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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童小鹏的长征情怀》
导言
我的面前，摆着六本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薄薄的日记本。日记本边角已经磨损，呈现锯齿般的模样。封面都写着“军中日记”，标记着年月、编号，画着有红色五角星的简单图案。日记的第一本是棕褐色的软封皮，从1933年1月1日记到12月31日；第二本是一本泛了黄色的练习本，从1934年1月1日记到12月31日；第三本是稍大点的练习本，顶部还用纸绳加固了，从1935年1月1日记到6月30日；第四、五、六本是硬纸壳封面，都有虫蛀的洞穴和啃吃过的弯曲9９liｂ?沟痕。第四本从1935年7月1日记到1936年4月30日。第五本是从1936年5月1日记到1936年9月30日。第六本从1936年10月1日记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说《军中日记》可以分为三部分：《中央苏区日记》、《长征日记》和《陕北日记》。
我小心翼翼的翻开70年前的日记本，注意到每月一日前都画着各式各样简图，类似于墙报式的宣传画。第一本上半部分有水浸过的痕迹，可能受过雨淋或是掉到水里又赶快捞起来。日记是使用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笔写成的。有用红色、蓝色、黑色钢笔水写的；有用红、蓝、黑色铅笔写的。有时用兑了水的蓝色钢笔水写的——淡蓝色的字——这是我上初中时的经验。但是多数还是用黑铅笔写的日记，以致有些铅笔字已相当模糊，要眯着眼费劲才能辨认出来。可见当时钢笔水还是供９9lｉｂ?不应求，或者是行军作战是不便携带的。
我看着老爸第一本《军中日记》的第一页，是用红墨水笔竖写着两行大字：“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轻轻翻过来，在同一页上用蓝墨水写着：“‘当红军是光荣的’，那么，红军的生活是最光荣的生活了。这是我记日记的动机了。”
我知道，老爸在长汀新桥师范读书时，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高潮中，由教员共产党员黄亚光带领，于1930年6月上旬参加红军的。那时他差三个月才满16岁。由于在行军学习中表现不错，经红四军政治训练队高传遴的介绍，于6月下旬宣誓参加共产党的。不久，红四军政治训练队长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柳队长找老爸谈话调到队部，做机关党委千事。负责收发文件，做会议记录，写蜡板油印文件等。名义是干事，工作是秘书性质。从这时起，老爸就开始了漫长的秘书生涯。
“那么，从1930年6月参加红军到1932年12月31日，怎么没有写军中日记呢？”我问老爸。
老爸说：“当时红军正在‘打下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左’的口号下，不断的行军、作战，而我初入部队，缺少锻炼，又先后害了痢疾和疟疾，身体极端衰弱和疲劳，除了勉强跟上部队外，已无精力记日记了。1931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年，连续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1932年在攻打江西赣州未遂后立即东征福建漳州，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久又转回江西，准备迎接敌人新的‘围剿’，虽然有丰富的战斗生活可记，但始终没有实现。”
我曾听老爸说过，他在新桥师范学习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教员黄亚光看了他的日记，发现老爸对当时旧社会的不满，才有意识地启发引导，给他看进步书籍、教唱俄罗斯歌曲，讲苏联是怎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讲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红军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为老爸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老爸那时16到18岁，也就是现在的高中生，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在疾病的缠绕中，正经历了人生的磨练。
老爸又说：“1933年初，苏区发展到江西的黎川一带，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正在准备，我军也得到了休整的机会，我的身体也锻炼得比较好了，我就下决心开始记《军中日记》，一开头就以‘无论如何忙，此事切无忘！’来督促自己，从当年一月一日起，坚持每天记，包括整个长征过程，一直记到1936年12月16日，我随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工作后才停止。”
我翻开第六本《军中日记》最后一篇是1936年12月16日，是这样记载的：“同周副主席等由延安飞往西安。”我知道，那是去解决西安事变去了。
老爸说：“纪律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准记日记的，所以从这一天起，告别了抚育我成长的亲爱的红军，也就结束了我的《军中日记》。”飞往西安前，老爸将《军中日记》交给毛主席秘书叶子龙保管。
“每天记《军中日记》，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及长征中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我又问。
老爸说：“1933年2月，我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秘，红军在反第四次‘围剿’黄阪战役中打了个大胜，缴获了许多战利品，罗荣桓主任决定发给我一支红杆子派克钢笔和一个图囊，这支钢笔，鼓励我坚持写了四年日记，那个图囊使得我的6本《军中日记》得以完整地保存到陕北保安。”
读者一定会问，那“文革”期间，《军中日记》没有被造反派抄走吗？当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学，“文革”期间的事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军中日记》及相关历史照片能完好保存下来，一是得益于住在中南海里，一是得益于周总理的一句命令。
1958年我老爸从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调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因此我家五口从府右街135号统战部大院搬到中南海国务院“民政局”（这称呼是沿用北洋政府时的民政局）的一个大四合院，与另外两位副秘书长的家合住。1963年我家又迁到国务院礼堂西边一个长形四合院。1966年夏，为了接待红卫兵串连，我家又迁到靠北门的方形四合院，直到1968年老爸被隔离审查后迁出中南海。
1966年6月4日，周总理找老爸谈话：“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老爸只有坚决服从，过两天就去中办上班了，还兼任中办秘书局长。由99lib.于老爸是跟总理的，不听江青“打砸抢”那一套歪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中南海造反团”就在1967年1月24日宣布夺我老爸的权了。从此，老爸就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劳动、批斗、检查。但是中南海毕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这是绝不可被扰乱的。所以，“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到处搞内外串连时，为保持中南海内的安静工作环境，周恩来下令：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不准和中南海外的红卫兵串连，不能把外面的红卫兵引进中南海来。因中南海内的“造反团”势力不大，不敢闹得太厉害，没敢来抄我们的家。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来到我家，要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李维汉这些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照片剪掉或打上“x”。我老爸和老妈跟他们据理力争，说这是历史资料，不能随便毁掉，而且不能根据大字报来做结论，不同意剪掉或打上“x”。这么对峙下去也不行啊，老爸毕竟久经风雨，想出个高招，提议：可以全部封起来搬到秘书局楼上保存，将来请示中央领导决定处理办法。这几个“造反派”哪是我老爸的对手，他们没有法子只好同意，还得出苦力，把这些照片搬到秘书局加封保管，还得承担丢失的责任。直到1973年老爸恢复工作后，全部收回99lib.来，幸免了浩劫！而《军中日记》和照相机等其他革命历史文物都完好无损的保存在家里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将老爸《军中日记》中的第二部分《长征日记》再次出版，正像老爸说的：“作为对红军的缔造者和卓越的领导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对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深切怀念的一片心意。”
为了保持文物的原来面貌，除个别错字、别字作了更正外，未加修改。为帮助读者理解事件中某些事件和人名、地名，在页下做了注释。1986年版的《军中日记》，经与日记原样对照，在1934年19９ｌｉｂ?2月11日至12月16日有笔误，事件与日期错了一天。这次，按日记原件更正。
老爸所在的红一军团从1934年10月16日从于都出发开始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结束。为了了解红一军团长征前后的一些事件，故将《长征日记》选在1934年9月1日至1935年10月31日止。
伟大的壮举，光辉的历程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这是1996年10月9日在福州西湖宾馆召开的福建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印周年报告会上所作的专场报告
我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一名普通战士。长征是一部宏大的史诗，我这篇文章只写了几个主要问题，供同志们参考，并请指正。
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什么要长征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但总的一句话：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1933年到1934年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本来，中央苏区的形势是很好的。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和消灭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主席。
1931年6月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共产国际指定王明代理总书记职务。王明即在全党推行他的所谓《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他们在政治上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党中央虽然在9月20日发表了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又说日本“同时更积极更直接地进攻苏联”，号召“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行动起来”，并说“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1932年1月9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他们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有分化，也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的抗日要求，认为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吹嘘“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的发展已造成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要求红军“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命令中央红军去攻打敌人坚守的赣州，打了40多天没有攻克，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在组织上，王明等人实行宗派主义政策，派代表到各个苏区去“反右倾”和“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对不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扣以“右倾”帽子，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被捕叛变）三人为中央党委、博古负总责。博古是王明在莫斯科组织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教条主义小集团的成员，他完全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
11月，临时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代表团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932年9月，临时中央又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贯彻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主张红军到条件有利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并把历次反“围剿”都行之有效的“诱敌深人”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会议无视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的不同意见，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地位，撤销了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要他到瑞金专门做苏维埃政府工作。
1933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因在白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临时中央站不住脚，就决定搬到苏区来。博古于1月19日来到瑞金，立即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手里，以便推行他们的“左”倾方针。他当时只有26岁，既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也没有打过仗，只会背诵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可是他却要指挥一切。
1933年2月，蒋介石纠集了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取消了红军的指挥权，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博古既不研究敌我实际情况，又不尊重前线司令部的意见，以中央名义强令主力红军去攻击敌人重兵固守的南丰城。由于朱德、周恩来据理力争，抵制了错误的指示，运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经验，采取大规模大兵团伏击运动中的敌人的战术，于2月27日在江西宜黄的东坡、黄陂一带，一举消灭敌主力2个师，俘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3月21日，又在草台岗消灭敌军1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2万多枝和许多新式武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央红军发展到8万人，大大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根据地，使中央苏区同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
博古到瑞金后，进一步贯彻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不执行他们错误方针的干部随便批斗。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无理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并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把在赣南各县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当做“纯粹的防御路线”的“江西的罗明路线”开展斗争，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感到十分痛心，他给中路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他不甘心失败，1933年6月起，就集中力量准备第五次“围剿”。一方面，他加紧调兵遣将，和陈诚等将领到南昌总结失败教训，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轮训排以上军官，并请了美、意、德等国的军事顾问参加策划。他总结过去“长驱直入”苏区以致被红军各个击破的失败教训，接受了德国顾问塞克特的建议，采取“堡垒主义”、“步步为营”的战术，即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前进不远就停下修筑堡垒，同时修公路，把主要阵地连系起来，加强军火、粮食的补给；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加强反共宣传。另一方面，他派宋子文到美国求援，美帝国主义就把农场主积压的大批棉花和小麦运到中国，共值2亿美元，叫“棉麦借款”；又得到英帝国主义1亿英镑的军火借款。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而残酷的阶级决战”，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并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踊一寸苏区”等口号。同时，提出“要创造一百万铁红军”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的过程中，如果红军寻找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消灭一部分敌人，是可以破坏敌部署的。但是临时中央不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强令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即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以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到福建强攻敌十九路军固守的邵武、将乐，结果，城未攻下，消耗了时间和力量；以一、五军团为中央军，留在江西苏区，但没有作战任务。这样就丧失了积极准备作战的时机，反而给了蒋介石布置兵力的时间。
当年9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在飞机掩护下，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28日，敌军占领了赣东的黎川城。在敌军优势兵力进攻下，为保存军事力量实行必要的撤退，这是允许的。但博古等人认为让敌人进了“国门”，加罪于负责防守黎川的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把他当做“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军籍和党籍，交军法审判。在军内、党内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正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本来，顾问就是“顾”和“问”，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但因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又取消了毛泽东的指挥权，对周恩来、朱德等人又不重用，只要他们根据临时中央的指令去组织实施，对他们的正确意见不理睬，实质上剥夺了他们的红军指挥权，只给相当于参谋长和供给部长的职权，而把毫无革命战争经验又不懂中国情况的李德当成“宝贝”，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他。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共党员。1928年越狱逃到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他作风独断专行，又蛮横粗暴，一个人就取代了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他坐在房子里，只凭教科书中打阵地战的教条，在地图上指挥战争。由于他的瞎指挥，造成了不少战斗失利。前线司令员提出意见，他又不听，反而训斥别人，推脱责任。而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这样的人在做总指挥，哪有不打败仗的道理？
在蒋介石的“堡垒政策”面前，毛泽东虽无指挥权，但他以对党和红军高度负责的精神，几次向中央建议，红军应跳出敌人的堡垒包围圈，打到敌人的后方，到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之间的广大地区活动，促使敌人调兵遣将，以便寻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既可以粉碎敌人“围剿”，又可以扩大苏区。但是博古、李德根本不听，反而诬蔑这是“放弃根据地”。
博古、李德等开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口号下，指挥红军主力到抚州附近的敌我交界区，辗转作战于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从9月到11月，打了几次消耗战，没有阻止敌人前进，红军又遭到不少损失，处于被动地位。
接着，博古、李德等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敌人的堡垒比较坚固，火力也较强，弹药充足，很难攻破；堡垒之间和后方又有公路连系，运输也方便。而红军的防御力量是很弱的，堡垒还没有修好，就被敌人飞机、大炮轰垮了，炮火弹药少，在敌人强攻下很难坚守，结果遭到很大损失。
正当蒋介石向苏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红军很有利的事情。1932年1月28日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参加“围剿”。蒋光鼎、蔡廷错和广大官兵要求抗日，不想打内战。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愿在3个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合作抗日的宣言影响下，蒋光鼎、蔡廷错在1933年8月间秘密派代表吴明（即陈公培，曾在法国同周恩来一起工作过）到延平附近同红三军团联络。周恩来对此事甚为重视，他致电项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吴明面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彭德怀写了信让吴明带回去，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停止了作战。
10月初，吴明又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划界而治，恢复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和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抗日力量的发展，并且他们愿意同中共合作抗日反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红军同他们密切配合，完全有可能把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打破。可是博古、李德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相信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把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时，蒋介石从江西前线调9个师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给了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很好机会。当时在前方的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博古、项英，指出目前蒋介石正推迟进攻中央苏区，抽兵入闽，红三、五军团应侧击蒋的入闽部队，但建议未被接受。彭德怀也提出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攻，威胁杭州、上海、南京，既可援助十九路军，又可打乱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张闻天也主张要积极配合十九路军。毛泽东早就主张红军打到浙江、安徽、江苏去，把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可是这些正确主张都被博古等人拒绝。他们反而把主力红军西调。去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大军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蒋介石把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十九路军又被迫参加“围剿”。
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顶点。全会不顾四中全会后因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白区遭到的重大损失，更不总结几个月来反“围剿”中因执行军事冒险主义遭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错误地断定中国己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继续贯彻“下层统一战线”（即不要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在农村继续进行“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以配合红军进攻大城市。他们更错误地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根本任务……”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继续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这就是第五次反“围剿”进一步走向失败的根源。
博古、李德等在军事冒险主义失败以后，即转为军事保守主义。在兵力强大、武器精良又实行“堡垒政策”的敌人面前，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仍一直正面防御、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敌人拼消耗，遭致失败。
最典型的是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广昌是苏区北边的一座小城，蒋介石集中11个主力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于4月10日开始向广昌大举进攻，企图突破广昌后向苏区中心地区猛进。博古、李德等则把广昌当“北大门”，在“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的口号下，调集了红军主力9个师死守。博古、李德第一次赴前线直接指挥，他们在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要同敌人“决战”。周恩来则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实际上是后勤部长）。
战斗从10日打到27日，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一次战斗。虽然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但红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死伤5500余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而广昌仍被敌人占领了，福建的建宁也同时失守。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单纯防御路线的严重恶果，给红军以后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红军还有相当的实力，苏区也还有回旋余地。如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休整补充后，打到湖南的中部（当时敌军空虚），就可以调动进攻苏区的敌人，在敌后无堡垒地带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苏区也可以恢复和扩大，就可以粉碎“围剿”。但是博古等人拒绝了这一建议，因而又失掉了转败为胜的机会。
广昌失守，给“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当头敲了一棒，觉得问题严重，但他们没有从错误中警醒过来，还是继续执行单纯防御方针，到处修筑堡垒防御，损失日益增多。博古负责的中央书记处，5月曾秘密决定要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请示共产国际，6月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做充分准备。
7月上旬，蒋介石指挥大军从北路、东路、南路同时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时，苏区日益缩小，人力、物力都很匮乏，我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如果当机立断地把红军主力突进到外线作战，仍有胜利的可能。可是，博古、李德等仍把红军主力“六路分兵”进行“全面抵御”。结果，我军损失很大，敌军还是不断前进。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长汀等狭小地带。这时，才仓促地开始准备主力红军转移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根据地。
为了调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中央决定，派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经过福建进到浙、皖、赣边活动；又决定在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活动，以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和战略转移。
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全军团共6000余人，大部为新战士，枪支不及半数。部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途经长汀、连城，后到国民党统治区；沿沙溪北上后，于7月30日北渡闽江，8月8日曾向福州进攻未遂，就北上占罗源县；在闽、浙、赣边境苦战数月，损失很大。10月19日，奉中央命令到赣东北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中央军委决定七军团与十军合编为新的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方志敏为军区司令员。
七军团北上，虽经艰苦奋战，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损失不小，并没有达到调动包围中央苏区敌人的目的，也没有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看来，主要是兵力太少，没有造成对敌人后方的威胁。
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随十军团向北行动。部队进到安徽黄山、休宁、歙县等地。蒋介石立即调动了5个正规师和地方武装进行阻止。因无法前进，十军团领导决定返回闽浙赣根据地，途中遭敌人截击，主力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到强大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大部壮烈牺牲。寻淮洲牺牲，方志敏于1935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敌人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方志敏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了 href='/article/3220.htm'>《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不朽著作。同年8月6日，英勇就义于南昌。
这也是临时中央指挥失误造成的恶果。
十军团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队伍，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领导下转移到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战时参加了新四军。
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第一步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第二步向湘西发展；第三步向北与红二军团联络。湘赣苏区的独立部队和游击队，应坚持在现在苏区及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
任弼时是从中央派到湘赣苏区的代表，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萧克（六军团军团长）、王震（六军团政委）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全军团9000余人。8月7日，由江西遂川县的碧溪地区向湖南前进，冲破敌人封锁线，于20日占领郴州西的新田县城。经过艰苦奋战，多次突破敌人的包围，于9月4日在广西全州以南的界首渡过了湘江，5日攻占了延县城。以后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包围，于10月1日攻占了贵州的黄平县城。又经过了艰苦奋战，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于26日进至四川酉阳的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
经过党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4400余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红六军团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历时80余天、行程5000余里的战略转移任务，为中央红军以后经过湘西、黔东起了探路和宣传作用。
二、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四道封锁线
中央苏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负伤由李富春代），下辖一、三、五、八、九军团。除本身要冲破敌人层层封锁进行战略转移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掩护庞大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直属机关转移。
由于博古、李德等在战略退却中又实行逃跑主义，战斗部队刚从前线撤下来，没有必要的休整和政治动员，对庞大的中央机关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精简，采取“老太婆搬家的办法，把坛坛罐罐都搬走”。所以，中央机关就编了两个纵队。军委第一纵队4600人，叶剑英为司令员；第二纵队9800余人，罗迈为司令员；总计8.6万人，此外还动员了几千民夫搬武器、抬机器（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还有许多银元）。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又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红二十四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1.6万多人。留下来的还有许多负责人：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古柏、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孙丕显等。瞿秋白在战斗中被俘，后在长汀英勇就义。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古柏等在战斗中牺牲。留下的人在苏区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保卫了许多革命果实。抗战时，又参加了新四军。
1934年10月16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从于都（当时称为雩都）的段屋地区出发，过于都河（亥水）开始长征。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是18日从于都县城出发的。其余各部分头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走上了漫长的长征之路。
由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敌人比较少，事前中央又派了代表同广东陈济棠进行了秘密谈判，签订了协定，所以确定以江西、广东边境交界处为突围的突破口。8万多大军浩浩荡荡向西突围，这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安全，红一、九军团走左路，红三、八军团走右路，中间是军委一、二纵队，五军团殿后。
在红军西征的道路上，敌军先后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江西信丰、安远间渡信丰河，未经大的战斗，于25日全部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执行了原定协议，没有堵截。红一军团在11月2日占领广东仁化县城口。5日到8日，中央红军由城口和湖南汝城之间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4日，主力红军在湖南良田、宜章之间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接着转入广西北部。这一带都是山区，多路红军行动，十分拥挤。特别是军委纵队因缁重，机器太多，走得很慢。因为要躲避敌机轰炸，多走夜路和山路，就更慢了。军委纵队晚上多打火把，战士们戏称为“火把队”。
蒋介石发现红军要渡湘江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后，就紧急调遣大军封锁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并企图包围红军在湘江以东加以消灭。有湘敌15个师、粤敌6个师、桂敌5个师，共26个师，加上北路蒋嫡系的薛岳率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4个军10万人，一共40万人，分五路截堵、追击、包围红军。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全州、兴安间占领了界首及附近渡口，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因为军委纵队行动太慢，29日才赶到界首，所以湘、桂两方敌军就加紧向界首方向夹击。中央红军就在湘江两岸英勇抗击敌人进攻，以掩护大军过江，战斗十分激烈。
蒋介石认为他在湘江消灭红军的阴谋能实现，曾写信给他的前线部队打气。他认为红军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命令他们穷追，“毋容红军再度生根”等等。可是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经过6天6夜的浴血战斗，到12月1日下午，除了红三十四师（主要是闽西人）和第六师的一个团被敌包围大部牺牲外，其余已全部过江。
但是，因过江时战斗激烈，人员损伤很大，过了江又要爬大山，军委纵队的一些笨重东西，包括没有炮弹的几门山炮，只得忍痛抛入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到此时只剩下3万多人。这次战役，进一步证明博古、李德等顽固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过了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为了避开前面阻击的敌人，中央红军就进入湘、黔边的越城岭大山，这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经过湘江战斗，部队已很疲劳，又进入大山中，日夜行军，供给困难，蒋介石的堵截追击仍加紧进行，红军处境仍很危险。所以部队中怨声载道，都认为红军历史上没有打过这样的败仗，对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方针提出疑问。各军团的司令、政委对中央军委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就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主张的斗争。由于长途行军，更由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不愿意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议讨论，所以争论无法解决。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加紧布置包围圈，妄图在红军向北前进时，聚歼红军。在这个紧急关头，中央红军是冒被敌人消灭危险继续往北还是转向敌人较弱的贵州去，已是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
博古、李德因部队损失太大，敌情又严重，感到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但又不肯检讨和纠正错误，仍顽固坚持北进，同二、六军团会合。这时，部队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张闻天、王稼祥虽然过去同博古有很多共同观点，但在这残酷的事实面前，也开始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毛泽东出于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负责，同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坐在干部休养连的担架上也不间断）。他坚决主张放弃原定去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得到他们同意。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思想，本来就同毛泽东基本一致。
12月10日，红一军团占领了湖南的通道县城。12日，在通道的中央负责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博古等参加，还有李德。会上，就红军的去向问题展开了争论。博古、李德仍坚持去同二、六军团会合，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5日，红军占领黎平。通道会议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但开创了长征以来用会议形式公开争论行动方针的先例。
17、18两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重要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这样一下子就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使红军争取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地位。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胜利，是博古、李德错误方针的失败。是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开始，也是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黎平会议为召开遵义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黎平会议期间，为了充实战斗部队和减少机关人员，进行了整编。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八军团的建制，并入第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仍坚持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决定过乌江，进遵义，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口号，规定“军委要向政治局报告作战方针、计划”。猴场会议后，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担当了指挥部队的责任。
1日，一军团二师四团奉命强渡乌江未成；2日，组织60多个竹筏抢渡，已于1日过去躲在石崖下一天的毛振华连长等5位勇士出来接应，军团炮兵连长赵章成以3发迫击炮弹打掉了对岸敌据点。我军抢渡成功后，即加紧架设浮桥。至6日，全军从几座浮桥通过乌江。
1月7日，红二师化装成敌溃兵突然进入黔北重要城市遵义城，消灭了王家烈的“双枪兵”（一枝步枪、一枝鸦片枪）。
中央和军委1月9日进入遵义。
红军突然进遵义，把几十万追敌远远抛在乌江东南。蒋介石嫡系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是从江西追赶红军到贵州的，被我军拖得很苦，逃亡、死伤减员一半，军官们在通信中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了。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休整机会，为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遵义会议，“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决定胜负的一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自己选举中央领导人（过去都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会议。
由于广昌战役，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和毛泽东的耐心争取工作，首先使过去同博古等站在一起的王稼祥反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进而张闻天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准备了主要条件。
会议是王稼祥先同毛泽东商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同意后，由王稼祥出面向博古提议召开的。并商定由博古主持会议和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开到17日。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4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将领7人：刘伯承（总参谋长）、李富春（总政代主任）、林彪（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一军团政委）、彭德怀（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三军团政委）、李卓然（五军团政委）。还有邓小平（中央秘书长）、李德（顾问）、伍修权（翻译）列席。
敌情紧急，蒋介石又在加紧对红军包围，要求先决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15日会议开始后，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会议同意他们的建议，并“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建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主要议题是检查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力量的强大，苏区和白区工作配合不够等，为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辩解。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他是军委副主席，长征中的“三人团”之一），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只知道在地图上指挥作战，但不懂得路是要用脚走的，红军是要吃饭睡觉的，敌人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了今后的方向。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的发言，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提纲和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只有凯丰发言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护，李德则坚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会议开了三天，作出了如下决定：（一）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决议在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恩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左右，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会“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3月11日左右，为便于指挥，毛泽东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组长是周恩来。
遵义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指挥权，改组了军事领导，并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四年的统治。这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失败，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方针的胜利，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保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了。（会后，在长征途中，中央派陈云、潘汉年秘密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又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遵义会议为我党树立了一个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和纠正错误的范例，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高贵品质和杰出的领导艺术才能的表现。他在中央苏区受教条主义者打击、排挤，被撤销对红军的指挥权，仍服从组织决定，但他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耐心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在关键时刻仍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提出自己的建议。遵义会议，只抓主要矛盾，即解决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对犯错误的博古、李德，采取治病救人方针，杜绝了他们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博古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认识和改正了错误。1937年夏同周恩来一道参加国共谈判，在武汉长江局、重庆南方局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1月时是我党政协会议代表。当年4月8日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遇难。
凯丰也认识、改正错误，以后做了很多工作。
只有李德受批评后，很不满，发脾气。1938年在延安抗大教书，1939年同周恩来一道去莫斯科，搞翻译、出版工作。他受到共产国际监委批评，结论：有错误，不予处分。1949年回东德，1970年出版《中国记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诽谤。1974年病死，可谓死不悔改。
王明是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国际代表米夫捧上台的。6月，因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任代总书记。9月，赴莫斯科，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博古为总书记，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1937年底，王明回到延安，下车伊始，便批评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1937年12月到武汉，参加中共代表团，任长江局书记，吹捧蒋介石为“民族英雄”，大谈依靠国民党抗战，宣扬“速胜论”，与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相对立，拒绝在《新华日报》登载《论持久战》，实行抗战中的右倾投降主义。1938年9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批判，没有诚恳承认错误。党的“七大”、“八大”均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治病；赫鲁晓夫反华后，参加“反华大合唱”，化名马马维奇，写了一本骂中共的书。1974年3月，病死于莫斯科，成为死不悔改的叛徒。
四、渡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同四方面军会师
朱德的诗：“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描绘了遵义会议以后的大好形势。部队听了遵义会议传达后，全军官兵都很兴奋，战斗情绪特别高涨。
遵义会议后，在毛、周、王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采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是：根据敌情变化，采取高度的运动战术，经常转移作战地区，目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四渡赤水的战斗，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出色的运动战，把蒋介石的“中央军”和贵州、四川、云南的地方军共几十万人搞得昏头转向，拖得疲惫不堪。红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消灭了大量敌人，达到了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
1．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后，红军又进行了整编，扔掉笨重东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行动更迅速了。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四川的土城前进，准备北上过长江。1月28日，因川敌阻拦，在土城打了一仗，因敌增援，撤出战斗。1月29日，一渡赤水，向四川和古蔺、叙永前进，准备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发现红军企图，调川敌12个旅封锁长江，又组织大军包围红军。军委决定放弃渡江计划，又突然东进，2月18日，二渡赤水。26日奇袭娄山关后，于28日再次占领遵义，消灭了王家烈的8个团。蒋嫡系吴奇伟北渡乌江想夺回遵义，被红军打垮两个师，一直追到乌江边。吴奇伟跑过乌江，把浮桥斩断，丢下1800多人当了俘虏。红军这次在5天之内歼灭和打垮了敌人两个师8个团，俘虏3000多人，是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红军欢呼“毛主席正确领导的胜利”。
蒋介石恼羞成怒，自己飞到重庆指挥。他对部下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除调大军增援外，还加调空军到贵阳机场，加紧对红军的侦察、轰炸，企图包围红军在遵义地区加以消灭。
在第二次占遵义后，我遭敌机轰炸几乎送命。当时为了乘胜消灭敌周浑元纵队，红一军团奉军委令于3月5日晨从遵义城出发，向鸭溪方向前进。我当时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局长罗瑞卿行军时为及时了解情况常常跟军团司令部走，把保卫局（20多人）和保卫队（百把人）交给我带上，跟在军团政治部后面前进。离遵义十几里时遇到3架敌机轰炸，炸死8人，炸伤52人，惨不忍睹。这是长征以来最悲痛的一天，是我当红军5年多来第三次挨敌机轰炸（第一次1930年在湖南株洲，第二次1932年在福建建宁），我都幸免于难。写到这里时，我有感作了一首打油诗：
老汉今年八十三，活到现在不简单。
三次炸弹未炸死，还过草地和雪山。
为摆脱敌人，3月16日，红军又在茅台等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叙永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长江，又调兵阻击。红军又突然掉头回贵州，于3月21日四渡赤水。接着红军又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吓得在贵阳的蒋介石急忙从云南调兵增援，自己准备坐飞机逃跑。红军又乘昆明空虚之机，直插云南，威胁昆明。在公路上，缴获龙云送给“中央军”的云南军用地图和白药（治伤口特效药）各一汽车。红军对押车的云南兵风趣地说：“你们要送给‘中央军’，对了，我们是‘中央红军’，我们收下，谢谢了！”给他们每人发了3块银元让他们回昆明报账去。地图和白药都起了很大作用。当龙云又调兵回昆明时，红军又急行军走向金沙江。5月3日，先头部队占领了皎平渡口，集中了6只木船，得到几十名船工的积极支援，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天险金沙江。同时，红九军团也在另外的渡口过了金沙江。
就这样，红军把几十万敌人追兵又远远甩在金沙江以南，蒋介石想把红军消灭的计划又落了空。等他的追兵追到江边时，只捡到了几双红军丢弃的破草鞋。
2．强渡大渡河，夺取沪定桥
过了金沙江，甩掉强大追敌，到四川会理附近，得到了5天休息（攻会理未克）。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附近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经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越过大渡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康北部建立根据地。此时四方面军已经到达理番（今理县）地区，中央已电四方面军向南前进。会上，毛泽东、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走弓背路”机动作战，甚至背后活动，反对毛泽东领导的错误，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
5月15日，红军继续北上，攻占德昌城。晚上过安宁河的铁索桥，风大，桥摇摆得很厉害，挑担子的同志很难走，大家就扶着他走；个别同志不敢站起来走，就在桥板上爬过去。经过冕宁、越西后，就进人彝族地区。这里基本上是奴隶社会，生产处于刀耕火种年代，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统治压迫，仇恨汉人，抓到汉人当“娃子”( “白骨头”、奴隶）。为了争取彝族人民让红军通过，及时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宣布红军纪律，并号召彝族人民团结起来同红军一起打倒欺压他们的军阀。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他们是四川人，深知彝族情况。经过争取工作，刘伯承同对红军深表同情的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结拜兄弟，送了枪支子弹给他，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族沽鸡支队”。并通过他向彝族兄弟宣传，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刘伯承、聂荣臻直接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团（团长杨得志）为先遣队，于5月25日晨出其不意地消灭了安顺场守敌1个营，占领了渡口，缴到木船1只，立即组织了17个勇士，在船工帮助和炮火的掩护下冲向北岸，消灭了守敌，占领了北岸敌据点。
鉴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无法渡过，军委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在安顺场用4只木船渡河后沿大渡河东岸前进，占领泸定城；林彪率领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抢夺泸定桥。军委纵队和三军团、九军团随后跟进。安顺场到泸定桥320华里，沿途都是山路，还有敌人阻拦。军委要求先头部队用两天半时间赶到。一军团即以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为先头团，指战员以大无畏的精神接受了任务。27日晨，他们由安顺场出发，边走边打，28日一天一夜走了240华里，于29日晨6时到达沪定桥西岸，消灭了守敌，占领了西桥头。这时，东岸的红一师也日夜兼程前进，在距泸定县城100里的龙八步将守敌歼灭，使固守泸定县城的敌人（1个团）孤立无援，有力地支援了西岸的战斗。
泸定桥是大渡河上一座用13条铁链连成的悬桥（俗称铁索桥），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始建，第二年建成。铁环大拇指粗，一环扣一环相连而成；以9条铁链上铺木板为桥面，桥面2米多宽，每边各有两条铁链为扶手；长约100米，每隔一段，都用铁条横连起来，除摇摆外，人马走起来都很安全。该桥是当年四川通西康、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地势异常险峻。桥东岸是依山建成的沪定县城，往东就是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桥的西岸连着海拔7000多米的贡嘎大雪山。敌人为阻止红军过桥，在红军未到西岸时，就把桥上的木板全部拆走了，只剩13条铁链在河上悬空摇荡。桥东区还有1个团的炮火守护，敌人以为红军不是天兵天将，是无法飞渡的。
可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英雄队伍，比天兵天将还高明，很快就飞渡过去了。5月29日下午，四团二连的22名赤胆英雄，在西岸炮火和二梯队的支援下，硬是冒着敌人炮火沿着铁链冲过东岸，并冲过敌人在桥头用木板燃烧的火海，占领了桥头堡，又首先冲进了沪定城，在第二、第三梯队的支援下，全歼了守城敌人1个团。英雄的突击队仅以3个同志的牺牲为代价，取得了夺取沪定桥和沪定城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战史上的奇迹。
当第二、第三梯队一边战斗、一边铺上木板后，后续部队就迅速冲过桥去。一军团司令部率领我们直属机关，经过4天的急行军（最后一天走了120里），于30日到达沪定城。当晚，河东岸的一师也到了。6月2日，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全部安全过了泸定桥。蒋介石在昆明策划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彻底失败，他要把毛泽东、朱德当“石达开①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①童小鹏在报告中讲：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号称太平天国。石达开，地主家庭出身，也参加了起义。他英勇善战，洪秀全自称天王，另封东、西、南、北王，石达开被封为翼王。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石达开曾征战湖北、安徽、江西，屡建功勋。1856年9月，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北王韦昌辉入京杀了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下数千人，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天京，反对韦昌辉的屠杀行为，韦昌辉又想杀石达开。石达开匆匆逃到安徽去组织兵力，准备打回天京。在洪秀全镇压了韦昌辉之后，他回到天京，成为主要的执政者。但他对洪秀全那一套迷信不大附和，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并受猜忌。1857年6月，他负气跑出天京，带了10多万精兵分裂出来单独活动。这反映了农民领袖得到政权后变成人民统治者的本性，也导致了内部分裂最后失败的结果。石达开转战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他不建立根据地，只做流寇式的流窜。1863年春到云南巧家渡过了金沙江后，途经四川的冕宁、越西，用重金收买了彝族头人王应元，得以通过彝族区，于5月14日率领3万多人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企图过大渡河后经雅安到川西平原，但他不乘清军唐友耕部未到北岸前抢渡，而为老婆生了儿子“传令稿赏三日”，失掉渡河良机，待清军到达北岸时才组织抢渡，都遭失败。但又不改变行动计划，仍在河边迟疑坐困。在大敌当前、河水高涨、粮食断绝的困境中，悲观失望束手无策。最后他幻想“舍命以全三军”，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要求“开恩”，以他个人之死赦免他的部下。6月13日，在敌人诱降欺骗之下，自动投向清营，即被囚禁，押往成都。6月25日，曾经风云一时的石达开，英勇就义于清王朝的屠刀下，年仅33岁。他的部下也未沐“皇恩”，大部惨遭杀害，少部逃人彝族地区，当了“娃子”即奴隶。这是农民领袖的动摇妥协性造成的悲剧。
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是战无不胜的。石达开没有渡过的大渡河，红军安全渡过了。
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在泸定一带休整几天后，军委命令一军团“突破杨（森）敌在雅州、芦山、天全的防线”，继续北进。6月7日，占领天全城；6月8日，占领芦山城。
6月，蒋介石在南京曾对外国记者宣布：石达开的历史将重演。可他的幻想又破灭了！
3．过雪山，到达维，同四方面军会合
芦山前面是川西的邛崃山脉，和东面的雅安，都有川军阻拦，红军北上，只有通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主峰海拔5240米，我们是从较低的王母山口过的，海拔4124米，这已是缺氧区了。我们一军团6月11日到宝兴县，离城不远就进入夹金山区。
13日，到达夹金山脚的硗碛；14日，开始上山，沿青衣江边一直上山。除十几里比较陡外，大部分是缓坡，但海拔越来越高，走了70里才到山口。最困难的是最后十来里，坡度不大，但空气稀薄，加上几天来吃的都是没有煮烂的包谷（玉米），消化不良，营养不足，山上又很冷，所以走起路来特别费劲，真是气喘如牛。尤其是个子大的同志，走走停停，走得更慢。司令部早就通知，只能慢慢走，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去就起不来了，要求大家互相帮助。扶持有病和身体虚弱的同志一道前进，只要过了山口就好了。林彪是骑马上山的，但马也喘不过气了，只得下马牵着马尾巴走。警卫排的战士连扶带拖地把他和马拉到了山口，一下山口，赶紧跑下百米，就喘过气来了。山的北坡积雪很深，一片白色，这是南方人第一次看到的好雪景，大家就坐在积雪上往下滑，喘过气来了，很高兴，都戏说是“坐汽车”。下山再走50里就到懋功的达维。达维有个由石头砌成的三层楼喇嘛庙，有两个像工厂大烟筒的石头堡垒。我先头部队红四团已经同李先念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虽然一天走了120里，但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是长征以来的最大喜事。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共约10万人，在党中央和军委统一领导下，一定能消灭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大量部队，在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但谁也没有料到，刚在遵义会议上克服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又要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
五、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
1．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情况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897年出生。1919年在北大读书，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参加党的“一大”，当选中央局组织主任。1922年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回国后于1924年5月被捕叛变，长期对党隐瞒。是二、四、五、六届中央委员，六届政治局委员。1928年5月在莫斯科参加“六大”后留苏学习，参加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1931年回国。4月，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工作，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从土地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英勇善战的部队，曾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积极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使苏区受到很大损失。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又实行逃跑主义，仓促率领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1万多人，离开鄂豫皖苏区（徐海东率二十五军坚持斗争）。经过艰苦斗争于12月到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建立了川陕苏区。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人民深受压迫，生活困难，多吃玉米，所以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和红军，红军迅速扩大，1933年10月，四方面军发展到了5个军约8万人。1935年春季，四方面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主力西渡嘉陵江。4月，已占领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9个县城，部队发展到10万人，形势是很有利的。
但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接连胜利的情况下，看不到有利形势，强调暂时的困难，特别是怕蒋介石的主力胡宗南入川组织“川陕会剿”，认为川陕苏区无法坚持，与其让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他事先未请示中央，未经过会议讨论，就撤离苏区，向川西跑。他把地方部队编成4个独立师，把女干部编成两个妇女团，连同学校、兵工厂等都一起过嘉陵江。只留300多人枪，由绥远道委书记刘子才领导，坚持苏区斗争。从此，四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
四方面军是英勇善战的。开始长征以后，打了许多胜仗，蒋介石为防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调动大批川军，加上胡宗南部，企图夹击四方面军并加以消灭。
为了争取主动，并配合已过金沙江的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大主力会合，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开始向川西岷江地区转移，分三路在岷江两岸同敌人对峙。在击溃川军邓锡侯5个团以后，控制了以茂县、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5月下旬，四方面军已派部队西进，并积极争取同一方面军联系。6月2日，四方面军总部已到理县的杂谷脑（现理县县城），另一部攻占了懋功县的两河口。6月8日，红九军占领了懋功城；接着又进占以南的达维。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创造了条件。
张国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在敌军追击、包围的情况下，也同意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但他主要是要向党中央争权夺利，以他的人多（8万多人）和一方面军人少（两万多人）来分配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企图以他的思想来领导和改造中央。他根本的错误是对政治形势的右倾悲观，认为一方面军长征是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因而采取逃跑主义路线，逃到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等待革命高潮到来。在这样情况下，他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后，爆发一场党内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5月18日，四方面军占领茂县以后，张国焘就擅自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区委员会”，内设政治局，俨然如同党中央组织。月底，他又宣布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任主席。并且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要赤化全川、全西北，妄想当“西北王”。党中央发现后，曾指示取消“西北联邦政府”，并指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应组织自治政府。这是张国焘对党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
2．中央和张国焘的主要争论
党中央还未和张国焘见面，在来往的电报中，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中央：根据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大举侵略，全国抗日运动不断发展，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进行“剿共”的形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向北发展，创建陕、甘、川苏维埃根据地，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实现对日直接作战创造条件。
张国焘：一方面军长征，是苏维埃运动的失败，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北上很困难。一方面军退居川西草原游牧区，四方面军退到名山、天全（雅安西北）和西康地区，等待革命高潮到来。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同张国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展开了。
为了统一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朱德看望张国焘时已将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先给张国焘通了气。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敌情、自然、群众等各方面条件后，明确指出：创造新的根据地，应该去川、陕、甘。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才能向西北突破。要坚决实行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经过讨论，“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6月28日，中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特别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针对张国焘的）。
为了加强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29日，政治局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而且排在周恩来、王稼祥之前；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同时，通过《松潘战役计划》，利用胡宗南力量未集中前，把他消灭在松潘地区，打开北上大路。
张国焘在会上表面也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是他怕胡宗南，在行动上完全不执行。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破坏，打松潘计划没有实现。后来在1943年6月，周恩来和林彪从重庆乘汽车经西安返回延安，胡宗南宴请周、林时，曾对周恩来说：1935年我在松潘时，你们如果进攻，我会当俘虏的。不过我相信，周老师（黄埔时是师生关系）不会杀我的。从胡宗南口中证明，当时松潘是可以打下来的。但张国焘贻误了战机。
3．张国焘的夺权野心
党中央、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即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两座雪山，于7月中旬到达黑水、芦花。16日，占领了松潘西边的毛儿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藏族集居点。
张国焘仍留在两河口。在会议期间，他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后只剩两万余人，体质较弱，装备也不如四方面军，向中央夺权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他立即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什么中央红军开始西征时有30万人（故意夸大）现在不到两万人，“对中央和一方面军表示失望”， “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失误，招致了军事失败”。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之失败”， “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
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理县）四方面军总部后，向干部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时，又散布政治局没有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公开发泄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一方面，不按两河口计划行动，按兵不动；另一方面，又向中央提出无理要求，他先提议由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当时是周恩来），接着由陈昌浩向中央提出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当时是朱德）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
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的无理要求。为了顾全大局，张闻天曾向毛泽东建议，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把他担任的总政委职务交给张国焘，毛泽东同意了。7月18日，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仍兼军委副主席。21日，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周纯全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合理调整了领导机构后，张国焘无话可说了，但他的野心并没有因此放弃，以后又提出无理要求，最后发展到做出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可耻行为。
张国焘还以旧政客的卑鄙做法，曾经想拉拢朱德、彭德怀，挑拨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等。他派人给彭德怀送去二三百银元，当即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
4．沙窝政治局会议的斗争
张国焘破坏了松潘战役计划，又迟迟于8月初才到毛儿盖。他一到毛儿盖就推翻在两河口会议的诺言，不同意两个方面军迅速北上的方针，并要求党中央开会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
8月4日到6日，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议程有两项：（一）一、四方面军今后的形势和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任务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决议》强调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何破坏团结的倾向，都对红军不利，对敌有利。
《决议》针对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错误强调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这种动摇是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和“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当会议讨论到组织问题时，张国焘的野心又暴露出来了。他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旗号，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分。当时政治局委员有9个，张国焘居然要增加四方面军的9个干部当政治局委员。会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并指出，政治局无权这样做，有些干部可吸收到军政领导机关工作。为工作需要，会议决定陈昌浩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由于张国焘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胡宗南主力已集结在松潘地区，薛岳部也已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也加紧向红军进逼，企图把红军包围消灭，红军已处于被动地位。为改变这种状况，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夏河、挑河流域。为实现这个计划，红军总部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由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开进，再向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又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经中央屡电批评，他仍置之不理。
5．毛儿盖会议
为了克服张国焘新的阻挠，实现屡次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等（周恩来因患肝脓肿请假，朱德、张国焘已去红军总部不在毛儿盖）。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实现两河口会议关于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眠州为中心之挑河流域（主要是挑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决定》认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人青、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指出其“政治的来源是惧怕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及时将该《决定》电告朱德、张国焘，要他们率左路军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按计划北上。但张国焘仍抗拒中央决定，按兵不动。
右路军从8月20日起，从毛儿盖出发，经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艰苦行军7天，于月底全部到达班佑（有用牛粪糊在树枝上搭起的简易房子）、巴西、阿西（开始有村落）地区，等待左路军来会合。经中央一再电催和朱德、刘伯承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张国焘不得不率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经过草地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
蒋介石发觉红军行动方向后，即令胡宗南从松潘派兵堵截。8月29日，我右路军乘敌人四十九师进至班佑东南的包座时，在运动中将其分割歼灭，毙、伤、俘敌约5000人，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事实证明胡宗南的部队是可以打垮的，张国焘怕胡宗南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红一军团是从8月开始进入草地的，28日到达班佑牧场，再走20余里，就出了草地到了农业区的巴西。因事先准备了干粮（炒青稞、豌豆和少量面粉），只在宿营时找些野菜煮汤和干粮吃，勉强度过了。但27日，是我长征以来最痛苦的一天。因面粉吃完了，就吃炒豆，豌豆太硬了，一下子陷入我蛀牙根上，把我痛出了眼泪，晚上一直睡不着，痛了几天不能咀嚼东西。幸亏同志们拿面粉换去我的豌豆和炒青稞，使我走出了草地。同志的友爱多可贵呵！
6．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告以包座胜利消息，并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指出：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必能取得伟大胜利。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水深不能徒涉为由，拒绝向班佑前进，并说：粮食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朱德亲自察看，可以徒涉，但他无发电权力）。他一面再次提出同中央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一面强令已向班佑前进的先头部队回阿坝。
9月8日，张国焘私自电令右路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同时电令四方面军驻马尔康的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即将扣留，电复处理。”妄图以武力扣留军委纵队。同时，张国焘又电右路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
9月9日，张国焘的阴谋终于暴露了。他不仅不执行中央的方针，而且妄图以武力威胁中央和一方面军南下。他背着朱德、刘伯承和党中央，从阿坝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密电，机要组长陈茂生、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该电。据吕回忆，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张、周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①
①1982年3月，叶剑英看了吕黎平的回比文章后表示：意思是这样。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最先公开披露了此事。文中说：“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7．叶剑英为捍卫党中央脱离险境，立了大功
密电发到时，陈昌浩正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在潘州村向右路军高干作报告，叶剑英在场。译电员陈茂生将密电交给叶剑英时，叶剑英吃了一惊，立即借故离开会场，奔赴3里外的牙弄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抄下密电后，要叶剑英立即将密电送给陈昌浩。
毛泽东获密电后，立即偕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从牙弄赶到巴西红三军驻地，同在那里休养的周恩来、王稼样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巴西会议”) ，决定采取断然措施，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从巴西、牙弄地区迅速转移，脱离危险区，继续北上。红一军已先进至俄界。
叶剑英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将密电交陈昌浩。陈昌浩即令四方面军部队对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加强警戒，监视其行动。
叶剑英借准备南下电令，向徐、陈提出，要筹备粮食，徐、陈同意，叶剑英又同军委纵队负责人李维汉、杨尚昆、萧向荣等密商，乘深夜以打粮为名，把军委纵队带走，同党中央一道北上。
叶剑英还乘深夜偷偷地从指挥部取出一份甘肃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带到中央，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9月10日凌晨二三时，党中央率领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秘密脱离了危险地区，经阿西于11日到达俄界（农业区）。
10日早晨，陈昌浩发现中央、军委纵队和三军团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部分干部进行煽动，说什么“中央红军投敌去了！”当即有人叫嚷要派兵追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动。
10日，中央在阿西发表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号召大家“要根据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过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去。”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和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总结时说：为继续团结争取四方面军北上，现在对张国焘不作最后的组织结论，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对敌我力量估计上的原则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在西北创造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向西南部的川康藏边退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倾向，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张国焘分裂红军，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决议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不相信党的领导，不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他在红军中保存打骂制度。此外他还以大汉族主义对待少数民族。决议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给予改正机会，这个决议只发到中央委员，没向全党公布。
由于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已编入左路军，到俄界的中央、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只有8000多人。中央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也无法实现。
中央率陕甘支队离开俄界后，又通过了约1000里的藏人区域，越过岷山，于9月17日攻下由甘肃鲁大昌部两个营固守的天险腊子口，打开了进入甘南的大门。18日，乘胜占领了岷县东南的哈达铺，这是个回汉杂居的商业小镇，有200户人口，主要吃大米、面粉。
从而走出了语言不通、粮食困难的藏区，得到了休整机会。
在哈达铺的邮局里，党中央得到了报纸，知道了陕北苏区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已到了陕北。这为中央决定到陕北去提供了依据。
部队又进行了整编，中央决定：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一军团改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改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改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政治委员蔡树藩。毛泽东向团以上干部作了政治形势和部队整编意义的报告。号召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过了雪山草地的红军指战员，继续努力，乘胜前进，克服一切困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追击，胜利地到陕甘苏区，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9月23日，继续北进，渡过渭河。27日，占领通渭县城和榜罗镇。中央在榜罗镇开了常委扩大会，正式决定进至陕北，和陕北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举行了干部会议，再一次说明红军到陕北的意义。
10月7日，陕甘支队翻越宁夏的六盘山高峰。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保安县的吴起镇（现吴旗县），受到苏区游击部队和人民的热烈欢迎。红军战士特别高兴。此时，我回想去年的今天开始离开中央苏区边境的情景，看到今天到了新的家了，情绪很高涨。
21日，红军把尾追我军的敌骑兵消灭了1个团，打垮了两个团，俘获人、马达800多。这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次战斗。大家都高兴地说：长征一路都有“尾巴”跟着，这一下把“尾巴”斩掉了！还说：要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完成长征的英雄们又送来一份小小的礼物。
党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江西出发时，8.6万余人，现在还剩8000余人，但这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巨人。
22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批准了9月27日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议，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会议指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25日，党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他首先宣布，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做好群众工作，努力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1月3日，中央红军在甘泉县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红十五军团是由原在鄂豫苏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奉中央令于1934年11月离开苏区，经河南、陕南的艰苦奋斗，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延长县永坪镇，同陕北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组成的，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
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办事处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张云逸为参谋长。
11月8日，中央决定恢复红军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原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序列，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全军共1万多人。
中央听取了陕甘省委负责人郭洪涛、聂洪钧的报告后，发现他们在肃反工作中把刘志丹等同志关起来的错误，立即予以纠正，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并委任刘志丹为第十五军团副军团长。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命令其“剿匪副司令”张学良加紧向红军和苏区进攻，调动5个师东西对进，南进北堵，妄图把红一方面军围歼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中央军委选择葫芦河畔的直罗镇为战场，预设埋伏圈，准备消灭敌人。
11月20日，敌先头部队——东北军的一〇九师从甘肃太白地区开来，进到直罗镇时，当晚我军即将其包围。21日拂晓，发起四面进攻，战至下午，敌大部被歼灭。逃到一个寨子的部分顽敌也于次日被消灭９９lｉb?，击毙敌师长牛元峰。23日，红军又在张家湾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1个团。
这次战役，俘虏敌人5300多人，缴步枪3500多枝、机枪100多挺、迫击炮8门、子弹20多万发，大大补充了我军的装备，这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第一次联合作战。
我当天也到一军团指挥部，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聂荣臻一同指挥战斗的场面，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直罗镇的胜利，使其他敌军纷纷退却，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就被粉碎了！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次胜利，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一个奠基礼。”
七、瓦窑堡会议，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瓦窑堡（现子长县），原是安定县的一个集镇，盛产煤，是陕北苏区的政治中心。
1935年12月8日，中央机关移此办公，称为“红色首都”。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张浩（林育英）会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经蒙古），带来国际“七大”文件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同时，也传来了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的消息。
23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一方面军要把军事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之上，行动方向是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地。提出“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队”， “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 “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是“旧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的惟一道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决议》分析说：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在他们对于反日斗争同情、中立或直接参加时，对于反日战线之开展都是有利的，党应该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对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要看到不是完全统一的，应争取其中部分不积极反对反日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决议》指出：“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决议》强调：“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也指出：“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八、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红一方面军北上后，张国寿继续分裂党，分裂红军
在阿坝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张国焘诬蔑中央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逃跑路线”， “不拖死也会冻死”。会上，一再逼朱德发表宣言反对中央，遭到朱总的严正驳斥。张国焘的秘书黄超骂朱德“老右派”、“老顽固”。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的卓木碉召开3000人的干部大会，擅自成立所谓“临时中央”，自命中央“书记”。又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非法组织。并通过了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0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 ，宣扬“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命令左、右路军全部又过一次草地和雪山南下，使部队又遭一次损失。
张国焘架空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取消他们发电报权力。把一方面军调去的干部，都降级使用，大量提拔他们的亲信。同时，张国焘下令暗杀与拘留反对他的错误主张的好干部。前西北军委秘书长曾中生、胡底（对敌斗争有功）被暗杀。廖承志、朱光被软禁（强迫刻钢板、油印），后来到陕北后经周恩来提出后才被释放。
2．四方面军南下失败，逃跑到西康甘孜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经几次同刘湘主力作战后，于11月到达雅安以西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但川军和蒋介石嫡系薛岳仍大举进攻。因无根据地，部队损失大，士气不振，无法对敌。1936年2月，不得不又向西康的甘孜藏族地区（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逃跑。到4月初，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10万人减至4万人。
党中央到陕北后，一直继续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争取。朱德、刘伯承等也不断地耐心向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做争取工作，希望北上抗日。
3．二、六军团长征到甘孜
红二、六军团长征是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西部桑植地区开始的。
因与党中央失去电台联络，得不到中央指示。1935年9月29日，电台用明码向空中发电给周恩来，问中央在何处，要求联络。电报被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收到，张国焘就用总政委名义复电，开始用电台明码联系。
蒋介石对二、六军团大举进攻，迫使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二、六军团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沙江人西康，于1936年7月2日到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共计费时7个多月，同敌战斗无数次。
中央得悉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很高兴，曾专电致贺。
为统一二、六军团的指挥，中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弼时任政委兼第二军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另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从此，红二方面军重新得到了中央的直接指挥。
4．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一方面军积极策应
由于党中央北上路线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张国焘的南下、西逃遭到失败，困于西康毫无出路；由于朱德、刘伯承以及徐向前为代表的广大四方面军干部要求北上，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同意北上。但是否同中央会合，还在犹豫。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仍对党中央进行攻击，受到二方面军领导同志的抵制和反对，张国焘不得不取消自设的“中央”，加上中央的耐心争取，最后促进了张国焘的北上行动。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路离西康北上。在中央一再指示下，确定向甘肃南部北上。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所以损失很大。
中央一面派部队南下接应，一面向东北军做工作，希望他们不要拦截。东北军根据张学良命令，未加阻击，使二、四方面军顺利通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22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地区会师，胜利地结bbr>束了前后两年的伟大长征。二方面军长征，自1935年11月19日始，至1936年10月19日会师，历时11个月，行程1.6万余里，经过湘、鄂、川、黔、滇、康、甘、宁、陕9省。
四方面军长征，自1935年3月开始，到1936年10月会宁会师，经历19个月，3次过草地。从8万多人减到2万多人，这是张国焘造成的。
三大主力会合，证明帝国主义、蒋介石反革命的失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彻底破产，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
三大主力会师陕北的总人数，根据1981年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核对，中央红军约8000余人，二方面军1.1万余人，四方面军1.1万余人，二十五军3400余人，总计3.34万余人。
这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如果全军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依靠陕甘苏区向外发展，大量消灭胡宗南、毛炳文部队，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及甘、青、宁、新的统战工作，西北的革命形势必将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建立西北的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完全是有可能的。
当时，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一个“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要求各部队在11月1日以前，注意休整补充、扩大，以便执行攻占宁夏的任务。宁夏东连陕甘苏区，北靠外蒙，人口较少，但物产丰富。因黄河水利灌溉，盛产大米，敌马家军较弱，完全可以打下来。如占领宁夏，苏联的援助就可以经过外蒙草原直达陕甘苏区。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动摇、干扰，失掉有利时机，未能执行，仅仅在11月1日至23日，在甘肃东部的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的1个旅，打垮两个旅。这是三大主力密切配合作战的胜利，也是10年内战的最后一次大的战事。
张国焘虽然北上了，但他的野心不死。党为取得苏联帮助，曾考虑两条道路，一条是经宁夏到外蒙，这是比较容易打通的近路；另一条是经过漫长的甘肃河西走廊，再到新疆，但路远难走，又要通过青海马家骑兵防地，不易通过。
但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不积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命令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三十军、五军、九军及骑兵师、教导团、妇女先锋团等共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往甘肃北部、西部挺进，想抢先到新疆，取得苏联的帮助后，再来同中央讨价还价。结果，西路军遭到蒋介石部队和马家军的截击、包围。虽然英勇奋战，历时5个多月，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但沿途损失很大，最后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只有李先念带了800多人，坚持到了新疆。徐向前、陈昌浩及少数同志经艰苦奋战，分散回到延安。有些被俘的同志，经过周恩来营救出来。这又是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恶果。
张国焘连续在破坏“松潘计划”、“夏洮计划”，又破坏“宁夏计划”，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许多同志（包括四方面军的）早就要求对张国熹进行彻底清算，党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张国焘的转变，特别要把受蒙蔽不认识张国焘的错误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毛泽东亲自做了许多工作，等待时机成熟再批判。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揭发、批判。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检查，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他保证“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3月31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只指出他的错误，没有作组织结论。决定把张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严格分开，称赞四方面军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的革命精神。经过在全党进行传达讨论，从而争取教育了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同志在中央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同年8月，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张国焘表示愿意工作，同意党的政治路线。中央分配他当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主席林伯渠），但不做工作。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趁与西安蒋鼎文共同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中央不让去，他坚持要去）的机会，同国民党特务勾结叛党，祭完不回延安，坐蒋鼎文的小车去西安；他不住我办事处，住西京招待所。4月7日，带警卫员张海上车站，约林老去见面，见面后不听林劝阻，即上国民党安排的火车去武汉，说要去找周恩来。
林老立即报告党中央，中央电告武汉长江局（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住）。
周恩来要李克农带我和邱南章、吴志坚两副官（穿军衣带手枪）到汉口车站将张国焘接下来到办事处，等了三趟火车未见，第四次才接到。有人说周恩来、王明、罗炳辉都到车站接，是错误的，这是张海说的。张国焘住办事处一夜又跑出来住旅馆。16日，周恩来陪他见蒋介石，张国焘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即说“你糊涂我不糊涂”。次日，经争取劝告无效，最后他乘特务的车走了，是个可耻的叛徒。4月18日他被党中央开除出党。中央决定，将张的妻杨子烈、子张海威送回他身边。张国焘于1949年去台湾，以后移住香港，写了一本书骂共产党；60年代去加拿大；1979年12月，冻死在养老院中。
九、红军长征的意义和影响
红军长征发生在30年代的中国，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60年过去了，其影响越大越远，长存不朽。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首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1935年11月14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曼努意斯基在总结报告中，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曾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崇高的评价。他说：“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从江西到四川三千余公里，为避免蒋介石的飞机轰炸起见，多数在夜间或山中行军，没有渡河的工具，没有必需的军需及车辆，渡过了许多深阔的河流，爬过了人迹不到的高山，这样传奇一般的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他热烈称赞“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中国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现代殖民地革命史上惊人的一页”。
1937年，王稼祥在苏联治病期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曾接见王稼祥等人。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经过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斯大林热情地赞扬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军队。”他特意对王稼祥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身体健康！”
1938年夏，当王稼祥即将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又同王稼祥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1936年3月29日，在上海白色恐怖下的鲁迅、茅盾曾给红军发出贺信。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热情地称赞：“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还送了两只金华火腿慰劳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这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经宋庆龄介绍到陕北，采访3个月，拍了很多照片，写了一本《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先在英国出版，是最早一本介绍红军的书，以后在美国及各国出版。1938年，上海胡愈之（党员）等将其译成中文 href='9501/im'>《西行漫记》出版。1937年4月，斯诺夫人宁漠？韦尔斯到陕北访问了4个月，又写了一本《续西行漫记》，也照了很多照片。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已是76岁高龄，为了出书，同夫人重走了长征路，1985年在美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1988年，中国作家魏巍，出版了他的著作《地球的红飘带》。
今年出版的有关长征的书更多了，说明影响之大。到红军长征路上各地的旧址、纪念馆参观学习的人应接不暇。各人有各人的有关长征的各种描写、评论。
我认为，领导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对长征的意义讲得更全面。
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历史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我看，不仅是有收获，而且是大大的丰收。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1935年），10年后（1945年）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1927年以后一直被蒋介石称为“匪首”、做梦也想活捉的毛泽东，被邀到重庆，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14年后（1949年），我们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逃到台湾。
6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地位日益提高，也取得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即将收回，台湾的统一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包括援朝志愿军）， 所以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就是继承和发扬了红军长征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结果。
长征中和在全国各地（包括白区党组织）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正是他们的血浇灌出伟大的胜利之果，因此，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
十、红军长征精神永放光辉
什么是长征精神？
毛泽东在他的诗词里已有很好的表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柱其间”。多么伟大的气魄。
198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杨尚昆（时任军委副主席）说得好，他说：“什么是红军的长征精神呢？概括地说，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使红军长征取得胜利，而且60年以来，一直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焕发它的光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对台斗争、中印边境和中越边境等屡次战争中，以及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出的千千万万英雄好汉，都受到长征精神的影响。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过去，已经产生出伟大的力量，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长征中成为伟大的精神力量，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使它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在中国和全世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力量。
我是参加长征的一个老战士。长征中，在党的教育下，在长征精神鼓舞下，坚持到了陕北。60年来的工作中，特别是1936年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0年，继承了长征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和团结奋斗的精神，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现虽已离休，但始终不会忘记长征精神，要继承和宣传长征精神，永葆革命青春。我以四句话自勉：健康长寿，发挥余热，不断前进，保持晚节。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坚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看《长征》电视剧
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公寓里，老爸坐在客厅他的专座上正观看DVD《长征》。这几年，《长征》已经看过几十遍了，其他是《延安颂》、《风雨同舟》，但最爱看的还是《长征》。反复看，边看边指点，一见李德就生气，指着他道：“坏家伙”， “还在乱七八糟地指挥”，看见张国焘就叫“叛徒”，骂蒋介石是“坏蛋”；看到湘江战役时，表情凝重，眼含热泪，有时身边人没有看录.?像正在说笑，他便呵斥道“死那么多人还在笑”，吓得旁边的人赶快伸舌头。此时，不喜欢别人来打扰。叫他休息还生气，不看完一集不吃饭。多年久坐，腰就酸痛。为了防止老爸腰痛，过段时间就要给他换个专座。老爸的专座有现代的老板皮椅，欧式靠背软椅，中式藤木躺椅，保健按摩椅。这个月坐的是老板椅。
老爸已犯过两次心梗，一次脑梗。现有多种老年病，高血压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血管病后遗症，前..列腺增生等等，大约有16种以上的诊断疾病。所以，现在右手右腿不太灵，夜里排尿十来次。北京医院对症下药，开了中西药，片汤剂，早中晚的，上下午的，饭前后的，晚睡前的，一天大约吃18种药，每周还要注射两次，再加上三顿饭——加有能全力营养液的稠食。看起来，老爸养老期间也很紧张的，又要看《长征》，又要吃药。以前老爸嘴里吃药，或是吃饭，眼睛还盯着电视看，一心二用，经常呛着，由此引起肺炎，去年住院一个月，插鼻饲管吃泵打流食。出院后，我采取了一心一用的护理方针。看《长征》时，到吃药时间就暂停，吃完药再播放，接着看。吃饭时，绝对不能看电视，现在鼻饲管也撤了，吃药吃饭也不呛了，《长征》电视剧可以反复看了。
虽然老爸在2002年就做了双眼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人手术，还能看见电视，借助放大镜还能看中央文件，但由于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动脉硬化，经常眼干眼痒，要常点眼药水，擦眼睛，但是《长征》还是照看不误。
老爸看《长征》也藏书网有高兴的时候，就是跟着唱片首的毛主席的诗词《长征》歌曲：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唱最后一句时，还用左拳高举，高声唱道：“尽开颜！”只有亲历长征的人才最能体验长征胜利的喜悦。
要参加纪念大会
2006年6月7日下午，老爸用放大镜阅读中央文件，看完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活动安排通知后，左手用红笔在文件上边“童小鹏”名字上面画个圈，又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字“6/7 ，10.22，三会师，3会师。bbr>3000， 6000人参加”。意思是6月7日阅读中央文件，10月22日是一二四方面军三军会师的日子，3000人在人大会堂开纪念大会，6000人参加10月20日在大会堂文艺晚会。
老爸看完文件说：“我要参加！”
我说：?9９lｉｂ?
“你去开会不方便，要开1个小时。”
“要去，给中央打报告。”
“好，那你怎么进大会堂？”
“可以走！”
“要尿尿怎么办？”
“就在那尿。”
“那要是给你带个塑料袋，大家都看着你尿，那好吗？”
“嘿，嘿……”老爸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要自己进大会堂吗，就要练走路50米。”
“好！”
“还要练习站立两分钟。”
“为什么？”
“开会要站起来唱国歌，会后要唱国际歌。”
“好！”
第二天一起来，老爸刚坐在客厅椅子上就向我招手，我坐在他右边说：“是不是长征开会的事？”
“是8月开吗？”
“ 8月1日是建军节bbr>，长征宣传活动是以8月1日开始的，纪念大会是10月22日开，早着呢！”
“我八十多了。”他想出去动的时候，往往把年龄说小点。
“你九十二了！”我想劝阻他活动时，我就如实告诉他年龄。
“我去还是不去，报告了吗？”
“明天王秘来，由他向部长报告。”
“如不去就在家里——”
“——看大会电视，更清楚，好吗？”
“好。”
可见老爸昨晚考虑了一夜。
下午午睡起来，见我到客厅喝水，又用手招呼我，..“（纪念长征大会）开会吗？”
“还早着呢！”
我伸出右手，将拇指和小指立起，说：“现在才六月。”
又将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叉：“十月份才开会。”
“（开会时）不好尿尿。”
“那就不去了，在家看电视也是参加大会了。”
“好。”
可见中午又在想参加大会的事。
到此为止，想通了，不去参加大会了，在家看电视。
回忆、思考、企盼
我望着老爸花白的头发，消瘦的面容，“人生七十古来稀”， 92年的人生历程，真是不易。纵观老爸的一生：家乡耕读，参军入党，反五次“围剿”，一年长征，东征山西，红军大学，西安事变，十年国统区，转战陕北，西柏坡进北京，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党史征集，离休写作，一直到现在治疗养老，对老爸一生最深刻的莫过于20岁时的长征经历了。
我望着老爸观看《长征》电视剧时的专注神态，他是在 56de." >回忆：在长征中最高兴的事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最危险的是遭敌机轰炸，身旁死伤了六十多位亲密战友；最痛苦的事是过草地犯牙疼，痛苦难忍但坚持挺过来了。
我望着老爸十几遍的、一笔笔地抄写毛主席长征诗词的认真劲，他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只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才能不断地取得胜利。
我望着老爸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红旗上签名的庄严态度，老爸在企盼：民富国强，祖国统一。在有生之年，台湾回归，去宝岛走一走。
夜行军的一幕
（1936年9月9日作，参阅1934年10月25日日记）
出发来已是八天了，因为多采夜行军，虽然白天有时间睡，但总觉不如夜晚睡得有趣，也许没有夜晚睡得那样有益。死睡的我，本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的，可是在白天总不免有些事情来纠缠，平均起来，当然要少睡些时间，今天也有点打瞌睡。
下午六时又出发了，刚出门，传令员从“报告”一声中送来了命令：
“……为争取先机之利，从今日起实行强行军，不论日夜，每行军五小时，即休息四小时。造饭睡眠后，继续照昨日命令之路线前进……”
顿时精神紧张起来了，当然是“惟命是从”。
林矮子有点着急了：“今天一定会打瞌睡，我们在路上要多扯乱谈才好呢！”他看了命令就这样向我建议。
“那自然，我也一定会打瞌睡，你这乱谈鬼要多扯了！”我同意地回答他。
“我就不怕。”指导员好像有把握的走前来插嘴。“我从来不会在路上打瞌睡的，我今天到宿营地还要打土豪……”
林矮子忽然想起他一路来不管白天夜晚都时常跌跤，就讽刺似的说：“瞌睡倒不会，只是白天晚上都滚冬瓜似的！”
这一说把附近的人都引笑了，指导员连忙回答说：“真是矮子矮，矮子怪。”
前面走快了，把大家的话和笑声立刻打断，大家都在途中迈进，脑子里就开始想途中的乱谈材料。
半夜，北斗星已高高在上，成千成万的红色英雄仍然在星光下前进，在地上发出“沙沙”的脚步声，在同志们身上，因为东西相碰磨，也不断的“咯啰咯啰”地作响，路旁田野里更发出“唧唧”的虫鸣，其他一切均是静悄悄的过着深夜，眼睛已开始同两腿发生冲突了——疲倦的眼皮时常想闭着休息，而两腿仍旧不断向前走去，为避免跌跤，逼得两眼不得不勉强睁大，不得不执行它的视觉任务。
忽然，我前面的林矮子，无故地停止了，而他前面的人还是在走。我知道他一定是打瞌睡，就用手向他肩上用力一扑，大声叫“矮子走呵！”把他吓得一跳。
他好像是恍然大悟一样，说道：“呵！我睡着了，掉了队还不知道。”说着跨开脚步跟上前去。
“来开始乱谈，我也打睡瞌了。”我说。
“你先讲，我还没有想到。”他说。
“你常时乱谈多得很，今天又讲不出？还是你先讲。”
“你先讲好，我要想个好的来讲。”
后面的指导员想故意为难矮子，就跑上来开始扯他的乱谈：“我昨天在土豪家里看到一个骆驼一个猪，那个骆驼生得很高，那个猪生得很矮，我看到那个猪走到骆驼的后面，还没有骆驼的屁股高……”因为是故意笑他矮，所以他连自己也忍不住，“噗”地一声笑了出来。于是林矮子发气了：“你把我当猪！”我也笑个不住，大家都笑了，后面的同志也笑了。
就这几句话，把我们的磕睡虫赶跑了。
半夜二点了，因为路上没有房子，不能休息，只得继续走到有房子的地方去。这时就不由自主了，乱谈也不爱扯了，大家都很想睡，两腿虽是不断地往前走，但眼睛早已闭拢了，并且开始作着迷蒙的梦。忽然走到较低的地方，往下一踏，真是吃惊不小，好像是由天空中掉下来一样，眼睛又赶快地张开来，又继续走。
“哗啦！”一声，指导员又跌跤了，蹲在地下，“哎哟！哎哟！”地叫痛，“糟糕！出血了！”他摸摸跌痛的地方，这样说。
这就是矮子来报仇的机会，他很高兴地说：“你不会打瞌睡，为什么跌跤，为什么叫痛呢？”气得指导员赶快起来，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仍然跟着走。但是腿有点跛。
前后的人都笑了起来：“真是老跌跤呵！”
到达休息的村庄了，因为还未分好房子，队伍就停在路旁，我忽然发现了有个小草丛，就马上争取这一睡觉的好阵地，迅速地躺了下来，哪知道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们几个走时，故意不叫，等有同志把我叫起来时，他们已在前面哈哈大笑，庆祝他们的胜利。我赶上去时，已各进了各的休息房子。
这下当然是高兴极了，现在可以一直睡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一进房什么都没有，找到一张草席，就开始睡觉，连鞋袜也不脱，被毯也99lib.不盖，生怕睡不盈。这一下真比平时睡着钢丝床还有味道。
正睡得蒙眬时，仿佛听得有人唤：藏书网“小朋友吃酒呵！”接着觉得一个人把我吵醒了。揩开眼看时，原来是李酒鬼。手上捧着一茶盅的酒，笑嘻嘻地说：“喝酒，指导员打了土豪，要你去吃鸡子。”这一下真是弄得我又好笑又好气，只得回他一声：“哪个吃？你们这些家伙，有食了连觉都不睡，四个钟头过了又要走呢！”
什么也不管了，马上闭起眼睛，死了一样睡到大家起床时，才有梦中被起床号惊醒。自睡9９ｌｉｂ?时到起床，连一动都没有动呢。
泥菩萨——小广仔
（1936年9月9日作，参阅1934年11月9日日记）
虽然今天没有下雨，然而昨天那场大雨之后，地面上的一切都洗涤得干干净净：绿色的树叶更显得深绿；青葱的嫩草倍加油菁；大路上没给人践踏过的石板，已洗得油光满面。因为没经过太阳的蒸晒，一切都尚带着潮润，水银似的雨点，圆滴滴地残留在草叶上，只有山麓的泥路越洗越糟糕，泥和水已混淆得糊里糊涂，尤其经过这么大的队伍，几千双长征的铁脚的践踏，更加泥泞载道，如果鞋子不99lｉb.扎紧，就要使你拔不出来。
一个广东籍的小同志（大家叫他广仔），正在途中走，一时不谨慎，“哗啦”一声，跌在泥巴里了，两脚向前一溜，跌得一个屁股都糊满了泥水。
大家笑了：“还没到休息，你就坐下做什么呢？”他赶快爬起来，一面用手巾揩去泥巴，一面继续走着。
老曹忽然想起他曾吹过牛皮说，广东的地方好（此地是广东边境），就立刻说：“广东好，走路有汽车坐”（谈笑时说滑倒了是“坐汽车”）。
他不服气这一批评，就毅然地回答说：“天下雨跌跤，也怪得地方不好吗？”
“好！真好，走了这两天，每天都爬高山，江西、福建的山上了一个就是一个，并且不是在最高的地方上过去，但是你们广东山，上了一个又一个，都是在最高的山背上爬上去的。”老曹更进一步地攻击了。
“这两天还算很小的，据群众说今天要过一个三十里路的大王山，那更不得了呢！”我也参加他这攻击。
逼得广仔没办法了，只得故意掩饰地说：“在边界上当然有高山，今天这个大王山，老百姓说不是广东的，是湖南的啊！”
前面又看到一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跌倒了，把公文箱跌得“轰隆”大响。大家都大笑起来了，于是这一阵笑声，99lib?便结束了这一争论。
下午四时，靠拢大王山下了。因为山上滑溜得不好走，队伍不时拥挤一堆走不动，而那些挑着担子的运输员和炊事员更加艰难，肩上是挑着公文箱和铜锅，一手要拉着担子，脚下是滑溜溜的，还要一手攀着道旁的树枝，从又陡又溜的路爬上山，这当然是困难得很。这时.9９ｌｉb.谁不掉队呢？可是因部队这样多，中间一个掉队的，就阻止了后面几百千个不能前进，尤其天色要晚了，在这样的路上走夜路，是最糟糕的事，于是大家嚷起来了：“跟上跟上哟！等会儿走夜路更糟糕，找队伍都找不到呢！”
大家都恐怕今天走夜路，脚杆儿更用劲地往山上爬。
小广仔真怪，原来他争这个大王山不是广东的，现在他看见并没有好高（高的还看不见）就又承认了，突然很高兴，说：“你们看这个山有好高？我说了广东山是不高的呢。”一边说一边把小小的食指往山顶指。
他这一牛皮吹得大家都不满意，就异口同声地说：“好，不要争，等下看，如果不止这样高，就抓着你打！好不好？”
打，他当然会吃亏，且他还没有把握知道这个山究竟有多高，不敢说好不好，就马上抓住这个“打”字来反攻：“为什么要打呢？红军不讲打人的，难道你们欺侮我小不是？”他很神气地向大家这样抗议。
老曹很得意地说：“我知道他一讲打，就是没有办法的。以后他吹牛皮，就不要争，同他讲打好了。”
说完，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
已经上完了一个五六里的山了。到山顶时，见前面又一个更高的接连着立刻又要上，只见前面走的队伍沿着山脊直爬，这下更难走了，但是长征的英雄们两腿已经锻炼成钢铁般的了，还是接连不断地沿着山脊的路蜿蜒而上，那些挑担子的，走得掉下来了。
上了一个又一个，连上完了三个山顶，才算是上完了，天也黑了。今天并没有出太阳，所以这时已处在“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的情景当中了。这时前面怕走夜路，已走得很快，自然我们也是跨大两腿，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地往下跑，总以为不久就要下了这大山，到宿营地好早点休息。
越走越快，完全是跑步，天也越黑，尤其路旁树阴已遮得没点光，更因水洗过了泥土，更加墨黑，伸手不见掌，不知道何处是路，一时碰到路边的山壁上了，知道碰了壁，赶快往低的地方去；一时又跑到柴草里去了，知道是走错了路，又赶快摸到烂泥巴的地方走；前面的人因看不见稍微停一下，后面也看不见踏了上去，啊！原来踏到前面人的脚跟了，被踏的人立即“哎哟！还走不动，为什么踏来？”这是因为看不到，谁会故意踏你的脚跟呢？
前面、后面都不时有人“哗啦、哗啦”地“坐汽车”了，本来跌跤是很好笑的，但是这时谁也不敢笑谁，自己正笑时也跌倒了，并且找路都找不及，哪里有神气来笑人跌跤呢？
“哗啦”，后面又一个人跌了。他立即埋怨似的说：“这里一个缺，为什么前面不讲一讲呢？以后要讲才好！”
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前面一发现有些什么障碍时，马上就打“通电”了：“注意呀！这里一个洞！” “注意呀！这里一个缺！”……第一个人这样唤，第二个人也这样唤，第三个人也这样唤……每一个人到了那个位置都这样唤，这样就减少了很多人跌跤了。
广仔忽然误赶到荆棘里面去了：“哎哟，走错了，那刺真厉害，脚都刺破了。”一面赶快摸回路上，一面这样讲。
为了克服后面看不见、不能跟前面走的困难，有人发明了一种前后连络的好办法，要大家把一条白手巾挂上各人的后面背包上，作为符号，这样后面的人可以跟着前面的走，避免踏脚跟，只看前面的白手巾走左也跟左，走右也跟右，不动也不动。
到底夜晚总是夜晚，虽然想了一些办法，避免了一些跌跤，但总不是夜马，还是不行，更加上这样的路愈走愈窄了，又不平又有烂泥，更有.99lib.树根，大家还是“哗啦！哗啦！”地跌个不止，尤其是那广仔跌得更多，最有趣的是他那“连放四炮”。当他跌一跤时，老曹就说：“再来一炮”，走两步果然又一跤；老曹又唤：“连放三炮”，不一会儿又一跤；老曹又唤：“连放四炮”，又跌了跤，笑得大家肚子都笑痛了。
因为牵他，我也跌跤了，一共跌了两跤，跌得满身的污泥。
好不容易地下了山，见到远远有一点火光了，也听得号房子的在唤着：“这里来！”这下谁都高兴得很，巴不得一脚跳了前去。
宿营地到了，就是在山边边上的一个小孤立房子，两边是老百姓的卧房和厨房，进去三四个人就转身不得了，中间一个厅子，面积不过八九平方公尺，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可憩宿的地方。这里就是一个房子，也就是我们驻地，其他的部队及宿营地也不知是东是西。
“今天就只这一点房子，大家要挤拢住，里面没有办法，一部分到门口空坪里利用树阴露营……”前站人员怕人家说闲话，首先这样同大家讲，大家当然毫无怨言，只要找到睡觉的地方就够了。
于是铺晒席（南方晒谷的东西，用蔑编成的，很大）呀，摊稻草呀，搁门板呀……一下子大家的“行军床”都摊好了。
大家走到灯光下看时，呀！每人都遍身泥巴，枪机也给泥巴糊住了。有的问：“你们跌了几跤？”有的说：“真糟糕！我跌了五六跤！”有的说：“我一跤都没有跌。”
小广仔忽然从外面走进来参加这一算账会议：“我跌得不多，只跌了十二跤！”说完又提起脚、捏起袖子给大家看，“你看！我的手、脚都跌破了！”嘴巴是那样说，手是那样比，似乎很有功劳的样子。他未讲完，大家哄哄大笑了：“跌得不多，一十二跤！”
老曹一手把小广仔拉到灯火的最近处，手指指着说：“你们看他满面满身都是泥巴，像不像个泥菩萨？”大家同意地说：“呀！广仔是泥菩萨！”“泥菩萨！”大家哄笑起来了，广仔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９９liｂ?笑了。
“吱……”的一声哨子，管理员催大家睡觉了：“大家到房子旁边的水沟里洗面洗脚，洗了睡觉！”这一下大家争先恐后向水沟跑了，口里还不停地嚷着：“泥菩萨”， “泥菩萨”……
粤汉路旁
（1936年9月9日作，参阅1934年11月15日日记）
爬得大家满身污泥的大王山，虽然已爬过了，但是第二天继续爬的五王山，也不会有多少逊色。每天仍在那万山纵横当中行走。加之连绵的细雨，大家身上的泥巴已是有加无已了。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藏书网 ，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有时间好好去洗），已染上了赭黄的颜色。
今天听说是向粤汉路前进了。同志们听得当然是兴奋得很，因为一方面是到了铁路边上，总不致有这几天这样的高山爬；另一方面铁路边总是比较好的，东西有的卖，土豪也有的打，红军更可以扩大，或许到了那里又有休息的机会，可以使久劳的两腿得到休息，尤其是那些没有看见过铁路的同志，更觉得有味道，因为可以开开“洋荤”——看铁路“究竟是铁的还是泥的、石头的呢？”
走下山来，就是一块广大的田野。这个田野虽不过数里，但是连在深山行走的我们，一下就看到这个地方，不免有些稀奇的。同志们高兴起来了，叫唤起来了：“呀！到了大地方了，赶快看铁路去！”“从此藏书网
上山上到最高的时候，太阳正当顶，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也是汗流得最大、口最渴的时候。谁禁得住不.９9lｉb.喝水呢？喝那一口，连嘴巴也打不湿，于是很多同志开始禁不住一口又一口地喝，不几回就喝得精光了，然而山仍是那样爬，天气仍是那样热，口仍是那样渴。
我是最相信的一个，我生怕中了毒，口渴了，把口水润润嘴巴，或想些自己骗自己的办法：“到达休息喝开水的地方不远了，多忍耐一下。”“前面山上有杨梅，吃杨梅就可以止渴”等。这虽然是在心理上来解决的办法，但却有些效果，尤其是想到杨梅时，口水就津津而来，相当可以敷衍一下子，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喝口带的开水，因此我到了休息的地方，那葫芦里面还存留着开水呢。
才下到半山，发现一股清冷的泉水了，这时真使大家难过。喝吗？又恐怕中了毒，在这大山上走不得怎么办？毒死了怎么好？不喝吗？口里已渴得连口液都没有了。这时的决心真比高级司令员下打大仗的决心还更难。
有些“勇敢”的同志，便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解下碗来就喝。比较“犹豫”的同志，也就随着去喝，不过少喝一点。那些“动摇”的同志看到他们去喝了，一边喝一边“大概没有毒吧”的讲，或者解开碗，走去给人阻止又折回，或者把水漱漱口就罢了。这是一批人。另外一批便是“坚决”的了。最“坚决”的就是坚决地反对他们喝，阻止他们，喊住他们。比较“坚决”的就自己不喝，仍忍耐着向前去。至于负着领导责任的同志，一方面是较“坚决”，一方面是要以身作则来管理同志，所以多不敢去喝，只是阻止其他同志，自己仍旧忍耐着。
仍是在大山里有几间小房子的地方，就地休息了。房子里树阴下，到处挤着身疲口渴的人，房前房后也架着正烧.９9lｉｂ?得火气腾腾的行军锅。开水一送来时，大家都像饿鬼拾馒头一样，不怕热也不怕烧的，舀着就喝。甚至有些同志喝得太慌张了，连舌子也烙痛了，喝了一碗又一碗，似乎路上没有喝，在这里要补充，而且要准备明天的水分一样。
正在喝得高兴时，忽听得收容队的同志说：“某团一个战士喝了藏书网水，肚子胀得很大，过了几个钟头才好。”这一消息传来，使在路上喝过水的同志又惊又喜，惊的是恐怕也中了毒，喜的是他们喝了水现尚无恙，大概是不成问题了。午饭后仍继续前进，但至夜深仍是在稻田露营，不过今天——危险的今天，禁忌的今天过去了，喝了水的同志仍安然无事。
今天这一谣传究竟是怎样，至今仍是莫名其妙！
残酷的轰炸
（1936年10月7日作，参阅1935年3月5日日记）
已是第二次占领贵州的大城市——遵义了。在击溃吴奇伟纵队、凯旋遵义的第二天，为继续消灭周浑元部队，红军即第二次向鸭溪前进。
获得大胜利后的红色战士，已是兴奋得无以形容，今天出发再去争取战争胜利，当然战士的勇气，再高也没有了。遵义的群众，已两次得到他们的朋友——红军的恩惠（为他们肃清了敌人，为他们分得了衣物）， 这回又在红军取得大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后再去打胜仗的景况下，也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当我们开始前进时，就预祝我们的胜利；当前进时，大街上，城门口，马路旁，均满满地排列着他们，露着笑容，目送着数万赶赴前线的红色健儿；他们的心坎中，都怀着无限的希望，希望红军再消灭周浑元，来保障他们从军阀豪绅地主的重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刚上山头的太阳光照耀下，在这无数群众的欢送与希望下，数万个红色战士，便沿着马路迈步前进了。他们也怀着无限的希望，希望伟大胜利的取得，来99lib.回报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与希望。
沿马路走了十里，便分右边走乡路了，因为鸭溪还未通马路。
平素以飞机威胁和轰炸我们的敌人，在他受大挫折战争失败后，更是会以他的飞机来拼命，这是老练的红军战士从斗争中得到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天气下，为大家所痛恨的飞机，一定是要来的。因此，还在马路上就提防着那可恶的东西的到来。到小路后，虽然比马路上更好隐蔽了，沿途有些松林和树木，但是因为队伍的拥挤，也还很讨厌，万一飞机来时，发现了目标，那就更1936年8月6日
杨主任，①陆部长②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给那洋人③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本来我们的作品就是有也不能够拿出去，现在有一个这样好的人，这样好的机会，真是难得极了，既可以拿去进行国际宣传，又可以募捐，确是一举两得。这样讲，无论如何都要写他两篇。本来老早就要写，一来许久未动过笔，二来不知从哪里来下手，就此一天天地延下来了。
注①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
②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
③“洋人”指美国记者斯诺，他于1936年7月13日到保安，在苏区和红军中访问几月后，发表了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
1936年8月7日
藏书网
上午上联共党史，教授博古主席也改变了他演讲的方法，为问答讨论的方式，提了很多问题问大家，但答得对的很少，同学们都相当受了批评，亏得没有问到我的名下，不然也会“照相”呢！
准备明天开晚会，但是什么都不会，无奈何？晚饭后在外面玩，准备去讨论问题，适遇杨主任、陆部长来组织写《长征记》，并带有毛主席、杨主任署名的征文信与《长征记》大纲，旋即召集同学们开会，经杨主任各方鼓励，由国际意义到个人利益，红大的名誉……说得大家都“义不容辞”，我也决心写，以回答他的号召与这样深刻的鼓动和热心。?９９ｌｉｂ?
1936年8月9日
今天是星期，听说要补课，使准备出外一玩的同学们顿时失望，后又说不上，又使同学们放了一下心。
组已编过，早饭藏书网后大家都夹着被毯，背着东西往新的宿舍走，来来往往，煞像逃难似的，我同他们开玩笑说是“亡国的逃难者”——其实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呢！新的宿舍与赵①、贺②（老在一起的）同住一个石房，虽然是斗室，但我们住惯了小房子的，还觉得相当宽绰，光线也好，可惜当西晒，且下雨会漏，这倒是它的缺点。
教育长要我们写油印，真是难为情，自己的课尚顾不及，且要写《长征记》，但没办法只得“遵命”，一写就整整一上午。
下午到政治部吃饭，排场得很，同时又会到久传牺牲了的乐少华同志，真使人见了惊喜若狂！据说他在赣东北仅是负伤，后到上海来的。
晚饭后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报告会。今日就这样过了，于是前两天欠讲义的债还没有还呢。晚上只得做写《长征记》的准备工作，因为再不写就对人不住，杨主任曾同我说过十几次，在套通就曾要我写的呵！想来不写太对人不住了，就下决心开始写头篇——《离开老家的一天》，描写离开苏区那天的情景，可惜久未写过和过去的少学，不能得到好的成功，至十一时才睡。
注①即赵尔陆。②即贺晋年。
1936年9月9日
交《长征记》四篇，杨、陆要我多写。
1936年9月12日
这两天比较没有事情，除了上课外，写了一篇《长征记》——《禁忌的一天》。说起来真对人不起，还远在套通时，杨主任看到我的日记时就曾要我把长征的一段整理起来，在前方时聂政委①也曾督促我几次将它整理，然而懒惰的我连笔也没有动一动，直到保安，总政治部发起大家写《长征记》时才开始写，到今天仍只写到五篇，这一方面是对不住多次促我写的同志，尤其是杨主任，而另一方面也是对国际宣传的责任没有多负呵！
注①即一军团政委聂荣臻。
1936年9月13日
因为对不住同志的盛意，今天仍勉强写《长征记》的一篇《禁忌的一天》，描写在贵云边时传说有瘴气与毒水的一天，写起来颇有趣味。
1936年9月14日
《禁忌的一天》已定，续写《波罗子》，但未写完。
1936年9月26日
写了几篇《长征记》，今天竟得到五元五角的稿费，真是有点惭愧，不能多写它几篇。
1936年10月3日晴
还是在前天听到徐梦秋同志说了一句，我的文章像女性的作品，我因为当时随同大家要走了，没有去同他谈话，我想他一定看了我的《长征记》，所以这样说。我昨天就想去同他谈谈我写的《长征记》的缺点，没有去成，今天便趁下课后去了，但是我问他我的《长征记》的缺点，他说并没有细看，并说要我多写些。
1936年10月5日晴
早上又起迟了一点，所以上课又到迟了，大家都已坐得整齐的做笔记了，一个人从后面走去真是不好，为使别人不易发觉我是迟到者，我就偷偷地走进露天讲堂迅速地坐下。
糊里糊涂的又在红大混了一餐饭，扯了一大堆乱谈才回来。
想继续写一些《长征记》来多尽些责任和多赚几毛钱，但没有时间，尤其没有静寂的时间，仍未起笔。
近来各部队流行性感冒流行，患者颇不少，这是很厉害的传染病，据说重的有生命之危，轻者也至少要一星期才行，应特别注意！
1936年10月6日晴
今天只上军事课，所以没有去听，又偷了一天的懒。
想继续写的《长征记》，今天下了很大的决心提起笔来开始了，但因为一些琐事纠缠及在同志间的吵闹声中，没有写好多字又中辍，题目是《残酷的轰炸》，这是在贵州遵义附近沉痛的一天，至今想起当时的惨状，仍使人痛心疾首，可惜没有文学天才的我，不能给以描写得尽致。
1936年10月7日晴
今天仍没有课上。
《长征记》的《残酷的轰炸》一篇已写完，但已深夜。又参加译了几个报，再扯了些乱谈，鸡已喔喔啼矣！
1936年10月10日晴
去上课又迟到了，所以得到一个处罚，坐在门口冷且脏的石头上，上面是霜，风吹来很冷，屁股坐着石头也很冷。
为刘三元替小连到主席处借《哲学通俗讲话》，未得，就顺便借了几本杂志来，这又算是同他发生关系的一次。
钟①又来了信，说的是前方的工作，对他自己的问题虽然说接受我的意见，不应老是不安，但仍说了很多伤心话，不知他有些什么难以解决的苦衷？晚饭后，随家伦②到总政与杨主任处稍谈了些党的团结、党的路线胜利的问题，杨说：我们到陕北后已更加地团结了，我们的党及红军与地方干部的团结，这就保证了我们取得很多的伟大胜利，这也就吸引了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会合与服从中央，这不能不说是党的路线的伟大胜利！
自称我的姐姐的小超③同志，送来她与她的“弟弟”和“儿子”同照的像片。这是很好的赐予，当然不会忘记名誉姐姐了。
晚上译发电报，借来的杂志尚未打开，想继续写的《长征记》也未能续写。
明天是星期日，将有休息，没课上也可睡晏觉。
注①即钟人仿。②即彭加伦。③即邓颖超。
1936年10月
今天是星期一，又照例地去上课，一心想再不迟到了，很早就起了床，但等洗面等吃饭又过了时，到达讲堂时教员已在滔滔讲授，学生均低着头在作笔记了，真是使我有点不好意思，然而“寄居者”生活不能如愿。
好容易把《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看完了，这是一个蛮大的收获，因为看这样大版的书是我少做的事情。
继续写《长征记》的企图，因为时间不允许，恐怕将成为泡影了。
导言
老爸作过多次有关红军长征的报告，一般是在逢十纪念日的时候。
当我在中直育英小学上学时，老爸时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在小学的礼堂为全校师生讲过长征故事。
漆纳丁回忆说，好像是1955年底或是1956年初的事。
我现在只记得，红军饿的时候没粮食吃就煮皮带吃（那时一定是真牛皮，不会是现代的人造皮），甚至雨水冲过的粪便留下的没有消化的黑豆，也捡起来煮着吃。
王修文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我爸作报告时老爱提裤子（老爸是个很活泼的人，大院的孩子们都叫他“小鹏叔叔”）。
李昆玉讲在小学听过好几个报告，现在只有两个报告有印象。一个是清华大学马约翰教授讲怎样锻炼身体，因为他像个英国人，红脸、戴黑领结、短裤，说话很精神。一个就是我老爸的长征报告，最深的印象是强渡大渡河。急行军每个人捆条白毛巾，方便在夜晚行进时后面的人看见，不能停，一停下来站着就能睡着了；还记得，大渡河两岸红军藏书网与白军赛跑，都向铁索桥冲去；国民党贵州兵都是“两杆枪”，宁可交步枪不肯交烟枪……
多数同班同学说记不清了，可不是吗？这是5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是革命的接班人，现在都是60岁以上的交班人了。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老爸正在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兼中办秘书局局长，在会前紧张筹备，在会中列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全党要统一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上来，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不可能去回顾30年前的长征了。所以我敢向毛主席保证，老爸决不会去作长征报告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刚刚倒台，一切在动荡之中，中央顾不上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但是，老爸还是利用在中央统战部恢复工作的机会，组织了几十位老红军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座谈会。
198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老爸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建议召开老红军座谈会，并向每位老红军赠送一顶新的红军帽作为纪念。
1996年老爸82岁，完全离休在福建漳州定居。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他带着儿子、侄女走了个“小长征”，就是在年初到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年底到长征结束地陕北吴起镇。重温长征史，教育后一代。当年，又在七八月冒着酷暑，重温党的文件，查询党史资料，准备9９lib?长征报告。漳州的酷暑是什么概念呢？老爸在1991年写过一首打油诗——《漳州火炉赞》：“温度三十五，热得我好苦；温度三十六，大汗往下流；温度三十七，汗珠往下滴；温度三十八，热得地上爬；温度再升高，热死老‘熊猫’” ( “熊猫”是说领导和群众对老爸像对国宝一样的照顾）。36度高温、60％以上的湿度，形象地说就是自然桑拿浴，不开空调就满身大汗，开了空调又易患热感冒、风湿病。我母亲就是由于有关节炎，风湿病，高血压，心脏病，又不能开空调，又不适应当时的酷热天气，于1993年7月14日在漳州去世的。
1996年10月9日上午8时半，在福州西湖宾馆，由中共福建党史研究室等5个单位联合召开的“福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什么要长征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但总的一句话：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1933年到1934年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本来，中央苏区的形势是很好的。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和消灭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九九藏书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主席。
1931年6月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共产国际指定王明代理总书记职务。王明即在全党推行他的所谓《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他们在政治上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党中央虽然在9月20日发表了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又说日本“同时更积极更直接地进攻苏联”，号召“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行动起来”，并说“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1932年1月9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他们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有分化，也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的抗日要求，认为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吹嘘“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的发展已造成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要求红军“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命令中央红军去攻打敌人坚守的赣州，打了40多天没有攻克，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在组织上，王明等人实行宗派主义政策，派代表到各个苏区去“反右倾”和“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对不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扣以“右倾”帽子，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被捕叛变）三人为中央党委、博古负总责。博古是王明在莫斯科组织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教条主义小集团的成员，他完全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
11月，临时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代表团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932年9月，临时中央又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贯彻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主张红军到条件有利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并把历次反“围剿”都行之有效的“诱敌深人”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会议无视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的不同意见，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地位，撤销了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要他到瑞金专门做苏维埃政府工作。
1933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因在白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临时中央站不住脚，就决定搬到苏区来。博古于1月19日来到瑞金，立即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手里，以便推行他们的“左”倾方针。他当时只有26岁，既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也没有打过仗，只会背诵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可是他却要指挥一切。
1933年2月，蒋介石纠集了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取消了红军的指挥权，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博古既不研究敌我实际情况，又不尊重前线司令部的意见，以中央名义强令主力红军去攻击敌人重兵固守的南丰城。由于朱德、周恩来据理力争，抵制了错误的指示，运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经验，采取大规模大兵团伏击运动中的敌人的战术，于2月27日在江西宜黄的东坡、黄陂一带，一举消灭敌主力2个师，俘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3月21日，又在草台岗消灭敌军1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2万多枝和许多新式武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央红军发展到8万人，大大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根据地，使中央苏区同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
博古到瑞金后，进一步贯彻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不执行他们错误方针的干部随便批斗。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无理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并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把在赣南各县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当做“纯粹的防御路线”的“江西的罗明路线”开展斗争，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感到十分痛心，他给中路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他不甘心失败，1933年6月起，就集中力量准备第五次“围剿”。一方面，他加紧调兵遣将，和陈诚等将领到南昌总结失败教训，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轮训排以上军官，并请了美、意、德等国的军事顾问参加策划。他总结过去“长驱直入”苏区以致被红军各个击破的失败教训，接受了德国顾问塞克特的建议，采取“堡垒主义”、“步步为营”的战术，即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前进不远就停下修筑堡垒，同时修公路，把主要阵地连系起来，加强军火、粮食的补给；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加强反共宣传。另一方面，他派宋子文到美国求援，美帝国主义就把农场主积压的大批棉花和小麦运到中国，共值2亿美元，叫“棉麦借款”；又得到英帝国主义1亿英镑的军火借款。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而残酷的阶级决战”，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并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踊一寸苏区”等口号。同时，提出“要创造一百万铁红军”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的过程中，如果红军寻找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消灭一部分敌人，是可以破坏敌部署的。但是临时中央不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强令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即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以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到福建强攻敌十九路军固守的邵武、将乐，结果，城未攻下，消耗了时间和力量；以一、五军团为中央军，留在江西苏区，但没有作战任务。这样就丧失了积极准备作战的时机，反而给了蒋介石布置兵力的时间。
当年9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在飞机掩护下，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28日，敌军占领了赣东的黎川城。在敌军优势兵力进攻下，为保存军事力量实行必要的撤退，这是允许的。但博古等人认为让敌人进了“国门”，加罪于负责防守黎川的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把他当做“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军籍和党籍，交军法审判。在军内、党内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正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本来，顾问就是“顾”和“问”，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但因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又取消了毛泽东的指挥权，对周恩来、朱德等人又不重用，只要他们根据临时中央的指令去组织实施，对他们的正确意见不理睬，实质上剥夺了他们的红军指挥权，只给相当于参谋长和供给部长的职权，而把毫无革命战争经验又不懂中国情况的李德当成“宝贝”，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他。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共党员。1928年越狱逃到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他作风独断专行，又蛮横粗暴，一个人就取代了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他坐在房子里，只凭教科书中打阵地战的教条，在地图上指挥战争。由于他的瞎指挥，造成了不少战斗失利。前线司令员提出意见，他又不听，反而训斥别人，推脱责任。而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这样的人在做总指挥，哪有不打败仗的道理？
在蒋介石的“堡垒政策”面前，毛泽东虽无指挥权，但他以对党和红军高度负责的精神，几次向中央建议，红军应跳出敌人的堡垒包围圈，打到敌人的后方，到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之间的广大地区活动，促使敌人调兵遣将，以便寻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既可以粉碎敌人“围剿”，又可以扩大苏区。但是博古、李德根本不听，反而诬蔑这是“放弃根据地”。
博古、李德等开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口号下，指挥红军主力到抚州附近的敌我交界区，辗转作战于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从9月到11月，打了几次消耗战，没有阻止敌人前进，红军又遭到不少损失，处于被动地位。
接着，博古、李德等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敌人的堡垒比较坚固，火力也较强，弹药充足，很难攻破；堡垒之间和后方又有公路连系，运输也方便。而红军的防御力量是很弱的，堡垒还没有修好，就被敌人飞机、大炮轰垮了，炮火弹药少，在敌人强攻下很难坚守，结果遭到很大损失。
正当蒋介石向苏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红军很有利的事情。1932年1月28日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参加“围剿”。蒋光鼎、蔡廷错和广大官兵要求抗日，不想打内战。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愿在3个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合作抗日的宣言影响下，蒋光鼎、蔡廷错在1933年8月间秘密派代表吴明（即陈公培，曾在法国同周恩来一起工作过）到延平附近同红三军团联络。周恩来对此事甚为重视，他致电项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吴明面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彭德怀写了信让吴明带回去，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停止了作战。
10月初，吴明又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划界而治，恢复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和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抗日力量的发展，并且他们愿意同中共合作抗日反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红军同他们密切配合，完全有可能把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打破。可是博古、李德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相信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把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时，蒋介石从江西前线调9个师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给了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很好机会。当时在前方的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博古、项英，指出目前蒋介石正推迟进攻中央苏区，抽兵入闽，红三、五军团应侧击蒋的入闽部队，但建议未被接受。彭德怀也提出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攻，威胁杭州、上海、南京，既可援助十九路军，又可打乱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张闻天也主张要积极配合十九路军。毛泽东早就主张红军打到浙江、安徽、江苏去，把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可是这些正确主张都被博古等人拒绝。他们反而把主力红军西调。去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大军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蒋介石把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十九路军又被迫参加“围剿”。
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顶点。全会不顾四中全会后因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白区遭到的重大损失，更不总结几个月来反“围剿”中因执行军事冒险主义遭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错误地断定中国己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继续贯彻“下层统一战线”（即不要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在农村继续进行“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以配合红军进攻大城市。他们更错误地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根本任务……”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继续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这就是第五次反“围剿”进一步走向失败的根源。
博古、李德等在军事冒险主义失败以后，即转为军事保守主义。在兵力强大、武器精良又实行“堡垒政策”的敌人面前，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仍一直正面防御、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敌人拼消耗，遭致失败。
最典型的是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广昌是苏区北边的一座小城，蒋介石集中11个主力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于4月10日开始向广昌大举进攻，企图突破广昌后向苏区中心地区猛进。博古、李德等则把广昌当“北大门”，在“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的口号下，调集了红军主力9个师死守。博古、李德第一次赴前线直接指挥，他们在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要同敌人“决战”。周恩来则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实际上是后勤部长）。
战斗从10日打到27日，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一次战斗。虽然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但红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死伤5500余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而广昌仍被敌人占领了，福建的建宁也同时失守。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单纯防御路线的严重恶果，给红军以后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红军还有相当的实力，苏区也还有回旋余地。如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休整补充后，打到湖南的中部（当时敌军空虚），就可以调动进攻苏区的敌人，在敌后无堡垒地带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苏区也可以恢复和扩大，就可以粉碎“围剿”。但是博古等人拒绝了这一建议，因而又失掉了转败为胜的机会。
广昌失守，给“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当头敲了一棒，觉得问题严重，但他们没有从错误中警醒过来，还是继续执行单纯防御方针，到处修筑堡垒防御，损失日益增多。博古负责的中央书记处，5月曾秘密决定要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请示共产国际，6月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做充分准备。
7月上旬，蒋介石指挥大军从北路、东路、南路同时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时，苏区日益缩小，人力、物力都很匮乏，我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如果当机立断地把红军主力突进到外线作战，仍有胜利的可能。可是，博古、李德等仍把红军主力“六路分兵”进行“全面抵御”。结果，我军损失很大，敌军还是不断前进。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长汀等狭小地带。这时，才仓促地开始准备主力红军转移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根据地。
为了调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中央决定，派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经过福建进到浙、皖、赣边活动；又决定在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活动，以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和战略转移。
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全军团共6000余人，大部为新战士，枪支不及半数。部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途经长汀、连城，后到国民党统治区；沿沙溪北上后，于7月30日北渡闽江，8月8日曾向福州进攻未遂，就北上占罗源县；在闽、浙、赣边境苦战数月，损失很大。10月19日，奉中央命令到赣东北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中央军委决定七军团与十军合编为新的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方志敏为军区司令员。
七军团北上，虽经艰苦奋战，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损失不小，并没有达到调动包围中央苏区敌人的目的，也没有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看来，主要是兵力太少，没有造成对敌人后方的威胁。
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随十军团向北行动。部队进到安徽黄山、休宁、歙县等地。蒋介石立即调动了5个正规师和地方武装进行阻止。因无法前进，十军团领导决定返回闽浙赣根据地，途中遭敌人截击，主力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到强大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大部壮烈牺牲。寻淮洲牺牲，方志敏于1935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敌人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方志敏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不朽著作。同年8月6日，英勇就义于南昌。
这也是临时中央指挥失误造成的恶果。
十军团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队伍，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领导下转移到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战时参加了新四军。
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第一步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第二步向湘西发展；第三步向北与红二军团联络。湘赣苏区的独立部队和游击队，应坚持在现在苏区及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
任弼时是从中央派到湘赣苏区的代表，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萧克（六军团军团长）、王震（六军团政委）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全军团9000余人。8月7日，由江西遂川县的碧溪地区向湖南前进，冲破敌人封锁线，于20日占领郴州西的新田县城。经过艰苦奋战，多次突破敌人的包围，于9月4日在广西全州以南的界首渡过了湘江，5日攻占了延县城。以后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包围，于10月1日攻占了贵州的黄平县城。又经过了艰苦奋战，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于26日进至四川酉阳的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
经过党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4400余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红六军团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历时80余天、行程5000余里的战略转移任务，为中央红军以后经过湘西、黔东起了探路和宣传作用。
二、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四道封锁线
中央苏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负伤由李富春代），下辖一、三、五、八、九军团。除本身要冲破敌人层层封锁进行战略转移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掩护庞大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直属机关转移。
由于博古、李德等在战略退却中又实行逃跑主义，战斗部队刚从前线撤下来，没有必要的休整和政治动员，对庞大的中央机关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精简，采取“老太婆搬家的办法，把坛坛罐罐都搬走”。所以，中央机关就编了两个纵队。军委第一纵队4600人，叶剑英为司令员；第二纵队9800余人，罗迈为司令员；总计8.6万人，此外还动员了几千民夫搬武器、抬机器（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还有许多银元）。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又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红二十四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1.6万多人。留下来的还有许多负责人：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古柏、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孙丕显等。瞿秋白在战斗中被俘，后在长汀英勇就义。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古柏等在战斗中牺牲。留下的人在苏区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保卫了许多革命果实。抗战时，又参加了新四军。
1934年10月16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从于都（当时称为雩都）的段屋地区出发，过于都河（亥水）开始长征。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是18日从于都县城出发的。其余各部分头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走上了漫长的长征之路。
由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敌人比较少，事前中央又派了代表同广东陈济棠进行了秘密谈判，签订了协定，所以确定以江西、广东边境交界处为突围的突破口。8万多大军浩浩荡荡向西突围，这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安全，红一、九军团走左路，红三、八军团走右路，中间是军委一、二纵队，五军团殿后。
在红军西征的道路上，敌军先后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江西信丰、安远间渡信丰河，未经大的战斗，于25日全部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执行了原定协议，没有堵截。红一军团在11月2日占领广东仁化县城口。5日到8日，中央红军由城口和湖南汝城之间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4日，主力红军在湖南良田、宜章之间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接着转入广西北部。这一带都是山区，多路红军行动，十分拥挤。特别是军委纵队因缁重，机器太多，走得很慢。因为要躲避敌机轰炸，多走夜路和山路，就更慢了。军委纵队晚上多打火把，战士们戏称为“火把队”。
蒋介石发现红军要渡湘江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后，就紧急调遣大军封锁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并企图包围红军在湘江以东加以消灭。有湘敌15个师、粤敌6个师、桂敌5个师，共26个师，加上北路蒋嫡系的薛岳率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4个军10万人，一共40万人，分五路截堵、追击、包围红军。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全州、兴安间占领了界首及附近渡口，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因为军委纵队行动太慢，29日才赶到界首，所以湘、桂两方敌军就加紧向界首方向夹击。中央红军就在湘江两岸英勇抗击敌人进攻，以掩护大军过江，战斗十分激烈。
蒋介石认为他在湘江消灭红军的阴谋能实现，曾写信给他的前线部队打气。他认为红军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命令他们穷追，“毋容红军再度生根”等等。可是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经过6天6夜的浴血战斗，到12月1日下午，除了红三十四师（主要是闽西人）和第六师的一个团被敌包围大部牺牲外，其余已全部过江。
但是，因过江时战斗激烈，人员损伤很大，过了江又要爬大山，军委纵队的一些笨重东西，包括没有炮弹的几门山炮，只得忍痛抛入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到此时只剩下3万多人。这次战役，进一步证明博古、李德等顽固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过了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为了避开前面阻击的敌人，中央红军就进入湘、黔边的越城岭大山，这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经过湘江战斗，部队已很疲劳，又进入大山中，日夜行军，供给困难，蒋介石的堵截追击仍加紧进行，红军处境仍很危险。所以部队中怨声载道，都认为红军历史上没有打过这样的败仗，对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方针提出疑问。各军团的司令、政委对中央军委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就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主张的斗争。由于长途行军，更由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不愿意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议讨论，所以争论无法解决。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加紧布置包围圈，妄图在红军向北前进时，聚歼红军。在这个紧急关头，中央红军是冒被敌人消灭危险继续往北还是转向敌人较弱的贵州去，已是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
博古、李德因部队损失太大，敌情又严重，感到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但又不肯检讨和纠正错误，仍顽固坚持北进，同二、六军团会合。这时，部队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张闻天、王稼祥虽然过去同博古有很多共同观点，但在这残酷的事实面前，也开始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毛泽东出于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负责，同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坐在干部休养连的担架上也不间断）。他坚决主张放弃原定去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得到他们同意。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思想，本来就同毛泽东基本一致。
12月10日，红一军团占领了湖南的通道县城。12日，在通道的中央负责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博古等参加，还有李德。会上，就红军的去向问题展开了争论。博古、李德仍坚持去同二、六军团会合，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5日，红军占领黎平。通道会议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但开创了长征以来用会议形式公开争论行动方针的先例。
17、18两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重要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这样一下子就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使红军争取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地位。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胜利，是博古、李德错误方针的失败。是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开始，也是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黎平会议为召开遵义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黎平会议期间，为了充实战斗部队和减少机关人员，进行了整编。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八军团的建制，并入第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仍坚持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决定过乌江，进遵义，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口号，规定“军委要向政治局报告作战方针、计划”。猴场会议后，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担当了指挥部队的责任。
1日，一军团二师四团奉命强渡乌江未成；2日，组织60多个竹筏抢渡，已于1日过去躲在石崖下一天的毛振华连长等5位勇士出来接应，军团炮兵连长赵章成以3发迫击炮弹打掉了对岸敌据点。我军抢渡成功后，即加紧架设浮桥。至6日，全军从几座浮桥通过乌江。
1月7日，红二师化装成敌溃兵突然进入黔北重要城市遵义城，消灭了王家烈的“双枪兵”（一枝步枪、一枝鸦片枪）。
中央和军委1月9日进入遵义。
红军突然进遵义，把几十万追敌远远抛在乌江东南。蒋介石嫡系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是从江西追赶红军到贵州的，被我军拖得很苦，逃亡、死伤减员一半，军官们在通信中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了。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休整机会，为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遵义会议，“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决定胜负的一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自己选举中央领导人（过去都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会议。
由于广昌战役，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和毛泽东的耐心争取工作，首先使过去同博古等站在一起的王稼祥反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进而张闻天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准备了主要条件。
会议是王稼祥先同毛泽东商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同意后，由王稼祥出面向博古提议召开的。并商定由博古主持会议和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开到17日。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4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将领7人：刘伯承（总参谋长）、李富春（总政代主任）、林彪（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一军团政委）、彭德怀（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三军团政委）、李卓然（五军团政委）。还有邓小平（中央秘书长）、李德（顾问）、伍修权（翻译）列席。
敌情紧急，蒋介石又在加紧对红军包围，要求先决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15日会议开始后，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会议同意他们的建议，并“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建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主要议题是检查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力量的强大，苏区和白区工作配合不够等，为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辩解。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他是军委副主席，长征中的“三人团”之一），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只知道在地图上指挥作战，但不懂得路是要用脚走的，红军是要吃饭睡觉的，敌人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了今后的方向。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的发言，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提纲和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只有凯丰发言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护，李德则坚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会议开了三天，作出了如下决定：（一）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决议在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恩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左右，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会“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3月11日左右，为便于指挥，毛泽东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组长是周恩来。
遵义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指挥权，改组了军事领导，并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四年的统治。这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失败，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方针的胜利，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保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了。（会后，在长征途中，中央派陈云、潘汉年秘密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又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遵义会议为我党树立了一个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和纠正错误的范例，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高贵品质和杰出的领导艺术才能的表现。他在中央苏区受教条主义者打击、排挤，被撤销对红军的指挥权，仍服从组织决定，但他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耐心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在关键时刻仍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提出自己的建议。遵义会议，只抓主要矛盾，即解决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对犯错误的博古、李德，采取治病救人方针，杜绝了他们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博古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认识和改正了错误。1937年夏同周恩来一道参加国共谈判，在武汉长江局、重庆南方局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1月时是我党政协会议代表。当年4月8日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遇难。
凯丰也认识、改正错误，以后做了很多工作。
只有李德受批评后，很不满，发脾气。1938年在延安抗大教书，1939年同周恩来一道去莫斯科，搞翻译、出版工作。他受到共产国际监委批评，结论：有错误，不予处分。1949年回东德，1970年出版《中国记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诽谤。1974年病死，可谓死不悔改。
王明是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国际代表米夫捧上台的。6月，因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任代总书记。9月，赴莫斯科，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博古为总书记，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1937年底，王明回到延安，下车伊始，便批评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1937年12月到武汉，参加中共代表团，任长江局书记，吹捧蒋介石为“民族英雄”，大谈依靠国民党抗战，宣扬“速胜论”，与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相对立，拒绝在《新华日报》登载《论持久战》，实行抗战中的右倾投降主义。1938年9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批判，没有诚恳承认错误。党的“七大”、“八大”均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治病；赫鲁晓夫反华后，参加“反华大合唱”，化名马马维奇，写了一本骂中共的书。1974年3月，病死于莫斯科，成为死不悔改的叛徒。
四、渡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同四方面军会师
朱德的诗：“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描绘了遵义会议以后的大好形势。部队听了遵义会议传达后，全军官兵都很兴奋，战斗情绪特别高涨。
遵义会议后，在毛、周、王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采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是：根据敌情变化，采取高度的运动战术，经常转移作战地区，目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四渡赤水的战斗，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出色的运动战，把蒋介石的“中央军”和贵州、四川、云南的地方军共几十万人搞得昏头转向，拖得疲惫不堪。红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消灭了大量敌人，达到了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
1．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后，红军又进行了整编，扔掉笨重东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行动更迅速了。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四川的土城前进，准备北上过长江。1月28日，因川敌阻拦，在土城打了一仗，因敌增援，撤出战斗。1月29日，一渡赤水，向四川和古蔺、叙永前进，准备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发现红军企图，调川敌12个旅封锁长江，又组织大军包围红军。军委决定放弃渡江计划，又突然东进，2月18日，二渡赤水。26日奇袭娄山关后，于28日再次占领遵义，消灭了王家烈的8个团。蒋嫡系吴奇伟北渡乌江想夺回遵义，被红军打垮两个师，一直追到乌江边。吴奇伟跑过乌江，把浮桥斩断，丢下1800多人当了俘虏。红军这次在5天之内歼灭和打垮了敌人两个师8个团，俘虏3000多人，是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红军欢呼“毛主席正确领导的胜利”。
蒋介石恼羞成怒，自己飞到重庆指挥。他对部下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除调大军增援外，还加调空军到贵阳机场，加紧对红军的侦察、轰炸，企图包围红军在遵义地区加以消灭。
在第二次占遵义后，我遭敌机轰炸几乎送命。当时为了乘胜消灭敌周浑元纵队，红一军团奉军委令于3月5日晨从遵义城出发，向鸭溪方向前进。我当时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局长罗瑞卿行军时为及时了解情况常常跟军团司令部走，把保卫局（20多人）和保卫队（百把人）交给我带上，跟在军团政治部后面前进。离遵义十几里时遇到3架敌机轰炸，炸死8人，炸伤52人，惨不忍睹。这是长征以来最悲痛的一天，是我当红军5年多来第三次挨敌机轰炸（第一次1930年在湖南株洲，第二次1932年在福建建宁），我都幸免于难。写到这里时，我有感作了一首打油诗：
老汉今年八十三，活到现在不简单。
三次炸弹未炸死，还过草地和雪山。
为摆脱敌人，3月16日，红军又在茅台等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叙永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长江，又调兵阻击。红军又突然掉头回贵州，于3月21日四渡赤水。接着红军又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吓得在贵阳的蒋介石急忙从云南调兵增援，自己准备坐飞机逃跑。红军又乘昆明空虚之机，直插云南，威胁昆明。在公路上，缴获龙云送给“中央军”的云南军用地图和白药（治伤口特效药）各一汽车。红军对押车的云南兵风趣地说：“你们要送给‘中央军’，对了，我们是‘中央红军’，我们收下，谢谢了！”给他们每人发了3块银元让他们回昆明报账去。地图和白药都起了很大作用。当龙云又调兵回昆明时，红军又急行军走向金沙江。5月3日，先头部队占领了皎平渡口，集中了6只木船，得到几十名船工的积极支援，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天险金沙江。同时，红九军团也在另外的渡口过了金沙江。
就这样，红军把几十万敌人追兵又远远甩在金沙江以南，蒋介石想把红军消灭的计划又落了空。等他的追兵追到江边时，只捡到了几双红军丢弃的破草鞋。
2．强渡大渡河，夺取沪定桥
过了金沙江，甩掉强大追敌，到四川会理附近，得到了5天休息（攻会理未克）。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附近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经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越过大渡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康北部建立根据地。此时四方面军已经到达理番（今理县）地区，中央已电四方面军向南前进。会上，毛泽东、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走弓背路”机动作战，甚至背后活动，反对毛泽东领导的错误，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
5月15日，红军继续北上，攻占德昌城。晚上过安宁河的铁索桥，风大，桥摇摆得很厉害，挑担子的同志很难走，大家就扶着他走；个别同志不敢站起来走，就在桥板上爬过去。经过冕宁、越西后，就进人彝族地区。这里基本上是奴隶社会，生产处于刀耕火种年代，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统治压迫，仇恨汉人，抓到汉人当“娃子”( “白骨头”、奴隶）。为了争取彝族人民让红军通过，及时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宣布红军纪律，并号召彝族人民团结起来同红军一起打倒欺压他们的军阀。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他们是四川人，深知彝族情况。经过争取工作，刘伯承同对红军深表同情的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结拜兄弟，送了枪支子弹给他，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族沽鸡支队”。并通过他向彝族兄弟宣传，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刘伯承、聂荣臻直接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团（团长杨得志）为先遣队，于5月25日晨出其不意地消灭了安顺场守敌1个营，占领了渡口，缴到木船1只，立即组织了17个勇士，在船工帮助和炮火的掩护下冲向北岸，消灭了守敌，占领了北岸敌据点。
鉴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无法渡过，军委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在安顺场用4只木船渡河后沿大渡河东岸前进，占领泸定城；林彪率领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抢夺泸定桥。军委纵队和三军团、九军团随后跟进。安顺场到泸定桥320华里，沿途都是山路，还有敌人阻拦。军委要求先头部队用两天半时间赶到。一军团即以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为先头团，指战员以大无畏的精神接受了任务。27日晨，他们由安顺场出发，边走边打，28日一天一夜走了240华里，于29日晨6时到达沪定桥西岸，消灭了守敌，占领了西桥头。这时，东岸的红一师也日夜兼程前进，在距泸定县城100里的龙八步将守敌歼灭，使固守泸定县城的敌人（1个团）孤立无援，有力地支援了西岸的战斗。
泸定桥是大渡河上一座用13条铁链连成的悬桥（俗称铁索桥），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始建，第二年建成。铁环大拇指粗，一环扣一环相连而成；以9条铁链上铺木板为桥面，桥面2米多宽，每边各有两条铁链为扶手；长约100米，每隔一段，都用铁条横连起来，除摇摆外，人马走起来都很安全。该桥是当年四川通西康、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地势异常险峻。桥东岸是依山建成的沪定县城，往东就是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桥的西岸连着海拔7000多米的贡嘎大雪山。敌人为阻止红军过桥，在红军未到西岸时，就把桥上的木板全部拆走了，只剩13条铁链在河上悬空摇荡。桥东区还有1个团的炮火守护，敌人以为红军不是天兵天将，是无法飞渡的。
可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英雄队伍，比天兵天将还高明，很快就飞渡过去了。5月29日下午，四团二连的22名赤胆英雄，在西岸炮火和二梯队的支援下，硬是冒着敌人炮火沿着铁链冲过东岸，并冲过敌人在桥头用木板燃烧的火海，占领了桥头堡，又首先冲进了沪定城，在第二、第三梯队的支援下，全歼了守城敌人1个团。英雄的突击队仅以3个同志的牺牲为代价，取得了夺取沪定桥和沪定城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战史上的奇迹。
当第二、第三梯队一边战斗、一边铺上木板后，后续部队就迅速冲过桥去。一军团司令部率领我们直属机关，经过4天的急行军（最后一天走了120里），于30日到达沪定城。当晚，河东岸的一师也到了。6月2日，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全部安全过了泸定桥。蒋介石在昆明策划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彻底失败，他要把毛泽东、朱德当“石达开①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①童小鹏在报告中讲：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号称太平天国。石达开，地主家庭出身，也参加了起义。他英勇善战，洪秀全自称天王，另封东、西、南、北王，石达开被封为翼王。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石达开曾征战湖北、安徽、江西，屡建功勋。1856年9月，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北王韦昌辉入京杀了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下数千人，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天京，反对韦昌辉的屠杀行为，韦昌辉又想杀石达开。石达开匆匆逃到安徽去组织兵力，准备打回天京。在洪秀全镇压了韦昌辉之后，他回到天京，成为主要的执政者。但他对洪秀全那一套迷信不大附和，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并受猜忌。1857年6月，他负气跑出天京，带了10多万精兵分裂出来单独活动。这反映了农民领袖得到政权后变成人民统治者的本性，也导致了内部分裂最后失败的结果。石达开转战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他不建立根据地，只做流寇式的流窜。1863年春到云南巧家渡过了金沙江后，途经四川的冕宁、越西，用重金收买了彝族头人王应元，得以通过彝族区，于5月14日率领3万多人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企图过大渡河后经雅安到川西平原，但他不乘清军唐友耕部未到北岸前抢渡，而为老婆生了儿子“传令稿赏三日”，失掉渡河良机，待清军到达北岸时才组织抢渡，都遭失败。但又不改变行动计划，仍在河边迟疑坐困。在大敌当前、河水高涨、粮食断绝的困境中，悲观失望束手无策。最后他幻想“舍命以全三军”，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要求“开恩”，以他个人之死赦免他的部下。6月13日，在敌人诱降欺骗之下，自动投向清营，即被囚禁，押往成都。6月25日，曾经风云一时的石达开，英勇就义于清王朝的屠刀下，年仅33岁。他的部下也未沐“皇恩”，大部惨遭杀害，少部逃人彝族地区，当了“娃子”即奴隶。这是农民领袖的动摇妥协性造成的悲剧。
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是战无不胜的。石达开没有渡过的大渡河，红军安全渡过了。
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在泸定一带休整几天后，军委命令一军团“突破杨（森）敌在雅州、芦山、天全的防线”，继续北进。6月7日，占领天全城；6月8日，占领芦山城。
6月，蒋介石在南京曾对外国记者宣布：石达开的历史将重演。可他的幻想又破灭了！
3．过雪山，到达维，同四方面军会合
芦山前面是川西的邛崃山脉，和东面的雅安，都有川军阻拦，红军北上，只有通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主峰海拔5240米，我们是从较低的王母山口过的，海拔4124米，这已是缺氧区了。我们一军团6月11日到宝兴县，离城不远就进入夹金山区。
13日，到达夹金山脚的硗碛；14日，开始上山，沿青衣江边一直上山。除十几里比较陡外，大部分是缓坡，但海拔越来越高，走了70里才到山口。最困难的是最后十来里，坡度不大，但空气稀薄，加上几天来吃的都是没有煮烂的包谷（玉米），消化不良，营养不足，山上又很冷，所以走起路来特别费劲，真是气喘如牛。尤其是个子大的同志，走走停停，走得更慢。司令部早就通知，只能慢慢走，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去就起不来了，要求大家互相帮助。扶持有病和身体虚弱的同志一道前进，只要过了山口就好了。林彪是骑马上山的，但马也喘不过气了，只得下马牵着马尾巴走。警卫排的战士连扶带拖地把他和马拉到了山口，一下山口，赶紧跑下百米，就喘过气来了。山的北坡积雪很深，一片白色，这是南方人第一次看到的好雪景，大家就坐在积雪上往下滑，喘过气来了，很高兴，都戏说是“坐汽车”。下山再走50里就到懋功的达维。达维有个由石头砌成的三层楼喇嘛庙，有两个像工厂大烟筒的石头堡垒。我先头部队红四团已经同李先念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虽然一天走了120里，但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是长征以来的最大喜事。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共约10万人，在党中央和军委统一领导下，一定能消灭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大量部队，在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但谁也没有料到，刚在遵义会议上克服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又要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
五、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
1．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情况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897年出生。1919年在北大读书，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参加党的“一大”，当选中央局组织主任。1922年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回国后于1924年5月被捕叛变，长期对党隐瞒。是二、四、五、六届中央委员，六届政治局委员。1928年5月在莫斯科参加“六大”后留苏学习，参加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1931年回国。4月，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工作，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从土地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英勇善战的部队，曾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积极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使苏区受到很大损失。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又实行逃跑主义，仓促率领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1万多人，离开鄂豫皖苏区（徐海东率二十五军坚持斗争）。经过艰苦斗争于12月到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建立了川陕苏区。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人民深受压迫，生活困难，多吃玉米，所以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和红军，红军迅速扩大，1933年10月，四方面军发展到了5个军约8万人。1935年春季，四方面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主力西渡嘉陵江。4月，已占领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9个县城，部队发展到10万人，形势是很有利的。
但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接连胜利的情况下，看不到有利形势，强调暂时的困难，特别是怕蒋介石的主力胡宗南入川组织“川陕会剿”，认为川陕苏区无法坚持，与其让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他事先未请示中央，未经过会议讨论，就撤离苏区，向川西跑。他把地方部队编成4个独立师，把女干部编成两个妇女团，连同学校、兵工厂等都一起过嘉陵江。只留300多人枪，由绥远道委书记刘子才领导，坚持苏区斗争。从此，四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
四方面军是英勇善战的。开始长征以后，打了许多胜仗，蒋介石为防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调动大批川军，加上胡宗南部，企图夹击四方面军并加以消灭。
为了争取主动，并配合已过金沙江的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大主力会合，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开始向川西岷江地区转移，分三路在岷江两岸同敌人对峙。在击溃川军邓锡侯5个团以后，控制了以茂县、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5月下旬，四方面军已派部队西进，并积极争取同一方面军联系。6月2日，四方面军总部已到理县的杂谷脑（现理县县城），另一部攻占了懋功县的两河口。6月8日，红九军占领了懋功城；接着又进占以南的达维。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创造了条件。
张国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在敌军追击、包围的情况下，也同意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但他主要是要向党中央争权夺利，以他的人多（8万多人）和一方面军人少（两万多人）来分配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企图以他的思想来领导和改造中央。他根本的错误是对政治形势的右倾悲观，认为一方面军长征是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因而采取逃跑主义路线，逃到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等待革命高潮到来。在这样情况下，他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后，爆发一场党内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5月18日，四方面军占领茂县以后，张国焘就擅自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区委员会”，内设政治局，俨然如同党中央组织。月底，他又宣布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任主席。并且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要赤化全川、全西北，妄想当“西北王”。党中央发现后，曾指示取消“西北联邦政府”，并指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应组织自治政府。这是张国焘对党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
2．中央和张国焘的主要争论
党中央还未和张国焘见面，在来往的电报中，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中央：根据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大举侵略，全国抗日运动不断发展，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进行“剿共”的形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向北发展，创建陕、甘、川苏维埃根据地，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实现对日直接作战创造条件。
张国焘：一方面军长征，是苏维埃运动的失败，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北上很困难。一方面军退居川西草原游牧区，四方面军退到名山、天全（雅安西北）和西康地区，等待革命高潮到来。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同张国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展开了。
为了统一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朱德看望张国焘时已将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先给张国焘通了气。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敌情、自然、群众等各方面条件后，明确指出：创造新的根据地，应该去川、陕、甘。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才能向西北突破。要坚决实行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经过讨论，“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6月28日，中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特别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针对张国焘的）。
为了加强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29日，政治局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而且排在周恩来、王稼祥之前；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同时，通过《松潘战役计划》，利用胡宗南力量未集中前，把他消灭在松潘地区，打开北上大路。
张国焘在会上表面也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是他怕胡宗南，在行动上完全不执行。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破坏，打松潘计划没有实现。后来在1943年6月，周恩来和林彪从重庆乘汽车经西安返回延安，胡宗南宴请周、林时，曾对周恩来说：1935年我在松潘时，你们如果进攻，我会当俘虏的。不过我相信，周老师（黄埔时是师生关系）不会杀我的。从胡宗南口中证明，当时松潘是可以打下来的。但张国焘贻误了战机。
3．张国焘的夺权野心
党中央、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即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两座雪山，于7月中旬到达黑水、芦花。16日，占领了松潘西边的毛儿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藏族集居点。
张国焘仍留在两河口。在会议期间，他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后只剩两万余人，体质较弱，装备也不如四方面军，向中央夺权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他立即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什么中央红军开始西征时有30万人（故意夸大）现在不到两万人，“对中央和一方面军表示失望”， “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失误，招致了军事失败”。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之失败”， “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
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理县）四方面军总部后，向干部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时，又散布政治局没有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公开发泄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一方面，不按两河口计划行动，按兵不动；另一方面，又向中央提出无理要求，他先提议由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当时是周恩来），接着由陈昌浩向中央提出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当时是朱德）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
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的无理要求。为了顾全大局，张闻天曾向毛泽东建议，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把他担任的总政委职务交给张国焘，毛泽东同意了。7月18日，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仍兼军委副主席。21日，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周纯全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合理调整了领导机构后，张国焘无话可说了，但他的野心并没有因此放弃，以后又提出无理要求，最后发展到做出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可耻行为。
张国焘还以旧政客的卑鄙做法，曾经想拉拢朱德、彭德怀，挑拨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等。他派人给彭德怀送去二三百银元，当即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
4．沙窝政治局会议的斗争
张国焘破坏了松潘战役计划，又迟迟于8月初才到毛儿盖。他一到毛儿盖就推翻在两河口会议的诺言，不同意两个方面军迅速北上的方针，并要求党中央开会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
8月4日到6日，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议程有两项：（一）一、四方面军今后的形势和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任务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决议》强调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何破坏团结的倾向，都对红军不利，对敌有利。
《决议》针对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错误强调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这种动摇是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和“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当会议讨论到组织问题时，张国焘的野心又暴露出来了。他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旗号，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分。当时政治局委员有9个，张国焘居然要增加四方面军的9个干部当政治局委员。会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并指出，政治局无权这样做，有些干部可吸收到军政领导机关工作。为工作需要，会议决定陈昌浩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由于张国焘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胡宗南主力已集结在松潘地区，薛岳部也已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也加紧向红军进逼，企图把红军包围消灭，红军已处于被动地位。为改变这种状况，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夏河、挑河流域。为实现这个计划，红军总部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由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开进，再向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又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经中央屡电批评，他仍置之不理。
5．毛儿盖会议
为了克服张国焘新的阻挠，实现屡次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等（周恩来因患肝脓肿请假，朱德、张国焘已去红军总部不在毛儿盖）。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实现两河口会议关于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眠州为中心之挑河流域（主要是挑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决定》认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人青、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指出其“政治的来源是惧怕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及时将该《决定》电告朱德、张国焘，要他们率左路军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按计划北上。但张国焘仍抗拒中央决定，按兵不动。
右路军从8月20日起，从毛儿盖出发，经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艰苦行军7天，于月底全部到达班佑（有用牛粪糊在树枝上搭起的简易房子）、巴西、阿西（开始有村落）地区，等待左路军来会合。经中央一再电催和朱德、刘伯承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张国焘不得不率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经过草地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
蒋介石发觉红军行动方向后，即令胡宗南从松潘派兵堵截。8月29日，我右路军乘敌人四十九师进至班佑东南的包座时，在运动中将其分割歼灭，毙、伤、俘敌约5000人，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事实证明胡宗南的部队是可以打垮的，张国焘怕胡宗南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红一军团是从8月开始进入草地的，28日到达班佑牧场，再走20余里，就出了草地到了农业区的巴西。因事先准备了干粮（炒青稞、豌豆和少量面粉），只在宿营时找些野菜煮汤和干粮吃，勉强度过了。但27日，是我长征以来最痛苦的一天。因面粉吃完了，就吃炒豆，豌豆太硬了，一下子陷入我蛀牙根上，把我痛出了眼泪，晚上一直睡不着，痛了几天不能咀嚼东西。幸亏同志们拿面粉换去我的豌豆和炒青稞，使我走出了草地。同志的友爱多可贵呵！
6．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告以包座胜利消息，并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指出：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必能取得伟大胜利。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水深不能徒涉为由，拒绝向班佑前进，并说：粮食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朱德亲自察看，可以徒涉，但他无发电权力）。他一面再次提出同中央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一面强令已向班佑前进的先头部队回阿坝。
9月8日，张国焘私自电令右路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同时电令四方面军驻马尔康的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即将扣留，电复处理。”妄图以武力扣留军委纵队。同时，张国焘又电右路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
9月9日，张国焘的阴谋终于暴露了。他不仅不执行中央的方针，而且妄图以武力威胁中央和一方面军南下。他背着朱德、刘伯承和党中央，从阿坝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密电，机要组长陈茂生、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该电。据吕回忆，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张、周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①
①1982年3月，叶剑英看了吕黎平的回比文章后表示：意思是这样。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最先公开披露了此事。文中说：“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7．叶剑英为捍卫党中央脱离险境，立了大功
密电发到时，陈昌浩正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在潘州村向右路军高干作报告，叶剑英在场。译电员陈茂生将密电交给叶剑英时，叶剑英吃了一惊，立即借故离开会场，奔赴3里外的牙弄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抄下密电后，要叶剑英立即将密电送给陈昌浩。
毛泽东获密电后，立即偕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从牙弄赶到巴西红三军驻地，同在那里休养的周恩来、王稼样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巴西会议”) ，决定采取断然措施，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从巴西、牙弄地区迅速转移，脱离危险区，继续北上。红一军已先进至俄界。
叶剑英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将密电交陈昌浩。陈昌浩即令四方面军部队对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加强警戒，监视其行动。
叶剑英借准备南下电令，向徐、陈提出，要筹备粮食，徐、陈同意，叶剑英又同军委纵队负责人李维汉、杨尚昆、萧向荣等密商，乘深夜以打粮为名，把军委纵队带走，同党中央一道北上。
叶剑英还乘深夜偷偷地从指挥部取出一份甘肃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带到中央，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9月10日凌晨二三时，党中央率领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秘密脱离了危险地区，经阿西于11日到达俄界（农业区）。
10日早晨，陈昌浩发现中央、军委纵队和三军团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部分干部进行煽动，说什么“中央红军投敌去了！”当即有人叫嚷要派兵追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动。
10日，中央在阿西发表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号召大家“要根据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过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去。”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和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总结时说：为继续团结争取四方面军北上，现在对张国焘不作最后的组织结论，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对敌我力量估计上的原则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在西北创造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向西南部的川康藏边退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倾向，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张国焘分裂红军，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决议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不相信党的领导，不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他在红军中保存打骂制度。此外他还以大汉族主义对待少数民族。决议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给予改正机会，这个决议只发到中央委员，没向全党公布。
由于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已编入左路军，到俄界的中央、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只有8000多人。中央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也无法实现。
中央率陕甘支队离开俄界后，又通过了约1000里的藏人区域，越过岷山，于9月17日攻下由甘肃鲁大昌部两个营固守的天险腊子口，打开了进入甘南的大门。18日，乘胜占领了岷县东南的哈达铺，这是个回汉杂居的商业小镇，有200户人口，主要吃大米、面粉。
从而走出了语言不通、粮食困难的藏区，得到了休整机会。
在哈达铺的邮局里，党中央得到了报纸，知道了陕北苏区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已到了陕北。这为中央决定到陕北去提供了依据。
部队又进行了整编，中央决定：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一军团改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改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改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政治委员蔡树藩。毛泽东向团以上干部作了政治形势和部队整编意义的报告。号召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过了雪山草地的红军指战员，继续努力，乘胜前进，克服一切困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追击，胜利地到陕甘苏区，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9月23日，继续北进，渡过渭河。27日，占领通渭县城和榜罗镇。中央在榜罗镇开了常委扩大会，正式决定进至陕北，和陕北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举行了干部会议，再一次说明红军到陕北的意义。
10月7日，陕甘支队翻越宁夏的六盘山高峰。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保安县的吴起镇（现吴旗县），受到苏区游击部队和人民的热烈欢迎。红军战士特别高兴。此时，我回想去年的今天开始离开中央苏区边境的情景，看到今天到了新的家了，情绪很高涨。
21日，红军把尾追我军的敌骑兵消灭了1个团，打垮了两个团，俘获人、马达800多。这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次战斗。大家都高兴地说：长征一路都有“尾巴”跟着，这一下把“尾巴”斩掉了！还说：要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完成长征的英雄们又送来一份小小的礼物。
党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江西出发时，8.6万余人，现在还剩8000余人，但这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巨人。
22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批准了9月27日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议，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会议指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25日，党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他首先宣布，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做好群众工作，努力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1月3日，中央红军在甘泉县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红十五军团是由原在鄂豫苏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奉中央令于1934年11月离开苏区，经河南、陕南的艰苦奋斗，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延长县永坪镇，同陕北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组成的，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
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办事处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张云逸为参谋长。
11月8日，中央决定恢复红军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原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序列，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全军共1万多人。
中央听取了陕甘省委负责人郭洪涛、聂洪钧的报告后，发现他们在肃反工作中把刘志丹等同志关起来的错误，立即予以纠正，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并委任刘志丹为第十五军团副军团长。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命令其“剿匪副司令”张学良加紧向红军和苏区进攻，调动5个师东西对进，南进北堵，妄图把红一方面军围歼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中央军委选择葫芦河畔的直罗镇为战场，预设埋伏圈，准备消灭敌人。
11月20日，敌先头部队——东北军的一〇九师从甘肃太白地区开来，进到直罗镇时，当晚我军即将其包围。21日拂晓，发起四面进攻，战至下午，敌大部被歼灭。逃到一个寨子的部分顽敌也于次日被消灭９９lｉb?，击毙敌师长牛元峰。23日，红军又在张家湾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1个团。
这次战役，俘虏敌人5300多人，缴步枪3500多枝、机枪100多挺、迫击炮8门、子弹20多万发，大大补充了我军的装备，这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第一次联合作战。
我当天也到一军团指挥部，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聂荣臻一同指挥战斗的场面，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直罗镇的胜利，使其他敌军纷纷退却，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就被粉碎了！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次胜利，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一个奠基礼。”
七、瓦窑堡会议，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瓦窑堡（现子长县），原是安定县的一个集镇，盛产煤，是陕北苏区的政治中心。
1935年12月8日，中央机关移此办公，称为“红色首都”。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张浩（林育英）会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经蒙古），带来国际“七大”文件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同时，也传来了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的消息。
23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一方面军要把军事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之上，行动方向是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地。提出“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队”， “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 “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是“旧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的惟一道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决议》分析说：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在他们对于反日斗争同情、中立或直接参加时，对于反日战线之开展都是有利的，党应该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对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要看到不是完全统一的，应争取其中部分不积极反对反日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决议》指出：“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决议》强调：“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也指出：“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八、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红一方面军北上后，张国寿继续分裂党，分裂红军
在阿坝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张国焘诬蔑中央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逃跑路线”， “不拖死也会冻死”。会上，一再逼朱德发表宣言反对中央，遭到朱总的严正驳斥。张国焘的秘书黄超骂朱德“老右派”、“老顽固”。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的卓木碉召开3000人的干部大会，擅自成立所谓“临时中央”，自命中央“书记”。又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非法组织。并通过了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99lib.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0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 ，宣扬“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命令左、右路军全部又过一次草地和雪山南下，使部队又遭一次损失。
张国焘架空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取消他们发电报权力。把一方面军调去的干部，都降级使用，大量提拔他们的亲信。同时，张国焘下令暗杀与拘留反对他的错误主张的好干部。前西北军委秘书长曾中生、胡底（对敌斗争有功）被暗杀。廖承志、朱光被软禁（强迫刻钢板、油印），后来到陕北后经周恩来提出后才被释放。
2．四方面军南下失败，逃跑到西康甘孜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经几次同刘湘主力作战后，于11月到达雅安以西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但川军和蒋介石嫡系薛岳仍大举进攻。因无根据地，部队损失大，士气不振，无法对敌。1936年2月，不得不又向西康的甘孜藏族地区（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逃跑。到4月初，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10万人减至4万人。
党中央到陕北后，一直继续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争取。朱德、刘伯承等也不断地耐心向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做争取工作，希望北上抗日。
3．二、六军团长征到甘孜
红二、六军团长征是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西部桑植地区开始的。
因与党中央失去电台联络，得不到中央指示。1935年9月29日，电台用明码向空中发电给周恩来，问中央在何处，要求联络。电报被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收到，张国焘就用总政委名义复电，开始用电台明码联系。
蒋介石对二、六军团大举进攻，迫使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二、六军团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沙江人西康，于1936年7月2日到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共计费时7个多月，同敌战斗无数次。
中央得悉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很高兴，曾专电致贺。
为统一二、六军团的指挥，中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弼时任政委兼第二军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另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从此，红二方面军重新得到了中央的直接指挥。
4．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一方面军积极策应
由于党中央北上路线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张国焘的南下、西逃遭到失败，困于西康毫无出路；由于朱德、刘伯承以及徐向前为代表的广大四方面军干部要求北上，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同意北上。但是否同中央会合，还在犹豫。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仍对党中央进行攻击，受到二方面军领导同志的抵制和反对，张国焘不得不取消自设的“中央”，加上中央的耐心争取，最后促进了张国焘的北上行动。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路离西康北上。在中央一再指示下，确定向甘肃南部北上。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所以损失很大。
中央一面派部队南下接应，一面向东北军做工作，希望他们不要拦截。东北军根据张学良命令，未加阻击，使二、四方面军顺利通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22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地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前后两年的伟大长征。二方面军长征，自1935年11月19日始，至1936年10月19日会师，历时11个月，行程1.6万余里，经过湘、鄂、川、黔、滇、康、甘、宁、陕9省。
四方面军长征，自1935年3月开始，到1936年10月会宁会师，经历19个月，3次过草地。从8万多人减到2万多人，这是张国焘造成的。
三大主力会合，证明帝国主义、蒋介石反革命的失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彻底破产，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
三大主力会师陕北的总人数，根据1981年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核对，中央红军约8000余人，二方面军1.1万余人，四方面军1.1万余人，二十五军3400余人，总计3.34万余人。
这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如果全军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依靠陕甘苏区向外发展，大量消灭胡宗南、毛炳文部队，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及甘、青、宁、新的统战工作，西北的革命形势必将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建立西北的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完全是有可能的。
当时，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一个“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要求各部队在11月1日以前，注意休整补充、扩大，以便执行攻占宁夏的任务。宁夏东连陕甘苏区，北靠外蒙，人口较少，但物产丰富。因黄河水利灌溉，盛产大米，敌马家军较弱，完全可以打下来。如占领宁夏，苏联的援助就可以经过外蒙草原直达陕甘苏区。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动摇、干扰，失掉有利时机，未能执行，仅仅在11月1日至23日，在甘肃东部的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的1个旅，打垮两个旅。这是三大主力密切配合作战的胜利，也是10年内战的最后一次大的战事。
张国焘虽然北上了，但他的野心不死。党为取得苏联帮助，曾考虑两条道路，一条是经宁夏到外蒙，这是比较容易打通的近路；另一条是经过漫长的甘肃河西走廊，再到新疆，但路远难走，又要通过青海马家骑兵防地，不易通过。
但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不积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命令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三十军、五军、九军及骑兵师、教导团、妇女先锋团等共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往甘肃北部、西部挺进，想抢先到新疆，取得苏联的帮助后，再来同中央讨价还价。结果，西路军遭到蒋介石部队和马家军的截击、包围。虽然英勇奋战，历时5个多月，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但沿途损失很大，最后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只有李先念带了800多人，坚持到了新疆。徐向前、陈昌浩及少数同志经艰苦奋战，分散回到延安。有些被俘的同志，经过周恩来营救出来。这又是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恶果。
张国焘连续在破坏“松潘计划”、“夏洮计划”，又破坏“宁夏计划”，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许多同志（包括四方面军的）早就要求对张国熹进行彻底清算，党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张国焘的转变，特别要把受蒙蔽不认识张国焘的错误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毛泽东亲自做了许多工作，等待时机成熟再批判。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揭发、批判。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检查，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他保证“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3月31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只指出他的错误，没有作组织结论。决定把张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严格分开，称赞四方面军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的革命精神。经过在全党进行传达讨论，从而争取教育了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同志在中央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同年8月，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张国焘表示愿意工作，同意党的政治路线。中央分配他当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主席林伯渠），但不做工作。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趁与西安蒋鼎文共同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中央不让去，他坚持要去）的机会，同国民党特务勾结叛党，祭完不回延安，坐蒋鼎文的小车去西安；他不住我办事处，住西京招待所。4月7日，带警卫员张海上车站，约林老去见面，见面后不听林劝阻，即上国民党安排的火车去武汉，说要去找周恩来。
林老立即报告党中央，中央电告武汉长江局（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住）。
周恩来要李克农带我和邱南章、吴志坚两副官（穿军衣带手枪）到汉口车站将张国焘接下来到办事处，等了三趟火车未见，第四次才接到。有人说周恩来、王明、罗炳辉都到车站接，是错误的，这是张海说的。张国焘住办事处一夜又跑出来住旅馆。16日，周恩来陪他见蒋介石，张国焘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即说“你糊涂我不糊涂”。次日，经争取劝告无效，最后他乘特务的车走了，是个可耻的叛徒。4月18日他被党中央开除出党。中央决定，将张的妻杨子烈、子张海威送回他身边。张国焘于1949年去台湾，以后移住香港，写了一本书骂共产党；60年代去加拿大；1979年12月，冻死在养老院中。
九、红军长征的意义和影响
红军长征发生在30年代的中国，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60年过去了，其影响越大越远，长存不朽。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首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1935年11月14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曼努意斯基在总结报告中，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曾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崇高的评价。他说：“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从江西到四川三千余公里，为避免蒋介石的飞机轰炸起见，多数在夜间或山中行军，没有渡河的工具，没有必需的军需及车辆，渡过了许多深阔的河流，爬过了人迹不到的高山，这样传奇一般的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他热烈称赞“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中国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现代殖民地革命史上惊人的一页”。
1937年，王稼祥在苏联治病期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曾接见王稼祥等人。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经过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斯大林热情地赞扬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军队。”他特意对王稼祥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身体健康！”
1938年夏，当王稼祥即将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又同王稼祥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1936年3月29日，在上海白色恐怖下的鲁迅、茅盾曾给红军发出贺信。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热情地称赞：“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还送了两只金华火腿慰劳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这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经宋庆龄介绍到陕北，采访3个月，拍了很多照片，写了一本《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先在英国出版，是最早一本介绍红军的书，以后在美国及各国出版。1938年，上海胡愈之（党员）等将其译成中文《西行漫记》出版。1937年4月，斯诺夫人宁漠？韦尔斯到陕北访问了4个月，又写了一本《续西行漫记》，也照了很多照片。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已是76岁高龄，为了出书，同夫人重走了长征路，1985年在美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1988年，中国作家魏巍，出版了他的著作《地球的红飘带》。
今年出版的有关长征的书更多了，说明影响之大。到红军长征路上各地的旧址、纪念馆参观学习的人应接不暇。各人有各人的有关长征的各种描写、评论。
我认为，领导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对长征的意义讲得更全面。
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历史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我看，不仅是有收获，而且是大大的丰收。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1935年），10年后（1945年）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1927年以后一直被蒋介石称为“匪首”、做梦也想活捉的毛泽东，被邀到重庆，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14年后（1949年），我们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逃到台湾。
6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地位日益提高，也取得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即将收回，台湾的统一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包括援朝志愿军）， 所以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就是继承和发扬了红军长征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结果。
长征中和在全国各地（包括白区党组织）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正是他们的血浇灌出伟大的胜利之果，因此，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
十、红军长征精神永放光辉
什么是长征精神？
毛泽东在他的诗词里已有很好的表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柱其间”。多么伟大的气魄。
198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杨尚昆（时任军委副主席）说得好，他说：“什么是红军的长征精神呢？概括地说，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使红军长征取得胜利，而且60年以来，一直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焕发它的光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对台斗争、中印边境和中越边境等屡次战争中，以及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出的千千万万英雄好汉，都受到长征精神的影响。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过去，已经产生出伟大的力量，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长征中成为伟大的精神力量，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使它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在中国和全世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力量。
我是参加长征的一个老战士。长征中，在党的教育下，在长征精神鼓舞下，坚持到了陕北。60年来的工作中，特别是1936年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0年，继承了长征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和团结奋斗的精神，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现虽已离休，但始终不会忘记长征精神，要继承和宣传长征精神，永葆革命青春。我以四句话自勉：健康长寿，发挥余热，不断前进，保持晚节。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坚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看《长征》电视剧
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公寓里，老爸坐在客厅他的专座上正观看DVD《长征》。这几年，《长征》已经看过几十遍了，其他是《延安颂》、《风雨同舟》，但最爱看的还是《长征》。反复看，边看边指点，一见李德就生气，指着他道：“坏家伙”， “还在乱七八糟地指挥”，看见张国焘就叫“叛徒”，骂蒋介石是“坏蛋”；看到湘江战役时，表情凝重，眼含热泪，有时身边人没有看录.99ｌiｂ?像正在说笑，他便呵斥道“死那么多人还在笑”，吓得旁边的人赶快伸舌头。此时，不喜欢别人来打扰。叫他休息还生气，不看完一集不吃饭。多年久坐，腰就酸痛。为了防止老爸腰痛，过段时间就要给他换个专座。老爸的专座有现代的老板皮椅，欧式靠背软椅，中式藤木躺椅，保健按摩椅。这个月坐的是老板椅。
老爸已犯过两次心梗，一次脑梗。现有多种老年病，高血压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血管病后遗症，前.99lib.列腺增生等等，大约有16种以上的诊断疾病。所以，现在右手右腿不太灵，夜里排尿十来次。北京医院对症下药，开了中西药，片汤剂，早中晚的，上下午的，饭前后的，晚睡前的，一天大约吃18种药，每周还要注射两次，再加上三顿饭——加有能全力营养液的稠食。看起来，老爸养老期间也很紧张的，又要看《长征》，又要吃药。以前老爸嘴里吃药，或是吃饭，眼睛还盯着电视看，一心二用，经常呛着，由此引起肺炎，去年住院一个月，插鼻饲管吃泵打流食。出院后，我采取了一心一用的护理方针。看《长征》时，到吃药时间就暂停，吃完药再播放，接着看。吃饭时，绝对不能看电视，现在鼻饲管也撤了，吃药吃饭也不呛了，《长征》电视剧可以反复看了。
虽然老爸在2002年就做了双眼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人手术，还能看见电视，借助放大镜还能看中央文件，但由于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动脉硬化，经常眼干眼痒，要常点眼药水，擦眼睛，但是《长征》还是照看不误。
老爸看《长征》也藏书网有高兴的时候，就是跟着唱片首的毛主席的诗词《长征》歌曲：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9９lｉｂ?
“你去开会不方便，要开1个小时。”
“要去，给中央打报告。”
“好，那你怎么进大会堂？”
“可以走！”
“要尿尿怎么办？”
“就在那尿。”
“那要是给你带个塑料袋，大家都看着你尿，那好吗？”
“嘿，嘿……”老爸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要自己进大会堂吗，就要练走路50米。”
“好！”
“还要练习站立两分钟。”
“为什么？”
“开会要站起来唱国歌，会后要唱国际歌。”
“好！”
第二天一起来，老爸刚坐在客厅椅子上就向我招手，我坐在他右边说：“是不是长征开会的事？”
“是8月开吗？”
“ 8月1日是建军节九九藏书，长征宣传活动是以8月1日开始的，纪念大会是10月22日开，早着呢！”
“我八十多了。”他想出去动的时候，往往把年龄说小点。
“你九十二了！”我想劝阻他活动时，我就如实告诉他年龄。
“我去还是不去，报告了吗？”
“明天王秘来，由他向部长报告。”
“如不去就在家里——”
“——看大会电视，更清楚，好吗？”
“好。”
可见老爸昨晚考虑了一夜。
下午午睡起来，见我到客厅喝水，又用手招呼我，.99lib.“（纪念长征大会）开会吗？”
“还早着呢！”
我伸出右手，将拇指和小指立起，说：“现在才六月。”
又将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叉：“十月份才开会。”
“（开会时）不好尿尿。”
“那就不去了，在家看电视也是参加大会了。”
“好。”
可见中午又在想参加大会的事。
到此为止，想通了，不去参加大会了，在家看电视。
回忆、思考、企盼
我望着老爸花白的头发，消瘦的面容，“人生七十古来稀”， 92年的人九九藏书生历程，真是不易。纵观老爸的一生：家乡耕读，参军入党，反五次“围剿”，一年长征，东征山西，红军大学，西安事变，十年国统区，转战陕北，西柏坡进北京，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党史征集，离休写作，一直到现在治疗养老，对老爸一生最深刻的莫过于20岁时的长征经历了。
我望着老爸观看《长征》电视剧时的专注神态，他是在回忆：在长征中最高兴的事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最危险的是遭敌机轰炸，身旁死伤了六十多位亲密战友；最痛苦的事是过草地犯牙疼，痛苦难忍但坚持挺过来了。九九藏书九九藏书 企盼：民富国强，祖国统一。在有生之年，台湾回归，去宝岛走一走。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