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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辽沈战役》
一、内战还是和平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99lib.当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之时，国内阶级矛盾却日趋尖锐。中国共产党力主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蒋介石政权却坚持独裁“统一”，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近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一亿以上人口的解放区，有着100万以上的正规军和220多万民兵的人民军队一口吞掉。虽然毛泽东主席以大智大勇的态度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可是，一心要发动内战的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执行这个协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就开始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一系列进攻被粉碎之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内战，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杜鲁门决定派二战名将、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处。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战协定，并由中共代表周恩来、蒋方代表张群和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了三人委员会。
为了调处在各地已经多次出现的冲突，在三人委员会之下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办事机构。军调部设立在北京协和医院，三方参加工作的主要人员是：
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罗伯逊为委员，海斯凯为参谋长，史劳斯为秘书。
中共方面：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委员，罗瑞卿为参谋长，耿飙为副参谋长，黄华为秘书。
国民党方面：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为委员.99lib.，蔡文治为副委员兼参谋长，唐保黄为秘书。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也为了有效认真地与对方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确保我方的利益不受损失，中共中央还派出了一大批精兵强将参加军调处的工作，如伍修权、张爱萍、宋时轮、章文晋、韩叙、龚澎、王光美等。
也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时，根据《双十协定》达成的协议，由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七位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在中共代表的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热盼和平的压力下，政协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是有利于和平建国，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
停战协定的签署，军调部的成立，特别是政协会的召开，在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和平有可能实现，内战有可能避免。历史进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不愿意再打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在时刻准备着击退敌人进犯的同时，也在认真对待和履行政协决议，争取走和平建国之路，甚至在为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做准备。为此，中共中央曾经９9ｌｉｂ.拟定了参加联合政府的成员名单（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八人），考虑了将中共中央机关由延安迁往江苏清江浦（淮阴）。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
可是，一心要实行独裁式“统一”的蒋介石，是不愿意履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他所以要做出上面的种种姿态，是为了争取时间，为了实行全面内战。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到会者中有87％签名反对政协决议，所以这个会议的闭幕宣言对政协决议做了全面否定。在国民党的这种方针之下，蒋介石政权一方面公开镇压要求和平民主的国统区人民群众，制造了著名的昆明“一二·一惨案”、重庆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血案，进而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教授。另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制造摩擦，进行局部内战。从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之日到5月20日止，国民党军队共向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使用兵力达258万，强占解放区县城26座，村镇2077个。军调部派出的执行小组由3个增加到36个，仍然无济于事。
美国政府表面上在中国调停内战，背地里却在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就在杜鲁门表态支持和谈、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处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从海上和空中运送了国民党军队54万多人到内战前线，用美国武器装备了45个师的军队，训练了各级军官15万人，派来了高达两千人以上的军事顾问团；仅1946年上半年，就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13.5亿美元的援助，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为美国总统全面援助蒋介石赋予了更广泛的权力。
在中国的天空下，和平气氛为之一扫，内战乌云处处密布。只出现了几天的晴空之后，又出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准备，认为眼前的内战很难避免，就是要争取和平，也只能是“以战争的胜利取得和平”，而绝不可能以妥协退让来取得和平，更不能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的同时，于1946年7月20日向全党下达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准备全面迎击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这年8月，毛泽东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将最后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
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这番话，在当时完全相信的人并不多。但是，历史很快就证实了这位历史巨人的天才的预言。
二、全面内战从宣化店打响
就在我党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下达之前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在精心部署之后，以30万大军向我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99lib.发动全面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率领下成功突围。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不愿发生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中国的近代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时候，蒋介石是气势汹汹的，因为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利的：在军队人数上，蒋军是430万人（这是当时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数量最多的军队），我方是120万人；在地域面积上，蒋方约730万平方公里，我方约230万平方公里；在占有城市数量上，蒋方是1545座，我方是464座；在人口数量上，蒋方是338藏书网 92万人，我方是13606万人。所以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公然宣布，要在“五个月内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单是这次用于进攻我中原解放区的兵力就是30万人。
中原解放区位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以桐柏地区为中心，纵横几百里，控制了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广大地区，有如一把尖刀插在蒋家王朝的心腹之中。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就得拔掉这一把心腹之刃。
我中原军区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的三五九旅，再加上若干地方部队组成的，共5万余人。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下辖两个纵队和三个军区。一纵司令员王树声，二纵司令员文建武，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在日本投降时，控制和活动区域有近60个县。在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刘峙、顾祝同、薛岳等部的不断攻击之下，为了不造成全面冲突，已经放弃了桐柏、枣阳地区，逐渐压缩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大约60公里的狭小地带。蒋介石决定以消灭我中原军区作为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的突破口，调集了共11个军26个师约30万人的兵力，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宣称要“剿灭豫鄂边区共军”，要“一举分区包围而歼灭之”。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中央命令我中原军区立即突围。6月26日夜，中原军区除了由一纵一旅皮定钧部向东行动，在河南“牵牛”，造成我军要向东转移的假象之外，全部主力分为两路向西突围。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堵截，砸烂了蒋介石用30万人构成的“铁桶”，完成了转移任务，保存了实力，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在进攻中原军区的同时，蒋介石军队在其他地区也开始了不同规模的进攻。在华东解放区的苏中和淮北地区，由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和由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全面击退了敌人的进犯。粟裕指挥部队在7月13日到8月27日的45天之内在苏中地区连续打了7仗，歼敌5万余人，这就是我军战史上有名的“七战七捷”。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企图打通平汉线和同蒲路南段。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则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主动出击陇海线，并在山东定陶地区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的两个旅，生俘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在山西南部，我军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四纵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同蒲路一线与之多次展开激战。在从7月到10月的四个多月战斗中，晋冀鲁豫解放军共歼敌12个旅7.5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一旅。
在华北地区的晋察冀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蒋介石的打算是要占领承德和张家口以及所属地区，分割晋察冀、晋绥和东北三个解放区。我军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的率领下先后组织了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共消灭敌人两万余人。由于受到敌军几大集团（即晋北的阎锡山集团、晋南的胡宗南集团、平津的傅作义集团、东北的杜聿明集团）的强大压力，我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9月18日的指示：“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放弃了承德和张家口。
在东北地区，战争的规模也不小。东北地区的情况，我们将在下面另做介绍。
1946年10月11日，担任张家口保卫战任务的我晋察冀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在司令员萧克和政委罗瑞卿的指挥下，撤出了张家口。蒋介石被一城之得冲昏了头脑，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全面撕毁政协决议。4天以后，所谓的“国民大会”就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企图在这个由他圈定的代表举行的“国民大会”上制定宪法，确立他在中国的法统。故而在开会的当天，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竟然发表号外，宣称“天下大事定矣”！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13个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一致反对、抵制蒋记“国民大会”，不承认会上通过的蒋记宪法。
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诚意，蒋介石在召开蒋记“国大”的前三天，还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停战令.99lib.”，而原来的军调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尽管各地的内战打得热火朝天，但所谓的和平谈判仍然还在进行。
当时全国的情况实际上是处在边打边谈之中。从1946年6月蒋军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以来，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马歇尔等人进行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我党则把这种会谈和在国统区中的各种活动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揭露敌人阴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战场。这种边打边谈的局面能较长期地维持，其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党对于蒋军的进攻进行了有效抵御。另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这就是此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可能消灭中共军民，还需要使用高唱和平的一手。但是，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连美方的劝告也听不进去。1947年1月19日，美国政府决定退出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撤走在华参与调处的全部人员。于是蒋介石也决心彻底撕去和平的伪装。
1947年2月21日，蒋介石公开宣布，要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又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国统区各地的所有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必须在3月5日以前全部撤离。声称“以后如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紧接着，我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被查封。1947年3月9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人员撤回延安。就这样，蒋介石完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现的和平曙光完全消失，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在3月15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正式宣布“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在3月2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更为明确地说：“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法院在6月25日发布“平字第1906号训令”，宣布“通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还不到一年半，中国又进入了全面的战争时期。
这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是决定中国人民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战争。一种前途，是继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统治；一种前途，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独立、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是革命与反动的大搏斗，是改变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地位，让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大搏斗。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关闭和谈大门的前夕，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康生、林伯渠等8人，其他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28人，共36人。会议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全国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是完全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决定了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文件。会议认为，为了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必须继续贯彻以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同时要进行炮兵和工兵建设；在解放区内要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在全国则要发展全民族的反蒋统一战线。“二月会议”使全党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信心，为战争形势的转折，即我军的战略反攻做了思想准备。
三、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在解放战争全面拉开的1947年，蒋介石不再进行战线太长而处处失败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兵力摆成一个哑铃形状，即在东西两端集中兵力，进行东西两翼的重点进攻。东边用了60个旅45万人，目标是我山东解放区；西边用了34个旅23万人，目标是我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在东西两翼之间，则以从风陵渡到济南的两千里黄河防线来阻截我军。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当时全国人民的革命中心，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早欲除之而后快。1947年3月，以蒋家最亲信的嫡系胡宗南部20个旅，加上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集团12个旅，还有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两个旅，向陕甘宁边区合围齐进。主力是胡宗南所指挥的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进攻，共有15个旅，14万多人。
这时，我党所指挥的部队共有168万人，但分布在各个解放区。陕北地区的部队只有一个纵队、四个野战旅，共有1.7万余人；此外还有三个地方旅。为了对付胡宗南，中央从晋绥抽调了晋绥二纵赶赴陕北，但无论是从军队人数还是武器装备的对比上看，我军仍远远处于劣势，兵力只有敌方的十分之一。但是陕北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加之地形复杂，地区辽阔，周旋余地大，我军也有自身的优势。这时，毛泽东的对敌方针是大胆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在陕北山区与敌周旋，直到把胡宗南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之时，再寻机而歼之。毛泽东还认为，无论有多大困难，党中央和他本人必须留在陕北，因为这样既可以牵制胡宗南的主力，又可以鼓舞其他各战场的士气。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部队合组成西北解放军，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委，统一指挥西北战场。
3月13日，胡宗南向延安展开进攻，并派出飞机轰炸延安各地。在经过节节抵抗，并完成了有序的转移和群众的疏散之后，我军于3月19日撤出延安，诱敌北上。3月24日，我军在青化砭拉上口袋，全歼敌第三十一旅，近3000人无一漏网，旅长李纪云被我活捉。特别是缴获的30万发子弹为解决我军的弹药问题起了不小的作用。4月14日，敌军第一三五旅又中了我军在羊马河的埋伏，4700人被我全歼，旅长麦宗禹当了俘虏。5月2日，我军又主动攻克蟠龙，全歼守敌第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生俘旅长李昆岗。我军的三战三捷共消灭敌军1.4万余人，而我军仅伤亡2200余人。与此同时，从西北方面进攻我陕甘宁边区的马鸿逵、马步芳部也被我击退，被歼2400余人。三战三捷的胜利，大大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也使我陕北形势转危为安。
就在毛泽东牵着胡宗南鼻子在陕北山沟里打转的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还在指挥着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就在中央机关撤出延安之后不久的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的枣林沟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决定将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分为三个临时九九藏书工作班子：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县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并负责陕北战场的物资供应。
山东战场是当时在陕北战场之外的又一个重点。蒋介石的企图是将我军完全逼至黄河以北，进而占领整个山东。为此，蒋介石组建了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共45万人的兵力。我华东军民在陈毅、粟裕等的指挥下，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强大攻势面前，诱敌深入，耐心捕捉战机。敌人的进攻是从3月下旬开始的，顾祝同采取了“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99lib.逐步推进”的办法，十分小心。
我军则忍耐待机，在将近两个月时间中，一直不与敌军决战。直到5月11日，才下定决心，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打法，部署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当时，敌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决定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力自蒙阴北上，欲取沂蒙公路上的坦埠，同时以第二十五和第八十三师配合行动，再以整个一兵团继后。我军则以五个纵队将其包围，并截断其退路。七十四师被围后，敌方调动了十个整编师的兵力驰援七十四师，这样就在孟良崮展开了一场恶战。在我军的周密部署和英勇作战两天之后，七十四师终于被我全歼，师长张灵甫被我击毙。这一仗，我军共歼敌3.8万余人。特别是七十四师的被歼，在蒋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山东地区的蒋军在整整40天中不敢出击。这是因为，七十四师是整个蒋军的“五大主力”（即第十八军、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之一，有着当时最优良的美式装备，曾被蒋介石封为“模范军”，担任警卫南京的重责。故而连蒋介石也说七十四师的被歼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下令撤了汤恩伯的第一兵团司令官的职务，特地请出日本战犯、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来为山东战场重新制订作战计划。
在陕北、山东两个地区击退蒋军重点进攻的同时，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之下，我军在豫北、晋南、晋察冀和东北地区都展开了对敌进攻，取得了若干战果。
四、向敌人的腹地杀去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一年，即从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的一年中，我军在全国各地共歼敌营以上正规军97万余人，营以上非正规军34万余人，二者相加，共消灭敌军132万人，击毙和俘虏敌人的将级军官202名。敌人的总兵力已从内战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0万人，而我军则由120万人上升为195万人。但是，最主要的胜利，还是打退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计划，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后称“小河村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陆定一、杨尚昆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计划。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军由中原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胸膛；由陈毅、粟裕率军由山东出鲁西南，挺进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率军由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这就是三军南下，在蒋军的哑铃状布局中央的薄弱部分向敌进攻，在江淮河汉的广大区域内协力配合，外线歼敌的“三军挺进，互为犄角”。与此同时，陕北的彭德怀出击榆林，把胡宗南向北边调；许世友在胶东展开攻势，把敌人往海边调，以此策应三军南下。这就是在最西边最东边的“两翼牵制”。小河村会议结束之后，我军向蒋军展开全面进攻的外线作战计划，就陆续在各地展开了。
蒋介石伸出了两个拳头，也就露出了他的胸膛。我三军南下，就犹如直刺他胸膛的三把尖刀。
根据小河村会议的决定，7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
……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大出奇兵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由此开始。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计划，在小河村会议之前，就已在毛泽东的心里形成。所以早在5月份，就已经着手准备。6月21日，刘、邓进行了战前动员部署，指挥大军准备强渡黄河。6月30日夜，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等四个纵队共12万健儿，在鲁南地区阳谷以东的张秋镇到菏泽以北的临濮集之间的八个渡口同时强渡黄河。取郓城，下曹县，以28天的时间完成了预计的鲁西南战役，歼敌6万余人，砸烂蒋军防线，开辟了进军大别山的道路。经短期休整之后，8月11日越过陇海路，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淮河，这期间一路走，一路打，粉碎了蒋介石亲临徐州所指挥的一系列围追堵截，于8月末全部进入了地处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部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在原来鄂豫皖老区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创建新的根据地。到9月底，就已解放了23座县城，建立了17个县的地方民主政权，初步站稳了脚跟。
我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直插大别山的行动拉开了我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震惊了全国。用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司徒雷登的话说，“它可能成为1947年世界十大新闻中最醒目的一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一行动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刀尖已经直指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南京和上海地区。蒋介石在11月初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如果刘、邓“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在这一点上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专门召开了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挥33个旅的兵力围攻清剿大别山。
为了对付蒋介石的“总力战”，中共中央决定，增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十、第十二纵在李先念、王宏坤的率领下支援大别山，又派十一纵和华东野战军的十纵护送来一批新战士和大批后勤物资。到这年年底，刘邓大军兵分两路，刘伯承率军北渡淮河，外线作战；邓小平率军留在大别山，内线作战。两路军相互配合，屡战屡胜，让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种种招数一一破产。更重要的是将国民党军的攻防体系完全打乱，使战争的主动权进一步掌握在中共手中。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刘、邓大军才根据中央的统一布置，陆续将主力转移出大别山，参加中原逐鹿的大战。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同时，我军转入外线进攻的三把尖刀的另两把尖刀也在向敌人的腹地杀去。
以陈赓司令员和谢富治政委统率的以四纵、九纵为主力的作战集团，于8月20日和23日在晋南分两路偷渡和强渡黄河，直指豫陕边境，东逼洛阳，西逼西安。9月初，陈赓作战集团西进，半个月中歼敌陕东兵团3万余人。待蒋介石亲自飞赴西安调兵遣将保西安之时，陈赓作战集团又回师将主力指向豫西，到11月底，共歼敌5万余人，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下辖8个专署39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建了8个军分区，创立了新的根据地。
以陈毅、粟裕为首的华东野战军的6个纵队组成了外线兵团，先在鲁西南歼敌，然后转向豫皖苏边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建立了3个专署、3个军分区，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将鄂豫皖、鄂豫陕、山东、苏北、苏中几个根据地联结了起来，为下一步的更大战事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当时成品字形的三把尖刀中，刘邓大军的任务最重，压力最大。
为了主动支援刘邓大军，在12月中下旬的22天中，东边和西边的陈粟大军和陈谢大军共同进行了破击平汉线和陇海线的战役，歼敌4.5万多人，解放县城50余座，破坏铁路420多公里，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13个旅回援。到1947年底，三路大军在中原战场密切配合，共消灭敌军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建立了4个军区26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地区将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将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我军的主动权进一步扩大。在1947年的最后一天，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在河南确山地区胜利会师。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毛泽东在总结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之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外线作战打得热火朝天之时，担任内线作战、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彭德怀所部也在不断发动进攻。为统一指挥西北战场，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并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人组成了前线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为了牵制敌人兵力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彭德怀组织了榆林战役。当时的榆林是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司令邓宝珊指挥的守军有4万多人。8月7日，西北野战军从四面逼近榆林，胡宗南派主力8个旅北上救援。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之下，彭德怀在沙家店布下兵力，于8月20日全歼敌军整编第三十六师，消灭敌人6000余人，活捉敌一二三旅少将旅长刘子奇。这一仗，使我军西北战局由被动转为主动，整个陕北军事形势为之改观。战后，毛泽东特地重新书写了他在1935年10月书赠彭德怀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0月初，西北野战军又在清涧包围了敌整编第七十六师，11日攻占清涧，歼敌8000余人，生俘敌中将师长廖昂。
根据小河村会议“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总体战略，陕北是两翼中的一翼，另一翼就是最东边的胶东。陕北是陕甘宁边区的腹地，胶东则是华东解放区的后方基地。
为了牵制和消灭敌人，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其主要打击目标是蒋介石为了结束山东战事而组建的由范汉杰指挥的胶东兵团向胶东的大举进攻。从9月初开始，经过一系列阻击战之后，10月上旬的胶河战役歼灭敌军1.2万余人，11月的胶（县）高（密）追击战再歼敌1万余人。为了肃清胶东地区的蒋军，12月发起莱阳战役，歼敌9000余人。到年底，在四个多月的战斗中，共消灭敌军6.3万多人，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侵犯胶东的企图，而且还打乱了敌军原来想先扫胶东，再抽兵力去加强中原的计划，对我军中原战局是一个有力的九九藏书支持。
与江淮河汉地区我军主动出击的同时，北边的晋察冀野战军也主动向敌军发起了一系列进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和第二政委的晋察冀野战军，在9月初的大清河战役中歼敌5000余人。10月中旬，又包围敌第三军于定县以北的清风店，与被包围之敌和前来救援之敌激战三天，共歼敌2.1万余人，其中包括生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及以下1.1万余人。清风店战役对扭转华北战局有重大作用，使我军在战局上完全处于主动。聂荣臻司令员在此战之后，立即准备攻打石家庄。
石家庄当时称为石门市，是平汉、石德、正太三条铁路的枢纽，有敌守军两万多人，是当时蒋军向我各解放区进攻的中转据点和战略要地。在日本侵华军队所修筑工事的基础上，蒋军共修了三道防线，有各种堡垒6000多个。国民党军城防司令、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扬言：“石门是城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凭石门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由于攻打石家庄是我军首次攻打敌军有坚固设防的城市，故而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朱德总司令亲赴安国，会同聂荣臻司令员，与野战军其他指挥员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一道研究攻城计划。从11月6日起，我军猛攻7天，歼敌2.4万余人，终于攻克石家庄，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在被我军抓获之后签字投降。这一仗不仅使我们在华北的两大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攻取较大城市的经验，故而朱德总司令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石家庄战役之后，蒋介石立即赶到北平收拾败局。他撤销了原驻保定地区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职务，任命原驻张家口地区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晋察冀热绥五省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华北地区军事行动，还撤销了与他不一条心的李宗仁北平行辕主任职务。此后，北平行辕也就不复存在。为了给新上任的傅作义的“以主力对主力”、“决心转守为攻”的狂言一点颜色，也为了拖住敌人使其不能出关以配合我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我晋察冀野战军在12月下旬猛攻保定以北地区，重创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第三十五军所辖的被称为“一金一银”的一零一师和新编第二师，敌中将军长鲁英麟被迫自杀。
东北战场也不平静，有关情况我们将在下面专门叙述。
五、收复延安，全面出击
当战事进入1948年的时候，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较之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仅在1947年的下半年，我军共歼敌军总数75万，国民党军的总数已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为279个旅181万人。由于这些正规军有不少是由原来的地方保安团队编成的，所以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在整个战局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蒋介石不得不把原来的重点进攻改为分区防御，将作战地区划分为20个绥靖区，防守点线。而将主力组成若干机动兵团，用来对付我军的进攻。此时我方的总兵力已达到249万，其中有野战军50个纵队132万人。特别是我们的解放区不仅扩大了，而且已经连接成片，中原解放区已将江淮河汉的大片地区作为自己的战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拟定作战计划，已经改变了过去处于守势的被动局面，正在并将继续主动地向敌人发起攻击。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计划，1948年上半年仍然贯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我军的主战场仍然是中原地区。在中央军委的统一布置下，刘、邓大军的主力转出了大别山，在淮北、豫西地区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领的三纵、八纵、十纵，陈赓、谢富治的四纵、九纵会合成一支强大兵团，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展开了一场中原逐鹿大战。
1948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由陈士榘、唐亮指挥华东野战军四个纵队的兵力，加上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两个纵队，攻取中州重镇洛阳并消灭前来救援的援军。古都洛阳筑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守军是号称蒋家“御林军”的青年军第二零六师。我军于3月9日完成包围，11日发起进攻，14日就攻克洛阳，全歼敌守军两万余人，活捉敌第二零六师师长邱行湘。蒋介石急令各军包围洛阳，我军在占领洛阳之后三天即主动撤出洛阳，让蒋军扑救了一座空城。4月5日，我军又杀一个回马枪，再克洛阳，又消灭了敌军4600余人。从此，古都洛阳永在人民手中。
为了主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的巩固，我军连续打了宛（即南阳）西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老（河口）襄.９9liｂ?（阳）战役。6月22日攻克了另一中原重镇开封，三天之后又主动撤出开封而以四个纵队的兵力围歼敌区寿年兵团，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7月16日攻克了军事重镇襄阳、樊城，活捉敌第十五战区司令、国民党著名特务头目康泽。1948年2月至7月的六个月中原逐鹿，共消灭敌正规军17万人，地方武装10多万人，解放了一大批城镇，使中原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并在攻克设防坚固的洛阳、开封、襄阳的战斗中取得了丰富的攻坚经验，为下一步打更大的大仗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西北战场上，通过近一年的作战，西北野战军发展到7.5万人，已歼敌7.1万人，敌我兵力的对比已由原来的10比1转变为5比1，我西北野战军已经开始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可以转入外线作战了。经周密策划之后，彭德怀决定南下陕中，先打宜川，再复延安。1948年2月22日，我军向宜川发动了攻势，并做好了歼灭援军的准备。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围，立即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部驰援，我军则为刘戡准备好了铁桶般的口袋。3月1日，我军向敌军发起总攻，敌二十九军被我全歼，刘戡自杀。3月2日，我军.9９lｉb.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夕，1948年8月上旬，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事会议也在南京召开。自蒋介石以下，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汤恩伯、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黄维、孙立人、黄百韬、周至柔、桂永清、王叔铭等120人到会。根据会议的参加者宋希濂的回忆，“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充满了沮丧的神情，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不过蒋介石在指责他的下属时坦率地承认，“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他也坦率地告诫他的下属们：“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要求大家“共济时艰”，“挽救危机”。到会的高级将领们当然也谈了不少，宋希濂说：“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总之一句话，全是困难、危险、艰苦。”最后形成的战略方案是：停止战略进攻，将兵力归并为几个强大的机动兵团，在长江以北布防，防止共军渡江，相机打击共军。
这次国民党当局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只是加剧了与会者对战局信心的动摇与沮丧。例如蒋介石的“北平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就是在这次会后产生了与蒋介石分手的念头。
大决战正式开打之前，我人民解放军奏响了一支高亢的序曲，这就是解放济南。
1948年夏天，我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先打了宛西战役。紧接着，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加上中原野战军陈赓兵团，又打了宛东战役。然后，由粟裕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中原地区部队攻打军事重镇开封。蒋介石亲自坐着飞机在空中督战，狂炸市区，并命令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胡琏兵团、刘汝明兵团四个兵团增援开封。
6月20日，我军在外线阻击援军的同时，已将开封城除了城中心的制高点古龙亭之外的全部市区攻下。这时粟裕除留下一个师攻打古龙亭外，下令撤出攻城的主力华野三纵、八纵，加上十纵和两广纵队（两广纵队原本是我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广东省的抗日武装，即著名的东江纵队。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在和谈期间达成的停战协议，全部北撤。1946年7月5日，东江纵队主力2583人走海路北撤烟台，进入我山东解放区，编入当时的新四军和山东军区，仍称为东江纵队。在战斗中队伍不断扩大，1947年8月编入山东野战军，改称为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组成阻援兵团，由华野一纵、四纵、六纵，中野十一纵组成突击兵团，围歼蒋介石新组建的，由豫东驰援开封的区寿年兵团。这时，国民党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封的攻坚战上。6月22日，开封古龙亭被攻下，开封全城解放。可是我军却很快又撤出开封。而且，华野的三兵团（即陈士榘、唐亮兵团）还根据粟裕的命令，有意放开原来一直被我军阻击于兰封一带的敌邱清泉兵团，让其进入开封。与此同时，我军的突击兵团却在华野一纵司令员叶飞的统一指挥下，猛然向睢县地区的区寿年兵团发起强攻。这一撤一攻，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立即命令20万大军前往援救。而我军早已准备了将近30万人的兵力，双方在中原大地展开大战，这一场大战就是有名的豫东战役，也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个战役。如果从6月17日攻打开封算起，豫东战役一共打了20个昼夜，我军全歼了区寿年兵团，区寿年被俘（这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生俘的第一个国民党军的兵团司令），黄百韬兵团和邱清泉兵团被重创，蒋军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被我击溃，黄百韬的兵团部差点被我军端掉，我军共歼灭敌人9.4万人。
豫东战役结束之后，为了切断徐州和山东的联系，为了让整个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进一步取得打大仗、攻打大城市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了在解决济南之后，我军没有后顾之忧，能腾出手来将力量投入淮海方向的大战中去。我军决定攻打济南。
山东省会济南是联结华东、中原、华北三大战场的战略枢纽，自从日军占领时期起，就不断修筑了大量而坚固的工事，国民党军在其基础上又加以扩大和加固，既有古老的城墙、城壕，又有现代化的电网、地雷，加上各种类型的碉堡，防守体系十分坚固。
济南国民党守军的主将是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王耀武虽然只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可他却在过去与工农红军的战斗和对日作战中立过大功，是所有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省主席的人。不过，这时候的山东战局已无法让王耀武乐观，因为王耀武所辖的军队已经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战役等战役中多次被我军击败，他早已深知陈毅、粟裕的厉害。所以，虽然济南有坚固的纵深达十几公里的防御体系，虽然他在济南已经苦心经营多年，但对济南的防守仍然没有多少信心。自豫东战役之后，他已明显地察觉到华东野战军在向鲁西结集，粟裕的下一个目标十有八九就是他所防守的济南。他如芒在背，急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军情，请求援军。
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蒋介石对于济南这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当然是十分明白的，而且他也已经预感到，双方都在徐州地区集中了大量兵力，这个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地区不久就会有一场大战。如果济南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可以将粟裕的几十万兵力拖在山东，又能使未来的大战开战以后让粟裕有后顾之忧，所以蒋介石决定给王耀武增加兵力。为了抢时间，蒋介石命令空军司令王叔铭安排大批空运力量，很快从青岛、徐州向济南运送了一个整编师和两个旅的兵力，使王耀武手中的兵力达到了三个整师又五个旅，共11万人。同时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指挥黄百韬、李弥、邱清泉三个兵团共17万人组成所谓“进剿兵团”，一旦济南打响，就分路北援济南。此外，蒋介石还命令他的空军部队以济南、青岛为基地，以北平、徐州为辅基地，集中战斗机162架、重型轰炸机42架，作为空中打击与支援力量。于是，王耀武增强了信心，就把全力投入到济南的防守，等待着华东野战军对济南的攻城。
势态很明显，双方都看准了这一着棋，都把济南这一仗看作了未来在徐州地区大战的一场必不可少的前奏。
济南的攻防之战将是一场恶仗。
在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一直注视着粟裕当时设在济宁的指挥部，因为他们也一致认为，必须解放济南，但“这是一次严重作战”。因为，打济南的主要麻烦不在于济南的11万守军，而在于我军只要在济南一打响，蒋介石在徐州地区的大量援军必然北上，如何才能成功地在打援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使我军在济南城下的攻坚战形成被动局面，是应当着重考虑的大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之间的电报不断，反复研究，最后才定下了作战方案。这一仗，总的指挥由粟裕负责，而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攻城兵力，以山东兵团为主，共为50个团14万人；打援兵力，安排90多个团18万人。
打援的主要地区，放在兖州和钜野（今巨野）之间，夹运河而阵，以便于届时能主动地在河东或河西歼灭敌人。攻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攻占城西的飞机场，截断敌人空中援助支持的通道；第二阶段再行攻城。整个战役争取一个月完成，但要做好打三个月的准备。此外，中央军委还命令中原野战军做好准备，如果蒋介石要从郑州、信阳调动张轸兵团、孙元良兵团向山东支援的话，就加以阻击，配合济南方面的华东野战军。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九月会议期间，中央军委与华野前线的电报仍然不断，整个战役的具体计划，则是在紧张筹备九月会议的进程中完成的。9月2日，毛泽东在华东野战军最后完成的作战方案上做了“完全同意”的批复。当天，华东野战军就下达了开始行动的作战命令。
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是许世友。
许世友担任攻打济南的攻城兵团司令员，粟裕给了他六个半纵队，还有特种兵纵队的大部和一些地方部队，共有14万人。许世友把这14万人分成了东西两个集团：东面攻城集团军由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指挥，西面攻城集团军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
9月7日，许世友下达了对济南发起攻击的命令。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开会的前一天。当政治局会议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十几万大军正在向济南城下开进。
9月15日夜，我东、西两面的攻城集团军已分别从济宁、汶上和泰安、莱芜地区逼近济南城郊。16日夜，突然向守军发起攻击并迅速将外围突破。经过两天一层一层地摧毁敌人的工事，西集团军在18日就已逼近飞机场，炮火已使得敌人的飞机不能自由起降。蒋介石运送部队给济南的空中支援只能停止。东集团军则已占领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山等要点，直扑外城。正当王耀武全力保卫机场和城区时，一件让王耀武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日，奉命守卫西城区的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所部三个旅两万余人宣布起义。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进入决战时期的第一次国民党军起义，是整个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在大型战役战场上起义的国民党军军长（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邯郸起义是在内战前夕起义的，双方未发生战事），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吴化文起义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仅对解放济南有利，而且可以动摇和瓦解蒋介石集团的其他将领。吴化文在历史上对我党、对人民是犯有重大罪过的，但是只要他能幡然悔过，弃暗投明，我党仍然是欢迎的。这对于加速蒋介石集团的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德曾经对吴化文起义说过“对我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作战，就需要这样的起义”。吴化文起义还有一个作用是表明了我党强大的政治工作威力。吴化文部起义之后，经过整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以后与原华东野战军的鲁中南纵队合并，仍称三十五军，吴化文99lib.仍然担任军长，他的几个部下仍然担任副军长和师长，在我军派入干部的帮助教育与全面整顿之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而且在1949年4月24日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将红旗插上蒋介石总统府的门楼的，就是三十五军的革命战士。
由于吴化文的起义，将济南的西大门敞开，打破了王耀武的防御体系，济南战局急转直下。9月20日，济南城外守军被我全歼。22日夜，我军使用重炮加坦克（我九纵出动了坦克4辆，这是我军首次在攻城中九九藏书使用坦克）配合步兵的连续爆破，一举攻破外城。由于济南的内城高达15米，被挖空建造成三层的机枪工事，城下还有城壕和无数碉堡，强攻不易，所以我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于23日18时以猛烈的炮火先向敌人阵地进行了40分钟的破袭，然后开始攻城。第二天拂晓，突入内城，经过激烈巷战，我九纵七十三团二营首先攻入山东省政府。24日17时，济南全城解放。但是，省政府里没有王耀武，全城搜索，也没有王耀武。
原来，就在我军攻入城的时候，王耀武自知全军覆没已是无可避免，就化装成一个小商贩，混在市民之中逃出了济南城，向青岛方向逃去。由于王耀武是山东人，也比较能混，所以一直在老百姓中混了好几天，才在寿光县境内被我军抓住，送进了战俘营。王耀武被俘后，曾经为自己未能和吴化文一道起义而后悔，他在给吴化文的一封信中说：
“君为座上客，弟为阶下囚。你起义向我说一声，我也起义不好吗？”
被俘50天之后，他在我军办的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教育之下，在我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我是前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今天借这么一个机会向各位做简单的报告。首先我说明这次济南失败的原因。守济南的军队有10万之众，有关作战的物资也不为不多，市郊工事经两年来不断修筑不为不坚，但是仅8天的战斗就被全部歼灭了。就是吴化文不起义，亦是很快地要被歼灭。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国军没有理想信仰，反人民，反大众，加以解放军英勇为人民大众的牺牲精神及优越的技能，实令人钦佩。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所以很迅速地将战斗结束了。其次我要给蒋先生一点意见。在北伐与抗战中你有一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所以得到成功。但是你坚持独裁，完全为四大家族打算，因此兵连祸结，全国无一片干净土。为了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外援，不惜与美帝国主义订了那么多的辱国条约，断送子子孙孙的幸福。以现在局势看，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注定，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是多么不智。最好命令全国国民党军队立即向人民解放军无条件投降，使全国立即恢复和平，国家民族多保存一点元气。
作为华东重镇的济南，我军只用了8天就攻克。当蒋介石得知吴化文起义的消息后，他已知道济南必丢无疑，也知道我军的打援大军正在等他，所以并未催促杜聿明率兵北援济南。当济南已被攻克时，蒋介石原来部署的援助大军的三个兵团中只有一个兵团在动，另两个还在集结之中。所以，我军原来准备的打援歼敌计划未能实现。就这一点来说，华东野战军是有一点遗憾的。但是，济南战役除了在如何打攻坚战这一问题上为今后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之外，在如何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去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敌人中的一部分能在战场上起义或投诚，以减少我方的伤亡、保护城市免遭破坏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从具体的战果来看，这一仗共歼敌10.4万人，抓获敌高级将领23人（除王耀武外，还有他的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由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在济南解放之后都先后逃走，故而整个山东除青岛之外全部落入我手，使华北、华东两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这给我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然，在这一次攻坚战中我军也付出了代价，我三纵第八师师长王吉文、十三纵第三十七师政委徐海珊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济南战役是在中共中央西柏坡九月会议这次大决战的总动员会议召开期间进行的。济南战役的巨大成功不仅大大地鼓舞了到会的我军各路将领，而且消除了会议讨论中对我军的大城市攻坚能力的某些疑虑。用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庆祝解放济南的伟大胜利》中的话说，“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包括“北平、天津、沈阳三点”在内。所以，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周恩来说：“济南战役的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一、必争的黑土地
在毛泽东心中，战略决战的战场是中原或东北，最终他把第一颗最重要的棋子落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当时的东北，与今天的东北有很多不同。虽然白山黑水不改，三江平原依旧，依然是一望无涯的黑土地。
东北地区自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在东北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虽然在张学良宣布“易帜”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也在东北上空飘过，可是国民党政府在东北根本无所作为，东北仍然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天下。日本帝国主义自日俄战争以后一直就在东北扩张势力，他们在东北驻军、垦殖、开矿、办厂、经商，培育为他们服务的走狗，所以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于地方军阀和日本人的控制之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了东北三省，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把东北变成了日本帝国藏书网主义的殖民地。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党领导的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的抗日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8月8日，根据苏、美、英三国在1945年2月签订的关于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两个月到三个月，苏联将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的《雅尔塔协定》（关于这个协定，苏联方面说要遵守三国之间的约定，要保密，所以一直未告知中共中央，虽然当时我党和苏联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方面所派的由对外称为孙平、实名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负责的情报组和电台就驻在延安枣园），苏联向日本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向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重炮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之后，坦克集群长驱直入。三路红军分别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茨列科夫元帅、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指挥下，迅速进入东北。日寇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率总部人员南逃。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苏、英、中四国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宣布准备接受波茨坦会议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读“终战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的喜讯让全国人民欢腾起来，延安军民欢呼庆祝了三天。
但是，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们在与大家欢呼胜利的同时，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毛泽东把办公室搬到了小礼堂，在宽大的乒乓球台上工作。
这是因为，苏联出兵东北这样一件大事苏联方面竟然没有通知中共中央，我党事先是一无所知，这一重大消息我党中央还是通过无线电收听到的。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面前，必须抓紧每一分钟，做出各种紧急的部署。8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在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都有所准备。”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说：我军和国民党军队“争夺抗日胜利果实”的“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8月10日和11日两天之内，中央军委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七道命令，要我军各部立即日夜兼程，向日.９9liｂ?何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就在我军日夜向东北前进的时候，苏联政府根据苏、美、英三国政府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14日由外长莫洛托夫和国民党政府外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除规定了苏联将在东北地区的大连港、旅顺港、中长铁路等问题上保持若干特权之外，苏联将在日本投降之后三个月从东北撤军，将东北交还给中国政府，亦即国九九藏书民党政府。这个条约，国民党政府立即就向全国公布了。正是鉴于这个条约，我党中央才在向全党的指示中提出了上述的一些具体办法。因为我党中央已经估计到，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然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做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由于中苏条约也明白规定了不干涉中国内政，而在三个月中，国民党政府绝不可能全部控制东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三个月中控制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热河和察哈尔不在东三省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央指出：
“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
虽然我党对当时中苏之间在东北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做了若干估计，提出了若干办法，但双方的矛盾总是要出现的，肯定是要进行谈判的。
我党中央对于苏联方面对我党在东北活动所表示的最早态度，是从山东方面获得的。8月下旬，山东军区的胶东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从海上前往辽东半岛，在庄河登陆后，前往大连同当地苏军作了接触，大连的苏军负责人说：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他们不干预，在城市里的非武装活动他们也不干预。山东军区很快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央在9月11日给山东军区发出指示，要他们马上抽调12个团，由萧华指挥，经海上进入东北，用东北义勇军等名义活动，在乡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政权。.99lib.
可是，在沈阳所发生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9月5日，我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经过与苏军谈判之后，进入了沈阳市区。这是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以后14年来第一次见到从内地来的中国军队，故而受到了东北人民“喜迎王师”的极为热情的欢迎。我先遣纵队趁机组织了临时人民政府，由焦若愚任市长；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担任司令；又放手扩大部队，不到10天，就从进沈阳时的不到一千人发展为两万人。他们又利用苏军让他们看守日军军火仓库的机会，搬出了3万多支枪来武装部队。在这种基础上，我军以沈阳人民政府和沈阳卫戍区的名义着手恢复秩序，镇压汉奸，还向外去接收其他地区。这一下，苏联方面不同意了，说大城市只能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我军立即退出沈阳。我军当然不会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驻东北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受了周保中的建议，决定派人与中共中央直接对话。
1945年9月15日，一架事先未做任何通知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飞机场。从上面走下来的是当时的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还有一位翻译。中共中央接待了这位客人，由朱德总司令和苏军代表进行了谈话。贝鲁罗索夫只是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四点声明，其中心就是要我军退出苏军占领地区，待苏军退出东北之后，中国军人如何进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15日下午到晚上，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详细汇报。根据曾克林的汇报，和贝鲁罗索夫所转达的声明，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做出两项重要决定：
（一）立即成立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组成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
（二）从华北和华中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用原来的番号和身份，不让苏军发现，完全以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活动。
会议还决定，给马林诺夫斯基回一封信，表示我党将从苏军占领区如沈阳、长春、大连、平泉等地将军队撤出，但在热河、辽宁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根据地应当允许保留。
以上决定立即用电报告知了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为了抓紧时间，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陈云、伍修权等6人，在9月17日下午，也就是中央做出决定的第二天，就搭乘苏军代表返回沈阳的飞机直飞东北，开始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有件事情值得一提。由于东北局的领导干部到东北之后要和苏军的领导干部进行很多接触和谈判，而苏军的军官都是有军衔的，对军官都是以军衔相称。我军从来未实行过军衔制，所有的军队领导干部都没有军衔，这在九九藏书同苏军的交往中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人深知苏联某些领导人瞧不起中国干部的作风，于是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由中共中央临时给去东北的几位领导干部授了军衔：彭真、陈云、叶季壮（按：我党长期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领导干部，到东北之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1949年后任国务院对外贸易部部长）三人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授予少将军衔。他们几位在刚到东北与苏军方面谈判时就是以中将与少将的身份出现的。虽然他们的军衔在与苏军的初期谈判之后就不再用，但这却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
由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时出了故障，彭真等一行是在第二天到达沈阳的。这一天，正好是“九一八”事件14周年的纪念日。
四、全速开进
曾克林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本是不速之客，中共中央九九藏书政治局决定成立东北局并立即前往沈阳这一决策也是根据突然发生的情况临时决定的，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中央书记处在延安的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送走了彭真一行之后，当天立即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正式提出了我党在全国战略部署中“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当天就电复延安，表示完全同意有关决定。19日，毛泽东再次给延安发了电报，不仅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而且在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新四军主九九藏书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也就是说，当时考虑了三位军事统帅人选：陈毅、林彪、徐向前。两天以后，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中，就已确定林彪去当司令员，而罗荣桓也去东北（原来中共中央要山东军区进军东北，是点名由萧华带队的）。很明显，为了准备打大仗，毛泽东决心将当年叱咤风云的老八路、一一五师的领导核心林彪和罗荣桓放到东北去指挥作战，而领兵统帅，则选定了林彪。
林彪赶到沈阳时，已是10月29日。中央要他担起东北部队的统帅，可是这支部队此时还没有名称。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部署各路大军进东北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摩擦，规定一律不用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当时也来不及给各部队以恰当的名称，就这样进了东北。还是驻沈阳的苏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钦科上将提议，将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都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10月31日，也就是林彪到达沈阳后的第二天，东北局得到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命令，决定我军在东北的正式名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萧劲光为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萧劲光兼参谋长。两天后，又补充任命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在此之前，为了统一指挥东北的战事，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一个临时性的军事指挥机关，叫东北军区司令部，由程子华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伍修权任参谋长。东北人民自治军组成后，这个临时指挥机关自行撤销）。
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再调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到东北局工作。为了开辟后方根据地，11月2日，中央根据东北局的意见，决定成立东北局北满（东北在当时又称满洲，北满、南满等是当时对东北一部分地区的习惯称呼）分局，以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其任务是控制北满，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巩固后方。根据中央的精神，东北局决定建立北满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同时成立西满分局，由李富春任书记；成立西满军区，由吕正操任司令员。11月20日，中共中央为了改进对西满工作的领导，决定加强西满分局，由李富春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黄克诚为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军区司令员由林彪兼任，吕正操、李运昌为军区副司令员。
在11月的一个月之内，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陆续将整个东北划分成若干军区。先后成立的有：锦热军区、嫩江军区、吉林军区（又称东满军区）、北安军区、松江军区、三江军区（又称合江军区）、辽东军区、辽宁军区、辽北军区。其中，军事力量较强的是以下几个军区：
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辽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委郭述申；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员万毅，政委张启龙；北安军区，司令员叶长庚，藏书网政委王鹤寿；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卢牺牲后为聂鹤亭），政委张秀山。
11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总部由沈阳移到本溪。
这样，东北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和各级指挥机构大体就绪。
六、蒋介石点将杜聿明
我军在紧锣密鼓，全力开进。蒋介石也没有睡大觉。
蒋介石在日寇投降之后，当然也把向日军收复失地、接收敌伪财产作为首要任务。不过，他首先要保证的是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的政治、金９9ｌiｂ.融市场。由于交通系统已基本瘫痪，他在西南的军队向前方开进的速度很慢。为了保证我军和我各个解放区的利益，阻止国民党军前进，在各地通向解放区的铁路区段，我军组织了破路行动。所以国民党军要想开赴华北和东北，就相当困难。对于东北的重要，蒋介石也不是不懂，可是军队就是一时去不了。他要运兵去东北，只有用飞机空运，或通过海运。而这些手段既不可能很快就绪，又不可能形成很大的规模。所以，他就只有发挥他的优势，先搞合法的外交活动，因为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这种合法的外交活动，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利用已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尽可能地阻碍和遏制我进入东北的部队在东北的发展。
蒋介石还有一个麻烦，就是选不出一个适合去东北接管、主持全局的人才。这个人应当熟悉东北情况，在东北有号召力、有声望，能和苏联打交道，当然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对他蒋介石必须忠心耿耿，便于控制。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接管东北最合适的人选非名闻天下的东北少帅张学良莫属。张学良哪一条都属上乘，可就因为不符合最后这一条，蒋介石当然不予考虑。实在无奈，蒋介石选中了政学系的老牌政客熊式辉，再派出太子蒋经国一道，算是蒋介石心中较为放心的人选。同时他听了熊式辉的一个烂招，为了对付今后管理东北时可能出现的麻烦，免得有人今后可能在东北与他较劲，在他还未能全面管理东北时，就宣布把有名的东三省划为东九省，即由原来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划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另设哈尔滨和大连两个特别市。把东北来一个分而治之，既便于安排东北的各种地方势力当省主席和市长，笼络人心，又可让熊式辉便于控制，还可防止今后尾大不掉。所以，早在国民党政府还未能派出一个正式人员到东北的8月30日，也就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宣布了对熊式辉的任命。9月5日，熊式辉在重庆任命了东北九个省的省主席。
1945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东北行营（后来改名为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人乘飞机到达沈阳。他们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根据，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会谈，要接收，要建立政权，要从大连港运兵，要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马林诺夫斯基让他们吃了软钉子，答复说，苏军占领区中一切日军所使用过的物资都是苏军的战利品，不存在什么接收；要建立政权，随便，可是大连港不准用，空运军队要由两国政府协商以后再定。总之，既不能接收物资，又无法让国民党军队进东北。没有军队，你建立什么政权？
想通过外交途径顺利进入东北的美梦破灭了，蒋介石只能用武力了。这一点，蒋介石是早已有所准备的。熊式辉虽然也有上将军衔，但是不能统兵作战，何况很可能要打大仗。那么，派谁去东北领军统帅呢？蒋介石早已做了准备，而且早已听取了熊式辉的意见，他决定派杜聿明。
杜聿明到沈阳后，与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欢迎国民党政府派军队到东北接收政权，如果从海上来，可以在营口登陆。可是，当杜聿明会同美军到营口联络时，才发现营口的苏军已经离去，营口已被先到东北的八路军（是刚从海上到营口的我胶东军区吴克华部）接收。国民党要想从苏军手中和平接收东北已成泡影，要想进入东北，只有一条路，就是用武力从先期进入东北的共产党手中抢，在东北打内战。何况，杜聿明心中也很清楚，如果东北可以和平解决，熊式辉就行了；如果东北需要的是外交，蒋经国也行。蒋介石要他来东北，就是来打内战的。藏书网
11月5日，杜聿明到重庆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要求派出10个军在东北强行登陆。可是蒋介石不可能运10个军到东北，暂且给了他两个军，这就是已经由美军从海上运到秦皇岛的十三军（十三军是被最早运去参加东北内战的部队，他们的第一支部队是在9月30日在秦皇岛登陆的）和正在抢运的五十二军。蒋介石要他用这两个军从秦皇岛通过山海关，打进东北去。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东北的内战，就此打响。
一、第一仗在山海关打响
杜聿明在调兵，准备在山海关打响第一仗。我军也在调兵，也准备在山海关迎接第一仗。
还在林彪到东北以前，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一到沈阳，就在一片忙碌中做了即将开战的准备，中央军委也在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早在10月4日，毛泽东就电告罗荣桓等：“战争中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10月16日，毛泽东又在给彭真的电报中指出：九九藏书高威望，暂时还可以在城市中活动。
苏军对我军不友好的最典型事件，也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最令人痛心的严重事件之一，就是卢冬生的遇害。虽然这是苏军中个别人所为，但是不能不记。卢冬生，湖南湘潭人，1925年参加北伐军唐生智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入党。1928年随周逸群、贺龙从上海到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从工农红军的连长一直升任师长。红军二、六军团长征时，他所率领的红二军团第四师是全军前卫。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先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以后到苏联治病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1942年到远东的国际八十八旅工作，1945年随苏联红军一道打进东北，担任了松江军区司令员。1945年12月14日，他在哈尔滨街头制止苏军士兵违法行为时，竟遭枪击，遇害时年仅37岁。
在苏军的支持下，国民党政府立即对东北进行了全面接收。就在藏书网12月中，熊式辉又率东北行营回到长春，并从北平空运第二保安总队到长春；他任命的辽宁省主席徐箴在锦州成立了省政府；长春市长赵君迈接收了长春市政；沈阳市长董文琦接收了沈阳市政；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
三、困难关头
这段时期，是我党在东北最困难的时期。
由于日本在东北长期的残酷统治，我党原来在东北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破坏，现在必须从头开始，而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速成的。没有党组织，没有自己的政权，也就很难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我们又在短期内以最迅速的速度开进了10万部队，这就使进入东北的部队失去了依托，正如黄克诚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说：“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9月曾克林在延安向政治局的汇报有很大关系。多年来，我党中央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对日寇投降、苏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曾克林是当时第一个从东北来的我党干部，他的汇报当然会对中央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苏军刚到东北的具体历史背景，由于曾克林是第一个从解放区进入沈阳的我党干部（他是和苏军一道直接从山海关坐火车去的沈阳，对基层情况根本未能见到），是东北人民在经受了14年的殖民统治后见到的第一个从内地去的军官，又有苏军的支持，所以，他受到了九九藏书沈阳群众的热烈欢迎，所带去的不多的部队迅速扩编（他只带了四个连的军队进沈阳，一个星期就扩为4000人，还收编了1万多人的保安队），他顺利地当上了沈阳卫戍司令，很方便地接收了武器物资。在这种极度兴奋之中，曾克林又与苏军代表一道坐飞机直飞延安，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情况，可以说是兴奋加兴奋。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氛围之中，曾克林在向中央汇报时，就把他所见到的好事说得多了点，说得过了头，诸如处处都堆积着物资、武器，不买票就可以坐火车自由进入东北，扩军十分容易，去人就可以当卫戍司令、当市长。他完全没有说假话，但也的确是在以点代面。由于我党本来早就打算尽快控制东北，既然现在出现了权力真空.99lib.，人民又是如此欢迎，武器和物资又是如此充足，当然应当抓紧时机，全速开进。所以中央做出了让十万大军轻装前进，尽快占领东北的决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苏军即将撤走?９9liｂ.（原定是进入东北3个月之后，即1945年年底撤完，后来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两次延期，最后在1946年4月才完全撤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国民党政府将接收东北，国民党军队即将大量开进，我军在山海关一线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我方人员又一下子从各大城市撤出。这种种消息在东北城乡传开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混乱现象，如我们新收编或扩军的队伍纷纷哗变或解散，国民党地下人员伙同伪满人员四处活动，各种国民党招牌旗号的队伍、单位、机构四处出现，不法分子趁机抢劫，一些汉奸特务杀害我基层干部，甚至连李兆麟将军也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陈云、高岗等都曾多次遇险。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土匪武装不断增多，横行乡野，甚至攻入佳木斯枪杀了中共的副市长。
此时林彪与黄克诚都在锦州以东的农村中，防备杜聿明东进。杜聿明并无大的动作，可是东北的严寒给没有冬衣的部队带来了难以抵御的困难。他们将部队的实际情况向东北局和中央做了报告，认为必须把部队放到乡下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肃清土匪、整训补充，目前不能与敌人主力作战。东北局的彭真、罗荣桓原来曾准备夺回沈阳和长春，后来也放弃了这种想法。北满的陈云也认为目前不存在夺取大城市的可能性，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根据地建设上。
中共中央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由还在病休中的毛泽东在12月28日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９9liｂ.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东北地区的工作全面转入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
这仍然是一场斗争，不亚于作战的艰苦，也不亚于作战的重要。正是通过这一场斗争，使我党在东北转危为安，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走上了胜利之途。
四、建立根据地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根据中央关于“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指示，为了便于“分散安家”，也为了对各部队进关以来编制、番99lib.t>号较为混乱的局面加以整编，东北局首先将部队做了重新编制。
1946年1月4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总司令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第一参谋长萧劲光（兼），第二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主任陈正人，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政委杨至诚。这时候，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有27万人。为了作战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分设前方总部（简称前总）和后方总部（简称后总），这时后总设于本溪，前总则随林彪赴辽西前线。
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之下，成立四大军区：
北满军区（也称吉黑军区）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参谋长李天佑。北满军区之下又设五个军区，即合江、牡丹江、松江、嫩江、龙江军区。军区直属部队是第七师（由山东来的第七、八两师和冀热辽来的第十九旅合编），师长杨国夫，政委刘其人。
西满军区（也称辽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黄克诚（不久改任司令员）。西满军区之下又设两个军区，即辽西、嫩南军区。军区直属部队是第三师（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兼），副师长刘震、洪学智。
南满军区（也称辽东军区）司令程世才，政委萧华、江华，副司令员罗舜初、曾克林，副政委莫文骅、唐凯，参谋长罗舜初（兼）。南满军区之下又设安东军区。军区直属部队是三纵和四纵，三纵（以山东来的第三师和另外三个旅组成）司令员程世才（兼），政委罗舜初（兼）；四纵（由山东来的第六师和第五师组成，初期称为二纵和三纵，不久合编为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应，副司令员胡奇才、韩先楚。
东满军区（也称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副司令员陈光，副政委张启龙，参谋长陈光（兼）。东满军区之下又设三个军区，即通化、吉东、辽北军区。军区直属部队是七纵和吉黑纵队，七纵（由山东来的东北挺进纵队改编）司令员万毅，政委周赤萍；吉黑纵队司令员曹里怀，政委郭峰。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部队是由山东过来的梁兴初任司令员、梁必业任政委的第一师，是林彪很熟悉的当年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部队。此外总部之下还有贾陶任旅长的炮兵旅、三个军事学校（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
各部队在东北局各分局和各军区的安排下，都避开了与敌人的正面作战，分散到乡村去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惩办汉奸，开展清算斗争（清算汉奸和伪军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减租减息，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和民兵。
在清算斗争的基础上，各地逐步开始分配开拓地和满拓地（即日本拓务省和伪满拓政司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所夺占的土地，这在东北农村数量不少，很多县都在三分之一以上，最高的在80％左右）给农民。1946年3月20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决定“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产，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于是东北全境开展了分田运动。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不久，东北局“七七决议”传达到整个东北，凡是我党控制的地区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截至1947年2月，东北地区（南满除外）共有400万农民分得土地3160万亩，平均每个农民分得8亩左右。
东北局在不断总结各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不断把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深入。1947年秋天，彭真专门回西柏坡村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将《中国土地法大纲》带回东北，进一步检查了各地在土地改革中的不良倾向，纠正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左”
倾错误，并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生产运动。东北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一直到1948九九藏书 第一参谋长萧劲光（兼）。
第二参谋长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谭政。
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后勤部部长司令员，黄火青任副政委。其下又辖三个军区：热河军区、冀东军区、冀热察军区）。
据1946年10月整编之后的统计，东北民主联军总人数为32.4万人。
一、国共和谈时东北在“大打”
这一时期，我东北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和部队整训。仗打得不多，其原因在于，这时国共两党正在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也正在谈判。所以整个东北战局是谈谈打打，时打时停。从全国来看，以东北打得最凶，时人称之为“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1945年8月30日，我冀热辽部队攻打山海关，打响了解放东北的第一枪。就在这之前两天，即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重庆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了43天。这期间，我10万大军正在日夜兼程地从内地赶往东北。
1945年12月16日，在美国政府的促进下，国共两党决定再次举行会谈。这一天，周恩来率代表团到重庆。1946年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成立了国、共和美国三方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根据停战协定，从13日午夜起，必须停止国内一切军事行动。同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停战通告。这期间，杜聿明正在向热河进攻，占领阜新，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按三方达成的停战协议，全国应在13日实现停火。1月12日，中央为了执行停战协议，命令东北的林彪和黄克诚停止一切进攻。可是，国民党并未遵守停战协议，不仅侵占了原为我军驻守的营口，还赶在停火之前于1月上旬连续攻占了朝阳、柏寿、凌源。就在13日这天，攻占了平泉，然后就在战场上高舞白旗，高呼停火。我军忍无可忍，1月14日我军吴克华部以两个团的兵力发起猛烈攻击，从国民党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手中夺回了营口。在此前两天，黄克诚部还攻占了辽西重镇通辽。
鉴于东北地区这一时期形势的发展，鉴于蒋介石根本就未认真履行停战协定中两党关于东北问题的四项默契（主要是我方同意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所有调动都必须报告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所以在1月13日中共中央又特地给东北局发了指示，凡是国民党军对我的一切进攻都应给予坚决回击。林彪这时一直认为停火?９9ｌｉｂ?协议是敌人搞的阴谋，他在向中央报告他的看法的同时，于1月15日连续下达了两道命令，命令说：“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林彪所以要如此动作，是因为这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正在大举向东北增兵。美国第七舰队在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下，将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源源不断地运往秦皇岛和葫芦岛登陆。国民党军队甚至在苏军的同意之下，于1月15日到达了沈阳，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大片地区。而这时（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重庆开会。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是东北才有，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派出的执行小组在各地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因为内战并未能停下来。国共双方都在抓紧机 4f1a." >会，力争主动。
为了打击敌人的不断进攻，坚持自卫，以斗争去争取和平；为了保卫已取得的成果，得到群众的信任；也为了鼓舞战士的信心，东北局决定在认真准备而又有理有利的条件下，给敌人一点教训，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打这一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军即将退出东北，国民党军队必然要趁此机会大举向我进攻，侵占更多的地域，我们不给予反击是不行的。针对东北的局势，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和林彪：“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进攻，在友方（按：指苏军）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的有理条件下，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这一仗，就是林彪到东北后打的第一仗——秀水河子之战。
杜聿明为了打通北宁线（即从北平至沈阳的铁路），在1946年2月9日，集中了4个美式装备师，由新民一线分三路向东“扫荡”，北线指向法库，南线指向辽中，叫嚣“要扫除铁路沿线的共军”。
林彪的指挥部设在法库，他让梁兴初的一师和彭明治的七旅做好准备。
2月11日，北路敌军的十三军八十九师两个团到了位于法库与新民之间的秀水河子，与其后面的主力拉开了一天的日程。林彪命令梁兴初率一师９9ｌib.、彭明治率七旅同时出动，再加上保安一旅的一个团，在12日迅速包围了秀水河子。我方兵力以四个团围攻，三个团打援。敌人见到自己被围，立即组织突围，被我压了回去，只有固守待援。13日夜我军发起强攻，第二天清晨结束战斗，全歼被包围的4个营，并打退了敌五十二军第二师的援军，总共消灭敌人16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两百多辆汽车。
秀水河子之战是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胜仗。不过稍后我军又打了一个不该败的败仗。
就在北路敌军在秀水河子被歼的同时，南路敌军新六军的第六十六团加上一个师部教导营共3000多人也在11日到了辽河南岸的沙岭。我军用来对付这支敌军的是吴克华的四纵。新六军是远征过印度和缅甸的国民党军队中的老部队，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战斗力相当强，不仅全部美式武器，还有我军从未见过的烟幕弹等新式玩意。在沙岭驻扎之后，敌军赶修了工事，布了铁丝网。我军对新六军不摸底，有些轻敌。
所以，从16日开始进攻，打了两天也未拿下，歼敌只有400多人，自己伤亡已超过2000人，只好撤了下来。战后在进行总结时，林彪指出了两 70b9." >点：一是未组织好精锐兵力，二是轻敌。沙岭之败，给我军指挥员敲响了一次警钟。
秀水河子和沙岭之战，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大家明白：和谈算和谈，打仗算打仗。不管重庆方面的和谈进程如何，还是要认真准备打仗。
这时，国共和谈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的军调处首席代表张治中于1946年3月4日访问延安，和毛泽东当面讨论了东北的停战问题。3月27日，军事调停处三方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东北的和平共处似乎又有了一线希望。可是，在马歇尔要求尽快派军调执行小组去东北时，却遭到蒋介石的多方拒绝。
蒋介石一方面在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向东北星夜运兵。蒋介石心中也很明白东北的重要，把他的进攻矛头指向了东北。就在这年的三四月间，将包括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两大主力在内的6个军运到了东北，总兵力为31万人。
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看到了蒋介石假谈真打的本来面目，看到了东北问题的严重性。正如周恩来所说：“停战令的症结在东北”，东北问题是“斗争焦点”。3月上旬，周恩来几次找马歇尔讨论东北问题，均因蒋介石坚持要全面接收，坚持要我军退出的顽固态度而无法谈下去。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蒋介石立即部署东北的进攻。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指出在中央通过谈判和交涉来尽力争取停战的同时，东北局要积极做好粉碎蒋军进攻的准备。同时，中央决定不再向东北增派军队和干部，今后东北的工作与作战，都应当依靠现有的力量。3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连续给东北局发出指示，指出在东北可能出现的停战之前，在不久苏军撤退之时，国民党军队都会拼命进攻，抢占地盘，我军则必须藏书网不惜牺牲来保卫战略要地。所以，要准备大打。
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做了若干准备，将原来划分的10个军区先后合为4个，即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四大军区，新老部队合编，此时全区总兵力为31万人。1946年3月26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林彪也带着指挥机关从抚顺到了四平，因为这时的四平显得特别重要，中央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打歼灭战，如果有必要，则应当“决心死守四平”。
二、一战四平
打开地图一看就可知道，在东北平原上，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大城市是摆在从西南到东北的一根几乎笔直的斜线上，四平正好处在沈阳和长春之间，又在南北与东西的铁路交会点上，其战略位置的重要一目了然。
在几度延期之后，苏军在1946年三四月份真正要撤离东北了，正式宣布将在4月6日至29日撤离完成。蒋介石要他的军队利用这一机会尽快占领东北。在苏军的协助下，国民党政府虽然派行政机关接收了各大城市，但是除了沈阳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苏军在3月13日撤出沈阳，当天国民党部队开进沈阳；4月5日，国民党的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机关移驻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北部城市都只是行政上的接收，因为国民党在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军队，临时收编的一点部队连维持治安都不够，全靠苏军在支持。如果苏军一撤，这些城市必然会落入在附近的我东北民主联军手中，蒋介石还得一个一个城市来攻占。所以蒋介石打算尽可能在苏军全部撤离之前，用军队真正占领这些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他的方案是：分兵南北两路向我发起进攻，以新一军、七十一军向沈阳以北进攻，预期4月2日攻占四平，再向北发展；以新六军、五十二军向沈阳以南地区进攻，扫平辽南，然后再集中兵力向北。
这时，蒋介石已经通过空运和海运向东北运来了7个军，只可惜这些军队大多数都在南满，要等火车，等汽车。而我军早已在各地都有分布，行动起来轻捷快速，在抢时间占领城市方面比国民党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
3月13日，苏军撤离四平。3月17日，黄克诚的第三师第十旅在七纵的配合下攻占四平，缴了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瀚东4000多名保安队员的械。战后，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决定，由保安第一旅机关组成四平卫戍司令部，辖该师第一团和七纵第五十六团共6000余人防守四平，同时调集联军主力于四平外围进行运动防御，寻机歼敌。
稍后，随着苏军的撤退，在本溪、四平方面进行激战的同时，我北满部队从4月15日到28日陆续从国民党委派的行政官员手中解放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三座大城市。解放长春由七师担任主攻，共投入了2万兵力，歼敌1.8万人；解放哈尔滨由三五九旅担任主攻，歼敌5000余人（哈尔滨城内原来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但当苏军撤出时，窜入了大批土匪武装）；解放齐齐哈尔也是以七师为主力，歼敌3000余人。
情况十分明显，四平以北的地区大部都已被我占领，国民党军队要想由南向北发展，不通过四平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我军刚占领的战略要地不可能拱手送出，国民党方面要向北发展又非攻占四平不可。
四平之战，就这样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双方指挥员的沙盘上。
林彪亲自去了四平。杜聿明呢？他不在东北，他在秀水河子战斗之后就去北平治病。他患的是肾结石，就在黄克诚攻占四平的前一天，才在北平中和医院中开刀割去了一个左肾，这时还躺在病房里。当在向蒋介石请病假之时，他就做好了找一个可靠的助手来代行指挥的准备。他向蒋介石保荐了郑洞国。
由于杜聿明的关系，郑洞国于1946年3月初到达锦州，担任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行长官职权。由于他刚到东北，而熊式辉无论是从官阶还是从资历，都比他要高，所以郑洞国未马上接手军事指挥，还是让这时也在锦州的熊式辉在负责。
国民党军队要向北进攻，首先得解决沈阳地区的后顾之忧，因为我军在这个地区还有不少兵力。而我军则有意要将沈阳地区的敌军拖住，不让其北上四平，以便配合四平的战事。这样，南路的战事就先打起来。熊式辉和郑洞国利用在兵力上的强大优势，从3月18日开始，短期之内，新六军陆续侵占了辽阳、鞍山，五十二军侵占了抚顺，七十一军和九十四军侵占了海城、营口。我军以不争一城一地得失的原则出发，这些城市都是主动撤离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什么损失。4月1日开始，新六军的十四师和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两次进攻本溪均被我击退，敌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和敌二十五师师长刘世懋被我击毙。两次本溪保卫战，我军歼敌5800余人。
4月18日，杜聿明出院回到沈阳，决定在本溪与我军做一番较量。
因为他了解到，我军当时在本溪地区有10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共有10万多人。在他回沈阳之前，国民党军二十五师和十四师向本溪进攻两次的失败，说明了本溪守军的力量之强大。如果不解决这一支强大的力量，沈阳地区就不可能控制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杜聿明调动了七十一军和新六军，加上原来的五十二军，共5个师8万多人，于4月28日分三路向我发起进攻。我辽东军区的三纵、四纵和保安三旅在萧华的指挥下对敌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之后，5月3日撤出本溪。本溪保卫战虽然未能保住本溪，但达到了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把将近两个军的敌军拖在了沈阳地区，消灭了敌军1.1万人，这对于北边的四平战役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熊式辉对四平的进攻是从4月上旬开始的，所投入的主力是新一军1和七十一军。本来，蒋介石要求他必须在4月2日以前占领四平。由于我军在本溪等地拖住了敌人，所以四平的战事是在本溪战事结束之后才开始，这段时间，使得在四平的原山东一师、二师、七师，原华中三师，万毅的七纵和原三五九旅等部队得以修筑了不少工事。
从4月8日开始，我军先在四平以南、昌图以北地区对来犯之敌实施运动防御，节节抵抗，已经歼敌5000余人，敌八十七师基本上被我全歼，直到4月17日，新一军才进到四平近郊。4月18日，敌新一军由郑洞国指挥（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当时在英国接受授勋，不在部队），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四平外围阵地发起正面进攻，敌七十一军则企图从西边迂回至四平与长春之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我七纵、三师、七师、保安一旅等部在百里防线上和敌人展开了激烈争夺战，一直打到26日，战况呈对峙状态。郑洞国下令暂行停止进攻，向杜聿明要求增加兵力。
对于我东北部队来说，能够在阵地战中击退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的进攻，这还是第一次。当捷报上报中央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27日的回电中说：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嘉奖。（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按：四平又称为四平街。马德里为西班牙首都，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西班牙人民阵线曾在此进行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得到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声援和支持）。
这不是一般的鼓舞士气，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大局考虑在内。这时正是国共两党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时期，而东北正是谈判的重点地区。3月27日，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正式签订了一个《调处东北停战协议》，能否执行，尚不确定。如果我们能守住四平，也就守住了长春，就有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实力。假若能够执行停战协议，东北就会成为我占领长春、哈尔滨，国民党政府占领沈阳的南北分治局面。而我军如果守不住四平，让对方直上北满，长春也就很难守住，这将置我方在谈判中于极为不利的境地，蒋介石就决不会与我方停战谈和，我们在东北就更加被动。正是出于这种大局上的考虑，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上不止一次用了“死守四平”这样的提法。
可是，林彪并不乐观。在第一线的他很清楚：前一段时间的战斗，暴露出了我军不适应这种阵地战的很多毛病，如火力的配备、对付火箭筒和坦克的办法、工事的修筑等，缺陷很多。还有一个致命问题是弹药的供应。长期的阵地战对弹药消耗很大，我们到东北后从日军仓库中取得的那点弹药快用光了，自己的兵工厂还未建起来，如果把新调过来的部队都拉上去，把弹药打光，以后怎么办？为了补充四平前线的弹药，罗荣桓出面请苏联方面帮忙，从海路经朝鲜调拨了八列火车的弹药和药品，谁知在梅河口火车站被国民党空军炸掉了。
南满的敌军在攻占本溪后，廖耀湘的新六军等部被杜聿明调到四平前线，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从国外回到了军中，加上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国民党军队的三支主力军一齐压向四平。
新一军和新六军同属于国民党军队中的五大主力之一，而且是一对孪生的难兄难弟。新一军1943年1月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任军长是郑洞国，下面两个师长是孙立人和廖耀湘。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军。这支部队在印度兰姆伽成立后接受了严格的美式训练，又增加了大批青年学生。这两支部队遂成为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支柱。这时，同时向四平展开了进攻。
由于敌军三个主力军一齐向我压了上来，而且其中有两个国民党军队的王牌军，战斗力很强，我军的防线不得不拉长，两翼长达100多公里，形势对我明显不利。林彪曾将守四平的各种困难如实向中央报告，黄克诚更是明确向中央建议放弃四平和长春，用以保存实力，以求再战。但中央从全局出发，仍要求林彪在四平死守，因为从全局来说，“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
当杜聿明把他在东北的主力基..t>本上都集中到四平之后，从5月14日开始以10个师的兵力再度向我军发起了进攻。这时双方的对阵形势是：
黄克诚的三师和梁兴初的一师对付西边的敌七十一军，新从南满调来增援的程世才的三纵和三五九旅对付东边的新六军，杨国夫的七师和彭明治的七旅对付正面的新一军，万毅的一纵增援制高点塔子山。15日，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激战。在三道林子北山阵地上，新一军在飞机、重炮的支持下向我军进攻，北山阵地高不过20米，宽不到100米，可是平均每分钟都要承受100多发重炮炮弹和几十枚重磅炸弹的狂轰滥炸，整个阵地完全成了一片火海和血山。新六军用部分兵力和我作战，同时用600辆大卡车运送部队绕路向前冲，再用飞机掩护，突破了我三纵的防线，然后会同新一军猛攻四平的制高点塔子山。我守塔子山的七纵和火速增援七纵的三师十旅的指战员打到18日，伤亡殆尽，塔子山终于失守。塔子山一失守，四平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更重要的是，我军有被敌人切断后路的危险。林彪在无法等待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下令全军撤出四平。19日，敌军进入四平。
四平之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打的第一次大仗，我军共投入了8万人马，结果并未保住四平，虽然消灭了敌人1万多人，但是自己的主力部队伤亡达8000人以上，有的师、旅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这一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滞了敌人的北进，在当时，对巩固北满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电报中说：
“四平我军坚守1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对于这个大仗在当时该不该打，如果要打又应当如何打，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我军的高级领导人都有着不同bbr>??的意见。当时东北局的结论认为：“防御战不是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宜采取大规模的防御战。四平保卫战是由于对时局估计的错误而形成的，以为守住了四平就能获得和平。这种作战按当时一般条件是不甚适宜的。”几十年之后，亲身参加了这一战役的韩先楚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认为的：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城市防御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领导层对和战问题看法不一、掌握不定的集中反映。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地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不过，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暂时的沉寂
四平失守之后，毛泽东命令林彪：“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现时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大平原上的长春不利防守，也不是不知道我军已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这种考虑仍是从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大局出发的。
就在四平之战之前不久的4月下旬，苏军已完全撤回苏联，东北的接收问题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国共双方如何划分在东北所占地域的问题，双方如果再打，当然就是纯粹的内战。周恩来多次向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东北的停火问题。这时中原并未怎么打，马歇尔还想暂时把内战控制下来，所以也劝蒋介石停火。他甚至表示，如果再不停火，他就退出调处回美国。这时，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共产党的军队退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入长春，在这种情况下再行谈判全面停火。可是蒋介石非但不停火，反而在四平大打一仗。这时，毛泽东估计在我方和美方的压力下，停火有一定可能。如果我们能守住长春，就可能在停火时多占有一片地区，就可以在谈判中用退出长春来交换其他条件。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杜聿明在攻下四平之后，就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直指长春。杜聿明的考虑是，一则共产党发动群众、扩充队伍的速度很快，如果不很快攻占长春，东北民主联军很快就会有强大的兵力来守卫长春；二则东北最大的水电站小丰满电站就在长春附近，如不控制在手，整个东北包括沈阳在内用电就无法保证。本来这时蒋介石是没有命令杜聿明立即进攻长春的，在沈阳督促战事的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白崇禧也认为打长春把握不大，但杜聿明认为有把握，从而说服了白崇禧，这才指挥着军队向北推进。是不是完全有把握，杜聿明心中并不是真正有底。可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我军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次叛徒事件，即王继芳的叛变。
王继芳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科长。5月19日，当我军撤出四平之际，他叛变革命，当了叛徒。
由于他原来所担任的重要职务，了解我军大量的机密，故而他的叛变给我军的行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王继芳叛变后进了军９９lｉｂ?统特务系统，四川解放后在重庆被捕，被送到当时第四野战军总部所在地武汉市枪毙）。
杜聿明从王继芳那里得知了我军各部减员的情况和已经决定向北撤的部署之后，下定了向北进攻的决心，命令新六军等部以汽车坦克急速向长春一线推进，并宣布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赏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这时我军主力都已投入到四平之战，长春的兵力不多。在四平之战后，我军主力消耗很大，有的部.９９ｌｉｂ.队在激战中已经分散，在向长春转移时，天上有敌军飞机的轰炸，地上有敌军机械化部队不时的攻击，速度不可能快。长春周围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兵力少了是无法守住的。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东北局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无价值的牺牲，做出了退出长春的决定。
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杜聿明本想继续向北进攻拿下哈尔滨，但他却在松花江南岸停了下来，让我军得以沿松花江为界暂获休整。杜聿明所以会停下来，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蒋介石为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就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那一天，他偕同夫人宋美龄，在白崇禧等大员的陪同下，飞到沈阳视察，30日又飞往长春视察。他一来，大小头目都得陪同或等候召唤，各路军事行动只得一概停止。
第二，为了缓解北满方面的压力，中央军委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我南满地区部队在本溪地区寻机歼敌。我辽东军区部队在萧华的..指挥下从5月15日开始行动，发起了鞍海战役。5月22日，我四纵收复鞍山。
在我方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海城守军在潘朔端师长带领下于5月30日宣布起义。6月3日，我军又攻占了大石桥。整个鞍海战役共歼敌3300余人，争取起义2700余人。特别是潘朔端的起义是东北第一次整师起义，也是东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吃掉一个整师的战例，对东北战场战局影响很大。
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长春，控制了大半个东北。所以，蒋介石于6月3日飞返南京之后第三天，在和马歇尔商议之后，宣布停战15天，以便在下一步的谈判中取得主动，在全国人民面前捞取政治资本。
同时也是为了休整部队，准备更大的进攻。
停战期间，国共代表又进行和谈。种种情况表明，和谈进入了关键时期。如果这次和谈破裂，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很可能彻底破裂，内战将全面拉开。6月18日，蒋介石通过马歇尔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他要占领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我党只能在佳木斯和齐齐哈尔地区活动。我党当然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不能和平解决问题，就得准备大打。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准备大打的指示。6月22日，又给东北局专门发出了类似的指示。6月24日，林彪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长电，报告东北如果要大打将会遇到的困难，认为“目前能争取和平为有利”，为此，可以“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6月25日，中央给林彪本人发出了“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全国大打”，“全靠自力更生”的指示。
中央的估计是正确的。6月26日，蒋介石就开始全面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2日，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会谈，毫无结果。
国共两党进行了大半年的和平谈判从此停止，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正式会谈。虽然周恩来仍在国统区与各界人士进行联络，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还与美方多次讨论过停战问题，但国共和谈实际上已经彻底破裂（周恩来等在11月19日返回延安，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叶剑英等人则一直到1947年2月21日才回到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
全面内战开始后，从全国来看，由原来的“关外大打，关内小打”，变为“关外小打，关内大打”，因为蒋介石把内战的重点放在中原、陕北和山东。东北地区大致保持了以松花江为界的对峙局面。由此，我东北局把主要力量放到了根据地建设上来。
四、战南满
东北地区双方的对峙只是相对的沉寂，局部的战事仍然存在。
1946年8月，杜聿明命令郑洞国指挥十三军、九十三军、七十一军向我热河地区进攻。由于敌我兵力相差太大，我军主动撤离，敌十三军于8月29日占领承德，敌九十三军于10月4日占领赤峰。承德和赤峰被占以后，我军和关内联系的主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消灭我南满主力。其主要的进攻矛头是安东（今丹东）、宽甸地区。
这时我南满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是我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辽东省委书记萧华。
为打退敌人的进攻，我辽东军区在萧华的率领下做了周密的部署。
为了能够避开敌人力量最强的地区而继续保持南满和北满的联系，决定确保东部山区的根据地而放弃安东，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所以除了安排四纵少数兵力保护军区机关转移之外，将三纵、四纵和辽南独立一师的兵力都用来阻击 654c." >敌人。10月19日，东北局批准了辽东军区的方案，并在电报中说：“如敌集中较大兵力向安东进攻，则我军应主动地做放弃 5b89." >安东的准备，不可打被动的挨打的仗，仍应集中兵力找分散的小股敌人一个一个的歼灭。今后东北的胜利主要就靠这种作战方式，和彻底的坚持农村游击战与群众工作。”.9９ｌｉb.
也就在10月19日，国民党军的五十二军率先从本溪向安东方向发起进攻。我四纵在经过了两天阻击之后，主动后撤。敌军的第二师于10月25日进入安东。敌军的二十五师是用美式摩托化装备的部队，师长李正谊在滇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九十三军都是滇军，都是从越南海防用船送到东北来的）中以善于长途奔袭、迂回包抄见长，有“千里驹”之称。这时，李正谊率部搞大迂回，孤军深入，与其他部队拉开了距离。
而宽甸以西的新开岭地区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萧华和程世才决定在这里打一个歼灭战，遂调集了8个团的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10月30日，敌二十五师接近了新开岭，我四纵十一师与之接火。由于这里山头比较多，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双方激战两天之后，杜聿明派飞机空投弹药支援，并派出了3个师的援军。11月2日，在敌人的援军到来之前，我四纵发起猛攻，终于将敌二十五师8000余人全部歼灭，生俘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我军在战斗中也付出了伤亡近2000人的代价。
新开岭战役是我军一年来在南满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东北解放战争中首次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歼灭战，参战部队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9９ｌib.
五、陈云来到七道江
新开岭战役虽然胜利了，但南满地区的形势却愈来愈严峻了。一方面，我军主力大多去了北满，南满的兵力不足，加上地方部队，总数不到6万人。加上根据地尚未巩固，而且还在不断缩小，兵源补充和后勤保障都相当困难。另一方面，敌人的兵力很强，杜聿明按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将其兵力集中在南满使用，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当我军在新开岭歼灭敌军二十五师的同时，国民党军的五十二军不仅占领了安东、凤城，七十一军还占领了桓仁和通化。通化是我军进入东北之后苦心经营的重要后方基地，通化的失守对我军在南满的活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攻下，我南满根据地不断缩小，到11月中旬，只剩下紧靠鸭绿江的临江（今吉林省白山市浑bbr>.9９lｉｂ?江区）、长白、濛江（为纪念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后改名为靖宇县）、抚松四个原来工作和群众基础都不算好的贫穷县。严冬将至，部队即将遇到更为困难的局面。
就在这种时候，进入东北之后长期主持北满工作的陈云主动要求到南满去，作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的萧劲光也要求去南满。经东北局研究同意之后，他二人于1946年10月27日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取道朝鲜，走了整整一个月，直到11月27日才到达当时辽东军区所在地，鸭绿江北岸的临江。
陈云和萧劲光一到南满，立即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央和东北局关于坚持南满斗争的指示，并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成立东北局南满99ｌｉb?分局，对南满的党政军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由萧劲光担任，政委由陈云兼任，萧华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这时的南满的确是十分艰苦、十分困难，天寒地冻，衣食不继，队伍减员严重，弹药无法补充，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根据地又大大缩小。
军区机关、辽宁省委和安东省委机关、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共约10万人压缩在纵横都只有100公里的山林之中。党内、军内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打算向北满转移，没有信心继续在南满坚持。
在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12月11日在七道江（在今吉林省通化东南）召开了由萧劲光主持的师以上干部会。萧劲光提出了“以军事反清剿为主，以有力的游击兵团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清剿。在广大农村恢复政权，迟滞与打击敌人的新进攻，主力集中于适当位置，准备于敌人..进攻中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但是，广大干部不理解，不同意，思想无法统一。萧劲光只好派人去请陈云到会。
13日，陈云在大风雪中来到会场，与大家讨论了一整天。陈云指出了南满局面的严重性，更指出了南满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将南满的现状比为“风雨飘摇下的豆油灯”。他又把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比喻为一头头向北满的牛，把南满比喻为牛尾巴。他说：我们抓住了牛尾巴，这头牛就无法狂斗；放开了牛尾巴，这头牛就横冲直闯。所以，我们必须抓紧这条牛尾巴，要坚持南满斗争。当然很难，但是如果往北满撤，在严冬中翻越长白山，部队必然要损失不少，何况主.力到了北满仍然要打仗，要牺牲。主力走了之后，地方部队可能完全难保。如果在南满坚持，虽然会有一些牺牲，但能拖住敌人，打击敌人，为全局做贡献，更何况我们是“背靠沙发”作战（指背靠朝鲜和苏联）。由于三纵和四纵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土地革命时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陈云以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做比较，鼓励大家以毛泽东反“围剿”的战术来打击敌人，主动打到敌人后方去。陈云的分析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以萧华为首的多数干部被陈云的分析所折服，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这才统一了思想，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指军区所属的三个分区）”的总方针，并对军事行动做了全面的安排，决定在4个县23万人的根据地基础上将主力打到敌后去大闹天宫，打击敌人。就在七道江会议结束的当夜，亦即1946年12月14日夜，主动请缨打到敌人后方去的四纵就派出十二师在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的率领下作为第一梯队从横路一带出发，向海城、庄河方向插去。
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七道江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在南满地区的斗争史上更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会议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和策略得到了中央和东北局的支持，并在今后的斗争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
六、四保临江
陈云和萧劲光在长白山带领军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杜聿明和郑洞国也在不停地向我发动进攻。12月17日，敌军出动了6个师的兵力，其目标是打通通化、辑安（今集安）一线，占领我当时南满的指挥中心临江。1946年12月27日，郑洞国还将他的前线指挥所移至通化。
我南满部队按照七道江会议的精神，一改后退防守的被动作战为主动向外线出击。12月18日，四纵继十二师已经插至敌后，又避开敌人的据点，在胡奇才司令员 7387." >率领下，十师和十一师兵分两路?99ｌｉｂ?同时向西深入敌后，在新宾、本溪、抚顺、桓仁、宽甸的广大地区活动。由于这些地区没有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我四纵只用十几天就攻克据点20余个，歼敌3000余人。这就使郑洞国不得不把准备进攻临江的兵力调出两个师来用于防守。而我在内线防守的三纵也不再被动防守，而是在运动中先后歼敌1700余人。民主联军总部又派东满军区的3个师配合南满作战，迫使郑洞国调了4个师北上。1947年1月19日，我三纵将敌五十二军二师的进犯之敌击退，全歼一个营，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进攻，“一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这一仗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下打的，部队减员中将近一半是由于冻伤，最困难时，陈云和萧劲光把自己的警卫班都解散了。虽然是如此艰苦，但终于取得了胜利，对大家是一个极大鼓舞。
在南满军民“一保临江”时，按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紧密配合，主动打击敌人”的总方针，为了从全局上调动敌人、支援南满，林彪决定抽调部分力量，趁松花江封冻的时机出兵江南，寻机打击敌人。为此，他将前线指挥部移到松花江之南的双城??。
1947年1月5日，我一纵三个师全部越过冰冻的第二松花江（松花江的主要支流），向分散在各处的新一军守军寻机进攻。第一仗，从新一军手中吃掉了重要据点其塔木；第二仗，在张麻子沟伏击前来援救其塔木的拥有8辆装甲车的全部美式装备的敌新一军一一三团，全歼该团1100多人；第三仗，消灭了前来援救其塔木的敌一一二团1200多人。我军还破袭了吉长铁路和中长铁路，进逼德惠、农安、四平，迫使杜聿明从南满和西满抽调兵力北援。这就是后来称之为“三下江南”中的“一下江南”，共消灭新一军将近三个团。
我军保临江和下江南的行动，使杜聿明不敢再轻率从事。为了对付我军在南满的根据地，杜聿明在通化成立了由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主持的第三绥靖区。
1月30日，在郑洞国的指挥下，以4个师的兵力再次进攻临江。我军事前有所准备，由三纵和四纵的第十师在三天之内两次对来犯之敌发起攻击，共消灭了敌七十一军的一个团，打死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副师长何世雄。四纵的第十一师则插向敌后，突然袭击宽甸、辑安一线，还攻入了桓仁县城。进攻临江的敌人只好退守通化，我军取得了“二保临江”的胜利。
杜聿明不甘心失败，在2月13日第三次发动了对临江地区的进攻。
这一次用了5个师，也是分兵三路。我三纵在敌人还在向我开进时，就抓住机会于18日从侧面进攻，全歼了敌军一个团。22日，再歼敌一个团。由于我北满部队这时二下江南，杜聿明要调兵北上，本来就分散在各地的守城兵力又有减少，于是我军一举收回了金川、辉南、柳河、辑安四座县城。我四纵仍然是打到敌后，攻占了碱厂、下马塘等据点，消灭了敌青年军二零七师一个加强营和一部分保安团。然后又快速向东，顺带攻下桓仁县城。于是，我军取得了“三保临江”的胜利。
“三保临江”的同时，我北满部队的12个师于2月20日二下江南。
六纵主攻城子街，一纵负责打援..。这次南下的还有我东北民主联军新组建的炮兵部队的两个团。23日，在炮兵的支持下，我六纵攻克了城子街，消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团。28日，又向德惠发起进攻（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军部就在德惠城里）。杜聿明为了增援德惠，急调在南满进攻临江的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北上四平，同时调七十一军在四平的两个师北上救援德惠。3月2日，我军从德惠外围撤出，退回江北。这就是我军的“二下江南”。很明显，二下江南对南满的三保临江是很重要的支援。
在我北满部队渡江南下的战斗中，暴露了敌军一个十分明显的弱点，就是为了四处防守而造成兵力分散，当我军对敌军守点发动进攻时，他们不得不几次从南满调集兵力。所以当“二下江南”结束不久，林彪就抓住时机，发动了“三下江南”的战役。这次渡江南下的是3月6日过江的二纵和第二天过江的一纵。3月12日开始，一纵陆续在姜家屯、郭家屯歼敌，二纵则在靠山屯歼敌，三次共歼敌约6000多人。我军接着又包围了农安的敌八十七师。杜聿明为了解除农安之围，除了调兵，还打算在第二松花江的松花湖（即丰满水库）开闸放水来断我后路。为了减少损失，我军未攻下农安就返回了江北，结束了“三下江南”战役。值得一提的是，3月8日夜，我军前往包围农安的部队在德惠城外发现一支车队，由于要前去攻打农安，就只用少数力量进行包围。
在攻击中，小汽车跑掉了，其余车辆被我军俘虏。后来才知道，那辆小车中坐的就是杜聿明，他差点也成了我军的俘虏。
为了配合“三下江南”，我南满四纵主动出击，进攻通化。战斗在3月20日打响。当敌军两个师的援军赶来时，我军撤出了战斗。通化虽未攻下，但是从南边支援了北边的“三下江南”战斗。前几次是“南打北拉”，这一次是“北打南拉”。
当北边的“三下江南”结束后，松花江已开始解冻，我军已不能随意过江，北满的敌人松了一口气，郑洞国（三下江南之后，杜聿明卧床不起，在医院中治疗）就把进攻的重点又放到了南满。从3月27日开始，以新六军为主力，加上五十二军、六十军、九十三军，还从热河方面调来十三军，再次向我临江地区发动了三路进攻。这一次使用的兵力总共有20个团，比以往几次都多，给我南满部队的压力也最大。这时，我军主力三纵和四纵在临江地区一共只有4个师，总兵力只有2.5万人左右。
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我军决定以少数兵力牵制其两翼，集中力量歼灭初到长白山突出在中路最前面的十三军八十九师。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平时一贯骄狂。我军在4月1日与向通化前进的敌军接火，四纵将敌人诱进柳条沟一带的伏击圈，三纵也飞速赶到。4月3日，我军向被包围的敌人发起攻击，同时阻击前来援救的敌人5个团的兵力。经过一天的激战，全歼敌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的一个团共1万余人，只有敌师长带少数人逃脱，副师长以下7500多人当了我军的俘虏。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痛快。郑洞国未料到会如此迅速地损失1万多人，对以 540e." >后的战事失去了信心，下令撤军。我军的“四保临江”胜利结束。
“四保临江”战役在北满“三下江南”的支援下，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战果。三个多月时间内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四次进攻，保卫了南满根据地，还消灭了敌人4万多人，收复了11座城镇，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大大鼓舞了斗志，提高了信心，扭转了我军自四平保卫战之后的十分被动局面，逐步转为主动。而从敌军方面来看，杜聿明的“南攻北守”方针完全失败，为了处处守点，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御。
一、全力准备大反攻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势头已经被遏制住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没什么大的行动。我军由于大力加强根据地建设，成绩逐步显现出来，后勤保障大有改善，摆脱了刚到东北时的困境，加之整顿军队和在实战中的磨炼，战斗力逐步得以提高。从整个局势来看，我军已经从被动逐步转为主动。但是，如果要向敌人发起全面的大反攻，则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
（一）我军现有兵力共约46万人（1947年5月中旬统计），其中主力部队为5个纵队共15个师，加上11个独立师，计24万人，另有地方武装22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正规部队就有7个军共23个师，加上特种兵和直属部队计46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2万人，共有58万人，在兵力上我军还弱于国民党军。
（二）我军分在南满和北满两个地区，各自的空间有限。
虽然可以相互呼应，但不太好集中兵力组织大的战役行动。而敌人却正好在我军两大片的中部，调动与使用都比我军方便。
（三）敌人占据着主要交通线和70多个城市，而且又连成一片，在控制整个局面上比我们有利。
（四）在武器装备上敌人仍然比我们要强得多，我军虽然这时已经建立炮兵，但只有10个炮兵团，对于打攻坚战还很不够。
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走上全面反攻之路，但还有一段路要走，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就要求我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个有力的铁拳头，不打则可，一打出去，就可以把杜聿明砸得粉碎。
“四保临江”刚刚结束，1947年4月8日，林彪在给南满分局的电报中就这样说过：要“把东北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南北分兵状况，改为形成一个大拳头为主的集中作战。估计有时一次能消灭敌数个师，许多次要城市的敌人将不打自退，或被我各个击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彪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是4月中下旬，他在前线指挥部双城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作战技术，特别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集中兵力攻坚，如何使用“一点两面”战术。
“一点两面”，是林彪对部队在进攻时的基本战术的形象.解释，也是他对部队各级指战员的基本要求。在他指挥的部队中，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一点两面”战术。何谓“一点两面”？下面是林彪自己在一封电报中的阐述：
所谓一点，就是要选择敌人一个最薄弱点，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于这一点上，对其他的方面只用少数兵力助攻。总之，不可平均使用兵力。所谓两面，就是不应将突击队与钳制队统用在正面。通常应将突击队应用在敌人侧面去，钳制队用在敌人正面。如只从正面攻击，则敌无后顾之忧，必顽强抵抗。且击溃后他能跑脱，不易消灭。以上两条，排以上干部无论对大目标或对小目标的攻击，皆当采取。
这种战术看来简单，可是不少人在战场上往往会使用失误，做不到。所以，林彪经常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这个“一点两面”。
第二个会议是在5月初召开的东北局工作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东北的整个局势和今后的工作，在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的决议》，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 7ee7." >继1946年的《七七决议》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决议，人们一般都简称为《五五决议》。决议指出，一年多来经过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奋斗，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后方已经基本巩固，南满已经稳住了阵地，党内军内的思想得到统一，《七七决议》规定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在战场上，蒋军进入东北的7个正规军的21个师已被我歼灭九个半，蒋军王牌新一军的每一个师都被我歼灭了一个团。这样，蒋军不得不由1946年的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守。“这就在东北全党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务，即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全力准备大反攻”。
这一决定是和全国局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同步的。虽然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陕北指挥西北战场上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但是如果从全局做高瞻远瞩的部署，已经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我们已经可以由战略防御转入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反攻了。就在《五五决议》形成之时，我新华社在5月1日发表了题为“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明确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毛泽东在对全国各战场不断发出的各种指示中，不仅就战略方针、战术安排对转入大反攻做出了具体的指示，就是对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也在做细致的考虑。比如，在..t>1947年3月26日，他特地给林彪和高岗一封电报，指示从现在起，东北不能再破路，而要保路，因为“不久的将来即可全为我用，否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5月20日，毛泽东又给林彪、高岗电报，要他们在解决南满问题之后考虑解决热河、冀东，因为这是“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必不可少之条件”。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还说：“综观全局，日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两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为了适应东北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行党政军明确分工，经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在5月下旬对东北的领导机构做了如下调整：
（一）将东北局委员由原来的20人（即在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0人）扩大为26人，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林枫7人为常委；以林彪为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高岗兼秘书长。
（二）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央军委东北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高岗、谭政、刘亚楼、萧劲光、程子华为委员。
（三）为加强党对政权机关的领导，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主任由林枫担任，副主席由张学思、高崇民担任，行政委员会党委由陈云兼任书记。
为了全力准备大反攻，东北?99ｌｉb?军民做了大量而艰苦卓绝的工作。
二、建炮兵
要打大仗，要攻坚，必须要有远距离摧毁敌军工事和集群的强大火力，必须要有自己的炮兵。
我军从关内进入东北时，不说没有炮兵，连轻武器都没有多少。因为听说日伪军留下了大量武器可以接收，所以我们不少队伍为了赶快进入东北，都是轻装前进。可是，才过了一年多时间，在“三下江南”的时候，我们就有以团为建制的炮兵参战了。
我军进入东北后，曾经接收过少部分轻武器，在作战中也缴获了大量的轻武器，但重型武器缴获不多。曾经有一种误解，认为苏军在撤出东北时把若干武器留给了我们。对于这种说法，曾经担任过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就编写第四野战军战史问题的一次讲话中，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９9ｌib.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是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
我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队伍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为了准备大反攻，刚建立起来的炮兵部队担负了更为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谈到东北的炮兵，就不能不让我们深切缅怀我军炮兵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朱瑞。
朱瑞和他的同志们白手起家创建炮兵是非常不易的。当他们进入沈阳，当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谈判接收日军留下的火炮时，竟然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朱瑞带领炮校全体同志分散到山林雪野中各处去找，进行零星收集，无论是完整的、不完整的，破烂的、装配不上的，凡是可能有用的东西都要。在各部队的支持下，终于找到不少东西，全部集中到南满的通化，炮校也在通化正式开学，以后又迁移到北满的牡丹江，开始了东北炮兵的艰苦创业。当时炮校的办校方针就是“分散干部，搜集物资，建立家业”，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千方百计 5bfb." >寻找火炮。只要有点线索，哪怕 662f." >是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也要去碰碰运气。例如，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边，就曾刨出了三门大炮。bbr>.
为了加快东北的炮兵建设，林彪让朱瑞起草了《炮字第一号命令》，在1946年7月9日以林彪、高岗、彭真、朱瑞、邱创成（炮兵学校政委）五人的名义下达到东北的所有部队。命令传达了毛泽东所说的“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和朱德bbr>藏书网所说的“炮兵为建军骨干”的重要论述，然后着重指出：
我党的建军与作战指导，现正处于走向正规化与正规战的过渡。标志这一转变之基本的与最重要的设施之一，便是炮兵。编成一定数量的炮兵，并使之与步兵及其他兵种正确协同作战，不但将改变我军的组织机构，也将改变我军的作战和战术形式，因而也会根本改变我军作战的指导方针（从游击战、运动战到正规战、阵地战）。坚定明确地把握住这一转变，是我军在建军途径上获得成功的关键。
1946年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下发了《炮字第二号命令》，任命朱瑞为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为政治委员，贾陶为副司令员，匡裕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东北有了统一的炮兵领导机关和指挥系统。
通过种种努力，到1947年2月，我东北民主联军终于有了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及牵引车65辆，训练出了一批专业人才，从1945年只有5个炮兵连，发展到有了100个炮兵连和60个步兵迫击炮连，还有1个修炮厂。1947年3月，在双城召开了东北我军第一次炮兵会议，对我炮兵第一次拉出去参加“三下江南”战役中的得失进行了认真总结。到这时候，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支现代化的炮兵部队（也是我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军队中的第一支成规模的炮兵部队）终于初步建成。
第一次炮兵会议之后，东北炮兵本着“广泛普遍地发展与适当地集中整编使用”的原则，有了更快发展。这一方面原因是各部队的普遍重视，炮兵学校培养的骨干和各部队自己培养的骨干日益增多（根据炮兵会议的精神，各部队还有意收集和改造了不少俘虏中的炮兵人才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我军兵工厂的增多，修制出的火炮和制造出的弹药大量增加，陆续装备了各炮兵部队。所以，当大决战开始时，我东北野战军不仅是每个团有自己的炮兵连，每个纵队有自己的炮兵团，野战军还有了炮兵纵队。在这支炮兵队伍中，不仅有山炮、榴弹炮、野炮、加农炮、高射炮、迫击炮，还有坦克、战车。这样，就为我军的大兵团攻坚作战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支持。
三、工业基地创军工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中共中央就考虑尽快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有着全国其他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工业原料的生产能力和机械加工能力，兵器生产也很有基础。如果我们掌握了东北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对全国解放战争所急需的各种军需物资供应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在东北站稳脚跟之后，就把恢复工业生产，组织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作为东北的重要任务来抓。当全力准备大反攻的时刻到来之际，这个任务就显得更为紧迫。
前面曾经介绍过刘亚楼的一段谈话。从那段谈话中可以得知，当我军进入东北时，我们在接收日伪产业这一问题上，并未得到已经进入而且全面控制了东北的苏军的支持。虽然我们在从延安和各根据地选派干部时就已经有意地选派了若干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去东北，可是他们到东北后根本无法接收日伪产业，当然也就无法组织什么军工生产。当时的后勤军需物资供应，一方面是靠自己搜集，靠向敌人夺取，另一方面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同苏联交换。1946年苏联因为自然灾害而使农业生产受损，谷物缺乏，我们用很大力气组织了100万吨粮食与苏联交换了一大批日军武器（因为制式不同，苏军一般不用日军武器）。此外，当时朝鲜的金日成刚从东北回朝鲜不久，和我方联系较多，对我们态度也很友好，把当时朝鲜用不上的大量日军武器和其他物资也给了我们不少，两年之中，共有2000多个车皮。为此，东北局还专门在朝鲜设立了由朱理治负责的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
但是，上述来源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为了支援前线，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工业。在东北建立军事工业的最早领头人是韩振纪。
韩振纪是河北高邑人，保定陆军讲武堂出身。1931年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任过副团长，在长征中担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抗日战争中，先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副团长、团政委，以后到新四军工作，长期担任新四军的军工部长，成为我军军工战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当抗日战争胜利我军开进东北时，他正在新四军二师当参谋长。由于考虑到东北军工生产的需要，特地把他调至东北，担任了民主联军的军工部长兼政委。
经过艰辛努力，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军事工业基地在韩振纪的带领下于1946年秋天在中、朝、苏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建立，第一批开办的有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木材厂。我们利用到处搜集的设备和原料，依靠自己的技术人员和改造日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终于得以源源不断地把子弹、手榴弹和炮弹送上前线（ 901a." >通往北满的通道是通过朝鲜走海路过去的）。到了1947年，其他根据地也在珲春基地的经验指导下陆续办起了大小不同的军工厂，东北的军工生产逐渐形成了规模，每月能生产手榴弹5万枚、掷弹筒弹10万发、子弹（包括利用旧弹壳复装子弹）500万发。
作为全国各根据地中军工生产条件最好的东北，当然有责任支援其他根据地。1947年7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8月29日，中央军委又电告林彪、罗荣桓：东北应当“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为了更好地发展东北的军事工业，东北局于1947年9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军工会议，在会上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在此之前，东北局已经决定由黄克诚以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任后勤部司令员，分管军工..和军需工作。军工会议上，对整个东北的军工生产做了全面的研究，确定了今后的生产任务。为了加强对各地军工生产的领导，军工部还在珲春、兴山、鸡西、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大连等9个有军工企业的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将原来由各地分散进行的军工生产统一领导起来。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军工生产在珲春基地之外，又建立了大连基地。当时的大连还在苏联的“租借”之下，是苏联的军事基地，但只要我们在大连的活动不使苏联方面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上发生麻烦，苏联方面一般不会过问。大连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市内又有我党的很多人员（当时的副市长和公安局长都是中共党员），我党还成立了大连市委。所以，为了利用大连的工业优势，从1947年春，中央陆续从延安和华东派出得力人员来到大连，同苏军交涉之后，接管了一些工厂，以“建新公司”的名义组织军工生产。建新公司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的军工联合企业，由原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任经理，由从延安??来的曾长期在苏联从事技术工作的江泽民任副经理。江泽民还被任命为东北军工部的副部长。
经过一年的努力，建新公司有了8个工厂6000名员工，主要生产?部队急需的各种炸药、无烟火药、炮弹、引信、收发报机、电话机、药品，原料部分还从朝鲜采购。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东北局和华东局共同向建新公司投资东北币3.5亿元。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笔大型的工业投资。
当大决战开始时，据1948年6月的统计，我东北军区军工部已有军工厂55个，干部2500多人，工人1万多人，不仅能为东北军区提供各种军需物资，而且还能大量支援关内（为了完成好支援关内的重要任务，东北局特派曾经担任过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出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对关内各解放区的物资供应），为整个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底，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粟裕曾签发亲笔信件，向旅大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人群众表示感谢。
四、东北野战军有了一百万
要准备大决战，扩大和整训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协调能力和大中城市的攻坚能力，当然是东北局工作的重点。
首先是要对部队补充兵源，扩大部队。由于这时根据地的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所以我军扩军的主要方式是动员翻身农民参加地方部队，再由地方部队到主力部队，而不再是刚到东北时那样以改造俘虏兵为主。1946年8月29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补充主力加紧作战准备的指示》，指示说：
没有强大的主力，并使它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就不能有效地、连续地打击和歼灭敌人，因此也就不能巩固地方部队，确保根据地及群众斗争的果实。因此地方党、地方兵团的同志应当自觉当所谓“兵贩子”，认清源源不断地补充主力，正是地方党与地方兵团的责任。
各省委应负责在每个工作区从自己的地方兵团、县大队和独立营中，抽调出2000到2500人的建制部队补充各该工作区的主力部队，以保证每一主力师、旅除充实现有三个团外，另增编一个补充团，充实该师、旅到1万人左右。
当东北局的指示下达并逐步贯彻之后，各地开始向主力部队补充新战士。但由于当时作战任务很重，新战士一参军就可能上战场，不可能有训练的时间。而地方部队和县大队中有一些成员是不脱产不离家的，并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不能适应阵地战的要求。于是，东北局在此基础上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决定，在各地组建二线兵团。其办法是以部分主力部队的干部和老兵为骨干，将自愿参军的农民和工人直接组建为独立团，进行训练。训练要求必须按民主联军总部所颁发的《独立团军事教育计划》进行，待达到要求之后，再补充进主力部队。这一计划从1947年8月开始进行，半年的时间，就组建并训练了88个独立团，共22万人，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从开始组建独立团到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共组建了189个独立团，总人数达42万人，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积极从翻身农民中发展兵源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并没有放弃对大量俘虏兵的改造，特别是在出了一八四师叛逃的事件之后。
前面已经谈到，1946年5月在南满的鞍海战役中，当我军进攻海城时，国民党的滇军第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在潘朔端师长的率领下宣布起义。起义之后，被编为民主同盟军，开到通化地区进行学习整训。由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不够，对其中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反动分子有些迁就，特别是未能及时派去政治工作干部做政治工作，让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反动分子在原副师长杨朝伦的串通下，抱成了一团。当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我通化地区发起进攻时，杨朝伦等人认为我军不可能打胜，就违反了潘朔端的命令，拉了1000余人叛逃了。
一八四师叛逃事件给东北局和各部队敲响了一次警钟，决定要认真总结这次深刻的教训，重视并改进对俘虏和起义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
当“三下江南”结束之后，就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集中起来办了“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进行集中教育改造。1948年1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还在谭政主任的主持下专门召开了“国军工作座谈会”，重温中央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研究俘虏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讨论了若干有关的政策和方法。自此以后，东北各部队再也未出现过一八四师叛变这样的事件，不少解放战士参加我军并成为很好的革命战士。如1948年9月攻打锦州时，在全班打得只剩一个人的情况下，高举两颗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姚尚云，就是1947年被我九纵七十四团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我军专门改造国民党军官的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先后有15533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前来学习，其中仅中将就有29人，少将210人，上校397人，中校、少校1484人。经过教育改造，最后只有76人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其余的陆续走出了教导团，有的回家，有的参加工作，也有的参加了人民军队。还有的出去之后就到国民党军队中做策反工作，让他们放下武器，起义投诚。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军改造俘虏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在1947年底，我军在东北的主力部队人数已经与国民党军持平。到1948年4月，主力部队加上二线兵团总计已经达到98.8万人，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百万大军，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为大决战做好了最重要的准备。
为了适应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使部队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从1947年夏天以来，民主联军总部对整个东北的部队编制陆续进行了调整，扩充补足老的部队，组建新的主力纵队。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包括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两个系列，但是只有一个统一的总部，现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与截至1948年4月的编制序列简介如下（按：由于当时部队在扩编之中，干部调动比较频繁，所以下列干部名单中有个别重复）：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
第一副司令员高岗。
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
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
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
参谋长刘亚楼，副参谋长伍修权、曹祥仁。
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周桓。
后勤部部长李富春（兼）。
东北军区之下分为十二个军区：
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江华，副司令员沙克。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副司令员解方、赵杰，副政委刘惠农。
辽南军区司令员陈奇涵，政委张秀山，副司令员边章伍、副政委林一山。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副政委唐天际。
辽吉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副司令员高鹏、蔡斯烈，副政委彭嘉庆。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政委王鹤寿，副司令员关庆寰。
嫩江军区司令员朱涤新，政委刘锡五，副司令员赵承金。
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政委张策，副司令员李寿轩。
合江军区政委洛甫（张闻天），副司令员李荆璞、杨梅生，副政委张启龙。
牡丹江军区（1948年7月撤销）政委何伟，副司令员田松。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泽（乌兰夫）。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副司令员李运昌、副政委黄火青。
在冀察热辽军区之下，又有三个军区：
热河、冀热察、冀东。
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是一个领导机关，但由>?于军区和野战军在有些工作上仍有分工，所以领导干部的名单上稍有不同。在野战军中林彪只担任司令员，政委由罗荣桓担任（这就是人们一般又把东北野战军或日后的第四野战军称为“林罗大军”的由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不设副司令员、副政委、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不同的是野战军的后勤部长兼政委是钟赤兵。到大决战开始之前的1948年8月14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集中力量打大仗，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上层的整编，将野战军总部和军区总部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这三大部分开，成了两个系列。从此，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就全部心思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区机关的工作都交给高岗、陈云、李富春等同志负责。
东北野战军所属野战部队的编制序列有：
前方第一指挥所（后改称第一兵团，东北野战军的前方指挥所和兵团与后来四野的兵团不同，其下并不直属固定的几个纵队，而是根据战局的需要，由总部决定在一定时期或某一战役中，指挥哪些部队）司令员萧劲光（兼），政委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前方第二指挥所（后改称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兼），政委黄克诚（兼），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
东北野战军这时共有12个主力纵队和一些其他部队：
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
一纵下辖三个师：一师师长江拥辉，政委吴岱；二师师长贺东生，政委刘兴元；三师师长彭景文，政委刘贤权。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吴信泉。
二纵下辖三个师：四师师长陈金玉，政委李雪三；五师师长吴国章，政委贺大增；六师师长张天云，政委石瑛。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副政委刘西元。
三纵下辖三个师：七师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八师师长左叶，政委刘光涛；九师师长徐国夫，政委谭开云。
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委欧阳文。
四纵下辖三个师：十师师长蔡正国，政委葛燕章；十一师师长周光，政委李丙令；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政委张秀山。
五纵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副司令员吴瑞林，副政委唐凯。
五纵下辖三个师：十三师师长徐国夫，政委丁国钰；十四师师长彭龙飞，政委谭文邦；十五师师长胡继成，政委何善远。
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李作鹏、杨国夫。
六纵下辖三个师：十六师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洲；十八师师长王兆湘，政委陈德。
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副司令员曾克林。
七纵下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徐绍华，政委邓东哲；二十师师长刘述刚，政委刘永源；二十一师师长李化民，政委朱民亲。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副司令员张天云，副政委王逸群。
八纵下辖三个师：二十二师师长吴烈，政委陈仁麒；二十三师师长张德发，政委谢家祥；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
九纵下辖三个师：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政委李振声；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
十纵下辖三个师：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卓雄；三十师师长方强，政委孔石泉。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副司令员周仁杰。
十一纵下辖三个师：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三十二师师长李光辉，政委刘禄长；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政委钟文法。
十二纵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
十二纵下辖三个师：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委粟在山；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
炮兵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贾陶、匡裕民。
护路军（后改名为铁道纵队）司令员苏进，副司令员王光文。
骑兵师（以后分散到各纵队）师长王明贵，政委朱继先。
在总部之下，还有11个独立师。独立师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因为在主力纵队减员时，独立师就可能作为主力纵队的补充，然后又从二线兵团中组建新的独立师。
在百万东野大军之内，还有一支在各种军史著作中极少载入编制序列却又极为重要的队伍，就是被称为东野总部二局的技术侦察队伍，领导人是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曾经担任中央红军破译科长（正式名称是中央军委第二局第四科）、写有《密码学总论》一书的曹祥仁，他此时担任东野的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曹祥仁在1947年5月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的身份来到东北，经过一年的努力，二局的总人数超过了400人，已经拥有120多名侦收员、60多名破译员，配备着40多部电台，他们几乎可以破译敌军的全部密码，几乎可以截获敌军的全部电报，几乎可以听懂报话员所使用的全国各种的方言。在大战期间，每天可以给总部首长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超过100份。林彪曾经评价这支队伍“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
当东北大地上一支又一支队伍组建并扩大之后，当仗越打越大的时候，抓紧训练与教育就是各级干部最重要的职责。东北野战军总部（当时简称为“东总”）为了准备全面大反攻，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在东总所抓的训练中，除了经常进行对各个部队的督促与检查之外，着重抓的是对各级干部的训练与教育。当东北局在东北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在1946年2月，以从延安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人员为基础，东北军政大学就正式成立了，并且一直是由林彪兼任校长、彭真兼任政委，具体的校务工作长期由担任副校长的何长工和担任副政委的吴溉之负责。学校每逢战斗间隙，就会将各级干部进行轮训，林彪经常亲自到学校上课。林彪讲得最多的，是“一点两面”和“四快一慢”。关于“一点两面”，前面已经有过介绍。而“四快一慢”则是林彪在1947年夏天打四平之后总结出来的。什么叫“四快一慢”呢？林彪在1948年2月17日为军政大学中级以上干部集训队上课时是这样讲的：
“四快一慢”不是我们发明的，世界上有战争以来就有了这条道理。
第一，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敌人是按普通时间计算。可是我们不按他的算法，白天也走，晚上也走，一下子扑到他前面，使他来不及应付，他就是撤也得要个时间，这就是快的原则。
第二，发现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捆炸药、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忙得满头大汗才行，这要快。
第三，突破后扩大战果要快。
第四，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
“一慢”是指什么时候慢、什么事情上慢呢？就是总攻发动时机这一步要慢。在这一问题上要沉得住气，上级催骂，派通信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才打。
如果不实现“四快一慢”，就不能实现“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这个方法是实施“一点两面”的关键，而“一点两面”是我们战术中最主要的东西，“四快一慢”是达到此战术目的的方法。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其方法是“一点两面”战术；但是要实现“一点两面”作战的战术，就要实行“四快一慢”，这就是它们的关系。
林彪指挥作战多年，除了战略问题上的审时度势由他自己掌握之外，在战术问题上对部队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四快一慢”和“一点两面”。这是林彪多年来在战术上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大决战开始之前，东北野战军还做了两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一项是指挥机关的事，就是1948年3月25日在东野总部所在地双城召开了东北解放战争中唯一的一次野战军参谋会议。林彪在会上做了《如何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指挥机关》的报告。会议开了22天之久，中心就是研究如何让各级司令部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要求，让“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成为今后建军作战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了很好的准备。
另一项是对整个部队的，就是在结束了1947—1948年的冬季攻势之后，围绕着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这个总的要求，在东北全军展开了一次大练兵，其中既有以清理思想、整顿班子、提高战斗力为目的的政治整军，也有以攻坚纵深作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当时我军攻坚的主要手段是爆破，所以各部队都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培养出一批爆破能手。此外，对破城与爬城墙、对付坦克与装甲车、构筑与破毁各种工事，都做了专门的训练。这次训练，大大提高了我军打攻坚战的技能，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了准备。
五、陈诚来东北
我东北野战军都在积极备战，杜聿bbr>明在干什么？杜聿明病了，他被东北战局搞得焦头烂额，忧郁成疾，身体实在吃不消了，于1947年7月8日离开沈阳，到上海养病。他本来是想去美国治病的，但蒋介石不准，所以只能留在上海。不过，他还要回到东北战场上来的。
蒋介石对东北战局是十分不满的，但他又无法真正指出杜聿明有多少过错。趁杜聿明病休之机，他决心对东北的军事指挥来一个较大的变动。他撤销了东北９９ｌib?行辕主任熊式辉的职务，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部这个机构，任命陈诚为新任东北行辕主任，让陈诚独揽东北军政大权，希望陈诚能改变东北的局势。
陈诚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军队参谋总长，为什么会以身份降格出任一方主将？一则是蒋介石对东北战况的不满，认为熊式辉无能；二则是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愈来愈被动，蒋介石手下的大将如 987e." >顾祝同、刘峙、汤恩伯、杜聿明等都指责陈诚当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扈，指挥无方，应当对军事的失利负责。蒋介石也对他有所微词，很多地方也就越过他这位参谋总长，直接指挥。陈诚就想到东北来打几个胜仗，挽回颓局，挽回面子，挽回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再回南京去当他的参谋总长。
正因为如此，他在杜聿明离开沈阳的第四天就飞到沈阳视察，了解情况，心中有了一点底，也就领受了蒋介石对他的任命。
带着这种目的，陈诚到沈阳的第二天，就发表《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其“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的决心。扬言要在半年内“收复东北一切失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从苏北调来一个军，另将东北地方部队扩编了5个军，加上原来的8个军，让东北的国民党军达到了14个军（这年冬天，驻热河的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指挥，所以只剩下13个军），又从9９lｉｂ?关内要来大批物资。为了排除异己，安插他的亲信，还撤换了一个省主席、两个军长和全部保安支队的司令。为了表示他要比杜聿明强，宣布将杜聿明的“全面防御”改为“机动防御”。
陈诚这时还有点信心，敢于到东北来打大仗；到东北后又急于要有所作为，想在东北尽快打一仗。这两种心情背后有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在他来东北之前不久，杜聿明在东北打了一个胜仗，就是四平之战。四平之战给了他一点信心，认为东北是有可为的；四平之战又给了他一点压力，就是他必须要比四平之战打得好，否则他就很难在东北立足。
一、夏季攻势
在“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之后，也就是在1947年的夏天到1948年的夏天这一年中，东北战场上并９9ｌｉｂ?未大打。从国民党军方面来看，已经是处于守势，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从我军来看，是在为大反攻做准备。虽然我军主动向敌人发起了几次战役，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大战，都有为大战做准备、进行预演的性质，可以认为是在铁拳初试。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利的教训。
1947年5月，为了打通南满和北满的联系，将两个拳头捏成一个拳头，更多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军展开了夏季攻势。从5月13日开始，北满的一纵和二纵加上两个独立师从扶余、大赉南下，先克怀德，全歼守军两个团，消灭援军将近两个师。然后bbr>９９lｉb?攻占了公主岭，又歼敌两个团。南满三纵和四纵于5月27日攻克了被称为东北五大战略要地之一的梅河口，全歼敌一八四师（就是1946年潘朔端率部起义后，杨朝伦又叛变出去的那一部分重新组建的一八四师），消灭敌军6000多人。以后又收复了通化、新宾、安东、庄河、复县、盖平（今盖县）大石桥等十几座城镇，使辽南和辽东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与此同时，我军北满的六纵和东满独立师在小丰满、吉昌镇等地也多次歼灭敌人。通过近一个月的战斗，我军完全控制了沈阳至吉林铁路中段、梅河口至四平铁路东段以 53ca." >及沈阳、长春间大部地区。除长春、吉林等大城市外，我东满和南满解放区连成了一片。这样，北满、东满、南满三个根据地在松花江以南整个连成了一片，我军在夏季战役的第一阶段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二、二战四平
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就是四平之战。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这是“二战四平”，上一次是四平保卫战，这一次是四平攻坚战。
介绍一战四平时，已经谈到过四平在东北战场上的重要位置。可以说，谁控制了四平，谁就在东北战场上占据了主动。1946年我军在坚守一个月之后，把四平丢了，南满和北满之间被国民党军插上了狠狠的一刀，让我军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军决心要夺回四平。
四平的守将是敌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陈明仁是湖南省醴陵人，黄埔一期出身，在军校当学生时就以勇猛著称。1946年1月，他率领七十一军到东北参加内战。七十一军是由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改编的，过去又屡立战功，按理说陈明仁和他的七十一军应当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可是由于陈明仁生性刚强，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罕见的连蒋介石都敢顶撞的人（1941年冬天，陈明仁就因为在昆明“顶撞领袖”、“侮辱领袖”，被蒋介石下令由宪兵押回重庆惩治，后因当时的云南驻军最高长官关麟征和云南省地方势力领袖龙云共同向蒋介石求情，方得免罪），所以陈明仁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嫡系中的非嫡系，但是，战斗力的确相当强。
七十一军到东北后基本上一直在四平地区，不久前在北上解救德惠之围和怀德之围时，七十一军曾经遭到过我军的沉重打击，编制已经不完整。驻在四平的还有十三军五十四师，在南满时也曾受到我军的重创。这两支部队都是由地方武装补充之后才完全恢复建制的。加上一些地方部队和警务兵力，守军共有3.4万人左右。由于七十一军在四平驻守时间较长，而四平又是兵家必争之地，陈明仁早已向各界表明了“誓与四平共存亡”的决心，所以七十一军在四平建立了相当完整的自称为“铜墙铁壁”的多层次防御体系，给我军的进攻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四平的防御工事体系搞得相当完整，在市区四周有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鱼鳞式纵深集团地堡群，在各支撑点或各集团地堡群之间都有通道，在各核心阵地都有地下室和卫星阵地，卫星阵地则由多道障碍组成。这多道障碍是：陷足坑、密集小木架、多层铁丝网、鹿砦、矮土墙，水中有木桩和绊索的深壕沟、系列地堡和交通壕。在交通要道、主攻方向、核心阵地前，主要支撑点之间都有地雷和高压电网。在各支点都有独立的弹药器材库和发?电设备。整个城市的人员与建筑全部要为守城服务，楼有工事，房有暗堡，交通阻绝，射界扫清。这种防御体系，我军过去在攻城战中还从未遇到过。
1947年6月初，我东北民主联军开始了向四平的围攻。林彪一共投入了7个师的兵力用于攻坚，17个师的兵力用于打援。攻城的前线指挥员是一纵司令员李天佑。
李天佑不久前刚被调到一纵任司令员，原一纵司令员万毅则改任政委。6月11日，我军的进攻打响。在逐步扫清外围之后，14日夜里发起总攻。用陈明仁自己的话说是“打了二十多年的仗，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猛烈的炮火”。一纵和西满的三个独立师先后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突入市区，与敌人进行巷战，反复争夺，打得相当激烈。17日，我六纵也投入战斗，攻入了市区的中心守备地带。可是，由于陈明仁下令部下各自死守，宣布了“临阵退缩者杀”“放弃阵地者杀”等“十杀令”，任何后退者即由第二线军队立即枪杀，所以敌七十一的守卫十分顽强，加上天上有国民党空军来助战和空投弹药，所以比我军原来估计的要难打得多。
经过19个昼夜的血战，我军攻占了四平城的四分之三，但七十一军仍在拼命防守。陈明仁把城中的所有公务人员组织起来分配到各个阵地参加防守，连仓库中的粮食包都用来修筑工事，搞“焦土作战”。陈明仁还下令用了我们后来在电影中见过的“撒豆”战术，就是将用来修工事的袋装大豆遍撒在街道上（这一招，最早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用来对付日军的），我军在进攻中一踩上滚珠般的大豆，就因站立不稳而倒地。
总之，陈明仁用尽了一切办法拼死防守。这样，我军短时间内很难全部拿下四平。
南京的蒋介石见到陈明仁在四平能坚持防守，遂命令杜聿明必须解救四平之围，还派蒋经国携他的亲笔信到沈阳、到新六军军中去宣扬他的说教：“四平的得失关系着整个东北局势的发展，要抱不成功必成仁的决心，在四平街地区与共军大决战。”杜聿明此时还在医院中，只得让郑洞国率领新六军、五十二军、九十三军和新近从关内调到东北的五十三军共10个师的兵力，在空军的支援下星夜北上，又调长春的新一军南下，从两面驰援四平。从6月23日开始，我军打援部队三纵、四纵与二纵和敌人在四平以南就开始了不比攻城规模小的阻击战，而且全是阵地战，整整打了一周。
林彪考虑到四平之战已经打了20天，部队消耗与伤亡很大，敌人的援军不断向四平集结，空军支援的力度很大，敌九十三军已经突破我军的阻击攻抵四平近郊，敌新六军则已开始向我攻城部队迂回实行反包围。再打下去已无多大意义，还有被敌人“一层包一层”的可能。7月1日，林彪下令撤出战斗。
这一次四平攻坚战是解放战争中的二战四平，也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开展的夏季攻势的核心。这次夏季攻势历时50天，我军在攻城与打援中总计消灭敌人8.2万人，攻克城镇42座。二战四平之后，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只能困守在9个大中城市中，整个东北和冀热辽地区的中小城镇和农村基本上都被我控制。所以说，二战四平的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战役的预定目标，即攻克四平的任务未能完成。为此，战后对二战四平的总结就十分重要。7月1日撤出战斗，7月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联名下达了进行认真总结的指示；7月13日，林彪又特地写信给李天佑，要求部队讨论总结经验教训问题，并在信中有所自责。在一次会议上，林彪曾经明确表示：“四平没有打下来主要是我的责任。”
打不下四平，说明我军攻bbr>坚的能力还不行，在强大的防御体系面前办法还不多。所以对如何攻坚的总结对于今后的作战很有意义，著名的“四组一队”战术（即在攻坚作战时组成火力、突击、爆破、支援四个组，形成分工合作的突击队），就是林彪根据六纵十七师师长龙书金的发言总结出来的。作为前线指挥员，李天佑自己在总结中则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犯了轻敌和急躁的毛病，他认为，“从根本问题上看，四平是不应该打的”，而且“今后在东北作战中，凡是带有战略性价值比较大而工事又较坚固的城市，如长春、吉林、沈阳、锦州、四平等城，不仅东北，只要关内还有一点增援的可能力量时，都必须暂时避免打这样的城”。持李天佑这种看法的人，可能在当时比较多。40年之后，韩先楚上将在对东北战局进行回顾与反思时，他认为，“四平攻坚战是个不成功的战例”，其主要教训是：轻敌，平推，未集中兵力，突破口未选好。特别重要的是，“以后很长时间，甚至到了辽沈战役前夕，在林彪头脑中，以及在部分指挥员心理上，就产生了对大城市攻坚仍有顾虑的想法”。这一点，在以后的战事中就可以见到。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陈明仁。这名在四平之战中立下了战死的遗嘱、抬出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的战将，可以说是对国民党政权效了忠。当时，蒋介石也为他颁发了勋章，升任为第七兵团司令。可是，不久蒋介石的心腹陈诚以“用美国援助的粮食袋修筑工事?
将炸药包举过头顶，用右手拉响了导火绳，同时用力高呼：“为了新中国，战友们冲啊！”一声巨响，暗堡被炸飞了，董存瑞也当场牺牲了。这年，他刚19岁。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前方第二指挥所司令员程子华在前线目睹了这一壮烈场面，事后特地召开了盛大的追悼大会，亲自写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的悼词。后来，董存瑞被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全国战斗英雄，他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隆化中学改名为“董存瑞中学”。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专门为董存瑞烈士纪念碑写下了“舍身为国，永垂不朽”的题词。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董存瑞作为一个班长，被党中央列名于“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一、大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历史的巨钟已经指向了1948年的夏秋。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经过了两年的战争，人民解放军已经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为280万人，其中有正规军149万人。部队的装备和素质大有提高，特别是在攻坚战和阵地战的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部队还建立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有重型火炮1100多门。各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后勤保障体系，不仅在生活上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在武器弹药供应上有了基本的保证（当然，蒋介石这位尽职的“运输大队长”仍然在发挥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还有363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占198万。敌我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1946年的3.4∶1，缩小为1.3∶1，其中正规军为1.32∶1。敌军的数量虽然稍大于我，但是并不能完全用到战场上去，因为国民党统治区内目前已是危机四伏，必须在各地安排若干部队用作镇压人民群众之用。这类兵力，不说地方部队，连正规军也有36个师或旅，23万多人。而我党所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这时已经达到4万多人，这些游击队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云南和海南岛建立有游击根据地，他们在敌人后方所起到的配合我解放大军正面进攻的作用，则绝不是4万多人的军队所能代替的。
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已经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人口已经有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国各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可以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不仅已经进行，多数地区还进行了复查，翻身农民支援前线和踊跃参军的热情是我军在前线作战的最可放心的基本保证。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已经有所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一句话，就是面临崩溃。
这时的中国形势，正如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文章中所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军在全局的战略上应当如何安排呢？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中是这样分析的：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9９liｂ?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是在这时，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大决战是全局性的，但是，从哪里开始呢？
全国战场上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在中原战场上，我三路大军已经攻克了重镇洛阳、开封和襄阳，连续进行了宛西、宛bbr>?东、睢杞、宋河、襄樊等战役。在6月底至7月初进行的睢杞战役中，消灭了敌军一个兵团，即区寿年兵团。在7月份的襄樊战役中，活捉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在这个战场上，是我中原野战军和国民党的白崇禧集团相对峙。
在华东战场上，在济南解放之后，山东省除青岛外基本上都已获得解放。在这个战场上，是我华东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刘峙集团相对峙。
在华北战场上，我军解放了重镇石家庄和临汾，活捉了阎锡山的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整个山西基本上都已解放，阎锡山只有一座太原孤城。在这个战场上是我华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傅作义集团相对峙。
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已经收复延安，攻克扶风、宝鸡、灵台等城市，胡宗南在西北的统治已经完全动摇。在这个战场上是我西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胡宗南集团相对峙。
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已经控制了除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之外的整个东北。在这个战场上是我东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卫立煌集团相对峙。
中国大地上，十大军事集团在对峙着，一触即发的大决战必将在这五大战场中的一个战场上打响。从全局看，中原、华北、东北这三个地区最有可能。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之后，确定了东北。关于这一点，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是这样论述的：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国民党军队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
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姿态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二、东北怎么打
决战要在东北打，可是，怎么打？战役计划怎么定？
这时，东北的55万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分割包围在三个地区，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长春地区，周围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据点，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领新七军和六十军共6个师防守，加上3个旅的地方部队和一些还乡团，总兵力是10万人左右，守备长春，并牵制我军部分主力；锦州地区，又称北宁线地区，以锦州为中心，南到山海关，北到义县，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兼第六兵团司令官范汉杰率领九十三军、五十四军、新五军、新八军共4个军14个师及其他部队防守，总兵力为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周围还有铁岭、新民、本溪、抚顺几个据点，由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领第八兵团（辖五十三军）、第九兵团（辖新三军和新六军）、新一军、四十九军、五十二军、七十一军、青年军的整编二零七师共24个师及“剿总”直属部队和其他部队防守，并支援其他地区，总兵力为3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驻沈阳的空军第一军区所率第一、第四大队各一部，计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共45架，支援全区作战。驻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也有支援东 5317." >北作战的任务。?99lｉｂ.
早在冬季攻势尚未结束之时，即1948年的春夏天，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东北下一步怎么打，林彪在东北当然也在考虑下一步怎么打。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考虑，主要是从必须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在东北，不让其入关增加关内的压力这一点出发的。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看到东北野战军的四9９ｌｉｂ?纵和六纵攻克辽阳的捷报后，向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了一封电报，在祝贺胜利的同时，毛泽东曾这样说：要注意“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是毛泽东对东北下一步大战的方向的最早意图。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意图，林彪当时也是完全同意的。他在2月10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将以此为准。”但是，这时的毛泽东只是在考虑这一问题，他还未能下定决心。
这种考虑之未定，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他3月20日为中央起草的发给全党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通报说：东北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就是说，有两个方向：一是长春，一是北宁线。而如果要达到原来所想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话，就只能打北宁线。
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也在考虑如何打。由于这时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都集中在三个地区，卫立煌又非常老练地不让军队轻易出城，我军要想打点小仗，要想打运动战都不可能，只能在这三个地区的一个加以选择。4月18日，在由东北局负责人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联合署名的给中央的报告中，表明了东北局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态度：“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这个报告很长，意见谈得很详细，很具体。
简而言之，沈阳地区之敌力量强大，各个据点之间可以相互支援，目前不宜打；锦州地区敌人力量也比较强，而如果我军主力南下打锦州，则长春守敌很可能从长春撤至沈阳，今后就更难打；只有长春的守敌力量较弱，既有把握攻城，又能做好打援准备。
由于上述意见是东北局仔细考虑之后的意见，毛泽东给予了相当的尊重。他在4月22日的复电中说：
18日电悉。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这份电报说明，毛泽东同意了先打长春，并不是说这是最佳的选择。他仍然十分强调“南下作战”。
中央同意打长春，长春又怎么打呢？林彪首先采用的办法是“困”，是把长春困得没有力气了再打。之所以要这样，因为?.敌军只是守着一座长春城，城外早已被我军的5个独立师所包围，周围无其他据点支持，虽然修筑了大量工事，但是城中居民加上10万军队在被切断了对外交通的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困守孤城，是很难长久的。为达到困长春的目的，林彪给围城部队下了两道命令：一是特别注意切断粮食和柴草入城，坚决打击敌人出城抢粮的一切活动；二是要独立五师在炮兵的配合下封锁长春的大房身机场。
对长春实行先困后打的方针就这样开始实施了。
长春守将郑洞国当然在密切注意着城外的一切行动。当他得知我军在城外活动频繁时，立即布置兵力出城抢粮，加强兵力保卫机场。5月21日，敌新七军和六十军的3个师陆续出城向西北方向进攻，占领了长春西北60里的小合隆镇。郑洞国亲自到那里安排保卫机场和抢粮事宜。
引蛇出洞的办法终于成功，林彪立即下令附近的六纵和一纵连夜出大决战 辽沈战役发，想抓住机会把这3个师的敌人吃掉。5月24日，六纵、一纵和十二纵在几个独立师的配合下，向敌军发起进攻。我军击溃了敌军的两个师，全歼了敌五十六师，占领了大房身机场。25日，敌军发起反攻，也被我击败，不得不全部退入城中。从此，大房身机场一直被我军控制，长春与外界的空中走廊不再存在，只能靠空投进行一?些接济。
这一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林彪却并不很高兴。因为他从这一仗中看到长春城中的军队并非原来所想象的那样不经打，看到了长春城防体系之坚固。我军以两个主力纵队再加几个独立师的优势兵力，包围进攻敌军的3个师，却未能将敌军全歼。在我强大兵力的打击下，敌军竟没有起义投诚的。所以林彪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种情形引起我们对敌战斗力认识的新的警惕，证明我们预先对敌战斗力的估计有不足之处。”从这种估计出发，如果我们对长春实行强攻，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林彪改变了原来想在不久就硬攻长春的想法，认为不应当先困后打，而应当“久困长围”，一直到守军不得不撤退时，再在撤退中加以消灭。
林彪把他的想法详细向中央做了报告，毛泽东却认为林彪把困难估计得太高，朱德也认为长春绝不是不能打。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和罗荣桓都表现得十分谨慎，并制定了详细的对长春进行围城..打援的战斗方案，所以在几经反复讨论之后，毛泽东在6月7日的电报中“基本上同意”对长春进行围城打援，不进行硬攻。在电报中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要东北局做好南下在冀东或在锦州作战的准备。毛泽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北宁线方向。
三、是否南下和如何南下
长春围住了，沈阳的卫立煌怕上“围城打援”的当，根本就没考虑派兵出来救援。这样，东北野战军主力基本上就无仗可打。无仗可打，对于军人来说是难受的，更何况这时关内战场正打得热火朝天。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沉闷之后，东北局认为还是应当南下作战，否则很难打开僵局。如果现在硬打长春，从卫立煌对长春的态度看，他不仅可能不救长春，还有可能按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提出的意见，将军队撤入关内。所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于7月20日和22日连续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收到东北的电报后非常高兴，连连自语：“林彪终于要南下了。”
22日深夜，毛泽东在看了林彪等人当天的来电之后，立即复电东北局，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向南作 6218." >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人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
南下，是bbr>..一个行动方向。在这个大的方向之下，具体的战役目标如何确定就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又有了分歧。
用不少过去与林彪共过事的老同志的回忆录中的话说，林彪的脑袋是一个老天生来专门用于打仗的脑袋，他成天几乎就只想作战这一件事。对于现在大军要南下这一决策，他是想了好久才下了决心的。南下之后如何打，他也是想好了的。他不是要去打锦州，而是要去打更弱的义县、锦西、兴城、山海关，然后去打承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城市兵力不强，他脑海中一直有着那个长期难以抹去的四平攻坚战的阴影，不愿意在无把握的攻坚战中消耗力量，也不愿意在虽然有把握但是代价太大的攻坚战中去让部队受到太大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锦州本身有范汉杰的15万人，附近的华北傅作义有近60万人，加上沈阳的卫立煌也压出来（打锦州是封锁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要夺路逃生，必救锦州），我军就可能被夹击，被包围。作为统帅，他十分小心。这种小心是林彪指挥作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说，在打响之后，他会不顾一切地抢时间，拼速度，将敌人咬死、撕烂。但是在打响之前，要他下决心，他却极度地小心翼翼，思之再三。可以说，这是他所倡导的“四快一慢”战术的“慢”字在他自己身上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与林彪想的不同。在西柏坡村中的毛泽东综观全局，天马行空，有着林彪所远远不及的豪情壮志和雄伟气魄，他心中对于东北战场所主要考虑的是必须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消灭，不能让这几十万军队入关增大华北与中原的压力，延缓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认为，100万东北大军完全有能力把55万敌军吃掉。这55万敌军不由东北野战军来消灭，又交给谁来消灭？所以，一方面，毛泽东给林彪多次去电，要求他安排打锦州；另一方面，毛泽东也部署华北野战军在关内给予配合，要杨成武和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拖住傅作义，不让傅作义的力量有支援关外的可能，不要让林彪的压力太大。这叫“东北打，华北牵”。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毛泽东等中央的bbr>..五大书记，在8月3日专门接见了聂荣臻和杨成武，做了具体布置。
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直坚持要林彪打锦州？这一点只要我们打开地图就会明白。
辽宁西部和华北的联系有两条道，一条是通过朝阳到承德，这一片地区多数都是荒野和沙漠，不仅没有铁路，当时连公路也没有，何况又已完全被我军控制。国民党军队要想以大部队从这里通过是不可能的。
另一条就是传统的联系关内与关外的通道辽西走廊，北宁线从此而过，不仅有铁路，还有公路，有海港（这时秦皇岛和葫芦岛都还在国民党军队手中），是国民党军 961f." >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进出的必经之道，也是当时取得补充给养的陆上唯一通道。锦州就正在辽西走廊的关键部位。从杜聿明、陈诚到卫立煌，都看清了这一点，都把控制锦州作为控制东北.的关键来对待。如果我军能攻占锦州地区，辽西走廊就会被我军切断，东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就没有了外逃之路，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也不可能出关去支援。这样我军就可以在东北“关门打狗”。所以，对于整个东北战局来说，锦州就成了战略枢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当然，敌方也明白这一点，我们想要“关门打狗”，敌方就要尽力把门撑开，或者开门出逃，或者对我加以反包围。打锦州，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险棋，既要有关住大门的力量，在关上大门之后还要有让敌人打不开大门的力量。林彪绝不是不懂，而是怕力量不够，怕被两面夹击的敌军反包围。
就在8月3日毛泽东与聂荣臻、杨成武谈话，部署“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时，杨成武曾有过一段很深的感慨，杨成武说：
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代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
四、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
当毛泽东从看大局、谋大事的全局观出发看准了打锦州这一着棋之后，不再改变自己的决心，他在命令华北兵团配合东北作战之后，不断给林彪压担子，坚决要林彪“关门打狗”，把东北的55万国民党军队全部吃掉。在7月22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毛泽东就已经批评说：
“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在7月30日的电报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觉得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消灭范汉杰集团。”
在毛泽东如此明确的指示下，林彪无法反对中央的正确决策，无法拒绝中央的正确部署，但仍然是疑虑重重。在8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再次表明了他对打锦州没有信心，他说：“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 6765." >来增援的。”这种疑虑在受到了毛泽东的否定之后，林彪在8月8日的电报中表示，说要等待华北的杨成武兵团行动之后再动；在8月11日的电报中，他又说要等待交通的恢复和粮食的南运，总之，他要把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完满。故而，“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2日清晨6时，拟出一封电报，加上了“AAAA”，即是以“特急”加速发出，对林彪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藏书网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都放在敌情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按：毛泽东在8月9日的电报中告诉林彪，杨成武部确定在8月21日出动），你们却说（相距９９ｌib.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都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按：指原绥远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按：指杨得志和罗瑞卿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和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来看，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据对我军军史资料相当熟悉的同志讲，毛泽东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批评下级的电报以这封电报的态度最严，语气最重。特别是对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一般都是署以“林、罗、刘”之名，因为他三人时任司令员、政委、参谋长）这样的高级干部，如此态度的电报在现存的所有电报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认为，毛泽东是真正生气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另一方面，从这封电报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的决心之大、气魄之宏，对于东北战局的关切之深，寄托之重，否则不可能如此。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都是当年红四军出身，他们当然很明白毛泽东这封电报的藏书网分量。第二天，他们就给毛泽东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承认对于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如从敌军的口供中和美国合众社的广播中听到关于敌九十四军和新八军增援的消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表示一定要南下，并“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他们在电报中也实事求是地对情况作了说明，由于这个夏季东北出现了50年未遇的洪水，冲垮了铁路和桥梁，铁路要8月25日才能修到阜新。现在要大部队快速南下，必须依靠铁路，所以，部队将在8月底开始南下。
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之后，总算舒了一口长气。
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一直到现在才最后决定下来。
五、下定决心打锦州
毛泽东和林彪的意见统一了，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意见统一了，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将南下北宁线，尖刀直指锦州。
决心一下，几十万人马要迅速开动。当时东北野战军的大多主力部队都不在南满，大量军粮更是必须要在北满的粮食产地去运。在决定南下北宁线之前，为了不被敌人发觉我军的战略意图，我军一直未能大动。现在要想快速开进，又要尽可能不让敌人发觉，最佳的运输方式只能是铁路。这样，人和军用物资运输的重担就落在了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的身上。
吕正操领导下的东北铁路总局和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立即日夜行动。在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富春的总协调下，首先是由铁道纵队组织了2600多人抢修铁路，包括哈尔滨到长春之间的松花江大桥和阜新以南几十公里连枕木都被烧毁了的完全被毁的铁路。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从哈尔滨到清河门（清河门已经距义县不远，义县以南就是锦州，这时义县还在敌人手中）的铁路全部修复通车。与此同时，调集了1244个车皮、车厢和一批机车，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从1948年9月10日开始，东北大地上大规模的军事运输行动全面启动。而这时，由军工部长何长工负责准备的武器弹药，由后勤部参谋长李聚奎负责准备的油料、军粮、军衣等大批物资已经装满了无数车皮。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在大决战开始之前，东北各地为前线准备和运送了粮食3500万公斤、油料1万多吨、子弹1000万发、炮弹20万发、炸药2.5万公斤、手榴弹15万颗、冬装军衣近100万套。
8月29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和各独立师下达了战斗动员令。在动员令中，对于大战的布置是：
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
在向各纵队进行动员的同时，林彪曾在8月24日电告中央军委：
“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这以后，林彪几次将在北宁线如何打的方案电告中央，毛泽东也几次复电进行指点或补充。
1948年9月7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的头一天，由于东北的林彪等人不能来西柏坡参加会议，所以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又发出了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首先表示，林彪等能与中央的意见取得一致，他很高兴，“甚好甚慰”。然后把中央会议所要讨论的主要精神告诉了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今年7月至明年6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最后，对东北野战军提出了具体要求：
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35个旅左右，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的适当，作战休息调节的适当，是决定性关键。如果你们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按：即山海关）..
、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这是中央军委对东北战局的要求，也是东北战场这一场大战的总的蓝图。这封电报，现在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之中，就是那篇著名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林彪这时完全同意中央军委的部署。9月10日，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东北主力南下，诚如来电所指出的前途与任务，我们可能与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在东北方面，敌人不得不放弃长春，又由于我们在北宁线与华北大打的关系和敌感华中战场与关内各战场的空虚，与沈阳陷于被封锁的饥饿状况，故结果亦不得不放弃沈阳，以挽救关内局势。在北宁全线方面（包括锦州、唐山、天津三处在内），只要现时的敌位置无根本变化（小变无关，只要无大变），在此线上任何一个目标我军皆能有把握地歼灭与夺取。此线只有锦州的敌人略多，但该敌主力不多，新的部队较多，只要我军此次奔袭能将锦州南下之敌堵住，特别是堵住锦州以南之五十四军，则锦州便成为完全有把握夺取之目标。
很明显，林彪此时完全赞同了毛泽东的部署，而且认为打锦州也是“完全有把握”了。林彪能有如此变化是很不容易的，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反复耐心做工作的积极成果。在这段时间，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有的资料说是“70多封”，有的资料说是“83封”；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大体相当。
林彪对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做了决战初期的部署：三纵、四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一纵、二纵五师、炮纵、冀察热辽军区的几个独立师和骑兵师，共同向北宁线的锦州至唐山段出击，斩断东北和华北敌人之间的联系；一纵、十纵、二纵主力在沈阳西边的彰武、新立屯地区布防，准备打击沈阳可能出来援救锦州方向的敌人；五纵、六纵布置在沈阳和长春之间，阻止沈阳之敌出援长春，同时准备阻止长春之敌可能的突围。十二纵和5个独立师在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的指挥下继续围困长春。
1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的二纵、三纵、六纵、炮纵等部队在四平、梅河口等车站秘密登车，向西南开去。他们是东北野战军从北边南下的第一批大部队。9天之内，连续有64次全部由加锁的棚车组成的军列秘密开出，将我军10万主力部队送到阜新等地。由于我军的精心组织，保密工作相当出色，连沿途的铁路员工都不知道车中装的是什么，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当然未能察觉。当我军突然有大量主力出现在北宁线战场上时，敌人竟然一无所知。
六、蒋介石在两难之中
毛泽东和林彪在反复争论东北该怎么打，最后统一了意见，形成了方案，战役即将打响。
蒋介石和卫立煌也在反复争论，不过他们争论与上述的争论不同，他们争论的是东北该怎么守。最后是争论无法统一，永远处于两难之中。
我东北野战军的力量日益强大，必将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更为强大的进攻，这一点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中，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集团没有分歧。但是，如何对付目前的局面，他们的分歧很大，一些人主张守，一些人主张撤。主张守的，当然是在以“为党国效忠”之类的言辞来为可能打败的后果作掩护，这类言论很容易听到。主张撤的，则因可能受到胆小怕死之类的指责，所以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说出来。不过也有人敢说，但不是国民党的大员，而是比国民党的大员更有权威的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他在1948年3月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应当放弃东北，主力部队从东北撤出来。他说：
“深信继续固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沈阳和长春两座孤城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
对于这种意见，蒋介石当然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他也明白这种意见的充分合理性。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个在军事家眼中完全正确的意见，在政治策略上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当时有几种政治因素在强烈地影响着蒋介石９９ｌib?的决策：
（一）蒋介石正在忙于召开“国民大会”，忙于“行宪”，他要实现他的“中华民国总统”梦。无论是在中国人面前，还是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美国人面前，他都要保持一个有权威、有能力、有把握、有信心的形象。这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中国“需要有感召力的领袖，而这似乎是蒋委员长所不能做到的”的议论。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想继续在中国保持独裁者的地位，要能顺利当上总统，就一定不能放弃东北。
（二）美国的大选即将开始，这对蒋介石也有很大影响。几年来美国的杜鲁门政府虽然给了蒋介石不少援助，但是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有很多不满，经常对蒋介石有所指责并发出了若干让蒋介石感到难堪的指令。为此，蒋介石派出以陈立夫为首的“道德重整委员会”到美国花了很大力气在各界展开活动，希望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下台，共和党的候选人杜威能够上台。他如果在这时放弃东北，无论是杜鲁门留任还是杜威上台，对他都没有任何好处。
（三）从军事上看，如果放弃东北，东北野战军的几十万大军必然入关，这对关内战场就是一个极大的压力，让华北和中原告急。而如果东北只要沈阳、长春能守住，就可以拖住几十万东北野战军入关。
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得在一段时期内守住沈阳和长春，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但是他也很清楚，东北野战军真要大打起来，东北是守不住的，他已陷在东北的９９ｌｉb?若干精锐迟早是要完蛋的，所以他又时时在设法要保住他在军事力量上的这一点本钱。因此，在对东北战局的指挥上，只要有可能，他就想法把他的主力部队往华北靠，往华北调。总而言之，蒋介石在对东北战局的考虑上已经陷入欲守不能，欲撤不可的两难境地。
作为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卫立煌的考虑与蒋介石相同又不相同。相同者，是从总体考虑上说，都认为东北不能撤，要守。
如果没有这点共识，蒋介石也就不会让他来负此重任。但是在不少的具体问题上，两人却有不小的分歧。首先，卫立煌无论如何也不愿把军队撤入关内。作为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二级上将，由于蒋介石长期不让他带兵，他当了多年只有高位而没有实力的光杆司令。现在好不容易在东北有兵有权，?他不愿意轻易放弃。其次，蒋介石为了让东北野战军不能入关，也为了他的主力部队在危急时能够退回关内，一直主张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到锦州地区，这样就可攻可守，既便于海上补给也便于从海上或陆上撤退。而卫立煌不同意这种安排。一来他怕在部队移动时被东北野战军吃掉或者打烂，二来他怕万一驻在锦州地区的部队在打不赢时退进关去，他既要丧失手中的一切权力，又要替蒋介石背丢失东北的黑锅。所以他主张在东北的三个点，即沈阳、长春、锦州都要守。
宁肯保守、慎重，决不冒什么风险。而主力必须放在沈阳，由他掌握，由他调动指挥。
除了对于东北战局的总体考虑有所分歧之外，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很不正常。蒋介石是在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的情况下把卫立煌推上去的。卫立煌是在自己赋闲已久而东北的烂摊子又无人敢接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去收拾残局的。蒋对卫并不完全相信，在内心深处是把卫视作嫡系中的非嫡系（此中关键在于卫立煌不是黄埔出身），不放心，经常都是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有关的兵团甚至直接指挥有关的军和师，让卫立煌这个总司令无所适从，形同虚设。卫立煌更不相信蒋介石，知道蒋并不信任他，而且到了必要时就会把他抛出来当替罪羊或者当替死鬼，所以处处都不愿按蒋介石的意见办。卫立煌到东北之后，蒋介石到过沈阳，蒋介石派顾祝同等人来过沈阳，几次命令卫立煌去过南京，可就是谈不到一块。有的事甚至到了要不办大家都不办的地步。
例如，卫立煌通过他与美国的关系，使美国同意了把援助东北蒋军10个师的美式装备直接运到营口，由东北“剿总”接收。而蒋介石知道后却认为是卫立煌越权，坚决不准，要求必须先运到南京，由南京来安排。
这事闹得很僵，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怕这些装备被南京方面贪污盗卖或移作他用（美国所以愿意援助国民党军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国民党的兵力来对付苏联的扩张），但又不便让几方闹翻，拖来拖去，推来推去，这批装备结果一直也未能运到中国来。
蒋介石和卫立煌的这种分歧，从卫立煌到东北开始，至他在东北彻底失败一直存在，两人处在矛盾摩擦之中。在以后若干事态发展中，我们一直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正是这种矛盾摩擦，促成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惨败。
七、大决战在北宁线打响
根据林彪的命令，驻在冀察热辽地区的东北野战军十一纵和冀察热辽军区的部队，在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的指挥下于9月12日打响了大决战的第一枪。他们的任务是切断从北平到沈阳的铁路北宁线，因为北宁线是联系东北与内地的最重要的交通线，是东北敌军的输血管。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和政委陈仁麒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和独立四师、六师、八师分割并攻占了北宁线上的昌黎、北戴河、沙后所、绥中等地，完全切断了北宁线，扫清了滦河以东至北戴河一线各个据点的敌人，为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创造了有利条件。
紧接着，四纵从台安出发，九纵从北镇出发，插向锦州和义县之间，包围了锦州以北最重要的据点义县。当火车将南下部队运抵阜新之后，三纵和二纵五师立即接替了对义县的包围。四纵向南攻克了兴城，七纵占领了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切断了锦州和锦西的联系。九纵则攻占了锦州外围的重要据点白老虎屯、帽儿山、亮甲山和紫荆山，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和对北宁线各据点的分割。上述战斗，总共用了半个月藏书网时间。
在各路大军开进和作战之中的9月24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了战斗命令：
此次攻打锦州和打援战役带有全东北的决战性质。盼鼓励全军指战员以空前的决心和勇气来进行这一大战，不顾任何疲劳与伤亡，准备死打硬拼，指挥员认真掌握战术原则，把全军士气动员高涨起来，坚决反对对我军强大兵力火力估计不足的右倾情绪和看不到全国对我有利的总形势，反对疲沓散漫，反对不坚决执行命令等，以争取这一大战的胜利。
同一天，东北野战军总部又给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其中说：
锦州战役，可能演化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已动员军队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准备进行大恶战。
当我军完成对锦州周围的包围之后，林彪将锦州守敌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锦州总共有8个师，主力是敌九十三军和四十九军；锦西有4个师，主力是敌五十四军。报告说：“我们已决定先攻锦州再打锦西”。
驻守锦州的范汉杰一直不知道我军主力在向锦州实施包围。当我军已经攻占了锦州周围的几个 636e." >据点之后，范汉杰派军队去收复帽儿山、白老虎屯、亮甲山，原来守据点的有一个师，又派去一个师，两个师都被我军打得丢盔卸甲，逃回城来。他这才知道我军主力已经包围了锦州，才明白我军的打击方向是锦州。
卫立煌急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然清楚我军打锦州的严重性，他立即电召卫立煌到南京，要卫立即派出沈阳的军队西进援锦。卫立煌心中当然反对，但不便当面争吵，就说等回沈阳后认真研究。蒋介石就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卫立煌在9月26日一同飞到沈阳，要顾祝同监督卫立煌立即派兵增援锦州。卫立煌最怕被围城打援，特别是从沈阳西进，其间有辽河、大凌河和饶阳河三条大河，完全可能被解放>军层层截断，分别包围，所以他认为现在派兵援锦无异于投食虎口。他只同意从沈阳空运一个军支援锦州，并建议顾祝同安排华北军队从葫芦岛增援锦州。而沈阳驻军的主力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则建议趁机将沈阳和长春的军队完全撤进关内，放弃东北。三人争了一天，毫无结果。第二天，蒋介石来电，仍然要卫立煌将沈阳军队拉出去增援锦州，卫立煌和廖耀湘仍然坚决不同意。卫立煌甚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葫芦岛方面不出兵，只是由沈阳方面出兵，“一定会全军覆没”，他愿和顾祝同立军令状。顾祝同与卫立煌是同辈，他无论怎样用蒋介石的命令来压，卫立煌还是坚持己见。顾祝同无奈，只好单独找廖耀湘施加压力。廖耀湘1926年才入黄埔当兵，而顾祝同早在1924年就是黄埔教官，在顾祝同面前，廖耀湘不能直接顶撞，就说能否先把沈阳的军队调出一部分向新民方向移动，给林彪增加一些压力，以后怎么办，下一步再说。顾祝同只好带着这个方案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不过，他们三人在沈阳的这一番争论，竟然用去了三天最宝贵的、可以说是最要命的三天时间。
就在沈阳城中顾祝同等人争论不休的三天中，我攻打锦州前线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对锦州的包围，锦州机场被我炮兵破坏且又在我炮火控制之下，已无法使用；塔山被我攻占之后，锦州和锦西之间的联系已被完全切断；兴城被我攻占之后，东北敌人与关内的陆上联系已被完全切断；锦州北边的重要据点义县已被我包围。现在，锦州和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与内地的联系，除了空中之外，就只剩下了一个葫芦岛海军基地了。
林彪决定先打义县。
义县在锦州以北，距锦州约50公里，与锦州之间有铁路和公路相通，是锦州北面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从北边南下的三纵、二纵五师和炮纵主力早已按照林彪的命令将义县包围。9月17日，在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的统一指挥下，我军开始缩小包围，扫清攻城的障>碍。
义县守敌是九十三军的暂编二十师，师长王世高率其部下强迫大批民工在义县修筑了大量工事，加上义县本身有相当高大的城墙，攻起来并不轻松。为了一举攻破义县的城防，当我军在10月1日发起总攻时，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员朱瑞把近百门榴弹炮摆在义县城北大凌河的对岸，他要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炮兵的进攻能力进行一次检验，为攻打锦州进行一次预演。当朱瑞的强大炮兵发言之后，义县守敌根本就没有了招架之功，高大的城墙被轰垮40多米，我军冲进城之后只用了半天的巷战就全部占领了义县，生俘了王世高，创造了我东北野战军对城市攻坚取得成功所用时间最短的纪录。
可最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战斗已经结束时，朱瑞为了观察炮火延伸射击的具体情况，了解炮轰城墙的火力应当如何改进，他亲自来到城墙边进行实地考察，不幸踩中了敌人的地雷，牺牲在大决战刚刚打响的战场上，时年43岁。朱瑞——这位我军炮兵的主要建立者，他不99liｂ?仅是在东北战场上，而且是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最重要的指挥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唁电中说：
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９９ｌｉb.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为了纪念朱瑞，东北炮兵学校改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八、“战锦方为大问题”
攻克义县之后，就要准备打锦州了，东北战场上的重头戏就要开锣了。
为了便于指挥，林彪决定把他的指挥部从已经生活和驻扎了两年多的黑龙江双城迁到前方。9月30日，从双城开出了一列普通的列车，林彪率领的野战军总部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工作人员全在车上。为了保密，列车先到哈尔滨，罗荣桓在一个货运站上了车，然后向东南驶去，到拉林车站后突然又向北，开向齐齐哈尔。列车在昂昂溪车站又转为向南，经白城到了彰武的郑家屯车站，这是一个小站，时间是10月2日，前方的目标是阜新。
参谋长刘亚楼命令列车在郑家屯车站停留，让通信人员在野地中架起电台与中央和各部队联系。就在这里，电台收到了中央发出的一个《敌情通报》，方才知道东北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敌情通报》中通报了这样的情况：由于顾祝同在沈阳无法将蒋介石关于立即援锦的命令让卫立煌执行，蒋介石却决定必须援锦，在无法让卫立煌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亲自进行指挥。他在9月30日到了北平，随行的官员包括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按：联勤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简称，相当于我军的总后勤部），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要有调兵的大行动。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抽调华北的主力三个军援救锦州。傅作义不能违抗，但又说解放军的华北兵团正在猛攻察绥，无法抽出这样多的部队，最后决定只抽出5个师，由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的一个师、独立九十五师从天津塘沽上船到葫芦岛。蒋介石还决定烟台不再用兵防守，原驻烟台的三十九军的两个师也由海运到葫芦岛，与原驻葫芦岛的五十四军会合，总共有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在空军和海军的配合下，由锦西向东进攻，援救锦州。根据这个计划，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行动起来，准备支援东北。10月2日，蒋介石又飞到沈阳，他知道卫立煌可能不会完全听从，就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命令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还有三个骑兵师，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负责指挥，从沈阳出发，先向西边的彰武、新立屯一带进攻，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勤补给线，然后向南进攻，与华北的东进兵团合击围攻锦州的解放军，解除锦州之围。根据后来廖耀湘的回忆，蒋介石的目的不仅是援锦，而且还想在这里“给共军一个歼灭性打击”，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决战”。10月6日，蒋介石乘“重庆号”军舰到葫芦岛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部下都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向塔山、锦州进攻。
上述情况是战后才完全搞清楚的，当时林彪从《敌情通报》中当然未能了解得如此详细和准确。但是，敌人要在葫芦岛增兵几个师这一情况引起了林彪的极大关注。林彪最担心的事，即我军包围了锦州，而敌军又从外边南北夹击包围我军的这种事态终于出现了。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无法应付。于是，对于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要坚决攻打锦州的决策，林彪又出现了动摇，并立即给中央发出了一封电报，重新提出了回头去打长春的可能性。不过，他让载着总部机关的列车仍然继续向着阜新方向前进。就是说，他只是出现了动摇，还没有停止攻打锦州的行动。
可是，由于东北野战军总部给中央的电报都是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名义共同发出的，所以这封电报在发出前也曾经过罗、刘二人过目。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愈想愈觉得不对，愈觉得是一种错误，在这种全局战略已定、大战已经打响的 65f6." >时刻，这时的动摇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于是，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道去找到林彪，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林彪也承认发出的电报不妥之后，三人再次向中央发出电报，表示“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浪费时间。且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同时在这封电报中，还就如何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两面夹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bbr>藏书网
对于林彪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非常生气，在两个小时之内，毛泽东发出了两封电报，再次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对于东北战局的不可动摇的态度：“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甚至，毛泽东下了死命令，“?９９lｉｂ?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五个师”。直到毛泽东接到林、罗、刘的第二封电报以后，才放下心来。他在10月4日的回电中说：“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
这是在大战已经开打时出现的一件并非小事的插曲，正如后来由罗荣桓起草的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是“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动摇”。虽然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正如后人评述的那样，是“有惊无险”，但是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处理这件大事中的作用与办法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63年罗荣桓逝世之后，毛泽东写了《吊罗荣桓同志》一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为一位去世的下级写挽吊之诗，毛泽东一生之中就只写过这唯一的一首，可以说是一次破例。诗的前两句，回顾了他们在秋收 8d77." >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建根据地、瑞金反“围剿”多年合作的深厚友谊。第三句，指的是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紧急关头，罗荣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率四师十团担任后卫，保护了党中央的安全这件大事。可是，毛泽东认为这件大事还“不是难堪日”，而只有“战锦方为大问题”。从这首诗中既可看出毛泽东对辽沈战役的伟大战略意义的极高评价，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当年罗荣桓在处理这件大事中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战锦方为大问题。”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意见最终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大决战也就必然坚决而顺利地进行下去。正如毛泽东在10月4日电报藏书网中所说：
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些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按照你们3日9时的部署，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一、攻锦胜败在塔山
锦州如何打，林彪在10月3日9时的电报中向中央做了报告，并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林彪的部署是：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毛泽东在回电中同意林彪的部署。但是，毛泽东特别给林彪指出：“你们可于攻锦州的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很清楚地看到了从锦西方向藏书网来的援军对整个战局关系极大，必须首先解决。这是因为，锦州城中之敌已被我围困，何时发起总攻，主动权在我。而锦西方向来援之敌是在主动向我进攻，如果不能事先进行成功地阻击，让援军得以与锦州守军相互配合，再加上沈阳方面的援军出动，我进攻锦州的整个计划都有可能被破坏，甚至泡汤。事后得知，蒋介石在沈阳曾经这样说过：“东北局势好坏在此一战”，一定要“夹击共军主力于辽西走廊”。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眼光是“所见略同”。
1948年10月4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总部人员乘火车到达阜新车站。立即进行有关的作战部署。
国民党军队驻锦州的最高军事长官是范汉杰。
范汉杰是广东大埔人，16岁时入广东陆军测量学堂学习，毕业后一直在粤军和桂军中任职。1924年，他以桂军第六路军司令的身份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比他的大多数以青年学生的身份入校的同班同学的资历高出了许多。毕业后参加了东征、北伐，在北伐中作为上校团长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战役。1927年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警备师师长，是黄埔学生中最早当上师长的人。1928年被派往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1931年回国，任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参加了淞沪抗战，也随十九路军参加了著名的“福建事变”，任过人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副参谋长。“福建事变”失败后，他全心追随蒋介石，1936年被胡宗南保荐，任命为当时称为“天下第一军”的第一军副军长，次年任二十七军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
1939年率二十七军开赴晋东南，在中条山地区与日寇作战，坚持了两年多。这一时期，他与八路军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1942年，范汉杰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后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作为胡宗南的副手，长期担负封锁我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6年任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蒋介石让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到山东进攻我胶东解放区，在4个月中，被我山东军民歼灭6.3万人，以大败而回到南京。1948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冀热辽边区司令，驻秦皇岛，其主要任务就是保证东北和华北之间的交通，支援东北的内战，所以是由东北“剿总”和华北“剿总”双头领导，双头指挥。7月，蒋介石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建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卫立煌告诉他“锦州是东北的大门”；美国顾问告诉他“锦州是东北的阶梯”。总之，要他守好这个大门。
这时，属于范汉杰指挥的部队主要是五十四军、九十三军、新编第五军和新编第八军，还有六十军和四十九军的一部分。具体执行城防任务的主力是新八军和九十三军。锦州的防御工事修筑比较早，按计划，全是钢筋水泥结构，并且指定由东北“剿总”的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
可是由于材料不够和部下的不卖力，从1948年5月修到9月，仍未能按计划完工，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左右，原来所定的“坑道闭锁式子母碉堡”体系实际上未能完成。
范汉杰是在9月间才得知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南下的消息。但是，直到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情报系统还没有搞清楚东北野战军的编制情况。
据范汉杰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八月下旬，南京国防部和东北‘剿总’对于东北解放军的兵力和动向的估计，认为还是10个纵队，每个纵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独立师或加强师。”由于国民党军队情报工作的失误，当范汉杰正打算将部队集中守卫锦州而准备调义县的守军到锦州时，东北解放军已经将义县包围了。不久，锦州周围的据点全被我军切断或攻占，范汉杰就只能死守锦州城。10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从空中给范汉杰投下一封亲笔信，问范能否将锦州守军移至锦西，与援锦军队会合。
这时范汉杰已很难自由行动，他决定死守不动，因为东西两面的援军已经在准备出发了。范汉杰决心死等援军。
根据蒋介石在10月1日和2日分别在北平和沈阳两次军事会议上所做的决定，华北和沈阳两方面的援锦计划加紧实施。10月4日，卫立煌派出东北“剿总”副司令陈铁、副参谋长彭杰如到葫芦岛组建东北“剿总”葫芦岛指挥所，专门组织与督促东进兵团援锦。同一天，沈阳方面由廖耀湘率领的援锦西进兵团也已出发。
情况很明显，林彪原来最担心的两面夹攻的局面已经出现，打击援锦之敌，成了最最重要的任务。
10月5日，林彪命令四纵和十一纵，加上独立四师和独立八师，阻击敌人的西进兵团，统一由第二兵团指挥。四纵的任务是在塔山和高桥布防。
“塔山”这个名字，会使人认为那是一座山，其实不是山，是塔山堡的简称。塔山堡是个只有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北距锦州外围不到20公里，南距锦西敌人的前沿阵地不到两公里。北宁铁路和两锦（锦西到锦州）公路都由塔山堡村通过，那里有一个小车站，也是北宁路上从锦西到锦州的第一个车站。村子南边有一条平时并没水的小河，叫饮马河，铁路要通过这里，就修有一座铁路桥。村子东面就是渤海，西面地势逐步升高，有座较高的白台山，白台山再往西的红螺山和北山就是连绵的丘陵地带。这就是出入关内、关外的交通孔道，也是辽西走廊较为狭窄的通道，敌人要援锦州，必须从此通过。按说，这里的确是一处阻击敌人的咽喉所在。但这里的地形基本上是一片平地，除了塔山堡村外，海边上有两个小居民点，一个叫高家滩，一个叫亮窝棚。海边还有个小山包，叫打鱼山，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从海边到白台山，再往西边的北山共有12公里多一点，在这个地方要阻击敌军，可以说完全无有利地形可以为我所用，更是无险可守。另外，南边早已被敌人占领的已经作为锦西防御阵地的大东山、小东山、影壁山一线都比塔山要高，塔山阵地实际上处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从地形上说，这里并不适合防守。可是，从全局上看，这里又必须防守，而且必须守住，否则后果难以设想。道理很明显，如果塔山堡被敌人突破，援锦的敌东进军团只要两个钟头就可到达锦州，对我攻锦州城的部队实行反包围。
东北战场上国共两军的大决战，就在塔山堡这个小村子周围进行了第一场大战。
二、千斤重担
四纵在10月5日下午接到命令，第二天一早全纵队三个师的人马就在司令员吴克华和政委莫文骅的率领下全部赶到了塔山，扫荡了原来在此布防的国民党暂编六十二师的少量部队。他们将在这个小山村打一场他们多年战斗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空前激烈的大战。
吴克华是江西永丰人，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入党。他在红军中从战士逐步提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参谋长、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山东解放区工作，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五旅旅长、山东军区第五师师长、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在十万大军进东北时，吴克华带着胶东军区第六师和五师的一部以及一部分独立团共一万多人从海上进入东北，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二纵和三纵，在辽南地区作战。以后二纵和三纵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仍由吴克华任司令员，并兼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等，都是吴克华率领四纵打的。
四纵到达塔山之后，一看地形，感到很难组织防御阵地，只能把唯一的制高点白台山作为防御重点。塔山村地势低，不能作为重点，大部队只能放在后面。一声令下，全军开始在各地挖掘工事。
应当说，这时四纵的指战员们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恶战还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可是，身在锦州北郊帽儿山前线的林彪却深知塔山的防御不容乐观。万一打不退敌人在这一线的进攻，守不住这一线阵地，攻锦部队就将受到极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军过去几年都习惯了打运动战，就是打阵地战，也要选择最有 5229." >利的地形。而现在却必须在无法选择地形的情况下打空前激烈的阵地战，打不准转移、不准后退的阵地战。
这就必须让前线的指战员都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用今天的话说，是要让大家“转变观念”。于是，他给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四纵司令员吴克华连续发了几封电报：
两锦敌人相距只三十余里，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须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勇敢的攻势防线，以四纵一两个师兵力构筑工事，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近距离开火，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准备抵抗数十次猛烈进攻，待敌消耗疲劳进退两难之时，再集中十一纵全部及四纵一两个师兵力组织?
反突击，将敌大量歼灭于我阵地之外。
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红螺山下一线二十余里的地区，做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胜利。
目前需以极正规紧张的精神构筑阵地……准备白天打毁夜间立即修起。
除了以电报指示，林彪和罗荣桓还派总部参谋处长苏静到塔山再次传达总部的指示，检查四纵的准备情况。罗荣桓对苏静说了这样一段话：
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去四纵，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和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塔山以南，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你给吴克华和莫文骅说清楚，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是给他们当参谋，出主意，协助他们指挥部队坚决死守塔山。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总部的战略意图你是清楚的，但部队一时不一定能理解得了。你要向指挥员多次、反复解释总部的意图，一定要顶住敌人，顶住了就是胜利。
林彪则告诉苏静，在塔山阻击战没有打完之前，不要回总部，也不用参加四纵的作战指挥，其主要任务就是用电台随时向总部报告情况。
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也亲自来到塔山再次做了动员与检查。
10月7日，林彪将莫文骅召到锦州西北十余公里的东北野战军总部临时驻扎地，林彪告诉莫文骅说：
要消灭东北蒋军，必须先从辽西开刀，封闭入关的通道，使敌人逃不出东北。要取辽西必须拿下锦州，而要拿下锦州，又必须把近在咫尺的锦、葫援敌堵住。因此，能否把敌阻于塔山以南，就成了锦州能否攻克的关键。你回去要把阻援的意义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使大家明确此次阻援绝不比攻城任务来得轻松，要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拿不出过硬的本领是经不起、熬不住的。攻锦成败在于塔山，这个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们了。
为了保证战场上的胜利，做到人不缺粮，枪不缺弹，东总根据苏静去四纵之后了解的情况，专门给四纵组织补充了一大批手榴弹。东北局则动员了后方的大批民工用骆驼和骡马载运了各种物资，由东北局宣传部长肖向荣带队，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送往前线。
在这种气氛中，四纵指战员从上至下都紧张了起来，各种政治动员工作也开展了起来。10月8日下午，吴克华和莫文骅在塔山堡召开了干部会，经过认真讨论之后，大家认为，这里虽然地势较为平坦，但是临海傍山，敌人无法进行两翼迂回；我军防御正面虽有12公里多的开阔地，但是敌人便于进攻的地形只有8公里，更多的兵力难?以展开。根据这种分析，纵队党委决定了战术方案：以十二师全部展开在东起打鱼山、西至白台山的正面布防，以十一师三十二团布置在塔山堡、铁路桥、白台山这三个支撑点。在这三个支撑点中，塔山堡是中心，铁路桥和白台山是两个侧翼。程子华司令员说：“塔山堡村内至少要塞进一个营，要把塔山堡变成一座钢铁堡垒，只要塔山堡突不破，敌人就无法长驱直入攻入锦州。塔山堡要成为整个防守的重点。”十师和十一师另外两个团都安排在一线部队的侧后，进行纵深梯次配置，只要有机会，就作为二梯队反击敌人。在这种地形不利的场合，只能是攻势防御。而攻势防御中，不断地出击就特别重要。
根据林彪的指示，四纵副司令员胡奇才在整个战斗期间要到最前线，一方面协助第一线指挥作战，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每天向总部发四份电报，报告前线的具体情况。
据胡奇才后来回忆，林彪当时准备用一万人伤亡的代价来守住塔山。在塔山打得最困难时，林彪曾让参谋长刘亚楼告诉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由此可知当时塔山阻击战的重要和林彪的决心。
在挖掘工事的阵地上，纵队党委召开了士兵代表大会，党委发布了《告全纵指战员书》和《致全体共产党员书》，号召全纵指战员“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放眼望去，“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等标语插满了阵地。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指着指挥所对部队官兵说：“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为了保证锦州作战的胜利，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而吴克华司令员说得更明白：“只要守住塔山，顶住敌人进攻，把四纵打掉一半，能关闭蒋军援锦的大门，付出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
四纵官兵就是以这样的气概在迎接大战的到来。
三、死守硬拼
敌军方面也在紧张地行动。
按蒋介石在北平的部署，东进援锦兵团是由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负责指挥。10月6日蒋介石到葫芦岛督战时，侯镜如预定要调集的四个军（即从华北抽调的九十二军和六十二军、从烟台调的三十九军，加上原来已在葫芦岛的五十四军）并未调齐，九十二军和三十九军还未开动。
蒋介石遂命侯镜如先回十七兵团所在地唐山，负责催促。而援锦战事不能稍停，蒋介石命令葫芦岛所有部队暂由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尽快出击。
在这种军情如火的万分紧急时刻，作为援锦兵团总指挥的侯镜如为何紧张而不快速？为何对部队的调集如此迟缓？这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的因素，还有一个当时不为人所知的因素，就是这位兵团司令官此时正在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系起义。
侯镜如是河南永城人，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国民党军队中，他可算是蒋介石的真正嫡系，因为他是黄埔一期出身。可是当时极少有人知道，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24年，他作为一个河南大学的大学生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对他进行初试的考官，就是当时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在上海指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侯镜如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到教导一团当排长，连长郭俊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当他升任第一军一师三团的副营长时，郭俊又是他的营长。
在郭俊的影响和介绍下，他于1925年10月在潮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持入党仪式的就是他在黄埔军校的上级周恩来。1926年，蒋介石在军中搞“清党”。由于侯镜如入党不久，未被发现，党组织遂决定让他和廖运周等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在第一军中继续工作。北伐时他担任过陆军第二师的国民党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尚未结束，他就接受组织决定前往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工人暴动总指挥部成员之一，分管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1927年3月，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总罢工，准备武装起义。周恩来派他到南市，指挥工人纠察队攻打上海警察厅和高昌庙兵工厂。这两次战斗都在他的指挥下取得了成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指挥作战中右胸中弹负伤，被转移到武汉治疗。伤愈后，他担任了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他到鄂城，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教导团团长。然后和贺龙一道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南下途中于江西会昌再次负伤，遂与陈赓一道到香港养伤。1927年底，他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机关的工作。1928年4月，党派他到开封任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在接头时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捕入狱。在狱中的共产党员曾准备暴动，由他担任暴动总指挥。1929年，由于蒋介石和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形势发生变化，他才和安子文等共产党员一道被我党营救出狱。1931年春，党组织派他到上海与中央联系，原决定到苏区工作，由于中央特科出了大叛徒顾顺章，中央组织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坏。从此，侯镜如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因为他的这一段活动蒋介石并不清楚，所以他又设法回到了国民党军队之中，先是在他的河南永城同乡孙殿英部西北军系统的四十一军，以后到了九十二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在多次大战中立下战功。1943年任九十二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兼任北平警备司令。1947年，他的外甥、中共党员李介人带着当年与他同狱的安子文亲笔信来见他。信中说：“周、贺二公关怀你，让我给你写此信。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侯镜如深有所感，遂有了择机起义的打算。所以，当他受命组织援锦兵团时，就决定起义，有意拖了几天。可是有关起义之事短期内一时准备不及，他不得不于10月11日到达葫芦岛，不过只带去了一个师。这时，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已经出发向塔山进攻快两天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侯镜如仍以十七兵团司令的名义驻在塘沽，并兼任塘沽防守司令。这时他又通过李介人联系起义，但此时他已被削减了很大的权力，他的九十二军也被调走，所以行动颇受限制。正在筹划之时，他奉命南撤。在与我方有关负责人商议之后，他将可带走的部队撤到江南，先后担任了长江防务兵团副司令、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因他母亲生病，他去香港探望，就在探望期间，他指示所属部队终于在福州起义。
阙汉骞的五十四军原驻山东，调到葫芦岛之后还未与东北野战军交过手。五十四军算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战斗力颇强，加上这时在葫芦岛的其他部队，阙汉骞一共指挥了5个师，还有海上军舰的炮火支持，所以阙汉骞自认为向东进攻的兵力足够，冲过塔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带兵出发。10月10日凌晨，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以暂编六十二师打头阵，国民党军队向我塔山阵地发起了进攻。
在前沿阵地交火之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进行了低空轰炸，阙汉骞集中了四十几门重炮向我阵地进行密集轰炸，几十分钟之内在我阵地上落弹5000多发，我军赶修的工事大部被炸毁，阵地上的土地被炸松了好几尺。当敌军停止炮轰分三路向我冲来时，我军凭借残余的工事向敌军进行了坚决的还击。敌军五十四军第八师冲击我塔山堡正面阵地，暂编六十二师冲击铁路桥和高家滩，一五一师冲击白台山，一天之中，阙汉骞不惜老本地驱赶着部队向我发动了九次冲锋，我军都是等待敌人的炮火停止之后，采取将敌人放到阵地面前再打的办法和敌人打肉搏战，用吴克华司令员的原话说：
敌人冲锋队形密集，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按：蒋介石特地派出了“总统府战地督察组”前来督战，组长是长期任国防部战地视察组第四组组长，当时任北平警备副总司令的罗奇）压后，不顾地形条件，犹如一群疯狗，任凭怎样射击，还是毫无知觉似的“哇哇”叫着往前冲。前面倒下了，后面踏尸而过；一梯队垮下去，二梯队上；二梯队垮下去，三梯、四梯队上。炮击一阵，冲一阵；冲一阵，炮击一阵。一次进攻被打退，二次进攻接踵而来，打也打不光，堵也堵不住。拼死命冲上来的敌人和我军战士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摔跤、滚打，拼老命地干。我前沿掩体、碉堡、交通壕、堑壕，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呈现拉锯状态。
就这样，我军在炮兵的支援下，以最顽强的斗志在把敌人的九次冲锋打退后又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反击，终于将敌人第一天的攻击击退。
被吴克华称为“惊心动魄”的这一天，敌人伤亡了1000多人，我军也伤亡了300多人。
天黑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总结原有工事的优劣，连夜赶修工事，交通壕都挖到1.5米深，壕中再挖掘“烟斗式”个人掩体，地堡就利用铁路上拆下来的铁轨和枕木搭建上面再盖泥土。在白台山阵地上还修了若干假工事，用以蒙蔽敌人。此外，四纵还特地组织了若干小分队在夜间插入敌后进行侦察、袭扰，迷惑敌人。
第二天，阵地上又是整整九个小时的厮杀，敌军投入进攻的部队从第一天的三个师增至四个师。我军的三个主阵地都曾一度被敌人突破，敌军在距我前沿阵地一二百米处构筑工事，企图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
我军组织二梯队实施多次猛烈的反冲击，才将敌人赶了回去。这一天的战斗比第一天更惨烈。在塔山堡村子里和敌人反复争夺的我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一营一连，经受了敌军大量炮弹、燃烧弹、飞机炸弹的轰炸，经过了和敌人拼刺刀的肉搏，全连170多人只剩下了7个战士，所有干部全部壮烈牺牲。这一天敌人伤亡1300多人，我 519b." >军伤亡500多人。塔山的阵地真是用我们英雄的身躯筑起来的。
两天打下来，阙汉骞再也神气不起来了。这时侯镜如已经到了葫芦岛，阙汉骞只好把指挥权交给了侯镜如。侯镜如在锦西中学召开了师长以上的联席会议。会议参加者都对塔山的守卫之顽强而感到意外，要求增加空军的支援力量，要求增大海上火炮的炮击力度，特别是寄希望于被蒋介石特地调来停在海边的国民党海军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寄希望于“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因为他们都知道，“重庆号”舰的152毫米巨炮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陆军普遍使用的105毫米榴弹炮、120毫米重迫击炮和76.2毫米山炮所远远不能比的。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艘“重庆号”舰。“重庆号”是一艘巡洋舰，排水量为5270吨，长154米，本来是英国海军的“曙光女神号”军舰，1936年下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是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蒙巴顿将军的旗舰，曾击沉德国和意大利的巡洋舰1艘、驱逐舰10艘，1944年还担任过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舰。为了抵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留在香港的6艘巡逻艇，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将这艘军舰赠送给了国民党政府，成为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更名为“重庆号”。
“重庆号”舰的舰长邓兆祥是位爱国将领，他从内心深处反对打内战。在驻于舰上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命令下，他不得不向陆地上的塔山阵地开炮。可是邓兆祥对桂永清说，“重庆号”舰吨位大，吃水深，不能进近海。这样，向陆上的炮击不能用目测，只能根据地图上的标志打炮。桂永清仍然命令“重庆号”舰开炮，邓兆祥也就下令开炮，炮弹落在哪里，就只有天才知道。由于塔山攻守两军阵地间近的只有几百米，有很多炮弹落在了国民党军队的阵地上。所以“重庆号”舰打了两天以后，桂永清只好让“重庆号”舰停止向岸上开炮。而实际上，“重庆号”舰的吃水深度只需10米就行，塔山附近的海面是可以靠近的，连桂永清这个海军司令也被邓兆祥蒙了（邓兆祥将军不久即配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率“重庆号”舰于1949年2月25日起义，东北军区仍然任命邓兆祥担任舰长，此事在当时曾震动全?国。由于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联合对“重庆号”舰进行狂轰滥炸，根据上级关于“留人不留舰”的指示，“重庆号”舰自沉于葫芦岛海港内。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兆祥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重庆号”舰也被打捞出来，作为生活用船只使用，它的舰牌和铜钟至今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侯镜如的态度是能拖就拖，但又不能不打。他曾对他的十七兵团副司令刘春岭和参谋长张伯权交过底，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实力，因为，“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刘春岭和张伯权都同意他的主张，尽可能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军事会议最后否定了由五十四军参谋长提出的集中主力从塔山和白台山之间插到塔山背后、再做两面进攻的计划，通过了按侯镜如意见，而由张伯权具体提出的稳扎稳打的方案。就是仍然在正面推进，因为可以利用自己所占地势的高度优势发挥火力，也比较安全。这个方案得到了督战官罗奇的支持。因为10月10日刚调来的原来由华北“剿总”直属的独立九十五师是罗奇的老部队，战斗力颇强，过去在华北有过“华北赵子龙师”的美誉，曾经自称“没有丢过一挺机枪”。这时，罗奇不仅想让他的九十五?９9ｌｉb?师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主动提出由他亲自指挥九十五师主攻塔山，还因为蒋介石对他这个督战官讲得很清楚：“此役由你亲自督战，攻不下塔山，军法从事！”
罗奇怕真有“军法从事”的那一天。为此，他还提出在12日这一天休战一天，以便于九十五师看地形和制订方案。侯镜如同意了罗奇的意见，又派十七兵团副司令兼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指挥六十二军担任九十五师的侧翼，并负责整个前线的指挥。
罗奇没有想到，12日这一天的休战给我塔山守军帮了大忙。四纵三十四团的侦察班11日夜间化装深入敌后，抓回来一个敌九十二军的副团长，在审问中，他交代了敌军进攻部署的改变。我军遂充分利用这一天做了准备，让十师接替了伤亡较大的十二师的部分防务，经兵团司令程子华批准，将十一纵调了上去，还调了一个炮团给四纵，使塔山阵地的防守能力大为增强。
13日凌晨4时30分，敌人再次以狂轰滥炸为前奏，然后以九十五师和八师两路并进、对塔山堡以东铁路桥和高家滩阵地强行突击，一五一师、一五七师则猛攻白台山和塔山堡。罗奇早已口出狂言，说是“没有赵子龙师拿不下的阵地”！为了立功，罗奇在部队中专门建立了督战组织，逐级监督，怯阵者杀无赦。又以50万元金圆券的代价收买了一大批“宁死不退”的敢死队员带头冲锋。这些敢死队员在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的指挥下，领着九十五师犹如发了疯一般以多梯次波浪式步步推进，把身边的尸体作为临时工事，拼命往前冲。有的敢死队员甚至裸胸赤臂，手提武器，身背大刀，犹如过去的红枪会一般。由于敌人的疯狂，再加之九十五师全部使用自动武器，一队冲锋枪，一队轻机枪，轮番而上，火力很强。我军在正面顶着九十五师进攻的是二十八团，用机枪和手榴弹将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倒在阵地上，还一次又一次的组织反冲锋。全团的所有通信线路全部炸断，无法联络，各阵地都独立作战，各自为战。经过多次拉锯式的反复拼杀，二十八团真正实现了他们“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用全团伤亡800余人的惨烈代价，守住了阵地。我军其他阵地也都全部坚守无失。
10月13日这一天，是塔山阻击战打得最残酷的一天。虽然敌人伤亡有1200多人，我军伤亡也超过了1000，几乎是一对一！
13日夜里，吴克华将二十八团撤了下来，换上了三十团。林彪则把一纵调到了四纵的后面，作为四纵的预备队。有了一纵在身后，四纵就更有信心了。特别是在13日后半夜时，吴克华已经得到了总部刘亚楼参谋长的电话，知道锦州的外围已经扫清，14日就要发起总攻。这一消息向指战员一传达，全纵队兴奋异常，战斗情绪更为高涨。
也正是由于锦州的敌人已经到了危在旦夕的境地，锦州守军的主帅范汉杰不断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介石也就在13日夜向侯镜如和罗奇下达了“拂晓攻下塔山，十二时进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的死命令。为了完成命令，罗奇决定冒一次险，进行夜间偷袭。五十四军的阙汉骞反对，因为他明白，夜间作战靠的是近战，靠的是刺刀手榴弹的功夫，这些功夫正是对方的长处，自己的短处。如果让自己的五十四军去打夜战，等于是去送死。罗奇无法，只好让九十五师组织了两个营前去夜袭。这两个营在14日凌晨用长距离爬行前进的办法未能让我军发觉，接近了我军三十四团的阵地。由于我军利用夜间赶修工事，凌晨时除哨兵外都在酣睡。当发觉敌人之后，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一些敌人被打退，可也有一些敌人抢占了我军的一些阵地。
14日天亮之后，敌人就凭借夜间占得的一些阵地，以九十五师和第八师发起冲锋。由于九十五师在前一天已经被打得疲惫不堪，减员严重，所以当时的战斗力有所降低，而我军在锦州方面天崩地裂般的枪炮轰鸣之中知道对锦州的总攻已经开始，战士们群情振奋，斗志倍增。尽管这天敌人的进攻由于有了蒋介石的死命令而没有减弱，但敌军的军官也已知道了锦州前线的情况，知道所谓的援锦已没有多大的意义，故而想方设法保存实力。到了黄昏时，侯镜如已经得不到范汉杰的任何信息，他当然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就下令部队撤出了战斗。
从严格意义上说，14日黄昏以后，塔山阻击战就已经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但是，由于蒋介石还未同意侯镜如撤兵，在葫芦岛除了还有被称为“罗千岁”的总统督战官罗奇之外，还有卫立煌派来的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为主任的、专门用来督战的东北“剿总”葫芦岛指挥所，所以侯镜如还不能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在罗奇的坚持下，15日仍然有5个师的部队以九十五师为主力向我阵地进攻。打到中午12时，敌军全线败退，战斗才算最后结束。
四、无塔的塔山有了塔
塔山阻击战是我军战史上一次相当成功的阻击战。我东北野战军四纵，在时间仓促、地形不利的塔山，在总部的预备队一纵还未出战的情况下，击退了敌军5个师（当时敌人方面的总兵力是9个师，集中进攻塔山的是5个师）在空军、海军的支持下的进攻，激战6天，战胜了在兵力上敌强我弱、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势上敌高我低的敌军，击毙击伤敌人共7000余人，其中包括团长5人。还在14日战斗正打得紧张激烈的时候，野战军总部就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四位首长共同签发了给在前线的四纵副司令员胡奇才和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的嘉勉电：
胡、江、潘并十二师指战员：
你师在友军配合下，五天来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打退了九十五师、八师、一九八师、一九七师、一五一师、暂六十师在海空掩护下之连续猛烈进攻，大量杀伤敌人，并全部歼灭了打鱼山之敌，保障了我攻锦部队进行充分准备，因而取得了对锦州的顺利突破。你们这种英勇顽强的防御战，是模范的，值得赞扬的。盼你们继续努力，顽强阻击敌人，保证锦州战役的全部胜利和为下一次战役造成有利条件。
塔山阻击战结束之后，野战军首长高度评价了四纵的战功，由团长焦玉山、政委江民风率领的十二师三十四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由团长江海、政委王淳率领的十二师三十六团被授予“白台山守备英雄团”的光荣称号，由团长鞠文义、政委张继璜率领的十师二十八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的光荣称号，由团长王一平、政委郑戈令率领的四纵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的锦旗。单是十二师一个师就有2026人立功受奖，其中荣获毛泽东奖章的战斗英雄有20名。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四纵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集体和荣立战功的英雄模范为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之首，第十二师又为各师之首。一个师三个团中就有两个团荣获“..
所在的位置好比一条扁担，自己居中，两边一头是东北，一头是华北。他一垮，东北和华北就失去了支撑。正由于横压在自己肩上的这条扁担所承受的担子太重了，范汉杰从1948年1月被蒋介石派到锦州来当了这个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之后，就日夜不安，不知东北野战军的铁拳何时向他砸将下来。为此范汉杰在接受职务之后，曾经几次请求辞职，但都没有被批准。范汉杰最后一次请辞是在1948年8月29日，这已经是辽沈决战的前夕，当时在南京。当他再三向蒋介石请辞时，蒋介石说了八个字：“你们不干，我又怎样？”
这时范汉杰手中可供指挥的部队是滇军的老部队六十军和他到职之后新编的新八军和新五军。五十四军也应由他指挥，但驻在葫芦岛。在塔山战役中，五十四军遭受重创。在锦州的指挥官还有滇军系统的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这个兵团现在所辖的部队是九十三军和原来属于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在当时，第六兵团也属于范汉杰指挥。
当范汉杰从东北野战军的动向中得知锦州即将发生大战时，对锦州的防御部署是这样安排的：新八军全部集中在锦州，驻防东面的紫荆山到松山一带；九十三军和一八四师担任北面和西?面的防务，其中一个重点是飞机场；新从沈阳空运前来支援的七十九师的两个团在南边的罕王殿山担任防守；新五军则作为总预备队。
二、磨刀
1948年10月7日，林彪和罗荣桓等东野总部首长来到了近几个月来一直让他们关注的锦州，登上了北郊的帽儿山山顶。
面对着锦州城的坚固建筑和防御工事，林彪又想起了打四平的教训。虽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二纵、三纵、六纵、七纵、八纵、九纵都来了，林彪手中不缺兵力。但是，面对具备坚固防御工事的这座城市该如何打攻坚，成了林彪考虑的头等大事。这时林彪认真回顾了几天前打义县的情况。
义县位于锦州以北约50公里，是锦州北边的屏障。在军事家的眼中，对于“欲守东北，必守锦州；欲守锦州，必守义县”的古训是不会有任何争议的。国民党军队的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的7000多人在此防守。九十三军是滇军的老部队，二十师是美械装备师，战斗力不弱。国民党军队早就在义县原有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了坚固工事，特别是地堡群是用钢轨或巨大的木材修筑的，修成后国民党军队曾用火炮进行自测，合格后方才验收。在地堡群外面，还挖掘了深和宽各为3米的壕沟。所以，打义县并不容易。
1948年9月12日，我军包围了义县，17日夜发动进攻。进攻义县的是我东野三纵和二纵五师的主力，还有炮纵的炮火支援，统由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指挥。我军一开始就猛冲猛打，可是在敌人坚固的据点和强大的火力面前效果并不大。两天后改为逐点进攻，就是先用炮火轰击敌人据点，使之丧失强火力，然后用轻重机枪压制两侧据点的火力，再用步兵攻占中间的据点。这样打法进度也不快。最后韩先楚接受了二纵五师参谋长汪洋的建议，改为大挖交通沟，五师用了14个小时，就挖成了总长7300米的五条交通沟。两个昼夜之后，就把交通沟挖到了义县西南敌人阵地面前，最.９9ｌib?近的只有100多米。然后把平射炮从交通沟中推到阵地最前方，对准敌人的地堡，一炮解决一个。敌军组织部队出击，又被交通沟中的我军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敌二十师一团团长赵振华说：“这一手确实构成了守军的致命威胁。……师长王世高曾召集团长以上的人到西南城墙上观察势态，研究对策，团长们也想不出好办法。我也曾召集可以离开阵地的军官，深入下层研究对策，但大家也只是面面相觑，想不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就这样，守卫义县的敌军坚固工事被我军一层一层地剥去，最后城墙也被我炮纵的炮火轰垮，义县终于被我攻克，守军二十师官兵7000多人被歼灭或做了俘虏。
林彪在向三纵、二纵、炮纵仔细了解了攻克义县的经验之后，对攻克锦州也做出了大挖交通沟的决定。就在10月7日，林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一）每个师需以6个营的兵力（2/3的兵力）全部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的部队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绝不可只..依靠少数部队挖交通沟。
（二）挖交通沟时，要有不怕伤亡、不怕疲劳的精神，大胆进至距敌五六十米处，沿途摆开，由前向后挖，前后同时挖。
（三）每个师要挖五条或三条交通沟。
（四）每条沟须高宽各一米五。
（五）挖沟时先须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要不怕疲劳，只要我肯挖交通沟，则不管敌火如何激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丧失作用。
（六）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不可懒散怕疲劳不执行。
今后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这样，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
林彪这个命令坚决而具体，各部队立即执行。攻城的大军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工兵部队，从农村参军的战士挖起沟来得心应手，进度极快，一个夜晚就可以把交通沟挖到敌人的阵地前。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纵横在战场上的交通沟在攻坚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军对锦州外围的攻击是从9月12日由二兵团开始的，南下的各纵队到达之后，陆续按东野总部的命令对外围各阵地进行扫荡。在战斗中，有的表现极为出色，也有的出现了若干问题。在总攻开始之前，东野总部对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总结，对较为严重的问题做了处理。为了让大家吸取教训，保证决战的顺利进行，10月8日，林彪向当时正在作战的各部队发出了以下的情况通报：
我九纵在去年冬季作战中表现战斗作风甚差，经过东总指出后他们全纵奋发努力，今年来表现得能攻能守，26号锦州外围战斗中，二十五师一个连的兵力控制白老虎屯阵地，敌四个主力步兵团配合11辆坦克、五六架飞机向他们进攻，该连顽强死守，伤亡过半；在最危急时，全连指战员将表打碎、钞票焚烧，准备全部牺牲，但最后由我反击将敌击退，保持了阵地并击毁坦克二辆，俘敌数十人，毙伤敌数百人。战后全连指战员均记大功三次。这一战例盼你们很好发扬，九纵是新部队尚能做到，四纵更能做到，十一纵的底子亦不比九纵差，也应做到。主要是自上而下到每个指战员都下决心，就能创出光辉战绩，使敌胆寒，使我全军胜利得以保证。
八纵一个连5日守锦州工业区小紫荆山，敌向其进 653b." >攻，该连长畏缩放弃阵地，已于昨日公审枪决。八纵此次锦州附近作战远落于九纵之后，可见不努力者即落伍。
这份电报是军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第四野战军战史时从当时的电稿中发现的。这份电报说明，在决战前夕，东野总部用眼前的实际例子，为指战员们做了一次生动的战前动员，用钢铁的军纪惩治了临阵脱逃的胆小鬼，同时为大家树立了又一面学习的旗帜——九纵二十五师守卫白老虎屯的英雄连队“白老虎连”。这个连队，就是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连。
一连是和九纵的大部队一道在9月11日从9９liｂ?北边插至锦州与义县之间的。东野总部给九纵的任务是切断义县和锦州之间的联系，阻击从锦州向北援救义县的敌军。当范汉杰派出暂二十二师向北，欲解救义县被围之敌的时候，就被我九纵阻击在葛文碑和薛家屯一带，东野总部命令九纵和八纵将其包围，予以全歼。范汉杰眼见暂二十二师一出击就被包围，决定放弃义县，先把暂二十二师救出来，同时也为保护锦州北面的阵地。24日，九纵二十五师在师长曾雍雅的率领下，穿插到了锦州北面，阻击从锦州城中向北攻来的敌援兵。援兵不少，是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和暂编十八师整整两个师。敌人以坦克开路，再以铁甲车掩护步兵进攻，战斗相当激烈。由于所处的位置与任务都十分重要，所以二十五师的战事由东野总部直接指挥。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一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白老虎屯与敌人恶战的。
白老虎屯在锦州北边两条公路的交叉口上，距锦州仅有两公里多点，已在锦州的防御范围之内。向北可以切断敌暂二十二师的退路，向南可以阻止锦州向北的援军，村子不大，但是战略位置特别重要。一连在向敌后穿插时，一口气竟然插入了15公里，占据了这个战略要地。敌人当然要拼命夺回，遂用了强于我军数十倍的兵力向白老虎屯进攻。一连在连长陈学智、指导员田广文带领下，在16个小时内用最顽强的毅力打退了敌人15次冲锋，与上级和兄弟连队完全失去了联系，最后全连只剩下了37个人坚守在一座孤院里，所有人的枪管都打红了，人人手上都烫起了血泡。当敌人放火焚烧院子时，他们仍然坚持在火里打，全连指战员都做好了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直到大部队与他们会合。当一连与大部队会合时，师长曾雍雅感叹地说：“白老虎屯，今天真正出了猛虎。”
这是一连。一连的兄弟连队，七十四团的二连在坚守五姓屯的战斗中，也是打得全连只剩下20多人。
东野总部为攻打锦州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树立“白老虎连”这样的典型只是其中的一件。所有的准备都是在磨刀，都是为了顺利地砍开辽沈决战中第一块硬骨头，砍断范汉杰肩上那一根扁担的中端——锦州。
三、五个纵队扫外围
攻克锦州，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的目标，也是西柏坡村子里中央军委所十分关注的大事。藏书网毛泽东要求东野能在一周之内把锦州拿下来。10月1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
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个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对于锦州战役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又给予了充分的自信。他相信，由他最早和最坚决地投下的这一颗棋子，必将置东北敌人于死地。
从10月8日开始，林彪命令已经包围锦州的各部队攻占锦州城外的重要据点。
七纵和九纵在城南，七纵攻占了城南主阵地罕王殿山和双山子，九纵占领了大岭。11日，两个纵队攻到了城下的小凌河。
八纵在城东南，先攻下了.９９lｉb?
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于天气不好不能来，或是由于我军有高炮进行对空射击而不敢来，再加之由于原来驻长春的空军与新七军发生过摩擦，空军不愿卖命，所以空投时都在高空以极不负责的态度进行，往往把粮食投到了城外解放军阵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大米我军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军开会的临时会场全都是用敌人的降落伞做的。到了9月份，国民党东北“剿总”竟称“机油两缺”，连象征性的空投也无法维持了。据国民党军队自己的统计，在整个长春围困期间，长春守军得到的空投粮食总数不过300吨，平均到每个军人头上也只有6斤，是名副其实的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城里的粮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时，长春城内的高粱米卖几元钱一斤，到7月时就卖到3650万元（当时的1万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元）一斤。当时有人做了一个计算，每斤高粱米约有3万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难时，无粮可卖，偶尔有屯粮发财者，竟然卖到一亿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钞票换，一个金手镯只换一个小馒头。那些空投下来的一万元一张的钞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最困苦的当然是老百姓。长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调查统计，认为城中的所有粮食只能吃到7月。7月以后，不说百姓，就是军队也无法保证。驻在城中的六十军和新七军6个师的师长联名发电报给蒋介石，认为如此死守长春不是办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军前来援助，解决围困局面。蒋介石的回电仍要长春守军坚持守，在电报中说什么“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对于粮食问题，蒋介石则出了一个十分恶毒的主意，就是叫郑洞国“杀民养兵”。其具体办法就是让长春市政府出面，强行将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粮食全部收归公有，不许市场上有任何粮食交易，然后由政府进行计口授粮，按人分配。很明显，这一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粮食全部搜刮起来供军用。
郑洞国把这一难题交给了长春市长尚传道。尚传道一看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表示坚决不能干这事。尚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更重要的是，“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啊”！怎么办？蒋介石的方案总得有一个办法来执行。想来想去，最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共同制定和发布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要点是：所有人家的粮食只能留自家所吃粮食到9月底，多余的必须一半卖作军粮，一半在市场上出售；由街道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对上述情况进行检查实施；所有买卖粮食均必须按照政府所议定的价格，不准抬价；若有违反者从严惩治，直至处以极刑。上述办法事实上并未有多少效果，刚开始还有一点粮食出售，没有不卖高价的；当没有粮食出售时，上述办法更是等于零。到了7月，城中根本就已无粮可售了。
这里还有一个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问题，在当时城内已无什么商业流通可言，“买卖”这一概念严格来说已经变形或者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存在。因为当时所谓买卖实际上就只是想方设法买粮，在粮价已由几元一斤变为一亿元一斤的时候，原来的纸币已经失去了任何作用。郑洞国无奈，就在城中由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一种“本票”，票额从起初的几十万一张一直涨到几百亿一张，最高时的粮价是本票三亿元。谁能有这种本票呢？老百姓当然没有，只有发行本票的军队和政府才有。所以这段时间在长春城内实际上是军队和政府用他们自己印刷发行的一张纸去掠夺老百姓，而一些手握实权者甚至在这时大发横财。据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
由于滥发大额本票，长春的物价比关内的国民党统治区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成千亿地汇出款项。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因此，他们利用长春人民的血和泪大发横财。据我所知，新七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
六十军则比较困难，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至于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
当无法买粮时，首先是军队开始抢粮。凡是见到普通百姓人家家中有粮就抢，甚至于见到家中冒烟就去抢，弄得穷苦人家有一点粮也不敢举炊。这时，国民党空军对城中的投粮一天最多也只有9架次，城中各军队之间为抢到空投粮食而相互斗殴的情况天天发生，有的部队是每天都用大锅把水烧开，一抢到空投粮食就倒进锅里，以防别的军队来抢走。没粮食吃的老百姓就开始吃各种代用品，最先是吃酒坊中的酒糟，然后吃草根、树皮、树叶，以至见到地上的树叶也会发生争抢。在长春城中，一捆钞票只能换到一捆青草，一个大饼可以换来一个大姑娘。除了无粮，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没有燃料，先是拆房、挖棺材，以后把柏油马路上的沥青都挖来做燃料。在这种情况下，因饥饿而死者逐渐出现，逐渐增多，乃至出现了卖人肉的事件发生。
当长春城中的饥饿日益严重时的7月下旬，郑洞国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仍然要他坚守长春，同时要他从8月1日开始疏散人口，也就是驱民出城，用仅有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在分明知道我东野大军早已把长春团团围住、不能自由出入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就是只要长春不要长春人，就是把饥民往我军的枪口之下赶。这是蒋介石在进一步“杀民养兵”。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缓和城中生活的困难，郑洞国命令部下采取各种办法将居民驱逐出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了种种手段。第一是用武力驱赶。凡是家无存粮者、无职业者、所谓违法乱纪者、狱中囚犯、乞丐、伤残、无身份者，都用武力赶出。甚至还订有指标，一个警察要赶走8人，一个保长要赶走3家，连原来国民党政府的公职人员都要以教员的身份赶出城去。第二是煽动，说“共产党是为你们穷人的，你们快出去找共产党吧”！第三是造谣。一会说“七一是共产党的生日，解放军放卡子三天，可以随便出城”；一会又说“八一是毛泽东的生日，大赦三天”。凡是出卡的一律搜身，任何食物也得被搜走。而且，凡是出卡子的就一律不准再进。就这样让大量饥民拥出长春，起先我们的哨兵仍然不准他们出城，而且我军已经在包围圈四周设定的线上修筑了铁丝网，挖了壕沟。可是这些饥民出城时就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身份证予以没收，而且是以武力坚决阻止再回城中。
这样一来，就在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滞留了大量出不来进不去的长春饥民。在8月份，我围城部队曾经放出一些，三天之中就有两万多饥民出了封锁线。但是数量愈来愈多，到9月间已高达数万。
四、围城部队救饥民
我军采取的“久困长围”办法，在不长的时间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使长春守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粮食不继、人心动摇、矛盾加剧，再加上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就有1.35万人出城投诚，其中新七军3700人、六十军3800人、土杂部队6200人，在投诚者中有的是一个班一个班地集体投诚。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一些顺口溜，当兵的说：“豆饼面子是好饭，提心吊胆把岗站，心一横来牙一咬，去投八路见晴天。”当官的说：“中央军官有三怕：一怕光发本票不发粮，二怕战场遭黑枪，三怕当兵的不打仗，成队成帮去投降。”
但是，长春守军驱赶饥民出城的这一招，我围城部队事先是未曾预料到的。当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时，围城部队立即上报了东北局，东北局也立即责成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既要保证围城的成功，又要救助饥民。8月14日，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并成立了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主任的“难民处理委员会”，长春附近的九台、伊通、双阳等县的县长全都参加。由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了兴隆、净月、长南等三个办事处，进行饥民的收容救治工作。正 5982." >如前述，在8月份时就已收容了两万多人。不过这时我围城部队并未放开哨卡，只是少量收容，饥民还不能自由出城。
9月间，出城的人数大增，“真空地带”滞留的饥民愈来愈多，而且有一些人死亡。我军在长春城外负责对敌工作的杨滨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即给围城指挥所写了报告，报告很快转到了东野总部领导手中。东野总部一方面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报告，一方面迅速采取措施，在中央指示还未下达之时，东野总部领导于9月11日电令围城指挥所：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应组织军民及时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这是我军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长春前线的围城指挥所立即遵照东总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饥民全部放出并给予安置。为了保证放出城的饥民都能得到安置，这种放行未敢无限制地敞开，而是每个哨卡一天放出2000人左右，将其安置在临时..赶建的几十个收容所中。为了防止饥民在饥饿衰弱的情况下一下子吃得太多而使肠胃出毛病，收容所头两天先给饥民吃稀饭以后逐渐改吃正常食物。这项工作是以流水作业的方法进行的，收容所中的饥民送到可以生活的农村去之后，又接纳下一批饥民，一直到长春解放为止。当时只是在收容所中就发放了4000吨粮食、250公斤盐，方才把从“真空地带”放出的饥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个多月中，总共安置长春的出城饥民20万人左右。
在长春城中，由于蒋介石命令郑洞国必须死守，郑洞国明知守不下去却也不得已而为之。在“杀民养兵”的指导思想之下，在“只要长春城，不要长春人”的残酷驱赶下，10万军队活下来了（为了对付我军的进攻，郑洞国直到长春城破时都还控制了一大批军粮，以备在最后关头时让军队作战。所以，城中的军人有不少饿得发病、水肿，但没有饿死的。在所有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有关记述中，一致承认当时没饿死过一个军人），大批的老百姓却饿死了。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杀民养兵政策的结果》，文中说：当时所见是“饿殍载道，白骨累累”，“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９９lib.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按：尚传道回忆的上述两个数字可能不很准确，我军在长春解放以后的一份报告中说是1.3万多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郑洞国在晚年回忆一生时说：当时长春的“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五、突围的梦不再想
在长春这座“死城”之中，困着的是10万血气方刚的军人。虽然他们自知前途渺茫，但不能不为可能寻找到的出路而做最后的努力。这其中，有还寄希望于蒋军可能到来的救援，有打算拼死突围的，有听天安命而随大流的，也有若干开始考虑与蒋家王朝分手而弃暗投明的。10万大军在我围城数月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必然会出现矛盾，出现分裂。这种情况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领全军起义。
蒋介石和卫立煌对长春这10万守军，原来还有过派军队援救的打算。当北宁线打响之后，连头等重要的锦州都保不了，也就完全无法顾及长春，虽然表面上仍然在不断地给长春的高级将领称兄道弟的来电来信，表示“大军即将前赴解围”之类，但事实上是根本无力解围，只得多次命令长春守军冒险突围，自寻生路。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突围已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一旦突围失败可以把责任归集为突围者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让当事者承担罪名。郑洞国心中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为了逃生，舍突围别无他路，他也就打算拼死突围。10月初，他知道我北满主力已经南下北宁线作战，于是就命令新七军做了一次试探性进攻，目标是大房身机场，想先夺回机场，恢复对外的空中交通。
10月4日，郑洞国给新七军军长李鸿下达了率领新七军最强的三十八师攻 53d6." >取大房身机场的命令，同时命令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配合行动。曾泽生心中知道当时六十军的战斗力已很难胜任这种打进攻战的作战任务，因为六十军的军粮远不如新七军，有的军士已经出现水肿，这时出战无异于去送死。曾泽生对郑洞国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郑洞国说：“难道说我们就坐以待毙？”曾泽生无奈，只派出了一八二师的一个团。
10月6日，李鸿率三十八师出城向西北方向进攻。由于这是几个月来敌军第一次出击，我围城部队事先未得到情报，准备不很充分。加之敌军一出来就是三十八师一个师，还有新七军六十一师和六十军一八二师的配合，所以双方刚接战时敌军就突破了我围城的独立七师防线。我东野总部得到报告之后，命令前线围城指挥所的萧劲光司令员“必须以炮火控制机场，防敌机空投。如步兵能占领即占领，并将跑道破坏”。我围城部队的独七师和独十师不仅坚决地阻击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把机场跑道炸了一个大窟窿。这一招很起作用，机场已不能使用了，又何须拼命去占领机场！李鸿和曾泽生都主张把部队撤回来，曾泽生又找郑洞国说官兵没粮，饿着肚子怎么冲得上?99ｌｉｂ?去。郑洞国只好下令出击部队全部在8日退回城内。这一次突围就这样结束了。
为了防止敌人再次突围，在当时我围城主力十二纵和六纵为了配合北宁线的战事已调到开原、通江口一线布防的情况下，东野总部在原来6个独立师的基础上又调集了5个独立师和19个独立团，对长春的包围进行了纵深的二线部署，确保长春城中的敌军不可能有任何突围的希望。
可是，在第一次突围的尝试失败之后，蒋介石又曾两次下令，还给郑洞国、李鸿、曾泽生三人各写了一封亲笔信，要长春守军全部经四平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并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
10月16日，郑洞国得到了蒋介石的第三次突围命令和亲笔信，电令说：
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你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你部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郑洞国接到蒋介石如此命令９９ｌiｂ?，不能不马上开会研究。16日下午郑洞国通知两个军的军长和参谋长来开会，曾泽生说有事不到，李鸿说有病请假，都是由参谋长来代理。会上，郑洞国原文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并宣布只能遵命突围。郑洞国在会上宣布，决定于17日拂晓实行突围。
郑洞国未曾想到，就在16日晚上，他就得到了消息，六十军已经决定起义。当他给曾泽生打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郑洞国只得给新七军下达了“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的命令。17日早晨，曾泽生就把六十军所以发动起义的原因和起义的决定用信件告知了郑洞国。郑洞国立即上报了卫立煌。
长春城中，再也无人提“突围”二字。如果原来还有人在做突围之梦的话，从此之后，连这个梦也无人再做了。
六、曾泽生弃暗投明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军事压力下，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向我军投诚。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六十军的起义。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并非在大军压境之时的临时决定，有着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是我党我军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
曾泽生是云南永善人，黄埔三期出身，以后又参加过黄埔军校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他参加过北伐。北伐之后，因“不愿做腐败之军人”而辞去了国民军的少校军职。1929年，他与潘朔端等20名青年军人被滇军录用，从此长期在滇军中任职，是龙云和卢汉手下最重要的军事骨干之一。
六十军和在东北战场上的九十三军都是滇军，是云南地方军政首脑龙云和卢汉经营多年的部队。龙云和卢汉本是云南昭通炎山彝族的一对表兄弟，他们从彝家山寨走出来，在行伍中奋斗几十年，从士兵直到成为滇军中无可替代和毋庸置疑的统帅，被全国公认为“云南王”。他们的部队都是亲自带出来的，其地方观念和家族色彩很重。但是，尽管滇军在1921年就开始追随孙中山，1927年就接受了蒋介石的指挥，云南地方政府也接受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听从了蒋介石“清党”“剿共”、堵截红军的种种命令，而且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出滇参加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滇西战役中立了大功，又把云南作为打通中缅交通线的基地，作为远征军的后方基地。可是，蒋介石按照自己一贯的排除异己的不变方针，总是把滇军看作非其嫡系的、不可靠的地方势力，另眼相待，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完全除去龙云在云南的力量，让自己彻底统治云南。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卢汉率领滇军主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开赴越南河内接受日军的投降。龙云和卢汉明知这是在搞釜底抽薪、调虎离山，但是在这种民族大义面前又不能不去。谁知，就在卢汉率滇军主力离开云南之后，1945年10月，蒋介石制造了著名的“云南事变”，命令驻云南的杜聿明所率的中央军包围了云南省政府，残酷镇压了云南地方势力，将龙云绑架到重庆，改组了云南省政府。紧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分别开到海防、河内、北海，然后直接海运东北，到东北打内战，让其在与共产党作战中相互削弱，两败俱伤。蒋介石对付地方实力派的这一套手法使滇军将士心寒齿冷，但在蒋介石强大的中央军面前又无可奈何。六十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东北内战前线的。到了东北之后，六十军仍然保持了滇军的很多特点，部队团以上军官基本上都是曾泽生的学生或老部下，基本上未让蒋介石插进自己的人，连新兵补充也是从云南征兵，所以曾泽生在六十军中有极高的威信。
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就被分割使用。六十军的一八四师放在海城地区，由杜聿明指挥；一八二师放在昌图地区，由孙立人指挥；军部和暂编二十一师放在抚顺，曾泽生能指挥的就只是一个暂编二十一师。这种安排事实上是为了便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监视。至于在给养、待遇上当然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两种对待。所以，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到达东北不久，就是在被分割使用的情况下，由于在海城怕作为杂牌被蒋介石放弃，在潘朔端师长率领下于1946年5月举行了起义。一八四师起义之后，六十军当然更被另眼相看，不断有以各种考核、视察、联络之类名义派到部队中的监军和钦差大臣。同时又把六十军调到北满作战，把九十三军调到热河作战，使两支滇军部队远远分开。当新组建的一八四师被歼以后，又把原来的中长路交警二总队改编为暂编五十二师拨给六十军，用以取代一八四师。交警二总队是众所周知的属于军统系统的原忠义救国军，战斗力不强，让其到六十军，实际上也是用来监视六十军的。所以，六十军和蒋介石嫡系军队之间长期是离心离德，而且分歧愈来愈大。
我云南中共党组织早在1937年六十军刚组建时就派有党员杨重等人进入该军开展工作，并在一八四师中建立了滇军中第一个党支部。我党还从延安派了周时英、薛子正等同志到六十军中，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泄露”的方针开展工作。杨重还担任了曾泽生的副官长兼特务营长，1947年秋天因为身份可能暴露，才根据组织决定离开六十军（当时正在长春城外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所以对六十军内部的情况十分了解。当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党中央就把争取滇军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朱德、叶剑英都亲自过问过这方面的工作。滇军元老、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很早就与我党有联系，身份暴露后前往延安参加革命，这时也被中央派到东北，担任了东北军区高级参议和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对滇军的工作。
根据六十军的具体情况，东北局对敌工作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如不断地送给六十军各种传单和宣传品，利用云南同乡的关系经常给六十军的各级军官写信，将被俘后思想转变较好的云南籍官兵有意释放回去做策反工作等。1947年5月，暂编二十一师在海龙突围时被我军俘虏7500多人，备受优待，我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抗日名将周保中（周保中本人就是云南大理人，白族，而且是著名的云南讲武堂出身）亲自给俘虏上课，给他们指出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和对滇军利用、分化、瓦解、消灭的用心，勉励他们参加革命、将来打回老家去，解救云南的父老乡亲。我政工人员还向他们散发《新民主主义论》、《蒋管区内幕》等书。最后，我军将120多名军官当场释放，让他们回去，并请他们给曾泽生等滇军高级军官带回一封信，劝他们效法潘朔端将军走自新之路。特别是张冲和已经起义并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的潘朔端一直坚持用各种方式对六十军官兵做工作，对六十军官兵逐渐认清前途、选择正确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生于云南的刘浩是193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从延安派往东北工作之时，是由刘少奇和朱德亲自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刘浩的妻子也是彝族，而且和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是亲戚，刘浩过去在云南时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龙云、卢汉有交往。所以他到东北之后，就利用各种关系在滇军中开展工作，曾三次面见卢浚泉，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根据刘浩在多方努力之后掌握的情况，东北局在研究之后认为，我党在六十军中的工作基础要比九十三军好，曾泽生的情况要比卢浚泉好，所以决定把争取滇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六十军，并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一个由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兼任书记，一个由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兼任书记，刘浩在这两个委员会中都担任副书记。刘浩早在1947年夏天就和曾泽生的亲信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讨论了起义问题，陇耀表示理解，但说目前条件不成熟，以后再从长计议。他希望我军能尽快把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官兵释放回来，以免卫立煌安插大批的蒋..军嫡系军官。我军根据陇耀的请求，将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200多名军官在教育之后放回了二十一师。所有上述工作，都在六十军中有不小的影响。
1948年春，六十军驻守吉林、永吉地区。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卫立煌的方案，让其撤到长春。蒋介石给了曾泽生一个秘密命令，要六十军在撤离前将小丰满水电站炸掉。与之同时，驻守小丰满的五四四团团长胡彦也收到不少我军的宣传品，要他们认真保护这个东北最大最重要的水电站（小丰满水电站的发电量在当时占整个东北发电量的一半，在当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在这种必须认真抉择的情况下，曾泽生在与部下商议之后说：“蒋介石要我们做花园口式的罪人（按：1938年6月，日寇入侵豫东，蒋介石为了掩护其溃退，遂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淹没土地5.4万平方公里、淹死人口80多万、受灾人口1250万的大惨案），我们没有那么蠢。共产党说了，谁破坏小丰满，谁就是千古罪人，列入战犯。”他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让胡彦将团部弹药库引爆，给人造成电站已炸的假象，保护了小丰满水电站。这说明，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曾泽生已经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既然滇军与蒋介石有很大矛盾，在1945年的“云南事变”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有深仇大恨，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跟着蒋介石走，还要与我军作对，不愿起义投诚呢？为什么我党还要在与之作战的同时花大力气进行争取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云南事变”之后，.龙云被蒋介石绑架到了重庆，免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所有军政职务，名义上让龙云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南京。卢汉不得不忍辱负重在云南仰人鼻息，收拾残局，维持乡梓。滇军主力两个军全都被送到东北内战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北的滇军，特别是滇军中的主力六十军就成了蒋介石和卢汉之间政治交易的抵押品。六十军是1937年组建的，卢汉是其第一任军长，军中所有高级军官都是卢汉一手提拔的。六十军还在东北打内战，就表明卢汉还在跟着蒋介石；六十军如果有了反叛蒋介石的行动，就表明卢汉对蒋家王朝的反叛，在云南的卢汉和在南京的龙云就会受到蒋介石的追究甚至迫害。还有，当时在锦州的卢浚泉是卢汉的叔叔，他所统率的九十三军和六十军的情况完全相似（卢浚泉在升任第六兵团司令后，第六兵团事实上也就只有九十三军一个军，由原九十三军副军长盛家兴任军长）。如果六十军反叛了蒋介石，九十三军也就难以生存。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六十军的将领们一直是抱着对卢汉怀恩抱德、荣辱与共的态度在过日子，一直抱着保护龙云与卢汉的目的在过日子。正如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自己所说：
人人抱着“可以叛蒋，不可叛卢”的信念，因此，内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打压，外受解放军的进攻包围，内外交困，艰险重重，前途暗淡，但仍然含垢忍辱，任劳任怨，惨淡经营。即使在困守长春、弹尽援绝、杀马烹犬、勉强度命的严重关头，也仍然死力挣扎，以期维持云南政治局面的稳定，不负卢汉而后已。对于国家民族的大义则茫然置之度外，致使共产党的争取工作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但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却已在第六十军中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时机成熟，就会发芽滋长。
曾泽生和六十军的领导人是从围城到了十分危急的9月中开始考虑自己出路的。蒋介石要派来援军已绝无可能，长春绝不可能再守下去，也绝不能突围出去，滇军要想再行入关也是绝无可能。在这几种绝无可能之后就只有两条路：一是为蒋介石殉葬，被解放军所消灭；一是起义反蒋，投向共产党。9月22日晚上，曾泽生约他的两个师长白肇学和陇耀密谈。三人都倾向于走后一条路，唯一的顾虑就是怕六十军起义之后云南的卢汉立刻就会被蒋介石搞掉，所以对具体步骤未能进一步研究。
但是想来想去，他们估计，蒋介石已经被打得手忙脚乱，自顾不暇，难以加害云南。至于远在后方的眷属的安危此时已无法顾及，有冤有债，只能以后再算。所以，他们逐步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从9月26日开始，他们进入了起义的准备时期。
六十军要起义，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新七军和名义上属于六十军的暂编五十二师，因为这是以自己的两个师对付对方的四个师，马虎不得。其次是能否争取郑洞国一道起义，或至少要争取郑洞国不以武力来反对。10月13日，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六十军军部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做出了以下决定：（一）派曾经被解放军俘虏过的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和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作为代表持三人共同署名的信件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接洽；（二）接洽妥当后，即于16日夜开始行动；（三）对新七军进行布防，并同时对其军师级军官送信进行规劝和警告，对其士兵进行喊话，说明六十军起义的原因，争取其同情与支持；（四）对暂编五十二师以武力加以监视，并先行扣留其师长和各团团长，争取挟制其就范；（五）派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六）做好处理伤病员和后方人员的准备。
10月14日夜，张秉昌和李峥先持曾泽生等三人的信件出城到了我军前沿阵地，经过哨卡盘问和逐级转送，他们二人到达我一兵团政治部时已是15日上午。这时，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正在研究如何作战，因为我东野总部从沈阳得到了内线情报，知道蒋介石已命令长春守军突围，而且命令沈阳的新三军和新六军前往接应。得到六十军要起义的消息时，他们相当审慎，怕是敌人在突围前搞的花招。所以，一方面向东总报告，一方面同六十军来人进行商谈，并向六十军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必须表明六十军如何对待新七军的态度；（二）起义后的集结地点和路线由我军指定；（三）立即派出高级官员出城谈判。
就在15日，东北局领导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就给萧劲光、萧华来电，认为从全局分析，六十军要起义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应立即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6日，中央就给东北局来电，就如何处理有关问题做了明确指示：
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和处置也是正确的。唯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制。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作战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区域，愿意加入我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和六十军代表谈判，并注意这些代表。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六十军能按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目前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央的指示具体而明确，萧劲光和萧华得到电报之后立即将同意并鼓励六十军起义的决定告诉了六十军的两位团长，让他们立即回城通知曾泽生。
16日，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他处议事。曾泽生让白肇学和陇耀掌握好部队，并说：“在我未回来之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曾泽生到了郑洞国处，见郑垂头丧气，面容憔悴，拿出了蒋介石的电令，才知是蒋介石坚持要长春守军突围。郑又告诉曾，当天与锦州的联络已完全中断，锦州方面的情况不明。曾泽生心中装着起义的大事，敷衍了几句就与郑告辞。他到新七军军长李鸿处，想劝说李鸿一起行动。但李鸿得了伤寒病，正在发高烧。曾泽生怕万一谈不好，就会坏了大事，故而未能告诉他什么消息，就回来等待与解放军联络的人员。这天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来了，告诉了已经和解放军谈好，并让派出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商谈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曾泽生立即做出了当晚按原定计划起义的决定，并派去两个副师长李佐和任孝宗作为正式代表出城与我军围城部队进行具体商谈。
10月16日夜，六十军在曾泽生军长的率领下按原定方案举行起义，起义指挥所设在五四五团团部所在地裕昌源面粉厂（曾泽生起义之后才知道，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团长朱光云是我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对象，五四五团也正在主动与我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我军要五四五团停止单独起义，全力支持六十军起义）。由于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较好，暂编五十二师也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随同起义（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弟李泰然的妻儿在败退时与蒋军失散，我军在防区中找到之后，通过我地下组织将李的妻儿送入长春。这事给李家的震动颇大，李泰然曾几次给我军送出军事情报，还表示争取早日反正。在这关键时刻，李泰然在五十二师起义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六十军起义是三个师的全部行动（只有一个军参谋长徐树民，因为是蒋介石派到六十军的特务，所以在起义之前就被曾泽生抓了起来，连同本是军统特务的暂编五十二师师长、团长等数人，都被曾泽生派武装押送交给了我围城指挥所）。为了最后一次争取郑洞国和李鸿，曾泽生在16日晚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这封信可以看作当时国民党军队中若干有识之士对时局的一份宣言。信中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之腐败无能，官僚之伪劣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郑洞国和李鸿未能接受忠言，拒绝起义。但是，郑洞国并未采取任何反对或以武力加以阻止的行动，只是在明知无效的情况下派了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和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三人前来劝阻，走了一个表示他不同意起义的过场。新七军也未采取敌对行动，而派来两名副师长表示既不参加但也不阻止起义，只希望双方不要发生冲突。这一事实说明，郑洞国和李鸿内心已经十分矛盾了，动摇了。
10月17日，在我方联络员刘浩的陪同下，曾泽生出城见到了我围城前线指挥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对有关事项做了具体安排。当天夜里，六十军的2.6万多名官兵就开出了长春城，到九台地区休整。
六十军的原有防地全部由我军独立六师和八师入城接防。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这在解放战争中是继吴化文在济南率一个整编师的起义之后第一次整个军的起义，也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起义人数最多的一次起义，不仅受到了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震动了全国。六十军的起义使国民党军队“固守长春”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使新七军被迫投诚，使长春迅速得以和平解放，而且使东北战局发生了对我军十分有利的变化，加速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49年1月2日，六十军全军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走进了人民革命的队伍。曾泽生仍然担任军长，白肇学和陇耀仍然担任师长，只是更换了暂编五十二师的指挥员（以原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任师长）。在经过政治整训之后，这支军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1949年南下入关，参加了鄂西战役和解放四川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两次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屡立战功。
七、长春和平解放
当郑洞国在10月16日夜间第一次从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的电话中得知六十军起义的消息时，他就已经明白了长春的前景是多么的不妙。他除了向卫立煌报告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办法。当第二天早上曾泽生派政工处长姜弼武给他送来劝他一道起义的信件时，他出于作为蒋介石亲信的立场，当然不可能同意。但在当时的围城现实中，他又无力进行阻止，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所以，他对姜弼武说：
“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可是下一步怎么办？他心中无底。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之后，长春城中就只剩下了一个新七军。郑洞国在无奈之中，只好将新七军的师长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对策。谁知会上竟是一片沉默，只有蒋介石派来的两个督察官和军统特务头子在会上说空话，表示要到长白山打游击。
17日晚上，郑洞国接到曾泽生给他的电话，这是曾泽生离开长春时最后一次给他的电话，并告诉他说是解放军代表要和他谈话。在电话中，我方的刘浩对郑洞国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希望你多考虑，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郑洞国回答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郑洞国拒绝了我军的最后一次争取。
据《周恩来年谱》一书记载，当中央在17日17时得到东野总部的电报，知道六十军已经起义，我军正在“逼郑投降”时，周恩来认为对郑洞国还可以做最后的争取，因为如果郑洞国这个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能够起义的话，会对整个黄埔系的国民党军人产生不小的影响。当天晚上，周恩来给他的这个当年的黄埔学生写了一封亲笔信，用电报发到长春前线。周恩来在信中说：
兄今危处孤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革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遗憾的是，这封电报由我围城部队抄写之后，在我军进入长春时交给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要他立即面交郑洞国。史说派一个参谋去送。由于当时郑洞国的司令部还在进行抵抗，秩序很乱，这个参谋就未能进去送信，也未能向史说报告送信结果。待史说知道时，已经为时太晚。所以，这封重要的信件郑洞国未能看到。
这封信，郑洞国不知道，但此时他认为，最可靠的新七军也可能在寻求自生之路了。
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患病，军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史说和军参谋长龙国钧眼见全军覆没的时候快要到了，为了保全全军官兵的身家性命（当时新七军还有3000多名伤员和1000多家属），只有起义或者投诚。
新七军是由新一军分出来的，算是蒋军嫡系，他们觉得应当听郑洞国的，和郑洞国一道行动。郑洞国不发话，他们总觉得不便首先采取行动。史说和龙国钧在与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商议之后，决定去请郑洞国到新七军来参加营级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大家恳请郑洞国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带领大家起义。为了顾全郑的面子，对外就说是受了新七军的胁迫。可是，当17日下午龙国钧到郑洞国处请郑到新七军开会时，郑洞国不但不愿去开会，反而厉声斥责龙国钧说：“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史说和龙国钧过去在印度新一军时曾任过郑洞国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我没有亏待过你们。你们今日为什么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龙国钧知道了郑洞国的态度后，就未敢坚持请郑洞国去开会，急忙退出。这样，新七军希望郑洞国领头起义的计划落空。
可以算是意外，也可说是必然，就是这时，由于一个记者的好意，将新七军的想法促成了现实。17日的晚上，和郑洞国十分接近的一个名叫杨治兴的记者到史说家做客。杨问史：“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有意率领新七军退出国共间的战斗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问杨：“郑司令官意下如何？”杨说：“有此意，他不便明说。”事后得知，郑洞国并未授意杨治兴前来与史说谈话，但史说却认为这是郑洞国有意派杨治兴来间接表态的。18日一早，史说就派出新七军的炮兵指挥官王及人等三人出城，与围城部队接触。我军要新七军派出正式代表进行正式谈判。
当天晚上，史说在征得军长李鸿的意见后，派出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编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等五人为正式代表出城，我围城指挥所派解方参谋长为我方代表，双方进行了正式谈判。
经过双方代表的谈判，共同认为，新七军现今要按起义的要求处理各种问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新七军主力三十八师是孙立人的老部队，不少军官对孙立人颇为迷信。这时孙立人已去台湾，如果要宣布起义，可能会发生动乱），只能以放下武器投诚的形式。双方还就放下武器之后若干问题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双方代表签字之后，长春和平解放就已成定局了。
18日夜，东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新七军愿意放下武器及我军处理有关问题的具体意见。
19日，按照双方商定的方案，我军进入长春接管新七军防地。包括曾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三十八师在内的新七军完全按预定方案放下了武器，交接十分顺利（长春解放以后，新七军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训，不少人参加了我军的队伍，其中的一部分炮兵立即被编入我炮兵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以后的战斗）。
这时的郑洞国还在他设在银行大楼的司令部里，身边就只有副参谋长杨友梅和一个特务营，何况连杨友梅都是主张放下武器的。当杨友梅将最新的情况告诉郑洞国时，他完全绝望了，也完全垮掉了。因为他这10万大军未能打过像样的一仗，就这样被困死了，被拖死了，且一块一块地垮掉了。作为一个打了几十年仗的黄埔一期学生、职业军人，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到此时，他仍然拒绝杨友梅关于放下武器的劝告，而是向东北“剿总”卫立煌做了如实报告。这时，他的老上级、老同事杜聿明已经又一次被蒋介石派到沈阳来收拾残局。杜聿明到沈阳后，就用电报通知郑洞国，说准备派直升机到长春来接他出去，问有没有可供降落的地点。面对这封电报，郑洞国只有苦笑，因为长春城中已经完全由解放军控制了。所以，他给杜聿明回了一电：“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相报。”
郑洞国有两点未曾料到：（一）杜聿明的电报是秉承蒋介石的意见发出的，可是当时沈阳并没有直升机，就是有，驾驶员也不敢在除了银行大楼之外全城都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情况下在长春降落，所以杜聿明自己都说这封电报“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郑洞国的花招而已”；（二）他和杜聿明是还会见面的，而且同处的时间不短，不过那是在以后的战犯管理处。
对于新七军这种既不是起义，又不是投降的按放下武器方式投诚过来的一个军，很多重要问题应当如何处理，说实话，当时我军真的还没有什么经验。为此，东北局在研究之后，在19日做出了以下决定并立即上报中央：（一）仍以解放团的名义组织起来；（二）所有政工、特务人员单独组织，愿走者将来可以送走；（三）对郑洞国等人以礼相待，争取让其发宣言或通电，但不勉强；（四）让郑洞国和曾泽生等都来哈尔滨；（五）暂由军政大学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组织运送工作。上述意见报经中央后，中央在20日就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根据上述决定，我军一直未向银行大楼发动进攻，而是再次通过杨友梅给郑洞国做工作。杨友梅希望郑能尽快改变顽固态度，以免银行大楼被炮火进攻所毁，以保全郑洞国的性命。可郑洞国就是不肯。20日下午，杨友梅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我军给一点面子，在21日早晨让他们的特务营象征性地打一阵枪，做出一个经过抵抗的样子，然后特务营就投降，我军再进银行大楼，对外宣布就说郑洞国是在抵抗中受伤被俘。我军进入银行大楼谈判的独立九师朱政委将这一意见向上级报告之后，上级还真同意了这一罕见的作战方式，真给了郑洞国一点面子。不过，由于后来郑洞国的确是连一点皮毛都未伤，所以我军在对外宣传中一直未说过他是“受伤被俘”。
21日早晨就要当俘虏了。郑洞国在20日这最后一天当国民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日子里，悲从中来，思绪万千，百感交集，通宵不寐。这天晚上，长春城中一片宁静。他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的电报，值得一读：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
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己。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23时。
我们读了这封电报就可知道，为了在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界面前落一点好名声，郑洞国在这里说了很多谎话。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蒋介石的一批平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天子门生”中９９lｉb?，郑洞国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在最后还能忠于蒋介石的为数不多的陆军中将。
当郑洞国把这封电报发出之后，已是凌晨。按照我军与杨友梅已经达成的默契，在凌晨4时，银行大楼外响起了好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很像是我军向着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最后据点，也是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银行大楼发起了猛烈“进攻”。可是，这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战史中绝无仅有的、名副其实的一次“假打”，国共双方的真枪实弹（这其中基本上都是郑洞国的特务营放的）全都朝着天空，“战斗”结果，双方无一伤亡，特务营的400多名官兵全部放下了武器。唯一的例外，是被我军司令员萧劲光派去接郑洞国的潘朔端所坐的汽车在大街上行驶时，司机被流弹所误伤。
大街上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郑洞国在大楼的地下室中也到了要“成仁”的时刻。当他为自己找不到武器而正在着急时，早已准备好的卫士已将他团团围住，拥到了一楼大厅，而由潘朔端带来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此恭候。郑洞国到此时还能有什么说的呢？他只得被押上汽车，送出长春。
值得一提的是，三天以后，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如下消息：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军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壮烈成仁。所属300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由于《中央日报》如此造谣，以至郑洞国的亲属看到此消息之后还冒险前来东北奔丧。紧接着，我们的《东北日报》也在头版《中国战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通栏标题之下，发表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兵团和新七军投诚的重要消息，还特地发表了郑洞国和李鸿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
东北三大城市之一的长春，到此时完成了全城的和平解放。时间是1948年10月21日早晨。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讲，就在长春和平解放过程中，也有人给长春造成了不小的灾难，这就是蒋介石。六十军起义之后向城外开拔时和新七军决定放下武器以后，蒋介石曾派空军到长春以“轰炸长春的抗命部队”为名，进行狂轰滥炸。这种行为，连郑洞国都觉得是滥杀百姓，曾与空军联络，叫他们不要这样让老百姓遭殃。
就在这天晚上，在长春郊外一个叫四家子的小村，也即我东北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萧劲光、萧华等我军领导干部在盛宴上与郑洞国见面。郑开始是闷头喝酒，一言不发。后来被我方的真诚所感动，才说了这样的话：“我在国民党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当然听凭处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他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不做广播，二是不参加公开的宴会等活动。考虑到他的处境，我方全部予以同意。
鉴于郑洞国在长春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并未阻止六十军的起义和新七军放下武器投诚，我军一直将他本人和他所率的一兵团都作为投诚对待，给予了相当的优待（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曾特地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郑洞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就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1年在北京病逝之后，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规格不低的遗体告别仪式，与此同时，在台湾也举行了追悼仪式。在众多黄埔将领中，海峡两岸同时举行悼唁仪式的仅有两位，就是杜聿明和郑洞国。
我军用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管齐下的办法，基本上未打一个大仗就解决了国民党的10万军队，其中还有几万人带着武器加入了我革命队伍的行列。和平解放长春的方式使一个全国知名的大城市得以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且很快就能在解放全国的斗争中发挥其重大影响。还有，就是这种和平解放大城市的方式为全国其他城市的解放提供了若干有益的经验，使今后能有更多的大城市也能走这条和平解放之路。在这里，长春的和平解放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一、杜聿明再到东北
就在长春即将和平解放的时刻，早在1947年7月8日就垂头丧气离开沈阳的杜聿明又回到了沈阳。
杜聿明当时离开东北战场，有连遭败绩、心情难受的原因，也有忧患成疾、需要治疗的因素。经过在上海近一年的医治和疗养，身体基本康复，蒋介石在1948年6月又让他走上战场，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驻徐州。他上任不久，济南被围，蒋介石要他解救济南之围，他连忙调集二兵团、十六兵团、十三兵团增援济南。援兵还未全部开进，济南就已落入我华东野战军之手。他正在指挥援济兵团调头转向徐州、商丘等地时，10月15日，蒋介石突然给他来电话，要他停止对藏书网部队的指挥，在徐州机场等候，一道乘飞机去沈阳。一会儿又说不一道，另有专机来接他去沈阳。他不明究竟，但还是得去。当天下午，他到了沈阳。几乎是与他到沈阳的同时，锦州被我东北野战军完全攻克。
就在杜聿明到沈阳之前，蒋介石也到了沈阳，蒋介石是在东北战局十分危急时到东北去做最后部署的。蒋介石这时能做的部署就是在沈阳写了两封亲笔信，派飞机分别投给困守长春和锦州的东北“剿总”两位副司令郑洞国和范汉杰，因为这两处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蒋介石给郑洞国的命令是赶快突围，给范汉杰的命令是能守则守，不能守则突围。
当杜聿明到了沈阳之后，蒋介石并没有给他说为什么要他来沈阳，也未说要他来干什么，甚至连职务都没有任命。但跟随蒋介石多年的杜聿明心里明白，肯定是老蒋对东北的战局太不满意，对东北的军事长官卫立煌太不满意，是要他杜聿明在这谁也无力回天的败局中再次前来主持东北军事，收拾残局。所以当蒋介石对他说了刚才用飞机送出的两封信的内容，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未作任何表态，只是说：“目前敌我情况不明，很难提出意见。”其实他心中是清楚的：长春不存在突围的可能，而不突出来又会很快被消灭，锦州则是守弃两难。更重要的是长春和锦州的守与弃都关涉东北战事的大局，蒋介石竟然连向卫立煌征求意见的过场也不走一下就直接下令，越级指挥，东北的仗今后将更加难打。不过，有一点他是明白的，蒋介石弃卫用他，已成定局。今后东北战场的这个烂摊子，就只有由他和廖耀湘两人来勉强支撑。所以，他不愿同蒋介石多谈什么，只想找廖耀湘谈谈再说，因为廖耀湘毕竟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
有两件大事是杜聿明当时不可能想到的：（一）就在蒋介石与他在沈阳谈话的时候，锦州已经完全被我东北野战军所攻克；（二）也是在他与蒋介石谈话的时候，长春的六十军正在与东北野战军的围城部队谈判起义的具体事宜。
这时的廖耀湘并不在沈阳，而在他刚刚攻占的新立屯。
几个月来，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在是否要让沈阳地区的大兵团西援锦州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蒋介石认为锦州重要，只要守住了锦州，就保证了华北和东北的联系，又保住了葫芦岛的海上通道，今后无论是从陆地还是海上，都还可以进军东北，只要沈阳和长春能够守住，东北就还有希望。所以，蒋介石要卫立煌将沈阳的军队组成强大的西进兵团，西援锦州。卫立煌则认为，锦州固然重要，应当主要由华北方面进行支援，因为华北到锦州的通道一直还在国民党手中。如果要从沈阳西援锦州，要涉过几条大河，这些地区又都已被中共军队所占领，进展不可能顺利，而且很可能被包围、..被吃掉。长春的守卫已经非常困难，沈阳的守军如果一撤走，也很难守住，如果长春和沈阳失守，那还有什么东北可守，不如干脆全部放弃，现在就让大家回关内算了。如果在把主力抽走的情况下要他这个东北“剿总”的总司令来主持东北军事，来守住东北，无异于给他难堪，让他来负丢失长春和沈阳的责任，来帮蒋介石背守不住东北的大罪名。在这种分歧长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蒋介石一意孤行，坚决要按自己的方案办，就不顾卫立煌的存在，在10月3日直接下令成立西进兵团，命令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担任司令官，率领沈阳的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四十九军、七十一军，以及骑兵旅和炮兵、装甲车等部队共11万多人，于10月8日在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12日向西进攻。就这样，蒋介石把东北战场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副重担压在了廖耀湘的身上。
由于铁路早已为我军所切断，沈阳与锦州之间的广大地区已经完全为我军所控制，所以廖耀湘的大部队进展并不顺利。但由于这时我军主力都放在了锦州战役之中，所以廖耀湘兵团还是在13日攻占了彰武。就在杜聿明到达沈阳这天，10月15日，廖耀湘攻下了彰武附近的又一个重要据点新立屯。而就在这一天，锦州已经被攻克，所谓援锦，已经失去实际意义。
10月16日上午，杜聿明和蒋介石派到东北来了解情况的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一道，到了新立屯，和廖耀湘以及几位军长见面。由于这时与锦州的一切联系已经中断，在场的人都估计锦州已经失守。下一步怎么办？有的主张撤回沈阳，有的主张向营口前进。如果能攻占营口，就能从海路将军队撤回内地，廖耀湘是持这种主张的。按杜聿明原来的考虑，只要锦州能再守一段时间，从沈阳和葫芦岛两方面夹击锦州，还可能解锦州之围，仗就还可以打。如今锦州已失，就只有从营口退出这一条路可走，因为这样还可以保存一些实力，如果这时还要退回沈阳的话，实际上仍然是慢性自杀。但是，从营口退出这一方案就等于是要放弃整个东北，蒋介石目前是不会同意的。
10月18日，蒋介石来到沈阳，再次研究东北战局。蒋介石仍然坚持西进锦州，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在会上力陈目前不宜再攻锦州的意见，认为在保沈阳和保锦州这二者之间，不可兼得，只能采取既保实力又保沈阳的方案。杜聿明未明确表态，但在发言中倾向于赵家骧的意见。蒋介石无奈，只好说“你们研究研究”就离开了沈阳飞往北平。廖耀湘得不到是进还是退的命令，只好把11万大军摆在新立屯一带待命。
10月19日，蒋介石在北平再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东北战局。除了从沈阳赶去的卫立煌和杜聿明之外，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也参加。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蒋介石和卫立煌的意见仍然无法统一，杜聿明仍倾向于卫立煌，傅作义不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廖耀湘兵团仍向前进攻，能攻下锦州就攻下锦州，攻不下就转向营 53e3." >口，为此，得派五十二军先把营口攻下来，以便掩护廖耀湘兵团可能向营口的撤退。这个方案得到蒋介石的勉强同意。蒋介石要正式任命杜聿明的职务，让他立即去东北。杜聿明用各种借口推辞了大半天，但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还是在20日午后接受了蒋介石宣布的由他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任命。蒋介石还决定，杜的司令部设于葫芦岛，其任务就是指挥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和在葫芦岛的部队北上锦州，南北夹击，收复锦州。如果锦州实在攻不下来，再考虑从营口撤出。
就这样，杜聿明又回到了东北战场。蒋介石是相信杜聿明的，认为杜聿明是能够执行他的命令的。但是，杜聿明却在这几天的反复争论中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认为，蒋介石所以要收复锦州，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作战要素来确定他的战略战术，恰恰相反，首先是从他的主观唯心判断出发。杜聿明所明白的问题有四个：一是蒋在1946年就定下过锦州第一、锦州必守的方针，他永不改变；二是蒋已向美国保证确保锦州，并９９ｌｉb.以此来求得美国进一步的援助；三是蒋太相信他的几个“王牌军”的战斗力而轻视了东北野战军的迅速增长；四是蒋以经验主义出发认为毛泽东作战是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对守城从来就不感兴趣，只要发起猛攻，锦州的东北野战军就会撤退。杜聿明的上述认识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的，当时可能不一定就如此明确，但是他从东北的具体战况中和卫立煌所介绍的情况中已经看到了蒋介石固执己见的明显不妥。不过，他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亲信大将（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像杜聿明这样在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还未宣布解职的情况下就到东北去参与战事，直接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人事安排，仅此一例），他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给他的任命，执行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我坚持我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我就有杀头之罪。我做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任命。”
1948年10月20日下午，杜聿明到沈阳，第二次指挥军队与我东北野战军作战。
杜聿明当时未能想到，蒋介石当时更未能想到，廖耀湘当时也未能重视（他当时想到了，但不很重视，可是当他大败之后，对这一点的认识极深），就是从廖耀湘在10月15日攻占新立屯之后就停止行动，等候蒋介石和卫立煌的争论结果，等候杜聿明重新上任，一直等到10月20日才得到新的命令，白白浪费了整整五天最宝贵的时间。蒋卫争执而让廖耀湘停止军事行动的这五天，是蒋介石送给我东北野战军最为难能可贵的礼物，让东北野战军得以做好了歼灭廖耀湘的准备。如果不是这极可贵的五天，早已做好了从营口撤退打算的廖耀湘兵团是有可能从营口溜掉的。作为统兵多年的蒋介石是不是对这.99lｉb.一问题一点未想到呢？不是，蒋介石还不是如此蹩脚的军事家，蒋介石这时是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大错，他认为东北野战军在锦州地区的部队才打完了一个大仗，伤亡不小，必须要有一个休整和补充的时间才能有下一步大的行动，再加之他认为毛泽东不会固守锦州。所以，他认为让廖耀湘西取锦州是有可能的。他没有想到，就在这几天之中，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布置好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口袋。
多年之后，廖耀湘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争吵五天之后，蒋介石才被迫放弃自己的方案，因为负责东北军队直接指挥的三个人（卫、杜、廖）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方案，最后才采取上述直退营口的决策。历史证明：时间太迟了。
二、黑山阻击战
10月20日晚上，卫立煌和杜聿明下达了让廖耀湘向黑山攻击的命令，其目的是通过黑山地区的通道向锦州前进。万一锦州去不了，则可向营口前进。21日，廖耀湘命令以七十一军为主力的部队向黑山发起进攻。七十一军是由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改编的，属于蒋军嫡系，但是并不是廖耀湘的基本部队，所以廖耀湘让其打头阵。七十一军当时的驻地芳山镇距黑山只有30公里。23日，辽沈战役中的又一场恶战，也就是与塔山阻击战齐名的黑山阻击战打响。
黑山和其紧邻的大虎山（或称打虎山，在黑山稍南一点）地区位于新立屯的正南方，是南下营口、西去锦州、东去沈阳的通道，是锦州和沈阳之间的唯一走廊。北边是高达千余米的山脉，南边是连绵90余公里的沼泽水网地带，就只有中间一条宽25公里的狭窄丘陵地带，成为一条走廊。北宁、大郑两条铁路在此穿行而过，公路也在此交会，黑山和大虎山就是这条走廊的闸门?，成为进出辽西的一处兵家必争之地。我东北野战军的十纵正在这里准备阻击廖耀湘兵团向营口（锦州）的进攻。
当锦州战役结束之后，东北野战军的参战部队的确是在休整。按照中央的部署，是准备休整之后先打锦西和葫芦岛，先消灭蒋介石用来援助锦州的侯镜如五个师的东进兵团，下一步再来解决蒋介石用来援助锦州的廖耀湘达五个军的西进兵团。可是，长春的六十军起义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长春肯定立即就会被我军攻克，长春不守，沈阳也就难守，中央判断蒋介石很有可能放弃东北，从东北将其主力撤走，而当时东北最大的蒋军集团就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10月18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电报：
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
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七军外，围攻长春的各纵队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和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
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固阵地，阻绝海上与陆上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上述电报很清楚，毛泽东原来打算是在11月上旬切断蒋军的退路。
可是，由于长春战局的进展迅速，我东北局在哈尔滨的几位领导人高岗、陈云、伍修权等对东北的情况有着更直接的感受，他们在10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研究了东北的局势之后认为，东北形势正在急速变化，我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跟上这种变化，将工作部署推向最后消灭敌人的新阶段。东北局领导也看到了蒋军很可能要从营口撤退，所以当10月18日长春的国民党新七军放下武器之后，他们一方面电告在前线的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一方面向中央报告，同时就安排原来担任围长春任务的十二纵和三个独立师在四平上火车，先至清源（当时火车不能通过沈阳，所以只能从沈阳以东绕道），下车后以急行军直插鞍山、海城，以截断敌人向营口的退路。林彪和罗荣桓完全同意哈尔滨方面的判断和做法，也认为必须立即行动，阻击和包围廖耀湘兵团，否则就可能让敌人跑掉。10月19日，他们向中央连发三封电报，报告战局形势和他们认为应当放弃原定的打锦西的计划，而改为回过头来打廖耀湘。他们在第三封电报中说：
若沈阳之敌仍藏书网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我军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征象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目前该敌有随时缩回沈阳的可能，故我军须采取迅速行动方针。
盼军委即回电指示。
10月19日这天晚上，毛泽东通宵未眠，先后给林彪、罗荣桓发出四份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你们的建议”，也同意高岗、陈云、伍修权等人的建议，并命令东野“以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共九个纵队二十七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
如此重大的会战计划，就这样干脆利落地决定了，从提出建议到中央决策，前后一共只用了三天。
10月20日凌晨4时，东野总部收到了中央的第四封电报之后，立即就进入了又一场大战的紧张准备中。这一天，东野总部发出了号召全军积极行动起来，在东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与敌决战，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动员令。也在这一天，总部也完成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具体部署。上午10时，林彪发出了一道道给各部队的作战命令：十纵并指挥一纵三师和内蒙骑兵师，立即进至黑山和大虎山一线布防，坚决阻断敌人南进之路，粉碎敌人进攻锦州或南逃营口的企图。六纵（缺十七师）和五纵进至黑山以北，切断敌人退回沈阳的退路。原来在锦州地区的一纵、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九纵、六纵十七师以及炮纵全部尽可能秘密地挥师北上东进，到辽宁西部地区待命，以备全歼廖耀湘兵团。已由四平南下的十二纵和一兵团的11个独立师不下辽西，而在沈阳地区牵制沈阳的敌人（此时的沈阳还有周福成兵团）。已在南满的独立二师到营口布防，阻止敌人从营口逃跑。已在锦西地区的四纵和十一纵仍然在二兵团的指挥下阻击葫芦岛的侯镜如兵团北上，这其中，要派出几个师天天向西南做战役佯动，沿途有意大张声势，做出要进关的样子，用以迷惑敌人。
上述部署也在20日10时同时上报中央。21日清晨，中央复电说：
“完全同意你们20日10时围歼廖兵团及其他各项部署，并无补充意见。”一场大歼灭战就此定案，即将打响。这场大战就其规模而言在我军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我军集中了29个师共45万人，要一口吃掉敌人5个军的12个师约10万人。大战的最重要战场是黑山地区，我军必须在那里把廖耀湘兵团截住，阻其南逃，方能将其围而歼之，否则廖兵团就会在我军的包围圈形成之前从海上逃走。
黑山阻击战的重担，林彪选择放在了由梁兴初和周赤萍指挥的十纵身上。
十纵是在1947年9月11日才组建的新纵队，但是其主力师二十八师就是十万大军进东北时从由刘转连、晏福生带到东北的著名的原八路军一二零师的三五九旅，二十九师的老班底也是从关内来的原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的部队，三十师则是原东北民主联军的东满独立一师，长期担任剿匪任务。这几支部队的战斗力都不弱。只是组建为新的纵队后，全纵队还没有在一起打过一个大仗。在锦州战役之前，林彪就把十纵和五纵、六纵放在彰武、新立屯一带，“陪伴”着廖耀湘兵团，准备迎击其西侵。可是廖耀湘兵团一直未能攻出来，他们也就捞不着仗打。现在廖耀湘兵团终于出来了，而且气势汹汹地扑过来了，十纵将士憋在心中的一股劲终于可以使出来，和廖耀湘兵团，特别是和新一军、新六军这两支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中的主力较量较量了。
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上，我军以一个纵队同时对付两支国民党的王牌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0月21日中午，十纵接到东野总部的命令：
锦州、长春解放后，敌廖耀湘集团仍企图西进与锦西之敌会合，重占锦州或逃入关内。我十纵即应进至黑山、大虎山一线，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住敌人，待主力到达后，聚歼该敌。
十纵党委接到电令之后，心中很清楚，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为要用我军的一个纵队加一个师对抗敌人的强大兵团，这个兵团是包括蒋军王牌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的6个军加一个师，何况敌人是美机械化装备的兵团，其装备要比我军强得多。另外，敌人虽然已经军心动摇、士气不振，可现在是在夺路而逃，狗急了也要跳墙，其疯狂程度是不能小视的。所以，十纵党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了仔细研究和部署，向全部队提出了“死守黑山，抗击敌人，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并决定在全线死守的同时，留足强大的预备队，随时出动反击。黑山阻击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必须做到人在阵地在。当天夜里，全纵队急行军30公里，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赶修工事。以西边的大白台子到东边的高家屯的正面防御阵地为中心，在当地老乡的大力支援下，修起了战壕、机枪掩体、指挥所、观察所、救护所。由于这一带地势较平，唯一的一个制高点一零一高地也是一座无法挖工事的石头山，给阵地修筑带来了不少困难。但军民同心，排除万难，硬是在20多个小时时间里，用木板、钢轨加堆土，将工事抢修完成。
也就在10月21日，廖耀湘下达了向黑山发起进攻的命令。22日，七十一军的两个师从侧面展开迂回，二零七师的三旅在兵团直属重炮团的配合下攻击正面，同时向我军阵地开进。23日清晨，敌军在尖山子与我二十八师担任警戒任务的前哨连八十二团七连交火。敌人虽然发动猛攻，但带有试探性质，未敢冒进。我七连以全连的兵力阻击敌人，在子弹打光后用石头将敌人打退。虽然伤亡很大，但是为后面阵地的大部队赢得了极为宝贵的一天时间进行各种准备。所以，从上述战斗日程来看，我军的日程是相当紧迫的。正是在>这个日程上，才可以知道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的那五天争论对我军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黑山阻击战在23日打响之后，梁兴初立即向东野总部报告。东野总部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回电向十纵下达了更为具体的任务：
“坚守三天。”十纵的领导干部心中很清楚，这三天是要用一分一秒来安排的。
24日，敌人以四个师的兵力在五个炮团和几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我阵地发起了全面进攻。撼天动地的黑山阻击战正式拉开。狡猾的敌人并未将主力放在正面，而是放在我防守力量相对较弱、工事相对较差的侧面高家屯。廖耀湘用来进攻高家屯的部队是不久前才从沈阳调来的，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最为反动的“党化部队”青年军二零七师和国民党的王牌军新六军的二十二师。梁兴初用来坚守高家屯的部队是十纵主力、在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基础上组建的二十八师。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率领该师官兵防守三个制高点：石头山、九二高地、一零一高地。敌军二零七师第三旅每次冲锋都是用两个营或三个营的兵力进行的，他们在重炮的支持下，于下午3时将石头山、九二高地攻占，我军只能用尽全力死守一零一高地。当工事被敌人的炮火全部摧毁之后，战士们仅凭着阵地上的弹坑做一点掩护，一个一个弹坑的和敌人拼手榴弹、拼刺刀。
高地上两个连的战士拼得最后只剩下5个人，一颗子弹都没有了，高地终于失守，高家屯在下午4时20分全部落入敌手。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贺庆积师长集中了12门山炮向一零一高地猛烈轰击，然后命令基本上全团都已被打光的八十四团副团长兰芹统一指挥八十二团的两个营反扑高家屯。战士们抱着拼死也要守住黑山的信念，不顾一切牺牲，趁着敌人立足未稳之时向前述三个制高点猛冲，硬是在半个钟头之内把高家屯的三个制高点一个一个全部夺了回来。
第一天的战斗，以敌人毫无进展而结束。因为在黑山西北的阵地上，我二十九师挡住了敌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的进攻；在大虎山阵地上，我三十师挡住了敌新六军二十二师的进攻。由于敌九十一师打得太差，廖耀湘下令将该师师长戴海容就地正法。只是因戴在被执刑前的混乱中乘机逃脱，才未能在当天被枪决。
这天晚上，十纵干部召开了当天的战斗总结会。大家一致认为，明天的战斗会更加激烈，敌人的进攻重点仍然在高家屯。由于敌军的炮火很强，我军的工事基本上已全部被摧毁，明天的战斗不能太依靠阵地工事。此外，根据情报，廖耀湘已经把国民党军的五大王牌之一的新六军一六九师调到了第一线，很可能明天会以一六九师替代今天的青年军二零七师。根据上述情况，梁兴初决定高家屯仍然由二十八师担任防守，只是把八十四团撤下，由八十二团顶上去。今天晚上部队不能休息，要连夜抢修工事。在明天的战斗中，只以少数力量守在高地上，而以多数力量隐蔽在高地背后的堑壕里，一有机会就向冲上来的敌人发起反冲锋。在会上，还传达了东野总部听取了十纵当天战情报告之后的指示：
“盼你们发扬顽强精神，死守阵地，只要守住黑山、大虎山两点，退却之敌必遭全歼。大军正北进。”会议临散会时，梁兴初对干部们说：
“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如果说我们今天挨的是千磅炸弹，明天就一定要挨万磅的。但不管压力多大，只要主力没有赶到，我们就一定坚决守住。”十纵的战士们这时还没有换上棉衣，10月下旬的东北夜晚已经是相当冷了，这天晚上，纵队各级指挥员和机关干部将各人穿在身上的棉衣脱了下来，将披在身上的绒毯取了下来，全部送到了前沿战壕里的战士们手中。
10月25日，廖耀湘倾其全力，用三个军中的五个师和兵团的全部炮兵进行进攻，在正面战场上，果然是以新六军的一六九师为先锋进攻高家屯。一六九师不仅有新六军的炮兵支持，还调来新一军的炮兵支持。
天一拂晓，敌人众炮齐轰，一直轰到8时。巨大的轰鸣使得我军一些战士的耳朵被震聋、震出了血。炮兵的轰击未停，又飞来10架飞机进行轮番低空轰炸。由于敌人在火力上和兵力上都大大高于我军，所以敌人采用了赶群羊的方式，以成团的兵力进行冲锋，甚至于当我军与敌军在阵地上短兵相接进行白刃肉搏时也进行密集炮轰，让他们的步兵当炮灰与我军同归于尽，用以削弱我军的有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伤亡惨重。在九二高地上，我八十二团五连全部牺牲，无一幸存，阵地也被攻占。在一零一高地上，我军以高昂的代价连续击退了敌人的二十几次进攻。
一零一高地仍然是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我军在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听到这样的丑剧：新六军军长李涛见久攻不下，竟在阵地上组织敢死队，由督战官手拿金圆券大声叫喊：“弟兄们，现在组织敢死队，参加者，每人奖励10万元！头一个冲上去的再加一番！”“每人再加5万！”“每人再加10万！”就这样，终于凑成了一支300多人的敢死队，在一阵炮轰之后再次向高地上冲来。我军当敌人冲到阵地前沿时，在一阵手榴弹之后，也喊起话来：“国民党抓来的穷哥们，你们受骗了！你们在这里卖命送死，丢下妻儿老小谁管！”在手榴弹的威力加上这类喊话的作用之下，无论敌人的督战官在后面如何赏钱，敢死队仍然成了怕死队，溃退了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新六军来了最后一手，以军队内的国民党党徒和尉级以上军官组成一支“效忠党国先锋队”进行反复冲锋。由于敌人的火力支援太强，终于冲上了高地。于是，我军的10?0多名战士在侯长禄营长率领下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拼刺刀、砸石头，刺刀断了用枪托，枪托断了用手掐，经过了20多分钟的血战，敌人的效忠党国先锋队终于手打战、腿发软，又被我军压了下去。但是，我军在高地上的战士愈来愈少，一个营快打光了，敌人的炮火把高地上的阵地削去了几尺（两天被反复炮击之后，一零一高地的高度降低了两米，成了九九高地），我军的守卫愈来愈难，干部战士非亡即伤。下午4时，敌人对高地进行三面围攻，高地又被敌人占领了。
“九九高地”一丢，高家屯就被敌人第二次占领。高家屯守不住，十纵的其他阵地也就难守。梁兴初和周赤萍在与二十八师贺师长等领导干部研究之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黄昏时把高家屯夺回来。可是，二十八师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于是，梁兴初调来了八十九团的一个营，二十八师也把能集中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纵队的山炮营则在从未打过隔山间接射击的情况下大胆打间接射击。敌人方面则因为好不容易攻下了高家屯，攻下之后都在休息，未想到我军会立即发动反攻。下午6时，我军突然分四路发起反攻，经过50分钟的激烈战斗高家屯的几个据点又回到了十纵的手中。这次反击比较顺利，我军得手之后，廖耀湘也未投入新的兵力来与十纵进行再次争夺。十纵官兵这时还不知道，东北战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肩上“死守三天”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经过了一夜的寂静，第二天凌晨3时，十纵得到了东野总部的急电：“东进主力已到达，敌已向东溃退，望即协同主力动作，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就是说，林彪原来的算计很准，黑山阻击战只需要三天，只要守上三天，目的就达到。这是因为，廖耀湘把他的主力用在黑山战场上猛攻了三天，竟然没有任何进展，他已经没有新的办法，也没有了再打的信心，而东野的主力已经从锦州方面快速赶到他的附近。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再打黑山，就有可能被东野包围。他为了求生路，决定放弃西进锦州的计划，也不再走通过黑山去营口的大路，而决定向东南方的台安、大洼方向逃窜，设法从营口的海路逃跑。所以在25日黄昏时，廖耀湘就已下决心不再攻黑山，而是部署部队掉转方向，队尾变成排头，向东南方向开进。十纵在此情况下不敢有任何松懈，为了最快地抓住敌人，仅在一个钟头之后，即凌晨4时，就向敌人发起了追击。
黑山阻击战虽然只打了三天，但却是整个辽沈战役中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一战，因为它堵住了廖耀湘兵团的南逃之路，为东野全歼廖耀湘兵团赢得了极为宝贵的三天。黑山阻击战与塔山阻击战一样，是整个辽沈战役中打得最艰苦、最残酷的一战。这其中，二十八师在高家屯的三天阻击战又是其中特别残酷的战斗。十纵是新组建的部队，对手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而敌我双方兵力的比例是5∶1。守卫高家屯的八十二和八十四两个团击退了敌人的5个师，守卫大白台子的八十三和八十五两个团也击退了七十一军的两个师。在黑山阵地上，我军共击毙击伤敌人8015人（在追击时十纵在黑山地区还生俘了6299人），我十纵也付出了伤亡4100人的代价（在战斗中，还牺牲了400多个全力支前的民工）。黑山阻击战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成绩，不仅使东野十纵名扬天下，也使黑山这个过去的无名小县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著名战场。
三、关闸抓鱼
当十纵在黑山、大虎山以血肉之躯与敌激战之时，北宁路上的东野大军正从锦州方向向东全速开进。为了不至于大军行动时道路太拥挤，东野总部将东进大军安排为两个梯队：一纵、三纵、八纵、六纵十七师为第一梯队，二纵、七纵、九纵、炮纵为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在10月21日出发，第二梯队在第二天出发。为了同一梯队不至于太拥挤，东野总部又将东进大军分为三路同时前进：一路沿北宁路的铁路线向大虎山，一路沿平行的公路向黑山，一路经义县、清河门向东。两个梯队为了赶上并包围廖耀湘兵团，最快的一纵竟在全副武装的急行军中四天走了150公里。在23和24日，各纵队陆续到达了北镇一带，接近了廖耀湘兵团。但是，各纵队到底具体打向哪里，在何处歼敌，对廖耀湘兵团的包围如何分工合作，各纵队的具体任务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当时各部队并不明确，因为林彪还未给各部队下达命令。林彪所以未给各部队下命令，是因为对于廖耀湘兵团各部队的具体位置和具体动向还不很清楚，还需要观察。
在这个军情瞬息万变的时刻，林彪心中考虑问题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敌人会不会退回沈阳？一个是会不会突至营口？只要在这其中任何一个口子上被突破，全歼廖兵团的任务都不可能完成。这两个可能性中，最令人担心的又是前者。阻止敌人退回沈阳的任务，林彪是交给了黄永胜和赖传珠领导的六纵。
六纵这时只有两个师（有“攻坚老虎”之称的十七师被东野总部调到锦州打攻坚，尚未归还建制），原来被东野总部放在廖耀湘兵团北边的彰武地区，在消灭廖兵团的大会战中担任“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总安排的“拖住后尾”任务。就是当十纵在黑山地区对廖兵团“拦住先头”之时，在敌人前进的后面密切监视敌人，严防敌人向后退缩，坚决切断敌人退路。10月24日下午7时，黄永胜接到东野总部电报，为防止廖耀湘在黑山无法前进时，从大虎山东南向台安方向撤退，命令六纵立即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南猛插，从新民与新立屯之间插过去，到郭家窝棚、靠山屯一带布防，坚决阻击向东南撤退的敌人的电令。黄永胜得到电令之后，立即率部出发。第二天中午到达指定位置，黄昏正在修工事时又得到电令，要他们必须在次日拂晓以前赶到大虎山以东的励家窝棚一带，切断敌人退路，并对敌进行攻击，形成我军对敌的前后夹击之势。黄永胜知道战局正在急剧变化，不能有任何迟缓，命令部队分为左右两路，立即出发，而且一律轻装，用可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急行军。他还命令部队在中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去管它，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由于走得很急，黄永胜来不及给东野总部回电，就带着部队上路了。这一夜，六纵为了赶时间，扔掉了衣服、被子和粮袋，基本上是跑步前进，队伍中有抽筋的，有吐血的，可是六纵的十六师硬是在25日凌晨4时跑到了一个叫姚家窝棚的村子，和敌新三军交上了火。而这个地方，正是预定的应当到达的位置。十六师的四十六团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战斗，解决了这个村子中新三军的一个营。
黄永胜在上午9时到达十六师的临时指挥所于家窝棚，正好侦察分队抓到了一批敌军，其中还有一个少将。黄永胜仔细问了情况，不禁暗暗吃惊，原来他们所打的这个营，是廖耀湘兵团准备向东南撤退的大兵团的前卫部队。这就是说，六纵这一夜的跑步行军没有白辛苦，终于完成了总部所部署的任务，截住了敌人。六纵就要在这里阻击强大的廖耀湘兵团。可是，六纵这时只有两个师，在来不及修工事的情况下就必须投入战斗，而面前有五个军的敌军。在这种情况下，黄永胜和赖传珠不可能有任何犹豫，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了敌人向东南逃跑的必经之地励家窝棚火车站，堵住了敌军。正面阻击敌军的任务由十六师担任，纵队副司令员李作鹏担任前线指挥，纵队党委给十六师下的死命令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也必须坚守阵地。十八师则向东北方向突击，因为敌人在励家窝棚被阻后，正企图从东北方向绕道逃跑。
六纵在这两夜一天之中，强行军125公里，没有时间埋锅造饭，也没有时间架设电台，所以也就未能给东野总部报告。林彪得不到六纵的消息，不知六纵是否在大虎山东边截住了敌人，不知敌人是否从东边跑掉，焦急万分，不由得在指挥部大骂黄永胜“乱弹琴”。参谋长刘亚楼在气急之时甚至说“如果敌人逃掉了，一定要枪毙黄永胜”！一直到26日下午6时，六纵的电报才发到东野总部，林彪才知道六纵已经截住了廖耀湘，而且正在进行血战。林彪立即给六纵复电：“26日18时电悉，盼你们顽强固守，勇敢反击，保持阵地，歼灭敌人。我各纵队均可陆续加入战斗。”
廖耀湘在进攻黑山失利之后，知道不可能再向锦州前进，而此时东野大军正从西边向他压过来。所以他的打算是先将部队退回新民地区，固守辽河东岸，再组织部队或者从营口撤退，或者撤回沈阳，因为他还不知道哪一条路走得通。当他向卫立煌通报这一打算时，卫立煌同意先去营口，万不得已时，就退回沈阳。所以，这时廖耀湘兵团的头等任务，就是要打通到沈阳或到营口的通道。
励家窝棚，是由黑山到沈阳的必经之路。廖耀湘兵团的开路先锋新三军十四师在这里遇到了我六纵的坚决阻击，无法通过。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只得联合新一军向西北绕道翟家窝棚突围。这一消息被我六纵所知，立即抽调十八师的五十四团跑步前进，占领了阵地，将敌人堵住。
敌人投入的是主力部队新三军、新一军和新六军，为了逃命，他们是一个营、一个团地冲，我军没有阵地工事，就在弹坑里打，或把尸体垒起来做掩体打。弹药打光了，就从敌人尸体上找弹药打。26日这一天，六纵就在这两个阵地上打阻击战，十六师有9个连队都打得只剩下不到10个人，四十六团的团营两级干部全部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仍然死守在阵地上。我军在励家窝棚一昼夜中连续打退了敌人的14次进攻，一直到27日凌晨4时，五纵和十纵围攻上来，原来去锦州的六纵十七师也归队，敌人才放弃>.99liｂ?了夺路而逃的打算，溃散而去。
六纵以很高的代价（在这一战中，六纵阵亡超过2000人，受伤人数超过一万）所完成的成功阻击，为我军全部消灭廖耀湘兵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立了一大功，受到了东野总部的高度赞扬。特别是十六师，更受到了东野总部的通令嘉奖。嘉奖令中说，他们“表现了无上的英勇”。
在六纵成功阻击了敌人向东逃窜的企图的同时，敌人逃向营口的道路也被我军切断。切断这条退路的是东北野战军?独立二师。
独立二师在大战打响以前就接受了东野总部的命令，在林彪派来的东野总部参谋处长苏静的指挥下（考虑到独立二师没有重炮，林彪还让苏静带去了一个重炮营）从盘山出发，向南直下营口，迅速在营口布防，阻止敌人从营口的海路逃跑。10月22日，林彪认为廖耀湘此时还没有向营口撤退，又命令他们从营口北上，仍然在盘山一带待命阻击可能从大虎山南下逃窜的敌军。独立二师在盘山从23日等到25日，还没有得到东野总部的新命令。苏静和左叶师长商量，决定主动向北移动，迎击敌人。事后证明，他们的主动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刚走了大半天，也即25日晚10时到达台安时，就在公路上碰上了正在向南撤退的十分疲惫的敌军。抓到俘虏一问，知道是敌四十九军一零五师的前卫团，后面就是敌人向营口撤退的大部队。左叶马上把部队展开，一阵猛打，早已无心作战的敌军立即散逃。左叶无心去抓逃兵，迅速率部向敌人的后方攻击，将敌一零五师完全击溃。敌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本来是被廖耀湘安排在全兵团前面率四十九军开路的，可是郑庭笈胆小怕死，没有敢随军行动，而是跟在四十九军之后的新六军二十二师的后面行动，所以，他的一个师被我军击溃了都不知道。直到我独立二师在一个叫三家子的村庄打散了二十二师，他才知道他的一个师没有了，但此时他无论怎样组织反击都已经晚了，因为我军主力八纵也奉命赶来了。八纵是在24日奉命向台安方向开进的，途中在一个叫六间房的村子碰到敌四十九军，就坚决把敌军拦在那里，不让敌军前进一步。郑庭笈不敢向廖耀湘报告当时所发生的真实情况，而是越级向在沈阳的卫立煌报告，说是到营口的道路已经受阻。卫立煌不命令郑庭笈继续开路，反而命令郑撤回沈阳。于是，四十九军和随同行动的新六军二十二师、新三军十四师都停止前进，寻路后撤。这样，在我独立二师的坚决阻击之下，廖耀湘兵团南下营口的道路被完全切断。
当向东去沈阳之路和向南去营口之路都被我军切断之后，就好比一个池塘向外流水的两道闸门都已被关上，池塘中的鱼群只能在池塘中或游或跳，再也出不去了，池塘边的渔翁就要张网捕鱼了。廖耀湘兵团此时完全被我军包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无梁店以南，魏家窝棚以北，励家窝棚以西大约1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中。而且，我方主力也已全部到达廖兵团的周围待命。当时我军的布局是：一纵、二纵、三纵、十纵、炮纵在黑山正面，由西向东攻击；七纵、八纵、九纵在大虎山以南，由南向北攻击；五纵、六纵在北宁线上，由东向西攻击；在北边，有十二纵和由长春南下的萧劲光指挥的十来个独立师在等着廖耀湘。不过从各方面分析，廖耀湘不可能北上，因为北边没有他的任何出路。
四、无意间砸烂了五个司令部
就在我军即将向敌人发起总攻的时候，我三纵又意外地打烂了廖耀湘兵团的整个系统。
三纵在向正安堡敌七十一军进攻时，发现七十一军已经向东南方向开去，他们就朝东南方向追赶。10月26日清晨，三纵七师二十一团三营追到了黑山东北的胡家窝棚，见到村子四周有很多大小汽车，还有大炮，估计是敌人的一个指挥部，三营立即冲了上去，但敌人的阻击火力很强，攻不进去。后面跟上来的十九团配合三营冲上了村子西边的一个高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不断地向村子里扫射。三营八连二排从村子南边迂回到东边的敌炮兵阵地，一下子就缴获了重炮18门、卡车几十辆，俘虏敌军近百人。村子里敌人发现之后，冲出来两个营的兵力与二排争夺重炮阵地。由于敌众我寡，在一阵激战之后，二排的干部战士全部光荣牺牲。我军虽然没有攻进胡家窝棚，由于兵力不够也无法进行包围，但已把村子里打得乱七八糟，可以见到大量敌人在向东边或南边逃窜。下午，三纵九师赶到了胡家窝棚以北，与在公路上拼命逃窜的敌人交上了火。黄昏时候，我军才从俘虏口中知道，逃窜的是敌新三军，胡家窝棚驻扎的是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以及新三军和新六军的军部，新一军的军部在胡家窝棚东约一里的一个小村子里。
三纵所以会一下子打乱廖耀湘的司令部，一方面是由于我军开进的速度很快，出乎敌人的意料，另一方面是由于敌人在慌乱之中犯了个低级错误。据廖耀湘的参谋长杨昆回忆：10月25日下午，国民党空军飞机在空中用陆空联络电话与他通话，发现彰武以南有长达5里的大部队正向黑山东北的无梁店开进，问他是不是自己的部队，如果不是就要轰炸扫射了。杨昆说不是自己的部队，你们就轰炸扫射吧。这以后，杨昆就忙其他事去了，竟忘了把这件大事向廖耀湘报告。事后才知道，这一支大部队就是东野六纵，他们正在向黑山以南插入，很快就切断了廖耀湘的退路。由于廖耀湘不知道我军主力已经对他形成了包围，而且还从北向南插了过去，所以就放慢了撤退的速度。他打算率领嫡系新三军、新六军、新一军在26日首先撤退，命令非嫡系的七十一军在25日晚接替胡家窝棚的防务。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也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处境危在旦夕，说是部队太疲乏，明天早上再说。当三纵于26日清晨突然出现在胡家窝棚时，敌军的七十一军和新六军还在按部就班地交接防务，所以胡家窝棚西边的高地会让三纵未费多大力气就很快占领。
三纵对胡家窝棚的攻击，消灭敌人虽然不多，但把敌人的指挥系统全部冲乱了。廖耀湘后来回忆说：
二十六日早晨，解放军第三纵队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就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的“脑袋”即兵团前进指挥所，同时打碎了新三军、新一军及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因为这些部队都是处于行军的状态，原来就未建立好通讯联络体系，所以当兵团部及三个军部被打乱之后，使指挥官陷于无法指挥，也再不能掌握部队的境地。而部队则因失去首脑，无所适从，以致陷于瘫痪和分崩离析的状态。显然，兵团的命运已万分危殆。
在这种情况下，廖耀湘的具体处境是“最靠近的解放军士兵离我约四五百米，步枪子弹就从我头上飞过”。他找新三军军长龙天武，龙天武已经带上几个人离开了司令部，丢下部队不管，私自逃命去了。他找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潘裕昆也不知去向，军部的人都不知道军长在哪里。他无法再指挥部队，只得逃命。他先去了新一军的三十师，然后又在当天下午到了位于唐家窝棚的新六军二十二师。因为新二十二师是廖耀湘的老部队，抗日战争时期廖耀湘在印度时就是这个师的师长，新六军的现任军长李涛则是他以后的继任师长，所以廖耀湘和李涛都逃到了新二十二师。廖耀湘想在这里重建临时指挥系统，可是一直到他被俘，临时的指挥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
五、一场大“混战”歼敌十万
10月26日这一天，廖耀湘和他所属各个部队全都乱作一团，各级军官大多自行主张，东奔西突。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东野总部已很难给各部队下达具体的作战命令。林彪决定，已经包围和插入廖耀湘兵团的九个纵队，即一纵、二纵、三纵、五纵、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全部向包围圈中的敌人进攻，总部把指挥权下放到各个纵队，纵队可以再下放到 5e08." >师，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10月26日晚上，林彪向各纵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一）今夜及明日、后日，各部队均应主动寻敌攻歼。
（二）应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最好以三个师围敌一个师，以二三个团歼敌一个团。
（三）应各抓住一股敌人，先包围后，经过几小时准备再发起攻击，对溃退的敌人立即发起冲锋。
在林彪的命令下，几十个当地叫作这家窝棚、那家窝棚的小村子的地区，我军近40万大军向10万敌军发动了砍瓜切菜般的围歼战，这也是一场战争史上罕见的“混战”。因为我军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打穿插，双方绞在了一藏书网起，不仅是敌我交叉，甚至是我我交叉，既有包围与突围，也有反包围与反突围。卫立煌从沈阳派来了飞机，可是飞机上的空军却不敢向下面丢炸弹或打机关炮，因为他们既无法与地上联络，也分不清地面上的部队到底是哪一方的。敌军不是不想突围，廖耀湘在无奈之中也曾要求已联络上的部队一齐拼命向沈阳方向冲，争取能突出一部分。
可是，由于我军从四面八方向敌军冲去，敌人实在无法组织起队伍进行有层次的攻击，只能无把握地乱闯，在我军的优势兵力面前，其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我军吃掉，一大批一大批地当了俘虏。
在这场以混战形式出现的歼灭战中，出现了很多一般战场上难以见到的结果：
六纵十六师四十八团有两个排，在对着打散了到处乱窜的敌军高喊“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的同时，两个排的战士都端着枪，站成一座“解放门”，然后向敌人喊话，告诉敌人，凡是放下武器从这个“解放门”过去，就算作解放。不长时间，就有2000多人从中过去。一登记，竟有廖耀湘兵团五个军九个师的番号。
在晚上的交战中，我军一个连队见到前面有一大群人，对方高声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军中调皮的战士说：“新六军的。”对方说：“好，我们是新一军的，可找到你们了。”一走近，对方全部成了我军俘虏。
也是在晚上，我军一名炊事员给部队送饭，喊了一声：“二营开饭了。”竟引来了附近敌人的一个二营。这个二营当然也就全部当了俘虏。
五纵作战科长侯显堂带了两个通信员从师里回纵队司令部，路上碰到一个营的敌人。三个人对一个营，不好打，侯显堂干脆向敌人喊话，要敌人投降。这一个营的敌人果然放下了武器。三个人就抓了新六军一六九师炮兵营的400多个俘虏。
五纵十四师在追击敌人时，敌人四散逃跑。彭飞龙>师长命令师直属机关的人也去抓俘虏，于是机关干部和通信员、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等“八大员”都出动了，没有枪的就提上一根棍子。就这样，70多个有枪或无枪的机关干部和“八大员”一共抓了800多个俘虏。
有一个炊事班，在送饭回来的路上，顺便“捡”回来的俘虏竟有两百多个。
敌新二十二师在突围时，昏头昏脑地竟冲到了位于前、后尖岗子之间的我军八纵司令部门口。这时的八纵司令部中只有一个警卫班、一个通信分队、一个侦察分队，其余就是机关工作人员。于是，连段苏权司令员、邱会作政委都拿起手枪投入了战斗，不仅打败了敌人，还抓了600多个俘虏。
在这一次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中出现了一句新编歇后语：“辽西战役的俘虏——越带越多。”
对于1948年10月27日这一天的情况，廖耀湘的参谋长杨昆有如下回忆：
俗语云：“兵败如山倒。”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这话一点也不假。1948年10月27日拂晓，当我们所在的那一路撤退的行军纵队（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兵团部及直属队、新编第六军军部及直属队、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等）被解放军切断、隔离、分别包围的时候，那种惊慌、混乱、奔逃的情形，简直无法形容。那时廖耀湘、李涛和我三人也杂在这些乱窜乱奔的人中瞎跑。那是一个相当大的开阔地，被围在开阔地上的人，至少有三千人以上。还杂有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等。东边枪响，人群向西边跑；西边枪响，人群向东边跑。
我们几个人，先是站在汽车门的两边，开着汽车跑。后来颠颠簸簸，又下来跟着跑。跑来跑去，只听见四面八方枪响，却未见解放军人员逼近。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别向乱跑的人群大喊：
“你们不要跑，组织起来吧！帮我们突围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哪！”“司令官、军长都在这里，你们保护着出去，保证你们升官受赏！”……我们喊得声嘶力竭，这些人还是不睬不理，奔逃如故。我们认不出他们是什么官阶、职务，更叫不出他们的姓名，弄得无可奈何。后来，人群渐渐跑散了，渐渐稀少了，只剩下我们少数人蒙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说：“我们三个人都带有随从，同在一起跑目标太大，还是分散开来各跑各的好，免得大家同归于尽。”他们两人都同意，于是就分散开了，各走一方。但解放军人数众多，大小村庄到处都有，解放区人民都已组织起来。尽管我们躲躲藏藏，昼伏大决战 辽沈战役夜行，或化装成老百姓，也没有能逃出去。多则混过七八天，少则几个小时，都一一被查出做了俘虏。辽西兵团的所有高级将领，除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两人逃脱外，其余的后来在解放军官教导团里都会在一起了。
10月28日清晨，围歼战基本结束。我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是连续作战四十几个小时。如果加上作战之前的急行军，很多人是几天未休息了。
有不少人在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稳，端着碗就睡着了。
但是，战士们在只经过了短暂休息之后，又得到了新命令。因为这一仗的全胜已经让沈阳的敌人感到了灭顶之灾，他们正在准备出逃。中央军委命令东野立即行动，消灭沈阳之敌。根据中央的命令，东野总部做出了如下部署：一纵、二纵向新民前进，从西面截住敌人；已在沈阳附近的十二纵直接进军沈阳；七纵、八纵南下营口，切断敌人最后的退路；三纵、五纵、六纵、十纵这几天打得最苦，留下来打扫战场，清理、收容俘虏。还在塔山战场阻击敌人的四纵、十纵已无须再打，后撤休整（当围歼廖耀湘兵团过程中，葫芦岛的侯镜如东进兵团按蒋介石的命令也在向我塔山一线进攻，但都被我东野二兵团打退。廖兵团被消灭后，我军从塔山退出）。
在打扫战场、清理俘虏中，我军见到了一个个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窘态：曾在法国留学的廖耀湘头戴毡帽、身穿破衣、肩披麻袋、赶着小毛驴，以“南方商人胡庆祥”的身份（廖耀湘的湖南口音让他只能装成南方人）被抓；曾在美国西点军校深造的李涛，手提一条破面袋，身着一件女式长衫，以“铁岭县政府文书王玉祥”的身份被抓。另外两名军长，向凤武是穿着老百姓服装混在俘虏群中被查出来，只有郑庭笈因为是在带着特务连突围时被俘的，所以还未化装，身上还穿着军服。
包括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二（新一军和新六军）的廖耀湘兵团，从司令官到士兵，一共5个军12个师10万余人，就这样在两天之中，全部被我东北野战军所消灭，绝大多数都当了俘虏。这一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所打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歼灭战，对于整个东北的解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也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歼灭战，对于全国的解放战局都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很大的鼓舞。中共中央在给东北野战军的贺电中指出：
庆贺你们此次在辽西地区歼灭东北敌军主力5个军12个师的伟大胜利。东北我军在两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使敌人损失26个整师共约30万人的兵力，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尚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
六、大捷中也有失误
廖耀湘的辽西兵团被全歼，是东北野战军所取得99ｌｉｂ?的巨大胜利。不过，这场胜利并不是完美的，在取得这场胜利的同时，东野也有失误，而且还是不小的失误，这个失误就是在营口放跑了敌五十二军。
五十二军是最早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之一，也是苏联红军撤离之后进驻沈阳的部队，这以后就一直在沈阳附近活动９９lｉb?，除派出一个师参加过四平战役外，一直未打过什么大仗，部队的建制和装备都保持得比较完整。辽西大战开始时，卫立煌给五十二军的任务是在新民地区维护廖耀湘兵团的后方。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知道卫立煌一直有从营口撤退的打算，刘玉章就主动向卫立煌提出，愿意率五十二军去打通通向营口的通道，以保证辽西兵团必要时从营口撤退。卫立煌同意了刘玉章的方案，五十二军就在10月23日拂晓从辽阳、鞍山出发，在路上只遇到我地方武装的少许抵抗，便轻易地在24日黄昏占领了营口，控制了全城，还任命军参谋长廖传枢担任营口市长，同时在各据点修建工事。一方面准备对付东野可能的进攻，一方面做好从海上撤退的准备。
营口是当时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外逃的唯一海上通道口，其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锦州战役结束之后就曾多次指示林彪，必须派藏书网部队占领营口。林彪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他是派当时驻在盘山、距营口最近的独立二师去的，还派去了总部的参谋处长苏静。当时独立二师也的确切断了敌人通向营口的通路。可是当黑山阻击战打开以后，林彪认为我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可以把廖耀湘兵团挡住，廖耀湘已不可能从营口逃走，所以就命令独立二师返回，到新民附近参加侧击廖兵团。而这时，五十二军碰巧南下营口，钻了我军在营口无大部队的空子，占领了营口。10月25日，当林彪得知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时，围歼廖耀湘的战斗正打到高潮，无法派部队立即南下，但他还是如实向中央做了报告。毛泽东当天就在电报中严肃批评林彪，并做出了明确的指示：
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24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长春各独立师现在何处？我们认为这些独立师应迅速经铁岭附近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牛庄、海城，并以主力位于打虎山、营口之间，配合你们主力夹击敌人。
林彪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自知问题不小，但从长春调部队时间太慢，而且独立师的战斗力也不很强，于是就命令驻在公主岭附近监视沈阳之敌的十二纵立即南下。十二纵司令员钟伟不敢怠慢，立即率部队出发。谁知铁路已被破坏，火车无法通行，只能步行。等十二纵到达铁岭时，已经是10月30日了。
当围歼廖耀湘兵团战斗快结束时，林彪决定抽出七纵、八纵、九纵和独立二师迅速南下，切断敌人从营口逃跑的退路。可是由于辽河上无桥，林彪命令辽宁军区司令员陈奇涵架设浮桥，浮桥又不能马上建起来，所以大部队在渡河时花了不少时间。当行军速度最快的九纵先头部队到达营口外围的石桥子时，也是在10月30日下午。
就在这段时间，敌五十二军在营口已经做好了从海上撤退的准备。
为了对付我军南下的主力，五十二军事先已在市外布防，当我军立足未稳时就抢先向我军进攻。10月30日晚上，我军无法发起较大的进攻。而就在这天晚上，敌东北“剿总”从葫芦岛派来接敌五十二军打前站的炮舰已经到达了营口，说运输船随后就到。于是，五十二军有了逃生的希望，就拼命对我军进行抵抗。10月31日，我九纵主力和独立二师都赶到了营口，由于是急行军，又要渡辽河，所以重武器未随身带来，在和敌五十二军作战时，不能迅速结束战斗。11月1日，敌五十二军一边抵抗我军，一边安排上船。由于人多船少，刘玉章命令将所有辎重抛弃，船上尽量多装人。11月2日这天，我七纵、八纵的先头部队也赶到了，我九纵和独立二师也攻入了营口，可是敌人已有1.5万多人上船出海。其中有一条船装了3000多人，由于装得太重，船底触礁，不能开动，秩序大乱，引起火灾，3000多人大部分被烧死，其余的敌人则逃往葫芦岛。
所以，我军虽然在营口消灭了五十二军的一万多人，缴获了不少军械物资，可是毕竟让敌人跑掉了一万多。虽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在辽沈决战中仅跑掉了这一万多人，但总给人留下了很深的遗憾。
还有一批国民党军队的下落有必要在此交代一下。塔山阻击战之后，由于锦州已入我手，在葫芦岛由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已没有向前进攻的必要，一直还在葫芦岛地区。廖耀湘兵团被歼后，杜聿明和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就安排将这批部队运走了。他们知道如果再不运走，葫芦岛港口封冻之后就很难再走。这批部队包括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部、林伟俦的六十二军、黄翔的九十二军、王伯勋的三十九军、阙汉骞的五十四军、朱致一的独立九十五师，还有刚从营口运过来的刘玉章的五十二军。这些部队大多已是建制不全，但都在11月上旬从海路运走，其中的六十二军、九十二军和独立九十五师原来是华北的部队，所以就运往秦皇岛，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的到上海转中原战场。从此蒋介石在葫芦岛所设立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卫立煌在葫芦岛所设立的指挥所也就不再存在。
在东北指挥打响内战第一枪的是杜聿明，指挥撤走最后一个蒋军士兵的也是杜聿明。
一、卫立煌也溜了
当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被围之时，东北的大局已定，距全部被解放已经为时不远，卫立煌所困守的孤城沈阳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的东北，诚如蒋介石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所写：“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这时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已编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开赴辽西，即将被我东北野战军所消灭。守卫沈阳的主力部队就只有一个周福成的第八兵团，但这个兵团所属的主力部队也就只有一个仍然由周福成兼任军长的五十三军，总兵力有4万多人。五十三军是东北军张学良的旧部，军中的军官基本上都是东北人，所以对于卫立煌原来交给他们的守卫沈阳的任务.还是比较尽心的。
10月27日，卫立煌从空军在空中所见情况的报告中，知道廖耀湘兵团肯定已经完蛋。第二天，从辽西战场上侥幸逃出来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逃回了沈阳，带回了廖耀湘兵团被歼的最详细情况。卫立煌这时除了>再次重复他已说过多次的“我早就向委员长说过，一出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划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们看，我不是说中了吗”之外，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尽快飞离沈阳。他知道，东野大军只要在辽西战场上稍微抽得出部队，就会很快将进攻的目标指向沈阳。
不错，当我军围歼廖耀湘兵团之后，东野的一纵、二纵和十二纵就已经在林彪的命令之下向沈阳急进。一纵是在10月28日接到命令的，二纵是在10月31日接到命令的，十二纵是在10月29日接到命令的。为了赶上东北的最后一仗，他们都用最快速度跑步行军，连渡河都是不脱衣服涉水而过。要知道，10月底的东北大地，河里都已经开始结冰了。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这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挥官，就是刚从徐州被蒋介石调到东北的杜聿明。由于他和卫立煌之间的关系不好协调，所以他经常是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名义住在葫芦岛，把主要目标放在指挥侯镜如兵团向东进攻，解救廖耀湘兵团。
侯镜如兵团对这一任务十分消极，加之有我东野第二兵团的坚决阻击，所以一直也没有什么进展。当得知廖耀湘兵团被围之后，杜聿明明白，他只能想法收拾残局了。10月27日，蒋介石派飞机把杜聿明接到北平，要他组织海上运输力量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策应廖耀湘兵团从营口撤出。杜聿明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拒绝接受这一命令。蒋介石又要杜聿明去沈阳，让周福成死守沈阳。杜聿明在当天就飞到沈阳，和卫立煌商议守沈阳问题。卫立煌认为别无办法，只有让周福成死守，而周福成又愿意守沈阳。至于能否守住，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明言而已，反正卫立煌已经做好离开沈阳的准备。
10月30日，蒋介石又派杜聿明到沈阳去督促防务。杜聿明的飞机还未飞到沈阳上空，就两次接到空军电话，说沈阳机场秩序已经混乱，飞机已无法降落，要他回葫芦岛。杜聿明估计沈阳很快就会失守，必须向蒋介石请示，就直接飞到北平，在机场见到蒋介石，向蒋报告了在空中所见到的沈阳城中的混乱情况，并建议把卫立煌接出来。蒋介石在当时为顾全国民党的面子（因为至1948年10月底为止，国民党军政大员中，还没有一个上将总司令被俘），只得勉强同意。可是，这天下午，当卫立煌从沈阳城内的一个小机场逃到了葫芦岛之后，蒋介石竟骂卫立煌是临阵脱逃。当沈阳被我东野攻克之后，蒋介石甚至下了这样的命令：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当时包括杜聿明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都深感寒心。
二、沈阳基本无战事
这时的沈阳已经是乱作一团。沈阳的混乱情况，从卫立煌离开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得相当突出。
为了将卫立煌接走，杜聿明和国民党空军冒险派去了两架飞机。飞机未敢在北陵机场降落，而是降落在较小的民用机场浑河机场。飞机刚停，卫立煌还未走到飞机旁边，先闻讯赶到机场的其他官员都纷纷挤了上去，挤得连机舱门都关不了。机组人员当然不敢起飞，只好骗上了机的官员们，说是飞机发生故障，不能起飞，请大家先下去，在减载的情况下帮着推动飞机，待飞机发动之后，大家再依次上机。与此同时，机组人员又悄悄通知卫立煌，要他速去东塔机场，只有在那里他才可能上机。当飞机上的官员下来推飞机时，飞机突然关上舱门，起飞而去，地面有受伤的、有骂娘的（他们的行李箱还在机上，其中不知有多少逃命时携带的金银财宝），一片鬼哭狼嚎，而原来未挤上去的则在一边嬉笑挖苦。就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等人的汽车转到东塔机场。飞机转到东塔机场时，东塔机场也是一片混..乱，卫立煌是先上了一辆大卡车，把卡车后门对着机舱门时，机舱门才打开，这才保证了他能顺利上机。卫立煌上机之后，紧随其后而有幸挤上去的有卫立煌的参谋长（刚任命为兼任新六军军长）赵家骧、国民党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会长高惜冰、辽宁省省长王铁汉、安东省省长董彦平、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其他未能登机的被卫立煌的副官和卫士强行挡住，哪怕是已挤上飞机的如国民党合江省省长吴瀚涛等人都被踹下了飞机，嫩江省省长彭济群从梯子上摔下来摔伤了腰，被人抬回了家。虽然如此，官员们仍然拼命往上爬，有的干脆爬到飞机机翼上不下来，还有人砸碎飞机的窗玻璃向里钻。在这种情况下，赵家骧耍了个花招，他告诉那些官员们说，马上还有4架飞机来沈阳接人，他已经安排编组，并当场宣布了分4个组登4架飞机的官员名单，让每个渴望上机的人都心中有数。这样，爬上飞机机翼上的官员才下了飞机，卫立煌才得以起飞。为此，当卫立煌的飞机降落在葫芦岛，见到前来接他的杜聿明时，说了一句“差一点见不了面”的话。
卫立煌等人走了，沈阳城中就只留下了奉命守城的周福成。周福成手下总共还有大约8万人，除了他的五十三军两个师之外，还有青年军二零七师的两个旅、新一军的一个师、四个相当于师的守备纵队和一些从各地逃进沈阳市的散兵游勇。周福成是一个军阀味很重的旧军人，为人顽固不化，甚至近乎愚顽，到这时还在想着卫立煌离开之后他如何来过两天盼望了一辈子的东北军政最高长官的瘾，还在想要如何守城。可是他不知道，他的部下早就在和我方人员接触谈判，早就在酝酿起义投诚了。
五十三军是原来张学良的部队，是当时全国已经不多的老东北军，并非蒋军嫡系，部队中不少人过去和我党我军有过接触，所以东北局一直就在做五十三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能离开蒋介石，弃暗投明。
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早在东北军驻陕西时，就和我党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克农等有过接触。1947年秋天，当时的东北局负责人吕正操就派联络员李书城给他带过信，要他把握时机，有所行动。这以后，他就和李书城有一些联系。当卫立煌走后的10月30日晚上周福成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守城问题时，赵国屏见到会的军官都认为不能再打，就大胆地劝周福成不要再打，放下武器。周坚决不同意，还布置他的两个副官想法枪毙赵国屏，副官却坚决不干。周福成知道大势已去，就写了一张字条给赵国屏：“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罢。我走了。”周福成就这样离开了指挥部。
五十三军一三零师师长王理寰与我党的联系更多。1948年5月，五十三军在开原战役我军俘虏的四个师级军官被释放，给王理寰带来了他在东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吕正操的亲笔信：
近闻师次黄龙，整军银川（按：黄龙是开原的古称，银川是铁岭的古称），遥为钦佩。讲武同学，星散各地，均乏联系。监督汉公（按：指张学良）身在囹圄，安危莫保；西安义举，吾侪当不忘其苦衷。东北沦陷，家乡涂炭，十几年来无人挽救。日寇降后，方期重见天日。不料内战又兴，荼毒生灵。
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重轻，跷希以待。弟吕正操鞠躬。其他同学请代致意，又及。
这封信给了王理寰极大的震动，便打算今后“俟机稳准图之”。
1948年7月10日，我党派王佩青与王理寰建立了直接联系。当廖耀湘兵团兵出辽西之后，王理寰就与五十三军的一些军官进行商议如何放下武器，并准备在必要时解决对蒋家王朝最忠心的青年军二零七师。藏书网这时，东北局哈尔滨广播电台不断播放东北的知名民主人士高崇民、张学思、吕正操、车向忱、阎宝航等人劝告五十三军为保全家乡父老的生命财产而放下武器、举行起义的讲话，对五十三军官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0月29日，在接受我党委托在沈阳进行联络工作的东北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王化一的安排下，和我党有联系的一批高级军官在王化一家中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的有五十三军一三零师师长王理寰、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暂编五十三师原来不是新一军的队伍，而是东北的地方部队，是在新一军到东北之后才编成一个师划归新一军的，许赓扬本人是东北军出身，与五十三军关系密切，此时也在与我军接洽起义）、国防部东北军法执行分监部主任赵毅、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等，到会者都同意发动起义，并对各有关事宜进行了研究和分工。对于最难解决的卫立煌和周福成，决定采取送卫离沈和劝周起义的办法。王理寰在卫立煌离沈前和卫谈话时，卫立煌告诉他已经知道了他们开会的事，卫说：“你们在王化一家开会，对沈阳有办法了。我就走，你们好自为之吧！”也就是说，卫立煌对他们准备沈阳起义给予了默认，这对沈阳的起义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在和沈阳城外的东野独立二师进行联系之后，王理寰、许赓扬等人在10月31日就成立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正式举行了起义。委员会成员有王化一、赵毅、王理寰、胡圣一（东北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许赓扬、秦祥征等。为了便于与各方协调关系，主任委员由东北抗日名将、时任东北“剿总”高参室主任苏炳文担任，因为他曾是周福成的上级。这样，沈阳城中的国民党军队除了青年军二零七师之外，全部放下了武器。
11月1日凌晨，我独立二师通过暂编五十三师的防区进入沈阳。接着，我东野主力一纵、二纵、十二纵和其他几个独立师也陆续进入沈阳。11月2日，三个主力纵队在沈阳老城会师。用当时亲历者的话说，是“解放军分四路入城，人人相安，鸡犬不惊，秩序井然”。原来与我党已有联系的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还出动了宣传车6辆，在城中大街上进行欢迎解放军和维持秩序的宣传，不少市民跟在车后欢呼。
沈阳就这样宣告和平解放。东野总部决定先由三纵政委罗舜初进城，处理一些紧急事务。
这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两个，一是国民党的守城司令周福成，一是青年军的二零七师。
周福成被他的部下安排在世合公银行大楼中，各方面为劝他起义做了不少工作。苏炳文是他的老上级，赵毅是他的老同学，王理寰的副师长夏时是他的连襟，劝他都无效，连他的亲女儿带着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特地从北平乘飞机来做工作都无效，他还叫喊要枪毙他的女儿（愚顽不化的周福成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亲生女儿早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在这种情况下，部下们只有离他而去。当我军进城之后，二纵六师的前卫团十六团一连连长黄达宣带着两个排沿中华路、马湾路一线搜索，11月1日拂晓，他们来到大西门里的世合公银行时，见楼中有敌人，立即进行包围喊话，无人答应，他们就冲了进去，也无人开枪，里面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士兵，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桌子上扔了不少手枪。黄连长问他们当官的在什么地方，这些兵都用手往楼上指。黄连长带着人上楼之后，只见一个军官走了出来，对黄连长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黄连长不知道周福成是何许人也，只觉得太可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谈什么投诚？于是就把周福成送到俘虏队伍中去了。
青年军二零七师的全体官兵都是从各部队挑选的国民党党员，十分反动而顽固，这时在沈阳有两个旅（还有一个旅被调到廖耀湘兵团在辽西会战中被消灭），驻扎在沈阳的西南部。五十三军的起义军官曾努力做过其中一个旅一些军官的工作，希望能拉出一部分人参加起义，但没有结果。东野总部首长曾专门下达了捉拿该师师长戴朴的命令：“二零七师师长戴朴极端反动，已令其部属焚烧物资，望各部注意清查逮捕，以便战后依法处办。”但戴朴已在混乱中化装逃跑，故而未能捉拿归案。不过也由于戴朴已逃跑，所以该师在我军的压力下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抗，10月31日下午，我十二纵和二纵在对沈阳进行包围时，就在小郭庄与二零七师交了火。由于敌人事先制作了不少用3厘米厚钢板焊成的“活动碉堡”，可以在里面推着走，犹如人力装甲车一般，曾让我先头部队遇到了阻力。第二天，我军的大部队到了，集中了18个炮连对敌人进行轰击，然后冲到近处拼刺刀，在苏家屯消灭了二零七师1.3万余人。
与此同时，我一纵也在10月31日赶到沈阳，并在铁西区与二零七师交手，攻破了敌人的防线，进入城内。二纵也从铁西区向城中的纵深前进，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大楼内抓获了二零七师新一旅旅长李庄一以下4200多人。11月2日，我军独立第十二师和十三师在东大营拿下了二零七师的最后一个据点，另一部分在乔家窝棚企图以假投降来寻机逃跑，未能得逞，也被我军歼灭。歼灭二零七师，是我军解放沈阳过程中进行过的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我军在解放沈阳的过程中，一共歼敌13万多人，其中有将级军官106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与物资，其中有大炮1685门、机枪4811挺、步枪7万多支、汽车841辆、坦克43辆、装甲车114辆。这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