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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轭》
序章
忠烈陵给华荧山带来的近半个世纪的肃穆庄严，已被无情的岁月挤进了野草丛中。现在的墓区一派荒芜，巨大的水泥坟头上呈现着龟板似的裂纹，野草四处疯长，遮严了整个地面。把目光放平往四下看，你会发现，连墓前支撑着八角亭的朽木柱上也生着野草盘着枯败的野藤。这时，你会想起关于世界荒诞的许多说法。若是有人告诉你这会儿你头上生的不是头发而是草，你没准也会相信呢。
趁着头上还没生出草，你赶快从八角亭下逃出来吧！你要找寻的不是那块墓碑么？哦，现在你站在墓碑前了。墓碑很高，基座不算，碑身就有两米。以前不叫碑，老人们都说它是塔，我家老爷子也说它叫塔——忠烈塔。是不是以前有过一个塔呢？我不知道。反正石碑很高，你说它是塔也成，就那么回事吧。石碑破了一个角，两道裂缝隐隐可见，正面用什么玩意砸出了几个大坑，几个坑就是几个字，是啥字记不起了。石碑后面原来也刻满了小字，现在自然也全没了，被凿子一个个凿掉了。对，你说的没错，凿它的是我家老爷子，是我眼见他凿掉的。你知道的，我家老爷子干啥都认真，凿这些字很认真，死也死得很认真。
我一般不愿谈老爷子，好多人找我我都不谈。你们研究历史关我啥事？还啥传统教育呢，扯淡吧！现在都忙着挣钱，谁需要传统？我料定那帮家伙大都没安好心，想拿老爷子做文章，损他骂他，再从刊物、出版社那儿弄点稿费花。哎，你说我为啥要理他们？他们弄到的稿费又不分给我９９ｌｉｂ?花！倒是你说的还不错，我家老爷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咱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这老爷子在历史上的确是失过足、落过水，可也并不是啥坏人啊，他只是不该去革命嘛，是吧？
我就是在这里，喏，在这个八角亭下的台阶上，在这块墓碑旁，真正认识老爷子的。老爷子被派到这凿墓碑，我每天中午给他送饭，伴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那阵子，山下那座油库还没有向山上扩展，顺着油库的北墙根有一条小路通到陵前，站在这儿就能看到东边的大海。5月的太阳挺热乎，映照着满山的野草灌木，也映照着老爷子锈铁板似的面孔和我惶惑的脸膛。那年，我十七岁，被满世界的革命臭屁熏得像根蔫瓜。我不知道老爷子和这忠烈陵有啥关系，人家造反派为啥非要叫他到这来凿碑文？只隐隐约约知道老爷子这一生挺不平凡的，和咱中国，和贵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有那么点联系。市里一个很有资格的老同志私下说过，我家老爷子若不是失足落水，早他妈到北京当大官了。老爷子当年的一个战友就是大干部，老爷子在“文革”中挨批挨揍时，他老先生还在北京享清福哩！
后来，有一天，是5月的一个中午，老爷子弯驼着受伤的脊背，倚靠在墓碑的基座上，木然地和我说起了过去。当时我可没想到他会向我讲他的历史，讲这忠烈陵。对这些他原是绝口不谈的，仿佛是个伤疤，不准家里任何人触碰。那天，末日的阴影已罩在老爷子灰黑干瘪的老脸上了，可老爷子浑浊的眼瞳中分明跳动着火星儿似的光，那光越过他曲起的膝头抛到了我脸上，燎烤得我面颊发烫。
老爷子说，他那年也十七岁，比我强多了。他已经在日本人开的东方机车厂干了四年钳工，参加了贵党，还当上了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领着十八家日英工厂的几万工人闹罢工哩，硬闹腾得一段历史沸沸扬扬，惊天动地。
老爷子拍着瘦胸脯子说：“……那时候你小狗日的随便在清浦大街上拉过一个人问问，哪个不知道总同盟罢工委员会？不知道八人执委会里的郑少白？！”
你是研究历史的，清浦这段历史，你知道，那场总同盟罢工结局其实并不美妙，有沸沸扬扬，就有凄凄惨惨。老爷子在昔日的好时光中膨胀了一阵子，又扁又大的塌鼻孔中流出了水一样的清鼻涕。老爷子胡乱抹了一把，把沾满鼻涕的鸡爪似的手在草地上蹭着，似乎有点不太情愿地给我讲起了后来——
后来，他生命的道路上.９９liｂ.出现了一个逃亡的早晨。那个早晨是他一生磨难的真正开始。
追忆那个遥远早晨的时候，老爷子是这样开头的——
“……那是民国14年10月，按现在的说法，就是1925年的10月，清浦总同盟罢工失败了。10月17日那天，天上下着牛毛细雨，整座清浦城水雾濛濛的。我别了把自卫防身的大改锥，用顶绸礼帽遮着脸，到威廉大街125号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去开会。这是最后一次执委会会议，开完后就要集体撤退。我他妈的紧张极了，就像着了魔似的，老觉着身后有脚步声。这脚步声也怪，你走，他狗日的就跟在你身后响。你停下，哎，狗日的响声就听不藏书网真切了。我知道清浦城里不少人认识我，我换了装，还是怕有人认出我。我老回头，老回头……”
第一章
没想到会这么快出事。跟踪盯梢的那个密探被郑少白干掉了，他的身份证件和短枪都被缴获了，按说威廉大街125号在1925年10月16日的那个早晨不该暴露，至少郜明认为不该暴露。知道125号的除了到会的八个执委外，没有别人，而八个执委撤走了五个，余下的三个全在125号客厅里，怎么会暴露呢？
然而，事实上威廉大街125号在那个早晨是暴露了。赵督办的侦缉队有计划、有目的地扑来了，“咔咔”作响的脚步声踏破了那个早晨的静寂，给那个不平凡的日子抹上了一缕艳红的血光，也给郜明留下了一个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
郜明记得，那时天还没大亮，客厅里的吊灯壁灯还开着，他和安忠良、贺恭诚的潜意识依然沉浸在那个刚刚逝去的漫漫长夜中。他坐在壁灯下的长沙发上——那是桑叶和凌凤两个女同志坐过的，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她们的体温。贺恭诚在对面抽烟，烟雾一阵阵往他面前扑。透过烟雾，能看到安忠良忧郁的面孔。安忠良坐在桌案前的椅子上，两手把玩着郑少白缴获的短枪，眼睛却盯着他。当时，清浦面临的局面很严峻，执委会撤退后，总商会将出面和赵督办及英日领事馆交涉，以忍痛复工复市为代价，换取被捕工人代表的获释，避免进一步流血。然而，对这一交涉能否成功，郜明并没有多少把握，尤其对总商会的交涉能力，郜明十分怀疑。
出于这一担心，郜明提醒安忠良道：“忠良兄，我走，你留，你责任就重大了！你得想想：总商会姓钱的那帮人靠得住么？他们出面交涉真有成功的可能么？如果交涉不成功，如果我们工友们在忍痛复工之后，被抓的工人代表仍然不能获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疯狂报复，你我又将如何向清浦工界交代呢？”
安忠良把手中的枪放到桌上，叹了口气：“这的确是个难题啊！”
郜明问贺恭诚要了支烟，点上了，一边抽着，一边说：“所以，我想，我还是留下来比较好！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更加险恶，更加复杂的局面……”
安忠良一怔，很严肃地问：“怎么，你老弟还真不打算走了？”
郜明点了点头：“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时候离开清浦。”
安忠良颇为苦恼：“你看你，又来了！不行啊，老弟！你和我不一样，你在这场工潮中可是出尽了风头，被赵督办抓住要掉脑袋的！你自己也知道，就是总商会那帮人对你老弟也没有好感啊！”
郜明当然知道总商会那伙人对他的态度，但他依靠的并不是总商会的那伙人，而是铁路工会、海员工会的工友们。这些工友们是值得信赖的，他正是为了他们，才必须留下来。坦率地说，对清浦安忠良和国民党党部提出的忍痛复工的妥协９９lib.方案，他是持有异议的。郜明认为，这一方案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不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为此，他曾专门请示过省委，省委却要求他们服从国民党，和国民党人保持一致，他才在最终议决那个妥协方案时保持了沉默。
那时——在1925年10月17日的那个早晨，郜明就想：安忠良执意要他撤走，恐怕不仅仅是为他的个人安全着想，大概也有为妥协方案的实施排除障碍的意味。商界一直是安忠良负责发动的，安忠良和总商会那帮人的联系一直十分密切。有一阵子，安忠良几乎天天都要到玛丽路总商会会长钱甫人家里去。钱甫人很滑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英国领事馆华仆罢工以后，钱甫人先是暗中接济，后来干脆硬压着华仆复工，安忠良都是知道的，而且，明里暗里都给予了支持。现在，形势急转直下，让温和的总商会代表工界和反动军阀、日英帝国主义交涉，工界的利益、劳工的利益不受伤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话却也不好明说，郜明只道：“忠良兄，我得对参加罢工的劳工弟兄负责啊！我也不是信不过总商会，只是想，作为我们，应该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也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如果总商会交涉不成功，我们只有把罢工坚持下去！”
安忠良不同意，自顾自地说：“可我要对你和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嘛！我不能眼看着赵督办的屠刀砍下你老弟的脑袋！莽撞硬拼不策略嘛！”
一直默不做声的贺恭诚也道：“郜先生，安先生是为你好，现在这情势，清浦的确是不保险哩！”
郜明拍了拍贺恭诚的肩头，又对安忠良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着想，可这问题我早想过了，方才在会上我也说过的：工界我毕竟很熟悉嘛！清浦这么多工友，这么多工厂，哪里猫不下一个我啊？！”
安忠良苦涩地一笑：“老弟，今非昔比喽，轰轰烈烈好的日子过去了，眼下靠得住的地方，靠得住的人可不多哟！”叹了口气，安忠良又说，“你一定不要太乐观，这种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件事我原来并不想告诉你，现在想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你知道开会前被郑少白杀死的那个盯梢者是谁么？”
郜明摇了摇头：“不知道。谁呀？”
安忠良一声叹息：“他是我妻弟啊！”
郜明的眼一下子睁圆了：“什么，你妻弟？哎，你……你怎么不早说？”
安忠良道：“早说干啥？让郑少白知道有啥好处啊？郑少白会觉着不安，会觉着欠了我什么。其实少白根本不欠我的，出卖我们同胞向东洋鬼子讨赏的人难道不该死么？”
郜明那一瞬间真感动，不论安忠良在领导总同盟罢工时表现如何，不论安忠良的妥协方案如何没有道理，可安忠良在这件事上却是无可指责的。于是，一把攥住安忠良的手说：“忠良兄，你可真能沉得住气，你今天若是不说，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
安忠良道：“其实，还是不说的好，这本来就是件很丢人的事！看了那证件上的照片，我挺难过的。我万万没想到，我自己的亲朋中会有这种无耻小人！”
郜明安慰道：“也不必难过，各人的道路是各人自己选择的么，你有什么办法？！不过，情况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谨慎些好！忠良兄，我看你也要离开这里躲一躲。”
安忠良道：“是的，我是准备暂时到别处避一避，你呢，也别再坚持了，必须离开清浦！唔，现在是六点五十分，你马上到日航码头还来得及。”
郜明下意识地看了看客厅墙上的大挂钟，挂钟的时针果然逼近“7”字了，这就是说，“大和丸”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船了。
走还是不走？省委一再要求清浦特支的共产党员要服从国民党，他听从安忠良的意见，撤往旅顺口，任何人也说不出他的不是。可服从会造成什么结果？他对得起那些支持他，信任他的劳工弟兄吗？而如果不走，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这严峻的局面呢？！
郜明迟疑的当儿，安忠良又说话了：“郜明兄，你若不想去旅顺，就到广州跑一趟吧，代表清浦工商学各界把总同盟罢工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一翔实报告。你若不去，过些时日我也要跑一趟的。”
广州他更不能去。如果非走不可，他宁可选择旅顺，一俟时局变化，他还可及时赶回清浦，以助安忠良和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臂之力。
郜明刚要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讲出来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正对着威廉大街门楼的客厅正门突然开了，守在大门口望风的安忠良年轻的妻子唐娟冲了进来，神情紧张地道：“不好啦，四五辆兵车开过来了，怕是冲着咱们来的！”
安忠良一惊，把桌上的枪一拿，匆匆上了楼。郜明和贺恭诚也跟着上了楼。
到了楼上，安忠良小心揭开临街落地窗前的黑丝绒窗帘，他们三人几乎同时看到，几辆满载着大兵的卡车在门前戛然停下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匆忙从前面一辆车的驾驶室里跳出来，指着他们置身的125号大门吼叫着什么。车上的大兵像下饺子似的，“扑通”、“扑通”不断地往地上跳。
郜明不禁失声道：“糟了，正门出不去了！”
安忠良没做声，又跑到房间的另一头，从后窗向125号后门方向看。125号后门是刘状元巷。巷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布满了大兵，灰黄的一团正喧闹着向后门逼来。事情很明显，后门也出不去了，这一下子，谁都走不掉了。
贺恭诚焦虑不安地问：“安先生，这……这可怎么办啊？”
安忠良想了想，突然有了主意，指了指房间上方的一个小方洞：“没别的好办法了，你们两个快爬到天花板上面躲着去，我得和那帮兵大爷们见见面了！”
郜明一把握住安忠良的手，试图阻止：“忠良兄，这……这哪成啊？”
安忠良甩开郜明的手，匆匆说了句：“能保住一个算一个，哎，不论发生啥事，你们千万别出来啊！”
说罢，安忠良下楼走了，走时把短枪顺手塞给了贺恭诚，把门也反手带上了。
郜明和贺恭诚不敢怠慢，手忙脚乱地把一张大桌子移到天花板下，又在大桌子上架了张椅子。郜明叫贺恭诚快上去，贺恭诚让郜明快上去。推让了半天，还是郜明先上去了。一上去，郜明就俯在天花板上，伸出手招呼贺恭诚。贺恭诚迟疑着，不往桌子上爬。这时郜明才悟到：贺恭诚上去后，这些桌椅无法搬走，他们藏身的地方无形中就暴露了。郜明急得想往下跳，可没能把身子探出来，贺恭诚已把桌子、椅子全移走了。“郜先生，您好生猫着别动，我另找个地方吧！”
贺恭诚说着，这里瞅瞅，那里瞄瞄，最后选定了对过的壁橱，拉开了门跳了进去。
这时，楼下响起了乱七八糟的声音，间或还能听到安忠良的叫喊声。安忠良叫喊的声音机械而单调，反反复复只一句话：“我要见你们赵督办……”乱七八糟的声音瞬即响到了楼上。楼上房间的门被一阵纷乱的枪托子砸开了，一伙大兵揪着安忠良涌进了房间……
那场面真紧张，真揪心，郜明躲在天花板上毫无反抗的可能，并且随时有可能暴露，而只要一暴露，他就毫无疑问地要献身于国民革命了。
俯在天花板上度过的那个早晨，是郜明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早晨。如此荒唐地度过那个早晨，是郜明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如果事先能够想到，能够选择的话，郜明一定会选定那艘日本“大和丸”，而不会去选择满是尘土的天花板。
第二章
天花板紧贴着屋顶，中间最高的地方不过一米，根本不可能站起来走，要想行动，只有爬，还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得碰着脑袋，弄出响动。身下的栅条棚顶也不牢实，极有可能不堪负荷，使他“轰然”一声漏将下去。郜明不敢在栅条棚顶上爬，而是沿着钉成一个个大方格的粗木框的边缘爬，爬几米就歇一歇。
正对着郜明的山墙上，有个小小的钉着斜木条的通气窗。窗外布满了那个早晨的明媚阳光，也给置身的这个黑暗的所在带来了些许光明。郜明离开方洞开始爬行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那缕光明的所在，就开始向那白晃晃的地方靠。还一厢情愿地梦想着推开那扇通气窗，跳到窗外阳光爆响的早晨中去。
然而，爬到通气窗跟前，郜明才发现，窗子是固定死的，根本推不开，而且还很小，就是能敲掉栅条，他的身子也挤不过去。郜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算，又像避瘟神一样逃避着气窗带来的白光，悄悄转移到了一架支撑着屋顶的粗木梁后面，在黑暗中无可奈何地等候命运的判决。
命运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命运就呆在顶棚下面的屋子里，可能是赵督办手下的那帮兵大爷，也可能是安忠良和贺恭诚。不论是那帮兵大爷们发现了他，还是安忠良、贺恭诚供出了他，他都将被命运扼住脖子一把掐死。
心悬到了喉咙眼上，郜明本能地想窥透屋子里的一切秘密。他发现了自己身边不远处有一个走电线的小洞，忙扒着横梁，移身到了小洞边上，将脸孔贴了上去。
屋里的情形一下子映入了郜明眼帘。他看到了一个个大兵头上的帽子，看到了他们手中的枪，还看到了一个军官模样的胖子大大咧咧地坐在摇椅上，跷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摇来摇去。却没看到安忠良，也没看到贺恭诚。安忠良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贺恭诚那当儿还没暴露。也是奇怪，躲在壁橱里的贺恭诚按常理说，是该暴露的，可偏没暴露。事后再想想，郜明认为，这当中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大兵们并没想到那当儿125号还有其他人藏身。另一种可能是，大兵们忙于发财抢东西，一时没注意到那个凹进墙里不显眼的壁橱。
屋子转眼间就被大兵们糟踏得不像样子了。许多珍贵的古玩被打碎了，书架上的书被扔得到处都是。大兵们穿黑布鞋的脚不断地在书上踩着，踢踢踏踏地跑来跑去。躺在摇椅上的胖军官对自己的部下根本不加约束——非但不加约束，还给他们上劲：“搜！好好给我搜！妈拉个巴子的，值钱的都给爷们拿走！这回不是督办大人给咱们发饷，是革命党给咱们发饷，妈拉个巴子的，不拿白不拿！”
郜明没听到安忠良的言语声。安忠良大约清楚，面对抢劫，言语没有用。赵督办的兵是穿着军装的土匪，和土匪是没法讲道理的。
就在胖军官勉励大兵们好好发财的时候，有人发现了贺恭诚藏身的壁橱。贺恭诚不知是躲在壁橱里面，还是跳出壁橱开了一枪，给原本混乱的屋子造成了一阵更大的混乱，大兵们也开枪了，至少开了两三枪。
好像没死人。贺恭诚头一次使枪，理所当然使不出什么名堂。贺恭诚显然也没死，但胳膊上受了伤。郜明在天花板上眼见着贺恭诚被几个大兵扭着，推到了胖军官面前。胖军官大吼了一声什么，然后，狠狠地抽贺恭诚的耳光，边抽边骂：“妈拉个巴子的，到什么时候了，还想算计爷们？老子揍死你个狗日的！揍死你个王八蛋……”
贺恭诚嘴角流了血，血粘到胖军官的手上，又随着一个个耳光掴到了贺恭诚脸上，没一会工夫，贺恭诚满脸也都是血了。
这时，郜明听到了安忠良的声音：“住手！他不是革命党，是老百姓，是我家的门房，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他！”
胖军官冷冷一笑：“门房？门房也使枪？老子知道你们都是革命党，私藏武器，图谋不轨！你们不但煽动罢工，荒日本人、英国人的生意，还他妈的想和俺赵督办作对搞暴乱！”
“那就带我去见你们的赵督办！我说了，我要去见你们的赵督办！”
“妈拉个巴子，我们督办才不尿你呢！他忙着呢，要和日本人喝酒哩！别以为你是什么罢工委员长就了不起，妈拉个巴子的，你搁在俺督办眼里，连屌毛也算不上一根！捏死你就像捏死个蚂蚁……”
天花板下的情势十分紧张。贺恭诚已挨了揍，只怕安忠良也要挨揍。那胖军官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文气，撞在这种人手里，你只好自认倒霉。这家伙没准真敢把安忠良一枪毙了，杀人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杀鸡。现在的问题是，面对这么一帮家伙，安忠良能不能顶得住？枪口抵着安忠良脑门时，安忠良会不会把他郜明供出来？那时是1925年，不是1952年，郜明对安忠良在危难面前的表现还缺乏深刻的了解。那当儿，郜明也看不到安忠良的面孔，根本无从判定安忠良的面孔上有>几多坚定。因此，郜明心虚得很，甚至做好了束手就擒的思想准备。
安忠良的磨难果然开始了。胖军官开始讯问了——奇怪的是，胖军官不是问执委会的情况，而是问单纯的经济问题。郜明看到那胖军官挥着枪在摇椅前踱步：“妈拉个巴子，老子说毙你，马上就毙！赵督办也拦不住！妈拉个巴子，县官不如现管嘛！可俺不想毙你！你和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俺毙你干毬？你荒日本人，英国人的买卖，和赵督办捣蛋，跟俺当兵的没99ｌｉb?关系。妈拉个巴子，俺当兵的不就是跑腿么，可这腿总不能白跑，你小舅子没钱倒罢了，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有那么多钱，总得给弟兄们一点跑腿钱吧？说，把钱都掖哪去了？”
郜明知道安忠良是没钱的，有钱的是安忠良在上海办工厂的父亲。可安忠良的父亲对儿子醉心革命并无好感，老头子从没大笔给过儿子钱。另外，老头子对儿子娶个家境贫寒的女中教师为妻也十分不悦，儿子结婚后，老头子几乎没到清浦来过，害得做了革命党的儿子，总是大骂资产阶级贪婪自私，不讲人情。
安忠良照实说了，声音嘶哑：“……我没钱，如果有钱，藏在什么地方你们会翻不出来，要毙就毙吧，我……我认了！”
胖军官火了：“哟，倒他妈的硬气！妈拉个巴子的，看来不扎你两刀你小舅子是不肯放血的！来，弟兄们！给小舅子动点真格的！”
安忠良不在郜明的视线内，安忠良挨揍的情形郜明看不到，但大兵们的拳脚声，安忠良的惨叫声，郜明却听得真真切切。一声声、一阵阵直往郜明耳朵眼里钻，郜明就像自己挨了揍似的，身体禁不住颤抖起来。
过了一会儿，拳脚声和惨叫声都消失了，胖军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说不说？妈拉个巴子的，是皮肉金贵还是大洋金贵呀？你小舅子掂量掂量！你小舅子想死还没门哩！爷们偏叫你活受……”
拳脚声又响了起来，可响了没几下，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在摇椅前踱步的胖军官不知怎么突然停住了脚步，笔直站好，还喝起了口令：“立正！”
拳脚声随着口令再次消失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军官在几个随从的簇拥下走进了屋子。军官的模样郜明看不见，能看见的只是军官的长腿和悬在腰间的指挥刀。“妈个屌，怎么回事呀？”
“报……报告周旅长，我……我们在审他！审他！问……问……问他的同……同党都在哪里猫着，他小舅子就是不招！”
“哦，还他妈的有几根骨头嘛！”是那周旅长的声音。
安忠良大声抗辩道：“他们是土匪，他们问我要钱，我……我没有！”
“什么？要钱？谁问你要钱？”周旅长问。
“他们！”
周旅长转过身，打了胖军官一记耳光，厉声骂道：“妈个屌！发财也不挑个时候！误了赵督办的大事，你狗日的脑袋还要不要？！马上给我把这两个人带走！”
“是！旅长！”
“这楼里楼外都搜过了？”
“报告周旅长，搜过了，那个小舅子妈拉个巴子的藏在壁橱里向我们开枪，也被我们抓住了！”
“好吧！把人带走！”
“是！”
胖军官、周旅长和那帮大兵押着安忠良和贺恭诚，踢踢踏踏往楼下走，杂沓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天顶下的屋子陷入了一片静寂之中。
郜明这才长长舒了口气，抹去了脸上、额上的汗水，一点点往方才上来的方洞口爬，爬几步就侧耳听听——那刻儿，他还余悸未消，担心屋子里的某个角落藏着几个大兵。爬到洞口，郜明犹豫了好一阵子，把脑袋探出天顶，急速地在屋里扫视了一下。
屋里确已没有人了，通往楼梯口的房门被砸坏了，歪歪扭扭地半敞着。临街大窗上的黑丝绒窗帘被大兵们扯走了，白灿灿的阳光铺满了凌乱的地面。
郜明急切地想跳下去，以便尽快从125号脱身。可探头探脑看了半天，还是没敢。倒不是跳下去怕会摔坏自己的腿，而是怕跳下去的剧响惊动楼下的大兵。郜明揣摸，楼下的大兵不会全部撤走，赵督办既然知道威廉125号是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委会的秘密会所，就不会如此掉以轻心。
这么一想，就不敢轻举妄动了，郜明只好不太情愿地继续呆在天花板上等待时机。他认准的时机是在夜里，夜间留下的大兵警惕松懈，且有黑暗的掩护，逃出去的把握就大。
不曾想，没等到夜间，机会就来了。不知是中午还是下午，时间弄不清，反正天还没黑，安忠良的妻子唐娟上楼来收拾房间了。郜明见唐娟身边并没有大兵，便把脑袋再次从天花板的方洞中探了出来，压低嗓门喊了声：“唐……唐姐！”
唐娟不知道郜明躲在天花板上，大约情况紧急，安忠良被捕前没来得及给唐娟说。唐娟茫然地四处瞅了半天，看见了郜明的脑袋，惊慌地问：“哎，郜先生，你……你咋还没走啊？”
“没来得及！”
唐娟向门外的楼梯口看了看：“现在也……也走不掉，楼下还坐着两个家伙，都……都有枪！”
“那咋办？”
唐娟想了想：“别……别急，你……你再呆一会儿，或……或许会有办法！”
说罢，唐娟走了。
天快黑的时候，唐娟又匆匆上来了，搬了桌子、椅子，让郜明踩着下来。一下来，就塞给郜明一身干净衣服让他换了，还让他洗了脸。
唐娟说：“快走吧！从后门走。那两个当兵的被我骗出去买酒买菜了，马上就会回来。”
郜明感动地抓住唐娟的手道：“唐姐，谢谢你！你和忠良兄对我的情谊，我姓郜的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忠良兄的事，你放心，我们会全力营救的！”
说罢，郜明匆匆走了，从1925年10月17日的夜间，一头扎进了10月19日的傍晚，10月18日的那个早晨让他在天花板的黑暗中躲掉了……
第三章
安忠良夫妇对郜明的情谊郜明确凿没敢忘记。逃出凶险的125号后，郜明即先后三次跑到玛丽路75号钱甫人家，软硬兼施，要求总商会出面保释安忠良和贺恭诚。钱甫人一来慑于郜明在清浦工界的威力和影响，二来自己往日和安忠良的关系又确凿很好，营救还是卖力的。后来，安忠良在上海的父亲又捐了五万军饷给赵督办，安忠良虽说在赵督办的军法处吃了几个月苦头，最终还是被放出来了。而无钱无势，又顽强不屈的贺恭诚则在安忠良被放出之前就枪毙了。赵督办在总商会交心交底地对钱甫人说：不杀一个不行啊！革命党这么闹工潮，闹了一百四十多天，荒了洋人这么多好买卖，不毙上个首犯无法向洋鬼子们交账。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人贺恭诚就这样成了整个总同盟罢工的替罪羊。
贺恭诚的死，给郜明，也给安忠良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尤其是死里逃生的安忠良，在刚获释的一段时间里，一提到贺恭诚就说：“老贺不该死！他是替我死的，是替三万参加大罢工的劳工弟兄们死的！”安忠良还指天发誓，对郜明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并本市国民党革命同志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主持隆重的祭奠，给劳工英雄贺恭诚修建陵墓，以志永远的纪念。”
这诺言后来由安忠良和清浦国民党党部履行了。而安忠良和国民党人履行这一诺言时，国共关系已经破裂，郜明已经无法公开出面和安忠良一起向这位淳朴的工友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了。郜明只是在忠烈陵修好后的一个蒙蒙雨夜，独自一人到陵前走了一趟，伴着这位长眠于地下的工人朋友默默坐了几个小时。
国共破裂和安忠良的急剧右转，郜明事先是没想到的。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清浦国共两党还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来自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指令，安忠良和清浦的国民党人依然坚决执行。就是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分共以后，同样处于地下状态的清浦国民党和清浦共产党，也还在相互防范之中勉强合作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安忠良的心理状态和思想变化，郜明无法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但郜明能够想象出安忠良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因为同样的矛盾和痛苦他也曾经历过。安忠良能够狠下心来向昔日的同志和朋友举起屠刀，决不仅是冷冰冰的政党理论可以解释清楚的。说安忠良是个冷血动物他不相信。郜明相信的只是，在感情和观念的冲突中，作为人的安忠良被作为政治家的安忠良战胜了，就像1925年那个早晨，安忠良忍痛认可郑少白对自己妻弟的处决一样。
在北伐军开进清浦之后，由安忠良参与指挥的全面“清党”开始了。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不下二十人被枪决，就连刚刚从武汉跑回来避风的章小寒也被安忠良手下走狗抓住，判了十五年徒刑。那位章小寒似乎和安忠良还有什么亲戚关系，安忠良还是毫不客气地对他下了手。
那年春天，郜明也差点儿被捕。幸运的是，安忠良的妻子唐娟不是什么政治家，对自己丈夫的铁血政治很不理解，悄悄托人将消息透露给郜明，才使郜明及时逃离了隐身之处，并在十几天后离开了清浦。
离开清浦前，郜明召集永康厂的王寿松、刘建等几个可靠的工人党员组织了一个除奸行动组，决定了最后一件事：用暴力手段除掉安忠良。
做９９ｌib.t>出这个决定是被迫的，1925年那个早晨躲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的时候，郜明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么残酷的现实。怎么也想不到会由他亲自主持处决安忠良的行动。政治是无情的，在政治需要战胜安忠良个人感情的时候，实际上也战胜了他的个人感情。他郜明也是政治的人，而不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人，不论昔日安忠良对他如何，不论现在安忠良的妻子唐娟对他如何，他都要遵照他所属政党的政治利益行动，在行动中生存，或在行动中死亡。
这么做时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惆怅痛苦。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郜明还说，在决定行动的那个晚上，对着油灯的灯火，对着王寿松、刘建几位行动小组同志的面孔，他想了许久，也想了许多。他想到了安忠良对他个人的许多好处，想到了唐娟和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丈夫和父亲会怎么生活？甚至想到，如果不杀安忠良，局面会怎么样？局面显然会进一步恶化。安忠良参加了清浦国共合作的全过程，对清浦共产党组织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杀安忠良，就等于鼓励安忠良杀共产党。
这么一想，郜明又觉着怪不了他，从政党方面说，进行反革命叛变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从个人角度说，首先翻脸的是安忠良，而不是他郜明。他是在安忠良抛?９9lｉｂ?弃昔日的友情，以执政的国民党的身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时，被迫代表他所在的共产党进行还击的。安忠良忠于国民党的党派政治，他自然要忠于共产党的党派政治，这是毫无疑义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郜明依然想尽可能地避免更多地伤害唐娟和她女儿，在最后具体布置和安排刺杀细节的时候，郜明还再三强调说：“我们要除掉的只是安忠良，其他人员一律不准伤害，尤其是他的老婆孩子，我们要保证不误伤！”
王寿松和刘建都很为难。
王寿松说：“两党拼命，咱谁也不会有意去向人家小孩、女人下手，只是枪弹无情，恐怕到时候难说得很！”
刘建也道：“就是嘛！咱们有个方案是扔炸弹，这炸弹一扔出去，谁敢保证只炸死姓安的一个人？”
郜明毫不含糊地说：“不能保证时就别下手！炸弹、短枪都是人使唤的！再说，也不一定非要往威廉大街125号扔炸弹，打黑枪么，可以在安忠良外出办公时干！也可在他办公室干！”
刘建手一摊：“郜先生，你说笑话了，在路上怎么干？125号门外就是威廉大街，人来人往的，怎么下手？他办公的地方你更甭想，门口天天都有两个兵把岗。”
王寿松证实道：“是的，就是坐汽车外出，狗日的也带着两个随从。我派人跟踪了几天，回来报告说，那两个随从怀里也揣着枪！”
郜明那时还没主持过这种暴力活动，一点经验也没有，王寿松和刘建一反驳，他就没辙了。他也不讲假话，坦率地告诉他们：“对这种事我也不懂，你们问的这些话，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我还是那句话：安忠良非尽快除掉不可，但是，绝对不能误伤了他的老婆孩子！具体怎么办，你们再想想，事在人为！”
王寿松、刘建想了两整天，也没想出更好的办法。而在这两天中，又有七位党员被捕。刘成柱等十二名党员则在清浦的三家报纸上同时发表了反共声明。上级党组织严厉批评了清浦特支的右倾思想，并指示他们，丢掉幻想，果断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王寿松、刘建带着两个日航码头的工人同志动手了。他们半夜三更摸到了威廉大街125号，往里面扔了两颗炸弹。结果一颗炸弹没响，另一颗炸弹响虽响了，却没炸着安忠良，倒把安忠良家的保姆和安忠良不到一岁的女儿炸死了。暴力行动完全失败，郜明千方百计想避免的惨剧却未能避免，这让郜明既沮丧又愧疚。
更糟糕的是，此一举非但没有吓倒安忠良，反而使得痛失幼女的安忠良发了疯。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惨遭枪杀，一些同情革命的左派国民党人也接连被逮捕。清浦大街小巷日夜布满密探，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样笼罩着全城。清浦地下党组织本来就元气大伤，在这严重局面下，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积极的工作了。省委被迫指示郜明和其他几名党员紧急撤离清浦。郜明和两位支委撤往省城，王寿松等四位同志撤往维丰。后来，王寿松因郑少白的出卖，牺牲在了维丰……
这是1928年4月的事。
第四章
这年4月，省委已进行了两次改组。指示郜明撤离清浦的省委不是以往的老省委，而是第二次改组后的新省委。新省委书记是个留学苏联的中年同志，姓田，叫田昌仁。郜明第一次走进省委秘密机关所在的大盛粮行，向田昌仁报到汇报工作时，这位新省委书记就毫不客气地批评郜明，说是清浦的工作全被郜明等同志搞糟了，说郜明执行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了清浦革命的领导权，对以安忠良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忍让，最终导致了今日的完全失败。
新省委书记田昌仁对清浦的情况十分了解，说出的话有根有据。据田昌仁分析，清浦的局面按说不应该搞得这么糟。清浦不同于省城，北伐军到得迟，就是在上海、武汉的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以后，还是有可能拼力一争的。清浦特支完全可以在北伐军到来之前，以主动的姿态迎接国民党的挑战，组织实力雄厚、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产业工人进行武装暴动，尝试建立城市工人政权。可清浦的共产党人没有这样做。身为清浦特支书记的郜明心存幻想，动摇不定，坐失了良机。
田昌仁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今天这种被动局面，客观原因很多，却也和郜明个人感情的脆弱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共产党的特支书记，却总念念不忘威廉大街那个被躲掉的早晨，总也忘不了凶恶的反动分子安忠良曾救过自己的命，因而，在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摇摆不定，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田昌仁讲得有道理，郜明口服心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右倾错误，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清浦工作之检讨》的总结报告。在总结报告中，郜明彻底清算了自己和前省委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清浦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请求处分，并要求新省委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新省委对郜明认识错误的态度比较满意，把郜明的总结报告摘要整理后，作为省委文件发了下去。同时发下去的，还有关于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指示。
据田昌仁说，目前的白色恐怖只是表面现象，实质的问题是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为此，有基础的城市和农村，应该毫不犹豫地积极组织武装暴动，建立红色工农武装。尚无基础的中心城市，像他们所置身的省城，也应该大力开展街头革命宣传活动，造成广泛积极的政治影响，以行动证明共产党组织的强大存在，打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新省委提出：我们要做行动中的革命者！
郜明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主动向省委申请，到火热斗争的第一线去，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纠正自己的右倾错误。省委慎重研究之后，却没同意。省委书记田昌仁认为，郜明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更适宜留在省委机关。遂安排郜明在省委组织部做干事，公开身份是大盛粮行账房。
紧张而忙碌的新工作从此开始了，郜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也从此开始了。清浦的一切和他再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血火凝成的记忆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了。
为了改正自己的右倾错误，郜明对新工作是十分积极的。每天天还未亮，粮行还没开门，郜明就独自起身，去找有关工厂的工人积极分子谈天，了解基层情况。然后，马不停蹄地开会，接头；接头、开会，每天不弄到半夜三更不躺下。有时，还要接待来自省内各市县的同志，还要代表省委到各市县去跑，工作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郜明还是挤出时间认真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其中记得最熟的是列宁的《论组织》。当时，《论组织》还没有中译本，他能够弄懂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应归功于诲人不倦的省委书记田昌仁。田昌仁在苏联留过学，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呆过半年多，精通俄语，逐句逐段给他翻译。郜明就记下来，反复揣摸。
田昌仁问郜明：“工作这么多，天天忙成这个样子，你为啥还这么用功？”
郜明叹息着，老老实实回答：“老田，我不用功不行啊！党既然安排我干组织工作，我就得想法干好，糊里糊涂再犯错误，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了！”
田昌仁对此很赞赏，拍着郜明的肩头说：“郜明同志，说得好啊！一个好党员就应该做党的忠实工具，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干一行就爱一行，干好一行！”
那两年郜明对田昌仁是十分尊敬的，既把田昌仁视作可靠的上级，更把田昌仁看作师长，夜里做梦都不敢怀疑田昌仁和新省委的正确。郜明真心相信，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星星之火迅速便可燃成燎原之势。因而，当田昌仁和省委为某个小工厂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一场斗殴激动不已而彻夜开会时，郜明一点也不感到荒唐，甚至真诚地认为，那某个工头打向某个工人的一拳头，很可能就是一场轰轰烈烈革命运动的导火线。那时已有了“飞行集会”，这种集会强烈体现了田昌仁和新省委倡导的行动精神，很为田昌仁和省委委员们赞赏。因此，不但是基层党组织领着工人群众搞“飞行集会”，省委也多次发动省委机关的同志去参加。
郜明就参加过这种“飞行集会”，曾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委会委员，后来又做了他妻子的凌凤，就是他在193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飞行集会”上再度相逢的。
现在想想，这种“飞行集会”真是开玩笑，拿自己的党员干部，也拿工人群众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几个人突然跳到街头上扔上几把传单，喊上一通激昂的口号，唱一曲《国际歌》，对革命究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真是天知道！每次“飞行集会”后都有不少同志被捕。搞到后来，党组织越是发动，工人群众就越是害怕。田昌仁和新省委殷切期待的积极影响没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倒显而易见。
当时郜明却没有这种觉悟。这么干的时候，也没料到它的结.９９lib?
咕着：“季先生，时间还早哩，别这么急么！”
季伯舜那时已打定主意要到玛丽路75号钱家去，时间对他来说并不早，他对郑少白的嘀咕没理会，也没注意。
郑少白又说：“季先生，这么急慌，人家会起疑的！眼下清浦城里没准四处都有人家赵督办的探子！”声音很低，耳语似的，可郑少白说完之后，还是回头张望了一下。
季伯舜那当儿就认定郑少白靠不住，郑少白在威廉大街125号客厅里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脱他的眼睛。在对待郑少白的问题上，郜明的眼力显然是有问题的，想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把郑少白留下来坚持斗争是失策的。这一点无需任何人明说，郑少白在会议上奉献出的一张脸孔就足资证明了。不错，昨日夜间这位工人执委是杀死了一个盯梢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怎么坚定勇敢，不能。为了自身生命的安危而奋起拼斗是一切动物的生存本性，由此而派生出的勇气实际上是一种怯弱到极致的本能的表现。季伯舜觉得和这样一个人一起去旅顺口，委实不是一件使人愉快的事。便强压着内心的鄙夷，对郑少白道：“你别疑神疑鬼的，咱们这一路可长着哩，什么事都可能碰到，我们思想上要有个准备！”
“是的！是的！”
“旅顺口我去过，我有个姨妈在那里，郜先生也要去，一路上你听我们的好了！别怕，千万别怕，明白么？”
“我……我不怕！季先生，要……要是怕藏书网，我敢进执委会么！我孤身一人，又无妻儿老小，我……我他妈的怕个毬！昨夜我还……”
“好！这很好！哦，注意，前面有人，别言语了！”
季伯舜和郑少白又默默疾走了一阵，来到了三岔路口的街心公园。
在花园门口，季伯舜停住了脚步，把到钱家去的意图和郑少白说了，要郑少白先去日航码头找老刘，把船票和安忠良为他们准备好的行李取出来。
郑少白应了。
季伯舜拍了拍郑少白的肩头，转过身，笔直地穿过街心花园，走到了玛丽路上。
那是玛丽路的末端，门牌上.９9lib?
住脚步，在路口这边的一个茶楼前驻足站住，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脸。
这时，玛丽路上的行人已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123号茶楼门口，不断有些长衫大褂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路口对过的几家早点店、饭铺也开了门，阵阵香味伴着腾腾热气从店堂里不时地飘出，使季伯舜受了诱惑。季伯舜想起了自己空荡荡的肚皮，极想往哪个店铺里一钻，先弄点什么吃吃。可念头刚一出现，就被他强行掐死了，他不能。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爱情比肚皮更重要。
季伯舜把擦过眼泪的手绢往口袋里一塞，想走过路口，不料，偏在这时，在路口对过的人行道上看见了大兴纱厂工会的赵黑子。
他看见赵黑子的时候，赵黑子可能并没看见他。
他站在路口这边迟疑了一下，揣摸着：是和赵黑子打个招呼呢，还是干脆从路口这边绕过去？
不曾想，就在这迟疑的当儿，赵黑子看见了他，高喊了一声“季先生”，兔子似的窜了过来。窜到路当中时，还差点和一个戴毡帽的中年人撞个满怀。
季伯舜不得不做出一副很热烈的样子迎了上去。“哦，老赵！老赵大哥！”
赵黑子拉着季伯舜的手说：“季先生，可见着你了！哎，这几天你都猫哪去了？我叫人四下找，也找不着你！弟兄们都说你不在清浦了，我就不信，我和他们说了，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人家季先生越不会走！这不，叫我说着了吧！”
季伯舜警觉地四下看了看，声音压得很低：“老赵大哥，找我有事么？”愣了一下，又做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问了句，“哎，今个儿是专来找我的么？”
赵黑子也压低了声音：“不是！碰巧遇上了。哦，季先生，你听说了吧？上次抓走的十三名工人代表没放回来，昨个狗日的又围厂了，抓走了五个，还打伤了不少人呢。我和刘成柱是钻下水道逃出来的。刘成柱说好今天早晨在这间饭铺和我见面，可没遇上他，却碰见了你，先生，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吧？！”
季伯舜哭笑不得，只得点头应道：“哦，缘分，是缘分！”
赵黑子很热情，把季伯舜的手一扯：“走吧，季先生，咱们到饭铺里要碗饺子吃，边吃边等刘成柱，我们要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好好和你叙道、叙道！”
季伯舜一听就急了，自己马上要撤离清浦了，无论如何也得和钱二小姐见一见面，哪还有时间有心思听他叙道？！便亲热地拍了拍赵黑子的肩头，尽量坦然地说：“我吃过了，你去吃吧！噢，忘了告诉你，我还有急事……”
赵黑子不识趣，硬缠住季伯舜不放：“那……那我就简单和你叙叙，简单！我们大兴纱厂这边也急呀！兄弟姐妹们快挺不住了，被抓走的人又死活不知，下一步我们不知该咋办呀，哎，来，来，季先生，一起再吃点，等刘成柱一来，咱们把事说完您就走，这还不行么？”
这怎么能行呢？！开船前的最后一点宝贵时间季伯舜已决定献给钱二小姐了，赵黑子这样干无异于拦路抢劫！季伯舜真恨不得像对付行劫的强盗一样，当胸给赵黑子一拳，把赵黑子放倒在这潮湿的路面上，自己拔腿走人。却不能。不是怕打不过赵黑子，而是怕坏了自己做先生的好名声。况且，大兴纱厂又是他联系的点，他不敷衍一下，是说不过去的。
季伯舜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也好，也好！”
二人穿过饭铺堂面，到里屋的炕桌前坐下，刘成柱的叔叔给他们一人下了碗饺子，他们便一边吃，一边谈，谈了没一会儿，刘成柱也来了，也跟着谈。
这时，季伯舜的脑子很乱，两位劳工兄弟说的什么，他也没听清楚。填饱肚皮以后，他一心只想早点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他尽量不说话，唯恐多说一句话而引发出他们更多的话来。他还不时地看怀表，以显示自己的确有急事。
刘成柱比那赵黑子还可恶，偏没完没了地说，一会儿吹嘘自己，一会儿吹嘘赵黑子，似乎不但是大兴纱厂，整个清浦市的总同盟罢工都是他们二位弟兄领导的。他们还为罢工工友拟定了三个斗争方案，要季伯舜予以赞赏。季伯舜言不由衷地把赞赏赐予了他们，他们却恩将仇报，一人扯着他的一只胳膊，要他跟他们到大兴纱厂去：“好，好！季先生，你既支持我们，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如果先生能再到工友们当中露一露面，把支持的话给大家说一说，这阵脚就稳住了！”
逼到这个份上，季伯舜无可选择了，只得使出了欺骗的手法。
季伯舜装模作样想了想，两手往炕桌上一按，站了起来：“好！那就跟你们去一下吧！哦，对了，你们看，是不是也找一找安忠良安先生，让他也一起去，你们说得对，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和工友们见一见面。你们先等等，我去买盒烟！”
未待赵黑子、刘成柱做出任何反应，季伯舜便拔脚出了门，闪进了饭铺后门的小巷子，一去不复返了。
事后回忆起来，季伯舜不得不承认，这一幕透着卑劣无耻，简直难以想象会是他季伯舜干出来的。他既然是奉命撤走，就应该把撤走的原因告诉这两位不期而遇的工人同志，要他们去找安忠良解决大兴纱厂的遗留问题。他却没讲，他为着那位资产阶级小组，把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工人兄弟骗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饶恕的。
从小巷出来，是玛丽路49号。季伯舜又一路往回走，在威廉大街12号的天主教堂顶楼的大钟敲响七点时，跌跌撞撞冲进了钱家大院。
梦中情人钱二小姐钱芬芬却不在家。钱家的仆役老吴说，二小姐和老爷刚坐着车子出去，到玛丽路2号英国领事馆去了。
季伯舜呆了，两手支撑着厅堂里的桌案愣了半天，才讷讷地问：“这么一大早的，他……他们父女到英国领事馆干什么？”
老吴说：“唉，还不是为工潮的事！听说日本人非要赵督办抓人杀人，赵督办应了，许多参加过罢市，支持过罢工的老爷们都慌了，钱老爷也慌了……”
“钱老爷就……就带着二小姐躲到英国人那里去了？”
“哦，不，不是！钱老爷大约是想请英国人出一下面，跟日本人、赵督办说说情吧？先生您是知道的，英国领事馆的史密斯史老爷和钱老爷有点交情！”
史密斯领事和钱家的交情季伯舜当然知道。前一阵子闹得最凶的时候，英国领事馆里的华仆全部罢了工，连食品和水电都无法正常供应了，钱老爷先是暗中派人接济，后来硬压着华仆们复了工。为此还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险些造成总商会的分裂。现在，形势变过来了，钱老爷理所当然地要请英国人给他帮忙了。也许当初为史密斯帮忙时，钱老爷就料定会有今天了吧？
季伯舜苦苦一笑，又强打起精神问：“这么说，二小姐一时回不来喽？”
“恐怕一时回不来！季先生您也知道的，钱老九九藏书爷不懂英国人的洋话，只有二小姐懂，老爷不回来，二小姐断不会先回来的。”
季伯舜沮丧至极，只得放弃了等待的念头，叫老吴找来纸笔，给二小姐钱芬芬留了个纸条。纸条上只简单写了几句话：“芬芬：形势所迫，我不得不暂离清浦，前往旅顺，一俟安顿停当，再写信告知。临别未能晤面，至为遗憾，望多自珍重！伯舜14年10月17日”。
把纸条写完叠好，季伯舜又想起来：或许钱芬芬能在“大和丸”开船前赶回来呢？或许他和她还能在码头上见一面呢？便又把纸条展开，又在空白处加了一句话：“我乘日本‘大和丸’号，日航码头上船，今晨八时开船。”
赶到日航码头，找到老刘时，已经是七点半了。等在那里的老刘给了他一张轮船票，要他快上船。他不上，说是要等郑少白和郜明，心里想的却是钱芬芬。
在码头上没见到郑少白和郜明，季伯舜感到意外。在威廉大街街心花园分手时才六点多钟，郑少白就是爬，也该爬到日航码头了，怎么不见踪影呢？郜明不来就更奇怪了，他和安忠良实则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安排，该安排的在联席会上早就安排好了，他还在125号泡什么？他要老刘在码头四处再找找这两位同路人。
老刘找了一圈回来了，说是没有，还说连票房里的人也问遍了，今天一早除了他季伯舜，没有第二个人到过票房。
直到这时，季伯舜才断定，郑少白不会来了，十有八九是揣着安忠良发给他的盘缠钱溜回山东枣庄老家了。革命对像郑少白这种既没有文化知识，又没有先进思想的农民式的工人来说，只意味着捞好处。有好处，他们便来闹革命，没好处，他们便不革命，乃至去反革命。清浦局面如此严重，革命路途上又有这么多风险，郑少白自然不会再去革命，这一点也不奇怪。而郜明没准是临时改变了主意，说服了安忠良，和安忠良一起留下来坚持斗争了。对郜明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季伯舜是了解的，这个人太要强，有时也喜欢出点风头，他执意留下来是完全可能的，几个小时前，他还这样坚持过呢！
七时四十五分，季伯舜放弃了最后的等待，和老刘道了别，提着安忠良事先给他准备好的装满了行李用具的大皮箱，登上了“大和丸”的甲板。
八时整，“大和丸”颤动起来了，像块巨大的浮冰，渐渐漂离了港岸。港岸上送行的人们挥着帽子、围巾在向轮船招手。
就在这时，季伯舜注意到，一辆黑色小汽车发疯似的冲上了码头。季伯舜真切地看到，黑汽车里钻出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那女人身着红旗袍白开衫，挥着围巾向码头边上疯跑，嘴里好像还喊着什么。“大和丸”离港岸越来越远，那女人的面孔季伯舜看不清，她喊的什么也听不清。然而，季伯舜却固执地认定，那女人是钱二小姐钱芬芬，钱芬芬在叫他。
季伯舜也向她挥手。看见身边有个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岸上看，季伯舜急忙凑上去说：“劳驾先生，可以把望远镜借我看一下吗？”
那个脖子上挂着望远镜的人是个日本人，听不懂他的话。
季伯舜指了指望远镜，又把两手罩在眼睛上，做了个瞭望的姿势。
日本人这才明白了，把望远镜给了季伯舜。
季伯舜迫不及待地把两眼贴到镜孔上，一下子把港岸上的那个女人抓到了面前。结果却令季伯舜大为失望，那个女人并不是钱芬芬。
季伯舜苦笑着，把望远镜还给了日本人。
那女人还在向季伯舜招手，季伯舜的手却举不起来了。
那一瞬间季伯舜真后悔，他若是不借这只该死的望远镜，脑海里将会留下一个多么深情而美好的记忆呀！
半个世纪过去以后，当季伯舜在垂暮的晚年追忆这件事的时候，还不加掩饰地说过：“当时，我的眼睛模糊了，不知咋的就流了泪，泪眼中的港岸一片朦胧。焦躁沮丧的情绪几乎改变了我的信仰和选择。船到旅顺口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回清浦，回清浦……然而，在情绪最危险的时候，党组织决定送我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才割断了我对钱二小姐的万千思念。我去莫斯科的第二年春天，这位资产阶级小姐就结了婚，嫁给了一个英国公司的买办，而我则无牵无挂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第二章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波·扬·伊万诺维奇教授是个挺有意思的人物，身高六英尺，体重不下二百五十磅，蓄着一部令中国学生们肃然起敬的大胡子。
季伯舜记得，这位教授给他们中国同学头一次上课，讲的头一句话是：“我是个庞然大物，坐在我面前，你们不感到渺小吗？”
同学们都笑了，教授却不笑，高扬着硕大的脑袋，翘着那部好胡子，用粗大的指节敲打着桌面，严肃地说：“我叫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这名字很难记，是不是？你们就叫我庞然大物伊万好了！庞然大物是你们中国成语，很好记，对么？在我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你们不要感到渺小。你们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所９9liｂ? 以，你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成功，要依赖中国革命的成功，世界革命的成功，所以，你们是伟大的……”
季伯舜一下子就对伊万诺维奇产生了非凡的好感，伊万诺维奇的话音一落，就和同学们极感动、极热烈地鼓起掌来。
令人感动的不仅仅是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教授一人。在1926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整座中山大学，整个莫斯科都令季伯舜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大为感动。革命已经成功的社会主义苏联，对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国，对来自中国的一批批年轻的革命者们，敞开了自己热烈的胸怀。
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这样写道：
“……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感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合法地、权威性地支配着革命的讲台，也支配着我们的留学生活。缔造了这个社会主义工人国家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和汇聚在共产国际的各国革命家们，经常来给我们上课，像亲兄弟一样和我们交谈。学校对我们生活上的安排更是无微不至，一藏书网切全包下来，每月还发十卢布的零用钱。住是住在一个沙皇时代贵族的府邸，豪华奢侈得像个宫殿。第一次躺在温暖的床垫上，盖着厚厚的毛毯，抚摸着那装饰着锦缎的墙壁，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们漫步在莫斯科街头，经常会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苏联同志用俄语或用生硬简单的中国话向我们打招呼。我因此而觉着，我们不是在异国他乡，而是在家里，在一个充满温暖、充满革命情谊的大家庭里。我们拼命学俄语，校方还给我们起了俄文名字，我叫拉舍维奇。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反对派，也没读过托洛茨基的著作。我迷上托洛茨基，还是通过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教授。他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早年到过中国，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
伊万诺维奇常到学校上课，给季伯舜和中国学生剖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伊万诺维奇说，中国商业资本的形态形成很早，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中国的历史很独特，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也没有农奴制，很早就实行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和以货币为支付手段的地租形式。历朝历代，大商贾都是无冕之王，皇朝有什么大事，都要与大商贾商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在殖民化的同时，也更加商业资本化了，而且逐步发展了工业。城市资本主义化了，农村也逐渐资本主义化了。所以中国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能够，而且完全可以演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伊万诺维奇的观点新鲜而精辟，是季伯舜在中国上大学、搞工运时闻所未闻的，季伯舜十分信服，把这些话全记在笔记本上，也刻在了大脑皮层上。
伊万诺维奇还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更是列·达·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
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就这样通过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个教授的嘴，走进了季伯舜的心中，渐渐占据了他的身心，使得他此后的一生都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在1926年的莫斯科，季伯舜无法预测自己的一生，无法知道对托洛茨基的信仰对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托洛茨基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和卓越组织者，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的贬斥和排挤是不公道的。那个时候，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全党大辩论已全面展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反对派联盟业已形成，著名的《十三人声明》已经问世。莫斯科的街头巷尾，中山大学校园内外，到处都在谈论着左派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中山大学的中国同学也无形中卷进了这一政治漩涡，很多中国同学在校长拉狄克和反对派教师的影响下，从对托洛茨基的同情，步入了托洛茨基的信仰者和支持者的行列。
这种政治氛围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二岁的季伯舜。尽管季伯舜当时对苏联联共党内大辩论的实质问题并不是十分明了，可托洛茨基辉煌的历史和显赫的声威，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不能不引起季伯舜的钦敬，季伯舜懵懵懂懂地选择了托洛茨基这面旗帜。
对最初的懵懂，季伯舜并不回避，后来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前夕，在和那些自称为“天生的托派”的同志的论战中，季伯舜曾坦率地说：“……我不是天生的托派，我是在革命斗争的实际中逐步认识并进而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选择这个主义时，我在政治上是单纯幼稚的，不知道同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对当时联共党内斗争的大背景和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很模糊，甚至很矛盾，但这决不妨碍我今天成为托洛茨基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季伯舜确实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模糊，很矛盾，一方面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尤其是关乎中国革命的理论十分信服。一方面，在把托洛茨基的理论用于检验中国革命的实际时，又不免生出许多困惑。
最典型的事例，是那年夏天他和他所尊敬的伊万诺维奇教授的一场争论。
那不是1926年的7月就是8月，好像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十三人声明》发表后不久的一天。天气并不太热，刚下过一场大雨，整个莫斯科都是湿淋淋的。傍晚，伊万诺维奇的助手托姆斯基来到了学校，先找到了季伯舜，又找到了另外两个托派学生：李维民和吴国平，说是伊万教授请他们吃晚餐。他们三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匆忙换了衣服，又把校方照顾中国同学发给他们而他们又没舍得吃的两瓶鱼子酱带着，跟着托姆斯基一起，往伊万诺维奇的住处赶。伊万诺维奇的住处离学校很远，他们坐了两次车，又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在天朦胧发黑的时候赶到。
印象最深的是，那天伊万住宅附近停了电，空荡荡的客厅里点着几支大蜡烛。跃动的烛光映照着伊万诺维奇宽阔的脊背，把伊万诺维奇高大的身影挤压到了客厅门外。客厅的门是开着的，他们上了台阶，走到客厅门口时，伊万诺维奇便转过身子向他们迎来，先是热情地拥抱了季伯舜，季伯舜于热情之中嗅到了一股浓烈的洋葱味。而后，教授又9９ｌｉb?张开两只臂膀，把李维民和吴国平一齐揽在怀里，嘴里还连连说着：“欢迎！欢迎！”
晚餐并不丰盛，伊万诺维奇请他们来吃晚餐显然意不在餐。
果然，往他们每个人酒杯里倒伏特加时，伊万诺维奇说话了：“今天请你们三位中国同志来，主要不是吃饭，而是想谈点工作上的事，我想听你们谈一谈中国革命的情况。在学校里，你们听我的，今天，我听你们的。为什么要请你们到这儿来呢？这里气氛好一些，大家可以谈得更随便一些。”
季伯舜感到奇怪，伊万请他们谈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问题不都装在伊万教授的大脑袋里了么？他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没容季伯舜想下去，伊万诺维奇又说：“我知道你们都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又都在中国国内从事过基层工运的实际工作，还都是共产党员吧？”
三人都点了头。
“这很好。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对校内的那些斯大林分子要保密，对你们的国民党系的中国同学也要保密，不要泄露出去，大家能做到么？”
李维民、吴国平有点受宠若惊，异口同声表示，一定保守秘密。
“拉舍维奇，你呢？”伊万诺维奇恳切地望着季伯舜。
季伯舜勉强点了点头，点头的时候就想：为什么要对国民党系的中国同学保密呢？两党不是正在合作么？共产党不是以个人身份全体参加国民党了么？对斯大林分子保密尚可说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需要，对同属革命阵营的中国同志保密又是为了什么呢？但他却没敢把问题提出来。
倒是襟怀坦荡的伊万诺维奇把话挑明白了：“我主要想听听国共合作后中国国内的一些实际情况。托洛茨基同志对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极不满意。国共合作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此当革命高潮来临时，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建立苏维埃，反对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并且一旦有机会就应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斯大林的操纵下，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次次正确劝告置若罔闻，实际上已在中国问题上深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我不清楚你们听说没有，三个月前，新军阀蒋介石就策划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前不久又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限共反共的目的已十分明显。为此，你们的总书记陈独秀认识到了以往的错误，提出了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意见。这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一贯主张是不谋而合的，托洛茨基同志也再次通过拉狄克同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命令中共正式退出国民党。而共产国际却一意孤行，坚持其不负责任的错误立场，这引起了托洛茨基同志极大的忧虑……”
伊万诺维奇嘴上说听他们讲，可一开口还是先来了一大篇，而且把谈话的基调也定了下来，季伯舜听了总觉着什么地方不对劲。“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两件事他都是知道的。据共产国际同志传达：“……很难因此而判定这是国民党的政治阴谋……”而蒋介石本人也并不是什么新军阀，人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极大忧虑季伯舜完全体会不到。
李维民却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第一个体会到了。他说，他过去对国共合作问题就有疑问，现在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指示精神一对照，心里就透亮了。李维民则列举了自己在“五卅”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一些事情，说明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并没有真诚合作的基础。李维民说，他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地盘，争群众，而每逢斗争的关键时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又往往动摇不定，甚至做出一些背叛工人群众利益的错误决定。
吴国平也说，中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历史不长，从总体上来看，对斗争的实质还认识不清。国共合作一来束缚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手脚，二来也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般的工人群众都把国民党、共产党看做一回事，都看做革命党，许多基层的工人就参加了国民党，而共产党的力量则很难发展壮大，而且也从根本上丧失了独立性。吴国平也举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
伊万诺维奇和托姆斯基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很认真的样子。季伯舜当时就感到，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谈工作，而是在为左派反对派抨击斯大林分子提供中国式的炮弹。季伯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紧张。这倒不是惧怕校内的斯大林分子，而是对自己是否能根据伊万诺维奇的要求提供这些炮弹有疑问。伊万诺维奇很明确地讲了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他既然拥护托洛茨基，就不能对目前的国共合作持肯定的态度。而他又很难昧着良心讲假话，别的地方他不知道，清浦的斗争情况他是知道的，在1925年的清浦，在他踏上“大和丸”甲板以前的许多日日夜夜里，清浦国共两党很好地进行了合作，这是不容置疑的。
犹豫了好一阵子，季伯舜还是决定讲真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有勇气讲真话的，看着别人脸色讲话的人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伊万诺维奇把期待的目光转向季伯舜时，季伯舜清了清嗓门说道：“对国共合作而生出的理论问题，我还没弄得很清楚，但在国共合作的实施过程中，我倒没发现什么问题，至少我工作过的清浦是这样。清浦共产党员是在1924年春根据上级指示，以个人身份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两党同志情同手足，携手并肩领导了一系列反抗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的群众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1925年为支援五卅沪案而发起的总同盟罢工。”
李维民插话说：“拉舍维奇同志就是在这次大罢工失败后，奉命撤往旅顺口，而后转到中山大学学习的，他当时是国共合作的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
季伯舜点点头：“是的，当时我是执委，对罢工的发起过程十分清楚，清浦共产党人在里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浦的国民党人也全心全意投入了斗争，尤其在商界、学界的发动甚为得力……”
伊万诺维奇显然有些失望，用笔杆敲打着笔记本，插话道：“拉舍维奇同志，这是表面现象嘛！实质问题是，国民党在利用工人群众，他们当然也知道，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离不开千千万万被压迫的工人群众的！”
“是的，这我不否认，可我认为他们全心全意参加斗争，总比半心半意参加斗争好，比不参加斗争更好。现在毕竟是国民革命……”
“你又怎么知道清浦的国民党全心全意地参加了斗争呢？他们背着你们共产党员搞了什么阴谋，也会向你们通报么？拉舍维奇同志！”
伊万诺维奇的诘问中带着讥讽的味道，季伯舜觉着很不友好了，毕竟亲身参加清浦总同盟罢工的是他，而不是伊万诺维奇，在具体问题上他比伊万诺维奇了解得更多，而不是伊万诺维奇比他了解得更多。
季伯舜想了想，很冷静地对伊万诺维奇说：“要相信事实！事实是，清浦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是精诚团结的，国民党人根本没有，也不会搞什么阴谋。在大罢工失败的危险关头，是两个国民党人留了下来，坚持善后斗争。他们一个叫安忠良，是国民党清浦党部负责人；一个叫贺恭诚，是国民党的工人党员。在关键时刻，他们体现了献身精神，我看到的是这种献身精神，不是什么阴谋。”
季伯舜原来还想把郑少白和自己在那关键时刻的表现也说一说的，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他当时虽然具有了追求真理，正视现实的起码勇气，但还没有严格剖析自己、进行自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精神。
伊万诺维奇挺关心地问：“后来呢？”
“后来，贺恭诚被反动军阀枪杀了，那个国民党负责人安忠良也被捕入狱，至今生死不明。我是在离开旅顺前两天听说的，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过。”
伊万诺维奇点点头：“是的，拉舍维奇同志，也许你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是对的，也许应该在评价国民党这个组织时，有分析地具体地评价其中的党员。不过，有一点必须清楚，革命的同路人，决不等于革命的同志，孟什维克也曾是革命的同路人，但随着革命性质的演变，同路人会变成敌人，甚至是很凶恶的敌人！”
季伯舜问：“那么你是不是认为国民党也会成为我们的凶恶敌人？”
伊万诺维奇道：“是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就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托洛茨基同志指出：他们实际上正在葬送中国革命，葬送中国共产党！”
季伯舜心中一惊：“会这样么？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在现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是合乎情理的。就我所知９9lib.t>，在清浦总同盟罢工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就有积极表现，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伊万诺维奇手一挥：“积极是假象，反动才是实质！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被压迫民众面前是无比软弱的，和他们结盟，决不能增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
季伯舜还想再辩驳，偏在这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请伊万诺维奇去参加一个十分重要会议。晚餐在不太愉快的气氛中匆匆结束了。
临告别时，伊万诺维奇握着季伯舜的手，宽厚地说：“拉舍维奇同志，我们不争吵了，有些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争辩清楚的，但请您，也请你们两位中国同志记住我今天晚上说的话：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无疑是正确的，有远见的。他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我们目前无法企及，甚至还不理解，但是，历史将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英明正确。托洛茨基同志的思想，远远走在了一个时代的前面，记住吧！记住我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今天讲的这些话吧！”
季伯舜带着困惑，也带着由衷的崇敬点了点头。
李维民、吴国平也点了点头。李维民在点头的时候就奉承说：“用不着等历史来证明了，历史能证明，却不能预演，今天我们既然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主张，就该身体力行，按托洛茨基同志的要求去做，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伊万诺维奇被李维民的话语打动了，重重地拍着李维民的肩头说：“好！说得好啊，同志们！我要把你们的话转告托洛茨基同志，我想他会为此，为有你们这样志同道合的中国同志而感到欣慰的！”
“请向托洛茨基同志转达我们中国同志的崇高敬意！”
“谢谢！谢谢你们，我也代表托洛茨基同志谢谢你们！有你们，中国革命即便遭受重大挫折，其前途也必将是无比光明的……”
电话铃再一次响了，他们一行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客厅。
这时，电灯突然亮了，季伯舜看到伊万诺维奇站在客厅门口的灯光下，频频点动着光斑跳跃的大脑袋，向他们挥手告别。那手势沉重而疲惫，透着某种悲凉的意味，使季伯舜没来由地把他和自己年迈而慈祥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了。
第三章
最终成为季伯舜精神之父的不是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而是托洛茨基。
季伯舜无数次梦见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雨后的傍晚，在一片霞光映照的旷野上，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腋下夹着雨伞，在泥泞的路上走。他走过的路途上站着一个塑像般伟岸的身躯，身躯上伸出的巨掌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像是无形中托着一轮太阳。
第一次咀嚼这个梦境的时候，季伯舜把那个伟岸的身躯指认为自己的父亲，以为那是1919年他离开豫西老家到开封求.99lib.学时，父亲为他送行场面的再现。可后来，那场面出现在莫斯科街头上，出现在清浦的威廉大街上，那伟岸的身躯渐渐明晰起来，明晰得就像莫斯科街头托洛茨基的巨幅画像。他分明看到了——有时大白天独自一人在那儿凝神静思时也会看到，托洛茨基同志挥舞着手臂，在厉声痛斥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正罪恶地葬送着中国革命。
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写道：
“……中国革命被葬送了，托洛茨基英明的预见在1927年4月以后——变成了现实。历史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正确主张。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打出反共旗号。中国共产党人被屠杀，被逮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刚从国内撤到莫斯科的一位清浦同志告诉我，我所钦佩的安忠良，也在清浦举起了屠刀，清浦党组织几乎被彻底毁灭。”
1927年季伯舜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个秋天，无疑是个痛苦的秋天。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又写道：
“……九九藏书如果说在那个秋天之前，我拥护托洛茨基，是出于对托洛茨基个人身世的同情，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党内民主的向往。那么，在那个秋天之后，我成为一名坚定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出于痛苦反思之后的成熟选择。痛定思痛，我为自己往昔的轻信和无知感到羞愧，真诚地认定托洛茨基同志不但属于苏联，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他的高度和远见确凿无疑地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1927年已不再像1917年那样属于托洛茨基。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公开载文连续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展开激烈批判。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立场强硬的讲话，并以铁腕手段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反对派被激怒了，纷纷走上了街头，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进行最后的反抗。
这年11月7日，左派反对派单独举行了自己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活动，把党内斗争推向了高潮。
季伯舜参加了反对派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的游行，同时参加游行的还有李维民、吴国平等一些中国托派留学生。李维民在游行集会上还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这一天，莫斯科一些高大建筑物上挂上了写有“世界革命领袖”字样的托洛茨基巨幅画像，游行队伍打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实现列宁遗嘱”的大幅标语。“托洛茨基同志万岁”的口号声一阵阵响起。季伯舜举着拳头跟着喊，仿佛是置身于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清浦。他那时就朦朦胧胧意识到，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专制也决不比打着其他旗号的专制更美好，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是现在苏联的这个样子。因此，季伯舜认为，他和托派同志走上街头决不是在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在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
就在这次游行中，季伯舜第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投身到拥护他的反对派队伍中来了。季伯舜远远地看到，他的精神之父从一辆小汽车里钻出来，向大家微笑、招手。这位反对派领袖好像要发表讲话，可就在他举着那具有煽动力的大手，刚要开口说话的时候，队伍乱了起来。有个混在队伍中的斯大林分子突然高喊：“打倒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听到了那个声音，把扬起的手臂猛地劈了下去，说：“拥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反对派是打不倒的，是不可战胜的！”
季伯舜听到了，听得十分真切，好像托洛茨基不是对着整个游行队伍，而是对他一个人讲的。是他在那片霞光映照的旷野上蹒跚前行时，那个伟岸的塑像般的身躯对着他耳畔讲的。那声音在天地间轰鸣着，喧叫着，把季伯舜的整个生命都浸渗其中。
季伯舜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眼睛模糊了，人头攒动的世界变得一片浑噩，托洛茨基的身影也从那炫目的高处消失了。
季伯舜再次看到托洛茨基时，已是十一天以后了。
十一天之后是1927年的11月16日，那天是联共党内的著名人物、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和孙中山一起发表过《共同宣言》的苏联外交部长阿·阿·越飞的葬礼。越飞在最后一次向托洛茨基表示了自己坚定的反对派立场之后开枪自杀了。托洛茨基在万分悲痛之中亲自参加了为越飞举行的隆重葬礼。
丧礼没有像.９９ｌiｂ.931年5月，在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亲自敦促下，“我们的话社”和其他三个因观点不同而论战不休的托派组织“十月社”、“战斗社”、“无产者社”实现了统一。季伯舜代表“我们的话社”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代表大会，这次会上成立了反对派中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当选为反对派中央总书记，季伯舜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是季伯舜一生的顶点，也是中国托派组织的顶点。
顶点上的辉煌是极其短促的。在那短促的日子里，在统一的表象下，分属于四个团体的托派成员依然内讧不止。为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为反对派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吵得不亦乐乎。及至最后，竟然发展到有人向反动当局告密，导致许多中央委员被捕。托派中央领导机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被搞得两次瘫痪，第二次连总书记陈独秀也未能逃出身陷囹圄的命运。
季伯舜也被捕了，不过，不是在那两次中央机关被破坏时集体被捕的，而是在1933年10月，在上海法租界被叛徒李维民出卖单独被捕的。李维民什么时候成为叛徒的，季伯舜并不知道。只知道1931年“无产者社”的马玉夫跑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时，几个中央委员被捕，李维民好像也被捕了，后来两年里便不见了踪影。
1933年10月的那天，季伯舜在法租界街头碰见李维民是极偶然的。李维民否认自己曾经被捕，极是热情地约季伯舜晚上去一家餐馆喝酒，季伯舜就去了。季伯舜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自称为“天然托派”的温州人，会为他设下一个致命的陷阱。季伯舜赶到餐馆时就发现情况不对头，四处都是特务，可想脱身已经来不及了。季伯舜大叫起来，引来了许多外国巡捕，指望外国巡捕会保护99lib.他。却不料，那些巡捕不由分说便把他抓住了，三天之后引渡给了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季伯舜在中国土地上的磨难自此开始。
第五章
一个穿军装的军法官和一个穿便装的审讯者在正对着大门的长条桌后站着，两张僵硬的脸上透着做作的威严，他们背后的墙上高挂着孙中山的画像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党旗国旗。几个大窗子的窗帘全是落着，季伯舜一被押进来，身后的门也关上了。屋里并不黑，几盏大吊灯亮着。
正对着季伯舜的军法官是个约摸三十岁的小胖子，两腮大而肥，且有光。季伯舜被按在长条桌对面的矮凳子上，仰望过去，总觉着不是那位军法官坐在长条桌后面，而是一颗猪头般的脑袋摆在了桌上。那猪头般的脑袋低垂着，好像在看案卷，又好像不是，压在酒糟鼻子上的眼镜把一缕亮亮的光抛入了季伯舜的眼帘，使季伯舜觉着好笑：这猪头般粗俗的脑袋居然也戴着眼镜，这无论如何都有几分滑稽。
猪头军法官显然并没觉着有什么滑稽，他很严肃，缓缓抬起脑袋的时候，那张生动而肥硕的脸上布满了阴冷的冰霜。猪头先生和身旁一位穿便装的老家伙嘀咕了几句什么，又翻起了案卷，翻得很响，边翻边问：“姓名？”
季伯舜答道：“季伯舜！”
“曾用名？”
季伯舜摇摇头：“没有！”
猪头军法官抬起了大脑袋：“没有么？在苏联没起过洋名么？”99lib.
季伯舜知道是李维民把他彻底卖了，包括他在苏联的情况，都一股脑抖给面前的审讯者了，他无法赖账。“既然你们知道，何必还要问我？”
猪头军法官冷冷一笑，露出了半颗黄澄澄的金牙：“拉舍维奇先生，你还算明白！明白就好嘛！看看，你的情况，这上面都写着呢！你于民国14年赴苏俄接受赤化教唆，又于17年底受苏俄政府派遣，取道土耳其潜入国内，从事宣传共产主义，倡导阶级斗争，危害民国之种种反革命活动，对不对啊？”
季伯舜听了这驴头不对马嘴的话感到好笑，一时无法判断，究竟是李维民告密时没说清楚，还是猪头先生没弄明白？他在苏联正是因为被苏联政府、被斯大林们视为异端，才被驱逐出境的，到这里却变成了受他们的委派，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如果真是受他们的委派，他就不会被开除出党，就不会到上海来进行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就不会进反对派中央，当然也不会此时此刻面对着这头九九藏书蠢猪。却不想说这些，毕竟他是在苏联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毕竟他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还是党内的斗争，他作为一个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决不应该，也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唤起其共同敌人的同情，这样做无疑意味着背叛。
季伯舜痛苦地沉默着。
“怎么？承认了？”猪头军法官身边的那个挺斯文的穿便装的老家伙开口了，问话时，打量他的目光很友好。
季伯舜不知道那老家伙是什么意思。
老家伙长长叹了口气：“……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嘛！我听说你的好几位朋友都讲了，你这位拉舍维奇先生在苏联混得很不如意嘛！因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连党籍都被他们开除了，是被驱逐出境的！前不久，你还写过批判斯大林和苏联个人专制的大文章嘛！我都看了，哎，还是很有文采的嘛！”
季伯舜一下子明白了：猪头和那老家伙是事先串通好的，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他认为这很卑鄙，他不能在这卑鄙面前再保持沉默了：“不错，我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可托洛茨基反对派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斯大林的批判，对苏联现政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他们的敌人，就是你们的朋友，事实也许恰恰相反，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走狗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斯大林的苏联则是我们的朋友！”
老家伙涵养很好，并不生气：“那么，人家为何偏要开除你的党籍，把你驱逐出境呢？”
季伯舜头一昂，侃侃而谈：“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党内的分歧和与你们的斗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的分歧焦点在于：用什么方法，走哪条道路，才能保证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取得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成功，在99lib?本质上我们是一致的。”
老家伙显然并不简单，显然对共产主义运动有所了解，近乎亲切地道：“可你们在苏联的反对派头子托洛茨基已沦为共产党政权的阶下囚了！他被苏俄政府秘密绑架回苏俄，和那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关在一起，这又如何理解？”
季伯舜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但根据情况分析，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他离开莫斯科时，托洛茨基已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后来被驱逐出境，流亡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现在就是被绑架到苏联关进监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伊万诺维奇那一大批人被捕入狱，他1928年在莫斯科时就知道了，只是不知道都被枪毙了。
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季伯舜还说：听到这些话，他的心都要碎了，痛苦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他们被自己的同志视为异己，惨遭迫害和枪毙，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个人在政治上陷入如此腹背受敌的境地，是很容易被挤扁，被压垮，从而放弃信仰的。
季伯舜喊道：“谣言！这全是谣言！”这么喊的时候，季伯舜很清楚，他的内心是虚怯的。
老家伙很镇静：“那么托洛茨基被开除出俄共中央，开除出党不是谣言吧！”
季伯舜站起来，愤怒地瞪着可恶的老家伙和猪头：“信仰是无法开除的！托洛茨基就是在狱中，也照样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老家伙挺斯文地叹了口气：“季伯舜，你还很年轻，不要这么固执，一个年轻人怎么能这么认死理呢？你们反对派的中央已不存在了，陈独秀先生已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我们又知道你早已脱党，与现在的共产党无组织关系，你又为何非要自己硬往他们并不欢迎的行列里挤呢？这又是何苦呢？信仰有无数种，生命可只有一次！”
季伯舜一字一句地道：“正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才得忠于真理，忠于信仰，否则，属于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和你们一样的行尸走肉！”
猪头法官拍起了桌子：“妈的，我们是行尸走肉？今天，我们在审判你！”
季伯舜挥起了拳头：“将来，无?９９liｂ?产阶级和广大受压迫民众要在人民法庭上审判你们！”
老家伙“呼”地站了起来：“年轻人，你要对你的反动言论负责的！”
季伯舜坦荡地一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你们可以把这些话都记下来，作为将来我们审判你们时的佐证！”
老家伙火了，按着条桌的手直抖：“季……季伯舜，你……你不要冥顽不化！”
“我要忠于我选择的信仰！”
猪头法官气急败坏，对他身后的士兵们狂暴地大叫：“别跟他啰嗦了！打！给我狠狠地打！”
身后那些穿军装的大汉一拥而上，把季伯舜一脚从矮凳子上踢翻，用满是血污的一件褂子捂住季伯舜的嘴和鼻子，使季伯舜喊不出来。接着，两个家伙拉住季伯舜的两只胳膊，似乎要把他的两只胳膊从躯体上拽下来，季伯舜痛得几乎昏过去。折腾了一会儿，季伯舜的两条腿被绑上了，血腥的麻绳从脚杆缠到他腰际。两只胳膊没捆，却被踩在那两个大汉脚下，整个躯体仿佛钉在了地上。
这时，季伯舜还是清醒的，他听到有脚步声正在往他身边移，当脚步声停息之后，他看到了那老家伙凑过来的斯文面孔：“……年轻人，现在悔过自新，像李维民一样和我们合作还来得及！不要认为这不光彩，这实际上很光彩嘛！就是按列宁、斯大林他们的说法，中国革命也是资产阶级革命，要由蒋委员长来领导！你们不能破坏委员长领导的革命！你要真的做革命者，就应该参加我们的革命！”老家伙解下了捂在他嘴上的脏褂子：“怎么样，年轻人？”
季伯舜挣扎着叫了起来：“不！你们从16年4月就彻底背叛了革命！今天，你们是压迫人民革命的反革命……”
没等季伯舜再说下去，猪头军法官的声音又恶狠狠地压了过来：“你们还等什么？动手！快动手！”
两个打手挥起了木棍，专拣季伯舜的腿骨和脚踝骨打，“啪啪”的颤响瞬时间灌满了整个屋子。疼，真疼，季伯舜禁不住叫了起来，一个家伙又用破布褂给他堵上了嘴。堵嘴的时候，季伯舜昏了过去……
再次见到猪头军法官是一个月后了，那个斯文的老家伙不见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不再幻想他会合作了。一照面，问过姓名、身份之后，猪头即宣布判决。判决书称：季犯伯舜，又名拉舍维奇，因共党内讧，民国17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回国，并被开除共党党籍。然该犯并未放弃共产党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之邪说，继续以共党身份自许，并参加陈独秀之反对派中央，列名中委，积极参与反政府、反革命之赤化宣传活动，危害国体，故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只判了七年刑，是季伯舜根本没想到的。庆幸之余，季伯舜也很困惑了一阵子。出狱后，才知道，季伯舜的托派同志吴国平和几个朋友为他的案子花钱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进行了活动。
对坐牢，季伯舜是有思想准备的。坐牢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弗拉斯米尔·伊里奇、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都是坐过牢的……
第六章
1933年的那个冬天真冷，是一种阴湿的能渗到人骨头缝里的冷。虽然看不到飘飞的大雪和满地冰霜，但阴冷确凿地充斥了监狱高墙内的每一寸空间，它带来的战栗和不安总也挣脱不掉。因此，季伯舜牢牢记住了那个冬天。
在那个冬天里，季伯舜披着一条深灰色满是血污的破线毯，呆呆地坐在牢房门口的铺板上，如同一截连根拔起的枯树墩。身上很痛，脸孔肿胀了许多，右手的食指也骨折了，是原来同牢的刑事犯们在牢头的指使下干的。他们根据牢里不成文的规矩，问季伯舜要孝敬钱，季伯舜没有，季伯舜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那些人就打他。后来，季伯舜不得不向监狱当局提出抗议，狱方才把他调到了这间狭小阴暗的三人牢房里。刚来时，牢房里关了两个人，一个是死囚，带着重镣，第二天就被押赴刑场枪毙了，死者叫什么名字，季伯舜一直都不知道。另一个是知道的，叫钱奋启，四十余岁，是上海的一个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被判了十五年。钱奋启这人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面孔同狱为伴，季伯舜不用再担心挨打、受欺负了，才有了平安度过这段牢狱生涯的可能性。
然而，避开了大牢房刑事犯热辣辣的拳脚，寒冷便一阵阵袭来了。不知咋的，季伯舜总觉着这三人牢房比那间关了二十五人的大牢房要冷得多。那间大牢房门冲正南，尽管有走廊的阻隔，同样射不进一线阳光，却不像这间朝北的小牢房这么阴。晒不到太阳，能看到白灿灿的阳光也会生出温暖来，更何况人多也会增加些暖意。
寒冷带来了更多的忧愤。那天，季伯舜把披在身上的线毯紧紧裹着，愤愤地想：万没料到，底层民众会如此愚昧，不是挨了这许多拳脚，他真不敢相信这严酷的事实。说良心话，对大牢房里关押的那些窃贼、强盗、刑事犯们，他原是充满同情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季伯舜认为他们是不堪社会的压迫、剥削，才铤而走险的。他并不认为他们是犯人，就像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犯人一样。而他们却打了他，打了一个为他们的利益而拼搏奋斗的忠诚的战士，这是叫人寒心的。
还没来由地想起了郑少白。季伯舜竟在布满血污的墙壁上影影绰绰地看到了郑少白那张狡黠的面孔，心中认定郑少白也属他们的同类，并进而推测：倘或他和郑少白并不相识，倘或他和郑少白今天也以刑事犯和政治犯的不同身份在这牢狱里谋面，那么，郑少白又会如何做呢？他没准也会像在清浦的那个夜晚对付盯梢者一样，用尖利的大改锥抵住他季伯舜的胸口，向他收孝敬钱吧？
可悲的中国无产阶级呀！
因为郑少白的缘故，想到了久违的清浦，想到了1925年10月17日那个湿漉漉的早晨。那个早晨的情景，不是在从季伯舜身边滑过时被季伯舜当场抓住的，而是在后来无数个孤独的日子里，艰难的岁月中，被季伯舜一点点记起的。
季伯舜记起了那个早晨。鼻翼中似乎又吸进了来自1925年那个早晨的湿雾。他嗅着，吸着那新鲜而醉人的湿雾，在热九九藏书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该干的事。”
“你不愿说么？”
季伯舜换了个话题：“算了，还是先谈谈你吧！”
“我？”郜明自然也不愿谈，脸孔挂落下来，竟变得有几分凶恶，“我也干了我该干的，就是没去搞分裂，去当反革命的托派！”
季伯舜抗议道：“托派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郜明冷笑：“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的苏区可全要枪毙的……”
第一次谈话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放风时，季伯舜听见同室的那个钱奋启在厕所里告诉郜明，说他不但是顽固的托派分子，还是托派中央的中央委员。季伯舜当时的身份是公开的，季伯舜过去曾和钱奋启说过，钱奋启是知道的，钱奋启要郜明在他面前小心些。
果然，收风之后，郜明要钱奋启守着门口，自己严肃地走到他面前蹲下了：“老季，你真是托派.99lib.的伪中央委员么？”
季伯舜知道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了：“不错！不过，需要更正的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是真正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党中央，并非什么伪中央，我们的总书记陈独秀，也是当年你们的总书记嘛！”
“你……你们这是严重破坏革命！”
“错了，我们左派反对派是在不断革命，同志，你知道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啊？”这话已有点嘲弄的口吻了。
郜明火了：“知道，那是些完全不切实际的骗人的破烂，所以我们才肃托！”
季伯舜不火，很冷静地道：“老部，别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骂不倒杀不绝的，类似的话托洛茨基同志也说过的。对了，我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
郜明失望极了，一脸沮丧之色：“老季，我知道你，你可是我党的老同志了，怎么到了一趟苏联，回来后竟变成了这样子！你真让我失望！想想清浦吧，那会儿，咱们在一起合作得多好！”
季伯舜也动了感情：“是的，我也忘不了清浦，忘不了你，不是你在总同盟罢工失败后安排我去旅顺口，我就到不了苏联，就找不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真谛，今天也许还会像你一样陷在斯大林主义和中国党的机会主义泥坑里不能自拔。我真感谢你，真的，不是讥讽，是真心感谢！老郜，不，老……老程，你再听我细细地说一说托洛茨基吧，托洛茨基属于我，也属于你，属于全中国和全世界！”
郜明痛苦地摇了摇头：“不必了，我知道中国需要什么，这个话题我们应该永远结束了，未来的历史将会为我们今天在监狱中的争论作出答案的……”
季伯舜点点头：“我也相信历史的答案。有些答案已经作出了，比如说当年的大革命，如果当年我们不听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早点独立出来……”
郜明果断地截住了季伯舜的话头：“好了，不说了，人各有志，不可强迫，不过，作为当年在大革命时期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我要求你做到一点——”
“做到什么？”
“不要利用敌人的手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信仰分歧，好吗？”
“这……这话我不太明白！”
“老季，你别装，你应该明白！你们托派的马玉夫不就是因为你们内部的分歧向敌人告了密么？我因此很怀疑你们托派是不是有一种告密的传统……”
季伯舜一下子觉着受了极大的污辱，浑身不禁颤抖起来，抖了半天，扬起胳膊，狠狠打了郜明一个耳光：“放屁！你……你们中央出的叛徒还少么？！”
没想到，挨了耳光之后，郜明愣了一下，倒笑了：“好！你老季是条汉子！”
季伯舜痛苦地将脸扭到了一边。
这一个耳光结束了当年的一切友谊。季伯舜真没想到，友谊——在当年斗争的血火中结成的友谊，在后来各自选定的信仰面前竟这么脆弱，这么不堪一击！
后来，郜明真出了事。半个月后，郜明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军警把郜明提出去重新审判，再次押回监狱时，已改判无期徒刑。郜明因此认定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季伯舜出卖了他，暗中串联钱奋启和狱中的一些党员政治犯准备收拾季伯舜，只是因为改判后，郜明不再和季伯舜关在一起了，便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而季伯舜呢，对这场关乎性命的重大危机，事前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这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季伯舜上厕所的时候，郜明、钱奋启，还有其他号子的两个年轻人一拥而上，动手收拾他了。未待季伯舜提起裤子，甚至未待季伯舜喊出“救命”两个字，就一下按住了季伯舜，用脚镣勒住了他的脖子。季伯舜拼命挣扎的时候，钱奋启掀起粪坑的盖板，三人把他抬起来，扔进了一人多深的粪坑里。季伯舜落入粪坑时，才喊了起来，惊动了院中的看守，从死神手里挣出了一条命。
这事在狱中闹出了一场风波。同时被关押在这座监狱的其他几个号子里的七位托派同志为了声援季伯舜，绝食抗议。而季伯舜又因这场灾难大病了一场，几天昏迷不醒。反动当局在这种情况下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四年释放了他。
这提前释放的事实，在客观上进一步证实了告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狡诈的狱方为了便于控制和分化狱中的政治犯，也多次隐隐暗示，说季伯舜终于迷途知返，走上了悔过自新的道路。季伯舜接到狱中托派同志带出的谴责信后，几乎气昏过去，当天下午即主动投狱。
狱方拒不接收。
在那个阴沉沉的傍晚，季伯舜蹲在监狱门口呜呜哭得像个孩子……
十八年后，这件事才在清查敌档时弄清楚了：向监狱当局告密的不是他季伯舜，而是那个钱奋启。是钱奋启听了他和郜明的谈话后，利用放风的机会向看守主任告发的，告发的日期是1936年9月9日。记录的告发材料上书记员和钱奋启本人都签了名。这事弄清的时候，季伯舜并不知道，那时，他已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继续坐牢。1936年无端沾上的浑身粪便，依然在他心里散发着一阵阵连他自己都感到恶心的滔天臭气。等季伯舜自己弄清这件事时，已是被特赦释放之后了。为此，季伯舜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已在北京做了大首长的郜明。可一直到死，季伯舜都没接到郜明的回信和任何形式的回音。
他们的友谊在1936年就彻底完结了。
然而，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说，他寄出那封信后，期待的并不是来自历史的友谊，而是来自北京的歉意。对政治贞洁和政治操守，他从来都是严肃认真的，就像1936年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主动投狱一样严肃认真。
第七章
当肉体获得自由的时候，大脑深处的痛苦记忆却还留在狱中。
季伯舜总是梦见那阴森黑暗的监狱走廊，那满是横七竖八栊柱影的放风天井，那四处抹着蚊子血人血鼻涕的铅灰色墙壁，那终日“啷当”作响的脚镣，那令他羞辱，令他愤怒，令他恶心的粪坑……
黑夜失却了平衡。一个个睡梦被囚禁了，被蹂躏了，让季伯舜感到无法忍受。在出狱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连睡觉都害怕。更可怕的是，平时相处很好的同志，都对他失去了信任，不再和他联系来往了。而这时托派中央内部又发生一次严重分裂：一帮同志要开全国托派代表大会，一帮同志又要开上海托派代表大会。可不论怎么吵，双方的同志对季伯舜的存在都视若不见。
季伯舜悲凉而孤独，只得躲在公共租界的亭子间里发狂地读书，看报，翻译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此期间，季伯舜化名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孤独的信仰者》、《不断革命论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等小册子。其中《孤独的信仰者》曾在受托派思想影响的“号99lib?角书社”出版，销行七百册，不久即被查禁。这本小书可视作他晚年遗著《忠于信仰的人》的最初版本。另一本小册子——《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万余字的章节曾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的《大文化报》上发表过，署名“一丁”。在发表的那些章节中，季伯舜称他往昔的一些托派同志大都是一些于中国革命毫无用处的空谈家，很难说他们真正懂得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因而，季伯舜认为，与其把他们这些人看作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者，倒不如把他们看作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起哄者更合适。
季伯舜也肯定了一些他认为应该肯定的真正的同志，但是，就在谈到这些同志的时候，他也说：“……他们的个人野心、派别偏见，由于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和革命思想的真诚交织在一起，时常会表现得十分怪诞，乃至使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议。而革命的高尚动机与个人卑劣的目的在同一背景下，用同一形式表现出来，就使得革命运动本身变了形，失却了99lib?原有意义和效果，由此而产生的分裂也就无可避免了……”季伯舜指出，这种状态非改变不可，中国的托派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到下层去，到无产阶级力量最集中的工厂去，到各自最熟悉最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去，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无产阶级，才会有前途。
在谈到摆在眼前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季伯舜和盘端出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和主张，认为：一方面要参加抗日战争，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民族解放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趁此机会积极准备力量，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季伯舜说，任何时候对蒋介石反动集团都不能抱有幻想，蒋介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还是屠杀中国工农群众的刽子手。
基于这种思想，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季伯舜离开上海，先到豫西老家去了一趟。10月底，又由豫西去了清浦，幻想着利用抗战和国共合作造成的宽松形势，在清浦发展托派党组织，动员工人群众，重演一场类似1925年的轰轰烈烈的壮剧。
壮剧没演过来。
1937年10月的清浦到处都是抗日救亡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年轻而陌生的面孔。关押了多年的共产党人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了，并和把他们关进监狱，杀害他们同志的刽子手们再一次并肩携手了。清浦市成立了工人抗日救国团，已当了清浦市工会委员长的安忠良出任总团长。刚刚被国民党政府从上海放出来的郜明，一回来就被安忠良接到市里最豪华的大发酒楼吃了接风酒，几天之后出任了清浦工人抗日救国团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团长。各大工厂，像季伯舜所熟悉的大兴纱厂，东方机器厂，都成立了分团。小一些的工厂也三五家合在一起成立了分团或支团。一切都和十二年前惊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当初安忠良们和郜明们携手对付的是反动军阀，这一回则是日本人了。
季伯舜感到哀伤，也有些一筹莫展。
偏偏在这时，曾在1931年到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的孙越来找他了，一进门就大呼小叫：“老季，你来得好，来得好啊！我们清浦的托派同志正准备大干一番哩，你这留过苏的老同志一来，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我老孙也就更有信心了！”
季伯舜很吃惊：“你们要大干什么呀？”
孙越兴奋地道：“发动一场大罢工，就从大兴厂搞起！”
大兴厂季伯舜很熟悉，知道是家日商纱厂，以为孙越要发动的是一场反日大罢工，遂问道：“和日本人干一场？”
孙越手一摆：“哪来的什么日本人啊！大兴厂打从14年工潮之后，就由天津北方银团接手了。现在，这帮反动资本家借口国难，把劳工员工的工薪一下子降了20%，引起了全厂劳工职员的极大不满，就把机会给咱们送上门来了！”
季伯舜一时不知该如何表态，犹豫说：“在……在这种时候，全民抗战，我们发动……发动这种针对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大罢工，是不是合适啊？”
孙越眼皮一翻：“咋不合适？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天然合理！在任何时候都合理，现在郜明那帮机会主义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我们领着干正合适！”
“可……可现在要全民抗战呀！”
“嘿！什么抗战呀，那不是我们的事！”
细细一谈，季伯舜才知道，在对抗战问题的态度上，孙越和他，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并不一样。这个满腹经纶的教书先生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争，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因此必须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就像当年列宁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一样：趁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变这场狗咬狗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为国内的革命战争。
季伯舜不同意，搬出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要孙越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他一起真正按托洛茨基的正确意见办：在军事上消极支持抗战，在政治上积极准备推翻国民党。
二人吵了一晚上，谁也没说服谁。
最后，孙越退了一步，借着季伯舜的话人工薪。安忠良闻讯大惊，指责郜明违背国共合作的协议，在国难期间煽动工潮，是汉奸行径。郜明和清浦共产党却不承认季伯舜、孙越这些人是共产党。结局不消说，自然是一场大逮捕，国共两党共同筹划的大逮捕。季伯舜和孙越两名“首犯”在大兴纱厂材料库被当局抓获，连夜押往清浦警察局。三个月后，分别以汉奸罪被判处十二年和十五年徒刑。
这已是1938年6月的事了。
当年10月，日军北进，清浦沦陷。国民党特别执法处在紧急撤退之夜释放了监狱所有在押的刑事犯和轻国事犯。面对无法转移的，犯了重罪被处十年以上徒刑的汉奸犯，就地在牢房里进行了集体处决。季伯舜同室的十八名人犯——包括孙越，全部在枪弹下毙命，而季伯舜竟奇迹般的逃过这场灭顶之灾活了下来。
在那场疯狂大屠杀中，季伯舜身上中了两颗子弹。一颗打在右胳膊上，一颗打在右大腿上，都不致命，而且没伤骨头。
这真是运气。
第八章
大屠杀是在深夜进行的。几十年后回忆起来，季伯舜还心有余悸，总觉着在那次屠杀中他的肉体已经死去，活下来的只是他的灵魂。
那夜是惊心动魄而又紧张迫人的。炮声、枪声响个不停，日军飞机不时地从清浦城上空呼啸掠过，把一颗颗炸弹扔下来，像扔下一颗颗爆裂的太阳。监狱的院内被火光照得彤亮。爆闪的火光中，荷枪实弹臂戴袖标的特别执法队的军警冲了进来，他们当中不但有穿９9liｂ?军警制服的人，还有一些穿便服的人。
季伯舜依稀记得，他在那穿便服的人当中，看到了安忠良。安忠良提着把小号手枪，在天井当中站着，和几个穿军装的人在商量什么。因为离得９9ｌｉｂ?远，又是夜里，他看得不太清楚，但从身材和形态上看，从面孔的轮廓上看，季伯舜认为十有八九就是安忠良。那时安忠良已出任国民党清浦抗日游击队总督导员了。
安忠良和那些穿军装的人说话时，天井里的特别执法队已开始行动了，有人端着轻机枪对他们牢房右侧的死囚号子猛烈扫射。和季伯舜同牢的犯人们知道情况不妙，开始进行毫无希望的反抗：用肩膀扛门，用床板撞门，梦想撞出一条生路来。季伯舜也吓傻了，一时间大小便失禁，在那些汉奸犯人们撞门的时候，腿软软的，竟站不起来。而偏在这时，扫射的机枪对准了他们所在的牢房，一阵蝗虫般的子弹尖利地呼啸着飞了进来。聚在门前的七、八个犯人先被击毙，没死的人，受伤的人，匆忙往他身边退。又一阵子弹倾泻进来，把他们几乎全部打倒在地面上。季伯舜也中弹倒地，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清浦城里已插上了太阳旗。季伯舜浑身是血，躺在监狱的天井里，一个日本军医在用刀割扯他粘着血污的囚衣。
那是个早晨，季伯舜头一眼就看见了映在日本士兵钢盔上的晨曦。
日本军医给他包扎了伤口之后，依然把他送回了血腥味尚未散尽的牢房。
大约十天后，一个日本大佐在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国人的陪同下，到监狱里来了，把季伯舜传唤到看守主任办公室，说是要和季伯舜谈话。季伯舜一进门，还没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那个陪同大佐的中国人脸很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季伯舜疑疑惑惑打量那人的时候，那人极和气地笑了，快步走过来，攥住他的手道：“哎呀，老季，你不认识我了？”
是的，那人他肯定见过，在很久很久以前见过，只是他脑子很乱，一时想不起来。
季伯舜木然地摇了摇头。
那人禁不住叫道：“老季，我是章小寒呀！14年清浦总同盟罢工时，我也是八人执委会的执委啊，罢工失败后，你去了旅顺，我去了上海，你忘了？”
这么一说，季伯舜才想起来，不错，是章小寒！此人是在总同盟罢工爆发后才从上海赶来临时增补进执委会的，是郜明和安忠良力荐的。他也正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并和他一起开过会。这人在每一次会上都表现得慷慨激昂，后来听说也坐了国民党的牢，今天怎么会和日本人搞到一起去了，真令人难以置信！
季伯舜很想知道这个人这十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章小寒却不说，松开季伯舜的手，渐渐收敛了胖脸上的笑容，冲着那个日本大佐用日语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什么，又对季伯舜道：“老季，你的情况，我和日本军方都知道了，尽管你一直为共产党工作，尽管你在苏联受过赤化教育，日军还是不追究，日军还是要解放你，给你自由！你自己也知道，不是大日本皇军迅速进入清浦，你就是这次不被他们处死，下次还是要被他们处死，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会容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下去的！”
季伯舜默默看着章小寒，一句话不答，一心想弄明白，章小寒和他的日本主子究竟想干什么？
章小寒接着说：“他们说你是汉奸，说你们这些托派分子都是汉奸，当然喽，也说我这种人是汉奸，但是，我认为不但你们不是汉奸，我们也不是汉奸！日本皇军到中国来，是为了把我们中国人从欧美白种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把我们从殖民地的地位上拯救出来！我们作?９９ｌｉb.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站在欧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和我们一样黄皮肤黑眼睛的日本呢？老季，你说对不对？”
这是彻头彻尾的汉奸理论，根本不值得一驳，驳斥他就是抬举他。
季伯舜强忍着厌恶，麻木地听着。
“……三井晃大佐看了你的案卷，对你的才华、勇气及不平凡的经历十分欣赏，大佐认为，你有可能和皇军合作，在清浦市临时维新政府出任某个重要职务。三井晃大佐认为你是个难得的人才，迄今无施展才华的机会实在是可惜了。”
章小寒向那个三井晃大佐说了几句日语，大佐点点头，走到他面前，用生硬的中国话对他道：“季，你的好，很好！你的，合作？合作！皇军的保护你！”
三井晃大佐友好地伸出了长满黑毛的大手。
季伯舜没去握。
三井晃大佐眼睛渐渐变圆了，章小寒也变了脸色：“怎么，老季，你不干？”
季伯舜缓缓站了起来，正视着三井晃大佐和章小寒，淡淡地道：“送我回号子吧！”
章小寒呆住了：“哎，哎，老季，你……你疯了？坐牢还坐上瘾了？”
季伯舜愤怒了，用尽平生的力气，狠狠打了章小寒一个耳光：“无耻！送我回号子！你章小寒是汉奸，我季某人不是汉奸！我们真正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同志不是汉奸！我们要一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告诉你的日本主子吧，这就是我的回答，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
这种回答的结果必然是继续坐牢——坐日本人的牢，罪名由汉奸一跃变成了反满抗日分子，既荒诞又真实。
不过，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日本军方还是对季伯舜寄予一定希望的，除章小寒之外，还命令其他几个做了汉奸的熟人做季伯舜的工作。这熟人中有一个就是他的托派同学吴国平，吴国平几年前曾为季伯舜的案子四处奔波过的。真不知日本人是怎么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把吴国平从上海弄过来的。季伯舜回答吴国平的照例是一顿痛骂。
挨到1940年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季伯舜被隶属汪伪政权的清浦法院正式判处十五年徒刑。
这是第三次判刑。如果把它和第一次在上海的七年，第二次在清浦的十二年加在一起，一共是三十四年刑期，而季伯舜获得这三十四年刑期的时候，才只有三十七岁。三十七岁是人一生中思想最活跃的时候，季伯舜却在思想最活跃的时候进入了人生的最黑暗时期……
回忆起这段时光的时候，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说：
“……日本人的监狱是最令人不能忍受的。他们不让你读书，不让你看报，甚至不让你接触到任何纸张。硬是把你与这个世界，与人类的任何政治、社会集团隔开了。而在国民党监狱不是这样，他们允许你看书、看报，后来共产党的监狱还允许你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这一点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日本人统治监狱的黑暗时期十分漫长，季伯舜最初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知道，思维在这种熬人的漫长中是会被撕扯得一点点变形的。在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他的头脑，他的智力必将逐步退化，最终会变得像一头蠢猪。在明白了这可怕的后果后，季伯舜决心用信仰的力量，用顽强的意志去抵抗。他迫使自己在一段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对过去的一件件事情进行细致入微的回忆，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进行多角度的判断和分析，借以保持思维的健康。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让自由的灵魂和被囚禁的肉体愉快地分离，让灵魂插上想象的翅膀，自由自在地在广阔的天地间，在流动的岁月中飞翔，把已经完成的生命过程变成一次次预演，而把回忆和想象化作扎扎实实的开始。
好吧，那就让这一切都重新开始吧！
他又以二十二岁那莽撞而火热的年龄，走上了1925年的玛丽路，他不是去寻觅那张美丽的太阳般的面孔，不是去向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进行无聊的道别，而是以阶级的名义去向她宣告他们之间的决裂。
哦，他碰上了赵黑子、刘成柱。是的，碰上了。他没有回避，而是迎着他们走了过去，和他们谈：他虽然走了，安忠良还在，贺恭诚还在，斗争将继续下去，他撤走，正是为了迎接明天的斗争。他们理解他，请他吃了饭，握着他的手和他郑重道别，要他保重。他很感动，他拥抱了他们，并向他们保证，他一定回来。
在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来自共产国际的那位什么斯基向他们大谈统一战线的时候，他不是为之鼓掌，而是发出了阵阵嘘声。他理直气壮地在台下对他喊：“多听听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吧，只有他对中国革命的问题看得最清楚。”哦，那时，他不应该仅仅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更应该是他坚定的信仰者。
是的，他是托洛茨基坚定的信仰者。他在那泥泞的旷野上走着，托洛茨基高昂着一个思想家的前额，在向他呼唤：“……向前走，莫停留，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们！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和他们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是无法完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任务的！他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的！他们的革命即便侥幸成功，也不具备无产阶级性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你们肩上……”
他虔诚地甚至是带着几分惶恐地倾听着那声音，大步向前走着、走着，走进了中国苦难的大地。
他和他的中国同志没有进行那些无聊的空谈，而是深入了工厂，深入了兵营，在工人中，在士兵中，也在同情革命的农民中建立起了强大而有影响力的托派反对派组织。
黑暗而漫长的时光，在季伯舜咽着橡子面窝头，做着一个个白日梦的时候，一点点悄然逝去了，渐渐化作了他未来牢狱生涯中新的白日梦。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凭着那一个个白日梦，凭着顽强而固执的信仰，季伯舜在日本人治下的非人的监狱里生存下来了。1946年国民党清浦军警当局接收监狱时，曾做过一个统计：在1938年至1945年短短的八年里，关在清浦监狱的四千九百多名未处死刑的国事犯中，有三千多名因种种非人的折磨而在服刑过程中死亡，只有一千八百多人幸存下来。
季伯舜是那幸存者中的一个。
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里说：
“……我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练硬了那一身骨骼的。坚定的信仰给了我力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的肉体也渐渐适应了狱中非人的待遇和严酷的环境。我学会了在狭窄的牢房里进行适度运动量的锻炼。学会了像自由人一样有规律地生活。甚至学会了用有节制的手淫来解决一个中年男人的性饥渴。这一切都为我继续下去的更长的牢狱生涯，奠定了强有力的心理基础……”
在谈到狱中的手淫时，季伯舜毫不掩饰，坦荡地说，他臆想中的发泄对象永远是钱二小姐，那位1925年时二十一岁的钱芬芬。季伯舜清楚地知道：从阶级理论上，他必须和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决裂，可手淫时不想到她就不行。季伯舜认为这是一个矛盾，也是一种埋藏很深的平时不易察觉的人格分裂。
第九章
1949年12月21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清浦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郜明，在两个警卫员和许多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进清浦监狱的时候，季伯舜正背靠着黑糊糊的洋灰墙壁，仰脸望着天顶，用俄语背诵着《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从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这时，号子外面响起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脚步声由远而近，响至号子门前戛然终止了。季伯舜依着墙壁微微移动了一下身子，向门口看了一眼，从门底的缝隙看到了几双穿黑布鞋的大脚。
“报告首长，就在这间牢房里。”是一个年轻的声音。
“唔，把门打开吧！”显然是那个首长在说。
1949年12月21日，蹲在清浦监狱甲十六号囚室里的季伯舜并没想到那个首长会是郜明，也根本没对那位首长的到来表现出任何的欣喜。他十分清楚，夺取了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会给他自由的。因为他是托派反对派，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对那些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来说，只是个天方夜谭式的荒唐笑话。
事实也正是这样。
解放军解放清浦后，当天就接管了监狱。此后，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迅速释放了几乎所有在押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中有共产党员，进步民主人士，同情革命的大中学生，在战争中受伤被俘的解放军战士，参与反内战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唯独没有季伯舜和以汉奸定罪的十几个犯人。那一阵子，监狱里几乎天天放人，甲十六号原关押了十四名政治犯，放到后来，只剩下了他孤零零一人。
这期间也发生过一次误会。在刚开始放人的时候，一个被解放军留用的老看守人员向军代表报告，说甲十六号关的一个姓季的其实不是汉奸，而是一个1925年大革命时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军代表很激动，当天就跑到牢房，走到季伯舜面前，“啪”的一个立正，向季伯舜敬了个庄严的军礼，声音哽咽地对季伯舜说：“老同志，你……你受委屈了！”
季伯舜很吃惊，惶惑不安地站起来，一时竟不知该对这个奉献给他的军礼作何反应。
军代表亲自给季伯舜下了脚镣，又命令看守帮他收拾东西。
季伯舜这才懵懵懂懂开了口：“同志，你……你没搞错吧？”
军代表连忙道：“没错！没错！老同志，我们是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是当年的红军呀！从我们来到的那天起，这个监狱就不关共产党了，我们要用它来关那些关你们的人！”
季伯舜那一瞬间在无限感慨之中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产生了变化，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实现了联合，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陈独秀也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实现了合作。季伯舜根本不知道，他的精神领袖托洛茨基已经在1938年9月为对抗第三共产国际成立了第四共产国际，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第四共产国际成立两年后的1940年8月，被斯大林派去的杀手残酷杀害。陈独秀也于1942年穷困潦倒病逝于四川江津，国内的托陈反对派一部分流亡国外，一部分坚持国内斗争的同志已大部被捕。他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白日梦式的辉煌想象，不管如何辉煌，毕竟还是想象，严峻的历史决不是凭借想象来完成的。
果然，当那位军代表查阅了监狱的敌档，弄清了季伯舜的真实身份之后，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了，继而，因尴尬的缘故勃然大怒了：“混蛋！季伯舜，你他妈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反革命托派？！对你们这种反革命托派，我们不但不能放，逍遥法外的还要抓进来，该判的判，该杀的杀！你等着吧，人民法庭将要对你和你们这伙坏蛋破坏革命的滔天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
季伯舜被重新押回了监号，那位原想讨好解放军的留用看守也因此而被关押几天之后走人了。军代表认定那位留用看守没安好心，不但让他出了一个大洋相，还差点让他犯了大错误。
事情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以中国农民为主体，从中国农村扑向城市的中国革.99liｂ?
命的成功，并不是他们托派革命者们的成功。这种成功的价值——对历史进步的价值，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季伯舜一时还没法作出准确的分析和评判，但是有一点是确凿的，也就是那位军代表毫不讳言的：他和他的同志们还得继续在共产党的监狱坐牢。就像当年在苏联，托洛茨基和他的列宁派的同志们已经付出过的那样。
因此，当季伯舜侧着身子，从门底的缝隙下看到那几双穿着黑布鞋的大脚时，心境平静得几近麻木，修炼俄语的兴致也没被破坏。他仰着头发蓬乱的脑袋，望着结满蛛网的天顶，继续用俄语把他所熟记于心的《共产党宣言》背了下去：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政治力量公认为一种力量。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我们一个党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为了这个目的……”
监号的门打开了，几双穿黑布鞋的脚一步步迈到季伯舜面前，一个年轻的嗓门在大声叫喊：“季伯舜，站起来！”
季伯舜木然地看了那年轻士兵一眼，看到了那年轻士兵用双手握在胸前的美式卡宾枪，卡宾枪是崭新的。季伯舜又把脑袋扭到一边，继续背诵：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
“季伯舜，我再说一遍：站起来！”年轻士兵在吼叫，还有拉枪栓的声音。
季伯舜知道年轻士兵没有权力枪杀他，仍看着天顶喃喃不止：
“……拟定了如下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首长的天津声音响了起来：“他说的哪一国话？”
另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俄语。”
“说什么？”
“背……背书。”
“哦，背的什么书啊？”
“《共产党宣言》。”
首长怔了一下，清了清嗓门，走九九藏书到季伯舜身边：“季伯舜，转过脸来，看看我是谁？”
季伯舜这才转过身子，盯住这位首长看的时候已发现，这位瘦削的，穿着军装的首长是郜明。他愣了一下，身体本能地向后缩了缩：“你？是……是你！”
郜明一手扶着腰间的皮带，一手端着嵌着伤疤的下巴，低垂着脑袋，久久看着他：“是我，郜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清浦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如果从1925年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委会撤离清浦时算起，迄今正好二十四年，今天——二十四年之后，清浦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整个中国也回到了人民手中！季伯舜，你或许已经知道了，一个月零二十一天以前，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已在北平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季伯舜挺起细长的脖子，拼力支撑着那颗因爆满长发而显得十分巨大的脑袋，怀疑地问：“是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农民？”
郜明微微一笑：“当然是人民，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
季伯舜冷笑着，缓缓晃动着那颗硕大的脑袋，而后手扶墙壁，吃力地站了起来：“在你们这个已经成立的人民共和国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犯罪吧？”
郜明哈哈大笑了，笑毕，严肃地道：“这你不是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因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的那天起，就向全中国各阶层民众公开申明，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对了，我差点忘记，那时，你也曾是我党的一名党员。今天，在我们的９9ｌib?人民共和国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取得了全面胜利，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全国人民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我们面临的伟大任务。”
“那么，你们敢于让我讲话了？”
“讲吧，季伯舜！你可以在我面前尽情地讲，但是，很遗憾，我们不能放你出去胡说八道毒害社会！因为今天你是人民监狱的一名重要犯人，掌握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要清算你们反革命托派分裂党，破坏中国革命的滔天历史罪行。这一点我不能不向你说清楚。好吧，你现在可以讲了，我也很想听一听，面对着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伟大事实，你们这些反革命托派还有什么超革命的高论！”
郜明的话语中带着明显的嘲讽和轻蔑。季伯舜觉得，自己不能不给以猛烈的反驳和反击。他是自信的，他手中掌握着马列主义真理呢，用马列主义的真理一对照，中国共产党和他们这场成功的革命是怎么回事就十分清楚了。
季伯舜默默想了一下，把双手抄在身后，下意识地用手指轻轻弹击着身后的洋灰墙壁，开始侃侃而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依靠城市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目前这场中国革命主要依靠的是农民和由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军队，根本没有发九九藏书
消失了。
大舅舅因此而得出结论：如果说人生真有悲哀的话，那么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悲哀的。在北京做了高官的郜明和他这个终身囚徒的悲哀是同等的。区别只是承受悲哀的形式不同罢了，而死亡却在最终连这形式的区别也抹去了。
那天，大舅舅很晚才回去，回去之后就躺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在最后三个月里，在病榻上，大舅舅把用中文写毕的《忠于信仰的人》又看了一遍。他说，他将凭着这部遗稿而继续存之于世。弥留前的几天，他相当烦躁，抚着那部手稿，嘴里不断地叽里咕噜，不知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背诵什么东西。词句断断续续，逻辑混乱，有些还是俄语的，让人十分费解。
俄语我听不懂，我依稀记得这么一些中国句子：“……没有法官的法庭还叫什么法庭……谁也不能判决信仰和思想。有贫穷就有革命。革命吞噬儿女，革命天然合理……起来，革命，革命，继续革命。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罪人手中握着他清白无罪的一切证明，那些无罪的人呢？无罪的人没有证明无罪的证件……如果大家都无罪呢？如果一切的努力都是制造罪恶呢？”就这么乱七八糟的，您知道这都是什么意思么？
大舅舅去世后，北京中央党史部门才知道，中国国内还有这么一个见过托洛茨基的老人。他们不知道大舅舅已经过世了，提着录音机大老远从北京飞来，想从大舅舅嘴里抢救出一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资料。结果，不用说了，录音机是派不上用场的。我动员母亲把大舅舅的遗著《忠于信仰的人》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安排出版，为后人保留一段历史。我认为这也许是舅舅生前所期望的。
不料，事情却有些糟糕。党史部门的同志们精心研究了大舅舅的这部遗著后发现，其中的许多史实是虚幻的、不忠实的，只能理解为一种痴狂的臆想。比如1927年托洛茨基参加越飞葬礼的时候，根本没出现红军战士为托洛茨基高呼万岁的场面。而在新处女墓地，舅舅和托洛茨基的那番对话也几近无稽，史料证明，关于国民议会的口号，托洛茨基在那时候根本没提出来。在1933年军法官审讯中的那一幕也令人怀疑。如果大舅舅当时敢这么不策略地对国民党的军法官讲话，恐怕不仅仅是判七年刑，而是要被枪决，有人花钱运动也没有用。
当然，党史部门的同志们并没有因此而否认这部遗著的价值，也没有因为大舅舅的臆想而认定大舅舅是在有意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说，考虑到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断坐牢，所以出现一些臆想与现实的混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准备在对其重要史实进行考证并加以注释后，予以内部出版。
这是不久前的事。
想想也真够惨的，一个1924年就投身到马克思主义大旗下的老共产党员，因为托洛茨基的缘故，因为偶然的一班轮船，竟这么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我一直认为，是那班船毁了他。如果没有那班船，如果大舅舅在1925年那个撤退的早晨跟他的同学同志郜明一起留在了清浦，那么，他这一生决不会有这么多磨难，今天的地位也决不会比郜明低。在那个久远的早晨，大舅舅和郜明是站在威廉大街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大舅舅当时二十二岁，郜明也二十二岁。大舅舅1924年入的党，郜明也是1924年入的党。可跑离了威廉大街，跑离了那个早晨之后，一切全都乱了套……
序章
以郜老的革命生涯为线索写点东西的想法由来已久了。刚调到北京给郜老当秘书时，就很认真地考虑过。不过当时郜老还在职，工作很忙，几乎没有可能坐下来和我一起回顾历史往事。直到去年秋天，郜老彻底退了下来，要老人家操劳的事不是那么多了，我才觉着时机到了，才拐弯抹角地把写书的事提了出来。
郜老听后呵呵笑了，说：“好！好！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不要突出写我，不要宣传个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嘛，要多宣传人民！”我说：“在年轻一代理想观念淡漠的今天，重温你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啊！”
郜老倚靠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做声。我能猜出他在想啥。他十有八九在想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振华。振华让老人家操够了心，在我看来，正属于理想观念淡漠的那代人中的一员。这年轻人为了发财，啥荒唐事都能干出来，打着老头子的旗号招摇撞骗，一忽儿开公司，一忽儿搞走私，不明不白的买卖做到了香港地区、美国。振华捅娄子我都知道，去年在广州被抓，还是我带着郜老的信把他领回来的。
郜老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凝目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只怕晚了，只怕我们的历史已经很难感动他们喽！在他们看来，我们打下的江山理所当然属于他们，我们的精神却不属于他们！他们若有我们当年的革命精神，亦不至于荒唐如斯！”郜老那阵子心境很不好，甚或有些凄凉，夫人凌凤刚刚去世，唯一的儿子郜振华又纰漏不断，我常见他一人对灯独坐，默默发呆。
大约一个星期后，郜老说是要出去走走，要我和他一起去，边走边谈。
第一站到了清浦市。清浦党政军一把手亲自出面接待，很是热闹了几天。几天后，郜老不准清浦的同志前呼后拥地跟着陪同了。老人家对清浦市委书记和舰队司令员说，他要清静清静，要把自己当年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再好好看一看。99lib?
郜老要看的第一个地方是忠烈陵。据郜老说，忠烈陵是个很有名气的所在，可清浦市的首脑们却无人知晓它在何处。郜老说在华荧山腰上，说他1955年以前在清浦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忠烈陵一直保护得很好。说罢，很自信地带着我和一帮随行人员奔华荧山去了。结果，几辆车围着华荧山转了两圈，也没发现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郜老很生气，认定石碑和陵墓都被他的后继者们搞掉了，车子一掉头，直开市委，找到市委书记就是一顿训，骂他不懂历史。
第二天，市委书记诚惶诚恐地跑来了，声称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都还?９9ｌiｂ.在，并没被谁搞掉，只是被圈到山脚下的汽油库里去了。郜老和我们这才在市委书记的带领下，穿过汽油库，爬到了华荧山腰上，找到了那块石碑和那座陵墓。
石碑和陵墓已经被破坏得很不像个样子了。石碑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故意破坏的，９9lｉb?碑上的文字全被刻意凿掉了，碑的顶端也被砸裂了。陵墓因为长期缺乏修葺，龟裂成了几大块，像颗被敲开的老核桃，野草在陵区四处疯长。
郜老拄着手杖站在陵墓前，用手指着石碑对那位市委书记说：“这里埋葬着什么人你知道么？我们清浦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你听说过么？一个不了解自己城市历史的人，怎么能管好自己的城市呢？！”市委书记说，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他是知道的，市党史办正在编辑出版有关史料，他还写了序。郜老一顿手杖：“既然知道，为啥不好好把这座陵墓修一修？为什么允许汽油库把它圈到大墙里面去啊？”没容市委书记答话，郜老转过身子，用手杖往山脚下的汽油库一划拉，“油库不准往忠烈陵上方扩展，上面的围墙给我推倒了，砌到下面去，还有，山那边要重辟一条通往陵前的水泥路，否则，就给我把油库挪走！”
郜老一时间似乎又回到了在职的时候，又大气磅礴地对市委书记发号施令了，还一厢情愿地要以忠烈陵为中心，修建一座山涧公园。市委书记极是虔诚地连连应着，还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老兄十有八九不会真去办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他们在位的土地老爷欺哄老头子们的本事大着呢！
晚上，照例吃大宴，郜老情绪激动，多喝了两杯茅台酒，失眠睡不着了，就和我扯个没完。话题自然而然地从那座忠烈陵和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扯开去。
郜老带着深沉的思索说：
“……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是终生难忘的喽！那年我二十二岁，入党只一年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把我从北京派到了清浦。和我一起被派到清浦的还有一个叫季伯舜的同学，当时也是党员，后来成了反革命托派。那时候，国共正合作，孙中山先生刚逝世，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接到组织指示，一起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每次开会都对总理遗像鞠躬——总理是孙总理，不是咱周总理！还要背遗嘱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那个时候，国共是真合作，不是假合作。上海‘五卅惨案’一发生，清浦就在我们国共两党的共同发动下，闹起来了！闹到帝国主义干涉，反动军阀镇压的时候，人家国民党人也没退却！撤退的那个早晨，要不是忠烈陵里葬着的贺恭诚和另一个叫安忠良的国民党人的掩护，我可能活不到今天！
“那是1925年10月17日，我记得很清楚，是个阴雨天，水蒙蒙，雾蒙蒙的。该走的同志都走了，我们开会的威廉大街125号的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安忠良、贺恭诚三个人。按说，我该和季伯舜以及另一个工人党员郑少白一起撤到旅顺去的，可我不愿意去！一个共产党人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离开正在流血的基本群众呢？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嘛！我不能走！所以，就出事了……”
第一章
没想到会这么快出事。跟踪盯梢的那个密探被郑少白干掉了，他的身份证件和短枪都被缴获了，按说威廉大街125号在1925年10月16日的那个早晨不该暴露，至少郜明认为不该暴露。知道125号的除了到会的八个执委外，没有别人，而八个执委撤走了五个，余下的三个全在125号客厅里，怎么会暴露呢？
然而，事实上威廉大街125号在那个早晨是暴露了。赵督办的侦缉队有计划、有目的地扑来了，“咔咔”作响的脚步声踏破了那个早晨的静寂，给那个不平凡的日子抹上了一缕艳红的血光，也给郜明留下了一个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
郜明记得，那时天还没大亮，客厅里的吊灯壁灯还开着，他和安忠良、贺恭诚的潜意识依然沉浸在那个刚刚逝去的漫漫长夜中。他坐在壁灯下的长沙发上——那是桑叶和凌凤两个女同志坐过的，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她们的体温。贺恭诚在对面抽烟，烟雾一阵阵往他面前扑。透过烟雾，能看到安忠良忧郁的面孔。安忠良坐在桌案前的椅子上，两手把玩着郑少白缴获的短枪，眼睛却盯着他。当时，清浦面临的局面很严峻，执委会撤退后，总商会将出面和赵督办及英日领事馆交涉，以忍痛复工复市为代价，换取被捕工人代表的获释，避免进一步流血。然而，对这一交涉能否成功，郜明并没有多少把握，尤其对总商会的交涉能力，郜明十分怀疑。
出于这一担心，郜明提醒安忠良道：“忠良兄，我走，你留，你责任就重大了！你得想想：总商会姓钱的那帮人靠得住么？他们出面交涉真有成功的可能么？如果交涉不成功，如果我们工友们在忍痛复工之后，被抓的工人代表仍然不能获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疯狂报复，你我又将如何向清浦工界交代呢？”
安忠良把手中的枪放到桌上，叹了口气：“这的确是个难题啊！”
郜明问贺恭诚要了支烟，点上了，一边抽着，一边说：“所以，我想，我还是留下来比较好！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更加险恶，更加复杂的局面……”
安忠良一怔，很严肃地问：“怎么，你老弟还真不打算走了？”
郜明点了点头：“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时候离开清浦。”
安忠良颇为苦恼：“你看你，又来了！不行啊，老弟！你和我不一样，你在这场工潮中可是出尽了风头，被赵督办抓住要掉脑袋的！你自己也知道，就是总商会那帮人对你老弟也没有好感啊！”
郜明当然知道总商会那伙人对他的态度，但他依靠的并不是总商会的那伙人，而是铁路工会、海员工会的工友们。这些工友们是值得信赖的，他正是为了他们，才必须留下来。坦率地说，对清浦安忠良和国民党党部提出的忍痛复工的妥协９９lib.方案，他是持有异议的。郜明认为，这一方案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不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为此，他曾专门请示过省委，省委却要求他们服从国民党，和国民党人保持一致，他才在最终议决那个妥协方案时保持了沉默。
那时——在1925年10月17日的那个早晨，郜明就想：安忠良执意要他撤走，恐怕不仅仅是为他的个人安全着想，大概也有为妥协方案的实施排除障碍的意味。商界一直是安忠良负责发动的，安忠良和总商会那帮人的联系一直十分密切。有一阵子，安忠良几乎天天都要到玛丽路总商会会长钱甫人家里去。钱甫人很滑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英国领事馆华仆罢工以后，钱甫人先是暗中接济，后来干脆硬压着华仆复工，安忠良都是知道的，而且，明里暗里都给予了支持。现在，形势急转直下，让温和的总商会代表工界和反动军阀、日英帝国主义交涉，工界的利益、劳工的利益不受伤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话却也不好明说，郜明只道：“忠良兄，我得对参加罢工的劳工弟兄负责啊！我也不是信不过总商会，只是想，作为我们，应该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也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如果总商会交涉不成功，我们只有把罢工坚持下去！”
安忠良不同意，自顾自地说：“可我要对你和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嘛！我不能眼看着赵督办的屠刀砍下你老弟的脑袋！莽撞硬拼不策略嘛！”
一直默不做声的贺恭诚也道：“郜先生，安先生是为你好，现在这情势，清浦的确是不保险哩！”
郜明拍了拍贺恭诚的肩头，又对安忠良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着想，可这问题我早想过了，方才在会上我也说过的：工界我毕竟很熟悉嘛！清浦这么多工友，这么多工厂，哪里猫不下一个我啊？！”
安忠良苦涩地一笑：“老弟，今非昔比喽，轰轰烈烈好的日子过去了，眼下靠得住的地方，靠得住的人可不多哟！”叹了口气，安忠良又说，“你一定不要太乐观，这种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件事我原来并不想告诉你，现在想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你知道开会前被郑少白杀死的那个盯梢者是谁么？”
郜明摇了摇头：“不知道。谁呀？”
安忠良一声叹息：“他是我妻弟啊！”
郜明的眼一下子睁圆了：“什么，你妻弟？哎，你……你怎么不早说？”
安忠良道：“早说干啥？让郑少白知道有啥好处啊？郑少白会觉着不安，会觉着欠了我什么。其实少白根本不欠我的，出卖我们同胞向东洋鬼子讨赏的人难道不该死么？”
郜明那一瞬间真感动，不论安忠良在领导总同盟罢工时表现如何，不论安忠良的妥协方案如何没有道理，可安忠良在这件事上却是无可指责的。于是，一把攥住安忠良的手说：“忠良兄，你可真能沉得住气，你今天若是不说，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
安忠良道：“其实，还是不说的好，这本来就是件很丢人的事！看了那证件上的照片，我挺难过的。我万万没想到，我自己的亲朋中会有这种无耻小人！”
郜明安慰道：“也不必难过，各人的道路是各人自己选择的么，你有什么办法？！不过，情况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谨慎些好！忠良兄，我看你也要离开这里躲一躲。”
安忠良道：“是的，我是准备暂时到别处避一避，你呢，也别再坚持了，必须离开清浦！唔，现在是六点五十分，你马上到日航码头还来得及。”
郜明下意识地看了看客厅墙上的大挂钟，挂钟的时针果然逼近“7”字了，这就是说，“大和丸”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船了。
走还是不走？省委一再要求清浦特支的共产党员要服从国民党，他听从安忠良的意见，撤往旅顺口，任何人也说不出他的不是。可服从会造成什么结果？他对得起那些支持他，信任他的劳工弟兄吗？而如果不走，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这严峻的局面呢？！
郜明迟疑的当儿，安忠良又说话了：九九藏书“郜明兄，你若不想去旅顺，就到广州跑一趟吧，代表清浦工商学各界把总同盟罢工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一翔实报告。你若不去，过些时日我也要跑一趟的。”
广州他更不能去。如果非走不可，他宁可选择旅顺，一俟时局变化，他还可及时赶回清浦，以助安忠良和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臂之力。
郜明刚要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讲出来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正对着威廉大街门楼的客厅正门突然开了，守在大门口望风的安忠良年轻的妻子唐娟冲了进来，神情紧张地道：“不好啦，四五辆兵车开过来了，怕是冲着咱们来的！”
安忠良一惊，把桌上的枪一拿，匆匆上了楼。郜明和贺恭诚也跟着上了楼。
到了楼上，安忠良小心揭开临街落地窗前的黑丝绒窗帘，他们三人几乎同时看到，几辆满载着大兵的卡车在门前戛然停下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匆忙从前面一辆车的驾驶室里跳出来，指着他们置身的125号大门吼叫着什么。车上的大兵像下饺子似的，“扑通”、“扑通”不断地往地上跳。
郜明不禁失声道：“糟了，正门出不去了！”
安忠良没做声，又跑到房间的另一头，从后窗向125号后门方向看。125号后门是刘状元巷。巷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布满了大兵，灰黄的一团正喧闹着向后门逼来。事情很明显，后门也出不去了，这一下子，谁都走不掉了。
贺恭诚焦虑不安地问：“安先生，这……这可怎么办啊？”
安忠良想了想，突然有了主意，指了指房间上方的一个小方洞：“没别的好办法了，你们两个快爬到天花板上面躲着去，我得和那帮兵大爷们见见面了！”
郜明一把握住安忠良的手，试图阻止：“忠良兄，这……这哪成啊？”
安忠良甩开郜明的手，匆匆说了句：“能保住一个算一个，哎，不论发生啥事，你们千万别出来啊！”
说罢，安忠良下楼走了，走时把短枪顺手塞给了贺恭诚，把门也反手带上了。
郜明和贺恭诚不敢怠慢，手忙脚乱地把一张大桌子移到天花板下，又在大桌子上架了张椅子。郜明叫贺恭诚快上去，贺恭诚让郜明快上去。推让了半天，还是郜明先上去了。一上去，郜明就俯在天花板上，伸出手招呼贺恭诚。贺恭诚迟疑着，不往桌子上爬。这时郜明才悟到：贺恭诚上去后，这些桌椅无法搬走，他们藏身的地方无形中就暴露了。郜明急得想往下跳，可没能把身子探出来，贺恭诚已把桌子、椅子全移走了。“郜先生，您好生猫着别动，我另找个地方吧！”
贺恭诚说着，这里瞅瞅，那里瞄瞄，最后选定了对过的壁橱，拉开了门跳了进去。
这时，楼下响起了乱七八糟的声音，间或还能听到安忠良的叫喊声。安忠良叫喊的声音机械而单调，反反复复只一句话：“我要见你们赵督办……”乱七八糟的声音瞬即响到了楼上。楼上房间的门被一阵纷乱的枪托子砸开了，一伙大兵揪着安忠良涌进了房间……
那场面真紧张，真揪心，郜明躲在天花板上毫无反抗的可能，并且随时有可能暴露，而只要一暴露，他就毫无疑问地要献身于国民革命了。
俯在天花板上度过的那个早晨，是郜明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早晨。如此荒唐地度过那个早晨，是郜明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如果事先能够想到，能够选择的话，郜明一定会选定那艘日本“大和丸”，而不会去选择满是尘土的天花板。
第二章
天花板紧贴着屋顶，中间最高的地方不过一米，根本不可能站起来走，要想行动，只有爬，还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得碰着脑袋，弄出响动。身下的栅条棚顶也不牢实，极有可能不堪负荷，使他“轰然”一声漏将下去。郜明不敢在栅条棚顶上爬，而是沿着钉成一个个大方格的粗木框的边缘爬，爬几米就歇一歇。
正对着郜明的山墙上，有个小小的钉着斜木条的通气窗。窗外布满了那个早晨的明媚阳光，也给置身的这个黑暗的所在带来了些许光明。郜明离开方洞开始爬行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那缕光明的所在，就开始向那白晃晃的地方靠。还一厢情愿地梦想着推开那扇通气窗，跳到窗外阳光爆响的早晨中去。
然而，爬到通气窗跟前，郜明才发现，窗子是固定死的，根本推不开，而且还很小，就是能敲掉栅条，他的身子也挤不过去。郜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算，又像避瘟神一样逃避着气窗带来的白光，悄悄转移到了一架支撑着屋顶的粗木梁后面，在黑暗中无可奈何地等候命运的判决。
命运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命运就呆在顶棚下面的屋子里，可能是赵督办手下的那帮兵大爷，也可能是安忠良和贺恭诚。不论是那帮兵大爷们发现了他，还是安忠良、贺恭诚供出了他，他都将被命运扼住脖子一把掐死。
心悬到了喉咙眼上，郜明本能地想窥透屋子里的一切秘密。他发现了自己身边不远处有一个走电线的小洞，忙扒着横梁，移身到了小洞边上，将脸孔贴了上去。
屋里的情形一下子映入了郜明眼帘。他看到了一个个大兵头上的帽子，看到了他们手中的枪，还看到了一个军官模样的胖子大大咧咧九九藏书地坐在摇椅上，跷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摇来摇去。却没看到安忠良，也没看到贺恭诚。安忠良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贺恭诚那当儿还没暴露。也是奇怪，躲在壁橱里的贺恭诚按常理说，是该暴露的，可偏没暴露。事后再想想，郜明认为，这当中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大兵们并没想到那当儿125号还有其他人藏身。另一种可能是，大兵们忙于发财抢东西，一时没注意到那个凹进墙里不显眼的壁橱。
屋子转眼间就被大兵们糟踏得不像样子了。许多珍贵的古玩被打碎了，书架上的书被扔得到处都是。大兵们穿黑布鞋的脚不断地在书上踩着，踢踢踏踏地跑来跑去。躺在摇椅上的胖军官对自己的部下根本不加约束——非但不加约束，还给他们上劲：“搜！好好给我搜！妈拉个巴子的，值钱的都给爷们拿走！这回不是督办大人给咱们发饷，是革命党给咱们发饷，妈拉个巴子的，不拿白不拿！”
郜明没听到安忠良的言语声。安忠良大约清楚，面对抢劫，言语没有用。赵督办的兵是穿着军装的土匪，和土匪是没法讲道理的。
就在胖军官勉励大兵们好好发财的时候，有人发现了贺恭诚藏身的壁橱。贺恭诚不知是躲在壁橱里面，还是跳出壁橱开了一枪，给原本混乱的屋子造成了一阵更大的混乱，大兵们也开枪了，至少开了两三枪。
好像没死人。贺恭诚头一次使枪，理所当然使不出什么名堂。贺恭诚显然也没死，但胳膊上受了伤。郜明在天花板上眼见着贺恭诚被几个大兵扭着，推到了胖军官面前。胖军官大吼了一声什么，然后，狠狠地抽贺恭诚的耳光，边抽边骂：“妈拉个巴子的，到什么时候了，还想算计爷们？老子揍死你个狗日的！揍死你个王八蛋……”
贺恭诚嘴角流了血，血粘到胖军官的手上，又随着一个个耳光掴到了贺恭诚脸上，没一会工夫，贺恭诚满脸也都是血了。
这时，郜明听到了安忠良的声音：“住手！他不是革命党，是老百姓，是我家的门房，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他！”
胖军官冷冷一笑：“门房？门房也使枪？老子知道你们都是革命党，私藏武器，图谋不轨！你们不但煽动罢工，荒日本人、英国人的生意，还他妈的想和俺赵督办作对搞暴乱！”
“那就带我去见你们的赵督办！我说了，我要去见你们的赵督办！”
“妈拉个巴子，我们督办才不尿你呢！他忙着呢，要和日本人喝酒哩！别以为你是什么罢工委员长就了不起，妈拉个巴子的，你搁在俺督办眼里，连屌毛也算不上一根！捏死你就像捏死个蚂蚁……”
天花板下的情势十分紧张。贺恭诚已挨了揍，只怕安忠良也要挨揍。那胖军官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文气，撞在这种人手里，你只好自认倒霉。这家伙没准真敢把安忠良一枪毙了，杀人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杀鸡。现在的问题是，面对这么一帮家伙，安忠良能不能顶得住？枪口抵着安忠良脑门时，安忠良会不会把他郜明供出来？那时是1925年，不是1952年，郜明对安忠良在危难面前的表现还缺乏深刻的了解。那当儿，郜明也看不到安忠良的面孔，根本无从判定安忠良的面孔上有几多坚定。因此，郜明心虚得很，甚至做好了束手就擒的思想准备。
安忠良的磨难果然开始了。胖军官开始讯问了——奇怪的是，胖军官不是问执委会的情况，而是问单纯的经济问题。郜明看到那胖军官挥着枪在摇椅前踱步：“妈拉个巴子，老子说毙你，马上就毙！赵督办也拦不住！妈拉个巴子，县官不如现管嘛！可俺不想毙你！你和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俺毙你干毬？你荒日本人，英国人的买卖，和赵督办捣蛋，跟俺当兵的没99ｌｉb?关系。妈拉个巴子，俺当兵的不就是跑腿么，可这腿总不能白跑，你小舅子没钱倒罢了，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有那么多钱，总得给弟兄们一点跑腿钱吧？说，把钱都掖哪去了？”
郜明知道安忠良是没钱的，有钱的是安忠良在上海办工厂的父亲。可安忠良的父亲对儿子醉心革命并无好感，老头子从没大笔给过儿子钱。另外，老头子对儿子娶个家境贫寒的女中教师为妻也十分不悦，儿子结婚后，老头子几乎没到清浦来过，害得做了革命党的儿子，总是大骂资产阶级贪婪自私，不讲人情。
安忠良照实说了，声音嘶哑：“……我没钱，如果有钱，藏在什么地方你们会翻不出来，要毙就毙吧，我……我认了！”
胖军官火了：“哟，倒他妈的硬气！妈拉个巴子的，看来不扎你两刀你小舅子是不肯放血的！来，弟兄们！给小舅子动点真格的！”
安忠良不在郜明的视线内，安忠良挨揍的情形郜明看不到，但大兵们的拳脚声，安忠良的惨叫声，郜明却听得真真切切。一声声、一阵阵直往郜明耳朵眼里钻，郜明就像自己挨了揍似的，身体禁不住颤抖起来。
过了一会儿，拳脚声和惨叫声都消失了，胖军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说不说？妈拉个巴子的，是皮肉金贵还是大洋金贵呀？你小舅子掂量掂量！你小舅子想死还没门哩！爷们偏叫你活受……”
拳脚声又响了起来，可响了没几下，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在摇椅前踱步的胖军官不知怎么突然停住了脚步，笔直站好，还喝起了口令：“立正！”
拳脚声随着口令再次消失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军官在几个随从的簇拥下走进了屋子。军官的模样郜明看不见，能看见的只是军官的长腿和悬在腰间的指挥刀。“妈个屌，怎么回事呀？”
“报……报告周旅长，我……我们在审他！审他！问……问……问他的同……同党都在哪里猫着，他小舅子就是不招！”
“哦，还他妈的有几根骨头嘛！”是那周旅长的声音。
安忠良大声抗辩道：“他们是土匪，他们问我要钱，我……我没有！”
“什么？要钱？谁问你要钱？”周旅长问。
“他们！”
周旅长转过身，打了胖军官一记耳光，厉声骂道：“妈个屌！发财也不挑个时候！误了赵督办的大事，你狗日的脑袋还要不要？！马上给我把这两个人带走！”
“是！旅长！”
“这楼里楼外都搜过了？”
“报告周旅长，搜过了，那个小舅子妈拉个巴子的藏在壁橱里向我们开枪，也被我们抓住了！”
“好吧！把人带走！”
“是！”
胖军官、周旅长和那帮大兵押着安忠良和贺恭诚，踢踢踏踏往楼下走，杂沓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天顶下的屋子陷入了一片静寂之中。
郜明这才长长舒了口气，抹去了脸上、额上的汗水，一点点往方才上来的方洞口爬，爬几步就侧耳听听——那刻儿，他还余悸未消，担心屋子里的某个角落藏着几个大兵。爬到洞口，郜明犹豫了好一阵子，把脑袋探出天顶，急速地在屋里扫视了一下。
屋里确已没有人了，通往楼梯口的房门被砸坏了，歪歪扭扭地半敞着。临街大窗上的黑丝绒窗帘被大兵们扯走了，白灿灿的阳光铺满了凌乱的地面。
郜明急切地想跳下去，以便尽快从125号脱身。可探头探脑看了半天，还是没敢。倒不是跳下去怕会摔坏自己的腿，而是怕跳下去的剧响惊动楼下的大兵。郜明揣摸，楼下的大兵不会全部撤走，赵督办既然知道威廉125号是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委会的秘密会所，就不会如此掉以轻心。
这么一想，就不敢轻举妄动了，郜明只好不太情愿地继续呆在天花板上等待时机。他认准的时机是在夜里，夜间留下的大兵警惕松懈，且有黑暗的掩护，逃出去的把握就大。
不曾想，没等到夜间，机会就来了。不知是中午还是下午，时间弄不清，反正天还没黑，安忠良的妻子唐娟上楼来收拾房间了。郜明见唐娟身边并没有大兵，便把脑袋再次从天花板的方洞中探了出来，压低嗓门喊了声：“唐……唐姐！”
唐娟不知道郜明躲在天花板上，大约情况紧急，安忠良被捕前没来得及给唐娟说。唐娟茫然地四处瞅了半天，看见了郜明的脑袋，惊慌地问：“哎，郜先生，你……你咋还没走啊？”
“没来得及！”
唐娟向门外的楼梯口看了看：“现在也……也走不掉，楼下还坐着两个家伙，都……都有枪！”
“那咋办？”
唐娟想了想：“别……别急，你……你再呆一会儿，或……或许会有办法！”
说罢，唐娟走了。
天快黑的时候，唐娟又匆匆上来了，搬了桌子、椅子，让郜明踩着下来。一下来，就塞给郜明一身干净衣服让他换了，还让他洗了脸。
唐娟说：“快走吧！从后门走。那两个当兵的被我骗出去买酒买菜九九藏书 了，马上就会回来。”
郜明感动地抓住唐娟的手道：“唐姐，谢谢你！你和忠良兄对我的情谊，我姓郜的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忠良兄的事，你放心，我们会全力营救的！”
说罢，郜明匆匆走了，从1925年10月17日的夜间，一头扎进了10月19日的傍晚，10月18日的那个早晨让他在天花板的黑暗中躲掉了……
第三章
安忠良夫妇对郜明的情谊郜明确凿没敢忘记。逃出凶险的125号后，郜明即先后三次跑到玛丽路75号钱甫人家，软硬兼施，要求总商会出面保释安忠良和贺恭诚。钱甫人一来慑于郜明在清浦工界的威力和影响，二来自己往日和安忠良的关系又确凿很好，营救还是卖力的。后来，安忠良在上海的父亲又捐了五万军饷给赵督办，安忠良虽说在赵督办的军法处吃了几个月苦头，最终还是被放出来了。而无钱无势，又顽强不屈的贺恭诚则在安忠良被放出之前就枪毙了。赵督办在总商会交心交底地对钱甫人说：不杀一个不行啊！革命党这么闹工潮，闹了一百四十多天，荒了洋人这么多好买卖，不毙上个首犯无法向洋鬼子们交账。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人贺恭诚就这样成了整个总同盟罢工的替罪羊。
贺恭诚的死，给郜明，也给安忠良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尤其是死里逃生的安忠良，在刚获释的一段时间里，一提到贺恭诚就说：“老贺不该死！他是替我死的，是替三万参加大罢工的劳工弟兄们死的！”安忠良还指天发誓，对郜明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并本市国民党革命同志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主持隆重的祭奠，给劳工英雄贺恭诚修建陵墓，以志永远的纪念。”
这诺言后来由安忠良和清浦国民党党部履行了。而安忠良和国民党人履行这一诺言时，国共关系已经破裂，郜明已经无法公开出面和安忠良一起向这位淳朴的工友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了。郜明只是在忠烈陵修好后的一个蒙蒙雨夜，独自一人到陵前走了一趟，伴着这位长眠于地下的工人朋友默默坐了几个小时。
国共破裂和安忠良的急剧右转，郜明事先是没想到的。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清浦国共两党还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来自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指令，安忠良和清浦的国民党人依然坚决执行。就是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分共以后，同样处于地下状态的清浦国民党和清浦共产党，也还在相互防范之中勉强合作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安忠良的心理状态和思想变化，郜明九九藏书无法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但郜明能够想象出安忠良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因为同样的矛盾和痛苦他也曾经历过。安忠良能够狠下心来向昔日的同志和朋友举起屠刀，决不仅是冷冰冰的政党理论可以解释清楚的。说安忠良是个冷血动物他不相信。郜明相信的只是，在感情和观念的冲突中，作为人的安忠良被作为政治家的安忠良战胜了，就像1925年那个早晨，安忠良忍痛认可郑少白对自己妻弟的处决一样。
在北伐军开进清浦之后，由安忠良参与指挥的全面“清党”开始了。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不下二十人被枪决，就连刚刚从武汉跑回来避风的章小寒也被安忠良手下走狗抓住，判了十五年徒刑。那位章小寒似乎和安忠良还有什么亲戚关系，安忠良还是毫不客气地对他下了手。
那年春天，郜明也差点儿被捕。幸运的是，安忠良的妻子唐娟不是什么政治家，对自己丈夫的铁血政治很不理解，悄悄托人将消息透露给郜明，才使郜明及时逃离了隐身之处，并在十几天后离开了清浦。
离开清浦前，郜明召集永康厂的王寿松、刘建等几个可靠的工人党员组织了一个除奸行动组，决定了最后一件事：用暴力手段除掉安忠良。
做９９ｌib.t>出这个决定是被迫的，1925年那个早晨躲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的时候，郜明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么残酷的现实。怎么也想不到会由他亲自主持处决安忠良的行动。政治是无情的，在政治需要战胜安忠良个人感情的时候，实际上也战胜了他的个人感情。他郜明也是政治的人，而不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人，不论昔日安忠良对他如何，不论现在安忠良的妻子唐娟对他如何，他都要遵照他所属政党的政治利益行动，在行动中生存，或在行动中死亡。
这么做时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惆怅痛苦。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郜明还说，在决定行动的那个晚上，对着油灯的灯火，对着王寿松、刘建几位行动小组同志的面孔，他想了许久，也想了许多。他想到了安忠良对他个人的许多好处，想到了唐娟和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丈夫和父亲会怎么生活？甚至想到，如果不杀安忠良，局面会怎么样？局面显然会进一步恶化。安忠良参加了清浦国共合作的全过程，对清浦共产党组织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杀安忠良，就等于鼓励安忠良杀共产党。
这么一想，郜明又觉着怪不了他，从政党方面说，进行反革命叛变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从个人角度说，首先翻脸的是安忠良，而不是他郜明。他是在安忠良抛?９9lｉｂ? 弃昔日的友情，以执政的国民党的身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时，被迫代表他所在的共产党进行还击的。安忠良忠于国民党的党派政治，他自然要忠于共产党的党派政治，这是毫无疑义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郜明依然想尽可能地避免更多地伤害唐娟和她女儿，在最后具体布置和安排刺杀细节的时候，郜明还再三强调说：“我们要除掉的只是安忠良，其他人员一律不准伤害，尤其是他的老婆孩子，我们要保证不误伤！”
王寿松和刘建都很为难。
王寿松说：“两党拼命，咱谁也不会有意去向人家小孩、女人下手，只是枪弹无情，恐怕到时候难说得很！”
刘建也道：“就是嘛！咱们有个方案是扔炸弹，这炸弹一扔出去，谁敢保证只炸死姓安的一个人？”
郜明毫不含糊地说：“不能保证时就别下手！炸弹、短枪都是人使唤的！再说，也不一定非要往威廉大街125号扔炸弹，打黑枪么，可以在安忠良外出办公时干！也可在他办公室干！”
刘建手一摊：“郜先生，你说笑话了，在路上怎么干？125号门外就是威廉大街，人来人往的，怎么下手？他办公的地方你更甭想，门口天天都有两个兵把岗。”
王寿松证实道：“是的，就是坐汽车外出，狗日的也带着两个随从。我派人跟踪了几天，回来报告说，那两个随从怀里也揣着枪！”
郜明那时还没主持过这种暴力活动，一点经验也没有，王寿松和刘建一反驳，他就没辙了。他也不讲假话，坦率地告诉他们：“对这种事我也不懂，你们问的这些话，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我还是那句话：安忠良非尽快除掉不可，但是，绝对不能误伤了他的老婆孩子！具体怎么办，你们再想想，事在人为！”
王寿松、刘建想了两整天，也没想出更好的办法。而在这两天中，又有七位党员被捕。刘成柱等十二名党员则在清浦的三家报纸上同时发表了反共声明。上级党组织严厉批评了清浦特支的右倾思想，并指示他们，丢掉幻想，果断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王寿松、刘建带着两个日航码头的工人同志动手了。他们半夜三更摸到了威廉大街125号，往里面扔了两颗炸弹。结果一颗炸弹没响，另一颗炸弹响虽响了，却没炸着安忠良，倒把安忠良家的保姆和安忠良不到一岁的女儿炸死了。暴力行动完全失败，郜明千方百计想避免的惨剧却未能避免，这让郜明既沮丧又愧疚。
更糟糕的是，此一举非但没有吓倒安忠良，反而使得痛失幼女的安忠良发了疯。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惨遭枪杀，一些同情革命的左派国民党人也接连被逮捕。清浦大街小巷日夜布满密探，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样笼罩着全城。清浦地下党组织本来就元气大伤，在这严重局面下，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积极的工作了。省委被迫指示郜明和其他几名党员紧急撤离清浦。郜明和两位支委撤往省城，王寿松等四位同志撤往维丰。后来，王寿松因郑少白的出卖，牺牲在了维丰……
这是1928年4月的事。
第四章
这年4月，省委已进行了两次改组。指示郜明撤离清浦的省委不是以往的老省委，而是第二次改组后的新省委。新省委书记是个留学苏联的中年同志，姓田，叫田昌仁。郜明第一次走进省委秘密机关所在的大盛粮行，向田昌仁报到汇报工作时，这位新省委书记就毫不客气地批评郜明，说是清浦的工作全被郜明等同志搞糟了，说郜明执行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了清浦革命的领导权，对以安忠良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忍让，最终导致了今日的完全失败。
新省委书记田昌仁对清浦的情况十分了解，说出的话有根有据。据田昌仁分析，清浦的局面按说不应该搞得这么糟。清浦不同于省城，北伐军到得迟，就是在上海、武汉的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以后，还是有可能拼力一争的。清浦特支完全可以在北伐军到来之前，以主动的姿态迎接国民党的挑战，组织实力雄厚、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产业工人进行武装暴动，尝试建立城市工人政权。可清浦的共产党人没有这样做。身为清浦特支书记的郜明心存幻想，动摇不定，坐失了良机。
田昌仁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今天这种被动局面，客观原因很多，却也和郜明个人感情的脆弱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共产党的特支书记，却总念念不忘威廉大街那个被躲掉的早晨，总也忘不了凶恶的反动分子安忠良曾救过自己的命，因而，在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摇摆不定，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田昌仁讲得有道理，郜明口服心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右倾错误，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清浦工作之检讨》的总结报告。在总结报告中，郜明彻底清算了自己和前省委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清浦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请求处分，并要求新省委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新省委对郜明认识错误的态度比较满意，把郜明的总结报告摘要整理后，作为省委文件发了下去。同时发下去的，还有关于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指示。
据田昌仁说，目前的白色恐怖只是表面现象，实质的问题是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为此，有基础的城市和农村，应该毫不犹豫地积极组织武装暴动，建立红色工农武装。尚无基础的中心城市，像他们所置身的省城，也应该大力开展街头革命宣传活动，造成广泛积极的政治影响，以行动证明共产党组织的强大存在，打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新省委提出：我们要做行动中的革命者！
郜明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主动向省委申请，到火热斗争的第一线去，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纠正自己的右倾错误。省委慎重研究之后，却没同意。省委书记田昌仁认为，郜明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更适宜留在省委机关。遂安排郜明在省委组织部做干事，公开身份是大盛粮行账房。
紧张而忙碌的新工作从此开始了，郜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也从此开始了。清浦的一切和他再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血火凝成的记忆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了。
为了改正自己的右倾错误，郜明对新工作是十分积极的。每天天还未亮，粮行还没开门，郜明就独自起身，去找有关工厂的工人积极分子谈天，了解基层情况。然后，马不停蹄地开会，接头；接头、开会，每天不弄到半夜三更不躺下。有时，还要接待来自省内各市县的同志，还要代表省委到各市县去跑，工作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郜明还是挤出时间认真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其中记得最熟的是列宁的《论组织》。当时，《论组织》还没有中译本，他能够弄懂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应归功于诲人不倦的省委书记田昌仁。田昌仁在苏联留过学，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呆过半年多，精通俄语，逐句逐段给他翻译。郜明就记下来，反复揣摸。
田昌仁问郜明：“工作这么多，天天忙成这个样子，你为啥还这么用功？”
郜明叹息着，老老实实回答：“老田，我不用功不行啊！党既然安排我干组织工作，我就得想法干好，糊里糊涂再犯错误，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了！”
田昌仁对此很赞赏，拍着郜明的肩头说：“郜明同志，说得好啊！一个好党员就应该做党的忠实工具，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干一行就爱一行，干好一行！”
那两年郜明对田昌仁是十分尊敬的，既把田昌仁视作可靠的上级，更把田昌仁看作师长，夜里做梦都不敢怀疑田昌仁和新省委的正确。郜明真心相信，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星星之火迅速便可燃成燎原之势。因而，当田昌仁和省委为某个小工厂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一场斗殴激动不已而彻夜开会时，郜明一点也不感到荒唐，甚至真诚地认为，那某个工头打向某个工人的一拳头，很可能就是一场轰轰烈烈革命运动的导火线。那时已有了“飞行集会”，这种集会强烈体现了田昌仁和新省委倡导的行动精神，很为田昌仁和省委委员们赞赏。因此，不但是基层党组织领着工人群众搞“飞行集会”，省委也多次发动省委机关的同志去参加。
郜明就参加过这种“飞行集会”，曾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委会委员，后来又做了他妻子的凌凤，就是他在193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飞行集会”上再度相逢的。
现在想想，这种“飞行集会”真是开玩笑，拿自己的党员干部，也拿工人群众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几个人突然跳到街头上扔上几把传单，喊上一通激昂的口号，唱一曲《国际歌》，对革命究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真是天知道！每次“飞行集会”后都有不少同志被捕。搞到后来，党组织越是发动，工人群众就越是害怕。田昌仁和新省委殷切期待的积极影响没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倒显而易见。
当时郜明却没有这种觉悟。这么干的时候，也没料到它的结99lib?极有可能被捕入狱，甚至牺牲性命。郜明虽说早就做好了这种最坏的准备，但思想深处又确不愿这种最坏的结局变成现实。因此，在1931年“五一”节的早晨，郜明是做好脱身准备的，戴了墨镜不说，身上的长衫也套了不同颜色的两件。
七点半钟，约定的集会时间到了，街上也熙熙攘攘热闹起来。郜明注意到，人群中许多党员同志的熟悉面孔——出现了。负责联络工作的市中区委交通书记老金噙了根香烟，走到他身边假装对火，悄悄对他说了句：“人差不多到齐了！”
郜明点点头：“那就开始吧！”说完，就和小汤一起疾速往身边“交通银行”的高台阶上走。与此同时，身后的老金摘下头上的礼帽，当街摇了摇。暗中集合于大街两旁的党员群众立即围拢过来。许多好奇的路人不知发生了啥新奇事，也跟着盲目挤了过来，霎时间整个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
郜明猛然转过身，站在交通银行台阶的最上层讲话了，讲得又急又快，像放连珠炮：“工友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朋友们，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们全世界无产者、劳动者的盛大节日！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显示我们劳动者的强大力量！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要垮台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来临了，中华全国苏维埃的建立已指日可待了！”
刚讲了这么几句，郜明就注意到，台阶下的人群骤然骚动起来。一些看热闹的人发现大事不妙，开始不要命地往外面挤。外围的党员和工人同志们则按事先的计划安排，牢牢稳住阵脚，手挽手组成了人墙，阻止人群的溃散。
便衣特务及时出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家伙吹着哨子，指着郜明喊：“盯住他，盯住这个共党分子！”
鸭舌帽手下的特务们开始拳打脚踢，向人群中冲，一些工友和他们交上了手。
郜明适时地停止了演讲，挥臂呼起了口号：
“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全世界无产者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郜明呼口号的时候，小汤和老金把一沓沓传单迅速撒了下来。有许多传单根本就没散开，一沓沓落到了地上。他们俩也不管，匆忙撒完之后，扯了他一把，说了声“快走！”就分头扎进台阶下混乱的人群中消失了。郜明也不敢怠慢，忙跟着跳下了台阶，挤入人流里，一时间被挤得东倒西歪，连鞋都差点被踩掉了。
这时，响起了枪声——不知是便衣特务们开了枪，还是赶来镇压的军警开了枪。集会的人群开始向大街两头哄散开去。郜明在人群中飞快跑着，一边跑一边换装。先是把墨镜摘了，接着又把外面套着的灰色旧大褂脱下来，露出了里面的那件黑色长袍。脱下的灰大褂，郜明顺手塞到了路边的垃圾箱里。
憋着气，跑了大约二三百米之后，身边身后的人越来越稀少了，郜明才整了整散落在额前的乱头发，喘匀气，闪身进了路边一家茶楼，找个空位子坐下了。
就是在这时候，郜明和后来的妻子凌凤再度重逢了。当时，郜明坐在茶楼靠窗的一张桌子旁边，刚斟上一杯茶，一个穿蛋青色旗袍的女人就进来了。那女人显然注意到了郜明，东看看，西看看，在郜明桌子对过的空位子上坐下了。她一坐下，郜明就认出了她，想叫却没敢叫：在清浦时，凌凤可是国民党员啊！
倒是凌凤先犹犹豫豫地先叫了他：“这……这不是郜明郜先生吗？”
郜明躲不过了，这才装作刚认出来的样子，叫了声：“哦，是你，凌小姐！”
凌凤站起来，抓住郜明的手：“真是你呀，郜明！我……我不是做梦吧？”
郜明故作轻松地笑道：“不，不是做梦！这不，又看到你那双亮眼睛了……”
说这话时，郜明很有感触，久违的清浦故人突然出现在眼前，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场总同盟罢工和其后的清党。郜明真想知道，他和清浦共产党人撤走之后的情况，甚至包括安忠良的情况。凌凤知道的却不多。据凌凤说，她两年前就移居省城了，一直住在自己姑妈家里。郜明这才骤然记起，凌凤这个国民党原就属于左派阵营。虽说是国民党员，却同情共产党。清浦清党时，凌凤就很不理解，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出过不少力。后来听说被安忠良逼走了，走时还和安忠良吵了一架，没想到竟也是到了省城，竟和他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了两年多。
“……现在在这里做什么事啊？”郜明问。
凌凤苦苦一笑：“能做什么事呢？一个女人家，还不是教教书么？”
郜明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凌凤毕竟曾经是个国民党员，尽管是左派，但这几年情况变化太大，他不能不保持应有的警惕：“哎，你今天一大早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是不是听说了我们要在这里举行‘五一’纪念集会？”
凌凤摇了摇头：“没听说，是碰巧遇上了！哦，对了，我姑妈家就在交通银行后面的巷子里。”
郜明眼睛一亮：“哦，那离这儿很近啊？”
凌凤马上意会了：“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走，到我姑妈家避避风再说。”
他们手挽手出去了，刚出去，满街抓人的军警们就冲进了这家茶楼……
那天“飞行集会”的代价是惨重的。市中区交通书记老金和省委机关的小汤都被捕了。老金后来牺牲了，小汤被捕的当天就叛变了。参加集会的工人党员也有三人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个基本群众。郜明却是幸运的。他因为偶然遇到了凌凤，不但及时脱了险，还美美地在凌凤姑妈家吃了顿丰盛的午餐。
凌凤的姑妈把他当作凌凤的恋人了。
后来郜明曾感慨地说过：1931年的“五一”纪念集会不但造成许多同志被捕，还导致了省委机关被破坏——做了叛徒的小汤当天夜里就带着敌人扑进了大盛粮行。省委书记田昌仁和机关十几位同志全部被捕，损失惨重。但他却因为露面发表演讲，被凌凤认了出来，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爱人，有了一个家。
第五章
谁也没想到小汤会叛变。小汤的哥哥是和省委书记田昌仁一起留苏的同学，回国后不幸病故。小汤是田昌仁上任做省委书记时从上海带来的唯——个青年党员。田昌仁对小汤十分信赖，因而小汤的被捕没引起田昌仁应有的警惕。出事的那天，他们非但没有作转移的准备，反而在大盛粮行仓库里秘密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一直开到入夜，结果就给敌人造成了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
郜明那天漏网了，他没在机关开会，而是奉命到市中区委，和区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刘万兴一起，分别慰问当日在“飞行集会”中被捕同志的家属。被捕的人挺多的，被捕家属住得又很分散，他和刘万兴从下午跑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跑了五六家。没跑完的，他们准备第二天再接着跑。那天，郜明是准备回大盛粮行省委机关的，可走到中山大道交通银行门口时，不知咋的想起了刚刚分别半天的凌凤，鬼使神差又到了凌凤家。二人谈清浦，谈安忠良，谈苏联，天南海北扯了大半夜，扯得晚了，郜明就在凌凤家住下了，而且头一次和凌凤有了那种关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郜明吻别了凌凤，到刘万兴家去找刘万兴，想把昨天没干完的事接着干完。不料，一进刘万兴的门，刘万兴的脸孔就变了颜色。刘万兴告诉他，省委机关已不存在了。郜明惊呆了，未假思索就判断出：小汤做了叛徒。事情很清楚，被捕的人中，只有小汤在省委机关工作，知道机关所在地，市中区委的交通书记老金和其他同志是不知道的。而小汤一叛变，他也就危险了——即便没在昨夜和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起被捕，日后被小汤认出来，也还是要被捕的。
郜明和刘万兴紧张地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头通知和省委机关有联系的党员干部立即撤退，同时，他们自己也尽快离开省城，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是1931年5月2日早晨八点多钟的事。
九点十分，郜明赶到自己联系过的市委书记温宝金家门口，发现温宝金家门口停着一辆囚车，报警已来不及了，只得悄然放弃。九点四十分，郜明赶到市委交通书记章仲良开的烟酒铺时，发现烟酒铺已被捣毁，章仲良夫妇已在数小时前被捕。十点多钟，赶到省委接待站——四方旅店时，郜明又发现，这座小旅店已被藏书网军警封闭，旅店里的人已全被带走……直到这时，郜明才明白：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仅仅一天一夜的工夫，“革命高潮”就不存在了。惯于制造“革命高潮”的新省委和他们造出的“革命高潮”一起同归于尽了。
这大概是省委书记田昌仁做梦也想不到的。
其实，田昌仁应该想到。一个月前，在决定举行这场导致毁灭的“五一纪念会”时，省委机关就有同志提出过：不宜由省委机关的同志参与或出面来具体组织，否则，一旦机关的同志被捕叛变，后果将不堪设想。田昌仁对这个意见却没重视，还慷慨激昂地说：“……要求下面同志做的事情，省委就要带头去做！省委机关的同志都缩起脑袋，不敢出头露面，底下的同志就更不愿干了，革命的高潮就永无指望了！”结果，省委机关的同志出头组织了，就酿成了这场灭顶灾难。
一路往回走时，郜明既沮丧又恐慌，还深深为自己刚刚参与过的那场高潮愧疚不已。他太相信田昌仁的话了，生怕再犯右倾错误，就一味盲从，没有对田昌仁和省委的错误决定进行有效的抵制，故而，对省委机关的被破坏，他也是有间接责任的。
后来，郜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当时的灾难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到1933年1月，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已损失殆尽，连中央机关都不得不撤离白区，转入中央根据地。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说，那时国统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既然是百分之百，他和当时的省委机关自然是在劫难逃，把毁灭的责任全推到田昌仁和省委身上，也就有失公允了。更何况田昌仁被捕后英勇牺牲了。
然而，在1931年5月2日那天上午，在郜明沮丧不安地四处奔波时，还无法看到全局的情况，还不了解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灾难的全部真相。郜明只看到了一个田昌仁，一个自己工作多年的省委机关，他的全部不满都是针对田昌仁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田昌仁上级兼师长的形象，在那短短的一个上午便像雪山崩裂一样彻底垮了，以至于脚下的大地都变得不牢实不可靠了。
奇怪的是，在那异常沉重的时刻，郜明却凭直感信任着那个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女友凌凤。在一上午的奔波被证明为徒劳之后，郜明毫不迟疑地赶到了凌凤的住处，想问凌凤借点盘缠出走。一步步往交通银行后街的巷子里挪的当儿，郜明根本没想到凌凤会冒着风险和他一起走，且就此做了他的妻子。
那天下午一点多钟，他赶到了凌凤的姑妈家，见到了凌凤，说明了出走的意图。凌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显得很吃惊：“怎么说走就走，出了什么事？”
郜明清楚，省委机关被破坏的秘密是保不住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报纸会为此大肆宣传的，与其让凌凤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倒不如主动告诉她好，这样倒显得坦诚。于是，便尽量镇定地说：“出了叛徒，很多同志被捕了，我们的省委机关也被破坏了，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
凌凤不相信，大睁着眼睛道：“这……这不……不可能吧？你们昨天‘五一’不是还在搞纪念集会么？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就全军覆没？”
郜明叹了口气：“事情就出在纪念集会上！和我一起搞纪念集会的一个家伙被捕后立即叛变了，而他就在省委机关工作……”
凌凤眼中的泪喷涌而出：“怎么会……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郜明摇了摇头：“是呀，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昨天夜里我若不是和你在一起，今天恐怕也被捕入狱了。”
凌凤抹去了脸上的泪，痛苦地道：“想不到我的命会这么差！两年前，我离开清浦后，就四处寻找你，寻找你们这些共产党，今天总算藏书网找到了，可你……你们又要走了！”
郜明冲动地把凌凤揽在怀里，轻轻抓起凌凤的手，抚摸着：“我……我们还会回来！一定会……会回来！共产党人是抓不尽，杀不完的！”
凌凤把头埋在他怀里，轻轻地，近乎耳语地道：“郜明，那……那你把我也带走吧！我……我们一起走！别……别让我再这样等下去……”
郜明怔住了：“这种时候跟我走？你……你不怕被捕坐牢么？”
凌凤莞尔一笑：“不怕！只……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行……”
郜明真感动，紧紧搂住凌凤，泪水落到了凌凤的脖子上。
那日，二人没顾得上亲热，当即收拾行李用具，扮成一对刚完婚的夫妻，迅速离开了危机四伏的省城，乘快车到了天津，继而去了北平。
第六章
在北平的岁月是暗淡而孤独的，如果身边没有凌凤，那段岁月必将更加凄苦难挨。身临其境之后，郜明进一步理解了凌凤，真切体会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凌凤寻找革命的迫切心情和痛苦心境。
后来，在回忆北平岁月的时候，郜明感慨地说过：“……对我来说，离开党是不可想象的。我觉着作为党员的我，就是中国共产党这部伟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和党失去了联系，就像螺丝钉从机器上掉了下来，其自身的价值也就完全失落了……”
郜明和凌凤一到北平就四处找党。遗憾的是，一直到1934年底，都未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郜明当年在北平上学时的进步同学、朋友，有的消沉了，有的埋头书斋，还有的投入了国民党怀抱，做了国民党的高官。他把目光重新折回清浦和省城时，清浦和省城也是一片茫茫浓雾。党在浓雾中完全消失了，他认识的最后一个没被捕的党员刘万兴也下落不明。
在这种情况下，郜明经当年的同学赵复之介绍，在北平的一所中学当了国文教员，凌凤也重操旧业，拿起教鞭，在小学教书——不过，凌凤这段时间的教书生涯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后来就生了孩子，做了一名家九九藏书庭主妇。
做了家庭主妇的凌凤依然向往革命，为生计而忙碌的平庸生活非但没有使她变得平庸，反倒使她变得更加成熟坚定了。凌凤除了照顾孩子，安排家庭生活之外，还经常跑书店，买些进步书刊来看。郜明当时读过的许多书刊就是她推荐的。
凌凤也没忘记找党，尽管那时她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凌凤坚持认为，党不但是他的，也是她的，党是他们生活的共同希望。为此，凌凤和大杂院的工友们时有往来，经常有意无意地向他们了解一些工厂的情况。每逢听到有什么劳资纠纷之类的事情，总会激动好几天。
这种盲目而热切的寻找，险些使他们夫妻走上歧途——他们没找到9９ｌib.真正的党组织，却找到了一个叫汪明泉的托派分子，和北平的一个托派地下组织。
托派的情况，郜明过去多少知道一些。在省城组织部工作时，就看到过不少关于开除托派分子党籍的通告。这些通告大都是登在党的《红旗》周刊上的。当时的省委书记田昌仁亲口和他说过，托派等同于反革命，而且比公开的反动分子还反动一百倍！托洛茨基的反动分子有一个国际纵队，专门对抗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在国内，托派们隶属于陈独秀的左派反对派中央。他们这些反动分子不但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中国共产党，还取消革命，所以叫托陈取消派。
郜明没想到人家取消革命的反动的托派，竟然也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他和凌凤找到汪明泉的托派地下组织，就是凭借了他们发动领导的一场工人罢工的线索。那场罢工虽然没有成功，但汪明泉和他身边的几个自称是共产党的男女，给他和凌凤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
凌凤不知道托派与共产党的斗争关系，郜明最初也被能言善辩，同时又颇有务实精神的汪明泉欺骗了。凌凤通过一个工人朋友把汪明泉带到家里来，郜明兴奋不已。汪明泉和郜明大谈马列主义理论，大谈革命，郜明竟没发现托派的马列主义和他所知道的马列主义有什么大不同，更没发现其“反动一百倍”的地方。
他一开始实在是太大意了。
后来，汪明泉在分析当前国内形势时，明确提到了托洛茨基，并引用了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一封信。这才引起了郜明应有的警觉。郜明这才骤然记起了已经牺牲的省委书记田昌仁关于托派比国民党还“反动一百倍”的教导来，便及时打断汪明泉的话头，直截了当地问汪明泉：“哎，老汪，你们是共产党吗？”
汪明泉笑了笑，意味深长地反问：“老郜，那你说呢？”
郜明摇了摇头，脸上现出了讥讽：“我看你们不像共产党。”
“那么，像什么？”
“像托陈取消派啊！”
汪明泉收敛了笑容，严肃地道：“不错，我们是左派反对派，但是，决不是什么取消派！取消革命的不是我们，而正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共产党！”
郜明觉着好笑，反问道：“我们这些所谓的共产党是指谁啊？”
汪明泉手一挥，断然道：“还能是谁？就是陈绍禹那帮鸡鸣狗盗之徒和江西山窝窝里的那些绿林好汉式的农民革命家们！”
郜明一下子被激怒了，未假思索，便很是愤怒地道：“住嘴，不许污蔑王明同志！不许污蔑我们的党！真正的鸡鸣狗盗之徒是你们这些托派分子！你们对外取消革命，对内大搞宗派活动，我们的党才处理了你们，才开除了你们！”
汪明泉并不示弱，马上慷慨激昂演说开了：“……开除我们恰好证明了你们的卑怯无耻！你们师法斯大林的专制作风，不容许党内存在不同意见，压制取消党内民主，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
郜明默默听着，不再答话。他不想和汪明泉争执下去。这种争执是没有意义的。汪明泉是托派，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他要寻找的目标，他何必和一个根本就不是同志的人谈什么马列主义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么？！
汪明泉则不依不饶，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你们给我们扣了一顶取消革命的大帽子，可你们在革命吗？你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也抛弃了无产阶级！试问，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抛弃了自己要依靠的无产阶级，那么，他们的革命还能称作无产阶级革命么？就拿现在来说吧，老郜，你在找党，可你找得到陈绍禹那伙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么？找不到的！他们全躲到那帮农民起义领袖怀里去了！这里只有我们——被你们称作托陈取消派的同志们在领导城市无产阶级坚持着艰苦而英勇的斗争！你若真的信仰马列主义，就该摈弃前嫌，站到我们的斗争行列里来！来吧，老郜，我们热忱欢迎你！”
说罢，汪明泉不无夸张地向郜明伸出了手。
郜明没去握。
也幸亏没去握。如果那时他握了汪明泉的手，真的相信了汪明泉的话，参与他们的所谓革命活动，他后来人生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没准他也会像季伯舜一样在自己同志的法庭上接受严厉的审判，甚至被枪毙。后来苏区肃托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一些投奔苏区的热血青年，因为信仰托洛茨基或曾经信仰托洛茨基，甚至仅仅是和托派分子有一两次接触，就被自己的同志以革命的名义判处了死刑。
不过，和汪明泉接触的时候，郜明并不知道这可怕的后果，也并非真的看出了汪明泉的什么反动百倍的本质。他没去和汪明泉握手，是本能地出于一种党性的考虑。郜明固执地认定：党是不会错的，凡被党开除的人，就必定不是好人；党是革命的象征，离开了党的领导的革命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党的无条件忠诚，在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决定性地拯救了郜明，使郜明避免了一个可怕的信仰陷阱。
然而，最终和汪明泉分手还是和气友好的。
郜明记得他对汪明泉这样说过：“……忘掉我们的这次会面吧！既然事实证明我们不是同志，那还是各走各的路好！”
汪明泉直到告别离去，还抱着一线希望：“老郜，不要把话讲得这么绝，也许你会改变对我们反对派同志的看法的，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回到同一面共产主义旗帜下，到那个时候，我们依然是同志！是战友！”
汪明泉说完就走了，像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在和他擦肩而过时，简单交谈了几句，就永远消失在大千世界的茫茫人海中了。望着汪明泉的背影，孤独再一次袭上心头，郜明不禁生出了一丝惆怅。
当天晚上，凌凤问他：“谈得怎么样？”
郜明苦苦一笑，淡淡地说了句：“误会，一场误会。”
凌凤不解其意，固执地追问，郜明才把托派和共产党的区别和凌凤说了。
凌凤默然了。后来，凌凤也遵从郜明的嘱咐，再没和汪明泉等人有过接触。
这是个不幸的冬天。
这年冬天，他们不足月的女儿毛毛患急性肺炎死了，临死时小嘴里还噙着母亲的奶头……
第七章
过后再想想，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尽管那年冬天没找到党组织，而找到了托派的汪明泉，从根本上说，也还是有意义的。郜明认为，和汪明泉的接触，向他提供了一种经验，使得他后来在上海国民党监狱里见到老熟人季伯舜，听季伯舜大谈托洛茨基时，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陌生了。
郜明没想到会在狱中见到季伯舜，也没想到季伯舜会堕落成托派分子。能在那黑暗而狭小的天地里遇上一个老朋友、老同志，他是十分激动的。他和季伯舜谈往昔，谈清浦，谈1925年那个逃亡的早晨，时间仿佛一下子倒退了十年，他恍惚又回到了清浦威廉大街125号的客厅。世界在那一瞬间显得那么美好——尽管身陷囹圄，郜明依然觉着世界十分美好。
被捕那年，郜明已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凌凤也入党了。他们夫妇参加领导了北平和郊县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身份暴露，奉命撤往上海。他是到了上海三个月后被捕的，罪名是组织赤色读书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因为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一开始只判了他三年徒刑。三年徒刑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若是在1925年那个早晨或1931年的那个夜间被捕，他是极有可能掉脑袋的。掉脑袋的事他都不怕，三年徒刑就更不可怕了。判决后一走进监狱，他就把未来的三年视作人生旅途上的一次意外休假了。他没料到休假的兴致会被季伯舜破坏掉。
在头一天见面的谈话中，狡诈的季伯舜并没暴露自己的反动托派身份，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一味和他套近乎，大谈革命，好像他比任何人都革命似的。这个反革命托派分子还似乎无意地问他，现在在干什么，因为什么被捕？他幸好没说，如果说了，只怕改判的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枪毙了。
季伯舜的托派身份是同狱的一个政治犯揭露的。那个政治犯叫钱奋启，被捕前当过上海一个区委的交通书记，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是个很厚道，很坚强的同志。第二天放风时，钱奋启就告诉他，要他对季伯舜说话时留点神。郜明问他为啥？钱奋启就说，季伯舜是死心塌地的托派分子。郜明听罢，不由大吃一惊，立刻警醒了：季伯舜去过苏联，成为一个托派不是没可能。他和季伯舜有十年没见面了，漫长的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面目。十年前安忠良也是革命者，现在成了反动分子。十年前，工人党员郑少白也很革命，现在又猫到哪去了？！人在残酷政治环境中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他不正视这种变化也就未免太幼稚了。
郜明决定好好和季伯舜谈谈。
谈话前，他让钱奋启守在门口望风，并要求他不要参与谈话——直到那一刻儿，他还把这场实质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看作为两个朋友之间的坦诚交流。
然而，谈话一开始，季伯舜的神色就不对头。季伯舜显然注意到了他和钱奋启达成的默契。钱奋启拎着脚镣往门口挪时，季伯舜就本能地感觉到了什么，嘴角向钱奋启置身的地方努了努，说：“老郜，你咋和他搅到一起去了？”
郜明努力笑了笑：“怎么？这人靠不住吗？”
季伯舜低声咕噜了一句：“我说不准！只……只是觉着这人太阴。”
郜明拍了拍季伯舜的肩头：“不说他了，老季，还是谈谈你吧！”
季伯舜一怔：“谈我？我有啥可谈的？”
“有人告诉我，说你是托陈取消派！”
季伯舜的脸一下子白了：“谁！谁说的？”
郜明淡淡地道：“这你甭问藏书网，我只要你回答，是不是真的？”
季伯舜哼了一声：“是真的又怎么样？”
郜明没想到季伯舜会这么轻易地承认，一下子怔住了。他真不知道该怎么样。这不是在北平自由的日子里，他不能用在北平对付汪明泉的办法，分手了之。他和季伯舜得在同一间牢房服刑，朝夕相处。况且，他们过去又是那么一种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志的关系。于是，便摇了摇头说：“这不好！很不好！老季，你是老同志了，又留过苏，怎么就不知道托洛茨基是何许人呢？怎么会去参加托派呢？我想，你是不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一度和他们有过联系？是不是？！”
季伯舜断然否定了，很坦荡地承认说：“实话实说，老郜，我不是一度和他们有联系，而是一直和他们有联系！你的身份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的身份可以告诉你：我参加过左派反对派的全国统一大会，我的反对派立场是坚定的。”
郜明不悦地责问道：“那么，昨天见面时，你为啥不向我讲明这一点？”
季伯舜苦笑说：“我不想一见面就伤害我们往昔的感情和友谊啊！”
郜明长长叹了口气：“只怕这种感情和友谊都不会存在下去了！”
季伯舜神色有些黯然：“是的，我知道，因为我们的派别立场不同！”
郜明说：“你知道就好，托派是党的敌人，我不可能有托派朋友！”
季伯舜沉默半天，仰望着牢房的天顶，喃喃道：“这……这值得么？”
郜明明白无误地答道：“当然值得，这可是原则问题啊！”
季伯舜冷笑了：“原则？你们有原则么？如果你们真有原则的话，那场大革命就不会失败了！我们今天就不会呆在人家的牢狱里空谈革命了！”
郜明辩驳道：“大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季伯舜讥讽说：“陈独秀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老头子能做中国党的主吗？”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清楚：陈独秀是一只替罪羊啊，真正葬送了中国革命的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国际！陈独秀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选择了托洛茨基，才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托派阵营！当今的中国托派无疑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老季，你……你这是胡说！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党有决议的！”
“你这是不动脑子，上面决议啥你就信啥！老郜，有些情况你可能不清楚，在大革命的问题上，唯一正确的只有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多次指出……”
“你不要说了，老季，你和你们这些托派分子早就被党开除了！”
“对，这也正是我想说的：从把我们托派同志开除出党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党内的反动势力就形成了！这个党离列宁的党的原则就越来越远了……”
郜明听不下去了，以一个耳光结束了这场狱中的政治对话。
举起手掌时，郜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手掌落下，造出了一声清脆的颤响，他才悟到了自己的粗暴，呆呆地愣了好半天，眼圈不知怎么就红了。
郜明红着眼圈，痛苦地道：“老季，别……别再说了！我看，一……一切都结束了，都该结束了……”
对甩手打的这个耳光，郜明自责了好几天，他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后来才明白，他恨之深，是因为当初的爱之深啊。如果没有当初的战斗情谊，如果季伯舜只是个像汪明泉一样的陌路人，他是决不会打这个耳光的。
季伯舜显然不知道他的心情，因此也就无法原谅他的粗暴，非但无法原谅，或许正是这个粗暴的耳光，促成了季伯舜的进一步堕落，使得季伯舜无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人格，把他的真实身份暴露给了狱中的敌人。郜明认为，季伯舜这样做十有八是为了向反动当局邀功请赏，而是为了借敌人的手消灭信仰上的异己。但他既然做了，就无可辩驳地成了叛徒，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惩罚。
做出惩罚决定，郜明心境异常痛苦，其痛苦程度不亚于当年决定向威廉大街125号安忠良的寓所扔炸弹。严峻而残酷的革命，泾渭分明的信仰，使昔日的同志和朋友一个个变成了可怕的敌人。他不除掉他们，便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事业，而且日后说不定还有其他同志要遭殃。郜明思虑了几天，终于动了手。
一动手，郜明就发现了自己的软弱。当他和狱中的几个党员难友用脚镣绞住季伯舜的脖子，准备把季伯舜往粪池里扔时，他的手哆嗦了。把季伯舜扔下粪池的时候，他又过早地取下了季伯舜脖子上的脚镣，使得季伯舜在最后一瞬间叫了起来，从而导致了这次惩罚的失败。郜明为此痛悔了好长时间。
时隔多年后再回首往事，那痛悔却又一点点消失了。九九藏书从今天的眼光看，给季伯舜留下一条性命，倒也是桩好事。那时如果处死了季伯舜，历史为中国革命做出的正确结论，季伯舜就看不到了，他郜明也就失去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奚落季伯舜，并从精神上摧毁季伯舜的机会。
后来，有人替季伯舜翻案，说季伯舜不是叛徒，在监狱里并没有出卖过他，郜明不信，令有关方面彻查。彻查的结果证明，出卖他的就是季伯舜。季伯舜正是因为出卖了他，才被提前释放，当年的看守主任实事求是写了证明材料。
第八章
渐近黄昏的晚年，在对灯独坐的沉重时刻，郜明不止一次地严厉审视过自己的一生。在审视中，他时不时地问自己：在往昔，在那些置身革命斗争的非常岁月里，他真的从未怀疑过党吗？真的像一个齿轮或一颗螺丝钉一样随着党的机器轰隆隆运转么？他有没有过迷惘的时刻？是否产生过让齿轮停止运转的念头？
有过。有过这样的非常时刻，也有过这样的念头。
1937年10月的那个早晨是不该被忘记的。当郜明和上百名政治犯站在监狱的天井里，听外面党组织派来的代表作形势报告的时候，深刻的怀疑第一次产生了。那位代表的模样郜明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高高瘦瘦的，约莫四十来岁，刀条脸，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好像姓王。狱中有个难友认识他，说这位王代表确实是共产党人，曾当过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代表向他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指示，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决藏书网 定，履行手续，出狱工作。
郜明记得，那是个阴暗潮湿的日子，看不到日头，看不到阳光，四周一片灰蒙蒙的，使人感到无比压抑。高墙电网外隐隐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响声，闹不清是交战的炮火，还是压抑在低空中的闷雷。是秋天了，按说不该再有雷声。
大家都沉默着，好长时间没人说话，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外面的抗战形势，难友们多少是知道一些的，郜明被捕前就听说过中央有再度实行国共合作的意向。然而，此时此刻，当这种意向真的变成现实的时候，郜明和难友们又觉着难以置信了。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郜明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这很可能是一场骗局，那位姓王的可能代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此人是要把他们拖下水。
王代表见大家沉默着，一个个无动于衷，有些着急了，红着眼圈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为了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大局，同志们应该相信中共中央，相信组织，应该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出来工作，为全民族抗战作出新贡献。继而，一个穿西装的国民党官员也讲了话。官员说，中共现在已具有合法地位，隶属于中共的红军即将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此后大家应该摈弃前嫌，为民族之生存，国体之维持而共同奋斗。见下面仍是一片死寂，官员又说，狱中与世隔绝，大家也许会感到突然，这并不奇怪。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多看看报纸，看看中共有关国共合作的文告。凡愿意接受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履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义务者，均可在草拟好的声明上签字，然后出狱工作。
报告会一散，各个号子沸沸扬扬乱作了一团。狱中的种种迹象证明，那位姓王的代表和国民党官员讲的话是真的。关押政治犯的号子从那天早晨开始不再落锁，难友们串号来往不再被禁止。看守们的态度也好多了，有些看守还私下向自己的犯人道歉，讲好话，要求日后给予关照。
当天，狱外秘密渠道的消息也传来了，履行手续出狱，确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不论感情上能否接受，能否理解，都要坚决执行，先出来再说。郜明和几个谨慎的难友问，如果日后出问题谁负责？回答也是明确的，这是中央的决定，有问题中央负责。大家的思想这才统一了，第三天下午，当那位姓王的代表再次出现在监狱的时候，难友们不但履行了手续，而且和那位代表一起高呼起了“拥护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
谁也没想到要呼这些口号，一切全是在仓促而激动的气氛中自然而然完成的。那位王代表讲完话，挥起手臂呼口号的时候，大家就不约而同把手臂挥了起来，跟着高呼了。就像主机运转带动了大大小小一系列齿轮，合理得不能再合理了。
郜明本能地拒斥着这一切，既没有举手，也没有应和。他木然地在人群中呆着，一瞬间突然觉着这世界和身边的这群人都十分陌生，他似乎不是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立着，而是在没根没底的半空中飘着。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郜明问自己。难道这一切都是必须的么？难道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十年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不拥护这个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就无法完成抗战吗？红军变成国军，和当年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又有什么区别？谁敢保证1927年的血淋淋政治悲剧不再重演？
更令郜明难以接受的是，现实反差给他个人和难友们造成的屈辱感：他和他的难友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囚犯，他们不是在自由世界里，而是在监狱的围墙电网下——蒋委员长监狱的围墙电网下拥护蒋委员长的！这无论如何都显得荒唐，甚至有些无耻。郜明认定狱中那些看守们正在暗中嘲笑他们，他们一定会说：瞧瞧这些共产党分子吧！他们是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入狱的，现在却在拥护蒋委员长，拥护三民主义的高呼声中走出了监狱，他们全都悔过自新了。
他没有悔过自新，没有，从来都没有。他还是被捕时的那个他，当年他振臂呼出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华苏维埃万岁”的口号依然在他脑海里不断盘旋，郜明觉得，他只要一张嘴，这些盘旋的声音就会在这混浊的空气中震颤。
可悲的是，党不再需要这些激情的阶级斗争的高亢声音。党的机器发生了变向运转，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了，阶级矛盾必须调和，而不是激化。他只要隶属于这部党的机器，就不能不随着向同一个方向转动，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他个人的感情能不能接受。说穿了，他个人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党的选择则是至高无上的，他作为一个党员，只能也必须服从于党的利益选择。
当天黄昏时刻，郜明强忍住悲愤的泪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去后根本没按照规定找党组织报到。他第一次面对着喧闹的世界，面对可能出现的千万种选择问自己：离开了党的机器和党的决定，他能否活得更好一些？他生命的存在是否会更有意义？
在那短暂的几天里，郜明的思维离开了党的轨道，在一片迷乱的星空中乱飞乱撞。其结果是不断撞痛自己的心，也撞痛了凌凤。他想做一个好丈夫，为凌凤，也为自己好好活着，凌凤却不领情，偏说他病了——得了消沉病。凌凤给他开的药方是，赶快找党组织报到，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中适应新的形势，跟上党的新路线。
在妻子凌凤的一再催促下，郜明才找组织报了到，参加了三天的形势教育和政治学习，然后被派到他所熟悉的清浦市从事国共合作的抗日救亡工作。于是，他带着深刻的怀疑和忧虑，又和当年的老对手安忠良打上了交道。
这是1937年10月底的事。
十年不见，安忠良见老了，眼角和嘴边已现出了深浅不一的皱纹，而且明显地发福了，小肚子挺了起来，脸孔胀大了许多，两只手肉滚滚的，绵软得很。和郜明握手时，安忠良神态坦然，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官场政客的成熟和圆滑。
这位老对手只字不提十年中积欠共产党人的人命账，呵呵一阵笑，把那十年的时光一笔勾销了，摩擦着郜明的手臂说：“郜明老弟啊，这许多年我好想你啊！知道你要到清浦来，我真高兴！我对他们说了，郜明我了解，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经验，和他一起共事，我有信心，若是换了别人，我就不敢说这个大话喽！”
安忠良表情、语调很真诚，那样子恍惚不是冤家聚首，而是老友重逢。
郜明却分明从面前这位老友脸上看到了一张张苍白失血的脸孔，总觉着握着他的那只绵软的手沾着腥湿的血。郜明当时还没成熟到圆滑的地步，还不习惯于把真实的思想藏匿在心的深处，一开口就暴露了情绪：“是哦，老兄，十年前的合作你可没赔本！我们却吃了大亏，我可差一点连脑袋都贴进去了！”
安忠良一怔，随即笑道：“哪里！哪里！你也没赔么，你的脑袋不是还好端端地长在你自己的脖子上么？！我看呀，你老兄倒是赚了。”
“哦，我还赚了？赚了啥啊？”
“嘿，赚了我们一个女党员同志嘛！把凌凤赚到手里做老婆了嘛！”
随即又是一阵笑。
当时凌凤也在场，凌凤说：“哎，我可是让你们硬推到郜明身边去的啊！”
安忠良却没再就着这个话题说下去，收敛笑容道：“笑话，全是笑话！反正你们来得好！我和清浦党部同志们真心诚意欢迎，真心诚意和你们好好合作！你们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拥护蒋委员长了，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有了合作的基础。而有了我们两党的真诚合作，中国的抗战就大有前途……”
这话真刺耳，就像狱中天井里的口号一样刺耳，屈辱感再一次涌上心头，想压抑也压抑不住。郜明尽量平静，但却毫不退让地道：“放弃阶级斗争，是我党出于民族存亡的大局考虑后作出的重要让步，我们拥护的蒋委员长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蒋委员长，而不是当年那个对日妥协投降，光会搞安内的蒋委员长。”
安忠良道：“不好这样讲吧。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蒋委员长怎么会对日妥协投降呢？怎么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呢？蒋委员长一直是主张抗战的嘛！过去蒋委员长无法实施抗战大计，是因为你们搞阶级斗争嘛，你们搞阶级斗争，闹得四邻不安，国无宁日，蒋委员长当然要安内喽！安内还是为了攘外么！现在你们接受了蒋委员长的感召，不搞阶级斗争了，就不存在安内问题了！”
郜明马上反驳：“如此说来，对今日民族危亡的局面，倒是该由我们共产党负责喽？那么请问：东三省是在谁手里丢的？华北又是在谁手里丢的……”
安忠良挥手阻止了郜明的话头：“好了，好了，这些问题我们日后再讨论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去喝点什么吧？市党部的同志们要为你们夫妇接风呢！”
第一次谈话到此结束。后来——大约是1950年，当他作为审判者站在安忠良面前时，才发现在1937年10月的谈话中，他是虚弱的。他和安忠良进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输赢，但在心理上他是输了。他背后既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也没有一个和他的真实感情相吻合的政党意志，因而也就无法用宽厚的形式表现出坚定的自信。
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得这么深远，甚至连自己的虚弱都没有觉察到。感受最深的只一点：安忠良还是安忠良，这个老对手并没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随时有可能在合作破裂的时候，再次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对此，郜明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幻想和他们进行真诚无私的合作是幼稚可笑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历史的创伤的确是难以弥合的，要使清浦国共两党的关系回复到1925年的那个早晨去，是不可能的。当晚接风酒宴上的一件小事给郜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忠良的夫人唐娟出席了酒宴，当他喊着“唐姐”，真诚地向唐娟敬酒，为那个被拯救的早晨致谢时，唐娟却冷冷地看着他，冷冰冰地称他“郜同志”。而后说了一句话：“我真后悔救了你，不救你，我才一岁的闺女也不会被你派人炸死。”说罢，把一杯酒泼到了他脸上。
郜明满脸是酒，举着杯呆住了……
“郜同志”没几天就成了“郜主任”。清浦工人抗日救国团成立，他做了救国团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团长，凌凤也在市妇救会做了一个什么委员，夫妇二人双双住进了作为清浦市总工会会所和救国团总团部的威廉大街125号。安忠良和当年的许多老熟人、老朋友常到125号来，和他谈工作。故人旧景时常诱起郜明无限深情的回忆，使他在下意识中觉着当年的总同盟罢工似乎一直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可也正是这些故人旧景，不断地向他提出警告，要他事事警惕。高度的戒备自然造出许多过分的敏感。后来，上级党组织不得不向郜明提出警告了，要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注意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方针。
郜明口头上接受了，心里却并没有接受。甚至在安忠良们下令逮捕处决季伯舜和那些破坏抗战的反动托派分子的时候，他都无形中感到惊异和不安。尽管他嘴上和心里都不承认季伯舜那帮人是什么共产党，可潜意识中却又那么固执地认定特别执法队射向季伯舜们的疯狂子弹也击中了他。有一次在睡梦中，他分明看到安忠良提着冒烟的手枪，一步步向他逼来。安忠良脚下就躺着季伯舜血肉模糊的躯体……
第九章
就在军警当局特别执法队冲进监狱的那天夜里，战火烧到了清浦。日军两个师团东西共进，向清浦发动了猛烈进攻。驻守市区的国军大部队奉命北撤，市内的警备部队仅做了一些象征性抵抗，也匆忙撤走了。市府、市党部的达官显贵们走得更早，日机袭城期间就一个个不见了影子。警备司令部的刘司令在率部撤走前，给抗日救国团99lib.留下了最后一道命令：要救国团于清浦守不住时伺机进行游击战。游击战还真展开了。清浦沦陷第三天，抗日救国团就会同郊县红枪会武装和地方农民武装，在城外的钱家楼和日本人认真打了一仗，他和安忠良都参加了。
那一仗打得很惨，郜明亲眼看到红枪会的农民兄弟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下一片片倒下。亲眼看到一颗颗炮弹在他身边的人群中落下，炸得许多人血肉横飞。那时候，他和安忠良都还没有军事斗争经验，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凭着热血和勇气支撑起来的人海战术，对武装精良的日军来说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可这惨败的一仗却是值得记住的，也是极有意义的。从攥着驳壳枪率部开进钱家楼起，郜明走进了武装斗争的行列，从而在其革命履历上写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页。
钱家楼之战失败后，救国团和红枪会残部被日军一路追赶退进了山里，以后又撤到了北溪河游击区。游击区当时共四个县十二个镇，日军占了一县八镇，建立了伪政权。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除维持各县原政府机构外，又增设了一个统管四县军政的联县政府，安忠良被委任为联县县长兼游击督导处最高长官。
撤到北溪河后，国共合作只保持了个名义，事实上大家都分道扬镳了，安忠良的联县县长兼游击司令的地位是很不稳的。当时，救藏书网国团和红枪会残部分化成了三股势力。一股以郜明和共产党员鲁文轩为首，在救国团三、四、七分团的基础上，扩充发展成了拥有千余号人的北溪河抗日游击队。一股以国民党宪兵营长刘克敏为首，在救国团一、二分团的底子上，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和红枪会大部分成员，演变成了北溪河忠义救亡军，后被战区长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游击常备第七旅。另一帮人到北溪河没多久就投奔了当地的土匪司令岳雨生，变成了岳雨生的抗日救国安乡保民军。三支武装力量从开始独立的那天起就摩擦不断。
先是安忠良要统一番号，以游击督导处的名义召集驻在地四个县的县长，三支武装力量的司令开会，要大家一律改编为“北溪河忠义救亡军”。结果，吵闹了三天，谁也没统成，安忠良属下的忠义救亡军倒先被别人统掉了：战区长官部一个电令，安忠良的队伍就被改编成了游击常备第七旅，气得安忠良大骂不止。
1940年秋，岳雨生在他的地盘上自说自话建立了特别区，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区长，随即宣布，未经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得在他的地盘上派捐派饷。游击常备第七旅不买账，捐饷照派不误，不给就抢，胆大包天的岳雨生下令枪毙了常备第七旅的一个王姓军需副官。安忠良大为震惊，震惊之余，就产生了吃掉岳雨生的念头。可岳雨生的势力很大，常七旅真要对岳雨生的安乡保民军动手，是有相当风险的。安忠良想到了共产党，想联合郜明和鲁文轩的游击大队共同行动。
郜明和鲁文轩对岳雨生和其队伍也没有好感，这个土匪司令不但眼中没有国府国军，也没有共产党。岳雨生把常备七旅称为“官匪”，把游击大队称作“叫花子大队”。郜明曾代表共产党多次主动和他进行联络，效果也不大，共产党的队伍过境他都不允许。所以，郜明一开始真想和常备七旅联合行动，铲除这股土匪势力。安忠良请他到联县党部去谈，他也同意联合行动了。可回来一想，觉着不对：搞掉了岳雨生，下一步常备七旅就会向游击大队开刀了，唇亡齿寒嘛。
对安忠良和国民党的警惕性，使郜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潜在的危险敌人除了日本人，便是常备七旅。而岳雨生现在逞凶一时，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是不会构成重大威胁的。于是，郜明平生第一次产生了运用谋略，保存发展自己，消灭、吞并别人的念头。从联县党部回来后，郜明面临着几种选择，其一，和常备七旅联合，吃掉岳雨生，而后和常七旅一争高低；其二，把消息透给岳雨生，让其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和常备七旅决一雌雄，自己坐山观虎斗；其三，帮助岳雨生，吃掉常备七旅，然后，说服岳雨生撤销特别区，加入抗日民主政权；其四，口头上继续履行对安忠良的承诺，一俟打响，却按兵不动，待毫无思想准备的岳雨生溃退进入抗日民主政权之辖区后，予以收编，或者予以阻击……
四种方案提出后，在游击大队上层领导中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采取第四种方案。大队长鲁文轩认为，第四个方案最圆满，对常备七旅有道义上的交待，让安忠良无话可说，实际上又能获得最大利益。为了切实保证获得最大利益，鲁文轩又提出，开战的消息还是应该透给岳雨生。鲁文轩认定，即便有准备，岳雨生也不是常备七旅的对手，安乡保民军的大刀，长矛，老套筒，对付不了常备七旅新配备的轻重机枪。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鲁文轩的判断。1940年10月7日，常备七旅全线进攻岳雨生主力驻扎的溪河镇。虽说岳雨生事先得知了消息，加强了防卫，一天一夜的激战过后，还是溃败了，被常备七旅的追兵赶着，逃到了抗日民主政权治下的新五区。岳雨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八百残部接受了游击大队的改编。其后几天，被打散的下属队伍又陆陆续续地归顺了不少，游击大队的实力得到了扩充。这年年底，游击大队更名为游击纵队，鲁文轩任纵队司令，郜明任纵队政委，岳雨生当了两年纵队副司令，入了党，1942年带着一批游击战士进了大部队。
收编了岳雨生部武装，郜明和鲁文轩面对的除了日本人，就是安忠良的常七旅了。起初，双方还相安无事，后来就不行了，小摩擦总是不断。可就是在摩擦期间，游击纵队和常七旅都还是打鬼子的。郜明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曾郑重其事说过：“说安忠良的常七旅从没打过鬼子是不对的，这个人会闹摩擦，对北溪抗日民主政权捣了不少乱，但打鬼子是真打的，这一点我可以替他作证。”
不过，最终安忠良还是混不下去了——不是郜明的游击纵队不让他混下去，是他自己手下的副旅长刘克敏，参谋长丁大泉拆了他的台。这两个宝贝勾结日伪军，要曲线救国，胁迫安忠良参加，安忠良不干，失魂落魄地逃到了游击纵队司令部。其后，由郜明和鲁文轩派兵武装保护，平安地把他送到了省府所在的国统区。到国统区后，安忠良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军游击区方略之检讨》的文章。在文章中，安忠良坦承自己建立游击根据地种种努力的惨败，得出的结论却是：他在北溪河地区的惨败，是日伪军和共产党游击纵队两面夹击造成的，指责共产党武装游而藏书网不击……
看到安忠良的文章，郜明大怒，当即写了一篇题为《民众的选择和民众的胜利》的文章予以反驳。指出，共产党从未对常七旅进行过夹击，倒是安忠良和常七旅几次想借日伪军的手消灭游击纵队。常七旅最终走到附逆投敌的道路上，身兼常七旅旅长的安忠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对得起安忠良，就在他孤身一人落荒逃进根据地时，民主政权还承认其四县联县县长的法定地位，还再三恳请他留任。文章写得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既有力地驳斥了安忠良的攻击，宣传了抗日民主政区的成就，又使国民党当局找不到发难的借口。
这篇文章在根据地的小报上全文发表。后来，又被延安的报纸删节选用，郜明一时间名声大振。据说，一位相当级别的中央首长看后曾在报上批过这样的话：“……这个郜明不简单，我党十分需要这种能文能武，懂得斗争策略的干部！”
这时候，郜明在政治上渐渐地成熟起来了。艰苦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真刀真枪的游击战争决定性地改变了昔日的那个他。直到这时，郜明才深深懂得，党终究是英明伟大的，做党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是他人生最好的抉择！
第十章
郜明以为，和安忠良的恩恩怨怨在北溪河时期就结束了。后来他和凌凤去了延安，根本没想到还会再回清浦做军管会主任，更没想到会由他来判处安忠良的死刑。这仿佛都是在冥冥之中被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决定的。
清浦是1949年10月3日解放的。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某部政委。他们部队并没有参加解放清浦的战斗，而是在清浦解放第二天，奉命进驻清浦的。
那是个征服之夜。杂乱的马蹄踏碎了满天繁星，也踏碎了旧世界最后的残梦。他骑在一匹良种蒙古马上，急速前进，仿佛随着一股颠簸的巨浪飘浮在昏暗的天地之间。马上的世界飘忽不定，大道两旁的杨树“呼啦啦”一路往后倒，像是没了根。近处远处的残墙断壁在朦胧的月色中时隐时现，硝烟刚息的大地在那夜显得那么残败，那么渺小。
自豪感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为人民胜利了的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而自豪。这座城市记录着他一次次斗争和一次次失败，浸渗着他的爱和恨，更浸渗着他的同志和朋友们的生命和鲜血。今天，他回来了，他要代表人民，代表那些倒下的同志们，在这里和那些旧时代的宠儿们算清旧账。
旧时代的宠儿们没有放弃最后的反抗，郜明和先头部队的同志们开进清浦的那个夜里，抗拒的枪声就炸响了。他们策马穿过华荧山下的锯木厂时，居高临下的破厂房里突然飞出了一片稠密的子弹。五六个同志中弹落马，郜明的军帽也被穿了个窟窿。郜明愤怒极了，他没想到已解放了的被征服了的城市会这样欢迎他，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剿匪。天亮后，后续部队赶到了，盘踞在锯木厂的五十多名匪徒，在轻重火器的攻击下被全歼，锯木厂也在交战中化为一片废墟。
这帮匪徒隶属于清浦反共救国委员会。不过，在那个交战的夜里郜明并不知道，更不知道主持这个委员会的匪首会是老熟人安忠良。
救国委员会的情况是在郜明接管清浦一个多月后发现的。当时，军管会命令清浦市原反动军政警宪人员进行自首登记，救国委员会一个叫教过了，今天你们这一套想必也不会比他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吧？”
郜明从安忠良的话中听出话来，1925年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看到的那一幕，又及时地浮现在郜明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就算是发生在昨天，事情也还是过去了，他没有必要，也决不能沉湎于昨天，而忘记今天面对的这场严峻的斗争。今天只要安忠良不坦白招供，昨天就再也不应该被记起！
郜明正视着安忠良说：“当年你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在反动军阀面前不低头，不出卖自己的同志，是好样的，是进步的。今天，你在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死不认罪，死不招供，则是愚蠢的，反动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安忠良拉动枯黄的面皮，冷冷一笑：“我看是一码事嘛！你们是一帮以匪乱起家的新军阀嘛，我可还是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郜明，落到你们共匪手里，我根本没指望活下去！”
就说到这里，安忠良闭上了嘴，再不说话了，在后来接连三次审讯中也未吐一字。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安忠良先是被钉上重镣反拷双手，投入死牢，不知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后，被镇压了。
郜明在镇压名单上签了字，并亲自主持了在华荧山脚下召开的公审大会。
第十一章
事实上，昨天是难以忘却的。华荧山脚下的枪声并没有最后消除郜明对昨天的记忆——不是不想消除，而是消除不了。安忠良死了，他的妻子唐娟还活着。有一次他无意中在被拘押的反革命分子名单上发现了她的名字，当即叫.99lib. 一个省，全国这么多省你都看到了么？都了解了么？即便都了解了，各省的情况都不好，我们这些做省委负责工作的同志也要替中央分忧嘛！”
鲁文轩冷冷一笑：“我的郜政委呀！你这些话都对，可我不能拿你这些漂亮大话去填农民的肚皮，救农民的命！我们空喊替农民分忧，各县市的头头们空喊替我们省委分忧，你又说要替中央分忧，那最后，谁替我们的农民分忧？谁？分忧要有粮食！粮食！”
郜明也克制不住了：“老鲁，你倒有理了？你管农业，倒冲着我要粮食，像话么！”
鲁文轩几乎要哭了：“我……我真没办法呀！”
郜明呼地站了起来：“没有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否则，要你我这种省委书记干什么！”
鲁文轩显然受到了强烈震撼，呆呆愣了好长时间，才把报告揣到了怀里，起身告辞了，临出门时说：“老郜，你说得好！没有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我老鲁有办法，只要中央同意我就干，回去以后，我就把这些具体办法补充到灾情报告里去！”
郜明冲动地捏住鲁文轩的手：“怎么，你……你还是要上书中央？”
鲁文轩庄重地点了点头：“是，我要替中央分忧，更要替人民分忧！”
“我劝你不要这样做！”
“我的良心要我这样做！”
鲁文轩的错误就这么犯下了，他当年10月底上书中央，次年初即因右倾问题被撤了职，调到邻省一个专区做挂名副专员了。
在批判鲁文轩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会议上，郜明慷慨激昂地发了言，对鲁文轩的右倾思想和右倾错误进行了激烈批判。但是，鲁文轩在他面前讲过的那些过头话，他一句也没提，还在鲁文轩临走的时候，悄悄地请鲁文轩吃了一顿饭。
最后分别的时候，他紧紧握住鲁文轩的手，再三要鲁文轩保重。
鲁文轩借着几分酒意，握住郜明的手哭了。并哽咽着断言：因为我们的主观错误，更大的灾难已经无法挽回了。
鲁文轩的话不幸言中，次年大饥荒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了，成千上万种庄稼的人死于饥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自己执政以来最悲凉的一页。郜明这个随着党的主机转动的齿轮，也在机械的运转中无可奈何地留下了他造出的那份悲凉。
郜老的回忆到此结束，以后的事他愿不再讲了，说是没啥大意思。可我却认为，不管有没有意思，都有必要在这里做个大略的交待。
据我所知，后来的政治浪头一个高过一个，许多鲁文轩都被毫不留情地卷走了。郜老在卷走鲁文轩们的政治浪头面前，尽职尽责地做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人云亦云地跟着举手发言批判他们，通过对他们的处分决定。而每次斗争结束，郜老又总会像对待鲁文轩那样，请他们吃饭，给他们送行，要他们保重。
郜老既一贯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又恰当地处理了和这些老战友老同志的友谊，在当时和今天都赢得了不少人的眼泪。其实，每次嘱咐人家保重的时候，郜老大概都知道这是些无用的空话，可郜老每次又不得不这么说，他既要安慰别人，又要安慰自己。许多被送走的同志后来的情况都很不好，有的坐了牢，有的自杀了，鲁文轩竟在史无前例的年头被造反派中的坏人活活打死了。
郜老没碰到这种噩运，甚至在史无前例中都没被批倒斗臭，省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他就以老干部的身份第一个被结合进去做了副主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郜老被人贴过几张大字报，可稳固的地位依然没被动摇。“四人帮”粉碎后，又从地方调到中央，做了某部部长，直到平安退下来，身盖党旗进入八宝山。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像郜老这样光彩体面度过这一生的并不多。因而许多对郜老有成见的同志私下说郜老是个没有一点良心和人性的老滑头，口头上说是“要做党的齿轮和螺丝钉”，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保护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些话从表面看来，不能说没有根据，但联系郜老一生的历史细细分析，就会发现，说得还是有些过分了。通过长时间的工作接触，特别是通过那次清浦之行，和后来陪伴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我认为郜老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不能怀疑。哪怕是愚忠，也得承认他是忠诚的。说郜老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保住什么“既得利益”，既不客观，又不公道。郜老根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要保。老人临死的时候，把自己一生积蓄的五万三千元存款全捐给了清浦人民，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郜振华送上了人民的法庭，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了。
逮捕郜振华的过程我一清二楚。
大约就在我们从清浦回来的时候，公安部门就准备抓这小子了。可郜老一路上疲劳过度，没进家门先进了医院，郜振华一直守候在郜老身边，公安人员就没动手。两个月后，郜老出院回到家里，公安部门的同志又准备抓了，局里领导明确指示，只要郜振华一走出郜家宅院大门，立即执行逮捕。郜振华很聪明，一连十几天根本不出门，害得几个公安人员连续十几天没日没夜地替这个罪犯站岗。
这些情况郜老开头是不知道的，我虽然知道，也没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刺激。郜老和过世的夫人凌凤生了四个女儿，只这么一个儿子，临到生命垂危的晚年，又在自己的家里被抓去，这打击实在太大了。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大概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指示执行人员在门外执行的吧？
然而，郜老没过多久还是知道了。平日在家里呆不住的儿子现在却整天呆在家里，本身就反常，加之公安人员的身影又不时地出现在院外大门口，郜老就不能不怀疑了。郜老先问我，我推说不知道。郜老又去问自己儿子，儿子一来瞒不过，二来想寻求老头子的保护，把一切都说了。
郜老勃然大怒，当时就失了态，举起拐杖打儿子，儿子身体一闪，躲过了，装饰柜上的两只清代花瓶都被打在地上摔碎了。我听到响动，就跑到了郜老的书房，发现郜老脸色苍白歪坐在椅子上，郜振华在畏畏缩缩往门外退。我让过郜振华，把郜老扶在沙发上躺下，劝郜老不要动怒，郜老长叹一声，老泪纵横。
当晚，郜老提出，和自己的儿子好好谈谈，郜振华同意了。吃过晚饭后，父子二人在书房里谈到深夜，不时地有哭声传出来，郜老哭了，郜振华好像也哭了。
第二天一早，郜老吃过早饭，就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命令我把门外的公安人员请进来执行任务。
我吞吞吐吐地问：“这……这合适么？”
郜老道：“合适！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住宅不能成为犯罪分子的庇护所，如果郜振华躲在家里就不抓，人民将用什么眼光来看咱们这些执政的共产党人呢？！”
我婉转地提出：“那郜老，我……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郜老挥了挥手：“不必了！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人家在这里守候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得向人家道个歉嘛，去吧，请他们进来吧！”
我遵命将门外的两个公安人员请了进来。
郜老对公安人员说：“情况我都知道了，我向你们道歉。我教子无方，又延误了你们的工作……”
两个公安人员慌忙说：“不，不，郜老，这与您没关系，局领导指示说……”
郜老挥手打断了他们的话：“你们局领导的指示是错误的！我郜明是老同志，可也不是什么特殊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
“那么，我们就……”
郜老痛苦地点了点头。
两个公安人员这才走进郜振华的房间，给郜振华戴上手铐押了出来。
郜振华一出自己房门，就冲着郜老喊：“爸，你想想你一辈子活得还像个人不？要亲戚没亲戚，要朋友没朋友，鬼都不上门，临了连一个儿子都保不住！”
郜老气坏了，拐杖一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一生活得到底怎么样，自有党，自有人民，自……自有历史评说，轮不到你评……评头论足！”
两个公安人员看郜老气成那个样子，怕出意外，慌忙把郜振华往大门外拖。
郜老手中的拐杖又顿了一下：“站住！我……我要对这逆子把话讲完！”
两个公安人员只好挟持着郜振华停下了。
郜老把拐杖举起来，点着郜振华的额头：“逆子，我这个做父亲的不……不是保不下你，而是不……不能再保你了！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可你不知珍惜！不错，我……我是你父亲，可……可更……更是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啊！我……我要你这个儿子，可……可更……更要维护我们党的名声啊！”
郜振华大约是想把老人气死，冷笑着说：“算了吧，爸！你太自私了，说到底，你还是为了你自己……”
郜老怔了一下，突然噙泪大笑起来：“为自己，为我自己？我……我自己在哪里？啊？在哪里？我自己就……就在我们党的事业中！在……在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到今天的全……全部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事业中……”
两个公安人员对郜老肃然起敬，不容郜振华再说什么，就把郜振华推出了门，而后，在门口转过身来，脚跟一碰，笔直立正，向郜老敬了一个庄严的举手礼。
当天，郜老再一次病倒了，傍晚就住进了医院，四十三天后，在医院病逝了，终年八十四岁。病逝前的这段时间，郜老显然是想回避面前难堪的现实和后半生的不愉快记忆。在神志清醒时，老人家总是和我谈清浦，谈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说是眼睛一闭就能看到几万工友涌上威廉大街的情形。说是每看到病房窗上的晨曦，都会想到多少年前躲掉的那个早晨。好多次，老人抓着我的手，像个执拗的孩子似的望着我，要我好好写写那个早晨，写写总同盟罢工，不要写他——尤其不要写他全部的一生。郜老认为，他的一生不值得写，而第一次国共合作值得好好写。写好了，对促进台湾的回归，对第三次国共合作都有积极意义……
在郜老心情稍微好一些的时候，我也不无小心地问过他：他不愿正视自己的后半生，是不是极力要回避一些东西？——我可没敢把私下听到的关于他如何滑头，如何没良心的议论告诉他，仅仅问他是不是想“回避”？
郜老坦荡地承认了，他说他是想回避一些痛苦的记忆。他认为，这痛苦不是他一个人的痛苦，而是一个政党的痛苦。郜老激动地说，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他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的成就；他犯过的一切错误，也都是党的错误。在深入改革的今天，重提这些痛苦的错误没有多少积极意义……
那当儿，郜老并没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还兴致勃勃地说，待病好后，要我陪他再到清浦走一走，看看华荧山上的那座忠烈陵重修了没有？看看清浦史志编得怎么样了？自然，郜老也很怀念当年分属于国共两党的那些老朋友们。老人真诚地向我表示，如果安忠良、季伯舜、郑少白、贺恭诚这些人都还活着，他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个都请到北京来喝酒叙旧。这回只叙友情，不谈斗争了。从1925年的那个早晨开始，他们已经翻来覆去斗了几十年了，实在是斗到头了……
郜老逝世后，我把郜老的骨灰盒送进八宝山，就一头扎到清浦，开始了对1925年那个遥远年代的追溯。我在清浦东方新村找到了郑少白的儿子，在清浦解放路42号找到了季伯舜的外甥，我们共同以后来者的身份回顾、推测、思索、求证，力图客观而公正地再现出我们各自心中的当事人的人生形象。我觉着，他们老一辈人业已走完的道路似乎还在我们脚下延展着，无穷无尽地延展……
最后说一点，告别清浦时，我独自一人又去了一趟忠烈陵。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忠烈陵依然在那座汽油库高墙里躺着，依然那么破败。而当初郑重其事答应重修忠烈陵的那位市委书记，已经退居二线了，我在市人大找到他时，他竟装作不认识我。后来，好容易想起来了，才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修啥呀？谁需要呢？”
我一下子呆住了：是呀，谁需要呢？
1988年10月1日于 南京 兰园
2010年12月20日修订于碧树园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