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至亲难忘》


 第一章母亲

清明时节回家祭祖。祖坟坐落在秦岭山脉一峰下面的林子里松柏挺拔，桃花盛开，犹如仙山琼阁。在曾祖父、祖父、父辈的墓碑前一一上香、烧纸后，在母亲坟前坐了下来，回想母亲的历历往事。
1921年10月，母亲出生在南秦河畔的一个杏林之家。外公是当地有名望的老中医，在县城开间很大的药铺，由于身高体胖，晚年走不动路的时候，常坐四抬大轿出诊行医。生活在优越的家境，大家闺秀的母亲不仅女红做得好，而且断文识字，能读报纸上的文章。
母亲20岁时嫁到槐荫堂赵家。槐荫堂是个大家族，曾祖父弟兄二人、祖父辈弟兄六个都没有分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家有几十亩地，在县城开有数间商铺。母亲和几个婶娘天不亮就起床为一家几十口人做饭，晚上还熬夜为城里的蜡烛铺制作蜡烛；上床休息时已到午夜时分，腰疼背酸。
母亲生大姐时，家道中落。先是两个曾祖父分家，接着祖父弟兄四个也分了家。那时，祖父已双目失明，父亲因患肺痨从于右任创办的三原中学退学回家。1949年祖父去世时，家徒四壁，父亲穿着孝服四处告借，最后砍了村上一棵桐树打了口棺材才草草入葬。
爷爷去时候后，父亲患肺痨病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几亩地就全由母亲一人操持。好在解放后实行土改，土地划归集体，先是合作社，后又是人民公社，母亲同男劳力一起下地干活，成为村上妇女中挣工分最多的社员。
父亲从外公那里搬来的一堆医书，刻苦研读，自学诊治，病情日渐好转最终康复，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1955年我出生时，父亲已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中医，进入乡联营卫生所工作了，每月挣38元工资，加上母亲挣的工分，勉强维持全家8口人的生计。
1958年人民公社实行大食堂吃饭，当时家里每顿饭全靠母亲从食堂担回来的两大罐子稀饭。开饭时，母亲总是先让老人和孩子先吃，到自己碗里常常所剩无几，加之又要参加繁重的劳动，母亲常常饿晕在地头。记得有几次母亲突然晕倒在担饭回家的路上，罐碎了，稀饭全洒在地上。回到家中，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放声大哭。有一次哭声惊动了好心的村干部，连忙安排食堂再做饭送到家里，全家人才吃了一顿饱饭。
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自然灾害带来了大饥馑，村上人挖野菜充饥。母亲和祖母整天上山挖野菜，将挖来的野菜再拌上稻糠就是一顿饭。母亲舍不得吃，饿的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幸亏父亲到深山里行医，带回了一些黑豆，才救了母亲一条命，全家人也逃过一劫。
1968年，我家因解放前雇了“长工”被补划为“地主”成份，母亲认为给我家划的成份不公平。事实是，解放前3年，一位叫“老李” 的孤寡老人讨饭时被大家族收养，1946年分家时老李已年逾80岁，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同情老李，把他接回家悉心瞻养，直到去世。母亲迈着小脚步行数十里去公社、县上申诉。多次申诉后县上派人到村上调查，村上的老年人都站出来证明老李不是长工，这才取掉了我家地主成份重定为中农，一家人又搬回原来的院子。
大姐嫁给了一名公安干部，每年队上要的粮款都是姐夫交钱。我家经济开始好转，但村上还有许多贫困家庭，母亲时常给这家端一盆米应急，给那家送一斤面接济；我的两个同学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她让我把钱送过去让同学复学。父亲回家后母亲总是给他说谁家的孩子病了、哪家老人头疼，把人家领到家里针灸。当时村里人都很穷，看完病买不起药，父亲就免费给药，每月垫付药费10元左右。因此父亲在南秦川道上博得“好先生”的美名。乡亲们也称母亲为“贤惠大嫂”，谁家做了好吃的，总要端一碗送来。有一天一个讨饭的老大娘晕倒在我家门前，母亲把老人扶到家中细心调理，吃了几顿饱饭后，老人有了精神要走，母亲挽留住下来，直到她的儿子闻讯来接时才把老人送走。
1968年，学校停课。我回村上当了“放牛娃”，每天扛着扁担到15公里外的山上砍柴。由于路途遥远，鸡叫就得出发，母亲总是半夜就起身做饭，叫我起床吃完饭，再带一个用棉布包裹的饭盒，送我到村口和伙伴们一起出发。天还未亮我们已到达目的地，太阳升起时砍好柴，稍事休息后，就扛起七八十斤重的柴担往回赶，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半路上七八十斤重的担子越担越沉，走不动时想起母亲消瘦的身影，浑身顿时充满力量。记得有一次，山里人因我们到他家的自留山砍柴，把我们柴担子夺了，我空着扁担往回走，泪流满面伤心至极，我不是心疼那一担柴，而是觉得对不起半夜就起来做饭、又把我送到村口的母亲。
1977年，恢复高考，母亲鼓励我复课考学，每天晚上陪我看书到深夜，天不亮又叫我起床读书，她总是念叨着要“头悬梁，锥刺骨”。家里有一张供桌，每天起床母亲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把书摆放的整整齐齐。高考前3个月，她不让我下地劳动，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当我把录取通知书放到她面前时，她笑着说：“我娃行，能吃公家饭了。”离家上学的那天早上，母亲把她缝好的崭新被褥递给我，语重心长地说：“要不是恢复高考，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当农民了；到了学校要好好念书，以后的路就靠自己了。”我背起铺盖往前走，走了一里多路回头看，母亲还站在村口那颗大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往前眺望。这使我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
改革开放后，我们姊妹六个（除老五因病在家里务农）陆续进城工作，相继结婚生子，母亲又开始了新一轮劳役。先是给大哥管护两个孩子，接着又为二姐、四弟、六妹、七弟看孩子，整整看了十五年，孙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母亲一天天衰老了，本该能享几天清福了，不料父亲却突然中风卧床不起，这又苦了母亲，一伺候又是十年光阴，直到1994年父亲病逝。此时，母亲已经76岁了，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但身体还算硬朗。
2000年，我调到省城工作后想把母亲接来，无奈一直住着一间房子。2002年10月，单位分配了一套三居室住房，我第一天搬家，第二天起床就对妻子说“回去接妈”，妻子说：“东西摆了一地，等收拾好了再接吧！”我说：“不行，已经给妈说了。”于是驱车120公里赶回村子，老远就看见母亲提着一个包袱在村口的那颗大树下眺望，我捧着母亲的手含泪说：“妈，您在家等嘛，外面风大。”回到西安，一位朋友为母亲设宴接风，母亲进了酒店问：“茅子在哪里？”朋友不解：“茅子是啥？”我说：“我妈想上洗手间，”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妻子出身农村，通情达理，为了孝顺母亲主动联系借调到西安上班。每天早上起来把饭做好端到母亲面前，中午又步行数里赶回来做饭，每天还留下一些钱让她到街上吃零嘴。两个儿女也很懂事，争着在地板上打地铺把床让给奶奶睡。母亲在我这儿生活了一年多，体重增加了20斤。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妻子扶着母亲到钟楼看花灯，后面跟了一群记者，镁光灯“嚓嚓”地闪。母亲纳闷地问：“咋这么多人跟着我照相？”妻子笑道：“妈，人家在摄您的三寸金莲；您同大熊猫一样，是国宝。”
大哥、我和七弟在单位都有职务，母亲常教育我们弟兄三个：“妈不指望你们升官发财，但一辈子要积德行善；善事做多了，老天会庇护子孙平安。”2015年我退休后被一家民营企业聘去北京当经理，到任15天接到老领导的电话：“听说你退休了，来省慈善协会做点事吧！”开始我想人家大老板在西安等了我7天，才来咋能走呢？但想起母亲的教导，就毅然请辞；老板见我去意已决，拿来一沓钱作为报酬，我分文未取，连夜坐火车赶回西安到陕西省慈善协会报到。朋友后来问我：“每月几万元的高薪你不拿，回来做慈善又不发工资，何苦？”我用徐山林老会长的话回答，“退休后一不干挣钱的忙事，二不干养花的闲事，就干扶贫的善事”。
2003年，七弟带母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肖像，照相馆将照片放大展在大街的橱窗中，常有行人顿足：“这位老太太好慈祥呀！”
2004年春节前，母亲突然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请了一名保姆照料，但母亲身高体胖，保姆扶不起来，大小便都在床上。只有我或妻子下班后携手才能扶她上洗手间。经过诊治，母亲的病略有好转，大哥要将母亲接回家，临走时母亲抓着门框喊着：“我不想回，我不想回…”这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幕。我也不让母亲走，大哥急了发脾气：“妈都86岁了，必须老在家里！”就这样，我流着眼泪送走了母亲。
2004年3月15日，我在北京参加CCBA会展，大哥发来短信：“母亲病危，速回！”我连夜乘飞机赶回西安，驱车回到老家时母亲已躺在灵床上，面带微笑，安然慈祥。
母亲是一盏灯，她淳朴善良的天性照明了儿女的人生道路。
母亲，您太累了，歇着吧！



 第二章二婆

二婆是普通的农家妇女，无儿无女，但却有传统女性的美德。
1921年，18岁的二婆从邻村嫁给爷爷，那时候我的大家族有十几亩地，还在县城里开有几间商铺，高祖父兄弟二人子孙满堂，几十口人一口锅里吃饭，院落里有一棵上百年的大槐树，树蓬硕大，遮天蔽日。故，家族字号取名“槐荫堂”。
二婆嫁到赵家前，大婆分娩叔父时大出血撒手人寰，叔父由二婆喂养。一年后，二婆也产一女婴，二婆视叔父为已出，把奶水多喂给了叔父，自己的儿女却因奶水不足、护理不周中途夭折。
大家族中有五十多口人，每日饭菜由族里的六婆领着几个婆媳操劳。听母亲讲，那时家有两口大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她们天不亮就下厨，天亮后要把几十口人的饭菜端到桌上，甚是艰辛。在“炊事班”中，二婆负责劈柴、烧火，因此每日她是起床最早的，把一锅水烧开后，其他人才下厨切菜、下米。常年在火灶旁拉风箱，因此她总是“满面灰尘烟火色，面色苍苍十指黑”。
1946年，因县城的生意衰败家道中落，爷爷兄弟三人分了家产分灶吃饭。爷爷是长兄，分得五亩土地和三间瓦房。分家时大家族里有一个老人叫老李，老李60多岁讨饭时被大家族收留，那时还能下地干活，到分家时已80多岁，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各家都觉得是负担不肯要，二婆可怜老李，就把老李领回了家，当作自己的老人精心伺候，养老送终。
分家后爷爷双目失明，父亲和叔父都在上学读书，家中没有男劳力，五亩地的农活就全由二婆和母亲操持。每年收、种庄稼时，临时雇几个短工帮忙，地里锄草、施肥的活计就全靠两个迈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汗滴禾下土”了。
解放后，1949年爷爷去世。当时家贫如洗，买不起棺材安葬爷爷，父亲穿着孝服四处告借，最终砍了一棵大桐树做了口棺材才将爷爷入土安葬。爷爷走了后，父亲因患肺痨从于右任创办的三原中学辍学回家养病，叔父也上学，家中仍无劳力，还是二婆和母亲下地干活，终年的劳累，沉重的生计背负压弯了她们的腰。
1953年，父亲自学中医治好了自己的病，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去了。随后，我们兄弟姐妹5个相继出生，好在那时农村已先后实行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土地划归集体所有。母亲作为妇女劳动力到生产队出勤挣工分，二婆在家管孩子做饭。我们兄妹6人都相差一至两岁，家里就成了幼儿园，这个哭那个闹，把二婆忙的像陀螺一样团团转。
1958年人民公社办食堂吃大锅饭。那时食堂按人口打饭，每人分得一大马勺稀糊汤，我家8口人，全靠母亲用两个大瓦罐担回，我们兄妹6个都是正长身体的时候，饭打回来，孩子们先吃，到了二婆和母亲的碗里就剩了半碗稀饭了。二婆又把自己碗里的倒给了母亲说：“你还要出工干活，我在家里管孩子少吃一点。”记得有几次母亲担饭回家时，由于饥饿晕倒，瓦罐破碎稀饭全流在了地上，一家人没饭吃了，二婆和母亲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嚎啕大哭。哭声惊动了好心的生产队干部，忙安排食堂做饭送来，一家人才少了一顿挨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因自然灾害遇到了大饥馑。二婆和母亲整天到坡上去挖野菜、剥树皮为家人充饥，挖回的野菜放在锅里下几粒米，饭做好后让孩子们先吃，到了二婆和母亲的碗里就所剩无几了。如此的空腹饥饿，二婆和母亲都患了浮肿病，躺在土炕上已奄奄一息了，幸好父亲带回了几十斤出诊时从山里买回喂牛的黑豆，二婆和母亲才起死回生。
二婆终生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她常给我们兄妹念叨：亏是福，人都不；利是害，人都爱，做人要厚道，行善才能积福。村上谁家没粮食、断顿了，她就从家中舀一升米、挖一碗面送过去，谁家有人生病了，她就到卫生院找父亲要回点药片送去。因此，她在村上博得了“贤惠人”的美名。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家门口走来一位七十多岁讨饭的老太婆突然跌倒在地，昏迷不醒，二婆忙喊来了母亲将老人扶回家中炕上，喂完了一碗米粥，老人醒了，说她已饿了三天没吃饭，二婆就和母亲就照料老人在家中养了十几天，直到她的儿子找来才把老人接走。
我上中学时已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农村还是吃不饱饭，那是二婆才六十多岁，却已过早的衰老，腰驼了多度，头发白了，步履蹒跚，已干不了家务活了，母亲把饭做好后，我们兄妹争着打饭，母亲把脸一板：“先给你婆打”。“把二婆的碗拿过来给捞上几筷头面条”。二婆将碗夺过来把面条倒进锅里：“就那点面条都捞给我娃吃啥”，摇了几勺稀汤端走了。
兄妹7个我和二婆感情最深，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二婆的脸最慈祥，二婆的怀最温暖。我忘不了二婆为这个八口之家辛苦劳作的一幕幕。1977年，我在商县中学读高中时，学生转了户口吃商品粮，每周吃两次油条和油炸馍，当我把油条、油炸馍递到嘴边是，突然想起了二婆那菜色的脸，就把食品用报纸包起来，等到周末时带回家中，偷偷溜进了二婆的房间拿给二婆吃。二婆吃着馍说：“一辈子没吃过油条和油炸馍，用油炸馍，得用多少油？太好吃了”。望着二婆乐滋滋的吃相，我甚感欣慰。时间长了母亲问：“你咋每次回来都拿一包东西先进你二婆的门，你给你婆拿啥了？”我如实坦白。母亲说：“我娃孝顺，你婆为咱这个家劳累了一生”。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这一生对二婆唯一的孝顺。
二婆最心疼的是叔父。上世纪五十年代，叔父念完中学后参加工作在县水利局当水利员，1963年在商县三贤水库抢险救灾时落入水库，在水中泡了一夜患了风湿关节炎，长期卧床不能行走，住了两年医院回到家中，由二婆和母亲照料，1972年病情才好转才结婚成家，搬到县城居住。我在县城中学读书周日回学校时，二婆总是递给我一个包袱让我送到叔父家去，里面装的无非是粮食、衣物之类。时间长了，母亲就很不高兴，说我是“家贼”，把家里东西偷出去给外人。我说那不是外人，是亲叔父，母亲苦笑一下：“咱家也不富裕，拿吧拿吧，帮帮也应该”。
1975年初，二婆突然卧床不起，我跑到了公社卫生院叫回了父亲诊治，父亲开了几副中药让慢慢调养。几个月后还不见好转，我就用架子车拉二婆到县医院检查，拍了片子，做了B超，没查出大病。我问大夫：“没有大病为啥病成这样？”大夫说：“这就像一盏灯，油耗尽了，灯自然就熄了，老人的器官都衰竭了，准备后事吧”。我含着泪把二婆从城里拉回家中，一家人在床前悉心照料。在二婆弥留之际，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喊着叔父的名字。
1975年7月15日，二婆走完了辛苦一生最后的一程。
二婆是一根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子孙！



 第三章八爷

八爷离开人世35年了，想留下点文字纪念这位古板而可敬的老人。
八爷在槐荫堂祖父辈排名老八，是祖父赵全玉的三弟。槐荫堂是南秦川道的一个大户，相传明代祖上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我的高祖父赵星膝下有两个儿子，曾祖父赵**和他的弟弟赵江河。赵**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我的爷爷赵全玉、四爷赵全礼、八爷赵全才。赵江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赵全宝，小儿子叫赵全珍。在家族分别排名老六、老七，我们叫六爷、七爷。
曾祖父兄弟俩一人务农、一人经商。家里有十几亩地，在县城开有盐铺和蜡烛铺。兄弟二人和睦，子嗣兴旺，到了我的父辈家族已子孙满堂，几十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直到1946年家族才分家，爷爷们自立门户，分灶吃饭。
八爷出生于1910年，是清朝的最后一代臣民，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肚子之乎者也。爷爷弟兄三人，爷爷务农，他从教，四爷经商。辛亥革命后民国20年，他到国立的商县第三完小——杨峪河小学担任国文教员，在学校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因国民党员身份回乡务农。在我童年记忆中，无论是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他都是生产队里的好社员。生产队里淘井时没人敢下去，他自告奋勇拽着井绳下去清淤，不料井上轱辘脱落，砸在几十米深井底他的背上，幸好抢救及时，在医院缝了十多针才捡回了一条性命。由此，他被生产队里评为好社员，受人尊敬。
八爷形体黑瘦、约一米七的个头、八字须，戴一付石头镜，非常威严。他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见了晚辈开口就是仁、义、礼、智、信，讲三纲五常。把朱子治家格言抄下来贴在墙上，用“头悬梁，锥刺股”教育子孙勤奋读书。见了村上的孩子就要求背诵学过的课文，孩子们见了他就跑。但家族里的孩子是躲不掉的，若课文背不出来，就让伸出手来，拿一根戒尺抽打，打得孩子手肿得老高。然后让你拿出书来再读三遍，读完再背，背不出来再打。
八爷为人厚道、实在，且乐于助人。他唯一的女儿——我的姑和姑父都吃公家饭，常对他有所资助，因此他对乡邻常有接济。这家的孩子交不起学费了，他给五毛一块，那家人有病了，他给一元二元，村上的人大多受过他的恩惠。在那个时期，一个壮劳力一天挣的公分也就值八、九分钱，五毛一块就能帮孩子缴一年的学费，一元两元可帮人治病救命，为此他博得了一个好名声：“先生”、“善人”。
八爷对我家的帮助是很大的。公社化时期土地由生产队集体耕种，但每家按人口都划有自留地和饲料地。我家的自留地由于父亲在外工作，家中只有母亲一个妇女劳动力，农忙时地里活干不完，八爷干完他地里的活就过来帮忙。当时大姐出嫁，我们兄弟姐妹6个年龄尚小不会干活，他就把我们带到田里，手把手的教干农活。为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他常从家里提来一笼用柿子和包谷面烙的馍，给我们几个定量分配劳动任务，谁保质保量干完活，奖一个馍，活没干完或质量不达标者就吃不上馍馍。我们都说：“八爷你这是搞物质刺激嘛”，他嘿嘿一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八爷非常勤劳。我家的饲料地上面有一片荒坡，他就带着我们几个开荒造田，挖了十多天，开出了一片地，他领着我们在这块地里栽红薯、种北瓜。那是一块土沙地，红薯长的又大又红，结出的北瓜有磨盘大，吃起来又干又面。每当收获季节，我们兄弟姐妹6个每人扛一个大北瓜进村，村里人就喊：“北瓜队来了”。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多了这一块地的出产，家里生活好了许多，村上不少人饿的得了浮肿病，我家的人却没有饿肚子。
1966年，八爷在一夜之间成了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是国民党员，又从他家搜出了他旧社会教书时戴过的一顶大礼帽。因此噩运降临，相继被补划为地主成分，没收了他家的四间大瓦房，被赶到一间仅十五平米的厦房和八奶栖身。接着又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被揪到社员大会上批斗。
批斗会上， 有人用一把带有红樱子的大刀架到他的脖子上要他交待反党罪行，他说：“新中国成立后耕者有其田，不亦乐乎，善莫大焉”。人家问：你家里藏有一顶大礼帽，是不是要反攻倒算？他说：“师者，传业授道解惑也，得讲究斯文。那时教员戴礼帽是为人师表”。那人歇斯底里：“国民党员就是反革命，你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藏大礼帽就是要反攻倒算，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全才”。台下就有人喊：先生是个教书的，没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不能说家里有礼帽就是反革命。有人喊：先生为集体淘井时，差点把命都送了，咋会反攻倒算呢？还有人说：先生解放前是教书先生，是个职业人，不种地，也没雇过长工，咋能定为地主分子呢？台下一时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主持批斗会的人一看台下乱了，就匆匆宣布“散会”。
1972年后期，八爷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分子的帽子都被摘掉了，家庭成分恢复为中农。但没收的四间大瓦房已被拆掉建了大队办公室无法归还，所以他和八奶还是栖身在那间低矮的厦子房里。
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后，八爷是个庄稼把式，一手的农活手艺，地里的庄稼长得好，打出的粮食比别人多。加之他又精通国学，古文底子深厚。恢复高考后，应试者都请他教学古言文。如此，八爷又戴上了那付又大又厚的石头镜，重新之乎者也了。他给人辅导功课常常到深夜，从不收取分文，求教者门庭若市，应教者孜孜不倦。就这样，八爷在村上又威严起来了。过上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1984年，八爷吃饭时常打嗝吐酸水，到医院检查，竞罹患了食道癌，且到了晚期不宜手术，只好回家保守治疗。从此身体一天天消瘦，时常疼痛难忍。当时我已在地区教育局工作，时常带药回家看望老人。见了我他就浑身有了劲，让我坐在他床前给我絮叨，反复讲：“多亏恢复高考，你才考上了学，端上了公家的碗。吃公家的饭，就要把公家的事干好，切莫懈怠，当天的工作就要当天干完，切莫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
1985年盛夏的一天，八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户下的子孙们都赶回家奔丧，在那间十多平米的厦房里，我见了八爷最后一面，由于长期病痛的折磨，他瘦小的的遗体安放在灵床上，面容黝黑，寂静安详。
安葬入土那天，村上的人都来送别这位古板而又可敬的老人。晚辈们穿着孝衣，举着孝幡，村民们抛撒着纸钱，孝衣、孝幡一片白，纸钱犹如雪花漫天飞舞，遮天蔽日。送灵的唢呐声、苍凉悲壮的《祭灵》秦腔声韵在南秦川道回荡。



 第四章舅舅

清明时节，走进郁郁葱葱的田野，看见拽耙扶犁的老者，就想起了舅舅。
（一）
舅舅一米八的个头，体型魁伟，面色红润，浓眉大眼，嗓门洪亮。穿一身粗布衣，打着裹腿，穿着麻鞋。活了85岁，历经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他的人生留下了三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印记。
1903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清晨，随着几声婴儿的啼叫，南秦川道的一个杏林之家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外公秦仲珍望子成龙，为婴儿取名秦俊杰。
舅舅生逢乱世，童年在惊恐中成长。外公是南秦川道远近闻名的中医先生，在县城开间“秦记医堂”，家有几亩土地，略有家资。但却遭到了“土匪”的觊觎。舅舅5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几个蒙面大汉破门而入，把舅舅抢走，劫匪留言：“拿出200银元赎人，否则撕票。”外公卖了县城一间药铺，才托人到歇马店岭“土匪窝”将舅舅赎回。
民国初年，舅舅上了几年私塾，到县城跟外公学医。那个年代民不聊生，外公行医药费常有赊欠。外公乐善好施，穷苦人家到年终账就免了，对富裕人家的欠账派舅舅上门催要，结果却常遭一些劣绅的毒打。从此，舅舅发誓再不学医。
离开药铺，舅舅回家种地。人常说人勤地不懒，家中的几亩地被舅舅耕种得颇有收成。乡公所看舅舅老实，就把保长的委任状送到家中，强迫舅舅当保长。那时保长干的事就是抓丁、征粮、收款，欺压百姓。舅舅心底良善，接到乡公所抓丁通知后就提前通知乡邻，乡公所上门抓人时，青壮年全都跑了，一个壮丁也抓不住。村子里多是贫穷人家，粮、款交不出来，舅舅就自己垫付，干了半年垫付越来越多，付不起了，舅舅就跑到乡公所请辞，乡公所主任把桌子一拍：“你这个窝囊保长，壮丁抓不住，粮钱自己垫，不干可以，但必须交50块大洋。”舅舅忙跑到县城向外公要钱，交了50块大洋后，才辞去了这倒霉的保长。
辞去保长后，舅舅专心抚农，起早贪黑在自家坡上垒石坎修地，每年修出一亩多，七八年竟修出了十亩石坎田。他就在这些石坎田种核桃、栽柿子树，几年后，果树长大，每年收获季节核桃、柿子在家中堆成了山。他就分给乡邻、亲戚，请大家共享他的劳动成果。
1949年初，68岁的外公去世。当时，我的大姨和母亲已相继出嫁，表哥尊贤还在读书，表嫂刚娶进门，外婆健在，加上继舅母一家五口人的生计全压在了舅舅身上。他更是起早贪黑，跑到马路上拾粪，到自家坡上开荒地，终日劳作，甚是辛苦。
1949年7月商县解放，舅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听母亲说，解放后，舅舅就像换了一个人，整天乐呵呵的。成立互助组他第一个参加；合作化时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地交给集体；人民公社生产队干活他最卖力气，集体的事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年年被评为“模范社员”，奖状贴满了一堵墙。生产队选队长大家都投他的票。他笑着说：“我可再拿不出50块大洋了，当一个好社员就行了。”群众不依不饶，无奈当了生产队的会计。
记得我九岁那年的一个星期日，随母亲到南秦川上游西坪村的舅舅家看望外婆，进门后，看见墙上挂了一块黑板，舅舅拿着粉笔在板上写了十几行字教孙子建华念。建华与我同庚，已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我俩一同读了出来：
我中华，在东亚，
人口多，面积大。
共产党，新中国，
我们都要热爱她。
陕西省会在西安，
东边临潼并渭南。
西有周至和户县，
南有蓝田北三原。
共产党像太阳，
人民翻身得解放。
社会主义就是好，
家家都穿新衣裳。
读完后，建华问爷爷：“陕西北到延安、榆林，南到汉中、安康，东到华县、潼关，西到宝鸡，你咋把陕西说的只有几个县大？”舅舅迷茫地问：“在哪里？这些地方我没去过。”
我说：“舅舅，你这诗写得很好，可以向陕报投稿发表。”舅舅憨厚地一笑：“这哪是诗，是我编的顺口溜，说的都是心里话。”
是啊！这首诗尽管不大押韵，对仗也不工整，但却是一个普通农民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过了一会儿，表嫂喊大家吃饭，舅舅问几点了，建华回答：“一点啦。”舅舅眉头一皱：“不对，刚才都12点了，这会才一点，咋倒回去啦。”大家哈哈大笑。我纠正：“舅舅说的是标准北京时间，现在应该是十三点。”舅舅得意的笑了。
七十年代初，商县建设“两库一路”（二龙山水库、南秦水库、麻街岭公路），年近花甲的舅舅积极报名参加，在二龙山水库干了两年，在麻街路上干了一年，三年不回家，吃住在工地，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捧了三张奖状回家。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舅舅如鱼得水，他把责任田拾掇的肥得能挤出油来，庄稼长势总比别人好，打得粮食总比别人多，成为全村的“庄稼把式”。七十五岁后，地里的活干不动了，他又主动到村子后面山林里当义务护林员，一直干到82岁，在他护林期间，林子里没有一棵树被偷盗。
（二）
舅家书香门第，读耕传家。一家人菩萨心肠、乐善好施，在南秦川道广为流传。
外公秦仲珍，生于1881年，饱读诗书，又钻研中医，是县城闻名的“秦先生”。有次去朋友家奔丧，朋友的父亲都收殓入棺了，他上前把额头一摸：“抬出来，人还有救。”家人把“死者”抬到床上，舅舅一阵针灸推拿，又开了一剂中药，让家人熬好灌进口中，过了一个时辰，“死者”喘过一口气竟坐了起来。从此，外公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神医”的佳话广为流传。在他的药铺前，常有一些无钱治病的人躺在门外，外公就把病人抬回药铺放到床上，免费精心医治，管吃管住，直至能下地行走才让离去。因此，外公获得了“行善先生”的美名。
外婆李观灯生于1880年，是本乡北秦湾的大家闺秀，识文断字，终身奉守“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熏陶的传统女性。外公在县域行医，她在家伺候父母双亲，管教子女，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听母亲讲，小时候她们兄妹三个都念过私塾，每天晚上外婆拿着戒尺让她们背“女儿经”“道德经”，背不出来外婆就用戒尺抽打，打得手肿得老高。外婆积德行善，常接济穷苦人家，且略通医道，家里有个中药斗子装满了各种草药，村上谁病了到家来，她给配几副草药，从不收钱。村里人都叫他“好心大婶”。记得童年时，她到家中来过几次，来了后总是帮母亲做针线活，缝缝补补，一刻也闲不住。对我们姊妹更是疼爱有加，我们犯错了他耐心指教，不许母亲体罚我们。1964年，这位满头银发、面目慈祥的老人离开了我们，享年85岁。
舅家子嗣兴旺，也是一个大家族。舅舅娶过两房妻室，原配张引从邻村嫁来，生下一子取名尊贤。前舅母1943年去世后，舅舅又从金陵寺崔墹子村迎娶了继舅母崔念娃，继舅母出生于1909年，嫁给舅舅后勤劳一生，未曾生育。我们去了，她总是拿出许多好东西让我们吃，非常贤惠。老人1976年去世，享年67岁。尊贤表哥生于1934年，解放后从商县干训班毕业，分配到榆林专区佳县乌镇完小教书，1962年调回商县银行工作，银行分家后担任县农行办公室主任，退休后于1998年患脑淤血去世。表嫂王爱玉生于1932年，名门闺秀，秀外慧中，精明能干，是个女强人，曾担任不脱产的公社妇联主任。表哥在外地工作期间，她在家上孝敬父母，下管教三个子女，家中总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三个孩子在她的管教下个个聪慧，学业有成。恢复高考后，大儿子秦建华、二儿子秦卫华，女儿秦晓婷相继考上中专、大学，都参加了工作，如今88岁的表嫂精神矍铄、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
（三）
舅父一家人对我家时常接济，关爱有加。我们姊妹7个，加上母亲、奶奶，一家9口人全靠父亲每月38月工资养家糊口。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期，每当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舅舅来了，一根扁担挑着两大竹笼，一笼放着粮食，一笼装着柿子、核桃，吭哧、吭哧，喘着粗气担进了我家，母亲接过舅舅的扁担，含着泪说：“哥，咱家也不富裕，你把这都担来了，屋里咋办？咱家人岂不饿肚子。”舅舅狡黠地一笑：“饿不了，柿树、核桃树还在（当时政策规定经济林果树仍归个人所有），我又在山里边开了几块荒地，偷偷种了些粮食。”就这样一担一担的接济，使我们一家人度过了那场大饥馑。在以后的岁月里，多少次睡梦中我都梦见舅舅那吃力地担着粮食进门的身影。
在那困难的岁月，爱玉表嫂是我家的常客，她每次来从不空手，不是给我们带来几件衣服，就是为家里送一点钱，而且每次都买一些水果糖发给我们兄弟姐妹，我们习惯叫她“大嫂”，那时候水果糖可是农家孩子的奢侈品。农村的孩子一年都吃不到一块糖。兄弟姐妹们都盼着大嫂来，因为大嫂来了有糖吃。
表哥秦尊贤继承了舅舅的遗风，性格豪爽，终生乐于助人，在单位和村上威信很高。1977年恢复高考，十月份的一天，尊贤哥骑着自行车来家对我说：“收拾一下，带上书本到城里去和建华一块复习高考。”当时我欣喜若狂，背上书包坐上他的自行车到了城里和建华一起复习功课。在那一个多月，尊贤哥每天买菜为我们做饭，忙的不亦乐乎，忙里偷闲喊一声：“你俩个要争气，一定考个好学校，跳出农门。”两个月后，我和表侄建华一同走进考场，他被西安公路学院中专部录取，我考上了商洛师范学校。
建华和我都是1955年出生，同在一所学校念小学，读初中，上高中，他聪慧好学，字写得好，学习优秀。西安公路学院中专部毕业后，分配到洛南县交通监理站工作，1982年调回地区交通监理处，开始担任办公室主任，后任工会主席。建华为人仗义，写得一手好文章，爱喝酒，善交朋友。我和建华一块玩泥巴长大，互为知己，高兴了或遇到烦心事了都会一块喝酒，谈论人生、互诉衷肠，一吐为快。如今，他也65岁了，两个女儿学业有成在省城工作，他在商州城照料年迈的母亲，帮女儿带孩子，含饴弄孙。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每一步都有舅舅一家人的帮助和关爱，他（她）们都是我的至亲！
1982年的秋天，82岁的舅舅上梯子挂柿子不小心栽下来摔断了腿，从此卧床不起。期间我陪同母亲看望过几次，见大嫂为舅舅端茶送饭，擦身体，帮排便，像亲生父亲一样伺候，我深为感动。我母亲当面夸奖：“爱玉，你比他的亲女子都孝顺。”
1986年10月25日，舅舅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噩耗传来，我们一家人前去奔丧，看到满村人都来吊唁。入土埋葬之日，全村人齐出动，孝子成群结队，孝幡遮天蔽日，纸钱漫天飞舞，数百村民前来送别这位憨厚、贤慧的老人，祭灵的秦腔声韵响彻云霄。
一个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后能有这么多的乡邻前来送葬，此生足矣！
我甚感欣慰：这是舅舅穷尽一生乐善好施的积淀；是他老人家平凡人生的功德！
舅舅，安息吧！

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