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 一、饥饿的世界 1974年，世界粮农组织曾经提出过一个振奋人心的计划：在今后10年内做到没有一个儿童因饥饿而死亡，没有一个家庭会害怕第二天没有面包，同时也不再因营养不良而产生严重的后果。 25年过去了，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美国的宇航员能把人类的脚印留在月球那荒凉的土地上，英国科学家能像复印机一样复印出一只绵羊来，因特网把地球缩小成了一个气息相通的村落，天文学家则又把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浩瀚无比的银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实现在全球消灭饥饿的目标。甚至，随着世界人口的大量增加，饥饿的阴影也越来越大，笼罩了世界近1/4的国家。现在，全世界至少有88个国家处于低收入和粮食缺乏的状态，其中非洲国家44个，亚太国家17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9个，近东和北非国家6个，欧洲和前苏联国家12个。仅第三世界，就有8亿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每年有数百万计的人口甚至因饥饿而丧失生命。1984年至1985年，非洲发生严重饥荒，世界为之震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先生多次向全世界发出呼吁，恳求各成员国向非洲饥民提供紧急援助。尽管有21个国家积极响应他的呼吁，为非洲饥民提供了多达700万吨的粮食援助，但仍有100多万灾民死于饥饿。 1987年，世界粮食产量比1986年减产4%，1988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又使世界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粮食储备量降至自70年代初期世界粮食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全世界粮食总产量仅为17.3亿吨，全球51万人口的粮食受到严重的威胁。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美国和加拿大粮食产量大幅减产，连越南南方最富有的产粮区湄公河三角洲也惊呼缺粮。 时间刚进入1989年，萨乌马总干事又警告人们：今年许多国家可能会发生粮食危机。不幸而被言中，全球粮食产量再度下降，世界粮食储备由1987年只够全世界人口食用89天的4.02亿吨，减至2.8亿吨，只够全世界人口食用54天，跌入自70年代初世界粮食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1991年，一场罕见的大旱肆虐非洲20余国，大片粮食作物枯萎，非洲再次发生严重饥荒，6000万人受到饥饿的折磨。有南部非洲粮仓之称的津巴布韦，60%的人口缺粮；纳米比亚的粮食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在马拉维，570万人口出现粮食短缺，占全国人口的70%。莫桑比克政府公布，约有310万人濒临饥饿。在南非，以玉米面粥为主食的黑人中，有25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 1992年，全世界仍有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1993年和1994年，全球的稻谷产量虽创历史最高记录，但澳大利亚的小麦和俄罗斯的粮食都出现了减产，粮食总产量再度跌入1988年以来99lib?的低水平。打开电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南亚和非洲的许多饥民，已饿得连端起碗站起来去接慈善机构提供的一点稀粥的力气都没有了。 1995年9月12日上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记者和学者打开国际互联网，就看到了一则世界农业观察小组刚刚完成的世界农业报告。从那些枯燥而又复杂的世界大米、玉米、小麦和其他粮食的库存统计里，许多人发现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数字：世界库存粮食已跌到过去20年藏书网的最低点，只够全世界消费53天的水平。 世界粮食储存量是衡量全球人口是否能获得足够食物的一个重要指标。1973年，当粮食储备降至只够全世界55天的消费量时，粮食价格上涨了1倍，各种食品的价格也普遍上涨，引发了一次世界性的恐慌。此后专家根据研究指出，一旦世界粮食周转储备降至60天以下时，世界粮食市场就会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表明，世界粮食库存量呈逐年下降趋势。1973年全球粮食库存量为3.15亿吨，可供世界人口消费76天，而到1994年，全球粮食库存量跌至2.94亿吨，只够全世界吃62天，1995年更加严重，全世界粮食储备只有2.62亿吨，只够全世界吃53天了。 就在这一个月，不无紧张的世界各国首脑迅即组织参加了第四十四届世界粮食生产会议，专门研究解除粮食危机的对策。此后的发展表明形势仍未有效地扭转。1996年4月13日，英国《卫报》刊载该报科技主编蒂姆·雷德福的文章，指出，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世界谷物储备低于以往任何时候，只够48天之用。 饥饿，在日甚一日地威胁着我们这个世界。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目前，全世界约有10亿，即近1/5的人生活在持续而严重的饥饿状态中，其中有1亿人濒临死亡边缘。每年全球有50余万人死于饥饿，平均每天饿死1700人。 事实上，这还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值，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按食物摄入量的“最低临界限度”计算的。每人每天必须摄入的热量为1600大卡，才能维持人们的最低体力消耗，折合为粮食即每年约150公斤。如果要达到较好的食物摄取量，人均日需要2400大卡的热量，每年约需粮食225公斤，然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不能达到这一指标。即使按仅维持生命计算，人均日需要1300多大卡，折合成粮食每年至少需要125公斤。而目前仍有许多国家低于这一“生命线”。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45个国家，平均人均年拥有粮食只有100公斤，最少的仅50公斤。另外，马里仅129公斤，尼日利亚96公斤，乍得只有91公斤。 罗马教皇保罗在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称饥饿是“对全人类的蔑视”，他呼吁与会的194个国家的元首们作出一切努力，“从地球上消灭饥饿的幽灵”。那次会议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近几年来，粮食生产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但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口增长势头又未彻底遏制，以至粮食形势仍然相当严峻。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生全球性粮荒的迹象，但局部地区的缺粮问题日趋严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1998年全世界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8.95亿吨，低于1997年的19.08吨的水平。全球需要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从去年的31个增加到37个，粮食需求增加550万吨以上。俄罗斯是粮食自给率比较高的国家，现在也面临着缺粮的危机。俄罗斯农业粮食部宣称，1998年的粮食产量为4500万吨左右，跌入近45年来的最低点，国家粮食储备量由上年的1.05亿吨降至现在的0.78亿吨，降幅达25%，目前至少缺粮830万吨。最严重的仍然是南非和南亚的数十个国家，几乎每两分钟便有3人活活饿死。撒哈拉以南非洲(即黑非洲)有2300多万人在遭受着饥饿的折磨，其中津巴布韦由于干旱，99lib?农业大幅度减产，目前全国有300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安哥拉、赞比亚、马拉维和莫桑比克4国，目前至少缺粮140多万吨。千千万万的饥民在死亡的边缘线上挣扎，给我们这个文明发达的时代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二、地球还能不能养活我们？ 我们能驾着宇宙飞船飞入太空，我们能制造智能机器人改造世界，为什么却不能解决一个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呢？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宇宙浩瀚，乾坤广大，可人类只有一个小小的地球。那么，我们脚下的地球能不能养活我们呢？这就要看人口的增长与地球资源、环境的保护了。 地球上1490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只有1/4的面积适合耕种，1/4的适合放牧。具体地说，只有耕地13.8亿公顷，果园1亿公顷，牧场33亿公顷。到目前为止，可开垦的土地已开垦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毫无限制地开垦下去，那么将会毁掉地球的森林和植被，破坏生态平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地球的可耕地有限，注定了粮食的生产量也有限。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单产量，可以合成食物。但是，科学家通过科学技术所做的种种努力，据估计充其量也只能使陆地产量提高4～8倍，使海洋产量提高2～3倍。而世界人口如果按目前的增殖率增长下去，任何科学技术也无法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 长期以来，人们都有一种错觉，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现代科学表明，大自然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人体所需要的能量是靠绿色植物.９9ｌiｂ?t>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在有机物质中，然后才能以食物的形式被人体所利用。据生态学家估计，全球植物的净生产物质的能量每年大约是660×10大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类大概只能得到它的1%。作为人类维持正常生存的能量，每人一年至少需要消耗掉8×10大卡。如此推算，地球上最多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大约是80亿。而据1998年10月28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表的《1998年度世界人口估计及展望报告》，到1998年中，全世界总人口已达到59亿。 但愿科学家的推算是错误的，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地球生产粮食的能力是有限的，地球养活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现在从南亚、从非洲我们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地球不堪重负的喘息声吗？ 1994年9月5日至13日，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聚集于开罗，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会议披露的资料令各国领导人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现在，地球上每秒钟降生3个婴儿，每分钟增加181个新公民，每小时增加10800个新生儿，每天26万，每月780万，每年地球上增加人口9300万！如果按此速度发展，到201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9.2亿，到2025年达到110亿，到2076年，将达到460亿。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一项公报说，“从全世界来说，人口的变化意味着粮食产量到2050年需要增长75%。”联合国估计，从1995年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长72%，到2050年要想满足人口的粮食需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必须使粮食产量增长80%，亚洲国家必须增长69%，北美洲国家必须增长30%。显然，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开罗会议告诫各国领导人，人类在人口问题上的选择将决定自身的命运和前途，我们今天的作为将决定下一世纪人们的命运。 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人类本就趋于紧张的吃饭问题更加严峻。就是保证现有人口的吃饭问题，已足令各国政府头痛。1995年，世界粮食总产量达20.4亿吨，与10年前基本相同，而人口却大幅度增加了，以至1995年世界人均占有粮食379.7公斤，比1985年下降了13%。1996年、1997年仍继续下降，全世界粮食储备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60天的最低必需量。 1950年，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诞生了，其宗旨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饥荒，并推进世界的“粮食安全”。1961bbr>年，联合国与粮农组织又合办了世界粮食计划署，专门从事粮食援助工作。在欧共体，粮食及其他农产品被视为等同于军备的战略物质；在日本，政府拿出巨额资金收购本国粮食，确保国家粮食储备；在美国，设立了菲因斯特拯救世界饥饿奖，专门奖励为消除人类饥饿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便曾获此殊荣。 为唤起世界公众更加关注长期存在的世界粮食问题，努力发展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积极与饥饿和营养不良作斗争，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其成立的日期——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WFD)。其宗旨便是提高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上至政府首脑及高级官员，下至普通公众对粮食情况严重性的认识，从而展开讨论，采取各种措施。“世界粮食日”最基本的主题便是“粮食第一”、“粮食安全”。 粮食问题，成为全世界最关心的问题！ 三、吃饭问题，中国的第一大难题 吃饭问题，是维系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国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大难题。 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饥饿磨难的民族。在悠悠历史长河里，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天灾人祸，绝大多数中国人食不果腹，长期在饥饿的折磨中挣扎。粮食短缺，是所有封建王朝都未曾解决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没有像我们.的父辈们那样关心自己的吃饭问题，而这又确实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认真关心的问题。解放40多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以至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且还开始由吃饱向吃好的阶段逐渐转化了。 但是，我们并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不稳定以及粮食生产与人口发展的不平衡，仍然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因为我们是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 12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2亿人站在赤道上，可以绕地球50多圈；12亿人张开嘴巴，每天要吞下78万吨粮食，堆起来是一座巍峨的粮山，相当于一个粮食基地县近100万亩粮田一年生产的粮食总产量；每天要吃掉4.7吨猪肉，需要屠宰生猪100万头；每天要喝掉3.6万吨酒，相当于1.5个杭州西湖的水……假如这些东西都用解放牌卡车拉，要20多万辆。一辆连一辆排下去能从北京排到南京。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我们的负担太沉太重了！一天吃掉一座粮山，这还不包括每天消费的猪肉和酒所耗的粮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受到吃饭问题的压力。 4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失败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这固然有失偏颇，但我们从中足可以看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这位洋人还不无自信地断言：“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中国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 历史的事实却使艾奇逊的预言破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放在第一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摆脱了饥饿的阴影，除了4000多万贫困人口外，绝大多数中国的人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逐渐向在吃好的阶段转化。联合国人口问题专家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这一壮举称之为“奇迹中的奇迹”，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现象”。 虽然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用担心饿肚子，但我们不能不关心中国的粮食。从1993年开始出现的粮食生产滑坡、粮价大幅度上涨的风波，已给我们这样一个刚走出饥饿阴影的人口大国拉响了警报。1993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为45644万吨，比上年仅增长3.1%，而我们增加了1346万人口，粮食的增长量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量。199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为44450万吨，反而比1993年减少了1200万吨。1995年后，我国的粮食产量才逐渐走出低谷，向前发展。1995年为46662万吨，1996年首次突破50000万吨大关，达到50450万吨，人平粮食占有量也首次达到402公斤，站在了400公斤的“小康线”上。1997年又有所回落，粮食总产量49250万吨，人均占有粮食398公斤。1998年预计粮食总产能达到49500万吨，即使如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在400公斤以下，远低于世界平均500公斤的水平，与美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1329公斤、加拿大1717公斤、澳大利亚1838公斤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虽然我们现在出门有米买，餐餐有饱饭吃，丝毫感受不到粮食短缺的迹象，但从全国总体来看，从人口的急剧增长与耕地逐年减少的矛盾来看，吃饭问题，仍然是中国的第一大难题！ 吃饭问题，不仅仅是粮食生产问题，它还包括粮食的消费与粮食的流通。有人以为只要有了粮食的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有粮食的消费，这显然是幼稚的。实际上足够的粮食生产与合理的粮食消费之间还隔着一条鸿沟，能够把两者连接起来的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粮食的流通。全面考察中国的粮食问题，最大的危机不仅在于粮食生产的困难与粮食消费的剧增，更重要的还有粮食流通的障碍。恰恰这是一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的方面。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可以种粮吃饭，种棉穿衣，而在今天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里，没有商品的交换与流通，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在流通的商品中，粮食是最重要也最特殊的一种商品。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存，而且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即使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把粮食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把粮食当作一种战略物质来进行管理。 作为有着12亿多人口的中国，没有完善与健全的粮食流通体制，不仅将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粮食消费，更重要的是将制约着我国的粮食生产。1994年的粮食风波，便是一个最好的教训。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流通，这是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关键所在！ 1998年3月19日，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推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其中五项改革的第一项便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他指出：“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4月底，新一届政府组成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便是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从此拉开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大幕。5月，朱镕基亲自到安徽、吉林考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情况。11月，朱镕基总理再次主持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座谈会。一年之内就某一项工作连续召开两次全国性的会议，这在中国还是不多见的。朱镕基几乎是苦口婆心地反复向中国人宣传这样一个观点：“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放开的。我国有12亿多人口，9亿多农民，保持粮食生产和流通的稳定至关重要。如果实行粮食收购、价格、市场‘三放开’，在粮食多的时候，各类企业和私商粮贩不会积极入市收购，或者压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将会造成市场粮价下跌，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进而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在粮食少的时候，各类企业和私商粮贩都直接到农村抢购粮食，甚至‘囤积居奇’>，将会导致粮价暴涨，城镇居民难以承受，并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两种情况我们都经历过了，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各级干部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为此，朱镕基坚定地说：“粮食流通体制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缓。” 但是，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粮食生产的困难所在，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义之大。在他们的心目中，街头巷尾布满了粮店，大大小小的粮店堆满了粮食，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各种精美食品任你挑选，饭店里香气扑鼻的各种美味佳肴任你品尝，我们何愁区区一个吃饭问题？ 填饱肚子后就忘记饿肚子，这恰恰就是危机所在。 如果你耐着性子读完这本书，从一组组枯燥但却具有说服力的数字里，看看我国的粮食生产、消费和流通，或许你也会感受到，中国在吃饭问题上的困难和压力是巨大的，因而也会像关心中国的房改和机构改革一样关心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知道，吃饭问题永远是人类生存最首要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吃饭问题，不能不关注中国的粮食生产、消费和流通。无庸讳言，粮食，是人类的一块心病，更是中国的一大难题！ 一、5000年，一件事：民以食为天

饿怕了的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选择粮食作为果腹之物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之前，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就开始种植水稻、粟(谷)、高粱等。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就在这一片片黄土地上，播种收获，繁衍生息。 中国绝大部分人从事农业。 中国绝大部分耕地种植粮食。 ——上下5000年，悠悠一件事：民以食为天！ 中国5000年的东方文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农耕文明，而中国5000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饥饿与反饥饿的历史。 翻开史书，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世纪，我们都能看到一页页令人触目惊心的饥荒记载，看到一段段饥民为蚁、饿殍遍野的惨像描述。 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他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沉重。他在位时，租税超过古代20倍，农民被迫把收获的2/3交出去。以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广阔的原野上到处都是逃荒的饥民。到秦二世胡亥即位，饥民数百万，许多地方的树皮都被剥下吃光了。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至全国数百万饥民无以为食，甚至达到“人相食”的悲惨地步。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政权极端腐败，地主官僚疯狂兼并农民土地，以至9/10的农民沦为无地的佃户，加上陕西北部连年大旱，尤其是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百姓吃完蓬草、树皮之后，又吃“青草石”，常常腹胀而死，到处是饿殍遍野的惨像。1640年，河南饥民甚至“以人相食”，饿殍载道，无人收敛。 查查我们的家史，大概只有少数人的先辈没有拄过讨米棍，也只有少数人的家里没有饿死的祖先。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在粮食生产方面，数千年来都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和人均占有的粮食，早在唐朝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唐朝，中国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即劳均产粮2262公斤，人均占有粮食628公斤，这不仅在当时是全世界最高的，甚至还超过我们现在的水平(1997年，我国劳均产粮116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98.5公斤)。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大部分耕地掌握在地主官僚手里，导致粮食的分配与占有严重不公。据统计，占总人口仅10%的人因无地少地而长期处在饥饿与半饥饿状态。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根本无以为食。 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未能摆脱饥饿，摆脱贫困，也就使中国一直未能较好地解决吃饭问题。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虽然为填饱肚子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绐终未能走出饥饿的阴影。 粮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每当灾荒纷至，粮食短缺，便出现饥民造反，导致封建王朝的更迭。“无米则乱”，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晴雨表。从西周后期发生的“国人暴动”，到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后来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直至太平天国运动，无一不是因饥荒而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饥饿磨难的民族。他们以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现在，他们把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的历史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饿怕了的中国人，期望有一个吃饱饭的年代，这不是什么过高的奢望，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多灾多难的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学者惊讶地发现，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中国，竟是一个“饥荒的国度”，中国的历史，几乎每页都可以找到“天灾”、“饥荒”的字眼。 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地主官僚的压迫，使中华民族民不聊生，绝大多数的人受到饥饿的威胁，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又助纣为虐，雪上加霜，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死亡线上。 大自然分配给中国人的“舱位”，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舱位”，旱、涝、震、疫等自然灾害，几乎年年不断，不是南涝就是北旱，不是东震就是西疫，这使中国的粮食生产难以稳定，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难以平衡。因而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 中国有“灾荒之国”之称。从公元前18世纪到现在的近4000年里，凡是有记载的年代，都会和“灾荒”联系在一起，都会有“饥殍遍野，人饥相食”的描述。有人统计，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共计发生各种灾害近5500次，平均每半年多即罹灾一次。 从地理上说，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和太平洋西岸，直接受到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和最大的海洋的影响，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在这种气候下，每年9～10月至次年的3～4月，干冷的冬季风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吹到我国，造成全国冬季寒冷干燥，很易发生冰雪冻害；而夏季从4～9月受海洋上吹来的暖温气流影响，全国普遍高温多雨，容易发生洪涝、台风、干热风等灾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而春秋两季为冬夏风的交替时期，天气多变，各种灾害都有可能发生。 就区域而言，中国的黄土高原与黄河、淮河、海河地区易发生旱灾；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松花江流域和辽河中下游等地易发生洪涝灾害；台风主要袭击东南沿海和华东沿海，而干热风则时常给华北平原造成危害；中国西部地区还经常受到冰雹的袭击，而西南、西北和华北地区则是世界上地震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各种自然灾害中，尤以水旱灾为常见。竺可桢先生在《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中介绍，自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中国发生旱灾1013次，水灾658次。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36年，中国共发生大的水灾1037次，平均也是两年即有一次。 另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的考证分析，在过去2200多年间，我国共发生1600多次大水灾，1300多次大旱灾，并且常常是旱涝异地同时出现。愈到后来，灾害次数愈多，时间间隔愈短。例如平均每年遇灾次数，隋朝0.6次，唐朝1.6次，两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 粮食生产受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 6700." >最大，无论旱、涝、震、疫，都直接影响着收成的好坏。《管子·度地》指出，影响粮食生产的自然因素主要是“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 在封建统治的社会里，国家缺乏充足的粮食贮备，因此无法对全国的粮食生产进行调配，而由于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官僚手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出现大面积的饥荒，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因无粮食贮备，遂全部沦为饥民。据史书记载，中国无论什么地方发生灾害，便立即有十万数十万人成为饥民，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田间、路上，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灾民，荒郊、野外，到处都有无人收敛的饿殍。1628年，陕西北部连年大旱，饥民们吃蓬草，啃树皮，最后发展到“人相食”的悲惨境地。 1812年，中国北部大旱，南方洪涝，全国发生饥荒，数十万人靠吃树皮、草根维生度日，饿死者“不计其数”。清光绪三年到五年，即公元1877年到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大旱三年，仅饿而死的就达1300万人，几近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0。 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中华民族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鲧禹治水开始，中国便有意识有组织地治理江河，改造自然。 在鲧禹时代，“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农作物和住所都遭到了水淹，食不果腹，住不安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鲧挺身而出，“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英勇牺牲。禹继承他的遗志，继续与洪水搏斗，终于取得了治水的成就。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几千年来，虽然封建统治者也搞过一些水利建设，而由于自身的腐朽没落，贪官污吏层层盘剥，基本上未有起到抵御自然灾害的作用。 解放后，我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虽然灾害仍然频繁发生，但有效地减轻了灾害发生，尤其是加强了全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解放50年，中国并未因灾发生一次大的饥荒。 但是，这给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压力。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谈到，中国是一个灾多、灾重的国家，仅一般年份农作物成灾面积近3亿亩，因灾少收粮食近200亿公斤。 有资料表明，1951年以来，我国几乎没有一年不旱，没有一年不涝，没有一年不灾。1951年旱；1952年仍旱，淮河、汉水涝；1953年旱，华北华南涝，北方冬麦区冻害严重；1954年，百年不遇的长江大水，大灾，重涝；1955年旱，低温，冻害；1956年旱，..南方寒露风危害重；1959年旱重，冰雹灾重，珠江流域和华北北部洪涝严重；1960年旱重，东部沿海台风、洪涝成灾；1961年旱；1962年大面积春夏连旱，多雨多涝；1963年旱，华北平原重涝；1964年涝灾较重；1965年华北大旱；1966年华南淮河流域大旱；1967年华北旱，海河大水成灾；1968年黄淮旱，江南涝；1969年长江洪涝，西北重旱；1970年江南连阴天；1971年伏旱严重；1972年北方出现30年来最严重的大旱；1973年旱重；1974年旱，黄淮洪涝重；1975年旱，河南大水，重涝，南方冻害；1976年低温，倒春寒，唐山大地震；1977年旱、涝、严寒、霜雪冻害重；1978年旱；1979年旱；1980年华北重旱，长江下游重涝……至于近10年来的灾害我们自然更是记忆尤深，如1988年的洪涝灾害；1989年的地震、水灾、大旱、冰雹；1994年全国从南到北洪水泛滥；1996年全国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尤其让我们至今还心悸不已的是1998年夏天，我国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发生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全国有10多个省市的4亿多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400多亿元。 中国灾多、灾重，严重束缚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这使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又多了一大障碍。

蒋介石下了一着错棋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显然，这有失偏颇，但我们发现，国民党的失败，除了政治的腐败，没有有效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确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谁不重视吃饭问题，谁就可能垮台，这是中国的历史数十次证明了的事实。 将人民的吃饭问题“置之度外”，这是蒋介石下的一着错棋。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决定了他们不重视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关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相反，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地主利用特权，大肆掠夺土地，横征暴敛，再次把中国人民推到了饥饿的炼狱里。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解体，地主、官僚开始兼并、掠夺土地。特9９lｉｂ?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据资料分析，1934年，全国耕地面积14亿亩，其中68%的耕种被只占农村人口的10%的地主、富农占有，而构成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他们所有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3。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分配状况更趋严重，国民党政府甚至实行军事性的掠夺和兼并。他们一方面利用“屯垦”、“合营”的名义，公开侵夺和兼并农民的土地，一方面明令“接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期间残酷掠夺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 土地被侵占、掠夺后，90%以上的农民只能靠租佃土地为生，而地主、官僚趁势疯狂剥削佃农，大部分地区的地租达到80%，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还分不到20%的收成，这在正常年景已经难以糊口，遇上灾荒，则根本就无以为食。 与此同时，广大农民还要承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抗战前，平均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加税在内，约合大米1.5～2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大肆强征强敛，每亩增至大米6斗以上，江苏省竟有增至9.5斗的。 官僚、地主的高额地租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使中国的粮食生产急剧衰落，亿万人民沦于死亡线上痛苦挣扎。193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尚有15000万吨，到1949年，居然减少到11318万吨，减产24.5%。平均亩产仅85.5公斤，仅只有唐朝的一半。 中华民族陷入最黑暗的年代，数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到处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据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公报》记载：1929年至1930年，陕西发生大旱，国民党政府无人救灾，以至饿殍遍野，千里之内人烟渺无；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灾，灾民1亿人；1933年，黄河决口，灾民364万人；1936年，四川省有饥民10余万人吃树皮。另据有关调查报告，1935年，1001个县中，农民流离死亡者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另有报道称，1942年到1943年春天的旱灾，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地狱般的惨像：“……当时漯河至周家口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饿殍尸数具，无人收敛，被野狗争食……”估计河南一省饿死了数百万人。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以反饥饿为导火线，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为求生存而激起的“抢米”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城镇。1949年5月6日，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数十座大小城镇发生了“抢米”风潮，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发展到直接同国民党政府搏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中国共产党则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对此尤为重视。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生产。1937年，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就是把地主租给农民土地的租额，按抗战前的标准减低25%；减息，就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减租减息的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较好的发展。 1940年以后，为了击退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高潮，克服根据地粮食供应不足的困难，毛泽东发起大生产运动，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粮食生产。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建成全国闻名的“陕北江南”。1944年，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除自给外，还上交公粮1万石。 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有效地克服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困难，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仅延安一地，1943年就生产细米6000石。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地区甚至达到耕种一年，就剩余一年吃的粮食。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相比之下，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也是糟糕透顶。 二、共和国领袖的粮食梦

毛泽东叹息：我们的农民不应该吃窝窝头……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公布，中国的人口总数是4亿7500万。 前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看了这个数字，也不由感到肩上的压力：4亿7500万人的吃饭问题，将要由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解决。 自然，这不是陕甘宁根据地的几十几百万人，而是全国4亿7500万！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人还处在饥饿之中，正用期待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救星毛泽东。 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成为对新诞生的中国政府的第一个考验。 汲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1950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土地改革，是实现“耕有其田，人有其食”的最成功的一大壮举。在世界的历史上，中国的粮食生产无论是单产还是总产，数千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土地占有不平衡，结果使大多数人受到饥饿的折磨。这一次土地改革，使所有的农民都分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耕地，他们不仅很快就缓解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农业生产力得到最大的一次解决，粮食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保证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剿匪除奸、消灭国民党反对派的残余势力。从1950年开始，全国粮食总产每年以1000万吨的增产量逐年递增。1953年达到16683万吨，比1949年增加了47%，并超过了1936年15000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 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的第一个宏伟目标。他认为，搞社会主义，首先就得让人民吃饱饭。他明确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不应该……” 为达到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同志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他执政期间，有著名的“两抓”：一是抓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得以稳固的基础；第二便是抓粮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粮为纲”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几乎刷满了农村所有的墙壁，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粮食是命根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是毛泽东反复向各级干部讲明的道理。他认为，“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粮食是首要的问题。粮食未搞上去，什么事情都办不好。除了1958年，为了在15年内“赶英超美”，把粮食的“霸主”地位让给了“钢铁元帅”，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都是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告诫人们：“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毛泽东不仅为中国制定了“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粮食生产政策，而且还亲自过问具体的粮食生产。他提出的“水、肥、土、种、密、保、管、工”成为粮食生产的“八字宪法”，广为推广。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一些条件的限制，加上未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速增长，中国的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与毛泽东预期的目标存在相当大的一段距离。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曾达到20000万吨，但以后又一直下降徘徊，到1976年，毛泽东带着一种遗憾离开他的人民时，全国粮食总产仍只有28631万吨，人均仅307公斤。尤其是许多跟着他闹革命、打江山的农民，居然还未能彻底摆脱贫困和饥饿。1977年，全国农村人口平均分配的口粮(原粮)为208公斤，比1957年的203公斤仅增加了5公斤。20年时间，我们的农民平均每年仅增加了半斤的粮食消费。难怪我们的主席一直念叨：“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不应该……”

千古一页：人造“粮食卫星”

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的鼓舞，而尤其给中国一个刺激。许多人开始狂热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吃饭问题。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因此而拉开序幕。 也许是我们饿怕了的缘故，也许是我们急切地希望有饱饭吃，无论是中国的高层领导还是千千万万的农民，都迫不及待地把提高粮食产量摆在了突出位置。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见得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一种虚妄的热情推动下，粮食生产沦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游戏。1957年11月，中央南宁会议确定，1958年粮食产量为19600万吨，当时这个数字还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许多人却对此不满足，认为这没有能体现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威力。在一些人急于求成的心理推动下，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把这个指标提高到21580万吨。而到6月中旬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农业部竟异想天开地提出42500万吨的指标。近40年后我们才达到这一数字，在当时的农业条件下简直是痴人说梦。但这在当时竟然被许多人接受。更可笑的是，到1958年10月，西安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有人更是提出了一个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数字：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必须达到75000万吨，并且力争达到10亿吨。也许有的读者还不能一下子体会到这个数字的荒唐，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到1998年，全世界的粮食总产量大约为18.95亿吨，笔者手头没有1959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的数字，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从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增加了50%，这意味着世界粮食总产量在70年代初期也不过十一二亿吨，那么1959年很可能也就十来亿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竟然超过世界的总产量，说是荒唐，不如说是疯狂。我们再与国内的情况比较，中国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96年也只刚突破50000万吨，为50450万吨，而1997年又回落到49250万吨。如果我国在2030年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粮食总产能达到64000万吨，我们就可以大声向世界宣布：中国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怎么会产出75000万吨甚至10亿吨的天文数字呢？可笑的是，这些连基本的客观规律都不尊重的激进者还大言不惭地夸口：中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 此时，正是狂热急躁、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人“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进入人民公社化的阶段。全国74万个农业社改组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成为公社社员。 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在粮食生产方面，自然要显示出它无以比拟的威力。大放“粮食卫星”，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 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亩产3025斤的纪录。 饱尝饥饿之苦的农民，在急切品尝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理想刺激下，激情脱缰而出，开始用一种虚无缥缈的空头数据和理想口号来满足吃饱饭的心理，犹如一种梦呓，一种恍恍惚惚的幻想。从此，世世代代辛勤躬耕的农民，开始在神州大地制造令先祖羞愧的粮食生产神话。 1958年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用20亩试验田的麦子移到一起，放出了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 这一“神话”立刻引起了各路“诸侯”竟折腰。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声浪中，虚报、浮夸成为全国性的浪潮，各地粮食“卫星”竞相争放，越放越高，越放越大，达到骇人听闻、无法想象的程度。 6月8日，河南道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亩产2105斤；6月9日，湖北襄阳报出1500—2000斤的小麦亩产；6月11日，河北魏县小麦亩产2394斤；6月16日，湖北谷城小麦亩产4353斤；6月21日，河南辉县小麦亩产4535斤；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小麦亩产5103斤……一个月时间，中国的小麦生产竟从1000多斤提高到了5000多斤，吹气球也没有这么容易。但这种数字游戏还没有结束。7月18日，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再放卫星，小麦亩产7201斤；而9月22日，青海蹇什克农场后来居上，报出个小麦亩产8585斤的卫星。 小麦放卫星，水稻更不会落后——6月26日，江西贵溪报出早稻亩产2340斤；7月9日，福建连枝早稻亩产3000斤；8月1日，湖北省孝感县报出早稻亩产15000斤；8月13日，湖北麻城县亩产36900斤；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再次为浮夸、虚报推波助澜。有人开始像讲神话一样报数字，谓之“人有多大胆，敢报多大产。” 9月18日，广西环洒县声称，早稻?亩产达130434斤。四川郫县则在同一天宣布，他们的亩产达到824525斤。 亩产稻谷82万斤，这已不是梦呓，而纯粹是一种疯语了，但在当时，却赫然登在我们的党报上，作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例证。 为了显示其高产具有真实性，平常憨厚的老农也开始带有几分的狡黠。他们煞有其事地介绍，高产诀窍是深耕、密植，是杀狗炖狗肉汤浇地，是给山药注射葡萄糖……连一些科学家，面对这简直如天文数字般的粮食产量也惊呆了。他们不敢怀疑大跃进的威力，只好从自己的思维方式上找不足，以求得出“科学”的结论，把“群众创造的极其丰富的大面积高产经验加以系统总结，进行广泛的宣传与提倡。”一位著名科学家就撰文论证，如果植物能够利用辐射到1亩地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6个学生组成的“卫星突击队”向国庆九周年献的礼物是猪的快速长膘法。他们声称采取割掉猪的甲状腺、猪耳、猪尾、猪胸腺等“四割法”，能使猪每天长膘19斤。 权威对愚昧的认同，科学与荒诞的结合，是时代最大的悲哀！ 毛泽东，这位最讲实事求是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也被这种梦呓般的数字糊弄了。 1958年8月4日16时零5分，毛泽东走下专列，踏上了河北省徐水县这块声称已进入共产主义的土地。 “这庄稼长得不错嘛！”毛主席对地里庄稼的长势很满意。 “我们计划全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达2000斤。”时任徐水县委书记的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全县计划放亩产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我们的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为了说明他们“计划”的可行性，他特地对主席强调说。 毛主席不由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张国忠回答说。 “9９lib?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有人说：“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仍不放心：“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位吹牛皮县长似乎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在场的人也谁都答不上来，只是望着毛主席笑。见此，毛主席乐呵呵地出了个主意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再吃不完，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说好吗？” 人们齐声说：“好！” 粮食，是毛泽东最大的一块心病，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他怎能不兴奋万分。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也是一个相信政治奇迹的人。1957年5月，他在苏维埃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在不久的将来，最近在1961年之前，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方面追美国。”赫鲁晓夫嘲笑那些“谨慎”的苏联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依靠若干集体农庄的这些产品..的惊人增加来达到这个目标表示怀疑。他说：“所有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呢？这是个政治奇迹。” 而事实上，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正如沧海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桑田。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需要相当艰苦的历程，不可能是喊几句口号、搞几次运动就能做到的。口号填不饱肚子，虚报、浮夸的“粮食卫星”也当不了饭吃。仅仅是一年之后，我们就品尝到了狂热的苦果。

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的神话

或许是中国人饿怕了的缘故，在“大跃进”的热潮里，他们已不再满足于用一颗接一颗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粮食高产卫星来虚幻地撑起饥肠辘辘的肚子，而希望能实实在在地吃饱吃足。社会主义不就是要让人们吃饱饭吗？群众的要求与各级政府的狂热，使他们步调一致地准备走向一个“有衣同穿，有饭同吃，无处不平等，无处不饱暖”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 有衣同穿，有饭同吃，这便是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最简单而又现实的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发明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 因此，在农业上大放“卫星”的时候，1958年7月，全国开始出现了公共食堂。 8月，在开展工作最早的河南省公共食堂已达?99lｉb?到269462个，参加人数达到355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9%。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肯定了这种“共产主义”的“吃饭形式”。社论指出，工农业全面大跃进，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求组织化和集体化。办公共食堂正是解放妇女生产力，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的重要场所。并称“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受到群众的欢迎”。 大跃进年代，什么都是快节奏的。一时间，这种“共产主义”的“吃饭形式”推广到全国各地。1958年10月，据东北、华北地区九省市初步统计，已建立公共食堂107.4万多个，8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公共食堂，到年底，全国共建立了公共食堂340多万个。 社员的房子、炊具、桌椅、板凳都被无偿征用，社员饲养的家畜、家禽集中起来无偿归食堂饲养，社员的自留地也不能幸免。 河北省邢台县孟家庄村社员“自动”拿出大锅、水缸等用具550多件，有45户社员把2700斤粗粮和副食品“送”给食堂，过上了男女老少吃食堂的“集体生活”。 公共食堂实行粮食供给制，也是中国最典型的“大锅饭”。在这里，“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力好坏，一样吃饱喝足，“有福同享”，人们“放开肚子吃饱饭”，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食堂“流水席”，保证让社员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在个别地方，开办食堂之初没有计划，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吃饭不要钱，结果终日在田头忙碌而又过惯精打细算小家子生活的老农们也开始有了几分狡黠。他们不时走亲访友，走到哪吃到哪。为了体现集体食堂的优越性，有的地方还要求食堂半个月不重样，早晚两个菜，中午4个菜，吃多少添多少，其浪费程度可想而知。有个食堂统计，平均每人每次吃菜3斤，吃粮食2.5斤。一时间，农村大地，到处是杀猪、杀鸡忙个不停。当时许多农民把这种生活编成小调哼唱：“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美味香，七天生活一改善，过年过节宰猪羊。” 梦幻成了人们前进的灯塔，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精髓，被粗俗地图解成一幅全民齐吃“大锅饭”的小农理想仙境。 那么，中国人是否就真的通过公共食堂，一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的天堂呢？我们不妨看看号称中国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的情况。 毛主席视察徐水县后，给徐水县特别大的鼓励，他们决定再次在全国带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 按照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把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统统改成全民所有制，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全县所有的土房和破旧砖房全部拆掉，让社员去住居民点，以达到乡村城市化的目的。老人都住进幸福院，幼儿都进了幼儿园，鸡、鸭、猪和树木都是公家的，甚至连箱箱柜柜都归公有了。砸了锅炼铁，户户家里不冒烟，都去吃食堂。 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便是：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余都是公家的。他们产生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推理：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就是一切归公。 我们不知道这是人的愚昧，还是共产主义的悲哀。 为了显示这种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县委宣布，社员食堂：“从现在开始，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饱”，之后，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钱，就像废纸一样不值“钱”了。 但没有钱，不用钱的日子很快就被吃垮了。 由于吃饭没有计划，大家敞开肚皮吃，加上浪费严重，很快，食堂的粮食就不够吃了，但为了体现这种“共产主义”形式的优越性，他们继续硬撑着，开始是寅吃卯粮，以后则逐渐减少供应量，降低伙食标准。 但徐水仍然名声在外，仍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试点受到全国广大农村的膜拜，不仅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徐水的作法，而且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士前来参观“取经”。据统计，从1958年3月到10月30日，徐水就接待了40多个国家的930多位外宾。其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们都想看看中国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参观了徐水，伸出了毛绒绒的大拇指，并将徐水的“共产主义热潮”发回了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国内。 赫鲁晓夫知道后，马上让塔斯社记者来中国再作一次详细采访。 等塔斯社记者来到徐水时，徐水的“共产主义”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食堂里已很少有存粮了。因此，等他在徐水吃住了几天后，他得出了一个令中国人非常不满的结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还不如苏联的土豆烧牛肉。” 毛主席对此大为不满。许多年后，他写了一首词，特地讽刺了一番苏联的“土豆烧牛肉”：“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曾作为全国农村样板的大寨，公共食堂的状况又怎么样呢？ 大寨开有两个食堂，在办食堂的一年当中，社员们总共只吃过白面饺子8次，蒸馍4次，油果1次，烙饼1次，拉面一次，大米干饭4次。其余绝大部分时间，只能吃窝窝头、酸饭、稀米粥。据说大寨的公共食堂在当地还算办得比较出色，曾经作为典型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办公共食堂真像社论中所说解放生产力，把妇女解放出来吗？拿大寨人的话说：“办食堂有四费：浪费粮食、浪费柴炭、浪费劳力、浪费时间”。 很快的时间，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公共食堂已无以为继了。一场饥饿迅速蔓延在中国的上空……公共食堂轰轰烈烈的开始，悄无声息的消失。40年后我们重提这段往事，就是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靠脚踏实地才能解决。任何的投机取巧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吹炸的“泡泡糖”：可怜人间烟火

９9ｌib? 现在年过50岁的中国人，如今回首这段往事，不免有些梦一般的感觉，而生活在90年代的年轻人，则会觉得父辈们当年的举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简直不可理喻！ 历史的长河不可能倒流，但我们循着历史的发展去追寻当年的轨迹，则会有许多教训，许多启迪。 人为制造的“粮食卫星”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神话，只不过是一个个拚命吹胀的泡泡糖，终有吹炸的时候。 1958年8月，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我国到1996年才勉强达到这一数字)，而全国各地已开始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粮食短缺。但这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虚报、浮夸仍无收敛。最后确定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为25000万吨，1959年为25500万吨，1960年为18500万吨。 周恩来深知这种掺水数字的危害，督促有关部门一查，实际数差了一大截。1958年实际为20000万吨，1959年为19505万吨，1960年实际仅14350万吨，比1959年减少了5155万吨，下降了26.4%，比1951年的14369万吨还少19万吨，中国的粮食生产在大跃进的喧嚣中竟整整倒退了9年。 “粮食卫星”一个个吹上了天，粮食实际产量却一个劲地往下滑，中国人开始感觉到肚子里不殷实了。 1958年底，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就出现了缺米问题。1959年春天，全国出现普遍的缺粮现象。河北省有30多个县缺粮，情况严重的就有10个县。北京、上海、天津更是频频告急。当时这些地区的存粮所够销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8至9天。如不及时调入粮食，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不得不承认：“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那亩产10万20万斤的卫星数字，只能吹在口头上，登在报纸上，却无法给人饱肚充饥。中国不得不勒紧裤带渡难关。农村地区严重缺粮，人均口粮标准仅300斤左右，城市居民也减少了供应数量。1960年，全国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少91公斤，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7年降低13.6%，人均粮食消费量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19.4%。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1960年5月，应调出粮食的省只调出计划的一半，而粮食销售量却大大增加。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当时，这些地方的库存粮食能够销售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也只有8天左右。为解决全国粮食困难，政府不得不制定一系列非常措施。7月底，全国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许多地方开始实行饮食业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北京放开购粮的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因此，中央同意北京也采取发放粮票的办法。 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指示指出：1960年，全国发生了较1959年更为严重的春旱、洪涝等灾害，规定：降低农村口粮标准。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为365斤，丰收的地方380斤；淮河以北的地区，每人全年300斤左右。降低城市供应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作业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 中国人又受到了一次饥饿的磨难。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居民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病。1960年10至11月，重庆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13.5%，山东财政厅的干部中竟占到35%。大学师生与机关干部尚且如此，农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1959年春天，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饿饭、逃荒、浮肿，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并且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加上苏联的突然翻脸，粮食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饥饿开始袭击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农村社员的口粮，1959年尚有平均309斤，1960年锐减到189斤，1961年又下降到148斤，低于维持生命最低标准250斤的水平。我们最害怕的饿死人的现象，最终还是发生了。1960年冬，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正阳县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最早在《人民日报》放出亩产3530斤“粮食卫星”的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 在中国人的人口统计表上，仅有两年是减少的，这就是1960年和1961年。1959年全国人口总数是6.72亿人，1960年减为6.62亿人，1961年6.58亿人，两年净减2300万人，如果加上正常的人口净增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出生人数，在4000万人左右。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由1959年的14.59‰上升到25.43‰，比1957年的10.8‰增加了14.63个百分点。 “亩产十万斤，饿死老百姓”。回忆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心酸。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把中国人又一次推向了饥饿的魔爪之中。 胸怀坦荡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1958年，毛泽东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想主意，到1959年，毛泽东则开始为“粮食少了 600e." >怎么过”想办法。4月29日，他给省、地、县(市)、社、队、小队各级干部一封信，专门谈到：“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在10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和他的人民一起，勒紧裤带，终于渡过了难关。 我们为有这样关心人民的领袖而自豪！ 我们也因有这样爱护人民的领袖而幸福！ 三、艾奇逊预言破产了，共产党能解决吃饭问题

18个农民的手印改变了历史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有一份皱皱巴巴的合同书。 别看这犹如农村娃儿随手涂抹的破纸片，它记载着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一段悲怆的历史。 共和国经过29年的风风雨雨，进入了1978年。 与共和国诞生前的旧社会比，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但是，由于“大跃进”的摧残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发展缓慢。许多人的温饱问题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到1978年，我国的粮食总产虽达到30477万吨，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人均占有粮食仅318公斤，与1956年人均307公斤的水平相比，22年时间，仅增加了1.1公斤，即使与1949年比也只增加109公斤，每年才增加3.75公斤。农村许多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据1978年的统计，全国年收入在100元以下的农民竟占了总人口的35.37%。有231个县人均年收入还低于50元，长期靠国家调拨大批粮款还难以维持下去，绝大部分农村，生产靠贷款，生产靠救济，吃粮靠返销。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一天，竞只值8分钱，买盐不成，买椒不辣。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把中国的农业生产，带进了一个死胡同！ 安徽省凤阳县，是个闻名全国的花鼓之乡。解放前，有成千上万的凤阳人，拿根筷子敲着碟子，四处流浪，把一首“说凤阳，道凤阳，说起凤阳泪汪汪。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花鼓小调唱遍了全国。 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许多凤阳人居然又重操旧业了。当时，全县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每人每天分配8两粮食，吃不饱，只好出去要饭。到1978年，全县逃荒要饭的就有两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10万。 这个县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尤为重要。1978年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1/3。几年之内，该队有60人被饿死，其中有6户死绝，76人离乡逃荒要饭。 一个令我们现代人无法相信的凄怆事实！ 1978年11月16日晚上，当时这个生产队的队长严俊昌把穷急了、饿慌了的18户人家召集在一起，秘密开会。这位38岁的汉子悲怆地对乡亲们说：“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 怎样救呢？ ——“我们把土地分了。”他提出，将土地分开，包干到户。 有乡亲们对他说：“俊昌呀，分田单干是犯法的事，你蹲牢了，你的几个孩子怎么办呀？你家里人怎么办呀？” 诚实朴素的乡亲们商量后，最后一致表示：分田单干，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干部吃了官司，大家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岁。空口无凭，立字为据！18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得不到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颤抖着按下了鲜红的手指印。 “穷则思变”，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唯物主义的选择。 就在18名庄稼汉按下手指印的两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９9ｌiｂ?。 20年后的199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程来到小岗村，来到这个揭开中国改革序幕的地方。今日的小岗村，向人们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通往村里的公路两旁挺立着翠绿的树木，平坦、宽敞的水泥路横贯村子中央，一排排农家的砖瓦房错落有致，颇具现代风格的小学校舍拔地而起，接收电视信号的抛物面天线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看着这一切，江总书记高兴地笑了：“过去我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因为邓小平同志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山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他态度鲜明、铿锵有力地对小岗村的农民说：“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小岗村，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这样一条鲜明的历史轨迹：从20年前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坚决支持，到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对小岗村寄予的殷切厚望，再次说明一个道理：农业和农村问题，永远是中国共产党最关心的问题！ 邓小平说：“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与小岗村搞大包干差不多的时候，遭遇百年大旱后的安徽省委，在秋种时，派出了大批干部到生产队组织农民种“保命麦”。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杨茂林在黄花大队蹲点，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办法，很快在全县自发进行了推广。有人把状告到了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这位在后来中国十几年的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领导者亲自去进行了调查。他先来到了小岗村，问严俊昌搞大包干有什么好处，他回答说：“现在一家一户种田，起早睡晚，大人小孩都能干，根本不用队长喊。以前捆在一起，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不够吃，队长没法当。” 万里听了很高兴，说：“如果有人说你们不对，你就问他，你有什么好办法？你要有办法，让大家吃饱肚子，我就跟你学；如果你没有好办法，对不起，我没有错。” 实干家的真理，也是最实在的。 1979年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指责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急如星火地找到万里，万里坚定地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简单得犹如1+1=2的道理，在1979年初，却成了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饿死人也不要紧，那毕竟是为“社会主义”而饿死的，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那才是最大的罪过。 ——多么荒谬可笑的逻辑。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零零星星自发实行多种形式的“定额包干”的。农民采取巧妙的方式，加以隐瞒或与领导周旋。但一旦被发现，无不被立令取消，扣上修正主义“三自一包”的帽子，批倒批臭。 中国农民为了吃饱肚子，竟与共产党的干部周旋开展“地下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1979年，第一个搞大包干的小岗生产队用事实证明了他们的作法。这个村粮食总产达13.2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以上，18户社员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增长6倍多。1957年以来，这个生产队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4万斤，油料2.4万斤。当时他们编了几句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9９lｉｂ?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农民的自发行动，终于得到中共高层领导的首肯。1980年，中央正式肯定，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好形式。 从此，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迅速发展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热潮。到1984年，全国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1.84亿户，占总农户的96.6%。与此同时，全国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开的工作。从1958年8月开始实行了长达26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一次真正的“跃进”。它以特有的生命力，把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农业经济推向了一个高峰。 信奉“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管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让人民吃饱肚子1992年，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除极少数贫困地区外，已基本上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 消息发出，举世震惊：中国政府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极少的耕地上，解决了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世界粮食史上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壮举。 我们不会忘记，4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那武断地预言：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 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40多年的坎坎坷坷，中国政府终于用铁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为了这一目标，我们付出了艰巨的努力。 解放后，毛泽东制定了“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方针，把粮食生产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同时，他组织全国人民大搞水利建设，初步建成了防洪、排涝、灌溉、发电的水利工程系统，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又使中国的粮食生产得到迅速发展。197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达到33212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2735万吨；1984年突破4000万吨，1997年达到49250万吨，比1949年增长4.4倍。 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同步增长。1979年达到343公斤，1984年392公斤，1997年达到398公斤。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无论是中国的粮食人均占有量还是消费量，现在均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并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除极少数贫困地区人口外，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吃饱饭的滋味。再也不用吃了上顿想下顿、吃了今天急明天了。农民们是仓里有谷，缸里有米，想吃多少吃多少，城里人是捏着票子逛粮店，爱吃什么买什么。 中国人的脸上，开始泛起红润！ 中国人的心里，开始感到踏实！ 四、中国人开始不担心饿肚子，这却未必是好事 因为我们还不到不用考虑吃饭问题的时候！ 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和供需紧张的中国粮情，注定了粮食永远是中国的第一件大事。谁忽视.粮食谁就可能饿肚子。 从现实看，中国的粮食供需矛盾仍然存在，粮食生产和消费还存在着一定的缺口。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有专门的论述。固然，我们现在没有饿肚子的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粮食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从总的来看，我国的粮食生产虽然还有一定的潜力，但增长的幅度却已经相当有限。而目前我们的粮食 6d88." >消费，还处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之上，通俗地说，就是刚够填饱肚子的水平，人均还不足400公斤。许多发达国家则达到1000多公斤，与之相比，我们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如果不仅仅满足吃饱肚子，还想吃得好一点，吃得有营养一点，人均粮食占有量至少要达到400公斤。因此，我们从现实看，当前的粮食消费只不过是仅仅紧紧巴巴的填饱了肚子。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必然越来越大，这是被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证实了的规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自然有责任不仅保证中国人民吃饱，而且还有吃好。从粮食需求上看，吃好比吃饱的难度更大。bbr> 从发展看，中国的粮 98df." >食供需关系将更趋紧张。我国的耕地已处于较低水平，人均仅1.5亩，并且现在还在以每年600万亩的速度递减。到2030年，我们很难保证人均还有1亩耕地。我们的农民再勤劳，我们的科学再发达，但这1亩耕地又能产多少粮食呢？耕地的严重不足，首先注定了在粮食生产上，我们没有轻松的时候。 庞大的人口也是一大压力。现在中国已有12亿多人口，到2000年，最保守的估计，也将达到12.8亿人口，到2030年，人口将达到峰值16亿。我们暂且撇开粮食消费水平提高的因素(而这是必然趋势)只按人均400公斤计算，粮食总需求量2000年必须达到51200万吨，2030年必须达到64000亿吨。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会详细论证，达到这一数量将是何等的不容易。 另外，我们还时刻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丰收年成，供需尚有缺口，如遇灾年，怎么不更加紧张呢？ 由此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粮食问题，永远都是中国的最大难题。如果我们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忘记了饿肚子，就忽视了粮食生产，饥饿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我们不能不时刻关注着——中国，你吃饱了吗？ 一、1994年不是一场虚惊

粮价涨起来，全国慌起来

事情就是这么怪，我们刚才还在为农民“卖粮难”伤脑筋，一夜之间便掉了个头，到处一片“买粮难”，粮食价格节节攀升。 1993年末开始，一场全国性的粮价上涨风潮爆发了。 1993年11月，广东省的粮价首先上涨，并且以每公斤0.3～0.5元的涨幅向邻近省波及。仅一个多月时间，便影响全国，几乎所有的的省市粮价都出现大幅度上涨，广东省的标一米最高价达到每公斤2.4～2.8元，几乎翻了一番。湖南省的标一米最高价每公斤达到2.2元，而两个月前才1.3元。在上海，标一米卖到2.6元。在北京，粮价更是一日三涨，标一米最高价攀升到2.8元左右。 据粮食部门统计，1993年11～12月，全国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达到80%以上，居日常生活消费品物价上涨的第一位。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平抑粮油价格。要求全国粮食经营单位一律限价经营，对粮价暴涨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并未完全控制上涨势头。进入1994年，粮价继续上涨。在广东，“猫牙米”每公斤涨到4元；在湖南，晚籼米 6bcf." >每公斤卖到3元；在昆明，一般的早籼米也卖到2.5元。国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到1994年下半年，粮价上涨势头才基本控制，但已经处于一种高水平上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早籼米每公斤约2.2～2.4元，晚籼米每公斤2.8～3.0元，优质米每公斤3.0～3.6元。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1994年，粮食价格上涨50.7%，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24.1%)的两倍多。>.. 全国性的粮价暴涨，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是解放后绝无仅有的一次。

中国人又要勒紧裤带子？

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对粮食的99lｉb?敏感。刚刚吃了几天饱饭的中国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粮价暴涨风潮，不由不感到恐慌与震惊。 由于政治上的特殊原因，长期以来，粮食是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与垄断的一种特殊商品。农民低价上交“爱国粮”，国家低价分配“政策粮”。城市居民凭独有的粮本本象征性地交钱购粮，价格无需城市居民考虑。国家虽几次调高粮价，但直到1991年，分配的粮食仍不过每公斤0.29元，每个城市居民只要花费4.5元，也就是一两块冰砖的钱，就能饱饱的吃一个月。 而现在，4.5元却买不到两公斤大米了，长期习惯于吃“政策”饭、买“福利”粮的中国人，开始感到紧张：我们又要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了吗？ 1993年12月24日，北京东城区的一家粮店从早上8时30分开门，在前后不到三小时内，富强粉连续提了两次价。一位老太太忧心地说：这样个涨法，还不知道会涨出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心里慌哩！ 不怪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差，如此粮价暴涨，谁个心里不慌？以前几毛钱一公斤的大米，现在涨到几块钱一公斤，并且还在往上窜，作为工薪阶层和一般市民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承受。 这次粮价上涨，使许多人开始醒悟：中国的粮食问题，永远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

所有的商品向粮价看齐

粮食是万物之首，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所有的商品中，它是核心，是“带头羊”，粮价上涨，必然拉动所有粮食转化商品的涨价，并带动其他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上涨。统计部门统计，粮价上涨，至少牵动了一千多种商品的价格上涨。 首先是饲料、酒类、猪肉、饼干等商品以成倍的价格上涨。1993年底开始，随着粮价上涨，猪肉、禽蛋紧跟而上。湖南省猪肉价格由每公斤6元迅速涨到10元，到1994年，最高涨到16元，经政府干预，现仍维持在12元左右。黑龙江省，在一个星期内，猪肉价格每公斤上涨2元，达到13元左右。蔬菜也不甘落后，基本上都是成倍地增加。茄子每公斤卖到9.0元，豆角每公斤卖到5元。 抢购了粮食，还不放心，市民们又开始抢购家电、首饰。在上海，大批市民涌向商店，抢购各种耐用消费品；在北京，各大商场的大容积冰箱、大屏幕彩电、组合音响以及黄金首饰等贵重物品都出现了脱销迹象；在上海的商店里，黄金首饰与家用电器被大量抢购；在河南郑州，连毛藏书网线、毛毯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被抢购一空；在西安，大部分商店的金首饰被一抢而光；湖北石堰市许多商店的彩电抢购一空，经营者每台乘机涨价400元左右……中国终于出现了198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1993年，全国零售业物价上涨13%，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14.7%。1994年，再攀高峰，全国零售物价上涨21.7%，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24.1%。其中粮食价格平均上涨48.7%，粮食为主导的食品类价格持续上涨35.2%，分别高出商品价格上涨的21.7和13.5个百分点。 中国人对物价一直相当敏感，从最高层的官员到最下层的百姓，都把物价与安定团结视为一个连体婴儿，或者说是一个翘翘板。从全国解放到1978年，火柴一直都是两分钱一盒，北京的地铁从1毛钱涨到两毛钱，还让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半天。这次以粮价为先导的物价全面上涨，不能不绷紧了中国人敏感的神经。固然，中国以前的粮价明显不符合商品价值，这次涨价带有“恢复”的性质，但中国的价格改革只能是逐步推进的方式，而不是一下子打开闸门。1992年1月，俄罗斯全面放开物价，各类物价成倍上涨，到年底，消费品价格上涨14.6倍，天然气上涨13倍，石油上涨25倍，煤上涨41倍。结果，有近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工业生产下降了20%。俄罗斯领导人不得不承认，放开物价后价格“无节制的上涨”，摧毁了经济恢复的基础，加速了崩溃的速度。 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穷得多的国家，居民的底子薄。如果通货膨胀率不能有效地控制，尤其是粮食价格过快增长，就会有上亿人难以维持生计。 中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终于遏制了物价(特别是粮价)的大幅度增长，市场又趋平静。但我们要说的是，这次涨价风潮，绝不是虚惊一场，它暴露了中国在粮食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存在的许多弱点与不足，并给那些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忘记了饿肚子的人敲响了警钟。 二、政府的手有多硬？

国家打开了粮仓

粮价暴涨，引起了全国性的恐慌。受市民抢购和一些粮食贩子趁机囤积的影响，许多地方销尽库存，开始出现脱销。 谁都明白，粮食脱销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什么都可以脱销，惟独粮食不行。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迅速部署，打开国家粮仓，立即抛售250万吨专项储备粮，3.2万吨商品储备油。 1994年1月，国家直接安排140个火车专列，首批运?送了70万吨粮食。陕西、山东、安徽、北京等许多省市也都陆续抛售地方储备粮。 稳定粮食价格就是稳定人心，稳定社会。各省市的头头们坐不住了。 江西省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粮食价格迅速攀升，萍乡市、鹰潭市、九江市等地粮食供应吃紧。为此，江西省从主产区迅速调运了15万吨大米供应赣州、萍乡市等非粮食主产区。南昌市以每日投入30万公斤新晚米供应市民。省长出面告诉江西人民，1993年江西粮食可以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现有的仓库装得满满的，库存原粮700万吨，可供应全省人民吃30个月，以此打消人民的顾虑。 安徽省从1993年4月1日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后，粮食市场一直风平浪静。10月份，由于外省缺粮地区到安徽大批购粮使粮食价格看涨，全省城市普遍上涨30%，引起城乡居民的关注。12月6日安徽省一位副省长在电话会上向全省宣布：近日内将向市场抛售1.2亿公斤的粮食并控制粮价，保护群众利益。12藏书网月20日，全省粮食市场价格趋降。 南京市拿出1000万公斤的粮食和250万公斤的食油，供应市场。常州市对粮油市场实行最高限价，同时市粮食局发拨给每个粮店1万公斤大米，1440公斤食油，以保障市场供应。 一时间，在全国的铁路上，我们看到一列列粮食专列呼啸而去，在主要的公路上，一排排粮食车队飞驰而来——幸好，我们仓里有谷，我们手里有粮！

城市居民又捧起了购粮本

1992年11月1日，中国宣布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维持了40年的统购统销历史宣告结束。 象征城市居民“特权的购粮本”，一夜之间便成了废物，被大多数人扔进了垃圾桶。 粮食市场依然风平浪静，因为大多数人对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放开，似乎是早有心理准备——什么都放开了，粮食还能例外？ 偏偏什么都能放，惟有粮食却不能随便放。仅仅是几个月之后，粮价骤然上涨，并且愈涨愈快，涨得老百姓心慌，涨得政府措手不及。 当然，这不单纯是粮食经营放开的过错，但我们对市场了解不够，准备不充分，却要负一定的责任。 面对暴涨的粮价，国家大量抛售粮食，并实行最高限价，虽平稳了市场，但大多数城市居民心里仍不踏实：这按住的皮球还会不会反弹？ 市民们突然想起了那本废止了的粮本。解放后几十年坎坎坷坷，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什么困难没有遇到过？但我们感到踏实，因为我们有一本粮本。不用担心粮食短缺，也无需考虑粮食的价格。 粮本伴随中国人平平安安度过了几十年，现在刚丢掉，就出了问题，粮本可否再度出山呢？ 1993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首先报道：《湖南新晃：众盼粮本出山》。新晃侗族自治县于1992年5月完全放开粮食，当时价格为每公斤1.10元。意料之中的混乱和惶恐并未如约而至，甩掉粮本的居民与甩掉包袱的政府一同吁了一口长长的气——粮市无战事。可谁能料到，沉寂一年多后，粮价波动了，并且一涨不回头。人们慌了：还是粮本好。 长沙有位市民也坦然地说：“粮本子好哇，有了它，心里踏实”。 全国各地都有恢复粮本的要求，尤其是一般市民，呼声最高。作为政府部门，恢复粮本对于平抑粮价、稳定市场也有一定好处。双方的共同心愿，使刚废止不到一年的粮本，又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湖南省的城镇居民又捧上了粮本。幸好，才废止一年，粮食部门轻车熟路，很快摸清了人口底子，逐一核发了粮册。每个城镇居民凭粮本每个月可购买10公斤大米，价格限定，早籼标一米为每公斤1.56元，晚籼标一米为1.96元，比市场价分别低0.6至0.7元。 江西省重新启用粮本后，每个居民每月供应大米12.5公斤，其价格是早籼米每公斤1.4元、晚籼米1.6元。 到1994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市恢复了计划供应制度，城镇居民又捧起了购粮本，又开始每月拿个米袋到国有粮店去买分配的大米了。 平心而论，靠国家补贴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在目前这种财政状况下，我们又不能不如此。在各地恢复粮本的情况下，基本上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市场。

按住的皮球还会不会反弹？

对于粮价暴涨风潮，中国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措施，一是抛售专项储备粮保证市场供应；二是实行最高限价，抑制粮价暴涨；三是恢复计划供应制度，对城镇居民实行定量定价供应。 措施是得力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人们担心的是：按住的皮球会不会反弹？ 北京粮价已趋于平稳，但它是由政府制定限价，600多人日夜巡查监督强制压下的。 广东粮价有所回落，但它是大量抛售专储粮才控制的。 湖南粮价基本稳定，但它是以重新恢复计划供应为基础的。 那么，中国的粮价还会不会反弹呢？ 我们认为，关键是看粮食供求关系和 6d41." >流通政策。如果我们继续忽视粮食生产，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使粮食产量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量，加上国家不能有效的掌握粮源，控制粮食流通，粮价继续上涨，则并非不可能。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抑制粮食价格上涨的同时，中国重新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农业，亲自抓粮食。与此同时，国家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保证掌握足够的粮源。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基于以上因素，国务委员陈俊生宣布，国家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的粮食市场波动。他强调，我国目前的国家专项储备粮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地方储备也有一定的数量，目前粮食库存充裕。国家完全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的粮食市场大的波动。 但是，粮价问题，仍将是中国人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提高粮食价格，保证粮食效益；一方面，广大城市居民又迫切希望稳定粮食市场，控制粮食价格。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为难了中国政.９9lib.府：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左不是，右为难！ 中国的粮价长期处于一种较低水平，并且与粮食的商品价值明显不符，这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极大的打击。这次的粮价上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一种长久压抑后的反弹性质。但是，粮价暴涨却是不正常的现象，它不仅使城镇居民难以承受，而且粮价上涨，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上涨，最终又将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利益。粮食涨价的好处，将被通货膨胀所抵消。 因此，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指出，汲取粮价猛涨的教训，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粮食机制，核心是要有合理的粮食价格。这个价格应当是既能够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而广大城市居民又可以承受的价格。 一场粮食涨价风波平息了，但我们为此付出了一笔沉重的学费。但愿我们能从中学到一点什么，领悟到一点什么。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中国人不能不关心粮食，不能不敏感粮价！ 三、我们过早忘记了饿肚子

又交了一笔学费

1993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记录，达到45644万吨，这是连续几年粮食丰收后的又一次大丰收。 偏偏就在这丰收之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粮价暴涨，这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现象，也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有农民对粮食收购价提高的预期心理和惜售思想；有少数群众对税制改革的误解。但最关键的一点，却是我们对粮食购销体制的错误理解。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对保证全国的粮食供应，起了较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以计划经济为框架的僵化体制越来越暴露其弊端，尤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80年代末期，沿海一些地方首先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1992年11月1日，全国宣布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 遗憾的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放开”的概念，以为放开就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否认粮食作为特殊商品的性质，谁愿经营就可以经营，爱怎么涨价就怎么涨价。认为国家再采取任何平抑粮价、稳定粮食市场的措施，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都是走回头路。于是，一些地方放松了粮食生产，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一些地方放松了粮食市场管理，个体私营粮商控制与垄断了粮食市场；一些地方放松了粮食的收购工作，大量粮食掌握在个体私营粮商手里……特别是粮食部门的一些同志，对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后如何调控粮食的生产和购销，缺乏应变措施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全国原有的3.2万个国有市镇粮店相当一部分已名存实亡，主要经营的是粮食以外的商品。以前由国家粮食部门承担的收购农村余粮以及调剂地区间粮食平衡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个体户及其他社会集体身上。据统计，福建省非国有渠道经营粮食的企业在5000家以上；上海居民用粮50～60%转向集市，而有的社会集团用粮100%直接来自粮食产区。全国冒出许多个体囤粮大户，动辄是十吨百吨。 相当一部分粮食控制在个体商贩手里，为哄抬粮价埋下了隐患。1993年，中国的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仅个别地区出现不平衡状况，这本是正常现象，但一些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粮价，制造粮食紧张的假象，使局部地区的粮食问题扩散成为全国性的涨价风潮。四川省有一个城市，35家个体粮店在同一天突然将粮价提高每公斤0.5元，引起全市恐慌，随之全市大大小小的粮店纷纷攀比效仿，使粮食涨价成为定势。 由于我们对粮食经营与价格放开后的市场形势估计不足，对紧急情况准备不够，以至粮食市场稍一波动，我们便措手不及。 一个错误的观点，便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性的风波。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会对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粮食价格完全放任不管，相反，任何一个国家对粮食都是政府管理，对粮食价格实行干预。粮食价格政策成为各国粮食政策的主要内容。从美国的价格支持政策到日本的管理价格制度、欧共体国家的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等等，无不是对粮食价格的严格监控。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粮食价格管理更为严格，几乎由小麦局一手制定，统一收购，最后以汇总成本制的方式支付。日本对粮食的管理很细，它的大米市场多年都是不放开的，最近迫于美国的压力放了一点，但并不放得很开。进口的大米便宜了，照样还是卖国内高价，用外贸赚的钱补贴本国农业。韩国也是不放开的，前两年放开了，结果也出了乱子，总理、部长都辞职，以谢国民。 当然，我们对粮食流通体制的管理不是计划经济经济下的那种依靠行政命令“管死”的老办法，而是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来加以调控。 首先，要在尊重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依照市场供求形成价格的机制，确定合理的粮价，既能调动粮农的生产积极性，又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 其次，我们要掌握一定的粮源。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国务院明文规定粮食部门必须掌握70～80%的商品粮源，才能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稳定粮食市场，城乡农民的吃饭问题才有根本保障。由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商业性机构掌握足够的粮源，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半官方性质的加拿大小麦局垄断了加拿大西部的全部小麦和大麦的收购和销售，同时它还垄断了加拿大小麦的出口配额和国家出口信贷发放权。成立于1939年的澳大利亚小麦局也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它几乎垄断了澳大利亚的全部小麦流通。按照法律规定，澳大利亚小麦局有权决定小麦的销售政策和国内购销价格，同时小麦的出口全部由小麦局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政府每年的收购量都在1500～2000万吨左右，1984年至1985年度高达2012万吨，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我国有2亿多城镇人口和几千万农村贫困缺粮人口，国有粮食部门不掌握足够的粮源，怎么去稳定市场，去应付粮食波动，怎么能保障人们的吃饭问题呢？ 但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一点。一些国有粮店改行去经营百货、家电去了，粮食送上门来也是爱要不要，个体粮贩代替粮食部门去收购、囤积粮食，一遇风吹草动，我们自然措手不及。 一个错误的理解，一个片面的认识，让我们又交了一笔沉重的学费。 幸运的是，这笔学费没有白交。稳定粮食涨价风潮后，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粮食的特殊商品性质，重新确认了粮食生产和粮食流通在中国的独特地位。1998年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在汲取此次风波后开始的。

一时冲动忘记了命根子

粮食是命根子，这对于饿肚子的人来说，感受比较深刻，而在餐餐饱饭、顿顿佳肴的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个多余的教条。 随着肚子里的充实，一些人开始忘记饿肚子，忘记粮食永远是我们的命根子。 分析1994年的粮?食风波，除了粮食价格和经营放开后撒手不管外，粮食生产受到忽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沿海地区，赚钱的门路广，发财的机会多，谁还瞧得起费力不讨好的种粮食？反正腰包里有钱，票子一甩，不愁粮食不来。他们潇洒地宣称：“不种稻子吃大米，不种小麦吃麦子”。于是，稻田成了开发区，粮农当了歌厅老板。粮食种植面积年年缩减，本是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却一年比一年减少。票子终究当不得饭吃，大款大亨也不能天天靠“人头马”饱肚子，最终只得向邻近省“讨粮”吃，恰巧内地省也不殷实，结果引发一场粮食涨价风潮。 内地一些粮食产区脑筋转得也不慢，沿海人只赚票子不种稻子，我们为什么偏要给人家做嫁衣裳？种粮食吃亏，搞农业没戏，于是产粮省也不愿多产粮了。什么赚钱种什么，成为一些基层领导向农民灌输的第一个“市场经济”观点。 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开始动摇。 199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51亿亩，比1992年减少7200万亩(其中稻谷播种面积减少2380万亩)。减少较多的有：湖南675万亩，广东570万亩，浙江495万亩，江苏420万亩，福建240万亩，新疆195万亩。“鱼米之乡”的南国粮仓，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减产：江苏减产22.5万吨，福建减产35万吨，浙江减产105万吨，湖南、江西各减产90万吨，湖北减产66.5万吨，广东减产82.5万吨。幸好我们的北方稳住了，加上风调雨顺，199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仍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45644万吨，比1992年增加1378万吨，增长3.1%。不过增加的部分，全部是北方的贡献，北方地区共增产1791万吨，刚好弥补了南方的减产。 1993年末爆发的粮食涨价风潮，虽使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和恐慌，但并未引起有些地方领导的足够重视，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继续减少，并跌入警戒线以下。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6.4亿亩，比1993年再减了1700万亩。是近年来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较多的一年，因面积减少影响粮食总产量450万吨。这一年，我们也没有1993年的运气了，南北涝，中部旱，东西部还受风灾侵袭，全国累计受灾面积达到8.6亿亩，成灾面积4.6亿亩，均超过1991年江淮特大水灾。年终算账，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4450万吨，比1993年减产1200万吨。全国21个省、区、市粮食减产，其中河南、辽宁、广西、江苏和四川等省，减产均在100万吨以上。 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1994年的粮价为何“一路高歌”，扶摇直上。幸好，我国的粮食底子硬，专项储备粮库存充裕才使我们顺利渡过难关、但这已经足以令我们心悸好一阵子了：命根子忽视不得！ 到1995年，粮食生产终于严肃地摆在了各级政府的面前，大部分地方领导开始意识到，再不抓粮食，就有饿肚子的危险了。这自然是一个好现象，但由于惯性作用，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仅稍有回升，达到16.44亿亩，仍在警戒线以下，比1993年只增加了400万亩。减少容易增加难，前几年，我们不知不觉每年减少了1000多万亩粮食播种面积，而要增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几百万亩。到1996年，我国的粮食播种面积才恢复到16.5亿亩的全国警戒线水平。与此相适应，全国重新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农业，亲自抓粮食。与此同时，国家建立和完善了粮食储备制度，保证掌握足够了的粮源，加强了粮食市场管理，维护了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5年过去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又走上了正轨，并连年丰收。继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50450万吨的历史最高峰，1997年粮食49250万吨，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高产年，1998年虽然经受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但在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下，粮食产量再创新纪录，达到49500万吨。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价格平稳，许多地方在粮价上涨风潮中重新恢复使用的“粮本本”也被绝大多数居民锁进了抽屉。 但是，1994年的警钟却还在我们的耳边回荡——什么时候忽视农业，什么时候忽视粮食生产，什么时候就要出问题！ 我们还能掉以轻心吗？

鼓了“钱袋子”，不能空了“米袋子”

笔者听过一位地方官帮农民转换脑筋：你们说，是搞一屋票子好还是一屋粮食好呢？他“循循善诱”：当然应该是一屋票子好！ 这个命题显然不妥。货币，没有物资作为基础，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粮食进行市场流通，你就是有堆成山的票子，又有何用？照样还得饿肚子！ 但有许多人仗着这几年肚子里充实、钱袋子里殷实，对粮食开始有些不以为然了。“什么赚钱搞什么”，成为转换脑筋的时髦口号。有人公开撰文，声称粮食并不是什么特殊商品，完全应该由市场调节，我国长期对粮食生产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是有弊无益。他们不无潇洒地侃侃而谈：“我国土地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连年遭灾，就全国来说，粮食生产也不会出现毁灭性的灾难”。他们认为，只要有钱，就不愁没有饭吃。 还有人思想更解放。他认为不仅城市居民，连农村农民也无须种粮，可以通过交换来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这叫做“不种稻子吃大米，不种小麦吃麦子”。他建议农民“要转变单纯向生产要粮、向国家要粮的旧观念，树立并增加向市场要粮的新观念。”他认为，这就是市场经济。 我们不知道，大家都不种粮你拿了票子找谁去买粮食？这几年，沿海地区忽视种粮不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势吗？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在经济富裕以后就９９lｉｂ.把农业丢掉，把吃饭问题寄托于到内地高价购粮或进口粮食，无论从我国的耕地资源、粮食总量和外汇平衡来看，都是无法承受的”。“从国民经济的全局看，沿海地区发展粮食生产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大有可为”。 “米袋子”不满，“钱袋子”也未必能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没有农业的强大发展和粮食的稳定增长，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就难以为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行工业化初期，也曾出现严重削弱粮食生产的普遍现象，但农业的落后很快就严重阻碍了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现代化，于是又不得不用更大的力量来加快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我国建国近50年来，国民经济发展也出现过几次大起大落与大调整，都是因为农业发生问题，粮食生产徘徊或滑坡。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特殊国度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针，必须始终把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必须始终把粮食问题放在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农业专家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到了非全民重视不可的地步了，首先要防止三种思想倾向：一是防止认为我国粮食问题并不严峻，认识不到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脆弱，以及由此带来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徘徊的倾向；二是防止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应该什么赚钱种什么，看不到粮食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性的倾向；三是防止认为有钱就可以买到粮食，看不到国际国内粮源偏紧的趋势的倾向。 不澄清认识，不纠正错误思想，中国的粮食生产就有大幅度滑坡的危险，中国人就有再次饿肚子的可能。现在，沿海地区不愿种粮，抛荒搁地现象严重，不少粮食产区又只求自我平衡，不愿多种粮食，造成粮食调出省份减少，余粮省减少，粮食偏紧，价格上扬。 我们绝不能用简单的效益原则来对待粮食生产，也不能完全让市场自发调节粮食生产。我国绝不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粮食的基本战略必须立足于国内基本自给。发展粮食生产，是我们的根本出路，稳定面积、稳定产量、稳定库存和总量平衡、地区平衡，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只要我们重视粮食问题，努力发展粮食生产，我们不仅能较好地解决吃饭问题，而且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米袋子”满了、“钱袋子”鼓了，人民生活水平好起来了！ 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这取决于中国的“米袋子”是否足实！ 四、布朗的话有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是否远离了饥饿？

1994年，一位美国人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中国将因为粮食的短缺而成为世界的一个负担。他不无恐怖地预言，下一世纪，将是一个饥饿的世纪，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则是中国。据他计算，“如果仅仅考虑中国人口的增长，中国在2030年的粮食需求将增加到4.79亿吨。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使肉、蛋、啤酒的人均消费水平增加，中国粮食产量届时预计也会下降20%，只有2.72亿吨，从而导致2.07亿吨的粮食供应缺乏。这一数字大体上相当于1994年全球的粮食出口总量(2.0亿吨)。” 他进一步指出：“但是，中国新富裕起来的千百万人口当然不会放弃他们对进一步增加畜禽产品消费的需求。如果2030年上升到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那么中国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将达到令人恐惧的地步(6.14亿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粮食进口的缺口将达到3.69亿吨，几乎相当于目前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两倍。” 对于如此大的粮食缺口，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得起，“即使中国买得起，世界也无法供应，无论以怎样的高价……”由此，他认为中国的粮食短缺必然引起全世界的粮食短缺。“在国际经济一体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将导致世界粮食涨价；中国的耕地不足，将变成世界的耕地不足；中国的水荒，也将影响到整个世界。” 说这番话的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他最早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农场种西红柿，后来担任过美国国际农业发展局局长、美国农业部部长顾问。他拥有美国数所名牌大学的学位，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创建了世界观察研究所并自任所长。鉴于他在推进全球环境运动方面的作用，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奖”、“蓝星球奖”、“麦克阿瑟基金会才华奖”等，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其论文和手稿。 据布朗自称，他从1988年开始关注中国的粮食前景，1994年开始发表关于《谁来养活中国》之类的论文和书籍。 布朗的预测一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使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但是，如果全面而理智地分析，布朗的预测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说中国人，就是他曾经任职的美国农业部也对他的预测持怀疑态度。1995年7月22日，布朗先生访问中国时，也承认自己对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多，有些观点过于极端，需要修正。 不过，虽然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总的预测是错误的，但他对于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一些具体分析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据布朗研究，影响中国粮食供需平衡的主要是五大因素。 一是人口增加。在1982年，中国的人口达到10亿，使其人口数量高居世界榜首。到2017年，其人口数量预计将达到15亿，这相当于1900年的世界总人口。现在中国人的人口增长率虽在减慢，但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45年，总数达到16.6亿。这意味着在未来的40年里，中国平均每年将给世界增加1200万人左右。布朗认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负担发生在一个与一两个世纪以前截然不同的时代，已经没有人烟稀少而且仍然可以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国家或国家群会愿意接受每年1200万中国人。”英国、爱尔兰、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压力，都通过移民的方式而得到妥善的解决。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了新大陆，像移居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后裔，超过了爱尔兰本土；同样，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后裔，超过了西班牙本土。显然，中国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而只能靠自己消化自己增长的人口。 二是耕地减少。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而且其耕地面积还正在急剧缩减。从1990年至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已从9080万公顷猛跌到8570万公顷。4年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5.6个百分点，同时，人口总量反而增加了5900万，提高了4.9个百分点，这一减一增，使人均粮食播种面积迅速减少10.5%。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阶段，大量的耕地还将不可避免地被新建的厂房、住房和道路占用。 三是水资源短缺。本世纪中叶，相对于需求而言，中国的水资源仍比较充裕，地表水和地下水都能充分满足全国5亿人口的需要。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灌溉的增加、生活的富裕以及工业化的进程，时至今日，用水量已增加了6倍之多，水资源的供需之间失去了平衡。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水资源匮乏的困扰，对水资源的需求已超过了河流和蓄水层所能维持的持续开采量。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保持高速的工业化势头，则不仅要面临大量占用耕地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工业和生活用水要挤占灌溉用水的困境。最终，这些问题都会加速中国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 四是消费增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大幅度提高。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膳食结构的改善，最突出的则是畜禽产品消费的增加。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主要以大米之类的淀粉业粮食为主，它们所提供的热量约占摄取量的70%以上。现在，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已变得更加丰富，其中已经包括有肉(猪肉、鸡肉、牛肉、羊肉)、蛋、奶、黄油、奶酪和冰淇淋等。伴随收入增加所导致的食物花样改变，这在所有社会都很普遍。显然，中国将要消费更多的肉食，中国为此必须寻找更多的粮食。这是因为，消费更多的肉，意味着更多的粮食——2公斤或更多的粮食才转化为1公斤鸡肉，4公斤粮食转化为1公斤猪肉，7公斤粮食转化为1公斤牛肉。加上酒类的消费，中国的粮食消费必然会大幅度攀升。事实上，一些沿海地区的粮食消费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产率的提高已非常有限。在一个耕地面积不再增加的国家，如中国，未来粮食增产只能靠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在中国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生产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类。30年前，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仅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90年代初，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已超过了每公顷4吨，大大地缩短了与日本的差距。从1977年至1984年，粮食总产量由1.99亿吨猛增到3.06亿吨，仅7年时间产量就增加了一半以上，这一成就是任何其他粮食主要生产国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一成就主要依赖于化肥的大量使用。在改革之前，中国的化肥施用量远远低于化肥报酬递减的临界点，而现在，化肥的施用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很难再期望利用化肥来刺激粮食的增产。中国的小麦也有相似的现象。自1950年至1980年，美国的小麦产量都远远高于中国，但在1978年，中国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小麦产量，并使之超过了美国。而由于缺水，北方小麦产区灌溉量下降，产量的增加逐渐变得困难起来。玉米的单产虽然还只有美国的60%，但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玉米产量可以达到美国“玉米带”的产量水平。美国玉米带具有深厚的土层，适宜的温度和日照长度以及几乎最适宜的降雨量。因此，中国的作物产量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肯定会提高，但幅度不可能太大。实际上，某些作物产量的年增长量可能已经不太明显。 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分析的结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他指出的这些影响中国粮食发展的障碍因素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障碍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就难以有大的发展，而由此出现布朗预测的那种局面也未必没有可能。不过，布朗认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些障碍因素的，而我们将在以后的分析中，会以大量的数据与资料证实，只要我们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高度重视粮食问题，中国的吃饭问题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因此，我们与其一口否定布朗的预测，不如认真研究布朗的一些有价值的分析。而中国是否会出现布朗预测的那种自己养不活自己的尴尬局面，关键还看我们将来在粮食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与所采取的措施。一句话，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里！

除了中国自己，谁也养不活中国

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关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中国人的关心，而在于担心中国人会从他们的碗里抢饭吃。 他认为，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粮食进口国。其进口数量之大，将引发世界粮食价格空前高涨。他认为未来中国粮食缺口将在2.07亿吨与3.69亿吨之间，而目前全世界粮食出口总量才2亿吨。如此大的粮食缺口不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供应得起，就是把全世界出口的粮食都给了中国也还少了。因此，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一大负担，中国的危机将转化为世界的危机。他甚至认为：“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出现在为贫穷所困扰的索马里和海地，而是出现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 由于布朗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粮食形势，因此，他不仅毫无根据地夸大了中国的粮食缺口，而且得出了中国危机论的结论。 中国绝不是地球的负担，中国绝不会引发世界的粮食危机，这将是我们以后讨论的内容。对此，布朗也认为他的预测是片面的，极端的。不过，布朗有一句话却是客观的，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中国一旦发生大的粮食缺口，任何国家都不能帮忙，谁也养不活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口。 世界食物生产历经40年的辉煌后，海洋和陆地食物生产的稳定增长势头也明显停滞，尤其是海洋渔业捕获量，从1950年的2200万吨上bbr>升到1990年的1亿吨后，现在基本上再增长无望了。粮食总产量，1950年为6.31亿吨，到1990年上升为17.8亿吨，增长了11.49亿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年份中，粮食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但从1990年以后，粮食增长速度明显减缓。据布朗预测，今后40年中粮食总产仅增加3.69亿吨，即每年平均增加900万吨。事实已经部分证明其预测的准确性。1990年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没有增长，1994年粮食总产量甚至还略低于1990年。与此同时，从1987年到1994年，世界粮食储备从历史最高点的4.65亿吨减少到2.98亿吨，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 布朗进一步分析道，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与环境的恶化，粮食出口量已难以有大的增加，而粮食进口需求量却在大量增加。1950年，北美是惟一具有大量粮食出口盈余的地区，事实上，北美出口的2300万吨粮食与西欧进口的2200万吨粮食基本抵消。当时亚洲刚刚开始进口粮食，但与欧洲相比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只有600万吨)。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到1990年，北美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地区(出口量为1.1亿吨)，但进口粮食主要是亚洲(进口量为8100万吨)。拉丁美洲从略有剩余转变到净进口1000万吨粮食，进口国包括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及其他小国，这正好抵消了阿根廷的出口量。这一时期，东欧和前苏联与非洲情形相似，也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到1990年，分别为3500万吨和2500万吨。 布朗还逐一分析了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泰国甚至美国这些粮食出口国的情况，这些国家大多数都面临着土地和水资源的限制，而且有的国家还很严重。因此，进入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继续增长，但出口量却明显减少。况且，当今世界还有许多比中国更需要粮食的国家，即使这些出口国家的粮食产量翻一番，未来仍然会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1990年，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10个国家进口了3200万吨粮食，大体上是全球总量的1/6，到2030年，假定这些国家的膳食结构没有提高，在农业生产上没有改进，其进口量也将达到1.9亿吨。这是他们目前进口量的6倍，而且几乎相当于1994年全球出口量的总和。 显然，除了中国自己，谁也不能养活中国，这是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的一个问题。现在就已经出现粮食短缺的世界粮食市场无法再给中国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提供粮食，中国惟有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单纯把目光投向世界粮食市场，是幼稚而不现实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诫我们，必须立足粮食自给，世界粮食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也要求我们必须立足粮食自给。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反复强调：“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也完全能够自力更生地解决。”如果我们不立足粮食自给，而一味地依赖世界粮食市场，则必然受其他粮食出口国家的控制，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有可能受到掣肘，由此而发生饿肚子的现象，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朱镕基说得非常明白。在一次对中国农村基地的视察中，朱 9555." >镕基强调指出：作为占世界1/5强的人口大国来说，中国粮食必须立足国内，决不能依赖别人，这关系国家的自立，民族的安危，永远不能动摇。国际粮食市场控制在少数几个国家手里，美国就占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垄断就容易形成“战略武器”。80年代中期前苏联进口量一度达到5000万吨，美国曾实行禁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布朗所说的“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群能养活中国”是有道理的。中国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谁也帮不了忙。而只要我们采取一系列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中国的吃饭问题也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关键在于我们对待粮食问题的态度与采取的措施。也就是，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决定权也在我们手里！ 为了我们将来不饿肚子，为了我们的后代不饿肚子，加强粮食生产，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已经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一、以粮为本：5000年的农耕文明

粮食：生命之泉

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而农耕文明是东方文明的基础，以粮为本，则是农耕文明的核心。 据历史学家考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粟(谷)、高粱等粮食作物的国家。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范围内，曾普遍发现过稻谷、稻壳、稻杆、稻叶。这说明早在7000年以前，我国长江流域就大面积种植水稻。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过炭化的粟(谷)粒。这说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粟(谷)。 在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高梁种粒和黍穗、黍壳，这说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高粱与黍。 在安徽亳县钓鱼台的西周遗址中，发现过很多小麦种粒，这说明早在2000～3000年以前，我们就种植了小麦。 在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中，发现过荞麦粒。这说明早在1700多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养麦。 历史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利用脚下的土地，种植人类最基本的食物——粮食。也许当时这是一种不自觉进行的尝试，但因此却使人类出现一次大的升华。人类开始从狩猎、游牧和采摘野果的时?t>代跨向了以种植粮食为生的世纪。以定居为主的农业逐渐代替了牧业，大片的森林和牧场被垦殖为农田。“敕勒川，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被“风吹稻菽千层浪”的景观所替代。 夏朝大禹治水之后创水利、画九州、定土赋、定农时，奠定了中国的传统农业。而粮食的大面积种植，则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农耕文明。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开始出现了铁制农具和牛耕，这比西欧至少早了1000多年。在谷物加工方面，中国最早使用杵臼。春秋时就有了石圆磨，汉代出现了脚踏的杵臼，造出了风扇车，比西欧早了17个世纪。中国古代的粮食种植与加工技术，曾在数千年内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href='451/im'>《贞观政要》为此概括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

值得炫耀的历史

中国的粮食生产，有着值得我们炫耀的光辉历史。 以粮为本的思想，使中国除少数游牧部落和渔民外，大部分人以种植粮食为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就一方面大量开垦荒地，扩充农田；一方面采用精耕细作，增加粮食产量。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农作物品种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粮食产量长期位居世界领先地位。 据有人推算，各代社会安定时期的丰收年份，中等土地的平均亩产，战国初期为108公斤；秦汉为132公斤；唐朝为167公斤；明朝为173公斤；清中叶为183.5公斤，均为当时世界最高产量。 在公元元年前后，西欧农业的收获量，一般只有播种量的4～6倍；而中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已超过播种量的10倍以上。欧洲大陆在整个中世纪，农业收获几乎都维持在播种量的10倍和10多倍的水平上；而在17世纪明代的中国太湖地区的产量已达到播种量的30倍。据明末清初的记载，浙江的桐乡丰收年亩产稻谷337公斤，平均亩产258.4公斤。有的地区如浙江的吴兴，亩产稻谷高达449.4～611.8公斤，当时的嘉兴地区亩产稻谷已过千市斤。中国的农业老了吗？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明，数千年来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从近代尤其是18世纪以来，中国的近代农业却一步一步衰落下来。请看吴慧先生对我国历代粮食生产状况的比较：从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从唐朝以来，中国人均占有的原粮和每个劳动力生产的原粮都逐渐下降，至清朝中叶，人均占有的原粮仅314公斤，低于战国末期的460.5公斤；每个劳动力生产的原粮仅1131公斤，也低于农业始发之初的战国时期的1659公斤。进入2bbr>.９９lｉb.0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加上战争不断，灾害频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农业经济陷入崩溃境地。1931年，我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降到135.5公斤，1947年降到90.3公斤，1949年仅85.5公斤，只有唐朝的一半；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的粮食，到1949年仅有700公斤，不仅只有唐朝的1/3，就是与战国时期相比，也还不到1/2。 中国的农业衰老了吗？我们不能不为之颤栗！ 剔除内乱外扰的因素，人口与土地，构成了左右中国粮食生产的翘翘板。从战国末期到清朝中叶，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了8倍，但人口却增加了18倍，虽然我们的粮食单产也提高了1.8倍，但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人口急速增长带来对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因此，从唐朝以来，我国人均占有的粮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年减少，到近代，跌入了最低点。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的18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也才达到1亿。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长岁月。 但从此后人口即开始了迅速倍增。到1762年，全国人口达到2亿，27年后的1790年达到3亿。1834年达到4亿，到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 在战国末期，中国拥有耕地面积0.9亿亩，比起现在的19.2亿亩虽然几乎只有一个零头，但当时只有0.2亿人口，粮食生产虽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人均粮食面积较多，人均占有的粮食仍达到460.5公斤，不但高于清代，而且还高于我们现在的水平。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一阵脸上发烧。 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们开始不断地开垦荒地，扩充粮田。首先是黄河流域，当时也是森林密布、草原茂盛的牧场，但很快就被逐渐开垦为耕地。汉代时司马迁将自碣石(即今河北省的昌黎)至龙门(今山西省河津禹门口)划为农牧界限，其北为牧区，其南为农区。很快的时间，农区突破农牧界限向北推移。到唐代推移至阴山以北，而至清代，更是长驱直入，除边远一些山区，林地草坡全部开垦为耕地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大量南迁，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没有经过多长的时间，我国广大南方地区也几乎是人口爆满，相应的便是大量的垦荒造田。为了种田糊口，几乎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大量开荒造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据专家推算，战国末年，我国的粮食总产为91.35亿公斤，到西汉时期增加到295.7亿公斤，唐代中晚期达到332.35亿公斤，宋代602.5亿公斤，明代726.5亿公斤，清朝中叶1134.05亿公斤。 但是，耕地的扩大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使中国的粮食占有水平进入近代便开始徘徊、甚至下滑。虽然粮食总产、单产均呈增长趋势，但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和农业劳动力人均产粮的数量都逐渐下降。以至到清朝以后，中国人均占有原粮与农业劳动力人均产粮的水平均不及我国战国末年，那刀耕火种的落后年代。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耕地资源却相?99liｂ?当有限。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在一片片的黄土地上刨食活命，一代一代的垦荒植粮几乎把能够开垦成耕地的全部开垦了，包括森林，包括牧场，包括湖洲。战国末期，我们只有0.9亿亩耕地，0.85亿亩粮田面积，到1949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5亿亩，增加了19.4倍。而在此期间，我国的人口由0.2亿增加到了5.4亿，增长了27倍。 人口还在增长，但我国的耕地却无法再长了。解放后，我们虽然采取过一些杀鸡取卵的强制办法，试图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但除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超过20亿亩，1958年超过19亿亩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18亿亩之间徘徊，并且从80年代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降到16.4亿亩，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此时的人口已是1949年两倍多。古人曾经靠不断开垦粮田养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现在的中国人，又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二、人海战术：难为了中国的农民 7%的耕地要养活22%的人口地球是一艘大船，承载着人类运行在茫茫宇宙与悠悠历史之中。 中国在这艘大船上占有多大的舱位呢？ 960万平方公里，这是地球分配给中国的最大的一个舱位。 但是，在这个舱位里，沙漠、戈壁、高山、冰川，这些无法安置人类生命的“死亡地带”，就占了192万平方公里；沼泽地带，又占去了11万平方公里。 我国境内高山面积比重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人口众多的大国。 我国可耕地面积只占国土的10%，而邻国印度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可耕地占57%。 中国的耕地面积早在1994年就认为只有14.34亿亩了，但现在有人认为这个数据不实，说至少有19亿亩，也有说20亿亩的。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在最新土地详查的基础上，确定中国目前的耕地保有量为19.2亿亩。即使按这个数字计算，也只占世界耕地总量的7%。而我们却要养活占全世界22%的人口，可以相信，我们的压力之大，中国耕地的负担之重。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国情，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沉重包袱。我们的领土仅是俄罗斯的56%，人口却是俄国的将近10倍。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以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近5000年来粮食生产水平一直居世界前列，虽然人口也在不断增长，但当时的中国人靠两条途径增加粮食产量，成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一条途径是扩大耕地面积，从战国末期到1949年，扩大了19.4倍；第二条途径是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据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希·珀金斯分析，二者对粮食总产量增加的贡献，各占50%左右。 但轮到我们这一代，第一条途径几乎是不存在了，因为我国耕地的扩展也几乎到了尽头。如果非要强行扩展，包括砍伐森林、围垦江湖，其结果将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将遭受更加惨重的代价。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一些盲目垦殖，已经让我们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 从1949年到1998年，49年时间里，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一直徘徊在17～18亿亩之间，最高峰也不过20.04亿亩，并且80年代以来逐年下降，到1994年，刚好又跌到1949年的水平——16.4亿亩，人均仅1.36亩。1995年以后有所恢复，到1998年，达16.6亿亩，勉强维持在16.5亿亩的中国粮食播种面积警戒线上。 即使按19.2亿亩的耕地面积，全国12.36亿人口，人均才1.55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澳大利亚的人均耕地是46亩，加拿大是28亩，阿根廷14亩，美国13亩，印度3.6亩，菲律宾2.5库，荷兰1.9亩，德国、英国是1.8亩。 从历史发展看，汉代时，我国耕地约为人均10亩多，到唐代达历史最高点——18亩左右，到清朝时，随着人口由不足1亿猛增到4亿，人均耕地面积便开始急剧减少，骤然降至不足3亩，而现在我们才1.55亩。这“一亩半”的国情，注定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与消费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大自然已经注定中国的耕地资源无法再有较大的扩展，注定要靠我们用这人均1.5亩的耕地来养活自己。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只能去适应这一现实，而不能去逃避这一现实。

大地作证：中国的农民最勤劳

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德·希·帕金斯十分惊奇，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70%，却供养了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 中国的耕地已像绷紧了的橡皮筋，没有多大的伸缩余地了，中国的农民惟有靠自己的勤劳，获取有限耕地上的丰厚报酬，以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就在这仅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产了占全世界总量17%的粮食，养活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 这是中国农民的骄傲！ 早在唐宋年代，中国的粮食单产和劳均粮食产量就稳居世界头把交椅。唐代粮食亩产达到167公斤，人均占有粮食628公斤，劳均产粮2262公斤，不仅在当时，就是与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比也并不逊色。 如果按复种指数计算，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粮食亩产达到158～124公斤，而美国为66.5公斤，华北地区粮食作物产量也普遍比美国高出60～85%以上。 当然，18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受产业革命的推动，传统农业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而相对应的中国农业却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加上社会动荡，灾害频发，战争不断，到解放前夕，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滑入了低谷。 解放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尤其是农民家庭出生的毛泽东主席，更是把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以粮为纲”成为当时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提并论的两大口号，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一次较大的解放，粮食生产迅速突破长期的徘徊局面，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纵观中国解放50年的粮食生产，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耕地无明显增长甚至有所下降的状况下，我国粮食总产、单产均逐年增长。这在世界粮食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1949年，中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仅85.5公斤，到1952年也才88公斤，到1988年则上升到238.5公斤，1994年达到271公斤，1997年达到300公斤，净增215.5公斤，增长了3.5倍。 194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为11318万吨，到1958年突破20000万吨，以后由于“大跃进”的冲击，加上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连续7年又跌入20000万吨以下，1966年再次突破20000万吨，又过了10年，到1978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逐渐推行，粮食总产突破30000万吨大关，1984年突破40000吨，经过几年的调整、徘徊，1996年创历史最高纪录，突破50000万吨，达到50450万吨，1997年稍有回落，降至49250万吨。1998年，中国虽然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但在广大农民的辛勤劳作下，粮食总产预计仍达到49500万吨，高于1997年，仅次于历史最高年的1996年。 从11318万吨到49500万吨，中国的粮食总产增长了4.37倍，在耕地面积并无增长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又一大奇迹。 从粮食平均产量看，中国的农民也敢与发达国家的农民争高低。仅按1989年的统计，中国谷物平均亩产为258.5公斤，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151.5公斤的平均水平，而且还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3.5公斤高了55公斤。仅次于法国(403.5藏书网公斤)、英国(384.5公斤)、西德(375公斤)、日本(379.5公斤)，与美国(298.5公斤)不相上下。而中国的小麦单产量，即使不考虑复种指数，也已经超过了美国。如1986年美国小麦单产量为亩产154公斤，我国为203公斤；玉米世界平均水平为亩产239.2公斤，而我国为247公斤。 由上可见，我国的粮食生产水平虽然与世界最高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但却早已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这对于一个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为中国的农民举手加额！

4亿人搞饭吃

我们有值得炫耀的业绩：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但我们也有不得不脸红的地方：我们用了4亿人来搞饭吃。 目前世界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为54.7%，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人数又占了务农人口的绝大多数。但由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着较大的悬殊。 农业人口比重最多的是非洲，总人口4.6亿，其中农业人口2.92亿左右，占了63.5%。农业人口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又占了1.8亿，占农业人口的61.6%。而就是用这么多人口搞粮食生产，但由于生产效率低，加上气候恶劣，粮食生产量仍然明显不足，以至大多数人尚处于饥饿状态。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业人口也较多。亚洲总人口25亿，农业人口接近15亿，约占总人口的60%。在农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只有6.06亿，其余59.6%的人口从事具体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拉丁美洲总人口3.59亿，农业人口1.26亿，占总人口的35%.在农业人口，从事具体农业生产的0.27亿，占农业人口的40.4%。 而对于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粮食生产效率高，粮食生产投入的劳动力人数明显低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不发达地区。东欧和前苏联总人口3.75亿，农业人口仅0.72亿，只占总人口的19.2%。而且在农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有0.4亿，占了农业人口的55.6%，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人数仅占44.4%。西欧总人口3.7亿，农业人口只有0.41亿，仅占总人口的11.1%。在农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有0.17亿，占了农业人口的41.5%。 大洋洲总人口0.17亿，农业人口仅110万，只占了总人口的6.5%。并且农业人口中的44%是从事农业经济活动。 北美洲总人口2.4亿，农业人口仅621万，仅占总人口的2.2%。而且在这微乎其微的农业人口中，也还有46%的并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而从事农业经济活动。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农业从业人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1952年，我国全社会劳动力有2亿人，其中农业劳动力占1.73亿，占了83.5%，这对于一个刚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站立起来的农业大国来说，似乎无须大惊小怪。遗憾的是，这种格局居然长时间未有突破，直到1970年，仍是全社会劳动力的80%搞农业。到1998年，也还有60%的全社会劳动力、75%的农村劳动力，也就是说有4亿多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据首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农村从业人员56085万人，其中从事农业人员4244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4.34%，占农村从业人员的75.67%。在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465人，英国可养活126人，而在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却只能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3个人。因此，在美国，9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非农业产业的生产，而在中国，60%的劳动力却要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并以此养家糊口。 中国目前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最典型的就是粮食生产，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密集的劳动力投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提高复种指数、改种高产作物等方式，从而达到提高粮食单产目的的。据测算，1952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12.5亩地，而现在，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只有6.7亩。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劳动人数，中国是美国的13倍，可以说，中国每年生产的几亿吨粮食，完全是靠中国的农民每天在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把一把抠出来的，一手一手刨出来的，浸透了汗水，渗透了辛劳。 ——难为了中国的农民！ 遗憾的是，大量的、密集的劳动力投入，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增加了粮食产量，但与此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一份汗水，未必就会有一份收获。前面我们曾列表比较，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原粮，战国末年是1659公斤，西汉1789公斤，到唐朝增加到2262公斤，宋、明则开始下降，分别为2087.5公斤和2013.5公斤，至清中叶，下降到1131公斤。1949年为最低点：700公斤。解放后，我国的粮食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粮食单产和总产均成倍增加，但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力劳均产粮却并无明显突破。根据统计资料推算，195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劳均产粮为946.5公斤；1978年为1035.7公斤；1984年为1251.8公斤；1994年为1389公斤；1998年为1166公斤。 几十年的“以粮为纲”，结果劳均产粮刚刚达到清朝的水平，尚不如刀耕火种的战国时期。 河西走廊是中国目前正在建设的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而有人研究发现，就是这么一个商品粮基地，现在农民送往国库的粮食按户均计算仅比盛唐时略略高一点。盛唐时，河西走廊一带每亩粮田的平均产量合现在的76.5公斤，相当于中国1949年的水平。年总产量约合现在的22.7万吨。天宝年间，河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为1723758石，每户平均上交29.01石，合现在的1198公斤。这个数字与今天河西农民每户平均向国家交纳的粮.食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1000年后，作为中国的一个商品粮基地，当地农民送往国库的粮食按户均计算仅比盛唐时略略高一点。 不是当代的农民不勤劳，而是人口暴增，耕地锐减，抵消了我们的所有努力。实际上，河西走廊如今的粮食亩产量比盛唐时高出近4倍，但因为户均耕地不足盛唐时期的1/4，因此劳均产粮没有大的增加。对此，我们能怪河西走廊的农民吗？ 从人均产粮的状况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均耕地的减少，使中国的粮食生产步履艰难。 战国末年，中国人均产粮460.5公斤；到唐朝达到最高峰：628公斤；宋朝开始下降：579.5公斤；明朝559公斤；清朝中叶314公斤；到1949年仅209公斤。 解放后，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了巨大的努力，但人均产粮提高速度并不理想。到1978年，经过30年时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才突破300公斤，达到316.5公斤，与1949年相比，每年仅增加了3.7公斤。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上风调雨顺，全国粮食普遍丰收，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0731万吨，但人均产粮仍只有393.6公斤，刚刚恢复到清朝中叶的水平。1993年，中国的粮食再获丰收，总产达到45644万吨，但用11.85亿人平均，人均产粮反而下降到了385公斤，1994年又下降了14公斤，仅有370.9公斤。1997年粮食总产达到49250万吨，但人口也达到12.36亿，结果一平均，人均产粮也不过398.4公斤。 几年的奋斗，我们的人均粮食产量，除1996年402公斤外，其他年份不仅没有攀上400公斤的目标，反而距离目标越来越远，原因何在呢？ ——不是中国的土地不争气！ ——不是中国的农民不勤劳！ 是急剧膨胀的人口与逐年减少的耕地，拉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后腿。 按粮食总产，中国年年第一。 按粮食单产，中国不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还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我们的人口太多了，我们的耕地太少了！ 早在1987年，美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就达到1143公斤，加拿大是1997公斤，澳大利亚1838公斤，法国929公斤，前苏联711公斤。从近10年的平均数比较，美国的人均产量是中国的3.4倍，前苏联是中国的2.1倍，加拿大是中国的5.9倍。 但是，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加拿大的1/19，苏联的1/9，美国的1/8，法国的1/3，印度的2/5，为世界人均耕地的1/3。 难为了中国的农民，难为了中国的父老乡亲！他们用这人均不到一亩半的耕地，不仅养活了中国人，而且还在赶超世界粮食生产先进水平。这是目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达到的奇迹。 1993年10月14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中国前农业部长何康颁发了世界粮食奖，以表彰他对中国农业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这不只是对一个前任农业部长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中国农业的肯定，对中国农民的肯定！ 三、皇天后土：被剥削的土地

200年后，中国人到月亮上去种地

《左传》上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未得势时，曾流亡到卫国。在一个叫“五鹿”的地方向乡野之人乞食。这位乡下人就给了他一块泥土。晋文公本来很生气，想要用鞭子抽这位不懂事的乡下人，可手下大臣叩头致谢，毕恭毕敬地接过了这块泥土，放到车上。后来他终于重归故里，成了诸侯中的霸王。 给一块泥土跟获得王位和国家究竟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古代人对土地的眷恋和尊重。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这虽是一首台湾校园歌曲，但我们却能从中体会到土地与人的关系。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场所，没有土地，就没有农业，万物就没有存身之地。 中国的国土面积虽有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前苏联和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但是，中国人却忽略了，貌似广袤的国土，可耕地仅占10%，人均耕地仅1亩多，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全国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湖南省是我国的主要产粮省，最近统计，5年前，该省人均耕地面积尚有0.82亩，现在下降至0.76亩。福建省的人均耕地面积甚至降到了0.57亩，而同样是我国粮食生产大省的四川省，人均耕地也降到了0.8亩这一国际警戒线上。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靠这几分田，我们又能指望生产出多少粮食呢？ 难怪我国的农民负担重，难怪我国的农业发展慢。 而我们仍然在杀鸡取卵，仍然在饮鸩止渴，有限的田土仍然在大量丧失。 耕地面积减少是影响中国粮食增产潜力和未来粮食供给能力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历史地看，中国的耕地面积自1957年以来就呈现出净减少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始于80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中更加得到了强化。 据统计，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间，中国净减少耕地共6432万亩，相当于减掉了一个农业大省四川省的全部耕地面积，平均每年430万亩。 1985年，耕地减少2300万亩；1986年，减少1600万亩；1987年，开始执行《土地管理法》，当年仍减少1200万亩；1988年以后，耕地减少势头虽然得到一定的遏制，但却没有能完全阻止住每年耕地面积的继续减少，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开发区与房地产热，耕地减少的速度迅速增加，面积越来越大。 1992年，全国开发区热，一年就丢掉了2500万亩；1993年，净减少485万亩；1994年，净减少657万亩；1995年，净减少583万亩。 40多年来，我国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相当于1个法国，或者2个英国、4个日本。1949年，我国人均耕地2.7亩，到1997年，人均耕地仅剩下1.14亩，49年，减少一半多。 耕地减少不只是一个数量概念，而且具有质量含义，因为减少的耕地大部分是生产能力较高的良田。如果减少的耕地每亩年产量平均按500公斤计算，则在现有的耕地减少态势下，中国每年将减少近25亿公斤的粮食生产能力，大约相当于1000万人口每年的口粮消费量，仅仅弥补因耕地减少而损失的粮食生产能力就需要留存耕地亩产年递增2公斤。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浩在《二百年后不耕不种的中华大地》的论文中，不无忧虑地警告中国人：如此杀鸡取卵，200年后，中国农民将无地可种。 他指出，建国以来，中国耕地平均每年净减少700万亩，等于一个北京市..。从1952年至1986年，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1983年后，全国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135万亩，以人均1.4亩算，等于增加了800万人口。而近两年，实际每年人口净增长大约1000万。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数量等于将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了近1倍。所以说，控制耕地减少和控制人口增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刘巽浩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推算，50年后，中国人均耕地只有0.7亩，和现在的日本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一样。日本的粮食有2/3是靠进口的，也就是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50年后，吃粮问题将也要和日本一样，靠进口来维持生计。刘教授进一步说，200年后，耕地将要减少20亿亩，即所有的耕地都占光了。 中国的农民将无地可种，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如果现在还不立即刹车，十几亿中国人将面临饿肚子的尴尬。

占一亩地，夺三个人的饭碗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在视察湖北时指出：一亩耕地要收1000多斤粮食，可以养活3个人。侵占一亩地就等于剥夺两三个人的饭碗。从这个意义上讲，乱占耕地就等于杀人。 遗言犹在，威令已不存。 农民建房，要占地；国家基建，要占地；乡镇企业，要占地；修宾馆、建别墅、打高尔夫球要占地……而到了1992年，穷急了的地方政府等钱用，更是大块大块地卖地。 《宪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藏书网规定转让。”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从中找到了生财的秘方：我们原来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财政没钱，搞建设要钱，怎么不卖掉几亩地？ 市长县长成了理所当然的“地主”。他们揣着土地使用证，审视自己脚下的土地，盘算着它们能值多少钱。于是，许多地方冲破国家法律法规，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圈起来搞开发区，大块大块的土地被廉价拍卖。 1992年上半年，四川省就建了各类开发区和市场600多个。从德阳到乐山，200公里的公路两边，土地已基本被征用光，估计占地几十万亩。其中有一个27.4万人口的小县，竟也开发了5000亩的“开发区”。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地方为了吸引外资，把大片大片的土地低价甚至无价奉送给外商，不仅国有资产数十亿上百亿地流失，而且，还牺牲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建设开发区，本来是吸引外来投资、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一项举措。1983年底，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利用天津港口地区的优越条件，建设一个新型开发区域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当即说：“这是件好事”。并指出，除了现在的特区外，还可以在沿海地区再开放几个点，这些地区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便是开发区的由来。 1984年开始，国务院正式行文，在沿海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2个城市开辟了14个经济开发区，被人形象地称为“小特区”。 但到了1992年，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了开发区的含义，以为招商引资就要建开发区，建开发区就是卖土地。于是，这个以前仅限于沿海城市的经济开发区，突然像雨后春笋，在全国遍地开花了。省里办、县里办、乡里办，连一些偏僻山村也挂牌办开发区，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开发区热”。本来是发展经济的一本好经，却被穷急了的许多地方政府念歪了。 开发区最热的时候，笔者沿319国道从湖南长沙到常德采访，200公里的路段，居然先后亲眼看到近百块开发区的招牌。到处是推土机在推一堆堆黄土，到处是人群在修一条条商业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好不热闹。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 有个县，一下就搞了4个开发区，21个乡镇也个个都搞了一个开发区。 有个村，就千把亩地。一日，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受外地开发热潮影响，决定也搞个300多亩面积的开发区。于是，小红旗一插，圈了一块地，次日便租来推土机，也准备像模像样地推出一个开发区来。公路两边到处挂着横幅，贴着标语：“欢迎你到××开发区来投资”。 有个地区把搞开发区建设当作一项硬任务，层层压，天天催，好像搞了开发区，经济就真的会被开发一样。 搞开发建设，发展第三产业，改善投资环境势在必行。但也必须符合实际，量力而行。有些地方盲目搞所谓开发区建设，某些做法已类似于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不管实际效果，只求表面轰轰烈烈，搞人海战术，搞行政运动。 1991年，全国仅有开发区117个，一年时间，便增加近80倍。而真正经过国家批准的仅95个，大部分是自制“准生证”，一哄而起的。 据统计，到1993年初，全国乡镇以上开发区已有8700多个，挤占土地1.5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开而不发，无商可招。 “圈地运动”四面开花，开发区铺天盖地，农民脚下的耕地越来越少。有关统计表明，划定的开发区中，有80%的是占用耕地。1992年搞开发区就占掉了2400万亩耕地，按1亩产粮500公斤计算，全国将因此减少120亿公斤粮食。这是足以使中国震荡的一个数目，1993年底粮食突然涨价，正好印证了人们的忧虑。 1993年，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终于使开发区运动紧急刹车。全国对开发区进行了清理和撤并，最后仅保留400至500个。 但是，我们似乎还迟了一步。许多地方已千疮百孔，许多耕地已惨遭蹂躏，到处是一堆堆红线圈着的黄土，到处是破砖烂瓦的土地，这与大炼钢铁后的情景何其相似！ 本来有限的土地，又在这次开发区运动中受到一次最大的洗劫。 开发区热过后，中国人又想玩高尔夫球了。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国内已投入使用的高尔夫球场有30多家，正在兴起的有60多家，有意向的项目约40家。 中国人玩得起高尔夫球吗？ 高尔夫球被许多国家都公认为是一种贵族化的运动。不但投资高，而且消费也高。且不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需近2亿人民币，每年因维护种植草皮、喷洒药水、添置器材等还需1000万人民币，就是那土地的占用，我们就难以承受。一般情况下，建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要占地900至1200亩，36洞的高尔夫球场要占地2000亩。即使在富得流油的西方国家，能有气魄地经常拿200美元左右的钱来一次玩高尔夫球的人也并不很多，何况还在为温饱问题伤脑筋的中国呢？况且，即使有人玩得起，但让几千亩的土地空着让几个贵族潇洒，而许多人却因没有足够的耕地藏书网忍饥挨饿，这是文明还是野蛮呢？李先念认为占一亩地即等于剥夺了两三个人的饭碗，我们能允许少数人为了活动筋骨而剥夺数千人的饭碗吗！ 现在，有关部门已从耕地保护的角度，开始限制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很简单的道理，不玩高尔夫球不会死人，没饭吃却能饿死人。 活着要用地，死了也要占地。在中国的农村，目前大部分地区还是采用的土葬。据民政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有700万人死亡，约有400万人实行土葬。造坟占地近100万亩。 死人在与活人争地，这在中国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山西省壶光县近十年减少土地面积2000多亩，其中近1/3为造坟占地。杭州西湖风景区，本是游览胜地，而今却是坟墓鳞次栉比。在温州，尽管移风易俗办公室年年发通告，重申火化规定，但死者仍有2/3被实行墓葬。据估计，温州每年大约有3万座新坟出现，每座坟要占20～265平方米不等。这也就是说，温州每年的新坟要占去120多万平方米，折合约1800亩地。在瑞安县岑头有一座陈氏宗族墓室，占地264.99平方米，造价2万多元。在福建某县，一位农民个体户在自己的责任田里修造了5座坟墓。两座为他逝去的父母重建，两座留给自己夫妻，还有一座是为他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建的。 活脱脱一则东方的“黑色幽默”。 把祖先交给我们的土地都败光了，将来，我们怎样面对子孙后代？难道真要他们到月亮上去种田？ 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请珍惜我们脚下越来越少的土地吧！

杀鸡取卵：衰老疲惫的土地

在人们的眼里，大自然似乎是永远也不会衰老的。无论经过多少千世多少万劫，太阳还是那么明亮，蓝天还是那么纯净，大地还是那么富饶，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大自然总是容光焕发，青春永驻。总觉得大自然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足够人类无限地吮吸、蚕食下去。 进入80年代，人们才发现，我们脚下的土地不仅是越来越少，而且更为残酷的事实是，我们的土地已衰弱不堪，耕地、草地和森林覆盖面积正迅速减少，土地质量严重下降，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世界范围内现有沙漠约800万平方公里，据专家估计，还有3000万平方公里即20%以上的土地面临沙漠化的威胁。而在中国，沙漠、戈壁及沙漠化土地现已高达149.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5.5%，而且还有1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踏上了沙漠化的旅程，约有0.59亿亩农田、0.74亿亩草地和近2000公里铁路与公路正在受沙漠化的威胁。土地沙漠化正以每年315万亩的速度发展，每年因此而损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46.7亿吨化肥。 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由于千百年来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加上近20年来受大气环流影响，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仍，导致了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土壤风蚀危害越来越重。泰莱县两个村的1800亩山岗，20年来被风蚀出10余条深沟，沟深达1米左右。已开荒的60亩沙荒地表35厘米腐殖质层被吹走，黄土朝天，连野草都不愿落脚。辽宁省彰武县北部的流动沙丘正以每年20～30米的速度向东北、东南方向推进，每年大约有5-10%的农田惨遭风沙的毒手。东北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的西拉沐沦河附近，历史上曾是地势平坦、林木葱郁、风景秀丽，是辽帝及大臣们游幸之所，而今却是沙丘起伏，河水卷着河底的流沙，在夜晚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狂叫，令人毛骨悚然，哪里还有半点作为东北先人栖息冶游乐园的影子呢？ 土地沙漠化是我们看得见的病症，而土壤质量下降却是隐藏的危机。千百年来，人们只知道向土地索取，却吝啬地不肯给予土地补偿。有时，虽然给予补偿，但却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再不就是多而无当，土地本身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反而又给土地带来了其他污染或并发症。年复一年，地力下降，土质恶化，衰退严重。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1403个县的情况汇总：土壤无障碍因素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15.35%；土壤有机质低的耕地占10.6%；耕地总面积的59%缺磷，23%缺钾，14%磷钾俱缺；26%耕层浅，12%的耕地土壤板结。 仅从有机质含量上看，我国目前的耕地明显低于美国等其他国家2.5～4%的水平，仅为1.5%。属于黑土地带的东北地区，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也已经从原来的5～8%下降到目前的1～2%。辽宁省全省耕地目前的有机质含量平均值已由过去的1.5%降为1%左右，其中约1500万亩有机质含量仅有0.5%。并且还在以每年0.02%的速度下降。全省耕地普遍缺氮；30%的耕地缺钾；90%的耕地缺磷；100%的耕地缺乏微量元素。全省中产田已有15%降为低产田，约有5～10%的高产田降为中产田。和过去相比，现在的耕地已由肥变瘦，由软变硬，由黑变黄，耕地患了严重的“营养缺乏症”。另外还有1.5亿亩耕地受到污染，每年因此而损失的粮食约120亿公斤。 俗话说，“瘦母牛生不出胖犊子”。如此贫瘠的土地，我们能指望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吗？ 失血过多的土地显得多么虚弱，然而，为了怀抱中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子孙，她不得不打起精神，从干瘪的乳房挤出稀薄的乳汁。这乳汁带有苦涩，因为她的丰富养分已被夺走了！ 在人类的心目中，土地是永远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于是，从荒古时代的刀耕火种，到现代化的机械耕种，人类一代又一代地在土地里刨食吃。土地也真诚地为人类奉献了无尽的财富，养育了数百亿的人口。但是，我们只是一味地向土地索取，却没有给予土地应有的回报，再大的宝藏也有被挖尽的时候，再强大的巨人也有疲惫的时刻。现在土地沙漠化迅速推进，土壤质量逐日下降，便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们还不汲取教训，继续杀鸡取卵，那么未来的中国人，面临的不仅是耕地的数量不足，而且还有耕地的质量下降。 为了生存，请救救养育我们的恩重于山的大地母亲！ 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实行耕地轮休制度，让耕地休养调整，以保护土质。在耕地严重不足的中国，显然还不能达到这一步。但是，我们既然不能让土地有“休息”的时候，那就更要爱护土地，维护土地。现在有的农民种地图省事，“绿的(草绿肥)不种，黄的(人畜粪)不施，粗的(土杂肥)不用，湿的(河塘泥)不捞。”每年就撒那么几次化肥，结果肥料结构不合理，导致土壤板结，有机质日趋减少，理化性状恶化。其次是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严重污染土地。长此下去，我们的土地将不堪重负，嬴弱不堪，最终的结局便是土地产出率越来越低。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耕地的数量与保护耕地的质量，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四、中国的水危机

水荒困扰中国

到200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要稳定在50000吨以上。达到这一目标，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 原农业部部长刘江认为：“是水”。 这又是一个受到我们忽视的因素：水，怎么会成为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呢？ 看完这一节，你就会知道，水资源的不足与水灾的频发，是怎样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粮食发展的。 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就没有人类，没有一切生物，有如茫茫宇宙中的其他星球。 地球之所以是一个有生命的星体，就在于它有水。在宇宙中，地球实际上是一个“水球”，因为地球表面70.8%的面积被水覆盖着。 不过，地球表面虽然70%以上的是水，但全球淡水资源只占总储水量的2.53%，大约3.5亿立方米，而这些淡水中，绝大部分又是很难为人类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冰冻地带的冰。人类真正可利用的河湖和地下水，只占全球淡水资源的0.34%，大约105万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同石油一样，水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多用一点，它就要少一点，你现在多用一点，就可能将来会少一点。据科学家测算，全世界的淡水使用目前每年为4.13万亿立方米，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估计到2000年将增加到7万亿立方米。显然，这与105万亿立方米的总淡水储备量，是多么地令人紧张。 因此，早在1977年3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继石油危机之后，人类将面临水的危机。 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感到了水资源缺乏的危机。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最新公布的报告表明，目前全世界已有占人口40%的80多个国家面临水资源缺乏的危机。 这其中便有中国！ 中国有20条1000公里以上的江河，有2600多个湖泊，有数万座水库，水资源总量达2.8亿立方米，仅次于巴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印尼，居世界第6位。但我们有12亿多人口，按人均计算，人均占有量为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9位，不足人均世界水平1.2万立方米的1/4。有的地方人均占有量更低，像北京的人均占有量，就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左右。 造物主在水资源分配上对中国不公正，老天爷则在降水方面对中国不“友好”。全世界年均降水深度为800毫米，而且降水均匀。而中国年降水深度仅630毫米，并且大都集中在汛期4个月，不仅不能拦蓄利用，反而成为洪水四处泛滥。以至经常发生南方暴雨连连，洪水泛滥，十年有九年闹水灾；北方则滴雨不下，干旱严重，十年则有九年是旱年，其中四五年是大旱年。 因此，中国被列为全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1979年，中国有154个城市缺水，到现在，全国600多个城市，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 除城市缺水外，农业缺水更加严重。据估计，我国农业用水每年缺水量达300亿立方米，为农业需求量的30%，8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亿亩农田受旱。我们的耕地每亩平均分摊灌溉用水1700立方米，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300立方米。到2000年，我国缺水量将达1000亿立方米。全国7亿亩水浇地中，有40%的得不到中度灌溉。因为干旱，全国平均每年有3亿亩粮田受灾，年平均少收粮食189亿公斤，相当于两个山西省的粮食产量。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的1/26，比严重干旱的阿拉伯半岛还低。 据农业专家介绍，我国80%的粮食、90%的棉花、95%的蔬菜生产靠农业灌溉。然而，我国恰恰又是一个水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即使这有限的水资源，其分布也非常不理想，与我国的耕地和人口分布状况极不协调。长江以北耕地占全国的64%，而地上水资源仅占17%；其中粮食增产潜力最大的黄淮海地区的耕地占全国耕地的42%，而地上水资源不到全国的6%。 由于水资源的严重不足，使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据对解放后46年的灾情统计，在我国自然灾害中，旱灾对我国农业产量影响量大。进入90年代，每年受旱面积4亿亩左右，比50年代增加一倍以上，成灾面积增加3倍。仅1990～1994年的干旱就使我国粮食生产减少了350多万吨。 一方面我国的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非常有限的水资源还在受到严重的污染，水质在不断地恶化。据对全国53000公里河段的调查，因污染而不能用于灌溉的河水约占25.3%，符合饮用水和渔业用水标准的只占14.1%。 毫无疑问，水资源的短缺，将成为阻碍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一大因素。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做好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水资源的短缺而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影响到我们饿肚子的现象就有可能随时发生。 1998年6月3日，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中99lｉb?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院士公布了中国科学院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国水问题的出路》。这份报告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水问题将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 在此一个月前，一直对中国的粮食问题表示关注的莱斯特·R·布朗先生也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散发了他们在《世界观察》上发表的报告《中国水短缺会动摇世界粮食安全》。这篇报告的第一句话是：“中国农业的水源出乎意料地锐减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撇开布朗那耸人听闻的“威胁论”，我们发现这两个报告都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中国水资源短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作用。中科院报告指出，我国目前7亿亩有效灌溉面积中，约有1亿亩因灌溉水源不足，影响粮食生产至少300～400公斤，到21世纪中叶，要满足16亿人口的粮食需求，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保障灌溉用水量。布朗则指出，中国70%的粮食供给来自灌溉农业，但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目前的灌溉水量将日益减少：一是大量的地表水从河流和水库转供给城市；二是地下水超采；三是高速化导致的水污染。 那么，面对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中国人难道只能束手待毙？其实不然。虽然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工业化速度的加快，我国的水资源缺乏的矛盾将更进一步的加剧，但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高度重视水问题，认真研究水问题，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水不仅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障碍因素，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之一。 中科院的院士们认为，解决中国的水危机，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开源，二是节流。而最首要的与最根本的是节流。徐冠华院士认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惟一出路就是在农业、工业、矿业、城市和生活等各方面全方位节约利用水资源，发挥有限水资源的最大效益和潜力，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减少用水量。” 中科院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美国水资源利用过程，从80年代开始总用水量及人均用水量均呈逐年减少趋势。6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日本，工业用水于70年代末，农业用水于80年代初，分别达到零增长和负增长。这些国际实验，可为我国所借鉴。从全国用水现状来看，节水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在农业方面，只要将传统的大水漫灌改为小畦或畦分段灌溉，仅此一项措施就可节省水量20～25%。工业节水的潜力更大，现在我国许多工业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耗水量大，如果普遍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每年就可节约用水150亿立方米左右。城市生活用水浪费也相当严重，如采取节水措施，可节水1/3到1/2。 徐冠华院士说：“作为缓解缺水矛盾的措施，节约用水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应当把节水型社会作为奋斗目标，把节水作为一项国策。” 布朗则建议：“要解决水问题，中国必须全面调整它的农业、能源和工业结构，实现水的高效利用，同时减少对水的污染。”他还建议中国通过种植低耗水作物，节约农业用水。 除了节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管水。中国已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水资源的法律法规，现在的关键是如何付诸实施，依法管水。 管水，首先就是要防治水污染，要按照“水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谁污染，谁治理，新开工厂不同步完成污水处理设施不得投产，对污染大户，要坚决责令停产治理。其次是要合理开发和使用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蓄泄兼筹、防治污染、集中管理的制度，合理开发，恰当调配，有偿使用。 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要像保护耕地一样地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因为这同样是我们的命根子。

流失的不只是水

大江东去，万古不息。 如果问江河里流的是什么，3岁的小孩也知道是水。 其实，标准的答案应该是：一部分是水，一部分是土。 这便是另一个令我们伤脑筋的事：水土流失。 中国整个地形西高东低，平均海拔1525米，重力梯度大，本身就是水土流失的态势。加上大量的经济林木和植被横遭砍伐，使中国的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据专家测算，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中，水土流失的面积达5亿亩?99liｂ.，涉及到1000多个县。其中水土流失最严重、面积最大的是黄土高原区，其次是南方丘陵区，华北土石山区，东北黑土区。 我国每年流入江河的地表土和泥沙总量达1050亿吨，其中表土50亿吨以上，相当于全国耕地从表层刮去几厘米厚的肥沃土壤；流失的氮、磷、钾肥约4000多万吨，相当于100个年产40万吨的化肥厂产量的总和。由于水土流失，山地丘陵耕地被冲毁，川道良田遭淘涮，大量土层变薄，土地板结，土壤胶体被破坏，土地肥力下降。 由于我们对植被的破坏，全国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江河流域都存在着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至纵观中国的江河，不仅黄河黄水滔天，长江也浑黄不清，珠江流洪水，黑龙江流黑水，中国的沃土有机肥土正加速流失。 珠江上游地带，多年乱砍滥伐，连碗口粗的树木已成为稀品，以至河流泥沙俱下，水库淤积严重，珠江已变成名符其实的“朱(铁红色)江”。 长江带入东海的泥沙每年达5亿吨，输沙量已达黄河的1/3。相当于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三大河的输沙总量。 黄河输沙量每年高达16亿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总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总面积的90%。 很多学者称水土流失为“动脉出血”。而中国目前是全身出血：南方在流，北方也在流。 据科学家估算：一万吨的沃土只能在1英亩土地上覆盖7英寸厚。大自然要使一英亩土地上面覆盖上一英寸的沃土，需要200年到1000年的时间。 这是一项多么艰苦卓绝的工程！ 然而，水土的流失并没有因为自然培育的艰辛而停止，土地的流血仍在继续。而继续流血的土地必将更加虚弱、苍白和衰老。 水土流失首先带来的是土壤有机质迅速递减，流失严重的耕地沙石裸露，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严重的则会颗粒不收。 土质下降又直接影响了生物总量大幅度降低，造成粮食、饲料、燃料、肥料等严重缺乏。生物总量的下降又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为了糊口，又不断在乱垦、乱伐，结果又引起更大的水土流失，更大的生物总量下降，更大的生活困难，更大的生态环境破坏，从而又是一次新的水土流失的开始……

洪水泛滥：怪天怪地也要怪我们自己

和水土流失最直接的则是令我们心惊胆颤、寝食难安的洪涝灾害。 1998年，将一段痛苦的记忆永远留在了中国人脑海里。这一年的夏天，中国遭受了一次举世罕见的洪水浩劫，虽然经过上千万党政军民的奋勇搏斗，仍然损失惨重。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2.4亿多人程度不同的遭灾，1700多万间房屋倒塌与损坏，2150多万公顷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以上。 损失最严重的是长江流域。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年流向大海的水量约有1亿立方米，占全国河流流入量的1/3以上，养育了中国1/3以上的人口，被称为中国人的母亲河。而同时，这也是一条令几亿中国人心惊胆颤的害河，每年夏秋季节，便洪水泛滥，危害生灵。 现在，长江干流的水灾正趋于频繁与加重。据统计，唐代的长江水灾是18年一次，宋元代是6年一次，明清是4年一次，而从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间，江汉平原就有16年遭受洪灾。本世纪内，长江发生的特大洪灾就有十多次。著名的有：1905年长江大水，灾害发生在四川境内，“漂没商民之财蓄物不可胜计”；1919年岷江洪水，乐山全城被淹，夹江城中水高5～6尺，死于水灾十之八九；1926年7月，湖南发洪水，40余县遭灾，长沙、湘潭等地尽成泽国，堤垸溃决无数，方圆数百里一片汪洋，满目浮尸；1931年全江型大水，淹没农田5600多万亩，灾民2800万人，死亡14.5万人，整个汉口、半个武昌及一部分汉阳统统浸在水中自数尺至丈余，最深处达二十七八尺。1935年长江流域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7月开始，长江和黄河大水同时爆发，共淹农田1606万亩，灾民2440余万，死亡近20万人。1949年6月，长江中下游洪涝，仅湖南一省死5.7万人；1954年7月，长江遇上百年罕见的特大型洪水，受灾总面积5400万亩，灾民1888万，京广线100天不能正常通车，仅疫情就夺走了3万条性命；1969年7月，长江中下游洪水，湖北、安徽灾情严重，83个县市受灾，死亡1603人；1981年7月，四川洪水，全省138个县市受灾，57座县城被淹，死1358人。 关注天气的中国人会发现，每年冬季前后，北风不断，控制北方且侵袭南方，带来的是晴冷和干燥；而夏季前后，南风不断，笼罩南国又时常挺进北方，带来的是湿润和降雨。所以中国大部分地方一年的降水集中在夏季前后的几个月，北方几乎年年都有春旱问题，从春末到深秋，中国自南往北顺次经受多雨天气的考验，因此可以说，我国全局性的风调雨顺天气几乎是不存在的，每年或多或少都有程度不同的水旱灾害。据统计，在各种农业季节性灾害中，旱涝灾害约占全部受灾面积的83%。 中国的地形也加剧了季风气候带来的水旱灾害。稍有地理常识者皆知，中国西高东低呈梯级分布，大江河多在西部高原生成东流入海。一旦发生大范围降雨，上中游高处的雨水迅速向下游压来，而下游多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平原。平原地区水流较缓，易涝难排，这就造成了一次次较大水灾。 但是，中国的水灾频繁，也不能全怪老天爷与大自然，因为除了天降暴雨外，还与江河湖泊自然生态功能衰退息息相关。长江中下游曾集中着我国最大的淡水湖群。这些美丽的湖泊，容纳百川，调节洪峰，与长江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水土流失与围湖造田使这些湖泊首当其冲，日益萎缩。曾经星棋布如散珠碎玉的长江中下游湖群，纷纷失去了它们那迷人的光泽，接连从华夏大地上消失。 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50年代还有22000多平方公里，到80年代就只剩下12000平方公里，减少了45.5%。号称“横亘八百里”的洞庭湖，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它吞吐长江，横揽湘资沅澧诸水，宛如一个天然大水库，起着重要的蓄洪作用，不仅维系着湖区几千万人口的安危，而且滋润了万顷良田。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洞庭湖像一个过度疲倦日益劳损的巨人，其面容已日见枯槁。1825年，洞庭湖面积达6270平方公里，后来被沙洲隔成东、西、南洞庭湖，大量围垦使面积大为缩小，如今仅剩下不足3000平方公里，湖泊容积由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178亿立方米，40年间减少近一半。天然湖泊的生态功能在于调蓄洪水，削减江河洪峰。湖泊面积缩小，必将引起湖泊水位抬高和出湖流量增加，这势必加大对水库、堤坝和分滞洪区等其他防洪设施的压力。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称，建国初期有湖1066个，到现在仅剩下309个，致使调节蓄水功能大为降低，洪水一来，几乎直接进入干流，大面积遭灾就难于避免了。 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导致泥沙淤积，是湖泊面积减少的.９9ｌｉｂ?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仅以长江为例，在这100年里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了，从而造成了长江流域两个致命问题：一是因暴雨而酿成洪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洪灾发生时的抗洪减灾能力大大降低。 据1957年调查统计，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20.2%，但仅仅30年之后，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却猛增了一倍，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了流域总面积的41%。 长江上游是我国仅次于东北的第二大林区，而只砍不栽，却使森林面积锐减。多年以来，四川森林采伐与更新的比例仅为11：1，四川全省在元朝森林覆盖率还高达50%以上，至解放初尚有20%，但到80年代初只有12%。云南、安徽和江苏也无一例外地在30年间使森林覆盖率减少了一半，湖北和湖南的水土流失面积则分别占到了全省总面积的30%和28%，江西省50年代水土流失面积还是全省面积的4%，到了80年代，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3%。12世纪时，湖南森林覆盖率约为70%，1967年就只有34%了。 据科学家试验，一棵25年生天然树木每小时可吸收150毫米降水，22年生人工水源林每小时可吸收300毫米水。而裸露地每小时吸收仅5毫米。林地的降水有65%为林冠截留或蒸发，35%变为地下水，在裸露地面，则约有55%的降水变为地表水流失，40%暂时保留或蒸发，仅有5%渗入土壤。林地涵养水源的能力比裸露地高7倍。据专家测算，一片10万亩面积的森林，相当于一个200万立方米的水库。滥砍乱伐，致使草稀树疏，降低了暴雨后蓄水于山的能力，加剧了洪峰来势，增加了灾害频率，同时也加重了水土流失，致使江河淤塞，河床抬高，许多地方河床已高于农田，泄洪功能衰退，湖滨积水成灾。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56万平方公里，年土壤侵蚀总量高达22.4亿吨。洞庭湖30多年来泥沙淤积总量达40亿立方米，湖底河床平均淤高了1米，最大局部淤高竟达12米。 面对洪水的肆虐，我们还能一味地责怪老天爷吗？ 如果我们还不汲取教训，继续滥砍滥伐，也许下一轮的洪水将更大，下一次的损失将更多。为了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家园，为了我们有一块平静的土地，我们必须善待自然。

建造中华民族的“诺亚方舟”

《圣经·创世纪》有这样一段故事，诺亚按照上帝旨意，与他的三个儿子一起用歌裴木造了一只方舟……天上下起了滂沱大雨，洪水淹没了整个大地，只有诺亚的方舟载着他的一家老小和动物，漂浮在无垠无际的水面上……面对滚滚的洪水，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诺亚方舟在哪里？ 中国自古就有治水的传统，治水成了历代安邦治国的大事。解放后，党中央、国务院更是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把大江大河的治理列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防洪体系。 从50年代起，我国以防洪为重点，对大江大河普遍编制了流域规划，使防洪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40多年来，由于兴建了大批的水利工程，对各级河道的洪水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调节作用，可以说，我们的防洪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包括诸多措施在内的防洪体系，这个体系保护着5亿人口，3000多万顷耕地和占全国2/3的工农业产值，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体系，改革开放才得以顺利进行，国民经济才得以飞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举全国之力，全面治理黄河，基本上控制了黄河水患，使这条危害几亿人民的害河变成养育中原人民的益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近50年与前50年相比，中国的抗灾能力已有了惊人的提高。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水，所有的大城市都一时成为泽国，1935年长江再次发生大水，武汉二度被淹，而今年武汉面临比1935年还高的洪水位，却安然无恙。1938年，黄河决口，89万人丧生，1958年黄河水虽大，黄河大堤岿然不动，而且以后40年也岁岁安澜。1931年淮河大水死亡7.5万人，1991年淮河发大水，死亡人数减少到千人左右。 1998年的长江洪水和1931年、1954年一样，都是全流域的大洪水，但损失却比1931年和1954年小得多。1931年干堤决口300多处，长江中下游几乎全部受灾；1954年干堤决口60多处，分流洪水1023亿立方米，江汉平原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等城市被淹，1998年长江干堤只有九江大堤一处决口，而且几天之内堵口成功，沿江城市和交通干线没有受淹。长江流域1931年洪灾中死亡14.5万人，1954年3.3万人，1998年仅1320人。 不过，我国大江大河防洪除涝标准并不高，长江中下游干流防洪标准约10～20年一遇，太湖防洪标准不过20年一遇，除珠江流域北江大堤外，大都在50年一遇标准以下，许多城市的防洪能力不高，有的不设防，以至我们每年都要一再强调防大汛抗大灾。 现在，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一场大兴水利的群众运动开始铺开。目前，一批防洪水利工程正在积极建设或准备之中。如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之后，可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现在的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治淮工程全部建成后，淮河中下游的防洪标准将提高到40年一遇，重要堤段达到100年一遇；治理太湖的10项骨干工程建成后，防洪标准可达到50年一遇……最令人鼓舞的是，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流域将大大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率与损失程度。 与此同时，加强生态保护，减少水土流失，已成为防治洪涝灾害的一个中心内容。现在，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已全面启动。最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明确指示：长江中上游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许多水库都变成了沙库。因此，一棵树也不要再砍了。根据朱总理的指示，从1998年9月1日起，四川全面封山，不准再砍伐长江流域一棵树木。在禁伐的同时，大力植树造林。长江上中游待绿化面积有60万平方公里，国家将投资150亿元，用一定的时间，使其全部绿化，以此可增加保蓄水量数百至上千亿立方米。它似乎没有眼前的功利，却是恢复长江良性循环系统的限定因子。只有当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到50%以上，涵养水源5000亿立方米，才能使整个长江山清水秀，水量丰稳。 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对森林的破坏——认识——再破坏——再认识的演变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一例外。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是伴随着森林的消失而衰败的。500年前哥伦布登上加勒比岛北部的海地时，曾称赞：“这儿是人间最美的地方。”然而经过数百年的殖民统治，98%的森林荡然无存，昔日人间天堂变成了一片荒漠。韩国历史上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屡遭战乱，特别是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森林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汉江流域的洪涝灾害。1973年以来，韩国连续实施两个“治山绿化”十年计划，成效显著。1988年又开始推行以提高森林质量与环境效益为重点的“山林资源化计划”。日本在长期治山治水的实践中，留下了“不会治山者则不能治国”的名言。 法国、德国在18世纪上半叶，毁林现象十分严重，往往是洪水过后又遭干旱。在经历水旱灾害之后，开始重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现在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下降。 据近几年国内外学者运用现代价值理论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估的研究结果表明，森林的生态价值相当于其经济价值的10～20倍。目前中国森林的年水源涵养量为3470亿吨，相当于全国现有水库总容量(4600?９9ｌiｂ.亿吨)的75%。这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受洪水的侵扰，保证我们的良田不受水旱的肆虐，保护森林资源是关键之举。 国务院已下达森林禁伐令，从现在起，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恢复生态植被，减少水土流失。 国家林业局已决定，停止审批综合开发使用林地的规划，废止有关森林复合经营及熟化造林地的文件。 为了我们的家园不受洪水肆虐，为了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不受洪水侵犯，大兴水利建设，加强生态保护，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让我们用双手给自己及其后代造一只安全的“诺亚方舟”！ 五、黄土地还有多大的潜力？ “小康”的门槛我们需要温饱，但我们不满足于温饱。 七届全国人大为我国制定了一个诱人的目标：2000年跨入小康社会。 国内外许多专家分析，凭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势头，达到小康水平并非难事，但关键是要跨越第一道门槛：人均占有粮食产量400公斤。 这是小康社会的基础，是小康水平的标志。 李鹏同志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设想，到2000年，如果中国的人口能控制在12.5亿，全国粮食总产能达到50000万吨，我们就可以实现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 10年后的1998年3月，李鹏同志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到1997年12月31日，中国人口已达到12.36亿。由此看来，到2000年，全国的总人口绝对会突破12.5亿，很有可能达到12.8亿。进一步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才会达到峰值，而此时的人口将是16亿。 既使我们将人口控制在12.5亿，我们能否生产50000万吨粮食呢？ 中国的黄土地功不可没。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今天，它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要养活12亿多中国人。那么，中国的黄土地到底还有多大的潜力呢？ 战国末年，中国的黄土地上大约每年能生产913.5万吨粮食，到唐朝3320万吨，至清朝中叶达11340万吨，增长了12.4倍，这主要靠耕地面积的扩大(8.1倍)和粮食亩产的增加(1.8倍)。 1949年，我国的粮食总产是11318万吨，到1997年，粮食总产达到49250万吨，48年时间，增长了4.8倍。在这期间，耕地不仅未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则基本持平。这近5倍的增长量，完全是靠亿万农民精耕细作侍弄出来的。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到2000年中国宣布进入小康社会之际，人均粮食消费必然会超过400公斤，很有可能达到500公斤。即使按400公斤计算，届时12.8亿人口需要51200万吨粮食，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需要64000万吨粮食。那么，中国的黄土地到底还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粮食呢？这不能不令我们深切关注。 如果我们一一分析中国粮食的各个要素，则不难发现，中国的粮食生产虽还有一定的潜力，但难度相当大。 首先，我们受到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制约。现在我国人均耕地也才1.55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现在每年500～800万亩的耕地减少势头还在继续持续，许多粮食主产区人均已不足1亩，有的地方已经不到人平0.8亩的最低极限。很难保证，到2000年，我国的耕地还能保持19亿的水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少耕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粮食增产也就成了无本之木。 我国的粮食生产的复种指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52年，我国土地平均复种指数为130.9%，1966年达到142.6%，1978年达到151%。近10年来，基本上维持在150%左右。而长江以南的广东、湖南、江西等省份，一般都在200%以上。这意味着我们靠一年多种几茬庄稼来增加粮食产量，事实上也可能性不大了。因此，我国的粮食播种面积无法再有大的扩展。现在，如果耕地不再有大幅度减少，我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尚可维持在16.5亿亩的“警戒线”上下，最乐观的状况是到2000年，还有16亿亩。 面积没有扩大的余地了，惟一的途径便只有增加单产了。如果到2000年，我国还能保持16亿亩的粮食播种面积，要生产出51200万吨粮食，平均亩产必须达到320公斤。到2030年，要生产 51fa." >出64000万吨粮食，平均亩产要达到400公斤。而我国粮食产量最高的1996年，平均亩产才305公斤，这意味着3年时间里，我国的平均亩产要增加15公斤，在33年内要增加95公斤，接近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成本，包括加强水利建设、提高科技含量。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曾对2000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进行过三种预测。 第一种预测：粮食生产维持现状和只作局部改进，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60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仅15.67亿亩，平均亩产298.5公斤，粮食总产量达到47750万吨，按12.8亿人口计算，人均373公斤，低于目前水平。 第二种预测：加大粮食生产力度，增加农业投入，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只减少40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能达到16亿亩，粮食亩产能达到328公斤，届时，粮食总产量将达到50295万吨，人均粮食产量409.8公斤。 第三种预测：介于二者之间，粮食播种面积15.9亿亩，平均亩产313.5公斤，总产量达到50015万吨，人均粮食产量391.8公斤。 全面考察中国的粮食生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粮食生产有困难，也有潜力。如何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我们不能走日本的老路

中国的经济已稳步跨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是中国人日思夜盼的时代。 但是，从国际的经验来看，经济快速发展往往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进而影响到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日本、韩国、台湾便是很好的例证。 目前的中国，与50年代的日本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农业角度看，均为人口高度密集时期，1950年，日本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为1.2亩，而目前中国为1.34亩；从经济发展阶段看，均为工业化进程的开始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日本的大量农田被建设工厂、仓库、高速公路等占用，耕地面积日益萎缩，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土地，粮食产量日趋下降。1955年，日本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550万公顷的历史最高水平，到1994年便下降到240万公顷，整整减少了一半多。相应的便是粮食产量持续滑坡。日本粮食产量在1960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除水稻单产有所增长外，其粮食总产量下跌了32%，几乎每年下降1%。 由于粮食总产量下降，日本的粮食供需差距迅速拉大，他们只好通过大量进口粮食来求得平衡。1950年，日本每年进口粮食400万吨，当时尚只占其消费总量的25%；而到1990年，年进口量达到2800万吨，占其消费总量的75%。这意味着，日本的粮食消费2/3依赖进口来维持。 韩国和台湾也呈现相似的状况。韩国自1965年粮田面积达到峰值后，即以每年1.2%的速度减少，到1994年已经下降了46%；台湾从1962年到1994年，粮田面积也是以每年1.2%的速度减少，32年时间减少了42%。 日本、韩国和台湾都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以至无法维持粮食供需平衡，惟有靠大量进口来弥补粮食缺口。布朗先生认为，快速的工业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占用大量耕地，这将超过土地生产力的增长，并最终导致粮食总产量的下降。中国现在也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以后的状况必然与日本、韩国和台湾一样的结局。 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已无可逆转，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将走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老路。很简单的道理，中国是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情，根本不可能像日本、韩国和台湾一样靠吃外国米来生活。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10；韩国只有中国的3%。他们能从国际市场进口一定的粮食来维持国内粮食的供需平衡，而中国如果也像他们一样70%的粮食依赖进口，那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数字。很显然，中国未来的粮食只能靠自力更生才能解决。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绝对不能以牺牲耕地和牺牲农业为代价，而应该做到工业和农业同步协调地发展。固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需要占用一部分耕地，但除了统筹规划外，一定要实行占补平衡的制度，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土地的占用，以保持耕地的总量平衡。 保持耕地总量平衡，已成为中国土地管理中的一项关键性工作。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已制定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19.2亿亩为1997至2010年这一规划期内的耕地保有量，并确保这一耕地数在这14年间只增不减。现在，这一规划已层层落实，要求各地政府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对土地进行用途管制。建设用地一律实行占补平衡，绝对不随意乱占滥用。 经济要发展，耕地要平衡，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无论是抑制前者还是牺牲后者，都是不符合我国发展思路的。我们不走日本的老路，我们也不能走日本的老路。

守住我们的“保命田”

历史，注定我们这一代要以最少的土地养活自己，因此也就注定了我们这一代必须把粮食生产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我们别无选择！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耕地的产出率是有限的，换句话说，一定的土地只能养活一定的的人口。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阴影已经证实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就是说，我们要保证炎黄子孙不饿肚子，一是要控制人口，二是要维持一定的耕地量。由于人口生产有一定的惯性，人口控制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们现在虽然实行了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但到2000年达到12.8亿人口，到2030年达到16亿人口，已基本上成为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保证有能维持这么多人口生存的耕地量，通俗地说，就是“保命田”。 按国土资源部的计算，到人口高峰年，按人均占有粮食400～450公斤计算，必须维持19.2亿亩的耕地保有量，否则，就不能保证中国人吃饱并且还能吃好饭。换句话说，就是有可能饿肚子。 19.2亿亩，这就是中国人必须保证的“保命田”！ 这一数字已比前几年公布的数字高出了4亿多亩，很显然，在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快的时候，在耕地减少的势头还未完全遏制的时候，要守住这块“保命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又不能不守住，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将来饿不饿肚子的大事！ 首先，我们必须控制耕地的减少，保证粮食播种面积。国土资源部已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80%以上，其中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要占90%以上。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保证重点项目用地，一般性项目的用地将靠整理存量土地来实现。为实现土地总量的动态平衡，要通过整理和开发来补充耕地。据估计，我国城镇现有建设用地中至少40%属于低效利用，另外全国还有174万亩闲置土地，通过内涵挖潜，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靠新占耕地，而主要靠存量建设用地，可以基本满足城乡建设的用地需要。另外，对现有耕地、各类零星闲散地、农村居民点用地、砖瓦窑场用地及乡镇企业用地进行整理，可以增加大量耕地。据估计，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占用地总量已达2.72亿亩，人均用地153平方米。如果我们按规划将人均用地标准降到100平方米，可腾出9500万亩，这比我国10年来非农建设项目占用的耕地面积总和还要多。另外，我国城市闲置率至少为15%，约有400万亩。同样的工业项目，我国的用地面积要比发达国家高11～13个百分点。如果将这些闲置的土地盘活，提高土地利用率，城镇里可挖掘出大约40%的土地潜力。由此看来，只要我们下决心挖潜力，不仅可以保证用存量土地满足城乡建设需要，而且还有可能挤出上亿亩的新增耕地。江苏省对原有耕地大面积整理后，增加耕地5～10%；上海奉贤县实行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村居民向集镇集中，增加耕地17%。若按土地整理后耕地面积增加5%推算，全国即可增加耕地1亿亩。 一方面我们必须死保现有耕地不再减少，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继续开垦一些宜农荒地，包括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垦一些荒山与湖洲，并对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进行还农复垦。据调查，目前全国有成片可垦荒地5亿亩左右，其中近期可以开垦为耕地的约有1.2亿亩；藏书网有零星荒地1亿亩，近期可以开垦为耕地的约5000万亩；还有适垦滩涂5000万亩，可以改良的草原面积5000万亩以及可供养殖的淡水水面和约100万平方公里的近海海域。除宜垦荒地外，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和基本建设造成损毁的耕地资源数量也相当大，据估计，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耕地约2亿亩，其中因从事采矿、烧砖、燃煤发电等生产活动而造成的废弃土地约5000多万亩，其中70～80为良田沃土；全国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建筑取土等建设造成废弃土地约1.5亿亩，其中耕地占70%左右。预计，今后我国仅工矿废弃地每年就将以70万亩速度增加，如开采1万吨煤，要塌陷土地3至4亩，我国年产煤11亿吨，要损失土地30多万亩。综合治理废弃土地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目前，我国废弃土地复垦率仅占4%左右，速度太慢，利用率太低。而美国、澳大利亚复垦率达85%以上。如果达到国外一些国家50%的复垦率水平，那么，全国就可新增宜农耕地4500万亩。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从现在起，每年要复垦400万亩。按每亩生产粮食400公斤计算，每年可增产粮食16亿公斤。 除了保护耕地，要有效地增加粮食产量，那就只有在现有耕地上进行挖潜了。从生产潜力上看，现在耕地中有2/3(即9亿多亩)仍处于中低产水平，亩产水平在两三百公斤左右。只要因地制宜进行改造，平均每亩仅增加粮食产量50～70公斤，全国就能增产粮食500亿至750亿公斤。 从三大作物的单产潜力看，我国粮食中水稻和小麦的单产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玉米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三者也都还有潜力可挖。我国目前至少有1亿亩耕地可建成“吨粮田”，而现在一般大都在400公斤左右。如果达到吨粮田水平，即相当于增加1倍的耕地。 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增加粮食单产，这也许是将来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甚至惟一途径。 解放以来，我国的粮食单产增长较快，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差距也就意味着有潜力，只要我们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增加科技含量，中国的土壤照样能种出高产的粮食。为此，除了继承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外，加大水利设施建设和化肥、农业机械、电力、资金等大量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将是粮食增产的重要方法。 另外，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依靠科学技术夺取农业稳产高产，是当前发达国家一致的经验。根据对30多年来农业增长率的研究和测算，到目前为止，我国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率的作用仅占30%，而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占60%至80%，这表明我国农业仍处在技术层次较低的粗放经营阶段，同时也说明在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如果通过努力使技术进步在农业和粮食增产中的作用由现在的水平提高到50%甚至再提高到70%的先进水平，就意味着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可提高4500～9000万吨，足以保证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在下世纪初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提高耕地的复种指数上，也还有潜力可挖。虽然全国平均的土地复种指数已达到150%，但地区之间很不平衡。长江以南部分省份已达到200%，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一般是180%左右，黄河中游的省份大多在135～171%之间，东北地区则只有100%。如果普遍达到150%以上，就等于又增加了几亿亩粮田。即使南方的12个省，也仍有2亿亩冬闲田，近期内可以开发利用的至少有1亿亩。 无庸讳言，中国的粮食生产面临着困难重重，阻碍重重，但只要我们下决心、下力气、下本钱，我们就完全有把握在下世纪初让中国的粮食产量稳定在50000万吨的水平，在2030年登上60000万吨的台阶，不但保证中国人不饿肚子，而且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享受到小康水平的粮食占有量。

新的国土法为粮食生产遮风挡雨

为什么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什么耕地减少的势头难以遏制？ 这其中自然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但是，法律不健全，以及执法不严格，是最主要的原因。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实施10年来，对保证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和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土地作为要素已进入市场，土地管理出现了相当复杂的局面。在此情况下，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已明显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专家分析，现行的国土管理法至少有以下几大缺陷：一是现行法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缺乏严格的法律限制；二是现行法对土地违法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体制和手段。在我国，土地违法主体除公民、法人外，还有地方政府。现行土地管理体制下，土地管理部门隶属各级政府，上下级土地管理部门仅是业务指导关系。这种体制难以监督制约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同时，在法律手段上，土地执法部门缺乏应有的法制手段，一旦形成违法事实很难纠正。三是现行法对土地征用权缺乏严格的法律限制，且比较分散。从世界各国法律看，土地征用是剥夺公民财产权的一项法律措施，都规定了明确的限制条件——只能用于公共目的，其他用地只能通过市场取得。而我国所有建设项目均可进入征地程序，这是导致滥占乱用耕地的根本原因。另外，各国土地征用权均属中央政府，高度集中，而我国分属中央、省、地、县四级。四是现行法对国有土地资源和市场管理缺乏明确的规定，特别是谁是国有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没有规定。国有土地实际上是掌握在市县政府手中，加上不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政策，刺激了地方政府多卖地、低价卖地行为大量发生，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 有鉴于此，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土地管理法》。这部于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针对现行法的种种缺陷，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修改后的新国土法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措施管理土地，保护耕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土地形势作出的重要决策。新土地法力图在体制、机制、法制上解决土地管理，特别是耕地保护上的根本问题；并贯彻土地管理原则，一方面土地发展权属于国家，另一方面明确划分了土地管理职权；土地征用最高决策权属中央政府专用；改变限额审批制度，实施用地管理制度。 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检察司司长、《土地管理法》修订小组组长甘藏春介绍，此次修订有8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对耕地实行特殊的法律保护制度。规定省级政府都必须采取措施履行对本行政区域耕地数量不得减少的法定义务；把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上升为法律；建立占补平衡制度，建设占用耕地必须新造相同数量、相当质量的耕地。 二是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经济地位。规定任何土地未经规划不得开发利用；执行规划不得变通。 三是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上收土地征用批准权，集中于中央和省级政府；改变征地方式，除线型工程外，今后不得进行项目征地，只能由城市政府为实行城市规划统一征用。 四是建立农地转用审批制度，防止农地无限制地转为建设用地。 五是执法监督检查。在法律责任制度上实行比现行法更完善的制度，明确各地土地管理部门同时是土地法律执法监督部门，国务院土地管理部门有行政处罚权。 新的土地管理法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作为基本国策写进法律，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目标、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bbr>上升为法律，特别明确了土地执法监察的对象，赋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的调查权、制止权和处分权，加大了土地执法力度。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新的国土管理法突出了对耕地的保护，过去省、地、市、县甚至乡和村都可以批地卖地用地的混乱局面结束了，尤其是农用地绝对不能轻易占用了。这意味着，我们从行政批地走上了法制管地的轨道。 另外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新的国土管理法明确了对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保护。河南省确山县农民陈双喜怎么也不会想到，十五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全国上下宣传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热潮还没有退去，自家承包的山林就被村支书的独生子强行霸占了。这片他投资40多万元，倾注了无数心血、已经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山林离承包合同确定的期限还有40多年才到期，可现在人家说占就占了。村支书面对电视记者的采访却无所畏惧：“这是我们村定的。”在权力面前，政策成了一纸空文。陈双喜欲哭无泪的双眼似乎在告诉我们：农民太需要法律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了。现在，新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期限30年不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行的政策，这次将这项政策上升为法律，为稳定农村的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过去农民担心政策会变，现在则可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过去我国长期以来实行5级政府管理土地、分级限额审批土地制度，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受到利益驱动，在土地利用上只考虑局部和眼前利益，时常采用“化整为零”、“下放土地审批权”等方法扩大或变相扩大自己审批土地的权力，从而使土地利用效率低，闲置浪费土地严重，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这次新的土地管理法废止了土地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实行一项更为严格的土地管理新制度——土地用途管理制度。首先确立了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法律制度；其次，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将土地使用权分为农用地使用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并规定了不同的权利内容，促使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依法使用土地；再次，建立农用地转用审批制度，将农用地转用审批作为实施用途管制的关键，凡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审批。 除了新的国土管理法为保护耕地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条文，全国许多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严格保护耕地。 广东省先后制定了13个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法规以及20多个行政规章，有效地保护耕地。为了使法规切实可行，广东省还强化了土地监察执法队伍的建设，目前全省建立了土地监察执法队伍86个，800多人，在加强国土与行政监察、纪检部门联合办案的同时，还有37个县市与公安司法部门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合土地执法体制。 四川省人均耕地仅0.8亩，近几年建设用地逐渐增多，四川省政府颁布了《四川省开垦耕地暂行办法》，全省把土地开发复垦纳入各级政府土地管理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狠抓落实，并将任务层层分解到市、县、乡、村和农户，层层签订承包合同，制定了奖惩办法，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开发复垦工作。“八五”期间，四川省开发复垦土地260.9万亩，耕地69.8万亩，连续8年实现复垦耕地同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持平有余。 “八五”期间，福建省耕地总数从1854.8万亩下降到1805万亩，净减少49.8万亩，而同期人口增加了164.26万人，人均耕地从0.62亩下降到了0.57亩。全省每年人均耕地减少0.01亩。福建省人大立法死守1500万亩基本农田，各地不得随意调整、占用。要严格控制各项建设占用保护区内的耕地，对于违法审批、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耕地的的，除应依法予以处罚外，对有关责任者还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有法律为中国的耕地遮风挡雨，有法律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撑腰壮胆，中国的粮食生产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中国的黄土地不仅有能力养活我们，而且还有潜力让我们超越温饱。关键在于我们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于我们对粮食生产的努力程度。 一、填饱12亿人的肚子要多少粮食？

独一无二的国情

中国有12亿多人口，却只有19.2亿亩耕地，人平仅1.55９９ｌｉｂ?亩。 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国情，也是中国的吃饭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的原因。 人类消费的大部分物质和95%以上的蛋白质取自土地，其中80%以上的热量和75%以上的蛋白质来自耕地提供的粮食。根据热量计算，一个人仅维持生命，每年需要125公斤粮食；如果要保持一定的体力，并保持良好的营养状态，每年必需消费230公斤粮食；如果要保持充足的体力和充分的营养状态，每年必需消费粮食300公斤；而如果要保持较好的体力和较充分的营养状态，则每年必需消费粮食400公斤。 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党和政府对粮食生产的重视与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中国的粮食消费已超过维持充足体力和充分营养状态的水平，接近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个人的粮食消费包括直接和间接两部分。直接消费是人们直接消耗粮食，包括每天一日三餐吃的米饭、馒头、窝头等主食(即口粮)；点心、豆制品、米粉等副食品(即食品工业用粮)；以及饮料酒用粮。间接消费则主要是饲养家畜、家禽消耗的粮食，人们虽未直接消耗粮食，但却是将粮食以饲料的形式转化为动物的肉(譬如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等)后食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间接消费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 一个国家的粮食消费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状况，二是人们收入状况，均呈正比关系。我们这里有一组1986年的人均粮食消费的构成情况：一是口粮大约273公斤；二是食品工业用粮大约11.2公斤；三是饮料酒用粮大约10.1公斤；四是饲料用粮大约69.8公斤，以上四项相加，便是一个中国人一年需要的粮食，大约354公斤。如果加上工业用粮和种籽粮，则一共是391公斤。 1997年尚未见精确的分类统计。据专家分析，1997年的粮食消费，除口粮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外，其他几项均有增加，突出的是饲料用粮明显增加，因为我们对猪肉等动物肉的消耗大幅度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7年我国人均占有肉类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已超过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按此推算，1997年，我国人均消耗粮食约388.3公斤，全国的粮食总消费量是48000万吨。 从上一章节我们知道，199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49250万吨，与消费量大致适应，供需基本保持平衡，并略有节余。 48000万吨，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一座多么巍峨的粮山！它占了全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5。如此巨大的消费量，是许多国家无法想象的。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它一年的总产量也不过30000万多吨，法国则只有5000万吨，日本、西德、英国都只有几百万吨。中国在粮食问题方面的压力与风险由此可见。 难怪许多国家惊奇：中国居然养活了12亿人，居然满足了48000万吨的粮食消费需求。

坎坷50年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5亿多人民欢欣鼓舞，从此扬眉吐气。 但是，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却深知，他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最棘手的便是吃饭问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加上战争不断，灾害频发，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11318万吨，比1936年下降了12%，虽然人均有209公斤，但事实上，由于耕地的70%掌握在少数(约10%)的地主、富农手里，因此，粮食的占有与消费极不平衡，占总数90%的贫农、雇农和城市广大工人、市民陷入贫困状态，食不果腹，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以至当时饥民遍地，饿殍载道。不少西方人士为此断言：新中国将由于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垮台。 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深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对于一个新诞生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此，他不仅把“以粮为纲”写进农业发展的总政策，而且还具体制定了“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粮食生产“八字方针”。他以一个伟人的气魄和胸怀，带领全国亿万人民兴水利，造梯田，垦荒地，改造山河，“深挖洞，广积粮”……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任领袖，他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虽然其中有许多曲折，有许多坎坷，但从此以后，除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现过一次粮食危机外，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饥荒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至少有饭吃了。 从粮食的人均占有情况看，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936年的水平，达到16392万吨，人均占有粮食27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66公斤。 这是一次最大的飞跃，是从饥荒向温饱的一次大的跨越。 遗憾的是，信奉“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共和国领袖却忽略了人口发展的副作用。以至以后20多年，虽然我国的粮食总产、单产年年增长，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一直在300公斤左右徘徊。1965年为268公斤，1978年为316公斤。29年中，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107公斤，平均每年仅3.9公斤。 1979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飞跃。这一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42公斤，比1978年增加了26公斤。以后几年有所回落，1984年再创高峰，全国粮食总产突破40000万砘，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2公斤，创解放以来的最高记录。 以后的10年，粮食总产、单产仍然不断提高，但增长的部分全部被增长的人口抵消了。以至1997年我国粮食总产以49250万吨成为历史上第二个丰收年时，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仍只有398.5公斤，与1994年相比仅增加了6.5公斤。 49年时间，我国在粮食生产方面耗尽了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虽然粮食总产增长了近4倍，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只增长了1.8倍，仅只恢复性地达到清代的水平。据统计，战国末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60公斤，唐朝达到628公斤，宋朝579公斤，明朝559公斤，清朝中叶314公斤。当然，在封建统治社会里，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粮食消费。因为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使大量的耕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相应的绝大部分粮食也被控制在他们手里，因此，农民、市民、工人真正的粮食占有量少得可怜，基本处于饥饿状态。这便是诗人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现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采取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粮食的占有与消费全国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基本平衡。换句话说，目前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实际上也是“人人占有”；人均消费基本上也是“人人消费”。这就是我国为什么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但却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实质原因。 虽然如此，我国目前粮食占有量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近50年里，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我们仅在1996年刚刚突破人均400公斤的水平，而这是一个国家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线。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超过1000公斤，达到“过剩”的状态。像美国，早在80年代末期就达到1500公斤，加拿大是1997公斤，澳大利亚是1838公斤。 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 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国的农业生产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及战乱频仍，受到严重的摧残，相应的粮食消费下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市民处于饥饿与半饥饿状态。解放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同时加强了粮食市场管理，打击不法粮商囤粮投机的行为，才基本上缓解了建国之初的饥饿危机。1952年，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逐渐增加到197.6公斤。 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宏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增长了45.2%，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42.8%，农民收入增加了27.9%。我国人民的粮食、牛羊肉、食油、糖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消费量增长很快。到1957年，我国人民的粮食消费量增加到203公斤，猪肉增加到5.08公斤，牛羊肉达到1.11公斤。这意味着，解放8年后，中国人民终于从饥寒交迫中踏上了温饱之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初步的满足。“吃得饱了，穿得暖了，生活安定了，心里踏实了。”正是这一时期人民消费水平和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从1949年到1957年，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在第一个8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于1957年达到高峰的话，从第二个8年开始，这一发展势头却连年受挫，急剧下降，至60年代初跌入低谷。国家统计局曾以可比价格对建国以来的居民消费水平作出统计，如果将1952年消费水平指数定为100，则1957年已上升到122.9%，而到1961年又下降到99.4%，尚不及1952年的水平。与1957年比较，粮食消费减少8.4%，食用植物油消费减少47.8%，猪肉消费减少80.6%。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我们以前已有过详细论述，那就是天灾加人祸。脱离实际的“大跃进”与“浮夸风”，加上严重自然灾害，致使全国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粮食生产尤其急剧萎缩。刚刚走向温饱的中国人又一次沦入了饥饿的魔爪，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饥荒。 1961年后，党和政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健康发展的道路，1965年再次达到高峰。消费水平指数由1961年的99.4上升到132.7，超过1957年的水平。不过，由于消费水平指数的统计涉及面较宽，所以，从人们感受比较直接的“吃”的消费看，我国1965年的人均消费与1957年相比，提高并不多，有些方面还有所下降。突出的是粮食，反而由203公斤下降到了183公斤，另外，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有下降，惟有猪肉略有上升。 1966年后，中国又陷入了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政治上的疯狂，加上人口盲目发展(10年时间增加了2亿人口，相当于一个日本和一个法国的人口总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到1976年，我国的年人均消费量，粮食为190公斤，与1965年相比，11年时间仅增长了7公斤，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公斤。平均每人每月15.8公斤，这就是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每月分配14.5公斤大米还很难到位，必须用一些红薯之类的东西抵充的原因。猪肉由1965年的6.29公斤增加到7.38公斤，11年时间仅增加了1.09公斤，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其他如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当时有一个荒唐透顶的观点，认为讲究吃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越穷越革命”，“补丁越多，思想越好”，以至大部分人是饿着肚子闹革命，人们的生活消费被压抑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许多地方没有摆脱饥饿和贫困。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10年动乱终于结束，但当时由于在思想路线上仍然延续“左”的那一套，在经济领域也继续执行过去那种压抑消费的方针，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水平仍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水平才迅速大幅度提高。 1979年起，我国人均粮食消费开始明显增长，这一年达到207公斤，1988年达到249公斤，10年时间里增加了42公斤，藏书网平均每年增加4.2公斤，而从1965年到1976年的11年里，却只增加了7公斤。人均猪肉消费达到9.66公斤，1988年增加到14.91公斤，10年增加5.25公斤，平均每年增加0.5公斤，而“文革”10年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普遍增加。 又经过10年，到1997年，中国的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无论是粮食还?肉类，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97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8公斤，肉类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我国粮、棉、油、糖的消费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0.62倍、1.1倍、3.1倍和2.9倍，猪牛羊肉和奶类产品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4.6倍和6.1倍。 粮食消费水平的发展变化受多种社会因素制约，而最主要的是国民收入总额与居民收入水平。国民收入总额高，增长速度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消费水平提高，反映在粮食消费上，就会从量上扩大，从质上提高。我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外，粮食消费水平与人口总量也有着明显的关系。粮食消费水平是由人均占有量或消费量来衡量的，因此，粮食消费水平与粮食总供给量成正比，与人口总量成反比。在粮食总量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总量越大，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少，反之，则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多，这说明人口总量对粮食消费水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979年与1949年相比，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2.96倍，但由于同期人口增加了1.8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只增加了1.64倍。如果用1994年的数字与1949年的数字相比，人口总量对粮食人均占有量的影响更为明显。1994年同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增加了3.97倍，但由于人口增加了2.21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只增加了1.8倍。 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增长速度低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其原因就是被新增的人口抵消了。从我国与外国的对比中，我们也能证明这一点。199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5640万吨，但人均占有量仅为385公斤，而同期，美国粮食总产量为3亿多吨，人均占有量却超过1500公斤，按总量我国比美国高出1/3，占世界第一位，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美国的1/4。中国在1990年粮食总产量便达到4462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0.3公斤，此后虽然粮食总产量有所波动，不过总的趋势是增加的，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多数处于下降状态，最低年份仅374公斤。直到1995年后，人均粮食占有量在粮食总产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才摆脱徘徊局面，再次站到390公斤的线上，到1997年，达到398.5公斤，距400公斤的目标仅一步之遥了。 因此，虽然中国的粮食总产稳居世界第一，单产水平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均粮食产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5%，加拿大的19%，澳大利亚的17%，匈牙利的28%。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已基本保证我国成为温饱型的社会。近400公斤的人均粮食消费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整个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它虽然还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量的1/3至1/2，但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坎坎坷坷50年，我们终于摆脱了饥饿，摆脱了贫困，走向了温饱，并正在走向小康！ 二、中国人也不满足于敞开肚皮吃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与“红烧肉”情结

在以前许多地方的城市购粮本上，以及农村农家房屋的墙壁上，都印过这样一段名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瓜菜、番薯……” 这是毛泽东同志曾对中国老百姓吃饭标准所作的指示。 这段话现在读来，还有一种如慈祥家长谆谆教诲的亲切之感。这充分体现了共和国领袖对人民生活无微不至的关心。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6c89." >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他不能不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去研究、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并要“杂以瓜菜、番薯”，实在是当时的一种无奈之举。就是领袖自己，也难以严格遵循这个过于低档的生存标准。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中国路线、方针、政策的思考，为了坚持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他也常常对警卫战士念叨，说要吃点红烧肉“补补脑子”。 一碗红烧肉，对于一个国家的领袖，远远不是一种奢侈，但他却把它看得很重很重，因为，在他面前，还有成千上万吃不上红烧肉的黎民百姓。 有一次，他在专列上突发奇想：“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 结果自然使他失望。这使他认识到，让几亿人吃饱饭不是件容易的事，让几亿人都能吃上红烧肉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经常念叨农民们的吃食：“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吃窝窝头！不应该……” 他有时敲着装有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农民如果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错了……” 不仅要让中国人吃饱，而且还要吃好，这是这位共和国领袖的一个五彩缤纷的梦。而现在，这个梦需要由我们来变为现实了。

“吃什么了”比“吃了”更有诱惑力

毛泽东同志带着一种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人民。虽然他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留下了光辉的的业绩，但他没有满足让他的人民都吃得好、吃得有营养的心愿。 让人民吃饱了还 8981." >要吃好，这是他的继任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基本解?９9ｌｉｂ?决了吃饱的问题后，他们就会必然要求吃得好一点、精一点、有营养一点，这给我们的粮食消费必然提出新的要求。 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衡量人们食物构成水平，是以食谱中提供的能量和蛋白质多少为标准的。人体对食品营养的需要，不仅需要植物性脂肪和蛋白质，也需要动物性蛋白质和脂肪。蛋白质是由若干氨基酸构成的含氮有机化合物，是组成人体各种组织细胞的基本物质。但动物性食品的蛋白质含量比谷物食品的蛋白质含量高70%以上，并且动物蛋白质所含的氨基酸搭配合理而且比较齐全，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合理的膳食消费结构中，动物性食品必须占一定比重。 我们社会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把吃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直接食用粮食，我们叫它粮食的直接消费，也就是填饱肚子，它是一个人生存的基础。中国几千年为之奋斗力图解决的吃饭问题，基本上都是处在这一个阶段。只有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中国的人民，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努力增加粮食的间接消费。这就是动物类食品的消费。毛泽东同志颇感兴趣的“红烧肉”，便属于这一个范畴。它是用粮食饲养动物后，人类食用动物肉间接地消费粮食。 随着人们由吃饱向吃好的转化，动物类食品提供的营养就会超过粮食直接食用提供的营养，也就是说，人们间接消费的粮食，就可能超过直接消费的粮食。 纵观世界发展史，我们发现，动物类食品的消费与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正比关系。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消费的动物类食品都比较多，或者说，动物类食品在食品结构中所占的比例都比较大。 中国人的动物类食品消费长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1952年人均猪肉消费为5.9公斤，每个月不到半公斤。由于人多“肉”少，当时全国普遍实行计划供应，每个中国人每个月大概分配四五市两的猪肉。直到1978年，人均猪肉年消费也不过7.67公斤，每个月不过0.6公斤，大概也只是偶尔称点肥肉煎点油开开荤，过年过节吃一顿两顿肉。因此，毛泽东同志当时很是遗憾，跟他闹革命打天下的中国人民，一年四季却连一碗红烧肉都难以吃到。 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使人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不仅人们直接消费的粮食增加，从而使全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肉类消费大幅度增加。红烧肉已在大部分家庭失去诱惑力，餐餐吃肉、顿顿开荤的家庭，已比比皆是。据统计，1980年，人均肉类消费达到11.2公斤；1985年13.9公斤；1987年14.5公斤；1988年14.9公斤；1993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达到3780万吨，人均31.9公斤，1994年，总产量4300万吨，人均35.8公斤。1997年，我国人均肉类消费达50公斤，是1980年的4.5倍。除此以外，我国人均占有蛋17公斤，奶6.6公斤。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增长幅度如此之大，这是许多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事实上，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我国还处于低收入的经济不发达国家，而在食物消费的量和质上，我国都已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据专家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食物消费和营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95年，平均每人每天供给的热量达到1140.98万焦耳，蛋白质和脂肪分别达到70克和52克，高于同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每人每天食物中含蛋白质70.9克，脂肪67.5克。当然，一些发达国家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像美国，每人每天食物中含蛋白质109.9克，脂肪154.4克；法国分别为112.9克和167.1克，意大利分别为107.4克和145.8克。但像中国这样一个12亿多人口的大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不仅以足够的粮食直接消费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随着肉类消费的增加，膳食结构与营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这在许多国家都是难以做到的。 因此，在现在的中国，人们关心的不是有没有东西吃，而是有什么东西吃。以前中国人见面，第一句问候语是“吃了？”现在，则需要校正为“吃什么了？”肉类食品消费的大幅度增加，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过，比起一些发达国家，我们的肉类食品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早在1985年，美国的人均肉食品消费就有69.6公斤，原苏联是61.4公斤，而到1997年，我国的肉类占有量才达到50公斤。在我国，由肉食品提供给每个人每天的蛋白质还不到食物蛋白质的30%，而美国，由肉食品提供给每个人每天的蛋白质是69.3克，占食物蛋白质的66.4%。另外，法国是70.4克，德国是64.3克，英国是51.2克，世界平均水平是22.4克。 在目前我国的粮食消费结构中，直接消费还是占据主要的地位。我国人均直接消费的粮食远远超过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据测算，我国是美国的3.7倍，是前苏联的1.6倍，是日本的1.8倍。 由此看来，我国在粮食的间接消费上，还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体现在粮食生产上，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 三、吃的“小康”：中国的蛋白质战略

无法阻挡的潮流

布朗在他那本引起世界轰动的《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例子：1993年，当一位记者向一位边远山区的农民了解关于生活状况的改善问题时，这个农民的回答是：“总体来说，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家现在每周能吃上4次到5次肉，而10年前我们根本吃不上肉。”因此，布朗认为，中国的12亿人民正在大幅度地改善其膳食结构。而像目前中国这样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善膳食结构，布朗认为是史无前例的。 当基本解决吃饱问题后，人们还要求吃得好一点，这是非常正常的，绝不是什么奢侈，而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所有国家的发展过程看，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形。中国的农民多吃?几餐肉，就大惊小怪，甚至认为会影响到世界的粮食安全，显然是荒诞的，也是不公平的。 肉类食品的增加，也就是说粮食的间接消费量增加，在中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1980年，我国全部饲料粮消费为386.5亿公斤，人均39.2公斤；到1986年，全部饲料粮消费增加到740亿公斤，人均69.8公斤，几乎翻了一番。1994年，全部饲料粮消费达到1505亿公斤，人均125.6公斤，又接近翻一番。而这年我国粮食总消费量为44500万吨，饲料粮消费占了1/3以上。从饲料粮占口粮的比重来看，也说明了这一趋势。1987年我国的人均口粮为248.88公斤，而到1992年下降为235.91公斤；人均消费的饲料粮则由1987年的87.185公斤上升到1992年的114.42公斤，占口粮比重的48%。这对于一个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国家来说，确实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开始由“吃饱”向“吃好”转化。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相差较大。从上面可知，中国到1994年，人均粮食间接消费(主要是饲料粮)还只有总消费量的1/3，而美国，人均粮食的间接消费是直接消费的9.3倍，占总消费量的90.2%。一个美国人每年直接食用的粮食仅六七十公斤，每个月仅5公斤，因此，有人说，美国人几乎不是靠“吃饭”而生存了。 除美国外，像英国，间接消费的粮食量也是直接消费的粮食量的3.5倍，前苏联是3.1倍，而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粮食的直接消费仍要比间接消费多得多。目前中国的直接消费是间接消费的3倍，而印度尼西亚则更低，是14.2倍，印度是8.5倍。 中国正处于一个间接粮食消费大幅度增加的时代。1980年，我国的粮食直接消费量达27180万吨，占粮食消费总量的87.1%，粮食的间接消费量为3860万吨，只占12.9%；到了1986年，粮食的直接消费所占比重仍达到80.8%，间接消费所占的比重只有19.2%；而到1994年后，中国人的粮食间接消费量已基本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了。 经过对中国粮食问题的考察，布朗先生得出结论：中国的12亿人民正在大幅度地改善其膳食结构。他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低收入的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这些钱去改善伙食。中国人的膳食结构过去主要以大米之类的淀粉类粮食为主，它们所供应的热量约占总摄取量的70%以上。现在，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已变得更加丰富，其中已经包括有肉(猪肉、鸡肉、牛肉、羊肉)、蛋、奶、黄油、奶酪和冰淇淋等。伴随收入增加所导致的食物花样改变，这在所有的社会都很普遍。中国在近4年里，经济奇迹般地增长了56%，人均收入增长了50%，因此说，中国大规模的膳食结构改变已经来临。 布朗还认为，肉类产品的生产量和消费的增长，是衡量中国1978年进行改革以来经济变化最好的指标。1977年，中国肉类产品总消费量是7.7亿吨，16年后，这一数字增长了5倍，人均肉消费量也从1977年的8公斤上升到1994年的32公斤。中国的鲜肉消费量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 不过，全面的看，虽然我国的间接粮食消费量普遍增加了，但城乡之间却还有着明显的差距。农村地区的粮食间接消费量还处于较低水平。我们不妨比较下面两个表：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直接消费的口粮，农村比城镇高1倍左右，而肉类则城市比农村高1倍，水产品、奶的消费，城镇比农村高3倍左右。 这是截止到1991年的情况。而根据对1994年的资料分析，口粮人均消费城市为102公斤，农村为257公斤；肉类消费则仍然是城市高出农村一倍左右。从中我们可以推想到，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动物性食品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增加过程。如果农村居民的肉食品消费量仅达到目前城镇的水平，9亿农民也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与布朗不同的是，他从中看到的是中国粮食的危机，我们看到的则是中国粮食的压力。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农民吃好一点，吃营养一点，这是我们的期望所在，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不能因为考虑粮食的平衡而剥夺农民的消费需求。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时代是解决中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而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担负的则是满足人民吃好的任务。 显然，让人民吃好比吃饱困难更多，难度更大。 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人直接食用的粮食还将有所减少，而通过肉食品消费间接消耗的粮食则将会大幅度增加。这给中国的粮食生产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压力，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是祖祖辈辈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樱桃好吃树难栽

肉类食品不仅营养高，而且口感好，因此，中国老百姓把餐桌上有没有肉作为衡量生活状况的一个标准。 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肉食品好吃却耗粮大。 尽管每单位动物类食品所含的营养成分要远远高于每单位植物类食品，例如一斤肉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等要远远多于一斤大米或面粉的含量，但是每单位动物类食品所需要消耗的粮食也大大多于人们直接消费相同单位的粮食。这也就是说，人们消费的肉食品增加，相应的也就间接消费的粮食增加，而这种增加不是一比一的关系。按我国目前的水平，每产1斤肉，就需要消耗7斤粮食(饲料)。换句话说，我们每多消费1斤肉，就等于多消费了7斤粮食。这也就反映了，让人们吃好比吃饱要困难许多倍。 实际上，中国的肉产品消费主要是猪肉，1994年猪肉的消费量占肉产品总消费量的3/4，以至中国的猪肉消费已经接近西方的水平，而其他许多国家则以牛羊肉为主。饲养牛羊尚可以通过牧场草场，而饲养生猪则主要靠粮食饲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耕bbr>地少、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到400公斤的国家，过多地发展生猪生产显然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我们把提高肉类食品的占有量全部寄托在生猪身上，是不恰当的。分析近10年我国粮食波动的情形，我们发现，有许多次与生猪的发展有一定的关联。往往是粮食丰收了，便大力发展生猪；生猪发展多了，则又出现粮食紧张。 现在，我国政府正在有意识地改变中国人的肉食结构，推荐提高鸡肉、蛋和牛肉的消费。因为目前我国人均的猪肉消费量正在接近美国，但牛肉、鸡肉和奶制品的摄取量则无法与美国相比。鸡肉在中国曾经是奢侈品，目前的人均消费量也只是美国的1/10，相对于猪而言，鸡肉的粮食转化率较高，一般2公斤粮食可转化为1公斤鸡肉。牛羊肉可以通过牧场和草场饲养，粮食消耗较少，发展牛羊及家禽的饲养，是将来中国提高动物食品消费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日本依赖海产品提供动物蛋白。日本的海产品消费量是每年人均81公斤，是世界上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至目前日本的饮食以米饭和鱼为代表。日本每年从海洋中大约打捞1000万吨海产品。受日本的启发，许多国家都把目光投向了海产品的捕捞，但到现在，由于大规模的过度捕捞，海洋渔业资源已接近生物极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有17种主要鱼类的捕捞已达到或超过承载力，有9种鱼类则开始减少。因此，中国选择日本的道路已显然行不通了。 目前中国对鱼类的需求，只能靠养殖业来满足。目前中国的养殖业现在年产600多万吨，但养鱼又会给粮食生产带来新的负担，因为每生产1吨鱼大约需要消耗2吨粮食。 自1978年的农业改革以来，我国用于养殖业的粮食一直在稳定增加，1994年达到1800万吨，几乎占粮食消费量的23%，现在，中国用于养殖业的粮食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而美国是一个粮食过剩的国家，人平占有粮食1500公斤左右，中国只有他们的1/3，大部分粮食要用来填饱肚子，能用来发展养殖业以此增加肉类消费的粮食相当有限。从这点看，期望我国的肉食品消费一下子达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很不现实的。我们惟有在保证12亿多人吃饱的基础上，逐渐提高肉食品的消费，以此改善中国人的膳食结构，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假如我们要争取达到美国目前的肉食品消费量，则每人每年还要增加100公斤左右的粮食消费，按目前的发展趋势，还有着相当大的难度。但这也说明，中国人的粮食消费还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有着较大的需求压力。这也许是需要我们几代人为之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沉重的粮食

我们反复论述过，吃饭问题，永远是中国人最大的难题。过去，我们是为如何让自己吃饱而操心，现在，我们又必须为如何让自己吃饱了还要吃好而困扰。 很显然，我们现在的压力更重、任务更大。 我们已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到1997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只有398.5公斤。这个水平也只能解决我们填饱肚子。 但我们不满足只是填饱肚子，这就需要继续增加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前面我们设想，到2000年，中国宣布进入小康社会之际，我们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400公斤。虽然与生产量还有一定的缺口，我们可以通过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一部分粮食，以保证中国人能吃饱、吃好。 事实上，这人均400公斤粮食消费也是我们紧打紧计算出来的一个最低数值。我们且不与那些粮食过剩的发达国家相比，但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食物消费结构得到较大的改善，人均粮食消费至少要达到500公斤；而食物消费结构要得到根本改善，人均粮食消费则不应低于700公斤。这意味着，我们真正要达到吃饱、吃好的水平，人均粮食消费要达到500至700公斤的水平。 很显然，这与我国的粮食生产潜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至少在目前这种生产力水平下还难以平衡。 但是，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地区已率先向“吃好”的阶段转化了。据调查，目前，京、津、沪三大城市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已达600公斤，不仅比我国现有水平高出200多公斤，而且也远远高于我国2000年的预定消费水平。 作为京、津、沪的市民，也许会颇不以为然：过去我们买米是用麻袋，如今每个月拿个塑料袋，像顺便买瓶酱油米醋一样，一次就买几斤米，怎么会达到600公斤的消费水平呢？要知道一个月合了50公斤！ 不错，现在很少有人大袋大袋地买米了，每个月买的米，很有可能比以前还少。大部分家庭都感觉到，过去按计划供应，每人每餐三两米，吃起来还略显紧张，现在一餐二两米都还吃不下。通过调查，已证实了这一点。目前，京、津、沪三大城市非农业人口每人每年消费的口粮仅200公斤左右，每月仅十七八公斤，一天不过六市两。 但是，“不吃饭”的人消耗的粮食却更多。吃1斤肉，要消耗7斤粮食，喝1斤酒，要消耗3斤粮食。目前，京、津、沪三大城市人均消费的肉类食品超过60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间接消费的粮食达210公斤，接近甚至超过直接吃的粮食。除此之外，这三市人均饮用酒17.6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7.4公斤)多一倍多，相应的每人耗费酿酒用粮约30公斤。 不仅是京、津、沪三市，目前，广东、福建、海南等省，人均粮食消费也接近500公斤，城市非农业人口超过550公斤。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川等产粮大省也不甘落后，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势急起直追，人均粮食消费已达到450公斤左右。另有一些省市也开始超过400公斤。这种局部地区粮食消费大幅度增加，也是我国为什么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400公斤，但仍然还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原因之一。 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以及一些粮食主产区，粮食消费增加，主要是通过肉食品的间接消费增加。这是难以抑制的消费趋向，是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的必然趋势，这就给我们增添了更大的压力。因此，到2000年，我们的人均粮食消费很可能突破400公斤。有人预测，按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到时候人均粮食消费需要达到500左右。我们只按12.8亿人口计算，总需求量50295万吨，相差13705万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前驻中国大使郜若素为澳大利亚外交部提供的研究报告认为，以1990年人口为11.4亿为基数，按年增长1.3%计算，到2000年的人口为13亿，按粮食消费的常规增长(1.9%)计算，总需求量为5.47亿吨，人均421公斤；按粮食消费的高速增长(2.7%)计算，总需求量为5.92亿吨，人均456公斤。粮食供给量如能达到5亿吨，则常规方案缺口为5000万吨，高速方案缺口为9000万吨。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预测，到2000年，中国粮食消费结构大致为，口粮占45%左右，饲料粮占35%；工业用粮占11%；种子用粮占3.2%，新增库存粮占0.2%(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人，按人均400公斤，储备率为18%)，损耗占4.6%。 2000年转瞬即到，从目前的粮食生产态势来看，基本上能与粮食需求保持平衡，有些预测显然夸大了粮食消费量，低估了粮食供给量，实际上不会有很大的缺口，即使有部分缺口，也可以通过适当进口一部分粮食来解决。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到2030年，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时又是人口达到最高峰值的时候，届时，中国的粮食需求情况如何呢？ 国内外学者对此有很多预测与研究，他们大体都是以人口达到16亿作为计算基础。这与我国计划生育部门的人口峰值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的布朗先生先后有过三次计算，他以人口16.3亿为计算基础，一是按人均400公斤计算，总需求量为6.51亿吨；二是按人均425公斤计算，总需求量为7.35亿吨；三是按人均478公斤计算，总需求量为7.35亿。据他计算，届时的粮食供给量将比现有产量下降20%，从而得出缺口分别为3.78亿吨、3.84亿吨、4亿吨的三个结论。日本外务省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开发援助研究所在分析了中国省际之间以及品种之间的供求关系后，预测到2000年粮食缺口为2370万吨，2005年为6800万吨，2010年为13500万吨。 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与预测则乐观得多。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专家预测，到2000年人口为12.94亿，2010年为13.94亿，2030年为15.3亿，2040年为最大值达到15.6亿；到2030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6亿亩，亩产391公斤，总产量为6.26亿吨，人均消费需求为450公斤，总需求量为6.89亿吨，缺口为6300万吨。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研究预测，到2000年生产量达到6.6亿吨，2020年达到6.93亿吨，2030年为7.34亿吨，人均消费量为480公斤(其中直接消费为125公斤)。据此计算，2020年缺口为3300万吨，2030年缺口为零。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预测，到2000年，中国粮食总需求量下限为5.2亿吨，上限为5.6亿吨，人均消费量下限为400公斤，上限为430公斤。 国家计委农经司、国家统计局农调队预测，到2000年，中国粮食需求为50973万吨，供给为49596万吨，加上储运过程中1.5%的损失，最大缺口为2121万吨，占总需求的4.2%。其中稻谷产量为17359万吨，小麦11903万吨，玉米4822万吨。稻谷将由目前的平衡转为出现缺口，小麦缺口缩小，玉米则由剩余转为有较大缺口。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等，对未来中国粮食的需求量也作了类似的研究与预测。综合各种研究预测，大体可以归纳为低方案和高方案两种。低方案为人均400公斤，高方案为450公斤。到2030年，人口以16亿计，低方案的需求量为6.4亿吨，高方案的需求量为7.2亿吨。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如果能够达到400公斤到450公斤，播种面积又能保持16亿亩，总产量则可达到6.4亿吨到7.2亿吨，正好与需求量相等。这当然是乐观而又比较理想的方案，但绝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16亿亩的粮食播种面积和如何使亩产量上升到400至450公斤。 无论是国外悲观的预测还是国内理想的研究，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粮食需求将逐渐增加，这其中主要是粮食的间接消费增加。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后必然出现的变化，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未来的粮食发展目标就是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这给中国的粮食生产以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压力。在耕地面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继续挖掘粮食生产潜力，一方面适当抑制粮食消费的过快增长，同时杜绝粮食的浪费，是我们目前最明智的选择。

未来的中国人怎样“吃好”？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不仅要让人们“吃饱”，而且还要让人们“吃好”，这是中国未来的粮食发展目标。“吃饱”很好理解，那就是让人们有饭吃，并且吃得饱。但是，“吃好”意味着什么呢？“吃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吃好，就是在吃饱的基础上，让人们还吃得有营养。 不过，如何才算是吃得好，吃得有营养呢？这里既有国情问题，也有科学问题。有人说，吃得有营养，就是要多吃肉，尤其是鸡鸭鱼肉，尤鱼大虾，人参燕窝餐餐不离，顿顿不少。且不说这样吃是否与国情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相符，就是从科学角度看，这也并非就算吃得好，吃得有营养。现在一些人稍微富裕了，便胡吃海喝，摆阔气，讲排场，以为这就是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风光，吃得有档次。实际上既不符合国情，也不尊重科学。 当然，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吃饭标准已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了，那只是填饱肚子的最低要求。现在的中国人，在满足吃饱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地吃得好一点，吃得有营养一点。 但是，如何吃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讲究科学外，适应国情也是吃好的一个前提条件。 在目前全世界的食物消费结构上，大致可以按植物食品和动物食品的比例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以植物食品为主、动物食品为辅的类型，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是以动物食品为主、植物食品为辅的类型，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都属于这种类型；第三种是植物食品与动物食品并重的类型，典型的如日本。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第一种类型属于温饱型，第二种为富裕型，第三种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小康型(当然日本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不是因为他们未进入富裕社会，而是受他们的饮食习惯与粮食资源结构所决定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选择，有两点理由：首先，我国人民生活要从温饱水平向小康水平过渡，从食物结构上就要逐步增加动物食品的比例，相应减少植物食品的比例。 其次，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由于动物食品消耗粮食多，成本较高，而我国人口众多，耕地有限，人均粮食消费不可能达到欧美国家那样高得甚至过剩的水平，所以动物食品的增加只能量力而行，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欧美国家那样以动物食品为主、植物食品为辅的消费档次，也不能期望很快就达到日本那样动物食品和植物食品并重的消费水平，因为我们也没有日本的海产品优势。因此，我国未来理想的膳食结构是以植物食品为主，但动物食品占有较大的比例，并逐渐向二者并重的方向发展。 这既是科学的选择，也是实事求是的选择。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和供需偏紧的中国粮情，决定了中国的粮食消费应该是一种适度消费的模式，是在吃饱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膳食结构的模式。不切实际的超前消费与不负责任的压抑消费，都是不可取的。 据粮食问题专家们的分析，从粮食消费水平的角度看，粮食消费大体有三种模式，一是滞后消费型，即粮食消费总额明显低于社会能够提供的消费数量。该模式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抑制消费，使消费及增长落后于粮食供给量及增长。其结果是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另一方面则又出现粮食相对过剩，影响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二是超前消费，即粮食消费总额明显高于社会可能提供的消费数量，超过经济发展的可能。促成这种模式的形成的原因，是消费基金失控所引发的需求膨胀，总需求的膨胀又必然会引起粮食需求的增加。结果不仅无限制地提高了人们对生活改善的期望值，而且造成粮食供求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粮价上涨，进一步带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最终引发通货膨胀。三是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既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规定性。从量的规定性上看，消费水平应与国民收入及消费基金的增长保持恰当的比例，有利于粮食实物量的供求平衡。从质的规定性上看，粮食的适度消费有利于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能够维持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膳食质量和身体素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也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我们在粮食消费上也只能提倡适度消费。具体表现在：其一，保持较为缓慢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将会不断提高。但就粮食而言，其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不会是很快的，而是以较低速度徐徐增长。这是由粮食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我国粮食增长的限制因素很多，而对粮食的需求却在不断加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新增加的人口；二是城乡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因此，我国粮食的供求矛盾将在长时间内存在，这就必然限制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 其二，以谷物为主的膳食结构。一般情况下，随着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膳食结构将不断改善，突出再现在动物性食品将不断增加。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又不能期望在短期内使人民的膳食结构及质量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膳食结构的优化是以人均占有粮食水平为基础的。基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调节我国膳食结构中，仍应坚持以谷物类食物为主，逐渐提高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一味地与西方攀比，甚至全盘照搬西方的膳食模式，既不现实，也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膳食习惯。 其三，在肉类消费上，逐渐降低猪肉的比例，增加牛羊肉的比重。受中国人的饮食习俗与养殖模式影响，中国的肉类食品消费中，绝大部分是猪肉。但是，生猪是高耗粮产品，我国农业很难支撑猪肉消费量的过快增长。有关材料表明，除一些大规模的养殖场外，绝大部分农民家养的生猪，精料与猪肉的转化比一般为5：1，即耗费5公斤，才可转化1公斤猪肉，一头产肉80公斤的生猪，将耗粮400公斤，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在我国年人均粮食占有量本来就很低的情况下，这显然不是发展方向。禽蛋、水产品和草食性动物(牛羊兔)肉对猪肉有很好的替代作用，只要我们加以引导，逐渐降低肉类消费中的猪肉比重，则既增加了动物蛋白的摄入，又不会过多地增加粮食的耗费。 从世界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的肉类消费中，也多是牛羊肉等草食型节粮动物产品。从营养价值看，每百克瘦猪肉含蛋白质仅10.7克，而鸡肉是23克，牛肉是21克，禽蛋、水产品和牛羊兔等对于精料的消耗远低于生猪，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动物蛋白来源。 有人说偏重猪肉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肉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其实那是生产力不发达时代的惟一选择。过去农业养殖技术落后，牛羊鸡鸭的养殖不能形成规模，商品率很低，家家户户惟有养头猪过年，加上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们改善生活惟一的选择便是上街称点猪肉。可见，不完全是饮食习惯使中国人偏重于猪肉，而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只有选择猪肉。现在，我国的养殖技术已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牛羊鸡鸭的养殖已逐渐工厂化和规模化，养殖周期短，养殖效益也日渐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牛羊与家禽等节粮型动物的养殖，以此引导消费，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事实上，现在人们的肉食结构已在逐渐改变，牛羊肉和禽蛋消费比例明显增加。据统计，目前我国猪肉在肉类产量中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5%下降为71%。广州市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猪肉消费占该市居民肉食消费的70%，近年来这一比例已下降到30%，而鸡、鸭、鹅、水产品、牛羊肉等已上升到70%。如果我国城乡居民的肉食结构都按这一方向调整变化，不仅能有效地提高中国人的肉食消费水平，而且又缓解了我国猪肉长期偏紧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降低了粮食消耗，稳定了我国的粮食需求。这对于一个粮食供应量不足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国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据专家计算，如果将全国可利用的草场的80%改造成人工草场，则可增加奶牛1000多万头，肉牛2000多万头，高产半细毛羊2亿头，使我国的肉、奶、毛产量翻几番。另外，我国海域辽阔，鱼虾贝藻等海产品和海涂资源十分丰富，如果进一步开发利用，也能增产数倍于现有产量的各种海产品。 其四，拓宽主食渠道。合理的膳食结构，除了要荤素搭配外，在主食上，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粗细结合，干稀调剂。前面我们提过，中国将来的膳食结构仍将以谷物类食品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主食只限于谷物。实际上，薯类和大豆都是既营养又产量高的作物，完全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食范围。 从中外主食结构对比看，我国消费的薯类数量很少，而在西方国家的食物结构中，马铃薯占有重要的位置。人均年消费马铃薯，前苏联为120公斤，英国99公斤，法国63公斤，西德82.5公斤，美国38公斤。薯类消费多了，谷物消费就少了，这对缓解中国的粮食紧张局面大有益处。我国马铃薯产区分布很广，产量也很高，但就是没有把它摆到饭桌上来。由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马铃薯的产量却排在前苏联、波兰和美国之后，居第四位。 大豆是一种高蛋白的植物，对于肉类食品不足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蛋白质来源。我国素有“大豆之乡”的美誉，有悠久的栽培和食用大豆的历史，也有丰富的豆制品加工技术，千百年来，大豆就是我国人民食物中的主要蛋白质来源，也是重要的食用油来源。但近年来，由于我国过分重视谷物的生产，忽视甚至排斥了大豆的发展，因而面积急剧萎缩，产量大幅下跌，逐渐失出了中国独有的优势。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以后传入欧洲，又由欧洲传入美洲。而目前，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南美洲的巴西成了第二生产国，中国却排在了第三位。 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单纯地大力发展动物性食品，已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不少弊端。除了耗费大量粮食外，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长期食用动物类食品，容易引起一系列心血管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因此，这些国家正努力扭转这种偏向。他们的主要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大豆种植和豆制品加工业，从而增加食物结构中优质植物性蛋白的比重。在国外粮食作物中，大豆的增长幅度比其他任何作物都快。目前，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已超过其它粮食作物，达4亿多亩，跃居世界首位，较10年前增长50%以上。在世界上，北至瑞典、加拿大，南至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大豆种植。与生产相适应，豆制品的消费也迅速增加。“豆腐热”多年来风靡欧美和日本。美国人将豆腐加上各种佐料，制成各种糕点、冰淇淋、汉堡包、面条等近百种快餐食品。日本则大力发展豆乳即豆浆生产，豆乳大行其道，颇有取代牛乳之势。 作为粮食供需紧张的中国，恢复和发展大豆的生产，显得尤为必要。在我们的膳食结构中，逐渐增加动物性蛋白食品的比重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消费过度，而必须量力而行。而在着力增加动物性蛋白质的同时，重视增加植物性蛋白质，是最现实的选择。根据这种膳食原则确定中国的粮食消费结构，并以此确定中国的养殖业发展方向，就既能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粮食消费需求，又不脱离中国的粮食生产实际，达到二者的合理平衡。 四、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少先队员敲响的警钟

进入80年代中后期，我们逐渐摆脱了贫困，摆脱了饥饿。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贫困，忘记饥饿。 恰恰有许多人，吃饱肚子后，就忘记了饿肚子，忘记了中国人多地少，粮食生产量极度有限，忘记了粮食供需矛盾还未根本解决。 有人开始忽视粮食，有人开始不珍惜粮食，有人开始浪费粮食。无论在大学的食堂、豪华的饭店还是农家的养猪场、街头的垃圾堆，我们都可以看到令人触目掠心的粮食浪费现象。 在许多人不以为然，许多人无动于衷时，山西临汾铁路第二小学的几名少先队员却感到深深的忧虑。他们听过“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故事，背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看不惯社会上如此不爱惜不节约粮食的不良现象，他们要向社会呼吁，向大人劝告。 1990年，他们提笔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信中，他们历数了社会上浪费粮食的种种现象，请总理“教育”大人们，爱惜粮食，节约粮食。他们还建议在全国确定一个爱惜粮食日。 稚气未脱的儿童，却有如此爱国之心，实在难能可贵。李鹏很快给他们复信：“现在社会上浪费粮食的现象确实是十分严重的。我国是一个有11亿人口，土地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几年粮食生产虽然有了一定的增加，但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提高和社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粮食生产仍然是我国经济生活中 4e00." >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大力提倡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宣传、动员、教育大家都来节约粮食，是十分重要的。”他采纳他们的建议，在全国确定一个爱惜粮食日，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节约粮食的活动，向一切浪费粮食的现象展开斗争。?99ｌｉb? 这绝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有文章可做。中国的耕地面积严重不足，提高单产的潜力也有限，在目前粮食总产量与总消费已经存在一定缺口的状况下节约粮食，就等于是增产粮食。据商业部门测算，我国在粮食生产、储藏、运输、加工、消费等环节里，如果把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全国可节约粮食2000万吨，可供5400万人吃一年。如果要生产2000万吨粮食，需要3000万亩耕地，并且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在我国土地后备资源不足、农业投资有限、化肥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节约2000万吨粮实际上也就是增产2000万吨粮食。另外，我国现在每年大约进口粮食1500万吨，耗费外汇15亿美元。如果我们能节约2000万吨粮，不仅可以节约15亿美元的外汇，而且还有500万吨的盈余作为储备。 另有专家测算，我国每年的粮食损耗和浪费，远不止政府部门提供的数字，实际上已达到8460万吨，占了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 这不能不令我们大吃一惊。由此可见，开展节约粮食活动，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根据李鹏的指示，国务院已于1991年作出决定，每年把“世界.粮食日”(10月16日)所在周作为“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宣传周，教育全国人民爱惜粮食、节约粮食。中宣部、商业部、农业部、轻工业部联合发文，认为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要求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地开展节约粮食活动，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新风尚。

餐桌上的浪费

在电影《周恩来》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令许多看了感动得流泪我们的总理周恩来，当他喝完一碗粥后，还要拿馒头在碗里涮一道，留下一个千千净净的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勤俭节约的优秀美德，在周总理这一个无声的动作中，得到升华。 相比于周总理，我们不能不脸红。 周总理为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他在爱惜粮食节约粮食上，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我们刚吃了几年饱饭，就开始了大手大脚。一个个白生生的馒头扔掉，我们开始无所谓，一碗碗白米饭倒掉，我们开始不痛心。 《新疆日报》报道，乌鲁木齐市曾对餐桌上剩菜、剩饭、剩汤的“三剩”现象进行调查，发现一是数量多。受雇于新疆军区某部猪场的张士林，两年前隔一天到市区拉一次“三剩”，稀得照见人影，如今光是用笊篱捞出来的干货，一天两趟还拉不完。二是质量高，凡是餐桌上有的，诸如米饭、烤饼、鸡鸭鱼肉、海参等等，“三剩”桶里全都有。 《经济参考报》披露：某大学食堂，只有300多人就餐，却养猪100头。有人从猪舍看到，这些“高贵的”猪不仅饱食终日，而且还“食有余”：里面放着12筐馒头，上百斤豆腐粉、江水面。 有人写了这样一个笑话：三头被送入屠宰场的猪，大难临头全不知，还在一起唠吃经。农村来的猪回味似的咂咂嘴，憨厚地说：“现在日子好啊！大包干后，主人吃细粮，我吃粗粮。”来自公共食堂的猪则不屑一顾：“粗粮算啥？我天天吃大鱼大肉，吃了个动脉硬化。”颇有绅士风度的某市大饭店的猪在一边冷笑：“你吃啥？我吃山珍海味还喝茅台、人头马。” 如果你知道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如果你了解粮食产量与需求仍然存在较大缺口的中国“粮情”，你就会看了这个笑话笑不出来，而气起来。 某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吃不完的馒头、米饭，顺手就往泔水桶里扔，似乎顺理成章。某位女生餐毕，洗碗时怕饭盒里的油污沾手，竟又去买了一两米饭，用来擦洗她的饭盒。她为这个“发明”而洋洋得意，四处推广。 南方某市一家有几千人就餐的大企业，食堂在洗碗池旁边放着几个很大的泔水桶，每天桶内雪白的米饭与馒头等都在100公斤以上。但这仅是在食堂就餐的人员浪费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人端着饭盒边走边吃或端回宿舍楼去吃，吃剩的，如何顺手就如何扔，阴沟里、垃圾箱中、下水道里。一年下来，这个食堂至少浪费粮食7至8万公斤。 北京钢铁学院团委主办的反浪费展览揭示：该校学生每天扔在垃圾桶和泔水桶里的馒头和米饭近200公斤，积累起来，一年浪费粮食7万多公斤，可供400人吃一年。 这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一组镜头：一条通往厂区的大道上，上万名职工涌向厂内去上班。路中央躺着几个被人扔掉的白花花的大馒头，只见那一辆辆自行车从上面一道道辗过，一双双大腿从上面一次次踩过，可谁都熟视无睹。 在家庭的小饭桌上，有多少被丢弃的残羹剩饭呢？官方有个数字：每年30亿公斤。 笔者为此作了一换算，按12亿人口计算，全国每人每年的餐桌上浪费粮食2.5公斤，每个月0.2公斤，每天6.9克。 大概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们每人每天浪费的粮食只有用天平秤才称得出的6.9克，只有我们每天吃的盐那么多。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在还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也绝不止这个数目。大部分家庭都心中有数，每天我们倒掉了多少剩饭、多少剩菜。我们想，这也无须笔者再推测一个什么数值了。只是需要强调一点的是，12亿人，一人浪费一点，便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 家庭小饭桌上的浪费，已使我们不敢统计一个确切的数值，而饭店、宾馆里的粮食浪费，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走进大大小小的饭馆、餐厅、饭店、宾馆……在这里，浪费是一种体面，一种客气，一种自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酒不厌醇，量不厌大”是吃的原则。于是从普通的米饭、馒头，到燕窝、鱼翅、熊掌都会在一瞬间从餐桌扫进泔水桶。有人估计北京一年倒掉的美味佳肴、残羹剩饭价值达30亿人民币，那么试问全国447个市、1919个县会是多少呢？ 有位“种粮大王”评上了地区劳模，到地区参加表彰大会。报到的当天，举行盛大的招待酒会。书记致辞，市长敬酒，这位“种粮大王”却面对满满一桌菜不知从何下手。挑几样距自己近一点的菜吃了，刚品尝出一点味道来，许多人开始离席准备参加舞会去了。他慢了半拍，刚要起身走，正好服务员开始“打扫”餐桌。一盘盘、一碟碟的剩菜，有的吃了还不到一半，却都风卷残云般的倒进了一个泔水桶里；一碗碗米饭、一?９９lｉb?个个馒头，连筷子也未动，也一股脑扫进了泔水桶。这位“种粮大王”心里一阵绞痛：这是他与他的乡亲脸朝黄土背朝天从土里抠出来的粮食呀，原来却是这样的不值钱！他仗着酒劲，起身将饭桌掀翻，怒吼一声：“我还给你们种个屁粮食”，连夜走路回村找村干部要退田。 后来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乡巴佬大惊小怪未见过世面：“这算什么？” 是的，这不算什么。随便走进哪个餐厅，哪一张桌子上不是堆满了吃剩的馒头、米饭、鸡、鸭、鱼、肉、蛋？哪一个食堂的泔水缸里，不是白花花的米饭、白生生的馒头？报纸上不是说，北京海淀区有个肖家河垃圾场，那里捡馒头“专业户”一天最多能捡400公斤馒头吗？ 但我们的“种粮大王”心痛，我们的父老乡亲愤怒：这是他们日晒夜露、流血流汗打出来的?99lｉb.t>粮食，怎么能容得这样糟踏？这倒掉的是他们的心血，是他们的汗水！ 饭店里倒掉了农民多少血和汗呢？ 中国目前有150余万家餐馆，其中大型涉外宾馆、饭店1496家。有人以最保守的态度，估计每家每天平均倒掉的食物25公斤，(我们.９９lib?只到一家小餐馆去看看他们的泔水桶，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保守的数字)，一年共倒掉136亿公斤食物。 我们不是每天要说增加粮食产量吗？136亿公斤粮食，是2000万亩耕地一年的产量，我们不是时时担忧我们的吃饭问题吗？136亿公斤粮食，可供9亿人吃一个月。我们不是经常希望提高自己的粮食消费水平吗？136亿公斤粮食，可以提高中国人的人均粮食消费11公斤。 我们吃的粮食，凝聚着几亿农民的辛勤汗水，包含了全国几百多万粮食职工的艰辛劳动，现在却这样轻而易举地将100多亿公斤倒进了泔水桶，扔进了垃圾场，我们对此不只是心痛，而且还感到无比的愤怒。中华民族素以刻苦耐劳、勤俭朴素闻名于世。在天灾人祸、外侮内乱频繁的岁月里，我国人民忍饥挨饿、吃糠咽菜也没有消除拼搏奋进的斗志，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可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刚刚过得好一点了，每天不用担心饿肚子了，就自觉不自觉地讲阔气摆排场来了呢？就如此不珍惜我们的命根子粮食来了呢？ 美国的粮食已经达到过剩的状态，但他们也讲究节约，尤其提倡吃多少取多少。为此，有美国人建议中国也实行分餐制，连他们也不习惯十碗八碟搞一大桌。 日本富得流油，但日本商人在中国吃饭，吃完后却还“小气”地用塑料袋将桌上剩下的东西装好带回房间“享用”。 中国有12亿多人，有12亿多张嘴。人们常说“一人省一点，天大的灾也过去了。”然而这句话的反命题则是“一人浪费一点，天大的灾也招来了。”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但提起贪污，几乎人人咬牙切齿；而讲到浪费，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它也是一种犯罪，而且是一种更普遍、更可怕的犯罪。 一粥一饭，皆来之不易。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应成为我们的生活准则。

“酒国”的另一笔开支

中国是酒的故乡。 相传，早在“三皇”“五帝”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造酒了。史籍中记载：“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酒从最初的药用到成为今天世界主要的饮料之一，其中凝聚着中国人的许多聪明才智。 中国人与酒，有着一种不解之缘。古往今来，从帝王将相，到布衣百姓，无不闻香下马，百饮不厌。好友登门，亲朋相会，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事事离不开酒，“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成欢。” 中国人对酒情有独钟。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酒的消费逐年增加。这又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粮食耗费的增加。 按目前我国的酿酒技术水平，生产1公斤白酒，平均要耗费粮食3公斤以上。这意味着，我们喝一杯酒，就等于喝掉了半斤粮。 过去，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酒的消费相当有限，相应的酿酒耗粮问题并不很突出。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酒的消费因此大量增加，相应的，我们又增加一笔庞大的粮食开支。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现有各类酒厂5万余家，其中仅白酒厂就有4万余家。全国两千多个县，几乎县县有白酒厂，在某些地区，甚至乡乡办酒厂，村村有酒坊，户户酿谷酒。按最保守的估计，我国的白酒产量每年大约在500万吨左右。 以前中国人并不怎么喜欢喝啤酒，但近年来已逐渐适应了那带有苦涩味的舶来品。现在，全国的啤酒生产厂家已达800多家，年产啤酒超过1000万吨，年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西德。 白酒和啤酒都是靠粮食酿造的酒类。据南方某报披露，目前我国酿酒用粮已达到241.4亿公斤。这是我国又一笔庞大的粮食开支。按每人每月消费15公斤原粮计算，足可供全国12亿人口吃一个月零十天。 饮料酒消费的急剧增加，使我国本来已显紧张的粮食供需状况更加严重。1980年，我国全部饮料酒用粮仅34亿公斤，人均3.4公斤，1986年增加到107亿公斤，人均10.2公斤，而到1997年，已达到241亿公斤，人均19.5公斤。从1980年到现在，增长了近5.5倍。1987年，全国的啤酒销量才520万吨，只过了7年，就翻了一番，达到1000多万吨。 按此速度发展下去，我国的粮食消费将不堪重负。 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打开电视机，从头至尾是酒广告的狂轰滥炸，走进饭店，满耳是劝酒敬酒之声：“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宁可伤身体，不可伤感情。”以至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 据统计，全国目前至少有酒徒1.8亿人，每天喝掉一个半西湖的酒：3.6万吨。 且不说由于酒的刺激，使中国的吃喝风长盛不衰，由于酒的腐蚀，使许多人走向深渊，至少，从对粮食的大量耗费上，我们认为绝不应该这样狂喝滥饮，浪费了粮食，还伤害了身体。 1996年3月14日上午，李鹏来到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参与出席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一百多位山东代表的讨论。当济宁市长王仁元谈起本地“八五”成就时说道：“济宁的酿酒业进步尤为显著，孔府家酒、孔府宴酒现在的销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我插一句话。”李鹏对王仁元说：“你提到了酿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我国的粮食不是多了，而是不够。现在我们白酒的产量相当高，一年要用掉五百多亿斤粮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现在到处都在造酒，有的地方还从外地买粮食来造酒。” “我再提点建议，行不行？”李鹏接着说：“我们能不能在全社会倡导少喝点白酒？逢年过节，朋友聚会时喝点果酒，气氛不也很好吗？”李鹏说：“我国的山林资源丰富，生产果酒的原料不成问题，这样不但对人们的身体有益，减少粮食消费，对社会风气的好转也有好处。” 李鹏的这段插话，本应给那些以大办酒厂洋洋得意的人拨一瓢冷水，但事实上，很多人却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看到局部的利益，以至酿酒之风愈刮愈猛，愈演愈烈，人为地加剧了中国的粮食消费。 中央为此三令五申，禁止各地乱办酒厂，但似乎并未达到控制的目的。酿酒业的低成本高利润，刺激各地的酒厂如雨后春笋，一个劲地往外冒，源源不断地把各种牌号和度数的白酒、啤酒输送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政府加强调控措施，控制酿酒业无序发展的同时，有专家建议，改变中国人的饮酒习惯，或许是更好的一个办法。 中国人的饮酒习惯，过去主要集中在高中度数的白酒上，近几年啤酒消费增加。在目前的饮用酒结构中，基本上就是白酒和啤酒。而这两类都是耗粮酒。 在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则以不耗粮的葡萄酒、果酒为主。当前，全世界的葡萄酒、果酒产量约5000万吨，占世界饮料酒总量近20%，其产量仅次于啤酒。世界葡萄酒年人均拥有量为7公斤，其中法国与意大利为130公斤。而我国至1997年，各种葡萄酒总量才30万吨，在饮料酒总量中仅占1.25%，年人均拥有量仅0.25公斤。不足世界人均消费量的1/20。 与白酒相比，葡萄酒明显有益于身体健康。它不仅刺激性小，而且具有一定的营养作用。尤其像现在流行的干葡萄酒，是用100%的鲜葡萄汁发酵酿成的，不另加酒精勾兑。据医学界研究表明，干葡萄酒具有活血、通脉、助消化、清洁软化血管、降低血脂、防止胆固醇对心脏造成的危害等功能。有人认为：温饱喝白酒，小康喝啤酒，富裕则喝葡萄酒，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足以支撑中国人以葡萄酒为主要的消费酒类。 专家们认为，如果我们合理调整酒类产品结构，改变中国人的饮酒习惯，逐渐由粮食酒向葡萄酒、水果酒转化，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化，则不仅能节约一大笔粮食，而且还能减少许许多多的酒祸，挽救许许多多的“肠胃”。 为了节约宝贵的粮食，我们不妨一试！

开发我们的“无形粮田”

长期以来，我们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但却忽视了粮食的节约。事实上，减少粮食的损耗与浪费，实质上就是粮食的增产。 因此，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我国还有一大片值得重视开发的“无形粮田”。 我国粮食作物年用种量大约为200多亿公斤，约占总产量的5%，远远高于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如果普遍推广精播技术，不仅能增产粮食，而且可节约种子用粮65～100亿公斤。 据有关专家测定，我国粮食产后处理过程(包括收割、脱粒、清粮、干燥、储藏等)，总损失率达15%左右，大大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的5%的平均产后损失标准。如能把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率降低到10%(仍超过联合国的标准一倍)，一年就可节约粮食200多亿公斤。产后损失中，最严重的是鼠害损失。据测算，全国近5000万只老鼠，每年吃掉的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5～10%，即200～400亿公斤。其次是储藏损失。目前粮食部门露天存粮达300多亿公斤，而露天存粮损耗大大高于库房储粮损耗，每年有数亿公斤粮食霉烂。尤其是我国粮食产量的70%留在农民手中，由于农户储粮设施和技术都非常简陋，虫、鼠害及霉烂损失严重。如普遍推广新型储粮设施，改进储粮技术，全国一年就可减少粮食损失100亿公斤以上。即使国家粮食部门的粮仓储粮，其储藏损失率仍相当高，全国(包括露天堆仓与农户储粮)的储藏损失率高达2～7%，大大超过了国家0.2～0.5%的粮仓储粮损失标准，相当于每年多损失粮食160～560亿公斤。 如果在粮食收获时做到精打细收，颗粒归仓，全国一年可减少粮食损失10～15亿公斤。 全国每年粮食平均运量1500亿公斤。在运输过程中，由于雨湿、撒漏、霉变等造成损失0.1亿公斤。如改进装卸、包装技术以及实行文明装卸，文明运输，一年也可节省大量粮食。 我国目前的粮食加工水平相当低。由于70%的粮食储藏在农民家中，农户自食的面粉、大米，相当一部分靠小型磨面机、碾米机，饲料加工也有很大部分靠小型设备，其产品的产出率与国有粮食加工部门的先进组合机相比，平均每百公斤要少出2～3公斤。以此推算，全国要损失原粮50多亿公斤。另外，如果全国粮油加工系统普遍采用先进技术和加工设备，可使粮食平均出 54c1." >品率提高0.3%，一年可增产大米、面粉2亿公斤；全国轻工系统食品工业年平均用粮20亿公斤，如依靠科技进步，使落后企业达到行业内中上等水平，每年可节约粮食5～10%。 中国是世界头号养猪大国，养猪头数占全世界的40%。但养猪方式却仍然很原始、很落后，大部分农村还是采取的“一桶泔水一把糠”的饲养方式，直接用粮食喂养畜禽。不仅消耗了大量粮食，而且效益低。如果全部改用配合饲料喂猪，1公斤增重可节约1公斤粮食，喂肉鸡，可节约1.3公斤粮食。我国现存烂牲猪4.1亿头，直接用来喂猪的原粮达600亿公斤。如其中的50%能用配合饲料喂养，仅此一项一年便可节约粮食95亿公斤。除猪外，全国现有大牲畜1.5亿头，羊2.4亿只，水产品养殖能力2098万吨。每年消耗的粮食在1000亿公斤以上。如果能普遍推广使用配合饲料，可节约近1/3的粮食。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以上我们例举了许许多多枯燥的数字，无疑只为说明一个问题：节约的潜力之大。有人估计，我国目前的播种损耗、收获损耗、运输损耗、贮存损耗、加工损耗，加上餐桌上的浪费、酿酒的耗费，我国每年损耗和浪费粮食超过1162亿公斤(有关部门估计达1320亿公斤)，差不多占了199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925亿公斤的1/4。等于4.8亿亩粮田一年生产的粮食，可供2.7亿人口吃上一年。 我们千方百计增加粮食生产，但却有1/5多甚至1/4的粮食遭受损失或浪费，这是一个多么可惜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把粮食损失和浪费减到最低限度，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试想，我们如果能节约这1000多亿公斤粮食，就等于按我国目前的粮食单产水平，增加了4亿亩粮食播种的面积。 我国的耕地资源非常有限，并且还在逐年减少，这将严重制约我国的粮食生产。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在我们的工作中，只要稍微注意，就能节约几亿亩粮田的粮食。难道这不是一块更有开发价值的“无形粮田”吗？ 从我国粮食生产潜力与我国粮食消费趋势看，这块“无形粮田”将更有助于解决我国的粮食供求矛盾，关键在于我们认识它，重视它。 在“有形粮田”里辛勤耕耘的责任，落在了数亿农民的肩上，而在“无形粮田”里开发利用的使命，则落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为了自己的吃饭问题，我们必须为之尽一份责任，作一份努力。 一、统购统销：无奈的选择

不亚于淮海战役的“市场争夺战”

现在的人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似乎颇不理解，说起其弊端来，甲乙丙丁一长串。实际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1949年全国解放，蒋介石仓惶而逃，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当时，共和国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并且也是威胁共和国政权的第一大危机，便是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国民党统治的摧残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尤其是粮食生产急剧滑坡，总产仅11318万吨，比1936年减少约25%。全国共有灾民4000多万人，其中濒临饿死者约700万人。 与此同时，粮食的需要量迅速>增加。一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的军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一些原来靠吃部分进口粮食的大城市，由于海口被敌人封锁，进口粮源断绝，也全部需要由国内供应，使粮食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 当时粮食市场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实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粮食商业还占很大优势。国营粮食商业还来不及普遍建立，网点和人员都很少，能够在市场上收购的粮食数量不多，国家掌握的粮源主要靠从农村征收公粮。而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土匪、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公开或暗中进行破坏，阻挠公粮的征收。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全国为征收公粮而牺牲的干部在3000人以上。 在国家财政经济困难，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投机势力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掀起过4次大的物价波动，往往是粮价带头，牵动其他物价全面上涨，使整个市场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据统计，北京市1950年3月份的粮食批发价格总指数，比1949年2月份上升70多倍；上海市1949年5月30日，每石大米的市场成交价是4200元(旧币，1万元旧币等于1元人民币)，到1950年2月27日涨到28万元，上涨了60多倍。 当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炭)”，就能置新中国于死地。能不能克服困难，把粮食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不仅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活，关系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巩固。1949年底，新生的人民政府与城市资本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市场领导权争夺战。 1949年1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达了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陈云起草的《关于对全国物价猛涨应当采取的方针的指示》，提出12项措施，要求各地贸易公司“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调集粮食，以支持京、津两市和产棉区，决定东北从11月15日到30日，每天运粮1000万斤至1200万斤进关；财政部门从11月16日到30日拨交贸易部门2.1亿斤公粮。 根据陈云同志的部署，从11月20日起，由国家掌握的贸易公司逐步提高牌价，到24日与黑市价格相平，然后，从25日开始一齐抛售，抛售时的价格按市价逐日下降。到26日，物价开始回落，而且一泻再泻，投机资本家在这样的打击之下，手足无措，叫苦不迭。这次行动共进行了半个月，到12月10日，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始掌握了领导市场的主动权。 1950年新年春节期间又发生了第四次物价波动，但国家早已有所预料，并作了充足的物资准备，因而很快就稳定了市场。到1950年3月，国家对制止粮价波动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至此，这次波动也就成为抗日战争以后，持续十几年的粮食市场剧烈动荡的尾声。从1950年3月上旬到4月中旬的40天内，北京市几种主要粮食的价格分别下降12～34%；天津市分别下降11～39%；上海、汉口、重庆、广州等城市的大米价.格分别下降7～40%。 在打击投机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进一步采取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措施。其基本内容是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具体在粮食方面，则是加强公粮的统一管理和调度，统一全国的粮食贸易工作，以及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统一调拨。这是当时打击投机资本家、保持新生政权稳定的惟一办法。在粮食等主要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不集中物资，不统一贸易，就无法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也就无法避免大面积的粮荒出现。 要稳定市场，必须首先控制市场，而关键是要确立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1950年3月1日，中国粮食公司成立，随后，省、市、县等地方各级粮食公司也相继成立并开始运转。当时的经营方针是，根据全国粮食产销的情况，以国营粮食商业为主调剂有无与多少，在经营管理上贯彻企业化的原则。从此，粮食批发价格、粮食及资产调拨和现金回笼三项由中央统一管理，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及干部的调配、调动、补充都由地方政府管理。 与此同时，中央财政部决定建立统一的垂直领导的国家粮库，统一管理和调度公粮。1950年3月，按中央部署，各地相继成立了各大行政区、省及省以下的地区、县等各级粮食局和中央公粮库。1950年10月1日，中国粮食管理总局在财政部原粮食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当时明确，粮食管理总局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公粮接收、保管、供应、调剂和兑换，与中国粮食公司共同完成粮食的收购与供应工作。 到1952年8月为止，粮食部门这两大系统紧密配合，前者运用经济手段，由贸易部门在自由市场上运用价值规律在全国收购粮食；后者采用行政手段，由财政系统按照农业税的规定，向全国农业征收公粮，二者协同作战，共同完成了保障粮食供应、稳定粮食局势的任务。但其中不免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机构设置重叠，环节手续繁复等，于是，中央为了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以加强对全国粮食的掌握和运用，9月1日，中央决定将中国粮食公司和粮食管理总局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当时确定的方针是“行政管理与企业化经营的结合，在组织上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机构。所谓行政化管理，对内是管理公粮入库，管理企业经营，管理计划和经济核算；对外是配合商业部门管理市场，领导私营企业。”这在当时粮食供求紧张而粮食市场又相当混乱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掌握粮源、控制市场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此一来，也造成粮食部门政企不分、职责不明的弊端，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次国务院组织实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将粮食部门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分开，实行“两线运行”。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质，在粮食经营中国营商业的比重应该逐步增加，这是当时实行粮食统一管理的出发点。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国营粮食商业逐步发展壮大，很快便取得了粮食市场的领导地位。1950年，国家粮食收购数量占社会公私收购总量的23%左右，1952年上升到73%左右；国营粮食商业销售量占社会上公私销售总量的比重，1950年占20%左右，1952年上升到51%左右。同时，中央贸易部逐步掌握了19个城市的粮价。相应的，大批私营粮行、粮店因无投机余地，而停业、关闭。1950年初，上海共有米行、米店、米厂及经售商等3040户，到4月底已有1270户关店歇业，1100户半开半闭，照常营业的只剩下670户，原来的近400户大米批发行庄，在四五月份几乎全部停止活动。 掌握市场，稳定物价(主要的是粮价)，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战。这次战役的胜利，成为共和国稳定的基础。外国资本家曾预言新政府将因无法解决5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至此宣告彻底破产；国民党残余势力计划用粮食短缺打败新中国的幻想，也宣告破灭。加上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全国市场稳定，人心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的粮荒，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饿死人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当时，毛泽东不无高兴地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当时，全国的粮食产量也逐年增长。1950年达到13218万吨，1951年达到14369万吨，1952年增加到16392万吨，比1949年增长44.8%，并超过解放前最高年景1936年的9.3%，人均占有粮食达到285公斤，比1949年净增76公斤，增长36%。广大农民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平均每人每年多收入100～150公斤粮食，大部分改变了旧社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状况，基本上能用粮食吃饱肚子。城市粮食供应稳定，价格逐年下降，1952比1950年下降了12%左右。尤其是国家拿出了相当数量的粮食救济灾民，实现了新政府“不饿死人”的口号。1949年全国灾民比1931年少1200万人，而用于救济的粮食多25.6万吨。1931年饿死370万人，1949年基本上保证了不饿死人。 谁不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战役、一个伟大的胜利呢？中国共产党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几十年是为了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现在则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呕心沥血保护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目的所在。

对付资本家的“临时政策”

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使中国长期动荡不安的粮食局势稳定下来了，但共和国领导人的心里，却仍稳定不下来。因为粮食产需矛盾和供求矛盾仍相当严峻，当时仅仅还只能达到基本上不饿死人的地步。粮食短缺依然成为影响共和国稳定与发展的首要问题。 解放后，我国的粮食产量，以每年1000多万吨的速度递增，增长幅度不谓不大，但消费需求量增长更多更快。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国民经济全面发展，致使城镇人口急剧增加，1953年达到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2016万人。与此同时，广大农民过去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粮食生产发展后，农民首先要增加自己的消费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据统计，1949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为185公斤，1952年增加到222公斤，每人平均增加37公斤，全国5亿农村人口，增加粮食消费量近2000多万吨。 短暂缓和了的中国粮食产需矛盾，现在又开始尖锐起来。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趁机又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在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年10月、11月间，个别地方私商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5天内，上市稻谷全部被私商收去。1953年，黄豆上市时，不法私商王雨农、马彦清、陈生、黄荣等人从无锡、苏州赶到徐州抢购，其中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集镇上安排10多家“代理店”，抢购黄豆50多万斤，陈生一次就抢购黄豆6万多斤。一些不法私商在农村还大肆买青苗和购禾花谷，有的地方74%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就被私商买去青苗谷13万多斤。 由于不法私商的扰乱，使得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完不成，而销售计划又在大大突破，由国家供应的粮食销售量比上年猛增31%，粮食形势再度紧张起来。从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继续发展，河南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如东县的白蒲镇发生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价又迅速上涨，大部分地区的市价高于牌价10～20%，有的地区高出30%。9月4日，北京一些粮商在两小时内把市场上能够抢购到的大量粮食统统抢购了去。国家收购的粮食急剧减少，连湖南、湖北这样的产粮区，国家收购的比重，也由60～70%下滑到10～30%。一些地区开始出现粮食脱销，而一些私营粮商趁机以掺假、短秤、以次充好、抬高粮价等恶劣手段坑骗群众。市场剧烈波动，群众又开始恐慌和紧张。 稳定粮食市场，已刻不容缓。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比喻：“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 但我们又必须选择，并且是火上眉头，刻不容缓！经过反复权衡利弊，陈云同志在8种方案中选定了统购统销的政策：“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裕农民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3年10月1日晚，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对这一重大决策拍板定案。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接着11月13日由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其它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一律从12月初开始实施。 这就是统购统销的由来。它具体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二是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对一般市民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对熟食业、食品工业及饭店、旅馆定额供应。三是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四是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 概括起来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政策、计划供应政策以及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政策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中共中央在《决议》中指出：“上述四项政策，是相互关联的，缺一不可的。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的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统一的管理，就不可能限制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亦将无法实现。”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打击了资本家的兴风作浪，而且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国家和消费者的关系，国家同私营工商业主的关系，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体现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到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把这项工作作为极端迫切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担当起来。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这项在我国涉及面最广、影响面最大的粮食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国家收购的粮食迅速增加，当年就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统购任务，一举稳定了粮食局势。 从此以后，中国的农民按分配任务向国家上交“公粮”，城市居民则捧着购粮本，每月到粮店购买分配的粮食。国家掌握了充足的粮源，既能保证城镇人口的供应，又能统筹调剂缺粮地区、灾区以及经济作物产区的粮食需要，基本上实现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人人有饭吃”的目标。因此，客观地看，在当时粮食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在城市资本家和不法商贩垄断控制粮食经营的情况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的较好措施。虽然它存在着许多弊端与不足，但这是当时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并且事实证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对稳定我国的粮食局势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评判当时的历史，也不能用后来的发展去指责当时的决策。况且客观地分析，其中有些思路和措施，对于现在也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包括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粮源，国家必须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不仅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就是现在也是同样需要的。90年代初，一些人片面理解市场经济的含义，全盘否定统购统销政策，结果酿成一场剧烈的粮食风潮。

“梳辫子”梳出农村“大锅饭”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仓促出台，虽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但由于缺乏具体操作办法，容易导致盲目性，很快暴露出许多问题。有些农民交了过头粮，而有些落后农民隐粮不报或少报，该卖的又未卖足。加上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国家为了以丰补歉，在非灾区多购了70亿斤粮食，灾区粮多减产，非灾区又征了过头粮，结果到1955年粮食形势又趋紧张起来。许多地方不缺粮的农民也和缺粮的农民一道，纷纷要求国家供应粮食。后来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并一律向农民公布，消除了农民的顾虑和不满，统购统销继续推行。 但从这一次的风波，却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如何坚持统购统销制度有所顾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同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道，非常繁难。由此，毛泽东同志生出一个念头：“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他认为这不仅使粮食统购统销变得简单、容易，而且还将极大地促进粮食生产。因为粮食增产靠小农经济潜力很小，靠在农业中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合作化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革。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它。”毛泽东当时的考虑不无道理，问题是我们后来把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演变为了一场政治运动，成为违背客观规律、不切实际的盲目行动。 在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急躁情绪驱动下，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5年底掀起高潮，到1956年底止，全国建起农业社99.2万个，入社农户达91.7%，其中高级社31万多个，入社农户占62.6%。当年9月，党的“八大”宣布：现在已“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当时要求新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任务，现在不到两年就基本完成了，这种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显然是不切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 把1亿多户农民用政治手段捆在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里，辫子固然少了，但未必就好管理了。遗憾的是这点当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还要梳“更大更粗”的辫子，这就是大办人民公社。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好，好在“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将原来的一二十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甚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并实行部分的供给制。1958年8月，中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仅仅4个月时间，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社改组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9%。 “梳辫子”梳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合一的全功能的人民公社，也梳出了农村“大锅饭”。农民突然成了不穿军装的军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青壮年甚至还要集体食宿、集体出工、集体军训、集体学习。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 在生产上搞大呼隆，在生活在上则吃“大锅饭”。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特色，全国办起了390万个公共食堂，4亿多农民“吃饭不要钱”。90%的农村人口取消了口粮定量，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叫做“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号召人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吃饭不要钱”，果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于是，许多人开始敞开肚皮吃饭，一些食堂则开流水席，从早到晚，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结果浪费粮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有的地方寅吃卯粮，亏了一大截。但是，口号充不了饥，狂热也终究填不得肚子，于是，不到半年时间，粮食又开始紧张起来。“吃饭不要钱”的小调还没唱熟，到处又开始饿肚子了。共产主义没有实现，倒先让许多人浮肿、饿死，先去见马克思了。 事实说明，人民公社的建立，并没有达到毛泽东设想的发展生产、增产粮食的目标，相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粮食生产方面是连年滑坡，由1958年的20000万吨下降到1961年的14750万吨，回落到了1951年的水平。粮食消费方面由于公共食堂的开办，浪费了大量的粮食，使粮食紧张局势更加严重。尤其受人民公社这种特殊体制的影响，虚报、浮夸普遍成风，结果从1959年到1961年，虽然粮食产量每年平均比1957年减少413.8亿公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47.9亿公斤，1958、1959年两年就大约多征购贸易粮100亿公斤左右。这表面上是有利于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却人为加剧了粮食紧张局势，广大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局部地区仅几两口粮，对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饲料、种子粮也未留够，农业bbr>９９lｉｂ?生产和农民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国家不得不对农村返销大量粮食，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重新认识粮食生产和粮食分配工作。1959年4月，毛主席写给省、地、县和社队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指出：粮食“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5亿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 把上亿户农民“梳辫子”梳成人民公社，没有促进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反而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当时的决策者始料未及的。但当时谁也不敢破坏作为共产主义过渡形式的人民公社形象，公共食堂关闭了，人民公社这种大锅饭体制却没有消除。与此相适应，当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便由“临时”实行变为长期坚持了。并且，也是为了适应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体化的体制，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又实行了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销，生猪的统购和猪肉的统销，以后连鸡、鸭、蛋、鱼……几乎主要的农产品都实行了统派购制度和统销制度。 从此以后，以粮食为核心的许多农产品都失去了它的商品功能，既不能进行市场流通，又不能体现价值规律，纯粹是一种国家的计划物资。人民公社成了国家直属的一个车间，被纳入了国家计划的笼子里。 二、打资本家的板子落在了农民的头上

省口待客：我们应为你举手加额还是扼腕叹息？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在粮食供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打击投机资本家扰乱粮食市场而不得已才出台的政策，是对付资本家的一个临时办法。实行后确实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粮食局势。而那些试图垄断控制粮食的投机资本家也因此纷纷土崩瓦解，大部分私营粮商则转业歇业，仅20%左右的继续从事一些代销业务，不过很快也就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公私合营了。 资本家“消灭”了，但对付资本家的办法却继续保留了下来。因为中国的粮食局势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保留这种带有军事化的手段，对于控制和稳定粮食市场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结果，打资本家的板子，落在了农民的头上。 我们很容易看出，统购统销，关键是统购，并且是低价统购，是国家为了掌握粮源，通过行政手段用较低的价格向农民征购粮食。这在建国初期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应急的办法，也是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建设初期不得已走过的路。问题是，我们一下子搞了40年，压抑了农业，压伤了农民。 建国初期，我们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体系的建设，而当时中国人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两大任务。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粮源，以保证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取得粮食，不得不用政府行政配置的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取得粮食。 中国的农民是最通情达理的，政府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当时，农民把上交征购粮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每到收获之后，总是要把最好的粮食上交国家。即使受灾减产，农民宁愿自己勒紧裤带子，却总要先保证“爱国粮”的上交。由于工业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粮食的生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几乎是自己饿肚子来保城里人吃饭。我们不妨看看1960年的粮食消费状况，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口粮为180公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口粮150公斤原粮，受灾地区则在150公斤以下。我们即使按180公斤原粮计算，折合成成品粮仅126公斤，每个月10.5公斤，而城市居民最低档次的标准也是每人每月12.5公斤，一般工作人员都在14公斤以上。作为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其体力消耗是一般城市居民的几倍，但他们的粮食消费却低于城市居民的最低档次。这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尽量保证城市居民吃饱肚子。省口待客，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上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我们为这样伟大的农民举手加额！ 我们也为这样善良的农民扼腕叹息！ 但是，“左”倾的错误，反而把农民的伟大和善良当成利用的筹码。 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后，许多地方利用人民公社高度集权的性质，不切实际地唱高歌，大肆强征过头粮，试图以缓解粮食供求紧张局势，结果造成广大农村缺粮少粮，有的地方甚至超越极限，把农民的口粮都征走了。尤其是进入70年代，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大幅度增加，仅1970年到1971年两年就增加了983万人，工资支出和粮食销售都失去控制。周恩来在1972年初便指出：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遗憾的是，周恩来对粮食形势敲起的警钟未能引起各方面应有的注意。到1972年下半年，粮食销售越来越失去控制，国内粮食收支相抵，亏空竟达75亿公斤。 由于粮食产需矛盾尖锐，供求关系紧张，国家粮食购不足销，为缓解这种局势，在安排粮食征购计划时，从上到下都偏重国家需要的这一头，导致部分地区重犯购过头粮的错误，人为地扩大了农村缺粮面。1971年后的几年，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为了保证粮食销售逐年增长的需要，超越极限地布置农村粮食征购，许多地方把农民的基本口粮都征走了。那几年，四川省农民每人全年平均口粮仅150公斤原粮，连半年都吃不到。1975年，贵州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550万公斤后，农业人口平均口粮只有128公斤，刚到年底，就不得不返销500万公斤粮食，占了征购任务的91%。 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江青等人的控制、操纵下，尤其更加过火。凡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好的，一概归之于没有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大批“资本主义”。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灾年不减贡献”，征购粮食“只争朝夕”；并把农民交售粮食的多少，作为“斗私批修”的一个内容。不切实际盲目强征过头粮，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影响了粮食生产的正常发展，而且把广大农民推到了半饥饿状态，一些地方交了征购粮便没了口粮，必须靠国家返销度日，有的地方需要用瓜菜代替半年的口粮。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今天，我们客观地评价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不难发现，在解放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它是保证我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和粮食供给，也即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并且保证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最低生存需求，防止了因财产分配不公而出现的社会动荡。然而，这种为了保证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收购而提出的临时性措施，一实行就是40年，究其原因，在于这种措施的真正作用，是一手压低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用变相的无偿形式把剩余的农产品收上来，另一手则是用低价农产品的配给保证了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和工业原料的低成本，然后在工业低成本和国家对工业实行垄断的基础上，将工业部门获得的垄断高利润通过财政渠道进一步转化为新的工业化积累资金。也就是说，统购统销的作用不仅仅保证了粮食的收购，而且还成了我国初期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转换器。没有这个转换器，原始资本积累就可能难以完成，工业化也就难以用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但是，这种作用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突出的特征是用严重背离价值规律的低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而后再以福利的形式供应给城市居民。这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期或许是无奈的选择，而随着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继续执行这种压制农民、压抑农业的作法，却是不可取的。从大量的资料分析，我国从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20多年时间里，粮食生产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剥夺农民利益、低价统购粮食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我们说，从国家掌握粮源、控制市场的角度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上，长期实行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低价供应城市居民的方法，却是不符合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的。

谷贱伤农：我们愧对农民

中国的农民自己勒紧裤带子，保证了城里人吃饭，保证了工业化建设，但我们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 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批评过“片面地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他明确指出，在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不要像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不能搞“义务交售制”，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毛泽东试图在既要发展工业又要保护农民利益之中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但最后的发展，使我们走了与前苏联同样的道路：牺牲农业保工业。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根据他设想的共产主义模式，主张取消粮食自由贸易，采取军事性的余粮征集制，实现全社会的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1918年夏，苏联全国进入以“余粮征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方面基于列宁的共产主义设想，另一方面，当时因战乱，国家也确实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粮食。为此，苏联强行实施了集体农庄制度(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即从此学来)，既把农业看作是出口产品的主要货源，借此来引入工业必须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又把它看作是加快发展城市工业力量的粮食供应基地。但这种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却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造成社会强烈震荡，工农业生产一度出现混乱，甚至造成数百万农民的死亡。 列宁为此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他迅速改变了过去比较偏激的观点，开始恢复农产品粮食有限度的自由贸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完全扭转了社会发展方向。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领导进行了“剥夺农业、发展工业”的农业社会主义化，确立国家对农产品的计划控制和分配。 斯大林这种“剥夺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体制，最终导致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由于农业、轻工业的严重滞后，使整个国民经济走入了“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死胡同。生产发展速度持续下降，市场供应日趋紧张，通货膨胀逐渐加剧。1991年12月25日，曾经显赫一时的超级大国苏联被迫解体。 中国实行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而我们还有与“老大哥”明显不同的地方。中国在1957年的粮食人均产量仅290公斤，只有苏联1928年生产水平566公斤的一半。所以，当苏联有可能考虑如何最好地确保国家对历年都有的农业剩余产品进行控制时，中国首先要做的事情则是想方设法使农业产品剩余，并增加这种剩余，然后才能掌握分配剩余物资的权力。 事实上，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一直是以粮食短缺作为基础的。国家为了保证粮食的市场供应和调剂全国地区间的平衡，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向农民取得粮食。它虽有别于苏联军事化的“余粮征集制”，但它也因不是市场等价交换，以至把农民摆在了不利的位置。除了数量是硬任务外，价格更是长期处于低水平。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价格出台之初，国家制定的统购价格，大体维持在当时的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也就是基本上是自由市场价格。国家不赚不赔，农民容易接受。1952年，每50公斤粮食平均价为6.04元，1953年为6.76元，基本上是市场等价交换。 但以后几年，经济发展了，物价指数普遍提高，粮价却一直处于偏低的状态，到1957年每50公斤反而跌了3分，为6.73元。1958年至1965年，国家先后4次提高了粮食统购价格，共提高35%，1965年达到9.24元。此时，购销价格基本相平。为了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解决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的状况，国家又实行了加价奖励的办法，对人均上交超过50公斤以上的部分加价10～12%。与此同时，对社队交售的粮食奖售工业品。凡生产大队向国家每出售750公斤粮食，奖售棉布15尺、纸烟3条、胶鞋1双，有的地方则实行奖励棉絮、糖的措施，以后又实行过用化肥、木材、棉布换购粮食。但这几项鼓励措施，在“左”倾思潮冲击下，分别在1968年和1970年取消。 1966年粮食平均价又作了一次调整，每50公斤提高到10.82元。但从此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年的时间，除个别品种(荞麦、红小豆、绿豆)外，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品种居然未提一分钱的价格。 我们的农民自己勒紧裤带子，将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养活了城里人，而我们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 ——谷贱伤农，我们愧对农民额上的皱纹，愧对农民腰上的草绳！ 粮食价格已严重偏离了其商品价值。到1976年，每50公斤粮食的平均统购价仅10.75元。农民满满的一担粮食，竟只能换一张10元的人民币。根据对全国1296个生产队的6种主要粮食生产成本进行调查，平均每50公斤已达到11.6元，而卖给国家仅10.75元，农民反要倒贴0.85元。 按照国家定购价格，在泰山脚下，农民种一亩小麦，纯收入只有0.27元。 这还是运气好的。山西雁北地区的农民，种一亩小麦要投入108.4元，而产值只有105元，倒亏了3.4元。撒了汗水，收了粮食，农民还要倒贴钱。 “一亩麦子一瓶酒，百斤稻谷换不来一双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撒下辛劳的汗水，收获的却是贫穷之花。 中国的农民怎么不面黄肌瘦，怎么不弯腰驼背呢？到1978年，竟有35.37%的农民一年的收入不到100元，还有231个县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许多地方的农民劳作一天，竟只值8分钱。大部分农民处在贫困、饥饿的状态。1978年底统计，全国31.5%的农户是超支户，共欠超支款74.7亿元，平均每户超支139元。每个农业人口的商品购买力，1957年是36.94元，1977年仍只有58.57元，刚够称点盐、打点煤油。 中国的农民每年向国家上交了五六千万吨统购粮，养活一亿多城市居民，但他们自己却还要饿肚子，还要忍受贫困的煎熬，这不能不令我们心酸。我们说，粮食统购统销，在建国初期为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以后的几十年，虽然保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但却是以牺牲农业、牺牲农民作为沉重的代价。粮食价格的严重偏低，致使解放30多年后，广大农民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据一些专家计算，从1952年至1986年，我国因压低农产品价格从农业拿走的资金达5832亿元，通过税收拿走的资金1044亿元，两项合计6868亿元，占了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 1979年后，我国对粮食统购价格偏低的不合理状况才有所重视。当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达到12.86元，超购加价幅度由原来按统购价加30%，改为按新统购价加50%。此次加价，全国农民大约增加收入40亿元，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仅增加收入5元，可以想见，这还是多么的微不足道。1985年，粮食取消统购改合同定购，采取“倒三七”比例计价，即30%按统购价，70%按超购价，综合起来，每50公斤中等籼稻谷的比例收购价为15.59元。 与1978年相比，粮食提价比例不谓不大，但无需证明，这15.59元的价格，仍是如何的低廉。一条烟、一瓶酒、一段布、一双鞋……什么东西都比粮食值钱。 低价收购农产品必然影响农业发展，古代封建皇帝也懂得“谷贱伤农”的道理。我国粮食生产从50年代末到1978年一直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也是受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的影响。农产品价格过低，表现在生产方面就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70%以上，但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仅占全部国民收入的30～40%，农业为国家提供的税收，仅占国家的财政收入的10%左右。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早就认为不对头。他说，“我不相信，中国那么多的农民仅仅为国家做了那么少一点贡献。”在这种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下，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出现较大的差异，据统计，二者之比达到4.8比1的程度。这意味着，近5个农民劳动的价值仅相当于1个工人的水平，难怪毛主席认为也不对头。在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扭曲差异下，农民被沦为社会的最底层，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相应的也导致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相差2.7倍，许多农村地区，连温饱都不能维持，不得不靠国家救济过活。这种农产品的低价政策，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广大农民除种够自己的口粮和必须上缴的“皇粮”之外，一般不愿再增加粮食生产。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形才稍有改变。国家不仅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以此保护农民的利益。 1992年，国家出台每50公斤早稻谷22元的保护价，不过，据测算，这个价格仍低于当时的粮食生产成本。此后，1994年，国家对粮食定购价格再次进行了提价。每50公斤粮食48元，比上年提高39%，是解放后提价幅度最大的一年。1996年，国务院宣布，从1996年新粮上市起，小麦、稻谷、玉米、大豆定购价上调，平均每公斤提高0.3元，同时允许地方再上浮10%。这样大体上最高提价幅度每公斤达到0.44元。中央希望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继续实行价外补贴及粮、棉与化肥挂钩等办法，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但事实上，这个价格仍然偏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农民经济负担较重。1994年物价上涨21.7%，1995年上涨14.8%，而其中农业生产资料费用上涨达32.2%，主要是化肥价格上涨，远远超过了物价平均上涨幅度。 1998年，国务院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由各省按上一年的水平自行确定，因此各地的粮食价格不一，大体上与1997年持平，部分地方略有下降。江西，早籼稻定购价为每50公斤57元，保护价为50元；北京的小麦定购价为每50公斤76元，玉米为62元；云南，早灿稻定购价每50公斤57元，小麦70元……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一般稻谷定购价为每50公斤50～60元，小麦65～75元，玉米60～70元，保护价比定购价低10～15左右。现在的粮食价格水平，虽然不能说已完全达到与价值相符的程度，但已大大接近了农民期望的价值水平。粮食种植已有利可图，粮食生产成为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价格改革的成功，是这次粮改能够顺利进行的基础与前提。

粮食少了，农民是老伯伯；粮食多了，农民是土老帽

高度集权的“大锅饭”体制和“谷贱伤农”的统购政策，压抑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从1953年至1978年的26年中，中国的粮食生产一直处在徘徊停滞状态。由1953年的总产量16683万吨到1978年的30477万吨，平均每年仅增加了530万吨。人均占有量由284公斤增加到318公斤，每年仅增加了1.3公斤。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使中国在这26年时间里，粮食供求矛盾一直尖锐地存在着，成为困扰中国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首要难题。据统计，这26年时间里，国内粮食收支有15年亏空，只有11年稍有结余。 1979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一次全面的解放，加上粮食收购价提高，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迅速发展，粮食总产量每年以2000万吨的速度递增，到1984年达到40731万吨。5年时间，增加了10000万多吨。这是中国粮食生产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但中国的农民却手中无粮心里慌，手中有粮心里照样慌。 这便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又一大悲剧。 在粮食紧张的艰难岁月里，广大农民以一种朴素的爱国之心，自己勒紧裤带子，把有限的粮食交给了国家，保证了城市居民的供应，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他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句“农民伯伯踊跃交售‘爱国粮’”的赞语。 现在，他们粮食丰收了，全国人民都吃饱肚子了，按说，这是天大的好事，这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但是，这天大的好事，却只有吃粮的人高兴，种粮的人反而又发愁起来了。 “卖粮难”，一个新名词诞生了。 1984年仲秋，湖南省某县一粮站大院里，装满粮食的板车、手扶拖拉机、萝筐挤得水泄不通，几百名汗流满面的农民在围着几名粮站工作人员团团转，求爷爷，拜奶奶，只差下跪了，但工作人员不为所动，坚持每户只能按计划分配数收购，多的一粒不要。 新疆某边境小县，主要街区有1/4被满载粮袋的马、牛、驴车和手扶拖拉机占据，顺着车流的走向，千米外的粮站大院里，人车蜿蜒，曲曲折折，塞满粮站的大院子。有人已接连排了十几个小时的队，有的已被验质员打回重新翻晒了三四次，再晒就要晒熟了，但仍“不合格”……“天府之国”的四川某县农民愤怒了：以前粮食紧张时，我们把自己的口粮都交给了你们，现在粮食多了，你们就“甩派头”了，你们还要不要我们种粮食？情绪冲动的农民砸了粮站。 孩子等钱上学，子女等钱结婚，房屋等钱翻盖，更急人的是，冬季生产等钱买种子，来年生产要钱冬储化肥，我们能怪农民冲动吗？ 江西、江苏、吉林、安徽……中国的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丰收的忧虑。 欠也忧，丰也忧，农民好伤心。花了成本种了粮食，现在却只能放在家里烂，这田还有种头？ 不是农民的报复，而是必然的结果。第二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由16.9亿亩大幅度跌到警戒线以下，仅16.3亿亩，成为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粮食大减产，减产总量2820万吨，减产幅度也居建国后的第一位，超过令人心悸的1960年。粮食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卖粮维”还喧嚣尘上，“买粮难”便接踵而至。 许多人这才惶惶然，这才想起农民老伯伯。于是，组织工作组下乡，派干部驻村，挨家挨户搞动员、做工作：种爱国田无尚光荣，交爱国粮为国分忧……通情达理的农民又一次帮助政府渡过了粮食难关。 第二年，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16.6亿亩，粮食总产量达39151万吨，1989年再次跃上4000万吨台阶。 肚子饱了，脸就变了。 当农民怀着丰收的喜悦，肩挑车拉，将黄灿灿的粮食送到粮站时，他们才发现站门紧闭，“暂不收粮”的牌子让他们从头凉到脚。 “卖粮难”幽灵，又一次笼罩了中国的农民。 这是比1984年范围更广、压力更大的一次卖粮难。全国几乎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民，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卖粮难的打击。据吉林、安徽、湖南等9个产粮大省估计，约有480万吨粮食不能入库，黑龙江、湖北、河北等省农民有670万吨粮食急需寻求出路。村间小道上，乡镇大路旁，到处是车拉畜载的粮食，有的农民为出卖几百公斤粮食竟拉着架子车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所有粮站，但都被挡回。江西某地一农妇为卖掉一袋粮给儿子看病，竟跪在地上哀求粮站工作人员。 40000万吨的粮食总产量，对于当时已有1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并不多，最多只能算是解决温饱的水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粮食“过剩”现象呢？显而易见，这便是我国流通体制的弊端。体制不顺，流通不畅，国家缺乏调控能力，以至粮食多一点就“卖粮难”，粮食少一点就“买粮难”，于是，粮食生产便在“多了多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多了多了”之间扭秧歌。 弊端在体制，灾难却落在农民身上。这一年，不仅全国产粮区农民70%的余粮没有卖出，国家应当收购的合同定购粮，全国也有数百亿斤未能兑现，有的勉强由粮食部门收下了，却无钱可付，给农民的仅是一张不知何时能兑现的白条子。 粮食部门无力收购，一些粮食商贩便趁机压价收购，每50公斤粮食仅值32～34元。根据货币贬值率换算，一公斤粮食仅相当于10年前价值的1/3或1/2。 1990年，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个大丰收年，但由于卖粮难，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不少省区还下降了。中国农村的丰收，其结果却是一场空。四川省农民有近50亿公斤粮食卖不出，少收入40～50亿元资金。黑龙江省农民也有十几亿公斤粮食未卖出，少收入十几亿元。即使收购了的，许多也仅只是白条一张，买不得盐，打不得醋。 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飘飘然、昏昏然了，他们被粮食“过剩”的假象蒙敝了，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应该调整种植结构，什么赚钱种什么，于是大力缩减粮食种植面积；应该取消粮食定购，让农民自己消化多余的粮食，于是粮站挂出了“暂停收购”的牌子；应该放开粮食经营，让个体集体一齐来搞活粮食经营，于是粮站转行开商店，个体户则代替粮食部门行使购销粮食的职责了……他们全然没有想到，卖粮难暴露的不是粮食过剩，而是流通体制不顺，因而对这次卖粮难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致使这次卖粮难愈演愈烈，一直持续了3年多，有40个月之久。结果，就在农民灰心丧气、全社会都认为粮食过剩之际，全国爆发了1994年的粮食涨价风潮。 与卖粮难相伴随的自然是粮价的波动，这对于拿粮本本吃平价粮的城市居民来说自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对要靠这些像侍弄宝贝儿子一样侍弄出来的粮食维生的农民来说，则意味着新房能不能建，孩子的学费能不能落实，农机具还能不能买。固然，国家的定购粮不会有大的波动，但定购粮款连七税八费都扣不了，农民真正要弄点钱花，还主要靠定购粮外的部分。因此，粮价的波动对农民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而往往是一丰收就粮价下跌，并且跌价了也没人要，出现卖粮难。以至连农民也闹不清是因为卖粮难而粮价跌还是因粮价跌而卖粮难，反正对农民来说是祸不单行，卖粮难与粮价跌一齐来。当然也有粮食走俏的时候，这时虽然粮价会有所上升，但真正得实惠的不是农民，而是中间流通环节。1984年，粮食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下跌；1985年供不应求，价格回升；1986、1988年两年粮食基本平衡，但由于地区间不平衡，加上农民惜售心理，两年的秋季都发生了粮食大抢购，价格飞涨；1987年供过于求，价格回落；1989年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上半年延续1988年的高价位，但是下半年和1990年粮食市场出现疲软，粮价大幅度下跌。这次维持时间最长，一直到1993年6月，长达40个月，其中小麦均价由每公斤1.02元跌至0.76元，降幅25.5%，大米由均价每公斤1.47元降至0.96元，降幅达34.69%，不少地方粮价降至改革以来的最低点，同时也出现了最严重的一次卖粮难。 物极必反，在经历了长达3年半的价格疲软后，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原来过剩的籼米价格陡涨，从1993年6月的每公斤0.9元涨至1995年8月的2.4元，涨幅达1.67倍，玉米涨1.4倍，以至国内市场价普遍高于国际购价。按1995年8至10月均价比较，小麦高16.75%，玉米高38.15%，大米高63.5%。 随着国家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粮价才基本稳定，但随后卖粮难又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粮价又开始走入一个低迷的状态。从1995年底开始下滑，上半年平均粮价还是每公斤1.6元，年底便降至1.4元。1996年，在国家宣布提高定购粮价格后，市场粮价下滑速度并没有完全遏制，部分地方甚至更加加快，仅优质大米降价就达15.7%，并一直低迷到1998年粮改启动前。按1996年的情况比较，粮食普遍低于国际市场价，如粳米低35.46%，小麦低33.2%，玉米低27.7%。 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少了就是多了.９9lｉb.，粮食流通体制再不改革，我们将永远在这个怪圈里打转转！ 三、犹抱琵琶半遮面

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们无法否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建国初期粮食极度紧张的状况下，对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最低的生存需求，并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在一片空白上建立起来了。 但是，我们也无需讳言，统购统销政策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一种政府行为化了的强迫性手段，其消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早在制订这项政策时，陈云同志就为此忧虑：“征购这个名称是骇人的，究竟叫什么可以考虑，但性质是这么一个性质。……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实行这种办法，我有点担心，因为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问题太大。……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 为此，陈云同志在统购统销实行后的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走上了一条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道路，粮食统购统销这一临时政策不仅长期延续下来了，而且还扩充到了包括鸡蛋、大白菜在内的许许多多农产品上。 什么时候不实事求是，不遵循事物发展规律，什么时候我们就要走弯路，这是历史千百次证明了的事实。 以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改革的先导，便是农业。 1979年，中国开始对实行了26年的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除了提高粮食统购价格，调减粮食征购基数以增加粮农收入外，最重要的改革便是改变粮食部门独家经营的单一流通格局，恢复粮食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完成征购、超购任务后的余粮上市贸易，议购议销。传统的粮食交易、集散的“米市”开始恢复发展，一个以国家为主、集体和个体共同参与的粮食流通经营格局逐渐形成。到1984年底，全国农贸市场已发展到5.65万个，其中农村5万个?９9ｌｉb?t>，集市贸易的粮食成交量由1978年的25亿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84亿公斤，增长了2.34倍。全国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建立了粮食议购议销专业公司，1979年到1984年，6年时间共议购粮食558.6亿公斤，1984年全国粮食议购数量由1978年的32.5亿公斤增长到175亿公斤，占当年征购数量的34%，粮食议销数量达267亿公斤，占总销量的34%。满足了农民出售余粮的需要，平抑了集市粮价，补充了平价粮库存。与此同时，国家还逐步减少了统购统销的品种和数量，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 这一次改革是在不改变统购统销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只能算是一次局部的调整，直到1985年，我国这才全面放弃实行了32年的统派购制度。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规定，从1985年度开始，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由地方政府组织粮食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合同定购计划，同国营农场、农业集体生产单位和农户协商，签订粮食定购合同，正常年景，必须完成，遇到重灾，可以适当减免。超过合同定购的部分，自由购销。 根据制定时的设想，合同定购，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任务，试图以此打破计划收购的僵化体制，逐渐向粮食商品化靠拢。国家为此还逐年减少了计划定购，扩大了议价购销比重。国家计划内收购由1984年的1023.5亿公斤到1989年调减500亿公斤；而议价收购则由93亿公斤上升到515.4亿公斤。此即“死一块，活一块”的粮食购销“双轨制”。其方针是“逐步缩小合同定购，扩大市场收购”，基本立足点是稳住一块(合同定购)，搞活一块(市场议购)。 但是，这一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却相当困难。合同定购既是合同又是任务，这就把商品交换原则与国家行政管理原则混在了一起，实施中难以把握。其次，由于实行的是“死一块，活一块”的“双轨制”，平议差价悬殊较大，一方面促使农民不愿完成或设法逃避定购，另一方面又给粮食倒卖以可乘之机。 具体来说，粮食双轨并存的体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粮食价格关系没理顺，农产品比价不合理，粮价仍然偏低，粮食购销价格长期倒挂的问题也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其二是粮食购销体制没有理顺，平价粮收支长期倒挂，存在很大缺口；三是粮食流通渠道没有理顺，多年来卖粮难不断发生，地区封锁和“粮食大战”交替出现，产、销区矛盾比较突出。粮食一紧就想统，粮食一松就想放；粮食多了渠道少，流通不畅，粮食少了渠道多，市场混乱。以至时常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之中；其四是粮食经营体制没有理顺，政策性经营与正常商品经营长期混合在一起，粮食企业经营得不到合理利润，影响了粮食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综合起来看，粮食购销“双轨制”的最大问题，是只取消了“统购”，却并没有触动“统销”，结果购销价格倒挂更加严重，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补贴由当年的170亿元增加到1991年的400亿元，翻了一倍多，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1/3。财政越是紧张，就越无法再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而粮价越是不合理，农民就越不愿多种粮食。另外，由于减少了定购数量，而统销数量逐年增加，结果又出现了购销数量倒挂，以至粮食又反复出现紧张局势，国家购不足销，缺口达到400多亿公斤，不得不用“议转平”和进口来弥补。尤其到1989年，粮食供求出现紧张局面，政府不得已又关闭了几乎所有的粮食自由交易市场，恢复了国营商业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而为了保证充足的粮源，统派购名义取消了，实际上却依然采取的是强制性的征购措施。有些地区为了催农民交粮食，甚至动用了警察和民兵，在仓里挖，从缸里倒，群众反映，现在的合同定购实际上比“统购还统购”。粮食多了是合同制，粮食部门不收；粮食少了是定购制，政府派人强要。农民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双轨制的双重价格，也违背了价值规律对于价格同一性的要求，不能传递正确可靠的信息以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双重价格意味着利益的差异，定购基数是按行政区域分配的，不利于形成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而且，在双轨制下，必然出现行政干预粮食生产及流通的情况，往往违反客观规律，人为地分割市场，搞地区封锁。1985至1986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采取了强制手段，禁止粮食流向外地，不仅缺粮省如此，有些产粮省也是如此，使各地难以按比较利益原则，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布局，发挥自己的优势。其次，国营商业在“双轨制”的销售体系中，一方面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合同定购价收购粮食，另一方面又以低于收购价格销售粮食，倒挂部分由财政补贴，结果一方面是给国营商业经营以垄断地位，使经营性亏损被政策性亏损所掩盖，使国营商业失去活力；另一方面，国营商业一身二任，很多商业企业利用特殊的方便条件套取平价粮，转手议价出卖，牟取暴利。粮食购销中的双重价格，也给经办单位和个人提供了从中渔利的机会和可能，助长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因此，有人评述“双轨制”实际上是“双鬼制”。 这是一次不彻底的改革。“犹抱琵琶半遮面”，结果国家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粮食市场继续陷入“卖难”“买难”的循环之中。

小心一把双剑

俗话说：家大难当。对于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似乎感受更深。 我们必须保护农民的利益，因而粮食购价不能不逐年提高，直至与价值基本相符。 但我们又必须考虑城市居民的生活，因而粮食销售价不能不保持稳定，以至二十几年无变化。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为难了中国政府：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一边都伤不得！ 一把难以把握的双刃剑。 一块难以平衡的翘翘板。 这就使得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能不小心翼翼，不能不慎之又慎。 1985年对粮食统派购进行了一次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措施不配套，效果并不明显。必须向统销开刀，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国家用大笔的财政补贴维持了25年“一贯制”的统销价，虽然保持了粮食供应的“超稳定”性，但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也人为扭曲了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关系。据统计，国家花在粮食消费上的钱要比花在粮食生产上的钱多11倍。 1991年，国务院决定，从5月1日起适当调整粮油统销价格。这是1966年后的第一次全面调价。 虽然这是一次较小幅度的调整，一公斤大米仍只要0.294元，仅增加了0.18元(标一米)；一公斤面粉也只要多花两毛钱。而经过1988年的涨价风潮，我们的日常消费品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价，这次粮油调剂又给每个职工每月补贴了6元钱，按说没有什么大的承受困难。但由于人们对粮食价格的特殊敏感，仍然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的波澜。从4月23日的“解密令”下达，全国便出现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 在北京，1828个粮店，90%的粮店出现数百人的购粮群众，自行车、手推车、三轮车塞满了粮店，西城区平安里、东城区鼓楼大街一带由于居民在粮店前排队，引起了交通堵塞。 重庆市连续三天，所有的粮店都有排成长龙的购粮群众，一麻袋一麻袋地买，一板车一板车地拖。 在湖南耒阳市，居民的600多万公斤节余粮，有423万公斤在“五一”前购出，相当于全市4个月的粮食购买力，大部分家庭存粮100公斤以上，多的达500公斤。 幸好这次粮油物资准备充足，因此，虽出现抢购，但未引起大的波澜，算是有惊无险。5月1日正式实行新价格，人们详细一看，也就几分毛把的涨价，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有了这次的经验，1992年4月1日，政府再次提高城镇居民平价口粮，实行购销同价。西方记者立即电告世界：“中国正在突破价格改革的最后一个禁区”。 粮食提价，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在许多人的心里是预料之中，以至这一次的提价居然平静得令人不敢相信，根本看不到上一年调价时的排队抢购现象。 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开始动摇。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开始率先一步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从1988年以来，内蒙卓资县、四川广汉市、广东珠海市、深圳市、海南省都先后放开了市场。1992年11月1日，全国正式宣布，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维持了40年的统购统销体制宣告结束。 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最核心的一次改革，也是牵涉面最广、影响面最大的一次改革。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以上市自由贸易，而城市居民则从此再没有象征特权的购粮本保护了。 到第二年初，全国几乎所有的县市都全面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购粮本退出流通，被称为“第二人民币”的粮票被宣布作废。 但是，这一次的改革由于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领导在思想上认识不清，在行动上方向不明，加上准备不充分，措施不配套，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粮食涨价风潮。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上。一些人 8ba4." >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什么都要放开，让市场去调节，国家不要去干预。生猪放开了，我们没有出问题，鸡蛋放开了，也运行得比较好，蔬菜放开了，也是量增价稳。粮食难道就不能放开？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当然不能容许这最具计划经济特色的粮食统购统销存在。 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粮食绝不是一件普通的商品，而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世界上市场经济体制相当发达与完善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都没有彻底放开粮食，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如果放弃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与控制，就难以有效地调节粮食的供需平衡，保持社会的稳定。何况我们还是一个人多地少、粮食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的不发达国家呢？认识上的模糊，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偏差。一时间，粮食生产受到排挤，粮食种植面积迅速下滑，粮食购销不被重视，国家掌握的粮源严重不足……于是，就在粮食大丰收的1993年，我们的粮食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这是不幸还是幸运。说其不幸，在粮食丰收、库存充盈的情况下竟发生了粮食波动，可见我国的粮食市场是如何的脆弱；说其幸运，假如不是在粮食丰收年而是灾害年，假如不是在国家粮食库存较多的时候而是国家粮食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这次风波，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想必我们不会有如此轻松。 事实上，早在广东放开粮食经营后，就已经显示出一些不好的苗头，但未引起我们的重视。当时，广东的粮食经营放开后，一是粮食生产连续下滑，1993年与1991年相比，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减少803万亩，下滑14.2%，粮食总产量减少24.4亿公斤，下滑13%。二是掌握粮源缺少有效的手段，各方面对粮食定购任务观念淡化，收购合同缺乏约束力，公粮征收政策不落实，市场粮食被私营粮贩抢走，国有粮食部门收购量大幅度下降。1992年，广东省仅收购粮食16亿公斤，比1991年减少61%，1993年经过努力也只收购23亿公斤，仍比1991年减少44%。三是市场管理无序，基本上处于放任不管的状态。无证经营比比皆是，粮食批发商林立，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没有几家，没有一个完整的粮食市场管理法规，致使一些私营粮贩故意哄抬粮价。四是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地位削弱，放开经营前，全省国有粮食部门市场占有率达80%，放开经营后，1992年降至65%，1993年也只占68%。 对于广东等先走一步的地方的经验与教训没有认真总结，便匆匆忙忙地推出了这项粮食收购、经营与供应的“三放开”改革，其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未获成功。原设想在价格放开以后，粮食购销基本上就如同其它已经放开的农副产品一样，在价格上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给以指导性管理即可，没有想到价格会如此暴涨，以致引发一次物价全面上涨的严重通货膨胀。原设想粮食经营的财政补贴可以很快取消，历史挂账可以慢慢消化，但运行的结果，因为销售限价、资金运转及储备方面的问题，财政补贴及银行挂账仍居高不下。 从1993年的粮食风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粮食市场发生巨大波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出在粮食生产上，而是流通体制上。继续沿习传统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显然行不通了，而以走向市场的名义一放了之也是不现实的。1993年以来的粮食大波动，不是粮食“少”了价格上涨，而是粮食“多”了价格也涨。粮价变动的实质是国家、经营者、消费者利益结构的调整，促使购销价格一步放开的原因，是国家负担太重，无法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消费者。当时专储粮库存400亿公斤，周转粮库存1000～1200亿公斤，几乎垄断了整个粮食市场。本来有粮在手，不必担心粮价波动，可粮食价格上涨恰恰是从库存量最大的早籼稻抢购开始的。国有粮食企业抢购早籼稻，目的是为弥补放开经营后的库存亏空。据了解，在1992～1993年期间，由于一些地方取消粮食收购任务，造成原定的粮食收购资金被挪用，而靠粮食经营为生的国有粮食企业，只有动用库存粮来维持运行，其中国家专储粮也有因此而被挪用造成“亏库”的。另一方面，粮价波动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粮多”还是“粮少”，往往取决于“钱少”还是“钱多”。“卖粮难”出现时，一般是政府无钱收粮而粮价一跌再跌之时；当粮价高涨时，又是政府千方百计筹款收粮，政府越是抢进度，保收购，粮价攀升就越快。因此，金融改革也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 作为最大宗农产品的粮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般人想象的一放了之，相反，加强粮食市场的管理与调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流通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这既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要求，而且也是粮食作为特殊商品的特殊所在。当然，这种管理和调控，绝不是过去统购统销那样的强迫性管理和行政化调控。根据朱镕基同志的构想，主要是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原则，一方面要确立一个既照顾农民利益又能让城市居民承受的合理粮价，另一方面国有粮食部门要掌握足够的粮源，以确保平衡调节和市场供应。 由于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成功，国家不得不采取严格的调控措施，来稳定市场，平抑粮价，很多方面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况。一是从取消定购到恢复定购。1993年初宣布把国家定购改为合同定购，被一些人视为农民的第三次解放，而1994年5月，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文件又明确把粮食定购作为国家任务、农民义务，各级政府必须完成。二是从取消价格“双轨制”到重新实行“双轨制”。1993年粮食收购和销售都实行一道价，称之为价格并轨，平价、议价随之消失，但事隔几个月，年底首先在粮食销售上实行国家定价挂牌供应，1994年收购新粮又实行双轨价格，定购任务按国家定价收购，其它随行就市收购，国家采用行政手段掌握一部分(70～80%)社会商品粮。三是从取消粮票到恢复粮本，凭证限量供应。

好了伤疤不能忘了痛不堪重负的国家财政

财政补贴，是中国财政最大的包袱。在计划经济体制里，商品的市场属性受到扭曲，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政府不得不从财政拿出大笔开支，去维持低收入、低消耗的消费格局，既要补贴生产，又要补贴消费。从吃的粮食、食油、猪肉、蔬菜到用的煤炭、液化气、电力以及住房、交通甚至小学生的课本、几毛钱一块的肥皂……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补。据统计，在我国经营平价粮过程中的商品流通费用(包括运杂费、折旧费、修理费、工资、利息、企业管理费、保管费)、营业外收支净额等项支出进行补贴。亏损补贴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 六是调拨经营费补贴。是国家规定粮食调入地区支付给粮食调出地区的一种费用补偿，各地区标准不一。由地方财政负担。 七是粮食预购定金贷款补贴。是中央财政对合同预购定金贷款按合同定购数量计算的贷款额和利息率给予补贴。 八是国家小麦专项储备补贴。 很难说，以上这些补贴补得不应该，但这也补，那也补，再大的家当也补不了。再说，许多补贴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失出了当时设置补贴时的作用，反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大量的粮食销售价格，将粮食供应价格维持在极低的水平，以致在许多消费者的心目中扭曲了粮食的正常价值，不仅扩大了粮食消费需求，而且浪费现象相当严重；由于收购价高于销售价，甚至有农民从市场上买来粮食再作定购粮交给国家，以此套取差价，影响了粮食生产；还有一个往往被我们忽视的弊端是，由于国家大包大揽的补贴，影响了粮食企业的自主发展，管理混乱，经营不活，甚至导致许多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财务包干：冲击补贴“大锅饭”

在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下，粮食财务也集中于中央，相应的，粮油补贴全部由中央财政独力支撑，这不仅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同时也造成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影响下，出现弄虚作假、虚报冒领，以套取中央财政补贴的现象。1995年安徽省曾对758个粮食独立核算单位进行一次大检查，查出一起粮食企业擅自动用定购粮、专储粮用于经营性牟利，采取挖空、虚报、冒领等办法套取国家补贴等。为了改变这种地方争吃中央财政补贴大锅饭的弊端，1979年以后，随着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的形成，粮食补贴也随之纳入新体制，补贴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当时的粮油补贴主要有三大块，即：加价款，粮油提价补贴和企业经营亏损补贴。其中加价款由中央财政负担，提价补贴和企业经营亏损由地方财政负担。以后因粮油购、销、调拨政策的变动，新增的一些补贴也分别纳入现行财政体制，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负担。一般来说，中央财政负担补贴项目主要包括预购定金贴息、加价款补贴、国家储备粮费用补贴、粮食超定额库存费用补贴。地方财政负担的补贴项目主要包括提价补贴、价外补贴、调拨经营费和企业经营亏损补贴。 在粮食补贴上划分出中央和地方的责任范围，结束了持续30年之久的“大锅饭”体制，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从管理的角度看，也更有利于地方财政对粮食补贴的监督和控制，在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内当好自己的小家，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在粮食补贴由中央、国家负担变为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的同时，自1982年开始，国家多次对粮食购销调拨实行包干制度，第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一定三年的包干，第二次是1986年度一定一年的包干，第三次是1987年一定一年的包干，第四次是1988年～1990年一定三年的包干，1991年度继续实行包干制。与粮食包干制相配合，财政对粮食财务也实行包干制度，目的在于确保粮食购、销、调拨计划完成的同时控制住财政开支。在历次财务包干中，国家都结合当时粮食形势和粮食购销调拨中的突出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使包干体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 1982年至1984年度财务包干的特点是采取了征购基数比例包干的办法，即根据各省前几年完成征购基数的实际数量分别确定一个包干比例，地方必须保证完成，如不完成，由地方自己支付未完成部分的加价款，如超额完成包干比例，中央财政照付加价款，好处留给地方。这一办法不仅提高了征购基数完成比例，也相应控制住了加价款支出。 1986年度的财务包干，为了保证合同定购任务的完成，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结算实行了打九折的办法，即定购任务的90%以“倒三七”比例计算，其余10%按实际收购量的原超购价计算拨付加价款，将原超购价与比例价之差的好处留给地方。如地方未能完成90%的合同定购任务，则要相应减少销售，或以议价粮弥补收购缺口，平议差价地方自负。 1987年度中央财政对地方实行了合同定购就地“议转平”加价款和差价款的总金额包干，包干范围包括：合同定购任务的粮食、就地议转平粮食和国家计划内地方外汇进口粮食的加价款和差价款。就地议转平和地方外汇进口粮食均按每公斤0.128元结算差价款。总金额包干后，如有节余归地方财政，如超支由地方自有财力解决。 除此之外，财务包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那就是政策性亏损由原来的实报实销改为定额包干。 1979年以来，平价粮食购销价格出现全面倒挂现象，粮食经营需由国家补贴购销倒挂部分、流通费用和其他开支，这种因执行粮油政策而使粮食企业出现的亏损称之为政策性亏损。对这部分亏损，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实报实销，弊病十分明显，不利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的积极性。为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粮食部、财政部联合核发《粮食商业企业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试行办法》，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平均先进水平核定补贴定额并按粮油计划销量和核定的补贴定额计算补贴总额，以控制补贴，实行定额补贴的地区试行减亏分成。1986年，为调动粮食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控制国家财政补贴，财政部核发《粮食企业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办法》，办法规.定政策性亏损补贴定额，按上年或前三年的平均的粮食企业经营平价粮油净亏损剔除不合理开支，加减增亏或减亏的新因素后核定。核定定额可按粮油销售、储存量核定，也可按粮油经营量核定。此办法自1987年起执行，以后逐年完善。1988年进一步提出对商品流通费实行定额管理，总额控制；1989年要求粮食企业要积极推行承包责任制，对平价粮油的亏损补贴，要在坚持和完善定额补贴基础上实行承包，支持和完善费用定额补贴或总额控制的管理办法，努力节约各项费用。 为了适应分灶吃饭与财务包干的管理体制，财务管理则逐渐由条条管理为主改为以块块管理为主。其主要目的，一是提高地方政府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强其责任感；二是将粮食财务纳入县(市)级预算，实行分级管理，有利于财政对粮食补贴的监督、管理、控制，避免出现“大锅饭”体制下企业和地方财政等、靠、要的消极被动局面，以及因此而出现的补贴不正常增长给财政带来的困难。 分灶吃饭、各负其责的财务包干制度，较好地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抑制了亏损补贴的不正常增长。但是，这终究只是一种修修补补的小改小革，没有涉及到粮食流通体制的内部结构，尤其是没有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清楚地分开，因此也未能彻底控制亏损补贴的不合理增长，最多只是将这种亏损分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名下。而实际上，地方政府既不能控制非政策性亏损的发生，也难以完全弥补政策性亏损的缺口，最后包袱还是背在粮食系统的肩上。而粮食系统自然无力承担这一沉重的亏损包袱，于是，他们又将这包袱挂在银行的身上。如此一来，粮食企业亏损仍然日甚一日，粮油补贴越来越多，财务挂账逐渐膨胀，最终达到了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的地步。显然，如果我们再不对这种僵化的粮食流通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粮食系统会被亏损压垮，银行会被挂账拖垮，财政会被补贴挤垮…… 二、财务挂账：狮子滚雪球，越滚越大

朱镕基点将摸“家底”

在1998年4月27日到29日召开的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向与会代表提出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信的数据：自1992年4月1日以来，我国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29.7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接近1个亿！ 对此，《财经》杂志有一个详细的披露：到1998年3月底，全国各地的粮食贷款余额——也就是尚未收回的贷款高达5431亿元；而查一查国家粮库的家底，粮食库存值加起来只有3291亿元——两者之间，整整亏空2140亿元！这意味着2140亿元之巨的资金或者被亏掉了，或者因挤占挪用甚至贪污腐败而去向不明！ “要是不亏掉和不挤占这2000多亿元，该能办多少事！”朱镕基向参加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代表，发出深深的遗憾与痛心的感慨。 2140亿元，占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39.4%，是我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投入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总量，为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损失的两倍；用这笔钱，可以盖100万个希望小学，可以建上万个工厂，甚至可以再修一个三峡工程；而如果将这笔钱分给全国粮食系统的职工，连续6年每人每月可分到近1000元……谁敢相信，日升日落就一天的时间，便有1个亿的资金化为乌有，粮食系统400多万职工6年的辛劳，换来的却是2000多个亿的亏损窟窿，人们不禁要问，这2000多亿元钱哪里去了？ 为了查清这2140亿的准确下落，国务院决定动用审计之剑。在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和总理办公会上，朱镕基三次点将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要审计牵头，财政等7个部门配合，清查审计1992年4月1日到1998年5月31日的粮食财务挂账和其他不合理占用粮油收购贷款情况，为下一步的粮改摸清家底。 5月份开始，全国5万名审计人员厉兵秣马迅速上阵，审计署、财政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粮食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八部委组成的16个国务院检查组，分赴各地对粮食清查审计进行督察。“不斩楼兰终不还”，建国以来参与人数最多、审计规模最大、历时时间最长的一次特大审计行动开始了！

谁“亏”谁“损”：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如此巨大的窟窿是怎样产生的呢？说起这庞大的财务挂账，财政部门有财政部门的说法，粮食系统有粮食系统的苦衷，以至现在到底是谁亏谁损，也成了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实际上，粮食系统不是一诞生就亏损的。从我们查阅的资料可以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粮食系统不仅没有亏损的，而且还略有盈利。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这一尴尬局面的呢？这里有一个演变过程。 从1953年到1960年的8年里，据会计资料统计，粮食商业平均每年实现利润1.89亿元，加上粮油工业利润0.88亿元，利润总额2.77亿元。 这8年，粮食企业能够做到对国家上缴一定的利润，从前面我们对粮食补贴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的粮油销售价格高于收购价格，有合理的购销差价。 从1961年到1978年18里，由于多次调高粮油统购价格，而统销价格没有相应调整，粮食购销价格逐渐拉平，个别品种倒挂；食用油购销价格普遍倒挂，企业经营由盈利变为亏损。这期间，粮油商品虽然还保留有一定的地区差价、原粮和成品粮差价以及品质差价，但远远不能弥补企业开支的商品流通费用，需要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这18年里，粮食商业经营平价粮油国家平均每年补贴24.06亿元，用粮油工业、运输企业和议价经营实现的利润2.55亿元抵顶后，国家净补贴21.51亿元。 在此期间，国家财政预算和企业财务，都是把粮油超购加价款和提高粮油统购价格而增加的政策性支出作为企业亏损处理，没有同企业正常经营与实现的盈利划分开来分别报账。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助长了这些企业不讲核算，开支大手大脚；二是有些企业即使主观很努力，经营管理很好也是亏损，政策性支出掩盖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以至出现“只抓购、销、调，不管赔多少”的错误认识。这便是政企不分的弊端。事上，除了一部分政策性亏损是粮食系统无法解决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亏损属于企业内部经营出现的亏损，只要加强管理，改善经营，就完全能减少相当一部分的亏损。1977年粮食系统开展强化管理、增收节支的活动，结果到1978年，年亏损额下降到32亿元，1977年、1978年两年共扭亏20亿元，其中13亿元就完全是改善经营管理和增收节支而减少的亏损。但后来我们没有认真总结经验，加上不敢触及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购销价格倒挂现象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倒挂比例越来越大，以至国有粮食系统亏损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重。 1979年至1984年的6年里，粮油购销价格全面倒挂，加上购销业务不断扩大，超购比重相应增大，粮油价格倒挂补贴和经营费用以及超购加价等支出越来越多，粮食系统亏损日趋严重，粮油补贴居高不下。1992年全国国有粮食系统亏损230.17亿元，1996年亏损380亿元，1997年亏损480亿元，而1998年仅第一季度就亏损了270亿元。三年粮食丰收，三年粮食企业亏损，并且越是产粮区亏损问题越严重。1997年，湖北粮食系统贷款余额为320亿元，当年亏损37.23亿元，成为国有粮食企业的沉重负担，导致整个粮食系统的循环不畅。 如果把所有的亏损都记在粮食系统身上，显然是有失公正的，而把所有的亏损都放在政策性亏损的篮子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到底哪些是粮食系统的经营性亏损，哪些是国家的政策性亏损呢？到底谁亏得多谁亏得少呢？这在过去一直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这不怪财务人员做账不清，也不能怪财政监督不严，粮食流通体制里的政企不分注定了这是一笔扯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至今为止，我国的国有粮食系统仍然集三种行为于一身：一是宏观调控功能，二是福利功能，三是经营功能。其中宏观调控功能和福利功能属于政府行为，而经营功能属于企业行为。这也就是说，粮食系统既是政府管理部门也是企业经营单位。这种政企不分的状况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完成了政企分开的改革，但惟有国有粮食系统仍然保持着这种“官不官，商不商”的身份。因此有人把国有粮食系统称为中国改革20年来计划经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堡垒，它本身保留的计划经济特殊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互撞击，从而暴露出许多弊端与缺陷。企业行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政府行为又要求粮食部门以维持粮食的有效供给为目标，二者混在一起，从经营的角度上看，高政策性捆住了粮食系统的手脚，无法自主开展经营；而从管理的角度上看，盈利性又影响了政府行为的实施，两方面都要兼顾，结果往往是两方面都受到影响。 这种既要管理又要经营的体制，必然带来职责不明、权益不清的情况，亏损挂账便是其中最直接的后果。由于国有粮食系统担负着为国家收、销、存、调粮食的任务，其中因政策因素，必然出现一部分亏损，这就是所谓的“政策性亏损”；而粮食系统同时也是一个经营实体，在其经营中必然出现有盈有亏的现象，这便是所谓“经营性亏损”。虽然名字有两个，财务制度也是要求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分开管理，独立核算，但事实上是混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营上出现了亏损，往政策性亏损的篮子里一扔，让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去背包袱，从而养成一些粮食企业吃大锅饭的现象；而经营上出现了盈利，往往也会被政策性亏损冲抵，结果又严重影响了粮食企业的经营积极性，结果也走上了“不亏白不亏”的道路。这种体制不仅不利于国有粮食系统改善经营、增强活力，更加严重的是人为地造成许多漏洞，让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政策性业务与政策性亏损大做文章。有的把以保护价收购来的粮食甚至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储备粮，低价转手卖给个体粮商，自己坐分红利的同时，又把大量的亏损挂在国家的账上；有的甚至挪用国家的粮油收购资金进行非粮油经营，盈了进自己的腰包，亏了由国家“买单”。由此看来，在这2000亿元的财务窟窿里，既有属于政策性因素导致的亏损，也有粮食系统自身商业性经营出现的亏损。二者有意无意地混在一起，便弄成了现在这本“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糊涂账。 但我们又不能不弄清楚。经过5万审计干部历时6个多半月的专项审计，我们终于对这笔庞大的亏损窟窿有了一个比较明白的了解。12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发布了最后的审计结果：经过对全国30850万个粮食企业和2499个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和2594个财政部门进行专项审计与调查，初步确定，从1992年4月1日到1998年5月31日，新增的2000多亿元财务挂账中，有1400多亿元属于正常挂账，不正常挂账的有600多亿元。不正常挂账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虚报财务挂账，违反财会制度处理账务比较普遍；二是粮食资金管理漏洞较多，导致资金出现巨大缺口；三是经营不善、管理混乱、违纪违规严重。审计发现和查处的严重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管理混乱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弄虚作假骗取国家资金，以及个人贪污侵占公款等违反财经法规的案件达1181起，其中已有16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7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仓大也怕耗子多

6年时间产生600多亿元的不正常亏损挂账，一年100个亿，数额之大，令人震惊。这600多亿元，都是国家的钱，是中国纳税人的钱，是群众存在银行里的钱，怎么会一下子说没了就没了呢？人们不禁要问，这600多亿元钱，到底到哪里去了？ 据5万审计人员的审计，这600亿元属于不正常亏损挂账。不正常在哪里呢？审计结论是：管理混乱，经营不善，违纪违法，贪污挪用……这其中最令我们切齿痛恨的便是靠粮吃粮的“粮耗子”。从已经查处的一批批涉及金额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违法案件中，我们看到，硕鼠猖獗，是造成今天这种不正常亏损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审计人员审计，在吞粮挖款的“鼠群”中，有三种引人注目的“老鼠”：第一种就是粮食系统内部的“仓鼠”，第二种是地方政府及各个权力部门的“官鼠”，第三种是银行系统里的“银鼠”。他们一齐钻山打洞进入国家的粮仓，偷国家的粮食，吃国家的粮款，挖国家的补贴……先看来自粮食系统内部的“仓鼠”：7月10日，黑龙江省富锦市，面对审计署驻哈尔滨特派审计组的到来，富锦市粮食局、粮库及市政府的有关领导都拍胸脯说：“我们这疙瘩不会有问题。” 富锦市地处三江平原，是黑龙江省产粮区，富锦市粮库是黑龙江省21个国家粮库之一，常规存储量在6万吨左右。在清查中，审计组发现，这个粮库1997年3月、7月、10月的库存报表上显示：库存量从3.4万吨突然增加到10.6万吨。 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1998年5月25日一天出库粮食2800多吨，通过汽车运输发往大连，如果以每台汽车装8吨计算，需要3500多辆车，常规情况需要3个多月才能运完，但粮库6月25日的账上反映，销售款已然入账，两者的时间根本就对不上，种种蛛丝马迹被审计组探到，按图索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从1997年3月到1998年3月，富锦市粮库分4次集体作弊，伪造假凭证3000余张，造成收购国家储备粮570万吨的假象，套得农业发展银行贷款3967万元，骗取国家政策性补贴339万元。 为了玩这个“空手道”，粮库十几名专业人员集中暗室，“流水作业”伪造票据。为了使假账更逼真，开票人员将以前农民交粮存根上的姓名、村屯抄写下来，编造收粮数量、金额，填写收粮票据，然后分盖各环节经手人名章，完成收粮入库凭证3000余张。真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以此方法累计四次虚假收购粮食4万多吨，共骗取国家贷款补贴4300多万元。其中有1255万元以个人名义存入各银行的储蓄所及信用社30多个户头。 对于粮库所做手脚，作为主管部门的富锦市粮食局并非不知道。1998年5月，粮食局曾组织单位内部清查，发现粮库存在虚购问题，局里并未做任何处理，而且还想了个办法，让粮库将虚构的“粮食”虚销了事。 1998年7月21日，该市副市长郭某被免职、待审查；对涉及此案的其他有关人员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发生在富锦市的事说明，在国家的粮仓里，还有这样一窝鼠辈，利用权力，挤占用粮款，丝毫不顾手持白条、满脸痛苦与怨愤的农民，也将紧缩开支、付出巨资的政府搁在一旁。但随着审计行动的日益深入，人们发现，富锦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隐藏在下面的还有数量惊人的“大老鼠”！ 山西省南河湾国家油脂储备库原法人代表张金贵，在任期间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近2500万元。在张金贵任职的11年时间里，他将其妻、女、婿等亲属9人安排在该库财务、经销、检验等要害部门，肆意侵蚀国家财产。1993年2月至1995年，张批准拨付1000多万元给由其女婿负责、女儿任会计的该库驻广州经销部用于经营。此经销部的财务收支一直脱离该库监管，至今不但未交分文利润，而且还造成呆账100万元，本息损失150多万元。1994年4月，张金贵擅自与私营企业华晋公司(出资人为张金贵女婿等)庞荣祥(其子为华晋公司出资人之一)签订订购豆油合同，并向庞支付合同款1500多万元。合同部分履行后，张金贵与庞协商中止，至今仍有1100多万元款项血本无归…到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数额的资金移动，难道没有制度控制？有，但该库的一些规章制度纯属虚设；制度虽有，但往往凭张金贵口头“指示”，即可动用成千上万的资财。 该案案情传至北京，震动高层。据了解，张金贵等人目前已被依法羁押。 云南昆明国家粮食储备库胆子也不小。他们竟敢挪用巨额粮油收购专项贷款，从事非粮油经营活动。经调查核实，从1993年12月至1998年5月，这个储备库挪用政策性粮油贷款资金达1.0995亿元。其中经省粮食局局长王家仁主持会议同意和个人签字同意批准的就达2372.65亿元；昆明国家粮食储备库原主任杨和清擅自决定挪用的达8146.98元；储备库现主任李国宪决定挪用的475.19万元。被挪用的资金中仅用于经营白糖的项目就已损失本金337万元。 除此之外，1997年11月，昆明国家粮食中转库在国务院对粮食销售作出明确规定，不得逆向操作、低价销售的情况下，为了部门利益多次向省粮食局提出降价销售陈粮的要求，省粮食局主要领导竟擅自同意这个库降价销售粮食1亿斤，致使这个库造成亏损3208万元。 如此胆大妄为，弄虚作假，再殷实的国库也会被挖空。 挖国库，谋私利，是审计中发现的最普遍也最严重的问题。他们动辄挪用、占用数千万上亿元的粮油专项收购资金，建高楼，修宾馆，买汽车甚至吃喝玩乐，国家怎么不会亏个大窟窿？农民怎么不会拿着“白条”骂娘？在四川，一个县的粮食系统自1992年以来共挤占挪用粮款1.57亿元，用于盖酒楼饭店、对外投资及其他附营业务；在吉林，一个小城市的粮食企业动用1.6亿元粮款，购买了大批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几十年用不完的资财；在安徽，一个县的粮食系统挪用收购资金，不但办起宾馆、招待所、澡堂子、加油站等各种牟利的经济实体，还在黄山风景区设立了粮食局的“办事处”；在浙江，许多县市的粮食部门都有自己的宾馆、饭店，从二星级到四星级一应俱全；有的地方还把收购资金借给干部、职工，有的地方搞什么“节粮分流”，下岗职工每人分2万斤粮食，吃光分净。 国家审计署驻济南特派办对北京市、山东省16个粮库、接运公司1992年以来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审计，发现这16个单位普遍存在违规违纪问题。有的违反国家粮油购销政策，虚报冒领财政补贴，截留国家专项收入；有的经营收入不入账，为企业的不良行为提供方便；有的私自挪用粮油贷款。这次审计，共查出违纪金额2亿元，占这些企业资产总额的12%，个别粮库达30%以上。1992年4月到1997年末，这些企业共新增财务挂账占用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近亿元，到1998年5月末，又达到1.22亿元，比1997年度增加了2360万元。在这些不合理占用的农发行贷款中，有的因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巨额资财损失，有的因财政补贴未补而形成挂账，有的因其他部门挤占挪用大量贷款，有的将收储粮油资金用于购建固定资产。 盯上粮款这块“肥肉”的，还有地方政府及各个权力部门的“官鼠”：在辽宁，一个县工商、外经和公安等部门长期借用粮库的农发行贷款113万元，最长的达6年，最短的也有4年；1995年2月，在内蒙古，一个县政府为解决县制酒厂无米下锅的困难，“拉郎配”将酒厂划归粮食局，消耗粮食企业资金3100多万元；在吉林，一些政府驻外地办事处简直把粮食部门当成了提款机，伸手即可“借到”数百万……粮款进入收购程序原本应当封闭运行，但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执行封闭职责和国家政策的银行中也出现了偷扒粮款的“银鼠”：从1996年开始获准建立的分支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一年之内搞了2000多个分支机构，挪用320亿元，亏损197亿元。到1997年，这种情形有增无减，有的省级分行拿1750万元贷款先建酒店，有的地区分行把1.79亿元粮食专款贷给非粮食收购企业，至1998年5月末仍有7800多万元没有收回……初步审计分析表明，挪占粮款主要是涉及个人侵吞，企业、部门挪用和政府干预占用几方面。那么粮款哪里去了呢？变成了宾馆、办公楼，职工住房，还有轿车、手机等高级消费品，以及拿去炒股、炒期货、房地产去了。 挂账挂到何时了？ 政策性亏，经营上赔，硕鼠挖，于是造成2000多亿元的窟窿全部压在了国有粮食系统。如果分摊到400多万职工身上，每人要负担5万元，如果分解到各个粮食企业，大部分企业将资不抵债显然，这么沉重的包袱，由国有粮食系统独家承担是承担不了的，况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政策性亏损，是不应该由粮食系统承担的。但财政没有钱补，企业没有能力贴，在此情况下，粮食系统也只能踢皮球，将这包袱挂到银行的身上。 许多人也许不明白，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对粮食系统的政策性亏损有补贴，怎么还会有政策性的亏损挂账呢？ 这正是国有粮食系统感到冤屈的地方。过去，我国对粮食政策性亏损全部由中央财政补贴，一般亏多少补多少，在这一段时间，亏补基本平衡，因而很少有挂账的现象。后来，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粮食企业亏损和提价补贴等部分补贴划归地方财政负担，由于一些政策不配套，加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不一，以至许多应该由地方财政补贴的政策性亏损却未有及时补贴，从而造成挂账现象。而银行也实行了拨改贷的改革，于是本金未还，利息又来，狮子滚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导致今天这个尴尬局面。 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有地方政府的难处。在财政体制上，中央对地方基本实行的是大包干体制，地方上交中央基数一定几年不变，粮油提价不能调减包干基数。而近几年粮食收购价多次上调，运价也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则一涨再涨，给地方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地方普遍反映，中央只管出政策，不管拿票子，负担甩给地方财政不合理，因此许多地方政府没有按中央要求进行财政补贴。据统计，在国有粮食系统现有政策性财务挂账中，约有90%属于地方政府应补未补的财政补贴。这部分资金不仅挤占了国有粮食系统的资金，而且还要由国有粮食系统支付利息和罚息，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粮食系统确实也难以体现自己的经营活力。 除了地方财政补贴不到位，现行“大锅饭”性质的粮食流通体制也造成国有粮食经营部门管理混乱、经营不善，甚至违背起码的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政策性与商业性经营活动。逆向操作便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按照现行政策，国有企业从农民手中买粮所需资金均由农业发展银行提供贷款；卖粮食的时候，售价是收购价加上最低利润和合理费用，也即“顺价销售”；最 540e." >后粮食企业归还贷款，所赚微利用于自己开支，利息则由财政补贴。如按此操作，则粮食系统不仅不会出现大的亏损，反而会略有盈利，能支付一部分开支。可事实上许多企业没有这样做，相反却搞“逆向操作”。比如，他们按国家规定以每斤粮食0.6元收购进来，常规作法是按国家政策，以每斤0.7元卖出，归还收购贷款后还有0.1元支付各项费用。但他们偏不这样做，却以每斤粮食0.5元卖掉，收回来的钱先补自己的亏损和费用，剩下两毛钱还银行，有的甚至这两毛钱也不还，挂在那里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从1995年到1997年粮食连续3年丰收，市场上价格降了，中央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出台政策要国有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保护价要高于市场价。如果此政策能够完全执行，粮源就会集中在国有粮食企业手里，以后顺价销售就不成问题。偏偏一些地方、一些企业不听话，没有严格执行政策，农民就跑到集贸市场上低价出售?９９lib.，一些私商低进低出，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卖不出去，一急，也跟着降价，亏本销售，形成恶性循环，窟窿越来越大，反正亏了本由银行拿钱，吃大锅饭的体制加上银行失于监管，造成了“大黑洞”。另外，国有粮食企业人员包袱重，经营环节多，导致粮食经营成本较高，在市场上难以与个体私营粮贩竞争，从而出此下策。这样一来，亏损越来越大，挂账也越来越多。而目前政企不分的大锅饭体制纵容了粮食系统的挂账行为，以至该挂的挂，不该挂的也挂，反正是债多不压身，“不亏白不亏，不挂白不挂”。 长期而巨额的亏损挂账，无论是对财政还是对国有粮食系统，都产生了不bbr>..良影响，表现在：(1)当年已发生的亏损，不能完整地体现在财政决算上，财政支出不真实，形成隐性财政赤字。(2)财政欠企业的，企业欠银行的，贷款超计划，到期不能归还，银行对企业采取加息、罚息、限制贷款等措施，不仅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影响正常的经营活动，多角债难清理，而且因债上加息，使企业负担越背越重。旧的挂账未解决又出现新挂账，形成恶性循环。(3)地方财政为缓解挂账矛盾，对企业实行盈利亏损捆起来包干的作法，并把盈利全部或大部分用于抵亏，企业看到无论创造多少利润都难以弥补平价亏空，索性甩手不干，造成政策性亏损吞了经营利润。(4)挂账成了一些企业不合理开支的掩蔽所，把经营性亏损与政策性亏损一起挂在账上，以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性亏损。 财务挂账，是一种典型的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作法，说穿了，其实质是一种隐性财政赤字。它不仅掩盖了财政状况的真实性，使大量信贷资金沉淀，影响银行业务的开展，又使地方和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任其发展下去，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粮食、财政、银行都拖垮，直到影响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这决不是耸人听闻，事实上，巨额的财务挂账，已达到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的地步。因此，制止和消化粮食财务历史挂账，杜绝新的挂账，不仅是个粮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重大的经济问题。 1995年开始，中央对粮食系统实行“两线运行”改革，其中有一个内容，便是消化财务挂账..。当时采取的措施，一是要求地方财政给足正常的政策性补贴，国务院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对粮食企业的补贴一定要落实，拨补要及时，保证不拖不欠，足额到位。企业不承担政策性亏损”，二是对实行“两线运行”后的粮食企业实行挂账停息，要求5年内消化全部的挂账。 1998年的粮改则更加突出地把消化历史挂账和杜绝新出现的挂账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在“四分开一完善”的粮改政策中，规定以1992年3月底为新老挂账分开的界限，全面解决粮食挂账。为此，国务院要求各地粮食企业在5至10年内消化1992年至今的所有亏损，国家财政拿出600亿元资金，承担在此期间内的亏损挂账的利息，挤占挪用的贷款也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同时，国务院规定，自1998年6月份以后，国有粮食企业不允许再发生新的亏损挂账，如再有新的挂账，甚至要拿省长是问。 态度坚定，不容商量，这就是我们推行粮改政策的决心！ 三、改革，粮老大的惟一出路 1949年开始建立，1953年初成体系的国有粮食系统，长期以来都是令人眼红心热的单位。由于旱涝保收，一直是人们求职的热门行业。农转非、军队转业复员、招干转干、大学分配以及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涌向粮食企业。 也正因为如此，粮食系统人员是在所有单位中增速较快、膨胀较多的。1952年，全国国有粮食部门的职工队伍是22万人，1984年达到227万人，到1991年猛增到520万人，1993年底经改革分流后还有260万人，但到1997年7月又变为400万人。其中100万离退休，300万在职。在粮食系统职工中，真正从事粮食收储工作的只有100万，其他200万人“什么业务都干”。人越多开支越大，成本越高，负担越重。河北省粮食系统光离退休人员就有2.6万人，一年各项开支费用达到2亿多元。如此沉重的人员包袱，企业又怎么会有活力呢？ 这次粮改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政企分开，让从事政策性业务的人员专心从事政策性业务，让从事商业性经营的人员认真进行商业性经营，二者截然分开，两线运行，这样既保证国家指定的政策性业务有效完成，又促进了粮食经营企业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增加活力。与此同时，国务院还要求在现有基础上精简人员，停止粮食系统任何名义的增编、招工等，以减轻粮食系统的负担。 除了人员负担，就是挂账负担。现在全国国有粮食系统的挂账额已接近粮食企业全部固定资产原值，许多企业的挂账额甚至超过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总和，企业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的边缘。如果不迅速解决挂账问题，粮食企业不会被压垮也会被拖垮。像安徽省，28亿元挂账，一年利息就达3亿多元。四川省绵阳市政策性亏损挂账达2亿多元，加上该市粮食系统仅离退休职工就有2000多人，经营困难，以至在市场上处于弱势。目前该市从事粮食经营的个体商家达3700多个，相当于国有粮食企业的12倍，出现了“游击队”包围“正规军”的格局，多渠道经营的粮食已占社会粮食商品总量的45.6%。再这样发展下去，国有粮食企业将失去市场控制权。 难怪说我们得为卖粮的找饭吃了。 粮食企业连自下而上都相当困难，自然很少有钱建仓扩仓。从1949年到1989年40年间，国家共投资建仓费74亿元，平均每年仅1.85亿元，实如九牛一毛，杯水车薪。近10年国家大幅度投资建设了一批仓容，但与逐年递增的粮藏书网食生产量和储备量相比，仍远远不足。现有的粮仓中有500多亿斤容量是70年代以前建的，仓容有限，标准较低，近几年每年还有40多亿公斤的仓容报废，这对于一个年产粮食近50000万吨的产粮大国来说，是典型的先天不足。这几年粮食企业硬着头皮勉强收购的粮食，无处可放，只好打露天堆，结果霉烂变质损耗数额惊人。 从客观上讲，国有粮食系统目前存在的困难，大都是粮食流通体制不顺而引起的，这是下面一章我们要详细论述的，但国有粮食部门一直没有改革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1996年到1997年这一段时间，农发行对粮食部门敞开供应资金，本来目的很清楚，就是不向农民“打白条”，以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到了粮食部门这一边，就成了谁都拿不到资金，而它能以收粮的名义拿资金。所以粮食部门不光自己拿，挤占挪用，还帮别的系统、部门拿。紧缩银根，天底下没有哪个企业能获得银行这样的待遇。市场没有了，政策前提没有了，任何约束也就没有了，结果粮食部门有了“集体意识”——亏损有理，不亏白不亏；多占用贷款有利，不占白不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研究中国粮食政策长达16年，他认为“粮鼠”问题久治无效的根本原因，在于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太滞后，在于现行政策赋予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经营与赢利性经营的双重职责——一是定价收购，吞吐库存等政策性责任，二是在销售上进行竞争动作的盈利责任。前者容许合理亏损，后者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问题在于，面对数以万计的粮食企业，国家无法保证它们不把后者的成本打入前者，瞒天过海。 相对其他国有企业来说，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进入市场迟，冗员多，经营管理水平低，活力明显不足。而一些粮食企业负责人把其简单地归结为粮食商品的特殊性与粮食流通体制的不顺，虽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粮食企业本身没有责任，没有潜力可挖。在下一章我们介绍的98新粮改方案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便是国有粮食企业自身的改革。事实说明，国有粮食企业只要完善经营，大胆改革，照样能创造出骄人的成绩。1996年，山东省有59家城市国有粮食企业搞连锁经营，全年盈利352万元，而不搞连锁经营的529家，全年亏损1700万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而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粮库的经验也值得我们深思。这个粮库是京哈线上的一座大型国家储备库，每年粮食经营量70万吨左右，这个粮库以前一直盈利，1996年首次出现亏损1037万元。当时有人提出亏损主要是国家政策造成的。可粮库领导班子细致地算账后发现，政策性因素固然存在，经营管理上的漏洞同样不容忽视。范家屯粮库算细账，算小账，千方百计抓扭亏，1997年便将亏..损下降到400万元，一年节省的费用就到100万元。 吉林省蛟河市庆岭粮库更是一个改革取得成效的典型。这是一个小型非沿线仓储企业，在全国众多粮食企业面临巨额亏损的严峻形势下，庆岭粮库却创造了自1984年以来连续15年无亏损、累计实现利润230万元、职工收入平稳增加的好业绩。他们是怎样做的呢？首先是把企业当家过，一点一滴地省。他们坚持不懈地严格管理、精细核算、认真考核，使庆岭粮库15年里粮食一吨不亏，资财一件不少，连包装物也一件不丢。在经营管理上，他们灵活经营抓创收，一分一厘地挣。庆岭粮库是个小库，国家每年补贴的费用不足30万元，而年经营费用5bbr>0多万元，缺口20多万元。过去是缺多少国家给补多少，但他们没有等靠要，而是主动适应，迎接挑战。既靠粮食生财，又搞多种经营，两条腿走路，因此他们15年来不仅没有亏损，反而创收110万元。 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考察这个粮库后，动情地说“吉林省粮食系统如果都像你们这样把企业当家过，全省粮食企业就不会亏损160个亿。” 是的，假如全国的粮食企业都像他们这样做的话，那国家也绝不会为现在2000多亿元的亏损挂账而伤脑筋了。 他们的经验说明什么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得非常清楚：只有坚持改革，真正建立起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坚决走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的路子，切实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成本费用，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效益。 一句话，只有改革，才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惟一的出路；同样，只要改革，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又一定能重振雄风，再创佳绩。 一、他山之石：外国人怎样管粮食？

美国的流通管理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农产品贸易又实行自由化的政策，因此政府不会对粮食生产和经营进行干预和调控。事实却并非如此。美国为了鼓励粮食生产，稳定粮食市场，建立了一整套扶持粮食生产和调控市场流通的管理制度。美国粮食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对农民实行收入支持，以缩减种粮农民与非农业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对农民进行直接的补贴，主要表现形式是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差价补贴。美国参与粮食流通的主体是合作社和各类私人粮商，表面上看自由度比较高，实际上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详尽的法则，严格监督粮食的生产、储运、加工、流通和贸易。美国有着发达的粮食储运系统，并对粮食仓储业进行着有效的监督。《美国仓储法》、《粮食仓储条例》将粮食仓储业纳入了一个统一的规范体系中。美国的粮食市场也比较规范。在美国，传统的粮食现货批发交易市场已经不多见，在粮食流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粮食初级市场(主要是乡间粮仓)、终端市场(指位于铁路、港口附近的大型粮仓)和期货市场。这种市场体系把粮食生产者、国内外粮商及粮食用户有效地联系到一起，极大地方便了粮食的交易活动，节省了费用。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出口信用担保计划、谷物检验及新农业法来加强对粮食的宏观调控。

欧盟的政府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稳定的粮食市场价格举世共瞩。欧盟除在外贸方面实行进出口差额关税以使国内市场免受世界市场的波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实行了以政府干预收购和价格保护为主的国内市场措施。首先，在数量上，政府的保护价收购不设上限，只设下限，且规定除收获后一段时期外，全年进行粮食保护价收购，保护价按月增加，其幅度一般为正常的储藏费用和资金占用费用，并对所收购的粮食有最低质量要求。这样既给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以粮价保护，又不会出现因市场价过低而短期内大量卖给国家、导致库存过大的问题。在收购数量上设下限，使保护价为批发保护价，避免政府负担过大。其次，政府没有单独的粮食仓储设备，其所收购上来..的粮食，一般委托私人仓储公司或农协代为储藏，政府支付相应的费用。由于储藏单位并不拥有粮食的所有权，故负责储藏，而不得动用，以此实现了粮食经营与仓储的分离，并最终保证了粮食市场的稳定。

日本粮食法律

由于耕地不足，日本是世界上的粮食进口大国，粮食自给率仅26%，处于世 754c." >界第113位。也许是这个原因，日本的粮食管理相当严格，除了对粮食生产进行高额补贴以提高粮食自给率外，他们对粮食的生产、经营和市场都有一整套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督和管理。1992年，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决议开放部分大米市场，结果当年就出现市场混乱、米价暴涨的局面，甚至出现“偷米贼”四处出没的笑话。不仅影响了市场也影响到了政局，30个产米县的议会通过了反对开放大米市场的决议，农民集会抗议，最后日本内阁只好收回成命。堂堂一个经济大国，对付粮食市场波动也如此力不成心，何况作为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呢？由此可见1992年我国的粮食“三放开”也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日本的粮食管理主要依靠法律的手段。早在1942年，日本就制定与颁布了《粮食管理法》，现已执行了57年。在此期间，虽然作了多次修改，并于1978年作了最终修改，但《粮食管理法》第一条表述的立法目的这一条款一直未作改动，这表明立法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化。第一条指出：“本法的目的在于为谋求确保国民的粮食需求及国民经济的安定而对粮食进行管理，并对粮食的供需、价格进行调整及对粮食的配给进行统制。”这里所指的“统制”，即“统一管制”之意，也就是说，日本制定《粮食管理法》的目的是对粮食的供求、价格的调节、粮食的配给进行统一管制。这一指导思想，具体贯穿于粮食流通的各个环节之中。 在粮食的收购上，按照日本粮食的产需情况，《粮食管理法》对粮食收购规定了“统购”、“无限制收购”和“根据需要收购”三种方式，其中：(一)政府对国产米谷实行统购。规定米谷生产者必须按命令规定向政府交售米谷，不允许生产者自行出售；(二)政府对国产小麦实行无限制收购。规定小麦生产者只要向政府提出出售的申请，政府不拒收，有多少收购多少；(三)政府认为必要时对米谷、麦类以外的粮食也进行收购。 在粮食的出售上，与粮食的收购相配套，《粮食管理法》对政府出售粮食也提出了相应的规定，其中：(一)对米谷实行计划配给制。日本的米谷计划配给制由上到下逐级负责，十分严格。《粮食管理法》规定：农林水产大臣每月就政府收购的米谷及其加工品制定配给计划，并将该计划通知都道府县知事；都道府县知事根据农林水产大臣的计划制定配给计划，并通知米谷商及市町村长。农林水产大臣的配给计划，通过向居民发放“购买券”的方式实施。未经农林水产大臣批准，不得向计划外的消费者和未获批准的贩卖商发放“购买券”，而获得“购买券”的消费者及贩卖商也不得将“购买券”转让或继承；(二)麦类(含麦类的加工品及其以麦为原料的制品)主要实行自由合同出售制。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可根据合同将麦类销售给消费者或贩卖商，但农林水产大臣认为凭自由合同不适当时，则用投标方法缔结竞争性的合同，向消费者和贩卖商出售麦类。由此可见，麦类的销售虽然不是计划配给制，但是在政府通过无限制收购掌握粮源、占居垄断地位的前提下凭自由合同或竞争性合同出售。这与放开市场是有严格区别的。 在粮食的进出口上，《粮食管理法》对日本粮食进出口规定十分明确，更体现了“统一管制”的指导思想。一是规定特殊情况外，进出口米谷和麦类必须经政府批准，私自进出口者以重罚；二是凡是经政府批准进口的米谷和麦类，进口商必须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向政府出售，不得出售给其他人；三是政府认为特别有必要时，可禁止或限制米谷和麦米以外的粮食的进出口。 在粮食价格上，《粮食管理法》规定，政府收购和出售米谷和麦类的价格，均由政府决定，并以命令形式公布；政府收购米谷和麦类以外的粮食的价格，也由政府根据“时价”而确定。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粮食的价格“统制”很死，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持政府定价、按命令公布的做法。但政府在制定价格时，也有十分明确的作价原则，而这些原则的重心则 5728." >在刺激生产、稳定社会这个根本的主旨上。如确定收购价格时，既要参酌生产费及物价等经济情况，又要确保再生产，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再如确定出售价时，既要参酌生活费及物价等经济情况，又应使消费者生活安定，不为买不起粮食发愁。这种统筹兼顾的支持粮食生产、确保粮食适度廉价供应的粮食政策，无疑是日本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粮食管理法》各条款的有效实施，该法还对违者作了很严厉的处罚规定。其中处以10年以下徒刑或80万元以下罚金的分别有：粮食贩卖商不向持“购买券”的消费者出售米谷的；将“购买券”向他人转让或继承的；不执行行政令发布的粮食价格的，等等。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3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分别有：不按命令向政府交售米谷的；未经批准进出口米谷和麦类的，等等。 日本《粮食管理法》是一部基本法，另外还有一些与此相配套的便于基本法执行的具体法规。日本的粮情与我国有类似之处，都有人口多、土地少的特点。因此，认真研究日本的粮食法规，对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比如政府直接控制粮食收购和进出口、政府制定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用法律的手段稳定粮食市场，都是可资借鉴的方法。 而加速我国粮食立法的进程，以保证我国粮改的顺利实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其他国家的调控措施

由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商业性机构掌握足够的粮源，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的做法。半官方性质的加拿大小麦局垄断了加拿大西部的全部小麦和大麦的收购和销售，同时它还垄断了加拿大小麦的出口配额和国家出口信贷发放权。 澳大利亚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家，一直反对美国与欧洲共同体的出口补贴政策，主张贸易自由化，但其国内的粮食市场则由半官方的组织垄断，对农民实行保证价格的政策。成立于1939年的澳大利亚小麦局就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它几乎垄断了澳大利亚的全部小麦流通。按照法律规定，澳大利亚小麦局有权决定小麦的销售政策和国内购销价格，同时小麦的出口全部由小麦局控制。 巴基斯坦素有南亚粮仓之称，他们在..粮食的调控管理上，主要是通过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的办法，加强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该国专门成立了农产品价格委员会，隶属于粮农部，每年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重新评估和审议，并确定小麦等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通常是在每年的8月底或9月初，即农民开始新一茬播种之前，即宣布各种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格，以从宏观上调控种植生产格局。 韩国也是粮食自给率较低的国家，他们对粮食也一直实行与日本相似的高补贴政策，以保持基本自给。在粮食生产上，政府设立专项基金，以鼓励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增加粮食的经营效益。在粮食流通方面，韩国也像日本一样管理藏书网得非常严格，从粮食的收购、出售、储运到经营与价格，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在乌拉奎回合达成协议后，韩国也受到国际的压力，也于1993年部分地放开了粮食市场，结果也不例外地出了乱子。最后，总理、部长都辞职，以谢国民。 由此可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对粮食问题掉以轻心，他们无不把粮食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严格掌握在政府的控制下，以政府行为和法律手段调控和干预粮食市场。虽然有些国家口头上讲实行市场自由化，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让粮食市场随意“自由”。当然，这种政府管理也并不等同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政策，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和价格干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二、朱鎔基拉开粮改大幕

刻不容缓抓粮改

98新粮改，启动于1998年，但起源却在几年之前。1994年的粮食风波，使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民众都感觉到，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已明显滞后于中国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发展与中国粮食市场稳定的一大障碍因素。如果我们不尽快改革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那么，中国的粮食出问题，则不仅可能出在粮食生产上，也可能出在粮食流通上。过去只重生产不重流通的做法，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1994年以后，我国相继推出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国有粮食企业“两线运行”、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初步理顺粮食流通体制起了较大的作用，成为98新粮改的序幕与前奏，为98新粮改铺平了道路，扫除了部分障碍。 但是，以上这些改革都还是比较零散的局部改革，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而目前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需要的是整体的改革，全面的改革，彻底的改革。因此，新一轮的粮改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酝酿之中了。 早在1996年10月，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就在大连召开的部分地区粮食工作会议上指出，粮食流通体制到了非改不可、不改过不下去的时候了。 既然非改不可，如何改？便成了关键性的问题。不难看出，要理顺当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条件下，深化粮改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涉及财政、价格、税收、管理体制及国家宏观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关系调整，以及行政区划周围左邻右舍的关系，还关系到粮食生产、粮食经营、粮食消费三个主体。这些都不是能轻易解决的。 因此，针对我国粮食流通方面存在的问题，多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孜孜以求一种理想模式，新的体制必须能够很好地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减轻，粮食企业扭亏增效，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证。 1996年大连会议后，国务院成立了粮改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的起草、修改和制定。领导小组本着慎重、稳妥、务实的指导思想，组织各方人士多次座谈，广泛征求意见，经过上百次的修改，到1997年底，基本上形成了以“四分开一完善”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整体方案。 1998年3月19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正式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作为新一届政府“五项改革”的第一项改革推出。 从此以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为新一届政府最引人注目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3月24日至26日，朱镕基总理在长春召开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党政主要负责入座谈会。朱镕基在会上指出，我国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现行粮食流通体制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既不利于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的问题是，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富余人员过多，管理不善，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非常严重，国有粮食企业财务亏损挂账使得财政和银行不堪负担，粮食流通体制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改革的方向只能是把粮食企业完全交给地方统筹管理，今后要分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不能再吃大锅饭。 至于如何各负其责，朱镕基总理也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中央主要负责粮食宏观调控和专项粮的管理，地方政府要对本地区粮食生产和流通全面负责。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各地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好粮食问题。各省区市领导要负起这个责任来。要妥善处理粮食企业购销中的遗留问题，要实行政企分开，转换粮食企业经营机制，减人增效，理顺价格，扭亏增盈，今后决不允许粮食企业再出现新的财务亏损挂账，农业发展银行要加强收购资金管理，切实保证资金的封闭运行，杜绝各种挤占挪用。 4月21日，国务院邀请部分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委员就再就业和粮食流通体制工作进行座谈，朱镕基、吴邦国到会听取了各位委员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与建议。4月27日到29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新一届政府组成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朱镕基指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缓的时候了。他强调，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他要求，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抓好落实，扎实细致地做好工作。确保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实施，务必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 此次会议规格之高也是少有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吴仪、王忠禹出席了会议，温家宝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领导的讲话和即将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会议认为，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动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有一定进展，主要是建立国家专项储备制度，实施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些政策措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搞活粮食流通，稳定粮食价格，保证粮食供应，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现行粮食流通体制仍然没有摆脱“大锅饭”的模式，国有粮食企业管理落后，政企不分，人员膨胀，成本上升；同时又严重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导致经营亏损和财务挂账剧增，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这些都说明，现行粮食流通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粮食连年丰收，市场供给充裕，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具备深化改革的宏观环境；同时，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我们已经有了在歉收和丰收两种不同情况下，有效调控粮食市场的办法和经验，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内部条件。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改革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这项重大改革。 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强调，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今年部署实施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抓好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决定》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尽快制定贯彻实施的办法。各有关部门要顾全大局，紧密配合，齐心协力推进改革。朱镕基要求，各地要把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同努力做好当前粮食工作结合起来。今年的粮食定购价格由各省级政府参照去年水平自行决定，并搞好毗邻地区的衔接。要坚决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切实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有粮食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购销价格政策，不得进行“逆向操作”。全国要立即统一行动，严格实行粮食顺价销售，不准降价亏本销售，防止发生新的亏损挂账。要加强对农村市场的严格管理，确保今年夏粮、早稻和秋粮收购工作的正常进行。 以此次会议为标志，98新粮改在全国正式拉开大幕。5月10日，国务院以“国发［1998］15号文件”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议》，作为这次新粮改的行动纲领。 雷厉风行，一抓到底，这是朱镕基总理的处事性格与工作作风。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朱镕基便于5月21日至25日，来到了安徽省考察粮改落实情况。他先后在芜湖、巢湖、合肥等地(市)，实地考察了粮站、粮库、粮店以及国有、个体的粮食加工厂，详细询问和察看了粮食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等方面的情况，并就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分别与省、地、县及有关部门领导和基层粮站、粮库、粮店干部职工座谈，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在考察中，朱总理每到一地，都深入浅出地向干部、职工讲解中央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语重心长地分析旧体制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缓。他勉励大家，要坚定信心，统一行动，努力工作，务必实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他指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现在的关键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六个配套文件，统一行动，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行到底。他强调，当前的重点是坚决贯彻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实行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加快粮食企业自身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6月1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4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粮食收购条例》。6月3日，国务院召开了粮食购销电话会，朱镕基在会上提出：粮改事关大局，务求必胜。6月6日，国务院发布第244号令，正式实施《粮食收购条例》。 一环紧扣一环，步步向前推进，体现了这次粮改的决心..与力度。为了进一步提高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认识，统一新粮改的思想，7月23～25日，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储备局、国家工商局和中国农业银行共同主办了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成员包括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计委、粮食局、工商局、物价局、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负责人，还有部分副省长。在学习班开始时讲话的则是总理朱镕基。他又一次剖析了现行粮食流通体制的矛盾和问题后，强调指出：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粮食购销改革的各项政策，紧紧抓住当前工作的重点，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8月5日，为了规范粮食购销市场，惩处粮食购销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粮食市场秩序，国务院第249号令发布施行《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从此，将执行粮食收购政策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前，各地和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统一认识，坚决贯彻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和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确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的目标。” 11月7日，国务院发布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意的《当前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着重从健全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和抓好组织落实三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粮改的有关政策措施。 11月13-15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到会讲话。他再一次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不移地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向深入。为了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对农民出售的余粮只能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不能侈谈什么“放开”。作为国家计委和国家粮食储备局召开的工作座谈会，朱总理是没有必要亲自参加的，他坦言：“为什么要来，因为我心里急，因为粮改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件事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11月23-27日，朱镕基在辽宁考察时指出，当前要继续贯彻落实“三项政策、一项改革”这个粮改重点，在健全机制、完善配套改革和抓好组织落实上狠下功夫。 在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召开了4次全国性的专题会议，出台了两个条例法规，并由国务院发布了十余个相关文件，国务院总理亲自部署督察，七八个部委配合落实，如此规模和力度，在中国的改革史上还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新一届政府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视，也从中可以看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确实也是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并且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粮改思路：“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中央关于粮改的方针政策，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提出的，能够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既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也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能稳定粮食市场，保障粮食供应。 所谓“三项政策”，就是指以保护价对农民手中余粮敞开收购，以高于收购价的价格顺价销售，用于粮食收购的贷款资金封闭运行。“一项改革”则是国有粮食企业自身的改革。这三项政策和一项改革，实际上是环环相连、丝丝相扣的：执行第一项政策，把住收购关，真正掌握粮源；执行第二项政策，顺价销售，杜绝出现新亏损；执行第三项政策，确保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严格监管，保证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和适时收回。这三项政策和粮食企业改革又是相?99ｌｉｂ.互配套、相互补充的。 对于“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粮改思路，朱镕基总理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 朱镕基认为，坚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才能有效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也只有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国有粮食企业才能掌握粮源，实现粮食顺价销售。前些年，在粮食流通领域，一方面是所谓政策性亏损挂账越来越大，造成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又因为不能及时、敞开收购，或收购打白条子，代扣各种不合理费用，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此外，流通渠道不畅，也造成粮价低迷。近年来，粮食生产不断发展，市场供应充足，但这绝不是说我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剩，我们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问题是绝不可松懈大意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万万打击不得的。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是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必须采取的措施，也是我国当前粮食购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区、市政府要及早向农民公布今年的粮食定购价和保护价，合理安排季节差价和质量差价，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有粮食企业要树立为农民服务的思想，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千方百计方便农民售粮。对农民交售粮食，要常年、常时挂牌收购，不准限收、拒收、停收，不准压级压价。对不符合收购质量标准的粮食，可以按规定扣水、扣杂，实行按质论价，但不得拒收。收购粮食时，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缴农业税外，不准代扣、代缴“乡统筹、村提留”以及其他任何税费。乡镇、村干部也不准在粮站、粮库坐收统筹款。农业发展银行要保证粮食收购资金供应。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要说到做到，取信于民。不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源就会流到私商手里，国有粮食企业就不可能实行顺价销售。朱镕基重申，粮食收购市场绝不能放开，只有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才能到农村收购粮食，不准任何个体、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粮食加工企业和其他用粮单位所需粮食，可以到县以上粮食交易市场购买，常年开放。 国有粮食企业要坚持粮食顺价销售的原则，这是国有粮食企业不再发生新的亏损、逐步做到消化过去亏损挂账的重要措施。所谓顺价销售是指，国有粮站、粮库(包括粮库所属的加工厂)等粮食收储企业必须以粮食收购价格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最低利润形成的价格进行销售，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粮食加工和批发、零售企业亏本销售。至于实行独立核算的国有粮食加工、批发、零售企业，应按购得进、销得出的原则，在进价基础上自定零售价格，自负盈亏。现在市场粮价低，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真正落实，致使农民把部分余粮低价卖给个体、私营粮商；二是相当一部分国有粮食企业低价亏本销售粮食，这不仅为私商和个体加工企业提供了低价粮源，而且极不应该地大量增加亏损挂账。全国各地要统一行动，坚决执行顺价销售政策，不准再发生新的亏损。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对那些“逆向操作”、低价亏本卖粮造成严重损失的粮食企业，要严肃查处。开始顺价销售时，粮食销量可能下降，这是必然的，但是主要粮源毕竟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只要坚持不低价亏本售粮，当私商手中的粮食卖完后，国有粮食企业的销量就会增加。 为了确保粮食收购不打“白条”，监督粮食企业不低价亏本售粮，防止发生新的挤占挪用，必须切实做到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粮食收购资金要严格按照“库贷挂钩”，“钱随粮走”的办法供应和管理，确保粮食销售后能及时足额将贷款本金、利息归还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按收购计划及进度，保证收购资金及时到位，收一斤粮，给一斤粮的钱，监督使用；国有粮食企业卖一斤粮，必须还回一斤粮的本息，不得挤占挪用。农业发展银行要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对低价亏本售粮造成贷款难以收回或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的，要停止贷款，并坚决查处。各级政府应把粮食企业风险基金列入财政，确保项目，做到及时拨补、足额到位，管好用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前面三项政策能否实施的前提，就是国有粮食企业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危机感，要加快自身改革，切实转换经营机制，真正面向市场，做到自负盈亏。要坚决实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程，大力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流转费用，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只有这样，国有粮食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也才能真正发挥好粮食流通主渠道的作用。 有人认为，这次新粮改，加强了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尤其是只允许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在农村收购粮食，是恢复“垄断”，是过去统购统销的翻版，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甚至有人说，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事实上，正好是这些人不懂市场经济，不了解改革的规律。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排斥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在粮食问题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彻底放开、放任不管的。相反，任何一个国家对粮食都是政府管理，对粮食价格实行干预。从美国的价格支持政策到日本的管理价格制度、欧共体的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等等，无不是对粮食价格和市场的严格监控。如果认为搞改革就是什么都放开，搞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不管，则不仅是幼稚的，也是危险的。1992年，一些地方盲目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结果大量私商进农村抢购粮食，粮食市场混乱，粮价猛涨，国家不得不采取抛售专储粮等措施，才把粮价稳住，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朱镕基强调说，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粮食经营和流通是完全放开的。我国有12亿多人口，9亿多农民，保持粮食生产、流通和稳定至关重要。如果实行粮食收购、价格、市场“三放开”，在粮食多了的时候，各类企业和私商粮贩不会积极入市收购，或者压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将会造成市场粮价的下跌，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进而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在粮食少的时候，各类企业和私商粮贩都直接到农村抢购粮食，甚至“囤积居奇”，将会导致粮价暴涨，城镇居民难以承受，并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两种情况我们都经历过了，而且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朱镕基非常坚定地说：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为了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对农民出售余粮，只能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不能侈谈什么“放开”。 这次新粮改方略汲取了过去粮改的经验和教训，既不重走统购统销的老路，也不走一放了之的绝路，而是把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一方面，完善市场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健全粮食市场体系，促进国有粮食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放开放活粮食零售市场，这些必然加强市场经济机制优化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国家粮食储备，充实粮食风险基金，实行粮食保护价制度，实行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只许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到农村收购农民的余粮等，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的主旨在于保持粮食总量平衡，维持市场稳定和保护农民积极性，不仅不会削弱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而且会保证市场经济健康顺利发展，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保护广大农民利益。 另外，国家对除粮食收购以外的流通环节都是放开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对粮食的收购价(定购价、保护价)是省级政府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制订的，但其销售价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在顺价销售的原则下自主确定。允许私营粮食加工企业加工粮食，但其原料必须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进货，不得直接从农民收购。粮食零售环节完全放开，粮店可自由进货、自主定价，县以上的粮食批发市场和各类集贸市场不但允许存在，而且要放开、搞活、管好。这都是统购统销时代不可能存在的。 新粮改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政府不是用行政命令的形式管理与调控粮食市场，而是用价格政策进行间接的市场调节。这是许多国家使用过的方法，也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新粮改确定的价格调控体系是，国有粮食部门首先以粮食定购价征购一定量粮食，定购粮收购价原则上保持稳定，并高于市场价和保护价；当市场粮价下跌，为保护生产者利益，政府制定主要粮食品种的收购保护价，按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当市场粮价居高时，农民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余粮；为保护消费者利益，政府制定主要粮食品种的销售限价，并兼顾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当粮价过度波动时，政府主要依靠储备粮吞吐和粮食进口等经济手段，通过调节市场供求，促进市场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上。例如，当市场粮价下跌到接近或低于保护价时，政府及时增加储备粮收购；当市场粮价涨至销售限价时，政府及时抛售储备粮，以稳定市场粮价；当出现一般性自然灾害和局部地区粮价上涨时，由省级政府动用省级储备粮进行调控；当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或全国性粮价上涨时，国务院动用中央储备粮救灾和平抑粮价。这样，构成了完整的粮食价格体系，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相应的粮食价格机制就自动发挥调节作用，灵活快速，改变了过去靠行政手段调节的滞后性。由此可见，新粮改方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科学的，自然也一定是有效的。粮改方案：“四分开一完善”。新粮改确定的改革原则，便是“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挂账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更好地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消费者的利益，真正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 一是政企分开。政企不分不仅造成国有粮食企业吃财政和银行大锅饭的状况，而且是造成粮食流通不畅、体制不顺等诸多弊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粮食企业具备企业的性质，参与竞争，自负盈亏，但国有粮食企业由于受其经营的商品本身性质的限制，又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企业的特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粮食企业只要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完成各项任务就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兼顾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当生产粮食供小于求时，粮食价格呈上升趋势。政府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为平抑市场粮食价格，要求国有粮食企业不能再买进粮食，而应当抛出粮食。可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此时正是购进粮食等待增值或加价销出的好机会，可以赚取比平时更多的利润。因此，这时国家的要求和国有粮食企业本身的利益是相背离的。1993年的粮食风潮，不是粮食少了价格才涨，而是粮食多了的时候出现“买难”，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国有粮食企业为了弥补放开经营后的库存亏空而抢购早籼稻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粮食销售价格下跌时，情形刚好相反。1984年农业丰收，国有粮食企业从国民经济全局考虑，应该大批收购，保护农民利益，事实上许多粮食企业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大量抛售，据估计当年至少多销50亿公斤，造成“谷贱伤农”的严重后果。 国有粮食企业两重性的矛盾共存于粮食流通这个整体中，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改变这种政企不分的局面，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此次的新粮改把政企分开作为首要的内容来进行。 所谓政企分开，就是通过分离人、财、物，使粮食主管部门与粮食企业真正脱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经济实体。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应对全社会粮食流通进行管理，要与粮食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不得参与粮食经营，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所有国有粮食企业，包括乡镇粮库，都要面向市场，实行独立核算，降低生产经营费用，增强竞争力，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不承担粮食行政管理职能。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粮食责权必须明确划分。粮食工作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体制。省级政府要对本地区粮食工作全面负责，确保本省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而中央的主要责任则在于制定中长期粮食发展规划；搞好全国粮食总量平衡；确定粮食购销政策和价格政策的基本原则；对粮食进出口实行统一管理；负责中央储备粮储备和管理并承担费用与利息补贴；搞好粮食流通设施的规划，负责中央直属库的建设；推动全国粮食市场体系的发展，指导和协调省间粮食调剂与调运；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或全国性的粮价大幅度上涨时，动用中央储备粮和采取其他方式救灾、平抑粮价；出现全国性粮价大幅度下跌时，及时收储中央储备粮。总起来说，中央政府集中抓好全国粮食供求总量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对本地区粮食生产和流通全面负责，发展粮食生产，搞好粮食收储，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 三是粮食储备和经营必须分开。中央和地方的储备粮与企业经营周转粮要在管理上分开，真正做到储得进、调得动、用得上，并节约储存成本费用。要加快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体系。无论是产区和销区(特别是销区)的政府都必须保证有充足的合理粮食储备。 四是将新、老财务挂账分开，并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限期归还。中央财政将负担除少数主销区以外的亏损挂账在限期内的全部利息。粮食企业要通过减员增效、改善经营、降低费用、提高效益，尤其是坚持顺价销售的原则，保证不发生新的亏损，在还本限期内，从经营利润中逐步归还亏损挂账的本金。为确保今后不再出现新的挂账，要切实做到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今后，粮食收购资金要严格按照“库贷挂钩”的办法供应和管理，坚决实行“钱随粮走”的办法，确保粮食销售后能及时足额将贷款本息归还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要切实加强对粮食收购、调销、储备资金的全过程监管。严禁再出现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的情况，对违反规定者要坚决查处并停止贷款。 五是进一步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今后在正常情况下，粮食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粮食企业按市场价格经营粮食。为了保护生产者利益，政府制定粮食收购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制定粮食销售限价，作为调控目标。当市场粮价低于保护价或超出销售限价时，依靠储备粮吞吐等经济手段，通过调节市场供求，促使市场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 三、中国粮改新格局

敞开收购：给农民吃颗定心丸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是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政策和关键环节。这个政策，既是在丰收情况下保护农民利益、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重大措施，也是国家保护和支持农业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政策。 我国人多地少，水资源贫乏，粮食继续增产受到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t>国对粮食需求将不断增加。因此，绝不能因为农业连续几年丰收，就以为粮食已经过关，从而放松粮食生产。而抓好粮食生产，关键是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近20年来，反反复复的“卖粮难”与打“白条”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以至许多地方的农民除了种足自己的口粮和定购粮外，宁愿让地空着也不愿意多种粮。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这才能真正保护农民的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也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掌握粮源，逐步增加盈利的需要。一些地方有些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能实现顺价销售，发生新的亏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真正做到敞开收购，致使有的农民把粮食低价卖给私商，造成粮源流失。由于私商以低价收粮现买现卖，卖的粮价格就低。而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一般以高于私商收粮价格的定购价、保护价收粮，卖的价格就高。如果不敞开收购，私商就会通过低价收粮获得竞争优势，削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顺价销售的主动权和竞争力。从一些地方的情况看，一个地区在一个收购旺季的部分粮源流失，往往可能给这一地区乃至其他地方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顺价销售造成严重困难。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真正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掌握了粮源，就能在引导市场价格方面居于主导地位，逐步实现顺价销售。所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不仅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而且也是促使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正常经营的重要措施。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就是按保护价对农民交售的余粮有多少收多少。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能拒收、停收和限收。对水分高、质量差的粮食也要收，但可实行季节差价、质量差价，按规定合理扣水、扣杂。同时，绝对不能再给农民打“白条”，而必须坚持户交户结，即时向售粮农民支付售粮款。 98新粮改接受了夏粮和秋粮收购的两次检验，从全国的情况看，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大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在粮食连续3年丰收，仓容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各地开动脑筋，赶在夏粮收购之前腾建了一批仓库，以保证做到敞开收购，各地农发行也制定了相应政策，要求在“库贷挂钩、资金封闭运行”的基础上，全力支持粮食部门敞开收购工作。河南省备足了100多万公斤仓容，解决新粮存放问题。安徽省政府在夏粮开磅前就向农民公布了收购价，同时要求各地粮站坚持“不克扣斤两，不压级压价，不打白条”等“八不准”原则，并派出新闻采访组对收购情况进行明查暗访。湖北省农发行则明确表示，在保证资金封闭运行的前提下，粮食部门收购多少粮食，就及时如数提供多少贷款，不向农民打白条。困扰农民多年的粮价低与“卖粮难”终于得到有效的解决，心中的疙瘩没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又高涨起来。1995年以来，河南省驻马店地区连年小麦丰收后，市场价格大跌，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挫伤，许多农民弃耕抛荒。1998年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出台后，农民吃了定心丸，种粮积极性再次高涨，外出打工的又回来了，抛荒的耕地又种上了粮食，农民投入也大幅度增加了。

顺价销售：不能再做亏本买卖

任何企业或个人做生意，绝不会愿意做亏本买卖。但政企不分的粮食流通体制，却造就了一些做“亏本买卖”的国有粮食企业。他们以低于收购价的价格出售收购来的粮食，亏了本，往银行一挂，让国家买单填窟窿。 这便是旧体制的弊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吃中央财政的“大锅饭”，不仅敞开口花钱，而且还将收储的粮食低价销售，造成巨额亏损，并挤占挪用大量粮食收购资金，使国家财政和银行不堪重负。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再发生新的亏损，并逐步增加利润，消化亏损挂账。要实现这一任务，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必须坚持粮食顺价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从政策上约束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搞亏本经营，不发生新的亏损，并逐步增加利润；才能真正做到卖一斤粮连本带息还一斤粮的款，保证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就是说，粮食顺价销售，不仅是必须执行的一项重要粮改政策，而且也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再发生新的亏损的关键措施。 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制定顺价销售政策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于5月底、6月初开始在不亏本和略有盈利的前提下进行粮食销售。不少地方在顺价销售后一两天，市场粮价便开始回升，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一段时间以来持续下滑的市场粮价。 来自浙江粮食市场的信息表明，实行顺价销售后，全省粮食价格涨幅约在10%以上，杭州的市场米价涨幅为25%；陕西国有粮店和集贸市场的面粉价格也上扬了约10%；而连接着全国28个省市300多家粮食经销加工企业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从5月起小麦价格就开始止跌回升，至6月12日，每公斤小麦的批发价格已比河南省政府制定的收购保护价高出0.066元。湖南绝大部分县市6月10日前按顺价销售价格挂牌销粮。123个县市(区)的1500多个粮站都已停止低价销粮。集贸市场粮价明显回升。据对14个地市的价格监测，每千克早、晚籼米市场价分别较前段回升了0.2元至0.4元，优质米市场价回升了0.4元到0.6元，原粮价格也止跌回升。 顺价销售政策对稻米价格的刺激较为强烈，尤其是南方的湖北、江西、广东等五省区联手出台区域性购销价格后，南方的十多个省市的大米购销价格先后上扬。6月份全国大米市场籼米平均价为1946元/吨，比5月份上涨14.4%，粳米平均价2200元/吨，上涨13.52%。7月初全国粮油市场稻米平均价又有大幅上扬。 南方稻米价格上扬，波及到北方的粮市，带动玉米和小麦价格趋坚。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实施粮食政策区域联动，对玉米价格产生巨大影响。6月份，全国玉米市场平均价为1304元/吨，比5月份上涨1.64%。 北方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六省市区小麦顺价销售价格衔接后，小麦市场也出现止跌反弹行情。6月份全国小麦市场平均价1346元/吨，比5月份上升了0.82%。 业内人士认为，只要企业及市场管理保持当前势头，粮价不顺的矛盾可望解决，粮油市场价格可以回升到合理区间。 粮价回升在全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利益，同时遏制了急剧增长的巨额粮食亏损。 虽然顺价销售，不做亏本的买卖，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实施起来却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企业要从全局利益出发，统一协作，顺价销售才能到位。但事实上，仍有一些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为了小团体的利益，甚至有的为了拿回扣，不惜把按保护价收购的粮食低价卖给私商，给私商提供低价粮源，也就是给私商让出市场。低价亏本卖粮不仅卖掉的粮食本身就没有顺价，造成亏损；而且这部分低价粮流到私商手里，又形成新粮源流失，直接影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顺价销售。因此，朱镕基下死命令，全国各地要统一行动，坚决执行顺价销售政策，不准再发生新的亏损。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亲自过问，对那些“逆向操作”、低价亏本卖粮造成严重损失的粮食企业，要严肃查处。 顺价销售能否顺利进行，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统一思想，协调一致，一抓到底。

封闭运行：堵住耗子洞

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是旧的粮食流通体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不仅导致许多不正之风与腐败案件的发生，而且影响到粮食的收购与经营。此次新粮改针对这一弊端，制定了粮食收购资金必须封闭运行的政策，从而从根本上堵塞了资金方面的漏洞，以保证敞开收购与顺价销售的顺利实施。 所谓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就是从事粮食收储的国有粮食企业，收购资金所需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严格按照“库贷挂钩”的原则和办法供应和管理，粮食调销坚持“钱货两清，足额还贷”的原则。这既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做好粮食收购资金供应，加强粮食收购资金管理，确保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对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十分重要。一是有利于及时足额地供应收购资金，支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的顺利实施。如果做不到封闭运行，收购资金投放后流失了，银行就没有能力保证资金的供应，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就很难做到。二是有利于对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顺价销售进行监督。资金封闭运行以后，农业发展银行可以通过账户的管理和结算，及时发现并制止企业低价亏本销售行为。三是粮食收储企业封闭运行以后，可以改变企业吃银行“大锅饭”的状况，企业再也不能通过挤占、挪用收购贷款来解决自身的各种费用开支，从而促使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四是实现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粮食企业顺价销售以后，企业就不会发生亏损，也没有途径再继续挤占、挪用收购资金，有利于减轻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减轻财政负担。 粮油收购资金实现封闭运行的政策实施后，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发展银行4月以来，加强收购资金管理，严格按照“收多少粮(油)，贷多少款；销多少粮(油)，收回多少贷款本息。”的政策进行资金的投放和回收，既保证了收购资金及时足额供应，又防止了新的挤占挪用收购资金问题的发生，基本实现了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体现在夏收以来，及时足额供应资金，从资金上保证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的落实，并做到了新发放货款与新收购粮油价值基本一致。同时，粮油销售货款归行率和收贷率自4月份起逐月上升，6月份后基本达到100%。由于新发的贷款全用于收购，加上收回了过去被企业不合理占用的部分贷款，10月底，农业发展银行开户的企业粮油库存值占粮油贷款的比率达到60.46%，比6月份提高了2个百分点。最明显的效果是，从4月后，粮油收储企业亏损挂账逐月下降，6月后基本遏制了收购资金当期经营亏损发生新的挂账。

粮食市场：政府不管谁来管？

1992年放开粮价以来，各地都放松了粮食市场的管理，特别是收购环节多渠道经营，致使一些个体商贩、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纷纷插手粮食购销。国务院1994年曾要求各地在定购粮未完成之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直接到农村收粮。但由于政策不明，法规不全，管理不够完善，加之粮食企业自身困难较多，非主渠道的粮食经营企业到农村收粮食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一些农民贪图省事，也把粮食贱卖给这些企业和个人。由于这些企业的购价低、经营环节少、费用低、随收随加工，成品直销市场，销价大大低于国家1996年出台的销售价。市场上国有粮食企业缺乏竞争力，导致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为收购而收购，形成收购、库存、积压、再收购的恶性循环。积压的时间越长，费用越大，成本增加，粮食销不出去，资金无法回笼。粮食企业包袱增大，亏损上升。 粮食收购环节的混乱，源于粮食市场管理不力。一方面，对粮食收购市场的管理没有法律依据，师出无名，管理无从下手；另一方面，管理粮食市场的职责不清。市场管理权属工商部门，但工商管理人员少，管理粮食市场力不从心，而粮食部门想管不敢管，干着急没办法。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地方把个体私营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培育，对他们的具体经营活动却放任自流，给粮贩造成可乘之机。 粮食市场混乱局面不改观，收购市场不归一，国家不掌握粮源，顺价销售就无从谈起，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此次的新粮改把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以此保证粮改其它政策的落实与实施。 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关键是管好粮食收购环节。对农民生产的粮食，只能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收购，严禁非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直接向农民收购。这对于确保粮改顺利进行，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此，国务院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和《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将粮食市场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与此同时，由各地政府负责，组织粮食、税务、物价、公安、交通、工商等职能管理与执法部门，形成合力，管住粮食市场，确保粮改的顺利实施。 首当重任的是国家工商局。早在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后，该局便作出部署，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把维护好粮食市场的收购秩序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务来抓，坚决禁止个体、私商收购粮食。11月，国家工商局又再次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坚决打击不法粮商、维护粮食收购秩序的专项斗争。通知确定，立即对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凡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必须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经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通知要求迅速动员，组织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坚决禁止私商和非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到农村收购粮食，狠狠打击私商、非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走村串户或在码头、路边、集贸市场上设点挂牌收购粮食的违法行为，通知还要求进入粮食市场的粮源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必须持有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销货发票或国有农业、农垦企业自销粮食的证明。跨县(市)运销的粮食，必须持有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或县以上粮食交易市场带有承运联的销货发票。与此同时，国家工商局先后派出3批70人组成粮食市场检查组，督察全国所有的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市场管理。 一时间，由工商、公安、粮食、税务等多个部门联合组成的粮食市场执法队出没在大街小巷与村村寨寨，查市场，堵“黑粮”。一场前所未有的粮食市场清理整顿行动开始了。 吉林省各市、州、县的粮食收购市场巡查组通过重点检查农村粮食收购点和车站、码头等重要场所，组织检查市场卖粮大户的粮源，借助群众有力的监督，查处各类违法收购粮食案件262起，其中，私商和非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非法收购粮食案件228起，个体、私营粮食加工企业变相收购粮食34起，总共没收违法收购粮食2568万吨。11月13日，吉林市工商局根据群众举报，封存了在火车站准备发运的133吨多大米。经调查，这些大米是吉林市福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永吉县五里河镇3个磨米房，非法从农民手中收购的。吉林省工商局没收了这批非法收购粮食，并处以24万元的罚款。11月24日，吉林市船营工商分局粮食市场巡查组查封了无证粮贩佟云龙正转运的180余吨非法收购玉米，并按收购玉米价值5倍对其罚款34万元。 辽宁专门成立了粮食市场管理办公室。为了管住粮食市场，他们首先对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全省14个市都在秋粮全面收购之前，集中完成这项工作。铁岭市全市原有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154家，只对符合条件的粮食收储企业予以保留，对1041户粮食批发企业进行了变更登记。盘锦市240多户没有收储、加工资格的粮食经营企业被清理出“队伍”。与此同时，全省工商、粮食、公安等部门还大量抽调人员，组成稽查队，实行领导和职能部门分片包干的办法，对个体、私营粮食收储点、马路市场和集贸交易场所进行严格稽查。没收非法收购粮食近30万公斤。 宁夏自治区工商系统充分发挥粮食稽查队的作用，在粮食、公安、物价和新闻宣传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对农村特别是集贸市场的粮食收储、加工、经销等环节进行了全面检查，已查处非法收购粮食案件178起，查获非法收购的粮食112万公斤，依法取缔非法收购粮点1000多家，并将查处的一批非法收购粮食案件进行了曝光。非收储企业平罗县城关粮油公司和灵武市粮食局大水坑粮店异地非法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被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和没收非法收购粮食。中宁县农民李洪章未经批准，在中宁粮食交易市场坐地收购1万多公斤大米，在运往陕西销售途中，被查获并处以强制收购其非法所得大米和罚款。中卫县农民刘国军、刘国兵兄弟俩公然非法收购贩运粮食，在执行人员检查时，拒不接受检查，并将粮食市场管理人员殴打致伤，被处以没收非法贩运大米6000公斤，以及罚款3.6万元，司法机关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陕西查处了一批内外勾结、非法收购贩运粮食的大案，一批无视国家粮改政策，顶风违纪为粮贩子提供方便的粮站干部和工商干部被撤职、除名、罚款。11月11日，宝鸡市工商局在火车站查获了3名私商收购待运的244吨玉米，金台、眉县、扶风、岐山4个县区的几家国有粮食企业、粮食管理部门出面自认货主，或为私商提供合法的粮食交易证明。有关责任人分别受到撤职、除名等处分。蒲城县马湖粮站职工李四民私自将粮站开具的收购证明交粮贩，成了这名粮贩的挡箭牌，被粮食部门辞退。 湖南省粮食局一位负责人将粮改过程概括为5句话，即粮改工作看效果，效果主要看盈亏，盈亏关键在销售，销售前提在收购，收购关键在管理。这是很有道理的。收购市场的管理是粮改的第一环，管理如果没有跟上，此后的环节必然会受到影响。 黑龙江工商局副局长张超武这样评论这次的粮食市场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恢复20年了，我也在工商局干了17年，经历了无数次全国性的清理整顿，参加过无数次专项治理，但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责任，也从来没有想到粮食市场管理工作这么受到重视。” 四、政令如铁：不获全胜不收兵

省长重新掂量“米袋子”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虽然早在几年之前就制定了，但当时主要侧重于粮食生产上。而此次粮改则深化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内涵，把粮食流通纳入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内容，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国务院在《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粮食生产和流通全面负责，主要任务一是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供给；二是保证粮食市场供应；三是建立和完善省级粮食储备制度；四是负责调剂本地区粮食余缺；五是加快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六是制定和落实消化新老粮食财务挂账的措施。 省长们重新掂量“米袋子”，不由发现明显的变重了。过去，粮食流通都是由中央负责，地方只管粮食生产。粮食少了，找中央要；粮食多了，请中央调。而现在，省长们不仅要抓粮食生产，而且还要抓粮食流通，负责本地区的粮食平衡。很明显，这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但又是必须承担的任务。 针对这次新粮改对中央及地方粮食权的重新界定，各地政府开始重新确立自己在粮食工作中的角色。 江苏省建立了“省长负责制下的市县分级负责体制”，该体制规定，省政府负责全省粮食总量的平衡、省级储备和市场调控，各市政府对本地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负责，确保当地粮食供求平衡，同时市对县(市)也明确责任、分级负责。 江西省政府也与地市县政府建立了“定定购数量、定粮食销售量、定费用利息补贴和定消化财务挂账”的“四定”关系，对各级政府的粮改责任做了进一步的细分。 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在全省的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就给农口的干部下达了一个任务：查一查全省的“米缸”，摸一摸浙江粮食的“家底”。他自己则轻车简从，到著名的粮仓杭嘉湖平原进行仔细的调查摸底。“米缸”查清了，柴松岳说：浙江省必须把粮食生产总量稳定在150亿公斤左右，低于这个数，将来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湖南省是全国有名的产粮大省，粮改启动后，该省首先从搞好顺价销售入手，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全面改革。省政府先后两次发出关于顺价销售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统一行动，按省政府规定的零售价格挂牌销粮，同时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不准个体私营粮商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保证顺价销售的顺利进行。 河南省政府不再对省内产、销区下达定购粮对口定额调拨计划，政府的角色将演变为在必要时通过吞吐省级储备来实现市场调控，省内在产、销区的粮食供求将主要由市场调节。 河北省政府则实行分级负责制，层层落实责任与任务。突出的是在粮食收购方面，哪个地方出问题，哪个地方的领导便要受处罚。199藏书网8年底，河南省政府就发出通报，宣布对藁城市梅花镇粮食加工户违法收粮和枣强县部分粮站违反粮改政策问题的处理结果，除直接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外，藁城市和枣强县政府主管粮食工作的领导以及粮食、工商部门负责人也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石家庄藁城市梅花镇是乡村小面粉厂集中地，有240多家面粉加工厂。在1998年的夏收中，这些面粉加工厂违反粮改政策收购粮食的问题突出，有关部门虽多次整顿但总是没有彻底解决。为此，石家庄政府作出决定，对藁城市主管粮食工作的副市长彭继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藁城市政府决定，对藁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孙瑞海、粮食局局长李国坤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撤消梅花镇粮食市场工商所吴俊喜的所长职务。另外，衡水市枣强县3个粮站违反粮食收购政策，城关粮站服务态度差，工作时间没有开门收购；马均寨粮站不执行敞开收购政策，压级压价收粮；流常粮站会计与粮贩勾结私开粮食调拨单。为此，衡水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枣强县副县长马玉来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枣强县粮食局局长张金双撤消党内职务处分；分别给予马均寨粮站、城关粮站、流常粮站法人代表撤职处分；给予马均寨粮站粮检员孟凡一开除公职处分；对流常粮站会计李俊娥开除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因粮食市场没有管理好而处分地方领导，这在过去是闻所未闻的，可见各级政府对粮食工作的重视程度。也许有人认为这过于苛刻了，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什么事情也干不好，办不成。对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样一项牵涉面大、影响范围广、障碍多的大事情，更是如此。 上述种种，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政府摆脱了以往对粮食流通管得过多，调控无效的弊病，加强了地方政府管好粮食问题的责任感和紧迫性，同时也加强了可操作性，使“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得以进一步完善。 以前有人担心，省长“米袋子”负责制，会使产、销区“各扫门前雪”，会形成地区间粮食供求的割裂局面。事实上，新的粮食流通体制实施后，产、销区之间计划体制下的行政调拨关系演变为新型的市场合同关系。最近，江西、湖北、湖南3个大米产区和广东、广西两个主销区第一次联手出台了区域性粮食购销价格，并对今年的产销计划进行了沟通，随后，东北、内蒙古等四省区也召开了类似的粮食经营协调会，统一出台了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粮食销售最低价格。这表明，产、销区开始意识到，靠市场、合同来合理配置粮食这一基础资源已是大势所趋。东北、内蒙古四省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总产占全国的1/6，特别是玉米库存占全国的3/4；而湖北、湖南和江西作为大米主产区，每年提供的大米商品量约为65亿公斤，在全国大米市场中举足轻重。但长期以来，这些地区面临着共同的困扰：丰收时，销区不积极调销，把高额的仓储保管费用甩给产区；而一旦歉收，往往由中央政府出面，让产区向销区平价调粮。这种产、销区的利益不平衡曾直接影响着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正促使产、销区重新调整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

粮企改革全面推进

作为粮食流通主体的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按粮改方案，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必须在人财物等方面与政府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彻底脱钩，实行政企分开，建立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真正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直接从事粮食收储业务的人员要逐步减少到现有人员的一半左右。 根据粮改精神，全国各地的国有粮食企业开始了一场针对自身的大改革。 吉林省已在1400多个粮库中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在重点抓好大中型粮库的基础上，将中小型粮办企业通过兼并、租赁、拍卖、股份等形式推向市场，同时加大清欠力度，目前已清理回各种欠款7000多万元。据初步测算，全省粮食系统今年将减亏10%。 湖北省通过深化改革，自95年至今分流出10万名粮食系统职工，仅1998年1至5月，就分流人员上万名。 河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成效尤为明显，全省国有粮食系统全部扭亏为盈，敞开收储粮食50亿公斤，实现顺价销售达11.85亿公斤，仅8-10月这3个月时间就盈利1.445亿元。河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年产粮食接近3000万.９９lｉb.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该省显得任务尤为艰巨。在认真整治外部环境的同时，该省重点抓内部体制改革。全省粮食系统把政企分开、减员分流当成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加以落实，决定将粮食收储企业从业人员从8.2万人减少到4万人，以减少经营开支，实现全系统扭亏。到10月底，全省原有2615个库站，按照一乡一站的原则和垄断收购的需要，有2034个库站确定为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有581个库站整体分离为附营企业。6至10月，已发放粮油收购奖金8亿多元，并全部实现了封闭运行，还做到了归行率和收贷率两个100%。全系统从6月份告别亏损，从8月份开始，每月盈利都在4500万元以上。 上海把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作为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革，推动国有粮食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担当粮食流通主渠道的重任，进一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确各级政府粮食工作责任制。现在，上海新组建了作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粮食局，同时组建了以资产为纽带联合市属粮食企业的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彻底完成政企分开的重大改革。上海市有关负责人指出，他们的目标是实现三个“三年”目标，即粮食企业转制三年基本完成，粮食财务挂账三年内消化完毕，人员分流三年落实。 作为我国商品粮大省的吉林省，粮改工作进展也相当顺利。全省粮食经销企业6-9月销售粮食272.9吨，占1998年销售粮食的80%，扭转了粮食经营亏损的局面，并获纯利8100万元。他们的主要作法便是搞好粮食企业内部的改革，以此推动粮食流通体制的全面改革。具体是“三分”：一是实行政企分开。全省34个粮食外销县(市、区)粮食企业都成立了粮食收储经销公司。这些公司为独立法人单位，主要负责粮食的收、储、销业务，资财统一购进，收储统一计划，人财物统一管理。二是主附营业务分离，把过去粮食收储企业办的附营业务与收储企业在资金、资产、人员等方面彻底脱钩。目前，已有80%的企业实现了这一分离。三是人员分流，全省粮食企业正式职工共有21.7万人，附营业务分离去万人，收储企业计划分流职工4.1万人。通过这些措施，使粮食收储企业职责更加明确，人员更加精干，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竞争力。6-9月全省粮食收储企业比上年减少支出9.2亿元，其中工资减少1.4亿元，管理费用减少1亿元。

流汗流血不流泪

如果认为文件一发，公告一贴，粮改就一帆风顺，市场就会风平浪静，显然是幼稚的。由于改革不免要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因而暗中设障碍者有之，公开反对者有之，甚至拿刀子捅肚子者也有之1998年8月9日，安徽省东至县龙家镇狮山村的计忠明等人到江西省波阳县农村收粮，在运往安徽途中被波阳县侯家岗..工商粮食市场执法队查获。计忠明等人不听从工商部门的处理，竟手持菜刀追杀工商干部。在众人的抵抗下，虽然未酿成血案，但办公室已被他们砸得一塌糊涂，一名工商干部的住宅门也被其用刀劈坏。 山东肥城市粮食稽查队的两名队员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们在查处一起跨省粮食案中，被江苏省的几名粮贩用菜刀砍伤，酿成令人寒心的流血事件。1998年11月27日凌晨4点，他们正在巡查过路粮车，发现3辆运送玉米的粮车由西向东驶来，查无合法运粮手续，正要处理，一辆运粮车突然逃跑，他们上前制止，几名粮贩竟举起菜刀将一名队员的头部砍伤，将一名队员的左臂砍伤，送到医院分别缝了15针和10针才止住鲜血。 不仅有流血的，而且还有殉职的。1998年10月30日，四川威远县工商所小河工商所会同小河镇综合执法队、小河镇粮站一道开展粮食执法检查，晚23时左右，工商所经济检查干部刘明高等人发现从彰加方向驶来一辆农用运输车，便叫其停下检查，发现车上装有4吨违法收购的小麦。为防车子逃跑，他们指挥汽车倒车，并靠右停车。正在这时，另一辆装有无碘盐的大货车从左侧超车，将刘明高挤在中间压伤，在送医院抢救途中死亡。这天，离他31岁生日只有6天。 流汗流血甚至还要付出生命，这就是粮改的艰巨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却步，否则我们将前功尽弃。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疏通，任何犹豫、徘徊，都是没有理由的。不管前面还有多少障碍，多少险阻，多少困难，也不管我们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甚至多少牺牲，但我们只有冲破阻力，勇往直前，才能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除此，别无选择。 流血流汗但不流泪，这就是我们的决心！现在，各地的粮食市场执法队员还在睁着警惕的眼睛，严查细管，不留一个漏洞，不放过一个违法者。12月2日结束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宣布把1999年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管住粮食市场上。包括加强粮食收购环节、粮食加工企业、粮食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的管理，切实把打击不法粮商、维护粮食市场收购秩序的专项斗争抓紧抓好。 1998年的粮食市场整顿，与反走私一起，成为中国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两项执法行动。

喜中有忧：顶风违纪骗总理

1998年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5月22日，朱镕基总理到安徽省视察农业和?９９ｌib.农村工作，在芜湖市南陵县峨岭粮站看到满仓稻谷。然而，今年10月，记者到峨岭粮站时，看到的却是空空如也的仓库。据当地群众反映，当时朱镕基总理看到的粮食是从各个粮站在5天内紧急调运来的，检查后这些粮食又被退回了各粮站。 据调查，峨岭粮站5月份共调运粮食1031吨，加上原来6号仓存粮，当时粮站共存粮1883吨。峨岭粮站为完成此次弄虚作假的调运工作，花费了十几万元。 南陵县粮食局副局长杨某解释这一做法时说，南陵是全国有名的产粮大县，上级领导来视察发现没有粮，脸上“难看”。 那么，南陵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呢？ 据调查，南陵县按计划每年至少要收定购粮10吨，1997年只完成定购粮收购任务的50%。粮食部门的解释是库容不足，限量收购；而农民的反映是，粮站不收粮或压价收粮，要卖多少粮站有死规定，结钱又结不到，只好将余粮卖给私人大米厂。据了解，南陵县共有个体大米加工厂500家，收购了全县近1/3的稻谷。 一个基础粮站，竟敢明目张胆地当面欺骗总理，由此可见粮改的艰难与复杂。我们不敢因此妄测，不知还有多少地方，在弄虚作假，在欺上瞒下，在顶风违纪。 上海浦东粮油总公司也是一个顶风违纪的典型。1998年4月末占用农业发展银行浦东分行粮油收购贷款余额为9866万元，实际库存值仅为1706万元，其余8160万元到哪里去了呢？建了酒店、修了公寓、搞了房地产，等等。 1997年7月国务院决定对粮食企业超合理库存粮食给予费用和利息补贴以后，河南省正阳县粮食局公然指使与纵容所属基层粮站和有关人员采取开假发票、篡改财务账目和统计报表等办法，虚报粮食财政补贴300多万元，并据此多占用农业发展银行粮食收购贷款4000多万元。当地农业发展银行疏于监管，为县粮食局的违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湖北省老河口市粮食局借改革之机突击改账，公然骗取国家财政补贴。1998年5月，他们将1997年夏、秋两季以低于保护价收购的议价粮通过篡改报表的方式谎报为按保护价收购的粮食，以谋取价差，骗取国家补贴数百万元。 在国务院颁发的《粮食收购条例》出台后，仍然有很多地区并未严格执行中央政策，有的是出于地方利益，对私商到农村直接收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地区的个体私商粮贩在公路边、店门口挂着“收购小麦”的牌子竟然无人过问。也有的地方在农民交粮时只给“单据”，不给现金，或以代扣种子粮的名义将农民交售粮食价款强行扣除，严重违反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和“户交户结”的政策，引起农民强烈不满。 江苏省镇江市从1996年就开始实行在粮食收购中先由粮食部门代收换种粮，再由种子部门在播种前将种子供应到农户的做法。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粮食收购条例》发布施行后，镇江市及丹阳市政府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纠正上述作法。丹阳市的一些乡镇粮站将农民交售的粮食的1/3至1/2以种子粮的名义强行扣款，农民售粮收入所剩无几。 朱镕基总理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这些暴露出来的典型案例。这其实只是大量违法行为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对这些顶风违规者严肃查处，就无法保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运行一年来，从总的情况来看，进展比较顺利，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突破，如政企分开、收购资金封闭运行、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等。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认识不一致，行动不协调，在粮改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四种倾向。 一是对粮改政策缺乏全面准确理解。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区局部利益的考虑，对私商流贩到农村直接收购粮食的行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种做法，不利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掌握粮源，也使顺价销售失去了基础。有的地方没有正确理解顺价销售的政策，要求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对同一粮食品种，分别以定购价和保护价为基础，搞两个顺价销售价格。有的把贯彻《粮食收购条例》的重点，放在整顿批发零售环节上，错误地制定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粮食零售企业的最低销售限价，而对粮食收购市场却疏于管理，监督检查不力，执法不严。 二是一些地区没有严格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和“户交户结”的政策，农民售粮时，只给“单据”，不结现金，要等全村定购粮任务全部完成后，才以村为单位统一结算。有的地方，村干部不允许农民领现金，派村会计在粮库收购现场收取农民售粮单据，然后统一结算，从中扣除统筹、提留款等。这些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种粮、售粮积极性。 三是粮食收购市场还没有完全管住。在国务院颁发了《粮食收购条例》以后，一些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行动迟缓，监管力度还不够，致使多渠道收购粮食的情况依然存在，严重扰乱了粮食收购市场。一些地区的个体私商粮贩在公路边、店门口，公然挂着“收购小麦”的牌子，有的个体收粮点收购的粮食数量还相当大。有的个体粮食加工厂采取隐秘的形式，以代存、代加工的名义，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然后进行倒卖盈利。粮食收购市场不管住，多渠道收购粮食的大量存在，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掌握粮源和顺价销售等政策，就无法落到实处。 四是有的基层粮食部门、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仍搞“逆向操作”，低价亏本售粮，有的甚至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财政补贴。有的县粮食局长和粮库负责人，擅自动用中央储备粮低价卖给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损公肥私，造成国家亏损挂账，自己从中牟利。有的县粮食部门违反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的规定，从所属粮食收购企业直接提取现金，多头开户，坐支销货回笼款，甚至虚报粮食收购和库存量，套取国家财政补贴。 针对上述问题，当前亟待解决的是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及有关政策，严格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和“户交户结”的政策，只有真正做到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才能防止农民把粮食卖给个体私商粮贩，才能使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掌握主要粮源，主导市场粮价，实现顺价销售，摆脱经营困境。 朱镕基总理指出，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方针和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此作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明确要求。粮改成功与否，事关改革、发展大局，事关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事关社会的稳定，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都应当重视、支持粮改工作，在实践中创造出一个既保证维持一个合理粮价，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又保证可以顺价售出，让市场、消费者承受得了；同时，使国家不再为粮食购销而承担亏损，形成粮食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三方都满意的那种粮食流通新体制。 现在，粮改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越往前走，难度越大，困难越多。但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与松劲。按朱镕基的话说，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这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朱镕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粮改成功后，除了能实现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的目标外，还可以减少银行挂账500亿元，减少中央财政补贴300亿元，加在一起就是800亿元，这还未包括地方财政的补贴。这几百亿资金，无论是对国家财政还是对国民经济发展都无疑是巨大的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一致认为，新一轮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符合中国的国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不能发生任何动摇。 一、谁在打农民的主意

白条伤了农民的心

当中国的报刊热热闹闹谈“白条”的时候，许多外国记者却总也弄不明白：什么是“白条”？ 有人告诉他们：中国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脸朝黄土背朝天，像侍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侍弄着那一亩多贫瘠的田土，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棉花，送到粮站，送到收购站，却只能得到一张证明交了粮食、棉花的白纸条，而不能得到现钱。 洋记者很天真：那农民去商店买东西要不要现钱呢？ 也难怪外国人不理解。“白条”，也许是中国绝无仅有的东西。 是农民富得流油了，连政府、银行、粮站都来向他们打“欠条”了？恰恰相反，中国农民最短缺的是货币，偏偏他们得不到货币！ 农民没有每月按时领的工资，没有每年往上涨的奖金，没有人给他们分配住房，没有人给他们负责治病，而他们就靠着这田里打的粮食、土里种的棉花、栏里喂的肥猪，来换取几张可怜的钞票，去购买化肥、农药、家具，去给子女补交学费，去还历年欠下的陈债旧账，最大的期望，不过是过年了缝一套新衣，腌几斤腊肉……偏偏，他们却只能得到一张“白条”，一张买不得火柴称不得盐的“白条”！ “白条”是谁发明的，现在已难以考证。反正是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刚刚开始发展，农民刚刚解决了温饱，有人就开始用“白条”来对付农民了。先是粮食打，后是棉花打，以后则什么东西都可以“秤杆一扬，白条一张”，你要也是白条，不要也是白条，反正没有现钱给你。 开始还只是局限于一乡一县或者一个地区，数量不大，时间也不很长。但进入90年代，“白条”突然泛滥成灾，遍及全国农村，数量达到几十亿元之多。 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换回的却是一张买不得盐、打不得酱油的白条，沮丧可想而知，伤心可想而知。从天天要、顿顿用的油盐酱醋，到孩子的课本费、来年的种子钱，没有哪一样不指望这汗水换来的农作物给家里带来希望，带来生机，而现在，一张白条，让这希望破灭了，让这生机消失了。 固然是国家资金困难，银行缺钱，收购部门无钱，但是，我们难道仅仅能用“资金困难”四个字就把农民打发了吗？打白条最严重的1992年，我国发行了1158万元货币，比1991年增加了1倍，票子已经印得够多的了，但却偏偏没钱收购农副产品。1992年国家银行发放贷款增加了3570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19.8%，但收购农副产品的贷款却反而减少了160亿元，钱呢？炒房地产去了，搞开发区去了，修高尔夫球场、建赛马场、开夜总会去了！ 也许是我们的农民太老实、太能忍辱负重，许多人总喜欢打农民的主意，几乎所有难以转嫁的负担、包袱，都往农民身上摊。反正农村人多地广，一人转嫁几十元，就能填补几百亿元的窟窿，卸掉几百亿元的包袱。他们可以把上十亿上百亿的资金拿去炒房地产，搞开发区，却不肯付给农民几十几百元收购资金，欠就欠着，只有农民能欠，你工厂工人迟几天发工资就会闹翻天，可农民拿了“白条”却只能闷在心里叫苦。一些地方政府、银行与收购部门把收购资金、专项农用资金拿去挪用，为了得高利息，得回扣，一挪就是几个月，农民叫苦连天，他们却充耳不闻。 农民仅仅是刚刚解决了温饱，比起城镇居民还相差很远，他们实在承受不了这种不合理的公开“盘剥”。许多农民无钱购买生产物资，准备弃田抛土；许多农民无钱供养子女上学，退学失学儿童越来越多；许多农民生活陷入困境，被迫背井离乡……许多农民无奈之中，把“白条”折价卖给先富者，“白条”成为进入流通的“第二货币”……1992年底，10余个省人民银行、农业银行的行长们被召集到北京友谊宾馆，研究如何解决打“白条”问题。来自会议的一项统计震动了人们：仅据这些省初步统计，“白条”就已近40亿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因缺少资金未能收购的部分。 任何一个国家，农业不稳，则经济大乱。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事实。 国务院的领导人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不公平地对待农民了！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农业基础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1992年底，国务院不容任何讨价还价地郑重宣布：1993年1月15日前一定要兑现农民手中的“白条”，让农民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把“白条”兑现与农民过春节联系起来，足以显示“白条”问题已经突出到何种严重的程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甚至怒不可遏地说：谁再继续打“白条”，就要谁的脑袋！ 许多农民看了电视、读了报纸流泪了：共产党还是爱护农民的，国家还是关心农民的！就冲这一点，我们也得认认真真地把田种好。 全国震动了，兑现农民手中“白条”成为各级政府一件头等大事。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迅速作出反应，宣布立即下放足够的资金，保证资金按期到位。各省市自治区层层组织人员，一级级督促，一村村检查，一户户兑现。 许多地方开始了倒数计时：20天、19天、18天……老实巴交的农民，这次得到了特别的尊重，他们欢欢喜喜地兑现了手中的“白条”，虽然经过七折八扣，到手的并不多，但他们满足了：国务院为他们说了话，撑了腰。这年的春节，中国农村的鞭炮放得热闹，龙灯也玩得有劲。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个非长久之计的临时措施。今年“白条”兑现了，谁能保证明年不卷土重来呢？再说，你如果还嫌“白条”的话，我干脆关门拒收，让你“白条”都没有一张。 说到做到！1993年后不准打“白条”了，粮食不要了，生猪不收了，棉花不管了……1998年的新粮改正是从体制上入手，彻底解决打“白条”的现象。国务院的粮改政策不容置疑的规定：各地粮食收?９９ｌｉｂ?储企业一定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并且一定要现金结算，户交户结。作为保证的便是粮食部门的敞开收购和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两大改革措施。 中国的农民终于可以舒心地笑了：如今种田有指望了。 但是，粮食解决了，还有棉花呢？烟叶呢？生猪呢？ 果然就有地方这边堵了那边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建始县官店镇“发明”了两个新玩艺：“花票”与“烟条”。所谓“花票”与“烟条”就是收购烟叶等农副产品后付给农民的一种名为定活两便储蓄单，实际上却是难以兑现的变相白条。你不要？那你的烟叶、茶叶、药材就只能放在家里烂掉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白条”还能在一定范围内流通，但价值要打折扣。比如到商店购物，须打折20%；买化肥，一包得多付5元左右的钱……变着花样坑农民，亏他们想得出！

农民负担压弯了农民的腰

在银幕荧屏上，农民总是一幅弯腰驼背的形象。有相声说，这是被负担压的。 河北省迁安县沙河驿镇有家姓孟的农民，全家4口人，一年收获粮食800公斤，而他购买化肥、农药花了200多元，上缴税、费400多元。600元钱只换得800公斤粮食，农民的腰怎么不被压弯？ 四川省有一个村，人均收入不足400元，人均税外负担为154元，占了上年人均收入的38%，农民负担有多重？谁都能从这里掂出分量来。 吉林省长岭县一农民写信向中央“告状”说：1986年他家扣款200元左右，1991年增至750元，而现在快达到1000元了。 某报登载了浙江澄原县王庄乡农民朱孙国的一张结算单。朱孙国一家6人，上交粮食505公斤，应获金额283元。应扣部分：农业税81元；乡村提留每人20元共120元；村级提留每人4元共24元；组级提留每人15元共90元；农田基本建设筹款每人1元共6元。以上合计321元。结果，朱孙国还得倒交现金38元。 一则令人不敢相信的黑色幽默！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结果还得倒交钱。 1996年6月14日，河南新县周河乡的农民写信给《人民日报》说：“照这个样子，谁还当得起农民？！”他们诉说，这里除了摊派一个跟一个之外，乱罚款乱收费也层出不穷。农民发生纠纷找乡政府调解要先交钱，取汇款竟还要再交一次邮寄费，少种一棵树要交罚款……开封市调查，1978年，中国的农民只要负担5项税费，人平为15.58元；到1985年，农民负担项目增加到27项，人平负担为24.25元，到1990年高达97项，人平负担上升到80.19元，占上年纯收入的17%。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个“发展”。 培源村是赣东北的一个穷山村，这几年年年喊减轻农民负担，可这里却越减越重，1998年遭遇洪涝灾害，早稻绝收，可负担非但未减，反强行增加了6万多元。该村盛流华一家5口人，种了4亩2分地，纯收入不到1000元，可要上交的税费就达750元，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还得借钱交税费。那么他们都交了一些什么费呢？村民们说：“交什么钱，交多少，都由村干部说了算，不交就不行，交了连收据都没有。”村民李英回忆道：“7月的一天，八九个乡村干部闯进我家，要我交400元钱，我问交什么钱，他们中就有人呵斥：你别问这么多，交了就是。我说没钱，他们就把我家的一头猪牵走了。” 记者一调查，农民糊里糊涂交的都是什么费呢？村支书家里要装一部程控电话，村民集资近万元拉了一根专线；尽管村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农技指导，却年年要负担1000多元的农技指导费；让村民交的秧盘款更是令村民们莫名其妙：什么秧盘，我们根本没有见过！ 农民刚吃了两年饱饭，就有人来打主意了。上上下下那些掌握着权力的部门、单位、地方政府，都把手伸向了农民。修路、建桥、建学校、搞计划生育、维持治安、订报纸、入保险……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但可笑的是，他们还堂而皇之地打着“为农民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招牌。有个县妇联搞创收，调进一批饲料添加剂，每户摊派两包，美其名日帮助农民发展生猪养殖。有一个乡居然承担订阅了来自8个系统、上10个部门的68种、6000多份报纸，没有一个农民见过一张报纸，但每人也得交5元多订报费。有个商业部门月饼长了霉，也通过乡政府出面，每户摊两个。谓之：农商联盟，农商共建。吉林省四平市的17个农行营业所不认真去搞金融工作，却插手化肥经营，以每吨高出市场价100多元强行分配给农民，你不要吗？那你们就别想从我这里贷款了。湖北省有4个乡镇为翻盖办公楼、购置小汽车等向农民集资摊派355万元。还有一些摊派项目，连他们自己也羞于启齿。在四川某丘陵大县，地方领导吃喝玩乐的钱是用“特需经费”的名目向农民摊派的。而在湖北江汉平原一带，这个项目叫“共统费”……一句话，只有剥夺农民，才是他们最理想的“选择”。农民老实，农民驯服，农民善良！对2亿城市居民不能用的办法，可以对9亿农民用；对2亿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对9亿农民敢做！ 针尖削铁，燕口夺泥，亏他们下得了手！农民再富，也经不起这样的盘剥。况且，农民的富裕，只是相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农民才刚刚解决温饱，有的还没有彻底脱贫。如此把农民当作唐僧肉，都来割一刀，吃一口，伤害的是农民，影响的则是整个农业的发展甚至整个中国经济的顺利进行。 农民已不堪重负！逼急了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在国务院，在带领他们浴血奋斗过的共产党了。 黑龙江省744名农民联名画押上书中央，8000余言饱蘸热泪的辛酸诉说和密密麻麻的6面黑手印，沉重地昭示：农民已不堪重负，不堪忍受沉重的苛捐杂税了。 有次，江泽民总书记到江汉平原视察，农民刘克勤当面问总书记：“现在为什么提留这么多？摊派这么多？” 面对农民的呼唤，共和国领导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减轻农民负担，文件年年发，领导天天讲，负担为什么却越减越重呢？

要钱真的没商量？

农民用现实回答了共和国领导人的疑问：中央文件很好，部门文件好“狠”！ 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哪个部门都可以管农民，哪个单位都可以卡农民，谁都可以向农民要钱，谁都可以向农民摊派。 河南省统计，近几年全省下发有关农民负担文件116个，涉及向农民收费的项目182个。湖南省攸县调查，向农民收费的部门达21个，项目达98项，收费相当于乡村统筹的5倍。该县小塘村人均收入449元，而人均负担112.75元，占了1/4。什么审计所、环保所、卫生所、灭鼠站、打狗队、绿化组、防暴队、电影队……数不清，也弄不明，反正都要钱。“七所八所无所不要，七站八站无站不占”。 湖南有一个地区，拖拉机从买车到开车，要进八大衙门，办十个证照，交费近百元。车子一开，收费又来，一台拖拉机每年要交22种费，计1028元。 河北廊房地区农.民找有关部门调解纠纷，乡里要20元，县里要50元，还要另附招待费。 湖南临湘市小源村反映，他们快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了。农村青年领结婚证要交12种费用共461元。其中计划生育押金250元、计划生育押金公证费30元(笔者至今不懂其含义)、婚检费20元、准生证20元、结婚证12元、《新婚指南》2.6元、结婚申请表0.3元、纪念章6元、红蜡烛2元、预收接生费48元、村计划生育押金50元、福利有奖募捐20元。湖南省政府早就明文取消准生证费，但许多地方照收不误，一胎68元，二胎100元。 江苏省建湖县冈东乡村民每亩负担超过200元，除此之外还要从学生身上再刮一遍。该乡农民寄给《人民日报》一份“征费通知单”，上面一次向学生征收的经费就有：养老金费保险30元；烈士陵园捐款10元；卫生保健费7.5元；《家长导报》征订费12.5元。真正地想得周到！不但给“祖国的花朵”搞了养老保险，解了后顾之忧，还把学生家长也负责“培养”起来了。 向农民要钱，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农民日报》一记者在江西采访一位乡长。乡长说，乡政府100多人，招聘的有60-70人，一年补贴就是7-8万元。钱从哪里来？“跟农民要！”。 辽宁省铁岭市有乡镇干部10940人，平均每乡75人；有村干部和非生产人员45870人，平均每村30人。他们一年的补贴款就达3971万元，农民人均负担15元。 向农民要钱，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连名目都不要。你本来已经做了结扎手术，但计划生育费不能不交；你家本来未喂一头猪，但屠宰税不能不负担；你不看电影，但电影费不能少交……农民叹日：过去一批二斗，现在一罚二扣。 更有甚者，现在的收费，不管合不合理，应不应该，都要强讨强要，甚至动用武力。干部带队，公安押阵，地痞流氓当打手。 1993年5月31日，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党委副书记周祚群、团委书记肖学文来到向韵村潘群英家，逼迫潘群英交100元“计划生育连环费”(后减半为50元)，269元“建校集资费”。潘群英在1983年就做了结扎手术，故对交连环费想不通。周祚群见此就要动手搬她家的东西，潘群英只好拿出170元，并找人借款50元，共交了220元。两天后，周、肖两人再次带人上门收尾欠款，潘群英实在无钱可交，他们便强行搬她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潘群英争夺不过，并被掀翻在地，她苦苦哀求了20分钟无人理睬，绝望之中，当着乡干部的面，跳塘身亡。 1992年11月9日，河南省平舆县两路口村党支部书记蔡天偿带领乡村组干部19人，来到村民蔡玉堂家，以收村集资办电尾欠款为由，拿走他家芝麻25.5斤，小麦198斤，在有人又要拿另外半袋芝麻时，蔡玉堂与其争夺，有人吓唬他：“把他捆起来”，他只好罢手，但心情沉重。他所在的村民小组，人均负担已达到上年纯收入的16.1%，是国家控制标准的3倍多。第二天早晨，上学的学生发现他已吊死在门口的梨树上。 1993年元月1日，湖南省祁阳县潘家埠区派出所准备新建办公大楼，差资金10多万元，区委决定抓罚款补足建房资金缺口。乡长王方解带20多人，选定太子村女村民彭满秀为罚款对象，罚她交教育费100元，加罚“登门费”100元。他们将彭满秀家的一头肥猪强行赶走。彭满秀的丈夫高先明悲愤交加，于1月5日，喝农药死亡。 有被逼死的，还有被打死的。1998年10月29日，重庆市梁平县新盛镇十几名干部野蛮摧税费竟将一名农民活活打死。 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现在竟被逼上了绝路。这不仅是农民的悲哀，而且也是共和国的悲哀。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一些基层干部不但巧立名目收费，而且还用上了国民党对付过我们的那一套来对付农民。他们成立所谓“征收工作队”、“突击队”、“行动队”、“执法队”，有的甚至带着手铐、警棍向农民实行高压，随意罚款、踢门、砸锁、搬东西，直至毁房、抓人。有人称之为“鬼子进村”。一些地方妇女哄孩子，过去是“老虎来了”，现在是“干部来了”。干群关系日益激烈，有的成了“油水关系”，有的成了“水火关系”。 我们把农民逼上了绝路，谁还来给我们饭吃？ 中国的农民是最通情达理的。在那粮食短缺的艰难岁月，他们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保证国家征购粮的上交。他们认为这是“皇粮国税”，当农民的再困难，也得完成。而现在盘剥农民的，恰恰不是农民该交又愿交的税费，而是各种不合理的摊派、集资、罚款。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摊派、集资、罚款，占了农民负担的主头。 农民负担亮出“红灯”。许多农民开始弃田抛土，粮棉面积几次降至警戒线以下，许多地方干群矛盾激烈，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任何犹豫和迟疑都有可能使刚刚走上改革大道的中国农业土崩瓦解。 减轻农民负担，成为中国政府一项艰巨的工作。 早在1985年，中央中央、国务院就发出过《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199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1年国务院颁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1月国务院提出“农民负担十不准”，断了部门、行业、地方的“财路”；1993年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除法定负担外，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各种基金，一律先停后清。对清理不力者，直至给予党纪、行政处分。1993年6月21日，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话会议召开，宣布取消中央国家机关一批涉农负担项目37个。接着国务院授权农业部宣布，取消43项达标升级活动，并制定审核农民负担文件和项目的12条原则。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一律取消。 此次大规模的减负行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风头一过，负担又来。为此，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几乎每年都要就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三令五申：1994年，中办、国办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力度，防止农民负担反弹；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严肃指出：“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合理负担坚持定项限额，保持相对稳定，一定三年不变；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纠正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各种错误做法，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快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 党中央、国务院为农民撑腰，法律也为农民撑腰。虽然我国目前还未推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专门法律，但各级政法部门已经在运用《宪法》和《行政诉讼法》、《农业法》，对违反法律法规强行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者给予法律的制裁。长期习惯于逆来顺受、安分守已的农民开始懂得了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狗急了还知道跳墙，人被逼紧了还不敢告“官”？湖南省新化县枫林乡党委委员曾武松，带领“工作队”来到团大村寡妇刘四英家，因刘四英外出，便踢烂刘的两扇房门，挑走2担稻谷，2头小猪，实际价值300余元，廉价变卖得140元，确定其中55.78元抵上交款，剩下的作为罚款。而后又来到曾青松家，要他交滞纳金、执行费、罚款以及工资和晚饭钱共230元，曾小松据理力争，联防队员便要用手铐铐曾小松，曾小松无奈，只得借了100元钱交上。曾小松与刘四英向县人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乡政府。法院当庭判决乡政府违法，赔偿一切损失。300多名农民参加旁听后泪水涟涟：我们现在也有了求一个公正的地方。 安徽省界首市刘窑镇党委书记谷清廉强行向农民摊派劣质化肥，要求全镇农民每户买6公斤，共18元。遭到农民抵制后，便组织人员到农户家里强制收取化肥款，对继续抵制者带到镇政府非法拘禁。其胆大妄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忍无可忍的农民终于把这位不可一世的党委书记送上了法庭。 有法律壮胆，有国务院撑腰，中国农民是否就能掀掉所有不合法的负担而昂首挺胸了呢？风头一过，各种负担是否又卷土重来呢？农民心里不踏实，基层干部心里不踏实。要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就得切断源头，立法规范政府部门行为，规范财税体制，不能随意向农民伸手要钱，随意向农民转嫁负担。农民现在还很穷，他们需要的是输血，而不是抽血。最近，有消息透露，有?关部门已在着手制定《行政机关收费管理条例》，明确收费的部门、范围、额度、对象等，凡违反条例的一律按乱收费处理。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设想了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案。他在北海、南宁考察时说，农村中的提留、统筹等费用是目前腐败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收这些“三提五统”费用为借口，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费，政府年年喊钱不够用，农民天天怨负担重。我的意见就是要把所有合理的收费都纳入农业税的范畴，让村干部吃“皇粮”，稍为提高一些税就可以了，农民也负担得起。除了农业税外，其他收费都属于非法了。除了税务部门外，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向农民收费，谁收谁违法。这样乱收费的人就找不到收费的借口了，农民拒绝乱收费也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完全可以做好的。这对农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于有效制止乱收费、搞好干群关系，杜绝腐败也大有好处。 农民负担问题，确实到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在中国，谁不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谁就要犯错误。倘若农民负担问题再度恶化，则损害的不只是农民与农业，而且还会影响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坑农害农，你还想吃饭吗？

就在一些部门把要钱的手伸向农民之际，一些不法商贩则把坑农害农的手伸向了农村。 1995年，河北省辛集市木丘乡几十户农民在农忙季节从一家商店买回柴油，谁知这种柴油是劣质品，其中含有蜡、汽油和大量的杂质，遇热就起火，结果烧毁了运肥、浇地的37台拖拉机、柴油机。农民急得哭天喊地。泊庄村的一个农民还在浇地时被这种劣质柴油烧成重伤。 1997年3月，湖南省安化县清塘镇颜家、毛果等10多个村的60余户农民从清塘某农技推广站购进汕优77种子近200公斤，回家浸种一天后，发现种子发芽率仅20%，后经当地消费者委员会检查，这是某单位1995年未销完的劣质种子。幸亏农民发现得早，不然一季的收成就要耽误了。 1997年5月，湖南省衡山县萱洲镇田家村彭家祝等13户农民使用衡南县某单位出售的“稻乐思”水稻除草剂后，30多亩早稻全部出现枯萎现象，“稻乐思”为何成了“稻枯死”呢？原来这是我国1995年就明令禁止使用的一种不合格的除草剂。 1997年7月，湖南浏阳市社港镇辰光村周治辉等数十户农民，因他们种了某镇农技站提供的一种早稻杂交种后造成结实率低，严重减产，产量最低的仅50～100公斤，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18万元。 就在伪劣商品在城市遭受围剿日渐无立身之地之际，一些不法商贩把黑手伸向了农村，把坑害的对象瞄准了农民。据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以坑农害农的现象日益突出。假种子、假化肥、假农机源源不断地流向农村，给农业生产造成许多不可弥补的损失。邵阳市西瓜种植专业户孙绍峰从某农资公司购进某种复合肥32吨，施肥一个月后，西瓜苗长势缓慢，苗子老化，造成大面积减产，损失3万余元。 购买了一般的假冒伪劣商品，或许损失的还只是这一种商品的价值，而如果是购买了伪劣农资产品，则损失的就有可能是农民一季、一年甚至几年的收成。山西黎城县某种子公司将不合种子要求的玉米种子倒卖给河南、河北两省的8个市县区，给农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河南新乡县因使用劣质除草剂，造成两个村的数百亩棉田只长叶，不结桃。安徽省的菜农们因播种了200万亩的劣质油菜籽，不育株率竟高达30%以上，使他们蒙受了4000多万元的损失。有人将广东的感光性杂交稻种冒充籼优10号在浙江销售，造成浙江5000亩杂交晚稻不抽穗，减产170万公斤，农民损失100多万元。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而这些不法商贩竟然置我们的衣食父母于不顾，用假冒伪劣农资来坑害农民，损害农业，实在是于法律不许、天理不容的丑恶行径。 为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1998年为“为了农村消费者”主题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护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活动，严厉打击侵害农村消费者的行为。因销售假化肥硝酸铵使2万余亩农作物受损的四川省犯罪分子王蔺刚已被依法枪决，但愿刑场的枪声，能阻止一双双伸向农民坑害农民的黑手。 保护农民，中国政府不能不采取特别行动。 二、不平等条约：“剪刀差”成了“火钳差”

挣不脱的魔剪

全国劳模、苏北粮食状元杨定海，承包了1700亩地，没有想到年底一算账，种一亩地还要倒贴80元，一年种田就亏了13万元。他说：“前几年从改革中得到的实惠，这几年已贴得精光。” 中国的农民不仅承受着日益加重的各种摊派和负担，而且还承受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平等条约。公平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在的农村，只有工业品可以搞“市场经济”，价格漫天上涨，而农产品却只能搞“计划价格”，一压再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连年扩大，因此有人说，现在不是“剪刀差”，而是“火钳差”了。 一般来说，农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表现为提供国民食品和工业原料两个方面，但是，中国农业还有另一种特殊的贡献，即为几无基础的中国工业提供了最初发展的原始积累。只有认识了这点，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农业是基础”始终是发展经济的“圣经”。 中国农业的这种特殊贡献，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人为使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在相互交换中使农业的劳动剩余转到工业部门，从而加快工业的发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是通过让农民贱价出售农产品与高价购买工业品，以此获得工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民无形中为国家贡献了许多资金。这种资金既不是通过交税也不是通过收费来取得的，而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的，因此，除了极少数经济学家和决策人，工人不知，干部不知，城市居民不知，连农民也被蒙有鼓里。用斯大林的话说，所谓剪刀差就是要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交纳“贡税”。建国之初，我们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到了这一招，几十年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一直存在于工农业两大门类的关系中，改革开放也没有使剪刀差明显缩小，在一些时候甚至还更加扩大了。 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至1990年近40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税收和储蓄三种方式从农业中汲取资金约1万亿元，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总额的22.4%，平均每年250亿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无偿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最多时达266元(1990年)，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8.8%。 据有关资料，1989年以来，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累计扩大16.5%。其绝对值逐年递增，五六十年代为一二百亿元，70年代达到700亿元，1991年达到2000亿元。1979年到1985年，剪刀差绝对额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递增，1986年到1991年则加快到16.9%。农民人均剪刀差负担1985年比1978年增加42元，1991年则比1985年增加125元，已达到217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农业哺育工业的阶段，亿万农民对工业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效益始终未能达到理想状态，所以在我国，不仅本应早就开始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未能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哺育”目前仍在继续，专家们估计，当前农业的这种贡献额每年仍达1000亿元以上。 农业哺育工业是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惯常做法，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工业和农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建国初期，工、农业产值分别占30%和70%左右，现在巨变为工业占70%，农业只占20%多，按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工农业产值比例达到7：3时，工业应转向支援农业；二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1997年达到2.46：1，超过了1978年改革前夜的水平；三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农业的弱势地位有待改变。因此，国内外的经济专家都一致认为，中国应适时和逐步地从农业哺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同时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进行补贴。尽管目前国家财力有限，但我们不得不如此考虑，并逐步实施。而如果我们继续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维持工业发展，这不仅不利于农业，也将不利于城市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和水平的提高。

粮食提价全国慌，化肥涨价却司空见惯

应该说，中国政府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是比较重视的。毛主席就多次提出，不能亏待了农民。但鉴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国家根本拿不出过多的资金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成为中国政府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国家便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以后又相继五六次不同程度地上调，尤其是1994年一次将粮食收购价提高40%，1996年又再次提高42%，两次提价，使粮食综合平均定价提高了近一倍。这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收益，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20年，中国的粮食年总产量增加2000多万吨，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粮食价格的提高。 但是，为什么粮食价格一提再提，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仅没有明显缩小，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呢？农民用几句顺口溜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粮食价格涨小头，化肥价格涨块头，农民收入没甜头。”也就是说，农产品价格的提高速度远远低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产品的上涨速度。粮食提价的好处，大都被增加的农业生产成本抵消了。 1978至1984这一段时期被公认为是粮肥比价最好的时期。1985年以后，粮肥比价总体上呈逐渐复归趋势。1985年～1992年的8年中，有5年的化肥价格上涨幅度高于粮价。其中1990年、1991年化肥价格是在粮价下跌的情况下继续上涨的。1993年和1994年粮肥比价有所好转。但1995年化肥价格上涨再次高于粮价上涨。 湖北省人大代表、钟祥县清汪李村党支部书记高联贞算了一笔账：他们村一年因粮..食提价可增收20万元，因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要多支出25万元，粮食提价带来的好处被抵消不说，还要倒贴5万元。 中国最９9liｂ?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的黑龙江省，1994年以来化肥、柴油、农膜价格持续上涨，当地农民平均每户增加种田成本267元，全省农民每年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多支付13亿人民币。这13亿实际就是黑龙江的农民为工业部门上交的贡税，也就是被剪刀差差掉的13亿。全国其他省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农民因无力负担高涨的生产资料价格而不得不减少种植面积或者减少耕地投入经费，这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山西太谷县的农民反映，他们用50公斤小麦换尿素的数量，1987年为46.6公斤，1994年则只能换40.9公斤。以此推算，剪刀差扩大了17个百分点。 江苏洪泽县朱坝乡的农民，他们种一亩麦，收250公斤，种一亩水稻，收400公斤，但一亩的费用达100多元，加上其他摊派，不仅赚不到钱，还要倒贴。 有人算过一笔账：3口之家，每人1亩地计算，种粮食收入不过540元。而每亩地就用一袋化肥，3亩地就需180元，加上排灌费、农药费、农业税等等将花去百多元，再负担县乡镇的各种摊派，到了农民手上，年收入不过一两百元。而在城里的小菜贩，每天只净赚十元钱，月收入就有300多元，相当于种地农民一年的收入。 由于粮食等农产品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也特别关注，稍微调整一下便一片哗然，而对生产粮食等农产品的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却司空见惯。过去曾有农民贴出“平价粮食我不卖，高价化肥我不买”的对联，表达自己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抵制，但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现实的情况是，平价粮食还不见得有人要，高价化肥还不见得有得买。至今为止，农民辛辛苦苦收一担粮食，仍只能换到一条中档的香烟，半包劣质的化肥。虽然国家几次调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但不提还好，农副产品的提价还未落实，生产资料价格却开始了翻筋斗。据商业部统计，粮食与碳铵、柴油、棉布比价，1982年为1：1.59：0.5：0.66，到1993年降为1：1.16：0.31：0.51，差价扩大了27%、39.2%、22.7%。 1994年政府规定尿素的出厂价每吨不得超过1100元，但农民买到的尿素却高达每吨1700元左右，高出出厂价的50%以上。1995年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涨幅为27.4%，比上年高出近6个百分点，其中化肥价格涨幅超过30%。 甘肃每年需农用柴油9万吨，化肥145万吨，按市场价格，仅柴油、化肥两项涨价因素，就使农民新增支出4.68亿元，人均26元，加上地膜和水电的涨价因素，人均负担超过了上年人均税外负担的总和。 正如《经济日报》1995年3月1日的社论所说：“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一片加强声中削弱，农民的收入在大声疾呼中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在一片限价声中涨价。” 而在所有的农产品中，粮食又是比价最低的一种。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每亩地的净产值，粮食是159元，苹果是1169元，柑桔是1313元，棉花是339元。陕西调查，1985至1997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2.28倍，远低于其他农产品。如生猪2.28倍，鲜菜5.76倍。

城里人的米袋子要保，乡里人的饭盆子也要管

与改革前相比，我国农民的收入确实有了很大的增长。1978年时，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133.57元，而1997年这一指标已经增长到2090.10元，19年间增长了14.65倍。农民收入的增长，对农民生活实现小康目标、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不到弹冠相庆的时候，因为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系列令人忧虑的问题。 一是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别相当悬殊，越是农业发达的或者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越低。以1997年为例，达到或超过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省(区、市)只有14个，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市)却有17个，其中西南、西北两区的10个省(区、市)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与最低的省(区、市)相比，为4.45：1。农民收入高的地区大都是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大部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却相当有限。这意味着利益分配仍然存在重工轻农的现象，农业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 二是近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明显下降，出现徘徊甚至回落的局面。1979年至1984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农业大增产，农民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160元提高到1984年的355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增长15.1%；1985年至1988年，种植业出现了徘徊，乡镇企业却迅猛发展，农民收入继续平稳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收入由1984年的355元提高到1988年的545元，平均增长5%；1989年至1991年是全国农业增产而农业增收慢的时期，农民人均所得虽然由1989年的602元提高到1991年的702元，但3年中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仅0.7%，有的年份还是负增长，如1989年比1988年下降1.6%。1992年至1997年，农民人均收入虽然由1993年的921元增长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92年实际增长30%，年均5.4%，但1993年只增长3.2%，1994年只有5%，1996年达到9%，而1997年又只有4.6%，1998年预计只有4%，再次下降0.6个百分点，成为近5年中最低的一年。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则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逐步缩小后，重新又呈扩大趋势。198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191元，1995年达到1578元，平均增长速度为15.1%，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产费收入由439元，上升到3893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5.7%。特别是七五和八五期间，农民的生活水平上升速度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1986至1990年与1991至1995年，农民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7%和4.5%，同期城镇居民则为5.9%和7.7%。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值上看，1991年农村居民为701元，而城镇居民为1570元，相差869元；1993年农村居民是921元，而城镇居民为2337元，相差1416元；1997年农村居民是2090元，而城镇居民是5160元，相差达3070元；1998年农村居民是2150元，城镇居民是5454元，相差达3304元。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为2.57：1；1980年缩小到2.3：1；1984年缩小到1.86：1；而到1997年，扩大为2.46：1，到1998年则扩大到2.53：1，接近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是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与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也是由于我国5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的城乡隔离体制，人为地把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极不平等的社会集团的结果。 不仅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差越来越大，而且，农村的消费水平低于其.纯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其生活费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享受到的由国家支付的消费额仍然高于农民，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仍然享受着比农村居民优惠得多的国家扶持政策与消费补贴。 在绝对值上，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小于其消费水平，两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1981年城镇居民的生活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差额为98.3元，1995年则上升到897.06；从消费水平与收入的比例关系上看，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其收入的比例呈上升的趋势。这里边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城镇居民除了由自己的收入承担一部分自己的消费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消费由国家或集体支付，这是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高于其收入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统计因种种原因产生的误差，缩小了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这是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高于其收入水平的另一个原因。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没有超过其纯收入，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完全或主要来自自己的纯收入，没有享受或只享受很少一部分由国家集体支付的消费。 从1981年到1995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支出的差额由105元上升到1252.4元，即城镇居民享受到由国家或集体支付的消费水平由1981年的105元上升到1995年的1252.4元，年平均增长81.9元；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支出差额由1981年的8.2元增加到1995年的84.6元，即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由国家或集体支付的消费由1981年的8.2元，上升到1995年的84.6元，年均增长5.5元。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居民享受的由国家或集体支付的消费有所增长，但增长极缓慢，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而且，1983年、1990年两年农村的消费支出大于其消费水平，说明这两年农村居民不但根本没有享受到国家或集体支付的消费，反而支出高于所应享受的消费，农民利益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被剥夺。 从变化趋势上看，1981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其消费水平的81.3%，国家支付的消费占其消费水平的18.7%；到了1995年，城镇居民的的消费支出占其消费水平的比重下降到73.9%，而国家支付的消费占其消费水平的比重则上升到26.1%，上升了7.4个百分点.同期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其消费水平的比重由95.9%下降到93.9%，国家或集体支付的消费由4.1%上升到6.1%，只上升两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乡居民享受到的国家集体支付的消费额都在上升，但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国家支付的消费额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农民。 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城镇居民的负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上升。事实表明我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向城镇居民倾斜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以来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继续扩大，这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倡导的国民收入分配向农业倾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注意适当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差别等政策的贯彻实施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建国初期我们依靠剪刀差，实行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必要的，但是改革进行到今天，工业化也已有了一定的基础，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将农民和农村经济置于与其他社会阶层、其他产业不同的起跑线上的不公正做法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农民收入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我国12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的有9亿多。农民的收入上不来，国内市场就难以真正打开。目前亚洲金融风波仍在发展，其最终结果还难以完全估透。要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努力开拓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而潜力最大的是农村。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0%以上，如果农村的市场真能打开，国内很多厂家的产品就不用愁没有销路。但问题恰恰就在于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没有多少现实的购买力，因此国内市场的扩大就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障碍。据统计，近3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只占43～44%，而1998年这一比例更是降到了40%以下。农村人口的消费品购买额不及一个城镇居民的1/3。这既表明了农村市场确实潜力巨大，也说明增加农民收入确实是当前保持国民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任务。 三、未来中国，谁来种田？

5000万农民大转移

农民收入低，负担重，伤心的是农民，伤害的则是整个的农业生产。 千百年来，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已经对土地丧失了信心。在土里刨食吃，风里来，雨里去，终年的辛劳仅仅是填饱肚子。靠土地发不了财，奔不了小康。现实迫使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背井离乡。 车站爆满，列车爆满，城市爆满，首先还只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与年轻的姑娘，现在则是能走的都走，青年、壮年、老年。农村中仅剩下走不动的老人与小孩守着空房，大量田地被抛荒，无人种植。 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形成，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80年代初还只限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人数仅200多万人，而现在据估算，全国卷入“民工潮”中的人数达到5000～6000万人，高峰时达到7000～8000万人。在全国各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一队队、一伙伙肩上背着一卷被子，手提一个挎包，行色匆匆的农村青年或农村汉子，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的大街小巷。 全世界6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只有12个，排尾的是尼日利亚，因为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被列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候选者。而中国大陆流动人口就已达5000～6000万！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之中，流动着一个世界人口大国！ 从劳动力流动区域来看，已经由最初的限于本县本省范围内的流动扩大到跨省区流动，主要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1992年，有关部门对全国30个省、10345个村组的调查表明，跨省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已占到转移劳动力的17%。从东、中、西部来看，跨省转移的劳动力之比为4：1：1，其中，72%转向城市。中西部地区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不发达，农村就业机会少，务农的效益低，劳动力纷纷涌向广东、福建、江苏等省和京、津、沪等大城市。近年来，涌入广东的农民达400多万，涌入北京市的也有100万人。从劳动力流动时间上看，由农闲时季节性外出向常年性外出发展。据安徽省调查，全省500万外出劳动力中，常年性外出的约占40%，季节性外出集中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和春节前后形成高潮，直接导致近几年春运期间铁路运力紧张。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潮水般地涌入城市，栖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事着最粗最重脏最累的工作，拣破烂收废品，磨剪子擦皮鞋，扫大街背煤气罐……只要能糊口，他们什么都能干。他们也不过于计较报酬，反正，在城市里很少有收入低于农业的活计。再没本事的，担一担萝筐，沿着大街小巷拣破烂，一天最少也能收入10多元，一个月也有300多元，相当于在农村半年的收成；倘是农村大婶，没有技术不能进工厂打工，也没力气担收破烂的萝筐，那就去擦皮鞋，擦一双鞋1元钱，一天擦一二十双也不是什么难事。城乡收入的差异，吸引着过去长年累月在地里刨食吃的农民，纷纷踏上了进城打工找事做的行列。据专家调查分析，除了已有五六千万农民已经流入甚至“扎根”城市，还有1亿多人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汇入进城的大潮。 人口的流动，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人类就是在人口的不断流动中繁衍与发展的。100万年前，直立人离开了南部非洲，向北非、欧洲、亚洲、美洲开始了漫长的迁徙、流动，如果没有这一次次的迁徙与流动，人类的踪迹也就不会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就没有现代的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5000年前，中原文化在黄河中游形成后，如果没有一次次民族的大迁徙、一次次的人口南迁与北移，就不可能形成今天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璀璨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就不会传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不会遍及全中国……人类是就在流动中进化、流动中生存、流动中发展、流动中繁荣的！ 80年代萌发、90年代形成高峰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同样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难度，但他们对城市建设、市场繁荣与工业发展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正常的。列宁早就告诉过我们：“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但中国如此大规模的集中转移，其原因却是令人深思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据估计，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1.2亿之多，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与农村规模经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向农业外转移；而直接的原因则是当前农业生产效益比较低，农民收入少，负担重。在如此背景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必然会出现伤害甚至牺牲农业的现象。有的地方一个村子青壮年劳力全部进城了，剩下老弱病残看管着一栋破屋、几亩薄田；有的农户干脆弃耕抛地，举家入城。

“盲流”并不“盲目流”

《辽宁日报》披露：“——入春以来，沈阳市东陵区日塔堡镇陆续出现480多个农户要求退回承包水田，不再耕种的现象。退地农户和退出的承包田，均占全村总农户和水田总面积的10%以上。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要‘罢种’的农户，多半是生活水平一般，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而并非那些有着二三产业的经济阔绰之家。” 《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农民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甚至出现了‘弃耕’的现象，仅商品粮基地的沅江市，就有近万户农民退耕弃田，面积达3万多亩。” 多少年来一直繁衍生息在土地上的农民同胞，一旦离开了土地，他们何以为生？城市居民没有99liｂ?了他们提供的粮食供应，又何以为生？ 50年前，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推倒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劳苦大众，把土地归还给了广大农民，使农民有了土地，有了粮食，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 可是，50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却把手中的土地丢弃荒芜，或是租给别人种植，背乡离土，奔向城市，去寻找别的生路。 严峻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陷入沉思。 经常外出的人不难发现，正月初五刚过，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上，无一不成千上万地坐满了风尘仆仆的民工。京广线、京沪线的客车都严重超员，硬座车厢内，除了探亲访友和旅游的少数人，90%的人都是外出做生意和打工的。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外出打工的多是年轻姑娘，而现在打工的却都是青壮劳力，年龄在16岁至55岁之间，他们携带一床被褥和换洗的两件衣服，便出来闯世界了。苏北地区某村有50多个青壮年，春节刚过几天，他们就纷纷结伙到宁波去打工，整个村子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 有位记者问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你到外面来，能干什么？” “什么都能干，咱农村人不怕吃苦，不怕活重，遇什么活干什么活，给建楼房的挖地基、搬砖，反正给我钱就干。” “要是找不到这些活干呢？” “找不到？”他笑笑，“那就拣破烂，怎么着在外混一天，也比在家里呆着强！” “你出来，家里的地不都荒了吗？” “荒了就荒了吧，种也是白种，一年.9９lib.t>一亩地也落不下几块钱。” “那你们一家老小吃什么？” “咱也吃‘商品粮’！在外挣一些钱，回家再买粮食吃。” 有的人把涌入城市的民工贬称为“盲流”，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思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搞农业，饱得了肚子，但难得有富裕的机会。而在城里，无论进工厂打工还是从事最简单的拣破烂、擦皮鞋，无一不比种田收入高。天府之国的四川果子村，全村人口1119人，耕地930多亩，人均0.87亩。全村总劳力771人，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1.2亩。村支书算了一笔账：水稻一年两熟单产1000斤，小麦单产300斤，每亩农产品年收入为480元，除去成本240元，税金提留60元，且不算其他摊派，只余180元。 按上述的收入计算，果子村的每个劳动力满打满算，全部落实中央、国务院不得摊派的政策之后，人均年收入为216元。打工半个月便是在地里扒食一年的钱，难怪农民说：种地只有锅巴没有饭。可见，农民进城并不盲目，而是有分析、有比较、有“研究”的。现在农村里房子起得漂亮的，又有几户是纯靠种田的呢？十有八九是在城里赚的票子。 令农民一往情深的土地越来越丧失吸引力，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一个国家的农民不爱土地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农业就面临困境了。

“胡子军”还能支撑多久？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未来中国，谁来当农民？！按许多人的逻辑，农民的儿子当农民，而事实上，农民的儿子也不愿当农民了。 1997年3月26日，《经济参考报》报道，某地对100所农村小学的1000名农村孩子进行“未来向往的职业”调查，其结果是：有81.5%的农民子弟不愿意将来种田。 其实，不是未来，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务农了。农村青年不用说，连农村的一些中年汉子、农村大嫂大婶们，也在试图挣脱土地的羁绊，加入进城打工赚饭吃的潮流。 团中央调查，5000万流动人口中，35岁以下的占71%，并且从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的组成看，多为初中以上文化，有一技之长。四川德阳市外出务工的7244名农９9lｉb?民，35岁以下的占64.8%，其中初中生占95%，高中生占28.5%。安徽省太和县进行的百户调查表明，外出劳动力中，50岁以下的占91%，男性占80%。这意味着剩下在农村种田的，除了老人就是小孩了。 大量调查都表明，外出劳动力均以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有关部门对全国30个省10345个村组进行调查，在转移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6%，小学程度占29.3%，初、高中文化程度分别为51%和13.7%，受过专业培训的占27%。 民工潮开始之初，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基本上是农村小伙子和农村姑娘，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工仔、打工妹，而现在，农村汉子走了，农村大嫂走了，连农村大婶也走了。过去说在农村中种田的只剩下老人和妇女的“3860部队”，而现在连妇女也走了，留守农村的是“6061部队”了，也即除了老人就是小孩了。这不是笑话。我们在农村采访，发现许多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除了“胡子军”就是“童子军”。有个以粮食种植为主的湖滨小村，全村1200多人口，近几年外出务工的农民达330人，占了全部劳动力的60%左右。许多农户家里就剩下老人和小孩一起过日子。有个省级部门对口支援一个贫困村，送去一台变压器。机器运到村口，请村主任召集一些农民来帮忙卸，可来的竟有许多是胡子都白了的老人。一问，家里的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 老人和小孩不仅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体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掌握现代科学种田技术，只能凭老经验老办法对付着一年几茬的庄稼。在一个乡村采访时，作者遇见一位老汉正望着一片枯萎的禾苗捶胸顿足。原来稻田里发现稻飞虱后，他跑到商店里买回一瓶农药，却不知如何使用。等孙子放学回家后，爷孙俩研究了半天瓶上的说明，结果还是把浓度搞错了。经过这十来年的努力，杂交稻、旱育秧等技术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对中国的粮食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现在，懂技术的庄稼汉子进城了，留在家里的老汉们又弄不懂这新鲜玩艺，只好又按过去的老办法搞，能收多少得多少。如此下去，中国的农业将何以发展？ 可以想象，靠“胡子军”支撑的农业，是多么弱不禁风的农业。况且，“胡子军”又还能支撑多久呢？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中国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务农人员的断层。即使以后随着政策的引导，许多进城农民回归农村，但由于他们长期离开土地，生疏了农业生产，其结果将是身为农民，却不会种田。因此，从现在起就采取措施，稳定农村务农人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四、要给农业吃补药

一双空手两条光腿搞不好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我们建国之初就确立的方针。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从中央到地方都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农业稳定了，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稳定，人心才能稳定，国家才能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业更是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撑点。就连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群众也从挫折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有钱可以买到粮食，却买不来一个扎扎实实的“农业基础”。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 但是，如何稳定农业，如何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除了需要我们从思想上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实实在在的扶持措施与投入机制。很简单的道理，一双空手两条光腿是搞不好农业的。 在这方面，一些国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发达国家对农业财政补贴一般都在30%～40%之间，如日本每年为260亿美元，占48%。有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走过一段农业萎缩的弯路，但最后都不得不回过头来调整政策，主要是运用财政手段给农业以必要的支持。美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仅占4%，而政府却给予9%的财政补贴。德国农业税收约占全部收入的1.7%，而农业投资却占国家预算的7%。 不仅发达国家重视对农业的投入，而且与我国国情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采取一系列高补贴政策稳定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 韩国自1969年以来一直采取粮食高价收购、化肥低价销售政策，金融上还推行贴息计划，鼓励资金向农业部门流动，尽量保持粮食的基本自给。在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后，韩国也受到国际的压力。为减少财政和消费者负担，缓解国际上要求开放的压力，政府采取措施，鼓励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以增加粮食的经营效益。从1994年起政府又设立了“转让经营基金”，拨款1600亿韩元(合2亿美元)，支持把耕地转让给务农的子女或卖给50岁以下的农民以解决务农人员老化的问题。同时从1995年开始，改革教育制度，新设一个特别学制，以农业高中毕业生为对象，实施两三年技术教育，毕业后承认大专学历、免收学费和免服兵役，作为农民的接班人。 印度是个有9.35亿人口的大国，并且也是74%的人口在农村，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70年代以来，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实施“绿色革命”，增加对农业投入(占总投入的24%)，扩大灌溉面积(占耕地的45.3%)，推广优良品种(覆盖率为70%)，增加化学肥料(每公顷折纯量74公斤)，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1980-1988年，粮食总产量由原1.53亿吨增加到1.83亿吨；每公顷产量由1190公斤增加到1449公斤；人均产量由223公斤增加到230公斤。单位面积产量和人均产量尽管都低于中国水平，但由于印度牛奶消费水平高于中国，粮食直接消费水平却低于中国，做到了粮食低水平的基本自给，储备量占总产量的18.9%。 在亚洲的越南，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经营权，同时实行低税政策，每公顷土地使用税为50公斤稻谷，只相当于产值的5%至6%。另外，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水利设施，农业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的28%；改革了政府强制性低价收购粮食的体制，实行市场自由交易，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重视农业科技推广，政府保证农业科技事业单位的经费，创收部分用于奖励科技人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9年至1993年每公顷水稻产量达到3.25吨，比1981至1988年提高了22.2%；大米每年平均出口量为158万吨，而在1981至1988年则每年平均进口32万吨，即由进口国变为仅次于泰国、美国的第三个大米的出口国。 沙特阿拉伯大多数地区为沙漠，气候干旱，发展农业极为困难。但在70年代后期，以巨大的投资，发展海水淡化工程解决了灌溉用水的问题，同时采取高额补贴(包括粮食和农用生产资料)，将适于农耕的土地免费给农民和农业公司使用，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出口许多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授予该国荣誉证书，表彰他们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所起的表率作用。 而菲律宾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由于放松农业的投入而影响到农业生产发展的反面典型。菲律宾过去曾经是大米出口国，但近些年来，由于政策的失误，用于灌溉的投资，由1980年的8亿比索下降为1992年的2亿比索，导致了灌溉设施的荒废，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同时，由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种植水稻的耕地急骤减少，面积由1975年的980万公顷下降到1992年的320万公顷。1995年大米产量为610万吨，比上年减少2.5%，导致了市场粮价上升1倍以上，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米33万吨，1996年增加到50万吨。为此，拉莫斯总统撤换了粮食厅长和农业部长的职务，使总统的支持率下降到20%。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投入都非常重视。没有农业的高投入，便不会有农业的高产出，这是被许多国家都证明了的事实。靠一双空手两条光腿是搞不好农业的，我们要发展农业生产，要提高粮食产量，首要的便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前我们过于强调人的因素，强调政策的力量，而忽视物的投入，其结果除了在数字上做一些游戏，实践中却很难有大的突破。我们说，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三者缺一 4e0d." >不可。

口号农业打不出粮食

如果说中国不重视农业生产，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1982年起连续5年的年初，党中央发出5个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显示农业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就在全党大讲农业的热潮中，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从平均年递增11%下降到递增3%，农业投入在国家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7.7%下降到4.8%，其中，最低的1986年竟只有3%，国家对农业的基建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比重，也存在同样的递减现象，由1980年的6.5%下降到1996年的0.4%。1979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规定，三五年内，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8%，实际情况是，不但没有按党中央的要求提高，反而出现逐年递减态势。与工业的投入年年扩大形成对照，建国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五五时期的10.5%下降到七五时期的3.36%，从1984年的6.21%下滑到1994年的1.7%，到1996年仅剩下0.4%。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5.9%下降到1996年的10.8%，1998年也才恢复到12%。 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进行成本补贴，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发达国家不说，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对化肥和使用良种都实行资金补助。匈牙利规定，建造化肥厂、打井、购买拖拉机等可得到20%的补贴；修水库、建筑购销和加工牛奶设施，可得到40%的补贴；改良土壤，可得到40%的补贴；购买农业机械，可得到60～70%的补贴。另外，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信贷，也是各国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者实行非价格政策的重要形式。如奥地利对种子提供长期信贷；加拿大对农业提供中期和短期的信贷；挪威对购买农业机械提供特别贷款。这些信贷对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对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实行价格补贴，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如印度政府，用于化肥的补贴，由1976年度的6亿卢比，增加到1984年的79亿卢比；印度尼西亚为了保证各种农作物的优良种子，国家对良种实行育种补贴，凡是用于生产和国家计划的，每公斤给予176盾的育种补贴；前苏联用于农用拖拉机、汽车、联合收割机和化肥的补贴，平均占批发价的20.2%，其中每吨化肥的补贴即达到14.43卢布。 而我国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名义上是农业总产值的10%，但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冲击下，几乎为零，甚至还是负数。1950年至1978年，国家通过价格手段取得的农业国民收入大约为5239亿元，农业税累计819亿元，而同期国家通过财政支出返回农民的只有1577亿元。28年间，国家从农业国民收入中征收了4481亿元。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取”远远大于“给”。改革以后虽稍有改变，但仍未彻底扭转这种趋势。据分析，我国从1952年以来，农业生产经历了十多次波动周期，平均每个周期约为4年时间，在这些波动中，因资本波动对农业的影响达41.4%。 为什么一边是党中央大力强调重视农业，加强农业，一边却是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越来越大呢？借用河北省某县一位副县长的话说：“我抓了八九年农业，要说领导不重视，也不是。发展农业，除了要钱不给，什么都给。过去说‘全党大办农业’，现在是‘全党大讲农业’”，话虽然讲得略为尖刻，但也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原农业部长何康也承认：过去喊重视农业，确实说得多，做得少，口头投入多，实际投入少……这些年实施的国民经济部门化管理，使农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现在，与农业有关的部门包括计划、财政、银行、化工、商业、粮食、外贸、轻工、工商、税务、物价、供电等，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资源的配备。部门、行业利益与其行为缺陷使农业的处境非常尴尬。本来国家和农民都希望各部门、行业能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但部门行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起着反作用。在农业投入中，有些承担物资、资金供应任务的部门，不能正确处理本部门利益和农业发展大局的关系，为了自身利益，将物质、资金集中转向那些见效快、利润高的行业；有的还参与农资转手倒卖甚至随意抬高物价，以劣充优，克扣农业，从中牟利，使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计划不能如数、如期实现。更有甚者，有些职能部门在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短缺的情况下，为着所谓“内部”合理的利益，向农民伸手要好处。由于这些行业、部门具有垄断地位，经营利润可观，这就使得农业报酬越来越低。再一方面，国家利益地方化倾向又促使地方政府向非农产业倾斜。地方财政包干之后，由于财政对地方的压力，使他们产生了短平快投资和高产值、高速度抓财政收入的动力，农业的发展则主要靠中央投资，从而使“城市偏向”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充其量也只是解决自给自足。他们关心财政收入眼睛向下看，发展农业目光向上看，县里看省里，省里看中央，而中央此时又往往无能为力。于是，加强农业便只是喊在口号里，写在文件中，印在报纸上，却很难落到实处。 农业投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进程。“李嘉图陷阱”便是忽视农业后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 有专家认为，我国农业须再次防止落入“李嘉图陷阱”。所谓“李嘉图陷阱”是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是由于资本、劳力、土地等各种经济要素，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造成农业萎缩、农产品短缺，进而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暂时停滞。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已三次落入“李嘉图陷阱”。分别是1958至1960年、1978年至1980年、1985至1988年。虽然几次落入的背景不同，但主要原因大致相同。如经济部门的发展比例失调，工业部门增长速度较快，农业发展太慢甚至徘徊；农业投入比例下降导致农业增长乏力；农产品价格相对下降导致农民减收；农业增长缓慢形成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短缺。三次落入的后果都造成国民经济的暂时停滞，一般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进行整顿和调整。1958年工业增长达54.8%，而农业仅为2.4%，比例高达22.8：1，结果随后出现三年困难时期，被迫进行调整，直到1963年才逐步调整过来。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抢购现象也是在工农业发展失衡的情况下出现的。脆弱的农业基础是很难长久支撑20%以上工业发展速度的。根据专家研究，工农业发展的合理比例应该是2.5：1。 据研究，现在我国已有再次落入陷阱的征兆，表现在农业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农业投入全面下降，农民实际收入下降等。在1992年、1993年经济快速发展中，工业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0.8%和21.1%，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3.7%和4%。江泽民总书记当时就对此敲了警种：如果农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工业早晚也要掉下来，最后不得不进行调整。他要求宁可少上几个项目，放慢一点工业发展速度，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 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造成的不利影响，必须防患于未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业投入的一定增长幅度。

增加投入不只是农民的事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一般地说，它的生产规模极小，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元，因而在规模上很不经济；它的生产周期特别长，通常以年为度量单位，因而具有相当大的市场风险，机会成本也很高；它的产品是生物制品，它的生产过程是生命的繁衍，因而又多了一重来自自然界的风险……而农产品，特别是作为其“大头”的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它除了具有一般商品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功能升，它还具有社会安全的功能：它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但它的价格又不能太高太“离谱”，否则因牵涉面太大而使整个社会难以承受，价格过低，又会因“谷贱伤农”而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把农业视为“弱质农业”。因此，有人说，农业，即使其产值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也仍然不失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正因为有了这许多的特殊性，因此目前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较差。60%的农业生产者仅生产20%的国民收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剪刀差差掉了)，农产品商品率仅二成多，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农民增加农业投入既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农业要投入，除了加强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补贴外，还应积极引导工业搞农业开发，吸引外资投资农业项目或制定鼓励农业投入的政策，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投向农业等，形成对农业的多元投资，这才有可能使农业的投入得到落实与加强。 显而易见，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是农业投入的大头。国际通行惯例，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必须达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0%才属正常。欧洲大部分国家过去粮食依赖进口，1958年成立欧共体后，用预算的2/3作为农业投资，扶持粮食生产，结果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成为国际粮食市场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粮食卖主。中国目前固然财力有限，期望在短期内对农业投入大量资金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逐渐增加对农业投入的比例，则是非常必要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从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农业……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从政策、科技、投入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业。”九届全国人大则部署：“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落实水利建设基金，鼓励农民群众、农村集体组织增加劳动和资金投入。”1998年的中央预算安排支援农业的支出为62.35亿元，比1997年增长12%。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 不过，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财政状况下，单纯依赖国家对农业进行投入是不够的。由于中国农业范围广，底子薄，人口多，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难独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因此，加强农业的多元化投入非常必要。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利用外资。如果说农村改革为中国改革曾立下过汗马功劳，那么，现在农村的对外开放却大大拖了中国开放的后腿。目前中国在农业方面引入的外资不到总量的1/3，这与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固然，由于农业投入周期长，效益比较低，直接引资投入难度很大，政府可对例行的国际间援助重点向农业倾斜，或采取政策扶持办法，引导外资向农业投入。这对自身投入能力较弱的中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条捷径。 农业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由于全球性的资源短缺，作为资源性产品的农产品及其关联产品将越来越成为短缺商品，农业所拥有的市场份额比99ｌｉb?任何其他产品都要大。随着人们生活不断改善，农产品的需求也将日趋多样化和高档化，市场前景十分诱人。据农业部透露，目前农业项目库已储备了3000多项目，需要资金1600亿元。同工业领域已经形成格局，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相比，农业领域在不少方面仍存在市场空白，有着较大的投资发展空间。 尤其令投资者放心的是，投资农业风险小。农业得到国家重点保护，是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产业，在税收、贷款、资金融通和外汇调剂方面都享受着比较优惠的政策，因而尽管投资周期较长，但投资成本小，收益稳健。 中国农业出现诱人的商机，已开始令海外商人怦然心动，一些精明的商家早已捷足先登。 以生产保健器材起家，由安康美国(国际)、安康德国(制造)和安康中国(集团)三家公司组成的安康集团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发的70万亩农场，近一年来已投资4600万元。 广东信宜市，仅1994年以来，“三资”农业总投资1.42亿元，经营土地2.13万公顷，产品全部由冷藏直接运销港澳，填补淡季市场。 上海已发展中外、沪港、沪台农业合资项目364家，总投资8.6亿美元，协议吸收外资5.93亿美元。经营范围涉及到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畜牧业、副食品加工等诸多领域，均为与生态环境、营养食品、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产业。 目前在海南投资农业的台商有200余家，实际投资额1.5亿美元。台商李文源，1996年在琼海兴办了一个400多亩的养殖基地，饲养石斑鱼、红友鱼等海水产品，1997年又在琼山市三江农场投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兴办了一个1000亩的淡水养殖基地，饲养了100多万尾台湾单性罗非鱼苗，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九届全国人大确定，今后要逐步引导外资投向农业、基础工业等领域。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外资投入农业，将成为中国农业的一大热点。 与此同时，我国相当多的工业企业和投资者也开始重新审视农业的投资机会，并着手调整经营方向。 1995年12月23日，三九集团、新希望公司、安康集团、中农信飞龙公司、江西>?9９ｌiｂ.远大、中实集团、如意集团、百富勒集团、内蒙古鹿王公司向海外工商企业发出倡议：工商携手并肩，振兴神州农业。 事实上，在倡议发出之前，工商界的巨子们已经在古老的田野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最先进入农业的是原料来自农业、产品用户是农民的企业。云南玉溪卷烟厂把烟叶种植作为“第一车间”来抓，把本地区20多万户烟农作为编外职工对待，逐步建立了60万亩烤烟生产基地。他们把工业利润作为启动资金，以12种形式向“第一车间”进行利润返还，11年里共投入30亿元，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保证了稳定的原料来源，企业也获得巨大发展，成为我国第一税利大户。四川的希望集团在农业领域摸爬滚打14年，“希望牌”饲料销遍全国，他们在十几个省市区建成的50多家企业和上万个销售网点，安置了近55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希望集团也被评为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之一，中国饲料工业百强之一。 河南莲花味精集团以支援农业为己任，对附近农区的玉米，“莲花”都以高于市场10%的价格全部收购。1994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企业所在地的40万亩农田的水利建设。 十大企业的联名倡议发出之后，很快得到工商巨子的回应。 1996年2月9日上午，“希望集团和大寨共同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合作计划书”在山西省昔阳县虎头山正式签署。 在合作书上签字的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是中国饲料大王、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一位则是当年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大寨现任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双方一致商定，希望集团出资2560万元、大寨以场地、厂房等入股，合资兴办“大寨希望农业有限公司”，公司的饲料项目设计年生产饲料能力为20万吨，投产后产值可达4亿元。同时，公司将带动大寨村民发展牛羊饲养业，并对畜产品进行深加工。 1995年12月底，深圳南方制药厂会议室，赵新先签下了该年度最后一项“神农计划”项目协议。三九集团出资1244万元，与吉林省农村经济明星——泡子村共同组建“三九吉林泡子有限公司”，专事延伸玉米深加工产业链。 农业，正酝酿着一次新的机会，一次新的腾飞！ 五、农业也要与现代化接轨

刀耕火种养不活12亿人的中国

减少的耕地难以再增加，而增加的人口又难以再减少，解决未来我国众多人口吃饭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农业的科技进步。 科技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已被事实所证明。建国前，我国农业基本上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不仅劳动生产率不高，而且土地产出率较低。表现在粮食生产上，则是粮食亩产量较低。1949年，我国平均粮食亩产仅85.5公斤，粮食总产仅11318万吨。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97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9250万吨，是1949年的4.35倍；粮食亩产达到300公斤，是1949年的3.5倍。这一切，与一大批重大科学技术的应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杂交水稻栽培、优质稻、水稻抛秧栽培技术等的推广，使我国水稻单产直线提高。杂交玉米、杂交玉米地膜覆bbr>?99lｉb?盖栽培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玉米的产出水平，仅杂交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一项，就亩均增产168公斤。有关专家测算，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主要农作物品种已经更新5至7次，每更新一次，增产10%到30%。地膜栽培技术、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蔬菜栽培技术等在蔬菜生产上的应用，使全国各地能四季常年生产供应各种新鲜蔬菜，畜禽繁育技术、饲料和防疫技术的应用，使我国肉类总产量从建国初期的220万吨提高到现在的近5000万吨，肉、蛋、奶在市场上供应充足。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技水平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率还相当低，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还在继续沿袭几千年不变的传统耕作方法，有的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单纯靠人力和畜力勉强维持生产。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继续发展。199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比上一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达到42%，虽然与九五期间要达到农业科技50%的贡献率目标为期不远，但这并不能消除我们对农业科技未来的忧虑。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仍然很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70%以上，我国刚突破40%，差距还相当大。其原因，一是突破性的科技成果较少，二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还相当薄弱。 对农业和粮食科研给予财政支持，这是许多国家通常采取的政策，如提供经费，发展农业和粮食教育、科研事业；支持研究和推广高产品种；帮助抵抗自然灾害；改良土壤、开发资源；加强技术和情报服务等，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农业科研与推广体制不顺，制度不全，经费不落实，因而农业科技进步步伐还不快，成效也还不很显著。尽管我国把科技进步提到兴国的高度，把“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改善农业科研、推广、教育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待遇”等写入了《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但农业科技并未引起有关领导的足够重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也并未完全落到实处。由于农业在我国的基础地位，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应居主渠道地位，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国家应逐年提高对科技投资的力度。据专家测算，对农业科研投资年均实际增长应保持在5%，对农技推广则应高于5%的增长率。而目前我国无论是农业科研投资还是农技推广投入，都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从农业科研投资上看，由于经费不足，不仅降低了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数量与质量，而且使其无力把成果推向市场。1985年以来，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未增加，反而逐年下降，1996年降到0.36%，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6，且远低于30个最低收入国家80年代平均科技投资强度(0.65%)，比110个国家的简单平均数还低了1/2。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费用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投资强度)从1987年的0.3%下降到1995年的0.23%，也不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1/3到1/4，农技推广人员人均年推广活动经费由1986年的1167元下降到1995年的894元，年均下降0.6%。 由于人口多，?耕地少，注定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只能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路子，而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在投入一定的前提下，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科学技术的应用。有关专家测算，我国未来农产品的增产潜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农业技术上。如：杂交水稻全国还有600万亩的推广潜力，按每亩增产75公斤计算，可增产稻谷45亿公斤；优质稻平均单产500公斤，如果到2000年发展到2亿亩，增产潜力巨大；我国适宜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农作物面积约3.5亿亩，这项技术已推广面积尚不足1/3，进一步推广的潜力相当大。全国农作物复种指数如果提高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扩大了150多万公顷的播种面积。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必然要求农业科技有一个大的发展。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将此提到“必须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高度上来，这给农业科技提出许多新的命题，如动植物品种选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农产品储运加工技术等方面要有所突破；粮食作物要提高单产，改善品种，淘汰不适销品种；经济作物要提高质量，合理调整区域布局；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和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等。概括来说，未来的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依赖农业科技的发展，而中国人能不能养活中国人，起决定性作用的也将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应用。 目前的中国，要大力提高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除了加强农业科研外，更重要的则是现在 519c." >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现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农业行政推广机构，包括全国农村推广总系统的推广体系；二是农业高等院校的推广渠道；三是农业科研单位的推广渠道。三者之中，又尤以农业行政推广机构体系的建设最为关键。 首先，要逐步健全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为统帅、各省(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为“龙头”，县农技推广中心为骨干，乡(镇)农业推广站为基础，村级服务组织为推广网点，科技示范户为榜样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扶持各类民办专业技术组织的发展，形成国家、集体和各种民办技术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同时，为了积极推进我国的农技推广工作，要求县站从自身的情况出发，本着服务县级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的原则，在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广泛开展与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业务联合，及时获取新的或适用的科技成果，并在其指导下进行试验、示范、推广。 其次，强化乡(镇)村级技术推广机构，解决科技断层问题。乡(镇)村科技推广机构上连县级站，下接农民群众。因此，是科技推广的枢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这级推广机构受到削弱，形成科技推广的“断层”。因此，为了架起县级站和农民之间的科技之桥，就要求在乡(镇)村建立一种能把决策、管理、经营、服务等功能协调在一起的新的管理体制，统揽农村科技工作，组织技术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加强科技信息和搞好技术培训。 第三，壮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壮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一是要落实现行政策，改善工作与生活条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二是要制定基层农技推广奖励政策，对贡献大、成绩显著的农技推广单位和个人，要给予奖励和表彰，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三是要不断充实国家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和技术力量，制定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到基层推广技术，广泛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实施“绿色证书”，培养一大批粮食种植能手，使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共同为发展粮食生产服务。 现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扶持与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农业投入也在逐渐成为政府的重点与社会的热点，中国的农业是否能再一次腾飞，关键就看农业科技的发展与推广应用了。

有知识的不种田，没知识的种不好田

如果哪个城里娃在“我的理想”的作文里写上要当农民，十有九会被人当成傻子；而如果是乡里娃把当农民作为自己的理想，也十有九会被人骂：没出息！连我们的报刊上与电视里，经常宣传的也是某某农民“有出息”，自学成才进城当了干部；某某农民的儿子“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当了工程师……在这种社会舆论的引导下，连农村孩子也把读书的目的定在跳出“农门”上。于是，在中国，便出现“有知识的不种田，没知识的种不好田”的尴尬现象。 我国农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较差，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国每年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有30～40%，与国外的70～80%的成果转化率相去甚远，且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其原因，主要就是农民自身素质较低，对高科技的吸纳能力较弱。我国90%左右的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尽管整体上农民素质有较大提高，但受教育较多的年轻人务农的却在减少，这与不少农业发达国家务农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相去较远。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调查，在农户里，户主或决策人不识字的占13.8%，小学程度的占41.5%；此外，有技术专长的农户占11.5%，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农户仅占3.9%，而文盲半文盲占16%。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农民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仅38.6%，具有高中与中专文化的仅9.3%，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仅0.2%。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农业生产是最简单的劳动，因此，如果读了大学还去当农民，绝大部分人会认为不正常。事实上，现代农业亦如现代工业或现代国防一样，同样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在许多发达国家，大学毕业后当农民，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如美国务农人员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就占了32.2%，日本占了21.2%，加拿大占了19.3%，澳大利亚占了21.2%，甚至连印度也达到2.5%，泰国2.9%，土耳其3.6%。而务农人员中的文盲、半文盲在发达国家几近消除，美国仅为0.5%，欧洲仅为2.2%。 文化素质不高.99ｌib?，加之传统的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影响，相当多的农户在市场经济面前，思想保守，视野狭窄，不懂得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不能接受和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经济学家测算，小学毕业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中学毕业生可以提高108%，大学毕业生则可以提高300%。 从统计调查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劳动力文化素质与人均纯收入水平明显相关。据有关部门的调查，人均年纯收入2000元以上的地区，文盲半文盲率9.6%，而800元以下地区则达29.9%；2000元以上的地区，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占78.9%，高中与中专占11%，而800元以下的地区，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只占61.5%，高中与中专只占8.5%。全国人均纯收入800元以下的13个中西部省份中，乡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是，文盲半文盲达到5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到10%。现在我们已难以分清，是因为先贫穷而文化素质低，还是因为先文化素质低而贫穷，但我们清楚的却是，二者可以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动向，那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不仅都是农村顶梁柱的青壮年，而且大都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这意味着，本来就文化素质不高的务农人员中，又走掉了一批相对而言文化素质高一点的农民，剩下在农村留守种田的，其文化素质结构将更差。 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的状况，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加强农村教育事业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组织农民学习先进实用的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技术。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农民学习和掌握商品生产、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其最终目的，便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 没有现代化的农民，便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同时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中国。因此，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与科技培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六、挺直腰杆当农民

三中全会再做农业文章

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无论是在中国的党史里还是在中国的改革史里，三中全会都有着里程碑性质的特殊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召开了5次党的三中全会，每一次都使中国的改革与建设出现一次大的飞跃。而用一次党的全会专门研究农村与农业问题，十五届三中全会则是第一次。在亚洲金融危机还在冲击全球经济的时候，中国却专门研究农村与农业问题，也许有人不理解，而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之处。 朱镕基对此解释说：?为什么我国今天有这么好的形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币值稳定，人心稳定，从经济因素上分析，主要是农业政策的成功，宏观调控的最大效果也正在这里。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认真总结20年来农村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全党自觉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是的，在这20年的改革里，农村的变化最大，农村的贡献也最大，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稳定的经济环境，物质充实，物价平稳，中国农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农产品，让我们的米袋子满了，菜篮子沉了，餐桌上丰富了。1997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49250万吨，国家粮食库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棉花产量430万吨，肉类和水产总产量分别为5354万吨和3561万吨。走进我们的菜市场，新鲜的猪羊牛肉挂满了店铺，水产品林林总总，水果堆积如山。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农民也令我们自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总产值以年均5.9%的速度增长，而同期世界农业增长的平均速度是1.8%，加拿大是1.9%，美国为0.7%，日本是负增长。在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总产量中，中国占一半左右。近12年里世界粮食每增加100斤，中国就占48.6斤；世界棉花总产量每增加100斤，中国就占69.8斤。中国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1978年前，中国农产品在世界上占第一位的仅有烟叶一项，而现在，粮食、棉花、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和油料均跃居世界首位。世界肉类增长的80%、蛋类增长的90%以上都来自于中国；在世界水产品总产量中，有1/4以上是由中国农民生产的！ 2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只有稳住了农村这个大头，才有可能把握住全局的主动权。 农村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制约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因素还不少，农村工作中也还存在着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表现在：生产力落后，主要靠手工劳动；市场化程度低，自给半自给经济占相当比重；农业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科技教育文化落后，文盲半文盲数量较大；一些地方党的农村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农民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不少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偏低，使农民收入增长放慢；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乡差别大，农村发展也不平衡。 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农业和农村不能达到既定的发展目标，而且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党中央下决心，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早在1998年9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就指出：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抓住农村这个大头，我们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主动权。 有鉴于此，在我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为了使此次会议精神真正得到落实，12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把稳定和加强农业摆在首位，要求下大力气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突出问题。12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具体部署了1999年的农村与农业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近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农村形势比较好，但是工作上丝毫不能放松。农业面临自然和市场两大风险，农业生产上去很难，掉下来容易，必须始终高度重视。 必须始终高度重视，这就是我们对待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和态度！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的十大方针，包括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不放松粮食生产、实施科教兴农等。这一系列方针的提出，无疑将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推动力。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览全文，人们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坚持“三个不动摇”，即坚持党的农村基本政策不动摇；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中心不动摇；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动摇。 《决定》对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在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采取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大的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要把农业科技作为整个科技工作的一个重点，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千方百计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始终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增强全民族的水患意识，动员全社会力量把兴修水利这件安民兴邦的大事抓紧抓好；——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把推广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大幅度提高水的利用率，努力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改善生态环境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也是防御旱涝灾害的根本措施；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农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原则，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从此在全国兴起。 20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系统总结20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标志着全党对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自觉性更高了。 建国后，中国的农业已有过两次大的腾飞。第一次是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农业生产力得到最大的解放；第二次是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必将有力地指导和极大地鼓舞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中国的农业将因此出现第三次腾飞！

30年延包：一颗长效定心丸

河南省孟津县白鹤镇鹤南村村民陈金生和村里签定了土地延包30年的合同，他高兴地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次定下合同，睡觉都感到踏实。今后，我要使足劲打井、施肥，种好田。” 像陈金生一样，1998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民签定了土地延包合同。他们无不兴高采烈地说，土地延包稳定了土地使用权，给农民吃下了“定心丸”。 从小岗村农民自发分田到户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最早定的承包期为3年，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决定将3年延长到15年。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土地调整随意性大，地块调整过频，还有一些地方以“两田制”为名，把农民手中的承包田收回发包，加大了农民负担，严重影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稳定。随着各地第一轮15年土地承包临近到期，一些地方人地矛盾尤为突出。党中央在广泛调查了解的基础上，顺应民意，决定将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并明确提出，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 为什么要延长30年不变？十五届三中全会认为：家庭承包经营既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又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不仅适应传统农业，也能适应现代农业，必须长期坚持。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只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下来，农民才会有长远打算，才肯在自己的地里修渠打井，整地施肥，增加投入，提高产出。只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下来，产权明晰，管理规范，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流转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促使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进一步分离，解决“有地不种”和“没地可种”的矛盾。 30年不变，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党和政府对土地承包关系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长期稳定的郑重承诺，是一颗实实在在的长效“定心丸”。 政策稳，民主顺，各地普遍成立了延包领导小组，下村组，查民情，因地制宜地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由于土地延包延长了承包期限，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敢于向土地投入。河南省平顶山市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从1996年初就开始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目前已基本完成，近两年，当地每年新增机井在4500眼以上，是往年的2倍多。 土地第二轮承包不单单是上一轮土地承包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提高和完善的过程，从而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将有效地推动农村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调整。 土地问题，是农村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它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来说，土地仍然是他们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宣布继续稳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农民吃了定心丸，心里踏实了，方向明确了，种田的积极性也将因此而再一次的高涨。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向农业倾斜：给种粮人实惠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没有稳定的粮食生产，也就没有我们稳定的生活。马克思告诉我们：“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虽然一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农民则是农业的基础。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农业的发展；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就不会有农业的大丰收。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关键的措施便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以此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如李鹏委员长强调指出的：“促进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必须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积极性。核心问题是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简单地说，就是要给种粮人实惠！ 无需讳言，我们曾经忽视过农民，甚至亏待过农民，以至改革20年来，中国农民虽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稳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越来越下降，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越来越显著，这已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影响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障碍。不改变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收入不高的状况，中国的农业生产便很难向前继续发展。为此，在199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会议上，便把增加农民收入提到了突出的位置。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政府又明确宣布，要在财政、信贷、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向农业倾斜，从政策上、资金上、舆论上扶持农业。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先后就着力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进行了强调与部署。 在具体工作里，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制定了一系列有益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与措施。最突出的便是配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并制定了严格的收购纪律，严禁压级压价和超标准扣水、扣杂等克扣农民的行为，农民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除此之外，国家和地方财政都相应地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比例，信贷部门增加了对农业的信贷额度，有关部门也都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与扶持。 但是，由于过去欠账太多，加上农产品流通体制不顺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因此，增加农民收入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统一的思想认识，把增加农民收入提到“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增强我们抵御各种经济风险的能力”的高度，又要有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必须“加法”“减法”一齐来。“加法”就是从多方面入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减法”则是减轻农民的负担。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稳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粮食这一特殊商品的宏观调控，保护农民积极性，保证供给和价格基本稳定。”强调“必须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又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并且把发展多种经营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结合起来，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必须建立有利于促进增产增收的价格机制。为此，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和扶持，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保证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幅度快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幅度。具体地说，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保护价运行支持系统，使保护价真正起到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二是要逐步缩小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距，注意保护农民的经济效益；三是要注意调节工农业产品比价，抑制通货膨胀，建立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申报和监控制度，规定经营部门法定利润率，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控制在主要农副产品价格涨幅之下，对已扩大的价格剪刀差，要采取其他措施逐步给予补偿；四是要政府调控价格时正确处理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首先要着眼于9亿农民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考虑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采取适当措施给予照顾，不能片面强调部分消费者的情绪和要求而忽视了广大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就靠一两项政策或一两种措施就能完全达到目的，其中农民自身增强市场意识、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也非常重要。总的来说，我们只有通过多方面、长时期的努力，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村效益，才能保持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的收入稳步增长。具体如建立健全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帮助农民排忧解难，组建产供销或贸工农一体化组织，以拉长农业生产的“链条”；支持农民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建设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政府方面，建立新型宏观调控机制，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包括制订政策法规，加强监督管理，以保证农民利益不受侵犯；建立风险保障机制，以分散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建立新型农业发展支持体系，引导社会投资，以保证农村基本设施建设与农业科学研究等。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到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关系到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战略方针的落实，关系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别挤了，再挤就要爆炸了

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据科学家测算，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存在于浩瀚的宇宙之中已有46亿年的历史。而人类则大致起源于500万年前，是为“古猿人”，最早的现代人则大概出现在5万年前。 据估计，在公元前100万年时，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不过1～2万人，人口活动范围不会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由于生产力处于极低的水平，加上饥荒、疫病、天灾以及战争等的频繁发生，给正常的人口生产和增殖带来了巨大灾难，人口增长相当缓慢。公?元开始时全世界人口大约为3亿，公元1000年为3.1亿，到1650年，世界人口才达到5亿。此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0.3‰，人的寿命20～30岁左右。 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由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开始“神话般地增长”，《共产党宣言》中生动地描绘说，资产阶级革命“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大量人口”。据联合国、英国人口学家桑德斯、日本人口学家南亮三郎和中国人口学家的估计，世界人口在以后的180年，即1830年开始达到10亿；100年后翻了一番，即1930年增加到20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0.7%；再增加1个10亿人口则只花了30年的时间，即1960年达到30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增加第3个10亿人口只花了15年的时间，到1975年世界人口超过40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增加第4个10亿人口的时间进一步缩短到12年，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大关；1996年5月29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宣布：世界人口达到58亿，而到1998年10月28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表的1998年《世界人口估计及展望报告》宣布，1998年年中总人口为59亿，这意味着目前的人口增长大约是1年1个亿，估计到1998年底1999年初全世界人口将达到60亿，增加第5个10亿的时间缩短到了11年。 人类从100多万人口第一次达到10亿人口，其间经历了8000多年漫长的岁月，从10亿到20亿也用了100年时间，而以后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人口的时间逐步缩短到30年、15年、12年、11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增长的压力之大。 罗马俱乐部这样评价世界人口的增长：“人类犹如癌细胞指数繁殖那样，已经把自己推上了生命法庭的被告席。除蝗虫以外，类似人类这样凶狠、盲目繁殖的物种，是罕见的。”言语固然刻薄，但也很形象。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赫茨勒在其《世界人口危机》一书中，则这样描述人口的增长：“世界人口就像氢弹爆炸一样骤然增长了若干引信。”1970年，美国学者保罗·埃利希则在《人口爆炸》一书中，正式提出人口爆炸的概念：“人口暴增的势头如果得不到有力的遏制，那么人类将面临原子弹、氢弹爆炸那样可怕的灾难。” 马克思认为：“人口压迫生产力。”据测算，每增加一名工人，至少需要1万元固定资产投入。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人口急剧膨胀的速度加快，世界各国开始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自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从27个增加到100个，避孕率从10%提高到55%。而在控制人口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普遍比发展中国家做得好。造成这一差别，除了风俗习惯的差异外，最重要的还是观念上的不同。在发达国家，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对劳动者技术、文化等素质的要求提高了，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者数量转移到劳动者质量，家庭和父母的生育愿望也由追求孩子数量转变到追求孩子质量，逐渐由多生多育转变为少生优育，从而引发了一场生育率下降的革命。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北美和西欧人口增长率已从0.86%下降到0.54%；总生育率到本世纪70年代中期降低到2.1，现在降低到1.7，今后还将继续有所降低。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崇尚人多势大的旧观念，因此人口控制明显不如发达国家。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虽已从2.38%下降到2.015，总生育率1975至1980年平均为4.6，1980至1985年平均为4.2，1990至1995年平均为3.6，也在逐渐下降，但仍比发达国家高出许多。1996年全世界58.04亿人口中，发达国家为11.71亿，占20.18%；发展中国家为46.82%，占79.82%。未来人口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据估计，到2025年，世界新增人口的95%以上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剧增加剧经济困难，使贫富差距继续拉大。1960年，世界上最富裕的20%人口占有全球收入的70%，到1989年，他们占有的份额上升到83%，而最贫穷的20%的人口仅占全球收入的1.4%。究其原因，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愈加处于不利的地位。 虽然居民是有国界的，但是人口爆炸的冲击却是全球性的。人口剧增不仅导致经济发展滞缓和失衡，而且如果继续发展，则将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从而影响到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科学家已经在研究一个命题：地球上最终能容纳多少人？有没有极限？一些生物学家认为，地球是一个有限的体系，能够支持的人口数量也是有限的。他们警告说，如果到2050年全球人口超过100亿，“将使地球上的水和土壤以及其他资源承受的沉重负担达到极限。”他们认为：“地球是有限的，自然系统正被推向极限！” 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人口继续剧增，地球将难以承受。开罗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人类正面临巨大而迫切的挑战，人类所依赖的基本资源正在枯竭，环境污染正在加剧，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便是人口数量的空前增长，以及普遍和长期的贫穷，社会和经济的不平衡，以及严重的浪费。 虽然科学家对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口说法不一，但意见一致的却是超过100亿便越过了危险线。而现在我们距离这一危险线并不遥远。开罗会议对人口的前景作了三种预测：第一种情况，如果在今后60年里，把目前平均每个妇女生3.3个孩子降到2.1个，那么到21世纪末，人口会稳定在110亿左右；第二种情况，如果在21世纪初能达到每个妇女生1.7个，那么到21世纪中叶人口将达到78亿，此后便慢慢下降；第三种情况，如果每个妇女生的孩子仍在2.5个以上，那么到2100年，世界人口会高达130亿，到2150年再上升到280亿。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人口增长的压力虽然沉重，但未来的命运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望不尽的黄皮肤像黄河的浪，数不尽的黑眼睛比繁星灿烂……” 这是一首歌中的两句词，唱起来铿锵有力，威武雄壮，但在现实生活中，望着这像黄河波浪的黄皮肤与比繁星灿烂的黑眼睛，却不是那么轻松。 到1997年底，中国人口达到12.36亿。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2多亿人站在赤道上，可以绕地球50多圈；12亿多人张开口，一天要吞进78万吨粮食、3.4万吨肉和3.6万吨酒。假如这些东西都用解放牌卡车拉，要20多万辆，一辆接一辆排下去，能从北京排到南京。 12亿多人口，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太沉太沉的负担。 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外国元首时，也不由深深地感慨道：“我们难就难在人口太多。” 中国，这个自诩为雄视千古四海称臣的“中央大国”，自从盘古开天地，历朝历代的君主总是昭告世人广土众民，贤相良佐也总是鼓励百姓生息旺族，而百姓居家过日子，也总是盼着人丁.９９ｌiｂ.兴旺，子孙满堂。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明确主张人口增殖。他振振有词地说：“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五千年宗法封建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孕育，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生育价值观念：多子多孙多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一度成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启蒙教材。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意识里，中国的人口迅速膨胀了。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口发展同世界人口发展一样，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因此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 据有关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我国的人口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十八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才达到1亿。这也就是说，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长岁月。 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清代。全国人口总数于1762年、1790年和1834年分别超过2亿、3亿和4亿，其间每增加1亿人所需年限分别是21年、28年和44年。这意味着，中国早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就创造了世界20世纪前6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世界人口提前启动一个半世纪。到1834年突破4亿，从而奠定了中国人口众多的基础。基数大了以后，即使是较低的增长率，也会像滚雪球一样，带来较大的增长量。我们当前的人口问题，就正是陷入这种困扰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1953年达到6亿。此时全世界的人口还不到30亿，中国占了世界总人口的1/5。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清醒地看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据马寅初先生推算为22‰)，或许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出现了，但当时我们不但没有认识中国的人口危机，反而以“人多力量大”为口号，使人口处于任意膨胀的局面。其中最可笑而又最可悲的是对马寅初的批判。 马寅初是北京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早在1953年他就开始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研究，他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2‰。他认为，过几年，中国的人口净增长率将达到30‰，以此推算，15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9.3亿，50年后将达到50亿。 1955年7月5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浙江小组会上，马寅初忧心忡忡地在会上就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作了专题发言。然而，当时代表们的反应足以编进现代的笑话大全：“苏联是老大哥，老大哥没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谈！” 愚昧往往是灾难的开端。1957年，就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仅3个月时间，在康生的亲自指挥下，马寅初受到全面的批判。把当时的批判文章拿到现在来展示，许多人也许会捧腹大笑，认为滑稽之至，但当时却冠冕堂皇地登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把人口问题说成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就是麻痹工人阶级意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8世纪末，就通过马尔萨斯这样做了。”《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其标题就让人哭笑不得：《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六亿神州”口诛笔伐马寅初。康生还不解恨，进一步指示：“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要像当年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马寅初。” 时隔40多年，我们回头再来看这段历史，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一场愚昧而错误的政治运动，让我们付出了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昂贵代价。 1963年，中国的人口增至7亿；1968年，超过8亿，仅5年时间增加1亿；1973年超过9亿……从1953年的6亿人口到1973年的9亿，20年时间净增3亿，这就是愚昧与疯狂的代价：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马寅初先生终于在他生前得到彻底平反，但增加的人口却没有办法让他们消失，相反，随着这批人口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又成倍地繁衍，将中国的人口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1980年达到10亿，1989年4月14日达到11亿，1995年2月15日达到12亿，1998?.t>年底达到12.36亿。每增长1亿人口所需年限最长为10年，最短的仅5年。建国50年净增人口7亿。 从1973年开始，中国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增长率由最高峰时的30‰下降到了现在10.06‰的低水平。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较低的增长率仍然能带来较大的增长量，因此，中国的人口仍在以每年净增1200万左右继续膨胀。相当于我国每年要新增加一个北京市和一个天津市，每月要新增加一个大县，每周要新增加一个小县；平均每天净增44000人，平均每小时净增1833人，平均每分钟净增31人。也就是说，每当你抽完一支香烟时，全国各地的医院里便有200多个新生命呱呱坠地了。民间还流传着一种更为通俗的说法，也许更具形象感和立体感：每分钟净增一个排，每小时净增一个团，每天净增一个军！ 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未来的形势仍然严峻

中央电视台的一则公益广告，使中国千千万万的儿童都会唱一句——“别挤了！别挤了！” 但是，这么多人，不挤行吗？只.要我们走上街头或者公园、电影院以及任何一个公共场所，到处都是如山似海般的人头攒动。每天上下班时间，街道上便是如潮水一般涌来的自行车，看不见哪是头，哪是尾，稍一分神便会人仰车翻——不挤行吗？一辆公共汽车停下来，立时是一大群人围上去，稍一迟疑便会被摔在车后——不挤行吗？火车站广场上，更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就像当年农村时兴的开万人大会一样，这么多人，售票要挤，上车要挤，在车上还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出一块立足的地方来……北京城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已达到2.7万人，个别区达到3万人，怎么会不挤呢？ 上海每天的流动人口就超过200万，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怎么能不挤呢？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增长率由70年代的30‰降到了现在的10.06‰，下降了2/3，属于低增长率范畴。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的总量基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意味着，同样的低增长率，中国有着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量。例如，同样是10‰的年增长率，中国人口以12亿为基数，年均增加人口为1200万。而泰国以1994年的5818万为基数，年均增加人口数仅为64万，美国以1994年的2.6亿为基数，年均增加人口数为286万。也就是说，同样的年增长率，中国人口总量增加的幅度是泰国的18.75倍，是美国的4.19倍。 因此，尽管中国采取了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中国的人口还有一个继续增长的过程，未来的形势仍然严峻。据预测，从现在起，1963至1973年生育高峰出生的妇女自身也相继进入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1990年为3亿左右，1995年为3.2亿，2000年为3.3亿。初步估计，即使保持现在的这种低出生率与低增长率，中国的人口仍要到2030至2040年才达到峰值，预计届时的人口为16亿左右，其后才缓慢下降。这就是说，未来的30年里，中国的人口还将增加4亿左右。 这还是非常乐观的估计，是在继续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作的预测，而只要我们稍一忽视或者放松人口控制，人口又将处于失控的状态，人口出现零增长的时间便将后推，人口峰值则远不止16亿。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目前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都降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而出现松懈思想。事实上，现在我国的人口状况并不乐观。表现在一些乡村，人口出生率仍然相当高，多胎现象严重。有一项调查表明，乡村一孩率仅占46%，多孩率仍然高达20.1%，有的地方调查，30～49岁的已婚育龄妇女有3个以上小孩的竟占62%。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一个人口难以预测的“隐性王国”，一大批为逃避计划生育而四处流浪的“超生游击队”，在城市的某些偏僻角落或城乡结合部位生下一个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因没有登记，因此也没有进入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容易给我们造成错觉。 另外，越是贫穷的地方，生育率越高。据田雪原同志1992年主持的一项对10个省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5元以下者平均生育2.64个孩子，月收入26～100元者生育2.37个孩子，月收入101～100元者生育1.93个孩子，月收入301元以上者生育1.79个孩子，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同家庭人均月收入成反比。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形成恶性循环，使中国的人口形势更加严峻而复杂。 中国的人口形势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那就是分布不平衡。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潜心研究数十年，提出著名的瑷珲一腾冲人口分布地理分界线：该线西北占国土面积的52%，而人口仅占5%；该线东南占国土面积的48%，人口却占到95%。这一基本的分布格局百年来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如今仍大致雷同。 如果稍细一些分析，1995年地处西北部的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6个省和自治区，面积约50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53%；而其人口只有7617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3%，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人。 濒临海洋的东南部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133.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4%；人口49599万，占全国人口的40.9%，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72人。 其余中部地区13个省面积31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33.2%；人口63905万，占全国人口的52.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人口密度比较，西北部、中部、东南部呈“三级阶梯”式分布：1：13：25，高低相差十分悬殊。 人口生育率的贫富差距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给中国的人口控制带来更大的难度，也使中国的人口形势将长期处于相当紧张的局面。 二、粮食生产面临的最大挑战

有限的耕地容不了膨胀的人口

翻开雨果或狄更斯的名著，里面不乏这样的描述——戚容满面、乳房枯瘪的母亲，抱着新生的婴儿哭泣：“我拿什么来养活你呢？！” 而今天，哭泣的已不只是一个贫妇，而是人类共同的母亲——地球！ 不是地球母亲的失职，也不是地球母亲的无能，而实实在在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过错——无限制的人口膨胀使地球不堪重负。 几十年前，人类还以自己的无知和自负，把大自然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声称以人类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让大自然无限制地增加生产，满足无限制增长的人口。等到世界人口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大自然的资源是有限的，大自然的产出也是有限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有限的耕地注定了有限的产出.9９ｌib.。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也只有脚下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今天这种寸土寸金的感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先辈主要是靠开垦荒地增加耕种面积来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人口由1000～2000万人猛增到5000多万，西汉武帝时曾移民70万人到黄土高原开垦荒地，使黄土高原由游牧区变成农业区。当人地出现矛盾时，扩大土地利用范围的主要手段，便是垦荒，即开垦未利用的宜农荒地。 战国..末期，中国只有0.9亿亩耕地，0.85亿亩粮田面积，到1949年，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5亿亩，增加了19.4倍。 但是，在耕地增加的同时，我国的人口也迅速增加，由0.2亿增加到了5.4亿，增长了27倍。 人口的增长可以是无止境的，但耕地的增长却是有限的。到解放时，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开垦的荒地都被开垦了，能够利用的土地也基本上利用了，再要增加土地已经非常困难了。虽然解放后为了缓解人口的压力，采取过一些杀鸡取卵的强制办法，包括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等，试图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但到1957年便达到极限，以后不仅耕地再也没有增长，相反还逐年下降。与此相应，除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超过20亿亩，1958年超过19亿亩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18亿亩之间徘徊，并且从80年代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16.4亿亩，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此时的人口已是1949年的两倍多。此时，中国人终于明白，我们不仅没有办法增加土地，连保持现有的土地也非常困难了。 据朱国宏先生在《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中介绍，中国的人地比率，公元2年为9.15；公元146年达到10.7；961年开始下降，1109年下降到5.5；1776年下降到3.7；1893年下降到3.23，1933年为2.94，1949年为2.7。而现在，人地比率仅1.5，只有建国初期的1/2，也就是说，人口翻番，人地比率却减少了一半。 这还是从耕地总量上看的，如果认真分析中国耕地的具体分布，则更令我们感到生存的压力。中国的土地资源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34%，而耕种成本极大、甚至不宜耕种的高山、高原却占到了25%，其余的则是中低山和丘陵，虽然可以开发利用，但投入多，产出少。有关专家在综合了地形、热量和水分等因素之后，认为我国土地总面积中只有1/4属于适宜耕种，生产力潜力较大。另外，我国的耕地资源分布也极不平衡。有约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半数以上省区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按当前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耕地如果达不到6亩，是很难设想能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而中国目前人均仅1.5亩，只有此标准的1/4。虽然我们通过提高粮食单产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比耕地充裕的西方国家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 一些科学家和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认为中国的耕地资源极为有限，最理想的承载人口数量为6～8亿，最大承载人口数量为16亿。我们现在的人口水平已远远超过最适宜的人口承载量，而如果我们不继续严格控制人口，一旦突破人口承载的最大容量，则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中国人不仅将面临着食物缺乏的尴尬，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据专家推算，战国末年，我国的粮食总产为91.35亿公斤，1949年增加到1131.8亿公斤，在此期间，粮食总产增加了12倍，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27倍，因此，到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09公斤，还不到战国末年人均粮食占有量460.5公斤的一半。解放后，我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无论是粮食总产还是单产，都大幅度提高。1949年，中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仅85.5公斤，到1952年也才88公斤，到1988年则上升到238.5公斤，1994年达到271公斤，1997年达到300公斤，净增215.5公斤，增长了3.5倍；粮食总产则从1949年的1131.8亿公斤增加到1997年的4925亿公斤，增长了4.35倍。 令我们尴尬的是，在这48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口也由5.4亿增加到了现在的12.36亿，以这个庞大的分母一除，结果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只有398公斤。这意味着经过几千年的努力，我们目前的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还不到春秋战国那刀耕火种的荒古时代。 从世界的情况来看，同样是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并且这种趋势将越来越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和平局面的出现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世界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由于普遍采用机械化、施用化肥、农药、改进水的管理、改良动植物品种以及提高农民的专门技术知识等方法，使粮食产量持续增加。但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粮食供应的充裕，相反，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使粮食供应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局面。世界粮食库存量从1994年开始逐年递减。其中.小麦库存已跌至1980到1981年度的最低水平。 一直致力粮食问题研究的布朗认为，目前世界的粮食产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再要继续增长，难度很大，甚至还要付出牺牲环境的代价；而人口则基数越大，增殖越快，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的粮食产量难有较大的增长，人口却还会继续膨胀，由此有可能出现“食物无保障”的局面。布朗对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水产品、经济增长等作出考察和分析，进而作出直到2030年的发展预测，揭示“食物无保障”概貌。 其一，从1950年至1990年，世界人口从25亿增加到53亿，40年间净增28亿，年平均增加7000万，增长率高达1.9%，增长异常迅速。而进入90年代以后，即使大幅度降低人口增长率，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仍然会有较大的增长量。布朗以1.3%的增长率推算，预计1990～2030年，世界人口将从53亿增加到89亿，40年间净增36亿，年平均增加9000万。这种较低增长率与较高增长量的矛盾使人口数量继续膨胀，将使人口与粮食失衡加剧，难以扭转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趋势。 其二，世界粮食产量从1950年至1990年由6.31亿吨增加到17.8亿吨，年平均增加2900万吨，年平均增长2.6%，从这里看超过人口增长率0.7个百分点，故有人均粮食产量的增加。然而详细分析，进入80年代后，粮食增长是逐年递减的。1950年至1984年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2.9%，使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提高40%；1984年至1993年粮食产量年平均仅增长0.5%，落后人口增长率许多，致使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1%。若今后40年仍按这一增长率增长，即年增加粮食1200万吨，则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将由1984年最高时的346公斤，跌落到2030年的248公斤，倒退到40年以前的水平。 其三，40年来粮食增产的基本原因，是肥料尤其是化肥的施用，以及良种的推广和灌溉面积的扩大。现在，增施化肥带来的粮食增长量有很大的变动：以每增加1吨化肥带来的粮食增长量表示的粮食化肥增长比，1950年至1984年为9.1，1984年至1989年下降到1.8。另外，小麦、稻谷、玉米等主要农作物良种的革命也基本告一段落，如果不能开发出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新品种，粮食产量的增加便相当有限。虽然寄希望于生物工程有一定道理，但迄今为止，其功效还主要表现在增强作物对病虫害的抗御性上。 其四，从农业环境角度考察，1984年以前的化肥大量施用和灌溉的大量增加，加剧着水涝、土壤盐碱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如果化肥、灌溉不能保持相应增长态势，副作用便会日益明显显露出来。土地肥力递减作用，使粮食化肥增长比例急剧下降，而新开垦农田受备耕地资源极其有限的限制，世界耕地面积受到加速工业化占用的威胁。淡水不足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是主要粮食生产国更为严重。 布朗的分析与预测显然过于悲观，最大的问题是他用静止的目光，看待未来的发展，尤其忽视了未来农业新技术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未来的粮食几乎没有多大的增长量这一论断是难以站住脚的。但是，他把人口增长与粮食增产一并起来考虑，却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的事实，已经基本上证明了未来粮食增产速度将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趋势。 三、不控制人口就没有吃饱饭的时候

控制人口：别无选择的选择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生殖的民族，在中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人多势众为荣。孔子就有“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的训诫，墨子则除了主张人口多多益善，还极力提倡早婚早育：男子20岁娶妻，女子15岁嫁夫。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历代政府奉行的都是鼓励生育的政策。即使人口增长到形成一定压力时，历代朝廷政府也不是通过控制人口的方式来缓解矛盾，而是采取开垦荒地等措施，增加播种面积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基本上没有控制人口的概念，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医术典籍中，也只谈如何有子，却从不言及避孕与堕胎。古人甚至把避孕与堕胎视为罪恶之举，是变相杀人。《闯微草堂笔记》卷九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女子高价向某医生求购堕胎药，医生坚决拒绝，结果女子因私生子降生而败露，幼婴被杀，那女子也自缢身亡了。死后，女子到阎王殿去告那医生，医生却理直气壮地答日：“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与我何尤？” 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70年代。不过，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就有过实行计划生育的想法。5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便召开过人口问题座谈会，批转有关报告，倡导节制生育；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9条明文规定：“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同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指示：为了控制人口发展，“使生育从无计划走向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政策”。但是，就在这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计划生育的提议很快被压制了下去。 以后，随着人口增长的压力，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不止一次地呼吁人口生产要有计划地进行，主张将人口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62年，周恩来总理内疚地承认“宣传节育抓迟了，要公开宣传节育”；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机构，同年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大普查；1965年，周恩来总理8次讲计划生育问题，毛主席也出面讲了5次。但是，一方面是节制生育的认识不清，当时的节制和控制人口，主要出于有利于妇女和儿童身心健康与发展考虑，回避了人口数量过多问题，甚至提出不是由于“人口多”而提倡计划生育，恐陷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嫌；另一方面是节制生育的实施力度有限，尤其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对以马寅初“新人口论”为代表的理论上的批判，使人口越多越好论占据支配地位，人口节制主义理论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当时的政策还误以为人越多越好，说“中国人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并采取多子女补助费鼓励生育。一直到70年代末还有些理论家鼓吹“手口论”——不要只看到人多口多消费多，还应该看到人不仅有口还有手，手可以劳动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这实际上是早被马克思批判的拉萨尔观点：“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但在当时却被奉为经典，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全国处于一片无秩序、无法律、无规则的状态，计划生育被束之高阁，人口生育处于听之任之、随意发展的状况。 其结果，人口“雪球”越滚越大，人口年平均增加数量由50年代初期的1000多万，增加到70年代初期的2000多万，人口出生率高峰时达到43.6‰。人口增长到了不控制不行的地步了。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提出“晚、稀、少”生育口号，从此开始了加强人口控制的宣传和领导。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53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正式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同年，中央还发出一号文件，开始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项政策在广大城市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实施开来。在此前的口号是“一对夫妻生两个好”。 经过痛切的反省，中国终于走上了计划生育之路。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成功推进，我国12亿人口的到来，被推迟了整整9年。据统计，实行计划生育20年来，全国累计少生了3亿人。人口增长率，从70年代初开始受到遏制，由70年代初的30‰下降到了现在的10‰左右。 少生3亿人，意味着老百姓和国家得了实惠。仅按每人从0岁到1９9ｌｉｂ?6岁抚育费一项，可节省开支4万亿元。4万亿元相当于“六五”、“七五”10年间国家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假设这4万亿元都用来搞建设，可以盖135座宝山钢铁厂，可以修1800条沈大高速公路，可以建1900个亚运村。 少生3亿人，使我国民众健康水准不断提高，中国人活得更好更长了，平均期望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69.05岁，成为世界上平均寿命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少生3亿人，意味着中国原本高速狂奔、难以遏制的人口快车速度明显减缓，按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跻身低出生率国家之列。我国的城市已达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形态。 现在，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虽然还高于西欧国家，如英国的3‰，法国的4‰，但已与美国(11‰)和加拿大(12‰)的水平相近。 中国计划生育的伟大气魄和骄人成就举世瞩目，国际著名人口专家米勒先生认为，中国是惟一有胆量面对严重人口问题的国家。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人口学家也一致评价：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bbr>99lｉb?下降最快的国家。中国对人口的有效控制，不仅使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列车紧急刹车，而且对于稳定亚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长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人口增长就像奔跑着的列车，其巨大的惯性难以令其嘎然而止。今天，中国的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人口的忧患仍像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华民族心头。12亿多的人口基数，将使每年净增人口超过1200万，等于要多养活相当于智利全国的人口数。每年新增加人口，将消耗掉新增国民收入的1/4，极大延缓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并逐步使计划生育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转变生育观念，降低生育率。与此同时，将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同帮助群众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同建设文明幸福的家庭结合起来，将人口控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口控制持久、有效地开展下去。

16亿，中国的“生命线”

现代的人们，已经从拥挤的街道与日益缩小的村庄，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在世界各国科学家在研究地球能承载多少人口的时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不考虑我们脚下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到底能养活多少中国人。 早在1956年，中国学者孙本文就曾从耕地状况出发，提出中国人口容量为8亿的观点。70年代末以来，更多的学者从食物供应、淡水资源、经济发展等角度，计算中国环境的人口容量问题，并分别提出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7.5亿、6.3～6.53亿、6.5～7亿、9.5亿等。如田雪原、陈玉光等从就业的角度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宋健等从食物供应和水资源供应的角度提出了在百年时间里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的水平，理想人口应在7亿以下，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用水标准衡量，则应在6.3～6.5亿之间；胡保生等对20多个社会、经济、资源因素进行可能性和满意性分析，提出中国100年后人口应保持在7～10亿之间，这些研究均是以80年代初的现状为基础进行外推或预测的。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的人口早已超过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并还在继续攀升。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与这一理想状态擦肩而过的一代。错过了太阳，不能再错过月亮！我们现在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中国的土地能承载的极限状态之内。如果说人口的理想状态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发展，那么极限状态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我们不能再犯下过去同样的错误。 那么，中国的土地承载极限到底是多大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土地最多能养活多少人呢？当然，任何预测都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因为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难以预料的，但这并不排斥基本的估计。 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在80年代初曾对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源的潜在人口承载力进行综合的测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参照这一方法，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曾于80年代末对中国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及其人口承载量作过大型的研究，得出了迄今为止最具综合性的中国环境人口容量的评价。其结果是，中国土地资源的最大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粮食标准为500公斤计算，最大人口承载量为16.6亿人；以人均粮食标准550公斤计算，最大人口承载量为15.1亿人。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环境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5～16亿人。 有鉴于此，我们把16亿划作中国人口的“生命线”。如果超过这一限度，我们就有生存的危机。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人口控制在这一极限容量之内呢？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家推算表明，只要我们将人口出生率控制和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随着年龄结构的继续增长和稳定化，中国人口可望在一定时期后进入零增长状态。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人口进入零增长状态的时间，大约在2030～2050年间，是时，中国人口的总数刚好达到15～16亿人，亦即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近4亿人。从此后，中国的人口便逐渐下降，大约21世纪的末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将稳定在6～8亿的理想状态。 这是十分乐观的估计，而只要我们的人口控制稍微放松，人口增长便会出现反弹，进入零增长的时间便将向后推迟，达到零增长时的人口峰值则会大大突破我们划定的16亿生命线。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人口一旦突破16亿，中华民族的生存便将受到威胁，最突出的问题便是粮食不足，届时的中国人又有可能重新体会我们的先辈们那饿肚子的感觉。 由于无知和自负，我们白白丧失了一个保持理想人口的机会。而现在，则绝不能因为我们的轻率与放纵，不负责任地把中华民族推向危险的深渊。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我们后代有一个理想的发展环境，我们必须死死守住这条“生命线”，坚决把人口控制在16亿之下。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继续贯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大力推行“一胎化”。我国目前实行的“提倡生一胎，控制生二胎，杜绝生三胎”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过于庞大、未来人口增长速度有过快趋势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而且要把重点放在农村，努力建立适合中国情况的人口控制新体制。专家和学者们提出，下一阶段中国人口控制宜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一是改变家庭的生育需求。要从调节家庭生育需求入手，间接引导家庭生育行为，形成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要想改变家庭的生育需求，就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施加实质性影响：第一，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社会经济价值。国家通过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多种手段，使具有不同质量的劳动力在就业选择和经济收入上拉开差距，以致使现在生育数量较多而将来素质较差的孩子在实际中降低或失去其社会经济价值，从而诱导实现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第二，提高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国家今后应通过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多种手段，使家庭多育孩子在生育、养育特别是教育上付出的成本要比少育孩子多到足以与那些孩子以后可能带来的收入相比变得得不偿失，从而诱导实现其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 二是建立多种形式的计划生育承包责任制。要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长的旧体制，找到一种适应现阶段实行计划生育的新方式。通过在计划生育上的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引进竞争机制，实施奖优罚劣，理顺与计划生育有关各方及人员之间的关系，增强各级领导机构领导干部的压力感，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以及广大婚育人员的法制感，把计划生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使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得到切实保证。 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级计划生育机构。要加强由专职和兼职人员共同组成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伍，重视对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素质，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 四是建立和实施既能保证控制人口增长，又能提供群众自愿选择的避孕节育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 五是实施计划生育的奖励和限制政策。要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增强政策的吸引力和约束力。通过奖励措施向婚育龄者提供一种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对早婚早育和多生的替代；通过制裁措施向不实行计划生育者索取相当数量的、他们应向社会支付的补偿。采取奖励和限制措施为婚育龄者提供不同的机会选择，从而诱导他们作出有利于缩小家庭规模、控制人口增长的决策。 六是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知识性和服务性。把宣传教育与避孕节育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要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针对性地宣传有关知识，把观念上的宣传教育与实际上的提供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宣传教育，引导观念更新和意识转变。首先是从人口的国内意识转向全球意识；其次是从经济总量意识转向经济人均意识；第三是从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转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婚姻观念；第四是从“人多力量大”转向优化人口的意识。 除此之外，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便是抓紧计划生育法规建设，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计划生育管理，尽快制定并颁布实施节制生育法，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把人口从根本上控制住，不仅强化行政措施和经济措施，而且要采取和实施法律手段，真正做到使节制生育、人口计划和控制政策及措施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中国的人口控制下来，才能真正保证中国的人口不会出现超过极限的难堪局面。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生存的空间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后代的生存。这是人类不同于其他低级动物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什么呢？是金钱？是房产？还是其他物质？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适宜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专家们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每年要从地球的土壤岩石圈中挖出25吨各种物质，人口越多，资源耗尽越快。而现在的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资源也是有限的，现在我们多用一份，我们的后代就可能少一份。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在自己发展时给后代留下生存必需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美国学者保罗·哈里森在他所著的《人类的数量和人类的需求》一书中描述道：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淡水、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消耗明显加快。淡水是有限的资源，预计到2000年，南亚、中美洲部分地区，特别是北非、东非和西非将出现淡水短缺，某些地区可能出现绝对缺水和干旱状态。石油资源如按1982年的开采速度开采下去，到2016年将全部开采完毕。虽然石油储量还会随着人们的勘探而增加，但勘探速度比不上开采速度，所以，石油的开采寿命在缩短。各种矿物质资源将日渐稀缺，按目前消耗速度，有12种矿物质资源将在50年内耗尽。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土地退化是个严重的问题。由于人口过度的增长，对土地使用过度，造成土地沙化和退化。每年全世界大约有600万公顷土地遭到不可逆转的沙化，2000万公顷的土地肥力被耗尽而不能再耕种和放牧。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人口越多，土地使用越过度，土地退化越严重，使可耕地越少，从而又促使土地使用又越过度，退化又越严重。 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不但每年从地球的土壤岩石中挖出25吨各种物质，在加工过程中还会产生出大量废渣、废水和废气，制成品在制成后又留下大量废弃物。 有人描述，如果我们继续如此大规模地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留给我们后代的地球，则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垃圾场，森林没有了，牧场没有了，耕地没有了，连鸟儿也很少看见了，至于老虎、黑熊等动物，动物园里也没有了，只有从我们现在留给他们的电影电视里略知一二。没有石油做能源了，没有煤炭取暖了，没有金银铜铁锡等矿物质制造机器了，连他们每天要喝的水，也只能等天上下雨时去接……这不是耸人听闻，目前世界人口的过速增长，对生态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已超过了地球可以忍受的极限。 我们要生存，我们的后代也要生存！ 我们要发展，我们的后代也要发展！ 占用后代的资源来求得自己的生存，是愚昧的。 牺牲后代的利益来求得自己的发展，是自私的。 我们不能以此不负责任的做法落下后世的唾骂。因此，从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都在谋求一种既能保证自己发展又不过于损害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1972年，国际环境大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提出了“生态发展”、“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可持续发展”第一次提到人们面前。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发展不应该破坏环境，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寻求某种和谐关系。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采用“可持续发展”提法，并作为一个概念作出解释：可持续发展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提法，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一致认为，21世纪世界的共同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明确其定义为：“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 事实上，无限制地资源掠夺不仅影响到后代的发展，也开始危机我们当代人的生存。 近一二十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再加上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物质和能量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就大大加速了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短缺和日趋枯竭。同时，人类向自然界排放的物质和能量也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其结果又形成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当这种伤害了的环境再作用于人类时，不仅严重影响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也造成了直接威胁，例如，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减少、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等，都是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理系统之间关系恶化紧张的表现，其根源皆来自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如果说过去由于无知，人类对自然界经历了被动的“服从”到盲目的“征服”，那么，在科学技术已有了巨大发展的今天，人类必须调整它对自然的关系。 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上，科学家在联合声明中，向各国首脑呼吁道：“我们敦促你们现在就采取切中时弊的行动，采取一种全球范围的统一的人口和持续发展的政策。再延误一年，问题就会尖锐一分。让1994年成为全世界人民决定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共同行动的一年而永远被人铭记在心。” 开罗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呼吁发达国家带头实现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和有效的管理废物，这次会议对“可持续发展”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有关所有经济活动的生产和消费能长期持续下去，包括工业、能源、农业、林业、渔业、运输、旅游和基础设施，以便无害生态地最佳利用资源和最少产生废物。”《行动纲领》重申，发展权利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这就是说，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只有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正如200多年前著名哲学家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受约束。” 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较少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决定了中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紧迫与更加必要。 从资源总量一看，中国自然资源无疑是丰富的，堪称资源大国。如国土面积仅次于前苏联和加拿大，位居第3位；耕地面积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印度，位居第4位；永久性草地，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前苏联，位居第3位；森林和林地次于前苏联和巴西、加拿大、美国，位居第5位；河川泾流量，位居第6位；矿产资源中，钨、锑、锌、钛、钒、稀土、重晶石等已探明的储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如以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来衡量主要自然资源的总体丰富程度，那么，中国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位居第3位。 然而，由于中国同时又是第一人口大国，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甚大，如与资源两大国前苏联与美国比较，中国人口是前苏联的4倍，是美国的近5倍，因而，从人均水平的相对量上看，中国资源不仅算不上丰富，甚或可说是短缺的，除矿产资源总值外，其余各项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绝大多数甚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因此，中国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态度是积极的，行动也是迅速的。除了中国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外，中国还是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发起国和签字国。中国不但签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且忠实履行会议承诺，率先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此外，还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约国。 1994年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包括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慢。具体指标，如2000年工业废水处理率要达到84%，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20%，工业废气处理率达到90%；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15～16%，预防和控制沙漠化扩散，每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保护耕地资源，1991～2000年新增耕地330万公顷；全国各类保护区面积达到1亿公顷，保护所有自然生态系统等。 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这就是我们对后代的郑重承诺！ 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已经眺望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希冀和曙光。 一、中国不是地球的负担

危机不是来自中国

有人认为，目前危害人类生命的有三大威胁：饥饿、疾病、战争。而饥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威胁。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饥饿。人类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饥饿史与反饥饿史。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认为：“未来的真正威胁，将不是军事侵略而是饥饿问题。” 目前的世界，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人口剧增，因此，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表现在数以亿计的人口还在过着食不裹腹的生活，世界粮食储备量逐年减少。在此背景下，布朗等人致力于对世界粮食形势的研究与分析，以期引起全世界的重视，这是有价值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布朗认为，将来的世界是一个“饥饿的世界”，其理由是粮食的增长将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把未来世界饥饿爆发的隐患不是落在撒哈拉以南的那些耕地面积较少、气候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落后、粮食现在就已短缺的非洲国家里，而是强加在粮食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并已基本上解决吃饭问题的中国身上，显然，这不是无意的错误就是有意的歪曲。 布朗认为，世界进入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食物危机”的时代就要来到了。他预言，当拥有世界22%人口的中国准备加入到富国的行列并以同样的高标准来生活的时候，这种向“食物危机”时代的过渡被大大地加快了。其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人的粮食需求增加，中国又没有能力增加供给，于是，只好大批进口粮食，从而导致世界粮食的短缺。换句话说，就是富裕了的中国人会到他们的饭碗里抢饭吃。因此，他认为，中国未来的饥饿问题，也是全球最棘手的问题，中国的粮食短缺将是世界的粮食短缺，中国的粮价上涨将是世界粮价的上涨，中国人的土地危机将成为每个人的土..地危机。他说：“即将出现的中国的巨额的粮食进口将会向整个世界发出一声响亮的醒世呼唤。它将给我们这个已拥有57亿人口的星球带来巨大的生态冲击。它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安全’的定义，因为食物匮乏和经济不稳所带给我们的威胁将比武力侵略更为可怕。” 布朗还充满恐怖地告诫：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并不像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出现在为贫穷所困扰的索马里和海地，而是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中国。 难道经济发展了的中国倒反而成了地球的负担吗？布朗的论调引起世界舆论的哗然，而国内外绝大部分的专家学者在经过缜密的研究与分析后，都一致认为布朗的预测是错误的，连美国农业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也不赞成布朗的说法。 布朗预测，自1990年至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减少20%，这着实令人吃惊。但布朗的这一预测同多数人的看法格格不入。美国农业部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每年增加约1%。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小麦、玉米和大米产量将分别增加90%、80%和54%。世界粮农组织储备局局长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估计，自1990年至2030年，即使中国的谷物(小麦、玉米和大米)种植面积减少2%，其谷物产量也可能会增加68%。 亚历山德拉托斯发表了《从全球角度看对中国未来粮食短缺的预测》，对布朗的预测作了明确的反驳。他认为，布朗对未来的天谕般的预见是建立在一些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之上，这次的预见并不比他早先曾作过的关于灾难到来的预言高明多少。布朗在1974年粮食涨价高峰时，曾预言粮食的实际价格将持续上涨，而没过多久，粮价却再度出现了长期下跌的趋势；另有一次，布朗曾作过美国、法国和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在70年代末将会停止的预言，而事实上这3个国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里，粮食产量却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发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准会员罗伯特·帕尔伯格教授的文章，他明确地指出：“面临危机的是非洲而不是中国”。他认为，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南亚和非洲，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危险大多与中国无关。他说，在非洲，营养不良的人口在今后几十年很可能会增加，因为非洲存在着管理不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农村地区环境退化等诸多问题。气候恶劣，自然资源缺乏，农村地区生活贫困，男女不平等，所有这些使粮食产量仅保持在2%的年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在每年某一段时间总有多达40%的人口营养不良。在南亚许多地区，人口密度大，而且这些地区的人口仍在迅速增加，这都将加剧粮食的供需矛盾。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随着中国人的收入增加，粮食消费将持续迅速增加，但布朗因此认为出口国和中国的谷物生产者将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是错误的，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的能力。对于布朗这样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者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非洲而不是中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副研究员、《谁来养活中国》的译者康晓光认为，布朗的分析是严肃的，但又是片面的，而他的结论则是荒谬的。他认为，布朗低估了中国粮食增长的潜力。他在低估了中国耕地面积的同时，又高估了目前的单产水平，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已达到了自然资源所允许持续增产的上限，否定了世界科技进步的可能性。其次，布朗在把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做类比时忽略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区别——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呈现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就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产量下降的同时，西北省份的粮食产量却在上升。目前，“北粮南运”、“西粮东调”的格局已经形成并将长期存在，这使中国粮食产量下降的时间会大大延后，而且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将小于日本和韩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文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布朗说的粮食安全问题。1978～1995年18年间，我国进口粮食2.26亿吨，但也出口粮食1.08亿吨，进出口相抵年均净进口为657万吨，只占中国粮食年消费总量的1.5%，只占世界粮食进口量的6%。中国粮食的生产和供应是正常的，是有充分保证的。 中国农业部前部长刘江则用一系列确凿可靠的数据向世界宣布：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他指出，从1949年至198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1亿多吨增加到4亿多吨，年均递增3.7%，人口虽然由5.4亿增长到10.43亿，但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0公斤增加到近400公斤。1984年至1995年，我国粮食生产又跨上了4.5亿吨的新台阶，年均递增3%。肉类、水产品、禽蛋和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41.3公斤、19.5公斤、13公斤和198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现在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大贡献。而未来的中国人，也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预计需要粮食6亿多吨。按这个目标，今后平均每年粮食产量要增加40亿公斤，年递增率不到1%。而建国以来我国每年粮食平均增产近80亿公斤，年递增3%。因此达到6亿吨所需要的年递增速度只相当于建国平均水平的1/3，只相当于近10年的1/2。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布朗先生之所以陷入悲观主义迷雾而看不到中国粮食的光明前景，主要是因为他过多、过重、甚至夸大中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不利因素，而同时又忽视中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有利因素。本书从粮食生产与需求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总的来说，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粮食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我们同样也看到，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巨大，不仅能养活现在的12亿多人口，而且也能养活将来的16亿中国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存在着多种发展粮食生产、增加供给和解决吃饭问题的有利条件，如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的生产，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护粮、兴粮的政策措施。此外，在农村改革中获得自主权的中国数万万勤劳的农民，更是兴农增粮的雄厚力量源泉。如果充分发挥这些条件的巨大作用，那么，中国的粮食的前景不是悲观，而是令人乐观；不是暗淡，而是充满光明。 丁声俊等学者对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首先，中国不会像日本、台湾50年代以来那样，耕地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以致到2030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及现在的一半。中国固然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将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部分耕地，但中国也有着雄厚的耕地后备资源，能对耕地的减少起着补偿作用。1949至1994年，中国耕地每年净减少不到100万亩，这主要是由于采取开垦、复垦的方式增加了新的耕地。目前中国有宜垦荒地2亿多亩，中国政府计划每年开垦600万亩，每年耕地减少控制在700万亩以内，耕地净减少控制在100万亩以内，则2030年中国耕地只会净减少8000万亩，只相当目前耕地的5.6%。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不足，这是无需讳言的事实，但开发国土资源余地广阔。在我国“七分山水、二分草原、一分耕地”的构成中，本是稀缺资源的耕地却浪费严重，因而仍有较大开发潜力：全国有成片可垦荒地5亿左右，其中近期可开垦为耕地的约有1.2亿亩，有零星荒地1亿亩上下，近期可以开发为耕地的约为5000万亩；还有适垦滩涂5000万亩，可供养殖的淡水水域面积和近海海域约100万平方公里。除宜垦荒地外，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和基本建设造成损毁的耕地资源数量也颇大，累计在1亿亩以上，至今只复垦2%左右。如果达到国外一些国家50%的复垦率水平，那么，全国仅此三项又可挖掘出生产条件良好的耕地几千万亩。这相当于一个小国家耕地面积的总和，其潜力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巨大。 其次，中国耕地的增产潜力也较大。迄今，全国耕地中仍有2/3，即大体有9亿多亩的耕地处于中、低产水平。全国土地的复种指数约为150%，最高可提高到200%。全国复种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等于扩大粮食种植面积1500万亩。如果到2030年将复种指数提高到165%，由此增加的粮食播种面积可基本抵消耕地减少因素，从而可使粮食作物面积到2030年仍维持在16亿亩的水平。在我国光、热、水、土条件优越的南方12个省、区还有冬闲田2亿亩，近期可开发利用的至少有1亿亩。根据计算，采取生物、科技和工程措施，改造中低产田、合理提高复种指数和开发南方冬闲田等3项措施，可增产粮食3900～5700万吨，大体相当于全国新增5000万吨的生产能力。 另外，提高粮食单产既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经验，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现在我们的粮食平均亩产仅300公斤左右，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水稻平均每亩低60～80公斤，小麦低100～200公斤，玉米低200～300公斤。综合各种增产技术因素，使我国单产提高80～100%在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的。而到2030年，我们只要将平均亩产提高到400公斤，即可使粮食总产达到6.4亿吨。这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据专家分析，改造2/3的中低产田，即可增产粮食400亿公斤；利用科学进步，如更换粮食作物品种、推广地膜覆盖、化肥深施等成熟适用技术，可以将现有的单产水平提高30～50%。目前中国农业科技水平比发达国家约落后14～20年，农业科技进步在我国对作物增产的作用，虽然已从过去的20%提高到现在的40%，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发达国家一般为70～80%。因此，技术进步的潜力相当大。按正常规律，推广良种可使粮食增产8～12%；增施化肥和科学施肥可增产16%；改进耕作制度和推广综合配套栽培技术可增产4～10%；科学防治病虫可减少产量损失10～20%。我国如果逐步把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由现在的40%提高到50%以至70%的先进水平，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就可扩大4500～9000万吨。足以保证中国粮食到本世纪末再上一个新台阶。 第四，“食物节流”，潜力可观。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粮食和其他食物资源浪费严重。这表明我国粮食“节流”的潜力十分巨大。据调查，我国粮食作物在收获、储藏、加工、运输、利用等环节上的损失率至少在10%以上。这就是说，全国每年有多达几百亿公斤的粮食白白损失掉了。如果改善仓储、加工、运输条件和综合开发利用粮食和其他食物资源，以减少损失率5%计算，每年就可以少损耗粮食1500～2000万吨，若以中等单产350公斤计，大体相当于不种田而收获4000～5500万亩的粮食总产量。如果推广配合饲料和科学饲养技术，那么，养猪的料肉比可提高20～30%，养鸡的料肉比可提高50%以上，养奶牛、蛋鸡、鱼的饲料报酬都能有显著增长。至于数亿吨秸杆，用一部分氨化发展草食动物，也可转化生产出大量牛肉和羊肉。这对保证中国人的粮食消费与提高生活水平，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合分析，我国资源拥有6～7亿吨粮食生产的潜力，完全可以满足16亿人口人均400公斤的需求。只要我们采取切实措施，利用有利条件，那么，全国粮食总产量到本世纪末及下世纪初将保持2%的年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按此发展，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6亿吨以上，只要适量进口一些粮食作为补充和调节，就基本上能满足届时16亿人口的需要，根本不可能发生大量进口粮食的状况，因而也不存在中国“饥饿世界”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粮食虽然有困难，但并没有大的危机，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布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自力更生，是我们对世界的承诺，也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心。国家主席江泽民强调指出，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也完全能够自力更生地解决。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他指出，未来15年和更长的时间里，中国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粮食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会持续增长。但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技术的角度看，中国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1997年3月19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豪迈地说：“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受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未来的中国，不仅不会成为地球的负担，不会给世界带来危机，而且还将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将对解决全球的温饱问题作出重大的贡献。

中国人吃肉，外国人没有必要心慌

布朗为何对中国的粮食前景忧心忡忡？说起来饶有趣味——中国人吃肉，他却心慌！ 大约是1993年，《纽约时报》一位记者在中国湖南采访了一名姓严的中国农民，问他生活条件是否有所改善，严老汉回答说：“总的来讲，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家现在一个星期能吃上四五次肉，而在十年前，根本没有肉吃。” 对此，布朗惶恐不已。他多次将此故事引入自己的论文中，并以此引申说，中国的粮食危机，不是农业的失败，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他认为，当收入增长后，低收入人口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他们的膳食结构多样化，从单调的大米占总热量70%的饮食结构转向更多的肉类、奶类及蛋类食品的消费。在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写道：“中国经济在过去4年里惊人地增长56%，人均收入增加了50%。随着收入的增加，过去那些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人首先是丰富他们的饮食，从以淀粉类食品为主的饭菜，转变为包括鸡鱼肉蛋、牛奶黄油、酸奶甚至冰激淋的多样化菜肴。……” 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作为一名农业专家和环保主义者，布朗理应对中国取得的这一重大成就感到高兴。但是，布朗却有点“私心”，他似乎宁愿中国像索马里和海地一样继续贫困而不愿中国经济像他们美国一样发达起来——因为他认为，饥饿的索马里人没有能力到美国来抢粮食，而富裕的中国人却有可能从他们的饭碗里抢饭吃。 布朗认为，更多的肉类需求意味更多的粮食产量——生产每公斤家禽、猪肉和牛肉各需谷物2公斤、4公斤和7公斤。随着中国人日趋富裕，他们将会消费更多的肉、奶、蛋，如果谷物的供给不能与中国人的食谱变化同步增长，粮价将飞涨。他不无惊慌地说：“中国人对动物蛋白膨胀的需求将超过世界谷物生产能力。” 正如一位新华社记者评论的：“中国农民饭碗里多了一点肉，令华盛顿一批环保主义者感到惶恐，他们认为，中国人对鸡、肉、蛋，甚至牛奶、啤酒和冰激淋的胃口越来越大，将会把世界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全部吃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将逐渐提高，其中包括对肉类食品的需求上升，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没有理由让中国人永远过着贫穷的生活。 但是，我们可以负责地告诉布朗等人，中国人不仅能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同样，我们能够自力更生解决中国人的吃肉问题，没有必要让外国人心慌。 首先，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其继续增长的幅度，远没有布朗想象的可怕。目前，中国的人均肉类食品消费量与韩国大致相同，只比日本的水平低10公斤。城市居民的肉类消费基本上达到饱和状态，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增加；农村居民虽然肉类消费还会有一个上升过程，但农村居民有家养生猪的习惯，因此，农民的肉类消费大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其次，中国饲养猪、牛、羊等所需要的粮食也远没有布朗计算的那样多。布朗是按美国那种大规模工厂化饲养计算的，而中国大部分是家庭散养。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的结论，通常讲的肉料比，猪肉是1：4.5，牛肉是1：7，这是规模饲养的参数，而家庭散养，大部分是利用的家庭残汤剩饭，因此粮食消耗较少。据在四川调查，农民家庭散养的肉料比，猪肉是1：1.8，牛肉是1：2。而目前中国的猪、牛、羊的饲养大都以家庭为主，工厂化饲养量较少。中国学者杜鹰经过对1995年的肉类生产进行研究，认为肉料比只有1：2，这样，我们生产同样的肉类产品，消耗的粮食却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少得多。 另外，我国的肉类生产潜力也较大。我国是世界上拥有草原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丘陵山区草原面积41亿亩，其中可利用面积33.5亿亩，近期可以改良为高水平草场的面积为5000万亩；在草场中，潜力较大的南方草山草坡10.3亿亩，其中可利用面积为6.7亿亩。若将全国可利用草场的80%改造成人工草场，则可增加奶牛1000多万头，肉牛2000多万头，可使我国的肉、奶产量翻几番。另外，我国海域辽阔，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浅海滩涂养殖渔业区面积近1亿亩，鱼虾贝藻等海产品和海涂资源十分丰富。如果进一步开发利用，可以生产出多种水产品，增产多倍于现有2000多万吨各种海产品的产量。这一切，都足以使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较大的幅度。 除此之外，我国每年有秸杆5亿吨，可以饲养大量的草食动物。我们只要利用其中的1/3，就相当于目前全国饲料用粮的1/3。从1992年农业部实施秸杆养牛项目以来，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使全国牛肉产量翻一番。 事实说明，中国的肉类生产潜力相当大，足以保证中国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肉类消费需求，既不影响中国的粮食供需平衡，更不会冲击国际粮食市场。布朗等人的担心是没有必有的。 相反，我们倒是要提醒布朗等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所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过多的粮食资源。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每人每天平均摄取的热量达到3340大卡，超过人体需要量的31%，每100人中有15人营养过剩，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每人每天平均只得到2210大卡的热量，有近9亿人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医学工作者认为，成年人每天摄取40克动物蛋白质就足够了，而34个发达国家就有32个国家人均每天摄取的动物蛋白质超过80克，其中美国达105克。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每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粮食有1000公斤，其中，美国1500公斤，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地区，人均消费粮食只有50～100公斤，而且以杂粮为主。 发达国家中的粮食浪费更加惊人，美国人1年浪费和扔进垃圾箱的食品，就足以供非洲大陆各国人民食用1个月。美国养有4000万条狗和2300万只猫，1只动物消耗掉的粮食比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均消费的粮食还要多。美国学者米勒在1985年出版的《全球秩序》一书中指出：“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大约6%，而每年的消费量却占世界消费量的30%以上。”联合国《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是，富裕国家占世界人口的25%，消耗的粮食却占60%。 美国经济学权威迈克尔·托达罗在他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也直言不讳：“同稀缺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获得和利用相比，人口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4，却几乎消耗了80%的世界资源。例如，北美洲和欧洲的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地消耗掉的世界食品、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的平均量几乎是相应的第三世界国家消耗量的16倍。因此，根据世界上有限的资源消费来讲，发达国家多增加1个孩子与不发达国家增加16个孩子具有同样的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人口增长极度关心，真正的企图是为了阻碍贫穷国家的发展，从而维持一个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国际现状。”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也尖锐地指出：“那些为了世界人口对粮食资源造成压力而忧心忡忡的西方人应该记住，他们一个典型的4口之家所消耗掉的粮食要比一对有18个孩子的印度穷苦夫妇消费的还要多。” 为了世界粮食的安全与稳定，布朗等人应该去劝告西方国家约束自己的行为，减少粮食的挥霍与浪费。而对于中国人的吃肉问题，他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既让中国人吃饱，也让中国人吃好。

中国人不需要靠吃洋米过日子

布朗认为，“中国开始失去养活自己的能力”，因此，中国只能靠大量进口粮食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而作为一个将达到16亿人口的大国，布朗认为，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买得起大量的粮食，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群能提供如此之多的粮食。由此，他推断，中国的粮食短缺将导致世界的粮食短缺，中国的饥饿将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其实，饥饿是早已存在的问题，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大量进口粮食，但是，长期以来，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有10多亿人在饥饿中挣扎，就是发达国家也有人正在饿肚子。即使明天有人挨饿，那也不是由于中国人吃得多了，吃得好了。认为中国将导致世界的饥饿显然是荒谬的。 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依赖过其他国家来养活自己，虽然我们也有一定的进口，但那仅只是极小数量的补充与调节。这既是正常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 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政府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新中国建立50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一直是有进也有出。早在建国初期，在国家粮食状况逐步好转的情况下，为了换回必需的设备和物资，支持国家基础工业建设，从1950年开始，中国每年都组织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3年时间累计出口粮食50.9亿公斤。虽然数量不大，但它展示了中国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的前景，也是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和在粮食问题上对中国污蔑的一个有力回击。 “大跃进”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滑坡，粮食产量下降。但在高指标、浮夸风的推动下，粮食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继续增加。从1958年起，一连3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粮食。其中，1958年进出口相抵，净出口32.5亿公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达47.9亿公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当于1957年的2.5倍；1960年仍净出口10亿公斤。这3年出口这样多的粮食，更加重了国内的粮食困难。因此，1960年底，中央决定，从1961年开始进口粮食，从1961年到1965年共进口粮食278亿公斤，年平均54.7亿公斤。这同一时期，共出口粮食63亿公斤，年平均12.7亿公斤，进出口相抵，这个期间共进口粮食210亿公斤，年平均净进口42亿公斤。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一度把吃进口粮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从此，人们把进口粮食当作一个禁区。当国内粮食收支出现大的缺口时，不考虑增加进口粮食，而把全部负担压在农民的身上，引起社会不安定。“文革”前期基本上没有进口粮食。1971至1976年，共进口粮食2572万吨，同期出口粮食1685万吨，平均每年净进口粮食148万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每年进口1000～1500万吨粮食，使国内有些地方休养生息，有些地方可以贯彻因地制宜的方针，发展经济作物，以此提高农民的收入。1980年与1981年两年各进口粮食1300万吨左右，1982年达到1531万吨。1983年和1984年国内粮食连年丰收，国家粮食收支平衡有余，库存增加，国家开始增加粮食出口。总的来说，从1979年至1984年，我国进口粮食7200万吨，出口粮食965万吨。年均净进口粮食1039万吨。 1989年后连续3年“卖粮难”，国家调整粮食进出口政策，1989～1991年进口量下降到728.5万吨，1992～1994年又连续3年由粮食净进口转为净出口，年均385万吨。1994年出现粮食风波后，为了迅速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1995年又变为净进口粮食1972万吨，创年粮食进口历史最高水平。 从1979年至1995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是2.38亿吨，平均每年1322.2万吨；粮食出口总量1.04亿吨，平均每年577.7万吨。18个年份中，净进口的年份有13年，净出口的年份有5年。其中净进口超过1000万吨的有7年。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粮食出口量波动的因素只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2～9.3%左右，而如果剔除1995年，平均只有3%。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不大。虽然目前中国是净进口国，但从1978年以来，净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呈减少趋势：1978年至1984年为3.2%，1985年至1990年为1.2%，1991年至1995年为0.4%。以进口数量最多的1995年的净进口量计算，净进口占国内粮食年消费总量的比重也仅4.3%左右。此外，中国粮食进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也不高，以1990年为例，中国出口粮食贸易额5.4亿美元，进口粮食23.2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出口、进口额的0.87%和4.35%，而当年粮食出口量583万吨，进口量1372万吨，净进口789万吨，是90年代净进口值次高的年份。即使是历史上粮食净进口额最高的1995年，粮食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4.54%，这一比重也并不算高。粮食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不高说明，中国适当从国际市场进口一部分粮食，不存在外汇需求不足的问题。 中国的粮食进口也不会影响到国际粮食市场的稳定。从国际粮食市场的情况看，9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贸易大体在2亿吨上下徘徊。其中50%是小麦贸易，6～8%是大米，其余部分是粗粮。同一时期我国粮食进口中，小麦进口占世界小麦进口的10%左右，约占我国粮食进口的80%，玉米为出口品种，出口较多年份曾占世界玉米出口的10%。世界大米贸易量大多数在1200～1600万吨之间，我国大米出口最多年份曾达到100万吨。从总量上计算，中国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出口的3～5%，粮食进口占世界粮食进口的3～8%，这一比例说明，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性并不大。 综上所述，根据粮食出口额占总进口额比重判断，中国增加一定数量的粮食进口不会有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中国粮食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例也不会造成世界粮食供应紧张，相反，中国每年稳定在从国际市场进口一定量的粮食，还有助于调节国际市场粮食供求的区域不平衡，因而有利于粮食市场的安全。 现在的中国没有影响到世界粮食的安全，将来也不会导致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粮食生产的潜力，从总的情况来看，只要我们的政策到位，措施到位，下一世纪中国的粮食供需将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排斥少量进口粮食以进行适度调剂。大部分研究认为，到2030年中国出现人口峰值时，进口粮食量大约为3000～5000万吨左右，国际市场依存度在6～8%之间。基本上处于自给状态，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并不大。少量的粮食进口并不就说明一个国家失出了养活自己的能力。现代的社会生产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分工和交换，市场正是为此而存在的。正如陈锡文先生指出的，美国的进口中也包括不少食品，但不能说美国人没养活自己。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粮食679吨，但每年也要出口不少猪肉、鸡肉等，还有非粮食作物。中国是对日本出口鸡肉的第一大国，在日本市场上占有率是最高的，这也是粮食出口。不是不进口或只出口粮食才叫自己养活自己，总得有进有出，有所调节。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仅为26%，处于世界第113位，没有人说是哪个国家养活了日本，为什么中国仅进口国内消费总量的3～8%左右的粮食就被认为是失出了养活自己的能力了呢？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长期奉行的方针是粮食基本自给。我们不会把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市场上，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江泽民总书记强调：“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这是从保持全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全国性要求出发的，是从保持和加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的战略性要求考虑的。”在当今的世界，粮食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人民平等生存的问题。现在国际粮食市场操纵在美国等少数国家手里，成为他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战略武器”。80年代中期，前苏联粮食进口量一度达到5000万吨，美国突然实行禁运，给前苏联一个措手不及。1973年智利的军事政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粮食武器的作用。其教训都足以令我们借鉴。 美国记者丹·摩根写了一部旨在揭露国际粮食贸易真相的著作《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他认为，饥饿常常存在于那些常常接受美国粮食援助和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因此，世界粮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业生产不足或爆炸性的人口增长，而在于不是真正造福人类的贸易体制。美国为了达到控制第三世界的目的，它常常以粮食为武器来间接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凡是美国在哪里有政治、经济或军事利益，哪里就会得到粮食援助。在那些经济和居民都依赖进口美国产品的国家里，粮食援助都用作棍子和其他外交工具交替使用。 这意味着，中国也不能靠吃洋米生活。 二、征服饥饿：中国的世纪之战

中国政府最重视粮食生产

藏书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的国家，从来都是把粮食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新中国建立后，共和国政府更加重视发展粮食生产，毛泽东主席不仅确立了“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方针，而且还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粮食生产的具体措施，并发动广大人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这对于中国的粮食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受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束缚和压抑，以至粮食发展的许多政策与思路没有得到落实与贯彻，粮食生产发展缓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的肯定与支持，农民真正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高涨，粮食生产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经过20年的努力，现在，中国的粮食生产初成体系，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程度，基本上形成了稳定的年产4～5亿吨的生产能力。 最令人鼓舞的是，就在我国连续几年粮食丰收、粮食储备量达到极高水平的时候，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十五届三中全会，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专题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此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粮食这一特殊商品的宏观调控，保护农民积极性，保证供给和价格基本稳定。”此次会议还作出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决定，使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随后，中央又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对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作出了具体部署。大江南北，再一次掀起了农业生产的热潮。 与此同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1998年，中央支援农业的支出达62.35亿元，比1997年执行数增长12%。中央财政预算增加粮食风险基金37亿元，地方预算也作出配套安排，增加支出55.5亿元，保证了粮食敞开收购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为了解决历年来由于国家粮食仓储不足而影响粮食收购的难题，1998年国家决定增加50亿元用于新增仓储设施，同时扩大简易建仓贷款规模。1998年6月初，国务院决定由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在1999年夏收前建成250亿公斤仓容的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现在，250亿公斤仓容的中央储备粮库建设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粮库的建设布局已经完成，一半以上的项目已经开工建设，资金拨付到位。北京、天津、大连、上海、宁波、福建、广东、西藏、宁夏、新疆等地的项目已经全部开工。 汲取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的教训，1998年底与1999年初，全国进行了改革开放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水利建设都是农民的事，而此次增强了机关部门的责任。所有受益的部门与企业都加入了水利建设的行列，或者投工，或者投资，利益共亨，责任共担，提高了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大堤建设的同时，一些地区还对易旱易涝面积进行了配套改造。这都为粮食生产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目前，中国在发展粮食生产上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政策机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和保护耕地两项基本国策，着手建立农田保护制度，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建设商品粮基地，改造中低产田，实行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开发黑龙江、新疆和甘肃、黄淮海三大区域的土地后备资源，商品粮基地县从目前的500多个增加到800多个；——加强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扩大灌溉面积。近中期将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打井工程；——实施种子工程，争取在作物育种方面有所突破，力争5年内将各大作物品种更新一次；——实施农科教三结合，建立农业科技基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推广节水、节肥等适用技术，并引进一批国外技术；——提高国内化肥供给能力，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化肥厂的生产能力，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以此调低化肥供应价格；——依据农业法，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和财政支农业资金。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中国政府对粮食问题的重视，中国的粮食生产将在下一个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粮食流通改革为粮食生产铺平道路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是就生产抓生产，很少注意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实际上，流通不仅是保证供应的前提，而且也是左右粮食生产的关键。过去，我国反反复复出现的“卖粮难”，就是典型的流通不畅。但以前我们却没有从流通上找原因，“卖难”出现了，便采取压抑生产的作法，不仅谷贱伤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而且粮食生产也受到打击，没有几年恢复不过来。近20年的实践证明，没有合理而顺畅的粮食流通，就不可能有稳定增长的粮食生产。因此，1998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作用不仅是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增加粮食企业活力，更重要的是还将有力地促进粮食生产。 这次粮改，首先一项政策就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这是以往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过去，粮食少了，便是成千上万名干部下农村，走村串户，动员农民交售“爱国粮”，并扩大来年的生产，而一旦粮食丰收，他们便脸一变，要不就不收，要不收了也不给钱，一张白条打发了事。如果多次反复，深深刺伤了农民的心。99ｌib?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民除了种足自己吃的口粮和必须上交的定购粮，就再也不肯多种粮食了，以免日后为粮食交售无门而烦恼，这也是中国的粮食商品率一直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粮改确定敞开收购的政策，使广大农民真正吃了定心丸，保护了农民的种粮收益，从而也将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 按国务院出台的《粮食收购条件》规定，对农民交售的粮食，要常年、常时挂牌收购，不准限收、拒收、停收，不准压级压价；对不符合收购质量标准的粮食，可以按规定扣水、扣杂，实行按质论价，但不得拒收。并且实行户交户结的政策，除农业税外，不准代扣、代缴其他任何税费。实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保证粮食收购不打白条。也就是，中国政府保证农民种的粮食一是有地方收，二是按保护价收，三是用现金结算。农民说，这才是真正为农民着想，以后种粮食心里踏实了，劲头也更足了。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实施后，许多地方又掀起了种粮的高潮，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又回来了，抛荒的耕地又种上了粮食，农民投入也大幅度增加了。 这次粮改，再一次强化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并明确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不仅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粮食流通，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本地区粮食平衡。过去没有粮食找中央要，粮食多了往中央推，现在则必须各负其责，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千方百计发展本地区的粮食生产，搞好本地区的粮食流通和粮食供应。新政策实施后，各地政府重新确立了自己在粮食工作中的角色，层层落实发展粮食生产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以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 显而易见，这一次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增添了动力。

全社会都来关心粮食问题

前面我们对布朗关于中国粮食危机的预言作了逐一的反驳，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虽然布朗所作出的结论是荒谬的，而他指出的一些问题，如人口过多、耕地减少、投入下降等，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若不全方位的重视农业，重新认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中国粮食出问题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日本学者藤村幸义也认为，如果中国掉以轻心，那么布朗的预言也有可能变为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的悲观预测，也有利于我们增加对粮食问题的认识。经过几次考察中国，最后布朗修正了他的部分观点，那就是如果中国从现在起正视粮食问题，那么，下一世纪的饥饿状态也可能不会出现。布朗认为：“众多的人口，匮乏的资源以及21世纪技术和政治哲学的冲突，都将迫使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虽然这是个很大的难题，但中国已做好应付这一难题的充分准备。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处于世界科技及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目前也确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火药的国家，如今有可能在建立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再次领先西方，如果成功，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和仿效的榜样；如果失败，则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前面我们之所以认为未来的中国不会出现布朗所预测的那种中国人不能养活中国人的局面，是基于中国有着发展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但潜力并不等于现实，不能看到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潜力，是布朗的失误；而如果不能把潜力变成现实，则是我们的过错。由此可见，在批驳布朗“中国粮食危机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底如何把握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各个环节，避免出现布朗所预测的结果。 这就要求全社会都来重视中国的粮食问题，因为这是关系每一个人的生存与生活的根本问题。没有充足的粮食，我们连生存都困难，更不用说发展了。现在由于粮食供应充足，给许多人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的粮食没有问题了，我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粮食。他们没有看到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和粮食供需紧张的中国粮情将长期存在的事实，或者是盲目乐观，或者是漠不关心。1994年的粮食风波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发生的。 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是中国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农民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也应该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关心的问题。现在，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外部环境还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粮食问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足够重视。有的部门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乱占滥用耕地现象严重；有的单位侵占农业资源，克扣农民利益；有的涉农企业用质次价高的产品坑农害农；一些地方政府也只看到财政税收的重要，把眼睛盯在工业企业上，而放松粮食的生产；还有那触目惊心的粮食浪费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我们对粮食问题的重新认识，而得到彻底的纠正。 首先，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双基础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吃饭是第一位的问题。粮食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基础作用，它是维系整个人类生活、生存和生命之源泉。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能从事其他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也只有在人们生存稳定后，方能维持人心稳定，社会也方能稳定。因此，在农村全面发展农、工、商时，需坚持农业为基础；在坚持农林牧副渔等五业并举、粮油麻丝茶等多种经营共兴时，要以粮食为主业。就是说，坚持“全面发展农为本，多种经营粮为主”，这应当成为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的基本方针。 其次，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乡镇政府，都应该切切实实地树立以粮为本的意识，从各个方面扶持和促进粮食生产。而这种扶持和促进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里，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有人大唱“把农业和粮食推向市场，让农民在市场海洋中学游泳”的高调，其结果酿成1994年的粮食涨价风波。这给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和粮食还需不需要扶持和保护？回答是肯定的。粮食经济的明显特点是包含种种矛盾：粮食的基础性和弱质性矛盾；公益性与低效性矛盾；生物性与风险性矛盾等。解决这些矛盾单纯靠市场调节不仅无济于事，甚至反而会加剧矛盾。国内外的经验和经济发展史表明，切实采取扶持和保护粮食的政策，不仅可以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和农业易受忽视和排挤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增强粮食稳定增长的力量。 扶持和保护粮食，迫切需要从关键性的薄弱环节入手，而需要全社会支持的，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资金的投入。虽然许多人也知道“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口号，但落实到行动中，却是说得多，做得少。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受“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影响，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不如以前那么重视了，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在未来的30年时间里，我国要使粮食总产增加1.4亿吨左右，粮食单产增加100公斤，没有一定的投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只要我们的这个目标落空，中国的粮食供需矛盾就将加剧到足以影响中国人饿肚子的程度。这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论述过的。 二是技术的投入。科研部门要加速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增加科技投入力度，稳定农业科研队伍。在国家面临各种投资需求竞争不断激烈的情况下，农业科研投资应首先得到保障。保持农业科研实际投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以每年3.5%的增长速度上升是最基本的条件。另外，要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农学家经过对比筛选，提出目前可使我国粮食大幅度增产的10项技术，包括粮食作物高产优质综合栽培技术；粮食优良品种和杂交组合技术；科学施肥技术；粮食科学保管、加工、综合开发技术；粮食作物栽培技术等。这些涉及技术工程、生物工程及生化工程的科技措施，一经推广和被农民掌握应用，就可以收到投资少、启动快、增产多的较好效果。据专家测算，如果全面推广配方施肥和化肥深施技术，使氮磷钾肥比例结构由现在的1：0.3：0.3调整到1：0.5：0.2；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使水的利用率从40%提高到45%；更换一次优良品种和杂交新组合的面积达到粮食总面积的70%；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化栽培技术和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等，将提高粮食单产20～50%。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全社会各个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努力。 三是物质的投入。农业资料生产企业虽然大都是国家投资兴建的，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企业已改变了过去支农促农的宗旨，有的已经转向生产其他见效更快、利润更高的产品去了，有的虽然继续生产农用生产资料，但价格失控，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一切都极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价格适宜、质量过硬的农业生产资料，是许多国家扶持农业的一项间接手段，我国也不能例外。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强化涉农企业的支农意识，并由国家通过减税减费等措施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此降低粮食的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的收益水平。在当前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的情况下，这是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条重要措施。 总的来说，粮食是我们须臾不可缺、一天也不能少的东西，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关注维系我们生存、生命和生活的粮食问题，为中国的粮食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绝不会让人民饿肚子

告诉布朗：中国人有能力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就在布朗预言，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995年开始逐年下降直至失去养活自己能力的时候，中国的粮食产量却连创新高，1996年突破5亿吨大关，1997年和1998年虽然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但粮食产量仍处于4.9亿吨以上的高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已经用事实部分地证明了布朗预言的错误，同样，我们还将以今后的历史宣告布朗预言的破产：中国人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现在可以，将来更可以！ 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在粮食问题上，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我们也知道，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遇到许多障碍，但我们有中国政府对粮食问题的高度重视，有广大农民的勤劳与智慧，有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的粮食前景将充满光明！大量的事实表明，未来的中国，不仅能养活16亿中国人，而且还能使中国人吃得更好，更有营养。 中国不会靠吃洋米过日子，中国也不需要靠吃洋米过日子。建国初期，我们在农业生产处于极度落后的状态下，凭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新中国5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下，粮食生产跃居世界的首位，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未来的中国，我们更可以依靠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学技术，更进一步地提高粮食产量，以此保证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过去，我们没有依靠美国的面粉活命，将来，我们也不会去向任何国家或地区去乞讨或掠夺粮食。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力更生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粮食生产鼓起了风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粮食生产铺平了道路，中国的粮食生产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面对着世界，面对着未来，我们郑重承诺：中国人完全能养活中国人！ ——中国仍然是世界民族之林的佼佼者！ ——炎黄子孙仍然是人类的中坚力量！

告慰毛泽东：中国人不仅能吃饱，而且能吃好

有文献记载，毛泽东主席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1975年12月26日，他在中南海的家里会见了一位旧相识的农妇。农妇向他哭诉的仍然是吃不饱肚子，这与他在1?99liｂ.960年听到的情况完全相同。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经过一场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农民景况依旧，毛泽东不禁潸然泪下。就是在这种沮丧而无奈的心境中，一代伟人溘然长逝。 现在，我们可以告慰毛主席的是，我们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正在向吃好的方向迈进。 目前的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400公斤左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以此保证了中国人基本上都能吃饱肚子。也就是说，除极少数贫困地区外，中国已摆脱了饥饿的阴影。 更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国人不仅吃饱了肚子，而且吃得比以前更好、更营养了。在城市，餐餐吃肉，顿顿开荤，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农村，农民饭桌上的食谱也丰富得多了。窝窝头已早就不是农民的主食了，而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常念叨的“红烧肉”，现在在农村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在有些地方，“红烧肉”已失去了诱惑力，人们追求的是营养更高、口感更好的食品。按1997年的统计，我国人均占有肉类食品已达50公斤，已达到韩国的水平，与日本也相差无几了。另外，中国人还人均占有蛋17公斤，奶6.6公斤。综合这些指标，中国人的饮食水平已远远超过了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进藏书网入了次发达国家的行列。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人将会吃得更好，更有营养。综合专家们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将基本上稳定在450公斤，这在国际上，也是富裕的水平。人均直接消费的口粮将继续下降到接近1990年日本人均125公斤的水平。人均肉类消费将达到人均60公斤，比毛主席逝世时增长了10倍，达到发达国家80年代的水平。并且..，肉类中，也不是猪肉一统天下的局面，禽类和牛羊肉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除此之外，届时的中国人还将人均占有蛋类24公斤，水产品24公斤，奶类36公斤，水果55公斤。一句话，中国人的饭桌上，将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琳琅满目，那种几块咸萝卜咽饭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还了。 请毛主席放心，未来的中国人，将吃得更饱，吃得更好！ 20世纪的帷幕即将徐徐落下，新世界的曙光已照临人类的窗口，中国，正昂首挺腰，阔步走向新的世纪！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