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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野战军》


 第一章 捷足先登

    <h3>延安与莫斯科</h3>

    1945年8月9日，远东战场掀起了新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轴戏开始上演了。

    苏联红军后贝加尔军区、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编成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总兵力150万人，大炮26，000门，坦克5500辆，飞机3800架，舰艇500艘，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攻入中国东北。盘踞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一向以骁勇善战而名满天下，但此时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日军在苏联红军的毁灭性打击下迅速崩溃。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们步入了最后的黄昏，猩红的太阳旗在黑土地纷纷坠落。

    西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由蒙古东部出击，横穿沙漠，越过大兴安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19日，方面军主力前锋进抵长春、沈阳近郊，左翼攻占齐齐哈尔，右翼进抵张北、承德、赤峰等地，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日军的联系。

    东路，麦列茨科夫元帅率远东第一方面军与日本关东军主力交战。日军负隅顽抗，无奈军力对比悬殊，第一线阵地迅速崩溃。双方装甲部队刚一接触，胜负便成定局。日军的坦克装甲太薄，被苏军的高射<a href="https://.99di/character/673a.html" target="_blank">机</a>枪一扫就成了马蜂窝。相反，苏军坦克的装甲十分坚固，连日军的炮弹都无法洞穿。8月17日，苏军攻占勃利、图们，19日攻占敦化、汪清。

    北路，普尔卡耶夫大将率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支援下，沿松花江南下；右翼攻占瑗珲城后，向嫩江前进；左翼逼近宝清。8月19日，北路苏军连克佳木斯、依兰，逼近哈尔滨、北安、齐齐哈尔。

    8月19日，苏军伞兵部队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大城市空降。

    8月20日，苏军伞兵部队同时在双辽、辽源、延吉、吉林、大连、旅顺等城市空降。东路和西路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胜利会师。

    8月31日，苏军解放东北全境。

    日本人说完就完了，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

    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通过广播迅速传遍延安全城，让人兴奋得夜不能寐。当时，中共的高级将领大多在延安，他们参加“七大”后，还没来得及返回各自的根据地。大家摩拳擦掌，琢磨着怎么赶回部队参加对日大反攻，岂料第二天就传来了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

    这无疑如一块巨石掉进了深潭，使诗人气质浓厚的毛泽东再也无法平静。苏军出兵东北和日本乞降，这本是毛泽东意料之中的事，可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却出乎他的意料。6月24日，他还在给各地领导人的电文中估计，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没想到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而苏联出兵之事，中共中央事先竟一无所知。在抗战期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些微妙。苏联为了避免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夹攻，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但是斯大林明白这个条约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是靠不住的，他想借助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牵制日军。苏联在“二战”期间援助蒋介石的武器装备达1.7亿美元，包括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而对延安的援助却是一些书籍和药品。当时在延安的中外记者评论道：“武器都给了国民党，马列主义给了共产党。”

    尽管如此，蒋介石并不买莫斯科的账，每次只有到日军向苏联边境集结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才想起延安“小兄弟”。斯大林挥动指挥棒，命令毛泽东向华北日军发动攻势，以拖住日本人。毛泽东偏偏不是个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共产党领袖，他拒绝了斯大林的“命令”：敌我军事技术装备太悬殊，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是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加强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的装备，我们的行动效力就会大些。

    毛泽东在拒绝斯大林命令的同时，暗示“老大哥”的偏心：延安迫切需要“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而你却全给了蒋介石。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次别扭发生在1941年7月，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举行代号为“关特演”的大演习，那正是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受到重创，局势异常严峻。这年秋天德军逼近莫斯科，苏联获得一个情报，说是只要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立即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斯大林十分紧张，致电毛泽东，要求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向长城方向运动，以牵制日军。毛泽东回电，说部队调动有困难。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军对各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蒋介石政府早在“皖南事变”后就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还调集50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虽然毛泽东所言是真实的，但他毕竟拒绝了斯大林的“命令”。

    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联情报机构认为日军即将进攻苏联。斯大林又急了，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求支援。在第一封电报中说，他将准备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请毛泽东派相应兵力到蒙古边境地区去取。毛泽东回电说：“我们当然需要武器，但调动一两个师的兵力到蒙古边境去接受武器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部队在通过广阔草原时，会被敌空军发现而遭歼灭。这个方案是不现实的。

    不久，斯大林第二次来电，提出可分批派出小部队到蒙古边境轮番接受武器。毛泽东又拒绝了。

    1943年初，斯大林再次来电，要求派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这次，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罗瑞卿、杨成武和吕正操部向长城附近靠拢，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不久，苏德战争形势逆转，苏军由防御转入反攻，斯大林再也不需要延安“小兄弟”的武力支援了。

    莫斯科与延安的“误会”远不止这些，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苏联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就是要中共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政府，而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当国共双方发生摩擦时，莫斯科唯恐统一战线破裂，一味要求延安忍让。在延安整风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这是宗派斗争，意在清洗王明、博古等“亲莫斯科派”，来电劝说：“不要搞党内斗争，要团结党内同志一致抗日。”当然，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别扭”毕竟是两个无产阶级政党间的内部矛盾，毛泽东相信随着时局的变化，斯大林一定会鼎力支持中共。他预料战后美国必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对台下的几百名代表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苏联出兵东北后，毛泽东找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负责人孙平询问：“为何事先不打招呼？”孙平回答：“可能是与美英方面有协议，不能泄露机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此事还是非常高兴的，毕竟苏联出兵东北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要好。当时，延安还驻有美军观察组，他们在1944年就宣称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毛泽东一直对美军登陆一事抱有警惕。他在“七大”的几次会议上多次提到“希腊事件”—希腊共产党游击队被英军登陆部队缴械。他担心美军登陆部队也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他提醒与会代表，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美蒋沿长城一线进行封锁，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为了挫败美蒋的阴谋，必须集中二三十个旅开到东北去，背靠苏联，获得武器援助。他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他欲夺取东北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挫败美蒋的封锁。没想到苏军居然打来了，先于美军进了中国。毛泽东凝视着中国地图的东北角，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白山黑水的地貌。几个小时前军委二局送来的一份关于东北基本情况的材料上说：东北工业发达，其煤产量几近全国的一半，发电量占全国的八成，钢铁产量接近九成；其交通之便利冠绝全国，铁路有1.4万公里，公路有10.8万公里；其农业和林业非常发达，有“谷仓”“林海”的美誉。

    <h3>蒋介石想起了努尔哈赤</h3>

    军统头子戴笠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进山洞林园1号楼时，蒋介石牙痛似的吸了一口凉气。戴笠发现蒋介石正在收听延安的广播电台。他在门口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轻唤了一声：“委座。”

    蒋介石关掉电台，朝戴笠道：“雨农，有何新情报？”

    戴笠打开公文包，取出一摞材料递给蒋介石。

    “朱德下了七道命令，令匪军举行大反攻……”

    “反攻个屁！”蒋介石气愤地翻着文件，“日本已向盟军乞降……”

    当他读到朱德的第二号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向吉林进发。”）时，浑身不住地哆嗦。

    “共党想占领东北，这办不到！”蒋介石是个十分精明的人物，他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东北沃野千里，努尔哈赤就是凭此奠定基业，使满族人入主中原。现在的东北不仅沃野千里，还有强大的工业。如果东北落入“共匪”之手，那么“穷党”将会一夜间暴富，力量倍增。而且东北与苏联接壤，一旦“共匪”据有该地，不仅可摆脱长期受到封锁和围剿的不利局面，还会得到斯大林的援助……

    蒋介石考察过苏联，曾目睹过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也领教过斯大林的威力。他本人就是依靠苏联的扶助才奠定了“黄埔基业”。1927年他和冯玉祥率领的军队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这两支国民革命军都得力于苏联的援助。蒋介石一想到斯大林就叫苦不迭：那真是个可怕的对手！

    蒋介石继续翻阅情报，当看到新四军公开发表粟裕为南京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长时，气得暴跳如雷。

    “立即将这些情报送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请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令在华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在中央军到达前，必须维持现地治安，抵御一切非法武装的进攻。”

    “委座，目前的战略态势于我不利，国军主力集中于西南一隅，而共匪遍布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区域。”戴笠又献一计，“为避免共党捷足先登，何不起用汪伪分子？”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说：“只要他们弃暗投明，戴罪立功，抵御共军的进攻，可既往不咎。”

    戴笠从包中取出一份名单，不无得意地说：“军统对汪伪首要分子的策反工作可谓瓜熟蒂落。周佛海、任援道、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门致中等都已向我明确表示，随时听候委座指示。这些人虽为民族败类，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与我们志同道合。”

    在戴笠的建议下，蒋介石先后任命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负责维持沪杭一带的“治安”；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门致中分别为第1、第2、第3、第4、第5、第6路先遣军总司令。于是这些伪军将领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的高级将领。

    <h3>“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h3>

    “‘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毛泽东面对数百名中共干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这是1945年8月13日的事，近几天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深深激怒了毛泽东和他麾下的将士。

    8月11日，蒋介石通令全国各部队执行盟邦协议，开始参与对日受降工作。唯独对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令是个例外：“所有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该战区司令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8月12日，蒋介石任命处于八路军包围之中的伪军将领孙良诚等为先遣军总司令，这些对解放区军民犯有滔天大罪的汉奸头子摇身一变全部成了国军总司令。他们不仅阻止中共抗日武装对日伪盘踞的战略要地的进攻，还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国民党的正规军也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向解放区倾巢进犯。绥远傅作义部于8月11日侵占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包头，并继续沿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犯。国共双方军队发生激烈冲突。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于7月21日出动6个师向关中地区进犯，边区部队于8月8日发起反攻，胡部受到重创，现战斗仍在进行。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清醒地意识到一场空前的内战即将来临。为提醒党政军干部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用极富感染力的湖南口音翻起了蒋介石的老账，他说：“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片刻，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然后继续他那著名的演讲：“蒋介石总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在毛泽东慷慨激昂的演讲声中，其他中共领袖们正抓紧时间进行各自的工作。刘少奇拿着红蓝铅笔，审阅当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清样。上面有一篇社论，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文章尖锐辛辣、妙趣横生。刘少奇不时露出微笑。

    ……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反倒错了，应该劝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乎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乎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敌我倒置，真算得上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他们找了朱德总司令命令敌伪投降缴械当作借口。这难道也算得一个聪明的借口吗？不，这样来找借口只是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把同胞看得比敌伪还可恨……

    朱德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正在签发给蒋介石的电文。电文是毛笔起草的，写得龙飞凤舞，这举世无双的狂草书法同样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当然，电文末尾署名为“朱德”。电文如下：

    <small>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部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是另一套。朱德在8月10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器等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无疑这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因为这个命令我是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small>

    毛泽东将烟蒂扔在地上，挥动有力而略显生硬的左手，再次提高嗓门：“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这些天来，毛泽东整天整夜地紧张工作，时而起草电文向各解放区发号施令，时而翻阅军委送来的文件，皱眉沉思。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窑洞里充满了烟草的辛辣气味。局势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8月14日，蒋介石忽然来电邀他赴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知道这是老蒋施放的“和平烟幕”，目的是麻痹对手，加紧战争准备。他为之一笑，不予理会，继续<details>９9lib.</details>下令各解放区向日伪反攻，收缴武器资财，准备应付内战。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日，苏联与外蒙古的军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毛泽东下令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大同、太原、北平等城市，以争取造成背靠苏蒙控制华北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争夺东北的问题是他考虑最多的，但他不知道苏联的态度，不敢有太大的动作。8月11日，新华社公开发布朱德总司令的第二号命令，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向东北进军，当晚中共中央在内部文电中指出：“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张、万部马上开往四省……”近来又传出宋子文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具体内容尚不得而知，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对蒋介石做了些什么承诺呢？

    正在毛泽东苦思冥想之时，刘少奇推门进来，兴冲冲地说：“主席，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冀察军区十二分区一部骑兵被驻张北的苏军缴械了……”

    “你这是什么话？”毛泽东诧异道，“被人家缴械了还是好消息！”

    “我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刘少奇笑道，“那队骑兵是奉冀察军区之命，主动前往张北，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谁料苏军的摩托化部队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就将他们全部缴械了。后经解释才明真相，苏军一位上校说，原来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误会误会，就归还了武器。那位上校还说八路军不是正规军吗，怎么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呢？”

    毛泽东忍不住笑道：“看来苏军官兵对我们太缺乏了解喽。不过这件事可视为我们无意中放出的一个气球，它试探出了苏军起码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

    “是的，所以我说是好消息。”

    “看来，对东北该有动作了。”毛泽东将烟蒂摁灭，提笔疾书：

    <small>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晋察冀分局：</small>

    <small>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3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1个团，冀中调1个团，共4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1500人。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1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中央配备1个干部团，共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small>

    <small class="right">中央军委</small>

    <small class="right">1945年8月20日</small>

    刘少奇在一旁看毛泽东草拟完电文，提醒道：“蒋介石今天又来一电，请你去重庆，如何回答他？”

    “那可是鸿门宴哟！考虑两天再说。”毛泽东放下毛笔，点燃一支烟，又开始吞云吐雾，“老蒋现在占有外交、内政优势，他是正统，国际上只承认他。又是战时领袖、中国战区统帅，可以发号施令。不过，他心里明白，苏联的一套不过是外交辞令，其实，国共反映美苏，苏联不可能真心支持他……”

    就在这天深夜，苏联情报组的孙平派人送来一份急电，毛泽东接电一阅，顿时怒火中烧。他一把扯开胸前的纽扣，通知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匆匆赶来，几大书记看完电报一时都愣住了，原来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刘少奇说：“看来蒋介石两次来电邀主席去重庆谈判并不简单，是有国际背景的，我们原先只想到美国一家，没想到苏联也卷进去了。看来我们不认真应对是不行的啦！”

    任弼时一听，连连摆手：“重庆去不得！蒋介石的流氓手段是出了名的。1929年将李济深押于南京汤山，1931年又将胡汉民软禁，1937年张学良又陷囹圄……”

    刘少奇见周恩来沉默不语，忍不住道：“恩来，你与蒋介石交道打得最多，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将两道浓黑的剑眉拧在一起，沉思片刻，说：“我了解蒋的为人，正如弼时所言他的流氓手段是出了名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押张学良便是典型的一例。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面，他的性格中还有软弱的一面，如特别怕得罪外国列强，抗战之前他对日本人怕得要命，后来又怕美国人。他并不是对舆论一概置之不理，有时候也沽名钓誉。总之，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否则，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刘少奇见周恩来并未明确表态，于是问：“主席该去还是不该去？”

    周恩来剑眉一扬：“先观察几天再说，看各方面的态度。”

    8月22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兹为团结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蒋介石有他的如意算盘，他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有三层意思：第一，他料定毛泽东没有这个胆子，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对方，在政治上占得先机；第二，如果毛泽东斗胆前来，他可以在谈判桌上逼其就范，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三，可利用谈判作缓兵之计，加紧从西南调运大军抢占战略要地，为内战做准备。当他接到毛泽东的正式答电后，以为毛泽东胆怯，于是再进一步，避开周恩来，单点毛泽东的将，又发出了第三份“请柬”：

    <small>毛泽东先生勋鉴：</small>

    <small>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small>

    <small class="right">蒋中正</small>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智大勇的毛泽东定下赴渝谈判的决心后，开始与在延安的各战区首长谈话，面授机宜。毛泽东告诫他们：“谈判桌上的交锋是唾沫星子和笔墨官司，真正起作用的是战场上的真刀真枪。”

    “如果国民党军进攻我们，我们的反击会不会被蒋介石抓住把柄，加害主席呢？”有人担心地问。

    “不会的，你们在战场上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毛泽东回答道，“让蒋介石看一看我是有强大武装做后盾的。”

    1945年8月25日，一架美国C-46型军用飞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开始了著名的“8？25”飞行，目的地是太行山腹地山西省黎城县长宁机场。当时延安驻有美军观察组，在八路军的太行山根据地也驻有美军观察组成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美军飞机经常往返于延安与太行山之间，美军人员为了感谢八路军给他们提供的方便，也常开方便之门，让八路军“搭便机”。但是，美军万万没料到，这次方便之门开得太大了，以至于他们的一次平常飞行被后来的史家反复大书特书。因为“搭便机”的不是寻常人物，而是21位中共高级将领—林彪、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张际春、陈赓、肖劲光、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傅秋涛、王近山、江华、聂鹤亭、邓克明、黄华。

    在中共“创业史”上这些人的名字套着炫目的光环，虽然衣着朴素，没有军衔标志，但是每个人都有一种从骨子里渗出的高贵气质。

    在飞机上最活跃的人物是陈赓，这位瘸着一条腿的小个子将军非常幽默风趣，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另一位活跃人物是一脸福相的陈毅，他与陈赓一唱一和，配合相当默契。

    最威严的要数残了一只眼的大个子刘伯承，即使在说俏皮话的时候，他也是一副令人生畏的军人派头，显示出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良好素质。

    最沉默寡言的是林彪，他一直紧锁着两道阴云般的浓眉，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任凭舱内喧哗，均不为所动。他是赴山东去接替罗荣桓的，随其前往的还有肖劲光、李天佑、邓华、江华、聂鹤亭、邓克明等战将。

    遣走林彪等将领后，毛泽东为了赴重庆谈判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苏、美、英）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发生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亲赴重庆谈判的党内通知。电文中说：“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

    此时，毛泽东已知苏联要将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党，中共独占东北的可能性似乎不存在了，但他仍然没想放弃夺取东北的战略计划。

    8月27日，毛泽东在窑洞里与刘少奇彻夜长谈，面授机宜，交代了应对各种情况的方案。其中谈得最多的仍是夺取东北的问题。

    8月28日，延安军民一大早就从枣园、桥儿沟、王家坪、杨家岭、新市场等地向东关机场汇集。上午10点左右，机场里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挥舞着标语和彩旗，背着步枪，有的儿童和老人还握着红缨枪。这种热烈的场面在延安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0点30分，毛泽东、周恩来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分乘3辆汽车来到机场。人群里顿时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其热烈、壮观的情景给赫尔利、张治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治中感叹地对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次日，刘少奇即按毛泽东临行前的部署，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正式拉开了争夺东北、抢占先机的序幕。

    <small>晋察冀分局并告山东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small>

    <small>1．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small>

    <small>2．但中苏条约中已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而《红星》报论文又复明确宣布：“中国唯一应走之路，乃进步与民主的发展。”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的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都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small>

    <small>3．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small><bdi>.99lib.</bdi>

    <small>4．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但亦不要希望红军给我以帮助。一切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即应放手进行。</small>

    <small>5．关于东北与热、察红军占领地区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一切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处理，并随时报告我们。晋察冀与山东均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进到红军后方随时报告情况。</small>

    <small class="right">中央</small>

    <small class="right">1945年8月29日</small>

    <h3>喜从天降</h3>

    毛泽东、周恩来飞赴重庆之后，中央的重担就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精明、干练、务实是刘少奇的典型特点，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富有诗人的想象力。他脚踏实地、谨小慎微的行事风格就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他每作出一项决定必经通盘考虑，综合各方情况，做到万无一失，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去冒风险。争夺东北是中共战略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当然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继冀察军区第十二分区的骑兵被苏军缴械之后，第十四分区一部又出现了类似情况。近来，他常常面对窑洞中的斯大林像出神，想通过那褐色的眸子看透莫斯科主人的内心世界。当然，这是徒劳的，他只能通过前方的侦察报告来判断莫斯科的态度。

    1945年9月7日，他在得知第十四分区那支小部队被缴械的消息后，顿时心里没有底了，于是电令各大区首长，暂停向东北调派更多的部队，同时将此决定电报在重庆的毛、周。

    毛泽东接电后，当即回电表示反对，并要刘少奇加快调兵东北的部署。

    就在刘少奇召集书记处会议研究毛泽东的电报尚无结果之时，两封来自前方的电报使窑洞中的领袖们顿时充满了信心，他们立即按毛泽东的意见向各大区下达了派大军去东北的指令。

    第一封电报来自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报告：

    <small>第十六分区曾克林部于8月31日与苏军会师，随后中苏两军协同作战，攻占了日伪军盘踞的山海关。</small>

    第二封电报来自胶东军区，许世友、林浩报告：

    <small>吕易率一个排渡海抵大连，受到苏军一少将的接待，对方态度甚诚恳，并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干涉，同意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吕易报告：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代，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和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一带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small>

    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致电山东分局：

    <small>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二万五千人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活动一律不能声张，不用八路军名义而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地方军名义。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对红军亦不用八路军及党的名义进行正式交涉（非正式交涉是可以的），而用地方军及群众面目与红军交涉。此外另派城市工作干部到东北红军占领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组织群众团体，改善人民生活，出版报纸，发动民主运动。上述任务望以极大注意去进行。你们意见如何？部队何时能开始出动？望速告。其他地区派赴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另告。</small>

    刘少奇极为重视来自前方的第一手情报，自从9月9日接到李运昌的电报后，他一直盼望有曾克林部的最新消息。“与苏军会师，同共作战。”这是延安窑洞中的领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一旦梦想成真，自然喜不自禁。尽管大打折扣，比原先预想的规模小得多，但毕竟还是实现了“与苏军并肩作战”的愿望。

    这是苏军基层将士自作主张，还是有苏军高层背景或莫斯科背景呢？刘少奇在揣测“山海关事件”的真正含意。

    就在刘少奇苦苦悬望之际，曾克林从天而降了。

    9月14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机场人员一看是苏联红军的徽标立即报告杨尚昆。杨尚昆找到谙熟俄语的伍修权，二人乘车前往机场迎接。苏军飞机的突然降落是有违常规的，当时，延安机场来得最多的是美军的飞机，事先都得联络好了。苏军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阵，不待地勤人员引导便自己找准跑道降落了。机舱门打开后，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个高鼻子老外，另一个是着八路军军服的中国人。

    杨尚昆和伍修权迎上去，那位穿八路军军服的汉子连忙介绍道：“我是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这位是苏联红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这位是翻译官谢德明少校。”

    “嗬！欢迎、欢迎……”杨尚昆一听不禁喜上眉梢，连忙将贵宾迎上车，朝延安城驶去。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在延安王家坪召开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向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争夺东北的先锋官曾克林同志。”

    大家一齐鼓掌，曾克林连忙起立朝首长们敬礼，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首长，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曾克林同志，你坐下。”刘少奇亲切地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东北问题，中央讨论多次了，因情况不明总定不下来，你来得正好，请谈谈东北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曾克林用袖子揩了一把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开始汇报第十六分区部队挺进东北的经过——

    8月10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接到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后，当日，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亲率军区主力部队1.3万余人，以及地方干部2500余人，分三路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军。

    东路由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组成，共2500余人，由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8月16日开始出发，沿途相继攻克海阳、双望、张家庄、台头营等敌伪据点，抵近山海关。为了争取时间，早日深入东北腹地，曾克林、唐凯决定绕过敌伪盘踞的山海关，由九门口越长城出关。

    侦察参谋董占林带一个班走在最前面。8月29日下午，他们走到山海关以北40里的前所车站附近，一打听，守卫车站的日军风闻苏军将至，已南逃至山海关，车站只留有400多名伪满军，早成惊弓之鸟，不断将家眷和财物朝火车上搬，随时准备逃窜。

    “敌人要逃跑，怎么办？”董占林是个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他恐大部队到达之前敌人会先逃走，于是连忙写了一份通牒令，派一名侦察员送进敌人据点；又写了一封短信派人送给大部队，请曾克林、唐凯率部务必黄昏前赶到前所镇。

    伪军头目将那名自称八路军的侦察员上下一打量，一时拿不定主意。侦察员穿的是便服，除了一支驳壳枪之外，跟当地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不过，那份通牒令语气之强硬让他不敢小视。上面写着：“我八路军挺进东北，大部队已经将你们团团包围。日本鬼子已经向中国人民投降了，你们也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现在，我代表八路军东进部队命令你们，今日下午5时前，在村西集合向我军投降，我们既往不咎。如果顽抗，就坚决消灭！”

    伪军头目思量再三，决定派一个人以谈判为名去探听虚实。

    董占林见伪军谈判代表东张西望，心里就明白了。于是板起面孔，厉声喝道：“顽抗绝没有好下场！你们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按时集合投降，我们就要发起总攻了！限你们一个小时作出答复。”那名伪军头目慑于董占林的气势，点头连连唱喏。

    下午5时左右，400多名伪军举着白旗在镇西洼地集合，向董占林等七八名便衣八路军投降了。

    一个小时后，曾、唐率部跑步赶来，前所车站这个山海关外的第一个大据点就这样轻易拿下了。

    当晚，曾克林接到报告，说南下的苏军先头小分队明天将经过前所。就要和老大哥会师啦！曾、唐二人兴奋异常，吩咐炊事班连夜杀猪宰羊。

    次日清早，曾、唐率部分人马排成四路纵队，准备夹道欢迎苏军，司号员组成的军乐队排在队伍前列，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东边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汽车的引擎声由远而近，五辆汽车风驰电掣，转瞬便到了跟前。曾克林下令欢迎，顿时掌声四起，军号声响彻云霄。

    苏军官兵被眼前的一幕搞蒙了，惊奇地打量着车下的“杂牌武装”。坐在吉普车上的上校一挥手，卡车上的士兵纷纷跳下，端着转盘冲锋枪如狼似虎地吼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缴枪！缴枪……”

    曾克林惊诧地说：“他们要缴枪，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都是马列队伍嘛！”

    “看来他们是误会了，”唐凯一把拉着曾克林朝吉普车走去，“我们去解释。”

    苏军士兵端着枪不让曾、唐二人靠近吉普车。曾克林急得抓耳挠腮，不知说什么好，对这些老外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唐凯急中生智一捋袖子，露出右臂上当红军时刺的镰刀锤子图案——这是共产党通用的徽标。苏军官兵终于明白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双方消除了误会，顿时一起欢呼：“斯大林万岁！毛泽东乌拉！”

    中午，八路军将白米饭和猪肉炖粉条端到苏军官兵面前，那些头发打卷儿的“老大哥”将脑袋摇得像货郎的拨浪鼓，原来不对口味。费了半天劲搞了些土豆和煮鸡蛋，才让他们满意。

    这支苏军小分队人不多，只有70余人，但武器装备不错，除了他们手中拿的冲锋枪、机枪之外，汽车后面还拖着两门战防炮。曾、唐二人合计，借“老大哥”的炮，杀回马枪去攻打山海关。苏军上校一听，说他做不了主，要向上级请示。第二天，上校满面笑容地对曾克林说：“上级同意攻占山海关。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著名要塞，攻占它具有政治意义。”

    “真是太好啦！”曾克林握着上校的手，“我们两支无产阶级军队终于有机会并肩战斗啦！”

    这次同样是先礼后兵，双方各派三人为代表去向山海关日军下“受降通牒”。苏方由一名中尉、一名会日语的翻译、一名战士组成。八路军方面由侦察参谋郑公然、参谋董占林、敌工干事马齐勇组成。六人乘吉普车直奔山海关城门。

    守卫山海关的日军远远见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吉普车驶来，连忙紧闭城门。当时，日本政府已宣布投降，他们慑于苏军的强大不敢贸然开枪。吉普车在城门前停下，苏军中尉带着翻译前去谈判，叫其余人不要下车。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在城墙上来回走动，任凭苏军中尉用石头擂门就是不理会。过了一个小时，中尉累了，气得骂了一阵，正转身准备上车回去，城门开了。

    十几名日军士兵簇拥着一名大佐出来了。大佐躬身请苏军中尉上城谈判。双方代表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这是古代专供交战双方使者谈判的地方。苏军中尉拿出通牒往桌上一拍。那大佐是中国通，不用翻译也能看懂：

    <small>由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我八路军已全面进行对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已向日本国下诏，接受无条件投降。现中国八路军和苏联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着派中苏两军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2时率部于山海关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small>

    大佐看完通牒，说了一大堆废话，不断请苏军代表喝茶、抽烟，就是不表明态度。苏军中尉见对方满脸堆笑、态度挺好，以为日军已接受了令其投降的要求。谁料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就在谈判的同时，日本人正在火车站集结，准备逃往秦皇岛。当时，驻山海关的日军有1000多人，另有文职人员和眷属2000多人，这么多人要带贵重物品逃往秦皇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军大佐故意拖延时间，苏军中尉见对方不断给自己倒水，却不谈正题，终于忍不住了<bdi>.99lib.</bdi>：“你们对此通牒抱何态度？”

    大佐收敛笑容，挺起腰板慢条斯理地说：“山海关属华北地区，不归‘满洲国’管辖，我们奉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之命，只能向中国中央政府军投降。”

    苏军中尉一听顿时满面怒容，说：“好吧！我们会让大炮说话的！”说完拂袖而去。

    8月30日黄昏，八路军和苏军对山海关发起攻击，战至深夜，解放了山海关全城。此时日军已大部逃至秦皇岛，少部担负阻击任务的日军被全歼，俘日军200余人、伪军1000余人。

    山海关是关内通往东北的战略要地，拿下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关”的要塞，为后续部队进入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第十六分区部队改乘火车向东北进发。当时铁路由苏军控制，山海关之战结下的战斗情谊使苏军大开方便之门。列车每到一站，曾、唐便留下少量部队和地方干部接管该地。

    9月4日，曾克林部乘火车抵达辽西重镇锦州。曾、唐二人在车站与苏军负责人交涉，要求留下一个团接管锦州伪满政权，苏军代表满口答应。曾、唐二人又马不停蹄率部向沈阳进发。

    9月5日，这列遍插彩旗、贴满标语的火车在官兵们的极度兴奋中开进东北名城沈阳。谁料火车一停，全副武装的苏军一拥而上，将列车团团包围。八路军战士看到站台上那些黑洞洞的枪口傻眼了。

    曾克林和唐凯等人商量，决定找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交涉。那位司令名叫卡夫通，脾气大得很，一见曾克林便厉声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从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来的。我们奉延安总部命令进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我们要收复失地，接管东北。”

    曾克林带去的翻译水平低，结结巴巴翻译了半天也没让卡夫通明白。卡夫通少将脾气更大了，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支没有军衔的部队进驻沈阳的。”说完手一挥，不容曾克林继续解释，便拂袖而去。

    曾克林回到车上与唐凯商量对策，决定再找卡夫通交涉。第二次会面，翻译问题解决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总部的宣传部长来了，他是个“中国通”，他劝曾克林率部离去。

    “八路军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军队，有权接受日寇投降，接管东北。”曾克林耐心解释说，“我认为这并不违背《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卡夫通少将见曾克林不听劝告，又发了一通脾气：“你们不肯离去是你们自己的事，我绝不允许你们下车！”

    曾克林见软的不行，态度也强硬起来：“你们是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的军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双方的共同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是同志！你为什么老发脾气？”

    卡夫通紧绷着脸，任凭曾克林说什么，就是不准下车。

    第三次交涉，曾、唐一起来。八路军指战员在车上停留了整整一天，又饥又渴，连上厕所都成了问题。曾、唐二人已失去了耐心，脾气一点不比卡夫通小。

    “八路军进军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命令，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向莫斯科询问。”

    卡夫通听到“莫斯科”三个字，顿时软了，此时才意识到这件事并不简单，闹不好要捅大娄子。于是同意八路军下车，进驻沈阳城郊的苏家屯。

    曾克林松了一口气，虽然进不了城，但毕竟踏入了东北腹地。苏军不是怪我们没军衔，不像正规军吗？换装！此时火车上载有沿途各站收缴的日军装备。

    曾克林下令换装，不要再让“老大哥”瞧不起。

    2000多人的部队焕然一新，全部换上了日军的黄军服，钢盔锃亮，枪刺耀目，队伍整齐。八路军就以这样威武的形象出现在了沈阳市民的面前。

    当了十几年亡国奴的沈阳百姓，乍闻中国军队开到，喜出望外，纷纷拥上街头欢迎八路军。彩旗飞舞，口号声震天动地，场面十分感人。

    八路军如此深得人心，令苏军官兵十分意外。卡夫通突然改变了决定，派两名上校乘吉普车追赶八路军。在队伍最前面，两位上校见到曾克林和唐凯，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将军请你们进驻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第十六分区部队就这样进驻了沈阳市区。

    9月7日，两名苏军上校来请曾、唐二人去卫戍司令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来电，说你们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队伍，将军请二位前去叙谈。”

    曾克林、唐凯来到卡夫通的司令部，发现请他们叙谈的“将军”并非卡夫通少将，而是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大将。

    “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很对不起。”克拉夫钦科大将满面笑容，和蔼可亲，与卡夫通大相径庭。不过，此时陪坐的卡夫通少将也变得可爱多了。大将解释道：“我们受条约和美英等国限制，不得不这样做。”

    事隔半个世纪后，史学界有人指出，苏军突然改变态度其实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有关，并非卡夫通见八路军队列走得好就改变了主意。9月5日，美军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登陆，此事大大刺激了斯大林，莫斯科开始对八路军进入东北持宽松态度。

    克拉夫钦科大将主动称曾、唐为同志，说：“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

    在苏军的支持下，八路军在沈阳成立了卫戍司令部，曾、唐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宣布对沈阳实行军事管制，并在三天之内解除伪满军警1.5万余人的武装，迫使伪满洲国兵旅5000多人投降。9月9日又成立了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

    八路军在沈阳的公开活动，很快引起了外交纠纷，苏联又陷入被动。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不得不与延安打交道，以协调中共在东北的活动。此时在长春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中共老党员，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首领周保中。“抗联”急于与党中央接通关系，周保中建议派飞机去延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9月14日，这架飞机载着曾克林飞抵延安。

    <h3>出乎意料的“抗联”</h3>

    曾克林讲完第十六分区部队出关的经历后，将“抗联”领导人冯仲云的信转交中央。这无疑又是一桩从天而降的喜事！“抗联”从1936年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时隔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们突然钻了出来，而且是在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

    “抗联”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在东北的抗日武装，其全盛时期达3万多人。后来在日军的疯狂“围剿”下，各部相继失败。1940年冬，余部在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下陆续退入苏联境内。1942年8月1日，在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下，“抗联”余部改编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他们在大森林里进行特种训练，几乎人人都会跳伞、滑雪、游泳、攀岩，相当一部分人还会电台收发报、照相、测绘、爆破等侦察技术。他们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搜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如关东军17个筑垒区的军事意图、设施、码头、飞机场、飞机架数、机库数量、伪装情况、边界兵力部署……

    从1942年春至1945年7月，这种侦察活动从未间断，成为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抗联”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苏军出兵东北前将这些情报经过精心处理，制成手册，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前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元帅曾握着周保中的手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情报，佩服中国的英雄们！”

    纳粹德国投降后，苏军开始部署对日作战，周保中几乎参加了远东军司令部召开的所有军事会议。1945年7月，“抗联”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到苏军，进行统一军事训练。其中160人分到第一方面军，80人分到第二方面军，100人分到后贝加尔湖方面军，他们作为先头部队的向导去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7月底，“抗联”又派遣290人空降到东北各战略要地附近，潜入敌后执行战前侦察任务。

    这两批人员后来大多牺牲，生存者寥寥无几。两批先遣人员离去后，“抗联”仅剩战斗人员400余人。8月9日晨，周保中召开动员大会，向大家宣布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顿时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杀回老家为死难烈士报仇。

    8月11日，一艘军舰驶近黑龙江边。周保中立即按预定方案召集部队准备登舰渡江，杀回国内。这时，苏军方面突然送来一份电报：

    <small>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small>

    <small class="right">斯大林</small>

    斯大林的电报令江边的“抗联”将士激动不已，他们按捺住求战的欲望，决定按斯大林的指示制订“建设东北”的计划。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保中等人拿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计划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长春、沈阳、哈尔滨等57个重要城市，重建东北各地党组织，建立政权和人民武装。根据这一方案，将400多人分为57个进驻小组，每组按城市大小多则10人，少则1人。

    这一方案电报莫斯科后，立即获得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同意。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方案中57个城市的卫戍司令由苏方担任，其副司令由“抗联”派人担任，苏方支持“抗联”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8月中下旬，“抗联”以苏军卫戍副司令的身份顺利进驻了57个城市。周保中到达长春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当天就来看望“老战友”。

    “元帅同志，我要扩军，你要支持我武器。”

    元帅笑道：“武器我有的是，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吧！能拿走的归你，剩下的归我。咱们的战利品彼此分用。条约没有规定战利品要交国民党，我只能把武器仓库和长春市交给他们。”

    元帅立即签署命令，凡苏军把守的武器库，只要有周保中的批条均可任其搬运。

    周保中也毫不含糊，向11个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员下达了十万火急令：“抢运武器，扩充军队。”

    苏军在长春运输队的汽车不分昼夜地帮“抗联”运送武器。后来这些武器大部分装备了新扩编的部队和进入东北的八路军。

    此时，东北局势极为混乱，各种势力均在积极活动，其中以国民党名义组织的所谓“先遣军”“挺进军”等反动武装者居多。为了打压这些反动势力，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抓紧开展以“建军”为中心的“三建”工作。

    9月10日，担任苏军沈阳卫戍副司令的“抗联”将领冯仲云，电告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三千人进驻沈阳。”

    得此喜讯，周保中立即拜会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令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备好飞机，并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和谢德明少校飞往沈阳。9月14日，飞机载着曾克林飞抵延安。

    <h3>举国大搬兵</h3>

    贝鲁罗索夫中校钻进窑洞，一眼便认出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他连忙挺直微驼的身体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作为中国红军之父，朱德的传奇经历经共产国际的宣传在苏联早已家喻户晓。贝鲁罗索夫还是个士官生的时候，他就在一本书的封面上见过朱德的画像。现在，当“画中人”微笑着朝他走来时，他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潮。担任翻译的谢德明少校连忙拽了一下他的胳膊，这一提醒，使中校心中的激情很快平静了，他想起了此行的使命。

    贝鲁罗索夫中校用一种外交官式的语调，朝他十分崇拜的传奇英雄朱德宣读起那份他不情愿的公文：“总司令阁下，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让我向贵军转达四项声明。”

    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朱德平静地听完苏方的声明，两道浓眉紧紧锁在了一起。贝鲁罗索夫见朱德不悦连忙道：“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请我转告朱总司令，他本人对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抱深厚之同情。”

    朱德知道眼前的苏军代表由于地位低，只能起信使的作用，无法对等谈判，于是也无必要跟他们费口舌。朱德提起笔给马利诺夫斯基写了一封信，要点如下：

    <small>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small>

    <small>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可进入满洲。</small><q>.99lib.</q>

    <small>二、现按照贵军之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small>

    <small>三、在热河、辽宁之各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small>

    朱德写完信，请伍修权译成俄文，交贝鲁罗索夫带回长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已判明的东北现状，决定大刀阔斧进军东北。9月14日深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并从各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发展武装。

    次日清晨，通宵未眠的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如下指示：

    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控制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但在东北绝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同红军接洽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洽，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

    二、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山准备开入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东北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和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进入东北境内，即须使用东北本地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证件。

    三、请山东派人到沈阳找曾克林和东北局接洽，要他们派人在大连、营口、安东等地设立机关，并查明我们部队是否可在胶东放下武器，脱下必要的军装，作为去东北的劳工或华北难民，到上述各口岸登陆，乘火车到沈阳再加装备。如此好处甚多，既可合法，又留下武器，冀东亦须作此种侦察和准备。

    四、现在最重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沈阳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请华中廿个团，山东卅个团，晋察冀廿五<var>?９9ｌib?</var>个团，晋冀鲁豫廿五个团。各地准备去东北之部队在外，晋绥及陕北亦在外。此数是否可能，望考虑电复。

    五、其他到东北能做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

    六、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次，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不带武器经海道和铁路走是安全的。

    刘少奇起草完这份电文，天已大亮，此时一架飞机正从窑洞上空穿过，巨大的引擎声震得桌上的豆油灯微微颤动。他吹灭灯火，又提笔向重庆的毛泽东汇报。

    两天后，毛、周回电：“各电均悉，甚为欣慰。这里友人和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希望力争东北，时机要紧，万勿失机……除完全同意你们的部署及东北局组织外，请考虑吕正操率一至两个团兼程北进。”

    “友人”是苏联驻重庆大使的代号。毛、周在重庆将中共争夺东北的方案及部署告诉了苏方，苏方完全赞同。此时，外蒙古红军准备北撤，已经三次要求八路军晋绥部队接防内蒙古德王府、百灵庙一线。

    刘少奇根据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抗战后延安走的最高超的一步棋。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后，于9月17日致电毛、周，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思想和盘托出：

    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毛、周19日回电表示完全赞成，并说：“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当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强调：“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太仓促……”会议决定：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粟裕部、八路军王震部撤回江北；山东调6万兵出去，3万海运去东北，3万经陆路到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东北局现已去了，再派5万军队去，各地送一百个团的干部，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人。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举国大搬兵”的格局，鲁、冀、热、察、晋、陕、绥、苏等省大量主力部队北移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兵力严重不足，需要及时补充。兵源何在？南方八省。

    于是处于僵局的重庆谈判因中共的“让步”又重现转机。毛、周主动提出撤出南方八省中共武装，北调苏北、豫北。政治上争取了主动，赢得了舆论对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难怪重庆各界人士视毛泽东为“和平的救星”。连强硬的“反共斗士”美国大使赫尔利也被毛泽东的“委曲求全”而打动，主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作出必要的让步，以达成协议。后来的“双十协定”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

    这一“让步”，表面上为“退”，实质上是“进”。以退为进，真是一箭双雕。毛泽东何等高妙，调华北、华中之兵抢占东北，夺了最关键的战略要地。又以江南之兵填华北、华中，既巩固了华北、华中根据地，又救了处于蒋军包围之中的江南之兵，还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好评。这一连串动作，天衣无缝，一气呵成，真是妙不可言。

    <h3>十万大军闯关东</h3>

    1945年9月17日清晨，那架在延安东关机场被“特别关照”了两三天的神秘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呼啸着钻入云空。贝鲁罗索夫中校兴致很高，眉飞色舞地向伍修权讲述苏军在东北的情况。谢德明少校还是那样沉稳，对彭真、陈云的询问总是小心翼翼地回答。

    “将军，你们到满洲后就什么都知道了。”谢德明从来不谈敏感问题，他不是职业外交官，因而能将“无可奉告”这样的外交辞令用另一种方式说得十分悦耳。

    彭真、陈云和叶季壮被中央军委临时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目的是便于与苏军打交道。后来证明完全无此必要，因为对于俄国人来说军衔只有扛在肩上才起作用，否则，它的价值跟纸差不多。

    这种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便淡然寡味了，贝鲁罗索夫已经打起了呼噜，谢德明也装出疲倦的样子张大了嘴巴，彭真等见状，只得压抑迫切想多了解东北情况的欲望，也闭上眼睛打起了瞌睡。

    此时，十万大军正从各根据地出发，长途跋涉，奔赴一个“有枪有粮，电灯楼房”的“新乐园”。行军路线被复杂的敌情和地形扭得曲里拐弯，他们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但大方向一致——东北！东北！

    被中央军委最早授衔的几位将军，正在甜美的睡梦中从士兵们的头上高高飞行。谁料天有不测风云，飞机在空中突然发生故障。惊慌失措的苏军飞行员摆弄操纵杆，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剧烈颠簸的飞机。

    假寐中的谢德明第一个清醒过来，手拍舱门大叫：“迫降！迫降！……”

    由于机声隆隆，又隔着一道舱门，谢德明望着驾驶舱中的飞行员无可奈何。乘员全被吵醒了，在机身的颠簸中显得极为紧张。

    满头大汗的飞行员终于清醒过来，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迫降。飞机在跑道的中段落下，巨大的惯性使飞机冲出跑道，一头栽进稻田。机尾高高翘起，机身呈垂直状态。

    舱中乱成一团，大家被撞得晕头转向。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受了轻伤，彭真轻微脑震荡。最惨的是叶季壮，双腿被翻倒的油桶和电信器材压住了，受了重伤。最幸运的是陈云，飞机迫降时舱门被撞开，惯性将他摔进了驾驶舱，反而一点伤都没有。

    守卫机场的苏军迅速赶来，将受伤者一一救出。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闻讯赶来，连忙将彭真等中央首长接进城。次日，彭真一行改乘火车，于傍晚抵沈阳。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住进了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帅府，开始指挥各路大军进入东北。

    中共中央此时的计划是“独霸东北”，为实行此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冀热辽地区屯集重兵堵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另一方面由山东军区主力渡海，占领辽东各港口，阻止国民党军从海上登陆。刘少奇曾致电毛、周，决定派一位“有名望的军事指挥员”去冀热辽，并提出了三个人选——陈毅、林彪、徐向前。

    最后，毛泽东圈定了林彪。

    林彪在赴山东途中突然接到“万万火急”电报。当时他正在河南濮阳的冀鲁豫军区驻地。中央让他转道去冀热辽，这的确令他十分意外。山东军区的基础是山东纵队，是由他一一五师旧部指挥而发展起来的，他去统率旧部（尽管已经膨胀了几十倍）是顺理成章的。怎么突然要改道去冀热辽呢？林彪离开延安已经一个月了，这一路上拉家带口风风雨雨，对瞬息万变的时局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冀热辽隶属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是一个二级军区，其领导人李运昌为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期。林彪无法知道中央战略方针转移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冀热辽成了屯集重兵的战略区，其地位被提升为大区，而且成立了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央局。

    林彪将电报交给肖劲光等人传阅，大家面面相觑，均感意外。林彪提起马鞭，二话不说，跨上战马朝冀东方向进发。李天佑、邓华等人都是一一五师名气很大的战将，回山东老部队是他们的迫切愿望，这个弯子的确让他们很难转过来。可是林彪性格内向，一向沉默寡言，架子也大，从不与任何人开玩笑。部下对他十分敬畏，谁也不敢与他进行“思想交流”或“感情沟通”。

    四野这群声名显赫的战将们就这样上路了。那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道路泥泞，载着家眷的马车不时陷在泥中动弹不得。他们千辛万苦到达冀东三河县境时，已是10月上旬。此时，时局又有重大变化，中央决定林彪继续北上，自山海关出关，于10月29日抵达沈阳。31日，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此时，山海关战火已起，林彪又匆匆返回锦州，指挥部队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罗荣桓强撑着病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工作，夫人林月琴拿他没辙，只有那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大夫还有些办法。可是洋大夫怎么能老守在司令员身边呢？于是林月琴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一边与病魔搏斗，一边指挥他的几十万大军攻城略地，而心疼得不行。

    在十大元帅中，如果说林彪资历浅的话，那么罗荣桓的资历就更浅了。他们二人都是因战功卓著而跻身元帅之列的，而且罗荣桓还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政工干部。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有一次落在地主武装手里，险些被杀，多亏罗荣桓及时相救。在政治上，他们也是荣辱与共。毛泽东曾说：“我每次倒霉，罗荣桓总是跟着我倒霉，邓小平也一样。”罗荣桓晚年对子女们说：“我这一生之所以少犯了许多错误，就是因为认准了跟毛主席。”罗荣桓病逝后，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悼罗荣桓》，最后两句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大事可问谁？”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是何等倚重。罗荣桓的主要功劳一是任四野政委，协助林彪夺取了东北；二是抗战时在山东打开了大好局面。毛泽东曾说，把罗荣桓投往山东，满盘皆活了，后来北夺东北、南战淮海的部队很多都是那时打下的底子。1955年授衔前夕，罗荣桓鉴于资历无法与其他老帅相比，主动致函中央辞让元帅军衔。毛泽东坚持将其排入十大元帅之列，且位居第七。

    罗荣桓被中央点将去东北后，便在临沂城里等待另一位司令员前来接班。

    1945年10月上旬，那位商人打扮的司令员来了。他就是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六的陈毅，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华中军区司令员。两位司令员在高度戒备状态下秘密交接。陈毅到山东，这是当时的重大机密，如果泄露出去，国民党便可由此判断出中共战略的重大调整。

    陈毅脱掉礼帽，取下墨镜，脸上便笑开了花：“我这个老板终于现原形啦！”

    “陈司令，一路辛苦了。”罗荣桓略显歉意地说，“为了保密，不能大张旗鼓欢迎你。”

    “要那个排场做啥子嘛，国民党兴那一套，所以他们的江山快坐不稳喽！”

    二位司令员寒暄几句，便进入了正题。中央为了争夺东北已三令五申，加紧调派兵力。9月20日，刘少奇指示：“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28日又指示：“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29日再次强调：“必须在20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绝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罗荣桓将这些电报先请陈毅过目，然后拿出山东军区实力表，说：“该抽调哪些部队请陈司令员先发表意见。”

    陈毅笑道：“你随便抽，争夺东北是中央目前的中心工作，要保证重点。”

    这两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合作得非常愉快，顺利完成了交接。陈毅在井冈山时是仅次于朱、毛的领导人，那时罗荣桓仅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政工干部。虽然此时职务已不相上下，但罗荣桓内心仍十分崇敬陈毅。

    交接完毕后，陈毅决定先回苏北，临别时罗荣桓将一床虎皮褥子送给他。陈毅抚摸着那斑斓的花纹，高兴地说：“人家说老虎屁股摸不得，从今以后我陈毅天天都要在老虎身上睡觉喽！”

    山东的部队在罗荣桓的指挥下加快了进军东北的步伐。大部经海路开往辽东，一部经陆路到冀东，还有一部分是海陆并行。

    10月24日，中央指示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接此电令，罗荣桓立即带作战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等匆匆北上。11月5日抵渤海湾边的龙口。举目一望，码头上到处是准备渡海的部队。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渡海总指挥，在这位传奇英雄的指挥下，部队忙而不乱，渡海进行得有条不紊。罗荣桓非常满意，他让人将自己心爱的战马牵来，对许世友说：“这匹马陪我多年了，送给你吧！”

    许世友见罗荣桓眼镜片后闪着泪光，知道他动了感情，这不仅仅是依恋战马，更是舍不得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山东根据地。许世友将腰间的手枪解下，回赠罗荣桓。

    汽船载着罗荣桓一行朝大连驶去。第一批渡海的萧华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因为大连有铁路直通沈阳。可是时局的变化使他没有那么幸运了。船驶近旅顺时受到苏联军舰的拦截。罗荣桓说明自己的身份，可是苏军舰长表示怀疑。

    “你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司令员？有什么可以证明吗？”

    李作鹏等人一听这话全傻了眼。

    罗荣桓从皮包中取出一张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笑道：“这能证明吗？”

    舰长接过照片，一眼便认出了毛泽东。再看，又认出了戴眼镜的罗荣桓，不禁肃然起敬，朝罗荣桓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司令员同志，请原谅。你们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

    罗荣桓于11月6日在貔子窝登陆，正式踏上了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他率领的山东部队有6万多人开进了东北，日后成为四野的基本骨干力量。早在10月31日，中央已发布命令，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

 第二章 三国四方

    <h3>“接收大员”到长春</h3>

    1945年10月11日，“双十协定”签字的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约请毛泽东共进早餐，这也是两位历史巨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虽是早餐，亦不失奢华。席间双方频频举杯，尽是溢美之词。气氛之热烈让人丝毫看不出这是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毛泽东兴致颇高，发了一通感慨，说他一生过的尽是清贫的日子，在重庆才开了眼界，体会到什么叫“天上人间”。

    蒋介石很敏感，笑问：“润之兄是批评重庆有奢侈之风吗？”

    “哪里是批评？”毛泽东朝周恩来暗暗使了一个眼色，“‘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是羡慕哟！”

    张治中害怕话不投机，坏了“席间不言政治”的规矩，连忙举杯敬酒，岔开了话题。于是宴会又回到了“祝蒋先生健康”“祝毛先生一路顺风”的话题上。

    餐后，蒋介石脸上的洋洋喜气荡然无存，又恢复了谈判桌前的尊容。他最后一次警告毛泽东：“中共必须取消‘解放区’，否则国家统一便成了空话。这一问题，政府绝不能迁就！”

    毛泽东捧着茶杯，仍然笑容可掬，说：“此问题争论了一个月，双方意见相距遥远，未能达成协议，本人深表遗憾。但是，谈判还是有收获的，双方都确认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

    “特别是中共决心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建设自由民主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张治中插话道，“这是此次谈判的最大收获。”

    毛泽东闻此言，露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争了43天，才有“双十协定”，该让步的早就让了，不该让的就是“坐班房”也不会让。

    周恩来不断抬腕看表，想尽快结束这次会谈。9点刚到，便提醒张治中：“机场还有很多人等在那里。”

    张治中连忙道：“时间不早了，据机场方面报告，10点后天气转阴，有带电云层，会影响起飞。”

    毛泽东一行匆匆告辞，直奔九龙坡机场。9时45分，C-47型运输机载着如释重负的毛泽东飞向自由的天空。

    毛泽东走了，蒋介石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没少劝他“当机立断”，阻止毛泽东离渝，并私下发牢骚说：“夺蒋主席天下者，必此人也！”但蒋介石一再警告戴笠：“严束部下，谁捅的娄子拿谁的命去堵！”蒋介石何以突然心软了？其原因之一是国际压力；之二是东北问题牵住了他的手脚，他害怕苏联将东北交给中共。当时，在重庆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得东北者得天下！”

    蒋介石并非没有战略眼光，他早就认识到了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可是东北在苏军的控制之下，若没有苏联的合作，要想接收东北主权就无异于做梦。那时，蒋介石还没有认识到他的最大对手其实并非斯大林，而是毛泽东。他对延安力量的估计甚至还不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估计准确。其实，美国人反对中国内战，是看清了蒋介石根本就没有能力用武力征服中共。而蒋介石却有此自信，所以总是极力破坏和平，挑起战火。后来马歇尔来华调停，他竟看不出马歇尔是在帮他，反倒把那位世界级的战略家气得灰溜溜地回国了。

    蒋介石在抗战结束时的心态，是“老子天下第一”。即使败退到台湾之后似乎也没有醒悟，他写了一本《苏俄在中国》，仍把丢了大陆的主要“仇恨”算在苏联的账上。

    此时，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中共武装已大量拥入东北。“双十协定”签字的当天，他遣熊式辉、蒋经国等人乘机离渝，飞赴长春，开始与苏军交涉接收东北。当然，他没有心存幻想，奢望苏联人会按照协定将东北顺顺利利地交给他，所以，他也准备派兵去“抢”。

    但蒋介石在争夺东北这一关键环节上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棋缓一着。

    远征军杜聿明部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他准备用这张王牌去争夺沃野千里的满洲。当中共军队“万万火急”涌向满洲时，杜聿明部却在昆明驻地为解决“云南王”龙云而煞费苦心，等他彻底将龙云解决并平息事态已是10月中旬。

    所以，蒋介石只能静观熊式辉、蒋经国等人去长春碰运气了。

    10月12日，熊式辉、蒋经国等40余人分乘两架专机抵达长春。苏军派诺夫斯基中将、卡里罗夫少将等到机场迎接。熊、蒋二人都参加过莫斯科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时的热烈场面仍在脑中不断闪现。他们显然没有蒋介石那么悲观，对苏联人还抱有某种幻想。

    熊式辉的脚一踏入东北大地，更顿时有了当年张作霖的感觉，在中国人眼里他是“东北王”，同时又受制于外国占领军，要想在东北立足，必须与外国占领军搞好关系。他庆幸的是苏军在东北的法定日子只有几十天了，熬过这几十天，他就比张作霖还要威风啦！蒋介石给他的头衔是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兼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从苏军手中“行政接收”主权并总揽一切军政大权。蒋经国的头衔是外交特派员，负责与苏军交涉。他们按伪满时的行政区划东北为九省，同行的人中当然就少不了省主席、市长一类的角色了。这些东北的“父母官”们此时志得意满，都以为从此踏上了锦绣前程。

    苏军将领显得相当热情，张开双臂像拥抱“情人”一样，将这伙未来的满洲统治者抱了个遍。记者们的镁光灯闪烁不停，毫无疑问，不出24小时这个热烈感人的场面就会通过新闻媒体传遍全世界。

    苏军将他们安排在豪华公馆内，并派女兵服务、男兵警卫，还配有小汽车。

    当天下午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亲自设宴招待，这位酒量大得惊人的元帅将熊式辉等人灌得晕头转向。席间，元帅频频提议：“为蒋介石委员长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健康干杯！”

    次日，熊式辉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布置分头打探各方情报，为谈判作依据。会议指定莫德惠负责政治，张嘉敖负责经济，金镇、董彦平负责军事，齐世英负责文化教育，并规定每日上午9时碰头交换情报。

    莫德惠曾在东北军中供职多年，与许多伪满军政要人较熟，他在长春一亮出“东北宣慰使”的招牌，顿时宾客盈门。各地伪满军政人员和一心要投“正统”中央军的绿林好汉纷纷拜在他的门下，被他一一引见给熊式辉。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奸”“响马”立刻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的司令、总指挥之类的高级军官。

    张嘉敖则积极与大资本家联络，调查东北经济现状。接收敌伪财产，从中渔利，是关内接收大员暴富的秘诀，他们早就眼红了。本以为东北经济远甚于关内，可大捞一把，谁料各方传来的消息气得他们发疯！苏联人将东北的工业设备、粮食、货物、交通工具等均视为战利品，像蚂蚁搬家一样通过火车、汽车、轮船昼夜不停地往他们国内运。苏军将日伪银行中的黄金洗劫一空，现钞被整车整车地提取。

    金镇乘坐苏军的吉普车到处乱窜，他得到的情报令熊式辉更为震惊。情报中说中共改编了大量伪满军警，并利用苏军移交的日伪军械到处招兵买马，目前东北九省都有中共武装和组织。

    齐世英则拼命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他公开宣称：“过去我们的敌人，第一是日寇，第二是汉奸。现在我们东北的敌人则变为：第一是苏联，第二是共产党，第三是日寇，第四是汉奸。”他的话很快就被苏军知悉。苏军代表向蒋经国提出严重抗议，吓得蒋经国连忙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最怕惹恼苏联人，一纸电令，齐世英便丢了“东北接收大员”的美差，灰溜溜回重庆去了。

    熊式辉、蒋经国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开始与苏军交涉。他们的谈判要点有三个：

    一、抗议苏军运走了大量工业设备、学校实验室器材、医疗器械和交通工具，要求苏军停止这种行动。

    二、抗议苏军支持中共在东北建立政权和发展武装，并将日伪军火库中的军械转交给了中共，这违背了协定中关于“只支持国民政府”的原则。

    三、要求苏军协助国民政府行政接收东北。

    苏军代表答复如下：

    一、凡属于苏军占领区内日军所使用的一切物件，均为苏军合法的战利品。

    二、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均系东北人民所建立，与苏军无关。关于苏军将军火库移交中共之说纯属谣言。

    三、“行政接收”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参与。

    熊式辉、蒋经国闻此答复，大失所望。

    10月21日，熊式辉只好飞回重庆，亲自向蒋介石请教对策。

    此时，龙云已经被迫离开了盘踞十几年的云南老巢，忍气吞声地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蒋介石去了一桩心事，却被熊式辉带来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中共已经捷足先登，进入满洲！

    他不得不赶快将他的王牌打出去。于是，杜聿明成了蒋介石武力争夺东北的急先锋。

    <h3>国际玩笑</h3>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是国军中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1939年11月，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第12旅团自北部湾登陆，长驱直入，攻陷南宁，旋又夺取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中旬，杜聿明率国军最早的机械化部队第5军迎敌，激战18天，毙敌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取得昆仑关大捷。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军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人更强的军队。”

    杜聿明因此而名扬海内，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1942年初杜聿明率第5军远征缅甸，虽然最终败退回国，但获得了国际声誉。他率领的部队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部队，又经过远征缅甸的磨炼，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当时蒋军中的精锐。

    10月22日，蒋介石召见杜聿明，说：“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杜聿明听说外交部与苏联驻华大使交涉接收东北没有结果，熊式辉在长春也碰了壁，而且传闻八路军从海陆两路进了东北。他颇为担心地说：“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之责，我军如何登陆？”

    蒋介石沉吟半晌，说：“你先到长春见了马利诺夫斯基之后再说。根据协议他们应负掩护之责。当然，我们对此不抱幻想。”

    杜聿明说：“好吧，学生只好试探一回。”

    “你先到南京见何应钦总司令问问他的意见，再去上海见美军第7舰队司令金凯德，问问他美军一次能运输多少国军，可否掩护国军登陆。第二步计划等你从长春回来后再说。”

    10月24日，杜聿明飞抵南京，拜访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那时何应钦正焦头烂额，一见杜聿明便将地图前的黑帘刷地扯开。

    “共产党到处捣乱，破坏我们的受降计划。沿平汉线北上的高树勋部在新乡以北吃了大亏，几万人报销了，高树勋生死未卜，共党宣传高已起义。津浦线方面也一筹莫展，国军被阻于徐州附近。共党将铁路桥梁、涵洞全部破坏了，还武装阻截国军……”何应钦在巨幅军用地图前窜来窜去，滔滔不绝地讲述国民党军接收华北遇阻的情况。

    “应将长江以南国军主力调往华北，火速打通平汉、津浦铁路，否则华北地区就难以控制，东北地区的主权接收也将化为泡影，若共党据东北、华北，后果将不堪设想。”杜聿明在昆明为扳倒龙云煞费苦心，没料到局势竟如此糟糕，顿时感到蒋介石扳倒龙云真是贻误战机，得不偿失。

    “东北的事情，你以后直接向委员长请示，据报共军从山东和山海关水陆并进，正源源不断开入东北。老弟你的差事也不简单啦！”何应钦又愤愤不平地说，“接收江南的国军将领贪污腐化，借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中饱私囊，都成暴发户啦，哪里还有心思忧国忧民？时机就是被他们耽误的，否则，共产党也不会在华北处处占有先机。”

    这时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持一份公文进来：“光亭（杜聿明），你才来呀！东北的事情好棘手哟，晚了就成共军的天下啦！”

    何应钦在那份严令国军将领迅速打通交通线的公文上签名。萧毅肃建议再发一项通令对行动迟缓的将领予以惩戒。何应钦面有难色，沉默不语。杜聿明心里清楚，何应钦是有职无权，那些拥兵自重、骄奢淫逸的都是蒋委员长的爱将。

    这天晚上，萧毅肃宴请杜聿明，席间谈到国共双方争夺天下的战略态势，二人都唏嘘不已。萧毅肃抱怨说：“美国人也帮了不少倒忙。当初何总司令曾拟一接收计划，令各邻近部队就近受降。美国人坚决反对，他们要包揽受降权，只同意空运西南的部队去战略要地受降。当时顾祝同部在浙江，要求去京沪一带受降，美国人不同意。”

    杜聿明是个非常精明的人，立即悟出此中三昧：“因为西南的部队大多装备美械，有美军顾问技术指导，我明白啦！”

    “是呀！美国人舍近求远的主意何总司令很不满意，可是他们态度强硬，以拒绝帮助运输相威胁，我们也无可奈何。”萧毅肃叹了一口气，“京沪地区好办，可是平津和东北地区我们是鞭长莫及，没美国人的帮助运输就只能全丢给共产党，所以委座和何总司令最终只能听美国人的。”

    杜聿明参加过远征军，与美国人没少打交道，他曾违抗过史迪威的命令。那位性格倔犟的美国将军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可是杜聿明居然敢顶撞他。这件事可反映杜聿明性格的一个侧面。杜聿明率残部九死一生败退回国后主动“请求校长处分”，蒋介石反而升了他的官。蒋介石与史迪威是一对冤家，也许这是杜聿明因祸得福的原因。史迪威最终也没斗过蒋介石，被解职回国。新来的美军司令魏德迈与杜聿明关系不错。

    次日，杜聿明到上海见了美军第7舰队司令金凯德。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已下了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决心。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最初他们有一默契，即美国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苏联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美苏共同促使中国对立双方和谈。一旦中国和平局面实现，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前景——苏联拥有东北的经济特权，而美国拥有关内的经济特权。出现这一局面必须有一个前提，即美国对蒋介石、苏联对中共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在《雅尔塔协定》签字的时候，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有这个自信。可是战后的事实证明，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他们都错了。他们对中国各自支持的那一方都只有影响力而无控制权。这样一来平衡就永远不会实现，首先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中国”的愿景无法实现，美国就怀疑苏联未按协定压迫中共就范，甚至反而暗中支持中共，于是就以帮助解除日伪武装为名直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美国海、空力量在中国的出现，犯了一个大忌。斯大林曾警告过蒋经国：“只要有一个美国兵到中国来，一切就都难办了。”于是，苏联在东北问题上自然要让蒋介石难堪。各方的利益交织成一团乱麻，越扯越乱，最后各方只能各行其是，谁也不信任谁。

    当杜聿明将中共军队海陆两路开入东北一事向美国盟友倾诉时，金凯德很义气地大骂苏联人不遵守协定，发誓要报复。

    “本人奉蒋委员长之命，特来请求贵司令派舰船帮助国军运输军队去东北。”

    金凯德慷慨地说：“我的舰队到中国来，就是为了支援中国政府接收完整的领土主权。运输舰、登陆艇都已准备就绪，只要一声令下，即可起锚。”

    交涉如此顺利，杜聿明大感意外，当即将“佳音”电告重庆的“校长”。

    10月27日，杜聿明飞抵北平，次日转飞长春。当晚会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更令人意外的是元帅的热情甚至超过了金凯德，他说：“我们苏联始终同中国人民友好，这种友好局面是由孙中山和列宁开创的，本人深信中苏友谊是永恒的。杜将军率部接收东北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无论你们从海路来还是从陆路来，我都表示欢迎！”

    杜聿明说：“国军将从海路来，请苏军承担各港口掩护之责。”

    “旅顺、大连地区不是我的辖区。”马利诺夫斯基展开一份地图，说，“我军解除日军武装后即将撤退回国，现在山海关、葫芦岛已经没有苏军，营口有少量苏军。”

    杜聿明当即表示准备从营口登陆。马利诺夫斯基顺手拿起铅笔，在地图上标明苏军的位置，将苏军营口警备司令的姓名也标在了地图上。最后，元帅卷起地图亲手交给杜聿明，笑道：“苏军将在营口迎接你的军队。祝杜将军好运！”

    杜聿明告别时，元帅满面笑容，说下次来长春一定要好好干几杯。

    29日，杜聿明飞离长春，次日经北平转飞重庆。对外交一窍不通的杜聿明喜气洋洋地向蒋介石汇报了与美苏交涉的情况。蒋介石看到马利诺夫斯基送的那幅地图也甚感意外，还以为是美国施压的结果。

    “我们跟赫尔利和魏德迈交涉好了，由美舰运输第13军和第52军到营口登陆，现第13军已运至秦皇岛，第52军将从越南起运。”蒋介石说，“你迅速到秦皇岛乘美国军舰赴营口与苏军交涉登陆事宜。”

    31日，杜聿明率参谋人员飞往北平，次日抵天津，会见了美军驻天津第3陆战队司令洛克。

    “蒋委员长让我代表他本人和国民政府向驻津美军官兵表示慰问。”杜聿明将一份外交公文递给洛克，“希望美军维持天津至秦皇岛段铁路的安全，以保证国军顺利接收东北。”

    洛克欣然允诺，并说：“舰队司令官金凯德将军已回国，代理司令巴贝将军正乘舰赴秦皇岛，你去与他交涉去营口的事。”

    11月3日，杜聿明与巴贝一同乘坐美舰“脱罗尔”号由秦皇岛起锚，开赴营口。这艘庞大的军舰无法靠岸，他们只好用一艘小汽艇，载着两名蒋军参谋和四个美国大兵驶向码头。巴贝与杜聿明在舰桥上用望远镜望了望。

    “码头上怎么没有苏联旗子？”杜聿明惊奇地问，“那面红旗怎么没有任何标志？”

    巴贝对岸上的红旗疑惑不解：“那不像是正规的军旗和国旗，大概是红色桌布之类的替代品。”

    汽艇靠岸后，两名蒋军参谋在美国大兵的护卫下进了营口市区，发现大街上尽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一个大鼻子苏联人都见不着。他们按马利诺夫斯基标在地图上的位置去找苏联军营，结果碰到了大批的中国军人。那些中国军人见到高鼻子美国大兵，立即围上来看“西洋景”。

    “你们是哪部分的？”蒋军参谋问。

    “你们是哪部分的？”一位背驳壳枪的络腮胡子大汉反问道。

    “我们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将军的代表，找苏军警备司令公干。”

    “找苏军警备司令？”大汉笑道，“早撤走啦，现在这里没有一个苏联兵。”

    “那你们是什么部队？”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大汉板起面孔教训，“东北自治了，我们不欢迎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

    “滚！美国佬和走狗快滚蛋！”

    中国军人一起吼叫起来，吓得那四名美国兵拨开人群夺路而逃。两名蒋军参谋见势不妙也跟在后面跑，军帽掉了也顾不得捡。

    杜聿明听了参谋的报告，气得脸色铁青。他想起马利诺夫斯基在长春的表演，不禁怒火中烧：“苏联人真敢开国际玩笑！”

    巴贝安慰道：“苏联人从来就不讲信用，杜将军不必生气，有强大的美国作后盾，你可以指挥军队打进去！”

    “看来只能使用武力啦！”杜聿明将牙齿咬得咯咯响。

    11月5日，杜聿明飞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骂一通苏联人之后，说：“一定要打进东北！光亭，你有把握率国军武力接收东北主权吗？”

    “给我10个军，我一定将东北共军全部消灭，恢复东北主权。”

    “10个军调不出，你先带两个军从山海关打进去。”蒋介石话一出口，又觉没有把握，“你去军令部同他们研究一个方案再说。”

    杜聿明当即去军令部，那些高参们听说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纷纷摇头。他们根据情报判断，山海关附近有共军近十万人。杜聿明说：“我刚从秦皇岛来，据我侦察共军只有五万人。”其实，当时山海关附近只有八路军李运昌部约三万人。

    “我看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没多大问题，”杜聿明说，“不过，必须增加后续部队，否则无法向东北腹地挺进。”

    军令部对杜聿明的意见不置可否，让他再去请示蒋介石。

    “先将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营作战境地，”蒋介石权衡再三，的确抽不出更多的兵力，于是说，“你先指挥第13军、第52军和第94军打下山海关再说。”

    杜聿明领令飞往北平，刚下飞机便接到何应钦的电报，令其率第13军、第52军、第92军及第90军先向热河进攻，收复承德。杜聿明对何应钦的电令不予理睬，决定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先打山海关。此时，熊式辉命令空运第94军第5师到长春。第94军驻天津以东，本归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节制，将其划归东北行营的决定引起了李宗仁的不满。李、熊二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结果还是桂系首领李宗仁占了上风，第5师仍驻原地。熊式辉只好将收编的伪军姜鹏飞部两个总队空运长春。

    <h3>蒋经国的“五百零四小时”</h3>

    1954年4月16日，败退台湾的蒋家王朝太子经国先生，夜宿花莲三栈村，那是个月明之夜，他面对茫茫大海：“念国难，怀大陆，思潮起伏，心情忧惶。”这时，他发现有一群官兵正坐在海边聊天，于是，太子便凑过去与他们“倾谈心事”。

    太子惊奇地发现，他们大多在抗战后到过东北，与共军作过无数激战，还有负伤多次的。他们谈到东北战事都有说不完的话题，直至深夜才散。

    太子回首九年前那段“对国家命运有重大关系”的往事，一时百感交集，难以入眠。就是在这个不眠之夜，太子决定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冬季在长春写的日记公开出版，定名为《五百零四小时》。

    日记从1945年10月25日写至11月14日，共21天，504个小时，毫无疑问。出版时作者进行了精心剪裁润色，其间提供的史实未必准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时蒋经国的心态。

    10月26日：下午，俄顾问巴某来见，彼代表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正式向我方说明，谓自我行营人员来长春后，各地多发生反俄行动，并声明不准我行营人员外出视察。巴某语意，似指所谓反俄行动，间接与行营有关；而其语气与态度则完全带有恐吓性与警告性，确实使人难受……长春警察局长易人，闻由共军派人担任，此事极可重视。近日于烦闷时，每作儿戏之谈答；当时差可解忧，事后转增烦闷。忠厚如余者，绝非办事外交之人员也。

    10月28日：……下午，约巴会面，而俄方联络官，则谓不知巴在何处；余深受刺激，但为国家而忍气，固所宜也。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对×亦避不见面，此或俄方作政策转变之准备耶。寓居无聊，午后与世杰街头散步。晚睡前，小立阳台，人初静，风乍起，东望明月上升，树枝摇曳窗前，心中不知所思。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

    11月1日：×于夜晚得一消息，谓长春城内共军活动积极，公安局亦将扩大，因又焦急万分，深夜约余往商。

    11月3日：余更对俄方代表声明：“我们自己承认是一个弱国，但国家决策及待人态度，一是正义为本，我们不做不可告人之事，事事要放在桌上明谈。”……行营接军委会电报，谓有美军部代表，由美经日、韩前来东北，行营应设法招待。行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通知俄方；而俄方则误会，以为行营要求准美机来长，下午即提抗议，经解释后始无问题。即此小事，亦可知美俄关系之恶劣矣。

    11月4日：下午三时遇巴某，讨论接收行政有关问题后，彼向余声明：“一、国民党有秘密武装人员，埋伏各地，破坏俄军，希行营注意，不可在俄军撤退前组织地方团队。二、营口发现十八集团军部队，目前该处情况不明。念行营来此之后，极愿与俄建立关系，而俄方则处处为难，诚属可忧……奉领袖谕，益知国际情势之严重，及东北问题之复杂，但吾人唯有竭尽能力，为国家努力到底耳。现日日注意变化，而似变向不吉之处为多。爰将今日与俄方谈话经过报告政府。复为×拟明见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讲话内容，计分三点：一、编部队事，二、营口登陆事，三、维持东北治安之责任……因念共军之挑战，实与苏俄在东北布置有关；吾人对各问题看法，实不可丝毫大意。”

    11月5日：昨天未能安睡，门外枪声、车声不绝于耳，此东北不安之象也。东方发白，余于床上综忆交涉经过，计十三项：一、俄方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并已正式提出声明。二、俄方虽允许我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但既不愿对葫芦岛登陆国军负安全之责，又忽称营口发现共军，意亦在于不负安全责任。三、俄方本允修理北宁路，以便我军运输，后又谓自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因有共军而情况不明，彼不愿作任何处置。四、俄方本允修理沈阳至古北口之铁路，并设法使其通车，反复谓该地发生匪患，不能负铁路运输安全之责。五、行营要求编组地方部队，业被俄方拒绝。六、俄方本已允诺：除大连外，行营视察员可赴各地视察，后又借口地方不安，撤销允诺。即我方往热河购军用皮衣者，俄方亦不准通行。七、俄方本谓电报邮政，我方可派员接收整理，后遭拒绝。八、我方请俄方在营口、锦州等地准备火车，以作运兵之用，亦遭拒绝。九、我方要求空运部队能在俄方撤退一星期前降落，俄方只允在四天之前；即此有无变化，尚待注意。十、俄方对我行政人员分赴各地接事，表面允可，实际上则不协助交通工具。十一、我方向俄借用汽车、轮船、飞机，皆遭拒绝。十二、因飞机之飞行手续未清，俄方已向我方抗议二次。十三、俄方谓各地反俄言论，皆在行营到后发生，提出无理警告；后复谓行营对中国国民党反俄言行，应负责任。

    …………

    上午与××会商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谈话内容。×得共军在长春活动之情报，兼以其他刺激，决意与俄方会谈，抱有必要时可以破裂之态度；×则认为局势如再恶化，则行营可向中央提出撤退之建议；余则认为情况虽属紧张，尚非破裂时候，吾人绝不可轻易放弃东北；最后决定以营口可否登陆为会谈中心。下午一时会见马利诺夫斯基，彼正式通知营口已为“十八集团军”占领，俄方不能负我军登陆该处之安全责任。此外复谈及空运行政问题，但皆未允与我方以应得之方便。此实为险象之开始，尤其俄方不负营口登陆安全之责，更为其不愿我方军运东北之证明。×在谈话中，曾提及东北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应由俄方负责，俄方当即提出抗议，几成僵局。余则从中转弯，缓和空气，因外交会谈，要“态度方而正，语气圆而和”也。会谈达三个小时之久，最感困难者，即对方开始承认，旋复否认，确难解决问题。但苏俄真面目本来如此，故亦不足为奇。余意此时中央应从外交、内战作整个之筹划，而在东北方面，仍应竭力布置，尽心交涉，以解决接收及运兵诸问题也……长春日有变化，日向不安处演变，一切均在酝酿剧变之中……

    11月6日：……共党已公开活动，到处张贴标语，反抗中央。俄方则以不干涉我内政为辞，熟视无睹……上午在×处谈接收问题，彼辞色之间，显示对接收已无把握；复以长春万一有变则将如何自处为念……

    11月7日：……现距俄军由东北开始撤退之期仅有三日，即距撤退沈阳、长春俄军之期亦不到两周，行营本应积极展开工作，但工作人员多而且闲，×个人又无把握，故仍无所事事……晚归寓所，分析目前环境之严重性，实有增而无减。一切变化，必决定于国际国内之大局，但行营本身不健全，转而影响环境之恶化者，亦复有之。行营决定派××、×××、×××，分赴各地编组部队，以此等人任此艰巨工作，势将闯下大祸，余只有为国家流泪而已。余已一再向×言之而终无效也。

    11月8日：……上午与××商谈甚久，两意颇合。×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皆无决断。彼今日决定所有主席、市长均应到任，余则不同意，因目前情况实有重大考虑之必要，吾人应不怕危险，但不可乱步骤也。下午独居卧室中，念国家之多难，不觉悲痛泪下，闷坐达三小时之久。

    11月9日：……下午五时，行营宴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我曾起立致辞，说明中苏关系应建立于相互认识之基础上。马则通知，接其政府指示：可将全部邮电交给我方，并将多余武器交给我国政府，然此尚不能遽谓为其政策之转变也。

    11月10日：……俄方对我备忘录尚未正式答复，巴某则对空运事通知如下：我空运部队可自十七日起在沈阳机场，自二十日起在长春机场降落，设备由俄方负责，每次只可降落一架，驻地须由俄方指定云云。彼方如此决定，显在限制空运，但如不发生意外，则五日之内国军亦可控制长春矣。至沈阳方面可否开运，尚待考虑，因该处已为五万共军盘踞也。

    11月11日：余住宅中之俄方警卫，今晨撤离，而代以警察。彼等临行时索钱酒，即此可知俄军真面目。住宅两旁之俄军亦皆撤离，顿显寂寥之象。而所有房舍，均已拆毁破坏，此即所谓“战争”欤！……今共党反中央之宣传工作，业已积极展开，其所控制之武力亦作有计划之布置，吾人确应加倍警惕……俄方今允协助我空运，又云哈尔滨有枪三千交行营。我方在哈无人无兵，以此为言，其非开玩笑乎？彼之用意何在，殊难揣测，要在此时加强警惕而已。

    11月12日：行营要求俄方拨吉普卡车各二辆，俄方则谓我可由飞机运来此，俄人小气一至于此。长春市已成立治安机关咨议会，闻其昨日开会决定：要求组织自治政府，并定期向行营请愿。昨有匪五百余人由烟台抵此，今日下午又有装备完整之两千共军抵长春城内。城外二十里地，亦集中有该军一千五百人，机场附近彼等已布置齐全。则共军已开始集中兵力，对长春作包围态势矣。而交涉已不能生效，我空运部队纵能降落，亦将难免开火，事态必至扩大，实有再加研究之必要。午约知友数人小食于“菜根香”，意在遣烦，而不知悲痛心情已随凄凉景象而俱至也。

    11月13日：……晨间××来，谓×有电至，言长春铁道、电讯，暂不宜接，想系必有新方针之决定。唯俄方则催我速接，用意似在推诿责任也。彼在我无人无兵之哈尔滨，云给我枪支三千备用，而在长春则不肯拨给一枪一械。彼云所缴日本武器，已悉数运回俄国；而所谓自卫队及共军，而限制行营一人不能外出，一兵不能招编。凡此实情，人所共见；而俄方负责人员又避不会面，则交涉已成空谈矣……昔在列宁格勒求学时，俄人曾评余“过于天真”，及今思之，更有深意。目前解决东北问题，仅有二途：一为中央接收人员全部撤回，并作严正之表示；二为空运少数部队控制长春，行营继续存在，派主席至各处接事，编练地方团队，扩大政治影响，务使先有对付共党之力量存于东北，然后逐步增强政府力量，使东北进入正轨。以上二途，应以后者为宜，因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

    11月14日：长春情况似在突变中。俄方今催行营接收电报电话，并声明其对我行政人员莅任事从无异议，俄军卫戍司令部派共党金某为长春市长，亦于今日接事。共党昨日开始出版《光明日报》，集中目标攻击中央。闻其将于日内，在沈召开所谓东北九省人民自治政府，此即所为民意耶？吾不知东北人民闻之作何感想也！

    蒋经国在长春的“五百零四小时”，是否真如其日记中叙述的那样恐怖呢？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他的误解造成的。如导致熊式辉的东北行营决定从长春“总撤退”跟苏联人摊牌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军队开进了长春。蒋经国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对此有相当悲观的描述。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当时，中共军队受苏军压力正从长春撤离。本来，蒋经国等人并不知道长春市内及机场附近有大量中共军队，谁料苏联人到最后却弄巧成拙。他们准备按协定将长春移交国民党“接收”。于是要求在市区潜伏的中共部队通通开往郊区。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开拔，这样一来，动静就大了，自然惊动了蒋经国等人。蒋经国弄不清这些部队是出城的，反倒以为长春市区突然拥来了大批中共军队。

    11月15日，如坐针毡的蒋经国没有写日记。他已经接到他父亲的电令：“与苏联人摊牌，在长春的所有行营要员全部撤回关内。”

    这样一来，接收东北问题演变为一桩举世瞩目的重大外交纠纷。英美两国也不得不出面了。

    <h3>一波三折</h3>

    事实上，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远不如蒋经国想象的那样—鼎力相助。延安与莫斯科的关系也是阴晴无常，一波三折。苏军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由适度限制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到暗中帮助，再到大力支持；在最初阶段是逐渐升温的。这与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有很大关系。

    9月13日，美军在青岛登陆；

    9月30日，美军在天津登陆；

    10月1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并抢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间的铁路和公路。

    美军节节迫近东北，不能不引起苏联的警觉。莫斯科判断山姆大叔要染指中国东北。此时，离苏军撤离的日子不远了，苏联自然要抓紧有限的时间，找美国人及其代理人蒋介石的麻烦。最令对方头痛的莫过于支持中共进入东北。

    于是，在美军登陆秦皇岛的两天后，即10月3日，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神秘人物到沈阳张作霖的大帅府，找到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对方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只亮出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从陪同他前来的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的表情上，不难看出那位中央军委委员绝非等闲之辈。

    神秘来客首先转达了斯大林的话：“斯大林同志称赞你们党是勇敢、聪明和成熟的马列主义党，他本人对贵党很有信心。我们很想了解中国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

    彭真介绍了中共中央争夺东北的决心和部署。

    “你们气魄很大！”来客赞许道。

    彭真进一步介绍说：“我们准备在必要时让开南满，而占领东、西、北满，背靠苏、蒙、朝……”

    来客连连摇头：“这样部署不好，还没有脱离你们过去的游击主义。你们应该在山海关一带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一带部署10万兵力。只要把南面堵住了，东北就都是你们的啦。东北的人口、财富主要集中在南面，你们要分清主次关系。”

    彭真为难地说：“国民党军肯定是要打进来的。我们的部队装备差，没有炮，跟美械装备的蒋军硬拼是不行的。”

    来客大笑起来：“你是说没有炮吗？哦！现在就有了，我们可以给你们呀！”

    这次意外的会面令彭真等东北局领导人喜出望外，他们立即将此喜讯电告延安。

    第二天，苏军通知东北局：“愿意把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全部转交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库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可东北局一时还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彭真面有忧色：“我的人马主要在南面，北面没有多大力量，恐怕一时接收不了那么多武器。”

    苏军代表爽快地说：“既然如此，南面的你们尽管拿，北面的由我们代管一个月。”

    东北局领导人立即电告中央，并建议抓住此千载难逢之机：“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

    东北局的这一主张其实就是重复毛泽东在“七大”的那次讲话：“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此时关内已烽烟四起，刘少奇回电说：“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三十万到达目的地。”

    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刘少奇在上述电报中提出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提供援助。

    当苏军答复关内援助有困难时，刘少奇迅速冷静下来了，他认为独霸东北在现阶段是不实际的，应作长期打算。10月9日，他致电东北局重申既定战略：“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绝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绝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在将来适当时机，部队即须集中整训和作战，但这是下一时期要做的。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做到处防御的想法。”

    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争夺东北是他最牵挂的事情，一下飞机就让书记处的同志汇报。刘少奇将10月3日以来东北局发来的电报交给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中央的部署。

    毛泽东的见解果然与众不同，他反对分散部署，主张按苏联方面的建议，集结重兵在南满一带防堵蒋军进入东北。

    散会后，刘少奇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份致东北局的电文。毛泽东在签发时又加上了如下一段文字：“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毛泽东的打算显然是“拒止蒋军，独霸东北”。

    此时，山海关方面又接连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后，以武力为后盾强行修通了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并派兵护路。随后又以铁路线为轴心不断侵吞地盘。其陆战第1师先后占领了昌黎县的滦河、抚宁县的榆关、临榆县的海阳等城镇，不断挑衅当地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八路军奉令避免与美军发生武装冲突，而美军却得寸进尺，狂妄无比，竟将海阳地区的一个区小队18人解除武装。美军飞机不断飞临山海关上空，进行骚扰恫吓，多则40余架，少则10余架，低空掠过关城，巨大的噪音搞得居民不得安宁。在秦皇岛海面集结的美军舰船越来越多，夜晚看上去灯火星罗棋布如一座海上城市。

    鉴于美军的不断挑衅，10月24日，八路军派陈东、安石等六位代表前往秦皇岛与美军交涉。美方先是拒绝会见，后来发展到要扣押谈判代表。骄横霸道的美军最后放回代表，并扬言：“要用飞机大炮对付八路军。”

    美军在山海关的违规行为惹恼了苏军。这就是苏军在长春不断给熊式辉、蒋经国制造麻烦的原因。

    由于美军舰船帮助蒋军运兵，准备进攻东北，秦皇岛集结的蒋军已达数万人，而且新的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开来。苏联方面原定11月15日开始撤离东北，毫无疑问，在苏军撤离后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肯定要在东北爆发，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10月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你们应该以东北的主人自居，放手去干。”

    这位代表甚至宣称要将兵工厂、军火库和工业中心统统交给中共，他要求中共派兵准备封锁沈阳、长春等机场。代表的话越说越令人吃惊，他说：“在11月15日苏军撤离之前，如果美蒋军队进攻你们，苏军将协同作战。”

    其实，苏军代表的话就像醉汉的夸口，当不得真，东北局领导人只能将信将疑，将此情况迅速通报延安。

    10月27日，两艘美舰载运蒋军登陆葫芦岛，遭八路军李运昌部第31团的武力抵抗，未能得逞。因当时该岛驻有苏军，这一事件被莫斯科看作一个危险信号。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又缩手缩脚了，他不想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次日，还是那位苏军代表又来到大帅府，通知彭真等东北局领导：莫斯科最新指示，苏军不能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如果美军与蒋军一同登陆进攻，苏军将主动撤退避免冲突。

    彭真等人当然不能指责老大哥出尔反尔，只说了一番表示理解的话。

    那位代表又说：“苏方希望你们对敢于进入东北的敌人予以歼灭性打击。为了放手让你们去干，苏军将立即撤离营口和葫芦岛。”

    这就是后来杜聿明营口碰壁的原因。

    此时山海关之战已经打响，美、蒋军的几次试探性进攻均遭失败，因过高估计了八路军在山海关的实力，未敢发动大规模进攻。沿平汉线北犯的蒋军在邯郸附近遭到毁灭性打击，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八路军刘伯承部一举歼敌万余人。国民党军沿平汉、津浦两线北上的企图基本破产了。

    形势一片大好，这使毛泽东极为振奋，11月3日，他致电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要求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

    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问题现在就应提出，华北各地敌伪受降全部归我……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蒋介石当然不会示弱，迅速部署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进攻。美军的飞机、舰船帮助蒋军运输，忙得不亦乐乎。11月上旬陆续运抵秦皇岛一带的蒋军已达8万人。山海关之战形势已逆转。

    苏军在东北的高级将领都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图上作业的高手，经过一番沙盘推演，立即就泄了气。他们把东北局领导请来，将图上演习的结果述说一遍。

    彭真等人也明白形势非常严峻，于是要求苏军延缓撤军时间一两个月。

    苏军代表连连摇头：“延缓撤军，将会引起极大的外交纠纷，这是行不通的。”他抱怨说：“你们犯了战略错误，既然你们有超过50万人的主力部队，为什么不早点调来？现在你们的部队大多在路上，而蒋军已经打上门来了。战机已失，多么令人惋惜啊！现在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继续移交军火库，延缓撤军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那份过于乐观的电报后，心里没底，他没有贸然按电报指示向蒋介石“狮子大开口”，而是首先去苏联大使馆征求彼得罗夫的意见。大使不同意东北、华北自治的主张：“你们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这会给美、蒋以借口，而使苏联在外交上陷于被动。”

    大使批评延安考虑问题只想到了重庆，而没有想到还有大洋彼岸的“山姆大叔”。美国的政策就是想解除中共的武装，变中共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他们一定会帮助蒋军进入东北，从而将苏联势力挤走。你们独占东北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摸清了苏联的底牌，于是回电延安，对毛泽东11月3日电文的主张表示有疑虑。

    11月7日，毛泽东回电周恩来：“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指苏联大使）意见值得考虑。”

    在美、蒋气焰日炽，大战看似一触即发之时，苏联方面又退缩了。11月10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准备将东北各大城市交国民党接收，中共武装必须在苏军撤离五天前撤出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封锁各机场的部队也必须离开。

    苏联人反复无常，这不能不令彭真等人恼怒不已，他们据理力争。苏军代表说：“我个人对你们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命令来自莫斯科，没有商量的余地。”

    11月12日，长春城内的中共武装开始集结，向城郊开去。当这些荷枪实弹的队伍从一条街走向另一条街的时候，一下子轰动了整个长春。他们进来的时候应苏军的要求，为了掩人耳目，是分批渗入的，非常隐秘。长春的市民见突然冒出这么多中国军人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更震惊的是蒋经国，他以为中共军队拥进了长春。

    这就是国民党东北行营长春总撤退的根源。苏联退缩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现重大外交纠纷，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纠纷还是出现了。

    一时国际舆论大哗，指责苏联违背了《雅尔塔协定》。美国将军舰开往旅顺、大连海面示威。苏联害怕美军借机登陆，使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捞到的实惠丢掉了，连忙向大连空降了一个师的兵力，还向沈阳增派了坦克部队和炮兵。这样一来不仅兵撤不了，反而还要增兵。莫斯科在外交上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平息国际舆论，11月19日，苏军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有红军之处，不准与蒋军作战。中共军队必须退出铁路线10里以外，以便蒋军能顺利接收。”

    此时山海关战火已向东北腹地蔓延，杜聿明于16日占领了山海关，并挥师北上，与他的对手林彪进行第一个回合的较量。

    <h3>初战山海关</h3>

    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是10月25日打响的。当时，还不能算是纯粹的中国内战，因为最初的几次战斗都有美国人参与。规模不大，双方都未敢放开手脚大打。

    最典型的一例是10月28日的那次战斗。上午9时，几个美国兵开着一辆吉普车，后面跟着几百名蒋军，成四路纵队向山海关方向运动。行至西罗城大石河附近，与八路军山海关守军遭遇。

    美国人扬言要视察山海关。八路军说美国人可以过来，后面的国民党军必须回去。蛮横的美国大兵端着汤姆枪，一定要坚持和国民党军一起去。

    “山海关是我们从日寇手里解放的，你们没有权力派兵来。”

    争执了半个小时，美国兵爬上吉普车，开着车子硬往前闯，结果就交火了。打得很热闹，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用了“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等词句。不过，硝烟散去一看，死的人不多，国民党军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吉普车侧翻在地，五个美国兵一死二伤，剩下的两个跪在地上举着汤姆枪投降了。

    指挥战斗的八路军团长张智魁以为“闯了大祸”，立即将情况上报辽西军区。打死了美国兵，军区也不知所措，不断打电话向张团长询问情况。

    熟悉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人都清楚，打死洋人就意味着一次涉外战争，到头来免不了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从道光皇帝到蒋介石，中国的当权者对此类事件的处理都是一个模式—不论是非曲直，严惩肇事者以息洋人之怒。

    斗转星移，中国出了毛泽东，张团长和他的部队不仅未受“严惩”，反而受到了中央的表扬。延安电台向美国提出抗议。占领秦皇岛的美军最后被迫承认错误，才准许领回俘虏和尸体。

    这次事件之后，美国人得到了教训，中国人历史上的“恐洋症”到此为止了。他们再也没有胆子冒这种风险了。其后的战斗美国人除派飞机支援外，再无地面战斗人员参与。这种试探性的进攻，到杜聿明11月8日抵秦皇岛时已演化为颇具规模的攻势。

    经过八年游击战的八路军战术之灵活是蒋军望尘莫及的。蒋军始终没有摸清山海关守军的虚实，每次战斗都吃亏。当问起山海关共军的实力时，第13军军长石觉无法准确回答，支吾了半天，说大约十万人。

    石觉的话使杜聿明很不满意，他只得亲自部署侦察活动，以摸清对手的实力。

    11月11日深夜，山海关守军派小分队偷袭沙河西岸的一个村庄，在该村宿营的国民党军一个连被消灭，唯独连长命大，只身逃走了。小分队又乘胜深入第13军阵地，胡乱放一阵枪就溜走了，这种麻雀战术是他们打日寇时练熟的。蒋军没经验，以为八路军打上门来了，拉开架势就大打出手，美式装备果然不一般，火力比日本人还要猛。东边打西边，西边也不示弱，双方混战至天明，才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东边的是第89师，西边的是第54师，死了不少人，却没有清查出一具八路军的尸体。

    那个逃回去的连长为了开脱罪责，竟谎报军情，说：“共军炮火太猛了，十几分钟就将我们在村里的房屋工事轰平了，全连官兵都被炮弹炸死啦！”

    第89师师长万宅仁引这个连长去见军长石觉。石觉听了那个连长的鬼话，颇为紧张，立即召开全军紧急会议。

    “传言共军在东北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新式武器，现在已经得到证实。”石觉向全军下令，“为了避免共军炮火杀伤，部队一律离开村庄，构筑散兵坑阵地。”

    第13军就藏书网这样忙开了，部队离开村庄，到野地挖坑。当时气温已降到冰点，士兵们在寒风中构筑土木工事叫苦不迭。日本人猖獗时他们也没吃过这种苦，日本人败了反而遭这份罪。

    “这哪里是去受降？分明是打内战嘛！”

    石觉部署完毕，跑到秦皇岛去见杜聿明，建议第52军也采纳他的办法，并对杜聿明攻击山海关的计划提出疑虑。

    杜聿明冷笑道：“石军长，本人获得的情报恰恰相反，山海关共军武器破烂，没有炮火！他们的实力也不是十万，而是五万。”

    事实上是三万，但杜聿明比石觉的判断的确高明些。石觉颇不服气，拿出那个连长的报告为自己辩护。

    杜聿明看完那份报告，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明天我要亲自去查看现场。”

    11月13日晨，杜聿明集合第13军团以上军官，让那个连长带路，去战地考察。

    “是哪个村庄被共军摧毁了？”杜聿明问。

    连长说北边那个。进村一看，没有一间房被毁。连长又说是中间那个村庄。进村后，发现所有房屋同样完好无损。杜聿明走进一所农家小院，一位穿黑棉袄的老农民袖着手奇怪地看着他们这群威风的军官。

    “前天晚上这里打仗了吗？”杜聿明问。

    “打啦！打得好厉害呀！”老农民像是见过不少世面，一点儿都不胆怯，“八路军一来就把村庄包围了，你们老总慌忙跑出去，被手榴弹炸死几个人，其余的都缴枪了。八路军可厉害哩，从前日本鬼子的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他们。”

    “八路军打炮了吗？”杜聿明问。

    “打啦！在东边墙上打了几炮，没打进院子里来。”

    杜聿明一看，是手榴弹的痕迹。他转身对军官们说：“你们都看到了，沙河战斗，共军并无炮火，只有手榴弹。这个连长谎报军情，交军法处严惩！”

    当天下午，杜聿明召集第13军营以上军官开会，以上午的战地考察为例，警告各级军官不要被自己制造的谎言吓破了胆。他说：“共军的战力火力均不及你们，第13军是全部美械装备，我不敢夸口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但我敢说在中国是一流的！”

    第13军在抗战时隶属汤恩伯部，为了保存实力，汤从不与日军认真作战，日军一来，便望风而逃。经过八年抗战，实力是保存下来了，可士气一直不振。杜聿明不得不费很多口舌为他们打气。

    11月15日拂晓，杜聿明指挥第13军、第52军三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山海关发<big></big>起大规模攻势。杜聿明用兵擅长出奇制胜，他以一部兵力正面进攻，而以主力实施左翼迂回，企图将山海关守军压迫于渤海之滨。当日下午1时，杜聿明亲自督率第13军第89师占领山海关西北长城九门口要塞。第52军第25师亦于当晚攻占义院口。

    16日拂晓，占领九门口和义院口的蒋军按计划向东迂回，以截断八路军山海关守军北撤的路线。杜聿明乘坐吉普车随第13军军部行动，他对自己的军事计划十分得意。参谋长赵家骧提醒道：“长官的计划虽然严密，但部队执行起来恐怕会打折扣，第13军这样的部队必须紧盯后脑勺，并不时踹他们的屁股才行。”

    杜聿明明白能否一举将八路军兜进弧形包围圈予以歼灭，关键在第25师和第54师的迂回能否迅速截断山海关北面的铁路。他颇不放心地亲临前线督战。

    上午7时，杜聿明发现担任右翼主攻的第4师仍在原地未动。他找到军长石觉，生气地说：“进攻时间过了两个多小时，第4师为什么还在原地？”

    “杜长官，共军顽强得很，打到现在阵地毫不动摇。”石觉解释说。

    杜聿明穿过炮兵阵地，举起望远镜，发现山海关以南的八路军阵地仅有少数机枪掩体，并无炮火射出。于是命令第4师督促第一线部队前进。

    第4师一个团长为难地说：“共军机枪阵地还没有摧毁呀！”

    “你率部抢渡沙河，立即发起冲锋，我负责火力掩护。”杜聿明叫来炮兵指挥官，说，“你准备好炮火，随时听令。”

    那个团长硬着头皮率部徒涉冰冷的沙河，可是对面仅有零星的枪声，根本未遇强有力的抵抗。

    原来八路军主力早已撤退。

    杜聿明不想让山海关守军跑掉，于是对石觉说：“石军长，赶快下令各师追击，与迂回部队会师围歼共军。”

    到下午4时，杜聿明说：“我估计追击部队与迂回部队已在山海关以东10公里处会师了。”

    石觉说：“尚未接到报告。”

    杜聿明决定继续乘吉普车向北巡视战况，奇怪的是走了几十公里仍未发现第13军的部队。行至三里堡附近，才见到第54师有一个连正在公路边准备宿营。

    吉普车一停，一个连长立即跑步过来，举手行礼。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追击？”

    “报告长官，今天中午我们在这里缴了共军几十支枪，附近几个村落都有共军，他们当时正在撤退。我报告团长要求前进，团长说奉师长命令就在这里警戒待命。”

    “你们团长、师长在什么地方？”

    “团部离这里大约3里路，师部还在九门口，离这里有几十里。”

    杜聿明问：“你看到第4师和第89师的部队没有？”

    “报告长官，这里只有我一个连，没看到其他部队。”

    杜聿明恼怒异常，对身旁的赵家骧说：“石觉、史松泉未照我的命令执行，新月形包围圈未合拢，共军就全溜了。”

    赵家骧展开地图指点说：“现在只有第25师孤军冒进，有被共军吃掉的危险。”

    杜、赵二人忧心忡忡地返回秦皇岛。当晚接到第25师报告，山海关守军主力已于当天上午经北宁路向绥中方向撤退。未经决战便拿下了山海关，杜聿明已经完成了蒋介石的任务。本来蒋介石因感兵力不足，让他先拿下山海关再说。现在山海关已顺利拿下，杜聿明决心以现有的两个军的兵力继续北进，以扩大战果。

    17日清晨6时，各部奉令出发。杜聿明在山海关东北10公里处向第13军连以上军官训话。他首先询问第4师昨天追击的情况，都说按期攻占了共军阵地，缴获了一些武器。杜聿明问：“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军官们都看着军长石觉，无人敢答话。

    石觉背着手，若无其事地说：“共军早已脱离战场，恐怕追不上，所以未令各师追击。”

    杜聿明见石觉自负的模样，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将昨天遇到的那个连长唤出队列，说：“你讲一讲你连在三里堡一带的情况。”

    连长说：“我连昨天中午进至三里堡附近，缴了共军几十支枪，当时附近村庄有许多共军，我连兵力单薄未敢进攻，后来他们就全撤走啦！”

    杜聿明不满地扫了石觉一眼，他本想当众训斥第54师未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并指责第13军各师未执行追击命令，可是责任在军长石觉，他不能当着众多部下的面训斥军长，只好强压怒火，当众表扬了那个连长。他作了简短的动员，随即下令用汽车送军官们追赶行军队伍。

    杜聿明乘吉普车随军行动。下午3时，行至绥中以西前所附近。他发现第13军军部直属队忽然掉头往后跑。

    “你们为什么后退？”

    “报告杜长官，前面发生激战，军长令军部后撤5里宿营。”

    杜聿明急忙赶上前去，见石觉正指挥部队向绥中西关一个高地进攻。

    石觉说：“共军很顽强，恐怕今天拿不下绥中城。”

    杜聿明仔细观察东北人民自治军阵地，说：“共军最怕被包围，你令预备队左翼迂回，抄他们的后路。”

    果然，预备队一出动，自治军便放弃阵地主动撤退了。

    “石军长，赶快下令各师追击，”杜聿明说，“我判断共军将利用夜幕掩护退出绥中。”

    “不，”石觉道，“我认为共军会死守绥中。”

    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派先遣部队作试探性进攻。此时天色已晚，各师皆主动宿营。杜聿明在一所民宅中住下，他下令将电话接通先遣团。刚一接通，他便问：“绥中情况侦察清楚没有？”

    “部队正在吃饭，饭后即向绥中搜索前进。”团长说，“绥中情况还不清楚。”

    杜聿明想石觉的部下都谨慎有余，勇气不足，于是道：“你这个团今晚进了绥中城，我给重赏！”

    “是，长官！”那位团长的回答仍无多少自信。

    当晚12时，那个团长报告该团已进入绥中，共军已于黄昏后撤退。

    18日，杜聿明率部进占绥中，由于对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情况未摸清，未敢贸然进攻。他一面下令部队休整，一面令人侦察，在绥中休整了四天。

    <h3>战机不利</h3>

    山海关战火正炽之时，林彪从沈阳乘火车南下赶往战场。他已经七年没打过仗了，虽然当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可身边除了十几名参谋、警卫人员，几乎是个光杆司令。

    他在火车上闭目沉思，双肘下压着的那幅南满军用地图已被他熟记于心。当杜聿明的试探性进攻接连遇挫时，他曾判断国民党在秦皇岛的第13军和第52军战斗力不强，想利用从关内赶来的两支部队黄克诚部和梁兴初部共同击破敌人对山海关的进攻。11月13日夜，他致电中央并转黄、梁：

    <small>黄师、梁师应即自现地出发，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向敌之左背进攻，务须消灭其一部，迟滞其前进。黄、梁两师在战斗中统一为黄指挥。为执行上项任务，故该两师暂勿向锦、义前进。</small>

    毛泽东不同意这一方案，于15日回电说：

    <small>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为避免此种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处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small>

    此时毛泽东的想法仍是“独霸东北”，他比林彪高明之处在于不死守山海关，而主张将敌放进内线，寻机歼灭。但是，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料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16日，山海关已经失守，17日绥中也落于杜聿明之手。更要命的是，这一天国民党东北行营自长春总撤退，东北问题已上升为举世瞩目的国际纠纷。苏联迫于美国的压力，决定限制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并向国民党作出重大的让步。

    毛泽东也于此时病倒了，自11月16日至12月15日，整整一个月，他没有起草一份文电，这对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斯大林闻讯后，从莫斯科派了两名医术高超的大夫飞抵延安。延安与莫斯科关系之微妙，于此可见一斑。

    林彪自锦州下了火车，又率他那个精干的指挥所骑马往南赶。在兴城附近碰到了从绥中撤下来的杨国夫师。他发现这支从山东赶来，又参加了山海关保卫战的部队情况不妙。当天他致电彭真、罗荣桓，说杨师伤亡失散千余人，极疲惫，无棉裤，许多人没鞋穿，赤脚战斗，情绪不高。

    林彪很失望，他碰到的第一支部队暂时无法投入正规战斗，只好令他们继续后撤休整。次日，梁兴初、梁必业率领的山东一师赶到了兴城。林彪见到二梁自然十分高兴，因为他们的部队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发展起来的，参加过平型关战斗。

    可是二梁的部队甚至比杨国夫师情况更糟，不仅缺衣少食，甚至连武器都没有配齐。林彪于11月22日9时致电军委及彭真、罗荣桓：

    <small>连日我在兴城、锦西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到补充，衣鞋缺乏，不惯吃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信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尚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疾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仓皇应战，被敌各个击破，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及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充分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对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由我亲自指挥，极力寻求战机，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以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有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亟须补充棉衣棉鞋及大衣，望大量筹划，并望迅速大量翻印地图。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small>

    就在林彪发出这份要求“避战”的电报之时，杜聿明却打上门来了。本来杜聿明不了解对手的实力及情况，谁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他决心抓住战机挥师北上。梁兴初师途经绥中西北的一个镇子时，不知杨国夫师已经放弃绥中，有人利用民用电话线将电话打进绥中电话局了解情况。杜聿明手下有个叫吴宝荣的情报参谋正在电话局监听，他冒充是八路军杨师的侦察员，于是获得了梁师正向兴城运动的情报。

    杜聿明当即判断，共军主力正从热河向兴城附近运动。他决心在共军主力未集结之前，迅速攻占兴城、锦西和葫芦岛，向锦州前进。

    22日晨，杜聿明挥师向兴城进击。上午9时，正是林彪发电要求撤离兴城之时，杜聿明的吉普车距兴城只有20余里了。第13军的先头部队却在城郊畏缩不前，这为林彪率梁师撤离兴城赢得了宝贵的一个小时。当杜聿明驱车赶到前卫部队，督促该部攻击时，兴城已成一座空城。

    这天的战斗之顺利令杜聿明颇感意外，锦西、葫芦岛也几乎没有费劲就夺取了。进占锦西的第2师师长刘玉章报告，该城工厂甚多，大部分完整，葫芦岛的码头也完好无损。这为以后通过海运兵力进攻东北腹地提供了便利条件。

    蒋介石得到“一日连占三城”的“捷报”，连电嘉奖，并鼓励杜聿明“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任务”。

    24日，杜聿明挥师向锦州进攻。

    林彪率梁师只好再次“避战”撤离锦州。25日，林彪的电台截获了一个强劲的电磁信号，机要人员当即判断黄克诚师已经到了附近。可是谁也弄不懂那嘀嘀嗒嗒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当时，经过长途跋涉的新四军第3师3.2万人，在黄克诚的率领下已经抵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由于通信联络不统一，林彪无法与黄师沟通联系。林彪的电台只能与延安的中央军委和沈阳的东北局联系，再通过延安和沈阳的电台转达指示。这在军事上既犯了贻误战机的大忌，又使命令程序复杂化，本来是向下级下达指令，却变成了与上级协商。由此看来林彪到此时仍然未进入情况，他总司令的职权不比梁兴初这个七千人的师长大。

    26日，杜聿明顺利进占锦州，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几乎未遇任何有力的抵抗。他在惊喜之余内心也蒙上了一重阴影，因为他的计划不仅仅是攻城略地，还要消灭共军主力，而他的对手却总不与他交手。

    当时，杜聿明还不知道对手的名字叫林彪，也是一位出身黄埔的抗战名将。

    杜聿明从清晨进入锦州城后，心里就不踏实，总感觉这天晚上会出事。果然，黄昏后枪炮声隐隐传来，据报是“共军开始反击”。锦州城内的第13军颇为混乱。杜聿明来到作战室，参谋们立即将战况向他汇报。千军寨第89师阵地已大部失守，该师师长及石觉军长先后告急。杜聿明急令驻锦西的第195师北上增援，并令第54师自锦州南下，南北夹击锦州南面之敌。

    奇怪的是锦州北面的枪声突然停止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又不知去向。南面的战斗断断续续打了几天，直到12月1日才平息。杜聿明始终没有摸清对手的底细，这种外行的战法更让他莫名其妙。

    林彪事隔七年之后，重披战袍，谁料初次作战竟如此窝囊。由于通信不畅，参战部队不能协同作战，只有少数部队按计划攻击敌人，而大部分部队却因未接到命令而按兵不动。——这支部队已因弹药告罄退出战斗，而那支部队才刚接到命令开始出击。林彪在12月2日晚致军委和彭、罗的电报中用了“此起彼伏”一词形容战况，并说：

    部队给养被服、鞋袜皆缺，体力疲劳，希望休息，子弹、炸药、枪械皆不足，极盼补充，部队情绪表现疲惫而不活跃。我伤兵无法安置，土匪扰乱。在江家屯之伤兵百余人，可能被国民党搞去。由于以上诸故及敌人采取以三个师为第一线，而以三个师跟进的情况下，我黄、梁、杨三部共亦不过五个旅及一新兵旅，兵力并非绝对优势，目前我如继续集中大而疲且行动迟笨的兵力作战，则仍易打成击溃战，尤易成为对峙战，而甚难取得各个击破敌人之包围歼灭战，此种作战既无把握达到保守城市之目的，又反使部队力量遭受挫折。故目前我拟将部队暂避免与敌之大部队作战，首先求得补充休整和进行群众工作，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各旅则以营为单位分散打匪、做群众工作及扩军，只拟控制两三个旅的兵力作为机动作战的部队，较轻快灵活的打击敌一师以下的放肆行动。此意见盼军委考虑，并请东北局指示各部分兵地区。

    林彪再次要求“避战”，而且只想带两三个旅去寻机打击敌人小部队的“放肆行动”。这种战机让林彪寻得好苦，直至次年2月中旬，他才在秀水河子抓住对方的破绽吃掉了敌人5个营。

    而杜聿明占领锦州后，由于蒋介石命令他到此为止，不准继续北进，也只得罢兵息战，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杜聿明与林彪争斗的第一回合就此结束了。

    <h3>“最伟大的”美国人来了</h3>

    熊式辉、蒋经国回到重庆，也就意味着蒋介石彻底摊牌了。美国人同样怒火万丈，第7舰队驶往大连海面示威。毫无准备的苏联海军发现那支庞大的舰队突然撞到了眼皮底下，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惊慌失措地登上海岸炮台，紧张地注视着美国舰队的动向。

    美国人头脑发热了几天，终于意识到武力对抗的危险性。苏联从表面上看毫无示弱的意思，旅顺、大连炮台上的大口径火炮不时喷吐着火焰，在美舰前的海面击起一排排白色的水柱。显然，苏联人也在示威。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只好下令舰队撤离，寻求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他对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如果硬逼着苏联从满洲迅速撤军，蒋介石将吃更大的亏。中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蒋军则鞭长莫及。他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是由《雅尔塔协定》签字国英、美、苏三国共同托管满洲。蒋介石可集中兵力先控制华北，待时机成熟再通过外交途径与美、英、苏三国交涉接收东北主权。蒋介石一听此计觉得有道理，可他一想起国内舆论便连连摇头：“满洲再也丢不起了，否则中央政府将威信扫地。现在重庆流传着一句口号：没有东北，就没有中国。”

    魏德迈用同情的目光望着犹豫不决的蒋介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既然委员长不同意我的建议，只好让外交官们到莫斯科去争论了！”

    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的圆桌旁又周旋开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将满洲主权移交问题纳入议程。莫洛托夫反对道：“苏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苏军早已撤离南满，而且，要不是中国政府自己要求推迟一个月再撤出的话，苏军也早已撤离北满。”

    贝尔纳斯不满苏联外长得意扬扬的样子，说：“南满已是一片战火，如果你们及时阻止延安军队进入满洲，怎么会有如此糟糕之局面呢？”

    莫洛托夫反唇相讥：“是呀！如果你们不用飞机、舰船输送重庆军队，南满也不会变成一片战火。”

    “如阁下所言，满洲恐怕就成了第十八集团军的天下，那么苏联将如何履行《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相关条款？”

    “第十八集团军也是中国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我们坚持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莫洛托夫反戈一击，“苏军尽快撤离满洲已毫无问题，日期可由重庆政府定。不过，美军驻留中国的问题倒应列入会议议程。”

    “美军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而去那里帮助他们解除日军的武装。一旦这一使命完成，美军将撤离。”

    莫洛托夫不满地说：“中国政府总是要求别人为他们效劳，我们反对外国军队以帮助解除日军武装的名义驻留中国。我提议苏军和美军最迟不超过1946年1月中旬同时从中国撤离。”

    美、苏外长争论不休，英国外长只作壁上观，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品尝苏联饮料。

    在外交场上的角逐，贝尔纳斯的确不是莫洛托夫的对手。苏联外长的强硬和冷酷无情是出了名的，只有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才可与他一较高下。烦透了的贝尔纳斯只好求见斯大林。令国务卿意外的是，威风八面的大元帅却显得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美军要驻留中国，我不反对。”斯大林说，“不过，蒋介石总依赖外国军队恐怕会失去威信，中国人民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军宣布投降了，他却没有能力去解除武装，反而要外国军队帮助！”

    “仅天津地区就有32.5万日军，而有大批中共军队阻止政府军去受降，所以蒋介石只好请求美军帮助。”

    斯大林显然对数字很感兴趣，于是问：“那个地方中共军队和政府军有多少？”

    “毛泽东声称有60万，蒋介石声称有150万。”

    斯大林哈哈大笑，说：“蒋介石的150万军队在哪里？你们美军见过没有？”

    贝尔纳斯诚实地说：“驻华北的美军的确没有发现多少政府军。”

    “中国人总是喜欢夸大数字，其实日军和他们自己的军队都远远没有那么多。”斯大林用烟斗嘴习惯性地拨弄着唇髭，微笑道，“中国的局势的确很糟糕，看来只有一个人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此人就是马歇尔将军。”

    斯大林如此抬高马歇尔，一是因为杜鲁门总统已经公开发表声明要派遣马歇尔赴中国去调解国共关系；二是因为马歇尔的确是位非凡的人物。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方面最伟大的战略家，当时的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他是美国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人物。

    12月28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声明：

    三国外长就中国时局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有必要让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有必要停止内战。他们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美、苏两国外长一致认为，苏、美军队在一个尽可能早的、切实可行的、与他们所履行的义务和职责相适应的时候撤出中国，是可取的。

    那位“最伟大的”美国人——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于12月20日飞抵上海。后来的西方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挽救蒋介石政府的最后一次机会，可是蒋介石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的盲目自信既葬送了和平也葬送了他的王朝。

    国际上普遍认为从军事实力上讲，国民党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欲战胜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远不如自己的共产党应该不成问题。共产党挑起战争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判断中国内战的责任主要在蒋介石。

    可是了解内情的美国军方和政府人士明白，应该阻止蒋介石的盲动。他们用一个《圣经》故事来形容中国内战的前景：童年的大卫杀死了巨人歌利亚。蒋介石就是那位貌似强大的歌利亚。马歇尔不止一次听到杜鲁门发牢骚，说蒋介石的军队被美械装备压得直不起腰来了。在抗战期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多次向国内打报告，说蒋介石指示其军队避免与日军作战，等战争结束后用美援物资去打共产党。报告指出蒋军确实奉令避免与日军作战，可他们同时连起码的军事训练也不搞了，官兵养了一身肥膘而不是肌肉，尚武精神被贪得无厌的腐败思想所取代。相反，中共军队虽然缺衣少食、武器低劣，却一直在与日军打游击，“他们矮小而精干，跃跃欲试，正如童年的大卫一样无畏”。

    如果不把“大卫”和“歌利亚”拉开，毫无疑问巨人歌利亚将会倒在血泊中，这是美国人最不愿看到的。于是，他们将马歇尔这位“最伟大的人物”派来了。

    马歇尔在大战期间，调解了无数难以解决的纠纷，曾使许多势不两立的人握手言和。许多桀骜不驯的武夫，如巴顿、麦克阿瑟、蒙哥马利和戴高乐等都乖乖听他的话。杜鲁门总统寄希望于他能在中国创造奇迹，使蒋介石与毛泽东化干戈为玉帛。

    12月22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当即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热情款待。出乎马歇尔意料的是，蒋氏夫妇对美国的和平方案表示完全赞同。宋美龄一直在国际社会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她是社交场合的老手，但在马歇尔面前却装成一位涉世不深、崇拜名流的淑女。她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又俨然是东方帝国的“王后”，这朵娇艳而妖冶的奇葩正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产物。“最伟大的美国人”很快就晕头转向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他决定去找周恩来解决另一半。

    当周恩来微笑着与他握手时，马歇尔耳畔还回荡着宋美龄的声音：“和平的阻力来自中共。”可是会谈的结果简直不可思议，周恩来对美国方案表示赞同！

    谁说中国的事情难办呢？马歇尔为事情出乎意料之顺利而欣喜若狂。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向各自军队下达停战令。

    <h3>战争与和平</h3>

    一直高挂“免战牌”的林彪，在辽西的冰天雪地里度过了1945年的最后几天。马歇尔来华和国共谈判的消息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战略思想。他不相信和平会实现，认准了要与国民党在东北作长期斗争。此时关内拥入东北的部队相继到达，他命令那些部队立即分散去建立根据地，根本就没想过要集结兵力与杜聿明一决高低。

    12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在重庆会谈的当天，杜聿明按蒋氏密电督师冒雪出击，先后攻占了北镇、黑山、阜新、营口等地。前锋与沈阳西郊的苏军取得了联系，准备待苏军撤离时能立即进占沈阳。

    此时，林彪在彰武一带手握梁兴初师和彭明治旅，密切关注着1946年新年后战局的演变。1月3日，他接到中央电令：

    <small>马歇尔将参加重庆国共谈判。关于立即停止内战有可能在不日实现。国民党企图在停战前占领热河，因此，热河的命运可能在最近决定。如我们能给蒋军以打击，迟滞蒋军前进，保住承德及其他要点在我手中，则我在热河仍可占优势地位；如我不能保住承德，则我在热河至多只能占领乡村。因此，最近数星期是决定热河命运的关键时刻，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也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热东及杨、苏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蒋军，保卫承德。只要你们能支持数星期的时间，对重庆谈判就有极大关系，望尽一切努力达成任务。</small>

    这份电报使林彪疑惑不解，毛泽东在不久前（12月28日）的电报中指示：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奋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方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实际上，在毛泽东此电发出前，林彪就是按照“分散兵力创建根据地”的思路部署兵力的。毛泽东的指示正是综合林彪、陈云、罗荣桓、黄克诚等人的意见而确定的。

    谁料马歇尔在重庆把橄榄枝一摇，一切都变了。蒋介石会接受和平？林彪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央1月3日的电报一来，林彪就表示怀疑。1月5日，他致电中央：

    <small>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small>

    此时，毛泽东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仍处于半工作半休养的状态，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见林彪对1月3日的电报表示怀疑，于是在1月6日回电：林彪并告东北局：

    <small>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决定性的，在目前阶段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战。决战方面将由程（子华）、萧（克）部队担任，你们在阜新、义县方面虽起钳制作用，但要求你们须作有力之钳制。为此，你们应集中适当的兵力（可约两个旅）积极向义县、阜新间动作，求得消灭敌人一部，拖住敌人不能放胆西进，以帮助程、萧决战方面争取时间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东北其他方面部队仍执行分散建立根据地之任务。</small>

    中央的电报口气如此坚决，不容林彪有丝毫怀疑，他只好集结兵力准备“最后一战”。1月6日20时，即接中央来电几小时后，他致电黄克诚、梁兴初、彭明治三将领：

    <small>重庆谈判在马歇尔亲自参加下，已准备在最近即正式停战。但蒋顽想在停战前抢夺承德，以隔断东北与华北之联系。中央已令热河我军不惜任何重大的伤亡牺牲，集中兵力于平泉方面准备与敌决战，并令我西满部队参加此决战。</small>

    <small>在上述情况下，我军目前由原定之创造根据地、准备应付明年的继续内战，现决改为以精锐部队向敌之后尾攻击，求得坚决的各个击破敌人，以保卫承德和压倒敌人在东北的影响。</small>

    <small>梁师、彭旅和我们明日自康平、法库之线轻装向新立屯方向前进，并已令罗舜初、吴克华两部向黑山、北镇之线前进，并令第10旅袭击由阜新西进之敌。</small>

    <small>明日各部在原地进行作战之准备，电台随时保持联络。各部须振奋精神，排除百般困难，不惜任何牺牲，勇敢顽强的进攻敌人，一定要争取胜利，以造成今后我在东北有利形势。</small>

    正在林彪积极做战前准备之时，国共双方于1月10日在重庆签署了停战令，此令于1月13日午夜正式生效。而蒋介石密令杜聿明“停战令即将下，于13日午夜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以争取在停战前夺得更多的战略要点。杜聿明孤注一掷，将他手里的6个师全部撒出去，分兵冒进。当苏军同意1月15日蒋军接收沈阳时，杜聿明已无兵力去沈阳，只得于13日清晨将占领营口的兵力调往沈阳，这样一来，驻守营口的兵力只剩1个加强营。东北人民自治军吴克华部随即展开反攻。战至午夜12时，吴克华按上级指示停火。此时，蒋军在营口市区只剩3个据点，已陷于重重包围。蒋军趁此机会想利用突然袭击手段杀出重围，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覆没的下场。到14日凌晨5时，营口市区的枪声归于沉寂，这座辽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又回到了人民手里。

    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肖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周桓为副主任，叶季壮为前方后勤部部长，吴溉之为后方后勤部部长；下辖北满、西满、南满、东满4个军区。

    杜聿明分兵冒进使其兵力处处薄弱，这是林彪早就盼望的局面。林彪在彰武附近的一所农家小院中又在面壁打坐，面对墙上的军用地图沉思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杜聿明已经破绽百出，战机的确太诱人了，这对一直高挂“免战牌”的林彪来说，有如压到极限的弹簧充满了反弹的欲望。可是恰在此时停战令下达了，他好似被突然戴上了金箍，万分痛苦。中央13日18时的电文让他更加痛苦，电文中说：“国民党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林彪感到这次停战是蒋介石玩弄的阴谋，按照停战令，蒋军仍可以接收主权为名调入东北，而民主联军方面既不能主动进攻又不能破坏交通，一旦蒋军在东北积蓄了足够的力量，随时都可挑起战火，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林彪于1月15日致电中央和东北局：

    <small>依照中央13日18时电看来，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以口头上的民主诺言欺骗全国人民，以有名无实的和平空谈代替它的军队钳制我在华北的真实力量，从而束缚我之手脚，避免彼方在经过我八年创造之不可征服的群众战场与我作战，以便抽出主要力量，首先向我最薄弱之一环——东北进攻。而后再以东北为依托，向我华北根据地南北夹击。以目前所知的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状况，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以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指无根据地条件），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因此，我意必须坚持彼在东北不停战则我在华北、华中也不停战。我们须深信而且具体想到敌进入我华北、华中无论多少，在我坚壁清野、民兵到处放地雷封锁扰乱的情况下，再加以主力作主动有准备的进攻，则敌无论如何也必定会被消灭的。在我新的技术条件下，堡垒已可击破，因此，华北、华中将成为我消灭蒋军之大切肉机，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绝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small>

    林彪发完此电，随即向各部队下达了一份指令：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经过整整一天的思索，他认为此次停战只局限于关内，而关外是不可能平静的。国民党军要接收东北各地，就不可避免要与已在当地的中共力量发生冲突。他怕和平的空气会麻痹官兵们的意志，又于前电发出三小时后，再向各部下达如下指令：“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涣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次日，中央对林彪15日电答复如下：

    <small>我们在月初及以前时期能给杜以沉重打击，推动全国停战，保障和平，提高我在东北及国内国外地位是有利的。而在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杜聿明部又未继续进攻承德，我如主动向杜部进攻，将受到国内国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蒋顽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在我们肩上，人民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于我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你们来电所说杜部分散），也只有暂时放弃，不向杜部进攻，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small>

    林彪接此电令，只能放弃主动攻击杜聿明的计划。1月17日，他率前指移驻秀水河子，他骑着战马在冰天雪地中缓缓前行，依然显得那样沉静。此时，部队中已经有人在散布“林总畏战”的谣言。没有人知道他为了抑制心中那只好战的猛禽需要多大的毅力。自1937年平型关、广阳两次大捷至今，他已经整整八年没有尝过打胜仗的滋味了。

    现在他只有等待杜聿明新的一轮进攻，从而为他创造战机，让他在自卫反击中将那只躁动不安的猛禽放纵于万里云空。

    <h3>第一个歼灭战</h3>

    蒋介石利用停战之机，加紧向东北调派军队，1946年2月上旬，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编第6军在秦皇岛登陆，随即经北宁路抵达锦州。因肾病疼得直不起腰的杜聿明精神为之一振，决定恢复停顿了20多天的攻势。

    2月9日，蒋军兵分三路向北宁路两侧地区的民主联军进攻。其中南路“扫荡”队新6军第22师向盘山、台安、辽中等县“扫荡”；中路“扫荡”队第52军第2师向新民以东“扫荡”；北路“扫荡”队第13军第89师向公主屯、秀水河子、鹜欢池等地“扫荡”。

    此时，林彪率梁师和彭旅正在秀水河子一带休整练兵，敌人打上门来的消息使这位一向沉静的民主联军统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作战处长李作鹏将敌情标在墙上的地图上时，林彪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一句谚语差点儿脱口而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杜聿明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用5个营的兵力，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到秀水河子一带，妄图将此地的民主联军“扫荡”一空。林彪将炒黄豆嚼得咯咯响。

    2月12日，蒋介石出现在长春机场，这一爆炸性新闻预示着莫斯科与重庆之间的关系再度升温。被迫从沈阳迁往本溪的东北局领导人的心情正如当时的天气一样凉透了。林彪在及膝深的雪地上兴致勃勃地布置他的战场，他举起望远镜仔细察看四周地形，参谋人员按他的指令在地图上圈圈点点，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便产生了。

    13日22时，月光照着皑皑白雪，秀水河子的敌阵地轮廓分明。前线总指挥新四军第3师第7旅旅长彭明治与梁兴初、梁必业和李作鹏的目光一齐从闹钟上移开，火光从炮兵阵地开始闪现，随即传来隆隆轰响，秀水河子敌军阵地顿时火光冲天。炮击之后，民主联军战士在军号声中发起了冲锋。

    战斗一打响，林彪便钻出了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战况。这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心甘情愿的战斗，彭旅和梁师的部队打得非bbr></abbr>常英勇，也很有经验，这让他想起了以前的八路军115师和红1军团。他的部队自井冈山以来一直是主力中的精锐。

    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也很顽强，他们凭借其火力优势拼死抵抗，不断将照明弹射向夜空，现代战争改变了昼与夜的概念。林彪正思索着新技术条件的夜战战术，突然发现团团火球在冲锋队形中爆炸，许多战士变成了火人，他们惨叫着在雪地打滚。

    “这是怎么回事？”林彪惊诧地问。

    一个参谋想当然地说：“新式武器，大概是火箭炮。”

    林彪见过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战后，他才从俘虏嘴里了解到这是120毫米迫击炮施放的燃烧弹。那个俘虏还说有一种更厉害的武器叫作火焰喷射器，但他们第13军没有装备。林彪详细地询问了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及性能，问哪些部队装备了这种武器。俘虏说详细情况不清楚，估计新6军有。林彪连忙让李作鹏注意与新6军作战时提防火焰喷射器。

    战斗一直进行到14日清晨7时，秀水河子守敌1500人被全歼。这是民主联军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天亮了，枪声也渐渐消失了。林彪从雪地上爬起，用力拍打身上的雪屑：“真冷啊！”他长长地哈了一口气。

    上午10时，林彪在一大堆战利品中听李作鹏汇报战果：“林总，此次战斗毙伤敌500多人，俘敌800多人；缴获火炮38门，各种枪890余支，弹药7万余发，汽车32辆，电台2部。我伤亡771人。”

    林彪听完汇报，心中默念：“古人云：敌死三千，我亡八百为胜仗。现我损失近八百，而歼敌只有千余，看来此战只算小胜。”

    林彪转念一想，觉得秀水河子之战意义颇大，数月来不少人对他的战略思想不理解，认为他“一味避战”是“畏敌表现”。他扫视着几十辆缴获的汽车和车后拖挂的大炮，心想：那些怀疑他的人该无话可说了。

    他明白杜聿明绝不会甘心，一定会前来报复，于是下令立即撤离战场。他和李作鹏同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兴冲冲地离开了秀水河子。在车上，林彪口授了一份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文：

    <small>……此次战斗，数月来战略战术思想上的怀疑，均取得不约而同的一致认识，证明过去敌集中兵力攻锦州及阜新时我不与敌决战是一个无形的重大胜利，否则今日局面甚狼狈与困难，更加确定了在战役上仍应采取待敌分散、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战术上更确定了夜战的原则。不过，经过此次胜利后，敌士气下降及我本身条件逐渐改善，故今后打仗是可以较过去放手一点了。同时对非美械师及较弱的部队的打法应放手些，但在目前阶段上仍以稳打为主。以上经验教训待报。</small>

    林彪本以为秀水河子一战足以消除人们对他的怀疑，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在他麾下有无数打过大胜仗的战将，相比之下秀水河子之战的确显得“太小气”了。

    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

    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八年的实战经验，有不少人指挥过对日大反攻和大规模反顽作战。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杜聿明躺在锦州的病床上阅看第13军的战报，当知一个整团被歼灭于秀水河子地区时，他惊出一身冷汗。他对赵家骧说：“第13军战斗力弱，长官指挥无能，让共军钻了空子。”

    赵家骧颇为忧虑地说：“一个整团被歼恐非好兆头，我军控制现有地区已属不易，若接收整个东北，非调重兵不可。”

    杜聿明点头道：“你拟一个电报，向委座申述，以秀水河子之战看来，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加兵力不可……”

    2月16日，正月十五元宵之夜，进至沙岭“扫荡”的新6军第22师一部2000余人，突然陷入重围。民主联军第4纵队吴克华部踏着皑皑白雪发起猛烈攻势。新6军是蒋介石手里的五张王牌之一，全套美械装备，抗战时参加过远征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面对民主联军的月夜攻势，新6军一面利用优势火力顽强阻击，一面构筑防御工事。工事构筑完毕，便龟缩一团，固守待援。战斗一直进行到18日深夜，民主联军硬是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次日晨，敌援军至，吴克华不得不下令撤退。

    此次战斗，毙伤敌600余人，而4纵竟伤亡达2000余人。战后，有一首歌在4纵唱开了：“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可见4纵已发誓要找新6军报仇雪恨。

 第三章 大战四平

    <h3>病中举贤</h3>

    元宵之夜，民主联军的另一位统帅罗荣桓已抵达朝鲜平壤，住进了苏军医院，金日成夫妇随即前来看望。秀水河子和沙岭两次战斗的情况，他是通过金日成赠送的那台收音机得知的。金日成的夫人非常细心，听说罗荣桓是湖南人，爱吃辣椒，于是将自己亲手腌制的一坛辣白菜送来了。

    苏军医院确诊罗荣桓患了肾癌，需要马上动手术，可是平壤的条件不好，苏军医院院长建议罗荣桓去莫斯科。1946年2月下旬，罗荣桓转院至大连的苏军医院，暂作保守治疗。

    一天，有位身穿苏军少校制服的中国人来到病床前，望着罗荣桓嘿嘿地笑个不停。罗荣桓觉得此人面熟，可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

    那人脱掉军帽，说：“不认识啦？看仔细点！”

    “刘亚楼！”罗荣桓兴奋地说，“好你个刘亚楼，洋面包一吃精神多啦！”

    刘亚楼曾当过红1军团的师长，抗战初期被派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后随苏军一起进入东北。名义上是苏军少校，实际上是民主联军与苏军的联络员。

    “老首长，你得了什么病？要紧吗？”刘亚楼关切地问。

    “肾出了毛病，有什么要紧的？大不了去见马克思嘛！”罗荣桓乐观地说。

    二人互叙别后经历，最后刘亚楼说：“我想归队，上战场真刀真枪干几仗！”

    “这里的工作也很重要哇！”罗荣桓说。

    “当然重要，不过，不大适合我。我这性子你还不清楚呀？请老首长多帮忙。”

    在刘亚楼的再三请求下，罗荣桓决定致电东北局和中央，推荐刘亚楼任民主联军参谋长。

    于是，刘亚楼跻身于东北民主联军最高层，成为日后四野“林罗刘”三巨头之一。

    杜聿明于2月18日自锦州抵北平住进了白塔寺医院，经诊断患肾结核，须立即做左肾切除手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职位曾令多少人眼红，杜聿明害怕自己的病不能短期痊愈会丢掉这一美差，而且还会打掉随他一同去东北的几百幕僚的饭碗，他决定向蒋介石保荐一人。此人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抗战名将，与杜两度同学，是老搭档，曾一同指挥第5军取得昆仑关大捷，也参加过远征军。

    不久，东北战场来了一位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有郑洞国这样的名将先顶着，蒋介石才会放心让杜聿明治病。

    其实，蒋介石并不放心。3月15日，杜聿明的病房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杜聿明顿时心凉了半截。他与戴笠相识十几年，总是他去看望那个高高在上神通广大的戴老板，这回一旦倒过来了，想来戴笠必是奉蒋介石之命摸底来了。

    果然，戴笠开口就问病情如何。杜聿明知道戴是蒋介石的耳目，来看他还中不中用，病轻了，一切好说，否则就会考虑由别人接替东北的美差。

    “肾结核，明天动手术，大夫说两周就可出院，大概月底可返回东北。”

    戴笠又问：“谁是主治大夫？”

    “谢元甫，是北平首屈一指的泌尿科专家。”

    “多大岁数了？”

    “60多岁，经验非常丰富。”

    戴笠摇头道：“这么大岁数恐怕做手术不行。我从前在上海割盲肠，动手术的大夫是个名气很大的英国人，那老家伙动作迟钝，搞了半个钟头才缝住刀口。以后伤口老不好，拖了好长时间，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弄坏的。你老兄如果也碰上这种倒霉事，一则会坏了你的身体，二则会误了老头子接收东北的大事。”

    “谢大夫医术高明，我看他动作麻利，一点都不显迟钝。”杜聿明不想节外生枝而推迟手术，以免夜长梦多，于是说，“我与谢大夫已经约定明天做手术，这个决定不能改。”

    戴笠见杜聿明态度坚决，于是拍着胸脯说：“光亭兄，我今晚就去看谢大夫是否有把握。我保证负责为你请一位好大夫，在我未回话前，你千万不要贸然做手术。”

    当晚10点钟，谢元甫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说：“有位叫戴笠的敲门，要进来谈杜长官的手术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呀？”

    杜聿明安慰道：“谢大夫，他是我的朋友，你就让他进去吧。”

    “他就是军统的戴笠吗？该不会出危险吧？”谢元甫听说军统特务在北平经常半夜捕人，没收财产，吓得不敢开门。

    “不会有危险的。”

    谢元甫这才开门，心惊肉跳地与戴笠会面。当晚12点，戴笠打电话给杜聿明的副官，说：“谢元甫虽然年纪大，但动作还算麻利，可以做手术。”

    手术如期进行，一切都顺利。

    正在杜聿明手术后的疗养期间，蒋介石又任命范汉杰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他也是一位抗战名将，名气不在郑洞国之下。杜聿明清楚，范汉杰名义上是协助熊式辉指挥作战，实际上是接替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因病丢官，杜聿明只好自认倒霉，但转念一想觉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共军不是好对付的，待范汉杰吃了苦头，那时再瞧我的！

    4月中旬，四平会战拉开了帷幕，赵家骧、赵公武等心腹将领密电杜聿明，说范汉杰一到东北不提作战计划，却要首先视察部队，恐怕他要用胡宗南的一套来整杜聿明的旧部，要求杜速返东北主持大计。

    此时，蒋介石电召杜聿明去贵州会面。杜聿明心想：老头子无非两条：一则要我速去东北，指挥四平会战；一则撤换我，让范汉杰挂帅。

    杜聿明连忙回电：“大病初愈，不适于长途飞行，拟即日返部复命。”

    正在杜聿明打点行装之时，蒋介石又来一电，云：“吾弟既能返部，即毋庸来见。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有厚望也。”

    国共两军已在四平、本溪等地相持一月之久，大病初愈的杜聿明此刻的心情可谓踌躇满志。他后来回忆道：“我认为在相持一个多月的局面下，我回东北出风头的日子到了，即于4月16日返沈。”

    <h3>“张莘夫事件”</h3>

    杜聿明在北平治病期间，东北的形势已出现重大变化，这当然是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按照中苏两国达成的协议，苏军撤军时间延期至1946年1月初，后因国民党政府请求又延至2月初。当1月中旬，杜聿明部打通北宁路进抵沈阳近郊时，苏军本约定1月15日自沈阳撤离，但到2月中旬仍无动静。

    而此时发生了所谓的“张莘夫事件”，引起舆论大哗。

    张莘夫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成员，1946年1月7日奉熊式辉、张家敖派遣，随苏军代表一起自长春去抚顺接收煤矿。张到沈阳后听说抚顺有中共军队，要求苏军派人护送其去抚顺办接收。苏军中将马利说：“抚顺驻有苏军，已经联系好了，安全没有问题。”于是张莘夫带随员5人和卫兵7人乘火车抵抚顺。

    到了煤矿事务所，苏联驻军司令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奉东北行营熊主任之命前来接收煤矿，”张莘夫诧异道，“马利中将不是与你们联系好了吗？”

    那位司令脸一板，说：“什么联系好了？我不知道有这件事。”

    张莘夫再三说明，苏军司令不耐烦起来，让人将他们一行带到一所房子住下。第二天，几名苏军士兵引来一队中国军警。

    “我是抚顺公安局局长，此地是解放区，未经许可任何武装不得来犯。”一位军警说，“你带来7名武装分子，应该受到惩罚。”

    张莘夫一听，气得暴跳如雷，要求与苏军司令说话。苏军司令来后，他说：“你必须负责我们的安全，我要与沈阳的马利中将通电话。”

    1月16日下午4时，苏军司令说奉马林中将之命将护送张莘夫回沈阳，并说当地公安局不允许7名武装人员离开。张莘夫只好带着5名随员随苏军去火车站。苏军将他们送上车，便吹着口哨走了。

    火车行至抚顺西郊李石寨，已是晚上8时，忽遇一伙劫匪。张莘夫等人被绑架到附近一个小山丘，被刺刀捅死。这就是“张莘夫事件”。

    2月10日，重庆各报披露了这一消息。不知是否巧合，美、英两国于同一天公布了《雅尔塔协定》密约。随即在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国民党当局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反动文人在报纸上撰文煽动反苏、反共情绪。知识界、教育界人士出于爱国主义热情也加入了这一浪潮。

    就在这一天，重庆、南京、昆明等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

    国民党利用学生和群众的爱国热情，浑水摸鱼，推波助澜，将反对苏联在东北的霸权行径导向反对中国共产党。一伙国民党特务混入游行队伍，借机捣毁了新华日报社。

    苏联在东北的经济掠夺不仅激起了中国的民愤，也引起了美、英等国的抗议。

    中国各地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浪潮再次激怒了莫斯科主人，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苏联延期撤军不是他们请求的吗？现在怎么反过来指责我们赖在满洲不走！撤！立即通知所有在满洲的苏军全部撤离。不过，别让那个爱搞东方式阴谋的蒋介石太顺心。”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到莫斯科的最新指示，立即部署军队撤离，并于3月8日将抚顺、吉林交给中共接收。

    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红军决定3月13日撤离沈阳，希望民主联军派兵占领沈阳。这位代表声称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东北局代表回答说：“我党中央有指示，即使国民党军将占领此地区也不得破坏，以免使当地人民陷于困境。”

    苏军代表不可理解地摇头道：“坚壁清野是撤退时的必要战略，你们违背军事原则是要吃亏的。”

    当天，东北局致电中央，建议趁苏军撤离之机，夺取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蒋军北进。这一建议首先受到负责与马歇尔、张治中谈判的周恩来的反对。当时马歇尔刚刚访问延安不久，整个气氛仍趋向和平。周恩来建议，承认蒋军有权进驻长春路沿线各城及苏军即将撤离的地区，但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

    当时，蒋介石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民主政权及民主联军等人民武装。他说：“在主权接收完成之前无内政可言。”并质问中共在东北的武装是从哪里来的。

    延安发言人曾批驳道：“前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指挥的部队已有数万人分布在东满、北满……八路军中东北将领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所部，与其他奉命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亦均在战争中与东北人民得到密切的结合……现已组成一支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

    蒋介石对此事实一概不予承认，闭着眼睛说东北没有中共军队。下令国民党军继续前进去接收“完整的东北主权”。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于是致电东北局，不同意进攻沈阳，并指出苏军撤离沈阳至哈尔滨等城市时，不要派兵去占领，让国民党军接收。但是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不能让。

    东北局将中央指示告知苏军代表，那位代表十分生气，说：“你们为什么如此软弱？你们应该与国民党争夺沈阳、四平，而长春以北地区则应坚决控制，不让蒋军前往。为此，应不惜与之发生大规模战斗！”

    3月13日，国民党军进占沈阳，随即以沈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两天后，毛泽东中止了休养，于当天致电周恩来：“哈尔滨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

    周恩来接电即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明：中共军队在东北所占地方不能让，国民党军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出的地区。张治中坚持删除“现时”二字，这样国民党军便可自由进驻所有地方，与中共武装发生冲突势所难免。

    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真、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

    3月18日，苏军撤离四平，民主联军随即进占该城，切断国民党军沿长春路北进的通路。同时，自沈阳出犯的蒋军正向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法库等地推进。

    鉴于蒋介石不承认中共在东北之任何地位，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3月22日晚，苏联驻华大使通知重庆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自东北完全撤离。次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萧华：

    <small>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即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small>

    3月24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春：

    <small>一、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四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small>

    <small>二、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small>

    <small>三、为此目的，请速与辰兄（苏军代表的代号）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如得允许，即令周保中部担负占领任务并厉行剿匪。</small>

    <small>四、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四平）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small>

    <small>五、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small>

    <small>六、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small>

    3月25日，毛泽东再电林彪、彭真等，说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3月11日，马歇尔回华盛顿述职，此前关内形势较平静，东北则时有规模不大的武力冲突。马歇尔临行前建议军事三人小组进驻满洲进行调停，他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国民党方面则一再阻挠。经过反复谈判，至此基本达成共识，同意派三人小组赴东北调停。毛泽东清楚实现“东北无条件停战”必须首先打痛对手。就在这份电报中指示：

    <small>你们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两日内控制之。</small><bdi>?</bdi>

    毛泽东此时的战略意图是“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这就是毛泽东力主进行四平会战的原因。

    关于四平战役该不该打的问题，史学界至今仍争论不休。事后“诸葛亮们”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一战役使民主联军元气大伤，违背了我军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也有人认为在这一战役中如果民主联军集结更多兵力，决心将仗打得更大，有可能迫使蒋军因无法武力解决问题，而不得不签订东北停战协议，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实现全国和平；还有人认为正是四平战役的结局，膨胀了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野心。

    替前人担忧是毫无意义的，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去看一看1946年四五月间那惨烈的一幕。

    <h3>南征北战</h3>

    4月2日，军事调停东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耿飚、许光达等40余人，由北平飞往沈阳，被国民党军警非法扣留达3个小时之久，后来虽然在美方的干预下获得自由，但因国民党方面的百般阻挠，调停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由于蒋军在东北一直比较顺手，至今未吃过大亏，所以蒋介石和熊式辉等人认为能够凭借武力解决问题。

    4月1日，国民党军第25师、第14师分别由抚顺、辽阳向本溪进攻。次日第25师推进至石灰厂、三人沟、大甸子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第3纵队第7旅和第9旅一部，奋起反击，歼敌700余人，将敌击退。第14师在华子沟一线遇3纵第8旅的阻击，从清晨战至傍晚仍一筹莫展。当日夜，南满军区部队向苏家屯之敌展开反攻。国民党军顿时陷于困境，只好仓皇撤逃，第一次本溪之战就这样降下了帷幕。

    4月4日，林彪率前指抵达四平。此时由沈阳北进之敌已先后攻占铁岭和开原，并向四平推进。

    林彪自山海关之战以来，一直沿铁路线且战且退。他作战的最大特点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只要有充裕的时间，他会在战前作精确的计算，不算到胜券在握是不会轻易投入战斗的。蒋介石将7个军投入东北战场，兵力集中，使林彪暂时无法寻机歼敌，林彪只能节节抗击，以迟滞蒋军推进速度，为后方创建根据地赢得时间。这一直是林彪的指导思想，直至此时，他还没有进行四平战役的打算。就在这天上午，中央来电：

    <small>十旅开原作战给了蒋军以阻滞和打击，十分必要。七旅仍应尽力阻止蒋军进入四平，给蒋军以打击。因停战小组有可能在数日内到达四平，不论四平能否保住，对蒋军进攻均须给以打击，比不战而退要好。</small>

    林彪就是在中央这一电令下达后，于当日晚来到四平的。晚8时，林彪致电李富春、黄克诚：

    <small>我此刻已到四平，对情况尚不了解，明天南去侦察地形。此次集中近6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望以种种方法振奋军心，一定要争取胜利，以奠定东北局面。请将此报即转东北局与中央。</small>

    第二天一早，林彪带李作鹏等参谋人员去侦察地形。经过5个小时的侦察，林彪对苏军绘制的地图赞不绝口，虽然是第一次到四平，但早已对那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四平，位于松辽平原中部，是连接东满、西满、南满、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中长路、四洮路、四梅路三条铁路在此会合。城北山势较高，城东亦有山丘，除此之外皆一马平川，如果放弃四平这个战略要地，长春以南就无险可守了，这正是林彪决心集中6个旅的兵力与敌“决一死战”的原因。

    毛泽东于4月6日回电，指出：

    <small>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在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邓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small>

    这样，林彪就定下在四平大战一场的决心。同时，南满军区第3纵队、第4纵队仍坚守本溪，以牵制沈阳之敌不敢倾巢北犯。

    4月5日，熊式辉将东北行营由锦州迁往沈阳。此时苏军正大踏步后撤，而蒋军主力却迟滞于沈阳附近，北面阻于四平以南，南面又受本溪民主联军牵制。熊式辉心急火燎，一面让行政人员尾随苏军接收，尽量收编当地伪满军警和土匪武装驻防，一面部署兵力企图攻占本溪，以除北进之后患。

    4月8日，第52军军长赵公武指挥3个师的兵力二犯本溪。与上次战斗如出一辙，兵分两路，一路由抚顺出发，一路由辽阳出发，欲分进合击。军长赵公武亲率第52师这一路，他看准民主联军防线第7旅、第9旅的接合部，实施猛攻，一举突破防线进占小四家屯、石富屯地区；由于另一路第14师遇顽强阻击，不能按时抵达预定地区，第25师于黄昏时陷于包围。第25师一个团在民主联军四面围攻下，突围无望被迫集体投降。一个整团投降，这在东北战场尚属首次。第25师师部也受到了围攻，师长刘世懋见势不妙，化装潜逃，后被击毙。第25师军心动摇，全线溃退。民主联军乘胜追击，险些将赵公武活捉。

    蒋军二犯本溪落了个惨败而归，事后，熊式辉向病愈归来的杜聿明诉说此战，竟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向四平推进的蒋军也陷于困境。由于中苏协定有中长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之条款，苏联不允许蒋军利用铁路运兵。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指挥新1军和第71军沿公路前进。时值春季，正是辽北化雪季节，道路泥泞，美式重型装备如汽车、大炮经常深陷泥坑，致使部队行动缓慢，而轻装的民主联军则频繁袭击，使蒋军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4月8日，新1军第38师先头部队至泉头以西地区。林彪亲率12个团在此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当晚，民主联军对钻入口袋之敌展开进攻。

    这是民主联军第一次与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1军交战。林彪为了摸清对手的实力，亲临火线观察战斗。炫目的弹道织成火网，罩在他的头上，他若无其事地在阵地上走来走去，不断变换角度观察战况。

    战至天亮，由于包围不严，让敌人突围成功，只歼灭了4个连。

    梁华盛一夜之间损失了上千人，吓得他连忙将部队龟缩于昌图一带，再也不敢前进了。

    蒋介石本来限令4月2日攻占四平，此时仍无战报，于是严令熊式辉迅速拿下四平。熊式辉见梁华盛一筹莫展，心急如焚。民主联军夜夜来袭，使梁华盛叫苦不迭。他不断要求派兵增援。

    熊式辉十分生气，对郑洞国说：“那家伙沉不住气了，草包一个，你去前线接替他，让他回沈阳晾着吧！”

    4月10日，郑洞国抵开原前线，在获得一个师的增援之后，继续向四平攻击前进。

    林彪在歼灭新1军第38师一部后，发觉这块骨头不好啃，到底是“天下第一军”，于是将主力调往右翼，准备在法库一带寻机打击第71军。

    第71军第87师、第91师于4月10日进至金家屯与独立旅遭遇。独立旅按预定作战方案，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4月14日，林彪率万毅纵队、梁兴初师等部14个团的兵力赶往金山堡、大洼地域，预设了一个袋形阵地。

    次日，第87师一阵猛攻，将独立旅“击溃”。追至金山堡、秦家窝棚一带，发现民主联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其先头团在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向赶集的百姓打听：“老乡，看到八路没有？”

    “早走啦！你们追不上啦！”老百姓都这样说。

    于是，团长下令停止追击，就地埋锅做饭。许多官兵挤进熙熙攘攘的集市与老百姓讨价还价，买吃买喝。当地的居民见中央军开来了，纷纷站在家门口挥着纸糊的三角旗欢迎。

    蒋军完全放松了警惕，1000多人分散在闹市和老百姓家中，谁料突然响起了冲锋号，埋伏在外的民主联军自四面八方杀奔而来，而那些赶集的老百姓突然变戏法似的亮出了家伙。

    先头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缴械了。

    后续两个团也进入了林彪的口袋阵，被打得落花流水，第87师几乎被全歼。

    此战民主联军毙敌800余人，伤敌1669人，俘虏2000余人，缴获汽车30余辆及大批辎重。

    <h3>攻克长春</h3>

    四平外围之战打响的同时，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中共军队攻克了长春。作为伪满首府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是东北的政治中心。这在世人的眼里是极富象征意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占领了长春，谁就是东北的主人。

    苏军于4月14日上午自长春撤离完毕，当日下午民主联军即向该城发起了猛烈攻势。民主联军能顺利夺取该城，与苏军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当毛泽东定下夺取长、哈两市的决心后，苏军即于3月29日通知东北局，同意趁蒋军鞭长莫及之际迅速撤离长春，以便民主联军占领。

    此前，苏军曾以部队发生瘟疫等种种理由拖延撤军时间，而现在行动之迅速令人瞠目。尾随其后的国民党行政接收人员跟都跟不上，他们疲于奔命，被烦琐的行政交接手续累得叫苦不迭，而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重要变故竟一无所知。为了顺利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在苏军的允许下，一部民主联军事先秘密入城以做攻城时的内应。

    最富戏剧性的是争夺长春之战。长春，是一座设防极为坚固的现代化城市，日伪经营多年，防御工事极为完备，城郊明碉暗堡星罗棋布，障碍物重重叠叠，市区那些坚固的现代化大楼均可作为天然的防御工事。

    当时，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市国民党力量薄弱，不足以与民主联军抗衡。但长春却不同，因为熊式辉的东北行营在此活动了大半年，先后收编了伪满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5个警察中队，并从冀东将伪满的精锐“铁石”部队姜鹏飞部2个总队空运至此。国民党在长春的兵力达2万多人，与参加攻城的民主联军兵力相等。民主联军顺利攻克该城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东北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于3月下旬开始调兵遣将，部署攻城。彭真亲赴梅河口召见东满军区领导人周保中等，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夺取长春。这次攻城由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任总指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任副总指挥。参战部队主要有东满军区的罗华生部、贺庆积部和曹里怀部，另从北满调来了山东7师杨国夫部。

    以对等兵力夺取一座设防坚固的大城市没有奇招是不行的。攻城作战的实际指挥员陈光为了侦察敌情，竟乘坐苏军驾驶的吉普车对城内敌工事阵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大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小到各大楼的火力配置，都被他摸得清清楚楚。他甚至当着敌人的面铺开地图对照实地进行图上作业。国民党军对此敢怒不敢言，任凭他在营区要地四处乱闯。

    在四平前线的林彪当然不了解这些情况，认为攻克长春“无甚大把握”，他在4月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建议“停止对长春之敌攻击”。

    4月8日，周保中、陈光等在卡伦镇召开军事会议，向攻城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并进行了战前动员。计划于14日下午投入战斗，首先扫清外围之敌，15日拂晓分西南、东北、东南三路纵队同时向市区发起攻击。

    当攻城部队按作战计划进行战前准备时，林彪仍持怀疑态度，但这一方案已获得东北局批准，是彭真拍的板，他只能向中央继续“建议”。4月11日子夜，林彪致电中央：

    <small>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将一切攻击长春兵力的极大部分迅速向四平前进，求得我四平作战兵力之集中。</small>

    毛泽东次日复电林彪及东北局：

    <small>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有把握则占领之，否则放弃占领计划，但以一部力量占领飞机场，阻敌空运，以利谈判。</small>

    彭真接此电报，立即征询陈光等人的意见。在陈光明确表态担保此战必胜的情况下，彭真进一步坚定了决心。

    14日拂晓，三路纵队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长春外围逼近。外围守敌兵力较少，而且指挥官大多进城参加接收仪式去了，他们对当天会发生激烈战斗毫无思想准备。

    上午10时，苏军将长春市政府移交给国民党；12时，最后一列苏军火车开始启动。当国民党吉林省代主席王滨华等军政要员目视苏军列车隆隆北去时，市内的爆竹声开始响起。接收大员们激动得兴奋不已，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就开始狂欢：“送走了瘟神，长春光复了，东北是我们的啦！”

    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长春卫戍司令部、长春警察局……各种招牌披红挂彩一齐亮了出来。市长赵君迈、卫戍司令陈家桢、警察局局长张炯等军、政、警要员很威风地在那些招牌前留影。

    下午2时，鞭炮声有些走样了，久经沙场的陈家桢首先清醒过来，顿时脸色大变：“枪炮声？天啊，共军打来了……”

    民主联军三路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外围阵地全部攻克。长春军用机场和民用机场被杨国夫师占领，一架运输机刚刚降落便被俘获，从而切断了长春守敌的空援通道，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攻城部队连夜调整兵力，抵近出击地点。长春市区的灯火宛如天际繁星，这对钻惯了山沟的抗日游击战士来说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力。这么一座繁华的都市即将成为他们的“根据地”，根本不需要做更多的政治动员，只要让他们看一看长春的夜景就足够了。

    有一部分吉辽军区的部队去年曾在长春城里享受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舒服日子，后来由于苏军“弄巧成拙”，将他们“请”出了城，这回是打回来了。

    15日凌晨5时，三路纵队同时向市区发起总攻。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在空中如流星般飞驰，随后是惊天动地的炮声，民主联军拥有如此猛烈的炮火，这在东北战场还是第一次。更为惊人的是民主联军第一次使用了坦克。

    潜伏在城内的部队也突然钻了出来，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国民党收编的伪满军警四面受敌，而且指挥系统也被打乱了。彼此情况不明，只好各自为战，依仗坚固工事负隅顽抗。

    市区战斗很快演化为攻坚拔点。敌人占据一座座坚固的大楼，以火力阻止民主联军的攻击。第一天的战斗，由于攻城部队缺乏经验，一味死打硬拼，伤亡较大。当日夜，陈光再次调整部署，各部队利用夜色掩护迂回穿插，将敌据点团团包围。同时将炮兵调往各主要作战地域进行抵近射击。

    敌人在火力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所谓“铁石”部队是空运来的，基本上没有重武器，而收编的当地伪满军警部队其重武器早被苏军收缴一空。虽然后来空运来了几十门火炮，但都口径较小，威力不大。民主联军打得非常沉着，最坚固的据点用大炮轰击，次要据点亦用机枪火力压制敌人。政治攻势也很有威力，不少据点就是通过喊话拿下来的。

    战至17日夜，敌人只剩下中央银行、市政府、警察局、宪兵司令部等几处孤立据点。这几个地方均有高大坚固的楼房，敌兵力、火力均较集中。

    18日拂晓，三路纵队协同作战，对中央银行围而不攻，首先集中火力攻击市政府、警察局等据点。战至黄昏，各路部队完成攻坚任务，随后集中火力同时攻打中央银行大厦。这座全部由花岗岩建筑的大厦极为坚固，连门窗都是铁的。

    吉辽军区第23旅旅长贺庆积，命令炮兵近距离轰击，炮弹洞穿了几十扇铁窗，在楼内爆炸，并引燃了电线。楼内顿时弥漫着刺鼻的浓烟，伪满官兵受不了这种刺激，只好打开大门蜂拥而出，企图突围。

    当时冲在最前面的朝鲜团离大楼只有二三十米，上千名敌人突然拥出，使他们措手不及。敌人已到了死中求生的地步，个个都杀红了眼。

    面对优势之敌的拼死反攻，朝鲜团节节后退。贺庆积在指挥所里见此情景大吃一惊，因为后面有几千名俘虏和堆积如山的枪支弹药，如果让敌人反击得手，那几千名俘虏很快就会重新得到武装，后果将不堪设想。贺庆积迅速冲到民康路上，大喊：“坚决顶住，不能后退！”

    朝鲜团的朴团长也意识到了后果的严重性，连忙用朝鲜语喊道：“同志们！跟我冲！”

    朝鲜团在朴团长的率领下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双方在大楼前的广场上迎头相撞，很快绞杀成一团。喊杀声、惨号声、枪械撞击声响成一片。此时各路部队相继突入广场，投入惊心动魄的白刃战。

    敌人渐渐不支，前面的被分割包围，后面的急往大厦里退。挥舞大刀的督战队守在门口，一面挥刀砍杀后退的士兵，一面大叫：“后退者，格杀勿论！顶住！顶住……”

    贺庆积见此情景，命令战场宣传队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敌人进退不得，听这一喊，纷纷扔掉枪支，朝那些手握喇叭筒的宣传队员跑去。突然一颗迫击炮弹在贺庆积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左眼，此时离战斗结束只有十几分钟，贺旅长两眼一黑，昏了过去。

    18日深夜，市区的枪炮声终于沉寂。此战民主联军以伤亡17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1.6万余人，其中有200多名日军；缴获飞机1架，各种炮56门，机枪432挺，长短枪1.16万支，子弹110万发。

    <h3>“化四平街为马德里”</h3>

    杜聿明于4月16日由北平飞抵沈阳，一进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便垂头丧气地说：“昨天，第71军第87师在金山堡、大洼地区1个团被消灭，2个团被击溃，损失了三四千人。”

    赵家骧取出一份电报说：“这事委座都知道了，要查办陈明仁。”

    杜聿明接过电报一看，上面写着：“第87师受此意外损失，据报陈明仁并未随军前进，着即查办具报。”

    “此事老头子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杜聿明感到很奇怪。

    “老头子耳目众多，可能是接特务密报。”

    “是否属实？”

    “当然属实。”赵家骧又问，“如何处理？”

    “给他顶回去，就说在战斗发生前已派车将陈明仁送往了前线。”杜聿明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通知桂庭（郑洞国，号桂庭）让陈军长赶快归队。”

    杜聿明之所以不敢处理第71军军长陈明仁，是因为陈明仁也非等闲之辈。他们同属黄埔一期，早在黄埔军东征时便声名大噪。在南京军事博物馆有一幅大型油画，再现了惠州之战的情景，画中有陈明仁持旗登城，也有蒋介石临阵督战。

    跟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一样，陈明仁也是一位名头不小的抗战名将，也参加过远征军。

    赵家骧急匆匆地将杜聿明引进作战室，就着标好最新态势的军用地图介绍了近期战况。两次攻击本溪受挫，四平方面的战斗也接连吃亏，特别是长春眼看就要陷落却鞭长莫及。

    杜聿明此时才摆正了对林彪的看法，觉得那位黄埔四期的小字辈的确不好对付。可是此时的杜聿明仍然雄心万丈，他说：“我初到东北，手里只有两个军却可以从山海关一直打到锦州。离开东北才两个月，局势就恶化了。如今有七个军的兵力居然与共军闹了个僵局。国军五大主力，就有两个在东北，全套美式装备，还有空军支援，居然打不开局面，真是岂有此理！”

    他对赵家骧说：“国军受挫与情报不准有关，应立即布置谍报网，收集本溪、四平方面共军情报。”

    同时，令郑洞国加紧向四平攻击。

    4月18日，郑洞国指挥新1军3个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对四平近郊民主联军阵地实施猛烈攻击。新30师进攻南郊之海丰屯、玻林子和鸭湖泡等阵地。这是新1军调入东北后进行的第一次正规战，其军官按照美国顾问传授的作战原则，充分地发挥了美械装备的优势火力，并且实施陆军与空军，步兵、炮兵与装甲兵的首次协同作战。民主联军主要阵地每分钟受炮弹35发，这也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

    战至黄昏，民主联军阵地大部被轰平，可他们仍顽强地抗击着。新30师害怕夜战，不得不匆忙收兵。

    次日，郑洞国调整兵力部署，兵分两路：一路向铁路以西地区进攻；一路继续进攻鸭湖泡。新30师师长顾虑重重，他的部队虽然火力很猛，但只是声势骇人，并不敢督率步兵进攻，所以行动迟缓，至黄昏时只攻占鸭湖泡一处阵地。新38师一部推进至飞机场附近，就地构筑工事，以防民主联军夜间反击。

    此时，林彪将指挥所移至梨树县，只留6000余人坚守四平市区，而将主力置于八面城、梨树一带，准备作为机动力量，寻机歼敌。

    当日，中央来电：“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杨师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歼灭新1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

    林彪接电后即调刚刚攻克长春的主力部队南下四平。数小时后，中央再次来电：“杜聿明由平赴沈对人称，东北共军四十余万，国军十余万，相差甚远，但仍须决心打下去，有坦克百余将运沈阳，并要使用飞机等语。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至此，林彪定下在四平进行大规模“战役决战”的决心。

    蒙蒙细雨使视线一片迷茫，林彪放下望远镜，继续朝枪炮声最激烈的地方走去。他身边的参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在这种时候没有人敢劝阻他，否则准要挨一顿好训。前指移驻梨树之后，林彪常带一名参谋和十几名卫士去前线察看战事。

    郑洞国的这轮攻势从18日打到26日，动用了飞机、坦克和大口径火炮，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而四平城却始终在他的望远镜里，可望而不可即。由于连日苦战，各部主官纷纷诉说无力拿下四平，他只得下令转攻为守，同时向杜聿明请求增援兵力。

    国民党军在四平前线一筹莫展，深深地影响了在重庆的谈判。此时国方代表口气已经软多了，1月10日停战令下达时，他们根本不承认东北有共产党的军队。经过几轮谈判和东北的数月较量，国方同意东北停战后共方可在东北编1个师，而国方编18个师。前提是中长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接收。四平、本溪攻击受挫，国方提出和平条件：哈尔滨双方共管，长春、沈阳归国民党。共方也讨价还价：沈阳共管，长春、哈尔滨归共产党。

    作为调停人的马歇尔早就失去了初来时的自信，他感觉自己已陷于“东方的迷宫”，无法辨别方向，他甚至不明白双方谈判代表的真正用意。从来就没有人直言反对对方的建议，只是说：“我同意你方的建议，不过要补充3条意见。”于是另一方又说“还有6条意见需要补充”，最后就变成一笔糊涂账。

    而且东北的战争形势也直接左右着谈判，如果一方在战争中失利，就变得较好说话。他们也较易接受中间调停人的意见，一旦在战争中占了上风就马上增加筹码，使对方难以接受。

    于是谁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战争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蒋介石严令杜聿明：“一定要打到长春！”

    毛泽东也电令林彪：“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马德里保卫战曾长达近两年半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

    <h3>本溪失守</h3>

    郑洞国在四平前线求援之际，杜聿明有了新的打算，他电令郑洞国坚守待援，静候他改变战局的惊人之举。

    杜聿明经过侦察，发现本溪、四平两方面共军兵力各有十几万人。虽然兵力大致相等，但论火力、战力，四平方面远远优于本溪，而且林彪本人坐镇四平。他决定先集中兵力解决本溪方面的共军，再全力以赴攻打四平。

    4月27日，杜聿明召第52军军长赵公武、新6军军长廖耀湘会谈。杜聿明说：“四平方面已陷于僵局，非增加兵力不可。但本溪与沈阳唇齿相依，共军十万兵力集结于此，威胁沈阳安全。若抽兵增援四平，本溪共军便难以对付。不如四平方面暂取守势，而先集结兵力一举荡平本溪，以去后顾之忧，再举兵北上四平。二位以为如何？”

    赵公武、廖耀湘沉思片刻，最后相视大笑，认为这一方案十分高妙，可操胜券。随后，杜聿明带着作战计划去见熊式辉。熊式辉因两次攻击本溪受挫，心有余悸，对杜聿明的计划顾虑重重。任凭杜聿明怎样拍胸脯担保万无一失，熊式辉就是不表态。

    杜聿明一不做，二不休，于当日下令新6军、第52军分三路向本溪进攻。

    4月28日，杜聿明来到郑洞国在小红庙的指挥所，并在当地会见新闻记者，以示他杜司令长官已亲赴四平前线督战。这是他惯用的声东击西的诡计，意在迷惑民主联军。

    此时，本溪方面民主联军兵力锐减，第3纵队主力奉令北调参加四平会战，保卫本溪的任务主要由第4纵队担负。

    后来有人认为第3纵队北调是一个不小的失策，不仅导致本溪失守，而且在四平战斗中也没起多大的作用。当时，中央判断国民党军必定增加兵力以进攻四平，乃令“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于是林彪将第3纵队主力2个旅调往四平右翼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工事，阻止国民党军增援兵力北上。杜聿明手里的机动兵力只有新6军，结果新6军首先使用于本溪方面，一举攻克本溪，后又北上用于四平方面，担任阻击任务的第3纵队又未能将其挡住，导致四平守军全线动摇。从战术上看，新6军在南北两个战场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第3纵队主力两处悬空，双方得失立判分明。

    4月29日清晨，本溪之战打响。沈阳军用机场热闹起来，飞机频频起飞，巨大的轰鸣声吵得市民心神不宁。有经验的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今天要打大仗了。

    熊式辉首先沉不住气了，害怕这回又要重蹈覆辙，连忙打电话给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说：“主任，杜长官到四平前线去了，有什么事呀？”

    “本溪打起来了吗？”熊式辉着急地说，“本溪共军与四平街相等，我们两个军打四平街打了这样久闹了个僵局，现在以两个军打本溪，万一同上次一样吃了亏，沈阳就难保了。况且抚顺、鞍山、营口都非常重要，叫60军去守，也不可靠哇，他们都是龙云的老部队。你赶快打电话叫杜长官回沈阳，另谋万全之策。”

    赵家骧立即打电话到小红庙指挥所，将熊式辉的话转告杜聿明。

    “我是不会放弃本溪作战计划的。”杜聿明对赵家骧说，“你告诉熊主任就说四平街情况紧急，我暂时脱不了身。必须召集各将领开会调整部署。会开完后，当晚赶回沈阳。”

    其实四平方面平静得很，杜聿明是怕熊式辉坚持要放弃本溪作战，故想拖延到晚上，到那时想刹车也刹不住了。

    当日晚，杜聿明返回沈阳，一见熊式辉便问：

    “新6军和52军进展如何？”

    “很顺利。”熊式辉满脸堆笑，“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啦，光亭，你放手干吧，不过要小心，共军非常狡猾，不要被套进口袋里吃亏。”

    “这次我军攻击面大，共军想包围我们不敢张这么大的口。我们有飞机、坦克、大炮掩护，迅猛进攻，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根本来不及腾出兵力布什么口袋。”杜聿明为了取悦于熊式辉，故意说，“主任提醒得对，我从明天起直接指挥本溪方面战斗，按主任的指示办，谨慎行事，不让部队吃亏。”

    杜聿明最后几句话让熊式辉非常高兴。熊式辉说：“光亭啊，你打仗很有办法。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呀！”

    杜聿明问：“是60军的使用吗？”

    熊式辉不无忧虑地说：“是呀！60军是龙云的老部队，把他们放在离沈阳这么近的地方合适吗？”

    日本投降后，“云南王”龙云中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将手下3个军全部派往越南受降，结果被杜聿明以5个师的兵力逼出了老巢昆明，被迫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杜聿明虽然是奉老蒋命令行事，但龙云一向待杜聿明不薄。“云南事变”使龙云和云南部队恨透了“不仁不义”的杜聿明。60军从越南受降后，行程数万里，经过南海、东海、黄海、渤海抵达东北参加内战，士气低、装备差，官兵怨声载道。他们一到东北，毛泽东就曾致电林彪让他派人专做策反60军的工作。

    杜聿明知道60军将领不会忠于老蒋，更不会忠于自己，因此，只让他们守后方城市。只要前线作战顺利，东北局势稳定下来，60军是不敢惹是生非的。

    “只要本溪拿下来了，南满就安<df</dfn>稳了。”杜聿明说，“60军将领在反共上与我们是一致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自寻绝路的。”

    5月2日，廖耀湘自本溪前线打来电话，说配属他指挥的第71军第88师师长胡家骥不服从指挥。他让88师由太子河南岸包围民主联军，但胡家骥领令出发不久便停滞不前。廖令他督师前进，他却在电话里与廖大吵了一场，最后扔下部队回沈阳去了。

    “胡家骥竟在如此紧急关头擅离职守！”杜聿明震惊异常，“你立即把他找回来完成预定作战任务，要把共军围住！”

    “找他恐怕来不及了，我马上调整部署，如期完成任务。”

    杜聿明没料到他的周密计划在执行中竟会出现如此大的纰漏，88师停滞不前不仅无法完成分进合击的预案，还会让民主联军瞅准战机吃掉88师。

    他立即令左翼第52军加紧攻击，让民主联军腾不出兵力去对付右翼的88师。

    正在杜聿明忐忑不安之际，胡家骥突然来见。

    “前方正在打仗，你跑回来干什么？”杜聿明厉声质问。

    胡家骥满头大汗，一肚子的委屈：“廖耀湘指挥不公，将主要作战任务交给88师，新6军的主力到现在还没有与共军交过手。88师已经打得精疲力竭，无法前进了。而廖耀湘还一个劲儿地催着进攻、进攻！我们88师打不动啦，所以，我回来向您请示。”

    杜聿明喝道：“你先回部队指挥，立功赎罪，是非曲直待战后再说。”

    “88师已经丧失了战斗力，我回去也没用。”

    杜聿明一听火冒三丈：“你擅离职守，违抗军令，当军法处置！来人啊，把他给我押下去，交军法处！”

    卫士一拥而上，将胡家骥拖了出去。杜聿明决定任命自己的亲信韩增栋为88师师长。88师隶属陈明仁的第71军，撤换师长居然不跟军长商量，此事导致陈明仁与韩增栋不和，埋下了一条祸根。

    由于88师的这场人事风波，蒋军三路攻击部队未能协同作战，结果分进不能合击，致使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从88师未封闭的缺口中从容撤走。

    5月3日，毛泽东致电南满军区政委萧华等：“只要你们能在本溪地区坚守十天至半月时间，敌之锐气必受挫折，我之胜利就有期望。”

    而这一天，萧华等南满军区首长鉴于敌以优势兵力迅猛攻击，为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乃主动放弃本溪。

    上万人马撤往本溪西南山地，正在此时，轰炸机群飞临上空。民主联军立即四散隐蔽，躲过了轰炸。有一名飞行员非常狡猾，他驾机在山北麓低空盘旋了几十分钟，等民主联军大队人马集结时，突然越过山头投掷特制“面包篮”炸弹。这是一种专门杀伤人马的威力很大的炸弹，民主联军伤亡惨重，据估计达2000多人。

    三保本溪，至此落下帷幕。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历时33天的战斗中，歼敌4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四平保卫战。5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萧华等：

    <small>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6军、52军不能北上为要。</small>

    <h3>战局急转</h3>

    四平之战越打越大，民主联军弹药消耗极快。当时尚无巩固的根据地无法制造弹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苏军移交的军火库中的现货；二是依靠外援。

    到4月底苏军自北满撤退完毕之时，库存的弹药也因四平战役和攻打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而告罄。好在“辰兄”力主死守四平，并说保证满足弹药的需要。

    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了解到四平前线急需弹药和医药，于是向苏军求援。“辰兄”很慷慨，当即调拨8列火车的军火与药品运往码头，经海运至朝鲜，再由铁路经集安、通化运至东北局驻地梅河口。这些军火和医药因缺乏火车头滞留在车站，4月28日敌机轰炸梅河口，260节车皮的物资被炸毁。林彪得知这一消息，痛心疾首，致电中央：

    <small>现仓库存品已尽，而自己制造则未开始，连手榴弹的制造也只是个别地方开始了。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困难与弱点将日益暴露。</small>

    此时，民主联军集结了近10万人的兵力，以四平为中心，东西一线摆开，阵线长达百里，这是中共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阵地防御战。

    5月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

    <small>东北战争中外注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small>

    鉴于四平保卫战消耗弹药过巨，而国民党军可不断得到补充，林彪决定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正面防御阵地的压力，令由本溪北上的第3纵队主力和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等部向四平以南昌图、开原地区攻击，以切断四平敌军后方交通线，陷敌于两面夹击之中。

    当第3纵队等部按林彪指令行动时，本溪已经失守，国民党军全力北顾，新6军和第71军第88师等部迅速调往四平前线。林彪只好放弃开辟第二战场之计划，转而令第3纵队担负阻止新6军北上之任务。

    此时，杜聿明已经集结10个师的兵力决心击破四平民主联军防线。5月14日，国民党军发起全面攻势。

    震天动地的炮声使四平近郊民主联军总部沉浸在一片紧张忙乱之中。参谋人员手握电话都用最大的嗓门与前线指挥员通话，机要室里电台嘀嘀嗒嗒的电波声几乎没有间断，交通员、侦察员们急匆匆的跑步声和马蹄声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吵得沸沸扬扬。唯一安静的地方只有那间四壁挂满地图的民房。林彪骑坐着一把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盯着墙上的地图沉思默想。这就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面壁打坐。秘书坐在他身后，随时准备记录由他口述的电文。

    战斗机群低空掠过的尖啸声使他从沉思中醒了过来。他甩了甩酸麻的手臂，缓慢地说：“359旅，火速南下增援3纵，在昌图、开原一线构筑坚固工事，一定要阻止新6军北上。”

    秘书飞快地草拟好电文，请林彪过目。林彪的手无力地挥了挥：“立即发出。关键在这着棋哟，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四平打得惊天动地，蒋介石也坐立不安，他已于5月3日还都南京，住进了阔别8年的总统府。可是他对四平战事牵肠挂肚，一点儿都找不到“凯旋”的感觉。

    在谈判桌上，他口气很硬：“不拿下长春绝不停战。”而实际上心虚得很，随着四平久攻不下，他忧虑万分，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杜聿明不负厚望击败林彪；另一方面又担心杜聿明打不过林彪，反倒吃亏。他曾致电杜：“如四平街有迅速攻克把握，则全力图之，否则应即缩短战线，撤至开原、彰武线，暂取攻势防御。”

    当杜聿明发起大规模攻势后，蒋介石的心里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5月17日，他遣以足智多谋而闻名的“小诸葛”白崇禧飞抵东北，代其督师。

    此时，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同样焦躁不安。5月15日，他致电林彪、彭真：

    <small>现在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望复。</small>

    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他向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一星期，长春国共双方都不驻兵。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林彪能否守住四平已产生了怀疑，不再提“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了，而且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由要求“沈阳共管”退到了“长春共管”。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与马歇尔进行了会谈。马歇尔说：“中共不退出长春，一切无从谈起。”

    “我们不是不想退出长春，而是担心政府军得寸进尺，占领长春后又提出其他要求。”周恩来解释说，“这就是我们不愿退出长春的原因。”

    一头雾水的马歇尔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中共愿意让出长春，于是说：“中共退出长春后，暂由军调处进驻，双方均不驻军如何？”

    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这就是他所需要的。

    其后几天，马歇尔开始找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本来已经谈妥打到长春郊区为止，不派兵进驻长春。谁料四平战局突然明朗，杜聿明于19日攻下了四平，并力主迅速攻克长春。蒋介石耍起了滑头，说三天未收到前线战报，不肯在协议上签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平战役是时局演变的关键，其结局不仅使即将实现的和平擦肩而过，还成了全面内战爆发的导火索。

    回过头去再说四平战役是如何急转直下的。

    5月15日，新6军兼程北上，在开原一线首先与严阵以待的第3纵队第7旅遭遇。刚交手，廖耀湘就将飞机、坦克、大炮全用上了，火力之猛创了四平交战以来的新纪录。

    新6军先锋团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向第7旅阵地猛攻。第7旅官兵迎头痛击，很快击退敌人的第一轮冲锋。

    廖耀湘亲临前线指挥督战队，堵住后撤的先锋团。督战队用美式卡宾枪将败退的官兵逼上火线，第二轮进攻开始了。

    7旅十连的阵地被敌飞机、大炮几乎轰平了。阵地只剩一个班的兵力，仍顽强地抗击敌一个营兵力的波浪式进攻。阵地被敌占领后，他们坚守在一个地堡里，继续射击。子弹打光了，他们点燃炸药，与敌同归于尽。

    3纵7旅部队与新6军先锋团打得不可开交时，狡猾的廖耀湘用600辆汽车装运主力部队，从7旅与8旅阵地的接合部强行通过。3纵炮火被吸引到7旅阵地上去了，当他们发现新6军主力的行动，转移炮火射击时，新6军的车队已在射程之外，并很快突破了3纵的防线。

    3纵司令员程世才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冈，举起望远镜一看，连绵不绝的车队在天际掀起滚滚黄尘，朝东北方向涌去。眼睁睁地让敌人溜走了，程世才气得咬牙切齿：“把那些障眼的家伙全消灭了，一个也不准跑掉！”

    3纵主力发起反攻，仅十几分钟就将新6军先锋团全歼。

    新6军于16日进至西丰、平岗车站附近，匆匆赶来的359旅未及构筑坚固防线便与敌展开了激战。

    八路军第359旅是当年在陕北南泥湾搞生产出了名的，其主力由王震率领在1944年底离开陕甘宁南下，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抵广东，创造了万里远征的奇迹；其留守陕甘宁的一部分后来由刘转连率领挺进东北。

    新6军凭借飞机、坦克、大炮的强大火力，很快突破359旅防线，于17日推进至四平东北之塔子山附近。

    塔子山战斗打响了，林彪在作战室中再也沉不住气了。

    塔子山距四平大约20里，扼四平防守之咽喉，为群山之首，可俯瞰四平东北全部阵地。塔子山之得失，关系到四平全局之安危。

    3月17日黄昏，林彪令三师第10旅火速增援塔子山。该旅轻装疾进，至辽河边已暮色四合，远处山上的炮火映在河面上忽明忽暗。先头部队不知河水深浅，派人到附近村庄询问老乡。

    “水深着啦，要过河非船渡不可。”老乡说。

    第10旅轻信了老乡的话，在附近村庄搜索了半天，才找到两条小船。其实河水并不深，完全可以徒涉，第10旅凭老乡的一句话，使塔子山守军陷于危局，也使整个四平保卫战形势急转直下。

    塔子山守军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杀伤了大量敌军，终因众寡悬殊，渐渐不支。而新6军从拂晓战至黄昏，又由黄昏战至深夜，攻势一波强似一波。

    塔子山危在旦夕，林彪预感到一场大雪崩即将发生。为了减轻四平失守的灾难性后果，他不得不早做准备了。

    “再命塔子山守军，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秘书飞快地草拟好电文，然后转身朝机要室跑去。电文发出后，秘书一回到作战室，林彪又口述了一份致中央及东北局的简短电文：

    <small>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small>

    此时，天已破晓，塔子山方向的枪炮声更加激烈。机要参谋送来一大沓电文，林彪看完最新战报，知大势已去。他命人将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副主任陈沂叫来，对他们说：“估计敌人明天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一失，敌人即可由翼侧迂回，切断我军北退的后路，我主力即有被围歼的危险。我决定自四平全线撤退，你们立即起草一份告全军的电报。”

    林彪望着墙上的作战态势图，继续说：“我们已经大量地消灭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保卫战是胜利的，每一个部队都得到了锻炼。对付美式装备的敌人……”

    林彪转过身来，长叹一声：“可惜后面的同志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时间哟！和平空气，在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

    作战处长李作鹏和情报处长苏静进屋后，林彪又说：“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新6军还是估计不足，3纵防线被迅速突破，影响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将目光停留在李作鹏的脸上，李作鹏立即掏出钢笔和笔记本。

    “命令7师于三道林子北山，7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全线撤退。”

    李作鹏刷刷记录完毕，转身离去。林彪走到秘书跟前，提起毛笔，亲自起草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

    <small>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small>

    5月18日夜，四平守军相继撤出阵地，悄然脱离战场。由于组织严密，有条不紊，因此未被敌人察觉。当四平已成一座空城时，郑洞国仍命炮兵对城区工事彻夜狂轰。就在这天晚上四平前线又来了一位传奇人物——新1军军长孙立人。

    孙立人初上战场时是一位税务警官，那是在1937年秋的淞沪战役中，他率一个税警团与日军鏖战，战绩不凡，令正规军刮目相看。再临火线时他已经是远征军新38藏书网师师长，那是在1942年4月的缅甸战场。当时日军将英军步兵第1师和装甲第7旅包围在仁安羌地区，英军水源被切断，几近弹尽粮绝，危在旦夕。奉命驰援的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及时赶到，经过两昼夜激战，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将被围英军救出，而且还将日军杀得狼狈而逃。被解围的人员中除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之外，还有大批英、美新闻记者。

    “孙部以不足千人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日军，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这就是当时轰动全球的仁安羌大捷。孙立人因此扬名海外，成为当时中国名气最大的抗日英雄。第一次缅甸战役末期，孙立人拒绝执行杜聿明的命令退往云南，而随史迪威和英军退往印度。后来杜聿明部在翻越野人谷时损失惨重，而孙立人部在退往印度途中不仅实力未损，还收容了不少散兵和难民。这也埋下了杜、孙二人不和的祸根。

    第二次缅甸战役时，孙率部展开对日军的反攻，战果辉煌，国际舆论誉其为“东方的隆美尔”。

    1945年7月，孙率新1军返回国内，准备参加对日大反攻。此时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邀请蒋介石派一个三人军事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并指名要孙立人参加。孙此次游历欧洲真是风光无限，在伦敦英国女王亲自为其授勋，随后又受美国政府邀请赴美访问。他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尤其受美国当局的重视，这令蒋介石酸溜溜的。在蒋的嫡系部队中几乎清一色全是黄埔将领，而孙立人却是个例外。孙立人在欧美大出风头之时，他的部队已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蒋介石对孙迟迟不归很不满意，曾考虑由他人接替新1军军长之职，因杜聿明顾虑其部下不服而作罢。

    此次孙立人返抵四平前线，正是恰到好处，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成为攻占四平的功臣。

    19日清晨，孙立人在炮火急袭之后，亲自乘坐指挥车率装甲部队向民主联军阵地冲去。这个狂妄的家伙没遇任何抵抗就冲进了民主联军的工事。

    纵横交错的战壕密如蛛网，却见不到一个共军的影子。这是孙立人没有料到的。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坦克后的步兵迟迟疑疑地搜索前进，当他们发现强劲的对手突然不翼而飞时，都感到不可思议。

    孙立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下令所有装甲车辆加大油门朝市区冲去。新1军的步兵紧随其后拥入四平城。

    与此同时，第71军在军长陈明仁的指挥下也顺利进城。两军在市中心会师。两位传奇名将得意扬扬地向记者发表演说。镁光灯不断映照在他们眉飞色舞的脸上。他们明白这一刻廖耀湘的新6军还在四平东北山地苦战，南京和世界各地的报纸不会刊登廖耀湘的照片。

    新6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攻克了三道林子防线，而四平城还被一座座山岭阻隔在七八里外的地方。郑洞国打电话对廖耀湘说：“四平共军已于昨晚撤退，新1军和71军已经占领了四平。”

    廖耀湘一听气得七窍生烟，他明白共军是因他的部队侧翼迂回受到威胁而被逼退的，现在功劳却成了别人的。特别是孙立人，好事总被他碰着，这让廖耀湘心里无法平衡。

    正在廖耀湘恼怒不已之时，一桩喜讯从天而降——林彪总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携带机密文件前来投诚。

    王继芳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那么艰苦的战斗生活都没有使他低头，没料到竟栽在美人的石榴裙下。原来梨树城里有一个美人，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女区队长，与王继芳勾搭上了。5月18日夜，部队撤退时，王继芳趁混乱之机携机密文件叛变投敌。

    廖耀湘立即召见王继芳，将民主联军撤退计划及兵力部署摸了个一清二楚。从那些机密文件中，他判断民主联军经月余激战，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许多关内来的精锐部队减员过半，失去了战斗力。好大喜功的廖耀湘立即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向北大胆追击，一路长驱直入，对小股民主联军的骚扰不予理会，以机械化部队全速猛进。

    <h3>蒋介石得意忘形铸成大错</h3>

    从四平前线传来的捷报在杜聿明案上摞了足有半尺高，各部将领竭力夸大战果以邀功请赏。长官部的参谋们沉浸在一片虚拟的胜利的喜悦之中。

    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督战的“小诸葛”白崇禧，对是否应该乘胜追击举棋不定，他说：“拿下了四平，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面子，老头子的意见是不再向长春推进。国人和盟邦都反对内战，再追击共军恐引起舆论非难，不如就地整训部队，养精蓄锐，待与共党彻底翻脸后，再行大举进攻。”

    白崇禧转达的蒋介石这个意见，其实质是害怕在公主岭和长春以南地域再遇民主联军防线，使国民党军师老兵疲，像四平战役一样旷日持久，一时无法打破僵局。这在谈判桌上是极为不利的，会惹恼一心想尽早结束中国内战的马歇尔。

    “我认为老头子的想法欠周全。第一，攻打四平的目的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如果不乘胜追击，将前功尽弃。第二，停战后国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比我们迅速得多。去年11月26日国军打到锦州后奉令停止前进，到今年3月底为止，共军兵力增加了一倍多。国军当时以两个军可顺利打到锦州，现在有七个军却不能顺利拿下本溪、四平，说明停战对共军有利，而于我不利。第三，现在新6军已经开始行动了，大军作战朝令夕改乃兵家之大忌，中途变更部署会引起部队混乱。第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为东北唯一的动力资源，一举收复，政治上、经济上都于我有利，军事上可与共军隔松花江对峙，形成天堑。”杜聿明振振有词地说。

    白崇禧望着巨幅军用地图皱眉道：“马歇尔提议国军不进长春，由双方共管。如果没有绝对把握，我看打到公主岭为止，不要进攻长春。”

    杜聿明自信地说：“廖耀湘得到可靠情报，共军主力在四平已受重创，无力与我军决战。我认为攻占长春十拿九稳，有绝对把握。”

    白崇禧顿时绽开了笑容：“既然如此，攻下长春当然好，我想老头子不会不高兴吧！”

    随后，白崇禧与杜聿明一同赴四平前线，同郑洞国会商。在得到前线指挥官必胜的保证后，“小诸葛”满意地登上了飞机，直飞南京向蒋委员长报喜去了。

    杜聿明发现民主联军向北实行离心退却，即下令各部展开实行扇形追击，并令新1军和新6军两支机械化部队，首先进入长春者奖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5月20日，杜聿明驱车至泉头车站前方指挥所，郑洞国一见他便抱怨说：“自孙立人回来后，新1军就很难指挥了。今天下达追击命令，可新1军只有一个师行动，主力仍在原地。”

    杜聿明问：“是何原因？”

    郑洞国欲言又止，他害怕杜聿明发脾气，使杜、孙之间矛盾更深，不利于长期合作。沉默半晌，又说：“你先找孙立人谈谈吧。”

    杜聿明走到地图前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右翼新6军孤军突出，遥遥领先，随后是左翼陈明仁的第71军，而中间的新1军却在四平街几乎没有进展。如果共军看出国军各部不能协同的破绽，集中力量打击孤军冒进的新6军，后果将不堪设想。

    杜聿明心急如焚，立即与郑洞国一道驱车赶往四平市区。见了孙立人，杜聿明强压怒火询问道：“新1军为何不执行追击命令？”

    孙立人满不在乎地说：“部队连日作战，疲劳不堪，要求休整。”

    “现在不是休整的时候，应乘胜追击，否则，连日来的苦战就白辛苦了。”杜聿明耐着性子解释道，“你令50师追击，若共军反扑，50师吃亏不仅是新1军的损失，也有损国军声誉。”

    孙立人又诡辩道：“梨树附近尚有大量共军，我大军北去，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在北上之前，需三五天时间‘扫荡’梨树之敌。”

    “据确切情报，梨树方面不会有大量共军，如果真有的话，正好可将其压迫至辽河套内消灭之，你应立即下令部队出发。”杜聿明说完端起茶杯润了润几乎喷火的嗓子。

    孙立人说：“正面仍令50师追击，主力先‘扫荡’梨树之敌，再兼程北进。”

    “梨树方面派一个加强团足矣！”杜聿明真的有些不耐烦了。

    孙立人又指责说：“长官部第三处不明敌情，即下令部队北进，若后方被切断，由谁负责？”

    杜聿明听了这种指桑骂槐的话，非常恼火，谁都清楚第三处的命令正是杜聿明签发的。

    “你看到命令没有？”杜聿明提高嗓门，“原来命令中有令新1军派部队‘扫荡’梨树之敌，现在还未派出，假如出了问题你看应该由谁负责？”

    孙立人被呛得满面通红，但就是斗气不执行北进的命令。郑洞国从旁规劝，孙立人不理不睬。到中午12点，孙立人仍纠缠不清。杜聿明只好下命令了：“现在已到正午，各路追击部队并未遇到抵抗，新1军应按令北进，否则，攻不下长春要你负责。你派一个团‘扫荡’梨树之敌，出了问题我负责。”

    孙立人在郑洞国等人的催促下，悻悻告辞。当晚，他报告说，梨树之敌经派部队“扫荡”已向东辽河北岸退却，第50师已至东辽河南岸。

    显然，所谓梨树之敌并不强大，而孙立人派出的部队仍是第50师之一部，新1军主力还在四平城按兵不动。孙立人不执行命令，杜聿明无可奈何。

    孙立人抗命的原因出在哪里呢？恰恰是那100万元东北流通券。杜聿明的物质刺激适得其反，东北战场的两张王牌并未因此而争先恐后，反使新1军不愿参与竞争。因为，廖耀湘捷足先登，在总部未下达追击令之前新6军已遥遥领先。新1军怎么也不可能追上。孙立人是个好胜心非常强的人，他对这种不公平竞争自然要抵制。

    5月21日，廖耀湘部进抵公主岭，发现并无民主联军防线，这与王继芳提供的情报不符。林彪在梨树下达撤退命令时，原拟在公主岭建立一道防线以屏障长春，可到达公主岭时，他又改变了决心，下令继续后撤。林彪改变决心的原因是各部撤退时颇为混乱，已收拢不来。为躲避敌机空袭，原拟昼伏夜行，可国民党军追击极为迅速，他们乘坐卡车长驱直入，甚至跑到民主联军的前面去了。国、共双方军队在广阔的关东平原形成多路平行并进的局面，敌机在空中辨不清敌友，无法投弹射击，于是都飞到长春去了。

    5月22日，新6军进占范家屯、东丰，其先头部队的汽车已开到长春郊外。次日，新6军主力进入长春市区。

    蒋军占领长春的当天，毛泽东还致电林彪、彭真等：

    <small>望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待谈判。立即部署公主岭及长春的守备。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small>

    东北局于5月19日开会，决定弃守长春。在这次会议中，抱病从大连匆匆赶来的罗荣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东北局通过了罗荣桓的意见，从5月19日开始就部署从长春撤离。因此，林彪也没有必要在长春以南组织新的防线。

    四平战役后的形势自然要影响到南京的谈判。当白崇禧带来有绝对把握攻占长春的信息之后，蒋介石的态度立刻强硬起来，他要求马歇尔向中共代表转达他为和平开出的价码：“国军占领长春后，立即停火。”由“长春共管”又向前跨了一步。

    23日，杜聿明电告南京已占领长春，其部正向永吉前进。蒋介石闻此喜讯，又将占领长春后停火的动议推翻了，提出了更高的价码。总之他要让马歇尔和周恩来都无法接受他的苛刻条件，这样他的军队就可在停战之前占领更多的地方。

    周恩来当然不会答应对方越来越苛刻的条件，延安的谈判底线是“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在南京的谈判又陷入僵局。蒋介石屁股一拍，准备走了。他对忧心忡忡的马歇尔说：“你去劝说中共妥协吧！我给他们时间考虑政府方面的最新动议，我要离开南京一段时间。”

    “你去哪里？”马歇尔不解地说，“中共的态度显然软下来了，正是达成东北停火的好时机，你离开南京干什么？”

    “我去沈阳。”蒋介石说，“我很快就会回来。”

    事实上，蒋介石一去就是十几天。马歇尔后来说蒋此次出巡“几乎发生了完全灾难性的影响”。

    5月23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当日，他通过电话了解到各路大军均进展顺利，前线将领说共军无招架之力，正落荒而逃。蒋介石第二天就致电马歇尔，又开出了新的价码：中共必须同意政府军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并恢复交通。也就是说，蒋军在东北的行动不受限制，打着接收主权的招牌想占哪里就占哪里。

    当时，苏军已从东北完全撤离，根本不存在主权接收的问题。蒋介石漫天要价，让对方无法接受。毛泽东十分愤慨，致电周恩来：

    <small>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small>

    蒋介石到达沈阳的当天，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趁蒋军主力北犯之机，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第184师师长潘朔端迭电告急，该师为滇军龙云旧部，分驻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等地，兵力分散，武器装备和战力都无法与其他部队相比。杜聿明急调数十列火车，令新1军星夜驰援。杜恐孙立人不服从命令，去沈阳见蒋介石，说：“184师乃龙云旧部，士气低，战力弱，又分驻多地，现遭共军围攻，若救援不及有全师尽墨之危险；学生已令新1军星夜驰援。若孙立人来见，请校长督促他按令执行。”

    蒋介石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当面答应了杜聿明的请求，可是当孙立人前来晋见之时已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蒋介石邀杜聿明共进早餐，席间蒋说：“新1军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我已答允孙立人的请求，令该军休息三天，再去解184师之围。你令184师坚守待援。”

    杜聿明一听，心里叫苦不迭：老头子真是糊涂了，情况如此紧急，居然令新1军休息三天！他摇头道：“这样鞍山、海城会出乱子，沈阳亦将危急。”

    蒋介石笑道：“不要紧，我看184师守得住。”

    杜聿明无可奈何，只好一面改派第52军一个师前往增援，一面等待新1军休完三天假期。

    5月28日，新1军先头部队到达辽阳时，驻守鞍山的184师一个团已被歼灭。次日，新1军在辽阳集结完毕，尚未登车，就接到184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的消息。随后，第184师驻守大石桥的一个团也被民主联军消灭。

    潘朔端起义和第184师被消灭，令蒋介石十分震惊，将领们议论纷纷，都认为孙立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立人这次闹别扭原因何在？还是与廖耀湘争名利之故。新1军与新6军早在缅甸战场就竞争激烈。当时，廖耀湘仗打得很苦，战绩却不大；相反，孙立人常以巧取胜，战果辉煌，那时候孙明显占了上风，有一种优越感。可是四平战役后却倒过来了，特别是新6军首先占领了长春。虽然在这次进攻长春的竞赛中孙立人输了，但是他并不想放弃对长春警备司令一职的竞争。杜令他南援184师，等于剥夺了他的竞争权，他当然不服。

    尽管熊式辉、杜聿明等对孙立人大为不满，但是蒋介石投鼠忌器，对有美国背景的孙立人的骄横跋扈只好听之任之，熊、杜等更是无可奈何。

    5月28日，新6军先头部队攻占永吉，杜聿明的作战计划基本实现，乃亲向蒋介石报捷。

    杜聿明展开地图，十分得意地说：“明天可拿下小丰满水电站，整个作战计划即将圆满实现，从此可与共军隔松花江而对峙。”

    蒋介石盯着地图，沉吟半晌，询问道：“你的意思是现在下达停战令？”

    杜聿明点头称是。

    “不！”蒋介石指着地图上两条铁路与几条公路的交会处说，“这个地方很重要，乃交通要冲，应派一个团固守。”

    杜聿明一看是拉法，长春至图们的铁路和哈尔滨至拉法的铁路在此相会，还有几条公路经过，毫无疑问是个战略要地。于是令廖耀湘派一个加强团攻占该地。

    廖耀湘接令立即看出这是一着险棋，派一个团孤悬于敌方必争之要冲，其凶险可想而知。但这个主意出自蒋介石，他只好从命。当时第71军第88师配属他指挥，廖耀湘乃令该师派一个团受领此任务。后来，该团被民主联军全歼。

    5月30日，蒋介石偕白崇禧飞抵长春。一下飞机，他就想起半年前会见马利诺夫斯基的情景。那时长春机场冷冷清清，迎接他的苏军代表虚假的热情就像拙劣的表演，而现在机场里人山人海，豪绅地主挥舞彩旗朝他欢呼。

    蒋介石微笑着走下舷梯，确有一种君临天下的良好感觉。这是他自抗战胜利以来最愉快的一天，他的心情比月初还都南京时还要高兴。人在得意的时候最容易失去理智，就在这一天，蒋介石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当天，他召集杜聿明、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等高级将领开会。蒋介石向众将领提出了一个问题：“共军的战术，究竟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

    众将领争先恐后地回答：“无论在四平还是在本溪的战役，共军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没有多少实力。”

    蒋介石认真倾听了将领们的意见后，最后下了如下结论：“东北共军除一部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并由此推及整个中共武装，“林彪部乃江西残匪骨干，战力最强，经此次四平会战已十损七八，其他匪部实力远逊于彼，可见不难解决。由此可断定共党并无多大实力。”

    这次军事会议使蒋介石坚定了“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会后，蒋致电宋子文，让其转告马歇尔：“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

    6月3日，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即向马歇尔提出：“自6月7日起东北停战一周，中共必须按新的条件于一周内完成谈判。”

    蒋介石提出了新的较之前更为苛刻的条件，并对马歇尔说：“这是我跟共产党打交道的最后努力，我已经忍无可忍，如果问题再悬而不决，我宁可进行全面战争。”

    马歇尔失望至极，他明白自己的调停使命已经不可能成功了，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伟大的战略家将要在中国栽一个大跟头。当天，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一向将个人的声誉看得较轻，自己的失败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不能不为大量美援物资将付诸东流而痛惜，那是无数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

    面对得意扬扬的蒋介石，马歇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无法让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东方独裁者清醒过来，他真想大喝一声：“你最终不会赢得胜利的！”但对方正陶醉在刚刚赢得的一个回合的胜利之中，不可能相信旁观者的提醒。而且马歇尔受到的教养也不允许他用过于激烈的言辞去刺激一位有着国际声望的外国元首。

    蒋介石望着马歇尔那张痛苦的脸，微微一笑：“您是否认为一周的时间太短，那就延长到十天吧！其实多长的时间都是白费，中共从来就没有丝毫诚意。”

    马歇尔没有再说什么，同意将蒋介石的条件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然很愤怒，但是让马歇尔不解的是，中共的天才外交家却不动声色，只是要求将休战时间延长为一个月，以便他亲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人会商。

    6月6日，国共双方发表了东北休战15天的命令。

    6月17日，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中共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

    周恩来愤慨地说：“国方提出的条件如此苛刻，我方无考虑的可能！”

    于是，蒋介石便借机将和谈破裂的责任推给中共，悍然于6月26日发动了全面内战。

    <h3>千里大撤退</h3>

    林彪又踏上了北撤的征程，这是自山海关战斗之后情况最危急的一次撤退。敌人就像长在身上的尾巴，走到哪里拖到哪里，甩都甩不掉。由于急于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部队高速行军，减员严重。据后来统计，这次撤退减员达5000余人，而整个四平会战一共才伤亡8000余人。

    他首先乘坐的是一辆吉普车，才行驶40公里就抛锚了，后来换乘政治部的大汽车。一路上，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干部中发牢骚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当着他的面埋怨“瞎指挥”。林彪闭目养神，对此充耳不闻。

    有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去交代任务，发现屋里正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

    几位参谋也附和说：“说林总的怪话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脸涨得通红，几次想踹开房门，质问这些怪话是从哪里来的，造谣的都是哪些人，可他最终还是以咳嗽声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及时向他们下达指示，他宁愿转身离去。他对普通干部战士的议论是不在意的，但是无法容忍高级干部也在他背后犯“自由主义”。

    东北局在长春组织的撤退相当混乱，许多党政干部喜欢乘坐火车，结果招致敌机跟踪轰炸，伤亡很大。

    长春之战的指挥者陈光乘坐缴获的熊式辉的小汽车，一路较为顺利，敌机临空时便令司机往林子里开，敌机一走，他们又上路了。也许他是这次混乱的大撤退中最逍遥自在的一个人。攻克长春时，他缴获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全国各地的电台都能收听到，于是，他一路走一路收听。走到敦化时，电台播出一则重要新闻：国共双方已签订东北休战15天的协议，6月7日生效。

    这位精明的指挥员立即意识到：拉法、新站这两个战略要点应该夺回来，否则，北满与东满的联系就被割断了。陈光找到周保中询问新站、拉法附近有些什么部队。周保中说山东一师、二师刚撤到那一带。

    “好极啦！”陈光说，“这两个师是山东的主力部队，师领导都是我的老部下，我去指挥他们把新站、拉法夺回来。”

    周保中一听非常高兴，敌人占领新站、拉法后，将敦化的粮运和煤运都切断了，他正为此发愁呢！山东第1师、第2师属民主联军总部直接指挥，刚从四平前线撤下来。东满军区虽无权指挥这两个师，但这两个师正处于东满军区的辖区之内。

    “老陈，我支持你的意见，你现在就出发，我马上给林总发电请示。”

    山东一师撤退到蛟河县的奶头山，随即发现尾追之敌一个团又一个营于6月6日进占拉法和新站。师长梁兴初与政委梁必业立即致电民主联军总部：

    <small>敌军1个加强团窜犯新站、拉法，正构筑防御工事。该敌远离主力，十分孤立，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该敌，当否，请示。</small>

    林彪接到二梁的电报后鉴于停战令即将生效，又顾虑吉林之敌出援，没有同意。乃于6月6日夜电令二梁：“你师即准备火车待命，拟乘车去敦化。”

    6月7日清晨，二梁令部队登车准备出发，此时接总部急电：“你师原地不动。待命。”

    原来，林彪收到东满军区的电报后，认识到新站、拉法对于东满的重要性，重新考虑了二梁的建议。但是，林彪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要先查明敌人是否还有后续部队进驻拉法、新站。不久，情报处长苏静报告，拉法、新站之敌确系孤军冒进，无后续部队。于是，林彪电令：“新站、拉法之敌如继续向你们进攻时，则集中一师、二师坚决歼灭之，并由梁（兴初）梁（必业）指挥。”

    林彪还不知道陈光正赶往蛟河。

    愚蠢的敌人构筑完防御工事后，竟派兵向蛟河“扫荡”。显然，他们不知道蛟河方面民主联军集结了两个师，加上千里追击使他们感觉太好了，认为共军已丧失抵抗能力，故敢如此放肆。他们刚一探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连忙龟缩于拉法、新站的防御工事内，再也不敢出头了。

    两个师的领导根据总部指示，立即制订攻打新站、拉法的作战计划。当日下午陈光到达蛟河。二梁向他汇报了敌情及作战部署。

    陈光盯着地图沉思了几分钟，点头朝二梁等人微微一笑，表示赞成他们的作战方案。这位机敏过人的指挥员一生中创造了无数成功的战例，其中不少是我军战史上最传奇的，如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平型关战斗、午城井沟战斗、陆房战斗、梁山战斗……他与林彪指挥作战各有特色，林彪喜欢长时间的思考，可谓机关算尽，而且无必胜把握则不轻易出手；陈光如猎豹般敏捷，果断自信，富有冒险精神。他们二人在红1军团时配合非常默契，可谓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陈光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连脑门上的汗水都没来得及擦一擦，便开始下达作战命令：“贺东生，你带一个团到拉法西南，把老爷岭给我守住！保证主攻部队侧翼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山东第2师副师长贺东生说：“请老首长放心！只要有我贺东生在，绝不让敌人越过老爷岭。”

    “李梓斌、吴岱，你们两个去1团进行战前紧急动员，下午4时出发，担负进攻拉法的主攻任务。”

    山东第1师副师长李梓斌和政治部副主任吴岱愉快接受了任务。

    第1团、第2团沿铁路两侧向拉法前进，第3团、第5团在蛟河待命。第4团向老爷岭进发，准备担负支援任务。

    黄昏时分，战斗正式打响。第2团首先发起攻击，以吸引敌主要兵力、火力，战斗非常激烈。4小时后，第1团由敌侧后方发起突然袭击，并以尖兵向拉法村内迅猛穿插，战至拂晓，将守敌一个营全歼。

    驻守新站的国民党第263团团长韦耀东，此时如梦初醒，急电师长韩增栋请求增援或弃守新站。韩增栋知道坚守拉法、新站是蒋介石的指示，乃回电韦耀东死守待援。当时第88师配属于新6军，兵力分散，要抽调兵力去新站绝非易事，于是将此情况上报廖耀湘。廖耀湘作出了相同的处置：令该团死守待援，并令韩抽调兵力增援。

    韦耀东利用白天加紧构筑工事，做死守的准备。

    新站位于拉法以北12里，村落较大，为防匪患，四围筑有丈余高的土墙，外围是水沟和稻田，地形开阔，不利于进攻。韦耀东清楚擅长夜袭的民主联军突破土墙并不难，战斗形式主要是街巷争夺战，乃令将沿街房屋逐墙打通，作为隐蔽交通壕，并在街头和路口构筑堡垒，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

    由于白天敌机不断临空盘旋，大部队不便运动，入夜后部队迅速集结，向新站进发。9日凌晨2时，第1团、第3团、第5团同时对敌发起猛攻，陈光亲率第2团为预备队。

    战斗一开始便非常激烈，第一团很快突入镇内，占领东南角部分阵地。敌人利用优势火力和有利的地形拼死反击。到天亮时，双方在镇内的较量仍未见分晓。

    韦耀东见援兵迟迟未至，直接向杜聿明求援。杜聿明意识到情况不妙，严令韩增栋派兵前往。韩增栋不敢怠慢，连忙集结部队乘火车驰援。

    援军于9日下午在老爷岭遇到狙击。敌援军已至，新站前线指挥所已能听到老爷岭方向的火车汽笛声。有些指挥员顾虑重重，担心敌机轰炸和受到两面夹击，想撤出战斗。

    “一定要拿下新站！”陈光坚定地说，“谁也不许动摇！”

    他冲出指挥所，到前沿观察敌情，发现有大量敌人猥集于一片民房内，遂令参谋调来一门日式三八野炮，亲自下令轰击。炮弹接连命中目标，迫使敌人纷纷窜逃。

    黄昏后，民主联军按计划发起猛烈攻势。陈光来到第2团指挥所，令团长江拥辉带五个连从南面突破。经过彻夜激战，终于在10日拂晓全歼新站守敌。

    拉法、新站战斗民主联军毙伤敌1000余人，俘团长韦耀东以下900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轻重机枪70余挺、枪1200余支。

 第四章 南拉北打

    <h3>七七决议</h3>

    林彪渡过松花江，率前指机关撤退到五常，距哈尔滨还有100公里。千里跋涉至此，累得骨瘦如柴几乎要散架了，往铺板上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

    林总病了！这个消息传至东北局，彭真等领导人的心都阴云弥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众所周知，林彪身体不好，说病就病，本没什么奇怪，可大家明白，此时林彪“病得正是时候”，似乎另有深意。

    这个猜测不久便被证实了。

    东北局让林彪去哈尔滨治病，可他却拒绝了。哈尔滨乃北满首府，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其繁华程度不亚于沈阳和长春，医疗条件自然比五常好得多。林彪不肯去哈尔滨治病，手下人一劝，他就发脾气，说：“我就是待不惯大城市，我宁可去辽南打游击也不住洋灰大楼。谁愿住大城市谁去！”

    此时，在哈尔滨，东北局领导人为今后战略方针问题展开了辩论。

    “我们从山海关退到锦州，又从锦州退到四平，一直没有站稳脚跟，关键在于没有巩固的后方根据地。”陈云道，“现在我们退到了松花江北岸，该认真考虑怎么才能站稳脚扎下根的问题了。”

    罗荣桓说：“一定要好好利用这15天！”

    东北局领导人在辩论未见分晓之时，为稳定混乱的局势，作了三项指示：

    一、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

    二、确定坚持以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

    三、剿灭土匪，巩固后方。

    四平战役之后，中央也在考虑应付东北的危急局势。为此着急的还有“远方”（莫斯科苏共中央），他们曾极力主张死守四平，遏制美、蒋势力向北发展。四平防线崩溃后，蒋军千里追击，使“远方”焦虑万分，他们提出了新的建议：赶快在关内打起来，以拖住蒋军，否则北满就要丢光了。

    6月7日，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向国民党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仅十天，即连陷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镇，歼敌3万余人。蒋介石惊恐万状，害怕失去济南、青岛等战略要地，慌忙将拟调东北的两个军投入关内战场。

    一年后，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强调：

    1946年5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的军事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

    除了山东大打之外，贺龙部、聂荣臻部和刘伯承部在关内也有军事行动。这在当时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半个世纪之后回忆说：“我们党要下决心面对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知道的是1946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月17日，当聂荣臻部攻克朔县时，距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只有九天时间。

    当然，蒋介石“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四平战役的结局对国共双方战略方针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影响了两党的前途，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当林彪处于消沉时，他的命运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

    <small>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small>

    东北局立即派高岗和谭政到五常，去请林彪回哈尔滨。

    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林彪，这回没发脾气。只是多穿了一件衣服，一路咳嗽着到了哈尔滨。

    建立根据地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东北局常委统一了思想认识。罗荣桓说：“修改东北局决议草案的依据，必须是去年12月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u>.</u>》。”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亲手创建了无数根据地，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党委决定由陈云起草新的决议草案。陈云在草案中号召广大干部：

    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肖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7月7日，大会正式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东北停战15天后，又延长了4个月，此时关内已打得热火朝天。民主联军利用这段时间，实行剿匪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h3>“千里驹”的最佳墓地</h3>

    15天的停战很快就过去了，由于双方都没有从第一个回合的恶战中恢复过来，6月23日，双方宣布停战令继续有效。这对林彪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一直担心蒋军会跨过松花江进攻立足未稳的北满解放区，甚至做好了放弃哈尔滨的打算。在全面内战爆发的这个夏季，关内狼烟四起，到处打得热火朝天，蒋介石捉襟见肘，顿显兵力不足，原拟调往东北的军队被关内战场死死拖住了。民主联军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四个月的休养生息时机。

    东北的国民党军打到松花江边已疲惫不堪，没有新的力量注入，杜聿明无力打过松花江。两个月后，喘息初定的蒋军开始恢复行动。新的攻势首先从热河发起，杜聿明将郑洞国派往锦州，指挥第13军、第93军等部向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全面进攻。杜聿明意在割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同时，巩固北宁铁路的安全，以利美援物资能源输入东北。当时，东北国民党军大部为美械装备，这些机 68b0." >械化部队物资消耗巨大，一旦交通线被截断，其战斗力将会锐减。

    8月29日，第13军占领热河首府承德；10月4日第93军攻占赤峰；郑洞国基本实现了杜聿明的作战计划。其后，杜聿明开始着手实行他的第二步战略计划，即割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与北满根据地的联系，继而消灭在辽东的民主联军部队，为下一步进攻松花江以北的民主联军主力扫清障碍。这就是他所谓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为此，蒋军狂妄地叫嚣：要将共军南满部队“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拱进鸭绿江喝凉水”。

    南满军区经过本溪战役之后，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主力只有第3纵队、第4纵队，大约5万人。其基干力量主要是从山东渡海过来的部队和最先进入东北的曾克林部。在1945年秋冬，他们是东北最早的一批“暴发户”，收编了大量杂牌武装而迅速膨胀起来。因此。部队成分复杂，许多投机分子和大量伪满军警人员混了进来，他们在蒋军大举进攻和我军受挫之时纷纷哗变和叛逃。此时的南满根据地正处于艰难困苦时期。

    1946年10月19日，杜聿明调集8个师，约10万人马自沈阳、<dfn></dfn>本溪地区出发，兵分三路，大举进犯南满根据地。右路由新6军第14师、新22师和第60军第184师组成，直取庄河、大孤山，迂回安东，企图截断安东与大连的联系；左路由新1军第30师、第52军第195师和第71军第91师组成，向辑安、临江进攻，企图切断南满、北满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路由第52军第2师、第25师组成，直扑辽东军区机关驻地安东。

    沉寂了四个月的东北战场烽烟再起，林彪为了专注于军事指挥，匆匆离开党政事务堆积如山的哈尔滨，将他那精干的指挥所移往哈尔滨以南50公里的双城。东北局的党政日常事务由高岗主持。

    10月20日，林彪致电辽东军区首长萧华、程世才：

    <small>此次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每次用八九个团打敌一个团（可用四五个团左右的兵力担任直接进攻，以其余部队放在周围防止敌突围，打敌增援）……凡估计不可能达到保卫城市的目的时，则应不过早也不过迟于事先主动地放弃该点，而保持力量进攻敌人。</small>

    萧华根据上述指示，决定主动放弃安东，将主力第3纵队、第4纵队隐蔽集结于东部山区，伺机歼敌。

    中路蒋军力量最弱却进展最快，其右翼第25师已成孤军冒进之势。10月21日，第4纵队司令员胡奇才在通远堡召开紧急会议，定下了诱歼第25师于新开岭山谷的计划。

    第25师曾参加过远征军，素有“千里驹”之称，全师系美械装备且训练有素。10月24日，师长李正谊亲自指挥师主力采用步炮协同战术，猛攻赛马集。当时民主联军第3纵队主力已撤出赛马集，只留少量部队掩护。经过激烈战斗，李正谊顺利攻占了赛马集。25日晨，李正谊接到军长赵公武的电报，令该师留两个营固守赛马集，其余部队应于28日黄昏前到达通远堡以东地区，攻击凤城防线，为进攻安东扫清障碍。

    26日拂晓，李正谊令第74团团长梁济民率两个营留守赛马集，以确保后路安全，其余部队向西南山区进发。此时，天空纷纷扬扬下起了雨夹雪，部队进入山区后道路崎岖，山势越来越高，不时有溪流横贯山道，士兵们很快就浑身湿透了。下午4时，李正谊下令宿营，还没驻定，即收到梁济民自赛马集发来的电报：“赛马集周围发现大量共军，黄昏后他们一定会攻打赛马集，请师长不要前行，速率主力回援。”

    李正谊将电报递给副师长黄建墉和段培德，说：“梁济民太无胆识，还未与共军交火，就先吁请增援，真是岂有此理！”

    黄建墉说：“赛马集乃弹丸之地，以该团现有兵力依托工事固守，应无多大问题。”

    李正谊对参谋长董魁武说：“复电梁济民，令该团加强工事，固守赛马集。”

    夜幕刚刚降临，梁济民的告急电便雪片般飞来。李正谊连忙致电军长赵公武，请示是否回援。赵公武率军主力抵凤城后发现并无共军防线，正为寻找共军主力发愁呢，他接电后立即令李正谊回师赛马集。

    李正谊、黄建墉等不知赛马集方面的情况，不敢贸然回师，一直犹豫到深夜。当晚11时左右，梁济民发来最后一次告急电后，电信便中断了。李正谊感到问题严重了，用无线电直接与赵公武通话：“军座，74团电信中断，情况不妙，我手里只有一个团加一个营的兵力，深夜回援恐遭共军伏击。”

    “李大麻子，谁要你用无线电通话的，泄露了机密怎么办？”赵公武也感到情况紧急，当李正谊准备挂断步话机时，他喝道，“慢着，我命令你立即率部回援74团，赛马集不保了，我军的补给就被切断了，明白吗？”

    “好吧，我执行命令。”李正谊无可奈何，“请军座归还75团建制。”

    “75团离你们很近，我已令该团取捷径于27日黄昏前在赛马集附近归还建制。”

    27日凌晨3时，第25师在回援赛马集的途中接到梁济民的电报，告知该部受到优势共军的猛烈攻击，损失200余人，为避免被歼，于深夜主动撤出，现赛马集已被共军占领。

    李正谊立即令梁济民率部向师主力靠拢。当日黄昏第74团残部和第75团与师主力会合，全师继续向赛马集前进。

    民主联军第4纵队主力再次放弃赛马集，连夜将部队调往双岭子地区，伏击第25师。经过彻夜激战，第25师凭借优势火力顽强抵抗，毫无动摇的迹象。纵队司令员胡奇才不得不鸣金收兵，于拂晓前撤离双岭子地区，脱离战斗。

    胡奇才原以为集中了5个团，一万多人的兵力，应能一举击溃只有5000人马的第25师主力。敌人竟有如此强的战斗力，胡奇才感到十分奇怪。次日清晨，胡奇才与政委彭嘉庆亲自审讯俘虏，始知敌配属军部的第75团已归还建制，原来他的对手不止5000人，而足有8000多人，怪不得啃不动呢！胡奇才当即决定将敌诱至新开岭地区，待配合第3纵队作战的第10师归还建制后，再聚歼敌人。

    李正谊始终没有摸清对方的实力和意图。28日，第25师在赛马集休整了一天。当晚接赵公武电：

    <small>长官部已令地方保安队限29日晨接防赛马集，第25师应于29日晨经灌水迅速向宽甸攻击前进。</small>

    此时，第25师派出去的几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赛马集以东发现大量共军，据老百姓说有六匹骡子和八匹骡子拉的大炮十几门。

    “老百姓都被赤化了，他们的话不可信。”黄建墉说，“共军战斗力不强，昨晚在双岭子地区已被击溃，此刻正在逃窜。”

    另一位副师长段培德不无忧虑地说：“共军的真实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我建议暂驻赛马集，一旦有危险，后方增援部队两天内可以赶来。继续向山区前进，一旦有危险，后方增援就来不及了。”

    “你说的是什么危险？”黄建墉冷笑道，“难道共军可以吞掉我们一个整师！”

    董魁武摇头道：“共军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前晚他们连梁济民的两个营都吃不了。即使再遇昨晚那种情况，他们想吃掉我们也绝非易事。”

    段培德顾虑重重，不同意冒险东进。李正谊见双方争论了半天，不耐烦地一摆手，说：“军座有令，贻误战机担当不起。前天74团两个营能从容冲出重围，现在全师集结完毕，共军已无可奈何啦！还是照计划行动吧！”

    29日晨，第25师分两路纵队平行推进。师主力为左纵队，第75团为右纵队，相距五六里，约定下午2时会合。第75团出发不久，发现前面有一股共军，团长赵振戈下令追击。该团穷追不舍，速度过快，不久，远远将师主力抛在了后面。中午12时，第75团提前两个小时到达规定的会合地点，赵振戈不愿放跑前面那群“惊弓之鸟”，不等师主力到达便单独率全团追击。

    当师主力按时到达会合地点时，第75团已挺进到王家寨东南，这是新开岭谷地的东端。赵振戈发现四面都是高山，山头上人影蠕动，一路奔逃的那些“惊弓之鸟”突然转过身来，变成了拦路虎。

    赵振戈始知中了诱敌深入之计，急电李正谊要求师主力迅速前进增援。

    此时，第25师主力也钻入了胡奇才布置的口袋阵，在长达30里的谷里枪炮声同时响起。李正谊见势不妙，命令各团抢占周围山头。

    指挥第10师作战的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见敌人与我争夺山头阵地，立即打电话给胡奇才：“我们把那些低矮的小山头让出去好啦，让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们在高山头上集中火力射击，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活靶子啦。”

    “好，妙计。”胡奇才高兴地说，“命令部队照计行事。”

    29日黄昏前，第25师各团兵力分散在20余里的各小山头上，欲进无力，欲退不能，民主联军居高临下，用炮火和机枪对各山头压制射击。25师伤亡惨重，重武器上不了山头，轻武器毫无作用，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30日晨，李正谊集中山炮营，掩护第75团向宽甸方向攻击前进。发炮十几分钟后，即遭到民主联军炮火的猛烈还击。4纵炮兵分散在各制高点上，而火力却能集中，使李正谊的山炮营找不到目标。山炮营受到枪炮火力的双重压制。只好将大炮分散隐蔽，不敢再轻易发射了。第75团又占了一些小山头，但再也无力前进了。当日晚李正谊才预感到这支号称“千里驹”的精锐部队，凭自己的力量冲不出包围圈了，于是发电向杜聿明和赵公武求援，并要求杜聿明派飞机协助作战。

    也许杜聿明也不相信“千里驹”已经面临灭顶之灾。31日拂晓，杜聿明并没有派飞机来。第75团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新的攻势，就遭到民主联军的反击。赵振戈慌忙将大路上的部队撤往路旁的小山头。突围计划化为泡影。

    第25师被压缩在老爷岭、黄家堡子附近。李正谊在王家寨接到军部和长官部“坚守待援”的命令后，立即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反冲击部队。双方遂展开异常惨烈的激战。

    韩先楚亲自指挥第10师第28团连续发起了7次冲锋，均遇敌顽强抗击。战斗转为胶着状态。

    胡奇才焦灼万分，只差一口就吃掉了第25师，没想到骨头这么硬。

    当时在老爷岭敌碉堡附近，趴满了第4纵队的战士，有的离碉堡虽然只有十几步，一口气就能冲到，但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而敌各路援军正在迅速逼近。

    11月1日晚，纵队首长在一起紧急碰头，有人认为仗不能再打了，本来是想打歼灭战，现在变成消耗战，官兵死伤惨重，敌人援兵已经逼上来了，如果拿不下老爷岭，整个纵队将被迫与敌优势兵力决战，后果不堪设想。

    韩先楚不同意撤出战斗，说：“不能撤，一撤就前功尽弃，我们伤亡大，敌人比我们更惨，他们的弹药也不多了，下午飞机空投了十几箱弹药，一半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我们只要一鼓作气拿下老爷岭，主动权就到我们手里了。不然的话，现在想撤出战斗也不行了。弄得不好，部队会被打散。”

    “撤出战斗太危险，将会造成今后的被动局面。”胡奇才说，“现在关键在于必须尽快拿下老爷岭，全歼25师。”

    “老胡的看法是对的，我们基本统一了思想，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全歼25师。”彭嘉庆说。

    “我建议把所有炮兵连夜集中起来，准备明天拂晓猛攻老爷岭。”参谋长李福泽说。

    “把预备队30团也用上，保证一举拿下老爷岭。”韩先楚说。

    “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彭嘉庆说，“口号是‘打下老爷岭，全歼25师，活捉师长李大麻子！’”

    11月2日拂晓，胡奇才站在老爷岭北面一座山峰上，亲自指挥第10师攻击老爷岭。第10师作战科副科长段然向28团传达命令后，拔出手枪，带头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嗖嗖的子弹从他身旁擦过，他的军帽被手榴弹的冲击波掀掉了，周围的战士不断中弹栽倒。段然一个劲儿地高呼：“冲啊！”第28团率先冲上了老爷岭，与敌展开了肉搏战。五连副王喜匠带领四名战士，摸进了敌人的碉堡，将正在射击的敌人全部活捉。随后第30团和第29团从山的另一面也冲上了老爷岭，山头上的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枪投降。

    从各小山头上溃退下来的敌军，聚集在师部所在地王家寨。李正谊仍幻想着援军能及时赶来，为了给垂头丧气的官兵们打气，他站在一辆被打坏的汽车上，叫嚷：“王家寨有王气，我们是不能失败的。”

    接着，李正谊命令把所有的汽车和炮弹环村堆集，然后浇上汽油，点燃。熊熊烈火组成了最后一道防线。但这挽救不了“千里驹”覆灭的下场。

    民主联军从各山头纷纷拥来，将王家寨围得水泄不通。炮兵开了几炮，李正谊的“火墙”就飞上了天。蒋军见如此威势，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举手投降。

    上午10时左右，战斗结束，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被全歼。

    11月2日正午，前来增援第25师的新6军第22师赶到赛马集，这时已传来第25师在新开岭一带被歼灭的消息。新22师不知共军虚实，吓得不敢再向前推进。这就使得第4纵队能从容打扫战场。

    新开岭战役，首创在东北<mark></mark>战场全歼一个整师的战例。第4纵队各师团伤亡都比较严重，当时俘敌5000多人，为了补充部队，那些俘虏经过简单教育后大部分都成了民主联军的“新鲜血液”。

    为了查明敌情，韩先楚和李福泽将十几个被俘的营以上军官集中在一间民房中审问。房间收拾得很干净，还有花生、开水款待。李福泽刚准备审讯，纵队敌工部部长李显就带进来一个高个子—微胖，脸上抹了一层黑黑的锅灰。李显笑道：“带来一个伙夫，是个大麻脸。”

    李福泽见这个穿伙夫服装的大麻子一进屋，屋里的俘虏就低下头不说话了，心里就明白了。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韩先楚问。

    “我是李正谊，已经负伤啦，本想自杀，但手枪没子弹了。”李正谊将黑脸抹了抹，脸是白了不少，“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要死还不容易，到处有树，有石头，有房子，都可以碰死。”李福泽说，“我看你并不是真想死。还是放心吧，我们优待俘虏。”

    于是，李正谊如实交代了第25师被歼的情况和援军情况。

    “如果我们还能坚持一天，援军就能赶到。”李正谊说，“现在援军不清楚贵军下一步的意图，肯定不敢贸然前进。”

    第4纵队从容打扫完战场后，开始向通化以东地区转移。新22师在杜聿明严令下开始追击。同时，由通化、凤城方面扑来的第52军主力采取围、追、堵、截的战术，妄图消灭4纵主力。

    此时，天气陡然转冷，漫天飞舞着雨夹雪。在新开岭战役中，为了便于机动，轻装行军，许多指战员将棉衣丢掉了。打完仗后找不到冬装补给。部队冲破敌人的封锁区，沿太平哨、沙尖子、集安方向一路向北，越走越冷。许多伤病员因无药品治疗，在呼啸的寒风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沿途的老百姓见队伍往北走，一个个穿着单衣，还落汤鸡般浑身水淋淋的，于是劝道：“北边人烟稀少，凶多吉少啊！唐朝薛仁贵征东那会儿，高丽将军盖苏文就是走的这条路，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伪满皇帝溥仪也是在这条路上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当年‘抗联’的杨靖宇被从这儿逼上了长白山。你们共产党八路军可不能走他们的老路呀！”

    “我们纵队和师里的首长什么路都走过，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都走过来了，跟着他们定能逢凶化吉。”部队政工干部害怕老百姓的话影响士气，赶忙沿途宣传红军长征的故事。

    果然，越往北走越冷，风刮得人几乎站不住脚，走了半天见不到一户人家。连续行军非常疲劳，都不敢闭上眼睛睡上一觉，怕一睡着就永远醒不来了。

    再往后走，就是整连整排地掉队，部队减员非常严重。

    12月初，第4纵队终于到了六道江，与辽东军区机关和第3纵队主力会合了。

    <h3>陈云“大做文章”</h3>

    第3纵队、第4纵队会合时的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四个小县。长白山和两条大通沟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人烟稀少，一片荒凉。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安东省委四个机关和两个纵队的主力部队近3万人，聚集在狭小的山沟角落里，粮食、弹药毫无着落。敌人四个师的兵力已经逼近。南满根据地处于空前险恶的境地。

    11月初，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统一领导对敌斗争。

    第4纵队到达六道江不久，即接辽东军区命令，让彭嘉庆率第11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第3纵队、第4纵队主力和军区机关准备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

    12月11日，师以上的干部到七道江开会。由于陈云有事在临江，会议由肖劲光主持。议题是讨论“去”“留”的问题，即放弃南满北上，还是坚持在南满继续斗争。

    会上意见难以统一，先是议论，后是争论。“去”派和“留”派都能摆出一大堆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开了两天，闹了个僵局。这时接到敌情报告，敌一个师已到了梅河口，另一个师快到集安了。于是，纵队以上的干部继续开会讨论，纵队以下干部回部队准备打仗。

    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大雪连夜赶到七道江。这位做文章的行家，一来就问：“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

    大家七嘴八舌，一直议论到凌晨3点散会为止，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讨论，陈云默不作声，根据各方面意见不断修改他的“腹稿”。到了晚上，陈云已经胸有成竹，于是问：“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

    “看怎么放法，”彭嘉庆说，“要下决心放的话，长白山正面可以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以放一个军，本溪、抚顺外围可以放一个军，辽南方向也可以放一个军。”

    “既然能放下这么多部队，”陈云果断地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要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大家见陈云已经拍板，就不争论了。陈云继续说：“有人说长白山是瓜皮帽，别小看这个瓜皮帽，这是很有作用的。要是丢给了敌人，我们即使在北满打了胜仗，将来回来也是困难了。只要长白山在我们手里，群众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我看南满不是没有文章可做，而是大有文章可做！”

    陈云沉默了几分钟，喝了一口开水，让大家先去体会、消化。他见大家对此没有异议了，开始引导思考怎么“留”的问题。

    在如何“留”的问题上，意见很快统一了：兵分两路，一路坚守原地，一路打到敌心脏地区活动。

    肖劲光问：“谁能打出去？请自告奋勇。”

    议论纷纷的会场一下子陷于沉默，肖劲光催了几次，无人表态。

    “我们4纵刚打完新开岭战役，”彭嘉庆说，“伤病员还没处置好，新兵尚未补充，几千俘虏来不及消化，部队没有冬装。按理说不应轮到我们去，但为了顾全大局，如果领导需要我们打出去，就是再困难我们也要尽力克服，保证完成任务。”

    “好！由你们打出去。”陈云说，“你们4纵全部拉出来，到敌后大闹天宫，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你们需要什么，首先保证你们。”

    肖劲光当即拍板：“俘虏未处理，交给其他部队处理；兵员不足，从地方部队抽调补充；没有冬衣，从3纵和军区机关抽补。”

    “七道江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陈云做了一篇足以载入史册的好“文章”。

    <h3>三下江南，四保临江</h3>

    1946年12月17日，郑洞国率6个师的兵力开始向南满根据地进犯，民主联军随即展开“一保临江”的斗争。

    12月18日，第4纵队由六道江出发，悄悄穿过敌封锁线，在安沈路两侧开辟了敌后战场。出击十天，打掉敌据点10余处，收复自永桓公路以东、八河滩大清沟以北纵横150里的地区。接着，又奔向清河、碱厂、赛马，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杜聿明得知第4纵队冲出了包围圈，出现在安沈线附近时，立即命令郑洞国回调2个师，以对付第4纵队。这样就减轻了临江方面的压力。

    1947年1月2日，林彪为了牵制敌人对南满根据地的“进剿”，亲自指挥北满主力南渡松花江，向敌军主动进攻。杜聿明不得不再次抽调兵力北上。这样一来，首次进犯临江的敌军只剩第195师、第2师两个师的兵力。

    面对敌人步步进逼，辽东军区和第3纵队首长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到南满不久，对部队的战斗力还不清楚。为了知己知彼，他带着两名参谋乘一辆吉普车，日夜往返于第3纵队各师、团之间，了解情况。

    肖劲光发现3纵各部队都不满员，于是千方百计从机关和地方部队抽调人员予以补充。陈云和肖劲光都解散了警卫班。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说：“首长们今后的安全可就成问题了。”

    肖劲光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有它在，足够啦。”

    保卫干部摇头道：“司令员是神枪手，一般情况能够对付，可政委的枪法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

    “当然归你负责。”肖劲光严肃地说，“从现在起你必须跟着政委，寸步不离，出了问题我饶不了你。”

    “我可不希望拖条尾巴。”陈云说，“你还是跟着司令员吧，他的安全更重要。”

    “报告，”王参谋搀着一位“雪人”进来，说，“他昏过去了。”

    那人浑身是雪，连胡子都结了冰，肖劲光大吃一惊：“这不是保三旅的旅长彭龙飞吗？上午还见了面的，怎么这样啦？”

    “哎呀，准是冻坏啦，”陈云将大衣脱下，披在彭龙飞的身上，“快把他扶到火炉边上来。”

    陈云又端着一碗热茶亲自喂下去，彭龙飞才缓过劲来。

    “一个旅长冻成这样，部队可想而知啦！”肖劲光感叹道。

    “不少战士没有棉衣，只好把草绑在身上。”彭龙飞流着泪说，“现在战斗打响了，冻伤的比枪伤的还多。”

    肖劲光让参谋连夜到临江拿来50万元北海票交给彭龙飞，安慰道：“让部队一定咬紧牙关，坚持战斗，仗打胜了就一切都有了。”

    1月4日，肖劲光集中第3纵队主力及第4纵队炮兵团，猛攻六道沟门。守敌第195师惧怕遭到围歼，留小部队阻击，主力慌忙后撤。担任掩护任务的敌小部队被歼灭。

    1月18日，肖劲光指挥第3纵队、第4纵队南北夹击敌第2师，歼敌1个加强营。敌第2师慌乱溃逃。在这次战斗中，第29团第9连战士房天静，机警灵活，一人击溃敌一个排的进攻，并生俘一个班，立了大功。

    杜聿明进犯临江的两个师均受重创。同时北满民主联军主力南下出击。国民党军队首尾难顾，不得不放弃进攻临江的计划。

    在北满的平原地区交通发达，铁路、公路纵横交错，非常有利于机械化部队的调动。南满吃紧，林彪决定在北满采取行动，用“南拉北打、北拉南打”的战略，对付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当时，北满的部队刚刚完成整编，主力编成第1、第2、第6三个纵队，加上南满的第3、第4两个纵队，野战部队共5个纵队、1个旅、3个独立师约12万人，其序列如下：

    第1纵队（司令员万毅）辖第1师、第2师、第3师；

    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第4师、第5师、第6师；

    第6纵队（司令员陈光）辖第16师、第17师、第18师；

    第3纵队（司令员程世才、张学思，政委罗舜初）辖第7师、第8师、第9师；

    第4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

    第359旅，辽南独立师，南满独立第2师、第3师。

    北满的三个纵队都是以关内来的老部队为骨干加上新部队组成的，其战斗力如何，林彪心里没底。正因如此，他希望在东北维持更长的停战局面，以利于按他的战术原则训练部队。1946年下半年是林彪军事理论的成熟期，什么“三三制”战术、“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战术、“三猛”战术、“四组一队”战术……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可是杜聿明不容他用更多的时间去操练兵马，南满战火一起，林彪只得仓促上阵了。

    1946年12月底，林彪令各部队向松花江边集结，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半年没打仗，林彪麾下的战将早就按捺不住了，开始摩拳擦掌，要出出四平战后被敌人一撵上千里的窝囊气。这些将领中名气最大的是第6纵队司令员陈光，他将部队带到松花江边，便亲自带各师首长去摸江南的敌情。此时，林彪得到了一个并不准确的情报，说杜聿明正在调集主力，准备越过松花江进攻哈尔滨。林彪致电陈光，要求第6纵队撤回原防。陈光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杜聿明正全力进攻南满，不可能马上进攻哈尔滨，于是回电要求继续执行原来的作战计划。

    林彪接电后非常生气，直接电令第6纵队各师立即后撤，并说“不要等纵队的命令”。3个师接令后便都北开了。要命的是，此时陈光亲自潜入江南察看敌情去了，身边只带了一个连。他的部队早就北开了，这个光杆司令却一无所知。后来纵队司令部派人到江南寻找了好久才找到他，三天后才回到部队。当他看到林彪的电报上“不要等纵队的命令”这句话时，一下子就气病了。

    林彪搞越级指挥本是家常便饭，作为老部下的陈光不是不清楚，然而，两人此时的关系又太微妙了。林彪与陈光的恩恩怨怨真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他们之间曾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陈光对林彪有救命之恩，在江西苏区时陈光曾两次救过林彪的命；而林彪对陈光则有知遇之恩，陈光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人都是出色的将才，林彪智者千虑、算无遗策；陈光机敏过人、骁勇善战。到陕北之后，林彪因与毛泽东闹别扭，执意要去陕南打游击而被调离红1军团，去红军大学任校长。陈光在红大结业之后就成了红1军团的代军团长。1938年3月2日，林彪受重伤之后，其八路军第115师师长一职也是由陈光代理。林彪到莫斯科治伤时，许多中国青年常缠着他讲故事，他讲得最多的是陈光在战斗中的传奇故事，甚至拿出陈光的照片说：“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红军将领。”

    后来林彪和陈光在延安相逢，一起参加整风，就开始闹别扭了。据说陈光那时与贺龙来往密切，经常在贺龙那里打牌，甚至把铺盖都搬到贺龙那里去了，林彪为此不高兴。整风的时候批过“山头主义”，可是这个东西在军队里的影响是无法一下子消除的。抗战胜利后，林彪找陈光谈话，说：“你还是跟我一起到山东去吧。”陈光问：“去干什么？”林彪说：“当我的副手。”陈光同意了。林彪在赴山东的半途奉命转道去了东北。不久，中央令陈光随高岗、张闻天等也去了东北。杜聿明进攻山海关时，林彪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东北局令陈光在黑山一带组织第二道防线。当时，林彪的电台无法与部队联络，正在发愁，后得知陈光那里有一部罗荣桓从山东带过来的电台，于是要调用这部电台以利于他指挥从山东来的部队。陈光考虑到没有电台无法组织第二道防线，就没有同意。林彪坚持要这部电台，接连发了两份电报，并指责陈光扣留电台，妨碍他指挥。陈光无奈只得令机要人员带电台到林彪那里去报到。可是战局突变，敌人打来了，这部电台随陈光一起后撤，也就没有交给林彪。这件事使两人的关系急剧恶化。后来林彪打仗打得非常被动，一直退到了松花江以北，而陈光在没有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居然打了两个非常漂亮的仗：一是攻占了长春；二是在新站、拉法歼灭一个加强团。这两仗都是在林彪最初不同意的情况下打的。当部队弥漫着“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的谣言时，林彪又听到了“换将”的风声，这让他一过松花江就病倒了。此时，东北局正在宣传拉法之战的意义。陈光不合时宜地向林彪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以八路军115师的老部队为基础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由他指挥。林彪因此怀疑陈光有架空他的野心。当时，东北的部队大多是陈光在山东时手下的部队，他在部队中的影响的确令林彪不敢小视。部队整编后，陈光出任第6纵队司令员，这也是陈光自1943年离开115师后再次任主力部队的主官，他渴望打胜仗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林彪一份电报就把他甩在了敌占区的江南，让他当了三天的光杆司令，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陈光个性很强，这一病就在松花江边起不来了。几天后，第6纵队再次南下，与敌人真的打起来了，不过，陈光已经不是6纵的指挥员了。后来洪学智接替了第6纵队司令员的职务。陈光直到大年三十，还执意不回哈尔滨，他的夫人带着半岁的孩子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来江边苦苦相劝，陈光才返回了哈尔滨。

    当郑洞国指挥大军向南满根据地东征时，北满主力第1纵队、第2纵队、第6纵队于1月2日南渡松花江，迫使敌南北两面作战。

    当时松花江已经结冰，“天堑变通途”。大部队过江像赶集一样热闹。北满主力自拉法之战后，已经半年没真枪实弹打过仗了，士气非常高。尽管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但指战员们依然在江面上说说笑笑。“顺口溜”在风中飘：

    “革命军人士气高，天气再冷难不倒。”

    “乌拉草，是件宝，又暖和，脚又不打泡。”

    “吃菜爱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1军。”

    “新1军自称鹰，实际上是只熊，行动像乌龟，打仗像爬虫。”

    一些调皮的战士在江面上滑冰，一滑老远，又省事，又开心。但一过松花江，部队就开始隐蔽行进。几万人的队伍，悄无声息，只有呼啸的风声和脚踩在雪地的嚓嚓声。

    第1纵队第1师师长梁兴初在榆树县古城，接到纵队司令员万毅的电报：

    <small>……敌新1军第38师师部及第112团驻吉林地区；第113团主力及一个保安团驻九台县；第113团第1营及两个保安中队（共700人）驻其塔木。纵队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由第3师于1月5日黄昏包围其塔木之敌，准备攻歼；第1师于1月6日至其塔木西南张麻子沟一带，担任伏击可能由九台方向来援之敌；第2师于1月6日进至乌拉街以北地区，担任伏击可能由吉林方向来援之敌。务必注意隐蔽行进。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电报纵队。</small>

    梁兴初接到电报后，命令部队连续三昼夜急行军，于预定时间到达张麻子沟一带。为了封锁消息，部队进驻各村落后一律禁止任何人外出。侦察参谋李权、武道坤等人爬上电线杆，装上耳机，窃听九台至其塔木的电话。

    李权刚把耳机戴好，脸上立即露出惊喜之色，他朝电线杆下的武道坤摆了摆手，武道坤立即让大家安静。

    耳机里传来九台之敌第113团团长的声音：“一营长，一定要坚守其塔木。军座已经命令火速增援你们。我带全团还有保安团的两个中队下午出发，今天夜里在芦家屯宿营，明天就能赶到其塔木。军座已令第30师第90团今天从德惠出发……”

    李权窃听到这个情报后，从电线杆上溜下，直奔师部，向梁兴初报告。梁兴初高兴得大叫：“快拿花生来，慰劳李大个儿！”

    梁兴初将情报立即报告纵队，然后骑上马带着几个团长到张麻子沟一带察看地形。梁兴初说：“我们就在这里布置个口袋，一团埋伏在路西双顶山上，二团埋伏在路东，三团由段家屯直插芦家屯，断敌退路。山炮营把炮拉上吴家岗子山头，轰击敌人队形和装甲车。现在各团立即组织营、连干部勘察地形，布置战斗任务。”

    为了确保敌情准确，梁兴初让李权、武道坤化装成老百姓，连夜赶往芦家屯附近观察敌情。李权悄悄摸进村子，发现敌人果然在村子里宿营。

    1947年1月7日，特务团于拂晓前进入阵地。当时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38摄氏度。战士们趴在雪地上，身上盖着防空伪装用的白布。敌先头部队于上午9时从阵地前通过，有的阵地离公路只有50米。由于风大，敌人一个个缩着脑袋，有的捂着脸，蒙着头，没有发现他们已钻进了民主联军的“口袋”。

    根据李权、武道坤从芦家屯发来的电报，预计敌人上午9点至10点可以进入我袋形阵地。可是敌人像乌龟一样缓慢，直到中午12点，才全部进入伏击阵地。战士们在雪地里趴了七个多小时，冻伤了不少人。

    梁兴初站在吴家岗子山头上，果断地一挥手。早已瞄准好了的炮兵立即开火。梁兴初举起望远镜，发现敌一辆指挥车和两辆装甲车中弹起火，敌人队形顿时大乱。

    不久，各团迫击炮、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迅速跃起，发起冲锋。敌第113团团长王东篱妄图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他的部队被分割包围，到处是白刃格斗的景象，重武器完全不能发挥作用。民主联军人多势众，七八个人对付一个人。王东篱见部队溃不成军，一半成了俘虏，于是长叹一声，弃阵逃命。

    王东篱和一个勤务兵在雪地里跑出三四里路，以为逃出了重围。刚蹲下喘了几口粗气，就听到如晴空霹雳似的一声呐喊：“缴枪不杀！”

    勤务兵吓得赶忙扔掉枪，举起双手。蹲在地上的王东篱见只有一名战士追了上来，于是甩手一枪。这一枪打在了警卫班长刘广义的肩膀上，把他的棉袄穿了个窟窿眼儿。刘广义开枪还击，当场击毙王东篱。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梁兴初师全歼了敌新1军第38师第113团（欠1营）和2个保安中队。计击毙敌团长以下135人，伤敌120人，俘敌868人。缴获各种炮21门、轻重机枪68挺、冲锋枪110支、步枪490支、汽车12辆，击毁装甲车5辆。

    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敌新1军遭此重创，很不服气，第113团第2营营长孙蔚民被俘后，态度非常嚣张，扬言：“我们孙立人军长说过，新1军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你们共军太不仗义，偷偷摸摸地打，要不咱们摆开阵势重新打一打试试！”

    张麻子沟歼灭战第二天，第1纵队第3师攻克其塔木，全歼守敌一个营和一个保安中队。第6纵队在焦家岭经过两昼夜激战，全歼敌新1军第50师第150团。

    孙立人几天内丢了两个团，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到处分散，使民主联军得以各个击破。

    杜聿明得知林彪主力南下，北满兵力空虚，在孙立人等将领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对南满根据地的进攻，调3个师北上增援。

    一下江南的胜利使远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十分欣喜。他看完东北局发来的电报后，提起毛笔，在电文纸上一阵狂草：

    <small>林、高、彭：</small>

    <small>……围城打援的方法是歼灭敌人的重要方法之一，南满四纵采取的勇敢进攻的方针是胜敌之道……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的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取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以上，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能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就可以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small>

    北满主力撤回江北后，杜聿明又腾出手来再犯临江。郑洞国看完作战计划，忧心忡忡地说：“光亭兄，南攻北守的战略固然高妙，可是松花江已经结冰。北面恐怕不易守住啊。北面不守，南攻就难以奏效。整个计划就成一纸空文……”

    “桂庭，”杜聿明打断郑洞国的话，“南攻北守的战略是不容怀疑的。上次遭受挫折，主要是下面将领无能，中了共军以大吃小的诡计。我们在北满的兵力并不比共军弱，武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我们之所以屡受挫折，是因为共军敢于主动出击，而我们总是被动挨打。因此，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是进攻！”

    1月30日，赵公武指挥4个师的兵力第二次向南满根据地临江地区进犯。

    号称“常胜军”的敌第195师充当了“急先锋”，孤军冒进。肖劲光分析敌情，发现该师远离敌其他三个师达三五天路程以上，遂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击该师。第195师为敌第52军主力，即使不能全歼，也要力争歼其一部。第195师一垮，敌人第二次进攻临江的部署就彻底打乱了。

    决心一下，部队立即采取行动。当时天气奇冷，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大雪足有两尺厚。汽车、马车都不能行动。第3纵队第7师、第8师、第9师数万人在冰天雪地里长途奔袭。

    2月5日，第3纵队主力完成了对进入高丽城子之敌第195师的包围。拂晓，各师开始向尚在睡梦中的敌人发起攻击。

    由于缺少重武器，火力不够猛，使敌能凭借山炮营的掩护，向西南突出了包围圈。

    敌第195师避免了被围歼的命运，但丢掉了所有重武器和汽车、辎重。

    当敌第195师被包围时，敌新6军第207师第3团由十里甸出发，向高丽城子疾进，妄图解第195师之围。第195师突围后，前来增援的敌军不明真相，仍继续向前行进。对这块送上门来的肥肉，肖劲光不失时机地组织3纵主力，来了个“大会餐”。

    部队来不及打扫战场，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火速回三源浦。2月7日黄昏，敌第207师第3团突然陷于民主联军重重包围中。敌人百思不得其解：共军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难道他们长了翅膀吗？

    经一夜激战，敌第207师第3团被全歼。

    二保临江之战，历时九天，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共歼敌3900人，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对临江的进犯。

    二犯临江的失败，使杜聿明十分恼怒。他无法理解为什么4个师全套美式装备、兵力优势，每次作战却总处于劣势。共军指挥灵活，不打仗时四处运动，让你无法捕捉战机。一旦国军露出破绽，他们便蜂拥而上。结果国军不打仗时处处占优势，打仗时却处处占劣势。焉有不败之理？

    杜聿明认为这是战场指挥员无能造成的。

    他决定亲自披挂上阵，与那些“用兵如神”的共军将领一较高低。

    2月16日，杜聿明指挥5个师的兵力第三次向南满根据地进攻。杜聿明的兵力部署为：第71军第91师由四平经梅河口、山城镇进至杨木桥子、大北岔一带，迂回大荒沟，主攻八道江；第52军第2师进至高丽城子、大龙枣沟门一带，协同第91师进攻八道江；新6军第22师占领热闹街，经六道沟向八道江和临江迂回；暂21师主力到通沟，第195师2个团由通化出发，作预备队。

    杜聿明过低估计了南满共军实力，以为只要整师行动，共军想以大吃小也无从下口。趁共军吞不下、啃不动的时机，再集中优势兵力与之决战。

    杜聿明想不到南满共军的胃口会那么大，牙齿那么利，竟在数日之间就吃掉了暂21师2个主力团。

    暂21师是临时组建的部队，实力相对较弱，杜聿明把它单独放在北部，是为了做诱饵，钓大鱼。等民主联军包围暂21师时，调集主力给民主联军致命一击。但当杜聿明的援军还在半途上时，民主联军已经干净利索地吃掉了暂21师。

    现在杜聿明的援军在运动中分散开了，肖劲光抹了抹嘴，又猛扑上来。结果第91师第272团在大北岔被围歼。

    2月22日晚，第3纵队全部和第4纵队第10师趁敌惊慌失措之时，向敌第91师和第195师残部发起猛攻。国民党军不适应夜战，加上地形不熟，不敢恋战，弃阵向通化败逃。混战中第195师少将副师长何世雄被击毙。

    此时杜聿明已顾不上收拾临江方面的残局。当日，北满民主联军主力15万人第二次南渡松花江，北面告急！

    杜聿明不顾南满后院的混乱局面，居然挖东墙补西墙，将第22师北调，增援孙立人。

    2月21日夜，城子街守将新1军第30师第89团团长曾琪，接到军长孙立人急电：“……十五万共军正在渡江南下，命你部火速撤回长春。”

    曾琪接到电报彻夜难眠，准备清早就撤走。第二天拂晓，先头部队刚出城，便遭到迎头痛击。副团长罗顺辅猝不及防，中弹负伤。先头部队大部被歼，罗顺辅率残部败退回城。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陆续赶来，当夜将城子街团团围住。第二天上午9时，北满民主联军开始攻城。

    曾琪举起望远镜一看，四面八方黑压压的全是共军。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只好固守待援。全团只有四门山炮，先头部队把两门炮和大部分炮弹丢到城外去了。

    曾琪命令炮兵轰击。两门炮，还有一门打不响，炮弹也不多了，急得他团团转。罗顺辅躺在团部一张方桌上哼哼唧唧。曾琪一连向师部发了七八份电报，要求派兵增援，空投弹药。

    国民党被围城打援搞怕了，谁敢增援？只好派两架飞机空投弹药，弹药投下50箱，就有40箱飘出了城。

    到下午4点，炮弹打光了，子弹也差不多光了。曾琪见大势已去，只好下令投降。

    就这样，孙立人又丢掉了一个整团。

    当第6纵队主力围歼城子街之敌时，九台和农安之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1纵主力随即跟踪追击。第3师第7团先头部队追到卡伦，发现一辆吉普车由长春方向开来。7团战士立即隐蔽，准备战斗。

    吉普车开到离战士200米的公路上停住，车上跳下两个大高个子，举着望远镜和照相机，哇啦哇啦乱叫唤。

    “是美国佬，抓活的。”

    副连长王奉兴抱起机枪朝吉普车扫去，司机吓得一踩油门，掉头逃跑了。丢下两个美国人当俘虏。

    一个叫柯林士，少校军衔；一个叫芮克，上尉军衔。他们成了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铁证。还被毛泽东写进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2月28日，第6纵队及独2师包围了德惠。第1纵队、第2纵队及独1师、独3师共8个师的兵力，摆在德惠至长春之间，准备打援。

    第二日拂晓，第6纵队主力在扫清了德惠外围之敌后，开始攻城。由于攻城经验缺乏，结果久攻不下。

    德惠守军新1军第50师，一面利用“城塞堡垒”（即在城市内修许多互相连通支援的堡垒，用地下电话联系）顽强抗击，一面向杜聿明求援。

    杜聿明把进攻临江遭到重创的第91师调回四平，命陈明仁亲率第71军主力第87师、第88师和3个保安支队北上，去解德惠之围。杜聿明对外虚张声势，宣称援军十万已经乘车北上。

    第6纵队一个团曾一度攻入德惠城内，结果被城里纵横相连的堡垒射出的火力大量杀伤，不得不退出城外。此时“十万援军”北上和孙立人主力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杜聿明下令打开小丰满水库，使结冰的松花江灌满水，企图断绝东北民主联军的退路。

    林彪很想吃掉德惠守敌，只差一口就吃掉一个整师。可是他不能因小失大，使十几万大军陷于被动，于是他的马鞭无力地挥了挥：“撤！”

    北满民主联军撤回松花江北岸后，杜聿明为了给垂头丧气的将士们打气，乘机宣传“战果”，在报纸和电台上宣称：“德惠大捷，歼灭共军十万！”

    好久没听到好消息的蒋介石欣喜若狂，竟越过杜聿明，直接命令正在追击前进中的新1军和第71军，乘胜追歼江北共军。

    杜聿明得知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内容，感到事态严重。他心里明白在德惠共军不过损失了千把人。于是连忙打电话给孙立人和陈明仁，命令他们立即回撤。孙立人和陈明仁却坚持要渡江追击。

    杜聿明没办法，只好亲自赶到德惠劝阻，他说：“共军是主动撤回江北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兵力并不多，有卷土重来之势。你们赶快撤回原地，准备对付共军下次进攻。”

    孙立人和陈明仁，这两个因“远征”出了名的狂人，听此才同意撤军。

    当天，杜聿明连夜赶回长春。这时林彪主力已经第三次南下，渡过了松花江。杜聿明的车队在路上与民主联军先头部队遭遇，双方交火。杜聿明命令小汽车冒险冲过封锁线，随行的大卡车全部被截住了。

    杜聿明逃回长春，立即命令新6军和第13军火速北上，应付长春危局。

    同时，孙立人和陈明仁立即收缩部队，分别退守德惠和农安两座孤城。

    国民党军从松花江畔慌忙回撤时，三下江南的北满主力开始迅猛追击。3月9日，林彪得知敌第88师在靠山屯附近，正向农安撤退，决定迅速奔袭，围歼第88师。

    第1纵队当时距预定歼敌位置郭家屯有140里，而敌人从靠山屯至郭家屯只有80里。部队渡江三天来，远距离奔袭，先后打了十几次小仗，战士们非常疲劳。政治工作干部千方百计鼓舞士气，身强力壮的士兵组成“双枪队”，一人背两支枪。文艺兵沿路打快板，唱顺口溜：“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南满砍破他的头，北满斩断他的腰；让他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3月12日拂晓，北满民主联军主力准时到达指定位置，将行动缓慢的敌第88师全部和第87师一部包围在郭家屯西南的姜家屯附近，战斗随即展开。

    第88师师长韩增栋惊恐万分，立即用无线电话向陈明仁报告：“军座，我们被共军包围啦！”

    “韩师长，你怎么用无线电通话？”陈明仁怒喝道，“怎么连普通军事常识都不懂？赶快关机！改用密码电报。”

    “军座，我是迫不得已呀！”韩增栋嚷道，“88师全部，还有87师一部全被包围啦！”

    “赶快组织突围！”陈明仁道，“农安周围也有大量共军活动，援军出城肯定要遭受共军坚强阻击。现在你只有率部突围，突围！唯此一途，别无选择！”

    韩增栋还想说什么，发现信号已经中断。他气得将话筒狠狠一摔，转身从墙上取下一顶钢盔戴在头上。他见幕僚们怔怔地望着他，不禁大怒：“你们等死吗？还不快准备突围！”

    幕僚们如梦初醒，师部立即乱成一团，收拾地图，烧毁文件，搬运通信设备。韩增栋望着狼狈不堪的部下摇了摇头，然后转身朝门外奔去。四五名参谋和警卫立即尾随而去。韩增栋突然转身，怒喝道：“滚！”

    部属们吓得立在原地不知所措，只见韩增栋截住一辆装甲车，钻了进去。装甲车如飞地向南奔去。他们才一哄而散，各自逃命。

    黄昏时战斗结束，除韩增栋率少数人逃走，第88师全部和第87师一部被全歼。

    林彪坐在一张木椅上，面无表情地听着各纵队负责人汇报战绩。民主联军总部和以前一样，不过是一座十分简陋的农家小院。这个精干的游动指挥机构，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像一艘灵活机动的舢板，总是选择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停泊。

    纵队指挥员们的大嗓门震得薄薄的窗纸扑扑颤响。林彪站起身，屋内顿时安静下来。林彪缓步踱到地图前，背对着大家，声音很低地说：“松花江即将解冻，新6军和13军被调出了南满。陈云、肖劲光可以松口气了。现在还不到与杜聿明决战的时机。不过，快了。立即行动，撤吧。”

    北满主力三下江南，包围农安和歼灭第71军第88师的同时，杜聿明慌忙将进攻临江的新6军、第13军北调解农安、德惠之围，南满民主联军趁敌后方空虚，乘机发起反攻。3月上旬，第3纵队和第4纵队主力截断了通化与沈阳的交通线，并将孤守通化的第52军第195师重重包围。

    廖耀湘与石觉主力匆匆赶到北满时，第88师已经在靠山屯附近被全歼，东北民主联军主动回撤。此时，在长春的杜聿明不得不回身去扑灭已经熊熊燃起的后院之火。沈阳长官部的告急电雪片般飞来。通化第195师危在旦夕！金川、辉南、柳河、桓仁、集安五座城池已被南满民主联军攻占！梅河口、海龙等重镇相继告急！

    杜聿明见松花江即将解冻，北满民主联军再下江南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命令新6军和第13军火速回返，去解通化之围。

    郑洞国亲自到抚顺营盘车站，指挥7个师东进，一来解通化之围，二来与临江民主联军决战，企图凭此一举荡平南满“共匪”，永消后患。

    郑洞国和石觉认识到此次作战计划，网张得太大，易被各个击破，重蹈前三次进剿临江之覆辙。因此，他们私下议论，觉得应以解通化之围为目的。通化之围一解，见好就收，不必穷追。石觉出发之前对郑洞国说：“<u></u>桂庭兄，杜长官胃口太大，南满共军战术灵活多变，比狐狸还狡猾，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哇。此番上前线，一定要慎之又慎。”

    “松花江即将解冻，共军‘南拉北打’的战术不能奏效了，这是此战不同以往的地方。但是，我们只以解围为目的，不可孤军深入。”郑洞国说，“你老兄没少吃过苦头，这次可要小心啦。”

    “现在是去解195师之围，俗话说‘救人如救火’，”石觉说，“不急不行啦！”

    “解围当然要急。”郑洞国说，“我是指解围之后。”

    “仁兄意图，我心领神会。”石觉微笑道，“请放心。”

    南满根据地的严冬已经过去了，银装素裹的长白山露出一块块黑斑。冰雪开始融化，一条条被冻住的河沟渐渐缓过劲来，挣脱冰的束缚，涌出活泼的溪流，汇在一起，于是又有了奔腾不息、汹涌澎湃的江河。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实现“四保临江”的战略目的，南满民主联军成立了以曾克林和韩先楚为正、副总指挥的“前指”机关。

    韩先楚在马背上已经酝酿好了作战计划，因此，他一下马，就走进“前指”作战室，便对曾克林说：“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已经瞅住了杜聿明一根手指头。”

    “你是不是说石觉的89师？”曾克林问。

    韩先楚朝墙上的作战地图一看，兴奋得大叫起来：“英雄所见略同！”

    地图上已经标好了围歼第89师的作战计划，曾克林指着歪石砬子的位置，说：“89师的最佳墓址。”

    第52军第89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加过远征军，战功卓著，近来在热河对付共产党出过些小风头。初来辽东，还没尝过民主联军的厉害，加上代理师长张孝堂年轻气盛，因此，第89师的行动与其他部队不同。其他各路部队谨小慎微，走一步、看一步，生怕钻了民主联军的口袋，中了埋伏，唯独张孝堂这一路长驱直入，气势汹汹。

    4月1日，第89师与第4纵队第8师担负“牵牛”任务的小部队遭遇，张孝堂命令先头部队迎头痛击，结果民主联军“不堪一击，望风而逃”。张孝堂以为是游击队，命令“继续赶羊”。结果那群“惊慌失措”的“羊”，被一路赶到歪石砬子山谷。当“不堪一击”的“羊群”，突然变成凶猛的“拦路虎”时，张孝堂这才慌了：原来中了诱敌深入之计！

    4月3日，南满民主联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对钻进歪石砬子山谷袋形阵地的第89师全部和第54师一部展开围歼之战。战斗从拂晓前开始，至黄昏时结束。

    第89师和第54师第162团被全歼，张孝堂以下7000人当了俘虏。

    其他各路得知第89师被歼的消息后，惊恐万状，纷纷回撤。

    临江根据地又一次安然无恙。

    4月7日，陈云总结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经验，致电民主联军总部，要求南满北满协同作战，统一行动，以求更大战果。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形势骤变，攻守之势易手。东北民主联军率先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第五章 黑土狂飙

    <h3>五路攻势</h3>

    第89师在歪石砬子山谷遭民主联军全歼的消息传到沈阳，杜聿明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他把自己关在作战室，不准任何人进去，连每天为他看病的大夫也不例外。

    参谋长赵家骧对此不知所措，在作战室门外来回踱步。他望着大院里满地凋落的桃花，喟然长叹：“这个春真没开好哇！”

    勤务兵端着晚饭看着赵家骧。赵家骧挥了挥手，没说一句话，勤务兵只好没趣地退下去。这时赵家骧突然想起了郑洞国，于是自作主张将郑洞国召回沈阳。

    郑洞国赶到沈阳杜聿明官邸时已是凌晨4点，卫兵立即通知赵家骧。赵家骧一直在等郑洞国的消息，听到卫兵来报，立即快步到门外迎候。

    汽车开进大院，郑洞国躺在车里睡着了。副官说：“郑副长官，到啦，醒一醒，到啦！”

    赵家骧见这副光景，走到汽车旁，将副官推开，钻进车子，大声叫道：“桂庭兄，醒一醒！”

    郑洞国缓缓坐起，揉了揉眼睛，说：“这一觉睡得真死啊，差点儿就起不来啦！”

    赵家骧知道他是话中有话，于是说：“杜长官有病，既不吃饭又不就医，东北危矣！”

    郑洞国钻出车子，与赵家骧并排走进长官部，他们边走边议论东北战局。郑洞国认为“南攻北守”战略的失败，在于松花江结冰，北面兵力单薄，江防要塞失去作用，共军来去自由。赵家骧认为东北目前面临的危局，并不是由“南攻北守”战略引起的，而在于战地指挥官被动保守，致使南面攻不下、北面守不住。

    两人都认为兵力不足是“南攻北守”战略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南面攻不下，于是调北面的兵力南下；北面守不住，又调南面的兵力北上。国军北上南下，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结果两面吃亏。

    郑洞国推开作战室的大门，见杜聿明伏在沙盘地图上插红、蓝两色的小三角旗。那副全神贯注的样子，使郑洞国想起远征缅甸丛林时坚毅果断的杜副总指挥。郑洞国怀疑赵家骧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他认为不吃饭、不就医、自暴自弃的人绝不是杜聿明。

    杜聿明是不会垮的。

    “光亭兄。”郑洞国亲切地唤道。

    “桂庭？”杜聿明抬起头，“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

    “我连夜驱车几百里，赶来陪你聊天，解解闷。”郑洞国指着沙盘说，“玩玩沙盘对抗也不错。”

    杜聿明心领神会，说：“好吧，我是共军，你是国军。”

    杜郑二人进行了20分钟沙盘对抗，结果共军处处占尽先机，而国军到处被动挨打。

    杜聿明说：“共军如果从长春以西、吉林以东、郑家屯以北、通化西北和冀察热辽五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势，国军就危在旦夕啦！”

    郑洞国说：“为了应付危局，国军至少要增加两个军。”

    “你明天就坐飞机到南京，将东北实情告诉老头子，让他向东北增调两个军。”杜聿明顿了一会儿，说，“至少要把热河方面的第53军归还东北建制。”

    郑洞国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将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危险局势作了详细汇报。蒋介石听得眼睛发直，半晌才说：“我原以为东北比关内各战区形势要好，光亭为我独当一面，让我少操了不少心，没料到会是这样。我太乐观了，对东北形势的估计太乐观啦！”

    “为挽救危局，当务之急是向东北至少增援两个军的兵力。”郑洞国道。

    蒋介石瞪大眼睛望着郑洞国，像不认识似的。郑洞国知道调两个军<bdo>..</bdo>到东北肯定不现实，于是说：“起码要将第53军归还东北建制。校长，否则，东北的局势将无法收拾。”

    “东北固然重要，可是南京更加重要。山东陈毅、中原刘伯承、陕北彭德怀都跟林彪一样难以对付。关内各战场都陷于僵局，都需要增加几个军的兵力才能打破僵局、压倒共军。哪里都抽不出兵力，都跟共军处于僵持阶段。现在不仅不能向东北增调两个军，就是第53军也不能归还建制。”蒋介石激动地说。

    郑洞国又去见国防部长白崇禧，白崇禧不等郑洞国把话说完，便说：“去年我去四平前线视察，形势可不是你说的这样，当时东北战场是最鼓舞人心的。不到一年嘛，怎么会这样？你夸大了事实吧？”

    郑洞国将四平战役之后，东北形势的演变一五一十说了个详详细细，最后生气地说：“如果东北守不住了，华北也会完蛋，唇亡齿寒！”

    “即使丢了东北，也不能丢了华北。”白崇禧坚持认为华北比东北更重要。

    郑洞国明白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在白崇禧心中的分量，他们都是桂系的。郑洞国与白崇禧的谈话当然不会投机，因而不欢而散。

    杜聿明与郑洞国预演的沙盘游戏真的成了现实。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在杜聿明估计的五个方向同时发起强大攻势。面对共军的攻势，国军只能竭尽全力勉强应付。

    5月14日拂晓，长途奔袭的民主联军第2纵队主力，突然包围了怀德。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乘一辆吉普车，匆匆赶到怀德城外的一座山下。第4师师长胡继成立即报告：“敌人都龟缩在城内，外围只有几个小据点，全被包饺子啦，一个都没有跑掉。”

    “好得很！”刘震笑道，“准备一锅端了他。”

    吴法宪问：“城里的敌人到底有多少？搞清楚没有？”

    胡继成道：“我立即组织侦察分队，到外围据点里抓俘虏。”

    “掏地耗子是你们师特务连的拿手好戏。”刘震笑道，“争取逮个上尉以上的，别净逮一问三不知的。”

    “明白！”胡继成跨上战马，飞奔而去。

    第4师特务连在师长胡继成的周密部署下，于当日夜间摸进了一个地堡，逮住了十几名俘虏，一审，得知邻近一个据点有个上尉连长。于是侦察连又悄悄到据点附近，发现据点警戒严密。侦察连副连长下令袭击，甩了几枚手榴弹就冲进了据点。上尉连长被从床上揪了下来。

    胡继成亲自审问，很快查明怀德守军为新1军第30师第90团、保安第17团和骑兵第2师一部，共5000人。

    怀德城防异常坚固，护城壕宽七八米，深三四米，护城壕外是屋脊形的铁丝网，城墙上明碉暗堡密密麻麻，城墙四周全是开阔平坦地段，不便隐蔽接近。

    刘震将怀德敌情立即向总部汇报。总部参谋长刘亚楼回电说：

    <small>目前敌人四处挨打，不可能抽出大量援兵北上，你们放心围歼怀德守敌。第1纵队即将在怀德以东警戒长春来援之敌，第2纵队第5师应部署于怀德西南，准备阻击四平来援之敌。</small>

    怀德守军新1军第30师第90团团长项殿元见城外密密麻麻全是共军，心慌意乱，不知是死守孤城好，还是冒死突围好，犹豫不决。5月15日，孙立人从长春来电，命令项殿元率部突围。不久，杜聿明从沈阳来电，命令怀德守军坚守待援。

    援军分两路向怀德疾进：一路由长春出援；一路由四平出援。

    5月15日，刘震、吴法宪向总部报告，攻城准备已经做好，要求迅速攻城。刘亚楼向林彪报告：“林总，2纵已做好准备，是否下令攻城？”

    “先等一等。”林彪说，“要算一算，攻城事小，重在打援。”

    5月16日凌晨，第2纵队终于得到总部命令，可以于当晚攻城。此时，敌两路援军已经逼近。特别是四平来援之第71军第88师，在师长韩增栋指挥下行动尤其迅猛，炮弹已经落在了第2纵队第5师阻击阵地上。

    16日晚7时，刘震正式下达攻城命令。

    民主联军几百门大炮同时开火，怀德城防迅速瓦解。敌人被空前强大的炮火震慑了。仅半小时，第2纵队第6师1个团就冲进了城里，与敌展开激烈巷战。

    至17日凌晨，经过一夜激战，怀德守敌大部被歼。仅第90团团长项殿元率残部400余人，固守在城北关帝庙和大烧锅院内。由于工事坚固、地势较高，加上敌火力集中，第4师两次攻击均不奏效。胡继成命令停止攻击，同时调集炮兵准备给予守敌毁灭性打击。

    这时，刘震接到总部命令，除留1个团继续围歼怀德守敌外，其余部队立即向西南转移，准备与第1纵队主力一起围歼四平来援之敌第71军主力。

    第1纵队将阻击长春来援之敌的任务交给独1师，然后迅速南下，至大黑林子一带预设口袋阵地，准备围歼第71军第88师。

    17日中午，第71军第88师和第91师进入大黑林子民主联军预设口袋。韩增栋曾于两个月前面临过同样局面，第88师当时在靠山屯几乎遭全歼，那次他率少数人侥幸逃脱，重新组建的第88师不到两个月又重蹈覆辙，再次遭到歼灭性打击。

    战斗自17日中午开始，至18日下午2时结束。民主联军全歼第88师全部和第91师大部。第71军参谋长冯宗毅、第88师师长韩增栋等800余人被击毙，5000余人被俘。

    当第88师全师覆没时，第71军军长陈明仁不知真相，仍率第87师前往增援。陈明仁到公<dfn></dfn>主岭，接到杜聿明电话，才得知第88师已被全歼，于是连忙将部队撤往辽河南岸。

    陈明仁刚离开公主岭，民主联军先头部队便进入了第71军原宿营地。迫击炮弹一度炸坏了小汽车的轮胎，陈明仁跳上一辆吉普车，仓皇逃走。

    5月20日，沈阳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躺在卧室里，满脸沮丧。他刚服过安眠药，想平静地休息一会儿，可是怎么都睡不着。他突然心血来潮，从床上爬起，走到收音机旁，将频率调到共产党控制的哈尔滨台。

    收音机里冒出亲切的女声：“记者顷于前线某地会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将军，前线各地捷报不断传来。林总司令拿着刚收到的我军本日收复公主岭的捷报，含笑以回忆的神情对记者说：‘去年的昨日我们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们消灭敌人两个师；去年今日，我们刚离开公主岭，今天我们又收复公主岭，恰恰是一周年了。’”

    收音机还在播林彪对战局的评论，杜聿明突然想起了四平。他立即打电话给参谋长赵家骧：“赶快通知陈明仁，加强四平防御工事，收缩部队，共军下一步的攻势，可能是四平，不，肯定是四平。”

    “是，我立即通知71军。”赵家骧说，“南京方面已发去三份急电，仍无回音。”

    “看来，老头子是不想增援东北啦！”杜聿明说，“我们必须收缩战线，固守大的战略要点。沈阳、长春也要早作打算，加修城防工事。”

    <h3>血战四平</h3>

    北满民主联军主力于5月21日逼近长春近郊，并一度占领飞机场。长春城里经常能听到炮声，人心惶惶，美国领事馆匆匆撤离。当第1纵队主力正在攻打长春西关大兴桥时，接到总部急电：

    <small>火速南下，包围四平。</small>

    5月22日，第1纵队主力与第6纵队、邓华纵队等相继进抵四平城下。四平守将陈明仁见民主联军来势凶猛，而第71军的精锐部队几乎全被歼灭，当时四平主要是些杂牌保安部队，如果民主联军立即发起攻势，四平肯定是守不住的。陈明仁想撤退，但率这些杂牌部队出逃，可能会出现混乱局面而无法收拾。加上民主联军最擅长远距离奔袭，若在路上遭到截击，就可能要全军覆没。两相比较，与其撤还不如守。

    陈明仁对林彪的战术也摸透了。围城打援，围城的兵力少，而打援的兵力多，在围城时向来先扫清外围据点，把包围圈缩得小小的，再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攻一两个突破口。如果林彪仍沿用老路子打四平，那么四平就有救了。当民主联军开始扫清外围据点时，由于投入的兵力不多，起码需要半个月，而这半个月陈明仁可以从容整补第71军被歼灭的第88师，加强城防工事。

    陈明仁在抗战期间以打胜仗闻名于世。日本人守城很有办法，陈明仁为了克敌制胜，曾经研究过日军的各种攻守战术。现在陈明仁想借用日军守城的方法来对付林彪。

    林彪果然沿用旧战术，首先分兵攻打四平周围城镇，单单不打四平，给了陈明仁20天时间。20天后的第71军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比以前更难对付。陈明仁将士兵置于只能死守、无法后撤的阵地上，使不想拼命的人也不得不拼命。这就是兵法上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林彪对国民党军的各种战术也是了如指掌的，他认为这些战术在自己的战术面前不值一提。但他没料到陈明仁会抛弃国民党军的传统战术，搞了日本人那一套。恰好林彪在抗战期间没打过攻坚战，对日本人守城那一套没见识过。

    6月14日，民主联军终于彻底扫清了四平外围据点。林彪在双城致电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令其担任攻城总指挥。原定攻城时间为下午2时，结果天降倾盆大雨，炮兵阵地因雨水浸泡，土质松软、塌陷，不得不冒雨加固阵地，至黄昏时大雨方停。

    暮色快要降临了，城外的景致一片模糊，陈明仁举着望远镜最后一遍察看民主联军的阵地。

    “军座，看架势，共军今晚可能要攻城。”第87师师长熊新民担忧地说。

    “立即传令下去，注意隐蔽，共军马上就要开炮了。”陈明仁放下望远镜说。

    熊新民说：“军座也下去吧，共军的炮火今非昔比，比当年日本人的火力还要猛。”

    “我要亲眼看一看共军的火力到底有多猛。”陈明仁立在城墙上平静地说。

    晚8时，大地开始颤抖，隆隆炮声震耳欲聋，暗淡的天色突然被炫目的弹道映亮。陈明仁立在城墙上，炮弹在四周不断爆炸。

    “军座，太危险啦！”熊新民从掩体中蹿出，将陈明仁强行拖走。

    “共军的炮火太强大了，”陈明仁感叹道，“我打了二十多年仗，这是第一次见识如此猛烈的炮火。唉！林彪的翅膀硬啦！”

    蒋介石接到陈明仁的告急电，异常震惊。民主联军十几万人围攻四平，国民党守军只有3万多人，且大部为战斗力较弱的地方保安部队。四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倘若四平失守，不仅切断了中长线，而且会使长春、吉林等城陷入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当即电令杜聿明，限他于6月30日以前必须解四平之围。

    此时，杜聿明的病情已经加重，他将郑洞国召去，强撑着病弱的身体来到作战室。他指着沙盘地图伤感地说：“桂庭，我们俩不久前玩的游戏真的变成现实啦！”

    “光亭兄，校长命我们6月30日前解四平之围。”郑洞国说，“如果沈阳部队倾巢出动，南满共军将乘虚而入，威胁沈阳。”

    “是呀，我们必须先‘扫荡’本溪共军，确保沈阳安全，才能北上解四平之围。”杜聿明说，“我身体不行，想让你帮我挑这副担子，先南后北，击溃本溪共军后北上夹击四平共军。”

    “此计虽妙，但关键在于陈明仁能不能支撑到6月27日。”郑洞国说，“否则，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全局危矣！”

    “也只能背水一战啦！”杜聿明无可奈何地说，“赌注就押在陈明仁身上，成败在此一举。”

    6月20日，郑洞国亲率第53军主力，经过激战攻占了南满第4纵队守卫的本溪，巩固了沈阳门户。郑洞国随后赶到铁岭，部署兵力，开始北上解四平之围。

    同时，孙立人率新1军主力由长春南下，企图配合郑洞国，南北夹击，与民主联军主力决战于四平城下。

    此时，四平战斗正酣，到处是枪炮声，到处是白刃肉搏的场面。尸体堆满了街巷，血浆在烈日下凝固，像铺了一层红色地毯。战斗之惨烈泣鬼惊神。

    根据林彪的作战计划，必须在三至五天内拿下四平。总攻的第一天，民主联军便迅速突破四平城墙，冲入市区。

    刘亚楼兴冲冲地将前线发来的战报告诉林彪：“号称铜墙铁壁的四平城防被一举突破！”

    林彪悠闲地踱着步，对刘亚楼说：“放手让李天佑指挥作战。”

    三五天很快就过去了，四平仍在激战，李天佑的第1纵队伤亡太大，不得不退出战斗。第6纵队司令员洪学智接替指挥。第6纵队和邓华纵队继续战斗。林彪再也无法悠闲，开始皱起了眉头，并且让刘亚楼密切关注和严厉督促部队作战。

    四平之战越来越残酷，国民党两路援军，南北对进逐渐逼近。民主联军不得不加强攻势，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四平城区铁路以西地区已被民主联军全部占领。陈明仁的军部核心阵地也被突破，他的胞弟陈明信当了俘虏。陈明仁率残部继续坚守路东地区。眼看2万守军伤亡过半，陈明仁电告杜聿明，准备“以身殉国”。

    激烈的巷战从15日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陈明仁对巷战也有高招。他让人趴在过街天桥上，往街道撒黄豆，使冲过来的民主联军战士纷纷滑倒。然后街道两旁的楼房里伸出黑洞洞的枪口，于是街道上躺满尸体，淌满鲜血。

    陈明仁的这一招曾在淞沪抗战中，对付过日本人。

    巷战持续了11天，仍无结果。尽管陈明仁已经做好了“以身殉国”的打算，第71军确实顶不住了。但洪学智、邓华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国民党两路援军已经与担任打援的部队接上火了，而四平还有半座城在陈明仁的手里。

    刘亚楼认为再坚持一两天，战局就会朝有利于我方的方向转化。

    林彪反问道：“如果，一两天内拿不下四平呢？”

    刘亚楼还想辩解，林彪已下了决心：撤！

    这一撤，救了陈明仁的命。其实，郑洞国和孙立人都被“围城打援”搞怕了，行动非常谨慎，走一步看三步。民主联军完全有足够的时间给四平守军最后一击。

    但是，林彪比郑洞国还要谨慎，他怕拿不下四平使全军陷于被动，因此，主动撤离战场。

    6月27日，谨小慎微的郑洞国，通过无线电侦察，发现中长路以东近日来十分频繁的电波忽然终止了。由此，郑洞国判断共军主力正在转移，于是放开胆子开始向四平方向进击。

    林彪对撤退战术尤其精通，他从山海关一直撤到松花江，每回都能在危险境地将主力安全转移，使时刻想寻他决战的杜聿明次次扑空。今非昔比的林彪更显得从容不迫，只虚晃一枪，假装围歼新6军，就将郑洞国主力调开了。然后，民主联军分批撤出战斗。

    6月30日，蒋介石接到四平已经解围的电报，惊喜道：“真是奇迹！陈明仁以劣势兵力顶住了比他强大六七倍的共军的攻击，这是黯然失色的黄埔将领中出现的希望之光。让陈明仁偕夫人到南京，我要亲自为他授勋。”

    当陈明仁偕夫人到南京时，多疑的蒋介石听信了陈诚的谗言，不仅未能重用陈明仁，反而剥夺了他的兵权，给了他一个参议的闲职。当时有人举报陈明仁伙同部属贪污了大批库存的粮食。那是巷战正酣之时，陈明仁为了在城中抵挡潮水般的民主联军，情急之下打开仓库将一袋一袋粮食搬到街上筑垒工事。一些装有黄豆的麻袋使陈明仁得以“撒豆成兵”。据说战后这些粮食再也没有入库，而是被私分了。陈诚为何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呢？

    原来，陈诚嫌参谋总长的职务没有实惠，加上他在关内指挥作战屡战屡败，想到东北出出风头，同时可以捞点实惠。他认为杜聿明、陈明仁是他做“东北王”的障碍，因此，设计将他们“请”出了东北。

    7月8日，杜聿明在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打击下，病情加重了，以重病之躯是无法应付东北日益混乱的局面的，加上国内舆论的压力，杜聿明决定离开东北，到美国治病。

    杜聿明到上海后不久，恰逢母亲的生日。他没料到宋美龄亲赴上海祝寿，感动之余，接受了宋美龄的挽留，取消了出国的计划，以待康复之日，为蒋介石再度效命疆场。

    8月3日，陈诚正式接替熊式辉的职务，并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陈诚来到东北，使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大大加深了。

    第71军的将领全是陈明仁一手培植起来的。陈明仁一走，这些将领纷纷给老首长写信，向陈明仁表示，绝不与陈诚合作，白为陈诚卖命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陈诚还先后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第52军军长梁恺和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刘玉章，以及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自己的心腹接任。

    赵家骧劝道：“总长将保安支队司令全部撤换，他们会率部叛变投奔共产党的。”

    陈诚口气强硬地说：“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

    陈诚大肆扩充军队，准备露一手给蒋介石看一看。不到一个月，他将东北的部队扩充到14个军，4个兵团，共54万人。陈诚准备打仗了，他认为杜聿明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扫清沈锦线以西的共军。

    因此，陈诚的第一仗就选在沈锦线以西地区。

    9月9日，陈诚命刚由苏北调来的第49军和由华北调来的第43军及暂50师、暂22师等部共5个师的兵力，进剿锦州以西的冀热辽根据地。

    在陈诚扩军备战的同时，民主联军方面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将大批地方武装编入野战部队。到1947年9月，野战部队共发展到9个纵队、27个师、10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另组成了1个炮兵司令部（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辖4个炮兵团，共29万人，加上地方武装22.7万人，总兵力为51.7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序列如下：

    民主联军总部（总司令兼政委林彪，副总司令周保中、吕正操、肖劲光、黄克诚，副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伍修权，政治部主任谭政）直属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司令部，护路军，独立第2师、第4师、第5师、骑兵师。

    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辖第1、第2、第3师；

    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第4、第5、第6师；

    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辖第7、第8、第9师；

    第4纵队（司令员胡奇才、吴克华，政委彭嘉庆）辖第10、第11、第12师；

    第6纵队（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辖第16、第17、第18师；

    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辖第19、第20、第21师；

    第8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道生）辖第22、第23、第24师；

    第9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第25、第26、第27师；

    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辖第28、第29、第30师。

    为了加强组织指挥，设立了2个前方指挥所：辽东军区前指（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萧华），指挥第3纵队、第4纵队等部队作战；冀察热辽军区前指（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第8纵队、第9纵队等部队作战。这是兵团的雏形。

    9月13日，程子华、黄克诚率第8纵队、第9纵队和独..1师等部，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将敌先头部队暂50师的两个团歼灭于梨树沟门。敌暂22师闻讯后，急忙掉头东逃。民主联军跟踪追击，15日深夜，第8纵队第23师于杨家杖子地区追上敌人，趁敌立足未稳当即展开攻击。

    程子华命第8纵队第22师、独1师迅速赶至杨家杖子，加入围歼暂22师的战斗。总攻于16日下午2时开始。当夜，第8纵队第24师在歼灭梨树沟门之敌后也加入战斗。

    暂22师师长龙泽汇立即向陈诚求援。陈诚命王铁汉率第49军火速驰援。王铁汉初来东北，与陈诚的心理一样，想寻民主联军主力决战。当第49军进至虹螺岘时，暂22师已经被歼。王铁汉以为抓住了共军主力，督师向杨家杖子地区疾进，一头扎进了民主联军的口袋形阵地。战斗于21日上午开始，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第49军军部、第79师、第105师师部及所属4个团，共12，000人。王铁汉率200余名残兵化装逃脱。

    陈诚初显身手就挨了当头闷棒，不仅没有肃清锦沈线附近的民主联军，反而使民主联军乘胜前进，截断了北宁线。对陈诚心怀不满的军政官员编了一个顺口溜，趁机挖苦讽刺：“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意思是说北宁线只剩下沈阳附近一段了。

    为了打通北宁线，陈诚请求华北傅作义的部队配合行动，傅作义立即派侯镜如率第92军和第104军北上。陈诚则派廖耀湘率新6军南下。结果傅作义的部队顺利打通了北宁线南部的锦承段，而陈诚的部队遭到重大挫折才勉强打通沈锦段。

    陈诚到东北就是想打几个胜仗，出出风头，没想到自己出师不利，反倒给了傅作义一个出风头的机会。

    北宁线虽然被打通，但陈诚却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境地。为了加强南线作战，他把新1军由长春调到沈阳，把新6军主力调到锦州和锦西，使中长路兵力单薄，而中长路附近有林彪的主力近30万人。

    <h3>秋风扫落叶</h3>

    1947年10月1日，林彪针对中长路四平至铁岭段敌防守空虚之际，集结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10共7个纵队和大量骑兵、炮兵部队发动秋季攻势第二阶段作战。

    在杨家杖子围歼战激烈进行之时，林彪伏在军用地图上思考了整整一天。他交代过，任何人不得进他的房间。

    刘亚楼难得有独自指挥作战的机会，在这一天他十分开心，所有作战计划、命令下达、督促执行全由他一人包揽。事后林彪对此也十分肯定，认为刘亚楼是个天生的军事家。

    林彪是傍晚把刘亚楼唤进房间的，他指着桌上的地图说：“没有意见的话，就照此执行吧！”

    刘亚楼见地图上已标好了整个战役计划，这就是林彪思考一天的结果。林彪低声说：“此次作战方针是：以远距离奔袭包围的手段，对四平、铁岭地段之敌，进行联合的、秘密的、远距离的大奔袭，求得抓住分散守备之敌，以各个击破之，达到歼灭敌53军和扩大地区的目的。”

    9月27日，刘亚楼向各部队下达了命令：

    担任包围敌第一线据点的部队务必于29日下午出发，30日拂晓进到距敌80里外隐蔽集结，10月1日上午包围敌人；担任包围敌纵深据点之部队，则于1日晚抵达指定位置。所有部队的行动均必须秘密，求得突然包围敌人，而后再发起攻击。

    部队开始行动后，由于第3纵队第8师过早逼近了敌人，使西丰、孤榆树、莲花街及叶赫站等地之敌相继逃跑。其他各地之敌也警觉起来。针对这一敌情变化，刘亚楼建议把作战时间提前一天。

    10月1日，各路部队几乎同时与敌接触。首先发起战斗的是韩先楚的第3纵队，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毫无准备的威远堡守敌第53军第116师主力展开了围歼之战。当日下午2时开始攻击，激战19小时，全歼第116师主力。

    第7纵队第21师一昼夜强行军160里，于10月1日突然包围法库守敌，经两小时激战，全歼保7支队，俘虏1700人，创奔袭作战的模范战例。第7纵队主力和辽吉一分区骑兵部队在新民东段，大规模破袭铁路，并在公路上设障，以阻止新6军北返。

    陈诚见开原、铁岭相继告急，慌忙调四平新1军乘汽车南下解开原之围。

    10月2日上午10时10分，林彪突然变更作战计划，命令第2纵队由四平西北南下，与第1纵队协同，于双庙子地区阻击新1军；命令第6纵队主力两个师向公主岭进击，另1个师钳制新1军于郭家店；以独2师包围昌图车站守敌，吸引新1军，并准备在昌图以北将敌阻住，以造成主力歼灭开原之敌的有利条件。

    10月3日，新1军先头部队新38师4个团进抵双庙子地区，被第2纵队主力击溃，慌忙回窜四平。昌图守敌因独2师包围不严，会同敌第195师一同逃往开原。

    10月6日，刘亚楼正式下达围歼开原守敌的命令。为阻击新6军北返，命令第7纵队主力和赵、曾骑兵部队继续彻底破袭北宁线新民段铁路。

    刘亚楼曾于9月28日明确指示第7纵队：“敌新6军能否迅速北返，关系我整个北线作战。7纵担任破袭任务的部队及所属赵、曾骑兵部队即日先行开动，大胆迅速不怕暴露，必须于10月1日前切实将黑山、新民段铁路彻底翻毁。”

    但是，赵、曾骑兵部队并未完成任务，误报破坏之铁路两个月内难以修复。而实际上敌人一天就修通了，致使新6军主力于10月7日返抵铁岭。因此民主联军不得不停止进攻开原的战斗。随后，北线民主联军分兵北上，扫除吉林、长春外围据点。

    西线民主联军于10月9日开始，向北宁线发起新的攻势，10月22日攻克号称“金城汤池”的朝阳城。

    秋季攻势自9月14日至11月5日，历时50天。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军6.9万人，收复城市15座，扩大解放区面积3.84万平方公里，使蒋军孤立于沈阳、长春等24座大中城市。

    秋季攻势结束后，民主联军开始休整。在此期间，由罗荣桓提议，经东北局讨论，要求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

    这时东北大地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罗荣桓和刘亚楼忙于整补部队和进行“诉苦复仇”教育。

    林彪对部队不闻不问，依旧关在房里，像和尚打坐似的做他每日的“功课”。罗荣桓为了不打扰林彪“面壁”，让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把所有工作一肩挑起。

    陈诚也在加紧整补、扩编部队。他以为冬季来临，严寒的气候会暂时阻止解放军的行动，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段时间他显得精神多了，整天昂首挺胸，看起来像高大了不少，尽管他是个矮个儿。

    参谋长赵家骧整天忧心忡忡，但他不愿说真话而自讨没趣。只有他知道东北的冬天意味着什么！寒冷的天气和厚厚的积雪阻止不了解放军，他们是一群“亡命之徒”啊！

    赵家骧面对窗外纷飞的大雪，独自喝着闷酒。他在心里暗暗咒骂陈诚：“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陈小鬼，你自以为比杜聿明高明，你得意去吧！这个冬天的大雪非把你活埋不可。”

    <h3>雪野鏖兵</h3>

    1947年12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开始了。第2纵队、第7纵队和第10纵队第29师冒着呼啸的北风和狂舞的大雪，向沈阳外围进军，突然包围法库、彰武等城，并以一部兵力向锦州、义县地区进击。第1纵队、第3纵队、第6纵队主力分别插入新民、法库、铁岭、沈阳之间，准备打援。第10纵队主力抵昌图、开原地区，第4纵队首先奔袭歼灭辽阳、本溪间分散之敌，后进至辽中地区，会同主力作战。

    12月16日，陈诚得知法库被围的消息后，异常震惊。他望着窗外在风中狂舞的树枝喃喃道：“今天的天气如何？”

    “西北风4至6级，气温零下20摄氏度至零下40摄氏度。”赵家骧回答道。

    “共军是佯攻，还是……”陈诚仍未清醒，话如梦呓。

    “杜长官马失前蹄就是在去年冬天。冬天是共军最猖狂的时候，因为我军将士要‘冬眠’，而共军全是亡命之徒。”赵家骧道，“快命令新6军和新3军驰援法库吧，晚了就完啦。”

    陈诚如梦初醒，亲自打电话给廖耀湘和李涛。赵家骧在一旁提醒道：“让他们在路上当心点，围城打援是共军惯用的战术。”

    17日，第2纵队主力奉命转向法库东南，从侧翼进击援敌新6军第22师。当日下午2时，于法库东南之娘娘庙、沙后所一带展开激战。由于第2纵队第4师轻敌大意，伤亡900余人，而未将敌歼灭。

    同时，第7纵队一部在法库以南大孤家棚子等地，歼敌新3军暂59师主力。

    陈诚发觉解放军主力集结于沈阳门户，严重威胁大本营的安全，急令新1军、第71军、第53军、新5军等分别由长春、四平、开原、锦州和辽南等地，调往沈阳、铁岭、新民地区，加强沈阳外围防御。

    当陈诚调兵遣将解法库之围时，解放军声东击西，以一个师佯攻法库，主力于12月23日突然包围了彰武，28日发起总攻，仅5个小时即围歼彰武守军第<var>?９９ｌib?</var>49军第79师共9000余人。

    彰武战斗期间，毛泽东电示林、罗、刘，指出：

    <small>现时到解冰期只有3个多月，在此期间如果我军只在许多战斗之间进行若干时间休息补充而不进行大休整，则估计可能利用冰期大量歼灭敌人，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农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small>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解放军放弃了冬季休整，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立即向沈阳周围的小据点扑去。一时间沈阳四周日闻炮声，夜起战火。市内军政官员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为了安定民心，给部下打气，陈诚在1948年元旦发表《告东北军民书》，声称：“……作战准备完成，东北危险时期已过。”

    陈诚的声明并非吹牛，他是受到了“自作聪明”的愚弄。根据飞机侦察和特务提供的情报，得知解放军第2纵队、第7纵队夺取彰武后，留在原地未动，自以为解放军在彰武之战中遭受重大损失，无力再战。因此，他的“作战准备”在元旦以前确实已经完成。当然，对于国民党来说“东北危险时期”不是“已过”，而是正在加剧。

    1948年1月1日，陈诚为了解除沈阳面临的威胁和法库、新立屯之围，调集5个军共15个师的兵力，在近100公里的正面呈扇形向沈阳西北推进。兵分三路：以新3军、新6军主力为右路，由沈阳、铁岭向沈阳西北进击；以第71军、新1军主力为中路；以新5军第195、第43师为左路，由新民向法库进击。三路大军，齐头并进。

    刘亚楼建议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较弱的左路，林彪点头默许。

    1月2日，新5军在第6纵队的引诱下进至公主屯地区。节节后退的6纵，突然组成一道坚固防线，在公主屯顽强抗击敌步、炮、空的协同攻势。新5军猛攻三天，仍然无法前进一步。这时解放军各纵队纷纷赶来。新5军军长陈林达见势不妙，向陈诚紧急电报，要求放弃原计划，退守巨流河。

    陈诚对改变原作战方案优柔寡断，举棋不定，耽搁了整整一天时间。郑洞国在一旁摇头不语，他已经看够了主帅的“英明果断”。只有赵家骧一个人干着急。

    当陈诚终于被赵家骧说动，采用退守辽河的方案时，新5军已陷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天罗地网中挣扎的陈林达，一遍又一遍地向陈诚、廖耀湘、刘安琪等求救。但廖耀湘虽离新立屯不远，却畏缩不前，不敢前去解围。

    刘安琪率第71军向左翼疾进，却遭解放军顽强阻击。解放军将雪堆起来，打结实，浇上水，构成“冰坝”，以此为阵地阻击援军。

    5日14时，第2纵队、第6纵队、第7纵队同时对敌发起猛攻，第3纵队切断后路。至6日黄昏，新5军大部被歼。陈林达率残部几千人逃至温家台妄图坚守待援。

    第2纵队第5师师长钟伟得知这一情报，用电话报告纵队指挥所。吴信泉和李雪三商量，反正陈林达已成瓮中之鳖，几千人龟缩于一个村庄，夜间攻击，易将敌人打散，抓不到俘虏，不如稳住敌人，连夜调集兵力严密包围，天明后抓俘虏。

    吴信泉将计划上报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当即得到批准。

    7日凌晨，钟伟请示要求发起攻击。吴信泉见温家台浓雾弥漫，炮兵无法瞄准目标，于是命令继续做好战斗准备，不可盲目冲锋。8点以后，大雾散去。60门大炮迅速校正射击诸元。8点40分，吴信泉一声令下，炮弹在敌群间不断爆炸，温家台乱成一团。李雪三趁机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喇叭队一齐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新5军军长陈林达见大势已去，继续顽抗只会作无谓的牺牲，于是下令投降。

    公主屯战役于7日下午结束，东北解放军一举全歼新5军第195师、第43师，共20，200人，其中俘军长陈林达以下13，000人。

    新5军被歼使蒋介石极为震惊。1月10日，蒋介石飞往沈阳。陈诚将责任推到部下身上，说将领不服从命令，要求惩办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和新6军军长李涛。

    当日晚蒋介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师以上军官全部参加。蒋介石满脸怒容，痛斥廖耀湘、李涛：“你们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新5军被围，你们近在咫尺，却按兵不动……”

    蒋介石气得声音发抖，说不下去。廖耀湘、李涛惊恐异常，他们没想到陈诚会拿他们作替罪羊。于是当即站起，申辩道：“校长，我们并没有接到援救新5军的命令呀，这实在太冤枉啦。”

    陈诚也站起来，三人相互争吵。到最后陈诚理屈词穷，只好无可奈何地说：“新5军被消灭，责任完全在我，不怪各将领，请校长按国法军纪惩办。”

    蒋介石见状，生气地说：“功过是非俟战争结束再评，现在仗正打着呢！”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为了表示他对党国的忠诚，信誓旦旦地说：“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如果共军攻破沈阳，我将以手枪自杀。”

    蒋介石离开沈阳后，陈诚认为东北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他想尽快脱身，跳出东北这个坑死人的冰窟窿。他让夫人谭曼意去南京走“内线”。谭曼意是宋美龄的干女儿，两个女人私交非常深。宋美龄经干女儿一缠，心动了，对蒋介石说：“辞修（陈诚的字）已经病得没法起床了，东北局面这样乱，赶快换个得力的人去应付。”

    “陈诚很令人失望，在东北跟各将领关系不和，是该换了。”蒋介石道，“可谁能扭转东北的危局呢？”

    “你看卫立煌怎么样？”宋美龄说。

    “看来也只有他了。”蒋介石叹道，“可卫立煌是个不听话的人。”

    卫立煌被召回南京，蒋介石让他去东北替换陈诚。卫立煌当即推辞，说：“东北非陈总长难以力挽狂澜，我何德何能，敢当此重任？”

    蒋介石见卫立煌推辞，便让张群、顾祝同等人当说客。卫立煌在各方压力下，只好说先到东北看看再说。

    谭曼意三番五次跑到卫立煌家，催他早日赴沈。

    “共军在东北凶得不得了，辞修卧病在床，无法应付，请卫将军早日起程接替辞修。”

    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非常反感，背后说：“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让别人去，这是什么心理？”

    1月22日，卫立煌飞抵东北。陈诚于2月5日带郑洞国一起飞往南京，让郑洞国在蒋介石面前做证，说东北的危局是因各将领不服从命令造成的，并非他陈诚指挥无能。

    陈诚逃离东北战场引起舆论哗然。特别是东北的高级军政人员和地方知名人士议论纷纷：“陈诚初来东北不可一世，到了紧要关头就溜之大吉，真是个大草包。”

    “他说与沈阳共存亡，沈阳陷落就以手枪自杀，原来是骗我们自杀，他才不自杀呢！”

    南京的舆论也越来越对陈诚不利，他只好请假到美国治病。刚到上海，正逢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白崇禧做军事报告时，台下代表纷纷站起，大喊：

    “杀陈诚以谢国人！”

    “不让陈诚逃往美国！”

    “到上海把陈诚扣起来，解京法办！”

    “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窜到美国去吗？”

    在台上做报告的白崇禧见状，高兴得笑了起来。近来美国人对蒋介石大失所望，正在培植第二势力，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早就被美国人看好。蒋介石对桂系势力的日益膨胀也非常警惕，曾私下对嫡系将领说：“共产党想要我的命，可是李宗仁、白崇禧不仅想要我的命，还想要我的钱。”

    “国大风波”吓得陈诚不敢出国，只好躲进上海联勤总部陆军医院，治他的老毛病十二指肠溃疡。

    此时，杜聿明也在上海治病。他还是老习惯，每天收听共产党电台，还让人收集共产党的报纸。他要知己知彼。现在他突然心血来潮，想了解一下共产党对陈诚离开东北的看法。

    于是，他就看到了这篇由罗荣桓亲自修改敲定的《教师爷滚蛋了》：

    <small>5日晨10时13分，夜郎自大的常败匹夫陈诚，就夹起尾巴坐着美国飞机，逃出危巢沈阳了。历史是如此无情的嘲弄人，人们还清晰的记得，5个月前，陈诚奉了他的美国主子和贼头蒋介石的“圣旨”，出马东北时，他曾经像“打渔杀家”中那个“教师爷”一样夸下海口，说什么：“只需六个月即可恢复东北优势”“我们一定要从共军手中收复满洲一切失地”“国军在东北的地位获得安全之前是不会回去的……”他决心要在东北住五年。然而曾几何时，这些特等牛皮不仅没有等到五年，仅仅只有五个月，就彻底的遭到破产。曾经跟着摇旗呐喊、捧场打气的蒋美通信机关，如今也都偃旗息鼓，哑然无声了。如此一个可耻下场，今昔对比起来，真是何等尖锐的一个讽刺！</small>

    <small>让我们替这位吹牛皮大家来算一算五个月来一笔无法交代的烂账：丧失城市18座，土地面积6.3万平方公里，人口550万，损兵折将128，337名（其中将官30名），损失各种炮1164门，机步枪等59，586支……这位常败将军不仅把他来到东北以后新添加的卖命本钱，49军和新5军都弄完了蛋，一个21师遭到歼灭性打击，而且还把116师等老本钱也都全部送了礼，将战火一直引到沈阳市郊，这就是这个“足智多谋”的蒋匪参谋总长“恢复东北优势”的卓著成绩。</small>

    <small>的确，某些个别头脑比较清醒的外国记者，看问题还有一些准头，五个月前有人就曾经敏感的指出过“陈诚比起杜聿明和熊式辉来，不见得高明到哪里”，而且还预言“他将不能在满洲立足六个月以上”，这些预言式的论断，今天果然得到应验了……</small>

    <small>当我军冬季攻势发动的前夕，他又错误的判断我军已进入“冬眠状态”。可是林彪将军的英勇部队却并不曾睡觉，而是冒着零下三十余摄氏度的奇寒，四面八方向他的最后巢穴沈阳大举进军了。这一来吓昏了陈诚，又来一个主观盲动的指挥，集中其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妄想和我在沈阳外围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就这样，送肉上砧板，又将一个新5军全部送了礼。此外，加上彰武和新立屯两个师的全军覆没，就使得蒋介石对他的这个宠儿也不得不生起气来。当陈诚再请救兵时，他就以公主屯的惨败而责骂说：“你有什么保证，这种事件不再发生？”于是，这个志大才疏、指挥无能的“参谋总长”就不得不卷起铺盖滚蛋了。</small>

    <small>自然，陈诚的这次失败下台，也是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相联系的。当陈诚来到东北时，在他的“恢复优势”的“雄图大略”里，也还包含着一个不小的“树植私人势力”“独霸东北江山”的目的。因此，在他上任伊始，就在所谓“励精图治”的幌子下，狠狠地将他的宿仇杜聿明整了一下，他不仅在一切场合下痛加攻击杜聿明的指挥失当，而且还扣押杜系将级军官11名，并将杜系人员大加裁撤和调动，换上他的亲信。此外，对于地方杂牌部队，他更是有意识地让他们送死，叫他们打头阵，被围时也不增援，被歼后索性就取消番号……而他自己也就落得个众叛亲离，剩下一个孤家寡人一败涂地而去……</small>

    杜聿明看完署名“东北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对夫人曹秀清说：“你们共产党的文章，还是能抓住点子的。”

    “你这个人怎么抱着老皇历不放，我早就脱离共产党啦！”曹秀清不满地说。

    “我是开玩笑。”杜聿明笑道，“我和陈诚都栽在了东北，这回看卫立煌的啦。”

    <h3>卫立煌走马上任</h3>

    卫立煌来到东北的第三天，第49军第26师在新立屯被解放军全歼。当时，陈诚还没将权力移交给他。陈诚离开沈阳的第二天，解放军攻占了辽阳，全歼暂54师。随后，解放军乘胜进攻沈阳南郊白塔堡，守军第49军第79师弃阵逃往沈阳。

    2月19日，解放军连克法库和鞍山，全歼新6军暂62师和第52军第25师。

    卫立煌到东北前后不到一个月，就丢掉了5个整师。

    2月27日，蒋介石命令卫立煌枪毙擅自弃阵而逃的第72师师长文礼。卫立煌心里明白文礼弃阵而逃并非坏事，起码保存了实力。而辽阳、法库、鞍山守将妄图坚守待援，结果全被解放军吃掉了。当解放军围攻以上各城时，蒋介石命令卫立煌派兵解围。卫立煌一概置之不理，他将部队集中在沈阳周围按兵不动，让各城守军陷于绝境。

    卫立煌当然不是胆小怕死之辈，他也是赫赫有名的抗战名将。忻口战役和打通印缅交通线两仗使他名震中外，日本人称其为“支那虎将”，美国人也非常欣赏他的才干。卫立煌见死不救有他自己的理由：“共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圈套。”

    卫立煌的战略是收缩兵力固守大据点，一旦时机成熟，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再打通各点之间的联系，之后扩大占领区，即所谓“固点—连线—扩面”。

    蒋介石一心想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调往锦州。他的理由是：锦州靠近华北，一旦出现危机，可与华北傅作义bbr></abbr>的部队互相支援，进可再夺东北，退可撤往关内，不会让共军堵在东北腹地吃掉。

    卫立煌却要坚守沈阳，保全东北。他的理由是：解放军在沈阳周围大量集结，加上天气转暖，江河解冻，道路泥泞，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有被解放军围歼于半途的危险。这是表层意思，深层意思其实是怕担丢掉东北的罪责。因为沈阳主力一旦撤往锦州，沈阳、长春将不保，即使能守住锦州，毕竟东北基本上丢掉了，将会受到全国舆论的压力。

    为了说服蒋介石，卫立煌派郑洞国到南京当面申述利害。蒋介石一听勃然大怒：“革命军北伐时，靠的是以少胜多。当年樊钟秀才一万人能从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如今有炮兵优势、空军优势，为什么不能从沈阳打到锦州？”

    郑洞国无法说服蒋介石，只好回沈阳复命。卫立煌召集高级军事会议，结果各将领一致赞成卫立煌的计划。特别是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认为蒋介石的计划行不通。于是，卫立煌再派赵家骧、罗又伦到南京说服蒋介石。这期间，解放军攻占了开原，华北聂荣臻的部队向锦州至山海关交通线进攻。

    蒋介石终于同意暂时放弃打通沈锦线的计划，让卫立煌加紧整补部队，一俟整训完毕，再分别由沈阳、锦州南北对进，打通交通线。

    卫立煌为了“固点”，将吉林守军撤往长春。由于第71军主力调往了新民，四平防守空虚，解放军于3月9日进占吉林，13日攻克四平。

    仍在上海养病的杜聿明昼夜牵挂东北的局势。夫人曹秀清将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从地毯上拾起，揉成一团，说：“卫立煌比起你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嘛，他的日子恐怕更难过。”

    “林彪的冬季攻势刚结束，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本溪、锦州、抚顺几座‘孤岛’啦！”杜聿明感叹道，“卫将军当了陈诚的替死鬼，我真为他捏着一把汗哟！”

    “你安心养病吧，别人升官发财也好、天灾人祸也好，都挨不着你的边，管他干什么？”曹秀清说。

    “我不管还看什么报，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干什么？”杜聿明说，“校长待我不薄，料他马上就要请我出山啦。”

    “你还去东北呀，卫立煌正找不到替死鬼呢！”曹秀清嚷道。

    “我当然不会同意再去东北。”杜聿明笑道。

    “那你要去哪里？”曹秀清问。

    “校长可能会让我去徐州。”杜聿明说。

 第六章 关门打狗

    <h3>林彪在雨季“面壁”</h3>

    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块。卫立煌亲率30万兵力驻守沈阳，郑洞国率10万兵力防守长春，范汉杰率15万兵力防守锦州。总兵力为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上地方杂牌武装共55万人。

    东北野战军当时已发展到12个步兵纵队36个师，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个坦克团，共7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33万人，总兵力达103万人。其序列如下：

    东北野战军总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后勤部部长钟赤兵）直属独立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师；

    炮兵司令部（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辖炮兵纵队；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政委邱创成）辖炮兵第1、第2、第3、第4、第5团，战车团，高射炮第1、第2团，追击炮团；

    铁道纵队（局长黄逸峰）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

    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辖第1、第2、第3师；

    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第4、第5、第6师；

    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辖第7、第8、第9师；

    第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辖第10、第11、第12师；

    第5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辖第13、第14、第15师；

    第6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辖第16、第17、第18师；

    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辖第19、第20、第21师；

    第8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辖第22、第23、第24师；

    第9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第25、第26、第27师；

    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辖第28、第29、第30师；

    第11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辖第31、第32、第33师；

    第12纵队（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辖第34、第35、第36师；

    辽东军区前指改为第1兵团部（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冀察热辽军区前指改为第2兵团部（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东北的形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蒋介石在抗战后为了争夺东北，将他的精锐部队纷纷调往东北，曾一度在东北占据绝对优势。现在这些部队已陷于绝境，而关内各战场形势也在逐渐恶化，蒋介石为了巩固关内，想放弃东北，将陷于绝境的精锐部队拯救出来，因而一再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调往锦州。

    卫立煌不愿承担放弃东北的罪责，因而与蒋介石产生尖锐矛盾。蒋介石为了亲自说服卫立煌，于4月1日将卫立煌召到南京。

    蒋介石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几十万人的补给全靠空运，政府已经无法维持。”

    卫立煌说：“现在部队整训尚未完成，战斗力甚差，恐怕打不到锦州，半途就被共军消灭了。”

    “我们的运输机和汽油都不够维持东北部队的补给。”蒋介石叹道，“长此下去，政府会被东北拖垮的呀！”

    “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卫立煌说，“我去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运输。”

    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说：“只要你对部队的补给有办法，暂时可不撤往锦州，但是一俟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找到补给司令刘耀汉，说：“我把东北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请他们帮助运输。”

    刘耀汉曾在抗战期间任外事局翻译官，跟美军关系密切，当即应允卫立煌的要求。

    4月2日清晨，刘耀汉陪卫立煌去拜访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巴大维经刘耀汉一番神吹，同意尽力协助。刘耀汉说：“东北物资丰富，大有可为，陈诚把东北搞得一团糟。卫先生初去时，每天被动挨打，现在局势稳定了，卫先生是很有办法的。”

    “卫先生在1944年率中国驻印军打通了印缅交通线，受到盟军表彰，他的指挥才能是非常出色的。”巴大维说，“我愿意帮助他。”

    卫立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从巴大维的表情上看出，洋顾问好像已经答应了。

    上午11时，卫立煌再见蒋介石。蒋介石答应按卫立煌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打通沈锦线。蒋、卫之间的争端告一段落。

    卫立煌回到沈阳，开始整训军队。

    到了5月初，蒋介石借口整训差不多了，重提打通沈锦线计划，将主力撤往锦州。卫立煌仍不同意，再派廖耀湘、赵家骧和罗又伦到南京向蒋介石申述利害。

    蒋介石见卫立煌不听他的命令，于是拉拢廖耀湘。在南京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当众宣布：只留第53军和第207师守沈阳，其余部队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指挥。

    卫立煌得知这一计划害怕廖耀湘把主力拉走，于是坚决反对成立机动兵团。这样一来，廖耀湘与卫立煌之间产生了矛盾。

    蒋介石随后又召见沈阳防守司令梁华盛和第7兵团司令官刘安琪，再次提出打通沈锦线。二人都害怕这个任务落在自己的肩上，有被解放军半途吃掉的危险，因此，都不同意蒋介石的计划。

    蒋介石一心要实行自己的计划，他必须找一个能听话的人。他首先让廖耀湘率沈阳主力打到锦州，如果廖耀湘照计行事，就让他取卫立煌而代之。结果廖耀湘受到卫立煌的牵制无法行动，于是蒋介石又看准了锦州的范汉杰。示意范汉杰，只要打通了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就将卫立煌的权力交给他。

    结果，蒋介石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的计划无法实现，反倒闹得卫立煌与部将矛盾重重，无法统一指挥。

    蒋介石有飞机，因此，他与部将的争论基本上是面对面的。而毛泽东与林彪只能在电报里争论。

    冬季战役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于2月7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冬季战役结束后，东北已经没有小仗可打。要打只能在长春、沈阳、锦州三点上选择。林彪对采取什么方法打一直举棋不定。他整天在地图前“打坐”，迟迟定不下决心，急得罗荣桓和刘亚楼团团转。毛泽东的电报频频传来，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建议也在林彪的耳边时时响起。林彪对此一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照旧在心里把他关于战争的“算盘珠子”不紧不慢地拨弄。

    毛泽东的想法是：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将东北之敌就地歼灭。很显然是要先打锦州。

    林彪认为锦州城防工事坚固，又有15万重兵把守，如果像夏季战役攻打四平那样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将造成被动。四平撤退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部队基本上是轻装。要打15万人设防的锦州，必须有大规模的重武器和六七十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的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空或遭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将要丢给敌人，部队就难以安全撤离战场而陷于危险境地。

    林彪不愿冒险攻锦州，他认为长春之敌最弱，又离解放军后勤基地最近，长春与沈阳相距五六百公里，沈阳之敌出援困难，且远水难救近火。于是，林彪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打长春。那时林彪在东北已经树起了“军事权威”的形象，他确定的军事方案一般是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虽然东北局对下一步军事行动进行了反复讨论，但是最终定下的还是林彪的方案。

    这一方案报到西柏坡，毛泽东看后大发雷霆。他把燃着的一支烟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道：“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他胆子太小，二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多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

    周恩来看了一会儿电报，道：“主席，我看只能原则上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道：“也只好如此了。”

    4月22日，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计划。5月中旬，林彪用两个纵队试打长春，结果发现长春守敌比原来估计的要强大，于是改强攻为“长围久困”。东北局讨论决定以一部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作战。

    毛泽东接到东北局这一计划，扔下饭碗，走过去拿起毛笔自语道：“这个弯子好难拐哟。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坐下来写道：“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

    随后，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

    林彪在雨季中又“面壁”了十几天，终于定下决心，准备雨季结束后，南下打锦州。8月14日，东北野战军领率机关正式组建，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9月初，东北野战军做了政治动员，随后挥师南下。在兵力部署上，林彪准备将7个纵队、6个独立师置于新民、沈阳及长春之间，以便应付沈阳敌人出援和长春守敌突围，这使攻打锦州及外围的兵力薄弱。毛泽东由此看出林彪攻打锦州的决心不大，还有顾虑，于是9月7日指示：

    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来援之敌。

    <h3>义县攻坚</h3>

    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从北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打响。第11纵队和冀察热辽独立师突然包围，并迅速攻歼昌黎、北戴河守敌。第4、第9纵队随即包围义县。20日，长途奔袭而到的第3、第2纵队接替第4、第9纵队包围义县。而第4纵队绕过锦州攻克兴城，第9纵队以渗透战术插入锦州以北，配合第8纵队夺取锦州以南诸高地。第7纵队攻占西海口和塔山，切断了锦州与锦西的联系。

    锦州至唐山段各据点全部被分割包围，国民党军东北与华北的陆上交通完全被切断了。同时，东北解放军其他各路大军纷纷南下，9月16日，第1、第2、第5、第6、第10纵队和炮兵纵队相继进至锦州以北新民以西地区。

    9月29日，东北解放军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

    此时，林彪的指挥所尚在哈尔滨附近，因远离战场，对前线的情况了解不够。9月2<q>９９lib?</q>5日，刘亚楼电令炮火封锁锦州机场。因为当时敌人正从沈阳空运第49军增援锦州。26日，第8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来电：“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有几年未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个机场。”

    刘亚楼接到第8纵队的电报，气得暴跳如雷：“没用的机场要你们封锁干什么？”

    “敌人正在空运，耽误了两天时间。应通报批评！”林彪也大发脾气。

    刘亚楼立即电令第9纵队和炮兵纵队用火力封锁西郊机场。第9纵队用1个炮兵营和炮兵纵队部分兵力于28日猛轰锦州西郊机场。当时机场里正兵荒马乱，大肚子运输机在紧张地卸武器装备和兵员。突然间炮声隆隆，5架飞机中弹起火，机场里像炸了的马蜂窝，到处是尖叫乱窜的士兵和汽车。从沈阳飞来的飞机无法降落，在空中盘旋了一阵无可奈何地飞回去了。

    毛泽东9月30日来电：“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并对第8纵队延误两天封锁机场，使敌人得以空运两个团提出了批评：“大军作战，军令应严。”严格说来第8纵队挨批有点冤枉，因为总部没有搞清第8纵队、第9纵队和两个机场的位置，第8纵队靠近东郊机场，第9纵队靠近西郊机场，按理野司应下令给第9纵队封锁西郊机场，却让第8纵队封锁机场，第8纵队首长当然会有疑问了。

    林彪对先打锦州还是先打山海关，一度犹豫不决，他向毛泽东发电：

    <small>打了义县、高桥、锦西、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敌人没撤，则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敌人撤了，再打锦州。</small>

    毛泽东回电指示：

    <small>如能打山海关、锦州则同时打，否则集中兵力打锦州。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攻克锦州是有把握的。如果先打山海关，再回打锦州，劳师费时，给沈阳敌人以增援时间……</small>

    很明显，毛泽东不同意打山海关。林彪这才定下先打锦州，9月28日电报中央军委：

    <small>我7纵昨日已占高桥，俘敌五百。至此锦州与锦西完成确实切断……我们已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锦州敌虽多但不强，易突破，易混乱，纵深战斗时间可能不甚长，且便于随时打沈阳来援之敌。如攻锦西虽则只有4个师，但54军战斗力较强，战斗时间可能不比锦州短，且不便于抽出打沈阳来援之敌。</small>

    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赞同：

    <small>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卫立煌赴宁与蒋会商，二十七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要十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十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此外，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已21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small>

    义县是锦州北部的一座县城，距锦州45公里，守军为第93军暂20师。9月初，南下的解放军与义县守军发生过前哨战。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准备将暂20师撤回锦州，卫立煌否决了撤离义县的计划。随后义县陷于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

    义县工事十分坚固完备，加上锦州大军随时可以增援，暂20师师长王世高认为解放军可能采取围城打援的老战术，先围困义县，待锦州国民党军出援，在半途围歼援军。因此，命令部队日夜整修工事，进一步巩固城防。

    9月24日，解放军以挖掘交通壕逐渐向城墙逼近的战术使王世高大伤脑筋。王世高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到西南城墙上观察动态，他说：“共军的交通壕快逼近了，各位有何高见来对付？”

    团长们面面相觑，都不吭声。王世高叹道：“看来只好用迫击炮轰击了，可是我们的炮弹已经不多了。”

    炮轰了三天，消耗了大量炮弹，但仍无法阻止解放军的交通壕近迫战术。

    王世高要求空投弹药。28日，3架飞机刚飞临义县上空，就遭到解放军对空火力的猛烈射击。飞机只好飞得高高的，用降落伞空投弹药，但大部分都飘到大凌河边解放军的阵地上去了。

    29日，解放军发起总攻。蒋介石急电王世高：

    <small>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small>

    王世高捧着蒋介石的电报，给各团长打电话：“义县打得好，蒋总统都重视了，只要各位固守待援，保住义县，就功成名就啦！”

    “师座，我们没有炮弹了，现在共军的炮火太猛，全是重炮。我的指挥所到处是灰尘，像筛糠一样。”第1团团长赵振华在电话里嚷道，“刚才共军的炮火震塌了我的掩蔽部，我和蒋啸天被压在里面，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被救出来。”

    “你们能顶住吗？”王世高问。

    “我已下令收缩防线，重点防守。”赵振华说，“估计守十天左右没问题。”

    “好！不用十天援军就会到的。”王世高说。

    30日晚12时，王世高在掩蔽部里召开紧急会议。

    副师长韩润珍说：“锦州也遭到共军攻击，援军一时到不了，只有突围才有生路。”

    “死守下去最后也是死。”王世高说，“只好杀出重围，冲出一个算一个。”

    “今天晚上太仓促了，准备明天天一黑就行动。”韩润珍说。

    会散不久，解放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凌晨5时，义县城防被突破。赵振华在团部掩蔽部里作最后挣扎<s>..</s>。他让警卫排长把机枪架在门口扫射。突然一颗手榴弹抛来，机枪和马排长都被炸出了掩蔽部。

    五六个解放军战士冲了进来，赵振华坐在电话机旁抽烟，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你就是赵振华，这样顽固？”一位左手用绷带吊着、右手提着手枪的干部问。

    “军人守土有责，各为其主。”赵振华说。

    “守土地爷庙的是不是你的部队？”干部说，“马上下令让他们停火。”

    “你们连我都抓住了，抓他们当然就更容易啦。”赵振华猛吸一口烟，很悠闲地吐烟圈。

    早晨7时左右，天亮了，义县的枪炮声也沉寂了。

    赵振华被押出掩蔽部，看到他和其他军官的家属都坐在几辆大卡车上。他的司机开着吉普车在他跟前刹住，车上还坐着副团长蒋啸天。赵振华被押上吉普车，车队开始驶出义县。

    中午到达王家沟，一下车，赵振华发现师长、副师长、团长以及所有校级军官全部集中在这里，都当了俘虏。

    赵振华发现自己的司机正与解放军说笑，感到非常奇怪。下午吃完饭，司机让他去见副政委。他被引进副政委的办公室，见墙上挂着一张义县防御配备要图。副政委笑着说：“和你们绘的图是不是一样的？”

    赵振华仔细一看，竟丝毫不差。他才恍然大悟：“难怪部队还在打着，指挥官就当了俘虏。解放军就是凭这张图，按图索骥，擒贼擒王。”

    “这张图你们是怎么弄到的？”赵振华惊奇地问。

    副政委和司机哈哈大笑。难道是他，自己的司机？

    “团座，放心吧，解放军优待俘虏。”司机笑道，“你以前对我的宣传是假的，现在你自己也该明白啦！”

    <h3>“战锦方为大问题”</h3>

    林彪、罗荣桓率东野指挥机关于10月1日乘火车南下。火车由双城先北上到哈尔滨，然后由江北联络线转向滨洲线。

    他们在火车上得到前线战报，一喜一忧。喜的是解放军当日攻占义县，忧的是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在义县战斗快结束时触雷牺牲。这是东北战场上牺牲的职务最高的解放军将领。毛泽东闻讯后来电：“……军委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改为朱瑞炮兵学校。”

    10月2日清晨，列车到达吉林省双辽县郑家屯附近，突然发现一架飞机由东而来。刘亚楼命令所有人员下车分散隐蔽。敌机盘旋了几圈，盲目扫射一阵就飞走了。

    “是不是继续前进？”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刘亚楼。

    “机关人员在附近村庄分散隐蔽，注意防空。你们架好电台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有没有新情况。”刘亚楼说。

    “为什么不走？”罗荣桓问。

    “101决定的。”刘亚楼说。

    101是林彪的代号，罗荣桓和刘亚楼的代号分别为：102和103。

    晚上10时左右，尹健再次请示刘亚楼：“103，是否可以行动了？”

    “有新情况，要等军委回电再说。”刘亚楼低声说，“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的来电。”

    “什么情况？”罗荣桓不解地问。

    “前线来电，报告葫芦岛敌人新增援了4个师。101考 8651." >虑部队只带了单程汽油，怕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坦克和重炮撤不走，易受沈阳、锦西、葫芦岛三方援敌夹击。”刘亚楼说，“101已经电报军委。”

    “把电文草稿拿来看看。”罗荣桓说。尹健从机要科取来电文，罗荣桓一口气看完，电文说：

    <small>得到新5军及95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能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54军、95军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乘。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1.8万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small>

    罗荣桓拿着电文急匆匆地闯进林彪的卧室：“攻锦州计划已经展开，我认为打锦州还是有把握的，此时回师打长春实为下策。”

    林彪抬头问刘亚楼：“103<var>?</var>的意见呢？”

    “同意102的意见。”刘亚楼说。

    林彪让秘书追回电报，但电报已经发出了。

    罗荣桓说：“我们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打锦州。”

    林彪同意了罗荣桓的意见，罗荣桓亲自草拟电文，然后交林彪签发。

    林彪看了看，说：“照此发吧。”

    这份电报是10月3日上午9时发出的。军委电台收到电报的时间是20时15分。毛泽东已经于17时和19时连发了两封十万火急的电报。

    10月3日17时的电报写道：

    <small>林、罗、刘：</small>

    <small>二日廿二时电悉。</small>

    <small>（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只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的。</small>

    <small>（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间）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拖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small>

    10月3日19时的电报写道：

    <small>林、罗、刘并告东北局：</small>

    <small>本日17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能倾巢援锦，对于你们的攻锦及打援的威胁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small>

    毛泽东发出以上两份急电后，收到了罗荣桓草拟的电报。毛泽东一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总算放下了，当即回电：

    <small>3日9时电悉。</small>

    <small>（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small>

    <small>（二）……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small>

    <small>……</small>

    <small>（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3日9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small>

    <small>（六）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3日9时电部署做去。</small>

    十几年后，毛泽东在《七律·悼罗荣桓》一诗中有“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指的就是上述这件事。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林彪当时的秘书谭云鹤回忆，当林彪得知敌军增援葫芦岛的消息，并一度对打锦州的战略方针产生动摇，想回过头去打长春，他将这一不成熟的想法电报中央，这份电报由林彪口述，谭云鹤记录。在发电之前，谭云鹤给罗荣桓和刘亚楼看过，二人当时并无异议。电报发出之后，罗荣桓觉得改变中央已经批准了的战略方案不妥，首先找刘亚楼谈了看法，刘亦有同感，于是二人找林彪商量。林彪听了罗荣桓的意见之后，打消了回头打长春的念头，决定坚持原方案。随后，罗荣桓亲自拟电文向中央表示仍然坚持打锦州，这就是林、罗、刘3日9时致中央的那份电报。不管上述哪一种说法更真实，罗荣桓在“战锦”这个“大问题”上都是功不可没的。

    蒋介石于10月2日飞赴沈阳。途经锦州上空时，蒋介石向锦州投了一封亲笔信，命范汉杰根据当前情况，按规定的三个暗号，回答：“决定突围”或“死守待援”或“不能守”。

    范汉杰认为以锦州守军吸引解放军主力，而从沈阳和华北抽调两个兵团，在锦州城下决战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向蒋介石发出“死守待援”的信号。

    蒋介石到达沈阳后，立即召集军事会议。赵家骧汇报了锦州目前的战局后，说：“共军的炮火非常猛，据锦州方面情报说，大多是日本造山、野重炮，火力比淞沪抗战时日军的火力还要猛烈得多，他们采取交通壕迫近作业的战术，进展非常快。我认为锦州非常危险，有破城的可能。”

    卫立煌说：“我认为锦州城防坚固，能够守住，共军的目的主要是打援，而不是攻城。如果我们将沈阳主力拉出去增援，正中共军下怀。我敢跟你们任何人打赌，攻击兵团一出辽西，必定会全军覆没。”

    “辽西走廊有共军重兵集结，走这条路可能会让共军‘打援’得手。”廖耀湘说，“不如沿中长路打，以营口为依托，经盘山向西，同时从关内增兵葫芦岛、锦西，就近组织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增援成功固然理想，如果锦州万一失守，有营口海港也不至于使沈阳成为第二个长春。”

    “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蒋介石霍地站起，厉声道，“锦州是不能丢的，锦州一丢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当务之急是组织西进兵团，由廖耀湘率沈阳主力西进增援锦州，同时从锦西、葫芦岛组织东进兵团，东西两路援军对进，方可解锦州之围。”

    蒋介石在逼迫卫立煌下达援锦命令之后，当天下午飞往北平，部署援锦的东进兵团。

    10月5日，蒋介石从天津塘沽登上“重庆”舰，亲赴葫芦岛指挥作战。6日在葫芦岛召开军事会议。7日再乘“重庆”舰返回天津，在舰上蒋介石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到处是灰尘，气得他大骂海军司令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的！”

    8日，蒋介石回到北平后，随即对傅作义说有急事马上去上海。傅作义劝道：“锦州危在旦夕，总统还是留下督师援锦为重。”

    “我只去一两天。”蒋介石仍坚持去上海。

    原来是蒋经国在上海想挽救日益濒临崩溃的金融形势，发动了“廉政风暴”，逮捕了孔氏家族的贵公子孔令侃。宋美龄为救孔令侃急电蒋介石。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放走孔令侃，使蒋经国挽救经济形势的最后希望化为泡影。10月10日，金圆券一落千丈，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使国民党的经济先于军事而崩溃了。

    <h3>塔山阻击战</h3>

    10月10日，阙汉骞指挥东进兵团三个师的兵力在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下，猛攻塔山解放军阵地。

    塔山位于锦州、锦西之间，是北宁线上的一个村落，村北有条东西走向的五岭，最高点白台山，海拔261米。以塔山为中心，东起海滨，西到虹螺岘约30公里，是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

    罗荣桓对塔山守将用电话下达了政治动员令：

    街亭虽小，干系甚大。锦州与锦西相距40公里，全靠塔山阵地阻击敌东进兵团。否则，锦州敌军就要跑掉，甚至使我围城部队陷于敌数路夹击中，锦州战役关键在塔山守不守得住，务必使每个干部、党员和全军上下明白，这一任务的重要性。

    刘亚楼在电话里对各师首长下了死命令：“塔山丢了，你们提着脑袋来见我。”

    第4纵队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党委发布了《告全纵指战员书》和《致全体党员信》。阵地遍插标语牌，上面写道：“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让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第12师师长江燮元当众宣誓：“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为了保证锦州作战的胜利，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第10师政委李丙令在全体干部动员会上说：“为了粉碎敌人增援锦州的企图，我誓与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抛头颅洒热血而不后退一步！”

    10日拂晓，阙汉骞率第62、第8、第15师开始进攻塔山。阙汉骞见塔山无险可守，加上解放军工事未完成，以为一举就能攻下塔山。因此，他没有与空军和海军联系，就单独指挥陆军行动。

    阙汉骞命令炮兵轰击了半个小时，即下令步兵冲锋。当时天还未亮，炮兵火力未能准确摧毁解放军阵地上的堡垒和阵前铁丝网。步兵冲到铁丝网前无法前进，双方相距只有几十米，国民党军受火力压制纷纷趴在地上，攻击部队受挫。

    当天下午，罗奇率领号称“赵子龙师”的第95师到达葫芦岛，随即赶往前线观战。他对阙汉骞说：“锦州战事激烈，我代表总统前来督战，赶快加紧行动。”

    “今天准备不充分，伤亡较大，明天拂晓再战。”阙汉骞说。

    罗奇与阙汉骞共同制订了作战计划。10月11日拂晓，阙汉骞指挥4个师重点猛攻塔山桥和白台山阵地。战斗从上午7时至下午4时。国民党军推进到第4纵队阵地前沿一两百米处构筑工事，企图造成对峙局面。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第4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立即命令前线反攻，将敌人一直赶到鸡笼山附近。当时阙汉骞正在山上督战，命令督战队阻止部队后退，才算顶住了解放军的反击。

    当天下午，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第92军第21师抵达葫芦岛。东进兵团由侯镜如统一指挥。侯镜如于当晚召集师以上军官开会。侯镜如听完阙汉骞的战况汇报后，下令休会，让各参谋长研究出一个方案。

    会议重新进行后，比较了各参谋长的方案，侯镜如采纳了第17兵团参谋长张伯权的方案：集中兵力沿锦葫公路攻击前进。

    罗奇主张12日休息一天，让独立第95师连长以上军官到前线侦察地形。

    12日，罗奇率独95师军官侦察地形后，下达动员令：“独立第95师被蒋总统称为‘赵子龙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组建之日起，至今历经大小数百仗，还没丢过一挺机关枪。明天一战，全靠诸位奋勇向前。身先士卒是独95师官长的传统。率先冲上阵地者官升一级，怯阵后退者杀无赦！”

    13日拂晓4时30分，塔山阵地被炮火覆盖。5时整，独立第95师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开始攻击。罗奇采取波浪式的冲击战术。第一波全端着冲锋枪，戴大盖帽的军官远远跑在队伍的前面，猛烈冲锋，第一波很快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随即，第二波冲了过去，队形和战术一样，只是武器不同，从军官到士兵人人手里端着一挺轻机枪。他们冲到第一波溃败的地方立即趴在地上，推着尸体做活动掩体，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第4纵队第10师第28团一线连队伤亡惨重，二梯队已经投入了战斗。第10师师长蔡正国向纵队请求炮火支援。

    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激动地说：“请向28团指战员转致敬意，你们一定要坚持到黄昏。我马上命令炮兵支援你们。”

    罗奇眼看他的“冲击波”全完蛋了，而解放军的阵地仍然突破不了，接近黄昏的时候，他拿出了“撒手锏”。

    只见一群光着膀子、头缠红布条、身背大刀、端着机枪的敢死队像海盗般蜂拥而上。

    许多阵地被突破，在夕阳中，国共双方军队展开了残酷的白刃肉搏战。太阳刚刚沉落，吴克华命令纵队预备队开始反击，同时炮火向敌纵深轰击，塔山阵地又保住了。

    13日深夜，刘亚楼电话通知守卫塔山的吴克华：“锦州外围据点已经全部扫清，攻城准备已完成，14日上午实行总攻。”

    危城中的范汉杰见解放军即将发起总攻，急电蒋介石。蒋介石连夜电令侯镜如：

    <small>拂晓攻下塔山，十二时进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small>

    14日凌晨，侯镜如命令猛轰塔山，海上的军舰也用舰炮轰击。各部队在阵地前准备攻击，等待空军飞机来后开始行动。6时30分，飞机飞临塔山上空，投下两枚500磅炸弹，分别落在国共两军阵地上，各伤亡数十人。步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厮杀。

    早晨7时，吴克华接到电话，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是1纵司令李天佑，奉命来做你们的预备队，我们已到达高桥待命。”

    “我代表4纵全体同志向1纵老大哥致敬！”吴克华激动地说。

    <h3>攻克锦州</h3>

    上午10时，从锦州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炮声，连大地都在抖动。

    总攻开始了！

    10月14日上午10时，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锦州城顿时一片火海。城墙、碉堡纷纷倒塌崩陷，铁丝网、梅花桩四散飞扬，护城壕也被轰平了。10点40分，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用拳头猛擂办公桌，桌上的电话机被震得跳了起来。参谋人员见状立即奔出指挥所，向天空发射了8颗炫目的照明弹，同时炮火开始向敌阵地纵深延伸。

    随即，军号声在锦州城下急促响起，部队潮水般向突破口涌去。当天中午，解放军各路大军相继突入市区，开始激烈的巷战。范汉杰守军的炮弹已经消耗殆尽，只能被动挨打。下午4时，范汉杰决定于黄昏时突围。

    太阳尚未完全沉落，范汉杰急不可待地下令：“突围吧，否则就来不及啦！”

    天黑后范汉杰终于突出了锦州城，此时卢浚泉、李当等均已失散。范汉杰率残部越过南山农场，又遭到解放军袭击。混乱中范汉杰逃上松山，一口气跑了两个小时。歇下来一看，身边只剩下侍从副官、卫士和女秘书。

    范汉杰登上山头，见锦州城火光冲天，枪炮声不绝于耳。副官见山东面有一个小窝棚，建议白天就躲在窝棚里休息，夜里再行动。

    15日下午4时，副官报告附近村落的解放军已经向城里出发了。范汉杰决定化装行动。

    16日清晨，范汉杰一行在锦州东南20里的谷家窝棚附近行走，被解放军的潜伏哨截住。

    当时范汉杰头戴一顶烂毡帽，穿一件露棉花的破棉袄和一条不合身的小棉裤，肩上搭一个破麻袋，边走边啃着萝卜。

    哨兵一盘问，发现女人是广东口音，再问其他人都是广东话。哨兵马上明白了，这几个人必是调到东北打内战的国民党军。

    果然，带回去一对号，八九不离十。那个戴烂毡帽的人四十出头，大高个子，脸黑秃头，广东口音。这不是范汉杰吗？

    经过31小时的激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全歼锦州范汉杰集团12万人，生俘范汉杰、卢浚泉以下将官43人。

    当天夜里，林彪、罗荣桓在牤牛屯接见范汉杰。

    “你对锦州这一仗有什么看法？”林彪问。

    “打锦州这一仗，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扁担断了。”范汉杰说。

    林彪得意地笑了。

    “战略上我们棋高一着。”罗荣桓望了望墙上的毛泽东像，但他没说下这步棋的雄才大略者是毛泽东，“那么，战术上呢？”

    “贵军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范汉杰说，“贵军迫近挖壕作业很熟练。我们在地面上看不到部队运动，无法实施阻击。贵军冲锋起来，实难抵挡。”

    <h3>“你不是黄埔生，你是蝗虫！”</h3>

    当锦州城防被解放军突破，激烈的巷战仍在进行时，蒋介石派飞机向锦州空投亲笔信，令范汉杰突围。此时范汉杰正在商讨突围计划。那架负有“党国重任”的飞机，随后直飞长春，向困守孤城达七个月的守军将士投“总统手令”：

    <small>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small>

    <small>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近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small>

    <small class="right">中正手启</small>

    10月16日上午，郑洞国召集各军军长和参谋长开会，第7军军长李鸿因患伤寒不能出席。会后，第60军军长曾泽生显得精神紧张，他对郑洞国说：“下午开会讨论突围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派参谋长徐树民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我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

    郑洞国虽见曾泽生神色异常，但他没有作更多的联想，只是点了点头。

    曾泽生匆匆离去。不久，第60军暂52师副师长欧阳舞向郑洞国报告：“60军已决定今夜起义。”

    随后，第7军参谋长来电话说：“60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题。”

    郑洞国大惊失色，立即打电话给曾泽生，但是，线路早就被截断了。郑洞国只好取消突围计划，让第7军派兵警戒，防止第60军发动突然袭击。

    17日清晨，郑洞国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不久，带回一封信：

    <small>桂庭司令钧鉴：</small>

    <small>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small>

    <small>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small>

    <small class="right">曾泽生 敬启</small>

    郑洞国看完信，默默无言，眼睛早就湿润了。周围的部将，一个个垂泪而立，所有人都有一种末日来临之感。半晌，郑洞国才缓过劲来，伤感地说：“长春这座危楼本来只有三根柱子支撑，60军这样一来，是非垮掉不可啦！”

    当天夜里，坏消息接踵而至。种种迹象表明第7军也有可能“哗变”。郑洞国瘫坐在沙发里，自言自语道：“又断了一根柱子。”

    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几遍，郑洞国手触电话机却无意抓起话筒，他不想听到新的坏消息。参谋长杨友梅看了看电话机，终于忍不住走了过来。郑洞国已抓起了话筒。

    “司令官吗？我是曾泽生。”

    郑洞国一听，刚准备扣上电话，只听曾泽生说：“有人和你讲话。”

    “我是解放军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作无益的牺牲。”

    “既然失败了，”郑洞国故作镇静地说，“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10月19日，第7军宣布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随后杨友梅也策划了兵团司令部的“哗变”。他们让士兵对空鸣枪，假装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然后全部放下武器宣布投降。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解放军的影子。直到第二天一早，才有一个连的解放军冲进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将郑洞国等兵团司令部官兵押出大楼。

    长春就这样出乎意料地解放了。

    10月16日上午，蒋介石写完让郑洞国突围的手令，交航空队空投长春。然后登上“美龄”号座机，飞往锦州上空。

    蒋介石命令飞机在锦州上空盘旋。此时锦州城内外枪炮声均已沉寂。蒋介石取下灰呢礼帽，隔着舷窗俯视被战争蹂躏后的锦州。他见许多汽车满载物资从市里往外开，车站的屋顶仍在熊熊燃烧。蒋介石闭上眼睛长叹一声，眼角流出两行泪水。

    飞机于11时10分降落在锦西机场。蒋介石披上黄色斗篷，戴好礼帽，走出舱门。侯镜如、阙汉骞、罗奇等东进兵团的将领都在飞机场迎接。蒋介石走下飞机，摘帽朝众人点了一下头，他霜白的鬓发在阳光下尤其醒目，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20岁。

    蒋介石没吭一声，闷闷不乐地钻进小汽车，驶往茨山阙汉骞的军部。

    走进军部会议厅，蒋介石转身指着阙汉骞大骂：“你不是东西，给你这么多部队，又配备了海空军协同作战，用了几天时间，连一个塔山都攻不下来。你不是黄埔生，你是蝗虫！蝗虫！”

    阙汉骞垂头，无言以对。蒋介石接着说：“你们真是无用，以三个军加上空军、海军火力，把塔山都炸平了，都攻不进去。唉，可惜浪费了我20发24生<span class="" data-note="“重庆”号军舰的主炮口径为240毫米。生，即厘米。"></span>的炮弹。”

    所有将领没有一个敢吱声，都垂着头等待蒋介石的训斥。

    蒋介石依次又将陈铁、唐云山、桂永清等骂了一顿，却没对主帅侯镜如发作。蒋介石发泄完后，走到军部大院草坪上散步。桂永清和罗奇远远站在一旁，注视着他。

    这时，侍卫送来一份电文，并将金边老花眼镜递给蒋介石。他看着电文，双手颤抖，眼眶噙满泪水。这是卫立煌发来的，向他报告锦州失守和长春曾泽生率第60军起义的消息。蒋介石将电文摔给侍卫，狠狠地说：“我跟他们拼了！”

    桂永清和罗奇面面相觑，不知蒋介石的话是什么意思。

    蒋介石回到会议厅，侯镜如和阙汉骞请他去吃饭。他手一挥，怒喝道：“我不过你们的腐化生活！”

    随即，蒋介石让侍卫找了一杯白开水，吃了几块饼干。他对侯镜如说：“共军必定伤亡惨重，不能再战了，你要跟廖耀湘协力，东西对进，夺回锦州。廖耀湘已经到了新立屯。这次你如果再搞不好，我非杀你的头不可！”

    蒋介石吃完饼干，乘车赶到飞机场，登上“美龄”号匆匆飞往北平。

    蒋介石念念不忘收回锦州，而卫立煌却置锦州于不顾，要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蒋介石认为东北局势糟到这步田地，全在于将领不听话。为了实现挽救<bdi>?</bdi>东北几十万大军的计划，他必须找一位能干特别是听话的将领。

    他又想起了杜聿明。

    杜聿明此时已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早就拟好了一份?９9lｉb.以3个兵团主动攻击华东解放军的作战计划。这份计划送到蒋介石手里被搁置一边，他正被东北的战火烧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徐州战场。

    蒋介石回到北平，立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杜聿明开会，讨论收复锦州问题。卫立煌还是老调重弹：“我认为应迅速令廖兵团回师固守沈阳。如果不放弃西进收复锦州的计划，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固守沈阳将会使几十万精锐部队陷于共军重围，长春的下场没看见吗？”蒋介石说，“只有夺回锦州，进可恢复东北，退可撤往华北。否则，你们都要被共军包围吃掉。”

    卫立煌和蒋介石各执己见，争论了四五个小时，卫立煌仍不让步。蒋介石见傅作义一言不发，于是问：“宜生（傅作义）兄的意见如何？”

    “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考虑。”傅作义当然明白收复锦州之举是危险的，但他不想让蒋介石难堪，只好以圆滑世故的一句话搪塞过去。

    蒋介石转而问杜聿明。杜聿明说：“廖兵团收复锦州把握不大，校长如果想将军队撤出东北，不能强攻锦州，唯一的出路是走营口。”

    蒋介石见都不同意他的计划，气得拍打桌椅大骂卫立煌。卫立煌只要能保证不撤离沈阳，挨骂受气都不在乎。蒋介石又捶着光亮亮的额头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后来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是害死人！”

    最后会议毫无结果，蒋介石与卫立煌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召见杜聿明。杜聿明害怕搅进东北战场，而误了他的徐州战场，当即提出辞行。

    “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蒋介石说。

    “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想收复锦州，必须先补充整训，再相机行事。”杜聿明说。

    蒋介石问参军罗泽凯的意见。

    “我们有空军优势、炮兵优势，现在可以同共军决战。”罗泽凯说。

    杜聿明说：“既然罗参军认为目前可与共军决战，请校长重用他去东北对敌。”

    “不行，不行！”罗参军吓得连连摆手。

    “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杜聿明问。

    “六成把握总有。”蒋介石说。

    “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杜聿明说。

    蒋介石满脸窘态。

    杜聿明接着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我们失去锦州就会失去美国的援助，这是关系到全局的战略大计。”蒋介石提高声调嚷道。顿了一会儿，他又尽量显得平静地说，“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去指挥廖耀湘兵团攻打黑山，收复锦州。同时命令52军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

    杜聿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跳火坑”的差事。东北内战由他开场，还得由他收场，这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第七章 辽西会战

    <h3>名副其实的“黑山”</h3>

    拿下锦州之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接下来的作战目标只有两个：南下攻击锦西、葫芦岛侯镜如的东进兵团，或东进围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一直是“关门打狗”，将东北国民党军全部封闭，就地歼灭。锦州攻克后，国民党军的陆上交通线完全断绝，只剩下两个海港：葫芦岛和营口。

    10月17日，锦州之战刚刚降下帷幕，毛泽东便瞅准了锦西和葫芦岛，他在电报中指示林、罗、刘：

    <small>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十五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十一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small>

    林彪则主张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同时以一部围歼长春可能突围之敌。在解放军主力云集辽西走廊时，长春守敌极有可能乘机突围。

    但形势发展却出乎意料，长春守军第60军起义，新7军也已动摇，正与解放军代表谈判。于是林彪下定决心：“我决心在锦州以东地区，再歼敌一二十万人。”

    10月19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small>（一）估计彰武、新立屯地区之敌，有可能在现地不动，等整十八军到锦西后，再南北配合向锦州前进，沈阳之敌则向营口撤退。但亦有另一可能，即是现在彰武、新立屯之敌，撤回新民、沈阳，利用辽河阻隔我军，全部向营口撤退。</small>

    <small>（二）如我攻锦西，须准备海岸边与敌十二个师作战，地区狭窄，我兵团用不上。敌则扼原有强固工事抵抗，战斗不能很快解决。新立屯、彰武地区之敌，则乘虚进占锦州，使我既打不下锦西，又未能歼灭向锦州前进的敌人，则对我不利。</small>

    <small>（三）我们建议：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征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1、新3、新6、新71、新49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目前该敌有随时缩回沈阳的可能，故我军须速决定行动方针。盼军委即回电指示。</small>

    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拥有东北国民党军大量精锐部队的廖耀湘兵团从营口逃跑。能够首先歼灭廖兵团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于是当即复电：

    <small>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况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大打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small>

    在兵力使用上，毛泽东提议，仍以2个纵队及3个独立师对付锦、葫之敌；以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纵队共9个纵队、27个师，包围歼灭廖耀湘5个军、12个师。

    毛泽东特别提醒：应以7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路。

    林彪的计划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立即采取行动。同时，为了迷惑敌人，公开宣称“扫荡”北宁线，南下攻锦、葫，并以一部兵力白天向山海关佯动，作出准备入关的姿态。

    10月20日，东北野战军向部队下达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政治动员令：

    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变，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也不要怕），对全国革命来说仍然是最值得的。

    攻击锦州的部队经过连续多天的激战，已经非常疲劳。许多官兵来不及为胜利欢呼，在尸体纵横的战场上倒头便睡。打扫战场的地方部队、民兵和支前民工拖着担架跑<samp></samp>过来，见是自己人，还有气就往担架上抬。有的“伤兵”被抬了几个小时仍“昏迷”不醒，一旦醒来却活蹦乱跳，身无寸伤。气得抬担架的人大闹情绪。战士精神养足了就开溜，留下政工干部给担架队做思想工作：“战士们跟敌人拼了几天命，非常疲劳，我们可以理解嘛！”

    围歼廖兵团的命令一下达，这些疲惫至极的战士又干劲儿十足，北渡大凌河，直奔廖耀湘而去。

    锦州之战早已偃旗息鼓，而廖兵团十万精兵仍徘徊在新立屯附近。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与侯镜如东进兵团配合，重新夺回锦州。而卫立煌则命令回师退守沈阳。蒋、卫争执不下，把廖耀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廖耀湘本人认为蒋、卫的方案都于己不利。重占锦州显然是天方夜谭，无异于自杀；退守沈阳会遭到重重包围，也相当于慢性自杀。廖耀湘自己拟定一个于己有利的方案，这正是毛泽东最担心的——攻占营口，夺取港口从海上逃跑。

    廖耀湘知道这个方案会遭到上司的反对，只是秘密向他手下的军长们交代。无论是攻锦州、退沈阳还是向营口逃跑，都必须拿下黑山。因此，廖耀湘做好了战斗准备，只待上司一声令下就扑向黑山。一旦占领黑山，至于是采取哪一种方案就由不得别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将决定整个兵团的命运。

    但是，夺取黑山，实现第一步计划的命令卫立煌却迟迟未敢下达。10月18日晚，廖耀湘打电话给卫立煌，说：“我已做好战斗准备，明天拂晓攻击黑山，可一举成功。”

    “你先不要行动。”卫立煌说，“蒋总统急电让我明天去北平，见了他之后再说。”

    “请早作决策，军情如火，瞬息万变。”廖耀湘道。

    “好吧，我见了蒋总统让他早拿主意。”卫立煌说。

    廖耀湘急不可待，多次向沈阳打电话询问，而卫立煌到北平迟迟不归。廖耀湘无可奈何，只好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坚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

    20日晚卫立煌和杜聿明终于说服了蒋介石，放弃了重占锦州的计划。卫立煌回到沈阳才开始下令攻击黑山。

    21日拂晓，向凤武率第71军向黑山解放军阵地攻击。廖耀湘和向凤武首先认为黑山守军兵力不多，结果攻了一天，毫无进展。22日，廖耀湘命令新1军将所属重炮交给向凤武指挥，继续进攻黑山。这一天还是毫无进展。由于廖耀湘的轻敌，又耽误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当23日廖耀湘命令新1军投入战斗时，黑山守军已大大加强。梁兴初率第10纵队和1个独立师已进入黑山、大虎山，正严阵以待。

    23日拂晓，新1军军长潘裕昆指挥4个师的兵力，向黑山第10纵队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刘亚楼在黑山阻击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电告梁兴初：“务使敌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坚守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梁兴初立即用电话命令各师：“死守三天，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东北解放军于11时30分组织反击，战士们手持上刺刀的步枪，边扔手榴弹边向山下的敌人压去。新1军第30师攻击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败退。

    下午3时，潘裕昆发起第二次攻击。新1军官兵潮水般涌向解放军阵地。在接近阵地二三百米远时，解放军再次发起反击。第71军第91师见解放军“玩命”的架势，还没交锋，就吓得望风而逃。

    廖耀湘扔掉望远镜，命令宪兵队立即枪毙第71军第91师师长戴海容。宪兵队气势汹汹地闯进溃逃的第91师乱兵群里。戴海容见宪兵举着手枪高喊自己的名字，知道事情不妙，命令卫兵：“这几个王八蛋，竟敢直呼老子的名字，把他们毙了！”

    卫兵立即拥上去与宪兵厮打成一团，戴海容乘机化装逃跑了。

    当天深夜，梁兴初正准备调整兵力，以对付敌人明天的进攻。侦察队突然送来一个俘虏，一审得知是第71军第87师师部的传令班长。

    “司令员，他口袋里还有好东西呢！”侦察队长说着，从俘虏口袋里搜出几份战斗命令。

    梁兴初一看，原来是敌人明天的进攻命令，哪个团攻哪儿，哪个营主攻都清清楚楚。梁兴初喜出望外，针对敌人的攻击计划，作了相应的部署。有主有次，还省了许多兵力。

    24日，天气晴朗，除了血一样的朝霞，便是一碧到底的蓝天。潘裕昆命令青年军第207师第3旅猛攻高家屯。

    梁兴初待敌人的炮火一停，立即向第28师指挥所奔去。他猫着腰，动作极为敏捷，身后的参谋和警卫员被落下了老大一截距离。第28师的指挥所是一个隐蔽极佳的暗堡。梁兴初钻进暗堡时，吓了师长贺庆积一跳。梁兴初笑道：“别紧张，是我。”

    “司令员，我差点儿就甩手一枪啦，我的枪法你是知道的。”贺庆积开玩笑道。

    “你那两下子差远啦。”梁兴初取下军帽抹了一下额上的汗，问，“情况怎么样？”

    “敌人在高家屯干起来啦！第一次冲击就展开了3个营。兵分三路，对101高地攻势最猛。”贺庆积说。

    “老贺，敌人避开我刀尖，却从翼侧攻我刀背。我们现在就把刀把转过来，让高家屯成为刺进敌人胸膛的利剑，反复刺进拔出，置它于死地。”梁兴初说，“立刻把82团准备好，要是高家屯阵地丢了，迅速反击，趁敌立足未稳就夺回来！”

    “司令员放心吧，咱们28师绝不会拉稀的！”贺庆积说。

    青年军是国民党用“三民主义”精神长期进行“思想武装”的部队，从士兵到军官对共产党刻骨仇恨，打起仗来也特别卖命。他们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向高家屯一线高地猛攻。在第10纵队第28师的顽强阻击下，青年军死伤惨重，仍然潮水般一波一波向上冲。

    下午3时，石头山、92高地相继失守。101高地成了高家屯一线最后一个制高点。

    101高地上几乎所有的堡垒全被炮火摧毁了，到处是碎石。山头上的土被炮火炸松了，用手随便扒拉几下就是一个散兵坑。

    15时30分，青年军集中2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再次扑向101高地。坚守101高地的2个连加1个营部打得只剩下20余人。面对六七百名敌人的集团冲锋，解放军战士毫无惧色。他们以手榴弹连续击退了敌人4次冲锋。青年军伤亡过半，仍不顾一切地向上冲。

    梁兴初和贺庆积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101高地只剩下5位战士，手榴弹显然打光了，已经端着刺刀准备肉搏啦！

    “所有山炮集中火力向101高地轰击！”贺庆积急得大喊。

    梁兴初紧<tt>.９９ｌib.t>张地注视着101高地，他见战士们蹲在散兵坑里镇静地等待敌人靠近。突然炮弹在敌群间爆炸，经验丰富的战士立即趴在坑沿。与此同时，第82团两个营的兵力在副团长蓝芹的率领下开始反击。

    反击部队冒着炮火向101高地猛冲，我方炮火一停，蓝芹就带领部队冲上去了。接着是惊心动魄的肉搏战。梁兴初举着望远镜，浑身不住地颤抖，他被战士的英勇善战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半小时的肉搏战，蓝芹的反击部队全歼了101高地上的青年军。

    其他反击部队相继夺回了石头山和92高地等失守的阵地。

    太阳滑下黑山，如血的残阳照射着沉寂的战场。到处是尸体和刺鼻的血腥味。四天血战，黑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黑山”。树林成了一片黑木桩，土地熏得像灶膛一样黑，阵地上所有人，个个像从煤窑里爬出来的。

    <h3>旋风纵队</h3>

    青年军第207师第3旅被打得丧失了战斗能力，而黑山仍然拿不下来。廖耀湘心急如焚，再这样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因为白天从92高地发现了一份解放军文件，是林彪的命令：“阵地全体同志，须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很显然，林彪的意图是让阻击部队将他们挡在黑山、大虎山一线，然后大部队上来围而歼之。

    “必须跳出黑山、大虎山！”廖耀湘越想越紧张。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猛攻黑山，主力迅速经台安、大洼由东南方向撤往营口。

    廖耀湘下达撤退命令后，新6军军长李涛说：“青年军徒有虚名，攻了几天仍拿不下黑山，明天看我的。”

    青年军旅长许万寿早已垂头丧气，听了李涛的话不是个滋味，但因部队打得太惨，说不起硬话了，干脆懒得理睬。

    25日拂晓，李涛率新6军猛攻黑山阵地。主攻方向仍然是高家屯一线，特别是101高地。李涛集中100多门重炮猛烈轰击。

    梁兴初听到炮声立即举起望远镜，只见101高地被黑色的烟雾笼罩着，烟云向上翻滚露出暗红色的火光。炮声完全连在了一起，像一个经久不息的响雷。

    8时左右，10架飞机飞临黑山上空，轮番低空轰炸。梁兴初无法看清101高地受损的情况，只是紧张得心脏怦怦乱跳。

    10时10分，大地一片沉寂，敌机已经飞走，炮火也停息了。101高地的烟雾慢慢降落，梁兴初瞪大眼睛注视着渐渐澄清的阵地。

    “敌人开始进攻啦！”贺庆积道。

    新6军第169师以一个团的兵力朝101高地蜂拥而上。

    “怎么还没反应！”贺庆积担心地说。

    “师长，上去啦，我们的人上去啦！”参谋朝贺庆积兴奋地喊道。

    梁兴初见无数勇士从山背后闪电般跃入战壕。原来在敌人轰炸时，他们撤出了阵地，躲在了山背后。敌人炮火一停，他们像猛虎般冲上山头，抢在敌人的前面进入阵地。敌人以为山上不会有活物了，哪知头顶上突然飞来密集的手榴弹，接着是密密麻麻的枪声。

    新6军的首次攻势迅速被瓦解。

    11时30分，新6军第169师将部队编成24个梯队，采取波浪式的战术发起连续冲击。到下午2时30分，24次冲击过后，101高地仍在解放军手里。

    李涛望着巍然屹立的101高地，抓头搔耳，突然心生一计。他对督战队队长交代了一番。

    督战队的军官每人手里举着成捆的钞票，大声吆喝：“弟兄们！现在组织‘敢死队’，参加者每人奖励十万元！头一个冲上去的加一番！”

    吆喝了半天，没一个人动，督战队队长随即加码：“再加五万块……再加十万块……二十万块啦！好样的，不怕死的是英雄，还有没有人想发财？”

    一支300人的“敢死队”终于组成了。李涛命令炮火掩护，大炮轰了一阵，“敢死队”呼啦啦朝山上冲。刚冲到山腰，被解放军的炮火炸死了一半，余下的继续往前冲，又遭到一阵手榴弹的猛炸，“敢死队”纷纷趴下。

    山头上发起政治攻势：“国民党抓来的穷哥儿们，你们受骗了！你们在这里卖命送死，丢下妻儿老小谁管啦！”

    “敢死队”立即变成了“怕死队”，许多人朝山上喊：“共军弟兄们！你们别扔手榴弹啦，让我们下去吧！”

    山上回答：“我们答应你们的要求，不扔手榴弹啦，你们下去吧。”

    李涛眼见“敢死队”连滚带爬地逃了回来，气得直跺脚。命令炮兵再次猛轰101高地。

    经过几天恶战，101高地已经被削去了2米，变成了99高地。

    炮火一停，又冲上来一支“效忠党国先锋队”，全部由军官和国民党党员以及“志愿”者组成。这支“先锋队”在守军弹药耗尽的情况下，终于冲上了101高地。

    惨烈的白刃肉搏战随即展开，敌人仍源源不断地向山头上涌。守军指战员终于战至最后一刻，全部壮烈牺牲。

    “101高地失守啦！”梁兴初对贺庆积吼道，“快组织反击，现在就行动！”

    “部队极度疲劳，伤亡太大，”贺庆积说，“等天一黑就反击，保证夺回阵地。”

    “不行！晚上攻，敌人就喘过气来了，工事也修好了。”梁兴初说，“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我们伤亡大，敌人伤亡更大。现在就攻，攻到山头天就快黑了。天一黑就是我们的天下！”

    “是！坚决执行命令！”贺庆积红着眼睛说。

    第28师血战三天，伤亡很大，已经抽不出多少兵力组织反击。贺庆积亲自动员，师部的通信员和部分参谋人员都投入了反击。

    梁兴初命令全纵队的炮兵集中轰击101高地和增援101高地的敌人。黄昏后，反击部队一举夺回了101高地。

    25日上午，当李涛指挥新6军猛攻黑山时，兵团参谋长杨昆接到空军电话：“彰武以南发现一个长约5里的大行军纵队，向无梁殿方向前进，是否为我们自己的部队？如果不是，我们就轰炸了！”

    “不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你们轰炸吧！”杨昆回答道。

    杨昆随即将这一情报电告无梁殿附近的新3军军长龙天武，但因事多忙乱，竟未报告兵团司令廖耀湘。

    这一疏忽造成新3军被击溃遭歼灭的严重后果。

    那支“长约5里的大行军纵队”正是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这支部队从彰武以北出发，一天两夜强行军250里，于25日进至北宁线姚家窝棚和厉家窝棚。第二天凌晨3时，第6纵队向无梁殿附近的新3军发起突然袭击。

    新3军顿时乱成一团。军长龙天武见溃兵忽东忽西，四处乱窜，吓得慌忙调来一辆吉普车和一辆早就装好行李的卡车，跳上车就逃走了。连参谋长等军部人员都不管了，只顾自个逃命。

    吉普车和卡车驶到一条河边，发现桥已经被拆掉了。龙天武命令闯过去，结果两辆车都陷在河中，动弹不得。龙天武只好跳下水，徒涉过河。当时，天还没有亮，到处闪着炮弹爆炸的火光，急促的枪声如暴风骤雨般让人心惊肉跳，龙天武顾不得寒冷和河面薄冰割脚，哗啦哗啦跑在最前面。过河后回头一看身后只剩一名护兵，成了光杆司令。

    参谋长李定陆被枪声惊醒后，发现军长不见了，当即组织军部直属队向南撤离。走到三家村附近时，见前面草丛里卧伏着许多兵。

    李定陆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们是207师的，准备进前面村子，却遭到射击。”草丛里跑出一名军官。他的话还没说完，村里驶来一辆吉普车。

    车上坐着五六名穿美式大衣的军官，挥手大叫：“传廖司令官命令，你们部队继续南进，廖司令官在村南面装甲车上等你们。”

    吉普车朝后驶去，半小时后又掉头回来，朝村里开去。李定陆知道兵团部没有装甲车，但军部政训处长黄激却不知有诈，乘上卡车跟随而去。卡车快赶上吉普车时，挨了一颗手榴弹，黄激和3名政训员受伤。

    李定陆见前面过不去，只好北返，再去找军长龙天武。一路上到处是乱窜的士兵，军官各自逃命，部队早已溃乱成了无头苍蝇。李定陆想稳住部队，结果徒劳无益，自己也被溃兵卷了进去。

    新3军就这样被黄永胜率领的第6纵队一场夜袭搞得溃不成军，不战自乱。

    25日黄昏，新6军军长李涛接到新22师的一个重要情报：“大虎山以西高山子车站附近，发现有一支大行军纵队。正向南方移动。”

    李涛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未放在心上，也没向廖耀湘报告。李涛的疏忽造成第二天早晨整个兵团指挥系统完全被打乱的灾难性后果。

    这支“大行军纵队”便是东北解放军最精锐的“旋风纵队”——韩先楚的第3纵队。

    26日凌晨3时，第3纵队遇到被第6纵队击溃的新3军主力正往南蜂拥逃窜，当即以一部兵力突入新3军腰部，将其拦腰截为数段。新3军经此一击，已完全失去控制，加速了被歼灭的步伐。

    “旋风纵队”随即揳入廖耀湘兵团腹地。第3纵队第7师第21团第3营乘敌麻痹大意之机，攻占胡家窝棚北山。该营8连2排渗入胡家窝棚东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新6军炮兵阵地，俘新6军副军长刘建章以下100余人。该营主力采取巧妙渗透战术，绕过十几个重兵驻守的敌方阵地，沿着一条灌木丛生的小河于黎明时分摸进胡家窝棚。

    当时，廖耀湘带着一位随从副官，刚好出了兵团前线指挥所。他被四周骤起的枪声搞糊涂了，决定到村外的开阔地亲自观察，以搞清枪声的来源。

    摸进胡家窝棚的第3营主力，对廖耀湘的兵团指挥所发起突然袭击。几十个“高参”还在睡梦中就被一堆手榴弹送上了西天。兵团前线指挥所的所有通信指挥设施全部被“从天而降”的勇士捣毁。

    廖耀湘见身后枪声大作，惊得目瞪口呆，子弹从他头顶嗖嗖掠过。他知道兵团指挥所和新6军军部经此奇袭，一定瘫痪了。廖耀湘想起新1军第30师的司令部，离这里大约七八里。于是他无可奈何地朝东南方走去，边走边回头，心里苦不堪言。

    解放军第一棒就打碎了兵团的脑袋，这一招真够狠的！

    廖耀湘当时还不知道新3军、新1军的军部也被“旋风纵队”和第6纵队摧毁了。在26日凌晨3时至6时，短短3个小时内，东北野战军一举打掉了廖兵团前线指挥所和3个军部，使十万精兵的大兵团因群龙无首而陷于极端混乱的境地。

    第3纵队之所以能顺利渗入廖兵团腹地，与龙天武和潘裕昆的一个重大疏忽有关。25日黄昏，新3军接到廖耀湘的命令，首批从黑山撤往胡家窝棚一带，欲经大洼直奔营口。

    新3军本应于当天夜晚将阵地交给新1军接防，连夜向大洼进发。但当新1军军长潘裕昆半夜赶来时，新3军军长龙天武还在呼呼大睡。勤务兵将龙天武叫醒，告诉他新1军军长潘裕昆来了。龙天武披了件大衣趿拉着鞋，伸着懒腰走了出来。

    “你们怎么还不走？我军奉廖司令官之命前来接防。”潘裕昆说。

    “慌什么？”龙天武说，“明早天亮了再走不迟。”

    潘></a>裕昆无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而龙天武却已经给部队下达了命令：做好一切准备，以便明早东进。

    新3军的阵地实际上毫无防备，而新1军因准备接防新3军阵地，致使原阵地既无明确责任，且存在与另一支部队第71军交接不清的问题。由于这笔纠缠不清的糊涂账，造成了新3军、新1军和第71军三个军的阵地都无明确责任而警戒松懈。

    26日凌晨，“旋风纵队”抓住这个薄弱环节，顺利渗入廖兵团腹地，使所有首脑机关几乎同时遭到突然袭击。

    新1军军部是在胡家窝棚以东约1公里的一个村庄遭到袭击的。解放军两支部队分别渗入东西两面，同时发起钳形攻势。潘裕昆命令特务营和骑兵团拼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一度冲入军部所在的一所地主庄园，将指挥系统全部击毁。潘裕昆组织反击，才将解放军击退。战斗自凌晨5时一直进行到上午10时。敌我两军的战斗队形完全搅在了一起，犬牙交错，各自为战。潘裕昆命令司令部突围。骑兵被迫下马掩护，经过半小时白刃肉搏，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潘裕昆突围后，急忙向前孙家窝棚第50师师部转移。

    中午12时，潘裕昆一行抵达第50师师部，刚好新30师师长文小山报告，他们遭到解放军两次袭击，现在解放军已被反击下去了，还俘获解放军第5纵队的30余名士兵。

    潘裕昆又骑马赶到新30师师部，这时惊魂未定的廖耀湘也赶到了。两人叙述了遭受袭击和脱险的经过。

    潘裕昆大惊道：“这么说，共军一下子就干掉了兵团部和3个军部！”

    “现在还不知道71军的情况怎么样。”廖耀湘说。

    文小山这时正好接通了第71军的电话，廖耀湘立即奔去，抓住话筒嚷道：“向军长吗，你们情况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师被打乱了，失去了联系，主力还没什么损失。”向凤武在电话里回答道。

    廖耀湘问：“你在什么位置？”

    “胡家窝棚东南附近，距新30师不远。”向凤武回答说。

    “你要稳住部队，就地整顿，就地抵抗！”廖耀湘道。

    <h3>兵败如山倒</h3>

    26日下午4时，廖耀湘得到第49军军长郑庭笈的报告：“老达房往沈阳的公路还在49军控制之下，新6军第22师师部也到了东家窝棚，这边情况比较稳定。”

    廖耀湘对潘裕昆说：“我到49军去，你指挥71军和169师、207师就地抵抗，等我的命令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好吧。”潘裕昆答道。

    廖耀湘并不是去第49军，而是去新22师。因为新22师是新6军的主力骨干，是他的发家老本。他和李涛先后都是从新22师师长的位置上提拔上来的。廖耀湘想倚仗他的老本冲出重围，保证自身的安全。这一点潘裕昆心里明白，但嘴上不好说。

    廖耀湘和李涛、杨昆来到新22师师部，师长罗英说：“卫老总（卫立煌）上午来电让我们和49军一同退回沈阳。我因不知军长的情况，所以没有同意。”

    廖耀湘听后立即与第49军军长郑庭笈通电话。郑庭笈说：“卫老总要我率14师和新22师退回沈阳，我说等和你联络上以后再行动。地图上注明的大虎山以东至辽河边的沼泽地带，实际上已不存在。现在村落密布，到处是耕地。陈家窝棚有一条大马路直通辽河边的老达房，再经大民屯可到沈阳。现在这是唯一的出路，沿途还没发现敌人。”

    “你怎么知道沿途没有敌人？”廖耀湘问。

    “我接到卫老总的命令后，即派军部特务营乘卡车到了辽河岸边的老达房。特务营在那里征集了一批船，渡河没问题。”郑庭笈说，“司令官快下命令退回沈阳吧，这里不可久留，越迟越危险。”

    “你知道新3军的情况吗？”廖耀湘还牵挂着龙天武。

    “不清楚。”郑庭笈说。

    26日黄昏，新22师也开始遭到解放军的攻击和渗透。各团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纷纷向师长罗英报告：“共军兵力源源不断，我们快顶不住了。”

    廖耀湘仍在犹豫中，退营口的路已经被截断，但是退沈阳也不容易。前有大河拦阻，后有重兵追击。部队一离现地，即有在运动中遭围歼的可能性。正在廖耀湘举棋不定的时候，接到卫立煌十万火急的电报：“辽西部队危险万状，应立即退回沈阳。”

    廖耀湘接到卫立煌的电报满面羞愧，他背着卫立煌擅退营口遭到失败，这回还得听卫立煌的。

    “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卫老总要你退沈阳，那你就依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是他要你这样做的，责任由他承担。”兵团参谋长杨昆劝道。

    廖耀湘终于下了决心，决定由陈家窝棚经老达房退回沈阳。廖耀湘用无线电报话机向潘裕昆下达命令。

    “我认为退回沈阳没有把握，太危险了！请司令官慎重！”潘裕昆激动地说。

    “这是卫总司令的命令。”廖耀湘有气无力地说。

    “既然如此，”潘裕昆声音颤抖地说，“我将尽力而为。”

    26日夜，廖耀湘亲率新22师第64团，由陈家窝棚向老达房进发。27日拂晓，第64团遭到解放军阻击。廖耀湘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第64团多次强攻，毫无作用，解放军兵力源源而来。第64团团长战死，攻击只好停顿。

    退沈阳的路也被堵死了！廖耀湘仰天长叹：“十万精兵啊！老天呀！”

    堵死廖兵团北退沈阳之路的是第6纵队。第6纵队24日接到刘亚楼的命令：

    廖耀湘兵团有自大虎山以东向台安撤退模样，你部立即掉头向南，向台安疾进，务必堵住敌人。

    第6纵队通过一昼夜150里的强行军，于25日中午进至黑山、新民之间的二道境子一带，隐蔽休息，准备继续向台安前进。

    当日黄昏，部队准备出发，忽然接到东野总部万万火急电报：

    <small>廖耀湘主力仍在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8纵已全力插台安，你部速向大虎山以东地区攻击前进，切断敌人退路，造成对敌夹击之势……</small>

    部队立即兵分四路，齐头并进，于26日凌晨抵达姚家窝棚附近，开始与敌遭遇。激战10分钟后，尖刀连捕获了敌人两名哨兵，一审是新3军第14师的。

    四路部队分别采取渗透战术，揳入敌阵。战斗在敌腹地各处打响。天亮后，第6纵队第16师侦察队在双岗子伏击敌车队，俘获一名少将参议。

    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6师师长李作鹏亲自审问：“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讲出来，对你有好处，我保证宽大处理。”

    “我知道贵军的俘虏政策，我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们，绝不隐瞒。”少将参议连忙点头哈腰，“新3军在你们正面及以南地区，新1军已由黑山以东出发，正向东北方前进，拟经姜家屯向台安撤退，或经一半拉山门退回沈阳。”

    “到底是退向台安，还是退向沈阳？”李作鹏追问，“你必须讲清楚。”

    “原来是由大虎山向台安、营口撤退，据说那方面遇到贵军阻击，廖耀湘就命令部队绕道姜家屯向台安撤退。今天早晨又改变了计划，全部向沈阳方向转进。”

    “好吧，你下去休息吧。”李作鹏道。

    俘虏走到门口，突然回头说：“要使他们不能回沈阳，建议贵军除堵住姜家屯这条路以外，还必须堵住一半拉山门那条路。”

    李作鹏一听，觉得这个俘虏的建议很有道理，立即赞扬道：“你立了一功，不愧是高参。”

    此时，纵队司令员黄永胜骑马赶到，李作鹏立即将情况向他汇报。

    黄永胜哈哈大笑道：“少将参议的建议甚好，立即采纳！”

    26日夜至27日晨，第6纵队与第5纵队在姜家屯、二道境子一带摆出强大的“品”字形阵地，将廖兵团向沈阳退却的铁路、公路全部堵死。

    廖耀湘兵团指挥系统早被打乱了，向沈阳溃逃的部队以师、团为单位，轮番冲击第5纵队、第6纵队阵地，企图撕开一个口子逃出包围圈。

    第16师第47团郝团长来电话，向李作鹏报告，他们已经抓了500多个俘虏。第48团曹团长也报告：“我们俘虏敌人两千多人，看样子敌人已经乱套了。俘虏里有新1军、71军的，好几个师的番号，乱七八糟的。我们打一下，他们就缴枪，前面人放下枪，后面的争先恐后拥挤，像抢馒头似的。我们用两个排的兵力摆成一座大门，向敌人宣布，凡从这个门钻过去的放下武器的就算解放了。他们很听话，全部照办了，乖乖，一家伙过来两千多。”

    李作鹏说：“敌人混乱了，你们做好进攻准备。”

    包围圈越来越小，廖兵团的官兵像羊群似的到处乱窜。东面炮响就往西面跑，西面炮响又往东面跑。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狼狈不堪。

    各纵队全线出击，将敌人杀得溃不成军。田野上、村庄里，到处是胡撞乱窜的散兵。各纵队战士和后方的医生、护士、炊事员、民工，无论男女全部加入抓俘虏的战斗。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棍子，连棍子也找不着的就赤手空拳。

    廖耀湘在混战中和部队失散了，跟随他的只有3个人，且都是大官：新6军军长李涛、新22师副师长周璞和一个高参。一行四人挽着裤腿过一条水渠。周璞不小心落入了深坑，水深没顶，周璞不会水，在水中瞎扑腾。廖耀湘等人手忙脚乱，好不容易将周璞救起却惊动了解放军的巡逻队。四个人没命奔逃。奔进树林时，只剩三人，李涛不见了。于是三人在树林里歇息，准备天黑后再走。

    黄昏时，三人摸进一个表面看去很平静的小村，想找点吃的填一填咕咕叫的肚子。一进村发现到处是解放军，走在最前面的高参当即被俘。幸亏廖耀湘机灵，拽着周璞闪到墙角，悄悄溜走了。

    走了一夜，疲惫至极。天亮后，两人钻进田野中一个高粱秆堆里呼呼大睡。到下午，廖耀湘和周璞继续上路，不久遇到一个老百姓。周璞掏出一沓钞票，将老百姓的衣服和吃的全买下来。两人化了装，结果廖耀湘与十天前范汉杰被俘前的形象差不多：身穿一件黑棉袄，肩披一只破麻袋，口称“南方商人”。

    走到辽河边，渡口上挤满了解放军。廖耀湘不敢接近，因此等了好久仍没过河。周璞胆子大点，走到一堆老百姓旁讨了碗水喝。老百姓正在议论，沈阳被解放军占了。周璞一听急急回报廖耀湘。

    两人决定折回去，直奔葫芦岛。11月6日黄昏，廖耀湘和周璞又回到使他们倒霉的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后勤战士抓获。

    廖耀湘自称是南方商人，但他的特征早就被解放军战士背熟了：“矮胖子，眼睛有毛病，鬓发花白，操湖南口音。”廖耀湘抵赖不过，干脆拍着胸脯说：“我就是廖耀湘！”

    <h3>向沈阳进军！</h3>

    10月26日，廖兵团遭第3纵队渗透奇袭，通信设施被毁，与外界失去了联络，蒋介石忧心如焚。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但他仍抱一线希望，幻想依靠杜聿明的锦、葫兵力救出廖兵团。

    10月27日清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将杜聿明接往北平。杜聿明一到圆恩寺行邸，蒋介石急急地说：“现在廖兵团电信中断，失去联系，罗参军有个很好的建议，马上由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往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

    杜聿明一听，转身怒视着罗泽凯，廖兵团的下场就是因为蒋介石听信了这位“高参”的“高见”，现在又想断送葫芦岛的部队。

    杜聿明质问道：“调兵舰需要多长时间？”

    “两三天吧。”蒋介石代罗泽凯回答。

    “从葫芦岛运兵到营口又需要几天？”杜聿明继续问。

    “三四天估计能运完。”蒋介石说。

    “这么说，调葫芦岛的兵力到营口，至少一个星期。”杜聿明说，“一个星期之内廖兵团要是还存在的话，那么他自己就能打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

    蒋介石低头踱起步来，满面愁容。

    罗泽凯问杜聿明：“怎么办？你拿主意吧！”

    “我看廖兵团已经没指望啦，当务之急是撤走营口的部队，沈阳的部队能不能撤出来还难说得很。”杜聿明道。

    “好，我叫桂永清派兵舰去营口，你到沈阳去部署防务。”蒋介石停住踱步，抬头道。

    “那么学生就去了。”杜聿明说。

    正在这时，空军来电：“空中侦察发现有一万多人的队伍由辽中向沈阳前进。”

    “肯定是廖耀湘，赶快派飞机去联络。”蒋介石立即指示空军，回头对杜聿明说，“你对周福成说，沈阳现有部队统归他指挥，一定要死守沈阳。”

    杜聿明于27日下午飞抵沈阳，立即赶到卫立煌家中。卫立煌在房里困兽般急急地踱步，他说：“我早就说过，廖兵团一出辽西走廊必定会全军覆没，他就是不信。”

    “老头子让我来跟你商量部署沈阳防务。”杜聿明说。

    “我以前要守，他不让守，现在兵力都报销了，怎么个守法？”卫立煌道。

    杜聿明说：“老头子说让周福成指挥现有部队死守沈阳。”

    卫立煌踱了半天步，然后打电话将周福成和赵家骧叫来。

    周福成到后，杜聿明向他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

    “好吧，我现在就回去部署。”周福成说完就走了。

    “周福成不对劲，我看有问题。”赵家骧说，“他一向瞻前顾后，接受任务叫苦连天，怎么这次倒是痛快得很？”

    “用人不疑。”杜聿明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

    晚餐后，卫立煌感叹廖耀湘兵团竟如此不堪一击：“新1军、新6军号称属于五大主力，这么快就完了，真是不可思议！”

    “有一万多人从辽中正往沈阳来，老头子怀疑是廖耀湘。”杜聿明说。

    “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回来了。”卫立煌说，“廖耀湘的指挥所被打掉时，我就命令郑庭笈赶快往沈阳撤。”

    “为什么把部队这样送掉呢？”卫夫人韩权华说。

    “老头子不听我们的话，有什么办法呢？”卫立煌道。

    10月28日，潘裕昆、龙天武二人只身逃回沈阳。

    那一万多人的队伍是辽宁省政府派往辽中抢粮的保安部队，以及向沈阳逃窜的地主、资本家、商人等。卫立煌大失所望。

    杜聿明和卫立煌预感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沈阳和葫芦岛。

    10月29日，杜聿明飞往葫芦岛。次日上午蒋介石派一架飞机带来一封亲笔信，说沈阳已经混乱，让杜聿明立即飞沈阳，调整防务，稳定局势。

    杜聿明的飞机还没到达沈阳，就接到王叔铬从沈阳上空飞机上打来的电话：“沈阳北陵机场已经混乱，不能降落啦，光亭你千万不要降落，等我打电话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

    几分钟后，王叔铬再次来电话说：“老头子让你们回葫芦岛。”

    杜聿明的飞机立即掉头南飞，他想沈阳看来已经没指望了，解放军下一步必定要把矛头指向营口和葫芦岛，必须让老头子下决心调集船只，将营、葫的部队撤走。杜聿明命令飞机改变航向，直飞北平。

    飞机刚降落在北平西苑机场，杜聿明见蒋介石披着黑斗篷，匆匆朝“美龄”号走去。杜聿明立即奔过去挡在蒋介石前面，两脚一并，敬了个礼。

    “你怎么来了？”蒋介石惊奇道。

    “学生有要事请示校长。”杜聿明道。

    蒋介石将杜聿明引到机场空军作战室，问：“你有什么事？说吧。”

    “沈阳已经靠不住了，必须赶快派船将营口、葫芦岛的部队接走，否则东北部队会全军覆没。”杜聿明说。

    “你回葫芦岛去部署撤退。”蒋介石说，“我让桂永清马上派船去。”

    “是不是派飞机把卫总司令接出沈阳？”杜聿明问。

    蒋介石匆匆朝门外走去，对杜聿明的话不作回答。

    此刻，在沈阳“剿总”大楼，人心惶惶，纷纷传说解放军已过了辽河。大楼里早就无人办公，都在走后门“钻”飞机票。

    飞机场人山人海，挤满了准备出逃的军政要员和地方绅士。全副武装的宪兵在警戒线旁端着明晃晃的刺刀。

    一架运输机刚起飞，就被无线电话追了回来：“卫总司令要坐这架飞机。”

    运输机刚刚降落，卫立煌的卫士立即拥上飞机，将机上的乘客拖的拖、抱的抱、抬的抬，一律赶下来。机场上的军政要员见状轰地一下像山洪暴发般，冲垮宪兵的警戒线，向飞机汹涌而去。卫立煌的警卫团守卫在飞机跑道两侧，向天空开枪示警。

    这时卫立煌率一帮大官僚，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从机场候机厅朝飞机走去。

    人群里到处是绝望的狂号，卫立煌低着头，木然地迈步，对此起彼伏的喊声充耳不闻。

    “卫老总！我是省行政委员。”

    “卫老总，带我走吧！我是中将参议！”

    “卫老总，我是保安司令！”

    卫立煌一伙登上飞机。人群不顾一切，将警卫团的最后防线也冲垮了。嫩江省主席兼“剿总”秘书长彭济群，朝飞机门口爬去，却被一脚蹬翻在地。

    人群摇撼着机身，哭喊着，飞机差点儿被推翻了。卫立煌大惊失色，命令立即起飞。

    飞机从人群中挣脱出来，向跑道冲去，终于飞走了。

    围歼廖耀湘之战，解放军各部队实施大胆渗透、穿插。这样不仅使廖兵团建制大乱，解放军各纵队的建制也乱了。各师、团单独作战，对敌人穷追猛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围歼战结束时，各纵队已经无法集结，师、团位置极为分散、杂乱。

    刘亚楼急得望着标有各纵队和各师位置的地图直挠后脑勺。

    “部队建制大乱，不利于统一行动。”罗荣桓焦急地说，“沈阳之敌眼看着就要往营口跑。”

    林彪抓着一把炒黄豆，不动声色地说：“乱就乱吧，下一道总命令：全军向沈阳前进，同时传达到纵队和师团，乃至营连。不必集结，部队从现地同时出发。”

    “兵贵神速，很好。”罗荣桓说，“组织一支向导队，沿路指示方向同时进行宣传鼓动。”

    “让各纵队和师在运动中掌握部队。”刘亚楼说，“调整行军时间和路线，能在运动中归还建制当然更好，万一不行，就让他们乱去吧，到了沈阳再说。”

    各部队正在为大批俘虏着急，他们编了句歇后语—“辽西战役的俘虏—越带越多”。突然，传来消息：总部命令，立即进军沈阳！

    这回的命令不是由上往下传，而是由宣传队员敲着锣鼓，扯着嗓子大喊大叫。

    “俘虏怎么办？”有的连长、营长问。

    “交给地方同志，民兵、民工都行。”宣传队员回答。

    “缴获的武器弹药和车辆呢？”有人问。

    “武器弹药各部队就地补充，汽车开得动的你们往沈阳开，剩下的也交给地方同志处理。”宣传队员平时唱歌演戏，这回个个都能发号施令。

    “沈阳在哪个方向？”有人问。

    “瞧，墙上，树上，沿路都刷了路标。”宣传队员大叫，“快向沈阳进军，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飞啦。”

    解放军各部队迅速向沈阳兼程前进，在广阔的辽西战场摆出了成千上万路纵队，一齐直逼沈阳。

    与此同时，从长春南下的第12纵队和第1兵团独立师正接近沈阳近郊。10月29日拂晓，第12纵队势如破竹，一路连克铁岭、抚顺、本溪、诸城，同时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沈阳。

    10月31日下午，第12纵队和独立师开始猛攻沈阳西区守敌青年军207师（该师许万寿旅已在辽西被歼）。青年军由于深受蒋介石的党化教育，思想非常顽固。因此，铁西区战斗相当激烈。

    但其他地区的敌人几乎全都不战而降。周福成的部队早就失去控制，降的降，逃的逃，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谁都指挥不了。

    11月1日拂晓，第1纵队、第2纵队相继抵达沈阳城下，很快突破城防工事，进入市区。

    市区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到处是成帮结队的溃兵，或打着白旗，或脖子上缠着红布带，主动打听解放军的位置，要求投降。一些军官则开着吉普车满城乱转，找解放军去他们的兵营受降。

    第12纵队一个班分为三个战斗小组，分别爬上三辆吉普车，闯到三个兵营受降。每个兵营兵力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七八百人。一见吉普车载着解放军，一齐高呼：“解放军来人了，快出来缴枪。”

    几百人蜂拥而上，将吉普车团团围住，纷纷问：“枪缴到哪儿？”

    吉普车上的战士随便朝东一指，很威风地说：“枪堆到那里，码整齐！”

    俘虏纷纷往东拥，将枪码成了一座小山垛。解放军战士又往西一指：“人都到那边集合！”

    俘虏缴完枪，纷纷跑到西边集合。排好队形后，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解放军，等待发落。三四个解放军战士也不知下文该怎么做了，扎成一堆小声商量起来。最后决定派一名战士带着那辆吉普车去找上级请示。偌大一个沈阳市，战士不知道上级在哪条街，指挥司机一时东一时西，逛了一整天街，兵营里的俘虏早饿得咕咕叫了。有的怯生生地嚷道：“共军大哥，有吃的吗？”

    “不是派人联系去了吗？”解放军战士说，“联系上了饭就来啦！”

    左等右等那个战士还没来，急得留下的战士脑门直冒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时间长了，这帮俘虏难说不生事。

    最后，终于冲进一群解放军，高呼：“缴枪不杀！”

    “别开枪啦，我们早就缴枪啦！”俘虏们吓得连忙乱喊。

    第1纵队有一名战士，只身冲进市中心的“剿总”战车团大院。战车上的国民党兵见状高呼：“解放军来了！”

    “不许动！”解放军战士端着枪吼道。

    “我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有的国民党士兵说。

    “我们没放过一炮，不信你来验炮口。”

    解放军战士仔细一看，汽车、装甲车、坦克整整齐齐地排着，驾驶员笔挺地站在一旁，等待接收。

    第1纵队第3师第8团团长宋文洪带着三位参谋开着吉普车，在五义路见一个大胖子挥着白旗，站在公路中央，拦住去路。

    吉普车停下来，大胖子点头哈腰地说：“我是高射炮团的副团长，团长缺编，我是头儿。总算把贵军盼来了，快去我们团受降吧。”

    宋文洪载着大胖子开进一所大院。大胖子先将“共军长官”们引进办公室，摆上酒菜，大献殷勤。宋文洪说：“先办完投降手续再说。”

    “好的，好的，”大胖子点头哈腰，“请跟我来。”

    大胖子打开一楼一个大房间，里面堆满了美式卡宾枪。又打开二楼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四百多名赤手空拳的士兵。

    第1纵队第3师第8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正在大街上追赶队伍，迎面跑来一名战士，说：“主任，快来，有一个营的敌人要投降。”

    张镇铭跟着那名战士来到敌坦克营门口，只见一名军官大吼一声：“立正！”

    院子里有八九十名国民党士兵，列着整齐的队伍，像搞阅兵式似的，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军官跑步奔向张镇铭，突然双脚一磕，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地说：“报告长官，坦克营实到官兵84名，实有坦克8辆，正式向贵军投降。副营长王建业。”

    张镇铭也规规矩矩回了个礼，说：“营长何在？”

    “本营营长于凌晨5时30分逃跑啦。”王建业道。

    “坦克是否完好？”张镇铭问。

    “坦克完好无损，贵军投降条件上规定不准破坏武器装备。”王建业说。

    11月1日中午，解放军打到银行大楼。周福成率第8兵团机关300多人正式投降。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让周福成命令仍在顽抗的青年军207师投降。

    207师在东大营和乔家窝棚已经顽抗了两昼夜，他们对周福成的命令置若罔闻。刘震气得大吼：“坚决彻底歼灭它！”

    11月2日，青年军207师在我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打击下，终于遭到覆灭的下场。至此，沈阳全部解放，13万国民党守军被全歼。

    <h3>奔袭营口</h3>

    正当辽西会战激烈进行时，国民党第52军乘机占领了营口。这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事。因为廖耀湘兵团虽陷于重重包围，但并未遭到全歼，而沈阳还有十几万敌军。敌军很可能实施从营口总撤退。这样一来，就不能达到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彻底就地歼灭的战略目标。而且从营口撤退的敌军将会增加关内战场我军的压力。突然之间在对峙的局面下一方陡增数万甚至十几万兵力，将会造成难以预计的后果。

    10月25日，廖耀湘因黑山遇阻，准备悄悄经台安、大洼，直奔营口。这个计划不久就被林彪看破并及时粉碎了。幸亏各纵队奔袭神速、果断，否则，廖兵团就有可能从营口逃脱。毛泽东在这天致电批评林彪：“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52军一部于24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林彪的这个“失着”本来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即沈阳十几万敌军倾巢而动，经辽阳逃往营口。但是卫立煌的“瞎指挥”却大大消除了这个“失着”的副作用。

    当第52军占领营口时，第53军的先头部队也进了辽阳、鞍山。卫立煌此时仍幻想死守沈阳，命令第52军、第53军退回沈阳，以加强沈阳防务。

    第53军先头部队两个师盲目执行了卫立煌的命令，撤回沈阳后即遭解放军围歼。在营口的第52军军长刘玉章动了点脑筋，觉得在营口比沈阳安全得多，加上有杜聿明的支持，于是抗命不撤，待在营口天天盼杜聿明派船来将他的部队接出东北这个大冰窟窿。

    10月27日，林彪为弥补他的“失着”，在围歼廖兵团之战进入尾声时，命令第9纵队和南满独2师东渡辽河，直扑营口。

    第9纵队在攻克锦州之后，旋即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会战，10月26日经六昼夜强行军抵达大虎山附近。此时，辽西会战已经到了收尾阶段，第9纵队只有前卫第26师赶上了战斗，仗没怎么大打，功劳却不算小：活捉了敌第71军军长向凤武。

    10月27日接到奔袭营口的命令，纵队司令员詹才芳立即将后队改前队，向台安奔去。第25师变成了前卫，第26师断后，强行军六昼夜的部队又开始了新的强行军。

    辽南一带河流纵横，船只、桥梁大多被破坏了。詹才芳命令大河架浮桥，小河就涉水过去。从纵队首长到士兵，人人一身水一身泥，走着走着，身上热气腾腾，衣服又干了。

    许多战士边走边打瞌睡，为了避免掉队，有的连每班发根绳子，班长牵着绳头，班副捏着绳尾，战士在中间扶着跌跌撞撞朝前走。

    纵队政委李中权见状，让人传令：“打下营口，让大家睡足。”

    詹才芳乘的吉普车轧到了地雷，被爆炸的气浪掀得老远。车尾炸得千疮百孔，但无人受伤。工兵探测到了地雷，来不及排除，只用石灰做记号，时间一长，记号模糊了，却让司令员虚惊一场。

    10月30日，前卫第25师到达营口远郊，开始与敌交战。在前石桥子遇到敌坚固据点。詹才芳立即命令第25师以一个团的兵力攻打该据点，主力继续向营口以东前进。

    第25师第73团一个连的兵力，一举突入前石桥子，却遭到敌强大火力的伏击。该连伤亡很大，匆匆退出村子。

    师长曾雍雅亲自赶到现场，发现地形于己十分不利，而且敌人兵力多少、战斗力情况不了解，遂下令停止攻击，将部队撤回后石桥子。

    部队极度疲劳，一停下来倒头便睡，放松了警戒。当夜敌以两个营的兵力偷袭，使第73团第1营遭到重大伤亡。

    10月31日，桂永清派来的几艘登陆艇和一艘商船抵达营口港外，但正逢落潮，水浅不能靠岸。刘玉章站在码头上，望着海上的船只，听着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忧心如焚。

    第二天登陆艇和商船终于靠岸，3万多人靠这几条船运输，远远不够。刘玉章决定破坏车辆，打死马匹，将人员强行“塞”上船。

    刘玉章将撤退计划向各师传达，并命令外围据点留30个排哨，每哨安电话一部，在适当位置隐蔽卡车一辆，各排哨依现有工事掩护主力撤离，待大部队登船后，各哨同时后撤，乘卡车直奔码头。整个计划于当晚实施。

    当天下午，解放军第9纵队各师相继抵达营口郊外。第9纵队司令员詹才芳和政委李中权商量，准备立即对敌发起攻击。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第52军想从海上溜走，如果按总部命令等第7纵队、第8纵队赶到后再攻击，恐怕来不及了。

    解放军的攻击遭到刘玉章的反击。由于第9纵队各部的重武器还没有跟上，加上长途强行军战士疲劳，被敌人反击得手。第9纵队第25师于黄昏时向大石桥转移。刘玉章命令部队迅速撤出阵地，连夜赶到码头上船。

    刘玉章和参谋长廖传枢上了舰队司令官马纪壮的旗舰。时值落潮，无法起航，要等第二天拂晓涨潮才能出海。

    第52军第2师纷纷抢登一艘大型运输船。炮兵营最先上船，进了舱底，底舱因曾运过汽油，地板上有不少漏油。有人因天黑无灯点了一支蜡烛。

    上船的人越来越多，通信营上完了，接着是师部，最后是步兵团。船身因严重超载下沉，底部触地，开始倾斜。海军要求人往外侧疏散，无人理会。底舱的那支蜡烛倒地，引起大火。

    火势迅速蔓延，将炮兵营大部烧死，上面的通信营和师部人员纷纷跳海，步兵团上船的掉头后撤，没上船的仍往前挤，又造成许多人落海。

    运输船报废了，第2师师长尹先甲只顾自身逃命，混上了另一艘船，而他的部队站在岸上无人去管。

    刘玉章只好派人通知第2师的两个团长自行找船去葫芦岛。

    11月2日凌晨5时，刘玉章率第52军一部兵力乘船逃走。早晨7时，解放军向营口市区发起总攻。守军迅速崩溃，解放军长驱直入，一直攻到码头。

    第52军第2师搜集到大量帆船和一艘运输船，刚刚驶离码头就遭到解放军的猛烈炮击。运输船中弹沉没，三千官兵葬身海底，帆船也大部被击沉。

    第2师一个整师只有五六百人乘帆船逃往葫芦岛，余下全部被歼。

    刘玉章到达葫芦岛，杜聿明正站在码头指挥第52军残部卸船。两人相见，抱头痛哭。刘玉章说：“52军损失太惨啦！”

    “你不要太伤心。”杜聿明安慰道，“我把新6军暂62师刘梓皋部建制拨给你。”

    杜聿明召集葫芦岛守军将领，商讨撤退事宜。各军、师都想先走，吵吵嚷嚷争论了半天。

    “沈阳沦陷的消息已经证实。”杜聿明说，“我和大家心情一样，想急于将部队安全撤走，但是各位必须镇静，要临危不乱。”

    “干脆走陆路，由山海关到冀东。”阙汉骞道。

    “陆路不安全，还是走海路好。”刘玉章道。

    “海上固然安全，”侯镜如说，“但船来慢了，后面担负掩护的部队就会丢给共产党。”

    “大家别争了，”杜聿明说，“还是执行总统的命令吧，从海上撤。”

    “我们往哪里撤？是华北吗？”侯镜如问。

    “我现在不知道，”杜聿明说，“等总统决定吧。”

    会议一散，侯镜如单独对杜聿明说：“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光亭兄应该当机立断，该断不断大祸临头，廖耀湘就是吃的这个亏。”

    “你说该怎么办？”杜聿明问。

    “你应该下决心，带我们从陆路走，等船谁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桂永清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营口52军损失过半，就是吃了船来得慢来得少的亏。”侯镜如说。

    “不要急，老兄！”杜聿明握着侯镜如的手说，“一字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共军吃掉的。等船来了，我让你的部队先走，好不好？”

    侯镜如走后，蒋介石派国防部一个副厅长从南京带来《徐蚌会战计划》和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

    “我同意此案，但须将葫芦岛的部队撤完后才能动身。”杜聿明对许副厅长说。

    许副厅长走后，杜聿明立即给蒋介石发电，要求将葫芦岛的部队，全部撤往蚌埠。杜聿明想亲手控制这些部队，以利他进行徐蚌会战。

    蒋介石回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

    因为葫芦岛的部队有一半属于华北“剿总”建制。第二天蒋介石来电：“华北情况吃紧，原属华北‘剿总’之第62军、第92军及独立95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39军、第52军及第54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杜聿明开始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撤离葫芦岛。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给前方担任掩护的部队下达向共军搜索前进的命令，给后方准备撤退的部队下达向某地转移的命令，等部队到了码头，再下达上船的命令。

    杜聿明的这一套连老奸巨猾的罗奇也蒙在鼓里。独立95师撤退时，杜聿明的命令是：“据报营口方面第52军之一部，本日凌晨已击退正面之敌，正向田庄方向前进中。该师即由葫芦岛船运营口增援第52军的作战，限6日18时登船完毕。”

    罗奇接到命令时，打电话问港口司令部：“怎么把部队往营口运，搞错没有？”

    “上船吧，杜司令官亲笔签署的，怎么会搞错。”港口司令回答。

    罗奇上船起锚后，杜聿明亲自用无线电话指示：“独立第95师立即开赴秦皇岛，仍归华北‘剿总’建制。”

    杜聿明一面指挥部队撤退，一面布置破坏锦西、葫芦岛设施。能运走的机器、装备一律运走，运不走的全部破坏。

    杜聿明的计划因工人的护厂运动大打了折扣。对港口设施和码头的破坏，也因桂永清的敷衍塞责未能实施。桂永清命人将大量TNT炸药堆放在码头上，待最后一艘船驶离后，用舰炮轰击引爆炸药。但桂永清本人提前乘“重庆”舰先走了，留下一艘炮舰执行这一使命。

    炮舰怕遭解放军炮击，朝码头开了几炮就匆匆溜走了。TNT炸药并未引爆。

    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是第54军第8师。当第8师撤退到锦西机场时，杜聿明正站在飞机跑道旁，对从他面前匆匆经过的官兵说：“不要慌，沉着点，保持队形。”

    第8师的部队远远撤离了机场，杜聿明才放心地上了飞机。

    <h3>“林彪是四期的，可你们全是一期的！”</h3>

    杜聿明飞抵北平时是11月8日午夜。这一夜他没有一点睡意，在东城弓弦胡同2号徘徊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晨，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地上像覆了一层白霜。

    “连老天爷都伤心得落泪了！”

    杜聿明一口气跑到北海，登上白塔，望着灰蒙<dfn></dfn>蒙的天空，暗暗自语：“老天，是什么使我们败得如此之惨？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还有陈诚、卫立煌，都是国军中顶尖的名将；新1军、新6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二，还有71军、52军、94军全是精锐中的精锐。如今，往昔血与火换来的功名全都滔滔东去，几十万部队都灰飞烟灭。”

    杜聿明想起蒋介石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在他耳边反复回响：“林彪是四期的，可你们全是一期的！一期的！一期的……”

    东北“剿总”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李诚毅带着卫士，跑上白塔，对仰天反思的杜聿明说：“哎呀，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也不打声招呼，真让人担心啦！”

    杜聿明缓过神来，问：“何事？”

    李诚毅回答说：“傅总司令请你吃饭。”

    杜聿明望了一眼北平的景色，伤感地说：“别矣故都！此生再也看不到你美丽雄伟的画面了！”杜聿明什么也吃不下，着急地望着悠闲的傅作义，说：“我向宜公建议，退守绥远是绝路，守住天津、塘沽海口还有一线希望。”

    傅作义是个城府极深的人，他举着酒杯，轻轻转动杯子，像是在欣赏一件珍稀宝物。他对杜聿明的话不置可否。

    杜聿明再次提醒道：“北平是个风浪不平的地方，你干脆让给共产党，将兵力集中，守天津、塘沽，这是上策。”

    “你谈谈东北共军的情况。”

    杜聿明声音颤抖地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即将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

    傅作义平静地说：“我比林彪长十岁。”

    杜聿明摇了摇头，心想：这位因守城而出名的老兄也许真的有办法，鬼知道呢！

    11月14日，毛泽东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撰写了著名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文章说：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毛泽东的预测与杜聿明惊人的相似。

    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历经52天的辽沈战役决战，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部、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整师以及特种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共计47.2万人；俘将官186名；缴获火炮4709门、掷弹筒234具、重机枪2387挺、轻机枪1.09万挺、高射机枪6挺、冲锋枪1.83万支、战防枪71支、步枪15.18万支、短枪4957支、信号枪142支、枪榴筒280个、各种炮弹41.9万发、子弹2482万发；击落飞机11架，缴获飞机16架、坦克76辆、铁甲车151辆、火车头348辆、车皮1380节、汽车2170辆，击毁装甲车6辆，击沉军舰1艘、军用船22艘；收复大中城市14座，解放了东北全境。

 第八章 秘密入关

    <h3>蒋介石把傅作义当成救命稻草</h3>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等东野首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开入沈阳市区时，镁光灯不停地闪烁，中外记者纷纷抢拍这历史性的一幕。

    此时，蒋介石在南京正紧张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他已经不忍回睹背后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整个东北已被参谋人员染成红色，而徐州、蚌埠之间，几个国民党重兵集团均被红色的圆圈套得结结实实。

    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听完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军情介绍后，均一言不发。蒋介石将目光停留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脸上。大家见蒋介石半晌不开口，也顺着他的目光一齐望着傅作义。

    傅作义在这种场合仍保持着大将风度，他的面部表情平静如常，看不出有什么心理压力。顾祝同刚才的话仍在耳畔回荡：“林彪匪部百万之众下一步将要拥入华北，华北国军首当其冲。当务之急是迅速决断华北国军的行动方略，是原地固守还是避敌锋芒，撤出现地以求保存实力……”

    当时，华北的国民党军队有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连同地方保安部队共计50余万人。其中25个师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另外17个师是傅作义从绥远带来的老部队。辽沈战役之初，傅作义已预感到东北卫立煌部有崩溃之势，为了应付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现的危机——东北解放军百万雄师入关，他拟订了两个方案，这与顾祝同所言如出一辙，即固守平津与撤出华北。显然，他的部队对付华北的聂荣臻部还有可能，但同时对付林彪的百万雄师加上聂荣臻的四十万大军就万万不可能了。傅作义非常清楚固守平津的结局只能让自己陷入灭顶之灾。

    唯一的出路是撤离华北。

    蒋介石终于开口了，他说：“傅将军如果认为平津难保，可率部撤往江南，以拱卫京沪中枢。”

    国防部长何应钦立即说：“总统已向国防部交代，准备发表傅作义上将为东南军政长官。本部正会同有关各方即刻预备海陆抢运华北大军南调京沪。”

    傅作义待蒋、何发言后，沉默片刻，他在心中飞快地打好了腹稿，故做慷慨激昂状，起身道：“为什么要撤？华北有五十万大军，不经决战便弃守平津重镇，如何向国人交代？”

    何应钦道：“宜生兄乃守城名将，当年以一个旅守涿州孤城，张作霖父子数万之众围攻三个月竟奈何不得。现以五十万大军守平津，我想守半年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如果华北能支撑半年，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重振军备。”

    蒋介石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傅作义，问：“宜生将军真有把握固守平津？”

    傅作义道：“我建议在天津、塘沽之间构筑六十公里的弧形阵地，平津之间建立碉堡群，以积极备战的姿态迎击入关的东北共军。林彪匪部在东北经五十余日恶战，非经三四个月休整不可能恢复元气。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构筑防御工事。一旦林匪入关，利则战之，不利则从容南撤。我想守半年应无大碍。”

    蒋介石闻此言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要你能守住平津，我保证有办法改变目前不利的态势。”

    蒋介石对傅作义寄予了无限希望，他幻想着傅作义再次发挥当年守涿州时的才华守住平津，以拖住华北解放军和挡住东北解放军，为他在江南重新武装新的军队赢得时间，特别是眼下徐蚌会战已拉开帷幕的情况下，撤离华北将会使整个长江以北迅速“沦陷”。

    蒋介石就像一个溺水者把守城名将傅作义当成了救命稻草。事实上傅作义根本就救不了他，也不想救他。

    傅作义当然清楚“守半年”之说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他有自己的算盘。他不想与蒋介石这条破船一起沉沦。

    在兵力部署上，傅作义将蒋系的25个师摆在北平、天津、塘沽一线，而将自己的17个师摆在北平、张家口至绥远一线。这条长达千里的“长蛇阵”在布局上大有奥妙。一旦东北解放军入关，蒋系军队首当其冲，傅系军队就有足够时间溜回绥远老巢。

    他之所以说能固守平津，实际上是拒绝南撤。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部下多为绥远人，他们不愿在南京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远离家乡去守京沪。即使到了江南，没有根基也难免会被蒋介石吞并。傅作义的主意是西撤绥远，蒋系军队他带不走，就将其置于津塘，战可牵制入关的东北解放军，退可从海路南辙；而他自己的军队守着平绥线，随时都可西溜。

    他坚持要守平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捞足了美援再走”。早在这年春天，美国政府采纳了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直接将大批援华军用物资交给傅作义这位“掌握华北兵权第一流的军人”。7月，第一批价值16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运抵天津，至傅作义赴宁参加军事会议时止，仍有数目不详的美械抵达天津港口。傅深知绥远地旷人稀、物资匮乏，只有将美国人的装备捞足，才有本钱保住绥远老巢。

    傅作义见蒋介石同意了他的方案，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在与会的高级将领中有一位公认的“军事天才”，他就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这位“小诸葛”早就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突然起身舌战群雄。他的主张与众不同，既不是守也不是撤，而是主张与共产党议和。

    “趁现在东北共军尚未入关，平津还在我们手里，被围在徐蚌地区的几个兵团还没被共军吃掉，赶快与共产党议和。”

    白崇禧要求议和，语惊四座，激起主战派们的一致反对。傅作义冷眼旁观，这次南京之行更坚定了他与蒋家王朝分道扬镳的决心。

    傅作义一返回北平，就开始派人秘密与共产党接触。他拿着一本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对几位亲信说：“我以前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实现救国救民。共产党主张搞联合政府，我想以冀、察、绥三省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请你们设法与中共秘密联络，将我的意见转给毛泽东。”

    几位亲信几经周折仍未与西柏坡联系上，正在傅作义一筹莫展之时，他的女儿傅冬菊突然亮出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11月17日，傅冬菊将父亲亲拟的一份电报，通过北平地下党电台发给了西柏坡。电文将傅控制的空军、陆军数量和装备和盘托出，要求毛泽东派南汉宸来北平和平谈判。

    可是，毛泽东看了电文不予理睬。因为《论联合政府》一文写于1945年3月，那时共产党的实力相对较弱，今非昔比，毛泽东的理想显然已经超越了“联合政府”，人民共和国的轮廓早在他的心中勾画出来。何况，傅作义属于国民党阵营，想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也与事实不符。

    此时，傅作义要求“议和”与白崇禧要求“议和”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是想以实力为后盾占据一方，这在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的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导致军阀混战的根源。时过境迁，傅作义的想法的确不合时宜。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与中共议和的努力，这为他最终走向光明埋下了伏笔。

    现在，傅作义仍在按照他自己的思维定式，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与和平”的游戏。他冒着“三死”的危险准备与共产党秘密谈判，说：“第一，从前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今天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想不通会打死我；第二，一旦泄密，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第三，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

    他安排了几条线索与中共秘密联络。

    他深知一旦和谈不能成功，还得打起来，同时军事实力也是和谈的筹码。因此，他一刻也没放松战争准备。一是征集大量民工抢修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等地防御工事；二是扩充兵力，征购粮食；三是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四是调整兵力部署，先后将驻守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第13军、第101军、第86军、第87军等部撤出，集中防守平、津、张等战略要地。

    从军事部署上看，傅作义仍在西窜与东撤问题上举棋不定。他的彷徨观望是寄希望于东北解放军三四个月后才能入关。

    <h3>秘密入关</h3>

    雪后初晴的西柏坡被夕阳的余晖镀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嘟嘟嘟”的电台收发报声与晚风吹拂树枝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使这个冬天的黄昏显得非同寻常。

    在一所普通的农家小院里，中国革命史上的几位巨人正在导演震惊世界的大决战。

    “平津战役必须提前举行！”毛泽东用指关节敲着桌上的地图，果断地说。

    周恩来拿着一大沓电报，说：“目前，华北的三个兵团，一个在围归绥，一个在围太原，另外一个准备增援上述围城部队。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对付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除非东北的林、罗大军迅速入关。”

    刘少奇摇头道：“东北野战军连续作战五十多天，中央已经批准了他们提出的休整计划。林、罗、刘来电强调提前入关有困难。”

    毛泽东起身，点燃一支烟，在房中边踱步边说：“淮海战役 5df2." >已进入高潮，整个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华野、中野消灭徐州刘峙集团之后饮马长江，直接威胁南京、上海，那可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喽！蒋介石必定在考虑长江防线问题，能调动的兵力无非华北傅作义和西北胡宗南，而胡宗南有掩护西南的任务，否则，他一撤，我们就能入川直捣蒋经营多年的西南战略后方。因此，傅作义手里的几十个师必是蒋介石的长江防线首先要考虑的对象。我们绝不能让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建立起来，否则于中国革命<s></s>前途不利。”

    朱德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可能性是有的，除非将蒋军的精锐部队全部消灭于长江以北。”

    “对。”毛泽东大手一挥，“一定要将傅作义集团消灭于平津地区！”

    任弼时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有什么办法阻止傅部撤退呢？东北局强调新兵未补充，俘虏未消化，冬装未下发，而且部队思想发生混乱，东北籍战士不愿离乡，某些干部滋长享受情绪，他们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思想整顿。”

    “是呀！”周恩来道，“他们提早入关确实有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没有用命令口气而是用商量的口吻：

    <small>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small>

    次日，林、罗、刘回电表示提前入关很困难。当天，中央书记处开会在研究了全局形势后，一致认为东北野战军应提前入关。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一份致东野的电文，仍是商量的口气，毛泽东特地加上了一段：

    <small>望你们郑重考虑下述两个方案：（一）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二）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电复。</small>

    从电文的口气可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所面临困难的理解和对林彪、罗荣桓等人的充分尊重。林、罗、刘的复电未至，毛泽东先收到了北平地下党转发的傅作义求和的电文。此事，坚定了毛泽东要东野主力迅速入关的决心。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刘：

    <small>一、傅作义经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small>

    <small>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small>

    <small>三、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small>

    <small>四、我们已令杨罗耿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阻止傅作义西退，徐周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small>

    <small>五、如何部署，盼复。</small>

    这份电报已经是命令的口气了。林、罗、刘次日复电：“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开始陆续入关，踏上了当年完颜阿骨打、多尔衮和张作霖征服关内的老路。百万雄师的声势是骇人的，如此庞大的行军队伍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12个纵队，1000门火炮、100辆坦克、130辆装甲车，还有上千辆卡车和几十万匹骡马拉着的大车，汇成了一股排山倒海的洪流。

    如果平津的国民党军队看到了这声势骇人的一幕，早就吓跑了，傅作义将军也就用不着在“西窜和南逃”“战争与和平”间犹豫不定了。

    难就难在有着天大的动静，却要做得悄无声息。

    东北野战军的动向是蒋军最为关切的头等大事，为此，每天都有飞机在北宁线两侧侦察，傅作义在山海关摆了一个军。面对百万雄师，一个军无异于螳臂当车，傅作义的用意是让这个军起前哨作用。

    可是，毛泽东为了不惊动敌人，令东野主力不走山海关，全部自热河境内经冷口、喜峰口入关；并令部队昼伏夜行，隐蔽行军。毛泽东的瞒天过海之计十分周密。他考虑到沈阳必定有敌特电台，部队一动，敌特必有警觉，于是令沈阳附近的部队最后行动。他在11月20日的电文中指示：除部队行动应十分隐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告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当林彪、罗荣桓率东野总部南下一个多星期后，新华社还在播发林彪在沈阳活动的消息。

    东北野战军的洪流冲向了平津，而傅作义尚无知觉。将百万雄师的行踪隐蔽得如此巧妙，这是毛泽东的杰作，也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自热河入关的部队按预定方案迅猛穿插。此时，傅作义也在调整部署频繁调动军队。有意思的是有时双方军队挤在了同一条公路上，混杂在一起。蒋军做梦也没想到东北解放军入关了，因而常常在麻痹大意下被突然缴械。当然，也有精明的，因而免不了要打起来。

    <h3>围困“王牌军”</h3>

    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现地，不致弃守平津，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令徐向前率领的华北第一兵团缓攻太原，对太原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其次，令杨成武率领的华北第三兵团自归绥撤围，因为归绥是绥远省会，是傅作义的后方基地，打掉归绥，会让傅作义放弃西窜的念头而一心南撤；再次，令东北先遣兵团穿插到北平与张家口之间。

    1948年11月29日，杨成武兵团按中央指令突然包围了平绥线上的战略重镇张家口。守军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向傅作义求援。傅为了确保其西撤路线的畅通无阻，毫不犹豫地将他手中的王牌打了出去，令第35军星夜驰援张家口。

    第35军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全套美式装备，兵员充足，士气高昂，被称为“王牌之王牌”。军长郭景云接令后即率部乘400多辆汽车向西北开去。夜幕降临时，浩浩荡荡的车队行进在险峻的八达岭山路上。傅作义的这支王牌军一出北平，平津战役的序幕也就拉开了。

    11月30日，郭景云抵达张家口，随即奉孙兰峰之令向围城的解放军进攻。解放军避而不战，使气势汹汹的第35军次次扑空。郭景云得了这份虚荣，心满意足地回到张家口，以为张家口之围已经解除。

    12月3日，晴空万里，张家口周围一片和平景象，几天前围城的解放军不知去向。郭景云准备返回北平，此时，总部来电：

    <small>傅总司令即赴张家口，第35军部队可候总司令与郭军长见面后再走。</small>

    次日上午9时，傅作义的飞机降落在张家口机场，孙兰峰将其迎入第11兵团司令部。傅作义询问了一下张家口周围的军事情况之后，判断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随即召集师以上军官训话，他故作镇静地说：“各位将领个个红光满面，哪有一点倒霉的样子呀！虽然军事形势有些紧张，只要我们指挥得当，将士用命，局势尚非不可挽救。”

    傅作义豪爽地大笑起来，显得十分轻松。

    训完话，他将几位核心人物召来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此时的傅总司令就没那么轻松了，他说：“你们做好撤退准备，将所有军事物资，包括武器、弹药、服装、粮秣以及其他物资做一次清点，在撤退时能带的尽量带走，不能带的一律造具清册，将储存物资的库房加封上锁留交不愿意随我们走的当地工作人员。”

    当天下午4时，傅作义匆匆登机飞往北平。登机前，他向送行的孙兰峰等人交代：“张家口是否撤退，何时撤退，等我到北平研究之后再行电告。林彪进关尚需时日，这方面仅聂荣臻的部队。留下第105军及原有部队就应付自如，第<bdo>.９9lｉb.</bdo>35军可于明日返平。原在张家口的野炮营和察哈尔省的保安第3团拨归第35军指挥，其他不必要的机关和各部队留守处均撤回北平。”

    傅作义的飞机刚刚上天，察哈尔省的头面人物和豪绅巨贾纷纷到第35军军部，要求随军撤离省城。郭景云豪爽得很，一概应允。

    12月6日，第35军的几百辆汽车又浩浩荡荡拥上了通往北平的道路。自1948年1月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以来，这支“王牌军”就开始在平张公路上往来驰骋，充当“救火队”的角色，哪里需要增援他们就扑向哪里。这一次，他们谁也没料到已踏上了死亡之旅。

    傅作义返回北平就发觉情况不妙，北平郊区的密云县城附近发现大股“共军”。他接到第13军第155师发来的电报后，惊得目瞪口呆。华北解放军分成三大股，一股围太原，一股围张家口，还有一股在太行山一带，他们的位置傅作义心中有数，密云的这一“大股”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

    难道东北共军入关啦？

    傅作义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但他毕竟是颇具军事天赋的名将，立即派飞机和情报人员严密侦察。当日黄昏空军报告在平张线东西两侧均发现解放军大队人马。他判断解放军准备切断平张线，直下北平。于是急令拥有大量汽车的第35军速返北平，同时考虑到平张线即将被切断，撤出张家口的军政人员及物资已经来不及了，乃致电孙兰峰令其固守张家口。

    第35军军长郭景云是一员猛将，打起仗来常像连长一样往枪林弹雨中钻，傅作义等高级将领夸他是“张飞张翼德”。常言道“猛张飞粗中有细”，其实郭景云只有张飞的“猛”劲，却没有张飞那份“细心”。

    4日夜，他接到傅作义的电报，令其率第35军并第104军第258师于6日拂晓自张家口返回北平。这是一份急电，可是郭景云却满不在乎，并没有做出发的准备。

    6日晨，郭景云将原拟载运第258师的汽车用来装运该军驻张家口修械所的机器和面粉，一些达官显要和大商人携带家眷和财物也纷纷登车，第258师只能丢在张家口。折腾到下午1时，才做好出发准备，这比傅作义的命令晚了7个多小时。

    就是这7个多小时使本来平安无事的平张公路布满了杀机。

    毛泽东瞅准这一战机，决心围歼第35军于返平途中。他知道傅作义视第35军为“命根子”，绝不会坐视不管，因而可以同时调动傅作义其他主力前往增援而加以歼灭。

    12月4日16时，也就是傅作义的飞机刚从张家口起飞之时，毛泽东电令华北第3兵团继续包围张家口，华北第2兵团迅速运动至平张线，东北先遣兵团亦向平张线集结。

    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向平张东西对进的行动被傅作义的飞机发现了，傅急令第35军速返北平。

    抓住了第35军就等于抓住了整个傅系，这一点双方主帅毛泽东和傅作义都看得非常清楚。可是他们的前线将领最初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本来离平张线最近的是东北先遣兵团，他们于12月3日就挺进到密云附近。据侦察得知该城只有一个保安团防守，于是兵团首长想“顺手牵羊”，将这座可轻而易举拿下来的县城一举攻克。即令先头部队第11纵队第31师攻击密云县城。该师攻了一天只扫清了外围据点，原来守敌何止一个保安团？还有蒋军嫡系第13军第155师的3个团也在城里。

    兵团首长这才意识到攻克密云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于是令已渡过潮白河的第32师回过头来与第31师一同“啃骨头”。总攻于5日拂晓发起，至黄昏始全歼守敌，占领县城。

    攻克密云，歼敌6000人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但是，这一行动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使傅作义发现了东北野战军入关；二是耽误了切断平张线的时间，东北先遣兵团已不能按军委规定的时间赶至怀来、南口一线。

    毛泽东得知第35军于6日下午乘车撤离张家口，异常震怒，7日傍晚他以少有的严厉口气批评了3个兵团：

    一、杨李（华北第3兵团）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三十五军两个师竟敢乘车三百余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一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视，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

    二、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华北第2兵团）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军委早已命令杨罗耿，应以迅速行动于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铁路线，隔断宣、怀两敌联系，此项命令亦是清楚明确的。杨罗耿所部即使5日不能到达，6日上午应该可以到达（该部3个纵队于2日从紫荆关南北出发，以四天至多四天半路程应当可以到达铁路线，该部过去南下时以三天行程即由铁路线到达紫荆关）。三十五军于6日13时由张垣附近东进，只要杨罗耿于6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即跑不掉。

    三、程黄（东北先遣兵团）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

    毛泽东此电一发，3个兵团的首长顿时清醒了。

    而郭景云还是一头雾水，稀里马哈地带着他的庞大车队缓缓东返，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

    当时，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都来不及赶到平张线上。唯一能迟滞第35军行动的是第12旅和少量地方部队，他们接令后于6日黄昏赶至鸡鸣驿一带，开始在平张线上担负阻击任务。

    郭景云见前面传来枪声，于是令车队全部停下。他亲自带第101师师长冯梓等登上路旁一座高山，举起望远镜一看，发现不少解放军在山下运动。这位“猛张飞”早把傅作义的急电忘得一干二净，一拍大腿，粗声吼道：“好得很，老子正愁没仗打，奶奶的送上门来啦！”

    他令部队下车，准备进击山另一侧的解放军。副军长王雷震得了伤寒，病歪歪地走过来劝阻道：“我们的任务是速返北平，不能在这里打仗。”

    郭景云这才想起那份急电，下令前卫部队将在前面阻击的少量解放军击退。车队前行数里，此时已是傍晚，前面又传来枪声。郭景云好战的本性突然发作了，从警卫手里夺过一支美式冲锋枪，亲率前卫部队向西山上大约一个连的解放军进攻。打到天黑，他们才攻上山头，将解放军击退。

    随后，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继续上路，而是下令部队在附近的鸡鸣驿和下花园一带宿营。傅作义得知该军至傍晚才行至下花园一带，且遇解放军阻击，顿感该军处境危险，于是电令郭景云迅速经怀来、康庄、南口，沿铁路北侧之公路返平，并令驻怀来的第104军接应。郭景云接电后，并未按令起程东返，而是继续原地宿营。

    这一夜，匆匆赶来的第12旅和地方部队连夜破坏公路和构筑阻击阵地，在平张线上布下了无数道“绊马索”。

    各部警戒和侦察分队夜间纷纷报告，附近解放军调动频繁，公路南北两侧均在大规模构筑工事。副军长和参谋长提议派部队去骚扰，不能让解放军安然修工事。郭景云满不在乎地说：“让部队好好睡觉，明早派部队将其驱逐。”

    7日拂晓，郭景云下令做好出发准备，首先派一个连去“驱逐共军”，不一会儿那个连退了回来说共军太多。郭景云又派一个营前往，十几分钟后前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打到上午10时仍无进展。郭又投入一个团，战至下午2时迭次增加兵力至一个师，飞机也来助战，始有进展。

    当日下午3时，第101师推进到新保安，又遇解放军坚强阻击，战至黄昏，始将正面防线击破。傍晚6时，第35军全部抵达新保安。郭景云见天色已晚，下令全军夜宿新保安。

    副军长王雷震在副官的搀扶下来见郭景云，他展开地图，说：“我们不能在这里过夜，新保安北靠大山，南临洋河，城堡如在锅底，在此狭隘地区万一再发生情况，共军堵住东西两头，我军进退无路，补给断绝，处境危矣。”

    郭景云初始气壮如牛，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此时方感情况不妙。他说：“我们打了一天，才走了几里路，晚上行军，我在明处，敌在暗处，若遇伏击损失更大，还是明天再走吧。”

    第35军夜宿新保安的那一晚，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正以一昼夜200里的速度急行军。尤其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华北第2兵团，翻山越岭砸开结冰的河道徒涉，克服重重困难，于8日拂晓赶至新保安地区。

    这一夜新保安四周锹镐之声彻夜不息，解放军加紧构筑工事。第35军的官兵在这种环境下根本睡不踏实，各将领忧心忡忡，只有郭景云一人鼾声如雷。他之所以“处变不惊”是迷信第35军这张王牌的战斗力，不相信会被解放军吃掉。

    8日拂晓，郭景云令第101师攻击前进，其余部队准备登车出发。双方刚一交战就打得惊天动地，枪炮声异常激烈。郭景云一看这架势大惊失色，因为其间夹杂着大口径榴弹炮的声音，说明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赶来了。他再次亲临前线督战，果然，对手的战斗力比昨天强多了。第35军使出浑身解数，付出了惨重代价，仍然一筹莫展。

    黄昏后，郭景云垂头丧气地返回军部，随即将各师团以上主官 53ec." >召来开会研究对策。

    “当面共军有3个多纵队，还有东北来的1个炮兵旅和番号不详的某部，力量强于我军数倍。继续突围不仅损失大，而且部队有被打散的危险。不如暂取守势，以待援军，总司令不会不管35军的，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师团长们亲身体会到突围的艰难，也不想自己的力量在突围时受到大的损失，纷纷表示同意军长的意见。

    郭景云乃致电傅作义要求派部队前来解围。

    第35军受困新保安使傅作义忧心如焚，决定安排三路援军前往解围。驻张家口的第105军由西向东进攻（由于张家口受华北第3兵团包围，该军只能起牵制作用）；驻南口的第16军派部分兵力由东向西进攻（该军为蒋系，负有向北警戒东北先遣兵团的责任，也不可能起多大作用）；早先自丰台西进，已至怀来的第104军向西北方向进击，担负援救第35军的主力。

    傅作义明白能否救出第35军关键在于第104军，于是指令该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6军、第105军、第104军等部迅速击破当面共军，接应并掩护第35军安返北平。傅作义这样安排本是一片苦心，目的在于促使安春山负起责任全力解围，没想到事与愿违，反而加深了内部矛盾。

    郭景云与安春山向来不和，这次由张返平，他为了装运修械所的机器，竟违令将安春山的一个师丢在了张家口，使二人本来就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加剧。傅作义打电话要第104军西援，安春山竟装作已睡觉不接电话。

    傅作义的电报发出后，郭景云反应强烈，因为该军机要人员将“西部地区总指挥”译成“西部收容总指挥”。郭认为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说：“我宁死也不会让人收容！”

    装睡的安春山看了电文后，感到责任重大，拟了一个作战计划匆匆发往第35军和第16军。令第35军往东突围与前来接应的第104军两面夹攻共军；令第16军派一个团到怀来增援。

    9日晨，安春山用无线电报话机与郭景云通话。

    “郭军长，我昨晚的命令是否收到？”

    郭景云很不高兴地说：“接到了。我是没办法了，看你的吧！”说完就放下耳机，任凭安春山呼叫竟不予理睬。

    第104军拂晓开始进攻，从北平飞来十几架飞机助战，空军副总司令也亲临上空指挥空地协同作战。先后攻克乔庄、宋家营、赵家营等地，每攻克一个阵地，傅作义总部就来电奖赏，至中午攻入马圈，此时离新保安只有5公里。可是第35军根本就没有配合行动。解放军转入反击，战斗在马圈一带成胶着状态。

    安春山未随主力行动，而是在怀来县城遥控指挥。上午9时，第16军军长袁朴来电话问：“我今早6时派出的那个团到怀来没有？”

    “没有。”安春山回答说，“我马上派人出城查看。”

    安春山派贴身卫士乘他的吉普车出城迎接刘团长的部队。这辆车一共载着5个人，出城十几里，迎面遇着一支队伍，军服、帽子和武器都与蒋军相同。卫士问：“有没有刘团长？”

    车一停稳就被黑洞洞的枪口围住了，这时才发现他们的帽子上没有青天白日徽章。

    上午10时，安春山发现与第16军的电话线被切断了，他当即判断第16军已经与东北先遣兵团交火，怀来也不是安全地带了。他立即致电袁朴，令第16军固守康庄、八达岭一线，不能在第104军将第35军接应出来之前放弃。

    由于第35军未积极配合，又白白错过了一次突围良机。9日夜，华北第2兵团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合围，并彻夜攻击驻马圈的第104军。

    10日拂晓，东北先遣兵团主力进至平绥线，随即向第16军发起强大攻势。军长袁朴迭电告急。

    上午9时，安春山与郭景云在危机四伏中用无线电争吵。

    “郭军长，104军已打到马圈，你赶快率部向该方向突围，你要认清楚这是千载难逢之机，刻不容缓。”

    “你必须令104军到新保安接防。”

    “新保安是死地，不能防守，104军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你一定要打到马圈！”

    “他妈的！”郭景云开始骂娘了，“老子不走啦！”

    “不走不好，新保安不能守！”

    郭景云生气地将耳机一摔，电信中断了。

    过了一个小时，安春山得知第16军已遭到歼灭性打击，他顿时慌了，再次与郭景云通话：“老兄，请你快出来，打到马圈就可安抵怀来，我在这里等你。”

    “你是收容我吗？”

    “这是什么话？请不要闹意见！”

    “他妈的，老子是不走啦！”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你是不可能再出来了。”

    这是安、郭二></a>人最后一次通话。其实，安春山并未按傅作义的指示全力救援。傅令其亲赴第一线指挥部队自马圈向新保安攻击，而他将部队交给副军长指挥，至马圈后就不再进攻了。安春山自己在怀来县城与参谋长一起求神问卜，大搞迷信活动。后知第16军已陷灭顶之灾，吓得他几次登上火车想率军部人员先返北平，都被傅作义电话制止。

    到下午2时，惊慌失措的安春山再也不顾一切了，擅自下令向北平撤退。

    东北先遣兵团在消灭了第16军之后，发扬猛追、猛打、猛冲的“三猛”作风，对第104军展开追击。

    12月12日，东北先遣兵团在程子华、黄志勇的率领下将第104军追歼于东返途中。自12月3日攻密云以来，连续作战，仅九天时间歼敌2万余人，显示了东北野战军强大的战斗力。

    <h3>毛泽东为东野主力读秒</h3>

    林彪、罗荣桓率野司机关于11月30日乘火车自沈阳出发，当日抵锦州，再换乘汽车经义县、朝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这一段路程均按中央指示昼伏夜行，极为隐蔽。

    12月6日，鉴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的行动已被敌发现，林彪令沈阳地区的最后3个纵队改为白天行动，并直扑山海关。

    林彪的车队在河北遵化县境时也改为白天行驶。林、罗、刘等首长乘坐的吉普车和机关、警卫人员乘坐的大卡车卷起漫天尘土，躲在云层的敌机发现目标后，突然俯冲扫射。第一梭子弹正好击中林彪的吉普车。林彪等连忙下车卧倒在地，敌机在空中盘旋，直到将子弹射完才朝南飞去。

    “幸好不是轰炸机。”林彪抚摸着车篷上的弹孔说。

    12月7日，车队到达蓟县孟家楼，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商量后，决定将指挥机关设在这里。

    四天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部队统归东野首长指挥，电文如下：

    <small>聂薄滕赵，华北局，林罗刘谭：</small>

    <small>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谭接通电台联系，向林罗刘谭报告情况，接受任务。冀中军区并应派员去蓟县林罗刘谭处接洽，华北军区、华北局亦应派员去蓟县将平津情况、准备接收平津的干部配备及管理平津的各项政策告知林罗，同时加强电台通信，使林罗知道华北所准备的一切重要事项。</small>

    于是，孟家楼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西柏坡的权力中心。毛泽东对林彪、罗荣桓的倚重由此可见一斑。

    林彪入关之初在战略上仍是老一套，首先在野战中歼灭敌有生力量，最后围城攻坚。他瞅住了平张线上傅系的几个军，毫无疑问，这些失去坚城依托的敌人是最容易被吃掉的。为此，他于12月8日下令前卫的两个纵队第3纵队、第5纵队直扑南口，歼灭第16军，为下一步歼灭第104军、第35军和张家口的第11兵团做铺垫。这样一个战役构想可稳歼傅系主力十几个师于平张之间。这是林彪的计算。

    毕竟毛泽东技高一筹。他不同意林彪的方案，若东野主力扑向京西，会将平津塘之敌吓得仓皇东窜。毛泽东的计划是将整个傅作义集团全部围歼于现地。

    正如辽沈战役中的“绝活”是“攻克锦州，关门打狗”一样，平津战役也有“绝活”，那就是“先围两头，后打中间”。即包围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切断傅系西逃之路；包围塘沽、天津之敌堵住蒋系东逃海上之路。

    这个战役是全部兜住并吃掉华北55万国民党军队，而不是“打掉一只，吓跑一群”。毛泽东独步天下，他的雄才大略无人可望其项背。

    这个战略的关键在于在傅作义决定逃跑之前，林彪主力能揳入平、津、塘诸点之间，完成分割包围之任务。尤其是东野入关的秘密已经暴露的情况下，如何拖住傅作义呢？

    毛泽东的算计更绝！他下令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歼。使傅作义因牵挂他的嫡系而无法下令东逃。另外，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淮海战场对杜聿明集团也采取围而不歼的策略，目的是使蒋介石牵挂杜部而难果断下令平津蒋军东逃。

    毛泽东在为东野主力读秒。他在将华北兵符授予林、罗的同一天，电示林、罗、刘：

    <small>据我们估计，大约十二月十五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坊、河西务、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队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small>

    <small>……</small>

    <small>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small>

    <small>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新部署。</small>

    <small>……</small>

    <small>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small>

    <small>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绝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small>

    <small>为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small>

    <small>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small>

    看了上述电文，不能不叹服毛泽东的宏大气魄。林、罗等当日即向各纵队、师下达了《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

    ……如我能做到全部歼灭华北敌人，占领平津，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胜利。不但华北全境可获解放，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且在华北我军歼灭傅作义，华东、中原我军歼灭杜聿明各军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即无主力，那时长江以北局势即可稳定，全国胜利的基础以此即可巩固建立起来，故这一作战关系极大……

    12月12日，林、罗、刘按军委指示，令东野主力兵分三路直扑平、津、芦、唐诸点之间。右路以第3、第4、第5、第11纵队和华北第7纵队实施对北平的战略包围；中路以第1、第6、第10纵队实施割断平、津之敌联系的任务；左路以第8、第7、第9、第2、第12纵队及特种兵部队实施割断津、塘、唐之敌联系的任务。

    三路大军开始与时间展开赛跑。

    <h3>威震华北</h3>

    东北野战军的滔滔洪流震撼了华北大地。12月13日，这股洪流的前锋已开始拍打北平古老的城墙。傅作义将他的总部由西郊五棵松匆匆迁往中南海。

    根据飞机侦察报告，在平、津以北广阔的原野上到处都是南下的大行军队伍，其挺进速度非常快。

    傅作义不得不从犹豫彷徨中醒过来，他的几位心腹都在催促他早作决断，而他该如何决断呢？自从第35军受困新保安之后，他就整天绕室徘徊，双手习惯性地握住腰间的皮带，偶尔微微扬头痴望着墙上的地图。及至增援的第16军、第104军惨败而归，傅作义深受刺激，开始从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

    他将参谋长李世杰召来，紧急商量对策。“我们该怎么办呢？”傅面对军用地图焦急地问，“军事上还有挽救的办法没有？”

    李世杰沉默了片刻，叹息道：“唉，我过去制订的方案都行不通了，东北共军突然兵临城下，太出人意料啦！”

    “你的意思是军事上没有办法了？”

    “总司令，只有从政治途径上解决问题才有出路。”

    傅作义早就通过几条线索与共产党联系，还给毛泽东发过一份电报，这些事情当时李世杰还不知道。但是，傅的努力都没有成效，关键在于他的思想还处于激烈斗争中，还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和谈是不是投降？”傅作义双目微闭，用手捶着额头。

    “和谈与投降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

    “看是什么道德，封建道德就不能讲。”李世杰道，“商汤放桀，武王伐纣，自古即称道之，不认为有伤道德。”

    “那我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

    “不能说全都完了，比如绥远抗战，为国家民族打拼，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傅作义挥手斥退李世杰之后，独自靠在沙发上闭目沉思。他曾让女儿傅冬菊约请北平地下党负责人面谈，后来约好了时间，却无人赴约。

    “看来共产党还是信不过我哟！”傅作义十分苦恼。这时他又想起了另一条线索。

    他本来不相信《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记者李炳泉是共产党的“和谈代表”，现在兵临城下，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了，于是让联络处长李腾九去请李炳泉面谈。李炳泉是李腾九的堂弟，自称是北平地下党的“和谈代表”，此事李腾九几次向傅作义提过。

    当日夜，李腾九带李炳泉秘密进入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见面。

    果然李炳泉很有见地，傅作义后悔没有早些重视这条线索，白走了好多弯路。

    “只要傅总司令下定决心，走长春曾泽生将军的光明之路，我愿意亲赴平山县带贵军和谈代表去我党中央。”李炳泉说，“请总司令早下决心。”

    傅作义的眼睛一亮，向李腾九询问道：“谁去和谈合适？”

    李腾九略一沉思，说：“《平民日报》社长崔载之去比较合适。”

    傅作义微微点头：“崔社长的才识和人品我信得过，就让他代表我去和谈吧。”

    12月14日清晨，李炳泉和崔载之携一部电台，乘军用汽车秘密出城。临行前，李腾九叮嘱说：“炳泉，此次和谈一定要保守秘密，现在北平城里的蒋系军队占绝对优势，闹得不好，傅总司令的身家性命就难保了。”

    李炳泉笑道：“我明白，放心吧。”

    “另外，”李腾九稍顿片刻说，“傅总司令让我通过你转告贵党中央，现在已经开始谈和，和谈期间希望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都是中国人，既然和谈了，再有伤亡就不划算了，那样也影响和谈。”

    “我一定转达。”李炳泉心里清楚，傅作义是挂记着处于四面楚歌中的第35军。

    12月15日，崔、李出城后遇到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李炳泉自我介绍是受北平地下党组织派遣，带傅军和谈代表去中共中央。第11纵队司令部迅速将这一情况电告孟家楼东野总部。经情报机构证实，李炳泉所言属实。东野随后电告中央，中央回电指示：

    <small>崔、李不必去西柏坡，由东野出面与之谈判。</small>

    17日，第11纵队派人将崔、李护送到孟家楼附近的八里庄。参谋处长苏静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之命负责接待崔载之。

    19日，刘亚楼开始与崔载之正式谈判。

    “崔先生代表傅先生前来和谈，我们表示欢迎。”刘亚楼办事干脆利落，简短寒暄便进入正题，“崔先生可有和谈要点或具体意见？”

    崔载之摆手道：“本人前来一是表达傅先生要求和谈的意愿；二是了解贵党对傅先生的态度和要求。”

    刘亚楼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心想：这位崔先生并非全权代表，而是来摸底的，那好办，我就把底牌亮给他看看。

    就在这天清晨，毛泽东来电明确了与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你们可以利用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等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绝不允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

    “傅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平、津、张、塘等战事，我们亦有此种愿望。我党的方针是：傅部必须全部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傅先生关于‘华北联合政府’的想法，企图保留军队，我党绝不能接受。”刘亚楼见崔载之沉默不语，接着说，“鉴于平津地区大部为蒋系中央军，而傅先生又无法令其缴械，情况特殊，我们允许傅先生保留两个军，先将蒋军的军、师长统统逮捕，然后宣布起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傅部可让出阵地，以便我军入城消灭蒋军。”

    崔载之将刘亚楼的意见电告傅作义，傅作义深受刺激，他对参谋长李世杰说：“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你好好准备打仗吧！”

    傅作义复电崔载之：“北平城内中央军比我部兵力多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可是对其他问题一概不予回答。

    刘亚楼将谈判情况向林彪汇报：“傅作义心存幻想，这次和谈诚意不足。”

    林彪平静地说：“我们早就向中央作了保证，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军，我军皆有绝对把握，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打痛后再谈！”

    <h3>“猛张飞”兵败自杀</h3>

    1948年12月21日傍晚，华北第2兵团在东野炮兵旅的配合下，开始对被围于新保安的第35军发起总攻。炮弹像冰雹般砸向新保安傅军阵地。

    郭景云一听炮声不禁大惊，与共军打了多年的仗，这回是第一次挨加农炮的轰击。他预感到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急电北平总部要求派飞机空投炮弹并助战。总部回电：“明晨七时派飞机十架前往助战，另十吨弹药于明晨由青岛起飞……”

    郭景云和军部人员在激烈的炮声中，望着窗外忽闪忽闪的火光，焦急地盼望早点天亮。这一夜终于熬过去了，郭景云盯着手表说：“7点10分了，参谋长听一听，外边有没有飞机响？”

    田士吉推开窗户朝天空望了好久，又侧耳听了好久，失望地说：“哪有飞机的影子？”

    郭景云十分沮丧，眼睛又盯着表盘，不断地说，30分啦、40分啦……飞机还是没来。他急红了眼，对田士吉说：“你再发个电报问总司令，还要不要我们？要不要他的35军！”

    电报发出后，总部没有回答。到上午8时，解放军攻城的炮火更为猛烈，飞机仍没来。9时，东南城角被炮火轰开两处，内城墙也被轰开若干缺口，解放军势若潮涌，很快由缺口漫进城内，攻城战转为巷战。10点钟都过了，飞机仍没来。

    郭景云再次致电总部质问傅作义：“还要不要35军？”

    仍无回音。

    随后，军部与各师失去了联系，郭景云即令通信营抢修电话线路。下午3时，沉寂了近5个小时的电话突然响了，郭景云抓起话筒一听，是第101师师长冯梓的声音：“军长，军部太危险啦，快到我这儿来吧！我手里还控制着个工兵连，我派史连长去接你。”

    当时，第35军军部已经成了孤岛。史连长的工兵连企图冲进去抢出郭景云，但是徒劳无益，他的这个连很快被消灭。

    冯梓见史连长血迹斑斑只身逃回，知大势已去，再作抵抗不过是无谓的牺牲，于是对政工主任王德全说：“你快去与共军联系，说咱们不打啦！败局已定，为什么还要白白搭上性命！”

    王德全转身离去，半小时后带来三位解放军。

    “这是冯师长。”王德全介绍道。

    “冯师长，请下令让你的部下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冯梓连忙打电话给各团，下令投降。很快，城里的枪声渐渐稀落，到下午5时，全城停火。

    郭景云的军部早在下午4时就被解放军占领了。在此之前，他令副官将汽油桶推来，他要自焚。副官不想陪葬，出门后就投降了。郭景云左等右等副官还不来，自焚的计划无法实施，只好掏出左轮手枪准备自杀。这时，副军长王雷震病歪歪地晃进军部，郭景云心想有人陪葬了，朝王雷震的头部开了一枪，接着调转枪口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郭景云中弹倒地，顿时毙命。王雷震由于腿打哆嗦，郭朝他开枪时身体晃了一下，那颗子弹偏了一点，将棉军帽穿了一个窟窿。

    下午5时以后，新保安一片沉寂，此时郭景云盼望已久的飞机终于来临。那架飞机在新保安上空盘旋一圈，便朝东飞去。随后，雪花漫天飞扬，很快就覆盖了新保安战场，也覆盖了古老的北平城。

    第35军被歼，傅作义暴跳如雷，他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怪共军太不够意思，不答应他提出的“和谈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的要求。

    郭景云自杀，副军长以下将官全部被俘，傅作义一想起那些出生入死追随自己几十年的旧部就心如刀绞。尤其是郭景云的最后一封电报，其措辞如利刃直刺他的心脏：“你见死不救，眼看追随多年的部下，坐以待毙，于心何忍！”

    傅作义盛怒之下，不假思索地电召崔载之回北平，第一次和谈随即宣告流产。

    <h3>傅系精锐丧失殆尽</h3>

    12月22日黄昏，被围于张家口的傅军真正成了惊弓之鸟，第35军被歼的消息迅速在高级军官中传递，上下一片恐慌，每个人都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急召第105军军长袁庆荣、兵团参谋长贾璜、第105军参谋长成于念等商量对策。

    孙兰峰神色紧张地拿出傅作义的十万火急电报，袁庆荣等默默传阅后都满脸肃然。

    郭军在新保安被歼，希即研究可否及时突围，经察北、绥东与董其武军靠拢。

    孙兰峰收起电报，“嚓”的一声划燃一根火柴，将电文烧成灰烬。“第35军没有及早突围，教训尤其深刻。张垣被围已无守备意义，我们绝不可再蹈郭景云覆辙，坐待共军从容发起总攻。共军下一步必欲歼我于张垣，我军应于明日拂晓破围而出，向绥远撤退。各位有何高见？”

    成于念皱眉道：“兹事重大，成败在此一举，应召集各师旅长、民政厅长、<mark>９９lｉb?</mark>七兵监、分监等共同研究突围计划，以免准备不充分造成混乱。”

    袁庆荣反对道：“事不机密更易坏事，否则，部队尚未行动便先引起城中骚动，惊动共军更不好。”

    几个人围着一张地图匆匆拟了一个突围计划：

    一、电令察北、绥东总指挥鄂友三率部攻占长城一线狼窝沟和神威台，接应张垣突围部队。

    二、第105军、第259师为前卫，22日夜出大境门攻击前进，以打通通向张北、崇礼之道路，掩护全军突围后改为后卫，再向商都转进。

    三、整编骑兵第11旅和骑兵第5旅，从七里茶坊经孔家庄突围，向察北、商都一带转进。

    四、第105军、第25师为后卫，掩护全军撤退后，在本队后跟进，向商都一带转进。

    五、其余为本队，按第210师、兵团司令部、军司令部、第258师、保安司令部及所属各团之顺序，沿前卫行进路线向商都转进。

    当晚，孙兰峰将突围计划电报傅作义。傅回电表示同意，并令第105军军长袁庆荣统一指挥突围行动。

    12月23日凌晨，困守张家口的傅军开始倾巢出动。寒风呼啸，大雪纷飞，袁庆荣的“雪夜突围”计划乱得不能再乱。他为了保密，对许多高级军官都没有交底。部队行动之前，他打电话对张家口城防司令靳书科说：“张家口市外围共军对我威胁甚大，拟于今晚令第259师向大境门附近‘扫荡’，希饬城防部队严加防守，并相机支援出击部队。”

    靳书科信以为真，即令城防部队严加戒备。

    突围方向有两个：一是骑兵从七里茶坊经孔家庄突围，这是偏师，目的在于吸引解放军部分兵力于该方向，掩护主力突围；二是步兵出大境门向陶赖庙方向突围。

    战斗首先由大境门方向打响，当时，只有少数解放军担负警戒任务。傅军倾巢涌出，解放军寡不敌众，边打边往陶赖庙山区后撤。枪声也就离张家口市越来越远，最后完全被呼啸的寒风压住了。

    骑兵的行动一开始比较顺利，未遇坚强阻截，天快亮时，其前卫两个团已经到达郭磊庄一带，这时前卫侦察报告孔家庄附近有解放军重兵把守。骑兵第5旅旅长卫景林开始调整部署，准备进击，参谋长马仰超突然来报：“据说从大境门突围的步兵已打通退路，冲出包围圈了。”

    卫景林考虑突破当面解放军阵地没有把握，而且会有很大伤亡，如果掉头返回，从大境门方向尾随主力突围，可不受任何损失。于是，他擅自改变突围计划，下令两个骑兵旅和一个骑兵团全部原路返回，直奔大境门而去。

    天亮后，风住雪停，太阳从东方升起，张家口市充满着虚幻的和平氛围。城防司令靳书科照例“升旗训话”，他对出操的官兵们说：“我军昨晚出击，张垣防守绝无问题。”

    不久，察哈尔省警察局局长惊慌失措地前来报告：“105军和骑兵旅等部昨晚开始撤退啦！您知道吗？”

    “谁说的？怎么会有这种事，肯定是谣言。”靳书科说，“明明是出击‘扫荡’嘛，部队撤退我还能不知道吗？”

    警察局局长信誓旦旦地说：“情况绝对真实，各分局都有报告。部队将大车毁掉，有的人把家眷都带走啦，如果是出击，他们毁大车带家眷干什么？”

    靳书科方感事态严重，连忙赶到第11兵团司令部。见兵团部的人已打点行装准备开拔，他气冲冲地质问孙兰峰：“为什么部队早已撤退，到现在还不通知我们一声？”

    孙兰峰谎称是袁庆荣负责行动，他不知详情，并说：“袁军长对我说，他先带部队去打一下，如果能够打出去，我们就决定撤退，打不出去还得回来固守。他怕过早通知你会引起市上骚乱，对城防发生影响，等他来电话决定后我再通知你。”

    靳书科一看孙兰峰的神色就明白这不过是一派谎言。他返回司令部，立即用电话通知各城防部队，除留少数人警戒，其余均向大境门方向撤退。

    张家口市顿时骚动起来，满街都是驮着大包小包的溃兵和携老带幼的政府官员与士绅。他们一出城，就与骑兵部队混在了一起。

    靳书科举目四望，见铁丝网、鹿砦、地雷一点都没有排除，人马混在一条狭路上争先恐后，不断有人被挤到路边踩响地雷。

    浩浩荡荡的队伍向着枪炮声正激烈的地方拥去，越走枪炮声越大，最后终于走不动了。前卫部队在陶赖庙一线被解放军堵得寸步难行。从大境门到陶赖庙20里长的山沟里拥塞了数万人马。解放军占据朝天洼两侧高地，用交叉火力封锁沟底公路。第105军前卫部队与解放军逐个争夺山头，战斗异常激烈。

    下午3时，孙兰峰赶到前线指挥所与袁庆荣商量，必须于黄昏前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天一黑，就无法控制部队了。

    傅军当即集中炮火猛烈轰击，并将骑兵调上来连续冲锋。解放军方面增援部队越来越多，火力也越来越猛烈。孙兰峰见攻势一次次被瓦解，急得在寒风中直跺脚。

    此时，张家口市全部被解放军占领，该路解放军旋即出大境门，袭击傅军后卫。傅军受到前后夹击，进退失据，陷入绝境。

    天色渐晚，朔风怒号，雪花纷飞，饥寒交迫的傅军官兵在绝望中终于失去了控制，建制大乱。

    孙兰峰抛下部队不管了，带着卫士尾随一个骑兵连向陶赖庙附近一个小山口逃去。他们在路上收买了一位当地老乡做向导，在风雪弥漫中，沿着崎岖的山路终于偷偷穿过了解放军的封锁线，于天亮后到达长城一线的神威台。鄂友三并未按计划占领这一带接应突围部队，孙兰峰只好向商都继续奔逃，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在商都县四台房子一带遇到迟疑不前的鄂友三部。

    孙兰峰是张家口战役中唯一漏网的傅军旅以上军官。

    12月24日清晨，张家口战役落下帷幕，华北第3兵团和东野第4纵队，以伤亡900余人的很小代价，全歼傅军1个兵团部、1个军部、5个师、2个骑兵旅，共5.4万余人。

    至此，傅系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第九章 决战平津

    <h3>两场赌博都输了</h3>

    1948年12月24日，当傅作义在北平为他的第11兵团在张家口被歼痛心疾首之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正陷入内部斗争的空前危机之中。

    这天，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从武汉发出“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交蒋介石，这是桂系公开逼蒋下野的重大行动。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也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下野以促进和谈。

    消息不胫而走，合众社驻沪记者当日发出了蒋介石即将下野的专讯。

    这无异于一场政治大地震，使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雪上加霜。

    蒋介石绝望至极，自北伐战争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桂系的力量本不足虑，可他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背后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那就是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

    早在马歇尔来华调停..之时，蒋介石就与他没有搞好关系。那位退役的五星上将没想到在中国栽了跟头之后，反而官运亨通，一回国就当上了国务卿。杜鲁门总统对他言听计从，深深地影响了华盛顿当局的对华政策。早在1947年8月，美国人就在考虑让蒋介石下野的问题，并开始物色新的代替人。当时，美国特使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邸公然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毫不掩饰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失望。同年9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奉命到华北视察，目的在于考察当时的华北军政长官李宗仁是否堪当蒋介石接班人的重任。事后，他向马歇尔国务卿报告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

    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于是年10月公然致信蒋介石，要求竞选副总统。1948年春，当李宗仁与蒋介石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斗争白热化时，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

    4月29日，李宗仁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这是桂系势力崛起的明显征候。当时，有人说：“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又为李宗仁所打败。”

    蒋介石视“小诸葛”白崇禧为国民党内第一高人，他不能容忍李宗仁与白崇禧在朝中联手，于是将白崇禧外放武汉。

    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

    白崇禧本来不愿去武汉赴任，曾一度跑到上海当“寓公”，蒋介石派说客几次上门劝其赴任，均被拒绝。后来，桂系的另一个重<big>..</big>要人物黄绍竑出马，一番点拨，乐得“小诸葛”连忙出山。

    黄绍竑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之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去把它们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白崇禧坐镇江城的日子里，蒋介石进行了两场赌博：一是投注在战场上的精锐兵团输得精光；二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上押错了宝。

    美国人暗中支持李宗仁，拆他的台，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无论杜鲁门政府援助多少亿美元的军械，蒋介石还是不能感激杜鲁门和马歇尔。正如杜鲁门、马歇尔毫不掩饰对他的失望一样，蒋介石也对他的“大恩人”十分失望。1948年夏天，蒋介石派陈立夫赴美，捐献大笔资金帮助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

    当时，<s></s>纽约华人普遍认为杜威将以绝对优势击败杜鲁门，这是蒋介石投注于杜威的原因。陈立夫返回上海后，还在《新闻天地》上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杜威当选，将以军事援助中国，并在进行反共战争时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不幸的是，杜威没有当选。11月7日，大选结果出来了，杜鲁门连任总统。蒋介石的赌博又输了。

    11月9日，沮丧的蒋介石不得不致信杜鲁门，对其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在这封信里，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宣言。杜鲁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11月28日，宋美龄飞赴美国，使出浑身解数游说美国朝野人士，企图力挽狂澜，使美国当局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战争。马歇尔和杜鲁门对这位东方帝国的第一夫人一点面子都不给，对她以哀求的口气所提出的要求一概加以拒绝。

    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放出风来，说：“南京政府今后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下野是进行和谈的前提条件。”

    没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不仅要输掉战争，而且他的总统宝座也没法坐稳了。12月17日，他派人告诉李宗仁，说准备下野，并试探李宗仁的态度。

    李宗仁当仁不让，表示“愿为倡导和谈主持大政”。

    随后，李、白每天通电话，研究接替蒋介石之后的政策。谁料日子一天天过去，蒋介石仍没动静。

    白崇禧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著名的“亥敬”电，开始逼蒋下野。

    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的问题，他当然不会甘心拱手交权给桂系。从“前台”隐退“幕后”，再瞅准时机复登“前台”是旧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蒋介石深谙此道，此前他曾两次引退，又两次复出，把政治玩得溜溜转。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引退之前紧锣密鼓地做人事安排，为幕后操纵作准备。

    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逼宫”，又发“亥全”电：

    <small>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small>

    12月31日，蒋介石邀南京政要40余人到黄埔路官邸举行晚宴。宴会厅灯火辉煌，圣诞节时的装饰还没有拆掉。这是蒋家王朝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个盛大的迎新晚会。摇摇欲坠的政权使每个人都无法像往年那样为新年的到来而喜气洋洋，宴会始终是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的。

    蒋介石的表情非常古怪，脸上挂着一层虚假的笑容，比哭还要令人难以忍受。他在与人碰杯时，没有一个人敢正视他的眼睛，所有的人都预感到今晚要发生一件大事。

    果然，晚宴结束后，蒋介石板着面孔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个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请岳军（张群的字）先生朗诵一遍，希望各位对它发表意见。”

    张群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文告，开始念道：

    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亦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蒋介石关于“下野和谈”的《元旦文告》，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蒋介石首先问坐在右侧的李宗仁：“德邻兄对文告有何意见？”

    李宗仁毫不犹豫地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CC分子谷正纲、张道藩等慷慨陈词：“总裁不能为谋和而下野，下野必导致人心涣散，士气消沉，后果不可收拾！”

    蒋介石将目光射向戎装披挂的黄埔将领，竟无一人发表意见。蒋介石大失所望，这些平日将“校长”挂在嘴边的家伙，关键时刻居然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当谷正鼎声泪俱下地说“总裁万万不可下野”时，蒋介石借机大发脾气，指着谷说：“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蒋介石说完，愤然离开宴会厅。大家都望<tt>.９9ｌｉb.t>着李宗仁，李宗仁将身板挺得笔直，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第二天，蒋介石的《元旦文告》通过报童的大声吆喝，轰动了整个南京城。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早就将这一爆炸性新闻传向了世界各地。

    同日，蒋介石邀李宗仁谈话，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要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新年的第一天，京沪一带盛传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是桂系“逼宫”所致。

    <h3>瞄准天津</h3>

    拿下新保安和张家口之后，毛泽东的目光由西头转向东头，盯住了塘沽，这是他关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塘沽是华北国民党军东逃的海上通道，也是平津地区军用物资补给的重要基地。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第87军及几十艘舰船驻泊港口，协助陆上防御和随时准备运输陆军撤退。

    西逃之路被堵死之后，实际上就只剩从塘沽东逃海上这一条路了。

    毛泽东多次向林、罗、刘指出：“以主力歼灭芦台、塘沽之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则全局胜算在望”，“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如塘沽之敌很多则监视之，不多则相机歼灭之。此举务望迅速，以防平、津、通、唐诸敌向塘沽集中，从海上逃跑”。

    在西线的新保安战役打响之时，毛泽东对东线的“攻塘战役”也做了具体部署。1948年12月21日，他致电林、罗、刘：“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在孟家楼的林彪首先也把东线的重点放在打塘沽上面，西线的新保安战役打响后，他即以林、罗、刘的名义致电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

    <small>一、塘沽战役，由你们担任统一指挥；</small>

    <small>二、盼迅速查明塘沽地区敌人兵力和决定我参战兵力（大约按两个师打敌一个师计算）；</small>

    <small>三、盼逼近敌人，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和规定近迫作业的处置。</small>

    随后，林彪决定以第2纵队、第7纵队、第9纵队及第10纵队第29师，共10个师的兵力攻打塘沽。

    邓华受领任务后，带各参战部队首长实地侦察敌情、地形，发现那一带河沟纵横，多为盐田草地、潮湿泥泞，不便于大部队展开。

    12月25日，邓华致电林、刘：

    <small>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亦很难封锁海口，敌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个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small>

    林彪向来反对“打莽撞仗”，他经常对部队灌输“四快一慢”的战术原则，这个“一慢”就是“对已完成防御准备的敌人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充分准备之后再攻击”。邓华的电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决定派刘亚楼亲自赴塘沽前线实地考察。

    刘亚楼于26日抵达塘沽前线。原定次日便发起战役，刘亚楼侦察完敌情、地形后，又了解了三个纵队的战前准备情况，认为应缓攻塘沽。

    此时，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向林、罗、刘报告：“据谍息，平津敌突围征象甚多。”

    林彪面对这一复杂的军事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认为塘沽地形不利于大部队运动和展开，很难迅速攻克，而西线战役结束后，平、津两处之敌正在做突围准备，如果攻击塘沽不能速战速决，平津之敌受到海路被切断的威胁必乘机倾巢增援或夺路南逃。这样一来，就得同时应付平、津、塘三处敌军，很难做到各个击破。

    其实，塘沽敌军只有5个师，即使攻下塘沽也不可能将其全歼，必是一部被歼，余部从海上逃走。与其这样，还不如先打天津，而以一个纵队监视塘沽，这样就能以绝对优势兵力首先全歼天.９9ｌib?津守敌。

    林彪的这个思路与辽沈战役中期如出一辙，打下锦州之后，他没有首先攻击锦西、葫芦岛的侯镜如兵团，而是直扑辽西的廖耀湘兵团，结果加速了东北全部解放的进程，使辽沈战役取得了更大的战果。这一回同样如此，他又一次避开了背靠海港的侯镜如，而是瞄准了天津的陈长捷。

    毛泽东很善于吸纳前线将领的合理化建议，毅然放弃了塘沽战役计划，转而支持林彪关于用5个纵队攻打天津的计划，为此，他于12月29日致电林、刘：

    <small>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small>

    林彪考虑到平、津、塘三处之敌可能会协同作战，即攻击一处，另两处同时动作，这样必须做好同时对付敌军30个师的准备，单靠东野的兵力难以形成绝对优势，他建议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加入到平津方面来。

    在解决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后，毛泽东已下令杨得志兵团围攻大同，杨成武兵团围攻归绥，林彪的建议使毛泽东改变了首先解决绥远问题的计划，这为日后“绥远方式”的产生埋下了伏笔。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及华北第2兵团、第3兵团：平津塘敌既然均有突围逃跑之可能，同意林之提议，杨（成武）李（井泉）全部、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主力均调平津参加会战，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

    到1948年12月30日，林彪已经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和对天津发起攻击的战役部署。此时的孟家楼已是“三个元帅一台戏”，12月20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来到了这里。东野司令部对外称平津前线司令部。刘亚楼参谋长到塘沽侦察敌情后，随东线部队转移到了天津附近。林彪、罗荣桓鉴于刘亚楼了解敌情和部队的情况，决定由他担任天津战役指挥部总指挥。

    <h3>“哀鸣”二字刺痛了傅作义</h3>

    北平已是一座危城，有识之士都看得出傅作义根本就守不住这座千年古都，无益的抵抗不仅白白牺牲军人和市民的性命，还会使无数珍贵文物毁于战火，这可是千古罪孽啊！

    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傅作义每天都得竖起耳朵聆听各方说客的“高见”。

    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是为“和平”积极奔走的一位“北平荣誉市民”。早在1948年11月6日，他就要求傅作义赶快与中共接头。傅作义说：“李宗仁可能要接替蒋，那时再说。”那时，傅作义想搞“华北联合政府”，正举棋不定。傅作义让何思源飞赴南京看看李宗仁有什么办法。

    何思源飞赴南京，住在李宗仁家里，每天晚上促膝谈心。谈了几天，他看出李宗仁并没有什么好办法，于是飞回北平，对傅作义说：“蒋暂时还不会下台，李一时代不了总统。南京四分五裂，已经顾不上我们，你应该当机立断，早日和平解决。”

    傅作义城府极深，对所有说客的劝说一概洗耳恭听，却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

    何思源从李宗仁官邸一露面，特务就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恨得要命，立即下令军统头子毛人凤暗杀何思源。毛人凤的杀手追到北平，后来在何思源的住宅安了两颗定时炸弹，导致何家六口一死五伤。

    原东北军的马占山将军当时正在北平，他与傅作义、邓宝珊是拜把子兄弟。辽沈战役之后，马占山对傅作义说：“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回答说：“打吧！还能怎么样？”

    “我看你要不把林彪的部队挡在滦河以东、古北口以外，一旦让其接近平津，你就非抓瞎不可。”

    傅作义当时还陶醉在“守城名将”昔日的辉煌之中，不服气地说：“大哥，叫你这么说我简直没办法了！”

    “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俩都是半身入土的人啦，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远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万的人民生命财产、文物古玩一齐砸烂，做一个历史罪人！”

    对马占山游说傅作义的活动，北平的特务早就有所耳闻。蒋介石听了特务的报告杀心顿生。一天，一个姓宋的特务拿着蒋介石的电报来到马府。电文说：“马总司令秀芳兄，希即来京，共商国是。”宋说：“飞机停在南苑机场，希望马将军即刻面行。”马占山明白，蒋介石想将他诱杀于南京，于是让家人对宋说：“不知马将军下落。”

    直到北平解放前夕，特务们一直没有放弃杀马占山的计划。

    傅系内部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也有不少人主张和平，他们对傅作义的思想变化也起了很大作用。新年刚过，傅作义将参谋长李世杰、政工处长王克俊找去，说：“我想了几天，准备今天发一个和平通电，为人民请命，以促进和平。我就自行解除兵权，交由李文代理，去南京向蒋请罪，听候处理。这样做，北平可以免去兵灾，又可以导致全面和平。我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你们觉得怎样？”

    李世杰一听，激动地说：“这样做是不负责的，任何方面都对不起。对军队，对人民，都对不起。你把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战又不和，说了几句空话就跑了，这些队伍叫李文怎么办？和吧，一定会出大乱子；战吧，必然毁灭北平。这样，你首先对不起北平居民，也对不起几十万军队。你发一个和平通电就走，蒋介石一定认为你是临阵脱逃，不会放过你。共产党方面也不会同意你发通电。”

    傅作义说：“为和平牺牲也是有意义的，我要召集师长以上官员来给他们说一说。”

    李世杰说：“蒋系官员不能说，先对察绥官员说说也好。”

    傅作义决定对长期追随他的将领摸一个底，看看他们对和平的态度。一天，他将嫡系部队师以上军官召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北平被包围了你们说怎么办？”傅作义待将领们坐下后，突然发问。

    没有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傅作义便一个一个点名，让大家回答。那些平日视傅为父兄的军长、师长一个个从座位上站起，就是没有人吭声。

    “孙英年，你回答！”

    孙英年是傅系将领中最年轻的师长，他霍地站起来，厉声回答：“打！”

    傅作义吃了一惊，见孙英年双目喷火，颇有杀气，于是问：“你能打几下子？”

    “我能打一下半！”

    傅作义更吃惊了，问：“何谓一下半？你说清楚。”

    孙英年解释道：“我师可以参加一次大纵深出击，回来还可以参加守城防御，就这么一下半。”

    “你的一下半完了怎么办？”

    “不成功便成仁！”孙英年挺胸道。

    傅作义摇了摇头，说：“我们打仗难道是为了死？死，有很多方法嘛，为什么非要打仗死？”

    他又依次问了一遍所有将领，再也无人回答那个很难回答的“怎么办”。大家都不吭声，实际上默认“听傅总司令的，傅总司令说咋办就咋办”。

    傅作义的目光在将领们的脸上扫来扫去，所有人都在期待着那个答案。

    “北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和平！”傅作义提高声调，“我决心走‘和平’这条路，你们跟我走还是不跟我走？”

    众将领齐声回答：“愿跟总司令走！”

    傅作义如释重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和平通电草稿，让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念了一遍，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孙英年见大家都不发言，站起来说：“这个通电是单方面的停战，共军同不同意？要是共军不同意发这样的通电怎么办？电文只强调北平文化古城免遭破坏，人民免遭涂炭，我们有什么政治主张呢？这个通电是兵临城下的哀鸣！”

    政工处长王克俊很生气，起身责问：“孙英年，这是政治，不是操场上喊‘一二一’！怎么能说是哀鸣呢？”

    傅作义挥手让孙、王二人坐下，说：“看来还不成熟，通电不发了。今天的会谁也不能泄露出去。”

    的确，“哀鸣”二字深深地刺痛了傅作义，他一辈子打了那么多胜仗，无论是国内的军阀还是日本人，从来没有哪个对手敢轻视他。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傅作义在大同、张家口等地重创贺龙、聂荣臻两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他竟然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说：“被包围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朱德总司令下令：“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让大家知道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想想我们该怎么办。”作为反面教材，这封信后来登在《解放日报》上，许多中共干部读过后，气得流泪。

    傅作义强烈的自尊心就是在过去非凡的战绩中慢慢养成的。

    在傅作义犹疑彷徨之时，驻守北平的蒋系将领也在盘算自己的前程。陆上突围无望后，他们幻想从空中逃走。林彪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打到北平城下，一举攻占南苑机场，当时机场有25架飞机来不及起飞被完整缴获。第4兵团司令官李文和第9兵团司令官石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建议傅作义在天坛开辟临时飞机场，为此毁掉了一大片珍贵的古柏，这个机场刚刚启用，就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了。从此，李文、石觉想空运他们的部队逃离北平的计划彻底落空了。此时，城内只剩东单一个小型机场，大型运输机无法降落，李文、石觉要逃走只能抛下部队，带着光杆司令的头衔去见蒋介石。

    在兵团司令官仰天长叹的日子里，手下的军长和师长们却在悄悄为自己找出路。其中以第92军最为典型。该军有位师长叫张伯权，认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李介人，于是暗中上下联络，准备率部起义。李介人正巧是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的外甥。侯在塘沽领着五六万人马背靠大海，他的出路没有多大问题，而他在北平圆恩寺的私宅却成了李介人策动第92军起义的联络地点。李介人先策反了张伯权，继而又将军长黄翔也拉了进来。第92军秘密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系，解放军的联络员随即住进了黄翔的军部。李介人还有更大的策反计划，准备将他舅舅侯镜如的第17兵团也拉过来，他们每天通过电台与侯镜如联系，侯镜如对第92军即将起义的情况一清二楚，要不是他有海路可走，很有可能也倒戈起义了。

    当然，傅作义不是瞎子，他对第92军与解放军暗中联络的情况也很清楚。蒋系内部的分化，也是促使傅作义最终下定决心走向光明的一个重要因素。

    <h3>危城</h3>

    北平城危在旦夕，当地平民也作出了强烈反应，学生和市民天天在大街上呼口号：“强烈要求国民党军队离开北平城区！”他们对傅作义将20万军队驻在城区非常不满，不仅粮食、蔬菜日益紧张，尤其头疼的是军队纪律涣散，百姓深受其害。

    当时，傅作义唯一的供给来源是空投。时值隆冬，北海湖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这就成了一个天然的空投场，尽管每天都有几个架次的飞机空投粮食、弹药，但对20万人马来说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解放军已在天津外围开始采取军事行动，虽然陈长捷在天津修了许多工事，但毕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长久围攻。傅作义深感形势越来越不利，终于在1949年1月5日下定了决心，准备于次日派遣土地处处长周北峰与民盟的张东荪教授出城，与中共进行第二次和谈。

    傅作义的动向早已被特务们盯得死死的，周北峰出城不久，东单机场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国防部次长郑介民。郑介民的褐色公文包里有厚厚一叠蒋介石的亲笔信，师以上主官均有一份，当然，最长的那封信是给傅作义的。郑介民说：“蒋总统非常器重傅总司令，他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最近南京有关于傅总司令与中共和谈的谣言，总统让我转告你，他绝对信任总司令，请总司令放心。”

    傅作义微微一笑，说：“在北平此类谣言更多。”

    “那怎么行呢？我曾听说阎百川（阎锡山）夸您是关云长，义薄云天！”郑介民说，“我要给师长以上的军官讲讲话，传达蒋总统的指示，让他们绝对服从傅总司令。”

    这天晚上傅作义设宴招待郑介民，师以上军官均出席。郑介民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总统非常关怀大家，现在处境虽然艰苦，但希望在傅总司令指挥下，效忠党国，恪尽军人天职。”

    蒋介石确实对傅作义还抱有幻想，他在给北平将领们的信中，无一例外地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听傅总司令的命令”。

    蒋系军队中有许多蒋介石豢养多年的忠实走狗，他们刻骨仇恨共产党，对傅作义与中共和谈非常不满，但是，最终没有一个人敢于反抗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行动，不能不说蒋介石的这些信也有一分“功劳”。

    当郑介民在中南海举杯恭维傅作义之时，周北峰、张东荪已在西山的一个大院里与东野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会谈。程子华开门见山地说：“傅作义将军难道还想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守北平吗？”

    周北峰连连摆手：“傅将军对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真的有诚意。”

    程子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招呼人热情款待。周、张二人从清晨出城，通过国、共两军的好几道封锁线，在凛冽的寒风中提心吊胆了一天，这时总算轻松了。周北峰在抗战时与程子华打过好几次交道，彼此相见少不了旧事重提。吃完饭，程子华和周、张围着暖烘烘的火炉纵论从抗战到目前的时局演变，都有一番感慨。

    第二天清晨，程子华让刘参谋带一个班乘卡车送周、张继续上路。下午4时，安全抵达孟家楼附近的八里庄。一下车，迎面碰到李炳泉，周北峰愣住了。

    “你？面熟得很，好像见过。”

    “我是《平民日报》的李炳泉，上次就是由我陪崔载之先生来和谈的。现在由我负责招待您与张先生。”

    “原来你是中共地下党员，我早该想到了。”周北峰恍然大悟，“那次报道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你最活跃！”

    李炳泉热情地将周、张二人迎进一所地主宅院，屋里炉火正旺，饭菜很快就准备好了。虽是农家的粗茶淡饭，但对于冻得手脚僵硬的两位“使节”来说却十分温暖舒畅，颇有回乡访故里的味道。这一夜由李炳泉介绍情况，周北峰也谈了傅作义的思想变化。

    那次崔载之无功而返，有两个原因使傅作义不愿再谈下去：一是解放军大举围歼新保安和张家口的傅军；二是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中共权威人士谈话，公布了43名头等战犯的姓名，傅作义的大名也赫然列入其中。

    元旦那天，毛泽东电示平津前线司令部，令北平地下党派可靠人士当面向傅作义讲清六条意见：

    <small>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small>

    <small>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small>

    <small>丙、允许傅氏编两个军。</small>

    <small>丁、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可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small>

    <small>戊、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small>

    <small>己、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small>

    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民盟副主席张东荪教授，这是张参与谈判的原因。林、罗、聂三人接到上述电报，经慎重考虑，决定派李炳泉回城找崔载之和李腾九，由他们引见，当面将毛泽东的六条意见向傅作义转达。

    这就是傅作义派周北峰少将前来谈判的直接原因。

    1949年1月8日，林彪、聂荣臻正式与周北峰、张东荪谈判。

    “这次你们来了，我们很欢迎。”聂荣臻望着周北峰，说，“你看傅作义将军这次有诚意吗？”

    “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周北峰诚恳地说，“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有什么条件。”

    “条件很简单嘛！我们要求贵方停止抵抗。”聂荣臻询问道，“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统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

    周北峰回答说：“谈全面的问题，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聂荣臻点了点头，沉默片刻后突然问：“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

    周北峰连忙说：“傅先生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迫，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

    “傅作义先生对和谈有什么具体意见没有？”聂荣臻问。

    “傅先生让我谈清以下四点：一是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聂荣臻听了这四条意见，一时不好作答，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谈。”

    1月9日，林彪和罗荣桓都亲自出马了。聂荣臻首先让周北峰发言。

    周北峰将昨天提的四条又说了一遍，并说：“希望能释放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希望对军中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希望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

    林彪沉思片刻，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此前提下，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又谈了一下全国的军事形势以及傅作义的处境，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转告傅将军早下决心。”

    周北峰和张东荪听了林、聂的话，露出了笑容：“把军队开出平津改编成解放军是个好办法，我们料想傅先生一定能够接受。”

    这天中午，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林、罗、聂陪周、张共进午餐，气氛十分友好。

    次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全歼了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杜聿明集团，长江以北只剩孤立无援的傅作义集团了。

    林、罗、聂再次与周、张谈判，由刘亚楼参谋长亲自做记录。这一次会谈，还专门摆了一个虽不正规但还说得过去的会场。双方就军队如何改编，军政机构如何接管，人员如何安排等进行了协商，并形成了一份《谈判纪要》。

    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首先签字，随后周北峰签字。张东荪说：“我是民盟成员，不代表傅作义，只做中间调解人和见证人，就不签字了。”

    在这份《谈判纪要》上还特别注明了1月14日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

    1月11日，周北峰准备携《谈判纪要》回城，刘亚楼叮嘱道：“你们回去的路上要小心，文件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缝在衣服里面。”

    这次谈判双方始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发生激烈争执。林彪对周、张二人很满意，想送一点礼物给他们作纪念。当时，周、张急着要走，那一带是农村，买东西不容易。聂荣臻提醒说：“你们在东北打了那么大的胜仗，有战利品没有？”

    参谋处长苏静和副科长王朝纲正好有两双高筒皮靴，那是打锦州时缴获的，还没有舍得穿，于是主动拿出来送给了两位和谈代表。

    <h3>“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h3>

    1949年1月11日傍晚，解放军用汽车将周北峰、张东荪护送到北平郊区的清河镇。张东荪是燕京大学教授，校园处于解放军的防区，当晚，解放军将其送回燕京大学。周北峰怕夜晚通过国民党军封锁线有危险，当夜留宿于清河。翌日清晨，周北峰在解放军王参谋的护送下抵达燕王城，那里可以看得清雄伟的德胜门箭楼。

    王参谋说：“前面就是你们的防区，祝你平安回城。”

    周北峰与王参谋挥手道别，转身朝德胜门走去。大约走了半里路，几颗子弹突然从头顶呼啸着飞过，周北峰连忙卧倒，发现路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茅草屋，门口坐着一对老夫妻，于是朝茅屋匍匐前进。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啦？”老头问。

    “我是燕京大学的教师，想进城回家看看。麻烦您到前面打声招呼，让他们别打枪。”

    老头犹豫了一下，朝战壕走去，国民党军认识他，没有开枪。不一会儿，老头转身招呼周北峰过去。

    周北峰来到战壕边，两个士兵端着上刺刀的枪，厉声喝问：“进城干什么？”

    “回家。”

    士兵将他带进指挥所，一个军官叼着纸烟盘问了半天。周北峰一听军官的口音心里叫苦不迭，原以为德胜门是傅系部队的防区，傅系的基层军官清一色全是察、绥人，可眼前的这个军官却操南方口音，显然是蒋系部队。

    那军官问不出什么问题，开始搜身，令周北峰将衣服全脱掉仅剩内衣，而那份《谈判纪要》正好缝在内衣里面，如果不是刘亚楼提醒，这会儿就出大乱子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那军官将所有物品扣下，“路边有地雷，走中间直达德胜门。”

    周北峰一回到家就挂电话给王克俊，报告已平安返回。几分钟后，王克俊来电话说：“总司令让你立即来，衣服也别换了，这里为你准备饭。”

    周北峰乘一辆有特别通行证的小汽车，径直开进中南海居仁堂。刚下车，正巧碰到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两人都很不自然地打了声招呼。显然，周北峰奇怪的衣着引起了特务的怀疑。

    傅作义和王克俊一见周北峰，便急切地说：“不是说签了个协定吗？快拿出来。”

    “不是协定，是《谈判纪要》。”周北峰解开内衣，取出文件。

    傅作义一看，脸色大变，不住地叹气，显然他不满意。

    “最后一条是必须于1月14日前答复。”周北峰提醒道。

    傅作义背着手在房中来回踱步，一言不发。王克俊和周北峰摸不准傅作义的心思，站在一旁不知如何安慰才好。

    “你先电告中共，已平安回城。”傅作义对周北峰说，“这份文件，过两天再说。”

    就在傅作义为作出最后决断举棋不定之时，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来到了北平。邓宝珊和马占山在关键时刻为推动傅作义迈出最后一步起了重要作用。

    傅作义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他对两位义兄说：“我们过去一直与中共为敌，现在响应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可以受到宽容和优待，这是战时政策，会不会是一种权宜之计呢？将来成立了政府，会不会老账重算，把我们作为战犯或反革命分子而加以惩办呢？”

    邓宝珊在抗战时与延安来往频繁，他说：“我认为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个人得失进退当在其次，北平有几千年的文物古迹，经不起战争蹂躏，否则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傅作义听了此话，不住地点头：“我以前担心的是将士们的前途。他们追随我多年，沙场征战，满腔热血，在此危急存亡之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否则，将士们心寒啦！”

    “察、绥将士的利益与整个民族利益相比，有若河伯见海若，宜生当有大海之胸怀，舍小节而取大义。”邓宝珊进一步开导道，“宜生若当断不断，不仅北平古都要毁于战火，十几万察、绥将士也将玉石俱焚，到那时再来谈他们的利益就追悔莫及了。”

    傅作义终于被邓宝珊说动了，决定派邓宝珊与周北峰一同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三阶段谈判。

    此时，天津外围战事逐步升级，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不断来电请示对策。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说：“正在与共军谈判，再等几天就有希望；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傅作义把天津防卫战作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希望陈长捷顶住解放军的攻势，使他在谈判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当年傅作义守涿州，就是打得奉军毫无办法，迫使张作霖父子不得不走和谈的路子。傅作义知道北平是瓷器店没法打仗，他把边打边谈的希望寄托在天津守将陈长捷的身上。

    当然，傅作义是一相情愿。毛泽东和林彪已经认准了要全歼天津守军，迫使傅作义按中共中央的条件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月13日清晨，傅作义将邓宝珊和周北峰叫到中南海居仁堂，令他们立即起程与解放军谈判。

    周北峰提醒说：“今天是1月13日，离最后期限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总司令对《谈判纪要》作何答复？”

    傅作义握住腰间的皮带，深吸一口气，憋了半天才说：“你们去吧！就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商量一下。”

    周北峰立即致电平津前线司令部：“我偕邓宝珊将军今日前往，请指定路线、地点及接头办法。”

    一个小时后，解放军方面回电：“欢迎你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

    正午刚过，邓宝珊带一名副官和十名参谋与周北峰一同乘车出德胜门。过了燕王城，他们一行四人开始下车步行。不久，见前面一棵树下拴着几匹马。走过去一问，正是前来接头的王科长。

    他们骑马到清河镇，再换乘两辆吉普车继续前行。

    “天黑前能到吗？”周北峰以为目的地仍在蓟县的八里庄。

    王科长回答说：“用不着天黑，一个多钟头就能到。”

    原来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移驻于北平郊区的通县。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务、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

    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从通县以西的宋庄来到五里桥，在这里与邓宝珊、周北峰展开第三轮会谈。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做记录，唐与邓宝珊在抗战时打过交道，算是老熟人了，安排他做记录，目的是让邓宝珊一来就有一种“故人相逢”的亲切感，以缓和气氛。

    双方在热烈的气氛中就座于长方桌的两侧。林彪做了简短的发言，表示欢迎邓宝珊、周北峰两位将军的到来。

    “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聂荣臻收敛笑容，严肃地说。此前，毛泽东来电指示：

    <small>甲、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尚好。</small>

    <small>乙、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small>

    <small>丙、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时限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small>

    谈判前，林、罗、聂已经向刘亚楼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

    周北峰很不自然地说：“傅先生还没有决定，请贵方宽延数日，容傅先生考虑。”

    聂荣臻说：“既然如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邓宝珊显然没有意识到聂荣臻此话的严重性，在他的想象中陈长捷可以凭借坚固工事防守数月应无问题，而在数月之内，他在谈判桌上有足够的时间与对方周旋，以求得更为有利的和平条件。他首先推翻第二轮谈判中双方达成的《谈判纪要》中的条款，而又回到了第一轮谈判中崔载之所提的条件。他说：“我们希望与中共和各界人士共同组织华北联合政府，傅先生统率下之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

    林、罗、聂耐心地听着邓宝珊的发言，当邓宝珊提出请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以诱几十架大型飞机降落，可为联合政府取一大笔军用物资时，林彪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怀疑傅方的谈判会不会是一种阴谋，如果让南京的几十架大型飞机降落，傅便可撤走大批军政人员，还可获得大批军火以利北平防御作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能按上次所谈《谈判纪要》为原则，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林彪严厉地说，“贵方必须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这是唯一的出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

    聂荣臻见林彪口气强硬，态度和缓地说：“你们把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于国于民于你们自己都是十分有利的。”

    邓宝珊此时才意识到天津问题的严重性：“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

    邓宝珊对林彪的话将信将疑：“既然你们开始打天津了，怎么你们都还在这里？”

    一直未开口的罗荣桓说：“那边有我们的参谋长刘亚楼指挥作战。”

    “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多久？”邓宝珊问。

    林彪说：“三天。”

    邓宝珊笑道：“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林彪的计算是非常精确的，他曾致电中央军委：“战斗开始后，至多30个小时可以全部解决。”

    结果，从总攻发起时算起，实际战斗时间为29个小时。

    <h3>刘亚楼巧设圈套</h3>

    在北平方面进行秘密和谈的同时，天津方面也进行过几次试探性的和谈。

    1949年1月6日，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天津守军阵地前喊话：“国军弟兄们，不要打枪！我有一封重要信件要送给你们的陈长捷将军！”

    这名勇敢的战士穿过地雷、铁丝网和鹿砦等封锁线，将信一直送到国民党军的第一道战壕，再由国民党军护送到第62军军部。

    这封信很快转到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手中，这是林彪、罗荣桓致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的。林、罗要求三位将军效仿长春郑洞国，放下武器，以免天津这个华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遭到破坏。

    陈长捷在他的司令部召集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86军军长刘云瀚和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商量对策。当时，他们都已经知道北平方面正在与解放军谈判，但是和谈的详情却无法知道，现在林、罗找上门来了，他们也不得不在兵临城下的危急状态下表示态度。

    陈长捷与傅作义一样原属晋军阎锡山一派，1948年夏调来担任天津警备司令，成为傅作义在华北的心腹大将。林、刘二位军长均为蒋军嫡系将领，1948年12月才调到天津。这三位将领相识才一个月，而且属于两个派系，即使有话也不敢掏心窝，这就是陈长捷邀杜建时参加会议的原因，杜与陈相识半年，且属中央系，与两位军长是旧交。

    杜建时见他们彼此不信任，会开不拢，于是将陈长捷拉到另一间房里，问：“陈将军有何打算？”

    陈长捷说：“是打是和要看傅总司令的态度，北平方面正在谈判，我们应与北平一起行动。”

    杜建时又把两位军长叫到一边，问：“二位有何打算？”

    “陈是司令，他必须首先表态，我们不便出头。”两位军长又问陈长捷是怎么打算的。

    杜建时说：“他说要等和谈结果，一起行动。如果敌军进攻，你们能守多久？”

    林伟俦的那个军是主力，他颇自信地说：“一个星期应无问题。”

    刘云瀚的第86军是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较弱，他对防守天津没有信心，说：“一个星期？怕顶不住哟！”

    杜建时一听这话，担心天津很快就要陷落，催陈长捷打电话问和谈的情况。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说：“正谈着，你们坚定守住就有办法，能打才能和。”

    于是陈长捷只能抱守的打算，回信给林彪、罗荣桓，说：“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

    1949年1月8日，天津市参议会的四名议员要求出城与解放军和谈，陈长捷鉴于各界要求和谈的呼声颇高，他不好反对，于是同意四人出城，同时想利用此机会探听一下解放军方面的情况。

    刘亚楼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愚弄一下陈长捷，他将谈判地点选在天津西北的北仓附近，并亲自出马，向四位和谈代表提出了四个条件：

    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

    二、天津国民党军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可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与行动自由；

    三、如不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按计划进攻天津，首要反动分子应承担战争破坏之责，遭受严重的惩罚；

    四、天津国民党军至迟应在11日上午8时以前开始放下武器。

    四位议员记下刘亚楼的话回城向陈长捷和杜建时汇报。陈长捷对和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谈判地点，当得知刘亚楼亲自出面在北仓谈判之时，当即判断刘亚楼既为林彪的参谋长，说明解放军“攻津指挥所”在天津北面，共军的指挥所设在北面，主攻方向自然也在北面。

    当时，天津城防工事以北面最强，早在1947年就开始在北面构筑永久防御阵地，特别是东北国民党军告急以来，天津城防以防东北解放军为重点加紧在北面构筑工事。而东野入关后，首先绕过天津，直扑塘沽，对天津南郊构成重大威胁，陈长捷又开始在南面抢修工事，因此，天津城防工事以北、南两面最坚固，而东、西两面较弱。此时，天津周围已经构筑大型碉堡380余座，小型碉堡1000余个，环城挖了一条宽10米、深3～4米、水深1.5～2米，长达40余公里的护城河；护城河外侧有铁丝网和鹿砦，并布了宽达十几米、环城42公里的地雷场；护城河内侧筑有土墙，墙上有铁丝网和电网。

    在兵力部署上，陈长捷将实力最强的第62军摆在北部，实力较弱的第86军摆在南部，中间有3个师的预备队。

    陈长捷作出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城北的判断之后，对兵力部署又作了新的调整，将第86军的两个师调往城北，使兵力本来就很薄弱的南面更为空虚。

    事实上，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南，陈长捷中了刘亚楼的圈套。为了使陈长捷对自己的错误判断深信不疑，刘亚楼在总攻发起之前搞了一连串假动作。他让部队在城北挖了近万米长的交通壕，还让上百门大口径火炮进行试射，并故意派坦克在白天活动。

    陈长捷手里兵力虽有10个师，13万人，但大多是新组建的部队，缺乏训练，他心里清楚这支孱弱的部队根本挡不住“东北虎”的强大攻势，他焦急地盼望着傅作义的谈判早日达成协议，使天津免遭灭顶之灾。为了拖延解放军总攻天津的时间，1月10日，他令四位议员再次出城谈判。

    刘亚楼又在北仓附近与陈长捷的代表会谈，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方上次提出的四项条件，贵方考虑清楚没有，离最后期限不到20个小时了。”

    四位议员说：“陈长捷将军认为时间太紧迫，请贵军再宽延一段时期。”

    刘亚楼一听就知道这是缓兵之计，勃然变色道：“好！我答应你们的要求，可推迟到1月11日18时，这是最后期限，到时候再不放下武器，我们就发起总攻！”

    四位议员初闻可答应宽延时期的要求不禁暗喜，后来听到只宽延了10个小时顿时心凉半截，这与没宽延并无多大差别，心里叫苦不迭——这个刘亚楼太厉害啦！

    次日，四位议员又来到北仓会见刘亚楼，说：“陈长捷将军只同意放下重武器，要求允许他率部携轻武器撤到塘沽，由海上南撤。这样贵军可不费一枪一弹唾手可得天津城。”

    刘亚楼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我们解放军打仗岂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的作战原则是歼灭敌有生力量。天津守军受我四面包围，正像落在陷阱中的猎物。我们怎么会轻易放他们南逃呢？他们到了江南，我们将来渡江作战岂不更加困难？告诉陈长捷必须放下所有武器，否则，必遭我大军的沉重打击！”

    四位议员入城后，再无音信，陈长捷不再抱和谈的幻想，一面急切地盼望傅作义尽快与解放军达成协议，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天津已经不包括在和谈范围之内；一面积极备战，准备承受解放军的强大攻势。

    <h3>天津攻坚战</h3>

    天津前线指挥部于1949年1月13日接到林彪电令：

    <small>一、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仅在拖延时间；</small>

    <small>二、各部应按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small>

    刘亚楼于14日上午10时下达总攻命令。他的战术思想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参战兵力共22个师34万人，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装甲车40余辆。

    这天清晨，天津城郊笼罩在浓浓大雾之中，炮兵看不清目标，因而推迟了总攻发起时间。刘亚楼焦急地在指挥所转圈子，本来应于拂晓发起总攻，这样可以利用白天最大限度地发挥炮火的威力。他向总前委立过军令状，保证在30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时间一分一分慢慢滑过，他从6时就进入了指挥所，到9时，弥漫在阵地上空的浓雾才开始飘散，天空突然放晴，几柱阳光从瞭望孔射进指挥所，将刘亚楼腕上的手表照得熠熠闪光。

    “目标露出来了！”参谋们兴奋得大叫起来。

    几个炮兵阵地先后打来电话，报告已瞄准目标。

    刘亚楼开始询问各部队准备情况，各部纷纷报告：

    “准备完毕！”

    “准备完毕！”

    10时整，刘亚楼猛擂办公桌，几部电话震得跳了起来：“打！”参谋们立即冲出指挥所，向空中发射了5颗红色信号弹。

    500多门大口径火炮和上千门小口径炮同时怒吼，寂静的敌军阵地上突然升起一片森林般的烟柱，几秒钟后爆炸声传来如惊雷掠过大地，待命准备出击的步兵们连忙捂住双耳，津郊的大地开始瑟瑟发抖。

    天津攻坚战从规模和声势上来说远远超过了锦州攻坚战，是四野战史上火力最猛的一次战斗。

    刘亚楼在兵力和火力等各方面均占绝对优势，陈长捷根本不是对手。

    一个小时的炮火急袭，使主攻方向上的敌军阵地土崩瓦解，一座座明碉暗堡被炸翻，一道道铁丝网、鹿砦被掀掉，深深的护城河岸坍塌，高高的土墙被撕开无数豁口。

    陈长捷被这骇人的一幕惊呆了，连忙要求南京方面派飞机助战。上午11时，从青岛机场起飞的十几架飞机抵达天津上空，还没来得及投弹扫射，就被解放军的高射炮击落2架，其余的飞机见势不妙纷纷抬起头蹿上高空，也顾不上瞄准地面目标就稀里糊涂地将炸弹倾泻一光，然后急急返航了。这是天津战役中陈长捷获得的唯一援助，当然没有什么效果。

    11时后，解放军的尖刀部队开始冲锋了。爆破手首先排除雷障，开辟通道，架桥队跃入冰冷的护城河，用一捆捆芦苇或汽油桶、木板、梯子等架设了无数座五花八门的“桥”。先锋部队越过护城河，从城墙缺口拥入城区，坦克部队也随同步兵攻入城区。不久，解放军主攻部队从7个突破口先后攻入市内，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的街垒争夺战。

    天津城防这样快就被突破，陈长捷惊恐万状，立即命令部队组织反击，企图堵住突破口，恢复阵地。

    国民党军打到这个份上，只得把看家的本领全使出来了。坦克出动了，装甲车出动了，将汽车装上铁板变成“土装甲车”也出动了，沿着通向城墙的街道往前冲击。解放军的尖刀部队突入城区后简直打疯了，边冲边扔手榴弹，就像赶羊一样驱赶着纷纷后撤的溃兵。溃兵突然散开后，他们见一大群铁乌龟迎面开来了，打红了眼的解放军战士一点儿都不知道害怕，照样一往无前，很快就冲上去将铁家伙团团围住。有的人挺着爆破筒就往坦克履带里塞，有的人将炸药包扔上乌龟壳，还有的人爬上坦克揭开盖子往里甩手榴弹。敌人的铁家伙被血肉之躯硬是打趴了，解放军战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亚楼还有一项值得一提的战术，他说：“突破前沿后无数小部队穿墙越顶，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区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来攻击坚固据点或房屋。”

    天津市区有许多坚固的楼房，国民党军往往以楼房为据点，使用火力阻止解放军的攻势。而解放军的攻击部队遇到一时难以攻克的据点却不主动攻击，而是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大部兵力和后续部队绕过据点继续向前推进。解放军的攻势就像汹涌的洪水，很快就漫过一大片城区，那些固守大楼的据点变成了汪洋中的孤岛。

    国民党军还在主要街道设立防线，这同样挡不住解放军的洪流。解放军有一明一暗两套战术，明的是登上街道两侧屋顶，向前冲击；暗的是在两侧房屋逐墙打洞，向前推进，搞得国民党军毫无办法。

    陈长捷见各主阵地纷纷陷落，将手里的3个师的预备队撒出去救急。那3个师都是组建不久的保安部队，还没赶到增援点便纷纷逃散了。有1个师长赶到增援地点时已成了光杆司令，连身边的卫兵都逃走了。

    天津城破的消息经中共地下组织的传播，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士气，许多部队还没接触战斗就逃得一个不剩。解放军能对守军情况了如指掌，中共地下党组织功不可没，他们竟然复制了陈长捷警备司令部的城防要图，送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研究这幅图后，才精确地算出了30个小时之内可解决战斗。

    陈长捷将战况向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部报告，李世杰指示：“设法抽兵恢复被突破的地区……”可是，他哪里还抽得出兵力。

    当日黄昏，陈长捷在万分危急之时用电话召集杜建时、林伟俦、刘云瀚开会。此时，解放军采用分拆的办法将大炮搬到市内一些大楼的顶部，再组装起来向一些重点目标射击。杜建时离开市政大楼时，正好有一发炮弹击中大楼，将他办公室墙上的蒋介石画像震落。会议转入警备司令部地下室进行。

    陈长捷认为第三道防线岌岌可危，应着手组织“核心防御”，准备划警备司令部、两个军部和市政府等几处为核心防御阵地。

    两个军长和杜建时一听纷纷表示反对，认为解放军太强大了，没有攻不破的核心堡垒，再打下去，无非是顽抗到底、牺牲到底，不是好办法。

    “我知道不是好办法，可是现在还有好办法吗？”陈长捷垂头丧气地说，“你们说怎么办吧！”

    杜建时说：“核心防御计划不过是延缓灭亡，于事无补，还把城市打得稀烂。不如先听听北平总部的意见。”

    陈长捷用无线电向总部询问和谈的消息，李世杰显然不知道天津守军已陷于灭顶之灾，回答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你们一定要顶住……”

    陈长捷气得将耳机摔在桌上，大骂：“他妈的，还能坚持两天吗？让咱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本钱！”

    四人一致认为不能再打了，当即决定由杜建时组织起草和平宣言，准备放下武器。

    杜建时离开警备司令部已是深夜，他将天津工业界知名人士李烛尘和参议会议长杨亦周找来共同商量起草宣言。宣言起草完毕已是15日凌晨，杨亦周拿着宣言通过电台向全市广播。由于枪炮声过于激烈，往往是发生战斗的地方因听不见广播而继续战斗，没有发生战斗的地方国民党军反而放下了武器。当然，能收听到广播的地方是少数，多数地区仍在激烈战斗。

    15日5时，解放军东西对进的两路大军会师金汤桥，将天津拦腰切断。随后，两路大军向南半城席卷而去。

    傅作义在早晨7时听到新华社播发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解放军已经突破天津城防，进入市内……”

    他立即用无线电亲自与陈长捷通电话。陈长捷一听是傅作义的声音，几乎要哭了，此时，解放军已经攻入警备司令部，他在地下室里听得到上面慌乱的脚步声。

    “共军正和警卫部队激战，”陈长捷大声疾呼，“进来啦！”

    陈长捷看到了几管黑洞洞的枪口，连忙摔掉耳机，举起双手。

    傅作义竟然亲耳听到陈长捷被俘时的那声惊呼！他扔下话筒，瘫痪在座椅上，一向英气逼人的双目突然失去了神采。

    战至15日15时，天津战役落下帷幕。经29小时激战，人民解放军全歼陈长捷集团13万余人，生俘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陈长捷等28名将级军官，缴获火炮1648门，轻重机枪3553挺，各种枪5.4万余支，汽车800余辆。解放军方面伤亡2.3万余人，其中团级干部牺牲12人。

    <h3>侯镜如兵团逃往海上</h3>

    陈长捷与傅作义的最后通话使用的是无线电，有许多人都监听到了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如东野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和塘沽侯镜如兵团作战处长赖惕安。当苏静将这一戏剧性场面向邓宝珊、周北峰转述时，二位“特使”是何等震惊就不用细说了。

    最为惶恐的当数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天津与塘沽近在咫尺，陈长捷的覆灭吓得塘沽守军上蹿下跳，恨不得插翅南飞。

    当时，傅作义将天津与塘沽划为津塘防守区，由侯镜如与陈长捷分别担任司令、副司令之职。天津告急，侯镜如理应负责救援或接应陈长捷突围，但是，侯无增援的实力，陈更无突围的实力，他们谁都清楚在强大的东北野战军面前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除了和谈或逃窜。

    和谈与逃窜，这两种打算侯镜如都有。侯镜如的嫡系部队第92军陷在北平城里，该军正在与中共秘密和谈。策动第92军倒戈的正是侯的外甥李介人。不久，李介人奉中共地下组织之命来到了塘沽，策动他的舅舅起义。虽然，塘沽不像北平、天津那样陷入重围，但是，侯镜如也不是没有动过“起义”的念头。当傅作义在北平彷徨之际，侯镜如曾致电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李介人已到了塘沽，情况很好，可以相机一同起义。”

    第92军军长黄翔等曾计划以侯镜如为首，以第17兵团为主力，撇开傅作义，在平津一带举行起义。

    但是，侯镜如与黄翔、张伯权的处境不同，他还有海路可逃，他的兵团司令部早就移到了海上的一艘轮船上。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起义”的念头，做好了南逃的准备。他将港口内所有船只都分配给各部队，那些部队预先将笨重的物品搬到船上，只等一声令下，就纷纷弃阵登船。

    天津城的炮声一停，侯镜如立即致电南京的蒋介石和北平的傅作义：“天津沦陷，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迅速下令南撤。”

    侯镜如手下的将领早就急红了眼，解放军尚未总攻天津之前，他们就天天吵着要撤退，天津战火正炽之时，更是时刻催侯镜如下令撤退，现在天津已经失守，这伙人干脆就到兵团司令部闹起来了。

    侯镜如手下的第87军本不归他节制，此时属临时受他指挥。军长段芸和3个师长在危急关头也顾不得兵团司令的尊严，吵吵嚷嚷地闹开了。

    “没有蒋总裁和傅长官的命令，我们怎么能撤退呢？”侯镜如生气地说，“我比你们更着急，可是上级没有指定撤退的目的地，我们难道要在海上漂泊吗？”

    段芸等回到军部，直接给南京发电要求撤退。而蒋介石还没有对傅作义彻底死心，不敢擅自越级下令塘沽守军撤退，只好回电，含糊地说：“可依傅总司令命令相机南撤。”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还对傅作义抱有幻想。

    段芸见回电中有“相机南撤”的话，派人将兵团参谋长李荻秋找来，问：“侯司令官得到指示没有？”

    李荻秋摇头道：“还没有撤退的命令。”

    段芸随即拿出蒋介石的来电，说：“你把这个给侯司令官看，希望他当机立断，不可坐失时机。”

    李荻秋回到兵团部之后，段芸隔一段时间就往兵团部打电话催促撤退，到晚上，更急了，他在电话里嚷道：“不得了！不得了……今晚不撤，明天就撤不走了！”

    侯镜如同样心急如焚，得不到上级指示，他不敢擅自下达撤退的命令。因为，他早就知道傅作义在与解放军和谈，他一撤，傅作义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必定要倒向中共方面，他怕蒋介石将责任推到他身上，他不想当替罪羊。

    1949年1月16日，解放军进一步向塘沽进逼，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要求下令让侯镜如兵团撤退。此时，傅作义已得到邓宝珊、周北峰关于谈判初步达成协议的电报，于是将蒋介石的命令转发给侯镜如。与此同时，侯镜如也收到了南京方面关于撤退的电令，段芸等如获大赦，立即撤掉电台，生怕节外生枝，傅作义再发其他电报来。

    阵地上的官兵听到撤退的消息，立即弃阵朝海边码头狂奔，有汽车的捷足先登，没汽车的恨爹妈少生两条腿。

    解放军进行炮火追击，第17兵团司令部和第87军军部相继遭到炮击。

    船起锚才几分钟，担负掩护任务的海军舰队就开始炮击码头，完成南京下达的破坏码头的任务。可怜断后掩护的保安部队被大口径舰炮炸得血肉横飞。

    侯镜如站在船头甲板上用望远镜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第十章 国内和平谈判

    <h3>北平方式</h3>

    苏静监听到傅作义与陈长捷的最后通话之后，当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林、罗二位统帅汇报。罗荣桓微笑着说：“傅作义已经没多少本钱了，剩下的问题简单多了，我们趁热打铁，现在就去五里桥谈判，看邓宝珊如何说。”

    林彪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点头对苏静说：“备车。”

    林、罗、聂三位首长于1949年1月15日上午驱车来到五里桥，开始与邓宝珊、周北峰进行新的“交锋”。

    这次会谈长达三个小时，邓宝珊提出傅军还没做好准备，请求宽延数日才能开出北平，军队出城不宜太远和太分散。林彪听后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他心里明白这是害怕解放军背信弃义，突然缴他们的械。

    邓宝珊又提出傅部团以上军官的安排以及北平市文教、卫生等行政单位的接收办法。

    对于这些细节性的问题，林、罗没有作肯定的答复，由聂荣臻作重点发言，聂谈的都是些大的政策，对邓宝珊提出的新问题必须报请中央才能答复。

    会谈结束后，林、罗、聂将情况电报西柏坡。

    西柏坡军委三局的本领更为高超，不仅监听了傅作义与陈长捷的无线电通话内容，甚至还破译了天津与北平的往来电报。天津城防被突破之时，傅作义曾指示陈长捷施用炸药抵抗。毛泽东看了三局送来的《情况汇编》真有点动怒了。傅作义的和谈到底有几分诚意？

    毛泽东决定以林、罗的名义，给傅作义下最后通牒：

    <small>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small>

    <small>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small>

    <small>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small>

    <small>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small>

    当日下午4时，毛泽东收到林、罗、聂发来的两份电文：一份是攻克天津的捷报；一份是与邓、周谈判的情况汇报。他立即回电指示：

    <small>邓宝珊可留他多住一天，将一个正式文件交他带回给傅作义，此文件随本电发给你们，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周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14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15日15时致邓宝珊电时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small>

    1月16日清晨，邓宝珊、周北峰起床不久，苏静和李炳泉进屋通报当日的工作安排，谈完后，苏静说：“昨天下午天津已完全解放，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和杜建时被俘，塘沽的侯镜如兵团乘船南逃。”

    邓宝珊听了苏静绘声绘色地讲起傅、陈最后通话时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分。他说：“解放军神勇无比，傅先生不能再拖了！也好，天津解决了，北平也快了。”

    下午，谈判继续进行。邓宝珊首先提出：“天津问题用一种极端方式解决了，我们这次是不是谈一下绥远的问题？”

    罗荣桓扶了扶眼镜，说：“我们承认天津是一种极端方式，北平是一种为避免极端而采取的新方式，只要北平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绥远将用一种更为和缓的办法解决，我党中央已有指示，称为绥远方式。”

    邓宝珊听后颇感快慰，他是从绥远来的，那是傅作义的老巢，他站在傅作义一方认为中共在北平问题上有些苛刻，使自尊心很强的傅作义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而“绥远方式”算是一种安慰。

    “北平城内有十几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傅先生需要时间做他们的工作。”邓宝珊再次请求，“贵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容傅先生整顿内部，并对政权移交做具体安排。”

    林彪表态说：“在1月20日以前，解放军可以不入城。”

    “为避免引起秩序混乱，应由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由贵方完全接管。”邓宝珊说，“此种安排甚为必要，贵方是否同意？”

    林彪亦点头表示应允。

    聂荣臻对前一天对方提出的关于军队出城问题答复如下：“贵方提出军队出城不宜太远太分散，我方表示同意，拟划三河、通州、香河等地为贵军驻地，贵军出城后可按双方商定之协议进行整编。”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草案，由林、罗、聂和邓、周代表双方签字。

    邓宝珊提出：“请贵方派代表随我一同进城，周北峰先生留在此处便于联络。”林彪与罗荣桓、聂荣臻商量后，决定派苏静随邓宝珊进城。

    会谈结束时，林彪首先起身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未封口的信封，递给邓宝珊，说：“请转交傅作义先生。”

    信封里装的是毛泽东起草的那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

    林、罗、聂告辞后，邓宝珊急于想知道信的内容，抽出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如此严厉，傅先生怎么接受得了！看来，这封信不能给他看，否则，傅先生有可能会推翻协议，使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苏静回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将邓宝珊看信后的态度告诉林、罗、聂三位首长。林彪说：“是的，那封信是有些严厉，他要暂时不给傅作义看也行。”

    晚饭后，罗荣桓将苏静叫去，说：“苏静同志，这次派你进城去，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你对党忠诚，对党的政策有比较深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你过去长期搞情报侦察工作，在抗战时又当过秘书长，搞过统战工作，同友军、敌军都打过交道，有这方面的经验。”

    苏静不无顾虑地说：“担子这样重，我怕完不成任务，辜负了首长的信任。”

    “既然派你去，就是相信你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罗荣桓关切地说，“你的安全问题组织上也考虑过。虽然有些风险，但问题不大。‘两国交兵，不杀来使’嘛！你放心去吧。”

    “我的安全算不了什么，可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苏静又将邓宝珊看信后说的话复述了一遍，“万一傅作义变了卦怎么办？”

    “如果傅作义变了卦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与你没有责任。”罗荣桓严肃地说，“毛主席刚刚发来一份电报，连中央对傅作义也是两手准备。我们争取和平解决，他要不识时务，我们只好采取武力。”

    傍晚6时，毛泽东在指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同时，要求林、罗、聂：

    <small>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保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small>

    罗荣桓将这份电报的内容大体上说了一遍，最后开玩笑地对苏静说：“即使谈不成，闹翻了，傅作义要扣留你，我们也有办法，我们手里有的是他们的军长、师长，用几个或十几个换你一个，这个买卖他不亏。”

    <h3>文人给军人上了一课</h3>

    1949年1月17日清晨，邓宝珊吃过早饭准备起程返回北平，这时苏静带着一个人进来。邓宝珊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陈长捷！

    当了俘虏的陈长捷连腰都伸不直了，脑袋缩进竖起的大衣领子里，双眼布满了血丝，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

    “陈将军，你受委屈了！”邓宝珊轻轻拍了拍陈长捷的肩膀。

    陈长捷垂头丧气地说：“不能再打啦！让傅总司令为北平的弟兄们着想，北平城防工事尚不如天津，再打，毁了千年古都，也毁了弟兄们的前程！”

    邓宝珊非常想解开心中的谜团：为什么13万军队加上坚固的城防工事竟如此不堪一击？仅守了29个小时！当年傅作义守小小的涿州城却能坚守三个月！陈长捷是个聪明人，他从邓宝珊的眼神里看出了他的心事，于是解释道：“解放军绝非当年的奉军！我们也非当年的晋军！‘得人心者得天下。’当年晋军响应北伐顺乎民意，因而能以弱抗强。现在整个都颠倒了，民心向着共产党，我们焉有不败之理？”

    邓宝珊想起北平民众每日在军营外喊口号的情景，感慨地说：“这些年我们跟着蒋介石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是该反省啦！”

    “首先是要劝傅先生反省！”陈长捷泪光闪烁，“不能让弟兄们再步我的后尘啊！”

    苏静换上周北峰随身带来的那套长袍马褂，与邓宝珊一起乘车直奔清河镇。路上邓宝珊面有难色地说：“那封信，我看暂时不交给傅先生为好，你说呢？”

    因为林彪昨天已经表态了，苏静心中有底，于是说：“您自个决定吧！暂时不交也行。”

    当日下午，邓宝珊和苏静平安穿过布满地雷的封锁线，从德胜门入城。崔载之和王克俊立即将他们送入两辆小汽车。邓宝珊乘车直奔中南海，向傅作义复命。苏静在王克俊的陪同下，驶入当年的日本大使馆，现在这里成了傅作义的贵宾招待所。崔载之说南墙外有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保卫工作，虽然看不到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门岗，但是有许多便衣在四周巡逻，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能进入大院。

    邓宝珊将《和平解放北平初步协议》草案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后显得异常平静，没有就协议发表看法。邓宝珊对这位“义弟”的性格十分了解，傅作义不说话也就是默许了。

    傅作义谈起天津之战陈长捷被俘的事，对解放军那么迅速就拿下天津表示不可理解。邓宝珊将早晨会见陈长捷以及陈长捷的话说了一遍。

    傅作义动情地说：“我没有早下决心，害了天津的兄弟。”

    “既然你下了决心，下一步就是如何应付蒋系部队了。”邓宝珊说，“必须周密计划，谨慎小心。”

    傅作义笑道：“文人走在我们的前头去了，他们正在帮bbr></abbr>我们做工作。”

    原来，昨夜何思源等人得知天津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和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一起来见傅作义。

    何思源激动地说：“北平已是孤城，国民党的兵不愿打仗了；北平人民已经团结起来，一致要求和平。你如果下令强迫军队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那是很危险的。”

    傅作义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文人做做军人的思想工作，于是不动声色地说：“你们明天可以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以聚餐为名嘛！这个饭费由我出。何先生是‘北平荣誉市民’，可与许议长一起遍访驻军将领，邀他们一起参加会议，做做他们的工作。”

    1月17日一早，何思源、许惠东等人遍访北平城里的国民党将领，说：“北平孤城一座，绝难抵挡百万解放军的攻击，望诸将领顾念北平二百万市民的痛苦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下武器与解放军握手言和。都是中国人，大家应该和平共处，以求国家的兴盛。”

    这些将领早就知道傅作义与解放军和谈的秘密，但他们都聪明得很，都说：“和谈的事没听说过，一切都得傅总司令拿主意，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天中午，七省市参议员、北平各界知名人士和驻军将领齐集参议会礼堂，举行宴会。与会者（军人除外）一致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决定派何思源等11人为和平代表出城向解放军请愿，并向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中央发通电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军人们挺着笔直的腰板一言不发，在场的记者和军统、中统特务围在旁边看热闹。何思源在会场上最为活跃，他说：“我在南京看到白崇禧、张轸的通电，说什么‘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求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等等，这是政客故伎，目的在打击蒋介石，抬高李宗仁。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简单直说。我提三个意思：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叫北平而不称北京，这个要求是最符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三、北京人民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要求按中共毛主席的八条进行改革。其他如干部留用、军队改编等等，那是中央政府、国家主席应当操心的事。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意’，国家统一，靠民心统一。”

    何思源话音一落，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将领们在文人和记者的逼迫下处境尴尬，最后推出一人做代表，便纷纷告辞离去。

    尽管军人们没有表示态度，傅作义仍然认为很有收获，一是没有顽固分子跳出来唱对台戏，二是由文人给军人上了一课，算是有了铺垫。

    特务们很快就将傅作义授意何思源、许惠东召集参议会的情况飞报南京，蒋介石终于明白傅作义已决心弃他而去了。失望之余，他还想挽回一些损失，于是连夜致电傅作义：

    <small>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8日起派飞机到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small>

    蒋介石深知傅作义“义薄云天”的性格，他想利用这一点，用一周的时间从北平这座围城中抢救一批嫡系部队的军官，为他在江南编练新军充实骨干。

    对蒋介石的最后一点要求，傅作义不好明着拒绝，却暗中通知解放军，炮击天坛的临时机场，使蒋介石的飞机无法降落。

    这天晚上蒋介石念念不忘的第13军在北平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兵变”，他们朝空中胡乱射击，以表示对傅作义的不满。

    枪声惊动了城外的解放军，林彪、罗荣桓立即面见周北峰，让他致电傅作义，如果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发生兵变，可让出阵地放解放军进城去镇压。

    傅作义回电说：

    <small>事情不大，已被镇压下去，请放心。</small>

    <h3>最关键的一步</h3>

    1949年1月18日晚，傅作义偕政工处正副处长王克俊、阎又文和崔载之来到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慰问苏静。

    “苏处长光临北平，本人及北平将士表示欢迎。”傅作义指着王克俊、崔载之说，“你们可与苏处长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千年古都免遭破坏，怎么解决都行，你们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傅将军亲来慰问，本人表示感谢！”苏静说，“我不能算全权代表，我只起联络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可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首长，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第二天，苏静与崔载之等根据《和平解放北平初步协议》草案之精神，逐条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很快就拟定一个18条的协议。苏静将协议电报平津前线司令部。

    林、罗、聂随即转报西柏坡。毛泽东亲自对协议各条内容及词句做了修改，复电林、罗、聂指示以修改后文件为最后协议。内容如下：

    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人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施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守仓库的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司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七、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八、保护在平使馆人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九、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重新审查登记。

    十一、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二、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决定走出和平解放北平最关键的一步棋。他召集李世杰、梁述哉、张濯清、郭宗汾和蒋系的两个兵团司令石觉、李文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傅作义用他那犀利的目光盯着石觉和李文，沉默了足足5分钟。石觉、李文一见那目光，心里就慌了，他们预感到最后时刻终于来临了。

    “北平各界一致反战，要求和谈，各位都受到了来自民众的压力，民意乃天意，顺者昌，逆者亡！”傅作义的话掷地有声，石觉、李文背脊冷汗直冒，“我们与中共和谈这是公开的秘密，想必各位有所耳闻。作为司令官我不能不为20多万将士的前途着想，经艰苦谈判，与中共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请王处长念一下。”

    王克俊起身用洪亮的声音念完协议。

    “请大家发表意见。”傅作义目光炯炯地环视会场。

    傅系将领依次表态赞同，然后用齐刷刷的目光盯着石觉、李文。石、李从最初的慌乱中稍微镇静了些，他们已感觉到今天硬抗是不行的，闹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于是耍了个滑头，对王克俊说：“我们两个说不出什么意见来，只怕克俊你的部下不同意。”

    王克俊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

    “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是属你管吗？他们整天对部队喊‘剿共’，恐怕这个弯子转不过来哟！”

    石、李把皮球踢给政工处，王克俊始料不及，一时无以应对。正好到了吃饭时间，傅作义说：“先吃饭吧，饭后再议。”

    王克俊抓紧时机，让参谋人员分头打电话给各师政工处长，通知他们15分钟内必须赶到中南海勤政殿紧急集合。

    政工处长们准时赶到，王克俊向他们宣读了协议，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表态。果然，傅系的处长一致同意，而蒋系的处长却要求派飞机送他们回南京。

    王克俊是个十分干练的人，严肃地说：“不愿留下，可以！但是必须保证部队不能出事，把政治工作做通，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十二条的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派飞机让你们平安离去。”

    “既然如此，职无异议。”

    王克俊见再也无人说话，于是宣布散会。他回到居仁堂，傅作义等已用完餐返回了会议厅。

    傅作义见王克俊满脸笑容，知道事情已经办妥，于是说：“继续开会吧！大家发表意见。”

    李世杰等傅系将领说：“我们赞同协议，看石、李二位司令官的态度啦！”

    石、李二人说：“我们没意见，关键是政工处长那一关过不了。”

    王克俊笑道：“现在所有的政工处长都没意见了。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问。”

    王克俊将午间的事说了一遍，石、李二人脸色大变，紧张地说：“我们同意条文，但也要求平安飞到南京。”

    傅作义如释重负，寒光逼人的目光突然温和起来，说：“我保证你们平安离去，但是条件一样，保证部队执行协议不能生事。”

    石、李二人低头无言。

    傅作义当即令军以上将领及总部处长以上军官前来开会。半小时后，居仁堂会议厅将官云集。

    傅作义的目光又恢复了几分寒意，他挺着笔直的腰板，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会议厅窗外卫兵们来回走动，更增添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李世杰简述了北平守军陷于绝境的险恶形势，以及与中共和谈的概要经过，随后宣读协议条文。

    这时，第16军军长袁朴突然号啕大哭：“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

    一直勾着头的李文似是受了感染，也痛哭流涕起来：“校长栽培我们多年，我们对不起他老人家。请傅总司令允许我带走愿意走的师长，我保证不影响安定。”

    石觉提出要带几个师长同行。

    傅作义厉声道：“好！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要带谁走都行，但必须现在就指定继任者，将名单给我。”

    石觉、李文写好名单交给傅作义，诚惶诚恐地告辞了。

    1月23日清晨6时，石觉、李文和几十名团级以上的军官从东单机场乘两架小型飞机匆匆逃离北平。

    <h3>“你今日之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h3>

    1月25日，苏静返回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罗荣桓问：“邓宝珊带去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愣住了，心想：事情都顺利办妥了，何必用那封信去刺激傅作义呢？他没有看过那封信，不知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于是说：“我不清楚。”

    聂荣臻说：“你今天得赶回去问一下邓宝珊，如果还没交给傅作义，你必须同他一起去见傅，一定要在今明两天让傅看到那封信。”

    苏静此时才感觉到那封信的重要性，答应立即回城一定完成任务。

    林彪伏在桌上看北平城防态势图，此时抬起头来，说：“为什么傅作义要让他的嫡系第101军先出城？如果蒋军突然翻脸围攻他的总部怎么办？他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抵抗，以待我军入城增援？”

    苏静冷静思索后，回答说：“蒋军嫡系部队团以上军官愿走的都坐飞机逃跑了，留下来的大多拥护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我认为傅作义有把握控制局面才这样做的。”

    当日黄昏，苏静进城找到邓宝珊，着急地说：“你进城时带的那封信给傅将军了吗？”

    邓宝珊皱眉道：“有必要吗？”

    “林、罗、聂三位首长要求必须尽快将信交给傅将军。”

    邓宝珊看到苏静着急的样子，明白此信事关重大，于是穿上大衣，拿着信就与苏静一同乘车去中南海。

    傅作义在客厅热情地接待苏静。邓宝珊乘机钻到内屋将信交给傅冬菊，让其转交给她父亲。

    也许傅冬菊看完信后害怕刺激她父亲，并没有将信交给傅作义。1月31日，傅作义的部队全部开出了北平，解放军程子华兵团入城接防。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傅作义看报后情绪非常激动，2月3日，他写信给林彪、罗荣桓，说：“两年半戡乱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傅作义的心理压力很大。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

    林彪用他那一向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调，平静地说：“北平和平解放，使这座千年文化古都未受损毁，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凡是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我们共产党绝不会亏待。希望傅将军今后为人民多作贡献，与共产党忠诚合作。”

    傅作义说：“感谢林将军的鼓励。我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你们叫大买办资产阶级）做了保镖。我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你们占领沈阳后，我认识到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本人今后愿意为人民服务。至于部队改编的事，你们怎么办都行，我没意见。”

    林彪赞扬说：“傅将军有这样的态度非常好。”他清楚毛泽东写的那个通牒对傅作义刺激很大，于是说：“我们给你的那封信是合乎事实的，在报上公开，目的是为你的过去作一个结论，以便根据协议开始我们之间新的合作。既不因过去之罪抹杀今日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林彪对傅作义的经历及作战特点作过研究，这是他入关后的第一个对手，自然成为他“功课”的必修内容。他在政策性的严肃话题之外又扯了一些傅作义过去的战例，说：“毛主席曾给我打过一份电报，说傅作义的军事指挥水平远在卫立煌之上。”

    傅作义内心对林彪并不怎么服气，因为林彪率领的是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而且有百万之众，他率领的部队不仅人数少战力差，还内部派系林立，无法与林彪公平竞争。他曾设想过如果各率一支实力相当的部队，未必会输给林彪，或者像古代两军之将阵前相搏，那林彪就更不是对手了。

    然而，这些假设都是不现实的，现实就残酷地摆在面前，没有大将风度的林彪轻松地吃掉了他50多万人马。而他这位北伐战争时期就名震天下的“守城名将”，竟稀里糊涂地结束了他作为名将的历史。

    林彪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猜出了傅作义的心思，说：“你今日之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东北、华北我军之胜利，也绝非我林某的才能问题。国民党违背人民利益，必定失败。在全国各个战场，国民党军队无论在谁指挥之下均遭惨败，并非华北一地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对傅作义进行了一番鼓励和开导，但他思想上的疙瘩仍未解开。后来，他猜到了那封署名林彪、罗荣桓的信并非出自林、罗之手，于是他要求去石家庄面见毛泽东。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毛泽东一见面就亲切地握着傅作义的手，幽默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对他旧部的前途颇为担心。毛泽东说一切按协议办，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有了这颗定心丸，傅作义心中的疙瘩总算解开了。

    “我俘虏你的那些人，无论官兵都给你放回去。”毛泽东大手一挥，笑着说，“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不解地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呢！”

    傅作义明白毛泽东是想用特殊的办法解决绥远问题，于是问：“主席对绥远有何打算？”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自己起义。”

    毛泽东最后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笑道，“河套水利建设工作面太小了嘛，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做当代大禹！不过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果然让傅作义当了首任水利部部长，而且长达22年之久。

    这次会见，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座，后来他说：“经毛主席一席谈话，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h3>一国三公</h3>

    1949年2月3日，古老的北平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东北野战军的骑兵、步兵和装甲兵列着威武雄壮的方阵，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学生和市民在街道两旁敲锣打鼓，挥舞着三角旗高呼欢迎解放军的口号。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叶剑英等站在前门箭楼上检阅部队浩浩荡荡开入北平内城。

    至此，平津战役降下帷幕，虽然还有绥远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但那已经不算重要的事情了。林彪在箭楼上俯视着入城的大军和欢腾的市民，看着看着眼睛便酸涩了，他本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的目光从士兵和市民的头顶掠过，望着前门外灰色的屋顶，继而微微扬头望着南方的天空。他开始琢磨起新的对手和下一次会战来了。

    中央已下令让连续进行了两场大决战的东野主力休整，同时明确将消灭武汉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这个白崇禧显然更难对付，他是国民党阵营中名头最响的将军。可是他最近一直在唱和谈的高调，不仅把蒋介石逼下了台，还派人四处找共产党谈判。

    白崇禧会不会走傅作义的路子呢？林彪早就在琢磨“小诸葛”这个人和近来那些反常的事了。

    1月12日，白崇禧向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包了一架专机， 6d3e." >派桂系的第三号人物黄绍竑飞广州再赴香港。黄绍竑在香港与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潘汉年会面，转达白崇禧急欲与中共和谈的愿望。

    潘汉年通过秘密电台向西柏坡的李克农报告，1月20日，毛泽东以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名义起草电文回复潘汉年，让其转告黄绍竑：

    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14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

    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

    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白崇禧当时认为蒋介石赖在台上不会下野，准备派刘仲容经平汉线到石家庄找中共中央和谈。岂料黄绍竑在香港的活动，却意外地导致蒋介石下野了。

    后来，败退台湾的蒋经国在《负重致远》一书中写道：“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宗仁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蒋总统传》一书中描写了黄绍竑赴港事件对蒋介石产生了巨大冲击：“蒋总统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

    在此期间白崇禧还通过其副手张轸与中原野战军刘伯承秘密谈判。此时的白崇禧确有单独与中共和谈的意图，他的行动与南京的李宗仁显然是不合拍的。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mark></mark>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次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见蒋介石，以探询蒋对“八项条件”的看法为名，实际上是摸蒋的底，看他何时下野。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下野，却不提何时下野。

    司徒雷登认定蒋介石是不想下野了，非常失望。当晚，他密访李宗仁，说：“蒋不下野，你速做准备到汉口与白崇禧会合，造成逼蒋下野的态势。使馆查悉蒋有谋杀你的计划。我已将本人专机从上海调到了南京，一旦时机成熟，你即赴汉会白。”

    1月18日，李宗仁派程思远飞赴武汉，将司徒雷登的计划报告白崇禧。

    白崇禧摇头说：“张轸与刘伯承有联系，促我们武汉尽快有所行动，时机迫切，不容稍缓，恐怕我们不能等候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到来了。”

    白崇禧的一系列活动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意识到不能再恋总统宝座了，否则，白崇禧要将长江中游拱手让给共产党，他在下游的防线也就顷刻瓦解了。与其将东南半壁让与共产党，还不如将总统让与李宗仁，而自己仍保留国民党总裁的位置，以便幕后操纵。

    1月19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官邸约见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他说：“我是决心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

    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蒋介石只好点名，第一个点到吴铁城。

    吴支支吾吾地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不必！”蒋介石愤然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蒋介石发完脾气，最后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的文告怎么写你们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

    随后，蒋介石对人事作了大的调整，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朱绍良兼福州绥靖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他要架空李宗仁，让“代总统”什么事都办不成！

    1月20日晚，白崇禧还不知道南京发生的上述变故，仍在按他自己的计划行事。他在汉口三元里官邸召集各界民意代表开会，准备第二天发表和平通电。突然，张治中的长途电话打来了，说：“蒋决定明天下野，南京报纸已出了号外，明日见报。”

    白崇禧甚感意外，不久，李宗仁亲自来电话：“蒋明天下野，你那边不要单独行动，我们一起搞和平！”

    1月21日，傅作义在北平向师以上将领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同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最后一次茶话会。出席茶话会的有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言不由衷地与李宗仁等话别。

    此时，CC分子潘公展和田昆山对下野文告提出意见：“总统是国大选出来的，要辞职须国大批准，在此之前下野不能生效，因而必须将文告中关于下野的这句话删掉。”

    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半个小时后，南京电台广播了蒋介石的文告。下午4时，蒋介石从大校场机场乘飞机离开了南京，从而结束了他在这座六朝古都的一场春梦。

    白崇禧听了广播大吃一惊，立即打电话给李宗仁，正好那边是程思远接电话。白生气地说：“广播里说的那个文告，怎么没有一句关于下野的话？德公上台地位很不明确，怎么干得下去呢？”

    程思远刚放下电话，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了。傅对李宗仁说：“蒋介石不下野，李先生怎么上台？大使先生对此深表关切，希望设法补救。”

    李宗仁此时才感到问题严重，速召张治中、吴忠信前来商议。

    张治中听说白崇禧和司徒雷登很担忧，对吴忠信说：“你是秘书长，可否请你把原有字句加上，以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

    吴忠信蓦然变色道：“文白（张治中），你开我的玩笑，总统交给我的文件，我无权修改。”说完便不辞而别。

    李宗仁只得请司法院长王宠惠出主意。王不愧是法界权威，片言只语便解决了问题，他说：“蒋先生这一文告应有‘引退’字样，但因李先生上台，尚未得国大追认，所以只能以‘代总统’名义行使职权。”

    当晚9时，电台重播蒋介石的文告，补上了“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等句。

    电台在重播李宗仁的就职文告时，补上了“宗仁依据《宪法》第49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一句。白崇禧听后，十分不满，他在电话里对程思远说：“这个‘代’字，意味着蒋的政治幽灵仍统治着南京政府。德公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看来前途多艰！”

    白崇禧果然高人一筹，他的预见以后真的应验了。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也卸任了。新上任的国务卿叫艾奇逊，他在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我就职的那天，（蒋）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往‘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美国本以为迫蒋下台可以迅速实现与中共和谈，从而保持国民党控制下的半壁江山。岂料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徒唤奈何。

    李宗仁上台伊始，为了向中共表示企求和平的诚意，令行政院释放政治犯。这一举措令国人注目，因为最著名的政治犯莫过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了，能否释放张、杨是检验李宗仁“权威”的试金石。

    可是张、杨两位将军仍然身陷囹圄，李宗仁的命令到了孙科的行政院成了一纸空文。

    蒋介石通过孙科操纵行政院，通过顾祝同的参谋总部控制军队。他名义上在溪口“隐居”，实际上牢牢控制了中央军，照样每天电波频传，调动军队，调整人事。桂系根本就没有本钱与之对抗，虽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丧失殆尽，但仍有上百万中央军，人数远远超过白崇禧控制的华中集团。他还有一支50多艘军舰的舰队以及8个大队的空军。

    他还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往了台湾，仅留2000万美元给汤恩伯作京沪防务的军费，而李宗仁则一分钱都不给。

    李宗仁上台后仅发了几则要求和谈的通电，除此之外几乎无所作为。他既无钱又无权，这个“代总统”的滋味算是尝够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

    <small>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small>

    惩治战犯是八条中的首条，蒋介石怀疑桂系的目的是与中共联手共同对付他，于是挑拨孙科公开与李宗仁决裂。

    孙、李二人曾为竞选副总统斗得头破血流，积怨颇深，蒋介石一挑拨立即生效。孙科以1月27日电未经他同意为由，率内阁大员纷纷离开南京，到2月上旬，干脆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从而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奇怪现象——南京李代总统、广州孙院长和溪口蒋总裁。国民党阵营分裂愈演愈烈。

    蒋介石则于1月29日密令参谋总长顾祝同，令其传令三军：

    吾人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应下最大决心，与之（指中共）势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争。

    李宗仁并不甘心大权旁落，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与蒋介石争夺权力。

    首先是要解决“府”“院”之争。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总统府与行政院之间在北京城闹别扭是很平常的事。自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这种事就不多见了。而总统府与行政院分处两地，则史无前例。

    孙科自知与李宗仁无法相处，早就提出辞呈。李宗仁首先请“主和派”张治中组阁，张治中对蒋介石政体的认识十分深刻，他明白不仅是行政院，即使是李宗仁，也根本就不可能有解决全局问题的办法，因此坚决拒绝担任行政院长一职。

    李宗仁又想抬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宋庆龄和“民革”主席李济深。而宋、李二人已经受毛泽东之邀去了解放区。同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对内阁人选具有决定权，未经他点头，很难进行大的人事调整。蒋怎么可能让宋、李这两位宿敌上台呢？

    李宗仁本来是想组织一个“和平内阁”，即行政院主要成员以主和派为主，这样便于与中共打交道，可是谁都不愿出头组阁。最后，他不得不请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何应钦组阁。何躲在杭州，虽有心当行政院长，但他不能不看老蒋的脸色。最后老蒋点头了，何应钦方敢赴任组阁。

    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使美国人大失所望。3月12日，美国驻天津的总领事将商会的一份备忘录转交华盛顿当局：

    过去两三天中美国的广播消息说，一个为数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进一步给国民政府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法案可能提交国会，天津的美国人对此表示惊讶，因为他们在两个月前曾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他们目睹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天津，这些军队所配备的，几乎全部是从满洲国民党军队那里实际上是未经作战而缴获的美国武器及其他装备。

    天津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进一步援助这样一个政府的唯一后果，只会更加增强共产党的力量，这个政府已证明是如此颟顸无能，以致我们所给予的援助大部分已转入共产党的手里。他们感到蒋委员长表面上引退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并没有起多少影响，特别是鉴于何应钦被选任作新的行政院长一事。何应钦是把中国弄到目前这样可怜地步的典型人物。他们觉得，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性的政策，不应该强使我们去支持一个已经失掉本国人民支持的、悲惨的、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他们相信，在此关头，对一个已经是完蛋了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觉得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暂时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

    美国当局对李宗仁态度的改变，最初源于李与苏联大使罗申的接触。当时，中外人士普遍过高地估计了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李宗仁也不例外，他一上台就立即约见罗申，请求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调停国共之间的内战。罗申当然不会忘记应抓住一切机会削弱美国在华势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草案：

    一、中国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严守中立；

    二、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三、建立中国和苏联间真正合作的基础。

    随后，罗申携草案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李宗仁天真地认为美国当局会容忍他“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谁知美国当局竟于1月23日派人拜会司徒雷登，要求美国发表一个支持李宗仁的声明，并将与罗申商定的三点协议草案和盘托出。

    司徒雷登听得目瞪口呆。李宗仁的代表一个劲儿地解释：“只有莫斯科才能阻止中共的军事行动，答应罗申的条件是权宜之计，请大使先生并华府当局理解我们的艰难处境，我们绝不会在事实上损害美国盟友的利益。”

    当司徒雷登将这一情况报告国务卿时，艾奇逊回电说：“李宗仁为了达到加强他地位的目的，要求一个支持他的美国声明，而同时他和苏联商谈的协议草案，却要从中国消除美国影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美国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终于认识到他们曾寄予厚望的“代总统”实际上是一个摆设，根本就起不了作用。于是渐渐疏远了他，并最终中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美国大使馆驻广州的临时代办曾致电华盛顿：

    <small>我曾认为李宗仁可能成为有能力的领袖人物，现在我逐渐改变那种看法了……中国人在期望美国对国民党作进一步的投资以前，必须表示对共产党的扩张能够予以有效的抵抗。在每一种情况下，我所获得的印象是：中国如果没有外来的援助，就完全不可能对付目前的局势。换一句话说，扭转中国局势的唯一办法，将是如国务院所说的，需要使“大量美军于实际战斗中，而这是违反我们传统政策和我们国家利益的”。</small>

    从那时起，美国对国民党已经彻底绝望了。司徒雷登奉令直接与中共进行试探性接触，以承认新中国为条件，妄图换取新中国在外交上不要向苏联一边倒。

    这就是司徒雷登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时，仍留在大使馆的原因。

    而那时，包括苏联大使罗申在内的几乎所有外国使节，均随国民政府迁往了广州。司徒雷登是唯一的例外。

    <h3>国内和平谈判</h3>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毛泽东同他谈了三天，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族、宗教等面面俱到，其中心是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政策方针。

    对国际、国内要求中国恢复和谈的呼声和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同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南京方面举行和谈，谈不成，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谈成了，人民解放军也要过江。”

    至此，莫斯科已经摸清了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于是打消了充当国共和谈调解人的念头。与此同时，美、英、法三国也先后拒绝了南京当局要求各大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邀请。

    李宗仁在四大国拒绝当调解人的情况下，只得依靠国内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和谈。他先后支持南京、上海的所谓“人民和平代表团”飞赴北平，“帮助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

    代表团带回去的信息是：“和平有望。”

    李宗仁在南京召集何应钦、张治中等开会，决定以如下三条为将来和谈的指导思想：

    一、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

    二、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的联合政府，应建议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

    三、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

    其核心内容是：划江而治，搞南北朝。

    会后，张治中到溪口去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划江而治”当然不会反对，他需要“养伤”的时间，以利将来伺机反扑。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以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

    此前一天，即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平。当日下午3时，南苑机场上空忽然升起三颗照明弹，十几辆敞篷吉普车由南向北缓缓驶入机场。

    这是四野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检阅华北军区和四野驻北平部队。

    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关于改各野战军番号事》的电令精神，东北野战军于3月11日奉令正式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在林彪、罗荣桓的陪同下开始检阅四野部队。

    炮兵、装甲兵和步兵排列着整齐的方队，一面面英雄的战旗迎风飘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军队发生的质的飞跃，此前他只是在林、罗的电报中得知东野拥有多少门大炮、多少辆坦克、多少辆汽车，装备质量如何不断提高。

    毛泽东戴着一顶太阳帽，灰布大衣的领子都磨破了。参加检阅的还有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他们十分感慨地说：“毛泽东不愧是人民领袖，这种场合都拿不出一套像样的衣服。”

    当夜，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移驻香山，毛泽东下榻于双清别墅，直至半年后的9月21日始移居于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在香山的第一件大事是处理国内和平谈判和指挥军队做好渡江的准备。

    南京方面也立即发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为和谈代表。

    首席代表张治中再次飞赴溪口，他明白老蒋不点头，什么协议都算不得数。

    蒋介石看了《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项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自杭州飞返南京，在飞机上屈武忧心忡忡地说：“在溪口，老蒋身边的人曾恶狠狠地说：‘张先生这样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南京城里在夜深人静之时隐隐可闻江北的炮声。解放军打到江边上来啦！国民党的特权阶层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清楚靠武力无法阻止解放军过江，只能寄希望于张治中的和谈了！

    4月1日上午，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明故宫机场为张治中等送行。中央航空公司特别将“空中行宫”号专机调拨给代表团。

    飞机缓缓滑离跑道，载着南京统治者不切实际的幻想飞上了蓝天。

    下午2时，飞机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让张治中甚感意外的是中共派来迎接的三人他都不认识。一位是北平副市长徐冰，一位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还有一位名头稍响点，是林彪的参谋长刘亚楼。

    中共的和谈代表一个都没来！

    张治中明显感到受到了冷遇。他过去长期参与国共谈判，与周恩来等私交不错，连毛泽东都称他为“老朋友”。对这次，他百思不得其解。

    当晚6时，周<bdo></bdo>恩来等中共代表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国民党代表团。席间张治中几次举杯欲与周恩来叙旧，而周只是礼节性地将酒一饮而尽。这一反常现象更增添了张治中心中的疑问。

    宴后，周恩来、林伯渠邀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厉质问：“你离开南京前为什么要去溪口见蒋？这证明那个首要战犯仍有力量控制你们的代表团！”

    张治中终于明白了受到冷遇的原因，于是解释说：“蒋虽下野，但仍是国民党总裁，加上他的政治影响力尚未消除，短期内也不可能消除。我们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执行起来是困难的。”

    周恩来十分不满地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张治中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面对盛怒的周恩来不知如何答话才是。

    第二天采取一对一的谈话方式：周恩来同张治中，叶剑英同黄绍竑，林伯渠同章士钊，林彪同刘斐，李维汉同邵力子，聂荣臻同李蒸。

    由于国民党方面有个“腹案”在心中，当然谈不拢，双方想法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第一条“惩治战犯”就卡了壳，国方的六名代表，仅邵力子态度含糊，其余均表示反对。

    综合六盘对局情况，周恩来认定国民党方面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

    当时，在六国饭店还住着一位“秘密特使”—黄启汉。他是“桂系”的谈判代表，早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同一天就来到了北平，最初是代表白崇禧，后来白崇禧放弃了“单干”，转而又代表李宗仁。

    2月2日晚，周恩来将白天与张治中等会谈的情况向黄启汉详细作了介绍，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吗？张治中赴北平之前先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现在这个代表团到底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

    黄启汉见周恩来怒气冲冲的样子，一直没有答话。他心里清楚，无论南京还是溪口，都不可能完全接受“八条”，在这一点上，蒋、桂没有区别。

    周恩来是何等精明的谈判高手，当然清楚和谈最终不会有满意的结果。蒋介石是想借和谈加紧整训军队，那是缓兵之计！李、白则想划江而治，搞南北朝，那是黄粱美梦！但是，他必须通过和谈来戳穿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教育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为下一步打过长江赢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另外，周恩来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争取李、白，孤立最反动的蒋系势力，以利于各个击破。周恩来让黄启汉速回南京，告诉李、白：“经过三大战役，蒋系主力消灭一光，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收拾残局，开始和平建设，我们主张和谈，但必须以八条为基础。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也不应该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在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渡江，但是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

    黄启汉终于摸清了中共关于和平谈判的底线，窘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考虑到李宗仁在南京的处境，周恩来关切地说：“请转告李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我们不会为难他。他应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赶来增援。”

    4月3日，黄启汉飞返南京。李宗仁密召桂系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商议。白崇禧听了黄启汉的话，连<tt></tt>连摇头：“必须以长江为界，组织南北分治的联合政府。中共坚持渡江，我们不能接受。”

    两天后，李、白派到北平的另一位“秘密特使”刘仲容也返回了南京。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叫朱蕴山的，是“民革”李济深派来送信的。

    李、白二人在南京大悲巷雍园1号白公馆，密会刘仲容和朱蕴山。

    李济深在信中劝李、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毅然接受中共和平条件，与蒋决裂。并指出：“德邻兄如因环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议，请把印信带在身边，随时都可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德邻将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统率之部队，亦可得适当之照顾。”

    白崇禧看了信，露出不屑的神色，说：“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帮中共做说客，这是诱我们投降。”

    “中共坚持渡江。”李宗仁无可奈何地说，“南北分治恐怕是幻想。”

    白崇禧仍不死心，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解放军是否可以不渡江？”

    刘仲容说：“周恩来同我谈过这个问题，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

    白崇禧一听，火气就上来了：“如果中共要坚持渡江，那还有什么好谈的！”

    4月6日，李宗<samp>..</samp>仁到美国大使馆，对司徒雷登提出了两项要求：“请求华府垫支白银一批，以应南京政府紧急开支，并将最后一批军火运到广州港口卸货，以资装备广东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

    司徒雷登明白资金和军火援助救不了南京政府，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

    “尽管我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实为四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基隆仓库也满满地存有二万余吨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过去个人专制独裁的阴影仍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三年来的经验验证在这种方式领导下，欲谋对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

    连美国人也撒手不管了！李宗仁的“代总统”无法当下去了，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

    白崇禧建议与老蒋摊牌：“蒋氏不放弃权力，就请他复位当总统；不愿复位，就放弃权力。二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带水。”

    4月10日，李宗仁请阎锡山、居正赴溪口，将一封亲笔信转交蒋介石。信中说：“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此种混乱形势，则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

    蒋介石回话，请李、白于17日到杭州笕桥机场会晤。此时，国内和平谈判已到最后关头，李、白无法动身。

    4月16日，黄绍竑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自北平飞抵南京。李宗仁等一看，与他们的“腹案”差了十万八千里，且规定签字的最后限期为4月20日。

    “这是‘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白崇禧大声吼道。

    李宗仁瘫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说：“请何院长派人把文件送到溪口去。”

    蒋介石看了协定的八条二十四款，血气上冲，几欲昏厥过去，半晌才缓过神来，悲哀地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月18日，白崇禧拜访司徒雷登，说：“代总统鉴于最近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和平已不可能，将向蒋委员长提出建议：要么蒋复职；要么蒋离开中国，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金交给李先生支配。李代总统企图采取此一步骤，以结束由于蒋在幕后操纵把持造成的混乱局面。”

    司徒雷登对李宗仁早就失去了信心，他已经奉华盛顿当局的命令，开始派他任燕京大学校长时的学生与中共作试探性的接触。

    “那是你们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不便干预。”司徒雷登显然对白崇禧的话不感兴趣。

    何应钦等蒋系人物的态度不言而喻，桂系不能不为他们的前途考虑。4月17日和18日两夜，李宗仁的官邸灯火通明，桂系的头面人物聚集一堂，商讨对策。

    黄绍竑力主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他说：“蒋介石有一个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只有由德公签订和约才可谋自存之道。”

    白崇禧听了黄绍竑关于中共优待桂系的方案后，说：“中共同意华中部队退到两广，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部队的整编只是时间迟早罢了。好像我们吃鸡一样，首先吃最好的部分，其后鸡头、鸡爪也要通通吃光，这叫各个击破！”

    白崇禧坚决反对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张治中等，正式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至此，国内和平谈判破裂。当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第十一章 饮马长江

    <h3>黑土—黄土—红土</h3>

    二野、三野发起渡江战役的同时，四野先遣兵团在肖劲光率领下已进抵武汉外围，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

    肖劲光兵团12万人于1949年2月25日自平津地区南下，拉开了四野征战中南六省的序幕。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剩下的军队虽有百万之众，但除白崇禧部之外战斗力均不算强。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对于刘邓、陈粟两支大军来说不在话下，唯有武汉地区的白崇禧部将主力摆在信阳、驻马店、确山一带，对刘邓大军右侧翼构成了重大威胁。如果刘邓大军渡江南下，其力量薄弱的右侧背就可能受到白崇禧的袭击。于是，刘邓在部署渡江战役的同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四野提前南下，拖住白崇禧，以解除刘邓大军渡江作战的后顾之忧。

    四野先遣兵团南下的主要困难在于内部的思想问题。这支部队连续经过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十分疲惫。辽沈战役一结束，他们就千里奔袭，秘密入关，那时的思想工作就很难做。东北籍的士兵以保卫家里分得的田地为动力，在东北与敌浴血奋战，一旦东北全境解放，他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是最直接的工作方法，都能理解；而“为整个阶级的利益而战”就抽象多了，有些战士将其理解为“为别人流血牺牲”。平津战役之后，整个野战军自上而下都在开展思想整顿工作。先遣兵团提前南下，只好边走边整。

    离东北越来越远，许多从未出过远门的关东大汉在越来越陌生的环境中惶恐了。土地的颜色由东北的黑土变成了华北的黄土，再变成了南方的红土；风土人情更是千差万别，老百姓的口音也越来越难以听懂。

    参加平津战役，他们一个晚上可以走一二百里路，现在白天行军却只能走几十里。这下急坏了刘伯承。

    长江眼看就临近汛期，江水一涨，渡江就困难了，而渡江发起的时间，必须以四野先遣兵团进抵武汉外围而定。

    刘伯承数电中央对肖劲光兵团的进程表示严重关切。中央军委决定由刘邓直接指挥萧兵团。

    3月19日，刘、邓致电军委并萧兵团：

    <small>第四野战军两个军目下行程较预定时间为迟。在此情况下，我们考虑，四野十二兵团如仍以一个师出平汉路东侧，而以主力绕经枣阳、随县地区拉住桂系以掩护渡江军右侧背，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赶不及。为此，建议十二兵团应改以主力或一个军出西侧，如能运用郑南铁路输送一部兵力则较快。另以王宏坤指挥之桐柏、江汉部队先期以四野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崇禧部为有利。</small>

    肖劲光兵团沿平汉线南下，碰到了两颗硬钉子：一个是安阳；另一个是新乡。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虽然兵力不多，战力也不强，但却有非常坚强的防御工事。

    先头部队最初不知底细，以为这两个城能轻易拿下，一打才知碰了钉子。刘、邓催得急，肖劲光不便与敌纠缠，只好下令绕道南下，将难题留给了后面的四野主力。

    肖劲光兵团12万人南下的行动惊动了白崇禧。此时，白崇禧还在通过刘仲容等在北平与中共秘密和谈，幻想划江而治，他当然不愿在这个时候bbr></abbr>与解放军发生正面冲突。于是，令信阳、驻马店、确山等地守军南撤。

    萧兵团顺利占领信阳、驻马店、确山、明港、长台关等据点，仅歼敌700余人。

    4月上旬，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在北平正式与中共和谈期间，萧兵团已进入湖北境内，并连续占领花园、汉川、应山、广水、浠水等地。白崇禧意识到不能再退了，否则武汉就保不住了。他令部下加紧备战的同时，打电话给李宗仁，要求国内和平谈判代表对中共提出：“和谈期间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周恩来拒绝了张治中提出的要求。白崇禧为了自保，只得进一步收缩兵力，将赣北的第3兵团调回武汉地区设防。

    这样一来，刘邓大军右侧翼受到的威胁就全部解除了。

    鉴于肖劲光兵团已完成了牵制白崇禧的任务，林彪令肖劲光停止前进，部队转入休整，并筹集几十万兵马食用的粮草，为四野主力南下创造条件。

    <h3>下江南去</h3>

    先遣兵团南下不久，四野在北平召开了为期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是全面思想整顿和南下动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是在朝阳门内的“九爷府”召开的，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和刘亚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林、罗、谭三人的报告重在整顿内部的思想问题，并举例批评了一些单位和干部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这次高干会议为大军南下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充分准备，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的战斗热情。

    然而，事情总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过分的批评也会伤害干部的自尊心，导致事情走向反面。

    林彪的报告以《论团结》为题，目的是为了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以及林彪的报告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是，并非尽善尽美。

    陈光问题就是典型的一例。

    自从1947年1月，陈光离开第6纵队，就再也没有机会指挥作战。他在哈尔滨养好病之后，被任命为松辽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

    在南下动员会议之前，他被任命为四野司令部副参谋长。这一职务安排对他这位红军时期就声名大噪的“名将”来说，的确有些委屈。

    恰在陈光心里并不愉快的时候，林彪在高干会上公开点名批评陈光“居功骄傲”。林彪本来只是举例说明要防止“胜仗打多了，容易骄傲自满”而产生轻敌情绪，却忽视了陈光的性格，不甚恰当地把他“拉出来示众”。这对陈光的打击何等之大可想而知。

    陈光就这样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1950年元旦，陈光离开四野司令部，自武汉南下赴广州任新职。新的职务到底是什么至今仍存有争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陈光”词条载：“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而《解放军将领传》和《第四野战军战史》则认为他的新职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他到底在广东军区任的是正职还是副职呢？据说中央军委最初任命他为广东军区司令员，命令到四野不久，军委又来了一份新的命令，将其改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他到广州后，“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组织上派人找他谈话，他对夸大事实的指责非常愤怒，产生了对抗情绪。1950年5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林恨透了！”

    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四野全体干部。那是3月31日，林彪、罗荣桓率师以上将领乘车来到香山。中央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全部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活动。

    毛泽东面对四野的几百名战将，挥舞巨人般的大手亲自作南下的战斗动员：“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啦！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高干会议结束后，四野统帅机构作了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一直以重病之躯坚持工作的罗荣桓政委在视察天津时再次病倒了，中央鉴于他无法随军南下，任命邓子恢为四野第二政委，在罗荣桓不在的情况下负责政治工作。

    罗荣桓虽然名义上是四野第一政委，但是四野的工作主要是林彪和邓子恢负责。

    天津战役后，刘亚楼提出希望带兵打仗的要求。林彪和罗荣桓商量后，任命他为第14兵团司令员。经林彪提议，萧克出任四野参谋长。

    萧克在江西苏区时与林彪共过事，后来从林彪的麾下分出去，成为新组建的第六军团军团长，资历比刘亚楼更老。

    1949年春夏之交，第四野战军进行了新的整编，辖4个兵团13个军，序列如下：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邓子恢，参谋长萧克，政治部主任谭政，后勤部部长周纯全、李聚奎，副参谋长聂鹤亭、陈光，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后勤部政委陈沂）直属部队：

    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政委钟赤兵）辖炮兵第1、第2师，战车师，高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辎重团，朱瑞炮兵学校。

    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辖第1、第2师；

    第50军（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辖第148、第149、第150、第167师。

    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韩先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第40军（军长罗舜初、政委卓雄）辖第118、第119、第120、第153师；

    第45军（军长陈伯钧、政委邱会作）辖第133、第134、第135、第158师；

    第46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第136、第137、第138、第159师。

    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萧华，副司令员李天佑、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辖第112、第113、第114、第151师；

    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辖第139、第140、第141、第160师；

    第49军（军长钟伟、政委徐斌洲）辖第145、第146、第147、第162师。

    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黄永胜、刘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39军（军长刘震、政委吴信泉）辖第115、第116、第117、第152师；

    第41军（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辖第121、第122、第123、第154师；

    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辖第124、第125、第126、第155师。

    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贺晋年，政治部主任萧向荣）：

    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辖第127、第128、第129师；

    第44军（军长方强、政委吴富善）辖第130、第131、第132师；

    第48军（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麒）辖第142、第143、第144师。

    1949年4月11日，林彪率领四野主力80万人和数十万支前民工开始南下，这种由北向南征服的宏大声势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南下大军分三路，以平汉线为中轴挥师南进。

    第一路为第47、第41、第48军，沿平汉路南下，在花园口附近渡黄河；

    第二路为第16、第38、第39军，沿平大公路南下，在东明附近渡黄河；

    第三路为第45、第49、第44军，沿津浦路经临清在寿张附近渡黄河后向商丘前进。

    <h3>炮打安阳</h3>

    沿平汉线南下的大军首先必须拔掉安阳、新乡这两颗“硬钉子”。在四野高干会议期间，当野司将攻打安阳的任务下达给第42军之后，某些师的领导比较轻敌，认为锦州、天津都打下来了，攻那个不算太大的安阳城“还不是张飞吃豆芽”，他们声称“只要两天时间，保证攻克安阳”。

    罗荣桓在高干会议上，针对这一问题专门批评了某些人不注意调查研究敌情，盲目轻敌的骄傲自大倾向。罗政委会上一批，第42军自上而下都清醒了。

    这个安阳城到底情况如何呢？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他们不得不请教知情者了。

    刘亚楼下达任务时，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只有三页纸的《华北情况通报》，他对军长吴瑞林和政委刘兴元说：“那上面有安阳、新乡的情况，很简单，这个材料还是从聂荣臻司令员那里要来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材料。”

    吴瑞林看了材料，皱起了眉头：“执行这个任务我没有意见，保证完成任务。单凭这三页纸，仅知敌工事坚固，官兵顽强，但是怎么个坚固法，怎么个顽强法，都不清楚！”

    刘亚楼说：“难就难在敌情不明，要不怎么说安阳、新乡难打呢？不过，我告诉你一点，据说敌军成分都是老土匪、老特务、地主恶霸、还乡团，都是一些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这种敌人最难打了。据说朱总司令了解情况，让罗政委帮你们联系一下，你们去西山一趟，当面向总司令请教。”

    罗荣桓拿起电话，很快就与朱德联系上了。

    1949年4月16日，吴瑞林率部南下，次日开始对安阳之敌展开围攻。

    第42军将安阳四面包围之后，吴瑞林亲自绕城侦察。

    安阳城防果然非同凡响，有两道水城，一道城墙，明碉暗堡星罗棋布。不是亲眼所见，吴瑞林还以为刘亚楼几天前的话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当时刘亚楼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吴，你碰到硬钉子了，安阳城防工事比长春、沈阳、锦州、天津、北平都要强！”

    吴瑞林决定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他命令炮兵对第一道水城内外的据点逐个轰击。敌据点饱受炮火轰击，顿时墙倒楼塌，砖石横飞，迫击炮和机枪大部毁坏，敌军官兵躲藏不及，伤亡惨重。

    第42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不惜炮弹过，仅攻打敌一个营据守的东南角据点，就动用4个榴弹炮连轰击了20多分钟。敌工事全部被摧毁，那个营的官兵原想依仗坚固的工事保住性命，岂料坚固的工事不堪重炮狂轰，变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墓。

    第一道水城内外的据点拔除后，吴瑞林令部队休整一天，补充弹药，做好下一步战斗的准备工作。

    安阳、新乡成了汪洋中的两座孤岛，当年围城打援时的短促突击战术已经过时了，吴瑞林有足够的耐心，从容不迫地考虑如何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地吃掉敌人。

    休息了一天，大炮和机枪补足了弹药，人马也养足了精神。4月19日清晨，当阳光刚刚驱散晨雾，四野的大炮又开始轰鸣了。

    这次炮击整整持续了七天。

    吴瑞林把军指挥所设在火车站的水塔上，亲自观察敌情，指挥部队用火力攻击。各团还在安阳城四周堆起了不少制高点，作为炮兵的“眼睛”。

    第二道水城内和城墙上的碉堡被摧毁殆尽，暗堡发现一个摧毁一个。

    经过七天激战，城墙外的据点被全部拔除。城内的敌人最初几天还能用炮火还击，可是他们的小口径炮一开火，立即就遭到大口径炮弹的报复，到第七天，城内的火炮全部哑了。

    打到此时，只剩下破城而入和巷战了，吴瑞林下令休息两天。在部队补充弹药和恢复体力的同时，各师、团干部做好了新的战斗部署。

    破城的办法是：用机枪火力掩护爆破组接近城墙，先用小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一个洞，再将上千公斤炸药填在洞里引爆，一举将城墙炸开十几米长的缺口。

    5月5日18时，第42军对安阳城发起最后攻击，突击部队在炮火和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越过第一道水城，为了执行朱德总司令“不许跑掉一个敌人”的命令，他们将被炮火轰倒的铁丝网重新栽好，又将漳河的水引入护城河，布下天罗地网之后，再越过第二道水城，从炸开的城墙缺口涌入城内。

    安阳城守敌大部为还乡团、土匪和特务，十分顽固，他们在“与安阳城共存亡”的口号下拼死抵抗解放军的进攻。

    巷战打得十分激烈。

    炸药包和手榴弹成为攻击部队解决问题的利器，可怜安阳城因守敌的顽抗被炸得千疮百孔。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4万人。5月6日拂晓，城内枪声终于沉寂，在彻夜激战中提心吊胆的老百姓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迎面扑来的阳光让他们眼睛一亮——变天了。

    <h3>和平解放新乡</h3>

    第42军围攻安阳的同时，第47军和华北军区第71军将新乡之敌团团包围。根据四野总部的指示，解决新乡守敌将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兵不血刃。

    奉命守新乡的是国民党第40军，军长早就逃之夭夭，副军长李晨熙代行军长之职据守孤城。安阳城炮火连天，新乡亦陷重围。李晨熙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前沿阵地送来一封密信，李晨熙展信一阅，不禁惊喜交集。

    <small>表哥台鉴：</small>

    <small>弟从北平赴汉公干，道经此地，希速来人接我进城，一则有要事相告，二则问候表兄。如何？请速告知。</small>

    <small class="right">弟 冉影</small>

    李晨熙望着信笺，脑海中立即浮现表弟冉影的形象。他知道冉影在“共军”的阵营里干了不少年头，恐怕早就不是他印象中那个光屁股泥娃了。多年杳无音信，岂料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钻出了个“共军表弟”！李晨熙思考了一天，决定通过表弟与“共军”攀上关系。

    第二天，李晨熙派副官出城将冉影接进城。冉影是四野第47军炮兵团副团长，与他一同进城的“警卫员”是侦察科长李希才。

    李晨熙将他的办公室临时布置了一番，便让副官将表弟冉影请进来。表兄弟寒暄几句之后，冉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表哥，我这次来见你，不是个人的意见，是首长派我来的……”

    李晨熙鉴于军部白天人杂，不便于密谈，便打断表弟的话，说：“现在到吃饭的时间了，我们先吃饭，晚上再谈。”

    副官立即吩咐勤务兵在八仙桌上摆好酒菜。李晨熙指着墙上的一幅中堂画，说：“表弟，这幅画怎么样？”

    冉影抬头一看，见画的是“荷叶浮萍”，显然是新裱的，还有湿痕，他朝李希才使了个眼色，二人相视微笑。

    画的寓意正是“和平”！

    当晚8时，在“荷叶浮萍”的国画下，谈判正式开始。

    冉影脸上的笑容随着双方落座自然地消失了，严肃的表情使他的表哥不由得挺起腰板正襟危坐。

    “我们四野的威名想必表哥有所耳闻？此番南下，我们军的任务就是攻打新乡。我来你这里是为了避免流血，避免人民遭受损失，为你们指条出路。”

    “四野声名显赫是共军王牌，这个我知道。”李晨熙心存侥幸，说，“前些时候，过去了两个军十几万人马，也是你们四野的部队。新乡乃弹丸之地，不可能是你们的真正目标吧！”

    “那两个军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时间与你们纠缠。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但是新乡这次是一定要解放的，我部还有另外一个军是不会绕城而过的。”冉影加重语气，“过去你们用谈判的手段与二野泡蘑菇，拖拖拉拉，敷衍了事。现在你们的对手是四野，不允许你们再拖了！”

    “哎呀老弟！并非我们存心耍你们，而是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和，还有的主张将部队拉走。”

    “拉走？”冉影冷笑道，“往哪里走？”

    “上太行山打游击，那里是我们的老地方。”

    “太行山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当年你们在那里坏事做绝，老百姓对你们恨之入骨，你们回去绝无生存的可能。”冉影微微摇头，轻蔑地笑道，“你们跟共产党打游击，不是跟龙王赛宝吗？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

    李晨熙尴尬地干笑几声。

    “表哥，你不要再执迷不悟，蒋介石把你们的军长李振清带走了，你除了有顶代军长的空帽子之外，还有什么呢？不要当替死鬼了。”

    “蒋光头排斥异己，我们要不是办法多，早就被吃掉了。不过，弟兄们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总不能把他们领到歪路上去吧！”

    冉影一听这话，勃然变色：“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是愿接受和平改编，还是要打？要打，你是老行伍出身，我是解放军的炮兵团长。你的装备比新1军和新6军的装备如何？我们团的大炮全部是大口径美式榴弹炮，还有远程加农炮。后果会怎样，你心里是有数的。”

    李晨熙本是试探，见谈话有些僵了，连忙急转弯，和颜悦色地说：“老弟勿忙，容我三思。你的好意和贵军的高见我都赞成。你所说的和平改编，即所谓北平方式我并不反对，不过，潘朔端和曾泽生的方式不是更好吗？”

    起义和投诚虽然都是倒戈，但是性质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待遇也不同。冉影说：“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如果在平津战役之前，你提出起义的要求，我们当然欢迎。现在兵临城下，你军已处于绝境，只有接受和平改编一条路。否则，等待你的就不是北平方式，而是天津方式。希望表哥当机立断，毅然率部投诚。”

    李晨熙还想讨价还价，又念起了“拖”字诀，说：“不瞒老弟，这些日子以来，我很苦闷，事关两万将士的前途，我一人做不了主，还得和弟兄们商量。”

    随着安阳围攻战的进展，李晨熙认识到四野的部队此番南下，非拿下安阳、新乡二城不可，躲不过去了。

    李晨熙迫于形势的压力，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方案。

    5月3日上午10时，李晨熙随冉影出城，来到第47军军部直接与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谈判。曹军长和周政委对李晨熙接受和平改编表示欢迎。

    “新乡能和平解放，避免流血，全仗贵军宽大为怀，悲悯天下苍生，本人及第40军全体官兵不胜感激！我表弟冉影冒险入城，促成此事，功不可没。”

    曹里怀将解放军的条件交代如下：

    一、所有新乡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在开出城外之前，必须保证新乡人民财产不受任何损失。

    二、所有武器、人员必须按名册名称一一清点，不得有任何破坏和放走人员的行为。

    三、为了保证和平改编之安全进行，所有城内特务分子由对方军部一一扣留，交解放军处理。

    四、所有地方武装及还乡团，应先由对方解除武装，并将所有人员全部移交解放军接收，不得少一人。

    李晨熙对上述条件表示接受，同时提出三条要求：

    一、保证所有人员安全，改编后发给路费，愿学习的去学习，愿工作的分配工作，愿还乡生产的由他们自便。

    二、保证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三、家属自行处理。

    李晨熙本人要求去北平养病，病好后去华北军政大学学习。

    曹里怀和周赤萍对李的条件表示同意。双方当即拟定协议，并签字。

    5月5日，第42军攻入安阳的同一天，第47军的部队也开进了新乡。至此，四野南下的第一个战役—安新战役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敌1.6万人，和平改编1.7万人。

    <h3>蒋桂斗法</h3>

    安新战役结束后，林彪和新任参谋长萧克率野司机关南下，5月9日抵达中原名城开封。

    <small>当日，中央军委致电林、萧：</small>

    <small>一、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到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small>

    <small>二、你们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应全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二十五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small>

    林彪接到上述电报，面对巨幅军用地图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四野大军南下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困难，如果先头部队不能迅速渡江，后续部队就不宜行军过速，否则会挤在一起，就地征粮和从后方运粮都较困难，他最担心的就是先遣兵团被长江所挡。白崇禧因二野、三野主力渡江后已打到浙赣线，威胁到了他的右翼，他不得不将据守武汉的部队往南撤退。

    白军的南撤，为肖劲光率领的先遣兵团乘虚渡江创造了条件。

    5月10日，林彪、萧克电令肖劲光和陈伯钧：

    <small>由于沿江粮食困难和我军须争取今年年底占领两广，因此渡江行动须尽量提前，湖北全境之敌较北平之敌所多无几，湘赣两省之敌约等于天津守敌，我军兵力绝对优势，同时我华野、中野皆已南进，对敌威胁甚大，白崇禧已准备逐步南撤，因此你们先头两个军（共八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small>

    此时，先遣兵团司令部驻扎在豫鄂两省交界处的鸡公山，平汉铁路从山脚下通过。肖劲光住在离车站不远处的一栋雅致的小别墅里，当年吴佩孚下野后曾在此静观时局，以待东山再起。

    肖劲光接到野司电令后，即令各部向长江北岸推进，并伺机渡江。

    刘邓、陈粟大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白崇禧始终没有精力顾及武汉方面的军事，他一直在操纵李宗仁与蒋介石钩心斗角，蒋、桂的矛盾并不因解放军打过了长江而缓和，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4月22日，蒋介石约李宗仁到杭州会晤，何应钦、张群、白崇禧亦赴杭与蒋、李共商对策。蒋、李的会晤，本是白崇禧力劝李宗仁对蒋“摊牌”促成的，可是老蒋非常狡猾，丝毫不提“出国交权”的事。白崇禧见天气不好，怕当天赶不回武汉，他将程思远拉到一边，叮嘱道：“天气不好，我要起飞了，否则今天赶不回武汉。你要提醒德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同蒋先生‘摊牌’。这意味着蒋先生不走开，德公就辞职，借此来对蒋先生施压。”

    白崇禧一走，李宗仁被蒋介石的表演迷惑了，忘了来杭的主要目的是逼蒋介石交权。蒋介石不仅不提出国的事，反而提出要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要李宗仁任副主席，完全摆出了重新出山的架势。

    李宗仁说：“我因和谈而任代总统，和谈失败了，请蒋先生复任总统之职。”

    蒋介石在政治上远比李宗仁老辣，他见李宗仁露出了“摊牌”的意思，马上作出“高姿态”，说：“无论和战，都由你负责，我将予以积极支持。”

    李宗仁一时未品出这句话的含意，待傍晚登机返宁，顿感老蒋不仅没有放弃权力的意思，而且要以“支持”李代总统的名义，积极干预军政事务。

    白崇禧到武汉后，将突出暴露在长江北岸的军队撤往南岸布防。他的战略意图是以西南为后方，以湘赣为前沿，全力保住两广，借美援重振军备。要实现这一目标，他手中的兵力显然不够，必须将上海、杭州的中央军汤恩伯等部由浙赣线西调，与他的桂系和粤系余汉谋部会合。

    可是老蒋对解放军渡江部队向浙赣线迅猛推进视而不见，一心部署他的淞沪防御战线。老蒋与“小诸葛”合不上拍，急得白崇禧在武汉跳脚。4月28日，程思远从桂林飞抵汉口，一到华中长官部便见白崇禧正在声嘶力竭地与蒋介石通电话，他要蒋介石将军队调往浙赣线布防，可是电话效果太差，任凭他喊破嗓门，对方仍听不清楚。

    白崇禧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对程思远说：“哎呀，德公怎么跑到桂林去了？”

    程思远解释道：“广州受CC系控制，德公去了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暂居桂林。他让你马上飞桂林商讨对策。”

    白崇禧明白政治大于军事的道理，政治问题不解决，他在武汉的军事行动毫无意义，于是下令驻汉口的军队开始渡江，并令各部按计划分批南撤。他怕解放军占领浙赣线后，从南面抄他的后路。

    4月29日，白崇禧与程思远飞往桂林，桂林正在下雨，飞机无法降落，只好转飞广州。

    行政院长何应钦一见白崇禧，便抱怨说：“德公身为国家元首，不到行都广州，而躲在桂林老家，成何体统嘛！”

    5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中常会”，决定派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林劝驾，请白崇禧从旁规劝。

    次日，白与中央劝驾大员一同飞抵桂林。

    李宗仁拿出一份书面材料，对居正等说：“如果蒋先生不愿复职，就请各位劝他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援军火运到广州，交政府支配，并请蒋出国考察，使政府得以行使其应有的职权。”

    “这本来就是我的意见，你在杭州没有当面跟他摊牌非常失策。”白崇禧接过书面材料，递给居正，“请各位将这份文书转交蒋先生。”

    5月3日，居正等与李宗仁、白崇禧谈话，在原则上同意那份书面材料的同时，居正要求将其改为《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

    当日，居正等携《谈话记录》飞返广州。5月4日，何应钦派专机将那份《谈话记录》送给上海的蒋介石。

    5月5日，蒋介石复函何应钦，对要求他交出存台金银、美械问题，答复说：“库存金银，在职时已下令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与闻。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系国防部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他出国，恼怒万分，信中说：

    <small>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small>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吴忠信）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逼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的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贾我掣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亦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与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决定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为“迎李专使”，当日携蒋介石的那封信飞赴桂林。

    李宗仁看了蒋介石的信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首先征求白崇禧的意见。

    “‘遁世远引’是什么意思？值得推敲。”白崇禧分析道，“蒋先生并非不想出山，他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以备卷土重来。德公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

    李宗仁听了这话，遂决定赴广州<dfn></dfn>去继续当代总统。

    正当白崇禧在广州协助李宗仁与蒋介石斗法之时，武昌的局势比半月之前严峻得多，四野已逼近江边，而白崇禧的长江防线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他只好一面虚张声势“保卫武汉”，一面暗中部署南逃。

    <h3>夜渡长江</h3>

    白崇禧电令在武昌的华中军政长官部，迅速拟订一个南撤的计划，从5月10日开始，按第7军、第19兵团、第58军的序列沿粤汉铁路南撤，15日撤退完毕。

    5月14日，四野第43军在洪学智、赖传珠的率领下一路连克团风、黄冈、兰溪、浠水、蕲春，抵达长江岸边。当时，江边的船只都被国民党军队拖到南岸去了。

    第43军第128师第283团于14日下午抵达江边的几个渔村，团长孙干卿举起望远镜，对岸的黄石港看得一清二楚。他正为搜寻不到船只发愁，没料到好事找上门来了。傍晚有只小船从黄石港过来了，上面坐着两名穿军官制服的人。

    一上岸，他俩就说：“解放军同志，我们是来联系起义的，快带我们去见你们的长官。”

    孙干卿亲自询问得知，来者是黄石港守军第305师第915团的张副官和李副官，奉郭团长之命前来接洽起义。

    “你们郭团长要求起义，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孙团长问。

    “具体条件我们不知道，郭团长要求贵军派代表过江谈判。”

    正在这时，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巡视至此，孙团长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作了汇报。洪学智果断地说：“不管是真是假，都要派人过江去谈判，抓住机会宣传我军政策，争取他们起义。”

    接着洪学智亲自找张、李两副官谈话：“郭团长派你们来联系起义，我代表兵团全体指战员对你们高举义旗、弃暗投明表示欢迎。”

    两位副官一看洪学智的派头就知道是解放军的大官，连忙点头哈腰。

    孙团长在一旁说：“这是我们兵团洪司令。”

    二人一听是兵团司令，条件反射般两脚一并，将腰板挺得笔直。

    “请转告郭团长，我马上派人随你们一同过江。你们起义当然好，不起义我军也要打过去。我们四野先遣兵团已抵达长江北岸，势不可当，何去何从，请你们作出明智的选择。”

    洪学智说完，让通信员将两位副官请到另一间屋里。孙团长将通信参谋张志诚唤来，对洪学智说：“军长，我们考虑派张志诚过江去谈判，请您最后决定。”

    洪学智是第43军的老军长，部下仍叫他“军长”。

    洪学智朝张志诚打量一番：“你很年轻嘛，能行吗？”

    张志诚很有信心地说：“报告军长，我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

    洪学智笑道：“好！就派你过江，另派一位通信员保护你。你的任务是：第一，宣传我军政策，争取他们起义，并组织起义部队加强对大冶、石灰窑方向的警戒，同时掩护我军渡江。第二，要组织起义部队护船、押船过江，以接应我军过江。第三，要灵活机智处理突发事件，如起义遭敌镇压，你要督促郭团长坚守阵地。将船押往江北是头等大事，没船我军无法渡江，这一点你必须牢牢记住。”

    洪学智稍顿片刻，提醒道：“现在还不能断定敌人是否真的起义，起义的可能是存在的。同时也不能不防有假起义的可能性，把我们的谈判代表骗过江，逼你说出我军的机密。”

    “请首长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保守秘密的。”张志诚道。

    洪学智拍了拍张志诚的肩膀，亲切地说：“你肩负重任，组织信任你。你过江后对郭团长说你是军部参谋，奉兵团司令命令过江谈判。说我军有水陆两用坦克，有舟桥部队，还有远射程大炮，过江不成问题。只因对方要求起义，所以我军只好等待你们的行动，希望黄石港能和平回到人民手中。”

    洪学智交代完毕，与张志诚和通信员小赵握手道别：“祝你们胜利归来！”

    张参谋和小赵随两名副官乘小船向江南划去。张副官说：“张参谋，你小小年纪敢跟我们过江，不害怕吗？”

    张志诚回头一指：“你看！”两位副官回头一看，只见北岸人影幢幢，大部队正源源不断拥向江边。

    “我有千军万马作后盾，四野的部队可不是浪得虚名，我们有水陆两用坦克，有舟桥部队，还有远程加农炮，如果你们不起义，我们就马上开炮强渡！”张志诚朗声笑道，“我相信你们起义的诚意，我是被你们邀请过江的，有什么可怕的？”

    张副官听了这话，对李副官说：“解放军装备精良，干部年轻有为，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过江的谈判非常顺利，同时国民党军第913团也要求参加起义。张志诚和第913团马团长谈判之后一同乘小船返回江北， 6d2a." >洪学智和赖传珠等首长在江边的一幢民房里正焦急地等待消息。

    又多了一个团要求起义，洪、赖二人喜出望外，立即满足了马团长的起义要求。

    马团长随即乘小船返抵南岸，凌晨3时，第一批渡船从黄石港起航，有汽船一艘，大小帆船十几艘。

    四野第一支部队于5月15日凌晨3点多钟渡过了长江，一枪未发便占领了黄石港，从而撕裂了白崇禧的江防阵线。

    <h3>鄂南起义</h3>

    四野抵达长江北岸，即将发起渡江作战的消息使白崇禧在广州再也待不下去了。5月13日清晨，白崇禧匆匆辞别李宗仁，登机飞赴武昌。

    他一回到武昌红楼总部，武汉警备司令兼第58军军长鲁道源立即附在他耳边嘀咕起来。白崇禧一听惊得头发倒竖，第19兵团要叛变！

    第19兵团当时驻扎在长江南岸武昌至嘉鱼一线，控制了粤汉铁路北段，是武昌驻军南撤的必经之地，兵团司令张轸曾在1948年底受白崇禧委托，与刘伯承部秘密和谈，并积极参与白崇禧“逼蒋下野”的活动。

    白崇禧以为张轸与中共的联系是受他指派，事实上白本人也一直与中共有秘密联系，如刘仲容就是白派驻北平的“特使”，这在那个动乱年代属正常现象，各地方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暗中与中共联络。但是，这种事情是有一定限度的，张轸是否会越轨“叛乱”，白崇禧还不能断定。他立即打电话给张轸兵团第127军军长赵子立，探问虚实。

    赵子立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他对张轸的起义内情是清楚的，张轸多次拉他参与起义，均被拒绝，但赵子立是张轸扶植起来的将领，“义气”二字使他不至于主动告密、出卖上司。白崇禧在电话里一追问，他就慌了，支支吾吾了半天。白崇禧立即判断出张轸确实出了问题。

    白崇禧下令正在南撤的桂系第7军停驻于贺胜桥，做好战斗准备，听候他镇压张轸兵团的指令。

    第7军是桂系的王牌，其战斗力不在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下，李宗仁、白崇禧就是依仗该军起家的，一直是桂系看家的本钱。第7军在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有“钢军”之称。张轸兵团是由地方部队刚刚改编而成的，战斗力较弱，如果打起来，肯定不是第7军的对手。但是在四野大军压境之时，白崇禧是不会打出王牌，在内耗中亏掉血本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智取张轸”。

    白崇禧以点验为名，下令第19兵团集中，企图以第7军加以包围而胁迫南撤。张轸当时只想到白崇禧让部队“集中点验”，目的是要他率部南撤，而他已经派人过江与解放军联系，准备起义，并接应四野部队过江。他以集中场地难寻为由，要求改为部队沿铁路线摆开，让白崇禧前来检阅。

    白崇禧为了稳住张轸，冒险乘铁甲车沿铁路线匆匆检阅了一番。随后他打电话给张轸，让张来总部会商军务。此时，张轸派往江北与四野联络的人尚未返回，在没有得到解放军方面的指示之前还不能贸然起义，于是决定到武昌去见白崇禧。

    师长涂建堂劝阻道：“起义在即，张司令不便亲赴武昌，以免遭遇不测。我来兵团部时，沿途见第7军的部队轻装南开，机枪卸去了枪衣，行动十分可疑。”

    张轸说：“江北还没消息，起义为时尚早，不去武昌赴会恐白生疑，反而对起义不利。”

    第128军军长辛少亭说：“这个时候到武昌开会，准没好会，司令官还是不要去了。”

    张轸笑着安慰部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肯定是商量撤退。你们放心，白崇禧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5月14日上午，张轸乘吉普车从贺胜桥出发，去武昌总部开会。

    白崇禧一见张轸，就拿出一份电文，说：“这是参谋总长顾祝同来的，你看吧！”

    张轸接过电报，心里叫苦不迭，上面写着：“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反，请将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

    张轸毕竟是经过不少风<samp></samp>雨的老将，马上就镇静下来，生气地说：“哼！押送广州从严法办，去他妈的！我勾结共匪可是你白长官的命令，难道你信不过我？”

    白崇禧想骗张轸将师以上军官叫来，假惺惺地说：“如果不相信你，就不会让你看电文。这件事先别管它，我会妥善处理的。我们马上要南撤，上面命令恢复河南省政府，建立豫鄂两省游击区。你把师长以上军官叫来开会，看谁愿意回去打游击，可以委任他为省主席兼游击区指挥官。”

    张轸说：“哪能都来，总得留个看门的吧！”

    “你就在这里给军、师长们打电话。”白崇禧说，“今天晚上你就不必回去了，住在我这里，我们再作长夜之谈。”

    张轸心想：好家伙，你想一网打尽啦！

    “我服从命令，不过我兵团驻汉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我今天到了武昌，不少人都等着我去处理事情。再说，办事处有直通电话，我可以直接通知军、师长来开会。我去一趟，至多一个钟头就可以回来。我也很想跟你彻夜长谈。”

    白崇禧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怕张轸翻脸不跟军、师长们通电话，这边将张轸一扣留，那边恐怕就提前“叛乱”了，于是故意不捅破那层窗户纸，使了个欲擒故纵之计，让张轸回办事处打电话。

    “好吧！你快去快回。”白崇禧微笑道，“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张轸一出总部，坐上吉普车就直奔金口，飞也似的逃出武昌。

    白崇禧打电话给特务机关，令其严密监视第19兵团驻汉办事处。可是张轸压根儿就没去办事处。

    金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渡口，第19兵团的一个师部设在那里。张轸的吉普车在长江大堤上飞驰，卷起漫天尘土。师长鲍汝澧用望远镜一看，见兵团司令官坐在上面，顿时明白出事了。

    张轸一下车，立即用电话通知几位心腹将领到金口开会共商起义大计。这时，第7军突然包围了贺胜桥第19兵团司令部，强迫兵团部和5个直属营缴械，并将公私财物抢劫一空。张轸积蓄的几千两黄金和一万多块银元被桂系全部洗劫。

    此时张轸才理清头绪，在他赴武昌开会的同时，白崇禧就已经向第7军下达了袭击贺胜桥兵团部和第127军军部的指令。

    第127军军长赵子立本来就反对起义，第7军的到来使他腰板撑得更直，他乘机下令全军向南撤，有两个师执行了南撤的命令，第309师师长涂建堂是起义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该师拒绝了南撤的命令。

    白崇禧下令第7军袭击兵团部，抢劫财物，要挟第127军南撤。这一连串的行动使张轸大为光火，他用电话要通白崇禧，将“小诸葛”大骂了一顿。

    第7军解决兵团部和第127军军部之后，又向<dfn></dfn>驻山坡的第128军军部进袭。幸好该军已接到向金口靠拢的命令，他们一面警戒，一面向金口撤退。

    张轸在等待军、师长赴会的同时，对部队作了调整，令辛少亭的两个师向金口靠拢，并在马鞍山设防以阻击桂军的进攻。

    夜幕降临后，张轸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将武昌脱险的经过以及兵团部遭到袭击和赵子立率部南撤等情况述说一遍。与会将领义愤填膺，大骂白崇禧这只老狐狸手段太辣。

    张轸决定提前起义，各将领均表赞同，唯独立师师长张旭东哭丧着脸，说：“我过去杀共产党员太多，怕遭清算，我本人不参加起义，也不妨碍你们起义，让我回去取行李单独走吧。”

    辛少亭在张轸耳边轻声提醒道：“不能放他回去，他一回去恐怕会拉走队伍。”

    可是张轸是位忠厚长者，经不起张旭东苦苦哀求，他让张旭东做了个“不拉走队<s>?９９ｌib.</s>伍”的口头保证后，就放张走了。

    张旭东一回到师部立刻翻脸，把他那个师全部拉走了，还将会议内容向白崇禧告了密。

    白崇禧听到张轸起义的消息惊恐万状，后悔未果断扣押张轸，“上了老家伙假仁假义的当”。他立即下令第7军派两个团向马鞍山进攻，掩护其他部队迅速南撤。

    5月15日拂晓，张轸的两个师在马鞍山与桂系两个团发生激战，桂系另一部亦向金口佯攻。

    白崇禧在天亮时，被另一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四野一部从黄石港附近渡过了长江！

    再不走就会被截断后路，白崇禧紧急部署南逃，他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向张轸的部队保持进攻势头，让张轸只有招架之功，无暇阻止白部南逃。

    张轸派往江北联系起义的人此时返回金口，告以解放军同意张轸的起义要求。张轸随即以“中国人民解放军55555部队”的代号发表了起义通令，正式宣布起义。

    当日下午，白崇禧从武昌登机仓皇南逃。此时，他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通过了张轸兵团原来的防区，只有少量非正规部队被张轸起义部队截住。

    5月16日下午，四野先遣部队在肖劲光、陈伯钧的率领下解放汉口，次日渡江解放武昌。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武汉未经激烈战斗，顺利回到了人民手中。

 第十二章 鏖战江南

    <h3>钱粮问题</h3>

    先遣兵团突破长江防线，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开封，四野司令部的参谋们十分振奋，他们原以为会有个激烈的“渡江战役”，没料到这么顺利就打过了长江。

    作为百万大军的统帅，林彪被粮食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6月1日，他致电中央，要求华东局帮助解决6500万斤粮食。次日，他下令各兵团、各军停止南下，在指定地区休整十天。

    6月14日，林彪、萧克率野司机关自开封出发，18日抵达武汉。

    此时，四野的部队受缺粮问题的困扰，尚无力组织新的大规模攻势作战。

    白崇禧飞逃广州之后，行政院长何应钦立即向这个“小诸葛”讨教：如何解决广州政府的钱粮问题？

    此时，蒋介石到舟山群岛“遁世远引”，对李宗仁、何应钦撒手不管了。蒋介石一撒手，李、何更没办法，存放在台湾的金银、外汇和美械不知找谁去讨要。当时，陈诚是台湾省主席，陈宣称从未听说过有财宝、军火运抵台湾。

    广州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军队缺饷不说，更重要的是缺粮，军队饿肚子谁还会保国民党的半壁江山？

    白崇禧搬出他在广西实行的所谓“田赋征实征借法”。何应钦一听，觉得办法不错，称赞说：“这是解决当前经济自给的可行措施。”

    5月16日，行政院召开财粮会议，何应钦大力吹捧“广西经验”，说：“如西南各省能实行征实征借，即可解决军实问题。”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均表异议，说：“广西的办法，在川黔两省行不通。”

    白崇禧在会上又献一策，说：“可由政府发行‘粮券’，收购民间余粮。”

    省主席们又一致反对，说金圆券都成了废纸，何况粮券！

    何应钦无法解决钱粮问题，只好辞职。李宗仁提议由居正组阁，CC分子在蒋介石的暗中操纵下力举阎锡山组阁。李宗仁无奈，只好改提阎组阁。

    6月2日，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他明白解决财政问题只有找蒋介石一途。次日，阎锡山飞抵台北。

    蒋介石从舟山“浪游”到了台湾。阎锡山请老蒋协助解决财政问题，蒋乘机干预阎的组阁。阎提议白崇禧为国防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张发奎为侨务委员长。蒋介石以“钱财”为后盾，否决了白崇禧、张发奎入阁。

    阎锡山对蒋言听计从，将李宗仁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从此，蒋、阎合流，李、白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6月12日，国内和平谈判代表刘斐秘密到了广州，他将章士钊、邵力子的一封信交给李宗仁、白崇禧。这是中共对李、白的最后一次争取。

    刘斐建议：“德公可将蒋幕后破坏和谈的事实昭告天下，而后将西南局面交给健生。健生与中共讲和，则西南可免于战祸。”

    白崇禧断然拒绝了和谈建议，说：“我只想对历史负责，宁可做先朝遗老，绝不变节投共！”

    广州政局风云变幻，政客们忙于钩心斗角，而军事形势不容白崇禧久居广州，遂于6月中旬飞赴长沙，部署新的阵线以阻止四野大军南下。

    <h3>猛禽折断了左翼</h3>

    当四野部队为缺粮所困之时，国民党军宋希濂部也陷入了粮食危机。宋希濂集团在白崇禧新防线的左翼，兵力约10万余人，防守长江巴东至岳阳段。

    宋希濂是蒋介石嫡系将领，黄埔一期生，曾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抗战名将，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政府颁发的棕叶自由勋章。

    当时宋部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他与白崇禧矛盾甚深，白崇禧自然不会尽力帮他解决。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宋希濂绞尽脑汁，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宜昌专员公署报告：当阳城附近存有积谷10多万石，远安亦有相当存粮。

    宋希濂见四野第13兵团在汉水以北休整，距当阳、远安尚有一段距离，于是令驻古老背的第2军渡过长江会同江北的5个师向荆门、当阳、远安等地进攻。作战目的是抢运粮食和搜集解放军方面的情报。

    在国民党军纷纷南逃的情况下，宋希濂部反而渡江向北进攻，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林彪、邓子恢、萧克的高度重视。

    林彪等四野首长认为这是白崇禧策动的“华中局部反攻”，立即命令第13兵团发起宜沙战役，以迂回包围的战术将宋部主力围歼于长江以北，并趁势渡江南进，直捣常德宋部老巢。

    鄂西的7月，天气十分炎热，一时骄阳似火，一时大雨倾盆，“东北虎”到了江汉之间的水网地带有些吃不消了。部队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白天行军日晒雨淋，夜晚宿营蚊虫叮咬，中暑、患疟疾和痢疾比较普遍，从东北牵来的骡马也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水土，大批死亡。

    四野毕竟是四野，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这支铁打的大军。

    程子华率第13兵团越过汉水向宜昌、沙市之间的长江北岸地区迅猛穿插。

    宋部第2军军长陈克非发现解放军主力向南压来，吓得连忙下令南撤。他的尾部撤退不及被解放军先头部队吃掉了。陈克非一面组织部队抢运粮食，一面利用抗日战争时期构筑的永久性工事阻击解放军的进攻。

    此时，在长江北岸的宋部有近7万人，这些部队除第2军战斗力较强之外，大部为刚组建的新部队，他们哪里是四野的对手？宋希濂在常德总部接到陈克非的急电，连忙乘车亲赴前线指挥。

    宋希濂赶到津市，匆匆登上一艘小火轮溯江而上，7月15日晨在枝江换乘一艘军舰继续上驶。此时，古老背一带长江北岸已被解放军占领，迫击炮弹带着尖厉的啸声不断飞来，在军舰四周击起高高的水柱，机枪子弹雨点般打在甲板上。宋希濂躲在一块六七厘米厚的钢板后，钢板被打得叮叮当当响。他对身旁的舰长说：“幸亏共军没有平射炮，否则，我们今天要葬身鱼腹了。”

    当日中午，军舰抵达宜昌，宋希濂上岸听取川鄂湘绥靖公署副参谋长罗开甲的战况汇报。

    “在宜昌附近由于构有坚固防御阵地，战斗不甚激烈，共军的主攻方向在上游的南津关。第60师在南津关奋勇抵抗，双方伤亡颇重，若干山头已被共军占领，现仅剩靠江边少数据点。如果南津关失守，船舶将无法上驶。”

    宋希濂盯着地图，一面听罗开甲汇报，一面默默沉思。

    “今晨共军已在古老背渡江成功，南岸的部队为第15军，如果抵挡不住共军的攻势，共军势将绕到宜昌南岸，断我主力南撤退路。”

    宋希濂想起军舰在古老背遭岸上枪炮射击的情景，不禁叹了一口气，说：“宜昌保不住了，撤吧！”

    宋希濂下令：

    第2军主力向巴东、野二关之线撤退，一部据守二斗坪一带山地负掩护之责。第124军第60师由长江北岸西撤，向驻秭归的第223师靠拢。

    在沙市、荆州地区的宋部第14兵团所部亦奉令撤退。

    宋希濂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之后，即与指挥所人员登上长江上游舰队的7艘军舰，鱼贯上驶。通过南津关江面时，北岸山头的解放军用机枪和炮火向舰队射击，舰队亦用炮火还击。

    此时正是长江汛期，汹涌的波涛与炽烈的战火交织成惊心动魄的画面，宋部指挥所的军官们个个面如死灰，在心中暗暗祈祷。

    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舰队安然通过南津关，宋希濂松了一口气。

    四野第13兵团对撤逃之敌转入追击，至7月29日，宜沙战役落下帷幕。经过28天的作战，歼敌1.5万余人，解放鄂、湘两省17个县市，切断了宋希濂部与白崇禧部的联系。

    从此，白崇禧这只刁滑的猛禽折断了左翼。宋希濂集团虽然损失了1万多人，但其主力基本完好无损，更令他高兴的是摆脱了桂系的控制。他的部队退到鄂西巴东一线，脱离了华中阵营，纳入了张群的西南阵营。西南是蒋介石经营了多年的战略后方，在解放军向华东、华中地区推进之时，西南暂时未受到直接威胁，宋希濂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宋希濂部西撤求得了一时之苟安（他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兵败被俘的命运），他的这一举动使沙市以南变成真空地带，程子华兵团得以沿沙常公路直捣湘西，严重威胁到了白崇禧的左翼安全。

    <h3>一个失算的战役</h3>

    在宋希濂集团北上抢粮的同时，白崇禧制订了一项反击四野第43军的作战计划。洪学智率领的第43军原属肖劲光的先遣兵团，从黄石一带渡江后，先遣兵团建制撤销了，现由野司直接指挥。该军位于四野左翼，渡江后解放鄂东、赣西大片地区，因中路主力在武汉一带休整，右翼的第13兵团在汉水流域休整，所以第43军在四野阵线上最为突出。

    白崇禧瞅准“孤军冒进”的第43军准备来一个反扑，吃掉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他的作战计划刚一下达，林彪就通过谍报网获悉了这一重要情报。林、萧立即下令已南下进至德安、永修一线的第43军停止前进。白崇禧张开了血盆大口，可那块肥肉却悬在半空——够不着。他不敢冒险向北逼近“猎物”，只好守株待兔，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解放战争史上，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在指挥艺术和谋略运用上远不及他们的对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情报战上吃了大亏，他们视为机密的东西，在对手那里却像预订的报纸一样天天都能阅读。

    很显然，林彪在研究这些情报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宋希濂北上和白崇禧欲反攻第43军，是同一个战役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军事行动，这个战役就是白崇禧策划的“华中局部反攻”。

    事实上，宋、白的军事行动虽然在时间上几乎同步，但是其作战意图并非一致。

    宋希濂的意图是西进巴东，拱卫四川，与蒋介石的另一个嫡系胡宗南靠拢，共同经营川康后方基地。白崇禧的意图比较复杂，他实际上只是转过了身来，布了一个诱捕“猎物”的陷阱，并没有向北进攻。他的这一姿态实际上是个障眼法，用以迷惑对手，掩盖他南逃的企图。“小诸葛”压根儿就没有在湘北与对手大打一场的念头。他手里虽然有30万人马，但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桂系的3个军，其他部队指望不得，基本上是新组建的地方部队，既缺乏训练又缺少装备。白崇禧只有3个军的本钱，即使他自认为比林彪高明许多，也不敢轻易冒险与林彪一战，因为林彪有百万雄师！白崇禧的真正意图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下两广。当时，美国第7舰队司令白吉尔有一部秘密电台设在白崇禧的总部，双方经常暗中联络。白吉尔要求白崇禧南下广东，说他手里有一批价值1700万美元的军火，只要白部到广东，就将军火全部交给他。

    “小诸葛”梦寐以求的就是取得那批军火，使他缺少装备的几十万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有实力与林彪决一死战。

    6月中旬，在广州的军事会议上，萧毅肃、马超俊等将领认为“保卫广东，只能依靠白崇禧长官所属的广西部队的3个军”，他们要求调白部入粤。

    国防部长由阎锡山兼任，参谋总长是顾祝同，这两个人唯蒋总裁马首是瞻，均极力反对白部入粤。

    6月底，白崇禧电召程思远、李汉魂、邱昌蒲和李品仙、黄旭初到长沙会商“保卫广东”的问题。

    白崇禧说：“要保住广州这个政治中心，唯有华中部队入粤。桂军入粤须有国防部的命令，因此，我们掌握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

    李品仙说：“只有健公重新主持国防，才能调华中部队南下广东。”

    桂系的这帮文臣武将在白崇禧的授意下，开始分头活动，欲将白崇禧抬上国防部长的宝座。可是阎锡山就是不肯交出国防部长的兵符，他说：“本人兼掌国防乃总裁的决定，没有总裁批准，本人不敢有所更动。”

    阎老西不肯通融，“小诸葛”只得另求他途。

    林彪既然将宋、白的行动视为一个战役，当然就要同时还以颜色了。在命令程子华兵团围歼宋希濂主力的同时，他制订了一个围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计划。

    林彪、邓子恢、萧克于6月底下达了发起湘赣战役的指令，计划以第12兵团、第15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共10个军43万人，围歼白崇禧部第3兵团主力于万载、宜春地区。

    具体部署为：第43军奔袭包围奉新、高安，抓住敌一至二个师，诱敌增援，并牵制其他各处之敌不能断然撤退；以第12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两翼迂回，对敌实行战役包围而歼之。

    7月4日，第43军开始按计划奔袭高安，8日奔袭奉新。四野的部队一出动，那些穿短裤的广西兵就开始弃阵狂奔。第43军猛虎扑食，却扑了个空。

    7月9日，白崇禧发觉有两支大军正向他的翼侧迂回，连忙下令南撤，其主力顺利跳出了林彪的包围圈，仅小部未逃出。

    这是林彪与白崇禧第一回合的交锋。林彪动用了43万人马，却战果甚微，仅歼敌4300人。这对于擅长战前精确计算的林彪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算的战役。他终于明白，白崇禧绝非浪得虚名，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对手都要难缠的家伙。

    湘赣战役的情况报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连连摇头，他对战果显然是不满意的。对付白崇禧没有高招是不行的，在四野南下之前，他就告诫过林彪等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

    毛泽东不得不对林彪进行战略指导。7月16日，他致电林、邓、萧：

    <small>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绝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small>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对白崇禧部实行“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战略方针，他对四野及二野陈赓兵团的兵力运用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泽东越俎代庖，亲自为前线将领排兵布阵是比较罕见的，他一般只是在战略上进行指导，而对战役战术问题向来放手让前线将领自主决策。

    林彪不是一般的将领，那时他是毛泽东最为器重的人之一。林彪的意见毛泽东是尊重的。在这份电文的最后，毛泽东加上了这么一句：“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此电发出后，毛泽东经过一天的思考，于17日再次致电林、邓、萧：

    <small>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绝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要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做如下之处置……</small>

    毛泽东提出了比前电更为详细的排兵布阵方案，其主要精神就是歼白部于广西境内，他再次提醒林彪等：

    <small>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small>

    湘赣战役之后，已经进入三伏暑天，江南的炎热气候，使曾在东北的雪野上逞够威风的四野部队吃尽了苦头，战士们因水土不服患病的很多。那些拉大车、大炮的骡马大批死去。此事传到天津，正在天津养病的罗荣桓痛心疾首。那些骡马总数在10万匹以上，是东北老乡的牲口，在辽沈和平津战役中立了大功，既然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就应该让它们回东北老家，以免白白死去。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大批骡马被运回东北，乐得“东北王”高岗拍腿大笑，说：“对东北的农业生产是一大贡献！”

    没了骡马，大口径的火炮就动不了，坦克、装甲车和汽车等重装备也因南方道路崎岖、水网纵横而无法前进。四野威力强大的美式重武器大都留在了湖北境内。

    林彪不得不下令部队在三伏天一边休整，一边调整体制编制，以便在伏天过后轻装南进，与那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广西兵比一比脚力，看到底谁跑得快。

    <h3>中山先生的信徒要“联共”</h3>

    白崇禧一心做着“入粤”的美梦，他还没有意识到正坐在长沙这个火药桶上——程潜和陈明仁密谋的湖南起义已经进入倒计时。

    此时的蒋介石在台湾再也坐不住了，他收起“遁世远引”的幌子，终于从幕后走上前台。7月14日，蒋介石偕蒋经国、黄少谷、谷正纲等飞赴广州。他这次亲自出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阻止白崇禧入粤。

    经过两天的幕后活动，蒋介石在16日上午的“中常会”上，提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蒋本人任主席，李宗仁副之。李宗仁的“元首”梦至此算是做到头了。

    当天下午，蒋介石主持召开第一次“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张群、陈诚分别担任分会主席。老蒋提议他的得意门生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并将广东及海南岛划入陈诚的辖区。陈诚与白崇禧向来不和，老蒋这一招明显得很，就是不让白崇禧染指广东。

    蒋介石明白只有白崇禧的广西部队尚有实力与四野拼上几个回合，他无法容忍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一退再退，不让白部入粤，就是为了断绝白的退路。这样“小诸葛”就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在湘桂战线与林彪一搏。

    白崇禧的桂系军队肯定会在与四野大军的厮杀中伤亡殆尽，用桂系的尸体挡住林彪的马蹄，为蒋系重振军备赢得时间，这就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飞返台湾之后，桂系的文武大员力促李宗仁为白崇禧当国防部长一事向蒋介石说情。桂系在广州四处周旋而一筹莫展，最后，李宗仁不得不亲自出马飞赴台北，向蒋介石当面说情：“健生执掌国防部为势所迫，非一己之私念，实为国家社稷着想，请总裁明断。”

    蒋介石背着手漫不经心地在房中踱步，他对李宗仁说：“白健生，‘小诸葛’，人才难得。我也希望他执掌国防部，可是他得罪了不少人，胡宗南、宋希濂都反对他当国防部长。西南防御重在守川，而胡、宋是我们守川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为全局考虑，白健生还是不当国防部长好。”

    李宗仁无功而返。

    白吉尔的第7舰队迫于中共的压力，不得不撤出青岛基地，装在运输舰上的大批军火只能在海上漂泊。美国政府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驻华美国人士对桂系也已绝望。白吉尔由于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仍打算将军火交给白崇禧。他不断通过秘密电台，催促白部入粤，为此，桂系上下心急火燎却毫无办法。

    正当白崇禧为入粤问题煞费苦心之时，他的部下不断提醒：程潜不可靠，有投共的迹象！白崇禧始才警觉起来。

    此时，桂系的军队沿粤汉线退到了长沙以南的衡阳一线布防，长沙以北的防务移交给了陈明仁的第1兵团。

    陈明仁自从四平战后到南京受奖，旋被削职，开始对“蒋校长”怀恨在心。非嫡系的将领抱怨蒋介石只重用“黄埔学生”，而黄埔学生却抱怨校长只重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老乡。陈明仁在南京任军事参议的闲职长达一年，终日无所事事，只好借酒消愁。到了1948年下半年，“校长”所重用的那些学生在全国各个战场无不惨遭败绩，他终于想起身边还有一位叫陈明仁的“名将”，于是决定让陈明仁再度披挂上阵。

    最初，蒋介石想让陈明仁到西北任胡宗南的参谋长。陈明仁对“浙江帮”早就心怀不满，加上参谋长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正在犹豫之际，白崇禧找上门来了，让他去华中任武汉警备司令兼第29军军长。

    于是陈明仁从蒋的嫡系转到了桂系的麾下。白崇禧入主华中，蒋介石不能眼睁睁看着桂系在华中坐大，在人事安排上颇费心机，以削弱白的势力。让陈明仁到华中任职其意在于“搀沙子”，陈明仁是黄埔将领，与桂系素无渊源，这对挫败李、白变华中为“桂系一统天下”的企图有重要作用。

    白崇禧一眼就看穿了蒋的企图。不过，他还是大胆重用陈明仁，在“小诸葛”的眼里，陈虽出身黄埔，曾为蒋的“爱将”，可是经过金陵酒水一泡，早就对蒋“红了眼”，何况白与陈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陈诚。

    陈明仁于1948年10月到武汉任职。两个月后，白崇禧为了壮大华中势力，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拉拢陈明仁，恢复了第71军的建制。

    第71军是陈明仁起家之本，已在东北被林彪消灭了。恢复第71军的建制着实令陈明仁感激不已。白崇禧人情做到底，干脆将第71军与第29军一并合编为第1兵团，保举陈明仁为兵团司令。

    陈明仁撤职查办之前是军长，复出仅两个月就擢升为兵团司令。“小诸葛”认为陈明仁该对他感恩戴德了，于是将第1兵团调往湖南，以监督桂系的一个“宿敌”—湖南省主席程潜。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协助黄兴指挥武汉革命军作战。宋教仁遇刺后，程潜在湖南宣布讨袁参加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后，程潜被蔡锷委任为“护国军湖南招抚使”，率一个营的兵力回湘讨袁，经半年的激烈战斗，驱逐湖南督军汤乡铭，平定全湘。这次讨袁战争，奠定了程潜在湖南各界人士中的崇高声望。段祺瑞执掌北洋政权期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程潜受中山先生委派，再次回湘领导护法军与北洋军作战，于1917年11月收复长沙，大败北洋军，再次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1920年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建立军政府，程潜先后任陆军次长、陆军总长等要职。陈炯明叛乱后，程潜与孙中山一同乘舰去香港。1923年，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任命程潜为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在东征和北伐作战中屡建军功。北伐战争时，程潜任第6军军长，率部攻克南昌、南京等城。在1927年风云莫测的动乱中，他的第6军被蒋介石在南京缴械遣散。程潜逃到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任命他为东征军江右总指挥，迫蒋介石下野。从此，程潜与蒋介石结下了不解之仇。蒋介石复出后，联桂倒程。1928年5月21日，李宗仁以召集会议为名将程潜从长沙骗到武汉，将其拘禁。程潜的部队群龙无首，被蒋介石全部消灭在湖南境内。从此，程潜又与桂系结下了深仇大恨。

    1948年8月，程潜回湘任湖南省主席，这一人事安排也是蒋介石为削弱桂系势力的一着“妙棋”。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白崇禧将华中与广西老巢连成一片。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最后时刻，内部各派系的倾轧更趋激烈，他们都忘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古训。

    程潜绝不会甘心充当蒋、桂斗争中的牺牲品，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既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自然要走“联共”的路子。

    白崇禧一生算计别人，却在这件事上被程潜算计了。

    其实，陈明仁率第1兵团入湘正是程潜暗中运作的结果。陈明仁与程潜渊源甚深，他们是醴陵同乡，还有师生之谊。程潜早就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他想在湖南起义，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是不行的，于是决定将陈明仁从武汉“挖”过来。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岂料白崇禧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认为有“恩”于陈明仁，陈便会忠心为他监视程潜。

    更可笑的是蒋介石，认为陈明仁还会忠心于他这个“校长”，竟在第1兵团移师湖南之时，致电陈明仁，密令其监视程潜。

    陈明仁一到长沙，就将蒋介石的密电交给了程潜。两人相视大笑，举杯痛骂蒋、白“太流氓”。

    从此，程、陈在长沙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演戏给天下人看，真的迷惑了不少人。

    程潜在公开场合高唱和平，是向中共发信号；陈明仁则“坚决反共”，是让蒋、白放心。在蒋、白看来，程潜空喊和平不足为虑，因为湖南的兵权握在陈明仁手里。

    白崇禧率部从湖北退入湖南之后，程潜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军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

    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

    6月30日，毛泽东看了程潜的《备忘录》之后，立即电令四野陈兵于湘鄂边境，同时派袁任远、李明灏前往武汉，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袁、李都是湖南人，尤其是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均有颇深的交情。北伐战争时期，程潜任第6军军长时，李明灏在该军任师长。1923年陈明仁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本已逾期，李明灏当时是教育长，念同乡之谊，将陈破格录取。

    7月4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肖劲光：

    <small>王萧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small>

    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

    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

    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

    李明灏已到否。

    此电发出后，毛泽东又亲笔复电程潜：

    <small>颂云先生勋鉴：</small>

    <small>《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放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彪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从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small>

    <small class="right">毛泽东</small>

    <small class="right">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small>

    这封电文发到四野，林彪、邓子恢立即找李明灏商量，如何转交程潜。

    李明灏说：“陈大寰可当此任，他是汉口大公电池厂厂长，程潜、陈明仁左右许多人他都认识。”

    林彪和邓子恢听了李明灏的介绍，一致认为陈大寰是个合适人选。当晚，林彪在汉口璇宫饭店设宴招待李明灏、陈大寰，并亲自布置任务。

    7月5日，陈大寰和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登船向长沙进发。临行前，李明灏用隐语向程潜、陈明仁各写了一封信，劝其“勿失良机，一切事情与陈先生面谈”。

    11日上午9时，陈大寰在长沙程潜寓所掏出一个手电筒，取出电池，然后将电池的商标纸和防潮油纸撕掉，露出一张折叠得与电池锌筒一样高的电文纸。

    陈大寰小心翼翼地将电文递交给程潜：“这是毛主席给您老人家的信。”

    程潜双手捧读毛泽东的信，激动不已，一连诵读了几遍，喃喃自语道：“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

    程潜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道谢。老人情不自禁地走到窗边，望着烈日暴晒下的潇湘大地，兴奋地说：“有了这个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处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得以圆满解决。”

    <h3>假戏真演</h3>

    白崇禧已将桂系主力南撤到衡阳一线，他本人也准备随司令部移驻衡阳，可是程潜令他颇不放心，他必须先解决“老家伙”的问题，才能放心离开长沙。

    白崇禧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他派人到广州活动，蒋系和桂系都对程潜警觉起来，他们一致同意白崇禧的方案，调程潜到广州出任考试院院长之职。

    程潜已接到毛泽东的复电，起义决心已定，拒绝到广州任考试院院长。

    此时，四野的三路大军又有了新的动作，西路第13兵团已进抵常德，中路第12兵团亦挺进湖南境内，尤以东路的第15兵团动作最大。第15兵团于7月中旬发起了赣西南战役，向江西绥靖公署方天所部展开迅猛追击。

    长沙在三支红色箭头的进迫下，即将陷于三面包围，白崇禧开始部署撤退。他决定由陈明仁暂且留守长沙，程潜带湖南地方部队撤往广西。

    程潜连广州都不愿去，岂会去桂系的老巢广西呢？他派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去劝说白崇禧。

    “陈明仁兵少，无力维护湘中、湘西广大区域，湖南地方部队撤往广西，这些地方非乱起来不可。何况这些部队都去广西，交通运输拥挤不堪也会出乱子，湖南兵不愿背井离乡，恐怕未去广西就逃散了大半。加之广西物资供应紧张，我们这么多人去了，你负担得起吗？”

    白崇禧一听要担负湘军的给养就皱起了眉头，问唐星有何良策。

    “湘西是个好地方，芷江有公路通云、贵、川三省，白长官要是在湘、桂战线顶不住的话，我们可以到贵州会师。”

    白崇禧思忖良久，认为唐星的主意不错。湖南的地方部队人数有十几万，却没有多大战斗力，他不愿背上这个大包袱，让他们先去湘西暂时可挡四野西路的“那支箭头”，不行再去贵州，可免广西遭“蝗虫过境之灾”。

    白崇禧说：“好！就按你说的办，由你负责实施这个计划。”

    唐星见这么容易就骗过了“小诸葛”，内心一阵狂喜，他不动声色地说：“要我去负责可以，但颂公（程潜，字颂云）不能走，我还要借这块牌子用用。我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撤到邵阳；第二步再到芷江。”

    白崇禧不知是计，点头应允道：“好吧！你立即去办！”

    7月21日上午8时，湖南省府大院停了20多辆大小汽车，程潜率省府大员和警卫团官兵准备向邵阳进发。他怕白崇禧变卦逼他去广西，说走就走了，甚至来不及通知陈明仁。他匆匆写了一个手令，对程星龄说：“我们去邵阳暂避一时，你立即把这个手令交给子良（陈明仁字子良）。”

    程星龄走后，程潜集合省府人员训话，他长篇大论地回顾了一年来主持湘政的情况，最后说：“就守土有责之义而论，本主席本应坐镇长沙，唯以军情转变，前方军政之配合，后方应变之措施，均待及时调度，故本主席决定出巡邵阳，主席职务由陈司令官全权代理。”

    此时，白崇禧驱车赶来，握着程潜的手假惺惺地说：“我来为颂公送行。”

    程潜笑道：“多谢关照！”程潜钻进小车，令车队出发。

    20多辆汽车先后驶出省府大院，白崇禧长嘘一口气，当日下午他就放心地离开了长沙，到衡阳设防去了。

    程潜的小车驶出南门，停在路边，程星龄机警地从暗处闪出，钻进了小车。

    当日下午，程潜抵达邵阳，住进了退役师长陈光中在郊外的住宅。陈光中是反共大恶霸，那所宅院筑有碉堡，便于警戒。

    傍晚，白崇禧打电话给邵阳警备司令魏镇，查询程潜住在哪里。魏说住在陈光中家里，白崇禧一听果然就放松了警惕性。

    岂料程潜虽住在反共大恶霸家里，却并未停止起义行动，他频繁召见湖南地方部队实力派人士，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23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张立武赴邵阳，与程潜密商起义通电发表的时间、地点和邵阳部队的部署。

    7月20日黄昏，四野的先头部队逼近黄花市。防守黄花市一带阵地的是陈明仁部的一个团，团长程杰是程潜的远房侄子。

    程杰接到前线的报告，立即下令退出黄花，以避免与解放军接火。

    早在五天前，程潜曾在省府当面对程杰作了六条指示：

    一、共军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挺进，西路走常德、桃源，东路出平江、浏阳，他们是企图追击、迂回歼灭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白崇禧则想把共军吸引在长沙进行决战，而把他的部队拖到衡阳，他的如意算盘一定会落空。

    二、共军东、西两路使用的兵力很多，因此，解放长沙还得稍缓一步，预计要到7月20日以后才能靠近长沙。东边的共军是由平江方面来的，首先将与你的部队在黄花市接近，你要切实注意掌握官兵，到时不能放一枪，免得造成误会。

    三、共军将经黄花市、永安市进到株洲、渌口，切断长沙通往衡阳的交通线，构成对长沙的三面包围，这时我们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就变成共军的后方了。

    四、当共军接近长沙时，将和我们进行联系，双方人员都经黄花市出入，你要注意保护这段路上的安全，使来往人员畅通无阻，但又不能向官兵公开。

    五、白崇禧逼我离开长沙，我在近几天得去邵阳暂住，很快就会转回长沙。在这段时间内，你的一切行动更要仔细，一点也不能露出痕迹。尔后的行动陈子良对你会有具体指示。

    六、陈子良现在还没有将起义的事对所属部队公开，因此，你对军、师长下达的命令，假事还得当真事做。这比真的作战还难，好在时间不会长了。

    就在程杰率部赴前线设防的那天清晨，陈明仁乘吉普车来到程杰团，向即将赴黄花市和永安市的官兵训话，他说：“过去71军在东北的四平打仗，仗打胜了，却把四平好端端一座城市打得稀烂，使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的损失。这次我们防守长沙要吸取教训，仗要打胜，但不能使长沙的百姓受到半点损失，这才算是真正保卫了长沙。打胜仗唯一的要诀，就是要绝对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命令你们打，就打；没有命令你们打，就一枪不放；命令你们前进，就进；命令你们后退，就退……”

    陈明仁训完话，将程杰叫到吉普车上，开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两人下车爬上路旁的小山包，席地而坐。

    “颂公昨晚对你有什么指示吗？”陈明仁递给程杰一支烟。

    程杰如实将程潜的六条详细述说了一遍。

    陈明仁虽然一再向程潜和中共地下组织表示，愿意追随程潜和平解放湖南，可他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怕共产党跟他“算四平的老账”。

    上月程星龄曾赴香港见到章士钊，章士钊说：“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对颂公起义，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亦既往不咎，绝不会追究四平的问题。毛主席曾亲口对我说：‘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还要重用他。’这话你可传给陈明仁，请他不要有顾虑。”

    程星龄将章士钊的话传给了陈明仁，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陈明仁的顾虑并未彻底消除。

    陈明仁点燃烟，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形势所迫，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八年抗战，<big>藏书网</big>湖南受了很大损失，老百姓厌恶战争。颂公谋求和平，我早就表示拥护。仗是没法打了，即使拼死一战，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局面。为了保全湖南一点元气，给我们官兵一条生路，只有和平一途。”

    陈明仁叮嘱道：“现在我对各军、师、团长都没有公开，你要严守秘密。军部、师部对你下达的指示，还得相机应付，对团里的军官要切实掌握。你们团进入阵地后，仍应命令营、连长做防守工事。我会召集军、师长把事情公开，估计还得一两个星期。在没有公开的这段时间里，有什么问题，可写信派专人送给我。”

    程杰有些为难了，虽然，程潜和陈明仁都要他假戏真演，可毕竟有区别。程潜叫他“一枪不放”，而陈明仁却令他“也得顶住”，听谁的呢？

    7月20日黄昏，解放军逼近黄花市，程杰一枪未放就撤走了。

    次日，进占黄花市的解放军又向永安市逼进。各营、连报告“敌情严重”，前线部队丢一枚手榴弹就可打上对方，双方接火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程杰左右为难，打吧，会违抗程潜的指示；撤吧，会违抗陈明仁“也得顶住”的命令。好在他脑筋转得快，立即就想出了高招。他对上级搞假报告，对下级搞假命令，反正是演戏嘛！

    他将各营长召来，说：“我团防守阵地太宽，现阵地不利固守，决定向后转移阵地。”

    程杰握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刷刷画了几笔，指示各营按地图上新标的阵地布防。这样各营又后撤了将近10里。

    程杰又向师部和军部告急，说：“共军进攻猛烈，我团顶不住了。”

    7月22日，军部调4门无坐力炮前来增援。炮营的胡营长不知黄花市已经弃守，按军部的命令开着拉炮的汽车到了黄花市，车未停稳就发现到处是戴五角星帽的解放军，吓得他连忙令司机掉头逃窜。可能是解放军方面也有不许开枪的命令，胡营长得以安全脱险。

    军长杜鼎接到胡营长的报告，大发雷霆，要追究程杰擅自放弃阵地的责任。

    此时，永安市方向有一个连尚未接到撤退的命令，就被解放军切断了退路。派去送命令的传令兵被解放军捉住，旋又被放回。那个传令兵将程杰拉到一边，神秘地说：“共军没把我当敌人，还招待我吃饭。他们首长知道您是程主席的侄子，有个纸条让我交给你。”

    程杰接过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写着：

    <small>程团长：</small>

    <small>你团驻永安市连已通知撤回，但还希望你给予我军前进的便利，将通往株洲的大路以东的守军再向后撤一点。你不会有困难吧？</small>

    军长杜鼎和师长曾京正不断来电追究擅撤阵地之事，“共军”还要他撤，怎么办？

    程杰心一横，干脆命令电台停止与军部、师部联络，同时令第一营再次后撤几里。

    程杰的行为首先引起了内部的惊慌，副团长和参谋们以及各营、连长都在议论纷纷：“团长在搞什么鬼？”“被共军包围的那个连居然能平安撤回？”“军部、师部都在追究团长的责任，说要军法从事，可团长却若无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杰怕部队出乱子，于是召集各营长和团直属连长开会，他说：“司令官的训话精神你们领会了没有？你们只要绝对服从我就行了，一切责任均由我负。我对司令官负责，军、师长办不了我，你们放心好了。”

    程杰团一撤再撤，长沙以东的防御阵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程团左右两翼的部队受到威胁，纷纷向军部、师部告状。他感到压力太大，于是将几天来的情况写信派人送给陈明仁。

    陈明仁于24日清晨派一名中校参谋到程团，他的指示就写在程杰那封信的背面：“老弟，你处置得对。军、师责难忍耐一下，有事我会解决。”

    中校参谋还没走，师长曾京带着一个警卫连来了。

    “你是怎么搞的？请解释清楚！”曾京怒气冲冲地质问。

    程杰笑道：“野外的阵地战，主要是选择有利地形凭险固守。黄花市和永安市包括在阵地以内，正面太宽，无险可守，所以我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调整。”

    曾京望着程杰那张玩世不恭的脸，听了荒唐的解释，更加恼火，他将桌子一拍，大声吼道：“你一枪不放，就将东、西两个要镇丢给了敌人，擅自后撤十几里，敞开大门让敌人进来，使左右两翼友军受到威胁。你真是胆大包天，敢拿脑袋开玩笑！你同我一起到军部去讲清楚，你讲的这些歪理我没法向军长交差。你为什么对军部、师部的电报不作答复？”

    “电台坏了，送长沙修理去了。”

    “师部离这里只有十几里路，你为什么不派传令兵送报告？我急得两个晚上没合眼，你看起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你现在就跟我到军部去自己销案。你的这个团也调下去，我命令范广鉴团接防。”

    程杰团防守此一要<var></var>冲是程潜和陈明仁有意安排的，现在要换防非打乱起义计划不可！程杰的脸立刻黑了，语气强硬地说：“敌人如果从我这里攻入长沙由我负责，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军部我也不会去的，我的这个团守在这里也不会动。军部、师部认为黄花市和永安市不能丢，我保证收复回来！”

    “你的几个鸟兵能虎口夺食？”曾京想到他是程潜的侄子，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陈明仁派来的参谋躲在另一间房里听得真真切切，这时闪了出来。程杰说：“刚才的情况，你快回去向司令官报告。关于收复黄花市和永安市是一句空话，目的是打发曾师长走人。”

    曾京到军部向杜鼎报告，杜鼎又跑到兵团部向陈明仁报告。杜军长又夸大事实，说程团后撤<mark></mark>了几十里，而实际上只撤了十几里。

    真实情况陈明仁了如指掌，他说：“兵团采取外线作战保卫长沙市，黄花市和永安市无死守的必要。程杰后撤几十里，这个情报不确实。小吴门到黄花市只有45里，依这个情报，程杰岂不是已进城了？为什么他的团指挥所还在浏阳河东岸？究竟情况怎样，我会派人去调查，程团不能撤换。”

    杜鼎听了兵团司令的一席“高论”，对这位守四平的名将居然会附会程杰的“歪理”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将这一情况越级向衡阳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报告了。

    7月25日黄昏，军部和师部各派一名作战参谋来到程团，将转抄的白崇禧的电报交给程杰。白电大意为：查共军由黄花市、永安市进到团山镇，曾通过程杰团防守阵地，为何未发生战斗？命该团火速详细具报。

    此时，团部附近正枪炮声大作，程杰说：“我们正在反击敌人，今晚就要把黄花市、永安市夺回来，明天一早上报。因电台坏了，不能发报，烦请二位向军长、师长报告，以免再发生误会。”

    两名参谋将信将疑地回去了。

    其实，那激烈的枪炮声是程团搞的实弹演习。程杰不断将演习当成真实的战况向上报告，并向师部和军部方向布置警戒，以阻止上级再派人来调查。

    师部和军部听到连续几个晚上枪声大作，程团的战报又说得惊心动魄，于是来电询问伤亡情况，程杰胡乱编了一个数字报上去。从此，程杰每天都得编造伤亡数字。

    这场戏一直唱到7月31日。

    程潜离开长沙赴邵阳的消息曾一度引起长沙的混乱，因为程潜一贯主张和平，市民们也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主张和平的程颂公走了，留下来的是守四平的陈明仁！

    长沙即将化为“四平街第二”的议论沸沸扬扬，陈明仁守四平的绝招就是血腥的街垒巷战，市民们人心惶惶，都为长沙又将受到战火的浩劫而寝食难安。

    有钱的人竞相逃难，引起交通混乱，舍不下家业和没钱的人只能听天由命，或在街上三五成群乱发议论。

    陈明仁为了安定人心，在7月21日下午宣布任代省主席的就职典礼上，向各界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凭个人意气使长沙50万人民遭受浩劫，生命财产蒙受损失。这就是说，如果拿个人意气守长沙，就会使长沙变成四平街第二，可是我不能凭意气使长沙变成焦土，所以我要打，一定在外围打，不会在市内作战，而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损失。总之，要使长沙市人民听不到枪声。”

    7月24日，程潜派往武汉与四野联络的代表刘纯正回到了长沙，陈明仁立即将其请入密室。刘纯正是黄埔四期生，与林彪是同期同学，这是程潜派他赴武汉的重要原因。

    “你见到林彪没有？”

    “见到了。”刘纯正说，“四野的和谈代表团到了平江，李明灏也来了。”

    陈明仁听说恩师李明灏来了，内心一阵激动，问：“代表团都有些什么人？”

    “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

    当晚，陈明仁打电话给邵阳的程星龄，他怕泄密，不敢在电话中细说，只说有要事相商，请他速返长沙。

    7月25日，程星龄自邵阳出发，途中汽车出了故障，在湘潭住了一夜，26日到达长沙。这期间正是程杰在长沙东面“搞演习”的时候。

    程星龄来到织机街陈明仁官邸，见了陈明仁，未及开口，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电话是白崇禧从衡阳打来的，说是“据报程星龄潜返长沙图谋不轨，速将其逮捕查办”。

    陈明仁放下电话，笑道：“白健生至此还信任我陈某。他知你已回长沙，要我逮捕你。”

    “你怎么应付？”

    “好办，今天下午我让稽查处长毛健钧去找你，限你明日离开长沙。你就对他说，是奉颂公之命向省银行筹款的，钱已拿到手，明天一早就回邵阳。”

    “你说有要事相商，我就急着赶来了，车在路上坏了，耽误了一天，到底是什么事？”

    “刘纯正回来了，李仲坚（李明灏）到了平江。”陈明仁稍顿片刻，“四野方面的和谈代表团在平江，仲坚是五人代表之一。他们要求我方速派代表团谈判，我想请你先去平江，邀请仲坚到长沙 4e00." >一叙。”

    当日下午，程星龄在家里首先应付了稽查处长毛健钧，随后找到中共地下组织的余志宏，汇报了陈明仁交代的任务。

    “请派一名向导随我去平江。”

    余志宏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关键人物，他当即表示指派欧阳方为向导。

    27日凌晨，程星龄、李君九（陈明仁的代表）与欧阳方乘吉普车赴平江，行至东屯渡弃车渡河，然后步行经黄花市与解放军前哨接上了头，当晚在春华山住了一宿。次日，四野部队派汽车将他们送往平江。

    四野的和谈代表团住在平江东门外县立中学，他们最初认为程星龄等是程、陈派来的和谈代表。

    “我们是受陈明仁司令官委托，来邀请李仲坚先生去长沙叙旧。”程星龄解释道，“程颂公目前还在邵阳，对贵方代表已抵平江之事尚不知晓。”

    金明早知陈明仁心存顾虑，欲邀李明灏探询情况，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当即表示同意。次日，李明灏随程星龄自平江出发，返回长沙。

    与此同时，程潜一大早就带着警卫队的手枪排出了陈光中那所警戒森严的宅院，他对随从副官说：“白健生若来电话，就说我散步去了。”

    程潜乘一辆日本造的防弹小汽车，手枪排乘几辆中吉普，车队风驰电掣般朝长沙飞驶。

    驶至离湘潭市区大约20里的伍家花园，程潜下车登上“洞庭”号巡逻艇，沿湘江顺流而下，直抵长沙水陆洲。程潜登岸之后，秘密住进了省立音乐专科学校。

    白崇禧接到密报，令湘潭市的特务机关在湘江渡口截查程潜的那辆日本防弹车，可是那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这天下午，陈明仁和夫人在官邸宴请阔别已久的恩师李明灏。

    “解放军到平江后已奉令停止前进，中共中央对颂公和子良举义极为重视。”李明灏关切地问，“子良对起义行动有什么难处没有？”

    陈明仁放下筷子，表情复杂地说：“颂公倡议和平，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纵然对共产党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以桑梓人民利益为重，再不逞匹夫之勇，即使今后削职为民，也在所不辞。”

    李明灏领会陈明仁话面下的真实意蕴，于是开导道：“我1948年才到解放区，一年多的观感，我认为共产党是英明的党。毛主席、周副主席谋略高超、胸怀豁达，举世无双。解放军乃仁义之师，为人民的利益不记前仇。远的不说，北平的傅作义，回到人民怀抱，党中央、毛主席待之为上宾。论反共，你比傅作义如何？前有师表，你不必多虑，四平这笔账，解放军不会找你算的。如果说章士钊的话不足为凭，那毛主席亲笔的密信还不是物证吗？”

    陈明仁听了这一席话，脸上浮现一丝笑容，他解开军装的纽扣，显得轻松多了。

    “这次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我可以代表党组织和毛主席说话。”李明灏用筷子指着陈明仁的军衔领章说，“你起义后，官阶衔级我看不会低于现在，具体问题还可以商量嘛，绝不会把你削职为民的。”

    这正是陈明仁最关心的问题，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陈明仁顾虑顿消，拍着胸脯道：“好！现在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就在近日付诸实施。”

    陈明仁带兵的特点是高高在上，长官派头十足，从来不与部下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部下对他敬畏不已，在所有的军长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心腹。起义之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关头，陈明仁对军、师长们的工作却一点都没有做。

    “子良，你手下的将领怎么样？都可靠吗？”

    “老师所虑极是，我近日便召集军、师长训话，晓以大义，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

    下午5时，陈明仁派车将李明灏送往水陆洲音乐专科学校。程潜与李明灏相见，彼此感慨万分。

    “颂公，您老还好吗？毛主席让我问候您！”

    程潜泪光闪闪，握着老部下的手，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湖南的事情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程潜秘返长沙及李明灏在长沙露面的消息令蒋系、桂系惶恐不已，他们预感到长沙将要发生爆炸性的事变。在四野三面包围长沙的情况下，白崇禧已经没有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镇压“预料中的叛乱”。

    蒋、桂都把希望寄托在一贯口口声声“反共”的陈明仁身上。

    7月30日，广州政府宣布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时宣布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提升陈明仁为总司令。

    与此同时，白崇禧致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令联勤总部派飞机运了一批武器和现金到长沙，其中有重机枪40挺，银元30万枚，银圆券一批。

    对蒋、桂的“高官厚禄”，陈明仁一律笑纳，他在当天的军、师长会议上，第一次公开了起义计划：“各位都清楚长沙已陷于共军的包围，要想在长沙作战中取胜，没有任何希望。只有跟程颂公走，实现湖南的全面和平，本兵团与共军携手才是官兵唯一的光明之路。本人决心已定，拥护颂公的和平义举，请各位发表意见。”

    军长、师长们在私下对陈明仁的反常举动议论颇多，此时陈一旦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既感到在意料中又感到有些意外。一般说来，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先在会前个别谈话摸底做工作，陡然摆在会议桌上，都不敢轻易表态。

    陈明仁见无人说话，就宣布按编制序列一个一个发言。

    “既然司令官决心已定，我们还能说什么，跟司令官走……”

    军长、师长们即使有反对意见也不敢说真话，怕遭杀身之祸，因此，与会将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与第一位发言者一个口径。

    陈明仁做工作的方法的确太简单了，他见大家一致赞成并无反对意见，便没有细致分析部下的真实心态，于是打开公文夹，宣布调整部队的部署，让路给解放军进入长沙。

    8月1日，蒋介石派黄杰、邓文仪飞赴长沙，想在最后一刻劝阻陈明仁。黄杰和邓文仪当时分别任国防部次长、政工局长，是陈明仁在黄埔的同学。

    飞机于11时30分降落，黄杰、邓文仪走下飞机，见机场四周戒备森严，两辆吉普车停在飞机旁，两人心里一阵紧张，预感此行凶多吉少。

    从一辆吉普车上下来一位中校，朝黄、邓行礼后说：“陈司令官在省府恭迎二位将军，请上车。”

    黄、邓匆忙钻进吉普车，一路上忐忑不安。陈明仁站在省府大楼门口，满脸笑容，黄、邓见了始才心安。

    “二位仁兄驾临危城有何急务？”

    黄杰想尽早脱身回广州，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央已任命程颂公为考试院长，我们是来迎请程院长赴任的。”

    陈明仁故意做出为难的样子，说：“颂公早已到邵阳去了，现在行踪不明，你们看怎么办？”

    黄杰、邓文仪清楚陈明仁在这件事上不肯合作，于是转入正题：“仁兄是校长的得意门生，过去总裁待仁兄不薄啊！如今总裁落到这步田地，我们黄埔学生，绝不应落井下石、自陷不义啊！”

    陈明仁沉默不语，他对蒋介石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黄杰明白陈明仁一生重义气、讲交情，是个点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他以前在金陵借酒浇愁之时，对蒋怨恨甚深，重新起用之后自己屡受蒋提携，特别是“校长”受桂系打击，被迫下野，已是落难之人，在这种时刻，陈明仁的心情颇不平静。

    黄杰从陈明仁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话起了一定作用，于是趁热打铁讲了“校长”如何寄厚望于“子良守长沙再著四平战功”之类的话。

    提到四平战功，陈明仁内心的反感又浮了上来。

    黄杰掏出蒋介石的亲笔信，说：“长沙不能守的话，可退守湘西，校长信中有明确指示。”

    陈明仁看了信，摇头叹了一口气。蒋介石写道：

    <small>弟一生革命史，自当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冰雪（黄杰）面告。</small>

    黄杰见陈明仁对蒋介石的信没有任何表示，问道：“仁兄是想死守长沙还是退守湘西？”

    陈明仁道：“我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我的原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也不为矣！”

    随后，陈明仁与黄、邓共进午餐。餐后，黄、邓二人趁酒劲未去，一边大讲忠孝节义的空话，一边继续煽动陈明仁“再建四平战功”。提起四平之事，陈明仁便心生厌烦，黄、邓的说项自然驴唇不对马嘴。

    这天下午2时，师以上军官按通知准时到省府开会。本来陈明仁要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起义的决定和具体实施办法。几杯酒下肚之后，再经黄、邓二人的煽情，陈明仁心潮起伏，烦躁不安起来。

    开会时间过了很久，陈明仁还不到会，与会者在会议室议论纷纷，猜测会议主题不外两种：宣布起义或死守长沙。可见将领们到这种时候心里都没谱。

    参谋长问陈明仁：“下午的会议还开不开？”

    陈明仁不耐烦地挥手道：“你没看见广州方面的客人在这里吗？让大家等一等。”

    参谋长退出后，认为黄、邓纠缠不休，广州的客人不走，会议就开不成，于是心生一计。过半小时后，参谋长让人去向陈明仁报告，说共军先头部队过了浏阳河，游击队出没于市郊，有破坏飞机场的企图。

    黄、邓二人听说飞机场受到威胁，怕回不了广州，连忙起身向陈明仁告辞：“既然机场有情况，我们就走了，子良你要保重！”

    陈明仁将二人送到门口，说：“军务在身，恕不远送。”

    黄、邓二人登上飞机，没有径飞广州，而是到衡阳向白崇禧报告去了。

    陈明仁来到会议室，显然还没有从应付黄、邓的气氛中清醒过来。他复杂的表情令与会者一头雾水，猜不透陈明仁真实的想法，而他含含糊糊的讲话更令部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说：“诸位，目前军事形势极为紧张，不愿打内战，完全是全省三千万军民的共同愿望。我作为省主席，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绝不违背人民的心愿。我一定要使长沙市听不到枪声。”

    陈明仁并未挑明要起义，更谈不上有什么具体行动计划，甚至说：“要准备好渡船，选择好驻地。”这纯粹是防止发生不测事变的先机处置，使部将普遍认为陈明仁尚未最后下定决心。这为几天后，特务煽动部队叛逃埋下了祸根。

    这是起义之前，陈明仁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会后，驻长沙的部队就开始陆续向湘潭、宁乡撤退。

    程潜、陈明仁开始与李明灏初步谈判。陈明仁提出：“该兵团除留第232师维持长沙秩序外，其余部队于3日晚撤退完毕，解放军可于4日进城。”他“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务，以努力杀敌立功”。程潜担心白崇禧派兵进攻邵阳，提出：“盼在茶陵、攸县、渌口一线的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

    李明灏将程、陈的要求电告四野首长。

    四野首长复电：“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我方部队当照来电于4日晚入长沙。”

    8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程、陈显然不了解这些原则问题，居然提出了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要求。

    毛泽东、朱德接电相视大笑，但是伟人毕竟是伟人，有着博大的胸怀，既然曾许诺对方“可权宜处置一切”，当然不会食言，毕竟是临时机构。

    8月5日，毛、朱复电程潜、陈明仁：

    <small>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须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small>

    毛、朱的上述电报发出之前，本来一帆风顺的湖南起义忽然风波迭起，陈明仁部发生了叛乱。

    <h3>叛乱</h3>

    8月4日，《湖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条重要消息：“湖南十万军队放下武装，向傅作义看齐。”

    这条消息显然是不准确的，湖南军队是准备“起义”，与“北平方式”是两码事，更不可能像长春郑洞国那样“放下武装”。发消息的新闻记者混淆了起义、改编和投诚这三个待遇相差甚远的概念。李明灏看到报纸顿时感到会对起义部队产生消极影响。

    这条消息在陈明仁的司令部引起了风波，陈明仁本人作出了强烈反应，他认为受到了侮辱，说：“湖南还没打仗，怎能与北平同日而语？”

    正在陈明仁发脾气的时候，派往春华山与四野和谈代表团谈判的两名代表适时返回，他们将接管长沙市的和谈草案六条递给陈明仁，内容为：

    一、长沙市一切军事要点均由解放军接管；

    二、市区治安由解放军维持；

    三、解放军负责维护程、陈两将军的安全，内卫可由程、陈两将军警卫人员负责；

    四、其他任何人、任何部队不得破坏治安；

    五、在未成立联合机构前，程、陈两将军所属军、警、宪部队统归新成立的警备司令部指挥；

    六、岳麓山由解放军派出部队加以控制。

    陈明仁正在气头上，于是板着面孔，对两名代表说：“我也提六条，你们好好记录。”

    两名代表连忙掏出纸笔，陈明仁的六条为：

    一、市内同意交解放军统一指挥，但岳麓山暂不能交出；

    二、目前部队需要整顿，暂难配合作战，为整训和粮食供应，长沙以西之宁乡、湘乡、湘潭、益阳、常德最好给我部驻屯；

    三、省政府迟半个月至一个月，我以辞职形式交出，新中共湖南省委暂不宣布，王首道暂不来；

    四、军队内部复杂，整编推迟；

    五、不能在整编部队后进行清算和斗争；

    六、将来配合作战，要给我部补充武器装备。

    陈明仁说完，将手一挥，说：“你们找李明灏去！”

    罗文浪和郑克林将陈明仁的意见向李明灏提出，并说：“司令官很不高兴，不知什么原因。”

    李明灏明白是报纸上那条消息引起的，随即与罗、郑重返春华山，金明听了陈明仁方面的意见，为了顾全大局，与其他代表商量后，答复说：“‘岳麓山暂不能交出’一条我方不能同意，其他均依陈将军之意见。”

    当日下午，陈明仁首先同意了双方代表最新达成的协议，解放军一个师5日由东屯渡过河，经小吴门入城接管长沙市。随后，程潜与陈明仁领衔，与30多名湖南军政要员联署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电文为：

    <small>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西安彭副总司令，南京刘司令员、邓政委，汉口林司令员、罗政委，上海陈司令员、饶政委：</small>

    <small>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至主义不行，外患踵至。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讵料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蒋即被迫退位，李宗仁代为主政，和谈重开，举国喁喁。湘人在抗战期间，出兵达三百万人，输粮逾五千万石。敌骑蹂躏，遍及沅湘五十余县，兵燹之酷，甲于他省。痛定思痛，期望和平最殷，于和平运动赞助亦最力。孰知言和实所以备战，阴谋欺骗，恬不知耻。故南京政府不旋踵即告倾覆，流亡广州，生意早绝，残骸仅存。白崇禧主战之论，荒谬绝伦，放弃武汉，窜扰湘赣，诡言空室清野，攫取公私资财，一若假反共之名，即可内钳百姓之口，外邀强国之欢。至其狃于抗战之后，妄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苟延残喘，卑劣愚昧，尤属令人齿冷。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特此布闻，诸维察照。</small>

    <small>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傅正模、刘进、张际鹏、熊新民，军长谷炳奎、彭锷、杜鼎，副军长李精一、方定凡、汤季楠、鲍志鸿、李馨、文于一、刘光宇，师长张用斌、夏日长、汤季楠、杨文榜、刘熏浩、康朴、卫轩青、曾京、张诚文，湖南省绥靖副总司令刘兴、李觉、王劲修、成刚，保安副司令彭杰如，保安师长何元鼎、王笃恭、张际泰、丁廉、颜梧，宪兵团长姜和瀛</small>

    这个通电是8月3日晚上定稿的，在讨论电文时，陈明仁做了一件极为失策的事。此前一天，第1兵团代参谋长黄克虎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建议，将军统大特务毛健钧扣押了。这时，李明灏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托，要求陈明仁将毛健钧交给中共处理，他说：“毛健钧血债累累，如何处理他非同小可，还是交给中共方面处置才妥，否则难以平民愤。”

    岂料陈明仁一听这话勃然大怒，竟不顾“恩师”的情面，拍桌大吼：“毛健钧的所作所为，都是执行我的命令，我负责。如果今天清算他，岂不明天要清算我？老子的军队还没开出长沙，老子连放一个人都做不得主了。这件事（指起义）老子不干了！”

    拟电文的李君九、温汰沫吓了一跳，连忙来安慰。李、温是陈明仁的亲信，也是中共地下组织策动第1兵团起义的内线，他们深知陈明仁有顾虑，怕“清算四平的老账”。

    李明灏为了顾全大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健钧被盛bbr></abbr>怒之下的陈明仁释放了。毛健钧立即逃到衡阳，向白崇禧告密。白崇禧了解到长沙内外军心民情之后，想出了一条毒计——阴谋策动起义部队叛逃。

    8月4日，程潜、陈明仁令刘伯谦发表通电，可是刘伯谦只是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起义通电，并未正式拍发电文，致使通电在报纸上发表多日后，中共中央及四野方面仍无答复。直至此时，陈明仁并未将发通电一事向部将通气，列名其上的将领，没有一人签名，而且还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由此给白崇禧阴谋策动部队叛逃以可乘之机。

    当日下午3时，程杰来到师部，发现参谋人员正在议论纷纷。原来，白崇禧派飞机在部队上空撒下大量传单，制造谣言，扰乱军心。

    “程主任和陈司令官都被共产党扣押了，几天来下落不明。共军要缴我们的械……”师长曾京见程杰来了，说，“得想法子稳定军心，否则要出大乱子的。”

    正在这时，师政工处长酒气熏天地撞进房间，借酒发疯地闹腾：“师长、副师长，你们放我走吧，我宁死也不投降共产党。我良心上对不起蒋校长，对不起党国。”

    曾京生气地说：“老哥，你不能喝就少喝一点，你这么闹下去，我的脑袋都会被你闹掉！”

    一名参谋拿着一份报纸神色紧张地说：“我刚从市内回来，城里炸了马蜂窝，到处都在议论我们缴械投降的事！”

    他将报纸递给曾京：“师长，头版的重头消息是：程潜、陈明仁将军率部无条件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曾京看了这条消息，说：“到底怎么回事？乱套了嘛！这叫我们怎么掌握部队？”

    程杰感到事关重大，说：“我马上回城去见陈司令官和程主任，明天一早赶回来。”

    曾京向师部人员说：“大家镇静，程副师长马上进城，明早就可真相大白。”

    黄昏时分，程杰带着4名卫兵向长沙进发。白崇禧派飞机轰炸了供电设备，长沙街上的路灯全灭了。程杰到警备司令部，接通了陈明仁的密码电话。

    “部队快乱了，飞机撒传单，特务造谣，还有报纸上说的……”程杰将部队军心动荡的情况向陈明仁作了详细报告。

    陈明仁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细声说：“你快回去，代表我给各师、团长打电话辟谣。”

    “这恐怕起不了作用，你必须火速发出告官兵书，或亲笔写信给各军、师、团长，才能安定军心。”

    陈明仁说话的声音很神秘：“今晚来不及了，我尽量快一点按你的建议办。”

    原来，在陈明仁接电话的时候，他身边也出了大乱子。负责警卫兵团部的那个团，被团长吴祖伯拉走叛逃了。这是第1兵团发生大规模叛逃的开始。

    第二天，报纸上登了两则爆炸性新闻：一是解放军将于当天开进长沙；二是程潜、陈明仁领衔，30多名军政要员联署的起义通电。

    第1兵团师长以上将领全部列名其上，而他们本人却一无所知。正在将领们纷纷猜测之时，白崇禧的飞机又在营区上空撒下大量传单。传单上说程潜、陈明仁被解放军扣押，那个通电是中共“冒名假造”的！

    这些将领也怀疑起通电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甚至怀疑程、陈可能真的受到了控制。他们了解陈明仁的性格，陈明仁绝不会“自动放下武装，向北平傅作义看齐”。

    传单还煽动军官拉队伍向衡阳方向叛逃：“来归的官长，见官升一级；拉一个团过去赏一千五百元……”

    这天傍晚，四野有一个师的部队从小吴门开进了长沙，受到1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毛泽东的画像在长沙市区到处可见，老百姓摇着小旗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界人士都在公开议论毛泽东和他的军队，他们为湖南出了毛泽东这么一位“开国元首”而自豪。

    8月6日上午，程杰发现了一桩怪事，所有的主官都不见了。他打电话给曾祥斌、范广鉴两位团长，接电话的都是副团长，说团长到师部开会去了。再打电话给师部，副师长刘克悦说：“曾师长和曾、范两位团长到军部开会去了，你为何没去？”

    “开什么会？”程杰不解地问，“怎么没有通知我？”

    这一天，程杰不断打电话给曾京和另两个团长，直到傍晚才和曾京通了话。

    “我到军部开会去了，刚回来。”

    程杰问：“通知团长开会了吗？”

    曾京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曾、范两位团长是我在路上碰到的，就一起带去了。”

    程杰发现曾京的话可疑，于是往另两个团打电话，大约晚上10点钟，终于与曾祥斌通话了：“曾团长，你白天到军部开会了没有？”

    曾祥斌一时语塞，半晌才说：“我没去哇，军部在哪儿我都不清楚。”

    程杰发现他与曾京的口径不一致，预感到他们在故意隐瞒什么秘密，决定到曾团去看一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我马上到你那里去，有事要找你当面谈。”

    曾祥斌连忙拒绝道：“我头痛得很，今晚想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请你和夫人来这里吃中饭，那时候我们好好聊聊。”

    程杰放下电话不久，有人向他报告：“曾祥斌团正在向南开动。”

    再往曾团打电话，对方撤了电话线，已经打不通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强烈地冲击着程杰的心，他立即通知各营主官注意控制部队，不要睡觉。

    深夜2点左右，第2营营长蒋绍裴来电话报告：“军部的谍报队到我们营部来了，他们说军长马上要来。第19师和第307师正从我营驻地经过。”

    几分钟后，第2营驻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与此同时，团部后面的山顶也发生了战斗。

    “到底是怎么回事？军部为什么要偷袭我们？”程杰紧张地思索着应付危机的对策。他决定将此情况向曾京报告，先探明师部的意见。电话打了很久，曾京才来接电话，他听了程杰的紧急报告，说：“军里要走就走嘛，为什么要打呢？”

    曾京说完这句话便将电话挂了，再摇，电话不通了。

    “妈的！看来他们串通一气要拉队伍走！”程杰终于弄明白了，军部白天开会就是部署连夜拉队伍往南开，之所以不通知他赴会，就是因为他是程潜的侄子！显然，他们的行动是瞒着程、陈二位将军的。

    这时，第3营驻地也出现了枪声，该营营长报告说，师部直属队向他们打枪，他们被迫自卫还击。

    程杰见窗外漆黑一团，不便调动部队，就下令各营依托驻地工事自卫。

    不久，军部情报科长毛世厚来电话，说：“程副师长，你是我的老上级，你我跟随良公（陈明仁）这么多年，谁也不愿脱离他。这次良公受了共产党的骗，和平签字后，就被软禁起来了。这两天我几次进城想见司令官，谁知连兵团部的人也不知良公的下落。警卫良公的吴团长听说良公被扣，4日晚上就把全团拖跑了。熊新民副司令官代表良公与共方谈判，他看到情况不妙也跑了。驻湘潭、湘乡的第71军也是4日晚上拖跑的。副师长，你大概不知道这几天的情况变化吧？我绝不会对长官说谎的，快拉队伍跑吧，晚了就危险了。”

    程杰听了这些情况，联想起4日晚上与陈明仁通话时，陈神秘兮兮的声音，也怀疑起陈是不是真的受到软禁了。为什么这两天陈明仁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既不发告官兵书，也不给军、师、团长打电话安定军心，难道他真的受软禁啦？

    正在程杰胡思乱想之际，电话那头传来了杜鼎的声音。

    “由于曾师长没有把通知搞清楚，使你未能来军部开会，以致发生了误会。这次和谈出了变故。不是我们不愿跟颂公和司令官走和平之路，而是共方太不讲信义，签字后不到两天就将司令官扣押了。我打电话找不到司令官，派毛科长过河去找也没下落，这两天没有司令官一点消息，这不是太反常了吗？4日《湖南日报》说我们是无条件放下武器，这不明明是要我们缴械吗？一个军人缴了械，还有什么生路？这就逼得我们非拖队伍走不可啦！”

    程杰心乱如麻，一时理不清头绪。

    “曾师长带曾、范二团已走得很远了，望你立即率部南开。”

    程杰想起程潜向他交代的“六点指示”以及陈明仁4日晚在电话里让他“辟谣”，于是对杜鼎说：“军座，说司令官被扣押那是谣言，我4日晚上还跟他通过话。共产党绝不会那样不讲信义……”

    电话筒里传来了军参谋长刘云楷的声音：“你还有什么犹豫的？不走也得走！难道你甘心做党国的叛徒吗？”

    “去你妈的！”程杰挂断电话，见天已微明，于是下令第3营向团部靠拢，准备对付军部的进攻。

    拂晓时分，程杰从望远镜里看到大队人马绕道南下，吉普车一辆接一辆。那不是军部的人马吗？哼！到底不敢从我团阵地硬闯。

    当天上午，第2营蒋营长报告：“在昨晚的战斗中，该营截获了军部200多人枪。”

    8月8日清晨，陈明仁派人送来一封信，令程杰立即到左家大屋兵团部见他。程杰赶到兵团部，发现曾京也在那里。原来，曾京并没有随杜鼎叛逃，而是溜到了范广鉴团。

    “老弟，你这次为湖南人民立了功！这些天来辛苦了！现在好了，我们总算跟颂公一道走上了光明大路。”陈明仁握着程杰的手，说，“你前天晚上一打，打回了第19师张汉辉的一个团，这个团就编入你们师，抵叛逃的曾祥斌团。”

    原来杜鼎将张汉辉团夹在军部直属队中间，程杰团晚上一开枪，张汉辉乘机将部队拉上山，脱离了军部。

    陈明仁问程杰：“杜鼎召集师、团长在望城坡开会，决定把部队拖走，你事先知道吗？”

    程杰回答说：“如果事先知道就好了，直到军部袭击我们，才晓得他们要走。”

    陈明仁说：“我派陈显微送信给你，收到了吗？”

    程杰说：“没有。”

    陈显微是第307师的一个团长，他参加6日在望城坡军部的紧急会议时，发现全军的师、团长都到会了，唯独不见程杰。军参谋长刘云楷在会上宣读了白崇禧的命令，令该军当日晚向南开进。刘云楷是程、陈方面的四名和谈代表之一，在当天上午与金明为首的四野和谈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本来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双方并无大的分歧，可是会后熊新民（第1兵团副司令官）和刘云楷恶意编造谎言，阴谋煽动部队叛逃。

    熊、刘二人是和谈代表，他们的谎言对不明真相的第1兵团将领富有很大的欺骗性。其实，白崇禧通过特务组织早就将二人拉过去了，他们的每一步棋都是“小诸葛”一手策划的。

    陈明仁的麻痹大意，也为叛乱分子提供了“煽阴风、点鬼火”的契机。

    刘云楷在宣读白崇禧的命令之前，鼓动三寸不烂之舌，造谣惑众，恶毒诋毁共产党。

    最后，杜鼎一个一个点名发问：“愿不愿意拉队伍到衡阳？”

    师长、团长们一方面慑于淫威不敢违抗，另一方面确实受到了谎言的蒙蔽，最终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

    “既然如此，诸位回去立即行动。”杜鼎下达叛逃的命令之后，将曾京师长和曾祥斌团长叫到他的办公室，特别强调说：“把程杰那个团夹在师部直属队和曾祥斌团之间，强行拖走，如有违令者格杀勿论！”

    杜鼎和刘云楷确实红了眼，他们在当晚拉军部叛逃时，有两名参谋表示不愿走，当即被他们用冲锋枪打成了马蜂窝。

    杜鼎与曾京、曾祥斌的谈话，正好被从窗前经过的陈显微听见了。他与程杰是好友，立即骑马向该团第2营驻地狂奔，从那里打电话给兵团部，奇怪的是两天来很多人打电话找陈明仁都找不着，陈显微一打就通了。

    陈明仁听了陈显微的话，十分担心程杰的安危，他对叛乱分子拉部队南逃虽然恼火，但是并未采取断然措施加以制止，而是抱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的心态。然而，程杰是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且是程潜的侄子，整个起义行动他都参与了，如果他被裹胁南逃，白崇禧一定会砍他的头。

    陈明仁当即责令陈显微派人火速送信给程杰，以免程杰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当受骗或受到突然袭击。陈显微两次派人送信，均因发生战斗而半途折回。急得陈明仁整晚提心吊胆，不断打电话询问信送达没有。

    程杰安然无恙，陈明仁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在这次叛逃事件上，第1兵团的4个副司令官刘进、彭壁生、张际鹏、熊新民叛逃，军长成刚、彭锷、杜鼎以及副军长谷炳奎、李精一、胡镇随、方定凡、鲍志鸿、李馨、刘光字也都叛逃了。第1兵团所辖9个师就有4个整师及1个团叛逃，1个师被解放军缴械。

    在起义通电中列名的30多名将领大部分叛逃，第1兵团参与叛逃的官兵达4万多人。面对内部的严重分化，陈明仁猛然惊醒，认识到他已经无力控制这场大雪崩，于是与程潜联名致电林彪，请求四野出兵相助。

    林彪、邓子恢、萧克断然下令第49军主力向宁乡、湘乡推进，该军第147师向新化推进；以第46军主力向衡阳推进，该军第138师主力向湘潭、湘乡追击叛军；以第40军向攸县推进；并令二野陈赓兵团之第13军向茶陵、安仁地区前进。

    四野各路大军开始对叛军展开迅猛追击。

    <h3>惊天动地青树坪</h3>

    白崇禧为了接应叛军，令桂系第3兵团主力开至邵阳、衡阳及其以北地区。国防部次长黄杰自长沙“规劝”陈明仁未果之后，飞抵衡阳向白崇禧报告在长沙的所见所闻。白崇禧将其挽留于衡阳，二人一起策划了瓦解陈明仁部的阴谋活动。后来，白崇禧将逃到衡阳一带的叛军进行整编后，重建第1兵团，任命黄杰为该兵团司令官。

    四野大军尾随叛军之后向南迅猛追击，使白崇禧惶恐不安，他担心华东南蒋军的命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渡江战役之后，二野和三野大军对蒋军千里追击，一口气打到东南沿海，蒋军残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全部倒下了，没一个站得住脚。

    如果不顶住四野的追击部队，白崇禧赖以起家的基业将会被林彪席卷一空。“小诸葛”犀利的目光紧盯着地图，紧张地思索反击之策。他之所以获得了“小诸葛”的美誉，绝不是徒有虚名，在他戎马生涯中曾多次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因出奇制胜而化险为夷。自从桂系起家的统一广西之战，到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白崇禧一生创造过无数以弱胜强的战例，从此奠定了他“国民党内第一军事奇才”的地位。在群雄并起的年代，桂系以一支弱旅崛起于十万大山，与各大军阀周旋，最终地方军阀被窃居中央正统地位的蒋介石一一挑落马下，唯桂系硕果仅存。究其缘由，一赖李宗仁、白崇禧精诚合作；二赖白崇禧凭借其雄才大略运筹帷幄，纵横捭阖。

    到1949年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一切纷争均已明朗。十万大山的“李白”在国民党阵营中尚未最终斗倒蒋介石这个巨无霸，而崛起于井冈山的“朱毛”就要统一天下了，自北洋诸寇窃国以来中国内乱频仍的历史即将结束。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蒋、桂军阀是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还想垂死挣扎。

    白崇禧盯住了四野孤军冒进的先头部队，决定在界岭一带以优势兵力进行反击，企图吃掉四野一两个师，从而阻止林彪大军的追击。

    白崇禧第一次打出了他的王牌—第7军，电令该军进至青树坪预先设伏。

    可笑的是，无论蒋军还是桂军，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从来没有察觉过电报密码被破译这一严重问题。

    白崇禧的电报一发出，远在武汉的四野司令部就对“小诸葛”的企图了如指掌。林、邓、萧当即电令第46军停止追击，第49军切实查明情况，“不得盲目前进”。

    第49军之第146师于8月14日占领永丰歼敌百余名，该师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遂乘胜单独向青树坪追击。

    第49军军长钟伟见第146师未收到停止前进的电令，正一头往白崇禧张开的口袋里钻，急得他在司令部团团转。好在桂系的“口袋”并不结实，只有三个师的兵力，用三个师想吃掉四野一个师谈何容易！

    钟伟自信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与政委徐斌洲等商量后，决定派第145师迅速跟进，前往增援。

    8月15日16时，第146师先头部队进抵青树坪单家井，与桂系第7军在此预先设伏的一部发生激战。师长王奎先见先头部队吃了小亏，率主力迅速跟进，于黄昏时向敌发起攻击。

    桂军以一个师在正面防御，同时迅速调第7军的两个师自两翼迂回，企图三面包围，一举吃掉四野的第146师。

    王奎先师与桂军的第236师打了一天两夜，由于桂军构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战斗成胶着状态。

    8月17日拂晓，白崇禧见两翼迂回的两个师到达指令位置，遂令三个师同时发起反击。

    王奎先一早起来，开始思索这天的仗该怎么打，他的电台出了故障，已经有48个小时未接到上级指示。当面之敌很顽强，凭他一个师要击破对方的防线很难。正在他苦苦思索之际，突然听到飞机的引擎声，他冲出房间大喊一声：“注意防空！”

    4架敌机飞临第146师阵地上空开始轰炸扫射。与此同时，桂军的炮火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急促射来，阵地顿时一片浓烟火海。

    王奎先立即反应过来，这是敌人欲大举进攻的前奏。“好哇！好久没有痛痛快快打一仗了，来吧！龟儿子，不打你个落花流水你不知道四野的厉害！”

    王奎先下令各团坚守阵地，准备迎击桂军的进攻。

    炮火一停，阵地上的硝烟还没散去，黑压压的人马就出现在王奎先的望远镜里。清一色全是着短裤的广西兵！

    桂系的第7军果然不同凡响，全是美械装备，火力很猛。那些个头不高长得精瘦的“南蛮子”仗打得贼精，进攻时突击分队猫着腰利用地形地物曲折前进，掩护分队则集中火力专打对方的机枪阵地。推进一段距离就舞锹弄镐构筑工事，待巩固了之后，再发起新的攻击。一段一段向前推进，像是军校学员搞战术课教学一样有板有眼，从容不迫。

    王奎先一面举着望远镜观察，一面寻找着敌人的破绽。他心中不禁暗暗生出几分钦佩之情：“这个第7军，还真像那么回事，果然训练有素，不愧是张王牌。不过，四野也不是吃素的，倒要看看哪张王牌更硬！”

    渡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开始了，从拂晓战至中午，桂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可是却拿王奎先这个师一点办法都没有，四野的主阵地一处都没有丢失，次要的阵地则如拉锯一样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度易手。

    双方都有很大伤亡。

    白崇禧见制伏不了囊中的“猎物”，又投入一个加强团参战。三个师又一个团对付四野的一个师，同时以飞机、大炮助阵，仗打得惊天动地。

    王奎先指挥部队打到日头偏西，由于弹药不济，一线阵地渐渐不支，已大部失守，核心阵地也丢了数处。他预感到处境不妙，一股血气直冲脑门——四野的一个师会被敌人吃掉，这可是破天荒的大事，绝对不可能的！

    政委栗在山多次提醒他：向北突围！

    他不是不想突围，只是突围必须选准时机，在敌人的包围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一旦离开既设阵地，就有可能在运动中被敌人大量杀伤，队伍有被打散的危险，后果可能就是全师覆没。因此，他决心坚守阵地以待援军，即使援军不至，打到天黑利用夜色的掩护再突围。

    王奎先、栗在山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在这里打了两天两夜，却不见友邻部队的踪影。他们不知道其他部队早就奉令停止了追击。王、栗二人最初的意图是想粘住当面之敌，为友邻部队迂回包围敌人赢得时间，这也是他们没有趁早突围的原因。

    将近黄昏的时候，从北面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其激烈程度很快就压过了第146师的阵地。

    第145师终于撕破了桂军的包围圈，与第146师会合了。第145师师长沈启贤告诉王奎先：“老兄，你的电台怎么搞的？一直联系不上。野司、兵团和军里不知下达了多少次‘停止前进’的命令，你老兄只顾甩开膀子跑，要争长跑冠军似的！”

    “我的电台坏了。我们打了两天两夜不见友邻部队跟来，正奇怪呢！”

    “你们师快撤吧！”沈启贤说，“我们掩护你们。”

    此时，太阳沉入了地平线，西边天际血红一片。王奎先望着阵地上疲惫不堪被烟火熏得乌黑的战士，噙着泪水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第146师顺着145师撕开的口子向永丰回撤。随后，第145师也边打边撤。

    桂系第7军打了一整天，最终吃不掉四野的一个师，现在又来了一个师，就更没办法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口袋中的“猎物”大模大样地走了。

    王奎先和沈启贤的部队回撤至永丰地区，与桂军脱离了接触。

    林、邓、萧于当日22时命令已占领宁乡、湘乡、茶陵、安仁、永丰等地的各路大军就地休整，待机行动。

    追歼叛军的作战行动至此结束。四野部队转入休整的同时，开始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

    参加湖南起义的部队在8月4日通电发表之前，共7.7万人，经过这次平叛之后，还剩3.6万人。

    经过双方和谈代表商定，陈明仁部于8月14日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陈明仁为兵团司令员，李觉、魏镇、傅正模、唐生明、王劲修为副司令员，仍保留3个军9个师的建制。

    8月19日，林彪、邓子恢致电陈明仁，请其率部自长沙地区东渡湘江至浏阳、醴陵地区休整。

    9月29日，林、邓、萧致电中央军委，鉴于陈明仁现有人数，建议将该兵团改编为1个兵团2个军6个师。此时，程潜、陈明仁均已赴京参加政协会议，毛泽东当面征求陈明仁等人的意见，陈明仁等表示同意。

    10月5日，毛泽东致电林、邓、萧等：

    <small>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2个军6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21兵团，第52军、第53军及第214师至219师的番号。</small>

    10月20日，四野前委根据中央指示，正式下达整编命令，将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为陈明仁，政委为唐天际。

    从此，四野的编制序列中又多了一个兵团。

 第十三章 喋血衡宝

    <h3>赣西南战役与马拉松</h3>

    四野中、西两路大军在湖南境内配合程潜、陈明仁起义之时，四野的东路大军在江西境内发起了赣西南战役。这是实现毛泽东大迂回战略，先解放广东，最后在广西境内迫桂军决战全盘计划中的一环。

    1949年7月19日，林、邓、萧等致电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并第48军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麒：

    <small>为打开进军广东的前进道路与创造有利的前进基地，并为迅速铺开进军广东的各项准备工作起见，决定第15兵团之第48军全部留于赣南，并要求该军于兵团的先头由南昌向赣州挺进。并以先头师由高安经新喻、吉安、泰和、遂川直插赣江西岸之塘江，断敌西退道路；军主力经泰和、兴国沿赣江东侧向赣州挺进。以迅速敏捷之动作占领赣南广大地区，抢占沿途公路桥梁。如赣州之敌未退，则包围歼灭之，并尽可能将伪江西省主席方天所属之两个军歼灭于赣南地区。如敌已退，即控制赣南信丰、南康、兴国地区，维持交通，剿灭土匪，保证进军广东之陈、邓两兵团后交之安全。</small>?

    湘赣战役之后，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方天率残部盘踞于赣南，兵力共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5万人。其主力曾遭到二野的歼灭性打击，部队均为新组建的，战斗力不强。

    四野第15兵团第48军根据野司的指示，于7月26日自南昌、上 9ad8." >高地区出发，沿赣江东西两岸兼路南进。

    第48军军长贺晋年骑着一匹战马，在警卫连的簇拥下向南奔驰。他本来有一辆吉普车，可是江西的山区小径使他不得不换乘久违了的战马。

    其时，方天的主力约2万人集结在赣州一带。贺军长的作战意图是：东路第142师经遂川插向赣州以南，占领南康，以切断方天南逃广州的后路；西路为军主力沿赣江南下，准备以包围姿态歼敌于赣州。

    如果说白崇禧本钱小，那方天的本钱就更小了，何况他的部队曾受到二野歼灭性打击，现在纠集的3万余人纯系乌合之众。这群惊弓之鸟，一听到解放大军的脚步声就争先恐后地逃窜。贺晋年欲聚歼该敌于赣州城下的意图当然就无法实现了。

    赣西南战役一开始就变成了追击战，双方都在赣西南的山路上比赛脚力。

    贺晋年一路疾驰，来到一处阴凉的地方，古木参天，路边溪流奔涌，跑渴了的战马拉都拉不住，纷纷跑到路边饮水。贺军长遂下令原地休息，准备午饭，同时令电台架起天线。

    吃过午饭，电台收到第144师电报：

    <small>我师已抵平江西岸，敌将船只悉数破坏，无法渡江。</small>

    贺晋年看了电报大动肝火：“什么‘无法渡江’？没有船就不能想别的办法！人家方天会把船留下来让你顺顺当当追上把他捉住给宰了？天底下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没有船还有别的东西嘛！这里是南方，到处竹子成林，稻草成堆，木板也有的是。怎么就不能动点脑筋呢？”

    军主力渡过平江不久，方天率部弃赣州南逃。在南面担负截击任务的第142师只有一个团刚刚到达南康，这个团立足未稳，就见二万溃兵一齐拥来，如决堤的洪水迅速漫过南康，随即向全南、龙南、定南一泻而去。

    贺晋年听说敌人在撤退，立即骑上马朝赣州疾驰。刚一进城，就遇到第143师师长、政委，他们报告：“军长，敌人都跑了，空城一座……”

    贺晋年挥着马鞭吼道：“你们到赣州来干什么的？还不赶快追！”

    “我们朝哪个方向追？”

    贺晋年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对身后的作战参谋说：“令各师、团不准停留，迅速追击敌人。142师向韶关，143师向全南、龙南、定南，144师折向广昌、瑞金……”

    贺晋年口述完电令，双眼一黑就晕倒在马上——中暑了。

    军部人员立即乱作一团，将军长从马上扶下，放在担架上。他们不知军长得的是什么急病，野战医院被甩在后面一两天赶不上来，只好送往外国教会开设的医院。

    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曾在赣南任行署专员。他信仰基督教，于是一些在日军占领区待不下去的洋教士纷纷来到赣南，使当地基督教兴盛一时。

    军保卫处的同志对洋人不放心，怕他们是英美间谍，于是派警卫人员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军长。

    贺晋年躺在病床上，不断接到前线的报告：“天气炎热，加之水土不服，病号多，掉队的多，非战斗减员创了纪录……”

    贺晋年说：“这里是老苏区，让他们放心追吧！跟不上队伍的，就沿路丢下来，派个收容队在后面，一面收容，一面交给老百姓安置。不要怕部队减员，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只顾逃命，你有一杆枪就能俘虏一大群。”

    部队根据贺军长的指示，一路追，一路丢，一路抓，一路捡……

    第143师自赣州向信丰、三南（龙南、定南、全南）追击，师主力由公路经南康向信丰前进；第427团抄小路直插信丰，抢占信丰桥，切断敌军后路。

    师长张兴华骑马跑了20里，忽然发现前面的路上一片狼藉，敌军遗弃的汽车、手推车、皮箱、背包拥塞了道路，漫山遍野像下了雪一样白花花一片，那是被山风吹散的文件纸张。

    师主力很快就追上了敌人的尾部，交火仅十几分钟，就押来大批俘虏。

    张兴华下令：“前面的部队不要往后送俘虏，这样会耽误追击时间。将抓到的俘虏原地集中，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编制原封不动，是连长的继续当连长，是营长的继续当营长，团师两级不要。让那些营、连长一管吃饭、二管纪律，原地听候发落。”

    天黑后，张兴华登上公路右侧的山头，举目一望，只见几十里路都有交战的火光，战线绵延几十里，双方交织在一起，已经分不清敌人在哪里，自己的部队在哪里。炮兵团看不清目标无法开炮，张兴华令留下一半人守炮，另一半人拿起缴获的枪去参战。

    师部的人也纷纷请战，张兴华手一挥：“作战科、通信科和电台的人留下，警卫连留一个排，其余的人都去打仗！”

    参谋、干事和警卫员们欢天喜地拥上公路，跟在炮兵团的后面向前奔去。

    抄近路的第427团，一路上没少打仗，那条路上的敌军也不少。敌人是乌合之众，缺乏训练，脚力比不过走了上万里路的东北大汉。从下午2时开始，一路打，一路追，一百多里的山路布满了躺在地上喘粗气的俘虏。天黑的时候，该团先头部队接近了信丰大桥。

    从俘虏口里得知敌人在桥上放了一吨炸药，准备在解放军追上来时炸毁大桥。守桥的是第69军的一个连，桥西一个排，桥东两个排。

    解放军的一个连化装成敌第77军警卫连，在两名俘虏的引领下，大摇大摆地朝桥西走去。这个连就是董存瑞生前所在的连。

    “哪部分的？”桥西敌人喝问。

    “77军警卫连，奉命来接替守桥任务。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快撤吧，共军追上来了，听见枪声没有？”

    “又不是聋子，早听见了。”

    “那你们还不快撤？”

    那名排长说：“先打个电话向连长请示，马上与你们换。”

    就在双方对话之时，电话线被悄悄剪断了，电话摇了半天摇不通。

    解放军的连长不耐烦地说：“什么破电话？别摇了，快撤吧！”

    那个排长毫不怀疑地下令撤走了。解放军朝桥东走去，经过桥中间又将引爆炸药的电线剪断了。

    桥东的敌人驻在一个炮楼里，那位连长说：“没有上级命令，我不敢擅自做主。”

    双方在炮楼的一层争执起来。解放军的连长说：“你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我可接到了上级换防的命令。你不换也行，两个连守桥把握更大，就算你们帮忙了，我还得感谢你们。这样吧，你们守一二层，我们守三四层。”

    敌连长还在犹豫，解放军连长就大声说：“77军警卫连全部上三四层！”

    解放军拥上三四层，将上面的敌人全部赶到一二层，随后朝二层扔下一颗手榴弹，说：“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看你们换不换！”

    敌人一见这架势，慌忙说：“连长，我们走吧！他们是77军军部的，咱们惹不起，躲还不行吗？”

    “你们把机枪和子弹留下给我们用！”

    那连长气鼓鼓地说：“你们不讲理，算了，我们走！弟兄们，把机枪和子弹留下，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智取信丰桥之后，第69军残部拥向桥西，被机枪打了回去。

    “77军的弟兄们，不要打了，我们是69军的，要过桥去……”

    话音未落，机枪又响了。那伙敌军吓得掉头往回跑，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过了半小时，又来了一伙敌军，炮楼上的机枪又吼了起来。

    “我们是77军警卫连，要过桥去，你们别开枪。”

    解放军战士暗笑道：“冤家来了！”

    又是一阵机枪，对方倒下一片。

    “你们吃错药啦！怎么乱打？”

    “你们想逃跑吗？没有军长的命令谁也不准过桥！”

    “我们就是护送军长的，军长就在这儿。”

    “叫军长亲自来，我们才会相信。”

    从黑暗中走出一个高大的军官，神气活现地说：“我就是军长，乱弹琴！”

    解放军连长把俘虏叫来，俘虏说：“的确是陈军长。”

    连长本想活捉陈军长，但是仔细一想，认为不妥，这样势必过早地暴露自己，招来敌人的疯狂报复。如果桥守不住，敌人不仅会逃走还会炸桥，使解放军追击部队受阻。

    陈军长和他的警卫连过了桥之后，解放军的机枪又吼了起来。这个晚上不知有多少敌人不明不白地横尸桥西，到天亮时，追击部队顺利通过了信丰大桥。

    张兴华师长策马来到桥头，看到成堆的敌尸，表扬道：“你们连打得好，为夜战信丰立了大功，不愧是董存瑞生前所在连！”

    信丰解放后，第143师继续追击南逃之敌，仗没什么好打，就是比脚力，看谁跑得快，追上去朝天开一枪就能俘虏一大片。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比赛中，不知累倒了多少人。

    张兴华身边的人都渐次投入了追歼残敌的战斗，最后只剩下一部电台和一个警卫班。他们在奔向龙南的途中遇到了大量的敌人。

    “师长，前面500米处右侧山上出来了很多敌人。”担负侦察任务的战士报告说，“正朝我们这个方向放枪。”

    张兴华翻身下马，对李参谋说：“敌人挡住了路，不解决他们，我们就过不去。现在敌众我寡只能智取。我们先布下疑兵之阵，然后进行政治瓦解。派四个兵各带一面红旗分别插在附近四个小山头上，使敌人认为已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你再带一个通信员去喊话，跟他们谈判，力争政治解决。”

    李参谋依计行事。当四个小山头突然出现红旗时，敌惊恐万状，胡乱放枪，红旗上都穿了不少弹孔。张兴华带电台人员和一挺机枪登上一个山头后，朝敌人打了几百发机枪子弹。

    此时，李参谋喊道：“别打枪了，听我喊话。蒋军弟兄们，你们已陷入四面包围，不要白白牺牲性命，快派代表来谈判吧！”枪声顿时沉寂了。

    “共军大哥，你先过来谈！”

    李参谋说：“好！我过去谈，我不带枪，你们放心吧！”

    李参谋从山林中钻出，下到公路上，敌正、副团长随后从公路两侧的树林里闪出。三人在公路上开始谈判。

    “我军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保证你们军官的私有财产不受损失。你们的士兵愿留下的可参加解放军，愿走的可发给路费。”李参谋说，“你们愿意投降就到信丰集合。”

    敌团长一脸苦相，说：“我们早就不想打啦！打是打不过你们的，岂料跑也跑不过你们！既然跑不脱，我们还是投降的好。”

    李参谋写了一张纸条，交给那团长，说：“马上集合你的队伍开往信丰，把纸条交给军管会，他们会安排食宿的。”

    300多名敌人就这样被轻易解决了。

    从信丰到龙南，连续追了四天四夜，双方都人困马乏。战斗都在公路上进行，路上躺满了人，有的是死的，有的则鼾声如雷，活人枕着死人呼呼大睡是极平常的事。

    张兴华的坐骑一小时可走60里，是罕见的良马，几天下来也吃不住了。一次，张兴华在马上打瞌睡，那马突然倒下了。他从地上爬起来，看到马口吐白沫再也站不起来了。在离龙南不远的地方，敌人设了一道防线，部队攻击受阻。张兴华趴在一块山石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数敌人的火力点，数着数着就睡着了。突然一阵枪响，张兴华惊醒过来，发现帽子被敌人打飞了。

    8月23日午夜，第143师主力进抵龙南城下。敌人的机枪在城墙上喷吐着火舌，枪声在群山间回荡。

    张兴华正在考虑如何打掉敌机枪火力点，那机枪就莫名其妙地哑了。解放军战士悄悄逼近敌机枪阵地，发现枪手正压着机枪睡大觉。

    入城一看，街道上躺满了人，那呼噜打得此起彼伏，一阵一阵如惊涛拍岸。

    “蒋军弟兄们，你们都解放了，进房子里好好睡吧！”

    “就让我们原地睡一觉吧，机枪步枪你们随便拿，刚才军官用鞭子打都没醒来。”

    赣西南战役于8月29日落下帷幕，四野第48军以伤亡200余人的轻微代价，取得了歼敌8850余人的战果，解放县城14座。至此，江西全境解放，由赣入粤的门户被彻底打开了。

    <h3>“小诸葛”的滑铁卢</h3>

    青树坪之战，桂系的王牌第7军未能吃掉四野的那个师，白崇禧沮丧不已。他深感对手的实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自己。

    白崇禧与所有资产阶级军事家一样，将物质的因素看成是压倒一切的力量。他不断通过秘密电台与美国第7舰队司令白吉尔频繁联络。

    此时，白吉尔的旗舰正锚泊于香港。白崇禧急欲面见这位“洋救星”，经过几番周折，双方约定8月中旬在广州会晤。

    双方在广州一见面，白吉尔就重申他的承诺：“只要白将军的部队到达广州，美国第7舰队将尽力保障供给。”

    白崇禧得到了这一承诺，立即与李宗仁会商对策：如何将桂军调入广州。

    由于老蒋作梗，国防部长的权力桂系是把持不住的，他们想出了一个迂回战略，让粤籍将领出面向老蒋施压。

    余汉谋、薛岳等粤籍将领开始为调桂军入粤奔走运作，最终受阻于国防部。

    余汉谋见白部入粤无望，拒绝就任华南军政长官一职。

    白崇禧在广州一筹莫展，白吉尔亦徒唤奈何。为了入粤接受美国的这批军火，桂系主力在衡阳一线已滞留了两个多月。不久，衡阳变成了“小诸葛”的滑铁卢。

    9月9日，在汉口的四野总部，前委的四位负责人林彪、邓子恢、萧克和赵尔陆，正在召开碰头会，研究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萧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着军委的电报：

    <small>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small>

    <small>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small>

    <small>三、另以两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做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small>

    <small>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7军、第46军、第48军）及鲁道源之第58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small>

    <small>五、以上三路我军（共8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small>

    <small>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small>

    四野前委讨论了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决定结束休整，转入秋季作战。

    9月10日，林、邓、萧、赵确定了进军中南的作战部署：

    以第12兵团、第13兵团、第15兵团及二野第4兵团分三路南下。东路为第15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由陈赓统一指挥，从赣州经南雄、始兴南进，攻占广州。随后第15兵团留粤，第4兵团则西进桂南，成为合围白崇禧部的南路军。

    西路为第13兵团，由程子华指挥，从常德取道沅陵、芷江，直插柳州，切断白部西逃贵州的道路。

    中路为第12兵团，由肖劲光指挥，待左、右两翼进至适当位置之后，进逼集结在衡阳、邵阳一线的白部主力，力争歼敌一部，然后尾敌入桂。最后会同陈赓、程子华两路大军，歼白部于广西。

    这个战略部署的目的是围歼白崇禧部于广西，当时谁都没料到会在湘南打一个衡宝战役。

    <h3>黄埔密谈</h3>

    西路程子华兵团于9月13日从常德、桃源等地出发，直扑湘、桂、黔三省门户芷江。18日占领沅陵，19日占领溆浦，21日占领泸溪、辰溪。

    白崇禧精心部署的“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确保芷江和保持湘西公路的畅通，他将第103军自永丰以西地区调到芷江北面的怀化一带。

    此时，白崇禧的主力桂系3个军仍摆在粤汉铁路线上，其中第7军位于衡阳，第48军位于永兴至耒阳，第46军深入到了广东的乐昌。他仍没有放弃进入广东的企图。

    恰在白部左翼战线出现危机之时，蒋介石突然飞抵广州，电邀白崇禧赴穗会商。

    9月22日，白崇禧自衡阳飞抵广州，随即赴黄埔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将白崇禧唤入密室，闭门长谈。这次长谈改变了白崇禧一生的命运。后来的事实证明“小诸葛”到底还是没能算过老蒋，他被老蒋的“鳄鱼眼泪”欺骗了<tt></tt>。

    二人首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蒋介石噙着泪水，苍老的声音一下子就搞得白崇禧心绪不宁。随后，老蒋用极为情绪化的语调“推心置腹”地说：“回顾当年北伐出师，你当了我的参谋长，我们二人精诚团结，合作无间，所以能够取得全国统一。其后我们二人分道扬镳，以致同室操戈。及‘七七卢沟桥事变’，我们二人又携手合作并肩作战，终于获致抗战的胜利。有了这些历史教训，使我个人深信，今后局势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彻底合作，则事尚有可为。”

    蒋介石的“肺腑之言”使白崇禧深受感动，“小诸葛”决心摒弃前嫌，与蒋介石第三次携手合作，以挽狂澜于既倒。

    随后，蒋介石提出了防守西南的战略：以陕西胡宗南部保卫川北；鄂西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白崇禧节制的黄杰兵团（重新组建的第1兵团）增援贵州，使川黔能与两广连为一体，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和鲁道源兵团则兼顾湘南粤北；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调两个军到广州驻防。

    蒋介石的上述方案，使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同时要兼顾湘南、贵州和广西、广东四个省。白崇禧已经被老蒋的“魔法”搞得神志不清，居然满口答应了蒋介石的计划。在他看来，老蒋防守整个大西南的雄心比他防守两广的魄力大得多，但他却没有认识到防御面太广兵力分散的致命弱点。

    白崇禧走出黄埔密室，与进去时简直判若两人，他不再站在桂系的立场（或老蒋的反对派的立场）看问题。他认为只有支持老蒋，才能整合国民党各派系的力量，一致对外。

    他返回衡阳之后，发现四野中路大军亦分头南下，于是令分布在广东边境的桂系两个军沿粤汉路北上，集结于衡阳到宝庆（邵阳）一线。

    经过近千里的撤退，“小诸葛”认为桂系军队有如压缩到极点的弹簧，将要强劲反弹了。相反，他认为四野大军万里南征已是强弩之末。

    白崇禧虽然跃跃欲试，但他还没有糊涂到欲与林彪决一雌雄的地步，他是想寻找对手的弱点，抓住孤军冒进的一路，然后突下杀手，攻歼一路，迫使其他各路停止追击，形成在衡宝一线对峙的局面，以“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争取美援。

    桂系主力北上衡宝一线的信息传至武汉，林彪大<samp></samp>吃一惊——“小诸葛”分明摆出了决战的架势，而他根本就没有做好决战的准备。这次三路大军南下的部署是根据毛泽东9月9日电报精神制定的。电报指出：“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部队监视，而不做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绝不会和我们作战。”

    林彪和四野其他首长事先一致认为白崇禧不会在湖南境内作战。

    而现在白崇禧居然摆出了决战的架势！

    “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林彪的特点，他发明的“四快一慢”战术中的“慢”就是“对已完成防御准备的敌人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充分准备之后再攻击”。既然没有做在衡宝与敌决战的准备，他当然不会轻易投入战斗。

    林彪既然认准了对手要决战也毫不含糊，迅速作出了在衡宝一线决战的部署。1949年10月4日午夜，林彪向萧克和盘托出了他深思熟虑的战役计划：“令已攻占芷江的西路军程子华兵团向东迂回衡宝之敌左侧背；令第18军由东向西迂回至敌背后，断敌南逃退路。正面之中路军暂勿南进，原地集结，待其他各路大军迂回至指定位置之后，四面包围衡宝之敌，一举而聚歼之。”

    野司根据上述指示，即令中路军肖劲光兵团：“现地停止待命，严整备战，以俟我兵力之集中。”

    次日上午10时30分，野司电令西路程子华兵团和中路肖劲光兵团：

    <small>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在此情况下，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攻击准备，然后待命攻击……以第41、第45两军及第40军、第49军之各一部首先围歼水东江、宋家塘地区之敌……目前已突过衡宝公路之我军则应在水东江、宋家塘以南地区集结，在公路以北者暂勿南进……各部皆须做敌向我进攻、向东或向南撤退以及原地不动等三种情况的处置，并以机动精神处理情况……第18军沿粤汉线向北攻击，第16、第17两军向渣江地区前进。</small>

    11时又令：“第38、第39两军向宝庆、祁阳前进……”

    18时，野司电令各部：“如敌大举向我进攻时，各部队可采取诱敌深入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

    上述部署下达之后，林、邓、谭（谭政）、萧、赵致电中央军委：

    <small>一、自我向衡阳线开始前进暴露以后，白崇禧即迅速将乐昌之第46军、驻郴州之第97军、驻耒阳之第48军以火车陆续调至衡宝之间，配合原在该地之第7、第71军及第126军之一个师，第58军之一部企图与我决战。敌之力量相当强大。</small>

    <small>二、我第38、第39两军已占芷江黔阳，黄杰不战而退。</small>

    <small>三、我集结优势兵力而歼敌，本日已令第38、第39两军向宝庆、祁阳前进，准备参加衡宝线决战，届时如敌改变与我决战计划时，该两军即中途向全州前进。</small>

    <small>四、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5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情况会反而不能作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团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small>

    <small>五、桂军行动狡猾迅速，长于山地作战，我部队已有多次吃过其小亏。</small>

    毛泽东同意了四野首长的判断和作战部署，回电指出：

    <small>一、同意5日12时电，5个军靠拢的作战部署。</small>

    <small>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small>

    <h3>白崇禧想起了张灵甫</h3>

    就在中路肖劲光兵团各部奉野司电令停止南进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四野的作战部署，也使衡宝战役充满了戏剧色彩。

    第45军第135师正处于急行军中，24个小时没有架设电台天线接收上级指令。当其他各部均奉令停止南进并收缩阵线之时，该师单独挺进，长驱直入，一昼夜南进了160里。

    第135师在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的率领下，于10月3日凌晨绕过永丰城，从敌防区的接合部乘隙向纵深穿插。4日夜，该师前卫第403团占领水东江，侦察员通过水东江交通枢纽转运站的有线电话，冒称转运站长，不仅摸清了敌兵力部署情况，还命令运输队送来8车白面和军服。随后，全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水东江和宋家塘之间迅速越过了衡宝公路。5日中午，该师已进抵敌一线阵地的背后，到达沙坪和灵官殿一带，正处于衡宝防线的核心区域。

    10月5日14时，丁盛、韦祖珍向军部电报了他们南进的情况和该师现在的位置。第45军军长陈伯钧和政委邱会作大吃一惊，如果不是有南进情况的详细汇报，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该师居然位于敌心脏地区！陈伯钧和邱会作不知该师孤悬敌后，处于重兵包围之中这一情况是福是祸，立即将情况同时上报兵团部和野司。

    机要员将这份紧急电报送进野司作战室，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参谋人员一面紧急进行图上作业，一面议论纷纷。萧克命人立即将林彪请来。

    林彪走进作战室，吵吵嚷嚷的参谋人员立即肃静，将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他那张苍白的脸。

    萧克用手指着地图，说：“林总，45军刚来急电，135师由于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他们经过连续24小时的强行军越过衡宝公路，已到达沙坪、灵官殿一带。”

    林彪的目光盯住地图上的沙坪、灵官殿两个地名，这两个地名刚刚被参谋人员套上了一个椭圆形的红色小圈，在红圈之外到处是蓝色的怪圈。

    “这个135师被包了饺子，”一个参谋小声议论道，“太危险了。”

    “不！”林彪指着地图上的蓝色怪圈说，“这些蓝圈没有反映实际情况，事实上敌重兵位于135师以北，而他们的南面则较空虚。”

    萧克若有所思地说：“我军是在敌后战场严酷的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不断受到日、伪、顽军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大规模‘扫荡’。我们的指战员都有‘打击敌人和保存自己’的作战经验。135师虽然处境不利，但对全局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林彪挥手让参谋人员退出，独自在地图前的一把藤椅上坐了下来，一手托腮，陷入沉思。

    与此同时，白崇禧在衡阳总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作战室墙上那幅巨大的军用地图还没有将沙坪、灵官殿两个地名圈上红色。显然，他们还不知道有一个师的“共军”已揳入蓝色防区的核心。

    白崇禧听了参谋长徐祖贻的敌情报告后，对与会将领说：“北面共军进展迟缓；西面共军则来势凶猛；东面共军除一部有迂回我右侧背企图外，大部将投入粤境作战。我有两个方案供大家考虑：一是守，二是撤。守，不能死守，只能以攻为守，寻找共军弱点，各个击破。共军在整体上占有很大优势，但他们兵分数路，为我寻机攻歼一路提供了可能。如果我军利用铁路和衡宝公路迅速调集兵力，就有可能在某一路形成局部优势。一旦击退共军一路，就能打乱其全盘计划，缓和我衡宝防线受到的威胁。”

    白崇禧讲到这里，发现与会将领大多皱着眉头，似乎对以攻为守之策抱怀疑态度。事实上，他本人也没有多少信心。他一直在寻找对手的弱点，可林彪行事谨慎尚未露出明显破绽。虽然分为三路，可是每一路都有很强的实力，都是他啃不动的骨头。

    “至于撤，也有两个预案：一是沿粤汉线退守韶关一线；二是沿湘桂线退守黄沙河至龙虎关一线。”

    与会将领大多主张撤往广西，去守他们赖以发迹的根本。

    白崇禧叹了一口气，说：“衡阳是个三岔口，两条铁路在此交会，是粤桂两省的门户，衡阳一失，两广均受威胁，这就是我军滞留在此达三月之久的原因。撤是迟早要撤的，我们总不能让人家吃掉，但什么时机撤却值得考虑。如果不让敌人受到一定的打击，一味撤下去，我们只好下南洋了！我想再等一等，无战机可寻再撤不迟。你们要做好战与撤两手准备，要做到一声令下就能行动。”

    直到黄昏，白崇禧在衡阳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才告结束，将领们忧心忡忡地离开了长官部。

    黄昏时分，林彪从藤椅上站起，开始口述他的最新作战命令。这道命令同时下达给第135师和第45军、第12兵团。他决定直接指挥丁盛的这个师：

    <small>丁、韦并第45军、第12兵团首长：</small>

    <small>一、你师明日上午应在现地休息和待命，准备下午向湘桂路前进，于6日12时左右突然进至洪桥、大营市之线翻毁铁路。</small>

    <small>二、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特别注意联络我们。</small>

    <small>三、目前敌后甚空虚，你们须采取灵活机动的独立行动袭击小敌，截击退敌。</small>

    林彪决定首先切断白部的退路，因而令第135师作半天休息，进至洪桥、大营市一带去破坏湘桂铁路。而令东路的第46军和第18军向粤汉铁路挺进。

    一旦衡阳以南的两条铁路被切断，白崇禧就不得不在衡宝地区被迫决战了。能否抓住白崇禧这个最狡猾的军阀，关键在于第135师能否断其后路。

    10月5日夜，桂系第7军副军长凌云上奉命到水东江设指挥所，他自邵阳（宝庆）赶到水东江时，有人向他报告：<cite></cite>“第176师有位传令兵亲眼看到有一支近万人的共军，从水东江以南的小路向灵官殿方向开去。”

    凌云上急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清晨。”

    “你们向上面报告了吗？”凌云上追问。

    “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别说过去了一万人，就是过去了一万只麻雀也不可能只他一人看见，其他人难道都是瞎子？”

    凌云上立即打电话给军长李本一：“军座，有人说亲眼看到近万人的共军越过公路，抄小路开往灵官殿方向去了。此事不管是否有误，我认为均应派人查实。”

    李本一吃惊地说：“果真有此事，问题就严重了。我马上派人去查。”

    第7军派出的侦察分队在宋家塘小学遇到一位教师，那教师面对凶神恶煞不敢说谎，战战兢兢地说：“确有大股戴五角星军帽的队伍过了公路，向南去了。人数多少说不清，估计有几千人。”

    李本一得到确证已是深夜，他连忙下令第176师沿“共军”南进路线进行追击，并打电话向衡阳总部报告。

    白崇禧听完紧急军情报告，立即走进作战室，猛力拉开军用地图前的暗红色布帘。凶相毕露的目光紧紧盯住沙坪、灵官殿一带。他想起了一个人，那是蒋军王牌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

    1947年5月，蒋介石调集重兵欲寻山东解放军主力决战。张灵甫率第74师孤军揳入山东解放军沂蒙根据地的腹地，想以“中心开花，四面合击”的战术，诱解放军主力包围他那个王牌师，然后其他各路蒋军再实施反包围，一举聚歼山东解放军主力。张灵甫的计划最终因忽视了两个因素而落空了：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二是过低地估计了对手的力量。他的王牌师竟守不住一个孟良崮，在各路蒋军“四面合击”之前就被解放军吃掉了。张灵甫不仅因他的冒险计划送了命，也使整个山东战局发生了逆转。从那以后不再是蒋军四处寻解放军决战，而是解放军转入了反攻。

    白崇禧之所以想起这个战例，是因为眼下的情形颇为相似。在他的想象中，共军几次寻他决战都落空了，于是就有了个张灵甫式的冒险家率一个师揳入了他的防区腹地，其想法也许与张灵甫如出一辙——“中心开花，四面合击”。

    “小诸葛”的眼珠滴溜溜转了一阵，他感到浑身的血液都快沸腾了。他抓起一支红蓝铅笔狠狠地戳在地图上。

    他想一口吃掉共军的“张灵甫”，使湘南战局为之发生逆转！

    白崇禧想到这里身体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他用斩钉截铁的声音下达了围歼四野第135师的命令。

    此时，已是10月6日凌晨。

    参谋拿着记录的电文稿匆匆离去之后，白崇禧推开窗户，一股凉风扑面而来。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全局形势，认识到刚才的冲动有些天真。

    即使吃掉了四野的那个师，也绝对不会发生扭转整个战局的奇迹。因为四野的那个师是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部队，鬼知道那个师长姓甚名谁？而张灵甫的那个师则不同，它是天字第一号的“御林军”，因而它的覆灭可以震慑其他部队，使它们在孟良崮战役之后纷纷掉头逃遁，这就是山东战局发生逆转的原因。

    林彪手里有几十个师，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四野！

    白崇禧走到地图前又皱起眉头重新思考起来。

    <h3>包围与反包围</h3>

    10月6日拂晓，桂系第176师在孙家湾一带发现了解放军的阵地，当即发起攻击。驻守阵地的是四野第135师第405团，该团一连击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

    丁盛师长正准备率主力向洪桥、大营市挺进，去执行野司下达的破坏湘桂铁路的任务。孙家湾阵地吃紧，使他预感到南下以来最残酷的战斗就要到来了。他随即将面临的紧急情况向野司作了报告。

    野司回电指示：

    <small>你们受到敌4个师的包围，应立即占领有利地形，构筑环形防御工事，准备抗击优势之敌的围攻，吸引住敌人，以便我加以围歼。</small>

    蒙蒙秋雨使视线一片迷茫，那一带山林甚密，双方很快就犬牙交错混战起来。

    白崇禧调集桂系主力第7军和第48军各2个师，企图围歼四野第135师的电报，于10月6日上午被四野破译了。

    四野前委致电中路第12兵团肖劲光等：

    <small>一、桂敌调动甚速。因此，我各部亦须能及时应付，野司对密息能及时了解。因此，在目前时期，我第40、第41、第45、第46、第49、第18等各军行动，暂时由我直接指挥。故各部特别是先头各师，应特别与我们保持电台联络，随时报告敌情及位置，以便根据密息，及时调动，配合行动。</small>

    <small>二、我第12兵团前梯队，应设法驰赴永丰及其以南，担任战场指挥，准备进行大围歼战。</small>

    林彪再次越级，直接指挥各军及各先头师，令第135师用一部与当面之敌周旋，拖住敌人，其主力向湘桂铁路挺进，炸毁铁路和桥梁，不惜任何代价，切断敌西逃的退路；令第133师、第134师向水东江、演陂桥一带的第7军攻击；令第41军之第122师、第123师向敌第71军攻击；中路军其余各部向衡宝公路西南挺进；西路军第38军、第39军向祁阳挺进。

    四野数十万大军从东、西、北三面迅猛扑向衡宝一线的桂系主力。

    这一天是白崇禧一生中最紧张的日子，他在作战室如困兽般来回踱步。参谋们根据电话和电报将战场上的最新态势标在地图上。参谋长徐祖贻被雪片般飞来的电报和此起彼伏的电话搞得晕头转向。稍有片刻闲暇，他就不失时机地劝白崇禧下令全线撤退。

    “从粤北方向攻来的共军已经迂回到我军右侧背，一旦被其切断后路，我们只能步杜聿明的后尘了。长官快下令撤吧！晚了就全完啦！”

    白崇禧不耐烦地说：“撤是一定要撤的，但是必须先吃掉共军的那个师！”

    于是，徐祖贻只好催促第7军军长李本一加紧进攻，限令在黄昏前解决战斗！

    第7军曾在北伐战争时赢得了“钢军”的称号，全面内战爆发后，第7军也一直没有吃过亏，加上不久前在青树坪又赢得一个“大捷”，因而异常骄傲。他们在衡宝一线到处张贴自吹自擂的标语，什么“钢军硬，八路不敢和我碰一碰”等等。一旦真的和“八路”拼起来，始觉“钢军”还不够硬。

    4个师围歼1个师，从拂晓打到黄昏，硬是拿四野那个师没辙。而雨天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仗更不好打。

    白崇禧终于沉不住气了，走到徐祖贻的面前，开始口述全线撤退的命令：

    一、本署为避免于不利状况下与匪决战，于7日向武冈、东安、零陵、道县之线转进，并以有力一部，击破武冈、洞口之匪，解除左侧威胁，然后诱匪至湘桂边区，相机予以打击之。

    二、第10兵团，指挥郴州附近第97军及第46军（欠第174师），自郴州地区向道县转进。

    三、第11兵团，并指挥第174师及第304师，自湘江西侧地区，向零陵转进。第10兵团副司令罗活，指挥第126军自东安沿新宁向武冈前进，并以第305师固守武冈，以待第3兵团之到达。

    四、第3兵团除以第46军之第174师，继续留置祁阳冷水滩各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掩护我主力西进外，该兵团指挥第7军及第46、第48军主力，向东安、武冈间地区前进，迅速向突入武冈附近地区之匪军攻击而歼灭之。

    五、第1兵团，除派出有力部队，继续留置仙槎桥、邵阳、三口铺之线担任掩护外，指挥第14、第71军沿塘田市、桃花坪、竹篙塘之线，右与第174师联系占领阵地，阻击匪之南进，掩护第3兵团对武冈当面之匪军攻击。当第3兵团实施攻击时，并应以有力部队，向洞口、江口方向攻击，以策应我主力方面之作战。

    六、第17兵团，指挥所属仍在会同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拒匪南犯。

    白崇禧口述完撤退的命令，抓起电话对接线员说：“要第7军李本一。”

    电话那头很快传来李本一的粗嗓门：“报告长官，天太黑，今晚恐怕解决不了战斗。我们抓到了几个共军俘虏，当面之敌是四野第45军第135师，师长叫丁盛……”

    白崇禧不耐烦地打断李本一的话：“你没有在白天解决战斗，战机已失，我已下令全线撤退。”

    李本一着急地说：“再给我一天时间，我保证吃掉共军这个师！现在撤退的话，那不是半途而废吗？”

    “等你吃掉了共军那个师，共军会把我们整个都吃掉！”白崇禧扯开上衣纽扣，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压抑满腔怒火，尽量用较平和的语调说，“从晚12点起各部按计划依次后撤，你现指挥的4个师断后掩护。我明晨撤离衡阳，你部须坚持到明天上午9点才能撤退。”

    子夜，细雨蒙蒙，夜暗如漆，桂系各部相继撤退。白崇禧在衡宝一线刚刚摆出决战的架势，未及交锋，便悄然后撤了。他认为这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隐秘，待他的座机飞离衡阳和围攻丁盛师的第7军撤围南去之时，桂系各部已经走了9个小时。

    白崇禧一再失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只盯着四野节节南进的战线，却忽视了还有一条看不见的隐蔽战线。

    白崇禧电令各部后撤的电报发出不久，远在武汉的四野总部就截获了这一电报，经过技术侦察人员几个小时的努力，最高密级的电文就被全部破译了。

    林彪于10月7日5时向各部发出追击、堵击桂敌的指令：

    一、第135师截击敌第7、第48军，并配合主力聚歼该敌。

    二、西路第38军、第39军迅速占领龙潭、洞口、武冈一线，截击敌第14军、第71军。

    三、中路第41军分四路追击敌第71军及第45军第133师、第134师、第158师，分路向灵官殿、石桥铺、赤壁岭追击；第40军第119师、第120师、第118师向演陂桥、关帝庙、白地市方向追击；第49军第146师向水东江追击，第145师向水东江以东地区追击。

    四、第46军主力渡湘江，向衡阳、耒阳挺进。

    五、二野第18军向零陵方向挺进，第5兵团加速向衡宝地区推进。

    四野中、西两路数十万大军接到上述电令，立即向衡宝地区迅猛推进。这又是一场比脚力的竞赛，敌人已经提前几个小时逃跑了，要想将其全部围歼是不可能了，必须加快速度力争尽可能多地抓住一部分敌人。

    能否抓住一大股敌人，关键在于第135师的堵击。

    林彪、邓子恢、萧克等四野首长都把目光盯在丁盛和韦祖珍的身上。

    <h3>“钢七军”的末日</h3>

    白崇禧的座机在蒙蒙细雨中飞离衡阳，他最牵挂的就是担负掩护任务的第7军能否安然脱险。

    此时，在灵官殿以南的山地，李本一的4个师与丁盛的3个团完全搅在了一起。李本一无心恋战，令各师摆脱解放军的纠缠，向南转进。在前一天的围攻战中，李本一害怕解放军向北突围，因而他将主力摆在北面，现在想南逃，就得强行通过解放军的防区。他不想战也得战，解放军死死缠住他不放。

    李本一见脱不了身，于是下令各师向“共军”猛攻。他对副军长凌云上说：“狠狠地打，不打痛他，他是不会松手的！”

    丁盛令各团“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拖住敌人！”

    第135师受到优势之敌的分割包围，师部和第404、第405团在四水塘、何公殿地区抗击敌一拨又一拨凌厉的攻势。第403团被包围在赤壁岭、神仙洞一带，与师部失去了联系。

    10月7日上午10时，蒙蒙细雨化为倾盆大雨，李本一立在山头上举目四望，到处都笼罩在茫茫烟雾之中。只听得见枪炮声，却看不清战况。他对参谋长邓达之说：“这个仗打得太窝火，浑身有劲使不上。老天爷偏心眼儿，一个劲儿地下雨，分明是帮共军的忙！”

    邓达之提醒道：“军长，不能这么打，干脆下令各部分散南撤，救出多少算多少。共军主力已越过衡宝公路，离此不远了。”

    李本一叹了一口气，说：“共军擅长夜战，现在雾大，跟夜战差不多。令各师边战边撤，不要被共军死缠在一地。”

    下午1时左右，雨住风停，天空突然放晴。桂军南移的行动被第135师发现了，丁盛和韦祖珍率部从密林中杀出，迅猛侧击桂军。双方又混战在一起，在方圆几十里的区域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十几个战场。

    战况最激烈的是赤壁岭和神仙洞一带。第135师第403团与师主力失去联系后，在此孤军奋战。该团被敌一个师包围，其防御阵线又被敌一个团揳入，使第1营与团主力被分割为两处。连续作战弹药消耗很快，他们采用以攻为守的办法，多次发起反击以缴获敌军的弹药。这样做的后果是付出更大的牺牲。有些连队处在敌昼夜攻击之下，无暇生火做饭，战士们只好边战斗边嚼生玉米粒。

    战至黄昏，第403团团长刘世彬、政委李济宗和军组织部长林谦商量后，决定利用夜间突围，向师主力靠拢。

    又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敌我双方都在利用夜色的掩护调动部队。桂军是想脱离现地南逃，而解放军则是要运动到更有利的位置去截击敌人。

    黑暗中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情。敌我双方有时行进在同一条路上，有时同宿一村，彼此互不知底。经过长时间的恶战，双方都很疲劳，他们不能通宵睡觉，往往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就迷迷糊糊上路了。天一亮笑话就出来了，桂军混入了解放军，解放军混入了桂军。有组织的就打了起来，没组织的就稀里糊涂地“跳槽”了。

    10月8日拂晓，第403团主力经过一夜穿插，与师主力会合了。这天清晨又下起了小雨，双方再次发生激战。

    桂系的王牌第7军已陷入重围之中，李本一发觉东、西、北三面压过来的解放军都与他的部队接上了火，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使他浑身不住地战栗。这种久违了的感觉使他想起了20年前第一次上阵打仗时的情景。

    “为什么会发抖？”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可理喻，“是什么原因使身经百战的将军变得跟新兵一样胆怯？”

    作为“钢七军”的军长，李本一对蒋军的“五大主力”很不服气，及至“五大主力”先后被歼，他的心中就有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他从来没有把当年的土八路放在眼里，这就是衡宝公路上贴满“钢军硬，八路不敢和我碰一碰”的原因。

    经过两天两夜的恶战，他的自信心已经荡然无存。白崇禧曾经对他说过：“共军的实力并不强，他们靠的是人海战术，以大吃小。”他与四野的第135师激战两昼夜，终于明白对手的实力简直太可怕了。

    李本一认为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他的战斗力靠整体协调才能发挥出来，如果将这架机器拆成一个一个的零件，也就瘫痪了。

    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却不同，它的每一个零件都有很强的战斗力，无论怎样分割，甚至将其打散，他们照样能以连、排为单位，甚至三五成群或单兵进行战斗。他们的勇敢精神不是靠长官赏赐和督战队的逼迫，而是靠自觉发挥出来的。

    这个对手实在是太可怕了！

    李本一用战栗的声音下达了分路南逃的指令。

    面临灭顶之灾，第7军的将校军官们早就红了眼，督率部队发疯一样夺路南逃。于是，这天上午的战斗就更为惨烈。

    林彪直接指挥各军、师作战，不断向衡宝前线发出指令。

    10月8日14时，野司电令：

    <small>凡遇到敌人一个团或一个师的兵力时，应首先将敌退路切断，围而不攻，等友军到达后再作有准备有配合的进攻。</small>

    8日22时，电令：

    <small>凡未抓住敌人的部队，则应参加包围友邻我军所抓住之敌或继续猛追，求得抓住一部敌人。</small>

    9日4时，电令：

    <small>为稳当起见，各部必须以二至四倍兵力的对比，去包围和歼灭敌人。如兵力太少，则甚难取胜。各部对所迂回包围之敌能单独歼灭，则歼灭之，如不能单独歼灭，则应等待友军到达后歼灭之。以第45军首长统一指挥黄土铺地区第158师、第134师、第146师的战斗。</small>

    10月8日上午，第135师接到上级电令，由石株桥向黄土铺地区转进，以堵截南逃之敌。他们绕开黄土梁敌防御阵地，由严家庙向西南穿插，黄昏时到达鹿门前的一条峡谷之中。

    前卫第405团报告，敌一个营正在峡谷东北侧高地构筑工事。丁盛亲自赶至鹿门附近观察，只见东西两侧高山对峙，鹿门村位于谷口，敌人正在东侧高地构筑工事，可用火力封锁谷口。全师陷入峡谷之中，谷口却被封锁了，处境危险。他通过仔细观察，敌人似乎并未发现。于是，他决定利用夜间，部队紧贴峡谷西侧隐蔽行进。

    秋雨潇潇，夜暗如漆，第135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峡谷。

    10月9日上午8时，丁盛接到林彪、邓子恢电令：

    <small>敌第7军等部已被我抓住，你师目前应设法坚决堵住石株桥、铜锣坪之敌南退道路，配合我其他各军歼灭该敌。</small>

    丁盛立即令第404团在界岭、鹿门一带布防，令第405团在黄土铺以北牛形山一线布防，师部和第403团占领官家嘴一带阵地，准备截击各路逃敌。

    下午2时，第405团进抵牛形山一带，团长韦统泰带各营干部勘察地形，准备分兵布防。当他们登上杉木冲一个山头时，发现黄土铺公路上有一支长约一里的行军队伍。韦团长立即令作战参谋向师部报告，同时令各营向敌出击。

    3个营9个连同时展开，如同9把快刀砍在那条泥泞不堪的乡村大道上，敌行军纵队顿时被切为数段。

    这个一千多人的纵队正是“钢七军”军部及警卫营、工兵营和炮兵营。双方虽然兵力相当，可是战斗力就差得太远了。桂军最初被冰雹般突然砸来的手榴弹杀伤了将近三分之一，随后就在公路上拼起了刺刀。精瘦的广西兵哪里是东北大汉的对手，胆小的吓得跪在泥地上举手投降了，胆大一点的蹿下公路竞相逃命。

    军长李本一在卫士的护卫下慌忙溜下公路，蹿进路边一所民房里，换上一套老百姓的衣服趁乱逃走了。参谋长邓达之是最先被俘的，由于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解放军无暇照看俘虏，让他溜掉了。不过，邓达之最终还是没能漏网，他跑到白地市又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第405团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消灭桂系第7军军部及3个直属营。随后，该团向鹿门方向转进，又投入围歼第7军第172师的战斗。

    在第405团攻歼第7军军部的同时，第404团攻占了鹿门东、西两侧高地，将敌第172师堵在鹿门至界岭的狭长山谷之中。前遇堵截，后有追兵，桂系的这个主力师进退维谷。

    10月10日拂晓，丁盛指挥第135师3个团的兵力，向狭谷里的敌人发起总攻，追击至此的四野第41军一部也适时投入战斗。桂系第172师如落进陷阱的猎物挣扎了几下，便被制伏了。

    桂系第171师向东南方向突围，于10月9日下午逃至铁塘桥、杨家岭一带，此时突然杀出一队人马拦住了去路。

    第40军第119师自10月7日凌晨开始追击，他们最初按上级指令直扑敌军演陂桥指挥所，到那里扑了个空，然后越过衡宝公路，向关帝庙、石狮岭追击。一路上，除遇到一些敌伤兵和少量散兵游勇之外，几乎一无所获。9日下午追至杨家岭、铁塘桥一带，还是不见敌人的踪影。部队连续强行军三天两夜，师长徐国夫十分失望，只好下令就地休息。在炊事员做饭的同时，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倒头便睡。有一名炊事员到河沟里去挑水，突然发现有大量敌军从山那边转了过来。他连忙扔掉水桶，跑到连里报告。

    徐国夫刚端起饭碗，突然从后山上传来一阵机枪声，他扔掉饭碗，大声喊道：“敌人来了，准备战斗！”

    师部的参谋们早就饿急了，有人舍不得放下饭碗，说：“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人机枪走火了？”

    “不可能的！通知直属队跟我上山。”徐国夫拔出手枪，带头朝后山跑去。

    登上山头一看，山背面全是敌人。徐国夫率先开了一枪，警卫营战士的卡宾枪嘟嘟嘟一齐开火。

    截住了桂系第7军第171师，徐国夫兴奋不已，他对作战科长朱玉荣说：“到底没有白跑路，逮着个大家伙！快向野司和兵团、军部发电报告。”

    林彪接到第119师的电报，立即复电：

    <small>坚决堵住南逃祁阳之敌，一人一枪一弹都要参加战斗，坚持到主力到达，围歼该敌！</small>

    黄昏时分，桂军开始向四野第119师阵地进攻。第171师是桂系实力最强的主力师，面对四面张开的大网，困兽犹斗，发疯似的猛攻公路两侧的山头，企图夺路南逃。

    天黑后，桂军的第176师前卫团尾随而至，发现前进道路被堵，也投入了战斗。

    这天晚上，白崇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在桂林官邸大发雷霆。

    “李本一太无能！4个师都还在战斗，他这个军长却失踪了！”

    自从第7军军部被袭击，李本一就失踪了。4个师纷纷越级向上报告：“跟军部联系不上。”白崇禧电令兵分两路突围，没料到向西南突围的第172师陷入鹿门峡谷之中，向东南突围的第171师又在铁栏桥、茅草岭遇阻。

    白崇禧清楚鹿门峡谷之险，从那里突围无望，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第171师身上，幻想从东南方向杀出一条血路。他电令第176师、第13?8师尾随第171师，准备从那里突围而出。

    白崇禧一度打算让已逃出包围圈的第11兵团回援，他清楚这么做只能是飞蛾扑火，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不得不忍痛割舍桂系的王牌“钢七军”，而令第11兵团迅速进入桂北防线，以阻止四野乘胜挺进广西。

    林彪于10月9日24时电令参加会战的12个师，准备于10日拂晓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击。他十分关注第135师和第119师的堵截之战。到次日拂晓，这两个师不负厚望，终将敌人死死堵住了。

    10月10日6时，林彪、谭政、萧克致电衡宝前线各部：

    <small>为尽速歼灭已被包围之敌，各部接电之后应立即出发，其任务如下：</small>

    <small>一、第40军主力应插到祁阳北之洪桥、乾山坪、白地市一线，阻敌南逃。</small>

    <small>二、第41军主力应即插至文明铺、郦家坪一线，阻敌西逃。为此，第122师应向秋塘坪疾进；第154师应向甘家嘴、荷塘亭一线疾进；第123师应即在文明铺、沙滩桥、黄家桥一带占领阻击阵地，顽强抗击自祁阳北援之敌，保证围歼战的胜利。</small>

    <small>三、第45军、第49军主力应自宝庆东之灵官殿、赤壁岭、石株桥一线向南进攻，紧缩包围圈。</small>

    <small>四、第46军应即向洪桥疾进，参加会战。</small>

    <small>五、围歼敌第7军与第48军各两个师的战场指挥由第45军首长统一指挥。</small>

    <small>六、第38军、第39军应即直向白地市、文明铺方向前进，参加大会战。</small>

    10月10日拂晓，四野中路大军向被围桂军发起总攻之后，桂军4个师困兽犹斗，进行垂死挣扎。铁栏桥、茅草岭一带的战斗尤为激烈。桂军先后发起18次大规模攻势，均被击退。到黄昏时，四野大军纷纷杀至，桂军各部被分割、穿插，顿时建制大乱，官兵纷纷逃散，趁夜钻入深山密林。

    10月10日夜，四野中路大军以大峰山为中心，布下天罗地网，在地方群众的配合下拉网搜俘。

    华中前线记者对当时情景有生动的记述：“入夜千万个火把，照亮了整个五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俘图……”

    到次日上午，密林中的搜剿战遂告结束，衡宝战区的枪炮声终于沉寂。

    四野中、西路大军一举歼灭桂系精锐主力4个师，2.9万人，俘第7军副军长凌云上、参谋长邓达之等8名将官。

    10月12日，衡宝战役的捷报发至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十分高兴，兴奋地对周恩来说：“‘小诸葛’终于吃了大亏！他的老本都输掉了，看他还拿什么赌！”

    周恩来说：“打掉了桂系的第7军，对白崇禧是个沉重的打击。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一共有7支，蒋介石有‘五大主力’，傅作义有第35军，白崇禧有第7军，至此，全部被我们消灭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当初打掉了第35军，对傅作义走和平之路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打掉了第7军，白崇禧的心情肯定不会平静，趁此时机，再做做工作，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三天后，白崇禧在桂林接到一封电报，电文说：“黄启汉抵港，负有和平使命，北京对广西尚留有余地，请审时度势进行妥协。”

    电报是前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张任民从香港发来的。

    白崇禧将电报揉成纸团掷向墙角，对副官说：“我只想对历史负责，宁可做先朝遗老，绝不变节投共！”

    <h3>直捣湘西</h3>

    四野中路大军解放衡阳等地的同时，西路第38军、第39军由芷江地区向东转进，一路势如破竹。

    10月9日，第39军解放武冈县城，歼敌2700人。

    10月11日，第49军第145师解放宝庆。

    10月13日，第38军与第49军等部在竹篙塘一带，歼灭弃守宝庆的敌第62师5000余人。

    10月14日，第41军第122师解放儒林。同日，第39军解放高沙，迫使守敌新编第8军独立第1师1000余人投降。

    至此，湘南芷江至宝庆一线全部解放。

    湘南战事结束后，林彪、萧克等野司首长将目光转移到湘西的大庸、桑植地区。为了保证衡宝战役的侧翼安全，钳制鄂西川东一带的宋希濂集团，野司命令西路第47军向湘西北重镇大庸进军。

    宜沙战役之后，宋希濂西窜脱离了白崇禧的华中阵营，而加入张群的西南阵营。为了屏障西南，阻止二野刘邓大军进入，宋希濂将第122军摆在湘西门户大庸。

    湘西地势险要，到处是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因而自古多匪。在蒋家王朝大崩溃的时候，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仇恨新生政权的地主恶霸、还乡团等反动分子以及封建会道门等旧势力，纷纷逃进湘西的深山老林成为“政治土匪”。宋希濂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大肆收编土匪，先后编了3个暂编军10个暂编师，共10万余人。这些占山为王的乌合之众以第122军为支柱，妄图割据湘西，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歼灭第122军，是瓦解湘西10万土匪的关键。

    第47军受领歼灭大庸之敌的任务后，决定兵分三路挺进湘西：

    第139师由慈利沿澧水向溪口、渔浦进击，正面攻击大庸；

    第141师由石门向九溪、桑植推进，割断大庸之敌与宋希濂主力之联系，以阻截大庸之敌向北逃窜和宋希濂向南增援；

    第140师第418团由沅陵直插大庸以西之熊壁岩、东门坪，阻截敌向川、黔逃窜。

    三路部队预定于10月16日完成对大庸之敌的合围，继而一举歼灭该敌。

    10月14日，衡宝会战落下帷幕，此时，准备进军大西南的二野主力已到达两湖地区，二野首长在武汉与林彪等协商两大野战军配合作战的问题。二野第3兵团抵达常德，正待命西进。林彪下令第47军进攻大庸，打开湘西的门户，为二野入川扫清障碍。

    第47军三路部队随即按预定路线，向指定地域进军。

    担负正面攻击任务的第139师沿澧水两岸昼夜兼程。14日夜间，前卫第416团进抵狗子垭与敌前哨接火。这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有一个团的兵力据守该地。敌团长在睡梦中被激烈的枪声惊醒，他最初不敢相信是四野打上门来了，当前方报告说“顶不住啦！共军太强大了”时，他大骂：“浑蛋，共军主力远在天边，能长翅膀飞来吗？肯定是游击队的袭扰……”

    他还没骂完，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缴枪不杀”的吼声。他握住话筒愣住了：“怎么回事，共军真的打来了吗？”这时，几发炮弹击中了团部的屋顶，将瓦片掀掉了一大半。团长本能地朝上一看，发现硝烟散去后露出了满天星斗。

    “游击队不会有大炮！”他终于清醒了，连忙穿上鞋，抱起衣服就往外跑。他一口气跑到溪口镇，喘息未定，解放军又追上来了。这个草包团长只顾逃命，哪里还管他的部队，于是又朝大庸逃窜。他身后跟了一大群军官，也都是只顾自己。

    敌人无心恋战，只顾逃命，解放军像赶鸭子一样，一直赶到大庸城下，随即夺占了子午台制高点。此时，大庸守敌也准备弃城而逃。

    第139师师长颜德明和政委晏福生迅速调派兵力，将逃敌堵回大庸城，同时将两个炮兵连调到子午台制高点。师指挥所也设在子午台，从那里可以俯瞰大庸城和西郊。师首长指挥炮兵向西门和澧水渡口不断射击，使敌人不敢在白天出逃。

    颜德明和晏福生在隆隆炮声中，焦急地等待着后续部队和其他两路友邻部队的到来。

    10月16日黄昏，第139师后卫第417团适时赶到大庸城下。该团一路翻山越岭，走的尽是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崎岖小路。他们在路上抓了几名俘虏，摸清了敌人城防的情况，一营长阎太云和三连长曲贤圣带着一个尖刀排，在夜色掩护下去执行一个大胆的计划——“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准备袭击敌军部。

    尖刀排绕过敌防御阵地，爬上城墙，摸进了大庸城。他们从俘虏的嘴里搞清了敌军部设在文庙，可是文庙在哪里却不知道。他们化装成敌军招摇过市，沿街搜索。这时迎面来了一个少校军官，阎营长立即将其擒住，喝问道：“军部在哪里？老子要见军长！”

    少校以为是收编的土匪，知道这伙杀人越货的角色是惹不起的，乖乖地说：“老哥别凶喽！带你们去就是了。”

    尖刀排一到军部门前，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了哨兵的枪，迅速冲进军部，将军长张绍勋逮住了。

    与此同时，城外的解放军三路部队同时发起进攻。阎营长一听枪炮声大作，连忙用枪抵住张绍勋的胸脯，厉声道：“流血已经没有意义了，快下令让你的部队停止抵抗！”

    张绍勋无可奈何，亲自打电话给城防部队，令其停止抵抗。

    10月16日夜，第47军顺利解放了大庸。此战歼敌第122军5000余人，打开了湘西的大门。

    同日，第47军第141师在湘西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桑植。

    自9月13日至10月16日，四野中、西两路大军在湘南、湘西两个战场，取得了南下以来最重大的胜利，歼灭敌3个军部、5个整师，共4.7万余人，其中生俘3.8万人。缴获火炮402门，枪13，071支，汽车176辆，马1116匹，解放县城24座。

 第十四章 轻取羊城

    <h3>余汉谋大搞“豆腐渣工程”</h3>

    四野中、西两路大军会战衡宝之时，东路大军也拉开了广东战役的序幕。

    赣西南追击战役之后，广东门户大开。随后，陈赓、邓华两个兵团进抵粤赣边界，盘马弯弓，蓄势待发。

    1949年9月7日，叶剑英在赣州召开作战会议，与陈、邓二兵团首长共同制订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

    叶剑英曾任红军总参谋长和八路军参谋长，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1949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广东籍，又有接管北平市的经验，这是中央派他到广东工作的重要原因。

    会上，叶剑英传达了中央指示，以及在武汉与林彪商讨的作战预案。经过周密研究，9月8日，叶剑英与陈赓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林彪、邓子恢：

    <small>作战方案：</small>

    <small>一、如敌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一个军加强之。</small>

    <small>二、如敌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之间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钳制潮汕之敌。</small>

    <small>三、由赣州经曲江、翁源、从化至广州，及由南康经龙南、和平、河源至广州之两条公路干线，由四兵团、十五兵团工兵部队分工抢修，以利交通……</small>

    这次战役由陈赓指挥。根据军委和四野首长的作战部署，以及赣州会议精神，陈赓制订了一个具体作战计划，于9月29日上报军委和林彪、邓子恢。

    陈赓计划分兵三路向广东进军：

    以二野第4兵团为右路军，9月30日出发，向汝城、乐昌、仁化进击。如敌扼守曲江、英德、翁源地区，则第14军沿北江西岸，经英德、清远直插三水，截断敌西退广西的道路；兵团主力攻占曲江，然后南下协同第15兵团歼灭英德、翁源之敌，由西面进攻广州。如敌不守英、翁，则迅速协同第15兵团南下，进攻广州。

    以第15兵团为左路军，10月1日出发，由翁源以东，向英德进击，然后南下龙眼洞、车陂之线，从东北方向进攻广州。

    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进至东莞，冲破敌顺德、佛山防线，截断广州守敌南逃退路。

    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之前，致电陈赓等：“同意你们向广州进攻之部署。”

    次日，陈赓指挥三路大军南下，揭开了广东战役之序幕。

    陈赓指挥的广东战役，是四野南下进军两广战略中的一环，他的作战指导思想必须服从于林彪歼灭白崇禧集团的整体意图。林彪在四野的绝对权威，使他的部将在军事问题上很少有人敢说“不”。而陈赓却是个例外，他是位敢于藐视权威、斗胆直陈的将军。

    四野主力直扑湘南，白崇禧将桂系部队收缩到衡宝一线，因而使“湘粤联合防线”自动瓦解了。白崇禧自顾不暇，广东的防御只能靠余汉谋集团。

    1949年初，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将陆军总司令余汉谋调往广东任绥靖公署主任。那时，蒋军精锐已丧失殆尽，编练新军为当务之急。余汉谋属粤籍将领，原为粤系军阀陈济棠旧部，后倒陈附蒋。他在粤军中颇有影响，这是蒋介石派他回籍主持军务的重要原因。

    余汉谋回粤煞费苦心，大肆收编地方部队和逃入广东的残兵败将。此时，其麾下已有3个兵团11个军33个师的番号，这与四野的编制几乎一样，但是名不副实，实际兵力只有15万人（正规军12万人，地方保安部队3万人）。战斗力更是天壤之别，方天兵团是从江西逃来的，胡琏兵团是从福建逃来的，都受到过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外省的军队是残兵败将，而本省的军队则是滥竽充数，余汉谋很清楚这些军队指望不得。他曾寄希望于桂军入粤，而蒋介石从中作梗，到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余汉谋不得不筑起三道防线，大搞“豆腐渣工程”。

    第一道防线为曲江、始兴、南雄、乐昌，由第39军、第63军防守。

    第二道防线为英德、翁源地区，由江西逃来的第4兵团（辖第23军、第70军）防守。

    第三道防线为花县、从化地区，由从青岛海运而来的刘安琪兵团（辖第32军、第50军）防守。

    余汉谋摆下三道防线以保卫广州。另外，在广东境内还有从福建逃来的胡琏兵团（辖第10军、第18军），位于粤东的潮安、汕头地区。广东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薛岳率第62军、第64军位于湛江至海南岛地区。

    余汉谋的意图是抵挡一阵，然后西逃广西与白崇禧合流，或逃往海南岛。

    <h3>广东战役</h3>

    10月2日，陈赓挥师入粤，先头部队以日行150里的速度向南挺进。粤军闻风丧胆，纷纷弃阵南逃，第一道防线形同虚设。

    10月6日，右路第14军占领乐昌，第13军占领仁化。同日，粤军又放弃曲江，继续南逃。

    10月7日，第15军占领曲江。

    10月9日，第14军占领英德。

    10月10日，第15军攻占连江口车站。

    此时，衡宝战役已经全面展开，林彪鉴于中路大军已抓住桂系主力4个师，由此判断白崇禧必率部北返援救，这是聚歼白部于湘桂边境的大好时机。于是林彪想改变广东战役计划，调陈赓兵团入桂，参加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

    10月10日7时，林彪致电军委：

    <small>一、由衡宝线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四个师，已被我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战力甚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十三兵团正由芷江东进，但一时赶不到，而我在祁阳以北兵力没有迅速消灭敌之绝对把握。因此祁阳以北战役必须相当时日才能解决。</small>

    <small>二、韶关至广州线之敌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必将放弃。</small>

    <small>三、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兵力为主。否则，今后兵力分散各省，而敌兵力反形成集中，则使战局甚为拖延。</small>

    <small>如何，盼即复。</small>

    毛泽东听说抓住桂系主力4个师，并诱白部主力回援的消息，十分高兴。于当日致电林彪和陈赓等：

    <small>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small>

    <small>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small>

    <small>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small>

    <small>……</small>

    毛泽东“完全同意”林彪的主张，是基于“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这一前提。事实上，白崇禧只是曾一度想率主力回援被围的4个师，很快他就放弃了这种打算，要想歼白部主力于湘桂边区是不可能的。

    次日上午，林彪根据谍报网已知原拟北援的桂军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还是主张不攻占广州，并坚持要陈赓兵团西进入桂。为此，他以四野前委的名义于10月11日10时致电军委：

    <small>一、从多次行动中可以看出白匪的作战方针，是集结其最精锐的主力，采流窜不定的方式寻求我之弱点攻击。其部队是很有战斗力的，行动甚快。我如不歼灭此敌，则兵力不能分散发动群众和维持交通。如分散则可能被其各个击破；如集中，但兵力不足以歼灭敌主力时，则可能被其围困，并切断我之交通；如广东敌人与该敌会合或靠近配合时，则我更难对付该敌。</small><big>９9ｌiｂ.</big>

    <small>二、根据上述情况，欲歼白匪，我方兵力须绝对优势，采取至少由两个或三个方面向敌进攻，造成围剿的形势；同时须设法使广东之敌不能与白匪靠拢，以便分割敌人，各个歼灭。</small>

    <small>三、我们意见，为了广东之敌退不回广西，则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之敌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small>

    <small>……</small>

    林彪在这份长达千字的电文中，陈述了不占广州的理由。他的作战意图是先桂后粤各个击破，用广州这一政治经济中心吸引粤军，以免粤军向广西撤退。

    林彪在致电军委的同时，电令陈赓、邓华两兵团：

    <small>如目前尚无敌人被你们围住和尚无可靠的抓住敌人的可能时，则陈、邓两兵团各部皆应现地停止待命，暂勿南进。但如某部业已围住敌人或正有把握围住敌人时，则某部可继续前进，其余部队仍停止待命。</small>

    陈赓接到上述电报之后，心情十分不快，他站在地图前思考了十几分钟，然后将叶剑英等请来开会。

    叶剑英等看了电报，都将目光转向陈赓那张涨得通红的脸。陈赓是个乐天派，生性爱开玩笑，还喜欢搞恶作剧。大家看到这位整天嘻嘻哈哈的“老顽童”突然急红了脸，都感到非常新鲜。

    陈赓站在地图前，发表高论：“首先，我表态坚决支持军委和四野关于在湘赣边歼灭白匪主力的方针。但是，对放弃进攻广州和调我兵团入桂，本人颇有看法。我们距桂林直线距离有一千三百里，从时间上计算，不如18军、46军和13兵团快，这些部队都比我们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如果我兵团放弃广东作战，恐怕会两头失算。在广西方面，我们来不及切断白匪南退后路；在广东方面，15兵团等兵力不够，难以完成解放全省的任务。”

    叶剑英等听了上述分析，均表示赞成。陈赓继续说：“不如先打下广州，我兵团再立即从水路经梧州直取南宁。”

    “陈赓同志的建议很好，我同意按此向军委和四野前委上报。”叶剑英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他怕林彪对此有看法，于是补充道，“在电报的后面加上一句，这也许是我们偏重局部的看法，如果军委及四野前委站在全局的高度，认为应当改变广东作战计划，调四兵团入桂，我们将坚决执行。”

    当日21时，衡宝战役大局已定，林彪在考虑了陈赓等人的意见之后致电军委和陈赓等：“……在广东敌人不与我作正面战斗的情况下，我们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以免促成粤桂敌人集中。目前只以邓华兵团留广东打运动战，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在对粤敌企图未判明前和我军能否抓住敌人未证实以前，陈、邓两兵团目前仍继续照原计划向广州前进。”

    林彪和陈赓的意见分歧，使中南海菊香书屋的毛泽东也一时拿不准应该支持谁的观点，他关注的是广州附近的余汉谋部主力的动向，如果余部仍作守广州的打算，那么陈赓兵团应该首先歼灭该敌；如果余部不守广州，该往何方逃窜？

    10月11日午夜，毛泽东致电陈赓等：

    <small>英德、佛冈地区集中之敌十一个师，现在是否仍在该处，有无围歼可能？如该敌已退，则退往何处。望告。</small>

    此电发出后，毛泽东拿着放大镜对照军用地图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他最初支持林彪调第4兵团入桂的建议，是因为桂敌北援，而现在已证实桂敌并未北援。陈赓的分析是正确的，第4兵团入桂因距离太远，是堵不住桂敌南撤的。这样一来，白崇禧因为西南有退路，很有可能退入云、贵两省。四野经营的范围是中南六省，云贵属二野的作战区域，二野兵少，难以独立解决西南和华中合流之敌。势必要四野跟踪白部入西南，这样一来将打乱整个战略部署。

    毛泽东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菊香书屋已是烟缭雾绕，充满了刺鼻的烟草味。

    10月12日凌晨3时，毛泽东致电林彪：

    <small>林彪同志：</small>

    <small>因为据你们10日7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11日10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small>

    上述电文发出后，毛泽东开始处理一些紧迫的军政事务。不久，机要秘书送来了林彪11日21时发出的电文，毛泽东看了电文再次陷入沉思。到凌晨6时，中南海的花丛中雀鸣鸟噪，他的思考终于成熟了。

    林彪同志，并告叶陈方、邓赖及刘邓张李：

    <small>你们11日21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small>

    遵照毛泽东上述电文的精神，陈赓继续挥师向广州进军。

    <h3>轻取羊城</h3>

    左路第15兵团越过梅岭之后，一路势如破竹，粤军望风南逃，10月9日，第43军前锋抵翁源县。

    此时，第127师侦察连捉到两名俘虏，经审讯，得知佛冈地区有个美械装备的第307团，约2000余人，依仗坚固工事准备死守。

    师长王东保当即将此情况上报军部，同时命令部队跑步向佛冈前进。这一路上就像老虎赶鸡，粤军逃散一空，没什么战果。现在碰到个美械团，王师长不能不着急，怕敌人又跑掉了，他对敌人“死守”的说法不敢相信。

    经过140里的冒雨行军，10月10日黄昏，该师赶到佛冈，发现敌人没有撤退的迹象。

    王师长带各团干部登上一个高地，察看敌军阵地之后，当即下达了作战命令：

    379团直插城西南，切断敌人向花县、广州的退路。381团主力向南穿插，协同379团包围敌人。380团正面进攻敌防御阵地。师警卫营为预备队。各团迅速行动，连夜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敌包围分割。

    次日9时，各团纷纷报告到达指定位置，在夜间运动中，379团歼敌1个加强连，381团占领了老城，380团歼敌1个排。

    王师长鉴于已完成包围，敌人插翅难飞，于是命令各团让战士好好休息，解除疲劳，指挥员做好总攻前的准备，选好突破口和炮兵阵地。

    连降大雨，道路泥泞，炮兵远远落在队伍后面。当时该师有1个山炮营，大炮和拉炮的骡子都是美国货，是1948年秋天在辽西会战中从新1军手里缴获的。高大的洋骡子累得直喘粗气，炮车不时陷在泥里动弹不得。炮兵们为了加快速度，将大炮零件卸下扛在肩上。

    师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王师长举起望远镜一时察看敌军阵地，一时察看北面的公路炮兵来了没有。敌人的工事很坚固，这一仗必须让炮兵唱主角。

    上午10时，炮兵们笨重的车队终于出现在北面泥泞不堪的大道上。炮纵的黄登宝副师长和师炮兵营的徐营长骑着马走在最前面。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王师长握着黄登宝的手说。

    “炮纵的榴炮营来不及了，太笨重，路不好走。不过山炮营足够敌人喝一壶的啦！”黄登宝把笑脸一抹，黑着脸对炮营的营、连干部说，“把炮推上山，准备打仗！”

    炮兵们将一门门大炮迅速推上附近的几个山头，然后一列纵队从山顶排到山脚下，将一枚枚炮弹用流水作业的办法传递上山。

    “一切准备就绪。”胡营长向师部报告。

    “攻击开始！”王师长命令道。

    大炮一齐狂轰，顿时地动山摇，敌军阵地一片浓烟。

    几分钟后，敌方的六零迫击炮开始还击，炮弹在空中尖啸着飞来。

    黄副师长大吼道：“压制射击，取消敌炮发言权！”

    敌炮兵阵地遭到猛烈轰击，顿时哑了。

    战斗从下午3时开始，第127师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迅速突破敌阵地，仅用两个小时便全歼粤军的这个美械团。

    敌团长在炮火中丧生，副团长穿着女人的衣服想化装逃跑未能得逞。此战，毙伤敌500余人，俘1500余人。

    第127师攻打佛冈的同时，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令第128师绕过佛冈，进攻花县。

    10月12日拂晓，第128师攻占花县，俘敌保安队200余人。

    解放军逼近广州的消息风一样传遍羊城，达官显贵们竞相外逃，陈纳德的航空公司生意格外兴隆。

    10月11日，李宗仁召集紧急会议，商议“迁都”，这是国民党政府半年之内第二次迁都了。出席会议的有行政院长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余汉谋、薛岳等。

    “目前局势严重，广州沦陷在即，我们要加速实行分地办公计划，总统府和行政院暂迁重庆，中枢各院迁海南岛。”李宗仁对余汉谋说，“请你指挥刘安琪兵团掩护政府机关撤离。机关人员两天之内撤退完毕，为安抚人心，我和阎院长坚持到20日离穗。”

    蒋介石惊闻又要迁都，于10月12日飞抵广州，专门来拆李宗仁的台。他要阎锡山不去重庆而飞往台湾。阎锡山言听计从，果然去了台湾。李宗仁又成了光杆司令，次日，他顾不得“安抚人心”的承诺，提前一周就离开了广州。在桂林机场，白崇禧劝他不要再当“代总统”了，最好出国去治胃病。

    总统府和行政院的人都跑了，叫余汉谋率部掩护，余汉谋也没那么老实，他貌似忠厚，实则刁猾无比。

    12日晚，余汉谋在他的公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正在商量将部队拉往海南岛，恰好参谋总长顾祝同来了。

    余汉谋苦着脸道：“总长来得正好，我们愁得没办法，拿残破不全的部队如何抵挡虎狼之师，我看广州保不住啊。”

    顾祝同狞笑道：“用不着守啦！总裁上飞机前指示广州部队全部撤往海南岛。你们快行动吧！”

    余汉谋听了这话如同受到大赦，当下就铺开地图部署撤逃。

    “军用物资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一律毁掉，一粒子弹也不能留给共军！”顾祝同从公文夹里拿出一份文件，摔在地图上，说，“总裁命令，必须炸掉白云、天河机场，石井、石牌、黄埔等地的军用仓库以及市内主要公路、铁路桥梁。重要工厂和高等院校设备运不走的要加以破坏！”

    次日，广州市一片混乱，粤军从营房中涌出，如蝗虫过境，掠夺公用财物，打砸厂矿、学校设备，烧仓库，炸桥梁，到处是白色恐怖。随后，粤军纷纷向西南撤逃。

    离广州最近的是解放军第43军第128师，他们占领花县后，顺势夺取了仁和墟公路大桥。10月14日拂晓，该师接到军长李作鹏的电报，说龙眼洞一带有大量坑道工事，是抗战期间日本人构筑的，现有蒋军两个师据守，令该师谨慎行动，不可轻敌冒进。

    第128师已连续追击了几昼夜，十分疲劳，于是下令原地休息，同时派遣侦察队继续向南前进。

    下午2时，侦察队回来报告，从化一带的敌军正向广州逃窜。

    第128师先头第382团在团长张实杰的率领下，沿花县至广州的公路迅速追击。该团进至太阳墟，发现有几名摇着三角旗的学生。

    “解放军同志！”学生们高声大喊，“国民党的大部队已经逃跑了，市民正准备欢迎解放大军进城。你们快去阻止特务们的破坏活<dfn>99ｌib.</dfn>动！”

    张团长听说特务炸桥、烧仓库，搞打砸抢，急令部队跑步前进。

    黄昏时分，部队到达沙河。那一带的山林里有两个团的国民党军正在隐蔽，他们看到解放军跑步从面前经过，竟没有一个人敢开枪。解放军只顾往前赶路，没发现公路两侧埋伏了2000多名敌人。直到广州全部解放，这伙敌军才出来投降。

    第382团兵分两路进入广州市区：一路由中山路；一路由沿江路。张团长听到沉重的爆炸声不时从东南方向传来，急令军务股黄股长带一个班去保护中山大学。

    “同志们加油冲！敌人在搞破坏，我们早一分钟赶到就能减轻一分损失！”

    中山路两侧有很多市民摇旗欢呼，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中共地下组织已经占领了广播电台，解放军一入城，市区大街的广播就适时播出安民告示：“市民们！国民党军队已在溃逃，解放军已经入城……”

    张团长率部冲入广州市警察局，正在办公的警察纷纷起立。

    “报告长官同志，我是副局长，国军逃走了，我们受市民委托继续维护秩序。”一名中年警官朝张团长和王政委敬礼，“欢迎大军进城！”

    “好！欢迎你们协助我军维持社会秩序。”王政委用平和而略带命令的口气说，“你立即通知市内所有派出所，告诉他们解放军指挥部已到警察局，命令他们继续履行职守，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功者奖，有过者罚！”

    第3营向惠福路进军，没费一枪一弹就俘获敌军一个营，顺势占领了李宗仁的总统府和阎锡山的行政院以及白云机场。

    第2营沿着珠江向西进军，到沙面时发现黄沙渡口有大量敌军正竞相登船，准备逃跑。朱营长下令兵分两路，向敌包抄。经一小时战斗，击沉5艘船只，俘敌2000余人。

    与此同时，第44军第132师第396团也由东北郊进入市区。次日夜，解放军占领了市区所有重要目标。

    国民党在南京“失陷”后，半年之内第二次丧失了都城。

    <h3>三水起义</h3>

    第14军第40师于10月14日下午解放三水县城，俘敌数百人。随即与敌第21兵团第39军第103师隔江对峙。

    余汉谋指挥的3个兵团，一个是从江西逃来的，一个是从福建逃来的，都受到过解放军的重创，名义上受余节制，实际上既无战斗力，也靠不住。真正属广东建制的只有刘安琪的第21兵团，这是以第39军为骨干新组建的。第39军曾于1948年10月船运葫芦岛加入援助锦州的侯镜如兵团，曾在塔山与四野交过手。辽沈战役之后又调到蚌埠参加淮海战役，由于在包围圈之外而得以幸存。及至杜聿明集团覆没，该军撤到南京时仍是一个完整的半机械化部队。蒋军精锐悉数被歼，该军能安然到达南京，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老蒋在下野之前曾专门召见该军团以上军官。这个军的第103师和第91师大部为贵州人，在南京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们目睹四大家族将财富纷纷转往台湾，蒋介石将亲信陈诚派往台湾当省主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把台湾当成了退路。贵州老乡们免不了聚在一起为自己的前程盘算起来。

    第103师参谋长牟龙光与李济深的秘书余确是老朋友，于是试探通过这个关系与共产党联系，商议一旦时机成熟就举行起义。

    1949年元月，第39军调到广东曲江（韶关）受余汉谋节制。牟龙光写了一封信给在香港的余确，用暗语表达了想伺机起义的意思。不久，余确派人到韶关邀请牟龙光赴港叙谈。

    莺飞草长时节，这伙贵州籍老乡包了一艘游艇以春游为名密商“前程大计”。第103师师长曾元三、参谋长牟龙光，第91师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参谋长龙骧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

    在此之前，他们曾计划以军长王伯勋领头率全军起义，此时，王伯勋被调往贵州担任第19兵团副司令。新任军长程鹏是李弥的把兄弟，又与刘体仁矛盾甚深，大家对他心存戒心。

    刘体仁提议说：“起义后，曾师长任军长。”

    曾元三尚在犹豫阶段，一直不肯明确表态，最后，他说：“龙光去香港一趟，先投石问路，看民革和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以后再作决定。”

    5月中旬，牟龙光赴港见到了余确，余说：“李济深先生已去北平筹开政协会议。”次日，经余确牵线，见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张彤。

    张彤一副绅士打扮，举止文雅，谈吐不俗。双方客套了一番，随后转入正题。

    “39军目前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人员也最充足的一个军，其他都垮了。桂系还有十几万人，大多是淮海战役以后扩充的，人员装备都不如你们好。在韶关的刘栋才的第63军也是淮海战役之后补充起来的，没有什么战斗力。”张彤拿出一个日记本翻开给牟龙光看，说，“目前到香港接头的部队很多，李默庵、蒋伏生都来了，吴奇伟已经宣布起义。国民党是打算逃到台湾避难，大陆上基本上没什么大仗可打啦！你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重视你们那个军。”

    牟龙光诚恳地说：“为国家和人民着想，我们不愿再打下去了，愿意投向共产党，以早日结束战争，重建家园。”

    “你们举义投向人民，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张彤合上笔记本，说，“听说你是黄埔学生，徐向前、周士第、陈赓、林彪也是黄埔的。”

    “共产党不搞派系，只讲革命不革命，这个道理我懂。”

    “你们在曲江等着，待解放大军南下与你们取得联系后，再一同配合解放广州。”张彤交代道，“我们会通知地下党与你联系，当然会保证你的安全。请转告曾、刘师长等，中共竭诚欢迎他们举义！”

    牟龙光返回曲江，将详情向刘体仁等人说了。由于曾元三还在犹豫，这次香港之行<samp></samp>也超出了“投石问路”，所以牟龙光只说：“见了中共负责人，具体如何办，还未决定。”

    8月的一天，军长程鹏指派曾元三乘藏书网飞机到重庆去见蒋介石，曾返回后对见蒋之事只字不提，令牟龙光等人对他的态度摸不准。

    9月下旬，解放军南下越过大庾岭，占领了南雄、始兴。余汉谋下令放弃曲江南撤，第39军先是撤到英德布防，后又奉令南撤准备到湛江乘船去海南岛。曾元三不想去海南岛，终于定下了起义的决心。

    10月13日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三水，与曾师隔江对峙。曾元三见时机成熟，说：“牟参谋长，你快设法与他们联系。”

    牟龙光随即写了一封信，派参谋处的林松基、侯祖松连夜过江与解放军接头。

    林、侯过江即将信面交解放军第14军第40师王砚泉副师长。解放军遂停止战斗，于次日派兵团政治部的范子明、吕永桢随同林、侯二人前往西南镇。

    范子明见了曾元三、牟龙光，说：“陈赓司令员早知二位爱国爱民，同情共产党和解放军，你们在抗战时立过汗马功劳，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曾元三说：“谢谢陈赓将军的夸奖。老实说，我是下决心不打仗啦！我们这个师，军官大部为贵州人，士兵多为山东人，我不忍心把他们拖下海，远离家乡亲人。我没有什么要求，算起义、投诚都行，投降共产党又不是投降外国人。”

    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范子明说：“我们提五项要求：一、发表通电宣布起义；二、以曾师长的名义，把你师先头第309团叫回来；三、挟住第23军，不让该军通过你师阵地；四、与第91师和第147师联系，争取他们一同起义；五、你师起义后渡江集结整编。”

    曾元三说：“挟住第23军一条本人不能同意。共产党英明，政策好，我佩服。不管算投降，还是算起义，悄悄缴械就是了，谁我也不打啦！我决心当老百姓。”

    牟龙光说：“挟住第23军是革命行动……”

    曾元三打断他的话，说：“老头子一手把我们提拔起来，我们不吃这口井里的水，也不能往里拉屎撒尿呀！挟住第23军这种缺德事我不干，各走各的路，我决心投降，别人投不投降我不干预。对本师也是这样。第309团愿意回来我欢迎，不愿回来我也不追。”

    副师长陈一匡说：“我跟第309团联系，试试看。”

    曾元三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牟龙光说：“第91师和第147师通知一下也好，试试看嘛！”

    曾元三说：“第91师刘体仁和我们协商过，可以通知。第147师已经走远了，大可不必了。”

    由于意见不一，范子明决定派吕永桢渡江向第14军首长汇报请示。

    军长李成芳了解情况后说：“挟住第23军势必要发生战斗，他们不愿打，不必勉强。我们的要求只提四条：一、立即广播起义；二、师长曾元三先行北渡到我军部，双方动员船只，部队也要北渡到西南镇集结；三、同第91师通话，介绍我们的人去做工作；四、一定要将第309团叫回来。”

    吕永桢回到曾师，将李军长提出的要求一说，曾元三立即表示赞成。

    10月16日，曾元三领衔发表通电宣布起义，随即率部乘船过江。

    第103师前卫第309团接到师部命令：“师被围，急速回援。”于下午1时返回江边河口镇。此时，曾元三率主力已过江，留副师长陈一匡在江边等候。

    团长王履成见情况有异，对陈一匡说：“师长骗我们回来，结果他不要我们了，自己带部队过江投共军。我们不能跟他走，请副师长带我们去追军部。”

    陈一匡见王团长泪光闪闪，动了感情，连忙解释道：“师长并没有抛弃你们的意思，不然就不会叫你们回来了。共军已攻占广州，全国都要解放了。我们能逃到湛江、海南岛，最终还是逃不掉的。去年的今天，我们还在东北，现在退到了南海边上，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天下终究是共产党的，这就是天意！为国为民也为我们自己着想，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王团长和他手下的营、连长听了这番话，都表示愿意过江参加起义。

    第103师约5000余人在三水起义，另外一个团曾在几天前的佛冈战斗中被四野第43军消灭，那也是广东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第91师撤到鹤山附近接到曾元三的电报，得知第103师已经起义。此时，解放军粤中纵队正在前面阻击，先头部队报告：“粤中纵队派来两名代表要求谈判。”师长刘体仁即令参谋长龙骧前去谈判。

    龙骧带着一名参谋和两名卫士到宅梧墟，粤中纵队的关参谋从山上下来，双方在公路上会面。

    关参谋指着附近山头说：“现在四面都是我们的队伍，解放军以日行200里的行军速度，从海边绕到你们前面去了，通往海南岛的道路已被切断。”

    龙骧察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知道当面之“敌”是“土共”（地方游击部队），并非解放军主力。他与刘体仁、裘建之等早在年初就开始密谋起义之事，他们不愿抛弃家人离开大陆。

    “蒋介石已彻底垮台，你们跟他跑到台湾是没有出路的。”关参谋说，“希望你们弃暗投明，否则你们处境危险。”

    龙骧说：“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回去同师长商量，再答复你。”

    刘体仁听了龙骧的汇报，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他首先表态：“我的意见是走第103师的路，不去海南岛了。请大家发表意见。”

    裘建之、龙骧等纷纷表态，表示愿意追随师长。唯有政工处长冯致远放声大哭，他说：“几个土八路，怕什么？坚决打过去，不要妥协！”

    龙骧连忙将他拉到一边，警告道：“大家都不愿去海南岛，要走第103师的路，你应认清形势，莫犯众怒，否则立刻就有生命危险。”

    冯致远一听吓得不敢哭闹了。

    会后，龙骧赶回宅梧墟向关参谋说：“我们同意步第103师后尘，决心起义。”

    10月17日，第91师2700余人在宅梧墟集结，接受解放军改编。后经陈赓兵团政治部核准，确定该师为投诚。

    <h3>两阳围歼战</h3>

    曾元三、刘体仁的倒戈，使陈赓摸清了余汉谋主力的动向，除第63军、第109军逃往广西外，其余均向阳春、阳江方向溃逃，目的是逃往海南岛。陈赓下令部队向阳春、阳江迅猛追击。

    当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叶剑英、陈赓：

    <small>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4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small>

    林彪接到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只得在让第4兵团继续追击的同时又一次强调了对粤军逃桂的担心。10月18日12时，林彪致电叶剑英、陈赓并毛泽东：4兵团行动，盼按照毛主席17日电执行。如能追上敌人，则继续猛追歼敌，如确实已无追上可能时，则可勿追击，以免粤敌主力尔后易退南宁与云南。

    当时，余汉谋残部距二野第4兵团大约两天行程，能否追上敌人呢？陈赓对自己的部队很有信心，决定由李成芳统一协调指挥第14军、第13军、第15军共6个师向阳江、阳春追击。

    李成芳根据各部队所处位置，将6个师的兵力分为三路：

    西路为第42师主力和第40师第120团，由三水经高要、阳春迂回阳江西侧，切断粤敌人桂路线；

    中路为第41师主力及第40师第118团，由三水经高明、恩平向阳江追击；

    东路为第43师、第44师，由佛山经鹤山、台山直插阳江南侧，断敌向海上逃跑路线；

    第38师为预备队，尾西路前进。

    三路部队按预定路线进行了连续七昼夜的强行军。其时阴雨连绵不绝，道路泥泞不堪，丘陵地带除了山地就是水网纵横的稻田。这些困难大大迟滞了余汉谋残部的行进速度，而对能吃苦耐劳的解放军来说却算不了什么。后来，李成芳开玩笑道：“如果不是老天爷开恩，连日下雨，敌人可能就溜走了，应该给玉皇大帝记首功。”

    速度最快的为西路，他们以日行150里的速度向敌右翼迂回。有的连队两天只做一顿饭，战士们边走边吃干粮。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往往走着走着就打起了瞌睡，班长怕有人掉队，拿出了东北时的老办法，全班牵着一根绳子，班长在前面牵绳头，班副在后面牵绳尾。他们顺着与敌平行的路线，逐渐追上了敌人，至10月23日晚终于超过了敌先头部队，迎头拦住了敌西逃之路。

    次日，中、东两路部队亦进抵阳江地区，完成了对粤军主力的合围。

    粤军第21兵团司令官刘安琪发觉处境危险，他已经无法到达湛江，于是请求余汉谋派军舰到海陵岛，以便就近登船逃跑。

    10月24日，刘安琪指挥粤军向西突围，先后发动6次攻势，均被西路解放军两个团击退。

    10月25日深夜1时，李成芳将前线6个师的兵力分成东、西两个集团，对敌实施两面夹击。天亮后，刘安琪调整部署，再次对白沙圩解放军西路部队发动新的攻势。粤军困兽犹斗，一次比一次疯狂，而解放军阵地却巍然屹立。8次攻势就像巨浪拍在礁石上，虽然声势吓人，却毫无效果。

    战至下午2时，刘安琪见向西突围无望，遂下令向南朝海边转进，海边没有大港口，船也不会太多。他已经明白这是第21兵团的最后一个黄昏，能逃多少算多少。

    李成芳令东路部队向南推进，攻取海岸要点。刘安琪一面令到达海边的部队登船外逃，一面令后续部９9lｉｂ?队掩护。东路解放军向海岸进攻的同时，以猛烈炮火封锁海面。从25日黄昏至次日拂晓，除刘安琪率少量粤军乘军舰逃脱外，有近万人被击毙或溺毙于近海。至26日拂晓，东路解放军完全切断了敌南逃海上的路线，残敌被合围于平冈圩以北仅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

    三路部队同时发起总攻，十几支突击队突入敌阵迅猛穿插，将敌军剁得七零八碎，建制大乱。战至当日中午，被围之敌悉数就歼，“二阳围歼战”落下了帷幕。二野第4兵团一举歼灭余汉谋集团第21兵团和第4兵团等部4万余人。

    广东战役历时34天，陈赓指挥第4、第15兵团等部歼灭余汉谋集团共6.2万余人，其中俘4.1万余人，缴获火炮714门、枪3万余支、汽车150余辆，解放县城38座。

 第十五章 席卷广西

    <h3>兔死狐悲</h3>

    1949年10月26日，当刘安琪兵团在阳江一带全军覆没之时，白崇禧在桂林榕湖公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转瞬之间就席卷了大半个广东，所谓“粤桂联合防线”顿时土崩瓦解。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粤军的惨败使桂军将领们如丧考妣，笼罩在一片悲观绝望的氛围之中。

    参谋长徐祖贻将地图前的黑帘拉开，将领们看着那些新标的两色符号议论纷纷，唯有第7军军长李本一勾着头，胆怯地坐在末席一言不发。第7军在衡宝战役中大部被歼，他只身逃回后躲在乡下家中不敢露面。白崇禧最初扬言要枪毙他，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劝阻道：“第7军受到惨重损失他理应负主要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没有早一点令该军撤退。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用人之际，尽快恢复整补第7军乃当务之急，不如让他戴罪立功。”

    白崇禧叹了一口气：“好吧，念他跟我几十年，暂且饶了他。”

    李本一受了“大赦”，连忙负荆请罪。白崇禧将他臭骂了一顿，激动时几欲动手揍他。“小诸葛”发完火，指着李本一的脑袋说：“这颗人头暂寄在你的脖子上，你立即滚回去将第7军补充起来，尽快恢复战斗力，再搞不好，我随时摘了你的头！”

    李本一躲过了杀身之祸，还继续当第7军军长，顿时泪如泉涌，信誓旦旦地说：“谢长官再生之恩，本一愿以戴罪之身，效犬马之劳！”

    白崇禧在将领们的议论声中处理了几份紧急公文，然后合上公文夹，开始讲话：“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大家都很清楚。敌人打到家门口来了，我们已经退无可退，除非任由虎狼入室，蹂躏我家园！”

    白崇禧搬出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号召全民总动员，将全省划分为5个军政区，迅速扩充军队。每个军政区给1个新编军的番号，专员兼任师长，县长兼任团长，实行“一甲一兵一枪”，在征粮征兵的同时，实行“空室清野”。

    白崇禧的方案得到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赞同，与会将领均无异议。随后讨论今后战略问题，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应确保与云、贵两省的联系，必要时退入西南；有的认为应确保与雷州半岛的通道，必要时退入海南岛。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战略方向之外，还有人主张以攻为守，首先出粤北，割断湘、粤解放军的联系，然后集中兵力进攻阳春、阳江一带的陈赓部，占领滨海一带求得美援，再转兵北上，对付林彪主力。

    白崇禧对各种意见的利弊分析了一下，但他尚未考虑成熟，最终的战略方案确定不下来，更谈不上具体部署了。

    “小诸葛”还没理清这团乱麻，广西的军事战略问题又被政治纠纷冲乱了。

    次日，李宗仁来了急电，邀白崇禧赴渝会商国是。白崇禧当日飞赴重庆。

    李宗仁愁眉苦脸地说：“吴忠信从台北来了，他说西南局势危急，建议我电邀蒋总裁前来重庆坐镇。”

    白崇禧说：“他是蒋的说客。”

    “蒋先生飞来飞去，从来不要谁邀请。”李宗仁说，“那吴忠信其意不在此，而是要我劝蒋复位。当初蒋要引退，吴忠信一伙劝我出来主政，我本来不愿，经不起他们软磨硬泡只好勉为其难。后来老蒋幕后操纵，把局面搞垮了。吴忠信此时出来又要我劝蒋复职，真是岂有此理？”

    白崇禧问：“你是如何答复的？”

    李宗仁气呼呼地说：“他要复职尽管复职好了，我没这个脸来‘劝进’！”

    白崇禧在重庆与张群、朱家骅等交换了意见，摸清了蒋介石是执意要复职，他想起那次黄埔密谈的情景，决心成全蒋介石复位之心，以缓和国民党内部矛盾，共同挽救危局，一致对外。

    11月2日，白崇禧向李宗仁建议：“今晚在这里开一个会，议一议德公和蒋的进退问题。”

    当晚，李宗仁在上清寺官邸召集李汉魂、刘士毅、邱昌渭等桂系人士开会。恰好程思远从香港飞抵重庆，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李宗仁问：“香港方面有什么新情况，思远你先讲一讲。”

    程思远说：“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最近给顾孟余写了一封信，邀顾共同组建中国民主党。”

    白崇禧插话说：“或许有美国背景，美国政策有什么变化吗？”

    “华府上月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对华政策，由那个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吉赛普主持会议。会上有两种意见：一为承认中共新政权，以罗申格和吉赛普为代表；二为不急于承认中共政权，静观一段时期再说，以史塔生为代表。”程思远继续说，“关于台湾问题，国务卿艾奇逊曾征询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雷登建议，继续维持不援蒋的方针，由吴国桢替代陈诚主政，美援吴，不援蒋、陈。这就是蒋廷黻要组建民主党的背景，他是希望以民主党取代国民党。”

    李宗仁愤然道：“美国对蒋总裁把持的党失去了信心，所以才有人想建新党。不过，就目前形势而论，美国这座靠山也是靠不住的。”

    程思远说：“还有一个情况，最近蒋总裁想复职，他将胡适邀请到台北，揣测美国对他复职可能产生的反响。”

    李宗仁说：“蒋介石复职随他的便，我坚持不‘劝进’的立场。”

    白崇禧以和缓的语气说：“蒋下野十个月来，名义上是德公主政，实际上政出多头，局面越搞越糟。蒋终究不会放权，长此僵持下去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共军打到广西门上来了，为了三桂父老，蒋桂之争至此应该了结啦！我建议德公暂去昆明，由我出面调处。”

    李宗仁早就想丢掉烫手的山芋，但心里憋着一口气，对蒋介石耿耿于怀。他同意白崇禧的建议，遂于次日飞赴昆明。

    白崇禧与吴忠信在神仙洞白公馆达成了一项协议：

    一、蒋介石复职；

    二、李宗仁出国；

    三、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11月4日，吴忠信携协议文书飞台北复命。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方案，冷笑道：“白健生想当行政院长可以嘛，但是不能作为一项条件写进协议。李宗仁也不能出国，在国外搞阴谋的人已经够多了，就是他们败坏了我蒋某人的名声。”

    在昆明的李宗仁得知白崇禧调处的情况，对程思远发了一通感慨：“健生的做法过于天真，他还指望与老蒋合作。我对老蒋早就不抱任何幻想，我太了解他了。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利用完毕，就要置人于死地。1928年9月，蒋介石一面命令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北伐；一面派刘兴北上夺取兵权。他密令刘兴：‘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何其阴毒！台湾我是不去的，目前我只想去美国治病。”

    在局势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白崇禧到重庆一待就是七天，政治上毫无成果，而军事上却浪费了宝贵的一周时间。

    11月5日，白崇禧再次在桂林召集军事会议，续议悬而未决的军事战略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和夏威、参谋长徐祖贻、副参谋长赖光大、第1兵团司令黄杰、第3兵团司令张淦、第10兵团司令徐启明、第11兵团司令鲁道源等。

    李品仙、黄杰主张集结于龙州、百色，向西转入云南，而大多数将领主张由雷州半岛到海南岛，双方争论了很长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由白崇禧拍板定案。

    “共军刘伯承部已经入川，西南早晚不保。”白崇禧稍顿片刻，说，“最近共军陈毅部进攻金门岛损失惨重，说明他们不具备渡海登陆作战的技术条件。在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因而我决定采纳退守海南岛的方案。蒋总裁经营台湾岛，我们也可以经营海南岛，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很快就能打回广西老家。”

    <h3>蒋总裁又来拆台了</h3>

    广东战役结束后，林彪在武汉坐不住了。他的指挥必须以可靠的情报作保障，四野的电信侦察手段可谓出神入化。但是，随着敌人逐渐南移，距离太远，敌方的电报信号太弱，收听起来非常困难。林彪作战的特点之一是喜欢越级指挥，常常越过兵团和军两级，直接指挥师作战。衡宝战役径自指挥第135师便是典型的一例。前线各师向前推进，小功率电台的信号难以远达武汉，这样一来林彪就难以掌握各师的活动。

    他对萧克说：“我们在武汉待久了，难以做到知己知彼，把指挥所搬走吧！”

    萧克问：“搬到长沙吗？主席曾经说过将来可能要把华中军政委员会设在长沙。”

    “不，更远一点。”林彪朝地图上的衡阳一指，“就设在这里，一个月前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在那里。至于华中的政治中心，我看还是设在武汉好，九省通衢嘛！”

    四野前委于11月28日开会，决定指挥机构一分为二，邓子恢、赵尔陆、陈光留守武汉，林彪、谭政、萧克赴衡阳。当日，电报军委：估计广<cite>藏书网</cite>西作战，多为追击性的运动战，此种作战，特别需要对运动情况的及时了解和能直接指挥各路作战部队先头的行动。我们在武汉，因距广西太远，因此收听敌方密息已感困难。野司与各师小电台的联络，已不易听清。为了便于听取密息与联络师的电台，四野指挥机关推进衡阳。

    次日，林彪率野司自武汉出发，11月1日抵达衡阳五桂岭。林彪的办公室兼卧室与作战室相连，1∶500000的军用地图贴满了整面墙壁。参谋人员昼夜不分地紧张工作，将最新侦测到的敌情准确地标在图上。林彪半躺在一张躺椅上，腹部盖着一件黄呢军衣，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不时托腮陷入沉思。

    11月4日上午，当白崇禧还在重庆神仙洞与吴忠信调处蒋、李纷争之时，林彪的广西战役计划已经出台了。中午12时，林、谭、萧致电军委：

    <small>一、据密息征候，广西各敌军有在新部署下，全线继续南退模样……</small>

    <small>二、我军拟即开始分路前进。第一步求得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而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兹将目前大约部署规定如下：甲、十三兵团两个军首先歼灭通道、靖县之第100军、第103军，而后迅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第一步争取切断敌退云南的任务。乙、陈赓部第一步先头军十日左右出发进至玉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而后，则依情况向南宁前进。如敌有退钦州、北海动向时，则向钦州或廉州前进。其余两个军在后策应。估计该兵团目前虽较疲劳，但伤亡不大，只要不将俘虏编入部队，而另行编训，略迟跟进，则目前仍能参加作战。两广气候较热，到南宁后发棉衣，仍无问题。丙、我40、41、45三个军待程子华部及陈赓先头军超出后，再行出动。拟以一个军经道州、永明、恭城、平乐、荔浦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以北地区前进。49军三个师则准备放在第二线，沿湘桂路两侧摆开，担任剿匪和掩护交通与筹粮。</small>

    <small>……</small>

    11月6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同意你们4日12时的作战部署，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林彪11月4日制订的计划是首先由程子华兵团切断白部西逃云南的路线，陈赓兵团从南面切<bdi></bdi>断白部逃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路线，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封闭白部于广西境内而聚歼之。此时，白崇禧尚在重庆，西逃云南和南逃海南岛的方案尚未确定。林彪的计划将白崇禧的两种可能都考虑进去了，但是未突出重点。

    11月5日，白崇禧确定了南逃海南岛的方案，为实行这一作战目标，他又制订了首先进攻陈赓兵团的计划。令第3兵团、第11兵团秘密南移，准备发动所谓“南路攻势”。

    海南岛当时是一个几近蛮荒的岛屿，物资极为匮乏，粤军残部逃上该岛之后，使缺粮形势进一步加剧。白崇禧部当时有20万正规军和10万地方部队，他要率部上岛，首先遭到了余汉谋、薛岳的反对。蒋介石一心做着偏安西南的美梦，自然不会同意桂系去经营海南岛。否则，广西门户洞开，黔、滇两省就保不住了。

    11月6日，西路解放军开始南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使白崇禧焦头烂额，他的军事战略虽已定案，却因粤系将领的阻挠尚难实行。粤系的背后有蒋介石撑腰，白崇禧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

    11月11日，李宗仁自昆明飞抵桂林，下榻于文明路130号私邸。次日，桂系文武大员会商李代总统的进退问题。

    白崇禧提出了两个方案：

    甲、桂滇黔和海南岛连成一片，自成一个局面，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乙、李宗仁出洋，西南局面交白崇禧妥筹善后。

    桂系的精英们就上述两个方案议论了很久，认为均非良策。“小诸葛”拿不出好办法，其他人就更没办法了。

    11月13日，继续开会讨论，李宗仁见议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于是着急地说：“局势如此紧急，不容我们在此消磨时光，别议啦！西南人心士气已经崩溃，部队数量、质量远非共军敌手。所谓‘自力更生’是不足恃的，因而甲案是不现实的。我本人决心赴美治病，广西就由健生独力支撑，便宜行事。”

    李宗仁去意已决，其他人劝也无用。白崇禧说：“德公执意出国，我们不便反对，唯请求赴港前先飞海口与陈济棠、余汉谋、薛岳话别。他们本来反对我们去海南岛，现在退了一步，让我们守雷州半岛。”

    次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重庆，致电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

    李宗仁当日正在南宁故地重游，与旧属话别，他预感到此番出国远行，可能后会无期了。白崇禧从桂林打来电话，说：“蒋总裁到了重庆，来电请德公即日赴渝会商国是。”

    李宗仁坚决拒绝道：“我不想再见到他！”

    11月15日，李宗仁乘“天雄”号专机飞往海南岛，海口上空阴云密布，飞机无法降落，只好折返。

    11月16日，李宗仁再飞海口与余汉谋、薛岳等告别。同日，蒋介石将黄杰召到重庆，令其率第1兵团驰援贵州。黄杰急电白崇禧：“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疾进。”

    蒋总裁又来拆台了，他要照顾西南，而白崇禧却盯着海南岛。黄杰本人是蒋介石嫡系将领，而第1兵团却是白崇禧一手拉起来的，最初组建于武汉，后随陈明仁到湖南，陈明仁起义后，第1兵团部分将领率部叛逃，白崇禧将叛军补充恢复后交给黄杰。本来黄杰与李品仙二人坚决主张退守西南，白崇禧却附会大多数人的意见要去海南岛。

    现在蒋介石直接指挥黄杰，白崇禧不好硬顶，只得同意第1兵团派一部驰援贵州。后来援军在半途闻贵阳已经失守，又不得不返回。

    白崇禧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部署“南路攻势”的，他把大量精力专注于处理蒋、李矛盾，而对军事问题往往考虑不周。

    11月19日，白崇禧到南宁要求李宗仁暂缓出国，他说：“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

    “没有这个必要。”李宗仁说，“依照宪法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

    白崇禧至此尚存政治野心，虽然国民党的天下塌了一大半，可他还有往上爬的欲望。李宗仁不是没有看出这一点，他认为“小诸葛”太天真了，他这个准备挂印的代总统即使授权于彼也是徒劳的。

    次日，李宗仁登机离开了广西，待再次返乡已是20年后。从此，李、白天各一方，再未会面。那个曾经流行一时的“李白灯谜”也渐渐鲜为人知。

    送走李宗仁的当天，白崇禧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愕然道：“李德邻竟有此举！”二人密谋如何善后处理李宗仁出走一事，企图消除此事带来的不利影响。

    当晚，白崇禧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以“澄清”李代总统出走“真相”：

    <small>本人于前（18日）奉总裁电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19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唯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20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small>

    李宗仁出走引起舆论大哗，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此事与蒋介石有关。蒋介石决定派居正、朱家骅等赴港“挽留”，李宗仁坚辞不出。白崇禧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一时难以脱身，待24日离渝返桂，桂林已经失守，他的座机降落在柳州机场差点儿被俘。

    广西战局急转直下，已无可挽回。

    <h3>“麻雀部队”竞相南飞</h3>

    白部主力第3兵团、第11兵团南移，使林彪立即作出了准确判断：白崇禧不是企图阻击与打击陈赓兵团，就是准备向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逃跑。

    11月12日，林彪电令陈赓等：

    <small>4兵团之14、15两军应立即迅速向高州前进，以配合13军首先歼灭博白地区之敌，而后依情况向南宁西南前进或在博白地区以4兵团全力堵击南下之桂敌……15兵团应即派一个或两个师进至德庆，归你们指挥，配合作战。</small>

    次日，林彪根据敌情变化，迅速调整作战部署：

    西路军一部继续沿黔桂边向果德、百色挺进，以切断白部西窜云南之路；一部向东直插广西心脏地区，攻取柳州。

    北路军迅速南下，主力沿湘桂铁路直取桂林，第40军直趋梧州，策应南路军作战。

    南路军第四兵团主力立即向信宜、茂名地区集结，以第13军一个师在廉江构筑工事担任阻击；第15兵团第43军星夜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集结。

    桂军主力南移，西路和北路主要是追击战，而南面将会在粤桂边形成决战。广西战役很快就全面展开了。

    西路军于11月10日占领靖县、通道，守军第17兵团弃阵南逃；13日克榕江、从化，歼敌保安部队一部。随后，第38军继续南进，追歼第17兵团；第39军转向东南，直取柳州。

    北路军第40军于11月15日南下，长途奔袭梧州，以加入南路军围歼桂军主力的战斗。第41军、第45军于11月18日出发，沿湘桂路兼程南下。

    第41军先头部队第123师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南推进。次日，该师一举突破兴安以北防线。桂军第14军、第46军、第71军、第97军等部仓皇逃窜。解放军长驱直入，迅猛追击。其时，大雨滂沱，第123师为了争取时间抄近路走捷径，沿途翻山越岭，朝大榕江、桂林穿插。

    桂军一路南逃，仅留暂编第1师断后掩护，暂1师是新编的地方部队，无心恋战，主力前脚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几乎没有认真阻击过。

    11月20日深夜，暂1师残部沿着铁路东侧向大榕江撤退，天降大雨，许多人穿着雨衣或蓑衣，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行进。铁路西侧很快从后面来了一队人马。两支队伍隔着铁轨同行了十几里路，互不知底。一个少校营长烟瘾上来了，边走边划火柴点烟，划了几根火柴没点着，最后终于划着了，烟还没点燃，铁路那边的队伍就突然开火了。

    “别误会！自己人。”

    西边的队伍一面开火，一面跨过铁路，大喊“缴枪不杀！”全是北方口音。

    同行十几里路，居然是解放军，桂军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搞蒙了，片刻工夫就报销了1个团。

    当日，第123师渡过大榕江，追上了桂军第71军后尾。第71军连忙弃阵向灵川方向逃窜。解放军一路猛追猛打，11月21日清晨攻占了灵川县城，中午突破桂北的最后一道防线甘棠渡。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座仙境般美丽的城市笼罩在蒙蒙烟雨之中。黄杰的第1兵团如蝗虫过境，每栖息一处，必糟蹋一处。铁路、公路两侧地区实施“空室清野”，粮食被洗劫一空，家禽、牲畜被通通抢走。车站、码头、桥梁、仓库、营房、电厂、电信局等重要目标均被破坏。

    为了确保桂林这座中心城市，白崇禧设置了三道防线，主力部队去发动“南路攻势”，在北面守阵的都是新编的地方部队，这些“麻雀部队”听不得枪炮声，枪炮一响便扑棱棱竞相南飞，三道防线形同虚设。北路解放军如入无人之境，仅四天时间便攻克了广西名城—桂林。

    <h3>“南路攻势”</h3>

    11月21日，白崇禧在重庆电令李品仙按原计划下达“南路攻势”的作战命令。当日夜，南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以白崇禧的名义电令各部：

    <small>一、第十一兵团除以一部占领岑溪及其东北高地之线外，主力由容县向信宜攻击。</small>

    <small>二、第三兵团以一部沿郁林、廉江公路向太平墟攻击，并协力第四兵团攻占廉江外，主力向化县、茂名攻击。</small>

    <small>三、攻击发起时间，为11月23日拂晓。</small>

    白崇禧在这份命令的最后补充说：“此次南路攻击，乃我生死存亡的关键，胜则大量美援立即可获，败则涂地。”

    所谓“美援”是指白吉尔的那批价值1700万美元的军火，当时第7舰队的运输舰锚泊于香港。广州被解放军占领后，白吉尔派人到南宁，要求桂军占领粤桂边滨海一带，美舰可在湛江等大港口卸货。这也是白崇禧一心要南下雷州半岛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那批军火使白崇禧在衡宝一线滞留了3个月，现在又鬼使神差地将他钓往粤桂边滨海一带。“小诸葛”在战略上的表现之所以大失水准与那批军火关系重大。

    “南路攻势”的作战命令下达不久，这份绝密情报就完整地放在了林彪的案头。林彪经过彻夜沉思，已是头昏脑涨，他推开窗户，晨风扑面吹来，五桂岭铺满了枯黄的落叶，满目秋色和新鲜空气使他精神为之一振。

    谭政和萧克匆匆吃完早餐，来到作战室，见林彪正在审阅电文。

    “林总，吃了吗？”谭政亲切地问。

    林彪点了点头，将电文往前一推，说：“你们有什么意见？”

    谭政拿起电文轻声念道：“敌于明晨开始自容县、郁林之线向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之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海滨并乘势拼死向南突围……桂系部队是有战斗力的，不可轻视。敌人此次行动是他的生死斗争，必然决心死拼。敌现所集中兵力的数目与我军目前所能参战部队的数目相差不远，我军多敌无几……此为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各部须立即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发挥最高度的积极性、勇敢性、坚决性，严戒轻敌松懈。只要此敌歼灭，则解放琼崖、台湾与云南皆属易事，否则敌退琼崖、台湾或云南，则对尔后作战增加困难。故我全体指战员须奋勇作战，各级指挥员尤须严密细心组织战斗，每个指战员要争取在此次机会立功。”

    谭政和萧克对电文表示赞同，上午10时，该电向第4兵团和第43军同时下达。

    林、谭、萧三人在地图前对具体作战方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商议。

    林彪说：“桂系的这两个兵团有十几万人，与我们在南面的兵力相当。邓华兵团必须留一个军巩固广州一线阵地，粤军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还有几万人，窥伺广州，不可不防。可抽李作鹏的第43军西进。作战次序上，先集中3个军打垮较弱的鲁道源兵团，最后对付桂系的精锐张淦兵团。”

    萧克根据林彪的整体作战意图，提出了具体作战计划，陈赓兵团以一个军牵制敌张淦兵团，另两个军与四野的第43军合力歼灭鲁道源兵团。

    <h3>鲁道源兵团烟消云散</h3>

    白崇禧在重庆与政客们周旋的日子，广西烽烟四起，战局急转直下，告急电雪片般飞来。11月<mark></mark>24日，他匆匆登上飞机，离开了乌烟瘴气的雾都。此时，解放军中路大军已经席卷桂北，攻占了桂林；西路军一部也直逼柳州城下。白崇禧的飞机在柳州机场降落，刚下飞机，就发觉情况不对劲，西北方向炮声隐约可闻，机场显得冷冷清清。

    原来，柳州已是一座空城，守军早就撤退了。“小诸葛”非常吃惊，连忙钻进飞机，转飞南宁。

    局势比他预想的要糟糕得多，白崇禧方寸已乱，不知道仗该怎么打了。他开始为张淦和鲁道源担心起来，对“南路攻势”一点信心也没有了。

    张淦年近花甲，已当了18年中将，曾是桂系阵营中一员虎将。今非昔比，他的勇气随着雪染双鬓而丧失殆尽。暮气沉沉的老将张淦于11月26日在玉林县城召集战前军事会议，正式下达“南路攻势”的指令。这比白崇禧的计划已晚了三天。而这三天陈赓兵团已完成了战役展开。

    出席玉林军事会议的有：兵团参谋长龙炎武、副参谋长夏富光、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48军军长张文鸿、第126军军长张湘泽、桂南军政区司令官罗活等。

    张淦站在一幅1∶300000的粤桂军事态势图前，慢条斯理地说：“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桂北、桂中局势失控，我军主力被迫南撤，余部散于山林。我军主力尚未受损，白长官寄希望于‘南路攻势’，令我兵团向茂名陈赓匪部进击。生死存亡在此一战，胜则20万桂军可退雷州半岛，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们随时可卷土重来，收拾旧河山；败则全军尽没，不仅各位的前程休矣，身家性命亦难保全。各位须倾尽全力，破釜沉舟，督率本部背水一战，以死中求生的战法投入此次‘南路攻势’……”

    张淦挥舞拳头给部将打完气，自己却出了一身虚汗，他掏出手帕揩着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有气无力地对参谋长说：“你下达作战指令吧，我的话完了。”

    部将看着瘫坐在椅子上的张淦，都心虚得发慌。果然，所谓“进击陈赓匪部”的计划雷大雨小，完全是虚张声势。他指令第7军、第48军为攻击部队，分别由北流经宝圩和由陆川经乌石，向茂名攻击前进，第126军为预备队。这个计划，名义上是进击茂名，实际上是向雷州半岛逃窜，他的意思是本兵团先逃走再说，至于在北面的鲁道源和其他各部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可是张淦在排兵布阵上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位于最南端的是第126军，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军，战斗力最差，让其充当开路先锋其结果可想而知。

    会后，各军即按计划“进击”。当日，3个军同时与解放军前哨接火。解放军且战且退，战斗不是太激烈。

    陈赓原计划先打张淦，后打鲁道源，没料到战役一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鲁道源兵团竟然先被打垮了。

    11月26日黄昏，李作鹏的第43军经过数日急行军，前锋第127师抵达信宜以北桥头铺一带，恰好与鲁道源兵团前锋第58军碰了个正着，双方发生激战。鲁兵团前锋一下手就被打折了，后续部队慌忙掉头回窜。解放军不容敌有片刻喘息，随即向敌军展开迅猛追击。

    鲁兵团各部在回窜途中被追得溃不成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最初还有几次有组织的阻击，后来各部竞相逃跑，建制大乱，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激烈的战斗，一个兵团就稀里糊涂地报废了。

    11月27日，面对失去控制的溃兵，鲁道源令在第一线督战的兵团副司令官胡若愚在罗加设防，以阻止解放军继续追击。胡若愚纠集了两个团的兵力扼守几个山头。第43军追击部队赶到罗加，迅速迂回包抄，一阵火力急袭，就击毙了胡若愚。守军群龙无首纷纷弃阵溃逃。解放军潮水般迅速漫过桂军阵地，在山路上发现了一具着绿呢军服的大胖子尸体。找来俘虏一问，居然是中将胡若愚。先头部队为了继续追歼逃敌，没有时间处理胡若愚的尸体，于是写了张纸条贴在那个臃肿的大肚皮上——“敌第十一兵团副司令胡若愚”。

    11月28日，第127师尾随溃兵追进了容县县城。桂军建制大乱，300多名俘虏居然有5个师的番号。

    第129师第385团副团长张子斌发现二营缴获了40辆自行车，大声吼道：“谁会骑自行车？快跟我去追敌人！”

    张子斌带着40人骑上自行车，沿容县至北流的公路飞驰追敌。很快他们就追上了大股溃敌，他们边追边打，一举俘获了300多名敌军。张子斌留下14人看管俘虏，其余26人继续追击。

    他们沿途遇到不少三三两两的溃兵，张子斌下令：“不打枪，不说话，只管蹬车。”不久，天就黑下来了，路上的敌军跌跌撞撞地往北流方向奔逃，对这支自行车队羡慕不已。

    张子斌的车队从北门进了北流县城。鲁道源的兵团部和第58军第226师正在城里。26名勇士立即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在城里大闹起来。班长马青禄的小组钻进北流中学，首先抓住了敌连长，随后逼迫那名连长令手下100多人放下了武器。张子斌亲率其他几个小组解决北街口的敌兵团直属队。街口停了20多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着街道上乱糟糟准备宿营的部队。4名勇士各带一挺机枪摸到汽车边，朝敌群猛烈开火。正在解背包的敌军遭到突然袭击，顿时炸了马蜂窝，满街乱窜。远处的敌军立即用迫击炮和机枪朝汽车射击。4名勇士连忙转移，那些汽车一辆接一辆纷纷爆炸，附近的房屋和树木被飞溅的汽油点着了，北街很快化为一片火海。

    张子斌和副指导员田贵花趁敌混乱之机，故意虚张声势，大喊：“二营迂回过去，堵住敌人的退路！”

    “机枪连、迫击炮连准备开火！”

    其他勇士在几个方向同时喊道：“你们被包围啦！缴枪不杀！宽待俘虏！”

    晕头转向的桂军以为真的陷入了重围，当时就有300多人投降，随后街道两侧房里的官兵也战战兢兢地出来主动投降。

    北街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26人俘虏了500多人。

    这晚，解放军后续部队相继赶来，在北流城内外展开大规模搜俘战，至29日清晨7时，战斗结束。桂军第11兵团部和第58军第226师等部4000余人当了俘虏，鲁道源趁乱只身潜逃。

    与此同时，第43军一部攻克玉林县城，歼敌2000余人。鲁道源兵团在三天之内就烟消云散了，几乎没有经过一次像样的战斗，几万人全部溃散在逃窜途中。其间出现了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例，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第127师第381团一连在北流河民完渡口追上鲁兵团2个整团，该连一阵猛冲猛打，仅10分钟就全歼敌军，一举俘虏1500余人，而该连竟无一人受伤。

    第127师第379团八连班长黄克宝孤身一人抓了150多名俘虏，成为著名的孤胆英雄。

    <h3>床底下拖出兵团司令</h3>

    鲁道源兵团在容县、北流一带溃散之时，张淦兵团也陷入了困境。陈赓以1个师驻守廉江，而以5个师向桂军第7军发起反击。张淦见南逃之路被堵，慌了手脚，令各军收缩阵线，准备往西回窜，而他本人却率兵团部跑到了博白县城。

    张淦将兵团部设在图书馆大院里，南逃海南岛的路线被切断了，这个有着38年军龄的老将方寸已乱，开始迷信起来，他将一个大罗盘摆在房中，一遍又一遍卜算出逃路线的凶吉。他崇拜的袁天罡大师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明明是四面楚歌，可算来算去，条条道路都是大吉大利。张淦戎马一生，每到危急关头，他便摆上罗盘卜问凶吉，十有八九都应验了，于是就对这一套特别迷信。

    算完卦，张淦又恢复了自信。他本来打算在博白住一晚就走的，第二天早晨起来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对参谋长龙炎武说：“这些日子，我们跑得太辛苦，部队需要休整，索性多住一天，明天起程。”

    龙炎武提醒道：“鲁道源兵团联系不上了，估计北面的情况不妙，如果共军从北面打过来，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北面共军离我们至少有90公里，一天一夜是赶不到了。”张淦拍着龙炎武的肩膀，笑道，“即使共军打来了，也跑不过我们的吉普和卡车，老弟用不着愁眉苦脸。”

    这天上午，张淦出席县政府召集的“民众大会”，大言不惭地吹嘘道：“我张某人统率十几万大军，打遍天南地北，有着不俗的战绩。陈赓不就是二野的吗？早在大别山时，连刘伯承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我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有人说林彪的四野厉害，未免言过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手里还有几个军，我的大炮不是哑巴，枪也有个洞口……”

    张淦做梦都不会想到，就在这天晚上他会被人从床底下拖出来，赶进了俘虏的队伍。

    11月29日黄昏，第43军后卫第128师第382团进抵苏立圩。团长张实杰见天色已晚，下令埋锅做饭，准备宿营。

    此时，从博白方向来了一群逃难的人，其中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引起了张团长的注意：“你是哪里人？”

    那中年人连忙停下，扶了一下眼镜，神色紧张地说：“我是博白人，县立第一小学教师。”

    张团长继续问：“这么晚了，你们还到哪里去？”

    “长官……”中年人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

    “我们是解放军，穷人的队伍，都是同志，没有什么长官。”

    中年人仔细打量了一下张团长，再看看附近的解放军战士，发现他们都在公路两旁休息，没有人进民房，于是神色大为缓和，说：“你们真是解放军，百闻不如一见，果然是仁义之师。白崇禧的第3兵团司令张淦在博白县城，他敲钱抓丁，搞得城里鸡犬不宁，谁还敢待在那里？所以我们到乡下投亲戚。”

    张淦在博白县城，这个消息使张团长兴奋不已。几天来，由于第128师是第43军的后卫，一直没有捞着仗打。第127师、第129师都取得了重大战果，让他们羡慕不已。张团长的部队一口气走了六七个县，路上不断有兄弟部队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尤其是击毙胡若愚的消息反响特别大。

    “我们一块肥肉都没碰上，兄弟部队可好，连副司令长官这样的大王八也吃掉了。”

    “听说白崇禧有车、马、炮三个兵团司令官，我们抓他一个，不比打死个副的强！”

    “活捉敌军司令官！”成为张团长激励部队的一句口号。

    没料到机会真的来了，白崇禧那盘残棋中的“车”摆在眼前了！

    张团长立即送给中年教师一袋大米，以示谢意，随后与王政委商量，决定夜袭博白，活捉张淦。

    战士们立即出发，奔赴博白。饭熟了的带上饭，边走边吃，没熟的就扔下不管了。部队起先还带着背包，最后全部扔掉了。二路纵队变成四路，四路变成八路，战士们争先恐后朝博白狂奔。

    到达博白城下时正是深更半夜，上弦月西沉，伸手不见五指。第三营第七连最先进城，驻在北门兵营的哨兵发现突然窜来一大群人，以为是鲁道源兵团第58军的。

    “他妈的！你们58军退到这里来干什么？”

    七连副连长芦福山机智地说：“奉上级命令，协助你们到东边打共军。”

    那哨兵是个老兵油子，边抽烟边说：“那好，你们快去吧！”

    这时，正在房里值班的一伙士兵出来了：“深更半夜的，吵什么？”

    “兄弟是11兵团部传令兵，有紧急情况向张司令官报告。”芦福山掏出5块大洋，说，“请问张司令官在哪里？谁给带路，赏他5块大洋。”

    那伙人见钱眼开，纷纷要求带路。芦福山看中一个小个子，说：“就劳你的大驾吧。”

    小个子领着芦福山等人径直来到图书馆门前，站岗的哨兵喝问：“哪一部分的？”

    “兄弟是11兵团部传令兵，有急事要向张司令官报告。”

    值班参谋闻声一看，顿时生疑，一个传令兵怎么会带这么多人来？突然大喊起来：“不好啦！共军进城啦！”

    作战处长从屋里跑出来，说：“瞎嚷什么？共军从天上飞下来的？肯定是自己人，别误会。”

    芦福山一个箭步冲上去揪住那作战处长的衣领。用枪抵住他的胸口：“没错，老子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快带我去见张淦！”

    解放军战士一拥而上，卸了哨兵和参谋的枪，随后冲进图书馆，将敌兵团部官兵大部分从床上揪了出来。此时，第382团主力及同时受命奔袭博白的第127师第379团已陆续赶到，城里城外同时响起激烈的枪声。

    张淦住在图书馆的后院，枪声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他连忙下令向手下的三个军发电报，令他们回援兵团部。

    芦福山带着七连包围张淦所住的院子，张淦的警卫队依仗围墙负隅顽抗，双方对峙了半个小时。张团长和王政委及时赶来，调来二具火箭筒。“轰、轰”两声巨响，大门被炸得粉碎。芦福山趁硝烟未散之际第一个冲进院子，很快就将警卫队解决了。

    “张淦快投降！”芦福山一脚踹开张淦的卧室，只见桌上的罗盘还在旋转。

    教导员刘梅村冲了进来，发现床下露出一双皮鞋，居然鞋尖朝下，于是对芦福山说：“你看那是什么？”

    芦福山低头朝床下一看，嘿！一个大胖子在里面瑟瑟发抖。芦福山一把将他拖了出来。

    “我就是张淦。”张淦头部被铺板擦伤了，正在淌血，“我与周恩来先生熟悉，希望你们把我送到他那里去。”

    张淦被押到团指挥所，朝张团长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兄弟有罪，请长官宽大饶恕！”

    “我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大。”王政委转身吩咐卫生员为张淦包扎伤口。

    “贵军真是神兵天降，我还以为你们三天内不会赶到，真是太出人意料啦！”

    张淦十分担心他女儿的安全，请求查找她的下落。半小时后，解放军从俘虏中查出张淦的女儿，将她送到团部。张淦十分感动，连声说：“贵军如此仁义，我要将功赎罪，为你们效劳。”

    王政委笑道：“你怎么效劳？”

    张淦说：“白崇禧把他的三个兵团司令官比作车、马、炮，我就是车，车没了，棋就没法下啦！我现在电令各军向贵军投降。”

    张兵团的3个军正在廉江、陆川一线与陈赓兵团激战，突然接到兵团部告急的电报，3个军几乎同时撤出了阵地，连夜向博白方向转移。几个小时后，他们接到张淦令其投降的电报，顿时军心动摇，降的降，逃的逃，白崇禧的第3兵团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12月1日上午，第43军与第14军、第15军对张淦兵团残部发起总攻，战至当日15时，除少数桂军漏网西逃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至此，桂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一向拥兵自重的白崇禧突然被打折脊梁骨，再也硬不起来了。

    <h3>白崇禧洒泪别大陆</h3>

    鲁道源、张淦两兵团突然失去联系，白崇禧在南宁忧心如焚，他顿感“南路攻势”就像飞蛾扑火一样自取灭亡了。十几万大军竟如此不堪一击，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此时，西路解放军连克思恩、金城江、河池、东兰，于12月1日占领万冈，完全切断了桂军残部向云南退却的路线。

    白崇禧西窜云南和南逃雷州半岛的两个方案都落了空。此时，在宾阳至南宁一线尚有黄杰第1兵团、徐启明第10兵团等残部10余万人。

    12月2日，黄杰报告从柳州南下的解放军已逼近宾阳。白崇禧令黄杰死守昆仑关，确保南宁的北大门，同时令徐启明掩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向钦州南撤，准备由龙门港逃往海南岛。

    次日上午，白崇禧从南宁乘飞机前往海南岛去租借舰船，他对送行的李品仙说：“南宁危在旦夕，你马上坐飞机到防城去设指挥所。”白崇禧还想交代什么事，可是一想到此番离乡可能将要永别，不禁泪光闪烁，伤心得说不出话来。12天前李宗仁临别前，也是在这里泣不成声。

    白崇禧下达南逃钦州的指令不久，四野前委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林彪迅速对三路大军作了新的调整：

    第43军第128师自博白地区轻装强行军，自选道路向钦州疾进，该军主力随后跟进。

    第13军第39师轻装强行军向钦州疾进，该军主力加速清剿公馆圩至北海一线残敌。

    第39军第116师占领宾阳后，越过昆仑关向南宁进击。

    第40军自玉林取捷径向灵山前进。

    第14军向合浦、钦州前进。

    第45军经横县向钦州前进。

    林彪的三路大军以南宁至钦州一线为中心，开始向心合击。第二次粤桂边围歼战拉开了序幕，这是自南下以来，集结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北路第45军兼程南下，一路势如破竹。12月3日，攻占贵县，歼敌1个师部；4日攻占横县，击沉2艘军舰；5日进至旧州附近歼敌千人；前卫第123师审问俘虏，得知敌人昼夜兼程，拼命向钦州逃跑。白崇禧电令各部须日行150里，迟到的不准登船。该师首长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军部，同时令部队扔掉行李跑步前进。7日深夜2时，前卫团有2个连抵达小董圩附近，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正在圩里宿营。团政委焦红光即率2个连向敌发起攻击，敌人在睡梦中惊醒，动作慢的来不及起床就当了俘虏，动作快的在街上到处乱窜。敌军不知虚实，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纷纷投降。俘虏一批一批被押送到西北街口的一个大院里。天亮时一清点，居然有4000多人，其中将官9人，校官600多人，白崇禧的小卧车也成了战利品。

    西路第39军于12月2日占领宾阳，3日越过昆仑关，4日占领南宁，5日渡邕江南下，6日进抵大塘圩一带俘敌4000余人，7日进抵那晓圩歼敌1000余人。

    南路第43军于12月6日进抵大垌圩，与此同时第14军第40师、第40军第119师、第45军第123师等部纷纷赶至小董圩、钦州一带，将白部4万余人一举围歼。

    白崇禧到达海口匆忙求见余汉谋，要求派舰船去钦州龙门港营救桂军残部。

    余汉谋为难地说：“蒋总裁已任命薛岳为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节制岛内海、陆、空三军，我的部队都丢在了大陆，这里是薛将军的地盘，我做不了主。”

    薛岳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1949年2月调任广东省主席之前为总统府参军长，他曾在1948年纠集粤籍人士竭力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与桂系矛盾甚深。白崇禧一个月前要求率部撤往海南岛，受到他的坚决反对，后经李宗仁出面做工作，勉强答应桂军退雷州半岛，以屏障海南岛的安全。那时白崇禧尚有二三十万大军，薛岳怕白崇禧喧宾夺主，将海南岛变成桂系的地盘。现在“小诸葛”损兵折将，上岛求情无异于寻求避难之所。薛岳不得不重新审视时局，考虑桂军上岛之事。

    12月4日，薛岳召集军事会议商量营救之事，出席会议的有陈济棠、余汉谋、白崇禧和夏威等。

    白崇禧红着眼睛，几乎用哀求的口气对薛岳说：“广西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当务之急是速派舰船赴龙门港接运徐启明兵团，请求各位援手相救。”

    薛岳明白一俟大陆战事结束，海南岛必定成为林彪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凭岛上现有兵力难以固守偌大一个岛屿，他也希望桂军残部上岛以充实防卫力量。但是这个绰号“老虎仔”的将军还有更狠的一手，那就是乘人之危，敲一笔竹杠。

    白崇禧精明过人，除了会用兵之外，敛财也是高手。他坐镇武汉时，一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巧立名目，设“戡乱特捐税”，在国税之外附加25％；二是敲诈武汉商会现洋上百万元；三是以疏散战略物资为名，将大量棉纱、棉花、布匹、汽油、酒精、桐油、钢材、木材等纷纷运往广州变卖。白崇禧虽然手段隐蔽，但是要消化堆积如山的物资不可能不露蛛丝马迹。薛岳在广州看到“小诸葛”大发国难财，嫉妒不已。

    薛岳故作为难状，慢条斯理地说：“岛上物资匮乏，舰船用油须高价从香港购入，我们没有资金购高价油，舰船大多泊于港湾无法起航。”

    白崇禧心里明白这是在敲竹杠，眼下救人要紧，不能不忍气吞声，于是说：“我带来了一些金条，不妨算我们租借好了，多少钱你们开个价，我只有一个要求，至迟今晚必须起航。”

    当日晚，白崇禧亲自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从海口出发，次日凌晨抵达龙门港。他在港口一直守候到12月9日，真是望眼欲穿，可是始终没有一支部队到达。这期间他多次登岸在港口打电话了解战况，噩耗竞相传来，徐启明兵团在半途被截为数段，全军溃散，已经不可能到达钦州了。

    12月8日，白崇禧电令黄杰等：

    <small>为保有反攻基地，各部队应各自选择适当地区，暂避决战，轻装分散，化整为零，机动出击，待机反攻……</small>

    白崇禧在龙门港空等了几天，此时钦州战火已经平息，解放军正向龙门港袭来。“小诸葛”绝望地登上军舰，舰队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岸，他立在甲板上用无限依恋的目光注视着渐渐模糊的大陆，热泪夺眶而出，洇湿了胸前五颜六色的勋标。

    李宗仁于1949年12月5日自香港飞赴美国就医，当时他还不知道桂军已经全军覆没，临行前亲笔致函白崇禧，让其将桂军撤往海南岛，待他从美国返回后再定大计。程思远持函来到海口，始知桂系的老本全部输光了。从此，李宗仁打消了回国的念头，长期旅居美国。蒋介石偏安台湾必须仰仗美国的庇护，为了牵制李宗仁在美国的“反蒋活动”，老蒋决定将白崇禧诱到台湾做“人质”。

    1949年底，蒋介石派军需署长陈良携黄金万两前往海口，说是补发所欠华中部队的军饷。白崇禧望着那些灿烂的金砖苦笑道：“华中部队已经不存在了，军饷发给谁？”几天后，陆军副总司令罗奇携蒋介石的亲笔信来海口，邀白崇禧赴台北晤谈，并暗示蒋嘱意白出任行政院长。“小诸葛”不敢轻举妄动，乃派李品仙、徐祖贻赴台湾探听虚实。李品仙一上台岛就受到拉拢和收买，徐祖贻则被蒋的虚情假意所蒙蔽，二人致电白崇禧，认为蒋介石迭电邀白赴台，实属“至诚”。..“小诸葛”想起黄埔密室中老蒋的“肺腑之言”，以为身负亡国之痛的老蒋自此当重用贤才，学勾践卧薪尝胆，于是在犹豫一个月之后，终于踏上了孤岛台湾，随即受到相当于软禁的待遇。每当李宗仁在海外有不利于老蒋的言行，白崇禧便被迫发表一通反李声明。直至李宗仁1965年夏返回大陆，白崇禧作为“人质”的使命才结束了。次年冬，白崇禧惨死于台北松江路家中，尸体呈铜绿色，衬衫被撕成碎片，浑身布满抓痕，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h3>中越边境追歼战</h3>

    黄杰在左、右江地区接到白崇禧“化整为零”的电令，十分震惊，他认为数万人猥集于狭小地域，无法分散游击。第1兵团成分复杂，并非桂军嫡系，在广西没有根基且语言不通，很难生存下去。黄杰本是黄埔将领，当即去电台湾，向蒋介石请示下一步行动方略。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陈诚即以东南军政长官的名义电令黄杰：“并力西进，进入越南，保有根据地，相机行事，无论留越、转台，皆能自如。”

    黄杰接此电令，即率部向中越边境逃窜，准备进入越南，再转运台湾。

    钦州围歼战刚刚落下帷幕，林彪又盯住了桂西南的黄杰兵团残部。12月8日晚，林、谭、萧致电陈赓等：

    <small>盼令13军以一个师向思乐西南前进，截击敌人，但勿入安南（越南）境。我39军二个师与43军之四个团向上思、思乐追击。</small>bbr></abbr>

    小董圩至钦州一带的解放军各部仍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战利品，战士们围在一起吃着美国罐头和饼干，讲述战争中的传奇经历。第43军某团杀猪用的刀居然是一柄“中正剑”，银质刀鞘非常考究，剑身雪亮耀眼，上面刻着：“杀身成仁，蒋中正赠。”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曾以佩此宝剑为殊荣，时过境迁，随着“佩剑将军”们纷纷成为阶下囚，这种“宝物”变得一钱不值了。

    第43军第129师第385团于12月8日奉命西进，部队边行军边作政治动员。

    “白崇禧还有一个兵团正往越南逃跑，同志们加快速度呀！坚决把敌人消灭在国境线上！”

    部队冒着绵绵细雨，钻进了林深草密、道路崎岖的十万大山。那一带全是连绵不绝的山地，人烟稀少，筹粮困难。部队轻装西进，没有带足粮食，现在只能饿着肚子行军。

    政工干部在路边鼓劲：“空着肚子也要追上敌人！”

    精神鼓动可起一时作用，终究不是个办法。体弱的战士走着走着便一头栽倒，扶起来也站不住了，双腿直哆嗦。

    有个连队在行军时遇着一位老汉，像见了救星一样将老汉围起来：“大叔，我们两天没吃东西，请设法弄点军粮。”

    事务长掏出大洋硬往老汉手里塞，老汉见大军饿成这样，答应到附近人家去弄点粮，可是转了一个多小时也没弄到一粒米，老汉回来后说：“我外甥有块红薯地，他主动要求把地捐献出来，请大军自己动手挖红薯吃。”

    这个连用18块大洋买下红薯地，每人挖出七八个红薯边走边吃解决了粮荒问题。

    翻过十万大山，部队直插公母山。12月14日清晨，先头部队的侦察员发现有两名站着撒尿的“女人”，立即将其擒住，揪下假发套一审，原来是黄杰兵团后卫第97军的情报员。

    “敌97军在前面公母山，同志们！跑步前进打他个措手不及！”

    中午12时，在公母山上埋锅做饭的桂军，准备吃一顿饱饭就过境“留洋”，正在此时几发炮弹飞来，把他们一下子搞蒙了。

    “谁打炮？”一名团长四处张望，这时他听到飞机的引擎声，抬头一看，4架法军飞机正在头顶盘旋。“妈的，法国佬丢炸弹乱炸！”

    敌军做梦都没想到解放军已从几百里外飞奔杀至。密集的枪声在四周同时响起，敌团长始觉不妙，连忙从地上跳起，大声吼道：“别吃饭啦！快过境向法国佬缴枪！”

    敌军朝中越边境纷纷溃逃，可是出境的山路被解放军堵住了，他们猛攻了两个多小时，企图杀出一条血路。尸体层层叠叠，将那条弯曲山路铺满了。敌团长见大势已去，知道出国梦做不成了，只好随着士兵一起举手投降了。

    “你是团长，快下令让你的士兵停止抵抗！”

    那团长朝俘虏堆里的一个矮胖子一指：“他是副军长，让他下命令吧！”

    到下午4时，公母山战斗结束，第43军一举歼灭敌第97军军部、2个主力团和1个补充团，俘副军长郭文灿以下4000余人。

    第13军于12月9日攻占边防重镇东兴，11日在公安圩歼灭敌第46军等部6000余人。

    第39军于12月8日攻占上思，歼敌第71军直属队和第88师一部，俘3000余人；9日在那隆击溃第14军和第71军等部，俘第1兵团副司令兼第71军军长熊新民；11日进抵明江，迫敌第56军第330师1200余人投诚，同日于旭塘歼敌第97军第33师1600余人；12日占领镇南关；14日占领龙州。

    至此，黄杰的第1兵团除少数逃往越南外，大部被歼灭于中越边境地区。

    历时39天的广西战役于12月14日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17.29万人，其中生俘15.69万人，击毙将官4人，俘将官78人，缴获火炮1258门、枪5.3万支、飞机1架、汽车1176辆、舰艇3艘。

    国民党阵营中最凶悍的白崇禧集团被彻底消灭，广西全境获得解放。

 第十六章 天涯追击

    <h3>凯旋</h3>

    林彪的专列缓缓驶入武昌车站，静候在月台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林彪、谭政、萧克在军乐声中健步踏上站台，几名女青年立即拥上去献花。

    新闻记者的镁光灯不停地闪烁，林彪怀抱鲜花微笑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随后钻入汽车，前呼后拥地朝江边码头驶去。这位代号“101”的四野统帅，其行踪一直被列入最高军事机密，两个月前他离开武汉时正是深更半夜，现在终于可以抛头露面了。

    一年来，他带着精干的指挥所从哈尔滨附近的双城一路南下，昼伏夜行，行踪隐秘，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能称呼他的代号。随着大陆上战争的结束，“101”这个军事色彩浓厚的称谓将离他远去，他的真名实姓将作为政治名词在大众媒体上广为传播。

    解放中南6省的任务大体上完成了，只剩一个海南岛。作为四野统帅没有必要亲自指挥渡海登陆，他已经在几天前致电邓华等：

    <small>攻海南岛战役，由15兵团首长担任统一指挥。</small>

    车队到达江边，林、谭、萧等乘轮渡过江，邓子恢亲自在码头迎接，汉口的欢迎场面更为热烈，还搭了凯旋门。

    1949年12月10日，林彪接到毛泽东从莫斯科的来电：

    <small>一、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small>

    <small>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各军休息二十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small>

    <small>三、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到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及40军、43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small>

    12月22日，林彪致电第43军军长李作鹏：

    <small>渡海作战我军全无经验，目前渡海的具体条件如何亦尚不明，因此我们此刻尚无具体意见，盼你们就近弄清各种情况，细心研究作战条件与方法，并向兵团和我们提供建议，本日我们已派尹健同志去南京向粟裕同志处调查渡海作战经验。</small>

    第15兵团受领攻占海南岛的作战任务之后，邓华、赖传珠和洪学智等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个初步意见，于12月27日电报野司和军委：

    <small>一、这一战役能否打好，要看我们准备能否充分。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是巨大的组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准备物资，收集船只，进行演习等等。以季节论，在旧历年前动作为有利。以准备工作论，恐时间来不及，且40军尚在开进途中，43军亦有许多师未到齐。如延至年后，又恐转刮南风困难增加。故我之方针尽一切努力争取旧历年前动作，但又不为季节所限，而要以是否准备好了为标准，以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small>

    <small>二、这次作战的关键是搜集船只与对付敌人海空问题，尤以敌舰对我渡海妨碍为大。虽然我们正在想办法，但其效果不大。如能派一部空军直接配合，则我之困难便可减少。这是最后且比较重要的一个战役，我们应集中一切力量来争取胜利，而且是可能的。</small>

    <small>三、三野之登陆作战如何准备，何时开始，能否共同进行较为有利。</small>

    12月31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

    <small>邓赖洪27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损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small>

    两周后，第15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从广州来到武汉，当面向林彪等汇报第15兵团战前准备工作情况。

    洪学智说：“我们原来计划在春节前渡海，现在看来我们对困难估计不足，春节前无法完成准备工作，因此请求推迟渡海时间。”

    林彪皱着眉头，说：“我们只有木帆船，必须依靠冬北季风作动力。春节后风向转变，你们渡海更困难。”

    洪学智解释道：“海南岛有十几万敌军，主席指示必须一次渡过去一个军，按每条船运30人算，需要1000多条船。我们现在只搞到四五百条船，远远不够。部队大部为北方人不习水性，对大海有恐惧心理。有人说‘从东北打到南海，这回是革命到海底了’。有一个连到海上训练，就有60多人晕船呕吐。要对付敌人的军舰和飞机，不进行海上军事训练是不行的，这些都需要时间。”

    邓子恢着急地说：“冬季马上就要过去了，等你们准备工作做好了，时候又不对了，季风转向，你们的帆船怎么过海？”

    洪学智说：“邓华和赖传珠同志派我来，就是要把这些困难当面向首长讲清楚。我们打算将大部分木帆船改装机器，这样我们就能不受天气的影响，以机帆船渡海。”

    林彪点头道：“这是个好办法，你们就照此办理，争取早日渡海。”

    洪学智笑道：“我这次是向你们要钱来了，改装机器需要很大一笔经费，兵团和华南分局都解决不了。”

    “我们手里也没钱。”邓子恢为难地说，“新解放区千疮百孔，到处都需要钱补窟窿。”

    “这样吧，你直接到北京向军委汇报。”林彪对洪学智说，“一是说明推迟渡海的原因，二是请中央帮助解决经费问题。”

    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代总长听了洪学智的汇报后，立即将情况电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1月10日，毛泽东回电：

    <small>中央转林彪同志：</small>

    <small>一、1月6日电及转来邓赖洪1月5日电均悉。</small>

    <small>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small>

    <small>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small>

    <small>四、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small>

    <small>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small>

    确定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之后，林彪派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携数百万块银元南下广州。叶剑英、邓华见“财神爷”到了，大受鼓舞。当时，广州一带能用的机器已被抢购一空，于是决定让陈沂亲赴香港、澳门去搞“走私”。

    陈沂化装成上海轮船公司的商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包装得蛮像回事，可是对生意场上的一套却一窍不通。叶剑英吩咐说：“你少说话，生意场上的事由温老板去应付，否则就露馅了。”

    陈沂和温老板一行7人乘火车到九龙，风风火火赶往香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标是购买登陆艇，而在船市上出售的全是民用船只，吨位小的船破旧不堪，吨位大的是几艘像楼房一样的客船。

    温老板说：“这几艘客轮怎么样？一次可运两个营。”

    陈沂摇头道：“目标太大不利于强渡，敌人的军舰和飞机一旦发现了，就成了靶子，即使能安全渡过海峡，没有大码头也无法靠岸。”

    温老板说：“香港没法指望了，就看澳门有没有合适的货。”

    他们又辗转到澳门，那里的船市更萧条。陈沂十分失望，只好空手回到广州。

    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兜了一个圈子，叶剑英、邓华等人不得不回到起点——决定还是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

    <h3>陆上猛虎变海上蛟龙</h3>

    1950年初的雷州半岛，大军云集，海边帆樯如林，四野第40军、第43军10万大军集结于此。这两个军是四野首批南下的部队，平津战役一结束就作为先遣兵团进逼武汉，现在四野的其他部队已转入和平时期，他们却要进行一次风险极大的渡海登陆战役。

    面对惊涛骇浪、浩渺无垠的大海，曾横扫了整个大陆的“东北虎”们心里发毛了。海上有敌人的铁甲巨舰，空中有比猛禽还要凶悍的飞机，再看看渔民们驾驶的木帆船，一会儿被巨浪托上半空，一会儿跌入波谷只露出半截桅尖。靠这些在海浪中挣扎的木帆船强渡海峡，行吗？

    不习水性的“东北虎”们出了思想问题。

    “南下我们打头阵，全国胜利我们压后阵，命真苦！”

    “这回是九死一生，革命到底（海底）了！”

    解决思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让战士们熟悉大海，由恐惧大海到热爱大海、拥抱大海，从而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一场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开始了。

    春节临近了，船工们回家团圆。在海里扑腾了一个月的“东北虎”们开始上瘾了，一日不到海上练一回心里就不舒服。没有船工驾船，他们就自己把船摇上了大海。

    那时为了躲避敌机空袭，“海练”一般都在夜里进行。一天，第43军某部副排长鲁湘云等8人扬帆出海，不久，风停了，船失去了动力，只好在海上抛锚。8名战士在船舱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天刚破晓，海上刮起了东北风，鲁湘云将战士们叫醒，准备返航归队。

    “你们看，那个黑乎乎的家伙是什么？”一名战士指着西南方向说，“昨晚抛锚的时候没发现它呀！”

    鲁湘云心里咯噔一下，可能是敌舰，他镇静地说：“大家把军帽取下，注意观察。”

    黑影越变越大，果然是一艘正高速逼近的军舰。

    “把武器拿出来，准备战斗！”鲁湘云双目喷火，“躲是躲不过的，只好硬拼了。”

    8个人里有5名党员，其他3人也正在积极向组织靠拢，战士们纷纷表示：“跟铁家伙拼命！”

    船上有1挺机枪、4支冲锋枪、3支步枪、1个枪榴弹筒、12发枪榴弹，还有十几枚手榴弹和2个炸药包。

    “叫敌人尝尝木船的厉害！”鲁湘云沉着地说，“大家别着急，等铁家伙靠近，打它个措手不及。”

    军舰绕着木船兜了一圈，确认是“共军”无疑，便调整舰炮猛烈射击。炮火击断了帆绳，哗啦一声白帆从桅杆上滑落，将船压得向一侧倾斜。

    敌人想抓活的，停止了射击，纷纷离开战位站在甲板上喊话：“共军弟兄们，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

    敌舰渐渐逼近了，大约100米时，战士们忍不住了：“副排长，打吧！”

    鲁湘云挥手制止：“再放近些，机枪瞄准指挥台上那个胖家伙，其余的人瞄准甲板上的敌军。”

    军舰离木船50米时，鲁湘云大喊一声“打”，8人同时开火。舰桥上的胖军官中弹毙命，甲板上戴船形帽的水兵倒下去一片。

    敌人遭此突然袭击，纷纷窜进舰舱，军舰掉头驶离木船，然后在木船火力射程之外停船射击。打了20分钟炮，却效果不佳，木船太小一时跃上浪头，一时跌入浪谷。技艺不精的敌人见大炮打不中，便开足马力企图撞碎木船。

    鲁湘云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对把舵的战士说：“敌舰想撞沉我们，你放机灵点，注意把好方向。”

    舰船快要相撞的一刹那间，把舵的战士向右猛力扳舵，军舰擦身而过。鲁湘云等人乘机将手榴弹纷纷投上军舰，在一连串的爆炸声中，军舰拖着滚滚浓烟朝远处驶去。

    木船打败了军舰，创造了海战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功的战例大大增强了以木帆船渡<bdi>..</bdi>海的信心。铁甲战舰没有什么可怕的嘛，几颗手榴弹就把它打跑了，陆地上的战术在海上同样管用！

    金门之战失利的阴影仍然笼罩在邓华等人的心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必须一次渡过去一个军，需要上千艘木帆船。为了对付敌人的军舰，还必须改装一部分“土炮艇”，把小口径反坦克炮和战防炮安装在木帆船上。训练一个军熟悉海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战前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程。

    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渡海作战准备呢？邓华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岂料一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整个作战部署。

    1950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海上练兵的解放军截住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船上有一个自称是商人的中年汉子居然带了一支左轮手枪。解放军战士怀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将他押到第40军军部。那商人突然亮出了真实身份，原来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受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委托偷渡过海来与主力部队联络。

    符振中随身携带着琼崖纵队的电台密码，还有一幅海南岛敌军防卫要图。军长韩先楚不敢耽搁，立即派车将他送往广州。

    1月25日，叶剑英亲自在广州主持军事会议，听取符振中作“海南岛敌我双方情况综述”的报告。

    这次报告长达4个小时，分为六个部分：一、我之根据地及组织；二、我武装部队之各种情况及可能集中数量；三、敌军组织分布及战力；四、沿海港湾之敌军分布，我之群众条件及如何配合大军登陆问题；五、各地群众条件、米粮及主要公路干线；六、配合大军作战之准备工作。

    琼崖纵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力量，其历史可追溯到1927年，著名的红色娘子军就出在这个纵队。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该纵队发展到3个总队10个团1.5万人，以五指山为中心建立了面积涵盖4个县的巩固根据地，其余各县均为游击区。

    海南岛敌军大部为败逃至该岛的余汉谋集团残部，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辖5个军19个师，以及海军第3舰队50艘舰艇，海军陆战队1个团，空军4个大队各型飞机共45架，总兵力为10万人。薛岳（字伯陵）在岛上加紧构筑防御工事，以海峡正面为重点，东西两侧次之，号称“伯陵防线”，强调陆、海、空立体防御。其战略是乘解放军主力部队尚未做好渡海登陆准备之际，先集中兵力“清剿”琼崖纵队，以消除内患；并派空军到雷州半岛轰炸袭击集结在那里的“林匪主力”，以破坏“共军”渡海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同时，海、空军加强海上巡逻，力图将“共军”击败于半渡之中。

    符振中指出，敌军集结主力“清剿”琼纵，使防守海岸线的兵力很少，尤其是东、西两侧，有些地段长达百里仅1个步兵团防守。

    最后，符振中用令人费解的海南普通话说：“冯白驹同志让我转达两条建议：一、乘敌军海防部署未完成之际，先派一部兵力偷渡过海，以增强琼纵的力量；二、如果认为上述方案不行，就偷运一批武器弹药接济琼纵。”

    符振中讲的是典型的海南官话，大家都听不懂，幸亏叶剑英是广东人，还在海南工作过一段时期，就由他充当翻译。符讲一句，叶翻译一句，搞得跟外国人作报告一样。

    2月1日，邓华主持作战会议，根据符振中提供的情报和部队战前准备工作状况，研究渡海作战方案。

    邓华指出：“敌人以海南岛为基地，派飞机轰炸广州、武汉，使两湖两广地区不得安宁，中央和野司一再要求我们提前解放海南岛。我们原来设想做长时间的充分准备之后，一举渡过去一个军，现在看来可以采用小规模分批偷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办法，有望提前解决海南岛问题。既然符振中能够偷渡过来，我们必定有办法偷渡过去。”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赖传珠、洪学智、萧向荣、韩先楚、李作鹏、张池明、符振中等。经过几天时间的热烈讨论最终确定了新的战役指导方针。

    2月9日，邓华、赖传珠致电军委和四野：岛上有敌十万，如只采取大规模登陆速决方针，则所需机帆船更多，改装费用更大，舵手、机工、领航人员亦非半年内所能同时办到。另一方面，岛上有我根据地，有冯白驹的配合，回旋余地亦大，只要我们能上去，哪怕小部队，都可打游击，以增强岛上力量。故应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

    此时，毛泽东通过与斯大林长达两个月的周旋，终于大功告成，双方完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这是中国百年来与外国达成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他开始兴致勃勃地参观工厂、农庄和大学，西方通讯社关于他访问活动的报道忽然多了起来。

    在参观访问的同时，他始终关注着台湾和海南岛问题。邓华9日和林彪10日的电报使他非常高兴，他对师哲等说：“四野找到了解决海南岛的办法，不要空军参战，他们准备用木帆船分批渡海。”

    2月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转邓华：

    <small>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small>

    邓华决定两个军各派一个加强营实施偷渡。

    <h3>渡海先锋</h3>

    1950年3月5日，琼州海峡突然刮起了东北风，第40军军长韩先楚立即打电话给第118师师长邓岳：“总算把东北风给盼来了，你们的那个加强营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了，今天能偷渡吗？”

    “军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既然东风来了，还有什么可准备的？你尽管下命令好啦！”

    “好！”韩先楚果断地说，“今天下午起航，实施首批偷渡！”

    下午3时，师参谋长苟在松率领799人的加强营在海滩树林里集合。韩先楚亲手将一面绣着“登陆作战先锋队”的红旗授予营长陈永康和教导员张仲先。韩先楚是四野有名的虎将，第40军在东北时有“旋风纵队”之称，韩先楚办事干练，雷厉风行，亦有“韩旋风”的美誉。他的动员讲话简洁明快：“同志们！现在风刮得多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抓紧时间准备出发。我只有一句话：祝你们一帆风顺，把这面红旗胜利地插上海南岛！”

    战前的最后一顿饭是面条和油饼，壮士们狼吞虎咽饭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东北虎”到了江南，整天吃大米，很久未尝面食的味道了。

    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浪潮翻滚的大海，800壮士扬帆出海，分乘13艘木帆船向西南方顺风疾驶。

    韩先楚打着赤脚在海滩上目送船队远航，海浪不时扑上沙滩，漫过他的膝盖。船队在茫茫大海上慢慢消失了，此时暮色四合，他浓眉紧锁，心事沉沉地离开了海边。在回军部的路上，他几次令司机停车，掏出手帕试探风向是否有变。

    上半夜一帆风顺，船队行驶了200里，离预定登陆点还有120里行程。过了午夜，风势渐弱，喧腾的海浪渐趋平静。

    风停了，木帆船失去了动力。

    在指挥船上的苟参谋长忧心如焚，如果不能在天亮前登陆，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立即命令信号兵向各船发出“强行前进”的红色信号。

    各船按预定方案开始靠人力划船前进。橹不够，战士们用铁锹、枪托和木板划水。天渐渐亮了，苟参谋长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他焦虑不安地下达“加速前进”的指令。

    太阳露出了水面，天海一色，万里澄澈，能见度特别好，多雾的琼州海峡居然一丝云雾都没有，船队无遮无拦，轰轰烈烈地扑向薛岳的“伯陵防线”。

    上午9时，弯弯曲曲的海岸线终于出现在苟在松的视线里。

    不久，从岸上射来一串炮弹，在船队的前方激起一排雪白的水柱。船队不予理会，继续前进。十几分钟后从岛上飞来4架飞机，在船队上空盘旋了一阵，投下4枚炸弹进行火力侦察。船队仍然不予理会，继续朝前划行。飞机判断不出这支船队是敌是友，只好返航了。

    敌人的岸炮火力侦察和空中侦察均不奏效，于是派出11只木帆船迎头驶来。双方船只很快搅在了一起，敌方船队发现情况不妙，向岸上发信号报告。岸上炮兵分不清敌我无法开火，那4架飞机再次飞临船队上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哪些船是共军，哪些是国军，不敢贸然攻击。

    船上的敌人人数少火力差，躲在船舱里不敢露头，他们寄希望于头顶上的空军，于是在船头插上小红旗，解放军的船也跟着插小红旗。后来敌人又换上小白旗，解放军也换成小白旗。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斗智，船队毫无损失地接近了登陆点。

    此时，岸上的敌人调来一个营在滩头拦截，海上驶来了2艘军舰，空中有4架飞机。800壮士在敌陆、海、空三方火力的攻击下，开始抢滩登陆。

    教导员张仲先指挥先头的3只船，最先朝岸上的敌人发起冲锋。勇士们纷纷跃入齐腰深的海水，在船上迫击炮和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很快就冲上了海滩。

    此时，琼崖纵队的接应部队也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岸上敌军受到两面夹击纷纷弃阵逃窜。

    下午1时30分，加强营全部登陆，在琼纵的接应下向五指山区挺进。

    第一次偷渡仅伤亡50多人，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敌海、陆、空立体防御的所谓“伯陵防线”。

    3月10日，第43军一个加强营1070人，在团长徐芳春的率领下乘21艘木帆船实施偷渡。他们原计划于5日与第40军加强营同时偷渡，当日他们所处起渡点无风，一直候风待命。

    10日下午，海峡上空阴云密布，盼望已久的北风终于来临了。

    徐团长率领船队开始劈波斩浪，向东南方乘风疾驶。黄昏时，风力增至7级，巨浪如群山奔涌，空中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船队很快就乱了队形，一条条木帆船在巨浪中时隐时现，出没无常。

    有一条船被巨浪打坏了一块船板，海水涌入船舱，副连长李相三鸣枪求救，可是各船都在巨浪中挣扎，无法靠近。李相三命令战士解开背包，拿棉被堵住漏洞，用身体顶住，一直坚持到登陆。

    天黑后，船队队形散乱，无法联络，只好各自与风浪搏斗，按预定航线单独行动。在指挥船上的徐芳春无可奈何，马灯点不着，旗语看不见。他想将此情况向岸上报告也不可能，起航时为了隐蔽没有架设电台，现在浊浪排空，船在海上疯狂乱舞，连人都站不住，架设电台谈何容易。

    3月11日拂晓，天微亮，风力减弱了，但浪仍然很大。徐团长举起望远镜朝海上观察，发现船队散布在宽阔的海面上，相距遥远。他的指挥船于上午9时在鹿马岭附近登陆。岸上的敌游动哨发现有条渔船靠岸，正在迟疑之际，一阵机枪打来，吓得抱头鼠窜。徐芳春顺利登陆，有两条船也在附近靠岸。他立即命令架设电台，向军长李作鹏报告：“我已登陆，详情待报。”随后，带着3条船上的100多人向海岸左侧前进，以便与其他登陆人员会合。

    营长孙有礼指挥几条船在赤水港附近靠岸，在那一带发生了激战，他们突破敌滩头阵地之后，迅速钻入椰林，向第一个集结地龙马镇前进。

    3月12日晨，徐团长、孙营长先后在龙马镇与前来接应的琼纵部队胜利会师。清点人数，发现有18条船登陆成功，还有3条船下落不明。后来得知有一条船由于修船直至下午才登陆，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几经周折终于归队了；另一条船登陆后与敌交战中大部损失；还有一条船始终下落不明，可能发生了海难。

    次日，李作鹏、张池明致电徐芳春：

    <small>顷悉你们奋勇当先，排除万难，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实行远距离航海奇袭，一举冲破近400里狂风大浪，击破沿海守敌之一切抵抗，胜利登陆，并迅速取得与琼崖人民武装会师。捷报传来，全军上下鼓舞振奋！……由于你们登陆胜利意义重大，特电祝贺！除向全体参战单位与同志致慰问外，军党委决定，以“渡海先锋营”之荣誉称号及锦旗一面授予全营同志……</small>

    <h3>偷渡与强渡</h3>

    首批两个加强营偷渡成功的总结报告呈到邓华的案头，邓华开始考虑组织更大规模的偷渡，为主力最后登陆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前两次偷渡登陆点选在敌防御薄弱的东、西两侧，结果因航程太远都没有实现在拂晓前登陆的预案，主力大规模登陆不可能偷偷摸摸，必须选择航程短的海峡正面实施强行突破。根据情报分析，薛岳以陆海空三军大部分兵力防守海峡正面，邓华决心探一探所谓“三位一体”的“伯陵防线”的虚实。

    3月26日黄昏，琼州海峡又一次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第40军第118师1个加强团2991人，分乘72条木帆船和9艘机帆船，在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率领下，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乘风破浪，直驶彼岸。

    刘振华的指挥船是一艘改装的机帆船，站在他身边协助指挥的是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马白山作为琼纵和海南人民的代表出席了政协会议，他主动要求随军打回海南。

    夕光映照着波涛起伏的大海，鸥鸟在船队间上下翻飞，发出阵阵悦耳的啼鸣。出征的将士在船上指点着海上壮丽的景色有说有笑。经过几个月的海上练兵，陆地上的“东北虎”逐渐变成海上蛟龙。他们入关以来纵横万里，所向无敌，如今踏波跨海追歼残敌同样信心十足。

    夜幕笼罩着大海，船上红色的尾灯在白茫茫的海上闪闪烁烁。刘振华举着望远镜数着一盏一盏尾灯，兴奋地说：“队形保持良好！”

    马白山忧虑地说：“刘主任，浪越来越小，估计风很快就要停了……”

    刘振华掏出手帕，果然风力小多了，手帕无力地轻摇着。他焦急地盯着起伏的海浪，心中默祷“风休住、风休住……”可是天不作美，大海很快就平静下来，如一面闪光的大镜子。

    “照这样下去，我们拂晓前能登陆吗？”刘振华转身对马白山说，“现在行程不足三分之一。”

    马白山说：“整个航程一共才十几海里，用人力代替风力，争取拂晓前登陆不是没有可能。”

    “好！”刘振华对信号兵说，“向各船发信号，摇橹划桨，继续前进！”

    各船接到信号，降下风帆，开始吱吱呀呀地摇橹划桨，木板、枪托也成了划水的工具。

    子夜时分，海上白雾弥漫，三米开外什么都看不见了。恰在此时，夜巡的敌机飞临船队上空，军舰的马达声远远传来。刘振华内心一阵紧张，担心船队可能会暴露。可是抬头看不见敌机，举目四望也看不见军舰，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老天爷还是做了一件美事，用浓雾的帷帐遮住了船队的踪影。巡逻的军舰和飞机很快就返航了。

    3月27日凌晨3时，刘振华接到92炮连无线电报告：“敌炮艇一艘朝我迎面驶来，情况紧急，我们躲避不及，是否先敌开火？”

    92炮连的船只是改装的“土炮艇”，将步兵炮安装在木帆船上，担负船队的护航任务。

    “既然无法隐蔽，就先下手为强，打！”刘振华果断地命令道。

    海上很快就传来隆隆炮声，结果木船打跑了铁舰。在这次短暂的海战中，有两只木帆船被击沉。

    韩先楚来电询问：“船队离登陆点多远？在什么位置？”

    其时，浓雾尚未消散，刘振华和马白山焦急地四处张望，除了附近隐约可见几只木帆船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十几分钟之后，天色渐亮，正前方突然呈现出山的轮廓。

    马白山说：“是海南岛无疑，不过，我还不能判断是岛上的什么地方。”

    不久，右前方传来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var>?９９ｌｉｂ.</var>马白山说：“估计是接应部队与敌人打响了，看来我们偏离预定登陆点大约30海里，现在赶往临高角需要两三个小时。天已经亮了，为了避免在海上与敌人的飞机和军舰作战，不如就近登陆。”

    刘振华展开军用地图，当面海岸为澄迈县玉抱港，那一带正是敌重兵集结地域。在马白山等人期待的目光中，刘振华经过紧张思考，果断地说：“刀山火海也得硬闯过去，准备强行登陆！”

    刘振华用无线电报话机命令各营：“向我靠拢，准备登陆！”

    各营指挥员在报话机里急问：“雾太大我们看不清方向，你在哪里？”

    “我的船打开马达，你们听声音向我靠近。”

    可是附近能听到马达声的只有3艘船，刘振华只能指挥4艘船强行登陆了。

    此时岸上的敌人发现有4艘船正强行突破漂浮着水雷的封锁带，连忙用火力拦阻。霎时枪炮声大作，船四周溅起密密麻麻的水柱。有一艘机帆船中弹，马达隆隆作响可是船身却动弹不得，该船立即改用人力摇橹划桨继续前进。李广文副团长负轻伤，团政治处张之栋主任负重伤，伤亡了十几名战士。

    刘振华命令电台向军部报告：“我们立即登陆。”

    此电刚一发完，一架敌机向指挥船俯冲扫射，几十发子弹打在船尾，把舵的水手中弹倒下，一名战士冲上去接替把舵；这名战士中弹了，又一名战士替补……不到10分钟，舵位上就伤了七八个人，战士们前仆后继的英勇行为使刘振华深受感动，他一把抓过卡宾枪，率先跳下水去，朝滩头冲锋。

    4条船200多人，在刘振华、马白山的率领下很快占领了玉抱港敌阵地。报务员在冲锋时牺牲，发报机和无线电报话机也被打坏了，无法向上级报告，也没法用无线电实施指挥。刘振华对身边的作战参谋说：“打三发红色信号弹，再点三堆篝火，引导其他船只到这里登陆。”

    在十几分钟之内，先后有七八只船在玉抱港登陆成功。与此同时，东西两侧海岸到处都在发生激战。加强团的船只因浓雾的影响和逆流冲击，散布在东西20公里的海域，天亮时分别从林诗港至白传港宽阔正面先后登陆。

    红日从东方海平面上冉冉升起，海上的雾气开始飘散，登陆作战仍在激烈进行着。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雷公岛上。这是一个落潮时伸入海中达2公里的半岛，涨潮时四周环水变成一座孤岛。有3只船拂晓时在该岛登陆，100多名勇士与守敌1个加强营在该岛血战两昼夜，毙伤敌200多人，最后仅11人夺船突围，大部壮烈牺牲。

    战至午时，加强团除少数船只外，大部成功登陆，守敌2个团被击溃，刘振华、马白山率部向五指山根据地进发。途中与敌血战十四昼夜，终于与琼纵胜利会师。

    登陆地域本是敌重点防御地带，没料到登陆竟如此顺利。刘振华与琼纵会师后才搞清事情真相。原来琼纵2个团和首批登陆的先锋营奉令接应加强团在临高角登陆，他们在夜间到达指定地域时被敌发现，薛岳立即判断临高角必为新的偷渡点，将部署在澄迈一带的一个主力师连夜调往临高角，无意中形成了“调虎离山”，使真正的登陆地带敌兵力相对薄弱，而临高角却成为最激烈的战场。

    <h3>木船大战铁甲舰</h3>

    第40军加强团在澄迈县成功登陆的消息，使第43军军长李作鹏再也坐不住了。首批偷渡，兵团令两个军各派一个加强营同时实施偷渡，天不作美，第43军起渡点无风，让第40军抢了先。第二批派加强团偷渡，又被人家抢了先。

    本来第43军加强团准备于3月24日和26日起渡，结果因风向不利而作罢。

    第43军的前身为第6纵队，是四平战役之后在松花江以北最先组建的3个纵队之一，底子是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一部，其历史可上溯至井冈山时期，甚至还与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沾边。战史上许多经典战例，如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平型关大捷等，都有第43军的参与。

    “43军是四野的主力，从来没有落后过，唉！老天爷可不能偏心眼喽。”李作鹏坐上吉普车朝海边飞驰，头顶上阴云密布，看样子要刮大风，他得抓住这次机会。

    他赶到第127师师部，师长王东保正在主持会议，准备于当晚渡海。李作鹏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40军加强团近3000人，27日拂晓在玉抱港强行登陆成功，已经与接应的琼纵和先锋营会合了。你们要向40军加强团学习，争取更大的光荣！”

    第43军两批偷渡在时间上虽然慢了半拍，但规模都比第40军大。这次偷渡准备出动3733人和88艘船只。

    有两位脸色黝黑十分干练的海南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一位是琼北区地委宣传部长陈说，另一位是府海特区宣传部长徐清洲。二人刚从北京参加青代会归来，决定随军打回海南。

    3月31日晚10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射向夜空，88艘船只同时升起风帆，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向海峡彼岸驶去。师长王东保的指挥船位于右纵队，陈说、徐清洲同船协助指挥。在闪电的映照下，船队保持着严整的队形，晶亮的雨线斜飞入海。

    航行2个小时后，船队接近海峡主流海区，此时风停雨住，喧嚣的大海突然平静下来。

    王东保骂了一声：“娘的，真不走运！”随后下令摇橹划桨继续前进。当时每只木帆船配有一橹六桨，各船接令后开始按预先规定的方案奋力划行。

    4月1日深夜1时左右，空中传来飞机的引擎声，两颗照明弹将海面映得亮如白昼，船队完全暴露了。飞机低空扫射一阵，也许是没有照明弹了，胡乱投下几颗炸弹就返航了。

    “护航队做好战斗准备。”王东保用报话机下达命令，“准备迎击敌舰，一定要缠住军舰，掩护主力船队安全通过。”

    几分钟后，右前方发现舰炮开火时闪亮的火光，炫目的弹道映亮了海面，船队中间不时掀起高高的水柱。

    护航队“红五连”的3艘木帆船离敌舰最近，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勇猛地扑向敌舰。3∶3，1艘巡逻舰和2艘炮艇与3只小木船交锋。为了最有效地发挥步兵武器的威力，3只木船沉着地逼近敌舰，直到200米距离才一齐开火。火箭筒和六零炮连连命中，机枪、冲锋枪打得“铁家伙”火光四溅，最后连手榴弹也扔上了军舰。

    仅一个回合的交战，那艘大舰便拖着浓烟逃走了，后面的两艘炮艇见势不妙，连忙掉头远遁，3只小木船打败了3艘军舰。

    在船队左侧又驶来一艘军舰，护航队九连的3艘木帆船立即扑了上去与敌舰缠斗。

    王东保下令主力船队继续前进，护航队留下掩护。此时，海上刮起了东北风，船队乘风破浪，很快就脱离了海战区。

    在预定登陆点接应的琼纵第1团和第43军先锋营，听到海上炮声隆隆，意识到登陆船队已经逼近，于是向守敌发起攻击。

    王东保看到前方突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兴奋地说：“我们快靠岸啦！接应的部队与敌人打响了。”

    凌晨4时30分，船队在海口市以东90里处的塔市一带强行登陆。船上的重机枪和迫击炮朝岸上猛烈射击，勇士们纷纷跃下海向滩头发起冲锋。守敌前后受到夹攻，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王东保的1号船与师政委宋维栻的2号船并肩靠岸，他们率领第一梯队突破铁丝网，连续攻克十几个地堡，歼敌2个连，俘100多人，迅速占领了登陆场。

    6时30分，刘荣率领的琼纵第1团与徐芳春率领的先锋营杀至海边，双方胜利会师。

    天亮时，清点人数，发现只有护航队的八连和九连没有登陆，登陆场附近海域已经看不到船只，王东保、宋维栻与刘荣等商量后，决定扩大战果向两侧敌阵地进攻。很快消灭敌1个团部、2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俘副团长以下200余人。登陆场附近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开始向敌纵深攻击。

    薛岳发现“共军”居然在他的眼皮底下登陆，恼羞成怒，立即通过海口至灵山公路调集兵力，企图将登陆“共军”逼回滩头，一举歼灭。

    当日下午，敌沿公路很快布设了一道新防线。王东保率部挺进到公路附近，见两侧山头均被敌军占领，下令强攻，黄昏前一举突破敌防线，连夜转进至琼山县云龙乡一带。

    4月2日，薛岳派第32军军长李玉堂率4个主力团分三路向云龙乡“进剿”。

    4月3日夜，登陆部队转移至钟瑞一带，立足未稳，发现敌人又从几个方向逼来了。

    “光躲不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王东保铺开地图愤然道，“只有打痛敌人，才能摆脱薛岳的围追堵截。”

    宋维栻若有所思地说：“这个薛岳有‘老虎仔’的绰号，红军长征时，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从江西一路追到陕甘，搞得我们很被动。此一时，彼一时，他还想故伎重演是打错了算盘！”

    “对！吃掉他一路，给他点颜色瞧瞧！”

    4月4日中午12时，王师长和宋政委将作战决心向刘荣、徐芳春通报。刘、徐均表示同意。王东保对琼纵第1团的实力不了解，怕他们顶不住当面之敌的进攻，于是问：“刘荣同志，你们能不能顶住敌人1个团的进攻？”

    刘荣笑道：“没问题！”

    王东保见他满有信心的样子很高兴：“我观察这两天的战斗，你们武器虽差，但是很勇敢。现在敌人分三路进攻我们，从蓬莱方向来的那路要经过你们阵地，你们一定要在龙虎坡将敌挡住，以便我们歼灭从大坡方向来的那一路。从南阳方向来的一路动作迟缓，一时还赶不到，正利于我各个击破。”

    刘荣猛拍大腿：“好哇！你放心干吧，我保证不让一兵一卒闯过龙虎坡！”

    下午1时，龙虎坡阻击战打响了，那一带山头灌木丛生，敌机投掷燃烧弹将阵地化为一片火海。敌军见守阵的是“土共”，气焰十分嚣张，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连续发起疯狂进攻。一轮轮攻势迅速瓦解，被大火烧焦的山坡上躺满了尸体。琼纵第1团也伤亡很大，不少阵地多次出现拉锯战，有一个连只剩下30多人，但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龙虎坡。

    下午5时，王东保率部向大坡之敌发起总攻，仅半个小时即全歼一个主力团，敌团长被击毙，副团长以下1000余人被俘。

    薛岳的分进合击计划遭到彻底失败，他预感到“共军”大规模登陆作战恐怕为期不远了，即将“围剿”琼崖纵队的主力匆忙调到沿海一带布防，同时令海空军加紧巡逻，严防“共军”渡海，并派飞机每天越过海峡去监视和轰炸集结在雷州半岛的船队。

    薛岳在海口市郊的五公祠寝食难安，蒋介石让他经营海南岛，以便与台湾遥相呼应，他一度有做“海南王”的美梦。可是，海陆空立体防御的“伯陵防线”如此脆弱，先后有4股“共军”窜犯上岛，一次比一次闹得凶，这回居然能一口吃掉一个主力团！他不敢设想窜犯上岛的共军到底有多少兵力。连偷渡上来的这几股都对付不了，他还敢做梦当“海南王”吗？

    想到这里，他的心头涌起一股悲凉，该步白健生的后尘上台湾岛了。他不想当“光杆司令”，于是致电台湾，要求蒋总裁派兵增援海南岛。这是“老虎仔”的一条诡计，明知台湾岌岌可危，蒋总裁绝不可能派兵前来，言外之意是弃守海南，撤兵台湾，这样一来他将来在台湾就不会像“小诸葛”那样寂寞了。

    岂料蒋总裁并不想放弃海南岛，令他加紧战备，确保“海南复兴基地”。蒋介石象征性地调来3艘军舰，以支援海南抗登陆作战。薛岳无可奈何，只好将他有限的兵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一线摆开，结果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h3>横渡琼州海峡</h3>

    阳春三月的雷州半岛已经非常炎热，渡海兵团司令员邓华顶着炎炎烈日在海边徘徊，海浪一阵一阵拍打着礁石，发出节奏分明的轰鸣声。沙滩上水汽蒸腾，使视野的景物飘忽不定。兵团上下都在关注一个问题——东北风！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插满了悬布条的竹竿，这是各部试风的“风向标”。

    第二批偷渡成功后，第40军首长向兵团建议“停止小批偷渡，提前发起最后登陆作战”。

    韩先楚、解方他们的理由是：敌人已经停止“清剿”琼纵，将主力调到海边布防，又有四次教训，不可能再轻易让我偷渡成功。这种“逐渐添油”的办法，迟早会吓跑敌人。每次偷渡船只大部去多回少，使主力最后登陆将会因船不够而难以形成拳头。

    邓华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决心于谷雨前后发起大规模登陆作战。

    4月8日，邓华致电四野和军委：第二批登陆成功，证明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船只，充分地做准备，很好地利用风潮，在岛上部队的接应下，是可以在正面的任何一处强行登陆的……第三批决定组织6～7个团的兵力，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

    次日，林彪、邓子恢复电同意上述建议。

    4月10日，邓华在徐闻县赤坎主持军事会议，决定将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分为第一、第二梯队随时候风渡海。

    第一梯队分为东西两路军共2.5万人，以第40军6个团为西路军，以第43军2个团为东路军，登陆场以临高县马袅港为界，以西属第40军，以东属第43军。韩先楚率军指挥所随第一梯队渡海。

    第二梯队由第43军主力组成，约2万人，随第一梯队跟进。邓华率兵团指挥所随第二梯队渡海。

    随后两个军进入临战状态，雷州半岛南端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泊满了大大小小的木帆船，樯橹如云，连绵数十里。岸上兵营里的战士打好背包，备足了粮弹，只待一声号令，就可登船南征。

    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big>..</big>些天来，邓华和各军首长遍访渔村，向那些富有经验的老船工请教，何时有东北风？4月15日，一位七旬老人拂着胸前的银须，十分肯定地说：“明天要刮东北风。”

    邓华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振奋，为了进一步证实老人的预言，他又连续访问了十几位老船工，他们虽然说得不很肯定，但都说近几天应该有东北风。

    当日，邓华正式下达准备强渡琼州海峡，大举登岛作战的命令。

    4月16日，各师团进入一级战备。拂晓无风，将士们望着平静的港湾和沙滩上的“土风向标”十分失望。上午9时，竹竿上的布条开始飘动。

    “起风啦！起风啦……”

    监视风向的值班员兴奋得大叫起来，可仔细一看，风向不对，布条都是向岸上方向飘的——南风！

    邓华吃过午饭见猎猎作响的红旗仍在向南飘动，顿时心里没底了。风向能扭过来吗？他身经百战，最能理解临战前的一刹那是最折磨人的，就像一张拉开的弓引而不发，时间一长，射手必会筋疲力尽。

    他耐着性子在烈日下亲自观察风向，细心的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秘密，飘动的旗子正以肉眼难以察觉的慢动作绕着旗杆缓缓旋动。到下午4时，旗子开始朝西南方飘动，而且风力不断增大，海边的“土风向标”被吹倒了一大片。

    黄昏后，2万将士纷纷登船，岸上挤满了送行的军民，一首新编的《渡海作战歌》唱得响彻云霄：

    <small>千万只帆船千万把尖刀</small>

    <small>千万个英雄怒火在燃烧</small>

    <small>千万挺机枪千万门大炮</small>

    <small>千万条火龙直奔海南岛</small>

    <small>千万个英雄奖章在海南岛上光辉照耀</small>

    <small>千万面红旗迎着海风飘……</small>

    17时40分，12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350多艘木帆船同时扯起风帆，起锚摇橹的声音伴随着越发嘹亮的歌声，使勇士出征的场面显得格外雄壮。

    韩先楚站在1号船上凝视着波涛汹涌的海面，随着霞光渐渐消退，他明显感到背后的风开始减弱了。

    船队行驶了20里，海上忽然风平浪静。

    “娘的，盼了这么多天的风，就吹几下子，老天爷真会捉弄人！”韩先楚猛擂粗大的桅杆，厉声道，“命令各团摇橹划桨继续前进！”

    晚上10时，船队刚驶至海峡主流，突然两声闷响，照明弹像天灯一样悬挂在空中，将海面照得雪亮。

    韩先楚抓起无线电报话机，大声对炮兵主任黄宇说：“左前方发现敌舰，护航队立即迎战，掩护主力船队通过。”

    黄宇率领的护航队共有“土炮艇”16只，陆地上的“战争之神”将战防炮、山炮安装到木船上，他们曾在陆战中战绩辉煌，现在又要书写海战史上的奇篇。

    敌舰队向船队疯狂射击，借着炮火的闪光，黄宇很快发现左前方有7艘舰艇。他下令护航队加速前进，以宽正面迎战敌舰队。一时间，海面炮声隆隆，弹道如织。敌舰吸取前几次海战的教训，不敢近战，见“土炮艇”纷纷扑来，吓得连忙规避。有一艘军舰企图摆脱护航队去冲击主力船队。黄宇发现后，立即令自己的指挥船迎了上去，在100米距离用战防炮击中敌舰中部。敌舰中弹起火，拖着滚滚浓烟退出了战斗。

    海战正酣之时，突然刮起了东风，韩先楚即令主力船队加速前进，很快就冲过了水急浪高的中流。

    与此同时，第43军护航队的5艘“土炮艇”同敌3艘军舰展开了激战。指挥船是一艘改装的机帆船，配1门山炮，其他4艘为木帆船，各配1门战防炮。步兵们在海上大展雄风，用大炮和重机枪打得3艘军舰掉头逃窜。第43军船队的90多只帆船顺利冲破敌舰的拦截。

    韩先楚率主力船队远离海战区后，黄宇的护航队横亘在敌舰队与主力船队之间，继续用步兵炮与敌缠斗。在激烈的炮战中，“土炮艇”相继负伤，不断退出战斗。战至4月17日凌晨5时，报话机里传来韩先楚的声音：“军主力全部胜利登陆，‘炮艇队’已完成护航任务。你们按计划掩护空船返航。”此时，护航队只剩5艘木帆船。

    天亮时，北返的大批空船行至海峡中流，黄宇命令5艘“土炮艇”再次驱逐敌舰。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能见度极好。在蓝天碧海之间出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一幕，弹痕累累的木帆船将庞大的军舰追得四处逃窜。

    黄宇的指挥船咬住一艘敌舰，边追边打，敌舰速度快，很快就逃出战防炮射程之外。黄宇下令停止射击，继续追击。此时从后面突然蹿上来一艘更大的军舰，黄宇举起望远镜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那军舰就像一栋大楼，周身遍插各种口径的火器，如此庞大的军舰出现在琼州海峡还是第一次。那艘巨舰并不开炮，刀一样锋利的舰艏犁开海水，使得浪花向两侧高高溅起。

    “敌人想撞沉我们的木船，看来没尝过我军近战的厉害！”黄宇为了迷惑敌人，下令用篷布将战防炮遮住，篷布上用刺刀划开一条缝用来瞄准。

    这艘军舰名“太平”号，是刚从台湾调来增援的，第3舰队司令王恩华中将将其作为旗舰。彻夜海战使王恩华通宵未眠，他害怕夜战，一直等到天亮才亲自披挂上阵。他站在舰桥上举着望远镜搜索海面，很快就发现有一只蒙着篷布的木船正在波峰浪谷之间出没。

    “靠上去，抓活的。”王恩华戴着雪白的手套，指着前方的木船对身旁的舰长说，“那可能是一艘满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敌舰长命令水兵“抓活的”。那些水兵立即从炮位和舱室窜到船舷，拿着绳子和带钩的竿子准备“逮”住木船。

    王恩华放下望远镜，用肉眼已能看得十分真切，木船的白帆千疮百孔，破布片随风飘舞。船身弹痕累累。在200米距离的时候，木船上的篷布突然掀开了，王恩华吃惊地发现布下面盖着的不是什么物资，而是一门火炮！

    轰隆一声巨响，那门只有57毫米口径的小炮突然抖动了一下，王恩华顿时双眼一黑，身体被一股气浪猛然推倒。舰长从地上爬起，透过黄绿色的硝烟发现王恩华倒在血泊中。

    舰长连忙将他抱起，连呼：“王司令，醒一醒！王司令……”

    王恩华被炮弹击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太平”号急忙返回海口基地，但是舰队司令王恩华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成为国民党在海战中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h3>追歼残敌至天涯</h3>

    4月17日深夜2时，第43军主力船队逼近玉抱港一线海岸。海战一爆发，岸上的守军就不断用大炮向海上发射照明弹，此时，密密麻麻的帆船渐渐逼近海滩，守军惊恐万状，枪炮齐鸣，向海面胡乱射击。

    玉抱港、才芳岭一带距海口市较近，薛岳被枪炮声惊醒，以为渡海部队的主攻方向是海口，为了确保海南首府的安全，他连忙下令防守其他地段的机动部队速向海口附近集结。

    3时30分，韩先楚率第40军主力船队开始在博铺港一线海岸抢滩登陆，守军拼命抵抗，用密集炮火向海上射击，许多帆船中弹起火。韩先楚的指挥船亦受重创，桅杆被炸断，帆布坠落到海里。

    “狠狠地打！各船火力开始还击！”韩先楚对着报话机大吼。

    五颜六色的信号弹从各师、团指挥船上射向夜空，霎时数百艘战船上的枪炮一齐怒吼，炫目的弹道映照着水柱纷起的海面，韩先楚挥着拳头，兴奋地对解方、符振中等人说：“太壮观啦，打了一辈子的仗，还没见过如此激动人心的一幕。”

    解方副军长一直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此时兴奋得大叫起来：“敌人的阵地挨揍啦！肯定是先遣团苟在松、刘振华他们干的！”

    韩先楚急忙举起望远镜观察，只见敌军阵地被炮火覆盖，从弹道判断，炮弹来自临高山主峰。

    “太好啦！刘振华他们占领了临高山制高点。”韩先楚绷紧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敌人的火力弱多了，丢了临高山，他们没戏唱了。老解、老符，咱们准备上岸！”

    临高山是海口市以西漫长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海拔109.7米，可俯瞰秀英港、临高县城、新盈港等要地，晴空丽日的气候条件下还能远眺雷州半岛。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海南后，在峰顶修筑炮兵阵地，将2门重炮安装在那里。现在操纵这2门重炮的是第40军的渡海先锋营，他们在夜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了峰顶，全歼敌一个营，然后掉转炮口向海边敌防御阵地猛烈轰击。敌核心工事被一个一个相继摧毁，守军腹背受敌顿时军心动摇，纷纷弃阵而逃。

    登陆部队冲上海滩，推倒铁丝网和鹿砦，向敌防御阵地纵深推进。

    在临高山上指挥作战的苟在松和刘振华，适时调整炮火向敌纵深射击，炮弹一直将敌追至临高县城。

    清晨6时，主力船队全部登陆。韩先楚率军指挥所向临高山进发，他边走边用报话机指挥各部作战。这时空中传来飞机的引擎声，他紧张地朝四周观察，只见从海滩到滨海各山头，遍地都是拥挤不堪的登陆部队。

    “各师、团注意防空！”

    韩先楚话音未落，2架敌机飞临头顶。

    “军长，快令各部去掉伪装，我有办法对付敌机。”报话机里传来第118师师长邓岳的粗嗓门。

    邓岳在海边一个小山头上发现了敌对空联络的红白布板。他立即调整布板的方向，将箭头对准溃逃的敌军。飞机辨不清敌友，按布板指示方向朝溃兵狂轰滥炸。2架飞机很快就耗尽了弹药，带着“非凡的战绩”返航了。

    第118师很快就将溃敌全部消灭，顺势攻克了白莲市。

    登陆部队势如破竹，将薛岳苦心经营的“伯陵防线”搅得七零八碎。

    17日黄昏，登陆部队与接应部队在临高山下胜利会师。苟在松、刘振华和琼纵首长马白山、陈青山将韩先楚等迎进一所竹棚。

    马白山握着韩先楚的手，激动地说：“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会师啦！”

    韩先楚走到地图前，冷静地思索了几分钟，说：“我们这次登陆顺利得有些反常，敌人除了固守工事，居然没有机动兵力进行反击。这是为什么？”

    苟在松等皱起眉头，一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按理这一带是敌核心防御地域，薛岳将第64军摆在这里，应该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反扑，为什么敌人只是消极防御，不主动出击呢？

    韩先楚指着地图上的临高县城，果断地说：“立即向纵深发展。首先包围临高县城，注意捕俘，迅速查明敌主力位置及动向。”

    午夜时分，各部按预定计划相继抵达临高县城四周。敌人龟缩在城里盲目地朝漆黑一团的城郊开火。

    军侦察分队经过审讯俘虏，摸清临高县城只有敌一个师部和一个团守卫。

    韩先楚估计敌人可能将第43军登陆点当成了我主攻方向，将机动部队纷纷调往那个地带，因而导致临高一带防御空虚。

    “攻打临高城可能要费时间，我们不能被敌人一个多团的兵力拖住。第43军登陆方向压力肯定很大。”韩先楚举着蜡烛，面对地图，紧张地思考对策。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仅几分钟就考虑好了作战方案。

    “我们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临高县城交给琼纵和先遣团，军主力绕城东进向第43军靠拢，寻歼敌军主力。”韩先楚果断地说，“各部立即行动，电台将新的作战方案上报兵团和野司。”

    18日凌晨，第40军主力近2万人在韩先楚的率领下，向东疾进。次日，在美台地区歼敌一个团，并占领加来。随后，军主力继续向澄迈、海口方向进攻。

    与此同时，第43军登陆部队与接应部队会合后，连续挫败薛岳的多次反攻，并袭占福山，击毙敌第62军参谋长温轰。

    至此，琼西北沿岸各要点全部被解放军控制，薛岳的“伯陵防线”已不复存在。

    19日，林彪、邓子恢得知渡海兵团主力胜利登陆的消息后，立即致电邓华等向前线将士表示祝贺。

    <small>海南前线的全体指战员们：</small>

    <small>你们以无比的英勇，在海南岛上成功地登陆了，这说明我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大陆上是无敌的，而且在海洋上也是无敌的。你们英勇地征服了波浪滔天的大海，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军舰的阻拦，为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英雄奇迹，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由于你们的胜利登陆，海南岛上的敌我力量起了一个根本变化，20多年来坚持战斗的琼崖纵队和琼崖人民，在你们的协助之下，一定能全歼岛上的敌人，胜利地结束中南地区的最后一战。现在岛上的残敌已是惊恐万状，望你们能够更加奋勇，再接再厉，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全歼残敌的命令，使我们中南全境的解放早日实现！</small>

    薛岳在五公祠的“海南第一楼”里如困兽般团团乱转，他最初判断“共军”此番登陆仍系小股偷渡，待琼西北防线各要点相继陷落，始感形势不妙。18日，蒋介石自台湾来电，令其适时布置总撤退，将海南主力撤往台湾。此时，薛岳的主力基本未受损失，他不甘心草草结束“海南王”的美梦，还想以手中5个师的预备队为赌注，最后一搏。

    19日，薛岳急令预备队乘汽车由嘉积、海口向美亭、澄迈驰援，企图将立足未稳的第43军登陆部队赶下大海，恢复“伯陵防线”。

    敌军浩浩荡荡的车队一出现在公路上，琼纵的情报网立即层层上报。邓华综合各方情报，判断薛岳企图在美亭、澄迈地区与我登陆部队决战。这是大举围歼薛岳主力的好机会。

    19日下午4时，邓华电令韩先楚、龙书金（第43军副军长）等：“40军即向澄迈前进，负责包围歼灭澄迈之敌；43军即进至美亭东北地区，担任歼灭海口及定安向澄迈增援之敌。”

    两军首长接到上述电令，于当日黄昏率部东进。次日拂晓，第43军第128师进至黄竹、美亭地区，与驰援之敌第252师主力遭遇。龙书金即令第128师将敌包围，同时令第127师占领美仁地区有利地形，阻敌增援，以利围歼第252师主力。

    薛岳接到第252师被围于黄竹、美亭地区的告急电，当即调集重兵，企图对围攻第252师的“共军”实施反包围。琼北防区司令李铁军从五公祠受领任务之后返回海口，于20日晚8时电令各部向美亭地区钳击。

    邓华兵团的电信侦察人员截获李铁军的电报后，经过通宵奋战，于次日拂晓前破译了这份电报。21日6时30分，邓华根据最新敌情致电 97e9." >韩先楚：“根据李铁军20日20时致电252师称：151师及252师754团已抵美亭东南地区，62军军长指挥153师此刻在白莲以南，163师现位南兴市，准备21日拂晓由北而南向美亭地区钳击。依据以上情况判断，澄迈可能无敌。如澄迈无敌，以一个师迂回白莲市南援敌侧背，一个师迂回美亭东南敌侧背；如澄迈有敌，则以一个师包围该敌，一个师先迂回消灭美亭以东之敌，后再北上消灭白莲南下之敌。”

    邓华的作战意图是以龙书金部包围美亭、黄竹之敌，吸引敌增援，再以韩先楚部反包围增援之敌。

    于是在黄竹、美亭地区以敌第252师主力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三层包围圈，敌我双方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愈演愈烈。

    21日，龙书金指挥第128师对敌第252师发起围歼之战。此时从海口驰援之敌已进抵风门岭一线，企图里外夹击，击溃第43军登陆部队。

    风门岭距澄迈县城18公里，是澄迈至海口公路的咽喉要地，由西至东共有3座山峰，东侧的105高地为其制高点。

    风门岭之战是海南战役中至关重要的一次战斗，有点类似锦州战役时的塔山阻击战。第128师能否顺利围歼美亭之敌，关键在于能否挡住敌援军，一旦风门岭防线被突破，第43军登陆部队将陷于敌里外合击的危险境地。

    防守105高地的是第127师第381团一连，该连自上午9时战至黄昏，连续击退敌13次进攻，战况之惨烈为四野南下以来所仅见。随军记者于振瀛有如下一段记述：

    傍晚，传来105高地的消息：敌人集中了2个师的炮兵，100多挺轻重机枪，外加8架飞机，配合6个团的步兵，向我381团一连阵地连续进攻13次，其中有9次是整营的兵力。阵地上落了上千发炮弹，飞机投下的炸弹有好几百枚。山头被削平，石头被炸碎，红土被烧焦，死神在肆虐，我坚守105高地的英雄们子弹和手榴弹打光，工事多次被平毁，最后全连只剩下13个战士，其中10人负伤，但是他们仍然浴血奋战，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刺刀刺弯了，枪托砸断了，顽强地反复拼杀争夺，顶住了敌人疯狂的进攻，阵地屹立不动，阵地前却留下500多具敌人的尸体。

    当第43军登陆部队在美亭地区与数倍于己之敌浴血奋战之时，韩先楚率第40军主力共7个团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于黄昏时进抵美亭东西两侧，对敌形成包围态势。敌军发觉“共军主力”突然杀至，惊恐万状，连夜向府城、海口方向突围。

    在这个阴云密布漆黑一团的夜晚，敌我双方彻夜混战。由于第40军的包围圈尚未形成，敌增援部队大部逃脱，美亭之敌第252师主力在突围时被歼灭一个整团。敌军虽然在暗夜中大部突围，但是经此一战，军心动摇，在向海口撤退途中自乱阵脚，成溃逃之势。

    22日，蒋介石获悉“共军主力”在海南登陆成功，并击溃守军的消息后，严令薛岳“放弃海南，将部队撤运台湾”。

    薛岳见大势已去，匆忙由五公祠驱车至海南行政长官公署，与陈济棠急谋对策。

    “海南有十几万军队，怎么这么快就要撤退？”陈济棠大惑不解，不满地说，“是不是老蒋要你放弃海南将军队调去保卫他的台湾？你这个薛老虎不是挺能打的吗？罢罢罢！撤就撤吧，晚撤早撤一个样，天下早晚都得姓‘共’。”

    薛岳满面羞愧，10万大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败下阵来，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上午10时，李铁军报告说共军主力进抵白莲地区，第62军等部被击溃正向海口撤退。薛岳终于定下总撤退的决心，电令李铁军：“放弃琼北，退守琼西，再策后图。”随后向各部下达全线南撤的命令：第一路军向万宁、乐会撤退；第二路军向陵水、保亭撤退；第三路军向北黎、八所撤退；第四路军及海、空军集结于榆林、三亚。同时致电台湾“国防部”，要求务必于26日前派大批舰船至榆林、三亚等港口，接运军队。

    当日下午1时，薛岳和陈济棠等在海口机场登机，飞逃台湾。

    23日拂晓，韩先楚、龙书金指挥登陆部队攻占府城。上午8时，先头部队进入海口。

    23日晚7时30分，邓华率第二梯队扬帆起航，于次日凌晨顺利登陆。至此，渡海兵团全部登陆成功，开始转入追歼残敌的战斗。

    邓华率兵团指挥机关进驻海口之后，立即向各部下达了追击命令：

    第40军主力和第43军第128师为东路军，由海口出发，经文昌、嘉积、乐会、万宁、陵水，向榆林追击；

    第43军第129师和第127师第380团为中路军，由美亭出发，经那大、白沙，向北黎、八所追击。

    25日，海南的传奇英雄冯白驹在海口与邓华紧紧拥抱，随军记者拍下了这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新中国的阳光终于驱散阴霾，普照海南大地。

    追击大军势如破竹，东路军连克嘉积、和乐、万宁、陵水，于30日黄昏攻占最南端的榆林、三亚两港，将五星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中路军为渡海第二梯队，自天尾港登陆后，经美亭、澄迈、那大向琼西疾进，于30日进抵小岭、八所、北黎一线，全歼敌第4军一个师。

    西路军水陆并进，一路乘15艘机帆船向北黎港进发，途中遇到大风浪，未能按时抵达北黎港。陆上追击部队抵达北黎时，该地已经被中路军占领。

    经过七昼夜的追击，三路大军于5月1日将海南各要点全部占领。薛岳集团大部逃往海上，一部被歼灭，一部溃散于山林中。

    历时58天的战役至此落下帷幕，四野渡海兵团横渡琼州海峡，解放了海南全境，出色地完成了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海登陆战役。歼敌3.3万人，其中俘24，890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装甲车和坦克7辆、汽车140辆，击落敌机4架，击沉敌舰1艘、击伤5艘。我伤亡、失散4500余人，这是四野南下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渡海登陆作战之艰辛与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h3>万山海战</h3>

    薛岳、陈济棠逃到台湾之后，匆匆赴阳明山觐见蒋介石。他念念不忘海南岛上的十几万人马，苦苦哀求老蒋速派舰船前往营救。蒋介石最初希望粤军据守海南，与台湾遥相呼应，形成掎角之势，将华南、华东大片地域置于飞机的威胁之下。现在海南“沦陷”已成定局，在华南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落在了共军的手里，蒋介石的飞机在华南已经没有地方落脚了，因而，华中的武汉、西南的重庆从空袭的威胁之下解脱了。

    “我已令海军全力营救琼岛官兵，你们二位和余汉谋将军可以放心。”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拄着文明杖在房中来回踱步。

    此情此景使陈济棠联想起几个月前，白崇禧到海南求援时的一幕。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军阀，一旦丧失了军队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白崇禧从龙门港空手返回海口之后，其丧魂落魄的模样曾令粤系军阀感慨不已：“‘小诸葛’一生飞扬跋扈，趾高气扬，连老蒋都没少受他的气，居然有今日，真令人难以置信。”

    现在薛岳终于步白崇禧的后尘，哀求别人派船去营救自己的部队。好在台湾防守兵力不足，老蒋并未刁难粤系将领，当即表示马上派船去海南岛。

    薛岳曾一度为蒋嫡系将领，加上从海南岛营救出来的粤军有7万人，初上岛时还沾沾自喜，毕竟还有些本钱。岂料老蒋手段之辣令人咋舌！他只重用黄埔系中的陈诚一派。所有败退到台湾的军队，上岛时一律被缴械，听候陈诚发落。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军队终于在上岛之时，归于一统。陈诚宣布中将以上军官一律退役，包括晋系的阎锡山，西北军系的孙连仲，粤系陈济棠、余汉谋，中央军系的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均被打入冷宫。白崇禧、薛岳则受到抄家的待遇。

    薛岳初上台湾岛自然预料不到日后的命运，听到蒋介石已派军舰去海南岛的消息，便连连 81f4." >致谢。他走到地图前，指着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讨好似的献上一计：“粤南群岛战略地位重要，位于香港、澳门之间，是珠江入海航道的必经之地，扼守该岛可封锁华南海上交通，使共匪无法利用港、澳获取战略物资，利于我固守台海。”

    蒋介石点头赞赏道：“你的建议很好，我马上派桂永清去部署防务。最近，毛人凤提供的情报说共匪在香港与英国达成一笔数千万英镑的军火交易，共军订购了大批登陆舰艇，准备用来攻打台湾岛。”

    薛岳和陈济棠告辞后，蒋介石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召来，大骂英国人“见利忘义”：“娘希匹，英国人害怕共军进攻香港，急于承认中共政权，还要卖大批舰艇给中共。你立即去部署粤南群岛防务，务必封锁珠江口，控制华南海上航线，切断共匪海外贸易。”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这一天，桂永清率大批舰艇抵达万山群岛，从海南败退至此的第3舰队代司令齐鸿章立即将其迎上垃圾尾码头。

    桂永清在垃圾尾岛召开军事会议，宣布齐鸿章为“粤南群岛指挥部”司令官，节制第3舰队、南山卫巡防处、海军陆战队第2旅、青年军第208师第1营、广东突击军等部，共同防守万山群岛。具体部署为：第3舰队主力及海军陆战队驻守垃圾尾岛，舰队一部驻守担杆列岛，广东突击军等部分驻其他岛屿。兵力总计3000余人，各型舰艇30余艘。

    桂永清部署完毕于当日乘舰返回台湾。齐鸿章上任伊始，开始紧锣密鼓做战前准备。万山群岛有大小岛屿48个，3000人马分驻几十座岛屿显得兵单将寡，力不从心，尤其令齐鸿章头痛的是各部均为漏网之鱼，惊魂未定，士气低落，且建制不一，难成体系，不便统一指挥。

    岛上守军终日望洋兴叹，深感前途渺茫。他们从大陆逃到海南岛，旋又逃到这么小的孤岛上，处境越来越糟。思大陆，怀故人，念前途之多艰，官兵们不由得以泪洗面黯然神伤。

    中央军委和四野首长为解除蒋军对华南的海上封锁，决定趁敌立足未稳迅速发起万山群岛战役。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广东军区江防司令员洪学智为战役指挥员，统一指挥第131师（欠1个团）、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珠江军分区炮兵团、第139师炮兵营、中南军区炮兵100毫米加农炮连、第50军无后坐力炮连、第130师步炮连等部，共1万余人参战。

    陆军部队于5月8日在广东中山县沿海集结完毕，江防部队的舰艇于5月23日驶抵战役发起地唐家湾。为协调陆、海军作战，洪学智决定成立“陆海联合指挥所”作为前指，令第131师师<bdi></bdi>长刘永源为总指挥，成员有第131师副师长邵震、参谋长张怀礼、政治部主任李长如和海军广东江防部队副政委黄乐萍、参谋长李怀章、政治部主任邓楚伯。

    江防部队有16艘舰艇，其中炮艇5艘、登陆艇9艘、登陆舰2艘，另有运输船8艘。358吨的登陆舰“桂山”号为旗舰，另一艘登陆舰“国楚”号舰龄达30余年，其余均为百吨以下的小艇，且大部为木壳。

    虽然海军实力远远不及对手，毕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军协同作战，比起步兵操纵木帆船打军舰大大进了一步。广大指战员在海南岛战役胜利的鼓舞下，士气高昂，决心迅速发起战役，“拿下万山群岛，占领南大门，解放整个华南！”

    四野战史上的最后一个战役于1950年5月25日拉开序幕。深夜2时，唐家湾港内舰船悄然起航，在夜色的掩护下奔袭万山群岛。作战意图为攻占垃圾尾、牛头、三角山、青州等岛。为了隐蔽接敌，各舰船规定时速为8海里，关闭灯光和报话机。由于夜暗和各船性能不一、驾驶技术参差不齐，在航渡中各舰船互相失去联系，最终演变为各自为战。

    凌晨4时，28吨的小炮艇“解放”号驶抵垃圾尾，海防队副队长林文虎发现庙湾港内泊着20余艘敌舰，当即下令杀入敌群。“解放”号突然开火，首先击中“中海”号运输舰，随后又击中2艘炮舰。敌舰队遭到突然袭击。顿时大乱，纷纷起锚向外海逃窜，有的来不及起锚就砍断锚链外逃。

    林文虎指挥“解放”号猛打猛冲，艇长梁魁庭是起义人员，他一眼就认出了“太和”号指挥台上的齐鸿章，对林文虎说：“那就是敌人的旗舰，指挥台上指手画脚的那个大个子就是舰队司令齐鸿章。”

    林文虎令机关炮瞄准射击，一条火龙直奔“太和”号，高高的指挥塔顿时烈焰腾空。齐鸿章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敌舰队失去指挥，胡乱开火，海军陆战队也盲目向海上射击。港湾内炮声隆隆，敌舰混战一团。

    海防队长郭庆隆指挥“桂山”号冲入庙湾，在近距离向敌舰开火。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敌人不知虚实，有一艘中弹起火的炮舰居然升起白旗要求投降。

    战至天亮，敌舰发现与他们交战的竟是如此不起眼的“两个小家伙”，气得七窍生烟，开始疯狂反扑。

    “桂山”号饱受冰雹般猛然砸下的炮弹，舰体弹痕累累，机舱中弹起火，熊熊烈火烤得舰上人员透不过气来。张庆隆下令抢滩登陆，50多名战士向岛上守敌发起攻击，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

    “解放”号在弹雨的袭击下，2门主炮先后发生故障，林文虎壮烈牺牲。梁魁庭指挥失去火力的“解放”号拼死突围，返回唐家湾时，全艇19人已伤亡13人，艇体中弹八九十处。

    两艘敌舰逃出庙湾锚地后，与我“先锋”号、“奋斗”号相遇。“先锋”号逼近敌25号舰，在距离30米处开火，机枪、冲锋枪、手榴弹都用上了。双方差点儿迎头相撞，兰善禄和孙久禄乘机跳上敌舰，端着冲锋枪一阵扫射，最后俘虏7人，将25号舰俘获了。

    木壳艇俘虏了铁甲舰，创造了海战史上的奇迹。有一个俘虏很不服气地说：“你们共军打仗太外行，海战历来是舰对舰，炮对炮，哪有扔手榴弹跳到人家舰上拼刺刀的？”

    “奋斗”号与“先锋”号合力，又将敌26号舰击沉。

    与此同时，登陆艇编队输送步兵攻占了青洲和三角山岛，并在岛上架起山炮用火力控制了附近海域。

    第3舰队在当日海战中被击沉3艘、击伤5艘，海军陆战队亦在与抢滩登陆的解放军血战中伤亡近200人。身负重伤的齐鸿章下令撤离垃圾尾。

    登陆部队相继占领牛头、中心洲、垃圾尾等岛。

    随后，解放军采取“依岛攻岛”的战术，于6月5日占领大、小万山岛。此时，蒋介石令海军参谋长马壮谋率第1舰队的十几艘战舰前来增援。

    6月25日夜，海上狂风大作，巨浪滔天，刘永源师长令泊驻于垃圾尾港的舰艇冒雨移驻隘州岛，并令登陆艇将20多门大炮偷偷运往三门列岛。

    6月27日凌晨，7艘敌舰驶近三门列岛，受到岛上重炮的伏击，隐蔽在隘州岛的十几艘舰艇亦突然开火。敌舰没料到一夜之间，“共军”竟在三门列岛集结了如此强大的兵力，顿时被击沉1艘，其余6艘均负伤而逃。

    马壮谋慌忙放弃外伶仃岛，退守担杆列岛一隅。这时台风季节到了，马壮谋的舰队在担杆岛的樟木湾锚地受到狂风大浪的袭击，官兵苦不堪言。刘永源将远程加农炮架在三门列岛的竹湾岛，可直接威胁到樟木湾锚地。马壮谋被迫率舰队返回台湾，由于风浪太大，舰艇无法靠岸，只好将担杆列岛上的守军抛弃了。

    8月3日，解放军攻占担杆列岛，全歼守军。至此，万山群岛全部解放，第四野战军胜利完成了解放中南6省的战略任务。

    之后，第四野战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被中央军委作为战略预备队，集结于中原地区，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朝鲜战争爆发后，这支战略预备队被调往中朝边境，组成东北边防军，成为最先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其余部队转入剿匪作战。

    这支英雄部队从1945年的11万人，发展到1950年的153万人（不包括留在东北的34万人），歼灭国民党军188万人，剿灭土匪135万人，先后解放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四野征服的区域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北京、河北、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从白山黑水战至天涯海角，经过4年多血与火的考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