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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鸡已死》
译者前言
英格丽特·诺尔(Ingrid Noll),真名英格丽特·古拉茨(Ingrid Gullatz),英格丽特·诺尔是她出生时的名字,1935年9月29日出生于中国上海,是当代德语畅销小说最成功的作家之一。她的著作迄今已被翻译成28种文字。
英格丽特·诺尔的父亲是医生,她的童年时代在上海、南京、桂林、重庆等地度过。1949年回国定居。高中毕业后在波恩大学攻读德语语言文学和艺术史,后中断学业。1959年嫁给医生彼得·古拉茨,和他育有三个孩子。和大多数家庭主妇一样,她抚育孩子,料理家务,并在丈夫的诊所帮忙,就这样相夫教子三十年,只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从事业余创作。
55岁那年,等到孩子长大并离家独立生活以后,她才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1991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公鸡已死》使她一夜成名,并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达35周之久。1993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爱人的头颅》,同样好评如潮,并于次年荣获德国“格劳泽德语年度最佳侦探小说奖”。格劳泽奖全称弗里德里希·格劳泽奖,以瑞士著名侦探小说家弗里德里希·格劳泽命名,每年从来自所有德语国家的德语侦探文学作家联合会400多名会员的作品中评出格劳泽侦探小说大奖一名,每位获奖者获得奖金5000欧元。诺尔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女药剂师》出版于1994年,曾经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单长达77周。继《公鸡已死》、《爱人的头颅》和《女药剂师》之后,诺尔又先后出版了《夜风凛冽》(1996)、《罗生门的玫瑰》(1998)、《幸福的寡妇》(2001)、《无赖兄弟》(2003)、《像贵妇人一样》(2006)和《来历不明的孩子》(2008)等六部长篇小说,并有多部短篇小说集问世,均成为畅销书,其中《女药剂师》、《爱人的头颅》、《夜风凛冽》被拍成电影,《公鸡已死》被拍成电视剧,《女药剂师》中的女主角扮演者卡特雅·里曼(Katja Riemann)荣获1998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女演员奖,《夜风凛冽》中的女主角扮演者弗丽茨·哈贝兰德(Fritzi Haberlandt)荣获2001年巴伐利亚电影奖最佳女新秀奖。她的小说被翻译成英、法、日、俄、西班牙、意大利等28种文字,其影响遍及全世界。为了表彰英格丽特·诺尔十多年来在小说创作上的杰出成就,诺尔在2005年荣获格劳泽荣誉奖——“个人突出贡献奖”,她被誉为德国的“侦探女王”,是“当代最有成就的德语作家”。99lib?
英格丽特·诺尔在迄今为止创作的小说中,从不沿袭传统小说套路,以一种清晰的然而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风格叙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从中透过中规中矩的小市民的表面揭示那种潜伏着的疯狂。《萨尔茨堡新闻报》因此将英格丽特·诺尔称为“德国的派翠西亚·海史密斯”。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1921-1995),是美国心理派犯罪小说的头号作家、一代宗师,在海内外拥有无数追随者。她的作品非常独特,精于描写人物思维、心理状态,情节布局,步步为营,而正义的伸张、善恶的界定、罪行的惩处,不以一般道德标准为界。作品以《汤姆·瑞普利》系列最为著名。而在英格丽特·诺尔的小说中,尽管女人们往往通过精心安排的谋杀摆脱了男人,但作者本人并不希望自己被理解为男人的敌人。她说:“我喜欢男人,最后我自己也有了一个男人。”德国《明镜》周刊称“诺尔属于德国最好的小说家”,《法兰克福汇报》评论道,英格丽特·诺尔的小说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大量的黑色幽默著称,那些看似完全正常的女人由于得不到人生的幸福而成了罪犯。出版英格丽特·诺尔作品的瑞士苏黎世第欧根尼出版社是欧洲最大的纯文学出版社,《法兰克福汇报》称该出版社“汇集了最佳的侦探小说作家”。2007年9月,德国GRIN出版社出版了Eva Sammel的专著《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对垒英格丽特·诺尔——<女药剂师>和<藏书室女尸之谜>的分析与比较》。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是世人皆知的“侦探女王”,作者通过比较克里斯蒂和诺尔的相关重要作品,清楚地说明了尽管两位“侦探女王”在侦探小说创作上存在着区别,但她们的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充分显示了英格丽特·诺尔在当代犯罪小说创作上的地位和影响。英格丽特·诺尔的小说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经典作品。九九藏书九九藏书
第一章
我们中学里有两位老处女老师,她俩都说自己的未婚夫战死于疆场。如果现在还有像我这种不结婚、不丧偶、不离异,没有生活伴侣或男朋友的——更不用提没有孩子了——以及未曾与男人有过短暂的亲密接触的女人,那么这种女人就会像从前一样,被人取上个贬义的绰号来。不过和我的两位女教师不同,我不是一个老处女,而且也有一些人看好我目前的状态:已婚的女同事们老是拿妒忌的眼光来看待我的独立、我的旅行和我的事业有成,并捏造我度假时的种种浪漫经历,对此我只有抱以意味深长的微笑。
我的薪酬挺好,身体保养得也不错。我现在的五十二岁看上去要比年轻时更棒。我的天哪,你要是能看到我那时候的照片就好了!足足比现在胖了二十磅,戴着一副很难看的眼镜,套一双很笨拙的系带子的鞋子,穿着滚边裙子。那时候,我是那种所谓有什么困难事都可以一起干的女人,到最后我自己越来越像老黄牛了。为什么那时没有人告诉我,我也可以是另外一种人呢?我讨厌涂脂抹粉这种不“自然”的外表。当时的我忧郁不安,而如今的我长得苗条,保养得也好,我的衣服、我的香水很贵,尤其是我的鞋子,价值连城。但这些能带来什么呢?
那时的我穿着滚边裙子,在大学里攻读法律。为何要去攻读这个专业?或许是因为我对语言没有特别的天赋吧,而且说实话,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任何禀赋。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我会在这个中性的专业里过得很好。我跟哈特穆特交了多年的朋友。我们早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认识了,可双方之间并没有什么燃烧的激情;我们一起用功到夜里,到最后要想回家就太迟了,于是双方就发展成了一种固定的关系,而本来我也以为,这样的结果就是两个孩子的婚姻和一家共同的律师事务所。但就在考试前不久,我当时脑子里装满了法律条文,他书面通知我说,他马上要结婚了,这大大出乎我的所料,结果我考试没有通过。哈特穆特通过了考试,不久就做了父亲。我偶尔还看见过他和妻子推着婴儿车在我们的公园里散步。
我本想不惜一切代价通过第二次考试,但我的身体当时坏透了,时而胖时而瘦。其时,我母亲已经去世,我父亲也早已不在人世。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很孤独。
假期里,我常常到一家受理法律保障的保险公司打工。那家公司为我提供了一个办事员的职位;也没有什么值得兴奋的,薪酬也很低。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虽然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点遗产,但毕竟我得自食其力啊。我二十七年前的生活就是这些。
我还在柏林呆了八年。在我工作的保险公司里我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我不知疲倦地工作,我有大学生那种雄心壮志,因为我毕竟没有其他路可走。工作上获得成功至少对我是有好处的,我审视过我的外表,我显得更加自信了,保持着良好的身材,经常去美容美发,给自己买了一套很贵也很英国化的衣服。在柏林的最后几年,有一个头儿注意上了我,开始提拔我。
在与男人中断了五年交往之后,我有了第二个男人。或许我真的有点爱上了他,他觉得我聪明时髦、善解人意,甚至觉得我很美丽大方,他的这种赞赏对我很重要,这样我心中就真正充满了朝气。我不在乎他已经结婚。等到两年后,每个人,包括那个专为办公室送信的最年轻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的风流韵事,而他的老婆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当恐怖出现的时候,这件事情本来已经快结束了。夜里我经常被电话惊醒。信箱里尽是匿名恐吓信。我的车被粘上了口香糖。有一次一支万能胶竟然被挤到了我的小汽车钥匙孔中了——我很清楚只有她才会干出这种事来。可是他从没有在我这里过夜,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何她要在凌晨四点从家里打电话过来。我后来才听说,他那时已有了新的女友,他可能是在她那儿过夜。只要他老婆一个人躺在床上,她就想至少可以用电话来骚扰他一番。她藏书网想当然地以为他在我这里。
那段日子里,我同时往所有可能的城市的许多保险公司申请职位,但整整一年之后我才找到工作。到哪儿去,我无所谓。我只想离开,重新开始。
三十五岁左右时,我搬到了曼海姆。我不熟悉这个城市,也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但过了半年,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学女友璧德就住在这儿附近一个什么地方,是山上的一座小城。高中毕业我搬到柏林后,我们俩就中断了联系,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只在一次同学聚会时见过一面。
我和璧德青年时代住在卡塞尔,我住街的这一头,她住另一头。至于她是不是我的女友,我也说不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必须从她家门前走过。然后我就站在那儿吹口哨。我总是非常准时,但璧德却从不。有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她是在我吹口哨后才醒过来的。我总是等啊等,直到她出现在大门口,我常常由于她的过错而迟到。但我从没有独自一个人上学过,我就这么被迫地站在她家门口。璧德有一两个最好的女友,然后是好几个一般女友,我是属于她的一般女友之列。但也许我只有两三个一般女友,根本没有什么知心女友。
璧德和一个建筑师结了婚,她的更多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打电话给她时,她马上请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是她几天前刚安排好的。我去了,看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个可爱的孩子,一个长相英俊的男子,一幢美轮美奂的房子,一个光彩照人的璧德,她给众多的好心人准备了一顿精美的饭菜。一切就像画册中看到的一样。大致说来,我心中充满着敌意,她身上的阳光也太多了。我情绪恶劣,带着不可调和的妒忌回了家。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回请了璧德一次,而当她在曼海姆购物时,偶尔会在商店关门后来我这里坐坐。也不是经常这样。
十年后,当璧德完美无缺的世界破裂时,这种并不非常亲密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变化。她那些可爱的孩子变得很难管教和不听话,什么留级啊、吸食大麻啊、偷东西啊、不回家啊等等。她那优雅的丈夫跟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同事有了关系。就像当时我和我的哈特穆特过去了很久的故事一样,这名女同事最后怀孕了,他离了婚,建立了新的家庭。璧德抑郁寡欢的,在电话里对着我号啕大哭了长达几星期之久,还跑到我家来痛哭流涕。不知怎么地,她觉得自己在我这里得到了理解,而我忽然也有了那种能够帮助和安慰她的良好感觉。自此以后我们才成了知己。
顺便说一句,璧德并非一直是那种胆小鬼之类的女人,这不是她的天性。她也不是愤世嫉俗和不喜欢交际的人,而是一种善于去斗争、去工作的人。当然随着孩子们离家去读大学,她也不得不搬出了家。房子变卖了。璧德从前夫那里获得了一套三居室的住宅和相应的抚养费。可她还是想自己挣钱,在四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过着一种为工资而工作的生活。当然啦,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她也并非无所事事,因为要学会如何对付预算、商业会计和要求过分的男人,这就要求你的勤奋和组织天赋;对于后一种情况,她倒是真的没有任何成就可言。那时她在一家业余大学里做一名上半天班的秘书,起先只是临时帮忙性质的。两年后,她离开了那家商店,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自己新的工作中。璧德总是对可以免费参加的新的短训班兴奋不已。她开始学做陶工,画真丝画,接着学跳肚皮舞,学习超验沉思,学意大利语,与其他女子探讨妇女社会地位问题。
除了璧德之外,我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我的房子也太小,容不下很多人。璧德有时不打招呼就来看我,我也没什么好反对的。还有一个例外的人,她是我的一个年岁较大的同事,叫罗默尔太太。她马上就要退休了,一直在我们单位工作。罗默尔太太什么都知道,每个人她都认识,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权:她有一间很舒适的单人办公室,但从她的工作实际看,那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另外她还可以将自己的老狗带来。几年前她的女儿结婚搬出家后,罗默尔太太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发疯,因为原本一直由她女儿照料的那条狗,现在无法独自整天呆在家里了。她诉苦道,她没法再养这条狗,因为她一个人住,否则就得中午回家去(她又没有小汽车),带狗到外面去溜达。到最后她已经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了,害得她所有的同事轮流到他们的头儿那里去求情,头儿也被这条狗搞得焦头烂额,于是允许她试验性地把狗带来;这条狗又老又胖又懒,躺在她的写字台下,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不过那个头儿恳切地向大家呼吁道,这仅是一个特例而已。
罗默尔太太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她有一个私生女。在他们那个时代,生私生子这种失足现象是灾难性的事件,她还告诉我说,她当时顺理成章地被父亲逐出了家门。直至父亲去世,母亲才敢重新和女儿联系。罗默尔太太对自己女儿的生父只字不提;每当单位里举办庆祝活动时,每当气氛很轻松的时候,如果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只是说道,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可是她不想说这件事。即使对我,她也未曾提起过此事,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完全熟悉,差不多已经成了朋友。有一天,她又碰上了狗的麻烦事。我出于一时冲动向她提出建议,她偶尔也可以把狗放到我家里来。一般来说,我不喜欢动物,甚至对狗还有那么一点害怕——但这条老狗我倒是在办公室里了解够多的了,我也敢和它共度周末。罗默尔太太高兴极了。每隔四个星期她就会出一趟远门,将狗留下,于是这条胖胖的西班牙狗就躺在我的床底下。时间一长,我和狗之间甚至发展成了一种和睦的关系,而且我突然发现,令人讨厌的是,我在用规劝婴儿时的那种语言规劝它。
不管怎么说,我很惊讶罗默尔太太竟然那时就有了私生子。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代还没有开始使用避孕药呢),尽管始终对可能怀孕什么的感到害怕,可我觉得遗憾的是,我现在却已经到了无法生育的年龄了。真的,我几乎感到很可惜,不能像许多女人至少经历一次堕胎或者一次流产,因为即便这样的一个毫无结果的经历也能让我体会怀孕数周的感觉啊。这种作为女人的生活,我是完全缺乏的。而我与男人的经历也并不怎么令人高兴。哈特穆特的故事留给我的是化脓的伤口。与柏林那个上司也同样不愉快,现在回想起来差不多是丢脸的。再后来,我就再没有和同事之间有过任何瓜葛,因为我不想惹出什么风言风语的事来。在公司里我被认为是非常正派的人,人们尊敬我,甚至信任我。多年前,在我度假时,常常会认识一两个陌生男子,不过最后一次艳遇发生在五年前,留给我的依然是枯涩的回忆。现在爱情对我也许是太老了吧,该是以巨大的亏空结束这一章的时候了。
罗默尔太太和璧德是我的惟一客人。我的家很小,但整洁,也许没有什么个性可言。我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女人。很可惜,我对音乐、戏剧、绘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根本没任何爱好。当然我会看看书,但比起所谓的文学来,我倒是更喜欢看些通俗性的专业书籍、经济类报纸或者侦探小说。璧德有时想关心一下我的爱情生活,她发现我的衣服、我的家具和我的口味都太枯燥乏味了。其实,口味问题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只是我没有能力将我的那些奇特的念头付诸实施而已。
璧德的家当然跟我的完全不同,她的家凌乱不堪,映入我眼帘的是许许多多的干燥花、流行的招贴画,还有她自己手工做的小玩意。我个人觉得她的穿着太年轻化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年龄更适合穿这种衣服。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好朋友。我穿的是灰色粗花呢裙子,搭配象牙色真丝衬衣、一条珍珠项链以及两件套头毛衣,璧德说我活脱一副格蕾丝·凯莉的打扮,而璧德穿的是古怪的马裤和花哨的马甲。我的家具是日本式的,黑白色,严肃而永恒,质量是最佳的;她的家具呢,始终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一会儿是“宜家家居”——全是实木,然后自己把它们油漆成金色和紫色。璧德也想让我接受她的“生活方式”。她喜欢将我带到她身边,请我参加她的派对,一再想让我加入到他们业余大学的培训班。我答应她,偶尔也会去参加讲座之类的活动。
最后,在过了很久之后,我们决定去听一个有关解放战争抒情诗的报告。讲座在晚上八点钟开始,我七点半准时到达璧德家。我在楼梯口就听到走调的钢琴声,一定是她的一个孩子在弹琴。璧德开了门。“海地,海地,高山才是你的世界,”我听见有人刺耳地说道。她的小女儿在放假,这是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幼稚的二十岁姑娘。璧德露出一张奇怪的脸。“嗨,我要做外婆了!”
我进了屋,看见莱诺蕾在钢琴边唱歌。我疑惑地看了看璧德。她点头道:“对啊,莱茜怀孕了!”
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可是人也可以想想办法呀!”
莱茜从位子上一跃而起,与她的母亲一起异口同声地问道:“什么?”
母女俩不仅根本没想到过人工流产,而且似乎为怀孕而高兴。但莱茜的生活还完全是未知数呢:没有固定男友,刚开始接受.?体育教师的教育培训,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我对这种不理智感到恼火,但也对这两个无辜的羔羊有种妒忌。
“你别生我的气,”璧德说,“我也是十分钟前才知道这事,我现在不能走。你一个人去,明天再把今天的情况告诉我,行吗?”
我出了门,我是想马上回家的。实际上我也只是为了让璧德高兴才去听这种文学废话的。如果我当时立即回家的话,那么几个人的命运就会完全两样了。
可我还是去了,心不在焉的。本来我已经将今天这个晚上安排得好好的了,不过现在我也无所谓了。小小的大厅里挤满了人。演讲者进来时,大厅里掌声顿起。他,长相英俊,一头棕灰色的鬈发,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穿着尽管随意,但显然是经过考虑的。中等个子,更确切地说是,长得匀称,是一个漂亮的男人,我已经忘记了璧德和莱茜。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讲座,我完全忘记了我周围的一切,而当他提到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特奥多尔·克尔纳和弗里德里希·吕克特时,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里鸣响着,我感到头晕,我的心跳在加速,我的肠胃在翻滚。这不是人们常说的一见钟情,而是一“听”钟情。他那温馨的声音让我产生一种性的魔力,以至于我完全沉浸在梦幻中。一个小时后,我半梦半醉地回了家。
就这样,他的声音抓住了我,抓住了我这个老婆子,我本来早已固执地以为我对漂亮的男子和兴奋的声音完全具有免疫力了。
第二天中午,我就打电话给璧德。可她只想谈她那怀孕的女儿,我好歹要听她唠叨一段时间。最后她还是问起了昨晚讲座的情况,我这才有机会问她是否对这位演讲者有所了解。
“喔,你知道吗,我对本地的所有老师多少有点了解。但他不是本地的,他至多每学期在我们这里作一次讲座。我真的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
我当然不是这种人,会马上向我最好的女友透露对他的迷惘的情感。没有比拿自己开玩笑更糟糕的了。我说话时相当小心谨慎,以便从璧德那里获取更多的消息。
“我可以替你去问问看,”她最后答应下来了,“肯定有人认识他的。另外,他肯定写过一本什么书。”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走进曼海姆的一家书店,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到我平时买书的那家书店。我问有没有作者莱纳·恩格斯坦的书。那名女营业员在她那本很厚的目录里翻了一下,最后她说道,对,是有这个莱纳·维托德·恩格斯坦的作者,他写了一篇有关十四世纪绘画的论文,问我是否想预订这本小书。我当然说要买,可以第二天去取书。
与此同时,我好像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不,是正当青春期。只有在我年轻和青春期时,我才会经常陷入幻想中,也才会有不切实际的愿望。我现在变得幼稚可笑了吗?
整个周末我就在磨磨蹭蹭、微笑、哼唱和在镜子前度过。我在想,是否我真的太老了?我下定决心给自己买些能打动人的东西,可能的话买件细薄夏装外加一条摆幅很大的裙子。事实上,我一直只有直统裙、式样简朴的女套装和套装裤,或许我还能寄希望于这种浪漫的情调?三十年来,我的发型始终是这种不受任何管束的姑娘的式样,我是不是该废掉它了呢?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还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就更加不认识我了。他肯定已经结婚,有孩子,有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朋友圈。
我去取回了那本预订的小书。我想,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报告是论及浪漫文学的,而这本小册子涉及的是十四世纪绘画的真实世界——要不他就是喜欢什么东西都要研究一下吗?小册子的封底上有作者简历,并附上了他的照片。一个很棒的人,我毫不犹豫地想道。他比我小三岁,已婚,教师,居住在海德堡附近。他在大学里攻读过德语语言文学、艺术史和法语。
这本小册子我看了两遍。这个出版社我以前没听说过,印数很少。就我所能判断的,我觉得文章写得很客观,但不是科学性的。我也已经提到过,我对艺术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那些描摹下来的拖鞋、烛台、材料和建筑物等都会引起人们的兴致,也值得读一读有关这种文化背景的论述。他无疑是一名出色的教师!
是罗默尔太太把我从梦中拉了回来。她去作了一次体检,下周还得再去一次医院,怀疑是乳腺癌。她很镇静,很坚强。她恳切地注视着我:我知道是关于狗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不马上答应在她住院期间为她看管这只四条腿的动物,我就太自私了。我甚至还撒谎,坚持说,我为有这条狗而感到高兴,因为它可以陪伴我度过寂寞的时光。我在事后认为,如果我当时推脱照顾罗默尔太太的这条西班牙狗,也许就会出现别的结局了。
平时,只要我下班回了家,我是不会再有任何出门的动力了。我洗个澡,换上睡衣,洗洗衣服或者烫烫衣服,吃个面包,然后躺着看电视。没什么特别兴奋的事儿,不过大多数人兴许就是这样平平常常地过日子的。可是这条狗好像不怎么心满意足。虽说它是想回家吃点喝点——毕竟它同样是在办公室里度过一天又一天的,但也许它还以为自己有出去散散步这种权利吧。每当周末在家时,我通常是中午去公园,晚上则少有兴致了。此刻,一个冒险的念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翻起电话号码簿。我的莱纳·维托德·恩格斯坦住在哪儿呢?难道我可以称呼他为维托德?起先我徒然地翻了半天,但我终于还是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莱·恩格斯坦,拉滕堡——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我的天,在非上下班高峰时间开车过去只有一刻钟的路程。我还有一张拉滕堡地图,找到了他所住的大街,大约在老城区的外面。狗在疑惑地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喜欢冒险了。我最近一次在巴特萨斯巴赫疗养时买了一件运动衣,后来平时从没有穿过。那就现在穿上它,牵上狗,下楼去,开上车出门吧!
我看见拉滕堡圣加伦教堂的双塔出现时,我的心在蹦蹦直跳。我拐进魏恩海姆大街,最后在特拉扬大街停下车来。这个地方并非在他家附近,而是至少隔了三个街区。然后我下了车,那条西班牙狗在街角上嗅嗅,它散步时的步子是不动声色的。不管怎么说,维托德住的地区很美:乡村住宅,平平常常,而且幸运的是,它并不像老城那样被修缮得格外整洁。在刚才提到过的那条大街上有很多新建住宅,差不多在街的尽头就是二十九号,周围生长着野葡萄树。我当然不会就这么停下步子站着观察这幢房子。天还早着呢;我在街的对面走着,专注地望着这座独宅。没有灯光,看上去有点孤零零的,但有一辆小车停在大门口。我鲁莽的心跳得越来越急速了,仿佛我在实施一项极其大胆的行动一样。我走了一小段路直至街的尽头,然后又折了回来。在街的对面——那就是他的街!我踏上了归途,现在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审视这幢房子。在屋前花园里种植着毛地黄和锦葵,住宅后面有一块野草丛生的水果园。房子周围的地皮还没有任何建筑物。我让狗随便走,允准它在满是荨麻、芸香的田里四处翻寻。这样我就可以稍站片刻了。
只是狗根本就不想老是这么磨蹭下去,于是我又用绳子牵着它。
我的心始终兴奋不已。我们必须再越过下一条街。由于这是一个宁静安逸的地区,我也不怎么特别防备什么。直到自行车的铃声响起,才使我如梦初醒。
我的呼吸顿时停止了。是维托德!我差点撞倒了他的自行车。他一个急刹车,看见我,朝我笑笑。我也报以微笑,完全不知所措的,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他一定是说“小心!”之类的话了,然后就离开了。他看见我了!朝我微笑了!我快乐得就像一个小孩子。我唱着歌回到了家,拥抱狗,亲吻狗,我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觉。整个晚上维托德一直在注视着我,他就坐在自行车上,很随意地穿着牛仔裤和红色套衫,朝我微笑着。
次日晚上,我在同一时间做着同样的旅行,不过穿的是更好看的衣服。这一次,楼上房间里的窗子打开着,我听到收音机传出的声音很轻。此刻,我有的是耐心;我可以每天尝试一次,让他见到我,朝我微笑。也许狗会跑到他的院子里,于是我就不得不追着逮住它。维托德就会手拿一把修枝剪刀站在一棵飘逸着芳香的蔷薇树前,一定会盯住我的眼睛看,微笑着,或许还会和我攀谈几句。我想到的始终是越来越多的幸福的机遇。
又过了一天。我曾答应过罗默尔太太,要在今天到医院里看望她。我已经知道,大夫切除了她的右乳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准时下班。在这几天里我就坐在罗默尔太太的办公室里,因为狗已经习惯呆在写字台下面的老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得到上司的允准。多年前,自从来到这个办公室以后,它始终屏气息声地躺在那儿,结果碰上有一天上司进门,和蔼可亲地问起这个宠物来。那时,这条狗还叫米奇或者类似普通的名字。狗从写字台前面看到这位上司时,便开始以柔和的声音叫着。
“嚯,”上司惊讶地说道,“你倒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男中音啊。你是一只爱吃鱼的迪士高吗?”从此以后,米奇就改叫迪士高了。
我带着迪士高直接从办公室驾车去医院,路上我买了鲜花,我把狗放在车上,自己爬上医院干干净净的楼梯,来到罗默尔太太的病房里。罗默尔太太躺在床上,从她的睡衣里冒出一根引流管,不过除此之外,她看上去还像以前一样。她也不觉得怎么糟糕。
“您知道吗,我已经过六十岁了,这个年龄的身体自然不会那么健壮了。如果手术后癌症真的没有了,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了。”
她特别问起了自己的迪士高,当我向她叙述夜晚的几次愉快的外出经历时,她显得很高兴。我当然没和她说我们去了哪儿。
这一天的外出活动要比以往晚了,晚上七点以后我才到家,我还要洗澡,吃东西,最后还要在衣服柜前站上好久。这一次我究竟该穿上什么衣服?无论如何不能穿运动衣吧,又是鼠灰色,而且又单调。穿套装吗?也不要,这样不就又成了典型的职业女性了。最后,我选择了一条白色裤子,一件深蓝色套衫,一双平跟鞋。天已经开始慢慢变黑了。这次我是在那条平行的路上碰上维托德的,不过他并没有骑自行车。他急促地从我身旁走过,并没有看我,心不在焉的样子;很明显,他是想再去一下城里。小汽车停在他家前面,他家的窗门关上了,房间里没有灯光。我带着迪士高重新回到我的车里。当我们坐在车上时,我马上决定再次下车,让狗独自呆在车里。狗从没有反对将车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家。
我步行去老城。大街潮乎乎的,一定是刚刚下过雨。好在我穿着很合身的鞋子,石块路面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维托德肯定是在这儿的一个什么地方,也许是在一个酒馆里。我平时晚上从不到酒馆去,只有和熟人一起才偶尔去去。所以我不敢肯定。第一个酒馆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从外面由那个低矮的开着的窗子看到里面的客人,但我没找到他。
我走进第二个酒馆,朝四处张望。“嗨,妈妈,你是来找你老伴的吧?”一个酒鬼问我。我立马出了门,再没有勇气走进其他酒馆了。终于,我找到了一家豪华酒馆,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带葡萄酒的混合饮料。他当然也不在这儿。我付了钱,在市场广场上闲逛,看到了高高的柱子上的喷泉,柱子上面矗立着圣母雕像。到处都有古城墙的遗址;在一所学校前——难道也是遗址吗?上面的文字写道:公元九十年,罗马士兵在凯尔特人居住区罗波多努附近,建起了石头城堡。
难道维托德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吗?我看了一下电影的排片表,考虑是否去看晚场电影。接着我看了看橱窗,四处闲逛着。在一家古老的木框架房屋里,人们在庆祝婚礼,在门拱的晾衣绳上挂满了小孩子杂七杂八的物件。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维托德的住宅。此刻,底楼的灯亮着。外面不见一个人影,整个小区看起来相当冷清,毕竟现在是夏天和度假时间。我蹑手蹑脚地穿越生长着樱桃树和胡桃树的邻地,一直走到维托德的院子。跨越有破损的铁丝网篱笆并不难,从篱笆下面穿过去也不需要体力。我的白色裤子自然没有选对:首先,它不耐脏,其次呢,它比较容易在黑暗中发光。
胡桃树叶因为对着黑乎乎的天空而衬托得更黑了。我躲在一棵很粗大的苹果树后面,觉得自己隐蔽得严严实实。我的脉搏在乱跳。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贼,像另外一个人,好像她与那个无可指摘的女办事员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
从后面通往院子里去的住宅较宽一面的门敞开着,而住宅正面的门关着,也许邻街的是过道、厕所和厨房吧。从一个很大的玻璃拉门可看到,有一间客厅亮着灯,一张写字台直接靠着玻璃门,前面有一个身影坐在那儿,或许就是维托德吧。我小心翼翼地慢慢摸索着向前靠近。湿濡濡的树枝擦到我的脸上,有一只被踩死了的蜗牛壳在我的脚下发出咔嚓的声音。很幸运,茂盛的水果树树丛把我严严地遮挡着,光线照不到我,但我可以看清我所渴望的对象。他就在写字台上工作,批改学生作业吗?不会,现在是假期了。或许是在撰写一本新著吧,给业余大学写一个报告,或者一封信。他一再停下手里的工作,沉思着望向黑色的院子深处——我好像觉得他正在朝我的脸张望。不过他肯定看不到我。
我无法从这个画面中脱开。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我的脑海里老是闪过这样的念头。维托德穿着灯心绒裤子,脚穿一双香港产的黑色拖鞋,上身穿的是一件缺少纽扣、两肘有洞眼的绿羊毛衫。我对这样的马虎是不会听之任之的。纽扣少了可以马上补上,破了的套衫可以放在待补的袋子里。他的太太大概是个挺粗心的人。顺便说一句,她究竟在哪儿呢?客厅里一点儿也不整洁,沙发旁边的羊毛毯掉到了地上,窗台上的杜鹃花已经干枯,烟灰缸是满的,报纸已经堆起来了。这个家庭主妇要么就是一个邋遢的女人,要么就是出门旅行或是病了,或者她是一个对职业要求太高的女人。我真希望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
维托德在不停地写,在这中间他曾摘下眼镜,有时抽上一支烟,有时还来回走动一番。有一次,电话铃响了。他讲话时很激动,露出一张恼火的脸,突然砰的一声挂上电话,马上又点上一支烟。然后他就不再写东西了,在房间里不停地奔跑,就像人在狗窝里一样。再接下来,他给一个人打起了电话,讲了很久,沉默一会儿,然后又讲了很长时间,尔后突然把电话挂了。他离开房间后,我从迷宫般的树丛里爬了出来,差点被一棵折断的树枝绊倒。快要下雷雨了。我终于往回家的路上赶了;天已经很晚,我的心里一片乱糟糟。
尽管好长时间不必再减肥了,但我最近还是瘦了,我睡眠很差,眼圈发黑,而且我发现,眼睛下面皱纹多了许多,眼睛充血,让我感到疼痛,而迄今为止充血的事我还没碰上过。在办公室里,我无法集中思想工作,我也不再加班加点,我还得尽量寻找一些合适的措辞。我的头儿已经觉察到这一点。他和气地断定说,兴许是罗默尔太太的病让我伤心过度了。
“您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我发自内心地说。他开心地微微一笑。
周末,我和璧德一起出去购物。我想让她出出主意。这自然是件挺难的事。最后,她在“喜嘉艾”商店买了两件闪闪发光的女衬衣,一件给她即将出世的外孙的婴儿短上衣,一条大减价的裙裤,一双样子奇特的鸭嘴鞋。我买到了一件昂贵的紫罗兰花朵图案装饰的夏装,而且我还当场穿上了我们俩一致看中的惟一的一件衣服。
走在街上,我们碰上了两名男子,璧德真是什么人都认识。看样子,是她的丈夫以前给他们造过房子的熟人,其中一位是版画家,另一位是一家百货商店的采购员。我们找了一家咖啡馆喝咖啡,璧德毫无拘束地跟这两名男子调情。反正我有这样的印象,自从离婚以后她并不是清心寡欲地生活着,但她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些事情,也许是出于礼节考虑吧。 7a7f." >穿着漂亮的衣服,面颊由于刚喝过咖啡而绯红,身体里充满一种过分激动的全新感觉,我忽然发现,因为意味深长的微笑、娇滴滴的笑声和给对方递眼色,我也同样受到了他人的重视。我的天哪,我为什么不是在三十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呢?..t>
两名男子走后,璧德说:“这两个人是非常好的一对,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十年。跟他们俩胡扯真是太美妙了。顺便说一句,我刚听说了莱纳·恩格斯坦的一些情况。”
我恨不得立马怒吼着跳起来:“你干吗不早说呀!”但我顿时恐惧起来:难道他也是同性恋吗?因为璧德正好说起同性恋时才提到他。我是没法将这些喜欢调情的男人分门别类的,我对此实在毫无经验可言。
“好了,你得注意了,”璧德开口道,“莱茜有一个女友,叫爱娃,爱娃和恩格斯坦的一个儿子是朋友。”
“那他是谁?”我马上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青年吧,正在服民役。”
“不,我是说那个父亲!”
“哦,他是拉滕堡的老师(这我早就知道了,我在想),学生们叫他恩格斯蒂恩,他很受学生的爱戴。是莱茜说的,她去过那儿。”
“那母亲呢?”我问。
“哦,是这样,”璧德向我暗示道,“这里肯定出了点问题。据说她出门旅行好久了。”
更多的我不敢再问了,但快乐在我的内心掠过。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简直太棒了,然后或许我就可以拥有我的维托德了。
回到家里,我又被怀疑折磨、纠缠着。如果他真的是我觉得合适的人,那么他是否也会偏偏选中我呢,前提条件当然是,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啊。现在我常常站在镜子前,将我过去整整二十年的次数加在一起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我批判性地看着自己。是否我应该进行一下面部整容呢?尽管我对此始终有那么一点反感。他今年四十九岁,外表出众——这个年龄的男人,人们始终这么说,可不会喜欢我这种年龄段的女人的。
到了晚上,我才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想在夜里带着迪士高去见我的梦中情人。我摸黑在他的院子里爬来爬去,狗并没有带在身边——再说我穿的是黑裤子;我穿着那种盗贼似的专业制服。此外,我偶尔也拨过他的电话号码,不过由于害怕我从没有用自己家里的电话打(我看到过太多电话窃听的报道),而是到外面的电话亭里打。我听到他先报上自己的名字,声音有时很爽朗,有时很疲惫。我总是马上挂上电话,于是我就知道,他在家,也许就坐在那张写字台前。有一次,我差点儿又撞上了他的自行车,不过完全是我故意这么做的。他只是微笑着,像第一次一样,然后以他那令人窒息的声音说道:“晚上好,老是心不在焉的,不是吗?”
我报以莞尔一笑,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聪明应对或者对答如流。两周后,罗默尔太太出院了,我将迪士高还给了她。现在没有了伴儿,我心中半是高兴,半是悲伤。可是,没有狗我为什么就不能晚上出去散步了呢?但罗默尔太太还有件心事没了结呢:她还想马上去疗养,这样又会出现狗无人照料的问题。她的妹妹对动物毛发有过敏反应,她的女儿已经去美国一年了。我当然马上向她解释,乐意再为她看管四个星期。
没有迪士高的第一个晚上,我没有出门。这两个星期里我有好多事情都没做,很需要我好好处理一下呢。我的小家已经差不多疏于整理,我的衣箱已经堆满,..我还得去赶紧修修头发,做做护理性的面膜。可我感觉自己上了瘾,上了瘾的人只能以最大的意志力克制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欲望这一目标。
不过,第二天没有狗的陪伴我照样又上路了。我路过维托德住宅时,天已朦胧,另外一辆小车停在大门前面。有客人!一个念头惊恐地朝我袭来,是璧德的女儿,她早已和她的女友来过这里,也许是偶然来这儿看望他吧。但说不定这是一次大巧合呢;无论如何,这辆车看上去不是年轻人开的,车子显得太没有派头。我在拉滕堡逛了一圈,直等到天完全暗下来。在此期间我已经熟悉了这里的地形。在夜色的保护下我开始了第二回合。就像上次一样,我又在苹果园里爬来爬去,脏物溅到了我的眼睛里,我将自己砰砰跳动的心视为新活力的象征。不错,是有客人在。显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女人。偌大的玻璃门敞开着,我断断续续地能听到一些声音。难道是他的老婆吗?我俯下身,几乎是用四肢爬行,蹑手蹑脚地走近。这个陌生女子估计四十出头,但看上去气色不佳。她瘦小,黑头发,一张脸长得挺有吸引力,但根本算不上漂亮。她穿的绿衬衣上别着一件很别致的东方饰物。她一刻不停地抽着烟,看起来维托德也抽了不少。我讨厌这种烟雾缭绕的场景。我要是他的老婆,早就让他戒烟了。一只空葡萄酒瓶滚到了地上,那女人还用脚将酒瓶挡住了,一瓶打开的酒放在桌子上,旁边的两杯酒还差不多满着没喝呢。
维托德说话不多,声音始终很轻,我都听不清楚他在讲些什么。但女人在叫嚷着,用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刺耳的最高声部。我这才忽然明白她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她是个酒鬼。不是说她现在喝醉了,在我整个青春岁月中,我亲眼目睹过我的一个酗酒阿姨身体恶化的全过程,此刻我还以为,我的阿姨在这儿又复活了。
兴许她真的是他的老婆吧。就我所能想象的,她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指责,他应为他们关系的失败负责。有一次我还清楚地听到维托德说道:“希尔柯,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千万别再放弃了!现在不是一切从头开始了嘛!”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希尔柯因为受不了戒酒治疗而逃出来了。在过道后面,可以看到有两只旅行手提包还没解开。我非常同情维托德,这个可怜的人,他可不该有这样的女人啊。连家务活都不做,还不管丈夫和孩子!我觉得对维托德的不幸开始渐渐明白过来了。
尽管是盛夏,但在潮湿的苹果树下我还是冷得发抖。我又往维托德的家靠近了一步。一只苹果喀嚓一声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维托德和希尔柯似乎也听到了响声,不过又继续谈下去,他们继续抽烟、喝酒。这样的场景我以前仅仅在电影里看见过。俩人解开行李,互相道歉,其实是在折磨自己,更深地讨厌自己。她叫他“莱纳”,这我非常清楚,对我来说他就是“维托德”。
我偷听了好久,努力使自己砰砰跳动的心保持平静,这样就可以不至于让他们俩在客厅里也能听到这种犹如炸弹的滴答声了。有时,维托德会习惯性地穿过客厅,有一次将还在燃烧着的香烟头从敞开的门扔到了院子里;烟头就落到了我的跟前,我还担心烟头的微光可能会变亮,继尔他就可以看见我呢。烟头熄灭了,我也决定现在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虽然我非常兴奋,但我还是觉得很累,毕竟现在已经很晚了。
就在我转身的时候,我听到希尔柯突然大声吼道:“那我就把我们俩一起杀了!”话音刚落,她就从夹克袋里拔出一把左轮手枪。由于惊恐,我的右腿绊倒在地,感觉很疼。我的天哪,她是疯了!我正想冲过去,站在维托德的面前。可他早已经迈开大步冲到她面前,一把将她的手枪抢去了。她并没有动手反抗。
这个时候我可不能回家去。一切在大约五分钟沉默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在这期间,俩人只是互相瞧瞧。维托德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把左轮手枪。她的手枪从哪儿搞来的,他已经不感兴趣了。现在他们俩又继续谈起过去、其他男人、其他女人,谈起他的岳母和儿子们,谈到了钱,当然也还谈到了这座攀满了葡萄的宅院。大多数谈话内容我都无法理解,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忽然间,希尔柯冷淡尖刻地说道:“如果我不和他睡觉的话,你那狗屎就永远出不了。”
维托德顿时脸色煞白。
他举起手枪,朝她射去。听见枪声,我一个激灵,冲向充满灯光的阳台。希尔柯倒下了,翻着白眼,鲜血从她的绿衬衣里涌出来。
维托德已经赶到她的身边,朝她叫喊着,跑到电话旁边,又停下来,拿出电话簿,翻了翻,才发现自己没戴眼镜,骂了一声,重新朝流血的妻子瞅了瞅,似乎失去了理智。
我进了房间。看来他根本没吃惊。
“快,快去叫大夫。”他脸色苍白地说,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给他点上一支烟,将眼镜递到他手上。
“所有的事都由我来管.”我尽可能镇静地说道。他毫无表情地注视我,似乎是戴着一副厚潜水镜游泳,他喝了口酒,但没抽烟。受惊吓了,我在想。然后我看了看那个女人:她皮肤松弛。听不到她的呼吸声。他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我看见,现在将她的珊瑚、银子和珍珠母制成的首饰衬托得很鲜明的,不再是绿衬衣的底色,而是完全浸润着鲜血的发出黑光的衬衣。
“您太太已经死了。”我说。他发出大声的呻吟。
“叫警察。”他终于挤出话来,拿着酒杯指着电话方向。我走到电话机前。不,你不能这么做,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他会被判刑,而现在我们才刚刚相识啊。他会坐几年牢的。
“您该想想别的办法,”我说,“否则您会因为谋杀而终身监禁,至少也是打人致死罪。”
他再次无助地看着我,突然哽住了。
“您家里有白酒吗?”我问,因为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酩酊大醉后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预谋和故意。他摸索着走到柜子前,拿起一瓶已打开的威士忌,将酒瓶递给我。
“您这下该注意了,”我说,试图给他暗示,“您现在把整瓶酒喝完。一旦您跌倒在地上,失去知觉,我会在十分钟后报警。在审讯时您就说什么也回想不起来了。”
维托德本想反对,尽管受到了惊吓,但他似乎觉得这一计划还是有点不符合逻辑,或者不合适。他“可是可是”地说了几次,然后端着那瓶酒。不知怎么,他觉得这就像演戏似的,马上神志模糊地躺在地上,昏睡好几个小时,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不停地喝,然后喝不下去了,这时我就非常担心,也许他就会马上和盘托出。
五分钟后,我们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他便将整瓶威士忌酒一饮而尽。我将手放在他的手上。“一切都会好的。”我慈母般地说道。他突然像傻子似地讪笑着,不由自主地躺倒在地毯上。
好了,现在怎么办?这就报警吧,我想道。这时我听见后面传来呼噜声。我吓死了。我转过身来:希尔柯动了动身子,呻吟着,活转过来了。这可怎么行啊,维托德必须永藏书网远除掉她才是。我拿起左轮手枪,它就在我面前的长沙发茶几上,我走到阳台门那儿,瞄准,开枪——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无力地倒下。维托德发出呻吟声,可他什么都不理解。
我马上明白,我犯下了一个错误:一旦第一次没有击中,那么第二次开枪就不会像打人致死那样属于冲动行为了。就是说,现在看上去要像正当防卫,毕竟希尔柯也是想要开枪的啊。我必须要从她的座位那儿朝维托德的方向射击。
我慢慢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混乱不堪的是非之地。但刚才那件事必须得做啊。于是我站在希尔柯椅子的位置上,朝维托德大腿旁边的地毯上开枪。只听见维托德一声惨叫,又突然呻吟了一下,我这才发现:原来他的大腿在流血。一定是击中或擦伤了他的腿。我将他的裤腿捋开,还好谢天谢地,只是擦伤了点儿皮,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多管了。
是不是有人听见枪声了呢?幸好维托德的宅院很偏僻,房子周围是空地,再旁边的邻居全都度假去了。但真的全都走了吗?我得赶紧离开。我穿过阳台门离开了屋子,再重新爬进苹果树。且慢!我忽然告诉自己:你还留下指纹了呢!究竟怎么搞的?我又回去。很清楚,手枪上,眼镜上,维托德身上都留下了指纹。我将手枪和眼镜藏在我的手提包里。将这两样东西上的指纹擦掉,我现在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飞速地奔出门外。是不是有人看见我了呢?终于,我走到了我的车子跟前,上了车,全身颤抖着开车跑了。我的心情很沉闷,是我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后来我才想到,我一定要报警,我向维托德许诺过。
我在一个早已熟悉的电话亭边上停下车来。幸运的是,我一下就看清楚了电话簿最前面的报警电话号码,这时候我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我以一种完全陌生的声音说道:“我刚听到了枪声……”有人马上打断了我,想先知道我的名字和我的住址。可是我没有回答,而是喊道:“请马上到那儿去!”并报上了维托德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我急匆匆地上了车往回家的路上赶。在家里我开始号啕大哭,真想一直哭下去。
我的牙在打战,我完全筋疲力尽了,可脑子异常清醒。我无法想象,数小时后就得坐在办公室里上班,可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平时从不生病,现在无论如何不能缺席。我把热水送上,钻进浴盆,只露出头部,以止住牙齿打战。等到我泡在热水中时,我才惊慌地想起:也许警察还不清楚具体的地址呢,维托德也许还在流血,到最后死了——由于我的过失而流血致死,再不能看我一眼,朝我微笑。我必须给他打个电话确证一下。可是我心里始终存有电话窃听装置这样一个摆脱不了的念头。那就到大街上去,到一个电话亭,往他家打电话吧!可要是附近有人夜半时分在电话亭里看到我,那一定会引起怀疑的。可是我可不能让维托德失血而死啊!
我痛苦地从浴缸里出来,匆匆擦了擦身子,穿上浴衣,拿了女邻居家的钥匙。她去度假了,我每天给她浇花。我走到走廊,打开房间门,拿起电话,拨了维托德家的电话。“喂,您是谁?”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问道。我挂下电话,一切都挺好的。大夫该是给维托德包扎过了,维托德应该躺在床上了吧。我稍稍轻松了点,又把陌生的房间锁上,重新回到热乎乎的浴盆里。
可是,如果有人看到女邻居家竟然亮起了灯,那该怎么办?她不是去度假了吗!——这一念头忽然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那么这也会引起人们警觉的!而一旦他们有电话窃听装置,那么从一个恰好这时在意大利度假的女人房间里往外面打电话,这就更加会引起怀疑了。
哦,我的天哪!我的手提包里还放着一副陌生眼镜,尤其还有那把杀人凶器。我在浴缸里无法平静下来了。第二次出去,第二次擦干身子,第二次穿上浴衣。那副眼镜被包在一条毛巾里,我对着厨房的桌子砸了几次。碎片扔进了垃圾桶,我可以明天将垃圾倒掉。难道左轮手枪也同样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吗?这自然就太不谨慎了,我得采取更加巧妙的方式将这把手枪脱手掉。
可是终于,我考虑到,我并没有处在直接的危险之中。谁也不会将这件事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在拉滕堡,谁也不认识我。维托德不知道我是谁,仅仅见过我三次,其中两次根本对我不感兴趣,第三次见到我是在惊吓之中。另外,他真的不可能回想起任何情形,我第二次开枪射击时他还没恢复知觉呢。
警察对这一切如何看待呢?此外,我有没有犯下错误,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遗忘在他那儿了?不,我不抽烟,不会留下香烟烟蒂作为在犯罪现场的罪证,也没丢失什么口袋书之类的东西。可这时我猛然想起:我在潮湿的院子里留下了脚印,最后甚至还有地毯上的脚印。为了能特别轻手轻脚地溜走,我才穿着体操鞋。平时我从不穿这双鞋子,这双鞋和那条鼠灰色的运动服一样是我在疗养时带回来的。这些必须消除掉才是!我想道。我马上拿起鞋子,将它放在那只装得半满的红十字会袋子里。下个星期会有人把它取走。那把左轮手枪我放在了废物间的一只箱子里,准备第二天寻找一个更好的藏匿之地。
第二章
一个人,没睡觉,气色看起来就像刚刚呕吐过,尽管如此,却还是必须朝气蓬勃地出现在办公室里:这该怎么办呢?我洗了头发,穿上最讨人喜欢的衣服,为了使化妆做得完美无缺,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幸运的是,罗默尔太太还一直病假没来呢。我先是呆在她的办公室里(即便没有迪士高),在她那儿我可以少惹来同事好奇的目光。可是,头儿一早就进来了。“您瞧,您今天的气色多好啊,罗默尔身体一有好转,马上可以发觉您也有了朝气。那只迪士高和您每天去医院看望,无疑成了您的一大包袱。不过您今天看上去就像生活在青春年少时候一样!”
“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回应道,这时我已经大汗淋漓了。因为昨晚一整夜,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所以现在只会是以很厉害的头部充血来替代了。
“我当然了解我自己了,”我的上司肯定道,“不过现在您有的是时间,可以弥补一下损失了,”说完他慈父般亲切地将一份档案放在写字台上,然后他就出去了。我中途出去买了份《莱茵内卡报》,可还没来得及翻阅一下。还好昨晚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刊登在今天的报纸上。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时,听见有两个年轻的打字员在窃窃私语,并看了看我,还压低着声音咯咯笑。很清楚,她们是在说我。本来嘛,我对公司的大多数员工保持着一种同事般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太密切。培训学员和年轻职员们稍稍有点怕我,因为我无法容忍他们做的那些吊儿郎当的事儿。一旦有什么事他们没做好,我就会让他们重做一遍。一般来说,他们还会为此而感谢我,因为如果你不能及时习惯于有纪律地工作,那么你就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处处碰壁,就会发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的事了。但无疑,有的人觉得我太严厉,偶尔也会挑拨我几句。
我现在也知道,她们是在说我的穿着呢。这些年轻的姑娘当然也注意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打扮得越来越年轻。我肯定是想在今后以一个引人注目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事很快就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可从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即便我年轻的女同事想要跟我谈起“谁和谁”在说坏话的时候,我甚至当即严厉地打断他们的话。然而,通过我的内线罗默尔太太,我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信息;因为罗默尔太太是一个年高望重的人,所以我才允许她偶尔给我传话。
难道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严肃的角色变得不那么可信了吗?难道是爱情无意间从我的眼神里流露出来了吗?璧德前不久曾对我放肆地评论过一次,她具有女性特有的敏感直觉。
不管怎么说,我得挺过今天这个日子,于是我在药房里买了点轻微的镇静药,早早上了床。可我没有马上想到要睡觉。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那些血淋淋的场景,希尔柯的绿衬衣慢慢变成了殷红色,还有受伤的维托德。是我杀死了这个女人!维托德不是杀人凶手。还有更可怕的可能——我至今还没想到呢,那就是,虽然我打过一枪,也许她还没死去呢。
第二天,消息刊登在了很多报纸上,包括一星期出版一次的《拉滕堡周刊》上:拉滕堡教师之家神秘谋杀案
昨天凌晨一时许,警察发现了四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希尔柯·艾的尸体。个中原因,至今未明。其丈夫大腿旁中了一枪,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警方迄今仍无法对其进行审讯。无论是死者,还是这位受伤者,在此之前均酗酒过度。现场未找到作案凶器。
在院子里和地毯上发现有脚印,疑为第三者所为。其大儿子目前在土耳其度假,故未联系上,二儿子在海德堡某医院服民役,在那个可疑的时间里他正在值夜班。警方正在寻找一名鞋码四十一、夜里在所属大街上行走的高个儿男子。
另外,警方吁请那名打电话的陌生女性,迅速与拉滕堡警察局联系。
晚上,璧德打来电话。
“你看了《曼海姆晨报》没有?”她问。
我马上预料她会问,于是尽可能无所谓地说道:“看了,怎么啦?”
只要能向我谈起轰动性事件,璧德总是那么高兴:“你看过那篇《教师之家谋杀案》了吗?”
“好像看过吧,”我嘟哝着说,“我倒没太在意。”
“你没想到吧,”璧德开始唠叨,“那就是莱纳·恩格斯坦的家,我最近跟你讲起过的那个人。他太太被枪杀了,他受了伤。人家告诉我,她是一个酒鬼。嗨,我说,也许是他杀了她,然后为了避开他人的怀疑,往自己的大腿上开了一枪。”
“你这么认为吗?”我问道。
“嗯,去年我在这儿的业余大学听他课时,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不过杀人犯脸上又不会写字。”
我当然想为维托德辩护一下,可我自然不会那么傻。
“难道就没有什么第三者在场吗?”我问。
“那一定有,”璧德回答,“或许这是一次完全普通的抢窃案,而警方只是尚未肯定究竟被偷盗了什么。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谈了好多莱纳·恩格斯坦的事,有可能是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搞上了。但大家都认为,对一个做教师的英俊男子起疑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发现,迄今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在寻找一名高个儿男子;我第一次觉得我有一双大脚有多么棒。维托德尚未正式被怀疑。那个女人倒真的是酒徒,这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无疑,他们的婚姻想必出现了问题。而且一旦维托德真有女友,那她或许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在我的监视时间内。可他始终一个人坐在写字台旁,万般孤寂地工作着。虽说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但我还在盘算着事态将如何发展。在此之后我将如何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下好了,这起偶然事件助了我一臂之力。
首先我需要的是情报;我每天买上一份本地报纸。对这起谋杀案有了点小小的线索:警方已发现了多处足迹。
维托德是否已被拘留?我从曼海姆的一个电话亭里往他家打过多次电话。多数情况下没人接电话,有两次是他儿子接的。“马克西米利安·恩格斯坦。”他说道,声音像他的父亲。
璧德是否已了解到了什么消息?我决定周末去拜访她。我需要一个像她这么能唠叨个没完没了的人,这样一种能力是我所不具备的。
“你过来吧,”璧德说道,“莱茜也在,我们可能去看电影。”
一方面,我对这个怀孕的稚气未脱的莱茜根本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她又是惟一的一个人,也许我可以通过她的女友,即那个和维托德的儿子马克斯是好朋友的女友,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呢。
莱茜起先只是谈自己的身孕,到生孩子还有整整八个月。对这个值得怜悯的胎儿,我才无所谓起怎样的名字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莱茜很友善,并加入到了这种低级的闲扯中。不过我的建议她们完全未予考虑,莱茜脑子里想到的是阿拉伯人的名字或古罗马人的名字。
可一转眼,璧德开始提起恩格斯坦一家来。“如果生的是男孩,你干脆就叫他维托德好了!”
“哦,我的天哪,出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可别再叫这个名字了!”莱茜厌烦地嚷道,“你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的,妈妈!”
“怎么,他又不是凶手,”璧德说道,“难道他真是凶手吗?究竟听到什么新闻了?”
莱茜讲起昨天和女友爱娃通过电话,马克斯完全垮掉了。明天是葬礼,可尸体还一直在法医研究所放着呢;通过电台的寻人启事,他们也终于找到了在土耳其度假的那个兄弟,他定于今天回来。
“那父亲呢?”我问道。
莱茜说,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天,一直受警方的审讯,但现在可以回家了,不过不允许他外出旅行。另外,他精神沮丧到了极点。
我问,那警察是否已经知道,究竟是谁谋杀了他的妻子?
莱茜继续说,看样子那个恩格斯坦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像他也没有受到直接的怀疑,然而警方谈到要送他去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事。
“可是这样不就是又要怀疑他了吗?”我插话道。
莱茜,这位体育专业的女学生,耸了耸肩膀。“坦率地说,这位老人对我是无所谓的。我遗憾的是这个马克斯,包括这位克里斯托夫,尽管我几乎就不认识他。母亲被杀害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接着插话说,这位母亲是酒鬼。
“那又怎样?”璧德问道。
幼稚的莱茜斥骂我:“母亲总是母亲啊,”于是我就乘机将这一话题引开了。
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但我四个星期没有去拉滕堡,虽然这段时间里我又得伺候迪士高,晚上还得带着它去溜达。它现在也不走远路了,我完全不用开着车去哪儿,只有一次带着这条狗到了那个街区附近,让狗bbr>在梧桐树边上嗅了一会儿。没准维托德已经受到监视了,他的电话被窃听了,没准这里的哪个居民认出我来了,就连我的小车和狗也会勾起他们的记忆。
我决定将头发留起来。多年以来,我偏爱很短的姑娘发型,总的来说这种发型很适合我。留着这种假小子头,穿着这种体操鞋和黑裤子,在夜色朦胧中显然会被认为是一名男性。或许我被某个上了年纪、视力稍差的人观察过,在这种休假季节,年纪轻的差不多全都带着孩子出去度假了。首先,我要是留着长发,穿一条连衣裙,穿一双小巧的鞋子,那我就不会被看作是那个高个儿男子了,其次,我也很想以一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维托德面前。我也清楚,我那不易亲近的严肃样子是不符合他的审美情趣的。他家里的摆设和我家的不一样,他的家看起来更不整洁,更富有幻想,更加混杂,也更充满活力。但是我现在成为如此遵守纪律的人,从我的整个人生轨迹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璧德,她的生活始终要轻松得多。她出身在一个多孩子的家庭里,在这种家庭里尽管有时也会有磕磕碰碰,但总的说来是快快乐乐的。很小的时候,她就远胜于我,显得非常老成。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太过虔诚的人,每年只在我生日那天允许我请三名女友到家里来。在我的班上——顺便说一句,我们全是女生——也有几个我这样的人,很用功,也很乖,是令人讨厌而不是受人欢迎的人。但大多数人去上舞蹈课,谈论男生,而且有男朋友。即便家庭不富裕的,也会有一个给女儿弄件漂亮衣服的母亲,或者甚至亲手缝制一件。其他女生呢,自信,快乐,讨人喜欢。于是,这种不公平就这样开始,就这样继续,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停止。
高中毕业十年后,我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被介绍给大家的几乎清一色是婚礼、婴儿和小孩的照片。没有任何其他话题。我和剩余的几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我讨厌这些生下了神童的幸福的母亲,讨厌这些沾沾自喜的妻子。但我并没有反对她们这么做。
现在,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想要完全为我自己做出决定,竭尽全力,一心一意:我想要维托德。我可以为此而做任何事,尽我一切所能,我可以为此付出我全部的智慧,我也可以为此拿我的事业和金钱冒险。
头发留了好几周了,我根本不喜欢我这样的头发。璧德打电话来时,我希望听听她的意见。但她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呆会儿谈你的头发吧。我得先和你说说重要的事。首先一点是,莱茜根本没怀孕!”
我知道的是,莱茜四周前用药房试剂作的检查结果为阳性,但从没有去看过医生。尽管如此,她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怀孕了。几天前璧德带她去看妇产科大夫,女大夫劝她做超声波检查。今天结果终于出来了。
“说实话,”璧德说,“我现在可轻松了。否则如果我要将莱茜的小孩养大成人的话,那我就得辞去业余大学的工作了。因为要是没有一个男人和她一起轮流带孩子,那她如何能继续读大学呢?”
璧德做外祖母的快乐就这样成了一出闹剧,我辛酸地想道。
“那第二个新闻呢?”我问道,一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里就很兴奋,一定是关于维托德的。
“你想想,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男人,”璧德开始道,并向我描述一个小她十岁的商务代表身上的优点。
尽管我早就知道,璧德的家很开放,她在床上也很开放,但我还是嘲弄她道:“这现在就是你最大的幸福吗?”
璧德并没有显出不快。“啊呀,”她说道,“我知道一个五十岁女人她最大的幸福已经悄悄溜走了。现在对她来说只有小小的幸福或者说短暂的幸福可言。我也不想和你隐瞒他的缺点:他是个已婚者,而且孩子还很小。不过他们居住在慕尼黑地区,他只是周末才回家去。”
是啊,这可真的仅仅是小小的幸福而已。我很惊讶,璧德竟然参与其中。
“那起谋杀案有什么新闻吗?”我问道。
“我倒从没有想到,你居然还对谋杀案感兴趣,”璧德还不忘挖苦我一句。不过她还是谈起维托德的儿子最近几周一直陪在父亲身边,虽然他们本来就在海德堡有自己的住处。但他们想不久以后和他们的女友去墨西哥,毕竟现在还是暑假啊。他们甚至也想过让他们可怜的父亲一同前往。可这样行不通。
为什么不行呢,我问道。
“是的,第一,他不能去,因为现在又开始有课了,他必须去上课;第二,警方必须随时能找到他;第三,他也不愿去。莱茜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提供了位于奥登瓦德的一处小屋,等到孩子们一走,他就想在那儿隐居起来。可以理解,他没有什么兴致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家里,受那帮记者和那些富有怜悯之心的左邻右舍的纠缠。”
虽然我们并没有谈及我的头发,但还是谈99lib.到了更有意思的话题。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奥登瓦德的这间小屋。
学校重新开学的时候,我给拉滕堡高级中学的秘书处打去电话。我告知说,我是克吕格警官的秘书,很幸运,他这个名字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克吕格目前负责恩格斯坦案件。可是警方究竟有没有秘书呢?前不久,我在对一起交通事故作证陈述时,看到的全是男性,而我的陈述亲自由一名警察在速度很慢地打字。是啊,我忽然想起,在一部侦探电视连续剧里偶尔也会有一名闷闷不乐的女性在给那些警察煮咖啡。
我告诉学校里的女秘书,她现在不必特地把恩格斯坦从课堂上叫出来,而是给我带个口信就行。
“恩格斯坦先生请病假了,反正您也没法和他说话,”话筒里传来回答声。我解释说,他最近刚在电话里给了我一个地址,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把它扔哪儿了。这事一旦让我的上司知道,他一定会生气的。看来这位女秘书非常理解我,知道如何避免上司生气,好像她在翻阅她手头的资料。
“好了,我找到他的地址了,”她高兴地说,“是校长本人登记的。嗯,你可以在奥登瓦德的毕克巴赫施罗德博士那里找到他,在霍尔茨维格街上。”
我彬彬有礼地道谢。一切进展顺利。倘若维托德本人接电话,或许我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话了,或许我把电话给挂了。他至少会起疑心的。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很小的毕克巴赫。我是今晚就去那儿呢,还是周末去?我终于又有了目标,下班后的生活又有意义了。
当然我是无法容忍到周末才去他那儿的。傍晚时分,我就带上了迪士高出发了。到了毕克巴赫,我将车停在一条小路上,步行寻找那条霍尔茨维格街。我也不想问人家,再说我也没碰上任何人,这个地方看上去相当了无人烟。最后,在村的尽头才找到那条霍尔茨维格街,这是一条上坡路。这里有好几幢农舍,显然让城里人修缮改造过了。院子里种上了卷心菜、金鱼草、胡萝卜、香菜和福禄考,令我这个城里女人心醉神迷。我虽然不知道他住的门牌号码,但倒是认得出维托德的车子。此刻我已经牵着狗晃悠了整整半个小时。霍尔茨维格街蜿蜒延伸至山上。我看见就在那儿的山上,维托德的小车停靠在草坪上,由于恐惧我颤抖不停。不,我今天还不想敲他家的门,我先得侦察一下这里的周边环境。但在这里可不那么容易;这座很小的屋宇,一个已翻建过的谷仓,周围就是开阔的草坪,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看得见我。我就像是一个顺便路过这里的散步者;除了那辆汽车,我没看到维托德的人影。到最后,霍尔茨维格街一直通到了林中时,我才折回去,回到了我的车子那里;我现在总算搞清楚了。
到星期六还有三天,我始终有新的计划,小心地考虑该穿什么衣服,狗要不要一块儿去等问题。终于时候到了。我上午去了理发店,烫了个头发。有了这一头蓬乱的鬈发,我看上去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就这样,我那么优雅年轻、激动不安和诚惶诚恐,在星期六拾阶而上,径自来到他的小屋前敲门。不一会儿,维托德过来开了门。
“嗯?”他不友好地问了声。
“您不认识我了吗?”我反问道。
他皱起了眉头,脸色蓦地阴沉了下来。
“您请进。”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此刻很激动。他还不能完全肯定,我是否就是那个在他的希尔柯死亡时在场的可疑女人。
我进了屋,一张枥木圆桌前摆放着四张椅子,他指了指其中的一张椅子。他不由自主地点上一支烟,然后将烟盒递给我。我摇摇头。
“您究竟是谁?”他先开口问道。
我很小心,说这事暂且不谈,我一定会在以后告诉他。维托德吸了口烟,去拿了一只烟灰缸,乘机朝脏乎乎的窗子外面张望;他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开着怎样的车子。可我的车停在霍尔茨维格街的另一头,而那条迪士高我把它留在家里了。我是觉得狗往往要比人更引起注意,而且我也从经验中得知,如果一个人带着狗散步会更容易被人找到行踪。
维托德终于说道:“我实在是伤透了脑筋,那个夜晚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您怎么会突然来到我家了?”
是的,这是一个敏感点。这时我只好提到那条狗了。我说——尽管这事听上去不那么可信,因为我头疼,我本来是想晚上带着狗出去溜达一会儿的。在院子附近的空地上,我让狗自由活动,可就在这时狗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在寻找狗的时候,我就闯进了维托德的院子,于是听见了枪声。于是我冲进了家门。
我说话时维托德特别专心地注视我,烦躁地抽着烟,心里忐忑不安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打量我下面的脚,在估摸我鞋子的尺码。
我讲完话后,他恼怒地重新开始道:“很好,很好,也许就是这样吧,尽管我想不起来当时有没有看到狗。但有一点我根本就想不通。一方面您显然是想帮我的忙,另一方面您又差点把我杀死了!”
“没有,”我向他保证道,“我绝对不是要击毙您,只不过看起来好像是我朝您开了枪。我后来还弄清楚您是否有生命危险,我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糟糕。”
维托德委屈地说道:“并不那么糟糕,您说得倒轻巧!子弹离动脉仅隔毫厘之差,我差点因为出血过度而死去!”
话音刚落他就卷起裤管,我看见小腿肚的外侧有一个很小的红色疤痕,这个子弹孔眼我在当时就已看到了。但现在他还给我看大腿的内侧,这里看上去就不同了:凹陷的弹孔处留下了一道很深的凹穴。
维托德板着脸看着我,没有了先前迷人的微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您一定也向我妻子开枪了,可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您是帮了我,可另一方面也许是您把我妻子杀死了,而我仅仅是打伤了她。”
我考虑着。然后我就请他跟我说说警方知道些什么情况,他又向警方说了些什么。
“起初我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维托德回答道,“可是我没想到他们会相信我说的话。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中断了戒酒,突然回来了。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过酒了,后来我们两个继续喝酒。我平时喝酒不多,也不习惯喝很多酒,而且从来不喝威士忌。我跟他们说,我后来难受极了,于是躺在了地毯上。再后来我听到了一声枪响,我感到钻心的疼,就失去了知觉。——不,警方也许并没有相信我,但另一方面,那一枪打过来的距离太远,所以不可能是我给自己放了一枪。另外,我也不可能以这种流血的伤口到处跑而不留下血迹的。他们发疯似地寻找那把杀人凶器,可是没有找到,”他停顿了一下,“一定是在您手里吧!”他激动地嚷道。
我点点头:“我已经把枪处理掉了,因为您的指纹就在上面。”
“我什么都不明白,”维托德又叫道,“这不是毫无意义吗?您究竟为什么不给警方打电话呢?”
我朝他微微一笑。“我是想帮您的忙!”
“您是否帮了我的忙,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警方目前在急切地寻找一个穿着体操鞋的人,因为体操鞋的脚印在院子里和在淡黄色的地毯上清晰可见。也就是说,他们也许以为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院子里,朝房间里开枪射击,然后将作案凶器带走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为何您又要向我妻子开枪?难道她到最后还没死吗?单单头上中了一枪,那就是致命的了,可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打到她哪儿了。”
我审视了一下维托德。难道我该告诉他,他击中了她的头部?不过实际上他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朝她开枪后她的衬衣上全是血。但也许他仅仅看到她马上就昏倒在地了;要么他仅仅是在考验我、试探我是否在撒谎,是否我在最后一刻脑子糊涂了?
他接着说:“您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简直毫无意义(这句话他已说了不知多少遍)。我一直在等着您去报警。知道您不去报警,我才想到原来正是您杀了我妻子。”
我说,当我一不小心而击伤了他时,我完全惊慌失措了。在同样的震惊中,我马上也朝您妻子开了一枪,可我和他一样,同样并不知道我是不是击中了她的头部。然后我就逃之夭夭了,我不去报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最好是,”维托德说道,“我们现在一起报警,把这事给解决了。反正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我表示坚决反对。
“您知道然后会怎样吗?您就不可能在这儿奥登瓦德的林中看风景和呼吸新鲜空气,而是在被拘留的监狱里看铁窗了。再说了,谁也不会将这件事跟我联系起来,谁也没有看清我的真面目,而且脚印也可以出自另外一个人啊。我究竟有什么动机去做这件事呢?此外——即便人家相信您说的话,如果是我将您开枪的事说出去,那么您就完了!您还在受警方的监视吗?”
维托德不快地咕哝起来:“起先他们经常暗中跟踪我,可能还开过我的邮箱,窃听过我的电话,我根本无法走出门。我几乎每天会被找去审讯。”他作了一下深呼吸,严肃地注视着我,然后接下去说道:“也许他们是这么想的:我妻子先开了枪,然后我朝她开枪。但这样射击的角度就不对了。我大腿中弹后是无法动弹的。——或许他们也觉得我们不可能轮流握着那把手枪。我已经说过,我不可能将武器隐藏起来而不留下任何血迹。而要是我先向她射击的话,那她也不可能在受重伤的情况下再向我开枪。枪手一定是第三者。”
我插话道:“那他们到底怀疑谁呢?”
“或许他们以为那个穿体操鞋的男子和我是一伙的,是一个我雇佣的杀手。他们检查了我的银行账户,确认我在两天前从银行里提取了三千马克。但第一,这些钱我还原封未动,第二,我的四名同事可以证明,我本来是在下周和他们一起开始度假的,所以才取了钱。”
维托德烦躁地将烟灰弹到垃圾桶里。“就是这样,大约四周后他们才对我松手,也允许我可以在这里小住。但我必须每隔一天向他们电话报告。——顺便问一句,有人盯梢您了吗?”
“没有,肯定没有,这一路上非常冷清。但我确实不知道,您的邻居有没有看到我。”
我的老天,我的脑海里突然想到,此刻我就站在我的梦中情人面前,可我们谈的是杀人,而不是爱情,并且他是以满腹狐疑的眼光盯着我。我必须以一种暗示的方式说几句对他好感的话。
“说实话,”我撒谎道,“虽说我是纯粹出于偶然才卷进这一事件中,但我见到您的时候,马上就和照片上的您对上了号。很久以前我看过您写的一本谈论绘画的小册子,看后非常兴奋。您在封面上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也因为我非常喜欢您的书,全书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才让我自发地产生想帮您一把的念头。”说完我朝他露出最妩媚动人的微笑。他刹那间回报以微笑。
“是这样,您看过我的书。”——我刚才的措辞充满魔力,因为他脸上那紧张而不友善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又变成那个和蔼可亲、富有魅力的男子,带着性感的声音,数周前正是这种声音突然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的读者倒是并不多,”他接着说,“那么您真的喜欢这本书吗?”
我赶紧向他申明这一点,甚至还沉醉于有关漂亮拖鞋和地毯的细节中。我真的是一条毒蛇,但毕竟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呀。
不过他友善的态度并没有持续很久。“我怎么能相信,您就不是一个丧失理智的罪犯呢,”他稍稍以一种讥讽的口吻说道,因为自从自己冒充是他的读者开始,他已经不大相信我做了什么荒唐的举动,“现在到最后您就拔出手枪,把我干掉。”
“我干吗要这么做,”我伤心地说,朝他投去长长的深情的一瞥。他似乎有点感觉到,我并没有对他产生谋杀的欲望,即便他肯定还没有弄明白我其实已经爱上了他。
我决定再次以充满魔力的措辞开始背诵:“我看了你出色的著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去听了您作的一个讲座,是关于解放战争抒情诗的。这个夜晚太棒了,我从您那里了解到了许多那个时代有趣的故事,我很充实地回到家里,”(这倒是事实,由于感情的冲动我很充实,可是对那个令人讨厌的浪漫的战争文学,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的脸色又开始显得可爱起来,完全没有了愁眉苦脸的表情。你那么爱听好话,我想道,我才有机可乘。
“我很高兴,”他真诚地说,“是不是我来煮杯咖啡?”
我兴奋地点点头;多年以来,从没有一个人为我煮过咖啡。维托德先把水搁在炉子上煮,然后说道:“如果您偷点东西,再翻箱倒柜一下,这就再理想不过了,”不过我这一次又听到了他那种尽管嘲弄但很和气的口吻,这种口吻是我很想听到的。
“是啊,”我说,“如果是这样,警方就找到了开枪的动机,这是一次抢窃案,诸如此类。但我和你一样没有任何计划和考虑。我们两个人多多少少都做了些失去理智的行为:您是感情用事而开枪,而我是因为帮您的忙才做了这事。”
我们一起喝咖啡;在这个家具简陋的房间里,出现了某种信任的气氛。维托德不再那么拘束,话里隐隐约约地露出幽默。他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同谋,我们的会面是密谋。但他话锋一转又说,如果我们从没有见过面,相互之间尽量不再有任何联系,这样也许会更好些。
“警方在到处窥探我是不是有女友,这样我就有杀妻的动机了。可是谢天谢地,我和上一位女友的关系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要是现在有人看到我和您在一起,那正是警方求之不得的。”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么做是对的。尽管听说他没有女友我感到很高兴,但另一方面我是真的想做他的女朋友。可我当然不会愚蠢地说出我的这一想法。
维托德再次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我许诺说,在下次秘密会面时,我会向他证明我的身份。然后我建议下下周到海德堡会面,在繁华的商业街中心,比如在那家百货商场门口;我们完全可以消失在游客的人流中而不易被人发觉。维托德觉得这不太妥当。
“我在海德堡老是碰到熟识的人,”他说,但他原则上似乎已经同意这样的一次会面。他肯定急迫地需要向人叙说前一段紧张的日子,而平时谁也不会和他谈这种事的。终于,我们商定在奥登瓦德的一个停车场会面,如前所说,在这一地方碰到熟人的机会很少。
两小时后我驾车回家。正值傍晚时分,平缓的小山上长着孤零零的苹果树,斜坡上照过来的树影、缓缓飞翔的小鸟以及西下的夕阳,这一切在我眼里出奇地美丽,我觉得仿佛我是在多年的囚禁生涯过后终于重返人间生活一样。我傻呆地唱道:“兄弟们,到阳光中去,到自由中去。”我在平时是从不唱歌的,也绝对不会如此这般的。我感到很幸福,也满怀着希望,因为这个男人会不会喜欢我,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么不现实的了。一周后,我就又能见到他了。
第三章
星期一下班后,我带着狗去璧德家。我心情很好,不想一个人呆在家里,一反常态地忽然想找个人聚聚。
璧德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我。
“你烫了这样的鬈发,看上去完全换了个人,那么精神焕发,真不错啊!”
她从上到下地审视我一番。
“你瞧,尤尔根马上就来(他就是她的男友,那个商务代表),他只在周末回家。我们准备一起吃饭,你们一起去吧?”她说“你们”时将视线转到下面的狗那儿。如果是在以前,我早就拒绝了,我可不想做电灯泡。但我现在很高兴,所以就一起去了。尤尔根是莱茵兰人,喜欢讲些本地或外地的笑话。很明显,他需要听众,因为作为听众,我是受欢迎的人。他不是流氓,我没有必要让璧德防范他什么,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没有玩弄她。他只是想在一周的平时时间里有些娱乐和交际,无论在吃上,还是在床上;璧德似乎和他很合得来。她对他的笑话报以真诚的笑声,并最终感染了我。只有那条狗有点不满意。虽说我偷偷地给了它一根羊肉骨头,但它不喜欢人,也有点不习惯。狗流着口水,在桌子底下威胁性地汪汪叫个不停。我没办法只好带它出门,让这一对情侣单独相处。我妒忌璧德与男人周旋的放荡举止,我是没这种本事的。我和维托德的友情是不一样的,不那么表面化;但不管怎么说仍然是令人愉快的。
一周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上午,我牵着狗兴奋地等着维托德的到来。那个林中停车场很偏僻荒凉,也听不到远处的汽车声。已经稍稍过了约定的时间,我有点心烦,兴奋的情绪在渐渐消退。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来了!突然,他的声音把我从忧郁的怀想中惊醒,这个声音在我身后说道:“早上好,神秘的陌生女人!”
维托德是骑着自行车来的,有点喘不过气来,因为他走的不是大路,而是一条林中小道。
我面露喜色地注视他。可他似乎已经记下了我的汽车号码。发觉我马上注意到这一点时,他微微一笑。
“今天您可要透露您的身份了,照我们约定好的。那好吧:您尊姓大名?我毕竟得称呼您呀。”
“罗塞玛丽,”我稍稍难为情地说;我和这个名字不相配,而且和大多数女人一样,我对这个名字也始终不满意。他好像也觉得我和这个名字不那么相称。
“继续说,”他说。
“路易丝,”我接着说。
他高兴极了。“再继续说,”他风趣地要求道。
“蒂哈,”我轻声说。
维托德放声大笑起来。我知道接下来该是什么,毕竟他是德语教师。
“蒂哈,”他爽朗地笑着重复了一遍,“我本来只想知道您的名字就行了。不过这真的是闻所未闻啊,”然后他很自然地引用起冯塔纳的诗句来:“雅尔一家参加七月节,戈姆·格吕默坐在大厅里,在他旁边象牙制的椅子上坐着——蒂哈·丹娜波特,他的妻子。”
他还不停地放声笑着:“我叫您蒂哈太太吧,因为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位叫这个名字的人呢。无疑,有人叫您罗泽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但和您这种不多愁善感的性格完全不相称。不过,说正经的吧,请告诉我您的全名,还有您的地址,否则我无论如何总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
我再次面露喜色地注视他,这一点我做得很自然,然后就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
“顺便提一句,我有一个丹麦祖母,蒂哈的名字就是从她那里来的。您就干脆叫我蒂哈好了,不要加‘太太’两字。我不再叫罗茜,这太棒了。”
“同意,蒂哈,我叫莱纳。”
“如果您叫我蒂哈,那我就叫您维托德了,”我解释道。
“您从哪儿找到这个名字的?”他开心地问道,“从没有人叫过我这个名字。哦,对了——这个名字因为听上去好听,所以我把它写在我的书上了。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对这个第二名字感到非常害臊。”
我们在用我们新的名字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但还是用“您”来称呼对方。就这样我们已经散步了整整半个小时,那条狗显得很高兴。
“我现在脑子里担心的事还很多,”维托德开口道,“您究竟把那把手枪放哪儿了?”
“我在家里藏得好好的呢,那个地方是没有人能找得到的。但我马上会把枪处理掉。”
维托德有点心惊胆战起来。我本来是怎么打算的呢?我是想把枪扔到莱茵河里,悄悄地,从一座大桥上。
“可这事您得赶紧办了,”他不开心地说道,“最好今天晚上就做,也不必在夜幕下了!我还以为这把枪早没了呢。这把手枪是我妻子从一个叔叔那儿继承来的,也许警方会追根溯源。我想问一下,您从哪儿学会开枪射击的?”
我答应他,今天一定将左轮手枪扔到河里去。“实际上我不会射击。但年轻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他星期天就和自己的父亲到打靶场练习射击。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偶尔也扔几枪。我大体上知道怎么用这种武器,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我当时也远不是神射手。”
“我倒是想起来了,”维托德说,“戈姆·格吕默还在家里等着您吧,或许还有荣格·哈拉特?”
对他关心我的私生活,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嗓门很大地向他保证道,没有人等我。
“我有过一些令人失望的经历,”我暗示道。维托德疑惑地看着我的眼睛,可他的举止非常得体,他没有再问下去。
过了一会儿,我问道:“您的婚姻幸福吗?”
他沉默了相当长时间。
“您知道吗,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少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来回答。到今年秋天我们结婚二十三年了。如果我们的婚姻一塌糊涂,那肯定也不会持续这么久的。”
我对他这样的回答很满意。我们快乐地继续漫步,间或以调侃的语调称呼我们自己的名字,往往引得我们自己哄堂大笑。我们走过一条小溪时,维托德还将他的手递给我,并在他的手里停留了一会儿,我们的目光往往也有相视一笑的瞬间。
走了两小时后,我感到全身热了起来,新买的漂亮凉鞋已经给我脚上跑出了好几个水疱,我口也渴了,就连狗也在地上的坑坑洼洼处寻找水。我在悬钩子丛中停了下来,给自己摘了一些黑莓。但作为一个老教师,维托德脑子里不但有一张时间表,口袋里还带了一张漫游地图。我们马上可以歇会儿了,他许诺道。在一个小村庄里,他认识一家小酒店,我们坐在酒店后面的院子里。其他客人全都蜷缩在空气混浊的房间里。维托德拿了一只托盘,从酒店里拿了一壶苹果酒和两份乳酪。
“我随便点了一些,没问您需要什么,”他说道,“但这儿肯定没什么好味道的东西。”他说得对。
狗儿喝上了水,总算消解了疲乏。我一口气将两杯果汁灌下肚,在我的眼里世界成了金灿灿的抑或玫瑰红的了,而且我有一种想亲吻维托德的强烈欲望。但我没变得如此大胆;我不敢这么做。
维托德同样喝了好几杯,话也特别多。在此期间,他还不停地抚摸我脚下的狗儿,直至我最后渐渐明白他是在碰我的大腿。我带着热望注视着他。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维托德情绪高昂地说道,“我们两个同谋是在不那么正常的情况下相遇的。要不我们下周日再做一次全新的徒步旅行吧?”
对此我是不会反对的,而在无聊的上班时间里我早已想出了一个计划。
“我们俩不是可以——在我们的证人面前——装作刚刚才认识的吗!这样警官就不会想到我们以前就已经相识,我就不会和前面发生的事有任何瓜葛了。”
维托德顿时明白了我的想法。他考虑了好久。
“最近一段时间,贝尔克大街上到处有葡萄酒节、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旧城年市啊。我们可以在那儿的一张长桌上和许许多多的人碰巧相遇。”
这一主意令我愉快。我们俩将这事说得清清楚楚。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多好呀,至少我还有璧德!)将会坐在魏恩海姆一家酒馆的一张桌子旁,尽量早点去,否则那里就太拥挤了。维托德带上一个朋友(那个施罗德博士,就是让维托德住在那个郊外小屋的人)过来,坐在我们的那张长桌旁,纯粹是巧合而已。这样的话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俩相识的证人。至于璧德已经见过维托德本人,这也没多大关系,甚至还会使气氛轻松一些呢,我想道。
我们俩都有点醉意了,在背阴的院子里坐了好久,倾听泉水缓缓流淌,看马蜂在酒杯旁边飞来飞去。终于,我们到了回家的时候了。在停车场,我们像两个阴谋策划者一样分手告别。
“星期六再见!”
“别忘记您那把左轮手枪!”
在八月底能度过这么一个甜蜜的星期天,我真的很心满意足:我还以为我不可能拥有如此美好的经历,也不可能期待比这更好的结果了。我这种想法是很明智的。
一回到家,我就赶紧将我大脚穿着的凉鞋脱掉。我顿时想起安徒生童话小人鱼的故事,小人鱼为了讨一名王子的喜欢,将自己的鱼尾巴变成了两条美丽的大腿,但她每次走路时必须忍受着巨大的疼痛,仿佛是在一把双刃剑上行走。
我始终处在亢奋的情绪下,一到星期一,我就从办公室给璧德家打去电话,希望激起她对外出参加葡萄酒节的热情。我得提前给她打好招呼,否则她要是另有安排就糟了。
璧德听了之后大吃一惊:“老天晓得,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带你到哪儿去,可我几乎从没有如愿以偿过。可现在你一大把年纪了倒想去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上看看了,自己还去做了个鬈发!你快说,是不是谈恋爱了?”
“当然了,”我开玩笑道,“自从我和雄性人士同居以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完全两样了。”
“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是这样,狗儿和我同桌吃同床睡啦。”
“哦,上帝,”璧德叹息道,“虽然我也听说过,一个人会为了一条狗儿经常散步,但还未曾听说一个人会为了取悦狗儿去做头发的。”
不过她马上高兴地申明,愿意星期六和我一起去。
“那好,星期天你就不要安排孩子们去家里吃饭什么的了。还有,说不定他们星期六就回家了呢,那这样就又不行了。”
璧德在一周的工作日期间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忙于她的尤尔根,但在周末,她的三个成年的孩子通常会蜂拥而至,扔给她脏衣服,将她的全部存货吃个一干二净。我很高兴她这次不必再受这样的打扰了。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我聚精会神地做我保险公司的工作,给罗默尔太太写了一封长信,每天带狗儿去公园溜达,将窗帘也洗了。星期五,维托德打了个电话过来;他在毕克巴赫没有电话,所以无论如何我无法和他联系上。“嗯,蒂哈,一切都好吗?明天没问题吧?”他带着阴谋策划的语调问道,“我朋友恩斯特·施罗德肯定会去的,他对这个主意高兴极了,因为他的妻子正好暂时出远门了。”
在那个星期六下午,大约五点左右,璧德和我穿越了魏恩海姆老城区。我们约好六点,我会悄悄地领她去某个胡同的一张桌旁坐下。但这事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璧德在起劲地鼓励那些大力士。
我们并没有准时到达那儿,等到我如愿以偿地将她带到座位上时,已经是六点一刻了。另外,这张桌子上几乎没有座位了,那呆会儿维托德还能坐哪儿呢?六点半时,我远远地看见维托德和一个粗笨的大胡子男人向我们这儿慢慢走来,俩人似乎有点醉意了。因为半是快乐半是害怕,我脸上热得出汗了,根本没在意璧德在和我说些什么。
这时,这两名男子已经坐到了我们的桌子旁。“对不起,您能再坐过去点吗?”维托德问坐在我们对面的那对夫妇。
璧德说道:“这里已经够挤了,您可以到后面的桌子上去,那里一定会有地方。”
但是,这对夫妇站起身来。那名男子说,他们反正马上就走,他准备去付钱了。施罗德博士和维托德立即坐到了我的对面。
“哦,对了,”璧德高声说道,“我知道您是谁!您就是那个每年到赫本海姆业余大学开讲座的莱纳·恩格斯坦!”
维托德点头称是。
“我是璧德·施彭贝,”她说道,“这是我的朋友罗茜·海尔特。”
施罗德博士也做了自我介绍。
“可罗塞玛丽这个名字和您完全不相称,”维托德粗鲁地说道,“您就没有别的名字了吗?”
“蒂哈,”我低声说道。
璧德拉长了脸。
“不,罗茜,这可不是真的吧!你可从来没有和我提起过!”
我大胆地注视着维托德的脸,说道:“不过莱纳这个名字也不是和您特别相称呀!”
为了简化起见,一忽儿工夫我们重新又提起我们各自的第二名字,而且照璧德的建议,四个人都用“你”字来称呼。可是问起恩斯特·施罗德来,他说自己根本没有第二名字,只是维托德偶尔叫他哈基姆,他在成为药剂师之前,在大学里攻读过医学专业。璧德的第二名字叫埃德特劳特,她强烈禁止我们用这个第二名字来称呼她。维托德的朋友恩斯特,或者说艾尔·哈基姆,和我愉快地交谈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太太去美国了,儿子留级了,他和维托德是在社民党内认识的。他开始有点秃顶了,人倒是挺随和善良,不过说真的,我本来只想和维托德说话,注视他并且朝他微笑的。璧德似乎和维托德挺谈得来。只要自己喜欢的男人一出现,她马上就会兴奋起来。起初我心不在焉地听他俩在正儿八经地谈有关业余大学课程的事宜。然后,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其中一位中年讲师的一盘原声带,并鼓起掌来,到最后我还看到他们笑出了眼泪。我有点伤心,我本来是想参与到这一令人发噱的哄堂大笑的行列之中的。可是我不能伤害友好的施罗德的心啊,于是我不得不回答他的提问,对他表示友善。随着我一侧的璧德越来越快乐,我的好心情早已经烟消云散。
此外,酒精的消耗量越大,我们这张长桌子上的声音也就越大,大得我几乎根本听不清人家在说什么。这时,璧德突然转向我:“你是头疼还是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我向她保证说,我身体挺好的,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到别的地方坐坐,或许是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可以离开这里的位置。我希望然后我就可以坐在维托德的旁边或者就坐在维托德的对面座位上。大家都表示同意。维托德甚至还偷偷朝我眨了眨眼睛,我的心情终于轻松了起来。
我们穿过狭窄的街巷,街巷两旁彩灯招展,煞是可爱。恩斯特·施罗德提出去打靶场。
“现在我们可以为女士们争取一朵鲜花了!”
我不喜欢射击,因为我和维托德会想到不吉利的地方去。恩斯特·施罗德一直不停地射,直到他真的搞到了一枝很难看的淡紫色塑料兰花。他彬彬有礼地将兰花递给我。维托德说,他不想射击,也不会射击。
可璧德突然冒出一句:“我来为你射!”
她射中了靶心,璧德始终是一个技巧方面的天才。她得到了一枝红玫瑰,还十分烦琐地将玫瑰花插到维托德的衬衫上,在我看来她在他身上摸弄了太久。接着,她很自负地要求荡秋千。
“荡秋千我可不行,”矮胖的恩斯特说道,“我看着都头晕。”
让聚集的人群看我裙子肆意摆动,我可没这样的好心情。看来我这样想实在是自作多情了。只见璧德径自拉着维托德的手,两个人面对面紧靠着,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一直摇向空中。我觉得这绝对倒胃口。
最后,他们重新回到地面。维托德脸色苍白,毫无笑容。
“你这个样子,就像马上返老还童了一样,可你毕竟不是二十岁的人了,”一脸和气的哈基姆说道。璧德倒是利用这一机会,显出自己好像仍旧是二十岁的姑娘呢(其实她比我整整大三个月);她要强有力地表明自己没有眩晕症,声称对她来说屋顶工人或者扫烟囱工人是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维托德并不理会她,向一张长凳走去。
“我的妈,”恩斯特·施罗德说道,“你别瞎折腾了。你感觉不舒服吗?或者什么事让你突然间垂头丧气了?”
维托德竭力保持镇静。
“我刚才在那儿的秋千上面,像个疯子似的,就在那时我看到拉滕堡的两名学生站在那儿下面。”
“这有什么?”璧德善意地嚷道,“老师就不是人了吗!”
但恩斯特向她解释道:“莱纳请了病假,而学生们以为他是躺在床上的。然后他们看到老师在秋千上的样子又真的不是特别一本正经,这样他们自己想旷课时就可以抓住他的把柄了。”
“住口,”维托德插话道,“虽然我请了病假,但诊断是写着‘带忧郁症的重度精神衰竭’。大夫坚决禁止我长期卧床和苦思冥想。他建议我多作长距离的散步。”
尽管如此,维托德不再有好心境了,忽然想回家去,他说自己是骑着车来的,现在已经喝过酒了。我提议可以将他的车带上送他回家。但他闷闷不乐的,说用不着我费心了。恩斯特可以驾车送他到拉滕堡,他想今天睡在自己家里的床上。
于是我们分手话别。是我接的璧德,现在我得送她回去。我们俩坐到车上时,璧德开口道:“罗茜,你给这位恩斯特·施罗德留下了深刻印象。恭喜你了!”
我沉默无语。这不是事实,璧德这么说,无非是希望我祝贺她的成功而已,这个忙我真的是不会帮她的。我其实是想在某个黑漆漆的街上让她下车的,可是我确实连我的愤怒和失望根本都没有向她暗示过。我对维托德没有所有权,此外她应该相信,我们四个人全是第一次相识。
既然我没表扬她,璧德忍不住表扬起自己来。“不过我今天的表现也不赖呀,”她开始道。太令人失望了。
“这个恩格斯坦和我有很多共同的熟人,另外我们的孩子都相互认识。这样相互之间马上就会有一些共同点了。”
我继续保持沉默。璧德终于停止了唠叨,于是我们默默地沿着漆黑的山路行驶。
就在到达她家门口之前,我害怕地问道:“你们约好再见了吗?”
璧德笑出了声:“你想到哪儿去了。他这个人具有独特的魅力,但他和我不是很般配。对这样的一个夜晚,那还行。但更多的——不。这只会给我带来不快。你知道吗,如果这么一个迷人的男子突然获得自由,他保证会寻找一位至少小他十岁的新伙伴。相信我,我有经验的!”
这句话我可不喜欢听。
“你的尤尔根比他可年轻多了,”我插话说。
“那当然,”璧德就事论事地说,“但你自己也可以看得出质量上是有区别的。”
她如此一说,反倒让我又有点喜欢她了,并没有照我原打算的那样冷淡地和她告别。
星期六之后的日子过得很缓慢。我们本来就没有约定好,我对不再见面也挺高兴的,我何时再能见到维托德呢?我也无法往毕克巴赫给他打电话,我也不想写信,这会破坏我们并不牢靠的关系。再说我对老师的红铅笔有种恐惧的心理,因为作文恰恰不是我的强项。
我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电话,倒是璧德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好,罗茜,你在这个不寻常的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里是不是饮酒作乐了?”她讥讽地问道。“顺便说一句,被我们俘虏的两位先生星期日上我家来了。”
我本想附带说上几句,但隐隐的绝望像一条蠕虫爬上了我的咽喉,喉咙里只是发出模糊的声响。
“我听见狗儿的声音了,”璧德继续道,“你肯定还没带它出去吧。那好,我给你讲点事儿:星期日下午六点左右,我家的门铃响了,正好是我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因为那时孩子们全在家,我刚刚给他们准备好晚餐。你猜是谁,原来是那个莱纳·恩格斯坦(很高兴璧德叫他‘莱纳’而不是‘维托德’)和那个恩斯特·施罗德。他们正在去奥登瓦德的路途中,莱纳星期六也回拉滕堡了。现在,这位好心的恩斯特准备将维托德的自行车重新带回毕克巴赫去。他们可真好,还想到顺便上我家来坐坐。我倒是几乎一直在外面闲逛。”
我吱了一声“嗯”。很遗憾,我得承认,我真的一直赋闲在家。璧德继续讲道:“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反对和我们一起吃饭。挺凑巧的,我还做了个加大蒜和绿豆的羊腿,这些身边没有女人照顾的男人当然喜欢吃的。”
我早就知道璧德的菜烧得不错。很清楚,她是以此来俘虏这些男人。尤尔根和她亲近也肯定有这样的原因。
“那么孩子们呢?”我无精打采地问道。
“哦,有时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他们和莱纳非常谈得来。莱茜早就通过爱娃和莱纳的儿子马克斯而认识他。就连维维安和理查德也有朋友在莱纳的学校里读书。莱纳饶有兴趣地和孩子们攀谈着,尤其对维维安在大学里攻读艺术专业很感兴趣。”
而我又能给他们提供些什么呢?当然没有羊腿和给聚会带来生气的三个孩子。璧德继续道:“我觉得恩斯特这个人特别好,但莱纳这个人比他更胜一筹。罗茜,归根结底我要谢谢你让我认识了这么一个出色的男人,没有你我根本不可能认识他。”
我在哭泣,只是她无法看到。她说得多卑鄙啊!
璧德仍然继续唠叨着:“莱纳在奥登瓦德那个避难所还要呆上一个星.期。尽管他请的病假肯定还有一段时间,但他准备星期一就回去上课了。是啊,他想重新回自己的家,他说那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这一个令人窒息的夜晚,我难以入眠。从我接受最初的教育开始,有一个观念早已在我身心深处..扎根:始终应该是男人追求女人。可要是那个男人不这么做呢?难道我从我尼姑似的母亲那儿得来的观念已经完全陈旧了吗?璧德确实做得太主动了。难道我也应像她一样采取主动追击,再去找他吗?难道这事有那么讨厌吗?我不知道。
星期五晚上,我实在坐不住了。我要是再不作安排,我这个周末可要泡汤了。我试探性地往拉滕堡打了个电话,我万万没有想到,维托德马上接了。
“罗塞玛丽·海尔特,”跟大多数情况一样,我结结巴巴地报出自己的名字。
“谁?我不认识,您打错了,”他冷淡地说道。“是我呀,”我像个哭泣的小孩一样尖声说道。
“哦,是蒂哈,”他突然大笑一声,“噢,对不起您了,我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他不是以“你”而是以“您”相称。我本来是想说什么话呢?于是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是否早就离开毕克巴赫了。
“我是今天上午才回到这里的,”维托德很殷勤地解释道,“您知道吗,我在给十二年级的学生上课,我再这么缺课的话,那肯定不行了。我也知道得很清楚,请人代课往往不怎么理想,可我毕竟不想让我的学生因为我的情绪低落而受影响。”
事实上,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还一点也没发觉他情绪低落呢。
“那么您现在必须备课了吗?”我迟疑地问道。
“备课当然要备了。可是我家院子里一团糟的,那帮家伙差不多把院子踩平了。从星期一开始,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个南斯拉夫清扫女工就过来了。不过在她来之前,我还得彻底收拾一下,还要研究一下洗衣机。”
璧德现在肯定会主动给他提供帮助了。我必须克服我此刻的局促不安,将我的意思表达出来。我避免以“你”或者“您”来称谓。
“这个周末我例外地没有什么安排,我可以过来帮忙。毕竟洗烫的活儿我还会做,院子我也可以简单收拾一下,在此期间我也可以煮点咖啡,买个蛋糕什么的。”
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提到做饭。
“这真是太客气了。但收拾本来就谁也帮不了我,我还得自己干。洗衣机的活儿我自己一个人也干得了。南斯拉夫女人星期一过来烫衣服。另外星期日我有客人要来,所以我的日期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多谢了,蒂哈,这个主意很好。也许下次再安排吧。”
我请他一旦需要我,就打电话给我。在不痛不痒地友好闲谈之后,我们说了声再见就挂了电话,没有约定何时再碰面的事。
我恼火得将长沙发靠垫扔到了地上。狗儿以为这是针对它的,慢慢爬过来,请求我的原谅,好像一切都是它的错。我轻轻地抚摸狗儿,劝导狗儿:“嗨,狗儿,我这一生中第一次想要点什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要定了这个男人!可是这事做起来那么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号啕大哭,狗儿走到我跟前,无限忧伤地看着我。它真是个通人性的神奇的狗啊。
维托德星期天的客人会是谁呢,难道是璧德吗?
星期天过得非常无聊。我想象着璧德以敏捷的方式施魔法般地给维托德带去愉快,给他做饭,然后放声大笑。我总算明白了,这两个人是多么合拍:艺术、文学、音乐——在这方面璧德知道得很多,可我完全一无所知。他们俩一整天玩得很快乐……那么晚上呢?是否他们接着喝香槟酒,然后一起上床呢?我就被这样的念头差点折磨疯了,于是晚上给璧德打了个电话。
莱茜接的电话。“我妈妈不在家,”她很简洁地说了一句。
她究竟去哪儿了,我问道。
“维维安和理查德昨天99lib?去伦敦住几天,她今天没有做饭,好像我不算人似的,”天真的莱诺蕾抱怨地说道,“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也许是去听音乐会了吧。”
我把电话挂了。这种事情很痛苦,但很清楚:璧德此刻和维托德睡在一张床上,到明天她又有尤尔根陪了。为什么其他女人能得到一切,而我什么都得不到呢?我是不是应该质问她一下?
夜里十一点,电话响了。璧德说道:“莱茜说你打过电话。这个蠢猪,我早就跟她讲过我要去哪儿的。跟往常一样,她根本没有听进去。”
“嗯,那你去哪儿了?”
“在法兰克福,我看了一个很棒的康定斯基画展,然后和朋友一起吃了顿土耳其菜。真的太美了。”
难道她在那么老练地撒谎吗?可是她为什么又要撒谎呢?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向我隐瞒自己与维托德之间的关系呀,她又不知道维托德是属于我的。也许她会因为欺骗自己的尤尔根而感到问心有愧呢;可是她没必要对一个已婚的情人忠诚呀。我就这样带着满心的怀疑上了床。
后来,有一个夜晚,我重新摸黑悄悄地潜入维托德的院子里。现在晚上九点天就已经黑了,我采取了预防措施——身穿窃贼常穿的黑衣,以免被他发现。
他仍旧像我第一次看到他时一样,坐在写字台前,写着什么。我多么喜欢他呀,这个英俊聪明的男子,他在如此孤单而专注地工作着。在夜色笼罩的院子里站了至少一个小时后,我才悄无声息地重新走出院子。篱笆还是和从前一样松开着,维托德觉得没必要去修理篱笆。
这就像吸毒上瘾似的。从此以后,我每天开车去拉滕堡,尽管这么做肯定是有危险的,而且邻居们全都度假回来了。维托德始终是一个人。我真想从阳台门到他的家里去,或者从大楼前门按门铃。可是我们约定,是他打电话给我。
一天夜里,我看到他家门前停着另外一辆小汽车。正是璧德的车子。哦,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太恶心了。
全是我的错,我应该给他打电话才是,去拜访他,去给他写信——这么做又不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等得太久,现在却让璧德抢走了我的猎物。
我爬进院子里。客厅里没有人。我等了很久。是在厨房里还是在床上,现在只有这个问题了。最后,我觉得太冷,只好哆嗦着冻僵的身子回了家,就跟维托德的老婆去世那天一模一样。
我沮丧了好几天之后才下定决心,绝不放弃,要为之而战斗。我给维托德打了个电话,请他上我家来。他抱歉地说,他周末不能来。我就和他约其他时间,他后来终于答应星期四过来。
我现在只有孤注一掷了。我还有四天时间。我得好好筹划一下:我必须在这个夜晚创造一个迷人舒适的气氛,看上去要特别年轻美丽,要优雅和富有见地地闲谈,此外还得将一顿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准备好的可口晚餐摆放到桌上。这一切必须完全达到这样的效果:似乎不是特别为他准备的,但又好像他在我这里始终就像来到了天堂一样。我去做了美容,给自己买了一条紫红的丝绒裙子和一件带花纹的双绉衬衣。我购置了蜡烛、香槟酒、一块新台布、香水。
不过在漫长的上班时间里,我将很多精力花在了饭菜上。我无法向璧德咨询;如果问她,她马上就会给我出一个现成的最为简便的主意。我决定做一个炸三文鱼肉片,这个挺简单,我肯定能做成。此外做个面条,一个黄油做的龙蒿沙司和色拉。沙司我在两天前就已做了试验,做得挺不错的。我的天哪,我真兴奋啊。
星期四,八点不到一点,我往镜子里最后瞥了一眼。太精致了!我忽然想道。应该显得随意轻松些才是啊。他肯定会穿着套衫过来的,而我就像个打扮得非常妖艳的乡下女人一样站在那儿。我赶紧将衬衣和裙子脱下身,就这样穿着衬裙惊慌失措地站在穿衣镜前。换了璧德,她早就没事了,随便穿上什么衣服都行。我穿上裤子,再脱下,将衬衣、裙子等等一切随手扔到地上。不,现在可太晚了,五分钟后他就要来了。我从地毯上收拾起那些精致的衣服,忙碌地再次穿上。汗水从我搽过粉的脸上渗出,胭脂肯定会滴落到淡黄色的衣领上。我将那些不合适的衣服扔进衣橱里,关上橱门,奔到窗子边,看看他的车子有没有到。我还冲向厨房:一切准备就绪,只是在他到来之前,我是无法做好煎鱼了。
维托德按照学生上课迟到一刻钟的惯例准时到达,手里拿着一束毫无个性的丁香花,他完全可以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植出更正宗的丁香花来。
“我希望我来得不算太晚。您那迷人的朋友也来了吗?几朵丁香可以……”说着他有点死板地将五朵黄色丁香花递给我,手里握着一叠皱巴巴的文件。对他这束花,我照例应该说声“这根本没必要的呀”的话。我接过了他的花,说了声谢谢,并且不无恶意地说道,璧德有一个男朋友,可以占用她平时工作日期间的所有时间。维托德只是微微一笑:要么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要么他无所谓,要么他觉得自己占据上风的地位。
我斟上雪利酒,奔到厨房,烧下面条的开水。我发现自己实际上穿着不是很考究。维托德穿得非常一般,没有系领带,但穿的是一件浅色的夏季西装上衣,下身配了条高级牛仔裤。我们俩显得有点拘束。
“那把武器扔进莱茵河了吗?”他突然问道。
不,没扔进河里,但我回答道:“是啊,那当然,.几周以前就扔了!”
我这么说只是为了不让他对我产生反感而已,虽然我没忘记这把左轮手枪,但这事我一直没做,天知道是因为什么。
饭菜我还真的做成功了。维托德过分礼貌地连连称赞,但吃得很少,喝得也不多。那回在吃乳酪和苹果酒时出现的令人陶醉的情绪并没有再次出现,一切都显得有点做作。
我想制造点魅力,有次在说话时故意碰了下他的手臂,我观察过其他女人也曾这么做过,但他非常局促不安。吃完饭,我们坐在那张先前就提到过的破沙发椅上,我本想开瓶香槟,可维托德说不用了。他说吃饭时已经喝过葡萄酒了,刚才又喝了雪利酒,毕竟他还得开车回家啊。另外,他说明天才星期五,对他来说那是最艰苦的一天。
“您别生气,我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能久留。”
“上次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聚会时我们大家互相以”你“字相称的,”我脱口而出,遗憾地带着受委屈的弦外之音。
“说得对!”维托德的快乐显得不老实,“真好,你倒想起来了!那好,我们再喝一杯!”
他从餐桌上拿来那瓶喝剩的白葡萄酒,将酒斟上,举起酒杯,说:“蒂哈!”
我以一副不怕死的姿态将脸凑上去。我感觉脸颊上被轻轻碰了一下。
维托德又继续闲聊了一刻钟,谈起了他的儿子和学校里的事;七点半,他走了,没有再一次夸奖“美味佳肴”,也没有约定新的见面日期,也没有给我与他进一步亲近的机会。根本没有任何诱惑的举动。
第四章
我的上司尽管已经五十五岁了,但始终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我无法忍受他半个屁股坐在我的写字台上,就连狗儿也以自己的男中音给了他一个警告。可上司只是笑了笑。
“海尔特女士,最近一段时间您越活越年轻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在等着他给我委派什么样的特别任务。
“罗默尔太太究竟什么时候从疗养院回来?”他问道。
“后天。我到车站去接她回家;她当然也会把狗儿带回去。”
“我在想,”上司考虑了一下说道,“罗默尔太太根本不会来上班,而是准备退休了。这次大手术之后,她肯定能拿到两年的养老金,然后她反正也到了退休年龄。我想她是不会再来的了。我想问您是否愿意使用这间房间?”
听到他这么说,我很高兴,因为这间房间是最舒适也最偏僻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完全静下心来,还可以望得见好看的栗子树。
“另外,您应该趁现在还有太阳晒的时候赶紧去度假了,”他继续道。他的本意挺好的,但我有点讨厌现在去度假。
毕99lib.竟上司是在替我着想。
就在同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在柏林的前男友。他说起话来有点难为情,告诉我说,他现在正好外出旅行,我们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纪没见过面了,是否他可以请我吃饭。我吃了一大惊。这事来得太突然,我本来就很累了。另外一方面,尽管我早就打算再也不见这个男人,但想见一见他的欲望还是赢得了胜利。哈特穆特很礼貌地表示很抱歉,他没法来接我,他在西德没有汽车。
一小时后,我穿一条丝绒裙子和一件花纹衬衣坐在一座豪华饭店里,看见了我的前任男友。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虽说哈特穆特以前也不怎么英俊——他得过粉刺,但他那时瘦高,脸也长得匀称。他个子还是一样高,但对他现在的身材,你怎么怀疑他的营养不良都不过分。他本来匀称的脸变得肥胖,脸上红红的在出汗,看起来很不舒服。我的天哪,我要是和他结婚的话,那会怎样呢!我恐惧地想。事实上我真是高兴啊,我没有和他继续发展下去,而现在有缘爱上了维托德这样的男人。
哈特穆特见到我非常兴奋,毕竟他认识我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平庸的女人。可我现在变得多么漂亮、优雅而年轻!吃饭前他将两杯酒一饮而尽,汗出得更厉害了。我只好跟他谈起了我往日的生活,但给他的版本是经过我美化了的。
轮到他说的时候,饭上来了。在大声咀嚼和狼吞虎咽之中,他开始向我叙述自己的事业有成,赚了很多很多钱,在达莱买了一栋别墅,和三个伙伴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问起了他的家庭情况。两个大的孩子已经走出了家门。他老婆很晚又生了第三个孩子,是一个残疾儿。他看着我,是那种希望我给他安慰的神情,我说了声真是太遗憾了。哈特穆特摇了摇杯中的葡萄酒。最后他连珠炮似地道出了自己的婚姻有多么不幸:老婆只是爱这个残疾的孩子,除此之外她一个人也不爱。她绝对不会扔下孩子不管,他太吃亏了。
虽然我倒更愿意听到他老婆不断欺骗他的消息,不过他说上面这些我觉得也还行。
“哦,对了,罗茜”他叹息道,喘着粗气,脸上在冒汗,“我后来还老是想着你呢。是我当时不好,不过我已经为此受到了惩罚。也许我们又可以做朋友了。”
他令我反感。我想回家去。哈特穆特坚定地握着我的手,他是喝醉酒了。最后他恳求我去他饭店过夜。
我站起身,挣脱了他的手,说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回到家里我想道,是否我给维托德类似的印象就像今天哈特穆特给我的印象一样呢,因为他上次和我今天一样走得很快,一样彬彬有礼,一样冷淡。
顺便提一句,第二天晚上哈特穆特从柏林办公室打来电话,以五十年代老派绅士的方式给我道歉,说是自己“有点失礼”;他这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那好吧,咱们下次见啦,”他在话筒那边说道。在哈特穆特和维托德这两个男人的声音之间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呢?
此外我还不断地考虑,我该不该向璧德倾诉我的烦忧?
“你瞧,”我在想象着如何恳求她,“我还从没有像热恋恩格斯坦一样地热恋过其他人。你现在一切都有了:在青年时代有了男朋友,在适当的年龄有了婚姻,有了孩子。现在你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有一个男朋友,也有一个很大的朋友圈。这一切我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请你把他交给我吧,璧德!我还从没有向你要求过什么,我也从没有向其他人要求过什么。说这句话我也感到很吃力:请你给一个为了爱情而急不可耐的老姑娘一点怜悯吧!”
难道这无法使一颗石头感动吗?甚至无法使这位多愁善感的璧德感动吗?
另一方面,要是她提出同样的请求,我是绝不会放弃的呀。于是我决定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吧。在这个问题上她同样不再是我惟一的朋友,而是我必须战胜的对手。可是想和她谈一谈的念头始终很强烈。
罗默尔太太又来了,狗儿已经走了,我又傻傻地想,我现在无法和狗儿而只能和自己说话了。
一天下午,我没打招呼就去了璧德家。或许我从没有能力将我的愿望和需要告诉其他人,这恰好是我的一个错误。在青年时代,我不是.99lib?向这个业已变得丑陋无比的哈特穆特说过,我爱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的吗?我把未来交付给他,并且悄悄地假设他的一切将会发展得很棒。就连我和柏林上司的关系,我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态度。可现在那些无聊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向我涌来,我吃亏太多仅仅是因为我的谦虚或者说我的胆怯。我现在选择和尝试另外一种方式了,至少可以和璧德谈一次吧。
在她家大门口停放着维托德的汽车。我根本没有停下自己的车,而是完全绝望地往回家的路上开。
我是不是——就像从前我上司的太太那样——写封匿名信,比如给尤尔根:“璧德在欺骗您?”可如果她不这么做,她还怀疑是不是能马上甩掉尤尔根呢。再说,尤尔根自己毕竟有太太,他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璧德对他忠诚。那我还有什么可以使用的方法来挫败璧德呢?她对哪些威胁会当真呢?她可不是很容易就被人吓住的。如果接到匿名信,她一定会直接去找警察局的。
我那无助的愤怒在不可阻挡地上升。我要是能立即把她弄死该多好啊!弄死吗?为什么不呢?
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璧德,我惟一的朋友!我是不想让你伤心,璧德,我是不想让你痛苦的。你应该早点死掉,切勿有任何胆战心惊和犹豫不定。我不希望像侦探电影里那样向你作长篇演说后才向你开枪。头上一枪,这就行了,马上失去知觉,头部流血,然后完蛋。还好我没把武器扔掉。但当然还得考虑一下:如何做,哪儿做,何时做,切不可将我与此事联系起来。在这起事件中,被害人和我有某种关系,警方肯定会来向我打听情况。我的动机,这当然是万幸了,谁也不会猜得出来。
我得和璧德在哪儿见个面,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是我和她在一起,谁也不能见到我。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假定我打电话和她约定,那璧德肯定会以她一以贯之的罗嗦方式和业余大学的什么人、她的孩子、朋友、邻居或者最后是维托德谈起我和她即将会面的事的。但我的优势在于她完全相信我,我可以把她引诱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另外对我很有利的是,我非常了解她的习惯,了解她的办公时间甚至那些培训班的时间,暑假过后她现在又开始很勤快地参加这样的培训班了。
也许这事未必能马上办成,那就得马上再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是她不能起任何猜疑。
在几个不眠之夜过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几乎每个星期六,璧德每天早上都要先去购物,然后去哈雷浴场,在那儿呆上一个小时。她也带我去过那儿一两次,但我的周末将以红红的眼睛和氯臭气味的皮肤收场,我并不很感兴趣。那好吧,我可以去看看,我就在哈雷浴场停车场璧德的车子那里等候她,然后和她一起去个什么地方。但我的第一次努力落了空,璧德的汽车不在那个停车场里。我绕着大街周围走了一遭,看到维托德的车还是停在那儿。没有什么好同情的,我自言自语着,她活该如此。再说我也可以等待,首先是等待一个好机会,其次是等待维托德的爱情。
下一周,我的运气来了。其时我的计划也已成熟。我随身带了个装有野炊食物的篮子,想劝说璧德作一次突发性的郊游。
我在车子里等着。我可以从远处观察到哈雷浴场的出口。大约十一点,璧德终于露面时,我赶紧从车子里钻了出来,顷刻之间出现在她面前。
“你好,罗茜!”璧德叫道,眼神里流露出惊讶,“你到这个鬼地方来干什么呀?”
“嗨,我看见你的车在这里,于是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璧德将泳衣和毛巾摆放在汽车后座上。
“说来听听,”她心情愉快地说道。
“是这样,这个主意我在家里就想到了。你知道吗,没有狗儿我现在根本无法出门了,我肯定哪儿出了毛病。你觉得搞一次小小的旅行怎么样:我们出去兜兜风,去野炊什么的,我这儿篮子里什么都有了。”
“真的,罗茜,最近你老是一再地让我困惑不解!以前我是一个很冲动的人而你不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不灵活。那好,上车吧,我得稍微想一想。”
我们坐在她的车里。璧德看了看表。
“我们先回趟家,”她提出建议,“我得先把我买的东西放到冰箱里,把泳衣晾起来,把头发吹干。”
恰恰这是我不愿干的。回到家的话,马上就会有她家的莱茜或是其他什么人过来给我们开门,另外城里半数的人就会看到我和璧德一起在车里。
“哦,你知道,”我回答道,“没必要这样。我也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你的头发在太阳下干得很快,而一旦你的车停放在阴影处,你的蔬菜在两小时内是不会坏的。难道你还有需要冷冻的东西吗?”
璧德摇摇头。她犹豫了一下。她再次看了看表。
“那好吧,两个小时,不能再多了。蔬菜反正也不会坏,醋焖牛肉或许也不会。你的车呢?”
我说,车就停在附近,但我们已经坐在了她的车里,也可以马上开她的车去。
“可以,那去哪儿?”璧德发动车子。
“行,就去森林吧,”我建议道,“天气太美了,谁知道能持续多久。这是..暮夏季节了,这个好天气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倒知道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好,我们就到那儿去,”璧德说道。到了现在我可不准备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但要是那个地方游客很多,那我的计划今天又要泡汤了。
哈雷浴场坐落在市郊结合部,我们不必再穿越整个城市,现在城里正是购物人流集中的时候。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璧德对一位妇女两次点点头,但看来只是一般认识而已。她开车沿着上山的路,直至林中停车场。
“你的篮子沉吗?”她问道,“即便这里禁止行车,我也可以沿着运送木材的专用通道再往前行驶一段,这样我们就不必拿着篮子走很长时间了。”
这正中我下怀。
“是啊,”我承认道,“我带了保温的咖啡壶和一瓶香槟酒(这瓶酒是我给维托德买的),有点份量。”
璧德笑笑:“香槟酒在这个曲里拐弯的小路上已经颠簸得够凶的了,酒肯定也已经颠热了;不过你想得真周到,罗塞玛丽!”
车子缓慢地向山上行进,拐到一条小路时停下来,车子就隐没在浓密的松树后面的林中草地上。
“快走吧!”她嚷道,“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另外你可以猜出来了:我因为游泳又饿又渴。说实话,我今天没吃早饭,因为我想减肥。但你带了那么可口的野餐,完全是在引诱我。”
璧德指了指一座很高的眺望塔。
“我们得爬上去。不久前我刚刚和尤尔根上去过,可以看到风景神奇的莱茵河。”
这样是否可行?我的左轮手枪在我最大的一只手提包里,藏在拉链层里。我几乎希望这一切一定不会成功,肯定会有散步的人们看到或者会有开着吉普车的护林员听见。
从眺望塔上望出去,眼前的景致美轮美奂。在天蓝色的云雾中,我看到远方的曼海姆闪闪发光。西南方向该是拉滕堡的位置吧。我在四处寻找这儿周围有没有人,但连个人影儿都没瞧见。在林中停车场停放着两辆汽车。
“快拿香槟酒来!”璧德要求道。
在阳光温暖的眺望塔的地上,我将一块红颜色格子图案的揩碗布铺展开。“最后的晚餐。”我想道。
璧德好奇地打量着一切。
“烤鸡和法国棍子面包,火腿和甜瓜,葡萄和乳酪!罗茜,你真是天才!”
璧德熟练地将已经有点微热的泡沫飞溅的香槟酒打开。她觉得这种美中不足挺有趣。她一下子喝下去两杯酒,然后抓起甜瓜和鸡腿吃开了。我也装出一副似乎开吃的架势,可是鸡胸脯肉很硬,几乎卡在我的喉咙里了。实际上我现在必须背着璧德将那把左轮手枪拿出来,将我这位寻欢作乐的朋友——我惟一的朋友——残忍地开枪杀死。这我可做不到呀。
“你盯着这里的风景看什么呀,罗茜。过来,喝酒吧!”璧德对我说,并给我倒上一杯。我没有带纸杯,而是带了玻璃杯,也带了瓷器盘子。
璧德开始喝第三杯。她坐在宽宽的护墙上。
“到这儿来,罗茜,”她说道,“坐在地上,根本就看不到那么美丽的风景,那多痛苦啊。当我坐在这儿上面的时候,我就想变成一只天鹅,动作轻松优雅地飞到下面的平地上。”她的腿向外侧吊着。
“过来呀!”
她那宽宽的后背转向我,仍然有点湿濡的头发闪着金光。在缩水的T恤下面可以明显地看到胸罩的轮廓。
“嗨,璧德,我宁愿坐着,我有恐高症。”
“恐高症——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恐高症!小时候,对我来说没有比荡秋千、爬山登高和爬城墙更有劲的事了。你瞧!”
就像孩子一样,她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她顿时让我想起爬城墙的往事,调皮地笑着看我,大概就像她从前令她母亲气恼不已一样。
我用双手对着她棕色大腿猛烈一击,随着惨叫声响起,一只手里拿着香槟酒杯,另一只手里拿着鸡腿的璧德跌落到塔下。
我往四周瞅了瞅,没发现人,但听到离这里不太远的地方传来电锯声。有一只猎狗似乎也在附近出没,没有人呼应狗儿,应该是一条野狗吧。远处是高速公路,车辆很少,从那儿几乎看不清我们这里的塔,更不用说看见我了。我现在准备下去了,两腿发抖,只能慢慢地沿着狭窄的石阶往下走。
璧德真的死了,根本不用脉搏和呼吸来进行研究了。睁开着的双眼呆滞而异常惊讶地望向虚空,看样子她的头颅、脊椎和所有的四肢都已破损。我无法看下去了,我觉得不舒服,正如上次在维托德的家里一样,我只有赶紧离开此地的强烈欲望。
但现在不是丧失理智的时候。酒杯已经成无数碎片了,这是我无法拣走的,那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呢。但装着野炊实物的篮子我无论如何得带走,我干吗将篮子忘在塔上面呢!
再一次爬上去可不容易。还有,现在没有车子我如何能回家去,而且还要带着这些破烂东西?我以前没有那么认认真真地考虑过。酒瓶里的香槟酒我倒空了,那里面也已经不多了。我左手握着毛巾,用揩碗布将所有可疑的指纹擦去,也撕去了超市里的标签。同时我将咖啡倒了,液体马上渗入木头地板上。我把璧德装着证件、钥匙串和钱包的坤包扔到塔的一个角落里。但其他的所有东西我都得带走。我收拾好篮子,将布搁在最上面,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其他证据,真的找不到了。在这种持续干燥的天气里,脚印肯定是没有的。
时间很宝贵。现在是中午,刚过十二点,大多数旅行者都在小憩,我希望。步行到我的车子那儿挺远的,要不我干脆开璧德的车走?以后要是人家看到这辆车,也许会想到是自杀或者事故之类的。可如果没有车在这儿,那人家无论如何会以为还有第二个人参与其中。
我看了看璧德的车,没有发现还有我的东西在。指纹吗?即便车上有指纹,也是挺正常的,毕竟我经常和她在一起的。
我不敢走宽阔的木材运输通道,而是穿越茂密的灌木丛,有一次还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管怎么说,往山下走是对的。不错,我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因为过后不久就有来自奥登瓦德协会的一个很大的旅行团从我身旁走过。我径自躺在林地上,看到许许多多穿着红色长统袜子和灯笼裤的人从我身旁列队通过。
还算幸运,我穿的是一双很结实的鞋子,但我为自己带着篮子而懊悔不已,真想把它随便扔到哪儿去,可这当然不行。我们刚才开车究竟开了多久?我觉得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步行就觉得这段路很长了。应该马上就到公路上了,而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头发上尽是树叶和蜘蛛丝,头发蓬乱不堪。我停下步子,开始将身上的苔藓、细枝、牛蒡叶和针叶小心地一一捡起。
我没有在B3公路上走,而是沿着与玉米地和小果园平行的小路走。我始终碰到那些业余时间泡在果园里的人,他们在利用阳光明媚的秋日采摘苹果和翻掘田地。有一家土耳其大家庭坐在一棵胡桃树下举行宴会呢,他们友好地和我打招呼。要是这些人全把我认出来的话,那可怎么办?我就没有在作案时间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了;但是就像在无数的那些周末时间里一样,尽管我是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度过,也几乎没有一个证人证明我在自己家里。或者还是有点什么可以证明的?比如我的车不是在大街上吗?我的车子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我的邻居能够注意到多少呢?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我到达了璧德的居住地,路上至少有二十个人看到我,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不过如果我的照片被刊登出来,可能他们仍然会想起我来吧。
我终于走到了我的车那里,下午三点半我到了家。直到我将杯子、两只盘子和保温壶洗干净和整理完,将篮子收拾好,将左轮手枪藏好,将所有剩菜消灭掉,我的心才平静下来。然后我去冲了晾,将今天穿的衣服扔进洗衣机,为了保险起见,也将其他衣服放进去一起洗。
一切处理完毕,我感觉心情稍稍轻松了点。
晚上九点,电话响了。正是我所希望的。我特地让电话响了一会。是莱茜打来的。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我说不知道,又问,怎么啦。
“你知道吗,罗茜,”莱茜的语调和她妈妈的一样,“我和璧德已经约好了的。我们本来要去达姆施塔特的理查德那儿,然后再一起看戏去。可她根本就不在,她的车也不在。我觉得总有点不对劲,因为去看戏的事她也写在日历本上的。这种事我有时会忘记,可她从来不会那么粗心大意的。”
我无法去安慰莱茜,只是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一切都会 641e." >搞清楚的。在这一天,后来没人再打电话过来。
夜里,我病了。我发烧,上吐下泻的,睡也睡不着,吃的镇静丸连同发汗药甘菊茶全都呕了出来。我辗转于床、卫生间和厨房间,冷得发抖,同时在出冷汗,我知道心理压抑把我击垮了。
到了星期天,我的身体也不见好转。我努力在说服自己,我有权追求幸福和爱情,所以我才不得不这么去做。但我觉得这个理论是成问题的。璧德!我哀悼璧德,我在哭泣,为我惟一的朋友而于心不安,我看到她被摔死在多石的林地上。我做了一些我永远无法收回的事情。对希尔柯·恩格斯坦,我的良心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谴责,但对璧德,我差不多真是太不象话了。
另外,我的心里恐惧极了。眼下我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心情;如果有哪个人过来,只要对我稍加怀疑,我的行为立即就会败露了。
星期一早上,我的身体也未见好转;我给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向他们报告说我病了。肠胃引起的流感,我告诉他们。同事祝我早日恢复健康,让我不必起得很早,再赶回公司上班什么的,他们知道我以前那种对工作的责任感,不得不如此提醒我。
要不要顺便往璧德家打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首先,这是向人表明,我是坚定地认为她是在家里,第二,是想了解一下,是否人家已经找到了她,是否已经开始了有关调查。可是我无法打电话,无法说话,无法哭泣,只有牙齿在不停地打战,人在不停地呕吐。
我的制服穿在身上始终很合体。包括我在家里以外露面时穿着的所有衣服,也都非常讲究和整洁。可当我躺在自己那张孤零零的床上时,我就不必考虑什么了。我的长睡衣,我得承认,很旧很破,但穿着非常舒服,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把它们塞进以后准备送给穷人的红十字会包里。我上次去疗养时,给自己买了两件新睡衣,后来就一直搁在衣橱里,正等待机会穿呢。也许我是该先去趟医院,然后再拿出来穿上。
还是在那个星期一,是下午晚些时候,我就病恹恹地穿着我最旧的缀满小花朵的衬衣(这件衬衣上有因熨烫而烫焦的棕色斑点)耷拉着靠在沙发上,翻阅着一本电视杂志。我老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神,脑子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别开门!接下来的一个念头就是:我现在如此丑陋不堪,是无法出现在人家面前的!但我突然想到,我已经正式请过病假了;很有可能是我的上司将我桌上的急件交给了我的一位同事,然后她过来有什么问题要问。可是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难道会是上司本人来了吗?绝不可能;毕竟我从不缺席,在我病假的第一天,他既不必来检查我是不是真的病了,也不必给我送花。那么说就是警察来了。
我赶紧穿上一件不怎么样的浴衣,额头上一片冷汗,喉咙里发出恶心的气味,拖着鞋子走到门口。我揿了下电纽,并把房门打开。站在我面前的是维托德,下面的大楼门并没有锁上。
“我的天哪,蒂哈,你的脸色真难看!”他顿时叫了起来,“我给你办公室打了电话,听说你病了。请原谅我没打招呼就过来了,特别是在你现在的身体显然很糟糕的时候。”
我用手指了指客厅,并且已经感觉到,他的到来并不是什么好事。
他进了客厅,朝整个客厅匆匆瞥了一眼:“蒂哈,你快坐下来,看上去你发烧得厉害。我给你来杯茶吗?”
要是我早料到他会来,那该多棒呀!那我一定会穿上那件看起来很淫荡的真丝睡衣,会让人想起葛丽泰·嘉宝的老电影来,我一定会先洗上一个澡,也一定把我那粘乎乎的头发洗了,至少将我的牙齿刷上十分钟。
我坐在沙发上,用火辣辣的眼神看着他。维托德仍然显得那么忧心忡忡。
“你肯定奇怪,我怎么会不请自来了吧。很遗憾,我必须和你讲一些非常伤心的事情了,我不想和你在电话里说。”
“究竟是什么事?”我本想是说这句话,但像是根本就听不见。
“你..的朋友璧德出事了,”他以最温柔的妇产科大夫的声音说道。
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真希望自己晕过去,可尽管眼前一阵发黑,但我还是没晕倒。
维托德在沙发前蹲下,量我的脉搏,急忙奔到厨房,拿了一条很湿的毛巾,坚持擦我额上沁出的汗水。千万别开口,我刚刚呕吐过,我想道。
“我真愚蠢,”维托德骂道,“你这样子发烧我就不该说这些,”我跑到厨房,拿了一杯水。
我从杯中抿了一口,真希望他离我两米远该多好,不过他这么一来,我的气色稍稍有了些好转。
当然他在期待我的提问。
“她死了吗?”我轻声问。
维托德点点头。
“汽车呢?”
他摇摇头。“我下次再和你说吧,”他回避道。
“不,我现在就想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我说,因为这时候一个人理应作出这样的反应。
“星期六莱茜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知道她妈妈去哪儿了。她肯定也打电话问过你,因为她将璧德通讯录上的所有电话都打了一遍。后来到了星期日,孩子们全回到了家里,考虑该不该报警。其实报不报警已经多余,因为正在这时刑警将这一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有人在林中看见了璧德,她是从眺望塔上坠落下来的。”
“怎么会发生的呢?”
维托德抽出一支烟来,注视着我富有同情心的脸,又重新将烟放了回去。他犹疑着。
“现在很难一一追查清楚。璧德显然在星期六上午去购物了,然后去游泳了。在她的车里,她的车就在塔的附近,有浴衣和周末购物的东西。可她为什么会去那儿,至今仍是个谜。有一只空的香槟酒酒瓶和一只杯子的碎片满地全是,但也可能是其他人留下来的。现在的问题是,璧德是在这个地方和人约好的呢,还是偶尔遇到了什么人。我本想问你,蒂哈,璧德是不是得了忧郁症?”
每个人,只要是认识璧德的,都知道不可能是这样。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我所知,那是不会的,”我回答道,“不过更年期的女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出来。”我一说完就对我最后一句话感到恼火,因为维托德知道,我和璧德同龄。
“警方正在调查,或许璧德在这一天得到过什么不好的消息。警方特地对她的男朋友进行了盘问。咳,我觉得这件事太可怕了,我马上想起了希尔柯的死。”
我以尖锐的目光盯着维托德看。他是真的对希尔柯和璧德的死感到悲伤呢,还是他只是替自己感到惋惜?对璧德之死,他似乎并没有受到沉重打击,因为要不然他肯定已经陷入了孤独寂寞之中,而不是作为头条新闻跟我谈这件事的。
“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他问道,“购物,泡茶,做护士,给你安慰?”
我接过了他的话,尽管我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
“我家里没有果汁,像这种肠胃引起的发烧应该多喝点才是。你可以明天给我买几瓶吧?”
维托德马上稍稍收回了自己的诺言。
“你这种病是不适合喝饮料的,你还是多喝点茶吧。”
我叹息着说,喝茶已经喝得我反胃了。我从前的经验告诉我,呕吐时喝点可乐对身体有好处。
他朝我微笑着,我的心也因而融化了。
“那好吧,明天我给你带点果汁和可乐。不过我现在得走了,我要给璧德的孩子帮点忙了。你不用起来!”他轻轻地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离开沙发靠背,然后就出了门。
我一下子舒服多了,可怕的想象已经渐渐消失,而在我面前出现的将是一幅充满希望的画面:明天他又来了,朝我微笑。一切都会好的,我只要坚强地挺过去。
两个不眠之夜过后,我沉入了长长的梦乡。
第五章
十一点,我醒了,强迫自己喝了很多茶——这对我很有用——自己还吃了一块烤面包片。我必须在今天经常吃点小东西,才不至于从空腹中冒出臭气来。然后我去洗了澡,将自己的头发洗了,把头发吹干。维托德上午没法来,他有课。但他是吃完中午饭来,还是再晚点来,只能由我自己猜测了。从下午两点开始,我就穿着睡衣裤等他了,将茶杯收拾好,又将茶杯拿出来,将牙齿重新刷了一遍。六点时,我已经有点焦躁不安了。就在这时,维托德打来了电话;他是想溜了,我在想。
“嗨,罗塞玛丽·路易丝·蒂哈,今天身体好点了吗?”他问道。
“差不多老样子,”我轻声道。
“那我马上再过来一趟;今天我手头事情很多,一会儿就好了。”
我再次急匆匆地奔到镜子前。罗塞玛丽,我要告诉你,你太瘦了,男人需要胸部,你的胸部在哪儿?
但我看上去没有昨天那么令人讨厌,或许我还有机会得到他人的赞许。
八点,他终于来了,在楼梯间的时候就以那种做作的快活样子喊道:“开饭啦!”他并没有注意到,今天我的脸上早已没有了痛苦的神情。他将一只马夹袋放进厨房,从袋里拿出苹果汁、可乐和烤面包片。
“还有这个是给痛苦的人儿的,”他说道,从夹克衫口袋里翻出一张音乐磁带,“这张悲伤的音乐带真是太棒了。勃拉姆斯歌曲集。我本人的疗法就是这样:要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悲伤已经心如止水的话,那么就对陌生人的痛苦流下自己的眼泪吧。”
我说声谢谢。我早已对自己的痛苦流下了足够的眼泪。我大概对这种音乐根本不感兴趣,但维托德又何以知道这一点呢?
“过来,”他说道,“你别在厨房里转悠了,你躺在沙发上。我在你这儿再呆一会儿。”
我穿着那套真丝睡衣像一幅画似地躺着,至少是像歌德躺在旷野上休息一样。
“我昨天的样子挺吓人的,你一定讨厌我了吧,”我喃喃自语。
“身体不好的人都是这样的。”维托德似乎真的并没有对我的外表表示出更多的关注。
“你知道吗,璧德去世,我的心情也很难受,”他突然接下了这个话题。
我必须听他讲起这事了吗?是的,我必须倾听。
“蒂哈,你是一个真诚的人,我要向你坦白:我恋爱了。”
我尽可能地表示出镇静,毕竟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但我如何表达出来呢?
“我也挺喜欢璧德,”我低声说,这话不假。
“她是不错,”维托德说道,“出色的女儿有一个出色的妈妈。”
我没听懂他的话:“谁,莱茜吗?”
“怎么会是她!莱茜可能是个可爱的小姑娘,但我还从没有爱上她。我说的当然是维维安!”
我张大眼睛盯着他看。
维托德笑出了声:“是的,蒂哈,是这样。我爱上了维维安。我通过你认识了璧德,然后在璧德家里又认识了她那个迷人的女儿。”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维维安差不多还只是个孩子呢!”
“不过我请求你,”维托德感觉自己受到了抨击,于是敏感地作出反应,“她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美人,而且已经成熟到足以和我这种年龄的人平起平坐了。”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璧德,是我毫无缘由地把你弄死了。
维托德有点震惊地注视我。“是啊,”他说道,“你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还在这里瞎扯什么谈情说爱的事。或许你也觉得,希尔柯刚去世没多久我就有这种感觉,这是不体面的事。所以我也不希望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但是你反正比我所有的朋友都更了解我,我只是向你透露这一秘密。”
我在啜泣中问道:“璧德知道这事吗?”
“维维安起先不想告诉她,她害怕母亲不同意,因为我比她大好多。璧德从未问过孩子们这种问题,但也许她已经有所预感了,因为璧德家里有客人时,维维安总是借用母亲的汽车来我家看我。哦,维维安一定是在出事前一天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母亲。”
这太可怕了。但就在我啜泣的中间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哦,维托德,你难道不知道,璧德她也爱上了你吗?”
这时他惊讶万状。
“不,这我绝不相信!她和你说起过这事吗?”
“对,她向我透露过这一消息。她或许以为你是去看99lib.她的呢。”
维托德呆呆地看着我。他的脑子在转动。
“维维安和璧德谈起你们之间的关系时,”我继续着我那残忍的思路,bbr>.99lib.“她肯定受到了极大刺激。”
“天哪!”维托德恐惧地说道,“你难道以为,她是因为我而自杀的吗?”
我沉默着,耸耸肩。维托德是个自恋的人,他马上想到,璧德是因为没得到他的爱情而从塔上摔下来的。
“蒂哈,我要你发誓!”他一边激动地说,一边抓住我的手,“这件事你这辈子绝不能告诉维维安!她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早知道这样,她一定会觉得自己必须对母亲的死亡负责!”
“不会,我当然不会和她说一个字。可是,如果警方问起我来,我也没法保持沉默啊。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动机。”
维托德看了看我家蓝色的地毯,脑子里在思考着。
“我怎么会根本没想到这一点呢!可是我应该想到呀!我事后觉得自己好像是瞎子一样!当然啦,我现在想到了她那时那么怪怪地注视我的情景。哦,我们男人真是太不敏感了!”
这时电话响了。是维维安打来的。
“你好,罗茜,”她说道,口气里有点轻狂,“如果莱纳在你家,你叫他听一下电话。”
我将话筒给维托德。他说了几句“是”和“不”,最后说道:“那就明天见了。照顾好自己,晚安!”
他像是要在我面前为这个电话替自己辩解。事实上他本来是想今天下午去她那儿的,但整个下午很多亲戚都在:璧德的父亲,她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他本想晚上把维维安接走,让她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现在那个建筑师,就是璧德的前夫来了;这三个孩子得和他一起起草讣告。
“那好,我就可以在这里再呆一会儿了,”维托德接着说,“顺便说一句,我差点儿给忘了,葬礼在星期五举行,到时你也可以出门了”。我真想一直病下去,但我好歹还得去参加葬礼。
维托德突然问道:“星期六你究竟去哪儿了?”
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答案,不管怎么说,我已经预料过,不是他,而是警方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啊,我那个怪病就是那时开始的。早上我就觉得不舒服了,于是勉勉强强地吃了点东西,马上就上了床。你干吗问我这个问题?”
“噢,算了。我刚才正好想到,两个女人在那么短的间隔里相继去世,而我们两个,你和我,不管怎么说,总是和这两个案子有点牵连,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稀奇古怪的事故总是会发生的。”
我点点头,疲乏地往后靠着。维托德认为这是一个他必须出门的信号,以便让我这个病人能重享宁静。
“我明天打电话给你,”他问候性地向我保证道,然后走了。
在他来之前,在我遇见他之前,我始终处于最佳竞技状态。我想象着我们见面的画面:意气相投,爱情,充满性爱的急切心情。而一切一旦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和疑问。他真的是那么无与伦比吗?我真的那么热切地希望他成为我的情人吗?
真是幸运,我并没有使用那把左轮手枪。否则警方会马上发现,正是同一把手枪枪杀了希尔柯·恩格斯坦。这样至少维托德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我正是这把手枪的最后拥有者。我绝不能再使用这把手枪,必须尽快把它处理掉。我头脑昏沉地苦思冥想:只要我被查出是双重杀人犯的话,那我始终还有将自己枪杀的机会。
这一世界末日般的念头让我感觉太不幸了。维托德爱维维安,可我却把我最好的朋友给杀了。这一切究竟算什么名堂?我轻声地说道:“罗茜,最好还是毙了你自己吧。”
这时,我的眼神落到了维托德送我的勃拉姆斯的音带上:“给生病的人儿,”或者他说过类似的话。我将磁带放进录音机,或许这里隐藏什么信息呢。这根本不是勃拉姆斯的歌曲,而是维托德给我录了一盘带子:是给我的爱情信息。
此刻我就听着由那位姑娘唱出的歌曲,她本想在婚礼上戴上念珠。——不,这跟我有何相干呢!
“她在野地四周散步,
“没找到玫瑰,却发现了迷迭香。”
难道这就是他给我的秘密信息,我不就是迷迭香吗?结尾部分是这样的:“她在野地四周散步,
“没采摘小玫瑰,却采摘了迷迭香。
“‘你拿去吧,我忠实的朋友!
“‘躺在你的菩提树下,我祭奠死者的花圈美丽无边!’”
现在我关上了音乐,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维托德,我不是玫瑰,我只是迷迭香,我也绝不会戴上一串念珠举行婚礼,而是带上祭奠死者的美丽花圈。
夜里不知什么时候,我从沙发上起来,脱下真丝睡衣裤,换上那件不成样子的有花朵图案的睡衣,躺在床上睡觉。第二天上午,我去看医生,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我回家的时候,有一名警察在我家门口,正准备离开。他问了我的名字,因为不必第二次再来,所以他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想到那把左轮手枪就在我的箱子里,我吓了一大跳。
上楼梯时,他告诉我,先是给我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往我办公室里打了一次,他才听说我病了,于是就想或许会在我家里碰到我。我将那张黄色病假单递给他看。他微微一笑:“这是很清楚的事,有病当然要去看医生了。给我五分钟我就走。”
他很友好,人也年轻,是一名普通警察,我在想,他会不会是凶杀案侦查委员会五人委员之一。警察开始说道:“您是施彭贝太太的朋友,我们必须弄清楚她的死因。我们觉得她自杀的可能性不太,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想到她的所有朋友那儿去了解一下,是否她偶尔流露出自杀那样的念头。”
“那其他朋友怎么说?”我问。
“大家都一直认为,从没有想到过她有什么忧郁症之类的毛病。”
“一般来说我也不可能这么想。可是我听说,璧德在事发前一天和她的女儿作过一次交谈。维维安告诉母亲,自己和一个年龄大她一倍的男人交上了朋友。”
“是的,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女儿已经向我们说了。但她的母亲听说此事后心情非常平静。”
我支支吾吾地说道:“您必须向我保证,我在这里说的话您将绝对保密。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们知道,否则我就对不起我的朋友了!”
那名年轻男子好奇地看着我:“我们会保守秘密,只要我们能做得到。”
“璧德前不久告诉过我,她自己爱上了这名男子。”
警察虽然对这点挺有兴趣的,但他马上说道:“对像您朋友这么坚强的女人来说,这种事根本不会让她想到自杀。再说,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星期六的行为表现完全正常,去购物,去游泳,然后却突然爬到林中一座孤零零的塔上去跳塔自尽,您又能如何解释呢?”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谜。
“不,肯定不是自杀,”他坚定地说,“另外验尸结果表明,她之前喝过酒——可能是香槟酒,也吃了点东西。实际上情况好像是这样,她应该是和一名男子会面——是香槟酒早餐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她的男朋友周末回他慕尼黑的家了,”我表示反对。
“对,这很清楚。但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是他太太的陈述。他在塔旁遇见了施彭贝太太,告诉了她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比如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大家都说,和这个男人的关系并不很深,所以即便他提出和她分手,她也不会受很大的伤害。要是您说是施彭贝太太爱上了她女儿的男朋友,那这一观点倒还能成立。”
“那么倘若她本人建议和她的男朋友尤尔根分手呢?”我抛出一个新见解试探他。
“这有可能,但几乎不能成为她走向毁灭的理由。但我已经说过,我们将对这位尤尔根·法特曼作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也愿意更为确切地证明他不在现场的证据。除此之外,您对刚才还没有谈到的有什么补充吗?”
我说了声没有了,并问道,是否到最后归结为一次事故呢。
“说实话,”警察说道,“我本人不这么认为。谁会孤零零一人开车到林中,在一座塔上喝香槟酒呢!肯定不会的。我是想,一定有个人在她旁边,但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这个人还有点良心的话,那他一定会报警的。不管是谋杀、自杀或者是一次事故,目前还无法搞清楚。但如果您想直接问我,那我估计是谋杀。”他说完和我握了握手,将笔记本放进袋里,与我告别。
我刚把出门穿的衣服换下,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换上最难看的破衣服,而是穿上了裤子和套衫,这时门铃响了。维托德吗?不,原来是罗默尔太太和狗儿,狗儿太过兴奋地和我打着招呼。罗默尔太太因为爬楼梯而气喘吁吁的,但感到很自豪,她这个病人来看我这个病得更厉害的人。如果我的心情不是如此糟糕的话,我真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罗默尔太太也是从我办公室里知道我的病情的,她给我带来了一束玫瑰花和一本侦探小说(多么绝妙的讽刺啊,我在想)还有头儿的问候,她和头儿讲过她要来看我。她和我讲了好长时间自己的打算:将来有一天她想去美国看她女儿。我早就知道她有关疗养、她在医院里的同班女同学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所以很难集中心思听她啰嗦。
“我的身体好久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了,”这位有心脏病、切除乳房的罗默尔太太说道,“我现在感觉不错,我有的是时间,好像也不必再去办公室上班了。当然我还有整整几年要活。”
得过癌症后她仍能拥有如此心态,我感到很吃惊。“罗默尔太太,”我带着哭腔说道,“您经历了种种不幸,但始终这么乐观。我完全缺乏您这样的心态。”
她很急切地看着我:“得过重病,也能给人以新的启发,任何哪怕再重的疾病也必须去战胜它们!您听着,海尔特女士,最重要的是:绝不放弃!”然后她恳求般地握住我的手,仿佛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我不能放弃,我大声地自言自语,好像这时候我独自一人似的。现在还根本不是无可挽救的时候。首先,他们还没发现我的神秘行动,还没有对我有哪怕一丝的怀疑,更谈不上有什么证据了。其次,维托德目前虽然爱上了维维安,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
维维安!她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的青春期过得特别艰难。父母离婚对她冲击非常大。父亲曾是她的偶像,父亲不在以后,她渐渐将愤怒发泄到璧德身上。当时她穿的那些衣服是绝不会送到红十字会去的。她穿着一件已经磨损的长毛绒大衣四处奔跑,看上去就像一只正处在脱毛期的玩具熊。璧德只有忍气吞声的命。换了我早就大光其火了。后来她就开始吸大麻、喝酒,到了十六岁,有时候晚上就开始不回家了。一个出色的新娘着实让维托德感到赏心悦目。不过我得承认,维维安现在是一个长相标致的美人:深黑色的头发,浅色的皮肤,一双无拘无束的大眼睛。她故意藐视良好的审美情趣,青春期里穿着破烂的衣裳,将自己装扮成演唱《夜之门》的朱丽叶·格雷科的模样。维维安还远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她在法兰克福读的是艺术学院,或者至少读的是这类学校。周日,在多数情况下,她坐火车去达姆施塔特她哥哥理查德那儿,然后两个人再开着那辆小破车去璧德那儿。莱茜,曾在海德堡攻读体育,但现在一直呆在家里,把整个家弄得乱七八糟。对我这个朋友的孩子,我从没有过特别的兴趣,但每次见面,璧德向我讲她的几个宝贝时,我好歹得作倾听状。
像维托德这种层次的人,怎么会爱上维维安这样的吉卜赛女人呢?据我所知,维维安在这十年的性活跃期中已经有过无数的情人。在每次的周日家庭聚餐时,璧德不希望每次都看到新面孔,要求维维安的男友至少三个月是同一个男人才可以把他带回家来。因为有这一个要求,所以她女儿有两年时间几乎从没有99lib?在家里露过面。但这样的胡闹看来已经结束,母女之间的关系已经正常化了,到最后可以说是很亲密了。
维托德真的又打来了电话。看来他和我已经发展成某种友好的感情,即便这样的感情离爱情还很遥远。在他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后,我告诉他,有一名警官来过我家。他想把一切都了解清楚,但我向维托德隐瞒了警察认为这是一起谋杀的论断。
“你知道吗,蒂哈,”维托德说道,“我也真的认为璧德对我有好感。但我确实无法想象,她先去购物,接着游泳,然后去自杀。另外,她也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封遗书呀。如果一个人,他事先买好了醋闷牛肉、白菜和鸡蛋面疙瘩,我个人认为可以排除这种轻率的行动。一张经过深思熟虑的购物便条在她的小皮夹子里。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和璧德在葡萄酒节认识的时候,当时我还和她一起荡秋千呢。她从不头晕,她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是她高估了自己:她在眺望塔的边上来回做平衡动作,可之前她喝过香槟酒了,于是失去了平衡。你怎么说?”
“是啊,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保证道。在塔上做体操,他已经想到点子上了。“璧德本想利用各种机会做做体操和登山运动啊,可她现在毕竟不是十七岁的人了。”
“完全正确,”维托德同意我的话,“她已经不是最年轻了。她应该承认自己老了,别再做这种蠢事了。”
你干吗这时候说,我在想。我很气愤。说到底我和璧德同龄,他的年龄和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我在电话里听见他吸烟的声音。
“蒂哈,”他继续道,“你能设想一下是那位尤尔根·法特曼把你朋友推下去的吗?璧德的孩子觉得他不会这么去做,更确切地说,他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我对法特曼先生不是特别熟,”我谨慎地说,“事实上我也不相信他会这么做,可谁知道一个人的心里会怎么想的呢?”
“你相信我说的是谋杀吗?”维托德问,“好吧,最好别去想了。”
我想到也许他的电话一直受到监听着呢,一旦人们到最后注意上我,那就不好了。
“你从哪儿打的电话?”我担心地问道。
这时维托德笑出了声:“我的同谋是一个胆小鬼。我不在家里打电话,这是肯定的。那就这样吧,我们葬礼上见了。再见,蒂哈。”
接下来的几天,我有时想到,是否现在是杀掉维维安的时候了。但是我抵制了这一念头。首先,我绝对不想再去杀什么人,因为我的神经简直受不了了。第二,我已经向我死去的朋友的灵魂承诺,不去碰她的孩子们,我在夜里已经和她的灵魂进行了对话。第三点,我究竟该如何下手呢?那把左轮手枪我是没法使用了。维维安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一段明显的距离(严格说来,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喜欢),我绝不可能将她引诱到哪儿去。
维托德爱她,她也爱维托德,他就是这么说的。但是这纯粹是错觉而已。维维安是轻浮的女子,早晚她会另觅新欢,维托德只有痛苦的份儿。那么谁能比我更好地安慰他呢?毕竟我更了解他,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且他本来也确实还不准备向自己的朋友透露这一新的恋情。
那就是说没有任何绝望的理由。谁也不会怀疑你,而我正朝着我努力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第六章
我收到了讣告。泣告者中有璧德的父亲、她的孩子?t>、兄弟姐妹和她的朋友;尽管璧德的前夫拟定了讣告,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讣告上。
为了参加葬礼,我给自己准备了一只由蓝色花朵组成的小花圈(是璧德最喜欢的颜色):翠雀、乌头、矢车菊、鸢尾和几枝染成蓝色的春白菊。看上去像是婚礼用的花篮,我在想,不像是献给死者的花圈。
我本人的打扮则并不引人注目:我穿着黑色衣服,而且并没有使用唇膏口红之类的东西。我的自信心已经慢慢减退,我带着恐惧和胆怯的心情,努力做到到达墓地时既不早也不晚。
我没有料到葬礼的规模有如此之大。停车场的位置已经占满了,所以大街两旁也停放着很多汽车。
通往入口的路上,有人在我后面叫我的名字:“你好,罗茜,等一下!”
我和很少几个人以“你”字相称,在我曼海姆的办公室里我也不和人用这种称呼,我的同事因此觉得我很古怪。对在工作场所以“你”字称呼的这种方式,我一概予以坚定的回绝。我没有亲戚,几乎也没有知心朋友。是的,璧德,我小时候就已经认识她,不必多问,包括她的孩子也是叫我“罗茜”,但璧德的前夫除外;最近一次是来自柏林的哈特穆特——我好歹不会和他以“您”相称;维托德——谢天谢地!——还有,可以这么说是出于偶然,是他的朋友施罗德博士。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我在想。但是在穿着黑衣的哀悼人群中,确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匆匆走来,他和我以“你”字打招呼:是璧德的最后一任男友,尤尔根·法特曼。实际上,这样的称呼是他在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时完完全全强加在我头上的。我当时想,也许我再也不会碰见他了,所以那回我就显得不那么拘谨。此刻他就在我身边。
“罗茜,前几天我就想打电话给你,可遗憾的是我把你的姓给忘了。”
他对我太没有距离了。
“海尔特,”我冷淡地说道。
“哦,对了!海尔特!不过现在无所谓了。你呆会儿有时间吗?我有事找你。”
“如果必须的话,”我很不友好地说道,但他只是回答道,“那好,我就在大门入口处等着。”
我们随着人流挤进小教堂,我在后面找了一个位置,尤尔根则在中间位置坐了下来。璧德以前曾和她的丈夫一起退出了教会,我回想着。尽管如此,那现在牧师是否会发表演讲呢?
前面坐着璧德的父亲,他年纪大了,心也碎了,在他旁边是莱茜。他握住莱茜的手。接下来是理查德、维维安和璧德的兄弟姐妹连同他们各自的家人,后面几排是一些远亲,其中就有璧德的前夫和一大群朋友和相识的人,在这些人中我看到了维托德。在他身旁站着的是施彭贝的新太太,纯粹是出于偶然吧——我是从一张照片上认出她来的,她就是璧德的后继者,再加上她的女儿,也就是璧德孩子们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璧德的一位姐夫致辞,他是汉堡大学的教授。他的讲话富有见地,头头是道,描述了璧德的生平,赞扬了她所拥有的许许多多的优秀品德。但他冷冰冰的、更确切地说是那种公事公办的致词,并没有 5524." >唤起听众的激情;有的人在咳嗽,清嗓子,也有个别的在擤鼻涕,或者轻轻交谈着。
教授致辞完毕,场上出现了片刻的停顿。然后门口传出声音,大约二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中年男子鱼贯而入。这位年迈的父亲,他一辈子始终是男子合唱团的成员,将这些杰出的先生请了过来。似乎他觉得没有牧师和祷告的追悼会太冷冰冰了,而现在他要弄出一些隆重的气氛来。老年歌手们反背着左手,迈开一条腿,唱道:“我祈祷爱的力量!”他们的音调突然从强跳到很弱,然后又毫不费力地从很弱又回到强音。尽管我早已经强调过,我对音乐所知甚少,但我一听就知道这完全是噪音。那位致辞者没有办成的事,现在这些歌手一下子做成了:开始的时候有人发出可怕的啜泣声,无论老还是少实在无法克制住自己,于是到最后,这许许多多的人终于统一形成了一个哭泣者联盟。那些指望获得如此成功效果的艺术家们显得非常慷慨大度,还在为这样的河流不要如此迅疾地枯竭而尽心尽职。
自豪感涌入我的全身:正是我和这些送葬的歌手才使如此众多的人汇合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中。没有我,这一难忘的葬礼就永远无法得以实现。
直至见到尤尔根·法特曼,我快乐无比的心情才停下来。我不喜欢他,尤其是我不喜欢他如此随随便便地叫我“罗茜”。
“我们去喝一杯吧,”他马上说道,“我没兴趣让那么一帮子人盯着看。”他和哈特穆特一样喜欢出汗,我反感地想道。
我们坐在一家廉价的餐馆,这里闻起来有股刺鼻的油炸土豆条的味道。尤尔根要了杯啤酒,我要了杯矿泉水,他要了份色拉肉排,我则要了份酥皮点心。
尤尔根将啤酒灌进喉咙。他脱下上衣,此刻里面就穿着不透气的人造纤维制成的黑色卷筒领套衫坐在我对面。
“我们马上就谈正事吧,”他开始道,目光锐利地观察着大门,但参加葬礼的其他客人并没有跑到这儿来。我疑惑地看着他。
“那些警察老是纠缠我不放。事发那天是星期六,我和妻子和孩子正好在慕尼黑呢。我有周日晚上的一张加油站的发票,但帮不了我多少忙。我无法证明我早在周五下午就离开了这儿。除了我老婆,谁也没有看到我周六是在慕尼黑。小孩子们说话反正也不算数。汽车在车库里呆着。虽然天气很好,但我这个傻瓜周六还窝在家里记账。”
他从桌上的花瓶里拣起一枝塑料花,将花拆开。
我本想问问,这和我有何相关,这时我听见了他的指责:“你肯定给那些警察讲过那种蠢话,璧德爱上了和维维安恋爱的那个人,那个自负的教师。你怎么会想到去散布这样的谎言呢?”
我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向他保证说,这不是谎言,我也没有去四处散布它,仅仅告诉了警方而已,他们许诺过绝对保守秘密。
尤尔根又要了杯啤酒。
“警察能保守秘密,真让我笑掉大牙!——这是我迄今听到的最为厉害的胡说八道。璧德和我虽说不是浪漫的情侣,但我们彼此相爱,真诚相待。像你这样的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不可能明白了。”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我立即尖刻地说道,如果他要用这种语气说话,那就到此为止了。从学生时代起,我就认识璧德,而且很久以来她就是我的朋友了。
“是朋友没错,”尤尔根讽刺地说道,“一个人不会散布朋友的谣言。反正她不相信你,否则她和我说过的话,她早就和你说了。”
“否则她会告诉我什么?”我问道,我的心跳在加速。
“璧德早就知道维维安和这个教师有关系,她又不是傻瓜!当然了,维维安在这里有了新的男友,但他不在法兰克福,因为她突然之间非常频繁地去会客,然后借了璧德的车深更半夜也不回家。另外,那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我倒是忘了,他认识维维安以后,老是无缘无故地过来,而每次都是维维安在的时候。做母亲的总是很好奇的!一旦有人接维维安而她例外地不需要车子的时候,璧德当然会从窗口窥探一番了。然后她就看到那个老师在街的拐角处等她。”
我的呼吸很困难。“就这样,璧德就知道了怎么回事,”我说道,“那尽管如此她本人还是爱上了他,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
“伟大的上帝啊,你的理解力真是太迟钝了。她对多愁善感的男人少有兴趣,我们对他已经谈得够多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她觉得他和维维安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不是什么糟糕的事儿。她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做老师的都有恋童癖,而维维安则有恋父情结,他们的关系是很稳固的’。所以一个人,一旦他(她)本人对一个男人心怀恶意的话,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很可能这只是她的一个伪装呢,”我提出反对意见,“你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尤尔根看着我,摇了摇头。
“你们这些老处女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他大声喧哗道,以至于其他客人全都回过头来,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我很抱歉,罗茜,我不是这个意思。(那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在想)可是你或许无法想象,没有这种胡说八道的关系我和璧德也能过得去。”
我本想走了,但他拉住我不放,手上汗津津的,沾满了啤酒,和最近的哈特穆特相类似。一股莫名的怒火涌遍全身。
“法特曼先生,您放我走吧!我刚参加完我最好的朋友的葬礼,还没有作好准备来倾听您如此侮辱人的谈话。”
“啊哈,现在我突然成了法特曼先生了。尊敬的夫人不愿意和一位代理商以‘你’字相称了。璧德和你是完全不同的人,她不知道什么叫自负和偏见。而这种性格不热不冷的人她这一生中从没有爱上过,”他稍许考虑了一下,“我完全可以更好地去想象你。”
我气得脸上发红,他看到了这种变化。
“好了,对不起,请别见怪,罗茜!我不想伤害这位高贵的女儿。事实上只是因为那些警察烦死了我,所以我才变得那么气愤。而这或许要归因于你。他们以为,一定是我和璧德约好去吃了香槟酒早餐,见面时她肯定和我透露自己爱上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就把她干掉了。他们也知道我和璧德曾经也去过那座塔,你大概也和他们说过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问道;我的身体真的又变坏了,可能我旧病复发了吧。
“马上就可以走了,”尤尔根说道,“你别那么悲观,我是一个真诚的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像你这样年纪没有老公和孩子的,或许对他人的爱情生活有种丰富的想象力。你就别去管那些与我无关的事情了。璧德既不是因为不幸的爱情而去自杀,也不是我因为她和我中断关系而对她下了毒手。这不是非常清楚了吗?”
我点点头,他终于让我离开了。我去柜台付了钱,出了门。
事后我当然想起当时我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在他开始说起老处女们的想象力时,我照例可以反击一下,璧德不是告诉过我有关他和维托德之间品质上的差异了吗?
一个人,要是他手头没有左轮手枪,如何能杀死一名强壮高大的男子呢(他只要用自己的两只手就可以把你制服)?用毒药?如何让他服毒自杀?那如何给他灌进毒药?必须再弄一把手枪。手枪从哪儿弄来?必须有一名专业杀手,一名杀手!这才是解决办法。哦,这也绝对没法考虑呀,这些杀手——我看过侦探电视剧——至少要得到十万马克,那么多钱我从哪儿弄来?而且我,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正派的罗塞玛丽·海尔特,我如何能找到杀手呢?我宽容大量,姑且饶他一命。
再说,这个流氓还剥夺了葬礼后我和维托德谈话的机会。在这一悲伤的时刻过后,维托德至少有可能想找个人聊聊,但肯定不是想找维维安的亲戚。他一定找过我了。“蒂哈,”他肯定这么说,“你过来呀,亲爱的,我们去你家里,再聊会儿吧!”或许他看见我和那个讨厌的尤尔根·法特曼一起走的呢。
我躺在床上,听勃拉姆斯的歌曲。“夜里我从你唇的灌木中采摘亲吻的芳香,这种令我如痴如醉的亲吻的芳香是我从来没有体味过的。”维托德真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他很清楚,一个老姑娘听到这种歌词会痛哭流涕。我一生中还从未流过这么多的眼泪。我已经到了五十二岁,一个可悲的年纪了,或许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开始恋爱,但很遗憾已经太晚了。
我能不能耐心地等待,坚持到维维安有了新的爱情为止?每一天都无可挽回地让我变得苍白,变得丑陋。也许这在短时间内还有药可救——去染一下头发,去做一次昂贵的化妆,增加维他命和荷尔蒙,可是这样的日子是无法长久的。
五年前,我真想把一个男人干掉,这应该也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回忆这段往事,我有点不乐意。单单想起这个男人来,我马上就会害羞得脸红。在以往度假时,我多数情况下是和旷日持久的旅行团一起度过的——“上了年纪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口袋里有了点钱,去参观参观名胜古迹,然后到土耳其的海滨避寒胜地去游泳”,我就是这样度过那些无聊的活动的。
不过很早以前,我喜欢独自一人去国外的浴场,原则上也不反对在假期里和一个有修养的绅士发生一次暧昧关系。当时,那名年轻男子,说起德语来几乎不带一丝地方口音,一开始给我的印象是有风度,人也幽默,而我也完全同意他夜晚到我宾馆的房间里过夜。两天后,他带我去一家价值连城的时装店,因为他发觉我应该买一件适合海上穿的衣服。因为喜欢他富有专业的审美情趣,我听从他的参谋,购置了一件并不廉价的水兵服式的女装,颜色深蓝,白的领子很大。要不是他帮我挑选,我是决不会去买这件衣服的。我穿这件衣服非常合身。我又高大又苗条,穿这种样式实在棒极了,只是感到很惊讶,为何我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这家商店也出售男人服装。我购买那件水手服已成定局以后,我的男陪同给自己挑了件本色的真丝衣服,并且试穿了一下。衣服套在他身上至少很合身,就像刚才我试穿我的那件水手服一样。我赞许地朝他点点头。这时他悄悄地给我看衣服的标价,向我承认说,购买这样的衣服已经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问我能否助他一臂之力。我当即摇头。
“你如果买不起这件衣服,你就必须放弃,”我冷静地说,但言语中并没有流露出不友好。
我的这位朋友马上以令人震惊的.音调回答道:“那么你也享受不到年轻的情人。”
女售货员禁不住地笑出了声。我将自己的衣服买下,衣服后来挂在宾馆的大橱里,我急匆匆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回家去了。
我多想将这个卑鄙无耻的男鸭子杀死啊!为此我还想了好久,如何对他下手。在宾馆里做这事显然并不容易,但你同样可以将你的情人引诱到那些偏僻的地方去,就像我引诱我最好的朋友一样:我完全可以把他从一个悬崖上推下去。
罗默尔太太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她的退休申请已经获得批准,从此以后她就不必到保险公司上班了。
“明天我去办公室一趟,收拾一下我写字台上的东西;柜子里还有一把我的伞呢。”
我答应过几天顺便将那些东西带到她家去,毕竟她没有什么运输工具,而且她的右臂也肿得厉害。
于是我就开始将她的家当放进塑料袋里。柜子里不仅有一把伞,我还发现有一双便鞋、一件淡紫色的羊毛衫、一瓶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一只银色杯子和一罐已打开的变质了的炼乳。在抽屉里放着几包纸巾、药物、糖果、针线包、广告单、别针和一副替换用的眼镜。
我注视着这些各种各样的药物:有喷鼻剂、治头痛和偏头痛的药、运动损伤用的药膏、一包整包的毛地黄药剂,还有一包毛地黄药剂已经打开。我知道她的心脏病是要用毒性很强的毛地黄药物治疗的。这激起了我的兴趣。我看了看上面的使用说明。在这一引人注意的药丸中,致命的部分叫洋地黄毒苷。“治疗由于心脏机能不全而引起的心肌机能不全、复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纤维性颤动和心房扑动”——这一信息令我心花怒放。我决定不将整包毛地黄药剂交给罗默尔太太,而是替自己预留一份。谁知道,说不定哪天用得上如此要命的毒药呢。
回到家里,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我决定来个小试验:夹心巧克力糖中加上毒药。我一定要找上一个相应的顾客,可能的话就是维维安。
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再一次出了门,走到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我买了洗衣粉、粗面粉面包、乳酪和一些水果,我还另外买了一盒巧克力夹心球糖,里面是利口酒。
到了厨房,我从银色保护膜中拿出一粒药片。难道将那么难吃的东西一整粒放进夹心巧克力里吗?我小心翼翼地用一根烤肉的铁扦子在夹心巧克力上钻孔。可令我惊讶的是,并没有液体从巧克力里面流出来,利口酒早已凝结在已经软化的巧克力里了。我成功地将巧克力挖空,将药丸插入其中,再重新将夹心巧克力盖紧。不过,夹心巧克力看上去有点变形,像是因为存放在阳光下的缘故。
现在我得冒险自己品尝一下了,必须将我这件粗劣的制品塞进嘴里。我心里有点害怕地第二次看了使用说明。既然心脏病患者可以每日三次吞服这样的一粒药丸,那我吃上一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就需要勇气了!我将东西塞进嘴里。不行,这样真的不行。舌头马上感到有异物,被染成了巧克力棕色的药丸马上又冒了出来。这个药丸太大了。
我取出药丸,用餐布将巧克力擦干净,然后开始将药丸弄成粉末。起先用小刀,只能切成一小粒一小粒的,但用锤子的效果就好多了。我将第二颗巧克力挖空,并在巧克力里面添满粉末,但尽管做得非常成功,夹心巧克力却又变成浆状的了。我尝了一下:味道太可怕了,我不由分说,厌恶地将夹心巧克力吐到了水槽里。呸,见鬼啦!只有味觉神经丧失的人,才会去吞下这样的东西。而且他还必须——大略估计一下——至少吃下十二颗这样的夹心巧克力才会失去知觉。
不行,我自言自语,我又不是服毒自杀。如果现在我将历经千辛万苦做好的这些巧克力夹心球糖匿名寄给维维安或者法特曼,那将会怎样呢?维维安一定品尝一下,然后将剩下的全部倒掉。法特曼也许根本就不去品尝(喝啤酒的人自有他们的欲念),而是将这一礼物提供给他的妻子或者他新结交的女友。这一切一点用处都没有。一怒之下我将剩余的巧克力吃了个精光——一反我铁定的原则,并将毒药重新放到罗默尔太太的其他家当里。
过了若干天,我去了一趟罗默尔太太的家,给狗儿带去了一根油煎香肠,给罗默尔太太带去了一盘我自己翻录的勃拉姆斯的带子,她第一次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友好关系之后拥抱了我。在此之前,这种友好关系从没有亲密到拍肩的程度。
“海尔特女士,您是保险公司里我惟一会思念的人。一直以来,您始终很关心我和我的狗儿,今天我也要向您作点表示!”
她有点神秘地将我领到卧室里,从衣橱里拿出一只珠宝匣。
“凡是我能够传给我女儿的,她当然都会得到。但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想把这一件小东西交给她。我把它送给您,”说完,她郑重其事地将这枚胸针别到我的衬衣上。这是一件很古老的遗物,上面被刻上了一个由黑色黑曜岩制成的神像侧面像,四周是纯金边。
“您是一个严守秘密的人,海尔特女士,多年前我就知道。谁也不知道我女儿的父亲是谁,我也从没有和他联系过。发生这事的时候,当时他才十七岁,我已经快三十了。我当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我曾和一名学生发生关系,而结婚的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我未曾告诉过他我怀孕的事,当时我马上离开了我的家乡。这枚胸针是他留下来的。是他从母亲那儿偷来的。我从不敢戴上它,实际上我也不希望我女儿戴上它。是我将这个孩子独自抚养长大的。要是她戴上这枚胸针,也许我会很痛苦的。”
我可不愿意接受一件充满回忆的东西。
“这可不行,”罗默尔太太说道,“我女儿根本不喜欢这个东西。您还是给我点面子吧!”
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心情,任凭这件饰品在我衬衣上晃动着,那件真丝衬衣因为胸针这一沉重的负荷而受到了要命的摧残。难道是罗默尔太太在打我的小算盘吗?因为在她计划中的美国之行中,她是无法将狗儿一起带去的。
第七章
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到年轻时热恋的那种动人心弦的情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所减弱。很难说清楚,是否是因为我的念头现在不再受到这一伟大主题的阻挠,还是对即将来临的空虚的老年感到伤心。但是也真奇怪,某种新鲜的感觉同时悄无声息地潜入我的半梦半醒的意识中,似乎爱情已经偷偷溜走了。就这样,面临失去爱情的真空也得以抵消了。
在开始发现这一点时对其予以可信的描述,是一件难事:我在墓地第一次发现对力量的那种古怪的感觉。后来我突然注意到,在大街中央我油然而生一种快感:谁也没看出来,我已经欠了两条人命,而且一旦我想做,我还会继续杀人。
在汽车的收音机里,我听到洛特·莱雅1在唱赞颂海盗詹妮的歌曲:“我的先生们,今天你们已经看到我已将玻璃擦干净,现在我在为每个人铺床……”詹妮已经为他的所有屈辱报了仇。“你们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和谁说话……”洛特·莱雅令人信服地说道。我心里也在想,谁也不知道,他在和谁说话。我的上司没有预料到,他一直将那些令人讨厌的新的任务推到一个杀人犯身上,这些工作通常是因为他自己太懒没有去做。每当我坐在自己那间偏僻的办公室里以及在食堂里聚餐之后,我这些狼吞虎咽的胡说八道的同事就会在我智慧的眼睛里过上一遍,然后有些人的脑子就会摇晃起来,我只是说上一句“喔唷!”
恋爱的人,是无能、无力和不自主的人。可我还真不希望如此毫无困难地触摸我的热恋,它太强烈地影响了我的生活,是它给我以青春、生气和精力,给我以一种身体上的崭新感觉和另外一种自我评价。我希望继续为此而奋斗,我也希望再一次经历这样无忧无虑的一天,就像我们那次在奥登瓦德徒步旅行一样。
我立下一个誓言,甚至还为之而祈祷,尽管我的信仰早就被一个虔诚得有点残忍的母亲剥夺了。“上帝呀,如果有上帝你的话,”我说道,“那就在我生命中赐给我一次爱情的幸福,你曾将爱情的幸福毫无选择和毫无保留地赐给了其他人。我从没有向你乞求过什么。现在我是很认真的。如果真有你这个上帝,那你就去帮帮我,让维托德爱我,让我们能够成为夫妻。可要是你是不公正的和铁石心肠的,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祈祷,那么我以后再也不会考虑你的任何戒律。”
罗茜,你是想要敲诈亲爱的上帝呢,我想道,不由得笑出了声。
我好久没有璧德的孩子的消息了。虽然我以前几乎从没有在他们身上浪费过任何时间,但现在却很想知道他们眼下的命运。璧德的住宅是否已经被出售了?有一天,我下定决心给他们家打了个电话。璧德的一个儿子接了电话,至少我还认识他。
“你好,理查德,”我低声说,“我打电话过来只是想问问,璧德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协会或者公益性团体,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去捐点钱。”
电话那端出现了一刻沉默,理查德在思考着。
“你倒可以将钱汇到绿色和平组织那儿去,”他提出建议。
“哦,是吗?我还根本不知道,璧德对那个玩意儿感兴趣。”
“话倒不是这么说,”他避开这一话题,“不过绿色和平组织挺不错的,母亲不应该反对吧。”
我问他的两个妹妹还好吗。
“外公前不久来过,他说一定要照顾我们这些小孩子,但结果当然相反。莱茜仍然住在这儿,我仅仅有时候住在这儿。维维安又到法兰克福去了。我们现在怎么样——当然很糟糕了。这种事是无法受得了的。”
我问理查德,璧德的住宅有没有卖出去。他说暂时还没有,她全部东西还没清理掉,因为这事本身还没得到澄清。
“我们的父亲突然关心起我们来了,而过去的十年里他从没有这么做过,”理查德稍许带着些责怪地介绍说。我和理查德话别,答应我会给绿色和平组织捐钱。
我还是听说维维安又住到法兰克福去了,毕竟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或许她也不可能每天和维托德见面,因为来去各一个小时的路程,这在一个平常的工作日里是太浪费时间了。难道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这一点吗?维维安至今依然没有车子,有可能她现在开着璧德的波罗车。
我给维托德打去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像哭的一样。他说,他得了重感冒,那个南斯拉夫的清洁女工尽管完全用不着给他烧菜做饭,但还是不断地给他烧些丰盛的饭菜令他惊喜。学校里的工作量太大。但秋假马上来了,本来他是想和维维安出去旅行几天的。
“为什么只是‘本来’呢?”我十分有兴趣地问道。
“有时我也在想,”可怜的维托德叹息道,“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这些年轻的姑娘太变化无常了。我们的计划挺好的,在阿尔萨斯度假一个星期。可她现在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和一位女伙伴要去阿姆斯特丹,因为那儿有一个派对!蒂哈,你倒说说看,她就因为一个派对就把我抛弃了!哦,说‘抛弃’两字也许说重了点,”他纠正道,“原则上我也是能够理解那些突发性决定的。可是我对这次弗格森山徒步旅行的各个细节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其实对他失望的话语感到很高兴,但出于礼貌不得不表示我的遗憾。无论如何机会总是有的,我开玩笑说,作为一种替代,他可以和一个老大学生作一日秋游呀。
“真可惜,你没有假期,”维托德以迷人的口气遗憾地说道,“我在考虑,是不是将我这次精心安排过的旅行与同事和朋友的一个团组一起……”我当即果断地打断他的话,并坚持说,我每时每刻都可以去度假。
“真的吗?”他拖长声调问道,“那么蒂哈,我现在就等你什么时候休假了。我心里想过一个八到十人的团队,但我现在谁都没有问过。一旦有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
他并没有显出兴奋的样子。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现在和我做这次旅行仅仅是因为没办法,而他本来是准备和维维安做一次爱情之旅的。
维维安!我在和她作一次心灵对话,很奇怪的是,我在设身处地地为璧德的角色着想呢。
“完全正确,维维安,”我对她说,“你去阿姆斯特丹!以你这样的年龄,和同龄人出去才更合适,而不是和一个年龄比你大一倍的老师去弗格森山。就让这些男人坐立不安吧!就让他们去痛苦吧!谁知道你自己还必须受他们的苦呢!”
我已经看到了维维安的命运:这个离经叛道的艺术系大学生,她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或许她根本不会像一般女人一样去结婚,去生孩子。即便她有过比我更为放荡的过去,但她也会和我一样,成为一个老婆子。
忽然之间,我似乎觉得维维安不再对我构成威胁了,我感到惊奇,为何我只要闪一下这藏书网个念头就可以把她清除出去。
我没有等到维托德的回音,就向我的上司递交了我的度假申请:下周我要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到阿尔萨斯旅行。
“不行,海尔特女士,”他语气坚决地说道,“那可是秋假,到时米勒先生和弗罗利太太就去度假了。另外,您自己也清楚得很,很多安排我们必须在下周完成。九月份的时候,我曾建议让您休假,可您还不想休。对不起了!”
这事对他来说就算了结了,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等待我自己离开。我已经习惯性地顺从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感到怒火中烧。多年来,我不计报酬,而且每时每刻在加班加点,从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意愿,始终让他无后顾之忧,并且忠诚地支持他。这是我惟一的一次提出自己的一点要求——竟然被他拒绝了。实际上,他的那些长篇大论的奉承话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他对我肆无忌惮地进行剥削的方法而已。
我快乐地想象着,我的上司在上午十点啃面包的情景,他习惯将面包存放在自己写字台右边最下面抽屉里。老鼠药!他就会痛苦地死去。可是他的死仅仅因为我没有得到假期,只是因为他将所有自己尚未了结的一堆卷宗交给我处理?
我第二次去找他。
“如果您如此无视我的利益,而我多年来却对您的利益倾注心血,那么我想今天就辞去我在这儿的工作,”尽管我对杀人成性感到十分兴奋,但我还是成功地完全以冷淡而明确的话语说了出来。
上司真的大吃一惊。
“我的天哪,海尔特女士!我们肯定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您误解了我的意思!迄今为止,我对所有下属的度假制度还是挺大方的!”
是啊,我想道,只要同意他的计划,他是该慷慨地说声“阿门”。
“海尔特女士,您的辞职不是当真的吧!前一段时间您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也听说了您朋友去世的事。不管怎么说,这次您可以去度假的,只不过我个人得分担您一部分的工作了!”
这事虽说已经办成,但这次旅行是否能去成呢?是否到头来,维托德拉上他的朋友们去而不带上我呢?可是要是这样的话,他根本就不该和我这么说呀。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维托德的其他那些朋友和同事,他们是否对我认可呢?而且说到底,我本来也对这次旅行有些担心:我不擅长体育运动,没受过专业培训,或许也是这次旅行团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如果这是一个既有雄心又有毅力的运动员团组,对他们而言每天八小时速度均匀地在山上行走,根本就不成问题,也许还能背上很沉的旅行背包,那我能跟得上吗?不行!
我热烈地希望恩斯特·施罗德能一同参加这次远足。首先是因为他是维托德朋友中我惟一认识的人,其次是因为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肥胖、懒散而反应迟钝的人,甚至年龄可能比我还大。与这样一个和气的胖子随行,看来不会出现生存考验的事。
在毫无意识中,我满怀希望地将精力和时间用于旅行时穿的衣服。我稍稍觉得好像我成功地敲诈了我亲爱的上帝,而即将出现在我面前的将是一个美好而快乐的时光。
好消息真是接连不断。过了两天,维托德就打来电话。他说已经组织了一个有兴趣远足的团队,他们将在星期天到施罗德在毕克巴赫的周末度假小屋去碰面,谈论接下来的行动步骤。我早就知道那个小屋在哪儿,只要下午两点去那儿就行,要是天气好的话他们还想在那儿溜达一个小时呢。维托德很客气,最后说道:“你能一起去,我很高兴。那就后天见啦!”
哦,如果他很高兴,那我就要乐不可支了!还在同一天,我买了双旅游鞋,并在电视机前试穿是否合脚。
“罗茜,”我大声地自言自语,“如果你的脚在旅行时疼得要死,你可别抱怨啊!你就想想那个小人鱼吧,她为了自己心爱的王子姑且还能够忍受呢。”
顺便说一句,这个时候我真的更愿意做那个迷人可爱的小人鱼,而不是那个嗜杀成性的海盗詹妮。为以防万一,我给自己准备了一块手头有的医用胶布。至于买不买旅行背包,我宁愿再等一等,因为在这方面我和一名新手一样毫无经验。
下午两点整,我到了毕克巴赫。我穿了一双特别轻巧的新旅游鞋,平生第一次穿了条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件深蓝色的休闲套衫。维..托德的车子还没来,似乎只有恩斯特·施罗德的一辆车在。反正我认识他,或许他从房间里也已经看见我了,我就像夏季来时一样沿着已经踏坏了的石阶往上走。门打开了。一位女士将手递给我。
“我是帕梅拉·施罗德,您一定就是莱纳请来的人吧。”
我作了自我介绍,进了门。恩斯特·施罗德躺在木制三角凳上午睡,身下塞满了好几只沙发靠垫。我本想将声音放轻点,可他太太只是笑笑说:“谁也不会打扰他休息的,声音越大,他打起鼾来还越是舒服些呢。”
她煮上茶水,从碗柜里拿出杯子。她疑惑地看着我。
“我们一共几个人呀?”
我耸耸肩。帕梅拉·施罗德,红头发,与她正在舒适地打瞌睡的男人马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是个充满激情的活跃分子,一个喜欢控制他人的女人,外表非常引人注目。尽管她穿着太过陈旧的带着补丁的大裤子,但还是不愿放弃穿高跟鞋和一件紫罗兰色的织锦衬衣。她走起路来很敏捷,用涂成红色的手指坚定地抓住餐具。她嘴里还懒洋洋地叼着一支烟和我闲聊,而我在帮她忙时却显得有点笨拙。恩斯特忽然打了个哈欠,睁开眼睛,半是调皮半是认罪地看着人家在作喝咖啡前的准备工作。最后他一骨碌站起身来,向我打了招呼,然后去盥洗间了。
我听见汽车声,便朝窗外望去。维托德终于来了,在他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
他们进了门。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他的女陪同。维托德有气无力地解释说,有三个人不想去了,但莫姆森夫妇估计会来的。帕梅拉算了一下:“那我们现在还有七个人,”她说,不作任何说明就将一碟盘子递给我。我开始摆上餐具,金发女郎心领神会地一起帮忙。维托德向我们作了介绍。
“这是佐尔坦太太,我的一个同事。”
我的好情绪顿时烟消云散。或许他是为了自己才将她带过来的。施罗德是夫妇俩一起去,还没露面的莫姆森也是夫妇俩一起去;那这次我又成了这种熟悉的老女人角色了。
恩斯特从盥洗间里出来,餐具已经摆好了,帕梅拉从车子里拿来了一只李子蛋糕,佐尔坦太太在搅掼奶油。等了半个小时,那对可疑的夫妇还没出现,我们开始喝起了咖啡。席间我们根本没谈到旅行的事。
那位小心谨慎的一家之长恩斯特·施罗德建议大家作为未来的游伴应以“你”字相称。实际上,这只是针对我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两个女人。帕梅拉·施罗德说,大家(除了自己的丈夫)都可以叫她斯卡拉特,我也可以这么叫她。佐尔坦太太名叫基蒂,没有任何特殊要求。维托德完全不假思索地说,我的名字是“蒂哈”,于是“罗塞玛丽”的名字又被提了出来。大家立即对这一奇特的名字兴奋起来,维托德趁此绝好机会又引出了戈姆·格吕默的那首诗来,和基蒂一起轻轻地朗诵这首诗,施罗德夫妇只有惊讶倾听的份儿。
基蒂爱上了维托德,至多一个小时以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但这种爱慕看上去不是挑衅性的,而是毫无声张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她所得到的回报在程度上显然又不是对等的。维托德向人展示着自己的风度和幽默,大部分时间都在对他们的谈话内容进行一一驳斥,因为获得了成功而沾沾自喜。但斯卡拉特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不相上下,因为她也喜欢激烈争吵的场面,渴望抛头露面。与这样的两个表演家和自吹自擂的人在一起,我们其他三个人只是成了观众,不过我们当然也享受着这样的演出,给他们以掌声鼓励。
莫姆森夫妇没有来。
“在预报的雨来临之前,我们还有时间稍许活动一下身子,”维托德下了命令。天上乌云翻滚。三辆车上有两把伞,家里还有一把。维托德还额外地带了件雨衣。不管情况怎样,我们对付下雨都有准备了,因为帕梅拉不想和我们一起散步,而是在家里等莫姆森夫妇来,还要干清洗餐具的活儿。
我们出了门。令我非常遗憾的是,维托德和他的朋友马上就走到很前面去了,而当基蒂和我想以一路小跑赶上他们时,他俩似乎立即又加快了速度。基蒂笑了起来。
“这两个人肯定是想谈奥莱格的事!”
奥莱格是谁?基蒂向我解释说,施罗德夫妇生有两个孩子,十五岁的女儿安内特和十八岁的儿子奥莱格。那个男孩是一个聪明的小流氓,已经留过两次级,非常早熟,和女人已经有了风流韵事。恩斯特一定是想让莱纳·恩格斯坦说出教师们都有哪些抱怨。我问基蒂,是否她也教过奥莱格。
“教过,我教过他历史,莱纳教过他法语。我个人也很难抵挡住他的魅力,不知怎么地,他在我这儿总是遇到一些小麻烦。”
我对基蒂挺有好感的,她不顾我的担心,依然意在维托德。她娇小而结实,是脸色健康的娘子军中的一员;她外表并不出众,衣服也并不显眼。她带着批评的目光观察着,有时含着讥讽的目光,但从没有流露出恶意。间或她也来个就事论事的评论,极尽幽默之能事。我有这种感觉,遇见了一位可以值得信赖、性格有点内向的人。基蒂似乎还没结婚,我觉得很惊讶。
一直等到我们又回到毕克巴赫的那条霍尔茨维格街时,那两个男人才停下脚步等我们。这时基蒂和恩斯特·施罗德走在前面,这样她就可以和他谈谈奥莱格了。我故意慢腾腾地走着,这样就可以和维托德有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完全属于我的了。我问他有关基蒂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同事,”他强调说,“受人尊敬。我们以前一起多次举办过学校里的活动,我们是一对完美的搭档。”
用马来形容基蒂是很贴切的,尽管她无疑不是一头耕田的马,而是一头和气的小马。
“她结婚了吗?”
“还没有,她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挺叫人惊讶的。不过基蒂有自己的要求,这也完全有道理的,”他说。难道她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吗?
“那维维安的情况怎样?”我问,这种问题肯定有点太冒失了。
但维托德并没有不喜欢谈及这一私密性问题。他脸上显出挺恼火的表情。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很不友好。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是否还有必要将精力花费在我和她的关系上;年龄差异已经够明显的了。有可能维维安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与我想的不一样。以后会怎样,我不知道——也许无法继续了。”
我们俩沉默不语。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座小屋。
“在我们进去之前,维托德,”我低声而快速地问道,“天哪,你赶紧告诉我那个帕梅拉是谁!”
维托德喜欢我问这样的问题,咧嘴冷笑。
“她的屁股直冒火呢,”他说,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这个斯卡拉特本想做个演员或是歌手的,但都没有如愿。现在她只是一个母亲和药剂师的妻子。”
他考虑了一会儿,像是在自言自语:“几年前……”他不再说下去。我疑惑地看着他。
“哦,没什么,”他出神地微微一笑,我的手臂马上起了轻微的鸡皮疙瘩。
那座小屋已经清晰可见,在草坪上停放着另外一辆车。
“嗨,你的朋友来了,”我对维托德说,“你多聪明啊,还一直为这次旅行的计划等待着。”
“他们不是,”维托德纠正我的话,“这是斯卡拉特的车子。也许是孩子们来了吧。”
我们已经赶上了恩斯特和基蒂。恩斯特拉长了脸告诉我们,他的儿子一周前拿到了驾照,但实际上他还没获得许可就开着他母亲的车四处兜风了。帕梅拉·施罗德、那个出名的奥莱格和他的妹妹坐在家里那块吃剩下的李子蛋糕面前,蛋糕已经明显变小了。
“怎么啦?”恩斯特问。
安内特嘟囔道:“哦,爸爸,昨天开始我的咽喉疼得要命,整个家里连一粒润喉片都找不到。”
“药剂师的家里怎么尽出这种事,”维托德插话道。
孩子他妈有点被激怒了:“如果昨天就感觉那么糟糕,为何你到现在才想起问有没有药片呢?”
奥莱格声称:“她是不想在爸爸的休息日里给他添麻烦。可是现在越来越糟糕,所以我只好把她带到这里来了。”
维托德朝他眨眨眼睛。
恩斯特叹息道:“那好吧,我生病的宝贝来了,你的痛苦倒并没有让你放弃对眼前的蛋糕狼吞虎咽一番嘛。可能我车子里有什么药物吧。”
帕梅拉朝自己的儿子使劲地瞟了一眼:“你不觉得这种游戏太容易被说破了吗?你现在突然有了兄妹之情,只是因为你想开我的车而已!”
奥莱格反驳着。他本来完全可以去法兰克福郊游的——这样的话,父母亲根本就不会发觉这一点,而不是偏偏到毕克巴赫这儿来。
安内特和她的爸爸又进来了,两个人相邻着坐在三角凳上,女儿偎依在父亲身旁。恩斯特显得很高兴。
奥莱格已经和他的历史教师开始了亲切的交谈,以自己的幽默引得维托德哄堂大笑,并骗得了自己父亲的同意,带两瓶葡萄酒去参加派对。斯卡拉特因为对奥莱格的驾车技术还不是太有把握,所以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如果你们终于在毕克巴赫接到电话,那就说明我们是从家里打过来的,说明我们已经活着到家了,”奥莱格圆滑地说道。这一话题似乎已经不新鲜了。
毛孩子们终于走了。我想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言归正传了吧。可是自豪的母亲还要以孩子的到访为契机,对出色的孩子大大描述一番。说到安内特,她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小姑娘,那么亲近可爱,和其他的女伙伴们完全不同,她还没有男朋友,关于这一点实在是天真得叫人喜欢。我顿时火冒三丈。可接下99lib?来又轮到说起她的儿子来了。他在一个学生乐队演奏打击乐器,我们获悉,他的身上具有真正的艺术家气质。我真的想一走了之了。可是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接下来能和维托德一起去旅行,因此我必须姑且忍耐一下吧。这个女人整段时间一直谈论她那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却又显然毫不犹豫地撇下他们不管,那好戏还在后头呢。
维托德打断了她的话。
“看来莫姆森夫妇有什么事,我们现在开始谈一下我们的旅行安排。”
恩斯特朝我笑笑。“注意了,老师!”他低声说。维托德从一只公文包里拿出地图和复印好的纸张分发给大家。
“我给每位参加者一份物品清单,请大家务必带在身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俩对旅行那么有经验的,”他转身对着基蒂,“我希望,你们都有旅行背包吧?”
我摇摇头。其他人在看清单。
就在大家不吭声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帕梅拉生硬的声音:“莱纳,这完全是胡扯。你只要稍稍考虑到我也一同参加旅行,那还背什么包呀!”
“那应该怎么?”维托德问道。
“我的天哪!”红头发女人脱口而出,“我们又不是学生!应该可以用汽车装上我们的行李吧。无论如何徒步旅行我是觉得自己已经太老了。到最后你还得考虑帐篷和生火的事,不是吗,莱纳·恩格斯坦?”
维托德很生气地保证道,大家当然会住在宾馆里,也许惟一的一次住在青年旅舍的家属房间里。他将地图展示在大家面前,后面一段用橘黄色的荧光笔圈了起来。
现在恩斯特开始表示不满了。
“你听着,莱纳,这一切确实不错。可是,我要是想起阿尔萨斯,我马上就会想到美食和雷司令干白葡萄酒。我们干吗还要去瞎逛呢?”
维托德叹息了一下:“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正在计划徒步旅行,可这个人根本不想走路!”
恩斯特·施罗德并不是一个破坏游戏的人。他不禁笑出声来:“莱纳,很清楚,我还是愿意走点路的,否则我就连吃也吃不下了。不过,你得考虑一下我的年事已高!”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维托德求助地转向基蒂和我。
“哦,我没什么,”基蒂说道,“我能够进行长距离的徒步旅行,也可以背上背包,这你也知道。不过,能够坐在宾馆的一个美妙的餐厅里,吃吃酸泡菜,我觉得这也非常好啊。”
我不是很清楚,究竟该说些什么。一方面,我是想帮维托德的忙,可另一方面,背上一个很沉的背包在山上直喘气,我觉得这就不值得了。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我说道。
“那好吧,那就不用背包了,”维托德以审视的目光看着他的好友说,“不过这样我们就必须用两辆车进行复杂的来回摆渡了:带上行李开着两辆车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然后一辆车留在原地,另一辆车返回。步行向前,然后我们开着留在原地的车与另外一辆车汇合,明白了吗?”
恩斯特放声大笑:“莱纳,你计划得总是太有经验、太过精确。我们不是可以直接将车开到野外去吗?第一天我们可以在维森堡过夜,可以在那儿的附近地区逛逛,然后,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再继续往前开上一阵子。”
除了维托德,大家全都点头同意。他叹息着做出让步,有些伤心地重新将自己的地图和徒步旅行图收起来。
“别那么悲伤了,”斯卡拉特说。
恩斯特调解地说:“你看看窗外吧,现在正下倾盆大雨呢。下周我们也完全有可能碰上这样的天气,如果是这样,那么有行李、有汽车和有宾馆的日子就要舒服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了。我打开了壁炉生火,帕梅拉已经扔了些好吃的东西到烤炉里,莱纳,你将红葡萄酒打开吧。”
此刻,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温馨的家庭气氛。厨房间和起居室是连通的,整个地下室就是起居间。斯卡拉特给大家作了分工:基蒂在一张大餐桌上切洋葱和番茄,我先将大土豆洗刷干净,再对半切好,然后涂上带咸味的蒜泥黄油,最后将土豆包上铝箔。
“究竟有什么好吃的呀?”维托德嘴馋地问道。
“我没法给大家弄上盛宴,我事先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什么时候以及到底有哪些人会来。全是些家常的土豆、鸡腿、番茄色拉。”
“不是挺棒的嘛,”维托德赞许地说道,打开红葡萄酒的瓶子。恩斯特沉思默想地坐在壁炉边,在为整个房间的烟雾缭绕而发愁。基蒂咳嗽得厉害,急忙奔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去了。帕梅拉指责自己的丈夫在虐待基蒂敏感的肺,他烟抽得太多,必须为她们和维托德的健康负责。
壁炉的木架子上面,那个炉子的铁闸门很陈旧,在闸门前面有好多沾上了铁锈的钥匙。十足是斯卡拉特的作风。
鸡肉和土豆在烤炉里油煎,活儿已经干完,壁炉现在已经正常地烧着了。维托德已经通过风,又把基蒂叫回来了。我们纷纷围坐在火炉旁,等着越来越芳香四溢的菜肴。
“你的公鸡在干什么?”恩斯特问道。
“再等一会儿,”斯卡拉特回答。
基蒂开始唱歌:“公鸡已死,公鸡已死”,维托德则用法语带着柔和的嗓音附和着。恩斯特是第三个加入合唱行列的。我沉默着,只是因为我不是很了解这首卡农曲,另外我也感到有点不自在。
“唱呀,斯卡拉特,你是这里惟一能唱的人!我们的夜莺为何不出声呢?”维托德问道。
“莱纳,我不适合你们的童声合唱,”帕梅拉回应道。
基蒂孜孜不倦地唱起了第二首歌,维托德同声应和着。最后,他又问了一句:“我们究竟何以才能获得你的厚爱和合作呢,可爱的夜莺?”说完他在帕梅拉面前深深地一鞠躬。
“如果早唱的话,那就根本不用你们这样瞎嚷嚷了,”她轻蔑地说道,“我可不在营火旁唱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最美丽的地方’的!”
此刻恩斯特插嘴了:“她要我们三请四邀呢。先生们,女士们!你们现在将听到的是著名的布莱希特戏剧表演家演唱《三角钱歌剧》里的歌曲!”
我也突然张开嘴巴说道:“有请!海盗詹妮的歌曲!”
斯卡拉特沉思地看了看我,然后点点头。她做了个手势,大家全都默不作声,她抓起一只盘子和一块餐巾作为道具,敏捷地跨到了炉灶旁的铁箱上。
大家都被她的演唱给迷住了。斯卡拉特尽管没有很甜美的嗓音,但她发音清晰而干脆,富有令人神往的穿透力,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将这一温馨的农舍变成了一座不起眼的宾馆,而刚才还是一个烧饭的家庭主妇顿时变成了女歌唱家。掌声尽管雷动,但这位女演员并没有加唱一首,而是用一根筷子戳了一下土豆和鸡肉,看看有没有熟到了理想程度。我心里很矛盾,这些我通过维托德而认识的人是我在保险公司里从没有遇到过的!倘若我也有和这个红发魔女一样的歌声,倘若我也有什么东西如此擅长,能够引得众人鼓起掌声,那该多好呀!
可不是嘛,我想,我有啊,只是无人知晓罢了;所有其他的人积聚起来的力量也没我一个人的大。可是遗憾的是,他们向这个红发女人而不是向我欢呼。即便是她为我而唱,我也无法原谅她的成功。
饭菜已经端上了餐桌。维托德身上围了条围裙,姿态优雅地为大家服务。
“可爱的女士还需要来份鸡吗?先生们还需要来杯红葡萄酒吗?”
饭桌上没有铺桌布,那位家庭主妇只是用一块沾上了烟灰和洋葱皮的可疑的抹布将桌子擦了擦。想起我曾为维托德准备过一顿尽管很呆板却很讲究的饭菜时,我条件反射似的感到害羞起来。
两个能逗大家乐的人精神状态极佳。两杯葡萄酒下肚以后,基蒂像一个放肆的小姑娘一样发出叽叽嘎嘎的说笑声,恩斯特则展示了他富有魅力的一面。突然,斯卡拉特说道,喝红葡萄酒容易使人疲劳和懒洋洋的,应该来杯香槟酒。她拿了一瓶香槟酒。“谁也要?”没人接应。她就从橱柜里拿了两只杯子,倒了一杯香槟酒给我。
“你一点儿精神都没有,来上一小杯香槟酒对你肯定会有好处!”
尽管对由咖啡、蛋糕、红葡萄酒、香槟酒、鸡肉和土豆组成的混合物是否真的能让我精神特别振作起来感到怀疑,但我还是不敢不听从她的话。
斯卡拉特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然后抓起鸡大腿,站在她的椅子上面,仿佛还要演唱一首歌曲以助大家的兴。我顿时脸色苍白,呻吟了一下。璧德就站在我面前那个高高的塔的护栏上,一只手拿着香槟酒,另一只手拿着鸡大腿。
“我的天哪,你怎么啦?”人们纷纷围上来问我。我好不容易才发出话来,说我感觉不舒服,最好还是回家吧。
“可是你还得等会儿才行,你这样子是没法开车走的,”药剂师担心地劝我,想给我服用一粒什么药。但我只是站在那里不动,急忙说声“谢谢”就离开了房间。
我打开车门,维托德赶了过来。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敲了敲右车门的窗玻璃,我去打开了右车门。
“要不我送你回家,好吗?”他问道,很温柔体贴,“你究竟出什么事了?”
既然他如此用心,我禁不住痛哭不已。“香槟酒和鸡肉,这就是璧德最后的晚餐,”我哽咽着。维托德拥抱我。
“蒂哈,我完全能了解你。当我和施罗德一家在一起时,在某种情况下总是会出现希尔柯的影子,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屋里已经聚过无数次了,举杯畅饮,庆祝联欢。然后,欢笑转眼之间就在我面前消失不见了。”
我点点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这种触摸是那么神奇,以至于我的套衫全被这眼泪彻底弄湿了。
“来,来,这不挺好的嘛,”他安慰我,“你知道吗,我们俩都在为一个亲密的人伤心,却又放不开来。我已经决定去作一次治疗,没有心理医师的帮助,我是无法经受住失去希尔柯这种打击的。通常说来,为了散心而和一个年轻姑娘开始一段暧昧关系其实也是在胡闹。”
“你为何无法经受住失去希尔柯这种打击呢?”我的声音从鼻腔里发出来,只是为了能够紧紧地倚靠在他的肩头,好让他的手抓住我的手。
但维托德又将手松开了。
“我感到自己有罪。她是因为我而死的。我不怪你。”
“可是,你们的关系不是已经不怎么样了……”我插了一句。
“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罪过,否则这种罪过更大。你想想,希尔柯喝酒,不管怎么说,我总是要负责任的。”
“那究竟为什么?”
维托德这时完全放开了我,自顾自地点起一支烟。
“问题早就发生了。希尔柯出身在工人家庭,她读完了初中。我后来不停地给她上课,教她读书,多年来她深受其害。我本人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一点。是啊,我也不够坦率。”
“那后来呢?”我问。
“这样就持续了好多年。她因为反抗我最终也欺骗了我。或许你现在以为我有什么有罪情结,也许这一点没错,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让她受了好多罪,部分当然也不是故意的。”
他突然在我额上轻轻吻了一下,说了声再见,他会在明天打电话给我。后来他就没谈到送我回家的事。
我躺在床上,又一次失眠了。一幅幅画面从我脑海里掠过:璧德在塔上,斯卡拉特在椅子上,年轻的基蒂在车里,旁边坐着维托德。
另外,照耀在维托德身上的光环在略带悲哀中开始变得苍白,不过毕竟他也是血肉之躯,我也不是什么狂热地将一个男人加以理想化的黄毛丫头。我的生活经历已经够丰富的了,能够接受一个人可爱的缺点。我早就注意到,我的这位主人公爱虚荣,而且求名心切。和我在一起时,他可能是绷着脸的,但也可能是挺关心人的,一旦到了社交场合他就变成妙趣横生的一个人。同时,我发觉他有一种变化无常的情绪和潜伏着的忧郁——而现在他还活得好好的。
他和他的朋友恩斯特·施罗德是一种同事间的关系,有时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不可小看了这位随和的药剂师;他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可他似乎始终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老婆对他并不好,常常挖苦他,弄得他挺尴尬的,但尽管如此她好像到最后一刻总是听从他的。即便对维托德,她也是直接到寡廉鲜耻的地步。这两个嘴皮子厉害的舌战很能吸引我;只要有点火星,就会很容易燃起大火。
斯卡拉特和维维安,这两个极乐鸟,是否挺合维托德的胃口呢?基蒂和我,我们一定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我们是灰姑娘。在童话故事里,倒霉蛋成了胜利者。但在现实生活中该是怎样呢?
大约到了早晨,我才睡着,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梦。我躺在床上,不得不马上回忆刚才的一幕。我的头上戴着极难看的卷发夹,我年轻时曾经用过这种卷发夹,我脸上戴着面具。我穿着早已拆下来的最恶心的长睡衣。房间不透风,表面已经结了一层残羹剩饭的餐具散落在地上,镜子上沾满了苍蝇屎的斑点。
我,罗塞玛丽·海尔特,尽管在用卷发筒和润肤霜抗争着,但已经开始走向腐烂了。
门突然打开了:维托德、恩斯特、基蒂、斯卡拉特、海尔特、璧德和维维安,一个个蹦蹦跳跳地进来了,大家穿着时髦的休闲服,除了维维安外全都晒得黑黝黝,穿得也很轻便,一副兴高采烈、功成名就的样子。
“我们给你带了点东西,”维托德说,他真是个好心人,并且给我戴上了迷迭香做成的一只小花冠。这实在是没必要的,我痛苦地呢喃道:“喔……喔……”连“喔唷”都说不上来了,就像仙鹤哈里发念不出“穆塔博尔”,阿里巴巴的兄弟念不出“芝麻,开门吧”的咒语一样。但基蒂帮了我的忙,她跪在我身旁,在我耳边轻轻低语着救我一命的“喔唷!”来。我将“喔唷”大声地说了出来,这时六个人头顿时滚到了我的床底下。作为对基蒂的奖赏,她一点事儿也没有,为了彻底通通气,她拿起扫帚打扫房间。
她用这把树枝扎成的旧式扫帚扫除人头,就像在她面前扫除腐烂的水果一样。转眼之间这些人头已经没有了他们先前晒成黝黑的外表,变成了相应的苍白色,只有维维安活着时那病恹恹的脑袋呈现出血红的朝气来。就连迷迭香花冠上的露珠也滴血一样粘乎乎地滴落到我的额上,并以殷红的血迹攀升至我那涂脂抹粉的脸上。
我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过来。
第八章
尽管有此不妙的兆头——因为我将此梦视为不妙的兆头——但我还是参加了这次集体旅行。我们开了两辆车,疏于职守的莫姆森夫妇不在此列。
我把自己的车子停放在维托德在拉滕堡的家门前,然后我们开车到史林斯海姆接基蒂。因施罗德夫妇还没有准备完毕,为了浩浩荡荡地和他们一起出发,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拉滕堡。维托德对这种拖拖拉拉的行为有点不快。
打包时,我又将维托德原本要我们带上旅行背包的清单仔细研究了一遍。像军用水壶、旅行刀、毛线便鞋和运动裤,在我的嫁妆里根本就是没有的,不过大概现在也未必用得上了吧。不管怎么说,我在箱子里放上了运动衫和真丝睡衣。我不敢问到时将如何分配房间。但后来我马上得知,已经按照实际情况分别给施罗德夫妇订了一个双人房间,基蒂和我合起来一个双人房间(如果我觉得这样合适的话),给维托德一个单人房间。其实我也想要一个单人房间,但觉得这么说出来欠妥,因为我不想伤基蒂的心。
我们赶在中午前出发了,还没到下午就抵达了维森堡。我们开始寻找落脚点。维托德当然随身带了本旅馆指南,但他打过勾的住处早已没有空房间了。这时恩斯特·施罗德插话说,他知道一个秘密地点,但不在法国,而是在德国境内。我们很顺利地在那儿住了下来,步行到维森堡才一刻钟时间,晚上可以在那儿沉溺于法国大餐中。
我打开行李箱。从窗边可以直接望得到维恩山。外面下起了毛毛雨,不过即便在这样的季节里,这里的温度仍然热得吓人。我们决定先点上咖啡和新鲜的苹果糕点。因为大家心情不错,所以根本不在乎下雨,还准备穿上合适的衣服练练腿脚工夫。
我带了把雨伞,斯卡拉特也一样。其他人穿上了雨衣。维托德采摘了胡桃和栗子,很大方地给了我和基蒂一些,尽管胡桃和栗子也常常掉落到我们的脚边。斯卡拉特没有接受他的馈赠。
“男人永远是那么天真,”她说,“因为我没有允准他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所以今天晚上他肯定想用栗子和火柴画个侏儒作为安慰了。”
“说得对极了,”维托德附和道,“你真是最聪明的一个人。”
我从夹克衫的袋里拿出滑溜滚圆的栗子放到自己的手中,想留作永久的纪念。
维托德做向导,作为法语教师他早就带领学生来过这里。他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指给我们看劳特河沿岸如诗如画的风景,讲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包括城市所发生的全部灾难,在参观了圣皮埃尔及圣保罗教堂之后,我们的漫游也就结束了。
或许,要不是施罗德夫妇一个劲地叫嚷最迟八点吃饭,维托德的日程还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吧。恩斯特·施罗德说,他想在开始的第一个晚上请大家一起吃饭,他和妻子想对这次计划中的旅行所带来的快乐稍许作些表示。
我们谁也没有反对他的邀请,他便作为主人给大家点了同样的饭菜:鹅肝之后上来了泡菜野鸡,最后是新鲜的钝圆锥形空心蛋糕。服务员给大家添加雷司令白葡萄酒时总是那么慢腾腾的。维托德从一开始就以优雅的法语要求服务生将菜单拿过来,但得到的是阿雷曼本地语的回答。
吃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无论是我们这一桌,还是临桌,谈话声越来越大,欢笑声也越来越热烈。在临桌,两个医生起初一直在抱怨他们的医保卡人数越来越少,以至于他们的妻子毫不掩饰自己的无聊,而现在他们突然哄堂大笑起来,害得我们间或还得偷听他们的谈话呢。其中一个医生是牙医,很滑稽地谈到他年轻时想从死者的牙齿判断出死者的年龄来。后来他断定死者戴的是一副假牙。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颌骨的磨损程度得出了一个相当精确的年龄。
“怎么能对如此阴森可怕的话题开玩笑呢?”基蒂红着脸愤怒地说。但恩斯特和斯卡拉特禁不住放声大笑,尽管故事本身不是那么有意思,但却被叙述得如此令人捧腹。
我和维托德以极不高兴的眼神互相注视着。我们觉得以尸体作为餐后小吃的谈资并不舒服。维托德提醒大家可以走了。他说我们还得走上一段路呢,而且是在下雨和漆黑的夜晚。再说明天毕竟还得早起徒步旅行呀。
斯卡拉特讥讽地说道:“大清早去爬山!十点以前你肯定见不到我的影子!”
恩斯特·施罗德于是说,十点前吃早餐的话,那最好就将出发时间调整到十一点。维托德叹息道:“哈基姆,你真是不可救药。”但他还是妥协了。
我和基蒂住的房间有淋浴和厕所。我让她先用,因为晚上我要洗澡,很费时间的。基蒂五分钟后就出来了。她穿了件粉红色儿童睡衣,蹲在床上使劲地往脸上擦着妮维娅润肤露。她一边还兴奋地唠叨说,葡萄酒和可口的饭菜让她精神倍增。我进去洗澡了,但决定不想为基蒂浪费我那件考究的真丝睡衣了。当我终于上床时,基蒂还在看书,只是一个劲地打哈欠。“我们这个团队很好,”她说道,“我兴奋地期待着明天的安排。”
日程安排的是徒步参观弗莱克斯泰因城堡遗址。“是适应性徒步旅行,”维托德说过。雨不下了,我们轻松地穿越了秋天的树林和草地。维托德偶尔还向恩斯特请教蘑菇的名字,但他的朋友大多只是简洁地回答说“有毒”或“没毒”。再说,我们并没有形成什么固定的团组,维托德还得像一个牧羊犬一样经常关心大家,不致走散。
斯卡拉特好奇地问起了我的职业。我很高兴地告诉了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兴趣。不过她马上不厌其详地拿自己孩子那些尚不成熟的职业愿望烦我了。令我稍许有点兴致的是,她开始抱怨起那个前程远大的奥莱格。她说在早熟方面他和父亲很相像。他的父亲年轻时也是一个十足的饭桶。我几乎无法想象这一点。
有一次,她还提到了希尔柯·恩格斯坦,她和希尔柯是相处得很好的朋友。
“希尔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问道。
“除了绝对妩媚之外,还有一点听天由命,”斯卡拉特说道,“莱纳不得不始终关注着她。但她非常聪明,她的个性也许太过敏感了,得处处对她留点神才行。稍稍疏忽一下你就得罪她了,可你还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现在终于能够理解,帕梅拉·施罗德就是如此得罪某些人的,因为她老是口无遮拦,直来直去。
“莱纳和我……”她重新开始道,突然又哽住了,然后说道:“我思路中断了。”
我讨厌她。
弗莱克斯泰因城堡上有一个向导,是一个老前辈,会讲德语,精通古老习俗。他抛出一堆数字,但这些多长多高多宽的数据令我们厌烦。换了维托德讲解,肯定比他好得多。
第一天过得很顺利。秋季宜人的气候也帮了点小忙。我们的徒步漫游持续了四个小时,我觉得还能坚持住。下午我们还小睡了会儿,然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溜达,接着又是可口的饭菜。这一次最先上来的有酒焖子鸡、洛林产猪油火腿蛋糕,后上的是冰冻果汁饮料,另外还有很多葡萄酒。我比平时晚上吃得多,因为呼吸新鲜空气和非同寻常的逗留令我胃口大增。此外,自从爱上维托德以后,我已经日渐消瘦,开始强迫自己多吃点东西。
不过我失算了。夜里我感觉不舒服起来,比不舒服还要严重,是非常难受。我不敢擅自在旅馆的厨房间里去给自己烧茶喝。最后,我不得已硬将那些可口的晚餐使劲呕了出来,这才感觉好多了。但我始终无法入眠。再说我也不习惯听见我身旁有一个陌生的呼吸声。我不是说基蒂睡得不安稳。她就像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坚定的小锡兵那样躺在那儿,直挺挺的,完全伸展了开来,在梦里也很安详,也没有羽绒被的窸窣作响声。直到凌晨四点我才睡着。
可是,才过七点,就有人敲门。我马上醒了,基蒂也很快醒了过来。是维托德。从他轻轻的声音中我一下认出是他。“我现在晨练,有谁愿意一起去吗?到十点吃早餐时我们就回来了。”
不,我想,不是在早上七点!毕竟我是来度假的,而且晚上又没睡好!我摇了摇头。就为了爱情,这也太过分了。但基蒂高兴地答应了。
“你在下面等五分钟,我去刷刷牙,换上衣服就下来!”她三下五除二就好了,动作很轻,然后离开了。
可是,经这么一折腾,我如何能重新睡得着呢?外面天还根本没亮呢。从窗子往外看,我看见他们两个迈着大步穿过湿漉漉的草地来到公路上。
我打了好几个哈欠,打开床头灯,看起了我的那份经济类报纸。可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这报纸无聊透顶了。这些没有生命力的数字是些什么东西,如何能与活生生的人相提并论呢?——这些没有生命力的数字。
基蒂看什么书?一本英语畅销书。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又老又没有文化,又小市民又无聊的女人。
我去刷牙。基蒂的美容品很少,也不用任何化妆油或眉笔之类的东西。一盒杏仁粉、一块蜂蜜香皂和一支海盐牙膏。她究竟有多大?我打开她的床头柜:钱包和证件充满信任地映入我眼帘。哦,也已经三十五岁了,我吃了一惊。我看她的行李。基蒂带的是一只非常小的旅行手提包。内衣内裤,两件白衬衣,一条替换的牛仔裤,一件套衫,短袜,就是这么些东西。我随身带的东西足以有四倍之多。
此刻我已彻底清醒,冲了把淋浴,穿上衣服。才八点半。我来到走廊。我们隔壁房间住的是维托德,钥匙插在锁上呢。这时候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我轻轻地进了门,想在这儿侦察一番。维托德用的是什么样的牙膏呢?
但我首先看到的是床旁那只烟灰缸满满的。呸,我想道,你倒是挺行的啊。夜里拼命抽烟,白天做个大自然爱好者和徒步旅行者。床上放了件皱巴巴的深蓝色睡衣。他少说也该打开窗子才是啊,我心想。洗手盆前面放着一把镶有流苏的牙刷、剃须膏和一瓶廉价的剃须后搽的润肤香水。我也同样打开了他的床头柜,但我有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越来越明显。以前在维托德漆黑的院子里观察他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一种交织着渴望、恐惧和力量的感觉。
皮夹子里放着一张照片:像是希尔柯和她儿子在一起的照片,看来是好几年前拍的。希尔柯笑着,一头乌黑的头发闪着光,她的样子看起来和当时她的绿衬衣由于血慢慢渗透变黑很不一样。其中一个儿子,估计是那个大的吧,和她长得出奇得相像。我从未见过维托德的几个孩子,所以索性看个够,不过我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什么好感。
维维安的一封信,至少已经有四个星期了。她的笔迹难以辨认,文字一味地在暗示什么,全是跳跃式的联想,我完全无从下手。只有结尾很清楚:我的爱人,你永远的维维安。就连最前面的那个称呼我到最后才看懂:“亲爱的伪善者!”
这种信我是没法写得出的,我也看不懂英语书籍,布莱希特的歌我也唱不来,孩子我也根本就生不出来了。
我再一次注视着那一只烟灰缸,那一张有霉味的床和扔在地毯上的那双有汗味的袜子。自然的造化真是奇特啊,竟然让人对如此恶心的细节全然不顾,甚至还醉心于与之分享同一张床呢。“你有兴趣睡到他的床上去吗,罗茜?”我问自己。我很怀疑。首先我对气味非常敏感,而且讨厌赤身裸体,其次我担心无法胜任一个男人的期待。我真的爱维托德吗?
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和衣躺在床上,拿起一本杂志。但眼睛没有看杂志,而是盯着天花板出神。
门开了。基蒂一阵风似地进来了,脸上写满了朝气,眼里闪烁着兴奋。“太美了,”她真挚地说道,“明天你可得一起去呀!”说完她将一枝折弯了的淡紫色的紫菀和一朵迟开的粉红色的玫瑰塞到我的手里。“夏日最后的玫瑰,”她说道,然后将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放到床上。“我还没有冲过淋浴呢,”她说,这时她全身赤裸着。她信赖地站在我面前:“早上是最美的,雾气从草地上升起,秋水仙开花了,牛奶被送到乡村的指定地点。而农民的院子很好看,大丽花很大很大……”她的两只手在向我比划着。
我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地注视着她,因为我对裸体非常之害羞。基蒂,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女人,大概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她不穿衣服时真是美极了。她身体有力,但也很苗条,散发出一种天生的对生活的乐趣。她哼着小调去淋浴了。她为何那么高兴呢?
我下定决心不哭。三十五岁的基蒂毕竟还一直单身着呢。难道我该妒忌她、讨厌她吗?这不是浪费我的精力嘛。对一个难兄难弟,能做出什么来呢。我该讨厌的是另外一种女人:做母亲的女人。
大家一起吃早餐时,维托德向我们宣布道,今天是基蒂的生日。她兴高采烈的原因也并非是维托德爱情的表白。我很恼火,竟然在看她证件时只注意了她的出生年份。维托德为基蒂的那杯咖啡加上了常春藤和红色野蔷薇果。维托德说她可以确定今天的日程安排。
“太棒了!”要求不高的基蒂喜形于色地说道,“那我就希望我们再走一段路程,找一家新旅馆,看看阿尔萨斯的其他风景。”
“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恩斯特问道。
“自然景观!”基蒂回答道,“一些带花园的村庄,特别是要有好吃的。”
“到现在为止情况就是这样的呀,”斯卡拉特说道,“我们还没有忍饥挨饿吧!”
于是我们又出发了,基蒂坐在维托德旁边,像一个驾驶教练员,口里说着“往右”、“往左”或者“停下”等等。她选择的是最狭小的路,为那些农家小屋兴奋不已,发现了一只鹳,两小时以后又吩咐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寻找一家小客栈。她想呆在这里,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那家位于主街的旅舍只有一个空房间,不过让我们去找一家由地主宅院改造的旅社。那家旅社挺难找,但棒极了。
“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住宿的地方,”基蒂天真地说道,“那我就会有整整一年的好运气!”
还有两间双人房,但其中一间必须加床铺。
“就这么定了!”基蒂嚷道。
“是啊,”恩斯特·施罗德说道,“那现在是一个男生房间,一个女生房间。”
房屋很陈旧,墙很厚,室外楼梯很宽。绿色百叶窗已经渐渐风化或者完全剥落了;我们的房间在二楼,房子是三层楼的。吃饭的话我们得经过用石子铺设的院子,因为他们在原先的雇工房间里布置了一个小餐厅。
我们三个“女生”住大间。我坐在宽宽的窗台上,看了看那个餐厅房间。门口聚集了五只猫。一旦有人从外面打开大门,它们就会蜂拥而入。几分钟之后,门从里面被打开了,一位厨师走到门槛前,将猫一个一个地全都扔到楼梯下面。然而,这五只猫还是重新聚集到了一起,悄悄地从其他蔬菜商贩或者卖肉师傅那里溜了过去。
在惊叹于美丽的秋色之后,我们开始了今日的徒步漫游。葡萄园的院子里种满了向日葵。只见那些狗和牛、儿童和葡萄主来去匆匆。基蒂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
厨师尾随我们而来,问我们今晚是否想吃百口发。
“是的!”基蒂说道。
我小心地问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夜晚过后,我的肠胃依然那么敏感。厨师说就是猪肉尾巴、羊肉肩和牛脯,他用这些东西与土豆、足够量的大蒜、洋葱、调料和很多白葡萄装在一个有盖子的陶制汤罐里连续几个小时地放在炉子上面煮。听他这么一说,我的这些旅伴已经很激动了。他们只是想吃猪肉尾巴,我倒很想来点燕麦糊呢。
就连今天的徒步漫游,我也并不觉得愉快。我的胃出现了痉挛。吃早饭时我只吃喝了点茶,事实上我还是应该呆在旅馆那张很舒适的农家床上,把窗子开得大大的,稍微打会儿瞌睡,静听外面人畜的陌生声音。可是,人们不会觉得我是一个老处女吗?病恹恹的,性情乖僻,一个令人扫兴的人。我咬紧牙关,走啊走……终于,我觉得自己像一名拿破仑的战士,行军在俄国漫无尽头的荒原和沼泽地里,眼前死沉死沉的。
谁也没注意到我有任何异常情况。不过在我连续三个小时只是回答“是”或“不”之后,始终乐意照料他人的维托德终于反应过来,战士蒂哈的身体有点不对头了。我承认是昨天的饭菜吃坏了肚子。维托德从他带风帽的厚上衣袋里拿出一小瓶白酒。
“喝一口,很管用的!”
因为他就这么将味道挺浓的酒瓶递到了我的鼻子跟前,于是我就顺从了。这种草药烧酒挺难喝,但真的挺管用。
“怎么样?”他好奇地问道,等着见效的好消息。我无力地点点头。
“注意了,”他说道,“我们这就走到大路上去,我就在路上招呼一辆车,你回旅馆去!”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一辆满载油漆和油漆工具的卡车马上停了下来。维托德这时向那名男子展示了他那流利的法语,解释说这位女士身体很不舒服。
“那我也一起去吧,”斯卡拉特突然说道,“要是我还这么折腾三小时,我也要受不了了!”
她在司机面前装成是在照顾一名重病患者,她从卡车后面爬上车,坐在一副涂满了油漆的梯子上。当我终于无限轻松地在司机旁边落下座时,她自豪地向其他人挥手示意。
斯卡拉特用蹩脚的法语加上使劲打着手势和司机闲聊着,司机则通过后视镜和她交换着眼色。虽说我能发觉她说话时有不少错误,但我始终无法用这种语言进行交谈。我们到了目的地,向司机说了声谢谢,斯卡拉特劝我道:“你赶紧上床吧,我去喝杯咖啡。”于是就消失在饭馆里。
我觉得这样挺好。我哆嗦着换下了徒步旅行时穿的运动服,穿上鼠灰色的慢跑运动衣,羽绒被将身子裹得紧紧的。十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个小女孩,大约十岁,带着一张有什么紧要事的脸来到我的床前,从一只小篮子里拿出一只热水袋递给我,解释说,是母亲让她送给我的。她认真地点点头,然后离开了。当然这可能完全是由那个斯卡拉特安排好的。我没有想到这个厚颜无耻的荡妇竟会这么做。
又过了会儿,她自己也回来了,一个托盘里放着茶和面包干。
“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否则今晚庆祝会你会受不了的,”她慈母般严厉地说道。她审慎地看着我。
“和基蒂不同,看来你对徒步旅行并没有多大热情。也许你仅仅是因为他那双蓝眼睛才同行的!”
我喝着茶,啃了点面包干,一忽儿工夫便进入了梦乡。
七点左右我被一阵低语声吵醒了,在我的下意识中这种低语声要比普通音量更刺耳。斯卡拉特的指甲上涂上了指甲油。
基蒂问道:“是我们把你吵醒了吗?你现在身体怎样了?”
事实上,我感觉好多了,我真的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我坐了起来,问晚会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先要美容一下,朋友!”斯卡拉特说,模仿着从前某个体操老师的语调。她那红头发干净而鬈曲。基蒂在她的小手提包里翻了一下,拿出一件全棉白衬衣。斯卡拉特发出嘘声。
“你没有别的衬衣吗?你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你必须毫无例外地以成年人的面目出现!”
基蒂并没有见怪。
“无论这儿,还是家里,我都没有明星装!”
斯卡拉特又检查了一遍自己行李里的东西,拿出一件挺沉的棕色丝绒衬衣。
“你试试看,这种颜色配我的红头发挺合适,但配你的金发可能更好。挺贵的衣服!”
基蒂穿上这件挺贵的衣服,看上去迷人极了。
斯卡拉特被她的穿着迷住了。“我送你作为生日礼物好了,”她大方地说。
这种大手大脚的姿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我的天性中是很陌生的。但由于斯卡拉特对维托德的蓝眼睛评头品足,所以我对她很愤慨。
基蒂没有任何客气就接受了这件昂贵的衬衣。她拥抱并亲吻了斯卡拉特,在镜子前摆了一会儿姿势。最后,我也被她们俩传染上了,因为就连斯卡拉特也将衣服穿上穿下的,放肆地将基蒂推出镜子。于是,我从舒适的床上起来,脱下温暖的运动衣,开始给自己化妆。当我们终于来到男人们身边时,基蒂穿着棕色衣服、斯卡拉特穿着祖母绿衣服、我穿着浅蓝色衣服引人注目地出场了;我还佩带上了罗默尔太太的胸针。
在饭馆里,恩斯特·施罗德坐在我对面。他着了魔似的盯着我的胸针看,基蒂和维托德则旁若无人地继续谈论着徒步漫游的事。
“这枚胸针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他问道,冷淡地注视着我。我可不想出卖罗默尔太太的故事。
“买来的,”我简短地回答道。
“哪儿?”
“在一次古玩博览会上,”我撒谎道。
恩斯特伸出手来:“我能凑近看一下吗?”
我将这件笨重的东西解开,拿给他看。
他仔细地瞅了瞅这枚胸针。
“真奇怪,”他说道。
“为何说奇怪呢?”我反问道,这时那个故事朦胧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哦,没什么,”他说道,“我母亲也有同样的胸针,黑色的神像侧面像一模一样。”
维托德也过来了,同样拿起胸针审视了一番。
“十九世纪末,”他估计道,“或许还是我们的祖父辈的呢。这枚胸针究..竟是谁传给你母亲的?”
“它被人偷走了,我母亲非常伤心。她本想传给她的大孙女的,我又没有姐妹。所以,它本来应该属于我女儿的了。可安内特出生前,我母亲就已经去世,而这枚胸针早已不见了。”
香味浓郁的百口发已经摆到了桌子上。大家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还是和前两天晚上一样,大家吃着美食,开怀畅饮,气氛特别热烈。恩斯特·施罗德特别能吃能喝。尽管对着百口发像是吃个没完没了,可是两小时后,他显然有些醉了,而且显得特别健谈。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我那个大有前途的宝贝儿子,我真是嫉妒得脸都要变白了。瞧人家十八岁和女人们都干了些什么,我这辈子休想赶得上!”
斯卡拉特向他投去蝎子般的一瞥。
“我的第一次性冒险发生在十七岁的时候,不过后来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过。可是,这件事在当时还是发生得特别早,”他狂妄自大地说,“一看到蒂哈的胸针,我才重新想起这件事来!”
“说下去!”维托德兴高采烈地叫道。
斯卡拉特怒吼道:“你真庸俗,恩斯特。”
“嗯,那真是太棒了,”恩斯特不为所动地继续说下去,“我是一个非常局促的学生,我们五十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位年轻女子和我说话,因为她在找某一条街。碰巧我就住在那条街上。更巧的是,她要找的人恰好就住在我们出租公寓的地下室里。可是,那里没有一个人在家。我父母出去度假三天。我请这位陌生小姐进来,叫她为那些人写一张便条。”
我们一个个全都竖起了耳朵。
“这是一部生活书写的长篇小说,”维托德开玩笑道。
斯卡拉特不再和自己的丈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了。
恩斯特,这个伟大的风流才子,显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初次见面就引诱了这个比我更没有经验的女人!”
“我真是无语了!”维托德说,“哈基姆,你要不是撒谎,那就真是太有女人缘了!”
此刻,斯卡拉特在拧维托德的前臂。
“你根本没有理由去夸奖他呀!”
“那后来呢?”基蒂问。
“我的情人至少比我大八岁,那时候,一个女人超过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大概就有心理障碍和恐惧心理了。”恩斯特迷人地朝基蒂微微一笑,以表明他这句话并没有特别不妥之处。
“那好吧,简而言之:我们热烈地相爱着,利用着每一次机会。我一个毛头小伙子当然是想和她结婚的。不过刚才谈到那枚胸针——我是从我母亲那里偷来的,然后送给了我的恋人作为爱情信物。”
“那后来那个女人怎样了呢?”基蒂问。
恩斯特以心不在焉的眼神注视着那枚胸针。
“我不知道。她突然搬走了,给我写了一封告别信,没留下地址。我一个愣头青永远弄不清楚,她究竟去了哪儿。”
“那你认为这就是你母亲的那枚胸针吗?”维托德问。
“我不敢百分之一百地肯定,尽管看到这样一枚奇特的胸针时你会想到,这种式样的胸针不会很多。”
维托德重新拿起胸针来。他突然调皮地瞧着斯卡拉特。
“你以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小伙子裤袋里会放些什么?”
她皱起鼻子:“呸,见鬼啦!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掏出盲虫和两栖动物这些玩意了吧!”
维托德朗声一笑:“你的猜测太差了!当然是一把瑞士军刀啦!”
他手中拿着的那把红色瑞士军刀很精致。
“蒂哈,我能不能用这把最精细的仪器小心揭开这枚胸针的背面吗?说不定在黄金板和石子之间有一束鬈发、珠宝商的铭牌或者刻在上面的文字。”
我点点头,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将很多细薄的金牙翻下来。真的,就在那个外面看不见的后壁上刻有两个字母:E.S。恩斯特非常激动,这一定是他祖母伊丽泽·施罗德的名字。
“这就是说,”恩斯特说,“我以前的恋人要么是死了,她的遗产被变卖掉,要么就是她非常贫穷,只好舍弃它。”
斯卡拉特嘲笑地说:“你可是太用浪漫的眼睛看待这件事了!也许她不是特别喜欢你的胸针,也许在她看来,这样的回忆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神圣。”
大家继续吃着,感觉百口发仍然很烫嘴。
“这个胸针你究竟花了多少钱?”恩斯特问,他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耸耸肩:“这我不是很清楚,不过非常贵。”
维托德对古玩很感兴趣:“这样的东西价格当然昂贵了,我可以想象,它在海德堡的一家古玩商店里至少值三千马克。”
恩斯特声音很轻地对我说道:“我很想从你手里买下这枚胸针,不过请你不要有任何压力,而是好好想清楚。无论你出多少价,我都会把它买下来,或者我也可以根据你的选择给你买一件首饰。”
恩斯特·施罗德就是罗默尔太太的女儿的父亲!这真是疯了!她长得和他相像吗?这个女人的年龄比基蒂大,我见过她一次。她竟然是奥莱格和安内特同父异母的姐姐呀!
我带着某种讨厌的神情注视着恩斯特·施罗德;他断送了罗默尔太太的生命。然后,我就想起斯卡拉特送那件丝绒衬衣给基蒂时那种做作的手势。
“我不和你做生意,恩斯特,”我极其傲慢地说,“我把这枚胸针送给你女儿。”
听到这句话,他感到不乐意了。他很激动,可是始终以一种贪婪的目光看着这件传家宝。
“蒂哈,”他说,“这样一件礼物我是永远不会接受的。圣诞前我们可以到一家大的古玩博览会去转转,你在那儿挑一件好东西。不过你能理解这件东西对我具有独特的意义吗?”
其他人对我们的交易并没有怎么在意。他们在讨论明天的行程安排。基蒂希望尽量到林子和田野里多转转,可这一次维托德有了其他想法。
“要么科玛,要么斯特拉斯堡,”他提出建议,“孩子们,我们可不能在阿尔萨斯转悠了一个星期,却错过了当地所有的人文景观。”
“那好,那就去斯特拉斯堡吧,”斯卡拉特说,“好多年前我在那儿买过很时髦的鞋子,这家店我能找得到。”
“真是土包子,”维托德取笑道。
那位女寿星喜欢那种上面画着白色花朵和绿色叶子的棕色陶瓷汤罐。“我要在斯特拉斯堡给自己买这样一个东西,百口发的烹调法我也已经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了,一年后的今天我请在座各位到我家品尝一下这道菜作为纪念。”
“那真是太棒了,”恩斯特友好地说。
维托德压低声音嘟哝着说准备参观大教堂、阿尔萨斯博物馆和“小法兰西”区。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有点儿懒洋洋了。尤其是基蒂忍不住打起了哈欠。维托德和她大清早就出去溜达了。
“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出发呀?”维托德问。
“哦,莱纳,”斯卡拉特发牢骚道,“我们可是在度假呀,不必现在就做决定吧。明天吃完早餐再说好了。”
基蒂继续打着哈欠问道:“你明天早上接我去散步吗?”
“那当然,”维托德说,“我再过来敲门。或许蒂哈也一起去呢。”
“也许吧,”我答道。
基蒂想上床休息去了,于是我们大家全都离席回房了。她立即躺在那张大床上,我今天得和她分床睡了,因为斯卡拉特也已经占领了那张加床的位置?99lib.。基蒂摊开四肢躺着,叹息着说了声“晚安”,沉入勤勉的旅行人真正的梦乡了。
第九章
帕梅拉·施罗德穿着她儿子的一件运动衣。“我的睡衣不适合穿在这种集体露宿的地方,”她说道。我对她的话不是很明白。
她咧嘴冷笑着。
“我平时是裸睡的,”她解释道。
我刚刚躺在基蒂的身边,她就开始打起鼾来了。
斯卡拉特骂了一声。
“这真是可怕,她总是这样的吗?”
我向她保证说,基蒂前两个晚上睡得都挺规矩的,没发出一点儿也声音来。
“给她转一下身,”斯卡拉特吩咐道,“她应该就不会出声了。”
我尝试了一下。可是基蒂用力一转身,又重新回到了她那熟悉的仰卧位置上,继续打鼾。
斯卡拉特站在窗前。她突然穿上了带风帽的厚上衣,拿起香烟和打火机,说她还要出去抽支烟。
我透过窗户朝黑漆漆的庭院里望去。一支烟在那儿发出红光。斯卡拉特朝那儿的目的地前进,不一会儿,两只“萤火虫”开始向一张偏僻的长凳走去。
她碰到的那个人只能是维托德。两个人只是想痛痛快快地抽烟,免得遭不抽烟的室友责骂,还是他们在一起想要干点儿什么?如果我能听得到他们在说什么,那该多好呀。
五分钟后,我的忍耐到了极限。基蒂在这儿一刻不停地打鼾,维托德在那儿和那个红发魔女坐在那张长凳上。我把一件夹克衫套在运动衣外面,把短袜和一双房间里穿的便鞋套在裸露的脚上,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秋天的夜尽管不是很冷,但潮湿而凉爽。
基蒂没注意到,我也已经离开房间了。到底楼去的楼梯很宽,我没有开灯,摸索着下楼,顺着敞开着的门蹑手蹑脚地来到院子里。我的内心高兴极了。我马上就要重新参与维托德的私生活了,我将会听到那些话了,从中可以想到那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也很有可能他们的谈话完全是表面性的。
院子里有小石子路和花坛,我对这儿的环境并不是很熟悉。我绕道,中途停顿了好多次,等到我悄悄接近上面所说的那张长凳(看不到香烟发出的微光,我只能隐约猜测)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相当久了。这个时候要是他们发现我,那就是太尴尬了。此刻我可以听到他们在说话,可是很轻很轻,要想听清楚他们的谈话,我得再靠近很多才行。我就像一个印度人一样用四肢爬行,因为灌木丛只有半人高,没有足够的保护空间。
斯卡拉特在骂自己的丈夫。
“他的狂妄自大我实在受不了。这种事情一旦说出口,他还会拿出一打的风流韵事作为谈资。”
“不过今天这事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维托德说,“这个故事他以前还从未和我说起过。”
“如果这件事果真是事实的话,”斯卡拉特怒吼道,“如果他总是当着我的面去谈论那些曾经有过的爱情的欢乐,那可是太伤我的心了,而且这事已经过去了,他还在说来说去,我觉得简直叫人恶心。”
“你一定要为自己报仇,”维托德建议道,“你还常常想起葡萄牙吗?”
两个人沉默着。
帕梅拉·施罗德终于问道:“这老太婆你究竟是从哪儿搞来的?”
“你说的是谁呀?”
“哦,就是那个蒂哈,她自命不凡地自称蒂哈。”
“你的话里流露出明显的妒忌,因为你的名字在这个圈子里不再是外国名字中的女王。我是在魏恩海姆的葡萄酒节上认识她的。”
“莱纳,你这就撒谎了。这种木头人你是不可能在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上看到她的。”
“她倒也不是一个人去那儿的。恩斯特没和你讲起过这事吗?你去美国的时候,我和恩斯特上那个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去了,在那儿碰巧认识了蒂哈和她的朋友。”
“哦,对了,那个朋友是不是就是从塔上掉下去的那个人?”
“你说得对,她叫璧德,一个真正的好女人。塔楼掉落事件的真相,连我们的超级警察都查不出来。”
“莱纳,于是你就精心策划在这次阿尔萨斯之旅中让你的粉丝围着你转……”
“你大概也是其中之一吧?”
斯卡拉特笑笑,让莱纳给她点第二支烟。“我刚刚听到有窸窣作响的声音,”她说这话时,把我吓了一跳。
“老鼠呀、猫呀、狮子和老虎呀。此外还有那个妒忌十足的恩斯特手里拿着一把长猎刀,”维托德开玩笑道。
“哦,要是他真的妒忌就好了!我感觉他对我做什么事完全不感兴趣。”
“我们要不要再来试一试?”维托德建议道。
“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斯卡拉特回答,“首先你可以给我取暖,因为这儿的外面很冷。”
维托德似乎在搂抱她,两支烟靠得非常近了。我有种欲望,真想立即处死他们。
“又想到你那位女崇拜者了,”斯卡拉特重新开始道,“你难道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讨你的欢心吗?”
“就是这样呀,不是每个女人都想这样的吗?”维托德放肆地问道。
斯卡拉特像是在虐待他似的,因为他有点大声地吼道:“哎呀,你真是疯了!”
“那你也已经征服过那个亲爱的基蒂了吧。你究竟有没有和她睡过觉?”
“我的老天,斯卡拉特,你生出那么多的妒忌,你一定是疯狂地爱上了我!”
“你这个畜生,一个伤心的鳏夫!你有一个女人,这一点我很清楚地感觉到。难道那个女人就是那个璧德吗?”
“你猜得不赖呀。可是,亲爱的斯卡拉特,你应该慢慢会注意到,我更喜欢三十岁以下的女人!”
就在他俩的争执之中,她开始啜泣。这个女人真是诡计多端,因为维托德安慰人和帮助人的天性马上暴露了出来,他轻声低语着,似乎在爱抚她。
我感觉到我的心像是裂开来了。这个女人有一个好丈夫和两个孩子,她有美貌和气质,有金钱和朋友。她为什么要将这个男人占为己有,她不是知道我和基蒂需要他的吗?
她很轻很温柔地说:“汽车里要暖和一些吧!”
此刻他们轻手轻脚地走了,正如我刚才轻手轻脚地走过来一样。不一会儿,我听见维托德汽车的马达声。看来他们至少不准备直接在停车场里做那个事了。
我不用再蹑手蹑脚地走路了。我颤抖着身子重新回到房间里,躺在基蒂这个一无所知的女人旁边。
我等待着。两个小时的时间悄然而过。基蒂打鼾起来不像先前那么直接了,我总是睡上一会儿,可马上又惊恐地醒过来,因为我害怕在争夺莱纳·维托德·恩格斯坦的战斗中自己会输掉。我不是在和维维安这个年轻的女人争夺,也不是在和基蒂争夺(她要是赢了,我几乎会为她的胜利感到高兴的),而是在和一个女魔鬼争夺。倘若在中世纪,她早就被烧死了。
我真想再多睡一会儿。我突然发觉被一阵响声吵醒了。基蒂在均匀地呼吸着;难道是斯卡拉特回来了,躺在了床上?我打开小灯。现在是三点半,那张加床上空空的。我同样空空的肚子在咕咕叫了,我感觉渴得难受。我重新关上灯,摸索着走了四步,来到洗澡间的门口,准备去喝水。
这种旧房子的洗澡间都是后来加装上去的。人们从一个大房间里辟出一个角落,把它变成了一个迷你浴室。建筑师以冒险的方式成功地将一个旋转式坐浴盆、一只小浴缸、一只马桶和一张盥洗台安置在浴室里,这样才满足相关规定。
浴室里亮着灯,但门没关上。斯卡拉特躺在浴盆里。我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就像凝视着一个幽灵一样。她稍稍有点儿难为情。
“没关系,你进来好了,”她说,“门我没有关上。我刚才冻僵了,只有热水澡才能帮得了我。”
我拿起刷牙的杯子将水倒满。
“你没上床睡觉吗?”我问。
她做出了激动和好斗的反应:“你既然知道,又何必问我。”
我心里火极了:“你大概以为,一个老太婆,一个木头人,同时也一定是一个很傻的女人吧?我知道你在外面和谁在一起。”
斯卡拉特做出了战斗的准备。“你偷听了我们的话,”她说道,“而且,因为是你自己想要得到他。可恶,我觉得这真恶心!”
“斯卡拉特,就像你得意洋洋地自称的那样,你所做的当然既高尚又体面的了,”我反击道。
“我真的没干过什么不正当的勾当,”她说,“可是,如果有哪个羞羞答答的老处女不顾一切地窥探他人的罪恶,偷听别人的话,那对我来说她就是邪恶的化身了。”
我恨得直冒火,竭力搜寻恰当的话语来反击她。
斯卡拉特抬起她那漂亮的小脚,脚指甲上涂上了红色颜料,她满意地注视着那只脚。
“璧德的事怎么样了?”她问道。
我的呼吸停顿了下来:“怎么了?”
“她和莱纳有一手,”这个该死的东西正在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于是你出于妒忌把她从塔上推了下去。”
我顿时抓住那把斯卡拉特晚上化妆时需要的电卷棒。插头已经被通上了电。我飞快地将电卷棒扔进装满水的浴缸里。
由于发生短路,镜灯熄灭了,不过幸运的是,顶灯还亮着。斯卡拉特晕了过去。难道她死了吗?
我没有慌里慌张,而是当机立断地关上门。是否基蒂被我们——声音不是很大——的对话吵醒了呢?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从插座上拔掉插头,从浴缸里拿出电卷棒。我细看了一下这个裸体女人,感觉到她的脉搏在跳动,但我不敢完全肯定,是否能感觉到她的脉搏微弱的跳动。不管怎么说,我感觉她还活着。她肯定会马上醒来,大声叫嚷,公开我的罪过:不仅是我想要谋杀她,而且璧德也是我杀的。
我的袖子不应该弄湿。我把袖子卷起来,坐在浴缸边上,将她的头慢慢移到下面去,直至完全被浸到水里,这样她的大腿只好露在小浴缸外面了。我看了看表,把她的头弄到现在这个位置上足足花了我一刻钟时间。斯卡拉特一动不动。她的眼睛在海藻样红色发绺之间发出绿光直视我,我感到她那有雀斑的身体松弛了下来。她死了。
我彻彻底底擦干了我的手臂,将斯卡拉特的电卷棒包在一块旅馆的毛巾里,从钥匙孔里偷听基蒂是否会听得见什么声响。什么也听不见。我小心翼翼地旋转钥匙,很轻地打开了门。和前几个小时一样,基蒂睡得死沉死沉的。我手里拿着包在毛巾里的电卷棒溜出了浴室,关上门,摸索到我的行李箱那里,将那一团湿漉漉的东西藏在我的衣服里。然后,我努力做到没有一丁点儿的激动,悄悄地爬上了床。基蒂稍稍转了个身,嘴里喃喃了一声“莱纳”。
此刻,我躺在那儿,知道我自己肯定又要生病了。这一次人们发现尸体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其中一条毛巾是湿的,可是斯卡拉特躺在浴盆里,并没有用过那条毛巾;另外一条毛巾不知到哪儿去了——这难道不会叫人特别生疑吗?是不是有人夜里在花园里看见过我呢?或许恩斯特盯梢过自己的老婆呢?看得出她的身体遭受过电休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当一个人因为强电而受伤致死时,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严重的烧伤,这一点我知道。我发觉斯卡拉特的外表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警官。无论如何,我不能第一个起床看到尸体。维托德肯定又会大清早地过来叫醒基蒂。然后,她会匆匆去一趟洗澡间,我一定会被她那可怕的吼声叫醒的。
我躺在床上,天渐渐亮了起来,我在等待着维托德的敲门和基蒂的吼声,可是,这时候已经是八点了,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在考虑还想不想得到维托德。为了他我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我在拿我的自由、我的社会威望,包括我迄今为止所有的生活习惯冒险。如果他突然爱上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和我共享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共享金钱、假期、朋友和习惯,这真的是我值得追求的目标吗?我觉得一切很可疑;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突然感到很绝望;为什么我已经干掉了三个女人?第一个女人的死多多少少还是因为我的一时疏忽,我没有什么过多责怪自己的地方。杀死璧德就很糟糕了,完全是多余的事。我不想回忆过去的事了。可今天的行动——弄死一个巫婆——充满我内心的是某种满足。和其他人不同,这个女人深深地伤害了我。
基蒂身子动弹了一下。我必须装出熟睡的样子来。从床垫的移动可以猜出,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晃动着双脚,很可能是在看手表吧。我知道现在是八点半。她不禁发出轻轻的惊叹声,伸伸懒腰、抻抻四肢,赤脚摸索着向洗澡间走去。
期待中的叫喊声并没有出现,而代之以一个我目前还没有听到过的一个女教师果断的声音:“蒂哈,快过来!”
基蒂发出的命令声太大,我装出听不见都不可能。我急忙走进我的作案地点,我的脸色惨白,胃里感觉一股恶心。浴室的窗户被一层雾气完全蒙住了。基蒂从水里抓住斯卡拉特的头。
“帮一下忙!”她吩咐道,“你抓住她的右胳膊,我们把她放在浴盆边上,这样水就可以从她的肺里流出来了。”
我们齐心协力把她那松弛的上身搁放到浴盆边上,微温的水大滴大滴地滴到了地上。
“你赶紧叫人过来!我扶住她不动,”基蒂继续吩咐道。
我飞速奔向我们隔壁的房间,打开房门,连门都没敲。维托德正在洗手池前刮胡子,恩斯特还在睡觉。
“赶紧过来,出可怕的事了!”我喊道;不是基蒂,而是我变得歇斯底里起来。维托德任凭刮须刷掉下来也不管了,用毛巾擦掉脸上的泡沫,裸露着上身冲进隔壁房间,我紧跟在他后面。恩斯特·施罗德尽管已经醒来,但反应没那么迅速。
基蒂在洗澡间发出命令:“恩斯特帮我把她抬到床上,这样我马上就可以开始口对口人工呼吸了。莱纳,你去叫急救医生和红十字会救护车!”
这时候,睡眼惺忪的恩斯特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因为遭受如此打击,他冷不防被绊了一下,跌倒在地。尽管如此,基蒂还是催促维托德赶紧到楼下去打电话,因为他是惟一会说流利法语的人。我只好和基蒂一起将尸体安顿到床上。恩斯特·施罗德挣扎着重新爬起来,过来帮忙。
基蒂将一块床单盖在裸露的尸体上,坚定地开始了人工呼吸。恩斯特拿起斯卡拉特的手,反复地说:“她还没死。”
洗澡水真的还没冷,因此她的身体大概还没僵硬和冷却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维托德又奔上楼来,接替基蒂的工作。斯卡拉特看上去很可怕,不过幸运的是,我用不着去看她了。我知道,哪怕再努力,一切都已经徒劳。
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铃声。两名红十字会助手和一名医生,带着担架、氧气装置、注射设备和医生手提包,飞快地冲进了房间。不过,医生稍作检查之后就吩咐将死者送到救护车上去。她被安放在担架上,被迅速绑住,又以不可置信的速度被带到救护车上。那儿的车门被关上了,医生开始对她实施心肺复苏术。
我们默不出声地站立着,看不到车里发生的事,不过我们感觉救护车现在肯定要在鸣笛声中开走了。只有我知道,人死了无法复活,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可与此同时,.一旦想到成功复活的后果时,我吓得所有骨头格格打战。
一刻钟之后,医生带着严肃的神情走出车来,从他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想说什么。他用法语问,他该和谁说话。
维托德解释,恩斯特·施罗德是遇难者的丈夫,可遗憾的是,他几乎不会说法语。尽管如此,医生还是转向恩斯特,吃力地用德语说道:“很抱歉,我的先生,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转身对着维托德,说道,他还有几个问题要问。
我们谁都没有穿上正儿八经的衣服。我穿的是运动衣,基蒂穿的是睡衣,维托德仅仅穿着睡裤,恩斯特穿着浴衣。我们走进屋子。基蒂跑到楼上,给维托德拿了一件外套。我跟在她后面走进房间,重新从行李箱里拿出旅馆里的那条湿毛巾,将它扔到洗澡间的一个角落里,把电卷棒卷到脏衣服里,重新藏到行李箱的最下面。然后我迅速地穿好衣服,重新向其他人那里走去。我在走廊上发现了那只保险丝盒。我用手绢打开盒子,将跳掉的保险丝重新合上。
医生问,帕梅拉是否有心脏病,或者是否得过另外一种慢性病,此外,她是否定期服药。令我吃惊的是,恩斯特说,他的妻子得的是一种天生的心脏瓣膜病,但这种病不需要治疗。不过她尽力减少身体负荷,比如费力的徒步旅行。但是,除了一些小毛小病之外,她基本上从不生病。
医生一一记下了,维托德在来来回回地做翻译。最后,医生说,因为死者不是他的病人,她的死因目前难以确定。他无法开具死亡证明,而是必须安排尸检,并将按照惯例请警方参与。
他终于告辞了,不过在此之前,他问是否还要给恩斯特打一针镇静剂。维托德解释说,那位先生本人就是药剂师,知道自己该使用哪些药物。
听到“药剂师”三个字时,这位法国医生竖起了眉毛,以批判的目光审视着恩斯特。他离开的时候,差不多已是晚上十点了。救护车是不能装载死人的,因此尸体被卫生员重新从车上抬了出来,被带到了底楼一个小房间里。恩斯特向死者走去,坐在她边上发呆。死者应该马上会被抬走的。
旅馆女店主尽管也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但还是显得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幸运的是,其他客人早就出门了,这一起不幸事件或许还可以隐瞒过去。她慈母般地吩咐我们先穿上衣服,然后再喝杯浓咖啡。警方已经打来电话,请我们保护好洗澡间的现场,不要触摸那里的任何东西。
我和基蒂在另外一个房间冲澡。维托德已经洗漱完毕。他从早餐桌上拿了一杯咖啡递给他的朋友。我和基蒂同样也喝咖啡,甚至还吃了点小面包干。
维托德看上去一副问心有愧的样子。他当然没有预料到,我们中有谁会知道他昨晚的一些越轨举动。为了掩饰自己明显的烦躁不安,他有点忙碌过头了。他从我们女士坐着的早餐桌,不停地奔到女店主的厨房间,再奔到那个静悄悄的房间,恩斯特就坐在那个房间他死去的妻子旁边,不希望受到任何打扰。
“我真是该死,”基蒂对维托德和我说道,“恰恰就是昨天晚上,我睡得像一头死猪一样,即便有人把我抬走,我也不会醒来。斯卡拉特深更半夜放洗澡水的时候,我或者蒂哈照例也应该听到才是呀,要不然我们还可以帮忙。”
“或许她是心脏病发作,失去了知觉,然后淹死了,”维托德说,“这种事完全可能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的。基蒂,你不必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见死不救真的不是你的风格,你毕竟做出了出色的反应,将一切处理得恰到好处……”
维托德这么说,基蒂感到很受用。她也表扬我们反应迅速而到位。多可怕呀,一切都已徒然!
“可怜的恩斯特!”她叹息道,“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维托德说,他会马上过去劝他离开那个房间。
在安抚基蒂这方面,维托德感觉自己可以放心了,可是他当然一直还不知道,我或者恩斯特是否对他的幽会有所察觉。为了让他心安,我当着他的面对基蒂说,前天晚上我因为胃不舒服没睡好觉,所以昨晚一直睡得很香,连个梦也没有。
一名警察进来了,由女店主带领着进了我们的卧室,然后进了洗澡间。他关上了洗澡间的门,首先用温度计量了一下仍然保留着的洗澡水的温度,然后问基蒂谁在哪一张床上睡觉。那名年轻男子不说阿尔萨斯当地方言。基蒂用流利的法语回答着他的提问,可是当维托德出现时,她就不说话了,让他继续和警察对话。那名警官说,要等到他的一名同事给我们录好口供之后,我们才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说那名同事最早要在两小时之后才能到达这里。他也过去看了看那名死者,不过请恩斯特·施罗德马上离开那个房间。
恩斯特进了我们的房间。突然,他泣不成声地大哭起来。大家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见他一古脑儿地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他说他在昨晚吃饭吹牛的时候伤害了帕梅拉,因为多年来她始终无法忍受他的那些话题。她可能完全是因为伤透了心而去世的。基蒂像抚摸一个孩子一样地抚摸他,拥抱他,以抚慰的话语说服他。那名警察又进来了,说要在这里等他的上司过来。然后他进了厨房间,想在这位友好的女店主那里弄点儿百口发暖和一下身子。我们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儿。维托德只是很想知道,恩斯特是否听到他晚上回来的声音了。没准维托德拿着香烟离开卧室的时候,恩斯特还在床上醒着呢。不过恩斯特亲自告诉我们,喝了太多的葡萄酒之后,人往往精神过度兴奋,难以入睡,所以他服用了安眠药。
女店主为我们带来了一杯热的洋葱汤。运尸车也终于出现了,但司机已经接到指令,先等待警官的到来,之后才能将死者送去作病理解剖。
整整过了三个小时,警官才过来。他同样首先来到了女店主的厨房间,两个搬运尸体的人和那名警察就坐在那儿。最后,他带着照相机和一只神秘的小箱子到死者那里去了,尸体现在就要被运走了。基蒂是发现尸体的人,她要到楼上的浴室里向警官准确描述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发生的。他真的还问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那条湿毛巾摆放在那个角落里呢,因为死者确实并没有用它来擦身。基蒂回答说,可能她用这条毛巾接触过斯卡拉特吧。斯卡拉特的行李被带到了警车上。我吓得半死,以为他们也要检查我的行李箱呢。不过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终于,我们被一一审讯。住在我们楼下的其他客人中有一个人,看来他在三点一刻时听见放水声,他当时很生气,因此注意了一下时间。我和基蒂都说,我们绝对没有注意到斯卡拉特那么晚还在洗澡。恩斯特也没有谈到维托德很晚了还去抽烟这一事实,或许他把这事给忘了,或者认为这事并不重要。女店主说自己深夜听到过汽车的声音,但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和那名说德语的警官的谈话拖得很长。直到傍晚时,他才结束和我们的谈话。他让我们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所作记录进行签字。
在痛哭流泪和被审讯之后,恩斯特很快镇静下来了。他现在担心的是他的孩子。他想将这一消息亲自告诉他们,但绝不是通过电话告诉他们。另一方面,在所有手续得到澄清、尸体被运抵德国之前,他无论如何必须呆在这里。
维托德建议道:“明天我们到警察局办完事,基蒂,我请你用我的汽车和蒂哈一起回家去。你们在这里反正又帮不上恩斯特什么忙。我呆在他这里,遇到公务上的事替他翻译一下,最后用他的车子把他送回家。不过,我们当然必须让安内特和奥莱格马上知道这个情况。”
基蒂问恩斯特有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人和孩子的关系也要很密切。恩斯特这才想起给他共事多年的药剂师女助手和一个很要好的夫妇打电话。那对夫妇答应会照顾他的孩子,并且会小心地告诉他们这一可怕的消息。
我突然想到,我已经让七个孩子——尽管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失去了母亲。
晚上,大家谁都没有兴致吃饭了,可是女店主不打招呼就带了一件小礼物来到我们房间,说是其他客人正玩得起劲着呢,希望我们多多包涵。我们后来又走了几步到了房门口。基蒂挽着恩斯特的胳膊,任凭他诉说、哭泣、指责和抱怨自己。维托德跟在我后面走着。他同样筋疲力尽了。他几次想开口,想说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
“蒂哈……”他重新轻轻地开始道,“哦,没什么。”
我没有基蒂那么大的本事去握他的手。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兴趣。我内心越来越清楚,如果我运气很好的话,这个男人只是想和我发生短暂的一段情而已。可是对他的忠诚老实,我却不抱有任何幻想。璧德以前早就提到过这一点:和这样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只会给你带来不快。斯卡拉特也谈及他具有“非凡的魅力”,除此之外,他的妻子希尔柯始终在我脑海里阴魂不散。不,我是不会去握他的手的。
可突然间,他的话匣子打开了,再也刹不住车了:“蒂哈,有三个女人死了。第一个是我的妻子,你虽然不认识她,但她死时你在场。在这件案件中我们是有罪的。第二个是璧德,你的朋友,我是通过你认识她的,她的女儿是我的情人。这是意外,完全可以这么说。第三个人是我朋友的妻子,她死时我们两个人和她相距只有几米远的地方。这难道也是意外吗?”他烦躁地接住从树上掉下来的一片树叶。
“如果我真的相信迷信的话,”他继续说道,“那么我就想到,我们——我和你,如果我们两个人合起来的话,就可以产生出神秘的引发灾难的力量。可是我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尽管如此,我感到这三起死亡案很可疑。我知道对这第一起案件我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其他两起案件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女人,既不是病死,也不是老死,而是以一种非自然方式丧命的。你对此怎么看?”
我在思考:“我也不相信迷信。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两个人像是成了带来不幸的死亡天使。这怎么可能发生的呢?”
维托德很轻地说,几乎听不清楚:“谋杀。”
“第一次是一时冲动下的杀人致死,第二次是一起事故,”我冷静地回答道,“不过塔楼坠落事故挺引起轰动的。但浴缸死亡案——从统计上看——真的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事故不是发生在交通和工作中,而是在家庭环境中,因为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关系,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
维托德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或者至少表现出满意的样子。
第十章
第二天,在做了一夜折磨人的噩梦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警察局。记录是用法语起草的,用打字机清清楚楚地打出,并准备好签名的格式。维托德做翻译,我们一一签上名。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我和基蒂收拾行李。
“我在想,也不知道斯卡拉特把一只电卷棒放到哪儿去了,”基蒂说。
“什么?”我问道。
她环顾四周,耸耸肩:“得了,说不定她已经把它放进行李箱了。反正箱子已经在警察那里了。因为她是药剂师的妻子,没准他们是在找什么毒品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呢。”
我们和男人们告别。我挺同情维托德,他脸色苍白,胡子都没刮干净,已经给自己倒第八杯咖啡了,艰难的任务正在等着他,至少还有一天时间帮助这位伤心欲绝的恩斯特。
基蒂车开得很平稳。她话说得不多,这正合我意。我们俩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你喜欢这个莱纳吗?”她突然非常直截了当地问。
“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她稍稍笑了笑。
“我们全都上他的当了。你的结果为何就该和我的不一样呢。如果你对他感到满意,那么他是一个可爱的朋友。而如果你要我给你出什么好主意的话,那么你就努力对他感到满意吧。”
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基蒂,就像我以前真想把一切都向璧德透露一样。可是我无法谈论我的爱情,因为它毕竟就是我犯罪的动机。不过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
“哦,基蒂……”我开始道,就像维托德前一天晚上一样难以自制。
“基蒂,我不会再去死皮赖脸地追求男人了。在这次远足中,对这种男女混杂的聚会我挺有兴趣的,这样的聚会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对,这我能理解。你别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只是瞎说一气而已。我不想伤害你。”
“没关系,基蒂。顺便说一句,我喜欢和你一起开车,你驾车起来很有把握的。”
“还好我不用开药剂师的那辆大车,要不然我肯定就没有方向了。”
基蒂送我到维托德的家门口,我的汽车还停在那儿呢。她和我握手,很遗憾地说,想不到这次阿尔萨斯之旅会以这样的悲剧收场。
我拿好行李箱,向着曼海姆方向出发了。我在发疯似地考虑,如何先将那把电卷棒处理掉。我在内卡河畔停下车来,从箱子里拿出那件罪证塞进手提包里。然后,我沿着田间小路走,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将那把电卷棒扔进了水里。
我回到家大约两小时后,维托德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和恩斯特可能第二天也可以回家了,尸体会从法国被运送到拉滕堡,不过警方还有一个问题:在斯卡拉特的行李箱里有一只电卷棒的盒子,可是那把电卷棒不在里面,是不是我们——我和基蒂——无意间错拿了她的东西。我说“没有”,不过又说道,基蒂也觉得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个东西。
“那么说,这把东西她是带出来了?”维托德说,“我还以为斯卡拉特稀里糊涂,只带了一只空盒子呢。那好吧,我既不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警方会对此物件感兴趣。”
他和我话别,并答应马上再和我联系。
我事后生自己的气了。或许我应该告诉他,我把那把电卷棒放在了我的行李箱里才对。我完全可以马上买一把新的电卷棒。可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斯卡拉特的电卷棒是什么品牌,用了多长时间了。一旦这个东西和原来的盒子不吻合,那么这件事看起来可能更有可疑之处了。尽管如此,我感到不安和烦躁起来。幸运的是,我还有两天假期;我想全部用掉它,以使自己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完全恢复过来。
第二天,罗默尔太太打电话来了。是不是她可以过来看看?她是下午过来的,迪士高躺在我的怀里,让我好感动。罗默尔太太小心翼翼地提到她计划中的美国之行。我向她许诺说,这条狗我随时欢迎它过来,罗默尔太太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么她准备马上去订票,在美国她的女儿那里呆上三个星期。我鼓励她,没事在那里呆上六个星期好了,因为反正去也去了,安心呆着就是了……趁此机会我还问她,她女儿是否知道父亲是谁。不知道,她说,她的父亲已经去世。
顺便说一句,为了向罗默尔太太表示敬意,那天下午我戴上了那枚胸针。我还没有把它交给恩斯特·施罗德,但我计划在葬礼之后将这枚胸针送给他。看到我戴上了这件价值连城的东西,罗默尔太太高兴极了。
她提到她那只老狗,它的视力和嗅觉看来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迪士高年轻的时候,真是一只抓猫能手。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动的,哪怕是鸟儿,它都会狂追不止。随着经验的增长,它至少放弃了这一念头。”她独自放声大笑。
“有一次,那时它还又小又傻的时候,我带它一起到滑翔运动场地。人们可以从远处看到一只大鸟飞到绿草坪上,平稳地着落。那只狗没有用皮带牵着,于是急忙扑过去想逮住猎物。我当然紧跟在它后面,因为正好有个路障,它从我身边逃走了。我又喊又叫,它才算听话地回来了。”
“嗨,”我说道,“你这只小狗,如果你能逮住这只鸟儿,你究竟又能拿它怎么样呢?”
我尽义务地稍稍笑了笑。
罗默尔太太继续说道:“后来,这样一幅画面常常就像一种象征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或者说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希望得到一切,但就像这只小狗一样,我们很少知道这个猎物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于是我们就完全拿它无从下手了。”
她注视着我,说道:“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两码事!您去看看医生吧,海尔特女士,我觉得您最近一段时间气色不怎么好。”
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大多躺在床上。星期日晚上,我从维托德那里得知,他打过电话给基蒂,但她家里没人接。他和恩斯特又回到家了。药房关门了。恩斯特在忙孩子的事。
我问他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下星期三,”维托德回答,“验尸报告表明,斯卡拉特是淹死的。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她心脏病发作,失去知觉,然后淹死了。”
“维托德,你怎么样?”我问道。
“还行吧,”他简短地说。
我决定发表一下意见。
“你那天晚上还和斯卡拉特一起抽过烟,”我开始道,“不过因为这事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所以我没和警官说起过。”
维托德发出一声叫声,听起来像是猎物被射伤了身子。
“蒂哈,我告诉你:你用不着保护我。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出于尊重死者,当然也出于尊重恩斯特。他已经够倒霉的了。难道再让他怀疑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欺骗他吗?”
“可她就是这么做的,”我断言道。
我听到维托德的打火机咔嚓一声,又听到他在急促地呼吸着。
“纯粹胡说八道,”他愤怒地说,“我们只是很长时间在外面坐着说话,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
“那你们后来究竟又为什么上车了呢?”我问道。
维托德很激动。
“如果这是审问,那么我处在你的地位,也一定会首先自扫门前雪的。我们到村里买烟去了。再见!”他很生气地挂了电话。
过了十分钟,他又打电话过来了。
“蒂哈,你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刚才失去自制力了。当然你真好,没有透露我们夜晚见面的事。我向你表示感谢。那么你后来听到斯卡拉特回来了吗?”
啊哈,到自动售烟机那里去只是一小段路程,在车里呆很长时间就说不过去了。维托德可能担心,我完全能够预料到他们在车里不仅仅是在抽烟吧。
他似乎平静下来了,又说了一些话题,终于问我是否去参加葬礼。
“葬礼究竟几点开始呀?”我问。
“就我所知,下午两点,葬礼在拉滕堡公墓祈祷室举行。”
“这个时间恐怕不行,我不能又去休假了,”我解释说,因为我不想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第二次参加葬礼。我们友好地话别。
尽管感到相当吃力,但我还是得重新回到办公室去。我的工作不可能让别人去做,我的上司也根本不会去承担我的工作,所有这一周我必须处理的活儿,都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呢。我要是整整三个星期不去上班,那种情景真是难以想象呀!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在拼命加班。无聊的堆积如山的公文占满了我的办公时间和业余时间。我的心里早已不再去想热恋、美食和漫游的事了,我忙碌的职业生活也多多少少驱散了对死去的女人、危险以及神经性激动的回忆。以前,偶尔晚上有些什么重要安排,在我完全是小菜一碟。也许现在我属于上了年纪的那一批人,或者终于开始进入更年期了吧,因为早点起床,整整一天聚精会神地工作,到了夜晚还要将洗好的衣服晾出去,以及洗刷杯子,这些都让我累得不行。我几乎都忘记每天去想维托德了,可在不久前,我早上发自内心的第一个问候和晚上发自内心的最后一个问候都是属于他的。
大约在我辛苦工作五天之后,维托德打电话过来了。他显得很激动。这一次他几乎没有平时那种友好的开场白,他一向是以这种开场白开始对话的,而且主要涉及询问我的心理状态。
“你还记得吗,蒂哈,以前人们不是老是谈起‘幸运警官’吗?如今这种最成功的警察被‘计算机警官’替代了。不管怎样,现在有许多年轻的警官,一刻不停而又冷酷无情地在他们的计算机里输入数据、事实、人物和罪行,有时通过这一途径可以发现一些平时想不到的相互关联来。”
我好奇地倾听着。“那后来呢?”我低声问。
“哦,我又到拉滕堡警察局去作了一次口供。自从希尔柯去世后,我常常到那儿去,不过这一次真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阿尔萨斯警察局已经给帕梅拉·施罗德案结案,并将案子转给了拉滕堡的同事们。而在拉滕堡警察局里,有一个计算机迷。他没有借助于什么技术分析,却首先想到了这一点:那几个太太都是短时间内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死的,而其中的两个丈夫还是好朋友。不过现在就更有意思了。他认识贝克街上的一位同事,那个人负责璧德案,同样也是个计算机迷。他们两个人想到,所有这些案件都发生在这儿的附近地区,所有三个女人年龄都不大,也没有生病。蒂哈,这同样的话我上次也和你说过了,我又不是警官!”
“我完全不明白,你怎么和计算机牵连到一起了,”我说道。
“我马上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两名警官在他们的计算机里输入所有和这三名死者有关的人。当然他们还密切注意了迄今毫无结果的其他许多线索。嗯,不管怎么说,他们一致断定,这三个女人我都认识,其中两个还很熟悉。此外,我和维维安是朋友,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肯定偶尔监视过我。”
“不错,可是他们现在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蒂哈,他们当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挑明我就是杀害女人的天才凶手。不过他们或许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想的。无论如何,我现在又被监视了,这一点我今天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
“他们有没有提到过我什么?”
“他们说,比如恩斯特·施罗德也认识这三个女人——他现在的处境和我的没什么两样。他们肯定会注意上他的。不过可能我还要更值得怀疑吧,因为这一连串谋杀案首先从我的太太开始的。”
“那我的情况呢?”我又问了一遍。
“他们并没有点到你的名字。事实上,你又不认识希尔柯。在我周围的人中,许多人不仅认识斯卡拉特,而且也认识希尔柯,但他们不认识璧德。大概他们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在跟所有三名死者都有联系的那些人身上,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我和恩斯特了。”
“你是说,他们也会找到我的吗?”
维托德考虑了一下,眼下他的心思主要在自己身上。
“谁知道呢?或许属于‘此外’之列吧。但是人们在你这里找不到动机。”
“维托德,谢天谢地,你从哪儿打电话呀?”
“从一个电话亭里,我又没疯。从理论上说,我这边杀死我的妻子是有动机的:我再也受不了她的酗酒。可是第二个呢?璧德并没有反对我和维维安的关系,谁也不会相信,我为了得到这位姑娘,必?须把她干掉才行。而如果假定是我看中了斯卡拉特,那么我应该去杀死她的丈夫呀。”
“大概人们认为这几个案子都是bbr>藏书网谋杀案吧?”我问道,这也是一个让我特别烦躁的问题。
“他们没有那么明说。他们只是说,这里还有太多杂乱无章的头绪没有理清。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该怎么对待?无论是希尔柯的死,还是斯卡拉特的死,我都不是问心无愧的。”
“你绝对不能让人看出来,”我建议道。
他根本没有想到我吗?他难道没有生出任何怀疑来吗?不久前,他可是已经快接近事实真相了。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想道,恩斯特也没有引起他特别的兴趣。我答应对所有一切都会考虑周全,无论是希尔柯死时他的(和我的)角色,还是他在斯卡拉特临死前不久和她的幽会,我什么都不会说。
我不得不时时小心了。他们已经想到了,三个女人完全可能是被谋杀的,而且很有可能作案凶手是同一个人。我不得不考虑,万一碰到审讯,我该说些什么。而且完全有可能的是,我的电话遭窃听了,他们在暗中跟踪我。
星期三晚上。斯卡拉特的葬礼应该过时间了。维托德和基蒂肯定又回到了家里。我不想打电话,而是从办公室开车到拉滕堡去。维托德的门前停放着璧德的汽车。我的心脏一瞬间突然停止跳动了,我忽然明白,一定是维维安来了。不,我不想在她和他幽会的时候被我逮个正着。我马上开车走了。我也不想回家,因此我决定去看看基蒂。
尽管我和维托德曾经一起开车去过基蒂那里,但要想找到她在史林斯海姆的家可不容易,我问了两次路才找对地方。那是一个住宅区的多户住宅。我按了下门铃。大门马上被打开了。基蒂和一个孩子站在走廊里。她对我的来访并没有感到惊讶,和那名补习功课的女学生告别,并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然后我们进了客厅。
基蒂朝北的住房很明亮,一把吉他挂在墙上,地上铺的是碎花地毯,绵羊皮晾在帆布沙发椅上,墙上是原木书架,架子上放了许多书,一只猫在书桌上窥伺着。
为了扭转拘束的局面,我走近猫,想抚摸它,可那只动物害怕地跳下桌子躲起来了。基蒂请我坐下,自己到了厨房间:她去准备茶水了。维托德的书就摆放在书桌上。一张他和她的照片,可能是班级集体出游时拍的照片,被装在一个很精致的镜框里,挂在一个有点隐蔽的窗台角落里,我心中燃起一股妒忌的怒火,因为我并不拥有这样的照片。
当基蒂端着两只无釉陶瓷茶杯、棕色方糖和一点点姜重新出现时,我问,她那些阿尔萨斯之行的照片是否已经冲洗出来了。她吃惊地注视着我。
“我的上帝呀,在这次打击之后你还想到照片!胶卷我只用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肯定会在几个月时间里找到合适的机会时用掉它。”
我接着问,葬礼情况怎样。基蒂这时奔进厨房,将开水倒进茶壶里。
“当然很可怕,”她开始道,“不过至少牧师的致辞不错,既不伤感,又不乏味。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恩斯特和两个孩子——那简直难以忍受!真是巨大的痛苦啊,我根本无法向你形容!”基蒂眼里噙满泪水。
“到场的人很多吗?”
“我感觉,整个拉滕堡的人都来了。包括奥莱格和安内特的学校里一半的老师,他们班级里的同学,不同社团的人。施罗德一家深受大家的喜爱。天哪,两个孩子的母亲去世,那真是悲剧呀!”
我又一次心满意足地听到了伟大的葬礼.99lib?。一切都是我的作品。我现在感到遗憾的只是,我当时不在场。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葬礼?”基蒂问道。
我向她解释说,本来出去旅行就已经够费劲的了,而马上又要占用一个下午时间,根本没办法请出假来。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恩斯特·施罗德母亲的胸针用包裹寄给他本人呀?”我问道。
基蒂考虑了一下,轻轻地挠着猫。
“我看还是等一等比较好。眼下他的心思肯定不在这上面。再说,这枚胸针让他会想起最近我们共同度过的夜晚来。他确实会遗憾地想到,他因为这个胸针的故事伤害了他的妻子。不!无论如何必须等到最糟糕的时刻过去之后。到了那时候,莱纳可以小心点问他还想不想要这枚胸针。”
这个建议合乎情理,可是我差不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非要扔掉和摆脱罗默尔太太的那枚胸针不可。或许我想以此做些弥补吧……“维托德怎么样?”我没什么好问的,只好问起这个问题来。
基蒂看着我。她很累。她身穿旧牛仔裤和一件更旧的挪威式外套,上身披了件皮衣,她基本上没有了那种朝气蓬勃的喜欢居无定所的气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心疲惫的女教师的和蔼可亲的形象。
“莱纳很喜欢斯卡拉特,我想是这样。她的去世使他很伤心,”她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不过我想,他年轻的女朋友会安慰他的。”
她最后几句话说得挺狠的。基蒂希望让我知道维维安的存在,显然她和我一样以为自己是维托德“惟一的红颜知己”。我决定不撒谎。
“我知道他和维维安是朋友关系,”我说道,“他当然和我谈起过这个。”
基蒂似乎对此并不怎么感到惊讶,而只是证实了她的怀疑:我们俩都充当了倾听这个花花公子忏悔的亲密姐妹。人们可以指责他这么做吗?也许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言过其实的诺言和爱情表白,而只是尽力寻找尽可能多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吧。
基蒂在唉声叹气着。她似乎想到了类似的想法。可我不敢询问他们之间的关系。
天现在开始黑得早了。我决定回去的时候再路过一下拉滕堡。出于老习惯,我将车子停放好,步行走过维托德的寓所,目不转睛地看着璧德的那辆小汽车。我爬行到苹果树那里,不过那些树叶掉了很多,有些树已经光秃秃的了。
维维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哭泣。我本来期望看到一些其他场景,比如诱惑人的场景等。一位小伙子从厨房间出来,走进了舞台,可能他就是他的大儿子吧,他把一只装有面包、黄油和肉片的托盘放到桌上。维托德.从厨房间喊了一声,儿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软木塞螺旋起子,然后就不见了。维维安在擤鼻涕。她的眼睛脏兮兮的,鼻子红红的。这时候,维托德来了,走过她身边时还善意地摸了摸她的黑发,然后将红葡萄酒和杯子放在桌上。三个人坐下来吃了起来。他们并没有特别有说有笑,而是相当静默。不过尽管如此,吊灯下聚餐的场景散发出一种安全的魅力,这种魅力要比完成一次性诱惑更让我恼火。我突然对人类社会及其成员产生了无限思念。只有我的死亡才会结束我对每一种不可能的家庭生活的断想,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又想起那把左轮手枪,它此刻就藏在我的洗澡间里。它就放在我的小药柜最上面放洗刷用具的小口袋里。或许我马上可以用它来对准自己那可怜的脑袋。
玻璃门关得很严,我难以听到这三个人在谈些什么。儿子拿了一份报纸,似乎在读着上面的一篇文章,然后是大家开始讨论。我不敢再走近了。天很冷。我感到很孤独。
终于,儿子和维维安一起离开房间,他们开着璧德的车走了。维托德拿着餐具进了厨房。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脸上稍稍有点听天由命的表情。我决定回家去。
维托德突然打开玻璃门,走到了阳台上。他作了一次深呼吸,然后突然看到了我。看来他只是看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他叫道,更多地是感到恐惧:“是谁?”
这真尴尬。我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难道我该逃跑吗?如果是这样,他完全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我逮住,就像逮住一名正在暗中图谋的女窃贼一样。我快要羞死了,可还是走近亮处,说:“是我。”
维托德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本来想过来看你,问问你葬礼的情况。可是我看到你门口有车,发觉你有客人,所以就不想打扰你了。”
维托德在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措辞。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暗中侦察我?”
“不,谢天谢地,不!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事!可是,有什么东西吸引我到了那个院子里,你太太出事的时候,我当时就在那里站着。”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会回到他的作案现场吗?”
维托德粗暴地抓住我的手关节,把我拉进房间。他关上门。
“你站在外面那儿有几次了?”他那么生气,我真的害怕起他来了。
“今天是第二次。我突然那么冲动地想过来,”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了。”维托德点了一支烟,以一种毫不掩饰的敌意的表情审视着我的眼睛。
“一旦我在我的花园里再次逮到你的话,我就叫警察了,告诉他们你有一双大脚!”
这是不公平的。我开始痛哭流涕。更多地不是因为我的大脚,而是因为他那尖酸刻薄的话。可是我知道,女人们只要流下眼泪他就会心软,尽管心里很恼火,但他始终还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能够给女人以安慰的人。我的猜测没错:在他抽了几支烟和我擤了几次鼻涕之后,他让步了。
“蒂哈,你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不,这和你的个性不符;自从璧德去世之后,你大概找不到人交流了。或许你该参加妇女自我体验小组,或者到心理咨询处那里去尝试一下……”
“你是说,我有点不正常了吗?”我抽噎着说。
他拥抱我。
“我们真的都有点问题。我肯定和你一样神经质。只有感兴趣的人和敏感的人才需要心理学家。我马上也要去找心理学家看看,我已经和他们约好了时间。”
“谁也帮不了我,”我大声而又刺耳地说道,“最好我死了算了!”
维托德抚摸我的后背,我感觉特别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抚摸我的后背,我又开始哭了。
“不哭,不哭!这是手绢。今后,你要是站在我家大门口,那么你按门铃好了,不管我这里有没有客人来访。随时欢迎你过来!”
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了,终于也向维托德打听起那天葬礼的情况。他的脸色马上阴沉了下来。
“妻子去世后,整个乱七八糟的场面我都经历过了,现在又要我和恩斯特一起经受折磨了!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就像孩子一样缺乏独立性。可是你真的不知道,殡仪馆的人是怎么和人说的。‘要给人生以隆重的结束’,这句话就是说,要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棺材上。要是换在以前,恩斯特肯定早就拒绝了,宁愿将钱捐给孤儿院里去,可现在他是那么无助和伤心,他只好为他死去的妻子订了一只最昂贵的棺材。”
我还根本没有想过到这方面的事呢。这三次葬礼总共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呢?
我们默默地并排坐着。维托德在抽烟,我烦躁地把他那条湿手绢在我的手里弄得皱巴巴的。
“孩子看电影去了,”他突然顺便说了一句,“我太累,也没有兴趣去。”
“孩子吗?”我问道。
“是啊,”他解释道,“从年龄上看,维维安不如说是我的孩子,而不是我的情人。她似乎在我身上寻找更多的不是情人,而是父亲。我的老天,她有许许多多自己对付不了的问题。”
我很想知道,她现在究竟是不是他的固定女友。正如我们两个如此悲伤地并排坐在一起一样,我想道,我们也完全可能就是一对夫妇,他俩在他的孩子们来访之后又沉默寡言地一起坐着。维托德似乎预感到我对维维安的好奇。
“对这么一个姑娘,我是太老了,”他轻声说,“毕竟我有工作,也有家和院子。我无法也不喜欢每天晚上折腾——我需要睡眠。”
我的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念头。我应该向他表白我的爱情吗,我应该大胆地朝这一方向上试试吗?要是他带着一丝孤独和多愁善感,想和我一起上床呢?我反复地考虑,是否这就是我始终在追求的东西。另一方面,你不敢去做,你也就不可能有收获,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我稍稍向他身上靠去,这是对他进行一次小测试。他对我的出击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为了不致失礼,他听任其发生,但在可容忍的时间过去之后,他移动了一下就抽出身来,点上了第二支烟。
如果从一开始就看出是失败的结局,我干吗还要去反复考虑这种可能性呢?他不想要我;他只是喜欢我的柏拉图式的爱慕,而为了得到我的这种爱慕,他也愿意一旦有机会就会起劲地安慰我和关心我。我站起来。他立即跟在我后面,没有任何挽留我多呆一会儿的意思。我们走到门口。
“你以后千万要记住:我随时欢迎你的光临。可是我不希望有人站在我的院子里,偷偷地观察我。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要发火了!”不过,为了不让人觉得他那些警告性的话有多么严重,他微微一笑,然后他的嘴唇轻轻地碰了下我的脸颊。我向他告别。
罗默尔太太到美国去了。那条狗又回到了我身边,由于它的存在我感觉稍稍得到了安慰。和孤独的人习惯做的一样,我经常和它说话;我也和死者说话,和璧德,和我母亲,甚至和斯卡拉特说话,向她说明我的致命伤和我那忧郁的精神状态。
一天晚上,维托德打电话给我。自从那次他在院子里逮住我之后,我既没有看到过他,也没有和他说过话。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当时那种尴尬的处境,我突然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他没怎么转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开始说事了。
“计算机警官刚才又上我家来了。我打电话过来,是想提请你注意。很有可能他也会到你家去的。”
“有什么新情况吗? 6709." >有需要我特别注意的事吗?”我问道。
“那好吧,我们反正都已经讲过了。你答应过我不说我和斯卡拉特夜晚见面的事,也不说希尔柯死时我和你在场的情况。我能够相信你吗?”
“当然,你当然可以相信我。希尔柯案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们通话半小时后,那名拉滕堡警官果然上我家来了。我把那只骂骂咧咧的狗关进了卧室里。那名男子彬彬有礼,沉着冷静。他说他有几个问题,因为在这三起死亡案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其中有些问题我有可能会想得起来。
他首先详细询问我和璧德的关系,尽管这个案子根本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我必须向他确切地描述我所知道的这起事故。
“我知道所有报纸上是怎么写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说道。
“那么,也许比这个更多吧。我想到的是,您的朋友和您打过电话,向您提到过后面发生的那次野餐的事。海尔特女士,有可能您是想要庇护某一个人,比如恩格斯坦先生。您的朋友爱上了他,您是惟一知道这一消息的人,她似乎并没有将这一消息透露过任何其他人。”
“对,她是向我透露过这一点。但璧德不能不怀疑的是,到现在为止这种爱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如果她要和恩格斯坦先生有约会的话,她也许会跟我说的。可是她并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事!”
那名刑警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他似乎还有很多疑问。
“您朋友的购物清单放在她的皮夹子里,那只周末购物篮放在汽车里。那瓶香槟酒她当然可以从家里带去,但饭菜不是她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带过来的。因为她购买醋焖牛肉的那家肉铺老板,是不出售烤鸡的。您究竟怎么知道璧德·施彭贝吃的是烤鸡呢?”
“我说过这话吗?”我问道。
“您和恩格斯坦先生说过,”他说道,“因为他谈到了那个最后的晚餐,好像他在场似的。璧德·施彭贝手拿香槟酒杯和鸡腿站在塔上,然后坠落到地。我们没有向媒体公布死者肚子里吃了什么东西,报纸上只说是有一只香槟酒空瓶。恩格斯坦先生起先声称是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烤鸡的文字,可在讨论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说,这件事您跟他提起过。”
我耸耸肩。我想起了在毕克巴赫的那个场景来:斯卡拉特手拿香槟酒和鸡肉。这使我当时马上想起璧德来,或许我跟维托德提到过这事。
“我记不得了,”我说道,显得很自然,“即便我讲过这话,那么我可能也只是在哪儿的报纸上看到过,或者听另外一个人说的。不管怎么说,璧德没和我说起野餐的事。”
警官走到我放杯子的柜子跟前。他有目的地从里面找出了五只喝香槟酒时用的水晶玻璃杯来。
“您的朋友喝香槟酒时用的就是这种水晶玻璃杯。您的第六只杯子在哪儿?”
“不过我请您注意,”我愤怒地回答,“杯子总是不断地坏掉。谁家的杯子会是齐全的呢。”
“您,海尔特女士,”他简短地回应道,“比如我在这里就看到有六只雪利酒杯子、六只葡萄酒杯子和六只喝水杯子。在您家里一切看上去差不多都跟新的一样,特别井井有条。”
这真是厚颜无耻的诡计,我生气了。
“怎么?我没有家室,很少有客人来访,所以那些餐具和杯子自然就用得不多。但我一个人在家时,我也喝香槟酒,因为我有低血压。一只杯子早就被我摔成碎片了。您难道想用一只缺的香槟酒杯子来陷害我吗?”
他什么也没说,而是打量起我的脚来。
“您穿几码的鞋?”
“三十九码,”我撒谎道,他又不会真的去量尺寸。
“我要带走您的一只杯子,如果可以,也包括您的相册。另外,我想看一下您的鞋柜。您有体操鞋吗?”
我摇摇头。我是不是该问问他有没有搜查证,我是不是该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他站起来。
“噢,对了,我还想看一看浴室。”
我随着他一起走。他首先走到了鞋柜那里,连问也不问,在卧室里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条狗愤怒地对着他怒吼。他检查了好几双鞋子,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四十一码,您要是穿三十九码,您的脚会疼死的!”
他在衣柜前并没有久留。
然后他就进了浴室。我跟在他后面。他打开那只小五斗柜的“丽盛板”牌抽屉,检查我那只电吹风的功能。
“请您把药柜打开一下!”他像一名海关官员命令道。再说我也比他站得更近。他的眼睛在我的药物和化妆品上面急速地掠过。
“那里面是什么?”他指了指最上面放洗刷用具的小口袋。
“淘汰的卷发夹,”我说。
他头转动了一下命令道:“拿下来,打开,”与此同时,他自个儿跪倒在地,打开洗手盆下面的折叠门,折叠门后面的桶里放着去污粉和抹布。我从袋子里抽出那把左轮手枪,从近处直接朝他的左太阳穴上开枪,他甚至连回头的时间都来不及。
他躺倒在地上,脑袋上有一个洞眼,血流到了浴室垫上,枪声震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他肯定在寻找斯卡拉特的那把电卷棒,他已经带上了我的那只香槟酒杯子,到头来还完全可能查出来,那个烤鸡就是我在肉铺师傅那里买的。
我昏昏沉沉而又不知所措地坐在浴缸边上(就像上一次一样),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血迹。住在我楼下的那对耳朵不好的夫妇或许没有注意到枪声,可是我的女邻居就很有可能听见了。我走到过道上偷听,但没有听到那台老是发出单调刺耳声音的收音机,也没有灯光从乳白色的玻璃门中透射出来。
第十一章
我现在该怎么办?我首先把那只杯子重新放回原处,然后把血迹擦干净,在弯着腰累人的劳作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突然,我忍不住地想要呕吐了。我还没来得及赶到厕所,那种混杂着鲜血、死亡和胃酸的景象和气味使我跌倒在地。我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我那个平时一向非常干净的小浴室,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我的太阳穴在跳动,我的心脏像风动锤一样敲击着,与此同时我的额头上在直冒冷汗。我知道这就是循环虚脱。仁慈的是,大自然在紧要关头懂得让人在短时间的昏厥中消除疲劳。我大概只有一刹那的工夫失去知觉了吧。恐惧和理智马上又回来了。浴室里的那个东西必须消失!它们在说话。
几分钟之后,我颤抖着手指拨通了维托德的电话,两次将号码拨错了。他马上接了电话,从我低沉而单调的声音中马上觉察到,我这里肯定发生什么不幸了。
“怎么啦,赶紧说话呀!”他几近吼叫道。
“你赶快过来!”我刚说出口就把电话挂上了。然后,我重新跌倒在长沙发上,感觉很可能马上就要拉肚子了。再次走进浴室那是太可怕了,可是我别无选择。
没过多久,我给维托德打开了房门,他带着预料中的惊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大概我自己看上去就像一具死尸吧。人们可以从卧室里听到那只狗像狼一样地嗥叫着。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你快说呀!”他吼道,自己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不得不杀死他!”我不禁脱口而出。
“谁?”
“那名警察。”
维托德不相信我的话。
“为什么,他在哪儿?你不会是神经失常吧,”他把我挤到沙发上。他突然看到了我灰色外套上有血迹。他点了一支烟。
“别激动,蒂哈,”他说,他自己倒开始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别激动。你慢慢地冷静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把他杀了,”我难以再说下去了,我的牙齿在格格打战。
“究竟在哪儿?”维托德非常激动。
“在浴室里。”
他怀着一种信念奔了出去,这种信念可以向我说明我那全是些歇斯底里的幻想的产物。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那是我的感觉),他回来了。他抽着烟,向电话机走去。
“维托德,他想逮捕你,”我说道,“我只好豁出去了。”
“逮捕我,为什么?”维托德犹豫地站在电话机前。
“他知道你和斯卡拉特在一起,因为一个女服务员说看到你们俩在花园里。”
维托德张大嘴巴盯着我看。
“这可构不成逮捕我的理由啊,”他说。
“此外,他还强迫我说出是你对希尔柯开枪的;可我又不会撒谎,”我撒谎道。
维托德显然在考虑,他是该给心理医生打电话,还是该给警察打电话。
“你究竟为什么要有这种幻想,非要让我逃脱断头台的命运呢?”他严厉地问我道,可是他的心房被我打动了,我是因为他的缘故才把警察杀死的。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了你!”我轻声说。
维托德显然感到很震惊。此刻他面临着可怕的任务:把爱他和想保护他的我移送司法机关或者精神病院。
“我究竟该怎么办?”他在问我,也在问自己,“你干吗要开枪打死他?比方说,用开枪打死希尔柯的同一把左轮手枪……”
我点点头。然后,我解释性地喃喃自语道:“也许我是想用这把枪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生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从未爱过我。”
维托德无法违背自己的天性。他抓住我的手,说:“蒂哈,你别这么说!你知道我很喜欢你,也愿..意帮你。”
他用思考的目光重新注视着那台电话机。
“那只狗简直让我发疯了,”当长长的嗥叫声再次从卧室里传来时,他骂道。我走进卧室,让迪士高出来。它激动地欢迎着维托德,想跑到洗澡间去。我阻止了它。
“那名警察是开车过来的吗?”维托德问,“可能警署的人知道他在这儿,他们会马上找上门来的。”
他看了看表。
“这家伙那么晚了还过来真是奇怪,现在快九点了。他上我家的时候大约是七点半。”
他犹豫不定地来来回回走着。
“我去看看他的衣袋里是否带着汽车钥匙。”
维托德勉勉强强地回到了洗澡间。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只皮夹子、一串钥匙、一块手绢和一本小本子。
“我想起来了,他刚才上我家时也是开着那辆车过来的,他一定把车停在下面什么地方了,我去看一下,”他说完就下楼去了。我担心他会从电话亭里拨打匪警电话。
但维托德很快又回来了,脸上显出孩子似的密谋的神色。
“我把车子停到一个角落里去了,不过那辆车不是警车,”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还有,我们现在得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刚才我看过死者的小本子了,本子上只是一些缩略记号和片言只语。他在去过维托德家之后写道:“寻访罗·海尔特。恩格斯坦的陈述有疑点——鸡腿。”我撕下了那页纸,揉成一团扔进厕所冲洗了,不让维托德看到。“必须把尸体清除掉,”我建议道。
“非常简单,”维托德说,“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我们把尸体抛到大街上。”
他对着灯光吹散烟雾。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不跟你玩这个!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名律师,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我不可能清除掉任何尸体!”
我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毕竟我住在曼海姆市中心,住在一条热闹大街上的一个公寓楼里。可是那个死者必须消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维托德也在考虑。
“他没结婚,不过也许有女朋友,她在等着他。或许,因为他没有准点回家,她已经打过电话到警署了。”
我补充说:“也许她已经习惯于他晚回家了,再说毕竟他还是一个人生活。一切都有可能。”
“我这就去打电话,”维托德决定道,“蒂哈,我们又不是歹徒团伙。我们等的时间越长,我们的过失就越大,”他重新站了起来。
“我只是为了你才做出这种事的,”我警告他,“如果他们问起我来,那我只好把你供出去了。”
“可是这种事总归要败露的。如果我企图以这种方式摆脱我在希尔柯死亡案中的尴尬处境,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蒂哈,那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在哭,但这次似乎没有给他留下他希望的那种印象,不过至少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碰过电话。
“我们完全可以把尸体拉到地下室去,”我突然想到这一点,“他的车可以放到以前卸煤的一个入口处,然后悄悄地把他放进他的汽车里运走。”
“蒂哈,警方无论如何会对这个尸体进行检查,然后当然会查出,他和我的妻子一样,是被同一把左轮手枪枪杀的。”
维托德愣住了。他胆战心惊地想起,现在嫌疑可能完完全全又重新落到了他的头上。
“你不是说早就把那把左轮手枪扔掉了吗!”他对着我吼道。
我此刻很镇静。
“如果他在自己的车里,你把他开到某一个采石场,让车子翻车爆炸。我开着我自己的车跟在后面,再把你接送回去。”
“你瞧瞧,有多少侦探……”不过他像是在仔细考虑我的建议。
“这不行。一到楼梯口我们就会被人发现了!”
“我们等到午夜来临,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我的女邻居早就上床睡觉了,我楼下的老人睡觉尤其早,那对年轻夫妇反正外出旅行了……”
“我饿了!”维托德突然说。我认为这是积极信号。
“我给你做什么吃的?夹乳酪面包,还是鸡蛋?”
“那好,来一只面包吧。我喜欢面包里面夹一个荷包蛋。”
我进了厨房,用平底锅加热黄油。那股气味引发了我的胃痉挛。可是我很坚强,五分钟后就把他要的东西放到了桌子上,问维托德想喝点什么。他没注意听,似乎在思考问题,很呆板地吃了起来。
这时,我大着胆子再次走进浴室。我将全身重新彻彻底底擦了个遍,然后打量起死者来。头上伤口上的血早已不再流了,只是浴缸前的小毛巾毯上有血迹。也没有脑浆或者其他黏稠的物质溢出。
这是我杀死的第一个男子!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他:他人比较矮小,但长得结实,像运动员一样健美。倘若他不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处在绝对的安全之中,我的突袭绝不会如此幸运。此刻,尽管恐惧和始终潜伏着的身体崩溃仍然是我最为致命的问题,但我稍稍感觉到了自豪和轻松。
维托德已经吃完东西了。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能把我的小房间弄得烟雾缭绕。但我这次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似乎在严肃地思考,如何将尸体弄走。
“你说的那个采石场的想法不错,”他说道,“只要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尸体弄到车子里,那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根本不成问题。”
“现在最好是能把他折叠一下,”我建议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马上就会变得僵硬。”
尽管对我如何具体操作感到恶心,但维托德马上明白过来了。他站起来,我跟他进了浴室。
“你有大的垃圾袋吗?”他问。
很遗憾,我的垃圾袋都很小,适用于厨房间垃圾桶的那种,因为我家又没有堆积的花园垃圾。我用那块有血迹的浴室垫包住死者的头,用那只最大的塑料袋罩住他的身体。
“我不是可以拿一床被套吗,”我提出建议,“这样的话,即便有人在楼梯上看见我们,那看上去也以为是大件衣物袋呢。”
维托德只是说道:“我们试试看吧。”
我从衣橱里拿出家里最破烂的一条被套。我们俩一起将死者弄成一个蹲着的姿势,他被枪击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把他放进被套里。这是一个非常不轻便的包裹。维托德试了一下将它举高;他虽然拿得动包裹,但它看上去不像一只装满衣物的袋子。
“我们还得等一会儿,”我说道,“现在才十一点,还有太多的人在大街上走动,或许楼梯上也还有人呢。”
那只迪士高突然从客厅里跑了出来,开始使劲地嗅着我们的衣物袋。我重新把它关进卧室里去了,不知怎么地,我在那只狗面前感到无地自容。
我们坐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
“我们要么选择多森海姆的采石场,要么选择魏恩海姆的采石场,”维托德考虑着说。我怀疑,他产生了某种运动员一样的雄心,去模范地完成这一任务。开路先锋的梦想,在篝火旁歌唱,用小折刀雕刻,毁尸灭迹,扮演强盗和宪兵的角色——如此幼稚的愿望在他的心里未曾枯萎过,它们恰恰在等待着有朝一日付诸行动。还有他那充当大哥的突出天性,他将所有女人视为妹妹,并且牵着她们的手,促使她们去尊重他,他安慰和引导她们。他恰恰就是合适的同谋。除此以外,他的道德和决断力正处于摇摆不定的边缘;在涉及注重实际的决策的速度方面,我要远远胜过他。
“十二点的时候,我再把车子开过来。你指给我看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吧。”
我陪维托德下去了,他仔细察看了一下他到时候停放车子的地方。他很满意。
“我们呆会儿把尸体放到后座上,而不是放到后备箱里。在前往魏恩海姆的路上,我们夜里肯定不会被拦下停车的。你至少得拿一条旧被子,我们它盖在死者身上。你车里有没有装着汽油的备用油桶?”
没有,当然没有。而且我想起我的汽车油箱里实际上已经没有油了。
“那就用我的车吧,”维托德说,“要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因为油箱里没有汽油而被抛在半路中,那可真是自己给自己开玩笑了。”
我不喜欢开陌生的汽车,但我还是顺从地点点头。维托德是在帮我的忙,这时候我可不能再犯傻了。时间过得很慢。尸体被捆得好好的搁在浴室里,门也被关上了。那只狗在低声抱怨着。除了一盏小灯外,客厅里的灯全部关掉了。如果有人按门铃,我是不会去开门的。一条旧被子也已经准备好了。维托德又开始抽烟了,把我的房间熏得烟雾腾腾的,还说了很多废话。
快十二点时,他把车开过来。我独自一人,马上又感到更加害怕了。维托德回来后,先是抽了一支烟,然后用几乎很果断的口吻说道,“赶紧行动吧!”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里。一切都静悄悄的。我向维托德招招手,他肩上扛着那捆东西,我关掉了走廊上的灯。他走路的时候又慢又轻,那个东西很沉。他放下了两次。
我在楼梯间看到那对老年夫妇的走廊灯亮着没关。我们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他们很有可能通过猫眼向外窥看。难道我们是在他们的视野中吗?可现在很安静,维托德开始迈出第二级楼梯。我们终于走到地下室楼梯时,听见住宅大门打开了,我们马上又愣住不动了。
终于,我们到了下面,我打开了地下室出口大门。那辆陌生汽车就在我前面的阴影中。维托德放下尸体,将汽车钥匙交给我。我打开车门,他把大包裹安顿到后座上,我把被子盖在尸体上面。我们俩可以松口气了。
“你知道,魏恩海姆的采石场在哪儿吗?”维托德问道,“你必须在前面开车,一旦遇到情况——比如事故、警车巡逻或者其他情况——就要给我报信号。”
我不知道怎么去采石场。“那你就开这辆车吧,很简单,”维托德说,在我看来,他的心情好像很轻松。难道他想溜之大吉吗?
“我在前面开我自己的车,”他命令道,“你跟在我的视线内。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这样的话,你就得停车和等待。”
我不安地点点头,上了这辆陌生的车子,后座上是一个被谋杀的警官。这一切就像一场梦。罗塞玛丽·海尔特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她怎么会在午夜时分把一具尸体送到采石场呢。
维托德在前面开车,在回头看我是否能对付这辆陌生的汽车。我小心地发动车子,车子的操作基本上和我的那辆车没有什么两样,维托德早已为我打开了车灯。我们车队途经高速公路向贝格施特拉塞方向驶去。这个时间交通稀少,因为在一门心思驾车,我感觉自己那种被人发现的恐惧的注意力反而被分散了。维托德并不想欺骗我,如果我们两辆车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马上会等我。我对他万分感激。
我们以一种尽量不显眼的中等速度向魏恩海姆驶去。维托德熟悉这里的路,稳稳地拐进了一条往山上去的陡峭公路。他在山上的一个停车场上停下车来,我在他的车旁边停下那辆警车。四周漆黑一片,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沿着左边的公路继续向前,可以到达两座城堡中的其中一个。
“我们最好还是将我的车停放在这儿吧,然后开另外那辆车到采石场去。我记得,那条路不好走。”
我真高兴,自己不用驾车了,随即坐到了副驾驶座上。维托德一言不发地从自己的车里拿出汽油桶搁在尸体旁边。突然,他给了我一个兄弟般的亲吻:“现在没有回头路了,”他悲伤地说道,继续开车,只是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开车时开着停车灯。
可是,向前开了几百米之后,出现了一根铁路道口杆,这是维托德没有想到的。我们下了车,在汽车的头灯灯光和手电筒的照射下看到上面有一把巨大的挂锁。
“这个是不可能打开的,”维托德说道,“我们只能掉头,到多森海姆那里试试。”
我觉得这一想法真是令人可怕,可是要想敲掉这把锁,至少需要一把大锤才行。
“你发夹至少还有吧?”维托德问道,我自知有罪地摇摇头。他回到了车上。
我用手电筒再次对着那根道口杆照了照。我不禁发出一声激动的吼叫,维托德站住了。
“你瞧,”我叫道,“支架的销子都锈坏了。”
我们重新研究了那个机械装置,发现只要稍稍用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抬高那根道口杆;那把挂锁始终是完好无损的,只是拒绝其他车辆通行。维托德将那根道口杆抬高,我开车从下面通过,然后我们重新交换位置,继续前进。
我们颠簸着穿行在栗子树、橡树和山毛榉树中间,我觉得时间长得没完没了。终于,那条路在一个一人高的铁丝网篱笆前结束了。
“他妈的,要到那个地方还早着呢!”维托德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又下了车。维托德关掉车灯,拿出手电筒。我们一起察看了一段两边的篱笆;篱笆很结实,而另一边的篱笆上布满了旋绕式铁丝网。
维托德打开陌生汽车的后备箱,我为他打开手电筒,让他好查看工具箱里有些什么东西。箱子里配备了很多东西,里面还真有一把很结实的钳子。
“太棒了,”维托德夸奖死者,“我的箱子里可不会有这种东西。不过他这里没有手电筒。”
他在尝试敲开那根厚铁丝时不是很灵活。虽然做起来很费劲,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尽管我和他在轮流操作,可还是花费了我们半个多小时,才把一排金属丝网从上到下地轧出一个个洞来;另外,由于下面固定的地脚螺栓并没有马上妥协,两米宽的一段还必须在这里把它割断。
我们终于完工了,将死者从后座上抬出来,把塑料袋和浴室垫清除掉,然后把他安顿到驾驶座上。维托德在尸体、座位和坐垫上浇上汽油,并将手刹车松开。
“现在赶紧推!”他要求我。我们一起拼命用力,但前面横着一块笨重的大石头,车子过不去。维托德把他往中间挪动了一点,挤在他旁边。
“我把车往后倒一点,然后使劲越过石头,”他向我解释道,“你拿着手电筒站到边上去!”
我爬到了那卷铁丝网那里,打开手电筒等待。即便是发动机用力,也不是马上就能轻易得手的。
“我们真傻,”维托德说,“我们应该把那个洞眼再向右割开几米,那样就肯定没有问题了。或许我们还得用钳子再忙上一阵子。”
他又下了车。我们俩都精疲力竭了。
“我再去试试,”他说,又挤到死者旁边。我站在那个深渊的边缘,给他打开灯光。
维托德又把车往后倒了一点。我感觉我们制造的噪音很大,可是在这一季节里,也说不定有哪一对夫妇或者其他什么人会在深更半夜到这儿溜达呢。
这时候,维托德猛踩油门,车子飞速向前,成功地越过了那块大石头。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在合适的位置上把车煞住——车子飞出了我手电筒照射的范围,砰的一声跌入深渊。
是维托德没能够停下车来吗,要么,这是一个新计划,他准备在最后一刻跳下车去吗?
遥远的深渊那里开始发出撞击声,同时开始燃烧起来。我像一座雕像一样站立着,目瞪口呆地朝下面凝望。除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和炸得四处飞舞的碎片之外,我在黑乎乎的野狼峡谷里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维托德也死了。“往下跳,罗塞玛丽!”我母亲的声音说道。我离那个深渊越来越近,决定不再犹豫不决了。我听见远方消防车的汽笛声,它使我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现实情况。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手里拿着手电筒,走在黑乎乎的林间小道上。无论如何一切不是很快。我从我的前面、后面和旁边持续不断地听见有人的声音。维托德的汽车孤零零地停在停车场里。钥匙插在后备箱盖上;维托德拿好汽油后,将钥匙忘在那里没取出来。那只桶到哪儿去了呢?或许它还在林子里,人们从第一眼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这是一起谋杀案件:篱笆被钻过了,尸体上浇满了汽油。即使一切完全被烧毁了,人们也一定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一次事故。
我呆板地拿了车门钥匙,打开门,坐在维托德的车里,然后出发了。走回家去的话,那这条路也实在太长了。
回家去吗?我绝不能将维托德的车停放在曼海姆我的家门口。因为他死了,所以人们会认为他就是凶手,这也不会让他感到伤心痛苦的。所以说,我必须把汽车停放在拉滕堡他的住宅前。看起来好像是他枪杀了那名警察,然后毁尸灭迹,有可能他这是畏罪自杀。
可是如果是自杀的话,他难道不是抓起左轮手枪,在家里枪杀自己,哪里还用得着预先到采石场里去折腾自己?
于是我开车去拉滕堡。驾车到魏恩海姆的时候,我听见各种不同的汽笛声和警铃声,可是奇怪的是,我没有碰到一辆这样的车。由于不认识路,我无法拐到隐蔽的小路上去,只好走直接穿越城区的道路。看来,人们试图从下面接近那辆燃烧的汽车,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根本不是从上面驶近那个深渊。
我在拉滕堡维托德的住宅前下了车,将钥匙插在锁孔里没拿出来。不过,在此之前我把钥匙擦得干干净净,把方向盘和盖板的地方也擦了个遍,不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我已经走在大街上了,考虑自己该如何回家去。我觉得坐火车、出租车或者有轨电车就太显眼了,叫一辆车停下来就更加引人怀疑了。
我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冷飕飕的秋季之夜继续步行。究竟多远呢?我不知道。本来开车只是很短的一段路,现在不得不自己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这段路长得没完没了了。当然我也可以将自己躲藏在某个地方,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再乘坐有轨电车。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一激动连钱都没有带上,我的外套袋子里只有证件和家里的大门钥匙。
我快步向前。天色很亮。我尽可能走在阴影里,悄悄地在小路上走,避免发出声响。
杀——人——犯!我的脉搏在有规律地跳动。顺着这一节奏,我可以顺利地徒步旅行了。为什么我在实施我的行动时总是如此幸运呢?为什么我从不受到怀疑,或者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人呢?
碰巧又有一样东西帮了我的忙:我发现有一辆男式自行车没上锁,这是一辆黑色破车。我没有一刻犹豫地将它据为己有。反正它就摆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到头来也就是一件大件垃圾而已。当我使劲地骑上自行车的时候,垃圾箱的盖板突然打开了。我因为受到惊吓,顿时连同自行车一起摔倒在地。就像一台定时伸出头来报时的杜鹃挂钟里的小鸟一样,一名城市流浪汉伸出脑袋,大喊道:“小偷,杀人犯!”
我的惊吓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但与此同时,我逃跑的本能重新占了上风——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恶魔。他无疑比我更不会在乎所谓的摩西十诫了。
他还没来得及从他睡觉的垃圾箱里爬出来,我就已经挣扎着爬起来,半蹲半站地使出我的全身力气骑上车出发了。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停下车来,不停地喘气,可是我的内心充满兴奋:我又一次逃脱了。
我骑车并不在行,要想骑那么远的路回家并不容易,尤其这车还没有车灯。不过我始终抱有希望,毕竟不必徒步度过这整个夜晚了。
我骑车向曼海姆去的时候,天还很黑。灯光四处亮着。上早班的人已经在冲澡了,汽车向着城市方向驶去。我将自行车停放在一个停车场里,步行走完回家的最后一段路程。当我跨上楼梯、进入家门的时候,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个家一步了。上床,再也不起来。最好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
一股冷飕飕的发臭的烟味向我扑鼻而来,我的右腿小腿肚开始痉挛,烟灰缸里满是烟灰,一件米色外套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让我想起几个小时以前维托德还好好地坐在这里呢。
我打开窗子,踉踉跄跄地走到卧室里,没脱衣服就上了床。一个黑影冲了出来,正好撞到我的身上。是那只被吓坏了的迪士高,我已经有一个晚上没照料过它了。现在再上床睡觉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不是得马上起床,到办公室去嘛。尽管如此,我还是躺在床上,用手指轻轻地挠狗的耳朵,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我希望自己病了,希望自己躺在医院里一张消过毒的病床上,希望看到的只是完全陌生的人,不必和任何人说话。不再有任何责任,任何义务。我希望自己像植物一样逐渐消失。
可是,一小时以后,我还是起床淋浴了。我做好了上班的打算,将家收拾干净,喝了点儿茶,然后带迪士高到绿化带溜达了一会儿。我手里拿着报纸重新上楼,不过我凭经验知道,夜间发生的大事从来不会被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除非这些大事件具有国际性意义。
像平时一样,我带着狗准点离开了被收拾一新的家,开车去办公室。要想度过这一天,对我来说无疑特别艰难。
午休前不久,我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准备到我办公室里和我作一下简要交谈。这一次是两个人一起过来的,他们脸上表情严肃。他们问我是否昨天有一个同事,那个名叫韦尼克的警官给我打过电话,或者来过我家里。
我说“没有”。那么我去哪儿了?下班后我回家了,不过顺路还买了点东西。在家里稍稍休息了会儿之后,我在晚上的时候还带狗出去溜了会儿步。我指了指写字台下面的迪士高,好像这条狗可以作为证人进行陈述似的。
他们又问我恩格斯坦是否给我打过电话,或者过来看过我。
我又一次说“没有”,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大约是十天前的事了。最后我问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其中一名警察深深地叹息着,他和他那位死去的同事一样年轻、结实。他语不成句地说着话。
“明天您就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了。昨天夜里我的朋友赫曼·韦尼克在他的汽车里被烧死了。”
“这事怎么发生的?”我问。
“如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另外一位警官解释道,他看起来更为和气,“不过这是一起谋杀案,这一点可以肯定。韦尼克发现了三起可疑的妇女死亡案的线索。尽管有些情况似乎还很模糊不清,但恩格斯坦很可能就是凶手。我们知道韦尼克想到恩格斯坦那里去,因为他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昨天夜里半个身体已被烧成炭的他才从自己那辆破损的车里被拉出来。”
他们并没有谈到维托德的尸体。我该不该问他的消息呢?
我不敢问。
“这事究竟发生在哪儿?”这句问话听起来更加中性。
“汽车掉到魏恩海姆附近的深渊里去了,之前有人往我这个毫无知觉或者早已死去的朋友身上浇上了汽油,”两个人中那个年轻一点的人控诉道。
我脸色苍白而痛苦,这事我知道,可是听到他们如此描述时,我表现出这样的表情也许是合适的。
他们还让我仔细想想维托德上一次给我讲过什么话,一旦我想起什么可疑的情况,赶紧打电话给他们。
“他自己究竟怎么说的?”我善意地问道。
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
“他什么也不能说,”其中一个说。
“为什么?”我问,“他逃走了吗?”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那个人回答道,“如果他无法恢复知觉的话,说不定他今天就会一命呜呼了。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同样也坐在那辆坠落的车里,但从车里被抛了出来。很可能他想从车上跳下,可就在这时候车子出事了。”
我眼里满是惊恐。
“他现在究竟在哪儿?”我问。
“在圣约翰医院,但现在谢绝来客拜访。尽管医生们在给他做人工呼吸,但您不应该抱有什么希望了。”
两名警官和我礼貌道别。他们刚离开,上司马上就走进来了,他脸上写满了好奇。
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我的朋友中又有一个人死了。
“海尔特女士,您最让我担心了!”他惊恐地嚷道,“您到镜子里去照照自己,您真的完全就是一副愁眉苦脸的形象。您必须马上看病去,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不希望在这里看到您。您就乖乖地躺在家里的床上,按医生说的去做。我觉得您对自己职责的敬业精神有点过头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痛苦之后,即便超人也是无法挺住的!”
我向他表示感谢,把面包重新包起来,带上狗和外套走了。我真的开车去看医生了,但看到那儿只在下午才有四个小时的门诊接待时间。
那我至少还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了。
可是在此之前我必须对洗澡间进行消毒。我从卫生用品商店带来了一大瓶“萨格罗坦”牌消毒液。我在洗澡间里发现,我的狗在那儿拉肚子了。我用了两个小时对洗澡间进行了消毒,然后又对整个房间杀菌消毒。
我所谓的家庭医生多年来和我照面了没几次,他认为我明显消瘦和脸色苍白有问题。我的整个腹部绷得很紧,挤压时很疼,他安排了其他检查项目,首先是第二天早上抽血化验。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那条狗在我身旁为我悲伤,录音机里播放着伤感的勃拉姆斯的音乐。那把左轮手枪和维托德的外套在我旁边放着。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消失在黑色和紫色中,我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以忧郁的画面展开,我的头脑再也无法思考了。
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篇那个警官被谋杀的长文,说是那个犯罪嫌疑人目前躺在监护病房里,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另外三起犯罪行为可能也是他所为。
我驾车去医生那里,抽了血,预约第二天再去看病,并开了两星期的病假。我完全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床上。我完全可能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蒂给我打来电话。她在哭,简直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死了吗?”我问。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着说,“他还活着,而如果他还活着,我可以想象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运了。下身麻痹,脑损伤。”
“他还有知觉吗?”
“短时间才有。”
我差点儿被吓死。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好在他重新处于人工半麻醉状态了。如果他脱离危险,他将在轮椅里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语言,或许也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我实在放不下心来。”
“你对他做的那些事情怎么看?”我问基蒂。
“我无所谓他做了些什么,”她自豪地回答,“即使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我也会爱他,可是他不是杀人犯。眼下我生活在疯狂的边缘,希望他自己选择死亡。”
她的话使我感动,我也哭了。基蒂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这些概念又能表示什么呢。
过了几天,我面临了又一次打击:我获悉自己得了癌症,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狗怎么办,它到哪儿去。
我把胸针作为快件寄给了恩斯特·施罗德。在一封简短的信中,我隐隐约约地向他说明了事实真相:这枚胸针不是我买的,而是一位女主人送给我的。同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请他的孩子照顾一条陌生的狗两个星期。恩斯特马上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许诺当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内特一起来的,安内特一进房间,马上抓住迪士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安内特坐到车里的时候,我才轻轻地说:“你的女儿有一个姐姐,可是你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是否想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双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麻醉和手术感到特别恐惧。以前,当我的亲朋好友吓得不敢去看医生,一旦需要作手术时,他们就会陷入恐慌状态。我甚至还特别强调说:“对医生而言,这纯粹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就像在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天天从事上述的裁缝作业——根本不可能发生差错。”
可现在,轮到我本人的时候,这个流水线作业看上去就不同了。我真的总是想起那些病人:他们无法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可是,由于不人道的技术,尽管他们像死人一样,却仍然需要病床。难道我也是这样一种再也无法苏醒过来的解决方案吗?
在医院里,人们给我安排到了一个双人房间里;先前做的所有检查又重新做了一遍。我的邻床上躺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她在孜孜不倦地用卫生纸钩一只小帽子,我问了她两遍,她才回答说,她明天出院。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一位希腊麻醉师过来检查我的血压,研究我的化学值、心电图以及胸透,并详细询问我的家族和自己的病史包括过敏反应。
“您害怕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
“许多人害怕麻醉,因为他们自以为醒来时自己已经死了,”他开玩笑道(我觉得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好笑),“不过我完全可以给您提供硬膜外麻醉,也就是您只有下半身被麻醉。”
“谢天谢地,那么我真的就可以看到外科医生们那些粗糙的脸了,听见他们如何谈论足球,将他们的柳叶刀磨得锋利了吧!”
“通过服用安眠药使自己得到镇静,您完全可以处在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然后闭上眼睛。您的耳朵里插上了耳机。我有一盘希腊的瑟塔基舞曲带子。”
我真想说,他应该把瑟塔基舞曲带子塞进自己那只绿色的浴帽里。不过我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请他给我上一种体面的万金油式的麻醉药物,这样我就可以对这一程序什么都不知道了。
紧接着,一位外科医生向我解释手术的方法及其风险。我内行地点点头,可后来发觉,因为激动,他的话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明白。
夜里,我睡眠出奇地好,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很快就睡着了。我旁边的女人大清早就被一名愤世嫉俗的男子接走了,他连向我问候“早上好”都没有,他认为这个没必要。
我还没上手术台,我的邻床已经被换上新的床铺了。一位白发老妇使劲握紧我的手。
“我是新来的室友!”
我的室友穿着一件淡紫色毛巾睡衣,在狭窄的床架上翻跟斗、做肩倒立和桥式动作以开始她在医院的时光。我听说她年轻时曾经是体操冠军。当她正要开始给我介绍一本谷物食谱中的那些长寿菜肴的烹调法时,我被接走了。
几小时之后,我才醒过来,我的手臂上在输液,一名护士在一侧陪伴着。我还活着。
可不知什么时候,疼痛开始了,我渐渐处在半睡半梦状态,明白我遭遇了可怕的事。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丢勒的那幅《祈祷的手》和梵高的那幅《铁路桥》,这些被视为希望使者的画作是由一位热情的护士长挂到墙上去的。
我的室友第二天做手术。等到我们两个人身体好转,她终于可以向我朗读巴伐利亚一个用测泉叉寻找地下水源的女人的日记时,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新邻居。
这是我实现的几个愿望中的一个,而且也只是因为我在医院里呆的时间特别长的缘故。
这位新邻居有着一头獾一样的毛发,小姑娘一样的打扮,身上穿着同一种颜色:绿色的短袜,绿色的裙子和外套,绿色的鞋子和围巾。当那个绿衣女人穿着那件长睡衣的时候,在过道里等候她的丈夫进来了。我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柏林方言。
“我给你带来了一张小东西的照片,”他温柔地说,将一张放在银边镜框里的照片摆放在床头柜上。他离开后,我朝那边偷看。那是一张牧羊犬的照片。
时间一长,作为好邻居,这位狗妈妈终于开始露出原形了。她偶尔拿出一瓶偷偷带入的白酒喝上一口,在她特地用袖子擦干净那把烟嘴之后,总是满怀热情地愿意把烟嘴提供给我。
“他们把我的身子掏空了,”她抱怨道。如果她感觉脚冷,就坐在我床下,然后悄悄地将她那冰团似的脚塞进我的被子里。若是换成另一个人,我是决不容许别人做出如此令人讨厌的事的,可是在这个柏林女人那里,一切发生得如此自然,我反倒为自己的固执感到害羞了。她强烈渴望身体之间的接触,说话时喜欢触摸我。有一次她冲动地拥抱我,也许她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她可能是夜里被我轻轻的啜泣声吵醒的吧。她突然像母亲一样地来回轻轻摇晃我的身子,令人信服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一切并没有好起来。没有人过来看我。有一张事先印好的卡片是从办公室里寄来的:“衷心祝愿您早日康复,”卡片上是我同事的签名。我的上司至少给我送来了一束昂贵的鲜花和一张手写的卡片,宣布他已经来过了。可是他从没有到医院来看我。
我出院前两天,罗默尔太太看望我,她刚刚从美国回来。
“真是没有想到呀!”她嚷道,“我刚从机场过来,看到了您藏书网的信,立即赶过来了,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呢。谢天谢地,那个迪士高在哪儿呀?”
我向她介绍了我突发的或者说早已潜藏在身体中的疾病。
“我把迪士高交给朋友了。我会打电话过去,让人把狗交还给你。”
罗默尔太太申明,她可以自己把迪士高接回去,但我既没有说出恩斯特·施罗德的名字和地址,也没有对他的身份说出一个字来。我不希望插手这件事的是是非非。我听罗默尔太太长篇大论地介绍她的美国之行。
“您想想看,我已经习惯拿冰水当饭吃了!对了,您觉得我的新发型怎么样?”
罗默尔太太很多一缕一缕的白发早已经渗透进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中,现在她把自己的头发交给了一位美国的高级理发师,他把她的米色剔除,给崭新的雪白的华丽配上了淡蓝色的阴影。
“肯定也适合于您的,”罗默尔太太说。她呆了很久,我感觉自己精神好多了。
她走之后,我给恩斯特·施罗德打电话。他马上表示很抱歉,他没能来看望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惭愧。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借口。
他提到维托德受了重伤,一言不发地躺在医院里。他也提到了维托德家孩子的问题,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的境况越来越困难。只有那条狗还过得不错。
我后来告诉他,我刚刚出院,罗默尔太太又去乡下了,又开始想念那条狗了。
恩斯特·施罗德深深地叹息着。
“我今天晚上就把狗带过来,然后和她谈谈。至于她的外表原来是怎样的,我现在仅仅能想起她是一个温柔的长着一双狍眼的女人吗?”
“她被切除了乳房,染了一头蓝头发,”我说。
“哦,是吗?”恩斯特沉默着。然后他承认道:“你看我差不多成了秃顶,也有了啤酒肚。”
罗默尔太太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就摁响了她家的门铃。两个人都没有认出对方来。她向自己的狗问候,几乎没朝那陌生男子看一眼。当他报出自己的名字,她才惊讶地注视起他来。然后,她脸色变白、变红,然后又变白。最后,她请他进房间,他们谈了很久。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出现新的爱情。
我也终于辞职回家了,可是经过手术之后,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生给我安装了一个人造肠胃出口,尽管保健辅助设施越来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一名麻风病患者一样,尽量避免和他人接触。和罗默尔太太一样,我也开始领取临时性的养老金,可是我对重返办公室工作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过着隐居的生活,只是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医院进行化疗以及做定期检查的时候才离开家门。偶尔我会拿起电话,和罗默尔太太说上两句,有一次我还和基蒂打了电话。
我从这个始终在为维托德悲伤的女人口中获悉,警方已经为恩格斯坦案件结案。因为存在着许多疑问,维托德被认为是惟一的责任方。基蒂曾经考虑请一名侦探对该案件再彻彻底底地调查一次,可她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
“即便宣告他无罪,也没有什么用了,”她说道,“他的儿子吗?他们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离开了海德堡,一个在巴黎读大学,另一个在南美各地周游呢。他们应该自己关心这一切……我都不知道,一旦莱纳死了,我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可是维托德并没有死。很长时间里,他像个死人一样,全身插满了软管和机器。要想使原来的他苏醒过来,或者有可能的话,不单单过一种纯粹植物人的生活,这种希望等于零。和基蒂的说法完全相反,他的儿子常常过来看望他们的父亲。几个月之后,经过和他的儿子商量,他不再使用人工呼吸器了。维托德在朝着人们的期望开始了自然呼吸,然后被允许转到一家康复中心,最后从那儿转到了一家护理院。
当我第一次开车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和那个恋爱的夏天一样,我在考虑自己该穿什么衣服。他会不会想起我那件紫罗兰花朵图案装饰的夏装?可是,在经过了偷欢之后,我不再有什么好心情了。我穿上了毫不起眼的衣服。我是一个老女人,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或许我该学学罗默尔太太那头淡蓝色头发的模样,好好考虑给自己那灰白头发染染发吧。
我每周去看维托德两次,带着他在轮椅里散步。他呆呆地看着我,不知道他的眼里是快乐、理解还是仇恨。他的记忆究竟能到多少程度?没有一个医生会说出一个准数来。护士们都说,我来看他,他很高兴的。每到星期二和星期六,她们总会说:“莱纳,今天罗茜要来啦!今天你可以去散步了!”
她们说他完全能够听得懂这些话的。他的一名女护工总是钦佩地告诉我:“真的,海尔特女士,您真好,一直关心着这个可怜的家伙!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有人给他穿上风衣,一名强壮的女护士把他抱到轮椅上。我跪在他面前,给他拉上拉链。然后我就推着他出门了。有时我会告诉他,我曾经有多么爱他。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