系仍然被保留下来,想要毁弃它无疑是一种愚蠢的念头。少数人的财富如果能被适当利用,将有可能造福于整个人类。他们对工厂主(他们的工厂虽然也面临倒闭的危险,但至少不会挨饿)与劳工(他们在薪水与工作面前没有选择,不然全家老小都跟着挨饿)之间真有可能获得平等的想法始终持反对意见。
他们通过法律来改善劳工与工厂主之间的尴尬关系。各个国家的改革人士都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到今天为止,绝大部分劳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已获得足够的保障:每天工作八小时,子女被送进学校(而不是矿坑或棉纺车间)。
尽管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不小进步,但还是会有人对烟囱的滚滚烟尘、火车的尖锐轰鸣以及仓库的囤积产品心存芥蒂。他们所担心的是,人类的这种规模庞大的生产活动将会产生怎样的终极后果?他们还记得人类的生活在此前几十万年中都一直没有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相伴。有没有可能扭转乾坤,把那种出卖人类幸福的利益竞逐体制彻底摧灭?
许多国家都诞生了这种对人类未来世界的美好幻想。罗伯特·欧文这位纺织工厂主在英国创设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新拉纳克。但是短命的新拉纳克社区在他死后没多久就随之消失了。名记者路易·布朗打算在法兰西上下打造“社会主义实验室”,但并未取得实际效果。现实使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建立一个个脱离社会的独立社团终究不是办法。只有从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入手,才有可能找到最彻底有效的解决途径。
实用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路易·布朗、弗朗西斯·傅立叶等人淡出舞台之后,又涌现出两位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要比恩格斯更有名一些。这位智慧博学的犹太人举家长期居住在德国。当他得知了欧文、布朗的社会实验之后,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对劳动、工资以及失业等问题的研究当中。由于他的思想极富自由主义色彩,引起了德国警方的密切关注。他不得已流亡到布鲁塞尔,之后又转赴伦敦,依靠在《纽约论坛报》当记者勉强度日。
他的经济学著作在刚出版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1864年的时候他创立了第一个国际劳工组织。三年之后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获得出版。马克思指出,“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长期斗争组成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阶级诞生于机器的出现及其大规模应用。资产阶级用剩余财产购买生产
..工具之后,就雇用劳工为他创造出了远为丰富的财产。然后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他又把这笔财产用于建造更多更大的工厂,这种循环往复将永远持续下去。在马克思看来,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在整个过程中将越变越有钱,第四等级(即无产阶级)则会在此过程中越变越穷。他还在理论说明之后给出预言,认为这种生产循环发展到最后将出现全世界所有财产都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剩下所有人都为他打工这样一种情况。
为了防止这样一种情形在人类社会上演,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斗争。1848年,也就是欧洲大革命的最后一年,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具体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和任务。
各国政府对此大为光火。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国家专门颁布了法律来严厉控制社会主义者的言行,并派出警察抓捕社会主义者集会的参加者和主讲人。然而这样的压迫并未使事情得到改观。牺牲对一件尚处襁褓的事业而言有时候恰是最为有效的宣传广告。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士在欧洲日益增多。很快大家就发现,社会主义者其实并不热衷于暴力革命,他们只希望能在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以此为无产阶级争取合理的利益。甚或可以请社99lib?会主义者来当内阁大臣,带领诸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去挽救工业革命之后日趋危难的社会状态,使机器出现和财富激增所致的利益得以优化。
第六十章 科学时代
我们生活的世界总是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变革,有些甚至比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更为影响深远。一直以来,科学家备受打击、残害,如今终于盼来了自由的一天,开始积极投入对宇宙运行规律的探索中。
古代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罗马人都在早期科学研究领域有过重大发现。可是古典文明随着公元4世纪的大迁移而走向消亡,随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督教对肉体极端蔑视,把科学研究当作人类傲慢本性的流露。科学研究是对上帝权能的无礼刺探,与七宗罪
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文艺复兴对中世纪的偏执有所纠正。可是16世纪初期,宗教改革却毁弃了文艺复兴的新文化理想。一旦有哪位科学家敢于质疑《圣经》的狭隘世界观,将又像中世纪时一样被施以酷刑。
今天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身跨骏马、指挥若定的伟大军官的雕像,而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发现守护着某位科学家的遗骸的大理石墓碑。或许千年之后,我们对待这两者的态度将会发生逆转,科学家将以超乎常人想象的勇气和责任感获得那一辈人的推重。科学家在理论知识方面走在了世人前面,而现代世界的真正实现正是依靠了理论知识的发明与运用。
许多伟大的科学先驱都曾遭受过贫穷、轻视和侮辱的困扰。他们有的生前住在狭小的阁楼里,有的悲惨地死在地牢里。他们在出版著作时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甚至在取得研究成果后不敢在自己的国家公开。他们经常要偷偷跑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的秘密印刷厂去印刷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都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牧师们在布道过程中怒斥这些异端分子,呼吁诸教众对他们施以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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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
有时候他们也能成功找到安全栖身的场所。荷兰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极为宽容的民族,尽管他们的政府并不支持科学研究,但对个人的思想倾向还是放任自由的。荷兰就这样为无数追求自由.思想的杰出个人提供了避难场所,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终于可以在这里喘口气,尽情享受自由的天空了。
我曾在前面提到,13世纪的时候,教会曾经禁止卓越的天才罗杰·培根进行科学写作。五百多年后,《百科全书》
的编者也被法兰西警察严密监视。又过了五十多年,达尔文对《圣经》所载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作了强烈质疑和有力反驳,结果基督教会把他判为人类公敌。即便是科学昌明的今天,也依然会有人对那些冒险求知的科学家施以迫害。就在我现在写书的时候,布莱恩先生
正大肆宣扬他的达尔文主义威胁论,并鼓动群众对这个英国佬的奇谈怪论加以反驳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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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应该实现的事业最后终究能实现。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最终还是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虽然这些高瞻远瞩的科学家在人们眼中曾一度扮演着空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的角色。
17世纪的科学家对遥远的星空甚感兴趣,着手研究起地球与太阳系的关系。这种好奇的心理在教会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哥白尼最早提出了太阳中心论,但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却到临死才敢发表。伽利略终其一生都被教会严密监控着,但他仍然通过长年累月的天文观察给伊萨克·牛顿留下了充足的数据。牛顿是著名的英国数学家,他在发现一切下落物的有趣的“万有引力定律”时大量利用了伽利略的观察手记。
当时人们认为这一发现已经揭示了天空中所有的秘密,于是地球转而成为他们新的研究对象。17世纪下半叶,安东尼·范·利文霍克对显微镜(一部外形独特笨重的小仪器)的发明使经常致病的微生物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这就为细菌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细菌学在这之后的四十年里发现了多种致病微生物,为人们消灭了大量疾病。除此之外,显微镜还使地质学家对各种岩石以及深埋地底的化石(史前生物的石化产品)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系列科学研究向世人证明了地球比 href='/article/10926.htm'>《创世记》所述要古老很多。查理·李尔爵士在1830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中对《圣经》的创世说予以彻底否定,并详尽描述了地球发展演化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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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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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艇
同时德·拉普拉斯爵士正致力于研究宇宙最初是怎样形成的,他的观点是,浩瀚无际的星云衍生出了行星系,而地球是这个庞大行星系中的一小点。邦森与基希霍夫借用分光镜考察了太阳的化学成分与性质,不过那些奇怪的太阳光斑却是伽利略发现的。
与此同时,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在与天主教、新教教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得以合法地解剖尸体。他们对人体器官性质的直观认识终止了中世纪人在这方面的盲目猜测。
从很久以前人们仰望星空,对天上的星星产生疑问的时候起,已经过了整整几十万年的时间。然而现代科学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1810年到1840年)获得了超越此前几十万年的长足进步。被古老文明教育出来的人一定对此深感不适。我们不难想见他们会对拉马克、达尔文等人心怀嫉妒。这些科学家虽没有直接宣称人类其实是猴子的后代(我们祖先闻言一定深感羞辱),但他们已经指
出人类很可能是由地球上最早的一批生物如水母之类慢慢演变进化而形成的。
主导19世纪社会的中产阶级乐于使用煤气、电灯和科学发现的其他一切实用成品,但对那些研究理论的科学家却抱以轻视的态度。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向前发展。最近人们终于开始承认他们的伟大功勋。有钱人开始把以前用于修建教堂的钱财拿来投资建造实验室。一批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就在这些安静的实验室里和野蛮落后做斗争,甚至经常为了后人的幸福生活而牺牲自我。
很久以前很多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人类祖先把这视为上帝的安排,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种看法是无知的。我们今天的小孩都知道喝水不注意卫生就有可能引发伤寒,但是这一事实是在医学人士长期努力之后才使人们相信的。现在人们不再对牙科医生的躺椅心存畏惧。口腔细菌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有效地预防蛀牙。一旦有牙齿蛀到需要拔掉的程度,那么也只需忍受一下麻醉就可以圆满回家。而在1846年,用乙醚来解除手术疼痛的新闻刚见诸美国报端时,引发了虔诚的欧洲人的深深疑虑。他们把人类企图躲避一切生命都必须承受的病痛的念想看作是对上帝意志的违逆。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人们才开始在手术中放开使用乙醚和氯仿。
进步终于战胜了落后,使人们从对科学的偏见当中抽身出来。时光飞逝,包围着古代世界的无知崩塌了,追求幸福新生活的人们勇往直前。忽然他们看到又有新的羁绊出现在前行路上。一种反动势
藏书网力从落后的旧世界残余中生长出来。成千上万的人们又开始不畏牺牲地投入消灭这一反动势力的战斗中。
第六十一章 艺术
关于艺术。
一个健康的小宝宝在吃饱睡足之后总喜欢哼两句来表现他的快乐。大人们当然觉得这些“咕噜咕噜”的怪声音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对小宝宝而言这却是美丽的音乐,是他艺术灵感的最早体现。
等他长大一点能够坐起来时,他开始捏起了泥团。小小的泥团并不起眼,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孩子,都能捏出这样的泥团。但泥团捏制却是小宝宝步入艺术殿堂的又一个早期阶段,他正在向雕塑家发展。
三四岁时已经能够自如运用的双手又把他变成了画家。他用妈妈买来的彩笔在小纸片上圈圈画画,这些歪歪扭扭的线条和大小不等的色块就代表了房子、大马还有海战。
几年后这种纯粹的表现生涯被中止了,孩子们要到学校里去学习没完没了的功课。在学校里,每个小男孩小女孩的头等大事就是掌握生存的技能。这些可怜的孩子被一堆乘法口诀、不规则动词的分词形式重重包围,再不会有时间来享受“艺术”。除非他毫不功利,纯粹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之情而自发地要求有所创造,如若不然,孩子长大以后就会完全忘记自己早年对艺术的倾心与努力。
民族艺术的最初发展就经历了类似的情形。原始人类从漫长而寒冷的冰川期中幸存下来以后就开始全力整顿家园。他创作出许多不能为他的狩猎活动带来实际帮助的美的东西。他在他所居住的岩洞的墙壁上刻画了狩猎时见到的大象和麋鹿,有时候还会把一块石头简单地雕琢成他所向往的女子形象。
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等东方民族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等河流的岸边建起了自己的小国家。他们的国王想要一座华丽的宫殿,女人想要许多精巧的首饰,于是人们开始致力于创造这一切。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在居所的后院里栽花种草,装点家园。
欧洲人的祖先是从遥远的亚洲草原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他们大多是些过着自由生活的猎人。为了向他们的部落领袖表达赞颂,他们发明了一种宏大的流传至 4eca." >今的诗歌形式。一千年以后他们在希腊半岛安身下来并建起了许多城邦。所有神庙、雕塑、悲剧、喜剧及其他想得到的艺术形式都被他们用来表现自己内心的悲与乐。
罗马人和对头迦太基人一样只对治国和赚钱有兴趣,不屑于无功利的纯粹精神活动。他们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建造了许多道路和桥梁,但他们的艺术品却都是照抄希腊人的。他们也曾因为实际需要而创造了几种建筑形式,但他们所有的雕塑、历史、镶嵌画和诗歌都是从希腊原作改编而来的拉丁版本。我们知道,艺术品身上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神秘“个性”,它是使艺术成为艺术的必要条件。而古代罗马世界对“个性”恰巧深恶痛绝。帝国对高度实用的战士和商人求贤若渴,而bbr>藏书网对诗人和画家颇无好感。
这之后“黑暗时代”降临了。蛮族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粗暴地闯入文明世界,把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全部毁掉。换一句现代话语,这些只喜欢杂志封面女郎的粗俗家伙一看到伦勃朗的蚀刻画就会随手扔掉。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趣味突然提高了,想要挽回多年前造成的损失,但此时伦勃朗的蚀刻画已经找不回来了。
而与此同时,东方艺术又传了进来,发展成为美丽的“中世纪艺术”。欧洲北部的“中世纪艺术”带有深深的日耳曼民族精神的印记,而与古代希腊、拉丁的艺术无关,当然也与更古老的埃及、亚述艺术甚至印度、中国艺术毫无亲缘。那时候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什么印度和中国。南方人的艺术风格很难影响到北方民族,因此意大利人对北方建筑也感到不可理解,甚至极其蔑视。
“哥特式”这个词语你一定已经耳熟能详。一听到它就会在你脑海中浮现出一座美丽的古代教堂,它那纤细而华丽的尖顶高耸入云。但你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吗?
其实这个词的原意是“粗鲁野蛮的哥特人的制品”。落后的哥特人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对典雅的古典艺术缺乏敬意。他们造的尽是些品位低俗的恐怖建筑,从不去参考罗马广场、雅典卫城这些崇高的建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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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建筑
但是事实上,哥特式建筑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是北欧人艺术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完美体现。前面的一些章节已经向你介绍过中世纪晚期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如果不是住在村庄里,就会住在所谓的“城市”(由古拉丁语“部落”衍生而来)里。确实,这些所谓的城里人虽然住在城墙和护城河后面,但在生活方式上仍然保持着部落中人的特点,他们还是生活在一种互助合作的团体组织当中。
以神庙为中心建立的市场是古代希腊、罗马市民的生活中心。中世纪的时候,教堂取代神庙成为欧洲人新的生活中心。对于我们这些每个礼拜天才去教堂待几个小时的现代新教徒而言,恐怕已经无法理解中世纪教堂对市民生活的意义。在那个宗教笼罩一切的年代里,你一出生就要被抱到教堂里去接受洗礼。稍大一点后你要到教堂学习《圣经》故事。再大一点你就成为正式的教众。如果碰巧你口袋里有几个钱,你就得为自己建一座供奉家庭守护神的小供堂。当时教堂在所有的白天和大部分夜晚都是对外开放的。换言之,它有点类似于二十四小时营业且来者不拒的现代俱乐部。你可能会在教堂里遇见日后成了你新娘的那个好姑娘,并与她一起在这座教堂的神坛前起誓要相伴终生。最后你死了,你被埋在这座你最熟悉的建筑之下,好让你的子孙在末日审判来临前都一直能够看到你的坟墓。
中世纪教堂不仅仅是一个信仰场所,它是所有公共生活的绝对中心,因此它的建筑风格必须和之前人间所有的建筑物都截然不同。古代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神庙只供奉各地的小神,也没有在奥西里斯、宙斯或朱庇特像前布道的习惯,因此这些神庙都没有太大的容量。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民族向来都在露天场所举行宗教仪式。可是欧洲北部气候恶劣,必须把主要宗教活动放在教堂里举行。
于是教堂的建筑师花了好多个世纪来探索怎样扩大建筑物的空间容量。罗马人的建筑经验教导他们,要保证厚重石墙的坚固,就只能开凿几扇很小的窗。可是12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使欧洲建筑师发现了穆斯林的穹顶,他们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种新的建筑样式,使欧洲人终于能够满足当时丰富而频繁的宗教生活的需要。这种奇异的建筑风格在以后的年代里获得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意大利人对此十分不屑,称之为野蛮人的“哥特式”建筑。这种建筑用巨大的“拱券”来支撑圆拱形屋顶。但这种沉重的拱顶很可能会把墙壁压塌,就如一把小小的儿童椅顶不住三百磅重的胖墩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建筑师想出了采用“扶垛”加固墙壁的办法。“扶垛”就是砌在墙边起支撑作用的石块。继而他们又发展出“飞垛”来支撑顶梁。其实道理很简单,你看看图画就全明白了。
巨大的窗户在这种新的建筑样式中得到了用武之地。玻璃在12世纪是很稀罕、奢侈的东西,一般人家很少会有玻璃窗,就连贵族的城堡也只是在墙上开几个洞。因此,当时的房屋里满是过堂风,而且房屋内外温度相差不大,都得穿毛衣。
古代地中海人的彩色玻璃制造工艺仍然幸存着,现在又重新兴盛起来。于是哥特式教堂的窗户变得光彩夺目,上面用许多小玻璃块拼出
了《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然后用铅丝固定。
上帝的居住地现在焕然一新,被热情洋溢的信徒挤得满满当当。这种技术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使信仰被生动而感性地呈现出来了。为了把上帝的这个居住地建得尽量完美,任何材料方面的花销都是值得的。罗马帝国覆灭以来一直无所事事的雕塑家又开始重操旧业,在教堂的正门、廊柱、扶垛和飞檐上凿出了上帝和诸圣徒的形象。刺绣工被请来绣一些美丽的挂毯以装饰墙壁。珠宝匠施展身手把祭坛点缀得华贵壮观,以接受信徒的顶礼膜拜。画家也赶来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但是很可惜,他们暂时还没选好材料,这影响了他们的发挥。
这里我们插一个小故事。
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罗马人的神庙和房屋里挂满了光怪陆离的玻璃饰品,这些饰品其实是用彩色碎玻璃镶嵌成的美丽图案。玻璃镶嵌工艺很不好掌握,艺术家无法凭借它畅所欲言。如果你小时候玩过积木游戏,你就能够感同身受。因而镶嵌画工艺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没落,只在俄罗斯还有所发展。君士坦丁堡失陷后,拜占庭的镶嵌画师傅都逃到了俄罗斯,他们在那里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用彩色玻璃把东正教教堂装饰得面貌一新。后来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断了教堂的修建工作,这种工艺也就随之销声匿迹。
回到中世纪画师的材料问题上,他们当时在教堂墙壁上作画时用的颜料是用湿泥调成的,这种湿泥作画的方法在欧洲流行了好几个世纪。今天它们已经十分稀有,几百个现代画家当中最多只有一两个会操作。可是中世纪的画家没有更好的材料,条件限制他只能做一个湿泥画画师。湿泥画法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湿泥灰很容易剥落,而且因为它吸潮而使画面容易被侵蚀,弄得像我们今天墙纸上的污渍一样。画师们想方设法改善这种技术,他们试着换用酒、醋、蜂蜜、鸡蛋清来调,但都没有理想的结果。这一试验前后持续了足有一千多年。中世纪画家的这种画法只适合画在羊皮纸上,要想画在教堂坚硬的介质上面总是效果不佳。
15世纪上半叶,尼德兰南部地区的詹·凡·艾克与胡伯特·凡·艾克联手解决了这个困扰欧洲画家千余年的棘手问题。这对闻名遐迩的佛兰德兄..弟调试出一种特殊的油,只要把它掺入颜料里,就能使颜料获得新的特性,适用于木板、帆布、石块及其他任何介质。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中世纪初期那般狂热的宗教热情已经不复存在。城市里的有钱人取代主教成为新的艺术投资者。艺术是需要经济支持的,于是艺术家们转而为国王、大公、银行家画起了肖像画。用油彩作画bbr>99lib?的新式画法很快在欧洲大陆上风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展出了独具风格的绘画流派,各自展示着订购这些肖像画和风景画的当地人群的独特艺术品位。
在西班牙,委拉斯开兹正在那里画宫廷弄臣、王室挂毯作坊的织工,以及与国王、宫廷有关的各种人与物。在荷兰,伦勃朗、弗兰茨·哈尔斯、弗美尔正在画商人家里的粮仓、他蓬头垢面的妻子、他健康骄傲的孩子,以及他用来赚钱的商船。在意大利,米开朗琪罗和柯勒乔仍然在画圣母圣子与圣徒,因为那里教皇势力较大,艺术家还是需要他的保护与支持。而在英国和法国,由于贵族和国王势力更为强大,因此艺术家要么在画已经步入政坛的大富豪,要么在画国王的那些风姿绰约的情人。
绘画产生了如此剧烈的转变,除了因为教会势力日渐衰落以外,还和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有关。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其他艺术品类中。作家因为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而成为一个可以通过为广大读者写作来获得声誉的职业。因此社会上出现了职业小说家和插图画家。然而很多人虽然买得起书,却并不愿意时时刻刻都待在房间里苦读,他们更需要到外面的世界去进行娱乐和消遣。中世纪的行吟诗人或是流浪歌手显然已经不再能提供尽兴的娱乐。那些源自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城邦的职业剧作家重新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戏剧在中世纪的时候只是教堂的一种宗教仪式。13、14世纪的悲剧都是关于耶稣受难的叙述。在16世纪的时候,上演世俗戏剧的剧场在欧洲出现了。最初,剧作家和演员都还没有获得如现代戏剧工作者那样的地位。威廉·莎士比亚仅仅被视为为王公和民众逗乐的戏团中的一分子。不过等到1616年这位戏剧大师溘然谢世时,他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崇敬,而戏团演员也不会再像盗贼一般被警察监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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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吟诗人
著名的西班牙戏剧家洛普·德·维加与莎士比亚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他拥有惊人的创作力,一共写过四百部宗教剧和一千八百部以上的世俗戏剧。教皇非常欣赏他,曾经赐给他爵位。而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后,法国大戏剧家莫里哀获得了堪与路易十四比高的社会声誉。
戏剧在之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一座功能完整的城市都会拥有一家以上的剧院,而“默片”电影也已经在偏僻的村庄里流行起来。
音乐是上帝钦定的最受欢迎的艺术品类。那些古老的视觉艺术大多需要经过刻苦而持久的技巧训练,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双手把内心形象在画布或大理石上再现出来。而戏剧表演和小说创作的学习有时也要花去你大半生的精力。同时,作为欣赏者的大众也需要受过一定的训练才能领略绘画、小说或雕塑的精美之处。可是一般情况下,除了那些连音调都无法分辨的家伙,几乎人人都会哼几首歌谣,或者在音乐里获得某种程度的快感。中世纪的人能听到的音乐非常有限,且尽是些宗教音乐。圣歌对节奏与和声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会让人感到非常单调甚至沉闷。并且圣歌是绝对不能在街市上随便哼唱的。
文艺复兴使音乐的存在状况发生了巨变。音乐再次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带着他们一起享受哀与乐的无限美丽。
古代埃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都是忠诚的音乐爱好者。他们已经开始把不同的乐器组队以进行合奏。但是古代希腊人对这些粗俗不堪的域外之音颇为不屑,他们爱听的是荷马或品达的诗歌朗诵,朗诵时可以有竖琴(这恐怕是最简陋的弦乐器了)伴奏。罗马人在这方面要进步一点,喜欢在举行宴会的时候听到器乐的演奏,并且还发明了今天大部分乐器的先祖。早期教会对罗马人的音乐深恶痛绝,因为它带有深深的异教徒的味道。公元3、4世纪时的主教们最多容许教众唱几首刻板的圣歌。唱圣歌是需要用乐器伴奏的,不然就会走调,管风琴是经过教会特许的唯一的伴奏乐器。管风琴发明于公元2世纪,它是由一排牧神潘的笛管和一对风箱所组成的能发出巨大声响的乐器。
然后大迁徙时代开始了,最后一批罗马音乐家如果在战乱中幸运地逃离了死亡,就做起了流浪歌手,他们在市镇的街角巷尾演唱以赚钱度日,其情形颇像现代渡船上卖唱的竖琴歌手。
中世纪晚期,城市文明进一步世俗化,致使社会对音乐家的需求激增。铜管乐器最初就是在战争或狩猎时发信号用的号角,几经改进之后已经能够在舞会上嘹亮地吹奏了。吉他最初就是把马的鬃毛作为弦绑在弓上做出来的。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时候,这种六弦琴(最古老的弦乐器,古代埃及和亚述就已经有了)已经发展成现代的四弦小提琴。18世纪的斯特拉底瓦留斯等著名的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家进一步完善了它的制作工艺,使它的音色几近完美。
最后轮到钢琴出场了。钢琴是最普及的一种乐器,甚至被人们带入荒原的深处或是格陵兰岛的冰山之上。最早的键盘乐器是管风琴,但是它在演奏时需要在演奏者之外再找一个人来拉动风箱(今天这种活已经被电力一手包揽)。有鉴于此,当时的音乐家希望能用一种易于操作的乐器来训练唱诗班的众多学生。到了伟大的11世纪,在诗人彼得拉克的故乡阿莱佐城,一位名叫圭多的本笃会修士发明了记谱法。还是在这个世纪,第一件同时拥有键盘和弦的乐器随着人们对音乐的热爱日渐高涨而诞生。这种乐器的叮当响声和现代的玩具钢琴颇有些相似。1288年,维也纳音乐家(那时候他们被人看成是杂耍演员、赌徒或者骗子)创建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音乐家协会。维也纳人把单弦琴加以改造,制成了现代斯坦威钢琴
的前身。这种“翼琴”
(“翼”就是键盘)很快从奥地利流传到意大利,并被威尼斯制琴家乔万尼·斯皮内特改造成小型立式钢琴,后人就把这种琴称为“斯皮内特”。最后在1709年至1720年之间,巴托罗缪·克里斯托弗里制造出一种演奏时可以任意变换响度的钢琴,用意大利语讲就是既能奏“弱音”(piano)又能奏“强音”(forte)
的乐器。这种钢琴已经与现代钢琴非常接近了。
世界上的人们第一次拥有了只要花几年工夫就能自如演奏的乐器。与其他乐器相比,它无须像竖琴、提琴般经常调音,其音色又比大号、长号、单簧管和双簧管远为清丽动听。现代留声机的推广曾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音乐而疯狂,与之相似,钢琴的发明也使音乐普及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几乎每一个出身良好的年轻人都要接受音乐教育。许多王公贵族和富商纷纷组建起属于自己的私人乐团。音乐家不再需要像行吟诗人那样四处流浪,他已经成为受到社会尊敬的艺术家。后来人们把音乐带进剧院,和戏剧表演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现代歌剧。开始的时候,欣赏歌剧几乎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可后来这种娱乐形式越来越流行,歌剧院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欧洲各大城市里。意大利歌剧和德国歌剧先后为欧洲社会带来了全新的高级视听享受。当然也有少数特别严肃的基督徒对这种现象深感忧虑,在他们看来,音乐对人具有这么大的魔力,这恐怕会影响到灵魂的健康。
18世纪中期,欧洲音乐的发展正蒸蒸日上。这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诞生了。他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莱比锡托马斯教堂里的淳朴的管风琴师。他的音乐创作涉及所有已知的体裁和乐器,无论是流行的喜剧和舞曲,还是庄严的圣歌与赞美诗,他都能写得动人心弦,通过这种方式,他为现代音乐奠定了全部基础。他于1750年溘然长逝,然后伟大的莫扎特延续了他的光荣。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具有清新可爱的特点,其轻盈的节奏与温婉的和弦让人联想起绵延不断的美丽花边。在他之后,悲剧英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向我们走来。他把雄浑高亢的现代交响音乐奉献给了全人类,自己却无缘倾听那人世间最伟大的音响。在最贫困的岁月里,一次伤风导致他听力衰退直至完全失聪。
贝多芬的时代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他对新时代充满热情,为此他专门写了一部交响曲
献给拿破仑。后来拿破仑的变节使他对自己早年的行为非常后悔。1827年贝多芬与世长辞,那时曾纵横欧洲的拿破仑已经默默死去,法国大革命也已偃旗息鼓。此时蒸汽机诞生了,它使全世界响起了在《第三交响曲》的英雄梦中无法听到的声音。
在蒸汽、钢铁、煤矿和工厂组成的工业社会里,难有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等艺术的立足之地。像中世纪的教会与王公,或者17、18世纪的富商那样的艺术保护人已经在世界上销声匿迹了。工业社会的新宠只顾赚钱,毫无教养,对蚀刻画、奏鸣曲或象牙工艺品之类的东西提不起一点精神,更不用说去关心保护这些东西的创造者了——这些人对新社会百无一用。习惯了机器的隆隆轰鸣声的技工已经完全丧失了鉴赏力,无从辨别他们的农民祖先所发明的长笛或提琴的优美旋律了。工业时代艺术的地位就好像是社会的领养儿子,被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彻底抛弃。从历史中保留下来的绘画作品如今只能寂寞地待在清冷的博物馆里。而音乐则变成了少数大师的个人表演,它离开了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被这些号称大师的人带进了门槛森严的音乐厅。
现在,艺术正在缓慢地恢复它在人类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伦勃朗、贝多芬和罗丹
才是人类精神的真正先知与领袖,世界如果失去了艺术就会像幼儿园失去了欢笑一样可怕。
第六十二章 殖民扩张与战争
我本来想在这一章里面向你介绍一下我写这本书的五十年前世界政治的大致面貌,但写到后来却发现成了我自己的解释和道歉。
如果在写以前就知道描述世界历史会有这么多困难的话,我就肯定不会展开这一工作了。当然如果一个作风踏实的人能够坚持在图书馆的发霉书堆里努力工作五六年,那么要编出一本厚厚的历史书并不成问题,他只需把每个世纪的每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一一罗列出来即可。然而我写作这本书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如果依照出版商的愿望,我就应该把这本历史书写得极富节奏感,换言之,我的书不应该冗长拖沓,而应该是一个节奏轻快的历史故事串接。现在眼看这本书就要写完,我却在这时发现有些章节被我写得龙腾虎跃,而另有一些章节却像是在过去年月的荒漠里缓慢前行,我有时会驻足停留,有时还会沉迷于其中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爵士音乐。我并不想如此,因此非常希望能够推倒重写,但是被出版商阻止了。
那么只好另外想办法了。我为了消除这些问题而把打印稿送到几位好朋友那里,请求他们在阅读之后提点建议。但这么做还是没有带给我什么希望。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特别倾向。他们都反复问我为什么没有提及某个他们所热爱的国家、所崇拜的政治家甚或是所怜悯的罪犯。他们当中有几个对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无比崇敬,认为我应该对他们多加赞誉之词。我的解释是我要努力给拿破仑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拿破仑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其实远远低于乔治·华盛顿、古斯塔夫·瓦萨、奥古斯都、汉谟拉比、林肯等二十多个人物,但出于对篇幅的考虑我只能对这些人略作提及。
“我认为你现在写得还是不错的,”另一位朋友批评我说,“但是你把清教徒搁哪儿去了?美国在不久前刚举行了清教徒登陆美洲三百周年的庆典,你不认为应该再给他们多点笔墨吗?”我回答他说,如果我在写美国历史,那么前十二章里有一半都会写到清教徒。但问题是这是一部人类史。而普利茅斯岩石上发生的这件事情
恐怕要到几个世纪之后才能显示出它的世界意义来。不仅如此,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初是由十三个州共同组建起来的,并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州。美国历史前二十年里出现的伟大领袖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涅维斯岛,却没有一个来自马萨诸塞。所以我只用了短短的篇幅来讲清教徒的故事。
然后史前史专家站出来了。他们对我为什么没有写到克罗马努人
表示了疑惑,要知道,这些人早在一万年之前的霸王龙时代就已经发展出相当的文明成果了。
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做的并不是人类学家的工作,不会对原始初民的文明成果作过高的评价。18世纪时卢梭和一批哲学家为世人造设了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完美形象,以为这群鸿蒙初开时期的人类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人间乐土之中。后来一批现代科学家把他们的祖辈所仰慕的“高贵的野蛮人”搁置一旁,又对法兰西山谷里的“辉煌的野蛮人”顶礼膜拜起来。他们声称,这些“辉煌的野蛮人”在三万五千年前就已经脱颖而出,不再像那些眉骨凹陷的尼安德特人
以及其他日耳曼邻族那样还处在野蛮状态中。这些科学家对克罗马努人画的大象和制作的雕塑极尽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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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不是说科学家的研究有错误,我只觉得我们对那段时期的了解还非常不够,无法比较精确地为大家描绘欧洲早期社会的完整面貌。因此,为了避免对不熟悉的材料添油加醋随口编造,我还是决定略过它不谈。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批评我在叙述中不够公正。他们问我为什么对爱尔兰、保加利亚、泰国闭口不谈,却对荷兰、冰岛、瑞士这些国家多费笔墨。我的回答是,我并不是出于主观偏好才对某些国家多费笔墨。它们在我的叙述语境中自然而然涌现出来而无法被去除。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写作立场,我将在以工作几点自我说明。
我在写作中始终秉承一条原则:“这个国家或人物有没有创造出一种足以推动文明发展的新的思想观念,或者作出了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举动。”这种选择要求如数学计算一般客观冷静,而不掺杂任何个人的主观倾向。
举些例子。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
的人生有如戏剧一般曲折,但我们在叙述中完全可以忽略他的存在。与之同理,荷兰共和 56fd." >国的历史因为它在北海边的防海大坝而显得意义重大,而跟德·勒伊特
的水兵在泰晤士河中钓鱼的逸事扯不上什么关系。那个地方的国家曾经友好地为许多奇怪人士提供过避难场所,那是些持不同政见或者不同信仰观念的人。
虽然雅典和佛罗伦萨在它们的全盛时期也只拥有堪萨斯城十分之一的人口,但是这两个同处地中海盆地的小城邦都极大地改变了文明的进程,而位于密苏里河畔的大都市堪萨斯城却显然没有这样的历史地位(我这么说对怀恩多特县
的善良人们感到很抱歉)。
既然主动的选择已经无可避免,那我索性再作一些更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在看病之前通常先要对主治医生作一番了解,弄清楚他是外科大夫、门诊专家、顺势疗法者还是信仰疗法者,以确保他的诊疗方法确实适合于我们的病况。对历史学家的选择也必须得像选医生一样慎之又慎。经常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请试想,一个在苏格兰农村里出生、在教条严明的长老会教派家庭里长大的作者,和一个小时候听惯了罗伯特·英格索尔
关于世界上不存在鬼怪的著名演说的邻居,两者在人生观、世界观上面肯定具有巨大的差异。长大以后他们很少再去教堂或者演说大厅,也会把小时候的所见所闻逐渐淡忘。但是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模糊观念会以一种潜在的方式长期存留在他们的意识中,当他们写东西、交谈或者办事情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
我已经在前言中向你说明,作为一个历史向导我也是会出现差错的。如今这本书快要写完,我还是要向你强调这一点。我的生长环境可以名之为老派自由主义,这种环境是由达尔文和19世纪的其他科学家共同造就的。我在我叔叔的身边长大,而他是16世纪法国散文家蒙田的忠实读者和作品收藏者。我在鹿特丹出生,稍大一点后在古达市读书,这使我对伊托斯漠有着比较多的了解。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这位伟人对宽容的积极提倡逐渐改变和征服了原本不甚宽容的我。有段时间我对阿纳托利·法朗士
着了迷。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我读到了萨克雷
的《亨利·艾斯蒙》,并对英语文学有了最初的体验。这本小说在我的思想中打下了显著的印记,是其他英语作品所无可比拟的。
..
如果我的出生地是在美国,也许我会特别钟情于小时候常听到的赞美诗。但其实我对音乐的初次体验发生在童年时期的某个下午。那一次我跟母亲去听人演奏巴赫的一些赋格曲。我被这位新教音乐家的精确与完美所深深折服,以至于以后每次在祈祷会上
99lib?听到赞美诗时都会感到难以忍受。
而我如果生在意大利,从幼年起就开始享受亚诺河谷地的和煦阳光,我也许会对那些色彩鲜艳明丽的画作颇多喜爱。但事实上我对这样的绘画毫无感觉,因为我的童年印象完全被故国的阴霾气候所占据。在那块土地上,遇到雨后初晴的日子,泥泞不堪的地面会被一种不寻常的刺人阳光有些近于残酷地照耀,一切都被置于极端强烈的明暗对比中。
我特地把我的一些现实情况讲给你听,好让你对我的意识取向有所了解。这么做也许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本书。
以上我说了一小段我认为非常必要的题外话,现在我们再来看我写这本书五十年以前的那段历史。这段时间里当然有很多事情发生,但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好像并不多。多数强国已经从单纯的政治机构转变为大型商业集团。它们积极投身于修筑铁路、开辟航线、拉电报线等活动,使所属各地都能被联通成为一体。它们大肆扩张殖民地,每一块大陆都不放过。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有大量的土地已经归属于某个强国。法国是阿尔及尔、马达加斯加、安南
及东京
的宗主国。德国人瓜分了非洲的西南部和东部地区,进驻了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新几内亚以及太平洋诸岛,还利用传教士被杀的借口霸占了中国黄海岸边的胶州湾。意大利人侵犯了阿比尼两亚
,但尼格斯
的战士们予以迎头痛击,只好转而抢占了土耳其人在北非的领地黎波里。俄罗斯的势力扩张到整个西伯利亚,并强占中国旅顺。日本通过1895年的甲午战争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岛,1905年又侵入朝鲜。1883年,全世界最具野心的殖民大帝国英国成为埃及的“保护国”。埃及从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就一直被外国侵略者所垂涎,后来在英国的“保护”下通过出卖古文明遗迹而获利颇丰。夺取埃及之后,英国又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把殖民战争打到了全世界。1902年,它通过三年的长期战争征服了布尔人
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与此同时,它还指使西西尔·罗德筹建一个巨大的非洲联邦。这个联邦国家的势力范围包括从好望角到尼罗河的广阔土地上所有还没被欧洲侵略者染指的岛屿和地区。
1885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利用探险家亨利·斯坦利的探险成果建立了刚果自由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以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大帝国。由于国王的统治极其腐败,它在1908年被比利时据为自己的殖民地,国王被赶下台。这位国王在位时对权力的使用毫无顾忌,甚至为了获取象牙和天然橡胶而放弃子民的生命。
美国的本土已经十分广阔,因此美国人在领土扩张方面显得并不积极。然而看到西班牙人极其混乱地统治着它在西半球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华盛顿方面决定插手那里的事务。双方很快展开战争,又很快波澜不惊地结束了战斗,西班牙人战败退走,美国把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群岛据为自己的殖民地。
世界格局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当然有它自己的理由。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各种工厂的数量急剧增长,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同时随着欧洲各大工厂工人数量的增多,食品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几乎所有的地方利益集团都希望得到更为广阔的市场,交通更便利的煤矿、铁矿、橡胶种植园和油田,以及更多更好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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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西部
有人开始筹建维多利亚湖上的汽船航线和中国山东的铁路线。他们对欧洲大陆纯粹的政治事件毫无兴趣,尽管他们清楚地看到欧洲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对此漠不关心。这种冷漠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了痛苦与仇恨。在欧洲的东南地区,数百年来骚乱与流血冲突不断。19世纪70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以及罗马尼亚的人民再次打响了自由保卫战,结果却被得到西欧国家支持的土耳其人残酷镇压。
1876年,在保加利亚上演了一场残忍的大屠杀。俄罗斯人对此大为震惊,并派兵前往干预,其情形就如美国麦金莱总统派兵前往干预威利将军在哈瓦那的屠杀一般。1877年4月俄罗斯军队在跨过多瑙河与什帕卡山后一举攻克普列文
。随后俄罗斯人又挥军南下,直逼君士坦丁堡城门。混乱中土耳其向英国发出了求救信。英国大众对政府支持土耳其苏丹大为不满,但是俄罗斯人粗暴对待犹太人的行为引起了英国首相迪士雷利的愤恨,他不顾民意大举出兵,于1878年逼俄罗斯人签下了《圣斯特法诺和约》。为了进一步解决遗留的巴尔干问题,柏林会议在同年6、7月召开。
迪士雷利一手操控着柏林会议。这个老家伙极为精干,连铁血宰相俾斯麦都要让他三分。他油头粉面、态度倨傲,恭维别人的本事倒很不小。他在柏林会议上竭力为土耳其的利益辩护。黑山、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被允许独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滕堡的亚历山大亲王获得了对保加利亚的统治权。但是这些国家都没能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因为英国对土耳其苏丹给予了特别照顾。在英国人看来,土耳其是对野心勃勃的俄罗斯的最好牵制。
然而在柏林会议上,原本属于土耳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划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奥地利把这两处长期得不到重视的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这两块土地上居住着许多不安分的塞尔维亚人。很久以前这里属于斯蒂芬·杜山的大塞尔维亚帝国。14世纪初期,杜山把土耳其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而帝国首都斯科普里
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百五十年前就已成为文明的中心。塞尔维亚人对自己昔日的强大与辉煌念念不忘,他们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坚持认为这里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领土。
1914年6月28日,一名塞尔维亚大学生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的斐迪南亲王。
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它并不是这场世界性灾难的唯一导火线。狂热的塞尔维亚学生并不是罪魁祸首,责任也不全在受害的奥地利一方,最早点燃战争导火线的恐怕是柏林会议。欧洲人在物质财富的诱惑下已经变得利欲熏心,哪里还看得到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明的梦想?
第六十三章 新世界
为了建立更为美好的新世界而展开斗争。
德·孔多塞侯爵是那些引爆法国大革命的热血青年中最为高尚的一位,他终其一生都在为穷苦老百姓谋幸福。他曾协助达朗贝尔、狄德罗编纂了《百科全书》,并在大革命早期担任着国民公会的温和派领袖。
后来激进派利用国王和保皇派图谋叛国的机会成功攫取了国家政权,并对自己的政治敌手展开屠杀。孔多塞侯爵虽然宽容仁爱,但革命理想极为坚定,这使他被当权的激进派宣布为非法分子。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国家的罪犯,任何一个爱国者都可以杀死他。他的许多朋友极力想要救助他,甘愿冒着风险为他提供躲避追杀的避难场所,但都被孔多塞一一谢绝了。他离开巴黎向自己的家乡逃跑。在荒山野地中奔逃了三天三夜之后,他满身血痕地走进一家路边酒店求取食物。众乡民满腹狐疑地对他搜身,结果从他口袋里搜出一本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诗集。高贵的诗集代表他必有着高贵的出身,他出现在这样的马路上肯定极不寻常。这些乡民就把孔多塞捆住身子,塞住嘴巴,关进了乡村监狱。第二天早晨追捕孔多塞的警察赶到当地,要把他带回巴黎绞死,这才发现孔多塞已经死在了乡村监狱里。
孔多塞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奉献了他的一切,却未得善终。他是有理由对人类感到绝望的,然而事实上他没有。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箴言,现在读着还像一百三十年前那样饱满有力。我把它抄在这里,请你铭记:
“大自然把无穷的希望赐给了全人类。人类已经从愚昧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坚定不移地追求着真理、美德和幸福。这对哲人而言无疑是一幅光明的、能带来安慰和希望的美丽图景。尽管这个世界上还萦绕着种种错误、罪行和不公。”
世界大战使全人类经历了一场灾变,比较之下法国大革命只是一起小冲突。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甚至把无数人民最后的希望都给泯灭了。劳动人民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他们苦 82e6." >苦祈求和平之时,回报给他们的却是连续四年的战火与屠杀。他们心生疑问:“我们这样做值得吗?我们千辛万苦努力劳作,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野蛮人无止境的贪欲吗?”
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值得”!
世界大战尽管灾难深重,但并不是世界末日。相反,它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如果要写一部古代希腊、罗马或中世纪历史,其实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那个舞台的一切细节早已被人们所忘却,它的演员也都不在了,我们只需把客观材料加以描述和评论即可。舞台的观众早已四散而去,任何评论都不会伤害到他们。
可是对当代事件的评述却是困难的。许多难题既让我们的同代人百思不解,也让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它带给我们的伤害或喜悦都太过强烈,以至于我们很难做到公正。而对历史写作而言,公正是必须的,除非你是在作某种意识形态宣传。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我完全同意可怜的孔多塞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我已经在前面的叙述中反复向你强调,必须警惕确定的历史时期给我们带来的误解。这种历史分期法把人类历史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现代。要注意的是,最后一个阶段的这种提法会冒一些风险。“现代”这个提法的潜台词是,公元20世纪的人们所取得的成就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五十年前的英国自由派首领格拉斯通认为,代议制民主政府在通过了第二次改革法案之后已经走向了完善,所有工人因此而和他们的雇主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迪士雷利及其保守派幕僚评价他们是“在黑暗中瞎搞”,自由派则回应他们说:“不是!”他们信心百倍地认为,各阶级会在团结协作中共同推动政府良性运转。但这之后发生在他们面前的事实让那些尚未离世的自由派分子意识到了自己当年的幼稚与可笑。
历史的答案从来就没有绝对的。
每一代人都得凭借自己的力量从头开始努力,不然就会重蹈史前许多动物因为没有及时改变自己而惨遭灭绝的覆辙。
这一伟大的真理将会扩大你的历史视域。然后请继续往前走,设想你正处于公元10000年你的后代子孙的位置上。他们也正在搞历史研究,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四千年的简短记载?恐怕拿破仑会被当作与亚述征服者提格拉·帕拉萨处在同一时代,又或者被与成吉思汗、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混淆在一起。我们的这场世界大战会被当作一次商业冲突,就像罗马同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的经济利益而展开一百二十八年的商业战争一样。19世纪的巴尔干冲突(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以及黑山的独立战争)会被当成大迁徙的继续。兰斯大教堂
战后废墟的照片在他们看来就如我们看见的雅典卫城废墟的照片一样。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会被当作幼稚的迷信,因为我们直到1692年仍然执迷于烧死女巫。我们对现在的医院、实验室、手术室感到极为自豪,但在他们眼中只是江湖
.99lib?郎中手工作坊的变形而已。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即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人事实上一点都不“现代”,相反,我们还处在原始人的最后发展阶段。不久之前,我们勉强为新时代筑起了地基。人类要真正变成文明人,还必须勇于怀疑,用知识与宽容作为人类社会的建构基础。世界大战是这个新世界的“成长之痛”。
在不久后的将来,会有很多历史书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者会写书严厉谴责资产阶级,说他们为了争夺剩余价值而发动了侵略战争。资产阶级急忙起来反诘,说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心爱的孩子,并且各国银行家其实都在竭力阻止战争的爆发。法国历史学家会谴责德国的战争罪孽,攻击从查理曼大帝时期到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统治时期的历代德国政府都是罪恶滔天。德国历史学家也会奋起反击,斥责从查理曼大帝时代一直到普恩加来总统
执政时期的法国政府的滔天罪行。然后他们都大声宣布导致战争的责任与己无关。死了的和活着的各国政治家都会跑到打字机前解释他们是如何尽量避免战争,而罪恶的敌人又是如何逼迫他们参与进来的。
对于这些苍白的辩解,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不屑一顾,他会透过>藏书网现象看清本质。他深知个人的野心或贪欲与战争爆发的原因其实并无密切联系。这一切灾难最原初的原因事实上是科学家的行为所致。科学家终日致力于创造一个由钢铁、化学与电力构成的新世界,却不曾记得人类的思想进展其实比寓言中的乌龟行路要缓慢得多,不曾记得人类整体的发展永远都要比少数英勇的文明先驱者落后数百年。
祖鲁人
即使穿上西服也仍旧是祖鲁人;同样的道理,一个保持着16世纪商业思维的商人即使开起了劳斯莱斯,也还仍然是16世纪的商人。
如果你还没有彻底理解,那只好请你把以上内容再重新读一遍。当你把它记在心中之后,你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顿悟,看清1914年至今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或者我再举个更普遍的例子来说明。在电影院里,会有许多有趣的解说词被映射在屏幕上
。你下次再去电影院时请仔细观察一下观众。他们中间有的人只需一秒钟就领会了电影的意思,有的人稍微慢一点,还有的人可能需要二十到三十秒之后才能领会。最后,还有许多可能是不学无术的人,要在别人读下一段字幕时才勉强理解上一段字幕的意思。人类历史的情况其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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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我曾经在前面说起过,即使罗马的末代皇帝已经死了,罗马帝国的观念仍然在欧洲人心里延续了一千年。这种观念导致后世建立了大量准罗马帝国。它导致罗马主教当上了教会领袖,因为罗马就是权力中心。它导致善良的蛮族人大开杀戒,因为罗马是富贵的象征。无论教皇、皇帝或者普通士兵,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罗马的传统观念始终萦绕在他们的生活里,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鲜明活泼地传递着。他们为了这一观念而殊死斗争,而今天恐怕再没有人会这么干了。
我还曾说起过,宗教改革一个世纪之后爆发了宗教战争。把三十年战争那一章内容和涉及发明创造的章节作一比照,你就会发现那场大屠杀正发生在第一台笨重的蒸汽机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冒烟的时候。可是这台奇怪的机器并未引起世人的好奇心,大家依然沉浸在神学讨论当中。这种讨论要是出现在今天,将只会引起哈欠而不是愤怒。
事实就是如此。一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在描述19世纪的欧洲时恐怕也会这么分析。他会发现,当所有人都在为民族战争而奔忙的时候,居然还有一些人埋头于实验室工作而不关心政治。他们专心致志地寻找和追问大自然的秘密,哪怕只是诸多秘
..密中的极少数。
你会慢慢理解我所说的意思。工程师、科学家和化学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使大型机器、电报、飞行器和煤焦油产品遍布欧洲、美洲及亚洲。他们真的创造出了一个让时空差距可以忽略的新世界。他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又迫使它们的价格降到最低。这个话题我曾经讲到过,出于其重要性我再强调一遍。
工厂主要让这么多的工厂正常开工,就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煤,特别是煤。但同时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古老的16、17世纪,把国家看作是某种权力机构。这个中世纪机构虽然面临着机械化、工业化等现代问题,却仍然恪守着几个世纪前制定的处事原则。许多国家组建起陆军和海军,用来开辟海外殖民地以夺取原材料。只要那块土地还不曾有归属,那里就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变成英国、法国、德国或俄国的最新殖民地。出现反抗的时候就用武力剿灭。但他们几乎没遭到什么反抗。对于原住民而言,只要钻石矿、煤矿、油田、金矿或橡胶园的开发权还在自己手中,他们就只管自己安安静静地生活,更何况还能从殖民者手中赚几个钱。
有时两个寻找原材料的国家会碰巧看中同一块土地,这时通常就爆发了战争。十五年前俄罗斯与日本展开战争的起因就是同时看中了某块中国的土地。但这毕竟属于例外,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打仗。事实上,20世纪初的人认为调用大量陆军、军舰、潜水艇展开激烈战争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武力是古代人争夺君权才用的手段。他们的报纸上登出了越来越多的发明通告,或者是英国、美国、德国的科学家们合作推动医学或天文学发展的振奋消息。他们生活的时代已被商业、贸易和工业层层包围。然而很少有人看到,国家(理想趋同的人所组成的集团)制度相对于时代已经落后了几百年了。先知先觉的人试图提醒大多数人,可这些不明就里的人还是把全副心思花在自己的事务上。
我已经打了很多比方,但请你谅解,我还想再打一个比方。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威尼斯人以及17世纪投机商人的“国家之舟”(这个古老的比喻非常贴切、形象)木质良好、船体结实,船长对船员和船性也都相当地了解,并且知道流传已久的航海技术其实非常不完善。
但现在到了钢铁与机器的新时代,古老的“国家之舟”开始不断发生变化。它的个头越来越大,风帆被蒸汽机取代,客舱被装潢一新,但大多数人只能待在锅炉舱里。虽然现在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也常常加薪,但人们还是不喜欢,就好像以前他们不喜欢那些危险的工作一样。最后古老的木船不经意间已经变成了现代远洋客轮。但现在的问题是船长和他的助手们都没有改变,还是
..依据延续了千百年的古老办法来任命或选举职务,还是沿用着15世纪的古老航海技术。船舱里面挂的航海地图和号旗也还是属于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简言之,他们已经难以胜任了,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过错。
国际政治这片海域其实并不很辽阔,现在这么多帝国与殖民地的大小船只都挤在里面你追我赶,难免会发生碰撞的事故。结果事故果然发生了。当你不畏风险进入那片海域时,你将清楚地看到那些沉船的残骸。
我这个小故事的寓意其实并不复杂。今天我们迫切需要一位与时俱进的领袖人物,他深谋远虑,对我们刚上路的事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熟谙现代航海技术。
他需要在长期的学习中努力积累知识,需要克服万千险阻,才可能最终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当他登上指挥塔时,船员们或许会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发动叛乱,甚至将他杀死。但是终归有一天,会出现这位率领船员将轮船安全驶入海港的人物,他就是新时代的英雄。
第六十四章 永恒的真理
“对生活问题的深入思索使我坚信,讽喻和怜悯是我们最好的陪审团与法官,就如同作为古代埃及人死后评判者的女神伊西斯和内弗提斯一样。
“讽喻和怜悯是人类生活的 6700." >最佳助手,讽喻带来的微笑能使生活充满欢乐,怜悯带来的泪水能使生活清净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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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仰慕的讽喻将远离残忍之神。她对爱
99lib?与美从来不作讽刺。她温婉慈善,她的微笑使我们平心静气。她教我们对无赖与佞人极尽讥讽,假如不曾有她,我们或许会变得软弱,只好向他们投以蔑视和仇恨。”
临了,我就引用一位伟大法国人的这段智慧话语,作为>.99lib.赠言奉送给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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