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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淮海战役》
一、1948年的中原形势
当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时，中原战场上的形势发展已经对我中原解放区的军民相当有利。
这年年初，在兵力上蒋军还占有较大的优势，也还有能力进行战役的进攻。
在防御体系方面，蒋介石在去年年底将中原、华北、西北战场共分为20个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绥靖区司令掌握区内的军政大权，加强所谓“轮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的工作。每个绥靖区辖有几个旅的兵力，作为区内的骨干力量。
这种绥靖区在中原地区共有8个，即：第四绥靖区，驻菏泽；第五绥靖区，驻信阳；第六绥靖区，驻商丘；第八绥靖区，驻合肥；第十三绥靖区，驻南阳；第十四绥靖区，驻阜阳（后移新乡）；第十五绥靖区，驻襄阳；第二十一绥靖区，驻宜昌。
在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方面，在中原地区共部署了6个兵团：邱清泉兵团，有4个整编师；胡琏兵团，有2个整编师；孙元良兵团，有3个整编师；张轸兵团，有4个整编师；裴昌会兵团，有5个整编师；张淦兵团，有4个整编师（国民党军队的整编师，在淮海战役之前，又恢复为过去的编制，统称为军）。以上兵力，根据需要，分别属于几个指挥中心指挥，即陆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主任顾祝同、国防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主任白崇禧、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总兵力共有66万人。
根据当时的战局情况，蒋介石对中原地区战略上的主要安排是：保持津浦路，以平汉路和陇海路作为分割中原战场的十字架和伺机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依托，巩固长江防线，确保国民党政权在江南老巢的安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原战局总的考虑，是继续用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当时还有不少新区的中原解放区获得巩固。为此，在1948年的春天，中央军委给中原地区各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由华东野战军的一纵、四纵、六纵组成一个兵团，在进行两个月的休整之后，在粟裕的指挥下，执行一个大胆的战略行动，南渡长江，挺进到浙江、福建、江西等省，进行机动作战，使敌人后方不得安宁，见机建立新的解放区，从而把敌人在中原的机动兵力吸引20～30个旅回防江南。与此同时，已经挺进大别山区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刘邓大军，除留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之外，主力进至淮河、沙河之间休整，然后由刘邓统一指挥所部主力并加上陈赓兵团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和津浦路之间的广大区域内机动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我军在洛阳战役中歼敌2.5万余人，两克洛阳及附近各县，而且让洛阳一直在我军控制之中；在宛西战役中两克许昌，收复9县，歼敌2.1万余人，在宛东战役中歼敌1.2万余人，在豫东战役（又称睢杞开封战役）中歼敌9万余人，攻克开封，在襄樊战役中攻克襄阳、樊城等地，歼敌2.1万余人。从1948年2月到7月，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地区共歼灭敌人的正规军17万、地方团队10万，使已经连为一片的中原解放区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在战争进行之中的1948年5月9日，为了加强对中原战局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将原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合组为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原任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仍由陈毅兼任，华东野战军的工作由粟裕代行），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张际春任副政委。
中原野战军下辖7个纵队和1个军（即第三十八军，由1945年7月起义的原国民党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和1946年5月起义的原国民党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在1946年9月合并改编而成，当时称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负责人名单如下：
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兼），参谋长李达，副参谋长曾希圣。
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尹先炳，参谋长潘焱，政治部主任王辉球。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王维纲，副司令员范朝利，副政委钟汉华，参谋长王蕴初，政治部主任许梦侠。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副司令员郑国仲、刘昌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红彦。
四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参谋长王启民，政治部主任刘有光。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参谋长姚继鸣，政治部主任李震。
九纵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
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参谋长刘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
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周、政委汪锋，副军长刘威诚，参谋长王汝照。
在组建中原野战军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中原军区的领导人与中原野战军相同，其下又辖7个军区。这些军区的兵力相当强，如原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十纵和十二纵就分别编入了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这些军区的领导人是：
皖西军区司令员曾绍山、政委彭涛（兼），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柱成，副参谋长徐立行。
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吴芝圃，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王幼平。
豫西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政委张玺，副司令员文建武、孔从周（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荣天，参谋长李懋之。
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政委汪锋（兼），副司令员陈先瑞，副政委李耀。
江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政委刘建勋，副司令员韩东山，副政委郑绍文，参谋长辛元林，政治部主任张树才。
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赵紫阳，参谋长靖任秋，政治部主任张力之。
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段君毅，副司令员郭天民、昌炳桂。
在中原战场上作战的，除了中原野战军之外，还有人民解放军的另一支大军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在淮海决战中，是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现将华东野战军的负责人介绍如下：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1948年5月以后，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第一副司令员粟裕（1948年5月以后，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第二副政委粟裕（兼），第三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刘先胜、刘瑞龙，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
第一兵团（粟裕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叶飞，第二副政委金明，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一纵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兼），副司令员何克希、张翼翔，副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张翼翔（兼），政治部主任汤光辉。
四纵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刘文学。
六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陈时夫、江渭清（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皮定均，政治部主任谢胜坤。
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藩，副政委刘述周，参谋长钟国楚。
先遣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谭启龙，副司令员饶守坤，副政委李步新，参谋长田贤成，政治部主任宋日昌。
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两广纵队是抗日战争中在广东、广西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北撤山东，故名为两广纵队）。
第二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刘少卿、李迎希（后），政治部主任谢有法。
七纵司令员成均、政委赵启民，副司令员林维先、詹化雨，副政委黄火星，参谋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张崇文。
九纵司令员许世友（兼）、聂凤智（后），政委林浩、刘浩天（后），政治部主任仲曦东。
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政委廖海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华堂，参谋长黎有章。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政委周冠五，政治部主任欧阳九九藏书平。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
三纵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副司令员覃士冕，参谋长来祖光，政治部主任刘春。
八纵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参谋长张仁初，政治部主任李耀文。
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景晓村，副政委刘培善，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第四兵团（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丕显，副政委吉洛（即姬鹏飞），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张凯。
二纵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康志强，副司令员朱绍清、高志荣，参谋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邓逸凡。
十一纵司令员胡炳云、政委张藩，副司令员段竞焕，政治部主任惠浴宇。
十二纵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副司令员常玉清、覃健，副政委谢振华。
二、粟裕向毛泽东唱了一次“反调”
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局的考虑，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粟裕，为了迫使蒋介石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30个旅回防江南，决定由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一纵、四纵和六纵在这年的春夏渡过长江，挺进江南，插向江南腹地，把蒋介石的后方搅个人仰马翻。这一个大胆的方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毛泽东的考虑是：蒋介石在从豫西到东海的陇海线部署了近百万人的密集型防御态势，特别是在徐州地区就放了4个兵团，进可以进攻我山东与中原解放区，退可以守江淮、拱卫京沪。如何才能更好地打破敌人的这种密集防守？如何才能让蒋介石的防守体系变得手忙脚乱？如果我军要进攻蒋介石的老巢京沪地区，在江南如何立足？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考虑之后，毛泽东认为，这几年都是蒋介石的军队到我解放区来打仗，我们也应当到蒋介石的地盘上去打一仗了。蒋介石可以来打我们的陕北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打他的江南老巢？如果我们能派部队进入蒋介石目前兵力最薄弱的江南农村建立根据地，既能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搅乱他的大后方，又能迫使蒋介石抽调中原的兵力回防江南，为我军在中原歼敌创造有利条件。当我军渡江南下时，还能有接应、有落脚点。这一计划的实现，将成为我军解放全中国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大胆计划，当时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米脂杨家沟的几位成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与陈毅在一起做了研究。
大家一致同意这一方案，而且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由在江南有多年作战经验的粟裕组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去完成，兵团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的3个纵队组成，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这3个纵队确定为叶飞的一纵、陶勇的四纵和王必成的六纵。
这种大胆的打法，过去毛泽东曾经用过，而且取得过很大的成功，比如1944年11月王震的南征，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打乱了敌人的全面部署。虽然部队的损失和消耗很大，丢掉了全部重武器，但也是一次很成功的插入敌后的重大军事行动。
这一次，粟裕兵团将进行又一次南征，而且规模更大。因为这一次不是几千人，而是近10万人；不是去山区牵制敌人，而要在敌人的腹心地区的几个省与敌人作战；不是去打一仗就回来，而是要建立根据地，等待下一步解放全中国的大军南下（按当时的估计，不是在一两年之内）。
可是，粟裕却并未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他没有南下，粟裕兵团也没有去江南。这是因为，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向毛泽东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希望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改变南下江南的部署，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且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像粟裕这样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最后又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采纳的事，在遵义会议之后还是第一次。
粟裕是我党我军最杰出的指挥员之一，毛泽东曾称他“最会打仗”，朱德曾称他为“青年战术家”，陈毅曾称他为“常胜将军”。从青年入伍一直到晚年，他把一生心血都投入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与实践之中，指挥了无数次成功的大战。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仍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巡视边防，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未来战争问题的重要报告。1979年，他发表《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讲话，成为全党全军一致颂扬的一段佳话。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华东战场上屡战屡胜，特别是在苏中的七战七捷和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的战绩更使他名震全国。
就在著名的七战七捷之后，中央军委接受陈毅的建议，将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两支队伍合并为统一的华东野战军。1946年9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特地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在著名的孟良崮大捷之后，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陈毅司令员，陈毅说：“你们不用向我祝贺，我这个人呀，在政治工作上依靠的是谭震林同志，在军事组织指挥上依靠的是粟裕同志。”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给粟裕发来一封电报。军委的电报说，为了迫使蒋介石改变其集中兵力在江北与我周旋、固守长江的基本战略，将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吸引20～30个旅到江南，以便于我军在中原歼敌，军>委决定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的一纵、四纵、六纵组成外线兵团，在集中整训之后渡江南下。先在湘、赣机动作战，与敌人周旋半年至一年，然后在闽、浙、赣边区我党原来的老根据地见机建立根据地，开创南方的解放区。渡江时间可以在2月、5月或秋天。军委要求粟裕认真考虑具体的行动方案，“熟筹见复”。
粟裕得到中央军委指示后，立即结集部队，北渡黄河，将部队安排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进行以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和攻坚、巷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并积极进行渡江的各种准备，包括派出小分队南下侦察。为了选择渡江地点及确定如何渡江，粟裕还特派曾希圣、孙仲德分别带领一批干部到皖江和巢湖地区工作。与此同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干部配备、地方工作、物资后勤等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央决定，由粟裕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由叶飞担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由金明协助粟裕做地方党的工作，由骆耕漠负责南下之后的财经工作。当时，连南下之后对部队的老弱病残的安置、家属小孩的安置都已经做出了具体的计划，在新区使用的银元和由自己发行的“东南流通券”纸币都已经在印制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而用周恩来和陈毅对粟裕的评价，则叫“心细如发”。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粟裕得到中央命令之后就开始积极准备，以待中央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可是，作为一个领兵作战20年的指挥员，特别是曾经在江南长期作战，如今又将重返江南独立作战，担负党中央赋予的重新开辟江南根据地重担的粟裕，对于中央的一个重要决策，对于即将到来的南下江南作战并开创新的解放区的重要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他必须认真领会毛泽东这一决定的战略意图，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分布，考虑好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的办法并在出发前有所准备，为大部队的南下制定出最佳的行动方案。在这些工作还未做好，心中还没有充分把握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向中央提出自己意见的。
在反复考虑之后，粟裕认为中央军委的决定的确有大胆与出奇之处，如果他带3个主力纵队南下，打乱敌人的后方，肯定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既是一着妙棋，可又是一着险棋。在仔细权衡华东野战军南下与不南下、我 6c5f." >江北主力部队分兵与不分兵的利弊之后，他认为中央军委的决策并非上策，认为不南下会取得更佳的战果。粟裕的基本考虑是：中央作出这样决定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中原战局，在中原打歼灭战，大量地歼灭敌人。事实上，这时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一是敌人在中原的三条铁路干线和各大中城市的防守上分散了很多兵力，有利于我军在运动之中捕捉战机；
二是中原地区的平坦地形虽然有利于敌人相互支援，但如果我军破路之后，敌人的重装机械化部队就无法机动，有利于发挥我军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实现战役的速战速决；
三是中原地区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便于得到支援和安排伤员；
四是我军挺进外线以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特点，新的解放区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相反，如果3个纵队过江，虽然可以调动部分敌人回防江南，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4支主力部队，即整编第五军、第七军、整编第十一师、第四十八师要支撑国民党军队的中原防线，拱卫南京和武汉，是不可能将其调动南下的。特别是第七军和四十八师属于桂系的部队，驻在武汉的白崇禧更是不会让其脱离自己的指挥。
另外，中原地区国民党所有机械化部队的主官也是不愿到江南水网地区去作战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可能调到南方的部队不会是其主力，只能是一些二三流部队，这使中原兵力对比的改变不可能很大。在此背景下，如果我军3个主力纵队南下却削弱了我军在中原与敌人决战的能力。
从以上因素考虑，部队南下的方案与中央要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初衷是矛盾的。如果再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我军南下之后，是在新区转战，行程数省，部队的重武器必须全部放弃或丢失，这是不可避免的损失。同时，部队在转战中处处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伤员的救护与安置有很多困难，这就使得部队减员的数量不会少，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3个纵队加上部分地方干部约为10万人，减员可能会达到5万人），这也是不可避免且更为严重的损失。
单是这些减员的代价，在江北就可以歼灭敌人好几个师。而如果3个纵队不南下，和其他部队配合作战的话，在中原进行大的歼灭战，其效果会更好。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只有粟裕等原来新四军的领导才会有体会，就是要南下的这几个纵队原来都是新四军的部队，是从苏中苏北撤到山东的，在当时的北撤中和不久前从内线到外线的转移中，都是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使广大官兵转过弯来，现在又要过江南下进行长期的新区转战，思想转弯又得有一个过程。
粟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中央的这一决策产生了新的想法。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虽然我有以上考虑，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做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应当指出的是，当粟裕正在反复考虑这一问题时，陈毅从陕北回到了当时设在河南濮阳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粟裕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想法详细告诉了老战友和老上级陈毅。陈毅听后，对于这一改变中央决策而且将牵涉全局的意见十分重视。起初，陈毅是不同意粟裕意见的，因为他自己参与了中央这一决策的讨论与形成的全过程，他很清楚中央对这一决策的重视和慎重。而且，先遣渡江的主帅人物，也是他和毛泽东的一致意见——派粟裕。但是，在经过两人多次认真而严肃的讨论之后，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陈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深深领会了粟裕的意见，逐渐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最后是赞赏和支持了粟裕的意见，并鼓励粟裕大胆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陈毅又拉着粟裕去拜访了路经濮阳的李先念，仔细谈了粟裕的想法，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在与陈毅、粟裕进行了多方的分析之后，也表示完全支持粟裕的意见。
在陈毅、李先念的支持下，4月18日，粟裕..以个人署名的一封长达3000余字的报告《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用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
毛泽东是在前往西柏坡途中的五台山文殊院收到粟裕这封电报的。毛泽东刚一看到这封电报时，十分震惊，甚至有些生气地说：
“粟裕要干什么？陈毅在哪里？发个电报，把他们都请来，让他们把不渡江的理由说清楚。”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和中央军委几位负责人研究之后，大家都对粟裕的报告十分重视，认为必须认真听取粟裕的意见，于是电令粟裕到中央进行当面报告，同时电令陈毅也前往中央。
4月28日，当粟裕和陈毅到达当时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庄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走出房门，穿过庭院，亲自迎接（这是极为罕见的举动，毛泽东自从担任党的领袖以来，他的习惯是不出门迎送战友和下级的）。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望着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前方大将，深情地说：“粟裕同志，你还记得吗？我们分别已经整整17年了！”
根据毛泽东藏书网的指示，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等也奉命来到了城南庄。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书记处会议，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全部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听取并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与会者在认真听取了粟裕的报告之后，对他的建议和全国的战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与会者的讨论乃至辩论是相当充分的，毛泽东为了考查粟裕，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当然，如你感到确有困难或不愿意率一兵团南下，我们可以考虑另换统帅……”但是，会议最后是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并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如下决定：“华野一兵团在4至8个月内暂时不南下，先加入中原作战，力争实现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新战略（在这里，党中央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要尽可能减少今后解放江南时对江南主要经济区的破坏，以便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将来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的确无法粉碎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一兵团立即执行南下方案。”
也就在这次中央军委的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中原地区的决战歼敌从华东野战军发起，华野先打济南，紧接着打徐淮，在徐州淮海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场决战；二是为了中原野战军更好地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也为了加强中原野战军的工作（中野转战大别山时期消耗很大，仅剩十来万人，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又要马上对付华中和徐州西部几个兵团的敌人，压力很大，中央曾在一个文件中形容说“中原局的困难是中国革命最后最大困难”），中央决定将陈毅和邓子恢从华东调到中原局工作，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是邓小平），陈毅同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刘伯承，第二副司令员为李先念），邓子恢任第一副政委（第二副政委为张际春）。粟裕也参加中原局的领导工作，是中原局的12名委员之一，只是不到中原局去，工作仍然在华野。
这样，华东野战军就由粟裕全权负责，中央决定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于中央这一决定，粟?裕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认为华野不能没有陈毅。这一次，毛泽东向粟裕让了步，同意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仍然由陈毅担任，但只是名义，陈毅本人必须立即到中原局工作（陈毅和邓子恢后来带了4000多名干部赴中原局工作），粟裕则以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全权负责华东野战军工作。
城南庄会议的结果，实际上形成了在江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决策，这也就是后来的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正是在这种战略决策之下，中原战场上才陆续出现了打开封、战睢杞、克济南，活捉区寿年、生擒王耀武等一系列胜仗，才会有由两大野战军共同进行的淮海战役。
三、蒋介石派来了“一头猪”
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在中原作战如此审慎？这是从当时中原战局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中原若失，长江天险也就难保。长江天险若失，蒋介石也就.９９lｉｂ.败局已定，无可挽回。所以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长何应钦高叫的口号就是“保江必保淮”。
为了逐鹿中原这一场重头戏，蒋介石把他的机动兵团集中了6个放在这里，总数有60多万人，而且有强大的空军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对国民党军队有利的条件。（一）中原战场当时的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已经统治多年，调动人力物力都比较方便，后勤供应不成问题。这和东北战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二）如果中原战场打开了大仗，北边的傅作义集团和西边的胡宗南集团都可能予以援助，这就可能使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到达100万人以上。而如果傅作义集团南下江淮，我军要消灭傅作义集团的难度将大为增加。
蒋介石把中原战场的指挥中枢放在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古战场徐州。
如果从较为可信的殷代历史算起，徐州（古称彭城）就是我国各方力量争夺天下的四战之地。在3200多年前，殷代著名帝王武丁伐大彭的战场就是在这里摆开。这以后，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楚文王、徐偃王、晋悼公、越王勾践、刘邦、项羽、韩信、曹操、吕布、关羽、石勒、谢玄、宇文化及、隋炀帝、李世民、黄巢、韩世忠、张士诚、朱元璋、李自成、史可法、林凤祥、李开芳、僧格林沁、曾国藩、赖文光、李鸿章、张勋，直到蒋介石，都曾在这里打过大>仗。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也发生在这里。这里在近代又成了国内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汇点，成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北面门户。正所谓是“俯视东海，仰视关中，屏障沪宁，遥扼冀鲁，窥苏皖而撼中原”。辛亥革命元老、曾经担任过武昌革命军总司令的著名军事家黄兴曾就徐州的重要性说过这样的话：“南不得此，无以图山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
在徐州这个八方瞩目的头等军事要地，派谁去做领兵统帅？这时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桂系领袖、刚从国防部长位子上下来的白崇禧，其职务是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蒋介石这时为了拉拢并利用桂系，不能不重用白崇禧，而早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能打仗，这在国民党各派系中也是公认的。桂系另一个主要领袖、当时的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意见是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调动整个中原地区的全部军队。但蒋介石不放心把中原地区的130万大军都交给白崇禧，因为白崇禧有可能不听他的主张，不接受他对下级的越级指挥，所以蒋介石决定把中原的部队一分为二，即在华中“剿总”之外，单独设立徐州“剿总”，而华中“剿总”则驻武汉。这样他就得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选出一个人到徐州。蒋介石选定的徐州地区军事统帅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颇高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刘峙。
严格来说，刘峙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所谓“五虎上将”中是最不能打仗的一个。由于他的资历老，历任重职，部下一般都称他为“福将”，是把“福将”一称作为一种讥讽，用淮海战役时期担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的话说，“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讥讽刘昏庸糊涂的代名词”。刘峙在过去的重大战事中曾经打过好几次大败仗。抗日战争初期，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峙由豫皖绥靖公署主任调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奉命率军从开封北进，驻防保定，阻击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在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情绪万分高涨之时，他这个总司令竟是开仗即败，而且一败再败。他指挥部队在固安和日军打了第一仗，就丢了固安。然后，徐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一个一个城市相继落入敌手。战至11月5日，他只得将部队交给副总司令商震指挥，自动卸职。由于他的这次大溃退，引起全国上下的一片骂声，给了他一个“长腿将军”的称号。蒋介石无奈，只得让他回到后方，当一个重庆卫戍司令。1946年8月，蒋介石一心想打内战，刘峙坚决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政策，和陈诚一起高唱“三个月消灭共军”。他当时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统一指挥河南和陕西两省的军事行动。为了扫平我冀鲁豫解放区，刘峙从华东和中原战场调集了14个整编师30多万人的兵力，发动了气势汹汹的进攻。9月1日，他指挥的整编第三师在大黄集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师长赵锡田被俘。而这位师长不是别人，乃是顾祝同的亲外甥。由于刘峙这一仗打得实在太臭，引得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都来到商丘前线，召开会议，并当场宣布撤去刘峙和其参谋长赵子立的职务。蒋介石也骂他太不争气，只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让他回上海赋闲。
但是，就是这么个刘峙，竟在中原战场即将爆发大战的1948年5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总司令。为什么？这其中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讲资历、讲关系，派系严重，等级分明，要找一个能指挥得动几百个将军、几十万人马的人，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并不容易。在当时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既然设了两个“剿总”，其中华中“剿总”的总司令是桂系首领白崇禧，则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必须是资格老、级别高，属于蒋家直系、能与白崇禧相抗衡的人。
（二）这个时期，国民党直系部队的兵团司令和军长的这一级，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学生，他们的长官，最好是当年黄埔的教官这一个级别的元老，方能有些威信。
（三）这个人必须要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要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毫不怀疑，坚决支持。
在当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人选的确不多，在号称国民党军队的“五虎上将”中，只有蒋鼎文、刘峙二人可派。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当年曾经当过孙中山副官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队长、抗日战争中当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可是考虑到蒋鼎文生活糜烂，日嫖夜赌，不大理公事，当年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主席时为强行娶京剧名角粉牡丹而闹得满城风雨，在部下面前大失威信。再加之这时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整个出现变动，陈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被迫下台，何应钦上台就任了国防部长。由于刘峙和何应钦的特殊关系，于是就选定了刘峙来担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当刘峙的任命宣布之后，国民党军界内部议论纷纷，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头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这话当然也传到了刘峙的耳朵里。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他竟然这样说：“有人说我刘某不是虎，不是狗，而是一头猪。是的，我就算是一头猪。要知道，猪平时是不动的，可是如果有谁把猪逼急了，猪真的发起威来，猪的牙齿是会把什么都咬碎的。”
这里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对于刘峙这一头蠢猪式的“福将”，我华东野战军的政工干部也十分了解。为了鼓舞广大官兵进攻徐州、奋勇杀“猪”，当时在鲁东南地区曾经广为张贴的传单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
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员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
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开徐州去杀“猪”。
对于刘峙这样的“福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当然是很清楚的，让他出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其主要目的是要刘峙利用他的资历和人缘把队伍组合起来，门面撑起来，秩序建立起来，而不可能指望刘峙能为蒋介石和何应钦打胜仗，因为刘峙上任时只是准备打仗而还没有打起来。对于刘峙自己来说，他也并非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在他的学生一辈的中年将领中有一些比他更能指挥作战的人，他也需要利用这样的人。所以他上任之后，就接受了由杜聿明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任命，并让杜聿明兼任第二兵团司令，让他的这位学生来助他一臂之力。
杜聿明从东北战场上灰溜溜地下来之后，一直在上海养病，1948年7月到徐州上任，就碰上了解救济南之围的难题。济南失陷之后，他正在为如何保卫徐州而犯难时，10月15日，突然又是被蒋介石派去解救东北蒋军即将全军覆没的危机。这时，徐州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了，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有数，真正打起来了，作为大局上的指挥员并不是徐州的总司令，而是南京的蒋介石自己，只需要到时候任命一位能打仗的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忠实地贯彻蒋介石的意图，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行了。这种人事安排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做法，作战时越级指挥下级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在东北战场上，任命卫立煌做总司令其实也是如此，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卫立煌以他曾经是东北主力部队几位军长过去的老上级的这一优势来服众，真正打起来之后，蒋介石一直是在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现在的中原战场上，bbr>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任命一个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以便全面地贯彻和执行他这位校长（在国民党军队中，凡是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当着蒋介石的面，都是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自己是天子门生，真正嫡系，蒋介石也乐意这种称呼）的意图与命令。在当时的黄埔系军人中，在何应钦心中已经选定到徐州指挥作战的合适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杜聿明，另一个是宋希濂。只要中原大战打响，就把这二人之中的一个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担负指挥作战的实际责任。这两位中将级兵团司令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学生出身将领中的佼佼者，能打仗，其身份地位比他其他同学要高出一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人都对陈诚十分不满，都是国民党军队中何应钦派的骨干。
蒋介石在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杜聿明或宋希濂到徐州上任之时，也就是中原决战打响之时。
四、从“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
1948年9月24日，我华东野战军攻克华东重镇济南，活捉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王耀武，山东省基本上全部解放。到这时，任何人都会明白，华野兵锋所指，必然就是紧接着山东边界的徐州。但是，这时的徐州是国民党中原战场上屯兵最多的军事枢纽，不是随便就可以打的。所以，这一战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打和如何打的问题。
就在9月24日这一天的早上，当我华野已经突入济南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向济南城中做纵深发展进行巷战的时候，华野代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同时也报华东局和中原局，“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因为，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的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为此他向中央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举行淮海战役，就是乘徐州南边地区的淮安、淮阴一带敌人力量空虚，由华野的苏北兵团（即第四兵团）攻占淮安、淮阴、高邮、宝应等运河沿线城市。华野其他部队此时须在宿迁一线布防，严防徐州之敌向南援助。等到运河沿线城市解放之后，再向东进攻，解放海边的海州和连云港。此战结束之后，徐州的南边和东边地区就基本上被我控制，而北边和西边早已是我军控制地区，徐州就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这时我军再作休整，准备下阶段更大的战斗。
（二）只打海州、连云港地区，解决徐州东面的敌人之后，部队即进行休整。这样打可以使部队较早得到休整，但对今后攻打两淮不利，因为敌人可能向两淮增兵。
（三）只歼灭敌人从徐州向济南方向增援之敌，但如果敌人不来增援，就无法消灭敌人。在上述三个方案中，粟裕自己认为以第一方案为最佳。
这时，粟裕虽然只是在计划华野在济南战役之后如何打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如何对付徐州刘峙集团的问题，提出了打“淮海战役”，即如何解决淮河流域到海边这一片军事要地上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
粟裕把他的这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和陈毅。9月25日，也就是粟裕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刘伯承和陈毅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引打援敌为最好”，支持粟裕的第一方案。
就这样，日后名震全国的“淮海战役”这四个大字放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毛泽东在西柏坡认真考虑了粟裕的方案。在毛泽东的心中，当然想到了华野拿下山东全省之后下一步如何打的问题，他当然也认为淮海战役是必然要打的，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毛泽东在9月25日这天立即回电粟裕和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按：这是指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10月10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从上述电报可以明显地看出，对于这一仗应当怎么打，当毛泽东刚刚接到粟裕的电报时，他的决定是先打黄百韬兵团。这是因为，在徐州地区的敌军之中，3个绥靖区的部队不是机动兵团，也不是蒋军主力，可以先放在一边，以后顺便来解决。在4个机动兵团中，黄百韬兵团距徐州最远，其东边就是大海，对我军的攻击行动很有利。另外，黄百韬兵团在蒋军中不算嫡系，如果被我围攻，其他几个兵团不大可能进行拼死相救。根据这种考虑，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先打黄百韬的决定，所以他在上述电报中明确告诉粟裕“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几个估计都完全正确，就在3天之后，黄百韬兵团的确就到了新安镇地区，邱清泉兵团也的确就到了商丘地区。这就是说，无论是粟裕，还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在心中所考虑的“淮海战役”，并不是后来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小淮海战役”，其目标是夺取两淮（淮安、淮阴）和海州（这也就是当时称之为“淮海战役”的原因），占领徐州的东边和南边的部分地区，打通山东和苏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一线作战创造有利条件。所以，9月28日，毛泽东在给粟裕的电报中指出：
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
从这封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这里所考虑的淮海战役，其规模是“比睢杞战役也可能要大”，“最主要的作战”只是“歼灭黄兵团”，这不是后来决战淮海的那一场淮海战役。不过，首先要消灭黄百韬兵团，这一点却一直是没有过任何变化的。
这个时候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准备对付我华东野战军的进攻，已经组成了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纵深防御体系，其部队的编制与年初已经有所不同。徐州“剿总”所指挥的有4个机动兵团、3个绥靖区的部队，这些部队在1948年9月的分布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有4个军，分布在徐州以东陇海线上的新安镇地区。李弥第十三兵团有两个军，在徐州以东陇海线的曹八集地区，距徐州较第七兵团更近。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有三个半军（第十二军只有两个师），在徐州以西陇海线上的黄口、砀山地区。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有3个军，距徐州稍远一点，在徐州西南的蒙城地区。作为徐州“剿总”直属的还有第七十二、第一零七、第一一五3个军。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有第四十四军，驻在东海边上的海州。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有第五十九和七十七两个军，驻在徐州东北的韩庄、台儿庄地区。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有第五十五、第六十八两个军，驻在徐州西边陇海线上的商丘地区。除了上述部队之外，原来属于武汉“剿总”的黄维第十二兵团的4个军已经向平汉线移动，用于牵制我中原野战军，支援徐州。以上共有24个军约70万人，加上部分其他军事力量，总兵力超过80万人。在济南失守之后，蒋介石知道徐州即将成为我华东野战军的主攻目标，他必须“坚固两淮、徐蚌”，遂命令刘峙将太靠北的菏泽、定陶一带的军队全部南撤，用于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攻势防御”。
这时，我军能用于徐州战场的部队是华野的16个纵队、中野的7个纵队，有兵力51万人。华东军区和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有21万人，共约72万人。虽然华野的兵力要少于刘峙集团，但是如果把华野和中野这两支大军联合起来使用，就将是另一个局面。正如当时担任中野参谋长的李达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毛泽东已开始制定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蓝图。这场大战，双方将投入150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原逐鹿。下面是毛泽东将“小淮海战役”逐步发展为淮海决战的“大淮海战役”的简明时间表：
10月11日，毛泽东给华东局和华野、中原局和中野的电报（也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指出：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把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要以绝对多数去有把握地将敌人各部分别予以全歼，不打破袭战，不打击溃战，更不把争城夺地放在心上。在这里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强调打援的重要性。除了上述指示以外，在关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作战的指示中，也再次强调要以“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是这样讲的：
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以后战事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料，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战斗并不是围歼，而是截击与阻援。
毛泽东还考虑到一个重要问题。在上述的电报中，他考虑到徐州以西的“孙元良三个师（按：在当时的一些电稿和包括《毛泽东选集》在内的若干文献中所提到的‘师’，是一种习惯的称谓，是指国民党军队原来在整编时把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旅之后的‘师’，也就是一般称的整编师。其实在淮海战役开始之前，国民党军队已将整编师恢复为军的番号，称之为军，同时也把旅恢复称师。所以我们在叙述中对这时的国民党军队都称为军和师，而不称为师和旅。这一称谓的变化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否则就会在若干地方产生误会。例如这时孙元良兵团东进的不是三个师，而是所属的全部三个军。郑州的防务交给了国民党十二绥靖区的四十军负责）现将东进”，故而命令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很明显，这已把中原野战军列入了淮海战役的作战序列，是要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原来给粟裕布置的开打时间很清楚，是“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可是，毛泽东现在不再按这个时间去要求了，他这时完全没有命令粟裕展开进攻。他的计划变了，他给前线指挥员重新安排了时间表：“你们以11、12两个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毛泽东将整个战役的开始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月，因为他要两个野战军联合起来打更大的淮海战役。于是，在这种新的部署之下，中野分兵两部，刘伯承坐镇豫西，指挥中野二纵、六纵在江汉、桐柏地区分散歼敌，有意向敌人表明刘伯承还在豫西，将原来属于武汉“剿总”
白崇禧指挥的黄维、张淦兵团尽可能吸引住，不让其将兵力东向，以减轻东线我军的压力。而陈毅和邓小平则率中野的一纵、三纵、四纵、九纵4个纵队东进郑州，在黄河北岸的华北野战军的十四纵的配合下（由于有华北野战军的配合，所以极为重要的郑州黄河大铁桥得以完整无损地保护下来），10月22日攻克了郑州。两大野战军（严格说来，还有华北野战军的部队）开始并肩作战。
10月22日，毛泽东见到刘伯承在豫西吸引黄维、张淦等部的目的已经达到，短期内不会对我徐州地区的战事带来麻烦，因此中野可以在攻下郑州之后继续向东线展开行动。于是，他又给中野下达了新的任务：
“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按：指向东增援徐州方面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很明显，这已经将原来的“小淮海战役”范围大大扩大，将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全歼刘峙全军，淮海决战的蓝图已经画出了大的范围。
而这种打法，又出现了在辽沈决战中关门打狗的味道。
10月24日，陈毅9９ｌｉｂ.和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方案，率领中野4个纵队攻下开封后向东攻击前进，陆续进至商丘、永城、亳州、涡阳。我军对徐州刘峙集团的包围攻势已经大致形成。
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已做好了大战的准备。粟裕心中已经完全清楚新的淮海战役的规模与目标，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所以粟裕在这天向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中原局同时发出电报，称“此次战役规模甚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也作出决定，这次战役由陈毅和邓小平统一指挥。陈毅和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复电中说：“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向多直接指挥。”这样，两大野战军合作的新格局形成，这是我军敢于在总兵力小于敌方的情况下同蒋介石军队的最大战略集团进行决战的重要保证。
11月2日，东北战场上捷报传来，辽沈决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共两方兵力的对比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化。..毛泽东的信心更足了，原来计划让粟裕打了黄百韬之后去打两淮的方案被毛泽东自己所推翻。
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华野（同时也电告中野）领导人的电报中估计，消灭黄百韬兵团只需10天左右时间，而“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
不过，这时毛泽东还认为蒋介石是有可能撤，也有可能不撤。如果不撤，我军就抓紧机会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和孙元良兵团。
11月8日，粟裕在已经指挥大军向黄百韬兵团展开包围，在即将渡过运河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之时，就他对全局的考虑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很长的电报，他在分析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集中主力于江北作战与江南作战的两种可能，也就是毛泽东所考虑的可能不撤与可能撤的两种可能和两种可能的后果对我军的利与弊之后，向中央提出了他的具体建议：
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何种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实现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9９liｂ.我们在此次战役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原注：新海（按：新指新埔，即今连云港；海指海州）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按：指从徐州经宿县到固镇的津浦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原注：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切断浦蚌铁路，挫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
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
很明显，粟裕此时的考虑又进了一步，不是按蒋介石可不可能来决定我们的计划，而是从有利与不利出发，要迫使蒋介石跟着我们的安排走，就是要在江北吃掉蒋介石的80多万军队。
毛泽东此时的打算与粟裕完全一致。第二天，也就是11月9日，他在给粟裕并同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中原局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供给。”这样，要全歼敌人几个主力兵团的计划就已经完全形成。这时，粟裕进攻黄百韬兵团的大战已经打响。也就是说，淮海战役事实上已经打响。
也是在11月9日，我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之后，发现刘峙有可能往南撤退的迹象。毛泽东得到这一情报之后，他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不能放走刘峙集团，要将其就地全歼。他立即给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去电：
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切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如敌向南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
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粟裕、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心中，原来的“小淮海战役”，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大淮海战役”。由原来打算的打两淮，消灭黄百韬兵团的十几个师，发展为要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滨，西至豫东，北至陇海沿线，南至淮河的大战场上消灭敌人的几个兵团，几十万人的大型歼灭战。这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成熟的过程，是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共同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面前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过程。是我按照我军一贯主张的“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方针，及时调整部署，做出的最佳决策。正因为这种决策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所以就能在今后的具体实施中胸有成竹地从容对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保证将原来所预定的决战方案变为胜利的现实。
当时担任华野副参谋长的张震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击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
很明显，淮海决战的蓝图描绘过程本身，就已经预示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战必然胜利。
五、杜聿明重回徐州
徐州地区的大战一触即发，蒋介石并没有睡觉。
当济南战役结束之后，对于我华东野战军下一步的动向，国民党军队内部当然是极为注意的，也曾进行过认真讨论。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华东野战军会北上华北，会同我华北野战军攻打平津，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一种意见认为华东野战军会南下徐州，解决徐州的刘峙集团。
蒋介石这时还有点清醒，他在认真分析权衡之后，不仅同意了后一种意见，还看到了我中原野战军有挥师东向参加徐州会战的可能性。1948年9月25日，他在南京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徐州的防守方案，而且是以我两大野战军有可能在徐州地区联合作战为前提。所以，研究的结果是要尽可能地进行攻击性防御，要尽可能地防止我两大野战军会合。蒋介石决定由杜聿明在徐州方面向鲁西南和苏北进行有限制目标的攻击，确保对平汉、陇海、津浦三大铁路线的控制；由白崇禧在豫西攻击，将刘伯承牵制在豫西地区。可是，杜聿明虽然制订了进攻鲁西南的计划，却因为要去东北战场“救火”，计划遂胎死腹中。
杜聿明一走，刘峙虽然急得六神无主，也不敢展开攻击行动，他对向他请示行动计划的副参谋长文强说：“光亭（按：杜聿明字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让前线的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把注意力放到更为危险的东北去了，无暇顾及徐州，所以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竟然有整整21天无所作为，基本上没有任何行动。一直到10月24日，蒋介石才在何应钦等人的催促下，在北平下达了要刘峙对我华东野战军“取攻势防御，逐次消耗共军并巩固徐州附近地区而确保之”命令。同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紧急局面，蒋介石还有意让白崇禧出来对整个中原战场进行统一指挥。
由于这时蒋介石的精力全被东北局势所困扰，眼见中原战场战局日益严重，郑州、开封都已丢失，所以何应钦和顾祝同于10月28和29日在南京连续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徐州问题。
由于何应钦一直高唱“守江必守淮”，所以与会者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贯彻蒋介石的决策，坚守徐州。守徐州的方式是只以一两个军留在徐州守城，徐州之外的所有城市完全放弃，将徐州“剿总”所属的大量部队都集中在津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无论华东野战军从哪个方向南下，都寻找其主力与之决战。为了配合徐州方面的决战，华中“剿总”让黄维兵团向周家口进攻，牵制我中原野战军。另一种意见不同，认为徐州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当时四面八方都是共军，对外只剩下通向南京的津浦路这一条补给线，补充给养很困难（据徐州的第一补给区司令刘永昆说，城中粮食储备只够全城人吃21天），所以主张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以淮河的自然屏障来与华东野战军对抗。参加会议者多数人同意前一种方案，其主要原因是考虑到退守淮河之后就不便于向平汉路和苏北方面机动。何应钦和顾祝同遂按会议上的第一种意见电告刘峙，让其坚守徐州。为了集中兵力，还说在必要时可以让已从菏泽、开封撤退到商丘的第四绥靖区的刘汝明放弃商丘。
就在南京方面好不容易统一了意见之后，国民党内部在徐州战事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来已经同意统一指挥中原战事的白崇禧突然变卦。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看到了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有联合作战的可能，他就得准备将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合并，方能统一指挥整个中原藏书网的国民党军队，对付我方的两个野战军。这样，他就只能让白崇禧来指挥。一来是因为只有白崇禧才能真正调得动桂系的军队，二来是白崇禧不久前才从国防部长的职位上下来，绝不可能屈居刘峙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将两个“剿总”合并，取一个新名字叫国防部指挥所，既不设在徐州，也不设在武汉，而是设在蚌埠。10月27日，白崇禧表示同意，而且还在10月30日到南京出席了国防部的有关会议。
在会上，他已经开始对战局进行部署，还宣布要让属于桂系的第三兵团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一道向东开进，牵制刘伯承。可是第二天就变了卦，坚决不肯出任国防部指挥所主任，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的军队，第三兵团也不能出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陈、刘两军（按：这是指陈毅和刘伯承指挥的我华野与中野两支大军）未会合，华东由经扶（按：刘峙字经扶）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兵力调动，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按一般人看来，白崇禧主动放弃对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共达六七十万人的指挥权，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夺兵权习以为常的情况下是很难理解的。可事后才知道，白崇禧事先表示同意，突然又临时变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与其他桂系头目研究过的，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种更高级的表现。
桂系所以要如此动作，是因为：第一，桂系认为蒋介石如此慷慨地让白崇禧来指挥中原地区的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属下的130万军队的决定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肯定是一个圈套。中原战役，很明显是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一场决战，受到国民党中所有人的重视，如果打胜了，功劳归于总统蒋介石指挥有方，如果打败了，罪过归于总司令白崇禧指挥?无方。更何况按蒋介石多年来越级指挥的老做派，白崇禧能不能指挥得动那样多的天子门生，没有把握。第二，美国政府已经有了抛弃蒋介石而转为支持桂系领袖李宗仁的打算。白崇禧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拆蒋介石的台，为进而逼蒋下台做准备。白崇禧来这一手，不仅再一次延误了国民党内部准备徐州战局的进程，也大大影响了刘峙的情绪。刘峙的徐州“剿总”虽然由于白崇禧的不到蚌埠而得以保持不变，但刘峙无论是对白崇禧还是对蒋介石的做法都大为不满，发牢骚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按：白崇禧字健生，改嫁一说指白崇禧过去反蒋而后来与蒋合作并同意到蒋氏政权任职），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第三，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已经察觉，蒋介石又改变了对徐州会战的主意，不再要“确保徐州”了。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南京国防部会议上主张退守淮河以南的这一派意见有道理，徐州易攻难守，怕守不住；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派到徐州的战地视察官、蒋介石很信任的李以劻透露出来的，就是蒋介石内心深处的迷信观念在起作用。蒋介石认为，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与刘邦决战，结果兵败彭城，落花流水，得个四面楚歌、别姬自刎的下场。项羽自刎的垓下，就是在徐州附近的沱河集。徐州这个地方不是进行决战的吉利之地，他想避忌。蒋介石的这种想法未在公开场合讲过，但不时会说出一句“徐州不是决战之地”，其中的深意就是指此。
这样一来，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准备的《徐州防守计划》全部泡汤，国民党军队对徐州地区的作战计划只得重来。
根据杜聿明后来的回忆，蒋介石是在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之时，慌忙之间命令国防部按他的以“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为指导思想而拟定《徐蚌会战计划》的。11月3日，杜聿明还在葫芦岛负责东北的残兵败将的撤退与收容，蒋介石曾命令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副厅长许朗轩持上述计划乘专机去征求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记得很清楚，蒋介石的主张就是“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杜聿明当时给蒋介石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决战的计划。他提醒说：“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由于蒋介石在退与不退这两种选择之中有所摇摆，严格说来是处于两难之境，蒋介石与其主要助手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之间一直未能就徐州战场的作战方针取得一致意见（何应钦是主张不退坚守的，顾祝同是主张退过淮河的），所以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案，是守是退，从统帅部到各级将领都众说纷纭。“福将”刘峙更是没有主见，认为两种方案都可又都不可，不敢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辽沈战场上的覆辙：在争论中浪费了十分宝贵的备战时间。
这时，对徐州战场来说，还有一个既重要又具体的大问题，就是由谁迅速来徐州帮刘峙指挥部队，由谁来当这个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
当杜聿明在10月15日被蒋介石突然从徐州战场上抽到东北去之后，刘峙立即就向何应钦发难，要他派一个得力又合适的人选来。蒋介石和何应钦按原来的准备，于10月24日给宋希濂发出“限一小时到达”的急电，要宋赶赴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接着刘峙也马上来电，表示欢迎。宋希濂对这一任命十分为难。刘峙下面的四个兵团司令他都非常熟悉，李弥曾是他的旧部，黄百韬性格较好，他估计还能够指挥；孙元良虚伪狡猾，邱清泉骄横跋扈，不说指挥，连共事都很难。徐州一战关系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干系太大，打败了责任太重。在反复考虑之后，他决定违命，不去徐州，于是26日以对徐州情况不明而在鄂西正在积极实现其军事部署为借口，回绝了任命。谁知第二天蒋介石又来了一封急电：“吾弟到鄂西后种种规划，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任，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宋希濂不敢再推，只好立即交代工作，安排必须带走的各种人员和物资，在10月31日到达沙市，准备乘船东下。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又得到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又变了，说是“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留原职，希按原拟计划实施为盼”。这真是把宋希濂弄得哭笑不得。蒋介石这种对几十万军队的统帅任命已经到了朝令夕改的地步，表明了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六神不定和矛盾重重，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大战结局作了预示。
蒋介石为什么已经决定了任命宋希濂而突然又改为杜聿明呢？在具体的资料中未见到相关记载，但是很可能和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东北战场已成定局，杜聿明无力回天，在东北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他过去已经在徐州搞了几个月，情况熟悉，当然以回徐州指挥为好；二是蒋介石对武汉的白崇禧不放心，宋希濂作为白崇禧的副总司令，继续放在武汉“剿总”，可以起到几重作用，当然还是留在那边为好。
11月3日，蒋介石派许朗轩到葫芦岛征求杜聿明对徐州战役的意见时，就给杜聿明带了一封亲笔信去，信中说“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方案，希即到蚌埠指挥”。杜聿明对于蒋介石的命令是无法推辞的，一则东北已经完全失败，他只能离开；二则他是突然被蒋介石从徐州拉到东北的，离开快20天了，国防部还没有宣布撤销他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职务；三则他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学生之一，他只能服从。不过，这时的杜聿明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明白这时的徐州会战准备较之葫芦岛的撤退要重要得多，但是，按蒋介石的方案执行的话，徐州的部队应当立即撤退，他如果现在立即前往徐州指挥，就只能是指挥撤退，一上bbr>藏书网任就去当撤退司令，今后很有可能代蒋介石背上“放弃徐州”的罪名，受到国民党舆论的指责。所以，他一方面表示愿意服从命令，一方面又说葫芦岛事务离不开，要待葫芦岛撤退完毕才能去徐州。实际上他是想待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淮河一线之后，他直接去蚌埠，在蚌埠接手指挥。这样，今后的战局无论是胜是败，他都不会负放弃徐州之责。
不管怎么样，淮海决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统帅杜聿明还是决定要上场了。不过，他是一个迟到的统帅，他本来应当在这一幕有声有色的大戏开幕以前就走上舞台，扮演他应当扮演的角色，可是他有意迟到。11月8日，杜聿明将葫芦岛的国民党东北战场的残兵败将撤退完毕，回到北平。9日中午，傅作义请他吃饭，杜聿明才在席间搞清楚徐州方面的具体情况：徐州的军队并未撤向蚌埠，大战已经在3天前打响，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围，何基沣、张克侠已经“叛变”。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根本就未执行，如此重大的决策竟成儿戏，徐州战场已经成了没有布局安排的一盘乱棋。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是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因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11月3日复信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当杜聿明到了南京时，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看到的是大街小巷处处在抢米抢面，从顾祝同口中和从刘峙的电话中听到的是徐州竟无任何全面的军事部署，“未战而先溃乱丧师”。于是在十分矛盾中采取了一个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措施，他向何应钦要一辆最好的新吉普车。
何应钦怕他不上前线，立即应允，把自己的包车给了他。杜聿明表面上是说为了方便在战场上指挥，其实他的打算是“想在逃跑时用，免得抛锚被俘”。
1948年11月11日凌晨，杜聿明乘飞机到了徐州。用他自己的原话，是“以赴刑场之心上战场”。
一、顾祝同的军事会议开得太迟了
在毛泽东最初设想的“小淮海战役”蓝图中，我华野向徐州刘峙集团打出的第一拳，就是直指敌军的第七兵团，即黄百韬兵团。当我军将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也的确是先打黄百韬，在徐州的左右两翼中先斩其一翼。
为什么要先斩黄百韬这一翼？这是因为：
第一，在当时的徐州战场上，敌人的数量和装备较之我军仍然占着优势（敌人战前为70万人，战中增至80万人；我军的华野投入36万人，加上后来参战的中野15万人及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如果先能斩其一翼，我军即能转为优势。
第二，黄百韬兵团驻地距徐州较远，东边又是大海，没有强敌掩护，在徐州地区的几个兵团中，相对来说比较孤立薄弱，对我军消灭其有生力量十分有利。
第三，从战略全局上来看，我军只要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就可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东部，我中野东进的部队就可以乘势进逼津浦线，如果吃掉黄百韬兵团，就可以进一步从东西两方切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将徐州的几十万敌人与南京大本营分割开来，使徐州之敌成为瓮中之鳖。特别是在我军打响之前，国民党的统帅部对于徐州之战是坚守还是后撤这一重大决策还在争论不断、举棋不定之时，集中力量进行分割是最有利的。如果敌人真的向南撤退到淮河以南，与南京方面的汤恩伯集团合在一起，就大大不利于我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四，我军在陇海路以东地区展开作战，可以直接得到我鲁南和苏北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毛泽东的有关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是10月11日制定的。对于这一方针，我军的两大野战军一直在认真贯彻实施，同时，在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一直在实践中对这一方针进行补充和修订。而国民党方面，唯一拿出来的，即蒋介石授意制订并批准的《徐蚌会战计划》却成为一纸空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统帅部内部的各种分歧无法统一，也由于蒋介石本人优柔寡断，不断改变主意。
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是10月30日完成的，如果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还是可以算得上一个在当时较为可行的计划，可是他并未下命令执行。当他决定让杜聿明来贯彻他的计划时，却又拖延了3天才在11月3日将计划交给杜聿明征求意见。当杜聿明表示赞同之后，他又没让杜聿明立即到徐州执行，而杜聿明一直拖到11月11日，即大战已经开打之后5天才到达徐州的指挥部。更重要的是，当他向杜聿明征求了意见，并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了一致意见之时，他本人却又改变了主意。他当时有一种不便对部下明言的心态，就是怕从徐州后撤会影响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威信，会引起全国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人心动摇。所以当他看到我华东野战军并未急速南下，看到我中原野战军并未急速东进时，侥幸心理又出来了。之后，蒋介石突然又改变计划，决定要坚守徐州，并决定在11月4日亲自到徐州去做具体布置。这一决定已经通知了徐藏书网州，刘峙已经准备好了阅兵式。可是在临行前，蒋介石又不去了。
原因是他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而在8月19日开始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全国发行金圆券，收兑所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命令蒋经国到上海督阵。蒋介石不仅搞得天怒人怨，而且和自己的连襟孔祥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孔祥熙之子宣称要公布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美国的财产数字。11月2日，上海全市出现抢购风潮。同一天，行政院长翁文灏公开承认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全部失败，翁文灏和财政部长王云五都打算辞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在无法抽身，只得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代表他到徐州传达他的最新命令，要刘峙坚守徐州。
据蒋介石派到徐州的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说，蒋介石之所以改变计划，延误战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解放军的两大野战军还未能迅速展开行动。事后才得知，这个判断是完全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出现这种误判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失灵。当时主管军事情报的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说过，为了搞到当时解放区内的部队调动情况，国民党方面预备了104部电台，派特务打进解放区。可是由于解放区内部组织严密，群众的警惕性很高，到处都有民兵和地方武装，所以这些电台到了解放区边缘却进不去，后来统计只有4部电台在教会的掩护下进了山东解放区，还是从北边进去的。这样，国民党统帅部所依据的情报只能靠国民党前线军队向上的报告，而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不高。按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刘斐在国防部军官训练团作报告时的原话，是“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着敌人走”。刘斐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于蒋介石这种临战的处置方式，杜聿明是这样评价的：
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按：国民党方面一直将淮海战役称为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有在人事上疑神疑鬼，钩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
11月5日上午，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徐州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对于这一大战到底如何打，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顾祝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4个兵团司令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和可以离开部队的军长全部到会。到会者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共军的主力和主攻方向何在。会议根据蒋介石关于坚守徐州地区的指示，认为目前几个兵团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布局要应付共军的进攻十分不利，决定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与蚌埠之间的津浦路两侧地区，做攻势防御，必要时，“剿总”可以移至蚌埠，但徐州仍应有一两个军进行坚守。这种部署实际上完全回到了10月29日南京国防部会议上的老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顾祝同作出了正式决定：徐州的守备应切实加强，认真固守；黄百韬兵团向西移动，向徐州靠近，与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和第一绥靖区周岩部密切联系，确保运河两岸；邱清泉兵团集结于永城、砀山地区机动，确保徐州西部；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确保运河与津浦线沿线地区以及与蚌埠的联系；孙元良兵团集结于蒙城地区，确保徐州西南、津浦路以西地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保卫蚌埠并保证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驻海州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因距徐州较远，极容易被消灭，原打算从海上撤走，但因无船，于是决定干脆向徐州方向开进，其所属第四十四军交给黄百韬指挥。原来属于黄百韬兵团的第一零零军本来是向东去加强海州方面的防务，现在也回归原兵团建制，一道向西撤。
这样的一个部署，很明显是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集团防御方案。顾祝同的打算是将几个兵团都放在徐州和蚌埠之间，可以利用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快速地调动部队，相互支援，便于寻找机会集中兵力与我决战，避免分散被歼的下场。对于这次在顾祝同主持下做出的重要部署，却被杜聿明评为一钱不值。杜聿明认为：
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9９lib?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于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上还找不到这样一个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
但是，就是这个被杜聿明所否定的还算是有了一定计划的部署也并未完成，就被我军的进攻所打乱。这是因为，这一次真正具有实质性的军事会议是11月5日才召开的，顾祝同当晚回到南京，在向蒋介石报告之后，11月6日才发出正式命令。这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华野对黄百韬兵团的进攻正是在11月6日开始的。
二、华野打出了第一拳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野在粟裕和谭震林的领导下，于10月4日开始，在曲阜的孔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对不久即将开打的大仗进行了充分讨论、做了准备。11月初，我军的侦察人员发现驻连云港地区的敌第九绥靖区的部队有从海上撤退的迹象，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准备发起攻击，并于11月6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华野的司令部也来到了距黄百韬兵团不远的郯城西北的马头镇。为了大部队行动的保密，粟裕命令各部，“为免过早暴露，各纵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所以，部队展开行动以后的3天之内，华野总部与各纵队之间的电波基本消失，让国民党军队一直未能搞清楚我军各部队的具体行动方向。
11月6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唐亮等华野总部领导在马头镇召开了有各纵队首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在会上，粟裕告诉各纵队领导，我军南下的动作敌人已经知道了，敌人必然会收缩兵力于徐州附近，这对我军展开作战十分不利。所以我军必须快速南下，拖住、切断并包围黄百韬兵团。张震副参谋长又对各纵队的具体进军方向与任务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会后，在西起单县、东到赣榆的350来公里的推进面上，分兵四路，浩浩荡荡，向徐州地区的蒋军杀去。酝酿已久的淮海大战正式打响。
第一路的左翼纵队是华野苏北兵团的3个纵队，即二纵、十二纵、十一纵（中野的十一纵，这时随华野行动），由韦国清司令员率领，由赣榆地区出发，目标是连云港、海州与新安镇之间的阿湖镇，其任务是切断黄百韬兵团向东边撤退后从海上逃走的退路。同时占领连云港和海州。
第二路的中路大军是由粟裕亲自率领的华野总部和7个纵队的强大兵力，即一纵、六纵、九纵、鲁中南纵、四纵、八纵、十三纵，由临沂地区出发，直指黄百韬兵团总部驻地新安镇，将对黄百韬兵团进行包围，并切断其与李弥兵团之间的联系。
第三路的右翼纵队是山东兵团的3个纵队，即七纵、十纵、十一纵，由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率领，由滕县地区出发，目标是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集以西陇海线上的曹八集和大许家车站，任务是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边逃入徐州的去路，并阻击从徐州向东援助黄百韬的敌军。
第四路的侧翼纵队是由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兵团的独立旅组成的，目标是徐州西北部地区，任务是配合中野在徐州西部的行动，阻止驻在商丘地区的邱清泉兵团向东援救黄百韬兵团，保证我军对黄百韬兵团实现全歼。
毛泽东在战役打响之后十分兴奋，第二天他在给华东野战军粟裕等人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
完全同意鱼戍（按：这里的“鱼戍”是当时中文电码中使用的“韵目代日”的表示方式，以地支代表月份，以韵目代表日期，“鱼戍”就是代表11月6日）电所述攻击计划，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殊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淮海战役开始之前，黄百韬的七兵团驻扎于徐州以东的新安镇和阿湖镇一带的陇海路沿线。根据11月5日徐州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他东边大海边上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要全部向西撤，原来属于第九绥靖区的四十四军还要交由黄百韬指挥。按照军事会议的决定和顾祝同的命令，虽然黄百韬的七兵团也要向西撤，要渡过运河向徐州靠近，由于李延年部还在他的东边，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的打击之下，所以，按照顾祝同的命令，黄百韬必须得让李延年部先动，必须要掩护李延年，要待李延年部西撤完毕之后，七兵团的大部队才能行动。由于四十四军已归于黄百韬指挥，又由于原来开往海州的一零零军归还七兵团建制，黄百韬兵团一下子就成了5个军，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迅速转移这些部队就相当困难。而这时黄百韬已经察觉到北边的我华东野战军正在向南边压过来，他必须按徐州军事会议的部署尽快向西移动，渡过运河。所以这时黄百韬对顾祝同的部署极为不满，大发牢骚，并对李延年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
黄百韬所以有如此牢骚不足为怪，因为突然要让5个军迅速转移的确困难。还有一点是，黄百韬早就看到了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不妥，他曾向刘峙提过两条建议：
（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和苏北的3个纵队夹击职部（按：“职部”是旧时的谦称，就是我部）。而刘伯承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按：“钧部”是旧时的尊称，就是你部、贵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
（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结合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
应当说，黄百韬的上述分析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他的意见犹如石沉大海，刘峙没有任何回音，更不说有任何行动。直到现在才叫转移集中，已经为时太晚了。
按照黄百韬原来的命令，七兵团应当在11月6日出动。由于要等李延年，又只好向后推迟一天，在7日出动。6日晚上，黄百韬在新安镇的兵团司令部中对他在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以劻说了不少心里话。由于我华野派出的四个化装进入新安镇的侦察员被敌人发现，所以黄百韬已经知道华野30万大军南下的消息，他的七兵团是首当其冲，而此时顾祝同和刘峙给他的命令却是向西移动，因此，“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时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他要李以劻第二天一早尽快离开新安镇，去向刘峙说明情况，“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他还要李以劻向蒋介石转告：“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他最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应当说，黄百韬这时还是相当清醒的，他已经明白自己的下场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得承认，黄百韬的牢骚满腹和忧心如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可以说一件看来不大，但对于黄百韬不久的全军覆没却有着不小关系的事：按照顾祝同在徐州主持的军事会议决定，第九绥靖区立即撤销，所属的四十四军西撤，交给黄百韬指挥。这本来是重要的军事机密，可是，由于刘峙的贪得无厌，在这最紧张的时刻，竟然首先想到的是他在海州开设的几家盐店。他怕这几家盐店撤晚了要受损失，就让司令部的机要科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在海州为他管理盐店的经纪人唐某。唐某一方面收拾东西准备逃跑，一方面又告诉了他商场中的朋友。朋友再传朋友，熟人再传熟人，于是海州和连云港立即大乱，纷纷出逃。而这时，身为第九绥靖区司令长官的李延年还未看到命令他撤退的电报。当第九绥靖区和第四十四军开始撤退时，无数的商人、财主、公务人员、乡绅等拖家带口的队伍乘着牛车马车，带着箱包担笼，早已挤满道路，大大延缓了四十四军西撤的速度，特别是在过桥时，更加拥挤不堪。这一情况，不仅使黄百韬为了等待第九绥靖区人员和四十四军而推迟了西撤的出发时间，更影响了整个黄百韬兵团西撤的速度。而这时，时间对黄百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黄百韬所以会被我军迅速包围以至全歼，他西撤过晚过缓，应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而他所以会如此缓慢，就是由于刘峙这个总司令为了几家盐店的利益竟然有意泄露军事机密所造成的。
11月6日夜，我华东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黄百韬兵团的部队接火。7日晚，直插曹八集地区的山东兵团首先插入到.徐州东北的运河一线。九纵首歼韩庄的守敌，七纵攻占了由韩庄到台儿庄之间运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万年闸。大部队遂通过万年闸向南猛扑过去。与此同时，苏北兵团从黄百韬兵团以东迂回向南，到了徐州东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徐州以北贾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三绥靖区的一个军部、三个半师举行起义，向我军敞开了南下的大门，让我东野大军得以更加顺利地向南开进。
最早攻入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司令部的，是九纵副参谋长叶超率领的侦察营。当他们在11月8日进入新安镇之后，才知道黄百韬兵团已经完全西撤，而且并未走远。镇中的老百姓说：“老广（黄百韬兵团殿后的部队六十三军是广东部队，大多是?
石这时对徐州战场所下的一道最重要的命令。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以后也在按这道命令去做，但想做并不等于就能做到。黄维的确接到了上述命令，可是他率领的十二兵团从蒙城出发后就受到我中原野战军的阻击，到了双堆集即被包围。至于杜副总司令，即杜聿明，是在黄百韬接到这份电令之后两天，亦即11月11日，才到徐州上任。而在这一天，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完全包围。
黄百韬这时才完全明白他的处境，只好在碾庄召集各军的军长会议，布置各军立即在各村庄原有工事的基础上继续构筑工事，架设电线，准备作战。他的部署是：兵团司令部设于碾庄不动；二十五军在北边的秦家楼、太平庄、尤家湖一线布防，向北防御；六十四军在东边的鲁家楼、前阎桥、火烧房子一线布防，向东防御；四十四军在陇海线上布防，向南防御；一零零军在西边的贺台子、彭庄一线布防，向西防御。黄百韬这时最害怕的是北边“跑步南下”的大量华东野战军，所以急切地要求徐州派空军轰炸运河上由华野架设的便桥（在碾庄北面的运河段大致呈东西流向，与陇海路平行），因为他从空军的通报中得知：
“已架设十几座便桥”。徐州的确派出飞机多次轰炸，可是我华野部队在当地老乡的支援下随炸随修，在整个战役中运河上的交通始终畅通无阻。黄百韬又要求空军轰炸东边运河上的铁桥，空军也去炸过，扔下了不少炸弹，但一颗都没有命中。
碾庄以西是曹八集，曹八集以西是大许家，大许家距碾庄只有15公里左右。陇海路在大许家有一个车站，就在大许家稍北有一座小土山，相传是当年关羽投降曹操之处。山上有一个火神庙，华东野战军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个小庙里。将指挥部设在前沿，耳中要听到枪声，这是粟裕指挥作战的作风。作为统兵数十万的一方统帅，甚至曾经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敌人的机枪射程之内，以至毛泽东不得不在数千里之外给他发出电令：“华野指挥位置太靠前，应立即后撤！”
从11月11日开始，华野的四纵、六纵、八纵、九纵、十三纵这5个纵队在特种兵纵队的配合下，向碾庄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八纵在东边，九纵在南边，六纵在西南边，十三纵在西边，四纵在北边。开始进攻时，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军中战斗力较弱的南边的四十四军和西边的一零零军。13日，陇海线上的四十四军全军溃败，铁路以南的村庄和铁路线上的碾庄车站均被我军占领，四十四军退至铁路以北，以后再退至大芽庄。18日晚，四十四军的一五零师师长赵壁光率残部2000多人向我军投降。17日，防守碾庄西北方向的第一零零军被我击溃，由原来据守的彭庄、贺台子一线退至大芽庄，军长周志道负伤。
我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把敌人的防线愈压愈小，可是在这不大的区域内所消灭的敌人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身陷重围的敌人困兽犹斗，抵抗极为顽强。黄百韬兵团的约10万大军被围困在一块不大的战场上，所以火力相当集中，100米左右的阵地就有20多挺机枪；由于敌人基本上都有可以利用的工事，防守起来比较方便，而我军的进攻地带基本上都是平旷的开阔地，在进攻时十分吃亏。八纵在东边向六十四军展开进攻时，用了六十五团和六十六团两个团攻打一个不大的村庄鲁家楼，而敌人只有一个四七五团，激战一昼夜，竟然只攻占了半个村庄。
到第三天鲁家楼才被全部拿下，但六十六团政委李树桐却牺牲在第一线，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两个人。所以，我军的进攻进展很慢，弹药消耗很大，兵员伤亡很大。我军对敌人的进攻打得相当坚决，相当勇猛，在发起进攻3天之后，单是陶勇率领的四纵，就已经伤亡了4200多人。
当粟裕向陶勇了解伤亡情况时，陶勇开始还不愿说实话。可是陶勇不知道，粟裕不仅到了四纵的阵地，也去了九纵的阵地，不仅认真研究了我方的进攻，还几次在第一线研究了敌人的防守工事和防御打法。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到战地医院去掌握了我军伤亡情况的第一手材料。粟裕已经在考虑新的战术方案了。
当陶勇向粟裕如实报告了战场上的具体情况之后，粟裕根据他这3天之中的仔细思考，在11月14日召开了围攻黄百韬兵团各个纵队负责人会议，决定改变打法。这是因为，在部队出发前，强调的是一个快字，要求各纵队要尽可能快地抓住敌人，要求部队抓住敌人之后就坚决进攻，以免把敌人放走。当时要求过大家在抓住敌人之后要大胆穿插，分割包围，可是由于在猛追敌人过程中，不少部队都打乱了建制，过了运河之后还未能来得及调整就进入了战斗，各级指挥员还在按原来的“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要求在打。其实，目前所遇到的情况与出发前预想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现在敌人是紧缩于一团，利用李弥兵团留下的工事在层层设防，拼死固守。我军如果再用猛打猛冲的办法，只能带来更多的牺牲。多年来打惯了运动战，而现在却是打典型的阵地战，部分指战员还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尽快改变自己的战术。所以，粟裕要求各纵队立即改变打法，不能打得太猛，不能要求速决，眼下摆的是硬骨头，要磨出尖牙利齿，一口一口地啃。同时，对包围圈中的敌人也不能四面八方都打，粟裕的策略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
粟裕在会上一点拨，各纵队负责人回去再一传达，广大指战员全都开了窍。第二天，即11月15日，战场上进攻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挖掘坑道的声音，运送木料的声音，打桩垒土的声音。粟裕要指挥他的大军打一场阵地战，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一口一口地将黄百韬兵团吃掉。
粟裕在14日的会议上还作了一个决定，围攻黄百韬兵团的指挥任务交给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具体负责。这是因为，在这时的徐州战场上，更为重要的任务已经不是围攻黄百韬，黄百韬已经被团团包围，只要没有强大的援军，黄百韬是死定了。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阻击和消灭杜聿明对黄百韬兵团的援军。
黄百韬的司令部设在碾庄一家烤酒的糟9９lｉｂ.基沣安排到军训团中工作。为了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才，何基沣不再担任副军长，而以全力负责军训团的培训。他把军训团带进了桐柏山，一边训练，一边与新四军共同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训练结束之后，他选拔了最优秀的70人组成“七七工作团”，配备最好的武器，由共产党员朱大鹏率领，进入深山，接受新四军的领导，不久编入新四军信阳纵队。
1939年1月，经我豫鄂边区特委负责人李先念决定，吸收这时担任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的何基沣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在朱大鹏的主持下举行了宣誓仪式。所谓特别党员，就是当年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之下，不编入基层支部、不过组织生活，和党组织进行单线联系的党员。
从此，何基沣秘密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还多次为新四军提供枪支弹药和军费。用他的夫人宋晓菡的话说，是“白天当国民党，晚上做共产党”。
1940年，由于何基沣派去给新四军送款的人被国民党部队所在地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宪兵抓了，李宗仁要来查实情况。由于冯治安给何基沣提前透了信，他立即将部队中可能暴露的共产党员全部转移到新四军中。不久，何基沣接到五战区长官部要他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命令。他只身闯虎穴，离开了他已训练培养了几年的一七九师，到了重庆。明为受训，实为受审。
这时，蒋介石已把审查何基沣一案交给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处理。陈诚当年在保定军校读书时和何基沣是同学，一次陈诚因有一门课不及格而无法毕业又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帮忙时，是何基沣帮他复习，帮他押考试题，帮他补考过关，在陈诚最困难时拉了他一把，才得以毕业。可是这时的陈诚只知完成蒋介石交给的审出几个通共分子的任务，对何基沣进行了好几次变相的审讯，纠集了最能干的反共专家如张厉生、贺衷寒、段锡朋等与何基沣“讨论国共关系”，想从他的口中套出可以定罪的问题来。可是，经过整整半年的反复审查，除了何基沣承认借给相邻驻地的新四军一笔钱的问题之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给何基沣定罪的罪名。加之冯玉祥、于右任等知名人士对于蒋介石如此对待一个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的做法深为不满，蒋介石只好把何基沣无罪释放。为了收买人心，临行前蒋介石还亲自为何基沣饯行，要他今后与自己的侍从室保持直接联系。此外，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柄中正剑。
所谓“中正剑”，是蒋介石为了笼络高级将领和特别重要人士而专门制作的一种佩剑，长一尺三寸，重一斤六两，柄镀金，鞘镀银，剑身正中刻有“中正”二字。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当何基沣佩上这柄中正剑之后，就成了“佩剑将军”，国民党军政人员见了一般都要畏惧三分。
1940年9月，何基沣佩着中正剑，回到了三十三集团军，仍然担任第一七九师师长。一方面暗中支持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一方面伺机与日寇作战。1941年2月，他率领一七九师在当阳庙击毙了当年进攻南瓜店致使张自忠将军不幸殉国的日军横山少将，为西北军报了一个深仇。由于冯治安后来担任了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何基沣遂升任著名的七十七军军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十三集团军到徐州地区受降。何基沣和军中从未有过联系、互相不知道身份的另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在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之后，决定联合徐州地区的原西北军部队（包括西北军的老部队和一些原西北军将领统率的新编部队，总数近40万人），组成西北军大同盟，保存实力，相互支援，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只是由于冯治安不敢出面当这个龙头，这个计划才未能实现。而蒋介石则对这一计划有所察觉，遂把徐州地区的原西北军部队加以分散和调动，又将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改编为第三绥靖区，调出徐州市，让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摆在内战的最前线，司令部设在贾汪煤矿。
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成了进攻我山东解放区的先锋。何基沣不得不有意打败仗。对于这一点，冯治安当然看得明白，但又查无实据，只得将何基沣明升暗降，让他交出了军长职权，而当一个有名无权的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遂离开部队养病，并于1946年夏天到北平为老父办理丧事时见到了当时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叶剑英和北平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徐冰。叶剑英向他传达了中央决定，要他仍然回到第三绥靖区去掌握部队，他的组织关系由原来的中原局转到华东局。同时商定，由任过他副官的李连城（这时在新四军五师任警卫营长）担任联络员。叶剑英告诉何基沣：“你回去之后，不要暴露。但到关键时刻，要毅然决然地领导起义。到时，陈毅同志会派人和你联系。关于组织起义的事，你可以和张克侠商量，他是非常可靠的。”
何基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部队后，就对已经被我山东解放军打怕了的冯治安做工作，要冯尽可能以保存实力为主，不要与解放军硬拼。他自己则通过李连城与党保持着联系，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当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之时，根据我华东野战军党委的决定，由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舒同具体负责，要策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在战役打响之时起义，以便我军迅速地渡过黄河，切断徐州与黄百韬兵团的联系，进而围歼黄百韬兵团。为此，舒同先后派出我华东局社会部交通巡视员朱林和华野十三纵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为陈毅司令员的代表，前往贾汪，组织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
这时，第三绥靖区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副司令长官何基沣。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是身居副司令长官要职，他就是另一位传奇式将军、中共党员张克侠。
四、西北军智囊张克侠
张克侠（1900—1984年），原名张树棠，河北省献县人。16岁时就投笔从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3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与何基沣、董振堂等一批热血青年加入了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闻名的冯玉祥部队。作为冯玉祥的连襟（他的夫人李德璞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妹妹）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秀学生，他完全可以在冯部得到重用，可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第二年他南下广州，到孙中山先生部下工作，担任陆军讲武学校（为孙中山所办的先于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的教育副官和队长。为了不暴露自己在北方军队中的身份，他遂改名为张克侠。他和也在学校学习的左权（黄埔军校成立之后，陆军讲武学校的学员并入黄埔军校，就是第一期学生的第六队。左权以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光荣牺牲在太行山上，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职务的指挥员）成了好朋友。在广州期间，他和我党负责人周恩来、恽代英、林伯渠、叶剑英等都９９ｌib?有交往。
1925年以后，张克侠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1927年，他到苏联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时，张克侠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由于当时冯玉祥在郑州参加了蒋介石的“分共”行动，而他是冯的连襟，因而被我党组织所拒。第二年，张克侠回到国内，尽心做冯玉祥的工作。
1929年，在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张克侠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未经中央批准不得暴露其党员身份的特别党员（直到全国解放之时，这种身份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不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而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张克侠曾经要求到苏区去，但最后还是根据党的决定，重返西北军，担任了西北军主力张自忠的师参谋长，开始了作为一名特别党员在西北军中长期的地下工作。在当时的西北军中，他被称为“秀才”和“智囊”。
1932—1935年，张克侠在设于北平的陆军大学学习。这期间，蒋介石曾于1933年暑期将陆军大学全体学生集中到庐山参加“剿匪军官训练团”，可是张克侠却借故而拒绝参加，并利用这段时间去了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还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和干部学校校长。从陆军大学毕业之后，他回西北军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积极进行与日寇作战的各种准备。
1937年夏天，经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研究决定，为了对抗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撤退方针，由张克侠出面，提出了对付日军必须“以攻为守”的全面备战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得到了抗日军民的支持，也得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这一方案，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实施，如在南苑举办军事教导团，在西苑举办青年军事集训（这两处都吸收了不少共产党员参加），成立对付日军的情报处（处长靖任秋也是中共党员）等。只是由于“七七”事变很快爆发，这一方案才未能得到进一步实施。就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张克侠及时通知了一大批我党同志和抗日志士，使其离开北平，保护了刘清扬、杨秀峰、张友渔等一百多名抗日骨干免遭日寇的毒手。
在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战斗中，张克侠作为军长宋哲元的副参谋长，为打响全民抗战的第一枪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久，冯玉祥将军再次出山，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率军在津浦线上黄河以北地区与日军作战，张克侠又出任第六战区高参和副参谋长。第六战区撤销后，他随冯玉祥来到武汉，由于冯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所以张克侠在这段时期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我党领导人多有来往，党中央决定以后由叶剑英直接领导他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张克侠在1938年离开武汉，奔赴前线，再次与张自忠合作，出任五十九军参谋长。在临沂一战，歼灭日寇王牌军板垣师团所部7000余人，成为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人称之为“台儿庄大捷”的“序战”，名震中外。大捷之后，又以不足5000人的疲惫之师担负了掩护数十万大军撤退的重任。
1938年10月，张自忠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克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参加指挥了豫鄂会战和武汉保卫战。张自忠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作战中英勇牺牲之后，冯治安接任总司令，张克侠则升任副总司令。对于张克侠这样一位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当时曾在部队中访问过他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是这样描绘的：“外表清秀、高雅，才华横溢，判断准确。他给人的感觉是聪敏过人，没有幻想，以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未来。”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驻在湖北的三十三集团军战事较少，张克侠就在军队驻地开办干部训练班，建立自忠中学，聘请曹荻秋等共产党员前来任教（曹荻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上海市长，当时是我党豫鄂边省委宣传部长，自忠中学先后聘用的教师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为革命培养人才，被誉为“我党在友军中办的抗日军政大学”。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十三集团军被改编为第三绥靖区，也曾获赠“中正剑”的张克侠仍然担任副司令长官。蒋介石命令第三绥靖区驻徐州地区，用来作为进攻山东解放区的第一线部队。
1946年夏，冯玉祥决心不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也就决定送冯玉祥“出国考察”。张克侠到南京为冯送别时，经过曾经担任冯玉祥秘书的王冶秋与周恩来联系，秘密与周恩来见面。按照事先的约定，张在一个冷僻的公园外面上了周恩来的汽车，然后汽车继续在南京的大街上开行。就在这辆汽车上，张克侠向周恩来汇报了徐州地区的情况，.９9lｉb?并希望得到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周恩来要他回到徐州，掌握好部队，争取在适当时机策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
张克侠接受了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之后，就在徐州积极做第三绥靖区高级将>?９９ｌib.领的工作。
1947年，蒋介石决定成立徐州“剿总”时，经“剿总”参谋长、张克侠在陆军大学时的同学郭汝瑰的推荐，张克侠出任了徐州守备指挥官，负责管理徐州警备司令部和修筑徐州城防的半永久性工事。张克侠利用这一职务，将徐州的军事情况及工事分布图完整送给了我华东野战军，为解放徐州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陈毅司令员拿到那本地图册时，高兴地说“徐州的钥匙握在我们手里了”，给予了“胜有十万兵”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蒋介石对张克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不放心，以后重新任命李弥担任此职，张克侠在这一岗位上肯定还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震惊全国的贾汪起义，就是在我党的长期策划之下，在我华东局和华野总部的组织之下，由何基沣和张克侠两位传奇式的中共党员具体完成的。
五、安排得最合适的起义
1948年11月8日的贾汪起义，可以说在时间上和地点上的选择都是最合适的起义，因为这是经过了长期而精心策划的起义。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而能否顺利歼灭黄百韬兵团，关键又在于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的退路，切 65ad." >断徐州方向对黄百韬兵团的援救。为此，必须让我华东野战军在大战打响之后以最快速度从山东插入徐州与黄百韬兵团之间地带。而当时，挡在这条路上的，正好就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所以，让第三绥靖区国民党部队在最合适的时刻举行起义，打开华东野战军进军的道路，就显得特别重要。时机必须要最佳，因为早了会惊动敌人，迟了又会影响我军的进展。为此，在大战之前，周恩来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派人与我党的两位特别党员张克侠和何基沣取得联系，组织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
代表华东局进入第三绥靖区的，原先是华东局社会部的交通巡视员朱林。朱林进入徐州之后，以华东局代表的身份先与张克侠取得了联系，然后与张克侠、何基沣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就是到了这时，张克侠和何基沣这两位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才明确了互相的身份，才知道都是革命同志。在这时，张克侠和何基沣还打算争取第三绥靖区总司令冯治安一道起义，以减少起义的阻力。为了考察冯治安的态度，由何基沣出面，安排了一次宴会，冯治安与许多高级将领都到了会。朱林就在宴会厅的隔壁，将到会者关于战局与前途的所有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朱林回到淮海前线指挥部曲阜，向华野领导做了汇报。华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亲自与朱林交谈了几个晚上。由于朱林将去上海、南京执行别的任务，华野领导决定改派华野十三纵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的代表身份前往第三绥靖区。临行前，华野政治部主任舒同给杨斯德的任务是“力求动员冯治安能和部队一起起义，以便扩大政治影响”。在华野的前线指挥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又向杨斯德详细交代了前线的敌我情况、我军的作战意图、我军与第三绥靖区起义部队如何配合等具体问题。
10月22日，杨斯德在专门负责我方与张克侠、何基沣进行联络的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的陪同下，经过第三绥靖区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防地进入贾汪。
杨斯德见到张克侠和何基沣后，传达了华东局的有关决定，对在淮海战役开始之际举行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由当时驻扎在贾汪的何基沣进行安排，杨斯德化名为陈惠国，身份是南京派来的高参，可以在何基沣的前线指挥所自由出入。然后，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成员包括从华野派来的杨斯德、孙秉超，何基沣的前副官、联络员李连城，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三营营长王世江，二营机枪连连长冯志中。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而秘密地展开。
当对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之后，杨斯德和孙秉超在10月底返回曲阜汇报工作。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陈士榘在听取汇报之后，对起义工作做出了十分明确的指示：11月8日，我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将从第三绥靖区防区大举南下，切断黄百韬兵团和徐州之间的联系。何基沣和张克侠必须在那天按计划发动起义，指挥部队让开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梁，确保我军顺利过运河，向前开进。起义时部队的联络暗号为“杨斯德部队”，夜间翻穿棉衣，手电光明灭三次。届时杨斯德必须在起义指挥部协助指挥，孙秉超下到由我方控制的一三二师（师长过家芳是中共地下党员），李连城下到由我方控制的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便于与华野部队配合行动。接受了华野首长的具体指示之后，杨斯德和孙秉超于11月1日再度进入贾汪，领导解决准备起义的各种难题。
第三绥靖区虽然有张克侠和何基沣两位副司令，有一批地下党员，有一大批可以合作的朋友，可是作为总司令的冯治安，既恨蒋介石，又对美国和蒋介石存有一定的幻想。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已经可以断定冯治安不可能参加起义，而会反对起义。参谋长陈继淹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监视张克侠、何基沣等蒋介石认为不可靠的高级军官。第三绥靖区的两个军长，即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和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都是跟着冯治安走的，属于起义的反对派。
张克侠和何基沣虽然是副司令，可是由于他俩的态度一贯倾向进步，也就一贯受到怀疑。当全面内战开始之后，何基沣被免去了七十七军军长的职务，张克侠被免去了参谋长的职务，都是在削弱实权的前提下明升暗降，当着副司令。特别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系统的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起义之后，蒋介石集团中不少人更是对他们不放心。
1948年10月，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文字：“冯治安的部队防藏书网守徐州，谁能保证不出现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形势，步吴化文之后尘？当局应深审之。”所以，蒋介石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如免去了张克侠的徐州守备指挥官的职务，让张住在徐州城内而不准其上前线；将原来负责徐州城内警卫的第三绥靖区的一三二师调出徐州城，而将城防任务改派给李弥的第八军；命令第三绥靖区的军官眷属全部迁往江南，扣作人质（为了对付蒋介石这一招，何基沣把30多家眷属送到了浙江句容县，因为句容县长陈天秩是原来的七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比较放心）。
当时，蒋介石和冯治安对张克侠的疑心最重，只是由于没有抓住他和共产党联系的真凭实据，又碍于他是冯玉祥的姻兄弟，再加之张从来不与任何人争权，所以才未对他下手。对于何基沣，冯治安虽有些疑心，但是因为当年在南京曾对何做过十分严格的审查，并未审查出什么大的问题来，而遇到打硬仗时，冯治安还是离不开何基沣，所以也未对何基沣下手，而且在必要时还要加以利用。例如这时第三绥靖区在安排防务时，由于刘峙对第三绥靖区不放心，坚持要冯治安把司令部迁入徐州城，就是为了便于控制。可是前线指挥部又必须有一位能打仗、不怕死的人。何基沣为了能让自己在前线掌握部队，就主动提出愿意担任前线指挥，冯治安也就同意了，让何基沣留在贾汪的指挥所。可是，老奸巨猾的冯治安在回徐州时，却又有意地安排他的亲信刘自珍负责贾汪指挥所的警卫和通信，实际上就是用来监视何基沣，给何基沣的行动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面对重重困难，起义的准备工作仍然在一步一步推向前进。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眼看大战将临，在冯治安的同意下溜到上海养病，而副军长孟绍濂倾向进步，对我们的起义很有利。何基沣又以各种理由调动可能调动的、可以相信的部队到关键位置，用以解决起义时和华东野战军的联系，对付可能坚决抗拒起义的顽固派。何基沣放在最前沿的部队位于运河北岸，是完全由我方控制的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
11月5日深夜，杨斯德向何基沣传达了华野首长关于必须在11月8日发动起义的命令。为此，何基沣在贾汪对起义工作做了最后的具体部署，他越过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和师长李宝善，命令由章召富任团长的一一一团立即从临城秘密后撤，代替一零九团守住最重要的韩庄铁桥，而把由党支部成员王世江任营长的三营留在运河北岸，以便和华野的先头部队建立联系。同时，他要过家芳任师长的一三二师的三个团分别部署在三个重要位置，用以监视可能对抗起义的几支最顽固的部队。
就在一一一团三营后撤至韩庄运河北岸的当晚，即11月6日晚，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一辆华东野战军的吉普车向前开进得太快，竟然直接开到了三营所布防的阵地上。王世江见到吉普车，估计是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干部，便亲自前去处理，并向吉普车旁的华野领导干部公开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何基沣将军命令自己负责在此等待联络的任务。他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的干部不是别人，竟是华野十纵的司令员宋时轮。
和宋时轮一道的还有华野十纵的刘培善政委。
刘培善问王世江：“何将军交代你们怎么办？”
王世江说：“引导解放军过河，听从解放军首长命令。”
宋时轮说：“那好，我命令你率全营官兵就地起义。”
就这样，一一一团三营成了整个贾汪起义中最早起义的部队。宋时轮在很多年以后谈到这次奇遇时，相当感激地说：“要不是何基沣及时调整运河北岸的部队，我们就都成了国民党的俘虏了。”
五十九军的军长溜了，副军长孟绍濂已经决定参加起义，原以为参谋长刘景岳和两个师长崔振伦、杨干三完全可以被说服一道行动。谁知到了11月6日这紧急关头，当孟绍濂给他们做工作时，三人竟然考虑到家属还在浙江，怕被蒋军杀害，故而坚决不干。孟绍濂问何基沣和杨斯德能否把起义时间向后推迟一两天，让他再慢慢做工作。杨斯德说时间早已决定，一点也不能变动。在这紧急情况下，何基沣和杨斯德认为有必要请北边的解放军加点压力，促成五十九军几名军官改变态度。于是，孙秉超立即过运河，见到了万年闸北岸的华野七纵司令员成钧。报告情况之后，成钧立即用电话向陈毅司令员做了报告。陈毅当即决定由七纵在万年闸、十三纵在台儿庄来一次突然袭击，为何基沣的工作加温。
11月7日黄昏，运河边几个月的沉静被华野的猛烈枪炮声所打破，我七纵一举攻占万年闸，三个团的兵力强行渡河，十三纵则包围了五十九军在北岸的阵地。由于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已经去徐州开会，参谋长刘景岳只好向何基沣告急，而何基沣则命令刘景岳必须立即收回万年闸，否则立即以军法从事。同时，何基沣又给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的冯治安打电话说：“当此决定党国生死存亡的时候，两个军长一个告假回家，一个抱病不出，两个副军长留在徐州开会，军中指挥不灵，万一丢了阵地，谁能负责？”何基沣的用意，是要让孟绍濂立即离开徐州，回到五十九军部队中，同时也为已被困在徐州多日的张克侠的出城创造一些条件。冯治安听说前方已打了起来，解放军正在渡河，一时慌了手足，只得让孟绍濂立即回到部队去，但对张克侠提出的去前线的要求，仍然不予允许。因为他知道，五十九军很多人都是听张克侠的，只要张克侠留在徐州，五十九军就跑不了。不过，他完全不知道，孟绍濂已经在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了。
孟绍濂回到五十九军军部之后，再次对几名主要军官晓以利害，并明确告诉他们，起义是在张克侠和何基沣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是早已预谋、和解放军是早已联系好的。这时，何基沣赶到五十九军军部，公开了自己发动起义的决心，杨斯德也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样，刘景岳、崔振伦等人终于决定五十九军在孟绍濂的指挥下全军起义。这时，已是11月8日的凌晨。
可是，这时的张克侠还未能冲出牢笼，还在徐州城内敌人的控制之下。为了到部队中指挥起义，11月8日清晨，张克侠只带了一名侍从副官，乘车强行通过了出城往郊区的栅口，冲出了徐州。当绥靖区参谋长、国民党特务陈继淹派人向刘峙报告，要派兵出城追赶时，他所派出的时任冯治安高级参谋的尹心田乃是张克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9９ｌｉb?同学，早年也曾参加共产党，这时对张克侠的反蒋行动是支持的，所以有意拖延了时间，让张克侠得以顺利出城，到达了贾汪与何基沣、杨斯德等人会合。
五十九军全军参加了起义。七十七军由于军长王长海不愿意参加，只有过家芳率领的一三二师和三十七师一一一团起义。第三绥靖区还有一个干训团，也被何基沣争取了过来，一道参加了起义。这样，第三绥靖区的部队2.3万人（主要部队只缺两个团）在11月8日上午10时，按照华东局和华野总部的决定，在何基沣和张克侠的率领下，于贾汪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将东起台儿庄、西到临城的百里防地完全敞开，让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从韩庄、万年闸、台儿庄等几处大桥上顺利过了运河，通过了没有任何阻碍的开阔地，直插徐州和黄百韬兵团之间，为淮海决战第一阶段的胜利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条件。张克侠和何基沣这两位传奇式的将军在经历了“敌营十八年”的长期潜伏之后，终于带领一大批革命力量回到了党的怀抱。
当淮海战役总前委得知战况的进展时，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说：“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胜利。”
贾汪起义之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12月10日给何基沣、张克侠的电报中说：你们的行动“极有助革命战争的发展”，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进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以便早日出动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第三绥靖区的起义部队在经过整训之后，以“一一·八起义部队”的番号，仍然编为五十九和七十七两个军，由张克侠和.９９ｌｉｂ.何基沣分别担任军长。在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下，开赴黄河一线布防，防止北平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南逃。1949年2月，五十九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委；七十七军与江淮军区独立旅和三十四旅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民任政委。两个军都参加了渡江战役、淞沪战役等，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了南京和上海。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克侠担任淞沪警备区参谋长，何基沣担任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张、何两将军希望从事祖国的农林水利工作。中央先后任命张克侠担任华东农林部部长、中央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科院院长，何基沣担任华北水利局局长、中央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他们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
1955年，他俩同时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张克侠于1984年病逝于北京，何基沣于1980年病逝于北京。
第三绥靖区剩下不愿意参加起义的部队情况如下：七十七军还有两团，加上军部的人员，大约还有5000人。在军长王长海和副军长许长林的率领下于11月8日晚上回到了徐州，被徐州“剿总”命令沿津浦路步行南下。14日清晨，在曹村车站以东遭到我军打击，此后这支残军被安排受十六兵团孙元良指挥。11月30日，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全部南撤，他们也跟着南撤。12月2日夜被我华野九纵突然袭击，王长海和许长林等都当了俘虏。可是因为是在夜间，又是一场突然的遭遇战，所以王长海和许长林都在夜间得以逃脱。可是，他们抱着“为党国效忠”幻想回到国民党军队之后，竟被邱清泉兵团七十四军软禁和缴械，而且被关在一间喂马的破房子里，最后同被包围的邱清泉兵团一道被消灭，再一次当了俘虏。许长林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段过程，并说了这样的话：“这是我追随冯玉祥三十几年亲眼看到西北军的最后结果”，“陷入蒋介石嫡系部队瓦解杂牌军的圈套”，“深感蒋介石嫡系真没把杂牌军当人看”。
一、两根鲜黄瓜和三封亲笔信
黄百韬被围在碾庄地区，弹药和粮食愈来愈少，对外的电话联络从11月11日起就被截断了，只有靠无线电波与外界联系，靠空投补充一点给养。他日思夜盼，盼望蒋介石的救援。
但黄百韬盼望的救援，对现实不能起到任何实际作用。空军来帮助过他，扔了不少炸弹，可是并未能阻止华东野战军一天一天逼近的进攻；徐州方面也在设法援救他，可就是无法与之接近，因为由宋时轮和刘培善统一指挥的华野3个纵队将徐州方面的援军坚决挡住了，他只能听到从西边传来的阵阵炮声。几天来，他并不是没有得到从南京送来的东西，他得到了两件东西：
一件是一个空军少校从飞机上跳伞下来给他送电台来时，带来了两根从温室中培育出来的新鲜黄瓜。那黄瓜真是鲜嫩，顶花犹在，纤刺分明，这在当时的都市中也是很稀罕的玩意儿，更不说在这一片萧寒的初冬，在这炮火连天的战场。黄百韬见到这水灵灵的黄瓜，当时真有沙漠中见到香茶一般的感觉，立即啃下了一根。但是，黄瓜毕竟是黄瓜，更何况又仅此两根，所以，黄百韬只好把剩下的一根留着，时时拿在手中，直到发蔫发黑。
第二件东西就远不是一根蔫黄瓜了，是从空中先后投下来的三封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
焕然（按：黄百韬字焕然）司令弟勋鉴：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顺颂戎祉。各军、师长均此。中正手启。
黄百韬戎马一生，对于蒋介石每到下属危难关头就会从空中投下来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称兄道弟的亲笔信，他早已熟悉了，这不仅连两根嫩黄瓜的作用都不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看作是老蒋给他下属开出的进入地狱的介绍信。所以黄百韬看过 4e4b." >之后只有苦笑。
在这段时间，真正对黄百韬有过一点关心的，是他多年来为之效忠的老上司顾祝同。身为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的顾祝同曾经在11月12日上午乘飞机在徐州上空视察，特别在碾庄上空低空飞行了几圈。当他见到从西边前往援救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兵团距黄百韬兵团的距离不到10公里，就是无法相互接近的现实时，他既估计到了华东野战军的阻击力量之bbr>强，也估计到了邱清泉不可能为了援救黄百韬而玩命。当他见到碾庄周围的华东野战军的各路大军正在一点一点地向前逼进，有如一大片黑压压的奋不顾身的蚂蚁正在夜以继日地分割啃光一只完全无法动弹的小虫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顾祝同知道，他的这位可称得上是战则拼死争先、退则克己守法的忠心耿耿的下属，已经进入了穷途末路，来日不多了。顾祝同只好在空中与黄百韬做了一次长谈，明确告诉黄百韬，不要对援军寄予希望，如果能够突围就拼死突围。黄百韬当然听得出这其中的真实含义，只得说：“好吧，总长！我记得总统的厚爱，记得总长的栽培，我总得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
既然顾祝同已经给黄百韬交了底，援军不能指望，>藏书网只能靠自己救自己，黄百韬就为自己确定了唯一的一条路：拼到底。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条路，除了黄百韬自己愿意为蒋家王朝效忠的政治立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做个样子给黄埔系看看。因为他黄百韬不是黄埔出身，不是蒋介石嫡系，多年来受过不少歧视，直到现在，邱清泉仍然不愿意出力来救他。当他知道援救无望时，曾对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过这样的话：“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着快意吗？不如在此地一个换一个地打下去，最后不过一死，也对得起党国和总统、总长，叫黄埔的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只图私?利。”应当说，在大多数只图私利的蒋军将领中，特别是非嫡系的蒋军将领中，像黄百韬这样效忠于蒋家王朝的，的确少见。
二、援军为什么不来
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各种材料就会知道，蒋介石对于黄百韬这样的部下，并不是不救的，对于黄百韬兵团的处境也是完全了解的。更何况，如果黄百韬兵团被消灭，徐州的两翼就被斩断了一翼，防御体系就会崩溃，这一点蒋介石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当蒋介石知道黄百韬被围之后，曾经多方命令部下要解救黄百韬。当他在11月10日第一次得到黄百韬被围的消息时，就明确指示顾祝同“一定要解黄兵团之围”。当他决定重新派杜聿明到徐州担任指挥时，又对杜聿明说：“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分秒必争。”
杜聿明到了徐州之后，心中考虑的首要大事，也就是如何解救黄百韬。一来这是整个战局所必须，倘若黄百韬兵团完蛋，徐州防御体系就被砍断了一翼，而且会大大动摇军心。二来这是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多方嘱咐。三来，他杜聿明对国民党军界中很多人都没有放在眼里，但对黄百韬这个没有进过黄埔的杂牌出..t>身的将军却颇有好感，除了黄百韬一贯作战勇敢之外，当年他在庐山受训时，和黄百韬是上下铺，双方谈到军事上的很多问题都颇有同感，故而两人之间关系融洽，虽未明言但在心中都相互倾慕。有了上面几方面的因素，杜聿明对于援救黄百韬的确是尽力而为的。在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杜聿明决定以孙元良的十六兵团守备徐州，以“剿总”直属的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而以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立即向东进发，前往碾庄地区援救黄百韬兵团。
李弥兵团原来就在徐州以东地区，邱清泉兵团则急忙从徐州以西的砀山地区赶往徐州东南。11月13日上午，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完成了攻击准备，遂在空军的支援下向坚守在碾庄与徐州之间的华东野战军发起进攻。从北到南，李弥的九军从杨庄地区、八军从古山地区，邱清泉的五军从大坝地区，同时向东进攻。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作战地区是以陇海为界，李弥在北，邱清泉在南。稍后，邱清泉的七十军从南边的潘塘地区也向东进攻。我华东野战军则以从贾汪插过来的十纵在北边，七纵在中间，苏北兵团从南边北上，十一纵在南边，分别阻击敌人。
邱清泉的新五军是杜聿明的老家底，蒋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是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最早使用全部美式装备的一个军。他们不仅有各种重炮和装甲车，还有当时还很罕见的火箭炮和火焰喷射器，全军4万余人，士兵都是用的美制汤姆逊冲锋枪和伽兰德式步枪，战斗力很强，在解放战争的头两年，在对我解放区的进攻中确实威风过几下子，一直还未曾受到过较大的打击，所以相当狂妄。淮海战役前夕的1948年9月，以五军为基础，组建了第二兵团，其下有五军、十二军、七十军、七十四军共4个军，邱清泉出任兵团司令。邱清泉此时竟口出狂言，“要在这次会战中建立功勋，做全国军队的榜样”。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效忠，他于10月中旬在砀山搞了一次国民党军队中别开生面的类似于赌咒发誓的“宣誓”活动，全兵团竟然搞了3天才搞完，誓词中有“不逃跑，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如有违背，天诛地灭，雷打火烧，男盗女娼，红炮子穿心”的话。他的参谋长李汉萍说“男盗女娼，红炮子穿心”这样的话太不伦不类，有如青洪帮味道。邱清泉却说：“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红炮子穿心’、‘男盗女娼’，这样说至少可以振作一下士气。”由此可知，邱清泉为了在淮海战役中打两个胜仗，真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这一次向东援救黄百韬，他仍然以他的老家底五军打头阵，沿陇海路在中线进攻。
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都属于蒋家嫡系，装备好、火力强，仗一打开，上面有空军的轰炸扫射，地面有山炮、野炮、榴弹炮等重炮齐发，炮火下的村庄基本上都被轰成瓦砾。可是在我华野官兵的顽强抵抗之下，第一天只前进不到7公里，第二天则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到了晚上，强大的火力发生不了多大作用，不少地方又被善于打夜战的华野夺了回去。为了加强进攻力量，蒋介石将他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军队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的蒋纬国也派到前线来指挥坦克部队作战（主要是督战），可是坦克也未能帮上邱清泉和李弥的忙。两天打下来，邱清泉的骄横之气一下子被华野打蔫了，知道这一仗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进展也就慢了下来，以至空军向蒋介石告状，说“邱清泉畏敌怯战，按兵不动”。蒋介石一听，立即在11月15日下午给杜聿明下了死命令，要他催促邱清泉在一天之内必须占领大许家，否则“军法从事”。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顾祝同和郭汝瑰在11月15日赶到徐州督战。顾祝同一见到杜聿明就质问：“敌军只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还打不动？”身处第一线的杜聿明也不买账，立即回敬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达到目的地，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也陆续增加，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方可攻占。”在多年以后，杜聿明认为，当时不仅是他，也包括顾祝同，都在一个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在对大局的估计上，“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
不过，气可以发，在蒋介石与顾祝同的逼迫下，杜聿明还是不得不想法加快推进的速度。为了督促部队，顾祝同、杜聿明都上了邱清泉的前线指挥部。在整个蒋介石军队的战史上，参谋总长、战区最高指挥官和主力兵团司令官三人一道上前线，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更何况在前线还有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
既然顾祝同、杜聿明都到前线督阵，杜聿明又给邱清泉下达了“即日以有力部队，不顾一切牺牲，钻隙迂回，向大许家突进。限在一日之内确实占领大许家，以解黄百韬之围，违则军法从事”的死命令。邱清泉为了打开无法前进的僵局，也为了在顾祝同和杜聿明面前露一手，他根据杜聿明关于“钻隙迂回”这一句话，决定出奇兵，来一个侧翼迂回。11月16日，他命令邱维达七十四军（七十四军不是邱清泉的老部队，是原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该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被山东解放军全歼，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这以后，按原番号重新组建了七十四军，属于新编的非嫡系部队，昔日的五大主力地位已经不再）从徐州东南方的潘塘经双沟向土山镇方向急进，想从华野的侧背迂回，进行侧击，目标是直指大许家。在杜聿明看来，这一步棋虽然是一着险棋，但是如果得逞，将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在邱清泉看来，这一着险棋如果得逞，功劳是他的，如果失败，七十四军不是他的基本部队，被消灭了也无所谓。
杜聿明和邱清泉万万未能料到，七十四军刚一展开进攻，这支“奇兵”就遭到强大兵力的迎头痛击。这是因为，粟裕早已看到了南线的重要，他在安排四纵、六纵、八纵、九纵、十三纵这5个纵队围攻黄百韬兵团的同时，对于毛泽东所提出的要以多数兵力打援的方针的重要性体会得十分深刻，他不仅安排了七纵、十纵和十一纵这3个纵队在正面打援，阻击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还安排了另一批部队在徐州东南。这批部队既是作为打援的侧翼，必要时又可以从东南方进击徐州、攻占徐州当时和外界唯一的联系通道飞机场（潘塘以北向西就是徐州的空军基地）和切断津浦线。粟裕在这里投入了以华野苏北兵团为基础的由韦国清统一指挥的5个纵队的兵力，这就是华野叶飞的一纵、滕海清的二纵、陈庆先的十二纵、傅秋涛的鲁中南纵队，还有随华野行动的中原野战军十一纵。这5个纵队的10万大军自围攻黄百韬以来，一直还没有大的行动，也没有引起杜聿明和邱清泉的重视。粟裕这两天考虑到杜聿明从徐州向碾庄方向的进攻十分猛烈，使华野打阻击的部队压力很大，消耗很大。为了减轻徐州东面阻击部队的压力，粟裕决定使用苏北兵团从房村、潘塘的路线，在侧背直攻杜聿.明拟定作战计划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苦于情况不明，无法决定”。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时的杜聿明虽然得到了徐州地区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可是他却并不清楚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具体动向，不知道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统帅将对他所指挥的几十万军队进行怎样的打击。
作为一场军事史上罕见的大战，国共双方有一件大事颇为相似：双方的统帅都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最后确定的，都是在已经打响之后才最后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于淮海决战的计划有一个经过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有一个从当初的“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的发展变化过程。在初期的“小淮海战役”阶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是把指挥任务交给华野的粟裕负责的。但是，从一开始中野就在进行配合，中野陈再道指挥的二纵和王近山指挥的六纵奉中央军委之命在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武汉的白崇禧集团牵制住，不让其向东增加华野的压力。当处于最前线指挥作战的粟裕看到这一战役的规模愈来愈大，已经成为华野和中野两大集团军联合行动的大决战时，就于10月31日夜致电中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当时刘伯承率领中野的二纵与六纵还在豫西钳制白崇禧集团，而陈毅和邓小平在攻克郑州、开封之后正率领中野的一纵、三纵、四纵、九纵向徐州、蚌埠方向开进）。
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即电示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与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11月16日，正当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战斗打得紧张之时，毛泽东起草了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这个电报发给了在华东、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部门和所有高级干部，即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姬鹏飞，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报中说：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晋冀豫区党委统筹>藏书网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邓、陈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从整个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来看，成立如此强大的一个前线委员会来指挥作战，这是第一次（这以后，在平津战役中，也成立了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总前委的成员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在广大指战员心目中有着很高威望的一方大将，更何况又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他们的集体智慧。可以这样说，把其他重要因素统统排开，单是从双方在战场上的统帅部阵容来看，以中国共产党这五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去对付一个杜聿明，淮海决战谁胜谁负已经是确定无疑了。
不过，早在总前委成立之前半个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已经接受粟裕的建议，决定当时淮海战役的战事由陈毅和邓小平统一指挥，也就是说，早在总前委正式成立以前，中国革命最杰出的一批统帅就已经在集体领导这一场大战了。
1948年10月22日，根据中央的部署，为了牵制孙元良兵团东撤到徐州地区，陈毅和邓小平正在率领中原野战军攻打郑州，毛泽东就在给他们的电报中做出指示：
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
当陈毅和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当天就回电表示，完全按照中央部署，将“直出徐、蚌，钳制孙、刘（按：指徐州以西的孙元良和刘汝明），协同华野作战”。
第二天，即10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陈、邓等人的电报中，对中原野战军的行动做了更进一步的明确指示：
“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按：指华东野战军的三纵和两广纵队）诸部会合后，第一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目标是攻占宿、蚌（按：指宿县和蚌埠）。”对于中央的这一部署，在山东的粟裕等人十分高兴，所以，在由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向华野全军下达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就已经将两大野战军连在一起，命令中说：“我陈军长、邓政委率部已于22日攻占郑州，并将转兵东进夺取开封，尔后继续向徐、蚌段前进。”
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以自己仅伤亡345人而歼灭敌人第四十军1.1万余人的战绩，轻取郑州。由于敌人闻风丧胆，不战而逃，所以我军又在10月24日攻克开封。陈毅和邓小平随即于10月底率中野大军的一纵、三纵、四纵、九纵四个纵队离开商丘附近的朱口、柘城东进，于11月6日到达徐州西南的临涣集，并在这里设立了指挥部，两大野战军联手歼灭徐州杜聿明集团的大战正式开始。
二、黑虎掏心下宿县
中原野战99liｂ?军东进之后如何打，这早在东进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认真的准备。
这时在徐州正西边的国民党军队是位于陇海线上的二兵团，即邱清泉兵团，以砀山为..中心。在徐州西南边的是十六兵团，即孙元良兵团，以蒙城为中心。但是，根据以大规模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方针，中原野战军并没有把这两个兵团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毛泽东早在10月23日的电报中就已指出，中野东进之后的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第二个目标是攻取宿县。由于孙元良在宿县之西，所以打孙元良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为了攻取宿县。
为什么要把宿县作为首要目标？因为宿县在津浦路上，位于徐州的正南方，宿县的南边是蚌埠，蚌埠的南边就是南京。宿县的东西南北都有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如果我军以突击的方式打下宿县，一则就切断了徐州和蚌埠、南京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徐州和国民党老巢的联系，使徐州地区的敌人既不可能再得到南京方面通过津浦路运送的任何补给，也不可能由津浦路南逃，完全处于我军的包围和打击之下，这就为我军对徐州的几十万敌人予以全歼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则宿县位于徐州地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中部，我军攻占了宿县，就有如中心开花，可以打乱敌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配合。这一着，在古代拳师的术语中叫做“黑虎掏心”。打宿县，是毛泽东曾经称之为淮海战役总方针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中的重要一环。
中原野战军的几位领导人都同意先从中间突破，打乱敌人的全局部署这种打法。
11月2日，还在豫西的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在给军委并同时也给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说：“应力求首先切断徐、宿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势。”
11月5日，陈毅、邓小平发现敌第四绥靖区的一八一师在商丘东南的张公店，立即将其解决，歼敌5000余人，活捉敌中将副司令米文和。
11月8日，攻克砀山（藏书网此时原来驻在砀山的邱清泉兵团刚开始向东开进去援救黄百韬，就在砀山以东的黄口），威逼徐州。其实，逼徐州是做给刘峙看的假象。因为毛泽东在11月9日给陈、邓的电报中就明确指示：“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切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两天以后，毛泽东再次在电报中指示陈、邓：“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但应同时注意对黄百韬溃兵的堵击。”毛泽东特别指示：“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确定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任务，陈毅和邓小平从商丘的朱口经柘城到达徐州西南永城的临涣集，将指挥部设在临涣集的文昌宫。刘伯承也星夜从豫西赶到永城与陈毅和邓小平会合。
11月11日，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在临涣集召集中原野战军一纵司令员杨勇、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四纵司令员陈赓、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开会，布置任务。邓小平说：
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可以北拒徐州，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可以南阻蚌埠，斩断南线敌人北援的交通；制止孙元良兵团东援，夹住黄维兵团北上，黄百韬兵团只有束手待歼，蒋介石称为生命线的津浦路就要切断了。为了这个目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宿县素有“南徐州”之称，高而厚的城墙上可以并行两辆汽车，城外又有宽而深的城壕，再加上近年来修筑的防御工事，攻城并不容易。
守军的主力是敌二十五军一四八师，外加两个交警总队、一个装甲营、一个军官补训队，部队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装备相当好，战斗力并不弱。陈毅和邓小平派出攻打宿县的主要部队是陈锡联的三纵和秦基伟的九纵。中野四纵和已在商丘地区的华野三纵与两广纵队由北直插徐州和宿县之间，从南面逼近徐州。中野一纵则进入宿县以西地区，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同时监视向东来的黄维兵团。中野总部还决定，攻城之战由陈锡联统一指挥。
陈锡联带领中野三纵通过长途奔袭，在离开指挥部的第二天就到达宿县，两天时间就清扫了外围，占领了车站，将宿县包围起来。陈赓率领的四纵也在这天赶到了徐州以南的曹村，而且消灭了正由宿县向徐州靠近的孙元良兵团后卫部队第四十一军军部和一二二师的3400余人，切断了徐州和宿县之间的联系，并对徐州形成了威逼之势。徐州城中的刘峙以为我军要进攻徐州，急忙命令邱清泉派出了两个师的兵力，企图把我军赶走。可是连续发动了十余次进攻，我四纵仍然牢牢地守卫在徐州以南的阵地上，对于攻打宿县的部队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要说打宿县，对于中野的两个主力纵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麻烦的是缺少重炮。中野主力都是春天才从大别山中出来的，当年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需要，把手中的重型武器都丢了。出大别山之后，打的大仗还不多，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送过来的重炮也还没有能够收到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攻打宿县这样有坚固工事的古城，就主要靠派出爆破组用炸药爆破，这样打，牺牲较大，进展则较慢。陈锡联只能一方面调集自己手中的山炮、野炮和榴弹炮，一方面布置组织爆破。这时陈毅特地从华东野战军调来了8门..
，待杜聿明率军向南进攻，进至蒙城、涡阳地区之后，再设法解救黄维兵团之围。另一方面，命令蚌埠方面的刘汝明兵团和李延年兵团向北进攻，力争进取宿县，与杜聿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解除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包围，救出黄维兵团。根据这一决定，杜聿明在飞回徐州时，就在飞机上与黄维通了话，要黄维顶住，说他正在努力援救。顾祝同也飞到双堆集上空和黄维通话。他要求黄维一定站稳脚跟，就地固守，并设法把所占地区扩大。
黄维说这里的老百姓都已跑光，所占领的村子都是一些土墙茅屋，既无粮食，又无饲料，连饮水和燃料都难以解决。顾祝同向黄许诺，立即安排空投补充给养。就这样，黄维兵团就在寒风呼号的淮北大平原上挖掘工事战壕暂时栖身，行固守待援之计。
黄维兵团困守之地，是位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忠义庄、王朱庄、马家楼等20多个村庄。虽然双堆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也只有100多户人家。这里由于有两个相距二三里、高约十几米的大土堆，一个名叫平古堆，一个名叫尖古堆，故而村子就名叫双堆集。两个土堆虽然不高，但在那平坦的淮北平原上，就显得相当突出了。不知在何年何月，.９９ｌib?人们在平古堆上修了一座玉皇庙，每逢庙会，香火还相当茂盛。1984年，文物部门在平古堆和尖古堆中挖出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物，最早的竟然是距今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骨器，才知道这两个土堆原来是十分宝贵的古代文化遗存。不过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不可能有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心思，就是有那么几位有文化的人，也只可能把它与当时最为现实的头等大事联系起来。
当黄维兵团处于围困之中的危局时，兵团中有一个高参就一心想发挥他的文化知识作用。这个高参特地去见眉头紧锁的黄维，并一反当时人人脸上的愁苦之状说：“司令，双堆集可是大吉呀！”黄维一声不吭，他也算戎马半生的统兵大将，也还真不知何吉之有。这个高参说：
“我会拆字。司令不必焦虑，历来大将出师多讲究地理征兆。就凭‘双堆集’三个字，我们就会逢凶化吉！”这句话黄维当然愿听，就叫他讲下去。于是，这个高参就大胆地拆起字来：“从拆字格来看，‘双堆集’三字，‘堆’者，是‘十’、‘一’、‘佳’三字也；‘集’者，是‘十’、‘八’、‘佳’三字也；而‘双’呢？则是‘佳’、‘又’、‘佳’三字也（按：这是以当时使用的繁体字而论的，繁体字‘双’字写作‘雙’）。这三字合起来，正是十一师佳，十八军佳，而且是佳之又佳。这岂不是上上大吉么！”初期的十一师和后期的十八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和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队中通称由这两支部队出身或起家的人为“土木系”。十八军是土木系的代表和中坚力量，以十八军为主干而组建起来的十二兵团也就被时人认为是土木系的代表。至于黄维，当然更是国民党军界中众所周知的土木系的主要骨干。
如果按这个高参的拆字法来看，“双堆集是黄维兵团的福地”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无可挑剔。遗憾的是，这个高参没有为自己的拆字行动事先拆个字或者卜个卦，看这次拆字是吉还是凶，看自己是否找对了对象。他的这次十分得意的拆字并未能受到黄维的称赞，甚至未能使黄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原因是这位高参还不太了解自己的司令官，从德国深造归国的黄维从来是以标准的新式军人自诩，从来不信占卜拆字这一套迷信玩意儿，而且对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很多相信各种各样迷信活动的军官嗤之以鼻。不过黄维认为这个高参其心可嘉，他的拆字结果传到部队中去也会起到一点鼓舞军心的作用，所以并未对这个高参有所申斥。
黄维站在平古堆上的玉皇庙前仔细察看周围的情况，对下一步行动做了不少考虑。由于廖运周的起义，11月27日的突围计划已经破产。现在蒋介石又下令死守待援，谁能来援助呢？他已经从顾祝同那里知道了徐州方面的近况，他难以相信一贯能打硬仗.的黄百韬竟会败得如此彻底，难以相信在他的同期同学中最有头脑的杜聿明竟会统率着几十万大军而在徐州无所作为。但既然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事实，就只能说明目前解放军方面的战斗力要比以往估计的强得多，杜聿明能否按蒋介石的意图从徐州打出来援救自己，也就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的确不能相信那些拆字卜卦的玩意儿，他现在只能有一种合理的期望，就是期望杜聿明方面能够出现奇迹，能够尽快地打过来，把他救出去。在他盼望援救的各种期望中，有一件事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蒋介石从空中给他送下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乃是他的兵团副司令胡琏。
在土木系的将领中，胡琏算是能打仗的一个，他一生中打过不少恶仗、硬仗，作风凶狠，军纪极严。在抗日战争著名的淞沪会战中，他曾亲临第一线组织敢死队和日寇进行肉搏战；在武汉会战中，他曾以“炮兵游击队”打击日寇的长江舰船，用布雷和炮击的办法击沉击伤敌舰船近200艘，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在保卫宜昌的石牌守卫战中，他率十一师的1万多人，与日寇的6万多人血战一周，击退了敌人水陆空的三面进攻，创造了抗日战争中一个大胜利，当时曾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正由于他有这些战绩，故而当时被称为“虎将”。可也正因为有这些战绩，也使胡琏养成了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的作风。胡琏还有一个特点，是特别顽固和反动，在打内战中特别卖命，而且在部队中反复散布“宁可自杀，也不能当共军俘虏”之类的言论。在?９９ｌib.解放战争初期，他与华东野战军有过几次交手，打过平手，也吃过败仗，特别是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差点步国民党军队中另一个王牌整编七十四师的后尘。从此以后，他的狂劲被打掉了一大半。
当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的消息传到胡琏耳中的时候，胡琏正在武汉省亲。得此消息，胡琏再也无心躺在家中“养病”了，因为他是在土木系中成长起来的，十二兵团和十八军是他的安身立命所在，十二兵团被消灭了，他这个副总司令也就无依无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动到南京去面见蒋介石，要求他的校长无论如何不能坐视不救，要想法派兵支援，并表示愿意赶赴前线，挽救危局。蒋介石见他有如此勇气，当然是勉励有加，要他立刻进入前线，“查明共军的意图，采取攻势防御，制止共军的扩张”。同时立即叫人通知黄维在双堆集的平地上赶修一个简易的飞机场，令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飞机送胡琏去双堆集。
12月1日，胡琏乘一架小飞机在双堆集降落。
五、第二个碾庄
在解决了黄百韬兵团之后，为了方便指挥，淮海前线总前委指挥部从临涣集向前线移动，迁到了宿县小李庄。小李庄位于徐州至宿县的铁路和徐州至阜阳的公路之间，是敌人三路兵马，即杜聿明集团南下、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北上、黄维兵团东进的预定会合地，天天都有几批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侦察。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指挥几十万大军的指挥部就在这个小村子里。
按照淮海前线总前委的命令，包围黄维兵团的部队在11月29日向敌人发动了强攻。中野和华野的主力加上部分地方部队共20多万人投入了围歼黄维兵团10多万人的战斗。
但是，如何才能既不拉长时间又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来吃掉这个“硬核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硬核桃”一称不是我们的形容，是黄维自喻。当他的整个兵团集聚在一块之后，他在如何固守待援这一问题上是这样考虑的：双堆集地区是一片平原，除了尖古堆和平古堆这两个较高的土堆之外，没有地形的优势，要想守住，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较解放军强得多的火力配备。所以，他决定以双堆集为核心，利用二十几个村庄组织环形防御，在平地上挖掘战壕，埋设地雷，拉上铁丝网，修筑各种地堡，用各种火力网来控制每一寸土地，特别是发挥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在平原地形上所具有的火力杀伤的优势，黄维就把这种阵地防御体系比喻为一个“硬核桃”。他说：“要让共军啃掉牙、胀破肚皮，败北于阵前。”他还就此一再向蒋介石表示：“刘、邓一下子吞不了我们！”
黄维虽然口出狂言，但他的话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是因为，中原野战军的火力的确远比不上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过去大多数时候都是打运动战，要打现在这种平原大坝之上的阵地战，可真是经验不足。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中野是在啃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而不是在吃一块软豆腐，这种比喻也是未尝不可。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很重要的一环。当围攻黄维兵团的战斗进行了几天之后，总前委在小李庄召集各纵队负责人会议，交流和总结了几天来在进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如何砸碎这个“硬核桃”，作了认真的研究。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武器的确不如人，全部美式装备的敌人仅一个十八军就有各种火炮400多门，而整个中野的火炮也不到100门，何况还缺少弹药。
至于坦克、飞机和火焰喷射器，我们完全没有。至于兵力，中野在这时除了一纵和四纵各有9个团之外，其余纵队都只有6个团，最少的九纵只有5个团，平均每个纵队有1.5～1.6万人，最少的纵队还不到1.2万人。
整个中野的总兵力约为12万，大约和敌人相当。只是加上华野和地方部队的力量，我们才能在总兵力上超过敌人。在几天的进攻中，敌人凭借强大的火力，多次把我军不顾牺牲而英勇攻入敌人阵地的战士们打回来，在敌人多点交叉的机枪扫射、坦克碾压、火焰喷射的阻击面前，我们的进展很缓慢，伤亡却很大。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对黄维兵团围得住、歼得了？我们的广大指战员是不怕牺牲的，必要的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无价值地牺牲，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得尽可能大的胜利。从刘、陈、邓到每一个指挥员都很清楚，我们不能以血肉之躯去和敌人的坦克、大炮硬拼。
并不在前线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对淮海前线的情况十分关心。
曾就围攻的问题专门发电指示。电报说：“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电报还特别提醒说：“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消灭的。必须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枪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在总前委会议上，各纵队领导结合中央军委的指示，对眼前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如何从过去熟悉的运动战转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在会议上，还讨论了前不久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立即在这大平原上挖掘坑道，修建工事，要把工事构筑成有纵深、有主次的防御阵地，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推进，一块一块阵地争夺，真正和敌人打阵地战。
会议之后，20来万大军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原已挖有工事的基础上，用当地一切可用的材料努力构筑工事，迅速建成了纵深达几千米的以各种壕堑为主的网状体系。在一望无涯的大平原上，有如奇迹般地出现了千万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壕堑和掩体。从地面看，几乎看不到什么战场的样子，连人影也没有几个，包围黄维兵团的大军一下子都转入到了“地下”。可是如果跳下交通壕，就会见到各种忙碌的身影，战士们在不断向前边移动，在向前边运送各种物资。一到黑夜，这里就成了我军的天下，已经集中起来的一个个 8fdb." >进攻小分队就在距敌人前沿阵地不远处利用夜色的掩护，向敌人发起无数次的猛烈进攻。我军不多的火炮则从壕沟中一直推到敌人的眼皮底下，采用直接瞄准和平射的办法，就如打靶一样，一发炮弹就可以摧毁敌人的一个地堡。这种打法，可以说是弹无虚发，让每一发炮弹都发挥了最大作用。我军就这样采取“蚕食”的战术，一个点一个点地与敌人争夺，把敌人的一个一个工事、一个一个?村庄拿了过来，把敌人的有生力量一个排、一个连一口一口地吃掉，每天都有进展，每天都有斩获。敌人的阵地愈来愈小，我军的包围圈愈来愈小，淮北大地上的一条条战壕和交通沟，就好比一条条绞索，愈来愈紧地勒在黄维兵团的脖子上。
面对我军的这种“蚕食”般的步步紧逼，黄维当然不会束手待毙。
他的活动范围与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以攻为守。在我军的“地下活动”面前，他的很多武器无法施展，所以他也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徐州的空军在地面的指挥下每天不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扫射和轰炸；二是让他的坦克在火炮轰击之后对我军的战壕进行碾压，跟在坦克后面的步 5175." >兵则用炸药包将坦克未能压垮的战壕和工事进行爆破。对于我军占领的村子，则用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烧成灰烬，使之无法为我军服务。黄维把这种战术叫做“蹂躏战术”。不过，这种“蹂躏战术”的功效甚微，因为在我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之下，很快就可以把被敌人所破坏的工事壕沟完全恢复。
由于黄维的“蹂躏战术”非但不能把包围圈突破，反而把包围圈之内的十二兵团官兵的士气蹂躏得来愈来愈低。所以，当心高气傲的胡琏来到双堆集之后，他的老部下们一下子兴奋起来，盼望老军长能给他们带来一条生路。黄维则是不声不吭，看这个自己多年的部下是否真能挽救危局。
胡琏先是把杨伯涛等臭骂一通，骂他们轻易冒进，将自己陷于罗网之中。然后就一改他所认为黄维之前的被动战术，想要力争主动。他把自认为是十分成熟的办法形象地称之为“刺猬胀蛇”。所谓“刺猬胀蛇”，用胡琏的话说是“眼下共军就像蛇一样缠绕我军，我军必须像刺猬一样，先缩成一团，把刺收进体内，等蛇缠紧了，再猛力鼓劲竖刺，把蛇扎成几段，然后一口口吞掉”。其实胡琏的部署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仍然是把主力十八军放在平古堆和尖古堆这个核心地区，让八十五军、十四军、十军分别防御周围地区。他要求各部队将兵力尽可能收缩在工事中，以求减少损失，晚上坚持抵抗解放军的夜袭，白天则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突袭反攻。胡琏所采取的唯一一个新措施，是把在包围圈中毫无机动作用可言的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在兵团司令部外边摆成一圈，全部装满泥土，布置成了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
由于胡琏的到来给部下们打了气，也由于蒋介石为了支持胡琏而命令空军增加了对十二兵团的空中支援，敌人的主动进攻的确比前几天要多，士气也略有上升。
在几天的时间中，双堆集地区的战场基本上成为这样的定势：夜晚是我军的天下，不断地占领敌人的阵地；白天则是敌人的各种武器在一些阵地上耀武扬威。但是，如果把二者相抵，敌人的阵地仍然是在日益减少，而伤亡也在日益增多。
这时摆在黄维和胡琏面前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给养。双堆集地区的老百姓早就基本上跑光了，可以说是毫无补给之可能。包围圈中的人要吃饭，马要吃料，枪炮要弹药，坦克要燃料。黄维兵团在从确山、驻马店出发时，所带的各种物资本来是相当充裕的，当时估计按平时的消耗量大致可以使用半年。可是由于出来之后就不断作战，仗打得多，弹药消耗也就多。当被包围之后，粮食和弹药逐渐紧张，必须由空投来补充。由于空投的数量有限，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而且是越来越少。这其中还有一个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空军缺乏降落伞。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还没有到连这点粮食和弹药都拿不出来的地步。可是，空投的每一包东西都必须要有降落伞。当时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所准备的降落伞本来不少，由于前不久支援黄百韬兵团..t>，天天都在空投，降落伞已用去了很多。黄百韬兵团不用空投了，马上又要支援黄维兵团，联勤总部的库存愈来愈少，制造降落伞的工厂生产规模有限，加班加点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黄维兵团所能得到的空投物资就只能是越来越少。在被包围之初，还能设置空投场，由兵团的兵站管理人员统一收集空投物资，再行分配到各部队。到后来就形成了各部队派人到空投场去各自抬回，再后来就发展到各部队派出较多的兵力在那里争抢，天天都有相互开枪甚至用冲锋枪相互扫射的情况发生。
这样一来，空投场就成了全兵团自相残杀的场所。黄维当然也派出部队去镇压，但是越是镇压，开枪的事件越多。
包围圈中的双堆集，已经成了第二个碾庄。
六、黄子华率军投诚
我军对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的围攻，既有军事上的围歼战，也有政治上的攻心战，而这种政治上的攻心战，正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之一。
就在廖运周起义、敌人的军心越来越动摇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两篇重要的广播稿，不断地通过阵地广播和散发传单等各种形式向黄维兵团的官兵们传送。
其中的一篇是在11月27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写的：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冯?治安的4个师已经起义了，黄百韬的10个师已经消灭了，此外还有4个师被消灭了。
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已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蒋介石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你们可知道，前些天，在碾庄圩被围的黄百韬兵团不是等着徐州的援助吗？蒋介石一天数令催迫邱清泉增援，结果走了11天，只进了30多里路，眼看着黄百韬被消灭。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到宿县附近的南坪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再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你们的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及其他一切被俘将领，都在我们这里住得好好的，其中许多人已经放回去了，还有许多人我们准备放他们回家。你们都是中国人，何必替美国人打仗呢？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等少数反动派卖命呢？时机紧迫，牺牲无益，你们应当立即放下武器。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坠，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掉转枪口，和我们一道打到南京去吧！
也在同一天，毛泽东还以刘伯承和陈毅两位司令员的名义写了另一篇广播稿，向黄维兵团的广大官兵广播：
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
你们和我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10多华里内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坪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吧。放下武器的都是生路，一个不杀。愿留下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军官、对中级军官是这样，对高级军官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块豆腐干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依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了爱惜兵士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着早派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的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９9ｌｉｂ?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布。
在这两篇广播稿和其他政治攻势的作用之下，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官兵纷纷向我军投诚。就在双堆集地区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事进行得相当激烈之时，战场上又发生了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领全师官兵向我中原野战军投诚的事件。
八十五军本来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在编入十二兵团之后，由于它原来不是属于土木系，在十二兵团中有了十八军的高高在上，相形之下，八十五军也就成了嫡系中的二流部队。当廖运周率领一一零师起义之后，八十五军就只剩下了两个师。包围圈中的日子是难过的，黄百韬兵团被全歼的消息，杜聿明率军南下被阻的消息，更加深了官兵们心中的危机感。特别是包围黄维兵团的中野和华野的前线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八十五军官兵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时，我军在阵地上不断喊话，散发传单，还将俘虏的国民党官兵陆续放回，这些俘虏大讲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对八十五军更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十三师进入包围圈之后，原来还集中驻在一个叫小王庄的村子里。可是黄维鉴于廖运周的起义，对整个八十五军都感到不放心，不仅在安排阵地时将他们放在最外面的一道防线，让十八军在他们的背后，既让他们打头阵，又让十八军监视他们。二十三师要往后边走必须事先征得十八军的同意。如果要进入十八军的阵地，还要受到十八军的盘查。更严重的是将二十三师分割使用，使得上下联系不通，对空的联络电台也被禁用。由于二十三师处于双堆集东南方最前沿的阵地上，白天靠飞机掩护才敢?99ｌｉb.有所活动，晚上则必须组织若干小分队不断巡逻，以防解放军夜袭。据黄子华师长后来说：
解放军窥破了我们的企图和弱点，起初则设伏阻击，使我们不敢深入。以后摸清了我 4eec." >们的规律，则把路敞开，不仅对我游巡部队不加阻拦，反而在必经道路的要点上，放置食物和信件。信件内容大意是：朋友们，你们肚饿吗？面饼、白馍尝一点吧。这封信请带交你们上级……这种情况在官兵中互相转告后，战斗情绪更加低落。伤病官兵逐渐增多，无处收容，起初尚利用掩蔽部，到后来，就只好将伤病官兵放置在阵地附近的寒冬露天下，情景很惨。同时，从解放军方面释放回来的士兵，讲述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治伤医病。两相对比，官兵普遍发生动摇，人人产生我们究竟在为谁拼命的疑问。
就在这种局面下，十八军还仗恃自己的王牌地位处处给二十三师小鞋穿，当二十三师出现困难时非但不给以任何帮助，反而在扫除射界、构筑工事时明目张胆地损害二十三师的利益。按照黄维的“蹂躏战术”，当时要破坏解放军的战壕，最有效的手段是利用坦克去碾压。可是，兵团部在安排坦克时，总是优先照顾十八军，而二十三师阵地对面的解..放军战壕已经快挖到二十三师的前沿阵地了，黄子华一再要求兵团部派坦克前来掩护自己的部队出击，破坏解放军的战壕，都未得允许。
黄子华最后说出了“这种威胁如不能解除，逼得我只有缴械了”的话，才派来三辆坦克，绕了几圈就开走了。由于解放军的战壕距二十三师的阵地太近，攻击力量不断加强，二十三师的新兵团团长何企竟被解放军抓了俘虏。
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子华的思想逐渐对继续打下去产生了强烈的动摇。促使他下定决心弃暗投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与他很熟悉的廖运周率一一零师起义，二是在十二兵团中受歧视的处境，三是在包围圈中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二十三师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只能靠空投接济和杀马充饥。但是，燃料是一个大问题。当把一切可以燃烧做饭的燃料都烧完之后，就只能到处寻找坟墓，挖掘棺材作燃料。驻地就只有那样宽，挖坟掘墓也只能对付几天。棺材也烧完了，就只能依靠空中投下来的熟食。可是，空投的东西太少，二十三师又抢不过十八军和另两支土木系的十军、十四军。而就在这时，距他们前沿阵地很近的解放军官兵竟然将热气腾腾的米饭给他们端到阵地前面。当初，有的士兵吃完饭后就把碗钵摔掉，解放军官兵也只是一笑走开，以后仍然不时给他们送来热气腾腾的米饭。在那严寒而饥饿的时刻，口中吃着热气腾腾的米饭，眼中看着阵地前面竖立着贴在门板上的大标语：“欢迎起义投诚”，“优待俘虏，不杀不辱”，二十三师官兵的思想怎能不动摇！
就在这关键时刻，廖运周托释放回来的俘虏给黄子华捎来了亲笔信，明白劝诫他：“起义是光荣的，解放军不咎既往。”很快，他又看到了几天前被俘的新兵团团长何企所写的劝他尽快选择光明前途的信。
何企的信是阵地上送来的，副师长周卓铭已经先拆开看了。周卓铭在给黄子华看信时，就很明确地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一零师能起义，为什么我们不能！”既然副师长都是如此态度，黄子华就不能不慎重考虑了。于是他召集了全师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将何企的来信给大家传看，然后让大家表态。出乎黄子华意料的是，全体军官竟是一致同意弃暗投明，为全师弟兄求一条生路。于是，黄子华立即派副官杨耀华到解放军阵地与解放军联系。杨耀华很快回来，说解放军热情诚恳，并派来了联络人员。于是，二十三师在第二天，派出六十七团团长杨正堂为正式代表去与解放军方面进行了正式谈判。解?
的炮兵团进行火力支援。在后勤保障上，我军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30多辆汽车昼夜奔驶，从徐州源源不断地运来各种弹药。此外，二纵司令员滕海清把二纵的四师就放在后面，作为六师的预备队。
邱清泉仍然是让七十军担任主攻，让他的得力战将邓军林在一线冲击。从12日到16日，七十军用了一切办法，邓军林本人坐在.t>坦克中带头发动冲锋，最后也只是攻下了郭楼旁边的李楼，他们始终冲不过郭楼的阻击阵地。
根据邱清泉兵团参谋长李汉萍的回忆，邱清泉在向南突围时，的确是把一切办法都想尽了，做了最大努力。在打得最紧张时，连后事都详细做了交代，决定如果邱被打死了，二兵团就由七十军军长高吉人指挥，高吉人被打死了，就由二兵团副司令官舒存指挥。可是，无论如何拼命，在从12月4日到15日的进攻中，总共前进还不到两三公里。
12月16日以后，邱清泉再也没有办法冲过南边的阻击线，杜聿明妄图突破包围圈的企图已经失去了任何可能性，只能在包围圈中困守。加之12月16日这一天，黄维兵团已经在双堆集全军覆没，杜聿明集团也没有了再行向南进攻的意义。现在摆在杜聿明面前的现实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去援救黄维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来援救他们自己的问题。
一、蚌埠组建了两个新兵团
当黄维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除了命令黄维东北方向的杜聿明集团南下援救之外，还安排了位于黄维东南方向的两个兵团北上援救。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是在南北两条战线上打援，最后形成南北两处的围歼。
东南方的这两个兵团，就是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
位于徐州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都是蒋介石的主 529b." >力兵团，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是舍不得把这几十万人丢掉的。可是，当黄维被围、杜聿明被阻之时，蒋介石要想派出部队前去援救，实在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当年曾经处处夸口有几百万大军，现在却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他的部队已经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一百来万，目前的状况是：他的嫡系胡宗南部队在西藏书网北脱不了身；既有杂牌又有嫡系的傅作义部队在平津地区已经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不敢轻易移动；汉口的白崇禧还有一些部队，可那是属于桂系的力量，他蒋介石调不动。白崇禧属下的宋希濂当然应当算是他的学生，可是当他要调宋希濂兵团到徐州战场时，白崇禧就是不放，蒋介石也拿白崇禧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能调动的，就只有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两个兵团。这两个兵团所以放在蚌埠，是为了守卫淮河，拱卫南京。按照“守江必守淮”的道理，淮河流域不保，长江门户就成为大开之局，到那时再谈巩固长江防线，保卫京沪，就只能是用来欺骗小孩。但是，这时已实在是无兵可调，无路可走，无计可施，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黄维和杜聿明的几十万大军被消灭。俗话说，死马当作活马医，也得去医，更何况蚌埠又是距黄维兵团最近的地区，所以蒋介石就只能用这两个兵团去解救黄维了。
李延年六兵团和刘汝明八兵团这两个兵团都是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后才组建的新兵团。
国民党军队的第六兵团原来就有，但是在辽沈战役中被我东北野战军在锦州全歼，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兵团主力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全部当了俘虏，第六兵团的番号就此撤销。1948年11月中旬，蒋介?９９lib.
石命令李延年重组第六兵团，其下有4个军。三十九军是在辽沈战役之后从葫芦岛撤到南方的，五十四军是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被打败之后撤到南方的，九十九军是陈诚的老部队，解放战争初期在宿迁附近被歼，以后在广东重建，淮海战役开始时是属于孙元良的十六兵团，但一直放在蚌埠，这时归属了李延年。九十六军是在一个月前才重新编成的。这4个军都属于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部队，除九十六军外，战斗力都不弱。
国民党军队的第八兵团也是原来就有的，但在辽沈战役中我军攻克沈阳时被我东北野战军全歼，兵团司令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被俘，五十三军（当时八兵团之下完整的军就只有这一个军）副军长赵国屏阵前起义，从那时起八兵团的序列也就不再存在。现在，蒋介石让刘汝明将第四绥靖区改编为第八兵团，实际上只是顶了八兵团原来的番号，其下仍然是第四绥靖区原来的两个军。六十八军是刘汝明的老部队，刘汝明已经带了十多年，现在仍然由他的胞弟刘汝珍任军长。五十五军也是..第二集团军中西北军系统的老部队，早就在刘汝明的指挥之下。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军，在经过若干起落分化之后，目前还能完整保留下来的队伍，也就只剩下刘汝明这个第八兵团。不过这支队伍中包括了当年西北军中的刘汝明、石友三、韩复榘三大派系，内部并不团结。另外，由于军统分子李诚一的牵线，加上刘汝明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时与蒋介石的亲信俞济时同班，二人关系不错，所以刘汝明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亲密，这支西北军的部队已经不再是过去主张反蒋的西北军了。
蒋介石所以要组建六兵团和八兵团，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用李延年和刘汝明这两个颇能打仗的战将在蚌埠地区坐镇，北可援徐州，南可守淮河。虽然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刘峙也在11月29日撤到了蚌埠，但是真要到第一线带兵作战，刘峙是不行的，蒋介石还是得依赖李延年和刘汝明。
淮海战役初期，当黄百韬兵团被围时，我中原野战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由陈锡联指挥四纵在11月15日一举攻占了宿县，切断了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津浦线。李、刘两兵团也就在这天奉命北上，意欲打通津浦线，从南线支援黄百韬。但是李、刘两兵团无法突破我>?９9ｌiｂ.华野的阻击，只好退了回去。当黄百韬兵团被全歼之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尽快打通徐蚌线，从南北两方面向宿县进攻。顾祝同还亲自到蚌埠督战，于是李、刘两兵团第二次向北进攻，部队于黄百韬被歼之后的第二天，即11月23日开始行动，企图收复固镇、任桥集和宿县。在进至固镇以北的任桥集、花庄集地区受到我华东野战军的强力阻击，无法北上。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打算由粟裕调集华野部队在徐州东部地区将李、刘两兵团诱而歼之。粟裕调了华野的二纵、六纵、十纵、十一纵、十三纵和江淮军区的独立旅，一齐向李、刘兵团围了过来。李、刘二人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不利，便迅速退了回去，还将浍河上的铁桥炸毁，故而暂时保全了自己部队的实力。
二、蒋纬国想再打一个淝水之战
当黄维兵团还未被包围时，李、刘两兵团就奉蒋介石之命再度北上，想与从西边开来的黄维兵团一道支援徐州，接应北线部队，实现其“南北对进，三军会师，打通徐蚌”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李、刘两兵团还没有什么进展之时，黄维就已陷入包围，北线的南下部队也受阻而无法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救被包围的黄维兵团，李、刘两个兵团还是得北上，其目的仍然是与从北边的徐州南撤的杜聿明集团共同由南北两路援救黄维。
由于李、刘两兵团距黄维兵团最近，在近期又未有过大的战斗，没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还是建制完整、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所以蒋介石对这两个兵团寄予了较大的期望。为此，他特地给他的黄埔弟子李延年和当时西北军系统最后的一名领兵统帅刘汝明各写了一封大同小异的亲笔信：
吉甫（按：李延年字吉甫）弟：
徐海会战是国家存亡的大战。前期作战，我方虽歼匪数万，但整个战略形势对我还是不利。现“共匪”刘伯承、邓小平部集中主力围攻黄维兵团于双堆集。从昨天，杜聿明已率邱、李、孙三个兵团撤离徐州向西南转进，由北向南打刘、邓部侧背，届时匪方必分兵阻击我南进兵团。弟部是有生力量，在12月3日应集中力量北进，摧毁匪方封锁线，以救出黄维兵团。战机不可失，务望本诸胜则举杯同庆，败则出兵死力的名训，激励将士，以挽战局。中正手启。
在多年来蒋介石给他的部下的书信中，这封信的语气与心情都算是相当低沉的。因为在蒋介石面前，这时的局势实在是太令他沮丧了。
为了加强南线的攻势，蒋介石又派出他的二公子、时任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的蒋纬国率领战车第二团前往参战。在参战的同时，还有一个谁也看得出来的目的，就是让蒋纬国到前线督阵。当然，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蒋纬国也想在战场上打出点模样来在他父亲面前露一手。他在前线时曾对人说过，他离开南京前向蒋介石辞行时，蒋介石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徐淮之战就和晋朝的淝水之战一样，谢安以八万之众可破秦苻坚百万雄师，自古以来，以少击众乃是常事，问题在于将帅。”很明显，年轻气盛的蒋纬国，颇想在淝水两岸再创一个淝水之战的奇迹，使国人面前出现一个再世谢安。
这一次作战由于有蒋纬国督阵，蚌埠的三个头目刘峙、李延年、刘汝明当然都不敢怠慢。
刘峙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李延年表示一定要奋勇当先，唯独刘汝明一反常态，十分谦逊地表示请李延年派部队担任蒋纬国战车团的步兵掩护，这其中的原因有二。
一是刘和李之间既不同派系，又相互瞧不起。李延年和刘汝明当时的职务都是徐州“剿总”的副司令，但因为李延年多兼了一个蚌埠指挥所主任，所以就可以在战场上给刘汝明下达作战命令，使得刘汝明心中极为不服。这时，就以谦让为由，把李延年推上第一线，想看李延年笑话。道理很简单，这种陪太子冲锋的事，胜了是太子的英明和战功，败了是随从的无能和责任，实在不好玩。
二是刘汝明的两个藏书网军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多次作战，伤亡不小，并未得到多少补充。而刘汝明为了保全番号，一直未敢把部队的损失情况认真上报，他现在的两个军虽然有6个师，但是真正人数实际上只够4个师。这种内幕，他是不能够让蒋纬国得以知其详的。
向北的进攻是从12月3日开始的。第二天清晨，战车二团的100多辆坦克驶过淮河大桥，后面跟着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共8个师的兵力，向我华野阵地发起了猖狂进攻。在向前进攻时，战车二团又兵分两路，一路和五十四军一起进攻新桥，一路和九十九军一起进攻曹老集。
在进攻的军队后面，还有特地前来进行溜须拍马宣传的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亲率的记者团。
担任蒋纬国的战车团和8个师敌人阻击任务的，是王必成的华野六纵。在王必成面前，确实是一场恶仗。
王必成这时的担子很重，而且不可能指望粟裕能给他派来多少援兵，因为这时华野的主力已经投入了包围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而中野则正全力以赴地在消灭黄维兵团。所以，他必须以自己的纵队筑起一道血肉长城，将敌人拦阻在我军所形成的对黄维的包围圈之外，绝不能让敌人靠近黄维兵团。为此，他和六纵政委江渭清在地图上画了一条条弧线，命令各个师、团，必须守住的地方哪怕全部打光也不能退后一步，可以后退的限度一天只许在一公里之内。就这样，在淝河和浍河之间、津浦路西侧的大约35公里的战线上，王必成指挥六纵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
对于华野的指战员们来说，与敌人无论怎样打都不怕，可就是对敌人的坦克感到难以对付。我军当时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最好的武器就是炸药包、集束手榴弹和很少的爆破筒。蒋纬国的坦克一开出来就是好几十辆的坦克群，我们用步兵武器一次只能消灭它几辆，阵地就被它冲开了。敌人的五十四军攻下了新桥，九十九军攻下了曹老集，都是全凭坦克的功劳。
有一次，在西姚庄阻击战中，六纵的一位连长看见敌人的坦克在穿过火堆时，被它自己排出的废气点燃了，才知道坦克排出的废气是易燃物。便动脑子，将田野中处处可寻的高粱、玉米秸秆打成捆，放在敌人前进的道路上，只待敌人的坦克一来，就把秸秆点燃，条条火龙立即把敌人的坦克缠住，敌坦克或者是被点燃，或者是害怕点燃而立即往回逃。
有一次，粟裕亲到六纵的阵地上视察，亲眼看到六纵的战士们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用秸秆加炸药的办法，一边烧一边炸，将敌人的40辆坦克报销了10辆，其余的只好逃了回去。就这样，蒋纬国的战车营威力被抑制住了，敌人的疯狂劲也被遏制住了。
从12月4日到9日，六纵打退敌人上百次的进攻，只让敌人突破了我军的第一道防线，到达了火星庙一线。在这紧急关头，淮海前线总前委将张国华司令员指挥的豫皖苏?军区的5个团、豫西军区张显阳指挥的两个团，和华野渤海纵队的十一师调了过来，加入了六纵的阻击队伍，我军的阻击力量就更强了。敌人一直到14日才进到包家集，这以后，在我军部署的第二条防线面前再也难前进一步，而已经前进的路程还不到距黄维兵团最近点的一半。两天之后，黄维兵团就已被全歼，援救之事，当然就失去了意义。打了这样久的结果，单是李延年兵团就伤亡达1.5万多人。这样，蒋纬国想再打一个淝水之战当谢安的梦做不成了，李延年和刘汝明的第三次北上计划又破产了。
实事求是的说，蒋纬国所带的一百多辆坦克被我军毁掉的是少数，是还可以再打几天的，可是他却得到了南京的电令，要他把战车团全部带回南京，他只好把剩下的坦克全部开了回去。为什么？命令上是说另有差遣。其实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原因，原来是战场上的军官们不欢迎这种威力巨大的坦克车，纷纷走各种门路向南京反映：本部所在地区系湖沼水网地区，坦克群无从发挥其威力，请调往其他更能发挥威力的地方去。当然，这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原因是这些部队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的训练，以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为首的军官们认为蒋家二公子和战车团难以侍候，蒋纬国只知道心痛他的坦克，不仅不会掩护跟随坦克的步兵，还要步兵为了保护坦克而做出无谓的牺牲。这样，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冲锋的牺牲往往比没有坦克时还要大。
蒋纬国在撤退之前，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牺牲可以挽回战局的。”应当说，他这几句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
三、刘汝明卖了孙良诚
李延年和刘汝明的部队又退回到了蚌埠，在一片不祥的气氛中等待着下一步的命运。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面临绝境时，往往会出现一些濒临绝境的分化。现在，在蚌埠城中，就出了一桩大事。
在淮海决战开始之时，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不少，有嫡系，有杂牌，这其中，蒋介石最不放心的是原来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部队。这些部队虽然已被蒋介石收编多年，但原西北军相互之间仍然有较多的联系，和蒋介石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距离，甚至有的还和藏书网蒋介石有较多的矛盾。过去，蒋介石总是把这些部队分开，而且周围总有嫡系部队监视着。现在为了要和共产党作战，不得不把这些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于是西北军系统的5个军就都走到了一起。这就是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的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也就是后来的第八兵团）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以及长期驻在安徽地区的孙良诚的一零七军。
一零七军军长孙良诚是天津静海人，自入伍当兵就在冯玉祥部下，从士兵一直当到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山东省主席，是冯玉祥手下大将中的“五虎”之一，多次在最难打的战役中取胜，很得冯玉祥器重，曾有“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等嘉诩。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之后，孙良诚几经反复，抗日战争中，他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担任过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由于受到蒋介石亲信汤恩伯的排挤和暗算，他又投身日军，当了伪军，就任伪职，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和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很快被蒋介石收编，他的部队先后被编为国民党第二路军、第一保安纵队、暂编二十五师，淮海战役前编为一零七军，受徐州“剿总”节制。孙良诚是汪伪汉奸军官被蒋介石收编之后担任军职最高的一个。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从美国归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不幸因轮船失火而逝世，举国震惊。冯玉祥逝世后不久，在西北军中有很高威望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向所有的西北军旧部发表广播演说，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革命大军中，为实现冯先生的生前遗志、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十分担心西北军将领会响应李德全的号召，特地把这时都在淮海战场上的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三位西北军系统的代表性人物召到南京，要他们公开表明“忠党报国”的决心。三人都向蒋介石表了忠心，还联名发表了拥戴蒋介石的通电。但是，当原西北军重要将领何基沣和张克侠在贾汪起义之后，冯治安的两个军已经完了，蒋介石遂对刘汝明和孙良诚进行了多方面的防范。
刘汝明长期驻防蚌埠，蒋介石就在这里设一个徐州“剿总”蚌埠指挥所，让李延年来当主任。李延年的司令部并不驻在蚌埠城内，却偏要让李延年手下的九十六军担任蚌埠市的警备。刘汝明向刘峙要求把蚌埠的警备任务交给他负责，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公开说“中央军绝不愿受杂牌军指挥”。此外，还给刘汝明兵团派来了若干军统特务担任“政工人员”，包括副参谋长李诚一在内。国民党中著名的老牌特务、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更是长期在刘汝明兵团进行“慰问”。蒋介石的这些措施对刘汝明的监视和控制作用是相当强的，连李德全女士的亲兄弟、过去担任过第二集团军高参的李连海来到蚌埠，刘汝明都不敢见，而是让人将李连海送出了蚌埠城。
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孙良诚的两个师分别驻于睢宁和双沟，归于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指挥，但又未列入第七兵团序列，处于>99ｌｉｂ?很难堪的地位。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孙良诚深知自己地位不妙，又想逃跑，又想起义。正在犹豫不决之时，11月12日在从睢宁撤向徐州的途中，孙良诚所带的一个师在双沟附近的邢围子被华野二纵所包围。二纵派出联络专员兼宿迁县县长周镐前去做工作，要孙良诚认清形势，率部起义。孙良诚此时虽无起义的诚意，但在华野大军面前，只得宣布放下武器。当他进入了二纵的防地之后，受到了我军很好的接待，经过我军做工作，表示愿意去做另一个西北军将领刘汝明的策反工作，劝其起义，并写了一封信派他的亲信传令兵尹俊燕给刘汝明送去。刘汝明回信说有意起义，但需要孙良诚亲自前去面谈。二纵首长为了争取刘汝明起义，就派了过去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周镐和对起义持积极态度的一零七军师长王清瀚与孙良诚一道前往刘汝明处。
华野二纵要尽力争取刘汝明，是早有准备的，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的。对于西北军系统的部队，中共中央一直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争取工作。
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华野总部的电报中就曾经说过：
此间日内即发动劝刘汝明、刘汝珍（按：刘汝明的兄弟，时任六十八军军长）、曹福林（按：五十五军军长）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有可能迫使南京将黄维兵团调至蚌埠一带。
如果这时毛泽东还在施用兵家所用的离间韬略的话，这以后他就要求实际争取刘汝明弃暗投明了。
在11月中下旬的电报中，毛泽东曾经三次要求淮海前线总前委“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
当孙良诚、周镐、王清瀚一行按事先联络好的路线，在田家庵由刘汝明的儿子刘铁均接应潜入蚌埠，来到刘汝明设在宝兴面粉公司的司令部时，没有.
想到刘汝明此时仍然死心为蒋家王朝效忠，竟然在假意热情接待的同时，向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即原来的军统特务组织）告了密。孙良诚、周镐、王清瀚三人都被逮捕，押送南京。孙良诚因为得到原西北军系统的老同事、时任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的力保，得免一死，但周镐和王清瀚则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新中国成立之后，孙良诚在上海被捕，1952年死于狱中。
由于黄维兵团已被全歼，杜聿明集团又被包围，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几次北上的援救行动均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结果，这两个兵团只得在蚌埠地区持续观望。
12月18日，蒋介石命令刘峙带着这两个兵团撤过淮河，逃到南京地区去了。
李延年到南京之后担任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但在我渡江大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他带着部队从浙江跑到福建，但在参加福州战役时，所指挥的7万多人又是全军覆没。李延年逃到东海上的平潭岛，当我军进攻平潭岛时，他和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又乘船逃到马祖再转台湾。由于他在平潭岛的逃跑惹怒了蒋介石，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的罪名判处徒刑10年。坐了1年监牢之后，因蒋鼎文、刘峙等人说情而被释放，但衣食无着，于极度潦倒之中勉强度日，甚至每日三餐仅能以辣椒盐水蘸馒头，1974年郁郁而死。
刘汝明逃到南京之后，也担任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在这时，我军仍然未放弃他，曾多次派人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仍然不愿弃暗投明。我军胜利渡江之后，刘汝明带着八兵团的残余部队一路撤退，直到福建的漳州和厦门。在那里，他的部队被全部消灭。刘汝明逃到台湾之后，离开了军界，写下了不少回忆录，1975年病故于台北。
一、毛泽东下令围而不打
黄维兵团被消灭后，杜聿明向南突围的疯狂进攻也被击退了。按理说，粟裕应该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了。可是，粟裕不但没有发起总攻，反而连较大规模的进攻都停了下来。在淮北大地上，竟然出现了相对的平静。
原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让粟裕暂行停止大规模的进攻，“围而不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从全国的总体战略做出的决定。
东北大地上的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消灭华北敌人的平津战役。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入关。12月7日，林彪和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到达蓟县的孟家楼，就如何消灭华北傅作义集团的60万敌人，与聂荣臻统率的华北野战军一道进行具体的安排。
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最担心的不是能否消灭傅作义集团，而是怕在我军全面部署完成以前，在我军还没有把握完全将华北敌人堵住以前，傅作义集团有可能从天津或青岛的海路上逃跑，这样，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这是因为：（一）敌人具有这种出海的机动能力，而只要敌人出了海，我军当时还没有在海上截击敌人的能力；（二）傅作义集团当时已经处于南北受敌的境地，如果要逃，只有海上这一条路；（三）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包围之中，如果傅作义集团南逃，就可以立即给被包围在淮海战场上的敌人增加很大的支援，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
正是出于对这种全局的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为了给几十万东北野战军入关和进入阵地争取必要的时间，为了稳住蒋介石和傅作义，不让蒋介石下定让傅作义集团南逃并支援中原的决心，在我军尚没有把握完全将傅作义集团出逃的可能堵死以前，在华北战场上暂时采取“围而不攻”、“隔而不围”。
与此同时，淮海战场上也暂时停止大规模的进攻，让蒋介石产生一种杜聿明集团还可以坚持的假象。这样南北呼应，麻痹敌人，以待战机最成熟时，在淮海战场上和华北战场上都能保证对敌人的全部歼灭。
为此，毛泽东在12月14日和16日两次给粟裕发来电令，要华野暂时进行休整，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但是要“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
12月22日，毛泽东更具体地对淮海前线总前委作出电示，华野可以“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一月五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很明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种安排，其中也包括让已经连续作战多日、十分疲惫的华野和中野官兵得到一段时间休息的考虑在内。华野和中野的大多数部队都已经连续作战40多个昼夜了，他们太累了。与此相反，在我军可以得到充分后勤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很好休整的同时，敌人在包围圈中的啼饥号寒的日子再拖半个月，只会把敌人拖得伤病员大大增加，战斗力大大削弱。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淮海前线总前委和华野总部对部队的休整作了以下的安排：华野的16个主力纵队，以8个纵队采取纵深配置，对敌人边围困自己边休整；另外7个纵队则部署在包围圈第二线的永城、夏邑、濉溪口一带进行战略休整。中野部队除了让原来已经在淝河沿岸准备对付蚌埠方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豫皖苏军区的5个团仍然在那里对蚌埠方面进行警戒之外，则全部部署在宿县、蒙城、涡阳地区进行战略休整，作为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总预备队。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华>野的指示是“围而不歼”，不是“围而不攻”。“攻”则主要是采取政治攻势，让敌人在极度困难之中，逐渐分化瓦解、丧失斗志。在当时对杜聿明集团所采取的强大政治攻势中，最著名、威力最大的，是在华野停止对杜聿明集团进攻的第二天，也即是1948年12月17日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写成、以中野和华野司令部的名义，日夜向杜聿明集团广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全文如下：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 6389." >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从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
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99ｌib.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毛泽东写《敦促杜聿明?.t>等投降书》，是用了心的，因为他很希望杜聿明集团能够选择一条生路，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就是对于杜聿明本人，毛泽东也是希望他能在最后关头幡然醒悟，不至为蒋介石送死的，因为杜聿明毕竟在抗日战争中打过不少漂亮仗。当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想困死杜聿明，还是要留他一条活路哟！”
还有，毛泽东的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他的众多文章中可以说是相当有特点的，因为他使用了当时最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连国民党军队中的那些文盲也能听懂。华野在阵地前沿的广播中将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不断向敌人反复播放，对敌人起到了极大的攻心作用。
在广播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同时，我军还采取了一系列攻心战术去动摇敌人的军心，瓦解敌人的斗志。例如：用六零炮、弓箭、弹弓等将各种宣传品发射到敌人那边去，宣传品中有传单、小报，供投诚用的通行证、招待证等；在阵地上直接面对面喊话，在喊话中可以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向敌人士兵介绍当前形势、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演唱可以瓦解敌人斗志的歌曲和戏曲、请已经投诚的国民党官兵现身说法；还有就?是在我军开饭时叫已经饿得不行的国民党士兵过来吃饭，往往是过来吃了一顿饱饭之后就再也不回去了；在阵地上竖立巨型的宣传牌，上面写上各种标语，如“放下武器一律优待”、“过来是生路”之类；将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在经过教育之后，从阵地上释放回去，担任我军的义务宣传员；将敌人士兵在无供应情况下最需要的食品、香烟之类东西加上宣传品一道，装在“礼品袋”中，在夜间放到敌人阵地前，待天明之后让敌人士兵自行取用，当时在前线上送过去的最大型的“礼品”是杀了的、肚子里装满宣传品的大肥猪。七十四师师长邱维达在回忆录中就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正下着大雪，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奎昌在电话中对我说：“在刘集阵地前方，哨兵发现一头大肥猪，而且是宰好的。战士们好久未曾吃到猪肉，于是急忙抬回，发现猪肚内装满了宣传品，其中有致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各军师团长的信。”这些信传开以后，一时各个阵地上的国民党军战士和下级军官，只要离开了指挥官的掌握，就纷纷携械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在这里完全证实了。
我军的这一系列攻心藏书网措施，对被围困的敌军官兵起了很明显的作用。杜聿明自己回忆说：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二十天，国民党军有了喘息的机会。解放军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也起了瓦解国民党军士气的作用。这些天，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其实，如果要说惶恐不安，恐怕也包括杜聿明本人在内。
早在杜聿明被包围之初，为了教育杜聿明等人明识时务，争取自己的自新之路，陈毅就与粟裕、谭震林联名给杜聿明等人写了一封信：
杜聿明将军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司令：
贵军现已弹粮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临绝境。希望增兵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歼大半，即将全军覆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被我追奔逐北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乎？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必然与黄百韬兵团遭受同一命运。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本军特提出如下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资财，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贵军覆灭命运亦已注定，汝等又何必为蒋介石一人效忠，与人民为敌到底。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时机危迫，幸早作抉择。
这封信，被首先在阵地前线的邱清泉得到。顽固不化的邱清泉看了信之后就把信烧了，但把这事告诉了杜聿明。不久陈毅又写了一封信，让一个李弥兵团的被俘军官转交。这个军官交给了李弥，李弥让这个被俘军官直接见到了杜聿明，把陈毅的信交到了杜聿明手中。根据杜聿明的回忆：“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些抵触。其中说到‘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
于是，杜聿明首先是去试探当时部队最多的邱清泉的态度，谁知邱清泉才把信看了一半，就将信撕毁烧掉了。用杜聿明本人的话说，他当时只能是“心乱如麻”，进退维谷。在无奈之中，只得照旧维持下去。
不过，无论是杜聿明本人，还是在包围圈中的几十万军民，已经实在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不断有官兵向我华野各部队缴械投诚。在整个被包围期间，杜聿明集团的官兵向华野投诚的官兵总数高达1.4万多人，可以编成一个军。
正是在这种官兵纷纷缴械投诚，而高级军官根本无力制止的情况下，李弥曾经无可奈何地向他部下的部分军官讲过这样一番话：
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们，你们忍饥受寒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叫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得到。现在补给虽然很少，但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把这厄运挨过，你们的事业将来一定可以成功。“天生人，必养人”，总有一天命运就会好转的。大家求老天爷不下雨、不下雪，多晴几天，空投就多些，吃饱了肚子就好办。有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带武器走，将来还要见面的。以后你们回来，我们欢迎。
12月25日，李弥在第九军军长黄淑的陪同下视察阵地时，甚至还向官兵们说了更为无奈的话：
你们太辛苦了，天下大雪，又冷又饿，我是知道的。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你们真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了吃了好了。
李弥的这种态度比之成天骂娘的邱清泉似乎要好一些。不过，他部下的军官们按他的话前去“投共军”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回来”的却没有一个。
二、总前委五人聚会
在对杜聿明集团实行“围而不歼”的决策之后，淮海前线出现了一段时期相对的平静。12月15日夜，黄维兵团被我军全歼。就在两天之后12月17日，在淮海大地上一个叫蔡凹的小村子里，我淮海前线总前委的五位成员举行了在整个淮海决战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
总前委五位成员在前线相距并不远，但是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在中原野战军指挥战斗，住在小李家村；粟裕和谭震林在华东野战军指挥战斗，粟裕住在蔡凹，而谭震林多数时间都在前线，大家都在日夜辛劳，相互间一直是用电报联系，一直没有聚在一起的机会。对于这一点，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12月12日给淮海 524d." >前线总前委的电报中说：“黄维歼灭后，请刘、邓、陈、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消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的计划。”这次难得的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9９ｌｉb?藏书网
蔡凹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位于萧县和永城之间的公路南侧，距萧县县城十多公里，在一般的地图上是找不到它的。这时，华东野战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个极不显眼的村子里。
12月16日清晨，粟裕亲自到村头迎接前来蔡凹的几位老上级、老战友。今天是在他的指挥部开会，他2应当算是主人。
粟裕迎到的第一个客人是他十几年未见过面的老上级刘伯承。在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是起义指挥部的参谋长，粟裕是警卫藏书网班长。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刘伯承曾经出任红军大学的校长兼政委，粟裕是刘伯承点名要来的教官兼学员连长。
粟裕迎到的第二个客人是不应当算作客人的陈毅，因为陈毅虽然去中野工作，但他还是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而粟裕是在代行他的工作。
他俩是多年的老战友，陈毅一见粟裕就说粟裕瘦了，叫随行的保健医生立即为粟裕检查身体。
这一天，邓小平未到，谭震林还在第二兵团前线，也未能赶到。他们两人是17日才赶到的，所以总前.委的会议是在17日召开的。
这次会议，关于全歼杜聿明集团的问题未作多少讨论，因为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何况粟裕对于最后歼灭杜聿明集团这一战已经有了很完整而成熟的计划。会上主要讨论的，是淮海决战之后的渡江作战问题和部队大发展之后的整编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们的讨论结果将由刘伯承和陈毅在会后直接带到西柏坡去向中央汇报。
这天下午，总前委五位领导在屋前的石榴树旁拍了一张合影，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镜头。
当天晚上，刘伯承和陈毅就连夜出发，乘吉普车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去了。
三、活地狱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实行“围而不歼”，猛烈的进攻停止了。虽然杜聿明集团暂时避免了我人民解放军的打击，可天寒地冻，凄惶的杜聿明集团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这个横直不过几公里的包围圈中，过着外人难以想象的日子。这里已经到了看不到树木庄稼、看不到飞禽走兽、听不到鸡鸣狗吠，只是伤残遍地，一片哀号，用被围官兵自己的话说，叫作“活地狱”。
包围圈中的人数无法统计出确切的数字，因为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原来包围圈中国民党军队人数是30万左右，经过各种各样的不断减员，如战死、投诚、病饿死等。另一部分是随同军队从徐州出来的“难民”，这里面情况十分复杂，有自愿逃出来的国民党各种机构的党政人员、地主商人，有被欺骗而跟随跑出来的市民学生，也有被抓来的勤杂民夫，总数在10万左右。这大约40万人的庞杂队伍，在没有任何后勤供应且天寒地冻的淮北平原上，不说作战，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除了极少的高级军官可以在小村庄的茅屋中栖身之外，近40万人都是在临时挖掘的地道或地洞中藏书网生活。40万人就有40万张嘴，每天要吃。从徐州出发时所携带的军粮只够吃几天，吃完了粮食就杀骡马（为了增加分量，还规定“一律不准剥皮”），吃了骡马之后就只有抢老百姓的。包围圈中为数很少的贫苦农民自己都是缺粮少米，哪怕家中仅有的一点存粮、种子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抢光，也不够这40万人吃几天的。所以，当地老百姓家中的牛、马、驴、骡、狗、猫都被抢光。最后就剥树皮、掘草根、啃初期丢弃的牛马骨头。关于这一点，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国民党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被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维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十二月六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靠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十九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把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二十三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就发生了故障，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老天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盼望天晴。蒋介石二十五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
总算盼至二十九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飞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飘落，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跑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驻地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令第七十四军电台移至空投场指挥，邱维达（按：即藏书网七十四军军长）对此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三十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接济。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一个副司令官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边骂边跑了。
其实，杜聿明当时所能亲见的情况还仅是表面上的，包围圈中的实际情况比他所记载的要严重得多。单是以杜聿明了解较多的空投来说，如果要能让近40万人基本够吃的话，每天至少需要空投食物240吨，加上弹药160吨，共为400吨左右。按当时的飞机载重量，每天需要120架次。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王牌部队，应当说的确是用尽了全力。除了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还租用了中国、中央和陈纳德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动员了各方人力数万人来保证空运。无论是在空投规模上还是在参加人数上，都超过了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和对双堆集黄维兵团的空投。在我国的整个空投史上，其规模之大至今仍然未曾超过。但是，当时空投要受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天气的好坏，二是物资的充足。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飞，空投数量当然就只能等于零。蒋介石曾专门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和自己的二公子蒋纬国在机场监督每日空投的进展，但一遇天气不好谁都只能望天兴叹。
在物资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要每天筹措一些粮食还是能办到的。最大的问题与不久前给黄维兵团空投一样，是没有降落伞。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后勤部门过去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蒋介石指挥作战会打出如此窝囊的情况，会有连续的超大型空投，先是长春和沈阳，接着就是碾庄，跟着是双堆集，双堆集还未完就是陈官庄。
用当时主管空投事务的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空运勤务司副司长程藩斌的话说：“莫说一个投伞制造厂，就是十个也赶不上供应。”
在物资方面bbr>99liｂ?还有一个问题是杜聿明根据包围圈内的具体困难，要求空投熟食，因为包围圈中烧完了所有的树木之后，就烧电线杆、汽车轮胎、枪托、手榴弹木柄、降落伞、旧衣服，最后连棺材都挖出来烧了，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还可以燃烧的东西，投下大米、白面只有生吃。熟食中最好的是罐头和饼干，但当时的食品厂不多，远远无法满足，没有办法，只有动员南京地区的老百姓赶制大饼。大饼在冬天时间稍微一长就会变得既硬而脆，如果不用空投伞从空中投下去，就完全摔成了碎末。当时那些抢到了空投食物的国民党官兵，主要的就是得到一包包大饼碎末，抢不到的，连这种大饼碎末都吃不上。在连续10天的风雪天中，由于空投的数量大大减少，曾经出现了吃死尸的惨状。
缺乏食品的部队是不可能持久的，尤其是在生死未卜的包围圈之中，只要有办法搞到吃的，军纪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作用。饥饿的士兵们，首先是抢老百姓，然后是抢跟着跑出来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市民和学生，最后是抢下级军官的家属，对于每个人都有武器的场合来说，在这些抢劫活动中动用各种武器当然是十分自然的事。还有一个就是争抢从天上掉下来的空投物资，最大的一次为争抢空投物资的火并发生在李弥兵团的八军和九军两支部队之间，双方都用机枪扫射，死了好几百人。
于是，空投场被称为“第二战场”。
除了食品，最缺乏的要数医药。在寒冷的冬天长期住在露天的战壕里或是简陋的掩体里，生病的士兵很多。在多次战斗中，受伤的士兵也很多。但是，包围圈中不仅缺医少药，连起码的取暖柴火都没有，想喝一口热水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伤病员日夜哀号，时时可见死尸，处处可闻臭味，呈现出一片难以描绘的惨酷景象。
在这种绝境中，出现了一种病态的疯狂，就是部分军官自知来日无多，在一片咒骂与愤怨声中，就以奸淫妇女作为一种临死之前的发泄。
包围圈里的近10万难民中，有几百个从徐州强抓来的军妓，当然是军官们发泄的对象。军妓不够就蹂躏老百姓和难民中的妇女，高级军官就蹂躏低级军官的妻子和女儿。在难民中，还有若干女学生和不多的女教师，更成为军官们争夺蹂躏的“羔羊”。当然，在这种为着一点食物就可以动刀动枪的绝境之中，也出现了少数为着生存而卖身的临时妓女。
于是，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出现了另一种世上奇观，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上面盖一顶空投下来的降落伞，成为一个个临时的“洞房”。这种“洞房”有的是临时妓院用的公用“洞房”，有的是军官用各种办法找来的临时太太的私用“洞房”。当时在头顶上进行空投的国民党空军人员说，他们从空中往下看，这一个个“洞房”有如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一朵朵蘑菇。
当然，包围圈里的几十个国民党军队的将级军官的生活供应是从空投中得到了充分保证的。他们在临死前也还有洋酒、洋烟、洋罐头，有温暖的鸭绒被，有不停转动的留声机，还有随军剧社的女伶为他们演唱《贵妃醉酒》。他们之中的人，也有的是以美酒与女人为伍，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灭亡。例如一贯骄横跋扈、狂妄自大的邱清泉，在包围圈中的后期日子中，除了发疯一般地骂娘，包括与李弥之间的对骂之外，就是成天由一个姓陈的女护士陪着饮酒、跳舞、睡觉，度过他生命的末日。
四、准备毒气战
作为淮海战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杜聿明，不能如邱清泉那样打发日子，他毕竟还要为他的几十万人马想点出路。
当他所统率的三个兵团在包围之后所做的分散突围的计划破产、孙元良兵团糊里糊涂完蛋之后，就由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向南进攻。进攻几天，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在部队中打出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步兵部队和战车部队的矛盾，攻击部队与掩护部队的矛盾（在以往的战斗中，为了减少伤亡，都不愿意做攻击部队，现在是都不愿意做掩护部队，因为攻击部队如果能攻下一个村庄，就可能从地下挖到一点老百姓逃走之前埋下的粮食），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的矛盾。所以，除了战场上的失败，令杜聿明头痛的事是层出不穷。
12月7日前后，杜聿明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出：“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绝对无望，而各兵团的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定与共军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
过了一天，蒋介石的回电来了：“现无兵可调，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9９ｌｉｂ?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
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可想，只有尽力向南进攻。一直打到12月16日晚，进攻无进展，却得了刘峙的电报：“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
杜聿明见这份电报，心中完全凉了，而且认为蒋介石和黄维的打法简直是糟糕透了。如果黄维真要冒险突围，就应当和他杜聿明一道行动，同时与解放军拼死一搏，由于两个集团相距不远，如果同时奋力拼搏，总还有一个集团有点希望。现在黄维单独行动，肯定没戏。黄维完蛋了，解放军的兵力就完全压在他杜聿明身上，自己肯定也没戏，只有完蛋。果然，第二天就得到刘峙的电报：“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黄维兵团被歼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给杜聿明发来电报：“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杜聿明派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参谋长舒适存乘飞机去了南京。舒适存没有带去任何具体的方案，因为杜聿明和他的部属们讨论不出任何大家意见一致 7684." >的方案。杜聿明和他的部属们的确也讨论过，在讨论中，号称王牌军第五军的二零零师师长周朗甚至提出了效法古人，来一个全军假投降的方案。杜聿明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弄假也会成真”。藏书网
12月19日，到南京去接受蒋介石“面授机宜”的舒适存回到了陈官庄，同机到.达的有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即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后面还跟着降落了一架运输机。
舒适存和董明德给杜聿明带来的是两封信，一封是蒋介石的亲笔长信，另一封是空军副总司令、杜聿明在黄埔的同学王叔铭的短信。蒋介石在信中说，黄维突围失败乃是黄维性情固执、一意孤行，坚持要在夜间行动所造成的。对于援救杜聿明集团，现在确实是无法抽调任何部队给以支援。目前所能采取的方法，唯有在空军掩护下投掷毒气弹强行突围，能突出多少是多少。王叔铭的信中说，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决定由空军全力支援杜聿明突围，现派好友董明德前来协商一切。这时杜聿明才知道，降落在简易机场上的运输机上，装的全是防毒面具。
在进一步的具体商议中，董明德告诉杜聿明，黄维在突围时使用了由步兵发射的毒气弹，解放军已经在广播中提出了抗议。为怕引起国际关注，所以这次决定由空军投掷毒气弹，而且是只使用催泪弹，不使用窒息性的毒气弹。空军计划的突围方案是：突围开始时，空军以B-24式轰炸机和B-25式轰炸机为主，配合P-51式驱逐机，以每日100架次的规模支援突围部队作战，并沿部队前进的路线进行两侧掩护。当突围部队的步兵进入准备位置以后，地上发出红色信号弹3枚，空军立即投下毒气.弹，投完之时，以机翼上下摇摆为信号。地面的先头部队立即戴上防毒面具猛冲，趁解放军中毒而双目暂时失明之际，突破并扩大解放军阵地的缺口，后续部队随即跟进。空军将用战斗机对后续部队进行掩护，一直到突围成功为止。
当天晚上，杜聿明在第二兵团司令部召集了军长以上人员开会，作为主力部队，第五军的一些师长也到了会。杜聿明在与部下认真研究之后，一方面同意在空军掩护下突围求生的计划，准备突围；另一方面，杜聿明又考虑了今后行动可能采取的上中下三种对策向蒋介石报告，写了一封长信，决定请董明德带回南京，交蒋介石审定。这三种对策是：
上策：由西安、武汉（必要时可以放弃武汉）调集胡宗南与白崇禧的主力部队，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在淮海地区与共军进行决战。
中策：各兵团仍然坚持固守，争取时间，也就是希望在军事上无法挽救危局之时，采用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手法来解决问题。
下策：按照蒋介石的方案冒险突围，但这只能是无可奈何之举，绝对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杜聿明把信写好之后，打算第二天就交董明德带回南京。但未想到从当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是连续的风雪天，简易机场上的飞机根本不敢起飞。风雪天一直延续到12月29日，所以这封信未能在当时交给蒋介石。
这场风雪也使得刚刚研究过的突围计划无法进行。按照和董明德一起研究的计划，12月20日董明德就回南京复命，空军立即进行大规模空投，这其中包括足够全军三天突围时间所需的粮食与弹药，还有突围时需要的防毒面具（当时在电讯联络中为了保密，称之为“草帽”）。只待蒋介石一批准，就进行突围。由于连续10天的风雪，董明德一直不能起飞，空军也无法展开大规模行动，这个突围计划就未能实施，这个中国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毒气战的罪恶计划也就未能成为现实。但是，为了让包围圈内的士兵能够进行防毒训练，空军的确曾经空投下来2000多套“草帽”。
五、新年礼物
1949年的新年到了，我军经过了半个月的休整，恢复和整顿了部队的战斗组织，补充了兵员和弹药，加修了工事，进行了政治教育，总结了作战经验，开展了敌前练兵，为总攻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什么时候发起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用什么方式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这是以粟裕为首的华野总部指挥员在一直认真观察和研究决定的。
根据阵地上了解到的情况，12月下旬虽然是连续的风雪天气，可是敌人在包围圈中仍然在进行部队调动，空投也十分繁忙，估计敌人在不可能有任何援兵到来的情况下只能走拼死突围这一条路，而且很可能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而这时在平津前线，我东北野战军大部队已经入关，并已和华北野战军形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敌人要想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已经消除，南线淮海战场配合北线平津战场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所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将其歼灭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如何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方案选择上，华野总部准备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利用敌人一心想突围的意图，在永城东面和东北面事先准备好第二道防线，然后有意将敌人引出，在敌人已经脱离阵地而我军又早有准备的情况下，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二套方案是不让敌人突围，就在他们准备突围、调整部队之时，突然向敌人全面发起猛攻，趁敌人混乱时在包围圈中将敌人全歼。
这两个方案交给各纵队负责人讨论之后，认为目前的包围圈相当严密，敌人是无法突围出去的，我军完全可以按第二套方案向敌人发起总攻，全部歼灭敌人。
在经过了充分的研究之后，华野总部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按第二套方案向中央军委发出了请求进行总攻的报告，这是华野给全军和全国人民奉献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1949年元旦这一天，蒋介石也有所表示，他在发动并进行了两年多的全面内战之后，在各条战线全面崩溃的时候，在这天向全国发出了求和的声明。他说：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听。
对于蒋介石这种为了保存反革命实力而叫喊的假和平，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的爱国民主力量，陆续给予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中国共产党还特地提出了实现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
也就在1949年元旦这天，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这篇新年献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在谈到战局时，毛泽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
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大增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藏书网。
在元旦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我军在前线欢庆元旦之时，当我军正在积极准备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之时，国民党集团的特务头目和情报头目、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1949年1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据称是经过证实了的惊人消息：“共匪军事首脑刘伯承已于去年12月13日在安徽宿县西南桃关集，被国军的飞机炸毙。”对于这一惊人的消息，我们当然用不着花费笔墨去辟谣。只是想指出两点：
1949年1月6日这天，刘伯承并未在淮海前线，他正在西柏坡村出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会议，并准备第二天的发言，他发言的内容，是阐述他对未来的渡江战役和夺取全国军事胜利的总体设想。
也就是1949年1月6日这天下午，我华野指战员向包围圈中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这也是结束淮海战役的最后总攻。
这不是有意的安排，但却十分巧合：我军打响淮海战役、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的时间是1948年11月6日，我军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的时间是1948年12月6日，我军将杜聿明集团完全包围起来的时间也是1948年12月6日，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时间是1949年1月6日，刚好是连续3个月的6日。
在我国民间，一直有“六六大顺”的说法。如果是放在淮海决战中，似乎还有点意思。不过，这只能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如果用在当时还在掌握着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集团身上，那就不仅是大大的不顺，反而是大大的灭顶之灾。
六、淮海最后一战
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野总部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报告，并将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6日。
华野总部之所以会要求早点发起总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淮海决战打完之后，下一步必然就是渡江，我人民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渡江之战不能晚于4月底，因为过了4月，长江就要涨水，江面就会加宽，就会增加渡江的难度，增加部队的伤亡。现在，只要有了把握，只要不影响全国的大局，就应当尽快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迅速结束淮海战役，让部队早日休整，然后进入渡江作战的准备。中央批准华野的计划，也是从这一点考虑的。
当中央军委批准了华野的计划之后，华野总部对总攻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对杜聿明集团的全歼，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计划用3至7天，目标是先将相对较弱的李弥兵团加以歼灭；第二阶段再行消灭相对较强的邱清泉兵团。华野将投入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八纵、九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和渤海纵队10个纵队用于向包围圈中的敌人进行攻击。
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官兵这时在一心盼望着好天气。高级军官知道有了好天气就可能在空军的掩护下突围以求生，普通官兵只想有了好天气就可以多抢到一点空投下来的食品以救命。
1948年12月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来的董明德和杜聿明派出的舒适存乘飞机飞南京，去向蒋介石报告突围计划，空军也开始进行空投。这天的空投除了投下若干食品之外，还投下来两样东西，一样是黄百韬兵团的《烈士纪念册》，一样是南京《救国日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杜聿明的名字赫然列于其中。底层官兵们看到这些东西后破口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
杜聿明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心中明白，蒋介石是在告诉他：你已经成为共产党列出的头等战犯，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物，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向黄百韬学习，为蒋介石效忠送死。所以当蒋介石从舒适存处听说杜聿明近来身体一直不好，在第二天发来电报说“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时，杜聿明立即电复蒋介石：“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按：指他向蒋介石建议的上中下三策中的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但是，他在1月3日得到了蒋介石的来电：“照第三案执行，自5日起投足三日粮食。”就是说，蒋介石仍然坚持要他进行完全无把握的冒险突围。蒋介石所采取的，是杜聿明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中的下策。
杜聿明很明显地感觉到了灭亡时刻的到来。因为他明白：在国民党军队中，由于统帅部、前方指挥官、部队长这三者之间矛盾重重，由于部队与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如果下令突围之后，必然的结果肯定是各自顾各自，无法按照事先下达的命令统一行动，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击之下，必然迅速土崩瓦解。黄维的突围就是眼前的例子，他即将成为第二个黄维。
1月5日，蒋介石派空军开始大规模投粮，计划是空投3天之后，让部队吃饱了肚子，带上一部分粮食，就进行突围。杜聿明认为投3天不够，电告蒋介石请求继续空投。蒋介石回电说：“准再投3日，务必遵照实施。”
杜聿明未曾想到，空投才进行了一天，他的二十几万大军灭亡的时刻就已经到了。
1月6日下午3时30分，淮海前线总前委发出了总攻命令。命令中说：
为贯彻战役决心，趁敌人还未能得到充足粮食、弹药补给，且疲惫动摇恐慌之际，争取迅速解决该敌，全歼杜、邱、李匪部，以获淮海战役全胜。
一声令下，我军各种重炮一齐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的轰击，已经养精蓄锐近20天的华野大军向包围圈中的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
根据淮海前线总前委的要求，粟裕对华野的总攻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线的进攻部队分为三个集团向敌人进行纵深攻击：东集团由三纵、四纵、十纵、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组成，共投入11个师，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和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其任务是在北集团的配合下歼灭李弥兵团，然后由东北向西南突击，与其他部队共同歼灭邱清泉兵团；北集团由一纵、九纵、十二纵组成，共投入8个师的兵力，由华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兼二兵团政委和二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其任务是从北面向西南攻击邱清泉兵团，其中的一纵要参加歼灭李弥兵团；南集团由二纵、八纵、十一纵组成，共投入8个师，由四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和副政委吉洛（即姬鹏飞）统一指挥，其任务是由南向北进攻，目标是敌人的指挥中心陈官庄。
第二线的部队还有5个纵队共15个师，再加3个独立团，作为战役预备队，同时组成外围的第二道封锁线。这些部队是：
六纵位于濉溪口、百善集地区，七纵位于萧县地区，十三纵位于马村桥地区，两广纵队和一部分地方部队在夏邑、会亭集地区，鲁中南纵队和部分地方部队在永城地区，另有在济南战役起义后编入华野的三十五军在山城寨地区。这样，我军是既有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部队，也有预防敌人突出包围圈而进行阻击的部队。
粟裕为保证对敌人的全歼，为这一仗上了双保险。
除了华野大军之外，刚刚结束了围歼黄维兵团的中野大军则根据总前委的指示，位于第三线，在休整中随时准备听从总前委的调遣。
1月6日晚，我军就攻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占领了敌人布置有坚固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