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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平津战役》
一、西柏坡
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所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在1948年3月21日离开了生活13年之久的陕北高原，向东进发，东渡黄河，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于1948年的5月27日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华北解放区的西柏坡。
这时的华北解放区，已经将原来的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基本上都为我军所控制，在大城市中也有我党的强大地下组织和广大支持者。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将原来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领导班子进行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由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聂荣臻分任第二和第三书记.99lib.。成立了统一的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成立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后改称华北人民政府），由董必武任主席。这时的华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1个步兵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有46万多人。
西柏坡位于今石家庄西北平山县的一个小村庄，西靠太行山脉，东望华北平原。在它的后面，是长满树木的山冈；在它的前面，是不断流淌的滹沱河。这个小村庄当时只有50多户人家，幽静而隐蔽，而且是我党的老根据地，以朱德和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早已住在这里。
我军当时华北地区最高军事指挥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日后的华北军区司令部就在附近的阜平县城南庄。当毛泽东等人来到这里之后，中央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全都会齐于此，这里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
毛泽东对这个有山有水的宁静小村庄十分满意，他对已在这里工作的刘少奇说：“你们选择的这个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对于这个总指挥部的情况，童小鹏同志有这样一段回忆：
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房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按：前委、工委、后委指中共中央在1948年3月和4月间转战陕北时的一次重要分工，决定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太行地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主要是指导各根据地建设和土地改革，一般简称“工委”，工委后来的工作地点就在西柏坡；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的中央机关大多数工作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暂驻晋西北，在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一般简称“后委”；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则留在陕北转战，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指挥陕北和全国的战争，一般简称“前委”）的参谋人员十来人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分别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按：这时的周恩来不仅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9９lｉｂ?
周恩来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
就是在这个只有50多户农家的小村庄里，周恩来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我们这里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却指挥世界上少有的大仗。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枪，二不发人，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叫部队打胜仗。
就在这个“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在指挥了远方的两个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者们，把目光放到了他们的身边，放到了他们所在的华北战场。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要解决傅作义的时候了”。
这时的华北战场，是泾渭分明两军对垒，一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华北军区所属的各部队，一方是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属的各部队，双方已经打了3年。
华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是抗日前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多的地区，八路军的总司令部就长期设在这里。八路军一一五师建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经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赞誉为“模范根据地”，八路军一二九师建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和八路军一二零师建立的晋绥根据地是另外两个大型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三大根据地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培育出来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军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基础。
由于华北地区根据地较多，部队编制有过好几次变化，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华北军区主力部队编制的大致变化，进而了解战争进程时不致发生混淆，这里把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情况先做一个简单介绍。
华北军区主力部队大部分是原晋察冀军区的部队，也有原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早在1945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在成立4个二级军区的同时，就将原来的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的主力部队分别编为4个野战纵队。具体是由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的第一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的第二纵队，由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委的第三纵队，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的第四纵队。二纵、三纵和四纵就是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主力，而一纵则根据当时全国的斗争形势，奉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上，准备进入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一纵在11月10日出发北上，到达晋察冀地区后，因形势变化而留在了晋察冀军区。12月，一纵的杨得志同志根据中央决定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一纵的大部分部队由苏振华率领南下归还晋冀鲁豫军区的建制。
1945年10月，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编为两支野战军。第一野战军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直接指挥，其下辖3个纵队，即杨成武纵队、郭天民纵队、陈正湘纵队。第二野战军由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其下也辖3个纵队，即刘道生纵队、黄寿发纵队、赵尔陆纵队。这两支野战军就是后来华北军区主力部队的基本力量。由于当时第二野战军在热河地区和辽西地区作战，所以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冀热辽军区仍由萧克任司令员，晋察冀第二野战军也就改名为冀热辽第二野战军。
1946年3月，中央军委要求各军区执行整军方案，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萧克任副司令员，刘澜涛和罗瑞卿任副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所属部队除若干个独立旅分属于二级军区之外，原来两支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全部编为4个野战纵队，组成晋察冀野战军，司令萧克，政委罗瑞卿，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其下4个纵队负责人是：
一纵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崔田民。
二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韩伟，政治部主任向仲华。
三纵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志民。
四纵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胡耀邦。
根据战争的需要，1946年12月，晋察冀野战军的编制撤销，前方作战由军区领导直接指挥。1947年6月，中央又决定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也就是第二个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其下有3个纵队，各纵队领导干部如下：
二纵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兼参谋长韩伟，政治部主任向仲华。
三纵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年生，政治部主任魏震。
四纵司令员曾思玉、政委王昭，参谋长唐子安，政治部主任李昌。
1947年11月，聂荣臻司令员等军区领导人联合发布命令，将原来各二级军区的一些部队扩编为3个野战纵队，其番号与负责人如下：
一纵司令员唐延杰、政委王平，副司令员肖永久，参谋长张开荆，政治部主任张连奎。
六纵司令员文年生、政委向仲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新槐，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紫峰。
七纵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副司令员周彪，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漆远渥，参谋长李波。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王世英任副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任政治部副主任，黄敬任后勤部政委。在司令部之下，成立两个兵团。1948年8月，又决定将第二兵团分为第二兵团与第三兵团，一共3个兵团，其负责人如下：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后勤部部长严俊。在第一兵团之下，有由王新亭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八纵，由韦杰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的十三纵，由刘忠任司令员、袁子钦任政委的十五纵。
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后勤部部长董永清。在第二兵团之下，有由郑维山任司令员、王宗槐任政委的三纵，由曾思玉任司令员、王昭任政委的四纵。
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在第三兵团之下，有由唐延杰任司令员、旷伏兆任政委的一纵，由陈正湘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委的二纵，由文年生任司令员、向仲华任政委的六纵。
除了以上三个兵团之外，还有军区直属的由孙毅任司令员、林铁任政委的七纵，由甘渭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十四纵。
除了以上主力野战部队之外，华北军区还有冀南军区、冀中军区、北岳军区、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晋中军区的地方部队。
这时的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华北军队的最高统帅，也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政的最高长官傅作义。
二、初期较量
在华北战场上，傅作义和聂荣臻有过多次较量。
1946年9月，由原晋绥和晋察冀军区的部分部队在张宗逊和罗瑞卿的指挥下，联合进攻大同和集宁（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由于对敌方情况判断出现失误，在即将取胜的时刻停止了攻击，导致这一仗未能打胜。这是解放战争中傅作义和我军的第一次正式交手，傅作义误认为他的部队在西北地区是不可战胜的，便得意忘形起来。虽然他自己也承认“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但是，在他办的《奋斗日报》上，9月20日竟然发表了一纸由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新闻处处长、奋斗日报社社长阎又文所写的《致毛泽东公开电》，狂妄地说：“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几天之后，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全文转载。朱德总司令特地拿着这篇“奇文”对一些部队负责同志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此事的内幕一直到1993年才得以完全解密，原来阎又文是1938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长期潜伏在傅作义身边，1939年以后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1946年春恢复了组织关系，直接受党中央社会部领导。这份《致毛泽东公开电》是在得到了周恩来直接指示和毛泽东的同意之后有意这样写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傅作义部队得意忘形、冲昏头脑，是在有意给敌人灌迷魂汤。同时也让我军指战员向傅作义部队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是在给我军指9９lｉｂ?战员行激将法。）
这以后，傅作义和我华北军区的部队不断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战斗，1946年10月，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1947年11月，我军攻克了石家庄，随后华北平原上的各个县城，陆续落入我军之手，而傅作义则只能控制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几个大城市。
1947年秋天，为了配合东北战场上我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不让蒋介石调傅作义指挥的华北部队出关支援东北的杜聿明，中央军委要求华北军区一定要死死拉住傅作义。在仔细研究之后，聂荣臻决定围攻徐水，伺机歼灭从涿县或从保定来援之敌，打一个歼灭战，死死拉住傅作义。这一战的指挥，交给了当时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
在杨得志司令员和杨成武政委、耿飚参谋长的指挥下，晋察冀野战军的二纵攻打徐水，三纵和四纵打援。这时，蒋介石亲自到北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华北战局，决定在徐水与聂荣臻决战，遂派驻在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第三军北上。杨得志选择了位于保定与定县之间的清风店作为战场，对付罗历戎。为了在清风店截住敌人，平汉线路东的4个旅和路西的两个旅展开了最高速度的急行军，在一天一夜中，少的走了70多公里，多的跑了125公里，来了第二个“飞夺泸定桥”式的最快速行军，终于在1947年10月19日在清风店围住了敌第三军的一万多人马。我军一天一夜走的路程，敌人走了4天。10月20日，我军向罗历戎第三军发起猛烈进攻，同时还要对付敌人的孙连仲部和李文部的援军。23日，第三军被歼，罗历戎和副军长杨光钰被俘。这一仗，晋察冀野战军共消灭敌军1.7万多人，是华北战场上解放战争初期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的一个转折点。为此，朱德总司令特地写了一首题为《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的诗，其中有句云：“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清风店一战的胜利，不仅使得石家庄的门户洞开，而且被俘的原石家庄守将罗历戎在他当年的老师聂荣臻（罗历戎和杨光钰都是黄埔二期学生，都是聂荣臻的学生）的教导下，又向我军提供了石家庄的防御部署情况。所以，就在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聂荣臻就向中央发报，要求“乘胜夺取石门（按：石门即石家庄，此地在1925年由石家庄镇和休门镇两个镇合并，名为石门市，以后曾经废市，但在1947年又复置石门市，所以此时的正式名称仍是石门市，1947年11月解放后，改名为石家庄市）”。毛泽东给聂荣臻复电说：
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 4e00." >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10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9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石家庄这时的敌守军并不强，只有第三军在清风店战役中未北上的三十二师和一些地方部队，总兵力两万多人。可是，由于石家庄是西bbr>..临太行、东控平川的军事重地，又是铁路交通枢纽，所以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寇侵占时期，一直在修建防御工事，国民党军队接管后又继续修筑，把石家庄修成了有6000多个碉堡的三层防御体系，不说各种坚固的堡垒工事和明堑暗道，单是两道防御深沟，一道深和宽是6米和7米，一道深和宽是5米和5米，沟的两侧还有布雷区、铁丝网和鹿砦。所以，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一直吹嘘“石门的工事，国军可以坐守三年”。
10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朱德总司令亲临会场进行指导，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具体要求。会议对解放战争中我军攻打的第一个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做了认真而细致的分析研究，决定了“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采取稳打稳进的方针，以坑道作业和炸药爆破打掉敌人的工事，再以步兵夺取阵地。聂荣臻还提出了进入大城市之后的政治训令《约法九章》。会后，又组织攻城官兵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如如何通过大沟、如何破坏电网、如何爆破地堡、如何通过马路、如何对付坦克、如何打巷战等等，都进行了演习。
11月6日，我三纵从石家庄的西边和南边，四纵从东边和北边，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边，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南边，同时向石家庄守敌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我军以顽强的土工作业一步步向敌人逼近，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战斗，11月12日不仅攻克了敌人吹嘘的“可守三年”的石家庄，而且生擒了敌人守将、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为我军进攻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取得了宝贵经验。
我军攻克石家庄，无论是对我华北军民的鼓舞，还是对敌人的打击，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蒋介石在他11月30日所写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话：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榆林、运城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门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与蒋介石的心情迥然不同，曾经亲临前线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却为我军攻克石家庄而写了题为《喜闻收复石门》的诗歌，诗中说：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
不过，这几仗都不是和傅作义晋绥军系统的嫡系部队打的，还没有对傅作义的老部队特别是三十五军有所教训，聂荣臻还没有报集宁、大同之战的一箭之仇。
傅作义上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在蒋介石的多次命令下，在他自己的正统思想指导下，当然还是要想扫平华北，想给华北的解放军部队一点颜色看看。根据他去沈阳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华北“剿总”必须尽快展开军事行动，牵制关内解放军的有生力量，配合关外的东北战场。傅作义原来是打算先把平汉路北段的解放军肃清，保证铁路线的畅通，谁知就在他将总司令部迁往北平的第二天，我晋察冀野战军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1947年12月27日，我晋察冀野战军由陈正湘指挥的二纵、郑维山指挥的三纵、曾思玉指挥的四纵同时出击平汉线的保定以北路段，几天之内，就使得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之间的铁路运输陷于瘫痪。
在这个时期，东北战场是国共两党注视的焦点。蒋介石要傅作义把华北战场上的解放军拉住，不能使之出关增援东北战场；而毛泽东也更是要求聂荣臻要把傅作义集团拉住，不能让他出关增援东北战场。所以聂荣臻这时多次对部属说：“傅作义牵制我们，让我们不能支援东北，我们更要牵制他。”于是，一场由相互牵制而展开的战斗打响了。
1948年元旦刚过，蒋介石就飞到沈阳召开东北军事会议，并通知傅作义也前往参加。在会上，蒋介石明确要求傅作义出动两个军牵制聂荣臻的兵力。傅作义回到北平之后，决定一次就出动四个军在北平与保定之间寻找和消灭聂荣臻的主力，支援东北战场。这四个军是三十五军、一零四军、十六军、九十四军。
当我晋察冀军区的将领们得知傅作义的起家部队三十五军出动了之后，都表示这次一定要给三十五军一个教训，要报集宁、大同战役之仇。于是，在聂荣臻的部署下，军区的主力部队迅速展开行动。为了分散傅作义一次出动四个军的兵力，晋察冀野战军的三纵向涞水发动进攻，六纵则向保定发动进攻。傅作义急令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率新编三十二师和一零一师（缺一个团）驰援涞水。这两个师是傅作义最珍爱的部队，被他称为“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战斗力相当强。
1948年1月12日，这“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在高碑店以北与我三纵接火。
三纵司令员是郑维山，政委是胡耀邦。
郑维山和胡耀邦根据聂荣臻的紧急命令，把攻涞水的主力部队拉回来将新编三十二师包围在一个叫庄町的小村子里。1月13日，将新编三十二师予以全歼，师长李铭鼎被击毙。三十五军的一零一师和暂编十七师又被我二纵所阻击，一零一师在12日于吴村被二纵击溃，伤亡600余人，只得逃回定兴。傅作义又调暂编三军前往增援，被我三纵阻击，无法接近三十五军。三十五军的军部在拒马河桥头遭到我一纵的袭击，当场打死敌军参谋长田世举等200多人，俘虏400多人。这样，整个三十五军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鲁英麟只得靠骑兵保护，冲出了包围。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老班底，从1931年起他就担任三十五军第一任军长。作为整个华北军事集团中傅作义部队嫡系中的嫡系，这一仗竟然打得如此之糟糕，差点就全部报销。鲁英麟自知负不起这个责任，虽然冲出了包围，却吓得精神失常，成天只说一句话：“三十五军，总司令起家的三十五军，断送在我鲁英麟之手了！”两天后，当周围的部下对他看守较松时，鲁英麟举枪自杀了。
傅作义作战一贯比较小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打了那么多的仗，三十五军仅仅阵亡过一个营长。而这一次，竟有师长李铭鼎被击毙，军长鲁英麟自杀，这对傅作义系统的军队真如晴天霹雳。
涞水之战是傅作义的基本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和我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二次较量，以完全失败而告终。鲁英麟不仅是傅作义最亲信的大将，还是当年在保定军校五期读书时的老同学、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的参谋长，二人交情很深。所以，当鲁英麟的死讯传来之后，傅作义在北平北长街的华北“剿总”司令部那座临时办公楼中闭门痛哭了好几次。
一、授计杨成武
虽然涞水战役取得了全胜，也算是报了当年败在三十五军手下的一箭之仇，但从全局来看，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场大决战辽沈战役在当时仍是头等大事，所以此时毛泽东所考虑的头等大事是如何打好辽沈战役，聂荣臻所考虑的头等大事是如何配合东北打好辽沈战役。
1948年7月，在如何打辽沈战役这一大问题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林彪，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但大致上已经决定要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锦州、山海关地区，关门打狗。而如果要在这一地区大打，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可能会出关支援，这就会给关门打狗的计划造成极大困难。7月22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华北军区围攻大同，将傅作义的一部分主力调向西边，使之无法向东支援关外，用以减轻东北野战军的压力。其实，这种想法早已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为了先打好东北这一场大仗，牵制傅作义这一任务华北军区已经进行大半年了，只是现在的任务更为明确、担子更重了。
毛泽东决定把这一重要的任务交给杨成武。
7月23日，毛泽东电令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并转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二政委杨成武，电令说：
立即组织西进兵团向绥远作战。
（一）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25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以西山地隐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
（二）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此兵团组成为一纵全部、二纵两个旅、六纵两个旅，共三个纵队七个旅，杨成武为西进兵团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26日起至8月9日止共15天， 4e3a." >为休整时间，8月10日开始西进，取道大同以南，务于8月25日左右到达归绥附近，并相机夺取归绥，尔后相机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占领整个绥西产粮区，或向归绥以东机动，吸引傅作义至少一个军西..援，以利东面之作战。
（三）杨、罗、耿部（按：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领导的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8月15日为止，准备于8月20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按：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作战任务。
（四）杨成武兵团从午宥（按：这是当时在电报中普遍使用的时间代码，午宥即7月26日）起，直接受军委指挥，其后方补给由华北军区担任，晋绥军区协助之，并以晋西北为后方，并须准备长期在整个绥远作战。华北局应即组织一批地方工作干部随军西进。
（五）六纵一个旅及七纵全部留平保线以西以南地区作战，受华北军区指挥。
8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聂荣臻和杨成武，中央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共同向他们交代了中央“东北打，华北牵”的重要任务。同时宣布，中央军委决定，华北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分开组建为两个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三纵、四纵、八纵和二纵的一个旅，为新的第二兵团；杨成武和李天焕指挥一纵、二纵的两个旅和六纵，为第三兵团。第三兵团bbr>藏书网的任务就是西进傅作义起家立业的老根据地绥远西部，开辟新的战场，解放绥远。在此期间，已在晋绥地区的两个骑兵师以及地方部队也都由杨成武指挥。绥远是傅作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的重要基地，这样就可以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绥线，调动其向归绥转移，使其不可能出关或尽可能少出关。
与此同时，二兵团以一部在承德地区配合东北作战，一部在张家口地区配合三兵团在绥远作战。一兵团则在徐向前、周士第指挥下仍然在山西打阎锡山。整个华北都要大打，把傅作义牢牢地拴在华北，也就保证了东北战场上决战的胜利。
布置完任务后，毛泽东问聂荣臻和杨成武有没有意见。聂荣臻、杨成武都说没有意见。毛泽东又问杨成武有没有困难，杨成武回答说没有困难。毛泽东笑了，他批评杨成武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
毛泽东为杨成武仔细分析了他将要遇到的各种困难：（一）这是去端傅作义的老窝，挖傅作义的命根子，傅作义必然要拼死一搏，这一仗并不好打；（二）傅作义在绥远经营多年，老百姓相信他，基层的政权比较牢固，所以绥远当局很有可能搞坚壁清野式的办法，让我军很难得到粮食，如果我军的后勤供应又一时跟不上的话，就得做好饿肚子的准备。
毛泽东说：“成武啊，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
刘少奇站起来更进一步强调说：“要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
为了帮助杨成武解决困难，毛泽东要周恩来向薄一波交代，要给杨成武准备10万现大洋，准备在实在困难时用来买粮食。
杨成武说这10万现大洋得要多少人来挑的时候，朱老总说：“你们可以用红军时期那个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
当天晚上，聂荣臻和杨成武把中央交代的重要任务认真而仔细地研究了一遍，把笔记做了整理。杨成武向聂荣臻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想到这次任务担子很重，兵团的司令员和政委最好分别由两人担任，并建议由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来担任第三兵团政委。第二天，他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批准。
毛泽东说：“这个意见很好，马上下命令，让李井泉来当第三兵团政委，现在他在朔县，就让他在那里等三兵团的部队。”
二、直取傅作义老巢
1948年8月9日，新组建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在狼牙山下的司令部所在地易县远台村召开了出征动员大会。聂荣臻到会做了重要讲话，他说：
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二兵团打到冀东就是为了配合东北。现在不是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到敌人线上作战的问题。二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马上把兵调过来，狼狈不堪。有人称傅作义为“调兵司令”。现在傅部老巢空虚，根据军委指示，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很大的威胁。
9月5日，三兵团各部分别从易县和涞源出发，进军绥远。在朔县与率领了600多人工作团的李井泉会合之后，以二纵副参谋长赵冠英率领的先遣支队化装为国民党军队进入了绥远，一路上几乎未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绥远的敌情搞得一清二楚：傅作义在绥远一共有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加上地方保安团，共约6万人。三兵团的大部队从9月24日打了第一仗，三天中就歼敌3000多人，控制了平绥路200余公里。9月27日攻克绥东重镇集宁。接着，攻占了整个绥南和绥东地区，连重镇包头也落入我手。一个月之中，共消灭了敌人6500多人。傅作义急忙飞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布置防守。
傅作义 4e3a." >为了保住他的老巢，急忙调三十五军和暂编四军向西驰援。
可是，在中央军委的部署之下，杨得志的华北第二兵团三纵向北平以北地区的密云、通县发起了进攻，四纵向北平以东的三河发动了进攻，都在距北平只有50公里左右。紧接着又在北平郊区顺义、怀柔打响。这时，傅作义不得不调回他的主力部队三十五军保卫北平（作为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有大卡车400多辆，基本是一支机械化部队），还调了一零四军、十六军和新编骑四师来对付我二兵团的进攻。为了不让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干扰已经打响了辽沈>藏书网战役的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聂荣臻命令杨得志将敌人从北宁线上引开，往平绥路上牵。于是，杨得志指挥部队把敌人的两个军引入了平北山区，再转而向平承线和平绥线打去。
傅作义怕我军攻占张家口，又急忙把军队调往张家口。这样，傅作义的军队就在毫无建树的情况下东奔西忙，南下北上，不断地折腾。
1948年9月，东北战场上的东北野战军已经切断了北宁线，包围了锦州，造成了在东北关门打狗的有利局面。为了解救东北的几十万部队，首先是解救锦州的范汉杰集团，蒋介石于9月30日在北平专门召开了援救东北的军事会议。国防部作战厅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制定了《关于华北剿总辽西..作战指导概要》，要求傅作义全力以赴，援救东北。在绥远已经丢了一大半、北平郊区都在作战的情况下，傅作义当然不可能全力以赴，更不愿负指挥之责，只好以立即辞职相要挟，请蒋介石亲自出马来指挥援救行动，他说：“委座德高望重，以最高统帅亲临指挥，方能奏凯。”蒋介石无奈，只好降低要求，让傅作义派出部分兵力组成援救锦州的东进兵团。几经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是派出了属于中央军系统驻在唐山地区的六十二军和九十二军的一个师、独立第五师，外加远在烟台的三十九军组成东进兵团，在侯镜如的藏书网率领下前去援救范汉杰。就是说，真正从华北战场上调去的军队只有5个师。
这样，中央军委关于抑留傅作义军队于华北战场，不让其支援东北战场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
三、傅作义偷袭西柏坡
傅作义派出的东进兵团在塔山被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完全堵死，其结果是非但未能救出范汉杰，反而连范汉杰本人也当了俘虏，锦州被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紧接着，长春解放，郑洞国阵前投诚，蒋介石的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一下子就有两名副总司令走进了解放军的营房。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北平后圆恩寺的北平行辕之中，亲自指挥东北和华北战场。东北危急，他是束手无策。华北呢，聂荣臻有三个主力兵团，一兵团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正在围攻阎锡山的太原，二兵团在杨得志的指挥下在冀东地区攻扰北平、接应东北，三兵团在杨成武的指挥下进攻绥远。蒋介石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战机，冀中、冀南没有聂荣臻的主力部队，为什么不可以突袭石家庄，甚至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呢？如果得手，那将是一个无法估量的特大胜利；就是不得手，也可以暂时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至少可以让围攻太原的解放军回师援救石家庄和西柏坡，缓解围攻太原的压力。
不能否认，作为行伍出身、带兵大半生的蒋介石，他所看到的这一着棋，是一步好棋。如果他的对手棋艺较差，很有可能会被打一个措手不及，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造成很大的损失。
当蒋介石把他的这一计划布置给傅作义之时，他对这一计划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要求傅作义立即组织一支快速突袭部队，长途奔袭西柏坡，打一个漂亮的掏心战，创造他“剿共”军事史上的奇迹，扭转整个战局。傅作义也认为这一计划确有高明之处，不过傅作义也有一点自己的打算，就是不管成功不成功，总可以把一些部队调到平汉线上，和解放军对峙，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以免蒋介石再要他调兵去东北。所以他一方面同蒋介石做了具体策划，决定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抽调一部分骑兵和快速步兵，以支援山西太原战场的名义，对内对外都叫“援晋行动”，当部队到达石家庄时突然向南，直插西柏坡。不过另一方面，他也在想，毛泽东多谋善断，难道会没有一点准备？解放军英勇善战，自己的偷袭真正能够成功？
为了这次“援晋行动”的成功，傅作义特地将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和他的晋绥军系统的部队混合编队，任命中央军系统的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晋绥军系统的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方和新二军（即整编后的一零一军）二七二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他的小算盘是：如果胜了，是他傅作义的功劳；如果败了，是总指挥郑挺锋的责任。此外，傅作义对可能打石家庄和可能不打石家庄，可能打下石家庄和可能打不下石家庄，可能成功偷袭西柏坡和可能偷袭不了西柏坡，都做了一些准备，特地在“援晋行动”的部队中增派了他训练出来的名叫“人民服务队”的政工人员，由他的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率领，跟随各部队行动，对各部队进行严密监视。甚至，连打下石家庄之后的新市长都事先任命了。
可是，傅作义就是有一点未能想到，他在极度机密情况下的准备工作，很快就被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知道了。“援晋行动”的部队在涿县集中后的出发时间是10月24日，就在他们出发之前的一天，即10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时得到了两份有关的确切情报。
第一个提供情报的是我党在北平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关系甘霖。甘霖是傅作义司令部中负责刻油印蜡版的文职人员。在那个时代，油印文件是很多机关所普遍使用的速印技术，傅作义司令部中凡是不用电报下达的各种文件或命令，都是用油印的方法尽快印出下发。10月23日这一天，甘霖在办公室中得到一个任务，要他立即刻印一份文件，内容是给有关部队下达第二天的行动命令，即命令九十四军和新编骑四师为先头部队，配给500辆汽车，先行出发，第二梯队是骑兵十二旅和暂编三十二师。部队从涿县出发，经保定南下，目标是石家庄。甘霖一看，知道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因为石家庄转向西北方向，不到100公里就是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甘霖知道，如果他先将消息报告北平地下党组织，再由北平地下党组织设法将消息送出城去，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决定采取最快的速度将消息送给他能找到的党的最高组织。
他将命令用蜡版刻完之后，交给别人去油印，自己立即出了北平，赶往徐水县城，通过一位内部关系，利用徐水县政府的电话，从徐水直接把电话打进了我华北军区司令部，接电话的正好是司令部的作战处长唐永健。
华北军区司令部得到甘霖的电话之后，很快又得到了华北局城工部长刘仁发来的电报。刘仁的电报说，北平的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从他的小同乡、老同学、傅作义部的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处，得知了傅作义部即将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确切消息和具体部署。刘时平和另一位地下党员、《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一起将这一重要情报立即报告了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崔月犁，崔月犁又立即冒着危险让学委的地下电台在上午开机，迅速报告了刘仁，刘仁也就立即向华北军区报告了这一重要消息。
由于这两个情报的内容完全一致，聂荣臻和薄一波判定了情报的可靠性，于是立即在电话中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一听，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在电话中给聂荣臻下达了口头命令：“一定要截住傅作义的偷袭部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然后，周恩来又用电报下达了正式命令。
在报告了毛泽东之后，中央军委决定：一方面，除了由华北军区立即调动可以调动的一切部队拦截傅作义偷袭部队之外，命令杨得志的华北军区二兵团由杨得志亲自率领立即南下曲阳地区，命令东北野战军二兵团立即由锦西向冀东进攻，威胁北平（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的四纵和十一纵在10月29日和30日先后入关进入玉田、蓟县、宝坻地区）；命令在藏书网山西的一兵团徐向前、周士第加紧对太原的围攻，不让山西的敌军有向东威胁石家庄的可能。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行动是要调动华北军区的部队堵住敌人。
为此，周恩来在10月25日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华北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三兵团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等发出了如下急电：
据北平消息，蒋、傅决定集中九十四军（3个师）及新二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门实施空心袭击，并配属汽车400辆，带炸药百吨，企图炸毁石门，现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先头已抵北河店，其五师已抵新城。估计27、28两日，九十四军可能集中保定，29日可能会合新二军大部向我石门前进。
我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七纵主力应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三纵赶到会合歼敌，使其不得南进；七纵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两线，布置坚决抗阻阵地。
杨、罗、耿得电后，应立即令三纵受军区直接指挥，于明（26）日起以5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并指挥之。杨、罗、耿率主力，应即相机上路，到后，或直插平涿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三纵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聂、薄已直电三纵行动，二兵团电台应于宿营后随时保持与军区及军委联络。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聂荣臻和薄一波决定成立保卫石家庄的临时指挥部，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负责，将中央警卫团、警卫一旅、警卫二旅以及步兵学校的力量，再加上八分区的地方部队，在沙河和滹沱河布置阵地，作为保卫石家庄的防线。同时，命令二兵团全速南下，力争将敌人堵截在保定以南，为此郑维山的二兵团三纵必须在五天之内冲破一切阻挠急行军250多公里。此外，又调动了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和大量民兵在从涿县到定县的公路两侧展开游击战，并尽一切力量破路，把公路挖烂挖断，埋上地雷，让敌军机械化部队变成无法使用汽车的部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各分区的司令员、政委、专员，各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武装部长都必须全部上阵。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不测，聂荣臻还通知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请他把全体学员都组织起来，准备投入战斗。还通知在正定滹沱河上组织民工立即筑坝，抬高滹沱河的水位，用来拦阻可能到达滹沱河的敌人。这样，一两天之内，冀中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形成了保卫党中央的铜墙铁壁。
除了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之外，毛泽东挥动他的如椽巨笔，在10月25日、27日和31日连续写了三篇文章：《蒋傅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接敌之进扰》《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以新华社电讯的形式向全国广播，既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和傅作义的阴谋，又给了企图秘密偷袭的敌人一记公开的重拳。
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正如这次行动的副总指挥刘化南所说：“我们自以为是一次极为机密的行动，可是部队还未出发，人家共产党就知道了，还发出了消息，只怕我们这次是有去无回啊！”
傅作义的偷袭部队分成两个梯队分别在10月24日和29日从涿县出发，先出发的是偷袭梯队，有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由军统特务头子杜长城率领的爆破大队，预计在29日攻占石家庄。
后出发的是策应部队，共有6个师，在保定地区作为接应。
从北平到石家庄只有300多公里，从保定到石家庄只有150多公里。
傅作义的偷袭部队是以骑兵加机械化步兵组成的，如果顺利，从涿县出发，三天就会到达石家庄。而我二兵团的主力部队还在平绥线上，即使是日夜兼程，要赶到保定以南也要四天时间。从常理看，偷袭梯队完全应该赶在我二兵团前面。可是，在我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战争这时发挥出了强大威力。当郑挺锋率领的偷袭梯队出发之后，公路上出现了一条条横沟，必须要先填沟后行动，大卡车不得不走走停停，要想改从路旁的麦地里开过去，又会碰上地雷。按理说，骑兵的速度应当比较快，可是在各个村头路口，都有我根据地各级地方党组织所领导的小分队在偷袭，他们如同抗日战争中的游击队一样，三五人一组，在隐蔽处专门向骑兵开枪，让受伤受惊的马匹四处逃散。至于铁路，也已经被完全破坏，有的路基被挖空，有的铁轨被拆除后扔在沟里。傅作义派出的偷袭梯队进入的第一座县城是定兴。国民党军入定兴城，发现全城竟空无一人。就这样，走了三天才走到保定（当偷袭梯队到达保定时，从石家庄到保定的商人已经把石家庄印刷的关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报纸号外在保定的民众中散发）。过了保定，遇到的阻击更多，偷袭梯队的左翼一直到29日还在望都以北。只有鄂友三率领的骑兵十二旅进展最快，29日绕过安国，到达了唐河一线。可是当他们在定县一个叫北旺村的村子埋锅造饭休息时，就被已经赶到的七纵一支部队所包围，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打进了骑兵十二旅的旅部，夺取了电台，消灭了敌人150多人，鄂友三靠着骑兵的机动性，才冲出了包围，向北边逃命而去。
10月28日，每天都能从收音机中收听新闻的郑挺锋，从解放区的广播中听到了一条重要消息：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决战已经落幕，廖耀湘集团的5个军12个师被东北野战军全部消灭，这其中，就有四十九军，而四十九军的军长郑庭笈不是别人，乃是郑挺锋的堂弟，他们二人是在一块长大，一道进黄埔军校，一起进入国民党军队的。这一消息，给郑挺锋巨大的打击。
10月30日拂晓，我三纵在昼夜兼程急行军之后，终于>赶到了望都。
这一情报当然也被傅作义所知。不久前在涞水大败三十五军的，就是郑维山的三纵，傅作义不敢再冒险，于是就在这天下午给郑挺锋下令，让其暂时停止行动。
11月1日，蒋介石与傅作义自知?９９ｌib?这次偷袭计划不仅已经完全失去了偷袭的意义，而且所派出部队有可能被我七纵和三纵侧击，于是只得下令收兵北撤，这次偷袭计划也宣告完全失败。应当说，这次偷袭不仅没有能得到一丝半点的成果，反而损失了3700多人、240多匹战马、90多辆汽车。更重要的是使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军心与士气大受影响，更为低落。
一、守华北还是撤江南
就在傅作义的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计划正在实施和破产的时期，东北战场上的决战结束了。11月2日，沈阳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结果是：我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约48万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也会明白，东北大军即将入关，下一步棋毫无疑问就是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的部队共同消灭华北的傅作义集团，解放北平和天津。
战局本来是应当如此发展的，因为毛泽东已经在10月31日给东北林彪、罗荣桓发出的电报中对此讲得很明确：
……
（二）四纵、十一纵、独四、独六、独七、独八师等向北平附近前进后，锦榆（按：榆，即榆关，指山海关）线及热河空虚，请在占领沈阳后，从北面各独立师中抽出几个先行南下，应付锦西、承德之敌，免其泛滥残民。
（三）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1月至6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对于这一形势，蒋介石和傅作义当然也是明白的，而且在这明明白白之中，日子最难过的当然是傅作义自己。之所以说他最难过，不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武装力量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他既打不过林彪，也打不过聂荣臻，更是因为他想到了自己如果打败之后的下场。就在11月初，他曾收到了一份蒋介石的绝密电报：“卫立煌对于指挥部署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失陷东北，撤职查办，着即扣留。中正手谕。”这就是说，蒋介石要傅作义在北平扣留在东北打了败仗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
卫立煌何许人也？他是孙中山的警卫排长出身，国民党军队中最著名的“五虎上将”之一，早在北伐时期就担任过东路军的前敌总指挥，1930年就出任军长，1935年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上将。当年他在蒋介石指挥下打内战，曾因为攻下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安徽金家寨，而由蒋介石下令将金家寨片区改建为县，名之为“立煌县”，这在民国时期是其他将领都未曾得到过的殊荣。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按当时的编制，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属于第二战区，应当由他指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战区，可以调动相邻四个战区共200万部队），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出征印缅，战功卓著，荣获过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就是这样一名为蒋介石政权立下了很大功劳的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层名将，也就因为在东北的内战打了败仗，如今竟要被扣，而且要他傅作义来执行。傅作义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统帅，华北战场与东北战场相邻，东北战场上的情况他相当熟悉，他心中很清楚，东北的失败，卫立煌无论如何藏书网也不能负主要责任，因为蒋介石曾经四次到沈阳，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特别恶劣的是曾经授意几个担任副总司令的黄埔门生直接向蒋负责，不听卫立煌的话，弄得卫立煌这个总司令形同虚设，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谁都知道东北战场的真正指挥官是蒋介石和杜聿明。可是，现在却要扣留卫立煌，这使得傅作义不忍下手，因为他不能不物伤其类，他在卫立煌的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卫立煌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他的明天。
当傅作义得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如实做了电复，说卫立煌未来北平。谁知他的复电刚刚发出，卫立煌就飞到北平来了，而且一到就来会他。傅作义别无他法，只得把蒋介石给他的电令交给卫立煌本人过目。
卫立煌十分清醒，只好在北平隐居，但后来仍被国民党特务软禁。
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失败之后，蒋介石对华北怎么打算的呢？
就在沈阳被东北野战军解放之后两天，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就叫傅作义到南京参加了一次专门研究华北问题的高级军事会议，与何应钦、顾祝同等就华北战场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蒋介石很清楚，中原地区的大战已是不可避免，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不是吃素的，他们必将对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歼灭性打击，而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在东北大败之后的嫡系部队聚集地，如果中原决战失败，蒋介石的主力也就不复存在，长江防线也就会大门洞开，国民党政权也就无法保全。所以，这时的蒋介石心中，最高利益是保住中原，保住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
根据这一总体考虑，蒋介石在会上明确表示要放弃华北，要傅作义率华北的主力部队全部南撤江南，担任东南军政长官一职，继续指挥四个兵团。但是，几十万大军如何撤？如果放弃华北，中原又如何守得住？蒋介石也拿不出一个能够说服人的安排。
对于华北怎么办，傅作义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考虑。要南撤，他是坚决不干的，他的起家军队和依靠力量是三十五军，他的根据地在绥远，三十五军大多是绥远人，要他傅作义离开华北，放弃绥远，不说他傅作义，就是他的部下也不会干。还有，如果他到了江南，就成为一支寄人篱下的力量，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排挤、被裁削，甚至被吞并。所以，南撤这一条路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傅作义本人的最好途径是退守绥远，窥测方向，看看共产党方面下一步的动作再说。但是，在华北地区的40万中央军bbr>系统军队是不可能到苦寒的绥远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保持现状，暂守平津。
根据这一考虑，傅作义坚决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南撤江南的意见。他的理由很简单：守华北是全局，退江南是偏安，何况没有了华北，也就无法保住中原，假若放弃华北， 8ba9." >让东北的林彪大军入关和聂荣臻的华北兵团一道南下，就成了共产党的四大野战军合打中原，请问蒋家军队中有哪一个将领敢来应付这一大仗？
蒋介石见傅作义的态度很坚决，意见又很有道理，也就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好让他拿出守卫平津的方案来。
林彪不久就要入关，华北又当如何守呢？傅作义对此早就有所考虑，他的方针是收缩战线，重点防守。具体的方案是把兵力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几个铁路线上的大城市，控制好塘沽出海口，在入关的路上层层设防，阻滞林彪入关，不让林彪和聂荣臻的两支大军会合，这样就可以保住华北，拱卫和支援中原。
根据傅作义的估计，以他的力量对付聂荣臻的三个兵团是不成问题的，因而华北近期无险。辽沈战役之后，林彪至少也得休整三个月，所以，林彪入关，林聂合流，至少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如果现在就撤，岂不是提早几个月将华北拱手送给共产党！几个月之后，如果实在打不下去了，再说南撤，反正铁路和海路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守和撤的主动权都在自己手中。这个方案，可以称之为“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
傅作义这个方案在当时应当说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因而在军事会议上得到了通过，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为了使方案得到实施，蒋介石还决定，从此时起，华北进入紧急状态，华北地区的党政军财大权全部由傅作义负责，傅作义还可以直接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联系，就海防海运等问题取得美军的支持。
南京军事会议是傅作义的一个成功。他回到北平后就按会上所定下来的方针进行固守平津准备：一是扩大军队，打算在近期扩军20万人；二是加修工事，包括各大城市的城防工事和保护海港.、铁路的工事；三是争取美国的援助。11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达命令：“美海军驻军继续留驻青岛，并按既定步骤，以武器接济华北方面仍与共产党作战之中国军队。”
为了能够守住平津，傅作义对军队的部署也做了调整。调整的中心是加强重点，放弃一般，他将华北地区的承德、保定、山海关等地都放弃而不设重兵，把主力都放在三个重点防区：
（一）天津塘沽防区，放了19个师（或旅）的兵力，以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首；
（二）北平防区，放了26个师的兵力，以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和第九兵团司令石觉为首；
（三）张家口防区，放了7个师（或旅）的兵力，以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为首。
傅作义的这些安排表现出了很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把中央军系统的部队放在平津地区，必要时方便南撤，也让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心中有个退路；而他的晋绥系统的部队则放在北平和张家口地区，为的是必要时退回绥远。二是他把主力摆成了由东到西的一字长蛇阵布局，这在军事部署上是一种失策。
上述的两个特点既反映了华北战场上蒋、傅的矛盾，又反映了华北战场上弃、守的矛盾，而这两种矛盾正是日后傅作义集团招致大败的重要因素。
二、拖住是为了消灭
当傅作义制订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案，并将60万大军布成一字长蛇阵的时候，南边的淮海战役已经打响。
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几位负责人对于如何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一致认为，淮海战场上的形势，对于蒋介石政权的命运至关重要，只有守淮才能守江，只有守江才能保住蒋介石政权，这乃是兵家之共识。蒋介石要把傅作义集团撤往江南，从蒋介石方面来看，应当说是目前能够采取的多种选择中的上策，因为这样做既可以保存大量实力，又可以大大加强江防。如果傅作义服从了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将对我军的南下渡江造成很大的困难，推迟消灭蒋家王朝的时间。傅作义所以不愿南撤，是出于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假若他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保住时，完全可能向南方撤走，而撤退的路线肯定是从天津、塘沽走海路，因为平汉线和津浦线现在大多地区都已是我军控制的解放区，几十万军队加上随行人员和家属要从此顺利通过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天津和塘沽一直是傅作义重点设防的地区，加上从辽沈战场上撤回来的敌十七兵团，敌人兵力不薄，这一地区又多水网地带，对我军行动不利。所以，只有这一条路可能是傅作义南撤的活路。当然，要傅作义下决心南撤，或要傅作义下决心不南撤，都不容易，因为这其中既有军事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从我方的战略意图出发，是要再一次设法将其留在华北。上一次抑留?99lｉｂ.傅作义，是为了不让其出关支援东北战场；这一次再行抑留傅作义，是为了让其不向南撤，而且要在华北地区将其全部消灭，以确保我军解放江南的总计划实现。
根据上述判断和考虑，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当我们今天回顾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华北和整个全国主要战场上所做出的不断变化而又十分灵活的指挥部署时，不由得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军事家的指挥艺术由衷的敬佩。
首先，毛泽东要华北军区拖住傅作义，让他难以脱身。这次拖他的动作要比上次派三兵团西进绥远的动作更大。
这时，西进绥远的三兵团已经解放了绥远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只剩下省会归绥等少部分地区，杨成武已经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攻打归绥的报告。攻打归绥，就等于是在捣毁傅作义在北方的老窝，傅作义不能不派兵援救。所以中央军委决定由三兵团攻打归绥，并让二兵团配合三兵团的行动。
为此，毛泽东给华北军区聂荣臻和薄一波、滕代远，二兵团杨得志和罗瑞卿、耿飚，三兵团杨成武和李井泉、李天焕同时发出了下面的电报：
（一）同意（三兵团的）杨、李、李24日24时电，戌灰（按：即11月10日）开始打归绥的意见。
（二）（二兵团的）杨、罗、耿即令三纵转至兴和、集宁地区，以主力位于集宁固守阻敌，以一部位于兴和阻滞援敌前进，该纵务于戌微（按：即11月5日）以前到达兴、集地区。
（三）杨、罗、耿率四纵及其他各部越路南下，准备随三纵后跟进至兴、集地区，担任阻援。是否应留一部在路北或路南担任破袭平张段，请杨、罗、耿筹划电告。
（四）杨、罗、耿所需粮弹等项供应，由聂、薄、滕负责。
（五）军区两个炮兵连现在何处，戌灰（11月10日）以前是否能到归绥，盼聂、薄、滕即告。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杨成武率部进行了攻打归绥的各种准备。10月31日攻克了安化。11月5日，所属部队已经进入了攻城的前沿位置。
与此同时，由于傅作义在蒋介石的策划下突然要搞偷袭西柏坡的“援晋行动”，按照中央军委的紧急命令，华北的二兵团从平张线星夜南下，而傅作义则在平张线上还有两个军的兵力，这样一来就使得平张线上的我军力量顿时显得薄弱。为了保证三兵团攻打归绥时不让平张线上的敌人向西开进，影响三兵团攻打归绥，毛泽东又在11月5日命令由程子华和黄志勇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已经进入热河的先遣兵团立即向北平东面的遵化、蓟县开进，从北面威胁北平。东北野战军的先遣兵团包括东野的四纵、十一纵，还有三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师，共有12万人，这支强大兵力随时可以向北平发动进攻。这12万大军摆在北平的东边，就会使傅作义不敢派兵西援，这就使得杨成武攻打归绥的行动更无后顾之忧。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已经电告杨成武：发起总攻的“具体时间可以定在15日左右”，并“争取10天左右攻克归绥”。
这样，三兵团攻打归绥的战斗就已经是刀出鞘、箭上弦，即将打响。可是，11月9日，华北军区和三兵团突然得到毛泽东的电令：“杨成武停止攻归绥，即在归绥、卓资山、集宁地区休整，待东北我军南下攻平津时再攻归绥。”这一下把三兵团将士们搞懵了，要西攻绥远，主要目标就应当是攻克绥远省的省会归绥。为了打归绥，可以说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做了多少准备。为什么突然又不打了呢？但是，只要命令来了，就必须立即执行。三兵团只好停下来休整。
为什么中央军委已经确定攻打归绥的计划会突然发生变化呢？这不是华北战场上的原因，问题出在淮海战场上。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其进展相当顺利，我军很快就把刘峙、杜聿明集团的几十万大军分割包围。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军队中的所谓“五大王牌”，除已经消灭的三支以外，都在这里。如果这一仗把蒋介石打痛了，他很可能强令傅作义把华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调至淮海战场加强力量。不说全部60万，至少属于中央军系统的40万是完全可能调过来的。因为，在蒋介石心目中，守淮守江，无论如何也比守华北要重要得多。如果蒋介石真的要这么干，由于东北野战军主力还没入关，我军对天津、塘沽地区还没有形成完全的封锁，且还没有海上控制权，蒋介石的军队是完全有可能从海上南撤的。这样 7684." >的结果，既不能在华北消灭这些敌人，又大大增加了淮海战场上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负担。所以，为了坚决把华北的60万敌军留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这其中的一条就是暂时放弃攻打归绥，因为归绥守敌不多，傅作义有可能认为归绥不可能守住，西援的意义不大，就干脆不去援救。bbr>
毛泽东这时不能允许出现这种可能，他要的是绝对的把握。同时，如果我军攻归绥，也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傅作义将他晋绥系统的军队西撤绥远，固守老巢，而让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部队南撤，这种情况也是毛泽东所不允许的。所以，他决定让三兵团攻打归绥的计划改为攻打张家口，包围傅作义唯一的一个嫡系兵团孙兰峰兵团。孙兰峰兵团是傅作义的命根子，傅作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派出部队前往援救。为了保住他的命根子，他也就不可能向南撤走。三兵团转向张家口地区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堵住傅作义系统的军队有可能向西退走之路。
总之，毛泽东的打算是让华北的敌人既不能向西逃，也不能向南逃，就是要将其抑留在平津地区，以便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后将其全部消灭。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的一个电报中说得很清楚：“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
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毛泽东在11月24日给杨成武发出了如下的电令：
成武率主力3个纵队于明25日由现地出发，以6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怀安两地之敌（二一零师及骑十一旅），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张、宣两处各有敌一个师），使周家河、怀安、张家口三敌不能逃掉。
如周家河、怀安之敌迅速缩入张家口，或张家口之敌迅速向东收缩，则你们应迅速向东，包围张家口、宣化（一个师）或下花园（一个师）。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围敌之后，再相机攻击。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命令正在围攻太原的徐向前和周士第，要他们指挥下的华北一兵团的攻势停止下来，让华北的敌人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以免在攻下太原之后吓得华北地区的敌人下定了向南撤退以逃命的决心。
为此，11月16日毛泽东给徐向前和周士第发出了这样的电报：
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塘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1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徐向前执行了中央的部署，停止了对太原的攻击，使华北的敌人缓了一口气。
为了干扰蒋介石的心态，让他下不了调华北军队南下的决心，毛泽东还采取了一个罕见的措施，就是命令淮海前线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在消灭了黄维兵团之后，对包围在陈官庄地区杜聿明集团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的敌人，暂时不发起总攻，给蒋介石一个杜.聿明集团还可以顶得住、突得出的假象。这样，蒋介石就不大可能下定放弃华北的决心。这也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心理状态吃得很准的一个表现。如果单是从军事部署的角度上看，放弃华北、固守江淮应当是最好的选择。可是，蒋介石如果这样做，就会在他的美国主子面前表现出丢失了半壁河山的惨状，表现出他这个政权已不能在中国行使合法权力，已呈风雨飘摇、即将垮台之势，美国国会中一直对他这个走狗缺乏信心的议员们就会反对再给他以援助。而如果没有了美援，蒋介石政权就不可能继续生存，内战也不可能再打下去。所以，从政治上的策略看，蒋介石又迟迟下不了放弃华北的决心。他能保住华北一天就要多保一天，主要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看准了这一点，在淮海战场上暂停进攻，“围而不打”，示以假象，再加之在华北战场上“隔而不围”，就可以将蒋介石摇摆不定的心暂时稳住。
但是，上述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使傅作义集团的60万军队既不能南逃，也不能西去，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平津地区将其彻底消灭。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在天津、塘沽地区将其截住，将其包围，使之没有逃路，只有束手就擒，或被我消灭。而要做到这一点，华北军区的兵力是不够的，关键又是要东北野战军的几十万人马迅速入关。只要东北野战军入关，从山海关直插津、塘，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完全切断，华北敌人就会成为瓮中之鳖。
三、林彪入关
东北野战军入关，是当时华北战场上人人关注的大事。这个道理很简单：东北野战军刚刚在东北战场上消灭了蒋介石以嫡系部队为主的40多万军队，东北野战军的主力有84万（其中包括12个步兵纵队、15个独立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3个骑兵师、1个坦克团）。这支部队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不仅是人民解放军中最强大的野战军团，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任何一个军事集团所不敢望其项背的。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是以解放营口、敌五十二军残部从海上逃离营口而告结束的，这一天是1948年11月2日。这以后，又扫除了一些残敌，11月12日收复承德，东北全境解放。本来按照中央军委在10月31日电报指示和东北局的安排，经过了长期苦战的东北野战军至少要休整一个月，然后入关。当时，东北野战军已开始南下的部队，只有二兵团所组成的以四纵和十一纵为主的先遣兵团，在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兵团参谋长黄志勇的率领下，于10月底就到了冀东。先遣兵团先行的初衷，是为了对付傅作义搞的对石家庄和西柏坡的偷袭，让二兵团进入冀东，威逼北平，以策应华北军区的部队击溃傅作义的偷袭阴谋。离开东北时，二兵团驻在锦西地区。
1948年11月15日，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他们认为淮海战场上的进展很快，蒋介石很有可能将华北部队中的中央军调去南方，傅作义则可能西去绥远，这样“东北我军入关将会扑空，不能发挥歼敌作用”。没有敌人可打，还要革命军队干什么？他们已经很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东北野战军应当入关。
第二天，即11月16日，毛泽东就给林彪等回了电报：“……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之路。请你们考虑，你们究竟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将结果电告为盼。”这是毛泽东最早正式提出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的问题。
但是，要东北野战军停止休整，提前入关，又存在着很多困难。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在11月17日即向中央发报，谈到以下一些问题：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按：东北部队中，东北籍战士占绝大多数，当年各路大军开进东北时，只去了约11万人，后来东北军区的各种部队有103万人，野战军主力是84万人，所以东北野战军中绝大部分都是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需要大力解决这一问题。过去因忙于战争，还未正式向战士解释此问题，正布置通过各种方式解释此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
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未发下。由于有这些具体情况，他们的意见是在东野四纵与十一纵已经入关的基础上，分批入关，首先是位于海城、营口的九纵和在黑山的十纵，然后是在锦州的三纵和在沈阳的一纵。
也就在同一天，经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军委电报也发给了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军委根据全局的情况发展，决定将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华北而全歼，所以仍然要求东北野战军在25日入关，不过不是用命令的语气，而是用“望你们慎重考虑”的语气。
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第二天即11月18日，由于中央得到了傅作义有可能起义的最新消息，所以毛泽东下决心让东北野战>９９lib?军提前入关，并在这天立即向林彪等人发出了十分明确的命令：
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3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当林彪等人接到军委的电令后，也立即在11月19日回答军委：“18日18时来电敬悉。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在经过更进一步的策划之后，东北野战军于23日出发，而且是秘密出发。
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很明确的部署，他在11月21日给东野的电令说：
20日15时电悉。你们可将位于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之5个纵队于23日出发，取捷径夜行晓宿荫蔽迅速行进，以3个或4个纵队担负隔断北平与天津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加程、黄兵团（按：指已经先行入关的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东野二兵团）担负隔绝唐山、塘沽两地之敌；其余在新民、打虎山、营口地区之各部则可于23日或24日出发。以上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沈阳地区各部及总部大行李则应缓若干天出发，走山海关附近出唐山。如林、罗、刘决定先走，则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请陈任陶注意）。各部行进均注意荫蔽。
这样，东野大军遵照中>９9lｉb?央军委的命令在11月23日黄昏开始了入关的秘密行动。大军出发时兵分北南两路，北路的先头部队是从义县出发的五纵，南路的先头部队是从锦州出发的三纵。出发之后，80万大军又由中、右、左三条道路入关：中路走冷口，右路走喜峰口，左路走山海关。行动的初期都是以夜行晓宿的秘密方式用以迷惑敌人，当几十万大军的行动暴露之后，就不分昼夜高速疾进了。
12月1日，我新华社和《东北日报》发出的消息说：11月30日林彪在沈阳参加庆功祝捷大会，《东北日报》还刊登了林彪和罗荣桓在会议上的照片。当时暗藏在沈阳的国民党特务立即向南京发出了密电，报告说林彪还在沈阳。蒋介石和傅作义据此判断，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尚在关外。其实这时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向关内急行军一周，前锋已经进入喜峰口。不过林彪和罗荣桓11月30日在沈阳出席会议这一点并不错，但这些都是有意为了麻痹敌人而安排的。就在11月30bbr>藏书网日晚上，经过事先准备好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就离开了沈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人也都在这天晚上乘吉普车离开了沈阳直奔锦州方向。这支完全没有被敌人发觉的车队经义县、朝阳、喜峰口入关。12月5日到达遵化，12月7日到达预定地点蓟县以南10公里的孟家楼。孟家楼是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村子，距北平、天津、唐山都是90公里，是事先预定的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后的指挥部所在地。
林彪等人的入关行动，也是根据毛泽东的全盘部署进行的。
毛泽东在11月26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曾经明确地指出：“你们大军入关，敌情必有变化，作战计划部署必须适时决定。因此，希望你们数日内处理完毕后方事务，在主力到达冀东之前，你们乘车赶过部队先到冀东。此点甚为重要。”
东野的提前入关，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也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关于这一点，当时担任天津防守区司令的陈长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说过：
傅作义决定坚踞平津、主力保持海口的策略后，我曾和他谈到，最可顾虑的是东北解放军的入关。但估计经一度大会战后，需要一段时期的休整，从战争史实看，都得3个月以后才能举行另一次会战。现在东北解放军要消化辽沈的大战果，从事扩展，或者需要半年才能大举行动。当 6b64." >此隆冬严寒，难作远程行军，预计到明春化冻后，应准备一场大会战。还估计，东北解放军进关至多为50万人左右。因此在量上要争取平衡，急速扩军，应即接受美械，在三四个月时间内，扩军20万左右，以应付明春的决战。
可是，东野不仅未做3个月的休整，连一个月的休整也没有就在天寒地冻之时提前入关了，而且入关人数不是50万而是80万。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一决定，使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没有了任何得以苟延残喘的希望。
12月11日，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带着少数随行人员，也离开了阜平城南庄的华北军区司令部，经石家庄、涿县、北平石景山等地，在21日这天来到了孟家楼。林彪和聂荣臻这两位在红军时期共同指挥红一军团，抗日战争时期共同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战友、老搭档又走到一起，又要共同指挥大战了。他们在研究之后决定，中央已经部署的平津战役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为了方便指挥，林、聂二位还做出了如下决定：（一）为了加强各方面的通信联络，将原来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和侦缉敌情工作的华北军区二局并入东北野战军二局，华北军区二局局长彭富九火速率领全局工作人员到孟家楼报到。（二）为了加强对敌工作，更好地让我党的地下工作配合部队作战，决定将华北局城工部（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调到孟家楼。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华北局城工部，因为它在解放北平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华北局城工部的前身，是1941年 6210." >成立的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1944年扩大为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1948年5月华北局成立之后，就成为华北局的城市工作部，在刘仁的领导下负责领导华北敌占区城市地下党的工作。城工部的办事机关设在河北沧县南的泊镇，对外挂的牌子是永茂公司。这时，仅在北平市中，就有地下党员约3000人，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即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民联（即民主青年联合会）等成员约5000人，成立了学生、工人、平民、铁路、文化等委员会分别领导各条战线的斗争，形成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第二条战线”。
在当时地下党的队伍中，以学委系统的力量最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这是因为，多年来很多地下党员都是在学委系统加入共产党的，以后也就长期在学委领导下工作。
1948年11月，为了迎接解放北平和天津，城工部将原来地下党的南系（按：指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昆明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来到了北平、天津）和北系（指原来在平、津的地下党组织）合并之后，成立了统一的学委。学委除了联系各大中学校外，并通过进步学生的各种关系，在各条战线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工厂、报社、铁路、邮电，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中，都有他们的人员。单在北平，就有三部地下电台、三家地下印刷厂。正因为学委有这样强的力量，所以城工部把联系傅作义起义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学委。
在我城工部领导下的“第二条战线”中，有很多杰出的战士，也有很多特殊的战士。连傅作义的亲生女儿傅冬菊，也是在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之下的我党地下党员。
一、紧锣密鼓
傅作义把他指挥的60万部队摆成了从天津、塘沽到张家口的一字长蛇阵，长约500公里，天津、塘沽地区好比蛇头，北平地区好比蛇腹，张家口地区好比蛇尾。我军既要达到抑留其于华北的目的，又要在短期内将其消灭，这一仗该如何打？
林彪对这一仗有他的看法，他在1９９lib?
1月4日和19日先后两次给中央军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打蛇应当先打头。因为他估计当东野主力入关的行动被傅作义发现之后，原来驻守秦皇岛的敌人可能会向海上逃跑，驻守唐山的敌人可能会向塘沽或天津退却。所以，为了截住敌人，他建议由先行入关的程子华、黄志勇二兵团的四纵和十一纵“于24日全力包围唐山，并以主力位于唐山以南进行顽强防御，迅速构筑阻敌增援与撤退的阵地，使敌不敢南退，待我北面主力陆续赶到后接替包围。届时四纵、十一纵或插至北平以东阻止北平敌人东退，或直接包围天津，依当时情况而定。如滦县尚有敌一个军左右兵力，则我程、黄所属各部包围滦县，拖住敌人，等候主力”。林彪的这种打法曾经在打锦?９9ｌｉｂ?州时取得成功。他先以四纵和九纵两个纵队尽快包围了义县，堵住敌人，待大军赶到之后，接替下这两个纵队，再包围兴城和高桥，继而对锦州展开总攻。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林彪的方案有其可行之处。但是，毛泽东的计谋又要比林彪高出一筹。他在林彪来电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复电林彪，指出“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程、黄可以准备在25日至27日之间包围唐山，切断唐敌退路，但实行须等待我们最后命令”。
为什么这样说呢？毛泽东就此做了详细的论藏书网利”，毛泽东要在这个地区给敌人以重创，不能让其轻易向东退去。按毛泽东本来打算要集中华北三兵团、二兵团和东野二兵团的力量“集中全力解决张垣（按：即张家口）之敌”，将三十五军以及其他敌军在张家口附近予以消灭。他在12月6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得很清楚，要“以全歼张、宣、怀等处敌人10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并收复张、宣、怀诸城为目标”。
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在平绥线上组成平绥前线委员会，平绥前线委员会由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等7人组成，由程子华任书记、罗瑞卿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平绥线作战及粮食、弹药、处俘等项事宜。
由于三兵团的一纵一旅在12月6日自行调整防地，刚好让三十五军钻了空子，从包围圈中溜了出去，得以向东开进，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为此，毛泽东对三兵团进行了严厉批评：“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隔断宣、张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按：指华北二兵团）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
为了弥补在沙岭子让三十五军溜掉的失误，毛泽东命令华北二兵团的杨得志、罗瑞卿和耿飚：“目前数日最大顾虑就是张垣之敌趁我程、黄部（按：指东野二兵团）将到未到之际突围向东，而怀来、南口之敌则9９lib?向西接应。”因此，二兵团必须“用全力控制宣化、怀来一段，立即动手向东西两方构筑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任务”。
杨得志等得到电令之后打开地图一看，在宣化和怀来（按：即当时的怀来县城。此城如今已不存在，被以后新建的官厅水库所淹没，今天的怀来县城当时称沙城）之间，有四个较重要的村镇：响水铺、下花园、鸡鸣驿、新保安。过了新保安就是怀来，那里驻有傅作义的另一支嫡系部队一零四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最不愿 770b." >看到的就是三十五军和一零四军会合在一起。因为怀来距北平已经很近了，两个军合在一起，我们要打他就相当难了。现在，三十五军已经到了鸡鸣驿，二兵团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将其截住，而将敌人截住的战场只能在鸡鸣驿和新保安一线。bbr>藏书网
当杨得志得到毛泽东电令之时，二兵团的大部队还在大洋河以南，能够赶上敌人的只有四纵政委王昭率领的四纵十二旅在大洋河以北的新保安附近。于是，杨得志立即给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王昭发报，要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将三十五军堵住，等待大部队的到来。与此同时，又命令二兵团其他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冒着严寒涉水渡过已经结了薄冰的大洋河，迅速赶往鸡鸣驿和新保安一线。
曾思玉（1911—2012年），江西信丰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过红一军团的团政委和军委警卫团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运河支队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一纵副司令员、冀察热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四纵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回国后，任沈阳军区参谋长、武汉军区和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11年6月，他以101岁高龄在病床上口述完成了他的自传《我的前一百年》。
王昭（1917—1970年），河北平山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时才15岁，他率领农会会员参军，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平山团”的创始人，并长期在华北作战。1939年以后，先后任晋绥解放区四分区地委书记、冀晋军区副政委。1945年我军解放石家庄后，他出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负责石家庄地区对日受降工作。此后，任华北军区四纵政委、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政委。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四军政委。1953年回国后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1961年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得以平反昭雪，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王昭接到命令就带着十二旅用最快速度向前赶，在12月6日深夜到达了新保安。
新保安是平张公路上一个城堡，过去没有什么名气。可是，就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场大战，其地名载入了史册。据说，新保安是明代为了抵抗北边外族入侵而修建的，用来作为一个从宣化到怀来之间的支撑点，所以这个城堡只有东、西、南三座城门，没有北门。原来这个城堡叫什么名字，当地老人们都说不上来了，只知道新保安这个名字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时曾经在这里住了一夜，由她给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当时城堡内最高大的建筑是一座钟鼓楼，上有巨匾，书着“锁钥重地”四字，所以新保安也就被当时称为平绥线上的“锁钥”重地。
新保安城中的部队是敌守护十三团三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时会有解放军攻到城下来，根本未做什么防御，只想到要迎送三十五军过境。所以，十二旅在旅长曾保堂和政委李志明率领下，三十六团用爆破炸开了西门，三十四团用攀城的办法突入了东门。到12月7日清晨时，敌人就全部缴械。
为了能在新保安地区拖住和围住三十五军，二兵团司令部命令十二旅立即在新保安从西到东的公路上阻击敌人。所以，十二旅并未在新保安城中久留，就把队伍拉到了城外，以西八里为前哨，以水泉、黄庄为侧翼，以西菜园和火车站为主阵地，以马家台和东八里为预备阵地，组成纵深防御，特别是在公路上挖了一条大沟，用以阻击敌人的机械化部队。
就在攻占新保安的12月6日的深夜，十二旅就与三十五军的前卫营交上了火。郭景云很快也就搞清楚了前面的阻击部队是十二旅，在他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把一个旅放在眼里，于是就不顾部下的劝告，下令就在鸡鸣驿宿营。我们在前面说过，是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的狂傲为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如果三十五军不在鸡鸣驿休息一夜，而是迅速设法填平大沟、继续前进的话，这支全部乘坐汽车的一个军的部队很可能就会冲破我十二旅仅一个旅的兵力防守，过了新保安，到达怀来了。正是郭景云决定在鸡鸣驿宿营，才使得我华北二兵团1敌人在休息，我军在抢修阵地。十二旅为了阻击敌人，在天寒地冻的公路上建立了三道阻击阵地。
7日拂晓，郭景云以1.6万人的兵力，在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十二旅冲来。十二旅和数倍于自己而又有相当强火力装备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阻击战。虽然未能做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但是十二旅步步设防、步步阻击，大大延缓了敌人前进的速度，三十五军的400多辆汽车在空军的支援下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才前进了大约4公里，在7日晚上进入了新保安。我军十二旅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是他们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因为我二兵团和三兵团的部队在7日晚上终于赶了上来。在新保安东边切断了三十五军与怀来一零四军的联系，初步形成了对三十五军的包围。这其中，二兵团的部队是以最快速度进行了几个昼夜的强行军。
毛泽东决心要在新保安吃掉傅作义的嫡系中被称为“王牌之王牌”的三十五军，而用来吃掉三十五军的主力就是华北二兵团的三纵、四纵和八纵，还有冀热察辽军区司令员詹大南率领的约有3个师的地方部队，以及东野派来的一个炮兵旅。这样，我军对于三十五军来说，不仅形成了兵力上的优势，而且还形成了地形上的优势。因为新保安虽然是一座城堡式的城镇，城周有宽6米、高12米坚固的城墙，但从环境上看，却北靠大山，南临洋河，城堡如在锅底，活动区域很小，从地形来说对于防守是很不利的。
这次对付三十五军的主力之一，是三十五军的老对头，由郑维山指挥的我华北二兵团三纵。
1948年1月涞水战役中，郑维山指挥三纵在一夜之中消灭了三十五军的“虎头师”新编三十二师，将其师长李铭鼎击毙，逼得军长鲁英麟自杀。这是三十五军自建立以来最大的败仗，被三十五军视为奇耻大辱，所以在其所到之处往往写着“坚决消灭三纵”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也常被我三纵官兵看到，由此而起到了要再次打击三十五军的动员作用。所以，这次要打三十五军，三纵的指战员都很兴奋，用最快的行军速度到达了指定位置。
二兵团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将新保安?９９lib?团团围了起来，将公路完全破坏。与二兵团包围新保安的同时，三兵团也包围了张家口，解放了宣化。这时，中央军委从全局出发，在12月8日做出决定，对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之所以如此，仍然是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的入关，为了完成对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这几个重要城市和军事据点的包围。
在包围圈中的三十五军当然不会甘心被围，郭景云组织了多次突围，都被打了回去。他的狂妄劲头再也狂不起来，无奈之中，只得宣布“暂取守势，以待援军”，并在12月9日晚上向傅作义请求援救，傅作义也很快批准了郭景云固守待援的计划。这样，由于我方决定要“长围久困”，敌方决定要“固守待援”，战场上就出现了暂时的相持状态。
傅作义不会眼睁睁看着他的当家部队被歼。一方面，他安排空军给三十五军空投粮食和弹药，一方面他调动了部队前往救援。要救三十五军，只能派傅作义自己晋绥系统的部队。于是，傅作义命令他手中三个主力军中的另外两个军，即驻怀来的一零四军和驻张家口的一零五军同时出动，从东西两边前往解救三十五军。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自己就被包围在张家口，已是自身难保，在傅作义的命令之下，不得不做了一个样子，将部队拉出来在沙岭子打了一下就缩了回去，只是给傅作义发来电报，说实在打不过来，只得退回张家口，待机再动。
驻在怀来的一零四军军长安春山，和郭景云虽然都是傅作义手下的大将，但是从来是谁也瞧不起谁，宿嫌较深。这时，傅作义不仅下了死命令，还亲自给安春山打电话，要安春山全力援救郭景云。为了让安春山能够卖命，还临时给安春山委了一个“西部地区总指挥”的头衔。在这种情况下，安春山必须率军出发。可是安春山不愿为救郭景云卖命，就派副军长王法子指挥两个师出发（这时的一零四军只有两个师，另一个师在张家口）。王法子还未到沙城地区，在碱滩和土木就被我三纵所阻，攻不过去。三纵这时一边要打三十五军，一边要打一零四军，无论敌人怎样两面夹击，无论敌人空军怎样轰炸，三纵硬是挺了过来，让敌人企图会合的希望完全落空。安春山见从大路冲不过去，于是就放弃大道，改道走贾家营、宋家营，到了新保安东南的马圈，这里仍然有三纵的坚强阻击。虽然安春山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打不过去。马圈距新保安仅有5公里，如果郭景云能够配合，冲出5公里，也就有合兵的可能。可是，由于三十五军的译电员在译电报时，将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误译为“西部收容总指挥”，使得郭景云火冒三丈，不愿被安春山“收容”，故而不愿全力配合，甚至在电话中相互对骂。郭景云说：“傅总司令命令你来解新保安之围，你的部队就应该打通道路，到新保安城下来接我三十五军。不然，我就不走。”安春山则说：“我的部队来接三十五军，就只能到这里——马圈。”就这样，傅作义的两支主力部队丧失了唯一的生机，援救三十五军的计划也就完全落空。
12月11日半夜，情况又发生新变化。由于我东野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怀来，傅作义不得不命令安春山率军回撤北平。安春山真是求之不得，立即率军向东开进。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也就完全失去了被救的可能，只得高唱“固守待命”之调。
当时，郭景云的部下曾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徒步向南突围进入南山地区，二是徒步向西突入大同地区，都有保存部队的可能。但是郭景云认为三十五军的400多辆美制大卡车是傅作义的命根子，不能不要，就拒绝了部下的建议。
为了给自己打气，郭景云求救于求神扶乩，占卜打卦，让他的军部政工处一个会占“响马卦”的副处长每天晚上卜卦。对郭景云最有利的结论是：“新保安”的地名一定会给三十五军带来好运。为什么？据说是因为郭景云是长安人，儿子也名为永安，所以，“新保安”的地名对三十五军来说是大吉大利。
根据中央军委的总体安排，二兵团对新保安一直进行“长围久困”。当完全由空投维持生活的敌人已经被困得人困马乏、精疲力竭之时，杨得志和罗瑞卿决定再对三十五军进行一次“先礼后兵”的攻心战，给三十五军官兵发出了一封《紧急劝降书》，全文如下：
郭景云军长暨三十五军全体官兵：
你们被围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
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南苑、廊坊、唐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就要全军覆灭。一零四军、十六军在怀来和康庄之间已大部被歼，一零五军也被我包围在张家口，同你们一样欲逃不得。傅作义既然救不了一零四军、十六军和一零五军，又怎能救得了你们？既然保不了北平、天津，又怎能保得了新保安、张家口？因此，你们不要想任何增援，你们不就是因为增援张家口而陷入重围的吗？一零四军、十六军不就是因为增援你们而被歼灭了吗？你们也不要幻想侥幸突围出去，本军对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东至北平、西至张家口沿途到处都是解放军，不要说你们没有长着翅膀，就是你们长着翅膀也是飞不出去的。你们更不要幻想你们所筑的那点工事能够固守，请问新保安的工事比之石家庄、临汾、保定等处的工事如何？更不要说济南、锦州、长春、沈阳、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地方了。
本军以压倒优势的火炮，只要向你们集中轰击几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立刻就会使你们全军覆灭。
本军为顾念你们两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学习长春郑洞国、新七军的榜样，本军当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和你们随身携带财物不被没收。
本军所要求你们的，只要投降时不破坏武器，不破坏汽车和所有军事资财，不损坏全部文件等。如果你们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地歼灭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此紧要关头，谅你们当中不乏能作聪明之人。时间不会太多的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果愿意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司令部谈判。
平张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杨得志 政治委员罗瑞卿
这封劝降书曾经在三十五军的军部例会上读过一次，会上谁也不敢表态，郭景云就把劝降书烧掉了。我二兵团还通过同乡、同学关系给郭景云和一零一师师长冯梓写过劝降书。据冯梓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三十五军是傅作义一手带出来的傅家军，多年来，如果没有傅作义的命令，什么大事也不可能作出决定，更何况是降与不降的大事。冯梓本人就认为，一切都应当听傅作义的，傅作义不可能不救三十五军，万一救不出去，也只能等到傅作义自己愿意投降并下令三十五军投降时再投降，以后才好做人。就好比宋代驻守北方边关的北汉名将杨业一样，北汉主刘崇降了北宋之后，刘崇命令杨业降宋，杨业才能降宋，降宋之后仍然能受到时人的理解与尊重。就这样，郭景云等人在最后关头拒绝了保全全军官兵生命的建议。
被围在新保安内的三十五军士气极为低落，有一天，郭景云见到了流传在军中的两首打油诗，应当是当时三十五军中广大官兵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两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一生命苦，两行热泪，三餐不饱，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沾，七七事变，八年抗战，九死一生，十分可怜。呜呼哀哉！
一天两顿饭，四个山药蛋，腿肚直转筋，眼珠直发蓝。枪炮一声响，都往洞里钻。保安不保安，要完一齐完。
这时在我军阵地上，也有一些战士自己编的顺口溜，例如下面的一首：
艰苦斗争两年半（按：指在华北战场上与傅作义部队特别是同三十五军作战两年半），报仇立功在今天。打掉傅家命根子，活捉郭景云。
12月19日，奉军委命令前往张家口战场的东北野战军四纵路过新保安，华北二兵团当然要尽地主之谊，热情地接待东野的战友。由于二兵团参谋长耿飚和东野四纵政委莫文骅当年在红军大学时就是同窗和战友，大家都很熟悉，于是耿飚就说要向四纵借一样东西。借什么东西呢？就是借四纵的炮兵团打一下新保安。当双方在请示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时，都得到了批准。于是，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华北二兵团在东野四纵炮兵团的支援下，于12月22日7时10分，向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二兵团的官兵们在新保安城外已经等待多时了，大部分官兵已经露宿了12个昼夜。当总攻的命令下达之后，官兵们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扑了过去。二兵团的三纵司令员郑维山、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八纵司令员邱蔚都在第一线指挥战斗。156门大炮在5分钟内就把8000多发炮弹倾泻到了敌人的阵地上，紧接着就是各个突击队的爆破英雄们大显身手。发起总攻一个小时后，四纵就攻入了新保安的城门。在经过了激烈的巷战之后，下午3时左右，攻入了三十五军的军部。冥顽不化的郭景云原来已经做好了打燃汽油桶引发大火让高级军官集体自焚的准备，但到了关键时刻，他的部下把汽油桶推开了，大多向我军投降。郭景云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仿照他的前任军长鲁英麟在涞水战败之后的做法，开枪自杀，成为三十五军在一年之中第二个因战败而自杀的军长。三十五军副军长王雷震以下军官则全部被俘。下午5时，新保安全城得以顺利解放，傅作义的“王牌之王牌”三十五军两个师的官兵共约1.9万人被我全歼。
三十五军在新保安从被围到被歼，其间的时间较长。在这段时间，整个华北战场上变化很大。与三十五军有关的大事有两件，就是奉命前往援救三十五军的傅作义的另99lｉb?外两支嫡系主力部队一零四军和一零五军（这两个军都是分别由三十五军的一个师扩建而成，与三十五军本是一支部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当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围之后，傅作义就任命一零四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率驻怀来的一零四军和驻康庄地区的十六军，并统一指挥三十五军，迅速击溃包围新保安的我华北二兵团。但是，十六军才开始出动时就被我东野的部队解决了，因为中央军委早已看到了十六军有可能向西去，已经命令东野的四纵迅速行动，占领康庄，切断平张铁路，决不能让其与三十五军靠在一起。当四纵从12月5日经过连续四昼夜急行军从密云到达康庄时，正好把刚到康庄的十六军围住，并攻占了居庸关、八达岭等战略要地。十六军军长袁朴得知遇上了在东北塔山阻击战中声名远震的东野四纵时，自知不是对手，便下令趁夜间逃回北平。十六军的夜间行动被四纵十师二十九团团政委在夜间查哨时所发现，他来不及集合大部队，带上团部的八个参谋、干事就向敌人扑了过去，终于抓住了逃跑的敌人。战斗一打响，敌人简直是兵败如山倒，立即乱了阵脚。很快，四纵的大部队就冲了上来，只打了一夜，就把十六军给基本消灭了，仅有军长袁朴等少数人逃了出去。所以十六军实际上并未能参与援救三十五军的行动，安春山也就只能率一零四军一个军行动。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郭景云和安春山不能相互配合，一零四军援救三十五军的行动完全失败。12月10日，十六军在康庄地区被我东野四纵所歼，四纵暂时驻在八达岭至康庄一线。安春山奉命率军回撤至怀来之后，为了保全自己的部队，决定将全军从十八家子、横岭（当时称为横岭关或横岭城）、镇边城、门头沟、石景山一线打回北平。这支部队在经过了几天负重行军之后，从上到下疲惫不堪，连军部开会时军官们都有一些人在打瞌睡，现在又得要行军逃命，行动无论如何快不了。这一地区已经是我解放区，到处都有地方部队和民兵活动，所以一零四军的行动十分缓慢，只能在长达10多公里的山路上缓慢移动。
安春山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军队于夜间分散在10多公里的长途上，事先没有充分准备，如突然受袭，是会手足无措的。但当时的部队已是士无斗志、将无信心，士气如此之坏，自参谋长以下是推一步动一步，再没人能够慎重考虑、妥善安排了。……我问士兵是否还能走得动。他们回答说，走是还能走，就是两三天没吃一顿饱饭，没有喝上水，实在受不了。……官兵疲乏到了极点，只要部队一停便睡，一睡便叫不起来。传令兵在夜间找不见首长，部队失去指挥。”
我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已经估计到敌人的一零四军极有可能会从这条小路逃回北平，虽然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东野总部都没有在这时给四纵下达解决一零四军的任务，但当发现敌人可能要逃脱的时候，特别是吴克华得到了监视着怀来方向的十一师向他报告怀来车站燃起了大火，敌人正在焚烧带不走的物资时，就断定敌人要从此经过，吴克华就主动带领部队向横岭一带赶去。所以，当一零四军行至十八家子至横岭之间时，即被我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四纵在山谷中截为数段，四纵指战员们在山谷中不可能按上级的指挥行动，基本上是各营各连分别行动，见敌人就追，见敌人就打，结果是一零四军除了一个团突出去之外，四纵将敌人全部歼灭。安春山见部队败得如此之惨，连他身边的特务营也都跑散了，就打算自杀，被几个参谋卫士劝了下来，又在高山深沟之中继续逃窜。当逃到妙峰山附近时，还是被我军俘虏。由于安春山当时已经化装为一个老年伙夫，未被我军认出，得到了我军发给的还乡证和路费，遂得以混在散兵之中返回北平。一零四军副军长王宪章等则全部被俘。
四、张家口再获解放
当援救张家口的三十五军回撤东去之后，由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负责驻守的张家口当然就危在旦夕了。虽然孙兰峰曾经夸过海口，说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修筑的张家口防御工事“不亚于万里长城”，敌方在15公里以外无法接近。可是当三十五军和一零四军相继被歼之后，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就只剩下了一个军，这就是在张家口的一零五军。为了保存这最后的一点力量，只能作拼死一搏，傅作义命令孙兰峰和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想法向察北、绥东突围，与绥远的董其武部会合。同时，傅作义还要绥远的董其武尽可能接应突围出来的孙兰峰和袁庆荣。用一句俗语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死马当成活马医”。
张家口城中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十一兵团的司令官孙兰峰藏书网是，今天的情况太特殊了，解放军已经打到司令部的北边来了。作为久经沙场的傅作义心中很清楚，最近在北平郊区的战事，并不是解放军就要攻入北平，而是要对北平进行包围，要将北平与外界隔断。但是，枪炮已经打到了司令部的门口，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他可以派部队在田村布下防线，阻挡解放军的进攻，可是今后如何在枪弹之下办公呢？想来想去，只有搬家，把司令部搬进城中心去。
按照司令部参谋长李世杰的建议和安排，傅作义同意把司令部立即搬进中南海，因为那里既适中，房子又多，还不受居民干扰。原来的国民党北平行辕设在那里，北平行辕撤销以后，里面还有少数家属。只要把这些家属搬走，就可以把司令部搬进去。
就这样，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司令部就在一片忙乱之中搬走了，也可以说是被我军的进攻赶走了。就在搬走之后十几分钟，我十三师三十七团三营就赶到了。战士们满以为要在那里打一场硬仗，然后砸碎敌人的司令部，没有想到敌人的司令部已经撤走，剩下还有没来得及撤走的200多敌人也无心抵抗，在被我军炸掉了几辆装甲车和几辆汽车之后，就缴械投降了。战士们没捞上仗打，心中很不乐意。最大的收获，是敌人还遗留下4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由于缺乏燃油，全都丢在那里，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作义和我军原东野的一位领导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五棵松那天晚上，我就坐在战车上。天气很冷，我披着一件大衣。你们的吆喝声我都听见了。你们当时是怎样打的，我没有看见，因为我已经先走一步了。”
虽然把司令部搬到了中南海，傅作义心中并没有稍安一点。他从解放军的行动方向看得出来，解放军从北平西边向南插，其主要目标当然不是他的司令部，而很可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丰台。既然丰台是解放军进攻的主要目标，解放军就是有备而往，目前丰台的守军是绝对不可能守住丰台的。如果仓促增兵，也没有一定把握。更何况这时仓促调动部队，反而有可能给解放军造成可乘之机。于是傅作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令丰台的守军立即撤回城内，让解放军占领丰台，在这期间观察解放军的兵力和守备，然后趁解放军占领丰台之后立足未稳和正在松懈休息之时，组织部队重新攻占丰台。至于丰台的大量物资，傅作义相信解放军是不会销毁的，短期内也是不可能搬走。
不过，傅作义对我军的行军速度估计过低。当他要丰台驻军撤退的命令下达之时，我五纵十三师已经逼近了丰台。为了能顺利攻占我军的主要目标，吴瑞林副司令员走在部队的最前面。
12月14日，在吴瑞林的指挥下，十三师三十七团经大井对丰台的敌人发起正面强攻，三十九团从右路攻击小井、周庄，三十八团作为预备队。我军进行了一次猛攻，就把丰台拿了下来。因为这时的丰台守军只有一零一军的一个旅，一零一军是不久前才由傅作义将孙连仲的残余部队改编的，驻守丰台的这个旅则是由地方部队拼凑起来的，战斗力不强。与此同时，我五纵十四师攻占了宛平和卢沟桥，十五师到达了广安门西南地区，都消灭不少敌人。至14日下午，丰台地区完全被我军占领。
北平西郊的若干据点在一两天之中就完全被我军攻占，西郊的形势也就完全被我军控制，连堂堂华北“剿总”的司令部也被迫急忙搬家。
更重要的是，北平城中敌人向外逃走的主要通道被我切断了。这对于傅作义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也是相当危险的。为了稳住北平，鼓舞士气，按他的预定计划，他决心要在我军立足未稳之时夺回丰台，打一个胜仗。为此他亲自组织，集中了7个师的兵力，100多门火炮，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持下于12月15日向丰台进攻。这一天，在战场上担任指挥主攻的是九十二军军长黄翔。
九十二军原来驻在天津，不久前才被傅作义调来北平加强防务，是一个全部由美援装备的机械化军，在华北中央军系统部队中，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可以算得上是两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出身黄埔，颇为自负。在他眼中看来，傅作义给他的“务必连夜夺回丰台”的任务是对他的信任，他的九十二军决不会如杂牌军一零一军打得那样糟。为了给傅作义亮一手，他把两个主力师二十一师和五十六师一同投入了战斗。
这一仗是我五纵原来已经预料到的，因为他们估计敌人不会对丰台的大批物资置之不理，很可能会反扑，所以在攻下丰台之后万毅立即召开了各师干部会议，布置如何对付敌人的反扑。会议决定，十三师以丰台镇为中心，构筑纵深防御阵地；十四师一部分向bbr>前伸，配合十三师，一部分在宛平以东作为二梯队；十五师协同十三师防守丰台；独立九师作为预备队。纵队炮兵团在七里店和周家庄地区建立了发射阵地，着重支援十三师。会后，各部立即利用地形修筑工事。
在黄翔的指挥下，第一次进攻投入了7个师的兵力，进攻的重点是丰台镇。黄翔用了4个师来进攻十三师的阵地，又用了3个师来进攻十五师和十四师的阵地。对于刚经过了辽沈决战的五纵将士们来说，打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所以，当敌人向丰台发起进攻时，五纵的将士们沉着应战，采取把敌人放到近处来打的战术，先用轻重机枪打步兵，再用爆破筒和炸药包对付坦克和装甲车。十三师打得最苦，有的连队干部全部伤亡，全连只剩下20多人仍然坚守阵地；有的连队把弹药全部打光，全凭着拼刺刀守住了阵地。敌人在15日这一天发起了7次进攻，仍然没有取得进展，还损失了十几辆坦克和一列装甲列车。
为了改变九十二军攻打丰台没有进展的局面，16日这天，傅作义增加了一个炮兵团，又把另一支中央军系统的主力部队九十四军的两个师也调了上去，让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一道向丰台进攻，并有坦克和装甲车参战。我军打得十分艰苦，有的连排基本上打光了，有几个团的团级干部也上第一线和敌人拼杀，全天有60多个团以下的干部伤亡，三十七团的政委张同新牺牲，三十八团的团长翟秉涛负重伤，全纵队伤亡达1770人。但是，五纵硬是将敌人顶住了。一天下来，敌人仍然未能取得什么进展。实在无奈，傅作义只得把队伍撤了下来。当然，傅作义撤兵还有一个原因，是南边的南苑也出现了险情。
攻打南苑机场的是由韩先楚司令员、罗舜初政委率领的东野三纵。
三纵在不久前的辽沈决战中多次担任主攻，打了几次恶仗，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部队的伤亡也高达一万多人，是东野各纵队中伤亡最大的。虽然在入关前和入关途中，补充了8000多名新兵（其中包括6700多名翻身农民、1300多名解放战士），也还没有满员。但是，在中央军委的一声命令之下，他们仍然迅速入关了，而且还是走在最前面的两个纵队之一。
三纵11月23日傍晚从锦州出发，按急速、隐藏的要求，夜行晓宿，取捷径，走山道，从冷口入了长城，于12月7日到达指定地点丰润、玉田地区。东野总部原来是要三纵和五纵一道经北平北面插入南口、怀来和北平之间，后来中央军委又命令三纵进至北平的东面，切断平津铁路和平津公路，防止北平的敌人南逃。12月13日，三纵从香河地区出发，先到了北平东边的通县东南，切断了北平敌人在东南方的对外联系，扫荡了北平东南方的敌人 636e." >据点，完成了在东南方对北平的包围。
12月15日夜间，三纵接到东野总部的命令，为了减轻五纵在丰台的压力，要他们立即插到南苑，向南苑机场发动进攻。韩先楚要参谋长何振亚迅速组织侦察兵搞清楚南苑机场内部情况，以便尽快发起攻击。何振亚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七师的侦察连。七师侦察连一排抓到了驻守南苑机场保安团的一名排长，这个排长给侦察连画了一张机场平面图。与此同时，七师侦察连的二排又钻过机场的铁丝网，潜入到了机场里边。所以，当七师在何振亚的指挥下向机场发动进攻时，侦察兵们来了一个里应外合，南苑机场就这样被我军轻松地拿了下来，缴获了飞机十几架和大量军用物资。傅作义曾经命令黄翔率九十二军反攻南苑机场。黄翔的确也带九十二军的五十六师来反攻了一下，如同他去攻打丰台一样，根本攻不进去。三纵只用了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敌人的两个团给打退了。黄翔在对丰台和南苑的进攻中都毫无战果，屡攻不下，为了保存实力，他在给“剿总”参谋长李世杰打了一个“共军顽强，我军疲劳，不宜再战”的电话之后，就把部队撤回了广安门。
南苑机场丢了，西郊机场被解放军控制了，从此，北平城内到外界的空中通道就只能靠在城内的天坛和东单临时辟建的简易机场了。
由于我军早已占领了北平东面的通县、大兴、廊坊，北面的怀柔、密云等地，如今西面和南面又被我军占领。截至12月17日，我军就已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
在五纵攻占丰台之前，东野的先遣兵团二兵团就占领了重要据点南口。程子华司令员将四纵留在南口，指挥十一纵逼近北平西郊，在西直门外和敌人打了一仗，将敌人想攻出城的坦克车队击退，解放了西郊包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在内的一大片地区，部队受到了两所著名学府师生的热烈欢迎，很多反蒋爱国进步人士都来到了这里，北平城内不少人都把这一片区称为“解放区”。
紧接着，十一纵南下宛平，攻克了石景山。石景山是当时北平最重要的工业区，驻有敌人正规军的一个团和若干警察。十一纵在战斗中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保护好了石景山发电厂、炼钢厂等重要工业设施，连炼钢厂的十几辆汽车都保存完好，一辆未动，故而受到了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当时，石景山发电厂已经停止向北平城中送电，使得北平城中夜晚一片漆黑，自来水断流，电车停驶（当时的北平，电车是城内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为了照顾北平城内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我军占领石景山发电厂后，即恢复向北平城内正常供电，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从这时起，北平城内有电无电、有水无水（当时石景山发电厂是北平唯一的发电厂，而自来水公司也依靠石景山发电厂的电力），也就完全控制在我军的手中了。
四、隔断平津
切断北平和天津、塘沽的联系，对天津和塘沽进行分割包围的任务，林彪交给了东野的一纵、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有30多万人。这些部队分别向各自目的地开进时，有的相当顺利，因为敌人望风而逃，就没打什么大仗，比如六纵就是如此。六纵的任务是占领香河，香河本来有国民党军队的十三军。十三军军长石觉原来在东北是东野的手下败将，一听说东野大军开了过来，就急忙缩回北平去了。
东野一纵入关以后，暂时住在宝坻县新安镇。12月20日，也就是他们刚住下来的第二天，李天佑司令员和梁必业政委就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部署总部交给一纵的任务。东野总部给一纵的任务是：尽快插入北平和天津之间，将两地的敌人完全隔断，不能让其靠近，更不能让其突围。梁必业政委在会上说了一句十分重要而形象的话：“要隔断它！分割它！抓住它！不让它南逃北窜！”
一纵根据东野总部的命令，从宝坻向南，直插北平到天津的铁路线，第一站是在天津西北约25公里的杨村车站。那里是铁路和公路的交会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军队原来在那里有一个师的兵力，但已经在一纵到达前一天被东野八纵击溃，所以一纵顺利地进入了杨村。
这时，铁路上的货车已经停运，但客车（当时叫票车）还在开行。一纵的前卫团向车站站长了解了情况之后，等到一列从北平开往天津的客车停站时，上车进行了一番检查，在车上查出了国民党廊坊县县长黄廷良。我前卫团团长叫这个县长到达天津之后，给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捎个信：平津铁路从此时起不通了！
北平和天津之间的铁路运输被切断了，公路交通也被切断了。一纵立刻在附近筑起工事，不仅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进行隔断，而且准备迎击敌人可能的反扑。
九纵最初原本是冀东地区的部队，抗日战争时期长期战斗在冀热辽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李运昌的率领下开出了山海关，挺进辽西，以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一部分，1948年8月编为第九纵队。辽沈决战结束后，他们住在营口附近的牛庄休整。当他们奉命入关时，经过了16天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冀东的迁安。他们在迁安只休整了两天，九纵司令员詹才芳就得到东野总部的命令，要他们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赶向芦台和塘沽，切断敌人从海上逃走的道路。
12月13日，九纵在司令员詹才芳和政委李中权的指挥下，兵分两路，直插北宁路。二十六师先到了唐山，唐山的敌人已经闻风逃窜。
二十六师的先头部队第七十八团仅用了9个小时，又追到了芦台。芦台的敌人也弃城狂奔。七十八团追到一个叫青坨子的地方终于抓住了一部敌人，当即予以消灭。七十七团则追到了汉沽铁桥，９９ｌib.消灭了守桥的敌人，然后又攻占了北塘。这样北宁线地区全部为我军所控制。
12月18日，东野总部又命令九纵和十纵的二十九师插入天津和军粮城之间，攻占军粮城，使敌人不得东进。九纵立即出动，当赶到军粮城时，驻守军粮城的多数敌人已经西逃天津，我军只消灭了剩下的?少数敌人。20日夜，九纵二十五师冒着敌人强大的火力，强行攻破海河防线，打到津南，横扫咸水沽、南开地区的敌人。敌新城盐务警察的6个大队不战而降。这样我军就完全控制了津南地区。二十七师则在两天之内横扫了津东地区的西堤头、范家庄、崔家码头和张贵庄机场。属于九纵的独立七师则进驻津西的杨柳青。
九纵在10天之内解放了天津地区大片地区，歼灭了9700多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物资。更重要的是，胜利完成了上级布置的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重要任务，将天津城中的13万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
按照军委的部署，为了完全切断敌人从海上逃跑之路，还必须要攻占塘沽和大沽。东野总部下达命令，要七纵和二纵打塘沽，九纵打大沽，完全占领两沽的出海口。林彪还指定由七纵司令员邓华和政委吴富善担任攻打两沽的前线指挥。可是邓华和吴富善在率领七纵攻下唐山、占领芦台和汉沽之后，却会同其他 7eb5." >纵队的负责人向军委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不能打两沽。
当七纵到达北塘地区进行侦察和勘察之后，发现两沽地区东面靠海，南面和北面都是临海的宽阔草地或盐滩，基本上是沟渠纵横的水乡泽国，冬天也不结冰，还有从海中涌来的潮水。在这一地区作战，既不便于徒步行走，又无法修筑工事，更不便于大兵团展开行动，敌人已经利用两沽的建筑和当地最佳的地形在盐滩地上搞起了纵深的防御体系，又有海上的炮火支援（当时渤海湾上有由马纪壮指挥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假若我军向敌人发起攻击，就会把部队完全暴露在一望无际的平坦盐滩上，敌人用交叉火力对付我们，我们必然会出现极大的伤亡。
敌十七兵团司令部都设在海上的军舰上，随时可能从海上跑掉。我军当时又没有海上作战能力，无法断敌后路，也就无法全歼敌人。所以这种仗很难打，要打也要有充分的准备。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邓华进行了试探性进攻。先让二十师攻海滩车站，歼敌人700余人，自伤600余人；二十一师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余人，自伤4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邓华在和七纵的领导研究之后，又邀集了二纵和九纵领导一道在实地作了考察，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宜打塘沽。并由七纵代表二纵和九纵于12月25日向东野总部如实反映了情况，建议不打两沽。
林 5f6a." >彪在当天就把这一建议转报给了中央军委。第二天夜间，毛泽东就复电林彪，表示“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5个师（按：当时驻守两沽的是侯镜如十七兵团，共有一个兵团部、八十七军的三个师，和新编三一八师、独立九十五师，总兵力有5万多人），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
也就在第二天，即12月26日，东野总部参谋长刘亚楼、特种兵司令员萧华又带领部分参谋、作战干部来到了七纵指挥部，听取了有关汇报，一起察看了地形，研究了敌情，分析了打与不打的利弊得失。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打两沽得不偿失。如果打两沽，会给部队造成重大伤亡。如果不打两沽，只要我军将天津攻占，将北平地区敌人的东逃之路完全切断，绝大多数敌人就不可能从海上逃走，而只可能有极少数已经在海边上的敌人从海上逃走，这一点敌人逃走，完全不能扭转华北傅作义集团覆灭的命运，对全局发展无关紧要。更何况，当我们将天津地区的绝大多数敌人消灭之后，再用其他办法来解决两沽的敌人，也不为迟，因为消灭这些敌人的或早或迟，也无关大局bbr>。这样，刘亚楼、萧华和邓华等人共同签署了向中央军委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两沽地区的地形特点和敌人的守备情况，正式提出了缓打两沽的建议。三天以后，中央军委就给东野总部来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夺取天津是正确的。”
东野的其他部队，也在对敌人的分割、切断的行动中取得了预定战果：由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指挥的二纵同七纵一道插入北塘地区，将部队放在了切断天津和塘沽的位置；由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指挥的十纵攻占了天津和塘沽之间的重要据点军粮城、新河镇，夺取了号称国民党军队“四大火药库”之一的新河火药库；由司令员黄永胜、政委邱会作指挥的八纵攻占了平津线上的重要据点杨村、杨柳青，于12月20日拂晓进占了北塘口。
这样，截至1948年12月20日，东野各纵队消灭了大量敌人，全部到达了预定位置，提前5天完成了中央军委要求的在12月25日前实现对平津地区敌人进行全面“隔而不围”的任务，为下一步的战斗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在西线的华北二兵团和三兵团也完成了预定的战略目标。为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华北前线发了如下贺电：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
我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占领沈阳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任务后，迅即向华北前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合在一起，以出敌意外的手段，逐一分割和包围傅作义系统全部敌军，并在短时间内歼灭了敌正规军14个整师，解放了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清、安次、静海等名城、重镇、县治及广大乡村，使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敌军陷入我军的重围之中，如不投降，即将全部被我歼灭。凡此伟大战绩，深堪庆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匪军、解放北平而奋斗！
一、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的岁末，是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战争在几大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大喜时节。东北取得了大胜利，中原取得了大胜利，华北也正在取得大胜利。就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以极为自信的口气说：
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在毛泽东的这篇重要文章中，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无疑义地把一切反动派彻底消灭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国民党长期控制的人群中可能出现分裂，一部分国民党人也有可能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向革命阵营。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久即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他的这种分析也受到全党高级干部的支持和拥护，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上述的?99lｉｂ.t>分析被历史所证实，最主要的实践就发生在这时的华北战场上。
平津战役正式打响是在1948年11月29日，可是，还在此之前10天，毛泽东以聂荣臻的名义给爱国民主人士彭泽湘（按：彭泽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后自行脱党，这时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曾动员傅作义反蒋，并于11月18日和毛泽 4e1c." >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符定一一道，到石家庄与我党华北局商谈过关于傅作义起义并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答某先生。”这里所说的不便指名的“某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指的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由此可知，当毛泽东从各方面情况分析之后，发现傅作义尚有一线“有志于和平事业”之希望时，就打算要抓住这种机会，尽力争取傅作义能走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如果再看得更早一些的话，当毛泽东、周恩来等到了西柏坡之后，中央的“五大书记”就已经议论过这样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之后，其首都设在哪里？一致的意见是：北平。
可以说，从这时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就开始了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关注，就有了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城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希望。
作为华北军区的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负责人，对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考虑，聂荣臻都是知道的。所以，当平津决战打响之后，他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大问题：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聂荣臻不仅和林彪、罗荣桓认真交换了意见，介绍了北平的有关情况，而且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完全是有根据的，聂荣臻和华北局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聂荣臻，对于上述问题所考虑的焦点，都在傅作义，因为他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事最高指挥官，也是行政上的最高负责人。只要傅作义有可能走和平之路，北平就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放。而从傅作义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傅作义本身是山西军队系统的职业军人，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意识，也曾经和中国共产党有过几次交往与合作，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从各方面看，他都与蒋介石集团的其他高级将领有所不同。就他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这一重要问题来说，他都与当时的其他几名国民党的“剿总”总司令如刘峙、杜聿明等人不同。他之出任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更不是他自己去争来的，完全是在蒋介石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被蒋介石硬拉上战车的。就在他不得不当上这个总司令之后，他仍与蒋介石矛盾重重，而且在尽力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尽力按自己的方针办事。例如：他公然拒绝了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提名、由蒋介石下令，由国民党党棍张彝鼎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的任命，以后又再次拒绝了国防部政工局关于任命三青团骨干赵仲容为政工处处长的任命；他找来他的老同学和山西军队的老同事楚溪春任河北省主席；特别是他用了最大努力（包括连发三封电报坚决请求辞职）让蒋介石撤换了原来安插在他身边的几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如原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市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军统特务头目陈继承，原任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头目马汉三，原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的中统特务头目温崇信等，表现出了傅作义强烈与蒋介石的离心倾向。他在努力去掉陈继承这一军统特务头子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街头乞讨的老百姓，我是不干的！”
傅作义当了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之后，他出于多年来的正统观念，出于当时对时局的矛盾认识，他当然要指挥部队与解放军作战，但是一败再败，他自己的晋绥军主力一个军一个军地连续被歼。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连续大败，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倒行逆施、金融崩溃、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各界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傅作义这位一贯比较正直清廉的人物产生强烈的影响，使他对今后的出路有新的考虑。
正是从上述的分析出发，毛泽东和华北的聂荣臻，以及我党北平地下党组织，都在战场上进行着炮声隆隆拼杀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积极而细致地开展着一场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艰苦努力。这一条战线与军事战线一样，同样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这场斗争并不简单，并不轻松，仍然充满着曲折和艰辛。
二、傅作义在想什么
作为一个有着民族正义感的非蒋介石嫡系出身的军人，作为一个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和中国共产党都有着较深了解的一方大员，傅作义对内战的疑虑和对自己的出路产生过新的思考，早在1946年秋天，即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就已经有了萌芽。
据与傅作义关系最亲的老部下和老朋友董其武的回忆，1946年11月间，傅作义决定让他接任绥远省的省主席。他在张家口向傅作义辞行时，傅作义突然要同他讨论“咱们究竟是为谁bbr>打仗”的问题。董其武说：“你说为谁呢？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可是，傅作义却说：“是的，咱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是在为哪种人服务呢？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往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董其武后来回忆说：“傅同我的那次谈话，说明了他内心产生了矛盾，开始向往人民政权。”
当然，对于傅作义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要从多年来的原有立场和位置上发生大的转变，必然得有多次的曲折和反复，得有思想上痛苦的内省和斗争。
傅作义从当上了华北“剿总”总司令的那一天起，心中就充满了矛盾斗争，而且是愈来愈强烈。东北战场上的结果是国民党军全军覆灭，下一步，共产党就要解决华北。他将何去何从？在这个阶段，傅作义在三件大事上表现出了他与蒋介石的裂痕，也显示出了他立场转向人民的端倪。
第一件大事，是在1948年的9月。蒋介石为了和李宗仁进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尽可能控制选票而不让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密令各地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为此，国民党中央密令傅作义把部队中的国民党党员全部重新登记，限期上报，由国民党中央审查之后重新发给国民党党证，凡不重新登记者，则一律取消党籍。由于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命军官必须是.t>国民党党员，所以傅作义军队中的军官也都算是国民党的党员，但在部队中却从来没有设立过国民党的党组织。这一次，傅作义就授意他的心腹、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当时名义上的秘书长是蒋介石所提名的郑道儒，郑道儒本人是当时国民党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四行驻平办事处”的负责人，傅作义同意任命郑道儒为秘书长是为了经济金融上的方便，但是郑道儒从来不到傅作义的总司令部上班，所以王克俊是实际上的秘书长）故意借口军务繁忙，拖延时间，始终未曾办理此事。于是，傅作义部队内的国民党党员全部都成了“自动脱党”，不再是国民党党员了。
第二件大事是1948年10月的援锦。由于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蒋介石亲自到北平要傅作义调动华北的主力部队并亲自指挥，出关去援助锦州。为了逼迫傅作义就范，蒋介石甚至要求傅作义把部下的家属全部移送到江南的福州，确定福建省为傅作义部队的后方基地。傅作义很清楚，援锦如果得胜，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遂了蒋介石的心愿；如果失利，他必将被蒋介石所抛弃，成为替死鬼。所以，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拒绝了亲自指挥援锦，并使蒋介石从陆路援锦的计划未能实现，最后只能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调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海路援锦，傅作义自己的晋绥系统部队则一个也未参加（这一点，当时毛泽东是清楚的）。
第三件大事是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蒋介石的这一计划，傅作义也认为是一个高招，他不能不执行。但是，他在执行时留了一手，他派出的部队主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九十四军，而且在所有参战部队中都派了他的政工处人员担任专员，实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当发觉已经..失密时，他就下令停止行动，将部队撤回。
傅作义思想上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也就在上述的援锦和偷袭事件的时期。他见到东北战场的战事即将结束，华北大战即将开始。作为统兵主帅，他这时不能不打。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如果打下去对华北地区的军民，对于他傅作义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他不能不为自己走另一条路做好准备。
1948年10月25日，是蒋介石和傅作义派部队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日子。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傅作义和他的心腹王克俊有一次长谈。为什么傅作义在这一天要找王克俊谈话？因为这一天蒋介石突然置东北和华北的战事（包括偷袭西柏坡这样的重大秘密军事行动）于不顾，从北平飞上海了。去干什么？原来是由于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时，与囤积物资、bbr>.扰乱金融的宋美龄、孔令侃发生了冲突。蒋介石急忙赶到上海调解去了。所以，傅作义对王克俊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他们二人从抗日战争与内战的异同、当前的人心向背和战争形势、蒋介石当年对张学良和如今对卫立煌的态度（傅和张、卫的私交都不错）等问题的讨论中，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所在，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
在具体的行动上，傅作义和王克俊二人作了三项决定：（一）由王克俊去天津征求傅作义的老师与重要谋士刘厚同的意见；（二）命令偷袭石家庄与西柏坡的军队撤回；（三）关于走人民道路的时机，需要等到解放军围城之后，在.内外力量的配合下方能实现（按：这一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华北国民党部队主要力量都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这些部队是不会听从傅作义的）。
根据王克俊的回忆，当天夜里，傅作义曾经十分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首先，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死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自此之后，傅作义一方面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作战，一方面开始了他走向人民阵营的艰苦之路。
三、刘厚同和傅冬菊
上面提到的刘厚同（又写作刘后同），是促成傅作义走向人民阵营之路的重要人物之一。
刘厚同（1882—1961年），山西运城人，辛亥革命元老，1903年在湖北武备学堂参加兴中会，1912年1月领导了甘肃秦州（今天水）的反清武装起义，先后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和军士学校校长。他早年还曾经在保定军校任教，傅作义本人及身边的几位最亲密的同僚如参谋长李世杰、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河北省省长楚溪春等都是他的学生。刘厚同在晋军中当旅长时，傅作义在他的部下当排长、连长。傅作义1928年任天津警备?司令时，他已退出军界，住在天津法租界。傅作义有事经常去刘厚同家请教，从那时起，刘厚同就成为傅作义最尊敬的老师与至交之一。傅作义所以能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后出任绥远省主席，再之后脱离阎锡山而转投蒋介石，都与刘厚同的出谋划策分不开。在抗日战争初期，当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时，他公开与之唱反调，说“攘外自将安内”，并多次向蒋介石直言上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都给刘厚同配备了一部地下电台和一些人员，让刘厚同一直与自己保持着密切联系，给自己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特地给了刘厚同一个中将总参议的职位，以便于刘厚同可以随时到他的司令部中叙谈。
刘厚同为人正直，头脑清醒，足智多谋，是对傅作义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智囊式人物。他的女儿刘杭生是“民青”成员，当时正在天津各大专院校中进行革命活动。我华北局城工部知道刘厚同和傅作义的特殊关系，遂有意布置刘杭生给父亲做工作，劝说父亲去启发傅作义，动员傅作义举行和平起义。刘厚同赞同女儿的意见，遂几次从他当时所居住的天津到北平与傅作义密谈。在我华北城工部的安排下，我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曾经多次和刘厚同谈话，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对刘厚同的工作给予帮助。另一名地下党员杜任之是傅作义的同乡，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政治系主任，他的弟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由于有这些关系，他与刘厚同也有不少交往，也对刘厚同做了不少工作。刘厚同自1948年10月从天津到北平之后，就一直住在傅作义家中，直到北平解放，对傅作义影响很大（刘厚同在北平83天中天天写日记，题名为《故都83天和平史略》，是记录傅作义和谈经过的珍贵史料）。由于刘厚同在这段时间为和平而多方奔走，劳累焦虑，以致左眼失明，故而被时人尊称为“和平老人”。
现在，傅作义已经基本上下定了走向人民阵营的决心，所以派王克俊去向刘厚同交了底，希望刘厚同能拿出具体的意见。刘厚同认为，为了避免古都战火之灾，应当尽早采取措施，发表起义通电，与解放军共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但是王克俊认为这样做并不稳妥，不仅可能引起傅作义与国民党嫡系部队开战，达不到保护北平的目的，甚至连傅作义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因为这时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是傅作义部队数量的10倍。所以，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刘厚同和王克俊决定向傅作义建议，通过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向毛泽东发一个电报，并为傅作义拟好了电稿。电报的全文如下：
毛泽东先生钧鉴：
为了保护北平的古迹，为了北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愿与贵党贵军开始和谈。盼能派南汉宸先生（按：南汉宸是一位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统一战线上进行秘密工作的老同志，过去曾多次在傅作义身边和部队中从事联络工作，与傅作义很熟）来平谈判。我现在仍能控制50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领袖拯救国家，现在才认识到这种想法的谬误。
今后我决定追随毛主席、共产党，走人民的道路。
这封电报得到了傅作义的批准，并在11月17日由我地下党在北平的秘密电台发了出去。
经手这一重要行动的不是别人，乃是傅作义的亲生女儿傅冬菊（现名傅冬）。
原来，这位北平“剿总”总司令的长女早已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原来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受当时在北平《平明日报》工作的我地下党北平学委负责人王汉斌领导。
为了帮助我地下党做好对傅作义的工作，在我华北局城工部的统一安排下，王汉斌特地把傅冬菊和她的男朋友周毅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都调到北平工作。从此，这名共产党员就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她父亲的身边。她不时就当前的时局与傅作义交换意见，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态，?.以傅作义可以接受的方式对他做工作。如果没有机会，她就选一些报刊文章或进步书籍放在傅作义的书房中，供他阅读参考。此时，傅冬菊则明确告诉父亲，应当考虑与共产党讲和，她的朋友可以从中进行联系。
有一天，父女二人（傅作义的夫人这时在重庆）一起吃饭时，傅作义突然问傅冬菊：“冬菊，你是共产党员吗？”
傅冬菊这时还不便直接公开自 5df1." >己的身份，就回答说：“不是。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
过了一会，傅作义又说：“你接触的是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要小心。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多的是，要是遇上了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告诉父亲：“您也说得太玄了，我又不是小孩子，那么容易上当？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这时，傅作义说出了他心中的话：“他们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这个问题傅冬菊确实不知道，又不能乱说，只好回答说：“这事他们没有说，我也没问。明天我弄清楚了，再告诉您。”
第二天，傅..冬菊请示了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佘要她回答“是毛泽东派来的”。
当傅冬菊将“是毛泽东派来的”这个答案告诉傅作义后，傅作义也就明确告诉了傅冬菊：“那就好，和谈的事情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在傅作义与王克俊、刘厚同等人研究之后，才有了上面的那封电报。那封电报，由傅冬菊交给王汉斌，再由地下党的电台发出。
从此时起，傅作义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和谈进程。
就在傅作义有了求和的打算之时，各个方面好像都在对他的计划给以推动。
主要的推动力量应当是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巧妙指挥下，将傅作义在华北的一字长蛇阵斩为数段，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对华北各地进行了成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傅作义和他的部下欲战不得，欲守不能，欲逃不成，处境极为被动，除了被歼，就只有走和平解决这一条路。
在北平城内，当我解放大军已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以后，我地下党组织所领导和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中心，更是蓬勃高涨。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校学生以及广大中学生，纷纷高喊“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等口号，在寒风凛冽中多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华北当局接受人民意愿，迅速实现和平。
其他各界群众也发出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迹，避免几百万人民生灵涂炭”的呼声。在北平市政府门前，每天都有请愿的群众。甚至连华北地区的五省二市参议会，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也代表中上阶层的利益，向傅作义递交了“停止战争、争取和平”的倡议书。
不过，傅作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并没有很快得到答复。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傅作义认为自己已经研究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实力派代表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他又受刘厚同的影响，主张按辛亥革命的方式，先由他向全国发出通电，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进全国和平，组织联合政府。可是他忘了，他本人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华北“剿总”总司令，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要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外的实力派代表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当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方式靠一纸通电就实现全国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傅作义不能完全接受我党的基本方针，还抱着他多年来形成的那一套有了军队就有实力，有了实力就有政权的老观念，就算是参加了联合政府，在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上也不可能与我党真正合作。
第二，傅作义虽然表示了和平愿望，可是，傅作义自己的嫡系部队这时已经基本上被打光了，当时平津地区的部队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几十万部队是不可能都听傅作义话的，对于几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如何办，傅作义并不能拿出什么办法来，而我党的决心是要完全消灭这几十万部队。在对这几十万部队如何解决的大问题还未拿出方案之前，傅作义的和平解决方案是没有什么基础的。所以，中共中央当时没有马上以中央的名义给傅作义具体答复，而是一方面保持与傅作义的联系，由前线部队接待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用力促使其旧观念有所改变，接受我党的基本方针，共同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将北平、天津等据点团团包围，考虑解决整个华北的问题。
四、第一次和谈
在解放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情况下，傅作义一方面不得不对北平布防，一方面又进行着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试探。
对北平的城防，大致是以天安门到鼓楼为中轴线，西部由李文的四兵团负责，东部由石觉的九兵团负责，这两个兵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当时北平“剿总”所属部队中建制最完整、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整个城防和治安，由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负总责，城防司令则由李文担任。但是在北平城最内圈的防卫，还是由当时仅存的一些傅作义部队和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负责，因为傅作义对于蒋家嫡系永远是不怎么放心的。例如，德胜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赵树桥任师长的三零九师防卫；西直门、复兴门到广安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孙英年任师长的三一一师和李士林任军长的一零一军防卫；安定门一带是从台湾调来由邓文禧任师长的“新军”（也称“青年军”）二零五师防卫；永定门一带是由刘春方任师长的骑四师防卫。
傅作义所进行的第一次试探性和谈，是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的堂兄弟李炳泉早已是我党地下党员（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送出国民党军将偷袭西柏坡重要情报的那位李炳泉），时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bbr>..。按党组织的指示，李炳泉已经向李腾九做了工作，希望他能劝说傅作义，要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李腾九在一次与傅作义的密谈中将李炳泉的情况告诉了傅作义，傅作义当即表示，此事要妥善研究，并要李腾九与李炳泉继续保持联系，并保护好李炳泉的安全。12月12日，傅作义约见了李炳泉。在谈话中，李炳泉正式向傅作义表示，他是受北平地下党派遣来见傅作义的，欢迎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愿意在傅作义与我党的接触中联络。傅作义表示将派人与共产党进行直接谈判，具体事宜由王克俊安排。王克俊和李腾九向傅作义推荐了他的老部下和智囊之一、过去帮傅作义办过《奋斗日报》而此时担任《平明日报》社社长的崔载之作为谈判代表，和李炳泉一道，代表傅作义出城与中共方面谈判。所以，这第一次谈判是派出了两位无任何军政职务的人士做代表，而真正代表傅作义前来作试探性谈判的，实际上就是崔载之。此外，还有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一名司机。这五人在王克俊安排下于12月14日从广安门出城，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解放军阵地。按傅作义的意见，希望能直接到西柏坡见到毛泽东。
傅作义对这次会谈的安排是极为小心谨慎的。之所以安排崔载之和李炳泉这两个都在新闻界工作的人去谈判，其中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万一此事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知道以后，可以推口说这是新闻界的事，与他傅作义无关。就是这样，傅作义还特别做了最保密的安排，除了王克俊等个别人知道此事外，还决定在李腾九称病住院这段时间，与外界隔绝，专门负责与出城的崔载之和李炳泉的联络。
崔载之等人出城之后，见到了城外的解放军。经说明情况之后被告知，他们不可能去西柏坡，只能到我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联络。崔载之等只好返回北平城内。第二天，王克俊又将他们送出了西直门，先是进入了我东野十一纵的防地，受到了十一纵贺晋年司令员和陈仁麒政委的接见。十一纵立即将此事向平津前线司令部作了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一方面转报中央军委，一方面命令十一纵派人将出城代表护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定地点。
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12月16日清晨就将十一纵和崔载之等人谈话的内容电告军委，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林彪等表示，“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由于“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当天下午，军委回电，同意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
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时在蓟县孟家楼，林彪和罗荣桓的东野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以后聂荣臻也到了那里，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在那里建立了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后又成立了平津前线总前委，作为华北战场上指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以及地方部队100多万大军的最高司令部。崔载之等人要找我军谈判的消息，在14日就由北平城外的部队报告到孟家?9９ｌiｂ.楼。为了保密和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接待地点应选一个距孟家楼不远的村庄进行。罗荣桓政委决定，由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作义的代表。
苏静（1910—1997年），福建海澄（今龙海县）人，读过师范，当过教师。1932年投笔从戎，参加红军，成为当时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曾在红一军团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长，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长兼敌工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初期进入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又称作战处）处长兼情报处长、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和傅作义代表的全部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苏静接受任务之后，选定了距孟>家楼不远的八里庄，在地主侯云台的院子里准备了接待地点。12月17日，崔载之等人在我十一纵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来到了八里庄。在开始接触中，崔载之明确表示，他是代表傅作义前来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并提出了傅作义关于和平解决的一些具体计划，其中心是要我军停止一切进攻，两军均向后撤，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等地问题。为了达到全面解决之目的，傅作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为了能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方让出南苑机场；为了让傅作义能够制约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要我方放出已经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系主力三十五军，与我军同时进入北平城内；在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之后，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即由联合政府指挥。
从上述方案看，傅作义要走和平解决之路，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仍然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有一定实力的基础上与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19日上午，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也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和崔载之等人谈了一个上午。刘亚楼根据中央的指示，明确告诉崔载之，我方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介石系统部队顽固的军长师长要反抗，可以先将其逮捕；对于傅作义的部队，可以改编两个军。
很明显，这时双方都打算要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基本方针分歧还很大。
19日下午，随崔载之来的电台就把刘亚楼谈话的要点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傅作义很快就有了回电。回电中只说现在北平城中的蒋系军队比他的军队要多十几倍，他要逮捕蒋系军官很困难。其他问题，傅作义只字未提。这种态度当然使崔载之很为难，因为傅作义在关键问题上没有任何表示。一直等到12月23日，傅作义又才给崔载之发来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要其转交。其电报全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全国之安定。
崔载之看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傅作义仍然坚持他原来的主张，即不能放下武器，仍要通电全国，还是想搞联合政府，与刘亚楼所谈的条件相距甚远。为此，他一方面将电报转给了苏静，请平津前线司令部转交中共中央；一方面连续几次给傅作义发报，要傅作义千万不要发通电，要多考虑刘亚楼谈话中所说的基本条件，否则就谈不成。傅作义一直没有给崔载之再来电报，而是由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来了一封电报，要崔载之回北平汇报工作。崔载之只身回北平去了，李炳泉和电台仍然留在八里庄，保持这条双方的直接联络渠道。
第一次关于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严格地说，这次谈判是以失败结束的，因为傅作义虽然想走和平之路，可是要他完全放弃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旧观念是很难的，要他很快接受我党的主张也是很难的，这需要有个过程。对于傅作义来说，还必然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这时期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十分剧烈，整天走来走去，多次提出三个问题与亲近的部下讨论：（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在12月下旬的一天，傅作义对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这样，傅作义在和平问题上的反复也就充分反映了出来。
第一次和谈失败的事，在傅作义的高级将领中很快传开了。这种情况下，傅作义只得将和谈这件事委托李世杰及部分高级将领分头进行了研究，也就是分别征求意见。结果是：副总司令郭宗汾认为只要加修工事，北平城还可以守，目前没有必要搞和谈；副参谋长梁述哉同意讲和，但认为不能单独讲和，最好能与国民党中最大的非蒋嫡系派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致行动，才有利于与共产党讲条件；副参谋长郑晓岚明确表示不赞成和谈；完全支持和谈的则有才当过俘虏的一零四军军长安春山、三十五军副军长朱大纯、骑四师师长刘春方等三人。
傅作义可以有反复，傅作义的部下可以有分歧，这些都应当是正常现象。但是，这时的中国是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急剧变化的大转折时期，各方面的变化都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就在傅作义反复不定的时候，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促使傅作义不得不发生急剧的变化：
12月11日，傅作义三大主力之一的一零四军在怀来南逃途中被歼。
12月14日，我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12月14日，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傅作义不得不把他的总司令部从北平西郊搬入城内的中南海。
12月20日，我东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运输线，京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南撤的可能性不再存在。
12月22日，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另一主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
12月24日，傅作义系统唯一的一个兵团十一兵团以及第三支主力一零五军等部在张家口被歼，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等被俘，张家口被我军解放。至此，傅作义的三大主力军已全部被歼。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集团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
与华北战场上的上述情况同步，在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着以下的大事：
12月10日，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宣布全国戒严。
12月15日，淮海战场上的黄维兵团被歼。在此之前的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完全包围。
12月24日、30日，国民党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通电，主张“与共党谋和”，国民党内的桂系决心逼蒋下野。
上述这一系列大事，可以说每一件都在逼着傅作义当机立断，投向人民阵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也不可能再走顽抗之路，只能在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
与上述大事同步的时间内，在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内部，还发生了一件傅作义当时还不知道的不大不小的事件：不仅傅作义在考虑走和平之路，就连在华北“剿总”序列中属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九十二军，铁甲总队一大队，都在背着傅作义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甚至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也有人在准备起义。
九十二军本是属于侯镜如为司令的十七兵团的部队，原来驻在天津。12月初，为了援救驻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傅作义把驻在北平附近的一零四军和十六军都调往怀来和康庄，北平感到空虚，就把九十二军调到北平南郊，军部驻在大红门，军长黄翔则住在城内的王府井梯子胡同。当北平被我军包围之后，黄翔自知已经成了笼中鸟、瓮中鳖，非常焦急。这时，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已经同我党地下党员薛成业、李介人等有了联系，准备在适当机会举行起义。张伯权还接受了我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让地下党员季鸿到他的司令部担任参谋处的副官，负责有关事项的联络。根据我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张伯权带着曾经在九十二军工作过的李介人去做黄翔的工作，要他率部相机起义。由于李介人本是侯镜如的外甥，而侯镜如早在1948年8月就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经对黄翔有过必要时可以投向共产党的暗示。黄翔同意起义，遂于12月21日派中校参谋宋铨夏和季鸿一道，出城与解放军联络。宋铨夏和季鸿到了当时设在马驹桥的东野三纵司令部，见到了我东野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等负责人。谈判之后，双方约定从即日起，九十二军与解放军先行停火，以后的行动，要九十二军听候指示。如果万一起义的企图被发觉，十二军有危险的话，可以把部队带到解放军占领区。可几天以后，由九十二军负责守卫的南苑机场就由解放军攻占了。傅作义命令九十二军必须收复。因为几天前才与解放军有了停火的约定，黄翔感到很为难。可是傅作义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黄翔只好下令二十一师执行反击任务。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表面上接受了任务，派出了一个团，实际上这个团只派出了一个连去佯攻了一下就撤了下来。
傅作义不明底细，只知二军的反攻很不得力，大骂九十二军：“他们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表演！”傅作义当然不知道，黄翔和张伯权的确是在表演。如果他不走和平之路的话，其他人也会走上这条路。
国民党军队在北平有一支全部使用装甲车的铁甲总队，其下设了三个大队，即一大队、二大队和四大队，分别负责驻守北平的前门、永定门、广安门和西直门。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叫于维哲，过去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这时候，经他多方努力，终于和地下党员魏焉接上了关系。魏焉向上级汇报以后，上级党组织派负责北平敌军工作的王苏专门和于维哲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维哲又说服了铁甲总队第四大队和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他们已经商定，只要解放军向北平发起进攻就立即起义，掉转车头，里外夹攻，不仅可以用火力在前面开道，还可以封锁傅作义在东单修建的临时飞机场。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中的嫡系，当三十五军援救张家口时，只去了两个师，所以在新保安被消灭的也是两个师，还有一个二六二师未派出去，还留在北平，留在傅作义的身边。三十五军的两个师被消灭后，傅作义又在北平用地方部队补充重建了两个师，恢复了三十五军，二六二师还是过去的老部队，师长是由三十五军的副军长丁宗宪兼任的。就是这位丁宗宪副军长，和北平市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是老朋友，我地下党员杜任之通过冯杰宸和刘厚同老先生对丁宗宪做了一些工作后，丁宗宪表示愿意走和平之路，如果傅作义和解放军和谈破裂，他的二六二师一定在自己的驻地德胜门到安定门之间单独起义，只要解放军发动攻城，二六二师就进行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入城。为了表示共同信守，丁宗宪还和冯杰宸在山东饭店结了兄弟之盟。当杜任之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有意要傅作义的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告诉傅作义：“将军如欲孤注一掷，死守北平，所部并不十分可靠，其结果将众叛亲离，必然导致失败。”这些话，对傅作义不可能不起作用。
五、和谈不是等来的
为了争取华北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方面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是做傅作义本人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好全面准备，准备和平解放并接管北平和天津。
1948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了做好解放和接管平、津的工作，命令聂荣臻和薄一波分别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命令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
同一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平津地下组织发出指示，积极做好配合解放军作战和准备接管城市的工作。
12月14日，也就是我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那一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发出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和一个重要的指示。命令由萧劲光、陈伯钧指挥的东野一兵团的三纵、六纵、十纵以及华北的七纵在北平的东面构筑阻击阵地，命令由程子华、彭明治指挥的东野二兵团的五纵和十一纵在北平南面构筑阻击阵地的同时，又发布了关于切实保护好各部队所在地区的学校、工厂、文化古迹、仓库，保障外侨的合 6cd5." >法权益等政策纪律，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在当时，最大的现实情况就是我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完全的包围，可是我军又对北平采取了“围而不攻”。这种包围，也与我军过去对其他城市的包围有所不同，不是要困死北平，而是经过必要的检查之下允许居民进出通行，允许各种生活物资入城，还继续给城内送电，保证城内居民的正常生活。任何明眼人都会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解决的，所以实行围而不攻，完全是在等待傅作义等人的觉悟，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这段时间，北平郊外已经被我军控制，特别是西郊，在清华、燕京等大学中，各种联欢会、座谈会几乎天天都有，已经是一片热气腾腾的局面。北平城内的民主人士也有不少人出城参加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内容又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了包括傅作义在内的北平城内所有市民。
为了帮助傅作义尽快转变，我党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这其中，最直接的是他的长女傅冬菊，还有地下党员、傅作义的经济处处长冀朝鼎和地下党员、傅作义的高参室主任苏开元等。此外，通过我党的各种关系，傅作义身边的几个重要部下，如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王克俊、李腾九、阎又文（他还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和新闻发言人）等，都已经站到我党一边，为和平解决而奔走。这些人，都对傅作义的转变起过较大的作用。
在当时，我党还有一个令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措施，就是在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战犯名单中为什么会有傅作义。不少人认为，傅作义已经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这样做不是把他往蒋介石那边推吗？
当傅作义本人听到名单中有他时，也很不理解，十分紧张。甚至于连十分精明的刘厚同老先生也不能理解，说“这样不是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搞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傅作义在第二天就叫李腾九发电报把在八里庄谈判的崔载之叫了回去。当他从一位与我党有密切关系的有识之士那里听到了一番分析之后，也就完全理解了，原来是毛泽东为了傅作义的安全而特意安排的。傅作义与我党的谈判，虽然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可是，北平内外还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在日夜监视着傅作义的活动。其实，他与我党的往来已经被蒋介石所知。蒋介石为人心狠手毒，为了除掉异己，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对傅作义下毒手，不仅可以搞掉傅作义，还可以让他的嫡系部队把傅作义?已经不多的部队完全吃掉，把对华北的控制权完全接过去。这不仅对傅作义本人十分不利，对我军解决华北问题也十分不利。而今我党把傅作义列入了战犯名单，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傅作义，限制了蒋介石想搞掉傅作义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9年1月1日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中有所说明，下面有全文引述）。在当时，与傅作义一同列入战犯名单的，还有一人看来不应当列入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过的卫立煌，其目的也在于此。卫立煌就是因为被列入战犯名单，蒋介石的特务才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得以逃脱特务的魔爪。
为了让傅作义能理解我党的这一苦心安排，毛泽东特地安排新华社在广播的一篇文章中有意加上了这样的文字：“傅作义要想不作战犯、避免惩处是不可能的，但要想减轻惩处，现在还有可能，那就是命令部队缴械投降，保证不再杀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坏公物和武器。”不久，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傅冬菊就此事向父亲作了说明，对傅作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措施是否必要？不久之后出现的何思源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
当时的北平，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动下，不少政界名流、大学教授也积极参加了和平民主运动。这其中，前北平市长何思源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何思源是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鲁丽的父亲。他是山东菏泽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不仅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等行动，还经常在《新青年》和《新潮》上发表文章。1919年出国留学，在美国芝加哥、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等地学习了七年方才回国，是当时一位著名的教授，也是华北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并由文化教育界进入政界。1928—1946年间，他先后担任过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和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11月出任北平市长。抗战结束后，他对蒋介石卖国政府的倒行逆施逐渐有所不满，曾经多次在暗中保护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学生。1948年4月，他在景山东街大街上被国民党特务打了一枪，幸未命中。1948年6月，他被免去了北平市长职务。由于他公开表态支持民主运动，所以被北平市参议会授予北平市终身名誉市民的称号。
当和平解放北平已是大势所趋之时，中共地下组织也想利用何思源的名声和地位，在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上出力，请他和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出面，于1949年1月17日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聚餐会，邀请了华北地区七省市的议会议长、工商界、文教界知名人士，还有华北“剿总”的若干位将领，共商国是。其目的，是要在会上对这些将领进行劝说，希望他们能支持傅作义的和平进程。这次聚餐会开得相当成功，与会人士一致主张和平，使得那些将领也不便反对，表示支持。于是，到会人士一致同意给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毛泽东分别发出电报，呼吁和平，并推举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11人为和谈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商谈和平大计。何思源的这些行动，早被蒋介石所知，遂下令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对何思源进行暗杀。毛人凤即与另一名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召集保密局二处（即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最佳方案。
叶翔之派出有“飞贼”之称的特务段云鹏在北平锡拉胡同12号何思源寓所的房顶上安放了两枚定时炸弹（国民党特务要对何思源下毒手的消息已经被我地下党所知，并于17日下午由张实等两位同志专门告诉了何思源，要他防备，但何思源未做什么准备）。1949年1月18日凌晨3时，也就是何思源召开聚餐会的那天深夜，炸弹爆炸了，何家六口人一死五伤，何思源的二女儿何鲁美当场被炸死，何思源的法籍夫人何宜文重伤，何思源被炸伤了一只胳膊。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激起了人们更为激烈的反蒋行动。1月19日，负伤的何思源仍然和吕复、康同璧等和平人士直接出了西直门，向解放军表达了北平市各界群众的和平愿望。我东野四纵司令员莫文骅亲切地接见了这些代表。虽何思源并未因爆炸而影响和平行动，但他一家毕竟遭了蒋介石的毒手。如果当时我党不采取若干措施的话，很难保证傅作义身上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暗杀何思源的“飞贼”段云鹏当时即逃出北平，去了台湾。
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被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回大陆从事暗杀我中央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一到大陆即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毛泽东决定加大对傅作义工作的力度。
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专门布置了如何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
（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对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二）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失去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9９ｌｉｂ?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体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报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旨意。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按：关于张东荪，下面将进行介绍）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三）上列五点，最好由北平市党委派一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诉傅保守机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林彪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了研究，认为必须尽快按照电报中的要求，将电报内容如实向傅作义传达。这名传达者，选定了此时还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李炳泉，因为李炳泉既是我党地下党员，又是傅作义的代表，是最合适的人选。李炳泉入城后，当面向傅作义做了传达（李炳泉还根据中央指示告诉傅作义，这段时间在他身边活动的彭泽湘是中共叛徒，不能信任）。傅作义听了之后，立即如释重.９9ｌｉｂ.线总指挥刘亚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地下党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目标。”当天津解放以后，天津市民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话：“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不打老百姓，专打国民党。”其实，为解放军的炮弹安上“眼睛”的，正是天津地下党的一批英雄们。
五、平津总前委成立
1949年1月7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对如何进攻天津有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也就是我军攻打天津的总计划。电报中说：
关于天津作战情况与布置报告如下：
（一）天津敌正规军约6万，特种部队近1万，地方部队近1.5万，民众自卫队（不脱离生产的）1.5万，共约..11万人。
八十六军及九十二师、一八四师皆系在东北被歼灭过的旧番号、新部队。六十二军之一五七师在北平，该军现在天津只有一五一师较强，bbr>..其余两个师战力均差（按：当时的这个敌情统计稍有不确，天津的守敌中无九十二师，天津守敌的总数应当是13万人左右）。
（二）敌八十六军分布在城东半部，六十二军分布在城西北部，四十三师在城西部，一八四师在城南部。
（三）天津市区东西十华里，南北二十五里。
（四）敌强的守备部队在北部，弱的守备部队在南部，敌强的建筑物在南部，敌整个阵地的弱点在中部。敌中部之守兵与建筑物均不强，我军对敌之中部攻击则从东西两面能展开大的兵力，故主攻选在中部。
（五）我军原拟以5个纵队攻击，但后因我十二纵主动要求参加攻天津；该纵成立以来，未打过主要攻坚战，要求借此机会锻炼，故允许其以两个师参加。此外刘亚楼要求六纵一个长于巷战的师参加攻天津，亦已同意。故我攻天津的兵力略过多（共23个师的兵力及全部炮兵）。但估计北平与塘沽之敌均不敢增援，即令增援亦足能对付，故兵力虽稍多，但无碍。我军拟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西向东并肩突击，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东向西并肩突击，以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北向南攻，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南向北攻。我主力争取东西两方对进突击，首先歼灭中部的敌人，将敌南北切断，待我军已在敌之中部地区贯通以后，即以主力转向南面，歼灭南面的敌人。如战斗发展容易，则在第二步同时进攻南北阵地内的敌人。
（六）目前部队大部分正在进行攻坚演习，一部已开始逐步打外围和挖交通沟。拟13号总攻击。敌以10余万人之兵力防守近200万人口之大城市（比济南大3倍，比锦州大10倍），必处薄弱易于突破和发展，且我军兵力战力均较敌占绝对优势，故整个战斗当能迅速解决。
（七）为了争取在未解冻之前攻北平，故拟天津战斗后除以一部逼退塘沽敌人外，主力速移北平附近准备攻城，极力争取在“四九”（按：即民间冬天“数九”的“四九”，这里是指在天气最冷的时候攻城，因为城壕里的冰冻有利于我军的进攻）末能攻城。但如北平城壕之水源我军能从城外截断时，则仍按原定计划在2月上旬开始。能否截断水源问题，现正进行调查中。
（八）天津战斗后，拟以十二纵担任卫戍。
上述报告，就是我军进攻天津的总方案。
这里有几点说明：（1）报告中说总攻的时间放９９ｌiｂ?在1月13日，后来改为14日；（2）报告中说十二纵有两个师参加打天津，后改为一个师（即十二纵的三十四师），所以我军参加打天津的总兵力不是23个师，而是22个师。（3）报告中说，刘亚楼要求六纵派一个长于巷战的师，林彪予以同意，情况是这样的：
六纵入关之后，东野总部给六纵的任务是在切断北平和天津的联系之后准备进攻北平，而且是和三纵一道担任主攻，当时驻在马头镇。刘亚楼要的一个师，是指六纵的十七师。这个师在东北攻打四平时是总预备队，出色地完成了扩大突破口，攻占敌核心守备区，歼灭敌人七十一军军部的任务，打得相当出色。在攻打锦州时，这个师又担任总预备队，在大胆插入、穿插分割、打乱敌人的指挥部署中起了很?９９lｉｂ.
突出的作用。战斗结束后，东野总部特地进行嘉奖，并授予了“攻坚老虎”的称号。正因为十七师有这种出色的攻坚本领，所以刘亚楼将其要来天津前线。六纵在1月3日得到东野总部的命令后，就由洪学智司令员和赖传珠政委亲自带着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和师政委徐斌洲率领十七师赶到了天津前线指挥部杨柳青接受任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天津之战和即将到来的解放北平极为重视，为此，在1月10日给平津前线发出了两份重要的电报。
一份是仿照淮海战场之先例，成立平津总前委。电报说：
林、罗、聂，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总前委与华北局为平行关系，有事用函电或当面解决。
另一份电报是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报就接管平津和统一领导平津地区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诸如军管、警备、后勤、货币、物资、地方工作等，都作出了明确的指示。
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准备解放平>、津，而对于全面接管平、津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华北地区的新局面即将到来。
由于天津国民党守军陈长捷等人在1月11日拒绝了由林彪、罗荣桓亲笔签名的敦促他们派代表谈判和平的信件，关上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大门。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立即攻打天津，并将这一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
1月12日，毛泽东发来了这样的电报：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月13日，林彪向天津前线部队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正式命令：
刘，一、二、七、八、九、十二纵队并十七师首长，并报中央：
（一）天津之敌毫无投降诚意，仅在拖延时间。
（二）各部应按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六、前线来了邓宝珊
正当我天津前线准备发起总攻的时候，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再次出城进行和平谈判。邓宝珊的出马，表明了傅作义对谈判的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邓宝珊是甘肃秦州（今天水）人，自幼投军，但在业余苦读诗书，其文化素养很高。1910年加入了同盟会，1914年在陕西参加了当时西北地区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著名“华山聚义”，高举反袁大旗，多次举行反袁的军事活动，是西北地区很有威望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也是西北军中著名的“儒将”。1921年任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团长，1922年成为冯玉祥部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1924年接受李大钊的意见，与共产党合作，聘请苏联顾问，并任用共产党员为他的军官传习所所长和秘书长。1926年冯玉祥委任他为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他在陕西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刚从苏联归国的邓小平为政治教官，对部队进行民主革命教育。1927年，出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总司令为于右任），推行国共合作，邓小平即任他所办的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之后，邓宝珊无意跟随蒋介石，遂离开了部队，住于上海。
这时期他与周恩来结识，并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一定的联系。
九一八事变之后，经于右任的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邓宝珊经邵力子邀请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并一度代理甘肃省主席， 5b9e." >实际上主持甘肃的军政事务。1935年，他担任了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西安事变之后，他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在杨虎城最困难的时候去西安，帮助杨虎城处理了若干善后事务。抗日战争期间，他先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以后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他与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晤谈，还让他的女儿到延安学习。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他不愿卷入内战漩涡，遂回到家中“养病”。由于邓宝珊和傅作义，还有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曾经结为拜把兄弟（马是大哥，傅行第二，邓行第三），此时还有着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的名义，所以在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就请他担任了副总司令。其实这是傅作义借重他的名义，让邓宝珊来帮他处理华北和西北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为傅作义帮忙，所以并未要求他到北平就职。他不多的部队仍旧驻在绥远的包头以南和陕北的榆林一带，他本人有藏书网
时住在兰州，有时住在包头。
当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时，积极主张和平的马占山（马占山当年的东北挺进军已被蒋介石削得差不多了，现在都编入了傅作义的部下，大约有两个师的力量，马占山本人已不再担任军职。但是由于马占山这时和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又主张和平，蒋介石下令军统特务将马骗来南京或绑架来南京，都未能成功。所以，此时马占山已经不敢住在自己家里，而隐藏在著名国画家陈半丁的家中）就劝傅作义请邓宝珊出来与共产党谈判。因为在当时谈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邓宝珊出马才能有所突破。一方面，傅作义比较听邓宝珊的意见，邓可以完全代表傅作义；另一方面，邓宝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不错，是当时傅作义身边最能被中国共产党方面所接受的人选。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过“我们希望傅氏能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任的代表”，这层意思也早由我方告诉了傅作义。从各方面看，邓宝珊就是这样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任的代表”。
1948年12月28日，邓宝珊从包头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做了几夜长谈，又与马占山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在这期间，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中与邓宝珊做了三次交谈。邓宝珊认为必须走和平之路，但是有人给傅作义建议搞“华北政务委员会”即联合政府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就不是和平解放，而是搞国共联合，这种方案共产党不可能接受。有的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是受了美国某些言论的误导。邓宝珊力劝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案，尽快解决北平问题。傅作义也对邓说：“抗战时期，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关系较好，听说中共领导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请你走一趟吧！”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我军的巨大胜利而告结束，蒋介石最得力的大将之一杜聿明被俘。这一重大事件对全国特别是对被包围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震动很大。
1949年1月14日，是上次傅作义代表和我方会谈时我方给傅作义规定做出答复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傅作义决心请邓宝珊出马和原来的谈判代表周北峰一道出城，与我方进行第三次谈判。这说明，傅作义不得不动真格了，是有了与我方签订和平协议的诚心了。
这天上午，周北峰给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了急电：“邓宝珊将军和我今日前往，请速指定路线、地点和接头办法。”
很快，周北峰就得到了回电：“欢迎邓宝珊将军和你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迎接。”王科长指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王朝纲，从第一次双方会谈开始，他一直在担任接待。
无论是傅作义还是邓宝珊都不知道，他们决定进行第三次会谈的这一天，正好是我天津前线部队向天津发起总攻的一天。
当邓宝珊和之前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带着随员，在我方接待代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的陪同下来到通县西边2.5公里一个叫五里桥的小村子时，已经是下午4时左右，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已经在等候他们了。由于战事的发展，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从蓟县孟家楼转移到了距北平更近的通县宋庄。所以，我方把谈判地点也改在了通县的五里桥，这里距宋庄只有2.5公里。
短暂寒暄之后，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明确告诉邓宝珊和周北峰：
“上次谈判中，规定1月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对于这个消息，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颇感意外，但是邓宝珊相当冷静。作为一种谈判技巧，他首先仍然将傅作义原来所坚持的要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提了出来。
林彪的回答很干脆：“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聂荣臻接着林彪的话说：“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不回答林彪所提出的正面问题，突然问道：“你们要打天津？”
林彪立即回答了他：“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林彪的这一回答更是出乎邓宝珊的意外。
因为傅作义对他谈过天津的守备，傅作义是相当自信的。何况傅作义和邓宝珊都很明白天津能否守住对北平的和谈是何等重要。傅作义曾经给天津的陈长捷做过这样的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所以，这时既然天津已经打响，天津能坚持多久，对于邓宝珊这边的谈判也就至关重要。
邓宝珊问道：“请问，你们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三天。”
邓宝珊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对林彪如此干脆的回答十分惊异。攻打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三天？他难以相信。他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对于他的这句话，林彪未予回答。聂荣臻却说了这样的话：“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久经沙场的邓宝珊的确没有想到，林彪对他的回答真的成了现实，三天以后，我军真的打下了天津。准确一点来说，还没有用到三天，而是29个小时。
由于邓宝珊到五里桥之后遇到了新情况，有很多问题他还得与傅作义商议。所以当天下午谈判的时间不长。罗荣桓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宝珊到达五里桥之后不久，他一边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话，一边就让周北峰立即向傅作义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他到五里桥之后所得到的最新消息，和聂荣臻所说的“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的重要立场。
第二天，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当天晚上，聂荣臻就谈判中的有关问题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如下电报：
傅派邓宝珊、周北峰及上校秘书刁某昨抵此，今与之见面时，除本中央所示之态度与内容，指出傅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头，应负全责外（详细内容另告），并由于傅拖延太久，天津方面今已开始攻击，故津市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傅对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二）傅似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均为我一一拒绝。现邓仍留此。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之可能。在整个看来……有政治扒手，共同之点均为想借此机会抓一把。所谓第三条路线，我们已有所警惕。
与此同时，邓宝珊也收到了傅作义指示王克俊给周北峰发来的回电：“请和邓先生商量，酌情办理。”所谓“酌情办理”，就是授予了邓宝珊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做出决定的全权，可以不再按傅作义过去所决定的条件办理，而且是要尽快办理。应当说，傅作义电报中的这四个字是傅作义的态度发生实际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让邓宝珊能跳出傅作义过去所设置的框框，按我方所提出的方案和他自己的考虑进行谈判的重要前提。
傅作义对于和谈的态度所以在极短时间发生重要的转变，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淮海战役的结果，极大地震撼了北平的国民党军队，让他对于控制北平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有了把握；第二是天津已经打响，北平即将成为解放大军所攻克的对象；第三，正是1月14日这天，我新华通讯社广播了一篇重要文章《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毛泽东的声明在全面总结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之后，明确指出：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取得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旬日已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声明，主要是向南京政府讲的，也是向傅作义讲的。但是对于傅作义来说，就像是专门对他傅作义讲的。因为当时正在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就是执掌着华北地区全部权力的由他傅作义担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声明中的最后一段话，当然是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讲的，但在傅作义听来，就好像是对平津前线的解放军讲的，因为平津前线的解放军早已包围了北平和天津，而且正好是在1月14日这天向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天津守军陈长捷集团发起了进攻。如果他傅作义再有迟疑，再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他北平的傅作义。聂荣臻已经要邓宝珊向他讲“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他已经少了天津这样一个在谈判中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他不能再有什么犹豫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向邓宝珊发出“酌情办理”的电报。
邓宝珊在五里桥进行的和平谈判，是和这里不远的天津城中所进行的激烈战斗同时进行的。正是天津战斗的隆隆炮声和熊熊烈火，才促成了五里桥和平谈判的成功。
七、炮口对准天津卫
天津市在当地人的口中，长期被称作天津卫。这就形象地表明，它是拱卫北平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天津的特点是整个城市都沿着海河而成，而海河的上游有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这样天津就是南北长，东西窄。按当时的市区来看，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天津的周围又多是沿海洼地，河流纵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加上敌人经过长期经营，建筑了多层而复杂的防御体系，的确给我军的进攻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是，陈长捷在天津靠的是防御工事，而这个防御工事又是围着天津的一大圈。陈长捷只有10个师、13万人，其中除了六十七师和一五一师这两个师过去没有被我军歼灭过之外，有五个师都是在被我军歼灭之后重建的，一八四师甚至先后被我军歼灭过四次。另外的三个师，一个是由保安团改编的，两个是由东北逃回关内的散兵组建的。所以，整个看来，守军的战斗力并不强。更重要的是，13万守军撒在整个大包围圈上，其战线竟长达好几十里。
正是根据了上述特点，刘亚楼制定了一整套对付陈长捷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见于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1949年1月7日林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这个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前面已经介绍过，林彪给了刘亚楼五个纵队，再加上十二纵的一个师，刘亚楼又特地要来了六纵的一个师。另外，还有整个炮兵纵队。在发起总攻之前，刘亚楼就在他的天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杨柳青的东桑园召开了干部会，向各纵队师以上负责人下达了各自的作战任务。目的是要大家先对自己攻击地区的敌情，特别是地形、地物和敌人的工事配备尽可能先搞清楚，以便进攻时能顺利展开，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快地结束战斗。刘亚楼和他的战友们这次作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已经把天 6d25." >津敌人的兵力配备图和整个?.城防工事图事先交给了作战的指挥员，他们可以做到有准备地作战。在古代兵家的口中，这叫“按图索骥”；在当时的指战员口中，则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坛子里捉乌龟，手到擒来”。
刘亚楼给各部队的具体任务是这样的：
一纵、二纵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的指挥下，向天津西城的和平门（即西营门）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突破之后，从西向东挺进。这是刘亚楼“东西对进，拦腰切断”的主力队伍，共有9个师的部队。为了对付敌人的各种工事和地雷区，附有两个工兵营。另外配给了特种兵司令部炮兵火力的三分之二，还有20辆坦克。从火力配备上看，这一支攻城队伍是最强的。这是因为，在刘亚楼的心中，他是把西边的突破作为整个战役的最主要突破口，把一纵和二纵作为砸烂天津城防最重要的铁拳头。在一纵和二纵这两支部队中，刘亚楼给一纵的担子又最重。一纵在辽沈战役中是林彪手中的总预备队，没有打多少硬仗，没有过到打大仗的瘾。这一次，刘亚楼要给一纵一个补偿，让一纵把他们的劲全用出来。用当时东野老同志的话说：一纵是只小老虎，在东北战场上，长期被林彪放在“袖筒”里，没有舍得放出来。到了华北战场上，一纵是被放虎下山了。
七纵、八纵在七纵司令员邓华的指挥下，向天津东城的民权门发起攻击，突破之后，由东向西挺进。这是刘亚楼“东西对进，拦腰切断”的又一支主力，共有8个师的部队，也附有两个工兵营。另外配有特种兵司?９9lｉb?令部炮兵火力的三分之一，还有10辆坦克。东西两路主攻部队预定的会师地点是金汤桥。
九纵和十二纵的三十四师，在九纵司令员詹才芳的指挥下，在天津城南的尖子山一线突破，由南向北进行助攻。突破之后即向北发展，与兄弟部队预定的会师地点是耀华中学。
十二纵主力放在军粮城地区，继续隔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截击万一从天津逃向塘沽的敌人。
由东野司令部警卫团和东西集团各一部在城北方向佯动，不作攻击，只用以迷惑敌人（这支迷惑敌人的部队在正式的攻城中没有什么骄人的战绩，但是他们的迷惑是完全成功的。由于天津北面没有河流，又少有水泽，所以天津的敌人早就估计到北边应当是我军的主攻方向。我军有意在北边的阵地上挖了若干交通壕，攻城之前又把大炮拉到阵地上大打了一通，使陈长捷和林伟俦都误认为北边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于是将六十二军的主力一五一师放在那里，一直不敢调动）。
有“攻坚老虎”之称的六纵十七师作为总预备队，在六纵政委赖传珠和十七师师长龙书金的指挥下，在西郊的炒米店待命。
在攻城大军的后面，是由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组织起来的支前大军，是一系列的兵站、粮站、仓库和医院。单以距天津最近的冀东地区来说，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从11月下旬开始，就在为平津战役做准备了。在冀东区党委书记兼冀东军区政委吴德和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出动了民工200万人次，其中包括车工70万人次，驴工70万人次（按：当地的习惯，二人一畜一套车出车一天为一个车工，一人一畜出工一天为一个驴工），最紧张的时期，每天出动的马车、骡车都在两万辆左右。共拓宽、碾平以及新修公路近5000公里，翻修、加固公路桥梁500多座，沿公路两侧还修起了防空掩体和战车掩蔽棚（或掩蔽壕）。在3个月的时>藏书网间中，筹集军粮1.3亿公斤（平均每个老百姓14公斤），食油40万公斤，食盐50多万公斤，猪2万多头，军鞋100万双，军服几千万套，马草3000多万公斤，烧柴8500多万公斤。军区卫生部筹建了4个野战医院，各军分区都建立了休养所。天津战役开战时，又组织了270个担架团，轮流随军行动。
在准备攻打天津的同时，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命令，任命了 4e00." >一批我党对天津进行接管的主要干部，其中，由冀热辽军区政委黄克诚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担任天津军管会副主任，由华北军区副政委黄敬担任天津市市长，由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担任天津卫戍司令。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对于华北这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党中央配备的干部是很强的。在这些领导干部的组织之下，主要由华北局从各条战线抽调的大批干部正在做随攻城部队入城进行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在天津城内坚持斗争的天津地下党也在为我党接管天津进行积极的准备，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以黎智任书记的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动委会”），除了从各方面配合攻城部队攻城之外，更多的任务是想方设法进行保护工厂、学校、医院、仓库、码头以及公用设施，尽可能把天津市有用的财产都交还到人民的手中。为此，在“动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各个行业都成立了纠察队，进行划区包干。
此外，“动委会”还印发了大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告国民党官兵书》等宣传材料，对于稳定民心、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尽可能减少敌人的破坏，“动委会”还给天津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系统的高级负责人送发了警告信。
对攻打天津的准备进行得相当充分，炮口、枪口都对准了天津卫。
八、活捉陈长捷
根据中央军委和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命令，刘亚楼在1949年1月14日上午9时20分向各部队下达了攻城命令。
那时的东北野战军可不是当年刚出关时的装备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他们不仅缴获了“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上的大批美式装备，还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那时东野主力部队的武器装备不仅在当时人民解放军中是最强的，就是和一般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
东野六纵司令员洪学智在谈到他那时的部队时，是这样描述的：
我纵原来的建制是3个步兵师，1个炮兵团。军委和总部又拨给我们1个步兵师（独立第六师）。与此同时，还补入大批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组织整顿后，每个步兵连190余人，步兵团3200～3500人，师有13400～13900人，全纵队共有63000多人，编制满员超员，兵强马壮，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军”。
部队的装备也进行了调整，每个步兵连有机枪9挺，正副班长及战斗组长装备冲锋枪；每个步兵团，除原有的迫击炮外，又增加了3～5门九二步兵炮；师炮兵营则增加了3～5门化学迫击炮或重迫击炮；纵队炮兵团补充了大口径榴弹炮。旧式武器也都换成了新的，步兵大多换成了三零步枪，其他装备也有改善。
我们纵队把缴获的物资弹药拉了五六十个车皮，除了纵队的野炮团外，东野总部又配属了两个炮团归我纵使用。众多的汽车和由几匹骡马拉的炮车，在公路上一摆七八公里，十分威武。
单个纵队是如此，从整个野战军来讲，就在从东北向关内的开进途中，中央军委于1948年12月9日发布命令，决..定将东野原来的炮兵司令部和炮兵纵队合并和扩大，改组为特种兵司令部，其下辖有炮兵第一指挥所、炮兵第二指挥所、战车指挥所、高炮指挥所和工兵指挥所，以上各建制单位除了工兵指挥所是两个团之外，都是三个团，此外还有一个直属迫击炮团。这就是说，我军不仅有了自己的炮兵师，还有了坦克师（当时一般把坦克和装甲车都叫作战车），有了自己的高射炮部队。
为了加强对特种兵的领导，林彪和罗荣桓将原一兵团政委萧华调任特种兵司令员，原东野后勤部司令员钟赤兵调任政治委员。原来炮兵司令部和炮兵纵队的负责人苏进、贾陶、匡裕民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委。
这次攻天津，特种兵就一下子出动了炮兵、装甲兵和工兵共12个团。西面攻击方向是第一主攻方向，炮兵由苏进统一指挥；东面攻击方向为第二主攻方向，炮兵由邱创成统一指挥。
由于我军当时有了如此好的装备，所以，当刘亚楼的一声令下之后，我军强大的炮兵火力就按事先安排好的纵深配置向敌人一齐开火。
单是我特种兵所出动的就有538门各种大炮（包括榴弹炮、加农炮、野炮、山炮和重迫击炮）的炮弹向天津城内敌人的工事飞去。如果加上各个纵队的炮兵，我军的炮群就更为强大。仅以西线为例，就集中了密度空前的各种火炮1230多门，如果以突破正面为1500米计，几乎每一米都有一门60毫米以上的火炮。而整个天津守军的各种大炮只有50多门，只及我特种司令部出动的火炮的十分之一。我军的炮弹准备也相当充分，因为单是在辽沈战役的战场上，我军缴获的各种炮弹就有四十多万发。
所以说，在火力上我军对敌人是占有着绝对的强大优势。第一轮射击是炮兵的“破坏射击”，对各个预定目标总共打了一个半小时，将我东西两路突击部队前方的敌人防御墙和城墙都炸开了豁口，并将豁口附近的碉堡和其他工事大部摧毁。上午11时，又开始?.了第二轮“压制射击”，将敌人前沿阵地上的火力完全压了下去，使护城河后面的敌人前沿阵地陷于瘫痪。我突击部队在一片炮声之中顺利地突入了天津城。步兵连队突破以后，就在有关部位竖起红旗，引导炮兵对前面的敌人阵地实施“延伸射击”。一部分炮兵连队就这样跟在步兵连队的后面担任支援火力，一直打到了市中心。
这种炮兵和步兵紧密配合的攻城战，在当时我军的战史上还是第一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城西攻城部队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的指挥下是从上午10时开始进攻的。当上万发炮弹落在敌人的阵地上以后，一座座明碉暗堡被炸翻，一道道鹿砦和铁丝网被掀掉，一处处护城河河岸被炸塌，一处处防御墙和城墙被炸开了豁口。这时，敌人也进行了还击，还有两架敌机前来助战。但是。敌人未曾想到在我们的阵地上还有高射炮，于是，两架毫无防备的敌机都被打了下来。接着，我们的坦克迎着炮火，跨越弹坑，冲向敌人阵地；工兵进行爆破，进行排雷。步兵的各支主攻部队的尖刀连跳出了战壕，有如一群群下山的猛虎，向敌人扑了过去。这里的守敌，是六十二军六十七师。
尖刀连的首要任务是渡过敌人的主要防御工事护城河。第一个冲到护城河边的尖刀连是一纵二师四团的“红三连”，在爆破手排除了障碍之后，架桥排跳进了冰冷的河水，架起了渡河的芦苇桥。然后，向被我军炮兵轰开的城墙口冲了上去。上午10时50分，英雄旗手王玉龙首先将红旗插上了天津城头。敌人立即向“红三连”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双方在城头上展开了肉搏战。这时，后续部队冲了上来，把敌人压了下去。
但是，“红三连”在这场拼杀中伤亡过半，连长史德宏壮烈牺牲。
在其他突击口，都是以渡河和破城为战斗的最难点。多数连队是用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架桥办法架设桥梁过河的；有的连队渡河时河水中的冰层较厚，战士们就直接从冰面上硬冲；有的连队渡河时河水较浅，战士们就在结着薄冰的河水中蹚着水向前冲；有的连队和战车部队配合好，将坦克沉到河底，然后在战车顶上架桥。过了河之后，各部队就直向防御墙和城墙冲去。对于防御墙和城墙的突破，大多数部队都未曾遇到太大的困难。从上午10时50分一纵二师突破成功以后，到下午1时30分，全线的10个突破点，有9个突破成功。
在向城中突破的战斗中，东面进攻民权门的英雄尖刀连中出现了一位年仅20岁的英雄红旗手。
民权门是东线最重要的门户，由敌八十六军的四个营防守，还有另外四个营作为机动支援。我军冲击民权门的是八纵二十四师七十团的尖刀一连。当炮兵的轰击暂歇之时，一连用连续爆破在15分钟内炸掉了纵深50米的敌人的11道障碍物，炸开了一条通道。战士们从结着冰的护城河上冲了过去，又炸毁了敌人的几个碉堡。在炮兵的再次强大火力支援下，一连和兄弟连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终于突破了民权门。这时，20岁的战士钟银根高举着战前由师首长授予的上面写着“杀开民权门”的红旗，奋不顾身地把红旗插上了民权门的城头。敌人的各种武器都向他开火，他的两腿被打断，倒在了红旗旁边。这时，钟银根用尽全力，第二次扶起了红旗。敌人的炮弹炸断了旗杆，他也被炸昏了过去。
可是当他被枪炮声震醒之后，又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爬向红旗，用双手抓紧旗杆，用两肘撑地，第三次把红旗竖了起来。直到牺牲，他的双手仍然高高举着。
攻进城之后，对于各部队来说，最麻烦的是在城内纵深发展时的巷战。由于天津城内的街道狭窄，弯曲复杂，敌人的工事修得很多，在战斗中，又要打敌人的工事，又要打敌人的反扑，还得要注意保护房屋建筑尽可能不被打烂。为了进行恰如其分的指挥，几个纵队的领导干部都随着先头部队进了城，把指挥部就设在城里。有时，甚至把指挥所放在最前面和先头部队一道走，例如六纵十七师就是如此。一纵二师的炮兵团五连在攻到罗斯福路的第十二警察分署时，由于楼多街窄，无法展开正常射击，他们就把炮拆开，用肩扛上三楼，用闻所未闻的“大炮上楼”的打法打掉了敌人设在另一座楼上的火力点，从而保护了周围的其他建筑。正由于我军从准备打天津到真正入城打巷战，都十分注意以精确的战术消灭敌人、保护城市，所以在整个战斗中，除了中纺七厂的敌人坚持顽抗，我军在进攻中对厂房有较多损坏之外，包括天津最高建筑中原公司和著名学府南开大学在内的建筑物基本上都得以完好无损，这可以说是攻城战斗中难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作为刘亚楼手中的总预备队的六纵十七师，是一直等到先头部队已经突破之后，才被刘亚楼调出去的。刘亚楼给十七师的任务，是迅速进入城内进行巷战突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十七师已经准备了好几天。
除了在巷战中最重要的爆破、隐蔽、扑打、联络等技术外，还要尽可能熟悉前进路线上的街道与建筑。
十七师是从西路的一纵两个师结合部的一条交通壕中进城的。为了便于指挥，龙书金师长和徐斌洲政委带着师指挥所和先头部队四十九团一道行动。
四十九团的进展开始比较顺利，不久就打到了天津自来水厂和南开中学附近。用炸药包炸碉堡是十七师的拿手好戏，很快，自来水厂周围的碉堡就被完全解决了，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主动走出碉堡投降。可是，在厂房里的敌人却在二楼上继续抵抗。要炸毁这个两层楼的厂房很容易，但这样一来，天津城内的供水设备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四十九团的赵团长以碉堡的残余作掩护到了楼房的墙下仔细一听，听到里面还有机器的响声，就对部下下令，决不准炸坏这座厂房，可是又必须消灭楼上的敌人。赵团长和几位干部又从各处进行观察，终于发现西边的山墙中间有一道工厂用于检修设备的铁梯，从这道铁梯爬上去，可以翻过山墙上屋顶。于是，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之下，一个班的战士爬了上去。
上了屋顶之后，用刺刀撬开铁皮屋顶，再用冲锋枪一阵扫射，就将在里面顽抗的敌人全部消灭。这一仗，消灭了敌人，保全了自来水厂，而且自己无一伤亡。
接着，打南开中学，打电车公司，十七师一直打到了金汤桥。
在六纵十七师占领了金汤桥之后，二纵不久也打到了金汤桥。凌晨5时，东路的八纵也到了金汤桥。东西两路攻城主力在预定的会师地点胜利会师。事先定下的“东西对进，拦腰切断”的计划胜利实现。这时，距我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只有20个小时。
14日晚上，陈长捷曾经召集杜建时和林伟俦、刘云瀚开会，研究对策。眼见原来以为短期内无法攻破的天津城防在一天内就被解放军的强大炮火打得粉碎，肯定无法继续坚守，陈长捷表示愿意找杨亦周等人去与解放军商谈和平，特地为此向各位征求意见。这时，在场的几人都说“应当应当”。杜建时就连夜去找来了杨亦周和天津工商界著名人士李烛尘，共同草拟了一份“和平宣言”，请杨亦周在电台上广播。可是，这时为时已晚，解放军的枪口已经逼近天津守军的胸膛了，还有什么商谈可言？更何况，在这炮火连天的战斗中也没有几个人在听广播。所以，这份“和平宣言”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过，有少数国民党部队从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就在住处插上了白旗，向我军主动投降。
而我军攻城的各路部队，则仍然继续向敌人发起了扫荡式的进攻。
在各路攻城大军中，一纵最早攻到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司令部，即陈长捷的天津警备司令部。一纵为了顺利拿下警备司令部，特地对部队作了安排。一师的任务是攻克核心区，活捉陈长捷；二师的任务是进占胜利桥地区，保障一师的左翼；独立十师的任务是直插南开大学，保障一师的右翼；三师和六纵的十七师则要配合一师攻打警备司令部的外围据点。
一纵一师师长江拥辉亲自指挥配有坦克的一师一团直取警备司令部，三团攻打警备司令部西南屏障海光寺，二团攻打其西南据点耀华中学（今天津十六中）。15日的拂晓，一团团长刘海清在地下党派来的4位工人同志的指引下，先是解决了警备司令部旁边的中原公司守军，然后就率领着指战员向敌人的司令部大楼发起了攻击。当指战员逐步消灭了大楼两侧的火力点，冲入大楼之后，同敌人展开了逐屋的争夺战。
自己知道已经无力抵抗的警备司令部特务营没有作顽强的抵抗，就放下了武器。我一团二营六连在大楼里从楼下冲到楼上，又从楼上冲到地下室。副排长邢春福和几个战士在一个地下室里先俘虏了二十几个敌军参谋人员，然后在当年日本占领军在这里修造的日本神社“忠烈祠”的地下室里俘虏了7名高级军官，其中，就有陈长捷和他的中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高参杨威，蒋介石从南京派来的视察官程子践。他们和被俘的警备司令部其他官兵约1000人，全部被集中到了院子里，来了一个“全线投降”。这时，二营副营长朱清绪从俘虏中找出了敌人的电话员和电报员，让他们尽可能检查设备，接通线路，然后要陈长捷给当时可能联系上的各个下属部队下达投降命令，陈长捷只得同意。于是，在我军战士的枪口之下，陈长捷给所属部队下了他最后的一道命令。
当邢春福等将陈长捷押出警备司令部大楼时，是15日下午1时30分。
陈长捷很快被押到了一纵一师的临时指挥所。当李天佑司令员和梁必业政委来到一师时，一师向他们报告说陈长捷已被押了下来。李天佑对梁必业说：“我和陈长捷还有过一面之交，我们先去看看。”原来，1938年夏天山西的抗日战场上，在晋西南的午城镇战斗之前，当时担任我八路军六八五团团长的李天佑与六八六团团长杨得志为了与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的问题，曾经请当时担任晋军六十一军军长的陈长捷在杨得志的团部吃过一次饭。李天佑问陈长捷：“你还认识我吗？”陈长捷没有作答复，可能是不认识了。李天佑再问：“你为什么不命令部队缴械投降？”陈长捷说话了，而且是一句真话：“我从早上四五点钟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但联系不上了。”
不过，他与北平的电话联系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无线电话，所以他一直在与北平的华北“剿总”总部参谋长李世杰联系，要求傅作义想法援救他。李世杰总是按傅作义的交代表态，总是要他设法恢复失地，坚守到底。傅作义所以自己在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却又要陈长捷坚守到底，其实完全是为了在自己的谈判中用尚能坚守的天津来为自己增加一些筹码。而陈长捷在完全忠于傅作义的原则之下，也就顽抗到底而当了俘虏。正因为如此，在1月14日这天晚上，傅作义是一夜未眠，一直在收听天津战况的报告。15日早上7时左右，陈长捷和傅作义本人直接通话，当傅作义知道了天津城防已完全被解放军突破，天津即将被解放军所攻占时，他才向陈长捷说了一句：“可以接洽和平吧！”可是，这时已完全是大势已去，为时晚矣。当陈长捷和傅作义通话尚未结束之时，我军已经冲入了陈长捷所在的地下室。陈长捷这时正拿着话筒在说“解放军离我不远了，正和警卫部队激战中”，最后半句话是“他们进来啦……”这最后的话，傅作义应当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最先打到天津市政府的，是九纵二十七师的部队。那里的警卫部队是一个手枪连。经过喊话，手枪连一枪未放，缴械投降。在楼上的天津市长杜建时在手枪连投降后，自己走出来向我军自首。
与此同时，一纵三师七团攻入了法租界，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占了设在小白楼中的国民党八十六军军部，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和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都在那里（林伟俦到陈长捷那里开完会之后，金汤桥地区已被我军占领，他已无法回到自己的部队，就只好来到了八十六军的军部），他们二人也就在那里一起当了俘虏。
天津攻城战的结束时间，是15日下午3时。敌人的13万守军被我全歼，我军的总伤亡只有两万人左右。
1949年1月7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已说过，攻打天津的“整个战斗当能迅速解决”。1月14日，天津攻城战斗打响的这一天，林彪对邓宝珊说，打天津只要三天。现在，天津打下来了。实际上只用了29小时。
九、“天津方式”
天津被我军很快攻下了。这次战役的成功，不仅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今后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次解放天津，有很多可供解放其他大城市加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被毛泽东称之为“天津方式”。
天津解放一个多月之后，在西柏坡举行的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下一步解决国民党作战部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形式总结为平津战役中解放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按毛泽东的总结，“天津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但是，如果再仔细一点就会看出，我军之所以能顺利地解放和接管天津这一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步骤和经验，可以供以后解放其他城市时吸取。正因为如此，才会成为一种供今后仿效的一种“天津方式”。
首先，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对于解放天津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天津解放之后，刘亚楼在《关于天津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就明确说过，是进行了“政治、战术、器材三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有些是有共性的，在每一次大的作战任务之前，都必须进行的。但是，天津之战与过去有些不同，因为天津是我国的大型工商业城市，情况比以往进攻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复杂，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不少准备工作也就是过去没有过的，或是过去不多见的。而这些，却正是今后必须十分重视的。例如：天津城内居住有少数外国人，有外国的企业和房地产，还有租界。攻城部队应当如何对待，就是过去从来未曾遇到过的。
所以，在准备攻打天津之时的1月5日，刘亚楼特地在研究之后提出了三条意见，并经林彪和谭政报告中央军委，待军委批准之后再通知攻城部队加以执行。这三条意见是：（一）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过去是否租界，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的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以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中央在研究之后，同意了刘亚楼提出的意见。但是，中央考虑得更多的是天津城中有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应当尽可能保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作用。而敌人又在这些工厂中修了大量工事，作为防守的据点。为此，毛泽东在第二天就给林彪和谭政发来了以下回电：
（一）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二）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取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毛泽东在发出了上述的电报之后，感到还有尽可能保护学校的问题，因为天津市区内还有南开大学等一大批学校。所以，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专门交代了如何“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的问题。
正因为当时从中央到前线对如何既不影响作战，又要注意保护工厂和学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再加之城内地下党也努力进行护厂护校，所以天津解放时，对于工厂和学校都做了尽可能的保护。
其次，部队进入大城市之后，如何保持严明的纪律，是当时必须注意的又一个大问题。由于这时我军在地方党委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后勤的供应已经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所以不能再以过去的一些老办法由各部队自行筹集粮食物资，必须有进入城市之后的新的纪律。为此，早在1月2日，林彪和谭政就对可能进入北平和天津的部队作出了明确的纪律规定：
入城部队须准备一个班或半个班为单位守备机关、仓库，应严格纪律教育，注意服装整齐，注意礼节，绝对不准无故鸣枪，无事不准出街，外出必须请假。房舍内的东西不准搬动，不准在街头上吃东西，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私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由于在攻城前对部队进行了严格的纪律教育，所以部队在进入天津时纪律极好，基本上做到了秋毫无犯。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战前，部队的政工部门为了让广大战士对执行纪律的印象加深，采用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大家唱。其中几句是这样的：“三天没吃饭，碰上果子（按：即糕点之类的食品）店。饿着肚子不能战，看你怎么办？答案就是‘秋毫无犯’。”
还有一个当时在天津流传很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例子：当枪炮声停止之后，天津的市民们纷纷走上了街头。这时，有人发现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只手表，手表旁边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在清理战场时，捡到了这只手表，找不到失主。我还有任务，不能在这里久等，只好把手表挂在树上，请手表的主人自己来取。
当时，部队根据毛泽东在1948年12月17日给林彪电报中关于对于城市中的工厂、学校等重要设施都必须“一切原封不动”地“充分注意保护”的明确指示，准备了很多上面印着“原封不动”四个字的字条，发给了每个班里。战士们凡是见到各种应当加以保护的房屋、物资等，就贴上一张这样的字条，以示注意。“原封不动”就成了当时指战员们入城时的一种基本要求。
谭政同志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在攻打天津的作战中，我军指战员做到了保护城市工商业、工厂和学校，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做到一切原封不动，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战斗结束后，刘亚楼和我作了部队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专题报告.９9lｉｂ.。中央军委向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作了通报，指出：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致庆贺。
第三，还在攻城之前，中央和平津前线司令部就对在打下天津之后尽快有序地接管天津做了充分的准备。前面已谈到，中央早已任命了很强的干部班子准备接管天津，华北局也早已从各地抽调和准备了各方面的大批干部，做bbr>藏书网好了进入天津的准备。所以，当我攻城部队进入天津时，我们的接管干部也跟在后面，对各个要害部门尽快进行了接管。
1月14日，亦即攻城的那一天，中央任命的天津市委书记兼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敬就带领着一批干部到了刘亚楼的前线司令部，对接管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好了衔接。15日，也就是活捉陈长捷、解放天津的这一天，接管人员就进入了天津市区。
1月15日，以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等为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在天津宣告成立，并发布了第一号布告。
也在1月15日，以黄敬为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的天津市政府也宣告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同时成立。
这样，我党我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序的工作顺利接管了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顺利地展开了事先就已经拟定的以“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为方针的接管工作。
以武力坚决予以攻克，以迅速有序的方式进行接管。这种解放大城市的“天津方式”对今后我军攻占其他的大城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十、塘沽的漏网之鱼
在天津市的东面，就是华北地区的重要出海口塘沽。那里曾经是蒋介石和傅作义极为重视的地方，不过这时已经不可能吸引蒋介石和傅作义多少目光了。
作为平津地区最重要的海港，塘沽过去曾经在由华北支援东北的锦州地区的战事中起过一些作用。东北战场上大败之后，蒋介石命令原来的“援锦兵团”从葫芦岛撤回塘沽地区驻防，以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为塘沽地区防守司令。在港口外的海面上，还有以马纪壮为司令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海军。蒋介石所以还要把这些兵力放在那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准备接应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撤。
当我东北大军入关时，为了阻止敌人的南逃，切断敌人的南逃之路，控制入海口，中央军委曾经命令东野在打天津之前先打塘沽，以便控制出海口。林彪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七纵、二纵和八纵。可是，当东野的几个纵队开到塘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之后，发现塘沽前面的地势是一片盐田，沟渠纵横，对我方的进攻极为不利。塘沽的后面就是大海，敌人把兵团司令部都设在海军的军舰上，如果我们真要不顾一切地硬打，敌人必然会从海上乘船逃走。所以，以七纵邓华司令员为首的几位受命将领向东野总部和中央军委做了报告，建议目前不打塘沽，而是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这样既可以阻止平津敌人的南逃，又可以减少我军的损失。如果塘沽的那一点守军南逃江南，对江南的战局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我军在这一时期的作战安排中就暂时没有消灭塘沽守军的任务。
根据中央军委必须坚决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 8054." >联系，不能让平津地区的敌人南逃的命令，林彪将东野十二纵放到了天津和塘沽之间，要十二纵严密监视塘沽的敌人，既不能让天津的敌人从塘沽逃跑，也不能在我军攻打天津时让塘沽的敌人前来增援天津。1949年1月3日，十二纵在司令员钟伟和政委袁升平率领下到达了塘沽地区。
十二纵在东北时驻在沈阳，是整个东野大军入关时走在最后的一个纵队，12月4日和5日才从驻地出发。到达塘沽后，纵队党委考虑到十二纵是在1948年2月才正式编成的新的纵队，虽然基础不错，但是在东北时没有参加打锦州等硬仗，缺少攻坚经验，遂向东野总部请求能派部分部队参加攻打天津，以便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东野总部同意让十二纵的三十四师在师长温玉成的率领下随九纵一道打天津，三十五师和三十六师仍然放在天津和塘沽之间，阻击塘沽之敌可能向天津的增援。
于是，十二纵把指挥所放在了军粮城东南的大宋庄，严密监视着塘沽的敌人。
塘沽的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是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他被傅作义任命为塘沽防守区司令，其下的基本队伍就是他带了多年的九十二军。
另外还有八十七军和交警三旅也属于塘沽防守区，但是却驻在唐山，不在塘沽。1948年12月初，由于我军在平绥线上发动了进攻，傅作义把北平的部队西调，北平出现了兵力空虚，就急调九十二军到北平，只给侯镜如留下了一个师在塘沽。不久，傅作义又决定将天津和塘沽的防务合并为津塘防守区，由侯镜如任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要侯镜如移驻天津，统一指挥津塘防务。侯镜如接此通知后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由于天津和塘沽之间的军事要地军粮城被我军攻占，侯镜如就未能成行，留在了塘沽。假若侯镜如当时去了天津，那么以后在藏书网傅作义就更放心了。
这天下午，在较为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在15日谈判记录整理的基础上，就若干具体问题达成协议，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意见》共14条。这14条初步意见立即用电报发到北平，傅作义看了之后甚为满意。于是，双方商定，邓宝珊第二天就回北平向傅作义当面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的有关事宜；周北峰则留在五里桥负责双方的联络。为了联络方便，邓宝珊希望我方也能派代表和他一道入城，并说这是傅作义本人的希望。林彪当即决定由苏静和邓宝珊去北平。
当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离开五里桥而与邓宝珊握手告别时，林彪把一封信交给了邓宝珊，请他转交给傅作义。这封信是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和政委罗荣桓的名义，但实际上由毛泽东亲自所写。由于这封信并未封口，邓宝珊又急于想了解信中的内容，在林彪等人离去之后就将信打开看了。邓宝珊看完信后，十分惊讶，遂对苏静和周北峰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他就向二人征求意见，说他准备回城后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的成果功亏一篑。苏静并不知道信中内容，但是见邓宝珊如此态度，也认为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于是在晚饭后就立即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想了一想之后对苏静说：“那封信是有些严厉，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苏静心中有了底，到北平以后，当邓宝珊再次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就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这样，这封由毛泽东所写的信就暂时没有交给傅作义。这种情况，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应当说都是极为罕见的。
二、和平协议十八条
1949年1月17日下午，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作为傅作义邀请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谈代表和邓宝珊等一道，正式进入北平，他受到了很隆重的礼遇。入城时，傅作义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时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上次出城谈判的代表、傅作义身边另一名最重要的助手、时任《平明日报》社长的崔载之，亲到德胜门迎接。当天晚上，苏静下榻于北平最高级的接待场所东交民巷联谊处，生活起居由崔载之负责陪同。联谊处里没有一个其他客人，里边有便衣巡逻，外边有一个营的士兵负责保卫，总之，傅作义对于这次谈判的保密与保卫做了最认真的安排，可以保证其绝对秘密和安全，以防蒋介石特务的破坏。
18日晚，傅作义在王克俊的陪同下亲自来到联谊处看望苏静。在礼节性的问候之后，傅作义很明确地告诉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你们可以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９9ｌiｂ.行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苏静连忙解释说：“我只能起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以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虽然苏静到北平时，几位领导并未授予他全权代表的资格，但是他亲自参加了几次谈判，对我党我军的态度很了解，所以，他事实上担当起了全权代表的任务。苏静在19日这一天与王克俊、崔载之一道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意见》的基础上，将原有条文一条一条地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了18条协议。王克俊将协议拿去给傅作义审定，苏静则用电报发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再转党中央，由毛泽东亲自修改之后，再转到苏静手中。经双方认可之后，遂成为正式的协议。
1月21日，国共双方代表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经各自的上级授权，在协议上签字，这就是《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定稿，共18条。签字之后，对北平历史十分熟悉的崔载之说：“当年袁世凯当皇帝时，其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就在这个地方（按：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联谊处是原来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如今我们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拟定协议18条，也是在这个地方。签订‘二十一条’时，民怨沸腾，从北平到全国一片抗议声。我们这协议公布后，迎来的是人民大众的欢呼和喜悦。大家感到由衷的高兴，松了一口大气，看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崔载之的话，代表了北平广大爱好和平的进步人士的心声。
蒋介石在北平的特务不知从哪个渠道知道了北平城内国共正在进行最后谈判的消息，就在签订和平协议的当天晚上，当王克俊从东交民巷返回中南海途经南池子时，就遇到了特务的枪击，幸好汽车的速度快，冲了过去，王克俊才得以幸免。
1月22日，双方报纸和电台都正式发表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引起了全国的极大关注，产生了强烈反响。但是傅作义的《平明日报》在发表时出于对当时北平具体情况的考虑，未能全文发表，如其中关于对特务分子的处理部分就未见报。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全文如下：
为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以下各项：
（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成与人选详见附件。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约一个月后实行整编。整编原则详见附件。
（四）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之。
（五）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进行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宜，其结束之时间，俟以上工作已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六）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作义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七）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八）河北省政府及所属办事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九）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十）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有确凿证据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咎既往。
（十一）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十二）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使领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十三）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交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十四）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为办理。
（十五）邮政电信不停，继续维持对外联系（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军事代表检查）。
（十六）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和安全。
（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在这个协议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附件，这个附件对于如何执行协议进行了若干具体的界定。附件共4条，全文如下：
（一）联合办事机构以7人组成之，解放军方面4人，华北总部方面3人。解放军方面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为副主任。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人员由傅先生指定之。
（二）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接受完毕后则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在接交期中，联合办事机构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均直接归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移交平津前线司令部接收转交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之。
（三）部队移驻城外后，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制度包括以下各点：
1.建立政治组织及工作；2.实行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教育；3.执行命令政策；4.服 4ece." >从群众纪律。?
人事方面概由解放军同意任命，其原则如下：
1.能力称职愿继续服务者，留职继续服务。
2.能力优异者，且可提升。
3.不适应者予以调整。
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
5.不愿意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愿返籍者，可予以便利。
（四）前述正文、附件各项，除正文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系双方代表根据一般需要及政策成立协议者外，其余各项均须双方代表分别请示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司令、罗政委、聂司令及华北总部傅总司令同意修正后议定之。
执行这个协议中一个最重要而又最紧急的问题，是城内的国民党军队要立即出城，出城之后驻扎在什么地方？城防如何交接？这是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为此，就在签订协议的当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联名给苏静发了一封电报，要苏静转告傅作义，他的部队原来所驻防和控制的城门，在部队出城后仍然暂时由傅作义的部队派兵控制，不要让中央军乘机所控制。各部队出城后的驻地，应分别沿平汉、良乡、徐水一线及其以东的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三河、香河一带。
这样，国共双方关于北..平问题的和平谈判基本完成。这以后，就是如何执行，如何让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的问题了。
三、从北平开出了二十五个师
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北平城内早就传开了，蒋介石也很快就知道了。在双方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各方面人士的态度并不一样，有拥护的，有反对的，有观望的，有破坏的，情况十分复杂。和平解放，只是说不用枪炮，并不是没有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说，其各方面斗争的复杂程度，与用炮火攻城相比，是各有千秋。
1月16日晚，正当邓宝珊与周北峰在通县五里桥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谈判的时候9９ｌｉb?，知道这一进程已经无法加以改变的蒋介石突然给傅作义来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事，即于17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李文、石觉所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时间约需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请即复。
傅作义接到这封电报之后，感到很为难。一方面，他认为蒋介石并未直接指责他的和平谈判，要求接少数军官走，不好拒绝，特别是这事是城内中央军系统很多军官所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加以拒绝，必然会使得部分军官闹事，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又考虑到蒋介石接人的飞机要来一周时间，还要运走部分武器，这不仅会遭到解放军的强烈反对，还可能给别有用心者以可乘之机，引起部队的骚动。所以他在与王克俊仔细研究之后，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一方面，他为了不99lｉb?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城中因此事而造成事端，就给蒋介石回了一封电报，表示理解蒋介石的用意，同意蒋介石派飞机来北平；另一方面，又让王克俊给正在五里桥的周北峰发电报，要周立即将此事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城外的解放军见到有飞机来北平时，就炮击设在天坛的临时机场，让飞机无法降落。第二天，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真的来了，我军大炮也立即向天坛的临时机场进行炮轰，由于有我方的地下党员在现场进行观察，用电台指示目标，修正落弹点，所以炮弹落得很准，从第二颗开始就落到了跑道上，这样，飞机根本就无法降落，只好飞走了。蒋介石的运输机就这样一直来了四五天，我军的炮击也就进行了四五天，结果是蒋介石的飞机连一架也没有降下来，当然就一个人、一条枪也未运走。唯一的一点遗憾是，有一发炮弹出了一点偏差，把天坛中的著名建筑祈年殿打坏了一只角。
傅作义为了就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能尽可能扫除各方面的障碍，在公布和谈协议之时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他花了不少精力与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进行联络疏通，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除了与若干人士进行个别的交谈之外，在当时还有过两次很有影响的活动，而且是在两天中连续举行的。
1月16日下午，傅作义发出请帖，邀请北平文化、教育、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西餐会，到会的不仅当时是知名人士，就是今天，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如美术家徐悲鸿、考古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郑天挺、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政治学家许德珩、哲学家贺麟、物理学家叶企荪、国际关系学家王铁崖等。在会上，傅作义以诚恳的态度说：“局势如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以便定夺。”到会人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要求傅作义当机立断，坚决走和平之路，千万不能让文化古城毁于炮火。徐悲鸿说：“北平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研究世界史的著名教授杨人楩激动地说：“内战已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1月17日，在傅作义的授意下，由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进行策划，在北平市参议会召开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负责人的聚餐会，共同讨论北平的前途，共商和平大计。北平市、天津市、河北省、察哈尔省、山西省、绥远省、热河省的参议会议长，北平市正副市长都全部到会，很多北平政界名流和社会活动家也都到会。会议还特别邀请了在北平的几乎所有高级将领到会。会上，发言者一致要求和平解放北平，并公推当时北平的11位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如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中国大学教授吕复、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等，作为北平市民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协商。何思源当即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应当响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几天前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在全国实行和平的八条主张。他还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把北平这一名称恢复为北京；二是把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三是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与会者根据何思源的建议，就以他的演讲为基础，拟出了和平通电，当天下午就向全国发出了。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全都主张和平，这使得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如李文、石觉等也不便发表反对意见，只好一言不发。于是，在各种舆论中，就把他们也归入了拥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和发表和平通电的行列之中。出于当时北平城中极高的和平呼声，他们也就只好默认了。
但是，以北平城中的军统特务组织为核心的国民党顽固派是不会让和平之路顺利走下去的。就在17日的晚上，他们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对何思源的全家下了毒手，用炸弹将何思源一家炸得一死四伤。
还是在17日的晚上，少数中央军中的顽固派和特务分子一道，在北平城内制造事端，四处鸣枪纵火。城中的枪声和火光，连通县的平津前线司令部都能听见和看见。特别是国民党军九兵团十三军的部队在朝阳门自来水厂搞了一次不大的兵变。当时9９ｌｉb?，罗荣桓政委立即叫李炳泉与周北峰联系，要李急电傅作义，如果城内的事态严重，就立即打开西直门，我军将派一个纵队星夜入城，完全由傅作义指挥，以保证北平城内的安定。不久，傅作义就回电说，他可以控制城内局势，请罗政委放心。当天晚上的骚乱，结果还是由傅作义自己的部队平定了。
这一次骚乱平息了，不能保证不再有骚乱。由于这时北平城中属于中央军系统的部队是两个兵团的10多万人，而傅作义的部队只有几个师，如何安定这些中央军，成了傅作义的大事。因为既然决定了要走和平之路，他傅作义就得向中国共产党，也是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个完整的北平。否则，他还有何脸面见国人！
要安定中央军的10多万军队，关键是要安定两个兵团司令，即四兵团司令李文和九兵团司令石觉。
李文出身于黄埔一期，长期在蒋介石第一嫡系胡宗南部下任职，1945年1月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华北地区与我军作战，占领石家庄和张家口，他都出了大力。在1947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中，他的十三军被我华北解放军全歼，军长罗历戎被俘。
1948年，李文被任命为第四兵团司令，同时还指挥石觉第九兵团的两个军，成为平津地区中央军系统的最高指挥官。当然，他还是要接受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指挥。
黄埔三期出身的石觉则是辽沈战役中的败军之将，在辽沈战役部分对他的情况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无论是李文还是石觉，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的蒋介石嫡系将领，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不愿意背叛蒋介石而投向人民阵营的。傅作义要走和平之路，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也不是不想反对，只是由于当时的具体环境使得他们不敢有所作为。虽然他们手上还有10多万人马，但是已被团团围住，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作为败军之将，他们当然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有几斤几两。所以，他们对傅作义的和平行动只能是无可奈何地观望。至于傅作义给他们布置的城防任务（按照傅作义的布置，这时北平的防务分为三个部分，城防部队由第四兵团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指挥，负责地区的防御；野战部队由李文指挥，负责出击野战；总预备队由“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负责），他们当然知道那是傅作义做样子的，目前哪里还敢谈什么防御和野战？
对此，傅作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以情况紧急为由，每天上午10时到下午4时在中南海的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和协调防务。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来掌控高级军官们的动态，把他们羁縻起来，使其难以有什么大的动作。
第二个措施是尽可能稳定官兵们的情绪。因为快要过年了，傅作义下令给北平所有军人凡是士兵每人发1块银元，军官每人发5块银元、1匹布。同时给各部队分发了一些罐头，给军人家属分发了一些粮食。这一措施几乎把傅作义的仓库挖空，但是在那人心浮动的日子里，对于稳定队伍，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三个措施是大力维持城内的治安。这时在城内属于傅作义自己的完整老部队已不多，战斗力强的就只有四个师，即骑四师、三零九师、三一零师和三一一师。傅作义决定把三一一师用来控制过去是直属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长期在北平负责治安的宪兵三团，同时接防北平所有的城门。按傅作义的授意，三一一师师长孙英年用三个团分别控制了宪兵三团的三个营，同时接管了所有的城门。在这一强力措施之下，宪兵三团自知再也不可能在北平招摇过市了，他们的上司也不可能再来管他们了，于是宪兵们在一两天之内就纷纷换上便衣回家了，全团也就作鸟兽散。
1月21日，是和平协议正式签字的日子，第二天就要正式公布。这一天，傅作义决定向在北平的所有高级军官们说明真相，也就是最后摊牌。当然，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如果有个别人要存心捣乱，就采取特别措施。
这一天上午，所有的师以上军官被通知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按傅作义事先的安排，他的一个主力团已经在两天前的夜间悄悄进驻于故宫午门前两厢的朝房里，听候中南海中的调遣。安春山的一零四军（按：一零四军在张家口之役已被我军消灭，安春山被俘时因为化装为伙夫而被我军释放。安春山逃回北平后，傅作义又以地方部队作补充将这个军重新组建）则在城内加强戒备。
会议一开始，傅作义就开宗明义地向到会者宣布：今天开会是要最后确定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我们与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已有多日，前天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现在先由王克俊向大家宣读。于是王克俊向与会者宣读了在五里桥草签的那份14条初步协议。
王克俊宣读之后，会场中当然议论纷纷，多数人表示赞同。可是，会上的关键人物李文和石觉却一言不发。傅作义要王克俊去请他们表态，李文和石觉却说：“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王克俊不解其意，说：“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李文和石觉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你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有意见。”
大家都不知道李文和石觉二人今天卖的是什么药。不过，这时正好到了开饭时间，傅作义就邀大家入席，说是“先吃饭吧，饭后再议”。王克俊正好利用吃饭的时间，打电话给各个师以上单位的政工处处长，令其立即到中南海集合，限15分钟之内到达。政工处长们到达之后，王克俊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宣读了和平协议14条，问他们有何意见。中央军系统的政工处长果然是有意见，意见就是一条，不反对和平，但要求放他们离开北平。对于这一点傅作义和王克俊事先都有所准备，即：不愿意留下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证部队不出事，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协议的规定之后，保证将想要走的人送走。政工处长们对于这个条件无法反对，只得表示同意。
当高级军官们午饭结束之后，王克俊这边也已经做好了政工处长们的工作。午后复会时，李文和石觉仍然坚持上午的老话，王克俊就告诉他俩，各部队的政工处长都表示赞同14条和平协议，如果不信，请给你们的政工处长打电话。李文和石觉十分诧异，王克俊就把中午召集政工处长们开会的情况作了介绍。李文和石觉听说以后，就表示不愿意再打电话了。傅作义要他们最后表态，他们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原来也就是政工处长们的意见，要求离开北平去南京。接着，还有一些中央军系统的军官也同样要求去南京。傅作义的态度与刚才王克俊告诉政工处长们的意见一样，就是只要李文和石觉能保证部队不出事，让协议能以实现，就保证将把想走的人送走。李文、石觉，还有十六军军长袁朴，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虽然当场就抱头痛哭，嚎叫“对不起领袖呀”，但是也只能对不起了。从事后来看，在人民解放大军的强大威力下，他们几个还真没有搞过什么破坏活动。
就这样，傅作义做好了在北平各部队高级军官的工作，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当然，傅作义并不知道，李文与石觉已经在密电中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力争取将一部分部队的骨干南撤，并没有让他们去鸡蛋碰石头似的反对和平改编。
1月22日，傅作义发表广播讲话，和平协议18条正式公布，同时也下达到北平的所有部队。
22日上午，傅作义召开了北平市内党政机关人员的会议，宣布了和谈的结果，要求大家遵守和平协议。
22日下午，傅作义专门召集军统和中统系统的所有负责人员的会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否则一切后果自行负责。
22日晚上，以华北“剿总”的名义，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包括南京政府新闻局和美国新闻处的新闻界人员和记者60多人到会。会上，“剿总”的新闻发言人阎又文正式向各界宣布了《傅总司令文告》，文告的内容就是已经签字的和平协议。
1月23日，傅作义释放了北平城内的在押政治犯，其中有大量的中共党员。
从23日开始，城内的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出城外等候整编。为了表示诚意，也为了给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带头，这天出城的第一支部队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骑兵四师，第二支部队是新编的一零四军。这以后，按傅作义的安排，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和傅作义系统的部队交替出城。到1月30日，除国共双方同意留守的三十五军二六七师（按：和一零四军一样，三十五军也是在被我军消灭之后重新编成的）和一零四军一部之外，其余各部陆续开至城外的预定地点，等候接受改编。1月31日，我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北平，上述两支部队也随即开出北平城。从23日至31日九天时间内，开出北平城的国民党军队共计有25个师，20多万人。
对于这20多万原国民党军队的改编，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后最难办的问题之一，也是执行和平协议的基本点。早在1月22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等人的电报中就专门强调说：
北平20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在经过双方的多次研究之后，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专门召开了改编会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谭政全部到会，傅作义方面由郭宗汾到会，国民党军的所有师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在会上由陶铸宣布了最后达成的改编方案：
（一）原属“华北剿总”的第九、第四两个兵团和8个军部的领导机构，应全结束，其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直属部队，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各兵团部及各军部；其所属的25个师，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
（二）原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须经过训练，再行录用。
（三）原国民党部队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按解放军各级干部和家属享受同样待遇。
（四）原国民党部队军官中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其工作职位与文化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其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
（五）国民党军官中愿意回家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1）回家军官一律按原薪发给3个月月薪。
（2）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食宿（包括家属在内）。
（3）除不许携带武器及公用资财外，一切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
（4）回家的国民党军官，可按其现有职务与需要，酌许带一二名护兵同行。
（5）凡在解放区居住的国民党军官，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其本人是地主家庭，则其土地财产，已分与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8条之规定处理。至于其本人，只要遵守民主政府一切法令，其过去对于农民的行为如何，一概不加追究；已回家的国民党军官，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来解放军工作，仍然受到欢迎。
陶铸宣布了改编方案之后，林彪和罗荣桓都讲了话。最后由刘亚楼宣布改编部队新的指挥关系与供给关系，颁发了25个独立师的新番号，将这25个独立师分别编入了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各兵团中各军的编制序列。
2月2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给参加和平改编的原国民党军队30名军官发布了任命书，任命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军、师三级干部，其中，被任命为兵团和军级干部的有：李士林为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葛晏春为十九兵团副司令员，郑世通为三十八军副军长，孙学仁为三十九军副军长，张辑成为四十二军副军长，郑邦捷为四十四军副军长。
根据上述改编的原则，我军派出了大量政治工作干部到国民党各受编部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就的工作，使这些部队逐步改造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在对这些部队的改造过程，一般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也出现过一桩恶性事件。这就是傅作义的警卫团冲击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所在地香山。
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之后，为了安全，没有住在城内，而是暂时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毛泽东则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当时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叫做劳动大学。但是时间稍稍一长，北平就有不少人知道了香山住着毛泽东和党中央。
根据和平协议，我军给傅作义留下了一个警卫团，这个团就驻在翠微路。虽然我军给这个团派了政治工作人员，但由于是将一个整团留了下来，其中的人员不免就相当复杂，其中不仅有少数顽固分子，还有个别国民党特务。1949年4月初的一天，这个团中的少数人竟然煽动了两个营起来闹事，而且准备要冲击香山，找党中央为他们解决问题。这一情况傅作义还不知道时，就由我军派到该团的政治工作人员紧急向上级作了报告。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聂荣臻紧急处理。聂荣臻当即命令负责警卫北平的独立二零八师派出一个团赶到城西，接受任务。
具体任务由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健布置，并由唐永健指挥。与此同时，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的指挥下，香山的警卫部队也做好了准备，特别是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排，在排长阎长林的领导下，更是做好了警戒。
唐永健带着一个团在夜间突然包围了傅作义警卫团的驻地，然后由我军派到警卫团的政治工作人员给在军营中的各级军官说明情况，让他们立即缴械。在我军的压力下，警卫团被迫交出了武器。然后，唐永健又在北平卫戍区纠察总队的配合下，将住在家中的警卫团团长抓了起来。
这一干脆利落的行动很快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然，这事也就惹怒了傅作义。
傅作义到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找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论理时，甚至气愤得拍起了桌子。叶剑英和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给傅做了多方解释，又让唐永健把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最后，傅作义也同意了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留下一个全副武装的整团在北平，无论是对于傅作义本人，还是对于北平的安定，都没有好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团内，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有，而被蒋介石特务收买的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在北平，在解放区中，要对傅作义的安全起到真正的警卫作用，还是要靠人民解放军的卫戍部队。但是，出于傅作义的习惯和方便，傅作义可以一个一个地选择，选出他手下几十个绝对可靠的卫士作为他的贴身侍卫。
事后，傅作义选了35个贴身侍卫，由北平卫戍区给配备了优良的武器。准备冲击香山的那两个营，全部被解散，进行清理学习，然后重新分配。这以后，当傅作义到香山见毛泽东时，还就此事当面向毛泽东做了解释和道歉。
四、接管北平
和平解放北平的主要过程，就是我党我军逐步接管北平的过程。
如果把原来就已经在北平坚持斗争的地下党不算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大军之中的话，第一个正式代表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是我军的和谈代表苏静，第二个就是我党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陶铸。
根据和平协议，双方要成立一个联合办事机构，我方指定的人选有四人，即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已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的叶剑英，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中共中央城工部副部长、已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叶剑英这时已经到达了平津前线司令部，他和陶铸商定，先由陶铸入城，为联合办事机构的成立做准备。
1月25日，还在五里桥作为傅作义谈判代表的周北峰出席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饯别便餐。在就餐时，陶铸给周北峰介绍了叶剑英。
叶剑英对周北峰说：“你偕陶铸同志明天就进城去，我们过两天也将进城。”陶铸要周北峰先与城内联系好入城路线，准备一道入城。
第二天，陶铸化了装，带了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司机，和周北峰一道乘吉普车从朝阳门进入北平。当天晚上，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宴请了陶铸。宴会上就很多问题交换了意见，而且达成了协议。并且决定，从即日起，原华北“剿总”改称“结束办事处”，并在1月30日之前从中南海搬出，仍然回到原来在五棵松办公的旧址。陶铸要求傅作义尽快确定联合办事机构的傅方名单，以便开展工作。傅作义提出了三名成员的名单。当陶铸到已经到达颐和园的叶剑英处汇报此事时，叶剑英对其中一名人选提出了不同意见，希望傅作义能考虑另选。当时在座的国民党著名民主人士李明灏先生与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就和陶铸一道入城，直接向傅作义建议另定人选。傅作义接受了这一建议，遂将傅方的联合办事机构成员定为以下三人：傅作义多年的老同事、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傅作义的老朋友、时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和已经担任和谈代表的周北峰。
1月29日，正好是农历的春节，应叶剑英之邀，按和平协议规定组成的联合办事机构7位成员的第一次会议在叶剑英的驻地颐和园中的景福阁举行。会议开了一整天。会议决定，这个联合办事机构定名为北平联合办事处，办公地点设于原华北总司令部联络处，即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会上对当时最重要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确定在叶剑英主任委员的领导下进行如下的分工：军队的改编由陶铸负责，行政方面的接收由徐冰负责，财经方面的接收由戎子和负责，文教方面的接收由钱俊瑞负责。傅方代表中，郭宗汾和周北峰负责联系军队的改编，焦实斋负责联系各方面的接收。
在经过一定的准备之后，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北平宣告解放，平津战役也就bbr>在这一天结束。
这一天入城的部队是东野四纵（当时已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但人们习惯仍称四纵，所以在不同的记载中可能有两种番号）。四纵是东野最早入关的两个纵队之一，东野总部原来给四纵的任务是攻占北平的西北郊，准备进攻西直门。这时驻扎在青龙桥、清河、西北旺和海淀一带。和平协议签字以后，他们已经准备了好久的攻城计划不再用了，林彪命令他们作为我军第一个进入北平的纵队于1月31日接管西直门城防，进入北平。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是莫文骅。
这一天，莫文骅所带领的入城部队是四纵的一二一师。莫文骅站在一辆美制吉普车上，带着前卫连行进在最前面，后面是由纵队欧阳文副政委、一二一师蔡国正师长和李丙令政委率领的大部队。12时30分，到达了西直门，经过一番交涉，顺利地从傅作义部队手中接管了西直门的城防。一进城，欢迎的民众已经站满了西直门内大街的街头，学生们还扭起了大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四纵一二一师从西直门入城之后，经西直门大街、新街口、西四、厂桥、北海后门、地安门、宽街、铁狮子胡同，折而向南，经东四牌楼再向东到朝阳门。并在这一天接管了德胜门、朝阳门、复兴门的防务，手臂上戴着“平警”字样臂章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在各城门站岗。第二天，四纵的另外两个师在吴克华司令员的率领下也陆续开进了北平城。四纵司令部设于报子胡同，政治部设于红罗厂，从此担负起了警卫北平的重任。
随着四纵的入城，我军立即对北平实行了军事管制，以叶剑英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时北平的最高军政权力机关。与此同时，逐步完善北平市人民政府（北平市人民政府是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一道，在1949年元旦那天宣布成立的，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进行筹备工作），第一任市长是叶剑英，副市长是徐冰。这时，在一般的对外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还未与广大市民见面。但是，经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决定，北平市委早在1948年12月13日就已经成立，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叶剑英，第二副书记赵振声，市委委员有刘仁、徐冰、赵毅民、谭政文、肖明、王鹤丰、张秀岩、韩均。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入城办公，都是在1949年2月2日。
为了迅速建立新秩序，经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报告，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东野二兵团司令部组成北平警备司令部，程子华任北平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任警备区副司令，莫文骅任警备区副政委，刘道生任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东野一兵团司令部在天津也成立了天津警备司令部）。
2月1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入北平，暂时住在北平饭店。
2月2日，中共中央向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了贺电：
庆祝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兵团部、一个警备９９lｉb?司令部、4个军部、24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26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匪”
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一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20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入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境地，除了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而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8项和平条件，遵循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将彻底地被歼灭。现当伟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历史节日，特向我英勇的300余万人民解放军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2月2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组织下，北平各银行开始将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失去信誉的金圆券兑换为人民币。
由聂荣臻提议，林彪和罗荣桓一致拥护，并报经中央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月3日举行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入城式，这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举行的第一个正式的入城式。被指定参加入城式接受检阅的部队仍然是东野四纵，因为中央已经决定由四纵担任北平的警卫任务。
四纵接受任务后，十分高兴，立即收拾个人卫生、擦拭枪炮，练习队列。纵队党委还给全纵队订了六项入城纪律：（一）爱护城市，不准破坏；（二）看守警卫，原封不动；（三）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四）立场坚定，不受腐蚀，不被坏分子利用；（五）不违犯警备规则；（六）有责任心，别人犯错误积极制止。
2月3日上午9时30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刘仁、刘亚楼等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一道，在民众的海洋和阵阵欢呼声中登上了前门箭楼。10时正，4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正式开始。从永定门入城的部队这时威武雄壮地从前门大街经过，接受林彪等领导同志的检阅。部队以3辆装甲车和系有毛泽东和朱德肖像的彩车开道，然后是军乐队，再后是我军的坦克部队、摩托车部队、炮兵部队、骑兵部队，最后是高举战旗、胸挂奖章的步兵部队。入城部队进入前门之后，威风凛凛地开进了东交民巷。
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自1901年卖国的清政府签订《辛丑和约》以来，东交民巷就一直是帝国主义所盘踞的使馆区，是不许中国军队和警察进入的。今天，我人民解放军开着隆隆坦克，骑着高头大马从东交民巷通过，就是要让怀着各种各样心思的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里的一切主权都属于中国人民！
受检部队从前门大街、箭楼，穿东交民巷，然后经过东单、东四、地安门、西四、西单、宣武门等北平城内的主要街道，从广安门出城，已经是下午5时。以前门广场（当时北平城内的火车站在前门，箭楼的东边就是当时北平城内的火车站广场）为中心的全城各种庆祝活动也一直延续到下午5时。这一天，北平城中洋溢着喜气的节日气氛，人们穿红着绿，锣鼓喧天，歌舞狂欢，鞭炮齐鸣。在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中，有若干盼望已久的知名人士，如张奚若、钱伟长、费孝通、雷洁琼、焦菊隐、周建人、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著名文学家田汉所写的即兴诗句表达了百万北平人民的心声：“毕竟工农新做主，天安门下扭秧歌。”
当天，几家外国通讯社发出的电稿大多是这样的报道：“中国解放军的入城式规模空前，士气十分高昂，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中国革命方兴未艾，南京当局大势已去。”
2月12日，北平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隆重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叶剑英市长在大会上庄严宣布：
“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北平市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权力机构，古都获得了新生！”
五、前进中也有曲折
在人民政权欢天喜地地接管北平的时候，也并不是处处顺利，和平解放的进程也并不是没有曲折。这方面的具体事例不少，例如作为和平解放北平进程中最重要角色的傅作义，就出现过一次反复。
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就在我军举行盛大入城式、万众欢腾的2月3日，傅作义却给林彪和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我在解放战争中追随蒋介石，负有罪责，应受人民的惩处。请对我个人按战犯加以惩处，请指定看守所，我主动去报到。
很明显，这时的傅作义内心充满了疑虑，而且与他这一段时间的情绪迥然有别。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出现？从深层次的原因说，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二级上将（按：国民党军队中最高军衔为上将，上将又分为几等。蒋介石一人是特级上将，然后是一级上将，一级上将总数只有10余人，除去国民党军界的元老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何应钦等人之外，只有如顾祝同、陈诚等少数几人。二级上将也只有不到20人，多数也都是元老级人物，如程潜、张发奎、张治中、卫立煌、刘峙等，连胡宗南、汤恩伯等蒋介石手下的一方主帅也只是一般上将，至于领兵作战的主要干将如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都只是中将），作为曾与我党我军长期作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傅作义，要能真正与我党我军走在一条路上，没有反复和曲折是不可能的，他本人不经过艰难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就看得很清楚。说起来真有点巧合，就在傅作义写这封信的2月3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的一封电报中就特地叮嘱说：“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就是估计到傅作义和邓９９ｌｉｂ?宝珊等人还会出现若干问题，要林彪等注意认真去做些思想工作。
当然，也不否认，在各种事务急速发展、千头万绪的时刻，我们也可能有个别同志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周，也有可能让傅作义在某些问题上产生误解，一时想不开的情况发生。例如：按照和平协议，我军陆续将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予以释放，可是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原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高级军政人员就没被及时释放，原因是我们在当地的负责人认为这些人的民愤很大，便自作主张，没有认真执行上级的有关指示。
傅作义的家属住在西交民巷一家银行宿舍里，我军管会接管银行的人员认为他们不能再在银行中住宿，要求他们迁出，这让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
有一天邓宝珊有事出城，竟被我军战士扣留，一名小战士还问他：“你是不是反动派？”
我新成立的西城区人民政府在执行关于限期让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所有人员前往登记的政策时，由于搞不清军统人员和军政人员的区别，曾经打电话到傅作义在五棵松的办公处，要傅作义等人前去登记。
上述这些情况都很快反映到联合办事处，陶铸得知以后，也都已经一一做了处理，除了对有关工作人员作了批评，还到傅作义处当面向他做了解释，向他道歉。但是并未能消除他心中较深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一封信让他的不满情绪来了个大爆发。这封信，就是由毛泽东执笔，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的名义在1月16日写给傅作义，而当时又因为邓宝珊认为措辞较为激烈，故而就未及时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
1月25日，苏静回到通县宋庄，向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罗荣桓政委问他由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的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罗荣桓就叫苏静回城后去催问一下，务必在两天之内让傅作义看到这封信。苏静回到城里，就向邓宝珊打听此事，邓宝珊说还未转交，苏静立刻就同邓宝珊一道去看望傅作义，恰好傅家有客，傅作义正在和李明灏谈话。当苏静和傅作义谈话时，邓宝珊就进到内室，把信交给了傅冬菊，要她把信交给傅作义。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傅作义当时并未看这封信。可是，1月31日晚上，我新华社广播了这封信，第二天我《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封信。傅作义是在报上才看到这封写给他的信。由于这封信是在半个月前还在谈判的进行中写的，是傅作义还在和平解放北平犹豫之时写的，所以措辞比较激烈（后来林彪把它称为“通牒”），现在又公开发表了，这就使得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故而怒气大发，才提笔写下了2月3日的那封要求进看守所的信。
新华社在播发这封信时，称之为《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并有一个“附记”。“附记”说：“此公函系1949年1月16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的。当日邓宝珊将军偕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了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21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22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31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受北平防务。”从这个“附记”看来，新华社发表这个公函的目的，本是为了对这段时间的和平进程做一个回顾，将这份公函作为一份重要的文件而公之于众。那么，这份公函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丘、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卢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名城、重镇、县治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剿匪戡乱”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
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出下列诸点：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市参议会代表同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之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结束战斗，贵部10余万人全部缴械，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物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今天回头来看，在当时谈判处于无大进展的时候，在刚刚结束了天津战役的时候，毛泽东写了这封长信，用以告诉傅作义，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他迅速做出抉择，其立意与用心都是正确的，其措辞有些尖锐，也是为了给傅作义一记重拳，促其猛醒。不过，在和平协议已经签字，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出城接受改编，我军已经入城接防，北平的和平解放已经实现之后，新华社再来向全国播发这封信，其举措确实有些欠妥。以此为导火线而引起傅作义的愤慨与疑虑，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虽然傅作义过去和我党有过接触，这次又能做出毅然参加和平解放的义举。但是，多年来他与我党的领导人已经没有任何交往，在这次和平谈判中，他也从未亲自出面。
基于必须对傅作义做一些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能尽快地向人民进一步靠近，能在更大范围内与我党合作的良好愿望，2月8日下午，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专门将傅作义请到了北京饭店。不仅是要进行宴请，还想和他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希望这位抗战名将能够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朋友，希望他今后能够为新中国做更多的贡献。为了这次谈话能够有较好的气氛，特地让陶铸、苏静和南汉宸三人作陪。这三人之中，陶铸是当时和傅作义联系最多的，苏静是我方第一个入城的谈判代表，南汉宸则是我党过去和傅来往最多的联系人，算是老朋友了。
自从1933年的长城抗战以来，傅作义在华北抗日战场上和日寇进行了长期的较量，转战900多公里，进行了大小战斗290多次。这其中他曾经长期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包括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在内。他曾经见过周恩来、贺龙、萧克和程子华等八路军将领，也见过后来成为新四军名将的彭雪枫，可是还没有见过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当时，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当傅作义在邓宝珊陪同下来到北京饭店时，第一个与傅作义热烈握手的是聂荣臻。自从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聂荣臻是我党华北军区司令员，傅作义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们在战场上打了好几年，现在终于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成为了为华北和平而共同努力的朋友。他们二人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相互都在向对方问好。接着，林彪和..叶剑英也都和傅作义握手致意。
作为当时我党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林彪首先讲了话。他充分评价了傅作义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傅作义对中国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是对北平有极大好处，而且还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样板。林彪希望傅作义今后能更多地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对于所有对人民有贡献的人都绝不会亏待的。我们今后建立了革命政府，还要发展生产，工作还多，这必须要与党外朋友进行合作才能办到。
关于1月16日的信，林彪说这封信事实上是当时我们在谈判的重要时刻给他的一个通牒，其内容是符合他过去的行为事实的。事后所以公布此信，是对他过去的错误做一个结论，以便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开始与他进行新的合作。因为我们既不能因过去之罪而抹杀今日北平之功，也不能因今日北平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傅作义表示，过去内心的矛盾一直很大，主观上想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参加国民党的内战完全是错误的，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打内战了，中国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今后他愿意为人民服务，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至于和平改编和政权接收的事，他要我方不要有什么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这次谈话内容很广，还谈了华北战场上傅作义和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为什么会彻底失败，谈到了立场和民主，谈到了当时的改编和接收。
愈谈愈融洽，愈谈愈高兴。
傅作义在谈到国共的对垒时说：“一时之胜在于力，千秋胜利在于理。”大家都说他的话言之有理。
邓宝珊说：“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一下子把问题都谈清楚了，我受益匪浅。我的心愿和共产党、解放军完全一样，无非我不是共产党员。”
六、傅作义前往西柏坡
2月8日谈话之后，陶铸特地给傅作义送去了一套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的书。中共中央华北局又给他送去了《干部必读》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傅作义在读了一些之后，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他要周北峰去向叶剑英谈一下，他想亲自去西柏坡拜见毛泽东。这一请求很快向西柏坡的党中央做了报告。
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欢迎傅作义和邓宝珊去西柏坡。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还邀请了当时在北平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位著名人士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毛泽东还嘱咐，只带一位随从即可，并要对谈话的地点保守机密。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带上随员阎又文（原华北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兼新闻发言人，也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和上海和平代表团一道乘飞机到了石家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候在机场上，他们热情地迎了上去，对客人说：“我们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主席前来欢迎傅将军、邓将军！”
经过了蜿蜒的山间土路，吉普车在一个小山村的中共中央西柏坡招待所停下，在这里迎候客人的是周恩来。他和傅作义、邓宝珊都是见过面的老朋友。
当天下午，毛泽东来到了招待所。傅作义见到毛泽东时，先是一个立正，再来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入座之后，傅作义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可是，毛泽东对他说：“不，你有功。你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现在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人民永远感谢你！”毛泽东又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就这样，毛泽东以他那固有的谈话习惯，虽然是纵论今古，却又不离主题，让傅作义心里愈来愈热，把原来的一些愤愤之气都抛到九天以外了。
当谈到原来傅作义部下有很多军官已经当了俘虏，在释放后经过教育，还可以为人民做很多工作时，毛泽东问傅作义：“傅将军，你是有功的，也有德有才，将来应当到政府里工作，不知你愿干什么？”
傅作义没回答。后来当邓宝珊说到傅作义过去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办水利，屯垦兴农，很有成绩时，周恩来说：“只是管理河套，不够傅先生办的。”
毛泽东就说：“只管黄河河套，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把才干都发挥出来。另外，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管的。”这番话，为不久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埋下了伏笔。
傅作义这次的西柏坡之行非常成功。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话说：“毛主席一席话，使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后来，傅作义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协助北平联合办事处做了很多工作，在解放绥远的过程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时，专门请傅作义参加。
3月末，毛泽东在北平再一次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和他们谈如何治国治军，和他们谈人生，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在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具体帮助??和感召之下，傅作义的内心深处不断产生着一种冲动和变化，他要想把它表达出来。这时，国共两党正在北平举行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舆论所关注的和平谈判。国民党谈判代表团中的大部分人士对和平谈判是认真的，可是南京政府的掌权者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缺乏和平的诚意。在这关系到全国能否真正得到和平的重要时刻，傅作义决心以他的实际行动来对全国的和平进程尽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在1949年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著名的和平通电：
中共中央毛主席，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北平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的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解放的开端。
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从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
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的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里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里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在不断地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这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败；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为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且正确地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精神，所以一天一天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
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地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疑、徘徊，违背人民的意愿。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诚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当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开始建设。
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
这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在发表通电的当天，傅作义特意宴请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向他们散发了当天刊载于报纸上的和平通电。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说：“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通电所言，不无道理。”邵力子更是伸着大拇指对傅说“全是肺腑之言”。
这份被聂荣臻认为表示着“傅作义完全站到人民方面来了”的通电发出之后，不仅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日后在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和平解放都起过很大作用，就是在国际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这份通电曾经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给到会所有代表，受到很多代表的赞扬。
对这份通电，毛泽东读了两遍，十分高兴。就在通电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傅作义写了一封复信：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在这以后，傅作义又一手促成了绥远的起义，并担任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时，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政务院（按：即国务院的前身）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因病辞去水利部部长职务。1974年4月1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当傅作义病逝前两天，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赶到北京医院看望他，还特地俯身在他的耳边深情地说：“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
关于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上的功劳，毛泽东还有一句很形象的话，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两人有一次同游天坛时说的。毛泽东对傅作义说：“宜生，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和傅作义一道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邓宝珊将军，也与傅作义一道促成了绥远起义。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在这里也附带介绍一下在平津战役中的另外几位重要人物后来的情况。
陈长捷被俘后，作为国民党战犯，进行了长期的改造，他是著名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学员。由于他在改造的过程中表现优秀，成为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特赦后，他在上海市政协秘书处做专员。1968年4月7日去世。
杜建时被俘后，原来关押在保定学习改造，1956年也去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3年获得特赦，以后长期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1978年以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
根据我党我军对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关于只要支持和平就予以放行的承诺，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石觉等9人及少数随员被傅作义派飞机送去了南京。李文投身他的老上级胡宗南门下，出任了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解放战争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战役成都战役中，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之下，胡宗南集团的其他几个兵团司令都走上了起义道路时，他率领五兵团做了最后的挣扎，在邛崃、大邑、蒲江地区被全歼，1949年12月27日，李文被迫在阵上向我军投诚。石觉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司令，在上海大败之后率残部逃去舟山，以后再逃台湾。
七、毛泽东定都北平
从1927年9月初毛泽东离开长沙组织秋收起义之后，20多年来，他一直在农村中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除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到过一次重庆之外，他没有进过大城市。可是现在不同了，中国革命马上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就要组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必须到大城市去筹划新中国成立的各种大事。这个大城市就是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因为北平将是新中国的首都。
将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而不是定于原来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这有一个过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当然是毛泽东。
正式宣布新中国定都北平， 4ece." >从中国共产党内部来讲，是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从全国来讲，是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的决议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北平名为北京。”当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肯定还要早一些。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毛泽东最早谈出这一想法，是于1948年9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一般所称的“九月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为新中国的建设进行筹划。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这样说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的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民主共和国的首都。”那么又把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哪里？毛泽东在会上的正式讲话中没有说出来。但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徐向前谈话时，就已经透露出了不仅要将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而且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这时，徐向前正指挥着华北一兵团在山西作战，正在打太原。毛泽东问徐向前有没有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徐向前说已经做了多方的争取，连阎锡山的老师都亲自入城去劝说过，阎锡山不仅不听，反而把这位当年教过他的老秀才杀害了。这时，毛泽东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的了，最好北平不要打。”“最好北平不要打”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很明白，就是要争取完整地保存北平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为什么要将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这有以下的几种考虑：
（一）蒋介石把他的反动政权首都定在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在北平。这种与蒋介石王朝针锋相对的政治考虑，是定都北平的主要原因。
（二）北平作为历史上的古都，对于全国的统一与团结有一定的凝聚力；北平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有着先导作用。
（三）在当时，我党的外交格局是“一边倒”，北平靠近苏联、蒙古和朝鲜，可以方便加强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得到苏联的援助，从国际格局上考虑，也更为安全。
在这一点上，1949年1月31日受斯大林委派来到西柏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和毛泽东的会谈中也曾经就此讨论过，关于定都北平的意见，也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
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早就已经把北平定为了新中国的首都，所以毛泽东和中央在以前很多指示中都强调了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关注，和对于北平的城市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保护。例如，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一封电报，电报专门指明，“并告程、黄”。这里的程、黄，就是指东野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二兵团参谋长黄志勇，这时二兵团的四纵和十一纵正在北平北边和西边作战，负责扫清北平的外围，对北平实行包围。在电报中有这样两段：
（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四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
（二）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
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在对于北平的和与战还没最后确定下来之时，我军必须做好进攻北平、消灭城内敌人的充分准备。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我东野二兵团政治部联络处的两位负责人，在清华大学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的介绍之下，于1948年12月下旬特地到清华大学拜访了我国古代建筑权威学者梁思成教授，请梁思成在一张军用地图上一一标明北平的重要古代建筑的位置，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他们就守在梁思成的书房中，一直等到梁思成标画完毕，才告辞而去。后来，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份军用地图未能发挥作用，但是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北平。
1949年1月16日，当和平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之时，我军仍然未放弃可能要对北平发动进攻的准备。这一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再次做了如下指示：
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定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办法使其缴械。
即使占领北平延长很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毛泽东这封电报的用心之良苦，指示之精细，在他众多关于作战的指示中是不多见的。从中我们完全可以见到他和党中央对于保护北平是多么的重视。
后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制定的部队入城纪律中，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列了一个专条。
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一座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手中的古城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进入北平。
为了迎接党中央进入北平，平津前委和北平军管会做了认真的准备，还专门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五人小组。准备工作的中心是保证绝对安全。从西柏坡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由涿县到北平长辛店，由东野五纵负责；由长辛店到西直门，由东野四纵负责；由西直门到香山以及到香山以后，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亲自指挥中央警卫部队负责；香山外围的警戒，由东野总部参谋长刘亚楼负责安排。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3月13日结束的。会议结束之后，中央机关就开始准备往北平迁移。这时的中央机关可不是当年转战陕北时拄着木棍步行的状态了，因为林彪把东野缴获的汽车送了不少，单是美制的十轮大卡车就有100多辆，还有10多辆吉普车。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都是乘车出发的。出发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3月23日，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分乘12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从西柏坡出发。第一辆吉普车是带路的先导车，毛泽东坐在第二辆吉普车上，第三辆是警卫车，第四辆坐着江青和李讷，第五辆坐着刘少奇，第六辆是刘少奇的家属，第七辆是周恩来一家，第八辆是朱德一家，第九辆是任弼时一家，第十辆是陆定一一家，第十一辆是胡乔木一家，第十二辆是叶子龙一家。
可能是由于巧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是在1947年3月；离开陕北米脂杨家沟向华北开进，是在1948年3月；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是在1949年3月。都在迎接春天的3月间。
车队经过了灵寿、曲阳，当天晚上住在唐县的淑闾村。24日过保定，住涿县。25日凌晨2时，在叶剑英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的陪同下，在涿县上了火车，叶剑英在火车上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北平的近况。清晨，在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站下车，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已在迎接。中午，在颐和园颐寿堂做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前往西苑机场。
25日下午3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担任总指挥的盛大而隆重的阅兵式（为了欢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首长进入北平，原来曾打算要搞一个盛大的有广大市民群众夹道欢迎的欢迎仪式，但是这一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时，立即被毛泽东否决。后来有人提出举行一个阅兵式，毛泽东欣然应允，所以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也到举行阅兵式的西苑机场来与毛泽东和中央藏书网首长见面，并表示欢迎），50门六零炮发射了500枚照明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登上第一辆吉普车。接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依次登车，检阅受阅部队。参加阅兵式的还有林伯渠、彭真、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李立三、滕代远等。这次阅兵式的受阅部队，仍然是由当时在北平担任警备任务，且在辽沈战役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东野四纵的三个英雄团，即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组成的。此外还有四纵的连以上干部，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以及若干英雄模范代表。
阅兵式结束以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来到欢迎的人群之中。先期到达北平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北平的各界代表，还有已到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人在这里欢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前来欢迎的还有各界群众代表1000多人。毛泽东和各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到达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临时住地香山。毛泽东在那里的双清别墅一直住到1949年9月21日，才迁入城内，住中南海内的菊香书屋。
第二天清晨，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毛泽东到达北平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总部昨日迁来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西苑阅兵，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均往欢迎。”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1933年离开上海16年之后，又进入了大城市。毛泽东在离开了北平30年之后，又来到了北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两次到北平，第二次离开的时间是1920年4月11日）。当他所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时，他满怀深情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
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30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30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按：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诗句）。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
从此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在北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着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
一、绥远与“绥远方式”
绥远是当时华北的一个省，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那里是傅作义当年据以起家的地方，他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即移驻绥远，1946年才率部东去，这16年间，虽然也曾东征西走，但绥远一直是他的根据地，是他的“老家”。那里有他的军队、他的部属，有与他多年共同相处的人民群众。
1946年10月占领了张家口之后，傅作义被国民党的反动舆论吹捧为“中兴功臣”，到南京参加了伪“国民大会”。11月，就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兼察哈尔省主席。12月，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把他当了多年的绥远省主席的职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董其武。同时还让董其武兼任绥远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把绥远的大权全部交给了董其武。归绥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当时的绥远省省会。
傅作义所以会把绥远的军政大权都交给董其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董其武多年来一直是傅作义手下的第一员大将。
董其武是山西河间人，1919年入太原学兵团，1924年加入国民军第二军，1927年转入第四军，参加了北伐，以后任陆军二十八师上校团长。用董其武自己的话说：“我早年因仰慕傅作义先生，毅然脱离原部队，从上海奔向天津，投效于他的门下。我先后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少校参谋，后到部队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直至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总部驻绥部队归绥指挥所主任。到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止，我在傅先生领导下任事20余年。”董其武在1940年就担任了傅作义的第一嫡系三十五军的军长，所以他是世所公认的傅作义手下的第一员大将。
这时，在绥远还有一员傅作义的大将，就是曾经跟随傅作义30多年，在张家口战败之后逃到绥远的孙兰峰。抗日战争前夕，傅作义在绥远的部队主力是由他自己任军长的三十五军，三十五军只有两个旅，这两个旅的旅长就是董其武和孙兰峰。1939年，三十五军扩编为三个师，董其武和孙兰峰仍然分任师长。当傅作义不再兼任三十五军的军长之后，第一个接任者就是董其武。而孙兰峰则任另一个军即暂编三军的军长。解放战争开始后，董其武接任了傅作义当了多年的绥远省主席，而孙兰峰则出任傅作义手下唯一的一个兵团，即十一兵团司令。
这时绥远的驻军，总数共有将近8.7万人。有8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4个骑兵旅、3个保安旅。番号众多，成分不一，政治态度各异。倾向于国民党的是由刘万春任军长的第一一一军，董其武的主力是张世珍任师长的独立第七师。在所有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也是独立第七师，是董其武的王牌。
早在1948年9月至11月，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为了配合东北的辽沈战役，有力地牵制敌人，发动了察绥战役，就已经解放了绥远东部的丰镇、集宁、隆盛庄，归绥南部的凉城、和林、清水河、托县，归绥北部的武川，归绥以西的萨拉齐。人民解放军已经从东、南、北三方面进逼归绥，而且距离已经不远了。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打算进攻归绥，前锋已到旗下营，归绥以东30公里的地区都已经完全解放。这时，中央军委考虑到我华北的主力必须集中用到解放太原、大同，并准备西进甘肃和宁夏，而绥远的问题可以留在以后用和平方法解决，故而于2月12日电示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晋绥军区的八纵（1949年3月改称西北野战军第八军），停止进攻归绥。电报说：
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远的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四五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 8fdc." >远全境建立人民政府，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原之后。目前应让董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行，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归包归我（按：后套即指河套，归包指归绥和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给养不足，可考虑予以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部划一条线境。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存归绥，我方也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按：指原来傅作义部下的鄂友三的骑兵十二旅，这时在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分子的欺骗和煽动下，一直在和我军对立）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进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占归绥，否则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
由此可见，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这时就已经相当明确。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晋绥军区部队立即停止了对归绥的进攻，并从旗下营后撤30公里，到卓资山一线进行整训，以减轻董其武的压力并拉住董军不致西逃。同时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与董其武部建立统一战线的教育，允许双方通商和民间来往，并对董其武部队的称呼从敌军改为友军。也正是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邓宝珊在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关于北平问题的谈判时，聂荣臻才会向邓宝珊明确表示：关于绥远问题，“毛主席对此问题的指示是，将采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解决”。
正是由于中央军委..的上述决策，绥远目前的局势较为平静。现在还在董其武管辖之下的绥远，主要是绥远的西部，也是绥远的主要地区，即人们常说的河套地区。
当北平进行和平谈判时，董其武对有关情况基本上是知道的。他的态度是看傅作义最后怎么样，傅作义怎么走，他就怎么走。1月21日，董其武从广播中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就要求傅作义派飞机到归绥来接他到北平，以便了解更具体的情况。第二天，董其武就到了北平。傅作义详细向董其武谈了当时的情况，并劝告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但是，因为绥远地处边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的势力也不小，情况比较复杂，绥远的路到底该如何走，董其武心中无数。傅作义对董说：绥远问题如何解决，等他去见了毛泽东之后再说。
傅作义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谈话时，毛泽东主动提出了绥远问题。傅作义建议还是和北平一样，进行和平解放。毛泽东说：完全像北平这样还不够，还要更宽松一些，更主动、更积极一些，是一种新的方式，就叫“绥远方式”。先放一下，等待他们起义。绥远的军队嘛，还编两个军。我们和董其武将军先划个和平线，我们不打过去，他也不打过来，等待董将军先做好内部工作。另外设个联络处，加强联络，还要把铁路连通，把邮政开通，把贸易搞起来，这样对老百姓有好处嘛！至于起义时间，董藏书网其武将军觉得什么时候适宜，就什么时候起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以要采取这种“绥远方式”来解决绥远问题，从当时战争情况看来，有为了集中兵力用于主要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想再创造一种较之解决北平问题更为和缓而宽松的方式：既不用大军包围、兵临城下，也不用最后通牒、限期解决。这种方式对于今后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用来和平解决一些敌方力量不大，我方有绝对把握的地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于不久前所采取的“北平方式”和即将要采取的“绥远方式”有了更为明确的阐述：
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当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这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绥远问题的解决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就为之勾画出了具体的蓝图。
二、签订绥远和平协议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绥远问题的精神，傅作义和邓宝珊提出了一个以“暂维现状，划定界线，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步骤。
为了进一步具体地就若干问题加以讨论，林彪、聂荣臻、陶铸和我党长期在晋绥地区工作bbr>藏书网的原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与政委李井泉一道，于1949年3月23日在北京饭店宴请了傅作义、邓宝珊和周北峰。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具体协商有关划界、交通、金融、贸易、邮政以及我方派遣驻绥联络机构等问题。双方提出参加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的代表各三人，我方代表是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中共华北局秘书长张友渔、中共蒙绥区委城工部长潘纪文（潘纪文早在1938年就曾被中共派为住傅作义部队的代表，并担任了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与傅作义部很熟）。傅作义方面的代表，仍然是他手下长期与我方打交道的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中共中央起初决定关于绥远的谈判是由贺龙主持，后来考虑到贺龙要率军南下，所以还是改为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的聂荣臻和薄一波主持。
从1949年3月25日开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就若干问题进行了充满希望的，同时也是充满矛盾的谈判。在谈判中，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并不一致，诸如划界的走向、我方派出的联络人员派到哪一级等，都有分歧。
3月28日，王克俊又出示了一封董其武给傅作义的电报，认为绥远本边陲之地，无关紧要，现在双方就进行谈判、处理问题，恐生意外。有关交通贸易诸事，可由民间自行解决。很明显，这封电报很可能是对方有意拖延以便进行讨价还价，也可能是傅作义与董其武之间的意见还未取得一致。于是，我方郑重表示：这次谈判，是我中国共产党和傅作义先生之间的谈判，与董其武并无直接关系。只应当是傅代表董，而不能是董代表傅。现在的问题是傅和董的很多看法都不一致。如果傅先生不能代表董其武，这次谈判就只有停止。在我方义正词严的态度面前，王克俊只得表示谈判必须继续，傅作义自会去说服董其武。谈判在经过了激烈争论之后，双方在4月8日达成了一个《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草案。由于傅方还要征求董其武的意见，所以未形成定稿。我方代表对协议中的有些问题，认为傅作义的条件太高，也准备请示之后，对协议再作一定的修改。
可是，当聂荣臻和薄一波在4月28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只要能争取绥远和平起义，在一些具体条款上可以多作一些让步。他们决定全部同意傅作义方面提出的条款。其中包括原来我方谈判代表坚决不同意的将解放北平时我军接收的布匹退还给董其武的这一条。
第二天，傅作义得知这一消息后，感慨地说：“共产党高瞻远瞩，毛泽东容纳百川，天下归共产党、毛泽东全在情理之中！”他马上派原一零四军军长安春山和随从参谋刘庸笙携带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临时分界图到归绥去征求董其武的意见，并向董其武传达了傅作义的如下一段话：“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举行起义。要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损失。”
从董其武本人来说，是愿意跟着傅作义走和平之路的，可是他也有很多顾虑和困难。例如怕蒋介石政府一下子停止军饷供应会引起部队的混乱，怕刘万春的部队和蒙旗王府的武装捣乱破坏，特别是怕他的部下 5728." >在国民党特务和山西阎锡山（绥远的军人大多与山西有较深的历史关系）的挑拨离间与威逼利诱之下出现内部分裂。因为他的部下长期驻绥远，相对比较封闭，对于共产党和解放军还有不少误解，有的人总想在边陲之地占山为王，有的人害怕自己今后的生活没有保障，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些军官的情绪：“信不信，用不用，算不算旧账，身家安全有无保障。”有的人甚至公开谩骂谈判是投降，谩骂“傅作义已经出卖了北平，现在又来出卖绥远”。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武经过20多天，才在原协议基础上作了一定的修改之后，同意了协议，并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到北平，代表他做协议的最后定稿工作。
对于董其武对协议草案的修改，我方当即表示全部予以采纳。双方又进行了逐条的仔细斟酌，终于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5月31日，中央书记处作出批示，同意并批准这一协议。
5月28日，双方代表在西交民巷的银行俱乐部举行了?99lｉｂ?协议的草签。
6月8日，在华北人民政府会议室内，《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绥远和平协议》）由协商委员会的双方委员（当天李井泉因故缺席，由张友渔代签）正式签字。
?９９ｌib?协议的中心是：双方同意以陶卜齐与白塔间的古立板乌素为中心，向南向北划定界线，南到黄河岸边的喇嘛湾，北到四子王旗，双方军队不得越线，并停止一切冲突，和平相处；恢复平绥铁路旗下营至归绥一段的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往来，确定双方货币兑换办法；原来绥远省的军队与政府均暂时保持现状，以保持社会安定，通过一段时期的工作，促进起义，达到和平统一。为了执行这个协议，由华北人民政府派出驻归绥联络机构，协同执行协议和协调有关事项。
傅作义和邓宝珊都参加了签字仪式。仪式结束之后，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和傅作义、邓宝珊立即驱车到了中南海的丰泽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在那里等候他们，为他们祝贺庆功。
三、执行比签字更难
绥远地域不大，敌军不多，但是在通往和平道路上的困难远比北平还多。
为了执行和平协议，我华北军区和华北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立即着手做了许多工作。
6月13日，根据中央决定，为了适应绥远新的形势，将原来的蒙绥地区改名为绥远省，原中国共产党蒙绥区党委改名为绥远省委，高克林为省委书记；原绥蒙人民政府改名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杨植霖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奎璧为副主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即原来的晋绥八纵）和绥蒙军区合编为绥远省军区，姚哲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绥远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军区的办事处设于丰镇。
6月20日，我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建立中国共产党归绥工作委员会，以潘纪文为书记。工委会的工作方针是：“扩大党的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通过各项具体工作，以达到对董其武的争取、教育、团结的目的。”这个工作委员会，在对外联络上，也就是根据《绥远和平协议》而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是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的代表机构。
设立华北贸易总公司驻绥联络处，其下设粮食部、皮毛部、百货部，开展各种贸易业务。
设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驻归绥办事处，进行有关的金融业务。
设立铁道部平津区张家口分局西段办事处，以现驻集宁办事处为基础，接管白塔至包头段的铁路工作人员，开展平绥路的运输业务。
紧接着，中共绥远省委抽调40多名干部组建了驻归绥联络处，主任是潘纪文，副主任是鲁志浩。鲁志浩和潘纪文一样，也是我党过去派到傅作义部的工作人员，曾经任过傅作义部二一一旅（以后编为新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在傅作义方面，也在6月14日派出了以王克俊为首的20多人去归绥与董其武一道执行《绥远和平协议》。临走前，傅作义和王克俊作了详细研究。傅作义要王克俊特别注意两个人，明的是当时在包头的国民党西北党务总督导、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暗的是一一一军的军长刘万春。特别是刘万春，他虽然过去也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任三十五军军长时，他任副军长。可是，1945年他任骑四师师长时，因为侵吞军饷、贩卖鸦片，被傅作义撤职查办，从此就与傅作义不和，他的一一一军已经和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部队无异。他本人又是回族，和宁夏的国民党军阀马鸿逵关系较深，他自以为可进可退，相当骄横。对于此人，傅作义给了王克俊两句话：“须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削弱他对于执行协议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