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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的运动和战争》


 第一章清俄战争

沙俄帝国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扩张，对周边民族和国家侵略的历史。沙俄对华侵略的历史也很久远。沙俄政权将势力扩展到西伯利亚后，对于这片寒冷而物产匮乏的土地并不满意，于是希望侵略和占领南边较为温暖和丰饶的土地。公元1632年，沙俄扩张到西伯利亚东部的勒拿河流域后，建立雅库茨克城，作为南下基地。四年之后，沙俄探险队向更南边的黑龙江进发。公元1638年，哥萨克人到黑龙江流域，遭当地人袭击，之后哥萨克探险队携带武器南下抢掠，寻找白银，并一路杀害当地人民。明朝黑龙江流域的人民看到沙俄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把这些侵略者称中国神话中的吃人恶魔 “罗刹”，把沙俄士兵成为“罗刹兵”。明朝即将灭亡，清朝建立后，由于清朝希望将东北变成自己将来的退路，一旦天下有变便可以像当年的元朝那样退回来，所以对于闯关东这样的事情进行了先鼓励后严禁的措施。这就导致东北地广人稀，边防空虚。沙俄不断侵袭我国而我国对此却很难集中力量反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此。公元1644年，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关内大地出现了大明、大顺、大清等几大政权相互厮杀。沙俄侵略者恰在此时重新闯入黑龙江，不料沿途遭居民抗击后逃窜回去。公元1646年，波雅科夫等人向沙俄当局提出了武力征服黑龙江流域的计划。自此，沙俄侵略者又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武装支持。公元1649年，雅库次克长官派哈巴罗夫率兵70名从雅库次克出发，该年年底侵入黑龙江，遭当地百姓抵抗。沙俄侵略军于是派人回去搬救兵，第二年夏天，哈巴罗夫率138人、3门火炮，再次侵入黑龙江。公元1651年开始，沙俄侵略兵侵占达斡尔族领袖阿尔巴西住地雅克萨城，血洗古伊古达儿村，屠杀及劫掠人口近千人。掠夺屠杀后，哈巴罗夫等人继续沿黑龙江，来到乌扎拉村(今俄罗斯境内宏加力河口)，准备在此休整过冬。当地赫哲族与沙俄侵略者发生冲突，赫哲等部同时派人遭向驻守宁古塔的清军报警。当时清军在东北军力薄弱。盛京方面命令宁古塔驻军出动。宁古塔章京海色率领六百名士兵前往乌扎拉村，此外还有附近地区赶来助战的各族人民一千多人。4月3日黎明，清军逼近乌扎拉村。但是此时海色犯了一系列战术错误：首先在距离敌人很远就放炮鸣枪。此时沙俄侵略者正在睡眠，这对清军而言本来是大好的袭击机会，隆隆枪炮声将沙俄士兵惊醒，海色的作法相当于给予了沙俄军队反应和准备的时间。其次，战斗开始后，海色下令清军对俄人只能生俘，不能击杀和放火。这就导致清军突破堡墙冲进俄军营地后，被沙俄大炮阻击。另外从客观上来讲，清军当时装备多是大刀，火器较少。而沙俄拥有火枪火炮，这也造成了清军的大量伤亡。此役结束后，清军从乌扎拉村撤退。沙俄死亡10人，哈巴罗夫等78受伤。清军阵亡676人，损失马匹830匹及许多武器粮食。清军指挥官海色被清廷处死。雅克萨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县以东黑龙江北岸(今俄罗斯阿尔巴金诺)。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从唐到明的历代朝廷，都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清朝建立之后，继续对这一地区行使管辖权，加强统治。除设盛京将军(驻今辽宁沈阳)、宁古塔将军(驻今黑龙江宁安)和黑龙江将军(驻今黑龙江瑷珲)外，还把当地居民编为八旗。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吉林、黑龙江将军所辖的各镇，在沿江重要地区建立船厂，设置仓屯，陆上开辟台站驿道，发展水陆交通运输，进一步加强了边境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17世纪上半叶，沙俄由于国力迅速增强，急剧向外扩张。自公元1643年起，沙俄远征军曾多次入侵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四处蚕食。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沙俄利用清廷忙于国家统一和平定三藩之乱，侵占了中国领土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和雅克萨等地，并在那里构筑寨堡，设置工事。还以此为据点，不断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进行骚扰和掠夺。康熙帝对沙俄军的上述侵略行径，康熙帝多次遣使进行交涉、警告，均未奏效。这使康熙帝认识到，只有使用武力，才能驱逐沙俄侵略军。为此，他于平定三藩之乱的第2年(公元1682年)，即赴关东东巡，了解那里特别是黑龙江流域的情况，并就准备驱逐沙俄侵略军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加强侦察和封锁。康熙帝命副都统郎坦、彭春和萨布素率兵百余名，以捕鹿为名，渡黑龙江，侦察雅克萨的地形、敌情;又派当地达斡尔、索伦族头人随时监视敌情变化;令蒙古车臣汗断绝与沙俄军贸易，以封锁侵略者。二是令萨布素率部在瑷珲筑城永戍，并和家属一同进行屯垦。三是在瑷珲至吉林途中，共设驿站19个。四是加紧造船，保证军粮由松花江、黑龙江及时运抵前线。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清军派人勒令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迅速撤离。俄军头目不予理睬，反而派人窜至瑷珲抢掠。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沙俄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全部焚毁，使雅克萨成为一座孤城。彼得大帝是后世对沙皇彼得一世的尊称。彼得一世，原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之子，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俄国沙皇、俄罗斯帝国皇帝，著名统帅，1682年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作为罗曼诺夫朝仅有的两位"大帝"之一，彼得大帝一般被认为是俄国最杰出的沙皇。他制定的西方化政策是使俄国变成一个强国的主要因素。1682年9月康熙派郎坦，彭春以猎鹿为名北上，到雅克萨去侦察地理环境。1683年2月郎谈等人上疏云:"(俄罗斯)久据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三千，携红衣大炮二十具，即可攻取。"(《清史稿·郎坦传》)康熙表示赞成:"据郎坦等奏，攻罗刹甚易，朕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并制造船舰，发红衣炮、 ... 上谓攻罗刹当期必克，倘谋事草率，将益肆猖狂。"由此看来，康熙决定出兵三千人左右，但由于康熙认为准备要充分，并没有立即发兵，只同意在瑷珲和呼玛尔两地屯田贮兵备、粮食，修理船只，开辟驿站。清军第一次雅克萨战斗的兵力主要是萨布素率领的宁古塔1500人，再加上盛京兵500人，增调的藤牌兵500人，共计2500人左右。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康熙下令:"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捕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兵力2100余人。此外，据《广阳杂记》等书记载，由林兴珠率领藤牌兵也参与战斗，藤牌兵本是郑成功训练的一支特殊部队，他们人人左手手持盾牌，右手持快刀，行动非常敏捷。作战时用盾掩护身体，飞快的滚到敌人跟前，转砍敌人的人马脚腿，出其不意，以快制胜。清**收服台湾后，组建了一支藤牌兵，在雅克萨战役中击溃沙俄援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公元1646年，波雅科夫率领残部经马亚河、阿尔丹河进入勒拿河，逃回雅库次克。波雅科夫回去后扬言，只要派兵300，修上3个堡寨，就能征服黑龙江。波雅 科夫带回的有关黑龙江流域的情报和他提出的武力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打算，引起了沙俄 当局的重视和赞许，公元1649年，雅库次克长官派哈巴罗夫率兵70名从雅库次克出发，于这年末侵入黑龙江，强**国达斡尔头人拉夫凯的辖区，其中包括达斡尔头人阿尔巴亚的驻地雅克萨城寨(今黑龙江左岸阿尔巴金诺)，遭到当地人民的抵抗。哈巴罗夫将同伙交由斯捷潘诺夫率领，自己回雅库茨克求援。次年夏末，哈巴罗夫率领138名亡命之徒，携3门火炮和一些枪支弹药，再次侵入黑龙江，强占雅克萨城，不断派人四出袭击达斡尔居民，捕捉人质，掳掠妇女，杀人放火。九月底，哈巴罗夫又率领侵略军200余人，侵入黑龙江下游乌扎拉河口(今宏加里河)中国赫哲人聚居的乌扎拉村， 强占城寨，蹂躏当地居民。英勇的赫哲人民奋起抗击，并请求清**予以支援。公元1652年2月，清**令宁古塔章京(官名)海包率所部进击，战于乌扎拉村，打死沙俄侵略者10人，打伤78人。公元1658年6月，宁古塔都统沙尔瑚达率战舰40艘同侵略军激战于松花江下游，歼敌270人。公元1660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率水军破敌于古法坛村，斩首60余级，溺水死者甚众。经过清朝军民的多次打击，侵入清朝黑龙江流域的俄国侵略军一度被肃清。后来，沙俄侵略势力又到雅克萨筑城盘踞。清**虽多次警告，都无济于事。在同沙俄的长期交涉中，清朝皇帝看到，若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畏"，于是决意征剿。同时也认识到，"昔发兵进讨，未获翦除"的原因，一是黑龙江一带没有驻兵，从宁古塔出兵反击，每次都因粮储不足而停止。二是沙俄侵略军虽为数不多，但由于"筑室散处，耕种自给"， 加上尼布楚人与之贸易，故使其得以生存。于是造成"我进彼退、我退彼进，用兵不已， 边民不安"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康熙采取恩威并用、剿抚兼施的方略，即发兵扼其来往之路，屯兵永戍黑龙江，建立城寨，与之对垒，进而取其田禾，使之自困。同时再辅以严正警告。如果侵略军仍执迷不悟，则坚决予以翦灭。为此，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准备剿灭沙俄侵略军:侦察地形敌情，派兵割掉侵略军在雅克萨附近种植的庄稼，又令蒙古车臣汗断绝与俄人的贸易，以困惫和封锁侵略者;屯戍要地，公元1682年12月，决定调乌喇(今吉林市北)、宁古塔兵1500人往黑龙江城一带，驻扎爱珲、呼玛尔(今呼玛南)。后鉴于两处距雅克萨路途遥远，令呼玛尔兵改驻额苏里(今俄斯沃特德内西南)。次年七月，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军进驻额苏里。九月，确定在爱珲筑城永戍，预备炮具、船舰。同时派乌喇、宁古塔兵五六百人、达呼尔(今黑龙江嫩江县境)兵四五百人，调往爱珲一带;修整战具，设置驿站，运储军需。这些措施，适合当时东北边防斗争的需要和特点。这是因为黑龙江至外兴安岭地区距东北腹地遥隔数千里，同沙俄这样的入侵者斗争， 单靠当地人民的部落武装是无法制止其侵略的。必须筹划全边，扼要屯兵戍卫，在适当地点控制一定兵力作机动，才能对付沙俄飘忽不定的反复侵扰。为此，需要建立相当数量的驿站和粮站，开辟水陆交通线和筹集运输工具，从而保障反击作战的胜利，并在反击胜利后建立一条较完整的边界防守线，才有利于长期的边防斗争。公元1683年9月，清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侵略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侵略军负隅顽抗。公元1685年1月23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命都统彭春赴爱珲，负责收复雅克萨。四月，清军约3000人在彭春统率下，携战舰、鸟枪、火炮和刀矛、盾牌等兵器，从爱珲出发， 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开进。五月二十二日抵达雅克萨城下，当即向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发出通牒。托尔布津恃巢穴坚固，有兵450人，炮3门，鸟枪300支，拒不从命。清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陆两路列营攻击。陆师布于城南，集战船于城东南，列炮于城北。二十五日黎明，清军发炮轰击，侵略军伤亡甚重，势不能支。托尔布津乞降，遣使要求在保留武装的条件下撤离雅克萨。经彭春同意后，俄军撤至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清军赶走侵略军后，平毁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沙俄侵略军被迫撤离雅克萨后，贼心不死，继续拼凑兵力，图谋再犯。公元1685年秋，莫斯科派兵600增援尼布楚。当获知清军撤走时，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率大批沙俄侵略军再次窜到雅克萨。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侵略军， 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急忙向清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答应所请，准许侵略军残部撤往尼布楚。雅克萨反击战结束后，双方于公元1689年7月24缔结了《中俄尼布楚约》，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签定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往东到海，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流域，包括库页岛(现称萨哈林岛)归中国。什么意思呢?就是库页岛往西到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土地都归清朝，这是第一。第二，双方不得收纳对方逃亡人口，有的要归还。第三雅克萨地方俄人所建城堡须尽行拆毁。第四，两国进行贸易互市。第五，两国永敦邦谊。就是中俄两国世世代代和平。这个条约平等的。但是索额图也做了一定的让步，就是没有把尼布楚收回来。这是中俄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第一个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意义很大，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中俄在东北地区相对的社会和平安定，一直维持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侵略之前，大约有170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文本，有满文本、蒙古文本、俄文本、拉丁文本，一共四种文本。拉丁文本算正本，双方代表在上面签字。满文本、蒙古文本和俄文本是副本，条约签订之后，就在边界定了界桩。



 第二章鸦片战争

由于清朝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此，清朝朝廷实现闭关锁国政策，清朝在近代的武器的制造和发展趋于停止，从而使清朝处于古代社会的末期，而西方国家和沙俄则相互往来，互通有无，交流发展，从而西方国家和沙俄进入近代社会，而清朝仍处于古代社会末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和沙俄近百年。
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国。而它在亚洲下一个主要的侵略目标就是中国。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曾经的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在全国成为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及产品生存空间。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清朝。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清朝。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清朝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清朝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清朝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具有巨大扩张价值但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相当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选择的最佳对象。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清朝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清朝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清朝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清朝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清朝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清朝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清朝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清朝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清朝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鸦烟流毒，为清朝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清朝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清朝国内发生严重的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清朝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清朝严禁鸦片。1838年12月，清朝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派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要再贩卖，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将大部分法律上属于英国人的鸦片库存全部销毁。英国人把清朝人的禁烟行动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促成战争的爆发。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1.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2.零售商；3.过去禁烟弊端；4.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清朝领土上存放鸦片。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皇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向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2月，英国**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 ，英**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而非战争。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清军购回的1080吨甘米力治号战舰装炮34门。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据罗兹·墨菲的分析，则是为了拥有与巨大的清朝市场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清朝市场。并且希望清朝**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而清朝因传统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贡体系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或忽视和遭受排挤，清朝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将清朝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必要时诉诸武力把清朝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战争爆发之初，中方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入侵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双方激战，清军大败，溃逃，英国远征军成功占领浙江定海，作为前进据点。此时，清朝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国远征军突然向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发起进攻，双方炮仗，清军败退，英国远征军成功登陆，双方厮杀，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岛。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使被道光帝斥为一片胡言。不过《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清朝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鸦片战争期间，清朝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虎门、广州之战（1840.12～1841.8）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订，使清朝道光皇帝大为不满，道光皇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职，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1841年1月7日，英军也不满谈判的进展，义律先下手为强，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虎门之战。道光皇帝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5月22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英国不但不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期间广州民间反英气氛炽热，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民众自发武装起来进行抗英斗争。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英国**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即第三次厦门之战），旋北进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军以疾疫流行，放弃定海），10日陷镇海（今属宁波），13日占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讲和。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而此时英军仅仅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连。英军被困在牛栏岗，天降大雨，**受潮，无法发挥出威力，展开肉搏战，一名英军死亡。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保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保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但实际上，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这种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广东人民又以“社学”的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英国**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英军后来又攻打长江的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的失利，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认为汉人通敌，纵兵杀害汉人。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收军事占领。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清廷处于不利位置。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军分遣舰队还多次对台湾进行侵犯。由于守军准备充分，战术巧妙，取得了整个战争中罕见的胜利，仅俘获英军就有182人（见台湾抗英斗争）。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运河。7月21日，英陆军6900余众，发起镇江之战，遭顽强抗击，被击毙击伤169人后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在谈判期间，由于英军的恶行引发了地方性的靖江保卫战，侵略者死伤13人后败退（从台湾、靖江之战看来，当今记载的英军伤亡数字不无可疑之处）。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清**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8月29日，中国清**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满足了英国大多数的要求。主要内容：1.割**岛给英国。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3.清朝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2100万元的成分是： 600万赔偿鸦片，300万偿还英商债务，1200万英军军费。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清朝与英国共同议定。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清朝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清朝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清朝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朝**签订了类似条约，清朝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清朝。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清朝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待遇，向清**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清朝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清朝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1853年至1856年间，爆发奥斯曼帝国（1299～1922）、英国、法国与沙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沙俄战败，因而转向东方发展，企图用侵略清朝来弥补损失。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清朝。美国则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清朝的政策。1857年，印度发生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看到英国在东方的成功，法国也开始谋求在印度支那建立殖民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列强认为这是加紧从清朝攫取利益的大好时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民间排外活动时有发生。当时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采取默许态度，对一切外国的投诉均置诸不理。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清朝船，曾为了走私方便在**英国当局注册，但是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有嫌疑的水手，按道理这纯系清朝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但是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清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而且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1856年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舰炮轰广州城。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广州督署后退出。12月，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的英国邮船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因兵力不足，为等待援军而退出珠江内河。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于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到中国；同时向法国**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清**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反《中法黄埔条约》，自行进入清朝内地活动。但马赖1856年2月在未依据条约义务——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至法领事馆的情况下，就被广西西林县知县处死。1857年，法国**遂以此为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与英国联兵侵略清朝。此外，英法虽然还联合了美国，但美国仅以外交支持。俄国外交代表则以东正教团监护的身份早先混入北京，后来则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借机渔利。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可拆分为“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与“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6年战争爆发到1858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为止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8年爆发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为止。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清朝船“亚罗”号上张家湾之战中的清军骑兵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清朝。1856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与英、法合谋侵华。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此时，清**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双方炮仗，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双方激战，清军溃败，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  。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澳门等爱国志士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四国公使却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第一次大沽口战役，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孤立无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6月13日，清**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③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于13日、18日与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次的胜利。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进军北京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清朝“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清朝咸丰皇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1860年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清朝**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清朝咸丰皇帝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并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1860年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军全军覆没。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清朝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清廷派奕訢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联军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10月24日、25日，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鸦片战争后，清朝**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加紧蚕食和非法占领黑龙江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许多战略要地，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想用条约的形式把所占领的清朝领土固定下来。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清朝领土，划作两国共管。俄国驻清朝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清朝。1864年，俄国强迫清**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1860年10月24日、25日，奕訢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23日，迫使清朝**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清朝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侵略者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人民和爱国官兵保家卫国，英勇抗敌，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清朝**的腐败无能，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得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维持其统治，史称“同治中兴”。清朝**永久割让黑龙江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国。



 第三章洋务中兴，史称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内外交困，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朝**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填补了外国侵略者的肚子，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为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湘淮集团，此外还有崇厚、沈葆桢、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迠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和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与原有保守势力有冲突的慈禧登上了统治的中心，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她对洋务派采取了扶植的政策，洋务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但是它毕竟曾经是清朝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事业发展。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朝**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来改变清**落后面貌是洋务派发起留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次：幼童留美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即1872—1875年清**向美国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1897年先后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留学。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驶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活。这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1877年，在沈葆桢、李鸿章等官员的积极倡导下，从船政局和船政学堂选出的33人踏上了赴欧留学的旅途。1881年，由李鸿章主张、船政局又选出10人分赴英、法、德留学。1886年北洋水师等校的10名学生又去了欧洲。在洋务运动存续的35年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是当时翻译西方的中心。译书经历了由单纯的西方科技著作和书籍，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著作并重，甚至后者略占上风的过程。京师同文馆曾翻译西书36种。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惠顿的《万国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马登的《星柖指掌》（1876年)；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福赛特的《富国策》（1860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是晚清翻译西方著作数量最多，成绩最著的机构，它罗列了众多的学者译家和一些外籍传教士。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及近代中国报刊和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1886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接展至珲春陆线；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筹办工赈事宜”，由山东济宁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因广东官线业已造至南雄州，商线乃由江西九江设至赣州以达庾岭入南雄相接，使官报得以灵通；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 衢，楚北门户边境冲要”，乃由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 年又添设襄阳至 老河口电线；1895年由西安起接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使西北电线得有两 线传递，庶无阻隔之虞。”1884年，添设的天津至京城，山东掖县之沙河至胶州电线；1898年所设胶州至青岛电 线，湖北武昌至大冶、大冶至九江之线，“又因汉口上游北岸线杆年年被水淹损，阻误要报，添设南岸一线以备不虞”；1891年徐州至台庄线和1892年安庆至芦州线；1898年“以备黄河之害”而设的济南至济宁线，“以备运河之害”而设的徐州至宿迁线等等。架设电报主要是为了商业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另外，在西北、东北、西南以及朝鲜所设约占总量 30%的官线，也同商局电线一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从1825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在短短十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考略》等书都对铁路作了初步介绍。而洪仁玕则于1859年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1863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1865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1880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露，光绪七年（1881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
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第四章台湾巡抚刘铭传驱逐法夷，收复台湾。

刘铭传，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因排行第六、脸上有麻点，人称刘六麻子，安徽合肥(今肥西大潜山麓)人。清朝名臣，系台湾省首任巡抚，洋务派骨干之一。1864年，授直隶提督。无锡之战中，率中路淮军俘太平军黄子隆以下两万余人。先后于黄陂、潍县、寿光等地败东捻军。后向李鸿章献计，将西捻军引到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铭军在西捻军被围后与之决战，致西捻军全军覆没。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1884年，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于淡水等地率军击败法国舰队的进犯。刘铭传，1836年9月出生于合肥西乡(今肥西县)大潜山麓的刘老圩。刘家世代务农，父**，生6子，刘铭传最幼，排行第六。儿时患过天花，乡里称"刘六麻子"。刘铭传11 岁时，父亲病故，随后大哥三哥又相继去世，其他几个哥哥各自成家，此后便与母亲周氏单独生活。母子相依为命，靠贩私盐为生。刘铭传性情豪爽，同当地青年人相处甚好。有一天，刘家因缴不出团队的粮食，被当地土豪侮辱。刘铭传向土豪警告道:"你们不能再作威作福，欺侮乡民，否则，我就要宰掉你!"土豪见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毛头小子，狂笑道:"孺子还敢阻挡我吗?"刘铭传夺下土豪的佩刀，手起刀落，劈下那土豪的头颅，跑回乡里大呼:"某土豪给我杀死了，你们要保卫家乡，就跟我来吧!"当即有数百名乡里青年表示拥戴。刘铭传便领着这些青年，在大潜山修圩筑寨，开始了团练生涯。1862年2月，李鸿章受曾国藩指派，到合肥招募淮军。刘铭传同张树珊、潘鼎新、吴长庆等各领本部团练投奔。曾国藩对这批新募淮勇极为重视，所有器械粮饷的供应悉仿湘军，手订营制，亲到校场检阅，命刘铭传充任"铭字营"营官。"铭字营"中多为刘家子弟，刘铭传在营中职务最高，辈份也最高，其骨干将领皆为刘家子弟和刘铭传办团练中结纳的"同里敢战之士"，他们绝对服从刘铭传的指挥，成了刘铭传起家的重要帮手。4月，刘铭传率领"铭字营"和张树声的"树字营"等淮军一起，从安庆乘坐外国商船驰往上海驻防。五月二十日刘铭传率部与太平军初次接战，先后占领杭头和新场两地，直迫南汇城下。此时，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和刘玉林发生动摇，通过当地团练头目前来"乞和"。因吴建瀛还有所犹豫，刘铭传一面派部将前往刘玉林处联络劝降，一面与潘鼎新率部进逼城下，刘玉林乘机挟持吴建瀛出城投降。吴建瀛是安徽人，部下士卒也多是皖北籍，刘铭传以乡情、高官厚禄相引诱，将吴部驻南汇太平军1万多人中老弱裁剪淘汰，收编为8 营，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5月31日，刘又率部击退从川沙方向来攻的太平军，于第二天乘胜攻占川沙。刘铭传因此升游击并获赏戴花翎。1864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军，刘铭传奉令率军由广德北上。时清将僧格林沁正率精锐骑兵尾随捻军左奔右突，疲于奔命。铭军秉承曾国藩、李鸿章旨意，保存实力，驻六安、霍山一带按兵不动。僧格林沁部1.1万多人马被捻军全歼，僧格林沁毙命。清廷闻讯震怒，严旨申饬曾国藩，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11月，刘铭传尾追捻军，冲过周家口，强渡沙河，在宏济桥与捻军赖文光、任化邦、牛洛红等遭遇，铭军凭借洋炮队火力，杀伤捻军甚众，于次年3月攻下黄陂县城，刘铭传因此官复原职。9月，捻军赖文光部与张宗禹部冲破曾国藩的沙河防线，进军河南中牟，分为东、西捻军。曾国藩河防战略失败，引咎辞职，清廷令李鸿章接任。李鸿章趁机扩充淮军，由4 万人扩展到7 万人，铭军马营增加尤为迅速，在淮军28个马营7000多匹战马中，约有13营3500多匹隶属铭军。铭军负责追剿东捻军，历时三载，最后在杨州瓦窑铺将东捻军战败。清廷授予刘铭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赏给白玉柄小刀等物品。刘铭传以封赏太少，告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军垂危之际，西捻军闻讯驰援，直逼天津。清廷惊恐，严旨不停催促刘铭传率军护卫。刘铭传向李鸿章献计，将西捻军引到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铭军在西捻军被围后与之决战，致西捻军全军覆没。刘铭传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
随后赴陕甘，配合左宗棠镇压回民叛乱。至陕甘后，刘铭传头伤后遗症复发，加之李鸿章保荐出任陕西巡抚未成，以"脑痛欲裂"为由，奏准获假3个月回籍休养。此时铭军已有2万人马，刘铭传推荐甘肃提督曹克忠统领。刘回家不久，铭军武毅右营士兵因不服曹克忠管理而发生哗变。因此，刘铭传以荐举非人而受革职处分。刘铭传心灰意冷，退志更坚，即在家乡大兴土木，修建庄园，修成合肥西乡的刘老圩和六安麻埠的**圩。刘铭传闲居十几年中，国事日益衰败，外患也日益严重，在同一些办洋务和具有改良思想的人士交往中，其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常常中夜彷徨，不能安眠。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1884年6月，法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台湾海面，清廷诏令刘铭传入京，他当即上了一道《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慷慨主战。6月26日，清廷下诏，命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就在同一天，法国**下令将驻越南的东京湾舰队和南中国海舰队混合编组，成立一支特遣舰队。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进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福建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孤拔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当。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法国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清朝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朝**决定"乘胜即收"，《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清朝海面的封锁。在清朝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1885年，清廷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修建铁路，开煤矿，创办电讯，改革邮政，发展航运事业，促进台湾贸易，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台湾防务也日益巩固。清廷加刘铭传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军务。1890年，刘铭传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上与外商交涉及基隆煤矿招商承办等事，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清廷的严厉申斥，忧病交加，被迫向清廷提出辞呈。次年清廷准其辞职。刘铭传怀着忧郁之心乘船离开他苦心经营7年之久的宝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溃败，清廷令刘铭传出山，刘因病重辞命。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刘铭传得知自己一生中花精力最大创置的台湾省被割让给日本，忧思郁结，口吐鲜血，于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在六安**圩病逝。清朝光绪皇帝赠刘铭传太子太保，谥壮肃。



 第五章黑旗军大胜法军。

黑旗军，中国19世纪末的一支地方武装，以七星黑旗为战旗，因以得名。前期主要军事行动为抗击清朝统治。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活动于中国广东、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刘永福，1851年，刘永福参加广西农民起义， 1865年率部加入以吴亚忠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军。其军在归顺州(今靖西县内)安德北帝庙前举行祭旗仪式，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称黑旗军。黑旗军的基本成员是贫苦农民，多是归顺、龙州、上思、宁明和钦廉人。它初创时有200多人，起义失败后，“饷源己绝”为了“另觅生机” ，找个立足之地，众人决定不一。根据《刘永福历史草》的记载为同治乙丑，即1865年，刘永福从广西的波斗进入越南的安礼好、高平好， 再经左大州到六安州，接着又把势力发展到中越边境的保胜，并以保胜到河阳一带为根据地， 活动于越南北部。1867年清军的进攻迫使黑旗军进驻保胜（今越南老街）。后在抗击法国侵略越南（中法战争）的战争中多次取得胜利，将领刘永福曾被越南国王授予三宣副提督之职。协同老将冯子材的部队，创下了打死法军千余人的镇南关大捷，从而扭转了战争形势，迫使挑起战争的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刘永福返回清朝后被清廷下令解散。18世纪末，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映，得到法国传教士的协助，1789年，跟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允许法军长驻交趾清朝地区（越南南部），并把土伦（岘港）割让给法国。法国承诺派遣一支军队，帮助阮福映复位。一七九四年，法国远征军攻陷首都顺化，西山党政权消灭。这时正逢法国大革命，无法消化它的胜利果实，而把军队撤回。阮福映继续北伐，灭掉安南王国，统一全境。19世纪初叶，阮福映请求清朝加封，清朝改封他为越南国王，他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嘉隆王。1820年，阮福映逝世，他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阮福晈说：“不可忘记法国的大恩，对法国要敬爱不衰，但千万不要把土地割给法国。”可是他的后裔对法国却采取敌视态度，法国传教士受到动辄被杀的迫害，法国的愤怒自在意料之中。延迟到1856年，法国才采取行动，海军少将鲁约里到顺化呈递国书，要求越南履行1789年跟嘉隆王阮福映签订的条约。越南**理也不理，原封退回。鲁约里就在土伦（砚港）登陆，摧毁越南炮台。越南**等法国舰队撤退后，把在越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屠杀净光，作为报复。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大沽口挫败，但对越南并不放松。法国舰队再度光临越南，攻陷交趾的首府西贡（胡志明市）。越南只好屈膝，1862年，跟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把交趾割给法国。法国**对于占领越南三分之一的国土，似乎已经满意，但法国商人却垂涎被称为“北圻”地区的越南北部，商人久辟酉在北圻首府，交趾古都东京（河内），发现一条可以通往清朝云南省的交通新道，就是红河。他利用这条河道贩卖军火到云南省，卖给正在作战的***教边民和清**的军队。但军火在越南却是违禁物品，越南官员无法阻止他，就要求驻在西贡的法国总督召回这位商人。1873年，法国总督派遣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葛尔里率领两艘军舰到达东京（河内）后，竟被久辟酉说服，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北圻。越南官员对葛尔里痛恨入骨，就跟山区的黑旗军秘密联络，葛尔里遂在黑旗军一次狙击战中，中伏被杀。1885年刘永福率三千黑旗军由安南回国后，历任南澳、石褐总兵将近十载，备受压制，郁郁不得志。黑旗军经过濒年裁减，只剩下三四百名老兵，著名战将亦多离去，这支英雄劲旅被清朝**摧残殆尽。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清军水陆大败，台湾孤危，清**把这支“异端”军队调赴危区。当年七月廿六日刘永福奉命渡台，他要求闽、粤总督准其回粤西、桂南招集旧部，重建黑旗军，受到婉言拒绝。他沉痛地说：“当此之时，既无粮钠，何能招军？言至于此，不禁痛哭！此皆福平日有统军之名，无统军之实。”刘永福尽管困难重重，万分悲愤，但他为了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救台心切，立即就地补足四营人，续招两营，于八月一日成军，九月二日在汕头乘轮东渡。台湾巡抚邵友濂、蕃司唐景崧忌惮刘永福，奏调黑旗军驻防台南穷荒之地，他们则坐踞台北富庶之区。1895年初，邵友廉设法调回湖南，唐景崧升台湾巡抚，刘永福建议合力守卫台北冲要之地，唐管政务，刘管军事，受到唐景崧拒绝。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是粤东嘉应州人，刘永福的先世亦是嘉应州。他们主张相同，加上同乡之谊，关系甚笃，丘极力斡旋，仍不能阻止唐、刘分军，台湾抗战因而种下祸根。1895年4月，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台湾人民誓死不肯脱离祖国，于五月二十五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挽留唐景崧、刘永福主持杭战。唐景崧接大总统印时，向北三跪九叩首，大哭而入。他电奏清廷说：“ 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刘永福的态度和唐迥然不同：他在台南军次，接到唐景崧送来“台湾民主国” 大将军印，立即出布告激励军民共守危疆。他说：“ 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 。表示“ 抗不奉诏，“弃职而为” 。刘永福不但在宣言中慷慨激昂，而且行动上也做了认真准备。据《台湾战记》载：“刘永福守台南，尤民望所归。自安平至旗后各港，重重布置，百姓咸恃以无恐。”六月二日，清**派李经方到台北海面向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递交割台清单。三日，日军在基隆港外登陆，四天后即占领了台北首府。唐景崧私微服出走，溃军难民涌向新竹。新竹、苗栗一带团结性强，自动联防保乡。丘逢甲的部将吴汤兴、徐骧、徐绍祖率领义军，在三角涌歼灭日军樱井队六十余人和敌侦察队十九骑。双方相持月余，互有胜负，使日军占领新竹后不敢贸然南下，台中、台南军民赢得时间进行战斗准备。台北陷落后，台南绅民商议再立民主国，迎刘永福入驻府城，三次进呈大总统印，刘永福都坚拒了。他说：“ 区区此印，无能为力。” 号召人民出钱、出枪、出力，才是当务之急。沿海督抚张之洞、谭仲麟，边宝泉等相继函嘱刘水福坚守，答应源源接济饷械。刘永福内受台民热诚所感动，外恃祖国大陆的支援，便以帮办台湾军务的名义主持大局。六月间，台南数千军民集会，刘永福率十七名文官员登台歃血誓盟，盟书十七款，有关战守、财经、奖惩等事宜。在盟书里，反映了刘永福等将领的爱国爱民思想，守土抗敌的决心，民主团结的作风。军民公推刘永福为军统，台南总兵杨泅洪为分统，指挥台湾的军事。又选举七名委员组成议院，谘商政事和财务。台南抗战中心的建立，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问题。由于清廷传谕各官内渡，文武官员纷纷向刘永福缴印辞职，役吏开小差，军队缺员。刘永福本着去留自愿原则，擢选了一批忠勇之士担任黑旗军、新楚军、镇海军以及台中、台南义军的统领和管带。委任了一批自愿留台的文官，充任台中、台南两有八县的官员。经过整顿后，台湾军民团结在刘永福黑旗军的周围，安定了社会秩序，重振了人心。但严重的问题在于经济。由于台北财富之区丧失，藩库、军械局、兵工厂尽落敌手，台中、台南贫困，不足养战，饷械须仰赖于沿海官民的支援，但是清朝下令严禁，日舰拦截，只能少量暗济。刘永福想方设法就地筹晌，盘点库存银二十多万发行钞票廿五万元，发行邮票得数千元，动员凤山盐商捐军响得十一万元，总数约五六十万。当时台湾驻军、义勇近百营，每月需饷十七万两，加上政费、杂费开支，这笔钱仅可支持两三个月。八月，三国干涉还辽的问题结束，日本增兵两万到台湾。一面派兵舰骚扰台南各港，牵制黑旗军北援。主力则从新竹分三路南下台中进迫府城彰化。为了配合军事进攻，桦山致书刘永福，威迫他停战撤兵，日本负责用船“礼送还国。” 刘永福立即回书驳斥，指责日本无端侵略台湾，表示“余奉命驻防台湾，当与台湾共存亡。……台南一隅，虽属偏小，而余所部数十营，均系临阵敢死之士，兼有义民数万众，饮血枕戈，誓死前敌。” 劝告桦山“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这封信义正词严，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回信后，知道一场恶战即将到来，他加强了台南沼海的防务，筑炮台，挖陷阱，装竹签，防敌登陆。月初，派遣四营黑旗军进援台中，连他的亲兵七星队和新装备起来的旱雷兵也源源派赴前线，稳定了台中地区纷乱的局面。黑旗军的前敌主将吴彭年，浙江人，流离广东，充刘永福文案，自请领兵救台中，他组织前线各军扼守彰化北面十里的大甲溪，和日寇隔溪大战，适有一队日本粮船开进溪来，黑旗战士冒着枪林弹雨，跳进河中俘获两艘敌船而回。八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两军隔溪大战，黑旗军果不负众望，一上阵就锐气百倍，“日军多死伤，不能前，别军转由溪上下涉，七星队则望对岸战而北，五人为伍，以背相向，迥环放枪散成数十队，呼声大进。” 这支训练有素的精兵，表现出熟练的战术动作和勇敢精神，使得敌人惊愕，友军赞叹。这一仗日军伤亡惨重，被俘多人。大败奔入山内。吴彭年率兵追杀，封锁住山口，准备聚而歼之。刘永福接到捷报，拍案惊叫：“ 书生误事矣！” 他知道内山有小路通彰化城外的八卦山，中了敌人的奸计，立即电令全军退守八卦山，急派王德榜率军四营驰援彰化。果然，日军以汉奸引路，廿九日抄袭八卦山，排炮连翻施放，步兵满山遍野往上攻；守军死守不退，逐山肉搏争夺，主将吴彭年、吴汤兴阵亡，七星队全部殉国。彰化城内汉奸树起白旗，日军冲进城内，黑旗将士多在巷战中牺牲；义军首徐骤突围入高山族地区，重组队伍。黑旗军在彰化决战中精锐尽失，但却表现出败而不馁的顽强精神。八月三十一日杨洒洪到前线督师，兵不满五百，到嘉义后就夜袭大林甫，日寇全军溃奔，杨在追擒日酋时中弹身亡。刘永福来到嘉义，组织反攻彰化，以肖三发、王德标为主将，招编绿林简成功、叶义成、黄荣帮参加抗战，围歼他里雾日寇，收复云林县城，声势复振。日寇本想乘战胜之威形成破竹之势，遇到哀兵拼死再战，被迫收缩兵力，谴守彰化。这时刘永福推行联庄法，“ 一庄联十，十庄联百，由台南联至台中，由台中暗联至台北。侨至则协力攻侨，屡去则严查土匪。只待粮铜筹足，即约台北同时并举。”台湾抗战有了转机。但是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八月间各军已无晌，仅发伙食，到九月连伙食也没有了。刘永福扫库得银八千两解济前线，途中被土匪劫去三千。刘永福派人向沿海督抚哭求援助，无一应者。他电质张之洞说：“谕福守两月，俄即出援，今两月有余，南中幸无恙，今仍未见，何以战守？” “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设法救援，守走生死，望公一言为定。”张之洞回电说：“ 守台之举，出自阁下义勇，鄙人并未置词。至守台两月俄即来援之说，实系讹传，鄙人并未发此电。或去或留，仍请阁下自酌，鄙人不与闻。自协济晌械，屡奉谕旨严禁，万不敢违。”这位保台运动的策动者，为了自己的乌纱帽，翻脸食言了。刘永福仰天长叹:“ 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此电一传开，市面上拒绝使用民主国的银票，台南经济崩溃。苍海横流，更显英雄本色。肖三发召集前线诸将商议，与其饿死，不如战死，舍命夺彰化以求活路。这支衣衫槛缕的饥军，肉搏攻城两天，前仆后继，黄荣帮倒下，林义成重伤。十月上旬，日本为了避免引起国际干涉，决心一举解决****，调集陆军五万，战舰三十多艘，实力与黄海海战相当，分水陆三路进攻台南。陆路从彰化南下，十月九日，台南门户嘉义陷落，肖三发阵亡，日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也被击毙。十日第二路日军在布袋咀登陆，十一日第三路日军在枋寮港登陆。日军进攻台南，遇到了黑旗军和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日寇惊呼：“东南西北，到处无不战斗” 、“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但是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战线节节瓦解。侵略者叫嚣说：“台南四面已成铁桶，不管刘永福如何强悍，插翼亦难飞了。”十九日台南城绝食，刘永福移驻安平炮台，仍亲自发炮击敌舰，但亲信们已为他安排了出走计划。二十晚城内乱起，刘永福急欲回城，部将们曰：“军心散矣，各路倭兵又大至，此城万不可守，请公去。” 公曰：“吾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仰天推胸，呼号恸哭。部将陈树南日：“天下多事，愿公留有用之身，切勿留连。”左右遂拥刘永福上艇，乘英轮爹利士号驶向厦门。日舰两次追来反复搜查，在船主掩护下，刘永福侥幸脱险。时人诗曰“孤城无援计终尽，拨队归来气亦雄。”刘永福出走时，黑旗军和台湾义军数千人还坚守在台南北面的曾丈溪一线，在日军的全线猛攻下，徐骥、柏正才、林义成血战阵亡，王德林、简精华突围而出，不知所终，全军玉碎。时人诗云：“难呜孤掌忿，风雨吊台南。”



 第六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义和团，是晚清时期的民间团体组织，由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民间秘密结社和练拳习武的组织发展而来。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19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主要针对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以及和西方文明成果有关的科学器物和相关人士，是具有强烈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自发的民间运动。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义和团得到了清**的扶持，并进行了英勇抵抗，同时在客观上也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近代化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毁坏铁路、拆毁电灯。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祇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1897年，山东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
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基督教情绪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1900年春，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霍元甲，字俊卿，生于天津静海县。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沧州十大武术名人。霍元甲出身镖师家庭，其父亲为燕青拳掌门人，继承家传“秘宗拳”绝技，独创迷踪拳，父亲霍恩第，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属沧州地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今属天津市西青区南河镇）。霍恩第是燕青拳（又称秘宗拳）掌门人，秘宗拳第六代传人。霍恩第以保镖为业，武艺超群，秘踪拳更是出神入化，常出入关东道上为客商保镖。他从事保镖事业从未失过手，但却和不少强人结下仇，正因为如此，他在四十多岁后便退出镖行，回乡务农，闲来则教子侄们习文练武。霍恩第有三子：霍元英、霍元甲、霍元武，霍元甲排行第二。霍元甲幼年体弱，父亲霍恩第不让他习武，担心元甲习武日后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艺于他。但元甲志存高远，偷艺于父传兄弟之机。苦练于舍外枣林之僻。后为父知，受责。元甲保证绝不与人比武，不辱霍家门面，方准父兄一起习武。 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功艺长兄亢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并在24岁那年5分钟之内击败了一位打败了霍元甲的哥哥与弟弟的人。父见此，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宗艺”，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1890年秋天，霍元甲打败了一个找上门来比武的武师，有了“武艺高强”的名声。之后，由于喜欢行侠仗义，霍元甲逐渐在天津一带有了名气。霍元甲在脚行（恶霸剥削搬运工的组织）做过管事，后来又到天津城北门外怀庆药店打工。在药店干活期间，他能挑动千斤药材，力推两个大青石碌碡，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霍大力士”。　在怀庆药店打工时，霍元甲结识了药店掌柜农劲荪。农劲荪曾留学日本，知识渊博，他常给霍元甲讲一些中外故事，使之大开眼界，明白了不少道理。1901年，有个叫斯其凡洛夫的俄国大力士来到天津戏园表演，他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让东亚病夫们见识见识，开开眼界。”霍元甲找上农劲荪，到戏园和斯氏比武。当斯其凡洛夫私下了解到霍元甲武功高强时，决定妥协。到约定比武那天，斯其凡洛夫临阵求饶，说：“我只是来天津表演的，我说的那些话不算数。”霍元甲让他登报认错，斯氏只好应允，随后很快离开了天津。1909年，英国大力士奥彼音（实为在一个英国马戏团工作，并不是大力士）在上海摆下擂台，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上海民众十分不满，但又无人敢应战。农劲荪从报上得知此消息，遂向上海知名人士、同盟会员、革命党人陈其美推荐了霍元甲。霍元甲一到上海，上海各大报纸用大号字体刊登消息。霍元甲挑战奥彼音，奥和霍约定比武中不得使用指戳、足勾等中国武术技法，并约期在张园公开比赛。但到了比赛时间，却不见他的踪影，原来奥彼音已逃之夭夭。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对霍元甲吓跑俄、英大力士之事，很不服气，便挑选了十几名高手，找霍元甲较量。霍元甲先让他的徒弟刘振声上场，刘以静制动，连胜对方五人。日领队非常恼火，自恃技艺纯熟，点名与霍元甲较量。双方刚一交手，日领队便知对手厉害，他企图黑手伤人，但被霍识破。霍元甲虚晃一招，用肘急磕其臂，日领队骨断筋折，只好认输。张园擂台比武虽没打成，但在上海掀起了习武热潮，各大学校蜂拥而至，邀请霍元甲及其弟子去讲习武术。这一时期，有一人对霍元甲影响很大，促成了霍元甲从讲求传统武德，向武术救国转变。这个人，就是霍元甲青年时代的知己农劲荪。霍元甲是在脚行干活时认识农劲荪的。当时的农劲荪是孙中山手下的革命者，在天津开办怀庆药栈，以采药为由掩护革命。霍自正告诉记者，农劲荪早年留学日本，通外语，有学问，也爱好武术。“孙中山希望他结交一些武术名家，为推翻满清统治作准备，而曾祖父又渴望学知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人帮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在招收的门徒中排行第五的徒弟，就是陈真，精武门的弟子们称为五师兄。霍自正说，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霍元甲迈出了很不容易的两步：“第一是打破家规，开始收外姓人为徒。霍家七代家传绝技迷踪拳，向来是不传给外姓人的，为救国，曾祖父破了家规；第二是把迷踪拳改为迷踪艺，让花哨的套路变得更实用，以便让人们能够尽快掌握要领，学会防身。”迷踪艺以霍家绝技为基础，又囊括了各派之精华。霍自正说：“此拳不难学，但是极难练，柔中有刚，迈步如猫，急如闪电。与人交手时，往往对方还没有看清门道就被击倒，令对手眼花缭乱，迷失踪迹，因此得名。”孙中山先生对霍元甲将迷踪拳公之于世的高风亮节非常赞许，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赠送给精武体育会。当时上海蓬莱路一带为日侨聚居之地，日本柔道会得知霍元甲勇挫俄、英两国大力士，今又创立了“精武体操会”，很不服气, 特从国内选派十几名武术高手，由柔道会长亲自率领来华，以研究为名，请霍元甲等人来技击馆比武，双方各自择定公证人。比赛开始时，霍元甲先命徒弟刘振声出阵，令其采用诱敌之法，寻机取胜，刘振声上场后，稳如泰山一般，日方人员认为有机可乘，使用多种招数，竟没有撼动他。即使日方派出其力气最大者上阵，也被刘振声一脚踢得倒地不能动弹。刘振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连胜日方五人。日本领队见此情形非常恼火，便出阵向霍元甲挑战，二人一经交手，未经几个回合，日本领队便领教到霍元甲的厉害，于是企图暗中伤人，谁知霍元甲已看出破绽，虚显一招，当场用肘将其臂骨磕断。日方队员见此情形，便蜂拥而上，当即被中方公证人制止。这时，日本人改变了策略，在比赛后举行宴会招待霍元甲。席间听闻霍元甲患有呛咳症，并在此次比武中也有外伤，就介绍一名叫秋野的医生为霍元甲治病。平生胸怀坦荡的霍元甲毫无怀疑之心，欣然接受。并留住虹口白渡桥的秋野医院。霍元甲服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逐渐恶化。此时精武会欲接霍元甲出院，秋野百般阻挠，后经多方周旋才出院，由精武会同仁陈子正救治，因中毒太深而无药可救，于1910年9月14日长逝于上海精武体育会。霍元甲的徒弟和朋友们拿着霍元甲每日吃的药去化验，才知是一瓶慢性烂肺药，明白了这是日本人暗下的毒手。逝世时年仅42岁。霍元甲逝世后，当时精武会弟子和上海武术界爱国人士为霍元甲举行了隆重葬礼，敬献了“成仁取义”挽联，安葬于上海北郊。转年，由弟子刘振声扶柩归里，迁葬于小南河村南。上海精武会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分起，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有传说霍元甲被日本人下毒药害死之后，他的爱徒陈真替他报仇，血洗上海日本虹口道场，后逃到马来西来隐居。
公元1900年5月28日，以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大清帝国的武装侵略战争。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大清帝国之实。侵华军队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后来也承认，‘’所有大清帝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军的侵略成功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以及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北京城彻底沦陷，联军烧杀抢掠，清朝损失惨重。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果，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平乱。5月20日，公使团会议，提出调兵来北京。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被迫同意。1900年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美、法、俄、日、意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联军达2000余人。1900年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抵京。1900年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征华计划相继得到各自**的批准，进攻中国的战争爆发。1900年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帝国主义的征华战争，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1900年6月12日，义和团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切断侵略军与天津的联系。1900年6月14日至18日联军被义和团群众包围在廊坊、落岱、杨村一带，面对用近代枪炮武装的联军，义和团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爱国热情，打死打伤敌军300余名，西摩尔溃不成军，被迫沿北运河退回天津，义和团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1900年6月中旬，侵华帝国主义海军在沙俄海军将领指挥下，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守军坚决抵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正当战事激烈时，守将罗荣光中弹牺牲，清军失去指挥，大沽炮台失守。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但一天后慈禧接到手下守旧派大臣伪造八国出兵实际是要求她退位让光绪复位的情报后，愤怒之下让守旧派统领义和团。1900年6月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被守军击毙。实际是日本人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导致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21日，清**向各国“宣战”。并且在北京贴出赏文悬赏杀洋人。清**“宣战”。大沽口失陷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猛攻，义和团奋起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一说112人），数度占领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1900年7月，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腹破肠流仍坚持战斗，直至血竭而亡。14日，联军付出伤亡900余人（一说882人）的代价，并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但实际上守将聂士成一直与义和团有矛盾，认为义和团是拳匪，认为他们只会祸国殃民，导致义和团在聂士成死守天津时偷袭其后方。1900年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及威海卫华人）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次日，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顽强阻击，再次施放毒气，才攻占北仓。但联军付出死伤635人（一说40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人）的代价，毒气炮（“列低炮”）也被击毁。 1900年8月13日，联军进至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陷。8月15日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转往外地坚持抗击侵略者。慈禧太后在流亡途中，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征伐。9月，俄军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但法、德联军在侵犯井陉、娘子关一带时，受到清军刘光才部的顽强阻击，付出重大伤亡后败退。1900年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于27日同意接受。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1901年2月21日，清**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1901年5月11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5月26日，清**照准各国赔偿四百五十兆两，四厘息。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权位，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罗斯，沙皇**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21日，俄罗斯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罗斯军队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殉国；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00年11月，俄罗斯胁迫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企图把俄罗斯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中外反对而作废。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烧毁等非人道暴行。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8月7日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李鸿章为协办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求和。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出兵八国外，另外又加上三个国家——比利时王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帝国）向清**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1．清**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5．对德、日“谢罪”。清**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6．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第七章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民国称遮羞变法，**称晚清改革，日本称光绪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公元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进行改革，改革内容多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近似，但比戊戌变法更广更深，还涉及废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 清廷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也波及了内地和东北、蒙古、西北和西藏各地，由于改革政策的“支离、拖沓”和一些官员的“敷衍”，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但“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为辛亥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准备条件。公元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1901年2月6日《申报》1版《本馆接奉电音》：“……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祥悉奏议以闻……”1901年4月21日，慈禧太后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张刘二人联名三次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8月20日，即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离开西安“回銮”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发文告，表示清**立意“变法”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公元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在出团半途中遭受革命党人吴樾放**行刺，被迫延期（由孙中山率领的革命党反对清**“君主立宪”，认为清**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一旦立宪之后，君主世袭即成为宪法规范之中，则建立共和政体的计划将更艰难）。11月25日，朝廷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研究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12月7日，考察团第一组戴鸿慈和端方出发，第一站即美国，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见。1906年1月14日，载泽率领考察团第二组出发，徐世昌、绍英伤情未愈，由李盛铎、尚其亨替代。当年夏秋之际，考察团先后回国后进呈了一份主张“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载泽和端方拥护宪政的态度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载泽于1908年夏出版《考察政治日记》。公元1906年9月1日，清**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9月3日《申报》2版《电传上谕》：“仿行宪政……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共23条，其中“君上大权”14条，“臣民权利义务”9条，通篇除涵括“议院不许干涉君主”般各势力妥协之产物，亦具备了“臣民需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等迄今沿用的先进理念。更随着《大清报律》等法案先后出台，立宪的用意更加彰明。宣统帝继位后，其父摄政王载沣遵循皇兄光绪帝的遗嘱，加快立宪的进程。公元1909年，各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1911年5月，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筹组新内阁。新内阁部院首长共有13名成员，其中满人8名、汉人4名、蒙古人1名，8名满人当中有6人为宗室、1人为觉罗，被当时革命党及立宪派讽刺称为“皇族内阁”。编练“新军”是清**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公元1901年8月29日，清**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展开。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新军后勤部队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1906年11月7日，清**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1903年9月7日，清**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履行，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而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于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于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于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1896年清**成立“铁路总公司”，1900—1905年间铁路总体发展为三千二百哩。除全长201公里的京张铁路为本国修建外，余路均为外国持有部分股权下所修建。清**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1901年9月4日，清**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1903年10月，清**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后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的官立学堂中3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5年毕业，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这给予翰林升阶。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英美法等国家，不过，由于庚子赔款后**财政紧拙，结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日本。至1907年，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改革官制是清**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1901年
7月24日，清**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9月19日，清**宣布停止报捐实官。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1903年9月7日，设商部。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同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设巡警部。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1902年5月13日，清廷下达一道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虽因辛亥革命爆发，《民律》已不及审议颁布施行，但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1906年9月，在改革官制过程中，编纂官制大臣将京官编定复核，缮单进呈，在所附阁部院官制节略清单中写道：“各国竞争，殖民为要，蒙、藏、青海，固圉防边，其行政事宜实与各部并重，故易理藩院为理藩部。”后来上谕发布，宣布正式“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1907年清**政务处大臣左绍佐、岑春煊等，奏请将热河、察哈尔、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阿尔泰等地“悉照内地改设行省”，以期加强边防。清**担心沙俄出面反对，在征询了各部大臣、各地将军、督抚的意见后，仅宣布废止从前关于蒙汉不得通婚的禁令，鼓励内地汉人到蒙古开荒；在蒙古增设卫生局、巡警队、学校、商品陈列所，举办所谓的“新政”。这一举措严重地威胁着蒙古人的生存，同时也妨碍了沙俄在外蒙的利益。同时内蒙古地区的一些“旗地”因汉人流入增多改为州县。清朝**想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革，让清朝成为一个富强、文明、发达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第八章辛亥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

1903年11月和次年1月孙先后在檀香山希炉、火奴鲁鲁发表批驳保皇党的演说，号召华侨支持和投身民主革命斗争，并在此基础上重振革命组织，分别在两地创立革命团体中华革命军，采用新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在希炉加盟者有毛文明、黎协、黄振、卢球、李华根、刘安、古贺、唐安、黄义、郑鎏等十多人，在火奴鲁鲁四大都会馆加盟者有黄旭升、曾长福等数十人。冯自由称“是为兴中会扩大誓词之第一次”，“总理(孙中山)此时已蓄意扩大兴中会之宗旨及组织，而改订团体名称矣”。孙自称当时团体取名为中华革命军，主要是为了记《革命军》作者邹容宣传之功。孙还改组《檀山新报》，和保皇党的《新中国报》进行笔战；发行军需债券，募集革命经费。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都督。军**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武昌起义，又称辛亥首义、武汉首义，是指公元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公元1911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武汉辛亥革命军**旧址现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19世纪末，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地方科举考试停止以后，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亦正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造就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 1911年5月，清**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5月，清**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清**下令镇压。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1911年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公元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1911年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何贯中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汉三镇独立了，各省各地民众配合革命军起义，打败当地的清军，各省纷纷独立。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清朝极盛时期领土达1316万平方公里，清末时达1135万平方公里。享国296年。公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布使用“中华民国”之国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中华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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