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中国高层新智囊》 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2003年10月25日。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来自海内外文艺界、学术界、新闻界、商界等300多位各界名流齐聚一堂。这些当今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换届大会和首届“绿色中国论坛”聚到一起来的。将他们召集到一起的，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99lib?t>会会长潘岳。 这一天，潘岳发表了震动海内外、后来被媒体称为“潘岳思想集大成者”的《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一文。同时，媒体评论，这是潘岳第一次明确展示自己九九藏书的思想体系。 这篇文章以环境文化为核心概念，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从环境主义的视角，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上升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对20多年来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成就，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的发展主义模式进行了全面反思，展示了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基本战略、国家安全、法治与德治、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精神建构等诸多领域的新思想体系。 但同时，也许因为这个体系色彩过于丰富，也有人惊呼其为“思想怪物”。不过，这样的惊呼对于长期处于争论中心的潘岳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个年轻的副部级干部，自踏入政坛的那一天起，便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同时，“潘岳”这个名字，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是华文媒体的热炒对象。这个名字也每每与许多新名词联系在一起，这些新名词都与政治改革、民族精神、民主法制、现代政治理念相关，从中透射出的思想，也往往饱受争议。在极右翼势力那里，潘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之路的思考和维护遭到强烈批判，他被讥为“中共孤臣”；同时，在极左派看来，他的思想又过于离经叛道，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十多年来，这种左右夹攻的局面就没有停止过。十几年理论风雨下来，这个处于是非之中的年轻理论家，对体制内的人来说，俨然已是“清流”们的中心人物；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他又是“政改标签”；而对于整个思想界来说，他思想理论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已得到公认。 从街头少年到28岁的理论家 潘岳，1961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祖上是江南世家，书香门弟。其父潘田与其母年轻时投身革命，在日伪时期的南京从事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潘田参与组建铁路兵团。解放后，潘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赫赫战功，回国后带领铁道兵参加中国铁路建设，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99ｌib?是中国铁道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潘田离休前为中国铁道兵副总工程师、副参谋长。潘岳的母亲是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但父母显赫的身份并没有使潘岳的童年生活灿烂起来。知识分子的性情、众多的海外关系，让潘岳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难以幸免地遭到迫害。当时七八岁的潘岳，成了实际上的“革命孤儿”，颠沛流离，浪迹街头，不屈的性格和一身“侠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1976年，16岁的潘岳参了军，在部队医疗部门工作。按理，显赫的革命家庭背景无疑有助于他在军队的发展，但身上过于活跃的细胞使他6年后选择离军又弃医，到《工人日报》当了一名实习记者，不久又转去《经济日报》当记者。 1983年7月，潘岳筹办《中国环境报》。时年23岁的潘岳没有意识到，他与环境问题由此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他主持了引滦工程水质调查，行程数千里，完成数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促成引滦工程沿线数百家企业限期调查整改。 1985年后，潘岳主持云南省环境现状调查活动，足迹遍布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完成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其轰动效应，据当地人士称，犹如“在云南省政府大楼附近引发一场地震”。 1986年，潘岳调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主持了中国航空管制的现状调研与宣传，考察了十多个省的军用民用机场，调研报告引起高层重视。 1988年，潘岳在中国《技术监督报》社任副总编辑，次年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面对中国的多事之秋，此时28岁的潘岳开始从全局的高度，对中国的变化进行深层的观察和反思，从那个时候开始.99lib.，年轻的潘岳已然成为当时各种报纸理论版的主角。 1990年12月，一个高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学术研讨会由潘岳主持召开。中央及国务院相关领导到会，全国50余位学者出席座谈，这场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引起海内外的高度重视。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华盛顿邮报》等海外各类媒体对此会连篇累牍地进行评论和猜测，并断言潘岳等人“首次提出新保守主义”，也有文章认为此会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某种转变，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参见《世界周刊》1996年10月20日《回归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发展策略——评价潘岳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新思想”》）。 著名学者萧功秦将“新保守主义”概括为如下立场：“利用过渡性、有现代导向的权威，利用传统的价值中介，引导社会内部变迁，通过内部变迁的成功，逐步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达到一种现代9９ｌｉb?的推进。”因此，即使新保守主义不像1986年“文化热”和“新权威主义”那样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没有形成热潮，也没有得到最高层人物的明确认可，但结果是：新保守主义的观念已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的主流思潮——希望中国的变化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 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期间，潘岳主持的研讨会还包括：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大型研讨会（1990年7月），参加部门十余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研讨会（1990年11月），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展开大规模调研讨论，在学生中引起了较大反响。“西方思潮在校园”研讨会（1990年12月），引发了高校学生一系列相关的思想讨论活动。 1991年，面对剧变后的苏东局势，当时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名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研究报告主张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时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张”的经济改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的惟一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学术成果直接上报中央，并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后几年，这篇东西一直被海外各主要媒体反复登载，其主持者先是被海外媒体认定为陈元，后来才知道是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潘岳。而这份文件，正是1991年9月潘岳主持的一场研讨会的结果。 青年工作专家 由于潘岳的杰出才能，1993年他被调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了针对青年思想状态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1993年5月，潘岳主办“大学生分配与社会就业”研讨会。就现存弊端及对?９９lib.t>策提出了诸多见解，引起媒体的较大关注，反响强烈。 1993年7月，主办“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民工潮”大型研讨会。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做出系统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解决对策，其成果至今仍然被有关部门引用。 1993年8月，主办“国防教育与青年参与”大型研讨会。军队战略专家首次与地方有关部门领导、学者、青年就如何正确理解国防、增强国防意识作了深入调研。这次活动发出问卷5000份，成为当时国防教育的一大事件。 1994年9月，主办“走向21世纪的青年素质”研讨会。众多官员、学者参加，影响较大。 潘岳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并不局限于召开各类研讨会。为了真正了解中国的思想脉动，了解中国青年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真实看法，1993年7月，潘岳主持策划了后来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首次最具权威、最大规模的政治性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一年，形成了“1994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和社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其中的数据和结论，成为海内外报刊和各大国研究中国青年动态的权威性资料。 这一次调查的结果，在后来风行一时的两本政治类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和《中国可以说不》所折射的强大民意信号中得到了印证，这两本书都曾令海内外一片哗然，前者代表了
99lib?
中国精英青年的主流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了中国底层青年的基本情绪。 此外，潘岳于1994年11月主持了“首都青年记者希望行”大型采访调研活动。北京30多家新闻单位的100位记者，行程8000多公里，分赴中国贫困省区，就少年儿童失学情况及“希望工程”救助款项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采访、调查，在海内外引起的巨大反响，极大推动了“希望工程”的良性运行。 正是经过上述活动，潘岳以极快的速度扭转了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困难局面，使之成为全国较知名的学术机构和团中央的先进单位之一。 在“国资流失潮”中力挽狂澜 1995年，中国刮起反腐之风。这时潘岳已是国家资产管理局副局长。他连续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号召查处全国国有资产大案，消除政府与企业界的腐败现象，有力推动了2月份开始的全党反腐倡廉运动。据国有资产管理局1995年对3万家合资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在中外合资过程中，中方80%的企业丧失约90%的应得权益，使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元。潘岳组织人力对全国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统计，写成情况汇报并提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获得最高层认同。那年一段时间里，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先后在各种场合强调制止国有
资产流失的讲话，都是以潘岳等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为依据的。 按照潘岳等人的分析，国有资产的流失虽有千条万条渠道，但最危险、最严重的还是在资金外流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潘岳等人是在资金外逃全面曝光的8年前指出这一巨大弊端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处理问题的棘手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据说潘岳曾感慨：我们的工作努力能够达到促成“下不为例”的目的，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以说，潘岳在国资局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能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国资管理方法而努力，为了“下不为例”，潘岳几乎是殚精竭虑。 在担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期间，潘岳直接领导建立了国有资产宣传、教育体系；加强了对境外9９liｂ?国有资产的调研；对行政事业国有资产与资源性国有资产工作进行重新定位：加强了资产评估业的行业管理，加快了资产评估业的法制建设；推进了国有资产学术理论的研究；创办了《中国资产新闻报》，推动了国有资产新闻出版领域的发展，等等。其工作受到公众好评，在国有资产管理系统获得了较高威信。 在此期间，潘岳为阻止国资流失潮滥觞，使出了四记重拳： 其一是全面清查境外国有资产现状。 1994年11月，潘岳主办“中国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该主题的研讨会，10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会上就当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讨，为中国加强对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奠定了基础。海内外传媒对此均予以关注，学术成果编辑成《中国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探索》一书出版。 为了尽快了解境外国有企业的情况，1994年10月至1997年9月，潘岳带人对境外国有企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做了系统全面的调研，足迹遍及各大洲，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各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成为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其二，对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调研。 1996年到1997年上半年，潘岳组织开展了许多重大课题调研。如“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研究”，对国有资产藏书网体制改革与未来发展有积极意义；“结构调整与资产重组”，对国有资产活动和结构调整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中国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对国有资产改革提出全方位思考；“中国大集团发展战略”，探讨国际竞争问题，为实现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进行理论探索。 在当时引起关注的课题研究，还有诸如“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体系”“事业单位办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战略的途径与办法”“在国有资产管理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这些课题，对国资管理的宏观决策的微观运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 其三，规范国有资产评估体系。 1996年，针对当时我国资产评估行业极为混乱的状况，在潘岳的力倡和主持下，国资局通过制定《专家评审制度》《立项备案制度》，加强了国有资产立项确认管理体制建设；整顿资产评估机构，实行注册评估师的管理和境外机构行业准入管理；加强了对上市预选企业资产评估的管理。也正是在潘岳的努力下，国际评估标准委员会决定1999年国际评估标准年会在中国召开。1995年9月，潘岳主办了中国首届大规模的“国有企业500强”企业评价活动，历时两个月，并定名为“中国的脊梁”宣传月。其评价成果与标准，现在仍被许多部门与企业沿用。 其四，以人为本，加强与国资企业家的联系和交流。 为了进一步探索国资管理方法，了解企业家的思想动态，交流国资管理信息，1995年5月，潘岳出任中国国资青年总裁委员会会长。中国国资青年总裁委员会有530名大型国企的负责人。潘岳所主持的一系列活动，赢得了企业家的赞誉。如邀请国务院财税、金融、经贸等部委的领导与100余家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就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问题进行直接对话，深受企业与有关部委的欢迎：举行“部分上市公司理事与有关政府部门对话会”，与会企业均就上市公司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家股、法人股如何保增值问题进行了对话；举行了“部分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政策研讨会”，内贸部、外经贸部、计委、经贸委等部委负责人针对合资商业企业进一步发展政策性问题进行对话，受到企业欢迎。等等。这些对话受到有关部委和企业的欢迎，成为当时国家有关部门直接了解国资管理问题，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窗口。 但国资危局非一天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资问题，是中国体制问题的陈疴。尽管潘岳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突破体制困厄。相对于当时愈演愈烈的国资的行为，多少有些“尽人事”的悲壮之感，不免让人生出一份唐·吉诃德式的感慨。台湾《商业周刊》1996年7月22日的一篇评论说：“潘岳以‘绝不手软’的强硬态度，对国有资产近年来频遭瓜分现象，发起轮番的攻势，给外界留下了‘清流’的印象。潘岳此举，乃‘第四代’崇尚的‘国家至上’理念的集中体现。” 由于涉及的利益因素过多，国资管理的方式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资局便在一片争议中被撤消，空留下地方上一片没有中央级主管部门的国资管理局（处）在苦苦挣扎。所幸的是，在党的十六大后，中央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及监督委员会。不过，这时潘岳早已离开了他曾呕心沥血的国资管理领域，经由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而到国家环保总局任职。 思想家的“打假传奇”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得到各界人士普遍支持的维护消费者权利的打假行为，最早的提倡者之一就是潘岳。这一举措是在他担任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期间出台的。仅列举1999年下半年的一些事件，就可以看出潘岳在促成打假行动，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方面所作的努力。 1999年8月5日，“中国质量万里行第二届理事大会暨99中国质量万里行出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选举潘岳为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以及一批行业主管部门及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为副会长；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人大常委会、科研院所以及新闻单位、企业界的300多人当选为促进会理事。这是潘岳正式介入消费者权益保护行为的开始。 1999年10月，潘岳带领万里行促进会工作人员，组织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界记者，与广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一道，深入广东揭阳，现场跟踪采访并集中曝光了广东揭阳区域性生产劣质螺纹钢案，一举摧毁了揭阳劣质钢材生产基地。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对此高度重视，作出“此次打假，效果很好，应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对造假者群起而攻之”的重要批示，众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这种打假模式后来为各地机关部门和媒体纷纷效法。 同月，潘岳组织新闻界，与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质量技术监督执法人员一道，经过深入、艰苦的明查暗访，公开曝光并查处了一起危害华北十余载的非法制售病、死鸡案，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有七八个省市由此采取了针对死鸡及熟食的联合打假行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藏书网 1999年12月2日，潘岳带人联合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取打击制造假冒卷烟行动，一举端掉假窝点26个。同时，采取“边打边扶”的新方9９lｉb.式，即一边打击假冒伪劣，一边扶持当地名牌，为形成打假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新思路。 潘岳的“打假传奇”，也许与一个理论家、思想者的作为相去甚远，海外媒体很少加以关注，但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却是俯拾皆是，也许对于太多的国内普通消费者来说，潘岳打假者的形象，确实鲜明于一个思想者的形象。 潘岳？“攀越”？ 关于潘岳的为人，有人概括为“仗义、霸道、悲壮”三条。 仗义说。潘岳的“仗义”绝不是江湖气，而是替人着想、急人所急。这个禀性的由来，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他在《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辑时的口碑更是印证了这一点。1989年，经中组部、中宣部联合考核后，潘岳调至中国青年的理论最前沿《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当年的潘岳年仅28岁，就已经是国家副局级干部。团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议上介绍说：“潘岳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报告。”这话是说给才子成堆的《中国青年报》员工们听的，有替潘岳压阵脚的良苦用意。但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的很多人的确对年轻的潘岳不服气。 很快，《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们就见识到这位年轻副总编的才能。面对“八九风波”后一片混乱的局面，潘岳以一个平民精英的作风，想尽一切办法将人心稳定下来.99lib.，不仅打消了人们“秋后算账”的顾虑，而且在3年里全面扭转局面，重新确立了《中国青年报》新的办报思路。他关键时刻敢于维护编辑记者利益的仗义行为，更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欢迎。 潘岳敢于负责、古道热肠的风格并不是从《中国青年报》开始的。据一位老国资人讲，潘岳在国资局被撤销、连自己尚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首先做的，便是为自己部下的前途奔忙。至今，仍有许多老国资人对此感慨不已，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不惯他雷厉风行，甚至暗中骂他“霸道”的人。同样，在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时，潘岳也是为部下之急所急，把对自己的考虑放到最后一位。 仗义之人多霸道。尤其是像潘岳这样年少得志的才俊，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干事业，为了追求，看到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反对。这样耿直的性情，在支持者看来是仗义，在反对者看来就是霸道了。 不容回避的是，潘岳的追求和努力，相当一部分被迫半途而废，而他的思想又受到太多的争议，他的赤诚不被人理解。故知情人提起潘岳，又有“悲壮”之说。除此之外，他的人生境遇，还有更多个人的不幸福。潘岳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的过早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对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大的潘岳来说，不能尽孝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结。在潘岳事业如日中天时，家庭却不幸破裂，这对于刚刚进入中年的潘.９9lｉb.岳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在他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引起巨大争议，自己的前途也因此晦暗不明时，慈爱的、给他鼓励的父亲又去世。潘田的去世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有文章预言，潘岳面对个人的前途困境、妻子离异，又临丧父之痛，这个性情型汉子恐怕从此要一蹶不振。 但潘岳的事业心还是战胜了悲哀，他的事业永远是生命中第一位的。2003年10月25日的再度一鸣惊人，《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巨大反响，说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走出了阴影。正如媒体所说，潘岳还是那个潘岳。 《中文导报》2001年3月1日的文章《潘岳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面》里如此描述潘岳：“喜欢读书、交友，善于思考，既能正视社会主义制度弊端，又有鼓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热诚，是‘敢想敢干’型的猛将；有人说他是粗线型，也有人认为他为人率直，尤其他在高干子弟中亦十分活跃。” 伴随着多年来的争论，有人说潘岳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而“失宠”。樊百华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说：“开明派的重要自不待言，……这里只想给潘岳一点忠告——当说可说则说，不可说索性缄口。即使今后开明派已没有机会采用我的建议，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来。” 潘岳是惟一一位重新走完了红军长征路的年轻的中共高级干部。2001年9月1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９９lib?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潘岳把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的佳品，这些文章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让读者见识了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的才情，在高层中是人人尽知的。作家海岩这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引人注目！让人思想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着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青年从政者的真实形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遭际，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以表达一位年轻从政者的鲜明个性、想像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潘岳认为：做人比做官重要，只要你还死撑着那副凌凌风骨，你就会去写诗、去爱诗，甚至，从政者少一点‘韬光养晦’，多动点儿感情、多讲点儿真话、多修点儿情操、多想点儿诗文，至为重要。如他所言，诗文也确实可以用来改造一点儿社会风气，他所提倡的就是一种新的有时代感的文化精神。” 而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集》的序言中说他“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看了这篇诗文集，就不难理解作者的抱负，更不难理解他何以屡次大胆放言，言他人不敢言，想他人不敢想的原因了。 潘岳正如自己所说：“……香格里拉雪山，是中国人自己的雪山，不可不攀越！”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九九藏书不能回避。 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2002年上半年，潘岳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
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执政党了，这在一般人眼里不是个问题。可时过50多年，“执政党”一词为何重又流行开来，频繁见诸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像潘岳这样的理论家的话语中？这是个理论问题。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年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进程时得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九九藏书义。而在此前，在欧洲理论界盛极一时的以制度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被马克思无情抛弃。历史学家认为，其实这两种社会主义对后世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革命阶段、夺取社会主义政权阶段应当更多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应更多地应用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对革命党更有意99lib.义，而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对执政党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本身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设问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已意识到，但其转变一直遭遇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这种转变化为泡影。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这种转变的契机，并有意识地在执政方针上体现这种新思维。 真正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是邓小平。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99lib.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之下，我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任务。虽然转换得以实现，但所缺的是在理论上还未对这种转换进行论述和说明。作为理论家，潘岳多少年来一直沿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轨迹进行长期思考，《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正是在从理藏书网论上对这种转换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论述和说明。 尽管右翼势力不断对潘岳施放冷箭，讥之为“中共孤臣”，但这丝毫不影响潘岳的探索和中国的前进脚步。“三个代表”的提出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无不说明，像潘岳一类的中国年轻干部，正以自己的热情，努力探索着民族强盛的道路。 在宗教与“鸦片”之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1年12月，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99lib?》等几家报纸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直面当下中国的道德危机，直指缺乏信仰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宗教鸦片论”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出“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 潘岳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99ｌｉb.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他认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指出，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有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同时强调，中国的政治体系与宗教必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新型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中共完成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宗教。 潘岳的文章公开发表之时，正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议上立足于新形势下中国宗教问题和世界宗教问题，深刻阐述了宗教的根本长期性、广泛群众性，并首次提出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他在会议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江总书记的讲话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的理解是与时俱进的，充满新意的。
仿佛是呼应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潘岳的文章在深圳和北京两地同时推出，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批评者认为，?9９liｂ.潘岳鼓吹“宗教救国”，甚至有人斥之为“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国大造舆论”，而支持者惊讶于潘岳能以与中国官方的传统说法相衔接的语言，提出很重要的从宗教政策乃至宗教政策语言方面的改进思路。虽然这些道理可能很多人都早已明白，但却没有几个官员身份的人愿意大胆说出来。 危机论：守望、革新与重建 孟子说：“出则无敌国外患，入则无法家弼士者，国恒亡。”任何的思想理论，都以体认现实危机为出发点，以解决危机为皈依。潘岳文章中的危机感尤甚，危机涵盖非常广。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安全、农业危机、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资源与人口危机等等。《商业周刊》1997年3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危机论’是潘岳最坚持的主张。潘岳不同意……对目前形势一片大好的判断。相反地，他认为中国大陆繁荣表象的背后，正隐藏着跨世纪的大危机，诸如国有企业的凋敝、民族工业的倾圮、社会道德沦丧、教育落后、大批农民弃耕流向都市、财政日趋拮据、地方官僚割掳经济、资源匮乏却又滥用掠夺开发策略，复以列强环伺，种种危机都可能在21世纪初爆发。”可贵的是，潘岳所做的并不是仅仅指出危机或预测潜在的危机，人们感到新鲜又中肯的是：潘岳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与传统的老生常谈大不相同。 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阶段性主流思潮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必然延伸，形成了许多边缘思想，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政治文明等诸多领域。许多学者在相关领域内各自为战，而只有潘岳显示出了整合各领域的能力。也就是说，迄今我们看到的潘岳的文本，与其说是潘岳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潘岳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 苏东风波以来，萦绕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未来之路问题。潘岳是现今中国思想界真正的社会主义守望者之一。但这个守望者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而是试图将之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果实、现代西方文明的民主与法制的一部分理念进行综合的评估、考量，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可以看出，潘岳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潘岳主张正视社会现
实中的一切尖锐矛盾和问题，并认为可以从重新树立正确、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理念入手加以解决。 潘岳强调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认识，缘于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性质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也同样证明，只有在以民族利益为指针，以社会主义为政治构成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思想指南。同时，面对西方社会明显的进步，潘岳也认为，吸收作为人类政治共同遗产的民主和法治成果，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涵。 面对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危机，潘岳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认为中华文明经数千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融通性使之成为一种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所共同拥有的政治文化伦理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中华文明的再补充，才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 对于社会主义的真诚守望，是潘岳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而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走一条新的、适应新形势特点的道路，是这个守望者所有探索的基本方向。他努力在确保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积极综合各领域内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形成一九九藏书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支撑、以民主法治为框架的新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内容，包括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涵盖了这些年来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民主法治的积极思考和研究成果。 潘岳对于重建中国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重视，与关于宗教的见解是互通的。潘岳关于宗教在强化社会道德功能、凝聚社会基本共识方面的见解，是他对社会价值体系思考的一部分。 潘岳等人观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文化危机，发现这些危机表现为：人们失去了生活哲学，失去了奋斗方向 在如何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方面，潘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主张建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主张用传统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建立一种拥有多元认同基础的，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并积极用传统文化对意识形态进行改良，以完成中国社会文化道德体系的重建。 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 潘岳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不仅体现在价值重建上，还放射到了国家安全领域。他认为，中国虽然在文化、人口、幅员、经贸等方面都是世界性的大国，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没有真正享有大国地位。而要在国际领域树立大国地位，首先一点，就是要增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潘岳认为，中国有两个概念，一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就是领土，这绝不能丢掉；另一是文化意义上的，这同样重要，丢掉了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亡国灭种。因此，一定要继承并光大中华文化。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建立相应的大国战略、大国产业、大国外交。才能保护国家利益，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也才能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华人的文化认同感。 潘岳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相当深入，他认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当务之急是要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资源、市场、民族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依据中国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需要，加强国家安全战略九九藏书决策机制，确定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路，明确周边国际关系与战略对策，重整国防建设体系。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集中精力，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东和日韩，以东亚区域化形成亚太经济主导力量；北联俄罗斯，力争结盟，完成军队现代化；西稳中亚，采取强硬措施保住能源基地；与印和好，解决纷争；远交欧盟，发展经贸；以新型思维衡算中美关系之利弊，化解不必要误解，力求实质性利益。潘岳认为，中华战略未来的真正出路，是在东南亚。 与国家安全战略相应的，是加强国防安全建设。潘岳主张，武装力量要与国家政治地位相符合，在和平时期对外有威慑作用；在战争冲突时可应对任何国内外的挑战；经济上能够与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拉动国防工业的需求。 在经济上，潘岳主张区域化。认为通过区域化，既可以达到与国际社会.９９ｌｉb?交流，加强经贸合作的目的，又能避免全球化的不利因素。其所谓的区域化主要是指以东亚儒家文化圈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圈”建设，和以华人为主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建设。 潘岳还从环境安全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观。他认为，“环境无国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他指出：“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领导人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当然，还涉及到我们文化价值理念的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农村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然环境转化成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德氛围与社会共识。”（参见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九九藏书99lib..99lib. 可以说，这是一个视野极广的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了通常所说的国家安全内容，还从整个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上进行了论述。 保护弱势，平衡利益的关键 ——中国式民主 面对中国社会蕴含的各种社会问题，潘岳主张积极化解和调整各种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内在矛盾关系。而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民主与法治。与积极主张施行西方民主的观点不同，潘岳虽然认为民主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当代民主的体制，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全体人民平等参与民族复兴的政治形式，但他对实行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 前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对民主的研究结果，在中国高层中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李普塞认为：一国的政治发展（民主化）和该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些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了：①接触现代化事务的人数；②受大众传播影响的人数；③居民所迁徙的人口比率；④都市化程度；⑤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口比率藏书网；⑥识字率；⑦平均国民所得。按照李普塞的研究，当一国的社会发展程度极低时，这个国家很难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 纵观当今世界实施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状，让人不能不重视李普塞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潘岳认为，中国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水平之下，文盲比率高，接触现代化事务的人口比率低，农业人口比率高达70%，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绝对不适合搞西方议会政治。否则，当早熟的民主来临时，广大的无知群众，极容易被煽动起来，转化成狂热的民粹主义。如此一来，不啻是重返文革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国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基于此，潘岳积极主张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比如，他主张党内民主，提倡促进科学公开的“政策民主”，建立公共政策辩论体系，实现社会参与、政府决策、人民监督的政治民主。强调以法制和强力政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希望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人事制度改革、法治、党内民主、民族优秀文化教育来实现之。并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抑制腐败和权力寻租，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调整以效率为主的改革取向，倡导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注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相协调。而这其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实现社会生活公开公平的关键。许多人认为，对于一个后进的大国来说，维护中央权力的“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术语）最低，才能换取最大的效率。九九藏书99lib?.9９ｌｉｂ?九九藏书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 2003年5月6日，中央公布的新一轮人事任免名单中，出现了潘岳的名字。他被免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任命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另一个要害部门，中国近年来对环保的重视举世瞩目，国际社会都把环保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样高的层次。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后，潘岳将反思的矛头对准了GDP，将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归咎于唯发展主义的思维模藏书网式。 经历上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国，在20世纪后半程开始了真正追求实现现代化，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至上的观点，片面强调实现如美国、欧洲一样的富裕和繁荣，在指导思想上占了一定的上风。这种需求的极端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识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人类社会的正当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目标。而所谓“发展99lib?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流行的观念，对后发国家具有相当大的蛊惑性，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包括贫富悬殊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向所.99lib.有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滋生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的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着资源日益减少的环境，损耗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 潘岳文章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焦点，即集中在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上。他在反思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着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潘岳强调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宏观调控能力，应当将经济链向中国西部转移，加快中西部的开发力度。同时，注重循环经济的发展，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99lib?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参见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中国人不能丢弃的原则 总体上看，潘岳的视角基本集中于如下的问题上，这些问题
9９ｌiｂ?
也是中国人未来不能丢弃的原则：一、中国的主权和大国地位；二、文化中国的凝聚力；三、中央政府的权威；四、社会的安定；五、可持续的发展；六、社会公平与亲情；七、渐进的政治参与；八、良性生态环境。 潘岳的思想体系，也有如下一些基本的内涵： 第一，主张渐进改革，在安定中求进步。 第二，重视传统文化价值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强调结构的调整重于量的增长。 第四，支持公众参与，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五，以环境为一切经济发展的出发点。 第六，以大中华的利益为本位，认为这是基本出发点与归宿。 潘岳的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马列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和传统文藏书网化、部分西方现代化理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些来源，有可以相互融合的，有相互矛盾的，因此在潘岳的各种政策主张中，可能仍然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完善之处
，而其可操作性和实践上的意义，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附录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潘岳 任何执政者都要与宗教打交道，世界上许多事都与宗教相关。为了真正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们需要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式去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教难题，以现代的思想观念去研究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因此，在飞速发展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率先与时俱进。

一、“反映论”与“宗教鸦片论”

宗教，属于信仰范畴，回答人们用理性无法解释的人生根本问题。与科学不同，科学探索事实世界，宗教探索意义世界。与哲学也不同，哲学解释意义世界的方式是理性逻辑，宗教对意义世界的解释是超理性思维。一句话，凡人们想不通、做不到的地方，就有宗教存在。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况且比喻性的描述也不能作为本质判断。但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主语换了，意思也就全变了。更为不幸的是，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由此引申出来的又一结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从此，“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也成为我们制订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宗教被视为“毒品”，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被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 我们应当注意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欧洲，特别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们对鸦片的理解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对于鸦片的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马克思还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到“来世的智慧即宗教”。 关于宗教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马克思眼里，宗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也谈不上必然反动与愚昧，更不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形成现实基础，而每一历史时期的法律、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观点都构成上层建筑。”即是说，宗教是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之一。 我们有必要完整领会马克思的原意，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应以宗教为敌，而应以宗教为镜，找到自己致力于改造的对象。此外，我们还应充分理解列宁对宗教态度的阶段性。十月革命时，俄国东正教曾与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强烈抵制革命，所以列宁当时对宗教的描述，具有鲜明激昂的时代特征。而革命成功后，列宁的观点又有了新的内容，他提出“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他甚至举例说：“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们加入社会民主党……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恐惧，……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由此可见，列宁对于宗教的理论思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现实逐步调整的，并不总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斗争给宗教以消极定义，而是随着形势发展与时俱进。如果列宁活的时间长，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全过程，他一定会阐发出更新更全面的宗教观。而我们夺取政权以后，没有把握列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提法，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要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映论”，取代列宁的“鸦片麻醉论”。既然是反映，就带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宗教在反映的方式上带有幻想性（即它的有神论或唯心论），而反映的内容上却带有现实性和理想性（即它的社会内容和文化理想），其中既有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抗争，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它抚慰人们的心灵，予人们以生存勇气，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巨大欠缺的精神补偿。现实生活的巨大欠缺，在任何社会也不可避免，宗教的精神补偿作用，至今也未被取代。宗教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不是私有制社会的垄断品，相对于各种社会政治制度而言，宗教即不姓封，也不姓资，更不姓社。然而，宗教可姓封，也可姓资，甚至可能姓社。它并不固定随着一种社会制度的兴亡而兴亡，所以它能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正是宗教自身的延续性、独立性和可变性，也给自己创造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

二、宗教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特殊功能

江泽民总书记于1993年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述，正是适应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需要，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来重新估量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肯定了宗教有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我们党研究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我们当然承认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所以需要引导，但既是引导对象，也就成了有限团结对象，起码不是斗争对象。从此，中国共产党将不再被动应付宗教，而是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江总书记?９９ｌib.的讲话超越了“鸦片麻醉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新时期实践中的又一次突破性发展。 共产党人发动革命初期，很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把反对有神论看成是维护工人阶级精神的大事。他们花大力量去揭露地主资产阶级利用宗教麻痹人民，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如今，中国共产党已从造反者转变为社会管理者，从以发动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转变为稳定社会基础为主要宗旨。为此，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也要在反映论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引入宗教社会学和文化学成果。我们将发现，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核心虽是神灵信仰，但还包含着众多文化内涵，除政治功能外，还兼具其他功能。对社会发展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 列宁曾经断言：宗教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但在经济与科教飞速发展的今天，宗教并没有消亡，其原因在于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科学与物质财富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以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唯物主义关于宗教的认识，在方法论上都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即从宗教产生的认识论角度来确定宗教的特征，并由此说明，宗教是人类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一种异化。但我们更需要开辟一个“功能主义”新视角，从社会实践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宗教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 宗教对人们社会生活究竟有着什么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呢？ 首先是心理功能。宗教之所以能使千百万教众前赴后继，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99lib.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人不仅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不仅是理性存在，也是情感存在。压力与困惑，幸福与快乐，都是心灵对现实的主观反映。很多人对人生中的种种不幸与压抑，需要通过宗教的途径来求得慰藉。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有时候，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革命者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普通人却要相信有轮回报应，我们对此应予理解。因为执政党的管理理念，应允许不同利益群体与不同信仰并存。在今天，宗教颠倒的幻想形式里有着美好内容，宗教的自律与操守，更是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切入点。 其次是道德功能。宗教曾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时期，成为一种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如在16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快而导致物欲横流时，正是新教伦理支撑并恢复了西方道德文明。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法律与道德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范犯罪行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人从动物演化而来，包含着野蛮、自私的本性，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其行为。出于恐惧，人要借助神的威力来规范自身，这就是宗教道德功能存在的依据。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抽去道德说教，宗教不啻为一具空壳。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要简单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对宗教价值伦理观中的和平平等、弃恶从善等等，我们都应尊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兼容代表其他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清一色”是思想专制，不是社会主义。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许多以宗教为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抽去宗教就等于没有文化。基督教塑造了欧洲与美洲文明。在那里，文学艺术、绘画雕塑、音乐戏剧、伦理哲学等领域，许多均以基督教为表现形式。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石窟和道教永乐宫壁画，如中国语言中的“世界”“实际”“体会”“觉悟”“平等”“解脱”“想入非非”“不可思议”“燃眉之急”“回头是岸”等等，都产生于佛教。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先进文化指导我们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是为了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体系。“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将淡化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因为宗教并不只展示神的教义，它以多姿多彩的哲学、道德、艺术、习俗影响着社会。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在改革发展的今天，执政党要使宗教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惟有将宗教与无神论、阶级斗争、科学技术的关系重新定位。

三、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我们不能再仅仅用无神论观点来看待宗教功能，否则宗教功能会永远对我们起消极作用。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价值取向，一种认识人生和世界的方式。对于一个积数千年人类思维精华的藏书网庞大体系，不能简单概括。除了认识论的方法，还应有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方法，才能对宗教社会功能有一个全方位的、动态的、真实的认识。无神论是对共产党员理论纯洁性的要求，而不是对公众的要求。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对老百姓而言，是哲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我们不能再把宗教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宗教并不特属哪个阶级，宗教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与阶级斗争密切相连。它曾被统治阶级作为思想控制的工具，也曾被被压迫阶级作为群体反抗的旗帜，这源于宗教所特有的极大凝聚力
99lib?
和号召力。宗教的政治属性，首先取决于执政者。 我们不能再将宗教与科学简单对立。宗教属于价值信仰，科学属于工具理性，二者的关系既有冲突，也可相互促进。我们坚信科学是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现象的正确解释，相信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动物，永远张望着未来。宗教的虚幻性正是由于科学尚有许多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物质的需求亦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真理和宗教信仰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都是人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一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大家都会想起中世纪天主教会对哥白尼与伽利略的迫害。事实上，宗教也曾对科学技术起过重大推动作用，欧洲中世纪的科学记载几乎都保存在修道院中，科学的萌芽也多起于教会。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正是利用了修道院的数据，才有了天体理论的划时代革命；开普勒的天体力学与维萨里的人体解剖皆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爱因斯坦与牛顿都信教，他们早知道月球上没有上帝，之所以信教，是把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动力。当然，我们在尊重科学与宗教的同时，绝不能走向另外两种极端：一是热衷于“似是而非的伪科学”；二是沉溺于“走火入魔的伪宗教”。尤其是在当前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处在持续的变化和调整阶段，更要防止伪宗教的出现和蔓延，那些既不合乎科学，也违背正教教义的歪理邪说，理应同时受到科学和宗教的共同反对。 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我们党与宗教必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关系。中国自春秋以来，人文精神占主导，国家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使我国政教关系有别于他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一切宗教都必须依附于皇权，为皇权服务。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和道
教，都受政府管辖。这与欧洲中世纪教皇拥有万王之王的巨大权势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类似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那种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这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伦理体系。自汉以来，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已成为历代王朝管理社会的指导思想。政府制定各种法律对宗教进行约束管理，如度牒的发放、寺观的建立、僧道数量的核定等等。这种政教关系使中国从未出现过宗教战争，宗教的存在首先不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会与大中华文化相融，无一例外。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虽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却永远不可能与政治分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论断，必将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学说，是我们未来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的指南，也必然改革我们传统的宗教管理观念，从而奠定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相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将会迅速推进，而推进的基础正在于法制建设；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有关民间信仰与邪教的相关难题也将得到有序解决，而民族融合与正教显扬，永远是邪教与分裂主义的天敌；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我们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宗教。而所有这一切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否与时俱进。 儒将探曹营：他要去五角大楼 2002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领一支由7人组成的解放军高级代表团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与美军界高级官员举行第5次中美两军防务磋商。这次不同寻常的磋商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美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次磋商不仅仅标志着中美两军自“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断的交往完全恢复，而且注入了新的内容。 中美两军的防务磋商建立于1997年，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提出，在熊光楷此次访美前总共进行了4次，最后一次是2000年11月，双方进行副国防部长级的会谈，后来因为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磋商中断。 说起来，熊光楷在美国军界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不仅因为他在中国军队中负责军情研究和对外交流，身份敏感，还因为美国一直流传着一则谣言：1995年熊光楷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告诉一位美国军官，大意是：我们更在意洛杉矶而不是台北。分析人士认为，熊光楷的这番话暗示如果美国敢出兵介入台海冲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就有可能以长程武器对付美国西岸城市。这名军官马上把熊光楷的这次谈话以及分析人士的推断，反映给美国政府，结果美国政府信以为真，如临大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传媒借机大肆炒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这完全是美国记者无端捏造的谣言，美国政府事后也证明“这是一个错误”，是无稽之谈。其实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人对熊光楷太敏感了，才造成这样的“错误”。 就在熊光楷从五角大楼前往白宫会见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后，美国《华盛顿时报》又制作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是：“中国将军被告知对美国的威胁无法接受”。可当人们仔细通读全文后才发现，赖斯没有讲一句关于中国威胁的话，显然这是记者精心“制作”的效果。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中美军界高层会议，从上午9时开始一直到下午2时30分，历时5个小时，其间美方以一顿轻松的三文鱼午餐款待了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表示，这是一次真正的“磋商”，解放军代表团显得非常“专业”。 费斯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磅人物。他所任的职位是五角大楼“四个高级职位之一”，负责所有与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有关的事务，监督美国国防部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具体地说，他的职责是：制定与外国政府、军事团体和国际组织结盟和发展国防关系的政策；制定、协调并且监督与外国政府和军事团体有关的国际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实施；监督所有与国际技术转让有关的国防活动。 熟悉费斯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感觉到他与白宫和五角大楼不同寻常的渊源关系：在里根政府任内，他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并任国防部负责谈判政策的副部长；后来又任过国防部长特别顾问，政治观点属强硬派；他还担任华盛顿“福特和扎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自称精通“国防和航天领域的技术转让、合资和外国投资”。据称，这个偏执色彩很浓的政治人物，为人处事却相当有水平，得到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赏识和器重。 在熊光楷到达五角大楼后，费斯还意味深长地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助理劳利斯。熊光楷一行不仅被美国人直接迎进五角大楼，还将前往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举行会谈，这似乎表明美国对熊光楷一行的礼遇是经过周密安排的，以凸显美国对解放军的善意，也期待熊光楷将军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在一种相对和谐的环境中逐渐软化。 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这次的会谈比以往的都要好。”事实上就在熊光楷副总参谋长起程前，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海空军事安全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于12月4日至6日在中国的青岛举行。会议期间，美方工作小组拜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少将，并参观了海军“青岛”号导弹驱逐舰。 戴维斯对这次熊光楷访美情形的总体判断是恰如其分的，但了解内情的人也知道美国军方其实对中国军方包括熊光楷将军是存有疑虑的。
?９9lｉｂ?
12月9日的工作午餐期间，熊光楷向美方提出了中方的交流计划，但美方以“仍在研究”为由，不愿做出回应。究其原因是美方认为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缺少“互惠和透明”。 美国一直对中国有这样一个“抱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来我们五角大楼参观多次，与主要的决策者会谈，但我们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名官员有机会走入中国的“五角大楼”。戴维斯曾说：“我们带他们去看我们的基地，看我们的前线作战部队，让他们会见我们的军事将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但我们的官员去中国时，他们每次都被带到同９９ｌｉｂ.一个基地，我们不能见到真正的军事将领和决策者，我们只是见到外事官员和情报官员。我们到中国去，见到的不是我们的同级官员。” 戴维斯这样诠释了美国因“抱怨”所产生的应对之策：“正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意图，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就意味着实际的威胁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小。所以，如果中国想让美国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威胁，最好是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意图。我想对美国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中国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意图，肯定会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威胁。” 在美国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造成威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另一个是这个国家的意图。戴维斯说：“我们认为，威胁等于军事能力加意图。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是很容易的，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彼此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但意图很难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人的因素。了解意图，就需要双方的直接接触，大家在一起交谈，了解彼此的想法。说句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中国的意图不甚了解。”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趁熊光楷访问五角大楼之机，《华盛顿时报》又把那则谣言翻了出来，并大加炒作。然而五角大楼并没有完全被媒体言论所左右，对熊光楷访美充分给予肯定。美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对外界说：“这些军事交往能让我们对中国的想法、政策及能力有更深入的了解，这至少能让我们制定的政策和他们制定的政策，都能建立在更准确的信息之上。” 爱读书，勤思考 对美国人来说，熊光楷是对美国军情最有发言权的人，没有什么不在这个从事军情分析40多年的中国谋略家的掌控之中——像这样一个在中国军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将军，对中国军事政策方针的影响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熊光楷对外界来说确是个神奇的人物，但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中国军人和教授”。 熊光楷1939年生于江西南昌，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21岁的他进入国防部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82年他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深造，曾任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中国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49岁时升任解放军总参某部部长。 熊光楷多年来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他的书架上放满了各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理论著作，他对各国政治家的政治见解和军事家的军事99lｉb?理论了如指掌。为了及时了解各国的最新军事信息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他每天都要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刊和学术文章，并对之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熊光楷的妻子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精通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藏书网，曾在航空工业部国际事务局工作。外界对她的评价是：“聪明、有礼而又机警”。熊光楷在前民主德国任武官时，她在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随熊光楷一起回国后，她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任工程师。由于出色的外文水平，当熊光楷面对堆积如山的文章来不及翻译时，她便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 熊光楷丰富的对外军事交流经验是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研磨而成的，无论是任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期间，还是回到总99lib?参谋部，他都能以一种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形势，促进对外军事交流。他还经常以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接待官方和非官方的外国客人。他很重视社交礼仪，思维敏锐，很健谈，充满自信，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官员在见过熊光楷后也称赞他是一个“灵活的人”“非常专业，精力充沛，说话不拖泥带水，而且总希望能控制场面”。 熊光楷在参与军方对外交流的同时，能从有效的信息中进行理性的战略的思考，针对性强，形成富于个性的军事观，以提供中央军委最高层决策参考。1987年6月，熊光楷在《国防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和平时期世界主要强权的国防发展战略及政策》的文章，社会反响强烈，中央军委更予以高度重视。此文以可靠翔实的材料，用一种战略的眼光，对当时世界上最强权国家的国防用心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极具前瞻意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世界军情形势报告，中央有关部门把它视为当时总参谋部交出的一份极佳答卷。 1988年熊光楷出任总参某部部长后，更是注重这种及时的、有效的、信息量大的世界军情分析报告，保证每个月都有分量很重的咨文报送中央军委，以便军委高层及时掌握信息。 熊光楷工作的高效率和独到的战略眼光深得中央军委的好评，这一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又被授予中将军衔。 教授式的全能谋略家 1992年11月，熊光楷出任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任副总99lib?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熊光楷虽然官居要职，身份神秘，但为人随和，比较平民化。香港记者曾为他发表过一个特写： 2003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与其他部门的6位部长在大会堂休息厅留影，当记者们围上采访，许永跃警惕性很高：“我是列席人员，没什么可说的！”接着记者们又问起了接班问题，部长们齐声说：“好不容易休息，给我们一个宽松的休息环境吧！”这时，大会堂北门出现了一位衣着普通的列席人员，但他走到哪里都有警卫人员向他敬礼，原来他正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军事情报最高
九九藏书
负责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他与许部长一样，态度亲切随和，不介意记者拍照，只微笑挥挥手说：“我是列席代表，不方便讲话。” 说起身份，熊光楷最喜欢他的身份是教授，因为他是国防大学和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似乎很偏爱这样的身份。他在解释自己身份的时候，常会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做比照。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四星上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朱克曼知道熊光楷与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前身份的某种对应关系，便送给熊光楷一本鲍威尔写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朱克曼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位政治家；他愿意把这本书也送给一位将军，他的内心深处却是一位教授”。 熊光楷说，朱克曼的话说到他心窝里去了。 尽管熊光楷更喜欢自己的教授身份，但外界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谋略家。且不说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样一个高层谋略家的身份，就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职衔也完全是谋略家的角色。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于1979年，外界称它是“中国军方智库”，其成员由众多老外交家和退役将军组成。大概是因为学会成员大多是中国军官，又是熊光楷全权掌控的缘故，国外一直怀疑它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西方社会学家A·杜克·班纳特在他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结构与步骤》一书中说：“北京国际战略学会目前的主要职责就是发展与那些研究外国战略与国藏书网家安全问题的专家的联系。” 其实，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中国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20多年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同时还是中国外交、军事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现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百余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有很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军事科研人员访问该会。2001年4月17日，应唐家璇外长邀请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萨塔尔来到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发表了演讲；2002年2月27日，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应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邀请，在北京举行了题为“试论新时期日中关系的重要性”的演讲；同年4月，九九藏书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应学会之邀访华，就“9·11”事件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反恐斗争等问题与熊光楷等进行座谈。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每年都举行一届年会，总结全年的工作，提出研究议题。2002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年会上，有100多名长期工作在外交战线与军队的老外交家、老将军及
国际战略、经济、科技问题专家、学者出席。熊光楷会长容光焕发，以他独特的思维，多角度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从“正确认识战略机遇与忧患意识的关系”“正确认识反恐与反霸的关系”和“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关系”等3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用“十六大”精神加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作为中国军队的高层官员，一个谋略家，熊光楷在主持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同时，更多地以解放军副总长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 2000年1月22日，熊光楷赴美进行中美两国国防部第3次防务磋商，使自1999年因驻南使馆被炸而中断的中美两国定期军事磋商得以恢复。中美第3次到第5次防务磋商都是熊光楷亲自率队。他还多次率团赴澳大利亚参加中澳防务磋商。2002年5月22日熊光楷访问英国，与英军副参谋长巴格尔空军上将举行了中英两国首次防务磋商，并在会晤了英国国防大臣胡恩和英国陆军参谋长沃克后，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的新安全观和国防政策》的演讲。 熊光楷既是谋略家，也是教授，他在大学的许多演讲理性而生动，好评如潮。他喜欢吟诗唱歌，充满灵性。 具有朝核问题与中东、南亚安全问题发言权的重锤人物 2003年熊光楷有两出重头戏。一是他于2月8日参加了第39届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全球反恐形势及前景展望》的发言，阐述了中国以新安全观为基础所确立的反恐基本政策，强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中国政府制定反恐政策、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的指导原则，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二是10月24日，他作为中国军事高层代表团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随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曹刚川访问美国。 海南撞机事件使两国军事交流陷入低谷后，中美军事交流的升温，是自2002年美助理国防部长罗德曼率团访华.99lib.和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访美开始的。2003年9月美国的两艘军舰驶入中国重要海军基地——湛江港，几乎就在曹刚川启程访美的同时，应美国海军的邀请，享有“中国神州第一舰”美誉的“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和“青海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关岛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中美军事交流呈现出良好的势头。而曹刚川的此次美国之行，则进一步标志着中美中断的两军高层接触正式恢复。 由于曹刚川是自1996年12月迟浩田访美后7年来第一位访问五角大楼的中国国防部长，再加上神秘色彩很浓的、屡屡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老道的军事高参熊光楷“助阵”，因此，曹刚川此行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关注的目光。 曹刚川一行对美国的访问无疑是成功的，10月24日他.99lib.们抵达纽约，第二天即参观了西点军校，接着是对华盛顿的访问。美国对中国国防部长的访问非常重视。五角大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两位美国国防部的正、副掌门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友善了很多。曾经在中美撞机事件后下令取消美军向中国厂商定购军帽合同的拉姆斯菲尔德亲自在五角大楼欢迎和接待了曹刚川、熊光楷一行；对中国多次出言不逊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也在曹刚川一行抵达华盛顿的当晚为中国客人举行晚宴。从中美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和消息中可以看到，中美军事高层的会晤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中美双方九九藏书还透露，双方同意就2004年两国军方领导人的访问日程进行安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和副主席佩斯将军明年将访华，中国军委和国防部其他领导人也将陆续访美。 在熊光楷随曹刚川部长访美期间，正值“中美关系：藏书网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在得克萨斯州开幕。11月5日，熊光楷副总长出席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由美国前总统布什发起，由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布什总统图书馆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联合举办，是中美建交以来由民间举办的级别最高的两国关系研讨会。因而出席会议的都是中美政界、军界和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及美国前总统布什、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前驻华大使普里赫和尚慕杰、美国前.99lib.国务次卿坎特和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等。 熊光楷就中国对地区性安全问题的关切在会上作了发言。 关于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熊光楷说：“中国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我们的基本考虑是朝鲜放弃核计划，同时朝鲜合理的安全关注也应得到解决。”他表示，中国真诚地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任何单方面举措，在北京“六方会谈”的框架内继续积极努力，探索和平、全面、公正地解决朝核问题的途径。 在谈到中东地区安全问题时，熊光楷说，中方对最近巴以紧张局势的加剧深感不安和忧虑。中国认为“以暴易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通过谈判实现“以土地换和平”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惟一有效途径。 在谈到南亚地区安全问题时，熊光楷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近年来也得到较大改善和发展，作为南亚的近邻，中国不希望看到印巴两国兵戎相见。 对熊光楷已经十分熟悉的美国军政界以及公众，再次领略了这位中国将军的魅力。根据美国解密的国防部情报局机密文件透露，美军形容熊光楷是一个“条理分明、头脑灵活”的解放军高级官员。 “RMA”关键人物，欣赏科索沃战争风云人物科瓦什宁 曾有人问熊光楷，在与国际军事界的交往中，他最欣赏哪一位当代外国军事将领。熊光楷公开表示他最欣赏俄罗斯的科瓦什宁将军。 科瓦什宁将军是俄罗斯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执政前期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被认为是俄军队的少壮派。科索沃战争期间，面对美国及其北约对科索沃的进逼和轰炸，科瓦什宁大将发出强硬声音：“如果俄罗斯面临生死选择，那么俄武装部队的一切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都应被利用。”战争后期，科瓦什宁采取先斩后奏之法，未得到叶利钦的同意，便下令俄罗斯200余名空降兵鬼使神差地出现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的机场，从而打乱了北约的整个部署，使北约在科索沃单独执行维和任务的如意算盘落空。 普京上台后，科瓦什宁与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就俄军发展战略曾有十分激烈的争论。谢尔盖耶夫曾表示，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都是通过核武器进行的。作为原俄战略导弹部队的总司令，他想把削减常规军队的费用花在核武器上。而科瓦什宁则主张把用在核武器上的钱用于常规力量建设，因为“俄罗斯最直接的安全威胁就是来自其最邻近的国家”。俄军对车臣战争的胜利似乎进一步佐证了科瓦什宁的观点。因此，普京总统准备牺牲“核武器发展潜力”来发展俄常规力量。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普京总统意识到科瓦什宁对核武器的排斥事实上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力，与他的军事大国思想不相适应。为了使俄罗斯沿着战略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平衡发展的方向走下去，普京决定重新调整俄罗斯的军事发展战略，并于2001年撤去了科瓦什宁的总参谋长职务。 在熊光楷看来，撇开人们对科瓦什宁的争议不说，科瓦什宁是一位在俄罗斯军事改革、军事外交方面很有成就的军事战略家。比如他在军队建设上率先提出俄罗斯不能背上沉重的战略火箭军的包袱，应将其变成战略火箭兵，同时建立一个航天兵种，以成为未来的“天兵”，因为未来空间战争有可能加强。他提出俄罗斯军队分三个军种（即海军、陆军、空军）和三个兵种（即空降兵、战略火箭兵、航天兵），这是个很大的改革。 熊光楷认为，一个高级将领仅仅有敢上战场的勇气是永远不够的，尤其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战略的研究和战略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自进入总参以来，他一直没有放松对军事战略的创新研究，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003年4月1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身着一身西服，突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他今天在这里以教授的身份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作“新军事变革问题”的专题报告。 “新军事变革”这个概念的英文原文为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简写为RMA。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及战略学界就开始运用这一提法并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而在这之前，由于冷战结束，一场新军事变革已经悄悄萌芽。当时的基本判断一是两极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仍时起时伏；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藏书网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4年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批准成立了一个“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美军有关RMA的研究工作。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和使用RMA这个词组。 中国对新99lib?军事变革的关注与世界同步。1991年海湾战争刚结束，江泽民就敏锐地观察到了高新技术在现代作战中被更多运用这样一个特点，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军队重视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我军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的熊光楷便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各国新军事变革的特点，成为中国新军事变革的主要研究人员和重要智囊。 熊光楷的这次报告主要是围绕伊拉克战争展开的。他将伊拉克战争分为斩首、震慑、扩大战果3个阶段。他认为这场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反映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三大趋势，即武器装备智能化、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和作战样式体系化。而武器装备智能化具体表现为各类精确制导武器已成为战争的主角，精确制导武器占战争总弹药量的比重增加明显：越战时为0.2%，海湾战争时为8%，科索沃战争为35%，阿富汗战争达60%，伊拉克战争还会更高。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具体表现为军队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人数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指挥控制自动化则利用数字技术，以计算机系统作为战争的神经中枢，对战争进行指挥控制；作战空间多维化方面，过去一般是陆、海、空三维，现在运用的已增加到海、天、空、地、电磁五维；作战样式体系化包括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等。 在他看来，中国必须在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伊拉克战争，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中国在国防建设方面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又不能好高骛远”。“中国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防御能力正在逐步增强。” 针对伊拉克战争中期伊拉克方面做的非正规抵抗，熊光楷认为这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他分析说：“我们既不要忽略战争中高技术的运用，也不能忽略战争中人的作用。”人文精神说到底是人本主义，世间万事万物都应以人为本，“因为一切高技术战争最终还是要落在人身上，人还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2003年6月5日，身着便服的熊光楷迈着军人的步伐，出现在中央统战部的会议大厅。这次他是应中央统战部的邀请来为党外人士作关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报告的。人们看到了一个智慧的中国军人肩上所承载的全部光荣。 美国失算于房宁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今，房宁教授在世界的行走是与众不同的。一位对房宁甚为了解的学者曾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中，房宁是为数不多的以尖锐眼光质疑西方、批判全球化的中国学者；而房宁的不妥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他成为最早站在非西方立场系统研究和批判全球化的一位中国学者，他的著述为中国日益崛起的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房宁一直不接受外界加在他名头上的种种修饰，他的低调和不事浮华是出了名的。但从1995年他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结果所引起的震荡，到1999年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预言全球化将带来“发展的陷阱”，再到2003年对“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精当论述，这一系列动作无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觉醒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海内外不少研究者一直把他视为中国富有特色的杰出思想家之一，而美国有关部门则把他当作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而加以关注。 房宁出身于北京的一个中医世家，1977年，20岁的他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政教，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他获得了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也就是这次美国之行使他对西方的繁荣有了一种由表及里的洞察，从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年在同事和家人羡慕的目光下，他怀着激动、好奇的心情飞到了大洋彼岸。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房宁并没有沉浸在美国的繁华梦中，而是以一种学者的责任感仔细观察和了解美国社会。他有机会走访了美国很多个州，广泛接触各阶层人民。 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房宁：你对美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房宁说：美国富裕呀。那人又问：你知道我们美国为什么富裕吗？房宁自嘲地答道：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对经济学问题不太清楚。那人却说：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学术问题，这是我们美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简单道理，我们美国从全世界人的兜里拿钱，装到我们的兜里，我们的生活当然就好了。 这次看似调侃的对话却对房宁产生了很大震动。他开始注意到了美国富裕繁华背后的东西，这也许是他能够走出80年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某些意识的开端。由此发端，房宁开始为我们讲述起了另一个美国故事。美国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的垄断优势，占据了国际经济分工的高端，它乘全球化之机，从世界每个角落赚取超额利润。当巨大的经济剩余流回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尽情地享受幸福生活。于是，对全球化的另类描述“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进入了当代中国的话语。
仅一年的美国游学使房宁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变得沉重起来。面对风起云涌的全球化浪潮，他感到了中国将遇到的巨大压力。回国后他开始认真研究起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试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找到应对之策。90年代中期，房宁写出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今天他关于全球化的许多观点以及在中国语境中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些概念，其实都可以在
?９９lｉｂ.
那本书中找到它们的原型。 有人说，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是一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但实际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流露着他对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关照与思考。像房宁在20世纪发表的所有著述一样，他几乎没有使用过“民族主义”这个词语，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发端。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民族主义思想还处在萌动状态，那么同年他与王小东等人策划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则是他们对当年还潜藏于青年一代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一次公开的发掘和张扬。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王小东称为的“逆向种族主义”，这股思潮给当年那一代人带来深深的迷茫。而90年代中国人在开放进程中对外部世界、对全球化了解的加深，加之中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思潮逐渐地发生了转化。本来就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主流格格不入的房宁和另一位也在苦思中国出路的学者王小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风向转变。他们知道对未来具有决定作用的是青年，是青年一代的思想，于是他们想到要搞一次面对青年的民意调查，以了解当代中国青年对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从而诉诸青年、诉诸未来，以振作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马明洁对他俩的想法表示认同。 1995年5月30日，由房宁、王小东和马明洁策划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问卷在《中国青年报》公布。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通过报纸公开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也是第一次调查中国公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得到社会的强烈反响。问卷公布的当天就已收到读者的反聩，一个月后问卷回收达到了12万份，超过了当年《中国青年报》发行量的15%，也完全出乎房宁等人的预料。 在这个调查中，策划者设定的诸多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你认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是哪一个国家？”“你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国家？”“你最不喜欢哪一个国家？”结果出人意料：75%的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美国。 由于九九藏书这一调查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真实的思想动态，因而引起世界的哗然，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等媒体不但作了报道，还转摘了部分问卷的内容，并以专题分析文章对此次调查进行深度透视。这些媒体普遍认为，这次发生在中国的令人预料不及的民意调查，预示着当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一场即将到来的爱国主义的热潮。 在持续的新闻轰炸中，尽管主要策划人之一的房宁一直拒绝接受采访，但他还是作为一个新闻人物，引起国内外的关注。美国的一些学者在了解房宁的经历后不无感慨地说，美国的经历没有把房宁熏陶成一个亲美的学者，反而造就了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令人不可揣度。有人戏谑道：美国送给中国一个民族主义者。 中国青年的排美立场令克林顿备感威胁 《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的综述文章——《面对“圣徒的营地”》，出自王小东的手笔，形象而透彻地反映了呼之欲出的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思维和叙述的方式。 这篇文章的标题来源于1973年出版的巴黎政治幻想小说《圣徒的营地》。小说的作者在诠释他的创作缘起时说：“一百万贫穷不幸的人，他们惟一的武器是他们的贫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饿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确确实实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一个我们现有
９9lib?
的道德标准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他们进来，我们将被毁灭。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将被毁灭。” 而中国青年眼里的世界是一副什么样子呢？“中国青年看世界”表现了他们这样的看法：这个世界的确分成了两个或更多的营地，一个是西方人的营地，可谓“圣徒的营地”，另一个是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的营地。那个幸运者的营地不愿意接纳不那么幸运的人。如果幸运者们愿意像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的那样，伸出手来帮助那不幸运的人一把，自然是好事，但就“圣徒的营地”之外的人们来说，如果可能的话，把自己的营地建设好才是根本出路。 由以上的诠释我们可以领会房宁和王小东等人对调查所寄予的意味深长的期待。几年后房宁在其研究中国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的著作《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中的一段表述，可以佐证他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对中国青年的一贯期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新一代青年人成长起来了。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国门打开，开阔了他们的视野。青年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既改造了作为对象的客观世界，也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得以改造，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青年人认识社会的过程，是他们社会意识产生、发展的过程，是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化的过程。时代造就了一代青年，青年又将促进
时代的发展，今天他们的思想意识又将在明天的某个时候变成生活中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决定着社会的未来，青年身系中国在21世纪的前途和命运。 事实上房宁感到了欣慰，因为这次调查的影响，不仅超出他们的预想，而调查结果又进一步对中国青年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产生了反馈效应。这次调查的影响还超越了国界，触及了美国人的软肋。总之，这次调查所产生的影响远没有在1995年结束。 美国的一些人士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首先指责这些调查是含有水分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然后又称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对美国的消极宣传造成的影响。因为中国在80年代的宣传基调是与美国友善，而90年代中国宣传机器调子转了，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冷淡。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名道姓骂房宁在“作秀”，房宁回应道：如果在某些“世界主义”者看来爱国是个罪名的话，那就请历史来审判我们好了。 调查结果自然也引起了靠世界战略维护国家利益的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克里斯托弗起初对调查结果深表怀疑，他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会对美国有如此消极的看法。因为1989年以后，美国政界和学界流行的普遍看法是中国青年一代会变得日益亲美。但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改变了原来对美国的看法。中国青年中间，特别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大学校园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意识出乎意料地复苏和发展起来，这种趋势显然不利于
99lib?
美国的利益，是与美国所追求的国际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 在迟疑中，克里斯托弗把电话打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求确认调查结果的真实性。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无奈地告诉他，调查结果完全真实。美国政府不安起来。克林顿政府不得不承认政府对中国的最大失误是低估和没能抑制住中国青年一代民族主义意识成长。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检讨在对华政策上的缺漏，明白对中国进行遏制是不可取的，应该变遏制为接触。后来克林顿在国会发表的一次阐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重要讲话中，援引了这次调查的数据作为其政策变动的论据之一。他援引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在民意调查之后一年热销全球的政治时评奇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青年看世界”、《中国可以说不》，让美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美国人在内心里多少带几分藐视，但美国的政治家们对蕴藏和崛起于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风潮却不敢小视。 民意调查冲击波把房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他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青年的政治情感取向，他于1997年再次与《中国青年报》合作，发起“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的调查，再次引起轰动。外交部人士对房宁等人的极具现实意义的调查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人民外交”。 不要迷信全球化，冷酷的国际关系没有改变 细心的读者或许还能回忆起，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后，媒体收敛了自5月8日以来对美国挞伐的声势，转向憧憬未来中美关系的乐观前景。但这场有关中国入世的爆炒很快便冷却下来。就在这时，市场上出现了一本被称为继《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之后，第三本对美国和西方“说不”的政论性书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是房宁与友人王小东等人精诚合作的结果，也使他们扬名天下。这本书，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可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经典之作。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这本书推进了大陆民族意识新高潮。 房宁、王小东等人与中国的“说不”思潮有着密切的渊源。《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作者中，除房宁和王小东是“中国青年看世界”民意调查的策划者外，宋强和乔边则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而这本书正是和《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有人这样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及随后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是对中国生存状态的即溶式反思和民族主义理想的情绪化的宣泻，那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则将这方兴未艾的“中国民族主义”事态引向更为本质和理性的轨道。 在国人对中国入世兴奋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出笼无疑是给如火如荼的世贸热降了温。这种颇为尴尬的现象令
海外的记者猜测这是中国高层的有意安排，因为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冷面孔”能在中美签订入世协议的敏感时刻出版，是中国高层在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末两次“失误”后，对调整舆论导向进行探索的一个信号。他们的理由是：80年代当中国向西方资本开放时，中间虽然有“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舆论调整，但由于逻辑起点的模糊和方式的过时与僵化，最终不得不在1989年进行更大的调整。1997年至1998年舆论对中美关系的过分看好，也造成了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后舆论较大幅度的调整。 但房宁和王小东都坦陈，这本书的出版与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协议纯属巧合。如果有人非要认为这本书与中国加入世贸有关，那么这本书就是给那些认为加入世贸是包治中国百病的人泼一泼冷水，提醒一下老百姓别因为加入了世贸组织就忘了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房宁进一步说，加入世贸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回避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控制、政治代理和经济接管的意图，只有认清这一点，中国才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争得更多的利益。 说起来，写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年5月8日的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事件。房宁称5月8日这一天“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一次被西方欺负而遭受奇耻大辱的日子”。他告诫人们，西方列强的本质并没有变，西方独霸世界、奴役世界的野心没有变，因而他要在这本书中把冷酷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剖析给国人看。 房宁认为，依照黑格尔的说法，任何事物都依“正、反、合”三个阶段发展。数百年来，西方的殖民主义看来也正应这一规律，走向它的合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西方对世界战略做出了新调整，使殖民主义向其三段式的合题转化——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科索沃危机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后殖民主义战略的实验场。科索沃的隆九九藏书隆炮火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警报：殖民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殖民主义者的利剑在空中挥舞。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仍有再被殖民化的可能！ 不少国人认为：要想不受西方欺负，就必须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把经济搞上去。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但房宁认为，怎样把经济搞上去才是一个关键。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走西方的路，加入资本国际大循环，就可以渐次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实现现代化，结果发现西方绝不会允许第三世界国家跻身于它们的行列。 如果说1995年“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是房宁现代民族意识间接的隐喻式的表述，那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则是房宁对全球化、民族主义做出的一次思想和学术努力。 房宁告诉我们，比物质落后更可怕的是民族精神的失落，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矮化导致的弱势，是比单纯经济落后更难克服的整体性的文化落后。在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于西方经济不仅不会真正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反而会使发展中国家9９lｉb?丧失自主发展的条件与可能。因此他提出，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当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挣脱出来，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给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乐观心态带来了冲击，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也在所难免。国外分析家认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给中国民族主义奠定了一个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民族主义新崛起的标志。 另外，海外媒体还认为，该书的出版表明了中国高层逐渐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它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最终只能取决于这个民族深植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和创新的能力。这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 警惕：美国的战车已经开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在影响颇大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反思全球化”的时候，有人问房宁为什么要选择学政治。他当时作了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回答。他说：“为什么学政治？起因于插队时学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不知道房宁当时是不是出于幽默才这样说的，至少在座的不少人把它当成政治幽默了。 事隔不久房宁到北京一所大学做讲座，又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房宁费了一番功夫作出解答，这次的解释似乎更符合情理一些。 房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院子里长大的，他的祖父以上三代都是北京的中医名家。1975年18岁的房宁来到北京市郊上地村插队。上地是汉代屯兵之地，是北京地区一处文化遗址。也许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村子里不少姑娘、小伙儿能写会画，能歌善舞，一表人材，一点不比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差。可是不久，房宁就发现，本村的小伙子娶的媳妇几乎清一色的来自更加贫苦的河北三河县，而本村的姑娘却无论如何都要嫁个城里人，对象即使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也得凑合。性资源的流向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差别，它赤裸裸地向人们揭示社会的等级和差距。现实使一心响应毛主席号召、满脑子理想主义的房宁看到了社会的真实、人生的真实。他曾说，农村的经历使他感到困惑，体验了悲凉，也使得他开始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的命运。就是这一情结促使他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决意学习社会科学。 1977年底，房宁如愿以偿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当了一名教师。听过房宁的课或讲座的人都领略过他的口才，上佳的口才使他的教师生涯相当顺利，连续的破格晋升使他在同学和同龄人中以最快的速度当上了教授，直到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政治学所副所长。 留意房宁的人会发现，房宁的人生之路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可以说是顺风人生。但是从一名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著名的政治学者，短短20多年的时间，房宁在中国思想界已经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刻发出独特的声音，他的思想无可争辩地具有前瞻性。他无疑是一位真正站在思想前沿的中国人。 最能体现房宁思想家素质的例子，是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对世界格局的预言，几年后全部得到验证。 先看房宁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未来世界战略格局走向辨析”一章中的一段文字： “美国通过北约东扩肢解了南斯拉夫，在进一步逼近俄罗斯的同时，已经越过俄罗斯，向远东的中国张望了。时下，人们把对北约东扩的注意力放在北约对俄罗斯的包围和钳制上。其实，‘北极熊’已被美国关进了笼子。北约东扩的目标绝不止于围困俄罗斯，北约东扩的目的地是中亚，最终美国要把与中国毗邻的国家拉入其麾下。 “美国在大力促进北约东扩的同时，以同样的力度在策动西进。就在美国与北约盟国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亚洲的北约’——‘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如果说北约东扩，美国还是在得陇望蜀，那么，这个‘亚洲的北约’可就是赤裸裸地针对中国了。” 就在房宁预言的同时，1999年，北约接纳了捷克等东欧三国加入北约。尽管俄罗斯再三声明反对北约东扩，但北约根本没把俄罗斯放在眼里。2002年1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北约成员国会议，决定北约继续东扩，将一举囊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7个中东欧国家，创下该组织成立53年来规模扩大之最。至此北约成员国增加到26个。北约降低标准急于东扩，其真正目的是要挤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控制中东欧事务，增强对西亚、南欧的军事投送能力。北约把东扩的对象锁定在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这正是俄罗斯的软腹部，其矛头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现在，北约已将防线推进到俄罗斯的家门口，离圣彼得堡仅仅几十公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罗斯的战略回旋余地已大大缩小。 而就在这一年的12月9日，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到莫斯科安抚普京，普京强装笑脸，违心地对客人说：“北约东扩不应造成局势紧张，而应促进信任。在北约决定接纳新成员后，对于俄罗斯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双方合作的‘实际内容’。”——房宁在几年前仿佛已看到了这一幕，正如他预言的：“‘北极熊’已被美国关进了笼子。”也许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中国的战略家和房宁一样已经看到了，而房宁与众不同的是：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人们关注北约对俄罗斯的挤压和包围的时候，已经进一步预见到美国将跃过俄罗斯，进军中国的最终的真实意图。 “9·11”以后，美国实现了战略大跃进，一举占领了中亚的腹地——战略要冲阿富汗，并在不同程度上将巴基斯坦和其他毗邻中国的中亚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的战车终于开到了中国大门口。房宁在1999年的预言，3年后得到了证实。 2000年台湾大选，台独势力上台。台湾海峡两边的政治局势为之牵动，美国纵横捭阖，利用台海形势游刃有余，进一步插手东亚。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全面控制西亚地区的同时，掌握了世界石油的命脉。目前已经调头东顾，美利坚的利剑已经悬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朝鲜头上。房宁所称的九九藏书“会师中国”几近完成。 房宁对全球化阴影下西方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进行再殖民统治的方式进行分析、归纳和概括，他说这是新帝国主义的三大政策——军事控制、政治代理、经济接管。在剧变后的东欧，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亚洲的阿富汗、伊拉克，人们看到的不正是这幅图景吗？ 房宁论证道，无论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国际循环中被榨干油水，从而被甩出资本国际循环轨道，还是少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种种机会，初步实现工业化，与西方形成一定的竞争，这两种情况对于西方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因为“前者使西方失去了部分资源与市场；后者对西方构成挑战。”这样将出现后殖民主义重建统治的局面，而后殖民主义要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采取上述的三种方式。 而现在看来，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确已经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国家宏观经济的决策权已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亚洲国家也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一心扶持一个“影子政府”作为政治代理。房宁四年前的预言——一个以“热战”代替“冷战”的再殖民的时代即将到来，如今听起来已经不那么“危言耸听”了。 房宁对伊斯兰的世界革命的预言极具隐喻色彩。早在1995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他就写道：“在未来的.9９ｌiｂ.世纪里，富于战斗精神的伊斯兰成为与西方抗衡的一种社会力量、一种文化力量是非常现实的。这首先是由于新殖民主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贫困、痛苦和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弥撒在亿万穆斯林心底的、对他们不幸遭遇的激愤心情。” “伊斯兰教在未来作为第三世界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抗衡西方还在于它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全世界有10亿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个国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亚、北非，是地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甚至在欧洲，伊斯兰教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英国有近200万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世界范围的信仰。” 在房宁看来，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最终将掉入“发展的陷阱”。在再殖民时代，面对一个相对于自己无比强大的帝国，非西方的民族和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由和发展，以及自己的信仰和价值，不得不面对一场最深刻的文明冲突。“9·11”使美国加快了它重建帝国的步伐，而如果按照房宁揭示的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在为更大的冲突进行准备，更惨烈的灾难和斗争还在后面。 到目前为止，房宁预言了历史，事实证明了他的眼光。也许我们有理由对他和他的理论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他的预言说中了！ 学者和思想家的区别是：学者阐发于事后，思想家预言于事前；学者是打哪儿指哪儿，思想家是指哪儿打哪儿。作为一个思想家，房宁做到了。 然而，让这位有洞察力的思想家感到十分尴尬的是，他那些精心阐述的理论和有预见性的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并未引起真正的关注。有人把房宁、王小东这类学者称为“尴尬的先知”。这不由让人想起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故事。尼采疯了，他奔走于山林，站在高山之巅遥望大海。尼采看到了海中的帆影，向人们大声疾呼，而山下的群众却茫然无知。这不是群众愚昧，也不是尼采高明，只是尼采看到了人们还没有看到的东西——这其实恰是房宁在20世纪末的境遇。 过度依附国外资本：越“发展”，被侵夺得越多 美国对于预言有个说法，“educational guess”，意思是有根据的猜测，而不是瞎猜乱撞，用我们中国流行的说法就是科学的预见。而关于全球化的分析理论则是房宁近年来对国际频频发言的依据。提到房宁，人们会想到他的两句名言：“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和“发展的陷阱”。藏书网 这两条经典的房氏语录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经久不衰，成了房宁的一个思想标签。 房宁是第一个对全球化作出警示，提出“发展的陷阱”的中国学者。而这个概念意在揭示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客观规律，揭示其不利于第三世界的全球分裂的结果。房宁认为“外围”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必将为全球化所排斥，进而将产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外围”之间的文明冲突。这正是他的那些“educational guess”的基本依据。 当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汹涌之时，房宁就断言：全球化不可能导致人类差别的缩小，不可能带来世界大同。全球化必将导致分裂化。后来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更详细地分析了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分裂。 全球化的确激发出人们许许多多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马歇尔·麦克卢汉把世界称为“地球村”，而巴克敏斯特·福勒描绘我们的星球为“地球号太空船”。人们原以为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日益增加的经济贸易联系能消除人类彼此的差别与分歧，全球化会把全人类带入地球村中和睦相处。 然而，现实与愿望相去甚远。房宁说，从迄今为止的历史中看到：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９9lｉb?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利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取巨额利润，其后果就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 “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是房宁对全球化经济机制的深刻揭示。 房宁曾.99lib.做客凤凰卫视《时事大讲堂》，主讲“反思全球化”。他居然把一个“芭比娃娃”拿到现场做道具，讲起了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他说，这个美国发明的玩偶——芭比娃娃是在场许多女同学都喜欢的玩具，而美国女孩子平均每人有10个芭比娃娃。在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10美元，而大多产自中国。中国产芭比娃娃运到美国的到岸价格是两美元，其中还有一个美元是运费和管理费。最后仅剩下的一个美元，中国的加工者仍然拿不到。因为这个东西要销售到美国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东西要来料加工。芭比娃娃的料钱是65个美分，而最后加工者只拿到了35个美分，折合人民币3元。一个生产者只有3元的报酬，而产品却可以到美国卖出折合人民币八九十元的价格。 房宁指出，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同，也就是工资水平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剩余价值的转移。通过全球化的过程，如芭比娃娃的例子，无数利润
九九藏书
、无数经济剩余转移到了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也不是真正的受益者。 由于蕴藏经济全球化内部广泛而深刻的不平等交换及利润转移，全球日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经济体，“中心”积累“外围”。“外围”工业化的道路本质上不同于“中心”，两者是性质、功能、方向全然不同的两种进程，是一个“同分异构体”。其结果必然是在“外围”积累矛盾、积累贫困，最终导致工业化在“外围”地区的逆转，即出现产业结构的劣化，农业和农村的衰落，社会的分化和与西方国家经济交换中贸易条件的下降。房宁把这些因全球化而在“外围”地区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现象称为全球化中“发展的陷阱”。 在房宁著作中，对“发展的陷阱”的论述和论证比比9９ｌｉb?皆是。他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三农”问题是全球性的现象。因为，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资本永远要向劳动力价格低、利润率高的地方流动。农村的一点剩余资本，往往要向城市集中。所以，在整个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在不断地萎缩。在50年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除去一些中东地区的干旱地区以外，一般的粮食都能自给。到了90年代统计，60％～70％的发展中国家粮食都不能自给了。 全球化还使社会出现分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毕竟有一个“马太效应”。在这个过程中，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是整个经济活动的高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的分工体系，这个分工体系是一个垂直分工的体系。垂直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端，生产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处于高端，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全球化导致的分裂化就是“发展的陷阱”。 “发展的陷阱”受害最大的除俄罗斯，还有东欧、拉丁美洲和亚洲四小龙。 房宁曾访问过东欧的匈牙利，不但亲身感受到“天鹅绒革命”带给匈牙利人的创伤，还感受到匈牙利在“陷阱”中的挣扎。他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政治游记——《风雨凄迷十年路》，讲述他的匈牙利见闻。在匈牙利十年加入全球化进程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匈牙利可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匈牙利第二、三产业中的优质资产大多成了西方大资本集团的囊中之物，匈牙利以盛产铝矾土著称，其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是采矿业和加工业，现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的外国资本均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小的生产行业，外国同业资本甚至采取整体购买，然后破产，迫使匈牙利全面进口的办法，全面占领该行业的市场。外国资本控制匈牙利经济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经济的枢纽——金融业的全面收购。外国资本，包括西方国家的银行和投资基金，已经占据匈牙利60.4%的银行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最优质的金融资产。西方国家的投资基金组合也主导着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的大盘走向。西方资本并不满足于对市场的占领，还向匈牙利经济更深入的领域渗透，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匈牙利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施加影响。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经济类高校的翘楚——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原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的一个课题，竟然是如何使习惯于天然果汁的匈牙利人转而爱喝美国的可口可乐。 房宁认为，“发展的陷阱”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场灾难，对于西方来说同样是致命的。新殖民主义的生命就在于资本的国际循环。西方通过国际循环从全世界获取资源与财富，但其前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循环。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美国的汉堡包就成了问题。所以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对西方同样是致命的，它正在阻塞资本的国际循环。 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维护资本的不断循环与周转，开始向旧殖民主义时代复归。于是西方即藏书网采取了两个维持世界新秩序的方法。房宁称它为“垫高”和“削平”。所谓“垫高”，即对那些实在是经济困顿、社会萧条，已经被经济全球化的循环甩出去的那些国家实行垫高，还要把你拉到经济循环当中，让你的资源和市场能够进入这个循环。所谓“削平”，就是对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种种原因发展起来的一些国家，像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采取抑制发展手段，因为他们决不希望再有一个新的发达国家来抢他们的资源。因此房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也是一场斗争。 房宁对全球化导致的“发展的陷阱”的警示无疑是深刻的，它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展的模型——全球化的完蛋模型。而这恰恰揭示出当代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原因。在房宁的视野里，全球分裂化激发了各个民族，尤其是外围民族的生存意识，他曾多次说：民族主义是因全球化而起、逆全球化而动的世界性思潮。 实现民族自立必须六面出击 房宁多次声言，他对全球化进行的是理性反思，而不是简单的“反全球化”。他认为面对全球化，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独立思考，而不能人云亦云。否定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对全球化的批判是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动力。 既然全球化带来“发展的陷阱”，作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又不能置身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如何超越“发展的陷阱”，如何突破“中心—外围”格局，是房宁思考的重要课题。 房宁在多年研究中，先后提出论述过“实行适度开放”“推进经济区域化进程”“兼顾效率与公平”“矫正媚外的弱势心态”“发展战略产业”“加速国防现代化”等六个理论观点。现在综合地看起来，房宁提出的相互联系、具有内在逻辑性、被他泛称为“强国思想99lib?”的观点主张，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六大基本诉求。 ——反对全面开放，主张适度开放。房宁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循环与经济主权，中国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记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中免受西方经济剥夺与政治巅覆的有利条件。但中国毕竟处于格局的外围，全球化对于中国风险大于机遇，不利多于有利，对此中国人不能一厢情愿，还需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从目前来说，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在加入WTO以后多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的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经济主权，它们的宏观经济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IMF和世界银行手里，它们的政府实际上只是IMF和世界银行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者。 他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大国经济的特点，中国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效仿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道路和经验。他主张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道路。即扩大内需，同时加强对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支持和保护；限制粮食进口，鼓励国内粮食生产；集中力量在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进口替代，拒绝直接引进带来的短期效益的诱惑，扶助本国粮食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自我成长。通观房宁的文章言论，可以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全面开放”的，他在演讲中时常抨击“接轨”之类的说法，在网上答网友提问时，他甚至嘲弄地把“接轨”故意打成“接鬼”。 ——推进区域化，建立亚洲经济圈。房宁将区域化看成抵御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利器。他认为推进区域化有助于增强民族和地区经济抗御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能力，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开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同时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新的矛盾。如果继续走面向西方扩大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路子，不仅不能解决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资源短缺。因而房宁建议国家要重视与东南亚以及中亚和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制衡对西方（包括日本在内）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依赖，最终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联结东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共同市场，制衡和消解对日本、美国、西欧的依赖，扩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 房宁还十分注意中国国内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他曾提到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实现工业化后出现的一个“升级退出”的现象，即劳动力成本升高时，产业资本退出向外扩张。英国、美国、日本和欧洲都有这样的过程。而中国因为具有独特的国情特点，从整个国家来讲，中国也许能够走出一条升级而不退出的新路。他举例说，现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进入了全球生产体系，加入了国际资本循环。随着发展，必然出现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在低附加值加工产业领域里失去竞争力，而退出全球基础加工产业。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今后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整体竞争力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因为，东南沿海省份后面还有中部省份，如江西，江西后面还有湖北，湖北后面还有四川。中国有13亿人口，劳动力趋于无限供给，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中国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升级而不退出。 房宁对此很有信心。但这种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道路，是有政治前提的，即中国的统一、中央政权的集中和控制能力。这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的真正原因吧！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大分化，中国也不例外。房宁认为，在我国经济进入小康形态后，如果继续推行改革之初提出的“效率优先”的原则，是无助于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外资分布不均匀。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团结和稳定的问题。所以应改“效率优先”为“兼顾效率与公平”，以防止我国内部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房宁说，“全球化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层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他提醒同胞：“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 房宁指出，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自然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及西方文化，它只是一种“一次性”的文化，不仅不具有普适性，其延续性更值得怀疑。这种文化不能为中国所效仿。房宁反对用一种文化改造另一种文化，甚至人为地取代另一种文化的态度。他认为，文化之优劣主要在于这种文化与其生长、发展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是否协调。简单地将不同文化进行优劣的比较，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可靠的结论。因此，无需自卑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足效法；无需自贬传统文化。 房宁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提出，一个民族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精神的矮化也是落后，而且是一种比经济落后还糟糕的落后。部分同胞中浓厚的媚外弱势心理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大文化障碍。媚外的弱势心理绝对有矫正之必要，而一旦超越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把思想从对西方文化的新迷信、新僵化中解放出来，中华文化将会发扬光大。 ——发展中国的战略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和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房宁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重工业和战略产业，同时对于主张中国靠加工业走“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房宁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他的“雁行战略”理论。 房宁一直关注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他认为，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房宁将其称为“雁行战略”。一方面，不断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雁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 房宁一再强调“雁行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破坏作用。他指出，不断的下行性梯次转移的结果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系统与技术开发产业面临“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的“三无”局面。久而久之，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与技术开发系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指出“雁行战略”的经济实质是国际交换中的垄断，即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形成了卖方垄断，并造成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技术上“进口替代”，进而产生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雁行战略”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依附关系日益转化为一种技术型的经济依附关系。 由于对“雁行战略”的深刻洞察，房宁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和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提供坚实的理论证明。 ——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近年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也包括国防现代化。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的状态，国防现代化滞后，而在他看来，没有军事力量保护的现代化是脆弱的现代化，最终可能被终止或夭折。 一次做客新浪网与网友对话的时候，房宁从当年陈毅元帅的说法点化出“小康之家要养上几条大狼狗”的说法，流传一时。他的意思是：随着经藏书网济发展，中国必须相应地加强国防建设。房宁认为，为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应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的这一判断是与他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看法密切相关的。 房宁很看淡中美关系的前景。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战略利益冲突和经济结构矛盾。他说：“地球就那么大，资源就这么多，环境就这么脆弱。国家之间，具体说就是中美之间在生存与发展上矛盾是客观的，中国要发展，中国人要富裕，就只有过美国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永远毕不了业。” 为此，近年来房宁日益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在他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中，他这样写道：“美国分化中国的战略是既定的，美国不仅亡中国之心不死，而且已经越来越多地付诸行动。中国无法改变美国的战略意图，中国无论多么‘顺从’，美国也不会将中国从竞争对手的名单上去除。……中国在美国战略包围和遏制中的‘突围’取决于中国能否尽快在短期内与美国取得一定的战略均势。”房宁提出三个“刻不容缓”：“中国要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产业重组和调整，刻不容缓地发展关键99lib?军事技术。”他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军事技术的突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走势，这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获得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关键。”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生产力，而是一种和谐 还是在多年前，许多中国学者都拜倒在西方脚下的时候，房宁曾用三种颜色来解释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必然。 这三种颜色中，其一是红色，这代表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这是他的底蕴；其二是蓝色，代表着忧郁，这是他对美国所见所闻后的一种思想积淀。他坚持认为美国的文明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美国文化的本质是无限扩张的“一次性文化”，它和自然生态是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必然通过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第三种颜色是绿色，就是超越现代意识和现代社会体制本身，寻求一种未来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房宁身上具备的这三种颜色实际上是他个人身上多种思想综合的一个隐喻。他所谈论的“民族主义的底蕴”具有深沉的社会主义色彩。他曾说过，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功能社会主义，它的结构与社会主义不一样，但功能是一样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房宁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说他内心里是一个忧郁社会主义者。而他的一个学生谈到自己这位老师的时候，竟说她觉得在老师谦和儒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狂热。更有人描述当代中国左翼思想光谱时，把房宁归入了“斯大林主义”。房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不是他为社会主义进行的辩护，恰恰相反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深沉的反思和批判。这样的反思和探索一直贯穿着房宁学术思想的始终。早在1995年，他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性的比较和分析，指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对人类的深刻启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总体性的较99lib?t>量”。 1997年，房宁一篇在中国左翼思想界具有强烈冲击的论文《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在“中国与世界”网站上首次全文发表，也使他成为中国新一代社会主义学人中的领军人物。 房宁在这篇文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沉痛教训中，论述了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崭新思想，也提出一条被海内外不少左翼思想家认为是值得探索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这是房宁第一次十分集中地专门阐述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其中处处透露着他的痛苦反思。他的和谐社会主义观念对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注解。 房宁指出，“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按照当时的理解，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因为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99lib.制度。在房宁看来，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因此他提出不应把社会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某些优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他的这种挑战成见的眼光和勇气受到了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赞赏。 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是房宁重点论述的一个问题。这方面他显然借助了西方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他指出，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人的需要分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需要的社会性包含“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由于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仅是其形式而已。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由此他认定，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
九九藏书
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看出，房宁认可的社会主义更本质的意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这“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他认为，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房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明显带有“空想色彩”和“左”字号的思想特征，在学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房宁藏书网的这个“方子”的本质与各种宗教相似，不含多少科学的成分，救不了社会主义。 对房宁的理论争议最多的是他在“和谐社会主义”中流露的消极的经济观。持异见者质问道：既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超过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用？如果是这样，便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改变人的需要！每人每月发30斤粮票足矣，穿灰布衣裳也尽可满足蔽体保暖的“自然需要”。 面对各种争议，房宁在一次与网友的交谈中表露了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支配下的某种社会运动，还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广泛兴起，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思考恰恰是在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样式。”99lib? 争论是正常的，房宁似乎很喜欢各种善意的批评、讨论。这是他做人和治学的一贯立场和风度。回首20多年来，房宁哪一篇重头文章没有引起过争议？但有谁像他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批评和误解？他的真诚和虚怀若谷使他的许多论敌后来成了他的朋友。 由于“和谐论”在网上引起反响，许多媒体找到房宁要求在平面媒体公开发表。1998年此文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为题摘录了部分章节在《时代变迁与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旋即被《新华文摘》《东方》等多家杂志转载。“和谐论”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的许多意识形态部门都把该文作为重点研究的资料，此文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专家中几乎无人不晓。 还有论者这样说：房宁提出的“和谐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剔除了西方霸权语系的影响，再次展示了人类另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把握，尽管“和谐论”不提“赶超”，但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促进解放作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的。 一厢情愿的“和平与发展”，“新帝国主义”允许吗？ 2003年，房宁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出版，再次引起关注。 这是伊拉克战争后，房宁对世界的又一次深刻反思。他断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 房宁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概念可追溯到1995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和1999年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在这两本书中，他提出了“再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概念。他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成三段式：殖民主义时代，表现为直接统治，超经济的掠夺；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旧殖民主义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新殖民主义产生，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但随着“发展的陷阱”使全球化出现障碍，西方国家不得不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越发直接的控制和干涉，其手段日益向殖民主义时代复归，房宁把它称为“后殖民主义”或“再殖民化”。 在房宁看来，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后殖民时代，西方将不再满足于间接地通过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控制第三世界经济，进行价值转移。西方将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部分或全面接管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直接掌握第三世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房宁所称的这种“后殖民主义”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新帝国主义”。 房宁分析了老帝国和新帝国的异同。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如扩张领土及势力范围、强大军队、尚武精神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如军力的量和质的方面，侵略野心的膨胀程度，战争借口的不同等等。因此他把“新帝国”归纳为5大特质：超强的军力，强权政治，文化帝国主义，恐怖加民主的帝国意识，先发制人的战术手段等。 著名战略家张文木对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提法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房宁的“最重要判断”“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若干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家们都认为，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就像房宁所描述的：“20世纪后半期的和平与发展，又给人类一种历史进步的印象。人们以为世界、历史彻底改变了，全球化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结为一体。”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让人们警醒：“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要结束了。” 中国如何面对新帝国主义时代，是房宁着重解答的问题。他认为，鉴于时代的变化，鉴于美国的战略，鉴于美国的行动态势，我们应该对时代、对战略、对经济与国防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反思。 房宁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不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他认为，无99lib.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鉴于这样的情况，中国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 中国政策中经济优先的思路使房宁感到担扰。按照那样的思路，似乎“经济建设搞上去，政治就稳定了，精神文明也发展了，道德也进步了，国防也会搞上去”。他承认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发展经济再搞国防，但中间会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转化为国防实力，但假如这个过程中断了，我们的前途就不堪
设想”。 房宁注意到，美国的战略与此正好相反，美国认为，综合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军事实力。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向来奉行实用主义的文化，它的眼中只有实力，而且它认为这种实力的集中表现不是GDP，更不是文化中国，而是军事实力。房宁还看到，美国如果不能够用炸弹跟你对话的话，才能以文明方式，把对手当文明人对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那美国就认为你是野蛮人，用不着跟你平等对话。他藏书网认为，“只有加速实现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具有了反侵略战争的能力，我们才能防止美国用新帝国主义的办法削平对方，只有有了国防现代化的强大保障，我们才有资格、有本钱去和世界平等地交往”，因此，“加速国防现代化才是中美和平共处的基础”。 但是令房宁这类民族主义者气馁的是，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总是讲究“以德服人，有容乃大”。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策走向。他认为，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一定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是把战争看成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他们不能从战争和武力对抗中获得民族振兴的力量，也不把战争看成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只把它当成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有人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就要归功于和平主义的中庸思想。当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烦时，他们便会注意到中国文明的价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号召西方人学习中国的和平主义。这些似乎证明了“有容乃大”是可以胜过武力的。房宁认为，这种看法在当前对中国十分危险。当中庸文明与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虽然西方一些学者可能欣赏中庸思想，但关键的是西方政客对此毫无兴趣。因此当你的对手崇尚武力时，你仍然死抱着有容乃大的思想，那不是智慧，而是迂腐。“拿枪指着敌人的额头，效果无疑超过一百部《论语》。”
.99lib.
房宁对时有露头的“绥靖主义”也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评。在他看来，尽管绥靖主义从历史上看不失为一种策略，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绥靖主义表面的历史现象所牵动。关键要搞清楚绥靖主义背后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绥靖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使用，在什么条件下不能。绥靖主义作为政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对手对你的利益欲求是有限还是无限。当对手对你的企图无限时，无论怎么妥协都不行。 房宁认为，不应鼓吹和宣扬武力，但却决不能放松武力防备。“花钱在国防就像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险费。表面上没有创造价值，但防止了可能的损失。” 我们可以把《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看作房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又一次集中阐述，又一次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样把鲜活的民族主义思想具象化了。战略专家张文木称，读《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使人有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锐感觉，进而感到，看到危险逼进却无力阻止的感觉更让人心碎！他认为，该书对那些沉浸在新的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的人敲响了警钟。 曾经有人给身处体制之内的具有官方学者身份的房宁出了一个难题：“您是怎么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房宁当时笑答：“我觉得‘左’和‘右’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说给圈外人听的，戴上这样的标签，别人容易了解，否则不好定位。而藏书网我作为圈内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我不会先给自己定位，然后再让自己的言行、理论都与之相符。我是从实际出发，面对具体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的，并不在乎‘左’‘右’。” 这样的回答可以把房宁理解为一个执著于思考和探索的人。事实上房宁从没有把民族主义当成一个符号，而是在努力探寻其具体的内容。他曾说，一旦民族主义变成了一堆教条，被编成“四言八句”，写到教科书里，民族主义大概也就到了晚期，快变成化石了。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再到《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房宁对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中华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揭示了出来，那就是全球化自身运动的规律。 房宁或许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家，那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附录 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房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更有效和藏书网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要时，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夫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旦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像，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是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
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从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结果使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广泛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需求的满足总赶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欲不断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的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流于荒谬的“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及社会制度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仅是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即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问题：决定历史发展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被物质决定的，还是被主体选择的？ ——节选自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9９lｉb. 活跃在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 著名学者秦晓鹰在谈到从“文化革命”到今天这36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总结出三大变化：一、从书本到实践；二、从城市到基层；三、从全盘接受西方理念到正视与尊重国情。他说，这第三个变化始于1989年之后。 一位美国记者在接触了秦晓鹰后说，他的言谈和文章论据充足、语汇
丰富，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很熟悉，又对自己的国家充满感情，有一种让人在逻辑上无法抗拒的雄辩色彩，同时隐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听到这种评论，秦晓鹰只是一笑，反问：“美国人什么时候懂中国的事儿了？” 这次会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 当时，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为了了解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在“八九风波”后的政治选择，便指派一名记者采访当时中国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 这个美国记者着重采访了3个人，一个是何新，一个是林炎志，另一个就是秦晓鹰。 何新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当然，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林炎志是革命家林枫的儿子。他的父亲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建国后又担任过国务院文教办主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从白区到抗日斗争前线，从地方到中央，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林炎志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取到清华大学的“新三届”高材生。“文革”时期，还不到20岁的他因为为受冲击的父亲鸣冤而被造反派投入监狱4年半。但他身上流淌着老革命的血液，颇具反叛精神。在“八九风波”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风波。 美国记者在采访了何新和林炎志后，似乎仍然意犹未尽，便把目光投射在秦晓鹰身上。 秦晓鹰197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以前被称为“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世界历史研究所中最年轻的一个笔杆子。在那个思想的冰层还没有化解的年份里，他以超常的冷静和上山下乡打熬出来的顽强毅力，潜心苦学，开始了一个青年学者最初的独立思考。 1979年，改革开放初现端倪，秦晓鹰的一篇题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理论》的理论文章就在学界引起震动，并受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重视，被胡耀邦点名要求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吹响时代号角的先驱性
.99lib.
文章。因为按传统的看法，包括联共党史都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退让，是一种被迫做出的临时性妥协。但秦晓鹰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绝对的退让，而是一种十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探索，后来这种策略上的“退让”变成了列宁的理论思索，逐步形成了建设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指导性理论。因此，具有普遍意义。秦晓鹰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从哪里起步等一系列事关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做出了前瞻性的强烈的暗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我国新时期改革者形成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最初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原动力。 秦晓鹰在当时的另一个身份也引起美国记者的兴趣。他是那套曾于1984年开始风靡全国的系列大型丛书《走向未来》的编委。这套丛书偏重介绍新兴的边缘学科，把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介绍给社会，使青年读者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丛书共推出100种，在中国掀起了持续不绝的文化热和对新兴学科的强烈追求，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发端。据当时外电评论，这套丛书的编委大多由思想激进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组成，而秦晓鹰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活跃的一员，用他的话说，这是新时期以来的“百科全书派”的标志性行动。 应该说，秦晓鹰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中国理论界的一匹“黑马”，他以眼光独到的大量理论文章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1985年他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在对外宣传局，又到宣传教育局，接着又到《党建》任总编室主任。有趣的是，他在业余时间还兼着一份很有“含金量”的杂志《中华英烈》的副总编，在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还是一名特约研究
九九藏书
员。多方面的涉猎，使其走向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美国记者找到秦晓鹰后马上被他的“威猛之相”所惊住：典型的东方四方脸，脑门儿很宽，鼻梁挺挺，有棱有角的嘴角挂着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有些咄咄逼人。 记者开门见山问秦晓鹰：“秦，你还支持邓小平吗？” 秦晓鹰的声音是浑厚的：“我九九藏书支持！” “为什么？”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是经过中国‘文革’十年的痛苦换来的，容易吗？”秦晓鹰说，“中国的特点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 记者停了停，又问：“那西方国家对你们中国的制裁是有效还是无效，或者说对还是不对呢？” 秦晓鹰说：“这是你们的政策，没什么对不对，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记者耸耸肩膀，两手朝两边一摊，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秦晓鹰接着说：“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们的封锁就能封锁出害怕和屈服来，我告诉你，你们的封锁将会在中国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就像当年美国的面粉造就了朱自清一样。” 记者说：“你很激动，秦！” 秦晓鹰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因为这不是学术或文化的讨论，这已经成为政治。学术无疆界，学者有祖国。我只能站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一边，不能站在西方政治家的一边。因为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明白吗？” 美国记者和秦晓鹰的初次见面就在这样一种不太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当采访结束秦晓鹰起身告别时，美国记者伸出手握住秦晓鹰十分有力的大手，说：“秦先生，我对你很有兴趣，我们还会见面！” 果然，不久，这位美国记者在回国前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请秦晓鹰，向他告别。当他们走出饭店时，意外碰见了秦晓鹰以前的同事，女作家戴晴。 戴晴的父亲曾是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时被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杀害。据说，从此她成为叶剑英的养女。戴晴1979年因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小说处女作《盼》而走红，成为中国当时知名的作家。 1987年，有关部门筹备宣传革命烈士的杂志《中华英烈》，秦晓鹰和戴晴同时担任《中华英烈》的执行编委。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中，两人在稿件取舍和一些编辑指导思想与观点上存有分歧，其间也有龃龉，后来戴晴离开了杂志社，俩人便没有了联系。 秦晓鹰与戴晴在《中华英烈》杂志社共事的这段经历，美国记者并不知道，因此当戴晴和秦晓鹰俨然老熟人般寒暄客套时，美国记者十分吃惊地问戴晴：“你们认识？” 戴晴说，秦晓鹰是最能干、最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绝对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听这话时，美国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许，这位先生此时才发现中国还真有这样一批思想十分锐进，但又非常忠实于自己国家的传统和现存制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西方人看来，要改革就只有全盘接受西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此时，离东欧剧变已经不远了。 高干子弟加海明威式“硬汉”教育的产物 很长一段时间，秦晓鹰被人误认为是高干子弟中的一员。其原因是他的家庭出身以及他与这个群体的过从甚密。 秦晓鹰于1948年9月23日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参加共产党，曾经历过战争炮火的洗礼，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因工作需要离开祖国，到国外工作，是共产党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 尽管他的父亲为国家的解放和外交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也多次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夸赞，但老人却一直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质朴品德影响着秦晓鹰，使秦晓鹰从小就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秦晓鹰最早在北京育才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条件很好的寄宿学校，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是供给制干部。那时，社会风气良好，寄宿学校的校风也很正派。加上育才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充满了早年革命大家庭亲密无间的气氛。秦晓鹰深受熏陶。 他先是迷上各种古今长篇小说，甚至把每月5角的零花钱都积存下来，在周末的时候到书店.９9lｉｂ?买书回去读。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啃起了四卷本竖排版的《毛泽东选集》，那是他父亲到国外工作前留给他的惟一财产。这巨大的精神财富弥补了他当时精神上的匮乏，也为他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小学到中学，秦晓鹰学习成绩一直骄人，门门功课都是5分，被学友们称为“金鹰”“才子”。 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101中学，在这所同样云集了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学校里，秦晓鹰并没有像某些同学那样，躺在老子的功劳薄上，以贵胄后裔自居，而是勤奋读书。 秦晓鹰上中学时已经从他父亲身上理解了那种“石光荣”式的英雄主义精神气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学会从容面对。那是他在中学田径队的时候，一次训练中他不慎摔伤了脚踝骨，痛得昏了过去，当他醒来后，谢绝了同学们的好心相送，也不搭乘公共汽车，而是咬着牙，一步一步从30里外的郊区走回家中。当他回到家，由于脚肿得厉害连鞋都脱不下来，母亲只好用剪刀把鞋帮剪开。就在母亲去拿药水和绷带的时候，父亲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傻小子，好样的！” 后来秦晓鹰在回忆父亲对自己的鼓舞时曾这样说：“后来我终于知道了这不仅仅是表扬，而是一种无形的遗产。在酷暑烈日曝晒下钻进玉米地里，全身被划得一道道血痕时，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珍贵；在被‘四人帮’的爪牙扔进私设的监牢里双腿溃烂，每天寂寞钻心时，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内涵；在一年有十个月只能吃萝卜、红薯秧、榆树叶这三种食品的时候，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丰富营养；在被诬告、陷害、打击的曲折的人生路上，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份量。” 秦晓鹰16岁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上了团支部书记，17岁时他已成为学校党支部重点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风雨到来之前，学校那种浓浓的政治气氛还是使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 在离101中学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吴家花园，被一道篱笆墙圈了起来。秦晓鹰经常看到一个面容刚毅的老人在菜地里劳作。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被指责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彭德怀元帅。当时秦晓鹰非常纳闷，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囚禁”起来。 就在他带着满脑子疑问寻找答案的时候，学校里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自我革命”的运动。政治教师告诉他，资产阶级思想人人都有，关键看你敢不敢挖出来。而资产阶级思想大概从人的5岁起就开始腐蚀你们了。这种“革命”之语，让秦晓鹰着实吃了一惊。但“不甘落后”而又备感迷惘的秦晓鹰还是开始深挖自己思想中可能有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他在一篇题为《糖精加白开水》的作文里，把过节时他与家人一起喝酒的事抖了出来。他自认为挖出了他们家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哪知他挖出的问题竟被学校通过组织渠道反映给了他父亲所在单位。父亲为此勃然大怒，年轻的秦晓鹰也第一次明白“左”与诬陷只有一步之隔。 1968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他的家庭开始“四分五裂”：母亲被发配到江西，哥哥去了青海，弟弟去了陕西，姐姐去了安徽，姐夫李肇星则先后去了山西离石和广东的牛田洋。 就在家人纷纷离开北京后不久，秦晓鹰，这位昔日的“少年才子”提着父亲学生时代在北京读书时的一只旧皮箱，登上了去山西插队的列车。 五六年的知青生活是艰苦和枯燥９９ｌｉｂ?的，但秦晓鹰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保持了中学时代热爱读书和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在贫苦农民的炕头上，在饲养员的窝棚里，在烈日下的高粱地里，在滴水成冰的水库工地上，在送“公粮”的喜悦中，在修水利而被炸药炸死的乡亲的尸首前，在干一天活只值一角钱的记工本里，在城市青年悲凉的诗歌里，在悄悄哼唱苏联歌曲来宣泄一点初恋的感受中，他触摸到了中国的脉搏，听到了人民的心声与呻吟，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双脚站在了浑厚的大地上。 秦晓鹰1973年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继而成长为中国杰出的报人和学者，其成果和思想不时引起高层的关注，渐渐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偶像人物之一。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职务也越来越多。 30多年过去了，在经过人生风雨的洗涤和历练之后，当年与他一起结伴嬉闹，而今已步入中老年的“高干弟子们”这样感叹： “在我们这拨人中惟一还在真正做学问的恐怕就数秦晓鹰了；而在80年代就开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出局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是秦晓鹰。” 他们都记得秦在上小学的那个绰号——“金鹰”。 博学多闻，以电视形式展现党的政治动态 秦晓鹰是学世界历史出身的，但是人们发现他关注的绝不仅仅是历史。他涉及的领域除了历史外，还有政治、经济、新闻、文学艺术等。文化界称他是一个“多栖动物”。而秦晓鹰对他这种“多栖”习性的解释是：我用专业来俯瞰社会的每个角落，强烈关注社会，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使秦晓鹰名声大震的是由他担任总撰稿的电视片《世纪行》，这是一部气势磅礴的政论片，全景式地记录了世界社会主义100年的光辉历程，并对“四项基本原则”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度分析。该片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播后引起包括中央高层在内的全社会震动和重大争议，海外媒体甚至把它作为继《河殇》之后又一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作品。而该片的传播也使“世纪行”三个字从此不胫而走。藏书网 然而，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秦晓鹰的第一次“触电”，随后邀他撰写和策划专题片的单位络驿不绝，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各省市党委政府，都纷至沓来加以邀请。他在13年中创作电视专题片多达40余部。 秦晓鹰是个善于让作品出彩的人，从高层到普通百姓都为他的博学和机智所折服。 1994年，秦晓鹰应国务院台办的邀请撰写了四集电视专题片《中国台湾》。他在这部片子中以大量的史实资料，深刻剖析了国民党偏安台岛后40多年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可没想到电视片试看后，遭到一些老同志的坚决反对，其原因是认为其中有一集《不奇的奇迹》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过于浓墨重彩，有为台湾当局歌功颂德之嫌。但秦晓鹰认为，台湾经济走了10年的快车道，这是不争的事实，那是台湾人民的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既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就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就在大家争论不休之时，王兆国最后一锤定音：“一百人审片就有一百条意见，找重要的改一改，可以通过！” 该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台湾《中央日报》头版连续4天一字不漏刊登了该电视片的解说词。微妙之处在于，这家在台湾颇有背景的报纸竟保持沉默，未作任何评论。 在这个电视片中，他通过查找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如“挖出了”阎锡山、陈果夫、陈立夫、白崇禧、汤恩伯、马步芳等国民党将领跟随蒋介石逃离大陆后那些耐人寻味的凄凉的晚年生活，有些连台湾民众都闻所未闻。 他还在该片中第一次披露了“八·二三”炮击金门是毛泽东为了救台保统的一段“趣闻”。当时美国为了让他们认为的不沉的航空舰——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想在台湾搞掉蒋介石，进行“换马”。想要整掉蒋介石必须先解除蒋介石颁布的“军事戒严令”。此时美国想方设法让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因为这是所谓“独立”的前提，这样军事戒严就自动解除了。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识破了美国的用心，但对美国的企图又无技可施。毛泽东洞察世事，料事如神，便下令炮击金门，粉碎了美国让台湾独立的美梦。所以当20世纪70年代人民解放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保卫南沙群岛时，台湾海军司令问蒋介石：共军军舰驶过台湾海峡，打不打？蒋介石只说了一句：南海战事紧呐！藏书网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秦晓鹰应邀又撰写了一部轰动全国的专９9lｉｂ?题片《光荣行》，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坷坎而光辉的80年的风雨历程。该片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接着，2002年与他人创作的另一部电视片《世纪宣言》再次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 早在1994年，北京电视台就慧眼识人，大胆地以“晓鹰杂谈”为名在“改革年代”节目中为他设了一个论坛，一个人自说自话，“神聊”10分钟，直到100期后因工务太忙才戛然而止。可以说，秦晓鹰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电视脱口秀”。 他曾作为上海电视台的“东方视点”的特邀嘉宾与主持人邵滨鸿数度合作。他数次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风格对话”节目，一说就是两个小时。另外，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的40集电视片《神州第一街》的总撰稿、中央电视台2003年春节歌舞晚会《盛世中国》的总撰稿、八十周年党庆歌舞晚会“你是一面旗帜”的总撰稿人和策划人之一。 秦晓鹰虽是学历史出身，但文学修养非常深厚。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和报告文学。他自称不喜欢写小说，在他看来，小说是一个人启蒙阶段才应该看的东西，是人在缺少生活阅历的时候通过它了解社会的途径。当一个人社会生活经历已经很丰富，就不再需要通过小说来了解社会了。在他这个“私人化”的理由指导下，他写下不少时代纵深感很强的报告文学，如《红卫兵出世记》《历史的错位》《审判真理》等。 10年前，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青少年出版社找到了他，希望他写一本纪念毛泽东的书。当时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作品都是中宣部定好的，而秦晓鹰却是个例外。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写成一部题为《百岁青春——毛泽东祭》的作品，不但资料丰富翔实，而且完全用文学化的语言写就，与所有同类作品都不同。书稿写成后，出版社把作品送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审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的同志们事后笑谈了两点读后感：一是史实上没有错误；二是没想到毛泽东还能这样写。作品审读顺利通过。这部书出版后很快一销而空。秦晓鹰还记得他在封面上设计了这样一句话——给一切想听故事同时也想思考人生的人们。 秦晓鹰的确是个全面出击的人，而且在他所涉猎的领域都有一番骄人并得到业内认可的成绩。马克思曾经说，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就是历史哲学。秦晓鹰以历史知识和历史观为基础，涉足文化、新闻、艺术，是否也是在印证这位大胡子博士的预见呢？ 《世纪行》：震动邓小平 政
论片《世纪行》给秦晓鹰带来了声誉，但其写作的曲折过程却鲜为人知。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99lib.t>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自改革开放后最严峻的考验。这场意识形态的交锋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风波平息后，国内那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受到了遏制。但与此同时，“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有人提出“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阶级斗争了”，也有人提出“要把知识分子再送到农村接受教育”，还有人提出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的疑问。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 就在这一严峻时刻，邓小平在6月9日的讲话中强调“十二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旗帜鲜藏书网明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这年的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组织上实现了由第二代领导集体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11月，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深入解析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总结社会主义100年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央高层有意以电视专题片的形式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这就是后来风靡海内外的《世纪行》的缘起。 1990年9月，深圳特区有关部门举荐秦晓鹰担任此专题片的总撰稿人，陈荻芳任总编导。老一代理论权威邓力群同志应邀出任该片的总顾问。 秦晓鹰是1985年调到中宣部的，此前他在社科院世界所工作了5年，不仅写下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具有探索意义的先驱文章，还先后参加了“非洲历史”“世界现代史”的大型学术研究活动，30岁后担任《世界历史》《外国史知识》和《世界史动态》三个杂志的编辑部副主任，业绩有目共睹。此时他已过“不惑之年”。 在确定他为总撰稿时，有人提到了秦晓鹰在社科院向胡绳“发难”的故事。 当时胡绳刚担任社科院院长不久，他邀请了几个青年学者，想通过谈心的方式了解一下青年研究人员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秦晓鹰也在被邀之列。听完了秘书长的介绍之后，胡老指着秦晓鹰说，你是“老同志”了，到院里工作这么多年，有什么意见？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秦晓鹰马上接上话：“有！我觉得院里当前应该解决四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脱离实际；二是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三是我国学术研究深受苏联观点的影响，思想僵化；四是学术成果没有向大众普及的渠道，学者不注意普及工作。”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气氛显得紧张。胡绳说，我刚到任，情况还不了解，但有一条却明白，就是年轻人不要心浮气躁，要耐得住寂寞。一个科学工作者要不怕坐冷板凳，吃冷猪肉。这件事流传很广，传着传着就走了样，竟变成秦晓鹰向院长“发难”。 但是，在邓力群这样的理论前辈看来，秦晓鹰是一个思想解放、才华横溢、对党有深厚感情又对社会有较深思考的青年学者，能够胜任这样一部有份量的电视片的写作任务。 当时秦晓鹰向邓力群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不涉及“八九”风波，二是要正面谈四项基本原则。 秦晓鹰的想法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电视片不宜给观众以肃杀的感觉，而应该是以说理见长，通过成熟的理论和大量生动的史实来让观众口服心服，这样才会有深度。 邓力群同意了秦晓鹰的想法。 《世纪行》属于政论片，重在阐释重大理论，不像纪实性作品那样有故事贯穿而有趣，如何使之不枯燥，如何使之有生动活泼的可视性，这是摆在秦晓鹰面前的一个难题。 秦晓鹰以他那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大胆采用对白、历史资料、理论阐述及诗化哲理相互交融推进的方式，使全片充满鲜活的看点，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智慧篇”开头就是一段男女对话：“男人的品质是什么？”“刚强。”“女人的品质是什么？”“温柔。”“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怀疑一切。”“你的缺点呢？”“人所有的我都有。”就在?９9ｌｉb.人们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时候，解说词告诉人们，这不是心理测验，而是100多年前，马克思和他女儿的一次有趣的对话。《世纪行》成片后，分别送邓小平、王任重、邓力群等中央高层审示，大多数人对初稿都比较满意。据说，邓力群在审看时流下了眼泪，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仅用一周就审看完毕，一字未改。 很快，电视片后期制作完成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媒体纷纷加以报道和评论。在海内外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央电视台又安排了重播。 为民请命的农村政策评论者 秦晓鹰1994年从中宣部调入国有资产管理局，任宣教中心主任，后任《中国资产新闻》报总编辑；1997年4月起担任《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财经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主办的在财政经济领域的权威性日报。它重在宣传我国以财政、金融为主的经济政策，报道和评述世界财经动态、市场行情以及世经热点新闻，在财政、经济、贸易等领域深受欢迎，发行量在首都发行的500家报纸中居第四名。 这是秦晓鹰学术上步入经济领域后的一个转折点，为此他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于是也有人把他列为“中国五十个经济学家”之一。 对于别人称他是经济学家，秦晓鹰颇为不安。在他看来，他只不过像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注者和参与者，在经济学上谈不上有任何建树，只是感到大有做好经济宣传工作之必要和紧迫罢了。而事实上当组识部门决定让他主持《中国财经报》时，显然考虑过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相当成熟的理解，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巨大热情。 且不说他在1979年发表的那篇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论文的影响多么深入人心，其后他的许多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也同样发人深省。 早在1988年，秦晓鹰在《经济学周刊》上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出耸人听闻的警示：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两个“遗产”该告别20世纪了，一个是“政治巨人”的遗产，另一个是人改造自然的神话。 从历史上看，20世纪工业化的巨大摧毁力量造就了世界“政治巨人”，如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甚至小国也有卡斯特罗、纳赛尔等。秦晓鹰认为，“巨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是英雄传说，神话和英雄是同时出现的，农耕社会与工业化同时存在，使得“政治巨人”有着神一般的强大；而这应该是20世纪的产物，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人们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应该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巨人政治”的消失“说明人类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着质的飞跃，由一个人主宰一群人的时代进化到了每个人都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秦晓鹰还认为，随着巨人时代的结束，人改造自然的神话也应该结束。他看到，在物理学和现代力学出现之前，自然在改造人，人要适应自然，所以出现了三种生活方式：一种是采摘，出现在非洲；一种是农耕，出现在中国；一种是渔猎，出现在欧洲。但他同时发现，当生活条件的反作用出现的时候，人类将受到惩罚；同时，一旦人自以为其能力与自然力形成对称式抗衡的时候，产生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改造社会。在秦晓鹰看来，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相处的，人类在20世纪初所抱有的征服自然的信念和所作所为，其结果必将导致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毫不留情的惩罚。 在这里，秦晓鹰其实是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题，而此时是距今15年前的1988年，4年后，中国可持续发展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秦晓鹰到了《中国财经报》后，一直关注中国经济最敏感的三个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地区收入平衡，国有企业发展。 1998年12月，中央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思想。一个月后秦晓鹰就以“走出去”为题，组织了大九九藏书规模的采访，领全国新闻界之先。1999年他又组织了大规模的采访西部“北中国万里行”活动，为开发西部大造声势。此项活动比2001年后全国媒体开始大规模报导开发西部早两年。 为了引起社会对东北工业的关注，他在《中国资产新闻》和《中国财经报》都开辟一个系列长篇报道专栏，名曰“共和国长子”，报道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和现状。此专栏的开辟比2002年以后社会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早5年时间。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试行于2000年，舆论大多认为，通过这种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村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秦晓鹰从更深的角度理解认为，减轻了农民负担不等于就解决了农村问题，真正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要废除加在农民头上的沉重税制。 对于秦晓鹰的大胆放言，人们为他捏了一把汗。他自己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不了李昌平。 李昌平是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 在秦晓鹰看来，李昌平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但展现的前景却非常有限，解决的方法、路子也不彻底，甚至有些混乱。 早在1979年，秦晓鹰就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非洲社会主义。当时他做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研究非洲，而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命运。 非洲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遇到严重挫折，在此之前，非洲曾有24个国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秦晓鹰在研究中发现，非洲社会主义有一种村社社会主义的性质，严格说就是农业社会主义，它是拿落后的前资本主义.99lib.的意识形态来看待社会主义，这使得人们从并不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在他看来，村社社会主义也是站在落后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资本主义一种道德的批判，而不是从根本制度上的批判。这是村社社会主义的劣根性。联系到中国的现实，秦晓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村社社会主义特色的。由于他在这里隐约地批判了以中国人民公社为首的村社社会主义，所以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他意识到，目前税费改革，让农民少交点钱，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最重要的是研究农业税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在他看来，如果不合理的税就应该废除。因为既然农民也是中国的公民，为什么农民要交农业税？农民为什么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统一的税制？城市居民的税是个人所得税，收入超过800元得缴税，而农民没有多少能达到这个水平，如达不到就应免掉。 如果按这种设想，不少人担心，一旦农民不交税了，国家的税收就自然会受影响。秦晓鹰认为，不种地的农民可以免交税，但土地还是这么多，谁种土地谁交税，这并不影响国家的税收。农民自由离开土地，一方面使他们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土地也开始集中到有钱人手里，有钱人开始规划，农村的产业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实现高效的农业。 秦晓鹰注意到，目前中国农村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不仅来自于国家政策的缺失，而且来自于国家各级机构的重叠和人浮于事。 另外党和政府机构重叠，使得行政人员充斥政府和党政部门，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压力，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联系当前农村、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等问题，秦晓鹰针对当前广泛提到的以人为本的口号，尖锐地指出：以人为本，绝不是以农为本，更不是站在落后的生产方式立场上抵御工业化城镇化的民粹主义。真正的人文思想应该是在统一市场中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思想，应该是在解决城乡二元化基础上农业从传统模式解放出来的思想。他指出，农民进城是一种失望与希望兼有的抉择，城市化、工业化和居民化才是三农的正确出路。秦晓鹰相信，如果真正解决了“三农”问题，那中国将会经历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改变。当农业人口在人口总数中下降到30%以下时，一场更加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到来。中国的市场化将无可逆转地展现出民主化的前景。他称这又将是“一场千年革命”。 保护持有真理的少数人的话语权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秦晓鹰的思想风格，但用排除法，则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个人没有霸气、没有小气、没有酸气、没有邪气，可能还有一点锐气。且不说他在1979年到1989年扔出的一系列重磅思想炸弹多么振聋发聩，他从那时以后的文章也一篇比一篇精彩入味。 人们一定还记得1996年在中国风起云涌的“说不”思潮，秦晓鹰也加入了“说不”的行列。是他在第一时间意识到“神州反美情绪的发酵”，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把《中国可以说不》介绍到海外，并热情地为续集《中国还是能说“不”》写了序言。人们看到此时的秦晓鹰以更多的理性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感情上的煎熬和发会性泄：“生活中的不幸者在回眸一生时常常这样叹息：我的失败就在于不会说‘不’。生活中的幸运者在评判人生时总是如此总结：我的成功就在于随时敢于说‘不’。不，无疑是拒绝；但这种‘不’所拒绝的并不是真理。因此，正确的、没有偏见的‘不’本身就是真理，至少具有真理的成分，具有真理的轨迹。” 秦晓鹰是新时期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少数原则”的学者。传统的民主是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但秦晓鹰认为，社会主义要想发展，还要遵循另一个原则，就是少数原则，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因为少数人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从“有可能正确”变成“正确”，中间有一个探索与印证的过程。社会应给它一个机制，让它发出一个声音，并让这种声音始终存在，只不过它不能是最强大的声音，不能成为主导。这样，一旦出现社会政治需要转化的契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有可能变化为主要的声音，这时所有的人就能迅速来理解。如果让这个声音消失的话，要使它再出现，那么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而这种代价常常是不可挽回的。所以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使少数人在行为模式上不能成为主导，但在思想上必须存在。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多年前争议不休的一个问题，现在如果有人反对这个论断，那它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但应该让这样的声音存在。但是不要忘记所有九九藏书的真理都有时代局限性。他说，维护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不等于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史观。 曾经有一个长期研究秦晓鹰的学人发现秦晓鹰是一个难以用一句话概括的人，在思想上你也很难把他划为左派或右派。他无限忠于党，但常是个思想锋芒犀利的人；他与高层政界、理论界过从甚密，也对民间思潮知根知底并且戮力维护。这使得极具个性的他，不盲从、不胆怯，敏锐又理性，忠诚而无私。 2003年5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发表25年的时候，秦晓鹰在《中国财经报》上发表了《思想解放的三座里程碑》的评论文章，鲜明指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 他说，25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檄文吹响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号角，也是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争论。这篇文章针对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针对十年动乱中盛行的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针对“两个凡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无禁区，真理的标准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它只存在于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中。 秦晓鹰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引发的大讨论与邓小平在当年12月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我们党把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也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他把它们称为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座里程碑。 他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定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座里程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定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得出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至今还在被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再一次在健康的方向上加速推进，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竣工。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被秦晓鹰称为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秦晓鹰认为，面对纷纭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江泽民以彻底的大无畏的唯物主义态度，以与?99ｌib?时俱进的精神，积集体之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科学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更是指导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正确方针和根本保证。 秦晓鹰的这篇逻辑严谨的理论文章，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为我国252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找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点。 秦晓鹰曾说，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一定有它生存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中华文化的反对者，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者，这是不能否认的。第二个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早跟它较劲了。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 “里程碑”的提法，虽然是一种具象的表述，但是秦晓鹰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家，能够如此客观而生动地把中国人民25年来所经历的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梦想走向现实的深切体验，高度抽象和概括起来，并且把握得如此准确，表述得如此精当，确实需要相当丰厚的功力和锐气。 理论是无边界的，身为一位优秀的、具有理论思维又不断捕捉时代气息的学者，今天已是55岁的秦晓鹰身上的锐气仍然不减，他思想中的批判光芒也永无边界。最近，他看到一份某学者在中南海讲历史学的讲稿，不禁勃然色变，认为这是在用极为错误的观点误导党和国家的决策者。于是，便奋笔疾书，写下了《叛徒史观是英雄史观的翻版》一文。他以一种很特殊的角度批判了对苏联东欧解体原因研究上的唯心主义。他痛斥了在这个问题上仍很“时兴”的外因论和叛徒史观。他说：苏东剧变是因为经济体制、内外政策和党的执政阶层蜕变的综合结果。旧有的苏式经济体制是一种严重制约生产力，并在不突破、不转型的停滞状况下最终诱发生产力造反的体制，是一种决策体系和治国理念的崩溃。99lib?戈尔巴乔夫的作为只是这个崩溃过程中的一幕、一个历史符号，充其量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毫无意义。叛徒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新旗号，把大动荡的原因简单归罪于个人，是把大教训戏剧化了，是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局部化了，把必然当成了偶然，把值得长鸣的警钟变成了使人昏昏欲睡的入夜打更声！ 当我们这篇文章就要结尾时，突然想起秦晓鹰近日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25年了。在这1／4世纪中，我们与共和国的思想同步，痛苦欢乐同步，真可谓改革开放唱大风，一路《大风歌》！”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亮亮的，闪动着什么。 秦晓鹰，不就是一个高唱《大风歌》的人吗？ 附录 从“第三条道路”走向新的战争 秦晓鹰

“天佑之邦”疯了吗

伊拉克战争到了“谢幕”时分，新一轮以美国为主体的战端又将在何时何地开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争的事实是，最近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国内有40%的公众赞成用军事手段打击叙利亚，有50%的人同意把下一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伊朗。另一项民调结果表明，美“社会公众”认为对该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中排序前3名的是朝鲜、中国、叙利亚。与此同时，被世界各媒体冠以“臭嘴”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阿拉伯世界、东亚、欧盟的指责更是屡见报端。至于说到在对伊战争前后，美国政府对国际舆论的藐视、羞辱，其恶劣程度更是达到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空前水平”。 人们不免要问，美国怎么了？难道真如西方谚语所云，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吗？也许有人会把前述种种归结为美国人的傲慢。然而，山姆大叔的傲慢并非从今日始。早在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就说过：“美国，几乎就是上帝特别圈定、挑选的国家。”然而，“天佑之邦”绝非指战争的策源地，根深蒂固的大国优越感也不能成为动辄实行军事恫吓的内心要求。可见，任何基于道德与精神的解析，都无助于我们对这个超级大国今日行为的破解，也无助于对它未来战略走向的预测。那么，套用“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原理就能扫除疑云，找到本源吗？恐怕不行。因为如果用简单的理论原则套用，又怎么能解释自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趋势呢？春天来了，万物苏醒，军事动物的发情期似乎也到了。就让我们像大导演希区柯克那样，从本质上剖析一下，“爱德华大夫”是怎么变成恐怖的“化身博士”的吧！

后工业化与第三条道路

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便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众所周知，这个时代又因为它的某些科学技术特色而被称为“信息革命”“数字化时代”等。风靡全球的《第三次浪潮》曾经生动地预测到它的独有风采。这个时代的到来因为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所以也就在华夏大地引来了一片欣喜。中国学者和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激情满怀地高擎“走向未来”（这也曾是当时一套有广泛读者的丛书的名字——作者注）的旗帜，欢呼这个扑面而来的新时代、新世纪。其实，依笔者的浅见，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在更完整的意义上仍然是属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因为正是在美国，伴随着生物生命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崭新的先进的生产力。这种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生产力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据统计，仅此行业一项在上世纪90年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就超过了40%。与之相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了这种新生产力的新的社会阶层。新生产力和新阶层的出现，导致了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产业行业结构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99lib.与中间阶层（一般称中产阶级）数量日益增多，并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相反，传统产业、传统行业中的工人队伍和经营管理者队伍都在日渐萎缩。显然，又一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的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行业调整、社会管理权力分配的调整以及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调整，已经成为美国的必然趋势。正是新的生产力造成了所谓帝国主义的垂而不死、死而不僵；也是这种新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成了孕育出“第三条道路”思想的丰润母床。 “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他们都属于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经历、特质：出身低微，来自底层，尝过人间疾苦，又受了完整良好的教育，具有坚韧性格和勤奋精神。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他们既反对过分的国家干预，又反对片
.99lib.
面强调市场竞争；既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难以再显神通，又看到自由资本主义的严重受挫。同时他们也对欧洲特别是北欧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党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就主张以改革、现代化和合作互助的精神来改造欧美社会经济制度并以此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力图在国内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国际上则提倡开展有效的世界化的合作，促进国家间的交往、理解，尤其是相关政策的对接和协调。总之，“第三条道路”的出笼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欧美新生产力要求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以经济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生产关系要求社会管理方式等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综合反映。很明显，这套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事实上也对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良性刺激。由于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的生产力与世界上众多处在工业化之中或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能源等自然资源上没有更多的利害冲突，所以在克林顿主政白宫的8年中，世界也就始终处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节律之中。

传统的“反扑”与战争选择

高新技术产业行业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对美国旧有经济结构、产业行业结构的冲击。而后者强烈的抵制、抗拒也就终于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弹与反扑。这种反弹反扑的人格化表现就是小布什总统的上台执政，而“第三条道路”也就至此戛然而止。 美国本届政府与传统产业行业有着怎样的联系，只要看看其相关的背景便可一目了然。总统布什本人就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农场主，有个1583英亩的牧场，拥有的净资产超过2000万美元。他与各大财团集团的关系尽人皆知。为此，竞选捐款最多的企业分属石油、石化、天然气、制药、烟草、制造业和营销、工程承包等。布什成为白宫新主人后，为报答这些大企业大公司的关照，专门让副总统切尼组织了一个能源政策项目小组。而切.99ｌｉb.t>尼本身也是一家能源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结果俩人一拍即合，悍然退出了以环保为主旨的《京都议定书》。作为重要阁员的国防部长也曾是多家医药、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一向被视为鹰派人物的“巾帼”赖斯女士也同样在几家传统产业公司担任董事长或国际顾问。 石油、石化、制造、军火、金融、房地产等等，这些产业行业都是撑起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台柱子，虽然后工业化时代的高新技术也对这些产业行业的更新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它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具有耗能多、技术含量低的特点。加上美国劳动力的就业成本甚高，致使它们在国内难与新型产业行业相匹敌；在国外也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常常落败于对手。尽管它们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仍保持在40%以上（不包括军工业），但终究举步维艰，处在夕阳西下的境遇。它们要想发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掌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能源，扼住对方的“咽喉”就可无往不胜。无疑，这是传统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的手段。不管在争夺形式上有多少变化，“炮舰政策”的影子仍然依稀可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布什总统执政的美国政府为何要拼尽全力，不顾一切舆论压力去攻城掠地了。 彻底摒弃“第三条道路”，以垄断的跨国的传统的产业行业为基础，按照陈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传统的能源原料、资源领域进行争夺，这就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战略走向。选择这样一种战略走向的国家又怎么能避免与那些正努力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呢？如果美国国内新生产力不能重新占据经济和政治的上风，这种冲突只会愈演愈烈，直至走向新的战争，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大战。仅就美国国内经济来说，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传统对新生的胜利，是资本贵族对资本平民的胜利，是夕阳产业行业对朝阳的胜利。 这种胜利是美国的悲剧，也预示着世界的不幸，我们只能为之哭泣。 起草中国的“权利宣言”——《民法通则》 在我国法学界，江平教授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就致力于我国法学思想和理论的转向，建构了一个初步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学理论体系；1985年他主持起草了中国的“权利宣言”——《民法通则》，成为我国“民法通则”观念的主要启蒙者和民法理论的奠基人。后来人们把他和我国另两位法学泰斗梅仲协、谢怀并称为中国“民法三杰”。 《民法通则》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文献，第一次列举式地规定了一系列民事权利，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于1954年开始第一次组织力量起草自己的民法典.99lib.，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全部草案。草案以宪法为根据并按照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方针作过多次修改，分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它强调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对国家财产的特殊保护，但忽视了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应有的法律地位，再加上“左”的错误的干扰，这次起草工作中断了。1962年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了第二次民法起草，于1964年7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由于受多年来“左”的思想的影响，该民法草案（试拟稿）无论在结构或内容上都比第一次草案倒退了。条文大多流于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讲义务，不谈权利；只讲通俗，不讲科学性等等。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又使“草案”束之高阁。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民法的起草一直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当时形势，从1979年11月开始经过两年的努力，草拟了4个民法草案。几年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婚姻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商标法等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也颁布了相当数量的单行法规。但是，民事生活中带有共通性的事项需要加以规定，这就促成了《民法通则》的起草。 1985年，刚刚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江平接受了起草《民法通则》的任务，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佟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教授、北京大学的魏振瀛教授成立了4.99lib.人专家小组。在起草《民法通则》前，他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民法通则”的意义和作用，解答了许多法学观念的难题。他的先期研究和大量的析疑解惑工作，使《民法通则》的制订、通过和实施得以顺利进行。 1985年8月他们完成了《民法通则》草案第一稿；11月，《民法通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进行初步审议。根据委员长的建议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85年12月召开了有188名民法、经济法专家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的修改《民法通则》草案的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民法通则》的修改稿得以完成，并于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 《民法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的权利宣言”，它又一次赋予了中国人尊严。由于《民法通则》专家组的出色表现，江平、佟柔、王家福和魏振瀛在法学界被尊称为“四大民法
先生”。 1987年，值《民法通则》实施一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陶希晋说：“现在我们的刑法、民法、刑诉、民诉都有了，就差行.99lib.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了，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副委员长王汉斌听后立即说：“这事就交陶老啦。”会后陶希晋又建议由江平来牵头，于是由江平任组长、北大罗豪才和法大应松年两位教授任副组长的“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了，组员有法工委的肖峋等。当时江平想搞出一部类似《民法通则》一样的《行政法大纲》，但后来发现这很难，于是他提出借鉴民事立法经验，先搞一个行政诉讼法，以此来促进行政实体法如计划生育法等的出台。经过几年的工作，终于促成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出台。 江平的出色表现在法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也给中央高层领导留下深刻印象。1988年江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兼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副主任。 20多年来，江平教授还主持或参与了我国其他一系列重要法律的立法工作。他是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2001年出台的《信托法》的专家起草小组组长，参与了《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立法工作。尽管现在他已逾古稀之年，但仍担任着《物权法》和《民法典》的专家起草组负责人的重要职务。 从莫斯科大学优秀留学生到社会底层人 江平教授是浙江宁波人，他的父亲早年在民国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供职。1930年江平在大连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江平随父母到上海，一年后，又随调入民国中国银行北平分行工作的父亲来到北平。 江平有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老五。从小聪明好学的他随着父母几度迁居，视野颇为.9９ｌiｂ?开阔，是兄弟姐妹中最调皮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的初中是在当时的北平艺文中学度过的，高中就读于著名的崇德中学。 崇德中学（现为北京三十一中）属圣公会学校，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西城绒线胡同，以一座古庙为基础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崇德才复校。江平就是崇德复校后进入该校读书的。这所著名的中学除培养过江平这样的法学大家外，还培育了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两弹元勋”邓稼先、台湾作家郑愁予等世界知名人士。 1948年一直做着记者梦的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燕京大学也是一所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基督教教会的根据地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以美国为主，在纽约有“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会”，在上海有“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多的时候，基督教会支持着16所大学，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保留几所。燕京大学是其中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办得最好的一所，毕业的人也最多，在政治上、国际文化上影响是最大的。 江平进入燕京大学后由于热衷于新闻事业，处处表现活跃。1949年他因加入反抗当时政权的民主青年同盟而被迫辍学。北平解放后，他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 1951年，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国家选送了第一批约十一二位德才兼备的学生前往苏联留学，江平就是其中之一。他留学的是喀山大学法律系，那是列宁的母校，在苏联很有声誉。1953年，江平从喀山大学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继续深造。他聪明好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成为
?９9ｌiｂ.
留学生中的偶像。 在留学期间他还参加了中国学生会的工作，与同在莫大法律系求学并担任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多次打交道。 1955年江平与宋健等人被选为留苏学生代表前往波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参加联欢节的中国代表团当时有200余人，团长是罗毅，副团长有吴学谦、马少波等人。当时宋健在莫斯科包曼高级工程学院学习自动控制专业，出国前曾就读于哈工大，俄语很好。由于他在苏联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经校方推荐、国内批准成为研究生，同藏书网时在学校承担一门教课任务。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写出了高水平的副博士论文。校方又提出，再延长一段时间，对论文稍加修改，即可获博士学位。由于中苏关系已公开恶化，国内又急需他的专业，宋健便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立即回国工作。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苏联主动授予宋健博士学位。 前往华沙的同一年，江平与陈汉章（后任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一起为司法部长史良率领的中国司法访苏代表团当过俄文翻译。 江平由于成绩突出，提前一年毕业。1956年他在毕业典礼上作为莫斯科大学留学生的代表发了言，轰动整个校园。 完成学业回国的江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任教。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1957年的中国，创巨痛深。江平因说了当时不该说的话，成了首批“右派”分子，遭遇流放。 也是在这一年，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在组织的干预下被迫与他离婚，好好的家庭破裂了。 也是在这一年，他在山西改造时，在一次与难友抬钢丝过铁轨时，因身心交瘁，精神恍惚，竟让一列风驰电挚的火车带出去几十米远，无情的车轮碾碎了他的一条腿。 1957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岁月，他依靠顽强的毅力和意志挺过了生命中沉重的磨难。事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可以说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这让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江平被“发配”到安徽农村劳动，后来几经周折，调到延庆中学教书，生活有了好转。此时他也重新组建了家庭，并有了儿子和女儿。 风云突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位突然被免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第二年江平恢复了教职，回校任教，一边潜心研究民法和商法，推动国家立法，一边做好法学教育工作。由他主持开设的罗马法、西方民商法，在国内是最领先的，成为全国闻名的特色课程，他也成为我国法学界中知名度最高的教授之一。 1983年江平教授被推拥为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北京政法学院1984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时，他为副校长，1988年升为校长。 .99lib.在江平校长看来，法学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空洞的形态问题，而要有更多的开放度，要与整个人类的法律知识体系衔接。不要把中国法学教育孤立在世界之外，不能把中国法学教育分离在人类的丰富的法律知识体系之外。为此他选择了从事民主和法治的教育。 江平教授所理解的法治具有民主和自由两个思想支点。因此他的同事称他是“民主校长”。在他的领导和同道者的努力下，中国政法大学迅速跃升为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成为中国法学的最高殿堂。 江平不但是个好管家，也是一个好教授。听过他课的人都说他有讲课的天赋。他思路明晰，重点突出，课题又能针对现实、旁征博引，启发性极强。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培养民商法方向的硕士，90年代开始培养博士，是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 20世纪90年代，江平教授把精力主要转到对西方法学著作的翻译组织工作上。早在1988年，他就在访问意大利时与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罗马法传播研究组达成合作协议，决定翻译罗马法原始文献。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全部文献计20多卷500万字，需要20年才能译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江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为我国法学教育以及罗马法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他还通过努力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组织翻译一套30余种的“外国法律文库”丛书，译字总计1000多万。目前这两项工.99lib.程都已完成，受到学界好评。 他的学生龙卫球博士曾总结江平担任校长期间政法大学呈现的三个特点：一是在学校的各种工作中，任何情况下都以教学为优先。他挽留了很多优秀教师，也帮助和引进了很多优秀教师，并且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提供最重要的帮助。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包括民商法专业外的不少学者，都得到过他的鼓励或提携。二是在处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中，以学生为学校的主人。他在一定范围开创了学生自由选择老师听课的先例。他作为校领导，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的需要，尊重学生的合理意愿。他非常爱护学生，是一个真正能够与学生同呼吸的师长。三是在教育方针上，确立民主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进的原则。 说到江平校长挽留人才的故事，就不得不说我国法学界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贺卫方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1988年决意“下海”，江平校长爱才心切，执意挽留，未能使贺卫方回心转意，结果两人大吵一通。可“下海”不久的贺卫方却无法割断对大学校园的思念，终于回心转意。在江平校长及学校同仁的努力下，1990年1月贺卫方从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重回中国政法大学。贺卫方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分地说：“当时自己很难想像这么快又回到政法大学，走在校园里，心情十分复杂。我对江老师充满了敬意和谢意，特别庆幸能够在他的校长任期的最后时刻调回学校。” 然而就在贺卫方回到学校后不到两个月，江平校长的职务被免去了。 1990年2月15日，度完寒假的师99lib.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在那天下午的全校教师大会上，几乎是在全体师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决定：免去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 关于这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是相当低调的，会场上的气氛十分凝重。但江平教授很平静。在全体教师长时间的掌声中，他发表了耐人寻味99ｌｉb?的讲话： 首先，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实际上，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99lib.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那些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校领导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谢谢大家！ 教师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江平的“告别演说”。当江平讲完话，会场再次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从他1983年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算起，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它的前身当了5年的副校长（副院长）和2年的校长。这在江平的人生中只是短暂的时光，然而他在这段时间中为实现中国政法教学模式的改革，促进中国法学教育与世界的接轨，为推动和完善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江平教授离开了校长之位后，一方面继续积极从事学科研究和授课工作，另一方面把大量时间投入到西方法学名著的翻译工作及国家法律制度的起草中。2000年12月28日是江平教授的70岁生日，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为他庆祝之际，他个人捐资50万元在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一个助学基金，令人无比动容。为了褒奖这位卓越的法学家对中国政法大学及整个中国法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国政法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的荣誉。 江平在答谢发言中说：“人生七十，该是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了！上苍总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给了我整整22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22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我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逆境给了我沉思和回顾，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头。’” 宪法必须进入司法程序——“宪法司法化” 江平教授爱好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洋古典音乐，还是狂热的足球迷。他曾对自己有过这样的一段评价：“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几本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过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熟悉江平教授的人都知道，江教授总是虚怀若谷，从来不肯拔高自己。一个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法学教授却公开承认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这是需要勇气的。其实这正是江平民主思想的体现。在中国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江平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中央高层和民众的重视和肯定。 自江平卸任大学校长后，社会活动增多，比过去更忙了。他现在除了参与《民法典》的起草，还担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仲裁员、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对媒介关注的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只要中国一出现法律纠纷总会想到江平。民间有一句口头禅：“这事我们让江平教授来评评。”而江平对法律的思考更是出于一种法学家的责任感。 2003年3月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震惊了全国，使得自1982年确定的“收容制度”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孙志刚是毕业于武汉某大学的一位大学生，2003年3月到广州求职，因外出时未带暂住证，17日被广州市黄村街派出所收容后遭毒打而死。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4月29日，余樟法、杨支柱等百名人士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废止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随后，旷新年、李陀等5位知名学者致信全国人大，呼吁改革收容和遣送制度。5月14日，俞江、腾彪、许志永等3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1日，江平教授和知名学者秦晖、何光沪、沈岿等8人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研讨，发表意见。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萧瀚，国家行政学院何海波等5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程序调查孙志刚案。 在5位法学专家建议书发出之前，5月21日，江平等在京的一批专家教授、知名学者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进行了研讨。江平教授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表态：我对学者上书的行为非常赞赏和支持，他们合法地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手段和武器，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捍卫整个国家法律的尊严。 江教授认为，公民要求司法救济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了。而现在公民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还是解决不了，99lib.t>收容制度的审查就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司法救济渠道，公民合法人身权利被侵犯后的救济就会削弱。 在江平看来，“孙志刚事件”和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和撤销1982年通过的《收容遣送条例》具有同等意义。无论《立法法》还是《行政处罚法》都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虽然《立法法》里也涉及到授权的问题，但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是不能授权的，不能由国务院来制定法规，这一点非常清楚。 江平曾说过，《立法法》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立法法》生效以前，原来国务院制定的一些法规，包括劳动教养、收容遣送在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法规应当在一个期限内被上升到法律高度。如果某人被劳动教养了，那么他可能不仅去起诉声称对其劳动教养不合法，不该劳动教养而被劳动教养了，同时也可能告劳动教养法本身就违反了《宪法》。因为该法还一直是国务院的法律条例，无权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 但是他看到《收容遣送条例》已经是18年前的了，目前仍然是行政条例，在《立法法》颁布3年之后仍然没有改变。他认为在《立法法》通过以后的合理期限内，没有把原有的国务院行政法规转变成法律，就是违宪的。 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司法化的案例。《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对于地方条例以及其他条例，认为与宪法相抵触的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这就赋予了我们公民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因而他觉得这3个博士好就好在以公民的身份而为。《立法法》在给予公民要求撤销、提出建议的权利的同时，没有规定相关机关在多少天内必须受理和答复，过三年五年不答复也可以，却不违法。 江平由此想到了几年前发生在山东的“齐玉苓案”。 齐玉九九藏书苓与陈晓琪都是山东滕州八中19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时成绩不佳，失去了参加升学考试的资格。齐玉苓则通过了预选考试，分数超过了委培录取的分数线。后来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玲”为该校19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的操纵下，从滕州八中领取了该通知后即以“齐玉玲”的名义入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后，以“齐玉玲”的姓名在当地就业。齐玉苓经过复读和考试被邹城劳动技校录取，1996年8月毕业后在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后有一段时间下岗待业。1999年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其姓名的事件后，状告陈晓琪及有关学校和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晓琪停止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3.5万元。齐玉苓不服，提出上诉，要求陈晓琪等赔偿各种损失56万元。二审时，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该案作出批复，明确指出：陈晓琪等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后山东高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陈晓琪及相关人员和单位向齐玉苓赔礼道歉；陈晓琪和陈克政赔偿齐玉苓经济损失费7000元，相关人员和单位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赔偿费5万元。 这件事被认为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藏书网。 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在法院适用，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宪法司法化就是指法院可以运用宪法来解决法律上的纠纷。 提出宪法司法化的概念既有进步意义，但本身又是模糊的。它与宪法本身是政治法的特点相违背。立法以宪法为依据，但从没有提出宪法司法化的概念。江平认为，这就涉及到宪法法院。有人认为人大常委会来审查是最下策，因为人大常委会是比较空的，两个月开一次会，很难解决诸多问题。高一点的层次是成立宪法委员会，在人大常委会下面专门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当然再高的层次就是宪法法院。江平觉得现在是最低层次，将来应该走向中层次，再走向更高层次，这才是我们的最终趋势。 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处死刑；第二主犯李海樱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10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无期徒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于后日对孙志刚案涉及的李耀辉等5名提起上诉的渎职犯罪被告人作出终审裁定，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决定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我们看到，以孙志刚案为契机，中国市民社会逐渐兴起一股积极维护宪法权威的思潮，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从俞江到盛洪，从贺卫方到江平，中国知识精英以一种极大的责任感参与中国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中央高层把这样的事情称为“公民社会意识的全面复苏”。 繁琐的《民法典》、细致的为民之心 民法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圣经”。2001年，我国各级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为50万件，行政诉讼不到10万件，而民事案件大约为500万件，占各类案件的80%以上。而民法正是规范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解决合同纠纷和侵权民事纠纷的法律准绳。正因为如此，民法与刑法、行政法并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三大基本法，被视为调整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法律。 近百年来，在中国制定民法典，一直是先进的法律人士与立法部门追求的一个理想。1903年，清朝政府命沈家本领导修律与进行法制改革，可视为中国民事法制近代化的发端。1911年“民律第一草案”——《民律草案》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封建民事法律的解体和大陆法系民法体系的建立。但该草案并没有实施。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新的民法典。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公布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各编，此即《中华民国民法》。该民法是一部先进的民法，但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事，迄至1949年，未能在大陆得到有效的实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陆地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该民法典也被废除了。从此新中国没有了自己的民法典。原《中华民国民法》仅在台湾地区施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法典的起草经历了三起三落，首次起草是在1954年，到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而停止；第二次从1962年开始起草，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夜中止；第三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开始起草，前后共4稿，后来因为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模式没有最后确定，因此当时彭真委员长的意见是，在民事立法领域
先搞单行法律，暂不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在这之后，1986年《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各个单行法律也陆续出台。到了今天，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经济模式也已经形成，各个单行法律也基本完备，为起草民法典奠定了基础。《民法通则》已经对基本民事权利作了规定，但它建立的是民事权利的基本框架，是一种民事权利的宣言，缺乏具体的规定。而民法典作出的是对公民、法人民事权利的完整规定。 1998年1月13日，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江平、王家福、王保树、梁慧星、王利明5位法学家座谈民法典起草事宜，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成熟，决定重新开始中国民法典的起草。为此王汉斌点将，任命了江平等9人成立民法典起草小组。另外8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王家福，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清华大学的王保树，北京大学的魏振瀛，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费宗祎，曾在人大法工委工作的魏耀荣和肖峋。 经过艰苦的工作，起草小组在2002年4月完成“小组稿”，分为总则、人格权、物权、债法总则、合同法、侵权法、亲属法和继承法8编，99lib.共2812条，后来又加进知识产权和国际私法两编，形成中国立法史上一个条文数目最多的立法草案。 2002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终于在九届全国人大第31次常委会上得到讨论，标志着我国的第4次民法典起草暂时告一段落。 这次提请审议的民法草案有4大特点：把中国自然人和法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作了周全的列举，并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突出了人格权的保护，把各种人格权都作了列举，特别是把隐私权和信用权列入人格权，充分反映了中国在21世纪将更加努力地推进人权保障事业，更加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草案凸现了物权，对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作出了系统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私人所有权，明确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一视同仁予以保护。物权是生产的基础、交换的前提，是个人生活保障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物权本身也是基本的人权。只有有了物权，人们才可以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草案对物权的规定，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草案把侵权责任单独作为一编，规定公民享有的民事权利如果
受到侵害，就会得到法律的救助，就会依法得到补偿。 专家普遍认为，如果这些规定得以通过，那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但由于这项立法的复杂和庞大，除立法指导思想外，民法起草小组成员之间在许多方面争议非常大，一些法学界权威人士在相关问题上观点截然对立，譬如，在民法草案中，此前争议较大的债权总则和知识产权没有编入民法典。 江平反对民法典规定债权总则。他提出4条理由：一是债权概念不通俗；二是中国不应该迷信德国民法典体系；三是债权总则实际上是合同总则；四是债权责任主要不是债。而梁慧星则认为，“假如民法典取消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我个人认为，宁愿不要民法典，保留民法通则。” 同时，在民法典的条文篇幅上，究竟是搞一个大而全的，还是搞一个比较小的，起草过程中也一直有着较大争论。 江平认为，刑法可以大而全，对于传统的民法典国家来说，民法典应尽量多地包含各种民事关系，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我们想把现在社会里面所有的民事权利关系都概括规定，甚至把涉外的民事权利也概括进去，那么，恐怕我们的民法典就不只是2000多条。如果想把它规定得非常详细、非常完善，那么这将是一个很难设想的大容量的民法典，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不希望把知识产权和涉外民事关系纳入到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现在也在进行争论，我们要保留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个知识产权的单行法，如果在民法典中有一个比较概括的知识产权的规定，也会出现重复的现象。 此外，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将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单独成编，争议也非常激烈。草案第二编物权法中，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之后，对私人所有权作出规定，“国家保护私人的储蓄。国家保护私人投资以及因投资获得的收益”“国家保护私人财产的继承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私营企业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具备法人条件的，属于该法人所有；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享有所有权。”草案第四编人格权法增加规定了隐私权。草案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 2002年11月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举办的“中国民法典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新校礼堂进行。江平、梁慧星和王利明为主讲人，江平在谈到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时说，民法是需要人文关怀的，但是民法的核心不能够否认，其仍是以财产关系甚至商事活动为重要部分的。民法的发展动力，从世界范围看，也是来自于商事活动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商事活动的发展，没有市场经济本身的推动，民法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江平赞同在我们起草过程中，大家都认为中国不需要再单独搞商法典。但是，他认为要制定一个商事活动的通则。如果一部表现21世纪的民法典，不能把表示商事活动的东西规定进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市民社会离开了商事活动，就不能称其为市民社会，如果民法典是表现市民社会的法的话，那么市民社会里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商事活动。我们不能因重视人文精神而忽视商事活动的内容。 江平认为，我们应该以大陆法为主，但对英美法系的东西应有一个充分的吸纳，把好的东西吸收进来。 他相信“民法典的影响将是广泛的”。民法典将来一旦实行，将是法院执法最重要的规定。他估计，法典真正通过还需要两年至三年的时间。 宪法是国之重器，应该保证其权威性 2003年6月6日，一个小范围的高层专家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修宪小组组长吴邦国专门把法学家江平、应松年，经济学家吴敬琏等邀请到会议上。他想听听他们对新一轮修宪的看法。 对于现代民主国家来说，宪法是其根本大法，是国体和政府组织形式的合法性依据，是一个国家采取重要决策的规则来源。而修宪则是指为了让宪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而作出一定的修改，是宪法保证其稳定性和应对社会变化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它与宪法本身同样重要。1949年以来，我国曾颁布过4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这4部宪法里较为成熟的。不过，这部宪法同中国后来制定的其他法律一样，存在着重实体规则、轻程序规则的弊病，实体性规范包罗万象、几乎巨细糜失，但往往缺乏程序性规范保证。 1987年、1992年和1997年，中国共产党分别召开了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相应地，中国分别于1988年、1993年和1999年进行了3次修宪。 这3次修宪，共产生了19条宪法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1982年宪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些表面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对一些体制上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触及。党的代表大会后提出修宪问题，这几乎成了惯例。 一部宪法是否在特定情况下被加入修正案，取决于大量因素，例如宪法本身是否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确实拥有最高的权威，社会对宪法的态度是否确实尊重等。仅以法学界为例，以研究宪政为业的学人之间，对修宪的态度和看法往往也是五花八门。 江平在修宪专家小组的座谈会上大胆地谈了自己对修宪的看法。在他看来，“宪法不能勤修勤改”。宪法修改是个严肃的问题，必须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更强调对公民权益保护时，修改方有意义。 关于宪法修改的程序，他建议，最好的方式是执政党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全国人大讨论认为需要修宪并成立修宪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由各方面人员组成。由全国人大的修宪机构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修改稿。由执政党拿出一个宪法修改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体会议通过，不是不可以，但这样的程序显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体会议是被动的。全国人大的作用就会流于形式。中共中央已经通过的宪法修改文本过去都是一字未动地予以通过，代表和委员们再提些意见，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但如果由全国大人来主持修宪，就可以树立宪法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更表明宪法的修改也应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关于私有财产保护要不要在《宪法》中明确，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最好应该在宪法中写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进一步加强对私权的保护。当前对公民财产的侵犯最严重的表现是城市拆迁和对农民的土地征用。老百姓的房子说拆就拆，而且给予的补偿极不合理，多是根据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甚至是城市的一个拆迁办法。因此，提出私产入宪，最关键的是要防止国家权力对私产的侵犯。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更是为私有财产权提供了更明确的合法性根据。修正案第16条明确提到“非公有制经济”，并承认其合法性，但把它限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范围内。该宪法修正案虽然在承认私人财产权的合法性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并未采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表述方式，更未直接涉及私有化和私有制的定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说，《宪法》不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江平认为在宪法修改中给予更明确的表述应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如何改，老百姓关心的是三个问题。一是什么叫“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世界各国在对待私有财产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都有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但优先不能滥用，必须是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我国滥用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普遍存在的。二是如何给予补.9９liｂ?偿；现有法律中对征收给予补偿的写法不一，有的是“相应补偿”，有的是“适当补偿”，而国际投资保护用“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我国民法典草案用“合理补偿”。他建议必须确立不能通过征收的办法或多或少地剥夺公民的财产，必须确立“公平合理补偿”原则。三是各级政府制定的拆迁或征地的补偿办法老百姓认为不公平合理怎么办？依现行法律老百姓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对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是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这就使行政决定的违法性和不合理性无法得到有效的纠正。我国在参加WTO时已经承诺境外投资者和交易者对我国各级政府做出的决定与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相违背时，可以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法院可以撤销这些决定。他建议把司法审查写进宪法修改中去。对于有人建议在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认为没有必要太迷信“神圣”这样的修饰词，最好是都拿掉神圣这样的抽象表述，直接表述为“平等”就可以了。 从孙志刚事件中，江平想到了宪法监督机制的问题。因孙志刚案件，法院判了肇事主犯死刑，但他认为根本问题不是判死刑能解决的，我们没有一个专门审查和监督违宪的机构，这是关键。虽然现在已取消了收容送遣的规定，但在《立法法》生效几年内，《劳动教养条例》仍然没有改变。这已经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10年多前起草监督法时其中就有宪法委员会的规定，10年多后仍是无声无息。虽然现有法律明确对法律实施监督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必须有一个常设机构来实施这一职能。当前至少应在全国人大内设立宪法委员会，在将来条件具备时，从议会的监督改为法院的监督，即设立宪法法院。 人权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其实宪法的一个核心就是人权问题，但现在的宪法并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个核心。江平认为，这些年来宪法的修改在计划经济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阶级斗争的痕迹在宪法上仍有表现，以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为例，现今全国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更好地团结他们呢？宪法第51条本来就已经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宪法在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时又强调“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规定会使人感到宪法不是在保障信仰自由，而是在告诫人们宗教危险。 非典给我们带来一些血的教训，人们都认为要在宪法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享有的知情权也就意味着政府有政务公开的义务。当然政务公开不意味着一切都必须公开，但这个原则必须确立。现在应制定政务公开法，在这个法中要把政府的哪些信息必须公开规定明确，同时规定政府及其负责官员对披露虚假信息或隐瞒重要信息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其他如公民有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无罪推定的权利保障都应当有所反映，以防止滥用司法权。 在江平心目中，宪法是法律制度的基石。但法律的基石，起最根本作用的，还是宪法。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体现为宪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认为大家都应该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观念。但他看到，恰恰是人们对于宪法的重要性注意得不足，在我国有一种“法律倒置”的现象，好像越具体的法律越重要，宪法似乎还不如一个基本的法，基本的法还不如单行法，单行法还不如国务院的法规，国务院的法规还不如一个乡政府的决定，乡政府的一个文件似乎好像可以超越宪法，在人们心目当中，它是最具体的。这是一种倒置的法律意识。它也说明宪法宣传得不够，人们的宪法意识不够。 另外他认为，宪法和宪政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也并不等于有宪政。宪政必须体现为民主政治，体现为一种权力制约的精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宪法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而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各个国家可以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别的国家是另外的形式。但是，必须确立民主政治才能够叫宪政，不是民主政治不能叫宪政，这一点非常重要。 十六大把民主政治的内容具体分析为4个方面：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把民主政治的含义明确化了。就民主选举来说，我们现在强调的民主选举是基层的选举。江平认为，民主政治、民主选举确实应当从基层开始，抓好基层的民主选举十分重要，而且我们基层的民主选举也确实越来越体现民主；但是也应该看到，民主选举，光有基层选举还不行。还应该有更高层的，以至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包括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也有一个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他在一篇《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缓行》的序文中说：“用民主的方式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减少冲突、增加共识的重要途径之一。用理智的方法来讨论政治问题，用程序的方式来革除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解决政治体制面临的问题，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既定程序和过程。” 多年前，江平就呼吁中国需要制定一部《新闻法》。这个提议早在七届人大时就开始议论，已经过去10多年，仍未出台。他深知其中的艰辛。 江平认为，《新闻法》涉及到的是意识形态的大问题，它的出台还是不出台，不能仅从保护或是规定新闻记者的权利来看，而是要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来看。《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这样的3部法律，不能只看作是某一部门的法，或是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道德准则，它涉及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怎样具体落实。处理好新闻监督和新闻审查的关系，这是健全舆论监督所必要的。审查过严，监督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但如果新闻批评变成不负责任的，甚至通过新闻批评泄私愤，则可能使监督走上歪路。这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其例，从保证舆论监督正常发展来看，制定《新闻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江平肯定新闻舆论监督在我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比起以前是大大地进了一步。但同时他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认为找法院不如找新闻媒介，最好找“焦点访谈”。他认为这种现象好的一面是舆论监督确实发挥了监督的功能，但不正常的是，容易使人觉得舆论决定一切。舆论并不完全合于法律，舆论可能有它自己的倾向性。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舆论监督目前还不够规范。 就在江平教授向吴邦国委员长汇报他对修宪的意见后，由内地40多位著名学者于6月19日在青岛举行的民间修宪研讨会，引起海内外关注。这次研讨会是由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青岛大学法学院联办的。江平教授以及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经济学家冯兰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等出席了会议。 江平教授曾说，我们把民主政治叫做政治文明也好，政治民主也好，既然讲文明、民主，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和宽容，仅仅有一种声音不是国家之福。建立有尊重和宽容精神的、祥和的民主制度和政治局面正是作为中国法学家江平教授的努力，也是中国政府的长远目标。 制定“经济法”须知——“法”即“规律” 法国有一位学者这样说过，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几乎没有不懂经济的法学家，因为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必须用法律制度进行约束，法学家如果不懂经济就像不懂政治一样不可思议。 中央高层在追踪了江平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江平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因而中央在研究讨论经济的规范性问题时，江平也是建言人之一。 其实早在1980年江平就和同事在《法学研究》上发表论文《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应是所有者与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国家所有制经济就是一种所有者在上、生产者在下的‘两层楼式’的经济”，指出“正是这种所有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分离，需要相应财产权的分离，即需要国家和企业都具有对财产的权利”。江平当时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生活的核心所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个人从国有企业中解脱出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将国有企业从国家行政管理中解脱出来是可以办到的，而且借此个人也就走向了经济自由的第一步。这种理论在当时提出是十分大胆的。历史暗合了江平的思路。 1987年江平教授主编了《公司法教程》一书，对传播公司理念和西方国家制度经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4年他主编的《法人制度论》，被认为是建构科学的法人理论的一部力作。1993年他在《中国法学》上发表的《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思考》以及1994年与他的博士生在《中国法学》上发表的《论股权》等都是具有重要思想性和理论价值的大作。 2003年9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和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一次有关法治经济的别开生面的对话，邀请了江平教授和经济学家吴敬琏、杂家梁治平同台陈说中国经济与法治建设。这次自1986年以来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最高层次的对话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兴趣。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转型促使社会发生全面而迅速的变迁。在变迁中，法律和经济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和方式。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市场经济”方向的发展，而法律的发展就是所谓“法治”方向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过去有很多种说法，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视野有时就不一样，法学家经常觉得法律要多一点是正确的，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而经济学家恰恰觉得法律多了可能使经济出现过多的干预，反而会出现不正常。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何来看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怎么来看待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律的作用、角色，便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也是这次对话的主旨。 说起来，市场经济、法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学和法学家由于专业的原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也是不一样的。江平第一次接触市场经济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经济学家提出“所有制”“所有权”究竟是法学概念，还是经济学概念？有人请江平查一查法学中最早什么地方出现了“所有”“所有关系”“所有制”这些概念。江平当时看了一些罗马法和其他的有关材料，了解有关“所有制”的准确涵义。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冲击。因为那时在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讨论中涉及到的焦.99lib.t>点问题就是所有制关系问题，所有制的关系不打破，真正的市场经济很难建立。 后来江平到比利时讲学，在讲到继承法的时候，有位比利时法学家问他中国有没有遗产税。江平说中国还没有遗产税。那位同仁大吃一惊说：中国这么好啊！居然没有遗产税！江平就在那个时候了解到西方的遗产税。在西方，富人要交很高的遗产税，差不多是遗产价值的50%，而穷人没有这个负担。这让他非常吃惊，当时他和比利时同行开玩笑说：“你们何必非等人死以后让孩子继承呢？生前赠予不就完了嘛！”他们说：“你可不知道，赠予税率和遗产税率一样高啊！”江平不理解地问：“为什么遗产税率这么高呢？”他们的回答让江平非常震动，他们说：“赠予、遗产可是不劳而获啊！不是由自己劳动而取得财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要多征税，这和你自己劳动所得收入的税率绝对不一样。”江平又问：“钱拿来干嘛呢？”他们说：“拿来救济穷人啊。市场经济下面?９9lｉｂ?t>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丧失劳动力和竞争不过，机会虽然平等了，但结果还是不平等，所以我们得帮助他们。” 江平想，市场经济下，大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趋同啊！因为西方国家也要讲救济穷人，也要讲不劳而获要多征税，也要考虑机会平等下的结果不平等。这是对他的第二次大震动。 1951年江平到苏联留学时，学到俄文的“法律”和“规律”是一个字；而英文的rule同样也既是指经济上的某种规律，也可以是指法律上的规则。后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法律的规则、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能够正确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把法律的作用夸大了不对，把法律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差别关系缩小了也不对。 许多人认为，只要对于所有的社会关系、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有了法律规定，那么就是法治了。吴敬琏认为，这实际
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不但要弄清楚我们制定的这些法律，它们的宪法基础是什么，还要从程序上来体现它的公正性。正如江平所说的“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江平和吴敬琏都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虽然越来越多了，但其中不乏“善法”和“恶法”。在江平看来，恶并不是坏，而是指妨碍了现在的经济或者其他事业的发展。他建议反思一下我们国家目前有没有恶法存在，有没有法律过了时却还没有得到及时改变的。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而只认为法律永远是推动作用，不可能起倒退或者阻碍的作用，那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或者唯物主义者。 针对目前经济学和法学家对市场经济和法治关系的看法，江平打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经济学家考虑如何做大蛋糕，而法学家考虑如何分好蛋糕。”即经济学家把蛋糕做大，法学家来公平地分好蛋糕。但他发现这个观念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一般说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效率，但是法学家关注的中心目标是公平。“公平”和“效率”的位置怎么摆？哪个更重要？江平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公平和正义的理念，应该是法治的根本的精神，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工具。法律离不开作为工具的作用，但是把法律只作为工具而离开了它的理念，那这个工具就注定是苍白无力的。９9ｌｉb? 吴敬琏把法治与法制比成“水治”和“刀治”。他认为“刀治”是要的，但是它要服从“水治”这个理念。江平把这句话理解为，法律如果缺乏理念，就不过是一种“术”而已。 江平很赞成关于“适度法律”的说法。他看到现在人们对行政干预比较反感，但对法律的干预还认识不足，包括法学界里的民商法学者和经济法学者对于法律在干预经济领域内生活的程度上，认识就不一样。民商法强调的是意思自治，经济法强调的是国家干预。 但应该看到，商法律应该贯彻意思自治，但是并不说明绝对排斥国家干涉。就像梁治平说的，不能认为私法只是一个任意法，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国家的干预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不要让这种干预侵蚀个人应当享有的、经济主体应当享有的私法的自治。 江平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可能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如果自发到没有任何节制，那么这个时候就恐怕要靠国家的力量来加以某种干预和平衡。但即便如此，江平还是觉得中国目前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如果承认这个前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就是“还权于民”，还权于公民和法人，甚至还权于社会。 江平对法学界最近有人提出的“第三种权力”的思想颇为赞同。所谓“第三种权力”就是除了国家权力和民事主体权利之外，还有社会的权力（权利）。他记得有一次足协的阎世铎到政法大学搞了一个对话，当时就争论一个问题——足协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哪些权利义务关系由足协内部规章就能控制？对于球员的处罚，规定禁赛就禁赛，告到法院也不受理，而哪些情况法院可以受理呢？不允许球员转会，侵犯球员名誉，剥夺球员的权利，能不能告呢？当时江平就讲“行规不能高于国法”，但行规与国法的界限在哪里呢？也就是社会权力（权利）和国家权力又该怎么样划分呢？ 江平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民主政治，或者本身就推动着民主政治。因为市场经济讲主体平等，就有平等的要素；讲意思自治，就有契约自由的要求，就有自由；市场经济讲权利本位，人为本位，那就是人权的问题。所以市场即平等，有平等的要素。市场经济离不开这三大要素：平等、自由、人权，而这些恰恰也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所以市场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不要担心市场经济里会出现一些新兴的有钱人来占领政治舞台或者夺取权力。首先他们要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问题显然就会被诉求了。 他觉得政治民主的问题或者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他个人认为民主的一种很重要的精神，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多数尊重少数！民主政治本身也要求宽容不同的意见主张，尊重就是要尊重人权。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建立了一个宽容和尊重的环境，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就是一个开明政治。我党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开明就是和专制对立，那就是一种环境，舆论上、出版上，以及其他方面应该有这种环境，这就是体现了我们走向政治民主的实际的步骤。 江平在中国法学界德高望重，被称为“中国法学的精神引路人”。这位个性独特且具有赤胆忠心的法学界泰斗，一直得到中央高层的倚重。香港一位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把中央高层继续启用老一辈专家问政称之为“江平现象”。他注意到像江平、张卓元、吴敬琏等前辈学术精英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同凡响的影响力，而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学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受职位擢贬的影响，思想尖锐，敢讲真话。观察家认为，“江平现象”凸现出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开放，体现的是高层领导越发开明的民主精神。 附录 终生不悔 ——四十年执教有感 江平 1956年，我跨进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执教生涯整整40年了。 40年中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是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40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九九藏书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读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他人。40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 我记得读过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这种人生心态当然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不失为一种轨迹。我起先总不明白为什么古人教训我们的美德“礼义廉耻”中有这么一个“耻”字，耻算什么美德！后来才懂得耻者，不足也，知耻而后勇。美德中不写“勇”而写“耻”，大概是因为勇可以是匹夫之勇，而知耻之勇才是最大的勇。人的动力正在于此，不忘国耻者，才能拼搏报效祖国；不忘己耻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执教更是如此。执教有如人生，总离不开追求真、善、美。?９９lｉｂ.藏书网 真，就是真理，追求真理，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是在多数人一边。真理不能盲从，只有经过比较、分析、思考、辨别的过程，才能更接近真理，一种声音、一种思维是得不出真理的。真是真情，纯真之情，不加虚伪，不加矫揉造作。文字能表达真情，语言更能表达真情。一篇文章可能比一堂课更精炼，更富于真理，但学生听一堂课成效可能要比看一篇文章更有收获，原因就在于教师是以情感在讲授，若如播音员般宣读，又何异于作文章呢！教师之讲课犹为真热情之迸发，内心宣泄，传之以真理，感之以真情！ 善，是完善，一堂课犹如一件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要精雕细刻的，力求无一败笔，无一赘笔；一堂课也要力求不要讲套话、废话、多余的话！教师犹如艺术家一样，每堂课，每件艺术作品都维系着社会对他自身的评价。工人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商标、产品的信誉，而教师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他自己的信誉。善就是风格，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讲课也有自己的风格，没有风格就是千篇一律，就是等同他人，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馍”。而嚼别人嚼过的馍是不香的！ 美，是师德，师德之最主要的是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可现今以在高校作教师为第一志愿者太少了。我的博士生中有来自台湾的。一天各自谈自己的毕业后的志愿，不少大陆的博士生以毕业后从事政府机关、公司工作为目的，而台湾的博士生却多以能在大学任教为第一志愿。事实上一个正要毕业的台湾博士生也已经努力在东海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席，只.99lib.有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才会真正拥有自己职业的道德。 只有以教师职业为光荣的人才会倾注其心血于育人。美，也是气质。大学是最高学府，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些号称常青藤大学里看到的校园文化气质，学生的文明气质，尤其是教授的优美气质，确实是一般市民阶层、商人阶层所不可比拟的。只有教师高度文明才能带来学生的文明、校园的文明，大学教授应是文明的表率，知识的化身，有他应当具有的气质与风度！ 四十年的执教，行将划上句号，当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磨磨难难，但对于我所选择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让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做一个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主起草人 2000年2月2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在国际间引起巨大的反响。白皮书主起草人是有“两岸关系智囊”之称的余克礼。 余克礼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他是湖北浠水人，出生于1952年，1982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台湾研究所后，一直主攻台湾政治、两岸关系等问题，曾主编《台湾研究论文集》《台湾问题实录》《海峡两岸关系概论》等著作，发表过若干篇有关台湾问题的论文，观点鲜明地反对“台独”，是大陆台湾问题研究的“北派”代表人物之一，被台湾敌对势力视为“大陆对台强硬派学者”。 中国大陆的台湾问题研究所是中国学术领域的奇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和平统一”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对台湾政治、经济的认识与研究日益迫切，于是相继诞生了一批研究台湾问题的专门机构，并形成南北两大“重镇”。“南派”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为代表，侧重于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学术代表人物有李非、陈孔立、刘国深等；“北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为代表，2000年后成立的清华大学台研所、北京联合大学台研所也基本属于这一派别，侧重于动态性的应用研究，学术代表人物有姜殿铭、许世铨、余克礼、徐博东、刘振涛、朱显龙等。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于1980年7月成立，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研究台湾问题的权威性学术机构，20多年来致力于台湾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学、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近年以当代台湾政治、经济、两岸关系为研究重点。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社科规划、博士点基金科研项目，成果丰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台湾都享有较高的学术声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一直被外界视为大陆台湾问题研究的核心智囊机构，这里聚集了包括许世铨、余克礼在内的近百位学术智囊，专职从事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和平统一与海峡两岸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为决策层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两岸关系对策文案。研究所出版的刊物《台湾研究》可视为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最权威的台湾问题研究阵地，凝聚了各层次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是中国大陆台湾问题研究的中心地带。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凝聚台研机构“南”“北”两派学者的心血，但由于它以政府文告的形式出现，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时效性，因而其中“北”派学者发挥的作用更大。身为社科院台研所正副所长的许世铨、余克礼责无旁贷地担任了主起草人。早在1993年，余克礼就参与了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份台湾问题白皮书《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这份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有关政策，明确解释了“一.9９ｌｉb.国两制”的定义是“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7年后的这份白皮书，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政策。明确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 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主张两岸谈判最终目的是实现和平统一；主张以一个中国原则为谈判基础，是为了保证实现谈判的目的。而“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两国论”都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不是谈统一，而是谈分裂，当然不可能被中国政府接受。白皮书重申，只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方面关心的各种问题。中国政府相信，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外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最终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这份在当时被普遍认为“对九九藏书‘台独’势力具有通牒意义”的政府文告公开后引起了各界的解读。 中国内地、香港各社会团体、海外华侨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表示了对白皮书的支持，呼吁台湾当局正视中央政府的声明和警告，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９９lｉｂ.上来。 白皮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三个如果”，即如果出现台湾被任何名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武力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 外电评论指出，从白皮书可以看出，为了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仍然坚持江泽民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不变，仍然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是，如果出现“三个如果”，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政府的警告，表明台湾海峡局势仍然存在严重危机。 为了能使更多的人正确理解白皮书的内容，3月23日晚，余克礼做客人民日报社网络版“强国论坛”，与网友讨论“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两岸关系的发展”，解释为什么政府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他说，从1979年中国政府提出和平统一方针以来，就一直为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进行积极的努力。但由于李登辉上台以来一直推行分裂路线，特别是提出“两国论”以后，使和平统一的基础遭到了破坏。当前中国的和平统一面临空前的挑战，两岸最后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关键看台湾的领导人能不能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有没有与中国大陆统一的诚意。如果台湾当局破坏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走向台湾独立，就使和平统一变得不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经济建设，我们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从来不主动去挑起战争。 评论认为，余克礼研究员对白皮书的解读是相当准确和理智的，但字里行间仍不失强硬之态。这正代表了中国大陆的台湾问题专家的普遍姿态，也就是在祖国统一大业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 “我从北京到台湾，没有感觉离开自己家” 2000年4月19日，也就是中国政府“台湾问题”白皮书发表一个多月后，余克礼一行6人应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邀请对台湾进行访问，没想到这次学术访问却引爆一场“余克礼风波”。 余克礼此次来台前曾于1983年5月和1995年11月两次到台湾考察访问。1999年10月间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向余克礼发出邀请并决定了次年的行程。由于余克礼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的主要起草人，又被视为中央政府对台工作的重要智囊，且此行正值台湾领导人交替之际，因此深受瞩目，成为媒体采访的焦点人物。 面对台湾记者的穷追不舍，余克礼就两岸关系发表谈话。他说，当前两岸关系的发展，卡在台湾新领导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上。如果陈水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两岸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包括“三通”、经贸交流等都可迎刃而解；但如果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余克礼称，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很清楚，“台湾问题”白皮书中也有详细阐述，“不管台湾领导人怎么变，大陆方面不会改变这项基本原则；两岸发展方向必须统一，大陆12亿人民和台湾绝大多数民众，也会支持两岸走往统一方向”。 他认为，北京在1979年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是基于国民党时期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同时，北京在1978年底与美国建交的公报中，美国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余克礼对陈水扁的应有表态提出两个期待：一、作为台湾的新领导人应该公开说他是中国人，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听见陈水扁说过；二、即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强调这两个是“基本点”，都要有一个态度，否则，只谈其他改善两岸关系的言论，却在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前提上予以回避，效果将是有限的。 余克礼阐述中央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被台湾支持“台独”的媒体视为一种强硬态度。谈话第二天，台湾3家晚报的头版头条新闻就登出了余克礼的谈话内容。此后台湾“立法院”、政治人物、报章舆论开始围攻余克礼。 “副总统”吕秀莲通过台湾媒体，恶毒咒骂余克礼有关台湾新领导人应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讲话是“放肆”，并坚称，如果中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台湾人当然就不是中国人，而是华人。 她指摘大陆中央政府说要对陈水扁“听其言、观其行”，其实是放烟幕弹，情报显示中国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加强军力的部署，同时，9位中国重要领导人分别访问20多个国家，把台湾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与此同时，国民党发言人胡志强说，余克礼在台湾的发言，完全是一副“天下都是我的家的样子”；“陆委会”副主任委员林中斌竟煞有介事地说，虽然台湾社会是自由开放，但对于“余先生最近在我们这里的所作所为，我们觉得做客人的还是应有做客人之道”。 部分支持“台独”的媒体和个人还对余克礼作出猛烈抨击，甚至以他的名字大作文章，指他名为“克礼”，但却是不知“克”己复“礼”，在?９９ｌｉｂ?台湾的行径有如泼妇骂街，建议当局对他下逐客令。 一幅刊登在有“台独”倾向的报章上的漫画，以余克礼及吕秀莲间的争论作为题材。画中，满脸怒气的吕秀莲指着被丑化成野兽、张着大口的余克礼说：“中国的‘叫兽’（教授）来了！” 余克礼在大陆并非高官，只是一个学者，仅仅在台湾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两岸关系的原则和立场，就遭到如此炮轰和恶毒攻击，许多人深感困惑。 但消息人士透露，大陆学者余克礼在台湾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跟吕秀莲与大陆结怨有关。 吕秀莲是台湾“新女性主义”创始人，1969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比较法学，获硕士学位。回台后，任“行政院法规委员会”科长，后改任《中国时报》《台湾时报》专栏作家，拓荒者出版社社长；曾在高雄、台北设立“保护你”专线，倡言维护妇女权益，塑造“新女性”形象。1979年，她出任《美丽岛》杂志社副社长，成为党外运动后起骨干人物，后因“高雄事件”被捕，被判12年徒刑，1985年假释出狱。1991年9月她自任“台湾加入联合国宣达团”团长，1992年12月当选为“立法委员”。写有《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何去何从》《数一数拓荒者的脚步》《帮他争取阳光》等著作。2000年成为陈水扁的搭档任“副总统”，是一个坚持“台独”主张的顽固分子。 吕秀莲在竞选台湾领导人期间在一家香港传媒大放厥词，公然声称：台湾与祖国大陆是所谓“远亲与近邻”的关系，“在血缘方面，在历史上是远亲”“在地理上是近邻”，遭到了大陆99lib.及世界华人的炮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章纷纷发表文章，批驳了吕透莲的“台独”言论，她一直怀恨在心，对大陆充满敌意。 余克礼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专访时也透露个中细节。事实上林中斌所称的“余克礼隔空与吕秀莲言语争执”，并不是余克礼挑起的.99lib.，当余克礼还在北京时，吕秀莲就透过台湾电视媒体，要求余克礼就大陆媒体批她一事道歉；余克礼一抵达台湾桃园机场，台湾记者就问他是否要向吕秀莲道歉。余克礼说，大陆媒体批判吕秀莲，是因为她的“台独”言论，她还在搞“台独”，要他道歉毫无道理。于是吕秀莲第二天便在媒体大骂余克礼“放肆”“人还在台湾作客，却批评她在搞‘台独’”。余克礼气愤地说：“我还没有到达台湾前，就要我道歉，这难道就是待客之道？” 余克礼在台湾抨击了林中斌对他的诬蔑，指出，林中斌作为“陆委会”副主委，应知道是吕秀莲挑起争执，不应该一味地讨好台湾新领导人，否则就像台湾学者所形容的“西瓜靠大边”。他认为他在台湾成为媒体追踪采访的对象，主要是吕秀莲所造成的。而作为台湾大陆政策主管部门的“陆委会”，也有意将他短暂的参访活动政治化，严重干扰了他在台湾的学术活动。 对于国民党人士胡志强批评他“不要以为天下都是我的家”，余克礼毫不含糊反击说：“我从北京到台湾，就像从北京到广东、福建出差一样，没有感觉不是在自己家里，没有感觉离藏书网开自己家。” 事实上余克礼访台期间感受到同胞的深情厚意，他与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何思因、副主任吴钊燮及多位研究员，就台湾大选后的两岸情势和陈水扁当选后的大陆政策走向，闭门进行座谈；与亲民党有关人员见面，还拜会了台湾和统会会长梁肃戎。不但接待单位热情招待，一般民众对他也相当友善。 尽管如此，这场学术活动还是因台湾政客的泛政治化演变成一场口水风波。余克礼只能表示遗憾。 新加坡一位对“余克礼风波”进行跟踪报道的新闻界人士说，余克礼有关两岸关系问题的谈话，其实自始至终都是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作出的回应，并非主动表达意见；再说余的言论一直是坚守大陆对台的“一个中国原则”政策的范畴，也就是大陆的一贯立场。面对错综复杂的两岸问题，情绪化绝非好事，既然客人来了，也表达了他的立场了，作为主人的，何不也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与他充分交流。至于吕秀莲，就如一名国民党立委所说的，余克礼以本来的立场发言，并没有错，但吕秀莲却以“副总统”的名分和一个大陆客人“叫骂”，生怕别人不懂什么叫“泼妇骂街”。 强烈质疑台湾“国安局”指控他为大陆情治人员到底有何目的 回到大陆不到半年的余克礼，怎么也没想到他再次在台湾成为热门话题。 2000年12月初，台湾“国安局”副局长在民进党团会议上称，年内来台的大陆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余克礼不仅是大陆对台政策的高层智囊，实际身份还是“中共国安部”15局副局长。这个说法经民进党立委王幸男向媒体转述后，岛内一片哗然。 立委王幸男同时也称，据他自己掌握资料，现任台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的吴国祯除了学者身份外，“本身还是中共人大常委”。因此他说“台湾有匪谍”的说法是相当确定的。 台湾当局一直对大陆人员及与大陆有一定关系的赴台人员的身份和行踪相当敏感，总是怀疑他们有着不同寻常的搜集情报的任务。 1999年，发生在台湾的所谓“许希哲、叶裕镇间谍案”就是台情治人员一手“导演”出来的闹剧，弄得往返于两岸的人员人心惶惶。当时台“国安局”发现爱尹喜科技公司老板叶裕镇多次进入中山科学研究院第三所参观。由于叶裕镇经常在两岸间往来，“国安局”开始怀疑叶的动机。经过几年侦控，“调查局”指控叶裕镇买通波音公司退休工程师许希哲，许希哲又以承包中山科学院网上招标项目为由，与中山科学院负责反潜机上的部分器材采购案的第5组组长陈士良搭上线，策反其收集情报。 “调查局”在侦控时获悉许希哲将于某日与叶裕镇会面后同赴大陆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专案会议，决定“收网”。于是许希哲、叶裕镇等3人被台情报人员以“间谍罪”逮捕。台湾多家电视台爆炒这起“间谍案”。立法院“反卖台联盟”警告说，台湾的“高科技孤男”千万不要被大陆的“女色战术”迷昏了头。 台有关部门给叶裕镇初步定了三宗罪：利用陈士良收集台军机密情报；通过许希哲收集美台合作军事机密；伪造中山科学研究院证明，向美国购买战斗机使用的尖端设备。 但台湾媒体认为，这些罪名不能令人信服。首先，中山科学院电脑系统有明确的机密等级管理制度，什么级别的人有权查看什么级别的机密文件，都有详细规定。陈士良一个低级文职人员，不可能从单位的电脑数据库中获取重要情报。其次，P-3C反潜机采购方面的情况，岛内媒体早就进行了大量报道，还用得着大费周折去“窃取”吗？最经不起推敲的是，美国尖端武器装备对外军售的限制相当严格，就算叶裕镇伪造了中山科学院的证明，美国方面又怎么会傻到不经核实，就随随便便把“战略性高科技军用管制品”卖给别人呢？ 许希哲委屈地申诉道：台湾情报部门在他那里找到的所谓军事机密，都是他在网上下载的，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台当局加在他头上的是莫须有的罪名。 此事弄得台情报部门也下不了台。 自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台湾人进入大陆比较自由，台湾军情人员也利用这种方便以各种身份作掩护在大陆自由活动。而大陆人要到台湾却受到种种限制，除了偷渡者外，几乎每一个到台湾的大陆人都受到台湾有关当局的严格审查。即便如此，台湾当局还是对所有进入台湾的大陆人或与大陆有关系的人都心生疑虑，与此同时台当局谍报人员不断向大陆渗透。 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曾说，台湾向大陆大派间谍，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规律。他们自己吓唬自己，认为大陆在准备攻打台湾，便派出大批特务，企图摸透大陆的军事、政治动向；绝大多数台湾特务收集的情报只讲“大陆的威胁”，于是，“大陆威胁台湾的证据”越堆越多，台湾当局越来越害怕，就越要派出特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一位对台情治人员熟悉的分析人士说，台当局四处招募间谍潜伏大陆，搜集情报，却动辄对大陆访客说三道四，乱扣帽子，表明了台湾当政者的阴暗心理。这位分析家进一步说，台湾“国安局”指责余克礼是大陆间谍其实只是一个说词，实际上他们不愿意看到余克礼再踏上台湾岛。因为余克礼不但是大陆两岸政策智囊团中的核心成员，而且是大陆学者中对“台独”势力持强硬态度的人士，余的强硬姿态无不影响着大陆的对台政策。所以台湾一旦宣布余克礼有99lib.大陆国安部背景，那他今后再以学者的身份访问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的。 台当局信口开河，胡乱猜疑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年台湾“国安局”就指控前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姜殿铭是中国国安部笫15局局长，并称台研所所长许世铨也有公安部的背景。其实姜殿铭原来是新华社的记者，1990年进入台湾研究所任职前，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而当时的台研所所长许世铨在担任所长前是《人民日报》驻联合国的记者。 面对台当局的刻意栽赃、凭空捏造，余克礼在对媒体发表谈话时强烈质疑台湾“国安局”指控他为大陆情治人员到底有何目的，他认为这可能与他访问台湾时坚持大陆政策立场引发与吕秀莲论战，让台湾情治部门不满意，所以故意对他乱扣帽子。 对于社科院台研所的属性和与大陆国台办的关系，余克礼解释说，社科院是中国国务院最高的部级研究机构，台研所是社科院下辖30多个研究所中最晚成立的一个研究所，所有经费.99lib.是由财政部拨款给社科院，再下发给台研所；台研所与国台办都是国务院的机构，双方并未有从属关系，由于社科院台研所成立最早，研究人员最多，自然成为国台办最倚重的咨询和研究单位，国台办也会将一些重要研究课题交给该所处理。 为了给自己的胡乱猜测寻找依据，台方设法通过各种管道摸清余克礼的真实身份。但得到的信息使他们失望：“国安部”与余克礼没有任何关系。台新闻局一位官员事后说，连他们都不认识余克礼这个人，余克礼怎么会和国安部扯上关系？ 余克礼指出，台湾有关方面对大陆对台研究学者的指控，是抱着冷战和僵化的思维来处理两岸关系，把学术交流“政治化”，现在两岸关系正陷入僵局中，如此做法是变相地阻挠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不但得罪大陆方面，台湾内部也会有许多人不满。 “一国两制”不容台湾方面歪曲 1999年9月5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谢淑丽在一个中国大陆旅美学人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永续发展之挑战”的讲演，建议中国政府对台政策改变“一国两制”的说词，而以“一国三制”显示更大的弹性，以此告诉台湾，台湾与香港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大陆必须在两岸议题上真正具有“政治家的创意”“胡萝卜的分量和大棒相当”，这样才能对台湾提供统一的诱因。她还要求中国大陆应放宽对台湾加入国际经济和科技组织的干预，以解决台湾问题。 谢淑丽还说，“大陆不动武绝对是最重要的要素”，使用武力有其灾难性及毁灭性，对大陆或台湾而言都是一样。大陆政策受到抵制时应该要问问何以台湾会这样，“不能完全都怪罪李登辉一个人，大陆诋毁李登辉时，并不知道他的政策形成拥有充分支持，这些政策在台湾广泛受到民意支持”。 多位大陆人士在会场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流血也不惜要以武力统一台湾，并质疑谢淑丽说李登辉是基于民意，如果大陆90%民意主张打台湾，美国是不是也该尊重大陆人民的民意？ 谢淑丽以“举例”方式提出的“一国三制”说法，台湾认为已牵涉两岸对话的实质议题，有违美方过去不介入对话议题的立场。据称九九藏书，台湾当局曾向克林顿政府表达对谢淑丽“一国三制”的不满，美方则向台湾澄清，该说法不代表美方政策，仅是以举例方式，说明大陆处理台湾问题应更具创意。 针对谢淑丽的“建议”，余克礼认为，这表明谢淑丽和美国政府一样不了解“一国两制”。 在此前的1997年，余克礼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要求》一文，详细解读了“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最现实、合理、切实可行、对各方都有积极意义的模式，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一国两制”构想作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中国政府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谈判，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问题。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香港继续维持长期的繁荣稳定，将用事实进一步雄辩地证明“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和现实的可行性，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台湾当局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从维护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出发，切实认真思考以“一国两制”模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 在余克礼看来，“一国两制”规划的关键是：两岸统一后，台湾将如同香港、澳门一样，继续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经济、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保持不变，但大陆则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与香港都属资本主义制度，是同一回事。但在“一国两制”之下，台湾的自治程度将高于香港，包括：香港不能有军队，但台湾允许保有自己的军队及地方性防务；大陆不派任何行政人员管理台湾事务，而是由台湾当地人员进行管理。 余克礼后来在接受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汤本访谈时说，最重要的是多数台湾民众对什么是“一国两制”没有真正了解。台湾当局将“一国两制”污名化了。从蒋经国开始，到李登辉、陈水扁，对“一国两制”进行歪曲、抹黑，使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一国两制”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他多次访问台湾，听到的是很多台湾民众以为“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大陆分掉台湾人民的财产，是统战阴谋，是大陆要吞并台湾。他说，假若真是这样，他也不赞成这样的“一国两制”。 事实上，“一国两制”就是维护现状，台湾一切不会改变。香港的“一国两制”，按照通俗的话说就是“马照跑，舞照跳”，台湾的“一国两制”，则是“股票照炒，选举照搞”，一切生活方式不变。台湾还可省下很多军费及其他搞实质外交经费，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福利，开展基本建设，会使台湾经济更好。 余克礼最初是研究香港问题的。香港回归前，他所接触到的香港学者很多人都不接受“一国两制”，1998年后，他多次去香港，当年反对“一国两制”的学者态度都变了，都赞成“一国两制”。他认为，两岸要走向和平统一，只有“一国两制”。两岸人民和全球华人都反对用非和平的方式，都反对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
?9９ｌiｂ.
决两岸问题。香港的发展就是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金融风暴中，在最近与大陆的贸易中，都得到了祖国大陆的支持。两岸统一后，台湾遇到了困难，大陆同样会伸出援助之手。 回到谢淑丽有关“一国三制”的说法。余克礼认为，台湾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与美国不无关系。台湾问题的出现，实际上也有美国的因素。为了其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美国总是用各种方式插手台湾问题，如向台湾兜售军火，以台湾来牵制中国的发展等等。美国的这个政策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在他看来，台湾的一些人设法“傍”着美国、远离祖国大陆，这真是中国人的不幸。中国历经外强侵略、半殖民统治、国内分裂割据等种种灾难，可有人还是醒不过来，宁愿给西方当帮凶，而不愿做自己的主人。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台独”分子，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悲情”，可怜兮兮地乞求美国的“帮助”，企盼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实际上，你没有民族自尊，西方人也会看不起你的。你可能为得到一次过境落地签证而兴奋不已，可你只不过是人家谋求利益的工具，这真够可怜的！ 余克礼研判，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和密切，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干预的着力点会越来越少，终究会无法插手台湾问题，就像英国最终从香港完全退出去一样。 但就当前的形势，余克礼认为，无论美国方面提出何种建议，中国仍然坚持台湾问题为中国内政，不允许外力插手。他说，外国关心并促进两岸统一，中国表示欢迎；但如果想干涉内政则绝对不允许，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与态度，谢淑丽也不能例外。 “统一”为名，“分裂”为实 ——对“邦联制”的拷问 2001年7月7日，国民党公布了政策纲领草案的“邦联”说帖，把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定为：依循国统纲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基础上，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并且在台湾优先的前提下，推动阶段性的“邦联”来迈向统一。国民党主席连战在新书《新蓝图、新动力——连战的主张》中也首度提出未来两岸的融合方向，指“邦联制”是“值得考虑的构想”，在新世纪以新思维为两岸中国人打开一扇“机会之窗”。 按照连战的说法，两岸关系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政者不能永远躲躲闪闪，必须负起领导责任，不能言行不一，前后不一。他强调，一个和平与建设性的两岸关系，不仅有利于台湾和大陆，也可以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这个区域的繁荣做出重大贡献。 连战还提出突破两岸当前僵局，必须要坚持“一个理想”，认清“两个现实”，依循“三条轨道”。所谓“一个理想”，即：“中华民国”大陆政策的最高目标在于追求中国最终能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前提下达成统一，而未来两岸融合的方向，“邦联制”是值得考虑的构想，因99ｌiｂ?为既可维持两岸迈向统一的方向，又可保留两岸在各自体制下合作发展的空间；所谓“两个现实”，即两岸关系的对等和民主；所谓“三条轨道”，即和平、发展、交流。 在连战看来，未来的两岸关系应该出现这样的图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让世人看到一个没有炮声、烽火的台湾海峡；“中国人帮中国人”，让世人看到双方善意的交流与合作，诚意的互信和互利，以达双赢并进而和亚太地区形成三赢局面。 “邦联”说帖一公布，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因为这毕竟是在统独问题上与民进党争执不休的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可供商讨的有关“统一”的蓝图，表明他的“统一”理想，这与民进党是截然不同的。 作为中国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余克礼对这一问题的表态是相当温和的。他对国民党推动两岸统一予以肯定，理解国民党的“良苦用心”。他看到，国民党所以提出“邦联制”，有其现实考量，因为国民党反对“台独”，但在当前岛内“台独”势力气焰嚣张的情况下，基于选举的现实，还不敢直接明说统一，“邦联制”可说是在政治压力下的“折衷方案”。他认为连战的“邦联制”内容有两点与国际上认知的“邦联制”有所区别，一是国民党强调此为“过渡阶段”，二是“最终是走向统一”。 “邦联论”的构想最初是由原来“陆委会”组委苏起和和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在1999年8月提出的。但当时连战在台湾领导人选举的最后关头并未提出邦联制的主张，主要是担心激化统独矛盾。 国民党“邦联说帖”公布后不久，国民党计划将“邦联”纳入其政策纲领，以作为连战出任党主席后具体推动“连战路线”的第一步，与李登辉的大陆政策相区别。但余克礼奉劝连战最好还是不要将“邦联制”列入党纲，因为可能会像民进党将“台独”列入党纲一样，未来在两岸交往和处理两岸政策时，容易处于被动并且缺乏弹性，可能会有后遗症，对两岸统一并不一定有助益，而且目前两岸统一模式还在讨论阶段，国民党应该先做深入的讨论。 余克礼对“连战说帖”的温和谈话在海外引起了一定的误解，认为大陆有可能认同两岸以“邦联制”统一。余克礼坦率地告诉世界：两岸统一，邦联制不可取。 当今世界的国家结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单一制和联邦制。单一制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单一主权的国家结构形式；而联邦制是由若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区作为成员单位联盟而成的国家结构形式。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第一，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是由各成员单位协议建立的，各成员单位往往先于联邦政府而存在；第二，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中央政府可以单方面规定地方政府的权限，地方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所代表的最高国家权力，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政府的权力划分由联邦宪法作出
９9ｌiｂ?
明确的规定，双方都不能单方面任意变更，对宪法的修改必须经过双方的同意和批准；第三，在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可以变更地方政府的疆界，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不能任意改变各成员单位的疆界。 在这两种形式之外的不太普遍的国家结构形式，是邦联制。它是由若干个各自保留独立主权的国家建立的国家联盟。 联邦制和邦联制都属于复合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单位没有独立的主权，不具有国家的地位；而邦联的成员单位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二是在联邦制下，联邦宪法和法律是全国性的最高法，联邦中央政府拥有最高国家权力，可以直接对各成员单位的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在邦联制下，虽然也设有各成员国派出的代表组成的中央机关，根据各成员国的明确委托行使某些权力，但它的决定是协商式的，只有经所有成员国政府认可后才具有约束力。三是邦联各成员国人民没有共同的国籍；联邦制国家中各成员单位的人民具有统一的国籍。四是邦联不是国际法的主体；而联邦是国际法的主体。由此可见，邦联制显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余克礼说，邦联制是两个以上主权国家的联合，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台湾怎么能作为一个国家和中国主体部分.９９lib.签协议组成一个松散的国家联合？“这不是统一，而是分裂”。 中央政府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声言反对邦联制。因为，第一，不符合我国历史传统。我国自秦汉以来，一向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第二，不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治稳定、地区协调。台湾历来就是我国一个省，如果以台湾作为一元，祖国大陆作为一元，实行“联邦.9９ｌib?制”，容易引发新的矛盾，留下隐患。这种统一模式并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他指出，“一国两制”仍然是最好的两岸统一模式。后来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外交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拒绝“邦联制”，验证了余克礼的判断。 海外分析家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说余克礼掌有相当的发言权是过分了些，但如果说他对决策层有着相当的影响力，那倒是恰如其分的。他不但是社科院台研
九九藏书
究所的第二号人物，还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等职，与在台湾问题上同样具有影响力的许世铨、李家泉、辛旗、李亚飞等一样，成为中国大陆台湾问题研究队伍中的重量级人物。 陈水扁休想趁奥运会之机打“台独”主意 2003年9月28日，陈水扁
?99lib?
在民进党成立17周年时口出狂言，要制订“台湾新宪法”，其目的是为借机实施“台独”公投制造法律依据，使全面实现“台湾独立”合法化。随后陈水扁又抛出“台独”时间表，叫嚣要在“2003年完成公投立法”“2004年实施公投”“2006年制宪”“2008年实施新宪”。 11月11日，陈水扁授意手下举办了一个所谓的研讨会。他对着一群学者再次叫嚷“一边一国论”；鼓吹“公投”“新宪法”。 就在陈水扁为“台独”造势之时，11月15日，国民党主席连战作出令人非常意外的决定，他不但要求该党“立法院党团”对民进党推动“公投立法”的活动采取放任态度，甚至公开提出比陈水扁更激进的“新宪三部曲”：2004年2月前，各方提出“新宪法”版本，并进行辩论；2004年实施“公投入宪”，成立“修宪”机制；2005年通过“公投”，制定并实施“新宪法”。 台湾岛内在两岸关系话题上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11月18日下午，陈水扁再次向国民党、亲民党发难，暗示要以“台湾新宪法”对抗连战的“中华民国宪法”。18日晚，国民党中央当即回应，“再次超前一步”，提出把原定于2004藏书网年5月推动的“公投入宪”，提前至本月24日。 面对“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1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上任的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余克礼及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副局长郭卫民，全国台研会副会长许世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李兆杰等专家学者就台湾问题发表谈话。 余克礼说，“公投法”本月底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它含有“统独公投”的内容，将为“台独”势力搞“台独”提供“法理”依据。这意味着与大陆摊牌，中国政府将被迫采取断然措施。 外界评论认为，向来说话直来直去的余克礼向台湾发出的警告是严肃的，表明大陆在台湾态度上转变更为强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以应付“台独”的挑衅，包括采取“断然措施”，以武力打击分裂势力。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陈水扁之所以越来越猖狂，除了有美国的撑腰外，还想钻大陆举行奥运会的空子。认为中国大陆一方面忙于经济建设，一方面要在2008年举行奥运会，无暇顾及台湾的事件。 在11月19日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余克礼毫不含糊地警告陈水扁之流：“台独”分子还是不要打奥运会的主意好。 余克礼说，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是中国人民盼望了很久的事情，2008年这一愿望终于可以实现，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历史上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而奥林匹克精神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以奥运会的形式加以弘扬，也是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贡献。如果少数民族败类想乘机钻空子搞“台独”，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坚决措施阻止其图谋得逞。中国政府的做法不仅将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支持，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 人们或许还没有忘记两年前，余克礼就北京申奥成功及进入世贸组织后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等问题，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专访的情形。当记者问及“北京申奥成功是否会给两岸提供改善关系良机的问题”时，余克礼预言，虽然北京申奥成功可以为化解两岸僵局创造条件，但是两岸关系最后走向何方，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台湾执政当局所采取的政策，如果台湾执政当局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两岸政治僵局将很难打破。他认为，我们当然希望把奥运办好，但是台湾执政当局如果认为大陆为了办好奥运会，就可以趁机挑战“一个中国”政策或者采取什么激烈的分裂手段或动作，就将直接破坏两岸关系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导致所有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他同时认为，两岸入世后如果希望经贸关系能有突破性的发展，根本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两岸经贸关系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尽管余克礼表态总是不失强硬，但无不寄希望于两岸的和平稳定。但种种迹象表明，台湾分离势力一直把中央政府的忍耐当作软弱，低估解放军敢战的决心。这就使得大陆的官员和学者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形势，勇敢地以主动姿态迎接各种挑衅，以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11月18日，余克礼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以非同寻常的口吻指出：“中国将勇于面对美日军事干涉。” 余克礼在全国台研机构有“第二梯队主力”之说。这是2003年8月第12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究会上，台湾政治大学中山所所长邵宗海教授的一大“发现”。当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前辈在会上看到包括余克礼在内的大陆老中青台研专家后，感到这个比论文更有意
义的“特色”。他感慨道：在两岸关系研究领域，“第三梯队”在建立，年轻学者正在接班。他指着在台上就座、年已七旬的全国台湾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姜殿铭和50来岁的余克礼说，如果把姜先生视为“第一梯队”，余先生视为“第二梯队”，那么，现在比余先生还年轻的“第三梯队”已经在成长。 邵宗海教授的说法是恰如其分的，当国内台研专家队伍中的老将如姜殿铭、许世铨、陈孔立、范希同等从台研机构的第一把手的位置上退出后，余克礼等第二梯队已开始独掌面门。 200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刘国深博士从范希同手上接过了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的职务，当时才37岁；2003年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前身是1989年5月成立的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台湾研究室）成立后，56岁的历史学家徐博东教授成为所长，年轻的朱显龙担任副所长；稍后，担任副所长多年的余克礼接替许世铨担任社科院台研所所长。此外第二梯队中还有南京大学台研所所长崔之清、清华大学台研所所长刘振涛、九九藏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辛旗等。 这些第二梯队的主力队在两岸关系的研究中是活跃的力量，也是高层最看重的智囊团。而作为台研机构中级别最高的台研所所长，余克礼似乎更为引人注目。 附录 任何形式的“台独”图谋都不会得逞 余克礼 2000年5月20日，台湾新领导人发表了题为《台湾站起来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时代》的所谓“就职演说”。这篇演讲稿表面上看似较为温和，而实际上却是软中带硬，绵里藏针，处处坚持其一贯的“台湾独立”的立场，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竭力讨好迎合外国势力，字里行间充满了要与祖国大陆进行对抗、较劲的浓厚味道，而看不出有什么善意与诚意。 在这篇演说中，不仅见不到自己是中国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说法和有任何走向统一的姿态，而且露出了“台独”的本质。虽然台湾的这位新领导人，对“台独”理论刻意进行精巧包装，没有提到过“台湾独立”的字眼，但贯穿演说通篇的主线是“台湾独立”，要凸显“台湾”与“中国”的“民主对等”地位，刻意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分裂意识、分离主义的字句俯首可拾。整个演讲稿中不提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而以“华人社会”“华人文化”的概念取而代之；只有一次提到“中国”，并且是与“台湾”相并列提出来的，而有40次提到“台湾”；同时，演说以“台湾站起来……”为标题（文中还3次以排列方式加以强调），以“台湾人民万岁”为结尾，来强烈表达“台湾独立”的寓意，可谓煞费苦心。 这种顽固坚持“台湾独立”的心态，还体现在刻意要与祖国进行对抗、挑衅的言辞中。在演讲中反复强调所谓“自信”和“尊严”，声称“以希望克服了威胁，用信心克服了恐惧”“威权和武力只能让人一时屈服”等等都是冲着祖国大陆来的。这难道是“善意”的表现吗？ 台湾新领导人在蓄意与祖国大陆进行较劲的同时，却竭力迎合、呼应某些国际势力，企图寻求搞“台湾独立”的国际保护伞。在演说中，一方面大肆鼓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来满足某些外国势力所渲染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声称要“为国际人权的维护做出更积极的贡献”，将台湾“重新纳入国际人权体系”，让台成为“21世纪人权的新指标”等等。这表明，台湾新领导人企图利用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所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寻求国际人权这顶保护伞，来搞分裂独立活动。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不管台湾的新领导人怎样巧言令色，刻意包装，都掩饰不了其“台独”本质。任何形式分裂祖国的图谋和寻求“台湾独立”都是行不通的，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两岸关系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台湾当局如果真有诚意缓和两岸关系，就应该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要再抱其他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台办、国台办受权就两岸关系问题发表的声明，已为台湾新领导人打破两岸僵局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当前，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藏书网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两岸就可通过所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台湾当局的新领导人应当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以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摒弃“台独”分裂主张，确定展现善意与诚意，尽早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使两岸关系真正能出现柳暗花明的前景。 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1946年4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6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那样吃下去。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把割的草运出山，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俄语成绩以100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解思忠在9９lib.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99lib?一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艰难曲折文学路 早在初中时期，解思忠就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到县城上初中后，解思忠第一次在阅览室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刊物；于
?９9liｂ?
是，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阅览室；而且，自己还订阅了阅览室里没有的《文学知识》等杂志。他还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遇到特别喜欢的便狠狠心买下。这些订杂志和买书的钱，都是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挣来的；而他当时为了省钱，却吃着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 文学书刊看得多了，写作的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文在
全班、乃至于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经常被老师批上“贴堂”二字，重抄后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其他同学看；有的还被抄写在黑板上，作为范文讲解。随着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每当他拿起这些厚厚的书时，总忍不住用手反复摩挲，久久地凝望着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好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平时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假期则集中时间专攻文学。他曾利用一个寒假，摘录了数百首唐宋诗词，装订成册，取名为《绝妙诗词》，供自己欣赏背诵。他还曾利用一个暑假留在学校里，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古典文学。为了避免干扰，独自住在一间堆满课桌椅的教室里——由于进出都得低头弯腰，从课桌椅的缝隙中间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别人也就不进来了；一个暑假下来，他把从先秦到明清的散文名篇摘抄了几大本，并将其中部分篇章翻译成白话文。 然而，就在高中毕业之前，解思忠却突然改考理工科，原因是担心家庭出身会影响录取。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会由于“政审不合格”而被剥夺录取资格；即便能合格，在录取时也不会一视同仁，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和文科类专业。他想，自己虽然一直准备报考文科，但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如改考理工科，反而更有把握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而且，学理工科并不妨碍自己将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他曾在一本介绍俄罗斯作家的书中看到，有位作家同时也是工程师。 进入大学后，解思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借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被视为“封资修”而遭禁，学校和社会上的图书馆都被关闭，书店里也几乎买不到什么书，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借阅了大量的人文著作。1967年9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大姐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闭门读书，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并摘抄了?9９ｌib?一本语录；从那时起，他不仅对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佩服之至，还开始对国民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在秦岭山区的艰苦环境中，解思忠又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1973年春节放假后，解思忠留在工地值班；期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儿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创作一部反映建筑工地生活长篇小说的宏愿，并以诗言志，题为《读〈孟子·告子下〉》：“舜本农夫，躬耕畎亩；傅说为相，举于版筑。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艰难困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自强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鸣则已，一鸣冲天。”——10年之后，他创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被出版社采用！ 当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园地依然荒芜凋零，却不再是前几年那种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状况，已有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些省级文学刊物也陆续恢复。解思忠为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却还是咬咬牙，把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订了，以致于邮局还以为他是在为单位阅览室订杂志。在矿区施工期间，工地上只有一份《陕西日报》；他经常吃过晚饭后，骑自行车颠簸十几里山路，到厂区的阅览室里去看报纸，然后披星戴月地摸黑回来。 时过不久，解思忠调到厂区施工，住宿条件比矿区改善了许多；但为了业余时间少受外界干扰，他主动要求住进一间别人都不愿意住的宿舍——孤零零的四面都是外墙，可谓“夏暖冬凉”，而且只有五六平方米。他在里面支了张床后，连张普通的桌子也放不下，只好用木板钉了个简易的小桌子；写作时，就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趴在上面；写得累了，便直起腰来，捶打捶打后背，看看桌上儿子的照片。 经过两年笔耕，解思忠终于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长篇小说；投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他借调到京参加首都国际机场建设后，就去出版社打听书稿的消息；这才知道当时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要经过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位领导人审读批准，而且全国只有这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每年也就是一两部。他看出版无望，便把书稿带回来，锁在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此后，每当解思忠打开抽屉，目光接触到书稿时，心便隐隐地被刺痛一下；他既没有勇气再去翻看，也舍不得扔掉——它毕竟凝聚了自己两年的心血，给过自己美好的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的情绪异常低落；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决定放弃文学创作，并把书稿扔进了房后一条靠近农田的小水沟。谁知几天之后，那部书稿却像投水自尽者一样漂浮了起来；他将书稿捞起来后和砖头捆在一起，再次扔了进去。近10多年来，他虽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却对这部书稿总难以忘怀；每当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起落时，都忍不住会遥望停机坪北面的一座楼房——它后面曾经有过一条小水沟，那里埋葬着自己的第一部书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思忠再次萌发了创作的欲望；经过一番论证，他决定以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一题材，一方面是这种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不会由于时间长而“过时”——他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方志敏本人的敬仰——他不仅是一位革命烈士，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忠于信仰、有节操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做人的楷模。2001年，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时过10多年，方志敏研究会成立时聘请解思忠为顾问；在2002年的年会上，他作了一次题为《重精神重操守》的演讲，对方志敏精神进行了颂扬。 创作历史题材作品，首先得搜集资料。然而，当时一些诸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样的革命回忆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存后还没有解禁，北京只有两家图书馆能借阅到这类书籍报刊：一家是地处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另一家是地处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两家图书馆都得凭单位介绍信借阅，而且还不许将书籍报刊带出阅览室。当时，解思忠上班和居住都在远离市区的首都机场工地，于是就选择了较近的首都图书馆；即便这样，从首都机场乘公共汽车也得近两个小时。由于施工任务紧，工地两个星期才休息一天，只能利用这一天休息日去图书馆借阅。 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10月的这一年时间里，解思忠几乎每个休息日都是在首都图书馆的文史资料阅览室里度过的。每次他都是图书馆开馆时就赶到了，借到书后便快速摘抄，中间除了上厕所几乎不休息，直到闭馆时才离去。由于连续紧张地抄写，手指关节酸痛难忍，不得不抄写一会儿就停下来舒展一下手指。阅览室里有个供读者饮水的开水桶，他每次去都带着干粮和一个喝水用的杯子，午餐就是边吃干粮边喝白开水。当时到图书馆借阅书刊的读者还非常少，文史资料阅览室经常就只有他一个人，偶尔还有一两个人也大都是老者。他这样摘抄了大约半年时间后，终于感动了管理人员，破例允许可以把书借回去抄；这样一来，速度便大大加快。当年他摘抄的资料累计有上百万字，至今还保存着舍不得丢弃——它毕竟记录着那些日子的艰辛！ 经过种种曲折，真正进入创作阶段，已是在调入建设部之后。白天，解思忠得坚持八小时坐班，下班后还要忙家务，晚上九点钟左右才开始写作，一直到深夜。在灯下熬过了近千个夜晚之后，终于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血染东南》，这时已是1983年底。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在除夕夜看了电视转播的春节晚会，平时是不看电视的；星期天和其它节假日，也几乎全都是投入写作。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描写自己当年夜间写作的情景： 夜深人静时，有时写得累了，我便稍事休息，靠在藤椅背上，向窗外望去——周围漆黑一片，万籁俱寂，如同几年前我夜居秦岭大山的感觉一样。有时，我写得头痛脑胀，就用双手使劲地抓挠着头皮，这时，头屑和落发便会纷纷落下；等头屑和落发密密麻麻地覆盖住稿纸上的字迹时，我才用手将这些头屑和落发扫成一堆倒掉。还有的时候，我实在写不下去时，便呆呆地面对桌上的镜子，望着自己皱纹集结的眉头和因充血而红丝密布、微微胀痛的双眼。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睡眠不足，我的面容迅速衰老，头发大量脱落，左眼球也因长期充血而残留下一处云翳。 《血染东南》书稿投寄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很快便被采用（后因责任编辑调至中国工人出版社而转由该社出版）；据出版社介绍，他们每年收到的自然投稿大约四五百部，而从中选择出版的只有一两部。为了尽快出版，出版社替解思忠向单位请了几个月的创作假对书稿进行修改。由于创作素材完全来自于书籍报刊，为了弄清楚一些问题，在书稿修改期间，他还利用出差到赣东北做过采访。 1984年秋，就在完成《血染东南》书稿第一次修改之后不久，解思忠又投入到第二部长篇小说《古都埋情》的创作。这部小说取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者高君宇与女诗人石评梅的爱情悲剧——世称“高石之爱”。“生不能作同室亲，死后当为同穴尘”的“高石之墓”，至今仍保留在北京陶然亭公园供后人瞻仰。 1986年夏，解思忠刚完成《古都埋情》书稿的修改，又投入到长篇传记文学《亡灵忆旧录——刘大白传》的创作。诗人、教授、贡生、和尚、辛亥义士、报馆主笔、流亡政客、五四闯将、教育部次长、寻常百姓……编织成传主刘大白奇异瑰丽的一生；他毕生寻求解脱，最终形成“充分享受生命福，又充分使用生命力”的人生观。 1989年冬，解思忠又应出版社之约，创作了长篇论说性报告文学《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99lib? 上述4部长篇文学作品，在4年时间里陆续出版——平均每年出版一部。周围的人看解思忠每天照常上班，却不断有作品问世，觉得不可思议；他解释说，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只不过就是把业余时间尽可能地利用起来罢了。20多年来，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读书写作之中。 这几部长篇文学作品虽然都获得了好评，在当时图书发行进入低谷的情况下很快销售一空，但相比之下，《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9９ｌｉb.》一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少，而社会反响却最大，尤其是在内地和香港的房地产业界。这一方面得益于土地使用问题10年前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当时他正在建设部任法规处处长，在资料与信息方面占有优势；同时，也显现出他在“论说”方面的潜力——这一点已为他后来在学术著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所证实。 《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出版后，《重庆房地产》杂志全文连载；《深圳房地产导报》杂志总编辑不仅亲自撰写书评，还购买了1000册向香港房地产业界人士广为赠送；《中国建设报》也发表书评指出：“这本书的‘难能’之处：一是这本书无可回避地要就一些在政治上、理论上很难把握又极其敏感的问题表态，诸如出让国土是否辱国丧权，土地这类生产要素的商品经营是否违背社会主义的制度等等，而这些，即便是门道里的专业理论研究人员至今仍涉猎不深。二是写作时还得把这种严肃的政治、理论课题转换成一部具有相当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倘若搭设不起这么一座从理性到感性的桥梁，作者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情所发出的声声呼唤，就将似夜空游萤。‘可贵’之处在：资料齐备，发问中的，见解公允，章法得体。这本揉合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许多重要观点和创新见解的著作，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文学作品的行列。” 在创作长篇文学作品的同时，解思忠还创作了一些中、短篇文学作品；其中，散文《二读〈多余的话〉》曾获“瞿秋白杂文散文征文”一等奖，纪实文学《多舛的人生无限的爱》曾获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写给妈妈的话征文”作家组二等奖等奖项。 1990年3月22日，解思忠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终于圆了自己上初中时就开始做的“作家梦”。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我少年即钟情于文学，高中毕业前却违心地改考理工；离开学校后，又一直从事着与文学几乎是绝缘的职业。几十年来，无论是颠簸奔波于秦岭山区的建筑工地，还是俯仰周旋于机关大楼的文山会海，无论是混迹底层，还是身居高位，我都将文学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与解脱的途径——她不仅使我的心灵里始终洋溢着希望，充满着战胜困难和庸俗的勇气，而且还提升了我的精神，照亮了我的人生。 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与制定者 解思忠在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调入建设部后，解思忠主要从事建筑高等教育管理，曾具体负责筹建过武汉、苏州两所城市建设学院，任高等教育处副处长。1987年底，在部机关民主推荐副局级后备干部人选时，他的得票数遥遥领先。1988年，为加强建设领域立法工作，他被选调到法规处任处长；这个处8名编制，是部内最大的一个处。在法规处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他边自学法律知识，边具体负责起草、修改了十几部法规，期间颁布的有《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屋拆迁暂行条例》等。1990年6月，他又被选调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从此便进入了中南海。 解思忠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任教科文卫组组长，除了参与国务院对社会发展领域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之外，还参与了多项国务院文件的制定。例如，他曾与原国家教委人员赴美考察，在广泛听取留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参与起草了关于出国留学人员“来去自由”的文件；曾与文化部人员在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文件。 也许是鉴于解思忠在政策研究与制定中表现出的才能，以及长期从事教育、文化活动的背景，1992年6月，他被调入国务院研究室，任教科文卫司副司长，数月后主持该司工作，1994年任司长。国务院研
?９9lｉb.
究室是国务院的参谋咨询机构，除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完成国务院领导交办的事项外，还要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一些政策的制定。 解思忠所在的教科文卫司，主要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发展领域的政策研究与制定。他曾参与过科教兴国战略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等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等项文件的起草。为了充分发挥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参谋咨询作用，他没有停留在日常事务和国务院领导的交办事项上，而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主动选定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政策建议。 解思忠调入国务院研究室不久，党的十四大就召开了。根据十四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的精9９ｌｉb?神，他首先选择了文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鉴于当时许多低俗的文化产品充斥文化市场，而传统的管理方式却难以奏效，他开始研究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并独立完成了研究报告《用税收调控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议》，提出了关于实行差别税率的政策建议，即分别对允许、提倡的文化产品实行高、低不同的税率。 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文化市场实施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行政、经济、法律和舆论这几种，其中任何一种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必须综合运用，有机配合。对非法文化商品经营活动，尽可以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对合法的文化商品经营活动，则应区别对待：第一类是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应大力提倡；第二类是供单纯消遣的，包括一些低俗的东西，虽然允许，但不宜过多过滥。由于第一类文化商品同样要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因此在相当一部分文化消费者精神境界和欣赏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只凭借行政推广和舆论褒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采取经济手段扶持，以赋予其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对于第二类文化商品，行政干预和舆论引导
九九藏书
往往显得疲软无力，因为这类文化商品经营者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既然驱动力是金钱，那么就应该相应地采取经济手段对症下药，至少使其无大利可图，这样便可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解思忠在研究报告中分析比较了价格、财政、信贷、税收等几种经济手段后认为，用税收调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国家可以依据文化商品的社会效益直接调节经营收入利润，对第一类文化商品实行减免税，对第二类文化商品则课以重税；二是税收可以覆盖所有的文化商品，并贯穿整个生产、流通领域；三是税收虽属经济手段，在执行上却带有强制性；四是税收只在国家和经营者之间进行，没有消费者介入，不会引发群众情绪波动和社会不安定。 在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类似做法的基础上，解思忠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用实行差别税率调控文化市场的方案构想：一是税务部门应对文化产业的税种、税率进行调整，可以新增一项特别税种，也可以利用现有的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还可以二者结合；二是各级各类文化管理部门应建立专门组织，对申请减免税的文化商品进行社会效益评估，并按税率标准，分为若干等级；三是国家财政应从文化产业上缴的税收中，再返还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代表国家整体艺术水平的院团，以及需要给予特别资助的项目和单位；四是考虑到目前税务部门任务繁重，可由各级文化市场主管部门在税务、财政部门的指导、监督下具体实施；五是有关部门应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出版业、影视业、表演业、娱乐业等各类文化产业的特点，分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税收调控政策。 解思忠的研究报告很快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肯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以《简报》形式分送中央领导；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理论研讨会邀请他到会介绍了这项建议，并将其收入研讨会的论文集出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也给予转载或对他本人进行了专访；1993年，该研究报告荣获“中国改革建议大奖”二等奖。 99lib?国务院领导对该研究报告也给予重视，指示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会同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组成“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课题组，由解思忠任课题组负责人，对文化经济政策全面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起草国务院文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完成了研究报告；除分送国务院领导外，还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并与相关研究成果汇集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一书出版，国务院领导为此书题词：“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课题组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紧接着又着手起草国务院文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经争取，当时分管财税的朱基副总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上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家财政部分返还文化产业上缴利税，由有关部门具体落实——这不仅使得整个文化产业将得到国家财政支持，而且也给实行差别税率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宣传文化系统个别部门的原因，在最终下发的国务院文件中未能落实上述内容，也未能就差别税率做出规定。时过10年，2003年初，一位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还向解思忠做过咨询，计划重新启动差别税率这项政策；提及往事，他虽然感慨良深，却还99lib?是应其要求，向他提供了保存的有关资料。 1993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我国社会发展领域的各项事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依靠国家拨款；《决定》发布之后，该领域的市场蓬勃兴起，迫切要求加强管理，一些经济方面的政策也亟待完善。解思忠此前曾自学过经济知识，面对这种形势，他脱产进入国家行政学院，进一步学习了经济理论；结业后，便开始主持对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物等项事业的整体或局部经济政策研究，并起草制定了一些有关文件；在此期间，还结合课题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研究》《完善卫生经济政策》和《体育经济政策研究》等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经济政策一直是经济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社会发展领域的经济政策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解思忠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用长达6年的时间致力于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他不仅是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与制定者，而且也是用经济手段促进、调控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先行者。 1998年，国务院新一届政府决定从有关部门选拔一批副部级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以实施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外部监管。解思忠继1987年在建设部民主推荐之后，在此次国务院研究室民主推荐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人选时，得票数再度遥遥领先；经过组织考察后，由国务院正式任命。1998年12月25日，朱基总理在与包括解思忠在内的十几位新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座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国务院稽察特派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你们不敢说是百里挑一，可以说是十里挑一，由我和邦国同志把关审查。有些是我的老战友，是我的‘亲点’；有些我不熟悉，但都认真听取过各方面反映，履历表我都至少看了两遍。这是一支政治上可靠、战斗力强、能办实事、可以信赖的队伍。” 国民素质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读过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实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解思忠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的特点。 进入国务院后，解思忠在治学道路上开始了一个转变，即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由作家向学者的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作家与学者之间既有矛盾之处，也有相通之处，正如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所说的： 学者追求的是理性与逻辑，必须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作家，尤其是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若像哲学家一样思维过于周密，表述过于准确，就会丢掉文学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动活泼的东西。正如有人所说，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杀最宝贵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这种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认为，文学是傻子写给傻子看的东西。 作家与学者也有相通之处。作家要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存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于许多同行的学术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过‘作家学者化’；后来，又有一位学者有感于许多同行知识丰富而才思枯竭，论文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知识的堆积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数学术圈外的读者往往因缺乏兴味而不能卒读，其研究成果难以在人民大９9liｂ?众之中传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学者作家化’。‘化’，诚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向学者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碍学者向作家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学的翅膀。 解思忠到国务院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为了救助失学儿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实施一项“希望工程”。当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刚一发表，就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该报曾先后于3月9日与4月14日以《篇篇飞鸿伴随颗颗爱心——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情系“希望工程”》为题，对捐款热潮作了报道。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生涯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忧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入手，用了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发聋振聩，醒世警顽。此书1994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后，迅速在境内外广为流传，不仅得到读者的欢迎，专家、学者们在书评中和研讨会上也给予肯定，《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对他的专访文章《民风：民族兴衰的标志》。 鉴于形成上述种种卑俗萎靡民风的直接原因，乃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在各地书店公布的“销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入选“1997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我最喜欢的读书活动推荐书”等推荐书目，被评为1996-1997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境内外数十家报刊作了报道与选载，10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许多地方邀请他去做报告或签名售书。 1997年4月3日，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数十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里、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人文学术著作”；有的学者还指出，这本书“是我国首部从人的素质理论出发，对国民素质进行考察的专著”。许多报刊都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人民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与近年来问世的为数不少的同类社会读物、文学作品、思想读本等相比较，其最大特点、最有价值之处，是贯穿并统领全书的高度理性精神。它不靠泛泛的煽情来吸引人的视听，不靠危言耸听的大骂‘丑陋的中国人’来哗众取宠。” 《光明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贯穿了一种相当自觉的现代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远承本世纪初叶以来的那些伟大的文化先驱者的思想，近承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倡言科学、民主、自由、解放，重创造而反对泥古。” 《文艺报》发表书评指出：“从教育意义上说，《国民素质忧思录》是一部难得的‘通鉴’性的‘教科书’。” …… 《国民素质忧思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曾在几次会议和场合中提及此书，予以推荐。中共中央办公厅购买后，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人民日报》也于1997年10月20日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香港三联书店随后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据介绍，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该出版社的两项纪录：一是在短时间内连印数次，二是香港几家对该社出版物从来不作评论的媒体首次对这本书作了评论。台湾《联合报》1997年7月14日将此书列入“畅销书排行榜”。香港政府2001年5月将此书列入“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参考书目”，2003年“非典”流行、学校停课期间又将其指定为学生自学的课外阅读书。境外许多媒体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美国《世界日报》1997年4月4日报道指出：“这部把中国人视为一种‘产品’全面考察其质量缺陷的著作，不仅是一部鞭辟入里、发聋振聩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世纪末的填补空白之作。” 香港《明报》1998年5月28日登载了“香港第一笔”陶杰先生的书评《国民素质的忧思》，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低素质，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来，思想家研究颇有心得。鲁迅和梁启超是反省的第一代，柏杨是鞭挞的第二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陆学者解思忠的著作《国民素质忧思录》，上承鲁迅和梁启超的创见，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劣质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素质忧思录》引录了大量当代的社会事实，推翻‘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神话，揭破当代中国人低素质的本相，是一本精析洞见的好书。” 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6月23日-6月29日）也登载了香港作家余闲先生的书评《针砭中国人的素质》，文中指出：“作者用具体事例和调查数据说话，并穿插自己的分析，不乏精辟见解。” …… 《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取得成功后，解思忠并不认为已经大功告成，而是继续追问：导致国民素质种种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他在书中已从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并指出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还应该有自身的深层原因，这种自身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国民素质的核心——观念；于是，他便从作为观念载体的俗语民谚入手，在观念层面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并完成了《观念枷锁》一书。此书将国民头脑中陈旧、错误的观念归纳为36种，围绕每种观念，剖析事例，论述危害，追溯根源，旨在促使国民自省，变革观念。 《观念枷锁》一书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如同上一本书一样，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98年10月11日，解思忠在西安市第九届全国书市上应邀为读者签名售书时，购书者将他团团围在中间，只好请来保安人员维持秩序，有的读者还给他送来了花篮；原定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得不延长到三个小时，直至把事先准备的数百本书售完为止。《观念枷锁》的繁体中文版在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后，在境外华人中再次广为流传；美国“汉林网上书城”作了转载，香港几家报刊作了评介，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1999年2月2日致书解思忠表示对书中观点“赞成膜拜”。一些著名学者、评论家也都撰写书评，一致给予好评—— 王蒙在上述那篇书评中还写道：“前几年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便因了它的实在与尖锐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现在，他又写出了《观念枷锁》一书，从咀嚼和推敲我国人民中习焉不察乃至被肯定被提倡多年的一些谚语熟语套语出发，提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念变革问题。这本书同样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尖锐性：它是从实际工作中与生活中提出的，不是从新潮理论或西方发达国家的样板中搬运过来的；它针对的是国人的灵魂，国人的积习，国人的约定俗成的价值系统与被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强化了的保守性和封建性社会、文化命题。这还能不尖锐吗？这还能不被一些人喝彩而同时使一些人痛心疾首吗？然而，它又是实事求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大众化的一部书，它与靠情绪化的激烈与辞令铺排上的力度来行文的书生之作是多么的不同啊！”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刘吉在书评中写道：“解思忠同志的文风好。这些观念如果被某些理论家一写都可以洋洋万言，或满纸套话，或枯涩难懂，或许用心是好的，但如同一把锈钥匙去开一把锈锁，急得人一头汗，还是打不开。但是，《观念枷锁》一书，道理是深刻的，文字是活泼的，行文如流水，食之如甘泉。好内容与好形式的完美结合，这就是读完本书的一个直接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在书评中写道：“解思99ｌｉb?忠是一位使命意识很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一方面从政，一方面勤奋地写作，二者相辅相成。虽有‘官身’，却很少拿‘官腔’，说‘官话’，更不摆教师爷面孔。文风朴实、亲切，明白、畅达，不操‘新华体’，不陷党八股，不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没有那些浅薄角色常有的居高临下和良好感觉，更不属于鲁迅讥之为‘一阔脸就变’的一路。他是勤勤恳恳地奉职、做事，勤勤恳恳地为人、作文。” …… 《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出版后，解思忠不断地收到境内外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都希望他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他自己也言犹未尽，觉得在国民素质的研究上有破，也得有立；于是，就有了200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此书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分解为50项，每项独立成篇；出版之后，再度获得好评，至今常销不衰。据报道，浙江一退休教师募集资金12000元，购买了数百本《国民素质读本》，于2001年教师节在绍兴市与他人自发组织了向教师赠书活动。河南一位民营企业家一次就购买了1000本《国民素质读本》，发给本企业的职工学习。 至此，解思忠历时三年、累计60万字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已告完成。许多媒体都以《解思忠完成“国民素质三部曲”》《解思忠与他的“国民素质三部曲”》等为题作了报道。《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这三部作品，不仅内容都围绕着国民素质这个主题，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有机联系——《国民素质忧思录》指出了国民素质的缺陷，《观念99lib.t>枷锁》从观念层面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国民素质读本》则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讲解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正好构成了“国民素质三部曲”。 继上述四部作品之后，解思忠又相继出版了《未来100年大眺望——中国作家院士十人谈》（合著）、《大学生素质读本》《素质与命运》与《国民素质演讲录》，共计8部国民素质专著，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中国企业家的现代化》等多篇论文。近年来，他还经常应邀就国民素质在人生、社会、行政、企业、教育等领域的焦点话题到各地作演讲，并为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作研究咨询。 解思忠在对国民素质忧思的同时，也对体制表示了忧思——目前的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等方面的素质也普遍得到提高；然而不可否认，目前经济体制存在的不完善之处，政治体制改革与教育、文化等领域体制改革的滞后状态，不仅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且还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一直是经济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国民素质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人的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解思忠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10年来一直致力于国民素质的研究与写作；他不仅是国民素质的“思想者”，而且也是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实践者”与先行者——近年来全社会对国民素质的关注与重视，与他持续多年的大声疾呼?99lib.不无关系。 解思忠自1998年担任副部长职务后，仍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做官”与“做学问”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他说：“我也应该像企业一样，使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他曾应邀在该校做过一场题为《中国社会的“拜官主义”》的演讲；演讲结束前，面对“如何处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听众提问，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文化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做官又要做学问，就不能‘拜官’。拜官是做学问的大敌。如果一个人既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又官迷心窍，是不可能把学问做好的。既然以做官为职业，就应不负人民所托，尽职尽责，不能尸位素餐；如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而对本职工作草率，不仅有违职业道德，结果往往还得不偿失。我们应当向业余要时间，而不应该去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 （摘自《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 用“人生篆书”浓缩对人生的思考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解思忠曾寄厚望于社会；后来发现，对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主要依靠自己——只要大家都能自觉地“独善其身”，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会大大提高。他说，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指出：“健康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九十年代的健康观应该是学会自我医疗与自我保健。”也就是说，健康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寄希望于社会能为你承担什么责任；对提高国民素质来说，也是同样——提高素质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呢？解思忠认为，不能光是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欲望，启迪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智慧。所以，他近年来又将自己的国民素质研究延伸到人生科学的领域。关于人生科学，他通俗地将其解释为“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学问”；据介绍，1994年已成立了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解思忠在对人生科学的探索过程中，深感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堪称人生智慧宝库，几乎涉及到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而浓缩人生99lib.哲理精华的人生格言，则尤为世人所喜爱，常被作为座右铭，或置之案头，或悬于壁上，晨钟暮鼓，自我警示。为了传播这些人生哲理精华，他经常应他人请求，将人生格言用小篆书写后相赠；有的格言引自原文，有的则系自撰，多为寥寥数字。这些书法作品的落款署名都是“大隐”。据他解释，并非取意于古人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而是取意于钱钟书先生的“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耐得清寂的读书人才堪称是“大隐”。友人鉴于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先生阐释老子、庄子和孔子等古代先哲人生智慧的漫画作品被称为“人生漫画”，便将他的书法作品称之为“人生篆书”。 其实，早在大学期间，解思忠就系统涉猎过古今中外关于人生的格言。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为了搞“斗批改”，将一些“糟粕”油印后供批判。有一次，他偶尔看到油印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格言联集古》《中国格言录》和《西洋格言录》，内容分别取自中国古代典籍、中国近代格言和外国格言；当时便如获至宝，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偷偷把这三本书摘抄完；以后每当看到、听到喜爱的人生格言，也抄录在上面。这个笔记本至今还保留着。 言谈之间，解思忠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从2003年起，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一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作为60岁生日时给自己的“献礼”。该书拟收录100句人生格言，按“哲理”“修身”“待人”“治学”“处事”“管理”分类，内容力求涵盖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以及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用小篆书写成对联、中堂、斗方、条幅或横披，并在每句格言后面附600字左右的感悟，总计约6万字。他用三年时间完成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共60万字，而现在又要用三年时间完成的《人生篆书》却只有6万字——在内容、文字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要10倍于前者，其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由于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展示书者书法成就的作品集，更重要的还是一部凝聚作者人生感悟的智慧书，所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是花在“如何写”上，而是花在“写什么”上。目前，他正从先秦的《老子》《庄子》《论语》，到明清两代的《菜根谭》《呻吟语》《传世言》，系统阅读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典籍；对其中一些像《老子》这样的典籍，则置于案头，反复阅读；与此同时，遴选、撰写格言和感悟，并用小篆把格言书写成书法作品。.99ｌｉｂ.t> 当问及为什么要采用小篆这种古远的书法形式时，解思忠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发源辉煌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而篆书亦诞生于这一时期；故用小篆书写中国古代格言不仅具有久远典雅之韵味，且能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和谐完美；而且，自己对小篆的兴趣也由来已久——这种字体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字形优美，在古文字中较易于辨认。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收集关于小篆的资料；每次去书店，都要浏览、选购关于小篆的字帖和书籍；平时在报刊上看到小篆作品，便将其剪贴或复印；外出遇到用小篆题写的碑匾，就用相机拍摄下来；近20年来，已积累了大量有关小篆的资料。 随着“人生篆书”的传播，向解思忠索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局限于人生格言。他说，写几个字并不难，凝神片刻之后便可一挥而就，难的是写什么内容，应该力求内容贴切、字句简洁；因此，确定一幅字写什么内容，往往需要思考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陕西省1998在重修仙游寺时要建一座碑林，有关部门远道而来登门求字；鉴于该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当年创作《长恨歌》的地方，他便书写了诗中最后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里的“天长地久”四字——既形容这座寺院历史年代久远，又暗示白居易曾在这里创作了《长恨歌》。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后收藏作家书画，收入他的书作是自撰的“文魂存”三字——该馆是收藏作家作品、手稿等创作资料地方，也可以看作是存放作家灵魂的地方。中国作家协会2002年出版《当代中国作家诗书画选》一书，收入他的书作是自撰的“文贵先声”四字——文章难能可贵的是发出时代的先声。 论及书法，解思忠说道：近年来兴起的书法热潜伏着一种危机，这就是较多的关注书法的艺术形态，而忽略了其文化内涵。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曾指出：“中国书法如果失去深广的哲学、美学底蕴，便失去了灵魂。”晚年致力于书法理论与教育的已故著名旅法学者熊秉明先生认为，学者书法堪称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非常典型地代表着一种文化人格，是书者心性的抒发与情感的倾诉；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到了晚年都是放置诸艺，只作书法，这不仅是他们约化到最后的文化活动与精神寄托，也是一种在精通经史子集之后“我笔写我心”的哲学实践。解思忠表示，他不仅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藏书网还将书法视为书者的“印记”——一幅真迹，不仅记录着书者的心灵踪迹，还凝聚着书者本人的其它信息。 兴之所至，解思忠出示了自己几幅已入选出版的书法作品——雍容圆润、静穆古雅之中，透着浓郁的书卷气。他说：近年来，虽然自己的书作曾被收藏、刻碑、出版、展出，但本人既无意跻身于书法界，亦无意于让其成为把玩收藏之物，只希望“人生篆书”能像自己以前出版的作品一样，走进民间；如果自己的书作在内容上有教化之功，在形式上有审美之效，为大众所喜爱，那就非常满足了！ 就在即将结束对解思忠的采访时，话题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我指着他办公桌对面墙上与朱基总理握手交谈的照片，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解思忠回忆着说：那是2002年2月28日，朱总理到这个办公楼看望大家时留下的；当时，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已根据新颁布的公司法转任为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由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代管；座谈会结束后，大家正准备起身到办公楼一层大厅合影，朱总理却挥手示意让大家坐下，动情地说：“你们不要动，我到你们面前和你们每个人握握手。”说着，就走下主席台，一一与大家握手交谈。 解思忠深情地望着面前的照片，继续说道：朱总理非常关心国有企业；我从担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开始，在这个岗位上已工作了5年；在今年年初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撤消后，我们这支队伍又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管；虽然机构在不断变化，但我要继续努力做到不辱使命。据介绍，他负责稽察的第一家企业在1999年3月进驻时正处于困境，已有半年多时间发不出工资；通过稽察，迅速扭转了企业的困难局面，职工自发地在厂里张贴标语：“感谢江总书记派来特派员！”2000年，吴邦国副总理在中央企业工委工作会议上讲话中，以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时，举出三家企业作为稽察取得明显成果的典型，其中就包括他负责稽察的那家企业。 谈话中，解思忠还流露出对两个地方的特殊感情。一是中南海——他进入这里已13年，是迄今为止呆得最长的地方，感情自然就非同一般；被任命为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后，由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故所在机构一直未列入正式建制，他的行政关系按规定仍留在国务院；早晨上班，他都是途经中南海时进去吃早饭，顺便也与老同事聊聊天。第二个地方是北京大学——早在上中学时，他就向往着将来能进入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中文系学习；尽管后来由于改考理工科而放弃了这一志愿，却在时过40年之后被该校聘为兼职研究员，并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校园的老化学楼里有一间工作室。 “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结束对解思忠的采访后，我反复咀嚼，才明白他为何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书法作品上，以钱钟书先生这句诗中“大隐”二字作为落款署名——解思忠虽然表面上是个声名显赫的“朝中高官”，但骨子里却是个耐得清寂的读书人。 附录 素质就是命运 解思忠 命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否认命运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但把命运看作是宿命，是生来注定的，人对它无能为力，则是不科学的。 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因，另一类是外因。外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包括先天遗传、成年之前尚无行为能力时的遭遇（如父母离异），以及成年之后与个人行为无关的遭遇（如陨石打击）——这种外因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且不去管它；另一类则是貌似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却与个人行为多少有着某种关联（如彩票中奖）。 说到后一类外因对人的命运的影响，许多人都会联想起这样一句格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格言并非是说机遇专门去寻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也不是说只要是有准备的头脑都会得到机遇的垂青；而是说，只有有准备的头脑，才有可能得到机遇的垂青。由此可见，机遇并非是完全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如果不做相应的努力，机遇就不会来临。由于机遇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就是做了努力，也不一定能捕捉得到；但与不做努力、守株待兔相比，努力无疑会使机遇来临的概率增大。就以彩票为例，如果买得多，再加之必要的调查研究，中奖的概率无疑会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一类外因也可以纳入我们以下对内因的讨论之中。 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正当我们的先人身处东周列国之乱，信奉着孔夫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时，一位名叫赫拉克利特的古希腊哲学家写下了这样一句格言：“性9９lib?格就是命运”。2500年来，这句格言一直被当作人生哲理去破译人的命运。几年前去世的作家张弦，生前就希望死后能在自己的墓地立一块碑，正面写“作家张弦之墓”，背面则写“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既是他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创作信条。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如轻浮、沉稳、粗疏、细致等。性格的确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它绝不是决定命运的全部因素，而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此，“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如果抛开那些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因而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的外因，用一个词来概括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那就是“素质”，即人的质量。我们在强调产品质量时，往往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对于人这个“产品”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素质，按形成阶段分，可以分为先天.99lib.素质与后天素质；按类别分，则可以分为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八种素质，每种素质又可以分为若干项。性格，既得之于先天，又成之于后天，是一个人在先天气质的基础上，经过后天修养而形成的；在上述诸种素质中，主要表现为健康素质的心理方面（也可称之为“心理素质”），并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性格包含在素质之中，且仅仅与部分素质有关，所以，它非但决定不了命运，而且对命运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举足轻重的地步。 “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且深入人心，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即便是发展到封建社会，人们也是依靠与土地、森林、河流、阳光和雨水等自然条件交换而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并可怜地依附于神灵、酋长、奴隶主、封建主、族长和家长，被迫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去生活。每个个体的人格、精神、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也大致相同，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于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之于先天的性格，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往往会凸现出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能得到.９９liｂ.充分的发挥，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性格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越进步，对人的先天、个性越宽容。所以，一个人要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只着眼于去改变性格，尤其是改变性格中的先天气质，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包括通过自我修养去改变性格，才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命运。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提出一种“智商决定论”的理论。美国学者C·尔兹@默里和R·理查德·赫恩斯坦将其表述为：“智商就是命运”。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决定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同时也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智商，即智力商数，标志着一个人聪明或愚蠢的程度，的确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但如同性格一样，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能是一个处处碰壁的不得志者，甚至可能沦为一名罪犯。一群智商不相上下的人，其命运却互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差悬殊。而且，智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勤于学习和善于思考可以使智商提高，懒惰和浮躁可以使智商降低。 在提出“智商决定论”的同时，美国学术界又有人提出了“情商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对人的成功只产生20%左右的作用，其余的主要由情商决定。与智商相对应，情商这个新概念被解释为“情绪商数”，它标志着一个人控制情绪、把握自己的能力。其实，所谓的情商，与性格很相似，主要表现为人的心理素质，也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智商也罢，情商也罢，都包含在一个人的素质之中。把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割裂开来，片面地只强调哪一方面的素质都是不科学的，应立足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一个“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要迅速、有效地增加木桶的盛水量，莫过于先去弥补最短的那块木板。从这个理论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同时提高有关方面的素质；如果只提高某些方面的素质，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相关素质，就像只加高木桶的几块木板一样，其结果只能是功亏一篑。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例子——有的人许多方面都非常优秀，但就是一点小小的缺陷，不仅使得其它方面的长处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害得他屡屡受挫，甚至于全盘皆输。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人类对未来的许多事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唯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对未来研究极富权威的罗马俱乐部总裁雷列奥·佩西在他的报告《未来一百年》中也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提示未来，有一点必须首肯——未来是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发展是这样，个人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正面临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当代中国社会最剧烈、最深刻的变革；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每个人主动也罢，被动也罢，都将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我们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有99lib.立足之地。 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也是自我完善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从茹毛饮血、四肢行走的动物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依靠的就是自我完善；要使人类继续进化，而不是朝着动物的方向退化，只有依靠自我完善。我们所拥有的人生，充满了陷阱与诱惑，稍一懈怠与放纵，就会堕落；要想实现一个理想、高尚、幸福的人生，只有依靠自我完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现代化大潮推拥前进的时代；要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不被时代所淘汰，也只有依靠自我完善。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自我完善都应该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思考探索的永恒主题。 当代雕塑家潘鹤于1989年完成了他的雕塑力作《自我完善》：一块壁立的大理石上，一位少女上半身的精美雕像已被凿出，下半身仍与未经雕凿的大理石浑然一体；她正右手举锤，左手持凿，继续在雕琢着自己的躯体……如果我们把自身也看作是一尊雕像，那么，只要自我审视一下就会发现，它的缺陷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就像是粗糙、甚至残缺的毛坯；只有锲而不舍地去雕琢它，才可以使之趋于完美。尽管古人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说，但只要不断地自我完善，就可以向自我实现的目标一步步地逼近；由于自我实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自.99lib.我完善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申奥：“外交麻辣烫”呛翻欧美“人权”大棒 1991年3月21日下午，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参赞位上卸任不久的吴建民，走进了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这是他担任外交部第10任新闻司司长后，首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在公众中亮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9任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始建于1983年，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首倡，他也是中国政府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此后这个肇始于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在政府其他部门中得到推广。 政府发言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事者不但要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深厚的文化积淀，还需要有灵活的应对技巧和把握现场主动的能力。外交部更是国家的一根敏感神经，牵连到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稍有差池都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以“发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中国人为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不会忘记1993年秋天北京奥申委将士们为了夺得奥运主办权出征蒙特卡洛的日日夜夜。 1993年9月16日，以李岚清为首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飞赴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为了加大申奥的宣传力量，北京奥申委在主管宣传的吴重远、丁维峻外，添加了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 当时，由于“八九风波”的后续影响，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拿“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外交承受着很大压力。继当年7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反对让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决议后，9月16日欧洲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反对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给北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也互相配合行动。9月14日澳大利亚总理基延访问美国时，公开声称“不要让政治压倒了体育理想”，要国际奥委会不要选择北京；9月16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在九频道电视台的早餐采访中，对记者说，“最佳的选择是曼彻斯特，万一曼市落选，大家就应该来悉尼参加奥运会。如果选择北京，将是一个坏主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有备而来”的记者将会在蒙特卡洛围攻中国。 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下午在蒙特卡洛希维体育宫开幕。吴建民和吴重远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代表团的有关情况后，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赫德在悉尼关于“北京如举办奥运会是坏主意”的说法。 20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开幕。吴建民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了来蒙特卡洛的第4次新闻发布会。正如人们所料，西方一些记者利用这次.99lib.机会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轮番进攻。吴建民语气激昂地回击道： “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人权。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奋斗了100多年，就是为了人权，争取做人的权利……1949年以前，中国人有80%吃不上饭，一旦遇上灾荒，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当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大国有谁同情过中国的人权？有谁来呼吁中国的人权？相反的是他们都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中国人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倒‘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一记者看到吴建民说话时表情异常严肃，明知故问道：“你为什么这样激动？” 吴建民说：“你们应该理解，一个人被平白无故地骂了一通，能保持平静，能不激动吗？” 又一记者说：你们中国“讲人权”就是“政治干预体育”。 吴建民说：“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四天。我们已经退避三舍。难道我们就连一点辩解的权利也没有了吗？那也太不公道了！”他还用英语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是纯洁的，理想是高尚的。” 在座的记者都被吴建民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美联社在当天的一篇通讯中评价吴建民的发言“充满感情”“用流利的英语发表讲话，没有发言稿”，并称“这种口气和谈话方式的改变，似乎是随着投票时间的逼近来提高北京的形象。”正在蒙特卡洛的李岚清副总理也对吴建民的出色表现大加赞赏。 时间到了1994年春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 一位美国记者上来就问道：“美方认为其外交官在国外可以随便、自由会见外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 吴建民答道：“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人总是觉得美国那一套最好，其实不一定。本人在贵国呆过10年，我看中国要学美国哪怕是100%的成功，中国也不会太平。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500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诸位想一想，如果2500万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游荡，中国还会太平吗？” 又一美国记者问道：“现在距离6月3日已经不远了，中国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 吴建民说：“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急得很！你急什么？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美国?９９ｌib.有美国的计划，中国有中国的计划，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本人参加了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克林顿总统也说，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这很好嘛！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5000年了！” 说到这里，会场传出一阵哄笑声。 这时，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怕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 这个问题倒是吴建民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也没有统一
回答口径，怎么办呢？吴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图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93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时，有一次我上电梯，正值有一位领导人要走过来，美国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给推开了。” 记者煞有介事地问：“你抗议了吗？” “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吴建明坚定地说，“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在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驻京记者对吴建民说：“讲得好，这话我等了两年了。”还有一位香港常驻北京记者激动地称他是中国“外交麻辣烫”。 周恩来眼中“精干的人”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在他出生一个月后，日本陆海军联合对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轰炸，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为了保住性命，母亲抱着被惊吓的儿子冒着隆隆的炮火躲进了防空洞，总算捡了两条命。 吴建民在重庆长到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19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到南京招生，班主任老师朱庆颐希望吴建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当时“北外”是按部队院校的要求招生，要求很高，而吴建民一心想报考理工科大学，所以他当时对读“北外”犹豫不决。在老师朱庆颐的再三劝说下，吴建民参加了“北外”的考试，不想获得通过。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在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基础上创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成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它一直是我国培养外语人才，特别是培养外事翻译的主要基地，当时属外交部管。 1961年9月，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继而被派到匈牙利接替朱善卿担任中国常驻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当时他才22岁，不但聪明好学，而且谦虚，肯吃苦，被后来到任的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韩克华一眼看中。 韩克华曾是中共出色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中任冀南军区武装部副部长等职、南下军区政治
.99lib.
部副主任，解放后，他历任湖北孝感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工业部长、副省长。1963年秋天，韩克华进入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时得知要调其出国任大使的消息，颇为惶恐，他觉得自己既无外交经验又不懂外文，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便给中共湖北省委写信谢绝。可当他从党校学成回到武汉，马上接到了赴外交部就职的调令，成为中国驻匈牙利的大使。 为了把年轻的吴建民调到自己的手下工作，韩克华专门给外交部打了报告希望部里与团中央协调。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不知从哪里探听到这个消息，又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把吴建民留在团中央联络部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早就听说吴建民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暗暗拿了主意：韩克华和团中央两边都别想得到吴建民，我让他回北京外交部。 吴建民在布达佩斯工作了4年，于1965让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国内，在外交部翻译室马牧鸣处长手下当翻译，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他有幸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施燕华：又是大使，又是大使夫人 俗话说，缘定三生。早年就有“江南美女”之称的“北外”高材生施燕华几乎是踏着吴建民的脚印来到团中央籍浙江镇海，在吴建民毕业前一年，她考入北外英语系。5年后，她又如愿以偿地考上北外的研究生，师从周珏良、许国璋、王佐良等声名显赫的教授。1965年春她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实习，不久又被借调到团中央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吴建民被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北京，人事关系还在团中央的吴建民与施燕华不期而遇。 吴建民来到外交部翻译处不久，施燕华也正式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当英文翻译。几个月后，吴建民成为外交部的翻译处的团支部书记，而施燕华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爱情的种子慢慢发芽。1967年吴建民和施燕华结为伉俪。 施燕华是外交部首屈一指的英文翻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的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拉美等数十国；特别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美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但参与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卡特等美国政要的接待工作，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八·一九公报”的起草。 1979年同程陪同邓小平访美的著名翻译家冀朝铸，因年过50，回国后从第一线的口译和笔译工作中换下来，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施燕华接替了冀朝铸的工作，冀朝铸称施燕华“是一位极好的译员”。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于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次采访邓小平，施燕华担当了这两次谈话的英文翻译。 法拉奇被誉为“政治采访之母”，以其尖锐的提问、敏捷的思维闻名于世，曾采访过基辛格、沙龙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由于她擅长提出许多奇怪的问题，而且不留情面，所以容易给翻译工作带来难度。施燕华不辱使命，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双方的思想和观点。两次访谈内容对外公开后，引起全球政治家的极大关注。 施燕华至今还记得他们之间的那段不同寻常的开场白： “明天是你的生日！”法拉奇一见到邓小平就说。 “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邓小平有些奇怪。 “不错，邓小平先生，我是从你的传记中知道的。” “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该祝贺我啊！藏书网我已经76岁了，76岁是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有些尴尬：“邓小平先生，我父亲也是76岁，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退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 “他做得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的，是吗？”邓小平笑了。 1991年施燕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而此时吴建民也成为外交部的第十任新闻司司长。他们成为外交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正司级官员夫妇。 3年后，施燕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卢森堡大公国特命全权大使，成为1979年以来的19年间第17位女大使。在此前不久，吴建民也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从而中国外交部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对伉俪大使。 一对外交伉俪为了国家的外交事业劳燕分飞，直到1998年，他们才在日内瓦得以团聚。 1996年初，吴建民被江泽民主席派往日内瓦，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两年后，施燕华卸９9lｉb?去驻卢森堡大使一职，也来到日内瓦，成为中国代表团公使。在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前，外交部领导曾征求吴建民的意见：施燕华是继续到别国当大使，还是到法国当大使夫人？吴建民说，到法国很忙，施燕华不在，不大好办。于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了巴黎，正式结束“劳燕分飞”的日子。 兀立于沧海横流中 ——日内瓦一役挫败“中国人权议案”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江泽民的主席令，结束在海牙的大使工作，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把吴建民派往日内瓦是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决定。吴建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已是一位很有国际公关经验的老外交了。早在1971年，吴建民就任中国驻联合国使团三秘、二秘，在联合国总部工作了7年；1978年回国任了5年的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1985年又一次来到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使团参赞，4年后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参赞。从阅历上看，吴建民不但熟悉国际环境，对外交政策吃得透，而且工作方法灵活，有张有弛，是紧急情况下应对国际关系的一把好手。当然，1994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吴建民随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近距离地接触，也.9９ｌｉb.给江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吴建民大使被紧急派往日内瓦时，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开幕还有3个多月。当时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第52届人权会议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恶战”。此前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议案（即90号决议草案），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以往的失败，将会在此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继续对中国“发难”。 从卡特政府开始，“人权外交”作为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武器，在全世界挥舞。1981年里根上台后，在外交上强调美苏对抗，在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遏制苏联的同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起了“人权”攻势。1985年2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的里根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已经重新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我们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冷战结束后，乔治·布什继续把“人权”战略融入美国的外交中，宣称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克林顿执政后更是变本加厉，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加以威胁，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尤其是对处于兴盛期的中国，更是横加指责，强迫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 自1990年至1995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上，连续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国家炮制的“中国局势”议案、“中国／西藏局势”议案和三次“中国人权状况”议案表决。 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大使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会场突然一片肃静。 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对这位中国大使并不陌生，此前吴建民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若干次在媒体中“曝光”，个人风格尽人皆知，而1993年9月，他作为北京奥申委的发言人在蒙特卡洛抨击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舌战西方记者的生动场面，总能让人记忆犹新。 与会的代表们戴着同步翻译耳机，个个屏住呼吸，目光全部落在了台上中国大使吴建民的身上。 吴建民朝台下看了看，礼貌地用目光向各位代表致意，然后非常镇定而自信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现状，并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的攻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他先列举了这样一些事实：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约为5亿，有4亿人吃不饱；今天中国的人口为12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5岁，今天达到了70岁。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今天下降到12.1％，藏书网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8.7％。在1949年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是二等公民；今天的中国公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享受着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项权利。吴建民指出，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在上述事实面前都会承认，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是糟得很，而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音，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他说，1990年以来，美国伙同少数西方国家，连续6次在人权委员会内打着“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旗号搞反华提案。而这6年正是中国在各方面包括在人权领域进步最快的6年。中国人民在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中国的参选率高达93.58％。此外，1990年10月中国开始实行行政诉讼法。1994年5月又制定了国家赔偿法。这是保障、维护公民权利的两部重要法律。中国老百姓称之为“民告官的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1993年年底，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中国的人权状况是100多年以来最好的时期。 整个会场一片肃静，代表们听得津津无味，还有不少西方代表拿起笔在认真地做记录。 吴建民越说越激昂：“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
藏书网
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鼓吹的‘休克疗法’之类的药方，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 听到这里，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向吴建民投来会心的一笑，甚至有代表在座位上向吴建民竖起了大拇指。 吴建民诚恳地说，在人权领域历来就有两种相互对立的主张，一种是合作，另一种是对抗。搞对抗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不管是发达国家的人权观、价值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价值观，都有其深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不应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人权具有普遍性，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不意味着一部分国家必须接受或服从另一部分国家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也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生活和管理国家。搞对抗的实质就是推行强权政治，对抗的后面是统治的欲望，根本不是在促进人权，而是对人权的亵渎！他指出，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反华议案，其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 最后，吴建民提高了嗓门，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的实质。它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发展中国家身上。我呼吁本委员会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动议。” 吴建民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大会进行表决，最后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决定对美国、欧盟等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 表决结果公布后，会场上再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挤上前主动与吴建民握手，向中国表示祝贺。吴建民也向支持中国的代表表示感谢。 西方媒体在当天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中国大使吴建民在第三世界国家一片掌声中走出会场。 1997年，在第53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吴建民率领中国代表团再次挫败了由美国、丹麦等少数国家提出的“中国人权状况”的“91号决议草案”，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这位外交“麻辣烫”。 拿破仑的“青睐” ——法国“大骑士勋章”荣耀的获得者 吴建民在日内瓦人权大会上不畏强权、勇于维护国家尊严的出色表现，让中央领导十分满意。1998年11月，江泽民任命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 法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在西欧看好的一个合作者。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同我国签订科技合作协定、长期经济合作协定以及航空协定的第一个西方大国。近年来，中法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中法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有着比较默契的合作。 无疑，中国对法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历任驻法大使中，黄镇（后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副部长）、曾涛（后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克华（后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姚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周觉（后任外交部长助理、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蔡方柏（后任全国人大外事委99lib.员会副主任委员）都是中国外交界的精英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建民的巴黎履新，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吴建民的信任，同时也向法国政府暗示中国政府对法国的重视。 吴建民尽管没有接触过希拉克总统，但对这位风流倜傥的法兰西政治家并不陌生。1974年吴建民在联合国任职时，希拉克就已出任法国总理。1976年希拉克辞去总理职务，创立保卫共和联盟并任主席；但他在1986年和1988年两度出山，担任政府总理，直到1995年当选法国总统。 吴建民还听说希拉克1997年访问中国时的两段未经证实的“花絮”：为了刻意追求“平民化”，希拉克谢绝中国政府为他安排的钓鱼台国宾馆，而住进了法资饭店里；为了遵守北京的交通规则，他要求他的专车在遇到红灯时停下，让中法两国的保安人员十分为难。 希拉克的传奇经历和浪漫坦率的个性曾让吴建民十分好奇和仰慕。吴建民希望通过真实接触希拉克，更多地了解这位资深的政治家，从而为中法两国关系拓展新的空间。 由于吴建民的法语特别好，而且对法国的历史、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当他前往总统办公室向希拉克递交国书时，希拉克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与他长谈了4个小时，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少有的。 事实上，此后吴建民在法国的外交工作令中法两国领导人都十分满意。1999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从希拉克总统的故乡９9ｌib?里昂开始，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从江主席的家乡扬州开始，从而使两国领导人建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这些都是吴建民在外交上的大手笔，在中法外交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西方“七国集团”乃至后来的“八国集团”曾多次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中国都未出席。法国是2003年“八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按惯例，东道主有权邀请一些非成员国与会。于是，希拉克在2003年1月提出邀请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的贫穷国家参加峰会期间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尽管中国从未与“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进行过直接对话，但出于战略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响应希拉克发出的邀请，积极参与对话。 2003年6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作为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陪同参加了胡锦涛主席在会议期间的几乎全部活动，有些场合因专职翻译不能在场，他还时常临时担任翻译。吴建民利用这样难得的机会，帮助中法两国领导人进行有效沟通，使两国元首很快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事后希拉克对吴建民的工作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并对胡锦涛主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就在胡主席结束埃维昂之行不久，吴建民在法国的4年8个月任职也将划上句号。 听到吴建民即将离任回国的消息，希拉克总统内心百感交集。他希望在吴大使离开巴黎前能在一起叙旧，但从礼仪上来说，法国总统不接见离任大使。 2003年6月27日，希拉克破例在总统府爱丽舍宫接受吴建民辞行，并为吴建民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以此表彰这位中国大使“为促进法、中友好关系和法国人了解中国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这个荣誉勋位是全法的最高表彰奖，1802年拿破仑任首席执政时创立，用以表彰作出杰出贡献的法国和外国军人及平民。该荣誉勋位共分五级，大骑士勋章属于第二显位级，仅次于法国总统授予外国元首的十字勋章。1962年，戴高乐总统规定了颁授各级勋位的人数上限，获大骑士勋章的最多不能超过250人。 授勋前，希拉克总统与吴建民大使和夫人施燕华进行了亲切交谈。希拉克说，法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对此十分满意。他还特别提到了吴建民在帮助中法两国元首之间建立密切关系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授勋仪式上，希拉克总统亲手为吴建民佩上勋章，随后，总统府开香槟为中国大使庆祝。希拉克幽默地对施燕华说，这个勋章也有你的一半。大使夫妇对希拉克和法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法关系以及关心旅法华人华侨表示感谢。吴建民说：“这个荣誉不仅是给我个人的，更是给中国的。” 仪式结束后，希拉克邀请吴建民夫妇参观了总统办公室。吴建民看到在希拉克办公室内陈列着商代青铜器、南宋观音像等中国文物和江泽民主席给希拉克总统亲手题写的诗。 临别时，希拉克亲自把吴建民夫妇送至大门口。吴建民看到那一刻希拉克的表情是非常复杂的，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他们一定都想起了这些年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那来之不易的中法友好，想到了4年前他们的初次见面，那个难忘的4个小时的交谈。 指挥若定倾倒法国，巴黎遇险惊动朝野 2001年12月20日，吴建民和夫人施燕华乘坐大使馆汽车外出，汽车在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行驶时，有4个身份不明的男子骑着摩托车尾随其后。汽车遇红灯后刚停下，尾随其后的一名摩托车手用铁链击碎了座驾的后窗玻璃，企图抢劫施燕华放在坐位上的手包。就在这紧急关头，交通灯转绿放行，汽车迅速启动，风驰电掣而去，劫匪一无所获。随后吴大使迅速向警方报警。 近年来，法国的治安状况堪忧。据法国统计数据显示，法国的刑事犯罪率在2001年上升了8%，其中盗窃和抢劫案件大幅上升。2001年7月中国政府曾向前往法国的中国旅游者发出警告，小心遭到抢劫。因为法国的犯罪分子通常把机场、购物中心和旅游景点的中国旅游者作为攻击目标。 吴大使夫妇巴黎街头遇险被法国《费加罗报》披露后，法国政府十分震惊。巴黎劫匪竟然光天化日行劫外国大使，而且事主还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外交官，这让法国政府在世界上丢尽面子，特别给当时的法国社会党总理若斯潘造成难堪，他计划在2002年4月参加总统竞选，向现任总统希拉克发起挑战。由于法律和秩序问题将会是总统选举的主要议题，法国右翼反对派就犯罪率上升的问题对若斯潘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指责政府在犯罪面前手段软弱。 法国民众对吴建民夫妇的遇险也感到异常气愤。许多素不相识的民众给吴建民夫妇写信，表示由衷的关心和对劫匪的愤怒。一位巴黎政治学者在给吴建民的信中说，法国政府连中国大使的安全都不能保证，那是法兰西的耻辱。 这是吴建民在法国公众中树立起来的威信，是几年来他真诚与法国人民沟通的结果
。 他还记得初到巴黎时接受法国媒体的第一次“洗礼”，那是法国式的传统，凡大国的新任大使都要出席“法国外交记者协会”准备的早餐会，接受法国记者的“质询”。吴建民的诚恳和健谈令法国媒体兴奋不已，也引起法国公众对吴建民的兴趣。 有人说，吴大使到哪里，哪里就刮起“中国风”。这话一点不为过，特别在法国，吴建民不但是出色的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大使”。 吴建民来法国后发现，虽然法国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法交流也相当广泛，但法国社会从政治家、企业家到普通公众对中国的历史、今天等基本国情仍然不够了解。作为大使，吴建民希望自己能起到一个沟通的桥梁作用。因此，在巴黎只要有人请他去讲话，他一般都接受邀请。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到法国其他地方访问。每到一处他都要做四件事：第一，拜会当地最高行政首脑，如市长、省长、省及大区议会主席等；第二，对当地的工商会讲一次话；第三，接受媒体采访；第四，参观访问，了解法国各地的强项优势。 法国的企业界非常想了解中国，但由于媒体的不实报道，使他们对中国产生了很多的怀疑，对中国打分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西方的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有一种得意情绪，踌躇满志，傲视天下。在这样一个主导思想的引导下，西方媒体对中国总有些看不顺眼了，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吴建民认为西方传媒对中国的“偏见”和“傲气”在法国也不会例外。 为了杀杀媒体的狂傲之气，吴建民找到了对付西方传媒的办法。有一次他与法国新闻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在一个漂亮的大厅里聊天，在谈到法国传媒对中国现实的歪曲报道时说：如果我说这个大厅明天要塌，你们一定会说这家伙疯了。但如果有人说些比这荒唐千百倍的有关中国的话，在你们这里也有人信，还会说他有学问，是专家。比如，10年前，你们的报纸说什么“中国政府要垮台了，经济崩溃了，改革完蛋了，内战要爆发了”。10年过去了，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那些所谓预言，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改变得如此之快。说过那些话的人，有谁做过自我批评啊？当时讲这些话的人跑哪去了？对方听了，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他也常与一些法国人包括汉学家讨论民主问题。他说：第一，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民主模式，法国的民主就不同于美国，中国的民主为什么要跟法国的民主一样呢？各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接受多样性。法国人很反对“单一思想”、单一模式，这也是“单一思想”。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也不能只接受一个模式。第二，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过程，不能强求一律。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法国什么时候才给了妇女选举权呢？直到156年之后，1945年法国的妇女才有了选举权。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民主也经历了一个自身发展的过程。 吴建民自信地认为，对中国来说，有.99lib.三点是站得住脚的：第一，时间在中国一边。不管怎么讲，中国在发展，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曲折困难，中国毕竟在向前走，而且前进的步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第二，事实在中国一边。摆出大量事实就足以说明，中国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中国人的生活改善了，还是退步了，这些都一目了然。第三，历史在中国一边。中国人在历史上是被西方人欺辱的。一讲历史，西方应该感到愧对中国。他们再来教训中国，中国人是绝不能接受的。 马赛伊夫堡博物馆馆长过去没到过中国，后来因中国电视台播映《基督山伯爵》，到中国办伊夫堡展览。她回国后见到吴建民说，上海、广州都是车水马龙，经济非常活跃，相比来讲，马赛差多了，回来后觉得冷清。 由于吴建民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法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明显改变，对中国的兴趣增加。 2003年1月5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吴建民倡议的1999年的“中国文化周”、2000年的“中国文化季”后的又一个重大活动。中心是根据法中两国政府在2002年11月签署的《关于设立文化中心及其地位的协定》而成立的。该中心是中国在西方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目的是促进中法两国在文化、艺术、教育、传播以及科技领域的合作关系，向公众介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财富和成就，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从而使法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增进两国友好。 该中心座落于巴黎著名的奥赛河滨道的孟德斯鸠公馆内。成立当天，吴建民和法国文化界人士、旅法华侨华人企业和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和社团领导人、中国留法学生代表等共200多人出席了成立仪式。开展几个月来，吸引了数百万法国各阶层人民前来参观。 5月16日上午，未到过中国访问的法国政要夫人结伴参访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以了却心愿。她们是：法国总理夫人安娜·玛丽·拉法兰女士、法国合作与法语区事务部长级代表夫人玛丽·皮埃尔·维尔特泽女士、法国交通与海洋国务秘书夫人玛尔迪那·布斯罗女士、法国外交国务秘书夫人斯特法内·木斯列女士，另外，法国奢侈品集团总裁夫人、法国航天航空局局长夫人、法国保险业联合会总裁夫人、法国阿尔斯通集团总裁夫人和法国打勒兹集团总裁夫人也兴奋地前来参观。 拉法兰总理夫人一进大门，就对迎候的吴建民大使和夫人施燕华说九九藏书：“访问中国是我的一个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于上月随同丈夫一起访华，感到非常遗憾。今天我把原本要一同访华的所有夫人们带到这里，参观巴黎的中国——新近成立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也是了却一个心愿。”她还向在场的中国外交官和中心员工说：“我从没去过中国，但离开中心时，我就变成了一个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 随同来访的法国交通和海洋国务秘书夫人布斯罗女士高兴地说：“我的女儿现在在巴黎著名的阿尔萨斯中学学习中文，这所中学教授中文的历史已有40多年。我要让我的女儿和她的同学们一同来中心参观，从这里了解中国。” 几位夫人表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像她们这样希望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法国人不在少数，中国文化中
藏书网
心的成立太有必要了，可以做的法中文化交流的事情很多。 而吴大使则告诉她们，2003年秋“中国文化年”将给法国人民带来中国的更多惊奇。 吴建民大使在任期内对中法的政治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此，中法两国政府和人民都不会忘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法国西南部热尔省邀他出席晚宴时，授予他“火枪手”的称号，以表彰这位中法“文化大使”。 来自最高层的任命：外交学院院长一职举足轻重 2003年夏，吴建民大使奉命回到国内，旋即被任命为外交学院院长。尽管这个职位适合吴大使，但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预料。 中共中央决定由吴建民主持外交学院自有一番考虑：外交学院是外交部所属的培养外交外事人才的高等学府，被称为外交官的摇篮。当年毛泽东出于战略考虑创办这个学院并对它十分关爱，寄予厚望；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每一代领导人都把它看作中国外交的“风水宝地”，倍加呵护，因此学院的级别也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建民就任院长，以加强学院的工作显然表明中央高层对他的格外器重。从外交学院历任院长也可看出，凡是能坐上这个位置的都是中国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学院成立后，首任院长就是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元帅，在此位10余载。后来担任此职的如：曾任驻土耳其、坦桑尼亚、埃及大使的开国少将刘春，曾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中国驻比利时兼卢森堡大使兼常驻欧洲共同体使团团长、中对中国日益注重的“主动式外交”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外交近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过去的“反应式外交”转变为更多的“主动式外交”。如温家宝总理在国内SARS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SARS特别高峰会议，在危难时刻扭转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使同样遭受SARS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另外，中国在化解朝核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及时发布《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都表明主动外交的成功。在吴建民看来，中国外交的新特点显示“中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善于化挑战为机遇”。 人们注意到，吴建民的职务变动更凸显了他的外交智囊角色。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在2003年6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12期上，一篇题为《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文章引起了海外观察家和传媒的特别关注和猜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在国内有“党建研究专家”之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和她的学生，中央党校博士李清华。 由于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强调“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因而海外观察家几乎不约而同地猜测，这是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启动的政治改革方案发出的信号。 甄小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
９９lｉb?
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更没有任何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 文章在回顾了历史上的教训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健康，人民民主就会得到发扬；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曲折。 在甄小英教授看来，推进新世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内民主这个关键，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外约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带动作用。.99lib. 文章还着重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健全切实保障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实行党代表大.９9ｌｉb?会常任制；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四、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五、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 文章最后以总结性的语调说，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是甄小英始料不及的。自6月16日起，甄小英教授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各大媒体的记者纷纷把电话打到甄小英的办公室，要求采访，有的还专门从海外来到北京找到甄小英，希望能捕捉到更多的关于“党内政治改革”的独家信息。甄小英因教学和研究任务繁重不得不推掉更多的采访。有幸采访了甄小英的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日本《京都新闻》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采访后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印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是在踏踏实实地做，一步一个脚印。而中国香港《亚洲周刊》的一位记者称，中国政治改革形势日新月异，作为中共党建智库中的一名悍将的甄小英显然是不可忽略的。 文革期间顶撞权贵，发表《康生质疑X问》 甄小英194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在上小学四年级时，父母调到太原工作，她便一个人留在北京的寄宿制学校学习。也许正是大家庭的生活磨炼，使她很早就学会９9lib?了独立思考和处事。 甄小英从小就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热情，被同学称为“鼓风机”。她不但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初中毕业时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 高中时代是甄小英人生的起飞阶段，在班上很快就崭露头角——她发奋读书的事迹被编入在当时很轰动的《为革命勤奋学习》一书。她成了小名人，不断被邀到各学校做报告。当时国家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决定在高中学生中发展党员，甄小英因思想进步和学习成绩优异，成了首批被吸收的学生党员。 高中毕业了，甄小英像其他同学一样准备报考高等院藏书网校。然而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等待着她。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在中央党校成立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30名男生，15名女生，甄小英是15名女生中的一名。 1965年，甄小英进入中央党校青训班，在班上再次崭露头角。她的文章登上了名噪一时的《学习》杂志，一些同学羡慕地说：“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甄小英怎么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从小就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的共产党员，却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藏书网 当时作为政治局分管中央党校的康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文革”开始不久，他就授意造反派打倒北大的陆平和南大的匡亚明，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不满。在党校他又授意造反派头头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和党校校委委员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更是激起党校师生的愤怒。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甄小英陷入了困惑，为什么那些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爱党爱国的老同志顷刻间就成了反革命？ 她听同学的家长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是个整人“高手”。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利用审查干部之权，整了一大批人，延安各机关、学校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之中，当时仅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个“特务”。 甄小英和同学们隐约感到，康生要打倒林枫和校委委员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贴出大字报向康生直接操纵的造反派头头提出质问。康生得知该情况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款待了甄小英等“红战团”群众组织代表，劝说同学们退出“红战团”组织，与党校造反派头头保持一致，并暗示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但是，康生没有想到，甄小英等青训班的同学不仅没有对刘少奇“反戈一击”，而且，党校贴出了由甄小英等同学联合签名的《康生质疑X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康生。 康生授意党校造反派围攻甄小英等青训班同学，而且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派人追查大字报的后台，甄小英等同学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等帽子。 那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她的父母在太原被整，而才20出头的甄小英自己却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宿舍的门上贴着“反革命分子甄小英必须低头认罪”的勒令条。被隔离、批斗、抄家，被迫检查、反省……真是不堪回首。整党后，党员们一批一批地恢复了组织生活，而她一直被“晾”在一边，直到毕业前夕她才勉强被批准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档案中装着参加反动组织的黑材料，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甄小英从党校毕业了，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进行劳动改造。由于她与工人打成一片，劳动舍得出力、流汗，业余时间组织工人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帮助工人解决班组矛盾，总结工作经验，很快得到工人和干部的了解和认同。不久她被调到太钢总公司宣传处，帮助筹备党代会。在此期间，带队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矛盾论》《实践论》理论培训班，受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之邀，参与起草学习班的总结讲话，受到好评。1971年被调到太原市委宣传部，成为理论处的理论教员。 1977年，因“文革”中遭康生插手而停办的中央党校恢复了教学，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不久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得到平反，甄小英和党校的许多教职工总算走出了康生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真理标准”的大声倡言者 1979年，在太原已很有名气的甄小英接到中央组织部的调令。在此前一年，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理论文章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甄小英就是在这场思想大讨论的热潮中调入中央党校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与中央党校还有着直接关系。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彻底扭转10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许多人的头脑还是被“两个凡是”思想紧紧地束缚着。中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7年10月9日，复办后的中央党校开学了。时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要求中央党校认真研究党的第9次、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在谈到如何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中央党校复校后，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99lib?文章的讨论。由于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而在这之前，即1977年8月25日，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99lib.》一文，对一些人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不以客观实际为标准”来评价“文革”的做法提出批评。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 胡耀邦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进行拨乱反正，希望写一篇更深刻、更有战斗力的理论文章。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就在这时，党校学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发现了一篇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稿件《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进行修改后重点推出。此后杨西光得知孙长江正在起草同类的文章，便把两位作者请到一起讨论修改，使文章在理论上更为成9９lｉb?熟。最后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胡福明的文章并在一起再作修改，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经过10次重大修改、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终于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 这篇文章吹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号角，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热潮。年底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99lib.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受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洗礼，调回党校的甄小英感到精神格外振奋。到校不久，就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一场“真理”问题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没想到她这次准备仓促的发言却赢得了与会专家的好评。 甄小英在党校的第一次讲课，是给党校的教职员工上党课。虽然她离开党校多年，但一直没有停止对理论的学习和思考，再加上她有多年从事干部理论教育的实践，熟悉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思想，她结合党员干部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存在的思想理论上的疑点难点问题，着重讲了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问题，生动活泼，针对性强，有感染力，给教职员工留下深刻印象。这也为她走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登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有些老教师，虽在党
九九藏书
校工作多年，却没有讲过一次课，一辈子就是查资料、抄卡片。甄小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破除论资排辈、大胆起用年轻人的改革氛围中，她很快就走上讲台，讲课受到学员好评。1984年，甄小英担任了教研组的副组长，开始了对党建理论的研究。在党校这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她不断学习，辛勤耕耘，一干就是20多年，曾三次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员，著作和文章获2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逐步成长为一名有一定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的理论工作者。 朱镕基：听说中央党校有个讲周总理的 1988年，甄小英被选为中央党校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接着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妇联执委，在中南海受到了邓颖超的接见。 在参观周总理故居西花厅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妇女代表李海文边看边向甄小英介绍，西花厅是一座前清留下来的房子，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面是方砖地，很潮湿。窗户缝很大，冬天工作人员要用报纸把窗户缝糊上。总理在世时，有关部门多次想为他维修房子，都被拒绝了。有一次总理到外地工作，有关部门趁机对他的住房进行了简单的维修。总理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还并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作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并把新换的窗帘、壁灯和一张床统统拿走，换回原来的旧窗帘和木板床。周总理艰苦
9９liｂ?
奋斗、勤政为民、廉洁自律、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感动了甄小英。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中，由于制度不配套，法规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双轨运行，磨擦?９９ｌib?碰撞，为公权谋私提供了土壤条件，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和腐败现象开始滋生蔓延。邓小平在1982年就告诫全党：“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他一再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经受住新的考验，从思想、作风和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跳出历代统治者的兴亡周期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执政党面对的严峻考验。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培养教育干部的最高学府，高扬党性的旗帜，把党校建设成锻炼党员的熔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校把党性教育列入教学的重要内容，引导学员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加强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学员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要进行“党性分析”。党建教研室把讲授党性教育课的任务交给了已是教研室副主任的甄小英。 那时党校的学员，不少是60多岁的领导干部，跟甄小英父母的年龄差不多大。作为一个资历浅、级别低的年轻教员，给这些局长、部长们上党性修养课，对甄小英来讲，的确是个“难题”。如何讲好这个课，使学员真正受到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就这些问题，甄小英虚心向教师、组织员和学员请教。有人提出最好给领导干部提供一个高层次的坚持党性的榜样，把坚持党性的生动事例与党性教育理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讲授效果可能会比较好。甄小英此前正好写了一篇有关周恩来的研究文章，还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周恩来的研讨会，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在西花厅的所见所闻。于是她决定把周恩来的事迹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讲，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她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党性修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把当时党政领导干部在坚持党性方面存在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又阅读了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周恩来的著作、文章。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大智大勇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人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仰和爱戴。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他所以得到人民群众那样广泛而持久的怀念，不仅因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品德高尚，藏书网他艰苦卓绝的一生，生动、形象、集中、深刻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道德品质、精神风范和执政理念。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缩影，他用言行谱写了一部共产党人的“德典”。许多民主党派朋友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外国朋友通过他认识了新中国。在备课过程中，甄小英感到心灵得到了一次净化，党性得到了一次提升，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深感“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她把党性修养理论与周恩来践履党性的思想实践和生动事例融为一体，把周恩来坚强党性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结合起来，使学员从党的建设理论的高度更深刻地认识了周恩来精神所体现的党性原则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又通过周恩来坚持党性的鲜活事例，通过这一崇高的榜样，使学员更深刻地理解了党的性质和宗旨。针对领导干部的特点以及在党性修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她结合生动的事例分析了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坚持党性的楷模和世界伟人的原因，并阐释了进行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正确途径和科学方法。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甄小英的党性教育课一炮打响，产生了轰动的效应，许多人在课堂上被周总理的事迹感动得落下热泪。有的学员递条子说：“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 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等各中央机关，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各机关、企业、军队、学校和县区纷纷请甄小英去做报告。她的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99lib.。一些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给中宣部写信，说“很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精彩的报告了”“希望中宣部多组织这样的好报告”。她的报告在青年中也引起强烈共鸣。在清华、北大作报告时，礼堂里挤满了人，一些没有座位的学生，站着听了3个多小时，礼堂中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被称为“秘密工作战线的神兵骁将”，曾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尼克松访华时给周恩来当助手的熊向晖，在看了甄小英报告的录像后打电话约甄小英面晤，一谈就是一上午。与周总理共事多年，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同志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周恩来的伟大精神时，谦虚地说：“甄小英的报告比我讲得好。” 在一次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甄小英发言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对她说：“你就是甄小英呀！我们市委书记朱基前不久还对我们说，中央党校有一个人讲周总理的，讲得很好，让我们找个带子来听一听。” 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希望以“周恩来精神”教育更多的党员，建议甄小英在讲稿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扩展，写一本书。甄小英没有辜负学员的期望，她满怀激情地很快写出了这本书，这就是后来引起全国震动的《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 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响烈反响。周恩来生前的秘书、警卫等身边工作人员专门聚在一起，约甄小英进行座谈，卫士长成元功、警卫张树迎等对甄小英说：“非常感谢你写了这么一本好书，我们跟总理这么多年，却写不了这样的书来，感谢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又为甄小英提供了许多亲身经历的动人事例。 甄小英收到许多感人的来信，其中有一位基层党员在信中讲，他从图书馆借来这本书，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非常想把这本书送给亲人、同事和朋友，但是，跑遍了当地的书店，也没有买到。于是，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刻蜡版，一页一页地油印，把《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的“油印本”送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同事。 席文举在一篇名为《进行党性教育的极好教材》的书评中这样说：要写一本深刻而又生动、理性和可读性强兼有的党性教科书，实属不易。而甄小英的《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一书，则是形象生动，说理深刻，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一书一版再版，发行了10多万册，并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本钢杯”最佳读物奖、第四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图书奖。由此，甄小英的影响力也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 党建调研报告直送政治局 党性教育使甄小英获得了声誉，但是她感到，重视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思想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制度，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的先进性。于是，甄小英在研究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发表后，她就开始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她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经验与教训，主持编印了20多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法规文件选编》，研究收集了国外一些政党的制度、法规，在全国党校率先开设了党的制度建设课题。 1988年，她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和参加编写的《党的制度建设新路》，引起了学员和社会的关注。 甄小英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进行制度建设，也制定了不少的制度，但三中全会以前却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建设理论，在实践上，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相互配套的党内制度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拔乱反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抓了党的根本制度的建设。比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加强了新的制度建设，使党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她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六中全会开创了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良好开端，但是，还必须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于是，她大胆地提出党建工作的一些新的９９ｌｉｂ?想法。 她提出要理顺党政关系，主张党政分开并形成制度；认为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必须从中央做起。建议实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她还建议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等等。另外，她在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1987年，她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努力增强党员民主意识》一文，提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只有建立和完善了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制，才能有99lib.效地保证和发扬党内民主”。 1989年，她又在《党建文汇》上发表一篇名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设想》的文章，立意是总结“文革”教训，完善体制机制，从制度上防止“文革”重演，引发众多读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 她从前苏联的教训中证明了“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的观点。她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通过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或采用多党联合执政形式，联合执政的各党派之间也进行相互监督。我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不能照搬他国多党制的形式。但健全党内的监督制度，完善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对于实现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持党的公正廉洁，具有重要意义。 她提出要研究列宁设想和曾要求实施的监督体制，即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可对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进行监督。以上两个委员会发生意见分歧时，召开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加以解决，或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裁决。她认为对党的领导人监督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及道德作风三个方面，并提出“监督不仅如‘防腐剂’‘消毒剂’一样有防错纠错机制，有‘除恶’之功能，同时还有树立榜样的功能，有‘扬善’的效果”。 甄小英教授在《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中具体提出疏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全委会对常委会、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二是群众监督。在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强化对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五是舆论监督。通过切实有效的舆论监督，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时刻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
。 理论界人士说，甄小英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勇敢提出对党的领导者进行监督的建议，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突破。 甄小英教授不是个坐而论道的人，她很重视调查研究，特别关注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之后，她到过不少省市去搞调研。为给党的十六大召开做准备，中央党校联合全国党校开展了党建问题大调研。她参加了关于社区党建问题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问题的调研，在《求实》杂志发表了《社区党建大有可为》的文章，总结阐述了上海社区党建对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她作为调研组长，带领调研组下基层研究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问题，以及对党的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在调研基础上，她执笔写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调研报告》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一等奖。在浙江省调研时，她发现浙江省70个县市一把手在5年之中，受处分的就有39个，其中因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27个，因非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10个，还有两个免于处分。这个调查结果使他们感到非常震惊。这说明党内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制度仍有很多漏洞，亟待加强完善。 由调查组高新民执笔写的《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思考》的调查报告，深刻分析了一把手屡屡出问题的原因，总结了浙江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经验，提出了完善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思路。这篇调研报告也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优秀奖。这两篇调研报告，都被选入中央党校编的调查报告集，报送中央政治局。中组部、中宣部等部门都对这个调查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呼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甄小英教授在中央党校执教了20多个年头，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对工作兢兢业业，成就斐然。2001年，她调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担任副院长。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最高学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何鲁丽是院长，甄小英作为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尽管环境变了，行政事务多了，但她仍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着理论研究，只不过，不仅关注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而且关注着参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 甄小英教授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适应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党，必须有一个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党内民主。 这里不得不再说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 2003年6月18日，也就是《求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三天，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栏目就此话题进行了讨论。 时政评论家何亮亮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说，从理论上来说，过去，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在理论上比较强调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较强调的是打天下和坐天下，基本上不太谈民主问题，不太谈国家权力是来自人民的。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其实“三个代表”理论的确立，提出国家的权力是来自人民，既然这个权力来自人民，就应该要有民主，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意义。就是这篇文章提出以扩大党内民主的方式来推进全民的民主，它提出的观点很重要
。在何亮亮看来，甄小英的这篇文章是“相当务实的”。 甄小英认为，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关键是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但是归根结底体现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要看她在推动社会历史全面进步中的作用。实践证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建立执政党的自我更新机制，这实际上就是执政党始终保持活力的问题。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保持生机活力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甄小英认为民主是保持执政党活力的重要方面——“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处理党内事务的一种权利和制度。民主是共产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民主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如果一个党是专制的、独裁的、奉行终身制的，它就不具有先进性。” 为了保持执政党的活力，体现民主意志，不使权力倒置和虚化，甄小英一直呼吁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可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她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我们一定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 前苏联的情况是这样的：马恩时期，是坚持年会制，每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宁在世时，也是坚持年会制，重大问题由党代表大会决定，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列宁也坚持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斯大林时期，逐步破坏了年会制，原先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改为相隔两年、三年，后来，甚至十几年都不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等于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虚化。中央委员会也不常开了，逐步使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之上的决策机构，最后政治局会议也不常开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导致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且长期不能纠正。 甄小英很赞同十六大提出的把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作为重点。因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监督机构。 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中央也早有打算，现在中组部在浙江省椒江等县市以及四川的雅安搞了试点。试点过程中，党员组成代表团，重大决策之前组织党代表去调研，提出建议。党员要监督党代表，党代表要征求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党代表还可以根据党员意见，按照党内法定程序，罢免由他们选举的某些不称职的领导。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十六大提出的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在上
99lib?
海调研时，甄小英就对上海提出的“一个核心，三个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验很感兴趣。我国解放初期，党委实际上不是直接去命令政府，而是通过政府里的党组来贯彻党委的意图。后来党政不分，党直接命令政府，指挥人大，逐步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不利于很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也不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党委在各类同级组织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但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依法执政。党委与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关系，不是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政治领导关系。各级党委要善于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经过国家权力机构，变为国家意志，由政府去执行，要善于通过人大、政府和政协中的党组，贯彻党委的意图，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甄小英认为，民主问题与经济体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局面，两者适度分离。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的独立、平等、自主、竞争意识会天然地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现在中国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从经济体制、社会基础来说，是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契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民主政治建设不能搞大跃进，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99ｌib?稳妥地进行。历史一再证明，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法治的所谓的“大民主”，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来讲，都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甄小英的研究从不回避矛盾，这是她治学和做人的一种风格，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她才能以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为党建工作呕心沥血，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支持干部任命“民意否决制” 甄小英教授的党建研究是从思想理论建设入手再到制度建设，从微观走向宏观的。这就使得她既重视制度建设的理论思考，又重视制度建设的可操作性。 2003年7月上旬，甄小英教授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程洁副教授等知名专家，来到吉林省的白城市调研干部任用中的“民意否决制”。 白城市是地处吉林省西北部的一个地级市，与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搭界，被认为是典型的“鸡鸣三省”之地。从1999年起，白城市委在全国率先实行对县（处）级干部的任免.99lib.实行了票决制。2001年9月以来，全市共调整干部5536人次，全部实行了票决制。 所谓“民意否决制”，就是指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对于被有关单位和人员推荐出来的拟提拔人选，依照“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和“公开、平等、公正”的原则，由市委组织部门组织群众对其进行民意测评，对于群众的推荐票不到50%的，不列99liｂ.入党委拟提拔任用干部的考察名单。这实际上是把干部的初选权交给了群众。在党委考核基础上，党委常委会或全委会再通过差额票决，来决定干部的任用。在干部试用期满后，仍然要通过有关范围的群众投票以及党委的考察，决定干部是否转正。每年干部的述职考核，也要进行群众投票，称职率达不到一定要求，经党委考核确属不称职的，将离开该领导岗位。这就是全程的“民意否决制”，也称作“三票制”。 2002年4月，白城在提拔任用副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过程中，将干部的初选权交给了群众，实行群众无记名投票“否决制”。结果，全市共对464名拟提拔到县（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实行群众投票，其中44人的任用因所得群众支持票未过50%而被否决。 35岁的仲伟刚现在是白城市通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27岁的那年，他在大安市四棵树乡党委副书记任上干了3年，决定角逐西大洼乡乡长。但在最后的市委常委差额票决中两次“败走麦城”。他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查找工作差距并努力赶上，终于在年底成功竞争到月亮泡镇镇长一职，后来又通过票决担任了六合乡党委书记。2002年9月，在白城全市各县（市、区）政府班子换届工作中，按照白城市干部提拔的程序规定接受民意测评获得较高票数，被列为通榆县政府副县长候选人，并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当选副县长。 “三票制”特别是“民意否决”制度，在白城当地掀起了一股政治风暴。多数干部现在终于发现，市委不是在做花架子，而是想真正革除干部制度中的弊端。 白城市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的重视，媒体多次作了介绍，引来了甄小英等北京专家的实地调查。 甄小英在白城听到市委领导的介绍后很兴奋，因为这个经验启发了甄小英对有关反腐败制度的思考。 甄小英曾在《正确判断党的作风状态及其信心问题》一文中说，腐败问题是党内外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作风建设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些同志对党的作风状况不满意，主要是对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严重腐败现象不满；对搞好党风建设信心不足，也主要是对能否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信心不足。 她认为，白城的这种“民意否决制”和“票决制”，在扼制用人上跑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以及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上.99lib.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她认为这种用人上的党委常委会和全委会的差额票决制，对于完善党委常委会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对于进一步发挥全委会的作用，防止一把手权力过大，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有积极意义。广东就进行了这样的试点，对重要干部的任命，由党委常委会提名，由全委会无记名差额票决。这样，就把干部人事问题的决策重心逐渐向全委会转移。 由于下基层，甄小英接触了不少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员，大家反映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他们希望选举要能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不能变成变相的委任。 在甄小英看来，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更新机制的党，党内也需要有竞争机制，差额选举就是一种竞争。党向人大推荐的重要干部，应该在党内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推荐名单。现在有些党员干部在人大落选，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大.99lib.代表中的党员就不选他。群众意见大，人民不拥护的干部，在党内也不能重用。有的地方不通过党内民主程序，把群众意见大的干部推荐到人大，落选后，又安排到党的工作部门，这样的干部还美其名曰“人民不要，党要”。这种现象损害党的形象，也影响党员的积极性。 在她看来，实行全委会的“票决制”，买官卖官就相当困难了。全委会人很多，买官者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而且这些人也不可能都听他的。她强调，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党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的迫切需要，是党与时俱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先进性的现实选择。 甄小英教授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思考是发人深省的。人们不会忘记在2003年夏季到来前中国政治理论界的那场“甄小英旋风”，人们更不能忘记甄小英教授若干年为党建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现在，甄小英教授的思想已日趋成熟和尖锐，她的每一个思考成果都可能引起中央高层和海内外有关人士的重视和关注。 附录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甄小英 李清华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原则和前进方向。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是当前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离开了政治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失去了政治保证。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没有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上，而且表现在能够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上。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发展人民民主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更没有任何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从根本上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人民民主也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并服务于社会。政党因其代表了人民利益、得到了人民信任和支持，而取得执政地位；也因其对于国家权力的运作符合并实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持和巩固其执政地位。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有效维护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大力推进人民民主，进一步革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当前，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各种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和政治模式的冲突、比较、竞争和借鉴愈益深刻，这对我们党如何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提出了挑战。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因此，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党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的迫切需要，是党与时俱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先进性的现实选择。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党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需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选择，是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由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首先，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先导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执政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是与对党内民主生活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往往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习惯和经验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化的程度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决定了党是人民民主权利坚定的维护者。充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政治利益，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这同党的宗旨是一致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无疑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因此，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以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化为前提。没有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是人民民主政治理念的最坚定的倡导者。党把“主权在民”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并从制度形态和政治实践上使其由理想变为现实。党是人民民主政体的缔造者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建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实行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企业民主管理、行业自99lib.治等一系列基层民主制度，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政治勇气。党是民主传统和作风的培育者和行动表率。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民主传统和民主作风，是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由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属于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民主。两者的统一性表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
?９９lｉb.
度；两者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发挥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进；两者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共同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政治条件。两者的关联性表现在：党是民主政治体系的主导，人民是民主实践的主体；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两者的互动性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只有不断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对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随之加大，这将有效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党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与中国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的历史、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相适应，只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党执政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健康，人民民主就会得到发扬；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把过去民主的传统“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并把民主看作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表达了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发扬党内民主以推进人民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坚持了这一思想，并具体阐明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重要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坚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是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推进新世纪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内民主这个关键，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外约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带动作用。 建立健全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和长期性。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健全切实保障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此外，还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99lib. 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当前，要进一步疏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全委会对常委会、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二是群众监督。在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强化对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五是舆论监督。通过切实有效的舆论监督，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时刻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实施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和党的干部只有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才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之真正成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锐利武器。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实现依法执政，有利于贯彻党的主张，体现人民的意愿，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 中国何种条件下将对台湾实行“报复性核打击” 2000年10月，《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发表后不久，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显要位置发表这样一条消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楚树龙说，一旦台海发生战事，中国可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打击”。 本来这是楚树龙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对“中国国防.99lib.白皮书”中有关核武器使用上的一般性解读，却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诸国的强烈反应。 《星岛日报》美东版的头条新闻题为《大陆坚称奉行防御国防——白皮书警告任何台独图谋必挑起战争》，称中国此次
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是自台湾新领导人当选以来，大陆“向台湾发出的措词最强硬的声明”。美国《世界日报》以《北京两千年国防白皮书、不排除武力统一》为题，《侨报》以《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台独意味战争——三个“如果”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包括用武》为题，对“白皮书”进行深度透析。西方媒体称，作为对中国高层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这番解释显得非同寻常，它暗示着中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的核战略已经成熟。《华盛顿邮报》还借题发挥，称中国在1998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10处提到美国，每次都是正面的，而在此次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13处提到美国，除了两处例外，其余全都是负面的，显然中国“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媒体上以《我们反对使用武力或恫言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题，以威胁的语气说：“正如我们向中国高层指出的，扬言可能向台湾动武的言论将有相反的效果。” 由于诸多媒体煸动性的报道和讲话，一时间，“中国大陆准备用核武器解放台湾”的传言在全球范围内散开，蒙蔽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其实只要完整阅读过楚树龙原话的人就会明白，楚树龙在对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诠释根本没有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耸人听闻。当时楚树龙说，从“国防白皮书”来研判，一旦台海发生战事，而美国或日本又在军事上干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将是中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打击”。这个解读显然与《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的精神是一致的。 《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三处提及台湾问题。第一部分“安全形势”中把“台湾海峡局势复杂、严峻”列为“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之一，并指出，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对一个中国原则采取回避和模糊的态度，台湾分裂势力图谋以各种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严重破坏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是造成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国内有人企图推动国会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还有人企图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日美修订的防卫合作新指针，始终不明确承诺不把台湾划入其欲军事介入的“周边安全事态”范围。这些行为助长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危害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国防政策”一章中，白皮书指出，“台湾独立”就意味着重新挑起战争，制造分裂就意味着不要两岸和平。白皮书同时声明，中国政府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主张通过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的对话与谈判解决分歧。但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白皮书在“军控与裁军”一章里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部件、技术或援助，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把台湾纳入其战区99lib?导弹防御系统。 关于核武器问题，“白皮书”解释说：“中国拥有少量核武器完全是出于自卫的需要，中国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任何此种行为都将导致中国的报复性核反击。” 楚树龙在解读这个问题时强调说：“‘任何此种行为’很耐人寻味。中国在这以前从未在白皮书这样的正式文件中强调过要对其他国家进行‘报复性核反击’，这次这么坚定地提出来，显然是针对美国、日本对台湾问题可能进行的干涉，以及针对美国大搞导弹防御系统。” 在楚树龙看来，一方面，美国不仅在本国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还和日本一起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针对目标至少包括了中国。尤其重九九藏书要的是，美国和日本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们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不包括台湾。另一方面，美国近来加强了对台湾的军售，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特别是海军的部署，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分析指出：如果美国或日本在军事上保卫台湾，将会导致严重后果。什么是严重后果？中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反击’就是严重后果之一。 在西方敏感人士眼中，楚树龙的这种解释似乎加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核武器的强硬态度。 国内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在媒体面前一向游刃有余的楚教授此番解读实在无懈可击，只是多年来他的名字对西方政治家和记者来说太熟悉和敏感了，因而往往引起“有心人”更多的“关照”。而美国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则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已经无数次干涉中国内政，此次借中国发表“国防白皮书”之际，再次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新干涉主义”的霸气，只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破坏作用。应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应该做的，只能是承认并改正错误。 美国情报部门总是输在他的手上 还是在楚树龙留美归国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就把这位崇拜毛泽东和华盛顿的“美国通”定为“对美强硬派”。尽管如此，美国的媒体还是特别青睐这位睿智而健谈的中国专家。 楚树龙是近年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最多的中国学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世界报道》《远东经济评论》一直不忘把目光锁住他。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前4天，《华盛顿邮报》常务主编来中国采访，先在北京采访了楚树龙，后又飞到上海采访离京的江主席。后来这篇长篇采访稿在江主席访美时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楚树龙和江主席在同一采访稿中畅谈中美关系。 “只要天下有事了，媒体马上就会去找楚树龙”，在这些年可算是成了一种定式。“5·8”炸馆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朝核事件等等，一旦世界局势出现波动，楚树龙的电话就会被各路记者打爆。楚树龙自己也承认他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他希望他的思想能通过媒体对中外公众产生影响。 美国人把楚树龙定为“强硬派”是基于以下的一些事实： 1988年已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楚树龙，自费公派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楚树龙来自被美国人认为“绝对官方背景”的战略机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他一直都是美国情报部门关注的对象。美国情报人员常常找各种借口与他聊天，以期获得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楚树龙学了好几年的国际关系学，早已有所警觉，自然不会透露国家机密，美国情报人员非常失望。 1989年，楚树龙的爱人姜月秋赴美陪读，一年后回国照顾幼小的女儿。由于“八九风波”的影响，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所以当姜月秋一年后再次申请赴美陪读时，美国大使馆拒绝签证。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找到楚树龙，提出愿意协助他太太和女儿顺利来美，被楚树龙拒绝。楚树龙说，我宁愿我的太太和女儿不来美国，也不需要你帮忙，更不会与你们合作。 有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3个人突然找到楚树龙，对他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已经在美国请求政治避难，现在在我们手里，他已把使馆的所有情况都说了，你能给予证实吗？你还知道什么？ 楚树龙急中生智说，一个想寻找政治避难的人的话怎么能听呢？他想申请你的政治避难，他是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说，真的也说假的也说的，你们怎么能全信呢？三人见从楚树龙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便无可奈何地走了。后来楚树龙才知那个寻求政治避99lib?难的使馆官员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基辛格评传》的作者陈有为。此人后来成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1989年，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跑到美国，为了讨好美国政府，在各种场合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有一次王若望窜到楚树龙就读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给师生做演讲。他在演讲中大肆渲染“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他先举了丁玲受迫害的例子，又称共产党连一个6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当街用枪把她射死。不一而足。 这时坐在台下的楚树龙愤怒了。他立即举手发言，进行反驳。楚树龙说：“你讲的这些有多少是共产党有组织干的？你说到丁玲，我在上大学时，丁玲给我们做过报告，她亲口说她所受的迫害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原因，也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文艺界某些人嫁祸于她的结果。还有，你说一个6岁小女孩在大街九九藏书上被打死，我就不相信是哪级党的组织去杀人的。你这样的讲话太不负责了。” 王若望气急败坏，用汉语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同学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洗脑了，对共产党认识不清，这种认识是极其肤浅的。 楚树龙又举手请求发言。他说：你王若望号称是“民主斗士”，可你这样的方式实在太不民主。我作为一个学生，有可能对中国和世界有很多肤浅的看法，但我在美国已经三年了，对我的“肤浅的看法”，美国人从没有用“肤浅”这个词来形容，现在你因为别人与你有不同的东西就把别人说成是肤浅，你真是不懂什么叫民主，你应该好好学学民主。你简直不配站在这里讲话！ 王若望被楚树龙批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匆匆结束讲演。 楚树龙1993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半。由于他在校时就常有关于国际政治的论文发表，所以美国学界开始对他密切关注。而美国新闻界也看好这个智慧、尖锐、不失幽默、具有东方独特魅力的政治学学者，与他的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多次采访过楚树龙的记者这样说：美国记者似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耍聪明，但在楚面前将是一场遭遇战；楚是一位原则性极强、敏锐又熟谙斗争艺术的政治学者，他是我们美国记者的爱和怕。 美国媒体的确对楚树龙既爱又怕。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前夕，美国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在北京采访楚树龙时，提出了一个尖刻的问题：江主席访美时，将要去威廉斯堡，那是林肯发表演说的地方，还要到费城这个自由中心去访问，这些都是美国民主最精华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去看美国民主、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方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美国的观众应该怎么理解这样
的事情？ 楚树龙回答说：江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美国不一样，江主席在对待不同问题的态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对待“不同”的东西的一种尊重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应该得到美国人的欣赏。因为这是一种对待不同的东西的正确态度。 这位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听后不得不说：楚先生对美国记者的智慧的确是个挑战。 中美相互关系是“接触与防范” 美国人把楚树龙称为“强硬派”，可国内则有不少人把他当作“亲美派”。 关于楚树龙是不是亲美派，先说几个小故事，读者可以作一研判。 东北亚地区有一个非官方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召集，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官员以及部分学者。楚树龙是该会议的人权小组主席。有一次美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老教授斯克拉丁诺在会议上攻击中国人权，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击。斯克拉丁诺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中国总是要来指点别人、教训别人。楚树龙当即还击道：这才是你们意识形态的根子，是你们.99ｌiｂ.用人权来批评别国、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根子。斯克拉丁诺从此以后再也不拿人权来攻击中国了。 1996年，在“中国威胁论”甚器尘上之时，楚树龙到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一个美国官员发言时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使很多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也感觉到中国的不确定性。楚树龙马上请求发言。他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改革开放18年，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强的18年带来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恶化，带来了中国与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敌意。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从中国过去的18年事实来看未来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不符合过去18年来中国崛起发展的事实。 …… 楚树龙在多个场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自觉与美方交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亲美派”有什么关系。但国内有人把他称作“亲美派”至少有这么几条理由： 其一，楚树龙是一个“海归派”，有五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人对美亲善符合常理。 其二，楚树龙频频接到来自美国的邀请，每年至少七八趟穿梭于大洋两岸；美国人只会邀请有好感的学者，楚树龙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可想而知。 其三，楚树龙在美国可以进入白宫和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员进行直接对话。这凸显了他在美国高层的影响力。 其四，楚树龙近年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正视美国对中国“遏制”的一面，而是过于强调“接触”的一面。而这一点最为令人担扰，因为作为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倾向性势必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偏误。 后来楚树龙自己也明白了，原来国内人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的判断上争论不休的时候，是他首先也是惟一一个提出了“接触与防范”判断。当时人们对这一判断是不理解的。 “接触”战略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口头上提出的对华政策。当时老布什提出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受冷战结束和“八九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克林顿上台后，口头上仍然奉行“接触”政策，.99lib.t>但在人权、核扩散、银河号事件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1996年克林顿赢得大选，中美两国首脑在马尼拉举行会谈，达成了两国元首互访的协议，使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1997年10月29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际，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在冷战后及21世纪的未来“通过增进合作，应对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双方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将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国内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的判断。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也认同这样一种判断。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在解释“战略伙伴关系”时说，中美之间是要寻求一种框架，在此框架上中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这种战略框架强调合作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分歧。 可是一年后，美日加强联盟，决定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含有反华条款的法案，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春天，美国出笼了一份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接着又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使刚刚恢复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了阴影。国人对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也失去了信心。许多学者撰文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因缺乏深厚的基础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就连美国参议员谢尔比也称，他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应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不
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永远不会。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还是“接触加遏制”？对之学界产生了分歧。 就在社会各界为此议题争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楚树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判.９9ｌiｂ?断。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是“遏制”，也不全是“接触”，而是“接触与防范”。 楚树龙认为，尽管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但在他第一届的任期内实行的是一种模糊的策略，“接触战略”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中心也不突出。直到他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97年初在美国再度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克林顿坚持按计划推动两国高层往来，坚持无条件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是美国“接触战略”达到了某种坚定和成熟的程度的表现。但美国在美日同盟、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阻挠俄罗斯和以色列向中国出售武器、在贸易上对中国限制技术出口等方面，显然采取的又不是“接触”战略。 在他看来，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也不能用“遏制”来概括。“遏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和中国是最明显的遏制，彼此不来往，不贸易，在世界上孤立你。但冷战后中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流日益增多，对华政策显然不再是遏制了。美国采取的以上不合作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防范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 此外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出，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不是接触中国也不是遏制中国，而是改变中国。 他认识到老布什对华“接触战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开始突出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失去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但克林顿上台后的起始3年，“接触战略”的内容发生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不再需要和中国在苏联问题上的合作，而此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的“接触战略”主要目标锁定在“以压促变”，改变中国，使之融入美国领导、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使中国成为体系内“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 楚树龙这种“接触与防范”的判断，在“遏制”之声四起的时候，显得着实的孤独。但当他将这些分析形成内部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时，其基本观点得到了肯定。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说：“楚树龙不是亲美派，但他肯定是知美派。” 反美、反苏、反修 的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外交高参。 说到斗争经验，这里先说说楚树龙的一个花絮。 2003年9月1日，楚树龙出席了在中国青岛召开的东亚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官和学者。韩国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在会上说，卢武铉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卢武铉透露了朝鲜领导人不反对美国在韩驻军的消息。 楚树龙感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当场澄清，否则朝鲜官员会对中国领导人产生误解。楚树龙要求紧急发言。他说：“韩国官员讲的与事实不符，据我了解，不是中国领导人告诉韩国领导人这件事，恰恰相反，是你们韩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样的事。3年前，我去韩国参加纪念朝鲜战争胜利50周年的一个活动，当时的金大中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了我和其他6位参加活动的外国官员和专家。金大中当时讲过，朝鲜领导人表示不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这次会见是有记录的，你们可以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外交档案。”韩国官员当场没了话。 一位领略过楚树龙在外交场合斗争风采的外国官员说，楚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满腹经纶、文质彬彬，谁也没想到他也是一位猛将。 其实楚树龙这些年对中国外交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考。 楚树龙曾在一篇有关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战略思考。他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并长时间地因为对战略形势判断失误而导致战略性失误。中国因为没有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意识，丧失了很多宝贵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缺乏法制以及制度化、科学化的不足不但影响我们的行为，而且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思.99lib.维过程和认识方法，使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不能在一个严肃的法治程序下进行全面理智的思维，进行各种意见、看法的充分交锋，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其结果就往往是拍脑袋，感情化、情绪化，而感情化、情绪化的结果就是更多地过“左”、过激。过去这种以感情代替认识、感情代替利益、感情代替战略和政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受害不浅。历史教训必须充分记取，否则中国将陷入更多的恶性循环。 楚树龙认为，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也应该与时俱进，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他认为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调整。 他认为中国克服传统的“体制外”心理是很有必要的，不要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西方的，我们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于是就要反对这个体制。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已经申请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等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都享有了，如果我九九藏书们还抱着“体制外”心理，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以美划线”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在他看来，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不要总是根据美国来划线。不能“凡是美国同意的，我们就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他看到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明确，非常强调伊拉克的责任和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也强调半岛的无核化，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思路。 他看到，中国人一谈到国际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联想起美国人过去是如何如何压迫我们的，等等，这种“悲情”感常常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不科学。所谓“不科学”，就是用感情、情绪去思维，而不是用事实、程序去思维，容易感情用事。如果谁平稳一点、实事求是一点、温和一点、全面一点看问题，谁就会被认为是右倾、亲美、亲西方。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 楚树龙意识到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中强烈的“反”文化色彩是一种消极的政策。50年代“反帝国主义”；60年代以后既“反帝”又“反修”，再加上反对各国反对派；70年代虽然和美国等国家关系和缓了，但还是继续“反帝”“反修”。令人欣慰的是，十六大后，中国的外交思维有了根本的变革。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根本目标的规定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这是第一次以正面的方式阐述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根本目标。十六大报告虽然也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属于一９９lｉｂ.般性陈述，而不是放在国家战略目标根本宗旨的层次上来讲的。他认为，对于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国际法，尤其是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总是带着“反”文化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问题，就不是一种健康的舆论取向。 尽管对楚树龙的这些思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其灵活和实用的部分已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提出与中国签订“中美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当时中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并不准备接受这一条件。但楚树龙认为，从军事上说，“互相瞄准”和“互不瞄准”其实都没有区别。坚持要瞄准也没有意义，同意互不瞄准对我们的军事能力也不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势必影响到克林顿访华的成功，如果一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失败了，这也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克林顿访华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达成某个协议，而当时中美之间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能达成协议，别的方面都不能达成协议。另外，楚树龙认为，中国是有核国家中公开宣布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这使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会很消极，不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综合以上分析，楚树龙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协商会上，提出了接受美方条件的建议。后来在克林顿访华前20天，钱其琛副总理主持全国外事领导小组会议，最后定夺这件事。现代国际.９９ｌiｂ.研究所把楚树龙的意见上报后获得通过。 争取让动荡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打破了相对平静的世界，在世人惊魂未定之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再次引起世人震惊。中国人在愤怒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不少人甚至党内人士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先生是质疑“和平与发展”的知识分子代表。 房宁在学界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1999年，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陷阱”，并预言“和平与发展”将因遭遇“后殖民主义”威胁，从而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应该说，房宁对全球化及“和平与发展”的反思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然而就在人们普遍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焦灼不安的时候，楚树龙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却与之相反。“5·8”炸馆事件不久，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国际形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 在他看来，世界局势总体上走向缓和，同时天下并不太平；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在剧烈动荡的国际形势变化面前沉着冷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过去20年来国内国际发展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美国、北约的暴行没有改变世界的全局，没有改变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针。 他还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题为《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外交战略九九藏书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文章，接着又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一文，呼吁要坚持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坚持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发展。 如果说，楚树龙当时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坚持“和平与发展”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那么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却再次打破了“和平与发展”的看法。 “9·11”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又面临着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可就在世人对世界再次产生迷惘的时候，楚树龙仍然认为，“9·11”给美国和世界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但它不能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体趋势。他甚至认为由于“9·11”事件，大家都讲反恐，大家都在反恐中进行合作，美俄、中美等大国关系有所改善，世界局势没有发生深刻裂变。他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2001“变”与“不变”》的文章，指出：透过世纪初年国际战略形势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可以看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国际战略形势总的发展态势是世界形势出现的短期、局部的经济、政治动荡所不能改变的，新世纪世界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光明的，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但是房宁的研究结果却并不像楚树龙那样乐观。2003年，房宁在新出版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中再次质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房宁认为，产生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形成的相应经济、政治秩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的经济条件。但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反思，在发问，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应当说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现象，结束了列宁时代。然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九九藏书，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它改变了以往世界的经济政治的生态，使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产业资本的转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扩大世界的市场，增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纳生产力的空间，所以大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房宁认为，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和平与发展的根基正在销蚀。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降临。 房宁称：“在我们所认定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势面前，我们从心底不愿与人为敌，我们不愿有敌对者存在，但这也许是一厢情愿。” 但楚树龙提醒所有对国家怀有深情的人们，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大体上都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或范畴。在和平条件下，即国家没有陷入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发展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但在和平时期，人们对形势和自己力量的认识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一些突发事件又进一步激化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 楚树龙与房宁都是中国杰出的学者，他们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但在学界和公众中都具有很高的威望。他们观点上的分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开放的一个缩影。他们并没有出现过正面交锋，但他们极富个性的思考将作为中国决策层的智慧资源而受到关注。 台湾低级政治不值一驳，什么是真正的“统一” 2001年，楚树龙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调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立了战略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家战略、发展战略、外交战略、安全战略?９9lｉｂ?；研究范围是美国、中国、欧洲和亚洲。 楚树龙担任战略研究所所长后，召开过两次重大战略研讨会。2001年10月召开的21世纪国家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外办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各国外交、世界形势的走向，出版了论文集《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探讨》；2003年3月又在海南三亚主持首届“WTO和两岸关系”论坛，邀请台湾专家研究两岸关系今后的走向。 “WTO和两岸关系”论坛定期在两岸举行。楚树龙与台湾学界的关系比较密切，曾多次去台湾访问，接触到岛内各阶层人士，研究各种信息，探寻两岸走向统一的途径。 在楚树龙看来，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坚持推行“台独”立场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他还记得多年前在美国与台湾萧美琴交锋的情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楚树龙去纽约出席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非官方会议。这个会议由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主办，出席者有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台湾陈水扁的顾问，民进党“国际部”主任萧美琴也出席了会议。萧美琴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她说：两岸关系99lib.就像男女恋爱，大陆是个大小伙子台湾是个小姑娘，现在小姑娘不爱你这个大小伙子。你这小伙非要人家爱你。楚树龙听后气愤地说：你说这话太不符合事实了，两岸之间不是在谈恋爱，根据历史，根据国际法，两岸本来是一家，是一个国家。现在不是嫁不嫁的问题，是你要离婚，你要分裂，是你不要这个家！因此你的比喻是完全错误的。萧美琴被驳得哑口无言。 2001年，楚树龙在其专著《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一书中论述台湾问题时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台湾、香港、西藏等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统一的根本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因很简单，尽管《三国演义》开篇道出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无可争辩的是：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始终认为尽管“分”和“合”都是历史的部分，但“分”是暂时的，不正常的，是错误的；“合”才是永久的，正常的。九九藏书 楚树龙看到，历史上闹独立成功的只有两种情99lib.况，一是战争，一是协商，而陈水扁现在既没本钱打也不愿接受“一国两制”，这不得不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如何打破两岸僵局，实现祖国统一，历史上也曾有过很多的设想。从80年代中期起，就有人提出有关中国的“联邦制”和“邦联制”设想。例如：姜敬宽1984年提出的“联邦共和制”，陆铿1985年提出的“中华联邦”，朱高正1988年提出的“联邦制”等九种“联邦制”；张旭成1983年提出的“邦联制”，张系国1981年提出的“中华邦联”，马彬1982年提出的“中华邦联”，费希平1984年提出的“大中国邦联”等十二种“邦联制”等等。 楚树龙认为，“邦联”是由独立国家自主决定，经过谈判、签署条约而成立的邦联。“邦联制”是复合国家体制，说白了就是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何突破两岸的僵局，楚树龙希望能从经济入手，构建中国统一大战略，以期两岸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长期的融合，形成彼此密不可分的情形，最后达到统一。“WTO与两岸关系”论坛便是一个契机。 2003年9月，楚树龙应邀去台.99lib.湾出席第二届“WTO与两岸关系”论坛会议。这次的议题还是从经济入手，寻找两岸的共同点，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楚树龙临行前对笔者说，我想总会在两岸之间找到共同点的，中华民族的大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我有信心。 薄弱的一环：阻碍中国强盛的，是科技，是军事 2002年5月，楚树龙在香港给亚洲学会的会员发表午餐演讲时称，中国在今后20年也不可能如许多外国领导人所说的，成为美国以外的另一个超级强国。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能够达到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到了下个十年时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排９9lｉb?在美、日、德之后，在技术上仍然很难赶得上美国。即使像清华大学，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也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地区。 楚树龙的这个发言在国内引起哗然，人们称这份“没给中国人长脸”的发言是“楚树龙式的妄自菲薄”，暗示着中国在外交上将继续“韬光养晦”。 一段时间以来，对“韬光养晦”政策在中国知识界带有浓厚的思想对峙色彩。所谓的“强硬派”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韬光养晦”助长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损。而所谓的“温和派”则认为，中国必须通过现实主义路径寻求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只有继续开放与变革才能真正维护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认为，“强硬派”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义愤，已经走向了“刚愤民族主义”，这种“刚愤派”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艰苦努力毁于一旦。 尽管思想分野明.９9lｉｂ?显，但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学者在国内似乎依然占据着主流位置。楚树龙当是其中的一个。在楚树龙看来，由于中国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依然要放在首位，外交应服务于国内需求，“不当头”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另外，人们也意识到，楚树龙坚持“韬光养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中国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的忧心。 在楚树龙看来，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证明，国家对外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变化源于国家力量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中国未来20年的外交及外交战略不能不受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都是定性的、无形的，因而就更难预测和把握；相比之下，经济、技术、军事实力的发展变化可以有数量上的标志，具有一定的可见性。 楚树龙在《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一文中分析了2002年前中国国力的发展趋势。他说：如果说今后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如经济发展那样乐观的话，那么今后20年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前景恐怕就更令人悲观了。因为军事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水平。乐观的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更多的资源.9９liｂ.用于国防建设，即军事实力的发展有更雄厚的经济基础。但纵观人类，并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能够成为军事强国，因为军事实力并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这在21世纪的今天尤为如此。如果说可以用钱买来现代化的民用飞机、汽车等机器设备产品，那么在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恐怕没有一个军事强国会把大批的先进武器卖给另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军事现代化是买不来的。 他认为今后20年，中国在经济上可能具备条件，但在科技上却难以发展到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像过去20年那样，今后20年中国同美国、日本等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比较，其军事技术、武器装备水平的总体差距不但不会有明显的缩小，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 科学技术的落后使他意识到国家安全的危机。在楚树龙看来，国家利益中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有着辩证的关系。发展离不开安全，安全依赖于发展。问题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使人们难以把握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从长远角度，要真正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依靠国家的发展，国家安全利益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国家发展利益的真正实现。要根本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必须依靠实现国家发展，实现发展利益。只有把自己建设得强大了，别人打不了你，你才有安全感。所以，发展自己是最重要的。 要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教育和投入。中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科技开发方面投入太少、比重太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把10%、甚至20%左右的政府开支和企业利润用于科技和新产品的开发投入，不断推出新产品，保持竞争力。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太少、增加幅度太慢以及使用效率太低的状况，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他呼吁国家在加强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只有科技水平上去了，国家实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强。 附录 中美冲突、对抗 ——台湾问题(节选) 楚树龙 冷战后及21世纪的中美对抗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中国的力量和影响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程度，并和美国形成争夺的战略格局，威胁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霸主”或“领导”地位，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一个像前苏联那样可以和美国匹敌的对手，不管这个国家是日本、德国、俄罗斯还是中国。二是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因为台湾、西藏等问题而使其中一方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另一方的严重威胁或侵犯，导致中美对抗和冲突。 在21世纪，中美两国也不大可能因为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打仗。中美关系的真正危险是国家安全领域，即其中一方的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等国家基本利益受到另一方的严重破坏或侵犯。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中，中国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美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而在过去、目前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美国仍然在主观和客观上威胁着中国的国家主
９９ｌｉｂ.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的统一。美国对台湾、西藏，特别是台湾问题给中美两国带来的冲突、对抗的危险在现在和今后可预见的将来是严峻地存在的。这种危险有时可能得到了暂时的、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有时又会造成严重的危机。中美关系过去50年、100年的历史说明，两国间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惟有台湾等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的基本国家利益问题难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台湾问题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不同的时代都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和冲突的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冲突、对抗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台湾海峡两岸冲突的可能；第二，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定的意志和决心。 （一）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台湾问题的必然性 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干涉中国内政、介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由历史、美国的战略、政策、法律和美国政治制度运作规律所决定的。美国介入不介入并不主要在于美国有无“与台湾关系法”及其该法对“台湾安全”含糊的承诺，而主要在于美国的全球、亚太及对华战略，在于导致美国历史上卷入战争和冲突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运作规律。 1．美国在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一直是介入台湾问题的，包括军事上的介入。至少从1950年朝鲜战争至今，美国一直在介入台湾问题。美国现在和将来仍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愿结束这段历史，不愿放弃对台湾问题的介入。美国的外交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2．过去、现在和将来导致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即利用台湾遏制、制约中国。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遏制战略。但99lib?美国对华战略中确实有防范、制约中国的因素或一面。只要美国今后不放弃对华战略中制约、防范中国的一面，美国就必然会利用台湾问题制约和防范中国。 3．导致美国必定要介入台湾问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更多的是把对中国的战略放在其亚太地区战略的范畴内。只要美国还想成为亚洲的大国和地区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要控制或主导地区事务，那么，美国要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信誉，就不能不对亚洲地区内的重大问题有所介入。对美国来说，美国不介入亚洲重大事务的那一天，就是美国决定在战略上撤出亚洲的时刻。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这一天会到来。 4．美国国内政治体制、政治运作和外交决策模式决定着美国极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直接介入台湾问题。在美国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对外干涉、介入史中，起主导作用的倒不是当时的政府是否在战略和意志上想介入，而是新闻媒体的密集报道和舆论引起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引起国会的注意和要求有所行动的动议，导致当时的总统不得不采取“适当的行动”。 5．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问题，那就是中国不但成为美国的盟国，而且是听从于美国、服务于美国战略的小伙计、小兄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做出“要大陆、不要台湾”的选择。这种情况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出现的。
愈老愈辣的经济学者 2003年10月14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老牌经济学家张卓元就成为海内外各路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这不仅因为张卓元是一位在决策层及社会大众中均具影响力的学者，还因为他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专家之一。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又一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张卓元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5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作为中国权威的经济专家之一，被
99lib.
中国三代领导人看好，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 他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和市场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张卓元和刘国光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等“激进改革派”产生分歧，使经济学界分化出“激进”与“保守”两种学术阵营，继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大讨论。张卓元由此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因为张卓元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比较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观一直在中国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大多能被高层采纳。海外经济观察家私下里把他称做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的红人”。 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张卓元在经济界“闯荡”40多年，继赢得邓小平、朱基等领导人的赏识之后，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张卓元多次参加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1996年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 十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共20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注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一个转折点，都是权力调整、新领导层定型、确立重大改革方案的会议。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移，将中国经济推
藏书网
入改革开放时代；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尝试；1988年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又前进了一步；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变革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明确了未来的改革任务和措施。 张卓元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进入关键时期。由于未来的3到5年，是中国加入WTO最后兑现承诺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对外开放由此走向不可逆转的格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将对中国未来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关键时期。而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九九藏书展，还取决于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 但是他也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几个方面的任务没有完成。第一类是原来设想、规划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国企改革，1993年已经确定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类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前没有暴露，或者不够突出的问题，现在显得突出了，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问题。第三类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国加入WTO，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显露出的问题。 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也深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大会就全部解决，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但他看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这次会议研究和讨论的主题，不仅正好与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而且也呼应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从哪些方面努力，并给出明确的方向、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外界普遍认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张卓元尽管年逾古稀，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让他告老还乡的打算。这位老牌的经济学家还会在今后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施加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卓元对十六届三中全会解读中定调的“历史意义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价值规律的深刻解说者 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县。还是在高中时代，他偶然读到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尽管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非常抽象而深奥，却让他十分入迷。 1950年张卓元高中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哪知两个大学同时录取了他。这让他非常矛盾。当时他想读清华大学，但又想学经济学。最后出于对经济学的痴迷，他还是选择了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学习了近3年后，恰逢1953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卓元被调整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理论班。毕业前他已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万余字的经济学处女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作用》。 1954年秋，张卓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工作。 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成为社科院的一个研究部门，也是我国历来最高的经济学研究机构。 张卓元到经济研究所不久，就参加了《经济研究》杂志的创刊工作，从编辑一直干到编辑部主任，成为杂志社的骨干力量。 1957年，孙冶方任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张卓元一边在《经济研究》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一边充当孙冶方的得力助手，从事经济研究，就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价格、经济核算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 孙冶方是我们经济学界的先驱，长张卓元25岁，当年他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时，张卓元刚刚出生。因此张卓元对孙冶方就像对父辈一样尊敬。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先后担任过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对中国经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 早年留学苏联的孙冶方不仅学术功底深厚，思想也比较开放，因此他来到经济所之后，给沉闷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他鼓励张卓元等青年研究人员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大胆创新，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寻找良策。 然而孙冶方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之后，面对公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格局，需要回答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中国的作用问题。孙冶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律；第二年孙冶方发表《从“总产值”谈起》，指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 1959年，孙冶方在巨大的压力下组织经济研究所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点名张卓元作为他的主要学术助手。这是张卓元和孙冶方第一次紧密合作，从而使张卓元真正成了孙冶方的忠实追随者，而孙冶方也笑称张卓元是他的“关门弟子”。 1963年9月，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藏书网上争论的焦点。由于孙冶方竭力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他的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四清”时，工作组进驻经济所，揪出了孙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问题”，孙冶方被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被免去职务，下放到农村。 由于张卓元多年来跟随孙冶方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经济理论观点受到孙冶方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撰写的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孙冶方经济理论的阐述和评述。他在藏书网1962年《江汉学报》第8期上撰文论述了价格在组织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意义与作用，认为成本与盈利的确定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中心问题；价格首先是衡量社会劳动消耗的工具，同时也是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杠杆；主张按照社会价值和社会成本来制订价格，以充分运用价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杠杆作用。1964年，他与何建章合作著文，系统地论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价格主张遭到批判，孙冶方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批判会上，主动走上台说：“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 1975年4月，孙冶方获得平反，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为了及时挖掘孙冶方的研究成果，经济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张卓元和吴敬琏负责，协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 1979年4月，孙冶方带着张卓元的课题写作小组去了无锡，并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然而4个月后孙冶方被查出患了肝癌。为了集中抢救孙冶方的学术遗产，经济研究所领导决定增加张卓元课题组的工作。张卓元除领导课题组的工作外，还抓紧时间在病房旁听孙冶方的口授、录音，经过一年的录音整理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20余章的初稿写作。 1982年9月，孙冶方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病情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写一篇关于实现20世纪末战略目标问题和批评“基数大、速度低”消极论调的文章，但由于精力不济，只好向张卓元口授了他的主要精神和内容，请弟子代他完成。张卓元起草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的初稿。张卓元拿着草稿来到医院，在病床前一句９９ｌｉｂ.句地给孙冶方念，请他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几次反复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 1983年，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孙冶方把他的最后一部专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的编辑工作交给了他的弟子张卓元以及刘国光、林青松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这部书稿于19
九九藏书
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卓元1983年7月调到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1993年12月调到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9月他回到经济研究所，继承了孙冶方的职位，担任所长。 与张卓元一起共事的经济所同仁发现，张卓元有着老所长身上很多优秀品德和作风，总是那么谦和、执着和智慧，真不愧为孙冶方的高足。 张卓元也说：“我从50年代深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60年代紧紧追随孙冶方；‘文革’后学习孙冶方精神，发展创新经济学理论；现在我还要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的精神、思想和理论。可以说，我在经济生涯中与孙冶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厉以宁对阵，论述“通货膨胀” 张卓元个头较高，面目清秀，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曾有人把他比成戏曲片中弱不禁风的江南才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温和的性格正与他“稳健改革派”的学术风格相得益彰。 在有人把他称作“稳健改革派”的同时，也有人把他归为刘国光的“宽松派”。但张卓元不同意“宽松派”的说法。他说，我主张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刘国光他们是一个思路。他认为把刘国光称之为“稳健改革派”似乎更贴切，因为“稳健改革派”要比“宽松派”内涵丰富得多，概念也严谨得多。 1990年，张卓元在《我的经济观》一书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稳健”的观点。他认为，90年代，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要在80年代翻一番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一方面，经济要在稳定中求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而又稳妥地逐步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样就能使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互相协调，互相促进。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他同时认为，通货膨胀不能带藏书网来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就出现了大争论。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用通货膨胀来刺激和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从理论上阐述了通货膨胀的经济作用。他说：“从总量上看，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可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出发，摆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一项任务是：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环境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意味着不仅不必为经济中出现的‘财政支出略大于收入’‘信贷支出略大于收入’‘物价较缓慢上涨’‘货币供应量稍大’等等情况感到忧虑，而且要利用这种‘略大’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力求在不断提高的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水平上使经济和社会趋于协调”。 《人民日报》1988年4月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保物价还是保增长？文章认为：“如果以保持经济增长为放在首位的宏观控制目标，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今后三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需求政策，向以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政策转移。财政、金融非但不宜双双紧缩，而且应该保持适度的扩张。”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赞赏，但却受到了张卓元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卓元认为，通货膨胀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长远来看，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损于经济增长。从短期看，在存在闲置资源、闲置生产能力而又需求不足的地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确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像我国，除了劳动力资源外，总的是资源短缺稀有、有效需求过量，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作用小而又小，而且主要只能对投入大、产出小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起短促的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刺激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接着而来的是比例失调和衰退，增大经济变动的波幅，因此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会损害宏观经济的效率。另外，他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使分配关系趋于合理，相反，只能使分配更不公允。为此张卓元还出版了《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专著，就通货膨胀、物价问题等做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肯定。 这场有关通货膨胀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沸沸扬扬，不一而足，导致了主流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分野。 仿佛是这场讨论的延续，正当中国改革向前推进的时候，经济学界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线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利弊得失等问题发生争论。交锋主要在张卓元和厉以宁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之间。 1983年7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成了他研究的重点。在他看来，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价格是市场的灵魂，二者不可偏废。但是，他提出“市场的核心是价格，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市场信号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及其所反映的市场供求关系”，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只有充分认识了价格及其特征后，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价格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分析价格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但厉以宁教授认为，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后进行价格改革，才符合中国的实际。厉以宁还总结出先进行价格改革的十大弊病。即：价格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是负心理效应，引起社会惊慌和反弹；价格改革对企业来讲是被动的，企业消极应付进而影响效率；地方政府对价格改革顾虑重重；价格改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价格改革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它不能调动积极性，充其量只能创造一个环境；价格改革是不能试点的，当它迈出第一步后是不可逆的；价格改革成本很大、收益较小；价格改革一经实施，其他改革就要停下来；价格改革不能和政治体.99lib.制改革、文化改革配套，是孤立的改革；价格改革层次很低，不触及人际关系。 张卓元认为，厉以宁提出的“十大弊病”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难以成立，并逐一给予“回敬”。 张卓元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1985年进行的两次关于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的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名调查对象中，有3/4的人明确表示理解、支持价格改革，这表明只要在价格上升时保证居民的实际收入得到相应的补偿，价格改革就会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在双轨制价格下，市场价格对刺激大中型国有企业增加供给，对广大乡镇企业网开一面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企业不可能消极对待。他认为政府放开蔬菜和农副产品价格使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城市农副产品价格改革中，减少了地方财政补贴；固定计划价格转换成市场价格后，价格的升降不再取决于价格改革本身，而往往取决于社会有效货币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缺口。只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加强宏观控制，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幅度。 在张卓元看来，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杠杆，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没有价格改革就没有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就没有市场协调和市场建设，而没有这一切，就谈不上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价格改革可以试点，价格改革也是可逆的，而所有制改革恰恰是难以逆转的。张卓元所担心的，恰恰不是什么价格改革的不可逆性，而是价格改革的可逆性，说价格改革具有不可逆性反而低估了价格改革的困难与曲折。 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尚未成功解决的难题，但张卓元看到价格改革可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最基本的条件：价格改革的收益不仅在于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而且通过促进市场体系的形成加快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合理的价格体系的引导下，可以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张卓元还认为，价格改革始终是与其他改革并行前进的，价格改革的最大难点是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幅度过大，而造成物价总水平失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和金融、财政等经济调节器的改革或政策协调、配套不够；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步履缓慢，主要由于它们目前仍然是行政协调的主要工具，在于我们还缺乏比较完善和妥当的改革思路或方案；价格改革中所出现的物价上涨过快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我们没及时采取比较紧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以及比较恰当的收入分配政策。因此他认为，在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的同时，要适９９lｉb?度加快财政、税收、工资和银行信贷方面的改革，加强弥补体制改革缺口的政策配套。 张卓元并不认为价格改革的层次很低，在他看来，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在改革上有其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特点，仅就价格改革形成市场的作用而言，也是市场观念、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等取代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观念的过程。他认为，价格改革与微观所有制基础的改革是在同一层次上。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能实现从行政协调为主到市场协调为主的本质替换。 张、厉交锋在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经济界“两匹老马间的学术过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央高层从他们的交锋中摸清了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之间的微妙关系，肯定了两位学者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并吸纳了其中有益的观点，从而使这场“价格风波”渐渐平息。1990年，张卓元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开始享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 “十五”计划的重要起草人 1990年，张卓元在《改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的文章，提出了中.99lib.国经济改革要以市场为取向。这篇文章代表了他一贯的经济思路。因此学术界都视他为“市场取向改革派”的代表。 张卓元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评价。在他看来，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自1979年以来，他一贯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坚持稳定推进市场取向政策，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在着力研究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的同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当时他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总是先发展农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农产品为原料和农业为主要市场的轻工业得到发展，然后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才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后来他主编了《论经济结构对策》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该书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1984年度著作奖。 张卓元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因此中央后来制定“八五”“九五”计划时，都主动听取张卓元的建议。而张卓元在很多文章中都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则进行了战略性的分析，为中央决策层提供参考。 熟悉张卓元的人都把他比成中国经济界的一棵“长青树”，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他就备受中央高层的关注和信任，几代领导人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几乎没有不把他的观点作为决策参考的。 1999年，中央决定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张卓元成了计划起草人之一。 “十五”计划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它不仅是中国实施第三步?９9liｂ.战略部署（争取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也是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远景目标，“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十五”计划从总体规划纲要、重点专项规划以及各行业规划、各地区规划三个层次展开。其中，针对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领域制定的重点专项规划是“十五”计划的一大特点，备受关注的西部开发规划就属于重点专项规划。 “十五”的目标是宏伟的，但据透露，“十五”计划的起草过程并不轻松。 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在北京成立，这个小组既包含了一批政府官员，又吸收了一批像张卓元这样的专家学者。而在此前国家计委做了大量准备，仅文字材料就有十几本。 张卓元进入起草组后发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在对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大思路上，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中国经济增
长方式要从以往注重数量和速度转变到注重质量和效益。因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十五”计划建议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具体表述方式上，起草小组成员却有不同意见，起草组成员有时为了一两个字的表述方式，都要反复斟酌、讨论、修改，在征求多方意见后，才最后定稿。张卓元事后说：“也许这样有些繁琐，但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必要的。” 在起草过程中，张卓元提出，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商业、服务业以及高科技都发展迅速，但优先发展农业仍要在“十五”计划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建议国家在如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建设稳定商品粮基地、建立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说明，以促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张卓元的提议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 “十五”计划除了专家观点备受重视，百姓心声也不可忽视。国家计委曾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制定“十五”计划的意见和建议，很多意见得到了补充。另外，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制定的计划首次听取了国际专家学者的意见，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多次召开专题座谈，听取世界银行、联合国的专家就社会保障、就业、高新技术等主题的建议。张卓元把它称之为“开放时代开放的中国，在制定一个开放型的计划时，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意识”。 中国高层对“十五”计划更是极为重视，国家主席江泽民12次听取各方建议。为了使计划更为完善，2000年春，“十五”计划建议在形成初步框架后，中国决策层在北戴河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向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发出100多个征求意见书，收到1000多条反馈意见。它们在“十五”计划建议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十五”计划于2000年10月11日在党的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获得通过。人们看到，“十五”计划与过去不同的是，过去的五年计划比较多的是把发展速度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速度。这次是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结构的调整就意味着质量的提高。不能太看重具体的发展速度，而是要使得我们的整个产业结构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有分析家指出，这样的调子正好是张卓元一贯坚持.99lib.的“稳中求进”的思路。 机构改革的真髓：按细分的具体行业设置机构 2003年3月6日上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在这天的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向人代会提交《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这个方案在3月10日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获得通过。 张卓元就是这个方案的主起草人。 从1982年到199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共进行了4次。1981年时，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此次改革使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了宏观管理职能，淡化了微观管理职能。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1993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共59个，人员减少20％。当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但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的有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包括加入WTO后中国已有的机构改革与现行的有些体制仍有不适应新形势的地方，需要完善。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涉及国有资产、宏观调控、金融监管、流通体制、食品安全、人口发展等重要部门的调整。 张卓元在解读此次机构改革方案时说，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以精简为主，这次机构改革方案则以调整政府职能为主。主要内容不单是撤销、精简，而是把部分行政部门的职能进行调整，把有些交叉、重复的职能加以整合。他举例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关心食品、药品等消费品安全问题和生产安全，这需要有个部门专门管理，所以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在，９９lｉｂ?银行的监管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保证银行业运行的安全、高效，这就需要成立银监会。这些机构的出现，都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而产生的。另外，国家经贸委主管技术改造，而国家计委主管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投资建设实际上由两个部门管理，造成多头管理，降低了政府效率，也容易形成重复建设。再有，国家计委是很重要的宏观调控部门，负责国家的长远规划，而属于短期宏观调控的经济运行调控又由经贸委主管。这实际上使长期、短期的宏观调控分散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在进出口方面，农产品归计委主管，工业品和原材料归经贸委主管，其他一些又由外经贸部管，这样对于整个对外贸易发展是不利的，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分权。他认为，此次改革没有上一次动作那么大，但对政府转变职能有很大促进作用。 有人会担心，新的机构改革可能会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张卓元认为，改革报告中明确指出，政府要加强自身建设，尽量减少审批，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经济调节作用。政府部门还要规范、透明，不能搞暗箱操作。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诚信政府”。.9９lib? 很多专家认为，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将使中国的经济功能得到进一步释放，将有利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甚至算过一笔账：如果把大部分管制取消，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可跃升30%。 但是?９9ｌib?，张卓元也看到，随着改革推进，这次改革本身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比如国资委怎么监管国有企业，怎么做到管市场、管人、管事的结合？银监会的成立对银行业加强监管，但中国人民银行还有别的监管职能，这两家怎么协调好，保证银行业的安全、稳健运行，这些方面恐怕都还需要不断地协调。 对于这些问题，张卓元又开始了新的思考。 设立“国资委” ——破解政企不分的重大创举 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决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商务部，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等。分析家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方案最大的亮点是，加强了政府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应有角色的建设，即加强了对市场的监督和监管力度，目的性十分明确。 张卓元认为，成立国资委这样一个“特设机构”，其主要原因是为了终结原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五龙治水”的局面。 所谓“五龙治水”，就是好几个部门对国有大型企业分割行使职能。中央企业工委负责这些企业负责人的任免，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则掌控着“资产”和其他权力。如果按照出资人的三大权能——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来细分，则有多达9个部门在负责。 张卓元在参与起草政府机构改革藏书网方案时，与起草小组的专家一起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国资委来解决这个问题。 1993年12月张卓元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时，就开始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关键在于重塑市场主体，特别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使之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他当时提出，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需要对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主张国有经济主要掌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对小型企业则采取多种形式的放开放活。他主张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多元、竞争的国有资本运营结构。同时他还认为地方封锁、部门垄断和过度竞争，是中国发展市场体系的重大障碍。这种呼吁在当时对经济界形成很大的冲击波。 1998年5月张卓元去辽宁考察了一个行将破产的企业，令他十分痛心的是国家资产的损失。这个只有两千人的企业破产后一下子吃掉了坏账准备金1.8亿元。当时他差点流出泪来，他发问道：用1.8亿元救活一个两千人的企业，每个职工合6万元，国家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探索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特别是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在张卓元看来，设立国资委的理由有三点：分割行使出资人的权力，使得国有资产运营效率非常低下；加入世贸组织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出资人的职能分开，要求企业产权主体明确；原来有些职能分工不太合理，如进出口贸易、农产品由国家计委管，工业品和原材料是国家经贸委管，其他技术等由外经贸部管，显然不适应。 国资委的主要职能包括：依照《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代表国家向部分大型企业派出监事会；通过法定程序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通过统计、稽核对所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用张卓元的话来说，国资委主要归并了原来三个部委的职能：一是中央企业工委的全部职能；二是国家经贸委指导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等几个职能；三是财政部的一部分职能。张卓元还建议将劳动部负责的工资总额的管理并入国资委。 对此，中央企业工委的一位官员称：“国资体制改革的历程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强势机构，把管资产和管人、管事全部结合起来。”它既不是行政部门，也不是事业单位，而是首次出现的所谓“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它将依法对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但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将使国家对这些国有资产的管理更加顺畅。 但是有人提出，把五个部门管理国有资产的人员和工作合到一起，可能会变“五龙治水”为“政出独门”，这样会对国有企业管得更死，不符合十六大精神。这样的担心不在少数。 张卓元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成立国资委，目的是让国有企业出资人到位，防止内部人控制，但如果再走前一步，就会成为老板加婆婆。要成为老板，但不能成为婆婆，这实行起来未必容易。而最让他担心的是，企业贱卖国资致富。他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就警示说，国资改制应该规范进行，绝不能允许投机行为存在，如果净资产1000万，结果200万卖掉了，这种行为是违法违纪的。国有资产改革应该规范、透明，比如国有资产出售应该公开竞标、拍卖，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不赞成暗箱操作。 为此，他希望国务院制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暂行藏书网条例马上出台，这个条例将包括国有资产的转让、出售、国有企业的破产等很多问题。今后的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产权交易、资产重组、企业兼并、破产都必须依法有序进行。 张卓元在十六大后曾说出一个警句：多强调“制度建设”，少谈点“大胆探索”。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大体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应该更多地强调法治，强调规范，强调制度建设。现在与十五大时不一样，当时提的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要大胆探索，现在讲规范，讲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也要规范。 张卓元还注意到，到现在为止，中央一些部门还有一些国有资产并没有完全转归国资委监管。如铁道、邮政等系统还管着一万多亿资产，还没有交到国资委，仍然是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他提出下一步就要加快推进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实行政体分开、政资分开。当然这个也要一步步来，第一步，最主要的，把原来中央企业工委管的196家先管起来，然后慢慢把其他的也管起来。 2003年4月6日，人们看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已悄然挂上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26号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北门，原外经贸委主任李荣融被任命为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上任后马上表示，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将国有产权交易全部纳入市场交易，并承诺从2004年起对中央企业的利润和成本进行考核。同年8月13日国资委宣布将选择6家中央企业作为试点单位，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意味着国资委正式启动现代企业管理程序，从而为破解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难题迈出重要的一步。 张卓元预测，今后几年国有经济布局将越来越向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集中，国有资产越来越向大企业集中，中小企业越来越开放搞活。国有资产绝对量会增加，但是相对量也就是国有资产所占比重会缓慢下降。国有企业在有优势的地方发挥作用，这也会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但是他也提醒人们注意，国资委的成立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一步，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已大功告成。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如何防止行政复归？国资委与运营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怎样建立约束和激励机制？如何考核评价国资委的工作？ 老骥伏枥，智者为王 张卓元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当他参加完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人们看到他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当有人问及在本次会议上他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时，张卓元说：“如何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我一直思考的事。”?9９ｌｉb..99lib.
——这位中国学者队伍中的老马在经济思想上的博弈是没有止境的。 附录 为什么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张卓元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加快现代化，曾有不同的认识。当时，有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快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有的同志主张用加快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但九九藏书是，许多同志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
数不少。根据这样的国情，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
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要指出，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99lib.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而且目标平实，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
?９９ｌｉｂ?
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20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做到。 摩托车考察 ——“毛泽东风格”的农民问题大调查 198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还不到两年的温铁军，便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记者团，驾驶着摩托车沿黄河考察了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这个创举引起社会不小的震动，也使温铁军从此开始了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和实践。1987年温铁军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入刚组建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在农村土地制度试验区摸爬滚打了11年，对于中国土地制度的过去、现状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要性和突破有了深刻的认识。10多年的基层工作，使温铁军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出色的学术成果，获得中国高层的嘉许和百姓的信任，成为中国最为瞩目的“三农”问题专家。尽管温铁军博士一再声称自己并不是什么农村问题专家，而只不过是个农村问题调查员，但是人们还是把他视为中国真正懂得农民的“三农”专家，有心人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别号——“温三农”。 “三农”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1989至1991年农民收入自改革开放后首次出现连续三年增长幅度下降的势头。当时的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为农业部副部长）为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骑着自行车跑了20多个县，回来后，向当时农业部部长刘中一做了汇报，认为现在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影响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亟待解决。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之前，农业部把调查的情况反映给高层领导，不少专家提出要有一些对策性的措施，农业部的有关调研也点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关于“三农”问题的首次讨论。 1993年，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刘江同志组织农业部及所属单位开展了蹲点调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鹰带领一批搞农村调研的同志到安徽农村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主要了解安徽1978年大包干以来的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涉及到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工商等宏观部门。最后经大家讨论，形成了《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指出当时像安徽这样的中部农业大省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财政、金融、税收等一系列宏观问题。农业部领导对这份报告评价很高，认为它细致真实，很有见地。结合这次蹲点调查，温铁军在《经济日报》上又发表了一个题为《汝.９９lｉb.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调查报告，主要观点就是强调农村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宏观制约。温铁军的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农业部和中央高层的重视。此后中央不断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 朱镕基同志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十届人大期间，“三农”问题再次成了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发表就职演说，在回答中央台记者提问时说，本届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包括五方面，而第一个问题就是“三农”问题。他说：“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农”问题的确是中国的百年结，温铁军就反复称它是“世纪难题”。自1987年成立试验区，温铁军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纪难题。尽管1987年他被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了一段时间，1991年，他又自费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并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但他心中仍然揣着有关“三农”的课题。 由于中国区域差别很大，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都不一样，需要分散决策、分区突破，还要搞试验，工作很辛苦，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在基层啃农业这块硬骨头，可温铁军一直在干。 1988年温铁军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他还自称“不是一个很灵的人”，当时别人能写好文章，他不行。也因为当时国务院的纪律要求，没有试验结果之前，不许发表文章，所以他就没多少东西。到现在为止，他真正认为是研究成果的，是一个课题报告——《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份报告后来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印了4000册，一销而空。温铁军不大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这本书。后来他又在1999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重申了那份报告的主要内容。 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便说：“在理论界讨论问题的很多场合，我都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而绝非理论工作者，现在也认为自己提出的只是对农村基层客观情况的感性认识。因此，本文只是一篇‘草根派’试读‘三农问题’这本大书的心得。” 他认为，从农村发展本身的要求来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要有两个基本命题，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其实早在1987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创立之初他就提出：中国应该研究的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他再次把以上两个基本命题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从而正式确定了“三农”问题的概念。在他看来，中国历来并无类似于西方的纯粹“农业”经济问题，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与前面所说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体制矛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解“三农”问题，不能脱离对这两个矛盾的认识和讨论。同样，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也只能在深刻认识这两个矛盾的基础上展开，只有或多或少地消解这两个矛盾的政策才会有些效果。 温铁军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两个选择供中央高层决策者参考，一是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９９ｌib?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国策（宁可水平低、速度慢）；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二是若此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舍此，农民没有出路，农村得不到发展，农业也很难成为独立产业。 温铁军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中国大地刮起了“温三农”旋风。此后“三农”问题写进党章和政府工作报告，并在政策和文件中体现出来。他的部分观点也被中国高层所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 农村暂不宜实行市场经济 温铁军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在北京出生，17岁到山西插队，1979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两年后才转入农业问题研究，在这之前，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会与“三农”问题打上一辈子的交道，他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会在各个阶层掀起阵阵旋风。 温铁军的学术立场是特立独行的，他不照本宣科，也不为世俗潮流所动，重在调查研究和实践。著名学者汪丁丁称他有“‘老三届’的谈吐风格”：“实事求是”的风格，“不惟书、不惟上”的风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问题意识。而温铁军自称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叛逆”。 他曾毫不留情地批评“都市政策”：“我们的主张不是简单地提口号，强调‘城市化’，而是‘以综合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因为，按照目前的城市旧体制搞城市化是走不下去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城市化基本建设是盲目性很大的‘造城运动’。无论大中小城市还是城镇，问题都类似：机构庞大，大量占农民的地，却排斥农民就业。”1999年1月国务院3号文件正式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政策，温铁军再度上书直言，表达自己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理解。 尽管现在我们有幸看到，温铁军当年提出的“三农”问题得到广泛共识，但他当时的大胆质疑，并没有意识到是对农业经济科学已经形成的理论体系的挑战。后来他坚持把约定俗成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调了一个个儿，把农民问题放在“三农”之首，也表明了他一贯严谨的研究作风。他说：我斗胆断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不想说是“基本问题之一”，其他的问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 应该说1996年是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核心理论作全面而深刻阐述的最重要的一年。这年秋季，温铁军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综合以往政策实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同年他的《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在1996年也引起广泛讨论。 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温铁军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温铁军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藏书网有很多人甚至并不相信温铁军的推论。为了更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温铁军写下了《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性。 这篇文章与他以前的《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思路基本一致。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实现了2000年粮食产量的目标。但由于人口没有随着粮食产量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发表后，被许多报刊转载，人们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而此后由于粮食出现积压，果然出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这时，农业问题的矛盾又开始凸显出来，继而引起广泛讨论。 2001年，温铁军在当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市场失灵加政府失灵——三农问题的双重困境》，提出市场手段不适合中国9亿农民的观点，没想惹来麻烦。他被人扣上“反市场”的帽子。 温铁军在论述“三农”问题的双重困境时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无论计划还是市场，当这些外来制度面对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传统小农经济时，都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因此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相关假设则是：无论集权还是民主，当这些政治制度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制的社会基础时，也都由于交易费用过高而难以有效治理；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区自治为主的农村管理体制。也许，正是这两个问题没有被正确认识，也没有来得及讨论解决的办法，中国的“三农”问题才面临“市场失灵加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 温铁军看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我国农村，土地事实上不断减少，并且随人口增长，就产生了两个现实问９９lｉｂ?题：一个是土地面积减少使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相应地私有化的制度成本也越高，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就导致土地产权客观上以社区为边界；二是农村自发大包干，政府“退出”，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开支，转由耕地来承担；并且随人均面积不断下降，必然使耕地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这种职能为主。在以上两个限制性条件的约束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这个制度不断修订和完善，最后成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决定了农村土地既不能实现完全个人意义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完全地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中国农村的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不可能大规模转移，又进一步使得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得不顺畅，甚至回流农业，再加上土地不断减少，因此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第三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这藏书网样，在中国农村，最基本的“三要素”现在还没有条件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温铁军要问的是：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人们憧憬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立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人们约定俗成的市场话语在农民群体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难以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已经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政策讨论，又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 温铁军切身体会到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但是，由于政府所属的涉农部门在农业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因自身的部门体制局限而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于是，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断强化垄断体制。在温铁军看来，由于这些部门同样难以解决与9亿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也难免在使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的生产投资能力不断下降的互动中，最终演化出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了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政府现在的“农业重中之重”“加强农业投入”“加强农业基本建设”口号都失灵了。 温铁军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议，一些人针对他提出的“市场无效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一时间学界沸沸扬扬。 有学人认为，温铁军的判断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误导。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把市场的作用等同于资源配置，进而简约地化为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最后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的结果，其实市场的作用被新古典经济学简化，甚至是歪曲了。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大论战中，哈耶克争辩认为，市场机制不只是价格机制，更多的是一种信息机制。价格机制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价格机制传递资源稀缺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从价格机制是否在农业领域发挥作用而去判断市场是否失灵。另外这位评论者还对温铁军“农业不能产业化”的观点加以质疑。他认为温铁军是停留在静态的观察上看问题，才产生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会阻碍农业产业化的观点，如果动态地看问题，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论。评论者进一步指出，农民生产的低效率不等于农业的低效率。 一位署名秋风的论者在《农民还得作牺牲？》一文中指出，温铁军的观点对于农民来说“太不公平”。因为按照他的思路，土地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而中国的现状是农业人口严重过剩，但又不能都转移到非农产业，只能留在农村，而一旦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如果他们失去土地，他们就失去了最后的一点保障，于是他们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学的结论，而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来谈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问题的”。 秋风称温铁军把九亿农民当成一个整体，“可以像一个工程师一样按自己事先设计好的蓝图把他们捆绑在贫瘠的土地上”；而在秋风看来，“不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每一个农民有选择的自由；他有权利迁徙到他喜欢的城市，他有权利离开生活了几十代的土地……“这种权利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剥夺的”。 秋风赞成用市场化的方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他甚至认为温铁军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原则太过繁杂，其实问题“一点都不复杂”“只有通过构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尊重每个农民的人身自由和经营权利，赋予每个农民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惟有如此，一个社会才会成为最稳定的社会”。 不知为什么，温铁军对这样的批驳表现得很平静。他曾在一次采访中作过这样的表态：学术界这么多人批评我，我觉得是好事。一是说明大家都在关心，尽管有些批评情绪化了点，其实我有时候也情绪化。二来对我也是一种鼓舞，只要是老师的批评，我都诚心接受；年轻的同志的批评，我可能不大客气，也希望大家不要对我客气。有讨论总比没讨论好啊。比较活跃的讨论，就是思想进步的一个前提九九藏书，现在就缺思想。 但他声明他不但不反市场，而且特别喜欢市场。他强调他提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是希望人们能够反思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所有从国外引进的学问，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的确都需要重新思考。尤其是书斋里的学者更应“慎言三农”“不做实验，你怎么知道你那一套是对的？” 2003年春天，当SARS在中国肆虐的时候，温铁军却在日益升温的SARS讨论中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直到《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他时，他才发表了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对问题的讨论不得要领的评价。 温铁军一开始便不相信SARS必然在农村产生可怕的蔓延，因为它首先是一种城市病；SARS的出现也绝非偶然，它是过度的发展主义的结果。在他看来，这与农村的公共卫生系统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他甚至有一个“不很学术的”观点：SARS会在夏季销声匿迹，然后在冬季重又出现。因为SARS和感冒、肺炎、呼吸道相关，呼吸道系统冬天容易受感染，而夏天连感冒都很少。 作为一种疫病，SARS从人口密集、工业污染严重的城市发生，是必然现象，它是现代化大城市人类食欲、贪欲集合的结果，因而他不认为这种死亡率程度的病对中国会有什么深度影响，也并不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认为SARS会改变什么。 但他认为，在农村还有比SARS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应该谨慎对待，农村重又出现的流行病（血吸虫病、肝炎）比眼前的SARS更为致命。“而今天媒体对于重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的呼吁仍不着要点，你根本不能指望为9亿农民设计一套西方式的系统。”在他看来，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比这一切复杂得多，公共健康问题只是农村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的一个侧面而已。 人们看到温铁军对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的怀念。他认为这个办法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在他看来，今天所谓的部门的制度，并不有利于建立覆盖全民的、特别是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公共卫生和防御体系。他的这种想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因而他又一次以一种“叛逆”者的形象出现。但他认为，今天所谓学界的争论，无论是新左派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是西方的理论。本土的理论在哪儿？列举那些解决本土问题无意义的东西有什么用呢？这次SARS可能又要出现同样的状况，但是今天的你我还要重复昨天的故事吗？ “三农”：民间与政府高层最为挠头 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在长期的“三农”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成果丰硕，多次被请进中南海与中央高层面对面研讨“三农”问题，他的学术成果更是成了中央决策层的重点参考资料。他现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另外还兼任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顾问、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经
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九五重大项目”评估专家、首都师大兼职教授、亚太社会调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林毅夫在1999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大声疾呼，要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并强调中国现在面临的矛盾既有资本过剩，又有劳动力过剩，双过剩会导致恶性循环。也就在这一年，温铁军撰文指出，20世纪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成功地解决“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是一谈到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就遇到了一个死结。温铁军认为，这是我国农业不发展，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他预测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0%，仍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人地矛盾仍得不到任何缓解。因此在耕地问题上，他认为应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
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但这只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后才有条件，因为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 在温铁军看来，农民就业问题，就是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问题，而这又与计划经济形成的城乡分割相联系。 温铁军细算了一笔账：2002年农村劳动就业人口是5亿人，但把在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能劳动的人算成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颠峰期大约解决了1.4亿农村人口的就业，但要考虑到乡镇企业的私有化趋势及两栖就业的实情两个因素，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000万左右，农村还有4.4亿左右的劳动力剩余。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但这部分与乡镇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七八千万左右。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5亿的净过剩农村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他认为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如不解决，国无宁日。他从司法部公布的数字看到，近10年出现的第5次犯罪高峰，其特点是高比例的农民流动人口犯罪，性质是社会性犯罪。农村流动人口问题都是与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农民生存危机相关。温铁军认为，如果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公检法上，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因此，解决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 有不少人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应引进西方的方法，从私有化和技术革新等方面找出路。温铁军试了十几年，发现这样的想法在目前的中国农村行不通。在美国农业劳动人口人均土地占有面积是我国的800多倍，美国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地租绝对量大。而中国的土地连地租都产生不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就是负值。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中国水资源又缺乏，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至于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理论上可以，但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在目前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也有不少人提出走产业化之路，但现在农业主要投入品种，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也不现实。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在温铁军看来，“三农”问题到了今天这一步，传统的、个别的曾经有效的办法已不足以解决今天的问题，非得有一些新办法和硬办法，非得有决心和勇气不可。这里涉及的不是抽象的经济问题，而是8亿多人的命运的问题。中国大地上，还有什么东西比8亿多人的命运更重要呢？ 为缓解中国农业的两个基本矛盾，温铁军提出了解决问题的6条办法：一是免除农业税，因为土地主要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资料，没有任何国家对社会保障征税，如果免税，同时配套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把乡政府改成乡公所，乡公所只是一个上情下达的机构；二是推进乡村自治，将乡政府改为乡公所，镇政府改为自治政府，各种自治体平等交换，直接对县，取消实行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决策制度；三是将农村非耕地资源（林地、四荒地
?99ｌｉｂ.
、水面和矿产）的权属和收益，尽可能分配到农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四是国家直接垄断耕地转让的收益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医疗保险；五是对农民开放涉农行业，在乡村自治体内部成立农民入股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六是国家支农资金不通过农业行业管理部门直接投资给乡村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占股份不占收益。 这6条建议很快引起农业部的高度重视，很快上报中央，作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措施的参考。 西部开发应吸取美国西进经验 ——资源如何转化为权利 西部，对于从事农业问题研究的温铁军来说，是一块有着特殊记忆的土地。 温铁军称自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践者。1985年，温铁军组织记者团骑着摩托车沿着黄河做社会发展问题考察，行程2万多公里，把西部看了个够。后来温铁99lib?军在回忆这段繁忙的经历时，坦言“一生之中有这样一次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看到了西部孕育着巨大的能量。 就在温铁军沿黄河考察的时候，广州西部会议召开了，中国梯度理论也已提出。 “梯度理论”认为，沿海加工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地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本自动由东向西转移。梯度理论确定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15年来主要的指导思想。 温铁军对梯度理论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如果只是沿海一条边，就好比是有弓架?９9ｌｉｂ.而没有弦。中国至少应该在沿海一条边发展的同时，形成内地发展的一条线，或者沿长江或者沿黄河，就可以实现东西部综合发展的思路。 但是温铁军对西部开放价值的强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温铁军考察回来，沿海经济的迅速增长已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东部，西部投入的力度显著不足，从而使梯度理论在中国未能显示效果。虽然确有少数资本向西部转移，但是，代之而起的是西气东输、西电东输、西油东输、西煤东运、西矿东运和进一步大规模的“西人东流”。 1993年中央提出八七攻坚战略，把解决西部地区为主的7000万贫困人口的扶贫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人们希望以开发式扶贫方式带动西部经济发展。而温铁军看到，此时正是房地产、期货、股票证券热三大投机一起上的时候，“在此情况下，西部贫困地区急于追求增长，急于求富的心态，造成一部分本应用于西部资源开发的扶贫资金，被转化为投机资金，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结果是‘瞎’了一部分项目，很多项目在西部表现不好”。等到西部真正开始投资上项目时，中央已经开始财政紧缩了。开发式扶贫操作上的不成功使西部又一次失去发展机会。 温铁军说过：“中国国情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在对西部的调查中发现，人们普遍认为的西部拥有20%～30%的人口，集中了70%的资源，东部70%左右的人口，资源只占20%～30%的说法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西部地区之所以人均收入低，资源富集但人口稀少，是因为西部的知识精英及大量的劳动力都跑到东部去了，东部地区把所有的资源都转化为资本，而西部资源仍然处于自然状态。 西部是资本高度短缺区，财政大部分亏损，银行大部分都是贷差行，贷款大于存款，投资成了问题。在温铁军看来，东西收入之差、资源之差、人口之差都只是现象，因为它都是可以流动的。真正本质意义的差别是资９９lｉb?本量之差。而如何调整现行体制，促使资金能够流向西部，是开发西部的关键之所在。但同时，温铁军也知道，如果没有体制上相对的优势，资本是流不到西部的。 温铁军看到，东部在整个资源转化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初始产权问题，因此造成社会严重不公，随后出现人们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而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吸取东部的教训，人们只强调开发、投资、上项目，绝没有提到西部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如何形成更为合理的体制，避免东部已经发生的问题。 他认为，西部不合理的安排在于西部的大量地下资源，如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西部所富集的资源是垄断的。西部的调整在于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的开发权利，是一个资源转化权利的调整。只有调整到位，才能激发西部地方的积极性和潜在活力。 对西部极为了解的温铁军提出在西部开发中，农村经济发展是它的重头戏，而水、土、人三个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他倡导一种中国式的开发方式。在他看来，中国有2亿多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如果西线工程启动，应把劳动力用起来，尽可能少用大规模上机械的方式，同时可以把大量库存积压的消费品调到工地上，允许上工地的劳动力带家属，干一天活给三口人的粮、油、布等基本消费品。沿着工程线，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利工程，沿线会自然形成居落或村落，甚至形成城镇，在工程上劳动一年可授地一亩或三亩，干三年授99ｌib?地十亩，三口之家就安居下来了。这至少能将劳动资源变成西部开发的资本，同时也解决了库存积压矛盾和整个消费品工业启动不了的矛盾。 温铁军强调，西部开发不是一个
简单的投资问题，而是如何综合调整我们的资源、人口比例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乡镇自治应借鉴秦朝绩效——政权不下县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在农村进行了税费改革。2000年，安徽省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项改革取消了过去的“三提五统”以及屠宰税等多个收费项目，为减轻农民负担建立了制度保证。 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的太和县是我国最早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县，温铁军于1993年曾在这里试点。三年的税费改革，让这里的农民肩上的担子轻松了，但是这里的乡镇财政压力却有增无减。 温铁军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说税费改革也好，或者机构精简也好，或者是反腐倡廉也好，哪一项都不可能单独奏效，一定要多管齐下，才可能奏效。 1993年，温铁军提出了解决农民负担的一个大胆设想，即乡镇实现自治——把“以户纳税”改为“以村纳税”。他说，中国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2000年的封建社会都是“皇权不下县”，政府对于小农经济最低成本的管理方式是乡村自治，而不是国家针对每一个农户的税费管理，因.9９lｉb.为政府与亿万农户之间“交易费用”太高。 在温铁军看来，取消镇一级行政级别，村和镇两级自治，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 有人质疑村镇自治后取消管理者的薪水的现实可行性，对这一点，温铁军胸有成竹。他说历史上自治村社的领导者不是官，只是社区的精英，平时不领薪水。大家选他，是对他的道德和能力的认可。比如《史记》里的陈平16岁为乡里宰，相当于社区长，他的作用只是在祭祀的时候，把屠宰的牲口分给大家，平时没什么事情，就干自己的事了。中国历史上的自治社区领袖，跟现在西方的镇长相似，不拿薪水，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形同虚设。而按照现行体制，镇作为一级政府，就必须有行政费用的支出，如买车、接待、发工资等等，可现在的村就没有这些行政开支。99lib? 这样的方法的确比较理想，但如果村长和镇长不拿薪水，谁愿意义务出来为藏书网村民服务？温铁军的设想是，这些村长或镇长尽管是义务来为村民服务，但他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他能够有效地调控村内资源、分配村内收益。这时的管理者在社区血缘关系的制约之下，就不仅仅只有经济人的理性，还有道德理性。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社会都是靠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来维持的，光有经济人的理性是不够的。“那么多社区精英，比如延安时期的李鼎铭先生为什么能当开明士绅？他要狠狠剥夺农民行吗？有些地主以诗书传家，秉承仁义理智信的道德传统，并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套话所能概括的，否则他们也就不叫社区精英了。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历史早就完结了。中国乡村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恰恰是如何维持良绅管理下的乡村自治。” 在农村改成自治村的同时，温铁军建议把镇改为自治镇。他对目前的镇管村的体制持异议。因为现行的这种市管县、镇管村的制度，是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镇管村的后果是镇可以依托传统体制伸手向农村要钱，用于镇中心区的建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多次强调，藏书网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千差万别，各地的经济结构也不一样，因此要科学决策，要改变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上层建筑。在温铁军看来，按温总理的话去理解，2.3亿小农户基本上从事自然生产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现状，这种生产力决定的上层建筑应是村社自治，自下而上地提出公共品要求。但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温家宝总理的话的真正含义，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真正理解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如何科学决策问题。所以，可行的政策是把社区自治体（现在叫村集体）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把政府直接面对2.4亿小农户转化为面对70多万个村，把乡级政府改为乡公所，合并乡镇，以此降低交易成本。 温铁军17岁前往山西汾阳县插队时，最大的梦想是每天能在北京火车站扛大包，因为“一包能挣好几分钱”。多年之后，温铁军走出大学校门便最终选择了研究农村问题。那个17岁时想天天扛大包的小伙子如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附录 华西村何错之有？ 温铁军 最近，部分媒体对华西、南街等仍然维持“集体经济”的村提出了负面评价。尽管我不愿意介入理论界的争议，但这次的有关批评涉及的主要是农村中的实际问题，故在《中国改革》和《法制播报》作出全面介绍我的不同意见的承诺之后，我接受了采访，试图澄清一些新闻界和学术界不十分了解的情况，帮助读者摆脱多年来误导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讨论。其实，只要人们哪怕是暂时不讨论农村集体经济是否属于公有制或者社会主义等宏大话题，就会注意到本文提供的基本事实真相，远比“灰色”的理论要“常青”得多。 本文如果发表，我愿意虚心听取任何经过长期调研形成的意见；至于书斋学者或办公室官员的意见，要么层次太高，要么“灰度”太大，笔者一向自惭形秽、无力应对，还望见谅。 以下是经我审阅的《中国改革》记者的采访记录，如有错误，概由个人负责。

一、原始积累：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社区资产”的基本属性

与一般国外和城市企业不同，大部分从80年代中期才起步的我国农村工业，其资本
.99lib.
的原始积累过程离我们实在太近，尤其是其中的“社区集体企业”，当年创办时几乎不可能有个人化的投资人。这客观上大大增加了那些主流专家们涂抹理论“灰度”的尴尬。 从那时起累积的调研资料表明，其资产主要来源如下： 一是社区土地转移收益，由于80年代的短缺经济造成的市场空间，投资风险很小，几乎只要上项目就有收益。当时又只能是村干部去搞贷款或者集资上项目，后来演变为如今这些“工业化藏书网社区”。1985-1986年周其仁、杜鹰等人的调研报告明确指出，这部分集体贷款投资建立的高负债项目之所以还能够盈利，主要原因是占本村集体土地不付款，很大程度上是土地收益转移形成企业利润和资产；亦即，乡镇企业是以土地进行原始积累。国家的5部法律：《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规定土地是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因此，企业创办时无偿占有的社区土地，应该属于全体村民对企业的初始投资；无论后来增值形成多少资产，其属性不变。 据我所知，华西村界内原有土地已经被社区工商业全部占用，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性资产，当然属于全体村民共同所有。如果没有大多数村民同意，任何个人无权得到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资产。 二是乡镇企业应支未支的劳动力保障和福利，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最初时段里，劳动力几乎是无偿投入的，况且不支付任何社会保障。而在城市里，即使不计算过去十分普遍的“城市企业办社会”开支，仅按照国家规定的劳保福利，企业如果要给一个劳动力建立社保，最低开支需要占工资成本的38%，最高的超过50%。由于乡镇企业创办时期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应支未支的劳保福利大约占企业创办投资的30%。 正是由于类似华西村这样的乡镇集体企业资产中隐含有“社区土地资本化”和“未支付的劳动者福利转移”，其收益才大量用于敬老院、学校、医院和其他社区公共开支。 三是税收与金融方面的国家政策优惠。乡镇企业创办靠的不是企业家投资。因为，80年代在农村还没有谁形成有规模的资金，国家的金融机构也没有个人贷款，农村创办企业资金都是乡村集体贷款；后来才有乡村集体担保贷款，风险也由集体分担。1986年推进农村企业改制试验时就有企业家提出，还了乡村组织转移到企业的贷款和利息之后，形成的企业资产全是我的。当时乡村干部的回答是，你个人根本贷不到款，客观上也不可能以你的名义投资和还款！更何况80年代持续通货膨胀，资金的市场利率和银行利率之间至少有10个点的利差，得到贷款就直接占有利差，这个利差也留在企业了。吴敬琏老师曾经算过这个账，一年的利差就有3000多个亿。 国家对乡镇企业长期实行“免三减二”的税收政策，5年减免之后，大多数按照销售额的1%纳税。这些税收优惠直到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才逐渐取消。这部分未交纳的税也留在企业里，形成企业资产。如果与城市企业比较计算，这部分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在企业创办初期占至少10%。当年政府给政策优惠的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替代政府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无论企业改为私有制、为利润最大化裁员，还是个人分配企业资产，只要不以解决就业为目标，就应该交回享受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 以上企业非个人化的资产形成，主要来源于农村社区，在集体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应该占企业资产70%以上，这决定了其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基本属性。 事实上，现在很多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客观条件，实际上主要是能够以大大高于农业的工商业收益维持社区公共开支和内部福利。 正是由于乡镇企业的资产来源，更多地是占有本社区内部的土地资产和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和一般的公司法所界定的有具体投资人的城市企业资产来源不同。有鉴于此，我认为它们基本上是典型的“工业化社区”。

二、历史条件：社区共有制资产的形成

如果从资产的形成过程看，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也是80年代的客观情况造成的。 其一是在生产队这一级或者在少数“大队核算”的地方，当时那些社队工业设备资产自身的特性，不可能像土地那样在推行大包干时分配到户。使得部分社队将原有队办企业相对完整地在80年代最初的改革中保留下来，这样，全国原460万个生产队、78万个大队中，大约有4‰的社队保留了集体经济。 其二是大队这一级（行政村）城市郊区或发达地区扩张需要占地，1985年撤队建村以后只有行政村有一级市场土地出让权，征占这些土地支付的补偿款形成了一部分行政村（大队）所有的资金，那些没有分配到户的资金大都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形成了城郊型的，或者是城市工业辐射的集体经济。 可见，以集体经济为名的乡镇企业，其中包括华西村、南街村等，其资产形成有一定的历史根源。 其三是类似苏南、浙北在乡镇这一级的集体经济（以上两类情况主要是在村以下，苏南、浙北则在乡镇搞了大量集体企业）。这首先是得益于江浙在中国百年工业化进程中成为工商业集中的地区，解放后转化、发展为资本雄厚、结构完整的国有工业，无论所有者属性如何，产业资本形成之后都必然扩张；国营企业对制度相同的乡镇一级扩散的“交易成本”显然低于对村级以下。其次是改革前苏南社队经济比较发达，而农村大包干期间的财产关系变化发生在大队以下，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到乡镇（公社）级的资产。因此，在江浙的乡镇这一级的社队企业资产就变成实际上归乡镇政府所有。80年代有领导视察苏南时就明确过，此类企业是“地方政府小国营”。 由于这第三类是地方政府办企业，与村以下情况根本不同，改制前后都是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分享资产收益，一般与农民无关，故不在本文分析的范围内。

三、理论误区：乡镇企业改制中两个对立观点的误导

在乡镇企业改制上，当年理论界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如今有话语权的人，大部分没有参与过80年代改革，盲目照搬国外的观点套用到农村问题上，往往也是错误的。 误导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有人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照搬到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上，强调企业家对经营风险的担当，这在我国农村大多数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工业化社区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几乎不存在。因为那时，客观上并不具备企业家为企业风险承担责任的条件。 一是那时农村企业连破产的说法都没有，多年来以乡村公共组织名义贷款造成的投资失误，形成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没有人承担责任；尤其在村以下，能够对乡村基层执行法律的可能性太低。 二是农村企业即使停产，或者遇到产品卖不出去，就堆在仓库里，什么时候卖出去什么时候算，老百姓回家种地。客观上是土地承担了乡镇企业的保障功能。杜润生老先生1988年就讲，大包干以后土地实际上既有社会保障功能，又有生产功能。我们的政策怎么能够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呢……15年过去，犯了那么多照搬造成的错误，这个中国特色的“土地双重功能”观点仍然不被主流接受。 恰恰由于土地承担了保障功能，无论企业家还是乡村干部，大多不支付失业保险金，更不会像城市那样给乡镇企业职工以“下岗”“待业”“低保”等照顾。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乡镇企业尽管遇到很大困难，但真正倒闭破产的几乎是零的原因，因为风险由村社承担了。可见，一般的企业家理论，对于从80年代到90年代乡镇企业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来说，是不适用的。 误导改革的两个主流理论的重大错误之二，是所谓私有化问题。 即使从传统理论出发，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人也应该知道，农村集体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社区产权也根本不是公有制产权。 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公有制，人人就都可以分享收益。但没有哪个农村社区允许社区成员以外的人分享收益。华西没有，南街也没有，天下所有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工业化社区，都只是在社区成员内部分配收益。因此，这不是公有制，充其量只是成员共有制。 根据另一个对立的主流理论，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观点，社区产权是私权。所谓“集体所有制”，是以地缘为边界聚落而居的社区成员的权利集合，由于产权边界清晰，对外能够实现市场交易，因此，那些力主私有化市场化的人也应该知道，社区成员内部共有的产权本来就是一种私权。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早就超脱了意识形态化的讨论，把它定义为成员权。如果与欧美有不同，那不过是没有绝对地“个人化”。 成员权是一种有限制的私权，不是完全个人化的私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制度，可惜经济学界惟洋书为上，对此解释不清。那么法学呢？最近有位著名法学家说：法学界更是惟洋法为上，开口闭口谈美国，连欧洲都不谈了。 拿美国的法律和制度在中国更是套不上的，因为两国的宏观环境不一样。

四、实际做法：社区成员股权有待于“虚股折实”

在我们搞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做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时，我们给这些企业家们分析企业资产来源，第一应该有30%界定给土地资产的增殖收益。很多地方乡镇企业负债超过100%，企业还可以有收益，真实原因就在于企业能够在社区内部把土地资产收益大量转移成企业收益。把30%作为土地积累资产，归社区共同所有，然后把20%-30%作为职工应支未支的社保资金用于企业职工配股，再扣除10%国家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作为不可分割的公股；剩余的这部分才分配给企业经营者。 对于界定企业产权的这些依据，那时的企业家们心服口服。现在之所以不同，是整个舆论环境变了，一种庸俗化的“私有制就是好”的舆论一面倒。没有多少官员和学者认真调研农村企业，企业家也乐得不承认资产的真实来源。一些人不仅简单化地强调乡镇企业私有化改制，而且要求把来源于社区的企业财产界定给企业家。企业家是有贡献，但农村那些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工业化社区的主要资产，既不是企业家投资，也不是企业家创造的。 但是，试验区的改革并没有搞完就因故中断了。 8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
推进乡镇企业与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时，设置股权主要是根据成员权来界定的。亦即，每个成员从18岁算起，以在这个社区的劳动年龄计算基本成员股；其次是贡献股，是厂长、会计，还是普通劳动者，根据职务计分。然后还要订立章程，是否得到全部股权收益要看表现，为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对那些偷偷摸摸，欺男霸女的成员，就扣一部分基本股收益；如果犯罪被判刑，就完全取消股权分配。对那些考上大学、当兵离开社区的，则可以保留股权。 根据家庭承包制的农村基本制度，股权证书每个家庭一本，不是每个人一本。 过去社区企业分配是大锅饭，改制以后则要根据股权来决定收益分配。因此，当时完成的只是一个分配制度的改革，形成的是“虚股”。此后，我们计划进一步推进农村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开始考虑“虚股折实”，允许这部分初始股权转让或者内部抵押，比如说谁家有急事，需要钱，可以在村会计或者在村工业总公司那里建立一个转让制度，对交易双方予以登记。在内部流通一段时间以后，再逐步搞社区之外的柜台交易。 既然这种改制形成的股权主要还是一个内部分配依据，对于社区外部既不可以交易变现，也不能抵押。所以，这还不叫私人产权或个人财产权。华西村离开的成员不能带走这种产权，就无可厚非。 根本制度的不同，决定财产关系不同。农村土地是社区成员共有，如果成员离开社区，可以把土地带走，社区私权的边界就突破了。同理，企业资产归社区成员共有的部分也可以界定给农户家庭，但根据迄今为止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实践，分给个人的股权仍然有待于“虚股折实”。 我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工作以后，尝试着搞了一个内部职工普遍持股的股份公司，因为国有部门的改革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单位所形成的资产做股量化给职工，主要是按照工龄、职务和贡献来量化。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职工的职务、工龄来确定股份。虽然我初来的时候就是总编，但来得晚，股权就比老职工少得多。后来有职工要买房子想把股权兑现，这就要经过全体股东大会讨论，修改章程，因为当初搞的时候没有可以兑现这一条。 同理，华西如果搞了股份制，当初定章程的时候，是否有个别成员可以任意兑现股权这一条？如果没有，有关批评就未必合适。 我最后的建议是，我们的主流理论家和主流媒体，最好去做一点社会调查，了解一点刚刚过去的历史，不要人云亦云。希望大家能从20世纪90年代造成重大损失的照抄照搬、惟书惟上那种环境中解脱出来。 他的就职标志“学术北大”到“经济北大”的转变 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和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双双被擢升为校长助理，分别主管学校的财务和校办产业。他们成为了北大历史上除马寅初外职位最高的经济学人。 从中青年经济学教授中直接提拔优秀人才到学校领导岗位，这在我国的高校中还是不多见的。按照我国先前的惯例，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大多埋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很少被提拔到学校高层，直接参与行政管理。 海闻和张维迎在上任之前，学校的财务由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主抓，校办产业由副校长陈章良主抓，而闵书记主动让贤，陈章良调至中国农业大学任校长，于是，学校经过层层审核，决定让精通经济和管理的学人海闻和张维迎接替他们的工作。海闻本身就是北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张维迎则身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校长助理的官职并非顶尖，但却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操控北大经济命脉；而且根据经验推断，校长助理几乎就是副校长的热门候选人，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炼，将会顺利提拔为副校长，跃入学校最高层。有消息称，北大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大动作凸显学校领导着意将传统的“学术北大”打造成“经济北大”。?9９lｉｂ.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北京大学和它毗邻的清华大学在1999年就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蓝图。北大还拟定了实现这一蓝图的时间表，即用17年的时间使北大与哈佛、牛津和哥伦比亚大学平起平坐，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一般来说，一流大学的标准最终是以学术来衡量的，但有识者认为，如果片面抓学术并不能带动大学的全面发展，也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提高学术水平。从管理制度入手经营大学已成为各大学校长的共识99ｌｉb?，因而北大擢升年富力强的经济学家参与学校的管理，正是要利用经济学家的专长，打造全新的一流的高等学府。 有不少人担心，“以人为本”一直是北大精神之所在，但自学校有意打造“经济北大”后，校园的商业气息逐渐淹没了以往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将无限伤害北大积淀百年的人文精神。 有记者直接将这个问题摆到海闻面前，海闻出人意料地肯定了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大学培养人才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也是现阶段高校的培养目标之一，这是对社会变革需求的适应。向校园内延请优秀的企业家和各行业的成功人士对于大学生教育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给他们提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成功楷模。现在一个大学生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一点也不奇怪，这正是观念和现实变化所在，对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 他同时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在校园里尚属于“特殊现象99lib?”，或者称之为“过渡阶段”，之所以出现对于上述现象的抵触和非议，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在高校里培养企业家的传统和氛围，专心做学问或者入仕是过去普遍被认同的选择，现在有了新的观点，自然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随着将来高校中走出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这一现象会趋于正常和合理。 海闻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毕业后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费留学的大学生，前往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系攻读研究生。1983年他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他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讲师、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讲师和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讲师和终身职的副教授。 1993年，留美10年的海闻回到国内，中国市场经济的洪流感动了他，他与“海归派”经济学家林毅夫、易纲、张维迎共同发起并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一年后，海闻也正式回到了祖国，受聘于母校北京大学，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心主任是曾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非盈利性实体机构，当时主要是帮助一些留学有成的人回国发展。多年来这个机构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海归派”经济精英人才，规模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经济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被称为国内经济学领域的科学殿堂，也令中央高层刮目相看。而取得这一切成就，海闻是功不可没的。 在中国经济学界，人们时常不经意中将海闻和张维迎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北大的两个“少壮派”教授。他们不但年龄相差不多，所学专业也相同，而且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海闻当年从美国回到母校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维迎几乎是同时从英国牛津来到北大，担任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两人在北大两个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唱主角。因此当北大领导将海闻和张维迎双双提拔到学校高层的位置时，使好奇的人更加感到北大的这两个经济学“巨人”命运连在了一起。 目光前瞻：踏上自费出国深造之路 海闻1952年生于浙江杭州，当读完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主动提出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海闻从春江水暖的杭州来到了地处北大荒的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落户。 那时虎林的知青都是屯垦戍边，一边种地当农民，一边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保卫边疆。海闻来到虎林的时候，“珍宝岛事件”刚刚平息。珍宝岛处于虎林和密山、饶河中间，海闻还记得“珍宝岛事件”过去后边疆上空那难以挥散的硝烟。 海闻在虎林一呆就是9年。这期间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回城了，也有人重新回到中学读书，可海闻因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只得默默地待在北大荒。 那个时候海闻特别崇拜英雄，而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有一张插队时的黑白照片，其造型与杨子荣无异。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北大荒，海闻就像枯木逢春一样看到了希望。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高考。可他还是在9年前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所学甚少且遗忘得也差不多了，他茫茫然有些不知所措。 或许海闻天生就有一种挑战命运的本领，他下定了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在离高考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内，他拼命地补习初中所学知识，又自学完高中的全部课程，加入了黑龙江省200万人的高考大军，竟然鬼使神差般考进了北京大学，成为经济系的一名大学生。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教授，他早年留学哈佛，1927年回国后一直活跃在我国的经济战线；现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是经济系的老师。在名师的熏陶下，海闻的英雄梦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延续和张扬。 有人说，海闻天生具有一种超前意识，看问题总是具有前瞻性。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文革”的阴影尚没有散去，中国的经济远没有形成热潮，他却选择了经济专业；当他读到大三时，留学潮还没有开始，他已有去美国留学的打算。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国留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名额本来就少，又都是公费，个人自费留学几乎没开先例。 有一天，海闻和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老一代革命家当年出国勤工俭学的事。海闻突发奇想，说，当年周恩来、邓小平能到法国勤工俭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封信，让中央也同意让我们去？我们可以自费学习，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海闻是个说了就做的人，他真的向学校申请出国读硕士，学校没有先例不知如何办理出国手续，于是他又向北京市有关部门写信，最后获得批准。他拿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后，便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当他准备辞行时，陈岱孙教授劝他等到毕业再走，因为如果大学没毕业就走，到了美国很多课还要从头读起。这样海闻又在学校读了半年多，直到1982年毕业才出国，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申请自费出国的大学生之一。 关于这段经历海闻有过这样的“内心独白”： “我在出国的第一刻起就有强烈的归国效力的愿望。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深造，作为一个年轻的毕业生作出这样的决定，在统分时代毕竟还不多。8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理想与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到北大求学，大家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我的大学生涯和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国家的每次尝试都在当时大学生的视线之内，对改革开放的思索和感受是我们怀有使命感的动力之一。实际上，同学们都非常羡慕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和救世哲学：为什么他们有和常人不一样的、超前的眼光和办法？” 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并不容易。海闻到了美国后才发现自己的英文水平根本不能应付基本生活，更别说听课了。为了完成学业，他不得不每天上课带上录音机将老师的讲稿录下来回来慢慢自学，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如此，为了赚出学费和生活费用，他还必须出去打工。刚到美国，一位不知情的朋友推荐他去做夜班接线生，工作是从夜里12点到早上6点，老板见他是大学里的研究生便认定可以胜任，可九九藏书哪知他的英文不好，根本反应不过来对方说的号码，这样干了一周就被炒了鱿鱼。后来他的同学告诉他，这样的工作就是美国人都不一定能胜任，不但要反应快，而且英文要求特高。海闻听后出了一身冷汗。 由于英文不好，海闻不能在学校里当助教，只得到餐馆打工，或替侍者做助手，拼命挣钱，拼命读书。他在美国的最初几年真正体味到什么是艰苦和辛酸。 两年后，海闻度过了困难期，英文水平突飞猛进，还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这时候海闻真想回国。可是他的导师建议他再读博士，多学些知识回国会用得着。于是海闻又向几所大学发出读博申请，便回国等待消息。 海闻回到老家杭州，和他相爱多年的女友举行了婚礼，９９lｉｂ?又在杭州大学任教近一年后，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1984年9月，回到美国的海闻，边攻读博士学位，边潜心观察和研究美国经济。他还利用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任讲师的机会，积累了丰富的美国大学的教学经验。1993年他和同好创建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并担任理事，后又担任会长。 用“真心英雄”来指称海闻是不过分的。1993年在美国大学获得终身副教授职位的海闻毅然回到了祖国，并受聘于他的母校。从1995年到现今，8年潜心钻研，海闻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1993年，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智慧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著述中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分析和构想引起海内外经济学者和企业家的兴趣，也获得到了国家经贸决策部门的关注。其后，他和经济学家林双林合写的《管理中的经济学》，由他主编的《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等学术著作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提示和分析受到高层领导的夸奖。 杨子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艺术中的英雄形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贫乏的英雄梦中的一个公共标签。时间过去了若干年，梦幻一样的英雄之歌已不为新生代所熟知，然而对海闻来说，尽管如今身处显位，但虎林屯垦戍边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就像杨子荣的形象至今使他倍感亲切一样。因为正是这种最原始的英雄主义的冲动，才使他有了铭心刻骨的英雄情结，才有了后来的强国梦。 在“WTO与强国梦”讨论中脱颖而出 海闻一直行事低调，从不张扬自己。2000年他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中国入世问题与网友真诚交流，是近年来少有的在媒介99lib?抛头露面。也正是这次公众对话，使海闻的知名度突破了学术圈，在公众领域刮起了“海闻旋风”。 海闻是国内公认的WTO问题专家，由于他回国前在美国从事国际经济学理论研究，并没有直接接触中国加入世贸的事情，但是他在外围的沟通和说服工作做得十分仔细，影响了很多人。 1995年他参加国内一个世贸研讨会的时候，还是当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邀请了他。当时的海闻在国内远没有现在的知名度，整个会议他都坐在旁听席静听。在会上，外国学者一直向中国游说开放的种种好处，然而中方学者不停地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时海闻觉得很遗憾，因为大家始终没有真正沟通。 后来海闻出席了一个国际性的谈判会议，在会上他问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发展中国家是怎么回事？对方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是大国，在.99lib.国际贸易中，大国可以影响国际价格，所以不能适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海闻想，这种沟通上的障碍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后来他在很多的国际研讨会上，都向外方解释中国的意图。他说，要别人听得懂，重要的不仅是会英语，还要知道别人的立场和逻辑，要知道别人的顾虑是什么。 1997年，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访华时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直接问他们最担心中国什么。美国客人告诉海闻，美国担心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不是会继续朝市场经济进行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中国加入世贸后，因为特殊的身份在国际市场进行不平等的竞争等等。海闻告诉美国的客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因为中国有建设市场经济的决心，而且中国也是把加入世贸组织当成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来看的，中国只会继续改革。同时，他也告诉美国的客人，如果中国开放得太快，会有众多的复杂问题难以解决，对中国的改革只会适得其反，从而造成经济社会的各种震荡。 1999年朱镕基访美，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仍没有签订。当时海闻教授正在美国几所大学参加中国加入WTO的研讨会，恰巧跟踪了整个过程。海闻看到，朱镕基在访美期间跟很多美国人做了很好的沟通，没达成协议完全是美国的原因。他看到，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共和党完全撇开经济上的考虑，搞出什么献金案、间谍案，一定要把克林顿跟中国联系在一块，把他描绘成出卖美国利益的总统；而民主党则是考虑政治上的压力，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媒体反华情绪非常大。 有一天，海闻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一起共进早餐，海闻问鲁宾：朱总理访美时，为什么你不同意和中国签协议？鲁宾说，他其实是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因为这对中美确实都有好处，但他觉得当时的情况下签协议政治色彩太浓，所以只能推到后来，但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轰炸使馆的事情。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引发了国内积蓄.99lib.t>已久的反美情绪，那时海闻教授在全国一片伐美声中，搞讲座，写文章，希望能够通过舆论给国内的人们澄清思想。直到1999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中美双边协议正式签订后，海闻仍在做这种耐心的说服工作。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找上海闻的。 海闻在这个主题为“WTO与强国梦”的讨论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抒发了深怀已久的强国梦，分析中国入世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带来的各种机遇，指出入世是中国追求强国梦的必由之路，从而慢慢排除了沉积在网民心中的种种忧虑。这次讨论在网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今余音袅袅。据称还有一位高层经济官员把这次讨论稿下载，分发给相关部门，作为有价值的资料来研读。 鼎力支持中国汽车工业而非汽车零部件业的发展 “专跟林毅夫唱反调”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林毅夫，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朱镕基任总理期间的经济智囊，也是海闻教授的顶头上司。1979年5月，26岁的台湾军官林毅夫从金门涉海来到大陆，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获得北大经济系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后他回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就斐然，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1993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大任教，与海闻、易纲、张维迎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海闻和林毅夫同生于1952年，是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在学术上各有所专，工作上配合默契，这一切北大人都是看得见的。何来海闻专跟林毅夫“唱反调”之说？ 这是一个网友的“发明”，源自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中有关中国汽车工业问题的一次讨论。 两年前，海闻作客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时事大讲堂》节目，一个名叫“生是林教授的人死是林教授的鬼”的网友向海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林毅夫教授是您的上司，但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而是应该像台湾那样生产汽车零部件，可为什么您，海教授，为什么您专跟他唱反调，认为中国离开汽车工业似乎活不了了？” 林毅夫对中国民族产业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水平，成本越低竞争力越强；而产业成本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产业在该国相应时期内的比较优势。目前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就决定了我国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大量的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技术层次较低的部分。只有处于这些产业段里的生产活动，才具备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生能力”。他感到那种认为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只有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才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观点，是有悖于我国国情的，是赶超战略的思想在新发展阶段里的表现。因而他提出中国大陆可以不必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 海闻在一个场合也谈到中国的汽车生产问题时，对中国汽车生产抱有很大的期待。他认为，尽管在中国生产汽车的成本很高，但汽车之于未来中国是很重要的，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９9ｌib?，汽车以及汽车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在未来制造业里，对中国未来的10年、20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市场的必要性来看，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迈进。根据有关预测，2005年，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那么中国需要的汽车应该达到每年200万辆；到2010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汽车年均需要量是500万辆。对于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如果中国不靠自己生产，靠进口是很难达到的。 海闻在回答凤凰卫视中文台网友的提问时申明，他其实与林毅夫的观点是一致的。林教授认为中国不一定要走韩国模式或日本模式，主张中国要发展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不要追求所谓的名牌。这其实也是海闻的一贯观
?99ｌib?
点。但是海闻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需要健康地发展。 人们发现，海闻和林毅夫两个教授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有些差别。林教授对中国汽车工业的热情远没有海闻
藏书网
那么执著，用网友的话说，林教授是要不要无所谓，而海闻是非要不可。 但是海闻的这个“非要不可”是基于对现实的认定。他认为需要对“中国汽车工业”进行重新定义，即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的汽车，都应该看成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包括与福特、丰田、大众的合资公司，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海闻和林毅夫两教授的观点并不存在矛盾。 海闻和林毅夫都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汽车工业的。他们都认为，通过比较优势，可以知彼知己，但中国不能因比较优势而因循守旧，束缚住自己。 关于比较优势，在中国入世时，海闻在一次讨论中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说，如果按照现在比较优势来分工，那么中国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局限于这种比较优势，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做鞋子做玩具，那么我们的高科技哪里去了，国家怎么能强大？这里涉及一个“开放”与“保护”的问题。搞保护很多年的一个基础想法就是说，通过保护我们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汽车工业，自己的飞机工业，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但事实上保护并不能把我们的强项真正发展上去。 他想起经济领域里“幼稚产业”的说法，企业就像小孩一样，他小的时候不能跟大人去打架，需要保护，等长大了，就可以不要这个保护，自己去打。但是现实当中，这个企业和小孩不一样，小孩你不用担心，他一定能长大，除非生理上有什么问题，否则哪怕营养不太好，也能长大。但是企业就不一定，因为保护，它可能永远长不大，它似乎没有必要长大，没有必要来提高效率。 海闻在现实中也找到了许多实证，比方说，美国曾经也保护过企业，但保护了以后发现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增加，成本并没有降低。中国的汽车行业也保护了许多年，但现在长大了多少？似乎仍然是不堪一击。所以海闻认为，“保护”不能发展高科技。 基于海闻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个定义，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降低关税的同时，必须要开放外商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只有让全世界优秀的公司在中国投资、竞争，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力，从而使中国今后出口汽车成为现实。 2003年2月，媒体传出国家计划实施汽车生产的准入管理的消息，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应。海闻开宗明义提出，政府不应对汽车设立行政审批准入门槛。 海闻早就被学界称为“对汽车极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他不但对汽车，而且对汽车政策颇有研究。在他看来，汽车业不像水电和交通业那样具有自然垄断性，也不像金融和通讯行业那样具有敏感性，汽车与其他制造业没有太大区别。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府不应该直接管理汽车。一般来说，只有市场管不了的那些容易形成自然垄断或对经济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产业，如银行、交通、水电等才需要政府专门控制管理。当然，现在汽车行业还大量存在着国有企业，政府现在的管理主要是为了保护现有的企业，使他们不亏损。但从市场经济角度讲，这样做不好，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道而驰。 另外，他认为政府直接管理汽车将致使政府承担所有风险，比如金融、股市由国家管，老百姓没压力了，政府却有压力。如果政府转换角色，那么老百姓该把关了。在他看来由国家管理汽车，可能会带来好处，但管的坏处会超过好处。 因此，他建议政府对于汽车应实行间接管理，如管安全、环保、质量等，设立技术标准或法规门槛，就行了。汽车不特殊，没有必要行政审批。政府应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不应从保护现有生产者的利益出发进行管理。 作为经济学家，海闻始终认为，政府要保护企业，就应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反对垄断，出台公平、透明的政策。政府要保护消费者，就应使老百姓大量就业，提高收入，增加国家税收，这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中国跟外国学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学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自由化经济，鼓励人们发挥奇思妙想，成败由自己负责，政府主要收税。过多管理的结果可能会扼杀一大批有活力的企业和人才，甚至扼杀一个国家创新的活力。 批判社会经济以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便利为导向 2002年，张维迎在《中国企业报》撰文狠狠抨击政府垄断的弊端。这是自2001年海闻、王岐山等知名人士发起反垄断呼吁后，中国知名人士又一次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政府垄断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种积重难返的深层次问题。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部门垄断，一些政府产业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控制价格，因而不合理地收费。另一种是各地方政府行政性分割市场，推行地方保护和地方性垄断，不仅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行政性地把统一的市场切割开，破坏应有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政府垄断比较突出的是电信、电力、民航、保险、金融、医药、石油等行业。 2001年的3月，海闻和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对行业垄断提出严厉批评。海闻在批评电力和供水部门的垄断时，还具体提出反对用卡买电，引起技术部门和老百姓的震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各大城市用卡买电得到了广泛推广，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异议，供电部门甚至把这项措施称作“行业技术进步的样本”。但海闻认为，用卡买电是一个技术进步用到错误的地方的典型事例。 海闻在美国呆过10年，美国公寓里也装有电表，每个电表上都有一个闸。如果没有问题，这个闸就开着，电源源不断地来。如果断电，只要打个电话给电力公司，电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如果你往电卡里输1000度电，你也得经常去看电表，不看的话你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度电。海闻举例说，比如我在家工作，电脑正打了一半，突然没电了怎么办？晚上去哪儿买电？而且他认为，强迫用户买设备，把更新设备的钱都摊在用户头上也是没道理的，让用户整天去看电表，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这样做的。 他说，社会就要分工，不能让当教授的、做记者的、做生意的整天要去担心自己的电，我愿意出钱专门雇人一个月来查一次电，这个费用很低。发个账单的成本不是很高，同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目前对这种就业机会是不应该卡掉的。因而在海闻看来，用卡买电这个技术设计得非常糟糕，根本不应该推行；把打电话的技术用到供电上面绝对是个错误，越推广以后的麻烦越大。 海闻是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技术不能单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考虑，技术必须为市场服务。垄断情况下，技术不能为市场服务的时候政府就要干预，政府就要有一些其他途径来限制垄断。这个问题WTO也解决不了。比如银行态度不好，外资来了对它有压力；而有些领域则没法竞争，如电和水就是典型的自然垄断。所以他认为，应该呼吁政府来干预，呼吁电力部门为消费者着想。他算了一笔账，从全国的资源损失来讲，现在多少人为了电要花很多的时间，就算每家每星期花10分钟去看电表，可以算出全国一共有多少时间用在这上面，且不讲提心吊胆的心理负担了。 海闻提议：现在每家每户都有电表，这实际上相当于每家每户有个闸。电卡的功能应该改为，把它插进电表就会走字，每个月按时收钱就是了。你不交钱我就把这个卡拔掉，你自己断电别人不断电。你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惩罚不交钱的人，但是不能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所有交钱的人。 关于拖欠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是：每个用户开始用电的时候交一个月的电费作为预付款，交多少可以根据各地的情况按平均数收。每个月通知他交电费。缴费一直正常的，等到他离开的时候或者不再用电的时候把钱退还。如果通知后一个月不交电费的，你把他的电断了。这时候你的实际损失不会很大。然后也可以建立一个罚款制度，如果他拖欠一个月以上不交，给他断电。如果他还要继续用，恢复供电时加收滞纳金。 生产者提供产品时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消费者。中国的很多技术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应用一项技术往往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怎样使消费者感到方便，而是怎样能够保证生产者的利益。 2003年8月，海闻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消费领域，首先是因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垄断地位，消费者别无选择；其次是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什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打破垄断，引进市场竞争。对于那些不能够引进市场竞争、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就必须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对其进行管制，这样才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由于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有组织的，而消费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很难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去对抗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消费者始终是弱者，
?99liｂ.
政府必须对生产者和经营者显失公平的行为进行制约。只有给侵权者以较重的惩罚或者使其支付数额巨大的赔偿，才能对垄断企业形成威慑，否则不但对侵权者不起作用，也不利于鼓励和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2003年8月，媒体传出消息，我国的《反垄断法》已在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的酝酿和起草之中，成熟后将付诸实施，从而彻底解决政府垄断的弊端。 中国制定反垄断法有几个深层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的法律需求，即必须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垄断现象极其严重，垄断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垄断从数量上和影响上可以说不亚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垄断。中国也存在像美国微软这样的垄断问题，而且那仅仅是中国垄断现象的冰山一角。然而，中国遇到的问题和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的垄断现象有其自身的成因和内在机理。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自身处于一个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同时受到世界第五次大规模收购重组浪潮的影响。另外中国“反垄断法.99lib.t>”在维护公正市场秩序、保护有效竞争、保障消费者利益等方面还发挥着市场经济基本法的作用。 力倡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保证亚洲金融安全 2003年9月3日，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前来中国探口风的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北京举行了一个专门的早餐会，受邀者除了美国使馆官员、美中商会代表、部分美国在华企业代表外，还特别邀请了海闻等6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尽管这是美国政府高官出访的一个惯例，然而这次的早餐会却特别引人注目。西方媒体称，斯诺的中国之行扑朔迷离，但他把有留美经历的海闻等经济专家请上早餐会，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这场论战，将不得不从政府之间的沟通转向能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中国智囊式的经济学者身上。 2003年下半年呈激化倾向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其实从1996年就渐露端倪。但那时美国的贸易顺差并不突出，美国仅仅有要人民币升值的一些呼声。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面前，人民币顶住各方面压力，没有贬值，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升值。以后，美国一直没有机会顾及到这个问题。2002年以来，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而人民币因跟美元挂钩也跟着贬值，从而造成欧盟和日本对华出口的不利。对于美国来说，本指望美元贬值能帮助改善他们的贸易状况，结果人民币也跟着美元贬值，仍然无助于改善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于是美国
99lib?
在日本、欧盟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向中国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美国的大选临近，政府通过人民币问题使国内的目光向外转移。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在斯诺访问中国之际达到了一个高潮。 63岁的斯诺被认为是美国官员中的温和派。他是2002年底美国总统布什调整经济班子人选时，被提名接替原财长保罗·奥尼尔而担任美国新财长的。奥尼尔由于执行布什的经济政策不力，被迫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斯诺曾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福特政府内担任运输部部长助理及副部长，后担任美国东部最大铁路公司——切西（CSX）公司董事长长达14年之久，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国情比较熟悉。布什曾称赞斯诺“是个很出色的商界领袖，是个经济政策专家，又曾是学者和公务员”。由此，斯诺成为布什政府内重要的经济顾问，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提倡者。 斯诺在到达北京之前，在日本停留了一天，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举行了会谈。盐川被看作是一位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颇有微词的批评人士。就在斯诺抵日的前两天，他还老调重弹，表示将奉劝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依照市场规律自由浮动。分析人士一眼洞穿盐川这是明目张胆地以邻为壑。1年前，盐川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试图把人民币抬上去，结果却使日元飙升了12%，直至现在日本仍在饱尝日元升值的苦水。 盐川不会忘记这任财长的这个“大手笔”：日元从2002年1月的130日元兑换1美元，涨到了2003年8月的120日元兑换1美元后，日本央行加大了干涉外汇市场的力度，购进美元，以压低日元。结果遭到“信奉”市场经济的美国出面批评，日本银行被迫收敛，日元立即就在10月突破110元大关。据资料显示，从2003年1月到9月，日本政府为了阻止日元升值，已经动用了1兆日元（约7000亿人民币）干涉外汇市场。日本花那么多的日元去购买美元，最终不得不用那些美元购买美国债券或股票，等于无偿地在为美国经济做贡献。 与盐川的强硬相比，斯诺一向以其温和的国际经济外交政策而著称。舆论猜测，日本也许将和美国联手就汇率政策向中国施压。但是，道琼斯通讯社报道说，斯诺在这次会谈中的讲话似乎基本维持在巧妙的外交层面，他避免触及两个亚洲经济巨人的汇率政策这一敏感问题。 斯诺在北京两天的行程中，他先后与中国副总理黄菊、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财政部长金人庆等进行了会谈。9月3日，温家宝总理会见斯诺时表示，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媒体称，当斯诺结束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会谈走出中南海紫光阁的时候，他满面的笑容也许说明，这位新任美国财长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但今年63岁的斯诺财长似乎更愿意倾听中国经济智囊的声音，于是他特９９ｌiｂ.邀了海闻、余永定等中国专家出席他的早餐会。 在早餐会上，海闻告诉斯诺，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 海闻心中有这样一些数据：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逐步加大，尤其是在出口方面，2002年对美出口额占我国出口的22％，美国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国，而在中国的进口方面，2002年的数据是，美国排名第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不断扩大。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美国方面的顺差是280亿美元，2002年稍有缓和，为165亿美元，但2003年前7个月，又达到287亿美元。 因此海闻问斯诺：如果人民币升值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存在，美国还能怎么办？ 斯诺对这位中国学者的讲话很感兴趣，频频点头，他说，藏书网我们没有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只是希望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预过多，否则不可能有比较独立的货币政策。 但是海闻认为，其实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各有利弊，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是无可非议的。但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特定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汇率浮动，对.99lib.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有很多变数。汇率变动对中国，对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是不利的。 至于独立的货币政策，海闻认为，从长期来看，在汇率放开以前，首先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体系，而目前中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影响生产的渠道并不畅通，因此，利率的市场化比汇率放开更紧要一些。 斯诺离开中国之后，很多对斯诺中国之行的报道都认为，斯诺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空手而归”。但海闻教授认为斯诺是有收获的，因为不光是中国高层领导如温家宝、黄菊等向斯诺解释了中国将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作为长期目标，而且在早餐会上，中国学者们的分析对斯诺也是一个触动。 9月5日，斯诺在泰国参加曼谷APEC财长会议期间，接受BC电视台采访时的表态印证了海闻的判断。斯诺告诉人们，他在和中国政府官员的会谈中，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中国政府的表态让我很受鼓舞，我认为我们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斯诺同时告知世人，他拒绝为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开出一个时间表，因为“对我们来说谈论一个时间表是毫无助益的”。 正如海闻所言，斯诺是一个严肃、认真又谦逊的官员。在那次早餐会上，斯诺静静倾听来自中国学界的声音，只是偶尔插话。斯诺对海闻等中国经济智囊的讲话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APEC财长会议的闭幕，愈来愈多的亚太地区国家已改变态度，转为希望人民币保持稳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官员甚至明确表态不希望人民币升值。而9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改造内阁中出局，由谷垣祯一接任他的职务。这位新任财务大臣一直保持着缄默，使得日本政要公开鼓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日渐稀落。 尽管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炒作已降温，但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海闻认为，人民币没有升值现在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的要求，因为它毕竟体现对方一部分利益阶层的要求，比如制造业的压力，在贸易逆差的解决上，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不是通过减少出口，可以扩大进口来解决问题。 他认为解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至少有两条途径： 首先提前开放资本市场，可以很快解决升值压力。以前我们为了国内市场的稳定，控制资本外流，不敢开放资本市场，其实只要控制国家资本的外流就可以避免问题的出现，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控制资本市场的方式换取稳定。很多国内企业已经感觉到，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这正是政府鼓励它们到国外投资的时候，中国需要一些跨国的大企业，应这种大企业发展的需要，开放资本账户也是必然的。 另一个办法是扩大进口。我国贸易市场的观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很多重商主义的思想痕迹依然存在，总觉得出口是好事，进口就是不利的。其实有些产品我们本身不生产，谈不上伤害。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必须合作，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会带来问题。贸易的原则不只是互通有无，只要对方做得更有效、价格更便宜，哪怕只是相对便宜，我们就应该进口。解决了这个观念问题，进一步打开进口渠道，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另外，国内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可以考虑更多的进口，可以增加竞争，破除垄断。我们还可以提前放开进口的壁垒，甚至可以提出中美自由贸易的问题。 与此同时，海闻也预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是暂时的，用不了5年，人民币就可能面临贬值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来自几个方面：入世后承诺的开放使进口产品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外来投资的逐步到位，我国的资本净流会减少；资本市场如果开放，对外汇的需求也会增加；通货紧缩的状况已经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来，住房、汽车等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经济的发展周期决定未来几年将迎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高潮，经济过热的压力同样会带来人民币的贬值。 海闻教授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进程中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归国10年，以极具个性的思考激活了中国经济精英的学术话语，给中国经济研究带来清新的空气，拓宽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他对中国经济核心症结的解剖和研究，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 附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选择 海闻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的全球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便宜的资源。例如，一家中国公司不会只使用本国的生产资源，而是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就用中国的劳动力，美国的资本便宜就用美国的资本。中东的石油便宜全世界都用中东的石油，资源配置不再受国界的限制。 其次，经济全球化是消费的全球化，不仅在本国市场上购买消费品，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消费品。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各种耐用消费品现在基本上都全球化了，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消费本国的产品。 最后，经济一体化是体制的趋同或一体化过程。从逻辑上来讲，企业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上竞争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规则，而全球性的规则就意味着体制的趋同。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常常因为补贴而受到美国、欧盟的反倾销反补贴指控，但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福利、养老负担是很重的，但就因为是国有企业，体制不同，规则不同，美国人就说有补贴，是倾销，是不公平竞争。最后由于两国企业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上竞争，通过竞争与合作，会形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竞争规则，结果是或者大家都没有补贴，或者都补贴（一般不可能出现），总之，会逐渐在一个规则下竞争。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的称霸野心吗？

经常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全球化是美国化，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事实上，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首先，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人们的收入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收入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基本的生活需要就都满足了，随之而来的是对服务和奢侈品的消费需求的增加。前几年VCD卖的很好，现在要买DVD了。前几年买普通相机，现在要买数码相机。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从而有能力生产各种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产品的一个特点是需要大量的R&D（研究开发），波音飞机的每一种新机型、福特推出的每一种新款汽车都需要大量的R&D。知识经济需要大量的研究开发工作，而研究开发有很强的规模经济，也就是固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在开发出新产品后，如果小批量生产的话，就不能弥补大量的前期研究费用，是一定会亏本的。只有大规模生产才有足够的收入补偿研究开发费用，而国内市场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大规模生产必须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只有预期能在全球市场上占有足够多的市场份额之后，企业才愿意研究开发新产品。所以，由于生产的固定成本增加，就?9９ｌｉb?必须要有较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个全球市场，也就产生了消费的全球化，企业也拼命地向全球扩展。不仅美国人如此，今后中国人一旦研究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后，也会希望把它卖到全球市场上去。既然消费全球化了，有限的市场容量必然会导致竞争，产品必须不断改进以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必然会导致生产的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有其内在的经济原因，美国的称霸野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其实，美国人对全球化也是心怀疑虑的，担心墨西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会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担心工厂会迁走影响就业等等。 其次，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为全球化创造了政治条件。如果冷战没有结束的话，经济上肯定有这种要求，但政治上却不可能。 最后，信息产业革命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网络使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全球性的商业操作成为可能。 概括地讲，全球化的出现是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变革的时候了。这里的生产关系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关系。如果把全球化比作当年的资本主义革命的话，那么信息产业革命就是当年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可惜的是当时中国没赶上，落后挨打了100多年，当年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不知道。但是中国对现在的信息产业革命是了解的，知道全球化是一个趋势，知道信息产业革命的重要，中国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全球一体化的现状

首先，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1950年全球总贸易额为1130亿，1997年已达11万忆，增长了97倍，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贸易额已达GDP的35%，其中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额的1/4左右。1980年的国际投资额为5万亿，现在已近8万亿，增长也是非常快的。 其次，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区域一体化分几个层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属于最低层次上的合作，是一个进行自愿协作的谈判场所。层次再高一些的合作就是自由贸易区，最典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合作层次最高的是区域一体化组织，也就是欧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就要扩大，如果不对外开放的话，就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德国只要一家汽车厂就能达到足够的生产规模，但是如果只能有一家汽车厂的话，就会有垄断，会损失效率。怎么样才能既没有垄断，又有规模效益呢？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各国的企业规模尽量扩大，同时开放国界使欧洲变成一个大市场。这样即使法国和德国都只有一家汽车厂，但他们必须在欧洲范围互相竞争，因而既不会产生垄断损失效率，又有规模经济。 再次，跨国公司的发展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40%，在国际经济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世贸组织下面有三个主要条约，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只是其中的一个条约，其他还有服务等方面的条约。世贸组织的下一轮谈判是千年回合，主要谈市场准入、农业和纺织品问题。世贸组织的成立和新一轮谈判反映了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也说明全球化进程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才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主要困难在于世界各国的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从体制上来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少数寡头控制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一般的开放的市场经济。有些问题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例如，在发展初期，农产品有比较.99lib.优势，价格较低，不需要保护；但是在发展的较高阶段，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价格较高，农业保护就比较厉害，如日本、欧洲；如何取消农产品保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只有通过世贸组织，通过多边谈判才能解决问题，而不能打贸易战。

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分析

美国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时候，一些利益集团反对，认为自由贸易区会引起资本外逃，使美国工人受到外国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自由贸易是双赢的安排，应该搞自由贸易区。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学家在考虑国际经济问题时，往往只考虑生产者利益，不考虑消费者利益。进口能够让消费者消费到以前没有的商品，从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这一点。简单地讲，全球化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贸易所得。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贸易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使投入多样化以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贸易能够加强竞争，降低商品的价格，还能够使消费者消费到更加多样化的产品；比如桑塔纳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有几年时间连颜色都不用变，仍然供不应求，但是后来本田雅阁、通用别克进来之后，桑塔纳就不得不推出了新车型，否则它就没有市场了。更重要的是，有的产品原来国内不生产，有需求但无供给，进口商品后消费者能够消费到以前得不到的商品，效用也提高了。 其次是国际贸易投资会带来正的外部效应。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餐饮业也开始有快餐了，服务也好了。而且这种技术外溢和技术转让是不同的，是不需要支付成本，也是无法阻挡的。一些乡镇企业家就经常出国找“点子”，以得到开发新产品的启发。尤其是现在的知识创新有很强的外部性，只要科学家在一起聊聊天，就能得到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信息产业的科学家都要往硅谷跑，就是因为在和同行交流的时候能够得到很多启发。如果没有开放交流的话，就不能获得这些收益。

全球一体化的结果

全球一体化的结果一是体制趋同，二是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生活水平能否提高还不是很清楚。绝对生活水平提高就是把蛋糕做大，尽管某国占的份额可能比以前小了，但是由于蛋糕比以前大了，所以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就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般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的确都提高了。相对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或者说各国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更重视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做生意，美国人赚了9块钱、中国人只赚了1块钱。尽管美国赚的钱比中国赚的钱多得多，但是，如果不做生意的话，美国固然赚不到9块钱，但中国也赚不到1块钱，实际生活水平也就没有提高。相对生活水平有无提高是一个实证问题。从感觉上来讲，中国和美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在很多方面，中国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多少，即相对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中国是否应该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总体来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贸易收益。贸易收益不仅仅是出口创汇，还包括进口收益。开放市场后老百姓能够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优质产品，从而消费者福利会有很大的增加。衡量一国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不能看名义收入，而要看实际收入，如果商品价格低，同样多的钱能够消费更多、更优质的商品，生活水平和福利显然更高。日本的收入水平是非常高的，但物价也非常高，一碗面要1000日元，而美国一美元能购买8包方便面。从实际购买力来说，显然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因为他们享受了全世界最便宜最优质的产品。18世纪的重商主义认为一定要有贸易盈余，钱流进来才算盈利了，否则就是吃亏了。这种认识是很狭隘的。 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利用多边体制解决争端。现在中国的贸易是双边体制，和美国签一个最惠国待遇，和加拿大签一个最惠国待遇，用双边谈判解决贸易纠纷，而双边谈判并不是解决贸易纠纷的好办法。多边体制有利于贸易纠纷的解决，至少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仲裁。 再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参与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必须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下一轮谈判开始之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否则就不能参与下一轮谈判，也就不能在谈判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等到谈判结束后被动地接受谈判结果。乌拉圭谈判的时间长达8年，下一轮谈判还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结束。 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加快改革进程。中国现在需要建立以前没有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但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理论上也说不清，只能不讨论，与国际接轨，靠外部压力来加速改革进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应该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不要计较某些领域内的小得失。 关于关税，现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是14%，WTO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中国承诺在2000年的关税为15%，2005年的关税降至10%，仍然高于WTO成员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 再就是民族工业的问题。什么是民族工业？如果麦当劳资本的60%是中国人的，雇员百分之一百是中国人，土豆是东北的，牛肉是河北的，这时麦当劳是不是民族工业呢？牌子问题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增加中国的GDP，增加就业和税收，就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现代企业所有权异常复杂，已经很难用品牌来区分民族工业了。许多日本汽车就在美国生产，而许多美国汽车却是在加拿大生产的，因此，很难说哪个是美国的民族工业，哪个是日本的民族工业了。现在统计中用GDP取代了GNP，也说明对于国家来说GDP更重要。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企业已经落地生根了，其利润也仍然投资在中国，这些企业就不是外国企业，而是中国企业了，应该给它平等的待遇。 至于农业问题。有人认为要像日本、韩国那样进行农产品保护，但是，日本、韩国当年搞农业保护的时候，并没有WTO的限制，而中国再搞农业保护的话，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是不相容的。而且，中国的农产品正在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搞农产品保护会造成非常大的效率损失，而且以后再取消保护时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总之，现在不实行农产品保护的代价小于现在搞保护以后再取消保护的代价。中国不能搞农产品价格保护，而应该支持农业发展。具体来说，可以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快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引导农民从事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如花卉、蔬菜等等。 关税和投资有一定的替代关系，但不是绝对的。美国的关税很低，但美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关税再高，汽车也要进口，因为国内没有这个生产能力。而且，根据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任何产品最后都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从中国的出口看，现在中国的洗衣机、冰箱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机电产品的出口已有相当的规模。在不久的将来，汽车也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那时中国的汽车也会走向世界市场。 伊拉克战争优秀的军事评论员 2003年3月至4月间，在人们在把目光聚焦到伊拉克战场，倾听中央电视台对这场战争的现场评说的同时，也在不经意中记住了一个中国专家的名字：宋晓军。 宋晓军的名气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飚升，可称得上是央视新闻频道开播后的一个“事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电视媒体，中央台视台似乎从来也没有在如此集中的时间内让一个军事专家如此频繁地在荧屏上亮相，而且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以至观众对宋晓军熟悉得哪怕闭上眼睛也听得出他那富于表现力的声音。当然与宋晓军一起成为电视新闻宠儿的还有张召忠、阎学通、金一南、杨成绪、朱锋等中国专家。宋晓军以他平和的姿态、大容量的知识储备和极具个性化的解读打动人心。正因为有宋晓军等强大专家阵营的支持，才使得中央台新闻频道的收视率提高了15倍以上。有人说，宋晓军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起走红了；也有人打趣说，伊拉克战争使我们结识了两位陌生人，一个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布鲁克斯，一个就是中国军事专99lib?家宋晓军。伊拉克战争使宋晓军名声大震，也正因为这样，战争给他留下了“后遗症”：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通过各种途径寻访这位神秘的军事专家，找他做军事或文化评说的人户限为穿。 也许是因为宋晓军在中国已经成为电视时政、军事类节目出镜率最高的专家，他的“电视明星”的形象掩盖了他作为当代中国战略研究界最具真知灼见的智囊型学者之一的另一面。 但是，传说仍然不胫而走：有人说宋晓军是凭央视的影响进入高层视野的；也有人说，宋晓军本人乐意走“槽帮”模式的传统智囊路线。（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中枢建立政情渠道的几个模式是：“国师”型和“槽帮”型，所谓“国师”型，是以天文的占卜和各地异相的分析来影响政令出台，“槽帮”型——这是一个很少为人所知也鲜见于史籍的政情系统，以走南闯北的“槽帮”“盐帮”，甚至侠客来为高层提供可靠的民情，进而影响国策。）以宋晓军的闲云野鹤性格，他是把自己归于“侠客”一类了。宋晓军除把时间花在研究和宣讲他的观点之外，其余的时间则在世界各国旅行。如今的他，今天可能在波罗的海的一个码头对
着一艘退役的战列舰凝神冥想，明天则饶有兴趣地观察着阿尔卑斯山的古代要塞。但是，这种外在的自由散淡丝毫不影响宋晓军思想和预见的分量。 已被《简讯防务周刊》称为
９9liｂ?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国防问题专家”的宋晓军，普通人至今仍记得他在伊战评论中的精彩表现。然而，惟有国防战略研究人士注意到了最近伊拉克发生的事态与一年前宋晓军预言的关系： 一年前，宋晓军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伊战”的核，不在于萨达姆犯了多大的罪，也不在于伊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于美国迫切需要这样一场战争来拯救美国的经济。 同样的场合，宋晓军带着一种他特有的“阴笑”表情说：希望你们记住我今天的话，伊拉克战争究竟谁来买单的问题，会是一个微妙的问题，美国会面临盟国“走人”的麻烦。 而今天读者正在看到：美国军队捉住了萨达姆，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沓无影踪，布什面对全世界的诘问，仍然宣称美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全世界越来越看清布什“倒萨”的真实意图，昔云“项公舞剑，意在沛公”，如今可以说“布什倒萨，为救美元”，此言不虚。 伊境内乱事又起，西班牙、日本、韩国成为因为伊战受到报复的国家，切尼亚洲之行，力欲缝合同盟，让所有的盟友继续为伊战买单。 作为一个“非官方色彩”的战略专家，宋晓军多年前便向政府建言：必须以我们的政治意志反制美国以其意志强加别国的做法。中国政府近期对美、对日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不再仅仅是“保留进一步行动权利”的强硬辞令，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夏馨的辞职，切尼匆匆访华之举，都说明“反制战藏书网略”的现实可行性。 作为受大众欢迎的军事、时政评论员，宋晓军并不媚俗。一件十分典型的事是：2003年非典期间，当一些不明就里、片面讲新闻报导“人民性”的媒体大树特树一位老军医为“民族骄傲”“社会良心”的时候，惟有宋晓军告诫一些媒体要冷静对待。在国内一片“叫好”声中，宋晓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身站出来，痛斥这位军医率先向美国媒体“陈情”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违反军纪的。这位军医后来的许多言行证明：他滥用民众对他的同情四处点火的做法使他走向反面。 有人据此指责宋晓军甘当“鹰犬”，但大部分公众仍为宋晓军在军事评论领域的杰出表现而折服。 宋晓军的信息量的储备源于他若干年丰富的知识积累。他的研究兴趣延伸到经济、宗教、文化、新闻、国际政治等各个方面，在北京名人圈中也是公认的“博学家”。从他的时评文章九九藏书和电视评论中都可看出，由纵横捭阖而产生的信息丰富度和思想的深刻性，令人惊叹不已。 很多人把宋晓军看做一个神秘的人物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从事了27年与军事有关的工作，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个人军事网站，尽管他是清华大学国际传媒中心特约研究员，但他行事极为低调。这使得宋晓军的名字多年前就在北京人文圈和军界中小范围地流传，而更多的人对他的庐山真面目识之甚少。 然而宋晓军似乎更喜欢保持着自由职业者的形象，虽然已有访间传出他被一重要战略研究机构“收编”的消息，《简讯周刊》更是将宋晓军言论与中国军事战略的某些微妙调整联系起来加以郑重的评估。然而宋晓军仍对此戏称为“我只是客串”。 其实，明白就里的人都清楚，宋晓军决不是军事战略界的“客串”角色。 《舰船知识》网络版：中国的非官方军事智库 宋晓军1957年生于北京，1976年入伍，曾学习过导弹和攻击雷达，后来到驱逐舰上当雷达兵。由于他刻苦好学，作风严谨，不久就被提升为雷达班长。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前夕，舰长问宋晓军： “你是想直接当军官，还是想读大学？” 宋晓军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想读大学了。” 舰长会心地笑了笑。 1978年，宋晓军如愿以偿考上大连舰艇学院雷达专业，毕业后回到驱逐舰部队当军官，后来，还到海军潜艇学院做了两年老师。 宋晓军有整整10年的海军生活，除了航空兵未接触，其他兵种都接触到了。他把这10年视为人生的最珍贵记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审时度势，对国际战略格局、战争与和平的发展态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问题。1985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1986年宋晓军离开部队回到了北京。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中央电视台人事部，一个是到《舰船知识》杂志社当编辑。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宋晓军选择了后者。 《舰船知识》杂志社1979年创刊，是国内有影响的军事普及刊物。宋晓军认为在这里工作是他10年海军事业的延续，又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开始。 宋晓军不但是个军事迷，也是各种新兴科学成果的追逐者。1990年个人电脑在中国还没有普及，宋晓军已经超前消费，花3500元买了一台像模像样的电脑，要知道，当时他全部的积蓄只有7000元。 1998年他看到了网络的无穷魅力，决定开通《舰船知识》网络版。它是得到网络媒体主管部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颁发同意上网正式批件的第一家刊物。网站依托《舰船知识》杂志，传播世界军事的最新资讯，普及国防知识，为军事爱好者提供一个信息平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被宋晓军的热情所感动，欣然给网站题词；中国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山中将给宋晓军题了一块藏书网匾：一个人的网络战争。 “一个人的网络战争”真是名符其实。1998年10月29日网站开通之初，宋晓军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和以之为平台在全国普及国防知识的朴素愿望，一个人支撑起了这个网站。他以丰富、准确的信息，独到、多样的评论很快树立起了自?99liｂ.己在网友心目中的权威性。网站开通不久，很快在全国形成影响，成为国内著名的军事专题网站。这让宋晓军兴奋不已。 为了把网站打造成全球最大的中文军事网站，宋晓军意识到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行的。要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和潜力最大限度地在网上发挥出来，需要一种强力的支持，而在很多方面商业网站具有提供这种支持的优势。宋晓军想到了已在新闻传播领域确立了地位的新浪网。 1999年12月的一天，在邻近北京大学的一个咖啡馆里，出现了3位中国IT领域的领军人物：汪延、陈彤和宋晓军。 汪延于1996年与李嵩波共同创建四通利方公司国际网络部并任部长，并于同年6月创办了国内最早的商业中文网站之一——利方在线。1998年成功地完成了与华渊资讯网的融合，成立中国新浪网。 陈彤于1997年成为四通利方的“网站主编”，在业内被称藏书网作“中国互联网新闻的先驱和精神守望者”。 汪延、陈彤与宋晓军早就心有灵犀。这次他们碰在一起就是商量《舰船知识》的网络版事宜。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合力将宋晓军原有网站在短时间内办成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军事网站。 2000年3月18日，宋晓军正式与新浪网签订合约，从此新浪网和《舰船知识》网络版打开了新的局面。新浪网通过与《舰船知识》的深度合作，开启了它与传统媒体深度合作的新模式，而《舰船知识》利用新浪提供的资金迅速把原《舰船知识》网络版的内容扩充至海陆空军种，真正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军事网站。这个网站也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防论坛，在科索沃战争、炸馆事件后，在伊战等热点问题上，《舰船知识》所发表的许多前瞻性观点和建言，不仅被军方内部资料广泛引用，而且频频进入高层视野，继1996年“人民外交”浪潮成为国际瞩目的力量后，21世纪在中国兴起的“人民国防”热，也成为中国国防新思维的新鲜的资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受到国外观察家的重视。 宋晓军结束了“一个人的网络战争”，深度融入新浪大家庭，成为新浪网的军事评论员。他在论坛上发表具有前瞻性的军事和文化评说，成为新浪网的一个重要看点。后来他又网罗志趣相投的知识精英，成立北斗工作室，对全球焦点事件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国外观察家犀利地指出：中国的非官方战略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战略研究所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战略决策的思路，而宋晓军等人主持的非官方军事论坛在中国的崛起，似乎又让人看到20世纪40、50年代美国民营军事研究机构逐渐成为政府所倚重的智库的历史。 仿佛预感般提前报道了“王伟撞机事件” 宋晓军一生中经历过很多的巧合，其中的两次巧合使他永生难忘。 1988年2月《舰船知识》杂志发表了他和另一朋友写的《南沙告诉了我什么》一文。该文通过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自然资源的描写，提出了如何加强中国海防建设的命题。巧合的是，一个月后，即3月14日，中越在南沙的赤瓜礁发生海战。 南沙群岛在我国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中位置最南，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但其中有些小岛礁曾被越南等国所占，一些国家
的石油公司已在南沙群岛及海域打出石油、气井数百口，每天有上千吨石油从海底涌出流向他国。1987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会第14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在南沙群岛建立第74号海洋观察站。1988年1月21日，我海军552编队到达南沙群岛，建立海洋观测站，遭到越军不断的骚扰和破坏。3月14日，越军趁夜登上赤瓜礁，我军奋起抗击，与敌军交火，共击沉敌船1艘，击伤敌船4艘，毙伤敌60余人，俘虏越军40多人，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还有一次巧合发生在2001年3月，宋晓军编写的一篇稿件《在南海上空巡逻的故事》刊登在《舰船知识》3月号纸张版上，文中记述了海军航空兵某团中队长王伟在南海上空巡舰的故事—— 2001年农历大年初一，南海。浓浓的节日氛围笼罩着海军航空兵某前哨机场。暖暖的阳光轻轻拂着早春的嫩草，椰风婆娑，拂起南海那片墨色的珍宝，清波涟涟。 …… 刹时，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给南疆的海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彩虹。某部停放在椰林深处的两架战斗机呼啸而起，直刺苍穹。担负今天战斗值班任务的是海军航空兵某团中队长王伟和副大队长高秉礼。 13分40秒后，他们按照指挥所的指令驾机准时到达目标空域。 “注意搜索方位！” ?９9ｌib?“明白！”王伟边驾机边向通报方位搜索。 战鹰在跃升，我们海空卫士的眼睛在警惕地搜索着。“发现目标，大的，是侦察机。”长机王伟报告。 “保持距离，跟踪监视！” 西沙巡航，让今天担任长机的中队长王伟显得格外精神。去年春节战备期间，他和领航主任段辉就曾两次飞赴西沙上空，一次与某国电子侦察机“编队飞行”，一次进行常规战斗巡逻。 如果说去年除夕的这次战斗起飞让王伟他们兴奋地过了个大年的话，那么今天新千年新世纪第一天的战斗起飞更是让王伟难以忘怀。 王伟和他的僚机高秉礼紧紧地跟踪监视着某国侦察机，经过数十分钟的空中监视，一直把外机逼走后，他们才奉命返航。 ……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没几天，4月1日，美国一架EP-3电子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近海海域上空活动，由于美机违反飞行规则，突然转向，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与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的中国军用飞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英勇牺牲。 美军侦察机撞毁我军战机事件发生后，引起全国人民极大关注。在撞机事件发生后的当天，宋晓军的电话就给打爆了，读者朋友向他求证英雄王伟是不是就是他那篇文章的主人公；更多的朋友希望他能谈谈王伟，谈谈他对中美撞机事件的评论及中国政府应对之策。宋晓军一下子成了大忙人。 4月4日下午，宋晓军走访曾和王伟一同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几位战友，得知王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小伙子，不但会画画，还会多种乐器。王伟的战友告诉宋晓军说，王伟在最后一次战备起飞前读到《舰船知识》关于他的报道，腼腆地说“把我写得太高了”。宋晓军听后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 就在宋晓军为活灵活现的王伟失踪而感叹不已时，英国BBC中文广播电台打电话采访了宋晓军，他们非常巧妙地提到中国至今没有放回美国飞行员是否人道的问题。宋晓军非常气愤，在电话里表达了对美国的愤慨。 当天晚上，宋晓军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９9ｌｉb.究所研究员金灿荣，作客新浪网嘉宾聊天室，就中美撞机事件与网友交流。 宋晓军告诉网友，最近这些年来，美国军方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是极为频繁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周期：信息技术的泡沫已经破裂了，美国需要通过制造敌人来拉动其重工业的发展。他希望长期在和平环境下生活的中国人应把撞机事件作为一个警醒。 中国政府对这起撞机事件的态度是理智的，但宋晓军认为，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这样的对象，跟以往我们对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态度比较而言，政府姿态强硬一些利大于弊。目前中国正面临贫富差距拉大，下岗人员增多等社会矛盾，政府应该更多地考虑安抚国内民众的情绪。他刚刚见到了王伟的战友，从他们的心态上来讲，他们可能更希望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给他们做更好的后盾，这也是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保护我们和平环境的一种最好的回报。 宋晓军还在回答问题时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尊严和经济建设的看法，他说，国家尊严比经济建设更重要，如果在国家尊严或者说民族存亡与经济发展之间逼迫我们作出选择的话，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已经做过这种选择了，毫无疑问是选择民族存亡和国家尊严。 4月14日，《纽约时报》称，美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建议，派遣正停泊在泰国的“小鹰号”航空母舰，在途经南中国海前往关岛时，采取偏北航向，驶近海南岛中国海域，对北京未释放美国24名机员施压。此一动作的作用，就如1996年台海危机时克林顿总统下令“独立号”“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驶近台海一样。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从这艘航母上起飞的战斗机可以为美国在中国海岸附近飞行的侦察机护航。报道说，可以容纳70架战斗机的“小鹰”号航母目前在菲律宾附近巡弋。一名美国海军官员说，美国派遣“小鹰”号到南海是要表明，美国的侦察飞行并不是偷偷摸摸的间谍活动，而是在国际空域进行的合法的公开活动。对此，中国民众担心美国的动作将导致中美之间的摩擦升级。 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的宋晓军认为，美国派遣“小鹰”号到南海的真正用意，无非是“做做姿态”，给那些态度强硬的美国议员和民众“挣些面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准备。他认为，如果美国真是在进行“军事准备”，那它首先要做的不是派航母，而是从中国撤退侨民。他猜测，美国不可能真正派遣战斗机在离中国很近的地方飞行，那将很容易导致中美的军事冲突。因为，以中国现在的（还击）实力，“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敢在军事上主动碰它”。 两件事，两次巧合，血与火的考验，尊严与勇气的较量，让宋晓军铭心刻骨。 对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多国部队的战略方案了如指掌 在民众中，宋晓军有“不着军服的军事参谋”之称。这一点他自己是不承认的，但事实上他的许多言说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已凸显了这一角色。且不说他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的精彩评论受到普遍关注和认可，单就他对几次战争势态的准确预测，已使各方面折服他的料事如神。 宋晓军“料事如神”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北约不会采用地面进攻战的了如指掌。当时《舰船知识》网络版刚刚挂接到新浪网上，许多网友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有些陌生的名字，猜测他的身世背景和功力。后来宋晓军还预测到美国对阿富汗的打击有可能持续几年以上的时间。 2002年11月10日，宋晓军策划的“倒萨战争透视系列”在《产经新闻报》上陆续推出。这一天美国参众两院正好通过美对伊动武议案。 “倒萨战争透视系列”共有11篇文章，读者发现其中《土耳其政治天空的变化》和《布什要借核查打一场“迷你”版的海湾战争》对几个月后爆发的战争状态预测几乎准确无误。前者预测了土耳其不会让美国借道攻伊，后者则对战争特点进行了准确分析。 2002年11月3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击败现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和其他执政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随后该党领导人埃尔多安4日称：他反对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对其邻国伊拉克发起军事打击。埃尔多安是土耳其最有人气的政治家，也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1997年，他因吟诵一首被视为煽动宗教仇恨的诗，被判了4个月的徒刑，市长的宝座也因此被剥夺。由于埃尔多安不能成为总理候选人，正义与发展党表示，将很快决定总理人选的提名。 这个信息被宋晓军捕捉到，使他预感到温和派的伊斯兰政党执政后，对美国以及西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影响，将是一个未定因素。于是他在《土耳其政治天空的变化》一文中发问9９ｌｉb?：近年来，土耳其不仅成为美国打击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的重要基地，而且也在美国的策划下逐渐与以色列联手形成钳制叙利亚的战略体系。如果土耳其在未来不久变成一个政教合一国家，美国在使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时还会那么顺畅吗？ 在《布什要借核查打一场“迷你”版的海湾战争》中，宋晓军预测到这场“迷你版”的海湾战争兵力部署应该是：在满打满算的15万地面兵力中，除了第101空中突击师和第82空降师以及部分英国伞兵部队大约4万人将从土耳其方向突进外，其余的11万人，包括从德国来的第1重装师、第1机械化步兵师、从本土来的第3机械化步兵师、第2装甲骑兵团、在海上的海军陆战队第1、2两个陆战师等，将从科威特一线出击，在贯串伊拉克全境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首都巴格达形成南北对进的地面作战攻势。后来证明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战态与此一致。 对宋晓军来说，对战事的推测是一个职业军人或军事评论员的基本素质。而要具备分析推测能力，除了占有和掌握更多的信息外，超乎寻常的理性分析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宋晓军是博.９９lｉｂ.学的，凡与他交谈过的人对他都有这样的共识。他善于糅和各种所学知识，对焦点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从而挖掘出更深的主题，发出独特的声音。 比如，当美国顶着国内强大的压力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不少人都仅仅意识到那是美国霸权主义作怪，仅仅是为了铲除一个“异己”萨达姆，或是为了消灭伊拉克的杀伤性武器。但宋晓军对美国的动武有着更深的理解。他认为美国当时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经济不致陷入衰退的深渊。他了解到美国一向很会利用战争来“致富”，比如美国就曾因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因为对美国来说，中东的石油远比一个萨达姆重要得多。他了解到现时期美国经济的主导是金融产业，与越战时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不同。据他统计，美国GDP中有30%来自金融业。而“9·11”事件的最大后果就是投资者对美国的金融信心丧失殆尽。他认为，尽管美国为了恢复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战争可“将美国民众对于战争的必胜信心转变成为对美国金融乃至美国经济的信心”。 再比如，伊拉克战争开始前，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都在揣摩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账单到底由谁来支付。这时宋晓军在网站上发表了《中国车民为倒萨战争买单》一文，从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来分析伊拉克战争导致中国汽车油料可能上涨。他指出：上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是通过沙特和科威特赚取的石油利润变相地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提供了相当部分的战争经费，而这次在早年就从事石油买卖的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一边打仗一边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替美国支付战争经费。其中，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又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比如中国），会承担的费用可能就更多一些。 他在文章中最后漫画式地作了这样的设想： 这样的推断如果真的成为现实，恐怕中国车民在战争打响之后最大的希望就是：2002年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夺魁的是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在2003年末因为维护石油消费者利益业绩突出，再次冒着零下10摄氏度的寒冷走进热气腾腾的北京饭店西楼领取中国车民为他颁发的奖杯！ 这篇文章在网上的点击率高达30多万人次。 有分析家这样说：当宋晓军把伊位克战争比喻成“一场CEO战争”时，他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评论员了。 中国军事：为什么要“跨越式发展”？ 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后，身为《舰船知识》杂志记者的宋晓军特地到海南进行了采访。几天的深入采访使他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失衡忧心忡忡。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世界为之瞩目。但比起美日等国的国防开支，中国的国防建设仍属“贫弱”之列。在美国继续依《与台湾关系法》加强对台湾军援，少数“台独”分子叫嚣“决战于岛外”时，中国大陆怎样发展国防，怎样才能在突变的局势下赢得主动，已经是自高层到民间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对于中国国防建设的现状，宋晓军举了人民战争之后的“三级预防体系”的例子。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东北扔了化学武器，毛泽东当时在全国建立了三级预防体系。然而改革开放后，这种预防体系却没有了。他认为这些人民战争的东西在一个后发国家，是需要的。 关于经济和国防的关系问题，宋晓军经常喜欢打这样的比喻。他说，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好比人的“上肢”和“下肢”的关系，如果下肢发达了，上肢却弱小，这个人就会失重，走起路来是会打?晃的，拳头打出去也是没有力量的。由此可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有所偏废，应该同步发展，这样才是一个发展正常的国家。 也就是在中越南沙海战后不久，宋晓军感到世界范围内正在悄悄进行一场“新军事变革”。出现变革的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人们意识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消退，全球安全态势出现了“大战不打、小战不断”的新局面。另外一方面，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新军事变革中出现的第一场战争就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极精确的打击和极低的伤亡率，以及战争中所呈现出来的智能化和高科技的程度，颠覆了很多人对于战争的观念。新军事变革的核心是信息化，很多国家先后制定了各自的跨世纪军队发展战略，推出了一些新军种和兵种。此时中国军队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宋晓军仍觉中国国防建设的动作远比其他国家缓慢得多。 宋晓军设想如果在国防建设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新一代装备的换装工作应该在10年前开始，那样的话目前就基本形成战斗力了。如果不审时度势，任凭实力差距拉大，那么我们在未来可能的爆发性局面中可能会陷入被动。“台独”猖獗、使馆被炸、中美撞机都说明这一点。 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再次敲打着中国的国防神经。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了国防建设的任重道远。 2003年5月23日下午，一个引起世人关注的学习活动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5次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再次强调了“跨越式发展”一词，并指出，要抓住机遇，在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而3个月前召开的两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讲话强调“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表明了中国实行军事变革的决心。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已经拉开了变革的大幕。 中央高层对国防建设的重视使宋晓军倍感振奋。而外国媒体及军事机构对中国军事改革也倾注了空前的“热情”，特别是对中国的武器装备进行大肆炒作，再次掀起一股“中国威胁论”的浊流。 外国媒体的恶意炒作，逃不过宋晓军的眼睛。宋晓军注意到，近10年以来，国外媒体对中国国防建设关注的焦点一直聚集在台海问题上。无论是中国自行研制的装备，bbr>?9９ｌｉｂ?还是对外采购的装备，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被套到未来的台海冲突中炒作一番，特别还要套到打击美国航母战斗群和两栖登陆问题上，无不作为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题材。 因此宋晓军提醒中国高层和军事爱好者对国外的爆炒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报道所迷惑。因为事实上目前中国军队的整体装备水平还比较落后，大量使用着处于20世纪60年代水平的陈旧过时的旧装备，新装备不但数量少，而且由于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对提升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帮助不大，“即使中国现在全力以赴加快国防建设的速度，真正对中美力量对比产生影响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 他分析国外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目的至少有三方面。第一，它对于美、日等国军火商来说利益极大，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美、日等国的国防开支却不断增加。美国对台军售规模和质量也不断提高，国际军火商们从“中国威胁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第二，它也是美国反华势力图谋在中国周边建立反华联盟、围堵中国的一个手段。美国这些反华势力最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建立由中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和经济贸易区域。第三，炒作“中国威胁论”也是延缓中国国防建设速度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大型主战装备发展上，常常有人散布这样的论调：中国不能发展航空母舰，否则就会刺激日本也发展航空母舰。事实上，日本不仅一直在突破军备限制，而且也不断在法律上寻求出兵海外的合法性。 宋晓军把军队的装备比成硬件，情报等系统比成软件。他认为硬件是一个定数，而软件的东西是有变数的。因此没有硬件，再多的软件也不行。如果某国有意对中国 91c7." >采取军事行动，那它就必然会分析中国的硬件和软件，硬件和软件加在一起，排除定数的部分，剩下那一点点变数，这种判断空间就很容易了。而中国的硬件建设滞后了10年，硬件的部分显得小了。因此宋晓军意识到，发展国防，强化自己的硬件，练好“上肢”，已时不我待。 宋晓军坚持认为，中国发展装备的惟一原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不应顾及“中国威胁论”的聒噪，“有时对方聒噪得越凶的地方，恰恰是他们最担心的地方”。 由于宋晓军对加强国防力量多次发出强烈呼吁，外界把他为视为中国民间“强硬”的军事谋略家，甚至国外有人把他作为中国军事“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加以研究。 确保东北亚安全，中国担当着不可回避的责任 宋晓军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说，如果美国在地球村里是一个大人的话，那么它肯定是个坏大人。尽管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代表了现阶段较高的文明水平，从能量上说是个大人，但从“德”上来说甚至不如一个孩子。 宋晓军说这话99ｌib.的时候很激动，因为无数的事实使宋晓军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在“9·11”事件前，美国动辄拿所谓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来攻击中国，而“9·11”后，美国突然不提这些“问题”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适时就拿它做筹码，挤压中国。美国在伊拉克、伊朗等国更是拿“核”做掩护，大打出手。美国为了一己私利，随意发挥、出尔反尔的事情比比皆是。 然而，让宋晓军感到困惑的是，他看到在中国各阶层都有一些“押美国宝”的人，为美国表象的繁荣所迷惑，甚至有一些学者和军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丧失立场，为对方所利用。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欢欣鼓舞，美其名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这一切正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精心设计的结果，他们却蒙在鼓里。宋晓军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擅长设计一些漂亮的包装蛊惑人心，表面上显得特正义，而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的包装让中国动荡。 因此，在宋晓军看来，中美之间的较量是长期存在的。美国一些智囊机构提出“阻吓”战略作为僵硬的“遏制”战略的补充，即通过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努力，最终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延缓国防建设的速度，为美国完成军事变革争取时间，进一步拉大差距。美国的鹰派和鸽派都坚持美国不放弃从清末至二战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美国鹰派集团一向自命为殖民时代旧帝国的天然继承人，朝鲜和越南战争就是美国为夺取继承权的努力，当然并不总是成功的。特别是台湾问题，美国把台湾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按他们的说法叫做“生死攸关的利益”。 早在2001年中美发生撞机事件时，宋晓军就提醒大家，由于中美撞机事件使得美 56fd." >国长期以来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的问题公开化了，只要美国继续这种侦察活动，中国就不可能放弃对美机的监视，因此，两国发生摩擦的可能性随时存在。而要根本解决美国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的问题，主要还要看中国是否能找到反制美国侦察的措施，这种反制不一定是军事手段，但必须让美国人感觉到，如果它继续在中国沿海侦察，要付出“大于侦察所能得”的代价。. 中美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就目前的中国国力，宋晓军倡导一种不卑不亢的政治姿态，灵活中表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宋晓军提醒人们注意，自“9·11”事件后，从表面上看，中美之间合作是增多了，但在朝鲜核问题上中美仍然面临利益制衡的现实，美国想打“中国牌”，并不是信赖中国，而是一种权宜之举。中国必须全面评估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朝鲜核问题成为世界的一个焦点。就在各方为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作出艰苦努力时，2003年6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高参珀尔在一个会议上表示，美国在“必要时”将摧毁朝鲜在宁边的核设施。接着美军把最先进的预警机从日本调到韩国，部署在韩国乌山美军基地。6月22日，在汉城新罗饭店举行的“韩美关系协议会”成立大会上，美国派出了国防情报局东亚局长等情报官员出席会议，透露美国将“像对付非典一样对待朝鲜”。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几率与日俱增。 朝鲜是中国的东大门，朝鲜安全危机对中国的安全带来深远的影响，因而中国的百姓对可能发生的动荡十分关心。 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宋晓军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提醒人们注意，就其核开发的能力而言，朝鲜并无独立建造核反应堆的能力。在他看来，朝鲜的几座核反应堆的功率都不大，性能落后，根本不能支持朝鲜成为一个核大国。因而朝鲜自称拥有核武器本身就值得怀疑。倒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在朝鲜半岛部署了战术核武器，使朝鲜半岛笼罩在核威胁之中。 他注意到，日本的核反应堆数量、技术水平、储备的核原料的数量都远远高于朝鲜。然而，日本巨大的核能力却没有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朝鲜核能力弱小得多，反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因此他断定，所谓“朝鲜核问题”，只是美国宣传机器制造的一个名词，是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才成了热点的。他联想到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没有受到任何核查，而至今没有被查实拥有核武器的伊拉克却反复受到核查和军事打击。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一向奉行双重标准，这是非常短视的。 但美国毕竟已在暗暗做着攻朝的准备，如果朝鲜核问题陷入僵局，那么战争就在所难免。宋晓军意识到，无论朝鲜选择哪种手段，靠朝鲜的国力都是无法单独与美国、日本、韩国的力量抗衡的，朝鲜最终需要邻国的帮助，100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面对咄咄逼人的战争形势，作为邻国的中国如何采取对策，成为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 宋晓军说，中国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器，但如果发生朝鲜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很难袖手旁观，因为朝鲜只同中国接壤，任何外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都是对中国的威胁，为了防止有人借朝鲜问题凌逼中国对美“摊牌”，中国必须在积极进行和平外交的同时，向全世界表明态度：中国反对以武力解决朝核危机。中国不在“朝核”问题上牟取私利，但若有大国企图以“伊拉克模式”将战争强加给热爱和平的亚洲人民头上，那么，中国绝不会坐视无为，“朝鲜半岛是一座通向中国的‘桥梁’”。他从朝鲜历史上爆发的外敌入侵的史例中看到，外敌对朝鲜的4次入侵，中国都作出了积极的干预，有3次胜利，1次失败。祖先尚且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有什么理由袖手旁观？“如果‘朝鲜核问题’引起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多年以后人们只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而不是起因。正如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理由。人们只会记住战争的结果：或者中国出兵援朝，赶走了入侵者，保卫了自己的安全；或者朝鲜被外敌藏书网占领，中国的安全受到长期威胁。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上屹立5000年而不倒，正是因为我们的先辈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 宋晓军看到，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方面在对中国支援朝鲜的决心问题上曾经有过严重教训。但是美国汲取了教训，对于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一些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的一次试探。对于类似的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回答，那么美国方面就会对中国保卫自己的决心做出错误的判断，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他认为，面对目前的局势，中国只能遏制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方突袭的目标是核设施，很可能造成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样严重的污染，中国、俄罗斯首当其冲。 无论美国是否使用核弹，这种对核设施的攻击都跨进了核战争的门槛。以后朝鲜的反击和美国的报复都可能使战争升级为中小规模的核战争，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次核“9·11”，对朝鲜来说可能则是主要城市遭受全面核打击。 宋晓军呼吁中国政府力显其政治意志，反而能遏制战争。从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看，恢复平衡是打消美国任何入侵的念头的要点。另外，要遏止这一地区可能发生的战争，周边国家如果采取威慑行动，则可能包括常规力量与核力量两方面。威慑行动的第一层次是力量；第二层次是使用力量的决心；第三层次是自身防护能力。 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在朝鲜半岛每年都进行大量军事演习，即使没有发生危机，中国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客观上的威慑力是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附录 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谨防变革泡沫 宋晓军 军事变革这一话题，谈了快有10年时间了，从以往的讨论和实践来看，我们对军事变革还认识得不太到位，在具体决策及推行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今后如继续推进军事变革，就需要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在方针政策的可行性上作更加慎重的考量，在决策的执行上定下坚强有力的决心。最需要防止的问题就是出现变革泡沫。 经济学上有一种“路径依赖”理论，说变革的初始输入条件如果出了偏差，那么整个输出和结果就会全部走样。其实例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由于看重眼前利益大炒房地产，而忽视了前沿普及型技术的革新，后来整个经济陷入泡沫化，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调整过来。军事变革也是一样，也有“路径依赖”问题，一着不慎导致满盘皆输。为防止出现泡沫，在变革方案做出之前及变革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这些关系。 效益和利益的关系。变革是效益的必进，但也可能演变成利益的重新分割。军事变革中有利益因素参与其中，也是正常的，但如果利益压了效益，那就不正常了，就会.形成变革泡沫。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不少经验教训，近些年来，地方和军队都已经进行过不少次变革，但效果并不显著，与预想的目标距离较大。军事变革决不能有泡沫，国家安全是百分之百的，军事实力的打造，每动一步都必须准确有效，否则一发而动全身，一步失误，不仅导致预想的军事能力无法集成，而且更关键的，是一旦危机来临时，将无力应对而酿成安全大患。所以，各军兵种都需要着眼于当前和未来国家安全中的问题来进行军事革命，而不是基于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在军工产业问题上，需要防止军工产业配置与军事变革的思路脱钩，要将军工产业与军事需９９lｉｂ?求结合起来，以实现军事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还有军队的不同工作系统，如军事工作、政治、后勤工作等，也要有整体考虑，不能迁就某一方面的废存去留而忘记整个军事改革的效益。 武器与制度的关系。是武器重要还是军事系统的组织编制更重要？军事变革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武器装备的升级，也是组织编制的革命，这几个方面其实都不可或缺，关键是要配套、协调，彼此能够互相配合起来，组成有机关联的整体。现在我们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是一讲军队现代化，一讲军事变革，就片面强调高科技，一会儿说导弹重要一会儿说隐形飞机重要，而且说美国就是这样的。这对军事变革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思想观念没有跟上来、制度没有相应理顺调整，造了再多先进飞机导弹也是白搭。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中国也买了不少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舰船和火炮，也派了不少军官到国外去学习“高科技”，但甲午战争却照样败得很惨，原因何在？清朝海军的组织指挥系统并没有“与时俱进”，还守着旧规章、旧制度。21世纪的军事变革不要再成为一次新洋务运动。 跨越发展与循序渐进的关系。这几年来“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听得很多，我们的军事能力落后，要早 70b9." >点赶上来，所以自然就想到了“跨越”。“跨越”也是被逼的。但一直到朝鲜战争，我们的军事形态都还是欧洲一战时期的水平，并没有真正打过机械化战争。没有机械化战争的经验，能否直接由前机械化时代直接进入信息化时代呢？如果把目标定得太高，所形成的后果，可能将是信息化达不到，机99lｉｂ?械化的任务也无法完成，弄成“四不像”。因此，光讲跨越发展也不行，还要有科学精神，新生军事变革的自身机理，考虑如何循序渐进。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军事变革也来不得“亩产万斤”、搞拔苗助长，那样下去，反而欲速不达，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横空出世、锐于凶器的《信息战》 2000年1月12日，美国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打听一个叫沈伟光的信息学专家。当毛文杰在军事科学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沈伟光时，这位兰德专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信息战之父”不但不穿军装，而且还如此年轻。 “您好！在我们美国有很多人知道您和您的书！” 毛文杰对沈伟光似乎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好感，他笑容可掬，历数沈伟光的历年军事著作《信息战》《思维战》《制造革命》《新军事问题》等，极尽赞誉。这让沈伟光吃惊不小。 美国兰德公司有“美国脑库”之称，曾经长期为美国军方服务，是全球最著名的智囊团。他们正在准备一个“信息战战略”的大型策划，在查询本来就屈指可数的信息战资料时发现了中国沈伟光的《信息战》。 沈伟光的《信息战》是1990年3月由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提出了“信息战”的概念，曾被国外媒体誉为军界的“第三次浪潮”，比号称全球最有影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及社会生活范畴内的信息战早了8个月。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埃弗雷特及同行在《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一文中向世界宣布：“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并同时指出：“像许多有洞察力的天才思想家一样，沈伟光阐述的许多信息战概念的核心思想都是正确的。” 沈伟光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全球。 兰德公司自发现了沈伟光后，便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跟踪，但对他本人知之甚少，于是兰德公司不得不放下架子，派毛文杰直奔北京，与神秘的沈伟光见上一面。 曾经有记者直截了当地问过毛文杰：兰德公司是世界最著名的战略咨询机构，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上一位中国学者晤谈？ 毛文杰显出一种西方式的真诚和无奈：我受命起草兰德公司历史上继《核战略报告》之后第二个最重要的报告——《信息战战略》，不找他还会找谁？ 可以说，毛文杰是带着一脑子的疑问来到北京的，在与沈伟光的交谈中，他不无感叹地对沈伟光说：“我们美国人是从技术和军事这个层次一步步上升到战略高度的，而你的研究居然一下子从战略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沈伟光不卑不亢地说：“你们美国人讲实用主义，我们中国人可能在技术上不如你们，但在思想领域绝对不会亚于你们，因为战争战略思想的源头就出自我国古代的孙子。” 长久的交谈，毛文杰发现沈伟光这位中国学者身上凝聚着难以言说的东方智慧。 沈伟光的智慧折射出一个中国军人的神圣使命感，而“信息战”理论的挖掘则来源于实战中的思考。 沈伟光1976年入伍。1984年，他参加了我军边境自卫反击战。 他赶往前线的那天正是中国的大年三十，他在南国的山路边看到了许多长长的包裹着战友遗体的墨绿色塑料袋，上面系着白色布条，写着不同的人名。其中有3个是他的杭州老乡…… 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战场，第一次亲眼看到战场上的残酷。他的心为之一震。 后来有一次他陪同一位将军来到麻栗坡，这里曾经是一片荒丘，现在却已布满了战友..的白色墓碑。他记得那位愤怒的将军从战士手中拿过自动步枪，对准天空扣动扳机，发泄对敌人的仇恨。 沈伟光陷入了沉思…… 在战地指挥所的帐篷里，有两本书始终伴随着他，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有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军部作战参谋，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克敌之法。他想到了古代的军事家孙子，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战友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在反击战的硝烟中，他开始萌发了这样的思路：好男儿保家卫国不惜赴汤蹈火，而当信息革命来临时，还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克敌制胜的战争形态？是否可以在无声无息中破坏敌人的阵营，打碎敌人的进攻，在零伤亡中寻找到取胜之策？古代孙子不是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我参加过20世纪中国最后那场战争，看见过亲爱的战友被战火摧灭。3年的战争经历，使我对战争的意义和残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当时我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传统的战争是以人和物作为战争对象的，计算战果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指标。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把人和物排除在外？变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感情，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很难想像战争先于人类消亡，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顺应它！我就是以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沈伟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信息战”思想的发韧。 当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是稀有之物，他能接触到的计算机也仅限于军部机要室里用于打字的那几台。但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计算机将成为未来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信息战”几个字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桓，由此他还联想到以下的相关语：信息边疆、信息宪兵、信息联盟、信息化军队、信息工厂…… 部队班师回营，沈伟光成为了某军区司令员的专职秘书。他开始把零零碎碎有关“信息战”的理论进行梳理，形成了理论“胚胎”。 在沈伟光看来，“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他当时提出的信息战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对垒的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 沈伟光在其理论体系中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大胆地把战争与暴力人为地剥离开来，而把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和信息战设计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出信息战作为一种最为“前卫”的新型作战模式，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在沈伟光这里，战争的目的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根本性改变。这时战争方式不但与暴力南辕北辙，而且更趋优雅和文明——“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不在于流血，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控制，寻求利益平衡点。在战略上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次是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战术层次才是打瘫敌人的力量体系。” 在这里，沈伟光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形态之梦得到了最大的释放。但他坚信这种别开生面的“信息战”看似不动声色，却体现了战争的本质，“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 1985年夏，沈伟光回杭州探亲，开始了《信息战》的写作，一年后，22万字的《信息战》已经完稿。该书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战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全球带来的震荡与裂变，并且高层次地探索了信息战的战略等问题。 他雄心勃勃地把书稿寄给一家军队出版社，可在当时这种前卫的理论鲜少有识者，书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两年后，他向出版社要回了书稿，把书中的主要观点摘编成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寄给《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对沈伟光和他的理论作了简短的介绍。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识到杭州诗人龙彼德。龙彼德对沈伟光的这部奇书很感兴趣，于是他便把《信息战》手稿推荐给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洁女士。这个以出版文化教育类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以超人的智识决定破天荒出版这部近于“天方夜谭”的军事著作。 《信息战》的出版似乎是对沈伟光15年军旅生涯的总结和纪念，1991年8月，沈伟光脱下少校军服，转业来到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信 606f." >息战”只不过是沈伟光对未来战争的一种理想式发问，未必具有生命力或形成广泛共识，而离开了部队的沈伟光也将从此被遗忘。可就在人们用质疑的目光看待沈伟光的时候，中央高层和西方战略专家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沈伟光。 傅全有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 局外人或许并不知道，在美国兰德公司跟踪沈伟光“信息战”学术研究之前，被称为“军中小秀才”的沈伟光已经引起军队高级将领的关注。 1984年，担任陆军某军军长的傅全有率部参加了老山战斗，当时沈伟光已是军部的作战参谋。沈伟光曾在傅全有面前流露过对“信息战”的研究兴趣。虽然理论上极不成熟，但傅全有对沈伟光的研究精神给予了肯定。 傅全有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曾任西北野战军副连长，参加过宜川、兰州等战役。1947年在延清战役中立一等功。建国后任连长、营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营长。1981年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对新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后来当沈伟光把全书写成了，傅全有特为《信息战》写了《注重战略研究》的序言，对信息战理论表示了支持。 1985年，傅全有被越级提拔为某军区司令员，沈伟光担任他的文职官。傅司令在戎马生涯中形成的雄才大略给了沈伟光极大的熏陶和鼓舞，就像沈伟光说的：“在傅司令手下工作，不知不觉地立足点高了，视野开阔了！”而这期间傅全有司令已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引起军委高层的密切关注。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战争中美军有3000台计算机与国内计算机联网，昼夜不停地分析情报，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各种战争需要的资料都通过计算机来分析和查找。多国部队在战争中实施了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信息系统为主的计划，使伊拉克几乎丧失了全部制信息权。这场战争突破了常规战争的传统模式，>信息战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给世人带来巨大震撼。实践证明了沈伟光理论的生命力。这时堆放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的5000册《信息战》一夜之间热销起来，它也成了中央军委领导及各大军区将领的必读书。 1994年5月，沈伟光经组织推荐来到北京，担任国务院某部长的专职秘书。他的良师益友——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炳彦大校常来看他，闲聊的话题多是中外军事理论的新动态。李炳彦希望他能重整旗鼓，尽管不在军营，但仍可把“信息战”的旗帜树起来！ 随后沈伟光对“信息战”理论进行深化和补充，并开始致力于思维战等理想战争模式的研究。 1995年以后他又提出了“不是以地缘、海域、空间甚至太空来划分的，而是以信息作界碑的”信息边界的概念，对信息边疆的概念进行了完善，认为信息边界是战争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结果。 他分析认为，人类战争大部分在边界爆发，战争的实质也是对边界线的重新划定。战争历史反复证明，每一次战争的演进，都包含新的作战空间的拓展；每一维战场的出现，都带来国家新一维边界的出现。继陆、海、空、天后的第五维战争——信息战的出现，必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新的战场形态和新的疆域形态，探讨新内涵的国家边界。信息边疆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侵占、迷惑、威慑、破坏等方面，以多种手段侵入对方占据的信息领域，掠取别人的信息为己用；以欺骗迷惑的手段阻止对手的渗透和侵犯；施放威慑的信息，遏制对手的侵略；破坏对手>的信息边疆，使之有隙可乘。未来，以信息为界的新边疆将替代现行的民族和地缘疆界。 沈伟光最常用的信息战例子是波黑战争。这场战争是冷战结束后所爆发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仅次于海湾战争的一场令世人瞩目的局部战争，造成20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波黑近一半基础设施被毁。为结束波黑战争，国际社会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都未能达成停火协议。最后促使他们走向谈判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成功地运用了信息战手段。波黑三方中塞族的势力最强，很多问题多是因为塞族而无法达成协议。后北约对塞族部队指控系统进行了成功打击，使之在穆、克军队中失去优势，才迫使塞族走向谈判桌。 另外在解决海地危机时，美国也成功地运用心理战术瓦解了海地军队的作战决心，保证了美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 在信息战的研究中，沈伟光还提出许多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设想，如信息联盟的构想，信息工厂、信息警察、数字化军队等，这些“近乎狂妄”的想法后来都在全球爆发的冲突中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印证。 1995年11月7日，沈伟光的新作《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在《解放军报》“军事论坛”专版以整版篇幅发表。“编者按”中特别强调：“作者沈伟光同志是我国最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他转业到地方，仍然关心军队建设，跟踪信息战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通读全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学术水平，更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奋发拼搏的胸怀和精神，而后者正是我们今天学术界尤其值得提倡的。” 1997年6月，沈伟光27万字的《新战争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除了发布他对信息战研究的最新成果外，还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信息社会、思维战、新战略等重大课题。新书上柜后，在各地持续热销，直到最近，有的地方还特地给人民出版社去电定购此书，作为“三讲”教育的必读辅导读本之一。 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再次以整版篇幅发表沈伟光在奥地利的演讲论文《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而且在编者按中第一次称他为“信息战学科带头人”。不久，《新华文摘》将此文作为要目稿全文转载。 随后他出版了包括《信息战》的姊妹篇《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等20多部专著，发表200多篇学术文章，一些文章被译成英、德、日文在国外数十家报刊转载和引用。 2000年10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对沈伟光心存期待的傅全有总参谋长为丛书作序时这样写道：“沈伟光同志在地方工作，却能在军事战略研究领域做出有益的工作，是世界上较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是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最先提出信息战、遏制信息战和理想战争等学术观点，虽然他的研究还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这种关心国防建设，勇于攀登军事战略研究高峰的精神，值得我们军队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学习。” 沈伟光看到中央军委对信息战的积极反响，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一个从前的军事参谋、现在的“民间战略家”，沈伟光始终感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的责任，他不辞辛苦，到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等单位讲课，推广信息战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军事科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听了他的报告后，称赞他：“搞学术研究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开放思维。”国防大学一位专家对沈伟光说：“我就佩服你敢于提出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你的思维方式藏书网。”《中华英才》称他是“全球最先按响信息战警铃的人”。 杀机孕于无形 ——“地才”战争博士藏书网 兰德公司的毛文杰在北京听沈伟光锋芒毕露地诠释信息战理论时，突然停下笔，和颜悦色地问沈伟光： “您毕业于哪一所大学？” “您猜一猜？”沈伟光没有直接回答。 毛文杰耸耸肩，两手一摊：“我查过你的很多资料……难道有疏漏？” “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我40年的人生经历中，不曾有过大学深造的机会。很遗憾，就是高中的课程，我也没有念完。”沈伟光的眼里放射着自信的光芒。 “唔……真不可思议……唔……”毛文杰愣住了，不停地发出惊叹声。 沈伟光上小学那年，正赶上1966年“文革”。当时的学校已不是一片净土，学生们在学校里所学极为有限，写大字报、上街游行、“开门办学”等成为学校的重要生活。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沈伟光无疑都经历了这些。 如果说小时候的沈伟光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他特爱动脑子，特喜欢异想天开，尽管当时的生活非常单调。他父亲有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是他家惟一的奢侈品，出于好奇，沈伟光三下五除二，把它拆了个稀巴烂，最后连修都没法修了。原来家里每天还有样板戏可以活跃气氛，“熊猫”一去，家里没了一点声音。父亲虽痛惜心爱之物，但并没有责怪沈伟光。沈伟光也变得安静了，把兴趣转到了小人书和小说上。久而久之他对作家充满了敬意，立志长大后当一名小说家。于是他在9岁时就悄悄向报社、杂志社投稿了。他模仿浩然的《房东大娘》，写了四五千字的小说《房东大叔》《房东大婶》系列，每当稿件投出，他就会站在门前等待邮递员为他送来好消息，可每次得到的都是退稿信。 那个年代他不知向报社投了多少篇稿件，可一篇也没被采用。直到1981年他在部队写的一篇简讯被《人民前线报》采用后才算正式开始了他的成功写作。 沈伟光在杭州第十四中学初中毕业后，升到杭州第七中学读高中。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沈伟光来到了部队，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临行前，他交给姐姐一个沉沉的包，那里有他的100多篇习作和少年的梦想。 在部队，沈伟光的写作热情空前高涨，连队里黑板报的文章几乎被他包了下来，后来他的文章出现在军营内外的许多报纸上，他因此被称为军中“小秀才”。 沈伟光的文章见报率越来越高，编辑很快就注意到，他的文章不但观点新，出手快，而且针对性强。特别是《对越作战的4个变化》《从老山作战看军训需要》《谈谈后方配置地域问题》《论捕捉战机》等文章，被某军区司令员傅全有大加赞赏。据称傅全有就是看到他的《论捕捉战机》一文才调他来当秘书的。尽管沈伟光没有文凭，但将军看中的是他的才华。 有一天，沈伟光终于发现自己对军事学术的兴趣已远远大于当一名作家的梦想时，他对军事学术的研究便由自发转为自觉了。《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社会网络化趋势和国家安全观》《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信息战对军事领域的十大影响》《信息边界：一个必须关注的战略问题》《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他的一系列全新的论文不断见诸报端，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军事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新华文摘》5次全文转载他的文章。 沈伟光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当参谋时，为了提高军事理论修养，他不止一遍地通读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并记下几千张卡片。由于在中学时没有读到很多古文，为了理解 href='9038/im'>《史记》和 href='6042/im'>《资治通鉴》，他翻烂了几本古文工具书，终于读了下来，为了增强古文的阅读兴趣，在通读以上古书时，他用写文学剧本的方式，写出了15万字的电视剧本《战国风云》。里面的“合纵连横”，后来则成为他《信息战》一书的重要内容。 关于他的治学，还有一段轶事—— 2001年初，沈伟光致信《北京青年报》，对《新华词典》中的“信息战”词条提出异议。他认为“词典”中以“在信息领域中争夺信息控制权的作战行动”解释信息战这个概念是“不贴切”和“不完整”的。 他?的理由是：信息战是独立于武力战的新战争形态，与武力战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不能相互替代。从战略意义上考虑，信息战攻击的主要目标，一是伴随信息社会而来的信息边界和信息疆域，拓展网络空间和信息空间；二是争夺信息资源，获取制信息权。在未来信息战中，“争夺信息控制权”即“制信息权”，不仅仅在“信息领域”开展，更多的是在非信息领域展开，因此，它也不是用“作战行动”这样的词所能概括的。如果用“对抗双方争夺信息的战争”，就比较确切了。 另外，他认为作为释文，“作战对象是对方的各种信息系统以及有关设施，任务是获取、使用和控制各种信息，对对方获取、使用信息实施干扰和破坏，以取得信息优势”，是不完整的。因为信息战也是把人作为主要作战对象的，只是把“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变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因此，“单就军事意义讲，信息战作战对象是对方的认识系统和信念系统”“认识系统即指信息系统和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信念系统则指人的思想、精神和思维能力，而这是信息战最重要的打击目标”“既可以影响和削弱对方的指挥控制能力，又可以影响、制止或改变对方决策者的决心以及由此引发的敌对行动”。由此《新华词典》“信息战”的释文是“见物不见人”，是不完整的。而信息战的“任务是获取、使用和控制各种信息，对对方获取、使用信息实施干扰和破坏，以取得信息优势”，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信息优势的取得，不仅仅取决于制信息权，还有赖于人的精神优势”。 沈伟光没有读过大学，这的确是他人生的一个遗憾。尽管他也有过获取大学文凭的机会，也曾做过努力，最后都是因为工作调动频繁，放弃了这些机会。他的理论成果得到社会肯定之后，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兰州军区都邀请他去讲课，也有好几家高等学府同意他破格报考研究生。但由于工作与学习上时间的冲突，他都婉拒了。在人生天平上，他觉得还是事业重于文凭。 可怕的信息战武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指上 1998年秋天，奥地利的林茨市将举办第19届电子艺术节。他们将邀请29个国家的280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出席盛会，还准备邀请50位世界著名的电脑“黑客”一展身手。 林茨市位于奥地利的西南方，一直是奥地利国内钢铁工业发展的重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林茨市政府试图在资讯潮流中转型，找出一个适合林茨市的发展方向并兼顾文化的保存及交流。凭借着过去工业发展的技术，当地政府希望能借着“科技”“社会”与“文化艺术”三者的结合，为林茨市找到一个新的定位。1979年起，当地市政府与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合作，举办首届奥地利电子艺术节，包含一系列的论坛、展览及多场艺术表演，形成年度盛事，被称为计算机世界的“联合国大会”。 奥利地第19届电子艺术节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电子艺术节日。自海湾战争之后，信息战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热点。有关信息战的文章、书籍、研究报告汗牛充栋。各国的军备竞赛也同时瞄准了如何99ｌib?打赢信息战、制定21世纪的战略决策。因此，主办方把全球关注的热点——信息战，作为本届学术论坛的主题。 在讨论邀请的演讲专家名单时，有人突然提出：中国从没有人走上过这个讲台，能否试试邀请一位中国的信息战专家。 提议很快受到主办单位的响应。他们把“信息战，中国”两个关键词输入了因特网。搜索结果却令人遗憾，在中国区域网址上显示没有合适的对象。操作员无奈中正要点击“后退”，突然，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了一条“信息战，中国”的信息。这条信息就是来自美国著名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查理斯·B·埃弗雷特的那篇文章——《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文中提到：“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 为了邀请到沈伟光到会，主办方特地聘请一位汉学家英格丽小姐到中国寻找这位神秘的“信息战之父”。 英格丽小姐首先来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难道埃弗雷特虚拟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信息战之父’？” 英格丽小姐十分纳闷。 这时一位知情人给她提供了一个信息：你不妨去国务院打听一下！ 几经周折，英格丽小姐最后才在一位奥地利裔的中国人的帮助下找到了沈伟光。.9９ｌｉｂ.当她得知沈伟光的身份后，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沈伟光在英格丽的盛情劝说下，答应了主办方的邀请。 按照规矩，.沈伟光应该将发言材料事先打印出来发至主办方，为演讲时同声翻译作准备。然而，沈伟光告诉英格丽小姐：他不会电脑打字。 英格丽小姐连连叫道：太传奇了，太传奇了。 沈伟光给电子艺术节组委会寄去了《迎接信息战的挑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沈伟光把信息战的理论进一步详解和深化，对未来战争形态的挑战进行剖析。他指出，现代科技引发的全面信息战，是指交战双方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全球性对抗。而信息侵略则是全面信息战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他预言信息战还将导致高技术条件下的全民战。“未来战争可以少流血甚至不流血了，打零死亡战争；战争可以是无形的，能够在寂静的战场进行，看不见敌人，没有前后方，只要网络能够触及，信息能够栖身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战场；战争不只是通过军队，同时也可以通过全社会网络来进行；国家可能不再是战争惟一的发起者，战争也不一定都是国家、阶级、政治团体操纵的机器。战争开始向民间化发展了，所以战争需求必然会成为大众参与的新兴产业。” 但是在前往奥地利的途中，他忽然想到了林茨市正是希特勒的故乡，一种莫名的悲哀袭扰着他。 沈伟光原来总以为信息战比传统武力战来得文明，可以减少流血而达到战争目标。这种假设在信息未全面普及时或许还有道理，因为这时出现的信息战是有限范围的，是局部的信息战，但如果一旦世界真正网络化了，真正出现地球村，那么信息战的破坏性就会真正显现出来，那时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他作了这样的设想：国家间的战争，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设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毁灭性的破坏，包括破坏和瘫痪敌方的军事、金融、电力、交通系统的计算机网络。一旦这些生产的、生活的，还有武器装备系统等等遭到信息战的攻击，停电、断水、交通瘫痪、战略武器包括核武器失控，情景真是不堪设想。就在20世纪末，这种可怕的信息战后果已经表现出来了。 沈伟光还意识到信息战对精神世界的巨大折磨。因为“信息战利用信息在敌我之间制造反差，运用心理战和战略欺骗等手段，动摇军心、民心和政府信念，达到遏制敌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志，或使其丧失战争能力”。在他的理论中，信息战真正的意义是攻击人的思想和精神。由于在未来的网络社会里，“每个芯片或许就是一种武器，每台电脑都有可能成为有效的作战单元”，如果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来发动信息战，那么遭殃的可能是全球，更多无辜的国家都可能陷于瘫痪。这样人类就出现一个严重的隐患：即只有网络化的发展而没有具有制约意义的信息安全的建设。 沈伟光越想越觉得先进的信息战对人类的危害可能防不胜防。他心里沉重起来，便决定另起炉灶撰写演讲论文，题目叫《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 沈伟光出现在电子艺术节演讲会场时，数百名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把目光聚集在这位陌生的中国人脸上。沈伟光不卑不亢，侃侃而谈，奥地利政府派出总统的翻译官给他作同声翻译。主办单位还把演讲实况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直播。 沈伟光这次演讲共谈了三个问题：一、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转变已经开始，各国军队为打赢信息战做准备，中国军队已具备一定的信息战防御能力和潜在的信息战反击能力；二、信息战正在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三、对信息战的隐蔽性和破坏性必须清醒认识，努力遏制其发展。 人们刚刚开始热衷于研究如何打赢信息战时，沈伟光已大胆地提出了“遏制信息战”的新观点，警告人类“网络的破坏可以瞬间将地球瘫痪”，在与会专家中产生了轰动效应。 沈伟光的演讲一结束，立即成了数十位记者包围的对象。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问他：“沈伟光先生，坦率地讲，在电子信息领域，中国并不发达，为什么信息战的理论却会首先在中国出现？” 面对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沈伟光十分自信地回答：“中国的技术虽然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但是，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他环视一下记者们?９9lｉｂ?赞许的表情和目光，接着说：“中国有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作为一种智慧的思考，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子早在2500年前就说过一句名言，它实际上也是‘信息战’的核心和宗旨——‘不战而屈人之兵’。” “OK！”记者对沈伟光的表现非常钦佩。 沈伟光离开奥地利前夕，陪同的人向沈伟光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沈伟光进入奥地利后，地方当局专门配备了两名警察为他“保驾”。有人这样解释说，当局或许担心这位来自中国的信息战专家，会在人们不经意时窜到网上置放一个“逻辑炸弹”。 沈伟光摇了摇头，说：“我连电脑打字都没学会，哪有什么门道到网上搞名堂？” 指点国是：“制造革命”“思维战”与军事全民化 1991年，沈伟光转业到地方，无论是在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还是在国务院机关上班，他都是备受中央高层关注的人物。一方面他在本职工作上勤勤恳恳，建树独到，另一方面，在投身地方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对信息战理论的研究。人称沈伟光是中央高层看好的“两栖专家”。 在浙江省委工作期间，思考改革开放的“中观”战略，为高层决策提供可行性方案。在贫困山区，他写下了《对丽水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在杭嘉湖水乡，他起草了《抓住机遇，接轨浦东》的报告；在浙中腹地，他蹲点解剖典型，总结了东阳横店发展经验等等。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与人合著《论社会主义本质》和《2000年的中国》等书，并独自完成了 href='/article/1310.htm'>《信息时代》与《信息社会的能量考察和人类的远程设计》的书稿。 1997年2月，他50多万字的《制造革命——信息社会的能量考察与人类的远程设计》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作为“国是论衡”系列丛书推出，着力表达了一个观点：过去的一切社会变化，是我们无法驾驭的。而未来社会的一切变化，却完全可以由我们自行策划制造出来。他说：“人文的时代，人类只能幻想未来；而信息和生物革命的时代，人类却仿佛可以设计、制造，甚至批量生产未来的一切因素。”他把“制造革命”比成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射精”。这部著作后来引起的文明和未来思考席卷整个中国。 在长期的研究和探求中，沈伟光的一系列理论和建议前赡性强，令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耳目一新，?９９ｌｉｂ?拓宽了决策者的思路。 他提出的建构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军事威胁不只是大兵压境，来自网络的威胁同样值得警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应学会利用各种传媒打信息战；网络上的经济打击应引起高度重视；“文化侵略”“生态侵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因此，可以说，沈伟光信息战理论对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迫使我们必须把国家安全的视野，由关注国家主权、领土不受外敌入侵，防止外来的政治干预、颠覆、经济封锁与制裁，扩展到关注国家“总体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大战略层次。 在沈伟光心中，信息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石”，如果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那国家将是混乱一片。他说，信息战与武力战，犹如人的大脑、神经与四肢，缺一不可，应该是相互补充、配合，才能发挥各自的最佳效能。此外，信息战必须有武力战作后盾，否则只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但他同时又强调，研究信息战，不是为了发展信息战，而是为了尽快建立信息战遏制战略，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安全环境。就像中国研制核武器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制止核战争一样。 “思维战”是沈伟光1993年就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在中央军委引起不小震动。 对于战争，人们历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认识，即把它作为一种有形事物来认识，来研究。比如战场上枪炮拉锯式的进攻、肉搏战、冲锋陷阵等，都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而战争无形的特征却被人们忽略了。沈伟光的“思维战”就是一种无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形态。他认为，任何战争的动机都源于人的大脑思维。要遏制战争、消灭战争，首先要研究铲除人的大脑思维的战争源和各种奢望。他在他的《思维战》一文中说：“思维战争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是具有信息、知识禀性的非武力的战争形态，它以科学思维的方式，对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危机、冲突和争端进行控制和协调。在与综合国力和威慑相结合的条件下，具有以不诉诸武力的思维方式缓解矛盾、消除威胁，以防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的机制。”国防专家王培安也认为，战争将是一种脑力思维战，将由硬打击转为软毁伤，由血与火的战场搏击转为精神、意志和智慧的角逐。 沈伟光根据思维战的理论，铸造出一个所谓“思维战特种旅”，它是军团群的核心旅，是未来战争中制造思维、创新思维，将思维转换为打击能量的生力军。他在著述中通过对思维战的形成、特征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对策的分析，将这种战争揭示了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人类研究战争、遏制战争，最终消灭战争提供一种契机。 在“思维战”的基础上，沈伟光又提出国家应培养“能回家打仗”的军事人才。他发现，信息技术的通用性能填补军与民的鸿沟，因为信息战模糊了战场与社会的界限。在类似的信息平台上，那些电子、计算机、信息工程专家，如果易地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观察、思考，同时可能成为新的战争舞台上真正的英雄。因此，他向中央建议筹划建立我国第一个信息战研究所，建议国家成立信息战学院，其目的就是制定信息战遏制战略，完善信息战理论，培养信息战研究人才。另外他还有意在一些军内外高等院校开设相关课程，普及信息战知识，以造就一大批21世纪国防建设的急需人才。 中央有关部门对沈伟光的理论和设想给予了充分肯定。沈伟光的很多建议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纳，有的进入了议事日程。2000年12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向全军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信息化正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要在加强军队机械化建设的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努力争取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在党的十六大上，江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要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 “军事变革”的名词第一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引用，说明沈伟光的“信息战”及其衍生理论已经在国家和军队决策层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附录 21世纪战争畅想 沈伟光 战争是人类的伴生物，一部人类文明史，战争史是其最悲壮的画卷之一。在可预知的将来，我们还难以想像战争先于人类消亡，我们只能认真地研究它、认识它，把握它的发展趋势，顺应它的规律，降低它的发生几率，减少它的危害；倘若战争能够按照我们人类设计的轨迹运动，人类转移战争的视线，为自身全面利益而战，使战争进入理想的境地，我们的未来将更加灿烂。

遏制信息战

信息战是主导21世纪的战争形态。 信息战的崛起，它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已被人们认识得清清楚楚。 所谓信息战，广义地是指对垒的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 战争理论，往往孕育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中。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的出现，每每与人类的需求息息相关。信息战的崛起，也正是肇始于科学技术发展使人类对信息的认识产生的剧变和渴望。大凡战争都有一定的形状：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炮声轰隆，车马辗转。信息战的战场主要是在无形的信息空间，这种由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复合发展形成的“看不见的空间”，决定了信息战是一场“不流血”“非暴力”的无形战争，它能够慑止对手的战略或武力，亦能从精神上摧毁敌国的思想防线，精神上奴役别国的百姓，以期“不战而胜”，获得比武力侵略大万千倍的效益。这种无形的战争比血与火的有形战争更激烈、更丰富多彩，更能体现人的智慧和知识，是人类思维和精神的较量，是物质和能量等资源无法替代的。 信息战的崛起，不在于它用了什么样的名词，也不是战争名词上冠以“信息化”“信息”“信息时代”“数字化”这些时髦的词藻那么简单，它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带有革命性、划时代的意义。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把“数字化电视”与“数字电视”混淆一样，前者只是对电视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使电视图像更清晰，而后者才是我们想像中革命性的产物。当然，20世纪末出现的信息战，或者说我们已经认识的信息战，仅仅是局部的、有限的，体现在军事领域中，一旦世界网络化，地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村落，我们才能看到那种广义的、真正的信息战。至于从信息战派生出来，用于体现战争规模或形式的“信息战争”“信息作战”等，更不能与信息战这种战争形态混为一谈。 .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战，不是单纯的作战样式、方式的改变，而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在世界战争发展史上，信息战将树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甚至最终将引起军事哲学的革命，同时引起作战思想的巨大变化。战争战略目标的“软化”，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军队行动取决于制信息权，作战目标的选择以打乱敌方决策程序为主，火力运用从打覆盖面转为“点穴”，指挥体系趋于扁平化，特种部队和特种战的地位日益提高，在难以界定的战场上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孙子的“全胜策”成为现实，谋略的运用更加丰富多彩，等等。 信息高速公路把世界连成一体，网络的破坏可以使地球瞬间瘫痪。广义的信息战，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设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未来网络世界里，每个芯片都是一种潜在的武器，每台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作战平台，每一位平民都有可能编制出作战计划，利用网络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信息战的危害性不仅仅体现在物质领域，对精神世界的损害也是巨大的。目前研究或实施的信息战，多是从技术上、纯军事领域考虑的，我以为，信息战真正的意义是攻击人的思维和精神。精神的威力、信息的能量，正在击毁传统的国家，铸造一个个精神大国。我们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信息战的危害性，所以就世界范围而言，我们要遏制，而不是发展它，这也藏书网是信息战发展的必然规律。

信息战遏制战略

世界上应该制定一系列信息战规则，交战双方必须遵守约定：信息战只是比试，不能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人类自身。我总在想，今后，哪个人敢于做出损害人类利益和人自身的决策、指令，受到打击的首先就是这个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觉醒、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做到藏书网这一点。 今天，我们应尽快建立信息战遏制战略。从提出信息战、完善信息战到遏制信息战是一种进步，是信息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性过程，是人类文明素质的一种体现。而信息战遏制战略是一种大战略，是针对霸权国家的一种策略。 在网络世界建立以前，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他们受到的攻击就越大，危险性也就越大，相对来说，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遭受信息战攻击的威胁要小得多。当然，不是说信息化程度低的国家就不要进行信息化建设，但进行信息化建设一定要有战略考虑，那就是：尽快建立信息战遏制战略。正如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一样。中国人研究信息战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我们要有打赢的能力，要有打赢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遏制的目的。力量只有在相互制约中才能达到平衡，而力量的平衡才是国际安全环境稳定的基础。

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什么时间爆发？此类问题，已经了萦绕人类近半个世纪，人人在思索，人人在忧虑。 新的世界大战的定义应该是：交战双方运用暴力或信息战进行的全球性对抗。全面信息战，是指交战双方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全球性对抗。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进行的全面信息战。 任何战争都有种种迹象和征兆，研究、发现战争的迹象，是遏制乃至消除战争的前提。信息侵略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信息侵略，是指一国对他国信息空间的侵犯和对他国信息资源的掠夺。比如，一国将自己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手段灌输给他国，使他国在潜移默化中服从本国意志和利益，从而达到从精神上奴役他国人民的目的。当今世界，西方的信息侵略正在全球展开，足以演绎为一场世界大战。 “两个半战争”战略曾经是美国60年代的军事战略。今天西方的信息侵略战略也是采用“两个半战争”的战略。80年代以来，西方“两个半战争”战略的信息侵略已大规模展开。“第一个战争”的信息侵略针对东欧国家，也包括前苏联在内。“第二个战争”的信息侵略自然是针对中国以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过，西方对中国的信息侵略并没有像在东欧国家那样顺利，结局并不如意。“半个战争”的信息侵略的目标，是针对古巴、中东地区等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势力真空”的国家。 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只能是一个：社会主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势非常严峻，但并不可怕。几十年来，帝国主义采取种种手段，从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经济上对社会主义国家轮番进攻，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只要我们充分认识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准备“打仗”，打好新形势下的“持久战”，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以人为中心的战争

不管战争怎么发展，人的主导地位永远不会动摇。信息战的目的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控制，对精神的攻击成为它首要的目标，战略竞争、理论威慑、舆论争夺、潜力抗衡、心理战成为这种广义信息战最有效的样式。 一支军队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武器设备和管理方式、训练方法，还可以套用外军军事理论、战术思想等，来提高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但是，人的精神是军队凝聚力、战斗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信息战攻击的主要目标。21世纪，军队建设目标要突出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方面的内容，对诸如战备工作、人员素质、领导艺术、管理教育以及部队未来发展等，都应从思想、行为和意志方面作出特殊要求。爱国心、荣誉心、勇敢、忠贞、纪律、俭朴、谨慎、抱负、团结、责任心等内容，应成为每个军人的行为规范。尤其是确立精神支柱，更应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环节。除了精神以外，还有思想和意识、知识和智慧，这些都可包括到思维范畴之中。 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人的大脑思维的策动。人的大脑思维创造战争，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消极，都经历过一场思维鏖战。 今后的战争，最激烈、最精彩、最关键的时刻就在于大脑思维战阶段。战争将控制在这个范围内，交战双方在此间决雌雄、定输赢。

全面利益万岁

历史上的战争，准确地讲，就是今天以前人类所进行的战争，究其动因，核心一点就是以利益为基础，无论这种利益满足的对象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是以人和物的毁灭，精神和物质的破坏作为代价的，即使是为真理和自由而战。战争既是一个破坏过程，也是一个创造过程。但是，战争这种“创造过程”所带来的利益，再怎么崇高，也不是全人类的、整个地球的全面利益！ 全面利益，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地球的利益。全面利益，就是要保护好地球上的每个生命，不是一个、一部分，而是全人类。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改变人类思维中那些战争因子，尤其是战争策动者的思维，转移战争视线。历史上的战争多为少数人左右，现在完全可以做到，战争是社会的事，百姓能够进入战争的操作层，就此追求、创造更为理想的战争形式，改变传统战争中民众处于被迫、消极的地位。 评介战争胜负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看双方兵力伤亡的多少。现在战争“文明”程度似乎提高了，开始提倡“零伤亡”战争，比如像信息战，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控制，但也没有排除战争最终的毁灭性可能，而是以毁灭作威慑的基础。所以，应该有更为理想的战争，不以人的毁灭为代价。

理想战争的理想

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公认的理想战争，但人们追求理想战争的理想和实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不同国家或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战争制造者，他们的追求就不..同，这取决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基础，科学技术水平和人类的文明素质。孙子的理想战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希特勒的战争理想是以“闪击战”称霸世界；“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一生指挥的众多战争中最为理想的一笔；信息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战争。 机械化战争及其以前的战争，从根本上表现为彻底的暴力性和破坏性，但理想战争模型也初露端倪：农业时代，苏秦、张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导演出一幕幕“合纵连横”的战争活剧；工业时代，长达45年的冷战，不费一枪一弹便烟消云散，能不能算作一场理想的世界大战？信息时代，信息战的目标在于控制，不在于流血，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等，而是寻求利益的平衡点，这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战争。 研究战争史可以看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战争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不战而胜”，以小代价换取大胜利。迄今为止，无论这种“代价”的大与小，都是要以人和物作为基本“元素”的。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些“元素”排除在这种“代价”之外呢？这就是我所要研究的理想战争的核心内容！倘若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世人公认的理想战争，转移战争的视线，不损害人类共同利益和人自身，把战争局限于“信息”和“思维”的范畴，至多以比试、竞赛、虚拟的方式，甚至带有“观赏”、警示的作用，变以往“先下手为强”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争原则为“先手者必败”和“决策者先死”，那样，世界的持久和平将会到来。 今天的时代，人类正在按照未来学家和战略家们设计和规划的轨迹前进着。军事领域也不例外，目前崇尚的信息战，便是未来学家的产品。 信息战较之于传统武力战是更为理想的一种战争，但控制不当，仍将是残酷的战争，故应辅之以遏制战略。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目前已经出现的征兆，或者可能出现或即将出现，似乎较为“理想”的新型战争模式，可以列举几种： 1．思维战：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是具有信息、知识禀性，非武力的战争形态，它以科学思维的方式，对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危机、冲突和争端进行控制和协调。在以综合国力和威慑相结合的条件下，具有以不诉诸武力的思维方式缓解矛盾，消除威胁、防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的作用。从本质意义上看，信息战是一场大脑思维战。尽管信息战主要是通过社会或军队的通信网络来实施的，但这种作战样式涉及的主要不是卫星、电缆，而是人，是人的决策行为，特别是那些战争决策者的思想。思维战争的目的是把战争控制在人的思维阶段。 2．虚拟战争：以国家综合实力和总体威慑力为依托，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信息威慑手段，慑止对手的战争意图，以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信息时代，作战双方的蛮动性下降，通过信息交流，双方可以彼此了解对方的目的、意图、力量和手段，作战的透明度、战斗结果的可预见性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决策者在战斗之前可以有较多的选择，谈判、妥协的方式和渠道都容易找到。从一般参战者层次看，由于他们能够掌握大量的敌我双方的信息，他们的战斗意志对决策的影响也增大。而在理性的各国领导层中，不接受虚拟战争中的劣势或失败地位，将会是极个别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目的已变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占有优势的一方，也会给劣势的一方以退路和面子。所以，以后大量的冲突可控制在“信息范畴”和思维阶段，以虚拟战争来解决。现在的网络对抗、网上战役演习是这种战争的前兆。 3．警示性战争：从词义上可以直观地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打给别人看的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战争的特点。战争虽然是局部的，非常有限的，但人们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直观形象地看到战争的实况，获得身临其境之感，使对手或潜在的敌人慑服，起到警示的作用。 4．竞赛性战争：通过综合国力、战争实力的较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战争对抗，可以是实战，也可以是演习，更多的是信息威慑。这有点像体育比赛，或许今后会像奥运会、亚运会那样，出现地区性的、全球性的战争锦标赛，供交战者“观赏”、比试。这种战争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但世界各地每年进行的各类各个层次的军事演习，你还能分得清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吗？战争的目的除了锻炼自身，很大意义上是使潜在的敌人慑服，是为了给敌国施以信息威慑，这实际上是信息战的重要内容。竞赛性战争与虚拟战争和警示性战争有相同之处，但这种形式的战争多是在和平时期；而后者一般是在战争爆发条件下进行的。现在世界发达国家间进行的“机器人足球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一旦技术成熟，能够大规模展开比赛，必定会引入战争机制中。 5．领导者之间的战争：过去的战争，决策者的失误要用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来弥补。由于领导者对战争所负的责任往往很难与其个人得失生死挂钩，甚至成为其转嫁国内危机、巩固个人地位的一种手段，致使战争蛮动性概率骤增。如果倒置一下，战争首先在领导者之间展开，死亡的先是领导者本身，这种极其残酷的武力战是否会少一些呢？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战争已进人脑力战争时代，制信息权成了制胜关键。也就是说，过去是斗智斗勇，现在更注重斗智，勇是第二位的。我们形容溃败的军队常用“兵败如山倒”，这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军队没有精神支柱，缺乏信念，神经瘫痪，是指挥员、决策者意志的溃败。现代战争，战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智慧。当然，这里讲的领导者，更多的是指领导者群体的概念。 理想战争生长的基础，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社会的进步，三是人类和平素养的提高。人类要多一些爱心，再也不要互相残杀了。那些旧的思维，旧的行为，也包括旧的战争不要进入新的世纪了。一百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对世界来说，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概念；对有46亿年历史的地球以及整个宇宙来说，更是微乎其微的一个点。 人类文明史会证实，在战争消亡之前，人类终究有一天会设计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战争！ 中国已经进入了“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历史阶段 张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国外把他称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当2000年张文木在传媒公开“枪杆子里面出大国”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在国外更是甚嚣尘上。 张文木是在接受《华声视点》杂志采访时说这番话的，当时他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历史进步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bbr>.99ｌｉb?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 为了更完整地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强调：中国目前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绝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一直贯穿了张文木的学术研究。1997年张文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来十分“激进”的文章，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张文木看到了经济革命引起的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那还是在科索沃战争初期，有不少人把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认为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而张文木却持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是“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美军不会陷入“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正如张文木的判断。 由科索沃战争，张文木联想到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９9ｌｉb?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必须迅速将目前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在.９9lib?阅读张文木的文章时，发现“发展权”和“海权”两个词出现得比较多。这两个词又是相互关联的，“海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权”则是国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把这两组词视为张文木战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张文木看到，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地位的人与人的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义而非事实的主权；但若因军力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则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迅速加大国防与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确定‘周边藏书网事态’的概念。当周边事态有可能威胁我们时，我们也应确定‘主动出击’的观念。绝不应把未来的战争引入我们的领土，而应该直接引入敢于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境内。” 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学界的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权理论，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有足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尤其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马汉被称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张文木曾认真地读完《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力量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上力量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三部伟大的著作，对中国人的海权观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张文木又想起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世纪（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 他俯察中国版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 中国本质上算一个内陆大国，但海岸线又很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海权观依然十分薄弱。 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观之所以薄弱是与明朝时海权的失落密切相关的。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有别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当达·伽马重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的时候，中国几乎一直坚持着北向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承受着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压力。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一个起点，但却是昙花一现。明朝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无法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又因为儒生阶层倡言“王道”，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使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而正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致使中国吃尽苦头。张文木看到中美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和美国在海权上的不同认识使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事实让张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权利益的至关重要。“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 5927." >大的未来。” 张文木看到，近些年来，世界兴起两大经济圈：“大西洋经济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尽管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海洋经济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中国也出现了“环海经济圈”，崛起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华南3个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国海洋经济每年的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到上世纪末，中国海洋经济已超过25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的海权已超越了以往那种只停留于保卫商船航行及海外领地权益上的海权。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张文木看到，原来美国人对欧洲十分在意，尽管现在欧盟势力有所扩展，但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看到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的情况则与欧盟不同。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而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于是，张文木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家安全的焦点是海权问题。而中国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矛盾的关键也就是海权问题。 张文木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卫权利，不是“美国式”的霸权。 霸权就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张文木看到美国开始时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比如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 中国要争取海权，就必须反对美国的霸权。这样，霸权与反霸权，成了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 但是在许多场合，很多人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张文木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藏书网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 张文木有一个著名的“常数与变数论”，他说，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 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例子印证了张文木的观念。比如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恐慌得不得了，觉得随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而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 因此，张文木认为，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就像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一样。 海权的核心问题是海军问题。张文木呼吁，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 有人曾问张文木，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张文木听后颇为惊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它需要国际市场；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在张文木看来，中美之间的矛盾焦点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相反倒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轨道时，中美矛盾尤其是海权方面的矛盾才开始尖锐化的。确切地说，中国的海上自卫权跟美国的海上霸权存在着潜在冲突。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自由贸易，就必须保护海上线路的安全。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相处》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则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张文木倒觉得今日中国更像100多年前的美国，我们应在开拓国际市场、保护海上线路方面向早期美国学习。 中国台湾问题，与100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并不一样，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但如果中国台湾位于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中国东北边远内陆，台湾问题并不会演变成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国也不会对它那么关注。从这个角度看，与100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一样，目前台湾问题还包含着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这与当年美国反对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一样。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反对美国“瘫痪战”，加强中国外交的强硬度 中美关系的走向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关于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目前国人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人认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另一种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 张文木认为，这两种想法都不准确。在他看来，美国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不选择两个极端。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 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９９ｌiｂ?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张文木称这是军事上“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张文木知道，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９９ｌiｂ?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外交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但张文木认为，中美矛盾是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冲突。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他举例说，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人也并未就此罢休，它反倒变本加厉实行北约东扩，继而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又调头直逼尼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拿台湾作筹码，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 张文木看到，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 他记得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藏书网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张文木认为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作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张文木告诫人们，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七国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他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张文木也曾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他马上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张文木深刻认识到：“在外交这副天鹅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藏书网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质疑“只准备打‘有限战’” 张文木是最先直接表明“要准备打仗”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使他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但很多人都不能忘记张文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遇北约的野蛮轰炸，两年后美军侦察机又在南海上空制造撞机事件，而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李登辉“两国论”，美国的TMD、NMD计划，北约继续东扩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已使中国面临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张文木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敲响人们心中的战争警钟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发展权”一直在张文木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2000年10月，张文木的《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部著作可称得上是张文木若干年来有 5173." >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大梳理，它从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国防等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主旨仍然是有关中国“发展权”的战略问题。同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可以说是张文木阐述国家安全的又一次思想发酵。 张文木的后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新颖独到，别开生面。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张文木看到，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张文木认为，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在他看来，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中国要崛起，中国要追求自身的发展权，当会受到来自美国等强权势力的挑战。就像张文木所言，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张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国人对战争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不能打；一种是要打只打有限战争。这是多年来国人的一种普通心态。张文木一直反对政治绥靖。他在读了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后写下这样一段话：从1999年北约打击南联盟炸中国使馆，到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战争几乎一年发生一次；在中国周边从日本重整军事，到台湾分裂势力之所谓“公投”；阿富汗战争后，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上游地区失控，中国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业合同几近成为空文，与此同时还有相当的人沉浸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之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不思武备，而只将目光盯住GNP的增长上……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图卷不见匕首的麻痹情绪，使他心中隐隐作痛。 张文木对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十分钦佩。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他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张文木认为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张文木认为，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在他看来，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收复台湾不会跟美国产生剧烈冲突 2003年6月，陈水扁放出话来，要在他任期内完成所谓的“核四公投”计划，从而为他的“台独”活动铺路。6月25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李维一明确表示，台湾当局纵容和指使少数“台独”分子利用“公投”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台海和平，造成两岸关系紧张，这是违背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对此我们坚决反对。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多个场合发话，反对台湾进行任何议题的“公民投票”，并称若台湾当局导致两岸关系紧张，“责任自负”。 正如中国政府所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在中美两国几十年的较量中，美国总是适时打“台湾牌”。 张文木相信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但他认为还不能说是一张王牌。因为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随其全球战略而变化的。美国的大国战略一旦发生变化，它牺牲的往往是台湾，而非大陆。 他让人们看清这样一系列的案例：在1949年时，美国首先想到的就是扔掉台湾。因为当时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临走时还在想方设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联系。美国当时对台湾采取的是抛弃态度。此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处于对抗状态，台湾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随着苏联的力量上升，美国又开始有限抛弃台湾。如果历史再往前推，在二战中的开罗会议上，为了拉住中国抗日，美国就承诺，一旦战争结束，就将台湾归还中国（当时台湾尚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所以，从历史的过程来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只要对其全球战略有利，需要保就保；一旦大国战略发生变化，该牺牲就牺牲。所以台湾只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而非王牌，是美国全球战略局部中的一颗棋子。 张文木认为，台湾在美战略中的作用，并不取决于台湾自身而取决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前景在未来的历史上有两种可能性：崛起和后退。如果中国崛起，我们的军事与国防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发展得非常之好，在美国战略中，台湾的作用就可能下降。 张文木曾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叫《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从近代史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奇妙变化，并提醒中国高层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张文木还看到，中美关系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其实是与亚太四大国即中美日俄间的相互外交关系紧密相联的。二战以前，美国有意放弃对中国上海以北的势力范围的控制，可是当日本逼近上海，威胁到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时，美日之间发生了空前大决战。这说明美日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这一点正好与中美之间的关系特点相反。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是美国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中美关系有所贴近。当苏联解体后，中美日三国的关系更加复杂又更明朗。张文木发现，当日本企图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的时候，中美合作的趋势契机已经形成。因为历史上美日关系最坏的时候也是中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 再看苏联解体后中国和日本在美国外交牌局中地位的变化。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继苏联后成为美国新的竞争对象，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也使日本和美国的矛盾上升。因为当下只有日本具有与美争夺亚太霸权的实力，而正在崛起的中国便成了在亚太地区掣肘日本势力扩张的惟一国家。这样中国对日本的制约使得中美之间的合作具有更现实的意义。由于美国评估中国的国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要威胁，所以美国支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更具实力牵制日本。假如因为..中美的矛盾使得中国国力下降到无力掣肘日本，那么日本势必很快打通通往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从而直扑美国石油运输“食管”，继而直取中东石油，那对美国国家利益将是致命的，美国人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张文木提醒国人注意，尽管中国对美国有着别国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美之间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除了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在国家战略利益间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矛盾。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恐惧。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中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与美国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由于中国太接近美国的这条生命线，因而中国的强大势必引起美国对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的担心。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帮助中国以钳制日本及未来的俄国时，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印度，以及与中国政府敌对的势力，以阻扰中国影响的向南扩展。美国还会适时把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进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独没独那种状态，借此迫使中国大陆对美国有所依赖。 张文木认为，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张文木也注意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焦点之外，日本会提供后勤保障，趁机发军火财，坐收渔利。在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日本就通过这样的手段发过军火财。另一方面，台湾对日本来说也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来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侵占台湾。 他进而认为，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 5929." >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因此，张文木认为，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主张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他提醒中央高层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美国是中印关系中最大的变数 张文木被认为是印度暨南亚问题专家，曾有大量的有关印度和南亚形势的探讨文章发表并引起中国高层的注意。可以这样说，多年来，张文木对南亚局势的分析，影响了中国政府对南亚形势的判断，包括对印度外交政策的施行。 其实在早些年，张文木在谈到国家安全时，对中国总体安全有一个基本判断。他说，鉴于西藏在中国未来崛起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东急西重”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新形势。“东，在乎发展；西，在乎生存”，现在看来依然值得人们思考。 南亚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门坎。因此，印巴两国的存在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中印的边境线较长，即使在尼赫鲁时代，中国也是印度实现其“大印度联邦”不可回避的邻近大国。张文木从历史上看到，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想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论从长远角度还是从短期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当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年底印度3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进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藏书网却为印度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中印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曾在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时得到缓解。然而两年后风云突变。 1998年5月，印度军方突然违反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决议进行了核试验，消息传出后巴基斯坦也试爆一枚核弹作为对抗，世界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为了摆脱“战争贩子”的罪名，费尔南德斯多次大放厥词，表示“印度发展核武器是迫不得已”，是由于受到了“那个强大的北方国家的威胁”，把中国当作“比巴基斯坦还要危险”的“潜在敌人”。 印度《论坛报》1998年7月27日刊出文章《如何对付中国》称：“随着5月核试验，我们已决定对付中国，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威胁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在与北京的对抗中，新德里若想下大赌注，就应拣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应捡起西藏问题。尼赫鲁时期我们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人侵略西藏时，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包括达赖本人，被迫到我们这里避难。中印间的缓冲区移动了，这使得中国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采取侵略行动。如果我们真要让中国为难……我们就应当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北京可以声称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地区’，我们就应提出当前的西藏地位和在那里发生的西藏人权问题。问题在于现政府是否有胆量这样做。”其反华气焰非常嚣张。 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多年的印度作家汉弗莱·霍克斯，曾出版一部战争幻想小说《龙之火》，小说开卷提到，印度所支持的一队西藏分裂分子欲攻占拉萨，因而掀开了中印两大国的战幔。故事中，两国开战了约1个星期后，2007年5月8日，中国以核武器分别袭击新德里和孟买，杀死了最少20万人，从而结束了战争，印度则未作报复。费尔南德斯对该小说推崇备至。他认为，在书中看到了真实，每个印度人都应该看。费尔南德斯曾形容北京为印度“潜在的最大敌人”，在中印外交界掀起轩然大波。 多年来，以费尔南德斯为首的主战派之所以在印度政坛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总理瓦杰帕伊在撑腰。瓦杰帕伊与费尔南德斯并不属于一个政党，但政治观点却惊人地藏书网一致。瓦杰帕伊一直希望印度拥有核武器，从而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这和一向立场强硬的费尔南德斯不谋而合，因此瓦杰帕伊当上总理以来，不顾人民党内部要员的反对，大力保举费尔南德斯。不仅如此，瓦杰帕伊还让费尔南德斯担任联合政府各党领导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张文木不明白的是，自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后开始恢复的中印关系为什么又突然陷入低谷呢？印度究竟想干什么？ 张文木看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有对巴基斯坦—中国西藏—孟加拉一线的实际控制能力，在南面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能力。要实现此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而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促成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人们不难看到，印度这种大胆的冒险行动与美国的南亚政策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打垮，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益走向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主导和控制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完成了从东西两翼遏制俄国和中国的部署之后，1997年底又开始把外交目标重新投向已被冷落的南亚。 美国要加强南亚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石油。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制巴尔干和南亚地区。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出口。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堵截中国经济西进，从而让能源需求西进的战略意图。 美印在中国西藏问题上，也有着心照不宣的合作。2001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而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使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而不是与中国发生正面和全面冲突，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回（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 由于中印边界问题本身就与所谓的“西藏问题”扯在一起，因此，张文木推断，未来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向“国际化”方向升级的政治导.火线之一，可能就是由印方挑起的中印边界冲突。而对中国而言，西藏如果分裂，将会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及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兰德公司受军方委托于1996年所作的报告，其中关于南亚部分作了这样的判断：“南亚地区正在摆脱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状态，开始融入亚洲舞台。各国越来越多地着眼于战略全局，而不仅仅是本地区。它们还正在逐步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背景下调整实力对比，其结果将是印度稳居霸主地位。按印度经济年增长5.5%的保守估计，2025年前它将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也将成为中国南翼的潜在军事威胁，还可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遏制中国战略。印巴之间的竞争目前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危险的；但从长远看，中印之间竞争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 1998年4月，在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德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先后访印后没几天，印度就下决心向中国摊牌——印度要公开成为核国家。张文木看清印度人民党的谋略在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要取得大国地位，就必须公开进行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核国家，为此印度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了减轻美国的压力，印度必须向中国发难。 张文木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画幕已在南亚撕开了裂口，世界大国是否能通力合作尽快弥合这道裂口，还取决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远见。他奉劝西方大国，如果不愿意在未来的印度洋面上再经历一场类似40年代太平洋战争那样的悲剧，就应放弃分裂或变相分裂中国西藏的目标，以赢得中国的信任与合作；他同时奉劝印度，如果不愿意重复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伊拉克因追求霸权而带来的惨痛教训，那么，它就应放弃地区霸权主义的追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与国际社会共同把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向21世纪。 其实印度政府也明白，中国对印度洋地缘政治利益并不像美国那样具有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印在印度洋上并不会发生现实冲突。而且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渐改善，由中国挑起的两国直接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印度政府开始了务实外交。 2003年6月22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率领庞大的访问团访问了中国。这是10年来印度总理的首次访华，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在离开新德里之前，瓦杰帕伊对记者说，他是为友谊而去的，代表印度向中国传递和平、友好、信任、理解和合作的信息。在瓦杰帕伊6天的访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两国发表了《中印关系准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印方在《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这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张文木对近年中印关系的改善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同时感到中印之间还有难以回避的矛盾，尤其是“9·11”事件后，中印交往中又加入了美国的因素，变数尚存，不可掉以轻心，“东急西重”仍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特点。 附录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 张文木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

越作越秀的学问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地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 href='2619/im'>《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的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做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的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做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你家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他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都有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一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我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还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的。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3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之要负大部分责任。

今天的中国要有点实学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是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 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事实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学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绝不表明毛泽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 8c08." >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过30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了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实学，提倡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30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做学问要有使命感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很大的浮夸成分，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做学问要有使命感。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本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废，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天才的新闻敏感度，最神速的新闻出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李希光教授被人封上一个十分吓人的“称号”——“中国新闻界第一号混混”。 且不说赐名者出于何种目的，光这个称号在因特网和清华园的不胫而走就足可令人心惊肉跳——真不知从何说起—..—但它似乎满足了赐名者冥冥中所祈望的轰动效应。 李希光1959年10月13日出生在江苏。l966年，他在家乡的一所煤矿子弟学校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在煤矿任总工程师的父亲作为这个煤矿的“头号反动技术权威”被遣送到贵州山沟里劳动，母亲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发到一个砖瓦厂烧窑，他只有靠70多岁的奶奶照顾。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李希光没有玩伴，不能参加少先队，受尽歧视。有一次，奶奶站在家门口，看见一群放学的孩子在校长和工宣队的怂恿下高呼口号侮辱李希光，顿时大怒，挥舞着拐杖，追打那群红小兵。因为这件事，奶奶一病不起，不久就病故了。从7岁到13岁，李希光都?是在痛苦、孤独和恐惧中度过的。 1976年9月，16岁的李希光到丰沛煤矿当工人。他发誓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便开始苦学英语。两年后，他以全国少见的高分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 1982年李希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学习理论物理，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读硕士，获法学硕士学位。 这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开始为《中国日报》撰稿。为了获得多的新闻线索，他一下课就骑着自行车满城采访，收获甚丰。常常有几篇稿同一天登上《中国日报》的不同版面。由于他的勤奋和报道的新闻独特，很快成为《中国日报》特约撰稿人。 1986年，安徽萧县孤山煤矿发生事故，有72个工人被大水淹在矿井里。李希光一听到消息马上背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到孤山煤矿。第二天，他对被救的20多个工人逐一进行采访，又连夜写成7000字的长篇报道传真给《中国日报》，同时用快件把现场救援的照片寄出。《中国日报》很快把他的报道的照片刊登出来，美联社迅速转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88年7月李希光研究生毕业进入新华社中央新闻采编室任记者，一干就是12个年头。 《华盛顿邮报》每年要从全世界选10个青年级的国外记者，要求35岁以下。1995年李希光正好35岁，英文水平很高，被选中。他来到《 534e." >华盛顿邮报》国内部，在华盛顿地区做记者，主要是报道环境新闻、科技新闻、医学新闻、人口、与科技密切相关的新闻。 李希光有一种天才的新闻敏感。在担任编辑室主任期间，他能从每天发生的各种信息中捕捉到有价值的新闻，然后组织大家采访。由他布置的采访报道，常常被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采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在中国落地，北大有个学生因另外一个学生偷用他的电子邮箱，告到法院，海淀区法院决定开庭。这个信息被李希光获得后，立即派记者赴法庭采访，可这位记者踌蹰起来。因为当时中国人对互联网不太了解，不光是老百姓，就连媒体的老总都认为，互联网这东西太可怕，可怕得就像那是帝国主义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所以这一块差不多成了中国新闻的禁区。李希光跟他的同事说：第一，互联网肯定是对中国有好处的工具；第二，对你个人来讲，我.相信明天3家西方通讯社全部会采用。在李希光的劝说下，这位记者前往采访，并写成了一篇很生动的报道，经过种种努力，新华社播发了这篇稿件。稿子播发不到3小时，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全部采用了这条新闻。 李希光在新华社工作时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件事。 1998年，有消息说，新修改的《婚姻法》将在人大表决通过。当时他是政治文化编辑室的主任，很快意识到国家如此重大的举动一定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应该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结果，他和同事们经过努力用900字把这个消息报道了出去，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这件事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媒体在中国修改法律或者立法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更感觉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 李希光强调新闻报道的视觉化，力求使用每一段文字都让读者看到一种画面。在他看来，如果读者通过你的文字看不到画面，那么报道就是失败的。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李希光作为新华社记者对克林顿的访问进行了跟踪报道。克林顿来华后，根据访问程序将登长城。当时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这个新闻不能“炒”，发条消息就行了。可李希光认为，克林顿在长城的细节全世界都很关心，很有意思，他便把克林顿登长城的过程写了一篇特写，把克林顿登长城的场面详细报道出来了，特别是细节的描写非常成功，受到读者的好评。 在新华社工作期间，他先后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以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他是新华社第一个以全票通过的高级记者。 1999年，已经名声大震的李希光突然从中国新闻界消失了。这一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邀请他任研究员。他是赴该中心做研究的第二位华人，第一位是美国著名电视女主持人宗毓华。 李希光在中国新闻界的动向一直引起各方关注。 光荣纪录：第一位走遍丝路的中国记者 1990年夏，李希光背着沉重的行囊，踏上了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 这次丝路探险活动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下进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远征队，需要一个记者做全程采访，担任新华社科学和文化记者的李希光被他们选中，他以青年学者的身份跟着远征队，带着3件宝物——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一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一册古老的地图，便穿过地中海、印度洋、阿拉 4f2f." >伯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天山、阿尔泰山、杭爱山，走完丝绸之路海上、草原、游牧及沙漠北道4条古代商道。藏书网 他们从威尼斯出发，乘着阿曼苏丹王赠送的船，在海上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漂流了半年，当年郑和和马可·波罗停留的22个古港口都停留了。后来他又走遍了当年成吉思汗东征的路线。 无论是在沙漠里、草原上、海上，李希光走一路，写一路，几乎每天都把报道发回北京。 这次丝路探险活动持续了3年才画上句号。李希光认为这是非常丰厚的3年： 我想这是令今天很多记者非常嫉妒的。因为今天走这条路线，虽然我们的通讯设备、>交通设备可能更好了，但今天由于战乱，从阿富汗到中亚，到车臣一直到今天要打的伊拉克战争，都不可能再有这场东西方对话的交流。因为当时远征的名称就叫“东西方对话之路”。今天东西方更多的是文明冲突，美国和伊拉克，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那时更讲究对话，而今天获得采访签证非常艰难。因为我们半年之内走了23个国家，基本上是入境落地签证，今天非常难，比如今天进阿富汗、伊拉克采访是非常困难的。 李希光为丝绸之路着迷，决定献身丝绸之路的探索与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部主任迪安称李希光为“世界第一位走遍丝绸之路的记者”。 那次丝路之旅让李希光遗憾的是，丝绸之路有一段最重要的也是最为艰险的“南道”，因客观原因未能探访。没想到这个缺憾靠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了弥补。 1993年，唐玄奘的一个日本信徒小岛捐献20.0万美金，要在中国搞一个比楼兰更轰动的沙漠古城考察计划。小岛对座落在塔克拉玛干大漠腹地的比楼兰更难抵达的尼雅古城很感兴趣。他认为若探险考察成功，将轰动全世界。因此，他便决定组织一支中日尼雅考察队。 尼雅古城位于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与楼兰古城并称为姊妹城，距今2000多年，汉唐时较为兴盛。最早是由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发现的。1900年斯坦因在英印政府资助下来到中亚。1901年1月28日斯坦因到达尼雅。尼雅古城由佛庙、官署、住宅群、种植园等古代建筑组成，这些遗址分布于古代尼雅河终点处的沙丘、沙岭间。 这个尼雅考察队共有5名记者，包括李希光和新华社的另一名记者，1名中国《石油报》记者及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另外还配有1名当向导的沙漠工程师及3名长期在沙漠开车的司机。 10月13日，李希光从北京辗转到新疆民丰县城，与考察队其他队员会合。在这之前，他搜集古今中外有关这条路线的记载资料，并探访有关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的知识准备。 考察队从民丰县城出发，进入塔里木盆地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 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塔里木盆地中心，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仅次于非州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又称“死亡之海”。因此古往今来有很多探险家藏身于此。 大沙漠的气候十分奇怪，白天气温约摄氏30度以上，晚上则可能零下20度。由于沙漠的地下水很咸，考察队带了很多塑胶瓶装的矿泉水去，但即使将矿泉水收入帐蓬内，第二天也都结了冰，饮用起来十分不方便。 在沙漠上由于缺水，李希光和队员们3个星期都没有刷牙、洗脸和冲凉，每个人身上的污垢都是厚厚的，非常难闻。 对尼雅的探访是惊险的也是浪漫的，李希光看到3000年甚至5000年前铜器时代的岩画和陶器、雕像等珍贵文物。从这些发现的文物中，李希光相信中国现在的杂技、胡琴及二胡等古乐，都是由西域传入中国的；他看到了古代中国与波斯文化的密切交流。 从尼雅回来后，李希光把对丝绸之路的思考集成二书，名为《梦幻尼雅》《跟我去楼兰》，好评如潮。 “警犬新闻学”与“找故事的艺术” 1999年，李希光从哈佛回国不久，朋友告诉他说，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校长要请他吃顿饭。 王大中是国家“863高科技计划”能源领域首届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20世纪60年代参加我国自建的屏蔽实验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和运行；70年代中期以来，主持领导高温气冷堆的研究开发工作，提出一种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新概念；80年代开创了核供热堆的新研究领域，主持设计、建造，并于1989年起成功地运行了世界上第一座5兆瓦壳式低温核供热堆。 李希光久仰王大中校长的大名，并对他在我国能源科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钦佩不已。 王大中与李希光的历史性会见终于到来了。在那个饭局上，王大中表达了他对清华人文学科的殷切期待，两人一拍即合。 李希光对王大中说，“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新闻的形式在以奔腾处理器的速度扩张，那些10年前的资深编辑们和新闻系的教授们今天已对此不知所措，中国需要有一门有开拓精神的新新闻学。 饭后第二天，清华大学决定创办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这让李希光备受鼓舞。不久一个崭新的清华新闻学概念在李希光的脑海中孕育而成，而此时的清华也为未来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编号叫“新闻9”。 1999年12月10日，由李希光挂帅的中国第一家专门研究国际传媒和国际舆论的机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宣告成立，世界新闻界把目光聚集到清华园。 中心聘请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媒体专家，如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艾利斯·鲁宾斯坦，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马文·卡博教授，克林顿总统的媒体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汤姆斯·帕特森博士等。中心还聘请了约30位来自美国、法国和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担任研究员和客座研究员。 李希光决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把研究中心打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新闻传播平台，使之成为在新闻传播、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领域能与西?方传媒和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重镇。 中心成立后即召开了第一个学术研讨会——“21世纪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研讨会”，邀请来自美国、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围绕“国际传播中有关中国的话题设计”“《北京青年报》与科索沃报道”等议题展开了讨论。这次研讨会一炮打响，引起了世界传媒业的极大好奇。 接着，李希光策划和主办了包括“清华—哈佛新闻传播学合作展望”“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研讨会”“下一代新闻学教育国际圆桌会”“网络新闻与注意力——解剖网上新闻圆桌会”“美国媒体与中国研讨会”“从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看中美两国记者的国家意识”“如何看待中国的新闻改革”“两党政治、中美关系与?９9lib.媒体角色”“网络与中国媒体演变”“全球化时代媒体的力量”等研讨会，影响深远，成就斐然。 中心还先后邀请了50余位国际知名学者和记者来清华参加现代传媒论坛讲座，其中包括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鲁宾斯坦、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创始人乔纳森·穆尔、克林顿政府总统助理等。 中心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传媒研究学术网站和中国第一个网络新闻实验室，在一种开放、活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里，为海内外研究人员、媒体专业人员，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开展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 中心目前承担着一系列国家重点课题，其中包括“政治传播学与国家形象的构建”“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舆论监督与环境政策的形成”“软力量研究”“中国主流报纸上的日本”“新闻构建与国家利益”“中国国际形象重塑”“美国媒体研究”“国际传播前沿研究”“现代传播技术对新闻学的影响”等。 为了开创新闻事业的新局面，李希光开设了新新闻学，传授客观报道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客观公正是一个优秀记者的第一标准。他在专著《新闻的核心》中特别强调了新闻的公正性。他说，我们对新闻的报道必须坚持多信源的原则。所谓多信源，就是指，如果报道战争或冲突，应该报道冲突双方的意见。比如，伊拉克危机，新闻报道应该报道源自冲突双方的信息；关于朝鲜的核武器核查，也要报道信息双方的意见。仅报道一方的意见的新闻，就不是好新闻。在他看来，司马迁和唐玄奘是最好的记者，因为他们是记录事实，是事实的忠实记录者。 有一次他让学生到国子监一带采访。采访没有题目，但每个人必须发现新闻。几个小时后，一位学生向他介绍对一种砖雕的发现。李希光问：“这是他们告诉你的吗？”学生说：“不是。”李希光请他再去向当地居民提问，核实清楚，再下结论。 李希光自称他教授的是“警犬新闻学”。他说，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记者将保持他们的警犬功能。新闻的公正性是新闻视角和新闻观点的平衡，而不是所谓的没有观点的纯客观。公正性应该包括所有相关观点的报道，但不仅仅是报道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而是要这个光谱上的各种观点，要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的细微差别。从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看，警犬记者被看做最崇高的媒体人，而公共新闻又强化了新闻界的基本使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否则，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无从谈起。新闻媒体的未来不在于采用新技术，不在于网络化，更不在于新闻的娱乐报道和体育报道，而在于强化其“社会警犬”的作用。 另外，在清华他还提出一种新的新闻观，认为新闻就是“找故事的艺术”，任何一条好新闻，它必然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人类从有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以来就在讲故事，从荷马到司马迁，到唐玄奘，到马可·波罗，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在讲一个个美好的故事，新闻也是讲故事，只不过新闻时效性更强一些。 李希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学理念，一改原有新闻理论的空泛说教，生动形象，也更接近新闻的本质。美国《明星论坛报》称，从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那里看到了中国传媒令人鼓舞的发展趋势。如今，他正在清华培养新一代中国记者，期望这些记者能以全新面貌走上新华社记者的岗位。 李希光到清华已经4个年头了，人们看到这位质朴的教授依然保持着记者作风，每天只睡5个小时。《北京晨报》曾这样描述他：从家里赶到清华园时，他总是背着一个大旅行包，里面有书和笔记本电脑，一如他当年背包踏走古“丝绸之路”的样子。 清华新闻学院并不比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差 李希光教授另类的传闻是从一件发生在饭桌上的故事开始的。 有一次bbr>..，李希光和他的学生在食堂吃饭，开始时大家说说笑笑，这时他的一位女学生说起她的男友读完核物理学专业后准备去美国的事，李希光突然脸色大变，怒火万丈道：“国家培养他，是为了要他去给美国人造原子弹吗？这要让那些两弹元勋们知道，非得气死不可！”据说当时他还差点掀翻桌子，在场的人无不愕然。 不啻如此，李希光不许他的学生考托福和GRE。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你到清华来，你的学费不是你父母出的，是全国纳税人出的。你本身考取了世界一流的大学，你再考托福和GRE到国外的三流、四流大学读书，你当初就没有必要进?9９ｌｉb.清华大学。你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其他的同学。中国人称清华是中国的哈佛，而美国人自称哈佛是美国的清华。如果你到了清华，一心想着出国，你是对自己的老师没有信心，对你自己更是没有信心。我们清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并不比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差。哥大的院长是《纽约时报》总编，而我们的院长是《人民日报》总编。哥大的新闻学教授是美联社高级记者，而清华新闻学教授是新华社高级记者。 尽管他的这种解释并不一定能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但他的学生中考托福的还真不多见，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在李希光的教授下所学远超过了国外的二三流大学。 李希光开课之初就实行了中英文双语教学。当时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样的话，清华的新闻学就太“洋化”了。可李希光说：在这个全球传播的时代，一个记者每天打开电脑，要看新浪和搜狐的新闻，也要看当天国外各大报纸的新闻，没有优秀的英语水平，未来的记者如何生存？接受这种训练的学生10年后，他们在上课、采访和做梦时分不清自己说的是英语还是汉语；他们为商业媒体工作，但他们是没有偏见的记者；他们拥有优秀的互联网应用能力；他们写的是新闻，而不是学者的评论。为此他还计划他的新闻学课改用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原版英文教材，结合中国的案例来讲授。 李希光的课很特别，生动、幽默、灵活，重在启发和实验。他要求他的教室一定要有多媒体、投影、网络，常常让学生念《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原文报道，并逐段分析，逼得大家不但有分析能力而且英文一定得过关。他的新闻分析课最受学生欢迎，常常乐得大家前仰后合，而正是这种插科打诨式的讲演，使学生对新闻的本质体会得更深刻也更长久。 有一次，李希光给他的学生讲课，他说：“我们有的记者不知道新闻究竟是什么，于是在写新闻的时候，只是telling something（说某些事情），可是真正的新闻是rep（报道），应该从一个完全客观的角度来报道……” 他觉得同学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思，接着说：“如何获取新闻？不仅要凭借一名记者的好奇心，还要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 说着说着，他脱去帽子，对同学们说：“我现在很疲惫，你们试着从哪些细节可以看出？” 同学们看到老师乱糟糟的头发，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异口同声地说：“头发。” 李希光很少按部就班地布置作业，但每次布置的作业都别出心裁。有一次他竟出了一道题：用不超过50字的导语概括 href='2210/im'>《红楼梦》。学生们匪夷所思：老师怎么把 href='2210/im'>《红楼梦》与新闻联系起来了呢？ 由于李希光上课另类，效果好，所以有很多人来蹭课，除清华的学生外，还有来自人大、北大、广院等院校的学生；甚至清华炊事班的一位职工也被李希光的课所感染，一次次混进学生的队伍，乐此不疲。而一位清华外语系学生，从来没想过要做记者，自他听了李希光的课后，对新闻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改行当记者，果然毕业后进了新华社对外部。 来听李希光课的人越来越多了，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李教授纳闷为什么自己学生的面孔越来越陌生。但他没有摆出教授的架子，也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更没有驱逐过任何来蹭课的人。只是有一次，李希光无意中出了一怪招，让6位北大丽人在大庭广众下暴露了身份。当时李教授在课堂上出了一道练习题，要两位同学一组，彼此描述一下对方的外貌、背景等，以增加采访人物时的观察力。结果蹭课者的身份一个个暴露无遗，但李教授的友善使他们沉浸在愉快中。 出怪招是李希光教授的拿手好戏。在他看来，怪招如能提高学生的水平，怪也就不怪了。 李希光教授刚到清华时，他手下共有十几个学生。有一年暑假，他带着帐蓬、睡袋、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GPS定位仪，和他的4个学生，跑到了兰州、内蒙古额济那沙漠及敦煌一带进行探险式的采访，向北青报网站和自己的网站发回大量稿件。当他们来到罗布泊时，居然在这无人区里住了近一个星期并凭借定位仪和军用地图找到神秘古城楼兰。回来后，他将学生的采访报道汇编成书，成为新华出版社的热门书。 又一年，他突发奇想，带了几个学生到他当年做苦力的江苏一个煤矿去采访，他还要他的学生和自己一起下到矿井深处。涉世不深的学生哪里吃过这个苦，叫苦连连。可事后他们感到这样的体验真是难得。 而在北京..，他带着本科生满北京城采访更是屡见不鲜。有人对大教授如此“不顾身份”表示惊讶。而李希光则说：大家都应该这样，新闻学是职业教育，没什么高深理论，师傅带徒弟天经地义，这是哈佛的培养模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教科书开章就说：新闻这门学科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产生激情；要让学生产生激情，就要老师带徒弟。我要在他们身上克隆我自己。 李希光教学的又一古怪之处就是要求他的学生24小时手机开机。他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优秀记者的基本要求。“你睡觉，新闻不可能睡觉。”为了检查同学是否开机，他有的时候会半夜突击检查，如果发现哪个同学没有开机，他会严肃地让他写检查。 为了让他的学生更多地了解新闻的本质，接触各种思想，近几年来，他张罗了有国际大牌新闻明星参加的十几个圆桌会议，与他的学生面对面交流。这些“大腕”包括美国亚洲著名主持人韩玉花、默多克新闻集团前副总裁张镇中、《华尔街日报》首任驻华记者秦家骢、《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阳光卫视》掌门人杨澜以及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香港大学的传媒专家。 2001年，李希光通过网络结识到一个在阿富汗采访的日本战地记者岛津洋一。他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相互交流信息。据说阿富汗边境上驻着4400多名记者，而岛津是为数不多的能深入塔利班战区采访的记者。有一天，岛津把一张塔利班高层密会的照片传回日本，没想照片被美军截获，第二天，那个小山坡就被炸弹夷为平地。 这个故事让李希光很激动，他对岛津说：“你从前线飞到清华来吧，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岛津真的从巴基斯坦买到了一张机票直奔北京，饥肠辘辘的岛津在清华与李希光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辩论。学生们说，这样的教学案例在中国的课堂太少见，只有李教授才敢想。 2002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实现自己评课。李希光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和“国际传播”被评为第3名和第6名。 清华校领导颁奖那天晚上，他捧着两块奖牌回家，不由流露出欣喜之情：“这是我的最高荣誉，这就是我的诺贝尔奖！” 中国形象被美国“妖魔化”有其根本政治原因 1996年11月，一本继《中国可以说不》后在中美两国知识界引起震荡的时评专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北京悄然问世，该书以鲜明的立场、客观冷静的姿态，分析了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妖魔化”歪曲的来龙去脉，其尖锐的思想交锋所引起的中美冲击波一直蔓延至今，势头不减。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在该书出版不久便提醒人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赶在今年底问世，呼应‘说不’系列……这本书可能成为今年最后一本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对峙的可圈可点的力作。”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由8位留美或有旅美背景的学者共同完成。李希光便是其中的主要作者和策划人。为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美国传媒恶意挞伐的焦点人物，还被一些人不怀好意地戴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显然与作者李希光的初衷大相径庭。 李希光曾这样表述他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于私是为消解胸中对美国媒体不公正报道积压数年的宿怨，于公是指出妖魔化中国的趋向，借以引起双方重视，以稳固中美关系。”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凝聚了李希光在美生活和工作时的思考。 1995年，李希光来到美国《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虽然来美国时间不长，但他看到了美国及西方主流媒体极不正常的现象。 这年的夏天，李希光来华盛顿工作刚1个月，《华盛顿邮报》系统的亚洲事务负责人阿丽丝女士邀他到希尔顿饭店吃午饭。 阿丽丝如此热情款待李希光的原因是想听听他1个月来对美国媒体和美国新闻制度的看法。 “你敢接受采访吗？”阿丽丝女士问。 “我很高兴通过各种机会同美国新闻界同行交流。但问题不是我敢不敢接受美国同行的采访，而是你们敢不敢刊登我的专访和我的谈话。”李希光说。 “我们倡导的就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什么我们不敢刊登的东西。”阿丽丝女士态度很坚决。 采访开始了。李希光对着录音机侃侃而谈。他首先肯定了他的美国同行在新闻采访和报道中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阿丽丝似乎有些不满足，她说她想听听一个中国记者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 “妖魔化。”李希光几乎脱口而出。 阿丽丝脸上露上惊奇和兴奋的神情。她认真听完了李希光的讲演式的谈话，表示马上就把这篇专访整理出来发表，并让李希光第二天在办公室等待摄影记者来为他拍照。 然而李希光第二天在办公室等了一天，也没有见到摄影记者来找他，阿丽丝的那篇采访自然也没了下文。直到李希光回国前夕，在他的欢送宴会上阿丽丝女士才告诉他，美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你在采访中讲的多半是批评美国新闻界的话，而且你讲的那些事实又是那样容易打动读者，如果他们发表了你的采访，不等于让他们自己下不来台吗？如果他们能够用事实轻而易举地把你的妖魔化理论驳倒，他们也许会发表你的专访，然后紧接着发表驳斥你的文章，把你当成活靶子批判。” 这让李希光非常气愤。更让他气愤的是，1995年10月的一天，他和另外9位获“阿尔福莱德新闻奖”的外国记者被邀请听一堂有关维护新闻自由和保护记者权益的课。在会议室里，委员会主任威廉姆·奥姆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印有世界地图的该委员会的手册。李希光捧着这个手>册，在地图上找中国，却发现地图上中国版图的西藏部分被绘图者野蛮地挖去，剩下的是一幅残缺不全、无法辨认的中国地图。 几天后，李希光去看望在宾州大学任教的老同学刘康，谈到这件事时仍难以释怀。刘康对美国媒 4f53." >体的妖魔化做法深有同感。交谈中，两人都表达了对处于低谷期的中美关系的忧虑，同时也切身体会到美国新闻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他们决定把美国主流传媒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为一个选题好好研究。 刘康在美国任教10多年了，当时他正在做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从文化的层面观察、分析中美关系近期的紧张。李希光的到来增强了他对中美关系研究的信心。 李希光在宾州大学除了与刘康进行交谈，还马不停蹄地先后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讲他考察丝绸之路和尼雅古国的经历，第二次讲他在《华盛顿邮报》亲身所见所闻的美国媒体颠倒黑白、无事生非、大肆妖魔化中国的事实。李希光的讲演生动活泼，又直率真诚，受到了宾州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从这两次讲演中，刘康和李希光都看到，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感到民众对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宣传的不满。 这种主流民意与主流媒体的反差刺激了李希光和刘康的陈说欲望。于是他们多次在一起进行深入长谈。刘康就他在美国大学留学和任教多年的亲身体会，谈了他对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看法；李希光则以一个资深记者的独特眼光，分析了美国舆论与政治的核心，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具体运作形式等等。李希光用笔记本电脑记录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1996年，李希光回到国内，很快把他们在宾州的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以《如何看待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一位旅美记者与留美学者的对话》等题目，在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很快引起学界的关注。后来《中华英才》杂志也刊登了相关报道，并被《报刊文摘》转载，在百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 而就在李希光们对美国及西方媒体进行揭露和分析的同时，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行动有增无减—— 1995年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年终稿，配发了一幅中国人练太极拳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露出了穷凶极恶的好战本性。” 1996年1月7日，美国《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要不要怕中国？》的文章。文章断言说：“中国将在bbr>??下个世纪成为一个绝不会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熟悉和友好的超级大国。”文章题头还配了一幅漫画，画面是一双巨大的筷子挟着几面美国国旗，好像中国将要瓜分美国。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及其它中亚国家的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牌，俄国牌》，大骂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的会晤：“上星期在藏书网北京，时光似乎倒流了。”评论还用极为恶毒的词语说：“人们几乎可以听到一个新的轴心正在形成。” 1996年7月19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美国NBC体育新闻主播人考斯特在中国代表队入场时别有用心地评说中国“有人权问题、版权问题，以及对台湾的威胁”。他还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多次提及某些中国游泳运动员曾经使用过禁药，故意损害中国和中国运动员的国际形象，这件事引起中国留美学生的强烈抗议。 由于中美之 95f4." >间摩擦不断，中国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高涨，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时评图书走上书架。 这年夏天，刘康回到北京。他与李希光见面后开始策划《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写作。 鉴于当时中国图书市场出现了许多有关中美话题的情绪激昂的时评类图书，李希光和刘康都觉得如果再有一本中美时评类图书，应以更客观更冷静的姿态来进行写作。用刘康的话说，就是“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10年前对美国的一片热烈浪漫，变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嘘声”，“不应煽起太多的激愤，温度升得太高，诱发新的中美对抗”，以免一些心怀鬼胎者“乘火打劫，火中取栗”。 确定了议题后，李希光陪着刘康来到峨嵋山，在漫长的旅途中，形成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基本框架。后来他们决定邀请曾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新华社记者熊蕾、韩松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朱伟一参与写作。刘康回到美国后又邀请了3位在美国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加盟。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参与写作的8位学者完成了各自的章节。这年年底《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终于付梓印行，首版4万册一月内销售一空，成为1996年最突出的出版事件之一。 李希光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西方社会的研究，使他找到了西方“妖魔化”理论的根子，那就是哈佛大学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李希光曾对中国传媒分析说：“亨廷顿教授把这个妖魔化理论上升到极点，上升到文明的冲突。根据他的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能是妖魔化对方。必须使基督教人民感觉到伊斯兰教文明或者儒家文明没有存在的价值，让对方也感觉自己像妖魔一样没有尊严，没有存在的价值。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妖魔化是一种媒体策略，目标是消灭另外一个文明。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妖魔化，在意识形态上、媒体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妖魔化的结果是，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须完全投降；而作为妖魔化别人的一方也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弹也在所不惜，就是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也不会有丝毫的不安，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妖魔。” 西方媒体的记者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中国的热销十分恼火和恐惧，《纽约时报》等大报想方设法封锁这本书的出版消息。美联社和NBC等更把该书视为洪水猛兽，极尽一切之能事对其进行彻底抵制。但该书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流传到美国等地，从而形成巨大冲击波。 《纽约时报》驻京?99ｌib?记者邰培德对书中讲述的关于他的事情暴跳如雷，痛骂“这是一本烂书”，并在多个场合对李希光进行人身攻击。 为了消除该书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邰培德还在《亚洲周刊》上散布谣言：“即使《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没有中国官方的背景，作者们应该也有领会官方的意图。”当李希光提出要与邰培德在美国最有影响的电视频道公开辩论时，邰培德却装聋作哑。 就在西方媒体对该书大加封杀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却以从未有过的冷静对该书进行了认真研究，开始了对美国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反思。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让我们同中国合作》，指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中国的妖魔化方面却表现得很怯懦”。《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存在将中国妖魔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但是，现在不是冷战时期，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昨天的苏联。”美国副总统戈尔批评了那种将中国看作是美国当前和未来敌人的观点。他说：“孤立和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 1997年3月9日，《华盛顿邮报》星期天版的“图书世界”副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发表了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拜伦的3000多字的书评，指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应该严肃对待。” 曾经与他人合作写作康生传记《龙的魔爪》而在西方汉学界出名的拜伦先生，于1997年夏天在《华盛顿邮报》读书版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了一整版的书评。他在《体会言外之意》一文中写道：“显然，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不存在一致的亲美意见。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品。”“书中的观点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胞感情的知识分子观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通过对美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广泛分析，指出美国传媒对中国的介绍是片面的。这本书由于讲究写作风格，在美国赢得了一些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赞赏。”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的一个官员在认真通读完了这本书后，给李希光打电话说：“这本书太有吸引力啦！这绝对不是一本反美的书，只有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才会攻击这本书是反美的书。” 这句话正印证了李希光当初策划和写作这部书的宗旨。就像他在该书香港版的序言中所说的：“我诚心地希望我的美国同行不要错把我们这本书当成一本反美之作，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给那些每天处心积虑地妖魔化中国的少数美国记者脑袋上泼一盆冷水，让他们从狂热的妖魔化中国的病态中冷静下来。” 199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级军官研讨班的23名军官进入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校园，他们将在这里参加为期两个星期的学习。这个交流项目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得到了中美两国国防部的支持。1个多月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丹雷·罗思在华盛顿美国企业学院关于对华政策的讲演中说，中美军队恢复接触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两国军官的这种互访将有助于两国军队互解妖魔化（de-demonizing）。 最能体现美国人对自身反思的行动是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的中国?9９ｌiｂ?之行。在他访华之前，这位民主党激进分子的代表感到了美国媒体的好莱坞式的报道着实太过分，令他无法改变中美关系。所以他决定顶着巨大的压力到中国来，以化解令人尴尬的中美关系。他把他的中国之行称为一个“解妖魔化行动”。 显然，克林顿的访华是成功的，至少这位总统在北京停留的前后，美国媒体已悄悄开始较为客观地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们开始介绍中国人数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自由的生活方式、乡村的民主选举、知识分子的备受尊重，以及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组封面文章，总标题是《中国有多坏？》。李希光称“《中国有多坏？》这个命题是美国媒体的自我觉醒，是对美国国会、传媒和学术界某些人士长期以来把中国当成敌人来描绘的质疑”。这种理性的思考开始动摇了美国公民长期以来因受媒体蒙蔽而产生的对中国社会暗无天日的想像。 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李希光和他的同仁们为沟通中美两国人民做了一件富有开拓意义的事。从此李希光的名字格外引人关注，中央高层有关部门找来他的全部著作反复研究，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向他表示了敬意，在国人的眼中，他成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而作为一个学者，李希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提倡“网络实名”，引发全面争论 李希光曾说，辩论就是交锋，没有交锋就没有思想交流。1998年，李希光在北京大学舌战美国、《时代》《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轰动一时，1999年，他又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舌战普林斯顿和德克萨斯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接着又在美国一家电视台舌战哈佛“中国通”费正清。无论是在什么场合的争辩，李希光都表现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胸怀。 正因为李希光善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锋芒毕露，他成了饱受争议的中国学者之一。 2002年4月29日，李希光接受了广州电视台《都市在线》栏目访谈，在谈及新闻改革时，他发表了如下一些观点： “网络本身应该和传统媒体一样，受到严格的版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网上任何人写东西要负法律责任。你不能因为是网上，你可以发匿名的东西，你就随便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同样要承担名誉损害责任的。由于网上传播甚至可能比印刷媒体传播还要快，还要广，它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是不可弥补的。因为大家上一个网页，可能这个网页一辈子就上一次，即使你在这个网页进行更正了，但是读者不可能再回来了。 “所以我就建议，我们国家的人大立法机构对网上的名誉侵害应该给以严惩。同时我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包括传统媒体，应该提倡用真名，不用笔名发表文章。这是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时代，利用假名发表东西是对公众的不负责。” 李希光的这个谈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没想到1年后，网上议论骤起，各种评说不绝于耳，李希光成了一块引人注目的靶子，最后演变成轰动一时的“李希光事件”。 大多数的批评朝着李希光的“软肋”而来——李希光倡导的网络“实名制”侵犯了人们说话、撰文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有人认为，李希光“简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实行“法律拿破仑主义”，患上了“立法依赖症”，受到了急于求成和天真心理的支配，过分相信法律的威力，因而常常以良好的意愿取代理性、细致和科学的分析。 有个网友这样说：“李先生在国内国际媒体交流方面是有一定地位的，这个不可否认，比如遇到一些大事的时候，首选的媒体方面的中国专家就是他，他会持自由派观点，但奇怪的是，他在国内的发言，却是那么反西方，那么莫名其妙。” 还有人这样质问李希光：就像现实中人们说话一样，那些喜欢在街头评论几句的，只能说明他对某一件事情的关心；但如果他还没说话，你就让他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你觉得这个人会如何感受呢？ 互联网上引发的激烈议论可能连李希光本人也没想到。作为一个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多年来就十分关注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言论发表者的透明问题。他曾这样表达他对网络中“无序”状态的担扰：“网络是这样的，比如说，他的真名从来不暴露，是男是女不知道，中国人美国人也不知道，一个人还是100个人也不知道。我一个人光天化日地站在角斗场里，我是实名制的人。匿名的人呢？周围你看不见任何敌人，他们可以从各处向你发来暗箭。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国内有两种原因不署真名，一个是传统观念害怕受惩罚，另一个就是他知道自己正在编造谎言或者正在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我们讲新闻自由有一个原理：你有言论自由，但不能在看电影的时候喊失火，（这样）很多人会被踩死，是要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的。” 应该说，这是李希光提出“网络实名”的最基本的动机，他是持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要求加强网络管理。这个观念与人大会议“加强信息安全和遏制网络犯罪”的提案和议案不谋而合。 李希光提倡“网络实名”还体现了对受众负责的良苦用心：“因为你用真名，你说你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这时候你写清华大学怎么怎么好，大家知道因为你是清华的。如果我用了假名，我不说明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讲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怎么好，大家会讲可能很好，公众就这样认为。事实上这个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这就不公正，这就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 而访谈之所以引起哗然，似乎与李希光当时的表达或记录有关。他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人大应该立法禁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谎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的名誉”。这个准确的表达我们可以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找到。 其实在这场“网络实名”风波中，了解李希光的人还是对他的担忧表示了理解。 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对于李希光所担心的侵权问题表示理解。他承认网络言论更容易产生对人的侵害，应该引起注意。但是否一定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规定必须使用真名，否则就是违法，这很难说。对于网络的法律管理，把握好两个原则即可：一不危害国家安全，二不构成侵权。他认为，民法规定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著作权问题和侵权问题是不同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必然结论：用真名就不会侵权，用假名必然侵权。署名本身并不能表明必然恶意或者必然善意。 国内知名中文论坛凯迪网络总编牧沐认为，网络发言者实行实名制登录，的确有助于维护网络互动区域的秩序，那些动辄换一个ID（网名）上来信口开河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不实信息将被有效遏制。互联网这个舆论平台的公信力也将大为提高。但应该看到，采用实名披露某些敏感的人和事，给发言人带来的风险很大，强硬地规定公开发布信息者必须采取实名，必将影响这个相对还比较脆弱的网络传播渠道。 在这场“网络实名”风波中，李希光表现得很冷静，并没有迎头痛击，因为他知道，对于这样敏感的问题，如果火上浇油未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他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网络的规范化管理，以免这个现代的通讯线路被人利用，导致社会诚实的丧失。 “李希光事件”引起的争议让人想起多年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引发的全球大讨论。 1997年3月2日，“美国之音”组织了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几位学者，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展开了大批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在节目中对书的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并拼命为美国媒体辩护。林培瑞说：“这本书指责美国人的白人至上。这不能说是美国高人一等，这是美国人的特性决定的。这本书还指责美国的媒体都是有计划地反华，这也是不正确的。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那些文章是根据读者和市场的需要采写的。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只要有人带头写，美国的其他记者就跟着写。我们美国报纸根本就不反华，报纸给谁办的就得为谁说话。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本书的作者完全是为了拿稿费才去写这本书。”3月4日，“美国之音”再次组织了六七个人对这书本进行批判。 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首先是对李希光“妖魔化”一词的质疑，有学者认为，李希光关于“妖魔化”的定义，在学术上是个彻底的“伪概念”，因为它违背了传播学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被李希光界定的这个概念，如果拿到任何一个传播学系的课堂上去，老师只能给零分。在清华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关于“妖魔化”的讨论会上，李希光对“妖魔化”的概念作了较清晰的定义：妖魔化的报道不是bbr>指天灾人祸式的及一般性的批评报道，而是指那些令人读后对中国（包括国家、民族和社会）产生厌恶、憎恨或仇视态度的报道。 “妖魔化”的争议尚未平息，许多人把矛头对准了李希光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结”。身在国内的李希光当然首当其冲地遭到舆论的围攻。 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在2藏书网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兴起的，一开始的表现是与反对西方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许纪霖教授曾把20世纪90年代中国反西方主义归纳为“三波发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第二波是1994年后，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如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第三波则以张藏藏、宋强等人所著《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中国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一波接一波的反西方理论或学说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民族主义”真正谋求到“独立的话语权力”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它的力量则应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一个象征性标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正好“顺应”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潮流，似乎是对号入座地进入了“民族主义者”阵营。一时间，李希光成了一块无比醒目的“靶子”。李希光不无遗憾地说，“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成为一个狭隘和偏见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用在我身上就像“文革”中人们在我头上扣“帽子”一样。李希光坚持认为，他没有看到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上升，而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景象：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在消失和被遗忘。先秦儒家利义观是见利思义，以义节利，反对见利忘义，现在还是应当提倡，讲王道，不要霸道，为官要公忠体国，个人道德是见义勇为，商人要童叟无欺。这些民族精神不仅要发扬，而且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扬到更高的境界。他说，如果把强调社会安定、西藏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视为上升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这些反“民族主义”的人本身不了解中国的历史， 6216." >或者说他们自己正是“民族主义”的代表。? 在有关“民族主义”在中国饱受争议的时候，不少清醒的学者都认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作品似乎不应仅仅看作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立场在知识界的产生，同时还应当将其视为普通民众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表达。 美国新闻媒体不真实背后的利益因素 2002年4月，在李希光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惹出“李希光事件”的前一个星期，一个高品格的学术峰会——“21世纪新闻教育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密苏里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的新闻院系负责人，以及中国部分新闻媒体的负责人50余??人与会研讨。李希光在峰会上就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中国主流媒体如果不加速新闻改革，按新闻规律办事，最终很可能会导致西方媒体为中国设置议程。他还向与会者赠送了自己的新著《新闻学核心》。在该书的封底上，人们看到作者的这样一段话：“真正的新闻学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无冕之王’，他们通过挖掘真相，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 尽管“李希光事件”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但作为一个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多年的新闻记者、一个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改革中国媒体现状的呼吁。有人说，作为学者，李希光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握着手术刀，似乎随时为中国媒体“动手术”。李希光曾说，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促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一个健康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报道新闻，而报道新闻的目的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保护强势，让强势的声音被听到。强势集团没有民主制度也会发出声音，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关键是让弱势者发出声音。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与会的中美两国传媒界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对媒体的日益商业化、集团化、垄断化和并购热感到担忧，?认为这将会影响新闻媒体的公正性和损害公众利益。 李希光知道，作为一个商业化十足的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世界范围内似乎都不愿意刊载或广播那些令受众不快或?从内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内容。比如，中美撞机后，美国媒体一定要大量刊播美国全国人民拥军拥属的画面和歌颂美国飞行员“英雄”事迹的报道。如果媒体报道指责美国间谍飞机来中国侦察飞行或播放中国飞行员王伟及其家属的画面或报道王伟英雄事迹，就会遭到美国公众的痛骂，广告商就会退订。同样，在中国，媒体经常刊播大量的揭露贪官污吏的报道和各种有钱人和新贵们追求时尚的信息，因为这满足了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广大读者和网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不喜欢阅读那些反映社会失败者的新闻，认为这类新闻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不相干。 李希光早年参加一个在北京召开的艾滋病与媒体研讨会，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不敢报道艾滋病问题。国家计生委的官员说：从中国的政府来说，我们鼓励大家积极报道预防艾滋病，但是至于各个报纸报道不报道，你问问在座的北京报纸的总编。当时在座的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无奈地说，我们不能经常报道艾滋病，为什么？如果我报道了，我的广告商会不高兴，我的广告商不希望他那一张漂亮的房地产广告或者汽车广告，摆在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照片旁边，影响广告的传播效果。就这样，公众的知情权与媒体的广告和利润之间发生了冲突。 李希光看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电视台为了留住受众，办了很多的脱口秀节目，把新闻当成娱乐节目来讲述，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受众难辨真伪。这样商业化了的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的胃口，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在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了的新闻学。 如何扭转这样的局面？李希光认为，培养更多的高度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当务之急。以一种新的思维教育新闻记者，使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能坚持新闻的公正性，维护公众利益，恪守新闻道德。2003年初，李希光在新浪网与网友交流时指出，我们的报道应该围绕和公众相关的重大事件，而且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必须多信源地进行。新闻最终要由老百姓自己根据媒体提供的平衡的新闻事实作出理性的判断。新闻媒体仅仅是提供新闻事实。如果一张8版的报纸，7版是言论，只留下1版是新闻报道，那就很不好。李希光说，如果我要办一张报纸，第1版是要闻，第2版是言论和读者来信。如果我有20个版面，言论最多占两版，我要让公众自己根据新闻版面提供的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现在国内的媒体是越来越多地发表个人意见，而不是报道事实。个人意见更多的是偏见，常常会误导公众。记者是提供新闻事实，不应该作出新闻的评判。如果记者成为新闻事件的裁判，其结果，就造成谁掌握媒体、谁拥有媒体，谁就操纵了公众的大脑。 在李希光眼中，中国媒体的新闻写作有两个主要弊端，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充满记者的意见，第二是充满了套话、空话、行话，甚至废话。 李希光所指出的中国媒体的诸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弊端，正是中国高层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正如李希光所说：“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国际，而是来自国内。”可以肯定的是，李希光的对新闻工作的思考更使中国高层深深感到改革的迫切性。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一轮新闻媒体的改革已经初见端倪。李希光显然充当了新闻改革的排头兵。他告诉人们，清华的国际传播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致力于中国的新闻改革，使世界人民在全球的传播时代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并为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心声和立场找到一种传播模式。 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已经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民主政治。而政治改革的前提是新闻改革，这意味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媒体模式将在中国出现。 附录 为什么中国不敢“妖魔化”美国？ 李希光 自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后，“妖魔化”成了中美媒体、政界和学界历久不衰的争议话题。常有人问：“美国媒体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的形象？难道中国媒体不妖魔化美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中美媒体和中美公众是如何看待相互的形象、价值和位置以及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的态度与视角。 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９９ｌiｂ?慈善事业，做的是传道士和救世主的工作。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年轻女子的小脚让美国人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愚昧、落后、肮脏、野蛮的文化中，需要西方人的教化。而中国人把这种施舍看成是强加的，是一种精神文化侵略，是对人格、国格的侮辱。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生前评论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是培养“代理人”。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光斗最近指出，美国正在中国下一代中培育“汪精卫精神”。 在传教士和救世主精神的鼓舞下，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武装台湾、支持藏独、阻止中国举办奥运、拦截“银河”号货轮、阻止中国加入WTO、不停地在中国沿海搞军情活动，都被美国媒体视为推动中国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推翻中国统治者、拯救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权国家利用政治借口、阻挡中国经济强大、阻止中华民族复兴的企图。 中国媒体对美国是一种爱恨心理。美国在中国媒体上有两种面孔：霸权、傲慢、恃强凌弱的世界军事帝国；科教发达、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一方面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美国在中国家门口撞落中国飞机怒发冲冠；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一边在网上发帖子要求严惩美国强盗，一边在背托福单词，准备去美国留学。 中国领导人经常要求中美两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甚至友谊，而不是加深误解。这在中国媒体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中国媒体是官办的，会与党中央、外交部保持一致。但美国媒体很难做到这一点。 美国传媒经过选择展现给读者或观众的新闻事实至少要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增强国家的自信和自豪感；二、满足公众的集体情绪。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市场经济扩张极大膨胀了美国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特别是美国干预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成功，使美国感到他们有一种在全世界培育和促进美国价值的责任。美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大众传媒在国际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相信，他们打击伊拉.9９lib?克、轰炸南斯拉夫、在中国家门口侦查是在行使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利，是维护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和人权的高尚行动。 因此，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人Jim Lehrer对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采访变成了一场道德审判： “美国24名机组人员今晚成99liｂ?了中国政府的囚犯。难道不是吗？” “他们难道不能自由离开中国吗？” “他们现在是囚犯，难道不是吗？” “你们要扣这些美国人多久？难道一直要等美国以某种方式道歉为止？” “美国已经说了，我们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但是对中国飞行员的死表示遗憾。难道这对你们还不够吗？” “你难道不理解美国人民对违抗飞行员的意愿扣留他们的关注吗？” “你难道不关心今天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说，如果中国不释放美国人，美国国会和其他各界将立法限制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Jim Lehrer之所以像警察审判小偷那样采访中国大使，正是因为中国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有“妖魔”这样的阴影。scape在网上问：“美国该不该向中国道歉？”参加调查的网民有69％说“No”。如果美国在日本家门口撞死日本飞行员，美国会对日本说不吗？ 有人不相信媒体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一项调查发现，1980年（邓小平成为《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1989年，美国四大广播公司播出了881分钟的中国报道（1988年只有64分钟的中国报道），5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严重威胁；1999年，美国所有大报的头版最显著位置刊登了美国驻华大使尚幕杰被中国学生围困在使馆的照片，同时，大肆炒作李文和事件，结果，6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由于美国主导、控制了全球媒体和国际传播渠道，中国总是希望改变其在美国媒体的形象借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这很难实现。中国要改变形象，首先要改变美国媒体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美国媒体没有增进中美友谊的义务，它只有满足美国公众需求的义务。除了达赖喇嘛、李文和、法轮功、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故事bbr>..外，美国公众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 野战部队军事主官兼博士生导师 1997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隐退”前，他在美国陆军学院发表了一次精妙绝伦的演讲，引得全场起立鼓掌。这次演讲，被美国军方视为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和现阶段防御战略的最好阐释；演讲全文还以单行本的形式被收入美国陆军学院的“莱特奥特论集”系列。外电称，李际均是真正博学又具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军方“儒将”。 1934年，李际均出生在哈尔滨，9岁时随家人迁到长春市。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国的私塾先生。李际均的童年饱受家父深厚学养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1950年正在读高中的李际均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那时他刚16岁。 在朝鲜战场，无论是在坚守防空洞的时候，还是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只要一有时间，他就翻开他那随身带的《四角号码辞典》，认真学习，积累知识。在艰难困苦中，他把一本《四角号码辞典》“通读”了好几遍，还记下大量的战地笔记。在志愿军中，他有“军中秀才”的雅号。 1953年，李际均从朝鲜回国，上级领导看到他有较好的文化基础，便将他直接调任某军司令部参谋。这期间他主要从事战史研究工作。他对工作十分投入，几年的研究整理工作使他对解放军和古今中外的战史及军事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他的军事生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1965年，他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 李际均在军科院一待就是17年，先后担任研究员、研究处长、研究室主任等职，成为了一位名符其实的“儒将”。 李际均刻苦的治学精神９９lｉb?令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钦佩。在军科院，人们看到他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加班到天亮，匆匆吃过早饭后再回到办公室。有一次，为了查阅资料，他干脆让图书管理员在下班时把他反锁进书库里，肚子饿了就用随身带的两个馒头充饥。即使是在“文革”中他也没有停止学习和研究，后来人们发现他除了读书和科研，什么娱乐都没有，俨然一个“书呆子”的形象。至今他仍不会打牌、不会下棋、不会跳舞，总之凡是“玩”的东西他都不会。也正是因为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在军科院的17年里，李际均为了研究战争计划问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近代以来的外国主要战争计划，逐一进行了梳理；把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与战略的高度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从而提出了大量极富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见解，诞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军事战略专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受到中央军委的关注。 1989９liｂ.2年，李际均回到阔别10多年的野战部队，出任某师师长。同年他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中惟一一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198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又在中共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连任，直到1997年十五大前才从中央委员的位置上卸任。1988年李际均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1年李际均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并于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 6b64." >此期间，他亲自撰写了《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军事战略思维》两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军事理论文章数十篇；同时主持编写了《中国军事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等5部著作，在军内外乃至海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虽然1997年李际均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国军方，将军退休只不过是职位的退让，他们幕后智囊的角色仍不会改变，他们的智慧将在军中产生强大的影响。李际均现仍任战略学博士生导师，也是军事科学院中惟一一名曾在野战部队担任过军事主官的博士生导师，他还担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设计并建成第一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使中央军委意识到人民解放军发展技术兵种和进行诸兵种合成编组的必要性。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这时中央早就看好既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又具有实战指挥能力的李际均。李际均被直接从师长职务提拔担任新改编的集团军军长一职，接受了具体组织将野战军改编为集团军的重任，又一次成为全军瞩目的焦点人物。 李际均接受任务后，意识到仅仅把诸兵种“组合”在一起并不能达到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科学的理论，合理配置诸兵种，以提高部队的“合成”作战水平。这对李际均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近60年的历史中也没有先例。为了更快地找到对这一课题的答案，李际均号召全军将士对“组合”进行科学论证，设法找到一条最大限度发挥集团优势的“组合方案”。所谓“兵马未动，学术先行”。 李际均提出的命题是“集团军的编制体制与作战能力论证”和“集团军战役行动研究”。他称这是两大“军事学术工程”。为此，李际均和将士们在查阅上千份现代战争、合同演习和兵器实验资料的基础上组织部队进行实兵实车演习，获得了大量数据，形成了150万字的文字材料。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集团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行动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战原则和战法。这些成果，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陆续改编成集团军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86年，李际均带领该集团军组织了一次近似实战难度的合成作战演习，获得成功。《解放军报》将这次演习评为“标志着我陆军已结束单靠步兵决定胜负的历史，跨入合成作战时代”。李际均在这次战役演习中，充分展现了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 李际均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的把握和与中国军队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使他进一步受到军方最高层的肯定。 2000年的某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中国战略意图及战略目标听证会。这是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的军事发展及目标为题目举行的听证会。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前海军将领以及学界人士应邀在听证会上作了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斯本斯说，美国在冷战时期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比今天还要好，他希望找出相关的答案来。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朋友，还是美国的敌人，或是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 在这次有意思的听证会上，曾经在美国?９９lｉb.驻华使馆担任陆军武官的伍泽尔，与中国军方的一些将领有过私人交往，特别称赞了李际均中将，因为“这位将军帮助中国军方设计并完成了第一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 李际均是1987年上调中央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的，同时兼任负责为军委决策机构制定军队总体改革方案的重要机构——军队改革办公室的主任。 李际均担任的这一职务，使人想到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1792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3年后晋升为军官，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1806年参加普法战争，后在普军总参谋部任职。1808年后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他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战争、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内容的许多军事历史著作。他在著作《战争论》中提出“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９9ｌｉｂ.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得到了列宁的极高评价。 以军事理论见长的李际均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正与一百多年前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德国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类似。于是李际均被外界称为解放军中的“克劳塞维茨”。 战争是两种哲学、两种智慧、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 1997年7月，李际均作为中国军事战略专家应邀访美，在美国陆军学院的演讲中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同时真诚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广交朋友的美好愿望。 他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中华民族基于对自己文明的认识，不可能产生侵略的欲望。数千年来对和平的追求，已融入我们民族的性格之中。而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无论何时何地，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明（中华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中国）的高度认同。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民族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 李际均的演讲获?得美国同行的热烈鼓掌。 李际均又说：中华民族还是一个注重防御的民族，万里长城就是这种防御思想的物化标志，而不是国界的标志。因此，中国现行的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不仅符合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合作比敌对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 在演讲结束时，这位行将退休的63岁的中国将军向世人宣布：“我的军事生涯以与美军打仗开始，以访美结束。” 听到李际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台下全体起立，对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1950年，李际均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时才16岁，在行军的途中，他总是边走边打瞌睡，好像还是走在上学的路上，直到被隆隆炮声惊醒。 残酷的战争场面很快使李际均成熟起来，成为当时部队中文化最高的勇士。他所在的部队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那段记忆使他永生难忘。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首先，李际均认识到，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他说，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９９ｌｉｂ.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尽管当时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气魄，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李际均提醒大家设想，当时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再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那中国就会面临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其次，李际均总结出一条战争哲学，即：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 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当时他看到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却把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在战争爆发前，中国再三向美国发出警告，可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出兵抵抗，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毛泽东抓住麦克阿瑟狂妄自大，又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判断美军将在仁川登陆，便果断决定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李际均称如果当时没有“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就没有后来的胜利。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相反的是，麦克阿瑟仅凭想像和直觉，在“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破产。 亲历朝鲜战场的李际均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战略艺术记忆犹新。比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当时有两个主张，一个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另一些人主张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已出现物资供应的困难和军队疲劳的征兆，为防南进过远，为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立即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结果收复大片土地，歼敌10多万，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 李际均深有感触，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同时他也意识到，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这一点在后来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得到充分证明。 李际均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使他经受了锻炼，而且也使他感悟了很多的道理。 1951年夏天，部队在朝鲜战场完成连续5次战役作战任务后，从“三八线”以南回撤到成川地区休整。有一天宿营在半坍塌的防空洞里，他发现一本被人丢弃的、撕掉了封面的小说，里面有些书页已经缺损，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来是苏联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恐惧与无畏》。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怎样在战争中成熟起来的故事。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带着这本书返回祖国，至今仍珍藏着。 50多年过去了，他从这本书中，也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悟出：在生活的道路上，或许要经历从恐惧到无畏的三次升华，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当一个人初上战场时，在枪林弹雨中，不论阶级立场多么坚定，那颗未经战阵的心总是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随着战争经历和血与火考验的增多，一个战士成为英勇无畏的人。他称这是人生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一次升华。而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二次升华，“恐惧”已经不是生存本能的反映，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从最困难的方面准备，向最好的方面努力。从个人来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三次升华是到了人生的冬季，能积极而坦然地对待生命的凋谢。 如今李际均完成了三次升华，使得他对抗美援朝“遗产”的剖析更为深刻和新颖。 李际均有关抗美援朝的“遗产论”引起中外军事家的关注，许多国外的军事科研单位在转载他的文章时都加了“编者按”，认为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有“非常深刻”的把握，其作品不得不读。 孙子兵法“柔武”战略应得到发扬 2002年8月，李际均的《论战略》作为“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的一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书中首次提出了“战略思维论”，引起全球军事界的关注。 在这部专著中，李际均以战略思维的规律和特点作为研究对象，把战略文化、战略遗产纳入研究范围，通过纵横比较，研究古今中外的战略文化和战略遗产，揭示战略思维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外战略思维的差异，为研究战略指导及其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填补了我军战略学中“大战略”的空白。 李际均称，他的研究，“不是出于兴趣和为了获得一种发现的快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怀着强国的夙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 李际均认为，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战略思想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 800c." >而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思维，这是一种伟大而又危险的思维；创造文明或毁灭文明、正义与邪恶、社会进步或倒退，都取决于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 新军事革命带来战略思维的变革，随着以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美国实际上主导着这场新军事革命，它的优势在历次战争中得到体现。这使得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都在思考：中国的军事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与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战略家的卓越代表，李际均认为，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发展，但它不能决定一切。从特定的意义上说，新军事革命也是一柄双刃剑，是飞去来器，它不会使最发达的国家更安全，却可能使世界更加安全。 超级大国从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受到激励，强化了以武力图谋霸业的观念。他拿科索沃战争作例子。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以航空兵和导弹对科索沃实施了“外科手术”，使美军几乎是“零伤亡”而取得胜利。他质问道：“在科索沃战争中，如果北约不袭击南联盟的非军事目标、不破坏人民的生存条件，北约能取得胜利吗？如果死伤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居民、被摧毁的许多是民用设施，这场战争能算是人道的和合法的吗？” 李际均意识到，从历史上来说，军事革命能使战争手段与规模升级，但对胜负却没有根本影响，甚至往往走向军事革命之设计者的愿望的反面。而信息战虽使其领先者在军事领域创造了新的优势，但它同时也为别人提供了不用飞机导弹就可进行越洋攻击的新思路和手段，为不对称作战的样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他提醒人们注意，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挑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认真研究和准备对付高技术战争。对现在的中国而言，我们就必须在加快国防科研步伐、努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兵器的同时，努力创造一些符合“等效威慑”和“不对称作战”要求的新的作战方式和手段，而绝不能硬性模仿对方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仅在对方占优势的领域作“狭路相逢”之硬拼。 他还认为，面对新的军事革命，我们的战略思维的基本原则也必须有相应的变革。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和战略是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那么面对新技术战争的出现，21世纪的战争和战略应当接受《孙子兵法》的基本思想。 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思想的高度成就，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孙子兵法》的思想中得到启发，获得尽量避免流血而又达成战略目的的智慧，建立“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 李际均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的会长，一直对《孙子兵法》怀有深深的敬意。他认为《孙子兵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军事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20世纪的战略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略应当受《孙子兵法》的“慎战”“全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启发，建立一种“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中国的“柔武”思想，是对单纯“尚武”的超越。大国之间应当良性互动，合作而不挤压，竞争而不对抗。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应当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商和谅解，谋求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以达藏书网到双赢的局面。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这种不对称作战理论方面，《孙子兵法》的谋略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思想仍有启迪作用。 “战略思维论”还告诉我们，在各种强度的冲突中，为了有限目的而实施有限的战争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消耗，而尽可能地将战争局限在一定时间、地点、范围、手段和强度上。这种数学中的“不等量减不等量其差不变”的原理，对降低战争对抗而达到同样的政治目的具有实用意义。 他指出，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根本的战略利益和稳定的安全因素之所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的战略制定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的范围，而是国家的综合安全战略。它包括国家利益范围、地缘战略边界和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的运用等。其内涵扩展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科技与文化安全等等。 一直以来，李际均将军就被海外视为坚决主张维护祖国统一的“强硬派”将军。1997年6月26日，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祖国统一高于一切》的署名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他在文中写道：“历史比个人伟大。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不论家居何地、所操何业、奉何信念，都认同一个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业。这正是中华文明不朽的奥秘所在。”“谋求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社会心理、道德观念、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是中华文明的最高体现和理想追求。”“不论是谁企图分裂祖国，都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中国历史上凡是挟洋人以自重，认贼作父，包藏祸心的独夫民贼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作为一名战略家，他明确指出，战略思维所要寻求的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国家利益是战略的出发点与归宿。从战略的立场看，国家和民族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战略研究必备的思想境界。缺乏这个前提，或者这个情结不浓重，就根本谈不上研究战略问题。因此，维护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和神圣职责。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又是战略的首要问题，必须以寸土必争、寸土不让的态度处之。 他建议中国高层在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既要避免被战略误导而陷入恶性军备竞赛，又必须抓紧发展自己必备的高技术武器设备，还要创造出以等效威慑手段为后盾的不对称作战理论与战法，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作为一个军人，李际均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尽管他早已从军界隐退，但军人的气质和思想仍未有丝毫改变，热爱祖国，保卫国家的心仍没有改变。“战略思维论”就是这位将军对他行为的最好注解。 李际均在美国陆军学院发表演讲时，最后有一位美军女上校提问：军人的信念是什么？ “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精通军事指挥艺术，具有勇敢和献身精神。” 李际均的声音是那么铿锵有力。 附录 抗美援朝的战略遗产 李际均 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贯穿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冲撞而激起的战争巨浪，能够推动历史航船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时代弄潮儿，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忘却，而应使它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 战争几乎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却屈指可数。西方军事史学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次战争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那么，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军队在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及其统率的17国军队的殊死较量中，显示了高超的战争智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人赢得了胜利和尊严，美国当局及其侵略军得到了关于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轻侮的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也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掌握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和果断作出科学抉择9９ｌｉｂ?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反华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当时，美国军队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封锁台湾海峡。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处境危在旦夕，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推迟解放台湾，调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中部的“三八线”成为世界两大阵营在东方的政治与战略边界。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很快就席卷整个朝鲜北部，威逼中国北部边境。在南线，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侵入时，美国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法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以便从南翼牵制中国。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举起的一柄南北夹击的重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重工业，当时全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政治经济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况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 在无法回避的严重挑战面前，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经过慎重权衡，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可以设想，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于战略上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迫不得已又是义无反顾的。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是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二战后50年世界总体和平的确立和“三个世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统计，在过去1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胜利，可以说达到了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素质表现的最高境界。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要抵抗，特别是麦克阿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毛泽东和彭德怀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一位凭“想像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陆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大败笔，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我军的计划难于实现；如果美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朝鲜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而另一种主张则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此时志愿军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打3个战役已十分疲劳，为防南进过远，被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的第4、5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当时继续向南猛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是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我军按毛泽东、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3万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和彭德怀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破产于我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朝鲜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业绩，惊天地、泣鬼神。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9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正如美国的一个材料上所说，“伊军的混乱状态使盟军部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主要战略机动——相当于13个师的‘左勾拳行动’。”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美军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战，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是5公里，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0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现代高技术兵器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确立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我军在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经历了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军队也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优势。有敢打必胜的信念，有以弱胜强的丰富作战经验，有久经锻炼的高素质的部队和著名战将。加上战争的正义性质，得道多助，士气高昂。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是毋庸讳言，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与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战争证明，没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影响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场战争使我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以便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轫。在战争开始后，我军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和装甲部队，边组建边投入作战，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我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各军、兵种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一场两个对立的大国直接参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不过在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连续的进攻行动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之前，国际社会还不承认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西方的习惯观念认为，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这个意义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它将永久载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原载《解放军报》2000年10月25日第9版） 被误传为宫达非之子 2003年8月29日，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宫少鹏应邀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就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的意义与网友进行交流。这虽是宫少鹏第一次作客人民网，却已是无数次在媒体上露面了。就像他走进中央台视台的直播室解读中东局势时一样，宫少鹏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世事风云，评说政治焦点，其思维纵横捭阖，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宫少鹏1952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过早离开人世，使宫少鹏在很小的时候就尝到了痛失亲人的悲伤。这是宫少鹏永远的伤痛，却很少为人所知，以至成名后的宫少鹏一直被人误认为是我国前辈外交家宫达非的儿子。大概是因为他们气质太过相像，连笔者也一直深信不疑，直到笔者采访宫教授向他核实时才恍然大悟。 不过宫教授对笔者冒失的提问并无吃惊。据他所说，多年前包括中央高层在内很多人都把他和宫达非联系在一起。 说来也巧，宫少鹏的父亲生前也在外交部工作，与宫达非年龄相仿，他们都是山东胶东地区人；宫少鹏的母亲和宫达非的夫人也都姓张；且宫少鹏身上的儒雅气质和名士风范与宫达非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诸多巧合难怪让人们会发生误解，就连宫达非本人对宫少鹏也产生好奇。 有一次，宫达非见到在外交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宫少鹏，和蔼地问道：你是哪儿的宫家？ 宫姓在全国是少有的姓，在山东也只有几个县才有宫姓。宫达非饶有兴致的提问仿佛是要从这个后辈身上找到繁复的宫氏家谱中的神秘链节。 宫达非1917年3月生于山东省莱阳，学生时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创办了誉满齐鲁大地的通俗报刊——《鲁中大众报》，曾任《鲁中南报》社长兼总编辑，兼任新华社鲁中分社、鲁中南分社社长、总编辑，成为著名的报人。新中国建立后，他调到国务院外交部工作，长期主管非洲国家外交事务，历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专员、副司长、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参赞、驻伊拉克大使、驻扎伊尔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是一位颇有建树和名９9ｌｉｂ?t>气的外交家。 1971年宫达非..作为中国代表赴科威特谈判，促成两国建交；1976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扎伊尔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非，与博卡萨总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1983年他对新建交的安哥拉进行友好工作访问并访问加蓬和刚果，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马尔代夫参加加尧姆总统的就职典礼；同年11月在新德里同印度官员举行两国边界第四轮会谈，并于次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印边界会谈联合公报，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宫达非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成为外交界的一段趣话。1970年夏，宫达非以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身份随周恩来总理陪同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赴杭州会晤毛泽东。毛泽东注意到“宫达非”这个名字与众不同，便问宫达非：“你怎么叫宫达非呀，什么意思啊？”宫达非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会谈又即将开始，他手足无措间竟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才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就是要到非洲去！” 宫达非的诗人气质很浓，爱好诗词、书法、围棋和京剧，退休后仍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振兴事业，先后参与和协助“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赢得了国内外儒学界普遍的尊重和崇高的声望。 尽管宫少鹏与宫达非没有亲属关系，但他从这位前辈身上吸收了许多优秀品质和良好的治学作风。人们看到宫少鹏身上呈现出来的儒雅气质、执着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着实有着宫达非的影子。 2000年5月，外交家宫达非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宫少鹏难忍内心的悲痛，潸然泪下。 将外交推向公众，赢得唐家璇拍手叫好 1969年，宫少鹏中学毕业后来到陕西省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应征入伍；1975年转业后在北京内燃机厂工作，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外交学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进修两年，学成后回到外交学院任教。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所属的培养德才兼备的外交外事及涉外经济、法律人才的高等学校，创建于1955年9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的。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长期兼任外交学院院长。外交学院建院40多年来共培养各类学生1万多人，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国家外交外事、国际问题教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戴秉国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身为国际关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宫少鹏，自称自己是“吃快餐”进入学术领域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学者和大众喜欢的时政评论员。 关于宫少鹏的国际时政解读，公众基本上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他太“政府”了，其观点与政府发言人的口径如出一辙，几乎是滴水不漏；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宫少鹏是最善于发挥自己见解又不与政府观点冲突的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评论员之一。 公众对时政的关注使宫少鹏由衷地欣慰，他认为这是中国沉寂多年的“公共外交”的复苏。但关于自己对国际政治的评论，他认为与政府发言人的评说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政府发言人是一种“外交的表态”，言简意赅，点到?为止；而他的媒体评论则是一种“说理的外交”，摆事实，讲道理，让国人既了解国际政治，又能理解国家的外交思想。他把他的行为称为“公共外交”。 事实上，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运用是恰到好处的，中国高层有关领导对他的评价很高，常常能从他的评论受到启发。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尽管身处高位，但也是宫少鹏外交评论的一个热心观众。 2003年初，世界上出现了两大焦点问题，一是中东局势恶化，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一是朝鲜宣布再次退出核条约，半岛核问题白热化。当时境内外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外交上无所作为，在国际焦点问题上隔靴搔痒，与一个大国形象不符。 面对境内外一部分人对中国政府的误解，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要求有关部门在国内做一些解释..工作，让公众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消除误解。2003年3月5日，宫少鹏在中央电视台做伊拉克局势评说时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许多重大问题上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就拿伊拉克问题来说，中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441号决议，就是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促成的。 第1441号决议即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新决议。这一决议是美英两国应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要求，在对原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后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通过的，删去了有关授权自动动武的条款，增加了“尊重伊拉克、科威特及其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内容。 决议一方面强化了对伊武器核查机制，一方面也为阻止美国单方面对伊动武、维护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99ｌib?体系以及为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唐家璇部长在看了宫少鹏的电视评论后，拍手叫好。于是他在3月7日的记者招 5f85." >待会上未等记者提问便作了一个开场白，强调了中国在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座的记者都深受触动。 宫少鹏在外交学院任教17年，共发表了学术论著60多万字，博弈论、外交调研、联合国问题、热点政治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就像他在媒体上的评论风格一样，他的研究论文风格独特、博大精深，在学术界和外交界都享有很高声誉。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所言：宫.少鹏是个逻辑极严密的人，“散得开，收得住”，从不回避问题，熟练掌握说理艺术，理论知识相当全面。 写作《佩雷斯传》带来两个政治人物的会晤 1996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署名肖月的人物传记《佩雷斯传》。这个肖月就是已经升为外交学院副教授的宫少鹏。 佩雷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中东政治 4eba." >人物。他出生在波兰（现属白俄罗斯），幼年在巴勒斯坦度过，少年以后生活在以色列。据说一次远游时他爬上一棵大树吓走了落在树上的大鹰，一位动物学家对他说“这是一只佩雷斯”，他才用了佩雷斯的名字。 1948年佩雷斯任以色列国防部海军事务负责人，开始步入政界，此后长期在以色列军界、政界担任重要职务。他精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务工作，具有与阿拉伯人进行外交谈判的丰富经验。他温文尔雅，同时对既定的目标坚忍不拔地执着追求。他自称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佩雷斯被认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设计师。他坚信以色列的未来在于与阿拉伯邻国的和平相处，他支持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梦想在中东建立一个类似欧共体的组织。1993年1月20日，经过长达8个月的14轮秘密谈判，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他与巴解代表阿布·马赞在奥斯陆草签了巴、以和平协议，使巴以双方终于相互承认，迎来巴以和平的曙光。1994年，佩雷斯与总理拉宾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起，因推动以巴双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使长期研究中东问题的宫少鹏很振奋。因为当时佩雷斯能否获诺贝尔和平奖存在悬念。最初这个奖是准备颁给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的，他被称为在巴以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为促成签订奥斯陆协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因心脏病突发于1994年1月13日逝世。评委们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巴以双方领导人。但是有人99lｉｂ?提出，“如果拉宾得奖而佩雷斯落选的话，那将是个悲剧”，拉宾是以巴和谈的倡议者，关键时刻又是他不顾一切拍的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而佩雷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佩雷斯促使拉宾下决心与巴方达成协议。最后评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让拉宾和佩雷斯同时获奖。 如果说佩雷斯获奖是宫少鹏写作《佩雷斯传》的发轫，那么拉宾之死则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呐喊的责任。 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家庭?９9liｂ.，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主攻灌溉工程。二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反对轴心国的军事组织。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26岁的拉宾担任“哈雷尔”旅的旅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他先后担任了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军训部长、北部军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等职务，被称为“鹰派将军”。 拉宾曾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最后一次担任总理后开始认识到，缔结中东和平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惟一出路，从此成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 1995年11月4日，犹太安息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发表演说时不幸遇刺，成为中东和平的殉道者。拉宾去世后，佩雷斯出任以色列代总理，中东和平的重任落在了这位72岁老人的肩上。 《佩雷斯传》以理性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拉宾之死的漫长的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画卷，着力表现了佩雷斯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他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刻画了佩雷斯的机智、沉着和杰出政治家的胆识，使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这个血肉丰满的中东政治人物的魅力。 1996年底，宫少鹏将刚出版的《佩雷斯传》通过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向佩雷斯赠送了一本。佩雷斯意外地收到宫少鹏的赠书格外高兴，他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的感情，也体会到中国人民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关切。 1997年，接替拉宾担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佩雷斯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他应邀来到外交学院发表演讲并与师生座谈，当佩雷斯谈到拉宾为了和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几度哽咽。佩雷斯就是在这时才想起为他作传的中国教授宫少鹏就在外交学院任教。 佩雷斯喜出望外，高兴地找到了宫少鹏，询问图书发行是否成功，两人交谈甚是欢畅。以后佩雷斯每次访华都要与宫少鹏面晤。 2000年8月16日，佩雷斯以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长的身份来华专程向中方通报中东和平进程最新发展情况。他在与中国学者见面时，还特意提到宫少鹏，并与宫少鹏共进早餐。 2002年春天，在巴以冲突日益升级、和谈重起前景渺茫的背景下，佩雷斯以副总理和外长的身份访华，寻找中国的支持，希望借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使以色列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取得主动地位。在与唐家璇外长、钱其琛副总理和朱镕基总理先后会见后，佩雷斯照例安排了与宫少鹏面谈。 为了表达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和他本人的支持的感谢，2000年佩雷斯决定出任以中友协名誉主席，他还找了以色列一个大资本家赞助协会的工作。 “不间于至亲之间” ——中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之所以投弃权票 在当代中国的外交研究人员中，宫少鹏是最先倡导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从他这些年的著述以及与媒体的密切合作中可以看出，为使外交走进人民中间，他不但大事呼吁，而且身体力行。 1996年美国造势进攻伊拉克，中东再次出现海湾战争后新的战争危机。有一天，外交学院的一位工人突然找到宫少鹏，急切问道：“宫教授，你说这个仗能打起来吗？” 宫少鹏也感到有些意外：“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位工人说：“我手上有辽河油田的股票，多少年了都没涨，这两天涨起来了，我想把股票脱手，但如果中东的仗打起来，可能股票还会看涨。” 宫少鹏说：“这个仗打不起来，你还是脱手吧。” 宫少鹏从这件事中感到，其实当代的老百姓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也是关心外交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全球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宫少鹏看来，外交是为国政服务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加强和本国公民的外交方面的沟通。这符合外交理论。新中国成立时，公共外交搞得非常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有关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非常精彩。“外交才子”乔冠华最擅长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讲给老百姓听，增强了老百姓对国家外交的参与意识。但是宫少鹏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公共外交明显削弱了，报纸上也看不到专家为老百姓写的外交解读文章了，因而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理解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宫少鹏在研究公共外交时发现了中国早期外交队伍中奇特的“外交报人”现象。据他的调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411名大使中，有52人曾有过“报人”的经历，占总数的12.7%；如果排除411人中经系统外事训练而渐次成为资深外交官者，所余人数为284人，“报人”比例也因此上升为18.3%，再加上由于多种原因而未曾担任过驻外使、领馆馆长的资深外交官如章汉夫、龚澎、张颖者，估计在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曾一度占资深外交干部总数的1/5左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外交部长的7人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都曾有“报人”经历。这些“报人”外交官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 1997年，宫少鹏在《新中国外交界中的“报人群体”及其特征》一文中说，人类进入近代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强权代替公理，使得历来重婉约、贵含蓄的外交几近荡然无存。强国欺负弱国，只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不用讲理。弱国无外交，只能仰人鼻息，在强国面前无理可言。于是外交成了“表态”，是耶非耶，一字足矣。“说理外交”是中国古而有之的传统，以“通晓利害之辩”“息兵于千里之外”的事例史不绝书。只是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外交史才成了一部屈辱史。于是深文曲笔、委析入情的外交文件只能见于怀旧的梦幻，映入眼帘的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一幕幕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国家的独立、主权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了“说理外交”存在的必然。 宫少鹏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就是希望当代的外交官或外交专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继承和发扬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 公共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它可以通过个人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外交目的，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广播、书刊等宣传媒体来达到宣扬本国文化与政治制度、解释本国官方立场等外交目的。 美国是最先利用公共外交实现其全球战略渗透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美国在公共外交上不断遇到挑战，最大的有3次，但每一次都能利用政府设立一个特别机构来争取公共外交上的主动。二战后，罗斯福总统创立了战争信息办公室，由一批专门人才为报道战争的稿件加工润色。后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把战争信息办公室改造为美国新闻署，以更大的舆论对付共产党国家的“赤化”。冷战期间，艾德华·莫罗主持美国新闻署继续为“瓦解”共产国际发挥作用。克林顿执政后，没忘公共外交这把“软刀子”，设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来削弱塞尔维亚民众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最后达到了目的。“9·11事件”后，小布什对美国的公共外交非常不满，特别是在对穆斯林世界的宣传方面，认为没有使公共外交发挥以往应有的作用，因而决定重振美国的公共外交。鲍威尔说，美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差劲，使得激进的阿拉伯组织和利益团体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无神论国家，这是同伊斯兰宗教信仰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于是小布什紧急任命了比尔斯副国务卿专职负责公共外交。比尔斯开始“公关外交”，试图通过外交宣传来改变这一局面。他宣称，“我们必须走出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因为有人正在散布一些‘扭曲’的版本”。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2002年6月17日就美外交关系发表讲话，提出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向电视广播部门提供1.35亿美元拨款。海德在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海德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说，地球上近70亿人的心声正日益流散，努力赢得这一心声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信息时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呼吁更多地利用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广播，特别是电视这一最强大的媒体，来推进公共外交工作。 宫少鹏意识到，比起美国，中国的公共外交明显滞后，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层及外交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也曾多次在外交学术研究会及与外交部、中宣部等高层见面时谈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重视走向民间的“说理外交”，让老百姓真正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中国公共外交初显端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令宫少鹏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媒体日益发达，公共外交在中国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外交终于向群众打开了窗口，如外交部的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规范化，特别是开放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直播形式的出现，使中国公共外交呈现全面开花的鼎盛期。 正是日益开放的公共外交化解了老百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理解。作为研究外交理论的权威人士、国际热点问题专家，宫少鹏无疑是公共外交战线上的主力，而他也从中更深刻地理解到公共外交实在太有必要了。 2003年3月22日，宫少鹏作客新浪网，就伊拉克战争的诸多问题与网友交流。许多网友提出一个要宫少鹏回答的老问题：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政策过于柔弱吗？这个问题宫少鹏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解答，但很多人还是表现出不理解。这次宫少鹏打了一个比方，尽管这个比方不一定妥贴，但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他说，假如我的邻居夫妻在吵架，也就是说一般的吵架，没有杀人，也没有死人，我随便去管吗？我看一般的人都不会去管。如果我去管，我９9lｉb?的太太会怀疑我有外心，我的邻居夫妻争吵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也会认为我想当第三者。宫少鹏认为，对于这些吵架事件，我去管和不去管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看看人家的邻居、人家的朋友、人家的亲戚，他们在管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样管的。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有阿拉伯联盟，我们中国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比阿拉伯联盟的态度还要强硬，否则我们就是喧宾夺主，我们就成了阿拉伯联盟的领导了，人家要怀疑我们要称霸阿拉伯世界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他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阿拉伯联盟，也可以看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们中国的态度和阿拉伯联盟的态度是相符合、相一致的，我们不能超越阿拉伯联盟的态度，作出一些我们认为应该是正确的行动，我们不能喧宾夺主。 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前，法国、俄罗斯、德国提出了和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不同的议案，中国支持了前者却又不加入到他们的集团里去。是不是故意要有低姿态呢？ 宫少鹏从中东的行动模式上解答了这个问题。上面说到的这些西方国家常常是在中东发生问题的时候，聚在一块做出某个决定，然后把这个决定拿到中东国家去，希望中东国家能够接受，甚至有的时候是强迫接受。如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中东地区争霸，1976年爆发了第3次中东战争，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总统约翰逊就举行了格拉斯堡会谈。第4次又组织了日内瓦各方的会议，这都是美国和苏联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把这个决定告诉当事国。但中国的决策方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以直接和当地国家进行合作的方式，来介入中东的问题。我们有什么事情，并不是跟大国结成同盟，我们替他们拿了主意，然后把这个决定强加给中东国家，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正因为有这种传统的独特的对中东的行为模式，所以中国支持了法国、德国、俄罗斯的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参加到他们的共同提案当中去。 另外，宫少鹏认为，国家利益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前提。什么是国家利益，各个国家的认知不同。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黎巴嫩有相当多的居 6c11." >民是天主教徒，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穆斯林，是天主教马龙派，一旦在这里面出现恶性事件，法国人就要站出来采取行动，法国政府认为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们的利益，要站出来。如果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美国不会有什么反应，中国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认知是不同的。正是由于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不能用一个模式来衡量各大国对中东国家利益的看法，更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各国对中东政策的行为模式。 2003年8月27日，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于朝鲜半岛局势历来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这是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负责起国家大政方针以后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很重要的外交活动，因此中国民众对这个热点事件极为关注，而对朝核问题及会谈的意义和细节并不了解。在六方会谈的第3天，宫少鹏应邀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又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公共外交。 有网友问，中国一开始只主张美朝双边对话，现在又主张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宫少鹏从“费尧之桥”的典故开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之间，有时候存在着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所说的“麻烦之水”，要跨过这个水就要搭一座桥，这就叫“费尧之桥”。中国在朝美之间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就是在美朝之间搭“费尧之桥”，以便他们能够跨过这个“麻烦之水”。中国第一次搭这个桥是在1988年，那一次搭桥使得美朝在1991年末解决了美国在韩国储存和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使得朝鲜和韩国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3年，在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的情况下美国再一次请求中国搭桥，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和朝鲜达成了1994年的框架协议。这一次，由于布什政府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原来搭好的桥梁大概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中国继续搭桥。在这样一种.t>情况下，由于像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本地区国家的利益也受到牵扯，所以中国决定在北京举行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的变化是根据目前朝美关系的实际情况确定下来的。 有网友对美国只派级别不高的詹姆斯·凯利来会谈很不理解。宫少鹏耐心地解释说，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的级别和这一次会谈的级别是相当的，而不应当简单把他说成一个下级干部。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正式派他的副国务卿呢？美国的副国务卿有两位，一位就是阿米蒂奇，他的职务相当于常务副部长；另一位就是博尔登，负责亚太事务的，他这次没有来，原因是朝鲜批评他对朝鲜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非常不友好的言论。 宫少鹏在与网友的交流中发现，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搭“费尧之桥”是浪费中国人的心血，还不如让美国佬陷入全球所有的冲突中去。还有人认为，朝鲜持有核武，是对美国实行对我国的战略合围的一个震慑或牵制，中国政策不应该反对。这两种观点在对国际关系缺乏了解的民众中有相当的支持率。但宫少鹏坚决反对这两种观点。在他看来，朝鲜半岛是我们的邻居，这个地区发生任何冲突，都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都会使中国同样陷入到冲突中去。另外，外交界有一句俗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现在任何非核国家持有核武器都有可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不利的局势。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赞成任何按照核不扩散条约规定为非核国家的那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原因。 宫少鹏频繁的公共外交实践增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了国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激发了国人对外交和政治的思考和参与意识，使得中国外交策略在民间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中央一位高层官员称他是“外交学术发言人”，钱其琛在外交学院讲课时，也对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潜龙在渊 ——中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东欧巨变，苏联面临解体。在此形势下，西方加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同时实施经济制裁，妄图使中国成为东欧“多米诺骨牌”中的下一个，使社会主义在全球崩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能出来当头，为他们撑腰，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出头，与西方进行全面较量，以显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8字外交战略方针，其核心内容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为中国赢得了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邓小平的方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韬光养晦在国内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争议，继而使“中国在21世纪应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不少人认为，中国依然在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对方实力定对手的美国自然而然地会把中国看成潜在威胁。而美国一系列的举动如向台湾出售武器、提升美台关系、在关岛部署能随时对中国实施打击的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等表明，美国的战略也早就从“扶华灭苏”改为“抑华抑俄”，中国已经失去了韬光养晦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的战略在现在的新形势下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强大的阻碍，如果还坚持这个原则，而忘了“有所作为”显然是不明智的。 有学者认为，“韬光养晦”这套理念在西方根本吃不开，也丝毫不会减缓“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中国威胁论”的先驱者之一——查尔斯·克劳海默早在1995年7月3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今日中国更像是19世纪末期的德国，是一个迅速崛起日益强大因而感到不向外扩张便不能继续生存的国家……遏制这样一个恶魔必须趁它羽翼尚未丰满时便开始行动。”而当时“韬光养晦”在中国正登峰造极。 面对部分国人的疑虑和不解，宫少鹏提出，应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邓小平所说“韬光养晦”的真正用意。固然，韬光养晦强调了“冷静，冷静，再冷静，不意气用事”，在必要的时候要忍让，保持低姿态应对国际政治，但这是邓小平的一种“卧薪尝胆”的策略，并不表示中国在任何问题上都无原则地忍让，中国适当的“退”是为了大踏步地“进”。 宫少鹏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在他的著述中常常能体味到他深厚的文学修养的积淀。他曾花数年时间认真研究了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中国古代的智谋韬略对他的外交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启迪意义。 “韬光养晦”的典故正是出自 href='2203/im'>《三国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的故事。宫少鹏意识到，现在人们对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的99ｌｉb?后续故事。 刘备投靠曹操之后，仍有一番雄心壮志。但是刘备也防备曹操谋害，就在住处后院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羽、张飞对此不解，问道：“兄长你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为什么呢？”刘备说：“这不是二位兄弟所知道的。”有一天，曹操派人请他去赴宴，刘备不知曹操用意，心里忐忑不安。酒到半酣，忽然阴云密布，骤雨将至。曹操突然问道：“玄德久历四方，一定非常了解当世的英雄，请说说看。”刘备历数了袁术、袁绍、刘表、孙坚、刘璋、张鲁、张绣等人。不料，曹操鼓掌大笑道：“这些碌碌无为之辈，何足挂齿！”刘备说：“除了这些之外，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说：“凡是英雄，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刘备说：“那谁能担当此任呢？”曹操先用手指指刘备，又指指自己，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刘备闻听此言，大吃一惊，手中所持的筷子不觉掉到地上。正巧这时外面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笑着说：“大丈夫也怕雷震吗？”刘备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怎能不怕呢？”这样，把自己闻言失态轻轻掩饰而过，曹操也就不再怀疑刘备胸有大志了。 可是几天以后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忽然有人来报：淮南的袁术要和淮北的袁绍联合藏书网起来对付曹操。刘备放下酒杯，当即表示愿带兵前往沙场。 宫少鹏认为，此时的刘备也是一种“韬光养晦”，是一种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刘备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终成大业。宫少鹏还用《周易·系辞下》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的哲学来说明善于断然退避，是一个国家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 就像有人说他在电视上作时政解读时“太政府”一样，不少人认为宫少鹏对外交政策的解读难以解开“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悖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丁斗撰文指出，由于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自身的悖论，使得至今中国都没有能够摆脱美国的挤压、进攻和围堵的被动局面。 丁斗认为，按照美国人的理解，“韬光养晦”的手段是忍受屈辱，掩饰实力，等待时机，其目标是“有所作为”。从社会制度的性质上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的；现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所以必须韬光养晦，和平共处，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摧枯拉朽，迎接革命的高潮。因此，在西方一些政界人士看来，强大起来的中国“有所作为”的目标就会有这样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理解就是颠覆，至少是挑战现存的以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是很现实的。9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同时，还在接见外宾的场合强烈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的舆论报道，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声音也一直是主流，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反美情绪一直旺盛不衰。尽管中国每次总是声称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不称霸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中国的这种声明不能平服美国的忧虑。美国十分担心崛起>藏书网的中国会承接刘备那样的霸业灵魂，像30年代的德国崛起一样，对世界秩序提出挑战。因而，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对付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有两个方法：第一是要求中国完全融入到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中；第二是希望中国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于是美国出现了对华政策的鸽派和鹰派，两派的外交逻辑都指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使得中国“韬光养晦”也不是，“有所作为”又不能，却始终被美国警惕性地挤压到墙角。 但宫少鹏并不认为“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藏书网间存有悖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韬光养晦是为了所有作为，而要想有所作为必须经过韬光养晦。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或者消极领会韬光养晦政策都容易导致无所作为。他还认为，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喜好来设计我们的外交政策，因为如果美国霸权主义欲望膨胀，中国不丧权辱国，无论实行什么外交政策美国也不会欢迎。 外交是一场需要通观全局的博弈 在公众眼里，宫少鹏是中东问题专家。其实自1986年以来，宫少鹏研究领域相当宽泛，除中东问题外，朝鲜半岛、东北亚、南亚等地区的热点问题他多有涉猎。外交学院的同事称他是“最善于捕捉全球热点政治的外交通”。但对宫少鹏来说，如此庞杂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外交战略研究服务。 事实上，宫少鹏近20年的研究成果一直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重要信息源。他撰写的《磨合：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领袖们》《恐怖主义、全球化与中东——一个来自博弈论的解析》《信息不确定条件下的外交调研——从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调研说起》，以及与朱立群、周启朋共同主编的《冷战后国际关系》等著作中的信息分析，受到外交部的高度重视，其基本观点多次被外交部门吸收。 宫少鹏得到外交部门采纳的第一个建议是一件“小事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交战线上有一个提法：外交的任务是为我国四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当时他刚到外交学院不久，但对国际关系已深有领悟的他总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妥贴。他认为，外交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是互动型的，即便你想“创造”人家不给你“创造”怎么办？主观意志没有绝对性，用“创造”一词显得不恰当。再说，二战时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后曾喊出“创造一代人的和平”，成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因此他在一次外交?９９lｉb.研讨会上向有关部门提出应重新推敲这句话。有关部门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创造”改为“营造”，更贴近了外交的特点和原则。 静静地琢磨问题是宫少鹏在陕西插队时养成的习惯。插队时他才17岁，从北京上藏书网了闷罐车一路上都能听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宣传，到了陕西他又听到“农村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倾向”的口号。当时他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十分落后，宗族观念非常强，哪里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影子。小小年纪的宫少鹏对社会开始产生了怀疑。两年后他入伍了，看到部队的宣传与现实生活又不一样，他学会了反思。为此他吃了苦头。那是在林彪叛逃后，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林彪打倒的人都是好人。宫少鹏根据这样的逻辑推断认为，如果林彪打倒的是好人，那么“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人也应该是好人。在那个年代说出这样的话是可想而知的。宫少鹏为此遭到了批判。 即便遭遇挫折，宫少鹏爱研究问题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在部队两年，他饱读毛泽东有关战争与战略的书，对战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有一次宫少鹏到国外参观学习，在与国外同行交流问题时，大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引得同行拍案称奇。他们没想到一个中国的外交教授谈起战略来如数家珍。 2000年，宫少鹏到韩国参加第七届海军联会。以往出席者在会议发言时总习惯拿出写好的讲稿，把中国的有关政策照本宣科完事，可宫少鹏这次的发言却着实出人意料，言之有物，生动而实际。当时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还很猖獗，尤其是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发展海军是扩张的图谋。宫少鹏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诠释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卫国防的需要。他说，试想，中国改革开放20年，如果我们沿海城市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卫，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哪里有安全感？与会的很多外国海军司令都被他的有理有力的发言所打动。 在中国的外交研究圈中，宫少鹏是最开宗明义主张弹性外交的学者。在他看来，外交学其实也是一种战略学，虽说外交是有原则的，但现实生活不可能是原则的教条。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灵活地发挥外交智慧是战略的需要。为此他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战略问题，适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称这是为中国外交“敲边鼓”。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一种原则性的谴责，但当恐怖主义逐渐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的时候，宫少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恐怖主义作为全球的公害，中国对它的谴责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提高到实质性的谴责，因为它会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恐怖主义对中国并无实质性威胁，中国没有必要提高声调来得罪他人，引火烧身。宫少鹏说，你怕得罪人，那就得罪自己人，中国同胞在世界各地求学、工作的不计其数，保卫他们的人身安全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再说中国国内的分裂分子与国外恐怖势力勾结越来越明目张胆。所以，反恐，中国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宫少鹏的建议得到了绝大数人的赞成。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反恐的力度，现在成为全球反恐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宫少鹏平和儒雅，行事低调，业余除了痴迷文学和古典音乐外，几乎没有更特别的爱好。他不打牌，但笔者听到不少人称他“牌手”。原来长期关注他的人总结出他外交战略研究中的一招：出牌。 “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是宫少鹏外交战略研究的一张常用牌。这正好印证了他常说的一句话：外交就是博弈，你如果觉得被动你会更被动。 2002年11月，朝核问题浮出水面，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外交界也处于不安之中，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遭遇的“麻烦之水”。因为自“9·11”事件后，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中国的国际处境大为好转；而朝鲜是世人皆知的中国的传统盟友，朝核问题在此时爆发无疑让奉行韬光养晦政策的中国政府左右为难。 宫少鹏关注朝鲜半岛局势是从10年前开始的。当时美国卫星发回的资料显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尽管朝鲜一再否认，但还是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检查，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发生争议。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决议，同时，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暂停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当即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半岛局势紧张起来。1994年2月下旬，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达成协议：朝同意其7个核设施接受检查，美韩同意停止1994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同意与朝举行第3次高级会谈。同年10月，美朝在日内瓦签署了《美朝核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同意将来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底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 但宫少鹏注意到，近两年来，朝美间在履行《框架协议》问题上争论日渐激烈，使人预感到美朝之间将有一番重大较量。果然当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年10月初访问平壤后，朝核危机终于凸显出来。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核条约，朝核问题白热化。 朝鲜宣布退出核条约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1月11日早晨，宫少鹏顶着刺骨的寒风早早来到外交学院的办公室。他想写一篇有关朝核问题与中国外交战略的文章，以抵御盛行一时的“麻烦之水”的消极论调。 宫少鹏认识到，朝核问题对中国的外交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也是一次机遇。在他看来，朝核问题是中国眼皮底下的一张牌，如果中国能利用这张牌，主动外交出击，化解半岛危机，那么世界人民就会把你看成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中国把它当成一个包袱，觉得被动，那会更被动，不但不能树立大国威信，还给人以口实。 宫少鹏伤心地看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对中国的意见置若罔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发言力。而在朝核问题上，该是中国外交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要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怎么也绕不开中国，它可以没有俄罗斯，可以没有日本甚至韩国，但不能没有中国。 在一次外交工作研讨会上，宫少鹏把自己对朝核问题的思考和盘托出，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后来他在多个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影响覆盖到民间。 2003年3月8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伊始便派资深外交家钱其琛访问朝鲜。4月23日，在中国的提议下，中国、朝鲜、美国三方在北京参加两轮会谈，各方全面阐述了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都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愿望和设想，从而使朝鲜半岛暂时避开了战争的威胁。 为了推动朝核问题早日和平解决，中国又进行连串动作，加大了介入和外交斡旋的力度。7月12日，中国副外长戴秉国带着胡锦涛主席的亲笔信飞往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等多位朝鲜高官会面，与朝方就朝核问题展开外交斡旋。14日戴秉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美，先后与美国副总统切尼、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以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一群高官会面，在与切尼会谈时，还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布什总统的信。8月27日，在中国的协调下，中国、美国、朝鲜、日本、韩国、俄罗斯，就朝核问题在北京举行首轮六方会谈，第二轮会谈也进入关键操作阶段。 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为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所发挥的作用令世人敬佩，中国活跃的外交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问题上越来越关键的影响力。 “外交就是博弈”——这就是“牌手”宫少鹏的战略观。 附录 “报人”外交家 宫少鹏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并不在于抹煞其他同志的功劳。事实上，许多建部时期进入外交界的老同志经过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很快也变成了精通外交业务的“秀才”，同样为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也不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合格的外交干部。新中国外交界“报人群体”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交官.的素质也非“报人”素质所能全部涵盖的。新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系统培养外交人员的机构，外交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已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界“报人集团”已圆满地为自己的历史存在划上一个光辉的句号。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更不是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未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在毛泽东主席晚年，“左”倾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他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思想，干了不少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些“报人”外交家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某些“左”倾政策，犯了错误，其主要责任当然不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掘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向“报人”外交家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他们全心全意献身中国外交事业的敬业精神。建国之初，百废待业，懂外语的记者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发展机遇。因此，一些过去在新闻界工作的干部在接到调令赴外交界任职时，确有不愿放弃新闻事业而投身新领域的思想顾虑。特别是，新中国的外交是“说理”外交，工作的“主战场”在办公桌上，这就使得许多才华横溢的外交干部要埋头“后台”工作，与“声誉”“名望”绝缘。另外，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这样的“秀才”，一生未有机会到海外长驻，人们想像中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优厚待遇（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他们无从领略的。如果没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也是不能取得为人所称道的成就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驻外人员的待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起海内外不少公私职位，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老一代外交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坚持身体力行，反对口是心非，才能弘扬正气、清除邪气，从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成绩来。 我们要学习前辈“报人”外交官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举轻若重的敬业精神。外交场合，“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因此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是做好外交业务的前提。现在常有一些报道，把许多“报人”外交99lｉb?官描绘成斗酒诗百篇、文章倚马可待的风流才子。作者的好心似不必怀疑，但所报道的却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书从疑处翻成悟，笔到穷时方有神”。天下那里有容易写的文章，不下大力气，不一点一滴地积累，富有哲理、切合时宜的文章是不可能出世的。如果读一读成幼珠同志的回忆文章，看到乔冠华、陈楚等人在修改文件时“大声地想”的情景，就不难想像“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是经常发生在“报人”外交官群体中的“家常便饭”，令人称道的成就来之不易。在新的历史时期，调查研究仍是对外工作的基础。我们要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的优良品质，克服“重交际、重接待、轻调研”的不良倾向，反对空喊口号、凭感想写文章的歪风，脚踏实地地把调研工作做好。 我们还应当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刻苦钻研外交业务、勇于实践的创业精神。新中国外交开辟之初，一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所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并强调“应当在工作中培养锻炼”。老一代“报人”外交官之所以取得骄人的成就，是和他们勇于探索新事物、坚持岗位学习分不开的，这一点尤其值得目前工作在外交界的中青年同志效法。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全球性、区域性“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这给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问题，创新经验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在实际而不是在口头上 5145." >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说理外交”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风格和基本特征，一切探索和创新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而不应有悖于此。前一阶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要求在国际问题上说“不”的本本和小册子。或许作者们的心情有令人理解的地方，但仅仅会说“不”的风气却不值得提倡。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这一点在当前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江泽民思想的重要阐述者 1993年2月，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历史纪实作品——《中国“左”祸》，作者署名文聿。该书以14个章节，全景式地记录了从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来华，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姓资姓社”之争的64年的难忘历史。由于作品大胆地描写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场面，又是在邓小平南巡前出版，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产生了强烈的争议，影响甚远。 这本书的作者文聿的真名就是陆建华。 陆建华在20世纪90年代已是个风云人物。1990年他在获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两年后，考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并在同年的第一届世界青年社会学者论文竞赛中，以一篇《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高期望》摘取大奖。人们至今或许还记得他在获奖时?99lｉb.讲的话：“我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期望很高，不光是要管好企业，有效益，还得要关心下属，作风正派，成为道德楷模。这种企业管理者包揽一切的体制，会养成工人对管理者的高期望，并转化为一种强依赖。但企业不可能满足每个职工的高期望，因而高期望必然引发大失落。所以企业应把其负担过多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这番剖白在现在看来未必具有多少新意，但在当时却是非同凡响。这也可算是陆建华有关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发端。 1992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后，留在社科院工作，开始进行宏观的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与另一位社会学家一起主编国家“八五”课题《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同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来自青年的报告——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及其趋向的演变》。他为此获得第一届中国社科院青年科研成果评比优秀奖。后来，北京一家著名的党的生活杂志，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并冠以“奔向新世纪金牌榜”人物之名。 1996年，一本叫《与总书记谈心》的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陆建华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这本书的热销，使陆建华的知名度得到空前的提升。 1995年7月，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设立了“青年社会科学论坛”，主要组织各个学科的优秀青年学者，研讨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其成果有的以研究报告形式上报有关领导部门，供决策时参考。江泽民总书记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发表后，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立即组织青年学者们学习，并就江总书记提出的12个重大关系逐一讨论。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每个问题由一两位同志执笔把大家的意见综合成文，有的重要发言还请本人撰写成稿，然后由翁杰明等编辑成书。 这本书是把各学科青年学者的观点融为一体的“化合物”，也是一次综合各学科优势集体创作的尝试。参加讨论的有10多名学者，其中正在主持另一项学术活动的陆建华在百忙之中撰写了3万字的研讨稿，借与总书记谈心的方式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发行量达几十万册，使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更为大家熟知。 《与总书记谈心》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群言书，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其后中央的很多决策都参考了这本书所透出的民情信息和理论阐述，陆建华等一批知识精英也被中央高层所看好。1996年陆建华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成为第一位获得得此称号的社会科学学者。 然而令陆建华想不到的是，《与总书记谈心》出版的第二年，《中流》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称《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把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同时又取消了另一个基本点即“坚９９ｌiｂ?持四项基本原则”。该文还称，《与总书记谈心》主张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到一起去了”；又称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灭亡”；称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的归宿”等等。 在民众普遍对《与总书记谈心》的叫好声中，异议者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而其时，陆建华等年轻的学者并没有作出.t>人们期待的答复，他们在继续做着建设性的工作。 “第三帝国内幕”与“梁祝” ——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糅和思考 陆建华1960年7月3日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虽然几年后陆建华主攻社会学，继而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中国高层智囊，但他仍然感慨4年中文系的知识恩泽。是中文系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培养了鲜活的思考方式。他曾这样坦承道：“中文这个专业实在是太好了！可以天天读小说，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后来作社会学了，我就想，是不是学者就非得用很死的语言，把活生生的生活变成一种冷冰冰的逻辑呢？所以，现在我反倒要读一些对我个人人生、思维、对我个人思维方向起作用的书。” 陆建华在复旦时最喜欢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是他的拿手好戏，毕业后他出版了《论语评注》《荀子礼学研究》等文集。但进入社会学领域后，他的阅读兴趣发生了一些变化，更为关注现代小说和政治纪实作品。1996年黄集伟主持的“孤岛访谈录”特邀陆建华来“孤岛”做客，没想到陆建华带了一本斯培尔写的《第三帝国内幕》。这是一本陆建华反复阅读、烂熟于心的著作。他在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被深深震动，一..年后再次读到了它，感触更深。 斯培尔是一名德国战犯，在此前他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建筑设计方面很有才能。而且一开始，他对希特勒的一些极端的政策和措施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包括他后来所发动的法西斯战争，最后使得这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有才能、有魄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希特勒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后来，他成了军工部长，成了纳粹德国战争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也就是说，没有他的话，德国这架战争机器就开不了那么长时间。斯培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希特勒的走卒，被判了刑。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陆建华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斯培尔的个人命运，还有推动他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用陆建华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下，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改变的？他的思想是怎样改变的？他的性格是怎样改变的？就斯培尔而论，他对社会的贡献，原本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个结局。我想，所谓大的社会变化，时代的特征，个人是不能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性格，个人才能的发挥，究竟有没有自主可言？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也是陆建华推崇的作品，其理由同样是对命运的关注——大变动时期那一家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变化的——他们在变化中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样的位置的？最后，他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陆建华的父母认为儿子有“经商的天分”，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或企业家，然而陆建华上大学时却进了中文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热爱文学的陆建华最后也没有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而成了一名有所建树的社会学家。然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称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的校长。 这是陆建华外出调研时突然生出的一个想法，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陆建华是一个对知识极崇拜又一直强迫自己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他曾这样说过：“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不管环境给了你一个怎样的既定的框架，一个人都应该保证自己的独创性。就算是为了‘生存’‘独创性’也可以是一种手段。所以，在我自己10多年的科研经历中，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创新。”于是大学校长似乎是最适合他的了，“它意味着要把知识、智慧传给下一代，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达不到的目标..了……” 陆建华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学校长，但社科院的研究工作使得他同样感到了职业的乐趣。因为那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职业。 创造性带来的是挑战性，有智力的挑战，也有社会新旧观点的挑战。陆建华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挑战。且不说1993年他的《中国“左”祸》出版后他所承受的挑战，其后他的一些文章也遭到质疑目光的包围。然而幸运的是，在一个巨大变动的时期，人们对价值标准的理解出现了多元化，理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样，任何对于一个人的指责，都不会无条件地被人们所认同。 在陆建华看来，不管还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社会多样化的趋势就是在这么走。多样化就包括，有些东西现在可能还没有事实去证明，可它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新的东西。大家的宽容程度现在越来越高。即使是有些东西人家认为你提的不对，也不会怀疑你在政治上有什么，或者你的品格上有什么。他认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里，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行为或者思想调整到既不悖于自己的理念，同时又非常智慧的那个境界。 很难说陆建华就已把自己调整得很好。但不管怎样，他却是一个善于超越困境的人。在读书研究之余，陆建华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上海音乐学院要挑钢琴演 594f." >奏员，陆建华因手指修长而入围，但他的乐感平平而未被录取。就是这次经历使他对音乐充满了深深的感情，尤其喜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陆建>?华第一次听《梁祝》是在中学时代，他被那幽怨深情的曲调所深深震撼。那完全是一种天籁之音，纯洁、空灵，使人在冥冥中迅速摆脱世间的凡俗。陆建华从小到大一直追求这样一种和谐的纯洁。他在《梁祝》的音乐中找到了。当他行于学林、疲于应酬或遭遇非议，他都会在《梁祝》的音乐中寻找到慰藉。就像他自己说的，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音乐像一座桥梁，它可以帮助我们接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接近的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平息心中的骚动。 我们可以设想，当陆建华一边听着《梁祝》，一边捧读着《第三帝国内幕》，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然而对陆建华来说，这两种非常极端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糅合到一起的。 挂职于重庆市政府机关，实践带来感慨良多 陆建华1992年获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社会学研究。1995年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９9ｌｉｂ.，他担任中心的副主任，副研究员，主攻社会发展研究。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经费独立、非赢利性的科研与教学组织。该政策中心面向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在政治学与政策研究领域承担研究课题、开展研讨、组织实施调研并出版研究成果。 该中心成立两年时，陆建华参加了社科院组织的39人博士团到重庆直辖市挂职，直接参与重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陆建华就任重庆渝北区副区长。 重庆直辖市于1997年6月18日挂牌，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情况却比较特殊。它的全市人口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两倍多，其所辖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3％，下岗工人人数42万。当时重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500美元，仅为北京的1/3，上海的1/4。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超大城市担任副区长对陆建华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 尽管陆建华是社会学博士，还被称为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尽管他从容而频繁地在各媒体亮相，学术成果骄人，但直接参与地方管理却是头一回。这使他一开始就不像个政府官员。 外界传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初上任时有几件尴尬事：当秘书把文件送给他签字时，他愣不知把字签在哪儿；区里市里开大会，他很从容地往主席台上走，可他不知其中挺有讲究的。当他走得快了一点，便就有人拉他一把，示意他别走在区长的前面；坐在主席台上的滋味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有时得装模作样，轮到讲话时，照着印好的稿子，一念就是3个小时，此时他会在心里想，“要是能让我读本书多好啊”。 陆建华在渝北区副区长的位置上没坐多久，被市里任命为重庆中青年专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黔江地区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思路。 黔江地处大山之内，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达1000万，当地民谣“山好水好人也好，只见哥哥不见嫂”表达了黔江的生存状况。如此贫困的黔江自然是重庆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地区之一。 陆建华是带着一种极大的责任感到黔江的。从重庆到黔江要走16个小时的山路。陆建华来到黔江的一个县医院时遇到了一个颅骨骨折的病人。 他看到这家医院的墙是黑乎乎的，蜘蛛网全屋都是，..地面上的废弃物和痰迹随处可见，连护理员都没有。医院从马路上找了两个农民来为病人端屎端尿喂开水。 陆建华皱起了眉头。可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全县最好的医院了。 最好的医院却因医疗条件所限，不能为那名颅骨骨折病人动手术。怎么办？转到重庆吧？可转到重庆需要在路上颠簸16个小时，病人哪里受得了？ 面对此情此景，陆建华提议说，咱们调直升机吧！有人告诉他，想都别想！调直升机得通过上级审批。 陆建华在无奈的现实面前第一次感到才智无存，束手无策，全没有了在北京时的潇洒和机智。 他为自己感到沮丧：“我们这种人指手划脚惯了。但是要真出主意，就要好好琢磨了，不然人家没法操作。到黔江，我们从概念上推导，你们这里交通太不方便，有东西运不出来，那么好吧，先修机场。人家说，我们规划了，可这个项目老是批不下来。不是靠近长江吗？我们又建议用水上飞机，一算，水上飞机从日本进口，一架约1000万元，投资太大，不现实。那就修铁路吧，人家说，专家早就来过了，说修通这条铁路得20年。得，你说我们能干什么，我们提的建议人家怎么操作？他们固然需要新观念、新信息，但更需要具体的东西，需要更多的资金和项目。” “与黔江人的交往，与我以前交往的人完全不一样，与我以前调查的社会学对象也不同。在这里，强烈的求富求发展的愿望与人们视野上的限制和技术上能力的限制反差太大。” 在黔江两个星期后，陆建华回到了重庆，主笔写下了《关于加快黔江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当地政府官员称这是一篇具有“原子裂变”意义的思路，给黔江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强的催化作用。 陆建华在重庆的一年收获很多，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给重庆做了一些能看得见的实事，比如把一个经济大国的领事馆给拉到了重庆、给开县引进了一个日本的援助项目、说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进入重庆等，更表现在他做的那些“破冰”式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工作，他参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工程，并帮助他们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国寺地区2200亩封闭式再就业工程开发项目建议书”；参与组建重庆产业设计院和重庆产业投资集团的部分计划筹备工作；帮助重庆市社科院编纂了第一本《社会经济蓝皮书》；策划实施了第一次重庆市bbr>市民环境意识调查。他还就解放思想、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机构改革等问题，在重庆的党政机关学校和其他单位作了20多场报告，热烈动人的场面令重庆人记忆犹新。 对“法大还是党大”等问题的深刻解析 陆建华与媒体有很好的缘分，他曾做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主持人、北京电视二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又被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聘为评论员，而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中，陆建华的厚重的学术功力、直率的性格和从容的姿态，颇得港岛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人们认为他是大陆理论研究最具新意的“政情评论员”。 在解答凤凰卫视主持人董嘉耀提出有关依法治国的问题时，他坦言道，大陆有的人，特别是一些比较教条和经验主义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党大？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依法治国的概念告诉我们，执政党也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执政。但在很多相关的制度或者法规出现与现有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决定？他认为作为一级组织的决策也必须符合现有的法律，但这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关于党的组织改造问题，他认为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现在执政方式如果不改，很多执政的目标和宗旨是实现不了的。 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他一边在书斋中构建学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边参与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实践中提炼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他似乎对各种生存方式都怀有好奇心，有人问他忙什99ｌｉb?么，他说，你看见一只没头的苍蝇，它整天飞来飞去，很忙，“可我想，就算是一只苍蝇，也要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恒定感——就是说，它应该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心里有数，所有的忙忙碌碌，“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在丰富自己的人生，包括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 他不但关注重大政情问题，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价格听证问题、身心健康问题、农民就业、劳动保障问题等。在他看来，这些都应是中国社会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对陆建华来说很具启发意义，即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经济学家，而其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社会学家。在他看来，正是社会学家在不断地研究社会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中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冲突，并及时、完整地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才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共政策议题。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陆建华正是为此而呕心沥血。 2002年，陆建华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记者告诉他说一个地方16岁的女孩子在生产线上被活活累死。记者当时就暗示他，是不是应该启发这些弱势群体保护自己。一向平和，不露声色的陆建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不对！这个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是政府应该出面保护这些弱势群体。16岁是刚刚在合法劳动年龄之下，这个企业主应该判刑！” 他以独特视角观察人才问题，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世纪需要“超级人才”。他理解的“超级人才”是指具备突出的专业技能，有基本的人生情趣，有世界眼光，有一个健全而稳定的基本价值观。他观察到，在目前的中国，能做 5230." >到前面其中一方面的人才不少，而面面俱到的人太少。在他看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精英教育”应该尽早丢弃。从以往的人才观念看，国家只强调人有怎样特殊和突出的技能，因此从小便“集中精力”，舍弃一切兴趣爱好来求学，结果发现理工科出来的学生有点“愣”。清华现在搞很多文科，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甚至美学的修养。这说明社会上意识到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丢的。陆建华说过，你可能朝某方面“偏一偏”，突出一点，你成功了，但你不是“超级人才”。现在成功人士很多，但他们的遗憾也很多，因此整个社会应尽快普及新的人才观念，不仅使青年一代在技能方面有所发展，人格方面也要有所完善，使他们成为一个能以己之长贡献社会，又懂得真正生活的完善的人。? 他还提醒那些智商很高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商，“不做聪明的穷光蛋”。在他眼里，中国城市居民大部分只有粗浅的财商，只懂得着眼于眼前利益，打着小计划小算盘，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速度，在海外看来，是很快的，如果中国99ｌｉb?人的财商更高些，那么，这种积累会更快、更合理，而代价也会更低。作为目前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情商、很高的财商。光有高智商和高情商，“那只是聪明的穷光蛋”。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后果，吁请政策制定慎之又慎 陆建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对于这个说法他从不作评说。但他心里知道，如果说自己真如“金刚”一般，那么他希望整个社会学界“金刚”越多越好。他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气”向别人陈述自己的治学和做人态度。他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理的层面上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进而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有勇气”进行创新。这段话可视为他对社会学家责任心的理解。 陆建华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前景》，研究了中国社会在改变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并开宗明义地发出政策创新的呼吁，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 在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在结果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且这种社会代价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必然的，如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三资”企业中劳动权益的保护导致短期内投资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弥补了市场体制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各种规范空缺、助长了权钱交易的实现等。 陆建华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及演变的过程，总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在起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严重化，总是与某些政策导向有关系。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经济问题最后还是靠经济来解决。陆建华称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思维模式。因为那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出现的，是由于社会结构关系与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不和谐才会导致的。而陆建华看到，相关领域的政策选择在结果上既没有预防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住这些现象及其变种的蔓延。 陆建华想到他在重庆任职时看到的一个现象。有一天夜晚，他陪同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游览重庆的夜景。他们来到了豪华气派的解放碑广场，高大的建筑、彩色的地砖、眩目的霓虹灯，一切都是那么的考究。离广场不远处是一个新开的啤酒城，美女如云，人头攒动，一片喧闹。然而就在广场的边上，一群拿着木棍绳子的“棒棒军”满脸愁容，用一种迷惘的眼神打量着行人，期待生意。这种对比强烈的画面一直印在陆建华的脑海里。他当时对同行的朋友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重庆，反差极大。咱们走出不到50米，这儿的房子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这儿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里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个现代化的超豪华的解放碑广场，然后说21世纪看重庆！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国家即便可以宣布实现现代化，但不等于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现代化。我所在的区也是一样，迫切需要发展。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区顶着压力修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说这条路不好。人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大开放大开发来提气，规划都很壮观很恢宏。但光有路不够，关键是路后面有没有可以支撑它继续发展的体系和藏书网结构。重庆也是这样，修一个解放碑广场，真是很气派，但是整个经济没有活力，这个东西就是虚的，发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气就没有了。” 也是在重庆，陆建华去看过一个县，有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可因为产品与市场不对路，项目刚建好就宣 5e03." >布废弃了。后来一个港商看中了那块地，就把机器当废品似的拆掉卖掉，一点价值也没有。2000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谁也没有负这笔钱的责任。当时陆建华想，如果一个企业家对市场预测不准，他的代价是他的企业资产；而政府官员做错了，他个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这就是政府制度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是经济变革过程中公共政策运作所呈现的不和谐。 陆建华在“央视论坛”节目中对吉林省高薪聘用政府雇员的做法很是推崇：“以雇员的身份进到了政府里面，会对其他3000个公务员造成多大的冲击力。这些公务员对自己的职权、职能和自己的职业身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身边有掌握了高技术、高知识的这种人才，拿着这样的高薪工作，就会激活这片水，就让大家知道事实上关于人才的特长、兴趣和岗位的任用，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他感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来应对，那是很危险的。陆建华有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果实：是苦是甜？》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说，城市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其含义。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城市不断扩大，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在人口规模上不断扩大。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更内在的问题是，这种扩大会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我们的农村发生关系，这首先伴生出来的是许多物理上的变化，而物理上的变化总是会牵带出经济社会文化后果的。城市化的关键是，这种牵带是不是顺其自然，是不是平滑，是不是如意。 城市要发展就要占据原来属于农村的土地；如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之间漂亮而齐整的公路，就是城市伸向农村的手。农地被铺上了水泥，这本身说不上是进步还是倒退，但城市向农村的侵袭，带给农村的是什么？那就有讲究了。目前情况看，许多城市在土地上的扩张，或是依照市场的力量或是依照行政的力量，牵带出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传统的农业被现代加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取代。 城市扩大的另一个物理变化是人口的增加。他掌握的资料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均以找工作为主要目的，而城市本身在职业岗位的总量和结构上均有很大的问题，弄得进城农民每每难以如愿。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在挤出一些人，农民要想涌入进去，谈何容易。 陆建华曾经说过：“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他看到，在一些主要的沿海城市，从农民进城到找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在无业情况下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产生焦虑，产生无望之感。接下来的问题就带有很大的冲突了。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几年下来，被捕获的犯罪者中，来自农村的占据了60％以上。这好像应了19世纪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说法：城市成了罪犯的“制造机器”。这只是严重后果之一。交通拥挤、环境卫生水平下降等，也在逐步加重一些城市的头疼病。更加难办的是，城市中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在认知上、行为上和感情上显现出巨大的隔膜。农民要是不进城，这样的隔膜还无从有机会显露出来。这样的文化后果，被几乎所有的城市人和农村人意识到了，但是，还没有什么招数来消解它。 陆建?９9ｌｉb?华在对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考察后认识到，与其说某一项政策选择客观上造成了社会问题的出现或严重化，不如说某一项政策因为缺乏基本的配套政策或面临着作用力相反的政策而制造了或激化了社会问题。这是政策体系的失败。他预警，被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中国社会，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政策创新以及同步的制度创新，那么新的发展机会将会消逝。 为什么中国反腐败成效不够显著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着重是制度研究和社会发展分析。陆建华从重庆回京后，便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研究，并担任《中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进入他视野的社会学研究问题包括失业、贫困、犯罪、腐败、环境污染、教育、收入分配、劳资关系、妇女问题等。 陆建华一直认为腐败总是与相关的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有关。虽然改革开放会给腐败分子带来一些机会，但那不是开放的必然结果。“十六大”结束后，他在人民网“强国论坛”解读江泽民“十六大”报告时说，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有腐败，但不属于社会转型的现象。因为，他们的体制和制度基本上都健全，腐败分子只是在那些体制和制度允许的很小的空间中寻找机会。在中国，我们的体制和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腐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些腐败分子总在不断地寻找这样的空间。 在陆建华看来，反腐败政策的原则背景与技术措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没有停止过反腐败，政策上也是有连贯性的，然而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处理好。就是决心很大，但因用力不到位，其效果不甚令人满意。 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沿着两个思路走：一是关于行政权力的监督思路，一是市场机制的确立思路。沿着这两个思路也设立了与之相应的技术手段。如在行政权力的监督思路方面，我国1978年恢复了检察院，后又组建了党的检察机构、国家监察机构，成立了举报中心和反贪局，反腐败模式也从刚刚开始时的集中突击打击、惩处、教育向日常工作型转换，使之更具理性。陆建华认为，虽然一些反腐败制度建设在中国社会不同程度地展开，但无论是与其他社会中类似制度建设的实践效果相比，还是就制度本身潜在的效力看，均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其中的技术障碍很明显。 陆建华总结出我国在反腐败的技术层面上遇到的难以克服的三个困难： 一是监督体制的建立与有效运行的困难。监督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是所有社会反腐败的通则，谁都知道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关于民主监督，陆建华在解读江泽民十六大报告时说，我认为既要有党内的民主监督，也要有党外的民主监督；要有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公民的直接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把腐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群众对反腐败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这样，反腐败的观念和手段都必须有所创新，否则，执政党就会失去基本的民意基础。而正是在这一方面，技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困扰着中国社会，“这起源于特定社会体制之下的技术‘死角’：实现监督职能的机构要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地位的独立性，而同级党委领导同级检查部门的结构没有改变，即便在检察院系统的垂直性关系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先党内后党外’程序以及党的政治部门统领公检法的格局，将使检察院的独立地位难以变得名符其实。”而舆论监督对象的“类别化”注定了这种监督流于..形式。比如说，本级新闻媒体揭露本级有关部门的腐败、各级新闻媒体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下级新闻媒体揭露上级的腐败等都会出现难题。 陆建华认为这些技术问题涉及到体制结构和运行规则方面的深层次弊端，如各种行为准则的发布因为实施不力和缺乏事后检查制度，弱化了法的权威性，而收入申报制度因制度缺失而流于形式。尽管一些专家提出很多建议以强化收入申报制度技术上的空白，但陆建华认为要实施到位，还是需要辅以组织创新、体制创新。 二是以陈旧的方法对党政官员进行主观意识的教育和藏书网引导，很难取得反腐败的普遍而持久的成效。寻求教育和引导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的技术上的困难主要表现为：确定不了对官员主观意识教育之结果的基本判定方法，也就不能从中引申出奖或罚的具体规定来；对官员的训诫式教育方式正在迅速失去作用，而强化其自身督促的机制又很难建立起来；对“三观”教育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没有被开发出来等等。 三是公众对腐败和反腐败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和判断取向。随着反腐败政策的不断落实，公众逐步强化了某种判断倾向，即对反腐败的成效与前景的怀疑：被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越多，公众认定尚未被揭露的腐败案件也越多；被揭露的卷入腐败案件的官员级别越高，公众越认定还有更高级的官员未被揭露出来。这既是反腐败进程中屡屡延误最佳时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反映了在９9ｌｉｂ?对公众情绪与认识取向的引导方面还存在严重的技术“死角”，它是以两难选择的方式出现的：大规模地宣传反腐败的成效，将强化公众的上述逆反心理，而对反腐败进展不给予一定声势的宣传，也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对腐败现象的遏止也缺少了一种重要的压力。 陆建华认为，以上三个方面的技术“死角”的存在，说明反腐败政策的技术难关没有得到克服，反腐败能力的提高因此而受到抑制，反腐败政策原则的完善和落实也就缺乏足够坚实的基础。 陆建华对于反腐败政策技术难点的分析，成为中央研究反腐败对策的重要参考材料。 附录 作为社会问题的贫困之后果 陆建华 有学者指出贫困的三个特征：“一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二..是经济上的依赖性，三是经济上的不充分；其中不充分是由于不平等，可导致依赖性，难以确定其界限，一般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并以假设的标准以及生理心理与社会状况作为确定界限的依据。贫困人群经济上的依赖性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经济负担，这是贫困问题最直接最主要的后果，任何一个社会均视为之负担，对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社会来说，更是如此。” 第一，一部分人群陷于贫困状态而没有正常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而陷入贫困之中，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一方面，说明社会中还蕴含着某种缺陷，更重要的是，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形成社会的不协调格局。依照经典的“贫困文化理论”，陷入贫困状态的人群受制于一种与其生存境况和制度特性相关的恶性循环，因此很难以纯粹经济的手段来帮助他们解脱贫困。从中国现阶段的贫困人群看，焦点是，还存在一种贫困制造机器，在这部机器的作用下，贫困人群的发展..能力与发展机会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发展能力的低下是由于他们没有获得某种助长这种能力的机会，如接受教育、维持健康的生活环境等，而这种机会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把握某种机会，如对接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最基本的追求意识，或被所谓“贫困文化”的观念和行为模式所束缚而不能创造机会或把握机会，如许多地区的贫困人群对外出流动到其他地区寻求新的工作机会没有积极性，也不对相关的信息资源感兴趣。所以，有学者认为，“一种明显不同于城市主流文化的文化（或者可以直接叫做‘贫困文化’）正在出现”。这是美国学者刘易新的“贫困文化理论”在中国的现实运用。 第二，贫困人群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紧张的重大根源之一，陷入贫困的人群是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的群体，因其贫困，他们在教育、居住、消费、就业等方面得不到与社会其他人群一样的机会，还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其他救济制度给他们以完全有效的辅助之前，他们就是社会中“沦入苦海”的一群，他们接受不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也接受不了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贫穷乃源于所得分配或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此一经济上的不平等产生不同经济类属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迥异的各类社会态度取向。各类属间在游乐形式或家庭修养、成就期望、职业目标上都有显著的不同，同时对自己和社会中竞争奋发向上的心态也有差异。”有学者直截了当地认为，下.9９lib?层阶级就是一个“去阶级化”的阶级；在生产体系中没有占据特定的阶级位置，成为某种结构性因素的被规定物。至于这部分人的社会联系状况，格斯在1993年就指出，下层阶级的社会隔离不是绝对的，和亲属的联系依然是下层阶级形成“社区”的主要形式。不过，他们的严重偏差行为（吸毒或犯罪）仍可能导致社会联系完全丧夫。在从事各种形式的越轨或犯罪活动的人中，以贫困为主要的或直接的原因的比例开始上升，就是一个明证。在贫困地区，各种与社会现行秩序相对立的邪教和黑势力往往畅行无阻，反映了陷入贫困的人群无力或无心与之进行对抗的现实。“贫困与不良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9９ｌｉｂ?是社会调查和研究表明，贫困极易诱发诸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高发的群体通常是贫困群体。经济上的贫困因素导致人的行为与思想偏离社会主流，无疑是造成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 第三，反贫困是对社会和政府能力的考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信心。“贫困人口是反贫困行动的直接受益者，非贫困人口也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获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从贫困的缓解乃至消除中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充满正义和温暖的社会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每个人还可以从经济的繁荣中获得更多的、更好的福利。这一切都是反贫困给社会带来的经济的正效益。”这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贫困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益，是贫困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依据。这种背景下可以理解，在许多社会里，政府要向公众宣示其合法性和为公众谋利益的途径，就是向贫困宣战。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国政府这样做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也向全世界宣布了庞大的扶贫攻坚计划。这一计划可以说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向贫困宣战的最庞大计划。中国政府将贫困（地区或人群）的存在视为整个社会发展中强烈的不和谐因素，把扶贫视为宣示政府具有强大控制能力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获取公众支持的信心之源。 现状：“劫贫济富”情况严重 1995年秋天的某一个黄昏，远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青年学者康晓光，在广西马山县的一条山路上彳亍前行，夕阳把他单薄的身影投在红水河的波光里。在大山无言的环抱中，他步履维艰，但目光坚定。他的每个动作都让人想起..西方作品中的西西弗斯。 而此时，在广西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著名出版家张武正对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图书样本——《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作最后的检查。 几个月前就是张武把这本极具研究价值和反思意义的书稿约到手的，现在终于付梓印行。他料定这本别样的书将引起世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关注。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他一次又一次拔打电话，要把图书出版的喜讯告诉它的作者——康晓光。 把康晓光比成西西弗斯是恰如其分的。这位出生于沈阳的东北汉子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年后又考入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1986年毕业后在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任教。1990年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1994年1月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8个月后被派往广西挂职扶贫，先后任马山县副县长和自治区山区开发中心副主任，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国反贫困之路。 马山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大明山北麓和红水河中段南岸，东与忻城县、上林县接壤，西靠平果县、南临武鸣县，北与都安瑶族自治县隔红水河相望。全县设15个乡镇，共171个村，总人口49.25万人，是一个多民族的县份，也是全自治区有名的山区县之一。境内，除流经县北的红水河外，仅有些细小的河流，每逢下雨，雨水便从地下流走，旱涝灾害频繁，属于中国最贫困县之一。 自1978年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逐渐走上快车道。但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农村就占8000万，而国家统计局利用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进行的测算表明，我国城镇约有370万户、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如何减少甚至消除庞大的贫困人口，如何缩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把消除贫困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进行攻关。年富力强的康晓光成了反贫困战略中冲在最前面的人。 康晓光一来到马山便马不停蹄地下乡走访调查，了解民情，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95年初，他写成《90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分析》，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可算是康晓光反贫困战略的第一炮。 在康晓光看来，反贫困行动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投资。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根源于不利的生存背景，根源于缺乏教育和训练，根源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的根源正是贫困的条件。通过解剖今天的低素质、低竞争能力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工作效率。他认为，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要求牺牲眼前的资源利益以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那种认为为社会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是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单纯消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我国反贫困资金的主要供给者是中央政府，个人和民间组织在反贫困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极小，中央政府提供的贴息贷款和财政拨款是反贫困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康晓光发现，由于财政支出格局是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实力冲突、较量的结果，绝对贫困阶层恰恰是谈判能力最弱的社bbr>藏书网会阶层，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份额，即反贫困资金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往往很低。 他掌握到这样的一组数字：1986～1993年，全国每年投入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财政拨款、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扶贫资金估计约1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亿元扶贫资金，78％为贴息贷款，22％为财政拨款。也就是说，1986-1993，8年间，中央财政每年直接的扶贫支出仅有10亿元。1992年，我国财政支出4390亿元，其中企业亏损补贴455亿元，价格补贴322亿元，共计767亿元。可以说，2亿多城市人口是这767亿元财政支出的受益者，广大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无缘受用的。 这样就造成一种“不公正”：不仅收入高的人享受政府的工资补贴多，不仅吃得好的人享受的政府的食品补贴多，而且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少花钱，没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却多花钱；有储蓄能力的人政府提供养老金，没有储蓄能力的人却要自己养老；有钱读书的人免费上学，没钱读书的人自费上学……他强调，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尽快改善，“反贫困”无疑将成为一种最大的社会讽刺！ 康晓光认为国家不应该无视城市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如果政府决心在20世纪末消除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那么就应该给予上千万的城市绝对贫困人口以极大的关注。他了解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在加大，加上城市生活指数不断上升，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他总结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7个社会群体组成： 一是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主要是倒闭的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谋职业的职工，国有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无再就业能力的职工，以及上述两类人员的家属；二是竞争能力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开除、辞退、解聘或辞职，以及难以被录用的待业青年等；三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由富裕阶层沦为贫困者，如经营破产的个体户；四是劳教、劳改后回城人员，犯罪人员的亲属，以及因赌博、吸毒而致使家庭衣食无着的人；五是偶发因素所造成的贫困者，如车祸、地震灾害以及疾病等导致残疾从而失去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的人；六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他们长期以来收入低、负担重、无积蓄，物价上涨极易使这些原本处于贫困边缘的职工，因难以承受通货膨胀的重压而沦入贫困状态；七是流入城市打工、当保姆，但又务工不着或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他们是目前和将来最大的城市贫困人群，但至今未被纳入保障网络之中，也未成为任何一项反贫困计划的对象。 在他看来，如果忽视城市贫困人口的庞大队伍，那么反贫困计划肯定是不彻底的。 面对反贫困行动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提出实行反贫困制度创新。要做到制度创新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因为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且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小。因此，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社会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的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业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削减冗员，改变政府部门作为地区“就业机器”的状况。 第二个方面就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因为我国的反贫困行动或扶贫工作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不大，不仅需要扩大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还要对现有扶贫工作的管理制度做大量的改进和设计工作，同时要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素质。 康晓光在马山县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乡村，走访了几万户贫困家庭，所获资料十分珍贵。他把他的调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后来成为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指导用书。该著作还获得1995年“桂花工程奖”和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在反贫困第一线的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96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底，康晓光离开了广西马山回到中科院，但他的反贫困工作还在继续。人们看到他后来的每一项研究都是涉入中国最现实的问题，都与中国改革进程息息相关。有人说他是在“啃中国最难啃的骨头”。是的，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尽管困难重重，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不停地把巨石搬上山。加缪《西西弗斯神话》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显然，康晓光比西西弗斯幸运多了，他每一次努力都看到了希望，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成功的一次接近。 1998年，康晓光在《瞭望》杂志上公布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8年的4200万，20年间减少了2亿多人。同一时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却有增无减，处于市场化转型之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增加。他说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全面经济增长。 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政府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际民间组织处，专门负责利用国外民间组织的资金开展扶贫工作，有56家组织和机构提供了2.4亿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和救灾援助。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累计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和物资6亿多元人民币，有5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开始实施“希望工程”，为资助失学儿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中华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共同创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康晓光被聘为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兼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为促进“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6年康晓光花了两年时间，撰写了《创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调查》两部宏篇巨作，于1998年公开出版。他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募捐、资助、项目开发、组织发育、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全面揭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新成果，提出了解释青基会发展的“需求—响应”模式，最后将青基会的发展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讨了青基会的发展对于我国未来“第三部门”成长的启示。 “第三部门”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一个学术名词，指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西方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甚为迅速，如在美国的各部门中，大概20％的劳动力和15％的经济总量存在于“第三部门”，而且越来越大，形成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新潮流。康晓光认为，我国“第三部门”的发育十分缓慢，与市场经济很不协调。他在《创造希望》中说：“市场经济、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其中市场经济是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极为迅速，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自治社会的发育还刚刚起步，这表现在民间非政府组织不但数量少，缺乏独立性，而且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更为重要的是，自治社会恰恰又是中国最为缺少的。” 在康晓光眼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无疑是中国“第三部门”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它致力于保障中国最贫困阶层的最基本需求，推出了“希望工程”这一目前中国效率最高的社会再分配项目，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最重要的是，中国青基会为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杰出的先导和示范。 作为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康晓光在研究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把“制度创新”作为研究重点。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发达世界巨大的示范压力，现代化任务极为沉重；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全面深刻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的任务格外沉重；与一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传统要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与现代文明接轨难度极大。这样，中国的制度创新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必须是一个别具特色的过程，相应地，研究中国的制度创新问题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01年2月，康晓光等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公开发行，他的《关于官办社团自治化的个案研究》以大量案例剖析社团自治化的必要性问题。作者特别强调了个案研究的意义。他说：“个案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一个好的个案，可以使研藏书网究者透过它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结构的特征，透过它的演变洞察时代的历史趋势和社会的发展脉络。”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还汇集其他知名学者对中国“第三部门”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青基会会长徐永光的《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高丙中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等通过丰富的论述及大量的案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内部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大量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都是社团组织担负起原先国家和政府不能担负和没有担负的职责，例如慈善等事情。 康晓光曾多次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在人才争夺战上一步落后，就可能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步步落后。用全球的视角来审视，我国最需要的是人才，最缺乏的也是人才。” 基于这样的思考，康晓光对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希望工程”尤为投入。因为“希望工程”从更现实意义上说就是人才战略。 中国青基会自1989年3月成立的几年内，已经使贫困地区200多万已经失学、濒临失学或从未上过学的儿童得以就学；为贫困地区修建、改建、新建了近6000所希望小学；为贫困地区送去了1万套《希望书库》；表彰和培训了数千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 1998年是中国青基会既定的“希望工程”冲刺攻坚计划的最后一年。青基会推出’98“希望工程”志愿者劝募行动，招募20余万名志愿者，深入社区，贴近公众，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化筹款方式，再次掀起了捐资助学的热潮。而1997年洪水肆虐期间，灾区大批农村小学被毁，学童无校可上的危难关头，青基会与全国200多家新闻媒体合作的’98“希望工程”救灾劝募行动，赢得捐助上亿元，救助3.9万名灾区儿童回到了校园，向99ｌｉb?灾区紧急提供2000多顶“帐篷希望小学”，资助灾区建设希望小学500多所，为灾毁学校迅速复课做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全国“希望工程”实现筹资3.54亿元，其中中国青基会近2亿元，创下了10年来的最高记录。“希望工程”实施10年来，已经累计资助了200余万名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由于政府扶贫、普九力度的加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学儿童的绝对数和失学儿童的比例都在逐年下降，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对社会的资助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8年后，“希望工程”的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希望工程”由救助失学儿童转向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并以教师培训、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等软件建设为主。 然而“希望工程”的建设过程也非一帆风顺，2002年3月《南方周末》用四个版面刊登该报驻京记者方进玉的调查报告《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质疑基金会负责人徐永光在“希望工程”中的违规操作。“希望工程”遭遇信任危机。 “希望工程”信任危机引发的全社会对中国“第三部门”的信誉危机，使康晓光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因为中国需要“第三部门”，无论是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需要市民社会的支撑。中国的NGO（非政府组织）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这场危机将给整个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2002年4月康晓光以《危机的根源与后果》一文对此次危机作出回应。他坦率地说，我对事件本身的“真相”和“背景”没有多大兴趣，我真正关心的是比它们更为深刻的东西，这就是此次危机的“根源”与“后果”。他说，“希望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中国的形象工程，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其他机构望尘莫及的。“丧钟为谁而鸣？”不仅仅是为一个中国青基会而鸣，而且是为每一个NGO而鸣，为每一个中国人而鸣！ 康晓光在担任中国青基会常务理事兼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同时，还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聘为常务副秘书长。这是他反贫困路上的又一个领域。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农业部，接受民政部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2002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的教育扶贫的倡议。 康晓光有着在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又有着在“希望工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他意识到，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和高校的扩招，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获得了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另一方面，日益增高的学费也给部分贫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大学生贫困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他和扶贫基金会的负责人研究，决定搞一项旨在帮助特困大学生完成学业的又一个“希望工程”即“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该项目是一项理念先进、设计科学、管理规范的社会公益项目，不仅注重对特困大学生的经济资助，而且通过学生自治组织——自强社的活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公益道德文化建设，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扶贫与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对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倡议得到了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支持。2002年9月1日，“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 4f1a." >会长、新长城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杨汝岱，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新长城工作委员会主任王郁昭为该项目揭幕。康晓光以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的身份在启动仪式上介绍了项目情况。 “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启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响应。截至2002年9月1日，已确认捐款人民币近300万元，已确定资助特困大学生300余人。今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将根据工作的深入开展情况由北京周边地区向全国辐射，特别关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和农业、林业、师范类学校。 康晓光认为，“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是一项理念先进、设计科学、管理规范的社会公益项目，不仅注重对特困大学生的经济资助，而且通过学生自治组织——自强社的活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公益道德文化建设，这是最大特色。 另外按康晓光的设计，项目在后期管理上，将在受助学生中建立自治社团组织——自强社，通过自强社，学生自己管理资助款，并且有组织地开展自助、助他的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尽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在贡献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将建立起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起自尊与自信，心理上得到健康的发展。因为在康晓光看来，贫困不是一个人的罪恶，每个人没有权力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和环境，能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考入大学深造，本身就是值得大家尊敬的英雄。因此康晓光主张在工作过程中要把现代公益活动的理念，贯彻在所有的细节里，真正体现 5bf9." >对人性本身的关怀。 国情研究队伍中的又一匹“黑马” 200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宣布正式合作成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由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胡鞍钢开始涉入中国国情研究是1985年，当时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当时这个小组被称为专为政府高层提供国情研究报告的高级智囊组织。胡鞍钢为了完成课题，自己到基层进行调查，写出《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及人口系统控制对策研究》的著名论文，第一次运用包括人口学、经济学及现代对策论的系统工程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就人口与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城市化、人口与环境资源等问题，对中国现代化人口转变特点和预测中国人口数量增长进行研究，提出了如何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建议，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被称为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的一匹“黑马”。1988年，由他主笔的中国第一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再次为他赢得声誉，奠定了在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的地位。 康晓光与胡鞍钢的合作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明显的标志是1996年康晓光与胡鞍钢、王绍光一起完成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这实际上是康晓光反贫困行动的一部分。一年前，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问世已使知识界意识到又一个知识精英的崛起。而当1998年康晓光的《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的出版，则证实人们一度流行的猜测：在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康晓光.是继胡鞍钢之后的又一匹“黑马”。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国情、经济、科技、教育、环境保护和经济安全的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研究背景和咨询建议，努力建设成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 中心成立后，康晓光成了中心的专业研究人员，除了继续研究中国反贫困的理论、分析中国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外，还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以给中国高层制定政策提供智囊服务。 2002年，康晓光在中国著名的思想阵地《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的文章。在这篇中国政治国情解读文章中，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和解析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及其“问题”，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性的“三维分析法”，被专家认为“在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 早在1999年10月，康晓光就在他的那部具有轰动效应的国情读物《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中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权力分裂”过程，逐步发育出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中国数千年悠长历史中未曾有过的现象，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 他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权力如何从政府独家垄断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转移，因此出现新型的权力格局。康晓光在考察改革以来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后，就社会自治组织的未来目标模式问题提出了合作主义的主张。这一富有启迪意义的提法引起国情专家及中国高层的极大兴趣。 康晓光看到，由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自由化”便成了目前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中国政治稳定性受到威胁。首先冷战的结束，东欧、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世界事务，美国有恃无恐地干预台湾事务。台海危机很可能触发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军事冲突。第三，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为提高，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正在更深、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如果再加上通讯革命带来的互联网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复兴、全球市民社会的迅猛扩张，以及海外NGO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的渗透，都会严重威胁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 康晓光针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开发一种分析和预测政治制度稳定性的简单而有效的分析框架，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即“三维分析法”。 这种“三维分析法”看起来很复杂和深奥。他所说的“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可以以此通过各个群体与这个制度的利害关系来看其对制度的态度。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会对某个群体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社会问题引起的“群体”不满，必将使得他们采取“手段”以推翻制度。因此当某个“群体”感到只有推翻现行制度才能解决问题，而且他们有机会和足够的能力这样做，政治不稳定就发生了。 康晓光把“群体”“问题”“手段”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第一，社会分化，国民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第二，存在广泛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受到这些问题危 5bb3." >害的群体感到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问题；第四，他们拥有集体行动的手段，并且采取行动；第五，维护现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压制反抗行为；结果，导致政治制度不稳定。 康晓光认为，目前流行的“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强调市民社会对民主化的重要意义。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该理论只强调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及其功能，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他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中引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强调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一系列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占有的资源不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反应不同，所拥有的行动手段不同，与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同，因此在分析它们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时必须区别对待。 作为国情专家，康晓光在分析中国未来的政治问题时，并非只是隔靴搔痒般地只作空洞的研究，没有对策。相反，他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非常中肯，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特别是他有关建设民主法治的建议已经得到中央高层的响应。 在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评估上，康晓光与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能从中国20年的政治改革的点点滴滴中感受到社会的变革。他说，尽管政治领域的变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变革，但是变革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许多人的想像。2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体制，而是一个富于“弹性”的体制，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势利导地改变自己的形态。 在“人大”与“选举”制度的改进方面，他看到，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着手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改革成就，是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政社分离”，撤消人民公社，恢复乡政府，并确立了乡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在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方面，他看到知识精英选择“关键时刻”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献计献策”活动，预示了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院外活动”的“苗头”。在法制建设方面，他看到十五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法制建设”阶段进入了“依法治国”阶段。中国改革20多年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取得的这些进步，给康晓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晓光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有政治诉求。但如何解决“有组织地”参政问题，他比较了东西方各国的政治民主运作实际，建议政府采取“社团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欧洲和拉美国家采用较多。欧洲国家通过政府行政部门与职能社团的功能性联系，满足社会集团的参政要求，拉美国家则通过政党组织与职能社团的“合二为一”解决集团化参政问题。中国都可借鉴。 康晓光坚信，公民的有组织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因此开放“公开行政领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认为，就目前来说，“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解决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未必会立即在中国实行，但中国的领导层在多个方面已经表现出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和对民主民生的关注。2001年3月，朱镕基在“两会”上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关注民生、发扬民主、实现政治改革的决心。 康韩之争：中国经济能不能运用“相对优势” 康晓光思想敏锐，著述甚丰。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他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两次较大的交锋。先是1998年10月，他的《地球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经济学家韩德强对他的经济浪漫主义提出质疑；后是2002年，他在《21世纪》第8期发表《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一文后，引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吴增定对他中国政治稳定中的“行政吸纳政治”之说的争论。康韩的经济观的争论因代表了中国目前经济界两大阵营的思想冲突，而更具普遍意义。 韩德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一些有关中国与世界的大问题，是我藏书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99年，韩德强在《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把康晓光作为“市场浪漫主义的一个应用实例”进行深度解剖。 康韩之争的焦点是中国粮食进口的问题。这个问题裂变成两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进口粮食？如何进口粮食？ 95ee." >问题的起源是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发表的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t> 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40年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以及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剥夺欠发达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继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和低收入国家的政治动乱。布朗在这里向世界散布了一种“中国粮食威胁论”。 康晓光在《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一书中，以强有力的分析颠覆了布朗的观点，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中国谷物进口的扩大，只会给粮食出口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态环境。中国在进口谷物的同时，不会向其他国家出口生态压力和环境危机。 他还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来说明，除美国等国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几乎都是粮食净进口国。他预测，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将表现为：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毫无疑问，康晓光在与布朗进行理论交锋时，显然表达了个人对中国进口粮食的鼓励，因为在他看来，进口农产品丰富了国内市场，调剂了某些品种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利用国际资源提高供给能力，一些优质品种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 这样的推论与韩德强的观念相反。 韩德强认为，康晓光引用“比较优势论”犯的是逻辑错误。康晓光在认同“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时却忽略了国际贸易的竞争本质的静态说法。韩德强认为，从动态观点来看，国际贸易实际上是企业间国际竞争的方式。一国贸易力量的强弱，输出额的大小，实际上是该国企业竞争力强弱的标志。一国产品输出得越多，竞争力就越强，技术改进的动力也就越强，占领产品输入国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其竞争对手便越遭到削弱，直至产品输入国的企业破产或被输出国企业兼并为止。 在康晓光看来，美国之所以成为农产品出口国，是因为其农业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很强，而不是因为其农业很强。韩德强认为这是康晓光的一个核心误解。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早已不再单纯是土地密集型产业，而是集廉价石油、农业机械和电气、化肥、农药、生物遗传工程和规模经济于一体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市场密集产业了。在美国农业的强大攻势面前，第三世界各国纷纷从粮食自给国成为粮食进口国，连欧洲都难以抵挡美国农业>的进攻。 韩德强认为，康先生的观点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浪漫主义。正是从市场浪漫主义出发，康晓光才主张粮食进口，而且给国人一个进口的倒“U”曲线，以向那些不主张大规模进口粮食的人表明：现在多进口，将来可以少进口。但韩德强又说，康晓光在结论上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主张粮食进口，而在于主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中国的弱质农业接受美国的强势农业的竞争和淘汰。这才是韩德强与康晓光交锋的焦点。 关于市场浪漫主义，韩德强在他的《碰撞》序言中说，所谓市场浪漫主义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合称，其核心理念是“看不见的手”，即认为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会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范围，就是李嘉图的“比较９９ｌｉb?优势论”，即国际间放任自由的贸易可以自动实现各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体现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上，即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会经历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早发达的为先进，尚不发达的为落后。一句话，市场浪漫主义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市场机制上，否定任何国家干预的合理性。 康晓光秉持的一个观点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全球一体化到来的时候，进口廉价农产品可以提高中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中国必定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韩德强看来，这只是康晓光的主观判断，因为，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廉价农产品大量涌进国门之时，中国工业的竞争力在进一步下降。道理非常简单，无论是中国农业还是工业，在跨国公司的面前都缺乏竞争力，因此，一旦开放程度加大，工业和农业就会同时落入困境。另外，在市场浪漫主义的光晕下，康晓光不但看不到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险，反而误以为中国正在跨国公司的接管中日益强大起来。因此，康晓光才根本误读了“中国威胁论”的真正背景和动机。 韩德强看到，在西方有一部分人曾希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让中国走向世界，以消除中国社会主义对他们资本主义的威胁，但是他们同时看到中国的强大对他们国际霸主地位的挑战，又看到，占人类1/5的中国人也要加入“富人俱乐部”的话，势必会争夺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在市场上也会发生冲突。于是，西方人才决定借助各方面的力量来“遏制”或“围堵”中国，来保证自己作为“先入者”所占据的垄断利润。这是西方国家合伙鼓噪“中国威胁论”的真实动机。 在中国经济界，韩德强有“新左派代表人物”之称，他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经济路线，追求国家利益的优先，更多地关注经济机遇带来的负面效应。韩德强曾说：“作为对市场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学者，虽然我赞成政府的决策，但却觉得有必要多讨论一些加入WTO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市场浪漫主义多加以分析，以便人们更加清醒地研究加入WTO的应变对策，使加入WTO真正成为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崛起的契机。”在这一点上他与自由经济观点很强的康晓光是一致的。但如何保证中国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如何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更好的发展，康晓光则有更开放的态度，这种思路上的争议为中国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更加透明的学术争鸣空间，也为中国高层的经济决策提供一个多层面全方位的参考。 与朱镕基所见略同：为“弱势群体”政治代言 自1994年被派往广西参与扶贫工作开始，近十年的时间，康晓光主持了十多个研究课题，研究领域多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问题。尤其在“收入差距”“资源与环境”“国家与社会关系”一系列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成绩最为骄人。 康晓光的一系列研究差不多都是围绕着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展开，他实际上在为消除社会的“不平等”而做长期的努力。有人这样说，正是因为康晓光多年来不辞劳累深入基层，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正是因为他一如继往孜孜不倦地分析弱势群体形成的深刻原因，才引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在2002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弱势群体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朱基总理在会上将农民收入增加不快形容为他“最头痛的问题”，表达了他对弱势群体的忧虑和加大关注扶助的决心。朱基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新名词，强调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就业援助。 据资料显示，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残疾人、孤寡老人以及早年退休人员的中国弱势群体约11800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30%，占全国人口的9.3%。造成弱势群体存在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竞争作用导致人员下岗失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造成的两极分化；农村人口过多，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这些年来，康晓光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省，尤其对贫困地区的生活状况痛心疾首。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反贫困行动的重要原因。1999年，康晓光在评论《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时动情地说：我相信每一个去过中国贫困地区的人，每一个进入过贫困农户家中的人，每一个看过贫困地区那些破烂不堪的校舍的人，每一个注视过失学儿童的乌黑的眼睛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地离开那里，都无法忘记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幕。 康晓光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如此之高，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形成中国弱势群体最直接的原因，而造成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康晓光看到，中国改革有两个时间段，前十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到后十年，一个基本特征是，精英群体获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中国精英群体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中国在20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已经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调整，政府对新的精英集团采取的策略是允许、鼓励他们在许可的范围内获得其利益，正是因为执政者及时地完成政策调整，才有了90年代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另一方面，腐败、金融风险、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也孕育着破坏稳定的力量。但让康晓光这些有心人不安的是，2002年中国社会进一步两极化的现象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 有许多人对康晓光的这种焦虑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做大蛋糕”，而不是“怎样分配蛋糕”。康晓光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对于眼下的中国来说，“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系统，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态，不但不损..害经济效率，相反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一任不平等继续恶化则必将摧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康晓光看到，其实在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在商品出口受阻、外来投资疲软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国内需求的状况不令人乐观，其根本原因之 4e00." >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关于收入分配方式，“二次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市场的“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决定了社会财富的最终分配状态。但是康晓光指出，在中国必须用“四次收入分配理论”来透视收入分配。 康晓光分析的“四次收入分配”的结果令人忧心： 市场主持第一次分配，它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社会财富被以工资、利润和利息的形式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的第一次分配也导致不平等。 第二次分配由政?９９lｉb?府主持，它应该按照“公平原则”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再分配”，以校正前次分配“失误”。但是，中国政府实施的再分配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锦上添花”。也就是说，受到市场优待的人进一步受到政府的优待，从政府再分配中受益最大的群体恰恰是高收入群体。 第三次分配是非营利组织通过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活动实施的。这次分配依据的是“道德原则”。目前，在中国，第三次分配的确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已是“微不足道”了。 第四次分配被称为“灰色分配”和“黑色分配”，主要是通过各种犯罪活动，如盗窃、抢劫、偷税漏税、贪污和受贿等等获得的分配。在中国，钱权交易、偷税漏税、买官卖官则是第四次分配的主要形式。 康晓光指出，在法治并不健全的转轨社会里，第四次分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公众对第四次收入分配的痛恨已经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因此康晓光呼吁，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第四次分配”“反腐败”也是“硬道理”。 要消除贫困，解决分配上的不公平，康晓光认为，近期对策是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打破人口流动壁垒，“解放中国人民的脚”；政府必须尽快停止“锦上添花”式的再分配政策，关心弱势群体，把扶持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和农村发展放在第一位，保证“雪中送炭”。这些都是控制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的途径。 同时康晓光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精英群体获得好处太多，承担责任却太少。如果从不平等程度上作比较，中国不一定比发达国家严重，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价值和理念。比尔·盖茨声言死后只给每个子女留100万美元，而绝大部分资产留给社会。中国的精英能不能做到的确是个问号。康晓光认识到，一种良性的文化和价值的形成绝不是10年20年就可以实现，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不断磨合、公众不断的压力、精英群体不断的反思来实现。但他坚信一点，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精英必须承担责任，而大众必须拥有权利。 对中国弱势群体的困境，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前所未见的关注。除朱基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强调扶助弱势群体外，江泽民也在2002年9月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承认失业问题严峻，并把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定调”为“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康晓光看到，尽管目前城乡两极化的趋势有其结构性的原因，目前还不能一下子从根本解决，中国新老两届领导人，打击富人漏税、关怀穷人生活等手段或姿态，已起到很好的社会效应。他坚信中国新领导层今后会更高调地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使中国社会得到更健康的发展。为此，在中国反贫困行动中默默奋斗了近十年的康晓光感到无比欣慰和充实。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写道：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惟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这是对康晓光行动的最好注解。 附录 建设民主法治 ——重建合法性基础的长期行动 康晓光 中国20年的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政治领域。率先启动的政治领域的变革为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开辟了通道，而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又反过来推动了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变革。尽管政治领域的变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变革，但是变革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许多人的想像。2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体制，而是一个富于“弹性”的体制，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势利导地改变自己的形态。

“人大”与“选举”制度的改进

为了加强自己的民主合法性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着手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这一制度的实际状况与《宪法》的承诺逐渐接近；与此同时，也着手“逐步完善”选举制度。目前，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立法和对政府官员的任免，基本上都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但是在改进基层选举方面，中国确实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1978年以来，中国选择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民主改良之路。到目前为止，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改革成就，是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80年代初期实行“政社分离”，撤消人民公社，恢复乡政府，并确立了乡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 尽管政府保持了对代表选举过程的有效控制，但是随着民主意识的普及和选举竞争的加剧，当选的人民代表的自主性在逐渐增强，相应地政府对代表的投票活动的控制能力也在逐渐下降。人民代表“不听话，乱投票”的倾向也开始抬头，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落选、上级讨厌的候选人当选的事件也不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顺利当选，各级政府官员不得不越来越关注“民意”。尽管在总体上政府仍然能够有效地控制选举结果，但20年来人大的“议会功能”确实在逐渐加强。

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

除选举之外，在目前的中国，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渠道只向“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开放。但老百姓和知识精英都有各自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参与方式。知识精英选择“关键时刻”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献计献策”活动，已经预示了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院外活动”的“苗头”。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压力集团”对中央政府的“游说”活动正在迅速发展。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也日趋活跃，为了向执政党和社会公众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各民主党派越来越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发挥“建议和批评”职能。1978年以来，各人民团体的“政府工具”色彩在渐渐减弱，而它们的“代表性”功能却在持续增强。与十几年前相比，它们变得越来越像“利益集团”。例如，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工会和妇联自觉地担当起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代言人的角色，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号。但总的看来，社会团体的参政活动仍较微弱，对中国的高层政治决策影响较少。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遏制官员的腐败从而赢得民心，在“选举”和“议会”之外，政府还开辟了一些特殊的政治参与渠道。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开设“热线电话”、设立地方行政首长“接待日”，以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社也都开设了“热线电话”，帮助政府收集群众意见。但是，“热线电话”和“接待日”仅仅是老百姓“反映意见”的渠道，至于“要求”能否得到满足，“意见”能否得到采纳，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态度。近年来，“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各种形式的“公开化”改革逐渐推广开来，增加了公共管理的透明度。 中国的知识精英要比普通百姓幸运得多，改革大大拓展了他们参政的机会，尤其是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鼓励，他们甚至可以直接进入官方决策机构，充当参谋，或是直接出任党政官员。今天的一些学界精英，每逢重大时刻，如党代会和人代.９９ｌｉｂ?会换届的时候或每年的“两会”前夕，都会利用各种媒体发表意见，试图以此影响政府的决策。 综合来看，在当下的中国，真正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是地方政府。如今为了竞争有限的中央财政资源，使本地区分得一块更大的蛋糕，通过密切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的个人关系，通过各种办法积极地影响中央决策。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沟通信息、联络地方政府和中央机构的感情。

从“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

中国法治建设的起点是恢复检察院和法院，随后进入了“法制建设”阶段，近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革”中被撤销的检察院和法院得到恢复，但是司法独立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保障。尽管《宪法》把法院和检察院首长的任免权赋予了“人大”，但是党政领导对本级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事任免却具有实际上的决定权，而且法院和检察院的财政拨款也掌握在政府手中。 从1979年至1997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了791件行政法规，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批准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如此规模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法治化，法律和制度的连续和稳定，避免“因言废法”“因人改制”的历史规律重演。 (节选自《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