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朝鲜共产党人进入
由于李承晚“渐进式”反对日本占领运动的失败，许多朝鲜人指望从别处得到更加有力的反对力量。20世纪20年代初这种力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当时正处于反国民党政权斗争早期、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苏联，它急于鼓励任何力量去整日本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饱受了跟李承晚的“和平改革”集团一样的内斗苦难，日本人的镇压迫使他们流亡在上海、日本、苏联和“满洲”，他们的队伍因政治内讧而不断削弱。
但是，共产党人在几个方面比李承晚有优势。他们大多数人在朝鲜大无畏地进行抗日；他们保证不但要赶走日本人，还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反共的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承认，共产党人更受农民和工人的欢迎，他们甚至不顾严厉的警察手段，设法发动游行示威和集体抗租运动。再者，流亡的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前线成立游击队与日本军队作战，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 的一部分。
1912年，在朝鲜西北的平安南道，出生了一位游击队员金成柱（他后来成了朝鲜战争时的北朝鲜首相），或者说，现代北朝鲜的宣传媒体是这样宣称的。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其他资料来源，在分析金和北朝鲜其他领导人时，美国情报界必须依赖的那些资料的可信程度，就跟30年代好莱坞影迷杂志差不多。感谢宣传家们，他们的确给了金一个与一位共产党巨人相吻合的背景。他的父亲穷困然而大胆，白天教年轻人学习历史和文化，晚上训练他们打日本人。他父亲被捕入狱并饱受折磨，被迫流亡到“满洲”，利用粗浅的医学知识为穷人们开办了一个诊所。但监狱生活毁坏了他父亲的身体，他父亲死时才32岁。
据说小金很早就懂得憎恨日本人，当他母亲告诫他“快快长大，为父亲报仇”时，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传奇故事的一部分是：父亲临终时交给儿子两支手枪。你用吧，他叮咛道。我会的，儿子回答说。
金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据称是在1928年，当.9９ｌib?时他16岁。他可能是在“满洲”商业城市吉林领导了暴力示威活动，反对把朝鲜的主要铁路延伸到“满洲”。他被关入监狱一小段时间，然后退居到乡村，“鼓动农民、学生和小商业者组织起来反对日本人”。
金的组织工作显然有了成果，当1931年至1932年日本入侵“满洲九九藏书”时，他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就是反日运动中崛起的许多队伍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游击组织实施了全面的控制，把这些队伍命名为东北抗日联军（这个名称听起来比实际上更令人生畏），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政治领导人。20年前作为金成柱出生的那个人，现在接受了“金日成”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位传说中的游击队领袖，此人在世纪之交曾经打过日本人。
改名这件事具有巨大的心理意义。它赋予金一个民族英雄的神秘特质，以致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他的祖国时，许多人见到这样一个年轻人都惊讶不已，他们事实上在想聚会欢迎的金日成是不是其本尊真身。后来，北朝鲜的官方历史甚至赞扬21岁的金日成作为领袖“巩固了同志们的团结”，这些同志在1934年和1935年间战斗在“满洲”北部。（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认为此说可疑，因为当时在该地区显然没有总的领导人。）
此说之真伪先放一边，共产党确实在“满洲”建立了强大的游击部队，他们使用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武器，偶尔会以超过1 000人的兵力进攻日军驻地。金的具体活动以及行踪不可能记录在案，北朝鲜的官方传记则把一系列不合情理的丰功伟绩都归于他。无论金的直接作用如何，日军的官方数字证明了游击队的功效。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战争结束，“满洲”的共产党游击队共击毙日本士兵超过6万人，相当于6个师。
有证据表明，金的游击队成就使苏联人相信，此人在战后大有用处。苏联人在战争期间实施了有关朝鲜的若干种不同路线。一方面，他们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以此作为折腾日本人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又显示出谨慎的利益考虑。苏联人希望一旦日本人离开之后，他们能控制“满洲”，但是又担心住在那里的朝鲜人会助力把这个“国家”归还给中国，或者甚至宣布其成为朝鲜自己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鲜—“满洲”边境的人民不太在意正式的边界，而且那里有很多来来回回混居的人口。）因此，出于“安全原因”，苏联在30年代末干净利落地把居住在与“满洲”接壤的沿海各省的将近15万朝鲜族男女老少迁移到苏联内地。年轻人被征召入伍，明显是为了一旦苏联和日本开战就用其去打日本人。
在金的官方传记里，这一人口大转移的时期，适逢金的游击队宣布要被迫向“满洲”北部进行一次“长征”，以避开越来越严重的日本军事压力。这应该正是金成为一名红军?９９lｉｂ? 军官、直接接受苏联控制之时。不管真相如何，1945年末，金作为苏联选定的共产主义政权领袖在朝鲜露面时，身穿苏联红军少校的军服。对金的生涯中凤毛麟角的少数细节进行研究的西方专家们认为，如果金没有在他们卵翼之下待过相当长的时间，苏联人要委之以如此重任是不可能的。
无论金日成的背景和他战时生涯的真相如何，他显然是苏联可以信任和控制的人。
李承晚的流亡岁月
在金的游击队岁月里，百折不挠的李承晚继续奔走于西方政要的办公室之间，希望美国人承认他是朝鲜的合法领导人。他的时间花在了他在夏威夷的学校和访问华盛顿之间，他的“临时政府”在华盛顿还保持着一个韩国驻美国委员会。不顾已经遭到的几乎是一致的冷遇，李承晚仍然认为“我们的努力至少在目前必须集中在美国身上”。人们同情这位老人的热忱，也要质疑他的现实性，因为美国已经表示，它没有什么兴趣对这个大多数美国公民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附属国提供援助。《洛杉矶时报》可能对李承晚每次来到洛杉矶都坚持要求被采访一事感到不快，刊出一则题为《朝鲜败业之李承晚在此》的报道，第一句话就说：“东方失败事业之领袖李承晚博士.99lib.……今在洛城，晤见华人商界及政要，以图获其援助于朝鲜之自由运动。”李承晚一度甚至转向苏联，他向苏联驻巴黎大使力陈亚洲大陆有必要成立一个联合阵线以对抗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李承晚设法搞到了苏联签证，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不料被告知这一切都搞错了，他必须马上离开苏联。
这次旅行确实给李承晚带来莫大收获。在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之前，某晚在餐桌上他碰巧坐９９ｌｉｂ?t>在弗朗西斯卡·端纳旁边。她是维也纳一个富有工厂主的三个女儿中的长女。端纳先生是一位严格的循规蹈矩之士，教给他的女儿们“商业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像男子一样的自力更生”，并强调要有自我责任感。弗朗西斯卡面容刚毅、金发卷曲，她对国际事务略知一二，也曾看过李承晚关于朝鲜独立的著作。两人相互吸引，一见钟情。两年之后，1934年他们在纽约结婚。从此之后，她就成了李承晚的妻子、秘书、家庭主妇和志同道合者，“最温暖的支持者、顾问和照应者”。
及至30年代末，李承晚很显然是领导了一场“失败的事业”。他的临时政府成员们转向抗日暴力攻击和游击战，有人甚至投奔北朝鲜人民军之旗下，李承晚斥之为“共产党和异教徒”；其他人则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用那位友好的传记作者奥利弗的话来说：
他谋求通过吸引西方的利益和善意来光复他那失去的国家，这个政策看来已经破产。他的领导权从来没有给那些他试图吸引的美国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年复一年，随着他的计划一无所获，他的追随者们开始四分五裂。
甚至李承晚的朋友们都开始称他为顽固不化、难以对付的老头，死抱着声名狼藉的策略不放，还想捞取一些或明或暗的个人好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李承晚搬回华盛顿，住在俯瞰国家动物园的一所小房子里。他在那里“倾听着虎啸狮吼……有一种沮丧的同病相怜之感”。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拜访了国务院，要求远东事务主任斯坦利·霍恩贝克承认他的“临时政府”是合法的朝鲜政权。关于“对抗日本”的老生常谈肯定不再起作用了，霍恩贝克对他虚声恫吓、东拉西扯，最后干脆不予理睬，仿佛他是从大街上闲逛进来的一个老百姓。后来，助理国务卿阿道尔夫·伯尔在一封拐弯抹角的正式信函中告诉李承晚：美国目前不打算承认那些卷入战争的国家的流亡集团所宣称的“合法”政府。总而言之，让我们先打赢这场战争，然后再解决政治问题。
李承晚甚至失去了“临时政府”中多数人的支持。1942年，“临时政府”投票罢免了他的总统职务，选举在中国政治避难的金九接替他。金九是一个温和派，他想成立一个由“所有革命组织组成的代表大会”，甚至包括共产主义的朝鲜民族革命党。1942年末，霍恩贝克唐突无礼地通知李承晚：国务院认为他在朝鲜国内完全没有知名度，临时政府也不过是“一个流亡团体内部自行组织的、限制成员数量的俱乐部”。李承晚显然不是美国政府喜欢的人。
与此同时，朝鲜共产党人则在“满洲”的冰天雪地里埋头与日本人战斗。
在“适当的时候”独立
国务院在告诉李承晚没有资格代表任何“政府”时，丝毫也不忸怩作态。朝鲜是许多被抛弃的国家之一，其未来将由和平来解决。在1942年，朝鲜问题并未列在任何人优先考虑的清单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像他的亲戚西奥多一样对民族主义的朝鲜人缺乏尊重。在1943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他告诉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朝鲜人“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而且……他们
朝鲜终于被纳入了广阔的太平洋战区的战略规划之中，以此作为吸引苏联对日作战的诱饵。这里需要摆一下背景情况。由于当时苏联人正在东线同德国人展开殊死的战斗，因而甚至在珍珠港遭到攻击、苏联的主要盟国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以后，苏联人依然在法律意义上与日本处于和平状态。日苏双方都无意开启战端，前者被牵制在亚洲其他地区作战，后者则无意开辟第二战场。但早在战争初期，美国远东地面部队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曾敦促他的华盛顿上司设法说服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10日，即珍珠?９９ｌib?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麦克阿瑟从他设在菲律宾的司令部向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发出一份陈情电报：
敌人在本战区向菲律宾及其以东地区投入大量的海上和空中力量，从而使日本本土呈现虚弱，此间获得的确切情报表明，敌人最为担忧的莫过于俄国参战。目前正是大好时机，从北部直接攻击日本，这不仅可予敌以重创，并且将即刻缓解日本人南进的势头。……
趁敌忙于其延伸过度的早期空中行动，我发动总攻的黄金机会，此其时也。
这种请求并不现实，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正兵临莫斯科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马歇尔不予考虑。但在1944年底，也就是将于第二年初在俄国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三大国战略会议之前，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国务院的计划文件对苏联参战的必要性表示赞同，不过措辞谨慎。此刻，陆军部正忙于制订一系列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它担心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有人估计，美国要牺牲100万人）。两年前，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曾经含糊其词地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太平洋战争。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罗斯福让斯大林履行诺言。陆军部的情报官员们声称，欲消灭日军主力，俄国参战是“至关重要的”。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估计，德国投降后，对日本作战还将持续18个月；而且，如果苏联人在美国进攻日本本土以前参战，那么盟军就可以减少20万人的伤亡。
对罗斯福的小圈子来说，减少如此之多的牺牲使美国有理由冒政治上的风险，也就是让苏联有机会向日本控制的区域扩张。国务院为雅尔塔会议进行准备的官员认为，朝鲜是一件可以讨价还价的抵押品。根据雅尔塔的工作文件，美国愿意在战后与英国和中国（以及苏联，但它必须参加太平洋战争）共同占领朝鲜，但是文件强调美国应该“在占领以及军政府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在朝鲜没有长远的利益，它所希望的是缓阻俄国对日本的任何插手。
朝鲜又一次成为鲸鱼厮杀时被裹挟其中的一只“小虾”。
雅尔塔交易
1945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乘船去雅尔塔时已经重病缠身。前一年夏天，一次中风使他的大脑受到损伤，他最后的致命发作只不过是几周之后的事情。在横渡大西洋和穿越地中海的十天旅途中，他一直待在舱室里。官方的解释是总统患了“重感冒”，但是当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中途停留站马耳他港向他的老伙伴挥手致意时，本能地觉察到情况并非如此。丘吉尔感到总统看上去“体态虚弱、满面病态”。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身体状况和他达成的协议，牵累了美国对外政策达30年之久。共和党人抨击说，一位思维紊乱的民主党总统把东欧和亚洲大片土地“出卖”给了诡计多端的苏联领袖斯大林。在历次会谈中，这位苏联独裁者不断地变换脸谱：他在公众场合迷人可爱，其程度不亚于他在暗地里的冷酷无情。他还屡次三番地强调永恒的友谊。他在一次频频举杯的伏特加酒宴上敬酒时说：“我们的联盟……不会失却亲密无间的特征……祝愿这种联盟强大和牢固。”
斯大林和盟国都怀着至高无上的一己利益来到雅尔塔。斯大林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缓冲区”，也就是对莫斯科俯首帖耳的卫星国。有关欧洲的各种细节极为复杂，难以在此穷究深研。给予苏联在欧洲的“权利”，基本上是那些苏联红军已经夺取或是在战争结束前即可夺取的东西，这种既成事实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以期改变。
斯大林和罗斯福在一次私下会谈中确定了亚洲的缓冲区。早些时候，斯大林曾经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他参加太平洋战争想要得到的是“归还”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他声称这些是1904年战争中被日本夺去的俄国领土（事实上，当时日本仅夺去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是日本根据1875年自由谈判达成的一项条约获得的）。斯大林对罗斯福说，苏联在“满洲”应拥有“特权”，因此他希望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可把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共同管理“满洲”的中国铁路。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罗斯福避而不答，他说必须先同蒋介石协商，否则难以就港口和铁路事宜做出承诺。但他对其余的条件一概答应（这使得罗斯福的顾问查尔斯·波伦大为沮丧，他不赞成总统“背着我们的中国盟友”就“满洲”进行交易。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正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进攻，听任苏联统治“满洲”只会危害蒋介石的事业）。
但是，持波伦意见的仅占少数。美国军方，特别是太平洋战区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强烈主张让俄国人参战。雅尔塔会议结束几天以后，陆军部派遣小保罗·L.弗里曼上校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向他通报这些决定。麦克阿瑟正忙着制订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他对于“日本军队的后劲”以及日本从“满洲”和中国抽调部队保卫本.99lib.土的可能性表示担忧。弗里曼在1945年2月13日致陆军部的电报中引用麦克阿瑟的话说：“他强调指出，除非俄国军队首先在‘满洲’采取行动，否则我们绝不进攻日本本土。”麦克阿瑟意识到战后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弗里曼在备忘录中还说：
他（指麦克阿瑟）对俄国的用心一清二楚，他们要全部“满洲”、朝鲜，可能还有华北的一些地盘。占据这些土地已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必须坚持俄国要为此付出回报，即打败德国以后尽快地进入“满洲”。
几天以后，麦克阿瑟用同一种口吻与另一位陆军部代表乔治·林肯准将谈话。1945年2月25日，林肯向他的上司发回电报：
麦克阿瑟将军指出，在政治上，他们（俄国人）希望得到一个不冻港，也就是旅顺港。他认为，鉴于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让他们拥有这样一个港口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唯一正确的是，让他们也为击败日本分担血的代价。
1945年6月，正当陆军部为是否下达入侵日本的最后命令而苦苦思考时，麦克阿瑟又一次要求苏联给予支援。他给乔治·马歇尔将军发去一份电报，这位陆军参谋长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它。麦克阿瑟称他的入侵计划“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是最为经济可行的”。他再次要求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说：“如果苏联在我们与敌人决战的目标九九藏书日期足够长的时间之前从西伯利亚发起攻击，我们的危险和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瓜分朝鲜
1945年8月，两团原子弹的火球使一切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都失去意义。第一次核攻击是在8月6日。两天以后，苏联终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但已为时过晚，失去了任何实际的军事价值，只不过是履行他们在雅尔塔做出的承诺。8月10日，日本人乞求和平。与此同时，几个俄国师开始越过“满洲”向朝鲜急速推进。
天晓得他们到哪里才会停止。尽管就苏联出兵举行了多次会晤，但却从未确定在朝鲜哪里划定分界线。将近一个月以前，在德国东部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美方的军事顾问们曾经向马歇尔将军建议沿三八线划界，这条线把这个国家大致上一分为二。但美国人显然未与苏联人磋商此事，因为波茨坦会议记录里未曾有过划界的记载。
随着和平在即，这个问题突然变得紧迫了。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外的冲绳岛。8月10日至11日深夜，早在二战期间已建立、行使协调职能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日本在朝鲜投降的问题。国务院代表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希望美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区域尽可能往北推移。但当时马歇尔的参谋人员中一位年轻的上校迪安·腊斯克指出，军方“手头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等因素，抢在苏军进入该地区之前向北方更远的地方推进会有困难”。助理陆军部长约翰·麦克洛伊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博尼斯蒂尔三世到另一个接待室去，看看能否搞出一个既能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腊斯克后来评论说：“军方认为，如果我们提出的受降建议大大地超过我们的军事实力，那么苏联就很难接受。速度是这.99lib.个问题的关键。”
谈毕，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还是建议沿三八线划界，“虽然万一在苏联翻脸的情况下，三八线过于靠北，远离美国军事力量实际能够到达之处”。他们选中三八线，是因为“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把朝鲜首都汉城包括在美国部队的责任范围之内”。
使腊斯克感到意外的是，俄国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建议。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同一天，麦克阿瑟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北的日本士兵向俄国人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国人受降。
这条分界线长达190英里，虽然它在迪安·腊斯克的地图上看起来很整齐，但却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南方地区的面积有3.7万平方英里，人口约2 100万，农业人口占三分之二。虽说南方拥有全国20座大城市中的12座，包括200万人口的首都汉城，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区，历来向全国提供粮食。北方地区的面积虽达4.8万平方英里，但人口仅为900万。由于北方拥有高度发达的水电资源，因此，北方拥有朝鲜的大部分工厂，其中包括化工、钢铁、水泥和化肥工厂等，以其产品支援南方的农业经济。双方在经济上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尽管腊斯克提出的分界线有些缺陷，但却符合当时所希望的政治目的。受降的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军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这是苏美在朝鲜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第7步兵师的部队是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部队，他们于9月8日在仁川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为“黑名单40”。次日，他们在朝鲜人狂热的欢呼声中开进汉城。50年来，朝鲜人都在盼望独立和尊严，现在他们认为，这些都已牢牢在握了。
然而，他们依旧两手空空。麦克阿瑟指定约翰·霍奇少将任占领军司令。霍奇是一名骁勇的战地司令官（他曾指挥过对冲绳岛的进攻），但也是一个呆板人物，尽管处理军务是内行，但却不适合处理任何外交事务。占领的第一天他就惹出乱子。驻朝日军司令官在投降以后请求批准保留一支日本武装警察部队，用以保护他的人员和在朝的60万日本侨民免遭报复，因为朝鲜街头的肇事者已经开始向他们切齿痛恨的外国占领者投掷石块和垃圾了。
霍奇回答说没有问题。他说，他认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是一丘之貉”，并且打算把他们都当作被征服的敌人来对待；此外，曾经与日军一道作战的朝鲜人非常之多，他需要时间来搞清楚他们的真面目。美国新闻界报道了霍奇的讲话，这使在华盛顿的上司大吃一惊。乔治·马歇尔将军命令他解散日本警察部队，并且避免再发表侮辱朝鲜人的言论，但是损失已经造成。霍奇后来以美国副领事的虚衔在朝鲜又待了四年。那些年里，他和朝鲜人相互之间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
霍奇有自己的理由，在朝鲜的头几个月里，他没有接到华盛顿的任何指示，这迫使他从头做起。他未曾接受过担任地方军事长官的训练，他的部队缺乏会讲朝语的人员，战后迅猛异常的退伍之风使他的师失去了一批最富有经验的官兵。除此之外，日本人的离开也使朝鲜经济陷于一团糟。
此时此刻，长期漂泊异乡的李承晚正在华盛顿烦躁不安地打发着战后最初的几个星期。6月，他曾请求美国承认他为朝鲜政府的领袖，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其他流亡者曾委他以朝鲜高级专员的头衔。不过一些中级外交官总是把他描绘成一个专爱挑剔的老头（当时李承晚已经69岁），他离开故土达30年之久，而且自封的种种头衔已是陈年往事，令人将信将疑。国务院（1945年6月）奉杜鲁门总统的指示，拒绝承认李承晚的“临时政府”（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否则，“就要在朝鲜人民按他们的意愿选择政体和政府成员的权利上讨价还价”。
但在1945年10月，李承晚突然得到一股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的支持。麦克阿瑟将军要在朝鲜找一位他信得过的全国领袖。因此，他曾经询问其他亚洲人，特别是中国的蒋介石：在所有这些自称是朝鲜领袖的人当中，谁最合适？
蒋介石当时从未见过李承晚，但他从一些自认为可靠的途径对李承晚有所了解。其中有一个就是金九，他曾担任过李承晚临时政府的“总统”，战时待在中国陪都重庆。蒋介石和李承晚一样都是皈依的基督教徒，在中国的新教教会也高度评价这位朝鲜人，许多在中国经商致富的朝鲜流亡者都竭力举荐他。李承晚坚决反共，对蒋介石来说这也是一个卖点，蒋的政府正被国内的共产党人搞得焦头烂额。
因此，李承晚和金九都奉麦克阿瑟的命令于1945年10月中旬返回汉城。与此同时，国务院就朝鲜问题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总括性的政策指示，“为在朝鲜分阶段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创造条件”；先由美国和苏联派出文官管理，再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实行一段时期的托管，最后“实现……完全独立”并且加入联合国。
麦克阿瑟不管金九在场，明确表示要李承晚担任统治者。霍奇遵照麦克阿瑟的命令，为欢迎李承晚回到汉城举行了一个戏剧性的仪式，在一番热情洋溢的介绍之后，李承晚才从幕后出来登台亮相。霍奇敦促“全体朝鲜人拥戴他们的领袖李承晚”。
正如杜鲁门在6月曾宣称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支持任何个人和集团。霍奇却认为这种政策是危险的。1945年12月，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朝鲜人渴望独立胜过其他一切，而且要即刻实现。”派往麦克阿瑟司令部担任政治顾问的外交官乔治·艾奇逊有一次曾提出成立由李承晚、金九以及另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金奎植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李承晚可不想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分子，他希望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他组织了一个“迅速实现独立99lib.协会”的党派，并且在全国各地频频举行集会。他向各界寻求广泛的支持，但是绝不与共产党人搞任何形式的联合。
在霍奇将军看来，朝鲜政治是一个烂泥潭，他还是尽量不进入为好。12月底，他被口角争吵搞得灰心丧气，于是向陆军部建议，苏联人和美国人同时从朝鲜撤军，听任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发生内乱，以达到其自我净化”。
俄国人却没有合作的意思。在战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很快用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卫星国，由返回故国的游击队领袖金日成担任首脑。数千名流亡“满洲”和苏联的朝鲜人回国，其中大多数在流亡期间已经彻底共产化了。反对派都被关进监狱或者出走南方。到1946年中，金日成的控制如此严密，以致俄国人在北朝鲜仅需留下一支1万人的占领军。（相比之下，霍奇的部队约有4.3万名美国士兵）。
最为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人在莫斯科举行的四大国外长会议上，把美国逼到难以招架的地步。外长们同意设立一个美苏联合委员会，以与朝鲜领导人咨商，并且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临时政府。经过“长达五年的”托管，朝鲜将实现统一和独立，并且成立由人民选择的政府。
托管的建议在南朝鲜激起剧烈的骚动，霍奇只得动用军队上街镇压暴乱。苏联人机灵地编造了虚假的宣传言论，声称托管的主意是由美国人炮制出来的（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接受了托管的设想），而且美国人实际上希望十年的托管期。苏联人还声明（这也是捕风捉影）他们准备随时让朝鲜独立。在这场外交游戏中，俄国人占了上风，霍奇愤怒至极。1946年2月，他对麦克阿瑟说：“朝鲜人认为美国人又‘出卖了他们’。”
1946年1月和2月的正式谈判会议上，美国提出南北合并，可是苏联人不希望他们严密控制的卫星国解体。苏联人的居心彻底暴露在麦克阿瑟、霍奇和美国外交官的面前。只要南朝鲜局势动荡加剧、美国越发不得人心，一个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就会应运而生。
美国人进退维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席卷南朝鲜的政治动乱中建立的任何政府，都无法与纪律严明的北朝鲜相提并论，它已经在着手组建一支军队了。麦克阿瑟最初选择的领袖李承晚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物。例如，1945年12月陆军的一个安全机构反谍报队在年迈的李承晚筹划去美国旅行时，定期窃听了他的电话并截留他的信件。李承晚向诸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联合国大会主席保罗·亨利·斯巴克、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以及纽约天主教大主教管区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等达官贵人致信发函。1945年12月，负责占领事务的政治官员威廉·朗登向国务院发出一份电报，归纳了李承晚的各种用心。李承晚打算“藏书网击破和瓦解”美国实行托管的企图，旨在争取美国和联合国的舆论，以结束美国的占领。（李承晚设法拜会了他在信件中想巴结的那些人物，但是没人愿意帮助他。）霍奇认为，李承晚蓄意破坏美国的政策，因此占领当局必须挑选另一个人。一度是李承晚的盟友、战时待在中国的金九是一个较驯服的替代人选。1945年12月，政治顾问朗登向国务院发回一份密电，就美国对任何朝鲜新政府的坚定原则陈述了实用主义的理由：
旧的本地政权内部封建.99lib.而腐败。但是记录表明，它在对待外国在远东三个国家的利益，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和企业，以及尊重条约和特许权利方面，表现最佳。我确信，至少我们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上述的本地政权……
但是金九未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他曾主持一个“委员会”，占领当局还曾指望这个委员会转变成一个政府，这种设想仅仅几个星期就告吹了。到1946年初，占领当局感到智穷才尽，无力再建立任何形式的过渡政府了。无孔不入的李承晚尽管说不上有谁追随他，却拥有煽动街头闹事并且向其他领导人发难的政治计谋。一位局外的观察家、《芝加哥太阳报》的马克·盖恩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危险人物，一个过时的遗老，误打误撞进入这个时代，运用陈词滥调和民主机制以达到其卑鄙无耻的专制目的”。在盖恩眼里，李承晚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此人身材瘦削，白发稀疏，嘴唇苍白，眉毛稀疏，狭小的眼睑总是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是昏昏欲睡。他讲的语言，正如一位朝鲜人对盖恩描述的，是“夏威夷腔的洋泾浜朝鲜话”。霍奇的一位政治顾问向盖恩担保说，李承晚绝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比法西斯早200年—— 一个货真价实的极端保守分子”。
但是李承晚已经规定.99lib.t>了底线：朝鲜这只小虾再也不会在鲸鱼厮杀中被挤得粉身碎骨。
美国脱身
后面的两年，即1946年至1948年，国务院和陆军部与占领当局的电报往来之多，用尺子来量要比按页码计算方便多了。电文读来枯燥而如出一辙，都是外交官和军官们所写的有关寻求解决方案的文字，人们最后都知道到头来这是空忙一场。占领当局所处理的都是几十年结下的政治冤仇和纷争，南朝鲜一度出现多达113个“政党”，几乎谁都不愿意和他人携手联合。定期与苏联人就托管整个朝鲜所进行的磋商毫无９9ｌｉｂ. 成效。从北朝鲜传来的情报使霍奇相信，南侵的威胁“绝非谣传”。占领当局的政治官员们认为，苏联人已经立足于打一场消耗战，他们确有把握地认为美国人最终会放弃并离开朝鲜。霍奇在1946年中意识到，“尽管朝鲜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远未提上日程……但我感到，这里的局势可能一触即发，必须引起华盛顿的注意”。
华盛顿最后的决定是迫不得已的：美国将解除对南朝鲜承担的义务，舍此别无其他抉择。主要原因是在战后几年里美国大幅度地裁减军队。关于这一点，杜鲁门完全顺应百姓的呼声，他们喊道：“让小伙子们回家吧！”人们还把成百上千双婴儿鞋子送给国会议员，以强调他们期待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尽快回家。1945年8月对日作战胜利那天，美国大约有1 200万男女在军队服役。1946年1月，杜鲁门通知五角大楼，他打算保持一支200万人的常备军事力量（将军们希望再增加100万）。但９9ｌｉb. 是国会比总统更注意民意，它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1946年春，国会两院的拨款委员会规定，（所有军种的）军队人数到1947年7月1日不得超过107万。成千上万的舰船、坦克和飞机将被封存，军队将成为一支警备部队，主要执行占领任务和训练。
1947年初的几个月里，国务院和国防部主要审议如何部署这些有限的部队，毫无疑问，欧洲必须优先考虑。大战结束以后，苏联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东欧的控制，并且表露出种种迹象，要对虚弱的法国和意大利开刀。美军作为一支对抗力量，可以动用的部队不过2个师——2万多士兵，上下差不了千把人——而当面的苏军和卫星国部队达65个师之多。
1947年9月25日，一份经由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各位参谋长签署的备忘录，呈交给了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在此基础上，美国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备忘录的结论认为，鉴于美国的军力有限，在朝鲜保留军事基地和驻扎军队“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表示赞同。福莱斯特摆出下列理由：藏书网
一旦远东发生战事，我们目前驻朝鲜的军队将成为一个军事负担，而且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前得不到大量的增援，将难以维持。况且，美国或对亚洲大陆发起任何进攻行动，大都要绕开朝鲜半岛。
福莱斯特承认，敌人在朝鲜的海空军基地可以干预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不过这些基地“容易遭到空中打击而瘫痪”。他声称空中行动“比起大规模地面行动更加可行，而且代价也小”。驻扎在朝鲜的4.5万名美军“完全可以投入到其他地区使用”，而且撤出这些部队“不会削弱远东部队的军事实力”。根据分阶段的撤军计划，4万多名美国占领军将于1950年6月前撤离完毕。此行动的重要性在于，美国正在从它对朝鲜所负的责任中脱身而去。
但是，美国无意把大韩民国完全交给朝鲜人自己。1947年10月，美国要求联合国组成一个委员会，于1948年3月31日以前在朝鲜全境举行选举。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控制整个国家，同时美苏两国军队撤离。苏联人争辩说，联合国无权在朝鲜行使管辖权，因为朝鲜不是联合国成员。尽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但苏联人声明他们不参加任何选举。
美国可不上苏联的圈套。虽然中央情报局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军撤出以后，任何南朝鲜政府恐怕都难以维持独立”，但是国务院依然通知联合国着手在朝鲜南方举行选举，选出国民议会的成员以组织政府。共产党人首先行动起来抵制选举。然而，超过五分之四的合格朝鲜人都登记投票，共产党人的杯葛行动失败，他们在5月10日选举日当天采取暴力行动，在投票站及其周边打死100多人。虽然如此，参加投票的人数还是超过登记的选民数的90%，联合国委员会后来把这次选举称为“选民自由意志的有效表达”。
李承晚是明显的赢家：他赢得了90%以上的选票，获得国民议会代表汉城的议员席位。5月31日，国民议会举行会议，公推李承晚担任议长并且着手制定宪法。宪法于1948年7月17日颁布，三天以后，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总统。经过50余载的奋斗，这位老人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美军的撤离，在北朝鲜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大韩民国到底能维持多久？1948年8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汉城举行的李承晚就职典礼上，也许在无意之间鼓舞了南朝鲜的士气。他对新总统说：“我本人将竭尽全力帮助并且保卫朝鲜人民，我将像保卫美国和加利福尼亚那样保卫朝鲜人民免遭侵略。”
当然，麦克阿瑟事实上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4万人的占领军已经开始迅速地撤离，按计划只留驻一个由61名官兵组成的军事使团。但由于1948年秋天在北朝鲜发生了两桩重大事件，使得这一计划突然停顿下来。第一，苏联人宣布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政府；第二，他们扬言打算在年底之前把所有的红军部队撤出朝鲜北部，并且建议美军也同时撤离南方。俄国急不可待地要求撤出外国军队使汉城的美国官员狐疑满腹，他们担心金日成的部队会发动入侵。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8年12月决定暂时留驻一个约7500名美军的团战斗队，但同时也明确指出，美军不会无限期地驻扎在南朝鲜，时间仅限于帮助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度过其独立后的最初几个月。
李承晚负起责任
1948年8月，美国的占领正式结束，约翰·穆乔大使到任履新，这两件事加强了美国在南朝鲜的新作用。穆乔那年夏天48岁，他从1921年就开始了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在拉美和远东任职。穆乔是一个粗犷而英俊的单身汉，同事们说他对女人和威士忌都有高雅的品位（“他是一个风流老手，”有人这么说，“你跟他去一个酒会，看藏书网他跟那些女人眉来眼去的架势，你就明白他可能跟在场的相当数量的女人上过床。”）穆乔与军方颇具情谊，他能够与下级军官们一同饮酒闲聊，男子气概十足，与那些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们截然不同；职业军人往往把那些外交官贬为“光屁股的社交油子”。
穆乔一到达这个国家，几乎立刻就受到喜怒无常的李承晚的炮火洗礼。驻大韩民国高级军事长官约翰·库尔特少将正在设法进行谈判，准备签订一项由美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条约。 简言之，李承晚要的是钱和装备，但是不准许美国控制装备的使用。他十分乐意美国人到他的军队里担任“顾问”，但是不愿意在援助协定中出现“顾问”的字样。一旦如此，就会给人一种他依附于美国的印象。美国做了让步，将“顾问”一词从协定中删去，不过穆乔在另一个问题上却寸步不让。美国希望在撤军期间继续控制韩国军队，特别是三八线沿线的部队，以防止北朝鲜的突然进攻。李承晚对此表示反对，但是无济于事。
这些回合虽然很痛苦，但也令穆乔对李承晚多了几分欣赏。他与这位韩国总统意见有分歧是家常便饭，而且经常事后令人沮丧，但是他至少对此人有所理解：
李承晚以一种相当于打游击的方式奋斗了如此之久，以致等到他最后正式当选为朝鲜总统时，已经垂垂老矣。……他已经不能从……他那革命家的本能转变成一个受到正式认可的国家首脑。当他的思维框架合乎逻辑时，他具有出色的历史观。……但是当他情绪激动时，他又回到他那种长久以来作为一个个人求生自保的本能上去。……
穆乔与李承晚的交往越来越深，终于转而支持韩国希望美国军队继续留驻的请求。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占去了1949年头几个月的时间，国务院和国防部在这个问题上各自背离了他们本应发挥的作用——外交官要求美军留驻朝鲜，将军们则认为应该立即撤军。国务院通过远东事务科的沃尔顿·巴特沃思提出，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使人们必须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朝鲜：中国人现在有能力支持北朝鲜夺取韩国。他谈到一种“日益确定的想法……苏联现在决心尽早地动手摧毁（韩国）新政府。……”
陆军部副部长小威廉·德雷伯说，从军事角度?9９lｉb?看，南朝鲜对美国依然“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可言，驻军只会招惹麻烦。此外，陆军没有为1949年以后在朝鲜驻军编制预算。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后倾向于军方的意见。1949年3月23日由杜鲁门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2号报告强调指出，美国有必要帮助韩国人建立自己的军队，北朝鲜入侵的危险“在可预见的将来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列举了人们的担忧，即美国部队“在大规模猛烈进攻面前，要么被消灭，要么不可避免地抛弃朝鲜。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声誉”。国家安全委藏书网 肥料的粪便恶臭。“总而言之，”一位前军顾团成员说，“整个都是臭气熏天——我不只是在说韩国军队。”
军事顾问团对韩国军队今后的发展十分悲观。托马斯·麦克唐纳中校在1949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它就像1775年的美国陆军。”军事顾问团的另一份评估报告说：“除了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外，韩国陆军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乏善可陈。”从来就没有排和连队的训练，射击技术毫无章法，军官们不懂如何带兵。
这些报告都送到了华盛顿（罗伯茨将军甚至在1949年3月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查尔斯·博尔特少将写了一封2 300字的私人信函，就韩国军队的糟糕境况提出警告）。然而，美国军方已经决定放弃朝鲜，博尔特在罗伯茨提出警告后也不打算去对抗政策。1949年6月，博尔特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感到在朝鲜，（南朝鲜）部队的装备现在已经优于北朝鲜部队。……建立南朝鲜部队和提供物质援助的目标已经达到……（美国的）部队可以而且应该撤离了。”
一年后，1950年6月6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前三个星期，穆乔大使对韩国做了一个更为现实的评估。他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警告说：“一旦发生全面入侵南朝鲜的战争，北朝鲜军队无可辩驳的装备优势将给他们带来胜算，尤其是在苏联已经并将继续提供的重型步兵支持武器、坦克、作战飞机等方面。”
差不多就在穆乔作证的同时，罗伯茨将军跟《时代》周刊驻远东记者弗兰克·吉布尼做了一个告别采访。罗伯茨离开朝鲜后将退休，他显然希望他这项最后的军事使命被描述成功德圆满。吉布尼在文章中写道：
大多数观察家现在认为，拥有10万之众的韩国陆军在亚洲同样规模的军队中首屈一指。其快速机动的纵队把共产党那几个游击部队几乎横扫干净。现在没有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相信由俄国人训练的北朝鲜军队在没有重大增援的情况下藏书网，能够顺利完成对南朝鲜的进犯。……
1950年6月15日，军事顾问团向国防部提出警告：韩国作战部队的可用补给仅在“勉强可以维持的水平”；还指出，韩国军队15%的武器和35%的车辆已经破旧不堪，韩国军队以其目前手中的装备仅可自卫不超过15天。顾问团指出：“韩国正受到跟降临在中国同样的灾难的威胁。”
然而，美国公众看不到国防部的电报。他们的消息来源就是《时代》周刊，它依次报道从美国将军们和外交官们那里听到的说法。一次可以猛然醒悟的机会就这样在6月之前告终了。
李承晚坐立不安
李承晚总统毫不掩饰他最终要夺取北朝鲜的意图（同样，金日成首相也从未打消过夺取南方的念头）。穆乔大使对1949年底在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举行的一次招待会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一名韩国国防部军官“兴冲冲地进门，赞扬他的‘小伙子们’刚刚占领了三八线以北正对开城的海州……他没有接着说那些人实际上都被当场击毙。不过这类事件双方都屡见不鲜”。
南北双方都不断遭到对方的游击刺探和间谍活动的骚扰，在这方面北朝鲜占有明显的优势，原因有两条：首先，北朝鲜的百姓受到严格的控制，陌生人即使有可能活动，也是困难重重，因此南朝鲜的特务活动要冒很大的风险；其次，李承晚取得总统职位以后就日趋专制，他压制任何对他的政策抱有异议的团体或个人，而且他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北方的“共产党威胁”上，很少考虑南方的各种问题。
战前北朝鲜游击力量的构成，反映了人们对李承晚政府不满情绪的程度。例如，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的情报官员们估计，北方主要的游击训练基地江东政治学校的受训人员，“几乎全都是叛逃到北朝鲜的南朝鲜人”。一小部分南朝鲜人“因个人原因”越过边界到北方，他们被抓获并被迫入伍。远东司令部G-2说，整个北方游击队大约60%的人员是那些仍然居住在南朝鲜的人。他们一些人只是做一些招募特务、寻找补给品之类的事情，另一些人则配合北方游击队积极参与一些小规模冲突，他们的武器常常只有竹棒和临时抓到手的棍棒等。只有大约1%的人参加游击队是情非得已，他们是一些被抓来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害怕被处死，或者是家庭遭到报复”。99lib?
G-2认为，北方游击队肆意掠夺洗劫南朝鲜村庄，辜负了人们对他们的支持。这些袭击时常引来韩国正规部队，并发生短促而激烈的冲突，通常总是游击队占便宜。此外，分界线地区的很多村民帮助游击队溜进南方，因为他们“同情游击队并……希望得到好处”。南朝鲜的海军很不中用，无法阻止北朝鲜人员的潜入，因它的巡逻艇“乐意放（游击队的）船只进入南方水域以牟取钱财”。
除了上述活动以外，金日成还利用1949年和1950年头几个月加强其军队的力量。与驻韩军事顾问团低调支持韩国军队的做法相反，苏联人控制着北朝鲜军队。据估计，他们向这个国家派遣了3000名官兵（美国人在南朝鲜军队中的人数不足500人），每一个北朝鲜人民军的师级单位配有15名苏联军官。苏联人还向北朝鲜人民军提供重型坦克、重炮、自行火炮，以及大约180架飞机，其中包括110架战斗机或轰炸机。中国内战的结束又使北朝鲜人民军如虎添翼——大约29500名久经战火磨炼的朝鲜籍士兵返回故里。据美国情报部门报告，截止到1950年春季，北朝鲜人民军拥有13.5万人，南朝鲜仅有64697人。.99lib.牲品”。
于是，几天之后，这几个北朝鲜人被安排坐上吉普车在汉城兜风观光，他们看到了跟平壤电台通常描绘的贫穷落后、恐惧笼罩的城市截然不同的情况。他们自愿录制了广播讲话，描述南朝鲜较为舒适的生活。他们还告诉审问者，祖国阵线只是一个宣传伎俩，用来扰乱汉城。其中有一位原来是北朝鲜人民军的军士，他自告奋勇地说，他不知道有什么预示着即将南侵的“重大军事行动”。
这就是哈罗德·诺布尔感到南韩军队和他自己的大使馆被蒙骗之处。“他们让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了我们希望相信的事情：他们看了自由的南方，他们已经选择了自由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些我们都信了，于是他们关于军事问题的说法我们也就相信了。他们完成任务了，把韩国军队、政府和我们这样的外国观察99lib.家糊弄得不轻。”
情报失灵
预测亚洲在195099lib? 平庸之辈。雷·克莱因博士（属于前一类人）于1949年参加中央情报局并担任分析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报告，每期4至5页印刷纸，然后放上一张漂亮封面，冠以一个响亮的‘世界形势评估’的标题”。朝鲜是报告中经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克莱因承认，中央情报局离现场太远。“我主要是根据我所阅读的报章杂志文章，再尽可能地添加一些分析人员的术语，然后写下我的分析性评论。”
在克莱因看来，远东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地区。“我们手头用以进行工作的情报少而又少，很少有具体的情报。麦克阿瑟曾与战略服务局势不两立，这使中央情报局始终无法在远东恢复工作。他从不允许战略服务局染指他的战区，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态度也是如此。他绝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不是他司令部的一个机构。”
从中央情报局最初的三位局长身上，也可以看出它在华盛顿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西德尼·索尔斯是后备役海军上将，他的平民身份是在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州皮格雷-威格利连锁超市的高管人员。他因杜鲁门获得了影响力，但是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接替他的是空军的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他出任局长主要是因为他是权势显赫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侄子。不过，甚至连霍伊特·范登堡也意识到在中央情报局干没有出路，不到一年他就离职去当空军参谋长了。1950年6月，局长由罗斯科·希伦科特海军少将担任，中央情报局一位熟知内情的人说，他是“海军中的三流人物，他当局长是因为凑巧这次该由海军出人了”。（杜鲁门很少想得起希伦科特和中央情报局，以致在北朝鲜入侵后头几天的会议上，这位局长都没有被邀出席。中央情报局很显然被认为对这些讨论无所助益。）
中央情报局对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评估，是长于分析而缺少具体预测，过于关注全球宏观问题而忽视特定形势的具体分析。这也难怪，中央情报局在亚洲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立足点，东京“站”总共才三人，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工作。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甚至拒绝提供一个办公场所。朝鲜得不到广泛的注意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3月1日至战争爆发，中央情报局的每日综述中未曾提到过朝鲜。
——同一时期，中央情报局的每周综述曾6次提到朝鲜，3份报告谈及了5月份的国民议会选举。3月31日的一份报告是关于动荡不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指责李承晚总统一意孤行，坚持扩军以抵抗入侵。6月2日，中央情报局对蒋介石若被迫离开台湾将流亡南朝鲜的种种流言蜚语进行了一番评论。“朝鲜离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太近，哪怕把它作为最为临时和最不舒适的避难场所都不甚适宜。”中央情报局评论说。6月16日，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有一小段文字提到，北朝鲜正掀起一场“和平”统一运动。
——5月17日，中央情报局在每月《世界形势评论》中预测，如果李承晚的权力在当月的大选中受到削弱，那么“共产党在南朝鲜趁火打劫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6月份的《世界形势评论》没有提到朝鲜。
——战争爆发以前，中央情报局在一份题为《当前北朝鲜政权的实力》的地区性情报报告中最后一次谈及朝鲜问题，报告日期注明是6月19日，但使用的素材仅截止到5月15日。报告指出，北朝鲜“有能力以短期的军事行动实现针对南朝鲜的，包括夺取汉城在内的有限目标”。报告提及了分界线附近的北朝鲜坦克，但却只字未提沿线村民撤出一事。虽然报告由中央情报局批准签发，其中的军事部分却是由军方的军事情报处准备的，“不顾中央情报局之反对”而纳入报告中。
总而言之，中央情报局无法向杜鲁门政府发出南朝鲜已经处在战争边缘的警告，理由很简单，它缺乏收集情报的能力。
与之相反，远东司令部的军事情报处，或称G-2，却在负责亚洲的情报工作，它活像一台囊括一切的庞大吸尘器，把如此浩繁的细节、未知可否的报告以及漫无边际的猜测统统收罗起来，以致军官们很少有时间去进行冷静的分析，从而理出有价值的情报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得力的领导。1950年，远东司令部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他从1941年起就在麦克阿瑟的鞍前马后。1950年他58岁。在德国出生的威洛比故意将身世弄得模糊不清，他有时宣称自己是一位德国贵族的儿子，为逃避语焉不详的政治迫害而当了难民（《记者》杂志的一位作者在1951年发现，实际上威洛比是一个绳索制造商的私生子）。威洛比于1910年18岁时来到美国，以“阿道夫·查尔斯·威登巴赫”的名字参加陆军，当了一名列兵。他终于获得一项委任，并更改了名字。威洛比是一位撰写辞藻华丽的报告的行家，麦克阿瑟很是赏识这种文风。同僚们注意到，他花在捉刀代笔上的时间似乎跟花在情报工作上的一样多。的确，在1949年和1950年，威洛比对情报工作几乎毫无兴趣，麦克阿瑟指定他负责撰写和出版一部洋洋四大卷的太平洋战争史工作。据一名前情报官员说：“威洛比是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的理想人选。他知道麦克阿瑟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此而已。”
威洛比同麦克阿瑟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俩对于采用非常手段搞来的情报一概拒之不信，对于战略服务局及其后继者中央情报局这类海盗式组织收集的情报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对战略服务局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不允许该机构的特工人员在他的战区里活动，一经发现就会加以阻挠。威洛比和麦克阿瑟都只相信那些通过武官、审讯俘虏以及从缴获的文件中搞来的情报，他们绝少相信“潜伏很深”的间谍利用有利的地位或者途径收集到的秘密情报。
威洛比在东京的主要情报“产品”是一天一份囊括整个远东动态、长达40多页的《每日情报综述》。30年后阅读这些卷帙浩繁的情报汇编，就仿佛在听集市上一群老太太的唠叨：流言蜚语的大杂烩，胡思乱想，风马牛不相及，以致无法进行评估。威洛比的大部分“情报”来源于心怀不满的中国国民党军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预测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行将垮台。军事情报处没有间谍在北朝鲜活动，只得依靠叛逃来的低级官员、难民以及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驻平壤外交官们提供零零星星的第二或第三手情99ｌｉb?报。尽管如此，如果仔细地审阅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确确实实能够发现一系列事件的某种模式，明显地预示了北朝鲜的进攻迫在眉睫。
最为明显的证据——所有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后诸葛，但是其模式还是很清晰的——是北朝鲜的坦克部队在靠近分界线的地方迅速集结。5月末的一项情报给出了有关北朝鲜人民军组建了一个新坦克旅的异乎寻常的详细报告：估计有180辆中型和轻型坦克、1万名官兵，还有诸如反坦克炮、野战炮、摩托车这些支持设备。然而威洛比的班子在5月25日的《每日情报综述》的一项评论中，拒绝接受这一情报为有效情报。该报告说，“人员与武器的总数量超常”，北朝鲜人民军不可能组建如此庞大的坦克部队。G-2声称：“先不论在部署——比方说一个坦克师——时通常会遇到的那些困难，感觉上要在北朝鲜组建这样一支部队，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不切实际。”不到一个月之后，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摧毁了韩国的防御。
1950年初，G-2曾探知并予以搁置了另一个有关战争迫在眉睫的征兆：居住在三八线周边两英里之内的所有住户都搬迁了。一个看起来较为明显的原因是为入侵大军提供一个集结的区域，然而威洛比的G-2却另有说法：一些农民也许是为了避开北朝鲜人民军“在分界线附近埋设的地雷的危险”。任何被迫撤离都是“出于给部队腾出地方居住的需要，出于在时有发生边界冲突的地区进行耕作的不现实性，以及出于对南北武装冲突的害怕”。
还有其他的情况：连接三八线和平壤外围的交通枢纽沙里院的铁路线已关闭，只对军列开放；一个大型兵工厂开工，将自主满足北朝鲜对小型武器弹药的需求；征召妇女从事通信和护理工作；紧急征召曾经在日本军队服务过的青少年和成人男子入伍。G-2把这些异动称为“战争类型的管制”，还补充说：“这些步骤让人回忆起二战前德国的类似活动。”
但是关于入侵的前景，威洛比说起来总是这几句话：是的，G-2一直有听到关于入侵威胁的报告；是的，北朝鲜人民军有能力发动攻击；是的，不断有他们军队集结的迹象。但是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被认为足以让G-2发布任何具体的入侵警告。
缺乏近忧远虑，这在杜鲁门政府中蔚然成风。6月20日星期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一项援助韩国的法案作证时，被长时间询问有关韩国军队的实力以及北朝鲜人用武力夺取南方的可能性的问题。腊斯克表示：“我们看不到当前有任何意图表明，分界线那边的人们想为此目的来打一场大战。”腊斯克继续说，甚至即使北朝鲜人进攻，韩国人“也能够可靠地应对北朝鲜人所打造的这种军事力量”。
腊斯克有所不知的是，两天前，6月18日，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向作战部队下达命令：准备入侵南朝鲜。
总统休假
战争爆发的这个周末，哈里·杜鲁门早把外交事务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差不多18个月的时间里，国会的共和党.99ｌｉb?人始终与他作难，而他那出名的脾气也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刻，他计划离开闷热的华盛顿，到密苏里老家去喘口气。他没有具体的日程安排，意在放松头脑、抛开公务，过几天清闲的日子。
但是，杜鲁门作为政治家，总是要顺道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动，比如巴尔的摩附近的友谊机场落成典礼。临上飞机前，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国务院前礼宾司司长、新任驻加拿大大使斯坦利·伍德沃德。他写道：“我正要去巴尔的摩参加一个机场的落成典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我揣测是因为马里兰州州长、该州的两位参议员、所有众议员以及巴尔的摩市市长执意（原文如此）要我去的缘故。”他温厚地邀请伍德沃德冬天到他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别墅去拜访他。“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大使先生了，白宫的那个人就不能打扰你了。”杜鲁门说，他在密苏里打算“监工建造一些围栅——不是政治围栅，而是为农场的房屋新订购一个屋顶，还要告诉一些政客见鬼去吧。我希望这是一次极好的访问，对吗？”
马里兰州的官员在华盛顿国家机场与总统一行会面，经过短程飞行后抵达友谊机场。巴尔的摩市市长托马斯·达亚山德罗一路上遭到众人的取笑，他承认，第一次乘飞机“真有点胆战心惊”。落成典礼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杜鲁门认真地谈到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地方当局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航空业和其他运输业。他绝不放弃这个机会即兴地奚落他的共和党敌手：“假如我们听信了那些老顽固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肯定还在使用公共马车。对不起，其中一些主张公共马车的老顽固仍然和我们待在一起，至今还在国会里。不过，上帝保佑，他们不占多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结束演讲时使用了一连串“和平的未来，和平的目的，和平的世界”等藏书网字眼。这世界还能和平的时间，只有区区几个小时了。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美国东部时间3时左右，和平终止了。当时，总统的座机正在以巡航速度飞行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上空，这是到堪萨99lib.t>斯城的最后一段航程。
星期六夜晚的惊恐
约瑟夫·艾尔索普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握有几张派得上用场的王牌：他是罗斯福家的远亲，接受正宗常春藤大学的教育，在交际场上风度翩翩（还没有人必须向乔·艾尔索普 指教餐叉的使用顺序）；更重要的是，他还具备当记者的精力和智力，这使他与被他采访的人在聪颖睿智上旗鼓相当。约瑟夫·艾尔索普和他的兄弟斯图尔特共同主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专栏，斯图尔特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和分析评论员，只是不那么关注乔治城的社交旋涡。
约瑟夫·艾尔索普则相反，他能把达官贵人请来用餐，并为能左右席间气氛而得意扬扬。而华盛顿的记者们想见这些官员，得靠与他们的助手和秘书软磨硬泡才行。当晚的宾客名单非同一般。艾尔索普其人，用全国记者俱乐部一个机灵鬼的话来说是“有响度又有深度”。此刻他刚从欧洲采访归来，请客为自己接风洗尘。赴宴的客人令人难忘：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空军副部长约翰·麦科恩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晚宴的场面正如艾尔索普所描绘的：“夜晚真是太美了。星空下，露台上，人们谈兴愈浓。”
可是一名仆人打断了交谈，他宣布有一个电话找“腊什先生”。迪安·腊斯克扫了众人一眼，认定自己是要找的人，然后步入室内接电话。
几分钟以后，他返回露台，“脸色煞白如纸”（据艾尔索普描绘），招呼佩斯和麦科恩返回室内。不一会儿，他们一同出来含糊其词地说：“朝鲜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边.99lib.了大韩民国领土。
据报，北朝鲜控制下的平壤电台已经广播一项针对大韩民国的战争宣言，自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时生效。
北朝鲜政权军队在上述情况下发动攻击，可视为对和平之破坏，是一次侵略行为。
本人奉本国政府要求，谨要求阁下举行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
华盛顿显然是在走向危机，甚至可能是在走向一场战争。不过此时此刻外交官和将军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前线发来进一步的消息。这种紧迫感并未使哈里·杜鲁门坐卧不安。午夜前，他向全家道过晚安，脑袋触到枕头的瞬间就酣然入梦了。
韩国部队溃不成军
星期日，临近汉城时间中午时分，美国军事使团意识到韩国陆军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前线发来的报告展示了.９９ｌｉb.北朝鲜的入侵战略：多路步兵纵队在坦克的掩护下沿两条主要公路向南直取汉城。
主攻方向是沿铁原—议政府—汉城一线，这条路线经由一个宽阔的谷地，几个世纪来入侵者都用这条路线。这支部队包括2个师又1个团，总共2.8万人。这支入侵纵队由苏制T-34坦克开道，并得到苏制大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他们的对手仅仅是韩国1个不满员的师，兵力不足6 000人。
北朝鲜的另一路纵队则在西部沿着一条穿越西海岸低洼地的公路向南挺进，这是汉城和平壤之99lib.国部队只拥有少量的反坦克武器。在开战后慌乱的头几个小时，一些部队设法使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但是这种武器并不是为打坦克而设计的。正如一名美国炮兵指出：“士兵们几乎都不知道炮手以直接瞄准和使用曲射炮打坦克的专门技巧。这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久经沙场的老炮手才能保持冷静射击成功。即使如此，他们还得有一点运气。”韩国部队仅仅拥有91门榴弹炮，大多数在战争头几天就被遗弃。美国人不给韩国提供重武器装备，是因为担心他们用来侵略北方，其后果是韩国人现在自身难保了。
最使美国顾问们吃惊的是，韩国部队士气低落，斗志丧失殆尽。但其中也有值得赞许的例外，即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与机器对决的勇敢事迹。汶山附近沮丧的守军无法阻止T-34坦克，他们把炸药包绑在背上，自己冲到坦克底下舍身自尽。有人带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冒着机枪的弹雨冲向坦克；还有人跳到行进中的坦克顶上，拼命想用铁钩打开坦克舱盖以便丢进手榴弹。勇士们设法击毁了一些坦克，但是估计有90多人因此丧命。不久后，这种勇士就没有再出现。
《伦敦每日快报》的西德尼·史密斯是首批抵达战地的记者之一，他对韩国部队退却的场面做了更为典型的描述：“我看见一些卡车上的高级指挥官坐在士兵中间，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只手握着佩剑，另一只手擎着树枝做雨伞。”离奇的现象到处可见：南朝鲜人在前线骑着军马逃跑，牲口被枪炮声吓得东奔西.９９ｌｉb?窜，奋蹄尥蹶；韩国士兵用枪逼着老百姓脱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遮住军服，以便混杂在逃难的人流之中，军官则站在一边无动于衷。
正午时分，北朝鲜又显示出另一种优势。当时，汉城上空的乌云刚刚散去，两架银灰色的二战时期的苏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多次飞过汉城和金浦机场上空，但是没有扫射。四个小时以后，雅克飞机又飞来了。其中两架以极其准确的火力猛扫金浦机场，击中了控制塔台、1个储油罐以及1架美制C-54运输机。其余几架攻击了汉城附近的一个小型机场，击伤击毁了10架教练机中的7架。随后，这些飞机又沿着公路往北飞，任意地向惊恐万状的韩国部队射击。韩国部队无法还击——同样出于怕他们用来进攻北朝鲜的原因，美国拒绝向他们提供战斗机。
但前线的美国军事顾问偶尔也用无线电发回振奋人心的报告：韩国部队在议政府附近的几个营正在组织反击；少数韩国部队依据着坚固的阵地，已经设法阻滞了北朝鲜的前进；预备队正奔赴前线；正在按照预定计划破坏入侵路线上的道路和桥梁。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韩国陆军能否顶得住，以便重整旗鼓，或者坚持到美国来得及派遣作战部队援救他们——这是美国顾问们强烈主张的方案。
泰然自若的麦克阿瑟
灾难即将临头，有一位人士依然安之若素，他就.9９liｂ? 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战争发生12小时以后，他依旧流露出漠然处之的神态。东京时间星期日下午6时，他去东京的办公室会见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是共和党著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新近被国务卿艾奇逊聘请入幕（两党的政治作秀），协助对日和约的谈判。几天前杜勒斯曾顺访了朝鲜，还在三八线摆出姿势与韩国士兵合影留念（韩国士兵似乎对杜勒斯戴的正规小礼帽茫然失措）。杜勒斯还向南朝鲜议会发表演说，并暗示如果大难当头，会给予不确定的帮助：
在精神上，联合国把你们当作他们的成员之一。……美国人民欢迎你们成为这个缔造自由世九九藏书界的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因此，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并不孤立。只要你们继续有效地在创造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作用，你们永远不会孤立。
这种含混笼统之词，对于想要利用它的人来说，意义可大可小。但是陪同杜勒斯访问的一位国务院职业官员约翰·艾利森认为，杜勒斯已经“把他认为迪安·艾奇逊1月份在全国记者俱乐部讲话时所遗漏的部分设法表达出来了”。
杜勒斯和艾利森现在希望与麦克阿瑟将军谈谈朝鲜之行，他们发现将军似乎对几个小时前已经爆发的战争态度冷漠。艾利森认为麦克阿瑟“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时显得神态非凡，他的咔叽衬衫领口敞开着，嘴里衔着人所熟知的玉米芯烟斗”。迄今为止，前线传来的报告依然是零星的，麦克阿瑟并未显得焦虑不安。他对客人们说：“这可能仅仅是武力侦察。假如华盛顿对我不加妨碍的话，我可以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对付。”李承晚总统已经要求提供一些战斗机。麦克阿瑟说，他断定朝鲜人不会驾驶它们，不过，他还是准备多少给几架鼓鼓士气。（当天晚些时候，一位来访的记者跟麦克阿瑟聊天，发现他主要在担心“华盛顿那边的笨蛋们”。麦克阿瑟对这位记者威廉·马修斯说：“我希望美国人民有勇气，奋起面对这个局面。”）99lib?t>九九藏书
杜勒斯和艾利森返回饭店，立即起草一份电报发给迪安·艾奇逊：
南朝鲜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并击退进攻，如果这样，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他们无力做到，那么我们相信应该动用美国部队。……坐视南朝鲜无端遭受武装进攻的蹂躏，将会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很可能最终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时间星期日拂晓之前，杜勒斯的电报抵达华盛顿，迪安·艾奇逊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电文。艾奇逊明白杜勒斯是在野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此人不是一个盲目的党派人士，他的意见理应受到重视。杜勒斯在东京下榻的饭店里起草了这份电报，这使他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军事力量九九藏书
干预朝鲜的人。
李总统惊恐万状
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共产党的雅克战斗机扫射了李承晚总统官邸青瓦台（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的房瓦是蓝色的）周围地区，近在咫尺的进攻弄得这个老头惊慌失措。他接到汉城可能失守的报告，于是决定逃之夭夭，以免束手就擒。美国使馆官员哈罗德藏书网·诺布尔（该周末他未在汉城）后来跟其他美国官员和韩国官员谈话后认为，内阁部长们和青瓦台杂七杂八的随从“个个惊恐万状，而且也感染了李承晚”。不过李承晚声称他主要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认为，如果入侵者俘虏了他，那么他毕生争取朝鲜独立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
夜幕降临时，李承晚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一走了之还是留在原地。晚9时左右，代理国防部长申善模把穆乔请来参加讨论。穆乔回忆说：
我一抵达，李总统就对我说，内阁刚刚开过会，认为如果他落入共产党之手，对于朝鲜的事业将是一场灾难；并且他们的防御能力较差，还是撤离汉城为好。
听到这些，我感到震惊，我十分谨慎地提醒李承晚，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告诉他，他的部队在这次突然袭击面前打得相当不错，还没有哪支部队放弃抵抗。 确实，其中有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或者溃不成军。我同意他的意见，即在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落入敌人（共产党）之手。我们面临棘手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尽可能地留在汉城，以激励我们的部队，同时不要被敌人掳去。
穆乔告诫李承晚说，如果他逃跑，消息一经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抵抗北朝鲜的进攻”，整个南朝鲜陆军将不战而垮。李承晚依然执意要离开。为此，大使回答说：“好吧，总统先生，你自己拿定主意，但是我会留在这里。”
穆乔的坚定态度稳住了李承晚，他同意留在汉城，至少当天夜里不走。
穆乔大使回到使馆，考虑美国人员家眷的去留问题。如果他们撤离朝鲜，南朝鲜人可能就会认为这是美国要抛弃他们的信号。所有美国人都已经处于戒备状态。下午1时，使馆的W?9９ｌib?VTP电台要求美国人或是待在家里，或是坚守岗位，“这是由于局势的需要”，并说还“没有理由惊慌失措”。
一项绝密的撤退计划早已拟订，这是所有美国驻外使馆的惯例。按照这个应付最坏局面的计划，人员由金浦机场乘飞机撤离。只要从电台发出紧急密语，飞机就会从日本飞来。不过，穆乔担心这一计划的效果，因为能否保卫汉城通向机场的一座桥梁的安全是成败的关键。按照其他的撤离方案，眷属将从仁川港或釜山港登船撤离，或者从水原机场坐飞机撤离。
穆乔指派使馆海军武官杰克·塞弗特去两个港口察看有什么样的船只可用，他担心空中撤离会因遭到雅克飞机的射击而失败。但是，他暂且还不会做出撤离的决定。
夜幕降临时，北部战场呈现出一片平静。黑夜给汉城带来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此刻，华盛顿的官员们迎来了星期日的黎明，但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抉择。
艾奇逊坐镇指挥
星期日上午藏书网11时30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开始做出一系列决定。与会者的官阶表明，五角大楼在会议上起次要作用。国务院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以及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他们是国务院的一号、二号和三号人物。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人员只有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和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他们都是能干的军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相对来说，他们在国防部的军阶要低得多，无法与在座的外交官们相比。
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也承认是国务院方面“建议了一项行动计划，为美国援助遭到巨大压力的南朝鲜部队提出一个方案”。尽管会议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接到征求意见的电话，但是国务院提出的“各项建议最终都获得了通过”，即使大多数建议都需要麦克阿瑟负责执行。这些建议如下：
——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应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保护圈，以确保美国眷属的九九藏书安全撤离；
——授权麦克阿瑟的部队根据当地美军使团的建议向朝鲜提供任何装备，不受现行计划的限制；
——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必须继续留驻；
——麦克阿瑟的职权应该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
——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力量，加上第7舰队，去“稳定战局，包括在可行.99lib.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
应该强调指?9９lib.出，所有这些“建议”均未报请总统批准。至于艾奇逊有什么权力在会议上发号施令，在他和杜鲁门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两人的回忆录都说，重大的决定都是当天较晚的时候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会议上，由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做出。然而，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会议的时候，上午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已经通过电传打字会议（或称电传会议）传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这个电传99lib.会议是在华盛顿时间晚7时30分开始的。（在电传打字会议上，远隔千里的与会人员坐在会议室内通过电传打印机“交谈”，谈话内容由投影机打在屏幕上，这样，与会者都可以看到交谈的内容。）
这些指示的确闪烁其词。它指出，这些建议还未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传达给麦克阿瑟仅供“制订计划时参考”。但是，国务院建议麦克阿瑟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南朝鲜，以确定需要投入多大规模的一支部队才能守住从汉城到仁川港的撤退路线。
电传会议接着说：
华盛顿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正与总统举行会议。此次电传会议的内容仅供您了解目前此间的想法以及严峻的形势。
东京
来吧，同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很赞成你们的行动方针，这将有助于转败为胜。谢谢。
这种热情洋溢的结束语是典型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式。
制订反应计划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当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举行一次朝鲜局势的圆桌讨论会时，迪安·艾奇逊已经突显出来，他要求联合国通过一项外交解决方案，俨然成了这场危机中华盛顿方面的主事人。参谋长们的会议开得漫不经心，他们对美国的军事干预没有兴趣。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已经拟订出一项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这项计划不是在危机的压力下做出的临机决定，参谋军官们回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阐述的美国对朝政策，认为朝鲜对美国无“战略利益可言”。应急计划（已获杜鲁门批准）如下：一旦发生入侵，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九九藏书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卷入朝鲜战争。
在发生危机的星期日乃至以后的几天里，参谋长们对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那个应急计划。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这表明华盛顿没有谁认为应该改变这一精心制定的不卷入政策。
布雷德利将军也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件事大惊小怪。那天早些时候，布雷德利在与他的同事们开会之前，起草了一份记述他的远东之行的备忘录。他在朝鲜曾经与再次被任命为驻韩军事顾问团团长的罗伯茨将军交谈过。罗伯茨将军显然对韩国陆军的战斗力丝毫不表怀疑，而他在3月8日给博尔特将军的那封悲观的信中却曾经对此表示怀疑（见前文第31页）。如果他说真话，就等于默认了他要建立一支精锐的韩国陆军的使命.99lib.未获成功（也许表面上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于是，他采取上司想听什么就说什么的办法：报告一切顺利。这一说法极不准确，以致近乎凭空捏造。
布雷德利也具有走马观花的访问者听啥信啥的倾向，他离开亚洲时对南朝鲜的生存能力颇为乐观，对北朝鲜军事实力则有所怀疑。他在那份给同事们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南朝鲜在当前的进攻面前不会一触即溃，除非俄国人积极参加战斗。”但是，一旦南朝鲜陷落敌手，美国就应该增援台湾，以抵消对亚洲其他地区的不利影响。
当天下午，布雷德利将军和国防部长约翰逊确信无须留下来处理危机，便乘飞机去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出席一次事先安排的各界显要人物的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非正式会议结束之际，五角大楼的电讯中心源源不断地接到汉城发来的电报。用劳顿·柯林斯将军的话说，大多数电报“没有过分的警告内容”。上午10时35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情报处收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情报综述——虽然内容不甚准确，但是令人极为振奋。报告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3个北朝鲜师对付4个韩国师，韩国的第5个师正在开赴前线。事实上，北朝鲜至少投入了7个多师的兵力，向4个严重缺员的韩国师发动进攻。到目前为止所丢失的领土都是应急防御计划意料之中的，这也算不得“一回事”。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认为，尽管“从北朝鲜投入的力量和战略意图来看”，他们的进攻是“猛烈的”，战术上也实现了突然性，但无论如何99lib.其最终目标尚不明确。麦克阿瑟报告说，他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且建议当时集结在菲律宾附近的第7舰队开赴朝鲜，以防万一。
但是，乐观的电报并未使人稍微轻松片刻，甚至在收到这份电报之前，与东京的直接联系就表明，朝鲜局势的现实情况对麦克阿瑟及其参谋人员突然变得清晰逼真了。联系是通过一次电传打字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将军进行的。
威洛比听起来有些惊慌。北朝鲜的两个师正沿着公路向位于议政府市的一个重要的道路枢纽推进。据报，40辆坦克已进至距离该市5公里（3英里多一些）的地方。他警告说：“坦克经议政府实现突破，已成大势。”但是威洛比还是带来一些乐观情绪：韩国部队正在有序后撤，平民精神状态良好，“据悉”政府“指挥若定，内部秩序井然”。
杜鲁门中断休假
由于杜鲁门在独立城接到的第一批报告调子乐观，因此华盛顿的官员都不愿意打扰总统度假。上午10时左右，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驱车前往杜鲁门的住宅，并与总统在他的图书馆内闲聊。艾尔斯说：“总统可不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忧心忡忡的人，他对任何事件都不会情绪激动或者失去控制。……一个人只要当上了总统，就不会坐立不安，急得团团转，或者精神过度兴奋。他只想保持清醒的头脑。”
谈毕，艾尔斯走出来会见簇拥在大门外的记者。他说总统表示“关注，但是并不惊慌”。
按照原定的休假计划，杜鲁门总统去了他兄弟维维安的农场，出席星期天晚上举行的家宴，但是本能驱使他午前就返回他在独立城的家中。“我琢磨着艾奇逊会来电话，他果然打来了。”中午12时35分，艾奇逊建议总统“尽速”返回华盛顿。
经过一阵忙乱之后，杜鲁门集合了他的随从人员，急速赶往堪萨斯城机场。1时57分，“独立号”座机升空。随行记者们因为这个周末无新闻可采，星散各处，致使预订的美国航空公司包机没法跟随起飞，直到下午5时。杜鲁门的几位助手也尴尬地登上记者们的包机，他们被总统的突然离去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杜鲁门独自思索，他断定这场进攻是由俄国人怂恿的。他说：“我敢肯定……必须以牙还牙。我得出的结论是，唯独实力才是俄国独裁统治者唯一懂得的语言。我们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给予迎头痛击并击败他们。”
为了打发那个星期天下午返回华盛顿的数小时飞行时间，杜鲁门回想着他认为较为相似的以往的危机情景：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向国联抗议遭冷遇；希特勒进军萨尔盆地，“这本来可以被法、英两国阻止，如果他们行动一致的话”。杜鲁门认为：“如果俄罗斯专制国家想要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的后尘，就应该让他们在朝鲜遭到迎头痛击，就像逼他们战后撤军伊朗，以及后来向铁托发出‘的里雅斯特最后通牒’那样。……”
飞行途中，杜鲁门发出一份电报，要求艾奇逊以及军方高官和外交顾问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在白宫修缮期间，杜鲁门一家居住在布莱尔大厦，这座通常供贵宾下榻的豪华饭店坐落在白宫以西，仅隔一个街区。
杜鲁门接着招呼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去他的包舱。总统说：“我不清楚事态有多严重。”“他们在华盛顿似乎认为局势相当严重。”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我真弄不明白，”他对斯奈德说，“我实在不知道俄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我们知道，朝鲜人一直由中国人训练，并且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俄国人向他们提供坦克、飞机并且训练他们的飞行员。不过，我还知道中国人在那里拥有大量的人力，万一事态严重，就可以投入使用。”杜鲁门认为，入侵事件使“联合国保护其成员国免遭侵略的协议面临一场考验”。
杜鲁门转而问起斯奈德的本职工作。“假如局势严重，你认为财政部可以立即采取些什么措施？”他们商讨了制止国会正在进行的削减消费税的努力（打仗需要花纳税人的钱），两人同意撤回几天前刚刚完成的下一财政年度预算方案。斯奈德建议：“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立刻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及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九九藏书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聊了一会儿关于一旦战争来临，“要极为小心谨慎，避免出现过于庞大的赤字”。他看着斯奈德，说：“你我都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小事开始的。”
北朝鲜人发动了一场入侵，这一事实已经毋庸置疑；华盛顿的外交与情报界开始转而问为什么。杜鲁门的临机判断认为，是克里姆林宫下令发动了这场新的战争，这在华盛顿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星期日出笼的连篇累牍的分析报告一开头都以苏联应该承担责任的假设出发。
苏联惹是生非、在其他地区频繁调动的征兆处处可见。国务院第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曾任驻莫斯科大使）接到口信，杜鲁门希望就“俄国在其他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不是俄国人一系列行动的开端”等前景问题倾听他的意见。凯南召集其他几位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审阅了情报报告以及近期往来的电报。令人不安的征兆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苏联人通过海路和铁路将大量武器装备和辎重源源不断地运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至于原因，分析家们则众说纷纭：这些物资只是用来替换陈旧的武器，还是供夏季演习使用？是用来支持游击活动，还是储存供当地部队或者苏军未来作战中使用？苏联人已经宣布，黑海舰队将于当年夏末在靠近土耳其的沿海水域举行大规模演习。正如一份情报指出，这些演习“公布了一次拟议中的模拟进攻土耳其，并伴以两栖登陆演习的令人生畏的细节”。为了扩大威胁“入侵”的范围，苏联人计划使用2500架飞机和足够的登陆船舰，发动2个师的攻击。深陷政治动乱和经济动荡的伊朗，也给苏联提供了一个“胜之不武”的机会，如果他们选择挥师前来的话。
但是，苏联是否就要对这次入侵负责呢？在那个星期天，杜鲁门、艾奇逊，以及实际上华盛顿官方的每一个人都本能地设想成这样。苏联参与共谋的证据并不充分，然而确凿无疑。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段情景。他的回忆录1970年在西方出版，这份资料来源不明，但是被诸如爱德华·克兰肖等苏联问题专家认为是正宗货色。根据赫鲁晓夫的叙述，金日成在1949年末拜访了斯大林，并告诉他“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一次攻击将会触发南朝鲜的内部爆炸，并很快把李承晚赶下台。“按理说，斯大林不会反对这个主意，”赫鲁晓夫评论说，“这更加符合他的共产党人信念，因为这场斗争将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两个朝鲜会自己搞定。”
但是斯大林反应谨慎。他告诉金回到北朝鲜去好好考虑这个主意，再拿一个具体计划过来。几个月之后，金又来到莫斯科，他对“成功绝对有把握”。斯大林仍有怀疑。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他担心美国人“会跳进来”。但是金争辩说，他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一举击溃南朝鲜，这就可以避免美国的干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也跟金谈过话。
最后决定是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一次情绪高涨的晚宴上做出的。金满怀激情，大谈他将如何治理一个统一的朝鲜——北方的工业与南方的农业相得益彰。赫鲁晓夫评论道：“我们祝愿金日成取得每一个成就，为全体北朝鲜领导人干杯，期望他们斗争胜利的一天。”
然而，斯大林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表明他对这个计划仍然心存疑虑，而且对被拖入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有着明显戒心。苏联人在北朝鲜军队的每一个层级配有多达150名顾问，最低到营一级；在全国共有7000多名顾问。正当金日成准备南征时，斯大林下令大部分顾问返回苏联。这个“令人费解的”决定让赫鲁晓夫感到惊讶，他向斯大林请教。
斯大林立即回应说：“我们的顾问留在那里太危险，他们可能被俘。我们不想在那里留下把柄，被指责参与这桩事情。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在赫鲁晓夫看来，撤走苏联顾问从外部注定了北朝鲜入侵的失败。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北朝鲜人民军推进神速，然后在8月中旬，受阻于南方港口釜山附近的联合国军防御阵地。“如果我们没有拒绝为金提供合格人员以帮助部署兵力和指挥战斗，”赫鲁晓夫说，“北朝鲜毫无疑问就打赢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实强调了一点：“这场战争不是斯大林的主意，而是金日成的。金是发起者。当然，斯大林没有去劝阻他。”
星期日下午的头几个小时，迪安·艾奇逊在办公室里一直忙于开会，进一步推敲各种意见，以便晚上向总统汇报。下午3时30分许，他把与会者一一打发出去，声称他希望独自一人做文件口述。艾奇逊的回忆录对这段时间的叙述多少有点让人困惑，他说他在整理各种建议以便呈报总统。当然，实际上他的第一批建议，即上午发往东京的那些“参考意见”，已经搁在案头。那天下午，艾奇逊是在为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准备论据。他毫不迟疑地谴责苏联发动了这场进攻，并且认为这是对美国“公开的赤裸裸的挑战”，畏缩后退将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力量和威望。他认为“实力施加的影响……有着重大的威慑意义”。
艾奇逊独自留在办公室里，在一本律师用的黄色便条本上信笔涂写，他认为美国必须施加这种实力的影响——他希望与联合国共同行动，但如果必要，就单枪匹马地干，他知道盟国提供的任何部队在“军事上都是无足轻重的”。艾奇逊的回忆录以及那天国务院的会议记录都未表明人们的担心，即美国如果决定去南朝鲜打仗，可能无法征集到足够的.99lib.
兵员。在几个月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紧急关头，征集人员的能力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不过，艾奇逊选择了对此不予考虑，仓促地把美国推入了朝鲜战争。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处仓促地拟出一份调子悲观的预见报告。鉴于南朝鲜人军事上居于劣势和物资有限，因此只能进行有限的抵抗。用不了几天，他们的防线就一定会瓦解，其结果是汉城将失陷，有组织的抵抗将崩溃。“在军事失利在所难免的情况下，南朝鲜人民的抵抗意志也可能随之丧失。美国的撤离将标志着南朝鲜有组织抵抗的结束。”国务院的情报人员认为，北朝鲜如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作为苏联政策明显标志的军事力量增长”的组成部分。但是，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明显带有……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但是，苏联人认识到这次入侵所造成的巨大危险了吗？艾奇逊便着手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苏联政府在这一冲突中置身事外。驻苏大使艾伦·柯克接到一份电报：他应该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正式向维辛斯基通报入侵的消息。维辛斯基实际上应被告知，苏联人应该要他们的傀儡罢手。“众所周知，苏联对北朝鲜政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有鉴于此，美国政府要求，苏联要对这场无端的和毫无道理的进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要求苏联对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使其立即撤回入侵部队。”如果维辛斯基不接见柯克，“可将信件交给你可以约见的任何官员”。
电报于下午4时从华盛顿发出。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重要人物“据称都不在城里”。
穆乔时而报告撤退计划，时而报告他使李承晚振作精神的尝试。艾奇逊在发往汉城的一份电报中强调，“南朝鲜军队”有必要“动员一切力量做短期的抵抗，让美国有时间做出决策，或是采取行动，或是提供帮助”。他答应几个小时之内即可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向韩国部队提供弹药和武器，要求南朝鲜人做出“非凡的努力，坚持到其他方面开始运转为止”。艾奇逊准备冒险了。
联合国决议
与此同时，在纽约的成功湖畔，把这场战争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以查尔斯·诺伊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现，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谴责北朝鲜“无端侵略”以及要求联合国制止这场战争的决议案遇到了重重阻力。
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英国、法国、埃及、挪威以及印度等国。仅凭星期日中午收到的零星情报，联合国怎能.９9ｌiｂ.权麦克阿瑟向朝鲜人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命令第7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防止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台湾，同时劝阻国民党人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在决定采取进一步步骤之前，麦克阿瑟不应获准对台湾做调查性访问。艾奇逊强调指出，美国不应该和蒋介石搞得太热乎。他认为台湾的前途将由联合国决定。（杜鲁门插话说：“或者由对日和约来决定。”）最后，艾奇逊提议加紧向法属印度支那提供援助，支持当地政府同共产党九九藏书以及反法民族主义叛乱分子作战。
接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发言。他说：“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在朝鲜划界线是再好不过了。他不认为俄国已经准备战争。他同意艾奇逊提议采取的各项行动，喷气式战斗机在朝鲜上空飞行可以产生“鼓舞士气的巨大效果……即使它们无法准确地击藏书网中北朝鲜的坦克”。但布雷德利却对运送武器装备（例如F-51战斗机）的意义表示质疑，因为南朝鲜人从未接受过驾驶训练。提供任何物资均须以“向联合国提供援助为理由”。最后，布雷德利对“投入地面部队特别是大规模卷入的可取性表示怀疑”。
海军上将谢尔曼同意布雷德利的看法，认为目前苏联人还不愿意打仗，“但是假如他们想要打，那么就能打起来”。他还认为应该约束蒋介石。他希望第7舰队立刻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一旦需要，可以立即投入行动。
范登堡将军可不像他的同僚那样断然相信俄国人会袖手旁观。如果参加作战的仅仅是北朝鲜空军，那么他的空军就可以收拾北朝鲜的坦克。但假如俄国的喷气式飞机参与行动，他们的基地离战场的距离比美国在日本的基地要近得多。
杜鲁门总统询问美国能否摧毁苏联在远东的空军基地。
“这要花费点时间”，范登堡将军说，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原子弹，就能立即奏效”。
根据艾奇逊回忆，谢尔曼和范登堡宣称“这是一件海军、空军对付得了的事情……南朝鲜人将会齐心协力。而且在我们对99lib.
英尺的潮汐落差所形成的淤泥滩。两船的舢板通过狭窄的航道把妇女们送上轮船。当舢板靠近中国船时，妇女们看到一张张东方人的脸从上往下瞧着她们，个个惊慌失措。据诺布尔说：“她们在汉城饱受惊吓，现在她们又想起淡忘了的中国海盗船的故事。”所以，惶恐不安的人群都涌向“伦霍尔特号”船，结果这艘除了船员外只有6个铺位的轮船竟挤了700人左右。船上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化肥的恶臭。诺布尔的叙述已经有所节制，然而人们还是能想象到船上笼罩着歇斯底里的气氛，妇女们斗嘴吵架、恶言相向、埋怨不公平。为什么某夫人获准携带十多件行李，而其他人只能带几个纸袋子和背包？
但是军人和外交官们还是具有强烈的领导意识和常识。当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以后，“伦霍尔特号”才起锚开赴日本。这显然是一次难以忍受的航行，受到惊吓的儿童的哭闹声，晕船男女难听的呕吐声，就是明证。
星期一上午，身居东京有利位置的麦克阿瑟强烈反对穆乔关于撤离平民的决定。巡回外交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陪同人员约翰·艾利森拜访了麦克阿瑟，以了解战争的最新消息。这位将军似乎信心十足，认为韩国部队能够重整旗鼓，把入侵者赶回去。他认为穆乔的行动“是操之过急”，不过他还是会执行华盛顿的命令，将为撤离提供空中掩护。麦克阿瑟觉得“没有理由惊慌失措”，他不认为“这是一场由苏联支持的全面进攻”。
当晚，杜勒斯来到麦克阿瑟官邸出席宴会时，9９ｌｉｂ?
长达数小时，随后又休会几小时，供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临近午夜，决议案终于获得通过——杜鲁门12小时前宣称已然在手的决议案，这才正式生效。
现在，美国拥有广泛的授权，可以在朝鲜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帮助其击退武装入侵，恢复国际和平及该地区的安全。”
汉城的混乱
与此同时，在南朝鲜，美国的空中打击迟滞了北朝鲜的推进，但是未能阻止他们。韩国各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继续败退。穆乔大使离开汉城以后，乘坐吉普车一路向南寻找逃之夭夭的李承晚和他的政府残部。他在汉城以南大约90英里的西部城市大田的一所房屋里，找到了韩国总统。李承晚闷闷不乐，又一次抱怨美国“抛弃”了他，他再次发誓要拿起枪亲自同共产党干。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太相信美国的种种诺言。如果美政府坚信，朝鲜人民有决心和信心渡过难关。如果我失去了信心，就不会待在这里，美国部队亦不会待在朝鲜。”
尽管李承晚态度勉强，但还是同意了。他答应给美国人以时间和权力，这些是穆乔请求的东西。不过穆乔知道，反复无常的李承晚瞬间就会改变态度。他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个游移不定的盟友。
了不起的是，驻韩军事顾问团一行在暗夜的乱局中设法撤离了汉城，只99lib. 有三人负了轻伤。汉江大桥过早地被韩国人炸毁，斯特林·赖特上校及其一行，同惊恐万分的韩国人争夺运送难民的渡船上不多的几个座位。彬彬有礼的商量不行，美国人看到了南朝鲜人的做法并起而效尤。一名军官朝一名船工身边打了一枪，引起他的注意，然后用枪摆出架势：要么送我们过江，要么挨枪子儿。朝鲜船工立刻就范。
驻韩军事顾问团终于上路，赶往汉城以南大约20英里的水原机场，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来自日本的由约翰·丘奇准将率领的先遣调查团。丘奇的代表团前来了解韩国陆军的后勤需求。调查团总共不过13名军官和2名士兵，却顶着一个极其显赫的“总司令部驻朝先遣指挥联络团”的头衔。
星期三一整天，丘奇忙得晕头转向，试图寻找韩国陆军中哪位说话有权威或者掌握情况。韩国的各级军官个个如惊弓之鸟。丘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给他.99lib.们打气助威，并且向他们保证装备已经起运。星期三晚些时候，丘奇接到从东京发来的一份令人费解的电报：次日早晨，一位“高级军官”将来这里视察。水原机场是否可用？
丘奇回复说可以。他私下猜测着来者的身份，还真猜准了。
麦克阿瑟僭职越权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坐立不安。送到第一大厦的一大堆消息都没有现场感，没有指九九藏书挥官亲临前线视察才能感受到的战斗的呼啸和轰鸣。除了几个月前曾去出席过李承晚总统的就职典礼外，麦克阿瑟对这块正在爆发战争的土地没有第一手的认识。他曾经审阅过战前的韩国陆军效率报告，但是他从未见过这支军队的行动。这支军队还有救吗？还能够把败阵之师重新打造成骁勇战士吗？
星期三中午，麦克阿瑟唤来他的座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通知他次日自己将飞临朝鲜，亲自视察战场。斯托里犹豫开了，根据气象预报，第二天可是风雨交加、低云密布。但谁也不能劝阻麦克阿瑟，他打算亲自前往视察。当藏书网天晚上，麦克阿瑟邀请四位记者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透露他的计划，并且表示带他们同行。麦克阿瑟把此次飞行说得像是一次自杀之行。
他危言耸听地告诉记者说：“这架飞机没有武装，我们无法担保有战斗机护航，也没有把握在哪里降落。如果明天你们不出现在机场，我会认为你们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其中一名记者迫不及待地向将军保证，他与他的同事将按时到来。据将军的下属惠特尼回忆藏书网，麦克阿瑟微笑地回答：“我毫不怀疑你们的勇气，只是想留一个机会由你们自己决定。”
麦克阿瑟关于此行危险的告诫是故意编造出来的。事先警告他们将与他冒死前往会增加他们的胆量，况且一个争强好胜的记者岂肯谢绝随同总司令官做战地巡视的邀请？他扬言此行无战斗机护航纯属胡说八道。鉴于此行计划下达有半天之久，空军方面当然会安排足够的飞机为这位美国在亚洲的高级军官保驾护航。（“巴丹号”座机升空以后，四架空军战斗机立即跟上，保护它飞往朝鲜。）
不过麦克阿瑟是在戏剧性的氛围中离开日本的。大雨冲刷着羽田机场，谨慎的座机驾驶员斯托里建议推迟一天。麦克阿瑟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刮脸，他说：“不，我们立即出发。”在机场，《生活》杂志记者戴维·道格拉斯·邓肯注意到，“麦克阿瑟看上去精神抖擞，两眼闪闪发亮，就像我有时在高烧病人的脸上见过的一样”。当飞机达到巡航高度时，麦克阿瑟掏出闻名遐迩的玉米芯烟斗。这个烟斗跟那顶有皱褶的战斗帽一起，曾经都是太平洋战争中他的标记。有人插话打趣道：“多年不曾看到你抽这只烟斗了，将军。”麦克阿瑟笑容可掬地说：“在东京我就不敢抽这只烟斗，他们会以为我充其量不过是个老农民。”（实际上，记者威廉·马修斯四天前就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室里听到过同样的一番话，当时将军正抽着这个烟斗。）
过了一会儿，麦克阿瑟离开记者，与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商讨公务。斯特拉特迈耶为争取放松对空军的限制据理力争。他说，为了夺取制空权，他要求获准攻击北朝鲜机场。他的飞机为掩护韩国部队疲于奔命，以致无法搜索并攻击共产党的作战目标。
麦克阿瑟思索片刻，指示他只准摧毁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目标。他转向威洛比将军说：“如果我轰炸三八线以北，华盛顿还不把我绞死？”威洛比无言以对，于是麦克阿瑟就一直在大声谈论这个问题。好几回，他把问题转移到抽象的层面。他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与其说是限制性的，不如说是放任性的。
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授权麦克阿瑟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但是也未禁止他这样干。在作战环境中，应该允许战地司令官拥有自主决定权。如果北朝鲜仍然充当着庇护所，那么共产党就可以继续动员并向三八线以南增派部队。只要是处于这种状况，麦克阿瑟就无法遵照华盛顿的命令给予韩国部队“有效的军事协助”。他谈得越多——既是对他自己，也是对那些心怀同情的听众藏书网——越感到有理由认定那些传统的军事做法配不上他。上午8时，他口授了一份电报：“斯特拉特迈耶致帕特里奇，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不要声张。麦克阿瑟已批准。”
麦克阿瑟的心腹中恐怕要数考特尼·惠特尼将军最善于拍马奉承了，他热烈称颂将军足智多谋，对上级的命令敬而远之。“只要华盛顿授权与他，这里就不会出现畏畏缩缩的耽搁。这里有的是拍板定案的魄力和时刻准备承担责任的勇气，这从来就是麦克阿瑟的拿手好戏。”惠特尼声称，他９9liｂ?见到另一名军官听到这项决定时，眼睛里闪烁着“钦佩的光芒”，“而且他说出了我们所有在飞机上的人的心声：‘麦克阿瑟正在最佳状态——他是战无不胜的大司令！’”
但是这一幕也表明麦克阿瑟正在最差状态，他身为统帅，却想以搞智力游戏的方式来回避遵命办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麦克阿瑟赴朝视察的前几个小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刚讨论了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问题。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要求取消限制，以向韩国陆军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
杜鲁门拿不定主意，他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研究这个问题”。美国“可能不得不”轰炸北朝鲜空军基地和储油罐，但是总统“目前无意做出决定”。
范登堡领悟到问题的敏感性，由于北朝鲜的空军基地位于三八线以北30至40英里，“我们的飞机甚至不可能误越边界”。
迄今为止持鹰派观点的迪安·艾奇逊则希望“我们不要飞越三八线”。
杜鲁门直言不讳：“我们不会那么干。”
国防部长约翰逊似乎为了强调总统的话，于是提醒范登堡说：“这些是他的命令。”
随着事态的发展，24小时内在朝鲜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迫使杜鲁门迅速逆转他对三八线问题的看法，并允许轰炸北朝鲜——这是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不顾一切要独断专行的事情。杜鲁门出尔反尔无关紧要，但这是麦克阿瑟开战以来第一次（绝不是最后一次）僭权违令。如此傲慢自大，最终使他作为一名战地司令官的权威性毁于一旦。
巡视战场
当“巴丹号”座机飞临朝鲜时，无线电报告说，此行目的地、汉城以南20英里的水原机场遭到猛烈的扫射。座机下滑时，一架共产党的雅克螺旋桨驱逐战斗机俯冲下来，企图穿越在“巴丹号”上方以密集队形飞行的四架美国护航战斗机。
“有攻击！”机舱里有人喊了一声，每一个人都扑向走道——麦克阿瑟除外，他快步走到一个舷窗旁，注视着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与雅克飞机较量。“我们的飞机在揍它。”麦克阿瑟兴奋地说。雅克飞机还来不及开火就被赶走了。驾驶员斯托里做了一个突然的规避动作，终于化险为夷。
但就在片刻前，共产党的战斗机击中了水原机场上的两架美国运输机，“巴丹号”穿过滚滚的浓烟，经过20英尺外一架正在燃烧的C-54运输机，在弹坑累累的跑道上颠簸地滑行。
在机场迎候的美国高级军官是约翰·丘奇准将，他本来没有邀请任何韩国官员前来迎接。在大使馆一等秘书哈罗德·诺布尔看来，丘奇显然对韩国陆军一无所知，也不愿意知道。诺布尔精通亚洲问题，他出生在中国，双亲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他长期在远东当作家和情报官员。诺布尔尖刻地把丘奇描写成一个“稀里糊9９lｉb?涂之辈，自己都管不好自己”。几天前，他俩同机到朝鲜，经过途中的谈话后，诺布尔不再把他当作一个应认真对待的人物。丘奇从未去过朝鲜，但却对诺布尔说：“我宁可要100名纽约警察，也不愿意要整个韩国陆军。”丘奇故意冷落朝鲜人的举动使诺布尔大为震动，他向穆乔报告了此事，因此韩国总参谋长蔡秉德将军偕同穆乔，还有丧魂落魄的李承晚总统以及其他级别较低的美国和韩国的官员，来到机场迎接麦克阿瑟。
身穿褪色的咔叽衬衫和皱皱巴巴的皮夹克，头戴镶有金边的破旧大檐帽，胸前挂一架望远镜，尽管天气阴暗还戴着一副墨镜遮住眼睛，麦克阿瑟一派邋遢帅气，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踏上了水99lib?原机场的沥青跑道。他认出了李承晚，便走到这位步履蹒跚的东方人跟前，双手抱住他的肩膀，表示深情的问候致意。穆乔引导一行人来到这座空军基地边缘的一所东倒西歪的校舍，这是丘奇顾问团的指挥部所在地。麦克阿瑟迫不及待地询问情况。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为确实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丘奇做的正式情况汇报，那不过是重复麦克阿瑟可以通过来往电报获得的消息。
李承晚最精辟地概括了当前的局势，他说：“我们处境险恶。”丘奇在汇报中指出，10万人的韩国陆军仅剩下2.5万人，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麦克阿瑟询问蔡将军准备如何应付局势。蔡将军回答说，他打算征募200万朝鲜青年入伍，给予训练用以击退北朝鲜人的入侵。美国官员一言不发，疑惑地倾听着。尽管他们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来，但他们认为蔡将军的设想无法实现，不过是一种可悲的脱离实际的姿态。甚至连友善的哈罗德·诺布尔也不得不承认，蔡将军“脑满肠肥、昏昏欲睡的脸庞未能给人留下一个真正军人的形象”。麦克阿瑟打量了他一番，但未加评论。（后来，他告诉李承晚，韩国应该有一位新的总参谋长。不到48小时，蔡将军就被解除职务。）丘奇继续说，当前急迫的战术问题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滞令人害怕的苏制坦克，它那铿锵作响的履带和防护钢板使韩国步兵望而生畏。否则，它们会顺着半岛长驱直入。尽管驻韩军事顾问团早先认为朝鲜的稻田地不适于坦克运动，但是北朝鲜人民军设法控制了道路，使他们的坦克畅通无阻。
丘奇刚.99lib.刚放下教鞭，麦克阿瑟就站起身来。他不耐烦地拍着膝盖说：“我们去前沿看看。”谨慎小心的丘奇要他留在水原，北面20英里开外的前线战局变幻莫测，韩国人随时会被击溃；麦克阿瑟已经靠近前线，超出了谨慎的范围。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判断一场战斗的唯一方法是亲临现场，看看正在作战的部队。走吧。”
有人找来一辆破旧的黑色道奇牌轿车供将军乘坐，助手和记者们分乘几辆吉普。这支小小的观察团在丘奇称之为“一支战败溃退之军的可怕逆流中穿行”，麦克阿瑟坐在车里，嘴里紧紧咬着玉米芯烟斗。他们来到汉江边，正值韩国后卫部队竭尽全力，掩护战斗人员和平民南逃。汉江对汉城来说，犹如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打个比方说，麦克阿瑟仿佛正站在“铁链桥”北岸弗吉尼亚一侧的木栅旁，看着一支溃败的军队向南退去。
眼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一片火海，这座具有600年历史的城市腾起滚滚浓烟，大火在熊熊燃烧。麦克阿瑟一声不吭地看着，倾听着北朝鲜迫击炮弹发出的沉闷爆炸声。随后他取下烟斗，向另一座靠汉江更近的山头指了指，对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说：“我们上那座山，你看怎样，内德？”
他的建议就是命令，因此他们驱车直至车辆无法通行的地方才下车步行上山。
惠特尼将军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
天空中回荡着致命弹片的尖啸声，到处散发着恶臭，满眼是劫后战场的凄凉景象。难民们挤满了所有的道路，汇成一股蜿蜒移动、尘土飞扬的人的洪流。……这种场面足以使他（麦克阿瑟）确信，南朝鲜的防卫潜力已经耗尽。没有什么能阻挡共产党的坦克纵队沿少数几条完好的公路从汉城直取半岛南端的釜山了。那时，整个朝鲜都将是他们的了。
麦克阿瑟在山头上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眼前的情景和今后的策略在脑海里翻腾。他放下望远镜，用手指着汉江上残留的铁路桥身（北朝鲜坦克和卡车还可能在此通行）。“搞掉它。”他吐出几个字，说罢转身钻进道奇轿车返回水原。
当时的陆军副参谋长、后来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远东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将军把这些毛骨悚然的描述与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同时期的报告相比较后，觉得“很有意思”。麦克阿瑟的回忆录谈到“一支战败溃退之军的可怕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溃不成军”。麦克阿瑟从俯视汉江的有利位置上看到，“溃不成军、气喘吁吁的军队……挤满了所有的道路，汇成一股蜿蜒移动、尘土飞扬的人的洪流”。当时站在同一山头观看同一部队的阿尔蒙德将军在同一周内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报告中说，韩国士兵“个个谈笑风生，人人荷枪实弹，纷纷敬礼致意”。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有迫击炮弹落下，但零零星星、落点甚远，谁都满不在乎。李奇微在自己的战争回忆录中对麦克阿瑟看到部队满身尘土的来源表示怀疑，因为在此之前的12小时里，汉城周围连降阵雨。李奇微从麦克阿瑟“捉刀代笔的报告中”，发现了“一种加油添醋的倾向，即黑者愈黑、亮者愈亮。……”
麦克阿瑟的汽车队在返回水原途中，一辆载着记者的吉普车赶上了他们，记者们大喊大叫：“共产党的雅克飞机来了！”车辆都钻进矮树丛中，除麦克阿瑟以外，人们纷纷找地方隐蔽起来。麦克阿瑟稳若泰山地坐在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雅克飞机在头顶上嗡嗡盘旋达半小时之久。飞机并未扫射，但是麦克阿瑟的临危不惧给旁观者和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们的文章中少不了提上一笔。但很难说这是勇敢的举动：一名高级指挥官为了作秀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这或者是几十年前向他的副官汤米·戴维斯一再展示的那种自杀性毛病下意识的故态复萌（见本书引言）。
回到校舍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私下交谈了约一小时。麦克阿瑟并未散布任何虚假的乐观论调，韩国陆军危在旦夕。麦克阿瑟认为，韩国军队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挡，不过他还是打算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帮助韩国保卫自己。他俩交谈时，机场附近和远处空战中的雅克飞机正在进行异常猛烈的射击。由于麦克阿瑟的行动仍受到各种限制，他当时不能许愿向南朝鲜提供全面支持。但是，据他后来写道，就在此次视察途中，他已经酝酿成熟扭转战局的基本战略：把小股预备队逐步投入到缺口中，作为鼓舞萎靡不振的南朝鲜人士气的权宜之计；在尽量靠南的防御区域中稳定战局，使美军能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立足点；增加美军力量，直至达到势均力敌或者超过敌人的水平；最后，实施二战时他在太平洋战区曾经极为成功地使用过的两栖攻击，在远离战线的北朝鲜后方发动大胆的进攻。（据麦克阿瑟后来回忆，当他伫立山头时，已经选定登陆地点：汉城以西20余英里的仁川港。见本书第七章。）
麦克阿瑟当晚飞返东京途中，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说，如果美国打算拯救朝鲜，必须动用地面部队。“给我两个美军师，就能守住朝鲜，”他说，“我回到东京就马上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即刻向朝鲜派遣两个美军师。但是我不知道总统是否会采纳我的建议。”
星期四晚上8时许，麦克阿瑟抵达日本，此刻美国东部时间正是早晨6时。但他并未像对希金斯所说的那样立刻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派遣部队的要求，只是又一次玩弄口是心非的伎俩，以确保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结果证明，三军参谋长和总统已经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动用美国地面部队，但却经历了冗长且极度犹豫不决的过程。
美国加强干预
6月28日，星期三，三军参谋长们通宵达旦地研究了前线的局势后终于承认，仅仅靠海空军是无法挽救韩国局势的。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在白天可以摧毁北朝鲜的坦克纵队，但它们却阻挡不了10万之众的步兵进攻仅有其四分之一兵力的韩国部队。在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研究一下，如果当前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方针收效甚微，那么从军事角度出发，应采取什么行动方针，并且限其48小时拿出答案。该委员会应该考虑空军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以及“不九九藏书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在内的其他行动。联合参谋部主任阿瑟·戴维斯海军少将在一张向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下达任务的便条中强调了后面一点，他草草地写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主张动用部队”。
但时隔不到24小时，参谋长们意识到已经别无他择。丘奇将军的调查团从朝鲜发来的第一批报告概括地指出，10万之众的韩国陆军锐减到2.5万人，北朝鲜的坦克仍在推进。穆乔大使在一份紧急报告中说，麦克阿瑟就战争的方向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美国在两天前询问苏联人是否打算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约束北朝鲜人，但至今还未得到答复。（几天以后，苏联人复照，否认对这场战争有任何责任，并指出北朝鲜人越过边界为的是回击南朝鲜人的入侵，这一声明被当时正在现场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指为谎言。）虽然中央情报局未发现苏军和东欧卫星国部队在欧洲有何异常动向，但是笼罩在不安情绪下的华盛顿人士始终认为，北朝鲜的入侵或是试探美国抵御共产党阵营扩张的决心，或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前奏。
不管苏联的动机如何，共产党人插手朝鲜使美国战略家们忙不迭地重新审查他们制订的计划。1950年6月之前，代号为“offtackle”的美国作战计划依据的是一份五角大楼参谋报告所归纳的“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在西欧实行战略攻势”的构想。如果可能的话，就保住西欧，并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该文件指出：“西欧对美国的整体安全具有最为重大的战略价值，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要优先保卫“向西不超过莱茵河”的一条防线，并且在西北非洲部署部队，确保西地中海的畅通。计划也适用于西半球的防务，它建议“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核进攻”，以及保护重要的通信线路。远东被忽视了；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以及防止台湾落入苏联人或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手。该计划的亚洲部分不提倡向中国或苏联西部以东发动进攻。
1950年6月，美国陆军总兵力约59.1万人，共10个作战师。大约36万人分布在美国大陆，即本土防区（军事上简称ZI）。其他23.1万人驻扎海外，执行占领任务。驻远东的兵力最多，达10.85万余人。在欧洲，8万人驻在德国；9 500人驻扎奥地利；驻的里雅斯特约4 800人；7 000余名士兵分散在太平洋区域；阿拉斯加驻军7 500名；另有1.22万人驻在加勒比地区；其余数千名军人参加各种使团，担任武官、警卫和辅助人员。
步兵的力量如此单薄，美国能给朝鲜多大帮助呢？10个步兵师中有4个师在日本执行警备任务，它们是步兵第7师、第24师、第25师和第1骑兵师（也属步兵，沿用历史名称）。第5团战斗队驻扎夏威夷；第29团在冲绳。各部队均未满员：驻日本三个师的人员各在1.2万至1.3万人不等；第四个师有1.5万人。他们的坦克、迫击炮、无后坐力炮、枪支和车辆等装备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货，而且保养不好。驻日本的四个师主要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称它们为战斗部队可谓夸大其词。
然而，这些已是美国可资动用的全部力量了。先前引用过的五角大楼文件已经注意到，这些部队投入朝鲜作战会引起直接的战略后果。如果驻日本和西欧的部队被抽调到朝鲜作战，这一损耗藏书网 “将严重影响我们的战备状态”。鉴于苏联在东欧的地面部队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40万人与10万余美国人对峙），美国在西欧的地位已经显得脆弱。欧洲防御的基础计划“offtackle”根据的是“战争初期西欧可能陷落敌手的设想”。把部队调往朝鲜“会使已经十分紧张的兵力更加枯竭，一旦爆发一场热战，就难以拯救我们的欧洲盟国”。
因此，杜鲁门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所要做出的决定牵涉到范围极广的多种因素。军队的规模受制于国会施加的财政限制，国会这样做又是为了适应民众施加的政治限制，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又反过来决定了外交活动的局限性。美国政府的决策人物——首先是总统——已经确定优先考虑欧洲。朝鲜作为毫无战略价值的一隅死角已经被抛置一旁。自星期日以来，美国就在犹豫不决地逐步转向直接卷入朝鲜的军事活动。现在该走最后几步了吗？美国应该改变既定政策并进入朝鲜打一场地面战争吗？
批准动用地面部队
6月29日（星期四）上午，一个参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谨慎升级的建议，这对三军参谋长来说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两天来，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努力平衡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与迫在眉睫的战争之间的关系。虽然其建议模棱两可，但还是比参谋长联席会议迄今为止所批准的行动更为大胆：应该授权麦克阿瑟使用海上和空中力量向韩国陆军“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支持”。美国如果驱逐了北朝鲜人而又无须把战火推向三八线以北，那么美国“将处于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是，假如麦克阿瑟判断，轰炸北朝鲜基地“可以避免南朝鲜陷落的严重危险”，那么应该批准他执行。即使这样，他必须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正如所指出的那样，麦克阿瑟已经擅自下令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而华盛顿还被蒙在鼓里。）
这项建议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后形成的一致意见——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文件的话说是“相当勉强地”达成的——认为，该委员会的力度还不够大，而且投入地面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约翰逊建议下，会议挪到了白宫继续举行，国务卿艾奇逊和其他外交官一同参加了讨论。约翰逊首先发言。他提议仅是为了建立一个供空军行动的安全基地，就应该动用地面部队。从远在日本的基地飞来的飞机，在目标空域行动的时间极为有限，并且无法与它们要支援的韩国部队取得联系。约翰逊还抱怨把海空军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做法，使北朝鲜的补给品和增援部队能安全地向南运送。建立一个得到保护的空军基地不但可以鼓励南朝鲜人，而且一旦需要，还可以保证那里的美国人员安全撤离。总之，约翰逊认为：“我们在南朝鲜必须至少要有一个美国人的立足点。”
杜鲁门担心，苏联人会把这些强有力的行动视为美国企图进攻苏联的一种迹象。尽管他已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把北朝鲜人赶过三八线，但是他不愿意美国过于卷入朝鲜战争，以致“无法应付后来可能发生的类似局势”。杜鲁门不希望流露出“丝毫准备同苏联打一场战争的意思”。约翰逊和三军参谋长们告诉他，他们也不希望有这种暗示。
陆军部长佩斯也表示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要慎之又慎。杜鲁门应该同意飞机在北半部行动，但是只准“摧毁军用补给品”。艾奇逊似乎魄力更大一些，他认为空军“在执行任务时，不要机械地把三八线作为一条限制线”，但是行动不能蔓延到“满洲”。
艾奇逊概要地向会议汇报了国务院对苏联行动所做的估计。两天前，美国发出一份照会，提请苏联人注意安理会的决议，并且敦促他们利用他们的影响，使北朝鲜人停止入侵。苏联人在答复中把入侵的罪责加在南朝鲜人身上，但却说他们将恪守“外国力量不得干涉朝鲜内部事务的原则”。据国务院的解释，这番引语表明俄国人将置身朝鲜事务之外。
“这意味着，”杜鲁门评论说，“苏联人将让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替他们打仗。”艾奇逊说，尽管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还未发现中国干涉的任何迹象，但是他们“可能”会参战。
最后，会议决定批准空军和海军打击在北朝鲜的军事目标，并且迅速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以保卫釜山周围的港口、机场和通信设施。艾奇逊指出，这“远在作战区域以南”。华盛顿将通知麦克阿瑟，如果苏联人干预，他就要保卫自己的部队，同时向华盛顿报告，华盛顿将会发布进一步的指示。如果美国要同苏联开战，这一决定将由华盛顿而不是东京做出。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未确定他可向朝鲜派遣的地面部队的数量，这将根据麦克阿瑟视察朝鲜后向华盛顿提出的建议而定。
白宫会议结束时，华盛顿已将近黄昏，东京正是上午10时。虽然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但他一点也没有向华盛顿的上司说起他在朝鲜见到的溃势以及他的设想。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三军参谋长们把下午的会议结果传达给他们的战地司令官，并且坐等他的回音。
麦克阿瑟请求增援
麦克阿瑟发出的一份洋洋2 000字的电报，终于在6月30日星期五午夜至7月1日凌晨1时之间到达五角大楼。麦克阿瑟描述了韩国军队的溃败，并称其为“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守住目前战线（当时仅在汉城以南）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战斗部队”。没有地面部队，单凭海空军恐怕难以奏效。他建议立即派遣一支大约2 200人的团战斗队到朝鲜。随后，他希望“从在日本的部队中抽调多至两个师的兵力，供早期的反攻使用”。
麦克阿瑟电报的最后，用了一段被劳顿·柯林斯将军称为“要么照我的干，要么拉倒”的词句，这成了他后来很多电报中一种让人（让参谋长联席会议）恼怒的风格：“除非准备在这一饱受战火蹂躏的地域充分使用陆海空战斗部队，否则我们的任务将无谓地付出大量的生命、金钱和荣誉的代价，最糟糕的甚至可能会招致失败。”
五角大楼的一位值班官员把柯林斯将军从床上唤起，这位陆军参谋长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一口气读完麦克阿瑟的电报。他“被电报描述的严峻局势以及麦克阿瑟急切的心情弄得如此焦虑不安”，以致他决定亲自同麦克阿瑟将军通话。柯林斯命令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东京时间下午5时）举行电传打字会议。
柯林斯召集他的人员来到设在五角大楼地下几层的会议室。这里是作战室，把这座军事机构同战区司令官联系在一起。这里到处是地图和（在1950年的时候是）先进的通信设备。柯林斯坐在一张低低的长桌边，两边坐着他的副手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和陆军总参谋部的几位将军。虽然一切决定纯属军事性质，但是迪安·腊斯克和朝鲜事务科的奈尔斯·邦德等国务院官员也在座。半个地球之外的东京第一大厦内，阿尔蒙德将军也在一间类似但却小得多的房间里召集了他的五位高级参谋军官。
凌晨3时40分，电传打字会议开始，比计划推迟了40分钟。室内光线暗淡了下来，柯林斯手写了第一个质询的问题，递给通信军士。军士在一台与办公用的打字机并无不同的键盘上迅速地打字，这些文字立刻被投射在正对五角大楼的各位的一块屏幕上，同时也显示在东京同样的一块屏幕上。毋庸说，人人皆知形势严重——在深夜里将决定是否送美国士兵去朝鲜打仗和送死。柯林斯说：“气氛相当紧张。……不知不觉地我们说话的声音压低了。……我们的脑际泛出东京会场的情景，来自那里的回答将会极大地影响我们是否决定参加这场陌生的新战争。”华盛顿首先发出电文：
陆军部第1号才结束。然后又发出一条电文：
陆军部第10号
你提出向战区派遣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已获批准。有关未来其他调动容后再告。
远东司令部第8号
感谢。还有其他新的指示吗？
陆军部第11号
此间，人人钦佩你迅速地亲自掌握了有关形势的第一手材料。祝贺你并且致以最诚挚的祝愿。我们完全信赖你和你的部队。
没有进一步的指示。结束。陆军部第11号。
会议一结束，柯林斯随即用电话向其他几位参谋长做了通报。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上将表示赞同。命令既已发出，也就别无选择，但是他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战争升级感到费解。几个月后他回忆起当时的反应：
（派遣部队的）决定是在亲临现场的麦克阿瑟建议之下做出的。我曾对此存有疑虑，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感到决定是明智的，这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也充分意识到在亚洲大陆同亚洲人作战的风险，这是我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一辈子都相信要尽可能避免的事情。
这项决定的另一个方面又使柯林斯将军感到忧虑。麦克阿瑟拖延报告达数小时之久，以此迫使他在华盛顿的上司在深夜做出一项重大决定。麦克阿瑟的策略就像一个警察，把人从床上弄起来劈头盖脸地盘问。被盘问者为了回床睡觉，往往会满足闯入者的一切要求。麦克阿瑟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个老练的官僚和政客，他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只准在釜山防御圈执行防御任务的电报中得到启示：只要采取戏剧性的行动，就能得到他需要的部队。还有什么能比在凌晨4点钟把美国总统从床上唤起更具有戏剧性呢？
麦克阿瑟的计谋得逞了，但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假如他在白天提出要求，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很可能会一致同意。因为过去两天里，他们的想法已在转变。然而，麦克阿瑟的小动作在柯林斯和其他上司看来是如此露骨，以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声誉。
然而，杜鲁门总统已经准备给麦克阿瑟的比两个师还要多。7时刚过，他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约翰逊和陆军部长佩斯，要求他们“考虑一下给麦克阿瑟他要的两个师，并考虑接受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两个师的可行性”。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政府仍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使用他的部队是名正言顺的。杜鲁门的理由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都派舰船、飞机参战，我们大概也应该使用中国的地面部队。”
他确实预见到这样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我们不知道这样做对毛泽东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引起一场全面的亚洲战争。”杜鲁门依然相信，朝鲜不过是虚晃一枪，苏联的主要矛头可能指向黑海地区或者波斯湾，也就是巴尔干地区和伊朗。“远在彼得大帝时期，他就觊觎这两块地方。而今，他与斯大林和列宁一道在苏联被捧为英雄。”
上午9时30分，杜鲁门的战争委员会在白宫举行会议，杜鲁门就麦克阿瑟要求增派两个师一事征求意见。他拿不定主意，接受蒋介石提供的3.3万人的军队“是否值得”。这些军队在五天之内就能够上船起运，总统认为“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不希望有任何中国人卷入。他指出，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国共产党人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部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干预朝鲜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湾。
三军参谋长们明确表示应避免蒋介石卷入。蒋介石的部队装备与南朝鲜人的相差无几，而南朝鲜人则已证明无法与北朝鲜的装甲部队相抗衡。此外，使用他的部队还须动用运输工具，倒不如用这些工具更有效地把美军和补给运入朝鲜。
这些理由使杜鲁门信服。他将拒绝蒋介石的建议，但口气要“客气些”。
派遣两个师去朝鲜的议题未引起什么争论。这与中国问题不同，未出现不同意见。杜鲁门宣布，他将向麦克阿瑟授予全权，由麦克阿瑟支配其所统辖的地面部队，派进朝鲜的美国师数量不限。他还同意谢尔曼海军上将的建议，由海军对北朝鲜沿海实施封锁。
达成这些重要的决定用了不到半小时，美国向全面战争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共和党人的反对
杜鲁门同时也进一步失去了国会对他毫无保留的支持。星期五上午晚些时候，他邀请国会领袖到内阁会议室，向他们做了一个有些令人困惑的通报，介绍了他最近做出的一些决定，并着重谈了轰九九藏书炸三八线以北目标的问题。
内布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肯尼思·惠里表示不满。他从座椅上站起来，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仿佛正在参议院发言阐述问题。他想知道向朝鲜派进地面部队以前是否应该征求国会的意见。杜鲁门回答，那里已经有一些地面部队；如果确实发生“紧急情况”，他会征询国会的意见。惠里满不高兴地嘟囔说，他“认为”总统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应该事先同国会磋商”。杜鲁门自我辩护说，他是在周末的一场危机中采取行动的，“当时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讨论。我不得不履行三军统帅的职责，而且确实这样做了。我指示麦克阿瑟去拯救朝鲜人，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指示”。副总统艾尔本·巴克利耍了一个小滑头，他希望发表一项总统声明，说杜鲁门统管武装部队，有权向他们发布命令。
“藏书网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总统答道，“我不想到处宣扬是我要麦克阿瑟如何行事。他现在不是美国将军了，他是在为联合国行事。如果我们说他仅仅执行我们的指示，那么事情就砸锅了。”杜鲁门承认这是在掩人耳目：“当然，麦克阿瑟是在服从（我的）命令，但是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给外界留下这种印象。”对于如此露骨的前后矛盾，议员中无人质疑：在未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美军就在朝鲜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命令，而总统同时又承认联合国军一事纯属虚构。
会议一结束，杜鲁门宣读了一份即将发表的声明，结尾有这样一段藏书网话：“麦克阿瑟将军已被授权使用某些支援性地面部队。”这些有保留的措辞根本不足以说明实际授予麦克阿瑟的权力，尤其是“动用你可以使用的陆军部队”一句话。这支拥有四个师的部队，约占美国陆军总数的40%。如果把这一事实捅给国会议员，毫无疑问，质疑杜鲁门的就不止参议员惠里一个人了。
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新泽西州的亚历山大·史密斯询问，由国会批准政府已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好主意吗？艾奇逊巧妙地避而不答。他说，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议员们提出的问题被应付过去了，但也促使杜鲁门的心腹们开始讨论是否应该要求国会正式批准宣战一事。政治嗅觉敏锐的艾夫里尔·哈里曼想利用公众对政府日益高涨的支持，他认为：“杜鲁门总统可以获得公众一边倒的支持，这足以使日后那些批评人士哑口无言。”
但是杜鲁门认为用不着国会采取行动，他行使的正是宪法赋予他的正当权力，而且他希望能维护总统的权力，如哈里曼所说，“防止包括国会的所有外人插手”。哈里曼称杜鲁门对他说过：“我们绝不能这么干，否则后任总统的手脚就会被束缚住了。”
国务院亦站在杜鲁门一边。迪安·艾奇逊的主要助手卢修斯·巴特尔指出：“既然总统是履行职责，为什么还要对总统该不该这么做提出疑问呢？总统的行动得到了认可，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因此，不存在任何问题。”巴特尔和艾奇逊担心，如果让国会有机会就一项两院的共同决议进行辩论，“就有可能对总统在未经两院共同决议批准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
杜.99lib.鲁门的顾问乔治·艾尔西认为，“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乱作一团”，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正忙于考虑军事行动以及在联合国采取行动”，未曾认真考虑国会的问题。“总统的动机是要制止侵略，而不是准备搞今后的政治斗争。”况且，总统“在国会没有强大的领导权来推动一项议案”。这个问题主要是在7月初开始的“共和党人的中伤行动”中提出来的。即便到了那时，艾奇逊仍然反对出席国会会议。他把这种场面比作是一名律师跟一名对方证人对质时面临的情形：“要不要再多问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让你完蛋。”艾奇逊详述道：
总统的政策得到国会两院两党所有人的一致赞同。我们必须这样做（指干预朝鲜）；我们已经干了起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来批准这一政策？我觉得其中的危险比任何可能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做出共同决议，那么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就要频繁地举行听证会，每个与会者将提出各式各样枯燥烦人的问题。等到你闯过这一关，恐怕已经把本来很明朗的局势搅得不可收拾。
因此我建议抛开这个念头，因为眼前的压力充其量就这么大，还是按我们的意志办事。
艾奇逊还搬出另一套理由：军事部门无法估计这场战争还将持续多久，最终需要投入多少兵力。“现在要干的事是立即行动，并以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去完成，如果停下手来分析研究自己的行动，那么就是作茧自缚。……这一切只会削弱你的意志，弄得一事无成。”
然而，艾奇逊既不屑倾听来自国会两院委员会的“枯燥烦人”的问题，又不愿意停下手来“分析研究自己的行动”，昭示了他对国会的蔑视，结果使政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简要回顾一下从6月25日星期日至6月30日星期五期间做出的决定，可以看到美国为保卫韩国而在名誉和军事上的全面卷入有四个不同阶段：
——为美国平民撤退提供海上和空中保护；
——对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部队采取海空行动以支援韩国陆军；
——把海空行动扩大到三八线以北，部分从南朝鲜基地出击；
——将美国地面部队投入作战地区。
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分析，第二阶段至关重要，它背离了几年前的既定政策，即美国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原因必须卷入保卫南朝鲜的战斗。杜鲁门以及他在危机头几天的首席顾问艾奇逊并未意识到，一旦美国跨进战争门槛，向敌军开了火，就得不可逆转地继续干下去。第二步想要阻止北朝鲜人未成，剩下的几步就非得走下去不可。这些步骤使美军陷在朝鲜达三年之久，最后以一项并不令人满意的停战协定结束了这场你死我活的军事僵局。
杜鲁门和艾奇逊已经做出了一项政治决定。北朝鲜明目张胆地同美国和联合国作对，如果不予以迎头痛击，那么会给未来的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后果。
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承认，在做出回应入侵的这些决定时，杜鲁门的军事顾问们虽然不是主要推动者，但是他们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一年后，当国会两党一起忙于严厉质询美国深陷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泥潭的原因时，路易斯·约翰逊声明说：
我和军事单位的任何成员们都没有建议过我们要进入朝鲜。这个建议来自国务卿，但是我要重复说：它没有遭到国防部的反对；国防部的所有成员都分别指出了麻烦、痛苦、磨难和困难。
但是一旦做出政治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从军事角度立即予以执行。他们最初想用海空军力量击退入侵者，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使用地面部队。他要的是步兵，而且数量要大，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给他送去了。
美国和苏联集团之间的冷战现在变成了一场热战，谁也无法担保这还会是一场有限的战争。
愤怒的李承晚
但是，甚至就在史密斯特遣部队向北推进去迎击入侵者时，政治上的动乱也可能让这场战争以突如其来的速度和极不光彩的方式结束，麦克阿瑟甚至都来不及在战场上“大张旗鼓地显示力量”。
从９９ｌib?政治角度看，问题还是出在骚动不安的李承晚总统身上。星期六上午，他愤怒地斥责美国使馆外交官哈罗德·诺布尔，这位官员被指派留驻于李承晚在大田的流亡住所。李承晚大发雷霆，说他听信了穆乔大使和“伟大的上帝麦克阿瑟99lib.”的话，以及美国总统的种种许愿，他们全都背弃了他。用什么来阻止共产党进攻呢？什么也没有。李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共产党人很快就出现在大田的街道上，他可不愿意再逃跑了。如果他死在大田，那就死吧。再往南逃只会使他蒙受更大的耻辱。
使诺布尔颇为沮丧的是，李夫人这次也赞同其丈夫的意见，而以往总统这样大发雷霆时，她往往是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她与她的丈夫宁愿毫不畏惧地面对敌人去死而名留99lib.千古也绝不苟且偷生，他们的行动会激励后来的朝鲜人奋起战斗，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诺布尔争论说，他“反对这样接受失败，也反对宿命论的求死”，李承晚没有权利为所欲为，他负有拯救他的人民的责任。
两名韩国内阁官员的到?99lｉｂ?来为诺布尔解了围，他俩同意诺布尔的看法。诺布尔私下与李夫人交谈了几句。他说，她的丈夫最好继续担任领袖，而不要像一头困兽那样一死了事。李承晚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将继续向南退却，远离北朝鲜人进攻的锋芒。
史密斯准备战斗
星期日上午，就在李承晚和诺布尔离开大田之际，疲惫不堪的史密斯特遣部队也到达了这座城市，他们手里提着沉甸甸的背囊爬下列车。此时此刻，士兵们的心态是：对之后的半天即将被差去干什么已经毫不在乎。只要他们脚底下的土地还在，他们就要去占领它，至于以后怎么办，到时候再操心吧。
与此同时，布拉德福德·史密斯正与丘奇将军初次会面。丘奇几天前曾经建议用100名纽约警察换取整个韩国陆军，他似乎仍然认为，少数白人士兵的存在就能挽回几天来造成的败局。他用教鞭指着地图上距此以北80英里的小镇乌藏书网山对史密斯说：“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什么战斗，我们只需要派一些见到坦克不会逃跑的人到那里去。我们将派你们去那里支援韩国部队，给他们鼓鼓士气。”
史密斯感到其中的情况可能会更复杂。他很有礼貌地听完丘奇的话，然后借了几辆吉普车。这样，他和他的军官就可以巡视他们作战地域的地形了。
史密斯沿着朝鲜西海岸的主要公路向北开去，这条公路从大田往北通向水原和汉城，是一条最有威胁的北藏书网。他们以紧密的编队6次呼啸着飞过车站，向列车发射火箭并用机枪扫射。列车连同车站和大半个平泽镇都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爆炸和大火中化为乌有，数百名百姓也一同罹难。弹药的爆炸持续了整整一夜。运载史密斯特遣部队的列车由副轨缓缓通过平泽，美国人眼瞧着横尸遍地，默默地思虑着自己即将投入的战斗。
当天，别的地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主要是由于地面部队与空中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飞机之间缺乏联络。在水原附近，美国飞机扫射了韩国的一支坦克纵队。韩国军队怒不可遏，用步枪对空射击，使一架受伤的飞机迫降，结果他们的“俘虏”却是.99lib.
一位十分尴尬的美国飞行员。水原的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坚称，7月3日那天，“友军”的飞机攻击这个基地不下5次。几天以后，这位军官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说：“这些驾驶飞机的家伙可真是大显身手了！他们攻击了友军的弹药堆集处、水原机场跑道、列车、机动纵队和韩国陆军司令部。”又有一次，美国飞行员沿水原—乌山公路扫射，30辆南朝鲜卡车中弹起火，200余名士兵丧命。
丘奇将军怒气冲冲地要求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约束他那些过于热情迸发的飞行员，他要求把空中打击仅限于汉江地区以北。斯特拉特迈耶表示同意。
加快增援
正当史密斯特遣部队向北运动之际，第24步兵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在大田设立了司令部，为他的部队到达做准备。再过几个星期便是51周岁的迪安，在陆军将领中算是一个不寻常人物，他在接受了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训练之后得以委任，扶摇直上成了星级将军。他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体重超过200磅。99lib?
的老兵们有高招：打坦克的履带，使它不能动弹；反之，碰碰运气，将炮弹射进瞄准孔。大家心照不宣的结论是：史密斯特遣部队的士兵们已经撞上了最倒霉的差事，之所以把他们的部队从执行占领任务中抽调出来，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官以运用战术娴熟而著称。坦率地说，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还在日本。
不管怎样，士兵们还是动手干了起来。要说明当晚构筑的火炮阵地，最好是用人手的形状打比方。在平坦的地99lib. ，断言是反坦克高爆弹而不是康纳的火箭弹击毁了那些坦克。他说，火箭弹过期失效了。）
几分钟以后，最后一枚反坦克高爆弹打完。常规高爆弹触到坦克就弹飞了，不能造成任何损伤。北朝鲜人士气大振，一往直前。坦克纵队越过隘口，但未停下来摧毁美军炮兵阵地，只是向步兵阵地乱打一通。沮丧的美国士兵偶尔用M-1步枪向北朝鲜坦克射击。这场战斗的意义很明显。北朝鲜人犹如星期日驾车旅行者那样轻松自如地冲过美军阵地。
第一批坦克冲下公路，奔向炮兵阵地，履带碾断了连接榴弹炮阵地与步兵阵地的野战电话线，而无线电台由于受潮发生故障无法使用。美军只能靠一辆吉普车上的电台进行联络。4辆一组的坦克接连不断地驶来，美军的任何火力都无法阻挡。到上午9时，已有33辆坦克越过步兵阵地，它们的火力毙伤美军20人。
那天凌晨，战斗打响之前，炮兵阵地里有人提出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如果北朝鲜的坦克突破步兵阵地，那么炮兵阵地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炮兵中的埃德温·埃弗索尔中士也和一些人一样，认为这个问题是杞人忧天。“人们都认为，只要敌人发现是在跟谁打仗，就会掉头回去。”就是说，这里是美国人而不是韩国人。一名步兵向炮兵们打包票说：“放心，他们永远不会到你们这里。”
但是北朝鲜的坦克来了，而且大摇大摆地来了，这使史密斯和其他军官大为愤怒。更有甚者，北朝鲜人似乎对摧毁美军的炮兵阵地不是特别感兴趣。紧闭舱盖的北朝鲜坦克一次又一次地翻过山沟，沿着公路驶过炮兵阵地。它们也偶尔傲慢地打上几炮。好像对美军炮兵阵地不屑一顾，有些坦克的炮口甚至对向公路的另一侧。一辆坦克的乘员发现美国榴弹炮炮位后停顿片刻并驶离公路，似乎要把它碾毁。但过了一会儿，这辆坦克又折回公路，继续向乌山驶去。
与此同时，105毫米榴弹炮在150至300码距离内采取直接瞄准，射出一发又一发炮弹。炮弹虽打得坦克连连晃动，但毫无作用地弹飞了。
防御者们唯有一次获得成功。炮兵分队的米勒·佩里中校和埃德温·埃弗索尔中士率领火箭筒组冲向公路，打算在近距离向坦克射击。一辆坦克瞄准了榴弹炮阵地和公路之间一块稻田里的美国士兵。埃弗索尔跪在地上匆忙打出一枚火箭弹，坦克近在咫尺，“看上去像是一艘巨大的战舰”。坦克的炮塔转向埃弗索尔，一发85毫米加农炮弹炸断了公路旁的一根电线杆。埃弗索尔跳入一条满是积水的排水沟。线杆倒了下来，但他安然无恙。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发105毫米炮弹炸断了坦克履带，它动弹不得。其余的坦克继续越过山沟。
战斗平息之后，佩里中校立即通过一名翻译向被打坏的坦克内喊话，要乘员们投降。他们没有回答。佩里下令用105毫米榴弹炮击毁这辆坦克。他们向坦克连续发射了三发炮弹后，两名北朝鲜人跳出坦克逃跑，美军一个班紧追不舍并击毙了他们。
混战中，一发轻武器子弹打伤了佩里的腿部，但是他不肯后撤，坚持指挥处于困境的炮兵迎击即将到来的数量更多的北朝鲜坦克。一长列似乎望不到头的坦克沿着公路驶来——有时3辆一组，有时单车行驶。
面对这幅情景，一些炮兵乱了阵脚，用埃弗索尔的话说，他们开始“离开”。佩里及其他军官和军士们操纵起被遗弃的大炮，他们从附近的弹药库拖来炮弹，装填上膛，然后射击。然而，大部分射击还是不起作用。但这一次，坦克上还不太常见地搭载了一些步兵。大炮的近距离射击把其中大部分人从坦克上掀下来或击毙。坦克继续向乌山开进，但是道路两旁却已躺满尸体。
到上午10时15分，最后一辆坦克越过了炮兵阵地，至此总共有40辆坦克通过。史密斯清查了战果，火炮和火箭筒的火力，或者两种火力一起摧毁或打瘫了4辆北朝鲜坦克，击伤另外3辆，但未使其失去战斗力。他的部队伤亡20人，此外还损失了1门105毫米榴弹炮和大部分车辆。
后来，佩里中校痛惜没有反坦克地雷，当时在朝鲜没有这种地雷。他认为，使用少量的地雷，只要埋置得当，足能阻止整个坦克纵队。但远东司令部暂且不得不以拙劣的方式继续作战，依靠部队的勇敢和临时措施来争取时间。
就在北朝鲜坦克轻而易举地冲破史密斯特遣部队阵地的时候，第34团正力图在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平泽构筑阵地。平泽在乌山以南约10英里，位于主要公路铁路通道上。哈罗德·艾尔斯中校接到北朝鲜突破阵地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几支火箭筒小分队。查尔斯·佩恩中尉率领几名步兵向北推进，在乌山以南5英里处的铁路路基上与一辆北朝鲜坦克遭遇。
随军摄影记者雷·特恩布尔军士与巡逻队同行，希望拍摄一张火箭筒小分队击毁坦克的现场照片。他紧随着18岁的二等兵、从西弗吉尼亚州斯金福克的一所中学退学的肯尼思·沙德里克。在一座小村庄外面的一块坟地里，火箭筒小分队开了火。特恩布尔后来说：
我拍了几张令人满意的照片，但是两辆坦克停得稍微远了一点，沙德里克和他的同伴转移到另一个阵地，试图把它们击毁。我紧随不舍。
他们打了几发火箭弹。然后沙德里克同我约定，他数“1、2、3”再射击，他数到“3”时，我就可以拍摄一张火箭筒尾部喷火的照片。沙德里克数到“3”，然后就站起来向火箭弹飞去的地方看是否击中了目标。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胸膛，另一颗穿透他的右臂。
沙德里克呻吟着：“噢，我的胳臂。”我看见他肘关节以上的骨头被打断。他倒在地上，一名中尉向他跑去，但是我说：“太晚了，他胸部也中弹了。”中尉摸摸他的脉搏，已经停止。我拍下这幅场景。不到半分钟，沙德里克就死了。
一名军医叫道：“死得真不是地方。”
史密斯特遣部队后撤
北朝鲜的坦克消失在南边以后，史密斯特遣部队迎来了一个短暂而平静的空隙，但布拉德福德·史密斯知道，无须多久，北朝鲜的步兵就会沿路而至。他的士兵们抓紧这短暂的喘息时间加修掩体，设法恢复被打断的通信线路，检查武器和弹药。大雨依然不停。“在这种鬼地方打仗。”一个二等兵低声骂道，无人与他争辩。
平静的时间未持续多久。大约11时，史密斯用望远镜环视地平线时，第一次发现了北朝鲜人在水原附近运动的迹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史密斯意识到一股令人胆寒的力量正在向他的人马压将过来，这使他不寒而栗：由卡车.９９lib?
和徒步士兵组成的纵队拉得至少有6英里长，开路的是3辆坦克。（根据后来对俘虏的审讯，史密斯见到的是2个整团，即北朝鲜第4师的第16团和第18团共4000人。其中一份有关审问李学九上校的报告表明，当时北朝鲜人不知道，或者没有料到美国会参战。当他们知道时，平壤政府“大吃一惊”。）
史密斯现在是腹背受敌：他的先遣部队南面是他几乎无法迟滞、更谈不上摧毁的北朝鲜坦克纵队，现在他要试图去阻滞一支也许是10倍于己的军队。
在这个关头，任何缺乏战斗勇气的士兵完全有理由退却，但是史密斯十分清楚自己的任务：尽可能地迟滞北朝鲜人的推进并显示.99lib. 自己的力量，让它知道它的面前不是丢盔弃甲的韩国陆军，而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手。史密斯以赌徒那样紧张而又沉着的心情，注视着北朝鲜的行军纵队步步逼近。最后当车队进至不足1 000码时，史密斯便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狠狠地揍他们”。
开火的命令一下，迫击炮弹纷纷飞向车队，0.50口径的机枪子弹猛扫北朝鲜的行军纵队。卡车连连爆炸起火，北朝鲜士兵们纷纷跳车或被掀到公路上。仅仅几秒钟，猛烈的火力就使不可胜数的北朝鲜人丧命。
但北朝鲜人迅速地重新集结。3辆坦克冲向美军阵地，在距离炮兵阵地仅200至300码的地方用加农炮和机枪向山.99lib.
头阵地猛烈射击。指挥官们吼叫着把1000多名北朝鲜人赶出卡车和沟渠，沿着公路的东侧向山顶运动。其余的北朝鲜部队在距燃烧的车辆较远的卡车上待命。显然，他们认为防御者们会同战争初期的韩国部队一样，最终被击溃逃窜。
进攻的北朝鲜部队逐渐向美军阵地的两侧９９liｂ.消息时，该团已经离他选择的沿海的河边防御阵地有15英里之远。迪安说：“在安城的部队还没等到挨揍，就从我指定的地方后退了整整20英里。”
迪安跳上吉普车，直奔天安，以了解情况及第34团为什么不坚守河沿阵地。他到达后，发现全团已撤到天安以南。“我当时真该说：‘向后转，现在就出发。’但是为了避免乱上加乱和防止在夜间陷入埋伏，我对他们说：‘好吧，死守在这里，直到有我的新命令。’”
陆军官方史料对接下来迪安将军和巴思以及其他军官“不愉快”的冲突描写得很谨慎。迪安直截了当地追问是谁下令从平泽撤退的，回答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最后，艾尔斯说由他承担责任。
迪安命令第34团次日早晨原路折回，直到与北朝鲜人遭遇，然后进行迟滞战斗。但他已不再掌握地形方面的优势，其结果被他称为是“悲惨的”。北朝鲜人沿公路网席卷西海岸，所遇到的抵抗不过是一支叫作西北青年团的稀奇古怪的准军事部队。这些非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有500至1000人，由韩国政府提供武器，但不属于正规陆军。一些美国和韩国军官对这支队伍有所信赖，但迪安则不。后来几天里，北朝鲜人不断地从左翼袭扰美国和韩国部队。.99lib.
次日早晨，迪安还干了些别的事。第34团改由罗伯特·马丁上校指挥，迪安曾经跟他在欧洲的第44师一起服役，迪安当时任一个作战团团长。马丁接到命令就从东京赶往朝鲜，抵达时还穿着矮靿鞋，头戴一顶海外警备队帽，没有钢盔、武器和野战装备。几小时后，他已在前线。当.９9liｂ?天下午，洛夫莱斯被正式解除职务。
“增兵！”——麦克阿瑟
北朝鲜的推进速度使麦克阿瑟慌了手脚。6月29日，他曾向《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夸下海口：“给我两个师，我就能守住朝鲜。”次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藏书网就批准他动用当时驻日本四个师中的两个师。就在这两个师的先遣队开赴朝鲜之际，他却要求增援。他7月2日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可行，请求速派一个陆战队团并配备相应的航空队担任战术支援。由于行动迫在眉睫，务必尽早赶到。”他还赞同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的要求，增加700架飞机，使空军部队达到战时水平。
7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派遣一个陆战团，三军参谋长们只满足了他为九九藏书 斯特拉特迈耶要求的飞机数额的一半，“目前全部只有……这些”。
两天以后，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投入战斗当天，麦克阿瑟又恳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增兵。这一次他要求增拨第2步兵师、第2特别工兵旅和第82空降师的1个团，供他计划在7月20日至8月10日期间的作战行动中使用。
这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踌躇不前了，他索要的部队占去陆军总预备队中相当一部分。驻扎在日本以外的总共有6个师，1个师驻德国执行占领任务，其余5个师均在美国。参谋长们告诉麦克阿瑟说，尽管他们“以同情的心情考虑”他的要求，但这却使他们为难。目前尚未获准增加军事人员，而且美国必须在朝鲜以外的地区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姿态。7月20日以前没有船只来运送他所要求的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少安毋躁，设法估计一下总共需要从各军兵种抽调多少部队才能把入侵者逐出南朝鲜。
在朝鲜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韩国陆军沿着更加崎岖陡峭的进攻通道实施防御，他们遇到了许多麻烦，跟在西海岸进行仓促抵抗的美军遇到的一样。7月5日美国第24师参加战斗以后，汉城至大邱的主要公路和铁路以东的所有地区都由韩国部队负责守卫。
朝鲜的中部地段是崇山峻岭，有两条南北走向的主要公路和铁路干线，它们均从汉城东南45英里的原州起始。从原州到金泉的中央走廊几乎是正南正北走向。东面不远的另一条通道稍稍偏向东南，与永川接连。扼守任何一条通道都可将入侵者置于以大邱为中心的打击范围之内。
西边的第24师遇到的每一场战斗，其阵势都同出一辙：北朝鲜人首先由坦克发起冲击，步兵迅速包抄，兵力和火力占９９lib?绝对优势。然而，后来的战俘审讯报告提供了韩国部队效率不断提高的令人鼓舞的数据（这些部队是第2师、首都师、第3师、第6师、第8师和第117团）。据战俘报告说，北朝鲜最高司令部因他们未能按计划迅速推进而罢免了（后来也可能是枪毙了）三名师长。
当韩国军队有机会站稳脚跟投入战斗，并让他们微不足道的炮兵参与时，就能重创入侵者。例如，韩国首都师在春川以南与北朝鲜第2师激战3天。韩国炮兵在清州边缘设置了埋伏悄悄等待，直至敌军走进射程，然后从容不迫地炮击了一个多钟头，击毙800名北朝鲜人。
麦克阿瑟向前线紧急运送了800枚M-6型反坦克地雷，但韩国部队和他们的美国军事顾问都未曾见过藏书网这种型号的地雷。顾问团的理查德·克劳福德阅读了附在每个箱子上的使用说明，便着手向韩国士兵讲解如何使用这种奇怪的武器。由于战斗就在眼前，敌军坦克正朝着训练场地隆隆驶来，克劳福德未敢怠慢，只花费了半小时进行讲解，这点时间是不够的。韩国士兵埋设地雷时要么忘了安上引信，要么忘了打开保险，即使被坦克碾过也不会爆炸。克劳福德手下一名士兵让韩国士兵把装有地雷的箱子全部从一辆卡车后面扔了下去，连掩埋都顾不上了。
美国人的办法不灵，韩国人就转而用另一种被克劳福德口是心非地称为“好主意”的办法。它是这样的：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准备了炸药，绑在一个士兵的腰部，组成了若干“敢死队”。这些敢死队员运动到坦克的侧面，拉响一个2秒的导火索，坦克有可能被击毁，但是人肯定去见他光荣的老祖宗了。
我一直不知道这种方法究竟击毁了多少辆坦克，但是我确实知道在头四五天我们损失了太多的“敢死队员”。韩国工兵司令告诉我，他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志愿者。
另一名美国顾问戴维·坎贝尔少校向韩国第6战斗工兵营传授饵雷要领，韩国士兵特别喜欢这玩意儿。潜入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北朝鲜的战线，把北朝鲜运送给养的大车的一个轮子卸下，然后将炸药放在车下，并小心地把车轴放在地上，系上绊绳。“北朝鲜人抬起大车安装轮子时，饵雷就会爆炸。韩国士兵给这种残酷的装置起名为‘剃刀’，因为这种雷会炸中头部。”
到7月中旬，尽管北朝鲜人受到上述牵制，但是经过持久的浴血战斗，他们还是打通了崇山峻岭中的两个关键隘口，一个是中部走廊的闻庆，另一个是东部的丹阳。沿东部沿海太白山区行进的几支北朝鲜部队越过了朝鲜一些最险峻的山野地段，未遇到任何抵抗。北朝鲜的一个团8天行军175英里以后，才遇到了从丹阳地区后撤的韩国部队的抵抗。
但是，沿海地区一个北朝鲜师的主力行动极为缓慢，处处小心翼翼，结果坐失了长驱直捣浦项以及从侧翼攻击韩国部队和美军在半岛整个战线的良机。这个延误来自司令官，他决定向山区险峻的隘口派出侦察巡逻队，以确保不会遭到伏击。美陆军战争史料称这次延误是朝鲜战争中“敌人主要的战术错误之一”。由于这一原因，韩国得以匆忙地把第3师的一个团部署进入阵地。指挥该团的金政友上校身材异常魁梧高大，作战勇猛异常，称得上“金老虎”这个绰号。他在浦项以北阻止了北朝鲜人的推进。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派遣一个战斗机大队飞赴浦项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迪安将军向那里派出一个步兵营；海军也参与行动，一旦发现目标，就用舰炮猛轰。
尽管如此，韩国一些部队在7月11日顶不住了，把指挥所和所有人都撤至盈德。韩军师指挥官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问题：他命令宪兵只要在城里发现韩国士兵，一律格杀勿论。散兵游勇立即都返回了前线。
但是，韩国部队和美军都无法坚守。从黄海至日本海，朝鲜的整个防线都在土崩瓦解。到了7月中旬，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坚守到增援部队到达？
汉城的红色政权
李承晚政府一逃离汉城，共产党人随即着手在南朝鲜建立起自己的政权99ｌiｂ.，并且尽可能起用友好的南方人。北朝鲜人满怀信心，他们觉得南方百姓讨厌李承晚的“匪帮政府”而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集结了很多皈依者，汉城国民议会议员元世勋同意主持对“反共嫌疑犯”和前韩国官员的审判。7月4日，战争初期被解职的韩国第2师师长宋虎声将军在北朝鲜国家电台宣布建立“人民志愿军团”，与北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据中央情报局分析，宋的讲话向朝鲜人和全世界预示了北朝鲜未来在心理和宣传等方面将要采取的措施，“随着（韩国的）军队被消灭，政府官员被捉，北朝鲜政权将尽一切努力建立一个代表全朝鲜的‘临时’政府”。随着韩国军队和政府的一蹶不振，共产党人关于李承晚的共和国是“傀儡政权”，以及美国人千方百计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全体朝鲜人民的指责，也就“越具有分量”。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还接到报告说，一些著名的反共分子在汉城被处决了。
几天以后，如中央情报局所预料，北朝鲜人成立了一个汉城人民委员会，除主席之外，全部人选由南朝鲜人组成，其中许多人是曾被李承晚以共党分子的罪名监禁过的行政官员和国民议会议员。
共产党人随即开始“招募”兵员和壮丁服劳役，主要负责运输紧急物资，以更换被美国空军击毁的设备。人民委员会也开始对韩国军属、警属和政府人员家眷进行普查。
但是他们并非总是需要强迫行事。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韩国政府“过去未能……赢得不安定的学生阶层的支持”，致使超过半数的汉城学生“积极支援.99lib.共产党人，许多人志愿报名参加北方军队，他们显然受到一支胜利之师魅力的吸引。一旦形势严峻，他们的士气就会一落千丈”。中央情报局注意到，汉城其他市民阶层有着类似的不满情绪：工人阶级“普遍支持北朝鲜人，商人们则保持中立，知识界仍然亲南方”。一名前汉城警察向中央情报局反映，城里的北朝鲜军队和警察“不是很引人注目”；虽然商店大都关闭，“街道上却……人山人海，年轻人尤其多，都忙于参加共产党组织的示威游行”。
中央情报局报告的含义十分明确：相当多的汉城市民为李承晚及其政府的垮台而欢欣鼓舞。
北朝鲜电台在直接对南方的宣传广播中警告说，美国是不能信赖的。北方的广播和出版物说，美国曾经在中国帮助过蒋介石，可是当共产党的力量一占上风时，它就撤走了。他们声称，只要北方力量继续向南推进，美国会从朝鲜退出。
然而，无论北朝鲜人有多少机会来鼓动民心支持他们，这些机会很快就白费了。由于北朝鲜人民军的后勤问题，这支军队实际上只能“靠山吃山”，士兵们在汉城挨家挨户搜刮大米。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从此汉城居民没有大米，勉强度日”，粮食价格直线飞涨。据送达中央情报局的难民报告说，7月末汉城的大米价格是釜山的7倍，大邱的11倍。
7月间，当北朝鲜人占据明显优势时，平壤电台反复鼓吹韩国的后台老板必败的论调。平壤电台还广播了一份据说是由仍然留在汉城的48名前国民议会议员联合签署的文件，它呼吁大田的议员不要再支持李承晚，站到“人民”的一边来。为了国际舆论，北朝鲜人还请来法国、英国和中国等国的共产党报纸的记者来到朝鲜，斥责美国轰炸北方的罪行。这些记者写道，由于美国人“从云层上”投掷炸弹，他们显然是在进行“恐怖轰炸，旨在杀害和平居民”?9９liｂ?。但是到了8月中旬，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尽管有关轰炸和土地分配的宣传仍在进行，但是关于‘必胜论’的宣传不再出现。”北朝鲜人还试过黑色宣传手法，“散布联合国军胜利的假消息，当这些报道被证明是虚假的时候，美军的士气就大受打击”。
尽管北朝鲜政权无意实行粮食配给，但为了缓和粮食匮乏，它处决了一些黑市商人和囤积居奇者。新政权通过各级街区委员会，系统地征用满不情愿的劳工去修复汉江大桥。由于美军不停地轰炸，这项工作无人愿干。中央情报局8月初的一份报告指出，最初支持共产党政权的左翼分子被美军轰炸弄得“斗志涣散”，他们对北朝鲜能否取得最后胜利心怀疑虑，于是“扯下袖标，行动举止也收敛多了”。
但是处于困境的防御者仍在向朝鲜半岛的尽头退却，对他们来说，北朝鲜胜利的幽灵仍然是如此真实。
兵员不足
当时，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忙于处理更为紧迫的问题，难以顾及情报工作。7月9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来电报，承认四个师不足以阻止北朝鲜人，他要求“刻不容缓以现有的一切运输手段”再增派四个师。电报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吃一惊，因为仅在两天以前，麦克阿瑟还提出四个师足够用，现在他却把数字翻了一番。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无视这种基本的战略算计：如果满足麦克阿瑟的所有要求，美国陆军将全部投到朝鲜作战，西欧或者美洲大陆就没有任何士兵进行防守。6月底仓促做出的判断看来始终是一项很无把握的决定。至少参谋长们之中有一位，即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希望自己当初应大声疾呼反对干预。99lib?惨痛的一些失败。
一个美国营的覆灭
1950年7月，在降临到美国陆军的许多灾祸中，恐怕以第29步兵团第3营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该营的覆灭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证明，把训练差劲、装备低劣的士兵投入战斗必然会导致灾难。更确切地说，这个原在冲绳执行警备任务的“团”，应该称为一个营，因为它仅达到1 200人编制的半数左右。尽管如此，7月中旬，该部队奉命开往日本，并且得到保证说调往朝鲜之前先接受6个星期的训练。
毫无疑问，该团需要做一些准备。士兵进行野战训练的时间极少，其中一些仅凭道听途说才知道陆军的基本武器M-1型步枪的操作要领。作为警备部队，他们仅仅处理日常公务和治安，远东司令部当局没有人想过需要动用这个被占领的岛屿上几百人的部队，因为实在排不上号。
麦克阿瑟突然需要部队——任何部队均可——使第29团受到关注。7月20日中午，一艘运输船驶入冲绳，运来400名未经训练的新.99lib.兵补充到该团。新兵们只准从船上取下盥洗用具，他们排着散乱的队形走向供应站，然后被补充到该团仅有的第1营和第3营。军需官向他们发放武器和野战装备。几小时后，他们又返回运输舰前往朝鲜，而不是按照原先的允诺开往日本的训练场。
军官们表示强烈反对。第3营代理营长托尼·雷博少校向他的第8集团军上司诉苦说，士兵们大多结束仅仅8周的基本训练，具有战斗技能的人寥寥无几。经过软缠硬磨，他才从第8集团军G-3（作战处）助理处长阿伦·麦克莱恩上校那里得到允许，在釜山进行为期3天的强化训练后再投入战斗。
承诺来得痛快，取消得更快。部队于7月24日到达釜山后立刻奉命开赴战区的中心晋州。阿伦·麦克莱恩上校显然受到沃尔顿·沃克将军的压力——而沃克又不断受到麦克阿瑟的催促——因此他没有心情来考虑该团指挥官的疑惧。因此，曾经允诺的6周和3天的训练都未兑现。相反，该团两个营却被一股脑地推上前沿阵地，步枪和迫击炮还未经试射，0.50口径的机枪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防护油。
三军参谋长通过与东京的往来电报得知了事态的发展，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该部队的调动，尽管每一种迹象都表明这一调动将招致灾祸。
7月26日，第3营到达前线刚刚几个小时，就在河东附近走进北朝鲜人的一个伏击圈。设置在一条涧沟两侧的机枪向美军队伍猛扫，军官们疯狂地呼叫头顶上都看得见的美国飞机前来轰炸，但无线电失灵，飞机飞走了，没人觉察到地面发生的惨剧。美国步兵们争先恐后地渡过深涧中一条20英尺宽的深溪逃命，他们为了游泳甩脱战斗靴、衣服甚至武器。北朝鲜士兵冲到涧边，不慌不忙地消灭了大批美国人。据一名幸存者说：“他们穷追猛打我们，就像在射杀从野火中逃命的兔子。”
根据名册记载，第3营投入战斗时约有757名士兵。两个月后美军夺回河东地区时，阵亡登记队找到了313具被打死的美国人尸体，大多散布在河边和稻田里。一名北朝鲜俘虏供认，他的同志还抓获了大约100名美国俘虏。
麦克阿瑟的确告诉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他打算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时间（和空间）。这一次，他以最残忍的流血作为代价，把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士兵投入了战斗，他们的武器还涂着防护油，部队完全是一盘散沙。但是，使300余名美国人丧命的河东惨案在整个战争中根本不算一回事，甚至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未曾提及。这样，美国确实为20世纪40年代末削减军事预算付出了一部分代价。
一支赤手空拳的军队
负责筹备把美军师从日本运入朝鲜的军官们也为军队战备不到位伤透脑筋。部队缺乏重型武器、弹药、迫击炮管和三脚支架、绊索照明弹、手榴弹，甚至步枪通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35步兵团第1营，它仅配备1门无后坐力炮，这是步兵配备的基本的反坦克武器。激战中机枪枪管很容易发热损坏，但是该营却没有一支备用枪管。士兵用的大部分M-1型步枪和M-2型卡宾枪都不适合战时使用。
车辆的状况更糟糕。所有的车辆至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旧货。一些卡车则破烂不堪，自己发动不起来，还得把它们拖入运输舰；其水箱堵塞，引擎运转稍许就会过热而爆裂；陈旧的轮胎和内胎无法长期承受朝鲜的粗糙路面。尽管朝鲜地图标明主要城市有“公路”相连，但却名不副实，朝鲜的道路是为牛车，而非为现代化的军用车辆设计的。就连从釜山到汉城的主要公路——这是美国夺回首都的必经之路——也是９９lｉb.一条未铺路面、石块累累、坑坑洼洼、路肩陡峭的小路。
沃尔顿·沃克将军所属部队的状况比朝鲜的路况好不了多少。在过去的18个月里，还没征募过新兵。随着战后经济日趋看好，陆军被迫以缩短服役期限以及降低智力、身体标准等措施招募可以搜罗到的任何新兵。朝鲜战争爆发时，远东部队中43%的陆军现役军人只符合陆军普通素质测验中最低的第4级和第5级——负责训练的中士们把这些笨手笨脚的蠢货称为木头人或光头射手。尽管沃克曾经想方设法磨炼这些在执行占领任务期间养尊处优的士兵，但是到1950年7月，还未举行过营以上规模的野战演习。因此，各团各师尚未经过任何协同作战训练就开赴战场。
陆军当局对此有多种解释：和平时期陆军官兵调动频繁；拥挤的日本缺乏野战训练场地，如果陆军动用坦克和其他重型车辆，日本的中世纪的道路网就会被损毁；还有，指挥官和部队中同样都存在着一种想法：原子弹已经使步兵彻底作废——美国拥有这种终极武器，为什么还要步兵上战场冒雨开枪打仗呢？
这些投入战斗的士兵的态度也难以令人鼓舞。一位老资格的美联社驻日本记者金在采访抵达朝鲜的第24师先头部队时大为吃惊。这些年轻的美国大兵几乎一致承认，他们留恋在日本寻欢作乐、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愿到朝鲜打仗。其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对金说：
我只想回到日本我的佐世保塞迪那儿去。我与一位你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小麋同居了两年多。我找的这个地方比我居住15年的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强得多。吃饭有人做，洗刷有人管，袜子有人补，命令有人服从，我简直成了麦克阿瑟，没有人顶撞，一切顺心如意。你可知道，每月只需为这一切付上37美元了事。我从来没有那样舒服过。
当然，这种感觉好景不长。这位缺乏训练、体质虚弱的俄克拉荷马州年轻人就要与敌人交战了，那些敌人却未被物质享受所迷醉。
部队训练素质低劣的主要原因应归罪于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责怪国务院阻碍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南朝鲜陆军，但他却缄口不提美国驻日本部队（他称之为“我的部队”）低劣的素质。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外交和政治细节上，总是抱怨国务院和一股称为“华盛顿”的不明势力如何打乱他的生活节奏，他念念不忘千里之外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但从未提醒自己履行军事司令官督察部队状况的基本职责。由于他的渎职，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在朝鲜战场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未经指导、天真无辜的青年人，理应受到职业军官对他们的更好训练。
战争初始，美联社记者雷尔曼·莫林遇到了运载美军伤员飞回日本的医疗飞机：
一名黑人步兵躺在担架上，轻轻地呻吟着。一名留有胡子的美国兵两条腿绑着夹板，声音嘶哑地嚷着要水喝。一位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脸色惨白，茫然若失，喃喃地唠叨着：“他身上爬满了虫子。他就躺在那里，满身是虫子。噢，天哪，这些虫子……”
莫林注意到，在东京很多人都在说占领部队正在战斗中“接受洗礼”，用军事术语说，就是他们正在吸取作战经验。但是正如莫林所写：“司令部的军官们比战场上的士兵更多地使用这个词。”
远东司令部四处搜罗兵员和装备。文书、厨师、调车场修理工、牧师助手、军官助理，他们统统奉令离开工作岗位，拿起步枪，背起野战装备，登上飞机或轮船。麦克阿瑟还命令一位将军清理军事拘留营，被拘押的人被“恢复”军籍送去打仗。许多犯了罪等候审判的士兵们被无罪开释，因为证人都突然上前线了。陆军部为了加快案件处理的进度，授权第8集团军宪兵主任无须遵循陆军条例的框框，可以自行决定释放犯人。这次正式称为“驱赶行动”的大搜寻，总共造就了2 430名士兵去往朝鲜。
事实证明，为第8集团军装备作战物资，跟准备一个酝酿良久的家庭野餐的物品清单没有什么不同。运输清单上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部队番号：第95兽医食品检验分队、第55工兵应急桥梁连、第8080陆军邮政部队、第56陆军军乐队，每支部队都为战争效力。要求供应的种类也无奇不有：第8集团军的财务部门要求生产15个野战保险柜，供第179财务出纳处使用，“这样克莱因斯少校就可以用它们运送钞票”（发给部队）；阵亡登记?9９ｌiｂ?队要求4套指纹印用品和100把锁；军需部门要领25把锁用来锁仓库；信号团申请44.4吨干电池。
已在战场的部队打来电报，要求在匆忙之中切勿忘记可供享受的物资：“军需官要向朝鲜运送2.5万箱啤酒，其中1万箱要即刻发运。”这是每人每天一罐所需的数量。（在东京的供给官员四处采购，找到一名制酒商，他答应“以每箱2.15美元的价格立刻供应10万箱啤酒”。）军队的娱乐部门“特别服务队”一天之内把“供消遣的读物”装了7个板条箱运往朝鲜，每箱装有“一套”25本平装书，50份一套９9lｉｂ?
李承晚把美国大使馆的哈罗德·诺布尔召到他的临时办公室，并向他解释自己的意图。诺布尔能否帮忙用军用设施向韩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一份电报？
诺布尔认为这项要求合乎情理，便带着电文来到第24师通信处。一名中士告诉他，只要军用线路有空闲，立刻将电报发出去。第二天，诺布尔来核查电报是否按照允诺已经发出。未发。该师的新闻官把电报扣压了，理由是李承晚在发给其他国家首脑的某些电报中批评了苏藏书网联，“这与上级政策和本师所接受的确切指令相抵触”。
诺布尔忍气吞声，向陆军的层层指挥机构讲情通融。参谋长此刻正在北部前线，G-2（情报处）反复强调该师奉命不得在公开声明中谈及苏联。
诺布尔反驳说：“你瞧，这不是在发新闻稿，这是大韩民国总统的一份声明，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与美国陆军无关。”
G-2还在嘀嘀咕咕，说第24师有自己的规矩，电报业务均由它执掌，如果李承晚想发表带有煽动性的声明，那么他必须另想办法。一名G-2的下级军官甚至直截了当地要诺布尔出示证件。
诺布尔同军事官僚机构奋战了两天，依旧一无所获，只得把这场官司直接打到他的老朋友威廉·迪安将军那里去。迪安对通信处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把电报发出去吧。
美国人的这种怠慢其实毫无必要。李承晚原来就喜欢不时地发表一些荒唐的声明，说什么在战争中“孤军奋战”、得不到美国的支持。现在他的这一癖好变本加厉了，穆乔大使设法使这些言论不致传到新闻界。唯一可以使李承晚平静下来的是他那位颇具耐心的欧洲出生的妻子，她是一位对政治现实极为敏感的妇女。据穆乔回忆说，他和李夫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小小的程序上的谅解”。如果她觉察到“他（指李承晚）打算做些她认为是不甚适宜的事”，就会打电话给穆乔，建议他来走访。她在电话里无须具体说明，“来电话就是提醒我有事”，然后穆乔就会“找些借口，说是顺路来拜访这位老人。如果我坐的时间长一些，他就会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在那些十分危急的日子里，她总是采取这种办法”。
穆乔当时与美国军方也一直麻烦不断，因此他同情李承晚在电报事件中的处境。有好几次，穆乔的专车驶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正门时被卫兵挡驾。他们声称，只有上校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进出此门，甚至穆乔的大使身份也无法使某些士兵改变态度。
穆乔与军方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他晓得对这些身着军服的懒鬼咆哮和跺脚毫无用处，一名文官更是无济于事。因此他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些愚不可及的士兵们心悦诚服。他在车保险杠前端插上一面美国国旗，在另一端竖起一面带48颗白星的蓝旗，比沃克将军还多45颗星。
莫名其妙的哈罗德·诺布尔问穆乔说，他作为大使，旗上该有几颗星。“48颗，”穆乔答道，“我代表整个美国。”卫兵再也不找他的麻烦了。
不过，穆乔对于美国军方对待韩国陆军的轻蔑态度却无能为力。尽管战线一半由韩国部队据守，但是他们难以公平地分享从日本运来的装备。第8集团军的军需官们只打算为自己的部队积蓄物资，根本不顾朝鲜人。在后方，装备不齐的美国人无视沃克将军的直接命令，截留供应韩国部队的物资。第8集团军的冷漠态度甚至殃及美国军事顾问，军官们不仅要为新来的人腾出自己的住所，还要省下自己的食物。
让穆乔感到不安的是，新来的美国人毫不掩饰他们对韩国人的轻蔑。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部署兵力时“根本”不打算考九九藏书虑韩国陆军。（几天以后，一支韩国部队经过激战，解除了对他右翼的威胁，他这才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盖伊还把农民驱赶出他的师的防区，全然不顾给农民及其家庭造成的疾苦。他还让韩国国民警察也离开他的防区，这样反而使他自己部队的安全受到削弱。（沃克逼迫他撤销这些荒唐的命令。）美国人对南朝鲜人戒心重重，从不向他们透露任何重大事件，以致韩国外交部长不得不去参加新闻发布会了解战况。
南朝鲜人对美国人的妄自尊大一时只能忍气吞声。但是一年以后，当他们有机会在和谈的关键时期报复时，使美国人为99lib. 自己的不友善态度付出了数倍的代价。
渔网堵漏
整个7月，威廉·迪安将军把一营又一营的美军投放到北朝鲜人挺进的道路上，这种零敲碎打地投入兵力的办法迟滞了但却从未阻止过北朝鲜军队。战争成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美军向南节节后退，已接近崩溃境地。有一次迪安说：“阻止这些朝鲜佬就好比是用渔网堵漏。”
然而，接二连三的例证表明，美国陆军在装备和实力方面的不足之处，被军官和士兵个人的英雄主义气概所弥补。在天安一个贫穷小村庄的一场混战中，第34步兵团团长罗伯特·马丁上校发现自己是在场唯一会发射2.36英寸火箭筒的人。一队坦克向城里隆隆驶来，马丁命令中士杰里·克里斯蒂森装弹，随后跃出小屋，用火箭筒直接瞄准一辆北朝鲜坦克。坦克和火箭炮同时开火，北朝鲜的炮弹把马丁的身体炸成两段。克里斯蒂森的一只眼球被震出眼窝，他把眼球塞回眼窝。他疼痛难忍，流血不止，使他感到慰藉的是看到北朝鲜的一辆坦克中弹起火。（克里斯蒂森当天被俘获，12月因伤死于俘.99lib.虏营中。）
第21步兵团仅有2 000余人，抗击有17 000人并且得到坦克支援的2个北朝鲜师。该团奉迪安的命令“死守”大田以北的鸟致院城。战斗第一天，部队还得到空中支援。但当天夜里和次日大雾茫茫，从空中无法看清敌方目标。由卡尔·詹森中校指挥的该团第3营首当其冲，受到北朝鲜人精确协同的攻击，其坦克安然无恙地越过地雷区，原因是陈旧过时的美国地雷炸不响。战斗打响的头几分钟，精确的迫击炮火摧毁了营指挥所、通信中心和弹药堆集处。北朝鲜步兵在浓雾的掩护下，悄悄溜进了美军阵地。但是勇气与惊慌共存。二等兵保罗·斯皮尔同其他一些士兵在连指挥所附近被一挺机枪火力所封锁，斯皮尔抓起一支手枪，这是他可以找到的唯一武器，然后只身直闯机枪阵地。冲到目标前时子弹打光了，但他仍奋力冲击，像挥舞棍棒那样挥动手枪。他那凶猛的冲击驱散了射手。（身负重伤的斯皮尔后来被授予杰出军人十字勋章。）99lib?
北朝鲜进攻的可怕力量——坦克加上优势火力——使该营许多士兵神经崩溃。当撤退的命令终于来到时，他们置若罔闻。一名军官向一群蜷缩在路边的未受伤的士兵讲话，他们拒绝离开。一名军士说：“中尉，你还是走吧，我精疲力竭，他们将不得不收容我。”拥有800人之多的第3营在这次战斗中共减员60%。得以撤至后方的部队中，90%的士兵丢失了枪支、弹药和水壶，一名不幸的士兵回来时钢盔和鞋子都丢了。
但是，在迪安看来，重要的是：为数不多的美军士兵已经迫使两个气势汹汹的北朝鲜师在三天的时间里放慢了推进速度，为麦克阿瑟将军９９ｌiｂ?
谋长，后来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史密斯此人瘦骨嶙峋、疾病缠身，但他才智出众、管理能力非凡，在职业军人圈中即便不是深孚众望，也是一位备受敬仰的人物。正如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部下雷·克莱恩在几年后说起史密斯：“甲壳虫（他的绰号）是一个性情非常一贯的人，他永远是怒气冲冲。”但是史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存在，意味着这个幽灵机关不再是遭受军方和国务院冷遇的孤儿了。
倒霉的团队
沃克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北朝鲜人进入釜山以北55英里的大邱，该城是公路和铁路枢纽，拥有釜山以北唯一可供使用的机场。沃克不希望北朝鲜空袭造成更多的混乱。守卫大邱的任务由威廉·基恩少将指挥的第25步兵师担负。柯林斯将军把基恩将军描绘成一位“忠诚可靠、不屈不挠的军人，具有稳重的性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手下担任过参谋长，在北非和欧洲经历过战斗。尽管他担任现役军官已有31年（1919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但第25师是他首次指挥的实战部队。
沃克命令基恩在大邱以北构筑阵地，以阻止北朝鲜人席卷洛东江河谷。基恩率领部队抵达俯视尚州城的地方。尚州是那一地区山区公路的枢纽，位于大邱以北45英里的洛东江河谷处。在那里，美军见到的是一派混乱景象，难民和溃逃的南朝鲜士兵混在一起，组成了尘土飞扬的人流。
7月20日，第25步兵师投入战斗。第一项任务是扼守醴泉这个小城，由步兵第24团担负——这支清一色由黑人组成的部队是根据1878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组建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第24步兵团战功显赫，但是从那以后，该部队便沦为美国军队中所盛行的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士兵们被用来做些服务性工作，遭受其他部队的嘲弄和蔑视，不管他们表现如何，都只能被当作“次等士兵”。因此，该团大部分人的态度是：这帮家伙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我们干吗还要替他们去送死？第24团入朝头几个月发生的情况表明了部队搞种族隔离是多么荒唐，同时也加速了黑人部队与其他部队混编，使黑人士兵同其他士兵享有同等待遇。9９liｂ?
在醴泉开战的头一天，第24团就厄运当头。才打了几个小时仗，部队就乱了阵脚仓皇逃跑。军官们声称他们遇上了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朝鲜人民军。但是次日，一支侦察部队并未发现北朝鲜人到过醴泉的迹象，该城显然是被美军炮火击中起火的。翼侧的第35步兵团一位询问情况的指挥官抱怨说，他从第24团一名营长那里“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
在以后的几天里，第24团军官及其部属们还未恢复信心。第2营沿着一条山路开进时，突然遭到一门轻型迫击炮和一两支自动武器的袭击。随行的韩国军官认为那可能是一个小型路障，建议迂回绕过，但是指挥官显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美军“乱作一团地”撤退了。直到该营营长到来，才使“惊魂未定”的士兵镇静下来。（第二天，一支韩国部队扫荡了这个路障，俘获2挺轻机枪、1门迫击炮和30多名游击队员。）
两天以后，韩国部队向东转移，以包抄沿海岸南进的北朝鲜人。由西面进入尚州的道路只剩下第24团单独防守。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第24团又一次自取其辱。陆军的官方史料虽然不愿意批评部队或者个人，但是它写道：
第24步兵团在尚州以西几乎所有的战斗中，都蔓延着惊慌的情绪。士兵们擅离阵地，溜向后方。他们把武器丢弃在阵地上。有一次，第3营从一座高地撤下来时，扔掉了12挺0.30口径的机枪和3挺0.50口径的机枪、8门60毫米迫击炮、3门81毫米迫击炮、4支3.5英寸火箭发射筒以及102支步枪。
另有一次，L连进入阵地时（在前线）共有4名军官和105名士兵。几天后，该连从阵地上撤离时，散兵坑里仅剩下17人。在此期间，只有1名军官和17名士兵因伤亡及其他原因离开阵地。有3名军官和88名士兵去向不明。
下山路上，17名士兵的撤退队伍不断地扩大，抵达山脚时，已拥有1名军官和35名士兵了。
第24团的战术是白天坚守，晚上逃跑。7月29日白天，北朝鲜人的迫击炮一个劲地射击，第1营的士兵中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他们连夜逃跑。阵地上只剩下1个野炮营和1个工兵连——主要是靠了不可思议的3 000发榴弹炮弹，其中大多数是直接向北朝鲜人开火的，他们那天晚上守住了阵地。
该团的军官们对此憎恶不已，他们终于在战线后方建立了检查站。团人事军官约翰·伍尔里奇少校阻拦任何驶离尚州的车辆。他平均每天截获75名逃兵，最多的一天抓住了150名。
到7月30日，第24团已经撤到尚州以西仅3英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基恩知道该团气数已尽，于是命令第35步兵团的1个营在该团后面进入阵地。第二天，北朝鲜人又进攻了，目标是主阵地前的警戒阵地。
守卫警戒阵地的连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约克郡的利昂·吉尔伯特中尉临阵怯逃，15名士兵追随其后。团长霍顿·怀特上校以及其他军官命令吉尔伯特返回阵地，他拒不从命，说自己吓坏了。一名士官带着士兵们返回了阵地。
第24团始终未能洗刷掉“开溜”部队这个名声——美国士兵喜欢把这个名字送给一触即溃的部队。一年以后，军服上的第24团臂章还会招致其他部队的讥讽奚落，有时还有讽刺挖苦的小调《开溜摇滚》：
中国人的迫击炮轰轰叫，
24团的老爷们撒腿跑。……
第24团的表现加快了白人和黑人混编的步伐。劳顿·柯林斯将军指出：“黑人士兵只要经过良好的训练并与白人战友完全混编，就会同样英勇善战，并可得到平等的对待。”第24团的很多士兵在战火中英勇果敢，出类拔萃。
来自纽约市的一等兵威廉·“威利”·汤普森在该团第3营的重机枪连。8月初，在釜山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的一场战斗中，该营另外两个连在交火中惊慌失措，仓促溃逃。一名军官后来说，他被本连溃败的士兵撞倒过三次。汤普森却不然。当他的连队在集结地域遭到敌人伏击时，他架起机枪向进攻的敌军猛烈扫射。排长下令撤到更为有利的阵地上去，汤普森仍然不停地射击，掩护撤退。一名军士想把他从机枪上拉下来，被他一把推开。
他说：藏书网“我也许突围不出去了，那我一定要多打死几个偿命。”
该排其余人员急速撤至安全地带时，依然听见汤普森的机枪发出的嗒嗒声，接着响起北朝鲜手榴弹的爆炸声。他的枪声很快消失了。一年以后，陆军部向第24团M连一等兵威廉·汤普森追授一枚荣誉勋章。
北朝鲜人的战术打法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初出茅庐的美国部队对于北朝鲜人离经叛道的战术打法已经有所领教。
——敌军士兵脱光衣服，浑身涂满烂泥，企图溜进美军阵地。
——10个8个士兵的敌军小组先是进攻，然后举手佯装投降。美国人停止了射击，出来接受投降时，“一个连级规模的北朝鲜部队就从隐蔽的阵地发起攻击”。
——50多人的北朝鲜部队发动自杀式的进攻。当美国士兵集中火力对付这股部队时，另一些敌军部队就趁机包抄进攻侧翼。
——许多北朝鲜士兵携带着平民服装（一种白色的类似睡衣的南方传统装束），当他们不想被发现，或者想要隐藏在应该是友善的村子里时，他们就脱下军服。
北朝鲜人趁乱派遣心理战专家混进南方。宣传的重点因战局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在8月初是强调三个主题：北朝鲜人已经攻占釜山；南朝鲜人应该待在家里，即使他们的城市已经被入侵者占领，不然就格杀勿论；南朝鲜人“不要害怕北朝鲜人民军，因为他们是来解放你们，给你们带来自由的”。北朝鲜人发明了一种原始的可视识别系统，让他们的便衣特工能够相互识别。比如在忠清地区一带，男性特工要在左手小指上绑一条白色绷带，上面涂有蓝色墨水。女间谍就要穿黑色上衣和衬衣，并随身携带一条白布和两个苹果九九藏书。
北朝鲜人仗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对美国和韩国防守部队步步紧逼，慢慢地把他们挤压到了釜山防御圈。然而在8月中旬，情报分析专家们在研究北朝鲜战俘的审讯记录时，发现了敌人的严重弱点——这个问题在美国集结重兵准备一次反攻时，将会变得更为明显。
有些北朝鲜战俘年仅16岁；1950年初招募了“大量新兵”，他们在被分配到战斗连队去之前，只接受了4到6个星期的基本训练；那些具有直接可用的军事技能的人连基本的训练也免了；射击训练“极为有限”。
各个部队的训练水平也差别很大。最重要的人物似乎是“文化教官”，他们在连队一级进行“政治教育”。陆军的一份情报综述说，北朝鲜士兵缺乏“思想和行动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消息不灵通，服从命令是因为……害怕长官”。但是文化教官反复灌输了“一种信念：他们必须为大众的利益而战斗，个人主义是次要的和不受欢迎的因素”。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号“微乎其微，以致几乎无法觉察”。
但是北朝鲜的步兵战士们打仗时，就指望不上美军供应站的那种物质享受，比如平装书和罐装啤酒等。陆军的情报报告说：
北朝鲜步兵……个个粗犷强壮，惯于日常艰苦生活。其装备简单轻便：仅有一身军装，一件手持武器，一些弹药和衣袋中少量的个人用品。他们穿着轻便的帆布胶鞋，易于快速持久通过复杂地形（山地和稻田等），尤胜过我军装备之士兵。他们仅靠相对少量食物维持生命，大多是搜罗所得。疲倦时他们憩息于就近的掩蔽所或旷野之中，一席草垫便是床铺。
甚至他们的部队因伤亡和失利而解散时，北朝鲜士兵会丢弃其军装，穿上从附近民居找来的任何衣服，仍然以单兵或者临时游击的方式继续战斗。
7月末，沃克将军对第1骑兵师和第25师无力阻止北朝鲜人坦率地表示不满。他们经常“在似乎是不必要的情况下”撤退，“而且部队惊慌失措、溃不成军”。
沃克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滩头阵地，他也意识到他的军队处于遭受侧翼攻击和大量牺牲的危险之中。北朝鲜人现在也明白他们不需要与美军正面交锋，他们只需要绕过侧翼，从背后发起进攻。
“就地死守！”——沃克
7月26日，沃克决定设法把部队撤至“预备阵地”，他可以在那里坚守到美韩部队发动反攻；撤退的时间以后再定。同一天，沃克打电话给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并与远东部队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通话。谈话的内容仅从阿尔蒙德一方面透露出来，因为6个月后沃克便告罹难，但谈话结果却使两位将军彼此一直耿耿于怀。
阿尔蒙德后来对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说，沃克请求批准将他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从大邱转移至釜山，而且要立刻转移。他担心通信设备遭受破坏，万一被摧毁或被缴获都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他认为北朝鲜人已兵临大邱城下，这些设备危在旦夕。第8集团军将进入“按计划撤退”的阵地，沿着洛东江布防。
沃克的两名高级军官否认他曾说过此事。第8集团军的参谋军官及其通信部门直到差不多一个月以后才得知这一撤退计划，而且新指挥部是在东部沿海的蔚山，而不是釜山。甚至在8月底这些通信设备面临危险时，“第8集团军参谋部的负责人也……无人提议把司令部转移至釜山”。
阿尔蒙德说，他将向麦克阿瑟转达这一请求，但他“个人”认为，转移到釜山会给第8集团军和韩国部队带来严重的影响。后撤会使韩国部队认为，第8集团军不打算待在朝鲜，并且“可能是一场总溃败的先兆”。
阿尔蒙德与沃克通话以后对麦克阿瑟说，朝鲜的局势“岌岌可危”，需要他本人亲自关照。他敦请麦克阿瑟“立刻”去朝鲜与沃克见面。阿尔蒙德强烈暗示，他认为沃克已经信心动摇，需要最高统帅亲自为沃克打气鼓劲——或者下最后通牒。因此第二天上午，麦克阿瑟同阿尔蒙德一起飞赴大邱，同沃克密谈了90分钟。
据阿尔蒙德回忆，麦克阿瑟只字不提头一天沃克提出的请求，也未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战地指挥官。他只是说，第8集团军必须停止后撤，坚守阵地。决不能发生“朝鲜的敦刻尔克”。
麦克阿瑟本人的回忆录也未提及他与沃克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见。但是，尽管麦克阿瑟措辞谨慎，他还是向沃克转达了这样的信息：第8集团军是可以损失的，不管损失多少人，发生任何情况，第8集团军必须就地死守——或是说与阵地共存亡。陆军老将沃克对此心领神会。两天以后，他向基恩将军和第25师的参谋军官们交代了他（和麦克阿瑟）的意图：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争取时间的战争。不能再有后退、后撤或调整阵地，或者任何你想用的别的说法。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各部队必须反击，置敌人于混乱状态。不能有敦刻尔克的再版，也不能有巴丹的再版。退守釜山会使那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屠场之一。
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被那些人俘虏毋宁战死。我们是一个团队在作战，藏书网我们将同生死共患难。
谁丢失阵地，谁就将对数千名战友的死难负责。
我要求你们把这一命令传达到全师所有的人。我希望人人都明白，我们这一次将坚守阵.99lib. 地。我们必胜。
沃克最后通牒式的命令传达到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但对命令的解释却是五花八门。一名战地军官说，他的士兵得知命令的意思是“就地坚守，直至战死”——在没有友邻部队保障侧翼的战斗中，这是一项不公平的命令。但是一名团长说，他同他的士兵接到命令时都有“很大的解脱感”。正如这位军官所说，他的部队掘壕据守时，“每一铲子都挖了大量的土”。
几天以后，《纽约时报》的军事评论员汉森·鲍德温九九藏书
写道：“沃克发出‘就地死守’的命令”，“对五角大楼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谴责。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五角大楼过于热衷地散发让人欢快、轻松和乐观的定心丸”。
历次战争的统计数字更加突显了沃克的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欧的平原战场上，拥有1.2万至1.3万人的美军师坚守1.15万至1.85万码的防御正面。但是在朝鲜，韩国和美军师的兵力只及1918年师的一半，防御正面竟令人难以置信地达到10.36万码。（这是1950年8月第1师面对倭馆的情况。）
远东司令.99lib.部的一份内部评论说：“战线太长，难以防卫或者坚守，甚至由巡逻队监视都不可能。按照兵力密度计算，平均10码的距离中只有一至二人防守，身后什么也没有。当然，实战中并不存在这种橡皮筋式的松弛的兵力部署。北朝鲜人可以渗透的缺口达几英里宽。……”沃克只能来回倒腾“他那些疲于奔命的预备队，应付一个又一个危机”。
陆战队到来
但是1950年8月份，沃尔顿·沃克将军的防线出现了一线生机——陆战1旅表现出色，它是陆战1师派往朝鲜的先遣部队。与陆军相比，海军陆战队具有多种固有的优势：他们在美国受过实战训练；他们抵达朝鲜时的建制严密，官兵们相处达数月之久（而不是以小时计算，许多仓促组建的陆军“连队”就是这样）；他们坚持支配自己的空中支援力量，并且有多年协同作战的经验。此外，由于陆战队强调，不管士兵执行何种任务必须经过艰苦的素质训练，因此，他们抵达朝鲜时的状况比陆军部队要强得多。
沃克交给陆战队的任务是坚守釜山防御圈的左翼，即釜山正西的晋州和马山一带地区。该旅的正面是令人生畏的北朝鲜第6步兵师。该师在攻占汉城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此以后，该师在西海岸向南一路横扫，几乎未受什么损失（该师有8 000人，仅有400人伤亡）。师长魏方少将完全有理由充满信心，他在7月28日对部队说：“同志们，敌人的士气已经一落千丈。……我们的任务是……歼灭残敌……解放晋州和马山，这是切断敌人咽喉的最后战斗。……第6师的战士们，我们要消灭敌人，争取立功。”
但是陆战旅却使北朝鲜人的攻势戛然而止，他们与之为争夺一些无名高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些高地只能用其高度的米数来命名。镇东里以西有一座称为342高地的山头，被一名军官比作平地上的一颗臼齿，陆战队在这座高地的山坡上首次投入了战斗。在夏末的炽热中，冲击山顶需要有异常顽强的毅力。士兵们跌跌撞撞喘着粗气，“个个精疲力竭勉强攀爬着陡峭的山坡”。士兵们爬了几步又滑倒跌回原处，咒骂几声。有些人昏倒，沿着小道跌落；其他人弓着腰，直恶心。但军.99lib.士们和士兵们仍然保持着队形，不停地前进。他们抵达山顶时遭到射击，北朝鲜人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交了火。
在以后的几周里，陆战队单枪匹马地同北朝鲜人在釜山防御圈左翼展开了战斗——他们对各自的阵地进行试探，时而退缩，时而冲击。在最初的几天里，陆战队甚至还向前推进，夺取了固城和泗川两座小城，并且取得了开战以来美军的首次重大胜利——“固城火鸡射击之战”。战斗经过如下：
陆战队大胆地穿过路障，冲破埋伏，突进了小镇固城，使北朝鲜守军乱作一团。一支车队仓皇逃命，遭到陆战队炮火的追击。
由于车速快，陆战队大炮装弹和重新瞄准须花费时间，北朝鲜车队满可以逃脱。凑巧，刚从美国“巴东海峡号”航空母舰起飞的一队攻击机正在执行搜索攻击任务，它们在固城以北地区上空寻找目标。指挥官阿诺德·伦德少校和他的飞行员发现了一长串令人手痒的目标，便俯冲下去。这是一个北朝鲜摩托化团的100多部车辆，其中包括吉普车、摩托车和运兵卡车。
海盗式飞机从低空呼啸着飞过长长的车队，用火箭和机枪猛扫。北朝鲜人慌忙分散隐蔽，车藏书网 辆互相冲撞，或者滑进壕沟。车队停止前进以后，海盗式飞机从容不迫地反复向车队攻击，向车辆猛烈开火，40多辆汽车冒出了股股浓烟。
几小时后，攻击结束时，陆战队的先头部队赶到袭击车队的地点。士兵试开这些漂亮的黑色苏制军用吉普车和带斗摩托车，其中大多数还是崭新的，军官和军士们则只当没有看见。陆战队员们打开机盖时发现，吉普车的发动机却是熟悉的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品——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助苏联人的剩货。
在几天后的时间里，陆战队沉浸在短暂的欢乐之中。他们巧妙地使用近距离空中支援，从容不迫地击退了北朝鲜人。在地面近距离作战中，他们严明的纪律和优势的火力使他们频频告捷。北朝鲜人损失惨重，仅举一例：观察哨发现一批北朝鲜人正攀登泗川附近的一座高地。技术军士利切斯基率领一个班在山脊上设下了埋伏，静心恭候，直到北朝鲜人距他们不到75英尺时才开火。几秒钟后，39名北朝鲜人除一名之外全部被歼。唯一幸存的是一名军官，在送往指挥所以前因藏书网队政治部门有责任教育战士接受并善待战俘。”
与韩国和美国军队待在一起的美国记者们，对他们所在战线这一边显而易见的违规行为并非视而不见。实际上，老资格的记者约翰·奥斯本的心情是如此不安，他在8月末的《时代》周刊上对他所谓的“代理人的暴行”大加讨伐。奥斯本并不主张要发表什么“义正词严的控诉”，或者对“北朝鲜更加严重的暴行”给予原谅，但是他确实列举了“在朝鲜的战争的基本事实”：南朝鲜警察和我在前线地区看到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也十分残暴。他们杀害战俘，免掉他们押送战俘去后方的麻烦。他们杀害平民，以免他们挡道碍事，或者免去搜捕和审讯的麻烦。他们刑讯逼供以获得情报（这些情报是我军需要，并向南朝鲜审讯者索求的），其手段如此残忍，不能具体详述。
美国人把朝鲜人对战俘和共党嫌疑分子施行残酷行为当成其根深蒂固的性格来对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凯耶斯·比奇承认，他的无动于衷曾经达到这种程度：他可以袖手旁观“南朝鲜士兵把共党嫌疑分子打得血肉模糊”而不加干涉。有一次，他遇到一群妇女，由手持刺刀的卫兵看守着，她们被迫跪在锋利的石块上，双手平举在头上。一个婴儿在一名妇女面前爬着，想要够到她胸部吃奶。她不敢动弹。《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卡尔·麦丹斯忍无可忍，他抱起婴儿，送到他母亲的胸前。
暂时的平静
8月底，战场上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仿佛作战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同意喘一口气。陆战1旅的指挥部转移到靠近马山的一处新营地，此地后来因被陆战队员称作“豆子地”而闻名。在和平时期，这里确实如此。陆战队在这里第一次有机会修理和试射武器，补充在激战的日子里丢弃的个人物品。由于有了直升机，.99lib.甚至在这个休整地区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的巡逻部队都吃上了热餐。李承晚总统来到这里，颁发紫心勋章和其他奖章，甚至一群南朝鲜姑娘前来举行了演唱会。
眼前的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甚至最笨的士兵也注意到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满载物资的卡车一辆一辆地驶入釜山滩头堡，看来是供已在这个国家的部队使用；但与此同时，陆战1旅的后勤.99lib. 队的人。“有时他们在某个地方找到一大群正在干活的人，”戴维斯说，“他们就会把车开过去说，‘有人想走吗？’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就搞齐了我们需要补充的全部陆战队员，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在加利福尼亚的彭德莱顿营，陆战1师的作战参谋阿尔法·鲍泽上校在营地各处急急忙忙地搜寻装备。彭德莱顿营有一个叫作帕尔格斯营的地方，这里是主要的装备存放区，多年来已无人问津，“装备就睡在荒草野藤当中”。登陆中要使用的登陆艇自从1945年以来就堆放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附近的干旱沙漠中；现在它们被匆匆运往加州南部的港口，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最起码的检验性行驶。陆战队认为——他们也确实得到了这样的允诺——他们在日本做短暂停留时将有时间进行此种检验，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正如该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少将回顾的那样：?９９lｉｂ.
“把它们运到神户以后，给它们加满油，吊出底舱，放进水中，然后（它们）就浮上海滩——如此而已。没有为仁川登陆进行演练。这些水陆两用车辆下一次再开动时，就要从坦克登陆舰上疾驰而出，由水上冲向滩头。”陆战队史学家安德鲁·吉尔评论说：“这些登陆艇中经历过硫黄岛和冲绳战役的老艇数目，比驾驶它们的人当中参加过那些战役的老兵数目还要多。”
尽管有种种混乱，史密斯将军和鲍泽上校还是想方设法组建了一个师，并定于8月14日至18日起航，鲍泽把这次航行称为“最为糟糕透顶的混乱航运”。只有一件事没有着落：关于该师在何处投入战斗的任何消息。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麦克阿瑟仍然坚持在仁川登陆，但华盛顿仅仅被告知预计登陆的日期，即便这一点也未得到最后批准。史密斯将军99lib?对他到达远东之后究竟要干些什么颇为好奇，便在8月初派鲍泽乘飞机去日本，他自己在陆战队登船之后也跟着去日本。史密斯认识到，他不能允许自己舒舒服服地坐上三个星期的船。
戴维斯上校也不愿意荒废时间，因为他也知道，陆战1师绝非一支仅供观赏的人马。船一驶离港口，训练立即开始。“我们带上了沙袋，还在船尾架起迫击炮，进行射击。小伙子们是头一次发射迫击炮。”船队的指挥官“对这些喧闹不已的做法颇为吃惊”。陆战队就是这样开赴战场的，他们从船尾投下一些箱子，然后向它们发射教练迫击炮弹。
麦克阿瑟的计划受到质疑
阿尔法·鲍泽上校从加利９９liｂ.福尼亚到日本的横越太平洋的飞行用了三天时间，他几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尽管如此，远东司令部参谋处的一辆汽车在机场迎接他，并把他火速送往第一大厦，这是陆战队的一位军官头一次听到关于仁川登陆的情况9９ｌiｂ? 通报。凌晨2时，鲍泽前往设在美国海军“麦金利山号”军舰上的一个战备指挥所，他又工作了几个小时，直到困得睡着了，“但就我而言……当时有无数的问题完全没有得到回答”。距离麦克阿瑟拟定的登陆日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九九藏书时间，但他的参谋人员居然还回答不了鲍泽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退潮时滩涂底部是什么情况？能否通行？会不会陷住两栖登陆车辆？下次涨潮时，登陆艇会不会粘在底部浮不起来？高潮面距海堤顶有多高？2英尺还是20英尺？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鲍泽在一次很不舒服的睡眠之后，便着手搜集关于仁川港的确切情况，但他很失望。“陆军方面应该有这些情况，我们在仁川待了很多年。”幸运的是，陆军很快从运输队找来一位二级准尉，他曾经就在仁川码头工作。?99ｌｉｂ?
年5月中旬以前登陆都将不能进行，因为“一直没有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朝鲜战役的计划”。然而G-3所没有认识到的是，麦克阿瑟并不打算让五角大楼了解他的战略计划。
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指责说，在他把自己的打算大致告诉柯林斯和范登堡之后，华盛顿足足“沉默了三个星期”。华盛顿的看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他们受到冷落，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一怒之下，决定再派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横跨太平洋。他们于8月19日启程，麦克阿瑟对这一消息勃然大怒。“他们到达以后马上可以看出，”他说，“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来商谈，不如说是来劝阻。”柯林斯不同意麦克阿瑟的说法，正如第二年春天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所说，东京之行是为了“了解作战计划究竟如何。坦率地说，我们是被蒙在鼓里。……”
麦克阿瑟的“绝妙陈述”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他们在第一大厦六层的一间镶有墙板的会议室里开会，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为壮观的一次高级军官们的聚会。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是谢尔曼海军上将、柯林斯将军和空军副参谋长伊德沃尔·爱德华兹将军；代表海军的有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和多伊尔海军上将；麦克阿瑟方面的人有阿尔蒙德将军、多伊尔·希基将军、克拉克·拉夫纳将军、埃德温·赖特将军。阿尔蒙德与陆战队的谢泼德将军和史密斯将军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这两位军官没有出席会议说明了这一点。实际登陆将由陆战队施行，这是本次行动中最危险和最复杂的部分，然而他们的代表仅仅是一位中校，他是作为多伊尔的情况介绍军官之一参加会议的。这一疏忽是微不足道的，谢泼德后来在日记中指出：“那些天里，陆战队在东京不是讨人喜欢的角色。”
海军方面首先介绍情况，总共有8个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会议室，前后间隔为8分钟。他们没有谈及麦克阿瑟的宏伟战略规划，而是介绍局限于行动的直接保障问题。火炮支援军官阿利·卡普斯少校说：“我们列出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和自然的不利条件——仁川样样俱全。”“如果开出一张关于两栖作战禁忌事项单子的话，”通信军官门罗·凯利中校说，“那你会得到一份仁川行动的真实写照。我们很多制订计划的人认为，如果仁川行动成功，我们将不得不改写教科书。”
海军在仁川的主要问题是潮汐和地形。那里的潮水平均涨落差为20.7英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涨落差之一。但在预定入侵的那天，由于月相的关系，潮差将达32英尺左右。退潮时，几百年所积淤的泥滩向港外延伸达2英里多。随着潮汐的起伏，潮水冲过通向陆地最佳通道——狭窄弯曲的“飞鱼峡”时，其速度每小时可达6海里。海军水雷专家说，飞鱼峡是布雷的天然场所，任何一艘船沉在那里都会阻塞这条航道。船只驶进海峡时，犹如驶入“死胡同”，在那里船只无法掉头。一艘动弹不得的船只将阻碍整个船队。
第一次高潮将出现于早上6时59分；然而，两个小时以内潮水就会退去，致使攻击舰船将在泥泞的岸滩上搁浅，成为北朝鲜海岸炮兵的良好射击目标。它们将搁浅至下一次高潮的到来，时间是晚上7时19分，即日落后半小时。因而两栖部队冲过海峡航道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同时还要.９9ｌib.尔曼嗤之以鼻，说：“我将毫不犹豫地把一艘船开到那里。”
“你说起话来就好像是范瑞加特一样！”麦克阿瑟颇为赞许地说。
柯林斯将军在海军介绍情况之后的发言中，对第8集团军突破釜山包围圈的能力表示担忧。会议之前，柯林斯曾匆匆走访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将军。沃克“为堵住他千疮百孔的防线上的漏洞而忙得焦头烂额，无从考虑今后突围的事”。此外，由于陆战1旅将从沃克的部队中抽出并配属给反攻部队，他的兵力也将被削弱。
柯林斯警告说，如果第8集团军不能向北进攻，这对入侵仁川的部队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他提议以群山作为替代地点。这个海港位于仁川以南100英里，没有仁川那些不利的自然条件，接近北朝鲜人民军穿过论山和大田的补给线，更为靠近第8集团军的战线，因此会使联合国军的两支部队更容易会师。谢尔曼表示同意。他请求麦克阿瑟忘掉仁川，进攻群山。
麦克阿瑟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一边抽他的烟斗，一边听海军参谋人员、柯林斯和谢尔曼发言。他们的发言结束后，麦克阿瑟又沉默了片刻，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戏剧性的效果。屋子里的很多人以前都曾领略过麦克阿瑟的滔滔辩才，他们知道他酷爱夸张做作。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能不为之所动。
麦克阿瑟对这段吊胃口颇为欣赏。他后来写道：“阿尔蒙德在座位上不安地移动着。如果真有那么一次沉默可称得上是耐人寻味的话，那么此刻便是。我几乎可以听到我父亲的声音，好像他在许多年以前那样告诉我：‘道格，军事会议产生胆怯心理和失败主义。’”接下来，麦克阿瑟讲了45分钟，刚开始时语气平缓，然后逐步“以娴熟的技巧突出重点”。柯林斯后来写道：“即便排除明显的戏剧性效果，这是一次对他决心铤而走险、登陆仁川的观点的绝妙陈述。”
屋子里除了麦克阿瑟的声音以外静默无声，一缕缕的香烟烟雾在依墙而挂的巨大的军用地图前面飘悬缭绕。麦克阿瑟讲话时不用讲稿，但会上无人质疑他根据记忆所讲述的事情的准确性。
由于大部分北朝鲜军队都集中在釜山防御圈，麦克阿瑟确信“敌人……对仁川的防务未曾做到应有的准备”。反对在仁川登陆的论点“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助于保证这次出奇制胜的因素”，没有一个敌军司令官将会想到美国人竟会如此“鲁莽地”冒险进行这种进攻。他举出英国人1759年奇袭魁北克的例子，当时一小队人马攀上了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高岸，使法国人猝不及防。
麦克阿瑟承认海军的反对意见是“实质性的和中肯的”，但“不是不能克服的”。他是信任海军的，而且可能“更胜于海军信任它自己”。海军在二战的两栖作战中曾经克服了类似的困难，它在仁川也能够一如既往。
麦克阿瑟继续说，所提出的另一个登陆地点群山的危险会小一些，但价值也小一些。在那里进攻将不会扰乱北朝鲜人的后勤供应线。“像这样一次翼侧运动以不搞为妙。”他也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一次“流血但无决定意义的”尝试来让沃克的第8集团军从釜山解围，“敌人不过是在他们的补给线和交通线上向后退而已”。
但是，夺取仁川和汉城将能切断北朝鲜人的补给线并能封锁半岛的整个南部。北朝鲜人民军越往南进，补给线就越脆弱，所有的补给线都汇集在汉城。“夺取汉城以后，我将使敌人的补给系统完全瘫痪，”麦克阿瑟说，“没有军火和粮食，北朝鲜人将很快陷于孤立无援和分崩离析，并且容易被打倒。……”
麦克阿瑟唯一的其他选择是继续在釜山进行消耗战。“你们甘愿让我们的部队在那个血腥的环形防线里，像牛群在屠宰场里那样束手待毙吗？”他说，“谁愿意为这样的悲剧负责呢？当然，我绝不愿意。”
麦克阿瑟的讲话接近高潮。“我几乎能听到命运的秒针在嘀嗒作响。我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们将灭亡。”他最后说：
假如我的估计不准确，而且万一我陷于无力应付的防守地位，那我将……亲自把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以免遭受惨败。那时唯一的损失将只不过是我个人职业上的名誉而已，但仁川之战不会失败。仁川之战必将取得胜利，它将挽救10万人的生命。
甚至疑虑重重的柯林斯会后也为之所动，但仍有保留。翌日，海军上将谢尔曼和雷德福与两位被排斥在会议之外的陆战队将军奥利弗·史密斯和莱缪尔·谢泼德谈话。根据在过去的几天里所收到的海军方面的侦察，陆战队认为仁川以南30英里的浦升面是一处更好的登陆场所，那里的水深，登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阿尔蒙德听不进仁川以外任何可供选择的意见，他讲得越多，史密斯和谢泼德就越恼火。阿尔蒙德对他们说：“所有这些两栖玩意不过是一种机械行动。”
史密斯对此很明白。“我想要告诉他一点严酷的事实，而他则目空一切，还把我称为‘小孩子’，这使我十分恼怒。”
陆战队的将军们要求拜见麦克阿瑟，终于得到许可，但他没有心思听取更多的反对意见。他在前一天已经说服了更多的人，他现在希望陆战队不要多嘴，并执行命令。麦克阿瑟说，夺取仁川，然后是汉城，这将很快结束战争。“下5个美元的赌注，”他说，“我就有机会赢得5万美元。我决心已下，这便是我要做的事。”
谢99lib.尔曼最后会见了麦克阿瑟。他们所讨论的事情没有记录，但谢尔曼后来的确说：“但愿我也有同他一样的信心。”
总统赞许
8月初关于台湾问99lib.t>题的争执使杜鲁门总统勃然大怒（见第五章），而现在却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供了一个渠道，他能够以此向白宫的一位特使就“铬铁行动”直接陈述他的意见，从而有效地绕过了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这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人们可以回顾一下，杜鲁门曾派自己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去东京，就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支持蒋介石的话对他进行规劝。
哈里曼当时只是听说了仁川计划的粗略内容。他在与麦克阿瑟的长谈中问及了更多的细节问题，并对回答感到满意。尽管麦克阿瑟对国家政策的乱加干涉使哈里曼感到气愤，但他认为在军事问题上，“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的确是个国宝”。
哈里曼的热情对总统也并非不起作.99lib.用。“铬铁行动”是幸运的，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在东京听取麦克阿瑟介绍情况之后还未返回，杜鲁门就已连续几天听取了哈里曼关于该计划的意见。杜鲁门对国防部长约翰逊强调指出，应允许麦克阿瑟着手实施其反攻计划。
参谋长联席会议颇为明智地选择不与杜鲁门争辩此事，尽管他们仍然对“铬铁行动”有重大的保留。8月28日，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个极为含糊的“批准”。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赞同具体登陆九九藏书军上将乔伊完全明白了阿尔蒙德将军的意思”。然后乔伊询问史密斯有何想法。“我开诚布公地对他说，如果他们真的进行这种交换，我就要取消在蓝海滩的登陆，只用陆战1师在红海滩登陆。如果我（在两处同时登陆），我就要冒意想不到的危险。”然而阿尔蒙德毫不让步。
在史密斯的坚决要求下，阿尔蒙德允许他和海军上将多伊尔去见麦克阿瑟，以做出最后决定。陆战队的军官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公开造反，当时大约15名军官挤在一艘船的舱室里开作战会议。史密斯的副手鲍泽上校后来不胜惊异地说，多伊尔和史密斯越过阿尔蒙德直接向麦克阿瑟发出个人呼吁，“他们的军旅生涯在那天晚上命悬一线”。他们实际上对麦克阿瑟说：“你要么这样做（给我们陆战1旅），要么另请高明来指挥这次行动。”
第7舰队司令阿瑟·斯特鲁布尔海军上将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既能满足陆战队的要求，又能使阿尔蒙德有机会保留面子。陆军第7师那个补充了韩国士兵的团将在釜山登陆，以取代陆战旅，该旅则与陆战1师一起进攻仁川。
尽管如此，这个插曲“多少动摇了我的信念”，史密斯后来说。“任何人都会认为你能够接受一个像那样的未经训练的团，并在最后一分钟用它换取一个有战斗经验的团。”
陆战旅的问题刚刚解决，敢想敢干的阿尔蒙德又提出了史密斯称之为“另一个心血来潮”的方案。他打算组成一个“特别行动连”以进行突击作战，?9９ｌｉb? 陆战队必须给这个连挑选100个人。“我不想参与那件事，”史密斯说，“因为我需要我所拥有的所有陆战队员。”仅仅几天以前，海军部长还命令陆战队把18岁以下的所有士兵留在日本，不让他们参加战斗。这一决定是国内政治压力的结果，它使陆战1师削减了500多人，史密斯认为他再也不能分兵他人了。
史密斯认为这个突击队的计划是“胡思乱想。他们要登上一艘英国的护卫舰，绕道去仁川，然后换乘一艘小艇向岸滩接近，再划橡皮艇登陆，.99lib.最后夺取金浦机场”。他指出，这一计划有明显的缺陷。这支部队携带的收发报机通信距离只有4英里，因而海军将不知道向哪儿发射至关重要的支援炮火以掩护其主力。“无论如何，”史密斯说，“据侦察报告，金浦机场的人比他们能够对付的人要多。如果他们让我们来干，我们就径直开进，并为他们夺取机场，这只需很少的时间。”
尽管史密斯成功地没有让陆战队员参与这支部队，但阿尔蒙德一直到D日都顽固地坚持这一观点。“这些笨蛋从未考虑过退潮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还要顶着（每小时6至8海里的）潮水拼力划向岸边。这简直是愚蠢透顶。”（阿尔蒙德在最后一分钟放弃了这一计划。）
陆战队和陆军在不相互争斗的时候，便开始张罗进攻所需要的装备。鲍泽感到担忧的是海堤问题。它建在泥滩上，高达16英尺，以挡住罕见的高潮。但即便是在潮水猛涨的时候，“我们仍难以使每个陆战队员登上海堤。……一个站在（登陆艇）舷梯最高处的人如果动作十分敏捷的话……相信是可以跳到海堤上去的”，但士兵们将携带武器和沉重的背囊。所以日本工人和船员们奉命制作攀登用的木质和铝质梯子。
陆战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登陆艇，这些二战中的小艇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沙漠的贮存场中拉来的。海军能够为第7师找到的仅仅是30多艘老掉牙的坦克登陆舰，麦克阿瑟已把它们移交给日本人用于海岸和商业运输。船员都是日本人，会讲英语的人寥寥无几。所以，陆军不得不在每条船上配备一个携带无线电台的联络组——包括1名美籍日本人陆军翻译、2名海军信号兵、1名少尉，他或许能够使日本船长确信，在进攻期间他是一船之长。
另一个问题是情报。北朝鲜人民军在仁川地区到底有多少军队？麦克阿瑟和他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将军都确信，绝大部分北朝鲜军队都集中在釜山周围地区。威洛比的一份报告估计，到9月1日为止，北朝鲜人民军在该地区的兵力为：仁川1000人，汉城5000人，金浦机场约500人。北朝鲜人的炮兵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美国拥有空中优势。情报分析人员估计，北朝鲜“空军”只拥有19架陈旧的苏制飞机。
但是，空中照相和海军小艇的夜间侦察只能得到有限的情报。计划人员需要确凿的、可以证实的情报，这类情报只能来自当地的人。韩国军队没有这样的线索。一位在朝鲜战争中参与了情报活动的美国人说：“当时，韩国军队连把人们送上前线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派人到敌后了。战争爆发后几个星期，特工人员的情报便告中止。这不能责怪韩国军队，任何越过战线的人都可能被抓进北朝鲜的军队。”
“勇敢窃贼”使命
为了获得更为确切的情报，军方求助于一.99lib.位名叫尤金·克拉克的海军上尉，他曾经当过海军军士长，在东方服役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据一位在太平洋战争中与他结识的情报人员说，克拉克除航海技艺高超外，还“具有窃贼的胆量和北非海盗的禀赋”。
在一次中央情报局和军方联合实施的代号为“特鲁迪·杰克逊”的行动中，克拉克带领一批人登上了仁川以南14英里的一个叫永兴岛的小岛。他的任务是侦察登陆地段的具体情况——潮汐、泥滩、海堤、月尾岛的防卫状况等。随同克拉克前往的有1位陆军.99lib.上尉、3名美军士兵和2名韩国翻译。他把岛上友好的朝鲜人组成了他所称的“青年协会”，并派遣他们到仁川地区进行大胆的侦察。一位年轻人甚至爬上了戒备森严的月尾岛。
当北朝鲜人想要赶走克拉克的小组时，这位勇猛的军官在一艘舢板船上装上一挺0.5口径的机枪，冲上去跟敌军的一艘巡逻艇作战。持续的火力击毁了巡逻艇，18名敌军士兵连船带人葬身海底。
几天以后，即9月11日，克拉克亲自侦察了位于飞鱼峡入口处八尾岛上的一座被废弃的灯塔，因进攻舰队将经99lib.t>过这里。他发现灯具已被拆散，但仍可使用。海军能否在登陆的早上以此作导航灯？他用无线电询问。回答是当然可以，于是他把灯塔修复到可供使用的状态。
登陆的头天晚上.99lib.，克拉克及其渗透人员悄悄地驶往八尾岛。他们刚刚离开永兴岛，北朝鲜士兵就来到岛上。他们把帮助过美国人的50多名朝鲜人列队枪杀了。
克拉克在执行这次任务中，也担心他自己的安全。他知道“铬铁行动”的很多详细情况，如果被俘，对北朝鲜人将是无价之宝.99lib.，所以他时刻佩带着一枚手榴弹。他对另一名情报军官说：“一枚手榴弹比用手枪自杀保险得多。”
首次轰击仁川
由于日本地窄人稠，“铬铁行动”的计划者们没有打算保住东京新闻俱乐部的记者们称之为“常识行动”的秘密。相反，他们还需要有计划的兵不厌诈之举。对朝鲜东西99lib. 海岸的轰炸看起来是不分青红皂白，但具有暗示性的地点却指向仁川以南的港口城市群山。在连续9天的时间里，远东空军轰炸和扫射了群山30英里半径以内的公路、桥梁和铁路。英国皇家海军的“凯旋号”巡洋舰一次次地驶近群山，它的舰炮喷出了阵阵火舌。9月11日，群山城本身遭受了一场猛烈的空中轰炸。最后，在釜山港码头待命登船的陆战1旅也列队排好，由军官们高声介绍他们在群山可能会遇到的抵抗，以及滩头和地形情况。
朝鲜的码头工人也听到了这通演讲，因为它是由一个公共广播系统来扩音的。舰队起航时，《纽约时报》（于9月14日）不顾它实行的严格的自我新闻检查，无所顾忌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敌人战线背后的朝鲜沿海进行一次两栖登陆显然是一种可能的战略。”
接着，就在登陆的前两天，轰炸的重点突然转移。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满载着9500磅（每枚约150磅重）的凝固汽油弹，猛烈轰炸了月尾岛的临海地段，把岛上的地表面炸成了一片火海。翌日，9月14日，又轮到海军出动，舰载攻击机把一颗颗炸弹投向海盗式飞机留下的浓烟滚滚的废墟瓦砾之中。
现在，登陆部队已万事俱备。拂晓时分，一支由4艘巡洋舰（2艘为英国人的）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令人生畏的舰队乘着高潮，浩浩荡荡地驶进通往仁川的飞鱼峡的咽喉部位。巡洋舰在那里进入了发射阵位。驱逐舰排成了一列纵队，驶进狭窄的海峡，希望能够吸引敌人的海岸炮火，并摧毁那些火炮阵地。舰船驶进海峡时，太阳冲破了由薄雾和炊烟组成的朦胧烟霾。《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此刻正在美国的“罗彻斯特号”巡洋舰上观战，他觉得月尾岛“看上去像是一个野餐者的天堂，岛上草木青青，恬静安谧”。
但好景不长。北朝鲜人在岛的北端推出一门火炮，炮手们发疯似的准备开火。但美国海军的“德哈文号”驱逐舰的大炮先发制人，它的5英寸炮组一次齐射就敲掉了这门炮。舰队的其他炮火也加入炮战，在1300码的距离上向海岛射击，以搜寻敌人的炮阵地。
在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里，北朝鲜人的火炮一直保持沉默，其原因或是由于炮手反应迟缓，或是由于指挥员们不希望暴露他们的阵地。在这以后，他们便开始了猛烈的回击。“在海岛蜂腰部附近，一串大炮发射的火光隐隐闪现，”美联社记者雷尔曼·莫林报道说，“大炮发出金红色的火光，频率极快，整个山坡闪现出一片火光亮点。”
凶猛的反击炮火回答了关于北朝鲜人民军是否已在该岛重兵固守的争执问题，仅仅美国海军的“科利特号”驱逐舰就中了5发穿甲弹。
但是，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6艘驱逐舰向月尾岛发射了998发5英寸的炮弹，停泊在海峡入口处的巡洋舰也向月尾岛和仁川市内倾泻了猛烈的炮火。军舰撤出之后，舰载飞机又飞临月尾岛，进行了最后轰炸。
进攻的火力准备动摇了仁川守备司令官的信心，他向上级司令部报告了遭受海空军突击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敌人将进行一次登陆。”他打电报说，“我所指挥的部队都在准备战斗。所有部队都将部署在指定的阵地上，以便在敌军企图进行登陆作战时击退他们。”几周以后，美军在缴获的北朝鲜人民军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些电报，但没有迹象表明上级指挥部对之有所注意。９9ｌｉb.
翌日，美军又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轰炸了月尾岛。这次炮击持续了75分钟，把1 732发炮弹倾泻在岛上——这差不多等于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倾泻到奥马哈海滩上的炮弹数量。一位从美国海军“福吉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行员报告说：“整个岛子就像从头到尾被犁了一遍.99lib.。”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忐忑不安。近距离的战斗表明，北朝鲜人把他们的很多火炮隐蔽在炮洞之中。幸存的大炮是否足以摧毁次日清晨由小型登陆艇组成的相对脆弱的舰队呢？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员们一次次地领教了日本步兵的能力，他们深挖洞躲在地下，炮击结束后就钻出来战斗。“福吉谷号”航空母舰上的一位飞行员从空中看月尾岛，它就像“一片废墟”。然而，从滩头看月尾岛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人们还记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仍未收到麦克阿瑟的登陆计划，他们从8月中旬就一再要求得到这一计划。9月13日深夜11时，满身污垢的林恩·史密斯中校走进五角大楼，向一位夜间值班军官报到。他奉麦克阿瑟之命送交入侵计划，离开东京已经三天了。一位保安军官为他送来的35磅重的文件开了一张收条。
有人问史密斯途经了哪些地方。“很多地方。”中校答道。尽管他的任务紧急，但在他飞越太平洋后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时，却没有专机来接他。他只好搭车去旧金山，从那里乘一架民航班机前往华盛顿。这架飞机的终点站是芝加哥，史密斯又换乘一架支线飞机，短途飞行后抵达首都。
他现在筋疲力尽，唯一的希望就是找个机会换换衣服，刮脸，也许还能睡上几个小时。有人告诉他在办公室的一张长沙发椅上休息。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在上午审阅他们等待已久的“铬铁行动”计划。
麦克阿瑟登船出发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尽管神通广大，但也不得不看天行事。9月3日，“珍妮”台风正式开始了亚洲的台风季节，它以每小时100海里的风速，掀起了40英尺高的巨浪，狂啸着横扫了集结的登陆编队。然而，尽管风吼海啸，损失却微乎其微：6艘舰船被吹离了锚地；1架起重机一时失去控制，随风摇摆；人们极为担心一艘装载主要通信设备的舰只的抗风能力。但狂风过后，船员们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使整个舰队完好如初，准备开航。
然而，航海经验丰富的日本人告诫美国人说：经验表明，在这些水域，如果一次台风过后出现汹涌奔腾的白帽浪，那么不出10天就会又来一场台风。所以，海军上将多伊尔把他的计划提前了一天。9月11日，他的旗舰“麦金利山号”跟随最后一艘运输船驶出神户港，开进了波涛汹涌、狂风吼啸的日本海。
麦克阿瑟坐镇旗舰。几天以前，他叫来一些记者，其中很多人自二战的太平洋战争时就一直与他在一起。麦克阿瑟对记者们表示欢迎，好像他是要去进行一次愉快的周末旅游，而不是一场危险重重的军事行动。与下属和来访的名流要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表现得清高冷漠。然而与一群新闻界人士在一起时，他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兴致勃勃，插科打诨，那些玩笑话他的参谋军官们却难得一闻。
“我要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战斗，我愿意让你们这些小伙子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们愿意去的话。”他说。
“我说是一次小小的战斗，实际上是一场大战。”麦克阿瑟一行将于明晨南飞。“我换了一架新飞机，”他说，“我要坐着它跟着你们。”他一边笑一边向记者们挥动他的黑色烟斗藏书网
。“但你们这些穷小子将乘我那架老飞机‘巴丹号’。”
在日本离朝鲜半岛最近的佐世保港，麦克阿瑟邀请记者们随他登上“麦金利山号”军舰，然后在舱室里听取了特遣部队司令多伊尔海军上将的情况介绍。台风的余波仍然使大海波涛汹涌，尽管风浪使麦克阿瑟疲惫不堪，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地大谈“铬铁行动”的设想。正如《时代》周刊的卡尔·迈登斯所说，麦克阿瑟的这番宏论很大程度上是他8月23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疑虑重重的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夸夸其谈的普及版本。麦克阿瑟此刻的听众在以后几天里将在他们的报道中或是描绘他的丰功伟绩，或是他的挫折失败。99lib?
麦克阿瑟说：“战争的历史证明，一支军队的溃败，十有八九是因为它的补给线被切断。我们正是力争如此。”夺取汉城将切断在釜山周围战斗的北朝鲜人民军的补给，促使他们瓦解。麦克阿瑟最后说：
我们能够投入1.5亿美国人，但他们仍然可以投入4倍于美国人的亚洲佬。我因此决定，我将打一场不是发挥敌人实力，而是发挥我方实力的战争。我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可以避开敌人优势和发挥我们优势的计划。……
多伊尔承认，登陆在技术上是困难的。他把仁川称为“我们在朝鲜沿海进行两栖攻击最糟糕的地方，但……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攻击能够奏效的唯一地方，我们的目的是登陆、分割并歼灭敌人”。
有人询99lib.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共介入。“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答道，“那么我们的空军就会使鸭绿江史无前例地血流成河。”
麦克阿瑟“信使”通报情况
林恩·史密斯中藏书网统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声音：“放下船尾闸门。”接下来的命令是要陆战队员们换乘小一点的通用登陆艇，这种120英尺长的小艇将把他们送上滩头。他们都蹲伏在坦克和货物之间。
船坞登陆舰在水中停了下来，用来屏障海水的甲板隔障被放了下去。通用登陆艇顺着滑道倒退着冲进平静的海面，笨拙地转弯掉头，然后直冲滩头。
此时，火箭发射船已经把炮弹上膛。矮胖笨拙的火箭发射船与线条优雅的驱逐舰和航空母舰相映成趣，它们驶到离滩头只有几百码的地方，看起来就像是脱离了拖轮的驳船。然后下达了开火的命令。一簇簇火箭弹从发射船上腾空而起，以弧形弹道直蹿天空，然后倾泻在月尾岛残存的守卫者头上。
就在通用登陆艇颠簸起伏地驶向海滩时，陆战队的海盗式战斗机又一次向岛上俯冲投弹。通用登陆艇现在离滩头只有几百码了，一名陆战队员喊道：“岛上的东西给我们留一点。”最后一枚炸弹投在岛上时是早上6时29分，4分钟以后，7艘登陆艇在岛北端的绿海滩抢滩。它们撞上沙滩时艇身震颤，接着便稳住了。艇首门放下了，坦克鱼贯而下，陆战队员跟在后面猛跑。
第一批登陆的士兵担心遇到抵抗，一下船就在滩头上卧倒，举起枪准备射击，但却没遇到任何抵抗，因他们登陆的地方遭到了彻底摧毁。陆战队员们冲过滩头，到达海岛北端时，只遭到了零星步枪的射击。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仍在进行，F4U式飞机用机关枪泼水似的猛扫冲击部队前面的地方，子弹在陆战队员前不足50码的地方溅起了阵阵烟尘。
陆战队的首要目标是该岛地势最高的无线电高地的北坡。一路上遇到的零散而麻木不仁的北朝鲜士兵无心再战，宁肯投降。九九藏书早上6时55分，即第一批陆战队登陆后仅仅25分钟，阿尔文·史密斯中士就把一面美国国旗系在无线电高地山顶的一棵被炮火洗劫过的树上。
正在把望远镜对准该岛的麦克阿瑟不住地点头表示满意。“好啦，”他站起来说，“我们一起喝咖啡去吧。”
陆战队的阿尔法·鲍泽上校后来描述月尾岛进攻战斗时，把攻击部队轻而易举的登陆归功于海空军的轰炸。“很多人（北朝鲜人民军的士兵）走出地堡和防炮洞时摇摇晃晃，处于完全懵了的状态。……即便他们没死或没受重伤，也都神志恍惚，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
《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上岸的时候，目睹了守军崩溃瓦解的情形：
三四个身体半裸的北朝鲜士兵面容憔悴，惊恐万状，双手僵直高举，在一名陆战队员的命令下走进他们原来的一个浅壕沟。我用日本话跟他们交谈。“你们会杀死我们吗？”其中一人结结巴巴地说。我说我们不会杀他们，他跟另外几人说了几句，他们眼中的恐惧神色稍稍缓和。
想不到的是，第三批登陆的陆战队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该营的H连为第一攻击波，据认为他们已经肃清了该岛的北端。但是，第三攻击波的I连却遭到一阵雨点般的手榴弹的打击。该连镇定下来后，看到侧翼有一个修在悬崖底部的炮阵地。北朝鲜人不时探身出来扔手榴弹，然后蹲下隐蔽。
I连决定给20多名守军一个机会，使他们放弃毫无希望的抵抗。一名翻译人员爬到悬崖边上，告诉那些士兵说，他们的处境毫无指望，并请他们投降。他们的回答是扔过来更多的手榴弹。
连长罗伯特·麦克马伦上尉唤来跟随陆战队爬上山坡的坦克，其中一辆——实际上是一辆经过改装的推土机——隆隆作响地开到这个颇为棘手的地方，用碎石把那个炮阵地封了起来，消灭了这些北朝鲜人。
各处的北朝鲜人都扔下武器停止抵抗。有些人乞求怜悯：“救救我（朝鲜语）。”一个受重伤的人向弗兰克·吉布尼哀求，他全身衣服除了皮靴外都被气浪掀掉，很快就死了。陆战队员们命令战俘们脱光衣服，以免他们匿藏武器，让他们列队前往海滩。战败了的北朝鲜人以为他们要被处死，有一个人跪在路上双手合十哀求道：“不要杀我，我是基督徒。”
上午8时，月尾岛上所有的抵抗都告停止。传到“麦金利山号”的消息说，陆战队现已占领通往仁川港的咽喉要道。麦克阿瑟走进舱室，手书了给“罗彻斯特号”上的斯特鲁布尔海军中将的一份电报：“海军和陆战队从未像今天早上这样表现得如此出色。”
麦克阿瑟“以1对10”的赌注的第一步超乎想象地大获全胜。只有17名陆战队员受轻伤。北朝鲜人民军108人阵亡，136人被俘，估计还有150多人被掩埋在石土之下。
现在该进攻仁川了。
主攻
在上午余下的时间里，陆战队的攻击部队忐忑不安地望着潮水退去。下午1时，陆战队员认识到，尽管他们占领了月尾岛，但他们却为泥滩所包围。担任指挥的罗伯特·塔普莱特中校考虑到几种可能：一支北朝鲜人民军部队将突然出现在似乎是人迹全无的仁川街道上，并全力进攻；或是共产党的坦克纵队迅速开过堤道，消灭他的部队。
然而整个下午都没有动静。仁川市内为数不多的活动迹象之一是老百姓抢了米店。人们曾看到在一条壕沟里有一群北朝鲜士兵，但“曼斯菲尔德号”驱逐舰很快就用30发5英寸的炮弹埋葬了他们。塔普莱特信心十足，下午3时左右，他请求让一支坦克加步兵的部队通过堤道进攻仁川市区。但他的上司并不准备冒这种风险。“麦金利山号”回答说：“不予批准。”
下午晚些时候，塔普莱特的士兵再次准备推进，这次的进攻方向是仁川。尽管命令只允许轰击军事目标，但很多炸弹和炮弹偏离了目标，使整个城市燃起大火，烟尘布满了天空。然而在西边，落日把一小块天空染成了金黄色。一位随军牧师站在《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旁边，他先看了看仁川的混乱场面，又看看天空，然后说：“一边是天堂，一边为地狱。”从对被俘的北朝鲜士兵的审问中的确得到了令人鼓舞的消息：仁川地区的北朝鲜人民军部队只有1 600人，其中大部分为新近应征入伍的，他们训练不足，没有实战经验，且士气低落。现在，他们第一次参战就尝到了现代联合军种令人生畏的火力。
下午晚些时候涨潮时，陆战队的登陆艇再次穿过飞鱼峡冲向陆地，士兵们立刻感到惶恐、疲倦和不适。对1团3营来说，甚至打仗似乎都比乘坐那艘他们横渡日本海用的老掉牙的破船舒服。仅仅两周以前，这条船才从日本沿海运输业中重新征集来，技术军士艾伦·梅因纳德回忆说，船上“充满鱼腥气味”，猫一般大的老鼠在甲板上窜来窜去。该船遇到了一些挤满了逃难的朝鲜人的小船，他们只带着自己可怜巴巴的财产，一位母亲站在一条小帆船上举起她的孩子。“她的话难.９９ｌib.t>以令人理解，但她的意思不言自明。”梅因纳德回忆说。他们背后的城市笼罩在遮天盖日的烟幕之中。海空轰炸又开始了。月尾岛上的大炮已经打哑了，驱逐舰便驶近港口。
在“麦金利山号”的舰桥上，麦克阿瑟将军又坐在他的转椅上，举起望远镜观察火箭发射船的最后轰击。在20分钟的时间里，6 000发火箭弹倾泻在仁川港。炮火使守军晕头转向，但也使上空的烟尘越来越浓。另外两个陆战团（不包括在月尾岛登陆的陆战营）最终登上硝烟弥漫的陆地时，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是像早上那种毫无斗志的抵抗呢，还是在泥泞的稻田里和这座陌生的港口城市漆黑、弯曲的街道上进行一场塔拉瓦式的浴血战斗呢？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混乱有增无减。陆战队员现在开始从运输舰下到小型登陆艇上，登陆艇这次还装载了一批两栖牵引车，如果潮水涨得不够高，便指望这些牵引车能够通过泥滩。
飞机仍在不停地扫射，直至登陆艇离登陆点不足30码时才罢休，它们对底下的陆战队摇摇机翼，急速飞离，去打击汉城至仁川公路上的增援车队。北朝鲜人民军指挥部终于认识到，过去几天的雷鸣闪电绝非声东击西。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同陆战5团1营一道乘船驶向红海滩，经过月尾岛时她看到，它“好像刚刚被一场森林大火洗劫一遍”，她写道：“前面是红海滩。我们极目望去，想看得更清楚些，这时一枚火箭击中了一个圆形储油塔，一股巨大、可怕的环状烟云腾空而起。靠码头一边的建筑物被火焰照得通亮。透过熊熊大火望去，好像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陆战队员开始换乘小型登陆艇，每艘登陆艇装载20名士兵和2副梯子。《时代》周刊的詹姆斯·贝尔与第三攻击波一道乘船，在他看来，红海滩的1000英尺长的海堤“看上去就像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大楼一样高”。
第一攻击波的4艘登陆艇一字排开，下午5时30分左右靠上了海堤，当艇首重重地撞在坚硬的石墙上时，船体猛然停了下来。尽管潮水猛涨，但海堤隐隐看上去仍比艇首门高出4英尺。陆战队员一边架梯子，一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手榴弹扔过堤面，不管后面有没有敌人。汹涌的海水使登陆艇颠簸摇摆，梯子也随之来回滑动。“登梯上堤！”埃德温·德普特拉少尉喊道。下午5时31分，第一名陆战队员终于登上了仁川的土地。
其他人员鱼贯而上，一些人冒险登上摇晃得越来越厉害的梯子，另一些人索性把他们的野战背囊扔在黑暗中，抓住已上岸的几个人伸过来的胳膊攀上堤面。只有断断续续的流弹在空中噼啪作响，德普特拉的排很快就控制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那是通往内陆方向几百码远的一座小高地。
德普特拉所在连的连长萨姆·贾斯基尔卡与第三攻击波一起行动，就在他的登陆艇靠上海堤几分钟之前，他用镇静的口气轻声下达了命令：“你们知道该怎么干，把你们那些该死的脑袋低下去。海堤另一面有一道沟，你们要翻过海堤下到沟里，然后马上起身，向右边的滩头运动。愿你们都走运。”
但这时抵抗加强了。海堤北面一座地堡里的机枪开火了，步枪和机枪也从地堡后面几十码的地方开始射击，一些已翻过海堤的陆战队员顿时陷入火网。
鲍多默罗·洛佩斯中尉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参加过二战，他爬向有机枪的敌方地堡。洛佩斯来到仁川出于自愿。就在彭德莱顿营的陆战队奉命开往朝鲜时，洛佩斯正奉命去弗吉尼亚州坎蒂克的海军陆战队学校报到，接受高级训练。洛佩斯向他的指挥官提出了抗议，前往坎蒂克的命令取消了。两个月以后的今天，他与敌人短兵相接了。他用一枚手榴弹干掉了其中一个地堡，并拔下另一枚手榴弹的保险栓，准备扔向第二个地堡。一阵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打伤了他的右臂和肩膀，他跌倒在地，受伤的胳膊够不到咝咝作响的手榴弹。“手榴弹！”他喊道，接着猛扑过去，用肘部把手榴弹压在身体下面而身亡。
尽管在进攻头10分钟里有8人阵亡，但向红海滩以远目标的推进却进展顺利。陆战队已推进至位于仁川市中心的制高点公墓高地，攻占了爱山啤酒厂的高大厂房。一位军官曾允诺说，如99lib?果完好无损地夺取之，就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然而，火箭轰击的效果过了头。没有一瓶啤酒完好无损，发酵罐也成了一堆破砖烂瓦。
与此同时，通往登陆地域几百码长的水面上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海军的条令要求，像仁川这样规模的两栖作战需要32艘配备着测距仪、无线电台和其他精密导航设备的指挥艇，以确保行动笨拙的登陆艇保持队形并在预定地点登陆，但海军只能找到8艘指挥艇供仁川登陆使用。这样，进攻的后续部队就毫无目标，乱作一团，在渐渐低垂的夜幕中竭尽全力驶向烟火弥漫的陆地。一位名叫埃德温·西蒙森的少校怎么也等不到指挥艇，便向附近的一艘车辆和人员登陆舰呼喊求助。碰巧这艘登陆舰上有很多朝鲜翻译，其中两人急忙登上西蒙森的军舰。他们能讲朝语和日语，但不讲英语。西蒙森于是又对附近另一艘船上的一位海军军官呼喊，询问通往蓝海滩二号登陆区的航道，但那位海军军官仅仅在烟雾中含糊不清地挥了挥手。西蒙森拿出一幅地图询问一位正在驾驶水陆两用车的水兵识不识图，那位船员却沮丧地看着他的仪表盘。“我可不行，”他说，“6个星期前我还在旧金山开卡车。”一个营在蓝海滩上登陆时偏离目标2英里。
甚至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也无意中加剧了这一混乱。他想去看看蓝海滩上的情形，便请谢泼德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一道乘他的专用汽艇前往。阿尔蒙德是头一次目睹一场两栖作战，斯特鲁布尔和谢泼德希望他能够亲眼看看，这并非一场如他几周前所嘲笑的“机械行动”。
他们抵达海堤时，正赶上陆战队的工兵准备在堤上炸开一个缺口，好让履带车辆登陆。
“走开，你们这些笨蛋。”陆战队的一位军士对汽艇喊道，“我们要炸堤。”
汽艇艇长答道：“这是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的汽艇。”
“我可不管是谁的汽艇，”军士喊道，“赶快走开，我要炸堤了。”斯特鲁布尔悄悄地要艇长遵令行事，不到一分钟，剧烈的爆炸便把海堤拦腰斩断。
进攻发起后将近一个小时，北朝鲜的炮手才终于对海上目标（8艘排成纵队驶向岸边的坦克登陆舰，它们装载着弹药、汽油和凝固汽油）开火。笨重、缓慢的坦克登陆舰以整齐的队形，隆隆作响地驶进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火网之中。一艘船上的弹药卡车附近起火，但很快就被船员和陆战队员控制住了。（几小时以后登陆时，陆战队员发现一些汽油桶被机枪子弹击穿。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油桶竟没有爆炸。）
8艘军舰中有7艘立即用40毫米和20毫米的火炮回击公墓高地、观察高地以及滩头右翼的目标，但炮弹却径直落到陆战队的阵地上。其中一个营被海军的炮火击毙1人，击伤23人，这比当天晚上北朝鲜人民军给该营造成的伤亡还多。
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登陆时，正赶上“友军”的射击开始了，她看到子弹——
在我们周围溅起水花。我们翻过高高的钢铁船舷跳进水里，一面尽量用船的一侧作掩护，一面匍匐爬到一处布满石块的海堤底部。不管头四个攻击波有多么运气，我们却受到来自右翼另一个高坡上的步枪和自动武器火力的无情压制。……
一个浪头突然冲上海堤底部，我们看见一艘巨大的坦克登陆舰正冲向我们，它的舰首门已经开启了一半。再有6码，军舰就会把20个人压得粉身碎骨。警告的呼叫声使得每一个人都赶紧逃离海堤，躲开坦克登陆舰，并躲避子弹。
登陆艇靠上滩头时，呼喊的口令终于使登陆艇停止了射击。
然而，两位年轻的水兵大为恼怒，他们对陆战队军士长罗伯特·塔伦特（他是《海军陆战队月刊》的战地记者）说，他们打算自己去“寻歼共匪”。他们拿上了M-1式步枪、子弹袋和一些手榴弹，不顾塔伦特的警告，步履艰难地走上滩头。“他们很快就回来了，但丢了武器，浑身是泥，战栗不已，他们告诉所有的队员说，一些瞎了眼的人把他们当成了枪靶子。”
在整个蓝海滩，泥滩是主要的问题。一些两栖登陆车辆和坦克总算靠上了滩头，另一些车辆和坦克则陷在离滩头300码的地方动弹不得，陆战队员们叫骂不已，不得不艰难地在污泥中跋涉前往干燥的陆地。在蓝海滩登陆的陆战营也受害于海军的拙劣引导，有好几个登陆波顺序大乱，与指定的登陆点相差甚远。登陆后，重装甲的牵引车因受地形限制无法行进，在泥沙中进退两难。
尽管有种种延误和灾祸，但头几批登陆部队很快就肃清了滩头，只有一个隐藏在内陆500码一个塔中的机枪火力点给部队造成了一点伤亡。陆战队打哑了这个火力点，并进入由燃烧的建筑物和烟雾弥漫的街道组成的迷宫般的市区。
北朝鲜人民九九藏书军的射击逐渐停止了，陆战队开始清理战果。正如计划的那样，他们攻占了市中心、城西的公路和所有制高点以及高大建筑。他们的伤亡总数为196人：20人阵亡，1人死伤未定，1人失踪，174人负伤。北朝鲜人民军的损失估计为1 350人死伤或被俘。
麦克阿瑟赌赢了。黑夜结束时，大约1.8万名美军已经登陆，还有成吨的补给品和几十辆坦克及其他车辆。现在，进攻部队可以向第二个目标进击了：夺取汉城和经由该城的交通要道。此时，麦克阿瑟不仅有机会夺回南朝鲜首都，而且可以向东横扫整个朝鲜半岛，把北朝鲜军队困在南方。
麦克阿瑟的巧妙一击看来是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四面八方对他赞誉不绝，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夸奖，但这些溢美之词往往避而不谈登陆得以成功的两个事实：登陆前海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雨点般的炸弹和火箭，使月尾岛和仁川成为一片烟火弥漫的断壁残垣；此外，北朝鲜人只留下了一支警卫部队九九藏书保卫该城。显然，北朝鲜人民军把第8集团军赶出釜山防御圈的决心远胜于保卫仁川。北朝鲜人现在是腹背受敌，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正在席卷整个朝鲜。
陆战队挺进内陆
登陆日之后的第二天，陆战队打算尽快离开仁川，由9月15日上午开始乘船抵达的韩国海军陆战队接管该城。
在朝鲜，往往是地形决定战术。仁川位于一个瘤状的半岛上，往内陆走3英里，半岛的北面和南面就出现了潮水冲积的港湾、黏性的泥滩和盐场，这使半岛变得狭窄了，能够通行的坚实土地仅为1英里宽。仁川至汉城的狭窄碎石路长25英里，与一条铁路并行。公路和铁路首先要经由素砂，这是美国人建立的、由瓦楞铁活动房屋和仓库组成的“新城”，军方长期以来把它作为后勤基地；然九九藏书后抵达金浦机场，这是汉城的主要机场。陆战队的目标是穿越这个25英里长的地带，在北朝鲜人民军调来预备队粉碎滩头堡以前夺取汉城。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北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似乎仍未意识到已经降临到仁川守军头上的巨大灾难。黎明时分，8架海盗式飞机离开“西西里号”航空母舰，沿京仁公路巡航飞行，以寻歼目标。他们轻而易举地发现了目标，6辆T-34坦克成一列纵队，大摇大摆地沿公路隆隆开向仁川。飞行编队指挥罗伯特·弗洛克率队攻击，他的僚机和其他飞行员跟随他横滚、俯冲，然后水平退出。他的凝固汽油弹准确击中了领头坦克的正中间，坦克顿时冒出一股橘黄色的火焰。紧跟着他的海盗式飞机又击毁了后面的两辆坦克，北朝鲜人民军的一发流弹使一架美国飞机冒着浓烟栽到地面。另一队海盗式飞机接踵而至，击毁了另外两辆坦克，并击中了躲在草房中的北朝鲜士兵和车辆。凝固汽油弹的燃烧使仁川周围的滚滚硝烟有增无减。.9９ｌｉb.?9９ｌｉb? 斯的下士从山顶匍匐至半山腰，用他的2.36英寸火箭筒在70码的距离向领头的T-34坦克开火，坦克顿时冒出大火。道格拉斯又瞄准第二辆坦克并将其击毁，这时美军的大炮开火了。
猛烈的射击只持续了几分钟。一些坦克开下公路，力图穿过旁边的稻田地撤离，它们这样做正好迎头碰到陆战队的M-26潘兴坦克。坦克指挥官威廉·波默罗伊中尉把它们放到600码才开火，无后坐力炮这时也开火了。
全部6辆T-34式坦克都被打成了一堆燃烧的废铁，它们中间散布着200多名被打死的北朝鲜士兵。这次伏击大获全胜，陆战队只有1人负轻伤。
麦克阿瑟登陆
D连刚刚离开，一队吉普车就直冲战场，停在还.99lib.在燃烧的北朝鲜坦克旁边，这纯属是一种巧合。到处都是阵亡的敌军士兵，据吉普车一行中的陆战队将军莱缪尔·谢泼德说，一些“在几辆坦克上的死尸都快给烤熟了”。空气中充满了无烟火药和高爆炸药的刺鼻臭味，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走下吉普车时不禁抽了抽鼻子。
将军在拂晓过后不久登陆，前往欣赏他的杰作。他在滩头地区看了看被摧毁的北朝鲜人民军阵地和尸体后便急于前往内陆。（他指着一具敌军的尸体，对他的私人医生开玩笑说：“这个病人你永远用不着给他看病了。”）
这次“巡视”与其说是让麦克阿瑟看看战场，不如说是让他有机会在云集于此的媒体面前露面。记者和摄影师们争先恐后地抢占敞篷吉普车的座位，而这位大胜的将军则是这些热烈举动的中心目标。在陆战1师的指挥所里，他甚至停下来与阿尔法·鲍泽上校亲切晤谈。他跟鲍泽素未谋面，虽然他知道这位陆战队军官是“铬铁行动”的主要反对者。麦克阿瑟受不了哪怕是温和的批评。“他（麦克阿瑟）说，他仍然认为他的想法是正确的，”鲍泽说，“我们在这里的存在足以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认为能够办到的事已如愿以偿。”
麦克阿瑟把各位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召集在一起并宣布说，他想找到一位陆战队团长刘易斯·“骄傲的”·普勒上校，授予他一枚银星勋章，以表彰他在登陆时的英勇行为（普勒甚至在自己的自传中都未提及他在头两天里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而值得获得勋章）。这里也许含有怀旧的成分，因为麦克阿瑟从二战那时起，就对屡建战功的硬汉普勒怀有敬意。但是，当一份无线电报唤普勒与将军会面时，他正忙于攻占一条山脊。
“给他们发电报，说我们正在寸土必争地打仗，”普勒对一位下属厉声说道，“我不能离开这里。如果他打算授勋，那他就得来这儿。”
普勒的傲慢似乎使麦克阿瑟感到高兴。“都上车，”他说，“我们去战场走访普勒。”
麦克阿瑟一行人很快就抵达了前线附近的一座农舍，普勒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房子附近人来人往，电话线纵横交错，表明了这座农舍非同寻常。但却看不到普勒的影子。陆战队员指了指上面的山脊，那里枪声响作一团。麦克阿瑟挥了挥手，吉普车便轰鸣而上。
普勒的助手从山上往下看时，看见车队穿过烟尘急速驶来。“麦克阿瑟将军来了！”他向普勒喊道。
“你怎么知道？”上校问。
“在朝鲜谁能用这么多吉普车去干那些无聊的事呢？谁又能让一位不起眼的上校屁颠颠地离开前线呢？”
快到山顶时，坡度太陡了，吉普车只９9lｉｂ?
抵抗后就投降了。审问后得知，他们是早上那场战斗中幸存的步兵。战斗结束，他们的确一直待在这个涵洞里。
回到仁川市区后，麦克阿瑟９9ｌｉb.
又打算乘船巡视一下登陆地域。他看过通往月尾岛和蓝海滩的航道后，指了指南边一个仍可听到阵阵步枪声音的地区。谢泼德将军终于说话了：“我认为把本战区最高司令带到这里，并使其暴露在零星的步枪和迫击炮火之下是不安全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应使将军的船离开危险地域。”
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谢泼德称他为“老不死的斯特鲁布尔”）发表意见说，谢泼德“害怕上滩头”。谢泼德也回敬了他。但谢泼德的意见被采纳，麦克阿瑟一行在紧张沉闷的气氛中返回“麦金利山号”军舰。然而，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一天他达到了目的：他亲眼见到了他的辉煌胜利。
第8集团军冲出釜山
南部战线离汉城—仁川战线最近点大约也有180空里，如果经由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就更远了。沃尔顿·沃克将军拟就的突围计划要求第8集团军沿北朝鲜人曾用来南进的中心轴线——连接大邱、金泉、大田和水原的公路——向北突进。沃克估计，一旦北朝鲜人得知美军入侵仁川的消息，他们就会士气大跌，成为瓮中之鳖，所以他把突围时间定在9月16日，亦即仁川登陆后的第二天。
第8集团军的参谋军官们对麦克阿瑟的铁砧和锤子战略并不十分乐观。尽管第8集团军在防御圈内不断集结人员和物资，但它的部队充其量只能挫败北朝鲜的攻击和进行有限的反击。弹药短缺的问题十分严重，炮兵部队限制每门炮每天只能打5.９９ｌｉｂ?
非常希望就此发表一份“公报”，而且陆战队应严格遵守他的时间表。
史密斯不希望使自己的部队受制于由公共关系决定的安排。“我告诉（阿尔蒙德）说，我不能就任何事情做出保证，那要看敌人怎么样了。我们会竭尽全力，尽快向前突进。”
然而，阿尔蒙德可不愿意受史密斯的干扰，尽管陆战队表示抗议，他仍打算实现麦克阿瑟的日程。9月19日联合国军抵达汉江南岸时，阿尔蒙德要史密斯“马上”渡江，显然是为了遵守麦克阿瑟的时间表。
如果允许陆战队在推进过程中肃清小股残敌，而不是向汉城急速推进，那么他们会非常轻松惬意。在阿尔法·鲍泽上校看来，陆军的将军们“深受欧洲式大兵团突击作战、席卷敌阵的战法的毒害”。陆军“未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遭到败绩的东方人并不会退出球赛。他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不会跑到公路上举手投降。他会带上一袋大米和几发子弹，钻进洞里，一有机会就打死他能打死九九藏书的任何人”。陆战队和陆军就北朝鲜游击队给后方和两翼造成的麻烦互相“恶语相向，争论不休”。
然而，阿尔蒙德和第10军的参谋人员却不能容忍对“大兵团突击作战”战略的任何延误和修改。比如说，陆战队希望从西面绕过汉城，然后从北向南进攻汉城，此举有利于阻止来自北朝鲜的增援。此外，陆战队估计，由于汉江上的桥梁都已被毁，因此在距离汉城几英里远的地方渡过汉江，比冒着首都守军的炮火渡江更为容易。但阿尔蒙德却下令从正面进攻。阿尔蒙德和史密斯还就架桥器材的供给问题争执不下。阿尔蒙德“总认为汉江上有五六座完好无损的桥梁，实际上根本没有”，鲍泽说。史密斯断然拒绝在没有坦克的支援下渡过汉江，他在这个问题上终于获得成功：陆战队不顾敌军的猛烈抵抗，设法用单节舟桥做成临时的摆渡船，把坦克运过了汉江。
陆战队从汉城南郊攻入汉城时遇到了北朝鲜的凶猛抵抗。大约1万名装备精良的新锐部队从北部急速赶来，依托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准备决一死战。陆战队的主力第5团的2500余人自仁川登陆后就在不停地战斗。阿尔蒙德见最后时限已经迫近，便直言不讳地警告史密斯：如果陆战队在24小时内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他就要把进攻汉城的任务交给戴维·巴尔将军率领的陆军第7师，该师正在从第8集团军原有的地域向北推进。被激怒的史密斯在日记中写道，如果阿尔蒙德认为有必要驱赶陆战队上阵打仗，“那就表明他对陆战队的战斗素质一无所知”。
9月25日傍晚——这是麦克阿瑟要求夺回汉城的最后时限——南朝鲜的首都已经成为一片断壁残垣。为了摧毁坚固的防御阵地，联合国军向城市的建筑物和街道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空袭。（鲍泽认为，如果允许陆战队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从北面进攻，“那么我们不动一砖一瓦就能夺取汉城”。）而正面进攻却使该城的大部分建筑毁于一旦。8时刚过，鲍泽通过野战电话接到了阿尔蒙德的命令。
命令说，联合国军的飞行员报告说，北朝鲜人正沿议政府以北的公路撤离汉城，并提供了其发现撤退部队地区的地图坐标。“你们现在就开始进攻，再重复一遍，现在就开始，竭尽全力实现你们的目标，以确保最大限度地摧毁敌军。阿尔蒙德，签字。”
电报使鲍泽迷惑不解。他立刻核对他的地图，在一盏汽灯闪烁不定的光线下凝神查看。电文所说的是北朝鲜人在汉城以北16英里的一个城镇北部运动；而他仍在汉城进行巷战的部队却报告说，北朝鲜人没有撤退。恰恰相反，他们看来是要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坐标也没有任何意义，那是指汉城至开城公9９ｌｉb.路上的一个地方，几小时以前陆战7团还报告说，他们在那里仍遇到顽强的抵抗。正如陆战队史学家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上校在关于汉城之战的记述中所指出的那样：“此战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第10军司令部的效率——在发出一项至关重要的进攻命令时，竟未察觉其含有如此低级的错误。”
鲍泽是一位战斗经验丰富的军官，他认为这个命令是不可思议的。夜间进攻需要周密的协同和计划。这次突袭将在一座陌生城市里蜿蜒曲折、漆黑一团的街道中进行，而所有的路口都被水泥路障所阻塞。
鲍泽给第10军的作战军官约翰·奇尔斯上校打电话，他是阿尔蒙德的股肱部属。他们通过核对坐标很快就纠正了错误，但是当鲍泽要求重新考虑立即进攻的命令时，奇尔斯却拒不考虑。命令是阿尔蒙德下的，必须执行，陆战队必须立即进攻。
鲍泽急忙赶往史密斯将军的指挥帐篷，打断了他的C类口粮晚餐。史密斯摇摇头，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又打电话给阿尔蒙德的参谋长克拉克·拉夫纳少将。他对拉夫纳说，他在前线的部队没有发现北朝鲜推进的迹象，并提醒拉夫纳，盲目地把部队投入夜战不是可取之策。拉夫纳对此表示同情，但别无他择：阿尔蒙德亲自下达了命令，应该立即执行，不得延误。
当时，史密斯的士兵正遭受北朝鲜坦克和部队的反攻。他看着鲍泽，然后摇摇头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命令传达给陆战1团和5团。”但在传达命令时他又告诫说：“我命令，攻击时要小心协同，不要进行快速推进。”
进攻于9月26日凌晨1时45分左右开始，尽管事先有15分钟的炮火准备，但进攻立即遭到北朝鲜在10辆坦克支援下的300名步兵的猛烈反击。一名陆战队员把敌军反攻的疯狂程度与太平洋战争时日军自杀式冲锋相提并论。陆战队所能做的只是把榴弹炮和机关枪的致命火力倾入漆黑的城市，仅一个机枪组一晚上就打了3万发子弹。
拂晓时分，北朝鲜人退缩了，他们停止了进攻，在汉城街头留下几百具士兵尸体。刘易斯·普勒上校前来视察这场大屠杀。一名战地记者问普勒，他怎么看头一天晚上关于“敌军逃窜”的报告。他说：“我只知道那里有二三百人，他们哪里也逃窜不了，他们全死了。”
当天晚些时候，陆战队最高指挥部满怀反感地听说，夜战开始前几个小时，阿尔蒙德在午夜向媒体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汉城已告“解放”。当天晚些时候，麦克阿瑟也发表了他的声明：
在北朝鲜人发动突然进攻的三个月之后……第10军的战斗部队重新夺取了首都汉城。……汉城的解放是第10军部队协同作战的结果。……到9月25日14时（下午2时）为止，汉城的军事抵抗已被粉碎。……敌军已从该城向东北方向逃窜。
然而，就在同一天，部.99lib.队却在汉城与顽强的守军进行逐屋巷战。“就算是汉城解放了，残存的北朝鲜人也不知道这件事。”一位美联社的记者写道。战斗又持续了三天。
但是麦克阿瑟并没有让现实情况妨碍他大出风头。对他说来，“真相”就是他在东京新闻发布会上的所言所语，而不是作战部队在战场上的实际境遇。
重占汉城
9月28日，汉城的战斗已平静到足以使麦克阿瑟将军凯旋返城，但他希望这件事要有他的特色。他希望乘坐轿车从金浦机场进入汉城，并由李承晚总统陪同。但这样做需要越过金浦与汉城之间的汉江，而当时江上却没有桥。陆战队和陆军一样，是用筏子和两栖登陆艇把整个陆战师送过了汉江。从仁川带来的所有架桥器材都用来做成了筏子。有人询问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从金浦到汉城乘直升机不行吗？不行，将军希望乘车前往。如果没有桥，就现架一座。
怒气冲冲的奥利弗·史密斯将军仍在忙于肃清汉城外围地区的战斗。“尽管如此，看来大部分陆战队都要去为麦克阿瑟架桥，”他说，“他们干了一些最苦的差事。他们（陆战队的工兵）从远东各处用飞机运来了浮舟。我们拆散了几个筏子，并送去浮舟支援他们。”赶在麦克阿瑟早上抵达之前，江桥于午夜时分完工架成。
麦克阿瑟抵达时风头十足。在金浦机场，他出现在专机门口，爽朗地伸着懒腰，还说：“这里跟过去一样。”他随后坐进一辆雪佛兰轿车，向汉城进发，后面跟着4辆参谋人员的汽车和40辆装载记者和其他低级军官的吉普车。
与原先使馆的其他人员一起返回汉城的哈罗德·诺布尔感到，汉城如今是一片废墟瓦砾，甚至比1945年以后的东京和横滨还糟，对于一座在三个月内两度易手的城市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断壁残垣的景象令人作呕。”他说。
美国大使馆建筑物地面一层的侧面已经被炸弹洞穿，地下室里水中漂着一具尸体。（后来在重新装修时，工人们在楼内各处又发现6具尸体；在档案室附近的一条水沟里，还有大概十几具尸体，双手捆绑在背后。）炮火掀走了穆乔大使原来官邸的一部分屋顶，盗贼们已经把家具洗劫一空。
尽管历经浩劫，劫后余生的汉城市民仍倾巢而出，欢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诺布尔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人群中没有从军年龄的男子，而大多是幼小的孩子和老人。他们挥舞着韩国小国旗，呼喊着欢迎口号。尽管诺布尔对韩国政府心存疑虑，但是他看着人们枯槁憔悴的面孔，认定没有人能够组织这样的游行９9lｉｂ?集会。“他们在欢呼在哭泣，因为他们为汉城重获自由而欣喜万分。”
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驱车前往被炸毁的首都大厦，它现在成了一座被烟火熏黑的砖石空壳，墙上弹痕累累。麦克阿瑟的鼻子微微抽动。尽管成队的步兵和陆战队员用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尸体拖出这座建筑，但将军还是嗅到了从破碎的窗户里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
听众几乎全是军界人士：穿着工作服和橄榄绿军装的美军和韩国的军官；几位英国海军军官穿着白色短制服、白色长袜和白鞋；陆战队的史密斯将军同他的部下爱德华·克雷格准将和刘易斯·普勒上校一样，故意穿着战斗服。“命令要求两位师级军官和每团各一名军官参加仪式，”史密斯说，“就（陆战）部队而言，我们奉命不让他们露面，不许别人看见他们。”仪仗队中不包括陆战队，而他们“却在夺取汉城的战斗中肩负重任”，克雷格对此尤为恼怒，陆军的宪兵队尽管“衣着华美，光彩照人……但多少有些不合场景”。对陆战队的冷落没有逃过军界高层人士的眼睛。“这样做对陆战队有点刻薄，”史密斯说，“但我猜想那是政治上的事。”
麦克阿瑟的滔滔口才再次发挥到极致：
拜仁慈的上苍之恩典，我军在联合国——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希望和寄托象征的军旗之下战斗，已经解放了朝鲜的这座古都。它摆脱了共产主义的专制统治，它的人民再度有机会得享生活之亘古不变的内涵：毫不动摇地把一己的自由和个人的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诸如此类的话还有数百言。
接着，麦克阿瑟请所有在场的人与他一起背诵主祷文。就在他们背诵主祷文时，被炮火震松的大厦穹顶的玻璃块掉了下来，跌落在100英尺下的地面上。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人受伤（麦克阿瑟像以往一样对之不屑一顾）。
将军转向李承晚说：“总统先生，我和我的军官们现在就要重返我们的军事职责，而行政方面则归您和您的政府来履行职权了。”
李承晚两眼湿润，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我们敬佩您，我们把您看作我们民族的救星来热爱您。”
不到一小时，麦克阿瑟即启程飞返东京，并满怀信心地认为战争已稳操胜券。《时代》周刊对此赞同，10月9日一期的封面报道大谈“胜在南朝鲜”和“斯大林在朝鲜的失败”。
仁川登陆的后果
仁川的胜利是在几乎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军官的反对下取得的，它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最为辉煌的时刻。当时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担任参谋军官的
李奇微将军这样写道：“哪怕他（麦克阿瑟）建议由一个营涉水走到元山港，大概也会有人情愿一试。”
“北进！”——李承晚
在汉城，李承晚总统认为，关于三八线不可侵犯性99lib.的讨论毫无意义。9月19日，他在釜山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说：“我们必须推进至‘满洲’边境，直到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敌军士兵为止。”他全然不顾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定，“我们不会止步不前”。
麦克阿瑟直言不讳地支持李承晚担任一个统一的朝鲜的总统，然而国务院的态度并非如此。9月初，国务院请麦克?99ｌiｂ? 阿瑟说明夺回汉城后他打算怎样对待李承晚。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对麦克阿瑟表示同情。他收到的来自联合国和华盛顿的指令都在说“恢复”和平与安全；艾奇逊甚至公开说过美国作战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大韩民国恢复到入侵之前的状态”。可想而知，麦克阿瑟满腹牢骚，他答复说：“我不是很清楚你们来电所指何意，但是我除了一丝不苟地执行我已收到的指令外，别无其他任何计划。”他打算——这也是穆乔大使所同意的——尽快使李承晚重返汉城。他并不认为恢复一个即便被赶出首都但仍在行使职能的政府，应该被说成是“重建”。
但国务院仍不满意，说它只同意在南方恢复韩国的权利，北方的未来有待联合国的行动。杜鲁门同意国务院这一补充意见，这个意见也体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发给麦克阿瑟的、基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精神的正式命令之中。电报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开头两段。
本命令……旨在……提供关于你在朝鲜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详细指令。然而，这些指令可能需要根据事态的发展加以修改，因此不能认为它们是最后的指令。为此，你要继续做出特殊努力，以确定中国或苏联是否对实现你的目的构成威胁，并将有关情况速报参谋长联席会议。
你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达此目的，授权你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和空降或地面行动，只要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没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主力部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发表要进入北朝鲜的声明，也没有威胁要对我们在北朝鲜的行动进行军事反击。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的部队都不准越过朝鲜与“满洲”或与苏联的边界，出于政策上的需要，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再者，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将不包括对“满洲”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或海军行动。
命令继续说，在苏联军队的“主力”介入朝鲜北部，或者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南部参战的情况下，麦克阿瑟都要采取守势，并向华盛顿报告。（“主力”一词只适用于苏联人。据知，北朝鲜军队中有很多士兵以前曾在中共军队当兵，还有很多人原籍不明。敌军士兵中来自中共军队的人被俘的概率还是很高的。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公开文件对此缄口不言，但是五角大楼却不希望这些身份错位者的存在影响向北进军。）该命令最后授权麦克阿瑟“促进恢复”韩国政府，但又要他避免卷入有关北方政治前途的问题。９9lｉb?
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密令的当天（9月28日），发自远东的新闻报道中援引的沃尔顿·沃克的话却令人迷惑不解。沃克的话大意是，第8集团军要在三八线停止前进，以等候对追击败退的北朝鲜人的许可。当麦克阿瑟被问及此事时，他否认沃克曾说过这样的话。但这条消息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政治风波。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参议员威廉·诺兰指责说，不穷追猛打入侵者就是“姑息共党分子”。报纸社论都坚决支持摧毁这个共产党卫星国，以防止再度爆发战争。
但是，三八线一事99lib.给美国在国际上造成了问题。那些曾被秘密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中约束性内容的盟国驻联合国大使，都支持把战争打到北朝鲜及统一朝鲜。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公开要求结束朝鲜“人为的分裂”。尽管如此，美国却不希望就是否应突破三八线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冒险在联合国投票。苏联人已经回到了安理会，他们肯定会投否决票。国务院认为，一张否决票会使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杜鲁门政府因此决定避开这个问题，不声不响地去干应该干的事。9月29日，马歇尔将军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份仅供他个人阅知的电报：
我们希望你可以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感觉不受约束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前面提到的声明（即韩国军队也许要停下来“重新部署”）因为需要联合国对越过三八线一事进行投票，从而可能陷于窘境，这还不如由你来发现军事上这样做的必要性。
次日，麦克阿瑟回电说，他“一直在提醒沃克不要搅在与三八线这个词有联系的事情里”，而且他还继续坚持他肆意发挥授权的那些说法：
在我们力量的军事使用方面，三八线并不成为考虑因素。我们部队的后勤供应是主要问题，这使我们不能立即推进。为利用敌军的失败，我军在采取试探性行动或在战术上利用现地地形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越过三八线。我对北朝鲜的整个战略计划（分开使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这两支纵队）你们已经知悉。除非并且直至敌人放下武器，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朝鲜全境采取军事行动。
麦克阿瑟钻了空子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说，在朝鲜最北部地区只能使用韩国军队，但麦克阿瑟的最后一句话却绕过了这个指令，并且他后来还引证马歇尔的电报，为他甚至在中国大规模参战后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做法开脱。艾奇逊（他说马歇尔这份电报发出前他没看过）也认为马歇尔的措辞模棱两可，十分危险。“在我看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份电报似乎旨在平息麦克阿瑟被迫呈送行动计划的怒火。麦克阿瑟得到确认，华盛顿希望他不受约束地向北推进，除非是给他的命令中有所限制。”不幸的是，艾奇逊可以读懂马歇尔的电藏书网报，而猜测不到麦克阿瑟的心思。
麦克阿瑟在其9月30日的电报中说要“在朝鲜全境采取军事行动”，并对给他的命令加以肆意发挥，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却没有提.99lｉb.出异议，而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麦克阿瑟说过，他打算公开说明自己的计划，但他这样做是“不明智的”。相反，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建议麦克阿瑟向北推进，“而不必做进一步的解释或声明，让行动来决定一切。我们的政府希望在完成我们打败朝鲜军队的使命之前，避免使三八线成为一个问题”。
在人们为语义问题争论不休时，国务院试图化解这个问题，因而让麦克阿瑟发表一次广播讲话，要北朝鲜人考虑到他们不可避免的“迅速和彻底的失败”而放下武器。麦克阿瑟并不指望北朝鲜司令部会接受这一要求。实际上，麦克阿瑟10月2日发表的广播讲话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他已经在着手制订一项进攻北方的计划。9月28日，他以藏书网一如既往的方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泛泛描述了他的计划，并保证以后要“详细汇报”。麦克阿瑟像以往一样，并不打算让华盛顿有机会对他的计划指手画脚。
靠不住的战略
麦克阿瑟的进攻计划尽管只是一个大纲，但也使五角大楼的计划者踌躇不决。麦克阿瑟打算让沃克将军率领第8集团军由汉城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跨过三八线，拿下北朝鲜首都平壤。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第10军将由仁川撤出，然后由海路绕过朝鲜半岛，在元山进行两栖登陆。第10军将向西推进，与第8集团军会合。然后两军向北推进至横跨北朝鲜最狭窄的一线，即从东海岸的兴南经宁远至西海岸的清州。这条战线在三八线以北大约100英里，只有韩国军队可以在这条战线以北采取行动。
麦克阿瑟有理由分散使用其兵力。尽管第10军迅速夺取了汉城，但它却无法封锁撤退的北朝鲜人民军的所有退路。虽然敌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已被歼灭，但是很多高级军官已经通过山区或者沿着海岸线逃逸。麦克阿瑟恼火的是，数以千计的敌军毫发无损地越过边界逃之夭夭。他认为，在元山登陆会切断这些敌军的退路，而且也会在东海岸获得一个优良港口，以利今后在北方的行动。
地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太白山脉崎岖陡峭，高耸入云，瞰制着汉城至元山的走廊地带，构成了如一位军史学家所说的“通往‘满洲’边界几乎是一片无路可行的穷乡僻壤”。主要的铁路和陆路都经过自北向南的山谷地带。在整个北方，实际上唯一可通行的东西走向的陆路和铁路就在元山和平壤之间。麦克阿瑟就打算走这条路线。如果在东海岸没有一个补给基地（即元山），联合国军将发现他们在北朝鲜内地进行军事行动是十分困难的。
麦克阿瑟认为，元山将是一个比釜山更有效的补给基地。美国空军以其毁灭性打击，几乎摧毁了釜山防御圈以北的所有铁路和公路桥梁，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能修复它们，因此不能指望将釜山作为输入补给的主要港口。仁川太小，不足以为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进行麦克阿瑟所希望的闪电式进攻提供九九藏书补给。
也有人反对麦克阿瑟的计划，但成效甚微。第8集团军G-3（作战处）的约翰·达布尼上校道出了他很多同僚的顾虑，他争辩说，把第10军从朝鲜撤出的后勤工作会耽搁追歼撤退的北朝鲜人民军，还会妨碍第8集团军向前推进。他和其他参谋人员认为，由韩国军队向东海岸推进并夺取元山，远比第10军在那里登陆的速度要快。第8集团军的参谋人员提出了一个选择方案：将第10军划归第8集团军，由陆路同时进攻平壤和元山。
这些想法被写成一份备忘录，达布尼上校把它呈送.99lib.防御据点。第二天夜里，克拉克的游击队更为大胆，20名只装备着手榴弹的游击队员，在夜幕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海岸，在北朝鲜人民军的鼻子底下走村串巷。他们对居民们说，拂晓时要对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联合国军兵强马壮，势不可当；如果北朝鲜军队抗击登陆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被杀得片甲不留。他们描述了仁川登陆时战祸横溢、死伤惨重的情景，并暗示村民们，他们也可能是在劫难逃。如果北朝鲜老百姓要求立即撤离，就是在帮北朝鲜人民军的大忙。女特工大显神通，因为她们可以和农妇们谈话。（在朝鲜农村社会里，妇女与陌生男人说话时十分谨慎。）于是老百姓都逃走了。
北朝鲜情报机构得知这一事件几个小时之后，便调兵来到这个村子。于是，美国和联合国部队穿过北朝鲜人民军防线的漏洞，悄悄绕过那个村庄向前推进。
英国人胆怯不安
与此同时，华盛顿力图平息其迄今为止最为坚强的支持者英国人的焦虑不安。10月4日，英国大使奥九九藏书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向迪安·腊斯克询问了很多关于三八线以北的军事行动的问题。弗兰克斯所关切的是，美国是否认为现存的联合国决议已授权采取这种行动。
腊斯克的回答是肯定的。北朝鲜人还有战斗力，麦克阿瑟正在穷追猛打；而且，尽管此时只有韩国军队越过了边界，“战场上仍然有敌对的军队，它还在向联合国军开火”；美国认为麦克阿瑟“在军事上有必要继续以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进行战斗”。
第二天，英国驻美高级军事代表、空军中将特德勋爵会见布雷德利将军时对他说，英国的军事指挥机构以及外交部对越过三八线的做法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伦敦的观点是，主要目标应是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并且防止任何使冲突持久化的危险。英国人认为，把联合国军派往北朝鲜有可能扩大冲突。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军队在三八线停止前进一个星期左右，并警告北朝鲜，除非它的军队缴械投降，否则联合国军就要进袭。面对既成事实，英国的计划未对韩国军队加以指责（韩国军队已于9月28日越过三八线）。
布雷德利对英国的要求不予理会。他对特德说，特德所要求的“差不多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英国人至少是暂时平静下来了，并且同意尽力为华盛顿通过一项联大决议，以此作为继续进行军事活动的政治指南。 英国和其他7个友好国家一起，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呼吁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有一个稳定的局势”，在联合国主持下选举一个统一的政府，并立即撤军。该决议案于10月7日通过，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
在此问题上，艾奇逊头脑发热，忘记了做律师的常识。艾奇逊（和他的下属）决心得到联合国对三八线以北军事活动的认可，因此在措辞上极不严谨，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这一错误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该决议谈及了建立“稳定的局势”。但1945年以来，北朝鲜俯首帖耳地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不就已经存在着这种“局势”吗？北朝鲜政府过去一直对联合国置之不理，甚至拒绝允许联合国的代表进入该国，为何联合国现在又期待与之合作呢？如果北朝鲜果真拒绝的话，那么联合国愿意采取的保证“稳定的局势”的“一切适当的措施”又是什么呢？决议对此只字未提。
艾奇逊后来对此有所解释，尽管并无说服力。他认为1947年联合国关于进行朝鲜统一选举的决议已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只剩下一些散兵游勇。我们希望，对那些发动这场侵略的势力加以围剿或者让他们投降。这将使联合国决议得以贯.9９lｉb.彻执行……并且……尝试统一整个国家。”“如果仅仅是韩国军人要在这个极北的荒山秃岭的国家建立某种程度的秩序”，那么，“可以相信”苏联人和中国人都不大可能进行干涉。
正如艾奇逊所说，使他灰心沮丧的是，麦克阿瑟“立即剥去了这一决议……模棱两可的外衣，并对它肆意解释，这种解释是联合国大会通过这项决议的大多数所不能99lib?接受的”。艾奇逊特别谈及了麦克阿瑟10月9日要求北朝鲜投降的广播讲话。这位将军援引了联合国的决议并宣布说：
为了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我……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的军队……立刻放下武器并停止敌对行动。……除非你立刻做出响应……我将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来执行联合国的命令。
艾奇逊说，麦克阿瑟的这番话，使人们再也不怀疑他已经准备好用他“可怕的利剑”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了。第二年春天，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在参议院作证时，简明扼要地定义了他的使命：“横扫整个北朝鲜，统一并解放朝鲜全境。”尽管艾奇逊感到沮丧，但麦克阿瑟的解释绝非信口开河。联合国10月7日决议的前言援引了过去三个呼吁统一朝鲜的决议（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并指出这一目标还未实现。根据这些条文，加上10月7日决议的执行部分含糊不清的措辞，麦克阿瑟将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的确希望他统一朝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柯林斯将军所指出的，在下达给麦克阿瑟的“任务中，从未包括统一朝鲜的命令”。
柯林斯的话是对的，但总的来说不全面。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眼睁睁地看着麦克阿瑟在准备北上，如果他们愿意99lib?的话，他们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撤回给他的命令。他们没有这样做。如后所见（在第十一章），中国不断警告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它就要进行干预。所有有关人士——杜鲁门、艾奇逊和麦克阿瑟都对这些警告嗤之以鼻。甚至10月下旬中国志愿军小规模参战以后，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任何改变。杜鲁门和艾奇逊都深信，由于美国无意进攻中国领土，因此中国人应该相信他们的动机。然而，中国人并不相信他们。总之，杜鲁门政府（总统、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犯的错误的程度，与麦克阿瑟不相上下。对于接踵而来的大溃败，杜鲁门的辩护士们不公正地谴责麦克阿瑟。然而，华盛顿也必须分担责任。
仁川胜利后，麦克阿瑟9９ｌib.精神大振，即便阿尔蒙德将军未能向沃克将军的“铁锤”提供粉碎北朝鲜人民军的“铁砧”，也未使他有所收敛。他现在面临的只是一个溃不成军、士气低落的敌人了。10月初，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便准备挥师北上。
华盛顿的红色间谍
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北上计划受到了妨碍，因为共产党人对麦克阿瑟的部队所受到的限制（特别是禁止除南朝鲜人以外的联合国军队接近鸭绿江边境地区），以及华盛顿对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是否明智的不安心理了如指掌。这一情报的来源渠道是三名埋藏很深、在英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苏联间谍：派驻华盛顿大使馆任情报官的“金”·菲尔比、使馆二秘盖伊·伯吉斯、伦敦英国外交部北美司的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三人都是英国权势阶层的产物，他们在30年代上大学时就皈依了共产主义；当他们在官宦途中步步高升时，又同意充当苏联的情报人员。菲尔比的职位尤为有利。他在华盛顿日理万机的工作包括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他还与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频繁交往。
尽管菲尔比身居要职，但美国的反间谍机构对他并非完全放心。二战期间，英美安全方面情报的若干次重大泄露都被查到是出自英国使馆，菲尔比当时就在使馆任职，他是受怀疑的对象之一。因此，当他1949年年中返回华盛顿时，联邦调查局便把他置于不甚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如此，菲尔比仍然以职务之便获得经由使馆的所有情报，包括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和战略计划的详细情况。
菲尔比漏掉的情报会经由盖伊·藏书网伯吉斯之手，此公是安全官员最为头痛的人物。他是一个酒徒和同性恋者（他在言行中对这两个特点毫不隐讳），在其他国家任职时劣迹昭彰，派驻美国是他的“最后机会”。使馆的很多人都不希望与这个贪杯好醉的乡巴佬打交道，因为他的反美激辞（在朝鲜以及其他问题上）常常使他们窘迫不安。英国和美国的反谍报机构都认为他是安全方面不折不扣的危险分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他打探与其职责毫不相干的朝鲜问题时，居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伯吉斯的借口（实在不足为信）是，他希望得到他能够找到的关于朝鲜战争丑闻的所有情况，以及“麦克阿瑟这个大笨蛋是怎样把我们拖入战争的”。
伯吉斯打算利用的一个内线人物是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协会这个私立研究机构的一个官员。伯吉斯对这位官员表白说，他在英国使馆的工作是分析美国远东政策的动机和趋向，他不仅要了解官方的观点，也要了解美国公众的看法。在这位人士看来，伯吉斯似乎“躁动不安，激动不已”，并且执意认为美国是“在劫难逃，因为它……陷入了东方事务而不能自拔”。伯吉斯看上去“对俄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颇为宽容”。
伯吉斯是一个吊儿郎当的间谍。他可以一口气喝干六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而面不改色，但四处活动时却蓬头垢面，指甲不洁，甚至在冬天也不愿把他的敞篷车顶篷拉99lib?上。他认为，国会对国务院中同性恋者的调查是“对个人的公开冒犯”，他真的如此慷慨激昂，以致对外政策协会的那位官员得出结论（十分准确地）认为，伯吉斯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然而伯吉斯的确对一些资本主义的舒适生活方式羡慕不已：有一次，他居然打听要参加极具排他性的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
伯吉斯和菲尔比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伦敦的唐纳德·麦克莱恩，所有来自驻华盛顿使馆的电报他都要过目。麦克莱恩像他的老朋友伯吉斯一样，也是贪杯之徒和同性恋者。在过去几年里，99ｌｉb?他一直在接受严格的心理治疗，但是美国和英国的安全机构都未对他产生怀疑，他日复一日地抄录经过他手的重要文件。
据中央情报局一位前反间谍专家说：“由于二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在我们安全领域中造成的问题，我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不得不假定，苏联间谍仍然身居英国人的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处之中。然而，美国政府别无他择，只能与一个我们在大战中的盟友，并且事实上派兵参战的国家共享大量的秘密情报。”但是中央情报局的确实行了一种限制，它没有向菲尔比通报针对中国大陆的秘密隐蔽行动，尽管他还是被允许得到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搜集的大部分情报。
菲尔比等人传递给他们苏联主子的情报有多重要？多年之后，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最为重要的关于美国政府的推论是，美国真的想要遏制这场战争，我们没有打算再跟苏联人接着较量30个月。但是，政治决定都会通过事态发展露出蛛丝马迹。任何人只要阅读公开的新闻报道，观察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推断出华盛顿意欲何为。尽管如此，我倒是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换取三个这样的间谍为我做事。”
然而，事实却表明有一个重要的不解之谜。美国已经告知英国使馆和公众，它不打算进而反对中国，但是在1950年10月和11月，中国人对麦克阿瑟北上的反应似乎是他们就要面临着美国的入侵。这里有几种可能性（只能这样称呼它们）：首先，苏联人并不相信他们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认为它不足为信；其次，苏联人宁可不把这一情报告知他们貌合神离的朋友中国人；再次，中国人得到了这一情报，但却置之不理。
在这些可能性中，第二种最为可信。把美国拖在朝鲜的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中，让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去承受牺牲，这是苏联人最乐于见到的。战争使中国更加依赖苏联，它阻止了中国成长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而苏联人则可以坐山观虎斗，并确信美国不希望发生全球性冲突。这便是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间谍组所收集的情报的价值所在。
攻陷平壤
北朝鲜首都平壤的陷落过程几乎是平淡无奇，守军也没有从金日成首相10月14日的命令中得到什么鼓励：“一步也不能再退了，现在我们是无处可退。”为了执行他的命令，金日成建立了“督战队”，也就是临时行刑队，对逃兵就地枪决。
金日成的告诫为时过晚。10月14日，联合国军突破了平壤的防线，使北朝鲜人民军的阵脚大乱。英国的一个营（阿盖尔第1营）发现憔悴不堪的北朝鲜人在路边乱转，等待机会投降。有好几次，北朝鲜人把穿着陌生服装的英国人错当成俄国人，一伙人向阿盖尔营的一个排跑来，嚷着“同志，同志！”好像俄国已经出兵来拯救他们。他们递过来香烟和帽子上的红星作为纪念品。英国人接受了香烟、红星和他们的拍背致意，然后后退几步，9９liｂ?开枪打死了这伙北朝鲜人。
10月17日，第8集团军的情报藏书网 机构估计，保卫平壤的北朝鲜士兵已剩下不足8000人，受到重创的北朝鲜人民军只有招架之功了。联合国军似乎是从四面八方向北朝鲜的军队逼近——第1骑兵师从南面，韩国第1师从东南面。韩国军队的一位指挥官、旅长白善烨雄心勃勃，力争第一个进入平壤。五年前，共产党人掌控北朝鲜时，这个城市的统治者杀死了白善烨家的几个成员。在1950年的进军时，白告诉一位美国记者，北朝鲜人“锯掉了他的婴儿的脑袋”。
对平壤的最后攻击于10月19日开始。北朝鲜人民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击，派出三辆坦克迎击第5骑兵团的进攻部队。一支由一位年轻的美国士兵领导的队伍用火箭筒击毁了这些坦克。
正午时分，第1骑兵师和韩国第1师以猛烈的攻势突进市区，扫清了最后负隅顽抗的守军。白旅长想要血债血还。当一支北朝鲜小分队负隅顽抗时，他指挥他的坦克径直碾轧过去。300多名北朝鲜人被碾毙或者击毙。
相对轻松的作战意味着平壤躲过了汉城经历过的浩劫。为此缘故，或者是别的原因，据《时代》周刊记者德怀特·马丁报道，平壤老百姓用“南朝鲜旗子、英国旗子、中国国民党旗子，以及自己凭想象设计的联合国旗子”欢迎联合国军。.99lib.美国部队对俄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苏联大使馆周围有大片的俄国官员住宅；俄国小卖部充满红酒、伏特加、鱼子酱和化妆品；苏联大使馆装备着昂贵的无线通信和摄影器材。来到金日成的办公室要穿过四个接待室，每个接待室都挂着约瑟夫·斯大林的画像；里面的密室“铺满花哨的地毯和昂贵的家具……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一张巨大的红木写字台，左侧安放着一尺高的金日成石膏胸像，右侧是斯大林的胸像”。在他的防空掩体里有一间音乐室.９９lｉb.t>，室内有一台风琴和一张理发椅子。
美国人立即着手在这座被占领的首都设立一个新政府。民政事务军官阿奇博尔德·梅尔基奥尔上校挑选了一些他希望是平壤非共产党人的名流要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梅尔基奥尔解释说：“我们当时坐在一座小桥旁边的一些圆木上，看见一个朝鲜人向我们走来。由于他衣着整洁，我们硬拉住他，告诉他去召集一些有名望的市民。”这位市民是一个商店老板，他愉快地服从了，并给美国人找来了一些中学教师和郡里的低级官员作为骨干。苏联对北朝鲜五年的统治结束了。
威洛比宣布胜利
10月20日，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实际上宣布了战争的结束。威洛比在一份分发给所有远东司令部人员的情报综述中说：
敌人已无力进行任何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有迹象表明，北朝鲜的军事和政治指挥部可能已经逃往“满洲”，与战场上敌军部队的通信联络和由此带来的控制已经完全失效。……
尽管有这些组织混乱的迹象，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打算投降。他们继续保持着进行小规模迟滞联合国军行动的战斗力。……
灰心丧气的第10军此时仍在海上颠簸，战争进展得如火如荼藏书网，但他们也只好隔岸观火。北朝鲜人——大概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在通往元山的航线上密密麻麻地布下了3000多颗水雷。海军设法排除它们，但却灾祸频生。
一支由21艘扫雷艇组成的小舰队于10月10日开始扫雷，并清理了一条通往距海岸10英里处的航线。这时，某一位军官（在海军史料上未透露其姓名）出主意，要用飞机沿一条狭窄的航线轰炸引爆水雷，好让开路的扫雷艇通过。10月12日，39架飞机从“莱特号”和“菲律宾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投下了每枚1000磅重的炸弹共99lib?计50吨。但这个办法不灵，炸弹爆炸的冲击不足以引爆水雷。三艘扫雷艇随后驶进航道。几分钟后，“海盗号”扫雷艇撞上了一颗水雷，紧跟在它后面的“誓约号”扫雷艇碰上了另一颗水雷，两艘艇很快就沉没了。第三艘扫雷艇“神奇号”救起了20多个幸存者，但是12人与船一起沉没，有一个人后来因伤重而死，还有33人受伤。扫雷行动又进行了两个星期，并损失了3艘舰船，2艘属南朝鲜人，1艘日本船。俄国造的水雷极为复杂：一个磁性装置设定好后，可以在多达12艘船通过后爆炸。所以，扫雷舰必须在一块海域至少往返13次，才可以确认是否为安全地区。
这样，从10月19日至25日，陆战1师这支朝鲜战争中最精良的部队一直无所作为，他们怨愤不已，只能乘运输舰在元山海峡外面的日本海上缓缓驶来驶去。爱开玩笑的陆战队员们无不讽刺地挖苦“悠悠行动”，而且每当船掉头向南开时，他们便开始散布要回釜山——然后?99ｌｉｂ.
但是，第7师直到11月9日才卸完人员和装备。
举措失当的“绝妙一击”
麦克阿瑟在北朝鲜军队撤退时，决定把他的一半部队撤出战斗，不论怎么说，这在美国军事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大错之一。这一错误足以使他的指挥功绩黯然失色。也许是出于职业上礼貌的原因，与麦克阿瑟共事的将军们在他们99lib?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中，对这一失算大都支吾其词。劳顿·柯林斯将军写道：“在一次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再去做‘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尽管第10军的行动被证明是毫无必要的，但第10军仍然不折不扣地按照麦克阿瑟的想法进行了迂回，即迂回至第8集团军的东侧。元山和兴南是重要港口，封锁港口的.99ｌib.
麦克阿瑟僭用职权
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就急欲马上结束战争。10月17日，他设定了一条新的目标线，比9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他在9月27日提出的目标线向前推进了50至100英里。这条新战线大概是从西海岸的宣川至长津水库西北的平原，然后向东经丰山至日本海沿岸的城津。这条东北走向的弧形新战线几乎与北朝鲜的边境线平行，相距45英里。联合国军的所.99lib.有部队都可自由前进至这一新的目标线，但是非韩国军队却不能越过这一战线采取行动，“除非是奉”麦克阿瑟的“直接命令”。第10军和第8集团军继续作为单独的部队行动。在华盛顿，紧张不安的参谋人员注意到，这两支部队将被崎岖陡峭的太白山脉高达7 400英尺的险峰峻岭隔开，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在各自的指挥部之间，而不是战地指挥官之间进行。
麦克阿瑟新的作战命令，也许还符合关于限制非韩国军队在最北部边境地区采取行动的这一指示的字面意义，但它却破坏了联合国10月7日决议的精神。根据这一决议，在朝鲜狭窄的“腰部”以北的平定任务应由韩国军队进行。柯林斯将军后来写道：“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超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而下达命令。即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不记得我们这样做过——我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三天以后，麦克阿瑟更为无所顾忌地僭用职权。10月20日，他命令“有关各部”“竭尽全力”迅速夺取新的目标线，并“为继续迅速推进至北朝鲜边境做好准备”。麦克阿瑟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模棱两可的措辞：“有关各部”是指他包括美国人和韩国人在内的全部军队呢，还是仅仅指被授权接近边境的韩国军队呢？其言外之意是，美军现在可不受约束地进至鸭绿江。尽管如此，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却对此保持沉默。
麦克阿瑟的新攻势进展迅速。到10月23日，第8集团军和韩国部队已抵达鸭绿江以南60英里与之平行的清川江。清川江流域以北有一条窄窄的山脉，蜿蜒曲折地通向鸭绿江。该山脉距鸭绿江的最近点俯瞰着巨大的细湖水电站大坝和水库，水库分岔在沿江两岸陡峭的山峰间，形成无数峡湾状的河谷。如果联合国军要控制鸭绿江渡口，就必须首先控制这一分水岭。为达此目的，联合国军必须占领位于三个大河谷的南部入口处的三个村庄——泰川、云山和温井。
联合国军的进展如此神速，北朝鲜人民军的败退是如此彻底，以致麦克阿瑟于10月24日发布了另一个命令，实际上把鸭绿江本身作为他新的——他也希望是最终的——目标线。他解除了美军向前推进的最后限制，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被“授权在需要使用任何以及所有的地面部队……作为控制整个北朝鲜之必需”。
此时此刻，参谋长联席会议踌躇不前了。他们在同一天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提醒麦克阿瑟注意他们9月27日的训令，即只有韩国军队可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作战。尽管他们相信麦克阿瑟有“正当理由”发布新的命令，但他们要求了解这些命令的情况，因为他的行动是“此间所关心的事”。
麦克阿瑟不准备让华盛顿干预他的进攻。他回答说，他的命令是基于“军事的需要”，因为韩国军队单独作战不够强大，不足以夺取北朝鲜；此外，韩国军队的指挥官往往感情用事，而且不甚可靠。麦克阿瑟接着又使用了令人茫然、不合逻辑的语言支持他的论点：他并未违反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命令，这一命令中关于非韩国军队不得接近鸭绿江的部分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麦克阿瑟继续说，这一命令本身明确指出，它的指令“可能需要修改，因而不能认为是最终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许会奇怪地发现，这一命令的受令者，而不是发布者，会首先修改命令。）麦克阿瑟为了进一步替自己辩解，引用了国防部长马歇尔9月29日发给他的电报，即他“可以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感觉不受约束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当然，马歇尔实际上是打算用这封仅供麦克阿瑟个人阅知的电报诱使麦克阿瑟尽可能不事声张地越过三八线，以回避美国在联合国中那些胆小怕事的支持者；其后发布的有关非韩国军队不得进入极北地区的指令则是措辞清晰。
接着，麦克阿瑟采取了“要么相信我，要么拉倒”的态度。他很清楚9月27日命令的目的和意向。但是，任何其他的替九九藏书代方针都可能导致“战术上的危险”。麦克阿瑟几乎是以一种事后想起的方式补充说：“全部议题都已在我威克岛的会议中讨论过。”
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质疑麦克阿瑟，然而，麦克阿瑟那番至少在柯林斯将军看来是明摆着不诚实的、颇费心机的解释，引起了麦克阿瑟在军界的上司们的警觉。在柯林斯看来，这一事件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然违抗军令。六个月后，柯林斯在参院作证时说：
我认为，这是很多迹象之一，它.９９ｌib?确凿无疑地表明，麦克阿瑟将军没有遵循……基本的政策。……这使我们愈益担心，就像这次他不与我们商量就违反了一项政策一样，他也许会在其他一些性质更为严重的问题上重蹈覆辙。
在同一星期，麦克阿瑟以更为间接的方式，又一次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置之不理。这件事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警告引起的。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人也许会派兵越过鸭绿江，以保护向“满洲”提供大量电力的细湖水电站。国务院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要麦克阿瑟让联合国安理会放心，他不打算骚扰细湖。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21日“授权”麦克阿瑟按国务院的要求行事——这在军语中是要他照此行动的委婉说法。麦克阿瑟拒绝了。他并不打算轰炸细湖，但是在他使自己确信这个水电站没有被共产党用于制造军火之前，他是不希望听联合国调遣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继续就此事敦促麦克阿瑟。这样，麦克阿瑟又一次巧妙地把上司的指令置于不顾，并侥幸得九九藏书以成功。
“班师回国”
美国军队在夏季和初秋恢复了战斗力。眼下胜利在望，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所说的“裁军热”到处可见。陆军部与麦克阿瑟谈到了把第8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10月25日，五角99lib.t>大楼告诉麦克阿瑟说，它取消了原定10月和11月运往远东的部队，省下了1.7万名军士。麦克阿瑟没有反对。在远东部队中，沃克将军仅仅在几周前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现在他又告诉麦克阿瑟说，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主管驻日后勤司令部的沃尔特·怀布尔少将告诉他在旧金山的同事取消任何未付款的地面武器弹药的订货，并且卸下所有仍在港口的军火船上的货物。第10军内部则在传阅一份拟议中的文件，它提出只让美国第3步兵师留驻朝鲜，其余部队统统回国。
第1骑兵师的部队最为乐观，他们甚至在议论感恩节时在东京戴着他们最中意的黄围巾举行阅99lib?兵式的事。其中一些部队居然开始刀枪入库，准备回国了。当管理人员在朝鲜的陆军消费合作社分发圣诞节礼物价格单的时候，很多部队都把它们扔了，他们打算在东京采办年货。
然而，局部地区的不安定继续存九九藏书在，陆战1师就碰到一次。该师在元山进行未遇抵抗的登陆后，向内地推进到距高州35英里远的地方时，糊里糊涂地与重新整编成游击队的北朝鲜人民军部队遭遇。尽管该师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最终使这些散兵游勇就范，陆战队却遭受了几乎与它在仁川及其附近地区伤亡相等的损失。
尽管还有零星的抵抗——主要是在朝鲜东部，即靠近苏联的“满洲”以南地区——但进展仍十分顺利。经麦克阿瑟批准，两路大军在几乎毫无实际联系的情况下竞相北进。每支部队的目标都是尽快和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而不必顾及其他部队的情况，或是由于战线的间隙而造成的危险。“万事如意，非常之好。”沃尔顿·沃克将军10月25日在他的指挥部对记者们说。
韩国第6师进展最快。它沿着清川江流域的主干急速北进，没有遇到重大抵抗，扫荡了一个又一个城镇。10月26日早上，第7营的侦察排进入了正对着鸭绿江的楚山镇。美军顾问哈里·弗莱明少校与侦察排在一起。
从河岸边的一个峭壁上，弗莱明和韩国部队能看到北朝鲜人民军士兵们正在经过一座小桥逃往“满洲”。他们架起了一挺机枪，设置的弹着点不至于落在中国境内，然后开枪打倒了若干北朝鲜人。在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侦察后，侦察排回到了主力部队。
这样，这个侦察排成了第8集团军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抵达鸭绿江边的部队。
10月中旬的形势如下：第8集团军在北朝鲜西部地区迅猛攻击，韩国师则横扫东海岸；国际社会一致希望迅速取胜，实现和平；但人们一直疑虑重重地注视着北方。苏联人是否会接受一个卫星国的毁灭？中国人是否会在一个敌对国家大兵压境时无所作为？第7师在利原登陆使联合国军一下子跃进至中国边境附近。在中国人看来，这一行动毫无疑问地预示着藏书网 为突破鸭绿江做准备。
麦克阿瑟调遣第10军时的愚蠢做法，已经使他失去了迅速取胜的机会。现在秋去冬来，可他的部队却深陷于很快就要为严寒和冰雪笼罩的亚洲的崇山峻岭之中。杜鲁门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认为，会见麦克阿瑟将军，并且制订计划以实现他们觉得已然到手的和平，此其时也。
杜鲁门的担忧
尽管杜鲁门当时坚持自己的策略，但他后来向艾奇逊承认说，他在准备威克岛之行时内心颇为不安。他“意识到事情有可能搞糟”，并且看到了某种说不清的“陷阱”的危险。艾奇逊请求不参加会见。“我说过，我对自己的职责有自知之明，即与世界强权打交道。尽管麦克阿瑟似乎也常常像是一个强权者，但我认为不应予以认可。”艾奇逊说。国务卿认为这次晤面策划有欠妥当，私下会谈是：
一种对国家元首们很是要命的东西。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实际上就是一国之首——他是日本和朝鲜的天皇老子。……这简直就是谋杀，就是对一条狗也不能这样。人们不知道会见时谈了些什么。总统可以告诉你们他认为谈了些什么，另一个家伙也颇有把握地说谈了另外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无法搞清的。……
马歇尔将军也不愿参加会见。由于麦克阿瑟离开了远东战区司令部，五角大楼应留有某位决策人物，以应付军事上的紧急情况。据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说，另一个原因是“马歇尔将军对麦克阿瑟将军很不感兴趣……而麦克阿瑟也这样看待马歇尔”。
由于飞往太平洋中部涉及时差问题，杜鲁门便分几步飞往威克岛。他在他的家乡、密苏里州独立城停下过夜，然后飞往夏威夷。按照总统的要求，海军在那里为他安排了轻松的活动。他当天晚上离开夏威夷，进行飞往威克岛的最后2 300英里的航程，这时，他的随员和新闻界人士已增至满满三飞机（记者名单上有38人）。《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把总统和麦克阿瑟比作“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地前往一块中立地区进行会谈并察言观色”。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却十分生气。在起自东京的八小时飞行中，他焦虑不安地在“盟军最高司令号”的过道中踱来踱去。他认为整个出行“极为令人厌恶”，并琢磨怎样对付“杜鲁门那易于暴怒的脾气和偏见”。由于有三小时的时差，他差不多是在当地时间午夜降落在威克岛，而东京时间是9时。接待规格之高有违礼节：泛美航空公司在当地的经理出于好意，把他的带游廊的平房让给了他认为是来自东京一行人中地位最高的成员——麦克阿瑟和穆乔。使穆乔暗暗自喜的是，这种安排使惠特尼将军“勃然大怒”，他不愿意让他的偶像与另一个人共享一个洗澡间。麦克阿瑟坐在那里不停地抽他的烟斗，直至凌晨2时惠特尼来劝他上床睡觉。六年来，麦克阿瑟第一次必须与一位上司在会议桌两边面面相对。此番前景并不令人愉快。
晤面的时间和场景使这种对峙的戏剧性有增无减。“独立号”在拂晓前飞临威克岛上空，在笼罩着海面的一块巨大黑色雷云前从容不迫地盘旋了几圈。麦克阿瑟冲了淋浴，刮了胡子，用过早餐后，已在机场的简易房屋里等了总统半个小时。杜鲁门俯视着机下荒芜的海滩上堆放着的破烂的日本坦克和登陆艇，它们是1941年12月那场战斗的残迹。当时，寡不敌众的海军陆战队被击败而投降，这是美国第一次把领土丢失给了一个外国入侵者。
麦克阿瑟坐着一辆破旧的1948年造的雪佛兰轿车驶向“独立号”座机。当他走近飞机时，杜鲁门也走下扶梯。总统注意到，将军“衬衣扣子未扣好，戴着一顶显然已经用了20年的油迹斑斑的普通军帽”。（尽管是在热带气候，但杜鲁门仍然与往常一样，穿着得体，衣冠楚楚。）《华盛顿邮报》记者爱德华·福利亚德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给总统敬礼，尽管他们握了握手。“我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杜鲁门笑了笑说。“我希望，”麦克阿瑟回答道，“下次见面不要再隔这么久。”
这时，冉冉升起的旭日把天空染得色彩缤纷，二人攀上老掉牙的雪佛兰汽车，因为车后门卡住了，.９９ｌｉb?他们只好从前排爬到后座。200多名机场工人——关岛人、菲律宾人和马绍尔群岛人——鼓掌欢呼。在一辆载有4名士兵的吉普车的引导下，他们驱车前往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活动房屋，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
没有其他人参加会面。紧追不舍的记者们记录下来的仅仅是将军坐在一张藤椅上，总统坐在一张柳条椅上的场面。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幕只字未提，他后来对惠特尼说，那次会面是一次“相对来说不很重要的谈话”。他对惠特尼说，当他对他给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的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误解表示遗憾时，杜鲁门把话岔开说：“噢，别再想那件事了。”
杜鲁门对这件事的记述也是寥寥数笔。根据杜鲁门应国务院的要求在第二年4月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麦克阿瑟向总统保证说，朝鲜战争已获胜利，日本已准备签署和约，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
我们泛泛地谈论了台湾。将军提起了他向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发表的声明。……将军说他对给政府造成的任何为难感到抱歉，他当时不是在搞政治。1948年政客们让他当了一次“傻瓜”（他的原话），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他向总统保证说，他毫无政治野心。
他再次说，中国共产党不会参战，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我们将在1951年1月调一师人去欧洲。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走出小屋时，炎炎赤日已高悬中天。吱嘎作响的雪佛兰轿车把他们拉到一座矮小的粉红色建筑前。这座珊瑚敷墙的建筑是民用航空局的办事处。徐徐微风中飘荡着一只风袋，而不是美国国旗。双方的随行人员差异甚大。簇拥着杜鲁门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麦克阿瑟一方的人只有穆乔、考特尼·惠特尼和他的副官劳伦斯·邦克上校。
上午7时36分，会议在坦率的幽默气氛中开始。杜鲁门对威克岛袭人的酷暑也不得不退让三分，他建议说：“这不是穿外套的天气。”然后脱掉了他的西服上衣，其他人也如此效仿。一位服务员在每位与会者面前放了一碗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拿出一只他那著名的玉米芯烟斗，然后问道：“您不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我不介意，”不抽烟的杜鲁门说，“我想我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多地受到烟气的熏染。”
麦克阿瑟的助手邦克上校把纸和铅笔放到桌上，并开始草草记录。但查尔斯·罗斯（按惠特尼的话说，是“焦急不安地”）反对这样做，他说，双方都不要做记录。这是惠特尼的记述，而且是值得怀疑的。布雷德利将军第二年5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他和另外两位助手公开地做了记录。麦克阿瑟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说，他问过罗斯：“谁负责公共关系？是否要有速记员记录？可我希望自己动手记录。但他对我说，不许记录，而且没有速记员在场。”
在大部分与会者的视线之外，还有一个人在记录。长期给杰塞普大使当私人秘书的维尔尼斯·安德逊随同前来做一些临时速记工作。安德逊小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政府职业女性，生着一对蓝色的大眼睛和橄榄色的皮肤，她跟随杰塞普辗转奔走于世界各国的京城都府。她身手不凡。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在一架手提打字机上匆匆打出外交信函和公报，并且可以在难以执笔写字的颠簸飞行中记下口述。要人显贵可以使维尔尼斯·安德逊印象极深，但并不能使她感到敬畏。她参加过外长们的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欧洲和亚洲的最高级会议。由于杰塞普在国务院中担任消防队员式的差事，她也总是整装待发。她到威克岛没有特定的任务，但经验告诉她不要远离事件发生地，所以她自然而然地跟着人群走进这所煤渣空心砖砌成的小屋，在主会议室旁边的一个接待室坐了下来。强劲有力的风从大会议室吹进安德逊小姐的小屋，使两屋之间的百叶板门微微开启。她听见了人们说话的内容，便“自动地”开始速记，她知道，她很有可能被指派去协助杰塞普准备一份正式报告。“我当时手边居然连一本正式的记录本都没有。幸好还有一叠横格纸，我就马上记录起来。”
人们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是否知道安德逊小姐在场一事有不同的记述。查尔斯·墨菲和迪安·腊斯克对此表示惊讶。墨菲说：“我们都不知道她在记录。”惠特尼在回忆录中说，那位速记员“藏在门后”，能够“记下她仅仅透过门缝可以听见的和通过钥匙孔可以看见的东西”。他认为，安德逊的记录“残缺不全得令人悲叹”。穆乔大使不这么认为。“她的在场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因为门是敞开的，至少在会议桌一面就座的所有人一直都可以看见她。”穆乔大概是指杜鲁门坐的那一边，因为麦克阿瑟的随行人员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没有看见她。穆乔还记起惠特尼开会时在屋里“踱来踱去”，并且很有把握地认为惠特尼能够发现安德逊小姐。但是，这些细节却在第二年春天引起了严重的争执（见第十二章）。
安德逊小姐记录的大部分发言都是出自麦克阿瑟之口，因为他说得最多，他的表现甚至使那些到威克岛来时就准备讨厌他的人感到眼花缭乱。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信心十足。弗兰克·佩斯在几分钟后就确信，他“的确是一位军事天才”。在麦克阿瑟看来，整个朝鲜战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必须加以最后解决的收尾部分。他直截了当地说：“在整个南北朝鲜，正规的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以前结束。”
小规模的抵抗仍然在南方，麦克阿瑟估计只有1.5万人左右。“我们用不着去摧毁他们，.99lib.冬天将会摧毁他们。”
在北朝鲜，敌军继续进行“拼死一战”，他们只有10万人左右，“是作为预备队而训练的，在训练水平、接受指挥和装备方面都很差，但是他们很顽强。我实在不愿意把他们消灭，他们仅仅是为面子而战。东方人宁死也不能失去面子”。
麦克阿瑟表示，他“希望能够在圣诞节把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只把第10军留在朝鲜。他将尽力在明年初举行选举，并且一旦情况许可，就尽快结束对朝鲜北方的军事占领。“军事占领会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会失败。”麦克阿瑟将给朝鲜人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短小精悍的”海军和空军。这支力量“不但会确保朝鲜，而且……也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南进构成一种巨大的威慑。这种威慑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将军说道。
麦克阿瑟强调说：“枪炮一停，军人就要离开，文职人员取而代之。”朝鲜“陷于瘫痪已经很长时间了”，少量的重建资金“就能使用很久”。他认为，“在3到5年里使用10亿美元足以弥补损失”。麦克阿瑟指出，不管怎么讲，“用泥巴和竹子盖的房子，如果被摧毁的话，可以在两周内重新盖好”。
然后杜鲁门就下一个议题问道：“中国人或者苏联人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
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具有决定性的。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干涉，我们已不再谦卑恭顺。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10万至12.5万人，只有5万至6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麦克阿瑟主要担心俄国人以空军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但他们之间的配合“将非常差劲，我相信俄国空军轰炸中国人的机会不会少于轰炸我们的机会”。
麦克阿瑟向布雷德利保证在1月前把一个师转运至欧洲战区。讨论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在进行的与日本缔结和约的问题时，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惊叹道：“你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比外交官签订条约的速度还要快。”
这些溢美之词使麦克阿瑟十分高兴，他重复说：“我希望在圣诞节时把第8集团军撤出来。”
后来，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对日缔结和约、建立一个亚洲防御联盟的前景以及印度支那不断扩大的战争等问题。
会议最后就李承晚总统的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政治讨论。麦克阿瑟极力反对一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和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联大决议案。该决议案不顾1948年南朝鲜人举行的选举，要求在南北朝鲜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说：“如果把一个曾经牢牢站住脚跟并且经受了如此浩劫的政府赶下台，并且把它与北朝鲜一视同仁的话，那将是很糟糕的。”
杜鲁门也同意：“不能这样做，而且也不必这样做。……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表明我们支持李承晚政府，让宣传见鬼去吧。”
正式会谈到此结束。杜鲁门说：“没到这里来的人都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他提议休息一下，好用午餐——当时是上午9时过几分——在此期间，随行人员可以为新闻界拟写公报。但是麦克阿瑟并不想逗留。“如果可以的话，”他说，“我想尽快赶回去，并且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在午餐前就离开。”杜鲁门没有表示反对。这样，会议在上午9时12分结束——也就是会议开始后96分钟。
杜鲁门的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杰塞普大使和查尔斯·墨菲退到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准备公报（麦克阿瑟的随行人员此时则在主会议室里坐立不安，这一延迟使他们懊恼不已，但又说不出口）。
杜鲁门邀请麦克阿瑟回到小活动房屋里闲聊了一会儿，这缓解了一下紧张气氛。他们终于又谈到了政治。据麦克阿瑟后来对惠特尼说，将军问总统是否打算在1952年争取连任，杜鲁门则反问麦克阿瑟是否有什么政治抱负。麦克阿瑟回答说：“根本没有。如果有哪位将军与你竞争的话，那么他的姓名会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麦克阿瑟。”
杜鲁门微露笑容。他在1948年顶住了两党部分人员拥戴艾克的运动，而且他十分了解艾森豪威尔的雄心大志。他十分钦佩作为军人的艾森豪威尔，“但是他对政治一无所知，”杜鲁门说，“嗨，如果艾森豪威尔真的当了总统的话，他的政府将会使格兰特政府看起来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样板。”据惠特尼说，麦克阿瑟这时“很快地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
杜鲁门似乎对麦克阿瑟的匆匆离去感到遗憾。使麦克阿瑟感到惊奇的是，总统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小的授勋仪式，授给他一枚优异服务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五枚这样的勋章），还说了一些颂扬赞誉之词。正如惠特尼尖酸刻薄地评论的那样，当时听到杜鲁门溢美之词的人都不会想到，总统在四年后回答“你对任职期间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否后悔”的问题时，会说出“我唯一感到后悔的是，我没有在两年前就解除他的职务”这样的话。正式公报的措辞不痛不痒。一位记者评论说，公报由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签署，“好像他们是两个国家的首脑人物”。坐立不安的麦克阿瑟毫不掩饰他急于离去的想法。他掏出一块金怀表，看看它，用手指慢慢地擦着玻璃表蒙，然后放回口袋里。杜鲁门在一次临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这是我担任总统以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会晤。”麦克阿瑟一笔勾销了所有的提问，说：“所有的评论都必须出自总统的新闻官。”
在《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看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这两个人使他想起了“一位保险业的推销员，他终于同一位可能成为主顾的人签订了一份重要合同……而后者则对整个合同的有效范围半信半疑。”杜鲁门奉承讨好似的急于向麦克阿瑟和他周围的人表示诚意。杜鲁门登上“独立号”座机之前，叫住了只佩有一颗星的准将考特尼·惠特尼。总统对他说：“惠特尼将军，你早就应该升为少将了。待我一回到华盛顿，我将尽力而为，使你晋升为少将。”杜鲁门说到做到，他回到华盛顿后不久，惠特尼就得到了第二颗星。麦克阿瑟站在原地，直至“独立号”飞出跑道尽头，然后疾步走向“盟军最高司令号”。几分钟后，他便启程飞返东京。此时此刻，他对于总统插手他的战争，以及对杜鲁门以外的与会人员胆敢与他平起平坐而愤愤不已。他问威廉·西博尔德说：“那位不知天高地厚地提问题的年轻人是谁？”西博尔德终于推断出，他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麦克阿瑟明白地表现出他对如此区区之辈竟然向他发问极为“愤慨”。他多年后写道：“这次会议……使我认识到，华盛顿正在发生一种难以琢磨和阴险邪恶的变化。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敢于挑战和具有凝聚力的人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敷衍苟且而非决战到底的趋向。”杜鲁门“最初的果敢决心……显然正在被经常灌输的胆小怕事和玩世不恭的窃窃私语剥夺殆尽。总统似乎受到了一些比较自私的联合国政客的阿谀奉承的摆布。……”
麦克阿瑟的这一结论意味着，他一直没有把握住整个会议的中心问题。华盛顿的电报、哈里曼8月中的访问，以及总统的亲自出马，都用明确的语言不断地告诉他，美国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且必须避免与苏联人和中国人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在朝鲜存在的合法性取决于联合国，而华盛顿在联合国得到的支持是非常微弱的。不管麦克阿瑟（或是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喜欢这种情势与否，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是政治现实。当麦克阿瑟对“政府已经介入的这一冲突的重要性受到有意的贬低”而大发牢骚时，他是在徒劳无益地继续进行一场他已经失败了的辩论。不管他被告诫多少次，不管是谁告诫他——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总统——美国不能够为搬兵去朝鲜打仗而使欧洲无防可守，麦克阿瑟都是以蛮不讲理的老论调来回敬：任何使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人不是胆小鬼就是叛逆之徒。因此，威克岛会面是一个失败，对任何有关者都是浪费时间。
尽管如此，威克岛的会见却暂时地减轻了白宫对麦克阿瑟的疑虑。在华盛顿方面参加会议的人士看来，麦克阿瑟把自己突显为一贯正确的神祇，他信心十足，以致不99lib.
可能完不成他的使命，或在估计战场形势发展时出现失误。麦克阿瑟关于胜利在望的断言如此令人信服，以致迪安·腊斯克会后找到穆乔大使说：“约翰，我想你最好和我一起回国，讨论一下朝鲜敌对行动结束后的安排。”穆乔借口有紧急公务在身，并说一旦情况许可他便启程回国。（当他确实于10月底去华盛顿时，要讨论的题目已经不是胜利，而是中国参战的后果。）查尔斯·墨菲是第一次见到麦克阿瑟本人（除了哈里曼和一些随行的将军外，华盛顿方面的其他随行人员亦是如此），他说麦克阿瑟“讲起话来十分令人信服，极为简单明了，特别通俗易懂。他不过是在冷静地摆情况。而且当他解释对方为什么和怎样不可能（着重号为墨菲所加）有所作为时，嗨，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并且为之完全折服”。
墨菲关于麦克阿瑟和情报问题的回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记录中没有记载。麦克阿瑟自称拥有“一个情报系统，它提供的报告与华盛顿的……各部所收到的情报有所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报，而不相信那些部门得到的情报”。
杜鲁门离开威克岛后，飞往旧金山发表一项外交政策的讲话。他在那里说，他“觉得迫切地需要通过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完全清楚地表明：我们外交政策的目的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报界的文章把这些评价解释为，这意味着总统或是已经使麦克阿瑟回心转意、同意他的想法，或是已经封住了麦克阿瑟的嘴巴。麦克阿瑟对于他的一贯正确所受到的冷落极为敏感，不管这种冷落是真的还是凭空想象的，他都会暴跳如雷。他通过一位第一大厦的发言人说：“麦克阿瑟将军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台湾的战略价值所持有的任何观点。”他还说：“在威克岛没有对台湾问题进行任何政策讨论。”
从最严谨的意义上说，麦克阿瑟的这两句话都是正确的。杜鲁门意识到台湾的战略价值，也意识到与蒋介石长期来往的政治代价，而且他们并没有在正式的意义上“讨论”台湾问题：杜鲁门不过是立下了规矩，麦克阿瑟则对他的言行失检表示歉意。（杜鲁门回到华盛顿后对罗斯和他的副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说，他之所以没有在正式会谈中讨论台湾问题，是因为他和麦克阿瑟已经在私下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他打算“避免使麦克阿瑟当众蒙羞受辱的任何可能”。）但是，会面以后两人发表的讲话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再次把他们的不和呈现于世。距离显然给麦克阿瑟带来了勇气，他在东京（通过一位发言人）可以说那些当着杜鲁门的面不敢说的话了。
11月中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应引起杜鲁门的注意，“麦克阿瑟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开始得到泄露出来的关于威克岛的零星消息。他报道说，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说，中国人干涉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保守观点的《自由人》杂志要麦克阿瑟确认或否认这一报道，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在13日来电中援引（艾尔索普）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麦克阿瑟。东京，日本。”白宫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但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必须拒不承认他在威克岛所做的满不在乎的保证，因为他需要保全面子：10月26日，亦即会面结束的11天后，他的军队抓到了一个中国俘虏。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残酷激烈的新阶段。
乔治·马歇尔将军对威克岛会谈自有担忧，这也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当时难以理解的。佩斯一回到华盛顿，便去拜访马歇尔，向他报告会面的情况。佩斯整理了他们的谈话：
佩斯：马歇尔将军，麦克阿瑟将军说，感恩节时战争就会结束，部队可以在圣诞节回国。
马歇尔：佩斯，那是十分麻烦的。
佩斯：先生，您肯定没听清我说什么。我是说，感恩节时战争就会结束，部队可以在圣诞节回国。
马歇尔：我听清了。但是，战争结束得过于突然，会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佩斯：你这样说是不是指，美国人民就不会有充分的机会去理解冷战的含义？
马歇尔：我就是这个意思。
佩斯：马歇尔将军，在美国人民看来，这是一场极其困难和规模巨大的战争。
马歇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佩斯。但是，你并没有像我那样经历了二战的结束，没有看见人们蜂拥回到他们的平民工作岗位，没有看见他们把坦克丢在太平洋里，任其腐烂生锈，没有看见建立起来的军事实力逐渐凋零。
佩斯：我知道，马歇尔将军。但自那时起，时光流转，事过境迁。你是否认为，如果我说美国人民已经吸取了教训，我就是天真幼稚了呢？
马歇尔：不，佩斯，我不会说你是天真幼稚。我会说你天真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威克岛会谈后的这种欣喜气氛，却是建立在一个最令人不安的基础之上：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会介入朝鲜战争。威克岛会谈是10月15日举行的，甚至就在双方与会人员启程返回华盛顿和东京的时候，中国军队也正在向前运动。
威洛比计算中国人的数量
威洛比将军所领导的远东司令部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也同样无济于事。正如威洛比没有预见到6月份的战争爆发一样，他的情报人员在夏季和初秋得以看到很多单独的树木，但从未看见整个森林——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了很多表明中国人可能进行干预的迹象，但从未达到使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确信这种干预即将发生的程度。
远东司令部在夏末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是中国部队逐步从南部和中部省份向北部的“满洲”移动。7月6日传阅的一份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把中国在“满洲”的军事力量确定为18.9万人（11.5万人为正规军，其余的为民兵），华北的正规军为17.6万人。到8月份，在“满洲”的正规军增至24.6万人，9月21日增至45万人。但是，据信这一行动主要是第四野战军在成功进行了针对国民党人的战役之后返回原驻地，这一战役主要在华中地区进行。威洛比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任何分析都没有提到这些军队的北调可能是为了参战。
但是，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的确包括极多稀奇古怪的情报。比如，他在10月1日传阅的一份报告说，截止到9月10日，在.99lib.北朝鲜发现了20个师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其中6个师在西北边境地区，其他师的位置不得而知。第二天，另一份报告又推诿说：远东司令部无法确定这些“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士兵实际上是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军队服役的朝鲜人。
10月18日，沿鸭绿江飞行的美国侦察机在与北朝鲜隔江相望的“满洲”安东附近的机场上发现了75至100架飞机，这一情况显然使威洛比和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大吃一惊。第二天又向安东地区派出了侦察机。如此强大的空军的存在，显然与麦克阿瑟仅三天前在威克岛告诉杜鲁门总统的情况——中国人肯定不会参战——不相一致。使威洛比感到宽慰的是，那些飞机已不在安东。第二次侦察没有发现“?９9ｌib.飞机的迹象”，只在一条跑道上发现了一辆机动车。此外，铁路和公路运输也比前四天有所减少。
威洛比松了一口气。他的确认为10月18日发现中国飞机的事是“真实的”，但他对此的解释是：“进行大机群的远距离飞行在经过选择的机场上做短暂停留，并以此作为他们训练计划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空军来说，是明智和合情合理的战术。……”另一种可能是，中国飞机突然的大规模部署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正在推行的“以武力相威胁”政策的一部分。
斯特拉特迈耶对发现这些俄国造战斗机的事也不以为然。他在给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一份电报中说，这些飞机被调至安东，大概是为了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咄咄逼人的言论和威胁增添生动性和真实性。他们大概认为，鉴于我们明显希望避免边境事件，他们炫耀一下武力不会有什么风险”。斯特拉特迈耶说，如果中国人想用这些飞机作战的话，他们就会攻击那架不堪一击的侦察机。而且如果他们打算以后使用那些飞机的话，“他们完全不可能以引起边境南边注意的方式部署飞机”。
威洛比的一个主要情报来源是美国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和外交机构，它们从中国国民党情报系统得到了大量情报。（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有时也承认，台湾的有些报告是“大可怀疑的”。）远东司令部在同一页纸上就会援引这样的报告：（a）据美国第7舰队情报机构报告，中国军队将在朝鲜参加战斗；（b）周恩来在8月中旬“私下说”，中国人不会在朝鲜或中国以外的任何地区打仗，“除非遭到攻击”，以避免对他们希望加入联合国的事宜造成损害。两天以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苏联人、“2名捷克斯洛伐克人、1名德国人、1名波兰人、1名法国人和1名北朝鲜人”，他们讨论了对北朝鲜提供广泛和大量援助的事宜，包括派遣25万中国军队参战的问题。（威洛比对这一报告半.99lib.信半疑。）
然而，威洛比九九藏书的另一份报告说：“9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共参加朝鲜战争的问题是激烈辩论的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反对积极的干预，周恩来及其他人“坚决主张进行干预。据说最后的决定要求中共进行干预，如果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的话”。远东司令部对此的评论是：“定为C-3级的一个独立情报来源确信，尽管有前述的决定，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采取行动，因为正在进行争取联合国席位的谈判”。
两天以后：
随着北朝鲜军队的瓦解，联合国军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人的态度。两者都已经间接地卷入了提供物资的行动，他们会不会公开或秘密地进行干预，以拯救他们的邻国呢？人们目前都认为，俄国发现，如果它置身于冲突之外，而让中共闲置的百万大军去完成这一任务，以此作为使美国的资源在东方这个地理的老鼠洞中损耗殆尽的宏图大略的一部分，那么对它来说既十分便利又经济实惠。因此，所有情报机构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鸭绿江和难以捉摸的林彪（中国内战的一位军事英雄，被大家认为是在“满洲”调动的部队的司令官）部队的行动上了。……中共军队领导人最近威胁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进军北朝鲜，这种说法大概属于外交讹诈的范畴。这一决定如果存在的话，也是所有的情报机构无法探知的。这是在最高层做出的参战决定，即克里姆林宫和北平做出的决定。.99lib.
中国人的一次警告
使情报分析人员十分尴尬的是，他们在事后才认识到，那些被他们斥之为“外交讹诈”的严重警告，恰恰就是中国人的意图所在：它向美国明确表明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采取的行动方针。这些警告的传播渠道是印度驻北京大使、激烈地亲共反美的潘尼迦。潘尼迦从战争一开始就经常转达外交信号（尽管有时不足为信）。
中国领导人把潘尼迦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高级官员对他设宴款待，颂扬备至，这使他的自命不凡有增无减。他们完全清楚，他们灌输给他的欺诈信息将会迅速通过他的外交部传给伦敦，然后传到美国。
然而，中国人这次告诉这位大使的却被证明是货真价实的警告。潘尼迦在.99lib.9月25日与中国军队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共进晚餐。潘尼迦觉得聂的“圆脸庞和剃光的脑袋给人的印象像是一名普鲁士军官”，十分友善和坦率。吃饭时，这位将军对潘尼迦说，他的人民“不打算袖手旁观，让美国人直逼他们的边境”。当潘尼迦提出异议说全面战争的破坏力十分巨大时，聂笑着答道：“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聂认为仅仅靠空中轰炸是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而且他也不相信美99ｌib. 安全委员会在8月份就同意，如果中国人进攻，美国不仅要用在朝鲜的力量进行抵抗，还要“在朝鲜以外针对中国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总统尚未最后批准这一决定。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在轰炸“满洲”的空军基地或封锁中国海岸之前要请示华盛顿，它认为这样就能够确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不会在东京做出。
中央情报局为杜鲁门总统准备一份10月中旬在威克岛会议上使用的情况简介时，潘尼迦提供的信息是情报研究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坚持它前几个月的观点：中国地面部队“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但“不一定对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它的结论是：“尽管有周恩来的声明、中国军队向‘满洲’的运动、宣传上的严词疾言以及发生的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的确打算全面干预朝鲜。”如果中国打败了美国，这种干预将给中国带来“声名大振”的机会，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列举了一大堆中国不会进行干预的理由。其中主要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国内计划的规模决定了该政权的整个国内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负担而受到危害。”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分析写于10月12日。一周以后，即10月20日，威洛比的情报处在东京这个有利的位置也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但是，远东司令部在整个10月份都不断得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满洲”活动的零散情报。10月20日的《每日情报综述》再次指出，大批中国军队在“满洲”的存在是一个既成事实；因此，他们“有能力”在安东或其他地方“越过”鸭绿江，这也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威洛比的结论是：“然而，本地的情报机构并没有权力做出这种决定。它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是否做好了高度准备，动用正在待命的‘满洲’中共军队打这场战争。”
在东京的一位军官不同意威洛比的估计，并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不起任何作用。10月中旬的一个上午，远东司令部海军司令的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同他参谋人员中的情报官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人回顾了他们一直收到的原始情报，说：“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好像在北朝鲜。”
伯克向威洛比汇报了这个情况，威洛比叫来他的情报专家分析这些资料。.９9ｌｉb.他们的解释与海军的看法截然相反，威洛比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也认为他们不在那里，”他说，“而且我也认为他们不会进来。”
两三天以后，海军的情报军官再次得出中国人在朝鲜的结论，伯克又再次报告了威洛比。但伯克这次不认为威洛比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了。他回到办公室后对他的上司特纳·乔伊海军上将说，他打算把前来运送补给的运输船的五分之一留在远东，这样在情况紧急时，他便有足够的船只进行撤退。乔伊（和海军部）同意这个意见。这样，在以后的几周里，伯克得以储备了大约90艘运输船。
斯大林插了一手
但是，决定中国干预最重要的一幕的发生，远远超越了任何西方情报机构的视线。初秋时节，斯大林在苏联总理度假胜地索契接.99lib.见了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拜访斯大林。据尼基塔·赫鲁晓夫说：“周恩来问斯大林，中国军队是不是应该进入北朝鲜领土，以阻止美国人和南朝鲜人的进军道路。”斯大林和周恩.99lib.的叙述中没有提及斯大林表达了任何意愿让苏联军队参战。就像1950年春天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入侵南朝鲜一样，苏联人要通过一个代理国来行动，这一次是中国。
中国人介入的迹象增多
在以后的几天里，中国人介入的迹象日益增多，其数量之多，以致不能够再等闲视之。麦克阿瑟对此发表了一篇声明，大意是中国人夺走了他那唾手可得的胜利，这种做法不光明正大。他指责“共产党人”派遣“别国的共产党军队”越过鸭绿江，并且在“满洲”边界以北“拥有特权的庇护所”集结了可能的增援部队（麦克阿瑟看来的确按捺不住挖苦那些华盛顿官员，他们命令他必须把战争保持在中国以外进行）。他接着说：
虽然最.99lib.初与我们交手的北朝鲜军队已被摧毁或失去了战斗力……但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一支新的斗志旺盛的军队，它可能有大量的外国后备力量和充足的补给作为后盾，这些对敌人来说近在咫尺，唾手可得，但却在我们目前军事行动的范围之外。
10月29日，韩国军队的一整个军团在战场上被彻底打垮，其对手是中共野战军的三个整军。此时此刻，威洛比所承认的仅仅是：
看来有可能是为数不详的中国人加入了……北朝鲜部队，以协助边境地区的防卫。然而，由于只抓住了几个俘虏，以及说法上自相矛盾，因而此时此刻还不能做出进一步的结论。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进行公开干预。
10月31日，威洛比开始出尔反尔。他在《每日情报综述》的一长段“评论”中，引用了他精心挑选的、他以前对中国人介入报告所做的一系列早期警告（不妨在此提一句：当时他并不看重这些报告，认为它们不甚可靠或无法证实），并且还说目前的报告“大概是言过其实了”。无论如何，这是他第一次说“必须更为相信”中国人已经到达朝鲜的报告。
在前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随心所欲地切断韩9９ｌiｂ?国军队和美军的补给线，他们从后方发起突然进攻，切断一个又一个部队之间的联系。多亏10架C-119飞机进行紧急空投补给，才挽救了韩国第1师，并使两个坦克连免遭覆灭。当韩国军队试图进行反击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经掘壕据守，巧妙隐蔽，难以发现。
有好几天，沃尔顿·沃克将军也和东京一样，对中国人的介入表示怀疑。第一批被俘的中国人是步兵，不可能知道高层的战略计划，但韩国第1师师长白善烨少将却深信不疑。他曾在“满洲九九藏书
”与日本陆军一道作战，对中国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看了战场上他的部队阵地前面的死尸后说，他们“都是中国人”。他对第1军的指挥官弗兰克·米尔本少将说，有“很多很多中国人”，至少有一个1万人的师。到10月28日，沃克感到事情不妙，他把在平壤作为预备队的第1骑兵师调来投入战斗。
乍一看，抓到的俘虏似乎是一群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正式标记，虽然其中几人用墨水在他们的军上衣里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他们的常服里絮着厚厚的棉花，通常是深黄色，与朝鲜荒山秃岭的地貌颇为协调。军官服装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在裤线、上衣左面、领口周围和袖口有红色滚边。棉军装在干燥天气中十分暖和，但浸水后无法使之干燥。在棉装里面，中国人穿的是夏季军装和他们碰巧有的任何衣服。布鞋没有鞋带，鞋底是橡胶做的。
大部分步兵装备着日制步枪，显然是二战结束时在“满洲”缴获的。然而迫击炮和轻机枪却是美国造，是从中国国民党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至少70%的俘虏都是从一个师，即124师俘获的，他们都说他们曾经为蒋介石打过仗。由于山地关系，中共军队没有装备大炮。
这个新对手能征善战，致使到11月1日，美国人和韩国人在整个东部战线都处于守势。中国人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守卫从鸭绿江通向南部的三条道路的韩国部队。第5骑兵团的一个营长小约翰·米利金少校看见了中国人在一支士气低落的韩国军队中穿插的情形，他后来评论说：“当中国军队沿着通往韩国部队的山脊蜂拥前进时，整个山坡好像都活动起来了。”
难民们带来的消息说，大批中国军队正在南下，这使遭到痛击的韩国士兵愈益惊恐。第5骑兵团团长哈罗德·约翰逊上校力图建立一个防御阵地，这时他看见了正在后撤的韩国第2军。“他们是走在路上的一大群木然的士兵——不理会过往的车辆，不理会他们周围的所有事物。他们是一支彻底溃败的乌合之众。……”约翰逊想起了菲律宾，二战初期他曾在那里服役。他觉得丧魂落魄的南朝鲜人其表现和表情，恰似美国人在巴丹投降前夕他所看到的情形。
令人奇怪的是，在左翼，联合国军仍在急速推进，其对手仍然是北朝鲜人民军，没有发现中国人。
11月1日中午，第24步兵师的一个营抵达了鸭绿江以南18空里处的全谷洞郊区。该营准备了纵深防御，并且在下午3时与估计500名由7辆坦克支援的敌军步兵进行了战斗。激战持续了半个小时。北朝鲜人民军损失了所有的坦克，2辆美国坦克受了轻伤，100名北朝鲜人被击毙。美军的指挥官是查尔斯·史密斯中校，他就是那位大约在4个月前，指挥史密斯特遣部队在乌山进行了美国第一次战斗的军官。在全谷洞，第8集团军停止了前进——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第8集团军的部队在最北部进行的战斗（几天前对鸭绿江的渗透是韩国军队所为，唯一在场的美国人是一名军事顾问）。
但是，沃尔顿·沃克将军认识到，他部队的前进已经超越了安全界限。韩国第2军在云山周围地区瓦解了，使美国第1军的右（东）翼完全失去保护。沃克开始把第24师撤往南部，以防止整个第8集团军陷入困境。
沃克在研究作战地图时发现，中国人的意图看来十分明确。中国人要夺取云山，然后以此向西出击，直至黄海之滨，把朝鲜西北部的所有联合国军队拦腰切断。中国人在“满洲”有好几十万预备队，一旦联合国部队被孤立便可蜂拥越过边境。中国人似乎准备进行麦克阿瑟在仁川所设想的传统的“锤子和铁砧”作战行动：南进的中国人将阻止联合国军逃跑；与此同时，新的大军将从北部呼啸而来，狠揍联合国军。
坠入中国人的陷阱
中国人开始向云山运动时，在从鸭绿江向南伸延的山林中放了几十处大火，然后以漫天的烟云作掩护向前线推进，避免被空中侦察发现。11月1日，平民和其他观察人员报告说，成千上万的士兵在云山西南方成纵队行进，据说其任务是封锁该城南面的道路。中国人坚韧不拔地前进。11月1日下午，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与该师的炮兵指挥官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坐在一个指挥所里收听无线电台的讲话，他们?９９lｉb?听到一架侦察机的驾驶员说：“这是我所看见的最奇怪的情形，有两列长长的敌军步兵纵队正沿着小路向东南方向前进。……我们的炮弹径直落在他们的队伍里，但他们仍在不停地前进。”夜幕降临时，中国人已经包围了云山，并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包围了第8骑兵团。中国人唯一没有控制的地区是东面韩国第15团的阵地。
下午4时左右，大批中国人在云山北部运动，这次还带着前所未见的武器——装在卡车上的四管同时发射的82毫米火箭筒。中国人开始进攻时，特大号的铜军号吹出令人心烦意乱的可怕声音，哨子声尖厉刺耳。那些蜷缩在狭长战壕里和躲在树后的神经紧张的美国大兵听不出任何名堂，这显然是在给中国部队发出信号。远东部队中的任何人，不管是将军还是列兵，都再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事实了。夜幕降临时，中国人加强了攻势。到午夜时分，韩国第15团彻底覆灭，其大部分士兵被击毙或被俘虏。
美军第8骑兵团第3营接着又成为中国人的牺牲品。11月2日清晨，当中共军队切断它在云山东南面的退路时，该营陷入重围。该团的另外两个营——第1营和第2营——竭尽全力突破路障，尽管损失惨重。然而第3营却没有这样的运气。
第3营的军官们意识到，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敌军控制，便决定从陆路撤退。他们把车辆一辆挨一辆地排好，筋疲力尽的士兵睡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车厢上和散兵坑里，等候撤退的命令。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偷偷越过了警戒线——哨兵把他们当成了韩国军队——突然间，军号声响彻了寂静的夜空。一个士兵后来报告说：“有人唤醒我，问我是否能听见一群马在奔跑。……接着传来了军号的号声，但离得很远。接着有人吹起了哨子，几分钟后，我们这一带就打成了一片火海。”希尔中尉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当时听到一阵军号声和马蹄奔驰声９9lｉb?，接着一群模糊不清的人影好像从天而降，并马上向他们所发现的任何人射击和拼刺。”
双方都是以乱对乱，混战一团，这使菲尔莫尔·麦卡比上尉大难不死。一颗子弹掀掉了他的钢盔；几秒钟后，第二颗子弹又打伤了他的肩胛骨。中国人在紧追不舍，他躲到一辆吉普车后面，朝着一群大约30个中国人打光了一梭子卡宾枪子弹。由于失血过多，体力不支，麦卡比倒在了一条水沟里。有三个中国人用刺刀捅了捅他，但他们并没有缴下他的枪。麦卡比后来说，他们“相互急促地交谈着，似乎是摸不着头绪”。他马上利用了这个局面，用手指了指下面的路，除了想迷惑中国人以外没有别的意图。他们又争论了一会儿，然后便走开了。麦卡比急忙往营指挥所跑，但又遇上藏书网 了更多的中国人。他们用刺刀碰了碰他，放他走了，这时他仍然带着卡宾枪。麦卡比终于回到了指挥所，虽然负了伤，但却保全了性命。
该营指挥所设在山坡侧面的一个防空洞里，这里成了美国人的最后避难所。守卫者们用营参谋长维尔·莫里亚蒂少校称之为“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战术，即近距离的手枪射击、拳击以及关键时候扔出的手榴弹，打退了中国人。莫里亚蒂有力的指挥使该营保持了战斗力。在拂晓短暂的战斗间歇中，他和其他人得以把170名伤员弄回防御圈里。他们没有时间计算阵亡者的数字。
鉴于该营的伤亡情况和中国人的兵力，第3营生存的唯一指望是外界的救援，但这是不可能的。11月2日白天，第5骑兵团的残部试图进行救援，但军官们很快认识到，他们无法突破中国人的封锁。他们缺少大炮，而且战场上空弥漫着厚厚的烟尘，在当天下午的一场激战中，该团这两个营的救援尝试损失了350人。
当天晚些时候，军团指挥官米尔本将军在距前线仅数千码的一个寂静的洼地里，会见了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将军。军事指挥最残忍的要求之一是为拯救多数而牺牲少数。米尔本和盖伊以及参谋军官们进行了交谈。他离开了人群，沉思冥想了片刻，然后做出了决定：任何救援第3营的企图大概都会徒劳无益，而且可能会给整个军团带来危险。米尔本对盖伊和其他军官说：“这是我全部军事生涯中所做出的最令人心碎的决定，对这些人弃之不管与美国陆军的传统背道而驰。我不喜欢这个决定，我也不期望你们喜欢这个决定，但是现在决定已经做出。”这就是米尔本给他部下的指示的主要.99lib.内容。
于是命令发布了。救援的企图已被放弃，被包围的第3营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如果它想幸免于难，就必须孤军奋战。
当天下午，这一消息传给了该营官兵，军官和军士们决定等到拂晓再行动。黄昏时刻，中国人的大炮和迫击炮开始齐射。当天晚上，中国人发起了6次进攻，每次攻击波有400人或者更多。身负重伤的麦卡比上尉竭尽全力，终于爬出了被击毁的指挥所。他看到成堆的中国人尸体，不禁大为震惊。他估计在环形防御圈周围有1 000多具尸体。
第三天，即11月4日，磷燃烧弹的猛烈轰击使该营意识到，中国人的最后攻击开始了。米尔本将军头一天做出的决定现在就要成为现实：为.９9ｌｉb.了生存，第3营的人将不得不丢下大约200名受伤的同伴，而他们差不多肯定是会被俘的。“真见鬼，我不喜欢这样做。”一个士兵对他也是二等兵的朋友说。“我也不喜欢。”他的朋友回答道，“如果你能回到东京，那时候，就替我喝一杯酒和干个女人吧。”克拉伦斯·安德森上尉是一位勇敢的医生，他与伤员一道留了下来，并在战俘营里待到战争结束。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在几个小时以后因伤重而死。
逃出去的人为了避开中国人，整整一夜都冒着萧瑟的秋雨行进——确切地说是爬行，然而他们并未成功。有好几次，他们都认为已经溜出了中国人的防线，但敌人仍在不断出现。11月5日，他们再度被围，然而他们拒绝投降。根据几位幸存的军官的决定，他们分成了几个小组，指望一些人会逃出去，但几乎没有人能逃出去。大部分人在日落前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第8骑兵团的第3营不复存在了。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第3营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
灾难的边缘
到11月2日，沃尔顿·沃克将军除了收拾残局之外，已经无能为力。中国人的干预使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猛扑的计划化为乌有，沃克所能做的，就是指望能牢牢守住清川江北岸的一个滩头阵地，他希望这个立足之地能够使他重整攻势。这个任务落到了英联邦第27旅和第24师第19步兵团的肩上。
中共军队在持续的进攻中，精明地把攻击点集中在军隅里附近的韩国军队和第8集团军的结合部，他们的目标显然是突破韩国军队的防线，迂回包围第8集团军，迫使联合国军再度后撤。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们的进攻模式：穿过既无美国人亦无韩国军队驻守的、看来是无法通行的山区，在夜间突然出现。他们在单兵作战中勇猛强悍，能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军部队后方。
举例来说，在11月5日至6日夜间，中共军队顺着野战电话线摸到了第19步兵团C连位于一座小山上的阵地。尽管不断得到中国人的善于夜战的警告，但很多美国人还是被堵在他们的睡袋中，被就地杀死。
一位没有措手不及的美国人是米切尔·雷德·克劳德下士，他是来自威斯康星州弗兰德希普的印第安人。他从山脊上的一个观察哨首先发出了警报，然后遭到了仅100英尺以外的一群中国人的攻击。雷德·克劳德用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还击，但中国人的一阵点射把他打倒在地。他支撑着站立起来，用一只胳膊抱住一棵9９lib?树，然后在近距离用勃朗宁步枪射击，直到被中国人的子弹打死。同连的另一个士兵、一等兵约瑟夫·巴尔伯尼突然在他们前方75英尺处发现了中国士兵。中国人冲了过来，他用勃朗宁自动步枪向他们猛射，并坚守阵地直至被打死。
11月5日至6日夜晚，中国人重点进攻美英部队在清川江北岸的滩头阵地。第61野炮营的C连.99ｌib?受到了来自后面的攻击，陷入重围。指挥官霍华德·穆尔上尉调过他的105毫米榴弹炮，向中国人实施平射——在50码的近距离内一共打了1 400发炮弹。中国人打算冲过这个炮兵连，炸掉该连阵地后方的一座桥，但是失败了。当一支英国部队在拂晓赶来救援C连时，炮阵地周围躺着70多具中国人的尸体。同一天夜里，澳大利亚９9ｌiｂ?人也在同一战线的另一个地方用刺刀打退了中国人的另一次进攻。
敌人的面目
随着越来越多的俘虏落到美国和韩国军队手里，审讯者开始拼凑出一幅中国人秘密干预的清楚图画。中国军队从10月13日或14日开始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白天躲藏在山洞和林木茂密的地区，只在夜里行军，一直运动到鸭绿江以南大约50英里的崇山峻岭南坡的阵地——中国的高层指挥机构认为，这显然是美国人和韩国军队不能越过的战线。他们在那藏书网至关重要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高层做出了全面干预的决定，他们可立即投入他们目前已部署在鸭绿江沿岸44个师中的29个师，并且可以用多达150架飞机对一次重大的攻势行动进行掩护。
这份电报，加上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势下后撤的报告，导致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3日要求麦克阿瑟对形势进行评估。但这位将军却不顾战场上的现实，仍然拒不考虑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前景，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在11月4日的回电中声称，不可能“评估中国共产党进行干预的现状”，尽管他的情报机构已经提出了几点可能性，最坏的兆头是中国打算全力和公开地参战。麦克阿瑟并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尽管他承认中国人的全面干预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它将是一个“具有最严重的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相反，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的干预是另外三种行动方针的结合，即：为了外交目的而进行秘密干预；使用“志愿人员”以在朝鲜保持一个立足点；最后是中国人的判断错误——中国人参战时预料，他们只会遇到韩国军队，而打败韩国人不会十分困难。
总之，这份回电是为了使人放心。“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藏书网够成熟的时候，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不管是从语气还是从内容来看，这份电报都没有暗示紧急状况已经出现，或者局势正在失去控制。
但是，麦克阿瑟的行为跟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报中无忧无虑的调子一直背道而驰。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已经拟订了计划，准备第一次使用燃烧弹，以加强对北朝鲜的军火库和通信枢纽的轰炸。他准备给他的作战指挥官小埃米特·奥唐奈下达的命令干脆利落：把这些城市夷为平地。
麦克阿瑟对此仍不满足。当斯特拉特迈耶带着他的计划去第一大厦请求批准时，麦克阿瑟勾画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更为极端的作战计划。他命令说：“参战的飞行员必要时要飞到精疲力竭为止。”他命令斯特拉特迈耶摧毁“满洲”边界所有国际桥九九藏书梁的“朝鲜部分”。这位空军指挥官认为，这意味着第一次可以在空中从朝鲜边境越过鸭绿江。然后，远东空军应开始轰炸鸭绿江以南的地区，并“摧毁所有的通信设施和所有的设备、工厂、城市及村庄”，除了罗津和水丰水坝以及其他电力工厂以外。麦克阿瑟的确告诫了“务必不要侵犯边界”。
麦克阿瑟指定的目标之一是新义州，这个与“满洲”的安东隔江相望的朝鲜城市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金日成首相撤离的政府曾在这里避难，城里的仓库和房屋为北朝鲜的主要官员和部队提供了住所。两座四分之三英里长的桥梁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其中一座是铁路和公路混用桥，另一座是双轨铁路桥。
麦克阿瑟在与五角大楼一次例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把这一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陆军的参谋人员。五角大楼里没有人认为有理由对此提出疑问。但是，斯特拉特迈耶又把他向空军下达的命令以“通报副本”的形式，向华盛顿报告了这次作战行动。五角大楼有人认为，应把这一情况向更高的阶层报告。这样，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在几分钟之内就开始忙碌起来。
洛维特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作战行动还有三个半小时就要开始，因此，国家安全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洛维特急忙拉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来到国务卿艾奇逊的办公室。洛维特不喜欢麦克阿瑟的计划。从地图上看，鸭绿江入海口附近的水域十分浅，因此，摧毁江桥阻止不了军队的调动（尽管这会影响铁路交通）。而且，飞机误炸安东和“满洲”其他目标的危险“十分之大”。
腊斯克也同意，并指出美国已经承诺，在与英国人磋商之前，不得对鸭绿江的“满洲”沿岸采取进攻行动。英国内阁那天正在开会讨论中国人干预的问题，而“我们方面的举措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美国还打算在几天之内把中国干预的问题提交联合国。此外，腊斯克还提及了苏联卷入的可能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这次轰炸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比如，柯林斯将军认为，麦克阿瑟态度的突然变化表明了一种“惊恐不安的情绪”。
腊斯克后来写道，经过简单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是攻击应该推迟，“直至其理由更清楚地为人所知”。洛维特给国防部长马歇尔打了电话，马歇尔也认为：“除非发现一些大规模的过江行动威胁我军的安全，否则这次行动是不明智的。”一场官僚机构的小步舞开始了。随后洛维特又和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通了电话，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并建议说，在总统做出决定之前，这一行动必须暂缓进行。
艾奇逊然后与在堪萨斯城的总统通了电话——事有凑巧，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选举日，而且杜鲁门不顾别的地方的要求，决心在那里投票——他们简短地交谈了一下。杜鲁门只有在为防止对美国军队产生“紧迫而严重的威胁”时，才会批准这种轰炸。艾奇逊告诉总统说，麦克阿瑟头一天的报告中没有这样的说法，尽管他提到在鸭绿江的中国一侧有中国的预备队。杜鲁门先是提议艾奇逊与麦克阿瑟通电话，然后又同意，这种有关军事方面的沟通“应通过军事部门”进行。
在90架B-29型轰炸机起飞去执行这项任务前1小时20分钟时，洛维特命令麦克阿瑟不得轰炸“满洲”边境5英里以内的目标。洛维特还要麦克阿瑟就轰炸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的必要性提供具体的情况。使杜鲁门的谋臣策士们——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麦克阿瑟态度的突然转变。仅仅在两天以前，麦克阿瑟还告诫华盛顿不要仓促行动，并建议大家静观中国人的意图。从任何尺度来看，对新义州的轰炸都是一个明显的战争升级。
杜鲁门特别关切的是英国人的态度。然而，总统此时此刻所顾及的英国只是徒有其表，而名不副实了。英国已不在世界强国之列。在战后的年代里，大英帝国就像一只千疮百孔的气球那样急剧收缩。尽管如此，亲英的艾奇逊仍然把英国视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而且还对碍手碍脚和运气不佳的印度的观点给予了不该有的重视。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受到了国务院过分的关注。
麦克阿瑟恼羞成怒
取消轰炸新义州的行动使麦克阿瑟怒不可遏。他在一封非同寻常的回电中，指责华盛顿给他的部队造成了危险，并暗示他将越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径直向总统提出要求。他在电报中还第一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透露了险象环生的战场局势：
大队人马和大批物资正自“满洲”经过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滚滚而来。这个行动……使我指挥的部队有全部被歼的危险。过江的实际行动……可以在黑夜的掩蔽下进行，鸭绿江和我们防线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敌军可以进行针对我军的部署，而不致面临严重的空中袭击。阻止敌军增援的唯一办法……就是摧毁这些桥梁，并对北部地区所有支持中国人前进的设施给予……最大限度的空袭摧毁。每小时的延迟都将使美国人和联合国其他国家藏书网付出宝贵的鲜血。新义州的主要渡口将在最近几个小时内加以轰炸，而且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我是在我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议之下，暂缓进行这次袭击并执行你们的指示。我所命令的行动完全符合战争原则和我自联合国所得到的决议和指示，而且并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任何轻微的交战行为，尽管正是从那里发生了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我不愿过分夸大你们所施加的限制将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希望这件事立即引起总统的注意，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命令很可能要导致一场奇灾大祸，如果不是总统亲自和直接了解这种情况，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时间是如此紧迫，我要求立即重新考虑你们的决定。在等待你们的决定时，自然完全遵照你们的命令行事。
布雷德利将军对于麦克阿瑟电报中突然出现的急迫感和他所使用的尖刻语言感到震惊，如果一个级别低一些的将军以如此傲慢的口吻说话就会招致革职。他马上给总统打了电话，并把电文读给总统听。杜鲁门对此非常担心，他谈及了对如此靠近“满洲”的地方进行轰炸所存在的危险，担心一个“过于心切的飞行员”就可能招致苏联的报复。由于麦克阿瑟“痛切地感到局势异常紧迫”，所以杜鲁门让布雷德利授权轰炸新义州。
杜鲁门确实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为一旦美国军队被打垮，那么麦克阿瑟11月6日的电报就会使他备受指责。杜鲁门把麦克阿瑟的电报恰如其分地看作是一个记录在案的陈述，它可以被再度引用，以使这位将军从朝鲜战争的任何失败中得以解脱，而且还可以把责任推到华盛顿那些不按他的劝告行事的上司身上。
11月6日的电报是麦克阿瑟在鸭绿江附近使用非韩国军队以后不久发来的，它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再度有所防范。因此，参谋长们在回电中极其恰如其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反映了他们的疑虑。
他们在电文开头巧妙地指责说：“你（11月6日）的电报所描述的情况，与我们之前收到的你（11月4日）的电文中最后一句所报告的情况相比较，有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同意，炸毁鸭绿江桥对联合国军队的安全会有“重大帮助”，“如果”这个行动“不会引起中国人投入更多的……力量，甚至引起苏联的参与的话”。然后，他们重申了多次对麦克阿瑟所讲的话：本政府不希望做任何“扩大冲突地区，而陷美国于极其危险境地”的事情。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执行对新义州和鸭绿江朝鲜一边桥梁的轰炸，如果他认为这“对你部队的安全至关重要的话”。他们告诫麦克阿瑟要“极端注意”避免轰炸“满洲”。9９lib.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电报的结尾处着重指出，“要把发生的重大局势变化及时通知我们”，并提醒麦克阿瑟说，他们还没有收到三天前所要求的麦克阿瑟对整个战局的分析。
麦克阿瑟在11月7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中，为他的空袭列举了更多的理由。情报已经“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在朝鲜有中国的有组织的部队。尽管其兵力仍不得而知，但中国人在抗击第8集团军的战斗中已经夺取了主动权，并在东线迟滞了第10军的前进。如果敌军继续增强其实力，麦克阿瑟认为也许有必要放弃继续前进的希望，甚至要撤退。但是，他希望10天之内在西线恢复进攻，如果他能够遏制住中国人的增援的话。“只有采取这种主动行动，才能准确评估敌人的实力。”麦克阿瑟坚持说。
在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看来，最后这句话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位官员多年以后（作为三星将军退休以后）说：“中国人在第8集团军那里已经表明，他们强大得足以把麦克阿瑟打得满地找牙。他们没有伏击我们——他们与我们迎头相遇，使我们停止前进，然后把我们打退。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告诉他中国人正调进大批增援部队时，他又一次执意要把他的全部军队摆在那条该死的龙嘴里。麦克阿瑟的情形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正把自己置于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人再次迎头相撞的境地。稳妥的办法应该是先搜集情报，然后再制订作战计划。但是，麦克阿瑟当时绝不是以稳健而著称的。”
麦克阿瑟在11月7日电报的最后部分，含蓄地把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成傻瓜。轰炸鸭绿江上的目标是阻止中国人增兵的唯一办法，这一增兵对他的部九九藏书队构成了威胁。这是阻断敌人交通的正常做法，“分明是防御性的，但要是说这种行动会使局部干预的程度增加，或者说……会挑起一次全面战争，那是难以想象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满洲”和西伯利亚的不可侵犯性就一直是“本司令部的主要职责”。
这段话在华盛顿激起了愤怒。麦克阿瑟或者准备不听劝告，或者打算继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软缠硬磨，直到他所希望的为所欲为的权力到手。从来为人处世老练圆滑的马歇尔将军打算安抚一下麦克阿瑟，他在给麦克阿瑟的一份长长的安抚性回电中，理解“你在冬季山地环境中和条件必然受限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殊死战斗时所面临的困难”。马歇尔向麦克阿瑟保证说，他享有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全力支持。
麦克阿瑟在11月8日的回电中，长篇大论地激烈谴责已经改变了的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他声称对此了如指掌，“曾经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变得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具侵略性”。麦克阿瑟确信，“中国共产党对北朝鲜人的支持是关键因素”。他们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对权力扩张的贪欲，这种同样的贪欲有史以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想要成为征服者的人”。
麦克阿瑟的电报明确表示，他认为他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９９liｂ?北朝鲜，而是中国，尽管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这么说。此外，他所关切的不是控制一场局部战争，而是在整个亚洲阻止中国人的“扩张”。
轰炸鸭绿江
这些电报在太平洋两边熙来攘往，促成这种现象的主题——轰炸鸭绿江桥——终于在11月8日付诸实施，舰载和陆基航空兵从朝鲜半岛两面的海洋向鸭绿江沿岸的内陆进行了攻击。针对物资堆集处、铁路的军用终点站、道路和桥梁的轰炸效果极好，但从实际意义来看，这些轰炸也几乎毫无用处：中国的野战军不是靠汽车和铁路开进，而是把武器和补给背在背上步行。
对鸭绿江桥进行轰炸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禁止飞越中国领土的限制使轰炸江桥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充满危险的。正常的轰炸方式应该是由B-29轰炸机沿着与江桥平行的航线向正北方向飞行，投弹后急转南下。但是，为了避免进入中国空域，飞行员被迫很困难地拐个弯，即与江桥呈直角地接近目标，并时刻使飞机保持在弯弯曲曲的主航道的南侧。中国人在北岸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火炮，其火力把B-.99lib.29飞机赶到了2万英尺以上的高度，它们在那里又会遭到米格-15战斗机的攻击。
空勤人员在这种束缚下干了几天后，发现这样做根本行不通，因此很多人决定不予理睬这一命令——这是朝鲜战争中保守得较好的秘密之一。诺埃尔·帕里什是一名飞行指挥官，从空军退休时任准将。他的结论是，按照这种苛刻的要求，炸毁江桥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因此他命令他的飞行员径直向北飞，在飞抵北朝鲜边界时投弹，然后急转弯向南飞。藏书网绿江，其任务是保卫长津水库的电力综合设施和靠北一点的另一个水库，即赴战水库，以及在西面与第8集团军对阵的中共军队侧翼。第10军的情报部门否认了中国人打算在这两个水库周围打仗的可能性，尽管俘虏的供词与之相反。陆战1师情报处认为，这16名俘虏表明，“中共军队已经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并且是以建制单位而不是志愿人员的干部参战。“然而，在没有得到更为确切的情报之前，必须假定中共军队还没有决定进行全面干预。”
但是，北进先遣部队、陆战7团的霍默·利曾伯格上九九藏书
校并不完全赞同这些情报分析。在该团出发的头天晚上，他把军官和军士召到指挥部，告诉他们说，他们也许很快就要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战。
“我们可以预料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最后说，“首战取胜是至关重要的。这次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而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莫斯科和北京都有不利的影响。”
“飞毛腿”利曾伯格来了
利曾伯格的陆战7团于9月22日登上仁川的海岸，整整比陆战1师的其他部队晚了一个星期。但该团很快就追上了其他两个团，并且在经过汉城以后进展神速，以致军官们都钦佩地开玩笑称这位指挥官为“飞毛腿”利曾伯格。
然而利曾伯格现在却是小心翼翼地前进。他知道中国人就在他前面的水洞附近，这是他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目标，但究竟有多少中国人，他也只能猜测而已。所以，他小心谨慎地指挥他的团——被称为第7团战斗队（团级战斗部队）——步步推进。雷蒙德·戴维斯中校指挥的该团第1营作为先遣队穿过山谷；第2营则以利曾伯格称之为“会走路的防御圈”的方式，顺着山脊线前进；第3营殿后。按照利曾伯格的命令，这一行进队形的长度不能小于4000码或超过6000码。这样既有足够的纵深以展开战斗，又紧密衔接，以便3个营互相支援。
在第一天里，即10月31日，该团向水洞方向推进了4英里，途中仅遇到零星抵抗。翌日，该团的战斗部队解救了韩国部队，在此之后，战斗的节奏马上变快了。中国人加强了沿公路山脊线的抵抗，陆战队步履蹒跚地登上山坡把他们赶走（一个连攀登的高度按垂直计算有1 600英尺，平均坡度为25度）。飞机以低空飞行，用500磅炸弹、20毫米炮弹和火箭攻击伪装的中共军队阵地。至11月2日晚，陆战7团离水洞仅1英里时便掘壕据守，以度过黑夜。
将近午夜，中国人突然发起进攻。冲天的火光和军号声表明每一条山脊都在发起一场恶战。当中国人遇到抵抗时，他们便用轻机枪和手榴弹凶猛拼杀；当他们在防线的薄弱处发现空隙时，便蜂拥冲下山谷。在夜间的混战中，中国人好像无处不在。在二战中抗击过日本人夜间进攻的陆战队员发现，中国人的战术也极为相似——他们用英语呼唤战地医务兵，带着外国口音喊道“喂，乔，你在哪里？”或“我看见你了，查理”。陆战队员则以紧张的心情默不作声地迎击中国人，只有在中国人暴露自己时才开枪。一辆苏制的T-3藏书网4坦克冲破了一个路障，隆隆震耳地冲进第1营的指挥所，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迫击炮阵地、车辆，甚至向单兵开火。陆战队1枚3.5毫米的火箭击中了这辆坦克，它的炮塔突然转过来，只用一发85毫米炮弹——这一炮实际是在平射距离打的——便打掉了这个陆战队的火箭发射组。然后这辆坦克掉过头来，隆隆地向北开去。
黎明时，陆战队发现他们与中国人都在山谷谷底。中国军队占领了第1营指挥所和第2营指挥所之间的道路，陆战队各连则分散在山岭上，其中很多连被切断了相互间的联系。这时，中国人的另一个团急急赶来助攻。
利曾伯格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命令幸存的炮兵和迫击炮部队在中共军队阵地前组成一道火网。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飞机用火箭和机关枪猛打山上的中国人，常常打到离陆战队的阵地几码远以外的地方。美军狙击手从山上和山谷中的岩石后和岩洞里射杀中国单兵。利曾伯格对他的下级指挥官强调了一个原则：为了挫败中国人的夜间进攻，不管是大规模的突破还是渗透，防御部队必须坚守阵地直至天亮。这样，陆战队的优势火力最终会粉碎中国人的人海战术。
这是11月3日一整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惨遭大屠杀。一支中国部队在压力之下惊慌失措，企图在光天化日之下排列成纵队走出山谷。陆战队的机枪从容不迫地把纵队打成了碎片。（后来，1营仅在自己的地段，就清点出662具中国人尸体。）
中国人打得顽强不屈。E连的两个排向在一个高地掘壕据守的中国人猛扑过去，但却被手榴弹所击退，罗伯特·贝中尉称之为“笔者所目睹的毫无疑问是最为密集的手榴弹火网”。一次空中轰炸最终击中了山头，冲上山顶的陆战队员发现了40名被炸死的中国人。在另一处地方，一个中国狙击兵发现了第2营包扎所在射程之内，接二连三地打倒了6名陆战队员，其中一人是医生克拉克中尉，他在处置一名伤员时中弹负伤。
夜幕降临时，战斗缓和下来了。突然间，陆战队意识到中国人已经从战场上消失了。巡逻队碰到了几个掉队的中国士兵。现在，陆战队面对的仅仅是一支严重减员、由4辆坦克支援的北朝鲜军队。在向真兴里推进的途中，陆战队用手榴弹和火箭筒击毁了其中的3辆坦克，一架海盗式战斗机用2枚5英寸火箭直接命中击毁了第四辆坦克。
第二天，即11月4日，陆战队继续推进，过了真兴里以后，缓慢地登上了公路的一个急转弯和一个陡坡，与零星的中国守军用大炮和机关枪交火。有好几次，队伍都停滞不前，只有在密集的空中支援下，他们才得以解脱。
中国人已经无影无踪——这是为什么？会持续多长时间？
在朝鲜的另一侧，即第8集团军的地段，11月5日至6日夜晚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战役”的高潮。夜幕降临后不久，联合国部队发现战场上沉寂得令人害怕。中国人脱离了接触，现在正排着长长的队伍向北行进。
第8集团军已经被有效地阻止在鸭绿江以南大约60英里的一线上。在东部，第10军也被迫放慢了前进速度，尽管中国人在那里的卷入相对来说要少一些。韩国军队仍停留在东海岸一带，“满洲”就在他们的攻击距离之内。
这样，在这个难以解释的迷局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因素。为什么中国人决定要撤出战斗？他们短暂的攻击是不是警告美国和韩国人不要再靠近鸭绿江？中国人是否在发出信号：如果联合国的攻势再起，其结果将会是全面战争？
中国人突然中止战争，这使华盛顿的官员和麦克阿瑟将军有机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战争计划，并决定未来的行动方案。然而，美国猜测中国人意向的尝试又一次大错特错，其结果是美国人和韩国人的生命蒙受99ｌiｂ?了重大损失。
差劲的总统顾问
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们承认，在这个阶段，他们没有为总统当好参谋。由于他们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判断失误，最主要的是害怕冒犯麦克阿瑟，从而使美国丧失了保持战争正确方向的机会。迪安·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叹道：“政府错失了遏制在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所有相关的总统顾问，不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大毛病，但究竟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藏书网搞砸了。”
五角大楼的主要罪过是胆小怕事。在麦克阿瑟面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像是学校的男童在小镇的恶霸面前那样怕得发抖。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鉴于中国人已经采取行动，在第8集团军和第九九藏书10军之间保留空隙是否明智时，麦克阿瑟异常傲慢，对这个质疑不屑一顾。“麦克阿瑟将军总把我们当成一群小孩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他从来都自行其是。”
表面上看来，?9９ｌib.麦克阿瑟仍然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训令行事，即如果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他必须转入防守，并向华盛顿做进一步请示。11月8日，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在询问麦克阿瑟对联合国军可能采取的行动有何意见?99ｌib?时，提醒他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并说他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即“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这个使命一直是以中国人不进行干预为前提的。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直说，但其言外之意是麦克阿瑟应该放弃攻势，守住已经夺取的地盘。
麦克阿瑟继续推进
然而，麦克阿瑟并无这种打算。在前一天即11月7日，他在要求解除对空中行动的限制时还抱怨说，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朝鲜“已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现在，他悄悄绕过了这一许可，拿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授权予他的训令作为挡箭牌，即在“中共……在朝鲜境内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的情况下，只要他“有可能获得胜利”就应继续采取行动。在麦克阿瑟看来，“联合国最根本的和基本的政策，即‘摧毁朝鲜所有进行抵抗的武装力量，以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国家’如有动摇，就会有致命的后果”。在这一小段电文中，麦克阿瑟设法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赋予他的军事使命与联合国大会10月7日就朝鲜统一问题的提案糅在一起，混为一谈。尽管有中国人的干预，但他显然不愿意受到约束。
这位将军相信，他的空中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从“满洲”越过鸭绿江进行增援，还能消灭已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在这些空中轰炸以后，他打算在11月15日发动攻势，彻底消灭敌军，饮马鸭绿江边。麦克阿瑟再次抛出他的计划，其条件暗示着参谋长联席会议除了批准，别无他择：
如不这样，任何计划都会彻底削弱我部队的士气，其心理后果将无法估计。这会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北朝鲜无期限地停滞在一条极其困难藏书网的防线上。毫无疑问，这会引起南朝鲜人的极大不满，以致他们的军队会垮掉，甚至可能转而反对我们。
对于英国人提出的沿鸭绿江建立一条缓冲区的建议，麦克阿瑟也不屑一顾，他将这一计划与193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区割让给德国的行为相提并论。他认为，联合国的正确做法是：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决议案；如果中国人不撤退的话，还应以军事制裁相威胁。放弃朝鲜的任何部分，哪怕只九九藏书
是将其作为缓冲区，“都会是自由世界近期以来最大的挫折。事实上，如果采纳如此糟糕的主张，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就会破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会难以立足”。如果不让他的部队前进到鸭绿江，就“显然会步英国人之后尘，英国人以绥靖政策承认了共产党中国，失去了其他所有亚洲国家的尊重，也没有赢得中国人的敬意。……”麦克阿瑟“以极其诚挚的心情”提议，“绝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减弱攻势，我们必须一往直前，直至彻底胜利。……”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9日开会前几小时收到了麦克阿瑟的这份电报，实际上没有人理会这份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商讨的首先是中国人的意图，然后是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国人的干预出自三个动机：
——中国人力图保护鸭绿江沿岸的水电设施，并在江南岸建立一条警戒线。如果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动机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可能撤退，以换取联合国的一项保证，即“满洲”的主权以及水电设施都不会受到侵害。如果联合国做出了保证而中国人仍继续参战的话，“那么就可以排除对中国人行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了”。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人“不宣而战”，以把美国的军力牵制在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朝鲜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从而使美国在其他地方出现麻烦时无从应付。然而，中国人的这一目的也许能为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敞开门户。
——第三种可能是中国人力图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如果没有苏联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支援，这一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苏联的干预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也预示着联合国军将被迫撤出朝鲜。
那么，美国应如何行事呢？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为有三种选择：重新发动攻势，迫使战争以美方胜利告终；在“满洲”边界以南建立并守住一条防线；或者撤退。第一种选择要求增兵朝鲜，即便中国人不会在实质上扩大他们卷入的规模。第三种选择是无法接受的，一旦美国被迫做出这种抉择，“它只能作为全球战争的前奏加以接受”。
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这种做法“在澄清由中国人的干预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以前，可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参谋长们敦促说：“要不惜一切努力……以政治方式，最好是通过联合国……刻不容缓地解决中国干预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得到公开的保证，即联合国无意把战争引向中国。他们还建议通过承认红色中国的国家来进行和谈。
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认为最佳方案是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但却未做任何努力让麦克阿瑟实行之。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战争的停歇期将让艾奇逊获得时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麦克阿瑟的任务不应改变，尽管应“经常予以审查”。这样又让麦克阿瑟得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势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开会时，没有准备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杜鲁门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艾奇逊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讨论形势”，由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起草一份建议。他说：“我们需要更确切地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艾奇逊探讨了一项政治解决的前景。他指出，美国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开声明中描述自己的目标。“在联合国，我们从未赞成过要求把共产党人从整个朝鲜驱逐出去的任何决议。”国务卿说，“我们也没有说过我们要一直待在那里，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因此，在政治上，我们没有承诺要征服整个朝鲜，如果除此之外能够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的话。”在这里，艾奇逊无视联合国以前关于朝鲜统一的决议，而麦克阿瑟眼下正把它们作为他在朝鲜北部采取行动的根据加以引用。但是，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有采取行动，来协调华盛顿和东京各自奉行的不同的政策目标。
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看来，没有弄清的问题是“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充当……苏联人的……马前卒”。史密斯说，中央情报局估计，在苏联的物质援助下，中国军队的卷入表明苏联人会冒着在朝鲜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人应该愿意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这将意味着我们在欧洲的承诺……成为空谈”。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将被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从莫斯科而不是其外围解决问题。……苏联人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对他们的卫星国釜底抽薪，并开始和谈。”史密斯接着说，但“苏联人不太可能考虑放弃朝鲜，并在那里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
史密斯的结论是，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前进，要么后退”。99lib? “维持原状或是撤退，在政治上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他认为没有“确实的理由去改变（中央情报局）以前的估计，即苏联人并没有做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尽管他们愿意让美国在亚洲打仗。在史密斯看来，“危险的是，苏联人像东方的地毯商一样对我们步步紧逼，直到非打一场战争不可”，苏联人能够而且将会接受全面敌对的状态，就像在“满洲”的情况那样，而无须进行全面战争。他说：“但是民主国家却无法接受这种有限的敌对状态。”中国人在某些时候会被迫对美国飞机轰炸“满洲”做出反应，“因为这牵扯到中国人的面子”。
布雷德利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他回顾了军方在前一天讨论过的中国人的三个可能意图（保护鸭绿江水电设施的警戒线；在更南的地方建立一条固定的战线；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布雷德利认为，美国可以保住其目前的阵地，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进攻‘满洲’的基地，究竟经受得住多大的压力”，守住目前的防线“将会造成严重的局面，因为长此以往，我们将损失大量人员”。布雷德利指出，苏联人最近向中国运送了200至250架飞机，由于这些飞机编队飞行时已听不到俄语对话，他推测这些飞机“已交付给中国人，俄国人已经回国”。
尽管麦克阿瑟认为，授权让他轰炸鸭绿江桥梁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但布雷德利却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太乐观了”。然而他接着说：“麦克阿瑟毕竟是战地指挥官，在给他下达的训令发生改变之前，他可以随意推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现在不应改变训令，但应经常检查这一训令。”
国防部长马歇尔注意到，美国的军事形势“已复杂化，原因是我们在朝鲜东部兵力分布过散，易受攻击”（他是指第10军所在地区，陆战1师正在从那里向“满洲”推进）。
布雷德利回答说，麦克阿瑟分散兵力是为了执行他占领全朝鲜、举行选举的指令。（实际上，布雷德利对麦克阿瑟的命令所做的解释过于笼统，尽管与会者没有人对此质疑。）
布雷德利在回答艾奇逊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麦克阿瑟看来对西部的战局并不担心。艾奇逊追问道：从军事上看，有没有比麦克阿瑟目前的阵地更好的战线？布雷德利答道，“从军事观点来看，战线越靠后，我们的处境就越好”，然而“这种后退行动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政治支持，并可能会使南朝鲜人丧失斗志”。
艾奇逊继续就此提问。显而易见，“俄国人对纵深防御特别有兴趣”，缓解苏联人担忧的一个办法是在朝鲜东北部建立一个缓冲区，由联合国委派的警察部队而不是武装部队来管辖。艾奇逊接着说，就国务院来说，它打算“在联合国公开地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人，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军队不是志愿者”。艾奇逊私下（有时是公开地）说：“我们也许要探寻这样的可能性，即在鸭绿江两岸各10英里的地域内建立一个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根据这个方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撤出朝鲜，我们将举行选举，然后撤出朝鲜。”但艾奇逊也指出，他的这个想法有一个缺陷。如果中国人接受这一方案，他们会坚持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建立一个能同时代表朝鲜南北两方的政府，“而这就意味着它将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
讨论结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目前”不改变给麦克阿瑟的训令，这位将军“在军事方面可以自由行事，但不得轰炸‘满洲’”。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到达联合国时将举行政治讨论。（艾奇逊承认，国务院一直在试图“寻求与北京当局打交道的某种方式，但均无结果”。）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看不出任何紧迫的意思。委员会在给其工作人员下达的研究任务中没有规定时限，唯一的指导意见是他们应与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进行磋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提出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使得美国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自相矛盾。在中国人干预以前，政策制定者们设想，战争可以在不牵涉北京的情况下结束。根据这一设想，如果中国人进行干预，联合国军就要停止军事行动，转入防御，以待事态发展。然而，中国人的初次干预虽然为时很短99lib.，却足以提醒华盛顿：中国能够迫使联合国军离开朝鲜。尽管如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却打算允许麦克阿瑟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进攻，现在又认识到（据布雷德利承认）轰炸“满洲”对取胜也许是必要的。然而，艾奇逊在第二天，即11月10日向总统报告会议情况时，他不诚实甚至是愚蠢地谈到一项与之平行的外交努力，以便开始谈判。艾奇逊的辩护士们——以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最为著名，他是一位学究型的政治学家，朝鲜战争期间曾在白宫供职——争辩说，这位国务卿不愿插手军事战略，特别是在他执行的远东政策已经遭到攻击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诺伊施塔特后来写道，“风险在‘军事方面’。如果更换战地指挥官已经是势在必行，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做出判断，并报告杜鲁门。”这种说法是书呆子的胡言乱语。朝鲜战争的战略就是军事和外交行动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当一项军事行动使一个外交和政治的目标难以或不可能实现时，艾奇逊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向总统提出忠告。艾奇逊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他的心怀城府和麦克阿瑟的自以为是结合在一起，把美国一步步引向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似乎比他的谋臣策士们更胜一筹。1950年的11月之后很久，顾问诺伊施塔特问杜鲁门，他是否曾经对麦克阿瑟的“结束战争的攻势”感到过担忧。尽管诺伊施塔特承认杜鲁门的回答是马后炮，但他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杜鲁门观点的实质：
我们其实当时应该做的是停止在朝鲜颈部这个地方（他用手指着一个地球仪说）……那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边界线有近100万人左右的军队。……但（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就必须支持他。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得以运转的唯一方式。我得到了我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意见，而在前线的这个人说了，这件事应该这样做……所以我就同意了。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不管事后怎样来看。
这样，麦克阿瑟就继续筹划一次攻势，以便在年底赢得战争，而且仍然遵循了初秋时他就在执行的训令。
麦克阿瑟再度乐观
麦克阿瑟没有丝毫紧张的迹象。恰恰相反，11月14日他在与他的政治顾问威廉·西博尔德谈话时极为乐观。他说，他的近期目标是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这样便切断了“满洲”和前线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远东空军将摧毁敌军后方的集结地域，这样共产党人就不能“在朝鲜生存下去”。麦克阿瑟对西博尔德说，向鸭绿江挺进的准备正在进行之中，至为重要的是要在鸭绿江封冻之前赶到那里（中央情报局估计，江水将在11月24日至12月10日之间封冻）。如果他的进攻能够赶在封冻前成功的话，战争就会结束；否则的话，他认为除了轰炸“满洲”的目标以外，没有其他选择。人所共知的是，如果这样做“就大事不妙了”，几乎可以肯定苏联人会进行干预。他希望不必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如果联合国军能够成功地推进到边境，麦克阿瑟认为战争就会结束。中国政权也能够证明他们确实有意愿帮助一个共产党邻国，并且有能力打一场现代战争，这样，他们就会在无损“面子”的情况下撤出朝鲜。?９９lｉb..99lib.t>藏书网
藏书网
三天以后，即11月17日，麦克阿瑟在与穆乔大使的一次谈话中坚持说，不超过3万的中国人可能已经渗透到北朝鲜。如果多于这个数目，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他的“全力进攻……将在10天之内‘肃清’仍在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手中的所有地区”。然后，他将把所有的中国战俘押送到边界并释放他们，接着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让第10军、联合国其他部队和韩国军队占领朝鲜。
在麦克阿瑟看来，中国人仅仅是推迟了，但并没有阻止他进军占领整个朝鲜。
联合国中的僵局
11月，在外交方面，美国在联合国陷入了僵局。美国在几个方面采取了行动，但每一行动的主要目的都是力图使中国人放心，美国无意侵犯他们的边界。
11月8日，安理会投票讨论麦克阿瑟关于中国人干预的一份报告，并邀请一位中国代表参加。美国同意了，并期待与中国开始对话。
安理会讨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美国的提案，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并且确保联合国军驻留朝鲜，直到在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下建立一个“统一和民主的政府”为止。对此，法国人也提出了一个提案，要求联合国军“对军事安全的必要性加以应有的考虑”，采取措施防止破坏鸭绿江的水电设施。在此之后，五角大楼、国务院和法国人之间就可接受的措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国务院希望把法国人的措辞改为“对军事需要不造成损害”，以给予麦克阿瑟更加广泛的自主权限。法国人同意了，但要求美国的提案中包括这样一句话，以肯定联合国的政策是“确保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不受侵犯，并充分保护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合法利益”。参谋长联席会议称这一补充意见“完全无法接受”，因为这实际上会“给中国飞机提供一个庇护所，使其免遭攻击”。
尽管如此，国务院还是压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接受法国要求保证中国边界“不受侵犯”的措辞。美国和另外五个国家于11月10日提出了这一提案，但它旋即成为苏联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牺牲品。苏联坚持，必须在一名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11月11日，中国人简要地通知联合国说，他们将不参加关于麦克阿瑟报告和提案的任何讨论，但是北京同意?９９ｌｉb.派一个有14名中国外交官的代表团去成功湖就台湾问题进行磋商。抵达日期原定于11月14日。出于不明原因，中国人在途中磨磨蹭蹭，取道莫斯科、布拉格和伦敦，直到11月24日才到达。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军队在朝鲜脱离接触的时期。中国人拒绝参加辩论，使得安理会的大部分成员国确信没有必要马上采取行动，安理会转而讨论其他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11月15日给麦克阿瑟打电报说，尽管未经正式投票，但仅仅提出由美国发起的提案就会使中国人放心，联合国军不会侵犯其边境。
杜鲁门的核心圈子也像奥斯汀一样充满信心。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随声附和其他军种的文职部长的观点说：“你要记住，红色中国人一直都在进行威胁。……坦率地说，我觉得这和总是喊‘狼来了’是一回事。”佩斯承认，他对中国人干预这个问题的看法，受到了他从东京听到的说法的影响。“当然，麦克阿瑟将军非常明确地认为他们不会干预，而且我必须说，仁川登陆以后，我对麦克阿瑟将军在现场评估问题的能力钦佩不已。”
盟国政府不像华盛顿那样有信心。11月中旬，很多友好国家的外交官都向华盛顿转达了警告。瑞典驻北京大使报告说，大批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开往朝鲜。缅甸大使馆认为，中国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援助北朝鲜，并且报告说，中国人正掀起一场“歇斯底里的喧嚣”，声称联合国军打算入侵“满洲”。11月17日，荷兰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荷兰驻北京大使发回的消息，说中国人干预朝鲜的动机是担心“满洲”受到侵犯；如果联合国军停止在鸭绿江以南50英里处，中国人就不会再前进。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这些报告时充满疑问，它认为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大概仍然是防御性的”。英国军方首脑在给艾德礼首相的内阁的一份报告中说，他们认为，北朝鲜对“民主国家在战略上没有重要意义”，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征服整个北朝鲜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去冒爆发大战的风险。
不过，盟国的忐忑不安，促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都进一步试图.99lib.减轻中国人对入侵的担心。11月15日，艾奇逊在华盛顿一次关于外交事务的市民会议上，向北京间接地发出了一个信息。“排除中国人头脑中可能存有的任何误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担心他们的边界，那么“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每一件事，都会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正当利益将会得到关照”。但是，如果他们不遗余力地挑起一场“真正严重的危机”，那么美国就要坚定地面对这一危机。
翌日，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援引了联合国关于中国的决议，以此作为一个姿态，来表明美国没有把敌对行动引向中国的意图。联合国和美国的政策都是“使冲突地区化，而且一旦形势允许，就尽快从朝鲜撤出其军队”。杜鲁门说，美国——
……将采取所有正当的步骤防止远东敌对行动的扩展。如果中国共产党当局或中国人民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因为他们受到某些人的蒙骗，这些人谋求延长和扩张在远东的违反所有该地区人民利益的敌对行动，以便从中９９lｉｂ?获得好处。
就在总统做出和解姿态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工作班子争辩说，在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进军的征途上不应设置任何障碍，尤其不应采取一些来自“国务院的某些分子”的建议。陆军部G-3（作战处）处长查尔斯·博尔特少将11月20日的一份报告语言尤其尖刻，此文大胆地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对国务院“影响极大”，使它赞成沿中朝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博尔特写道，G-3“坚定不移地反对”建立一个缓冲区，做出这样的承诺“会严重地束缚美国（和联合国）的军事行动，而不会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任何利益”。
博尔特的报告力陈重开攻势的利弊得失，以及在军事和心理方面的危险和好处。该文是唯一的一篇全面论述，说明为什么陆军部?9９ｌib?、接着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不对其战地指挥官提出质疑。
博尔特写道，不发起全面攻势的唯一理由是它会造成“全球战争的巨大危险”。他把军事局势看成是相持不下，不管麦克阿瑟采取攻势还是按兵不动，苏联人和中国人都会按他们的既定方针行事。
博尔特对中国人的能力并不担忧，“不必设想中国共产党人会成功地把目前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除非他们得到苏联地面和空中力量的大力支援”。“藏书网在目前的优势条件下”，麦克阿瑟的部队“拥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在北朝鲜的任何战线”。博尔特并不希望干涉已付诸实施的计划和政策：
在中朝边界附近继续实施进攻，毫无疑问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而不是减缓局势的紧张程度。然而，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是基于在朝鲜全境清除共产党军队的考虑。
有鉴于此，任何越过朝鲜边境的进攻在国际上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军事侵略行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目前的局势。因此，把所有的共产党军队赶出朝鲜，据信可能会使我们更有机会实现冲突地区化。此外，面对今后的侵略，示强则阻遏之，示弱则纵容之，此乃至理名言。
除非麦克阿瑟提出他无力继续开展行动，“否则，停止攻势对美国公众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而且与我们为之战斗的原则也大相径庭”。
陆军部计划处在一份相关的报告中，建议采取比地面攻势更为激烈的行动：应该通过联合国或由美国单方面向中国人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们离开朝鲜；否则，美国就将对“满洲”的军事设施发动空中和海上攻击。
更有甚者：“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一旦总统下令时，确保有能力立即对中共使用原子弹。”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麦克阿瑟将军在华盛顿因主张严厉打击中国而备受批评，但五角大楼的官员在他之前就鼓吹使用核武器。
国务院最后促成了一项妥协方案，它虽远未到以核武器相威胁的程度，但是比英国关于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的要求走得更远。国务院在官僚争斗中拥有优势（应归功于艾奇逊的循循善诱），这在迪安·腊斯克这位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奉命起草一份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一事上可见一斑，电报命令麦克阿瑟停止在一条不触及，但又能瞰制着鸭绿江的战线上。
腊斯克的命令以开诚布公的政治警告开头：
如果因你部直取朝鲜和“满洲”—苏联的整个边界而与中共发生重大冲突，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将表示愈发担心……爆发一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这也许会……导致在联合国内部失去支持……（但）也涉及不断增长的军事性质的风险。
腊斯克接着提及了联合国的“情绪”，即沿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以减少中国人对于联合国军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心，“以及苏联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所表示的相应的敏感”。
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官员”的一致意见是，麦克阿瑟的任务保持不变。不进攻边界“也许可以为中共提供一个台阶，他们可撤回‘满洲’而又不失面子；而且这也可能减少俄国人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安全的担忧，这种担忧也许是俄国人施压中共干预朝鲜的根源”。腊斯克以间接但明白易懂的措辞，似乎是在敦促麦克阿瑟不要直取鸭绿江，而是在防御阵地按兵不动。这封电报是华盛顿不愿意给麦克阿瑟下达措辞清晰的命令的又一个绝好例证。
这也表明华盛顿无意采取冒险政策，它要告诉中国人和苏联人，联合国军打算根据联合国的指示占领北朝鲜并停留在那里，中国人任何扩大战争的行为都会受到严重的回应。美国确实不会在亚洲从中国人那里“赢得”一场地面战争，但是美国的空中力量会把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炸成废墟，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考虑这一损失。整个11月，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推测中国人会做什么，而不是美国能做什么。
中国人短暂的“第一次战役”让他们明白，他们可以惩罚联合国军队不受回击，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不会下令打击他们的后方基地。美国要打一场默许敌人本土不受攻击的战争，这在美国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而，麦克阿瑟却不打算听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腊斯克电报中的告诫。电报抵达朝鲜时，他已经发动了一场公开宣布的攻势以“结束战争”，而不管中国人会怎样做。
回家过圣诞节
同日，麦克阿瑟飞往第8集团军设在清川江沿岸新安州的指挥部，“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降落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那天寒气逼人（华氏15度），但天气晴朗。将军把派克大衣的帽子拉到头上，然后蹲下来，开玩笑地拍了拍那只德国小猎狗埃贝，它是弗兰克·米尔本将军领导的第1军的吉祥宠物。沃尔顿·沃克将军和其他军官简述情况之后，他用了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乘吉普车视察前线。在和第9军的指挥官约翰·库尔特少将交谈时，麦克阿瑟想起了威克岛九九藏书会谈，当时他曾对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过，他也许能在圣诞节之前把一些部队送回美国。关于麦克阿瑟所言及其解读有好几种版本。据在场的一位《时代》周刊记者说，麦克阿瑟对库尔特和第24师师长约翰·丘奇少将说：“我已经向第24师的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包票说，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可别让我说瞎话。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考特尼·惠特尼少将也在场，五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说的话是“半开玩笑，但在意思和目的上带有一定的肯定性……‘如果这次行动成功，我希望我们能使小伙子们回家过圣诞节。’”麦克阿瑟在自传中仅仅说：“在和一些军官的谈话中，我告诉他们布雷德利将军的意愿，希望在圣诞节前把两个师调回国内，.99lib.要是中国不干预的话。”麦克阿瑟很勉强地争辩说：“这句话被新闻界曲解为我们行动胜利的预言，而且这个错误的曲解后来被用作狠狠打击我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的确，麦克阿瑟的政敌用“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反对他，使他极为尴尬。他宣称，是新闻界造成了对进攻行动的过分自信。但是，他自己11月24日的公报之满怀激情（他在回忆录中未提此事），使他的这一说法显得荒谬可笑。一个更为可信的解释来自麦克阿瑟当时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说的一段话，希金斯是他的红颜知己，他对她颇有好感。据希金斯说，麦克阿瑟在攻势失败后“私下承认说，他发表这样一个乐观的公报是犯了错误”。麦克阿瑟的事后借口（将军准备了一大堆）是：他所说的撤出美国军队“旨在使中国人放心，一旦我们到达‘满洲’边境就离开朝鲜”。
麦克阿瑟在多年以后发表的回忆录中声称，进攻开始当天，他在前线看到的事情“使我极为担心”，韩国军队状况不佳，整个战线兵力“薄弱得令人沮丧”。麦克阿瑟说，他已决定，如果中国人参战，他就“立即”放弃攻势，并停止任何北进的努力。就算麦克阿瑟确实做出过这种决定，它也并没有被传达给他的战地指挥官，或者他的参谋人员，而且，远东司令部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麦克阿瑟曾下令要求在前进时遇到中国人就撤退。
麦克阿瑟当天下午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并对驾驶员托尼·斯托里说：“朝西海岸飞，然后沿鸭绿江向北飞。”这确实使所有的人大感意外。参谋军官们面面相觑，惊愕不已。即使“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备有武装，并有大量战斗机护航，这一飞行也是极其危险的。但参谋军官们知道，一旦麦克阿瑟决定亲自侦察，要与他争辩是徒劳无益的。他说他想研究一下地形，还要寻找一下敌人活动的迹象。他说九九藏书，别担心没有战斗机护航，敢于进行这次飞行的胆略就是最好的保护。考特尼·惠特尼等人希望麦克阿瑟背上降落伞。麦克阿瑟笑道：“你们这些绅士如果愿意就背上它，我可要留在飞机上。”一位随行的记者对麦克阿瑟的副官西德尼·赫夫上校低声抱怨说：“锡德，这次飞行真有必要吗？”
斯托里在鸭绿江口把飞机掉头向东，在大约5000英尺的高度沿江飞行，这使机上人员能够清楚地看到白雪覆盖的“满洲”。道路和小径都历历在目，但没有大量使用的迹象。然而雪下得很厚，足以掩盖任何新近交通的痕迹。那番景象使惠特尼感到畏惧：“极目远望是无穷无尽的穷乡僻壤、崇山峻岭、裂谷深峡，还有近乎黑色的鸭绿江水，都定格在死一般沉寂的冰雪世界中。”惠特尼感到麦克阿瑟不要降落伞是对的：在紧急情况下，留在飞机上要胜过跳进“这冷酷无情的荒郊野地中”。
麦克阿瑟结束这次巡视后，沃尔顿·沃克将军站在跑道上敬礼告别，然后目送“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消失在地平线。“狗屁。”他低声说道，并不特指什么人，然后登上自己的吉普车。他的副官迈克·林奇清楚地记得这句话，“因为沃克将军不论遇到什么恼火事，从不恶言谩骂”。
沃克找到第24师师长约翰·丘奇少将，交给他一份给理查德·斯蒂芬斯上校的信，他的第21步兵团将作为进攻的先头部队。“你告诉斯蒂芬斯，要他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
威洛比紧张不安
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这次却不像将军那样持乐观态度。甚至在麦克阿瑟筹划新攻势时，威洛比就警告说，尽管中国人已经脱离了接触，但他们仍然“打算全力打击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11月10日，一份情报综述列举理由，说明为什么关于（中国人）“会采取全面行动的预测……是成立的”。中国人当初推迟参战，是认为北朝鲜人会取胜，因此“没有准备仓促进行干预”。他们的大规模行动一直延迟到战争打到了边界，这样“他们的交通线得以大大缩短”。在联合国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这一点至关重要。威洛比还预见到中国人在政治上得到的好处：
在边境地区可以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世界舆论惯有的对侵略行动的理解程度。这样，对于在边界的另一边发现区区几个团，舆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公开行动。……
这样做也将很容易得到中国舆论对实施重大军事行动的支持，只要他们宣称东北边界受到了直接威胁。消息来源相信，尽管中共军队领导人肯定知道联合国军无意越过东北边界，他们还是会这样宣称。
在这些天里，其他的每日情报也报告了中国人在“满洲”和北朝鲜集结的消息。据估计，从11月4日到11日，第8集团军当面的敌方兵力从40100人增至98400人。每天对战俘的审讯表明，新的中国部队在源源不断地越过边界。威洛比在11月15日警告说，“大约30万有作战经验的中共军队”已在鸭绿江北边的安东至满浦津80英里长的地段集结。来自华南.99lib.广东的情报说，“大批火炮、轻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正装船北运。
威洛比读到这些报告时愈益担心。他在11月7日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轻易地把部队渗透到朝鲜。中共军队利用偏僻的道路和夜幕的掩护，完全可能秘密地把……这支准备就绪的部队运动到鸭绿江以南的阵地，以准备一次反攻。后勤支援……应该相对简单……因为补给线极短。
中共军队“具有相当的潜在增援能力藏书网，这一能力……能够对联合国军构成严重威胁。……”
在此很久以后的战俘审讯报告中揭示了情报处难以计算中国人渗透数量的原因。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一个记录在案的例子是，三个师从.99lib.鸭绿江“满洲”一侧的西北角安东出发，用16至19天的时间行军286英里，抵达北朝鲜东部的一个集结地域；一个师在18天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平均每天行军18英里。中国士兵的“白天”开始于夜幕降临时，在晚上7时左右，直至翌晨3时。破晓时分即5时30分，他们应该挖好掩体，伪装好所有的武器装备，并吃完饭。在昼间，只有侦察部队行动，以寻找第二天的露营地。如果一名中国士兵在白天暴露了，飞机来时他必须在留下他踪迹的地方一动不动。军官有立即枪毙违令者的权力。
这样，在10月和11月，中共军队把大约30万人运动到北朝鲜，这些士兵都静止不动并加以伪装，空中摄影和观察是无法看到的。
11月16日，情报处在另一份忧多喜少的报告中警告说，在11月的头两个星期里，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大大加强了”他们的防御能力，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易受”空中和两栖攻击。游击队的活动也得到加强，由多达1000人的部队进行了“精心计划和实施的”作战行动。“由于这些游击队攻击联合国军补给线的薄弱部分，因此对他们既不能不予理会，也不能留给新组建的警察部队去对付。可以作为宝贵的机动战略预备队的联合国部队因此被牵制在后方地区。”如果联合国部队要重新发动攻势，这支部队“每一次进攻.99lib.t>也许都需要集中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共产党的空中支援以及从12月至次年2月间近于华氏零度的严寒将“进一步妨碍联合国军的攻势”。
所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已重新做好战斗准备——威洛比将军在东京的情报部门察觉了这些迹象，但麦克阿瑟却视而不见。
沃克小心谨慎
在第8集团军的区域，沃尔顿·沃克将军很担心会把他的部队派到曾经战败的战场去，特别是在中国人的意图不甚明了的时候。因此，他推迟了重开攻势的时间，违抗了来自东京的进攻急令。沃克希望能确保他的部队有足够的补给，翼侧得到保护。进攻的第一道命令于11月6日发出，当时第8集团军仍在清川江以南重新部署。该命令把进攻日期定在11月15日，但是第8集团军军需处的军需官小艾伯特·斯特宾斯上校却抱怨不已。第8集团九九藏书 军进攻时每天需要4000吨物资，这些补给还没运到。11月15日的时限到了，超过了，又重新定在11月20日，然后再定于11月24日。沃克过分关注战术细节问题，他希望在进攻中能互相密切协同，所有部队从始至终都要在第8集团军的掌控之下。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写道，沃克的命令反映了“相当程度的谨慎和对敌军的某种敬意”。沃克对这次任务很有信心，他能够到达鸭绿江。然而，他在指挥部里与记者私下谈话时，却不是很有信心。他至少对一位记者说，他之所以对越过清川江犹豫不决，而且对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言语尖刻的电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知道他也许不得不准备撤退。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同样的谨慎态度也许就解救了第8集团军。
沃克因推迟进攻冒了很大的职业风险。他在麦克阿瑟指挥部里的朋友悄悄对他说，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面前撤退，他差一点丢了官。麦克99lib.军司令部指挥的一场协同密切的攻势已经不复存在。至此，战争成了一系列连级小规模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也没有希望能得到增援，它们被蜂拥而至的中国人四面包围，与上级指挥部的联系也被切断。第8集团军甚至不能把局势稳定下来，以便让其优势火力发挥作用。作家费伦巴克（他对朝鲜战争也做过重要的研究）当时在第2师指挥一支部队，他写道：“在其车轮无法到达的地区不能实施机动，在这些山岭中无法观察或联络，美军是被一口一口吃掉的，而不是被大批击溃的。”
美2师的军官直到11月26日午后才得知该师溃败的严重程度。第38步兵团团长乔治·佩普洛上校守卫着该师右翼，按计划应与其东部的韩国师协同。他从他的指挥所看到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穿过美军阵地溃逃。这个韩国师已被中国人粉碎，他们的指挥官要士兵逃到美军地域以保全性命。
佩普洛给第2师师长凯泽将军打电话。“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拥向我的防区，我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些人？”
凯泽对这个听起来跟废话一样藏书网的问题勃然大怒，他厉声答道：“指挥他们，使用他们，浑蛋！”
为了堵住战线右翼的这个突然出现的缺口，沃克将军把几天前才来到朝鲜的5000人的土耳其旅紧急派往那里。（历史学家马歇尔把这一调遣比作是“用一个阿司匹林药瓶的软木塞去堵一个啤酒桶的桶口”。）土耳其人事先未得到情况介绍；尽管他们极其需要与美2师密切协同，但他们的部队中却没有配属美国顾问。他们被匆匆忙忙地投入战斗。
然而几小时之后传来了土耳其人大获全胜的惊人消息：他们第一次与“蜂拥而至的中国人”交战，就守住了阵地，并以白刃格斗赢得了一场“浴血战斗”，还抓了“几百名俘虏”。美2师的情报部门派遣一位翻译耕夫路中尉去审讯俘虏。他发现这些俘虏是一些时运不济的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德川附近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被打死的“中国人”全都是南朝鲜人。
翌日，11月27日，当土耳其人在卧云村与一大股中国军队遭遇时，再也不会搞错对方身份了。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当时所发生的确切情况。不管情况如何，土耳其人进行了战斗，而且大部分人阵亡了。据一些报告说，军官们把他们的帽子扔到地上，以此为线，不许后退一步，“要与阵地共存亡”。战斗以后，只有几个土耳其连队得以幸存，而且也都罹受重创。
麦克阿瑟的攻势显然已被阻滞。沃克将军的目标不再是抵达鸭绿江，他现在必须竭尽全力解救第8集团军于灭顶之灾。
“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陆战队陷入困境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世界那一边。在９9ｌｉb?
在史密斯看来，阿尔蒙德、麦克阿瑟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已束手无策。“每隔四小时，我们就（向第10军）报告发生的情况，但他们显然是惊呆了。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做不了判断。……他们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想法。”
直到11月28日晚些时候，史密斯才接到命令，要他把全部军队撤至下碣隅里，并向沿海地区“前进”。“他们用了两天才琢磨过来。”史密斯愤愤不平地说。
制订两个陆战团藏书网撤退计划的命令终于放到了师作战处阿尔法·鲍泽上校的野战办公桌上，他随即把它交给他的执行军官约瑟夫·瓦恩科夫上校。“我的天啊，”瓦恩科夫说，“我必须去找一本参谋手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陆战队会参与后退或撤退行动的事情。”
史密斯将军也没有遇到过。计划完成后，鲍泽和瓦恩科夫把它拿来交给史密斯，他的指挥所设在一间废弃的朝鲜茅屋里。讨论计划时，有人使用了“退却”这个字眼。
“退却”不是一个在陆战队指挥所里谈论的字眼，史密斯根本不愿听到它。他对军官们说，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要去夺回我们的主要补给线。这根本不是一次退却，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进攻”。
第二天，一位英国记者就他写的一篇文章征求史密斯的意见：他应该把陆战队的行动称为“退却”还是“撤退”呢？“我向他指出，因为我们已经被完全包围，我们既不可能退却也不能撤退，只能打将出去。”报上最后登出来的那段引语——史密斯没有质疑——是：“退却，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
福克斯高地的磨难
不管是退却还是前进，在11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以及在此之后若干个苦难的日日夜夜里，有一支陆战队部队是史密斯将军或其他任何人所无力相助的，那就是陆战7团2营的F连。该连得到重机枪和81毫米迫击炮的加强，总兵力达240人，比正规的陆战连大约多50人。威廉·巴伯上尉指挥的F连接受了一个艰巨任务——防守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主要补给线上位于德洞岭关的阵地，以保障撤退的路线畅通无阻。高级军官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势在必行。中国人已经在这两个村庄之间的两个地方切断了主要补给线，但利曾伯格认为可以把中国人从这两个地方赶走。然而，守住德洞岭关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人夺取了这个关键的高地，两个陆战团就有可能覆灭。该营的另一支部队C连已经被中国人占压倒性优势的攻击赶出了德洞岭关地区。中国士兵曾经一度把手榴弹装在袜子里，一次向陆战队扔两枚手榴弹。该连少数的幸存者撤退了。
F连没有撤退的余地，巴伯的命令是坚守高地直至最后一个人。
福克斯高地——这是后.99lib.来为了纪念它的守卫者而这样称呼 ——地形极为险恶，甚至以朝鲜东部的高标准来看亦是如此。陡峭的山坡一直伸向公路，然后突然终止在一个10英尺高的垂直悬崖边上。悬崖和公路之间有几间破旧的茅草屋。山坡下部长满了小树，在靠近山顶的地方逐步变成了一块块灌木丛。福克斯高地从其最高处以马鞍形向下倾斜，长约900多码，一个陆战队员把它比作是一个“中间凹两边陡的屋顶”。这个鞍状山顶的另一端与一个巨石累累的山脊相连，它位于F连的环形防御圈之外。巴伯不喜欢这个鞍状山顶的样子，因为它是中国人接近的天然通道，他们可能会从那个无人防守的山脊悄悄摸过来。由于防守地域很大，兵力又很少，巴伯除了尽力收缩防线以外别无他择。
巴伯把罗伯特·麦卡锡中尉指挥的3排配置在向北的主峰；约翰·邓恩中尉指挥的1排配置在与之相连的右翼；埃尔默·彼得森中尉的2排在左翼；连部和一个火箭筒班位99lib?于背坡上；巴伯把他的指挥所和迫击炮排配置在沿公路的山脚下。这种配置好比是一个倒置的马蹄铁，巴伯的小分队在底部镇守空当。巴伯还命令在白天派出巡逻队，防止中共军队破坏主要补给线的企图。
正如陆战1师在别处的部队一样，夜晚的酷寒比白昼更为侵彻肌肤。军官们对阵地并不完全满意，但要固守福克斯高地需要一个整营。高地上土质坚硬，陆战队只能挖些浅坑作工事。当陆战队为夜晚掘壕据守时，所有的人都预料中国人会在拂晓前进攻，麦卡锡中尉记起了半句旧时军训课上的话：“月光对防御者有利。”他想，也许吧。但不管月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都无法补偿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给听觉带来的影响。要么把耳朵遮上，要么就冻坏。哨兵都是聋子，他想道。没有耳朵的半拉哨兵，只有眼睛，这对防御者来说是毫无裨益！
沉沉夜幕中，士兵们可以听见柳潭里周围酣战不止，但F连周围动静全无。实际上，这天晚上静得反常，以致麦卡锡在午夜时分唤醒了各班班长，要他们更加警觉，尽管他们都被冻僵了。
凌晨2时30分，马鞍尽头的山脊上火光熊熊，枪炮连天。枪声、军号的啸鸣声和军队的喊叫声使陆战队员匆忙爬出睡袋。“他们真来了！”一位年轻的一等兵情不自禁地喊道。
正如巴伯所担心的那样，中国人在头一次冲锋中便越过了长长的鞍状地带，他们的白色军装使他们在雪地中难以被发现。中国人第一个冲击波的目的是要在第2排和第3排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但三名陆战队员坚守在结合部，并绝不弃守。其中一位是身材高大的、21岁的二等兵赫克托·卡弗雷德，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稳稳瞄准迎面冲来的中国人。另一名二等兵肯尼思·本森——这名后备役军人现在正在打一场正规战——他蹲在卡弗雷德身下的一个坑里，拼命拉动他的勃朗宁步枪冻住了的枪栓。本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卡弗雷德的步枪每响一下，他都能听见卡弗雷德咕哝着一个数字：“9……10……11……12。”这时，卡弗雷德的步枪卡住了。他怒吼一声，向前跑了几步，然后把他那支不能用的M-1步枪扔向中国人。他抓住本森的肩膀说：“咱们走吧，本森，到那上面去。”
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山上的一个掩体。那里的人不是死便是伤。“给我一支步枪，”卡弗雷德喊道，“谁给我一支枪９９ｌib?！我的枪打坏了！”
一个伤兵把一支M-1步枪扔给卡弗雷德说：“你来射击，我给你压子弹。”他开始在掩体中搜罗枪支，并把弹匣安在弹卡上。卡弗雷德再次站起身来，使自己暴露在工事外面，朝中国人打完了一支又一支步枪中的子弹，只是在把空枪换成压满子弹的枪时才停顿片刻。
中国人又祭出了手榴弹。据海军陆战队史学家菲利普·皮尔斯说，掩体中的一些士兵抓起了挖工事的工具，就像使用垒球棒一样挥舞着它们，把手榴弹挡开。但也有些手榴弹没有被挡住，有两枚手榴弹落到了卡弗雷德的脚边，两次他都踢开了它们。有一枚手榴弹越过他，落到了伤员中。卡弗雷德猛然扑过掩体，抓起手榴弹，猛站起来，往外扔去。手榴弹在完全离开他的手指之前爆炸了，他的手掌被九九藏书弹片削下一块块肉，一根断指飞落在地上。
现在，陆战队是用挖工事的工具、刺刀、枪托和拳头在作战。双方士兵在雪地中纠缠厮打，互掐脖子，竞挖眼珠，残忍至极。不胜者则亡。
陆战队胜了。天际露出第一缕晨光时，中国人吹起了尖啸的收兵号，攻击者脱离了接触，急急忙忙撤至山中。6时30分，福克斯高地上又平静如初９９lib?。
他们清理了陆战队阵亡者的尸体，把他们10个一行排成两行。看护兵吉姆·莫里西在检查死者的身份牌时想，把死难者整整齐齐地排好，这才像陆战队。他停了一下，让那萦绕心头的葬丧号音在他脑海中响过。
但是，F连的厄运才刚开头。
中共军队继续进攻
11月28日这天从早到晚，F连阵地周围轻武器声此起彼伏，但中国人一直未发起新的攻击。F连除20人阵亡外还有54人负伤，弹药亦将告罄。为此，威廉·巴伯上尉重新组织了防御，并在战场上搜寻枪支弹药。他们发现一些中国人携带着美制汤普森冲锋枪和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显然是从战败的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战利品。
巴伯这天从无线电台中得知的消息是，柳潭里周围仍然战乱不已，下碣隅里也遭到共军攻击。巴伯并不打算对他的下级军官掩盖F连的困境：5团和7团已被切断九九藏书，伤亡惨重；他们必须经F连防守的道路杀出重围。
“这是他们所有车辆的唯一出路，”巴伯说，“如果我们守不住这个高地，他们便走投无路了。”
他看了看指挥所中士兵们疲倦和肮脏的面容。有几个人脸上冰雪斑斑，遍体鳞伤，血九九藏书浸绷带。巴伯叹道：“就是这么回事，先生们，赶快准备吧。”
现在只能随机应变了。陆战队员们用阵亡的中国人身上可以搜集到的任何武器来装备自己。（严寒得以保存阵亡的中国人的尸体。那天上午，F连阵地前面有450多具中国人的尸体。陆战队员甚至把一些尸体拖上山，堆放在掩体周围挡子弹。）
二等兵肯·本森仍然为一枚中国手榴弹在他附近爆炸而头晕目眩，他今天最急切的是找一副新手套。他走下高地，藏书网来到头天晚上战斗中他和卡弗雷德得以幸存的掩体，这里的情景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找不到自己的衣物，他的睡袋还被中国人打得弹洞累累，捅了很多刺刀。中国人显然认为陆战队的人在里面。
他突然计上心来，拿来阵亡者的睡袋，把里面装上雪，再把它们摆成环形或排列起来。中国人也许会认为里面有人，当他们来动手时……
在下午余下的时间里，肯·本森都在搜集睡袋，把里面装满雪，布置他自己的埋伏。
当天晚上，F连进入了与头天晚上大体相当的防御阵地，但是该连人数已大为减少。尽管如此，巴伯感到士兵们胸有成竹，他们已经经受住了中国人最厉害的——或是最糟糕的——手段，并且可以再次守住这个高地。
中国人急速飞来的迫击炮弹标志着新的攻击开始了。每发炮弹的爆炸都震撼了封冻的土地，高爆弹重击和弹片飞散的尖叫声撕裂了空气。
中国.99lib.t>人以每次八九个人一个班的兵力向阵地冲来，同时大声喊叫和射击，然后撤退，显然是在寻找空隙或薄弱环节。陆战队现在知道会看到什么了——中国人的人海攻势。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跑进美军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无比精确的火力网里，后面的攻击波都绕过先前阵亡者支离破碎的尸体。陆战队打散了一个冲击波，几秒钟后另一个冲击波又扑过来。两小时后，第3排守不住了。中国人像一股激流，毫不停歇地猛打猛攻，他们撕破了防线，把第3排追打下山坡。巴伯和麦卡锡中尉急忙组织兵力去堵缺口。一阵机枪射击划破夜幕，把他俩的腿骨打断，他们跌倒在地。
中国人此时已突破了美军防线，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动作。大约50多人毫无目的地走过第2排后面的地域，似乎是在等候一位长官出现。他们高声叫喊和谈话，还大声吹号，并紧紧站在一起。
埃尔默·彼得森中尉迅速地估计了形势，掉转他的两挺机枪。仅仅几秒钟的猛烈射击，这些中国人就被打得尸骨成堆，无一生还。
但环形防御圈外正在撤退的中国人确实发现了可以痛击美国人的机会——有一些摆成半圆形的陆战队睡袋，好像是为从阵地上撤下来的伤员准备的。中国人狂喊着冲向那些沉眠的目标，并向睡袋开枪、捅刺刀。
二等兵肯·本森拿着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坐在几码远的地方观察。他仔细地瞄准后开枪射击。6声枪响后，6个中国人应声倒下。他扛起勃朗宁步枪，回到山上。
11月29日拂晓，中国人再次脱离接触，消失在群峰之中。巴伯的部队伤亡大减——美军5人阵亡，29人受伤。尽管F连有战斗力的人已不足半数，但巴伯知道他还要在福克斯高地再坚守几天。上午10时的一次空投使F连得到了充足的九九藏书粮弹供应，该连连续三天晚上掘壕据守。
这天晚上，中国人一直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时而吹号好像表示要进攻，时而打冷枪冷炮，但最令人恼火的是他们用扩大器的喊话声：“F连，你们被包围了。我是陆战11营的一名中尉。中国人会给你们暖和的衣服和良好的待遇，赶快投降吧！”
F连一位步枪手忍无可忍，大声喊道：“打一发照明弹，我要和那个狗崽子谈谈。”一发照明弹划破夜幕，这位步枪手把M-1步枪中的子弹都朝喊话的大致方向打去。此后再也听不到喊话了。
尽管如此，F连仍然位于一座被成千中国人包围的孤山上，陆战1师的其他部队则在他们下面通过，转向安全地带。
雷·戴维斯的任务
但是，F连并未被遗忘。11月30日，利曾伯格上校在柳潭里的部队中寻找一位最佳人选来领导一次营救任务。他已准备开始让陆战队的主力部队沿着道路运动，这是中国人所期望的行动。然而，派一支精锐部队穿山越野不仅能解救F连，还会使中国人措手不及。利曾伯格决定派师里最出类拔萃、最勇悍顽强的年轻营长雷蒙德·戴维斯中校。利曾伯格对戴维斯讲述了他的意图：“很显然，我们不能沿公路强行.99lｉb.突进（至F连处），我想中国人不会料到我们将通过陆路行进。（F连）必须营救出来，德洞岭关必须守住。准备明天上午行动。”
戴维斯立即着手准备。他把病号和能走的伤员挑出来，让他们把该营的车辆在路上排成纵队，然后着手整顿突击部队。每个士兵携带四餐的食品、一行军水壶的饮水和额外的弹药。他所关切的是带什么样的食品，现在士兵们最清楚在寒冷中什么东西嚼得动。大部分人挑选了罐装面包和水果，如果把它们塞到紧挨腹部的军服上衣里便不会结冰。戴维斯把他的迫击炮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分担这些沉重的负载。部队中的每个士兵要额外携带一枚81毫米迫击炮弹，每个齐装满载的陆战队员要负担120磅，甚至在平地和好天里这也是一匹驮马的负载。戴维斯的士兵在华氏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已经度过了三个星期，除了冻得硬邦邦的野战食品外，很少吃到其他的东西。由于在封冻的土地上挖散兵坑，所有人的手都有肿痛的裂口。由于陆战队员体格训练的缘故，士兵们初来朝鲜时都精干灵活，但现在平均每人体重都减少了20磅。当雷·戴维斯观察他的部队时，他看到人们由于疲劳和饥饿而面容憔悴，偶尔还有冻伤的白色痕迹。
他让士兵们按营的队形列队，告诉他们必须做的事：夜间徒步翻过一些险峰恶岭，仅能从携带的东西中得到补给，营救F连，然后坚守主要补给线，以解救两个陆战团。人们嘟囔着表示赞成。第1营便从柳潭里进入山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一座在公路以东1 000码左右、名为1419高地的小山包。掘壕据守的中共部队顶住了飞机大炮和正面攻击，已经顽强地坚守了三天。整整一天，士兵们都在溜滑的山上攀行，常常在冰雪中手膝并用，还不断遭到中共军队火力的猛烈袭击。在一次激战中，莱斯利·威廉姆斯中尉率领的一个排与中国人展开了白刃战，并粉碎了抵抗。
这时已是晚上7时，伸手不见五指。戴维斯看了看温度表，气温之低使他感到震惊：华氏零下24度。一天的奔波使他的士兵疲惫不堪，沉重的军服里汗水淋淋。戴维斯用几分钟时间，看了一下地图，思索片刻，然后做出了决定：如果在这种严寒中，穿着这样湿透的内衣在这里过夜，明天就动弹不得了。这样做是自己找死，而最好的做法是接着推进。
戴维斯命令约瑟夫·库凯巴中尉率领的B连在前面开路，营指挥机构紧随其后以加强指挥。戴维斯披着大衣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指北针，确定了行军方向，部队随即进入茫茫黑夜之中。尖兵以南部一颗明亮的星星作为确定方位的补充手段。雷·戴维斯多年后说：
夜里寒气逼人。沿途有一些中国人挖的旧工事。为确保准确的行军方向，我常常下到这些工事里……用指北针判定方位。
我两次把军大衣披在头上，然后趴在地上，借手电筒的亮光，校正我的地图，以检查行军方向。我把头对准一个方位物，然后关上手电，掀开大衣，走出工事判定方向，可我常常记不起我在大衣下干了些什么，而是站在那里茫然发呆。周围的两三个人会说上几句话，这时我就会忘记了我正在做些什么事。
我不得不走下工事，从头再来一遍。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三番五次地找你，好弄清要干什么。严寒使我们完全麻木了。
走过小路的陆战队员越多，路面就越滑。“我们滑下坡的那个地方底下便是岩石，”戴维斯说，“没有树根，斜坡是硬邦邦的冰，就像坐滑梯一样，嗖地一下就碰到底了。”
气温之低，海拔之高，使得化雪饮水全然不能，甚至生火也无济于事。士兵们只好吃雪解渴。他们把干袜子和腰垫放在腹部（后者是为防止背带擦伤），还要想着每隔几小时就换一次。戴维斯吃的是干燥的饼干。“除此之外，所有食品都冻得硬邦邦，无法化开来吃。”
这天晚上某个时候，当部队穿过深雪翻越一连串的山脊时，戴维斯试图向尖兵传话，要他们暂停前进。他担心他们是在径直走向敌人主力部队。“但每次只传过两三个人便有人说，‘闭嘴别出声’，只好到此为止，所以我不得不竭尽全力赶到队伍前面。这时，我已上气不接下气，但我却使他们停止了前进，改道走上该走的路。”
凌晨2时30分，部队抵达通往F连的主要山脊的顶峰。在最后几码的行程中，“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紧紧抓住树枝草根，防止滑回下面的冰雪小路上去”。
戴维斯决定就地停止前进，而不是试图在黑夜里与F连取得联系。F连没有通信设备，戴维斯也不希望他的救援部队在黑夜里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被打死。
但他也担心陆战队员睡着：
当我命令部队离开山顶时，他们就像苍蝇一样散开了。他们站立不稳，我不禁为部队的极度疲劳深为担忧。我命令每个连都组织一个由三名军士组成的小组，使部队进入阵地，并在拂晓前的几个小时里来回巡视，使部队中有人保持警觉。
中国的狙击手在这几个小时里从远处偶尔向该营射击，一发冷弹几乎打中戴维斯。当时他刚刚爬到两块石头之间，拉上睡袋的头罩，突然感到头部受到一股冲力并有刺痛，原来是一发强弩之末的子弹穿透了布层，“擦伤了我的头皮”。
翌晨拂晓——这是F连在弹痕累累的山头上的第六天了——戴维斯的营穿过鞍形地段走向主阵地。巴伯远远地看见了他们，他瞥了一眼就知道那些戴着兜帽的人是陆战队。他可以看见，在几百英尺以下的主要补给线上，卡车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南驶往下碣隅里。
戴维９9ｌib?斯的士兵走近福克斯高地时，穿过了中国攻击者的遗骸。一位名叫谢弗的笨手笨脚的中士喊道：“上校，快到这儿来，让你看样东西。”戴维斯说：“中士弯下身去，从一个坑里拖出一大块东西，原来是一个中国士兵。我问道：‘他死了吗？’中士说：‘还活着，眼睛还在动。’浑身上下只有眼睛还可以动。”F连的环形防御圈外还发现有6个快要冻死的中国人，后来都死了。
抵达福克斯高地后，巴伯和戴维斯马上统计了一下伤亡情况。F连有22名重伤员，必须把他们抬到山坡下面等候的卡车上。有两名士兵因紧张过度而精神崩溃，必须用临时制作的拘束衣加以控制，但在撤离前两人都死了。
撤离福克斯高地之前，巴伯上尉统计了一下五昼夜战斗的代价：26人阵亡，89人受伤，包括7名军官中的6名，还有3人失踪。巴伯连里的幸存者愿意下山到主力部队那里去吗？
不，巴伯说，他们要和戴维斯的营留在福克斯高地上，协助守住德洞岭关，直到陆战1师的最后一辆卡车穿过这里驶向安全地带。
就在雷·戴维斯中校前去解救F连时，利曾伯格下属的其他部队便准备撤离柳潭里，向南运动。两天的激战后，战斗减弱了。中国人显然保持了两天战斗、休整、再战的安排，这是因他们糟糕的补给系统所必须采取的方式。中共军队在野战中得不到空投食品和弹药的支援，如果一个士兵耗尽了他的携带物品，不管是打光了子弹还是吃光了食物，就不得不撤出战斗。“一个中国人受了伤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史密斯将军指出，“他将被遗弃而冻死。陆战队可以听见中国伤员的叫喊声，随着他们被冻僵而死，喊声便逐渐消失了。另一方面，尽管天寒地冻，受伤的陆战队员还是得到了照料。” 陆战1师作战处的阿尔法·鲍泽上校后来认为，如果中国人拥有足够的后勤支援和通信设备，陆战队将不可能逃离长津水库。“陆战1师不过是侥幸而已。”他说。
史密斯谈到的医疗技术之一是军医们用嘴融化冻住的吗啡注射器，设在柳潭里、由团军医切斯特·莱森登海军少校领导的医院采用了这个方法。莱森登的工作条件极为不利。步枪的流弹打穿了他的帐篷，而且由于伤员过多，一些人不得不放在外面的草垫上，盖上防水帆布。
长津水库的鏖战结束以后，莱森登医生对《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讲述了他所遇到的问题：
所有的东西都冻住了，血浆冻住了，瓶子冻裂了。我们不能使用血浆，因为它无法变成液体，而且注射器都被微粒堵住了。我们不能给伤员换敷料，因为我们必须戴手套工作，使手不致冻坏。
我们不能为处置一处伤口而剪开伤员的衣服，否则他就会被冻死。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去管他，他常常反而会更好些。你从未试过把伤员塞进睡袋里吧？
一些伤员在雪地里连续躺了72小时，然后被拉出来，绑在卡车的散热器上。“我们到达下碣隅里时，”陆战1师的军医尤金·赫林海军上尉说，“判定伤员死活的唯一办法是看他的眼睛是否活动。他们都冻得像木板一样硬邦邦的。”
11月30日下午，陆战1师接到了撤离柳潭里的命令，这一天中国人加强了对防御圈的压力。部队逐步撤回了村庄，仅仅在重要的高地上保留了阵地。经过一夜的计划讨论，决定把作战行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前往营救F连并坚守德洞岭关；二是把该团的其他部队和装备经主要补给线南下撤至下碣隅里。尽管阿尔蒙德将军强烈反对，史密斯将军仍宣布绝不放弃他的装备99lib?人这样做的。”没有人这样做。
12月5日晚，下碣隅里的炮兵向南下道路两侧实施了猛烈的饱和射击，155毫米的炮弹呼啸着落在中国人的集结地域。（这些猛射也消耗了陆战队无法带走的多余的155毫米炮弹。）
12月6日拂晓，行军纵队开始穿过弥漫的白雾向南进发。炮兵营要推进约5英里，到达离古土里一半多一点的地方，然后建立发射阵地，以保障行军纵队的安全。史密斯将军留在下碣隅里，一直到下午4时他确信部队正在顺利行进，然后才登上一架直升机，向南飞往他在古土里的新指挥所。这次飞行用了11分钟，然而该师部队的行军却并非如此轻而易举。
行军开始时还很顺利。在下碣隅里以南约1 500码处，陆战队发现一些中国人在一个小村庄里睡觉，并打死了其中20多人。其后，中国人加强了抵抗。中国人的迫击炮火好几次使行军纵队停了下来。路障随处可见，常常是使用毁坏的美军车辆。美军前边开路的坦克把路障都推开了。
被俘的几名中国人表明，中国军队的状况比陆战队差多了。他们饥寒交迫，美军的火力优势又使他们士气低落。利曾伯格命令烧毁沿途的所有草房。“我们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取暖的地方。”
陆战队整夜都在战斗，利曾伯格认为，夜战的危险性（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时段），还是比不上敌人运动到美军阵地发起进攻的危险。陆战队又出了不少英雄。陆战队的一辆坦克被猛烈的机枪火力所阻，挡住了后续部队。地形和射击角度都对中国人有利。利兰·埃利希中士把他的班组织起来并喊道：“我去干掉他们。”他冲过公路，登上陡坡，在溜滑的冰雪上艰难地攀行。中国人吃了一惊，掉转机枪向他射击。他们打死了他，但在中国人的机枪组重新组织火力以前，陆战队的子弹就打死了他们。两辆运伤员的卡车被中国人的火力击中起火，火光把汽车完全暴露给中国人。军士长威廉·麦克朗跑向卡车，拖下几个伤员。敌军的一发子弹打死了他，但公路又重新开通。
12月7日早上5时30分，先头连与切斯蒂·普勒上校在古土里基地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用了22个小时才走完这9英里。90分钟后，第一批部队步履蹒跚地进入古土里，但立即被告知返回主要补给线，以保障后续部队通行无阻。一个炮兵连刚刚进入阵地，一名观察员就发现800名中国人在集结准备进攻。大炮在100至500码的距离上怒吼，中国人除几十人外均被击毙。
与此同时，下碣隅里的后卫部队在中国人的凶猛攻击下岌岌可危。撤退的第一天上午，陆战队设法夺取了一个关键的高地，中国人从11月29日起就一直占据着这个对他们十分有利的高地。陆战队需要一个突出部掩护部队撤退，所以他们前去夺取这个高地。中国人仅抵抗了几小时。为了登上山顶，陆战队用铁栓把绳子固定在冰雪覆盖的山顶，然后把机枪、迫击炮，甚至人员拖上山去。但这仅仅是一场长达22小时的战斗的前奏，大批中国人又卷土重来。下午4时，海盗式战斗机轰炸了一支正强行通过一个通向山顶的鞍状山脊的中国大部队，替陆战队赢得了这场战斗。中国士兵大批投降，一个陆战排居然受降了200多名俘虏。（但陆战队仅仅拘留了他们几个小时，尔后解除他们武装并发放一天的食品后让他们自讨生路。）
中国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12月7日上午早些时候发动了一场进攻，柳潭里的幸存者称之为整个长津湖战役中“如果不是争夺最激烈的，那也是最为壮观的战斗”。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
他们（陆战队）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或是进攻得如此顽强。时而夜空被曳光弹交织成一片火网，时而一发照明弹发出可怕的光亮，把小跑前进的一列列中国部队暴露无遗，他们立即按部署一片片卧倒在地。陆战队的坦克、大炮、迫击炮、火箭筒和机关枪大显身手，战果赫赫。但是敌军仍然不停地涌来，他们顽强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使陆战队肃然起敬。成群的中国人身穿厚厚的棉军装，看起来像是滚圆的小矮人，他们时不时会冲进手榴弹投掷的距离内，然后又被打倒。
在高地上第2营的阵地前阵亡的中国人估计有800人。
行军队伍的后卫部队在近距离遇到了中国人的最后抵抗。师部连的行政人员把机枪架在卡车上的货堆上，军乐队队员成了机枪手，不让敌人靠近，直到把燃烧的卡车推下公路。但中国人仍不断冲来。拂晓时分，查尔斯·沙利文中尉——他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240磅——对着冲上来的中国人打完卡宾枪里最后几发子弹，然后跳将起来，大吼一声，把手中的枪像一杆标枪一样扔了出去。枪上的刺刀穿透了15英尺之外一个中国士兵的胸膛，其他中国人掉头逃窜。沙利文从尸体上拔出刺刀，揩干血迹，找到子弹后继续射击。
12月7日夜幕降临时，行军队伍的末尾也离开了下碣隅里，爆破部队后面留下的是冲天的烈焰、浓烟和爆炸声——这是无法带走的多余的弹药和燃油。陆战队的工兵用推土机把一箱箱的食品和多余的被服压毁，然后浇上燃油。
然而，中国士兵忍不住想要找到食品，他们冲进火焰之中，在废墟中搜寻。陆战队停下来，向他们发炮告别。
尾随着陆战队的是一支惨不忍睹的战争难民大军：成百上千的妇女、孩子和老人，带着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下碣隅里已经不复存在。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受长津湖战役波及的其他村落也毁于一旦。工兵们不断警告平民们，桥梁和道路都安放了炸药，走在上面可能会被崩上天。但这些警告无法阻止北朝鲜的难民，他们在工兵炸桥前几秒钟蜂拥而过。他们在金日成统治下生活了五年，显然觉得中国人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古土里阶段的撤退工作终于在其开始38小时后结束，1万名军士和1 000多辆车辆安然无恙。陆战队有103人阵亡，506人负伤，7人失踪，共计616人。陆战1师得以幸存，归根结底，是由于奥利弗·史密斯将军拒绝屈从于麦克阿瑟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这种执拗顽固挽救了1万名陆战队员的生命。
修复断桥
长津水库撤退战是分阶段进行的，这在心理上非常糟糕。陆战队从柳潭里蜗行至下碣隅里，短暂休整后又行军至古土里。他们现在必须养精蓄锐，以完成到达海上和安全地带的最后路程。到兴南还有43英里。
陆战队的体力承受程度已达极限。大部分未受伤的人都患有严重的腹泻。在极度疲劳的翻山越岭中，他们的衣裤为粪便所脏，但也无可奈何。在从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行军中，没有人敢停下来点火热饭，所以陆战队只能吃半冻的食品，不然就要挨饿。一个多星期以来，人们在华氏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中，最多是在暖和的帐篷里待上片刻。那些能走的人步履沉重；一些伤员在担架上躺了三天，动弹不得。
在古土里，朝鲜冬季的严寒又对筋疲力尽的陆战队施以最后的打击。一场暴风雪使地上的积雪厚达半英尺以上，风雪钻进了大衣和睡袋的缝隙中，使陆战队员行军时周身麻木，苦不待言。
史密斯将军最为关切的还是撤退伤员的问题，然而这次他却没有像在下碣隅里那样的简易机场，唯一的一个小机场无法接纳R-4D型运输机（即陆战队和海军版的空中列车C-47，或DC-3）。所以，陆战队飞行员使用过时的鱼雷轰炸机（TBM），这种飞机能够在狭小的地域起降，每个架次可以运出6至9名伤员。三名飞行员——杜鲁门·克拉克中尉、约翰·墨菲中尉和艾尔弗雷德·“小麦克”·麦凯莱布中尉——以前谁也未驾驶过这种鱼雷轰炸机。没有关系，一位着陆指挥官用旗子引导，他们在12月9日多次飞抵古土里，运出了80多名伤员。陆战队二等兵利兰·戈登当时躺在跑道旁的一个担架上，他的右大腿负伤，麻药难以完全止疼。“我记得听到飞机声，当时大雪纷飞，我只能看见我的鼻子。突然间一声喊叫，飞机着陆了。人们把我的担架抬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
史密斯的计划仍然是柳潭里和下碣隅里撤退战斗的翻版。陆战队将夺取主要补给线两侧的高地，主要行军纵队在提前到达的炮兵部队的掩护下沿公路南下。一直在旁观长津战役而烦躁不安的刘易斯·普勒上校将坚守古土里，直至行军纵队全部离开那个小村庄，然后担任后卫。唐纳德·施玛克中校的陆战1团1营为了使中国人猝不及防，并迟滞他们向古土里运动，将沿主要补给线向北佯攻，并建立阻击阵地。
然而，侦察报告的情况却表明，陆战队迄今为止的努力有可能前功尽弃，使整个陆战师在古土里陷入困境。中国人炸毁了一座桥梁，切断了通往安全地带的公路上的一个隘口——那里无法绕道而行。越过这个29英尺宽的鸿沟成了整个78英里路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史密斯将军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愁眉不展，他十分了解这座桥。他11月16日从真兴里驱车北上时经过了那里，当时他就想，毁坏那座桥会给他的部队造成很大困难。桥位于古土里以南3.5英里处。
“在这里，”史密斯说，“长津水库的水经山边的隧道引来，注入四根引水管道（水泥制的大管子），管道沿陡峭的山坡直通下面山谷里的发电厂的水轮机。引水管道与公路交叉处有一个水泥制的变电所，它没占地面，而是建在覆盖管道的公路上坡一方。在变电所的下坡处是一座单行道水泥桥。这里的山势向下极为陡直，没有绕道而行的可能。这座桥完好无损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没有它，我们无法撤出我们的车辆、坦克和大炮。”
中共军队发现这座桥是一个绝好的关口要隘，在12月1日和12月4日两次炸桥。第一次炸桥后，陆战队的工兵用一座木桥取而代之；第二次炸桥后，工兵又架上一座钢制车辙桥。车辙桥是两根长钢条，按履带车辆的轮距安放。现在，中国人又第三次炸掉了它。
工兵部队的军官约翰·帕特里奇中校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车辙桥的部件空投到古土里，然后用卡车运到断桥处。但这些部件重达2 500磅，降落伞难以负载这个重量。他要求空军在南朝鲜的一个空军基地试投一下。空军照此办理，结果桥的部件扭弯了。另一名工兵军官赫塞尔·布拉辛格姆上尉急中生智，建议用两个降落伞空投。这次试投成功了。帕特里奇在12月5日至6日的夜里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史密斯，将军询问了他很长时间，发现帕特里奇预见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补救办法。“我看得出帕特里奇开始生气了，”史密斯说，“他最后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他让我们渡过了汉江，他为我们修筑了道路，给我们修建了简易机场，而且还要为我们修一座桥。我告诉他，按他的计划进行。”
次日清晨，帕特里奇飞临断桥现场，以查看问99liｂ?题的确切情况。天气奇冷，以致他无法做笔记，但他估计断裂面的整个跨度为16英尺。
凑巧的是，切斯蒂·普勒上校团里的一位工兵查尔斯·沃德中尉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的一个车辙桥连的成员，还在陆军工兵学院上过车辙桥课。沃德所在排的四辆卡车就能够运送车辙桥，因而架桥行动一开始很顺利。空投定于12月7日上午9时，古土里的陆战队被告知离开空投地域，以免建桥部件砸到他们头上。
尽管只需要4根钢梁，但空军却投下8根，其中一条落到了美军阵地外面。此外，空军还投下了一些胶合板构件，用于安放在两条钢轨之间，供除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外的窄轮距车辆通过。车辙桥可承受50吨的重量，胶合板可承受20吨。由于使用了金属跨桥和胶合板，这座桥将确保坦克和车辆不间断地通过。
在此之后，工兵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把建桥的部件运往山涧，沿途为纷飞的大雪、不停的火器射击和其他麻烦所阻遏。但到达断桥时他们大吃一惊，中共军队又炸掉了10英尺长的桥面，还有连接桥南公路的拱座。这样，断裂面的总长增加到29英尺，而现有的车辙桥只能跨越24英尺。工兵们没有就此罢休，有人发现桥下面有一堆旧铁路枕木。60名中国战俘投入工作，把枕木拖上路基，并且灌.99lib.装沙袋。12月9日下午4时，工作完成了。帕特里奇向史密斯表示了歉意。他曾保证一个半小时之内可以架好桥，但实际上用了三个小时。
修复后的桥通车了，车辆以每小时2英里的速度隆隆驶过。帕特里奇上校看着通车的场面，不禁为功成业就而暗暗自喜，同时也体验到一种意外的美感。“那天晚上的感觉极为怪异。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光，尽管没有照明，但人们似乎看得很清楚。炮兵在射击，传来很多大炮发射的声音。许许多多的鞋子和车辆把松脆的雪压得吱吱作响。……北朝鲜的难民走在公路的一边，陆战队走在另一边。……不时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叫声。公路上还有一些牛。所有这一切都使整个气氛更为放松。……”
桥南1英里左右是由1081高地瞰制的黄草岭关，这是最后一个主要障碍。在这次战斗中，陆战队依赖唐纳德·施玛克中校指挥的陆战1团1营这支相对新锐的部队。该营虽然对主要补给线以南地区进行了前出性的巡逻，但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斗。因此，12月8日凌晨2时，当“第一中的第一”营穿过黑暗、顶风冒雪向北开进时，他们精力充沛、斗志昂扬。
这次，陆战队从中国人那里夺取了夜间的优势。他们在能见度近乎为零的天气中行军，落满白雪的大衣是很好的保护色。尽管没有碰上一个中国人，但陆战队在溜滑的公路上行进6英里却用了6个小时。在1081高地，他们在大雪的掩护下，突然袭击了一个掩体区的数百名中国人，击毙或击溃了所有的人。中国人毫无觉察，甚至丢弃了正在煮食的米饭。（他们还留下了无数的虱子，陆战队决定当晚不在这些掩体中过夜。）
南下的部队虽然进展迟缓，但却稳扎稳打，陆战队进行了几十次班、排、连级规模的战斗。严寒风雪是比中国人还难以克服的障碍。最辛酸的场景发生在主要补给线上一个路障北面的路段上，这些路障是为阻止中国人追击南下的陆战队而设置的。不可避免的是，路障也成了阻挡成百上千无家可归的难民南下的障碍，他们在刺骨的风雪中只能抱团取暖。陆战队员不是铁石心肠，但是他们别无他择，因为在过去的交战中，北朝鲜和中国的士兵都曾伪装成平民。一名陆战队员回忆说，从那堆难民中传来一阵“低沉和痛苦的惨叫声”。在12月8日夜里，气温在华氏零度以下，陆战队的卫生员爬过路障为两位妇女接生。
令人宽慰的是，12月9日雪终于停了，但小部队的激烈交火又开始了。然而两个星期不间断的战斗也开始使中国人遭受损失。两个连在过桥时查看了离公路数码远的一些散兵坑，发现了50名中国人。“他们被严重冻伤，”索耶少校说，“我们的人干脆把他们从散兵坑里拎出来放到路上。”后来他们都加入到战俘的行列中。
12月10日凌晨3时，第一批陆战队陆续到达真兴里。中国人仍有垂死挣扎的实力。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朝鲜平民警告说，大批中国人在头天晚上潜入真兴里以南位于主要补给线上的水洞村。这一带是陆军第3师的防区。他们派出了巡逻队，但没有发现中国人。然而在午夜时分，陆战队的行军纵队穿过水洞时，中国人从该村的房屋后面蜂拥而至，用手榴弹和冲锋枪击毙了好几辆卡车的司机，还放火烧毁了车辆。在头几分钟里，美军一片混乱，他们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无法发现中国人。这时，陆军中校佩奇和陆战队二等兵马文·沃森挺身迎击中国人，他们打退了挡住先头部队的20多名中国人。佩奇中弹身亡，沃森两处被手榴弹炸伤。这位吉普车司机包扎好伤口后，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向一座中国人当掩蔽物的房子打了三发白磷弹，跑到外面的中国人又被机枪火力打倒。接下来，沃森又挺身而出，把正在燃烧的装载弹药的卡车推下公路。战斗结束后，一位陆军军官赠给沃森一个新称呼：“美国革命精神。”
中国人的最后一击是针对由40辆坦克组成的行军纵队尾部，欧内斯特·哈格特中尉率领的一个只有28人的不满员的排负责保卫这些坦克。成千上万的朝鲜平民跟在后面，中共军队的士兵也混在里面。由于路窄雪滑，坦克每次只能前进几英寸，只好由下车的乘员来保持坦克行驶在坚实的路面上。
午夜过后不久，灾难发生了。倒数第9辆坦克的制动器冻住了，挡住了末尾的部队。31辆坦克继续前进，其他坦克则被困在车辙桥以南约2 000码处。就在乘员们下车修理时，5个中国人从难民中鱼贯而来。领头的人用英语说，他们打算投降。
哈格特满腹疑云，他走上去交谈，下士乔治·阿米欧特手持勃朗宁步枪作掩护。领头的中国人突然跳到一边，后边的中国人端起了藏起来的冲锋枪。哈格特扣动了卡宾枪的扳机，但扳机冻住了。他扑上前去，把枪像棍子一样抡起，打碎了一个中国人的脑袋。阿米欧特用勃朗宁步枪连发4弹，另外4名中国人应声倒毙。
这个阴谋诡计是中国人从旁边的高地和后面发起突然攻击的前奏。一枚手榴弹炸伤了哈格特，他坚持站着，决定放弃坦克，冲向安全地带。就在哈格特和其他24人开始冲往安全地带时，坦克乘员终于松开了堵路坦克上冻住的制动器，它和另外两辆坦克隆隆驶向前去。一个乘员莱特下士以前从未开过坦克，但他喊道：“我非把这辆坦克开出去，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率先绕过了障碍物，顺着冰雪覆盖的道路开向前去。
在战斗的最后几分钟，一次爆炸把年轻的二等兵罗伯特·德莫特崩到路边，他滚下山谷。其他士兵认为他已经被炸九九藏书
死了，就没有去寻找他的尸体。几分钟后，他恢复了神智，挣扎着回到路上，发现路上全是难民。他飞快地穿过难民，赶到真兴里。他是逃出长津水库的最后一名陆战队员。现在，陆战队只需在平原上短途行军便可抵达兴南—元山的安全地带。陆战队历史上最为艰辛的磨难总算结束了。
在这最后几英里，陆战队员们居然有精力唱歌，他们模仿《保佑大家》，那是一首当年在印度的英国陆军的老调军歌：
保佑大家，保佑大家，
保佑共党，保佑美国，保佑所有人：
进攻下碣隅里的那些眯缝着眼的中国士兵们，
现在领教了美国陆战队了吧。
可我们和他们拜拜了，
我们是召之即来的哈里警队。
背上你的行装，
下一站是西贡，
打起精神，弟兄们，保佑大家！
背水一战
12月9日以前，史密斯将军打算在兴南港附近的沿海地区建立防御阵地，控制住一个孤立的区域。但是，麦克阿瑟认为这种部署十分危险。诚然，中国人已退出主要战斗，他们由于补给问题而不得不遵循进攻——暂停——进攻的周期。麦克阿瑟已经吃过两次苦头。他知道中国人还会再次进攻，而且他也不打算冒险在一个狭窄的、易受空中攻击的沿海防御圈与中国的几个野战军对峙。所以，麦克阿瑟发布了新的命令：第10军的部队抵达兴南后，立即登上运输船，向南航行至釜山。在西部，沃尔顿·沃克的第8集团军要向南部几条战线连续撤退，并力图守住汉城—仁川地区的环形阵地。如果中共军队打算绕过第8集团军向南进击，麦克阿瑟有把握打击他们拉得过长的补给线。在同一道命令里，麦克阿瑟终于同意结束仁川登陆以来就使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感到忧烦的分头指挥。第10军撤至釜山后，立即作为第8集团军的一部分归沃克将军指挥。
陆战队要在兴南进行的是一场“反向两栖登陆”，大约有10万兵力——陆战队、美国士兵和韩国士兵——要从一个由空袭和舰炮火网掩护的逐渐收紧的环形阵地中撤出。
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人会把炮兵部队调至打击港口的距离内，把炮弹射向堆积如山的补给品。这种事并未发生。尽管中国人打了几排不着边际的迫击炮弹，但他们似乎丧失了战斗力。
后勤军官认识到，把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装满食品、肥皂、猪油、咖啡和果汁的仓库搬运一空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便敞开库门，由人们随意取食。《时代》周刊记者德怀特·马丁当时穿过了补给仓库：
美国士兵和朝鲜码头工人整天都吃个不停，他们为了做一块三明治可以漫不经心地打开一听听6磅重的猪肉午餐肉罐.99lib.头，为了喝一口果汁可以打开一加仑重的罐装果汁。在仓库外面，一位留着黑胡子的美军中士正把他的塑料野战食品勺插进一听10磅重的咸牛肉罐头里，其不屑的神情就像一位体重超重的妙龄女郎面对着一桌丰盛的自助餐。
一队队朝鲜妇女穿过一排排望不到尽头的大米和面粉，肩扛头顶拿走了一袋袋50磅和100磅重的袋子。码头区有一列日本制造的崭新的铁路货运车皮，洁白的车厢侧板标有美国陆军运输队的标记。一位军官看到这些车皮和其他大型装备说：“天啊，我们刚把这些东西中的大部分弄到这里。如果东方人继续前进，我们就不得不大动干戈，把它们都炸掉。愿上帝保佑纳税人。”
部队装船进展顺利，他们登上运输舰，将航行400英里前往釜山。所有的陆战队于12月14日之前装船完毕，剩下的守卫着防御圈的陆军部队将在最后几天装船完毕。在此之后，史密斯允许把尽可能多的朝鲜平民运出滩头阵地。他们之中有背着东西的老叟老妪；有带着绑在白色布带里的婴儿的母亲；有好奇的青少年，其中有些人没有双亲，急于“乘大船”去南方。在蜂拥登船的过程中，4 000人挤上了一条坦克登陆舰，把它压在淤泥中动弹不得。韩国士兵用冲锋枪朝天射击，把所有的人赶下了船，船长才得以把船开到深水区，然后朝鲜平民重新登船。另一艘大型商船运走了12 000名平民。（一些韩国人惧怕他们的政府，其程度似乎不亚于害怕共产党。在汉城地区，南朝鲜军队的行刑队打死了700多名与北朝鲜人有合作嫌疑的人9９lib? 。西方神父抗议很多处决都未经审判认可，但军队指挥官回答说，行刑队处决比绞刑“更为方便”，而且他不打算加以制止。）
接着便开始系统地摧毁无法运到釜山的补给品。陆军第175战斗工兵营在朝鲜铁路工人的帮助下，用机车头和棚车塞满了一条2 100码长的铁路桥。“当朝鲜人得知要毁掉这些铁路车辆时，”卡罗尔·格鲁思中尉说，“他们就不情愿了，必须在催促之下才干活。相反，工兵们却发现工作蛮有意思，这使他们的压抑心情得以放松。”一个桥孔炸毁后，车厢和车头都挤入断裂处，冲下谷底。工兵们把一些车厢塞满汽油桶，以便彻底摧毁它们。然后他们点燃了木制桥架，整座桥便焚毁殆尽。“火势极为凶猛，以致一辆车头被烧得通红，汽笛长鸣。”格鲁思说。
圣诞节前夕，防御圈里的所有部队都已撤退完毕。美国军方不打算留给敌人任何东西。2艘巡洋?９9ｌib.舰、7艘驱逐舰和3艘火箭发射舰在距岸边仅数百码的地方排成一线，向这座被放弃的城市倾泻了猛烈的炮火——近34 000发炮弹和12 800枚火箭弹组成弹雨，其猛烈程度甚至超过进攻仁川前的炮火。最后一阵震天巨响来自引爆了的400吨凝固甘油炸药和500枚1 000磅炸弹。“整个兴南濒水区好像被一次火山喷发崩上了天，火焰、浓烟和碎石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蘑菇状烟云，笼罩在断壁残垣上空。”一位陆战队的目击者说。
圣诞节这天，史密斯将军灰心丧气地想起了一个月以前麦克阿瑟让美军“回家过圣诞节”的大话。与之相反，陆战1师现在却前往釜山重新部署，并准备从头开始，再度参战。将军们相互致电，庆贺巧妙地摆脱了中共军队，但这并不能掩盖已经发生的基本事实：中国人把第10军赶出了战斗。
然而中国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陆战1师的战斗伤亡总数为4 418人——604人在战斗中阵亡，114人死于重伤，192人在战斗中失踪，3 508人在作战中负伤；另外还有7 313名非战斗减员，大部分属轻度冻伤或消化不良，他们很快就都归队了；此外，陆战队还有8名飞行员被击毙，4人失踪，3人负伤。
在以后的战斗中缴获的中共军队文件承认，陆战队当面的中国人伤亡人数为37 500人，其中被陆战队地面部队击毙15 000人，击伤7 500人；此外，在空袭中有10 000人被击毙，5 000人受伤。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在战后分析部队的表９９ｌiｂ?现时直言不讳。中共陆军第26军抱怨说，由于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
部队在忍饥挨饿，他们吃的是冰冷的食物。他们无法为作战保持体力，伤员……不能撤离……我军的火力严重不足。大炮要射击时没有炮弹，有时炮弹还是哑弹……
中共陆军第20军痛惜地说，尽管“我们成功地分割包围了敌人……但却没有逐个消灭敌人。……”这个分析指责高级军官战术僵硬，没有充分发挥长处，不允许小部队在希望出击时快速出击，因此陆战队能够脱离接触，逃出包围（陆战队同意这种观点，在进攻下碣隅里的战斗中，中国人接连几天晚上攻击美军阵地的最强点，这就使陆战营顶住了优势兵力的进攻）。中共陆军第27军尤其抱怨气候恶劣，以及缺乏御寒被服和掩蔽所：
部队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没有足够的房屋居住，无法忍受刺骨的严寒，这是大量非战斗减员的原因（达1万多人），武器不能有效地使用。
作战期间，当战士们在雪地上露营时，他们的脚、袜子和手冻成了冰团；他们无法拧开手榴弹盖，导火索也拉不着，手也不听使唤；寒冷使迫击炮炮管收缩，70%的炮弹打不响；手上的皮也被炮弹和炮管粘掉。
中国人的确把第10军赶出了“冰雪长津”，但付出的代价却足以使其九兵团在关键的几周里无法参战。现在，史密斯有机会在昔日的釜山防御圈这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让军队重整旗鼓。
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对这场惨败做出了首次公开回应。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措手不及的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部队。他的司令部于11月29日发布的新闻公报其实是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文的压缩版，把这场危机描绘成一场“全新的战争”。但他也加上了一句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弥天大谎：联合国军的攻势已经“迫使敌方过早地投入战斗”，因而干扰了他们“后来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突然攻击我军阵地”的计划。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作所为仅仅是袖手旁观和忧心忡忡，让麦克阿瑟继续旁若无人，自行其是。谢尔曼海军上将对朝鲜东北部的局势十分担心，在那里支援第10军的海军舰船十分危险地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谢尔曼希望命令麦克阿瑟把该军撤至一条稳固的战线，但其他参谋长一直不情愿给麦克阿瑟直接下令，而只是对麦克阿瑟提出询问，希望这会提醒他注意危险。他们在11月29日问道：“你计划怎样协调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以及如何部署在我们看来是过于暴露的第10军的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麦克阿瑟由攻势转为守势，正如他在第一封告急的电报中要求的那样。“战略上和战术上的考虑现在是首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说。他们建议——但不是命令——麦克阿瑟应考虑封闭两支部队之间的缺口，并建立一条横贯半岛的连成一气的防线。
同一天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拒绝了麦克阿瑟重新提出的、曾被两次驳回的要求，即允许他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麦克阿瑟指出，蒋介石以前的提议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担心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迫在眉睫，而在朝鲜使用他们会给中国参战以口实。由于这些考虑已不再适用，而且没有其他现成的兵员可用，因而麦克阿瑟打算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使用其部队的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回电的草稿中说，动用国民党的部队有可能把台湾引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国务卿艾奇逊修改了电文，更加强调从政治和外交方面进行考虑。杜鲁门本人同意了最后的文本：
你的提议正在考虑中。……它涉及世界范围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它可能将干扰与我们在联合国合作的国家的一致立场，以及使我们陷入孤立的可能性。对（英）联邦的国家来说，把它们的军队与中国国民党人一并使用，也许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有可能把敌对行动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顺便提一句，我们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正遭受最严重的损害，有必要以最大藏书网的谨慎来避免破坏联合国中至关重要的盟友阵营。
麦克阿瑟现在的表现马上就变得自相矛盾和令人困惑。这些行为表明他既迷惑不解又惊慌失措，他不希望他所身临其境的现实损毁他意向的幻梦。这一系列令人奇怪的行动中之第一步是他在11月28日把他的两位战地指挥官沃克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召到东京，参加一个“战争协商会”。（“此时离开战场的后果他们可承受不起。”柯林斯将军以挖苦的口吻评论说。）他们的谈话未做记录，但做出的决定是：第8集团军必须撤至足以远离被中国人从侧翼包围的地方；与此同时，第10军要放弃麦克阿瑟“挺进鸭绿江”的命令，并撤至咸兴—兴南地域（陆战队的史密斯将军一直力促采取这一行动方针，但两周前却被麦克阿瑟否决了）。当时还简要地讨论了一项建议（在这里重提此事都很可笑）：陆3师从东海岸的元山地区向西推进，以打击在第8集团军右翼作战的中国人，这大概要跨越半个朝鲜半岛。这个想法出自第10军助理参谋长埃德温·赖特将军，以回答麦克阿瑟提出的该军如何减轻第8集团军压力的问题。应该感谢阿尔蒙德，他插进来，在供与会者参阅的地图上用教鞭熟练地点了几下，指出拟议的行军路线要穿过太白山脉。不管地图上是怎么标的，山上无路可寻。他说，第3师如经此地，必定全军覆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阿尔蒙德后来又同意支持这一建议，条件是沃克将军在该师越过太白山脉西坡时向它提供补给。沃克做不到这一点，他十分明智地保持沉默。麦克阿瑟说他以后再做决定。（几小时后，麦克阿瑟对这个西进行动，先是下达了一个简短的进军令，但随后又撤销了。）
麦克阿瑟在11月29日的一份电报中宣布了他的这些决定（这等于被迫撤退他的整个部队），然而这些决定贬低了参99lib?
谋长联席会议对他的部队的担忧，并且为他部署部队的方式做了辩解。麦克阿瑟声称，第10军非但没有遭受严重伤亡的危险，而且它事实上威胁着与第8集团军对阵的中国人的主要补给线，还牵制了6至8个中国师；否则的话，它们就会随心所欲地攻击第8集团军的侧翼。麦克阿瑟并没有说明，等到第10军撤至沿海地区，它将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他给部队下达的命令，与他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部队的行动，两者大相径庭。就史密斯将军而言，他与麦克阿瑟打交道经年累月，能够抓住这个等待了好几个星期的机会。一等到第10军奉命撤出其流产的攻势，他立即要陆战1师开始考虑保存自己的方式。
然而，麦克阿瑟没有听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把部队一线摆开的建议。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距离太远，他的部队人数不足，还有绵延于朝鲜中部的崇山峻岭带来的后勤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麦克阿瑟的言辞无法令人信服。布雷德利将军在看影印的电报文本时，在页边空白地方草草地写了一条又一条的怀疑性评注，尤其是在关于第10军“威胁着”敌人补给线的说法旁边。他在麦克阿瑟为该军未与第8集团军会合所列举的理由旁边画了一个大问号。陆军史学家罗伯特·沃森在20年后采访布雷德利时，发现这位将军仍然记得这份电报是“侮辱性的”，这是所收到的麦克阿瑟发来的许多电报之一。布雷德利“情绪有些激愤地”对沃森说，麦克阿瑟“把我们当成了小孩子对待”。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容忍这藏书网种行为？
在收到这封电报后不到两个小时，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又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这份电报中充满了惊恐情绪。尽管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进行空中封锁，中国人仍在增强其军力。情报报告说，中国军队经两夜的行军便可抵达前线，使其有可能“不断和迅速地集结”。他认为第8集团军不可避免地要继续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得出这一结论”，他说，即中共军队的意图是“彻底摧毁”联合国军。
这一令人忧郁的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29日，从下午3时10分至4时55分召开了第四次会议。然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还是不愿意给麦克阿瑟直接下令。他们确实使用了略微强硬的措辞表示了他们的担忧：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第10军的部队应“尽快撤离它们暴露的阵地”，并且两支部队“应充分协调，以阻止中国人的大部队从两支部队之间穿越或者包围这两支部队”，这是至关重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是以命令，而是以“希望”的方式表达了上述关切，希望麦克阿瑟在计划下一步行动时加以考虑。
这份电报草稿送交马歇尔审阅时，他给麦克阿瑟加上了一条指示：“不必顾及朝鲜蜂腰部东北的整个地区（第10军的作战地域），除非是从与你部队的安全有关的战略和战术考虑。”
第二年（1951年）春天，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听证会上，布雷德利被问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何不采取直接行动堵住这个漏洞。布雷德利答道：
噢……我们从这里看地图时是有点担忧。……我们没有给他发去任何有关我们对部署的担忧的电报，因为我们不能从7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仗或指挥一场战斗。你必须让你的战地指挥官指挥打仗。
柯林斯将军认为，布雷德利“也许应补充说，正如藏书网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从7 000英里外指挥打仗一样，麦克阿瑟将军也不能从700英里外指挥打仗”。
杜鲁门进退两难
对哈里·杜鲁门来说，战场上的坏消息预示着他担任总统时期最为糟糕的月份开始了。1950年12月伊始，他所领导的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输掉一场海外战争的同时，也与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国日渐离异。现在，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势不可当，共和党在1950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便预示着这一转折。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党席位优势已由12席减至2席；在众议院中，多数优势也由17席减至12席。落选的参议员中包括杜鲁门在国会山的三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多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卢卡斯；军事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多数党党鞭、宾夕法尼亚州的弗朗西斯·迈尔斯。与之相反的是，共和党参议员中增加了一些强烈支持中国国民党的人，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理查德·尼克松，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马里兰州的约翰·巴特勒，以及政府的宿敌、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爱荷华州的布克·希肯卢珀，科罗拉多州的尤金·米利肯，印第安九九藏书伯特·洛维特感到厌恶，他对迪安·艾奇逊说，麦克阿瑟“害怕了”，他在发表“告后人书”。洛维特对麦克阿瑟所称官方人士没有告诫他向边界推进并不明智的说法表示异议，他把麦克阿瑟的这番话称作是“虚假的和捏造的”。他还认为，这是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最为奇特的事情：……将军居然能在这个时候坐下来”给报界写电报。
由于麦克阿瑟还在继续发表批评性言论，杜鲁门终于采取行动让他沉默。总统在12月6日对所有行政官员——但显然是针对麦克阿瑟——发布了两项命令。第一项命令是，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新闻稿“或其他公开言论”，其目的是确保公开发表的消息“准确无误，并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第二个命令更为具体。命令说，海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应“在公开讲话中极为谨慎，除例行声明外，所有声明都要经各主管部门审批，并禁止就军事或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的报纸、杂志或其他公共媒介进行直接联系”。这项命令使得麦克阿瑟总部发出的评论有所减缓，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使麦克阿瑟安静并不等于使他沉默。
随便谈论原子弹
尽管总统在努力使麦克阿瑟免开尊口，但他本人却随随便便地谈及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从而触及了欧洲盟国以及很多美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战争爆发以来，五角大楼就一直在研究何种条件下可能使用原子武器。11月20日，亦即麦克阿瑟发动攻势前一个星期，劳顿·柯林斯将军对同事们说：“据信，很快将会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发表意见。还可以想象，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全.99lib.面攻势的情况下，对他们的部队和物资集结地使用原子弹也许是使联合国军能够守住一条防线，或者尽早地进行（一次）向‘满洲’边境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就使用核武器的应变条件进行研究。
一个星期过去了，柯林斯建议的事情显然一无所成。这时，中国人已经大规模参战。11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莱勒海军少将向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优先”请求。如果苏联人介入，莱勒希望提议“有可能使用原子弹，作为阻止这种干预继续进行，或者协助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队的一个因素”。他请求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关于“使用方法、时间和运输方式等”考虑提出见解，还请求就“事先提出或不提出最后通牒而对中国使用常规或原子炸弹”的问题提出意见。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僚机构中，甚至可能使用原子武器的事也是一个严加保守的秘密。莱勒的备忘录中有一条告诫：“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秘书拥有这一备忘录的唯一副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对于此事的知情要严加限制。”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人员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发了对核武器的讨论。总统所使用的语言既不严谨，在法律上也不准确。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莱维罗：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要走得更远，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9９lｉｂ?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合众国际社老资格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显然认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比原来打算的走得远。他给了杜鲁门一个逐渐后退的机会。
梅里曼·史密斯：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正在积极考虑之中？
总统：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国际新闻社记者罗伯特·狄克逊：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
总统（打断他的话）：藏书网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后又回到了原子弹的问题。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将不会使用原子弹？
总统：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针对中国的行动要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则负责武器的使用，正如他通常做的那样（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杜鲁门总统大错特错了，正如苦不堪言的白宫新闻办公室几小时后在一份“澄清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根据《原子能法》，只有总统能够授权使用原子弹。但在这份澄清声明发出之前，美联社和合众社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错话飞快地传遍世界，《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写道，这引起了“国内外舆论一片大哗”。英国官员说，这种说法使他们“震惊和错愕”。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对中国人使用原子弹了。
尽管杜鲁门从未以语言精确著称，但他对总统在如此敏感事宜上拥有的权力问题说错话，实在是引人注目，以致令人百思不解。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有时候是一份不良记录）中说，报界误解了他，但是他没有再去引用他自己说过的使用核武器“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这句话。有一个证据表明杜鲁门并非瞎说：他打算警告中国人和苏联人，如果暴力在朝鲜升级，就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
当时的情况是：11月30日下午，亦即杜鲁门的记者招待会后几个小时，比利时驻华盛顿大使巴伦·西尔弗克赖斯会见了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西尔弗克赖九九藏书斯指出，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范齐兰德是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主席，他经常会见西欧其他领导人，因而他能够向那些人“转达我们可能有的任何想法”。腊斯克回答说，美国准备“尽其所能去避免爆发全面战争，但我们不准备撤出朝鲜”。
据腊斯克说，巴伦·西尔弗克赖斯接着提到了杜鲁门关于原子弹的说法，“还问我是不是指我们要使用它”。腊斯克回答说：“我不能说我们是否要使用原子弹。”西尔弗克赖斯说，他“推测”总统的意思是，由于总统自己就能授权使用原子弹，因而总统将听从战地军事指挥官的建议。
腊斯克在后来的谈话中再也没有谈到核武器的事。但在他送西尔弗克赖斯去电梯时，比利时人说，如果美国确实打算把原子弹引入战争，“他认为对中国城市使用原子弹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去摧毁苏联制造原子弹的设施呢？”西尔弗克赖斯指出，那些设施“位于离我们目前的作战地区直线距离并不很远的地方”。
腊斯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谈话的要点却意味着，一位友好的大使得到的是模棱两可的信息，以供其外交大臣在欧洲各国首都传播。如果杜鲁门确实想搞核讹诈，那么他的信息会很快传到中国人和苏联人那里。
不管杜鲁门的动机如何，他的评论在英国议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大使馆把这称为“1945年工党上台以来，下议院就外交事务所进行的最为激烈、焦虑和负责的辩论”。大约100名工党议员在一封递交给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的信上签名，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议会中的不满情绪是普遍的，甚至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安东尼·艾登这些美国的忠实朋友，二人都是下野的保守党人士。另一位保守党领袖理查德·巴特勒说：“英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希望在他们的命运（被扩大到中国的战争）决定之前得到保证：他们正在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辩论中，艾德礼的助手们急急忙忙地给美国使馆打电话。首相说，他要宣布他准备会见杜鲁门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这场辩论就可以结束。总统很快同意了。英国议会中的紧张气氛暂时得到缓解，休会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盟国在联合国的反叛
与此同时，政府也听到联合国里怨声不已。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报告说，那里的人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情绪”在增长，因为人们认为他“不很听指挥”。11月29日，甚至在杜鲁门就原99lib.子武器挑起轩然大波以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拉德温·杰布爵士和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让·肖夫尔在一次冗长和牢骚不断的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与国务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发生龃龉。他们强调了欧洲的担忧，即处于“前线，并为苏联九九藏书的全面军事进攻敞开了大门”，他们不希望让“亚洲的章鱼吸干我们所有的共同力量”。杰布直言不讳，只要6名工党议员在一次关于朝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艾德礼政府就会倒台，因而艾德礼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11月30日傍晚，西方国家的大使们匆匆赶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那里，杜鲁门关于核武器的讲话使他们深感忧虑。肖夫尔说，荷兰代表“含着眼泪”问他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杰布说，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卷入战争。欧洲人不想谴责中国人为侵略者，因为这等于企图“重新征服和解放”已经被北京夺取的“地区”。.99lib..99lib.
联合国的联合阵线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华盛顿考虑撤退
11月30日至12月1日夜间抵达华盛顿的电报报告说，战场局势急剧恶化。那天（星期五）上午8时30分，对战争的看法更为忧郁的人群之一集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里。自战争初期以来，这是头一次听到认真讨论美国是否应承认战败和从朝鲜全部撤退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迪安·艾奇逊所说的在联合国里“我们的朋友中实际存在的惊慌状况”。他说，很多人抱怨美国领导地位的破产，而且“目前的困难是麦克阿瑟将军的错误行动造成的”。艾奇逊认为，为了欧洲安全，恢复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艾奇逊提出，要找到一条在军事上能够守住的防线，然后以此作为基础，开始政治谈判以结束战争。他也看到了危险：中国人有可能拒绝接受固定的战线；而且，即使美国撤出了朝鲜，中国人撤回其东北，韩国人仍然不得不对付北朝鲜人。“问题是那样做将使我们处于何种境地？”艾奇逊说。
“无论如何，”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在朝鲜有所行动。而且我们也必须有所行动，以反击在德国急剧复苏的中立主义。”艾奇逊打算下周去联合国大会发言，但美国首先必须有一个意见一致的行动计划。
艾奇逊想听听军方的意见。如果不能在军事上守住一条战线，“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
布雷德利将军只能提出悲观的设想。除非第10军重新部署，“否则很难稳住一条战线。现在还说不准，如果我们在东部损伤惨重，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一条战线”。布雷德利提到，有情报说，来自“满洲”的交通运输极其繁忙。他说：“我们可能不得不后退得更远。”他重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批准、于头天晚上告知麦克阿瑟的指示：从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来看，没有必要守住蜂腰部.99lib.以北的地区，除非从有关他部队的安全考虑，“他可以不必顾及这一地区”。
但是，最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呢？艾奇逊问道。
布雷德利和劳顿·柯林斯将军都无以对答。（结果是马歇尔将军要柯林斯当天前往日本和朝鲜，以寻求某种答案。）
海军参谋长?99ｌｉｂ.认为：“我们需要在军事上做出极为准确的判断，即如果破坏中国人的机场，是否会引来俄国人。”这一决定不应由麦克阿瑟做出，而应由国防部长马歇尔在柯林斯将军的协助下做出，后者正在前往东京和朝鲜的途中。
然后，艾奇逊试图提出撤换麦克阿瑟的远东美军司令职务，他是以间接方式提出这个建议的。艾奇逊提议，在这次危机期间，柯林斯应“待在东京”。国务卿完全明白，陆军参谋长在那里将使麦克阿瑟处于从属的位置。（“我已经对麦克阿瑟的判断完全丧失信心。”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没有任何人支持艾奇逊，他的建议在无人附和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这样，讨论又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可能采取的行动上。杜鲁门认为，这种行动充其量是一种“缓兵之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作为一项和解方案的报偿”将会提出的要价。艾奇逊认为：“他们至少会要求我们回到三八线以南。”马歇尔认为他们不会“只要求这么一点东西”。艾奇逊认为中国人的要求会逐步加码：美国离开朝鲜；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美国放弃台湾；甚至 8ba9." >让中国人参加对日和谈，其最终目的是把美国排挤出日本。９9liｂ?bbr>
没有人愿意承担向中国人提出停火的责任。马歇尔指出，现在离总统与艾德礼首相的预定晤面时间还有三天时间，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将达到高峰。在“采取任何明确的步骤”之前，应该与英国人磋商。马歇尔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美国表面上挽回一点面子：“最好是让艾德礼先生提出一项和解建议，而不是由我们承担提出建议的负担。”
讨论又转向了国内方面的问题。艾奇逊希望“尽快加强”武装力量，由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确立对物价、工资和生产的控制。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接着，他要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第二天上午会见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之后立即向他报告。
对杜鲁门政府来说，朝鲜战争现在是一场挽回面子的行动。
中国在联合国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抵达了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然而西方与他们打交道的尝试全都徒劳无功。艾奇逊在一份给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使团的?t>情况通电中说，中国人的态度“毫无妥协与和解之意”。甚至与北京友好的使团同他们交谈的尝试“也被拒绝”，中国人“除了与苏联代表团有联系外，与其他所有代表团都断绝了来往”。国务院希望对友好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根据被苏联人否决的安理会决议的精神，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的决议。
情况表明，中国代表在未得到北京.的具体指示以前不会采取行动。12月1日深夜，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终于会见了中国的伍修权将军（劳把他称为“头脑冷静的士兵”）。在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冠华的职位稍低的“顾问”，他在中国外交部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国际新闻司司长。劳认为乔是中国代表团的“智囊”。是的，中国人可能会与印度人吃饭，但在48小时之内还不会。［美国代表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认为，劳在“奉行（一条）软弱的绥靖路线”。］
格罗斯在当晚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劳。劳把他拉到一边说，中国人已做好准备与美方会谈，时间是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格罗斯向国务院建议说：“由于劳常常行为冲动，我认为应该有所警惕。”他认为，劳的某些热情是“政治上不成熟”的结果。但他希望避免“陷入圈套..”，那可能“在联合国成员中”造成“虚假的希望”。格罗斯因此开始教训劳，苏联人在谈判中常常以“装出希望‘讨论’的宣传伎俩”来转移自由世界的注意力，他告诫劳不要“陷入这种为人熟知的圈套之中”。尽管美国“不急于”与伍将军“会谈”，“但如果伍将军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随时洗耳恭听”。
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个信息：美国尽管谨慎小心、疑虑重重，但是已经准备好接收中国人想要发出的关于结束战争的任何信号。
华盛顿惊恐不安
《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颇有见地地总结了星期天，亦即12月3日那一天华盛顿的情绪：
今天，首都的每一个官方行动、来自东京的每一份官方报告、消息灵通人士对局势做出的每一次个人评价，都反映出一种对联合国军在朝鲜处境的紧迫感，甚至是恐慌感。甚至23个星期以前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致命的夜晚，气氛也没有这般令人沮丧。
对五角大楼来说，午夜过后不久来自东京的一份电报中严峻的记录是坏消息的开始。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过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第2步兵师损失了超过6 380人，几乎是其兵力的一半。据信，土耳其旅的5 000人中，损失了1 000人。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战场上的兵力加起来也不过是11万人，而据情报分析，中国人的兵力为25.6万人，北朝鲜人的兵力为1万人。
人们正在领悟这一悲观的消息时，麦克阿瑟令人沮丧的消息又似雪上加霜。第10军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撤至兴南地区；第8集团军的处境“日益危险”，沃克将军现在提出的不是在平壤，而是在汉城周围守住一条战线。麦克阿瑟认为把两支 90e8." >部队合二为一毫无裨益（也“不可操作”），两支部队“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合在一起会给来自不同的后勤补给线的补给输送造成麻烦。
他还认为建立一条横贯朝鲜蜂腰部的防线没有什么好处。这里的地面 8ddd." >距离为大约150英里，这意味着7个美军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将不得不防守一个20英里或更长的正面，“而当面的中国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其拿手好戏是穿过崎岖陡峭的地形进行夜间渗入”。麦克阿瑟认为，这样一条没有纵深的战线“没有什么实力，而且作为一种防御概念也将遭到渗透，结果是被包围歼灭或被各个击破”。这一概念..t>也许适用于对付弱一些的北朝鲜人，“但不可能对付中国军队的强大兵力”。
麦克阿瑟接着抱怨说，华盛顿还不理解“由于中国军队的公然参战而导致的基本变化”。有26个中国师参战，后方“至少”还有20万人的部队正在向前线运动。美国空中支援的价值由于地形的缘故而被降低。由于中国军队在内陆集结，海军炮火不起作用。国防部一再告知麦克阿瑟再也派不出部队了，但麦克阿瑟依然要求“最大限度地派遣地面增援部队”，否则他的部队将被迫节节撤退，“而每次撤退都会降低抵抗力”，直至被逼到“滩头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赞扬了他的部队的士气和效率，尽管“它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不间断地战斗”（这样说是错误的：战争已进行了五个月，但大部分美军师直至9月中旬，也就是战争爆发两个半月之后才抵达朝鲜）。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微不足道”，其他外国分遣队人数太少，不足以产生影响。麦克阿瑟希望大大增强军队且大大改变与他作战有关的规定：
对此间局势的全面估计，必须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这是在全新的情况下，与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全新的强国进行的一次全新的战争。
我所执行的行动指令的基础是以北朝鲜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令已经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相对较小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具有全面进攻实力的中共，这个国家因苏联的大量物资供给而得以更强大。
以前非常成功地适用于与北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就不顶用了。
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在这一方面，时间是重要的，因为每小时敌人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弱。
五角大楼悲观丧气
星期天上午9时30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在五角大楼开会，用艾奇逊的话来说，他们在“越发沉重的气氛中”阅读了麦克阿瑟的报告。麦克阿瑟的抱怨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慰藉。为美国陆军遭受沉重打击而感到沮丧的马修藏书网·李奇微将军通报了军事动态。他并不乐观，对第10军能否脱离接触并抵达兴南、第8集团军能否先于中国人抵达汉城没有把握。如果部队能够抵达仁川、咸兴和釜山的滩头阵地，他们就能够守住阵地，直到做出撤退的决定。
艾奇逊突然把讨论转向了关键的问题：“军事形势是否达到了我们有必要寻求停火的境地？”
布雷德利回答说，如果代价不是过高，停火是“可以的”。“我们会离开朝鲜吗？他们呢？”如果美军能够抵达滩头，军事形势就会改善。美国正在迅速地丧失主动权，如果不能在48小时之内通过联合国达成停火，“我们是否必须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必须自己采取行动”？布雷德利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拒绝停火，我们认为我们是处于战争状态。”他预料要采取封锁海岸、轰炸和“很多其他方式干扰他们，尽管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原子弹”。
艾奇逊并不像布雷德利那样对停火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又被拒绝，就会在联合国引起一场辩论。美国必须考虑到其军队的安全，以及它在远东和“全世界”的地位。国务卿不希望很快撤退：“如果我们抛弃了朝鲜人而他们又遭到杀戮的话，我们就有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姑息养奸者的危险。如果出现了敦刻尔克式的情况，我们被迫撤出，这虽然会是一场灾难，但却不会丢面子。”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提出了条件，“撤退到三八线似乎是可行的”（尽管他马上补充说，这“太容易了.”，他怀疑敌方会不会接受）。
作为一个外交官员，艾奇逊不愿意被拉进关于台湾的谈判中去，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国际支持。他说，其他国家“认为台湾不属于我们，并且不同情我们的立场”，但他能够找到支持在三八线实现停火的“道义力量”。美国“必须期待”有人——他在这里提到了克莱门特·艾德礼——提出一项停火建议，在此种情况下，国务院的作用就是说服其他政府“坚持正当的和正确的事情”。
布雷德利将军重复说，停火将对军事有用，“如果代价不是太大的话”，但是“提出这项建议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艾奇逊希望“仔细考虑”任何直接针对中国人的行动。如果停火要求遭到拒绝，“而且我们不得不杀出一条路来的话，所有针对中国人的军事步骤都应与撤出我们的部队联系起来”。他不希望“仅仅进行报复”，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这会导致很快与苏联人进行全面战争，那么我们就将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战斗”。
海军参谋长谢尔曼不希望做任何妥协。美国已经损失了士兵，“人们可以说我们输了一仗，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他不同意要求实行停火。“与中共打交道的唯一正确方式是对他们说，要是不住手，他们就是在跟美国打仗。”如果中国人选择了战争，“我们就尽可能完好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并且进行战争。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方针，其他人就会欺负我们。如果有人能够打死那么多美国人而又不在战争状态，那我们就战败了”。
布雷德利认为中国人不会同意停火解决。他认为“双方在竞相抢占滩头”，问题不仅仅在于军方能够守住滩头多久，还在于“在我们不说与中国交战的情况下，美国公众对这种状况还能容忍多久”。
“我们正在与一个错误的国家打仗，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艾奇逊说，“我们在与第二梯队打仗，而真正的敌人却是苏联。”
布雷德利不想把士兵派往中国，但他“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回家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
艾奇逊“当然”做不到。他问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与中国交战会对美国同苏联打仗的能力有什么影响。“苏联愿意看到我们与中国人打得难分难解”，如果美国的资源都用于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就不能够增强在欧洲的力量”。
艾奇逊接着说，另一个问题是与中国开战将对美国盟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将会离开我们，并与苏联打交道”。艾奇逊说，法国人“极为软弱，他们得了炮弹休克症，急于达成一项交易，这会给他们一种安全的幻觉”。
讨论接着转入美国决定撤退时可能采取的安全措施的问题上。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吗？艾奇逊问道。
谢尔曼说：“非常有必要，但是这很困难。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记者们离开那里。”
艾奇逊想起了内战时期威廉·谢尔曼将军的政策：“把他的所有计划都告诉记者，然后把他们都关进监狱。”
艾奇逊终于提到了关键的问题：如果某个国家提议在三八线实行停火，而且这是可取的，在座哪一位对此还有疑虑？
根据菲利普·杰塞普的会议记录，没有听到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反对。然而，布雷德利的确对“国会和军队中的反应”表示关切。他问道，在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放弃？他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接受三八线，“我们先前越过了它”。
布雷德利认为存在着两个问题：在政治方面，美国是否应该请求停火。在军事方面，“如果我们后退至滩头，是否要开始撤出我们的部队；或是打下去，直至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从仁川可以很快撤出人员，但却不能很快撤出装备，“如果我们现在就动手，就可以撤出更多的东西。釜山也是如此，但兴南却成问题。必须马上决定我们是否要开始撤退。”
装备是至关重要的吗？艾奇逊问道。“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布雷德利回答说，“但是不能说它们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不要撤退韩国军队？”艾奇逊问。
“如果他们想撤出来的话，我们不能丢下他们。”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说。
马歇尔又回到了“要不要开始承认彻底失败”的问题，由于“心理因素”，他不喜欢这样。马歇尔认为，“如果有人在我们抵达那里之前，提出一项在三八线停火的建议，那在政治上将是有用的。一旦我们退到了滩头，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席卷南朝鲜”。
韩国陆军是否要撤至日本？杰塞普问。腊斯克认为不能这样做，“共产党目前在日本的朝鲜人当中极为活跃，引进韩国陆军也许有危险”，必须另外给韩国军队找一个栖身之地。
布雷德利认为，其他与会者对美国的溃败及其在其他地区的后果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如果中国人在朝鲜攻击我们不算战争的话，”他说，“那么他们在柏林攫取我们的占领区算不算战争呢？”布雷德利回顾说：“我们曾说过，攻击美军的一个排就意味着战争。”他不希望下一步美国军队“在柏林被东德人横扫”。布雷德利怀疑美国会接受被迫撤退，而对中国人“不予回击”。他不希望与中国交战，“然而，不与中国交战就撤出或被赶出来，其影响是非常之坏的”。但是，他“在我们完全撤出以前，不会提议进行报复”。
艾奇逊希望尽可能合法地处理任何停火问题，他描述了外交上的两难境地。美国舆论不会容忍政府提议“在任何基础上的停火”。美国“不能在停火后仍然与中国人打仗，除非他们违反了停火协定并重新发起进攻，否则我们就是在单枪匹马地发动一场违背联合国命令的战争”。如果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战争，“我们就不能采取结束敌对状态的方针。我们藏书网只能是被迫离开朝鲜，因此必须拒绝一项停火建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让中国人受到谴责，并给他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
艾奇逊在会议结束时说，总统希望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尤其是做出可能与中国全面交战的决定之前与艾德礼首相会谈。那么应该命令麦克阿瑟去干什么呢？谢尔曼敦促说，应命令麦克阿瑟立即把部队调往滩头。（前面提到，麦克阿瑟在不久前的一份电报中提到，撤退至滩头也是他的几个战略选项之一。）
开会期间，布雷德利一直在涂写什么。这时他念了一份命令的草稿，要麦克阿瑟“按要求尽可能久地守住滩头，等待整个局势尘埃落定”。
马歇尔表示反对。他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形势及其发展问题上谈得如此具体。他认为仅仅批准在美军防守的三个基地（仁川、元山和咸兴—兴南）重新部署就足够了。
没有就此投票表决，甚至没有进行非正式的举手表态，但一致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麦克阿瑟的部队应撤至那些海港，并准备撤出，这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没有取胜的撤出。
对马修·李奇微来说，这次会议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作为一个军人，他深知麦克阿瑟的问题，即这位将军对军令耍尽手腕，任意妄为。李奇微坐在那里，惊讶于他的上司们除了麦克阿瑟的问题，其他无所不谈。尽管艾奇逊和马歇尔作为总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陷入灾难的糟糕事态”。尽管这个屋子里，拥有“责任和权威”的人物俱在，但谁也不说话。
最后，李奇微的良知战>胜了谨小慎微，他“充满感情地”说，与会者“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有负于战场上的士兵，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房间里的人们最终必须对士兵的生命负责。有20个人出席会议，他们都是美国军方的最高官员，而回答李奇微的是一片沉默。（一位海军将领草草地写了个便条：“以你为荣。”）
会散了。李奇微极为沮丧，他凑到霍伊特·范登堡将军跟前。李奇微在西点军校任教时，范登堡是那里的学员。李奇微认为不需要兜圈子，他后来回忆说：
我问他：“为什么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任何指挥官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嘛，怎么不行呢？”我大声质问道。
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五角大楼的这次会议以后，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立即向杜鲁门汇报。据艾奇逊的记述，有两种可能性：继续对中国人进行战争行动；或是“在败局不可收拾之前”停止战斗，“以挽救我们的军队”。他显然拒绝了第一种可能，因为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他来说，目前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撤退。
艾奇逊认为，在撤退中要考虑到情况不同的三个地区：东海岸、仁川和釜山。他说，东海岸的撤退“应只考虑解救部队”，因为于那里坚守在政治上会一无所得。（艾奇逊的这个建议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一致的，即希望麦克阿瑟把第10军从位于长津水库的极为暴露的阵地上撤下来。）在礼仪方面，艾奇逊总是说好听的。他对杜鲁门说，他“不希望将它作为意见提出来，因为这完全是军事上的问题。然而，如果军方确实需要某种政治行动，比方说停火，以便在东海岸实施撤退的话，那么军方就应该让我们知道”。关于仁川的决定可以再等几天，但艾奇逊提出，如果第8集团军的部队为了避免被包围而必须从这个港口撤退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在日本重新登陆和休整，而不应该去朝鲜南部。艾奇逊说，把韩国士兵抛弃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将是“极为可怕的”，应该为他们找到“一些途径或其他办法，在南朝鲜重新登陆，然后再渗透到他们的家乡去”，重要的是不要抛弃他们。
然后，艾奇逊提出了美国“将为在朝鲜发生的事件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如果美国提出了停火并被接受，“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不能干像轰炸‘满洲’那样的事了，而且我们自己要遵守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停火的要求可能不会被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奇逊的言外之意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满洲”了。）
大家的共识是，杜鲁门要等到与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谈后再做出决定。艾奇逊“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应单枪匹马地干，而且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最后，布雷德利让杜鲁门同意给麦克阿瑟发一封电报，命令他把部队集中起来。这封电报于下午晚些时候发出。命令说：“我们认为，保存你部实力为当务之急。同意将部队集中在几个滩头阵地。”
那个星期日晚上，艾奇逊终于要睡觉了，他想道：如果他被一场全球大战的消息惊醒，也不会感到吃惊。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和艾奇逊一样担心。12月6日，中国人占领了平壤，并继续穷追猛打遭受重创的第8集团军。就在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全世界所有美军指挥官发出了一个严峻的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朝鲜的局势已大大增加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接到此电的指挥官（应）采取可行的行动，严阵以待而又不造成恐慌气氛。”
五角大楼的会议也使迪安·腊斯克十分沮丧。回到国务院后，他对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士气表示担心，他们“所有的人看来都垂头丧气”。他认为，军方“目前的心态，不能为我们在朝鲜做出最佳的努力”。
问题也许在于麦克阿瑟在战场上的表现。腊斯克建议采用暗招来赶走这位将军，劳顿·柯林斯将军将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往朝鲜指挥部队，麦克阿瑟则被降级，“用全部时间研究对日和约问题”。这种有名无实的安排将是对麦克阿瑟的公开贬弃，对此将?.军不会默默无言地蒙羞受辱。谈论解除一位战地指挥官的职务与国务院的业务毫不相干，腊斯克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会议备忘录很快就跳过了他的建议，也未指出以后还要对此进行讨论。
乔治·凯南不喜欢进行谈判的主意。要求停火会被苏联人看成是“乞求和平”，他们将“打算攫取所有可能得到的好处，并尽可能到处破坏美国的声誉……他们的回应将不可避免地是骄横无礼的”。如果以实力为基础进行谈判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现在显然是很不利于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但是，当务之急是“军方对其抵抗能力的准确分析”。腊斯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三八线实现停火，我们就必须停在最佳的位置。”如果不能达成一项停火，美国就必须尽可能久地坚守阵地，并迫使中国人为赶走联合国军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轻易地“躬身退出”将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艾奇逊用电话向马歇尔将军报告了这些讨论的结果。马歇尔有保留地同意说：首先，有必要看看第10军能不能撤出；其次，美国“绝不能作茧自缚”。艾奇逊表示同意。
但是，就在国务院的外交官们敦促联合国军停止撤退、进行战斗的时候，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人员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三军部长们向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与艾奇逊的建议截然相反。如果联合国军被撵过三八线以南，就应该撤出朝鲜。但是，美国应该拒绝承认战败，在此之后应封锁中国，并准备轰炸中国的交通线，同时要小心避免在中国大陆投入地面部队。“我们政策的基点，”他们写道，“不应是像接受一场战斗或战役的失败那样接受目前的军事失败。”但他们强调说，已经提出的报复行为只有经联合国同意才能付诸实施。马歇尔知道，后面这条附文使部长们的建议毫无意义。美国的问题是要说服联合国的多数成员不要扩大战争，但要继续参战，不论部队的数量如何。
美国报纸每天都在头版刊登“形势图”，表明中国人正在包抄第10军，并在以钳形攻势包围第8集团军。“这是珍珠港以来美国在军事上最惨重的失败，”《新闻周刊》说，“也许这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除非在军事或外交方面出现奇迹，否则，被投入朝鲜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陆军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敦刻尔克式撤退，以使他们免遭一场新的巴丹式覆灭。”同一周的《时代》周刊哀叹说：“这是失败，是美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时代》周刊还含蓄地要求杜鲁门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但未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说到底要做些什么）：
如果容忍这一失败，那就意味着把亚洲丢给了共产主义。如果容忍这一失败，亚洲任何国家都不会再相信曾给他们带来反共希望的承诺，即美国及其盟国将会对他们挺身相助。而且，欧洲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美国是反共的堡垒，但这是它在朝鲜的灾难之前所自诩的。
战场上的不利消息在美国公众中产生了事实上的震惊，令人奇怪的是，这并未影响大部分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前往观看周末热门的大学橄榄球比赛，并为圣诞节的采购把百货商店挤得水泄不通。《时代》周刊记者的一项调查发现，最常听到的评论是：“看来不妙。”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的退伍军人说：“我没有打开收音机——我不想听到坏消息。”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对麦帅忠心耿耿的《时代》周刊说，这是被媒体“曲解”了，然而此说是不准确的）使公众怒不可遏，因为战局的突然逆转使他们大吃一惊。爱荷华州一个加油站的加油员批评政府不够强悍：“他们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鬼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尽管政府一直很当心地不去指责苏联人挑起了战争，然而很多美国人却把俄国人斥为罪魁祸首。“要打布尔什维克这个元凶，”底特律的售货员扎卡赖亚斯·科斯马斯说，“打蛇打七寸，尾巴就废了。”新奥尔良的警察欧内斯特·科蒂斯说：“我们应该对俄国正式宣战，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原子弹都扔到那儿去。”
《时代》周刊发现，普通公众的态度是迷惑不解和“半信半疑地面对现实”，一个人被告知患有晚期癌症时也许会有这种态度。
英国人来访
迪安·艾奇逊很讨厌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艾德礼抵达华盛顿前夕，艾奇逊饶有兴味地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曾把艾德礼描绘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会谈于12月4日开始，进行了四天时间，两个被认为是盟友的国家唇枪舌剑，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艾德礼在会谈开始时说，联合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择，甚至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这件事是“严峻的和极为令人讨厌的”，而且会使联合国“丢面子……尤其是在远东”，但这并未使艾德礼感到为难：“英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不得不面临困难的局面。……我们不能在东方弄得难以自拔，而在西方陷入任人进攻的境地。”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引?９9ｌｉｂ?用艾德礼的话时，说艾德礼接着讲到，没有什么比保持亚洲“对我们的好感”更为重要的了（正式会谈记录中没有这句话）。艾奇逊回忆说：“我义正词严地说，美国的安全更为重要。”
杜鲁门讲述了美国的立场。停火是可以接受的，但条件必须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或台湾，或使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如果中国拒绝停火并继续战斗，美国就要进行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骚扰活动，包括在中国煽动反共的游击战。艾德礼始终不置一词。会议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中结束，美国和英国之间显然存在着非常危险的尖锐分歧。
当天晚上，艾奇逊在一个招待会上找到英国大使奥 5229." >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向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警告。美国必须在世界的东西两个部分奉行一致的对外政策，“如果我们在远东投降，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们盟国的行动造成的话，美国舆论就会反对美国在西方帮助那些行将崩溃的国家”。艾奇逊说。如果美国自动离开朝鲜，“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就会另找靠山”。
艾奇逊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简单的停火提案，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通过。“中国人很可能不会接受停火，其他国家也会因而敦促我们开出价码。我们将不理会这种观点。”如果美国被迫“进行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至少将“证明我们并不准备投降，而是挺身迎击进攻。坚持采取这种方针比逃跑和投降要容易得多”。艾奇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中国人干涉朝鲜而“酬谢”他们。
艾奇逊的直言不讳收到了效果。次日，即12月5日上午，弗兰克斯对他说，英国人将支持停火提案。艾奇逊表示感谢，但是不同意请中国人参加联大辩论的建议。
杜鲁门和艾德礼这一天再次会谈时，总统强调美国不会自动离开朝鲜，即便联合国部队面临遭受轰炸的危险。杜鲁门“不愿意陷入这种局面，然后承认我们被打败了”，他更愿意“战斗到底”。总统bbr>..明确地对艾德礼说：“我们不会在危难时节抛弃朋友。”
在后来的会谈中，艾德礼提起了他称之为“困难的和……微妙的问题”，即麦克阿瑟对战争的指挥。首相说：“欧洲的普遍看法是……麦克阿瑟在操持一切，而且他们感到其他参战国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发言权。”
布雷德利将军和国防部长马歇尔极力为麦克阿瑟辩护。麦克阿瑟是受联合国的委托在行事，而英国人也经常就军事问题提供意见。布雷德利对于由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战争政策的建议表示愤怒。如果英国人或其他任何国家不喜欢所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们说出来好了，他们在撤退中将得到帮助”。
在剩下的会谈时间里，双方就采取 9002." >适当的方式让中国与西方重新修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要求采取怀柔政策，美国人采取的立场是（按国务院乔治·凯南的说法）“我们除了要教训一下中国，什么都不欠它的”。杜鲁门希望最终“会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朋友不在西伯利亚，而是在伦敦和华盛顿”。?9９lib?
艾德礼认为，“我们继续进行反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是不能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杜鲁门“深表同意，但我们不能把朝鲜人弃之不管，任人宰割”。总统提出了一个类比：“如果他们在朝鲜打败了我们，那是一回事；但英国在敦刻尔克以后并未投降，而是继续战斗。……也许我们在美国继承了联合王国的精神：不喜欢挑衅，而是在战争来临时挺身迎击。”
艾德礼此行的主要动因是关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双方就全面战争政策展开的唇枪舌剑却使得这个话题无足轻重了。在会谈的最后几小时里，杜鲁门和艾德礼在没有任何助手在场的情况下，终于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杜鲁门对艾德礼说，美国和联合王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是伙伴，他在与联合王国磋商以前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然后，艾德礼首相不甚明智地要求把这个协议见诸文字。
“不行，”杜鲁门厉声说道，“不能写下来。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的话，写下来也无济于事。”
就在杜鲁门和艾德礼宣布他们关于使用原子弹以前美英应进行磋商的决定之时，艾奇逊和国防部的罗伯特·洛维特交换了一下痛苦的眼色。美国法律禁止总统做出任何这类承诺；此外，杜鲁门曾多次允诺说，他自己单独就能决定何时有必要使用原子弹。“我们要出大麻烦了，你必须把球接过来。”洛维特悄声对艾奇逊说。
艾奇逊和总统悄悄谈了几句话。对原子弹的使用共担责任，这将在国会引起一场对政府和英国“最猛烈的攻击”。艾奇逊说，更为可取的方式是对艾德礼做出承诺，在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任何形势下与他保持接触。
艾德礼离开时确信，杜鲁门没有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但?.是他有所不知的是，就在会谈进行期间，杜鲁门就已下令把分解的核炸弹部件空运至远东，并储存在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上。杜鲁门的确不打算使用原子弹，但是如有必要以此防止美国的一场军事灾难的话，他是随时准备并愿意下令投掷它们的。
是一场六个月的战争吗？
在所有的会谈中，最为不确定的因素是对中国人的意图范围缺乏具体了解。回想起来，中国人“第一次战役”的目的显然是要警告联合国军走开。“第二次战役”使麦克阿瑟的部队惊慌失措，但是其目的仍不得而知。中央情报局12月7日送给白宫的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确实提供了一些线索。报告的内容（根据《信息自由法》降低密级后被大量删剪）表明，它来自一个靠得住的国外来源。据报告说：
中共认为，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此在战术上支援联合国军，并不会招致战争，但对“满洲”腹地进行战略性的原子袭击却是另外一回事。在那种情况下，开战的决定将由苏维埃俄国做出。
然而，消息来源报告说，共产党官员“绝对有把握地认为”，联合国军不会使用原子弹。而且，联合国军如果被赶回三八线，或是会撤出朝鲜，或是会与中国人达成一项协议。
据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来源说，苏联人“显然已使中共确信，美国在以后的六个月中将无力进行战争，而且朝鲜难题的解决必定会在那个阶段实现”。据说，中国人担心“把他们训练最有素和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拴在东北和北部，而且中国人同意介入朝鲜战争，是在苏联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之后：即一旦中国与美国交战，苏联将提供30万人的苏联军队和海空支援”。
在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告诉艾德礼首相，美国不打算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后不到72小时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送到了华盛顿。英国使馆中参加杜鲁门和艾德礼会谈的人当中有苏联间谍菲尔比和伯吉斯。会谈的报告径直送往英国外交部的美国司，该司由另外一个苏联特务麦克莱恩领导。
在华.t>盛顿上上下下的言谈话语中，都弥漫着对麦克阿瑟战地报告准确性的极度不信任感。麦克阿瑟摇摆不定，天天有变。他会惊呼他的部队面临着灭顶之灾，要求得到增援部队和扩大轰炸的权力，以便控制局势。然后他又会对记者的报道吹毛求疵，那些报道说他的部队“是在退却”，而不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撤退。如前所述，结果之一是12月1日华盛顿决定派柯林斯将军去远东。麦克阿瑟统管下的战地指挥官与国防部没有直接联系，电报要由东京审查，而且如果麦克阿瑟或其下属不喜欢这些电报，他们就会重写或者把它们丢弃。然而，即便是麦克阿瑟也不敢试图阻止陆军参谋长走访前线的将军们。
布雷德利将军为柯林斯提出了各种宽泛的可能性来与麦克阿瑟商讨，其中包括可能对鸭绿江以北实施海空攻击。起草的命令的第一稿要求柯林斯考虑安排一项停火的利弊得失。然而，布雷德利又感bbr>到把这一失败主义的选择带给战地指挥官的做法不甚妥当，因而勾掉了这句话。 他主要是要柯林斯弄清远东的确切形势。
柯林斯于12月4日飞往东京，并与麦克阿瑟谈了大约四个小时，但听到的都是在过去一周里麦克阿瑟每日电报中的老生常谈：联合国应“全力以赴”迎击中国人的挑战；“训令和战略规划”应该做出相应更改，也就是说，麦克阿瑟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战争引向中国。麦克阿瑟声称，他面临着一支由50多万中国人和10多万北朝鲜人组成的军队，这一大堆人能够包围任何固定的防御阵地，并迫使第8集团军退回汉城—仁川地区。只有在中国人不发起全面攻势的情况下，他的部队才能守住滩头阵地。
有没有现成的增援部队，或者可能会有？他向柯林斯提出了这个已经屡次得到答复的问题。没有，柯林斯答道。
因此，对麦克阿瑟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根据现有的（最佳）条件”，尽快安排一项停火。尽管麦克阿瑟从来不让自己直言这一点——他的狂妄自大不允许他承认失败，而总是谴责造成失败的外部原因——但他的意思是一清二楚的：他所指挥的部队不能在朝鲜立足并守住一条战线。除非华盛顿满足他的需求，否则他就准备退出战斗。
柯林斯寄望于敌人会给联合国军一个喘息之机。他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打算”命令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然后重整旗鼓。
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电报，简述了麦克阿瑟的观点，然后飞往朝鲜，与战地指挥官直接会谈。他完全有理由期待看到一支遭到重创的军队，它无力顶住中国人，将被迫很快地撤出朝鲜半岛，并因而蒙羞受辱，因为这就是几天以来麦克阿瑟发往华盛顿的电报的主要内容。
柯林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与麦克阿瑟会面后仅三个小时左右，就在汉城与沃克会谈。沃克的确有困难，他也承认困难。第2师受到“重创”，也就是几乎被全歼，正如土耳其旅一样。但由于沃克已经有几天时间来重新部署他的部队和估算损失了，因而情况绝非无可救药。第1骑兵师和第24步兵师、第25步兵师状况甚佳。韩国第5师的情况还不错，尽管其他韩国部队将不得不退出战斗进行休整。沃克认为他不能守住平壤，他担心中国人会在他的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缺口中长驱直入。如果第8集团军试图在汉城—仁川地区一带坚守，它很有可能会被包围。他不希望被迫由仁川撤退，因为他担心那会使人员和装备损失重大。“另一方面，”柯林斯说，“他能够撤到釜山而不致遭受进一步的严重损失，而且如果他得到第10军的增援，便能够无限期守住原有的釜山防御圈。”
这便是麦克阿瑟在战场上半数部队的状况。如果必要的话，沃克准备再度与阵地共存亡，正如他在夏天所做的那样。柯林斯在战场上又待了一天后得出了结论：“尽管第8集团军的形势不妙，但并未惊慌失bbr>..措。”柯林斯12月6日离开汉城机场时，记者问他美国是否会对中国人使用原子武器。“就我昨天看到的情况，肯定不会使用原子武器。”他回答说。第8集团军会不会被沿其右翼，即“第10军的缺口”南进的中国人包围？柯林斯答道：“我想第8集团军是能够照应好自己的。”
柯林斯接着飞往兴南会见第10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将军。这里的情况也喜忧参半。第7步兵师和第3师同样遭受了损失，但是在朝鲜东部作战的联合国军主力海军陆战1师正在从长津水库撤退，相对来说是完好无损的。“阿尔蒙德将军确信，而且我也同意，”柯林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能够在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守住兴南这个桥头堡。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他能够成功地从海上和空中撤离这个桥头堡，而不致损失过多的人员和装备。”
这样，就有第二位战地指挥官对麦克阿瑟的战场评估提出针锋相对的异议。麦克阿瑟显然没有认识到他自己部队的能力，他深深卷入政治图谋之中。他要求把战争引向中国、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把他的麻烦归咎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以致他忽略了一位指挥官的首要职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完成所分派的任务，而不去挑剔有关命令方面的问题。
柯林斯的资历和声望都不及麦克阿瑟，但他对前线的视察——麦克阿瑟自从11月27日发动他的“结束战争的攻势”以来就没有去过前线——使他确信，这位将军要么是对他的战区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指望通过扩大战争来实现其宏图大略，或者以此来挽救他的部队不致全军覆灭。
从某种意义上说，柯林斯的视察是麦克阿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几个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干预政务、公开发表傲慢言论和在战略上耍花招一直疑虑重重。现在，柯林斯又准备对麦克阿瑟罪加一等：麦克阿瑟在战术上是失败的，而且不了解自己的战场形势。
12月7日，柯林斯在东京再次与麦克阿瑟和他的高级参谋人员会面。柯林斯提出了三种情形作为讨论的框架，前两种情形假定中国人继续全力进攻，第三种情形假定中国人同意不越过三八线进入南方。
在第一种情形下，假设的前提是，联合国军不对中国采取空中行动；不以海军进行封锁；不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进行增援；不增加联合国的地面部队，除了有可能在1951年4月动员四个国民警卫师；还有不使用原子弹。
麦克阿瑟“强烈地感到”，如果他受到所有这些条件或者其中大部分的约束，而中国人继续猛烈进攻的话，“这基本上等于投降”。停火是政治上的事，“它会有所帮助，但从军事观点来看并非必不可少”。美国军队将不得不撤出朝鲜，“但我们不应急于寻求停火”。麦克阿瑟倒是同意了他的战地指挥官们的意见（据柯林斯的报告说），即不管停火与否，第8集９9ｌｉｂ?团军和第10军都能够安全撤退。
第二种情形是假设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用海军封锁；对中国大陆实施空中侦察和轰炸；“最大限度地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以及“可能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朝鲜继续守住最有利的阵地”。他将把第10军由海路运往釜山，然后经陆路与第8集团军会合。在第8集团军的指挥下，这些联合起来的部队就会“在尽可能靠北的地方”守住一条“横贯半岛的阵地”。麦克阿瑟希望“尽快”从台湾调来5万至6万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也希望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他对柯林斯说：“另外一些中国国民党军队应引入中国南方，可能是通过香港。”（这个建议在外交上和政治上是荒谬的。麦克阿瑟心知肚明，控制香港的英国人正在寻求如何从战争中抽身引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其宝贝殖民地用作国民党游击队进入中国的入口。）
第三种情形的根据是中国同意不向三八线以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就应该接受一项停火，但却是有条件的：禁止北朝鲜或中国军队向三八线以南运动；所有北朝鲜游击队撤至三八线以北；由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监督停火。麦克阿瑟说，除非联合国同意第二种情形下的行动，“这可能是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解决方式了”。
柯林斯同意，如果在中国人继续进行全力以赴的攻势时联合国不能充分支持其部队，麦克阿瑟“就应受命采取必要的步骤保护其部队，并着手为撤离朝鲜制订计划”。然而，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与麦克阿瑟意见相左（尽管他并未就此据理力争）：即便联合国部队受到如此约束，他也不认为中国人能够迫使其离开朝鲜。“我的判断主要是基于战地司令官沃克和阿尔蒙德所表达的观点。”柯林斯在12月8日返抵华盛顿时对记者说，联合国军队“将能够在不遭受更多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照应好他们自己”。
这位陆军参谋长立即前往白宫参加杜鲁门、艾德礼和他们的顾问们进行的会谈，他带来了与会者头一次听到的令人颇为宽心的消息：“尽管军事形势仍然严峻，但已不再危在旦夕。”
当时的情况是，美英会谈的最后公报已起草完毕，所以柯林斯的调查结果对会谈本身的结果没有直接影响。但至少英国来访者在回国时得知，朝鲜局势不再是岌岌可危的了。然而，联合国军在战争中还要面临惊心动魄的几个星期。
在联合国的徒劳行动
12月中旬的事态表明，尽管美国做出了努力，通过联合国寻求和平的行动却是徒劳无益。沃伦·奥斯汀大使发现，大部分国家赞同英国人的观点：应该以让步来“收买”中国。联合国的成员愿意对抗像北朝鲜这样的小国的侵略行为，但与中国交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奥斯汀对..地区重建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类援助，现根据目前形势须加以修改。
如你（12月7日电中）所概述，你们正奉命在各阵地上进行防卫，给在朝鲜的敌对势力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这是在确保你部安全这一首要考虑下进行的。应继续进行各种努力来动员韩国为持续抵抗做出最大贡献，其中包括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
鉴于事态发展有可能迫使我们撤出朝鲜，因此事先决定我们有秩序撤离的最后合理时机是很重要的，在考虑到对日本的威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在我们看来，如你们将被迫退至锦江附近的阵地及其以东一线，而且如果此后你们阵地前中共大军云集，且明显有能力迫使你们撤出朝鲜，在这些条件下则有必要命令你们开始撤至日本。
要求你就上述条件发表意见，以做出开始撤退的决定，尤其考虑到你们将继续执行防卫日本的首要使命，此使命唯赖第8集团军部队去完成。
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的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后来说，麦克阿瑟在读这份电报时，“记不得我何时曾见过他面部表情有过如此生动的刻骨铭心之痛”。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份电报表示着“在朝鲜‘决胜的意志’已化为泡影”，杜鲁门要解放和统一这块土地的决心“现在已差不多退化成了失败主义。华盛顿的计划并不是通向反攻的途径，而是通向溃逃的最佳路线。就问题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即使用上中国国民党人也于事无补。 这样就是在不现实地指望那些已经打了一场战争、赢得了那场战争，并且现在正准备打一场更大战争的人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麦克阿瑟宣称：“在朝鲜战败的想法，从来就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与此对照鲜明的是，此前几周里，他曾数次致电华盛顿说，他实际上已经战败，除撤退外别无他法。）麦克阿瑟宣称，要不是外交官们强行施加的“人为限制”，他不仅可以拯救朝鲜，“而且可以给红色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以毁灭性打击，以致可以为今后几代人拔除这个对亚洲和平的进一步威胁”。
于是麦克阿瑟进行了反驳，惠特尼称之为“他对朝鲜战争所做的最重要的个人评论”。他开始时怀有一种幻觉：由于这封电报同他自己的想法如此相悖，不大可能是华盛顿已做出的最后决定。“对于朝鲜战事有关各方面能力的一个全面评估，”他在电报中说，“显然要取决于尚有待制定的军事—政治策略。”“中国的整个军事资源”业已投入对抗联合国军，由于中国部队已集结在朝鲜和“满洲”，该国家的其他部分就易受攻击。麦克阿瑟以水滴石穿的毅力，敦促实施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四项行动选择，这些选择先前已遭到否定，但是他说如果政府愿意“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的话，就应当实施：（1）封锁中国海岸；（2）以海空轰炸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工业能力；（3）用中国国民党人增援联合国军；（4）允许国民党人对大陆进行牵制性行动”。
麦克阿瑟认为，这些行动“可以严重削弱和大大抵消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这样就可使亚洲免遭吞噬，否则就要面临这一危机”。联合国军在朝鲜承受的压力将为之解除，届时还可决定是否在那里继续战斗，或是在沿海岛屿部署部队，并继续对中国采取海空军行动。
将军承认这些行动方案早先曾已遭到否定，因为这有可能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卷入，就这个国家而言，“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的反应不过是“一种猜测”，麦克阿瑟承认苏联人对日本日益关注，因此他希望在那里再增加四个师。
然后他直接挑战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点，再次提出了他过去屡遭挫折的论点：
我充分理解欧洲需要安全，并完全赞成在这一地区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不过还不至于因此就接受在其他地区的失败。我敢肯定，接受这种情况也必然招致今后在欧洲的失败。然而，根据最乐观的估计，欧洲防务准备工作的目标是在今后两年内达到准备就绪的状态。把部队用于远东目前紧迫的军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损害这一基本思想。恰恰相反，这样做将充分保证以后可将经受过锻炼的部队，与欧洲本身发展的军事力量同步投入欧洲。
麦克阿瑟在结论中同意，在对他的行动继续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术估计是正确的。撤离行动只能通过“南至釜山滩头阵地的一条连续收缩的防线”来完成，在达到“滩头战线”之前不必做出任何“先期的决定”。在被问及他心目中的“滩头战线”究竟是何指时，麦克阿瑟反唇相讥说，除非有“某种政策转变的可能性，或者其他有利于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的外来不测事件”，撤离“随时”都可以开始。但是“如果真有一种有利于事态发展的合理可能性存在的话”（这是指华盛顿出现某种政策转变），他可以推迟撤离，直至他的部队被驱赶至釜山以北的洛东江一带的老战线。
不管华盛顿和东京之间驰电如何频繁，也不管麦克阿瑟增兵要权的请求成败与否，联合国军的存亡成了马修·李奇微将军以及战场上10余万美国、韩国和盟国军队的首要责任。如果他们尚能坚守住一条战线，制止中国人前进并重创他们，那么杜鲁门、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或许还能控制这场战争。倘若不能，联合国军将被赶出朝鲜。因此，在12月的最后几天中，李奇微开始像一个士兵那样履行他的职责，把麦克阿瑟同远在7 000英里之外的上司之间爆发的政治—军事纷争一概抛在脑后。
战场上的李奇微
李奇微到达朝鲜几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就在新年前夕那天早上发动了对第8集团军前沿阵地的攻击，刺耳的进攻哨子声，加上阵阵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好像是在欢迎这位新任的战地司令官。他们沿着朝鲜西部漫长的战线，又一次集中攻击韩国部队，使之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就溃不成军。
李奇微火速下令：如果不得不后退，那就后退，但是要使中国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代价。不久他就意识到第8集团军不能再坚守下去，于是他下令退却，尽管后退意味着汉城将再次陷落。至1951年1月4日，第8集团军已经被迫向南退了约35英里至锦江一线。此时中国人给养已告罄，暂时停止了前进。
从战术上说，李奇微并不认为这次后退是一大失利。其获得的一个好处是第8集团军现在占有了一条横贯朝鲜蜂腰部的战线——由平泽往东，经原州至东海岸的三陟。重整旗鼓的第10军正从釜山环形防御区向北派遣人马。李奇微现在有了赖以立足和作战的战线。虽然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第8集团军此次后退是以整个集团军建制所做的最后一次后退。今后几个月中，前线的混战状态将要消除，个别部队还会不断地做些短距离后撤，但是第8集团军再也不会被迫后退了。
几星期前，当李奇微还在华盛顿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把锦江一线称作“最后一道堑壕”，并说如果联合国军被迫向南退到如此之远，那么就必须考虑撤离朝鲜的问题。然而，李奇微根本不考虑撤退。他已经告知华盛顿，他将需要时间?来重建第8集团军。现在，他的司令部已驻扎在一条战线上，他从那里可以随机行动。
在战线上的头几天，他就决定了他的作战指导思想。“地盘”的得失是无关紧要的，李奇微不会只为占领几平方英里土地而推进，这些土地几天之后中国人还可能夺回去。他对部队所要求的，用最生动的形式来说，就是打死中国人。
李奇微上任几天后，即意识到第8集团军在过去几周的磨难中，在肉体上和心理上受到了多么深痛的伤害。他在写给柯林斯将军的一封私人信函中说：
这里确定无疑地有一种紧张不安、大难将临、动荡不定的气氛，一种惊恐未定的精神状态……我很清楚，我们bbr>９９lｉｂ?的部队业已丧失信心。从他们的眼神、步态都可看出这一点。从他们长官的脸色——从军士直至高层军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反应迟钝，不愿交谈，我必须追根寻底才能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他们完全缺乏在士气高昂的部队身上可以发现的那种常备不懈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李奇微以最纯粹的老陆军的方式，用踢人屁股的办法来使他的部队改弦更张。他自己截停了由韩国6辆卡车组成的一支正在后退的车队，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命令他们返回前线，这一命令是在李奇微带到现场的一名宪兵的卡宾枪下得到执行的。从1950年12月27日起，他在战场上待了三天，同士兵、将军都进行了交谈。他把部队数十人一伙、数百人一帮地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说，第8集团军并没有什么不治之症。后来他说：
我对他们说，他们的先烈倘若知道我所听到的关于一些军官在战斗中的不良表现，定会在坟墓中气得打滚。……在战斗时刻，我希望师指挥官们和他们的先头营在一起，我还希望军指挥官们和战斗最激烈的团在一起。如果他们有文99lｉb?书要处理，可以在晚上做。在白天，枪炮声大作之处才是他们应去的地方。
他希望“最严厉地惩罚和最大限度地迟滞”共产党的任何前进。在陆战1师军官的一次汇报会上，他要求他们的部队“让红色中国血流成河”。在1951年1月5日的一次参谋会议上，他发布了一道总命令：“寻求各种时机严惩中国人……寻找伏击中国人的机会，并将强大的部队埋伏在翼侧，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将其歼灭。”李奇微向他的指挥官们下达了一项长期命令：“在所有部队中激发进攻精神。”他命令参谋部军官们每隔几天就要深入战地，“任何想象都不能代替在战地的实地考察”。部队的使命不是去做出牺牲。“要让所有部队知道，我们不会抛弃他们，也不会使部队处于绝境，”他说，“我们要为他们一战，除非援救行动明显会导致同部队人数相等甚至更大的损失。”
要使一支元气大伤的军队恢复生气并非易事。李奇微以前是空降部队司令，他习惯和富于进取精神的军官与士兵打交道。他在给柯林斯将军的信函中宣泄了许多沮丧心情。1月8日，他抱怨“某些军、师一级的指挥官缺乏进取心”。在他第一次巡视战场时，他发现美国部队面对着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人时就钻进工事。李奇微描述说，美国军官认为“任何由我方发起的重大进攻都将失败，而且可能会有惨重的损失”。李奇微同意这一点，但是他还是下令美国部队应当利用空中优势和“我们巨大的装甲优势”进行昼间攻击。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继续说：
在敌人进攻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我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
当晚我又亲自重复了这些指示。第二天白天，在我的坚持下，两个军做出了努力。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努力仍是不够的。
我一再亲自指示这两个军的指挥官，在指挥撤退时，其主力部队的部署应在每一个白天以装甲部队和步兵发起强有力的反攻，而在傍晚时视需要撤回这些部队。
但这些命令同样没有得到执行。
李奇微没有时间来为军官们办一个训练班。如果军官们在战场上毫无建树，那他就希望他们离开朝鲜。他成立了一个甄别委员会来清除那些不称职者和软弱分子（他抱怨上报甄别的名字不够多）。他向他的老陆军关系网求助，想找一些可以放在指挥职务上并可堪信任的朋友。比如说，丹·吉尔默上校当时正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陆军战争学院执教，李奇微就请他来带一个团。（参谋长联席会议让李奇微通过五角大楼之外的渠道挑选军官。）李奇微警告吉尔默，朝鲜会成为一个问题。他写道：“我不断意识到，这里同一个待在狮虎成群的笼子里的驯兽师的处境十分相似。只要驯兽师的精神和肉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警觉之中，他就处于优势。但是时间是他无情的敌人。只要有一个重大疏忽、一个小小不慎，稍一放松警惕，他就可能出麻烦了。”吉尔默来到了朝鲜。
李奇微坚持要参谋军官们和指挥官们“走出去，离开他们的掩体，去视察战地部队……不要只是在后方总部舒适安逸的办公桌上办公”。他说：
我不希望任何参谋军官接到需要采取行动的电报后还坐在那里，抽着香烟思考，也许还踱上几步。我希望他拿起电话，或者拿起帽子，去执行要求他完成的任务。
李奇微对指挥官们送来的战地报告也大为不满，这些报告“会向你说明……一支部队为什么撤退的详情。好吧，你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是在压力之下撤退的，但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在改变战线，为了占有有利地形，或者诸如此类的好处”。 他向第8集团军副司令官约翰·库尔特中将抱怨说：
要使美国部队在身体和精神上达到坚韧不拔的程度，我们尚差很远。诚如你所记得的，在南北战争的每场战斗中，美国部队参战人数比我们现在前线上的人数少，而受损失的人数在几个小时中就两倍于本军当前在六个月战斗中伤亡的人数。
李奇微告诉柯林斯，他准备“毫不留情地对待我们的将级军官，如果他们不称职的话”。接着，他很快就开始解除这些将军们的职务，这对于职业军人来说，等于是被宣判职业死刑。军官阶层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体系，人们从西点军校或一所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加入这一阶层，其成就是用晋级来衡量的。“星级”，即将军级乃是顶峰。现在李奇微不得不来做这项不愉快的事情。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某些将军表现不力，因此必须解职。
首当其冲者是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他指挥倒霉的陆军第2步兵师才一个月有余。麦克卢尔在中国“第一次战役”之后不久接手这个七零八落的师的指挥权。在这次战役期间，1950年即11月27日至12月2日，该师伤亡3 000多人，包括大多数排长、连长和营长。12月6日，麦克卢尔接手该师，并用了一个月时间进行重建工作，直至中国人发起新年攻势之时，这一工作仍在进行。
当时第2师负责坚守朝鲜中部汉江以南的重镇原州。在这次战斗中，麦克卢尔引起了阿尔蒙德的严重不满。麦克卢尔在战斗过程中觉察到，中国人正威胁到他的主要供给线，该线穿过一条很深的峡谷直至原州城南。麦克卢尔不想让他的人马像以前在中国的攻势中那样被切断供给而遭杀戮，他决定由峡谷中撤退并用炮火掩护原州。但是要撤退，他必须得到他的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将军的批准。当时的一名团长保罗·弗里曼上校（后来当了四星将军）叙述说：
麦克卢尔找不到阿尔蒙德将军，最后他自行做了决定。在弥漫眩目的暴风雪中，我们奉命从原州撤退……至峡谷以北大约12英里的一处阵地，并设置了雷区、饵雷等。
当晚，我们接到要我们重占原州的命令，我们从原州的撤退没有得到军长的同意。……此时积雪很深，我们所设地雷和饵雷全被积雪覆盖，不能排除。
一个营出发去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冲入密集的炮火，后经麦克卢尔批准撤回。弗里曼说，支援炮火“和司令官远在后边”，“我们没有得到照理应得到的协同”。第二天，弗里曼派出他的两个营去夺回原州。战斗期间，暴风雪肆虐，怒气冲冲的阿尔蒙德赶到现场。按弗里曼较为婉转的说法：“关于他的指示和命令是否已被执行，发生了一些争论。”除此之外，阿尔蒙德还发现一名营长竟然没有一张有关他所属各连队位置的作战地图或者草图；没有一个营部参谋人员待在前沿指挥所里；炮火“极少”命中目标，进攻的步兵连和炮火支援之间毫无协同。麦克卢尔作为第8集团军将军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根据李奇微的指示，阿尔蒙德着手为解除麦克卢尔的职务正式立案。1月9日，即陆2师败阵下来一周以后，阿尔蒙德再访该师防区，他想要的是关于麦克卢尔失职的确凿证据。阿尔蒙德无须费心寻找，他发现大炮散放在防区后部各处，对渗透者也毫无防备；师的炮兵军官不在前线，其36门榴弹炮竟有半数未用。“在我视察进攻出发地时，”阿尔蒙德报告说，“一个炮兵连打了2个齐射均未命中，炮弹却落到了右翼突击营的中心。这对于投入战斗行动的部队来说真是再沮丧不过的事件了。”他致函李奇微说，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为何不能全力以赴去阻滞和摧毁敌军，而且也说明指挥师一级行动时的漫不经心”。
四天之后，阿尔蒙德再次视察第2师防区。这一次他发现士兵们没有手套、睡袋、风雪衣或大衣；散兵坑和火力点构筑十分糟糕；尽管下了直接的命令，该师却未能用炮火摧毁邻近的一个村庄（阿尔蒙德的报告中已提示但未直言的是，北朝鲜或中国军队把这个村庄作为他们的庇护地）。阿尔蒙德在一个观察哨中呼唤炮火袭击一个目标，12分钟后第一发炮弹才打来。“太慢了。”他说。阿尔蒙德到处检查。士兵们的反坦克火箭筒从未开过火，而一组57毫米炮手“在射击700码外的目标时，不能命中离目标300码之内的地方”。
第二天，李奇微将麦克卢尔将军解职，并给予一个暗含讥讽的评语，听起来与其说是一个推荐，倒不如说是针对此人的一个警告：“我相信，麦克卢尔将军卓著成就的漫长记录将证明这一设想：他在其他一些职务上必将前程无量。”
李奇微在撤掉其他四位将军职务时并不需要什么调查报告（他们是第7师的戴维·巴尔、第24师的约翰·丘奇、第1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和第25师的威廉·基恩），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就已决定撤换他们。李奇微1月8日在一次高级助手会议上机敏地说：“我们必须把一些有作战经验的人派回战场。我们将抽走一些参战已久的人，派送一些年富力强的将官过来。”五角大楼虽然支持李奇微，但同时又建议他小心从事，以免引起国会对陆军副参谋长韦德·海斯利普将军称为“大批撤换高级军官”一事进行任何调查。海斯利普叫李奇微把这次撤换说成是例行的轮换，并由华盛顿的陆军部来发新闻公报，而不是从战场上发。海斯利普还建议说：“应强调他们在朝鲜的战功和得到过的嘉奖。”这些公关手法居然挺管用，比方说《时代》周刊就设法把撤职说得听起来像是晋升一样，说什么被撤换的将军们“将回到美国担任头等重要的职务”。至2月末，李奇微已经调集了一批师一级的新骨干，他们全是少将，年龄从49岁至51岁不等。他们是：查尔斯·帕尔默——第1骑兵师；小布莱克希尔·布赖恩——第24师；克劳德·费伦博——?
第7师；约瑟夫·布雷德利——第25师。
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委婉地把美国部队在战场上的毅力同共产党部队做了比较，他承认：
除非你亲自从吉普车上而不是从空中看到了这种地形，你很难想象行动的困难。但是人家那边能克服这种困难，他们好像从不缺少弹药，而弹药在他们的后勤线上是最沉重的物资。当然他们使用了令人钦佩的力夫和各种运输土办法——牛、骆驼、骡马和两轮大车。
李奇微希望在训练中“要加强精神和体力”训练。他在走访位于釜山的战俘营时，发现那里关押的北朝鲜和中国战俘们“看来比衣冠禽兽好不了多少。苏联人就是用如此野蛮之徒来摧毁我们的人，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
李奇微打算对以平民作掩护的敌人毫不留情。在1月8日的一次司令部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如何处置装扮成平民的敌军士兵的问题。会议记录说：“我们不能处决他们，但要在他们成为战俘之前打死他们。”一位将官提出：“干脆把他们交给韩国方面，他们会处置的。”李奇微向麦克阿瑟请求允许使用毒气，“作为掩护撤退和从最后滩头阵地撤出时的不得已手段，我们在这些滩头阵地可能遭受到极大的压力，诉诸极端手段也是有道理的”，使用毒气“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战术价值”。麦克阿瑟拒绝了，“我不相信一旦下令撤出时将有机会来对敌人使用化学武器。如你们所知，美国完全和严格禁止使用这类物质。即使我们自己的政府改变了这一态度……联合国也不可能”批准。
士兵和军官们很快就都知道了李奇微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会叫住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无线电通信兵，此人因为背负通信器材而不能俯身系好战斗靴上松开的鞋带，李奇微就会亲自替他系好鞋带。他强调要研究地形：“我们必须知道道路状况的好坏，必须知道哪儿装甲部队能通行、哪儿不能通行。”当李奇微下令一支部队攻击某一地域时，“我要知道这里是否需要步兵背负武器、弹药和食品爬上2 000英尺的山脊，以及他们是否能将重型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涉过溪流，或者是否能找到轮式车辆可以通行的道路”。他和他的座机驾驶员迈克·林奇上尉飞遍了整条战线，他们的L-17联络飞机在稻田田埂顶上的路面上降落，或是俯冲飞进小城镇在平坦的街道上着陆。“李奇微将军在与战斗相关的地方，就像是一只待在发烫的铁皮屋顶上的猫，”林奇叙述说，“他想身临其境。”
林奇是一个胆大勇猛的飞行员，他能把李奇微送到将军想去的地方。他早就知道如何在余暇时去侦察那些不正规的着陆场地，以备在紧急情况中使用。他在汉江附近找到一个小镇子，一条相当宽的道路穿过该镇，直至一处T字形的交叉路口而终止。“第一次我是在电线底下飞到这个镇里面，然后拉起来，飞过一座桥，再飞下去。”林奇说，“四个月之后，我给李奇微开飞机。他有一个行动计划，第187团要向该镇以北跃进。但是作为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第1骑兵师已快速突破了阻击之敌，看来可以超过第187团而到达目标。李奇微将军想知道我们应当在哪里取消第187团的跃进，因为如果中国人已经出了镇，这就是多此一举了。”但是中国人究竟在不在镇子里呢？
“我们下去看看。”李奇微对林奇说。
李奇微的一名助手坐在一架稍大的指挥飞机里，他通过无线电提出了抗议：“那里没有可供降落的地方。”
“我以前降落过，”林奇告诉李奇微，“我能飞进去，不过这他妈的挺麻烦。”
“飞进去。”李奇微说。
林奇安然降落。他递给李奇微一支卡宾枪，他们步行穿过镇子，检查桥梁上有无炸药和饵雷。“然后第1骑兵师先头部队在查利·道格（在美国陆军，如果一个人名字的简写是C.D.的话，总要被冠以这一昵称）·帕尔默的率领下蜂拥开进镇子。这样，帕尔默将军首先看见的就是第8集团军司令官和一帮挥动着美国国旗的朝鲜小孩。”
李奇微很注意把对将军和士兵的批评保守秘密。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强调的是他面临着重建第8集团军的任务。李奇微的个性和他的坦直使他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融洽。对沃克来说，记者都是些令人讨厌的人，他觉得新闻界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荣耀——他的釜山防御战在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夺目光彩中黯然失色。沃克不对记者大发雷霆时，就对他们置之不理。然而李奇微却认识到，战争在公众中的形象必然要靠战地记者的报道来塑造，因此他对记者们恩礼有加。他还说服了詹姆斯·夸克重操旧业来积极处理他同新闻界的关系。夸克原来是乔治·巴顿将军的公共新闻官之一，后来当了《费城问询报》的一名董事。夸克懂得提供一些小小的便利和服务来帮助新闻界做好工作。他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新闻记者宿舍区里挂起了一张大型地图，上面标有不断更新的战术标号。他还在记者区安装了电话总机，这样记者就可以用电话向战场征集快讯。他给电台广播员们建造了一个隔音间。关于李奇微的报道反映了新闻界对他的喜爱。对美国公众来说，李奇微成了勇猛对敌、严格治军而又知人善任的“能干将军”。有些记者暗自嘲笑李奇微挂在他的战地夹克衫上的两颗手榴弹，但是迈克·林奇上尉认为这些意见不甚公正。“李奇微将军经常身临枪林弹雨之中。好几次起飞时，迫击炮弹就落在我们四周。在第187团的一次推进之后，我们还在离飞机几码远的地方抓过俘虏。”
但是李奇微对他认为是不准确和不可靠的报道也会毫不客气。1月8日，他就拒绝允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发出一篇消息，该消息说“美国官员”和“高级军方人士”认为朝鲜局势“毫无希望”。李奇微在致麦克阿瑟的一封短笺中解释说：“自从希金斯小姐来此之后，她从未采访过任何本司令部授权的发言人。她究竟同哪位政府官员交谈过也不得而知。”她的观点“并不反映本司令部的看法”。李奇微提醒麦克阿瑟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将军说，希金斯“颇为愤慨”，并可能再次听到她的批评。
李奇微在同麦克阿瑟打交道时恭敬有礼而又小心谨慎，尽管他内心对这位司令官存有戒心。他在日常发往东京的电报中经常插进一段对麦克阿瑟的颂扬之词，而且很注意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传到这位将军那里去的批评言论。他时时不忘麦克阿瑟那著名的自负，并知道冒犯这一点的后果。2月16日，助理陆军部长厄尔·约翰逊给李奇微寄来了一篇德鲁·皮尔逊的专栏文章，文章说“李奇微在把朝鲜的惨败变为胜利时，从麦克阿瑟的错误中获益匪浅”。约翰逊写信说：“无须去评说这一观点的是非曲直，你甚至可以比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不让此种论调在麦克阿瑟将军那里造成不利的情绪化反应。你可指望我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以抵消这一不幸的做法。”李奇微理解这一点，他答复说，这一问题“十分微妙，我必须小心从事，因为尽管我这一方目的单纯……但是出于无心或是轻率，一些完全清白无辜的言行或被曲解……则也是轻而易举的”。
在第8集团军指挥权易手的最初几周中，麦克阿瑟远离朝鲜，从而使李奇微的工作更为得心应手。李奇微照章办事。他几乎每天向麦克阿瑟发电，汇报他恢复第8集团军战备状态的工作情况，以及在他认为部队准备就绪时发起有限反攻的打算。他和麦克阿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语焉不详的训令（部队根据此训令才能行动）同感悲哀，但是李奇微仍煞费苦心地向指挥官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援助，以及他们为什么不能把战争打到中国去。他说得很直率。“为了支援在朝鲜的军队，”他说，“我们的动员基础业已破坏殆尽，我们的后勤仓库和货架业已告罄。美国除了在朝鲜之外，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力再做出任何重大努力。”但是他仍想向军官们灌输“最充分的信心，即我们能无限期地待下去，直至由防御转为进攻”。
李奇微开诚布公，结果之一就是人们虽然承认失败迫在眉睫，但是关于要从朝鲜全面撤退的谣传已经收敛。李奇微知道，一旦他的士兵们懂得他们在朝鲜要待下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运兵船不会来接他们，他们就会战斗下去。至1月底，经过一个月充满活力的工作且清除了大批无用的军官，李奇微期待着进攻。
麦克阿瑟建议被否
李奇微将军阻止了中国人新年攻势这一成就，越发坚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心，以否决麦克阿瑟1950年12月提出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建议，即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撤出朝鲜。麦克阿瑟12月的最后一批急电曾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考虑”他们否决的针对中国行动的决议，不然就要付出被迫撤退的代价。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为所动。在经过两个星期客客气气的间隔期之后，1951年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说他所提议的报复性措施将“得到认真考虑”，同时他也应当接受若干结论。他们说：“不太有可能发生政策转变或其他外来不测事件，以致有理由要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封锁中国也必须等到美国在朝鲜的地位稳定或者是撤出之后。即使到了那时，对中国进行封锁之事还需要同英国人进行谈判，因为要考虑“英国经过香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以及联合国的９9ｌiｂ?同意”。至于对中国进行海空袭击，“恐怕只有待中共在朝鲜之外攻击美国部队之时才能授权进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第四次）拒绝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人。接着他们重申了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在保障你部安全和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这一首要考虑之下”，务必节节抵抗，并“尽可能地大量杀伤敌人”。“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而必须撤退的话，彼时你们可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愤怒地接读此电。副官考特尼·惠特尼说，麦克阿瑟认为这是一个“陷阱”，它要求做出互为矛盾的抉择：如有可能就在朝鲜坚守，否则就撤出。他的反应是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澄清”，弦外之音就是说他打算重新争论此事（麦克阿瑟12月就耍过这个把戏）。麦克阿瑟打电报说，联合国军尚未强大到能既坚守朝鲜又保卫日本，这是“不言自明的”。战略部署“必须建立在确定美国利益与远东的关联性这一政策基础之上，这一政策是压倒一切的”。一条滩头阵线可以坚守于一时，但是不能做到没有损失。“至于这种损失是否称得上‘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人们给这个词什么样的含义。”（参谋长联席会议尚未对“严重”一词加以定义。）
联合国军已经完成了其最初的使命，即把北朝鲜军队赶出南朝鲜。联合国军从未被打算用来“同中国军队交战”。联合国部队——
在长期困苦的征战中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勇气和战斗素质在被人误解的退却行动中受到无端的指责，他们为这些可耻的宣传而感到苦恼。他们的士气将成为他们作战效率的严重威胁，除非要求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这一做法的政治基础得到清晰的描述和充分的理解，并且它如此激励人心，以致战斗的危难都可以欣然接受。
在结尾处，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了挑战：是否继续留在朝鲜这一点，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他在电报中说，这一决定——
具有最高的国家和国际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能力，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些偶发事件所左右，这些事件只能影响一个非常有限的行动区域中的战术局势。这也不是一个应该取决于敌方的主动行动之事。根据对你电的合理解释，敌方的主动行动实际上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尺度。因此，我的疑问就在于：目前美国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在不明确的有限时间内保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还是在能够实施撤退时就立即撤退以尽量减少损失？
如前所述，本军在朝鲜受到非同寻常的限制，并被迫面临种种困难，难以保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但它能坚守一定的时间，直至全军覆没，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这样要求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马歇尔将军把麦克阿瑟的电报带到白宫时，杜鲁门总统“深感困扰”，实际上麦克阿瑟是在指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的，并经我批准的行动方针是不可行的”。迪安·艾奇逊说得更加尖刻。“这是一份留给后人的文件，如果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件的话。”他宣称说，“其目的不仅是在事情一旦变糟时可以使麦克阿瑟免于指责，而且还是向华盛顿尽量施加压力，让其改变主意，转而接受他扩大战争的建议……”在艾奇逊看来，“无需任何证明，我完全相信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已是不可救药，而且对其总司令的意图基本上不忠顺”。国防部长马歇尔在看了关于部队士气那一段之后对迪安·腊斯克说：“一个将军抱怨他部队的士气之日，便是应当检查他自己士气之时。”
麦克阿瑟对军事形势的这一阴暗评估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惑不解，他们认为李奇微在1月第一周的表现已表明第8集团军能够支持住。谢尔曼海军上将说，他和同事们对于要求他们“澄清”本来就十分明确的指令一事感到“有些不快”。几个月之后，马歇尔将军对参院的一个委员会说，那封电报来到的时候，“我们正处于最低点”。但是柯林斯将军对麦克阿瑟进退两难的境地颇表同情，并对国务院表示某种不满。在中国进行干涉之后的一系列定期会议上，“参谋长们一直想要界定……我们今后在朝鲜还有哪些政治目标”，外交官们则总是“对这一质问进行反诘：‘你们的军事能力如何？’”在柯林斯看来，“这一讨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问题上去”。柯林斯认为，国务院希望军事成就最大化，“而一旦事情弄糟，军方则不得不承担全部责任”。
尽管杜鲁门十分恼怒，但是他还是同意（麦克阿瑟）发这封电报的“程序还是正当的，以表述其疑虑，并要求重新考虑其要求”。
1月10日星期日，迪安·艾奇逊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要员们请到家中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艾奇逊十分恼怒，并溢于言表。上个月，他和其他官员曾用了几天时间来达成一项协议，即军方要给外交方面一些时间来做工作，现在麦克阿瑟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艾奇逊已是忍无可忍。他想听听别人的意见：怎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让麦克阿瑟明白，美国正在采取一项具体方针，而这位将军那没完没了的吹毛求疵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艾奇逊也知道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士兵而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在说话，他具有一种敏锐的分寸感，力图使军方相信，他并不是要干预军方的领域。他不厌其详地谈论了继续进行军事抵抗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同意，要由军事上的考虑来决定联合国部队还应继续战斗多久，并同意不应对第8集团军提出有损其今后在日本的作用的要求。但是他说：“争取时间将是有价值的。”联合国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停火努力，如果联合国军能够在此次停火前挺得住，那么即使停火的努力失败，也有可能说服联合国来谴责中国是侵略者。
在白宫和其他各处对各种草案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和考虑之后，杜鲁门总统决定采用三条各自独立的渠道来使麦克阿瑟遵命就范。
第一，他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电报，重申（已是第三次了）对麦克阿瑟行动的指令：根据“我们所知的所有因素，其中尤其包括你这次来电中所提供的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现有条件下”在朝鲜坚守更长时期是“不可取的”，但是为进行外交努力而更进一步争取时间将符合美国和联合国的利益。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两点：“给敌方造成切实可行的最大的惩罚”；不从朝鲜撤出，“除非确实迫于军事上的考虑”。
第二，杜鲁门批准派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前往朝鲜，去获得关于当前战况的第一手材料（艾奇逊说“这是为了戳穿麦克阿瑟的华丽辞藻”），并就华盛顿做出决定的缘由同麦克阿瑟面商。杜鲁门希望在没有电报往来这一套繁文缛节的情况下，直接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这样可以说明自己的理由。
就在两位将军前往东京途中，杜鲁门起草了一封致麦克阿瑟的私人信函。总统一直认为，只要这位将军理解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委，就会停止对他的批评。杜鲁门听说一些传闻，说麦克阿瑟的左右侍从截留了他的一些电报，很多重要文件根本到不了他办公桌上。于是杜鲁门在1月13日向麦克阿瑟发了一封冗长的“私人电报”，以使他“跟上我国的对外政策”。
这份电报中概括了过去几个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会议上已经阐明过的几点：“在朝鲜的成功抵抗”将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联合国都不会接受侵略；它将“打击中国被危险地夸大了的政治和军事威望”；它将为组织全世界抵御共产主义扩张赢得时间。杜鲁门要求麦克阿瑟就“合理地指望他的部队所能提供的最大努力做出判断”。
杜鲁门继续说，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是“团结……那些一旦苏联向我们发起进攻时我们亟须当作盟国的国家”。在军事实力尚未建立之前，“在涉及战区扩大的问题上，我们的行动必须极为谨慎”。杜鲁门能够理解麦克阿瑟的急躁，然而“某些步骤本身也许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也可能有助于朝鲜的战事，但是它们一旦把日本和西欧也卷入大规模冲突中去，那就毫无助益了”。
杜鲁门承认用现有的兵力继续抵抗也许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战略计划有赖于保存足够的军事实力来保卫日本。如果联合国军被赶出朝鲜，那么麦克阿瑟从济州岛或其他岛屿继续进行抵抗也许是可取的。但是必须向全世界表明，任何从朝鲜撤出的行动都是“军事上需要”的后果，“在侵略被纠正之前，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应接受这一后果”。
这最后一句话表明，如果麦克阿瑟被迫撤出朝鲜，杜鲁门就打算对中国人进行报复。然而，这位将军似乎从不愿意接受或相信这一点。
事有凑巧，麦克阿瑟正是在柯林斯和范登堡抵达东京之前不久收到了杜鲁门的电函。他们谈话一开始，麦克阿瑟就埋怨说，从来没有人向他明确表示第8集团军应在何种条件下、在多长时间内固守朝鲜，以及由谁来负责日本的安全。然后他念了总统的电报，并说这份电报消除了部分疑问。“先生们，”他说，“这就终于解决了我们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我们将不会撤出朝鲜。”他给杜鲁门的答复很简单：“我们将尽力而为。”
但是麦克阿瑟对于同时承担朝鲜和日本的责任这一点仍畏首畏尾，第8集团军在朝鲜打得不可开交。柯林斯叫他按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的指令去办，该指令强调了坚守朝鲜的重要性，同时又让麦克阿瑟决定，联合国军能否在不受摧毁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柯林斯指出，总统已经指出了在朝鲜延长抵抗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样是为在联合国的政治行动争取时间。至于日本的问题，即使立即批准增援，增援部队六个星期内也到不了日本，也就是说，麦克阿瑟仍要负责保卫日本。
麦克阿瑟对此并不感到宽慰。他“带着某种情绪”（柯林斯将军语）回答说，当第8集团军在朝鲜时，防卫日本不应由他负责。他再次请求立即把国民警卫队的四个师派到日本。柯林斯和范登堡回答说，国民警卫队还不曾为这类目的而进行过动员。
接着，柯林斯和范登堡转向一份关于可供选择的行动的冗长文件，这份文件是从去年11月以来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们逐步修改而成的。其最后一稿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经国防部长马歇尔阅过，不过未经他或任何人批准。这是一份列有在联合国军被迫撤出朝鲜时用来对付中国的各种“建议性行动”的单子。用马歇尔将军的话来说，这些建议“是权宜之计，一旦这些可能性将要变成现实，便可着手实施”。在1月12日最初提出的单子里，撤离是最紧迫的。但是等到单子到了麦克阿瑟手里时，如马歇尔所指出，“形势……开始出现改善的迹象”。马歇尔强调说：“我或者其他更高权威，没有否决或不同意所提出的这些行动方针。鉴于原先产生这些方针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中大多数的行动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了。”
建议中所列出的16点中，有11点直接同朝鲜有关。但是麦克阿瑟在12月所提出的四项具体要求（在那封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为恼火的电报中），只有一项毫无保留地被采纳了，这是关于取消对国民党部队限制的一项。其他两项，即对大陆进行海军封锁和轰炸，显然是小心设置的以防万一的举措。麦克阿瑟的第四项要求，即在朝鲜使用国民党部队，则甚至未加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打算再来老调重弹。所列要点如下：
——继续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封锁。
——“现在即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并一俟我们在朝鲜地位稳固之时即加以实施，或待我们已撤出朝鲜时，视当时所处环境而实施之。”
——取消对在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
——取消对中国国民党人行动的限制，对他们反对中共的行动给予后勤支援，包括为在中国的国民党游击力量提供“一切可行的秘密援助”。
——当中国人在朝鲜以外的地方攻击联合国部队时，即向中国的目标发起破坏性的海上和空中袭击。
柯林斯和范登堡向麦克阿瑟交代1月12日“选择方案”时的具体情况并未记录在案，因为他们的会晤没有做记录。后来在1951年的一些参院听证会上，两位将军坚持说，他们告知麦克阿瑟，1月12日的单子并非已经采纳的行动计划，而只是一些选择方案，一旦中国人将他的部队逐出朝鲜时可供麦克阿瑟考虑。这很明显是沟通上的问题。在麦克阿瑟看来，这份单子等于就是政策范围，他可以在此范围内行动（和加以评论）。要么是柯林斯和范登堡都没有充分说明“建议性行动”和“意向性行动”之间的差别，要么就是麦克阿瑟没有理解两者的含义。几个月之后，1月12日的单子就成了政坛上争执不休的问题。麦克阿瑟援引其中各条作为证据，证明他公开讨论这个单子并不违反政策，而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以此提出反对意见。
杜鲁门已经通过三条渠道来通知麦克阿瑟为什么他将要继续进行他在朝鲜的行动。麦克阿瑟是否听到了、理解了或者认真对待了所告知他的事情，那只有等待事态发展再见分晓了。
第8集团军再次行动
至1月末，马修·李奇微将军已准备好随时把第8集团军再次投入行动。此时第10军已编入第8集团军联合司令部之下，从釜山地区北上接敌，再次部署在这个国家东部。若干战略上的考虑使李奇微决定要进攻。冬季很快就要过去。不久，奔注的春雨就要横扫朝鲜，冲毁桥梁、涵洞和道路，使低地和稻田变成一..
片汪洋。恶劣的天气意味着美国无法实施空中支援。此外，李奇微也很想知道中共部队的行踪和动向。据情报估计，有一支17.4万人的中国大军正位于他的阵地当面，但是空中侦察并未发现什么迹象。最后，李奇微飞进中国军队战线20英里。他乘坐一架速度很慢的AT-6高级教练机，由第5航空队司令官厄尔·帕特里奇将军亲自驾驶，搜寻中国人的踪迹。飞机掠树飞行，经常降到周围的山脊以下。“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活动的生物，”李奇微写道，“也没有篝火的烟雾，没有轮痕，甚至没有被践踏过的雪地能表明大量部队的存在。”因此，笫8集团军只能以身犯险，一探虚实了。
第8集团军这一次行动比较谨慎，没有重复麦克阿瑟在去年11月所进行的、被李奇微称作“鲁莽冒失、缺乏协同的挺进鸭绿江行动”。李奇微统管全军，各路大军紧密协同，相互照应侧翼。1月25日进攻开始时，李奇微引为自豪的是，第8集团军“很快将证明，它要成为我早已料知的那样、一支我国迄今所缔造的最为骁勇的战地大军”。
李奇微对于成?功并没有大夸海口。他在进行试探，他的推进情况要取决于他所遭遇到的中国军队的实力。他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他要的是歼灭中国人。在西线，他在汉江沿岸建立了一条临时前进战线；在东部崎岖多山地区，他将停留在汉江以南更远的地方。他不认为越过汉江有任何军事价值，“除非中国决定撤到三八线以北”。至于这次主动进攻，李奇微对于挺进至三八线之远的想法半信半疑，他称该线为“一条以现有兵力无法守卫的防线”。重占汉城意味着“将使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穿过我们可以防御的阵地或将其留在阵地之后”，除非有一个“突然的机遇，使大股中共部队陷入重围或遭到摧毁”，否则他仍会认为重占汉城并不可取，不过他确已计划好以后要夺回这座城市。
麦克阿瑟总体上同意李奇微的计划，尽管他是要推进到汉江以北，直至受制于中共部队的抵抗为止。“就汉城而言，”麦克阿瑟打电报说，“重新占领金浦机场……和仁川……毫无疑问具有重要价值。……占领汉城本身……会带来外交和心理上的好处，这将是有价值的，但是其军事上的实际作用则微乎其微。”李奇微坚持了他那更为保守的计划。
在宽阔的战线上（第9军在西线，第10军在东线）进攻的第一周，部队每天以约2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虽有突如其来的暖雨使封冻的大地变成了8至20英寸厚的褐色黏滑泥浆。李奇微将其西部侧翼停驻在汉江，然后集中精力来拉直位于朝鲜中部向南凸出的那一段中部战线，处于最前线的是陆战1师。第一周中共部队每日伤亡最高达2 100人。
接着中国人的抵抗转为强硬。韩国一个团的溃败又一次导致了一场大杀戮。当时，美军一个炮兵连在一支步兵护卫队的掩护下，正沿横城西北三英里一条狭窄的公路北上，显然没有任何翼侧保障。这支部队前去支援北面几英里处的韩国第8师。他们夜间宿营，中共部队进行了反攻，韩国部队溃败逃跑，接着中国人突然向美军炮兵蜂拥扑来，500多人中仅2人幸存。其中一人是下士，他叙述说：“中国人在凌晨两点向我们扑过来。那地方到处枪林弹雨。我和另外14名步兵奉命去保护那些大炮。我们帮忙把大炮弄到车队里去，但是我们只有3个人活着回来。”
翌日，这支炮队设法南下以暂时躲避一下中国人，但是当晚他们遭到了另一次埋伏。 53e6." >另一名幸存的列兵说：
中国人打中了最前面那辆车上的司机，整个一列车队都停止不前，人人手忙脚乱。只要一个人倒下，中国人马上来抢走他的武器。有人喊叫道：“这里有一个！”我就开了火，但是那只是一棵树。又有人喊道：“我们从这里冲出去！”我晕头转向，好像整个世界在我脚下爆炸了。当时血流遍野。我知道我完蛋了……
横城伏击战是整个战争中美军人员损失最集中的一仗：约530人丧命。这场悲剧由韩国部队的溃败开始，再加上美国部队战术运用不当而造成。
另一场恶仗是由第2师第23团（该团由保罗·弗里曼上校指挥）在法国一个营配合下进行的。法国营由一个名叫拉尔夫·蒙克拉的十分著名的中校指挥。此人身经百战，豪侠风度，军服上佩戴着法国授予的各种军功勋章。他曾负伤17次，腿瘸得相当厉害。战争开始时他是一名中将，任法国外籍军团监察长。但是他希望能得到率领法国分遣队来朝鲜的殊荣，遂自愿降级为中校。蒙克拉营和弗里曼团一起攻击汉江以北一个叫作双隧洞的地方，这地方因有两条平行的铁路隧洞穿过那里的一座山而得名。2月3日，联军进至一个处于交叉路口的叫作砥平的村庄，此地已被空军和炮兵严重摧毁。进行侦察的小股部队遭遇到中国人的强大反击，弗里曼当即决定，为谨慎起见下令撤退。阿尔蒙德和该师师长也都同?意，并请李奇微批准。李奇微的答复只是一个字：“不！”
弗里曼毫不畏惧。他打电话给他的营长们，让他们加修工事，并且说：“我们要顶住，并打下去。”
中共部队以师规模的兵力在凌晨2时发动进攻，伴以号角和哨子的狂乱声音和政治口号声。法国人回敬以一个手摇警报器，其凄厉的尖啸声好似鬼哭狼嚎，响彻战场。战斗在后半夜愈演愈烈，一直打到白天。弗里曼拼命地试图把炮火集中到同他自己的部队胶着在一起的中国人身上来。可能使中国人大为惊讶的是，法国人（其大部分同其军官一样，都是原外籍军团的军人）都脱下钢盔，头上扎着红色头巾，他们呐喊着外籍军团一个光荣的战斗口号：“卡莫洛尼！”（这是墨西哥的一个村名。1863年，65名外籍军团士兵在此抵抗2 000名墨西哥士兵的进攻而死。）接着他们用刺刀枪托砍击劈杀，追击中国人。当一伙美国炮兵（当时不得已而充当步兵）垮下来并逃跑时，托马斯·希思上尉截住他们用拳头猛揍并喊道：“该死的，都回那边山头上去！你们反正得死在这儿，不如上山头那儿死去！”他两次强令他们重返战斗，他们两次溃退下来。中国人不停地冲过来。另一名上尉威廉·克卢茨在战地电话上大声吼道：“别等他们靠近我们，让我们先宰掉这些狗崽子。”但是，反击一次次失败，成了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的牺牲品。弗里曼最后不得已使用了担任预备队的特务连来堵住防线上越来越宽的缺口。
特务连进攻时杀声震天，他们阻止住了中国人。在激烈的混战中，中国人和特务连都攀上那座山顶，他们拼开了刺刀，躲闪着掷来的手榴弹，偶尔找到机会则用步枪开火。美军被数量占三倍优势的中国人击败，幸存的美军开始从山上突围。一旦他们垮下来，中国人就可以在美军战线上打开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
此时，炮兵联络官罗伯特·埃伦志上尉单枪匹马地力挽狂澜。他在此前的战斗中已经负伤，仍决定独自重返战场。他发现路边有一挺遗弃的装在一辆半履带车上的0.5英寸口径四管机枪。他叫来附近的几个坦克乘员，齐心协力把枪口转向敌人。埃伦志发动引擎，摆平机枪，对准且战且退的美军身后，撂倒了紧追不舍的中国人。一组中国火箭筒手爬过来打算干掉这挺机枪，埃伦志一阵猛射打哑了它。他坚守此地直至清晨。
这时开来了三辆美军坦克，大小炮一齐开火，接着一队战斗机掠过上空，投下凝固汽油弹和磷烧弹，使山上燃起熊熊烈火。在阵地后方附近的弗里曼上校匆忙奔走着调集预备队堵住缺口。
中国人冒着反击的炮火坚守山头整整一天。至日落时，他们的抵抗结束了，撤向后方。
第二天，李奇微来到这里，他和弗里曼亲赴现场。弗里曼并非未见过战斗场面的新兵，他经历过去年11月和12月第2师在北朝鲜的溃败，并在中国人所进行的最猛烈攻击中幸免于难。但是他在谈起这一天的战斗时说：“这可能是我在整个朝鲜期间参加过的最残酷的战斗。我们很幸运没有被击垮，因为我们确实是进行了背水一战。”
统计敌军伤亡人数往往采取估计而非精准计算，尤其当敌军的死因是凝固汽油弹和高爆炸弹所致时，然而美军士兵在双隧洞地带清点出4 000多中国阵亡者。
此役对李奇微来说十分重要。联合国军的个别士兵和分队曾在对方优势火力下被打垮，并违抗要他们重返战斗的命令，但是该团的军官们无一例外地坚守职责，视死如归，绝大多数士兵仍然很坚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的全力进攻第一次被击退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其全部推进线上突然脱离接触。李奇微知道，强渡汉城以东的汉江的道路已经开通，他可以切断中国人的供给线，使集结在西部的中共军队陷入困境。虽然第8集团军的表现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它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打退了中国人，而且李奇微对他受命六周来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
麦克阿瑟沽名钓誉
李奇微接任司令的最初几个星期，麦克阿瑟将军对朝鲜远而避之。他这样做不无道理。在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一场败仗，麦克阿瑟也不想进一步与这一必败无疑之事有任何瓜葛。由于战况报道多半不妙，麦克阿瑟甚至下令要由在朝鲜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来发布新闻公报，而不是由东京的第一大厦来发。李奇微对于麦克阿瑟不在场这一点并不在意，这样他可以处理日常事务，而不必有一位高官指手画脚。
但是，李奇微1月下旬的攻势成就使麦克阿瑟的兴趣死灰复燃。他情不自禁地要以胜利来为自己增光，尤其是当他能够掠他人之美的时候。
2月间的一件事情使李奇微深刻地理解了他这位上级司令官卑鄙龌龊的虚荣心。2月18日，李奇微草拟了一份他称之为“屠夫行动”的计划，意在扩大前期战果。第8集团军准备以两个师打过汉江。据报告，中共部队四个军位于该地区和平壤以南地区。“屠夫行动”是一次试探，目的在于“给对方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同时尽量减少联合国军方面的损失。
2月19日早晨，李奇微向第8集团军主要将领们概述了这一计划，他们讨论了计划的细节，至早餐时分，该计划已经定下。在李奇微看来，“屠夫行动”是“我接任指挥第8集团军以来所酝酿的计划的最终实施，这样做也可以说是针对那种支配着从上（麦克阿瑟）到下各级司令官的后退心理而来的”。
同一天，李奇微把驻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记者们请来参加一个不供发表的吹风会，他想交代一下他的战役的来龙去脉。他说，第8集团军已经制止了中国人的反攻，“我们已经恢复了主动，并且在两三天之后将要发起进攻”。这番背景介绍告诉了记者们应准备好前往战场。这些情况并非供发表之用，那样就会警告中国人有什么情况将要发生。
使第8集团军新闻检查官（以及新闻界）大为吃惊的是，2月20日，即发起进攻的前夕，麦克阿瑟飞到朝鲜，并公开对同样一批记者说：“我刚下令恢复进攻。”
麦克阿瑟此言对李奇微来说是晴天霹雳，它不仅告诉中国人第8集团军次日就要开始行动，还暗示这一行动是麦克阿瑟个人构想出来的。在李奇微看来，“这一意思很清楚：他刚从东京飞来，他审时度势，他同幕僚们商讨，然后他下令第8集团军进攻”。压根就没有这回事，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他在东京的参谋部都同这次战役毫无关系。现在李奇微算是领教到麦克阿瑟自负的程度了。
这一插曲给了军队新闻检查官们当头一棒。说也凑巧，就在前一天，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德斯少将刚给首席新闻检查官梅尔文·沃勒斯中校及其三名高级助手上了一课，他的中心意思是关于如果一位将级军官违反了新闻发布方面的保密规定时应当如何办。霍德斯说，新闻检查官的指导方针是，“不管援引的是谁的话，你们的职责是保障本军的安全和利益”。
这样，当新闻界关于麦克阿瑟记者招待会的报道落到新闻检查官们的办公桌上的时候，这些军官们确实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沃勒斯以前是一家报纸的主管，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条由于安全原因而应当加以扣压的消息，尽管它来自一位将级军官..t>。然而它又来自这样一位军官，他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来宣布他所抉择的军事行动。”
沃勒斯签发了这条报道以供发表。他感到，麦克阿瑟的新闻官考特尼·惠特尼少将把发布这条消息的时间安排在美国时间华盛顿诞辰日的前夕，目的就是使之家喻户晓。“所有出色的通讯社都知道，要在日报上争取一个头版‘突发消息’的时机，就是在节前几个钟头冷清的时机发出去，此时各家报馆的编辑室都正在找材料来填塞版面呢。”沃勒斯评论说。
“总司令不遗余力地保持自己在公众中一贯的光辉形象。”李奇微从中得到了严酷的教训：麦克阿瑟对媒体信口开河，但却危及了为他而战的士兵们的生命。每当一次发起重大攻势之前，麦克阿瑟就不请自来，视察进攻部队，并象征性地鸣枪出击。此举虽可鼓舞士气..t>，但对敌人的情报界也是价值连城。然而，对部队的鼓劲打气之词最好另择场合，而不需要东京的公关官员来大肆张扬。李奇微在给东京的一封措辞小心的电报中，请求麦克阿瑟出于安全的原因放弃在战役前夕视察前线的做法。他并不是想把麦克阿瑟拒于门外，也不想冒犯麦克阿瑟作为司令官的权威，不过事实是，麦克阿瑟的到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麦克阿瑟同意了，他将不再亲临各次战役，直至它们全面展开之后。
使麦克阿瑟在攻势开始前不来前线是一回事，要使他免开尊口却是另一回事。使李奇微盛怒的是，麦克阿瑟说的一些话伤害了第8集团军的士气。比如3月7日他在水原说，仅仅是一场僵局还会导致战争，除非允许他去攻击在“满洲”庇护地的赤色分子。第8集团军部队把他的这次讲话称为“为打成平手而死”的讲话，用沃勒斯中校的话来说：“这番话对于部队如何看待未来并无鼓舞作用。”在后来几星期中，李奇微不得不拿出相当精力来使部队相信，他们的作战不是徒劳无益的。
这年春天，麦克阿瑟身边的人看到，将军精疲力竭，已经失去其魅力和权力的光辉。威廉·西博尔德在东京当政治顾问，他在麦克阿瑟身边工作了不少年，发现麦克阿瑟“疲惫而沮丧”。韩国第9师顾问亚当·科摩萨中校回忆起麦克阿瑟到他的部队视察时的情形，该部队正处在三八线以北，是联合国军战线上最北部的阵地。“麦克阿瑟颓然倒在吉普车的前座上，仿佛已经完全筋疲力尽，”科摩萨说道，“他并未表现出他一贯的信心和盛气。就连他那顶著名的油渍斑斑的军帽，这一天也不显得怎么精神。他是一个斗败了的人。”
但是麦克阿瑟的公开声明仍然源源不断。随着春天消逝以及李奇微屡建战功，麦克阿瑟的这些声明既是辩解性的，又争强好胜。举个例说，他竟决定再次为他那灾难性的“回家过圣诞节”战役进行辩解。
1950年1..1月份的攻势已不再是麦克阿瑟在攻势失败后所宣称的所谓侦察性行动了，现在他把它描述成一次巧妙的战略性运动。“我们针对中国参战而提出的实战战略包括了一项快速撤退，以拉长敌方供给线，其必然后果就是增加敌方的后勤困难，并使我方空中摧毁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这一战略是行之有效的。”这句话很复杂，值得再三玩味。华盛顿听到这一赤裸裸的宣称时难以置信。国务院的赫伯特·菲斯说，假如拉长中国人的供给线是麦克阿瑟的目的，“那么我们不远万里地去菲律宾显然效果要更好一些”。迪安·艾奇逊对麦克阿瑟推翻旧案大吃一惊：“很难设想还有任何人能做出比这更可恶和愚蠢的声明了。……”他把这一声明称为“最明显和最傻气的企图，想硬说我们通过在朝鲜半岛上一路南退真的就骗过了中国人……真是荒唐透顶！”
麦克阿瑟声明中的另一句话，与艾奇逊和马歇尔在华盛顿制定的政策针锋相对，也与李奇微在战场上的战略战术格格不入。“某些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麦克阿瑟的批评往往并不指名道姓）提出一个想法，即我们应建立一道横贯朝鲜的战线以进行阵地战，这不切实际，也属异想天开。”艾奇逊评论说：“这恰恰是我们所有盟国的态度，也是当时政府所讨论的政策，亦是美国..政府最终采取的政策。”
麦克阿瑟制造记录
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以及国务院还有其他政府部门所接受的，就是停火并恢复战前状态。就是说，在靠近三八线附近把朝鲜一分为二。这一决策已在2月6日做出，同时参谋长们还否定了所提出的另外四项选择办法：增援联合国军以武力统一朝鲜；考虑撤军问题；保持军事僵局而不达成任何协议；企图靠打败北京政权来“解决朝鲜问题”。“国会希望我们离开朝鲜，”柯林斯将军说，“如果我们打算再待下去，就必须提出我们待下去的理由，并向人民说清楚。”
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讨论了1月12日的单子，他们只是决定继续保留这些选择供考虑，未采取任何行动。尽管李奇微已受权可以越过三八线夺取特定的战术目标以保卫他的防线，但是无人主张要把战争打回北朝鲜去。
1月末、2月初做出的这些决定表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观点明显趋同，他们都希望通过外交而不是扩大战争来结束这场战争。去年12月和当年1月初的危急局势，已由于第8集团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进取而烟消云散了。
然而，麦克阿瑟却另有打算。在2月份一系列的电报中，他再次请求允许轰炸“满洲”。他写道：“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是：如果不授权对敌人在‘满洲’的基地进行袭击，我们按目前形式组成的地面部队就不能安全地在北朝鲜试图发起重大行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麦克阿瑟应该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刻最要避免的就是在北朝鲜采取大规模地面行动。
麦克阿瑟此刻正着手制订一项摧毁在朝鲜的中国部队的长期规划，他只向华盛顿透露了部分内容。他的目标将是中国的供给线。首先，他要重新夺取汉城一线，作为今后行动的一个基地。“然后，我要用大规模的空中袭击，在北朝鲜全境扫荡敌人后方。”
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批准他的轰炸计划，麦克阿瑟甚至更有绝招，至于这一想法的国际（还有国内）反应他却不曾谈及。“如果仍然不准许我袭击集结在鸭绿江对岸的敌人增援部队，或是不准许我摧毁其桥梁，我就要在敌人所有主要的供给线上，用原子能工业的副产品来设置一道放射性废料区域，把朝鲜和‘满洲’分隔开来。”北朝鲜所遭受的破坏已经使它一贫如洗，中国人所需的食品和军火必须经过鸭绿江运来，在任何时间内中共部队也只有大约10天的食品和军火供应。一旦这些供应消耗殆尽，麦克阿瑟就可以利用美国增援部队和中国国民党人“在北朝鲜东西海岸的两顶端同时进行两栖或空降作战，以收紧这个巨大的口袋。中国人很快就会挨饿，或者投降。他们没有食品和弹药，就会束手无策。这里将会出现类似仁川的情况，不过其规模要比仁川大得多”。
麦克阿瑟的谋略忽视了若干个有关的事实。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多次告诉他，他将不能得到增援，也不能使用国民党人；还告诉他，美国的政策并不允许再次把战争打到北方去。参谋长 8054." >联席会议请教过的核专家们说，“核废料地带”将在几十年内污染地下水和河流。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不予置理，他们可不想要什么“超级仁川”或是“放射地带”。
甚至当李奇微在同中共部队争夺每一寸血染的土地，每周打死数千名中国人之时，麦克阿瑟仍是牢骚满腹，说他需要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在2月末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运动战，其目标是尽量严惩敌人……这一方针是奏效的。但是我们切不可错误地认为这一成就……必然能导致敌人的失败。”
麦克阿瑟劲头十足。2月15日，他再次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轰炸从去年9月以来一直禁止攻击的北朝鲜港口罗津。大批不可辨认的供给品通过了这个港口及其铁路编组站，侦察机曾在一天之内发现了322辆火车车皮。麦克阿瑟把罗津称为“北朝鲜最后一个重要的、有用的战略目标”，用直接轰炸来摧毁它“将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相反，如果它免受袭击，这仍将成为我军的一个重大威胁”。尽管一部分幕僚们赞成轰炸，但是马歇尔及其副手罗伯特·洛维特表示反对。袭击除了会引起苏联人的报复行动外，这种袭击在军事上也很难奏效，因为铁路运输线并不再通向南方，北朝鲜人甚至干脆把他们的供应行动移过边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行。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本没有在总统面前提及此事，虽然他们也告知麦克阿瑟，否定轰炸的决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军事考虑：“最高政府一级已做出决定，不得轰炸罗津的禁令目前仍然有效。”
几天以后，麦克阿瑟又重新提出另一个一直遭到否定的题目：轰炸鸭绿江各个水电站。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在去年12月曾经提出过这种可能性，麦克阿瑟在经过侦察后报告说，其设施“主要是闲置不用的”，轰炸这些电站并不能达到什么军事目的。但是在2月26日，他却提出一项“紧急”要求，请求允许轰炸这些水电站。参谋长联席会议搬出麦克阿瑟在12月关于这些电站闲置不用的说法，并回答说：“不行。”
麦克阿瑟为何总要提出几乎肯定会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定的请求？即使对于他的密友来说，探究麦克阿瑟错综复杂的动机也是一桩大惑不解的事。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官员们只有凭空猜测的份儿。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自认为知道其答案：麦克阿瑟是在有条不紊地制造一份记录，一旦战事再次突然恶化，他好拿来为自己作辩护。他把他的一系列提议和他们的屡次反对意见都记录在案，这样他就把自己摆到了一个可在今后战场上出现败局时指责“华盛顿”的地位。
李奇微确定战线
至2月底，李奇微将军的新攻势已经拉直了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的战线。自从中国人参战以来，联合国军第一次占据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线，用军事史家詹姆斯·施纳贝尔的话来说：“没有空子， 6ca1." >没有弱点，没有敌方的突出部威胁着把战线撕成两半。”>９9lｉb?
在东部，韩国部队已越过三八线好几英里，深挖防御工事，并得到海军炮火和舰载飞机的掩护。美军和韩国部队第三次从中国人手中夺回汉城（韩国首都已是断壁残垣，空无人迹，夺回该城只有象征意义）。
尽管麦克阿瑟不时地吹毛求疵，但他还是欢欣鼓舞地在3月1日致电华盛顿说，他“对于前线的局势完全满意。敌军已因为战线上出现的显著战术转变而备尝苦头，他们的损失堪属现代战争中最惨重之列”。麦克阿瑟因其部队的北进成功而兴高采烈，他说道：“敌人现在知道了，在远离其基地350英里之外作战，同在他们背后拥有‘庇护所’且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实际上鞭长莫及的地方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这份电报是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送的最后一次乐观的报告。
事实上，这份电报如此乐观，而且一反麦克阿瑟恶言恶语之常态，以致海军参谋长谢尔曼怀疑麦克阿瑟不知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外交新倡议
正如马修·李奇微重建第8集团军一样，迪安·艾奇逊重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外交主动地位。艾奇逊虽然未能启动谈判，但是他的确设法把中国人弄到孤立无援的地步，在联合国内除了人所皆知的苏联集团的国家外，谁也不支持他们。
使艾奇逊在策略上感到高兴的是，中国人发动了新年前夕的攻势，此时即1950年12月末，联合国仍在试图领会中国人为何拒绝联合国停火委员会的倡议。在艾奇逊看来，中国人的拒绝及其新攻势证明了中国人打算实现其“老调重弹的威胁”，即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如果联合国无视这种企图，那将是“不可理解的”，这就表明“‘如此大规模的’侵略行径可以得逞而不受惩罚”。杜鲁门政府开始着手起草一份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并寻求他国支持。
使艾奇逊大为恼火的是，停火委员会并不把中国人拒绝停火当作最后表态来接受，而且在1951年1月11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事先只是提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该方案旨在满足北京提出的某些要求，它包括五个部分：（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3）分阶段撤出外国部队，并就政府问题，为朝鲜人民“做出适当安排”；（4）为朝鲜的统一和治理做出安排；（5）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些措施的头四项倒无碍大局，然而第五项却表示美国愿意拱手交出台湾，并接受北京进入联合国，这一项给了美国政府一个艾奇逊称之为“暗藏杀机的抉择”。支持这项计划，就意味着“要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它又会使美国失去在联合国得到的多数支持。但是，在艾奇逊看来，在朝鲜遭受侵略的问题上，任何对中国人的让步方案都是对基本正义和法理的亵渎。然而，正如外交政策史家理查德·斯特宾斯写道，该提议“对某些人士仍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些人认为北京在过去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必须得到安抚，因而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以此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赞同停火委员会的提议，他不无傲慢地宣称说：“我们应当以共同人性的名义，做出极大的努力使我们相互之间披肝沥胆、以诚相见。”
艾德礼既已宣布在先，他将赞成北京在联合国内的席位，那么美国在停战之后的会议上就要被3∶1的优势所压倒。因此，艾奇逊用他那律师的脑袋把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估量着中国人和苏联人可能做些什么。他断定中国人希望从一项联合国的解决方案中得到更多东西，而会拒绝上述提议。他同杜鲁门进行了商谈，杜鲁门同意美国接受这一计划并等待时机。这样，当这项计划正式提出之时，沃伦·奥斯汀大使说，美国将投赞成票。
“惊人的姑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叫喊道，甚至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忠实的民主党人汤姆·康纳利也对国务院大9９lｉｂ?加埋怨。“且慢！”艾奇逊劝告说（不过当国会里“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他也有点担心）。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这一计划，并把此事传达给了北京。
正如艾奇逊所料，北京的答复证实了他的战略的正确性。一项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提议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中国人反复强调他们早先的要求，即优先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且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以此作为进行任何谈判的条件。
艾奇逊的计谋大告成功，他把中国人的答复称作是“蔑视全世界和平要求”的又一证据。联合国已经竭尽所能来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共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2月1日，联合国大会不顾英国 和印度的反对，以44票赞成对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缅甸、印度和苏联集团的5个国家反对这一决议，瑞典、南斯拉夫以及7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弃权），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决议呼吁北京“使其部队和人民……停止敌对行动……并撤出朝鲜”。决议重申了联合国决心“继续其在朝鲜的行动以对抗侵略”，并呼吁成员国为在朝鲜的行动“继续给予一切援助”。决议最后还成立了两个特别机构：一个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对付这一侵略”；一个三人小组，“以促成停止敌对行动”，实际上这是一个停火委员会。
艾奇逊对于联合国的巧妙操纵在外交上大奏奇效。一些中立国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遭到了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反对，现在是中国人打出了无法无天的旗帜。反对和平的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对中国人来说，反对停火造成了可怕的人命灾难。由于他们自视过高，显然相信联合国的大多数将支持他们的要求，于是中国人拒绝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其条件远比他们在两年半之后所接受的更为优越。
三八线再成问题
李奇微的攻势又引发了从1950年12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一直争而不决的问题：联合国军是否应当再次抵进至三八线？他们应当如何行事？严格来说，麦克阿瑟仍在根据联合国介入战争时所下达的命令行事，即击退侵略者并在该地区重建和平与安全。如前所述，联合国的命令还包括“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这一长远目标。在中国的“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接受了新的战术任务，但是联合国的这些命令仍然有效。麦克阿瑟的战术任务就是要把部队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在朝鲜，而又不危及他的部队和日本的防务。
由于同样的原因，麦克阿瑟仍拥有越过三八线的权力，这是根据华盛顿于1950年9月27日向他下达，并于10月7日由联大确认的命令。但是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艾奇逊认为任何关于向三八线以北行动的决定，都须与盟国政府进行讨论。
这样，就开始了一场颇为奇特的小步舞，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愿在其中提出明确步骤。艾奇逊说：“的确，双方都如此坚持要由对方来拿主意，由此引出了一些尖刻的言辞，认为双方都是在逃避责任。”在艾奇逊看来，重新进入北朝鲜将会“在自由世界中造成严重危机，并导致某些盟国（很显然是英国人）退出战争”。艾奇逊承认必须夺回整个南?９９ｌiｂ?朝鲜，以使敌方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艾奇逊也并不禁止越过三八线进行小规模地面行动，以干扰对方的进攻准备。在边界上停止战争可以使谈判易于进行，艾奇逊并不认为北朝鲜人会赞成停战，此时停战会在他们的领土上给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如果目标是“尽量严惩敌人”，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三八线上稳定住一条战线，而不是北进延长供给线，在北方的海空军行动仍将继续。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满怀信心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无论如何，做出一项政策声明的主要原因，就是如艾夫里尔·哈里曼所认为的，有必要“稳住”杜鲁门对三八线问题的看法。
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反对。只要联合国的政治目标保持不变，那么其军事力量就不应当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越过三八线。这一禁令将使中国人得以集结大批部队准备战斗而不受惩罚。不准越界的规定只是单向的，中国人仍可以为所欲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很难维持攻势，甚至很难保持有力的防御。
但是参谋长们认为，要提议麦克阿瑟抵达三八线后应当如何行事，还为时过早。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这之前..做出的任何决定“在军事上都欠成熟”。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同盟国进行的讨论会泄漏给敌人（这是事出有因的。除去苏联间谍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外，英国工党政府中对联合国事业怀有敌意的大有人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是由国务院来详细说明达到美国政治目标的方针。
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使艾奇逊认识到，国务院关藏书网于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建议还是不要送呈杜鲁门。马歇尔同意了，他还希望尽量不要同其他国家政府就此进行讨论。
麦克阿瑟对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激烈辩论只有一些间接的了解，他试图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迫使政府做出一项决定。1951年3月2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了一份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2月后两周他的行动的半月汇报。这是一种通常谈论军事局势的例行公文。其中麦克阿瑟的一句话，被国务院认为是一枚政治炸弹：
既然杜鲁门总统已指出，越过三八线之事是一个军事问题，应根据我作为战区司令官的最佳判断来加以解决，然而我想澄清一点：如在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之时，具有说服力的反对越界的政治理由当时已经提出，并可能要合理地限制越界行动的话，我将不会武断地行使这一权力。
这一番话乍看起来像是要放弃任何越过三八线的意图，但国务院官员们立刻看出了其中的伏笔。他们认为向联合国的盟国强调这一问题并无益处，他们要求麦克阿瑟删去这句话。他删去了。
但是，几天之内的战场局势使三八线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3月7日，李奇微将军发起“撕裂者行动”战役，旨在向共产党人战线中部打入一个宽阔的楔子，并把西部的中国人同在东部的北朝鲜人分隔开来。战役的主要目标春川离三八线的直线距离不到10英里。占据春川后，第8集团军就立足于离三八线只有两天路程的地方了。
3月15日，一名记者问杜鲁门，联合国军是否准备越过三八线。“这是由战地司令官决定的一个战术问题。”他答道，“离那儿有7 000英里之遥的总司令不会干预战场行动。我们是在为解放大韩民国而工作……这同三八线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杜鲁门..
国部队在他年轻时旅行过的那些铁道线上的运动情况，并为他的游击队精确地指示出桥梁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在这些地方，交通运输特别容易受到破坏者炸弹的袭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夫特回到丹麦，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但是他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纳粹是不能从一个被占领国的内部来击败的。他使用假证件设法逃到了西班牙（胆战心惊地搭乘一架德国飞机），又从那里到了美国。他在纽约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负责英国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后来以“无畏勇士”而著称一时。托夫特竭诚服务，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里组织当地人士通过滇缅公路向内地抗日的中国人提供物资。他组织起部族人的游击队，进行勇猛然而最终是徒劳无益的牵制日军行动。新加坡陷落后，托夫特回到美国，他放弃了印度陆军少校的军衔，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国陆军。
由于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详情被报知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战时情报和间谍工作的机构，最终演化为中央情报局。托夫特开启了他在二战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卓著功绩。
在同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野比尔”·多诺万少将一起工作时，托夫特帮助策划了一项计划，迫使德国人将其战略部队从意大利战役中转移到了南斯拉夫。英国人一直向在山区要塞进行抗击德国的麻雀战的南斯拉夫爱国者空投武器、弹药和其他供应品。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认为这种做法太慢、影响太有限了。根据他海上生涯的经验，他组织起一支由陈旧和废弃船只组成的近海船队，配备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条海上供给运输线，它从意大利的巴里港，横越亚得里亚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线外的维斯岛。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独具一格的小小海军包括了44条船只，其中有陈旧的纵帆船、拖网渔船和锈迹斑斑的蒸汽货船。这些船只在夜里急匆匆地越过海面，每艘船上都装载着相当于英国一个月空投量的作战物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后来的南斯拉夫总统）十分感激地接到了这批武器，他的游击队钳制住了数以万计的德国部队。美国向托夫特授予了荣誉军团勋章。
大战结束后，托夫特被邀请留在美国情报界。战略情报局虽然在战争结束几个月之后就已告解散，但是情报界老手们都知道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取而代之。托夫特不愿意在一个准军事组织里度过一生，他拒绝了邀请，回到哥本哈根，担任一家美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经理。他仍然同丹麦情报局的头头保持着接触，偶尔也带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国。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国妇女结婚，并迁至爱荷华州梅森城去经营她家的印刷生意。
此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机构，不为军界和国务院的官僚们所信任，但中情局内部的人却雄心勃勃。1949年圣诞节，托夫特访问了华盛顿，他的两位战时老友——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亦即秘密行动）的副局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远东行动负责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将——求贤若渴，急切地邀请他加盟中情局。在萨尔格雷弗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加入中央情报局。他在爱荷华过着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扶轮”国际地方分社、主教派教会、一位童子军地方长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为和平时期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但他同意和弗兰克·威斯纳进行晤谈，此人也是他战时的一名同事，现在在中央情报局搞秘密工作。谈话的环境颇能体现中央情报局孤立无助的地位：这是邻近华盛顿倒影池的一群东倒西歪的木板“临时”建筑。
“我们肯定需要你。”威斯纳说。
托夫特再次拒绝。“但是，要是还有一场战争的话，你可以找我。”他说。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萨斯州赖利堡，作为陆军后备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为期两周的现役训练。星期天早晨他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想道：“战争来了，我的耶稣，我正在赖利堡穿着军装！”第二天一早，威斯纳那边传来了期待之中的召唤。“这一紧急情况对你是否已经足够了？”威斯纳冷冰冰地问道。托夫特说道，“是的。”“你能马上来这儿吗？”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经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总部了。他意识到，由于他在东方的背景和他的语言能力（他能讲六种语言），派他去朝鲜是顺理成章的。史迪威和威斯纳安排了情况介绍会，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托夫特什么命令。“现在是无章可循，”他说，“这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在一场热战中行动。”
作为总的指导方针，托夫特被告知去留心一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训令第五部分所阐明的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其中概括了这一间谍机关的使命：秘密政治行动、秘密心理战、秘密辅助军事行动、秘密破坏活动以及经济战，还有在敌军战线后方被击落的飞行员的躲避和逃遁计划，一旦共产党打到日本或朝鲜之后特务人员“潜伏后方”的组织活动，等等。
“总的说来，他们让我挑选一个地点，在东京以外建立起一个行动基地。这个基地要能接纳1 000人，有我们自己的通信设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是独立行事。”
托夫特给在梅森城的妻子打了电话，请她在他由东京首途飞行至明尼阿波利斯作短暂停留时前来同他相会。她给他带来了两箱衣服。“我根本就没有回过家。”
托夫特在接受朝鲜之行前，只在一件事上对中情局有所坚持。他多少听说了一些麦克阿瑟司令部里的工作方式和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极为苛刻的性格。威洛比是该战区情报处的人，托夫特必须同他紧密合作。因此托夫特拒绝继续用后备役中校的军衔，而要求以相当于少将的情报局官阶前往东京，以便与威洛比平起平坐。中情局同意了。
托夫特的先见之明是正确的。中情局在麦克阿瑟辖区里立足未稳。只是到了当年5月，史迪威将军才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准，允许中央情报局在他的亚洲地区内活动。麦克阿瑟对于独立于他掌控之外的秘密情报活动非常反感，这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他断然拒绝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太平洋战区活动。作为军界的一名传统主义者，他对独立于他司令部之外工作的特工人员自由散漫的气质嗤之以鼻，只是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迫使他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颇为勉强地同史迪威达成了协议。
托夫特抵达东京之后，发现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的存在不过是“六个可怜的丧魂落魄之士”，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工作。这个在乔治斯·奥里尔领导下的小组，同托夫特所说的麦克阿瑟司令部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保持着颇为艰难的联系。在横滨港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中情局的工作还稍有一些实际内容。威廉·达根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分支机构的赞助下进行情报活动，这个机构的名称毫无意义，叫作“特别行动局”。托夫特开始着手组织他自己的秘密行动单位，叫作“政策协调局”。
然而，他首先必须让桀骜不驯的威洛比与他保持一致。托夫特自视甚高且锋芒毕露，他与威洛比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宿在东京闹市区最高级的帝国饭店套间里。威洛比怒气冲冲地说，不行，帝国饭店只能给将军、舰队司令和其他“特别重要的高级军官们”安排。托夫特亮出了他的少将“军衔”，并且得到了套间。他还要求军方为他的汽车提供一面两颗星的旗。当没有现成旗子时，他自己订做了一面。
“我看准了，对付威洛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一切机会来踢他的屁股，让他晓得我和他一样强硬，甚至比他更硬。”托夫特叙述说。因此，当威洛比进行他的“每月威胁”，要把托夫特和中情局撵出日本时，托夫特则正告威洛比：“闭嘴，你是为我工作。我是美国公民和纳税者，你不能对我发号施令。”
然而威洛比和托夫特的外语天赋却不相上下，这也使他们逐步缓解了彼此间的敌意，“尽管这一敌意并未完全中止”。托夫特说：“某一天我用俄语与他通电话，第二天我们就说中文，这就像是一种体育运动，他有时会大笑，但我对他直言不讳：‘我绝不与你说你那个混账的德语。’”他显然想起当年参加挪威 5730." >地下组织的日子。
托夫特在东京的副手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官员，托夫特由此受益匪浅。科尔韦尔·比尔斯早先在美国森林局和胡佛委员会（战后一个负责政府效能的机构）里供职。“比尔斯真是一个好官员，”托夫特说，“他使我免于去坐牢，因为他在政府里熟门熟路，而且知道怎样来对付文书工作和种种细节。我们组成了一个厉害的团队。”
托夫特和比尔斯的头一个星期用来开车在东京四周转悠，想找一个地方作为中情局在这里的新基地。“我们不都是在工作。我们带上午餐，还在帝国海滩游泳。”那天，他俩边吃午餐边在厚木空军基地走动，这里位于东京以南47英里，可以远眺壮丽的富士山。他俩来到一片约50顷的偏僻之处。“我一只手拿着啤酒，另一只手拿着鸡肉三明治，大叫道：‘这儿就是我们未来的基地。’”托夫特和比尔斯一边吃喝，一边用步子测量着将来哪些建筑物应当盖在哪里。就在这个星期之内，工程人员和一个建筑营就上马开工了。
下一步，托夫特需要招兵买马。他从军队里找人，这是能够提供现成人力的唯一地方。他意识到上层军官对中央情报局不怀好感，就在参谋部的二三流军官里物色人选。“我的责任之一是建立起一项遍布朝鲜的‘躲避和逃遁’行动，以援救被击落的飞行员。因此很明显，这对于空军和海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飞行员能得到安全保障。这样我就得以说服这些军种，还有陆军，给我派人来。”
托夫特从海、陆、空军中各抽调了两名军官，把他们关在他东京的会议室里，命令他们制订一项“躲避和逃遁”计划：“如果一名飞行员在鸭绿江附近的‘米格飞机走廊’被击中，他在坠落前还有20分钟的飞行时间。倘若他知道必须朝哪个方向飞，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托夫特为“躲避和逃遁”计划定下了这些要求：
——将三八线以北、朝鲜东西海岸线以外的两个岛屿，作为被击落飞行人员“躲避和逃遁”的主要目的地，岛上配备中央情报局人员和通信联络人员。
——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地带”，到处分布着受过训练的游击队作为向导，他们在内陆的固定阵地进行活动，这一点要作为飞行员们战前情况简报的一部分传达下去。
——在“米格飞机走廊”以南每隔20英里，沿东西海岸设立秘密特工与“躲避和逃遁”观察站，装备通信器材。
——两支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当地“渔船队”，沿海岸巡逻以寻找被击落的飞行员，并采用真正的黑市交易的行动方式作为掩护。
——在飞行员出发执行任务之前，由中央情报局人员向他们介绍“躲避和逃遁”计划的技术细节，并在该计划执行之后，向被援救的飞行人员询问执行详情。
——提供价值70万美元的一盎司重的金条，带有老字号的“中国银行”的戳记。这样，每名飞行员可在其制服里携带3至4条这样的金条，付给当地朝鲜人以取得帮助。托夫特知道这些金条可以从台湾获得。
经过一些修改和讨论，空军和陆军接受了托夫特的计划。唯一的异议来自威洛比，他说，由于通货的限制，台湾的黄金不能带进日本。托夫特无心争辩，当晚他就飞往台湾，同流亡在那里的“中国银行”进行了一笔私下交易，并带着70万美元的金条回到了日本。在一个月之内，“躲避和逃遁”计划就部分地运转起来了。
下一步就是组建游击队，既是为了执行“躲避和逃遁”的任务，也是为了搞破坏和准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的讯问人员对釜山附近的难民营和战俘营里的朝鲜人进行了甄别，尤其关注北朝鲜难民和他们的离国动机，挑选出那些愿意把北朝鲜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的人参加游击队。托夫特意识到，动机这东西可能与意识形态毫无关联。“这些难民都穷愁潦倒，无所事事。参加游击队使他们有机会找到出路，让他们一日有三餐，有事可干。他们可以为一个目的结成弟兄，而不是在难民营里游手好闲。”通过甄别，中央情报局发现了足够多的受过培训的无线电和电报操作人员，他们主要是来自南朝鲜电报公司，可以组成游击队的通信组。
托夫特把朝鲜南端釜山湾中的一个小岛永岛接过来作为训练基地。以海军陆战队军官“荷兰人”·克雷默中校为首的一支中央情报局小分队，在那里培训了将近1 200人的朝鲜游击队派往北方行动。一些有领导素质的人被挑选出来，转往离日本厚木10英里处的相模湾海滩上的茅崎基地去接受强化训练。
1950年整个秋季和1951年初几个月里，训练活动一直继续着，其间也有一些特工人员定期地被抽调派至北方执行“躲避与逃遁”任务。训练方式同托夫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月中教给另外一些亚洲人的基本游击课程一样：武器使用、小船偷渡登陆、破坏技术、秘密通信、情报刺探，以及敌后特工人员多年使用的其他职业技能。
中央情报局从海军借来了水下爆炸专家参与训练，执行真正的任务。小型登陆艇停在海上天水线以外的地方，渗透和破坏小组要给橡皮艇充气并划至海滩。“我希望让朝鲜人知道，我们美国人一手建立了这支游击队。这能使朝鲜人尊重我们，也能使美国军方尊重我们。”
托夫特的帝国飞速扩展。几年前，中央情报局接手了陈纳德将军二战期间的“飞虎队”，这是一支为蒋介石打共产党的美国雇佣军和正规军。中央情报局将其转移至台湾，并更名为“民航运输队”。现在，40架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和“民航运输队”符号的飞机又转移到日本和朝鲜供托夫特使用，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由中央情报局开工资。托夫特要了一架装备舒适的C-47（机号XT-854）作为私用飞机，往返于在日本的六个中情局训练站和朝鲜的其他几个站。他还接手了永岛上俯瞰釜山港的一所房子，它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他用这个地方来逃避尘嚣和召开计划会议。“这是亚洲的最佳美景之一，到那儿去躲开东京的喧嚣，能使我们工作得更快更好。”
托夫特受命负责朝鲜以外亚洲很大一片地带的秘密行动：远至贝加尔湖的东西伯利亚、整个蒙古和中国华北包括东北，还有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前者在苏联控制之下。一个特别微妙的目标是在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基地内使用了大量朝鲜人和中国人当临时工，这样，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渗入就相对容易一些。1950年底以后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至少有五六名间谍在那里工作，监视苏联海军的调动，并警惕俄国人干预战争的任何可能迹象。
但是，该基地防卫森严，以致托夫特的间谍们不敢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联络。“我们依靠‘信鸽’——其他朝鲜间谍来往返传递信息。这是危险透顶的工作，但是很有必要。”
特工小组从空中和海上渗入了“满洲”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些以厚木中央情报局为基地的受过特种训练的小组进入了山东半岛和华北天津地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允许用“民航运输队”的飞机把谍报人员送进中国和苏联去执行任务。“我们不能用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的飞机飞临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依靠美国远东空军。”托夫特说。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十分感激中央情报局帮助援救他被击落的飞行人员，立即同意提供飞机和飞行员去执行这些敌后的危险使命。但是麦克阿瑟早就觉得托夫特的行动规模过大，过于独立，而且过于危险。1950年10月25日，麦克阿瑟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托夫特的“政策协调局”是“按有关的特别协议行事，但是它已经不时地违反了这些协议”。他报告了最近的一个事件：一名间谍从远东空军的一架飞机空投到苏联领土，此事表明“事态严重”。因此，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他打算暂停这一项目。他已经“下令他辖下各部门在没有他特许的情况下，不得参与类似的项目”。
两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说：“华盛顿没有一位负责官员质疑（麦克阿瑟）在其战区或计划行动区域内关于中情局行动的指挥权。”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他将支持中央情报局业经批准的情报和秘密活动，以体现驻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托夫特的人马仅在厚木空军基地一处就超过了1 000人，他们住在基地内一个安全的大院里。“民航运输队”的飞机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独立于军方的机动性。“在日本或朝鲜，我们从来不接受军方的命令，”托夫特说，“我们写我们自己的命令，使它看起来就像是正式文件，没有它谁也不能随意行动。我们不理会禁止把当地人员送进或送出日本的禁令，无论是在战争地区还是在整个被占领的日本，我们把成千名游击队员和间谍送进送出我们的训练和集结营地。”
这些秘密活动并没有完全逃脱威洛比>..的注意，中央情报局人员不久就发现他们处于为军方反情报部门工作的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托夫特愤怒至极，他甚至有过一念之差，认真考虑过如何“溺毙”一名特别讨厌的、为威洛比工作的官员。在沮丧时刻，托夫特会说，麦克阿瑟有三个敌人：俄国人、中国人和北朝鲜人。“而我有四个敌人，”他说道，“那三个，再加上麦克阿瑟。”
偶尔，华盛顿派出的一些古怪人物也会闯入托夫特的领地。一个代号为“水牛”的切罗基印第安人在华盛顿被问道：“你愿意去杀掉（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吗？”“我今天就干。”据说他这么回答道，并动身去远东。“水牛”此人怀疑一切，以致他不愿接近任何一个一般的中央情报局办事处，哪怕是?99ｌｉb.隐蔽极深的也不行。他坚持要“在皇宫墙附近，在日落时分”会见托夫特和其他官员。“水牛”的暗杀行动一旦成功，他将得到托夫特称之为“相当数量的一笔重赏”。但是显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水牛”在离开东京之后究竟干了些什么，中央情报局一直毫无所知。
在心理战方面，托夫特不仅设法损坏苏联在日本的名声，而且在此过程中为中央情报局赚了10.4万美元的收益。当时苏联的政策是鼓动日本左翼分子抵制麦克阿瑟的民主化进程，并使日本人民对于与美国结成过于亲密的同盟一事抱有疑惧。它暗示，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会在一场美苏战争中被毁灭。
1950年底，托夫特在宣传上出损招的机会来了。当时苏联人开始释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伯利亚“失踪”的千百名日本士兵。托夫特说：“日本左派新闻界对苏联温情脉脉，说苏联准备释放这些人是如何好心好意。”他感到这里另有打算。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除去司令部人员外，只是一个宪兵营。托夫特担心释放的战俘和日渐高涨的亲苏情绪，恐怕会给俄国人带来宣传上的好处。他同副手科尔韦尔·比尔斯商谈了反击行动，但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出于无心，威洛比倒给他们开了一个头。他手下一个人得到一本由一名日本上校保存的日记，这位上校曾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里度过了战后的年月，那是一段可怕的经历。“威洛比不知这日记有何用处，于是把它送到中央情报局开个玩笑。”托夫特说。托夫特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日记的译文，对比尔斯宣布说：“我们要进军电影界，我们要拍一部影片，描绘在俄国当战俘是怎么回事。”
在托夫特的催促下，麦克阿瑟取消了一道关于防止日本电影业在战后卷土重来的禁令。一项请求提交给了中央情报局，请他们提供一名电影导演和剧本作者。摄制组主要是同日本电影技术人员合作——但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在日本最北部岛屿北海道的茫茫雪原上建起了一个模拟俄国战俘营。托夫特订购了各种物品，还有四车皮的番茄酱，比尔斯问他为什么。“因为这将是一部前所未有最血淋淋的影片。”托夫特回答说。
果然如此。“当共产党企图破坏这部片子时，我就知道我们的路子对头，这部影片是对苏联人的绝佳揭露。日本电影界喜欢它，因为它使演员们和技术人员在长期歇业之后能重操旧业。观众喜欢它，因为它实在是部好片子。我们在20家日本电影院里同时推出，历数周而不衰，票房打破纪录。最后这部片子曾在700多家影院里上演，它引起了极大的义愤和反苏情绪。当我们增加映数时，中央情报局从中提取了10.4万美元收益，转交给了美国政府。”
一场更为传统的秘战行动正在按国家安全局的要求进行着。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同时成立，它是负责美国破译密码和截听通信的机构。朝鲜战争最初几个月，国家安全局技术人员在截听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电报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国人在“满洲”的指挥部与北京总部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是通过穿越黄海的一条电话电缆进行的，由于这条电缆的位置处于敌后，国家安全局无法进行窃听，于是国家安全局就向中央情报局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央情报局是否有办法破坏这条电缆，以迫使中国人使用无线电通信，以便进行监听？
托夫特在他早晨的电文往来中接到了这一询问（“一大早拆信最令人开心，因为你会收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事有凑巧，他正好对问题中的那条电缆之事略知一二，因为在战前，他在中国东北海岸有一所度假的房子。“这条电缆的入海处离我花园的篱笆大约600码远。更巧的是，这条电缆属于一家丹麦公司，即大北方电报公司。”经过认真调研后，托夫特设法在图上标出了这条电缆穿越黄海的走向和利于寻找的深度。他的情报来源甚至提出，把电缆切断的两个头分别扯开，这种破坏法是最厉害的一招。
几天之后，几艘“朝鲜渔船”在黄海会合了。电缆被抓钩拖上了海面，并被切断，分别由渔船拖拽住断头朝相反的方向驶去。不久，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员们就窃听并破译了在北朝鲜和“满洲”的中国部队与在北京的国防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
（无线电截听能力及其效果是美国政府严加保守的秘密之一。有鉴于此，外人很难准确评估托夫特断缆行动的作用。但是早期截获的一份电文引起了托夫特的注意，也使他非常开心。“北京总部警告战地指挥官说，有5万名敌军游击队散布于前线地带。我们实际上在那里只有1 200人，不会比这更多。”）
但是，中情局在朝鲜战争的作为中，没有任何其他行动比针对那艘运载医疗人员和供应品给中共的挪威船所采取的行动更为重要的了。
包括汉斯·托夫特在内，在东京没有人对“TP-披巾”行动表示很乐观。这艘船挂的是一个中立国的旗，出于明显的外交上的理由，美国不敢在公海上公然冒犯之。托夫特同海军方面商谈了此事，海军彬彬有礼地说，他们无能为力，即使是用无标志的秘密船只去干也不行。空军也不想冒险去搞一次秘密轰炸，因为这一袭击来自何方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不过托夫特到底还是说服了这两个军种在该艘货船北上之时保持对它的监视。一艘美国驱逐舰游弋在海平线之外跟踪这艘货船，并通过无线电向在东京的托夫特不断报告其位置。
托夫特明白，中央情报局总部授权他在“TP-披巾”行动上可动用100万美元而无须经过批准，这就说明华盛顿是十分认真对待此事的。在托夫特看来，一向手头很紧的中央情报局这次“慷慨解囊”，表明阻止这艘船“一定是一件先斩后奏类的行动”。
中央情报局东亚各站站长都聚集到东京托夫特这里，一起策划阻止该船的办法。那艘船一度像是要进入香港进行补给，香港站站长艾尔·考克斯从厚木基地领取了爆炸品以及其他特种设备赶回香港，用托夫特的话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准备在英国当局鼻子底下搞一次破坏活动。”但是那艘船没有停，它继续北上。
托夫特知道时间紧迫。他能从远东空军那里弄到的，只是答应假如该船开进一个北朝鲜港口时轰炸这条船，尽管它挂着挪威旗。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联合国军控制着朝鲜之外的海域，如果该船停靠在“满洲”或华南某一个更合乎逻辑的目的地，远东空军就束手无策了。
托夫特扫视着地图，只发现了一个可能的截击点。他登上他的一架“民航运输队”飞机，飞往台湾去会见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初，他在滇缅公路打游击的日子里曾经会见过蒋介石。香港站站长艾尔·考克斯与托夫特同行。所幸，蒋介石仍记得托夫特。当这位美籍丹麦人间谍大王请他协助这一胆大妄为的阴谋时，他也毫不迟疑。他召来了中国国民党的海岸警卫司令王某，说：“托夫特先生要什么就给什么。”
不久，一队国民党炮艇载着艾尔·考克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间谍出海了，他们在美国海军的通信导航下，在台湾正北截住了这艘货轮。在这场托夫特称之为“中央情报局指挥下极为周密的海盗行为”中，美国人一直待在甲板下面。台湾登船人员接过了货轮的指挥权，把挪威船员们单独囚禁起来，有条不紊地把货物转移到他们自己船上。托夫特让台湾人把这些医疗物资作为战利品搬走。关于那些护士、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情况，他再也不曾听说过，也没有去考虑过他们的命运。现在，空空如也的货轮及其船员被允许继续航行，他们只知道是在公海上遭受了亚洲海盗的抢劫。“TP-披巾”行动大告成功。
在托夫特看来，“这一行动为整个中央情报局今后三至五年的预算提供了理由。由于使敌方的春季攻势推迟了三个月，此举拯救了大约7.5万个美国人的生命。等到中国人打来时，马修·李奇微将军已经有时间来组织他的炮兵阵地。中国人在发起进攻时，成千上万地被炮火横扫”。
托夫特退还了那100万美元。“我连一个子儿也用不着，蒋介石包办了一切。”若干年之后，他碰巧在曼哈顿一个航运界高级主管的私人午餐会机构“印度俱乐部”吃饭。两位海事律师正谈论着一项有关在远东发生的神秘事件的案例。他们谈论时，托夫特明白其中那条船正是他在1951年掠劫过的那条。他强忍住笑，一言不发。
汉斯·托夫特在亚洲以及其他间谍们在世界各地的赫赫功绩，给华盛顿带来了对中央情报局新的敬意。因此，朝鲜战争标志着中央情报局已经成长为美国政府中势力壮大的机构之一。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表明了中央情报局在三年之内发展势头之猛。1949年，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协调局”（秘密活动的代名词）总共302人，预算470万美元，有7个国外站。至1952年，“政策协调局”的实力已增加到2 812名直接雇员，外加3 142名“海外合同人员”（这是一伙包括从隐蔽很深的间谍到走狗打手之类的大杂烩），预算8 200万美元，有47个国外站。
中央情报局发展的另一个因素要归功于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飞扬跋扈和善弄权术。中国出兵干涉的辉煌胜利，使史密斯有机会甚至让麦克阿瑟无奈地接受了中情局在国家安全体制中的作用。在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1951年1月史密斯拜访了麦克阿瑟。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是一个秘密，但是从那之后，麦克阿瑟再也没有干预过中央情报局在他辖区内的活动。
麦克阿瑟大胆妄言
麦克阿瑟的倒霉之处在于，他的公开言论给杜鲁门罢他的官提供了充分的根据，甚至不需要利用截听通信所得的材料。假如麦克阿瑟意识到华盛顿对于他的批评言辞十分敏感的话（他理应如此，尤其是在杜鲁门1950年12月6日给他下达封口令之后），那么他在1951年3月初开始的一系列公开言论完全是自取灭亡，好像是在试探他到底能走多远。嫉妒可能也是一个动机。麦克阿瑟在1950年12月曾发过牢骚说如果没有增援力量，他就无法守住朝鲜；但李奇微上任之后部队并未得到额外补充，然而却成功地向 524d." >前推进了，这同麦克阿瑟在11月至12月所造成的灾难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点就连外行也能看出来。
因此，麦克阿瑟开始中伤李奇微及其“拉锯战”。他对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只要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仍然不受打击，那么靠在朝鲜杀死中国人，不管杀死多少，也无法停止红色中国在亚洲的侵略。”他好像不能理解李奇微的战略是要建立并坚守住一条防御战线，以此作为结束战争的谈判的第一步。他毫不理会华盛顿反复申明的“政策业已确定”的说法，却多次要求“在最高国际级别上”做出下一步应该如何行事的决定。
1951年3月15日，亦即杜鲁门在给媒体的声明中对越过三八线有意含糊其词的那一天，麦克阿瑟把他的批评意见扩大到了他私下的小圈子之外。他在向美联社社长休·贝利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批评说，停止第8集团军向三八线挺进的做法，损害了“我们完成统一朝鲜的使命”。艾奇逊评论说：“他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这不是他的任务。”
九天之后，麦克阿瑟又进行了新的表演，艾奇逊称之为“对政府行动的一个重大破坏”。第8集团军成功挺进并几乎打到三八线附近，这使政府相信，要进行一次新的和平努力，此乃吉日良辰。战前态势实际上已经恢复，第8集团军在实力上同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几乎旗鼓相当，现在联合国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讨价还价了。杜鲁门认为：“现在即便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其程度至少同我们一样）也该停止战斗了。”
但是应当向中国人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有关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一项可供总统发表的公开声明；二是一项秘密共识，即美国在谈判中将接受什么或可以讨论什么。在政治上，美国政府希望其和平行动得到盟国与中立国的支持。在军事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1950年12月以来第8集团军处境的改善，可使美国进行更强硬的讨价还价。但是，在乔治·马歇尔暂时生病期间代理国防部长的罗伯特·洛维特对此并不完全赞成。他在向艾奇逊转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更强硬的讨价还价”的备忘录时，表示“总的同意”，但又补充说，如能把台湾问题和北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也囊括到正在考虑的解决条件中去将是“适宜的”。（人们应记得，在12月时，中国曾坚持把上述问题列入谈判议题，却遭到美国的拒绝。一个月后联合国推动和平谈判时，艾奇逊并不反对把它们作为谈判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意任何一点。有鉴于此，中国人拒绝了联合国的和谈方案。中国人的行为使艾奇逊确信北京还不准备进行谈判。）
1951年3月19日，艾奇逊·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聚在一起审查所提出的公开声明草稿。他们决定通知麦克阿瑟关于这份即将发表的总统声明，并请他提出意见。杜鲁门正在佛罗里达基韦斯特的小白宫度假，他批准了这一声明。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去一份电报：
国务院正草拟一项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国已肃清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认为，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谈判的发展。鉴于三八线并没有军事意义，国务院已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你应有什么样的授权才能在以后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提出建议。
麦克阿瑟3月21日的回电，实际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提出建议的要求不予理睬。他再次抱怨对他部队的限制，“使其根本无法去扫清北朝鲜，或者不能做出可观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他说他现有的指令很适合当时的局面。
随后几天中，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们又仔细推敲了拟议的总统声明，并同那些在朝鲜派有部队的国家其驻华盛顿的使节们审查了这项声明。声明没有做出让步，也没有理睬中共以前作为会谈准则而提出的那些条件，但是它的确提出了一些不受约束的外交辞令：“联军指挥部准备着手做出安排，以终止并保证不再发生战斗……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它还间接表示愿意讨论北京提出过的那些问题：“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将大大地减轻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也将开辟途径，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从外交上讲，这些话对于谈判来说是完美开端的第一步。它并没有事先做出让步，但确实为实际谈判中的让步提供了可能。
杜鲁门评论说：“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一项不带任何威胁或谴责、表达我们和平解决意愿的建议，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
三天之后，正当国务院同其他国家政府商谈声明文稿时，麦克阿瑟自己向敌方发出了和谈呼吁，给总统来了个釜底抽薪。“要是他是存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研究报告说，“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简直再找不到比这更有效的办法来激怒总统了。”
尽管麦克阿瑟后来佯作无辜地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例行公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完全清楚，以中国人的自尊心，他们会把他的“和平倡议”理解为鼓动继续进行战争，而不是结束战争。麦克阿瑟的声明事先未送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又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打招呼，就捅给了报界。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夸大了。他说：“即使在联合国部队的活动目前受到限制，而且相应的军事优势属于红色中国的条件之下，事实还是表明，它靠武力是完全不能完成对朝鲜的征服的。”（麦克阿瑟在过去几个月里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复说的却是另一回事。）他向中国人提出的是一项最后通牒，而不是谈判：
敌方……现在一定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不再施行它把战争局限在朝鲜的宽容做法，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其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那么红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然而，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之内，毋庸赘言的是，我准备随时和敌军总司令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任何军事手段，以此将有可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而无须继续流血。联合国的这一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正如人们所料，麦克阿瑟后来否认了任何失措之举。他被免职之后在参院听证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发布的公告只不过是每个战地司令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布的那种公告，通过这一公告，可以同对方总司令协商，寻求结束双方敌对行动的途径。”但是他不知道即将向联合国盟国分发的那份国务院倡议吗？“是的，我收到了那样一份电报。但是无论如何，它同我的声明毫无关系……我在3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看不出有什么异乎寻常、旁门左道或是不妥当的地方。”
在证词中，麦克阿瑟没有搞躲躲闪闪——他是彻头彻尾地撒谎。这一年晚些时候，麦克阿瑟在对美国退伍军团的一次友好集会讲话时自夸说，他揭露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阴谋”之一。他把艾奇逊的和平行动看成是一次出卖，是一项能结束战争而没有胜利的政治行动，并会给美国和南朝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副官考特尼·惠特尼看来，提出讨论台湾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洛维特备忘录，证明了“一种邪恶因素正在发挥作用……一个已经深入政府高层集团的阴谋计划”。但是说来奇怪，记载表明，直至3月30日，即麦克阿瑟的声明打乱了和平倡议的六天之后，麦克阿瑟甚至根本未被告知这一转变。另一些忠于麦克阿瑟的人有他们自己“马后炮”式的解释。威洛比将军提出一个不太靠谱的论点：麦克阿瑟实际上是在用“巧妙的心理战”来补充华盛顿的和平倡议，旨在“支持即将在联合国内发动的和平攻势”。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另有高论，他力图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军事行动”。他是以“一名司令官的权力”发表这一声明的，而且表示的是“一位战区司令官的局部观点”。
不论理由如何，麦克阿瑟的这次挑战已经是够过分的了。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话来说，他的声明——
给我们的盟国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使他们对我们如何行事完全摸不着头脑：总统拿出一样东西来提请他们注意，并调整他们的行动以取得一致行动。但这一过程还未做完，战地司令官又提出来一个建议，使总统处理事态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尤其认为，它造成了政府的领导能力失信于人。
在杜鲁门看来，由谁来主管美国对外政策这个问题，远比麦克阿瑟的“檄文”（挪威大使向国务院询问美国人在搞什么名堂时所用的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风波更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再次公然违抗三军总司令，即美国总统的政策。”
有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电报已经使麦克阿瑟的罢官不可避免。而现在，哈里·杜鲁门有了一个可以公开利用的佐证。
华盛顿勃然大怒
华盛顿时间3月23日晚，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听到了麦克阿瑟的和谈声明，立即同迪安·腊斯克以及国务院的卢修斯·巴特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一起来到迪安·艾奇99lｉb.逊家中，会议直至次日凌晨1时。艾奇逊谈起同洛维特开的这次会议时说：“罗伯特在压力来临时，通常都是妙语连珠、乐观通达的……但是那天晚上，他全无幽默感。他简直是暴怒欲狂，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麦克阿瑟将军必须撤职，而且是立即撤职。” 艾奇逊认为洛维特的情绪是“一时勃然大怒”，并不反映五角大楼的一贯想法。“我十分相信，到了第二天早上，大部分的怒气就会烟消云散。”
其实艾奇逊自己也是心潮难平，他觉得和平倡议本来是可以促使中国人做出积极反应的。若干年之后，他仍是愤怒不已，他说：“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他发表的……（声明里面的）东西简直使人根本不可能接受谈判的提议。”联合国的盟国们认为这种局面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是谁在主管美国政府。我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是有意在搞花样，但是也得有理由来让他们相信这一点”。
麦克阿瑟仍不甘寂寞。当时他的“和平”电报仍然在华盛顿辗转传送着，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在一次视察战场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越过三八线没有什么不良后果；空军可以随心所欲地过去；地面部队以前也跨越过，而且还将跨越它；这个问题“过去已充分讨论过而且已经解决了”。艾奇逊把这种说法称为“五雷轰顶”。
但是政府应当作何反应呢？杜鲁门最初的反应好像是不能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抱怨说，他“同麦克阿瑟打交道的经历糟糕透顶”，此人在他准备发表声明之前“就抢先起跑”。杜鲁门说，这是一次“对总司令不忠的行动”。
华盛顿时间3月24日，即麦克阿瑟“和平”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杜鲁门会见了艾奇逊、洛维特和腊斯克。大家一致认为，去年12月6日关于禁止发表对外政策声明的那道命令是明白无误的，而他已经违反了这道命令。大家的言外之意是，麦克阿瑟已经令自己面临军法处置，而他可能对此求之不得，因为他高自标树，也认为有机会把事闹得满城风雨。杜鲁门的一位挚友说，总统没有认真考虑以军法处置麦克阿瑟的可能性。此人还说：“麦克阿瑟已经把自己折腾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把他塑造成烈士。”杜鲁门在3月24日的确决定采取一项合乎法规的做法，即给麦克阿瑟一个明白的信号：总统认为他是抗命不从。在艾奇逊的建议下，杜鲁门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这位将军发去一份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电报，提醒他注意去年12月6日的命令，并指示说，如果共军领导人“在战场上要求停战，你应立即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并等待命令”。（后来在这一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麦克阿瑟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他没有把这封电文当作是对他的“训斥”，从来没有将其与他3月24日要求与敌方谈判的声明联系起来。）
后来几天中，尽管有杜鲁门的提醒，但麦克阿瑟继续在干扰政府的政策。在同《伦敦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马丁中将谈话时，麦克阿瑟断言他的部 961f." >队“被束缚在一张人为的罗网之中”，他在的军事生涯中“第一次发现是在打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在三八线问题上，是政客们侵犯了军人的职权范围。“如果不谈及士兵们的生命，这是十分荒谬的。”麦克阿瑟暗示他所辖部队每月6 000至7 000人的损失是在白白地送死和受伤。“如果这些损失，甚至更大的损失是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付出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那我们将随时准备接受它。”在另一个访谈中（该访谈是在早些时候，却在周末发表，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商讨如何处置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答复了《自由人》的提问。该刊编辑援引一条消息说，韩国政府因为缺少装备正在遣散新兵，并问麦克阿瑟为何美国政府不提供装备。麦克阿瑟答道，这个问题“牵涉到本人权限以外的基本政治决定”。麦克阿瑟在扯谎，他在1月6日建议美国不要向“韩国青年军”提供武器。
共和党参议员们捡起了麦克阿瑟这个题目。密歇根州的霍默·弗格森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去问麦克阿瑟这场战争应当如何进行。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达夫说，“某一个掌权的人物”应当决定政策，“而其余的人应当遵循这一政策”。
在杜鲁门看来，麦克阿瑟的表现“带有哗众取宠的特征”。杜鲁门颇有历史感的头脑把他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相提并论。麦克莱伦对战争应当怎么打有自己的一定之见，?如果林肯给他下了一道他所不中意的命令，他就不予理睬。同林肯一样，杜鲁门对将军“想起来就心烦”，然后把他解了职。
公开的导火线是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的一封信，那是在他毁掉和谈声明的四天之前。2月12日，众院共和党领袖、众议员约瑟夫·马丁在众院的一次发言中说，他认为不在朝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简直是“愚蠢透顶”。他把发言稿寄给了麦克阿瑟，并请他发表意见。4月5日，马丁在一次众院发言中宣读了麦克阿瑟的回信：
8日来函给我转来你2月12日的演讲稿，不胜感谢。我以莫大的兴趣阅读了它。我看出，多少岁月消逝了，而你的锋芒却未减当年。
关于红色中国进入朝鲜与我方作战而造成的局势，我的看法和建议已极其详尽地阐述并呈交给华盛顿。总的来说，大家都知道并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只是遵循传统的方式给暴力以最大的还击而已，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关于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传统。
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是，有些人难以认识到，共产党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而我们对由此引起的战场问题却展开了争论；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从而维护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杜鲁门是在通讯社报道马丁的众院演讲时，第一次听到麦克阿瑟的信函。他满腔怒火地看完了这份文稿。关于利用中国国民党人的第二段“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足以把麦克阿瑟解职。麦克阿瑟早已被清楚地告知，政府为何不能利用国民党，而且仅仅在八个月之前他是赞成这一决定的。后来等他改变了意见并要求使用国民党军队时，他被告知，政府的政策已经确定。杜鲁门认为，“所以，在赞许马丁先生合乎逻辑和传统的立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我的政策是不合乎逻辑和违背传统的”。
这位总统把信的最后一段叫作“真正的绝妙高论”。这一段表明，麦克阿瑟要么是不理解，要么就是不想接受美国要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存在的决心。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讽刺地写道：“我不了解这位将军通过什么情报途径，得知共产党人决定把力量集中在亚洲，更明确地说是集中在他的管辖区。”使杜鲁门感到震惊的是，麦克阿瑟竟然漠视“为遏制在伊朗、希腊和柏林的共产主义狂潮”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许他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在怎样大力地想阻挠西欧联合战线的出现”。杜鲁门不喜欢麦克阿瑟“对我们的外交努力所做的轻蔑性评论”，以及所谓“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一华而不实的说法。
杜鲁门当晚的日记中，充溢着对麦克阿瑟其人的憎恶——除此之外，别无他词可以表达这层意思。“麦克阿瑟已经使他自己成为争议的中心，无论是在公众生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 他接着又概述了这位将军的私生活：“他总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有过两个老婆——一个是他在42岁时娶的社交名媛，另一个是他50多岁时离婚后娶的田纳西姑娘。”杜鲁门几乎要把所有的争议都加在麦克阿瑟头上。
第二天，即4月6日星期五上午，杜鲁门把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召到他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他们应当如何处置麦克阿瑟。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布雷德利将军是“愤怒至极”，“他和艾夫里尔·哈里曼都说我应当立即将麦克阿瑟解职”。实际上，哈里曼认为杜鲁门早在两年前就应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当时是1949年春天，据称他因东京公务缠身而不能回国进行磋商。哈里曼还回顾了当时杜鲁门不得不派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前往东京去阻止麦克阿瑟支持日本国会的一项经济法案，这一法案同占领政策是直接相悖的。
至于艾奇逊——
关于应该怎么做，我自己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十分清楚，既然问题已经产生，就只有把麦克阿瑟将军解职才能解决。但是我同样也很清楚，不论总统怎么干，他都应当得到他所有军职和文职顾问们的一致支持。如果他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那就有可能发生比不采取行动时更大的麻烦。但是……必须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战线，无论如何不能出现裂痕。
马歇尔建议要谨慎从事、三思而行。他告诫杜鲁门，麦克阿瑟的解职可能会给从国会取得军事拨款造成更多困难。
至于布雷德利，则主要考虑军纪问题。他认为麦克阿瑟的行为是“抗命不从的典型例子”，理应解除这位将军的指挥权。但是他认为要慎重考虑，在提出建议之前最好先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麦克阿瑟在职业军官之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但是美国正规陆军更尊重指挥权，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将会减弱麦克阿瑟在军界的支持者们的反应。
以前当过律师的艾奇逊总结了这一讨论。他也认为，杜鲁门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不希望这一解职看起来像是一位意气用事的总统所采取的鲁莽行动。他对杜鲁门说：“如果你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会引起你任总统期间最激烈的一场斗争。”
杜鲁门告诉助手们“聚在一起好好谈谈，然后拿回一个报告来”。在杜鲁门看来，马丁信件并不是主要问题，麦克阿瑟彻底搞糟了和平倡议，这是“不可饶恕的”。
这个星期五的下午，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在艾奇逊的办公室开会。马歇尔很紧张。在军界，众所周知他是一个不欣赏麦克阿瑟的人，但他不想出来带头反对麦克阿瑟。他建议以磋商的名义把麦克阿瑟召回国，任何最后决定都推迟至那时再说。艾奇逊坚决反对这一意见。“我看这是通向灾难之路。”他说。共和党右翼利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来打头阵反对政府，他们还着手以极为笨拙的方式弹劾总统（由参议员惠里搁错地方的备忘录里泄露出来了），这使艾奇逊相信，“他们对宪法程序的忠诚程度至多是表面文章”。麦克阿瑟逢场作戏的本领使艾奇逊谨小慎微。“让他在握有全权时回国，而且他的前途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这不仅会损害总统的决策自由，还很可能严重危及麦克阿瑟自己的前途。”杜鲁门特别希望马歇尔站在他一边，所以在马歇尔离开之前，总统建议他去看看从战争开始以来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往来的电报。
当晚，杜鲁门在日记中再次评论这位将军说：“麦克阿瑟通过乔·马丁又扔了一颗政治炸弹……这看来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极端的抗命不从。”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去年夏天对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讲话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他为“见麦克阿瑟并达成面对面的谅解”所做的威克岛之行只是一笔带过。他接着写道：“我已经得出结论：我们在远东的大将军必须召回。（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未表示任何意见，未告知他们我已做出的决定。”
在这个周末，对着麦克阿瑟的钳口收紧了。在星期六的一次会上，马歇尔对总统说，他已经看了那些往来电报，并得出了结论：“麦克阿瑟早在两年以前就应该革职。”杜鲁门把众院议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萨姆·雷伯恩，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召到白宫。从杜鲁门在国会的那些年代起，这两位就一直受到信赖，是杜鲁门政治上和个人的朋友。“我们谈了很长时间，首席大法官劝告要谨慎，”杜鲁门说，“他说美国总统的权威岌岌可危。……他们说我必须十分认真地估量形势，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雷伯恩担心的是政治方面。”
他们走后，杜鲁门拿出关于美国历史的书来，他再次阅读了关于林肯同麦克莱伦将军发生的问题。一个特别使他感到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林肯在麦克莱伦就政治问题品头评足时如何对付他的。这故事说，有人问林肯，他将如何回应这位将军。“没什么，但是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的马直踢后腿，还把他的脚卡在马镫里，于是这个人就对马说：‘要是你还继续踢下去，我可就要下马了。’”
星期天下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位于白宫对面、波托马克河那一边的五角大楼办公室里举行了酝酿会。麦克阿瑟实际上受到了由他的侪辈组成的陪审团的审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谋长们刚刚决定要大大扩展麦克阿瑟的权力，并正有待总统批准，而现在他们又要讨论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命运。4月4日，即马丁披露麦克阿瑟信件的前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作为紧急事务”来讨论对待盟国的方法，以判断他们是不是愿意“支持美国对中国大陆可能采取的行动”。海军参谋长谢尔曼海军上将主张草案要更为强硬，指出“必须做好准备”以攻击大陆，而不是“继续考虑”这些行动。用五角大楼的官方语言来说，谢尔曼的修改意见（已被其他各位参谋长所接受）即是说，空军和海军应当开始集结人力和装备以攻击特定的目标。
接着，4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关于苏联可能进行干涉的情报警告做出了回应，他们批准了一项命令草稿，授权麦克阿瑟在联合国军受到重大空中袭击时，可袭击在“满洲”及其附近的中国空军基地。此后几天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一草案得到了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杜鲁门的批准。按照正常程序，下一步就该把这一命令草稿送交麦克阿瑟以作应急计划之用，但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纠葛干扰了这一进程。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扣发这一命令，甚至不让麦克阿瑟知道有此命令存在。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说明这一决定的备忘录中，布雷德利写下了最厉害的诅咒麦克阿瑟的话。他说，这一命令没有99lｉb?发送给麦克阿瑟，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恐怕他会“操之过急来付诸实施”。
布雷德利将军对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一事有一点缩手缩脚。在星期日的会议之前，他建议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写一封私人信函，指出他的公开言论使总统被迫采取行动。布雷德利和马歇尔后来一同起草了给麦克阿瑟的信件。
星期日下午2时，参谋长们来到布雷德利办公室围桌而坐，他们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参谋长谢尔曼、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他们第一次得知了布雷德利所说的“麦克阿瑟问题”的严重程度。布雷德利说，总统正在考虑撤换麦克阿瑟，马歇尔部长希望得到参谋长们“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的意见”。尽管杜鲁门并不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很欢迎这个机会来对付麦克阿瑟的。布雷德利的副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上校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老早以前——早在2月或1月，而且是出自军事而不是政治的理由，就在任何事情上对麦克阿瑟都不抱幻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抱怨涉及：麦克阿瑟指挥失当（分兵两路，以及发动11月的攻势时情报缺失）；对自己和他的部队丧失信心；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意气用事、怨天尤人”；嫉妒李奇微稳定战局的功绩。当天的讨论集中于麦克阿瑟对政府政策的攻击，而不是他战场上的表现。
讨论进行了大约两小时。这次会议没有留下正式记录（这里的描述是基于柯林斯的回忆录以及谢尔曼的一份备忘录），但是参谋长们一开始就达成一致意见，即麦克阿瑟必须离职。他们还讨论了一项保留面子的姿态，即允许他保留驻日本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参谋长们知道这是麦克阿瑟最为钟爱的职位。但是由于日本和朝鲜的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致这一战区不能由两位司令官来领导。最后，参谋长们认为，麦克阿瑟必须解职，马修·李?
报》这样的舆论界主角（这是一家共和党报纸）也支持杜鲁门有权博得他的将军们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保持沉默）时，白宫欢欣无比。杜鲁门正打算以这样的见解作为他的理由的基础。但是白宫也认识到，未来几周中的参院听证会实质上将是一场政治搏斗，麦克阿瑟将利用这个讲坛对政府的整个亚洲政策而不仅仅是朝鲜政策进行攻击，共和党人也将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使总统为难。因此，政府就着手通过采用经典的策略来捍卫自己，这些策略在两代人之后以“硬碰硬的政治手段”而著称于世。
白宫反击
白宫发起反击麦克阿瑟的第一个公共关系攻势牵涉到威克岛会议的秘密记录。在这次会上，将军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不会干涉战争。如早先所指出的，这些记录主要是维尔尼斯·安德逊所为，她是随同杜鲁门一行旅行的国务院秘书；布雷德利将军和其他人所记的笔记也都加到了她的账上。这些记录汇编成的副本已于1950年12月送到了麦克阿瑟总部。这些笔记的存在并不是秘密。1950年11月13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麦克阿瑟已在威克岛向总统保证，中国人进行干涉的危险已经过去。当籍籍无名的保守派刊物《自由人》打电报请麦克阿瑟证实或否认这一报道的真实性时，它收到了这样的答复：“来电所引（艾尔索普）的说法……纯系毫无事实根据。麦克阿瑟。日本，东京。”麦克阿瑟否认他确实说过的话，这使政府大为愤怒，.9９lｉｂ.因为这表明他愿意在对己有利时说谎，而且他认为他可以这么做而不被发觉。白宫按兵不动，等待合适时机用将军自己的话给他来个釜底抽薪。1951年1月23日，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发表了真实笔记中的一小段文字，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夸下的海口，说如果中国人跨过鸭绿江，他的大军可以“关照”这些中国人。
麦克阿瑟解职后不久，《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安东尼·莱维罗开始把威克岛会议的记录整理成一个完整的版本。莱维罗所接触的人之一是乔治·艾尔西，他是白宫助手，一直在收集反击麦克阿瑟的材料。莱维罗说，他想对有关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互相说过的话中那些相互矛盾的版本进行区分。艾尔西在他们第一次谈话中并没有对莱维罗说什么，但是他把这次采访在第二天上午的白宫班子会议上向杜鲁门提及了。他还对杜鲁门说，莱维罗“极为急切地想查阅……关于威克岛会议所存的任何书面备忘录或记录”。
“总统对此稍加考虑，”艾尔西说，“然后问我的档案里有没有副本。我说有，于是总统说：‘行，去告诉托尼他可以拿走。’”艾尔西当天就把记录交给了莱维罗。4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一报道。 麦克阿瑟的阵营勃然大怒，考特尼·惠特尼将军宣称，白宫是在通过有选择地泄露机密情报，一心要“诽谤”麦克阿瑟。他还批判“偷偷摸摸地做笔记”之举，并对拼凑而成的记录稿的准确性提出疑问。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认为 8fd9." >这一段插曲是在杜鲁门统治下公共道德江河日下的明证。参院联合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人要求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麦克阿瑟的所有文件，白宫不能只提供一部分记录就溜之大吉。
在开始着手反击麦克阿瑟时，白宫利用官僚机构中一些可靠的官员去寻求支持，力求组织一个由公民团体组成的广泛阵线来支持政府。白宫班子里的协调人肯尼思·赫克勒在一张白宫便笺纸上勾画出了一份待做之事和已做之事的长长清单。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准备了含有敌意的问题供有交情的参议员们向麦克阿瑟提问。白宫副官西奥多·坦纳鲍姆还试图发起一项针对院外援华集团的国会调查。院外援华集团是由保守的企业家、国会议员和宗教领袖组成的 4e00." >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大肆声张支持麦克阿瑟将军。“你肯定很想要同国会里的负责人谈谈怎么把这件事搞起来。”赫克勒向白宫的说客约翰·卡罗尔建?议说。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新闻记者查尔斯·范德万德收罗了关于诸如塔夫脱、惠里和麦卡锡这些参议员的个人材料，以强调他们在主张出兵亚洲和反对加强欧洲防务方面的“出尔反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分发了数以万计的杜鲁门概述政府政策的讲话稿。
赫克勒记叙了“有关麦克阿瑟材料的一些琐碎小事，这些材料在这场辩论一旦达到‘耍阴谋诡计’的程度时可能是有用的”。赫克勒写道，比如说：
范德万德在众议员帕特·萨顿（田纳西州民主党人）的协助下，正在让美军通信团找出（麦克阿瑟）在菲律宾莱特湾涉水上岸的照片。把这些照片摆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出……这是在几台新闻电影摄影机面前接二连三拍下的。在照片边上，很多工程人员和其他维护人员滴水不沾地站在一座修建得很牢固的码头上。我对这种材料是否有用处抱有怀疑，但也不反对把它们收集起来。
在纽约州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图书馆，搜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麦克阿瑟不利的材料。白宫的另一名副官菲里奥·纳什获准同那些能够参加反击麦克阿瑟的“非政府机构”一起工作。
在公开场合，杜鲁门以轻蔑嘲笑的口吻来谈及麦克阿瑟。在4月26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故意激怒这位目中无人的将军。他在讲话中提醒记者们，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麦克阿瑟仍然受命于他。五星上将们是不退休的，他们终身服役，因此仍然处于总统麾下。杜鲁门说，是的，他确实对麦克阿瑟和惠特尼将军（他管惠特尼叫“麦克阿瑟的新闻秘书”）“绳索在握”，但是他并不打算抽紧绳子。总统暗示说，麦克阿瑟和惠特尼在他们隐居的华道夫—阿斯多利亚饭店里说得越多，对他们自己的损害就越大。当一名记者提到惠特尼说麦克阿瑟“一点也不明白”他为何被解职时，杜鲁门纵声大笑。“人人都知道为什么。”杜鲁门说，他同全场一起哄堂大笑。
将军们在准备
然而在五角大楼，联席参谋长们在为听证会做准备时，气氛远没有这么欢乐。
第一步是准备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概述自1950年6月25日战争开始之日至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解职之时，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每一份电报往来。领导参谋部工作的克雷斯上校警告诸位参谋长说，他们要准备受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直诚实所进行的人身攻击，既是针对这个机构，也是针对个人”。
克雷斯认为质问会来自三个方面：在太平洋和各地的战略；麦克阿瑟的解职；“他解职的时机和方式问题”。
克雷斯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任何成员如果在作证时用了准备好 7684." >的声明或文件，就会引起大家纷纷要求得到官方记录，“这样就会危及军事安全，并对目前和计划中的行动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克雷斯显然尤其担心有关毁损韩国军队的言论被载入记录。）因此，克雷斯建议各位参谋长“像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做的那样，各自埋头去做准备，做到在听证会上作证时不必带笔记”。bbr>
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参院联合委员会成员将会收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华盛顿—东京之间往来电报的档案综述作为背景材料，但是军方高级指挥部将不带任何文件材料出席听证会。
马歇尔敦促参谋长们“集中精力看看有多少东西是可以提供给联合委员会的，而不是看什么是我们不打算给的。……”但是他对讨论一场尚在进行的战争的计划和战略一事存有疑虑。“能不能这么说，”马歇尔说，“通过这一次，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充当一个为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效劳的情报间谍，而他们什么也不给我提供。”
轮到政府
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下属军官们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对麦克阿瑟的证词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他们一致认为的质疑要点是，麦克阿瑟反复断言他们曾经“同意”1951年1月12日提出的四点行动计划，即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实行海上封锁、取消对在“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麦克阿瑟曾强调，他感到这些步骤就是既定的政策。他是否有可能在1月中旬，当劳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向他概述这些选择方案时产生了误解？不，柯林斯将军回答说，相反地，他曾直接向麦克阿瑟宣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以避免任何由其他参谋人员做出错误解释的可能性。如果麦克阿瑟没有认识到这一备忘录是“选择方案”，那则是他的过错，而不是华盛顿的过错。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别无选择了：他们必须来完成一项令人生厌的任务，表明一位民族英雄错了。
5月7日星期一，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为军方打头阵。他开始说，他竟不得不“几乎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许许多多见解和行动”来作证，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需要”。他把将军称作是“陆军军官弟兄，我极为尊敬的人”。接着，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对麦克阿瑟进行了驳斥。
首先是麦克阿瑟所声称的，马歇尔曾经压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把台湾交给中共、给予中共以联合国席位之事的反对意见。麦克阿瑟是在评论杜鲁门总统打算在3月底发布的和平宣言时，说了这番话。马歇尔作证说，政府实际上提出的是，美国将“不反对讨论这些问题”。他接着说，美国的长远政策是“抵制把台湾交给中共，并反对给予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不存在“对于这一政策的任何背离”，美国要把这两个问题排除在停战条件之外的决定也没有动摇。把这些问题列入讨论日程是一种现实的决定，因为其他各方肯定也会提出来的。但是对其进行讨论，并不就等于同意。
关于1月12日选择方案，马歇尔对于1951年初严重的军事形势，以及当时美国“面临着不得不把我们的部队从朝鲜撤出这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做了冗长的说明。麦克阿瑟所援引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方针是作为权宜之计提出来的，“一旦这一可能性日益临近现实时”才能考虑付诸实施。差不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审阅的同一时间，军事局势随着李奇微重新取得主动而有了急剧的改观，这样就没有必要把这些方案的任何一条付诸实现。“这些拟议中的行动方针中，没有一条被我或被任何高一级权威否定过或是不赞成，”马歇尔肯定地说，“在参谋长们看来，就这些选择方案做出最后决定，这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明智的。”
在接着的几天中，其他各位参谋长对马歇尔关于1月12日文件的说法也加以响应。最详尽的讲话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他说，参谋长们早在1950年11月底，就领导着参谋部的一个委员会研究一旦美国和中国卷入全面战争时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员会的结论报告序言中阐述了这种限定的偶然性，但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的备忘录中，不知为何这些限制性语言被删去了，只剩下一个说明，说所列行动方针已被“暂时同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是在布雷德利看来（还有他的同事们后来说），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即这份备忘录仅仅是一份“研究报告”，而不是给麦克阿瑟的一项命令或全套?
指示。备忘录里没有一处说过这些决定是最后的决定。
马歇尔从本质上不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几乎每一个论点，他也不苟同麦克阿瑟所相信的看法，即将军提议的针对中国的行动将不会导致扩大战争：
他（麦克阿瑟）想让我们接受的风险不仅涉及扩大同红色中国的战争，而且涉及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惜付出失去我们盟友和损坏全世界自由人民联盟的代价。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顾这种行动的后果将会把西欧暴露给苏联的攻击，他们的数百万大军已在中欧和东欧待命而动。
马歇尔接着说，一位使命有限的战区司令官同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后三者“必须把我们在地球一个部分的利益和目标同另一个地区的利益和目标加以衡量……以便得出最佳的总体平衡”。
马歇尔认为，“一个战区司令官竟会变得对于他自己的目标如此全神贯注”，以致他从上级机关接到的命令“也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东西”，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军事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但是麦克阿瑟这件事中的新奇之处，是那种“绝无先例的局面，即一个战区司令官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公开表示不满和不赞成”。马歇尔接着说明了杜鲁门总统把麦克阿瑟解职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发展到了不赞同美国既定政策的严重地步，以致人们严重怀疑是否还能允许他行使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由正常的指挥职责赋予一位战区指挥官的。在此情况下，别无他法，只能把他解职。
其他各位参谋长也都严格地以军事上的理由，依次确认他们支持把麦克阿瑟解职的决定。没有人指责他违抗军令。事实上每个人都坚持认为，他的各种言论日积月累的效果（在3月24日他致中国人的逼降最后通牒和致马丁的信件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使得总统别无选择。虽然对麦克阿瑟的某些战术行动批评甚多，最突出的是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分家，但是参谋长们似乎不大愿意对一位战地指挥官的判断表示疑问（尽管柯林斯和布雷德利都坚持说，他们的部署本来可以有所不同）。与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交锋时，柯林斯在对于麦克阿瑟整个进行战争的方法的观点上却语焉不详。“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威利问道，“你是否愿意说，麦克阿瑟将军对于朝鲜战争的领导，可以同他……1941年至1945年在太平洋进行战争时建树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参议员。”柯林斯回答说。
“你愿意回答吗？”
“如果你坚持，我将回答它，但是我更倾向于不回答。”柯林斯说。威利没有坚持。
马歇尔使用了他证词中的最大篇幅，详细回顾政府限制朝鲜战争的决定，这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调动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对付苏联的任何行动，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1953年。在作证过程中，马歇尔对麦克阿瑟当作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提出的若干断言表示了疑问。
在麦克阿瑟这些很成问题的宣称中，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中国国民党人的战斗能力问题。麦克阿瑟说起过这支60万人的大军只要得到美国的后勤支援，就完全能够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他对国民党人战斗威力所做的某些保留也只是用泛泛的言词加以表达，以致意义全无。然而，马歇尔对国民党人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
麦克阿瑟曾经作证说，当他1950年8月去台湾时，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军队是“出色的”。他们缺少卡车、大炮和其他“现代化精密装备”，但是他们“能够打造成一支非常出色的部队。……这支部队代表着60万第一流战斗人员的潜力”。
麦克阿瑟评价的根据是一次为期一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访问的现场观察。在从1951年听证会的记录里因保密而删除的证词中，马歇尔概述了1950年8月底由麦克阿瑟派往台湾的、一个由37名军官组成的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组报告说，国民党人的“训练情况和装备情况，无论是地面部队、空军，还是海军，都十分差劲，以致他们不能被指望来防守该岛”。麦克阿瑟所说的“60万大军”，甚至都不能指望守住他们的大本营，更不用说到外国去打仗了。
在另一方面，麦克阿瑟低估了国民党人装备短缺的程度。没关系的，从60万人当中，总可以找到足够的武器和与其他装备，把3.5万至4万人的部队送往朝鲜。马歇尔却看法相反。“在目前台湾的情况下，”他说，“这样一支小部队代表的正是台湾防务的核心。要从台湾那里抽出这么一支部队来，即使它真是存在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看来也是大成问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宝贵的美国装备浪费在国民党人身上。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1月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军队在损失为他们（在同共产党打仗时）提供的装备方面的记录，使联席参谋长们更加不情愿为他们提供装备并在战斗中使用他们”。马歇尔不相信国民党一旦同共产党打起仗来能保持住士气，他们刚刚在几年前不光彩地败于共产党手下。
布雷德利将军甚至走得更远，说他们的士气是如此糟糕，以致他们一遇机会就可能会投诚到共产党那边去。布雷德利作证时说，如果一支共军能设法在台湾登陆，单靠国民党人的投诚，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岛屿。柯林斯将军有此同感：“我们十分怀疑，我们能从这些中国人（国民党）那里比从南朝鲜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的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支持麦克阿瑟关于国民党人能对大陆发动任何有意义的行动的论点。马歇尔也认为：“如果没有我们被迫卷入去支持他们，国民党人并不具有持续进行一项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中央情报局都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如果蒋介石试图返回大陆，还会得到有意义的民众支持。以他这些有限的实力，如果没有中国民众的支持，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布雷德利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蒋介石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蒋在中国大陆有过很大的取胜机会，但是他没有取胜。在我看来，从军事观点来说，我不认为bbr>99lｉｂ?他现在能在领导中国人方面有多大的成就。
确实，（大陆的中国人中）某些人正在对共产党产生厌倦，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忠于蒋介石。但是，在我看来，他并不处于能够聚集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地位，即使我们能把他弄上大陆的话。
但是，联席参谋长们也认识到“松开蒋介石的链子”（按麦克阿瑟的说法）这一做法的吸引力。遵照院外援华集团的意见，他们没有排除考虑国民党针对大陆行动的可能性。布雷德利看不到“现在”就具有任何这种行动的能力。“他们的领导能力很糟糕，他们的装备很糟糕，他们的训练也很糟糕。当这些情况改善到一定的程度时，我认为这一问题可以再作考虑，再采取那项行动。”国务卿艾奇逊在几天之后作证，他对反攻大陆的行动甚至不加考虑。国民党人的“当务之急”是防卫台湾。“我认为你不能谈论任何他们做不到的事，这在目前毫无意义。”
所有这些证词都从向公众和报界发表的记录中删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有关蒋介石弱点的说法进行新闻检查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听任麦克阿瑟不准确的证词未受挑战地发表出去，就会把参谋长联席会议描绘成这样一伙人：他们不愿意在朝鲜使用一个应该是最适合战斗的盟友。但是把蒋的军队的真相捅出去，尤其是他的部队一有机会就可能投降变节，将会给北京带来不可估量的宝贵情报。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新闻检查对这些证词加以保密。
在20世纪50年代的其余时间里，甚至一直延续到60年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决定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激起了反响。共和党政客们都在吵吵嚷嚷地谈论“松开蒋介石的链子”，好像只是一根管束的绳索使得这位国民党将军不能狺狺狂吠着去击溃共产党。事情并非如此。美国的链子并不是束缚了蒋介石，而是挽救了他。假如把它松开了，共产党人早就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中国内战了。
马歇尔不赞成麦克阿瑟的战争策略，因为“它可能带来可怕的结果”。麦克阿瑟由于“一心想着朝鲜”，没有意识到华盛顿与盟国之间的问题，以及在联合国要保持多数这一“特殊的困难”。马歇尔更喜欢李奇微的方法，即给敌人“造成我们所能造成的最大数量的伤亡，以此不仅摧毁中国军队的士气，而且摧毁其整个部队结构”。
马歇尔说，从某个意义上讲，朝鲜的情况可以与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封锁危机相比，当时苏联人封锁了西方通往这个德国苏占区中孤城的地面通道。那时马歇尔任国务卿。马歇尔说，当时也几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围绕柏林的斗争“看起来也像是一种僵持局面，但是我们仍然保持镇定，而且最后赢得了体面的胜利”。“有些人想冲破俄国人的封锁来结束这种局面，尽管这可能会触发一场战争。……但是，只要存在着其他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拒绝去冒这种风险。”同样地，在希腊，为挫败共产党起义的斗争用了18个月，而且政策批评家们说：“这是毫无希望的冒险……我们是在……浪费我们对 8fd9." >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藏书网
马歇尔不能宽恕麦克阿瑟的行为。当一位军事指挥官写信给一位国会议员时，他——
必须相当谨慎。我曾经不得不写过成千上万封信……但是我想我从未使自己卷入过向有关党派的国会议员批评总司令的事情中去。……你一直在宣扬忠顺，你是在同这样一个组织打交道：其中一个士兵接到哪怕是一名上尉的一道命令，这命令会使他送命或负伤，但是他还必须服从。……这必须是本能的。好，如果这种例子在最高层却恰恰相反，那么你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我认为，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自愿地应邀来这里同总统谈谈这许多事情，接触一下他听不到的反应，而不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在日本谈，这本来是可以使他获益匪浅的。
对于麦克阿瑟的具体计划，马歇尔根本不赞成。中国的广袤辽阔使得空袭无法进行。“你轰炸了一个沿海城市，或者是一个内地城市，我并不认为这就实现了多少目的。”日本人尽管把部队“遍布全中国”，也未能占据这个国家。马歇尔更愿意在朝鲜消灭中国人。第一支北朝鲜部队已经被麦克阿瑟吃掉，投入朝鲜的第一支中国大军“很大程度上被撕成几片，几乎要被消灭”；现在，中国新来的部队“已经确实被撕裂成几片，以致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行动，而且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仍不能有效行动”。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继续承受中国人所遭受过的损失。
甚至在作证时，马歇尔就感觉到（而且已向参议员们如此指出），在未来几周中，美国的政策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政府不再需要解决用扩大战争来结束它的问题了。中国人将继续发动春季攻势，这一事实使马歇尔受到鼓舞而不是沮丧。李奇微的“屠夫行动”（见第十七章）在4月和5月初已给中国人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用马歇尔的话来说：
目前我们看到的最好可能性是……共产党继续发动进攻，并希望我们能有好天气，这样我们就能像过去两周中所达到的水平那样重创他们，也就是我们已经打垮了他们训练有素的军队的有生力量。
（布雷德利将军两周后在他的证词中同意这一点：“我相信，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在已经阻止了这一新年攻势之后去提政治条件，将会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这比我们在让他们知道无法把我们赶出朝鲜之前就去争取一项谈判和停火协议，要强得多。”）
对于麦克阿瑟甚至在同政府政策背道而驰的情况下也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做法，马歇尔回忆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上，同罗斯福总统经常发生的“困难处境”，以及他在国会委员会面前“经常处境难堪”的例子，但是“我真心认为，同我的总司令公然对立对我来说是灾难性的”。他同罗斯福私下争论；一旦决定做出，他就支持这些决定。麦克阿瑟本应也这样做，否则就应辞职。马歇尔举出另一个服从命令的例子：1916年，约翰·潘兴将军率领一支远征军进入墨西哥，追击变节的革命者弗朗西斯科·“潘科”·维拉。威尔逊总统希望只限于直接对维拉采取行动，而不愿冒同墨西哥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他下令潘兴不得征用墨西哥国营铁路的列车，尽管那里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后来，潘兴在已经几乎要捕获维拉时又奉命撤回。潘兴虽然心中很沮丧，但是他没有对他的部下谈起过一句关于撤回的原因，更不用说对公众了。
马歇尔对麦克阿瑟所说的轰炸禁令给共产党带来了不公正优势的说法进行了争辩。在当时受到保密审查的证词中，马歇尔说：“我们部队（因不轰炸‘满洲’）在地面上损失的优势，实际上还比不上我们获取的好处，这些好处来自我们没有把薄弱之处暴露给敌方的空中攻击。”联合国在朝鲜的目标比较集中，中国的目标比较分散而易变。参谋长联席会议很担心“极易受到攻击”的釜山，这是朝鲜唯一的深水港，是联合国军军需供应的咽喉要道。“因为码头都紧挨在一起，船只也紧挨在一起，”马歇尔作证说，“供应品仓库只能分散到一定程度。”
马歇尔和各位参谋长都强调，共产党也在打一场有限战争。布雷德利在反驳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关于中国正在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时说：“他们还没有动用空军袭击我们的前线部队、我们的港口……我们在日本的基地或者我们的海军部队。”布雷德利认为，总的来说，“我们是在对自己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打仗”。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也同意，他说“所谓的庇护所的事情，两边都在进行”。
在受到新闻检查的证词中，范登堡还为不轰炸鸭绿江以北提出了实际的理由。在边界以北的共军空军基地装备着用雷达控制的防空火炮群，“根据我们在鸭绿江一线的活动发现，这些炮火很准确”。美国也并不具备进行持续空袭的能力：
美国的空军……确实是一支小规模的空军，我们现在在那里执行这一战术任务的那些部队，实际上只是我们今天所能聚集的全部力量的四分之一。即使四倍于此的部队放在那里，对于广袤的中国来说也只是沧海一粟。
马歇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否决麦克阿瑟关于授权他立即轰?炸“满洲”军事设施的请求，主要的威慑因素是害怕中国的报复性空袭。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几天之后对此做了详尽阐述。如柯林斯所述，麦克阿瑟第一次要求轰炸权，是在第10军正通过兴南进行补给的时候。要是允许轰炸鸭绿江以北的话——
我们极为担心这样做，在从兴南撤退的这段危险的时间内，有可能会招致俄国飞机……还有可能是潜艇的袭击。部队乘坐商船从这样一个港口撤离是极易受到空中和水下袭击的。根据我的判断，这将是一个过于冒险的步骤。
同样地，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战后政治策略的考虑，也不同意批准对北朝鲜目标进行最大限度的轰炸。据柯林斯将军说，美国期待的是战争结束后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而如果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城市”，北朝鲜人就可能不接受它。
麦克阿瑟关于韩国军队是“极好的部队”的观点，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军事参谋长们都不敢苟同。在受到严格新闻检查的证词中，马歇尔、布雷德利还有柯林斯都对韩国军队做了尖刻的评价。马歇尔说，在中国人最近的进攻中，韩国的一个师即第6师“完全溃不成军，实际上不做任何抵抗”。在第一次攻击之下，韩国军队就后退了18至20英里，“确实不进行任何战斗……这样，两边的部队都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在回答参议员约翰逊的提问时，布雷德利估计说，韩国军队在这一年来的11个月里，已经损失了足够装备10个师的武器装备。“他们每一次被中国佬击攻，”柯林斯说，“只是一味逃跑。”
马歇尔坚韧不拔地经受了一次磨难，那是有关他在中国担任总统特使和担任国务卿的年代里美国对华政策冗长乏味的提问，还有就是他对手令人精疲力竭的翻来覆去的提问。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麦克阿瑟解职之前那些日子的事件，解释美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在朝鲜使用蒋介石的部队。
马歇尔只有一次表现了他对麦克阿瑟的个人憎恶。在他作证的第七天，在他离开证人席之前几分钟，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念了一则合众国际社的消息，其中报道了麦克阿瑟对于杜鲁门总统1月13日发给他的 7535." >电报的看法。此电报承认，麦克阿瑟可能知道有必要撤出朝鲜，但是敦促他为了外交的原因要尽量坚持下去。麦克阿瑟的代言人（据合众社说）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杜鲁门打算撤出朝鲜，并“把第8集团军当作失败的替罪羊”。斯帕克曼问道，马歇尔是否愿意对此发表评论？
马歇尔说，杜鲁门的电报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总统并没有打算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把第8集团军当成替罪羊。马歇尔涨红了脸，他的声音变得很严厉：“那样简直是叛国之罪。”
斯帕克曼同意这一点，又把那篇文章念一遍。马歇尔打断了他：“你知道，我并没有挑选这位副官（惠特尼）。”当斯帕克曼继续念下去时，马歇尔粗暴而冷峻地打断了他：“我不想讨论这个，参议员。”
马歇尔一直没有提高过声调，但是听到他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毫不怀疑，他对麦克阿瑟及其左右怀有极大的轻蔑。
在下面几个星期里，在马歇尔将军之后作证的各位参谋长并没有给卷帙浩繁的证词中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一致反对麦克阿瑟的建议。布雷德利将军概括了推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做计划的首要战略考虑：“红色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统治世界的强大国家。坦率地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这种战略将会导致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同中国较量保证只会“以更大的代价陷入更大的僵局”，而丝毫不能确保在朝鲜取胜。按照麦克阿瑟的建议，将会造成把苏联人带入战争这一“真正的危险”。
共和党人在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的带领下，确实给这一进程加入了一个新问题：既然总统批准布雷德利前来作证，那么他就应当谈谈他与杜鲁门关于麦克阿瑟解职的谈话。共和党参议员们怀疑在解职的背后有一股邪恶势力——令人痛恨的艾奇逊，也许甚至是英国人。布雷德利拒绝了，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参与了机密的顾问，而且拉塞尔主席确认了他有权不重复同总统的谈话。（该委员会以18比8的票数确认了拉塞尔的决断权。）
由于政府官员们所谈的情况如出一辙，而且在盘问之下也没有让步，甚至就同一个问题被问上五六遍时也是如此，于是共和党就抓住次要问题。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诺兰对维尔尼斯·安德逊于威克岛在麦克阿瑟将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了笔记一事大表愤慨（将军也是如此宣称的）。“要是在隔墙后面有一名刺客怎么办？”诺兰问道。布雷德利纠正他说，安德逊小姐并不在“隔墙后面”，她是在另一间屋子里，她是一名获准接触高级机密的可靠的公职人员。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比在布雷德利作证时要求结束听证会。“我的印象是，这儿进行的活动多半是徒劳无益的，而且确实就是如此。”托比认为听证会是在浪费时间：
这里有许多……有所图谋的人物，他们毫无半点军事素养和气质……来到这里向那些终身服务于军界的人士提出各种问题。……我们在报端发表那么多新闻公报，弄得举国上下满城风雨。斯大林先生是天天订阅的……我们这是何苦来的？我们所问的问题许多都是极其、极其无聊的。……
等到听证会结束后，麦克阿瑟仍将丢官去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将主掌军机，部队仍将在朝鲜打仗。托比希望能“打铃降幕”。
虽然共和党人又把布雷德利整了两天，但是托比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其根据就是：麦克阿瑟无论在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问题上，还是在马丁信件问题上都已经逾越规矩，而且杜鲁门把他解职也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行事。5月24日会议开始之时，共和党就开始着手结束听证会。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提议不必把三军参谋长亲自召来作证，但是要他们看过以前的证词并言明他们是否同意这些证词。希肯卢珀认为再要军方作证就未免重复，他想转移到迪安·艾奇逊这个更为脆弱易攻的目标上去，但是参议员拉塞尔表示异议。共和党人在要求开听证会上已是如此大叫大嚷，在谴责政府时也毫无顾忌，还使用了“彻底击败”这样的字眼。拉塞尔不予宽恕。委员会要一直待下去，直至每一个有关证人都被听证之时。
民主党多数派想延长听证会却别有原因。平息公众义愤的一个手段就是用一个他们已经不胜其烦的题目，弄得他们难以忍受。三个星期以来，“麦克阿瑟听证会”已经主宰了新闻报道，以致美国公众已经准备转向夏季度假和棒球比赛了。
艾奇逊出庭作证
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作为证人出席时，共和党人看到了一个机会来同政府就中国陷落的问题进行有利可图的较量。共和党坚定不移的一个信条就是，往好里说，是杜鲁门的笨拙无能；或者往坏里说，是共产党间谍操纵了国务院，致使蒋介石输给了共产党。这样，艾奇逊将要在委员会面前花上所有证人中最长的时间——从6月1日星期五上午10时06分到6月9日星期六下午5时05分。头两天艾奇逊经受了漫无边际、毫无条理的各种提问，一会儿要求他反复列举导致麦克阿瑟解职的各项事件的过程，一会儿要他阐述国务院各种各样的备忘录。
但是艾奇逊设法阐述了他所希望的论点：按麦克阿瑟的计划办事会使美国遭受风险，陷入一场在战略上无可取之处的战争。苏联人很可能就会根据他们的互助条约出来帮助中国人，否则就会有失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面子。
然而，艾奇逊最主要的讲话是越过参议员们讲给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听的。在过去几周中，政府对于把联合国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论坛来结束战争已失去了信心。艾奇逊和其他人认为，由它来作为协调和谈的机构是太不可靠、难以预测。联合国成员国观点分歧重重，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冒被迫接受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平条件之风险。美国决定独辟蹊径，其目标是停止战斗，哪怕是在不甚理想的条件下。
艾奇逊把参院听证会当成传声筒加以利用，向共产党提出美国大大降低了的战争目标。美国不再坚持完成统一朝鲜这一由来已久的联合国使命，尽管统一朝鲜仍然作为一项长远目标而存在，但是美国愿意在其他条件下结束战争。如果共产党能给予美国一项保证，即不再对南朝鲜采取敌对行动，美国将接受在三八线实现停火，并同意把所有外国部队（即联合国军）撤出战争，其条件是外国部队（即中国人）也要离开朝鲜。实际上艾奇逊是在告诉共产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停止战斗。
虽然他没有明确承认美国已经降低了它的战争目标，但是他不厌其烦地详尽解释了华盛顿现在为什么愿意在体现着战争开始之初局势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把中国人赶回三八线将遏制“共产帝国主义”，并使双方入侵者不能取得胜利。诚然，战争不一定就能结束。但是在一条较小的战线上继续进行战争，总比麦克阿瑟谋求扩大的战争要来得容易，并付出较少的生命代价。即使战争延续下去，也不能确保“胜利”，却会给盟国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美国正是希望通过这些盟国来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要求盟国参与诸如在中国的战争这样一些危险的事业，是把不公正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艾奇逊解释说：
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将会长久存在，如果我们采取的步骤使得与我们同在这个体系中的人民不必要地而且危险地面临着威胁的话……
我们这个联盟用以威慑敌人袭击的力量，部分地有赖于我们伙伴们的意志和相互信任。如果我们根据建议的那些措施去削弱这种努力，尤其是在北大西洋地区，我们就会危害一个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安全。
艾奇逊不接受麦克阿瑟关于战争局限在朝鲜就不能打赢的观点。在他看来，“打赢”这个词是无关紧要的。“战争究竟具体在哪里结束都没有区别。要紧的是，一项解决办法能不能在那样一个地方得到实现——这个地方中国人将不打算也不愿意再回来打仗了？”
艾奇逊说，继续的惩罚将最终使中国人停止战斗。他不想同中国人打一场赶尽杀绝的战争，他希望能达到一种平衡，以确保朝鲜的和平。
但是艾奇逊的批评者们似乎对他的朝鲜政策陈述并无兴趣，他们一再地回到“国务院丢失了中国”的问题上去，并含蓄地要他屈膝道歉。艾奇逊尽力为政府辩护，但是他担心，如果“只是对此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提问和回答，这一复杂的事情将会被弄糟”。因此，在他作证的第二天傍晚，他提出了一项反建议：给他一天准备时间，他试图就1945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做一次全面发言。委员会同意了，于是艾奇逊收集了厚厚一捆国务院文件，回到他的马里兰州乡间农场去度周末。“借助于咖啡，以及妻子陪伴在宁静的农场房舍中，还有一位安全警卫人员在门口守卫”，他在文件中寻章摘句，不胜疲倦地搞出了一堆笔记。
星期一上午，艾奇逊做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非同寻常的陈述。他借助笔记，讲述了中国古老社会在现代化社会冲击下的崩溃，还讲述了美国为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股对抗势力而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他断然否认了美国对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存在任何过错。他说，美援不能保证任何政府的生存，只能对它们自己的努力加以补充。美国也不能代表另一个政府做出决定，哪怕是美国打算拯救的政府。
艾奇逊描绘了1945年处于混乱中的中国，这块“疆土”几十年来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控制着北方省份和“满洲”，日本人控制着大城市和铁路公路网，国民党人则苟存于这个国家南方一隅。美国调查团得出的现实结论是，国民党还必须再打上几年以赶走共产党，而胜利的希望是微茫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中国担任总统特使，他不成功地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并说服国民党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取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两项努力均告失败。国会最后通过给国民党4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政府要求的是5.7亿美元），但是不同意把军事顾问派往作战地区。（艾奇逊很有分寸地没有说出来，这笔减少了的援助项目是由1946年选出的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即使有此援助，国民党还是在1948年末开始出现军事崩溃，它从数量上3对1的优势变为1对1.5的劣势。美国陆军1949年1月的一项情报估计说，国民党的军事地位“已经衰落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戴维·巴尔将军说，国民党的领导“是世界上最糟糕的”，80%的美国军事装备已经损失。美国决定不接手这场战争，于是蒋介石垮台了。
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来说，这就是艾奇逊对委员会所说的情况。诚然，没有任何新东西，因为中国发生的崩溃已经早在各种国会团体面前做了详尽的回顾。艾奇逊的讲话并未能使他的对手们满意。其中有一位是缅因州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他指责国务卿因具有对所议主题的深入了解，而获得对参议员们的“不公正的优势”。
艾奇逊作证的其余部分就是对政府战争方针的有力辩护，以及对麦克阿瑟计划将冲突引向中国的全盘否定。bbr>..他并不怀疑麦克阿瑟的动机：如果将军认为轰炸“满洲”能更快地结束战争，将军是当真的。但是“我们的担心是，他不能使战争结束”。
艾奇逊还被强烈询问了美国曾在1950年春末把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原因。他说，美国已经认识到局势是危险的，但是“相信在南朝鲜人自己能够更好地对付之前，入侵不会发生”。艾奇逊没有透露，实际上国务院曾敦促部队在朝鲜再留下去，他们是在五角大楼的坚持下撤出的。
艾奇逊认为，从战略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参战已是铸成大错，这使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几乎是唾手可得的台湾，现在台湾已经遥遥无期地远在他们的股掌之外。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把台湾看成是中国内战的未了事宜，世界上大部分人现在都把中国视为“国际上的无法无天分子”。中国在对日和约上也不再有发言权。如果中国置身朝鲜之外，它本来是可以指望有此发言权的。而且，中国已经丧失任何近期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希望。
相反，美国却有几点重要收获。首先是显示了它将履行对其他国家的承诺。战争的扩大推动了重整军备的努力，这是非如此美国人民和国会就不会支持的。“我认为它极其深刻地使人民认识到了整个世界所遭受和正面临的危险的程度。”艾奇逊说。
提问进行得漫无边际，冗长不堪，艾奇逊甚至被问及一些令人恼火的毫不相关的题目（对一次有关远东军事局势的听证会而言），诸如借款给墨西哥开发石油资源；艾奇逊以前的法律事务所同伊朗的联系；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娶了国际石油地质学家埃弗雷特·法·戈利耶的女儿；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变节难民的大豆投机活动；允许德国科学家来美国居住；为什么陆军部在1945年派了这位将军而不是那位将军参加中国调查团。甚至艾奇逊所谓的朋友们也变得令人讨厌，他们让冗长乏味的重复性问题充斥了听证记录。韦恩·莫尔斯发难最多，他简直不顾别人已经问过了什么问题，他进行询问时就好像只有他一个参议员出席似的。
当艾奇逊最终结束了听证时，国务院的一位朋友问他这个周末准备做什么。“我有一个计划来试试我酒精的消耗能力，”国务卿回答说，“如果在我喝完之前又爆发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我就一定不奉陪了。”
听证会结束
实际上，艾奇逊的作证已经结束了听证的实质性部分。尽管听证又拖了几个星期，那些外围的证人们对于已经说过的东西也没有多少要补充的，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乔治·马歇尔部长在他于参院作证的最后一天曾经说过，在做出把麦克阿瑟解职的决定时是意识到这将会引起争议的。但是马歇尔补充说：“人们同时也认为，在感情浪潮的高峰过去之后将会有一些清醒的思考。”马歇尔的态度使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感到恼怒。“这可能被解释成政府的一种设想，即美国人民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恢复平静，并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他说。马歇尔回答说：“我认为清醒思考与恢复平静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马歇尔的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甚至在听证会还在继续进行时，麦克阿瑟遍游全国寻求新的奉承喝彩，但是他发现注意力正在减退。人们是出于好奇心来看他，而不是来听他讲话。在芝加哥，中午的车队吸引了估计300万人，但是晚上他在“士兵运动场”讲话时，只有5万人在那里，相当于这个运动场一半的容量。麦克阿瑟变得越来越具有煽动性。在对得克萨斯州议会发表讲话时，他指责说，由美国政府中的“文人”（麦克阿瑟使这个词听起来很肮脏甚至很邪恶）炮制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如果不是像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受命于的话——国外，而且被害怕别人指手画脚的恐惧所支配”。当他继续穿越全国旅行时，他的讲话听起来与其说像是一位解甲归田的政治家的演讲，不如说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共和党保守派的总统竞选活动。在西雅图，他指责说：“我国的政治声望令人心痛地受损于一连串的外交失策和国内莽撞浮夸的目标……当我们广大的公职机关中的贪污腐化被揭露出来时，美国国内的忧虑与日俱增。”他对“政治上的愚笨和经济上的无能”大张挞伐。麦克阿瑟在政府对他的后勤支持结束后，发现他自己受到了美国政治上的极右人物们的接待。得克萨斯州石油家亨特和克林特·默奇森把一架飞机给他使用。美国公众渐渐地不再爱听麦克阿瑟信奉的那些政治主张，他们在1948年选杜鲁门当总统时就已经对这些主张表示了反对。
在大多数报刊看来，尤其是卢斯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麦克阿瑟的旅行是一件具有像恺撒大帝胜利出征后凯旋罗马那种感情程度的事件。一些不那么激动的观察家谈的就不一样了。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杰出政治领袖、律师莫里·马弗里克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描述麦克阿瑟在该市受到接待的情形。开始时，小贩们出售的“欢迎麦克阿瑟”小旗索价1美元，后来谁也不买，价格跌至15美分。警方曾预计将有50万人出来，但是只有约8万人９9lｉｂ.出现，其中大多数看来都是去吃午饭的。麦克阿瑟访问的重点是在阿拉莫的讲话。“当他开始讲的时候，”马弗里克说，“人们都仰起脖子，然后就咯咯地笑着或嚼着口香糖走开了……没人听这滔滔雄辩。”最大的混乱是由军队引起的，他们封锁了交叉路口，让麦克阿瑟的车队不受阻碍地通过。得克萨斯的另一位政治家、达拉斯的律师哈里·西伊也观看了麦克阿瑟在该州的旅行情况。在休斯敦，麦克阿瑟在赖斯学院体育场吸引了2万人，这个场地有8万个座位；这比1948年杜鲁门在这里竞选时吸引的人数要少得多。在达拉斯的“棉花碗体育场”，拥有7.5万座位的场内只有2.5万人，很多人在他讲完之前就走了。“他的得克萨斯之行是一个彻底失败，”西伊写信给总统说，“而且他的好些朋友也承认这一点。”
尽管麦克阿瑟也许当时还未认识到，他的昙花一现是有根本原因的。那些共和党人把他弄到华盛顿，并为他在国会和参院听证会提供讲坛，他们这样做时怀着既为战争政策担忧，又想把政府整一番的复杂心情。麦克阿瑟错把这种对他含情脉脉的关照，当成是邀请他发起政治讨伐，并把杜鲁门赶出白宫。然而，共和党用来对付杜鲁门的计划在1951年6月时，只有一个挂名领袖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而已。麦克阿瑟对共和党有一定的地位和效用。一旦他结束了作证、严惩了政府、得到了全国的喝彩，他也就不再有进一步的用途了。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麦克阿瑟风头出尽。但在这之后，他只是曼哈顿一家旅馆套房中的一个孤独老人，就像新泽西州军训营中一名初入戎伍的新兵一样，同朝鲜战争中的任何事情毫不沾边了。
第二年春天，麦克阿瑟曾在波洛体育场观看过一场由费城人队对纽约巨人队的棒球赛。球赛将结束时，他和琼与阿瑟穿过中场向出口..走去，当时乐队高奏《老兵不死》，观众尊敬地鼓掌。接着从露天看台上传来一声洪亮的叫喊：“嗨，麦克！哈里·杜鲁门怎么样？”看台上爆发了一阵哄笑——这是有人当面嘲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绝无仅有的记录在案的例子。
凯南的办法
1951年5月中旬，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提出了一个想法。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的前官员、美国政府中的顶尖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正在离职期间，以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撰写一部关于美苏关系的书。因而，凯南当时便不是美国外交界的正式成员。他是苏联人所信赖的人，他们把他敬待为一位言行客观坦正的学者和外交官，而非空话谎话连篇之徒。经艾奇逊同意，马修斯提议由凯南去见９9ｌib?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并给他带去一个信息，大致内容如下：美国和苏联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冲突，而美国人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似乎都在被中国人拖着走。如果在朝鲜实现停战和停火，也许是沿目前军队部署的战线停火，不是更为可取吗？凯南准备询问莫斯科如何看待形势。正如艾奇逊概述他的指示时所说：“如果要结束敌对行动，那么现在正是着手结束战争的大好时机。”
凯南给马立克手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会面，但未说明目的。几小时以后，马立克就打来电话，请凯南去他在长岛的夏季寓所用午餐。两人5月31日的会面进行得十分顺利，只是在一开始时稍微尴尬一番，马立克把一个水果和葡萄酒的托盘打翻在自己腿上。在一定意义上，自1925年凯南成为外交官以来，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他用流畅的俄语同这位大使交谈，他知道马立克在这种试探性的晤面中不可能就如此敏感的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便以拐弯抹角的方式涉及了主题。马立克听凯南讲完后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提议“让他对凯南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虑后再次会面”——意思是他必须向莫斯科请示。
苏联人很快就做出了回答，这表明苏联人和美国人一样急欲实现和平。不到一个星期，即6月5日，马立克又把凯南请到他的办公室，并对他说，苏联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由于苏联人没有直接卷入战争——这种说法过于拘泥于形式主义，凯南对此并未加以质疑——因此任何解决途径都必须通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我们大家谁也不怀疑这个信息的真实性，”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但这仍然带有一种神神叨叨的口气，使我们捉摸不定它究竟预示着什么，我们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
在6月的最初几天里，国务院向盟国的大使们隐瞒了与马立克接触的事，这是基于两个原因：避免产生虚假的希望，并防止泄密，以免有可能使这一主动行为付诸东流。比方说，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告诫大使们不要听信报界关于“和平试探”的任何消息。6月8日，另一位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征求盟国对和谈的看法时，没有提及向马立克做出的姿态。眼下的问题是，杜鲁门总统是否应就和平的条件发表任何讲话？如果有必要，他应以在朝鲜作战的16个国家的名义呢，还是以美国单方面的名义？希克森说，美国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事先束缚自己。因此，美国的想法是，停火的具体条件“应以笼统的措辞加以表达”，应该等待敌人表现出准备开始谈判时再提出细节。希克森的确说了，如果中国人愿意停止战斗，并同意大体上在三八线一带实现和解的话，就会为谈判打下基础。但由于中国人仍在战斗，他认为不存在立即停火的希望。希克森进一步说：“我们没有起草任何声明，我们愿意讨论所有可能的行动方向，对此我们也没有既定立场，只是要让敌人认识到并且愿意在取得一项体面的谈判解决之前，必须停止战斗。”
就美国的目的而言，重要的问题是，盟国的大使们已经允许华盛顿放手寻求停战。大使们希望被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但具体事务应由国务院办理。
现在，华盛顿所能做的，就是等待苏联进一步的答复。苏联人必须与北京和平壤的领导人商谈。这种沉默并未使国务院感到惊恐不安。实际上，苏联人的答复比预料的还要快，而且是通过一个非同寻常的讲坛。联合国从创立时起，就发起了一个每周公共事务广播节目，所有的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苏联人一直对之不屑一顾。现在，马立克要求在6月23日的节目中给他安排时间。他在讲话中说——语法学家们可以把他的讲话方式称为第一国家人称——“苏联人民”相信，战争是能够平息的。马立克接着说：“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条件是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能够采取这种步骤吗？马立克问道。“我认为能够，”他自问自答说，“只要有真诚的愿望来结束在朝鲜的流血战斗。”（在美国分析人士看来，“流血”这个词表明中国人在战场上伤亡惨重。）
马立克的答复使国务院大吃一惊。当美国得知马立克要求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安排时间时，预料只会听到宣传性的夸大言辞。但在分析家们看来，广播讲话之后发生的事情意义重大。迪安·腊斯克认为，苏联报刊和广播处理这个讲话的方式是“出色的表演”。两天以后，北京的报纸实际上宣布说，中国当局同意马立克的建议。但在此之后，中国人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北京电台说，如果美国人希望和平，他们就能够接受中国人的条件。马立克讲话中模棱两可的地方也比比皆是，这使美国外交官们迷惑不解。马立克提及“苏联人民”时，他实际上是不是指“苏联政府”呢？他在谈及“交战者”时又否认苏联有任何卷入，而中国人坚持被称为“志愿军”。据迪安·腊斯克说：“中国与苏联之间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协调和理解，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不解之谜。”当时，从马立克那里不可能得到任何澄清，因为这位大使“身体不适”，这是一种回避所不希望的谈话的外交手段。腊斯克指出了一些可疑之处，即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可能是宣传性的：“克里姆林宫的人是搞宣传的大师，宣传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苏联人的立场是一点一滴地显现出来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伦·柯克在多次请求之后获准会见苏联副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葛罗米柯认为，朝鲜交战双方的军方代表应该仅就军事问题达成一项军事休战，不要涉及政治或领土问题。葛罗米柯坚持说，他全然不知中国对停火谈判的态度。
国务院认为，苏联的答复是中国人愿意与美国接近的一个信号，便着手在盟国中寻求支持。联合国的法律顾问亚伯拉罕·费勒第一个响应美国的要求。他认为，美国有权达成一项停火或休战而不必由联合国授权，只要谈判局限于军事问题，并且把谈判结果报告安理会。有军队在朝鲜的国家其大使们一致赞同谈判。
但五角大楼却从中作梗。6月28日，腊斯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简述了一个建议，即由李奇微发表一个广播讲话，邀请中国军队指挥官参加一个会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不喜欢这个办法，因为这将把联合国军置于乞求和平的境地。范登堡对在敌人正遭到“重创”时停止战斗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质询。但布雷德利认为，如果联合国放过了这个实现和平的机会，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就很成问题。柯林斯和谢尔曼表示同意，范登堡便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一个工作班子与国务院合作，为李奇微起草一份广播讲话稿。
李奇微在东京时间6月29日上午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它经过了精雕细琢：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奉命通知你们如下事宜：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停战问题，条件是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并对维护停战予以充分保障。
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通知之后，我将指bbr>藏书网派我的代表，那时我将提出双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艘丹麦的医疗船上举行。
李奇微发表讲话几个小时以前，迪安·腊斯克向盟国的大使们解释了声明的措辞，主要目的是看看共产党的指挥官是否有兴趣在战场上晤面以讨论停火问题。“我们认为，继续（让人们）认为对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主动是至关重要的，”腊斯克说，“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乞求和平，那样说有损他们的声望。但我们的确希望由共产党人承担责任，让人们知道是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的名义发表这一声明，是避免使用“政府”这个字眼的一种方式。腊斯克说，这是“为了照顾对方”。还有一些只有外交界才能够领悟的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我们并不是说与李奇微本人已经进行了接触，而是说他被告知已经进行了一次接触。我们并未提出会谈的日期，但为了把整个事情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提出了一个谈判的地点——在元山港内的一条丹麦医疗船上。我们认为，这对双方都很便利。”尽管这条船在朝鲜是服务于联合国军的，但丹麦政府“将很高兴”能提供这条船，并为会谈悬挂自己的国旗。
澳大利亚外交官戴维·威廉森·麦克尼科尔问，谈判期间美国是否会与盟国协商？腊斯克的回答模棱两可。他会与盟国讨论“那些可以合乎情理地讨论的”进展，但他不认为大家都“愿意看到我们所祈望的和平，由于过早的公开辩论而毁于一旦”。
在腊斯克看来，开始谈判是最为重要的。“我们的抉择……显然是：要么是 4e00." >一项可以接受的停火，要么是扩大冲突。”没人有不同意见。
共产党人在相对短的时.９9lib?间里对李奇微的广播声明做出了回答。北京电台7月2日表示收到了李奇微的信息，并继续说：
……我们经授权告知你方，我们同意停止军事活动并举行和谈，我们的代表将会见你们的代表。
我们就举行会谈的地点建议：这种会谈应在三八线的开城举行。
如果你们同意这一点，我们的代表准备在1951年7月10日至15日与你们的代表会晤。
这条电文由“北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签署。
华盛顿小心谨慎地对待了这个答复。迪安·腊斯克认为，令人奇怪的是，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居然参与了一份声明说“我们经授权”开始谈判。他显然正是他政府的首脑。鉴于军事原因，人们对于把开城作为会晤地点犹豫不决。朝鲜西部的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几英里的地方。1951年7月，它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第8集团军离得最近的部队在其10英里以外。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开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但它警告说，它“向敌人”提供了“明确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好处”。该委员会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开城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是朝鲜首都，在那里举行会谈可以被解释为共产党在战争中占了上风。
该电文的若干部分，特别是有关停火的建议，使李奇微忐忑不安。在朝鲜度过的五个月里，他重整了第8集团军，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他不打算把这一切都拱手让出。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说，他认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还说他将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李奇微援引情报报告说，中国人正在为另一次攻势调兵遣将。如果他必须进行谈判，李奇微希望提前进行谈判。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一步都要与白宫和国务院协调，它不许李奇微敦促提前举行会晤。谈判已十拿九稳，机不可失。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李奇微撰就了具体的措辞，用以答复共产党的广播声明。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表明，开始会谈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李奇>微奉命进行的答复说，“必须在停止敌对行动以前就停战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又经过一些公开的交换意见之后，同意联络军官7月8日在开城会晤。
谈判前的另一件事是美国避免了迪安·艾奇逊无意造成的，但却具有潜在严重危险的一个错误。艾奇逊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不甚准确地谈到了沿三八线实现停火——这条停火线认可了当时的军事现实。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第8集团军已将其战线扩展成一个三角形的楔子，大体上起于汉城以北，并沿一条向东的斜线往三八线以北伸延约35英里。第8集团军在推进中绕过了临津江流域地区，这是一块小溪流与沼泽地纵横交错的地方，没有任何军事价值。把这块毫无价值的土地让给共产党也具有谈判方面的价值。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国军打算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停战协议，这将使美国和韩国部队留在三八线以北几英里的地区。对临津江地区事实上的放弃，可以当成是一种地盘“交易”——联合国军让出三八线以南的地区，以换取三八线以北更为宝贵的地区。联合国军战线的中心处于所谓的铁三角地区，这是位于平康（不要与西北几英里的北朝鲜首都平壤混为一谈）、铁原和金化之间一连串的高地。第一次在地图上为李奇微的推进划定目标时，这条战线被称作堪萨斯线。在以后两年的战争里，联合国军将要固守这些阵地——只有一些小小的变动。
对李奇微来说，最为关切的是在停火期间他的主力部队的部署问题。他认为三八线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最初就可接受的停火条件进行讨论时，预计要以达成协议时部队的阵地为中心，建立一个纵深20英里的非军事区。这样，李奇微的部队将不得不后撤约10英里。李奇微曾一度考虑进一步向北推进，夺取堪萨斯线以北20英里的地域。但他视察了那里的地形以后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一推进尽管“目前在战术和后勤方面是可行的，但却要付出无法接受的伤亡”。
美国的和平条件
6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给李奇微发去了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制定的极为详尽的指令。这些指令虽有一些细小的改动，但它们成了李奇微及其继任者在今后两年中一直遵循的蓝图。这份高度机密的电报在一开始列举了“一般性政策”：
我们在此次停战中的主要军事用意，在于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保障不再重开战端，以及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苏联和中共会不会认真对待最后达成合理的、可接受的停战安排，他们会不会准备同意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可接受的永久性方案，我们对这两点都缺乏把握。所以，在考虑这种停战时，最为重要的是，达成的停战协议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能够为我们所接受。……
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商讨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你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或考虑与朝鲜问题无关的问题，诸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政府层面得以处理。
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李奇微在谈判中态度强硬，在提出最初的讨价还价的立场时，要超越美国可以接受的最低条件。但是他一定不得让谈判破裂，除非敌人不接受他最低限度的条件。他必须避免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得寸进尺”，那将使国际舆论怀疑联合国军的良好诚意。他务必不使美国的威望处于没有后退余地的境地。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识到与共产党谈判是十分困难的，但他们向李奇微保证说，“此间完全理解”这一事实。
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规定了美国“最低限度的”立场：停战将限于朝鲜的军事问题，并持续生效，直至其他安排取而代之；各自的司令官将下令停止敌对行动；将建立一条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地面部队应停留在原阵９９ｌｉｂ?地，如果已推进至非军事区就应后撤；双方选派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能够自由地和无限制地前往朝鲜任何地方”，以监督停战；不准许进行空军、陆军和海军的任何增援，尽管允许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轮换部队或人员；停火生效时，在朝鲜的作战装备水平不应得到增强。
由于认为共产党在世界各地都不把正式协议当一回事，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重视军事停战委员会，其行动自由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该委员会必须由双方司令官所指派的“精悍的助手”领导，并且要有“足够的人员，使其能够履行职责和职能”。在该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联合国将不认为任何停战安排有效。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建立非军事区，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就此提出强硬的条件。参谋长们希望“在停火安排达成协议时，基本上按照敌对军队当时的阵地”建立一条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联合国希望以此绕过迪安·艾奇逊关于在三八线停火的草率之言。）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李奇微说：
如果为了讨价还价的目的，需要你同意撤退一些联合国部队，你在目前强有力的军事地位和履行你军事任务的能力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可以这样做。
为了谈判的目的，你最初的要求可以是共产党军队必须沿整个战线后撤20英里或更多。
如果共产党的司令官提及美国政府官员的声明，即美国准备接受在三八线或三八线附近实现和解，你就应采取如下立场，即这类声藏书网明不适用于战场上的停战，而可能是政府间就政治解决所进行谈判的一个议题。
你进而应说明，你所提出的军事安排，实际上会涉及三八线以南某些在共产党军事控制之下的地区（如前所说，是指汉城西北的临津江冲积平原），以及三八线以北某些联合国控制的地区。最后结果尽管是军事性质的，但不应有损于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这些问题应由有关当局来做进一步考虑。
谈判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交换战俘，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应“尽可能快地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在战俘交换完毕以前，应允许红十字会的代表“走访所有的战俘营，以提供他们所能提供的帮助”。迪安·腊斯克于7月3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一对一地交换战俘是必要的，“因为统统遣返战俘……将使北朝鲜军队完全恢复至它发动侵略时的兵力……而这将彻底改变军事形势”。情况是“困难的”，因为联合国军扣押着约15万名共产党战俘，而共产党则扣押着“不到1万名联合国军人员”。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中包含未来停战解决朝鲜问题的种子，但也有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在以后的两年里，共产党和联合国将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看来是无止境的争吵——第一是停火线的位置，第二是处理战俘问题。但在1951年6月底和7月初，任何一个问题看来都不甚重要。重要的事实是，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现在似乎是已经有望了。
前往谈判桌
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挑选率领联合国军谈判团团长的人选时，希望找到一位有自制力的高级军官，他 8981." >要能忍受共产党长达几小时的辱骂而不致发脾气，并且在会谈结束时能以强词对答。联合国军的谈判策略将由华盛顿专门拟定，联合国军方面每天发言的文本都由电报详细转达。李奇微预料共产党人会力图通过谈判使联合国屈服，以疲劳战术赢得谈判。李奇微想给共产党找一个对手，正如他对一位副手所说：“那人能够一连坐上6个小时，既不眨眼，也不想抽空解小便。”
这样，李奇微选中了海军上将C.特纳·乔伊，他是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沙场老将，现在统管远东海军部队。乔伊把担任非战斗职务的时间都用于研究炸药。他的战争经历使他得出结论，认为打击敌人的最佳方式是消灭敌人。他个人和其他美军司令官一样，憎恶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且对从政治上限制朝鲜战争不甚满意，但他仍尽职尽力，从不公开抱怨。
李奇微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沙场老将组成了联合国军的谈判队伍。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德斯少将，他?9９liｂ.曾在欧洲指挥一个步兵团；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吉少将，曾在北非指挥一个战斗机联队；最为人熟知的是令人胆寒的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他因在太平洋战役中大胆使用驱逐舰而以“31节伯克”的名字闻名于世。韩国军队挑选了一位军长白善烨少将，美国人对他印象极深，认为他“也许是韩国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
亚洲问题专家们煞费苦心地向李奇微的谈判班子就与中国人和朝鲜人打交道的问题提供了心理方面的建议：必须小心谨慎地不使他们不必要地丢失面子。东方人?希望有一条撤退的“金桥”，并通过这座桥撤离不自在的地方，但又不至于看来是放弃它。英语、朝鲜语和汉语的互译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语义和语言方面的问题。李奇微告诫说：“不确切的翻译将导致基本和持久的误解。”
李奇微对谈判寄予厚望。如果继共产党军事上的失败之后，谈判班子能够再巧妙地处理停战问题，“那么历史将记载，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在朝鲜达到极限。从此之后，共产主义本身便开始在亚洲衰落”。
初次交锋
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率领联合国军联络组于7月8日乘直升机飞抵开城，共产党的宣传伎俩立即就开始了。这是一座尘土飞扬的小镇，一簇房屋坐落在丘陵地带的背风之处，它一直是由汉城通向北方的主要公路上的旅客歇脚之地。尽管开城应是停战谈判的中立区，手持机关枪的共产党士兵却团团围住手无寸铁的美国人，他们还对共产党的记者和摄影师张牙舞爪地挥动手中的武器。对共产党来说，联合国军是来乞求和平，共产党要竭尽全力地利用这一“事实”。
金尼本以为可以马上了结这桩差事，并返回汉城接受进一步的指示，但又决定留下来。他不知不觉地赢了下一个回合。共产党人把他们一行领到一个作为这次会议地点的茶馆，这是一座装饰华丽的平房，弧形房瓦盖顶，前院摆着精心雕琢的盆景树木。共产党人把木制大会议桌搬进屋里，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外面，似乎是在保卫这个地方。曾经优雅别致的建筑现在是弹痕累累，几间外房已被炸毁，但这是开城所能提供的最为舒适的建筑。美国人在共产党人引导他们入座之前，径直走进茶馆，坐在朝南的一排座位上。接下来是令人尴尬的沉默，共产党人指手画脚地表示，不对，不对，他们必须坐在另一排面朝北的椅子上。“我们坐在这儿很舒适。”金尼说，并拒绝移动。他后来得知，根据东方和谈的传统，得胜国要面朝南，战败国要面向北。
双方在开场的交谈中没有任何热诚的表示。金尼交出了联合国代表的名单并要求共产党人提供同样的名单。在这以后，共产党人休息了三个小时，显然是在研究联合国的名单并挑选级别对等的军官。
休息期间，金尼拒绝了共产党方面提供的食物、饮料和香烟，他不希望在共产党的相机和记者的严密监视下接受任何微不足道的礼品。联合国军一行吃的是自己带来的午餐。
共产党方面在休息后宣布，他们的代表团将由北朝鲜人民军的南日中将率领。他们提议，第一次会谈将于两天以后，即7月10日举行，地点也是开城，同时保证开放从板门店过来的公路。板门店是位于前线的一个村庄，在东面6英里处。联合国军的车辆要以白旗作标志，共产党方面将保证联合国军的人士安全进出会谈地域。联合国军方面除代表之外的所有成员都须戴臂章以便识别。
金尼离开开城时，对于谈判将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进行深为不安。那天的情况使他确信，共产党方面打算大肆张扬此事。金尼对李奇微和乔伊讲述了他的担忧。但木已成舟，联合国军方面将如期赴会，尽管金尼的警告使代表团的人员意识到他们将面临的情况。
因此，在7月10日上午，当共产党方面的“护送”车辆在板门店遇到海军上将乔伊的车队时，乔伊和其他任何人都未对此感到惊异。三辆满载身着军礼服的共产党军官的汽车转到乔伊车队的前方，把车队引往开城。共产..党的摄影师们簇拥在道路两旁，护送的军官们则挥手致礼，以示胜利。这次，共产党方面不让联合国军代表从茶馆北门进入，从而解决了座位问题。乔伊及其他人步入屋内时，共产党的人已经在具有心理优势的位置上就座。共产党方面还对乔伊海军上将早些时候的蔑视言行采取了不很高明的报复方式。当乔伊在桌子旁边就座时，几乎陷得无影无踪。共产党方面给他的椅子比普通椅子矮得多。南日将军坐在对面，足足比这位海军上将高出一英尺。“南日一根接一根地吸着香烟，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这个狼狈不堪的家伙时，不禁喜形于色。”乔伊后来写道。在乔伊得到一把高椅子之前，“共产党的摄影师已经拍了很多胶卷”。乔伊认为，这类做法孤立地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应牢记，大量这样的花招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
还有更糟糕的事。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卫兵在茶馆周围来回走动，紧紧跟随联合国军每一位走出房子的人。在一次休息时，一个卫兵把一支冲锋枪对准乔伊，还“连吼带吓”。有一个共产党的代表扬扬得意地向金尼上校解释说，他获得勋章是因为“击毙了40名美国人”。
乔伊知道，他所面对的谈判对手都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专门知识。美国的情报机构仔细审查了共产党谈判人员的名单，并向乔伊提供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情况。被认为是谈判领导人的南日只是在朝鲜出生而已，他的家庭逃离至西伯利亚以躲避日本占领。南日是苏联公民，在苏联度过大部分时光。作为一名苏军上尉，他在斯大林格勒与德军战斗；攻占华沙时，他担任苏军一个师的参谋长。返回北朝鲜后，南日任教育部长，并将教育部变成政府的一个关键的宣传机构。1950年，南日参与了国防部制订进攻南方的计划。（1953年8月，南日重操政业，出任外长。）南日酒量过人，这使在北朝鲜军队中的俄国和东欧的军事顾问惊叹不已。曾在朝鲜工作的波兰上校帕韦尔·莫奈（后叛逃西方）曾送给南日三打“特大号”瓶装伏特加作为礼物，南日不到一个月就一扫而光，并且还要多多益善。
南日自制力极强，他很少表露感情。他的脸上偶尔也呈现怒容，但最经常的表情则是佯装惊诧。乔伊很快认识到，尽管南日头衔很高，但他却从属于中国的解方将军。解方的身世深邃莫测，据信他曾就学于日本和莫斯科的军事院校，并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绑架”蒋介石时起了主要作用。解方后来的经历表明，苏联相信他是可堪信赖的。1940年至1945年，解方服务于中国沦陷区的日本政府。实现和平以后，他很快就成为中国东北部省份宣 4f20." >传工作的负责人。这种晋升速度在苏联的情报机构中是异乎寻常的。一位曾经服务于“对方”的人，尽管是直接受命，一旦任务完成，通常被认为是受到了沾染毒害，或是遭到清除，或是被委以虚职。但在1951年，解方被安排的地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来说，却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
解方身材瘦削、棱角分明，头发又密又短，这使乔伊印象极深，甚至忐忑不安。他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诗句：“那儿的卡修斯面黄肌瘦……这样的家伙就是危险。”他说话从不与同事们商量，如果他有话要说，他就开门见山，不拘于宣传性的言辞。乔伊认为，解方是红色代表团中的决策人物。
共产党代表团中发言的另一名成员是北朝鲜将军李相朝，他曾在中国参加过反对国民党人的战斗，并在1945年与首批亲苏联的军官一同返回平壤。李五短身材，且不讲卫生，但他有一项过人之处：他可以容忍苍蝇在脸上爬来爬去而不赶走它们。“他显然认为这表明他有钢铁般的自制力，”乔伊说，“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习惯与苍蝇为伍。”
乔伊的当务之急是正式提出联合国军的谈判立场，即使这仅仅是为了满足政治上的紧迫需要也罢。他深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告诫，即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允许中断谈判。共产党的傲慢无礼使他怒不可遏，他希望能招呼与他同行的军官们一道走出茶馆，但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就遵照指令，在谈判开始时就联合国军的立场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
乔伊开诚布公地说，联合国军的代表们打算只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而不讨论其他任何政治和经济问题。就联合国军而言，战斗将继续进行，直至一项停战协议达成，停战委员会开始工作。然后他提出了由联合国军代表们起草的九点议程：
1．接受议程；
2．保证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访问战俘营的地点及其权限；
3．谈判仅限于和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
4．确保不在朝鲜恢复敌对行动和武装部队行动的条件下，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和武装部队行动；
5．就建立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
6．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功能；
7．就军事监察组在朝鲜视察问题达成原则上的协议；
8．监察组的组成和功能；
9．有关战俘的安排。
南日将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要求恢复1950年6月的状态，双方都撤至三八线，所有“外国”军队离开朝鲜。他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并沿三八线建立一条2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在此之后，应交换战俘，和平也就即将到来。
在乔伊看来，共产党的建议过于简单。他希望提出一个正式议程，一项一项地列出有争议的问题，以供讨论和解决。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美国不能废除它应邀在一个友好国家保留武装部队的权利。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将再次形成一年前北朝鲜人入侵时的态势，并会使军事平衡有利于中国人。他们提出的“条件”中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志愿军”也将撤出。
7月11日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也同样毫无结果。这次，主要的争论是关于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的问题。南日立即把这个问题称为“政治性的”，并指责联合国军提出这个问题。（甚至美国陆军关于这些谈判的正式历史记录也同意南日的观点：“只要联合国军代表团坚持把非军事问题排除在外，共产党方面就有道理。”）
乔伊竟然还错误地处置了李奇微的指令。李奇微要他把在会议地区中能够自由行.动，以及西方新闻记者进行采访的事宜“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里到处是舞枪弄刀的共产党卫兵——否则的话，联合国军将不再进行谈判。然而不幸的是，乔伊读完这份声明后又加上一句话：他希望“（共产党）在明天上午第一时间做出回答……”这并不是李奇微的本意，正如他马上在一份言辞尖刻的电报中告知乔伊的那样。李奇微的“唯一想法”是，乔伊读完这份声明后把它交给共产党方面。这份声明是一份“直截了当和毫不含糊的”意向宣言，他希望共产党采取行动，而非对之进行评论。共产党的宣传家们正在就谈判大做文章，西方新闻界则因被排斥在开城之外而对李奇微大加鞭挞。当天晚上，李奇微狠狠训斥了乔伊，并警告他说，他要么遵命行事，要么拉倒。然后，李奇微一如既往地对乔伊说，他应该重新开始，既往不咎。正如李奇微那天晚上在日记中所写，这件事现在是“覆水难收”，但他的确“指出，我们以后也许还会使用同样的招数，因此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完全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乔伊试图亡羊补牢。当南日拒不同意接受西方记者时，乔伊斩钉截铁地对他说，联合国bbr>.99ｌｉb.军代表团要么与记者一起回来，要么就不再来了。这一立场使共产党方面结结实实地背上了这个包袱：他们要么接受西方记者，要么接受推迟谈判。但共产党方面把联合国军的代表逼到了绝境。当记者们作为联合国军代表车队的一部分出现在板门店时，共产党方面拒绝让他们的车辆通过。乔伊说话算话，命令整个车队掉头返回。在以后的两天里，双方的联络官员进行了谈判，然后共产党让步了。西方记者将获准采访，武装的士兵将不得进入开城和连接谈判地点与板门店的公路周围5英里宽的一个环状地带。
尽管如此，共产党的整个态度却使华盛顿怀疑他们是否愿意认真谈判。7月12日，迪安·腊斯克在向盟国的大使们介绍情况时说，很显然，“对方准备从某些……我们不打算予以关注的事情上攫取宣传资本”。共产党方面由于以“宣传广播进行谈判”，已经“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无法退却的固定立场上”。腊斯克认为，这表明“他们进入会谈时毫无谈判的概念”。美国的情报表明，“敌军在前线不断地大量集结”。
使乔伊懊恼的是，解决了记者前往开城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情况很快表明，共产党方面要寻求一个结果是“有利于他们基本目标的”议程，而美国人则把议程看作是一个有待讨论的议题清单。乔伊做了一个比方，他说美国人在开会安排一场棒球比赛时可能要采取以下的程序：（1）将要进行的比赛的地点；（2）比赛开始的时间；（3）挑选裁判员。共产党提出的议程就会是：（1）必须同意把比赛安排在上海；（2）时间是晚上；（3）由中国官员担任裁判员。
关于议程的讨价还价持续了10次会谈，“就像是老牛拉破车那样”缓缓而行，乔伊说。南日的每一番话都要译成英语和汉语，乔伊的每一番话都要译成汉语和朝鲜语。但是共产党方面逐渐进行了让步。7月16日，他们同意在议程中不具体提及三八线，并提出一种更为一般的措辞：“在双方之间建立一条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停火的基本条件。”乔伊报告说，会谈的调子有所改观，并且认为共产党方面已经奉命缩小在议程问题上的分歧。7月16日，迪安·腊斯克在向盟国的大使们解>9９ｌｉb?释这一进展时说，共产党把开城谈判看作是一项永久性的和平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上。腊斯克认为，这个问题“在军事停战谈判中不是一个合适的议题”。他拒绝了共产党暗示的意思，即由朝鲜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这样，一旦联合国军离开，肯定会立即重开战端。
随着时光在7月的流逝，共产党在撤军问题上缓和了立场。“外国军队”是“那些根据他们政府的指令派往朝鲜的军队”。但这不能为联合国军所接受，因为中国人仍然坚称他们在朝鲜的军队是志愿军。所以中国人改变了定义：外国军队是指“非朝鲜人和不在朝鲜军队中的”士兵。迪安·腊斯克仍然疑虑重重，因为这一变化“为中国人混入北朝鲜军队敞开了大门”。腊斯克称这个问题“十分棘手”，但他在7月18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美国将致力于妥协性的语言。
7月19日，南日对联合国军的谈判诚意提出了挑战。“战bbr>..争不是旅游，军队也不是游客，”他说，“如果下令停火并达成停战，（但）外国武装部队仍然留在原地不动的话，那么其目的显然……不是……让他们欣赏朝鲜的秀丽景色。……”联合国军代表团认为，这一声明意在制造政治压力，以迫使联合国军接受共产党的议程内容。
李奇微将军曾在7月初抱怨新闻界关于“让小伙子们回家”和“军队厌战”的说法。李奇微打算在他的部队中杜绝这类说法。“如果这样做是‘思想控制’的话，那么我全心全意地赞成，”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对之熟视无睹就等于畏怯地拱手让出我们曾为之战斗和准备为之而战的一切。”但是李奇微并不能压制新闻界关于停战已近在咫尺的传闻。国务院请求盟国的大使们采取克制态度，美国不希望因受到压力而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正是共产党方面所求之不得的。澳大利亚大使珀西·斯潘塞坚决同意，这显然也表达了其他使节们的意愿。如果美国决定在撤军问题上中断谈判，那么“公众必须”对这种意外事件“有所准备”。然而，美国并不打算与共产党进行一场宣传战，任何公开的声明都应由李奇微，而不是华盛顿或其他地方的官员发出。（国务院的确注意到，苏联的宣传媒介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不过是重复了北朝鲜的声明，而没有加上有可能使苏联政府卷入任何特定立场的评论。）
在谈判的头几周里，中国人以更快的速度向北朝鲜派运了增援部队和补给。情报部门在7月中旬估计，共产党的兵力为71个师另3个旅，拥有近50万士兵（北朝鲜在前线有6.1万人，后方有15.9万人；中国人在前线有6.5万人，后方有20万人，还有7 000名游击队员）。每天运进的补给约600吨，超过了每日的需要。根据以前的作战经验，共产党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弹药，以支持45个师进行一场为时9至11天的进攻，或是71个师进行4至7天的进攻。因此，谈判拖得越久，军方越怀疑中国人是在利用战斗间隙为强有力的夏季攻势做准备。
李奇微提议使用美国具有优势的空中力量，来促使中国人停止他们“妨碍性的和顽固不化的”招数。他在7月21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打算动用27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平壤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空袭”。空袭前将投放传单，以确保“不必要地杀伤非战斗人员”。空袭将“……（对）……补给品和人员在……这一……关键地区的集结……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但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这一时间”进行空袭是“令人怀疑的”，杜鲁门也同意这个意见。空袭被取消了。李奇微现在知道，他不能以战场上的强硬来支持谈判桌上的强硬。
但在撤军这个谈判的关键问题上，李奇微毫不让步。他在7月20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打算命令海军上将乔伊通知共产党方面，除非他们放弃撤军的要求，否则联合国军将停止谈判，直至得知一些“新的和建设性的”东西。李奇微给共产党方面规定的最后期限是7月21日上午7时。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有把握认为，对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中断”谈判。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把李奇微的提议送交国务院审批。由于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时差，国务院得知这一提议时离李奇微规定的最后期限只有两个小时了。迪安·腊斯克极力反对。已经提出的这一行动可能会使谈判中断，并且如此直接地向共产党的声誉提出挑战，致使他们将难以做出让步。此外，这一行动还会在公开场合造成共产党做出重大让步的样子。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李奇微不要发出他的最后通牒，并等候进一步的指令。
7月21日发给李奇微的一份长电中包括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电报保证完全支持李奇微关于撤军问题的立场，但也警告说，由于双方均持强硬立场，这个问题也可能成为一个“破裂点”。“如果谈判一旦破裂，谈判失败的责任应明确且全部由共产党承担，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电报还简述了新的谈判立场，这将允许敌方单方面地就撤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无须联合国军表示同意接受这些观点。
共产党方面同意不再坚持把撤军问题列入议程，但作为交换条件，应确保这一问题在停战以后在政府一级的层面上加以讨论。在7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这样，议程的第五条就成为一条极为空泛的语句：“对双方有关国家政府提出建议。”双方的代表团耗费了10次全体会议才就议程问题达成协议，工作人员为此举行的会议则不计其数。现在，华盛顿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首都所面临的问题是：共产党会不会为在谈判中占上风而提出一项反建议？
划定一条分界线
随着撤军问题不了了之，联合国军的谈判代表希望能加快谈判进程，但是他们只能大失所望。共产党方面立即重新提出要求，要把三八线作为停战协议签署后的分界线。说共产党方面顽固不化一点都不过分，不管联合国方面如何请求，他们指着三八线说，他们只考虑这条线，并拒绝进一步讨论此事。三八线“与历史的事实相一致，对停战谈判来说是基本的”。战争是由交战的一方破坏三八线开始的（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是韩国军队），因此，当交战的一方仍越过三八线时，战争就不能停止。最后，由于并不存在稳固的战线，三八线便是最佳分界线，因为交战双方在三八线两侧均有部队。
联合国军代表团据理力争，但共产党方面对之似乎是充耳不闻。1950年7月和8月联合国军在死守釜山防御圈时，当时共产党会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吗？ 1950年11月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时，当时联合国军会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吗？乔伊争辩说，就军事现实而言，这场战争有三个区域：空域，联合国军的制空权一直伸延至鸭绿江；海域，联合国军的制海权也未受到挑战；地面，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域也在三八线以北。要撤退美国的海空军，北朝鲜和中国军队也必须相应地撤至远离其目前阵地的北部地区。所以联合国军的代表团极力主张建立一条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其南部界线应大致遵循目前的战线。作为交换，联合国军将停止从非军事区北部界线至鸭绿江的空中行动，停止从非军事区南部界线至东海岸的图们江和西海岸的鸭绿江的海军行动。迪安·腊斯克在7月27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美国打算坚持这些条件。他没有听到反对意见。
共产党方面使用了谈判以来最为强硬的语言进行回答。“鉴于你们发表了如此荒谬和傲慢的声明，”南日在7月28日责问乔伊说，“你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们来这里是为和平而谈判，还是为继续进行战争寻找借口？”乔伊强忍怒火，仅仅是因为被要求做出具体回答，他才回答了南日“不恰当的、不相干的和不礼貌的问题”。联合国军代表团来到开城本身就足以证明，其意愿是为结束敌对行动寻求一个体面和公正的基础。乔伊不会容忍共产党方面进一步的粗俗谩骂，如果南日坚持他的“粗野、无礼和鲁莽的话语”，联合国军将认为共产党方面不是在认真谈判，而且“朝鲜和平的前景将大为黯淡”。（乔伊的此番言论是基于美国情报界的估计，认为共产党方面希望会谈继续下去，并且受到压力最终会做出让步。）
在此之后，南日的语调变得“有耐心和通情达理”，放弃了苛刻的言辞，尽管他仍然坚持以前的谈判立场。（乔伊仍疑心重重，认为南日要么在试探联合国方面是否会妥协，要么在等待北京方面的进一步指示。至此，这位海军上将从共产党的辩术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每次休会一两天后，南日就会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出言强硬。一旦联合国方面提出新建议，他就会支吾搪塞，消磨时间。显然，南 65e5." >日在没有上级授权的情况下无权讨价还价。）
谈判的症结在于，任何一方都不愿谈及选择另外一条分界线（尽管联合国代表有应急方案，准备讨论任何最后停火线上的沟沟坎坎，这有待签字时的战场态势来决定）。事实上，在8月1日的一次讨论中，海军上将乔伊一度“表示愿意讨论除三八线以外的、与目前的军事形势相关的任何分界线”。
“我已经提出了我的立场。”南日回答说。共产党愿意让出三八线以南“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区是其良好意愿的证明（事实上，三八线以南共产党方面占据的地域都是汉城以西毫无价值的河网地带），联合国军提出的分界线“仅仅有利于联合国军的防御目的，因而对双方并不平等”。
共产党方面会不会就分界线问题提出其他建议？乔伊问道。不会的，南日回答说，他的立场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乔伊仍坚持自己的使命，他希望从逻辑上最终在南日的立场上找出一条缝隙。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占领的地区，是共产党在三八线以南占领地区的两倍。但联合国军对地盘不感兴趣，它所关切的是停战期间的军事安全。三八线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在地面上是不可辨认的”，而且它是战前很多边界事件的根源。
美国的情报机构认为，北京电台8月头两天的广播是共产党方面为中断谈判而在世界上做舆论准备。一次广播说：“美国和李承晚的军队曾14次侵犯开城中立区。”广播还指责说，联合国军的代表“对北朝鲜代表表现出威胁性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战败国”。
8月11日，乔伊在听了南日就三八线问题的陈述后感到无比沮丧，南日说的都是“老掉牙的论点”>..。南日最后说：“我们目前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说。”
“我们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乔伊答道。双方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整整2小时11分钟。然后乔伊打破沉默说：“你还打算说些什么吗？”
“目前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南日答道。他在会谈结束时说，他打算第二天继续讨论三八线问题。
李奇微在向华盛顿报告这件事时认为，敌方的立场“没有改变，或可能改变的迹象”。
（联合国军代表团）确信，现在是加大力度、影响世界舆论的时机，要指出共产党代表团武断专行、固执己见和蛮不讲理的态度，如果联合国军不满足他们原来的要求，他们显然希望谈判陷入僵局。……迄今为止的记录表明，共产党方面对谈判毫无诚意，近来更是处心积虑，迫使我们要么在三八线问题上让步，要么中断谈判。
李奇微再次准备冒谈判中断的危险，迫使共产党方面改变其不妥协的立场。他打算指示代表团于8月11日再次与赤色分子会晤，并告诉他们联合国军“断然、正式和最终”拒绝考虑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会晤将讨论一条基于现实军事形势的停战线，要么就把停战线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如果在72小时以内得不到满意的回答，联合国军“将认为会谈是由于共产党方面的故意行为而终止”。李奇微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或以特急电bbr>..文发出“其他训令”。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立即制止了李奇微。“给你的训令要求你在事先未得到华盛顿的训令时不得中断会谈，”布雷德利将军8月10日（华盛顿时间）打电报说，“你应继续进行会谈直至接到进一步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同情李奇微的沮丧心境，但却担心他会使自己处于一种共产党方面称之为虚张声势的立场，并以此中断谈判。8月11日，总统批准发给李奇微的一份长电，重申华盛顿希望谈判进行下去。
鉴于通信联系迟误的可能以及最高阶层考虑的必要，你不应在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的情况下，着手采取任何与上述指令不符的行动。中断谈判是属于政府的重大事宜，而不应取决于紧急审批，或取决于某些最后期限内的沟通。
如果谈判真的失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共产党方面负有明显的责任，任何使谈判失败的问题都必须使共产党在国际上为千夫所指。“对我们来说，仅仅说共产党方面由于和我们意见相左而出了差错是不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说，“必须充分表明，我们为了就谈判的条件达成协议，已经坚持不懈并施以耐心，而这些条件在世界舆论看来也是合情合理和公平正确的。”参谋长们指出，共产党方面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理由为他们的强硬立场开脱：国务卿艾奇逊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在春季的声明中，都使共产党误认为联合国军会同意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共产党方面需要时间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李奇微需要有耐心和坚定。
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开始施加压力，谴责联合国军侵犯了板门店周围的中立区。他们在7月中旬指责说，联合国军的士兵向板门店射击；几天以后，联合国军的飞机又在开城附近扫射了他们的一辆卡车。接着，在8月6日午餐休息时，一连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又列队穿过停战地区，离分配给联合国军代表团的房子不到100码。乔伊向南日强烈抗议说，除宪兵外，任何军队不允许进入停战区半英里内的范围。李奇微认为此事性质极为严重，有必要电告华盛顿。他希望共产党对此做出解释并道歉，否则就停止谈判。李奇微说，外交辞令在谈判中是“不甚适宜和不起作用的”，“和这些人坐在一起，并把他们当作开化和文明人士的代表来对待，无异于摒弃自尊，招致他们背信弃义的行为最终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李奇微打算告诉他的谈判代表们，要挺身而出面对共产党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方式，要使这些卑鄙野蛮之徒绝不会误解、完全理解，并加以尊重”。他在电文中援引了大量共产党方面使用的侮辱性言辞，并重申他的信念，即共产党方面把停战作为以最低代价达成其目的的捷径。
然而，杜鲁门却不准备让谈判破裂。他仍然相信，中国人“对整个事件都厌烦不已，而且希望他们当初就不该进入朝鲜”。李奇微被命令不要以这种方式相威胁，他应要求对方做出解释，而且如果对方进行了解释并同意遵守规则，就应同意恢复谈判。共产党方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一番低调的解释，把它称为“微不足道的”。李奇微对这种答复仍不满意，他再次请求华盛顿拒绝进行谈判，直至他得到以后不再发生侵犯事件的确切保证。如果这也办不到的话，他希望另外找一个谈判地点，在那里联合国军本身能够“保证不再发生侵犯事件”。但华盛顿再次采取了审慎的行动步骤。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打电报说：“现在再推出新的条件，将使我们在很多重要方面难以自圆其说。”他应把谈判代表们送回板门店，但应警告对方不要再有侵犯行为发生。
共产党方面在威逼华盛顿之后并未遇到抵制，便继续指责联合国军的“侵犯行为”，几乎每天都提出新的指责。8月22日午夜，共产党方面提出了最为不着边际的指控。中方联络官张上校用步谈机通告联合国军代表团的安德鲁·金尼上校，宣称美军飞机扫射了开城会谈地点。金尼获得乔伊批准，顶风冒雨率队赶往现场。他们在午夜过后1时45分到达现场时，发现张上校和一批共产党的记者和摄影师已在现场，都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之中”。
根据张某的说法，开城“所有的人”都听到一架飞机临近的声音，然后一枚炸弹爆炸了。他坚持出示了可疑的“物证”：一块皱巴巴的金属片（金尼说它类似飞机油箱的碎片），以及地上的一个小坑，大约有30英寸宽、10英寸深，没有燃烧的痕迹。金尼怀疑这个小坑是由一枚浅埋在地里的手榴弹造成的。中国人还含糊其词地谈到发射了火箭，但是他们拿不出证据。金尼还注意到，所谓的“凝固汽油弹容器”是以平头铆接法制成的，而远东空军用的凝固汽油弹容器则做工比较粗糙，因为只是一次性使用。金尼很快就受够了中国人的表演。
金尼说：“我对这些无稽之谈很不耐烦。”接着，一名中国士兵走上前来，宣称他看到一架美国飞机在空袭时“亮着灯光”。在金尼看来，这真是荒谬至极，因为没有一个飞行员会在进入战斗时让他的飞机灯火通明。金尼转身要离去，张某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沓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中止。
黎明之前这场对抗的宣传色彩，以及粗制滥造的所谓“证据”，使李奇微相信，共产党凭空编造出这一幕是准备停止谈判的前奏。他在猜测其中原因。李奇微觉得，共产党想阻止停战谈判的进展，直至这一年晚些时候对日和约的谈判开始之时，他们希望北京能够从结局中捞到些什么——以朝鲜的停战来换取对战后的日本起一些作用。但是，这一插曲似乎是精心策划的，以让联合国军承担破坏和谈的指责。
马修·李奇微对此毫不介意。他的第8集团军尽管并没有试图争取任何重大的推进，但是仍在战场上继续取得良好进展。在夏季，最重要的收获是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其军官和军士由军训课程来培养，他们的军衔取决于军事技能，而不是某位政治要员或顶头上司一时的兴致。联合国军炮兵的能力逐步增强，足以使中国人的密集攻击变成密集自杀。美国和韩国军队现在已是久经沙场，在中国人的进攻号声和哨声面前不再惊慌失措。他们躲进更深的钢筋水泥掩体，呼叫来冰雹般的炮弹。当冬季降临荒芜的亚洲原野时，后勤支援的改善意味着联合国军能得到更好的装备以抵御严寒。
尽管如此，战场上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不祥之兆。在8月的后几周和9月的头几天里，共产党引人注目地增兵6.1万人，把他们的军队总数增至70万人左右。而且，很多新近抵达的部队是美国情报机构称之为“苏联和／或其他白种人的部队”。苏联人的任务与直接参战仅为一步之遥：空防和海岸防御专家、安全部队、反间谍特工人员、军事顾问以及信号和雷达人员。其他白种人的国籍尚无法确定，他们都被编入炮兵、医疗和辅助性部队。由于情报的覆盖面时有变化，中央情报局和远东司令部都不能完全排除苏联人已在作战前线的可能性。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是敌人方面的空中活动似乎在稳步地向南延伸，这表明共产党的空中力量大为加强。正如10月2日在华盛顿的一次情况发布会上，美国外交官们对盟国的大使们所说，共产党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朝鲜西北部的空域。然而，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指出，联合国军认为，除非实现和平，否则“即将到来的冬季对敌人来说将是严峻的”。
在外交方面，美国及其盟国急于让中国人知道，他们不要指望参加有关日本的会议。中国被联合国定位为侵略者，在它结束朝鲜战争以前，任何和谈都不会欢迎它。在军事方面，中国领导人显然在短短几周内就认识到，其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再次过冬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他们很快就在寻找一个借口，以此来掩饰想要重开他们曾断然放弃的谈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口实，联合国军承认一架美国战斗机偶然扫射了开城，但没有造成伤亡。联合国军很快就这一事件道了歉，把它归咎为飞行员的错误。这是9月10日的事。
与此同时，李奇微一直在与华盛顿争论，他要求联合国军拒绝在任何情况下回到开城。回到老地点，遵照老规矩，这只会招致更多同样的麻烦。他希望当局要求共产党接受另外一个谈判地点，否则不应举行任何进一步的谈判。李奇微又一次发现，华盛顿很担心承担停止谈判的责任。在9月的头几天里，政府在一系列电报往来中，很不情愿地授权李奇微可以提议寻找一个能够保障一定安全的新谈判地点，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避免随便允许他拒绝返回开城。
9月10日的偶然轰炸事件正是在这些纵横捭阖期间发生的，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刻就看到了重开谈判的机会。他们告诉李奇微，联合国军的道歉（谁也不怀疑是美国飞机违规了）将给中国人以挽回面子的机会。如果中国人在一周内仍不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将重新考虑李奇微的意见，要求终止开城的中立地位。
在联络军官们几次交换信件和会面之后，李奇微认为共产党方面不打算带着诚意返回开城，他利用重开谈判的事与华盛顿的上司叫板。李奇微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首要的是，他决心不在开城进行今后的谈判，除非是直接受命。而且即便恢复了谈判，不论是在开城或是其他地方，他都不打算做进一步的让步。他在9月26日与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电传会议上说，他强烈地感觉到共产党“急不可待地需要停战”，因为军事形势对他们不利，而且冬季即将到来。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同意李奇微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李奇微在早些时候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在继续增加军事力量。李奇微在其他电报中也指出，由于开城地区的中立地位，以及谈判开始时联合国部队心理上的松弛，因而停战谈判对共产党有利。杜鲁门显然对谈判失败在国内和国际上造成的政治后果感到不安，他在9月的最后几天里，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和国务院的查尔斯·波伦前往远东，亲眼看看那里的形势。这次远东之.行在使政府转而支持李奇微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波伦后来承认，他离开华盛顿时确信，实现一项可接受的停战是一件“极为紧迫的”事。但在战场上走访了部队并与指挥官们交谈之后，他和布雷德利都认为，联合国军具有极大的军事优势，如果因战略原因而撤出谈判将对美国更为有利。波伦在谈判地点的问题上也支持李奇微，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绝不应该”迫使李奇微在开城恢复谈判。
李奇微在未采取公开抗议的情况下解决了他的分歧，这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庆幸。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对一位下属说：“如果麦克阿瑟还在那里的话，他会把这件事捅到报纸上，我们就会被指责干了一切坏事。李奇微则不同，他是一位士兵，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接受了上级的决定，并执行命令，而且守口如瓶。”
后来的情况表明，共产党准备在谈判地点问题上进行妥协。10月4日，李奇微要共产党方面提出一个位于双方战线中间的新会谈地点。三天以后，共产党方面建议在板门店，这是开城以东6英里的一个小村庄。联络官员们一致同意设立一个半径为1 000码的环形会谈地点，除宪兵外的一切武装人员都不得入内。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以联合国军代表团总部所在地汶山和共产党代表团总部所在地开城为中心的半径为3英里的环形地区。前往谈判地点要经由汶山—板门店—开城的公路，公路两侧200米内为中立地带。会谈地点确定之后，交战双方便可再次讨论问题了。
共产党的妥协
现在，和谈中一些更为老谋深算的讨价还价开始了。共产党方面立刻就离开了早先的立场，同时也力图攫取新的好处。但是重开谈判后，最为重要的第一步是共产党不再坚持把三八线作为停战线。在10月25日恢复会谈后，联合国军重申了它的提议：根据接触线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共产党方面在第二天拒绝了联合国军的提议，但是第一次提出了反建议，拿出了他们的一条停战线，这与联合国军..曾表示可以接受的停战线相去不远。共产党的计划要求联合国军让出一大片有利地形，以换取毫无价值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的地域。但李奇微和乔伊都认为，这项建议是使谈判走出死胡同的一个机会。
在以后的几天里，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开城这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古都的控制权问题。正如李奇微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所说：“在亚洲看来，由联合国军控制开城或使之非军事化是对共产党威望的损毁，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威望。……”由于开城位于通往南部几十英里外的汉城的主要进攻路线上，因而李奇微希望或是由联合国军控制之，或是使之成为中立区。他在1951年仲夏时节几乎就要夺取开城，他确实已经让几个营兵临城下，但却引而未发，因为他考虑到如果把它作为停战谈判的地点，就应使其中立。现在，李奇微不打算把开城拱手让人了。
李奇微对开城如此看重，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再次告诫他，不要使自己陷入无法妥协的谈判地位。正如李奇微在布雷德利将军秋季访问时对他所说，他打算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向共产党方面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李奇微总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支持他的。他在10月28日的一份电报中说：“除了让第8集团军继续推进方面的考虑，我不打算改变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非军事区的建议。”参谋长们立即在一份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电报中警告他说，谁也没有批准联合国军目前的提议是“最后的”，并且强调说，只要对与共产党方面达成协议是有必要的，他就应该愿意做出一些小的调整。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认识到，要一位战地司令官让出“苦战得来的地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们也注意到，公众反对在开城问题上中断谈判的情绪日益高涨。比方说，《纽约时报》在11月11日振振有词地问道，为什么在“大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的时候，代表们还要在“看来是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出尔反尔呢？”《纽约时报》不理解李奇微为什么坚持要得到一条可以防御的和平线，因此这篇社论使人产生了误解。但是，这也表明公众急欲进行妥协并结束战争。在公众看来，共产党方面已经同意基本上沿战线停止战争，这正是联合国所孜孜以求的；现在，美国的谈判者应解决具体问题，并签署和约。
在西欧国家瞻前顾后的情况下，另一个更为紧迫的因素是苏联的举棋不定。苏联人对美国国会10月拨款70亿美元用于向友好国家提供技术和军事援助，主要是为加强北约成员国一事感到震惊。几天以 540e." >后，北约投票接纳希腊和土耳其为其成员，这是北约的责任和实力区域的一项重大扩展。苏联人没有保持沉默。他们在10月爆炸了第二颗和第三颗原子弹，并宣布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核计划。约瑟夫·斯大林公开保证与中国的友谊，并且发表了一份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对苏联援助表示感谢的电报。艾伦·柯克作为卸任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在最后拜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时受到了令人沮丧的接待。维辛斯基在回答一个直率的问题时说，苏联人不会向在朝鲜的共产党谈判者施加压力，要他们修改谈判立场。
苏联人的打算，显然是对盟国决心的挑战。国会可以批准拨款，但北约的成员会花这笔钱吗？苏联人11月6日在巴黎开幕的联大会议上采取了攻势。（联合国在成立的头几年里，每年轮流在主要成员国召开大会，尽管它在纽约保留永久性会址。）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带来了一箩筐的污言秽语，打算威吓与苏联毗邻的国家。他希望北约解体；他希望联合国禁止核武器（这一行动将剥夺西欧防卫苏联进攻唯一有意义的手段）；他希望召开一个包括中国的世界“和平会议”（而不顾中国在法律意义上正与联合国交战的事实）；最后，他要求沿三八线实现朝鲜停战，并在三个月内撤退所有外国的和“志愿的”军队。
姑且不谈维辛斯基大放厥词中的宣传性质，但是它确实给美国造成了严峻的政治问题。美国与联合王国的关系在保守党政府上台和温斯顿·丘吉尔任首相以来有了显著改善。尽管如此，艾奇逊对于能否保住欧洲对朝鲜战争的支持仍然没有把握。尽管北约14个成员国中11个国家有军队在那里作战，但欧洲人更担心他们自己的边界，而不是遥远的亚洲战场。
然而，艾奇逊的确成功地获得了英国新政府的一项重大承诺。11月初，艾奇逊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次会议上，对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说，他“非常坦率地”认为，中国人不会接受关于他们是否遵守停战条款的任何核查。在停战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艾奇逊希望以“毫不含糊的语言”使中国人知道，美国的反应“将不会受到限制”。他谈及了轰炸中国的军事基地（“不一定局限于鸭绿江另一侧的空军基地”）和封锁中国大陆。当天晚上，艾登把这些经过仔细考虑的“严厉行动”报告了丘吉尔首相。英国人对艾奇逊只是部分地支持。他们将支持轰炸，只要求事先进行磋商。但是也许丘吉尔时刻不忘香港作为一块沿海飞地的脆弱地位，因而他将不支持进行海军封锁。尽管如此，英国对轰炸问题的支持鼓舞了艾奇逊，他便着手实施一项条件不容乐观的停战协定。
李奇微实际上曾被告知过联合国军不容更改的立场：停火必须与划定军事分界线同时进行。而现在美国（也就是艾奇逊）却在从这一立场后退。11月6日联大会议开幕这天，李奇微奉命“原则上”接受沿战线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并提议讨论其他问题。如果共产党人断然拒绝这一建议，李奇微还要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也就是按共产党方面仍然要求的那样：他们如果接受前线的一条军事分界线，李奇微就要同意重返开城进行谈判。但参谋长联席会议附加了一条关键性的事先说明。由于地面部队在原地保持不动，联合国军将不再拥有其宝贵的海空优势。因此，接受沿前线停火就必须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以完成议程上的所有事项。如果在最后期限内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军事分界线将会面临着修正。
共产党方面认识到他们现在具有宣传上的优势，因而很快着手采取行动，设法使联合国在政治上处于难以立足的境地。11月7日，他们提议立即停止战斗，所有军队撤退2公里，监察组在当天前往战场，按地图核查接触线。这项提议尽管表面看来颇有吸引力，但却潜藏着巨大的麻烦。任何一方都可以否决另一方就分界线提出的任何调整，没有切实可行的机制来解决在这类修改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李奇微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共产党方面谋求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停火”，他打算毫不动摇地坚持联合国军在会谈开始时确定的原则：停战生效之日的接触线，就应该是军事分界线。否则的话，共产党可以利用战斗间隙的有利条件，在第8集团军当面加固阵地，运进人员和补给以发动新的攻击，而没有任何美国空中攻击之虞。李奇微坚持认为，如果共产党方面的确希望和平，就应迫使他们接受整套方案，而不仅仅是具有紧迫军事价值的几项要点。没有设立共同监察组，将使联合国军在突然袭击面前猝不及防。
美国的外交官们发现，盟国的大使们在开城问题上摇摆不定。荷兰的冯·罗杰认为，联合国军“过分强调开城的去留问题，而且继续进行战斗……实际上是不必要的”。英国人和南非人也有所保留，他们实际上在说，划分任何界线都意味着减少战斗。但是国务院的约翰·希克森却为李奇微的观点辩护。降低战斗水平尽管乍一看来颇为诱人，但也会减少对共产党的谈判压力。如果共产党表现出意向，在接受停战线之后马上着手解决所有的问题，形势就会不同。但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意向。希克森说，如果立即确定实际分界线，“就几乎不可能保持部队的士气”，无论联合国军未来如何推进，在战争最终结束时也将不得不让出已经得到的东西。自6月份开始谈判以来，敌方大约10个师“已经损耗殆尽”，而且如果要使谈判成功，就必须让他们无法站稳脚跟。
但是，盟国的忐忑不安却使杜鲁门政府面临着一个明显的抉择：要么支持它在战场上的司令官李奇微，要么对烦躁不安的欧洲国家的大使们做出让步。李奇微失败了，政府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这既不是头一遭，亦非最后一次。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11月9日给李奇微打电报说：“此间认为，在选择能够满足我们主要要求的分界线时，我们早先对那些指导性原则表示了同意，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们也担心，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被认为是重大的让步，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可能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要求，即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
李奇微表示反对。他在一份电报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11月10日一次停战谈判的情况，他说，共产党人居然如此盛气凌人，他们对联合国军的代表们“粗暴无礼”、出言不逊。一名共产党军官说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德斯少将是“王八蛋”，这在汉语里是一个非常有侮辱性的词语。另一名中国军官在不无轻蔑地提及海军上将乔伊时，说他是“那个老代表……我忘了他叫什么”。李奇微恳求给一点回旋的余地。为什么要?9９liｂ?强迫他向一个公开侮辱他的军官的对手做出让步？他希望美国的立场中“多一点钢铁少一点丝绸”。由于艾奇逊在这场辩论中的支配性作用，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担忧，而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11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接受以目前的接触线为分界线，并约定如果其他问题在一个月内得不到解决，分界线就要重新谈判；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停火，地面行动仍要继续进行。这份电报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谈判战略的突然转变使李奇微大为愤怒，他的回答既坚定有力又措辞尖刻。“过早地接受”目前的战线而不顾以后的任何调整，“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推迟取得一致意见和实现体面停战的可能性”。李奇微在回顾了以往所放弃的立场之后，以麦克阿瑟式的语调说：
我认为，向共产党方面宣布你们所指示的立场，很有可能会加强共产党的不妥协立场，并削弱我们以后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在亲身经历了这一发展变化的形势之后，我有一种内在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毫无疑问是基于朝鲜形势与世界形势的对比，那就是：多一点钢铁少一点丝绸，多一点美国对我们立场中不可撼动的逻辑直率的坚持，就会达到我们为之光荣奋斗的目标。
相反，我认为，你们所指定的方向将一步步导致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摒弃如此之多英勇无畏的人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正站在一个严峻的关头。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就将收获良多；如果退却让步，就会一无所有。我以我的全部良知，呼吁我们要立场坚定。
然而，李奇微的呼吁未受重视。杜鲁门政府再次屈从于国际压力，并把其他地方扬言可能发生的事件置于朝鲜战争的紧迫性之上。11月14日，在一份经总统批准的命令中（但奇怪的是，命令的正文并未说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接受共产党的提议，在停战的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为一个月。
华盛顿的决定使李奇微感到痛心。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打牌人的境地，他必须不断地征得别人的同意去打自己手里的牌。海军上将乔伊则与共产党面对面地打交道，熟知他们谈判立场中的细微差别。李奇微不能把一个“最后立场”放在谈判桌上，然后对之表示支持。乔伊对这一苦楚深有感触，正如他在关于停战的回忆录中所写：“代表团，甚至是李奇微将军，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华盛顿又会发出一道命令，把我们获得一项体面、稳定的停战协定的基本目标又改变了。”乔伊写道：
在此种情况下，要形成健全的计划，令人信服地提出见解，表现出无懈可击的坚定立场和最终言行，都是极为困难的。
在我们看来，美国政府没有确切地了解它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结果，联合国军代表团总是瞻前顾后，生怕一道新的命令又来自远方，而这一命令要求采取的行动与目前的做法大相径庭。
若干年后，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承认，李奇微有足够的理由来抱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李奇微的指令经常是“犹豫不定”的，显得“缺乏坚定性”，这当然让李奇微和联合国军代表团感到苦恼。柯林斯写道：“我必须承认，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我们跟国务院和那些对美国人民负有更直接的政治责任的文职领导人所进行的磋商，偶尔也会有此同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保证李奇微将军或者我们自己赞成的军事行动都能成功。”
李奇微这位忠实的士兵执行了命令，尽管不很情愿。11月17日，他的谈判代表对共产党方面说，联合国军将同意把目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条件是在一个月内解决其他问题。共产党方面感到他们占了上风，因而对此表示异议。他们坚持说，即便超过了一个月的期限，分界线也不能修改，直至议程上的所有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根据指令，联合国军代表团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开始按野战地图核查接触线。
李奇微在其他问题上也感到失望。在他应该要求以何种停战后的核查方法来对付共产党的问题上，他整个秋季都在试图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一个坚定的立场。李奇微三番五次地警告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说，中国人将利用这一间歇加强其部队。他希望以三种方式进行核查：在朝鲜全境的进口海港和交通枢纽设立联合观察组，他们可以在交通线上自由行动；在朝鲜全境联合进行空中观察和空中摄影侦察；联合观察非军事区。作为最终立场，他可以放弃空中观察。他在11月13日要求立即就此做出决断。他在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指出，经验使他认识到，除非联合国军的谈判代表能够对“坚定的国家政策”充满信心，否则他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共产党方面一见到联合国军的代表稍有摇摆不定，就会变得咄咄逼人。李奇微恳求无论如何也要做出决断，如果华盛顿不支持他的立场，“我请求尽快地告诉我，在这个将作为最终让步来接受的问题上，应该持何种立场。……”
参谋长联席会议11月16日通知李奇微说，尽管地面和空中观察都是可取的，但都不值得因此中断谈判，这使李奇微大失所望。李奇微抗议说，联合国军代表团一直奉命采取一种对共产党方面“更为有利的”立场，甚至超过共产党自己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电报还说，“美国无期限地拴在朝鲜”，这不符合美国的“军事利益”。李奇微对这种语言也感到震惊，他说，在停战后18个月内以任何方式撤出朝鲜，其结果都会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无法计量的损失”，而且等于背叛朝鲜人民。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连串和解性的电报中试图使李奇微放心，它没有打算“立即撤军”，尽管军事和外交的现实也许会导致美国部队“分阶段地撤退”，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不会突然抛弃韩国人。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再次强调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他们不希望谈判因核查问题而中断。
正如李奇微所预料的那样，当谈判代表们试图在地图上划定一条分界线的时候，他们与共产党方面在特定地段的控制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有一次，双方都声称控制了朝鲜中部的一个高地。亨利·霍德斯将军确有把握地认为联合国军的部队占据着有争议的高地，他安排那里的美国指挥官与联合国军的“核查组”通了电话。是的，美国指挥官回答说，他的部队控制着高地。联合国军的一位翻译无意中听到一位中国谈判代表低声对一位参谋官说：“不要紧，今晚就会成为我们的。”那支联合国部队接到了要受到攻击的警告。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夺取了高地。
及至11月27日，分界线终告建立。协议指出，双方均接受将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原则，并且在停战协定完成之后，双方将后撤2公里，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如果在30天内停战协定得以签署，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参谋军官已确定的接触线就应成为分界线，而不考虑在此期间战局所造成的变化。李奇微明确指出，他的部队在30天内将继续战斗。
现在可以设想，战争将在30天内结束。尽管有违李奇微的意愿，但这件事很快就在美军士兵中不胫而走。这一错误显然跟第8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用词不确切有关。范佛里特在给各军团司令的命令中说，尽管他的部队应该意识到敌对行藏书网动将继续进行，但第8集团军应该“明确展示其愿意达成协议的意愿”。这一命令传到连一级时，有人对记者说起了这件事，美联社发出一篇文章说：“西线的联合国部队今天奉命停止所有针对共产党进攻的火力，并且只是在自卫时才开火。”消息接着说，这一命令“是在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就一项临时停火线达成协议约24小时之后发出的”。
这条消息并不属实，它给人们的印象正是李奇微所担忧的：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便意味着战斗结束。电报在华盛顿、东京、罗马（参谋长藏书网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正在那里访问）和正在基韦斯特度假的杜鲁门之间川流不息。参谋长联席会议承认“此间对此迷惑不解和情绪激动”，并询问李奇微是否他或范佛里特“有可能引发了这些报道”。两人都否认对此负有责任。（第8集团军后来找到了对此显然负有责任的一位连长，他无意识地对一位美联社记者谈起了他刚接到的命令。）
这条新闻报道以及部队对此的反应，有力地支持了李奇微对政府谈判策略表示反对的论点。杜鲁门参照迪安·艾奇逊和其他顾问们的意见否定了李奇微的这些论点，因此杜鲁门的反应是恼羞成怒，他攻击新闻界，而不谈他的政府含糊不清、令人困惑的谈判技巧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局势。“我希望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朝鲜并未实现停火，而且在停战签字以前也不会停火，”杜鲁门说，“任何过早的斗志涣散，从长远来看都会增加美国不必要的伤亡。”
这样，政府和联合国军现在只能拭目以待，看看让步是否能带来成果。
美英的战争叫嚣
尽管华盛顿未告知李奇微细节情况，但是他们不坚持强硬的谈判立场，这种看来“软弱”的表现是因为他们相信，任何监督过程都不能确保共产党不发动新的攻击。如前所述，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温斯顿·丘吉尔首相1951年11月在巴黎的一项英美联合宣言中一致认为，停战之后任何扩大战争的行为都将导致联合国军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攻击。后来在11月于罗马举行的艾奇逊、布雷德利、罗伯特·洛维特（他已于9月接替患病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任国防部长） 和英国参谋部的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讨论。艾奇逊认为，要达成一项能够提供真正充分的监督系统的停战协议可能是做不到的。洛维特补充说，由于共产党的主要基地都在鸭绿江以北，凡是限制在朝鲜之内的监督都不能保障战争不重新发生。艾奇逊要求英国人发表一项联合宣言，扬言如果中国人破坏停战就进行报复。英国人看来更赞成轰炸“满洲”而不是进行海上封锁。12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问李奇微，对一项向中国人提出的警告有何意见，这项警告是：“在朝鲜的新一轮侵略将导致新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给中国带来美国及其盟国认为军事上可实施的全面惩罚。”
李奇微认为他的部队不能实施多少这种“全面惩罚”。一旦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中国人肯定打算加强他们的空中实力，而且他已被告知，联合国军不能指望有什么重大的增援。李奇微问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是否了解这一警告的含义。他在1月7日打电报说：“在我看来，除非准备接受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后果，并批准使用原子武器，否则联合国军事力量对红色中国进行惩罚的可能性将是无效的。”9９lib.
李奇微又一次被置之不理。1952年1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发去一份由国务院起草的，甚至更为软弱的美英“宣言”文本，请他提意见。该草稿说，破坏停 6218." >战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以致十之八九，交战行动不会只限制在朝鲜国界之内”。李奇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这种方法毫无意义。“在现有的能力下，本军不能给中国造成足够的威胁……以制止它发动新的侵略。”他说，唯一切合实际的办法是，一揽子解决整个停火，不要留下任何问题待以后解决。
最后，双方心照不宣地同意把重建机场问题暂且挂起，转而解决其他问题。 5728." >在1月初的几天中，联合国军与共产党就战俘问题又争吵不休了，这个问题占据了和谈的中心长达18个月之久。.
战俘问题
1951年期间，敌方几乎没有表现出有兴趣来讨论战俘的处置。这个问题引发了国际法与人道主义之间不同要求的冲突。就此而言，对这样一位热衷于不停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以此来拖延谈判的对手来说，这显然是正中下怀。
用一句也许过于简单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在停战之后，什么样的战俘应当在什么环境下释放给什么人。从表面上看，国际法是很清楚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美国立刻就签署了，但是一直到1951年中才批准）说得很明白：“交战停止后，战俘当毫无拖延地遣返回国。”这一条款旨在直接防止重新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共产党还把成千上万的战俘羁留在劳改营中的这种情况。这一条款的起草者并未预见到大量战俘可能不愿意被遣返回国这一情形。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三个主要交战国，即美国和两个朝鲜政府都宣称他们将恪守《日内瓦公约》。实际上，在战争头几个月中，两个朝鲜政权都经常违反对待战俘的规定。南朝鲜人照例射杀北朝鲜战俘，而不愿自找麻烦来照应他们；北朝鲜人也如法炮制，他们捆绑并杀死大批美国士兵。北朝鲜人还把《日内瓦公约》关于交换战俘名单的明文规定置于不顾，只提供了110名联合国军人的姓名，而他们的战俘营里关押着超过6.5万名联合国军战俘。
先不谈这些法律问题。联合国军扣押的大量“共产党”战俘以前都是韩国士兵或中国国民党士兵，他们被迫加入北朝鲜军队服役。此外，成千上万的中共士兵对盟军审讯人员说，他们希望去台湾，而不是回中国。强行遣返这些士兵回国，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沦为奴役，甚至死亡。一个必然的问题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几千名南朝鲜老百姓被北朝鲜军抓去强迫当劳工。从法律意义上讲，这些老百姓不是战俘，但是他们身陷囹圄，不可忽视。
大体说来，自1951年11月，共产党开始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讨论战俘问题时，联合国军面临的复杂形势就是如上所述。
1951年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曾讨论过对待这一问题的许多办法。从一开始起，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主意就是“依法办事”，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这一主意是陆军心理战首脑罗伯特·A.麦克卢尔准将提出来的。在7月5日致劳顿·柯林斯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克卢尔提议，把那些原是国民党人，以及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去。台湾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共产党政府所强烈坚持的立场），这一计策可以保证美国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也可以避免强行把战俘送往一个他们所不愿居住的国家或地区去。麦克卢尔甚至觉得，一些 4e2d." >中国战俘会愿意被秘密地送往大陆登陆，然后回到自己的家园或国民党游击队占领区去。
然而李奇微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办法”。他赞成一对一地交换战俘，这将意味着在共产党手中的联合国军战俘将更早地交还。这一计划会给联合国军带来很大的数量优势，因为它关押的战俘远比共产党关押的要多。李奇微将先甄别，然后向韩国政府释放被联合国军关押的大约4万名南朝鲜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被迫加入北朝鲜军队的。在一对一的交换之后，仍被关押的战俘将自行选择他们的去向。但是一旦正式的和平协议签订之后，除了交还所有共产党战俘外，李奇微将别无选择。其他的做法（即使动机是人道主义的）都会开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危险先例，可想而知在今后的战争中将阻止美国战俘的遣返。
差不多整个秋天，辩论继续在华盛顿进行，参与的各方（参谋长联席会议、洛维特、艾奇逊）立场频繁变化。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认为，如果联合国为那些不愿返回中国或北朝鲜的共产党士兵提供了庇护所，这有可能是宣传上的一大成功。但是他们也承认，把战俘当成“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会使共产党方面中断会谈，并拒绝交还联合国军战俘。迪安·艾奇逊采取了合乎法律的观点，他呼吁“恪守《日内瓦公约》的条款”。洛维特希望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以避免“同我们自己战俘的福祉讨价还价”。
1951年10月29日，杜鲁门总统也加入了讨论。他对于和谈缺乏进展已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他认为，联合国的谈判者们在战俘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尽管存在着履行国际法的义务。由于双方关押的战俘人数悬殊，全体对全体的交换是不公平的。如果把那些“自愿向联合国军投降”的战俘交还给共产党，他们会“立即完蛋”。无论情况如何复杂，杜鲁门都不接受全体对全体的交换，除非联合国军得到“某种重要让步”，而且这种让步以其他方式无法得到。他的立场已于11月底作为美国官方谈判立场传达给李奇微将军。
美国调查人员立即对战争爆发前居住在三八线以南的战俘进行了审查，在几天之内判明37 000人是被拘留的平民，并把他们安置在单独的营房里。在会议桌上，联合国军提出，在释放战俘之前，先由交战国组成的“联合小组”对所有战俘进行甄别，那些不愿被交换的战俘将继续留在俘获一方的控制之下。但是李奇微仍然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除了“全体对全体的交换”外的任何交换。他认为，敌方“根本不可能”同意“由个人选择”的交换，这很可能会引起共产党战俘的大规模变节。他把“全体对全体的交换看成是最后的立场，其中也包括强迫交换那些不愿回到共产党控制下去的战俘”。
共产党很快就证实了李奇微的预言。12月9日，他们的谈判人员坚持，停战签字后，双方应立即释放全部战俘。在要求得到联合国军战俘名单的催逼之下，共产党在12月18日申报关押了4 417名联合国军战俘（其中3 198名是美国人），以及7 142名韩国战俘，总共11 559名。联合国军谈判人员认为这些数字不可信。战争最初几个月，共产党电台曾报道俘虏了65 000人。美国情报界估计，这一名单只包括了实际被扣押的美国战俘人数的一半左右。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李奇微，不要对新闻界透露任何关于名单的消息，“以免激起这里（美国）的感情风波，并避免出现任何一方都无法后退的局面”。
相反地，联合国军的名单中包括了132 474个名字——95 531名北朝鲜人，20 700名中国人，还有16 243名原韩国人，他们先是被俘虏，然后被迫加入敌军。（另外37 000多名原韩国人如前所述，已接受甄别并重新归类。）
共产党在被迫解释早先宣布的俘虏数字与正式名单不一致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许多战俘因病或因战俘营遭到轰炸而死亡；另外一些战俘已在前线释放，他们愿意回家而不愿再去打仗。联合国军对这些说法不予置信，把共产党的名单称作是“欺诈和不诚实的”，并对释放13万名共军战俘以交换不到12 000名联合国军士兵这一前景大为愤怒。共产党的回答是要求释放37 000名“重新归类”的韩国人，这些人曾经加入过他们的军队。共产党谈判人员争辩说，释放战俘不应当是一种“奴隶贸易”；联合国军是想把一部分战俘移交给在大韩民国的“可靠朋友”，把另一部分移交给在台湾的“另一位朋友”。
对李奇微将军来说，1952年1月是这场战争中最令人沮丧的几个月份之一。共产党显然不想在遣返战俘问题上讨价还价，他们希望他们的每一个士兵都返回，而不论其原来国籍如何，并且不准备讨论其他的变通办法。李承晚总统由于和平在望，更为有力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从1950年中以来，李承晚在战争中根本没有起过决策作用——他对穆乔大使说，他并不反对吸收那些不愿回去的北朝鲜战俘，但是他希望能把大批的中国人送回去，他不想让他们遥遥无期地待在韩国“只是白吃饭”。蒋介石对于接纳中国战俘到台湾也没有热情，虽然他批准他们可以选择不回到共产党控制之下去。蒋介石显然不愿冒险把成千上万名忠诚难保的士兵纳入他的武装力量中。
对李奇微来说，更苦恼的事情是，在美国反对强行遣返的“坚定”立场中，出现了进一步妥协的迹象。1952年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他，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美国“最后”立场是，“只要不要求进行强行遣返战俘”，联合国军将同意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但是在把这一立场拿到谈判桌上去之前，联合国军谈判人员必须确定已经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性。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说，如果以失去将近3 000名联合国军战俘，来换取“我们手中的数量不明的共产党战俘的幸福”，“我们面临的压力可能还会增加”；在此情况下，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改变谈判策略。李奇微可以体会到其言外之意：杜鲁门政府——也就是总统和迪安·艾奇逊——是如此急于从战争中脱身，只要共产党继续不妥协，美国就会一步步地放弃其谈判目标。李奇微实际上是在哀求尽量不要公开谈判情况。每次只要共产党在报纸上看到“华盛顿决策高层”进行了讨论的报道，他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等待着进一步的让步。李奇微希望不要再有来自华盛顿的所谓“据权威人士推测”的说法。
但是在哈里·杜鲁门看来，和平的主要障碍并不在板门店，而在莫斯科。总统在他1952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曾考虑要给苏联“一份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除非苏联人敦促中国人达成和解，否则美国将轰炸“满洲”的军事基地、封锁中国，如果有必要的话将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杜鲁门还同助手们讨论了如果中国人违反任何停战协议时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
各种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杜鲁门的看法：苏联人不想让会谈取得进展。1952年2月初，谈判人员讨论了如何组成拟议中的“中立”机构的问题——该中立机构将保障停战不遭到破坏。联合国军通过国务院提议挪威、瑞典和瑞士三国，并征得了该三国的同意。共产党在提议把该机构命名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之后，提名了苏联及其两个卫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还若无其事地补充说：“如果苏联不能被提名为中立国，那么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中立国了。”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怒不可遏地叫喊说：
共产党军队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枪炮、飞机、坦克、水雷、弹药、燃料、卡车和军事顾问都来自苏联。当我的高级联络官在开城第一次同共产党进行接触时，曾在配有俄国机枪的哨所被扣留，并乘坐一辆俄国吉普车被送往会晤地点，他们甚至还送给他一瓶伏特加。
但是令乔伊大为惊讶的是，联合国军代表团接到指令反对苏联担任委员会成员，并不是出于它在战争中支持北朝鲜这一理由，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边界线。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李奇微说，宣布联合国军认为苏联不是中立国，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苏联参战的证据“将很难证实”。李奇微在答复中抱怨说，华盛顿不愿说明把苏联排除在委员会之外的真正理由，这将使共产党方面能够任意地进行赞美苏联的宣传说教，而使他无法加以驳斥。使乔伊委屈的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奚落他的代表团：“你们为什么拿不出正当的理由来反对伟大的、热爱和平的苏联作为中立国的一员？你们拿不出理由来，因为你们没有理由。你们无法否认苏联在朝鲜冲突中是真正的中立国。”甚至经过多年反思之后，乔伊还是“不能理解如此怯懦的原因究竟何在。……”在他看来，共产党坚持要接受苏联人作为“中立国”是在耍“障眼法”，意在转移对其他事务的注意力，并迫使联合国军做出让步。乔伊和其他官员还不想让苏联观察员在检查运进南朝鲜的物资时，窃取美国设备的技术秘密。乔伊说：“任何国家要是把它最关键的军事机密暴露在敌人眼前，这完全是匪夷所思。”但是共产党坚持一定要如此，于是一无所获的讨价还价又延续了好几个.月。
利用战俘
从1952年2月底开始，战俘问题出现了极为险恶的局势，此时共产党已认识到美国不会对任何战俘进行强行遣返。杜鲁门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正如过去我一贯坚持那样，我们决不能抛弃站在我们和自由这一边的南朝鲜人。因此，我现在拒绝同意违背战俘的意志而把他们送回共产党统治地区去的任何解决办法。”2月27日，参谋长们把这一决定传达给李奇微，并把它称为“美国政府的最后立场”，这一点务必要坚持，“不得使用任何借口”。李奇微接到命令要对战俘进行甄别，对那些他认为一旦回到共产党控制下将有生命之虞以及那些强烈抵制遣返的人，解除他们的战俘地位。这些经过重新分类的人将同其他战俘分开关押，他们的名字也将从提交给共产党的战俘名单中取消。然后，共产党将被告知，联合国军已经准备好在重新订正的名单的基础上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联合国军认为，此举是被迫所为，因为共产党不接受在公平基础上的自愿遣返。现在共产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们想通过人为制造混乱，谋求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
为了说明背景，有必要简单概述一下战俘问题的情况。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自这一事实，即联合国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俘虏了异常众多的战俘。1950年8月，联合国军关押着不到1 000名战俘。但至11月，随着进攻仁川和向北朝鲜迅速推进，战俘总数增加到13万人以上。照管这些人就成了极大的后勤和行政管理问题。虽然战俘们开始时还算合作，毫无疑问地脱离了战事，但是把他们安置在仁川和釜山地区就会构成安全问题。1951年1月，中国人进行的干涉把联合国军赶到汉城以南很远。这时，出于安全原因，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把这些战俘（此时数量已为13.7万人左右）运出朝鲜，甚至可以运往美国。他说：“战俘们温顺合作，愿意完成分配的所有任务。”由于他们还不适应与美国人同样的生活标准，可将他们安置在普通的设施，伙食也可低于“西方标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未加宣布的原因，拒绝了这一请求，但他们的确敦促麦克阿瑟把战俘从作战地区转移出来，也许可以转移到冲绳岛以南的琉球群岛去。
结果表明，麦克阿瑟百事缠身，在1951年4月被解职之前，他在战俘问题上毫无作为。他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决定把战俘转移到不甚称心但是现成可用的巨济岛上去。这是离陆地以南数英里之远的一个岛屿，面积约150平方英里。巨济岛一片荒山乱石，几乎没有适于建造战俘营的平地，岛上还挤满了大约20万当地居民和战争难民。李奇微认为这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置这些战俘。
巨济岛真是天造地设的麻烦之地。美国宪兵建造了四块宽广的、由铁丝网围起的场地，每一块场地依次又划分成8个战俘营，这些战俘营中拥挤着13万名朝鲜战俘和2万名中国战俘。每一座战俘营原打算关押700至1 200名战俘，但战俘人数很快就超过其容量达5倍之多，甚至战俘营之间的空地最后也被用来容纳战俘。韩国军队还认为，巨济岛是便于打发那些不胜任打仗的士兵的场所。这些素质极差的警卫部队加剧了这里的紧张局面。
在中国和北朝鲜领导人看来，战俘营是战场的延伸。军事情报人员从审讯战俘以及缴获的文件中发现，共产党组织了专门机构来领导战俘们继续战斗。隶属于北朝鲜人民军司令部的这一机构的使命有二：训练特工人员，让他们故意被俘虏，这样他们就能在战俘营中担负具体的领导使命，并为在板门店的共产党谈判人员提供情报；这些特工人员还专门奉命在战俘中进行宣传，大意是战争将以朝鲜统一于共产党统治之下而告终，联合国军的撤出近在眼前，还保证战俘们返回故土时会得到“高度尊重和照应”，以诱惑他们自愿遣返。
如果劝说无效，干部们就通过殴打、私刑甚至“处决”不同意见者以执行纪律。至1952年初，共产党在巨济岛已经有了一个事实上的影子政权，随时待命而动。
1952年2月，当联合国军警卫部队正开始甄别战俘，以判定哪些人愿意遣返时，情况出现了。正如李奇微所预料，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中国或者北朝鲜。甄别组来到了第62号战俘营，这里安置着约5 600名战俘，处于特别干部的严密控制之下。2月18日上午，当美国警卫人员进入该营时，遭到了大约1 000至1 500名朝鲜人的袭击。他们挥舞着原始而足以致命的武器——钢头长杆、刀子、连枷、棍棒甚至一两支自制火器。联合国部队开了火，当场打死55名战俘（后来又有22人死亡），打伤140人。联合国军的损失是1人死亡，38人受伤。
五天之后即2月23日，共产党把这一事件放到了世界的宣传讲坛上，抗议“残暴屠杀我方大批人员的血腥事件”。联合国军当然拒绝了这一指责，但是共产党继续谴责这一“屠杀”行径。第8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以弗朗西斯·多德准将替换了战俘营司令，但是骚乱和事件仍在继续，战俘们用鲜血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在身体上刺上反美口号。这些插曲为共产党声称联合国军以暴力阻止俘虏们选择回国的说法提供了少许的表面依据。
与此同时，在4月中，一个出乎预料的事态发展标志着谈判僵局有可能发生破裂。联合国军谈判人员被要求估计在甄别之后可能交还多少名战俘，他们对共产党说，预计约有11.6万人。这一数字显然大于共产党的预料。敌方建议恢复甄别以准备一份将要交还的战俘的“最后名单”，进一步的讨论将接着进行。
使共产党沮丧（同时各种证据都表明联合国军也大吃一惊）的是：接受询问的106 376名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中，只有31 231人愿?9９ｌｉb.意返回。巨济岛上的另外44 000万人或是拒绝接受甄别，或是由于共军控制着战俘营而无法与之交谈。这样，联合国军就通知共产党方面，大约只有7万战俘将要返回。
这一消息使共产党谈判人员大为震惊，他们不得不以极大努力保持他们的镇静。第二天即4月20日，共产党说7万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中止了会谈。
杜鲁门政府决定再做一次妥协努力。几星期以来，李奇微将军和国务院、国防部官员之间，围绕着他向共产党谈判团头目南日将军直接提出“最后方案”的方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杜鲁门总统做一个同步的公开广播讲话可以向世界舆论表明，联合国军是准备做出让步的，只要共产党真的希望和平，和平就在手中。战俘问题的争议之后，会谈中断了，这促使杜鲁门在经过调整的基础上继续搞“最后方案”。（此“方案”历经了太多层次，以致没有必要在此具体罗列。）
4月28日，乔伊海军上将向敌方发起了挑战，要求他们“同我们一起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解决方案”。美国提出了一项让步：将“不限制……修复和重建机场”。作为交换条件，它要求共产党同意美国在组成中立国委员会以监督和平及交换战俘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苏联不成为委员会成员）。“如你们所知，”乔伊说，“我们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是用1.21万名……我方的人，来交换大约7万名你方的人。”
使乔伊惊讶的是，美国的建议像“石沉大海”。共产党短暂休会，然后南日将军声明说：“我方看不出你方的建议……真的能对全面解决所有遗留问题有何助益。”乔伊回答说，这方案是“最后的和不可更改的”，于是南日提议无限期休会。
会谈的中断并没有吓倒乔伊，他知道南日不同北京和平壤的上司商量是不能做出政策决定的。5月2日当共产党重返会议桌时，南日长篇大论地强烈指责联合国军的建议，然后以他所谓的一项重要让步为结束：共产党将放弃他们迄今所坚持的要苏联作为“中立国”委员会成员这一点。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条件，也就是他所说的在战俘问题上“合情合理的妥协”。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南日要求归还13.2万名战俘，坚持不能有中国士兵留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之下。他的“让步”就是共产党可以不再过问那4 4000名曾被迫加入共产党军队的前韩国士兵。乔伊回答说，联合国军的方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个别的因素不属讨论之列。这样，他就正式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
共产党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他们现在准备把整个停战系于一件事情之上，即强行遣返战俘。为避免承担停止会谈的责任，乔伊同意在同华盛顿磋商之后，在几天之内回来进一步讨论共产党的建议。但是杜鲁门总统不打算做出任何新的让步。他在一项冗长的公开声明中说，联合国军已经为和平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向共产党提出的方案是公正的。对于战俘问题，杜鲁门措辞坚定：“我们不会以让生灵遭受屠杀或奴役来换取停战。”
现在共产党已经画了一条界线，他们打算坚守此线，并依赖世界舆论来迫使联合国军进一步做出让步。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巨济岛战俘营中的地下干部，这些战俘营同平壤的共产党最高司令部有着几乎瞬息相通的联络。这些干部惯于惹是生非，这对美国军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例如，在4月末，情报人员得到消息：共产党有一个计划，企图劫持巨济岛司令多德将军并扣为人质，迫使联合国军做出进一步让步。这一计划的产生与共产党拒绝联合国军关于战俘交换的建议同时发生。这场战争中最难以置信的一场插曲即将展开。
尽管情报机构已警告说战俘们打算捕获他，多德将军还是落入了共产党股掌之中。5月7日，他同意会见第76战俘营的领导者，众所周知这个战俘营处于好斗分子控制下。多德和一名助手威尔伯·雷文中校站在敞开的大门外，倾听着老生常谈的关于伙食、衣服以及医疗方面的抱怨。他们忽视了或是没有注意到大约20名战俘倒完了厕所污物桶之后正走回营房，这就是所谓的“粪桶细节”。这帮人突然扑向多德和雷文，抓住将军把他带进了战俘营里。雷文努力抓住一根门柱，并一直坚持到援兵赶来，从而免于被俘。但是共产党战俘现在抓住了他们的头号俘虏。
事有凑巧，插曲发生的这一天，正是马克·克拉克中将抵达日本接替李奇微将军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同一天。
这样，未来几天美国采取行动的责任就要由李奇微（在他实际离开远东之前，还是最高司令），克拉克（他不太相信有机会立即解决此问题，但是他对李奇微的行动没有发言权）和第8集团军司令、多德的顶头上司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来分担了。对于如何对付这场危机，每位将军都各有见解，其结果是彼此都心怀不满。
克拉克本能的反应是“让他们去扣留多德这个愚蠢的狗崽子好了，然后开进去夷平这个地方”。他在回忆录中说：“你别跟战俘谈判，尤其是狂热的共产党战俘，尽管被俘了，他们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李奇微有此同感。作为一名士兵，多德在他投身自己的职业之时，已经接受了死于非命的风险。“在战争中，”李奇微说，“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为之牺牲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犯有背叛罪行。”
但是范佛里特却另有想法。他立即飞往巨济岛，并听取了战俘们初步的要求（由多德那里传来）。他们希望承认“战俘联合会”作为战俘们的发言人，并要求在几个战俘营之间建立电话和吉普车通信联络。范佛里特刚抵达巨济岛，李奇微就立即要他改变做法。他下令一个坦克营立即赶到该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绝不手软。”
对李奇微的命令，范佛里特按兵不动，一是因为坦克来迟了，二是由于李奇微称之为“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此说基于他本人的回忆录。读者应理解，三位将军对于应该如何处置巨济岛之事，看法各有不同）。多德送出了一份信函（给他的继任者查尔斯·科尔森准将），其中列举了对于联合国军警卫人员杀害和打伤战俘的长长指控。共产党写的这一声明还包括所谓多德承认战俘营当局这些行为“有罪”。
科尔森已下令他的部队和坦克准备于5月10日上午10时开进战俘营，但是共产党打断了这些行动，他们送出一份清单，要求美方承认无数的罪行。在急就而成的粗糙译文中，这些要求的要点是：
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的做法。
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遣返。
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行（甄别）。
李奇微认为，这些要求是>要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进行的每一项疯狂的、毫无根据的指责表示服罪”，遣返政策“也将立即在板门店联合国军谈判人员那里胎死腹中”。不幸的是，李奇微并不在场。科尔森把上午10时的最后限期一直耗到晚上，然后签署了一项答复，等于是承认了共产党的指控：
……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杀害和打伤。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们可指望在本战俘营受到符合国际法准则的人道待遇。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度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如果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共产党还争论不休地想得到更进一步的认罪。后来他们在5月11日晚上释放了多德，他已经被扣押四天多了。第二天，克拉克将军指责这一“供认”是“纯粹的讹诈”，并说对于科尔森和多德所做的任何让步“都应当做出相应的理解”。
多德在他对报界的声明中说，“战俘们提出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战俘营当局做出的让步也无关紧要”。范佛里特的说法与之也很相像。
克拉克看法不同，而且把这看得很重。诸如“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受到人道的待遇”这种措辞都表示过去是有过虐待的，对“不再进..行强行甄别”的允诺是在承认某种莫须有的事情。虽然在事件发生期间，报界被隔离在巨济岛之外，但是共产党还是很快公开了联合国军的“认罪”，他们的谈判人员以此在板门店来奚落联合国军谈判代表。
尽管第8集团军的一个委员会已开脱了多德和科尔森的任何过错，但是克拉克仍召开了另一场调查会议，建议把两位将军降为上校军衔。陆军部批准了这一建议，多德和科尔森的戎马生涯实际到此结束。
接着，联合国军就着手打破共产党对战俘营的控制，粉碎他们所谓的领导层，把战俘们疏散到更小、更安全的营房里去。巨济岛新任司令官海登·博特纳准将曾在亚洲服役10多年，他知道必须坚决而逐步地加强纪律。他依靠书面命令（以正式戳印为证）而不是口头命令。作为第一步试验，他命令中国战俘从营房中撤掉共产党旗帜和斯大林塑像，给他们规定的期限是第二天中午。中国人没有照办，于是步兵和两辆坦克在中午准时开进战俘营，拆毁了塑像和旗帜，并在五分钟之内撤走。这一果决行动旨在向中国人表明，博特纳说话是算数的。
当新任司令准备把共产党战俘迁移到新营房去时，他同样下达带有限期的书面命令。中国 4eba." >人传话过来说，他们不会自愿搬迁的。博特纳对此问题不予讨论。“战俘是不能谈判的。”他宣称说。他派出伞兵部队和五六辆坦克开入战俘营，有条不紊地粉碎了抵抗。他的部队使用了震荡手榴弹和催泪毒气。战斗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战俘们猛掷“莫洛托夫鸡尾酒”（灌满汽油的瓶子，以布条为引信）、长矛（杀死了一名美国人）和石块；31名战俘死亡。等到骚乱平息，共产党的“发言人”坐在地上被拖出营房，战俘们列队走进了他们的新营地。联合国部队发现了令人惊愕的武器库存：3 000支长矛，1 000个“莫洛托夫鸡尾酒”，4 500把刀子，不可计数的棍棒、斧子、铁丝鞭子和锤子。他们还挖出来16具被杀害的战俘尸体。
几天之后，博特纳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同几名战俘“代表”进行了谈话，通知他们关于他打算要实行的营规。一名以前曾经宣称是“领导人”的年轻战俘“对着我狂呼乱喊，我平静而客气地让他闭嘴（博特纳会说流利的中文）。他不听，我就命令警卫把他带到单人囚禁室去，他在那里度过了其余的囚禁时光”。
巨济岛事变就此结束了。
民主党人：“疯狂支持艾德莱”
虽然艾德莱·史蒂文森是历史上最犹豫不决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然而到了1952年7月，他终于开始忙碌起来，以赢得竞选提名，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空欢喜。民主党总是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折腾自己，以致在11月大选之前，该党都不能团结一致。这种情况在20世纪屡见不鲜。这一次争斗是围绕着对党的忠诚、民权问题，以及对哈里·杜鲁门丰功伟绩的效忠程度。为了胜出，史蒂文森必须击败党内那些颇受欢迎的人物，如：在南方深受爱戴的理查德·拉塞尔；出身豪门、备受东部自由派人士欢迎的前纽约州长艾夫里尔·哈里曼；田纳西州的埃斯特斯·基福弗，他在过去两年主持的关于黑社会的电视听证会打动了公众的心弦；还有密苏里州的斯图尔德·赛明顿。史蒂文森虽然是一个大州的两任州长，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全国性人物。他那粗壮矮小、头顶光秃的个人形象固然能激起一部分妇女的母性，但是对其他人却实在是毫无引人之处。史蒂文森的崇拜者们——他们可能是感情炽烈的——在这位州长身上追寻着富兰克?99ｌｉｂ?
林·罗斯福的再世重生。可惜的是，他并非如此。史蒂文森能够真诚地滔滔雄辩，他是笔者所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们的讲话能够在尘封土埋30年之后依然“读来很漂亮”。虽然他先前犹豫不定，史蒂文森还是答应全国代表大会要努力取胜，纵然他走的是一条道德高尚的道路。“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他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说，“也胜过带领人民走入歧途。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胜过对人民管理不当。”
几天之后，史蒂文森有意地撇清自己与杜鲁门的关系。他说，他的竞选总部将设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他撤换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代之以自己人、芝加哥的一名律师斯蒂文·米切尔。他还对一名记者说，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收拾华盛顿的乱局”。>?９9ｌｉb?这一说法本来应该在共和党政纲中加以突出。杜鲁门怒气冲冲地说：“由于这个失策，史蒂文森就使得共和党对手们更加肆无忌惮，让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在两大莫须有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贪污和朝鲜战争。”
但是史蒂文森不能摆脱他的党最近的历史，而且他发现自己要对付的共和党的攻击各有不同。一个是参议员卡尔·蒙特概括的公式：K1C3（即朝鲜，犯罪、共产主义和贪污），另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他所到之处都听到“我们喜欢艾克”的齐声呼喊。《圣路易快邮报》的马奎斯·蔡尔兹写道：“千千万万的人乐于选择艾森豪威尔，只是凭信任，只是凭他的脸孔，只是凭他的微笑，只是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只是凭他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艾森豪威尔喜滋滋稳坐钓鱼台，而约瑟夫·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则在“高层的叛变行为”上大做文章（尼克松说，史蒂文森的胜利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弹间谍、更多的危机……”）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似乎仍然缺少确保胜利至关重要的闪光点。史蒂文森昂扬激奋的雄辩令电视观众们印象至深，尽管艾森豪威尔拥有全国大多数新闻媒体社论的支持，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支持被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称作“书呆子” 的那个人。在头几周中，艾森豪威尔显然是有意把朝鲜问题摒除在正式竞选活动之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屑于说任何话来伤害那些正在负责目前这场战争的老战友。6月5日，他表示支持继续进行有限战争，同时谋求“公正的”停战。8月21日，当他被要求说明如果他作为总统，他的政策同杜鲁门和艾奇逊推行的政策将有何不同时，他却攻击了塔夫脱—麦克阿瑟的方针，说他们甘冒使美国卷入同中国打仗的风险，而那场战争将“远比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更难以停止”。
接着，艾森豪威尔迈过了界线，卷入了有关朝鲜问题的令人厌恶的（而且十分不准确的）党派之争当中。在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一次讲话中，艾森豪威尔说：
这些年头的可怕纪录在1949年6月国会山上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场面中达到了戏剧性的顶峰。在此之前，关于美国部队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尽管从北朝鲜出现了威胁的迹象——已经由国务院拟订好了。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可以立即而且是令人难堪地被驳倒。关于美国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最初建议是1947年5月由共和党人、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提出的。1947年9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美国在朝鲜保持部队和军事基地，并“没有多少战略利益”，美国的人力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利用。在这份备忘录上签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当中，就有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再者，如前文所引证的（见第一章），在1949年至1950年，是国务院而不是美国军方争辩要放慢美国撤军的步子，但国防部压制了这一意见。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说法以及同一篇讲话中的其他提法使杜鲁门大为光火，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滥用记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总统能够理解，他的极端孤立主义的劲敌正在政治上利用朝鲜问题，“但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位负责的军事人员、一位非常了解我们进行停止敌对行动谈判的极端微妙之处的人，居然会利用这一悲剧来捞取政治上的好处”。
与此相反，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担心的是将军是否把朝鲜问题利用到了极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公众期望于他的当然就不只是一些陈词滥调。什么时候艾森豪威尔才会具体说明他打算如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使美国部队离开亚洲的泥淖返回家园？
主意来自埃米特·约翰·休斯，他是《生活》杂志编辑，最近签约受雇为艾森豪威尔的撰稿人，他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里同艾克的竞选总管赫伯特·布劳内尔吃晚饭时，提出这么一个主意。布劳内尔回忆说：“休斯有一个主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得做出一个许诺……前往朝鲜，亲自视察那儿的局势，以期结束这场战争。”据休斯回忆，这个讲话的动因“是因为有必要对于当前最尖锐突出的问题说些肯定的话——这样既不会陷于一些浮皮潦草的保证，又不会使未来的政府被迫履行那些因国内政治的扭曲气氛而在竞选中产生的政策和行动”。朝鲜问题就是当前“最令人心烦也最富戏剧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位候选人恰好是在全国声望卓著的军人，他立誓要亲自去视察那个地区。”休斯认为这一提法是“自然而然和恰如其分的，几乎有点平淡无奇了”。
布劳内尔和休斯在商谈之中，定了这么个短语：“我将前往朝鲜。”发言稿在经过几次起草之后，这个主意提交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但是他对此把握不大。一天晚上，在摇摇晃晃地穿过纽约州北部的竞选列车上，艾森豪威尔把这份草稿念给几个人听，人们反应不一。艾克最后让布劳内尔来决定。布劳内尔劝告说，去做这个演讲吧。
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共济会会所发表了这个演说。艾森豪威尔在结束发言时，说起在1952年９9ｌｉb?会给全国电视观众带来什么，他说他的政府将最优先来结束朝鲜战争：“这一任务要求亲自去朝鲜一行。我将做此行。只有这样，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将前往朝鲜。”
这一讲话使杜鲁门勃然大怒，他断言艾森豪威尔“应该知道他是在削弱我们的谈判实力”，而且使美国人民误认为他当选之后，和平很快会接踵而来。史蒂文森则一如既往，企图对他对手的这一成功之举一笑置之。“假如我当选，”史蒂文森第二天说，“我将前往白宫。”
民主党听众都拍手叫好，然而美联社的政治作家杰克·贝尔写道：“实际上，这场竞赛那天晚上就结束了。”
它果然结束了。自从1932年以来，美国第一次选出了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获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得票比例是33 936 234票对27 314 992票。现在，艾森豪威尔有机会来谋求朝鲜和平了。
口沫横飞的和谈
美国大选时，一位沉默不语而又兴趣盎然的旁观者就是李承晚总统。不论美国人的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不打算在任何可能被联合国认为是可以实现的条件下讨论和平。当美国——还有联合国——进入朝鲜战争时，李承晚已经取得了他们的诺言，现在他要抓住他们兑现。1951年6月和谈开始的那个星期，李承晚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他的要求：
——中国部队从朝鲜完全撤出；
——北朝鲜进行裁军；
——联合国承诺防止任何第三方支持北朝鲜；
——南朝鲜参与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任何方面”的任何安排；
——保障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总而言之，李承晚希望联合国坚守其决议，呼吁实现一个自由和统一的朝鲜，不要让任何外国军队存在。这位年迈的总统已经看到，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他的国家的一大部分已被摧毁。他不打算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妥协了，不管美国是多么急于摆脱这场战争。他很显然害怕美国将在三八线上解决战争（华盛顿确实正准备这样做，在战线上做一些相互迁就的调整）。
1951年末至1952年初，李承晚一直持续进行的发难并没有引起约翰·穆乔大使和其他在朝鲜的美国官员的特别担心。但是穆乔的确注意到，李承晚“对于每一个最终可能要出现停战的迹象已越发感到气恼”。当美国最著名的天主教领袖、纽约州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访问汉城时，李承晚很欣赏他在穆乔和范佛里特面前“要求美国每一个天主教徒都祈祷停火无法达成”。使穆乔烦恼的是，这种反停战情绪竟蔓延到了李承晚政府里一些稳健派成员之中，一位部长就指责联合国军“向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的骄横气焰和轻侮行为卑躬屈膝”。
阅读着这些材料，以及1952年头几个月由汉城发至国务院的相类似的数十份电报，笔者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美国政府任何一级机构所撰写或评论的任何文件都不能驳倒的，这就是：杜鲁门政府期望，出于某种原因，李承晚能够接受联合国军可能达成的任何谈判解决。在这里，穆乔和其他外交官陷入了几乎是致命的幻想之中。杜鲁门总统的确曾希望在他任期结束之前能有一项解决办法，因为朝鲜战争是他政府任期中的重大事件，他不想把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但是穆乔不但没有去寻找迁就李承晚的办法，反而按照艾奇逊的命令，实际上告诉这个南朝鲜人必须合作。于是李承晚“变得怒火中烧”（穆乔的话），坚持说他的政府绝不接受停火，杜鲁门应当晓得同共产党谈判是“错误的”。李奇微一直注意着穆乔的报告，穆乔警告说，李承晚的态度将会“严重危及”解决办法。他觉察到李承晚威胁要把韩国部队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而且李奇微也不能保证停战签字后他是否能控制韩国军队。
但是在华盛顿，没有人（即总统、国务..院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同李承晚讨价还价，甚至都不愿意向他做出进一步解释。1952年2月27日致李奇微的一份电报建议他提出任何形式的停战作为“既成事实”，然后采取“最强硬的措施以确保韩国人服从”。在这份电报之后，杜鲁门紧接着向李承晚提出了一项个人警告，相当于一个讹诈要求：李承晚必须遵照美国人的指导，否则就要失去战后的任何支持。这一照会虽然是用委婉曲折的外交语言表达的，但它是一份给一个盟国不折不扣的表示威胁的最后通牒：
贵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继续获得援助以抗击侵略、谋求公正的政治解决，并修复这一侵略造成的破坏。但是此种援助之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贵国政府所展示之责任感、其维系朝鲜人民团结之能力，以及它对民主理想之忠诚程度。
但是李承晚不想被吓倒，他暗示要把韩国军队撤出联合国军的指挥之下。他对穆乔大使暗示说，他“非常高兴地看到有证据表明，他正在让别的国家”对他的行动“费心猜测”。他的一位官方发言人甚至宣称，韩国将否决在“不光彩的情况下”签订的任何停战协定，而且南朝鲜的谈判代表实际上不能代表他的国家，因为该代表是由联合国军任命的。在4月24日的一项公开声明中，李承晚对停火不屑一谈。“我仍然反对任何使我国处于分裂的停火，”他说，“无论别人有什么论点，我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统一祖国。”
然而，他即使要保持控制南朝鲜也很成问题。许多南朝鲜人对李承晚的独裁方式怀有怨恨，这种敌意在1952年夏天的国民议会上将一触即发。根据朝鲜宪法，总统要由议员选出，而这年夏天的迹象表明，李承晚将不能重掌权柄。李承晚以他固有的对政敌的蔑视，要求国民议会修改宪法以规定藏书网进行一次全民普选，他对自己左右舆论的能力颇为自信。当议会表示拒绝时，李承晚宣布在釜山地区（这里正是议会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法，还以显然是虚假的指控——叛变和通共——逮捕了20多名议员。他搬出“军事需要”作为理由，并宣称得到了范佛里特将军的支持，说他的军队在这个地区一直受到游击队的骚扰。（范佛里特将军否认了任何这类支持。）李承晚、杜鲁门和国务院之间电文频驰。李承晚把危机又升一级，扬言要把韩国部队撤出作战地区以“保障釜山地区的秩序”。联合国军对军事管制法提出了抗议，李承晚不为所动。
马克·克拉克将军分身乏术，既要从事一场战争，又要对李承晚进行安抚。他在5月31日向上司提出警告说，也许有必要“容忍李承晚的丑恶行动，并要忍受他一手造成的难堪的政治事件”。但是当李承晚的阴谋诡计威胁到克拉克的军事局势时，后者就准备采取两个行动之中的一个：继续敦促他缓和镇压行动，抱着“一线希望”指望他能听从道理；或者“接管并建立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换言之，以一次政变来推翻李承晚，并安排更顺从的领导人。
但是克拉克在对付李承晚方面是悲观的。他已经命令陆军的一个团级战斗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从日本开往朝鲜。他还跟韩国陆军参谋长谈过如果李承晚企图利用军队来反对内部敌人时，如何保证对韩国军队的支持问题。克拉克说，任何被取消战斗任务的韩国部队都将失去联合国军的后勤支援，第8集团军将阻止他们开往釜山地区。然而，克拉克又告诫华盛顿不要“仓促行事……（或是）虚声威胁”，他手中没有部队来抵挡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攻势，维持对巨济岛上不服管教的战俘的控制，“同时还要对付我们背后大规模的平民骚动”。他建议联合国军暂且忍气吞声，直至李承晚用“非法而凶恶的行动”造成军事上无法容忍的局面为止。克拉克说，那时候他就要集中全部部队，在有必要时实行军事管制法或建立军政府，并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采取“任何步骤”来扭转局势。
6月2日，克拉克将军和范佛里特将军亲自面见李承晚，指出共产党军队有可能趁乱发动一场重大攻势的危险性。李承晚无动于衷。他可以控制住任何局面，可以不打扰这场战争，但是他“将遵从人民的意志”。他情绪如此激动，以致美国将军们都怀疑他是否已失去理智。李承晚甚至一度谴责美国在集结日本军队，以便在美国军队撤出之后“接管朝鲜”。克拉克是愿意给李承晚更多时间的，尽管如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
……直至我们被迫采取极端的军事行动之前，还必须通过外交渠道向李承晚施加压力。我还相信，我不能采取任何部分行动，诸如为国民议会议员提供保护，而又不引起动乱。这种动乱可能要求我们实施全面控制，这又是我们无力承担的。
穆乔大使恐怕是李承晚在美国人当中最友好和最耐心的朋友了，他在这位总统这儿也毫无进展。李承晚不打算同国民议会打交道，因为“共产党控制了它”，而他导演的群众示威又具有难听的反美调子。6月14日，穆乔举手认输，并告诉国务院，联合国军直接威胁进..行干预的时候到了。他可以把韩国军队当作代理人，在通过第8集团军传达的联合国军命令下行动。
杜鲁门总统同意穆乔的意见。6月25日，国务院准备了一项向穆乔和克拉克将军下达的训令，并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的批准。他们将“尽早”进行磋商，准备好采取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的计划，以免在一旦需要进行干预时让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受到干扰。最好是由杜鲁门下令进行干预，但是在情况紧急时克拉克有权自主行动。行动方案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如果李承晚采取任何行动危及美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或者对国民议会实施进一步的限制，克拉克和穆乔将代表美国和联合国要求他停止行动。如果李承晚拒绝，克拉克将下令韩国总参谋长对南朝鲜军队实施控制，并控制釜山地区。 韩国政府的权力和功能仍将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宪制政府将维持不变。
克拉克大权在握，准备了一项发动政变的应急计划。李承晚将以某种借口被邀至汉城。一俟他离开，联合国军即以武力开进釜山，捉拿李承晚的主要支持者，夺取重要机构如政府和通信设施，并通过韩国总参谋长控制现存的军事管制法政府。命令李承晚宣布结束军管法并允许国民议会的行动自由，如果他拒绝，他将在严密看守之下被单独囚禁，总理将发表预期的公告。
使克拉克如释重负的是，政变无须实现。7月3日，国民议会改弦更张，投票修改了宪法，允许总统由普选产生。在押的议员得到了释放，李承晚也于7月28日取消了军事管制法。8月5日，李承晚以压倒性优势再度当选。这样，迫在眉睫的危机化险为夷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已经做出了一项基本的政策决定，这一决策将成为今后的行动指南：如果对美国实现战争目标是必需的话，它将毫不犹豫地以武力让李承晚下台。
一场僵持的战斗：“坑道战”
经过这一切局外发生的大量事件——美国大选、谈判僵局、同李承晚总统发生的外交问题，等?等——战争本身实际上已经刹车停止了。两支敌对的大军虎视相对，仿佛两个小心翼翼而又厌倦烦躁的巨人，他们只是做一些侦察、派一些巡逻兵，但是一直在加固防御之事。在前线，联合国军在朝鲜山中修了数万个加固的地堡，以一系列交通壕相连接，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前线极为相似。无论是联合国军还是共产党军队都无意要越过1951年11月达成协议的分界线。在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看来，即使是最小的进攻“看来也是得不偿失的”。
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政治上对杜鲁门政府打算从这场战争中脱身一事很是敏感。他在1952年3月1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冗长电报中详述了他的理由，实际上把今后剩下的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做了一番概括。李奇微的主要结论如下：
在朝鲜，一场以大规模消灭敌方人员和物资为目标的重大地面攻势，将要求我们接受敌军进行成功反攻的严重风险，这可能会给我方部队造成重大的物资和人员损失。
即使我方行动成功，而且敌方的反攻（如果能发起的话）遭到失败，这些行动仍将需要美国付出重大战斗伤亡。
动用所有……现有力量来实现这一努力，即使行动大告成功，至多只能给共产党部队造成痛击……并不能造成决定性的军事失败。
在没有大量有组织的增援的情况下，一场重大的地面攻势所带来的成功机会过于渺茫，不足以证明它是可行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李奇微的评估，其中一个有力的新因素是敌人方面的实力急剧增强了。4月份在五角大楼传阅的一份情报估计材料指出，从1951年7月至1952年4月，共产党已把他们的兵力从大约50万人增加至86万人以上，另外在装甲部队、火炮和单位火力方面也有了重大改善。长时间的战事停顿使敌方得以改进其补给路线（尽管联合国军一直在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达到开战以来最佳状况。情报处的估计也指出，远东还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包括360万中国正规军，以及大约33个苏联师，即33万人。联合国军总共有部队54.71万人——25.9万名美国人、25万名韩国人和3.77万名来自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部队。
由于地面攻势受到限制，联合国军不断以空袭猛烈打击共产党人，尤其注意袭击鸭绿江边大量的水力发电厂。在1952年6月的3天中，海军和空军的飞机出动1 400架次以上，袭击并严重摧毁了最大的水丰发电厂，?9９ｌｉb.还使另外10座无法使用，导致北朝鲜停电达两星期之久。英国工党强烈抗议战争“升级”，从法国人那里也传来了不同意见的窃窃私语。克拉克将军不为所动。这些发电厂帮助了敌军，因此它们遭受攻击是理所当然的。
克拉克还发现了从心理上骚扰敌人的办法。自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以来，共产党对新的两栖攻击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他们在东海岸的元山这样一些可能入侵的地点集中了海岸大炮和部队。1952年10月，克拉克决定把第1骑兵师从日本调往朝鲜，他把这次行动看成是恐吓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机会。“他越是害怕，就越会把大批部队和精力转向战线后方加强防御。”克拉克推论说。
于是，骑兵师进行了强化的两栖作战训练，其高潮是一次全面的登陆演习。然后他们登上攻击运输舰，荷枪实弹地随时准备战斗。低级军官们都以为部队是在前往登陆作战的途中。与此同时，空军和海军在一系列袭击中攻击了元山周围的滩头“目标”，这些袭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军队在两栖登陆之前的做法完全一样。当这支舰队临近元山时，一些部队离开运输舰，爬进突击艇中，并以通常发起冲击前的队形兜着圈子。
“我们的情报部门报告，敌人在元山附近海滩上乱成一团。”克拉克回忆说。共产党的增援部队匆忙赶到这一地区。几小时之后，美国部队又重新登上运输舰，朝南边真正的目的地釜山开去。
但是，当克拉克将一个早有定论的老问题，即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时，却没有取得进展。1952年5月27日，也就是克拉克到任后差不多两个星期时，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担心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执行他既要保卫日本又在朝鲜打仗的双重任务。他认为，引进两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有价值。中央情报bbr>藏书网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支持克拉克，说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不用则是“浪费的资产”。他说，把两师部队运到朝鲜去并不会过多地削弱这个岛屿的防务。但是，杜鲁门最多只愿意授权他们“进一步研究”。国务院明确反对使用任何国民党部队，他们列举了世界上有关的不利反应。
整个1952年秋天，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在11月21日做出决定：克拉克将得到他所要求的两个师。然而，此时艾森豪威尔已经是当选总统，作为“跛脚鸭子”的杜鲁门政府不想在政策上做出如此急剧的修改，这一问题就留待艾森豪威尔去决定。艾森豪威尔则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于朝鲜的和平他自有计划，其中并不包括中国国民党人。
杜鲁门的最后机会
1952年整个夏天，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就战俘处置问题来来回回地提出各种变化微妙的建议，都未获得进展。苏联人和中国人提出的主意，乍一..看似乎挺有希望，然后就烟消云散了。其他一些主意都来自各色各样的名流显要，诸如极左翼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文森特·哈里南（主张先宣布停火，战俘问题以后再讨论）、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主张不愿接受遣返的战俘，由联合国给予移民身份）。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联合国军谈判团队，列举出了这些建议中显而易见的毛病。共产党求之不得地希望停火，这样他们今后就可以免遭联合国军的空袭。结束交火而不解决战俘问题，将使联合国军在争取所希望的条件时软弱无力。经过一系列的重新统计和重新分类，现在共产党要求归还大约8.3万人，而联合国军发现大约只有7万人愿意接受遣返。（这些数字随着死亡、逃跑和新战俘产生，每个月都在变化。）
在9月，要求杜鲁门总统打破板门店谈判僵局的压力增大了。尽管立场天天在变，但是国务卿艾奇逊领导下的国务院，似乎愿意接受墨西哥总统阿莱曼计划的一种形式了——立即实现停火，给那些不愿遣返者在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中的避难 6743." >权。这一方案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带来了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停止战斗”就可以在艾森豪威尔穷追不舍的主要问题上来个釜底抽薪。但是罗伯特·洛维特领导下的国防部反对任何权宜之计的解决办法，这样做的话会暴露出致命弱点，并削弱对敌人施加的军事压力。洛维特说，让步“是不可能打动共产党的，他们只受武力的影响”。联席参谋长们对此都表示同意，他们（用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话来说）宣称，停战会造成匆忙仓促的压力，要求“把小伙子们送回家去”，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过的那样。
定夺的重担当然落在杜鲁门总统身上，国务院和国防部意见不一致。总统经常向来访的客人指点他办公桌上的一块牌子：“责无旁贷。”今天的责任在杜鲁门办公桌上了结得干脆利落，而他的决定加剧了史蒂文森竞选注定失败的前景。杜鲁门同意洛维特部长的意见，他看不见“实现停战的真正前景”，除非继续施加军事压力。他希望做出“进一步的军事努力”，迫使敌人接受联合国军已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议”。杜鲁门下令无限期推迟谈判，不要给共产党这样的印象：他们可以指望在将来某个日子重开谈判从而取得让步。
在两天之后，即9月24日的另一次会议上，艾奇逊警告说，采取无限期休会可能会在联合国引起外交上的问题。艾奇逊流露出了个人紧张的情绪。他那能辩善诱的本事已经把美国带入了这场战争；当大事不妙时，又是这种能辩善诱的本事导致美国去打一场有限战争。现在，艾奇逊似乎决心在他?离任前结束这场战争。他看到，如果美国不取得一项停火将会出现无数政治问题，联合国大会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掌控战局，这将“使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有效地打仗”。艾奇逊注意到了他后面那些强硬的共和党对手，他说，无限期中止和谈将会造成这样的证据：政府对在朝鲜应该怎么办已经不知所措了。那种一直主张联合国军在朝鲜“赶紧了事”的“急躁因素”可能又会死灰复燃。艾奇逊显然是想从战争中脱身。
杜鲁门坚决不赞成。美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以从朝鲜脱身？”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比艾奇逊更强硬。杜鲁门不愿意“只是为停战”而谋求停战，尤其是如果让中国还处于能够重新开战的地位的话，他已经辛苦了“七年，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接受国务院（他客气地未点艾奇逊的名）提出的那种停战，将会使这个国家恢复到1945年9月的那种状况去，当时“我们拆除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它本来应当是保持完好的。接受一个虚假的停战，就意味着美国自1950年6月以来在朝鲜的成果都付诸东流。接着杜鲁门请大家来评论。
五角大楼的代言人们都赞成杜鲁门的强硬做法。代表国防部说话的威廉·福斯特提议增强军事压力，包括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杜鲁门表示反对）、加强轰炸和扩大韩国军队。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认为，只要中国“还有进一步捣乱的潜力”，朝鲜就不会有真正的停战，各种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都应予以利用。史密斯说，中国国民党人是对准中共“头上的一把手枪”。
杜鲁门倾听着这场辩论，然后坚决站在军方这一边。基于已经编制好的战俘甄别名单，联合国谈判代表将提出一项反对强行遣返的建议。首席谈判代表小威廉·哈里森少将将把这一建议摆到桌面上，然后给敌人方面10天时间做出答复。 如果共产党拒绝这一建议，美国就宣布无限期休会，并“准备做其他可能有必要做的事情”。杜鲁门直截了当地拒绝把战俘问题拖延到今后的政治讨论中。在9月26日致克拉克将军的私人电报中，杜鲁门重复了这些指示，并补充说，这些指示“必须得到极其坚决的表达，没有再加辩论的余地”。在10天的等待期间，军事压力“不应当减弱”。
10月8日，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南日将军拒绝了联合国军的建议，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哈里森将军宣布休会，直至“你方准备接受我们的一项建议，或者你们提出你们自己的、能够导致一项体面的停战的建设性书面建议”。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宣布了休会，他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我们不会拿人的生命做交易，”他说，“我们不会强行把人命交到共产党手里。”
休会使共产党大为震惊，因为现在他们丢掉了板门店这个宣传讲坛。但是，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首脑彭德怀10月16日的一项照会，更证实了继续谈下去是徒劳无益的。照会要求立即恢复和谈，并在“全部遣返所有战俘”的基础上实现停战。这样，会谈就结束了，外交活动也走进了死胡同。
“亚洲人打亚洲人”
政府的更迭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带来了广泛地重新研究战争政策的机会，将军们和五角大楼参谋部的军官们很快就认识到了新任总统眼下的打算：他将把这场战争尽快地“朝鲜化”，来取代目前美国所起的主导作用。正如艾克在一次竞选讲话中所说：
联合国——而又以美国首当其冲——一直不断地被迫向这些前线输送人员，这简直是毫无道理。这是朝鲜人的差事。我们不想让亚洲觉得西方白人是它的敌人。如果那里一定要打仗，那就让亚洲人去打亚洲人好了，我们则支持自由这一边。
在对大量的参谋部研究报告和阵地文件进行了修改调整之后，国防部的一致意见是，政府应当把韩国军队增至大约65.5万人，包括20个陆军师和1个海军陆战师（这年年初，韩国军队有14个现役师）。人们希望新补充的这些部队可以让美国开始撤出一部分自己的士兵，尽管他们的装备还要留在日本以备紧急使用。为支持韩国这一扩大的防务机构，每年的代价大约是10亿美元，这一金额使艾森豪威尔的预算计划人员望而却步。但是到了1953年3月，大规模增强韩国军力的计划已经就绪了。
接着在1953年3月5日，发生了艾森豪威尔任职头一年中，在同共产党世界打交道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事件：几乎30年来不可撼动的苏联强人约瑟夫·斯大林因脑溢血而突然死去。艾森豪威尔立即把他的死亡看作是为实现和平提供了一个通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无论俄国的新领导同斯大林时代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他们不会完全盲从一个死去之人的那一套。”
但是在实现朝鲜和平之前，先得有几个星期小心翼翼而徒劳无益的外交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纵横捭阖。然而，敌人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现在的武库中已经有了一种重要的新核武器。当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用于野战火炮口径的原子弹头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以用于战略目的，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它在过去两年中曾经常常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是都把使用原子弹当成不现实的方案加以反对。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没有准备马上提出使用这一新的战术核武器的正式建议，但是5月27日一份研究报告中一段措辞小心的文字，表明了他们思想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推进美国与朝鲜有关的目标时，原子武器所能起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表明，有必要对目前在远东限制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加以重新评估。
从在远东建立一种有效的常规能力的广义观点来看，及时使用原子武器应视为是针对那些影响朝鲜行动的军事目标，而且从操作层面来说，应作为与针对中共和“满洲”的直接行动有关的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的另一份参谋部研究报告指出，有必要使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相信，如果不能恢复和完成停战会谈，联合国军就打算发动一场重大攻势。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直接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联席参谋长们认为，时机的选择是头等重要的。所有必要的行动，包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其实施都必须能够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和最大限度的冲击性”，以海军封锁为开端、逐步发展为一次地面攻势的升级做法将会大大减少成功的机会。第二天，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
凑巧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这一行动时，杜勒斯正在做一次中东和亚洲之行，他挑选印度作为讲坛来发出要使用原子武器的警告。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如果不能及早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满洲”的庇护所。杜勒斯还提到了美国成功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强烈地暗示，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在北朝鲜使用这种武器。
在另一个.9９lｉｂ.针对中国的行动中——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艾森豪威尔宣布第7舰队不再驻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这一命令表明我方并无侵略意图，”艾森豪威尔说，“但是我们当然也没有义务来保护一个在朝鲜与我们作战的国家。”中央情报局已受权增加由国民党游击队对大陆的袭击，这些游击队都是由美国人武装、训练和运送的。官方的新华社很快就大声抱怨“冒险的美帝国主义支持凶恶的走狗蒋介石”。据中国人自己统计，1953年头五个月，这种针对大陆发动的袭击就达200起以上。
新政府显然是在给共产党人一个诱因，以寻找一条战争出路。过不了多久，信号就要来了。
“小交换行动”
1952年12月，红十字会联盟在日内瓦开会时，曾经敦促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考虑交换伤病战俘作为对和平的“善意姿态”。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这并未引起公众多少注意。但是在东京，马克·克拉克将军看到了促成这个主意可能带来的宣传上的好处。1953年2月22日，这已经由克拉克完成了。
在随后几周中，紧接着斯大林之死，苏联新领导人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表示了他的政府可能对西方更为灵活的迹象。证据是通过一系列微弱的信号得到的，只有训练有素的克里姆林宫专家才能辨认。例如，苏联电台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公开承认美国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人答应帮助英国人援救被拘禁在北朝鲜的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接着，发生了两个非同寻常的事态。
3月28日，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和中共“志愿军”首脑彭德怀将军接受了克拉克提出的交换伤病战俘一事，使他大感意外。但是他们还更进了一步：这一交换应当导致整个战俘问题的解决，为“全世界人民渴望的”停战打开大门。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克拉克继续研究这个建议，但是要谨慎从事。
3月30日，共产党更使人大吃一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电台的一则广播中说，这一初步的交换可以扩展到解决整个战争。周恩来重申反对由联合国军保留任何中国或北朝鲜战俘，他不承认有任何共产党战俘已表示拒绝遣返。然后他紧接着说，任何已经拒绝遣返的战俘都应送交一个“中立国”做进一步甄别。两天之后即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称赞周恩来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并表示将协助执行这一建议。
中国人的行动充满了模棱两可之处。周恩来心目中的“中立国”是哪一个？他是打算把这些战俘拘留在南朝鲜，还是拘留在一个中立地区，还是送到别的地方去？在拒绝遣返的士兵问题上怎样才能达到“公正的解决”？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克拉克研究这些线索，并“只在表面上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克拉克心存怀疑，他说，既然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进行具体的讨价还价，“我方不预见到任何或每一种形式的阴谋诡计，那将是十足幼稚的”。
但是，在板门店会晤的联络官们在联合国军称之为“小交换行动”的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4月11日，他们同意由联合国军交还700名中国战俘和5 100名北朝鲜战俘，同时共产党方面交还450名南朝鲜士兵和150名非朝鲜士兵。从4月20日起，这些战俘被带至板门店。至5月3日，“小交换行动”全部完成。
很多美国和韩国战俘露面时状况十分悲惨。他们骨瘦如柴、形同骷髅，伤口经年累月未得到处置，有些人因被俘的精神压力或是遭受不良待遇而精神错乱。与此相反，共产党战俘的伤员们却还想让联合国军难堪到最后一刻。许多人拒绝接受新发的衣服，只因为衬衣上没有绣上表示“战俘”的P字。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联合国军人员对他们进行最后一次喷洒消毒药粉。当他们坐车离开板门店时，还扔掉了联合国军配发的牙粉、肥皂和香烟。有些人则撕毁和剪破衣服，造成饱受联合国军虐待的印象。
重要的一点在于谈判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解冻。奇怪的是，既然已经促使中国人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杜勒斯好像又另有想法。在同埃米特·约翰·休斯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认为，美国不会从朝鲜停战中得到利益。“我们会后悔的，”他说，“我认为我们不会从朝鲜问题的解决中得到很多东西，除非我们先把中国人狠狠整一下，在整个亚洲面前表现我们明显的优势。”休斯认为这番见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向艾森豪威尔说起了这件事。艾森豪威尔惊呼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那些老于世故的顾问们真实的意思是他们不能认真地进行和谈，那么我算是坐错了位置。”他 89c9." >觉得，杜勒斯“只是过于担心被指责为同杜鲁门和艾奇逊一个腔调”。bbr>
现在关于战俘的谈判一发而不可收，共产党和联合国军在“中立国”委员会的组成或是将要接纳战俘的“中立国”问题上，以及随后的程序上你来我往地争辩。联合国军希望是瑞士这样的传统中立国，而且对拒绝遣返的战俘不得拘押超过60天以上。克拉克接到指示要强调以下两点：美国在强行遣返问题上不能妥协，美国“不赞成拖延时日、议而不决的谈判”。
4月26日，全体代表在板门店会面，这是6个月来双方的第一次直接会晤。但是，会谈很快在三个问题上又一次陷于困境：中国人不接受瑞士为中立国；他们希望战俘在甄别过程中迁离朝鲜；他们还希望有6个月时间来说服他们的战俘回国。在被要求指明他们所选择的中立国时，中国人最后提议了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或巴基斯坦。美国接受了巴基斯坦。接着中国人又放弃了他们要战俘迁离朝鲜的要求，并把6个月的甄别期减至4个月。他们还突然放弃了一个中立国的想法，而要求设立一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组成。
克拉克觉得这一让步很重要，尽管有些部分仍不很清楚，但他把这看成是共产党真正希望停战的征兆。克拉克认为，主要悬而未决的一点是甄别期限太长，他担心中国人会把战俘遣返问题转移到停战后的一次会议上去。他也看不到南朝鲜政府会允许共产党卫星国的武装人员在其国家中进行工作的这种可能性。
尽管克拉克感觉到他的谈判人员已经处于成功的边缘，但他还是请求华盛顿准许他提出一项最后的建议：由一个中立国在朝鲜对战俘进行甄别，期限为90天，否则他的军队将在30天之内单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指不愿遣返的），并将开始对敌方“增加军事压力”。
克拉克所提出的建议相当敏感。美国远东空军的飞机已经轰炸了北朝鲜的水坝，让汹涌的洪水冲毁了公路和铁路。例如在5月13日，飞机袭击了平壤以北的一处水坝，引发的洪水冲毁或破坏了6英里长的铁路、5座铁路桥梁、2英里长的重要公路。大约5平方英里的稻田也被冲毁。现在克拉克想更进一步：以洪水冲毁农作物为明确目的，轰炸水坝，以此来切断共产>党军队和平民的粮食供应。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表示反对，克拉克现在有一张对付敌人的新牌了。
正当共产党仔细考虑克拉克的最后提议时，联合国军突然面临着一个可能使整个停战谈判毁于一旦的新危机：李承晚总统直截了当的反叛。
李承晚的最后立场
1953年春天的几个月里，李承晚痛苦、困惑而郁郁不乐。差不多三年来，他在自己的国土上一直是一个傀儡总统，美国人对此人时而好言哄骗，但是当他们自顾便利时又对他置之不理。约翰·穆乔大使可能是他最信任的美国人，但其已于1952年11月离任。接替他的埃利斯·布里格斯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但却是一位陌生人。李承晚很清楚，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打算是：实现和平，并让朝鲜仍然分裂。因此，他对美国人感到完全灰心丧气，开始着手破坏和谈。
李承晚亲自或通过发言人多次强硬地申明了他的立场。他“绝不会”同意一个不要求所有中共部队撤离朝鲜的停战；他要求裁减北朝鲜军队；明确规定不许没有“第三种势力”在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上帮助北朝鲜人；完全承认和保护南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共产党当然不接受这样的条件，尤其在李承晚还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师的情况下，共产党更不能接受北朝鲜单方面裁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历史文件中以痛苦的词句说道：“美国或者联合国军的大量说理、劝导或是抗..议，无一能够打动顽固不化的李承晚总统放弃他那一意孤行的、带有潜在自杀性的方针。”
会谈越是看来要接近成功，李承晚就越是大发牢骚怨言。他的反美集会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号召朝鲜人民采取单方面行动。在4月初的一次集会上，他宣称：“无论在板门店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目标仍然不变，我们永远的目标就是从南方到鸭绿江统一朝鲜。你们必须继续战斗，直至你们抵达鸭绿江。”
在克拉克将军看来，当前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李承晚要把他的代表从联合国军谈判小组中撤走，这一行动几乎肯定会导致共产党放弃会谈。克拉克还担心韩国军队会摆脱联合９９ｌｉｂ.国军的指挥，这将会给军事局势造成危险。他确实承认，李承晚的畏惧有一定道理。例如，在苏中强权的现实面前，如果再度爆发战争，美国会不会再对南朝鲜进行援助？然而克拉克毫不怀疑，如果李承晚认为他有机会实现其目标，他将独自使用他的军队。克拉克于4月16日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十分危险，通常难以捉摸，而且具有行动起来有时不计后果的倾向。”作为安抚李承晚的手段，克拉克建议，立即表示提供战后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并做出承诺，要继续以政治手段与和平手段谋求朝鲜的统一。
上次李承晚跟美国对抗时，其国内局势正摇摇欲坠。这一次正相反，他明显得到了其他朝鲜政治家们即使不是一致的但也是有力的支持。4月21日，国民议会支持李承晚以入侵北方来统一朝鲜这一目标。李承晚恃仗这一信任，在三天后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如果联合国军允许中国人留在鸭绿江以南，他将让他的部队脱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而单打独斗。
在同李承晚几次会晤之后，克拉克得出结论，认为李承晚是在吓唬人，尽管显得有点过分。克拉克在同这位总统的讨论中强调，他支持南朝鲜军队拥有20个师，而李承晚所要求的同美国订立一项正式的安全条约一事，可以在停战以后讨论。5月13日会晤时，克拉克显然已经使李承晚相信，美国决心要签订停战协定，而不管韩国人同意与否。克拉克bbr>..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现在正在讨价还价，要得到一项安全条约、获得更多的经援，并使他的人民觉得在停战谈判中他是有发言权的。”
战俘僵局打破
“小交换”行动结束后，4月26日，共产党又把会谈向前推进一步——用克拉克将军的话来说，是要“趁热打铁”——提出了一项综合性建议。共产党组成开战以来最庞大的代表团，还首次包括了一名苏联《真理报》记者。南日将军提议，在停战协定签订3个月之后，拒绝遣返和要求政治避难的战俘将被转移到一个中立国家去。在下面6个月当中，这些战俘的政府的代理人可试图劝说他们回国。任何拒绝遣返的战俘将继续被拘押，待一场“政治会议”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克拉克认为这一建议十分荒谬。“归根结底，”克拉克说，“这就意味着，一名战俘为了得到政治避难，就必须在停战之后至少还要受9个月的监禁，然后当联合国和共产党政客们……试图在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时，他还得遥遥无期地待在战俘营里。”对于这样的会议会不会举行，战俘们毫无把握，而克拉克认为其绝无召开的可能。最后，战俘们为了走出战俘营，只有接受遣返。
南日的建议使“小交换”行动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克拉克抱怨说，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外交上的出奇制胜”。再者，在“小交换”行动中被释放的战俘们报告说，有大约400名美国和韩国伤病战俘还没有归还。这一违约行为使联合国谈判代表大为愤怒。
南日意识到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于是在5月7日修改了建议。在甄别期间，战俘们将留在朝鲜，但是他们在印度人的监督下，仍受到他们政府代理人的规劝。克拉克提出反建议：中国人将转交给中立国家，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则在停战签字当天予以释放。南日把这个建议称作“倒退了一步”，他的谈判人员把联合国军谈判小组责骂了整整四天，直至宣布休会。
接着，传来了华盛顿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也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决定做出以前所不能接受的让步：
我奉指示同意把所有不愿遣返的朝鲜人和中国人都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一点使韩国政府中许多人认为我们背叛了他们。此外，我还奉指示同意共产党这一要求：遣返委员会中的争端由多数票决定而不是由一致票决定。由于印度——尽管公开宣称是中立国——承认并同情红色中国，这一方式就把优势给了共产党。
但是克拉克仍然想坚持不强行遣返这一原则，并保证不对战俘进行威胁恫吓。另外，仅允许印度派出唯一的中立武装部队驻在朝鲜。如果联合国军的提议不为共产党所接受，会谈则将终止。
把美国谈判政策的变化通知给李承晚总统这一不愉快的任务，就落到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头上了。正如预计的那样，李承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我感到极度失望。”他对美国人说。他绝不允许印度部队或其他任何“中立国”部队待在韩国后方地区。他最后说：
你们可以撤走所有联合国部队，撤走所有经济援助。我们将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求任何人为我们打仗。我们可能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依赖外交手段来援助我们。
很抱歉，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我将合作。
如布里格斯后来所说：“这位德高望重的朝鲜政治家使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克拉克表示同意：“在李承晚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所有威胁背后，他就是想让我们在心理上受到打击。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经历了三年战争，毕竟是损失了这么多鲜血和财富之后，我们不会因为‘家庭内部’的争吵就把朝鲜扔下不管，任其落到赤色分子手中去。”但是，由于韩国提供了前线三分之二的人员，李承晚突然决定把他们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将使军事局势陷于一片混乱。
这样，在停战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军司令部就开始筹划以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对付李承晚——胡萝卜加大棒。克拉克和其他军官理解了（但是在思想上并不接受）华盛顿给他们下达的明确指示。艾森豪威尔赢得大选靠的是众望所归，要他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他正在着手这样做，所依据的条件是相对软弱的杜鲁门政府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接受的。
双管齐下战略之一即“大棒”政策，已在远东进行策划。根据克拉克的指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一位老空降兵军官，他已于1953年2月接替了范佛里特任第8集团军司令）开始策划被军方认为是“最坏情况的应急计划”，也就是应对李承晚可能把韩国军队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第8集团军总部撰写的“永远准备着”计划得到了克拉克的批?准，然后又送交华盛顿。这一计划甚至比1952年第一次研究的搞掉李承晚的方案还要强硬，当时杜鲁门政府曾考虑以武力来除掉南朝鲜总统。“永远准备着”计划预想了三种紧急情况：（1）韩国军队对联合国军队的指示不予置理；（2）韩国军队单独采取行动；（3）最极端的情况：韩国军队和平民与联合国部队处于“公开敌对”状态。
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将着手保卫大城市周围的重要地区；海军与空军将进入戒备状态；对韩国军队和政府的情报活动将增加。在第二种情况下，将做出某种“保护性”撤退以确保基地之安全；韩国警卫部队将被撤换，代之以可靠的联合国部队；平民的动向将受到控制。
第三种情况要求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克拉克在5月27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电报中概述了“永远准备着”计划的这一部分：
李承晚总统将被邀至汉城或其他地方——任何能使他离开釜山（韩国临时首都）的地方。联合国军司令官将在合适的时候开进釜山地区，拘捕5至10名在李承晚的专制行动中担任过领导人的韩国高级官员……并通过韩国军队总参谋长接手军事管制法，直至取消之时为止。
如果李承晚拒不接受联合国军停战条件，“他将受到保护性拘押，被单独监禁。……”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着手建立一个由总理张泽相领导的政府；如果张拒绝，则将建立一个在韩国军队或直接在联合国军领导下的军政府。
“永远准备着”计划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官员们欣然接受，然后于5月29日呈交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审批。他们的决定中有很多防卫性的谨慎成分，他们没有直接授权实行该计划中要求扣押李承晚的那一部分。但是杜勒斯和威尔逊确实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他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你的部队的完整”。有了克拉克所建议的行动的主要内容，这些话就构成了事实上的授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李承晚搞掉。克拉克也是这样理解的。
在同一会议上，杜勒斯、威尔逊和将军们还讨论了双管齐下政策的另一条政策即“胡萝卜”，这有可能诱使李承晚改变主张，在方式上又不致使他丢失面子。一个在李承晚心头挥之不去的合理担心是，一旦战事结束且美国开始削减其军事力量时，南朝鲜是否有能力保卫自己。李承晚明显感到，美国和联合国军已经背叛了他，他们不去力争战藏书网争在军事上的胜利，以此来重新统一朝鲜。于是，杜勒斯和威尔逊就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克拉克，李承晚是否支持停战，以此来换取一项长期安全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在今后共产党攻击的情况下将保障韩国的防务。克拉克表示同意，认为这有可能使李承晚“步调一致”。他还觉得，现在李承晚在不事先警告联合国军的情况下不会采取“严重的单方行动”。
第二天，5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把提供一项安全条藏书网约作为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的正式先决条件。但是他不希望把这一建议公开，以免在和谈之中纠缠不清。
与此同时，在板门店的谈判也进展迅速。6月5日，共产党暗示他们大体上同意联合国军5月25日的建议。很明显，只需弄清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就可以正式签字了。克拉克将军急忙出动，去把即将发生的情况通知李承晚，他知道这将会对这位年迈的总统产生严重的心理打击，他要去缓和一下。
克拉克马上就意识到，这次会晤将十分艰难。每当李承晚心境平和顺遂时，他的奥地利出生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总是穿着一套飘拂如仙的朝鲜长裙参加他们的谈话。这一天没有看见李夫人，只有总统和一只小狗在场。（克拉克回忆说：“只有那只小狗看起来很高兴见到我，也许它是把我当成了狗舍里的同伴。”）
正如克拉克在当天晚些时候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所说，他在劝说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方面“毫无进展”。“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神志恍惚、情绪激动和感情用事。他告诉我，他不大舒服，十分疲倦，而且昨夜通宵未眠。”
克拉克试图再一次让李承晚放心，但是未获成功。不过克拉克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已经决心向前走，并在5月25日条件的基础上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的协议马上就要达成，现在只有几个问题留待解决了。”布里格斯大使将在这天晚些时候带来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私人信函，概述美国将采取的支持南朝鲜的步骤，“其中不包括以继续作战的方式来保障朝鲜的统一”。
李承晚激动地回敬说：“美国采取这种绥靖策略是犯了一个大错误。”韩国政府绝不接受这些停战条件，它将“打下去，即便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也罢，而且李承晚将领导战斗”，他现在认为“可以自由自在地采取他认为是合适的步骤了”。
克拉克要求他对最后一点做出详细阐述，但是李承晚“感情过于冲动而做不到这一点”。当被具体问到是否会把韩国军队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时，他却闪烁其词。克拉克告诉他，“单打独斗是多么徒劳无益，他……没有必要的后勤支持，这将导致他自己和国家的毁灭”。李承晚反驳说，他的国家“将要变成另一个中国（指共产党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和他的人民现在死和以后死都一样”。
克拉克在向华盛顿报告这次谈话时强调说，虽然他尚不能肯定李承晚是否已下定决心要破坏和平，“但他确有能力来违反停战条件，让联合国军大为难堪”。这位韩国总统“根本不讲道理，而且拿不出任何理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将要走多远。但是毫无疑问，他要虚声恫吓别人直至最后”。
“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莫如静待事态发展。”这种“事态发展”很快就来了。
李承晚“解决”战俘问题
6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和共产党代表团就遣返战俘问题终于最后交涉成功。任何愿意回国的战俘可以在60天之内这样做，不能以任何强迫或威胁来影响或阻止遣返。在60天之内不愿遣返者，将被转交给中立国委员会达90天之久。在此期间，这些战俘将在有一名中立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接受他们政府的“说明”。在此90天之后，不愿遣返者将再被拘押30天，同时由政治会议（假定能够召开一次的话）讨论他们的命运。在此期间之后仍不愿遣返者，将被宣告拥有平民身份，由中立国委员会协助他们安置到别处。
有关自愿遣返的辩论已使和平推迟了一年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又有10万名以上的联合国部队和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和北朝鲜人被打死打伤。虽然，作为结果而产生的方案很复杂，但是确实提供了美国一开始就想争取的保护性条款（虽然克拉克很怀疑那些拒绝遣返的中国人，是否经得住前来对他们进行甄别的共产党谈话者的花言巧语）。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有待解决，主要是成立中立国甄别委员会。接着，李承晚总统以一次胆大妄为的突然行动，使已经十分详尽的谈判大部分成了空谈。
几周来，克拉克将军一直担心李承晚会下令大批释放那些不愿返回家园的北朝鲜战俘，华盛顿也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但他无力来防止这种行动发生：战俘营由韩国部队看守，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在战俘营总部搞行政工作。克拉克没有人力把韩国人换成更为可靠的警卫部队。此外，他坚定地认为：“不应对那些公开宣称反共的人士开火，他们基本上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我不想成为用机关枪对这些人进行大屠杀的人。”
6月18日午夜刚过，正在釜山宽阔的战俘营里值班的蒂姆·马多克斯中士决定走几百码到他的营房去，取一本平装本小说来打发破晓前的时光。他听见几百人蹑手蹑脚的脚步声和激动的窃窃低语声。马多克斯急忙跑到主要营地的围栏旁。“大门敞开着，”他说，“北朝鲜战俘们带着他们的杂物袋子快步冲过大门。我跑到一个韩国军士跟前，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耸耸肩膀笑笑。”
马多克斯把战俘营里的几个美国人都叫了起来，但是无计可施。几个钟头之内，这里就和南朝鲜其他地方的另外三个战俘营一样，变得人去营空了。一共有2.5万名不愿遣返的北朝鲜人消失在夜幕之中。
在朝鲜，自李承晚以下，没有一个人甚至想假装说这次大逃亡是未经准许的。韩国士兵和警察在战俘营门外会见逃亡者，还给他们老百姓衣服和食品，指点他们到私人住家中去藏身。政府电台指示老百姓给他们以庇护，并提醒他们警惕前来搜捕这些战俘们的美国士兵。大概不到1 000名逃亡者被抓获。随后几小时，美军接替了警卫的职责，他们接到指示可用无毒催泪瓦斯来防止进一步的逃亡事件。但是逃亡仍在继续。四天之后，战俘中北朝鲜人的人数已从35 400名减少为不到9 000人。
李承晚的恣意妄为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目瞪口呆，他们立刻担心共产党会以这次逃亡事件为借口，使再过几小时似乎就唾手可得的停战协定毁于一旦。杜勒斯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怒斥李承晚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权威的侵犯”。他实际上是在请求共产党不要因为李承晚的所作所为而责怪美国：“我们已经真诚地进行了谈判以达成一项停战，我们已经并正在真诚地采取行动。”艾克在一份私人电报中严厉地对李承晚说，他的“越轨行为……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这种行动方针只能导致由杰出的战斗部队以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都毫无必要地化为乌有”。艾森豪威尔警告说，联合国军已随时准备“实施另一种安排”以结束战争，也就是说，今后任何此类行为都将使韩国在停战后处于孤立境地，得不到美国的援助。
当然，最大的未知数是共产党的反应。分析家们焦虑地监听着随后几天的广播。6月28日，新华社说：“李承晚的‘尾巴’翘得很高，已经把停战协定推到了悬崖边缘。究竟是‘脑袋’指挥‘尾巴’，还是‘尾巴’指挥‘脑袋’，有待于华盛顿做出决定和回答。”分析家们把这一声明理解为一种暗示，即共产党乐意在板门店听到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这一解释很快就做bbr>出了，并得到了接受。7月8日新华社的另一次广播说，美国有责任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也就是说，中国愿意让这一插曲过去。
但是李承晚能被说服不制造别的事端吗？艾森豪威尔已敦促他访问华盛顿进行一次私人谈话，李承晚以战事紧迫为由予以回绝。这样，6月25日，艾森豪威尔就向南朝鲜派出一名特使沃尔特·罗伯逊。这位风度优雅、头发灰白的弗吉尼亚人挂的头衔是助理国务卿，以极度老练和耐心著称。罗伯逊的使命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复杂微妙的使命之一，因为在未来几天中，他的口舌之功将决定朝鲜战争是继续还是结束。
沃尔特·罗伯逊带到朝鲜去的确实是一个强硬的信息：如果李承晚在遵守停战协定问题上仍然顽固不化，联合国军将离开朝鲜。联合国军已经充分准备好同共产党单独达成一项协议而不要韩国参与，以撤走所有联合国部队，并进一步解决战俘交换问题。这样做的根据是，如果最终能够使李承晚相信美国在撤军问题上是说话算数的，那么他就可能改变态度。
但是，传达这一威胁涉及棘手的政治手段。共产党方面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为了保障停战，联合国军竟准备在必要时把李承晚单独抛在一边。需要回顾的是，联合国军停战后战略的关键部分是所谓“更大的制裁”的声明，它对共产党发动新战争的后果提出了警告。联席会议参谋长们提醒克拉克说，如果韩国人在停战协议签字之前不能保证遵守这一协议，参战的其他国家对这一声明将不会照办的。
现在，规劝李承晚同联合国军步调一致的重任，就落到罗伯逊肩上了。罗伯逊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坐着倾听这位年迈的总统倾吐他对美国似乎是罄竹难书的不满之情。头几天，这位美国人都不想做出回答。他后来对另一位外交官说：“我只是坚持在那里，让李承晚倾诉个够。”
罗伯逊的友好规劝
甚至还在罗伯逊飞越太平洋之时，共产党就发起了一场攻势，暴露了大韩民国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无力独自继续打这场战争。这场攻击是1951年春天以来最大的一次，其矛头直指第8集团军战线中部的韩国部队：中国的3个军，总共将近10万之众，对付5个韩国师的大约5万人。据第8集团军情报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看来是为了削平前线上的突出部，使共产党在停战之后取得更强的地位。马克·克拉克将军所认为的理由则截然不同：“我头脑中毫不怀疑，共产党这次攻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止一个原因的话——是打算把9９ｌｉｂ?韩国人打个鼻青脸肿，让他们和全世界都晓得，所谓‘北进’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一攻势成功地把作为打击目标的韩国部队向后推了几千码。在这里，攻势在联合国军毁灭性的炮火打击下受到阻止。在1953年6月，联合国军大炮向中国人打了270万发以上的炮弹，比战争中最高的月份还多100万发。但是在7月头几天中，激烈的战斗仍将继续进行。中国人愿意接受重大伤亡，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已经动摇了李承晚单独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心。罗伯逊想从李承晚滔滔不绝的抱怨中找出美国可以做出让步的地方，并使停战变得更易于接受。
一个不利条件是，李承晚似乎很难决定他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他们于6月27日第一次交谈时，李承晚提出了四条要求：（1）留下的反共朝鲜战俘应迁移至非军事区，并转交给中立国委员会；（2）为政治会议规定90天的时间限制；（3）美国给大韩民国以经济援助并帮助它建立起20个师的军队；（4）美国应“保证”一项共同防务条约。
这四条对美国人来说都不成为什么大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在6月27日致李承晚的一份私人电报中答应说，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将被转移至非军事区，“如果这在后勤上是可行的话”；美国不能够单方面为政治会议规定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如果在90天之内一事无成的话，美国将会“考虑”退出的问题；美国将给予李承晚所要求的经援和军援；最后，美国将愿意谈判一项共同防务条约，但是不能予以“保证”，因为这需要得到美国参院的同意。
李承 665a." >晚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所做的反应是友好的。“好，”他对罗伯逊微笑着说，“总统满足了我的所有要求。”罗伯逊和克拉克把艾森豪威尔的来电改写成一份备忘录，在这次会见之后交给了李承晚。
当晚，罗伯逊和克拉克又来到李承晚官邸共进晚餐，并期望李承晚对他几小时之前似乎已经接受了的协议做出形式上的认可。使他们大为惊愕的是，李承晚给了他们一张难以满足的新单子。20个师对韩国军队是不够的，他希望有一支能同“就在眼前的近邻”（他显然是指北朝鲜，不过没有直说）不相上下的军队；如果政治会议90天内不能在统一朝鲜问题上取得成功，美国就应当同南朝鲜一起恢复军事行动；南朝鲜人只有在“以胜利解决战争”为目标的情况下，才会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
这顿晚餐会（可想而知，美国人没有什么胃口）之后，克拉克和罗伯逊在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灰心丧气的电报中报告说，李承晚显然是要拖延谈?判。共产党和联合国的代表团就停战取得一致意见已经20天了，在这段时间内，联合国军已遭到大约17 000人的战斗伤亡，其中3 333人被打死——这些都是因为李承晚不肯妥协而造成的。现在他们想同共产党在剩下的几个细节问题上恢复谈判，而不去管李承晚怎么想。华盛顿的官员们同意了。
与此同时，罗伯逊又恢复了他同李承晚的安慰恳谈。他越是听得多，就变得越是警觉。和克拉克不同的是，罗伯逊认为李承晚不是在虚声恫吓。“我认为，除非我们真的打算这么干，否则扬言威胁要撤出是很不明智的。”他于7月2日打电报说：“李承晚是一个失去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狂热分子，他完全有可能要我们摊牌。”无论是克拉克还是罗伯逊都不认为会有任何杰出的韩国将军甘冒“杀头之险”来反对李承晚，除非他们能得到比现在更加强有力的美国支持的保障。
李承晚现在开始抓住细节问题做文章。他干脆否认他曾有过脱离联合国军的打算（彻头彻尾的谎言），他所宣称过的一切只是韩国的权利，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保卫其利益的权利。他坚持认为，不愿遣返的中国和北朝鲜战俘应转移至非军事区去，以避免“印度部队踏上朝鲜的土地”。现在他对于一旦政治会议在90天内失败之后，他希望美国应做之事的态度也含糊了起来，不过他不再要求恢复战争。
罗伯逊毫不放松，每次他得到韩国总统在某一点上表示了同意，就立即把它变为书面形式。7月最初几天中，华盛顿与特使之间几十封电报往返表明，华盛顿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得到李承晚的承诺，他将接受停战并让韩国军队无具体期限地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有了这样一纸文件在手，停战协定就可以最后完成，然后战后的问题也可以着手解决。克拉克认为，等到战事结束之后，李承晚就会发现，他“极难下决心”来单打独斗恢复战争。
7月9日，李承晚终于屈服了。他以书面形式告知罗伯逊，虽然他不能签订停战协定，但是“我们不会阻挠它，只要该协定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不损害我们民族的生存”，他将“尽力在通过政治手段和平实现我们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予以全心全意的合作。……”
罗伯逊大功告成。1953年7月12日，美国和韩国联合宣告，他们已经就朝鲜的停战、不愿遣返的战俘的处置和今后的合作达成了协议。
联合国军司令部在答复一个问题时私下通知共产党说，它“对于韩国部队违反停战而进行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不会给予支持”。罗伯逊的游说之功和钢铁般的耐心坚持到了胜利。这场战争又一次处于结束的边 7f18." >缘了。
板门店最后一幕
7月27日拂晓之前，板门店大雨滂沱，但在破晓时分雨停了，透过厚密的云幕，偶尔可以看见姗姗来迟的阳光。木工们夤bbr>夜开工，赶制成了停战仪式所用的建筑物。马克·克拉克将军坚持了两点最后的细节：从那座塔式建筑物的山墙上拆除两只共产党的“和平鸽”（当时在全世界被用来作为宣传的象征），并开一道南门，这样联合国军代表就不需要经过敌方区域进入建筑物了。
将近10时，联合国军仪仗队潇洒登场。他们戴着白手套、绶带和钢盔，由参战各国的士兵组成，在通向入口的通道上列队而立。引人注目的是，没有韩国士兵在场。李承晚将承认停战协定，但他并不签字。在建筑物那一头是一群看起来相对呆滞的共产党士兵，他们穿着橄榄色斜纹布军装和帆布鞋。
10时整，双方分别从两边走进了建筑物。凯斯·比奇觉得，“角色导演再也选不出比这两个主角更加对比强烈的角色了”。联合国军代表团团长威廉·哈里森中将“可能当过田纳西州浸礼教会牧师”，又高又瘦的南日则“服饰鲜亮，他的高领蓝上衣一直扣到最上面，胸前奖章闪闪发光”。联合国军一行人漫不经心地走进来，好像是在闲逛，他们懒洋洋地倒在座位上。而共产党和北朝鲜人“都正襟危坐，好像是毕业典礼上的学生”。
在房子上首的一张桌子上，插着一面联合国军的小旗，摆着9份蓝色封皮的协议书。哈里森在这里就座。南日坐在与之相平行的另一张桌子旁，上面插有北朝鲜旗子和9份协议书。他们既不相互说话，也不颔首招呼。他们拿起钢笔开始签字。从不远９9ｌiｂ?之处，传来联合国军隆隆的炮声。
10时12分，这项任务结束，哈里森向记者席瞥了一眼，挤出一点满意的微笑。他和南日同时起身离开，他们的目光短暂地相遇交射，但是两人都未说照明弹这些烟火标志着历时37个月之久的战事结束了。当晚一轮皓月中天，陆战队员马丁·拉斯觉得它“低垂空中，好像是一只中国灯笼”。他爬出散兵坑，享受着他在朝鲜的第一个和平时刻。
陆战队员们脱去了钢盔和伪装衣。山坡上回荡着尖利刺耳的叫声。“中国人在唱歌。”拉斯明白了，“在下面100码左右的战壕里，有人开始声嘶力竭地吼唱《海军陆战队颂》，其余人都跟上去一起吼叫着歌词。”这是一种吵吵闹闹、五音不全的乐趣。
后来一些中国人游荡到陆战队的阵地前，送了糖果和手帕作为礼物。海军陆战队员们扭过头去，他们一言不发，也未送礼。和平已足矣。
朝鲜战争使美国付出了142 091人的损失——33 629人死亡，103 284人负伤，5 178人被俘或失踪。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