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尸骨》 第一章 那幢房子在旧金山一个隐蔽的居民区里,巧妙地嵌在一座小山丘上,当地的居民要借助地图才能找到它。我不需要地图,不过那仅仅是因为房子的主人——一个名叫迈克尔·克斯卡顿的人——给了我清晰的指引。他想雇用我,但并没有明确说到底要雇用我去做什么,只是说:“电话里说不清楚,但是我敢保证你会对这份工作感兴趣,而且也很适合你。你能过来和我谈谈吗?我身体有些不适,医生让我这些天待在家里。” 所以我站在穿过金门高地公园的第十二大道的尽头。现在是星期一早上十一点,阳光明媚,微风徐徐,总之是个令人愉悦的十月天。但无论是网球场、儿童乐园,还是延续几个街区的与道路平行的草坪,都空无一人。金门高地公园是个美丽的地方,有成片的大树、野营地,还有长满植物的山坡小径。站在它的最西面,整个海景一览无遗。不过正因为这里太幽静,使它或多或少地变成了附近居民的私有财产。 他们很幸运,而对其他人就只好说抱歉了。 这里虽地处偏僻,但居民都十分富有。房子沿着第十二大道一路向东,克拉格蒙特山背面还有一些房子,小而精致,都是中产阶级的房产。我要找的那座房子在公园草坪对面,是一座半独立式的建筑,看起来更像一幢小别墅。房子是蓝色的,篱笆后面有个院子,里面种满了灌木和天蓝色的八仙花,一条小道通向门廊。 我把车停在草坪边,下了车。空气中含着月桂的芬芳,令人愉悦。我穿过马路时甚至在微笑。今天我神清气爽,不仅因为这里芳香的空气,还因为昨晚凯莉和我一同度过,倣了爱侣们在一起会做的事情。凯莉是我的女神,我乐于与她共度时光,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其他地方——至少大部分时候如此。今天早晨我比平时更爱她,或者可以说,今天早晨我爱所有人,甚至我的老搭档埃伯哈特和他愚蠢的金发未婚妻,温黛。 篱笆前有扇门,没有上锁。我径直走了进去,沿着院中小道走到门廊上,按响了门铃。来开门的人看上去不到四十岁,身材颀长,表情严肃。他的头发很密,又黑又干,垂在狭长的脸颊两侧,好像因缺乏营养而枯萎的植物。他肤色苍白,眼神萎靡,左手拄着的藤制拐杖说明了他正在生病。 他问:“你就是那个侦探?”我说是的,然后他说:“我是迈克尔·克斯卡顿,请进。” 我走了进去。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家庭活动室,一直延伸到房子的后方。克斯卡顿拄着拐杖,重心放在左脚上,缓缓随我进去。藤制的窗帘卷着,可以看见正对窗外的双子峰,以及左边的苏特罗电视塔那带有科幻小说风格的丑陋钢铁骨架。照进室内的阳光给家具、一排盆栽植物和耶稣像都装点了斑驳的花纹。 “来点咖啡?”克斯卡顿问,“我妻子出去购物前刚煮了一壶。” “谢谢,但是我已经喝过了。” 他点点头。“那好吧。谢谢你来这里。正如你所见,我真的不适合出门。” “因为药物的缘故?” “是的。我是个糖尿病患者。你知道那是什么病吗?” “我听说过。” “嗯,我的症状很严重,医生说我碳水化合物代谢紊乱,就是你们所说的高血糖。我已经在医院待了一个月了。”他给我一个扭曲的、忧郁的笑容,“我他妈的大概快要死了。”他说。 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冒出一句意话:“但现在情况已经可以控制了,不是吗?” “或多或少吧,我想也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了。”他窝进一张瑙加海德皮革软睡椅中,“听着,我根本不需要同情和怜悯。我的身体问题和我找侦探来调查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上它反而让我下定决心打电话给你。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 “我不明白,克斯卡顿先生。” “我说我快要死了,不过我想现在我还能控制自己。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在死前一定要知道。” “什么事?” “关于我父亲。我从不了解他。大概是我母亲怀上了我一个月后,他们就分开了,我母亲搬回了费城娘家。她拒绝告诉我父亲她怀孕的事。” “为什么?” “离婚令我母亲很痛苦;这是我父亲的主意,不是她的。她一直想要个孩子,但是我父亲不要。我想她策划了这次怀孕。”但是克斯卡顿看起来一点儿也没有继承母亲对父亲的恨意,他的声音听起来反而有种热烈的向往,但究竟是什么,我还说不出。 我问:“你出生后,你母亲告诉你父亲了吗?”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她生我时死了。” “我明白了。” “我由我姨妈和姨父抚养大,”克斯卡顿说,“他们合法收养了我,让我跟了他们的姓。我姨妈恨我父亲,甚至把我母亲的死怪到他头上。她也发誓不告诉我父亲我的存在,所以我父亲至死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儿子。” “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你不知道谁是你父亲。”我说。一开始我以为克斯卡顿要寻根,雇我寻找他的父亲。 “是的,问题并不在此。两年前,我姨妈死了之后,姨父纳德把我的身世告诉了我。他说不能让我一辈子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在韩国被杀的。他们之前一直这么说。” “当你知道真相时有没有试图联系过他?” 这时,克斯卡顿脸上又出现了那种扭曲的、忧郁的笑。“已经太晚了。”他说,“但是几个月后我在旧金山得到了一份工作。我花了些时间安顿好后,就设法联系我父亲的遗孀,就是我父亲与我母亲离婚后娶的那个女人。我还找到了我父亲的律师。但是他们谁也不能——或者说不愿意——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为什么我父亲朝自己开枪。”克斯卡顿说。 “自杀?” “是的,用一把手枪。” “发生在哪儿?” “就在这座城市里,在他自己家。” “过了多久了?” “一九四九年,我四岁的时候。” 我盯着他看。“一九……你是说一九四九年?” “是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 哦,上帝。但我没说话。 “我知道要在三十五年后找出真相可能有些困难。”他说,“但是我必须尝试。这对我非常重要,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件事……哦,该死的,我不得不承认:它一直困扰着我。我必须寻找我父亲自杀的理由。” 我仍然没说一句话。 “我会付你很高的薪酬。”他说,“我是贝奇特尔的设计工程师,年薪七万五千美元。” “我考虑的不是钱的问题,克斯卡顿先生。”我说,“你要我做的工作……相当困难,如果我轻易答应,那只能是骗你的。我明白你想找到真相,但是我想我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就是恰当的人选。”他说着再次站了起来,用拐杖做了个强调的手势,“你绝对是最合适的人。” “我不明白。” “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耸耸肩,跟着他到了隔壁房间。那里有一张L型办公桌,桌面被电脑占据了,旁边放着一张躺椅,另一张桌子上放着烟斗,靠墙有一个玻璃门书橱。书橱里摆放的东西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瞥了一眼克斯卡顿,他说:“打开看看吧。”于是我走过去,打开书橱门瞧个究竟。 书橱里放着两百多本流行读物,大部分是侦探小说和神秘小说,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冒险故事;旁边是一大堆著名杂志,最上面的是一九四四年初刊的《煤矿工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书,简装和精装的都有,但书脊上的作者名都是一个人,这个人我认识。书橱里还有一张很多年前的黑白照片,嵌在银质相框里,照片中的男人又高又瘦,戴一副仿角质镜架的眼镜,长得与克斯卡顿很像,正站在某家院子里的草坪上,高举着酒杯。我转向克斯卡顿。 “没错。”他说,“他就是我父亲,哈蒙·克雷恩。” 哈蒙·克雷恩。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杂志的封面上,正是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使简装杂志保持畅销,拥有众多收藏迷——比如我。哈蒙·克雷恩是最好的通俗小说作家之一,其作品混合了冷酷的文字和怪诞的幽默,在当时还未出名的通俗小说家中,除了诺伯特·戴维斯,无人能敌。不过哈蒙·克雷恩很快就出名了,因为他将自己的写作领域从通俗小说扩展开去,开始为一些著名的杂志撰稿,比如《柯里尔》、《美国杂志》、和《周六夜》。而且,当犯罪小说开始受到追捧的时候,他在自己的通俗侦探小说中创造了一个怪诞的私家侦探形象——约翰尼·阿克斯。这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许多小说中,使这个系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卖得相当火热,并且不断被加印。小说的名字都一语双关,我身后的书橱中就有它们的许多版本:《阿克斯标记》、《阿克斯-雷伊谋杀案》、《阿克斯的烦恼》、《仁慈的阿克斯》、《别砍我》、《斧头和痛苦》99lib? 我知道克雷恩从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起就一直住在海湾地区,大约一九五〇年在此自杀。我模糊地记得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克雷恩自杀的事。关注这条消息是因为我对通俗小说,尤其是克雷恩作品的兴趣。但是对他的私生活我所知甚少。我总是在想,究竟是什么使这位成功的作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现在克雷恩仍然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我积极地搜集和阅读他的作品。这一点使我很难拒绝迈克尔·克斯卡顿的委托。如果他的父亲是别人,我一定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推辞克斯卡顿的案子。问题是克斯卡顿是哈蒙·克雷恩的儿子,这点使我头疼。去挖掘克雷恩的生活——尽管他已经死了三十五年——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该死的,对于像我这样喜欢阅读某个作家作品的人来说,探究作家的私生活有着无休止的吸引力。 克斯卡顿期盼地看着我。“从知道我父亲是个作家起,我就开始搜集他的作品。”他说,“这花了我不少钱和时间,但我现在有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只缺几本了。他写了将近两百五十个侦探故事。” 我点点头。“一九三三年他把第一部小说卖给了《黑色面具》,当时他还在伯克利读书。” “是的。他当时在读医学院预科。”克斯卡顿期盼的脸上多了些兴奋,现在他十分肯定自己已经说服我了,“我知道你一定记得我父亲。一位搜集侦探小说杂志的知名侦探……好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说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吧?” “呃……” “你愿意接手吗?” “我想是的。”我再次瞥了一眼哈蒙·克雷恩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真面目。他与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同,看上去像教师,或者会计。“我们坐下谈吧。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我们重新回到家庭活动室。克斯卡顿坐在躺椅上,我在离他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这把坐下去嘎吱作响的摇椅让我感觉自己像是退休之家里的一个老头。凯莉大概会说是加利福尼亚老年之家。克斯卡顿点起了烟斗,那股烟草味闻起来像鸡屎,埃伯哈特喜欢的那种。 我说:“首先,你对这桩自杀案了解多少?” “很少,只是我姨父告诉我的,在图书馆旧报纸上读到的以及我从父亲的律师那里能够问出来的一些信息。至于我父亲的遗孀,她根本不愿意谈这件事。” “你说你父亲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朝自己开枪?” “是的。在他的办公室。” “那时他住在哪里?” “北海滩。科伊特塔附近。” “房子现在还在那儿吗?” “不在了。现在那里是一幢公寓大楼。” “自杀发生在什么时间?” “晚上八点左右。” “当时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他的妻子出去和朋友吃晚餐了。” “就你父亲和他妻子两个人住在那幢房子里?” “是的。我父亲没有其他孩子。” “谁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妻子、她朋友还有我父亲的律师。” “律师怎么会在那儿?” “我父亲打电话给他,叫他去家里。律师到的时候正巧克雷恩太太和她的朋友回家了。” “那个朋友,他叫什么?” “亚当·波特,他是克雷恩太太的美术老师。” “他现在还活着吗?” “不,他一九七一年死了。” “律师叫什么?” “托马斯·扬科斯基。” 老天,我心想,“拖出去”·扬科斯基。 克斯卡顿说:“看起来你好像认识他。” “我确实认识他。”我说,“我们之前有过接触。” “你不喜欢他?” “一点儿也不。” “我也不喜欢。这个暴躁的私生子。” “是的。” “拖出去”·扬科斯基,司法界的灾难,旧金山方圆五十英里内的房东都受过他的“眷顾”。现在他退休了。之前他一直做房产中介生意,通常为那些房东服务,偶尔也为房客搭桥,只要有足够的酬金。他公开宣称没有他签不下来的租赁合同,没有他收不回的房租。一提起“拖出去”这个名字,人们就嗤之以鼻,然而他自己却把这个名字标榜为非官方的广告词。“他怎么会成为哈蒙·克雷恩的律师的?” “我不知道。” “他暗示过你他曾经接过什么司法案件吗?” “没有。” “他说过为什么克雷恩自杀的那天晚上要见他吗?” “他说我父亲似乎心烦意乱,想找个人说说话。” “他们两个是朋友?” “我想是这样的。” “但是你父亲没等扬科斯基来到就自杀了?” “是的。我父亲他……他那晚喝醉了。这大概可以解释吧。” “也许。他留下纸条了吗?” “是的。他们破门进入他办公室时,发现打字机上有一张。” “破门而入?” “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了。”克斯卡顿说,“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所以他们没有其他办法进去。” “窗户也锁上了?” “我不清楚。有什么关系吗?” “也许没有。那张纸条上说了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说他觉得死了比较好。只有几行字。” “之前他一直很消沉吗?” “有几个星期吧。他酗酒很严重。” “有原因吗?” “照扬科斯基的说法,我父亲没和任何人说起过。扬科斯基认为这是作家思路枯竭时的一种表现。我父亲在他最后的六星期里几乎什么也没写。但我觉得这条理由很难成立,因为他已经写了这么多小说,写作对他意义重大——其他人告诉过我。”克斯卡顿的烟抽完了,他停顿了一下,重新点了一支,“他自杀的动机应该是私人的。99lib?” “为什么?” “反正不会是经济方面的因素。他已经签了两部新的约翰尼·阿克斯小说的合同,还有一九九藏书部作品将被拍成电影。另外电台正与他商讨做一档约翰尼·阿克斯的广播秀。” “啊哈,这么看来只有你父亲的遗孀知道个中原因了。也许我可以从她那儿得到一点消息。她住在哪儿?” “伯克利。和她侄女玛丽莲·杜贝克住一块儿。”他凭记忆说出了她的住址,我把它记在笔记本上。 “她仍然姓克雷恩吗?” “是的。阿曼达·克雷恩。她没有再婚。” “你父亲是她第一任丈夫?” “是的。” “他们结婚多久?” “两年。不像你想的那样,我父母离婚与她无关。我父母离婚时,她和我父亲还不认识对方呢。”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父母离异呢?” “我母亲生活很奢侈,这是主要原因。她是个爱交际的人,派对啊,夜总会啊,这一类活动她都爱参加,而我父亲却是个喜欢独处的人。我猜他们只是不太般配。” “他们结婚多久?” “四年。” “这是你父亲第一次婚姻?” “不,是第二次。” “谁是他第一任妻子?” “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女人。他们在大学时代结婚,但没有维持多久。” “为什么?” “我不太清楚,大概也是两人性格不合吧。” “你知道埃伦·科尼尔后来怎么样了?” “不知道。” “我们再来谈谈扬科斯基。你在哪儿和他谈的话?” “在他家里。他住在圣弗朗西斯伍德。” “他愿意见你吗?” “非常愿意。”克斯卡顿说,“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是谁后,他就邀请我过去了。他看上去有点冷漠,但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你能给我提供一九四九年时你父亲任何一位朋友的姓名吗?” “他似乎没有任何密友。” “其他作家呢?” “他不爱交际,但他认识住在海湾地区的一些作家。我试过访问一对夫妇,他们碰巧认识他,但没帮上忙。这对夫妇只是偶尔在文学年会上见过他。” “你不妨把他们的姓名给我。” 我把克斯卡顿给我的名字也记在笔记本上。其中一个名字有些熟,另一个则完全陌生。两人都没有写过通俗小说,除非那个陌生的名字用笔名写作。我问了克斯卡顿,他说那个人从不写通俗小说,倒是写了三十几年的忏悔录和科普文章,现在退休了,靠社保生活。 大家何不都去当作家?——我讽刺地想,能赚很多钱,未来衣食无忧。 接下来五分钟我们签了合同,商定了我的聘金和定金。克斯卡顿签名开支票时,我听到前门有开锁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她看见我后停了下来说:“哎哟。”但努力显出并不吃惊的样子。她比克斯卡顿年轻一点,棕色头发,身材苗条,紧身牛仔裤显出丰满的臀部。为什么臀部很大的女人总喜欢穿紧身裤?这是人类永恒的谜团,连斯芬克斯都解不开,我也就不试图找谜底了。不过她十分漂亮,酷似好莱坞明星邦妮·贝德莉娅。 克斯卡顿说:“嗨,林恩,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起过的侦探。”他介绍了我的名字,而她毫不在意,似乎我和一枚钉地毯的钉子一样微不足道。“他接下这份工作了。” 她怀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夫妻间打情骂俏的口吻说道:“好,那很好,亲爱的。” “他会找出真相的。”克斯卡顿说。 她没说什么,再次看向我:“你开价多少?” 很实际的女人。我告诉了她,她咬着嘴唇想了想,似乎在考虑我是不是贪婪了一点。最终她点点头对克斯卡顿说:“我去把车上的食物搬下来,很快就可以开饭了。” “很好,我饿了。” 她问我:“你和我们一起用午餐吗?” “谢谢,但我最好立即开始工作。” “真的希望你留下来……” “不了,谢谢。” “那好吧。”她说着耸耸肩,转身扭着臀部出去了。我几乎可以听到她牛仔裤接缝处发出的崩裂声。 克斯卡顿给我支票,与我握手,热情地朝我微笑。他看上去比我刚来时好多了,面颊有了血色,动作变得轻快,我接下这件案子就好像给了他一颗返老还童丹。我想:这就是我,善良的撒马利亚人。但是我接下这份工作更多是为我自己,而非克斯卡顿。道德和人性的慈悲是第二位的。 我出去的时候,克斯卡顿太太正从停在路边的一辆九成新的绿色福特埃斯科特的后备箱中搬出一包包食物。我经过时她似乎想和我说话,然而看了一眼门廊又改了主意,只是礼貌地点点头,我也对她点点头。我开门出去时回头看了一眼门廊,克斯卡顿太太仍在搬食物,克斯卡顿拄着拐杖,目光平视,仍然对我微笑着。 我走出大门时他对我挥挥手,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回应他。 第二章

01

圣弗朗西斯伍德只有十分钟车程,所以我先去拜访“拖出去”·扬科斯基。与金门高地不同,这里是高档住宅区,从戴维森家那较低的斜坡起一路向西,住着许多名门望族和一些慢慢积累起财富的怪老头。一些房子有很好的视野,可以欣赏几英里外的海景,但扬科斯基家不能。他家的房子在圣胡安尼托街,是西班牙式的,一边的树篱是高大的柏树,另一边是茂盛的桉树。一半的房子掩在花草树木中,柏树居多,还种了些蔬菜。看起来扬科斯基要么是个农夫,要么是个喜欢隐居的人。 我把车停在路边,沿着一条蜿蜒的鹅卵石小路拾级而上,来到铺着瓷砖的门廊前。前门看起来像B级恐怖片里的城九九藏书堡大门:年代久远的黑色木门板,雕花铁把手,突出的铁钉,有复杂花饰的门闩。没有门铃。我举起门环重重地敲了一下,像是开枪的声音。 里面立即传来狗叫声。是条大狗,听起来它被打扰了,因此愤怒异常。但它没叫多久,我听到它走路的声音,它的爪子在石头或者瓷砖上摩擦的声音,它冲到门里呼哧呼哧咆哮的音,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恶龙。它的双眼大概充满怒火,很快乐地听到我因为害怕而咽口水的声音。我不喜欢狗,尤其是扬科斯基养的这种古怪类型。 那条狗一直低低地咆哮着,没人来阻止它,也没人来开门,但我却感到一阵欣慰。我考虑着是否应该留张名片,但还是决定不要这么做。我希望在“拖出去”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拜访他,让他说出哈蒙·克雷恩自杀的全部情况。也许他并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告诉迈克尔·克斯卡顿。 里面的狗又冲到门后面来了,弄得门摇晃着发出抗议的吱吱声。“该死的愚蠢畜生。”我在走下台阶时嘟哝了这么一句。

02

伯克利过去是个沉睡着的安静小城,街道两旁茂盛的树木和古老的建筑是它的城市名片。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嬉皮士和愚蠢可笑的越南战争政策改变了它的形象。七十年代,帕特丽夏·赫斯特和共生解放军给伯克利带来了奇怪的声誉,使媒体和右翼分子都愚蠢地认为伯克利是左翼分子的根据地。八十年代,这个地方吸引了大批的罪犯和精神分裂者:毒贩、行凶抢劫犯、抢钱包的人、窃贼、皮条客、乞丐、流浪者、暴露癖、瘾君子、宗教狂热者,还有普通的疯子。现在伯克利的犯罪率在海湾地区数一数二,而在市中心,也就是伯克利大学附近的电报大道上更是每日上演闹剧。你可以在人行道上大摇大摆地抽大麻,观看每天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我上次去那里时,隔着一个街区,看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睁着水泡眼在背诵《鲁拜集》里的诗句;一个穿得像东方皇帝一样的家伙盘着腿坐在人行道上,用锡塔尔琴弹奏威利·纳尔逊的曲子,肩上栖息着一只八哥;一个戴着圆顶小帽的快乐的老家伙正在向一对老嬉皮士兜售一斤大麻,那个女人肩上背着一个婴儿。99lib? 伯克利告别了沉睡的小城年代,进入了黄金岁月。它对来访者说:欢迎来到美国都市,年轻人! 不过,在山上和平原的某些地方,古老而传统的伯克利仍然存在。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美丽迷人一如既往。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家庭背景都很优越。无论他们有怎样的政治立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很善良。林荫大道和旧时的大房子都在,只是有些小小的改变:房子装了报警系统,窗上装了防盗栏,门上上了三保险的锁,可能家里放着把手枪或鸟枪以防万一。驾车穿过那些旧时的伯克利街道,你几乎会相信所有的事情都单纯透明,一如当年那个沉睡的小城。 阿曼达·克雷恩住的那条街静谧奢华,与电报大道的古怪形成鲜明反差,让人觉得两地相距甚远,尽管实际上仅隔着几英里。克雷恩街与阿什比大道相连,附近有豪华的克莱蒙特大酒店。酒店旁有条街,街道两旁无数的椴树枝叶相连,形成了天然的树林隧道,椴树街之名由此而来。迈克尔·克斯卡顿给我的门牌号在椴树街的尽头。那幢房子建成至少有半个世纪了,棕色墙面,九重葛爬满了深黑色的木门廊。前院栽种着大片的柳树和几棵金橘树,院内是个纳凉的好地方。 门廊上有个女人坐在旧式的秋千上。等我停好车,朝那房子走过去时才仔细地看清楚了她:银色头发,上了年纪,腿上放着本杂志。阳光穿过柳树叶子斑驳地投射在她身上。我朝门廊走去时她抬起头朝我微微一笑。我也朝她笑了笑,站到她近旁,背靠着门廊栏杆。房间里,真空吸尘器发出的高分贝尖利噪声几乎要损坏我的神经。 秋千上的女人六十五岁左右,小巧玲珑,苍白的脸上有细微的皱纹,让你不禁联想到有着小小细纹的易碎骨灰瓷。她不漂亮,但我想三十五年前她一定很迷人。现在她仍然迷人,有着另外一种风韵。在她淡蓝色的眼睛和表情中充满平和安宁,这种神情你在最虔诚的人脸上才能看到——全然宁静的内心世界。她穿着一条过时的连衣裙,纽扣一直扣到颈部,涂了粉的小鼻子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 “你好。”她笑着和我打招呼。 “你好,克雷恩太太——阿曼达·克雷恩?” “是的。我认识你吗?” “不,太太。” “你不是个推销员吧?这是我侄女的房子,她.99lib.最讨厌推销员了。” “我不是推销员。我是来这儿找你的。” “真的?找我做什么?” “有关哈蒙·克雷恩。” “哦。”她愉悦地说,“你是他的崇拜者。” “崇拜者?” “喜欢他的小说。他的崇拜者们偶尔来看看我,其中一个还写了篇关于我的报道发表在某本小杂志上。你也是克雷恩的崇拜者,是吗?” “的确,我也是。”我真诚地回答,“你丈夫是个很棒的作家。” “哦,是的,每个人都这么说。” “你认为呢?” “没错。”她说,优雅地耸耸肩,合上《女性之家》杂志,拿下眼镜,“你知道,哈蒙有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幽默感。” “是的。” “对。”她说。 “你读过他的小说吧?” “一部分。他登在杂志上的故事……很多都很精彩。有一部写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度假的事,我记得是刊在《周六夜》上。你记得那个故事吗?” “不记得。” “故事非常有趣,一点儿也不低俗。我记不起故事的名字了。” “你丈夫是个有趣的人吗?” “有趣?哦,是的,他喜欢逗人笑。” “你是说他很快乐?” “是的。” “你和他在一起很快乐?” “非常快乐。我们的婚姻生活很甜蜜。我们都全心全意地爱对方。” “你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 “当然没有。” “但他有其他问题。”我轻声说,“你知道他的问题吗?” “问题?” “致使他自杀的问题。” 她静静地坐着,仍微笑着。可能她没有听见我说的话。“我想那是《永远别和女人争论》。”她说道。 “什么?” “我喜欢的哈蒙那篇登在《周六夜》上的故事。是的,我记起来了,题目是‘永远别和女人争论’。” “克雷恩太太,你知道你丈夫开枪自杀的原因吗?” 沉默。一只棕黄色的小鸟掠过一棵金橘树停在门廊栏杆上。她双手平静地交叉放在胸前,看着小鸟的细脚跳跃着,啾啾而鸣,小脑袋左顾右盼。 “克雷恩太太?” 我说话的时候移动了一下,惊走了那只小鸟。她脸上的笑容渐渐退去,眼睛眨了一下,手从胸前移到《妇女之家》的封面上,开始无意识地转动左手中指上的小钻戒。 “不,”她说,“不。” “你不知道原因?” “我不想谈这件事。不想。” “可是这很重要,克雷恩太太。如果你可以提供一点线索……” “不,”她说,“不,等等,我错了。我最喜欢的那个故事不叫《永远别和女人争论》,应该是《几近完美的假期》。瞧我多蠢,竟把两个故事混在一起了。” 她又朝我笑笑,但这次的笑容有点不同,那双眼睛好像在说:“请别再提那件事了,别伤害我。”我感受到了她的痛苦,这是我的致命伤:太有同情心,太容易感同身受。此刻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游荡在电报大道上的讨人厌的嬉皮士。 但我还是继续询问。尽管有时我不喜欢自己,但我不会停止工作,不然几年前我就歇业了。 于是我说:“我很抱歉,克雷恩太太。我不会再提那件事了。你不介意我问些其他问题吧?” “这……” “你现在还与你丈夫生前的好友见面吗?” 她咬着嘴唇说:“我们没什么朋友,”她说,“我们有彼此,但……但这并不……”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又沉默了。 “一个朋友也不联系了吗?” “只有史蒂芬。他有时会来看我。” “史蒂芬?” “史蒂芬·波特。” “他和亚当·波特有关系吗?” “谁?哦,是的,他是亚当的兄弟。你认识亚当?” “不,太太。我只知道他是你丈夫的朋友。” “确切地说是我的朋友。” “你说亚当?” “是的,他是我的美术老师。你知道,他是个画家。” “不,我不知道。” “很棒的油画家。我比较擅长画水彩。主要是静物,水果之类的。” “你现在还画吗?” “已经很多年没画了。” “史蒂芬·波特也是个画家吗?” “不,他是个雕塑家。也给别人上课。这年头光靠雕塑很难生存,所以他不得不去教书。我想大多数艺术家都是这样,你觉得呢?” “是的,太太。他有自己的工作室吗?” “当然。” “在哪儿?” “旧金山。” “能给我地址吗?” “你想去找史蒂芬吗?” “是的。” “好的,见到他时帮我传个话,他已经有几个月没来看我了。” “好的。” “北海滩。”她说。 “太太?” “史蒂芬的工作室,在北海滩。”她微笑着,仿佛回到了过去,“哈蒙和我过去住在北海滩科伊特塔附近一幢可爱的老房子里,绿树环绕。他喜欢安静。” “是的,太太。” “一切都过去了。那一带很久以前就被拆除了。” “你能告诉我史蒂芬工作室的地址吗?” “确切地址我记不清楚了,”她答道,“但我肯定电话簿里能查到。” 房里的吸尘器停了下来,安静得仿佛空气都凝固了。我开口打破了沉默:“我想托马斯·扬科斯基也是你丈夫的朋友。” “他是哈蒙的律师。” “你丈夫为什么需要律师?” “有个女人要告他剽窃。一桩愚蠢的事,你们怎么叫它来着?” “骚扰?” “对,骚扰。哈蒙在为他的书做市场调查时遇到了托马斯,我想是这样的。托马斯帮他处理了那件案子。” “他们是朋友吗?” “我想是的。尽管我们很少在社交场合中见到托马斯。” “他来看过你吗?” “托马斯?没有,自从我拒绝他之后。” “‘拒绝他’是什么意思?” “他向我求婚。” “什么时候?” “就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拒绝了他?” “是的,”她说,“哈蒙是我唯一爱的人。我不会再结婚了,再也不会了。” “你和克雷恩先生没有孩子,是吗?” 她严肃地说:“我们没有那样的运气。” “但你丈夫与前妻有一个儿子。” “迈克尔,”她点点头,“他来见我时我吃了一惊。我从不知道哈蒙有个儿子。迈克尔也从不知道哈蒙是他父亲。迈克尔——我记不起他的姓了。” “克斯卡顿。” “对,少见的姓。我希望他再来看我。他只来过一次。多好的男孩子,哈蒙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 “你认识迈克尔的母亲吗?” “不认识。我认识哈蒙时,他已经离婚了。” “那你认识哈蒙的第一任妻子吗?” “第一任妻子?” “埃伦·科尼尔。” “不,我想你搞错了,”她说,“哈蒙从没和叫埃伦的女人结过婚。” “有过。当时他们在伯克利大学……” “没有,”她十分肯定地说,“和我结婚前哈蒙只结过一次婚,就是与迈克尔的母亲,苏珊。只有这一次。” “那是哈蒙告诉你的?”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前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走出来。此人四十多岁,身材矮胖,染黑的头发裹在一条彩色斑点大围巾里,脸庞酷似动画片里的猪小妹。她边走边说:“我听到外面有声音。”随后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你是谁?到这儿来做什么?” “我们在讲哈蒙。”克雷恩太太说。 “是的,”我说,“我们正在谈。” “天,又来一个!”那个胖胖的女人说,“你没使太太痛苦吧?你们这些崇拜者老是打扰她。” “我想没有吧。” 她转向克雷恩太太说:“姑妈,他打扰到你了吗?” “没有,玛丽莲。我看上去很心烦吗,亲爱的?” “好了,我看你现在最好到屋里去。” “我可不想进去,亲爱的。” “我们去喝点格雷伯爵茶。” “喝茶是个好主意。我们也请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可以改天再来,”猪小妹看着我,表情好像在说:我是为了她好,走吧,别再来了。 “但他想再问我一些问题……” “今天可不行,不能再问了。” 于是克雷恩太太笑着对我说:“很高兴与你见面。” “我也是,谢谢你,克雷恩太太。” “不客气。我喜欢谈论哈蒙。” “你总是这样,姑妈,”那个女人说,“但要知道,这样长时间的谈话对你身体不好。快进来吧。” 她扶着克雷恩太太下了秋千,一只手搂着她的肩。克雷恩太太对她一笑,又回头对我笑着说:“玛丽莲总这么照顾我。”突然我一阵发抖,意识到克雷恩太太的平静根本不是来自内心,这种平静和她的笑容都是精神病的征兆。 玛丽莲扶着克雷恩太太进屋时,越过她的肩膀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快步下了阶梯,再回头看时她们已经进去了,门在她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我在车里坐了几分钟,仍有些颤抖。盯着那幢房子,我想起克雷恩太太的笑容以及我提到她丈夫自杀时她眼中的痛苦。那件事肯定极大地刺激了她的神经,使她丧失了自理能力——而这种状态维持了三十五年。整整三十五年! 我觉得自己像头驴。 不,像驴拉的屎。 第三章 开车回到阿什比大道上,我咒骂起迈克尔·克斯卡顿来。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继母现在的状况?但我转念一想,也许不能怪他,也许他根本不知道。克雷恩太太看上去很正常,说的话也没有问题,只有仔细观察她说话的方式、分析她说的内容才会发现不对劲。要不是她侄女那样哄着她,可能我到现在还没发现她精神有问题。 作为一名侦探,有时候我反而会忽略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开车穿过海湾大桥回到旧金山时已经下午一点半了。我走高速公路百老汇出口,那里通向北海滩。我在第一个收费处停下,在公共电话簿里查找史蒂芬·波特的信息。那上面只有一条信息,一个号码,没有地址。我付了十美分拨了那个电话,无人接听。 是啊,我想,正是那个家伙的作风。 食物现在对我没什么吸引力,但我的胃已经发出咕噜咕噜的抗议声,提醒我最好填饱它。从早上八点到现在,我只吃了一只橘子,喝了早餐咖啡。我驾车穿过百老汇隧道,停在波尔卡的某个地方,吞下一个金枪鱼黑麦三明治,喝了一杯冰茶。其实我更想来杯啤酒,但又怕好不容易减下来的啤酒肚又鼓起来。现在我每天只敢喝一瓶低酒精啤酒,而看今天的情况,我此刻还不能喝。 从饭店出来,我驾车去市中心,花了十五分钟找停车位,然后去了中心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室。克斯卡顿告诉我他父亲的死亡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旧金山有四份当时的报纸:《新闻报》、《公报》、《编年史报》和《检查报》。我要了这四份报纸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的那几份,然后坐在一台放大仪器前,开始斜着眼睛一页一页费力地仔细看那些发黄的报纸。 关于哈蒙·克雷恩自杀的细节,或者至少说被报道的部分,远远多于克斯卡顿告诉我的。十二月十日晚,阿曼达·克雷恩外出与亚当·波特在渔人码头餐厅共进晚餐。本来波特也邀请了哈蒙,但他没有去。据波特说,克雷恩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喝酒,看上去孤独而沮丧。“但我没有看到他有任何企图自杀的迹象,”报纸引用波特的话说,“哈蒙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 波特与克雷恩太太八点四十五分回到北海滩那幢隐蔽的房子。他们刚刚踏入家门,托马斯·扬科斯基就来了。他是接到克雷恩的电话后匆忙赶来的,电话里克雷恩说话“断断续续,听起来有些绝望”。克雷恩太太开始焦急地呼喊丈夫的名字,但没有反应。于是扬科斯基和波特冲上楼,发现克雷恩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上了。他们意识到不对劲,立即破门而入。房间内,克雷恩倒在办公桌旁,右边太阳穴上中了一枪。 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点二二式布朗宁自动手枪。那是他的手枪,他喜欢玩射击,自己拥有三把类似的小口径手枪。有些卑劣的记者在公报上登出了留在克雷恩打字机上的“溅满了作者血迹”的纸条:“我活不下去了。睡不着、吃不下、不能工作。我已经不能思考了。活着比死了更难受。我还是死去吧,没有我曼蒂会更好。” 没有一篇报道刊登了阿曼达·克雷恩说的话,外界都知道她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有位医生对她进行隔离治疗。扬科斯基和波特对此次自杀事件表示震惊和悲痛。波特说:“最近哈蒙迷失了自我——整日消沉、酗酒。我们以为这是一位作家处于低潮状态时的表现。”扬科斯基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思路枯竭了。对哈蒙来说,写作是生活的一切。写不出东西对他来说同死亡没什么区别。” 没有其他认识克雷恩的人给出更好的猜测。克雷恩选择了沉默,对所有人三缄其口。他的内心世界无人知晓,而他拥抱死亡的真正原因也与他一起随风而逝。 所以我怎么能期望在事隔三十五年之后找到那些原因呢?他为什么自杀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每个人迟早都会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尘归尘,土归土,最后谁会关心呢? 阿曼达·克雷恩关心。迈克尔·克斯卡顿也关心。也许我也有一点关心。总有和我一样的傻瓜去关心与己无关的事情。 我离开图书馆去开车,一张超时停车罚单贴在我车前挡风玻璃上,无言地昭示着旧金山居民的待遇。我驾车驶上凡尼斯街,一直开到欧法雷尔大街。我和埃伯哈特的办公室在欧法雷尔大街上,离凡尼斯不远,邻街有个停车场,与商业区的车库相比,那里的月租非常便宜。我在一层的指定车位停好车,走进我的办公室。 这里不像外面看上去那样体面整洁,甚至根本不像在一幢大楼的里面。一层属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二层属于一家定制衬衣的服装公司(公司的标语是“合体就是美丽”),三层和顶楼则属于埃伯哈特和我。顶楼是一个转角阁楼,以前是一家艺校,顶上还开了天窗。办公室有扇天窗,真时髦——除了下雨的时候。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的巨大声音使你打电话时不得不扯着嗓门吼叫。 我进去的时候埃伯哈特正跷着腿靠在椅背里,悠闲地打电话,说话的声音像只便秘的鸽子。这是他跟温黛说话时的一贯语气。埃伯哈特以前是个警察,五十五岁,已离婚。他只要跟温黛说话,听上去就非常恶心。 不过埃伯哈特正在恋爱,至少我认为他是。温黛·贾沃斯基,梅西百货一家分店里的鞋店职员。几个月前他们两人在一家超市里相遇,埃伯哈特把一袋鸡肉砸在了温黛的脚上。在这个极其浪漫的开端下,埃伯哈特开始了疯狂的追求。两人几乎就要步上红地毯了,不过日子还没定下来,温黛仍在筹备嫁妆。温黛总把“嫁妆”这个词读得像某种人们用来治疗疝气的仪器。她没什么头脑,不擅辩论,事实上,准确的形容词是粗鲁、愚蠢又唠叨。她长得也不好看,四十五岁,已开始发胖,双下巴,大屁股,加上一头明黄色的头发,简直像个破烂娃娃。温黛唯一可看的是胸部。她的大乳房足以胜过咪咪·范·杜伦,让多莉·帕顿惭愧不已,真是乳房中的乳房。 凯莉认为埃伯哈特更爱的是温黛的乳房。他完全为它——或者说它们——着迷。当他和温黛在一起时,怎么也无法把眼神从那对乳房上.99lib.移开。凯莉还认为如果埃伯哈特娶了温黛,将是极大的错误。 “埃伯哈特所做的,”我们第一次碰到温黛时凯莉用一贯的讽刺语调对我说,“就是在群山中挑中了一个土丘。” 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但也无计可施。你不能告诉你的生意伙伴、你三十年来最好的朋友,他正在试图娶一位愚蠢的太太;你不能告诉他光有傲人的乳房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只能闭上嘴,期待他自己在恰当的时刻明白过来。 我走向办公桌时他朝我摆摆手。我不想和他摆手,于是朝他点点头,向保温盘上的一壶咖啡走去。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坐下试着再次拨打史蒂芬·波特的电话。仍然无人接听。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啜着咖啡,等着埃伯哈特回到现实世界来。 办公室很大,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墙壁和地毯是滑稽的米黄色,与周围那些难看的芥末黄文件柜极不协调。这些都是埃伯哈特心血来潮买来的,而他拒绝重新粉刷。室内家具包括我们的两张办公桌、一些椅子、文件柜和一台老式冰柜,上面放着一罐阿兰布拉咖啡豆。天花板正中的那盏吊灯像是一串叉在多爪勾上的黄铜色睾丸,某天我一定会拆了它然后用力扔到窗外去。不是从埃伯哈特桌子后面的那扇正对着隔壁砖墙的窗,而是从我桌子后面的窗户——那扇窗可以一览金门大藏书网道上联邦大厦的背面,还能远眺山下市中心里市政厅的绿色铜制穹顶。 我想到了大约一九二九年那部电影里的斯佩德和阿切尔,我们现在的处境好像和电影极其相似,只是没有黑鸟、乔尔·开罗、卡斯帕·古特曼和布里奇德·奥肖尼西。我们只有鞋店女王温黛小姐,和三十五年前十二月的某天晚上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的可怜作家。 埃伯哈特手捂着话筒低语了一会儿,捏捏下巴,朝我这边转过头来说:“嘿,伙计,明天晚上有事吗?” “没有,我想没有。怎么了?” “我们四个一起去吃晚餐如何?温黛知道一个很棒的地方,与众不同。” 我犹豫了一下。明天晚上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和温黛共进晚餐,这也是凯莉一向厌恶的事。凯莉比我更讨厌鞋店女王,而且毫不掩饰。我们四个曾经共进过一次晚餐99lib?,就在埃伯哈特通过那包福斯特农场鸡肉遇到真爱之后不久。那是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唯一比那女人的乳房还大的东西,”凯莉事后说道,“就是她的嘴。我怀疑他们做爱时她是不是也唠叨个不停?”我到现在仍然不愿意回想那天晚上的事。 我结结巴巴地答道:“呃,我不太确定,埃伯——” “凯莉有空吧?” “呃,我不能确定……” “上周五你说凯莉整个星期都有空。怎么样,老兄,咱们聚一聚吧?” 聚一聚?我心里在狂喊:不,不,不!但是说出来的却是:“当然了,没问题,如果凯莉没有事的话。”这是个错误,我知道告诉凯莉这个决定会出大问题,但是我不想冒犯埃伯哈特。他一旦被惹毛了会变得相当暴躁,而我正有事要他做呢。 埃伯哈特柔声对着话筒说:“都安排好了,亲爱的。”我猜他大概要在挂电话前跟温黛来个电波吻——那会让我吐出来,幸亏并没有发生。他只说了句:“再见,甜心。”不过也够恶心了。然后他放下腿,对我绽放出一个精力充沛的笑容。 “是温黛。”他说。 “嗯。”我说。 “漂亮妞儿。”他说。 真是天生一对啊,我想着,温黛的胸部和埃伯哈特。我问他:“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目前为止一切平静。有个女人打电话找你,既不愿留下姓名,也不说她要做什么,只说是私人事件。待会儿她会再打来。” “嗯。” “还有就是那个在戴利城开信用公司的浑蛋打来的。” “丹尼森?他想干什么?” “回收二手车。一辆崭新的美洲豹。你相信吗?” “相信。你接了?” “当然。” “很好。” “我从没开过美洲豹,”他说,“这是唯一的原因。”他摇摇头,“回收二手车!看在基督的分上,我们是侦探事务所!” “为了生存。” “你是说可以赚一笔吧。见鬼,我可不想温黛在我们结婚后去工作。我想给她美好的生活。” 比如给她那对乳房罩个帐篷,脸上蒙层纱,我这样想着,但马上感到惭愧。毕竟,他现在热恋着她。也许温黛也有优点;也许在那对乳房下跳动着一颗金子般纯真的心。 就像教皇也许是犹太人,我想。 埃伯哈特说:“你那边怎么样?十二大道上的那家伙。” “我被聘用了。”我说。然后解释了一下我的工作性质以及今天一整天都在做的事情。 “棘手的案件,”他说,对我做了个鬼脸,“你最好在开工前确保他的支票不会被银行退回。” “不会。” “是因为他是个侦探小说家,对吧?所以你接手了。” “一开始是。不过现在不单是那样了。” “你总是这样。”埃伯哈特再次摇头,“棘手案件和汽车回收——我们他妈的在这儿接了多么漂亮的案子!” “你要荣耀?去平克顿工作吧。” “啊哈,没错,再去银行惹恼保安。” “别出言不逊。” 埃伯哈特叹了口气,在他凌乱的桌面上翻到了一个烟斗。他把烟斗拆开,用通条清理烟斗柄。“老扬科斯基,”他沉思着,“可怜的狗娘养的,混迹于法庭之间。” “恐怕现在他仍然是。” “你和他接触过?” “有几次。” “我也是。该死的吸血鬼!我以为他死了。几年前他不是突发心脏病了吗?” “我不清楚。” “我听人说的。他没死真是太糟了。” “命不好啊,埃伯。” “什么?” “没什么。听着,我们可以查到多久以前的政府部门文件?他们是否仍然保存着一九四九年那场普通自杀案的验尸记录?” “有可能。不放弃任何可能——这是我退休前的座右铭。”埃伯从警察岗位上退休还不到一年,他比我大一岁,今年五十五,已经和我做了六个月的搭档。他在政府部门仍然有许多朋友,许多老相识。“正义大厅”里发生的事他都知道,官方文件他也都能弄到手。“我猜你想看克雷恩的报告。” “没错。”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验尸报告提供给你的信息不会比报纸上的故事多。” “也许吧。但报告可能隐藏了些东西,一些关于克雷恩自杀动机的线索,报纸上所没有的。” 埃伯哈特耸耸肩。“好吧,我帮你弄到手——如果那份报告没有丢失、被偷或者归错档的话。三十五年可是段相当长的时间。” “我知道。多久能弄到?” “明天的某个时刻。” 我点点头。我手表显示此刻已将近四点半了。我喝完咖啡从椅子里站起来。“我现在最好走了。你能待到五点然后锁门吗?” “没问题。你要去哪儿?” “和‘拖出去’谈谈——如果他现在回到家了的话。然后和凯莉吃晚饭。” “晚饭,是的,”他说,“别忘了明天晚上的。” “不会忘的,”我说,“凯莉会提醒我。”才怪呢。 第四章 这次我按扬科斯基家门铃时,家里不是只有那条仿佛能喷出火焰的狂吠的狗了。那条狗发出和之前一样的咆哮声,不过这次声音很远,而且从背面传来,也没有越来越接近。很快门开了一条缝,一个长着一头灰色鬈发的白人妇女伸出头来,警觉地问:“谁?” “我想见扬科斯基先生。” “有预约吗?” “没有,不过我想他会见我。你告诉他事关哈蒙·克雷恩和他的儿子。” “你的姓名?” 我拿出一张名片给她。一条丰满的手臂从门缝里伸过来,一把拿过名片,然后消失了。她说了句“请等一下”就合上了门。 我站在那里。海风带来桉树和茉莉的清香。一个美妙的黄昏。屋子里那条狂吠的狗依然在远处制造噪声,可以听到一串撞击,隐隐约约还有东西打碎的声音。我想它大概在啃家具——或者在啃管家,也就是刚才那个白脸白臂灰色鬈发的女人。就我所知,扬科斯基从没结过婚。 显然那条狗并没有把管家吃下去。门又一次开了,仍然只开了一条缝,那个女人再次出现。“他要见你。你可以从后面绕过去。” “从后面绕过去?” “他在花园里。” 我沿着通向花园的砖砌台阶拾级而上,穿过一片修剪成圆形的茉莉灌木丛和矮柏树。房子的所有窗户都装上了铁栅栏。疑心很重的城市居民通常会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但对扬科斯基来说,可能有更深的意义。海湾地区一定有成千上万的人想闯入他的房子把他杀了。 在房子后面我找到了一堵高高的篱笆墙,上面有一扇门。篱笆墙顶端另外加了一层六英尺高的透明塑料顶,一直延伸到房子的后墙,可以把花园一起围进去变成一个封闭的温室。我推了推那扇门,发现没锁,于是走了进去。 花园里有一块二十平方英尺、修整得很好的草坪,三面有玫瑰花围着,另一面有一个后楼梯和一条通向大门的小径。草坪上放着一个韦伯牌金属烤肉架,还有一些室外红木家具。“拖出去”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闲适地跷着腿,一手拿着杯饮料,另一手夹着一根粗大的绿色雪茄。 “进来时锁上门,”他说,“我为你才开着的。” 疑心病!我关上门,扣上锁,走向他。房子后院朝西,太阳正落向太平洋,给那透明的弧形塑料顶镶上了一条淡红色的边,好似点亮了灯。光亮打在扬科斯基身上,使他看上去矮小凶狠,像邪恶的侏儒从隐居的洞穴搬到了城市中。疯狂的想法,不过令我十分愉快,很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 我的名片躺在他身边的一张红木桌上。他用弯曲的食指轻轻敲打着名片,轻到连雪茄上长长的烟灰都没能弹落。“坦白说,”他说道,“不是每天都有名侦探来拜访我的。” 他声音里没有一丝讽刺意味。我也用诚恳的声音回道:“不是每天都能拜访到您这样杰出的律师的。” “寒暄结束。我们之前见过,是吗?我好像记得几年前你为我工作过一次。” “仅此一次。从那以后我就为你的对手工作。” 他觉得有趣。“拖出去”很有幽默感;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尖牙利齿,以及一头时下流行的希腊式深棕色头发,只是额上有些灰白了;他的身体瘦而强健,皱纹比我少。他肯定至少七十岁了,但看上去要年轻十岁,精力充沛、身心愉悦。 但他住的房子的窗户上都钉了铁条,一条凶恶的狗整日徘徊,花园上覆盖着塑料顶,还要求客人进来时一定要锁上门。不管他承认与否,他活在恐惧中。任何人处于这种状态下都会非常痛苦。 他喝了几口饮料,将玻璃杯往我名片上99lib?一放——我想他是故意的——用雪茄指着我说道:“安妮说你来这儿是为了哈蒙·克雷恩。” “是的。” “我猜迈克尔·克斯卡顿雇了你。” “是的。” “我并不惊讶。那么请坐。我不介意和你谈谈,尽管我不明白那件事过去这么久之后迈克尔和你还想要做些什么。” 我仍然站着,我喜欢这样俯视着他。“他想知道他父亲自杀的原因。”我说。 “他当然会自杀。要是我也会那样做的。” “我想你的意思是,克雷恩自杀是因为他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是的,但我显然没有证据。” “他跟你说过文思枯竭的事吗?” “没谈很多,”扬科斯基说,“但几周内他没写任何东西,所有人都知道他为此非常沮丧。” “他曾提到过自杀吗?” “没跟我说过,也没和任何我认识的人提过。” “所以那晚你发现他已经死了的时候非常惊讶。” “惊讶?是,又不是。老实告诉你,他很沮丧,我们很担心他。” “这种沮丧……来得很突然吗?” “不,它是慢慢形成的。有人告诉了你什么吗?” “克斯卡顿似乎认为他父亲一直很好,直到自杀的几周前。” “完全是胡说八道,”扬科斯基说道,“谁告诉他的?” “他没说。” “嗯,根本不是那回事。我告诉你,哈蒙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至少超过三个月了。” “他酗酒严重吗?” “差不多。哈蒙酷爱烈酒,当生活中遇到危机时,他就会寻求酒精的帮助。酒是作家最有效的精神支柱,至少在毒品流行起来之前的那个年代是这样。” “你似乎对此颇为乐观,大律师。”他耸耸肩,我接着说道,“你还能清晰地记起克雷恩自杀那天晚上的情形吗?” 这个问题没有激怒他。“任何人对于三十五年前的事情都不可能全记住,”他说,“你觉得我老了吗?” “正相反。” 他朝我露齿一笑。“你不想坐下来谈吗?” “还是站着好。你不给我来杯饮料或是来根你的雪茄吗?” “当然不。” 我们像一对老比特犬那样互相瞪着。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一样;我们在这里礼貌地交谈,在互相尊重的幌子下鄙视对方,并适时踩上一脚。他在玩一场有限度的游戏,一旦你把他逼急了,或者在某一点上冒犯了他,他会立即回击你的要害。 我说:“我想谈谈那晚的自杀。克雷恩之前打电话叫你去他那儿,是吗?” “是。” “他心烦意乱,非常沮丧?” “是。” “醉酒了?” “醉得很厉害。” “他都说了些什么?” “说他需要跟我谈谈。” “没说要谈什么?” “没有。” “他听起来有自杀倾向吗?” “没有。如果有我肯定叫警察了。” “于是你直接去他那儿了。” “是的。” “然后碰到了克雷恩太太和亚当·波特。” “是的。他们正好吃完晚饭回去。” “他们看上去为克雷恩担心吗?” “没有,直到我告诉他们克雷恩的来电。” “这么说他并没有暗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他要自杀?” “没有。” “你把那通电话告诉波特和克雷恩太太后,又发生了什么?” “克雷恩太太开始不安起来,呼唤克雷恩的名字,没听到回应,于是我们都上楼去,发现他的办公室锁上了。我们喊了好几遍他的名字,仍然没有回应,于是我们破门而入。” “你和波特。” “是的。” “谁提出破门进去的?” “我想是亚当的主意。怎么了?” “没什么。办公室有什么不寻常吗?” “不寻常?克雷恩横躺在他办公桌下。” “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大律师。在你看到尸体,发现那张纸条之前,你看到了什么?” 他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显出了在法庭上的神色,就像套上一件毛衣一样容易。我大概被当成了一个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当时我们几乎都心神错乱了。事实上,阿曼达几近疯狂。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满屋都是威士忌酒味,但这在克雷恩那儿是常有的事。” “当时克雷恩死了很久了吗?” “不到一小时,”扬科斯基说,“根据法医的精确测算,他一定是在和我通过电话后的几分钟内开枪自杀的。” “克雷恩打电话找你去谈谈,但随后又立即自杀了,你怎么看这种行为?” 扬科斯基瞪了我一眼。“你做侦探的时间和我从事法律差不多长,”他说,“自杀通常是由个性偏差引发的,你同我一样深知这种个性会做出不可预料的行为。” “啊哈。你是克雷恩的密友吗,大律师?” “不完全是。我们大部分往来是事务性的。” “那为什么那晚他会打电话给你,而不是某个更亲近的人?” 扬科斯基耸耸肩。“哈蒙根本没有密友,他是个十足自闭的家伙。我想他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我的稳健——身份权威,为人理性。我猜他是想找个人说服自己不去自杀。但他心里的抑郁,加上威士忌的驱使……他最终还是走上了那条路。他只是等不及了。” 这件事似乎没什么好谈的了,一切听上去都十分合理。于是我说:“据我所知,你认识克雷恩时他正在为一本书做研究。” “是的。他旁听了一桩毒品案件,我正是那起案子的被告辩护律师。那案子和他当时在写的一部小说很相似,于是我.99lib.们逐渐熟悉了起来。” “你怎么成了他的律师呢?” “我们刚认识不久,一个住在门罗公园的女人开始骚扰他,声称他早期的一部约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说盗用了她的点子。我记不起具体是哪部了,但那完全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证据,因此我劝她放弃控告克雷恩剽窃。” “我敢肯定你会那样做。你记得她的名字吗?” “汀克洛夫。莫德·汀克洛夫。没有人会忘记那样的名字。” “她找过克雷恩其他麻烦吗?” “没有。她已年近七十,患上了癌症。我和她接触后不久她就死了。” “这桩骚扰案发生在自杀前多久?” “至少两年,也许是三年。” “你还为克雷恩做过其他工作吗?” “我草拟了他的遗嘱。” “啊哈,谁得到了他的巨额财产?” “当然是他妻子。” “你是指阿曼达·克雷恩?” “对。” “他有没有留给你什么?” 这问题并没激怒他。“什么也没有。” “他有没有留些什么给他任何一位前妻?” “没有。他和迈克尔的母亲苏珊并无往来,而且已经很久没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联系了。” “埃伦·科尼尔。” “对,我想就是这个名字。”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也不认识苏珊,如果这是你的下一个问题。” “你知道埃伦·科尼尔后来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 “阿曼达·克雷恩似乎认为在她之前她丈夫只结过一次婚,”我说,“就是和克斯卡顿的母亲。你知道个中原因吗?” 扬科斯基拿着剩下的一截雪茄皱眉看着我。“你怎么知道阿曼达·克雷恩是怎么想的?” “今天早上在伯克利我和她聊过。” 不知为什么他有些恼火,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凑近我的脸,一股波本威士忌酒味夹杂着雪茄味扑鼻而来。我仍然站在原地;我绝不在“拖出去”·扬科斯基面前退让,不管他嘴里有没有那股怪味。 “我不希望你去打扰她。”他说道。 “我去拜访克雷恩太太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是个病人。精神病患者。” “这我已经知道了。既然你这么关心她,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去看看她?” “这不关你的事。” “原因不会是她拒绝了你的求婚吧?” 一瞬间他的双眼凝结着怒火和冷酷,就像冰冻住的火焰。他给了我胸部一拳,我向后趔趄了一下。“滚出去,”他用低沉、充满火药味的声音说道,“别再回来。” 我仍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担心立即走开的话就合了这老家伙的心意。一个七十岁的老谋深算的律师演出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戏码。 “我说了叫你滚出我的房子,现在!” “我很乐意,大律师。” 我转身走出了院门,并且让它大开着。我又听到屋里那条狗发出低低的咆哮声,但没有扬科斯基刚才的音调凶狠。牛头梗,没错。四处嗅,四处嗅,然后一声吼。 不管这座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房子的主人真是他妈的狗娘养的。 第五章 地震发生时,凯莉和我正在吃晚餐。 时间刚过六点半,我们正在一家舒适的意大利餐馆里。这家我们两人都十分喜欢的餐厅叫比恩波,位于与第十九大道交叉的塔拉瓦街上。旧金山最好的饭店不在闹市区、渔人码头或者其他任何旅游景点,而是隐匿在一些街坊和住宅区中。在北海滩地区,比恩波主厨的意式焗茄瓜和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无人能敌,而且一盘只要不到两美元。 我们刚点完餐——凯莉要了份意式焗茄瓜,我来了份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一边喝着饮料,我给凯莉讲了我的新案子。我还没告诉她关于明晚与埃伯哈特和温黛共进晚餐一事。我打算等她吃饱了再说,至少能降低她朝我扔东西的概率。可以看出眼下她很烦躁:她在贝茨和卡彭特公司做广告文案,“那使你有跳到桌上尖声大叫的冲动。”她这样说道。 她喝马提尼酒,这表示她现在极为兴奋:她很少喝比白葡萄酒还烈的酒。猛饮了一大杯后,酒精起效了,她不再神经兮兮地拨弄杯中的橄榄,脸在烛光下显得放松了许多。比恩波的装修比较老式:大而昏暗的枝形吊灯,镀金镶边的镜子,一堵石墙上的酒架中塞满了葡萄酒瓶;那些蜡烛不仅营造浪漫氛围,更为重要的是你必须靠着它们才能看清面前的食物。 烛光把每个人的脸映衬得分外美丽,尤其是凯莉的。那光线在她赤褐色的头发上染上了一层火红,让她那善于变色的眼睛显出深黑色,嘴唇看起来无限柔软而性感,简直年轻了十岁。倒不是说四十岁的凯莉会没有吸引力了,也不是说她需要年轻十岁。漂亮的女人,我的女人。就算给我五个好莱坞明星,或者戴安娜王妃、世界小姐等等,我都不愿用凯莉去交换。 她坐着,一只手架在桌上撑着脸颊,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的案子总令她十分感兴趣——真该死,有时我因此而后悔告诉她——她觉得根据通俗小说的套路分析,哈蒙·克雷恩的案子是个阴谋。她的父母和克雷恩一样,都是通俗小说作家。伊万·韦德写恐怖小说,现在仍然在创作。在我看来,他本人就令人毛骨悚然。西比尔·韦德,用男性笔名萨缪尔·莱瑟曼为《黑色面具》创作了一系列侦探小说,而她本人其实是一位娇小的、有着甜美笑容的女士。 凯莉啜着她的马提尼,我喝着啤酒,我们讨论着哈蒙·克雷恩,等着我们的蔬菜通心粉汤。我正想问凯莉她的圈子里有没有人可能认识克雷恩,晃动就在这时开始了。 起初并不强烈;我第一反应是外面的列车经过发出的隆隆声,因为比恩波饭店就在L-塔拉瓦有轨电车线上,列车经过时有时可以感觉到震动。但是几秒钟后,震动剧烈起来。凯莉问:“地震?”我回答:“是的。”我们仍然坐着。餐厅里其他人也都待在原位,所有人都泰然自若。用餐的坐在餐桌旁,另一些人在吧台,服务生们保持着原有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原地不动——人人都在等待。 震动持续着,很剧烈。十秒,十五秒——每一秒都像一分钟那样长。银质餐具在桌上互相碰撞,玻璃杯跳跃着,里面的啤酒飞溅,有的干脆砸碎在了地上。枝形吊灯不停地前后左右摇晃着。那面镶着镀金框的镜子像个醉汉似的颤抖着,倒在了一边。墙里放着的葡萄酒瓶发出咔嗒咔嗒声。烛光的摇曳使整个餐厅看起来阴森恐怖,好像我们被装在一个巨型盒子里摇来摇去。 不过这儿都是一群老旧金山人——当地人和在此长住的居民经常遇到地震,早就习以为常了。没人恐慌,也没人跑到街上像动画片里的小鸡一样大喊大叫。坐在枝形吊灯下和摇来晃去的镜子边的人站起来退到安全的地方,其他人只是坐着,等待着,不说一句话。除了各种物品发出的咔嗒咔嗒、轰隆隆的声音外,这里静得像个墓穴。 似乎过了很久,震动终于减弱了;我不知道地震究竟持续了多久,直到广播里开始播送新闻。我想最大的那面镜子差一点就跌碎了,如果地震再持续一会儿的话。实际上,地震过后,除了一块玻璃外,没有其他东西从墙上或者桌上跌落。当震动彻底平息时,人群里发出一声叹息——那种终于松了口气的叹息声。站着的人再次坐了下来。吧台男侍动起来了,服务员们也动起来了。一个女人紧张兮兮地笑出声来。几乎是立刻,每个人都开始交谈起来,不只和熟人,也和邻桌的其他人。一个男人扯着嗓门喊道:“强地震——最起码有五点五级。”小胡子吧台男侍用愉快的声音回道:“主啊,我投反对票!六点五级!六点五级!”这情形好像大家都变成了老朋友,在一个派对上集体狂欢。一场地震影响了一群在公共场所的陌生人,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单纯的友情。伦敦空袭中的幸存者一定体会过这种感情。 凯莉说了句“哇哦”,然后喝完了她的马提尼,但她看来一点儿都不紧张。总之,地震似乎让她停止了颤抖,放松了脸部表情。我也一点儿都不紧张。这是地震的另一现象:如果你经历了足够多次,即使是今天这种强烈的地震也吓不倒你。当它们发生时,你所体会到的是一种麻木的无助感;你觉得这次也许就是最厉害的一次了,许多楼房会倒塌,成千上万人会丧命。但当它平息下来,你发现自己和周围的事物都维持原样时,又开始相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又一次地震而已,然后你便感到一阵轻松,再没有任何担心。担心地震就如担心某个该死的愚蠢政治家要发动一场核武器战争,它唯一的作用只是让你发疯。 邻桌的一个人问我会不会有余震,我说不知道。吧台男侍已打开电视,捕捉最新的新闻——此次地震的震中位置、造成的损失、伯克利地震学实验室测出的里氏震级等。有两个人在打赌,一个说超过六级,另一个说低于六级。两人在这种时刻争论这样的事真是没心没肺,地震的严重性仍是个未知数。但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生存者的权利。 当我们周围开始恢复常态时,凯莉和我也简单地议论了几句,此刻三十五年前那个小说作家的自杀案件显得无足轻重。一位女服务员端来了我们的蔬菜通心粉汤。地震并没有影响我的食欲,甚至起了一点促进作用。地震对凯莉和比恩波餐厅里的其他人显然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我们就着几块面包津津有味地喝着汤,虽然平时我从不在上前菜时吃面包。我们的主菜还在烹饪时,酒吧男侍对着厨房里的某人叫道:“嘿,迪诺!六点二级!持续了三十七秒。我早说过了,不是吗?”说着他调高了电视机音量。 我们都抬头看电视屏幕。新闻里正在重复播报地震被确认为里氏六点二级,持续了三十七秒。震中在摩根山山脚,靠近圣何塞。北至布雷格堡,东至塔霍湖均有震感。报道称地震造成了一些轻微财产损失,地表产生了裂缝,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倒塌的事故。发生了三次低于三级的余震,旧金山没有震感。又是一次轻微地震,没什么好担心的。最严重的地震仍未发生,新闻播报员调侃地说。 哈,我想着,那传说中“最严重的地震”又一次成了传说。 驱走头脑中的想法,我开始进攻我的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它美味如故。我喝了第二杯啤酒,凯莉喝了点葡萄酒配她的意式焗茄瓜。我们谁都不打算要咖啡或甜点,只想走出饭店,在某处单独待一会儿;临时的友情已经消失了,比恩波里聚集的人又成了陌生人。 走在人行道上,凯莉说:“去我公寓好吗?西比尔大概已经打过至少三次电话了。如果我再不回她电话告诉她我没事,她一定会疯掉的。” “怎么会?洛杉矶也有过地震啊。” “比这儿还严重。但她相信那个理论:总有一天旧金山会沉入太平洋。” “如果是洛杉矶消失了会更好,”我说,“想象一下所有糟糕的电影和电视节目都不再出现,多美好啊。” “好莱坞可以消失,”她说,“帕萨德纳不行。”帕萨德纳是恐怖小说家西比尔和伊万居住的地方。“进来吧,我们把壁炉点上。温暖的火适合美好的夜晚。” 她的住所在钻石高地村,城市新景点,最吸引人的是站在上面能鸟瞰整个旧金山、海湾附近和东部海湾俱乐部。我们进屋不到十秒,电话响了。“猜猜是谁?”她说,“西比尔——我和你赌五美元。” “不用赌了。你接完电话,让我和她聊聊。” “为什么?” “我想问问她关于哈蒙·克雷恩的事。” 她在电话响第四声时接了起来,没错,是西比尔。凯莉花了十分钟向她保证地震没有对她以及她的财产造成损害。我猜这就是对话的内容,因为听过十五秒后我就不再专心听了。我想打开电视,看看其他新闻快报,但又觉得自己今晚大概不想再听到有关地震的任何消息。于是我捧了些松木放到壁炉里。凯莉结束对话叫我过去时,我正在寻找生火的火柴。 西比尔正在兴头上。我花了几分钟时间给她介绍哈蒙·克雷恩的案子,然后问她是否认识他。 “算不上认识,”她说,“我见过他一次,在纽约一次出版社聚会上——他大概五十岁不到。你究竟为什么会提到哈蒙·克雷恩?他已经死了……上帝,差不多有三十几年了。” “三十五年,”我说,“他自杀了。” “是的。他朝自己开枪。” “你有没有可能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想作家自杀不外乎那点理由,”她揶揄地说,“你怎么那么感兴趣?” 我告诉她迈克尔·克斯卡顿这个人以及他雇用我的理由,然后问道:“关于克雷恩,伊万有可能比你知道得更多吗?” “不敢肯定。你要我叫他听电话吗?” “哦,不了,谢谢。”伊万和我并不友好;事实上,我们有点憎恨对方。他觉得对凯莉来说我又老又粗鲁,工作危险又不稳定;我则认为他是个自负抑郁的蠢蛋。和他交谈,哪怕只是在电话上,都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大战,那会使凯莉心烦意乱的。“你知道有谁在一九四九年与克雷恩关系比较好吗?比如说其他小说家?” “嗯……你和罗素·丹瑟尔谈过吗?” “丹瑟尔?他不是一九五〇年以后才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吗?” “不完全是。一九四九年间他有时会在旧金山住一阵子。他现在仍住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不是吗?” “红杉城。从去年圣诞节起。” “他应该知道克雷恩。我想.99lib.不出其他人了。伊万和我并不认识很多旧金山的老住户。” “再问一句,完全出于好奇——你第一眼见到克雷恩是什么感觉?” “噢,我喜欢他。他很滑稽,就像他的书和书里那些故事。他经常酗酒,不过那段日子我们都那样。” 我说了声谢谢,然后挂了电话。丹瑟尔,哦?——我一边把电话挂回去一边想。过去六年里我曾两次与罗素·丹瑟尔不期而遇,一次在海岸边的柏树湾,一次在旧金山这儿,两次都是通俗小说俱乐部的聚会,就是我遇到凯莉和她父母的场合。在那次聚会上,丹瑟尔差点被控谋杀而遭到逮捕,我因为证明了他无罪而获得了他执著的感谢。警察把他从监狱释放时,他是这么说的。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只收到过他寄来的几张亲笔写的贺卡,一张寄自圣克鲁兹,一张寄自红杉城,沿半岛往下大约二十五英里。 再次见到丹瑟尔并不会令我感到高兴,所以我不想拜访他。丹瑟尔是个浪费了天分的作家,三十几年前就误入歧途,多年来把才华都浪费在那些不用费脑子就可以量产的劣质通俗小说上。现在他仍在给时下平装书市供应这种通俗读物,成人西部小说什么的,与两年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他还是个自我厌恶的酒鬼,总爱惹麻烦,深深地、苦涩而不求回应地爱着西比尔·韦德。丹瑟尔几乎一无是处。但如果他知道哈蒙·克雷恩的事,还是值得联系他一次的。也许我能找到他,在红杉城或其他地方。他经常搬家,多半是为了躲税务局的人和债主。 我在电话边踱来踱去。凯莉正站在通向阳台的滑动玻璃门边,双臂交叠在胸前,眺望着城市的灯光和东海湾。我轻唤了她一声,但她没有立即转身。过了一会儿她转过头来凝视了我几秒,在她开口前,脸上浮现出奇异的表情。 “这儿真冷。”她说。 “是吗?我把壁炉点起来——” “不,不用。” “为什么?” “我们上床吧。”她说。 “上床?现在还不到九点……” “别傻了。”她说。 “哦。”我回答。 “现在。马上。” “这么急,呃?” 她走过来挽住我的手臂。双眼瞬间明亮如火。“马上。”她说,推着我向卧室走去。 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她在我心中性感无双,也不是性爱本身的魅力,而是迟来的对地震的反应——在亲眼目睹了地震的潜在破坏力之后,我们都迫切需要亲近某人,重新看待生命。地震有时会对人们产生同样的破坏力。 第六章

01

早上《编年史报》上都是有关地震的消息,在意料之中。我很少读那种报纸——每天我需要处理的坏消息已经够多了——但此刻我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因此我边喝咖啡边浏览各种新闻,等凯莉穿好衣服。 地震造成的损失比最初估算的要严重,幸而没有人员伤亡。摩根山上的一些移动房屋倒塌了,圣雷蒙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支架被毁。海岸边,尤其在西马林地区,地上裂开了好几条口子,乌莱马一位农场主的养牛场里裂开了一道长五十码宽三英尺的裂缝。农场主称他的一头母牛被裂缝吞掉了,尽管那裂缝并不深,但没有照片证明这件事。“要我说,”报上引用他的原话,“那头牛现在已经在中国了。” 我笑了起来,然后我读给凯莉听,她也笑了。糟糕事件中的一丝轻松。 离开寓所前,我把要与埃伯哈特和温黛吃晚餐的事告诉了凯莉。 她盯着我有十五秒左右,没说一个字。我肯定她会口出怨言,但凯莉总会不按常理出牌。她只叹了口气问:“几点?” “我还不知道。和埃伯说定后再告诉你。” “天知道我为你做了多少事。” “来吧,宝贝,没那么糟糕。” “你上次也这么说。” “上次真的那么可怕?”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真的那么可怕?” “好吧,我承认它确实击垮了几个人。” 她瞪了我一眼,拍拍我的手臂说:“你和你的双关语。”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一场可能的灾难过去了。 我跟着她的野马车从双子峰下来,然后绕过富兰克林,到了我位于太平洋高地的公寓。上周末,凯莉强迫我和她一起打扫这屋子,现在里面很整洁,家具下面没有老鼠窝,书架上的六千五百本书堆满了整整两面墙,上面没有一点儿灰尘。但是我并不觉得有多舒服。天知道,一个懒人窝里应该有灰尘,要不就是一摞脏盘子。反正太干净了我会不自在。 我走到墙角的书桌那儿,在其中一个抽屉里翻找着,直到找到一沓旧圣诞贺卡。丹瑟尔的自然在最后一张。我抄下了他在红杉城的住址——我不得不根据他写的字来推测街道名称的正确拼写,丹瑟尔可从没得过书法大奖。我在卧室书橱里的一堆精装和简装书中继续翻找。以前我把它们堆在壁橱、书架和楼梯上,但是有天我开门的时候那些书全倒在我身上了,就像法贝尔·麦克吉里一样;我骂骂咧咧地跑出去买了现在这个书橱。有时我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吸取一个教训,随后发现——该死的,确实早就应该改正。 我只有两本哈蒙·克雷恩的约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说——《阿克斯标记》和《仁慈的阿克斯》。很久以前我读过这两本书,现在似乎有必要重新看一遍,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怀揣那两本书,我走回漂亮整洁的卧室,但是立即又走出来了。在那儿觉得孤独,凯莉驱走了我的所有老朋友,包括灰头土脸的小老鼠。 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埃伯哈特不在。他很少在九点半之前现身,有时甚至十点还没来。我打开他桌后的窗,让室内的烟味散去,然后把咖啡壶加满放到电炉上。早晨的例行公事。我边做事边查看答录机,不出所料,一条新信息都没有。 我坐下来拨通了圣马泰奥镇信息中心,看看罗素·丹瑟尔的电话号码有没有收录在通讯簿上。该死的,没有。现在我不得不一路开车去红杉城,那很可能徒劳无功。丹瑟尔搬来搬去,总赶在他的债主和国税局到达之前。现在他可能在加州的某个地方,比如戒酒所,或者监狱。对于丹瑟尔,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有另一条线索要先查:史蒂芬·波特,阿曼达·克雷恩的朋友。昨天我从电话簿里抄下了这个号码。此刻拨过去,有人接了。接电话的是一个沙哑的男声,不时咳嗽着,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他是亚当·波特的兄弟史蒂芬·波特。他表示乐意和我谈谈,十一点之前或者三点以后都行,因为他很忙,十一点到三点之间他有课,还不包括午餐时间。咳,咳(听来更像虚弱的轻笑声或是鼻音)。我说我可以立刻过去,他同意了,并给了我地址。说着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几乎震破我的耳膜,我立即挂断了电话。 刚放下听筒电话又响了。是迈克尔·克斯卡顿,抑制不住渴望和好奇,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调查进行得如何?找到了什么线索吗?和谁谈过了?打算再去找谁谈?我向他做了个简洁的口头报告,承诺一有可靠消息就与他联系,现在我有个约会,因此要挂电话了。但我感觉不久之后还会接到他的电话。他就是那种顾客,麻烦得不可思议。 我正要离开,埃伯哈特飘然而至。今天早上他一直在微笑,说话都带着雀跃的语调。“咖啡,”他闻闻说,“伙计,我能来点儿吗?” “美好的一夜,嗯?” “当然。”他得意地对我笑着说。 “你不只昨晚在上床,”我说,“今早也在干吧。至多一个小时前,是吧?你匆忙穿上衣服,好及赶到办公室。” 他直直地瞪着我。“你他妈的是怎么推论出这些的,歇洛克?” “你的裤子拉链还开着。”我说。

02

北海滩过去是个安静的社区,居民大部分是意大利人。你可以在那儿尝到肉酱乳酪面、基安蒂红葡萄酒,玩室外地滚球戏,谈论《甜蜜人生》和《离开意大利》——普契尼和威尔第创作的歌剧,一群穿着冈多拉服饰的大胡子服务员唱咏叹调。不再是了。北海滩仍然住着意大利人,你仍然可以找到肉酱乳酪面和基安蒂红葡萄酒,听到那些谈论,不是滚球戏就是唱歌的服务生;但是它们的影响力几乎不存在了,那种活力和老旧氛围早已成了记忆。 中国人要负一部分责任。当中国城一路向西扩大它的领域,中国人就大面积地买下了北海滩的地产。另一个罪魁祸首是披头族或者说波希米亚风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格兰特大道活跃起来。六十年代他们变身为嬉皮士,引进毒品,继而组成了现在的大狂欢:飙车摩托手、老嬉皮士、可卡因、大麻、百老汇贫民区的皮条客和小偷,各种垃圾齐聚一堂。那些不穿上装也不穿下装的“硅胶”夜总会,在六十年代末因为卡罗尔·多达闻名遐迩,也对这里的气氛变化负有责任:它们在北海滩的娱乐中加入了猥亵,让这里的精神渐渐荒芜。.99lib. 一部分街区——尤其是科伊特塔的周围克雷恩曾住过的地方——仍然令人愉悦。在那些小意大利餐馆依然能闻到昔日的气息,虽然它们大部分已经随风而逝。现在的北海滩索然无味,暴力、混乱、嘈杂——就像没有香料和大蒜又放了一周之久的通心粉。这是另一件重要的已经逝去的东西:二十五年前若你沿着北海滩走一千码,一定能闻到浓郁的蒜香。而现在,你闻到的是煎蛋卷和垃圾的酸臭。 史蒂芬·波特的工作室在巴列霍街,离格兰特大道半个街区。那是幢老建筑,狭窄的入口处有一块“禁止停车”的标志。并列的三个门铃上方有块手写的牌子:1A——史蒂芬·波特,雕刻家。下一行写着:欢迎来上课。 我按了门铃,很快门锁被打开了。我走进一条漆黑的门廊,右手边有一个楼梯,一只猫蹲在第一级上看着我。我向它打招呼:“你好,猫咪。”它说:“喵。”很有礼貌,然后它开始舔肩部的毛。走廊在楼梯后面,一直延伸到房子里面;走廊尽头,一个男人从开着的门中伸出头来。“在这儿。”他说。 我走过去。“波特先生?” “是的。你是那个打来电话的人?那个侦探?” 我说是的,他点点头,让我进去时不停地咳嗽喘气。他大约六十岁,头发稀少,有一双女人似的手,上面沾着点点干了的黏土,绿色工作服和他精致的红色蝴蝶领结上也沾了一些。 这是一间宽敞的单人房,日光灯照得房内如室外那般明亮。一边的架子上堆放着许多已完成的雕刻品,大部分是奇异的爬行动物和鸟类。架子后面被窗帘遮住了,可能是波特住的地方吧。其余地方凌乱地放着好几张沾满黏土的桌子,上面有三个带脚踏板的转盘、装有混合黏土的罐子和一些木质架子,用来放待干的新成品。楼梯上铺着帆布,上面都沾着干掉的黏土。那些帆布并没能防止黏土沾到地板上:垫在下面的原木也布满了斑点。 “很抱歉这儿没有椅子,”波特说,.99lib.“我们可以到后面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在这儿吧。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那好吧。”他说,突然转过脸去一阵咳嗽,伴随呼哧呼哧的喘息。他缓过气来后说:“肺气肿。”随即从口袋中掏出骆驼牌香烟点了起来。 我盯着他看。“既然你得了肺气肿,”我说,“为什么不戒烟?” “太晚了,”他平静地说,“我的肺已经没用了。我大概只能再活一到两年。” 这话让我一激灵。几年前,我一天要抽两包烟,结果得了肺癌,度过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担心自己可能一两年内就会死去。后来肿瘤转为良性的,但我从此再也不抽烟了。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改变和自己的约定,现在我可以完全不需要药物而健康地活着了。 我说:“我很遗憾,波特先生。”我的确是那样想的。 他耸耸肩。“这是家族遗传,肺和身体都很虚,”他说,“我兄弟亚当就死于肺癌,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是真的。当时他只有五十四岁。”波特抽了口烟,咳嗽了一下,带点气喘,“你对哈蒙·克雷恩很感兴趣。我可以知道原因吗?” “他儿子雇用我调查他为什么朝自己开枪。” “他儿子?我不知道哈蒙有儿子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我进一步向他解释了迈克尔·克斯卡顿和他雇用我的目的。 波特说:“我明白了。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亚当知道的比我多。” “但你曾经和他很熟悉,对吗?” “哦,是的。那时我很年轻,很佩服他的成功。每次亚当要和克雷恩见面时,我总吵着要他也带上我。” “克雷恩对此怎么看?” “他并不介意。至少到他死之前几星期为止。之后他就不愿和任何人接触了。” “你知道是什么使他消沉吗?” “不太清楚,但是很明显那发生在他从托马利湾回来之后。” “哦?他在托马利湾做什么?” “他有个隐居地,是间小木屋。当城里的工作遇到麻烦时他会躲到那儿去。” “一个人去?” “对。他喜欢独居。” “通常住多久?” “我不是很确定。一周左右吧。地震后他就回来了。” “地震?” 波特点点头。“如果不是昨晚那场地震,我可能记不起来了。震中在北部某个地区,托马利湾受到一点影响。哈蒙很怕地震。他曾说这是他讨厌住在旧金山的唯一原因。亚当觉得那次地震可能使哈蒙沮丧消沉,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也不相信。克雷恩说过他在托马利湾的经历吗?” “据我所知没有。” “和他妻子也没有?地震发生后他没有和她交流过?我是说通电话。” “他只是打个电话简短地告诉她没事。就这些。他回来以后再没提过。” “克雷恩太太对他的托马利湾之行有什么看法?她不担心他那样单独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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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担心。阿曼达总是非常……怎么说呢,冷漠。无论哈蒙对她多么好。”波特停顿了一下,咳嗽一阵,在一块中间挖空的黏土上弹了弹烟灰,“你已经和阿曼达谈过了?” “昨天,只谈了几分钟。” “关于哈蒙的死?” “不,她不愿谈这个。” “其实没什么不好。她……呃,你知道,她精神不正常,在亚当和那个叫扬科斯基的律师找到尸体后,她脑子就不清楚了。” “是的。她问到你了,波特先生。” “是吗?”他脸上浮现出一抹温柔的微笑,“我猜她是在想为什么我这几个月没去看她。” “是的。她说她希望再见到你。” 他叹口气,又一阵咳嗽。“唉,我还是去一次好了。我没去看她是因为他们让我沮丧。他们看她的眼神好像她是……”他摇头,“那次枪击案之前她是那么充满活力,那么迷人、有生气、快乐。” 我想,他也爱上她了。至少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晚上之前,她一定是个充满魅力的女人。 我问:“克雷恩在托马利的隐居地——你能记起具体在哪里吗?” “记不清了。我从没去过,但亚当曾应哈蒙的邀请去过一次。他好像跟我说过在东海岸,但我不能肯定。” “克雷恩把那个地方买下了?” “我想他是租的。” “向谁租的?” “实际上,是个托马利的意大利人。我是指托马利镇。哈蒙在一部约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说里用了那个意大利人的名字,角色是个恶棍。哈蒙喜欢这样做——他称它们是隐藏的笑话。他很幽默。” “那个意大利人是房地产经纪人吗?” “不是。是私人出租。” “他叫什么?” 波特拼命回想,但最终还是摇摇头说:“我想不起来了。” “那本书的名字呢?” “也不记得了。我读了哈蒙所有出版的书,但离现在有好多年了。哈蒙死后我把他的书和亚当的书存放在一起。”波特又停顿了一下,没有咳嗽,“你知道,”他说,“我哥哥的东西里有一盒哈蒙的稿纸。” “稿纸?” “手稿,信件,等等。我不知道亚当怎么得到它们的——应该是从阿曼达那儿拿到的。如果你觉得它们有点用,我去找找,就在地下室。” “非常感谢你,波特先生。所有东西都可能很有用。” “我今晚就去找。” “你能提供克雷恩其他朋友的名字吗?” “其实他的朋友我并不认识,”他说,“他没有很多朋友,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和查资料。你和扬科斯基谈过了吗?” “是的,但帮助不大。” “意料之中。一个讨厌的家伙,真不知道哈蒙怎么会跟他接触的。” “你哥哥怎么看扬科斯基?” “和我一样,他觉得扬科斯基很傲慢。还有哈蒙死后他对待可怜的阿曼达的态度……” “怎么样?” “他想娶她。当然是在发现她有精神病之前。” “知道后他就离开她了?” “是的。” 似乎没什么要问的了,等波特又点上一支骆驼开始咳嗽,我感谢他的接待并准备离开。但他好像99lib.不打算让我走。他跟着我,皱着眉想些什么,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我们走到门口时他说:“有件事。我不知道现在适不适合提起,但是……这件事已经困扰我三十五年了。亚当也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是什么事,波特先生?” “哈蒙死时的环境。看起来不大对劲。” “什么意思?” “嗯……首先,很难相信哈蒙会自杀,尽管当时他很抑郁。但如果你了解哈蒙就会知道他很胆小,比谁都怕死。” 我皱眉道:“你是在暗示也许并非自杀?”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会是谁想要他死呢?” “我和亚当都不知道。这也是警察不相信他杀的原因之一。” “其他问题呢?” “最主要是反锁的办公室门。他们说只有哈蒙能从里面把门锁上,但那扇门还是让我们很困惑。” “为什么?” “哈蒙从不锁门,连他家的大门也是。他很信任别人,总是乱放钥匙。另外,那晚他是一个人在房子里的。为什么一个人在自己家要把门反锁——就算他想自杀?” 我一句话也没说。 “明白了吗?”波特说,“这可能是起谋杀,不是吗?” 第七章 离开北海滩后,我驾车从克雷街上高速,往南去红杉城。我思考着刚才波特说的话,不是自杀——是谋杀。当然如他所说,这只是一种可能,也许会揭出克雷恩死亡背后的秘密。但警察已经下了结论,反锁的房间里不可能有人进去,而我对旧金山警察局的凶案调查组还是很信任的。那里面有很多我认识的人,包括当年我当警察时的同事,以及认识埃伯哈特后又通过他认识的人。埃伯哈特曾在那里工作了十五年,然后升职了。不,如果他们觉得克雷恩是自杀,那一定就是了。不用去管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然后把点二二式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扳机。那时他喝醉了,精神抑郁,神经紧张;处在那种心境下的人做出任何疯狂举动都是合理的。 就是那样,我想,就是那样。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看看警察局的报告——如果它还存在,如果埃伯哈特能找到的话。最好的警察有时也会犯错,不用说我们了。 从一〇一高速路的红杉城出口下来时已是午后。它坐落在圣马泰奥,是一个夹在卡米诺电气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之间的小镇。它不像南方的阿瑟顿和99lib.帕罗阿尔托城,或北方的柏林加姆和休斯波罗城那么富裕。和其他普通小镇一样,林荫路边有很多廉价的房子。这些年有不少作家曾在这里住过,其中一些就是写通俗小说的。不知道他们中是否还有人健在,罗素·丹瑟尔认不认识他们;如果他认识,经过这些年他还记不记得他们。 我把车开进一个靠近
99lib?
城市主干道的加油站。我在加油时,一个胖胖的、懒散的小青年站在旁边看,等着收钱。加油站的自助服务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之一:价格高,而且所有的事都得自己来。那些该死的服务员什么也不做就拿工资吗?当然,工资也他妈的不高。加完油我没向他走去,而是直接坐回车里。因此他不得不移动他的一身肥肉过来收费。我因此获得了小小的满足感,虽然很小,但总比没有好。 为了扩大我的满足感,我没有直接开走,而是坐了几分钟,从包里掏出红杉城的地图,查找斯坦布街,也就是我所知道的丹瑟尔的最新地址。地图上显示那不是斯坦布,而是斯坦波:我把丹瑟尔圣诞卡片信封上手写的回信地址中的a看成了o。斯坦波街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只相隔几个街区,离主干道不远——差不多在市中心,离铁路很近。 但我离开加油站后并没直接去那儿,而把车停在主干道,进了我看到的第一家咖啡馆吃午饭。我很饿,不想空着肚子去找丹瑟尔。 我边吃边拿出我那两本《阿克斯标记》和《仁慈的阿克斯》,大致看了一遍。没有意大利恶棍;我也想不起来哪本书里有。读这些书实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还是再去找克斯卡顿,看看他的藏书吧。 一个奶酪煎蛋和一杯冰茶下肚后,我驱车前往斯坦波街寻找丹瑟尔的门牌号。那是一幢破旧的两层楼,在一家旧货店旁边。房子是维多利亚式的,杂乱无序,有角楼、山形墙和砖砌烟囱,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重新油漆和整修。前院有一排缺了四分之一的尖顶篱笆围着,里面种着两棵病恹恹的棕榈树。好地方。每次和丹瑟尔偶遇,他的境况总是比上次更差了一点。 我把车停在前门处,穿过大门,走上嘎吱作响的门廊。房子只有一个入口,没有那种贴了名字的信箱来显示谁住在这里,只有一个门铃按钮和一张小卡片:房屋出租——请进来面谈。我推了一下门,锁住了,于是我按了门铃。很快有人开了门。我走进一条黑漆漆的走廊,里面的味道像是混合着来沙尔消毒水和——真令人称奇——爆米花。接待我的是个女人,她从门洞里探出头,眯着眼看我。 我向她走去。门上写着“经理”两字。她大约五十岁,灰发,戴一副金框眼镜。她的脸看上去像一张退了色的墙纸——那种带有怪兽图案的。 “先生,您需要什么?”像劳伦·芭考尔嗓子痛时发出来的声音。 “我找一个叫罗素·丹瑟尔的人。” 她的嘴变成一种难看的形状。“他?”她问,“你不是警察吧?” “不是。怎么了?” “你看上去像。丹瑟尔之前进过监狱。” “在红杉城?” “是的。他在其他地方也坐过牢?” 是的,但我没告诉她。“他为什么被捕?” “醉酒闹事,还能有什么?你是来收账的?” “不。” “传票送达员?” “不。他还住这儿吗?” “是的,但不会太久了,如果他不及时付房租的话。他和我前夫一样,欠债不还。这是我的房子,我要把他扔到大街上去。” “呃。” “扔到大街上去。”她又强调了一遍。 “他住几号房间?” “六号。在楼上。” “他在吗?” 她耸耸肩。“天知道。如果不在你可以到‘鲁兹妈妈’去找他,过了梅尼街就是。他不在这儿喝酒就在那儿喝。” “谢谢。” “不客气。你是他朋友?” “宗教顾问。” “什么?” “他的宗教顾问。我正在教他如何爱邻居。可能你也需要上几节课。” “滚!”她说,砰地关上了门。 我上楼找到了门牌号为六的房间,用力敲门。没人答应。我试了试门把手,丹瑟尔忘记锁了,或者是他觉得根本没必要锁。我伸进头去看了看。就一个房间,家具很少;衣服堆得到处都是,有只空了的幸运商店出售的半加仑波本威士忌酒瓶,一些大概从附近那家旧货店里淘来的平装书。但我没看见打字机、手稿或者其他一个职业作家应该拥有的东西。 我关上门下楼,沐浴着外面温暖的阳光。今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风很小,半岛地区的温度通常比旧金山高十到二十度。我沿着斯坦波街向梅尼街走去。鲁兹妈妈不难找,向西半个街区就到了,一块花哨的牌子上写着它的全称:鲁兹妈妈火烈鸟酒吧,与周围污秽的环境不谋而合。我穿过街,对着墙上油漆的火烈鸟图案直摇头,然后走进一扇蝙蝠形状的门。 里面和外面一样糟糕。和一般酒吧的装潢一样,有一些木板隔成的小房间,一张台球桌上方有只吊灯,还有一只坏了的点唱机,看上去像被抢劫过一般:玻璃碎裂,边缘凹陷,中间还被砸出一个洞。我可不想遇见搞这种破坏的家伙,即使他有正当理由。 酒吧里有四个人,包括一名丰满的女招待。其中两个蓝领装扮的顾客在喝啤酒,另一个就是丹瑟尔了,他坐在最远的角落里,嘴里叼一根雪茄,手中拿着一杯大概是波本威士忌的饮料,正在翻报纸。他凑得离报纸只有十英寸,几乎是用鼻子透过烟雾在闻,好像近视眼一样。他是那种就算瞎了也不承认自己需要配副眼镜的人。他正全神贯注在报纸上,没立即认出我,所以我可以观察他一小会儿。 和两年前我见到他时相比,他改变了不少,一年老过一年。他现在六十五岁左右,下颌凹陷,脸上和脖子上有深深的皱纹。脸颊上的红血丝比过去更多,还有一只W.C.菲尔茨那样的酒糟鼻。岁月也在他头上留下了痕迹,灰发已所剩无几。他看上去肮脏而浪荡、浑身的肌肉像稻草人穿的破布一样挂在骨头上。我觉得他好像很快就会死了,怜悯和同情油然而生。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我们都时不时地做这样的事,但他从未停止。再加上运气太差。六十五岁的他本应比现在过得好,而不是住在租来的旧货店边上的小屋里,坐在鲁兹妈妈火烈鸟酒吧,让死神从威士忌酒杯底部凝望着自己。 “你好,罗素。”我说。 他立即抬起头,茫然地看了我几秒钟。接着他显然认出了我,咧开嘴笑着说:“哦,这不是达戈侦探吗?你怎么在这儿?” “找你。” “是吗?上帝,我们多久没见了,两年?”他有些不稳地站起身——他喝了点儿酒,但并没有醉——推了一下我的手臂。看上去他见到我十分高兴。“你瘦一点了,乡下人。看起来更俊了。” “你也是。”我撒了个谎。 “胡说。听着,快坐下,坐下,喝一杯。你有时间喝一杯吧?”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和我聊聊的话。” “无论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老朋友,在你救了我之后。嘿,鲁兹妈妈!把你的肥屁股挪过来,见见我的一位老朋友。” 一个体型巨大的女人摇摇摆摆朝我们走来。她是墨西哥人,一定有三百磅,肥大的身体塞在一件印有火烈鸟的连衣裙里。她抹了很厚的粉底和胭脂,看起来像个哑剧演员;没准她真的当过,因为她一句话也没说,甚至在丹瑟尔介绍我后,也只是站在那儿点头。 “你想来点什么?”丹瑟尔问我,“还是只喝啤酒?” “没错。米勒淡啤。” “米勒淡啤,妈妈。冰的吗?给我也来一份。”她走开去拿啤酒了,丹瑟尔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去年圣诞节你寄给我的卡片。” “你这次来是纯粹拜访我还是为了工作?” “工作。你可能帮得上忙。” “我?怎么帮?” “是关于小说家哈蒙·克雷恩的。西比尔·韦德说你可能认识哈蒙。” 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甜妞。”他说。他说的是西比尔,不是克雷恩。“她怎么样了?” “很好。” “她嫁的那个恶棍呢?告诉我他死于冠状动脉硬化吧,让我高兴高兴。” “可惜没有。” “哦,他会比我们都长寿——像尼克松。你还和她女儿在一起?” “是的。” “太好了。代我问候西比尔,告诉她我爱她。”他歪着嘴笑着,喝光了杯里的酒。这家伙还在单恋,真的要至死不渝了。 “哈蒙·克雷恩。罗素,你认识他吗?” “老哈蒙,当然。我第一次从纽约来到这儿的时候,在一个作家午餐会上见到了他。之前我们都读过对方的一些作品,一见如故。” “在一九四九年初?” “我记得是春天。那时我还没打算搬去加州,不过如果当时我找得到喜欢的地方就一定会搬的。我先在洛杉矶住了一段时间——别提那段时光了——后来就去了旧金山。” “你很了解克雷恩吗?” “我们一起喝过几次酒,甚至尝试过一起编侦探小说,但没成功。两人都太自负了。不管你信不信,我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光。” “你有自己的理由。你知道我是怎么看雷克斯·汉尼根的。” “是的。但是汉尼根比约翰尼·阿克斯差多了。你记得阿克斯系列?” “记得。” 丹瑟尔轻声笑起来,像是想到了好笑的事。“哈蒙真他妈的幽默,总能逗人乐。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构思阿克斯遇到一个开罐装汤公司的杀人犯,哈蒙就起名《阿克斯尾巴汤》。很棒的名字,不是吗?但是编辑不准他用这个名字,认为太低级了,圣经地区的人可能会读出这个题目里的肮脏含义,让出版社陷入麻烦。编辑是个叫庞斯的老女人,上帝保佑,你应该见一见她。庞斯要求哈蒙立即修改名字,因为生产部门和美术编辑准备好要开工了。哈蒙等了几天后就用电报寄去了新名字,没有任何说明,只写了一行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一根阿克斯》怎么样?”丹瑟尔说着爆发出一阵大笑。我跟着笑起来。“上帝,庞斯气得吐血,恨不得把哈蒙扔出去。不过哈蒙还是觉得很值。” “啊。” “我记得有一次,”他说,“我们在讨论神秘小说的名字,看看我们中谁能把‘死神’这个词用得最糟糕。比如《死神喜欢吃馅饼》、《死神得到掌声鼓励》之类的。哈蒙轻而易举地赢了。他起了个我闻所未闻的好名字。” “什么?” “《操你妈,死神》。” 这次我没大笑,因为我想到了哈蒙·克雷恩的死法。丹瑟尔没发现,他正津津有味地喝着鲁兹妈妈递来的冰威士忌。他提议去包间里喝,我们就去了。 他又点上一支雪茄,说道:“你怎么会对哈蒙感兴趣?上帝,他已经死了大概……大概三十五年了吧?他逃离了生活。” “我知道,所以我才对他感兴趣。”我简单地给他解释了一下,“哈蒙出事那天你仍在旧金山吗?” “不在。九月底我回纽约了,解决一些事情。最终我决定在这儿定居,但是第二年上半年时我还没回加州。” “你听到克雷恩自杀的消息时感到惊讶吗?” “当然。我从没想过他会那么做。我的意思是,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但后来我知道他有麻烦了,大麻烦。” “什么麻烦?” “婚姻。最大的一个。” “哦?我觉得结婚后他很快乐。” “谁告诉你的?” “他的遗孀。” “哦,是她。她总是假装自己是灰姑娘,而哈蒙是某个可怜而愚蠢的魅力王子。”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 “他们没上过床。”丹瑟尔说。他什么时候都学不会使用适当的词。 “为什么?” “她不喜欢。冷若冰霜。” “哦。”我说。 “嗯。”他说。 “他们没有为此做一点什么吗?” “你是问她有没有去看过精神科医师?” “是的。” “呃,她没去过。她和哈蒙都不会讨论这个问题,更别提其他陌生人了。” “所以他们之间从没有过性生活?” “至少从我认识他后的一年内没有。” “他会谈起这事儿吗?” “有时候。喝醉的时候。” “他找其他女人吗?” “哈蒙?不会。他不是那种人。” “一年没有性生活,这也太长了。”我说。 “我也这么想过。” 我换个话题。“他一定很爱她,能这么长时间维持那种关系。” “我猜是的。”丹瑟尔朝我努嘴笑了笑,“爱使人疯狂。过去是,永远是。” “克雷恩的其他麻烦呢?” “一个是酒,他喝酒如饮水。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前妻总使他烦恼。” 这是条新信息。我问道:“哪一个?” “和他在大学时结婚的那个,我忘了她的名字。” “埃伦·科尼尔。” “大概是吧。” “她为什么烦扰他?” “钱呗,还能有什么?她离婚后得知哈蒙赚了不少,认为他应该给她补偿。”丹瑟尔嘲讽地笑起来,“他在挑选女人方面可真擅长。” “克雷恩给她钱了吗?” “没有。叫她滚。但她始终缠着他不放。” “那时她也住在旧金山?” “他没说。不过就算不在这儿,也应该就在附近。”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她有没有再婚,做什么工作,诸如此类的?” “不知道。哈蒙没怎么谈起她。” “又一次看到她出现在自己生命里,哈蒙有多苦恼?” “和没有性生活的苦恼程度差不多。”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很沮丧?” “我不记得了。” “回纽约后你和他联系过吗?” “没有。给他寄过一封信,不过他没回复。接下来,我就听到他死了。” “你和他一起在这儿的时候,认识一些他的朋友吗?” “想不起来了。” “你见过他们。” “一到两个吧。” “他的律师,托马斯·扬科斯基?” “想不起来。” “亚当·波特?史蒂芬·波特?” “还是想不起来。” 我的问题问完了。我喝了几口啤酒,丹瑟尔又点上了一支雪茄。然后我说很高兴和他交谈并谢谢他的帮助,准备离开小包间,但他抓住了我的手臂。 “嘿,来吧,别走,”他说,“你的啤酒还没喝完。” “我在工作,罗素。” “当然,当然,但你能给我点时间的,不是吗?看在老交情的分上?该死,已经有两年了。谁知道这一别又要多久才能再见。” 他有点醉了,眼眶含泪;他的声音凄厉,想要抓住一点友谊和同情,使我无法撇下他不管。丹瑟尔有许多人格特质,其中一条就是孤独。另一条也许是恐惧。 于是我说:“好吧——再来一杯。我请客。” 我又坐了二十分钟,和他聊东聊西——比如两年前的侦探小说,还有他对我救了他的感激。要走之前我问到他的近况以及创作事业。 “你是说当枪手吧。”他说,脸上再次浮现讽刺的笑,“太糟糕了。前所未有的糟糕。作家人数太多却没有人雇用;每个人都拼命想得到一份差事。” “我记得你拿到了一份西部成人故事的合约。” “是的,不过失败了。编辑厌恶那个故事,说我歪曲历史,根本不了解旧时西部生活。这个来自布林莫尔的二十二岁的笨蛋,从没到过比费城更远的地方,居然指责我不懂旧时西部世界。上帝,她还没出生我就在写西部片了。” “你还接了其他任务吗?” “没有。” “那你的生活费从哪儿来?” “救济金。几个月前拿到的。金额不多,但够我付房租,享用饮料与雪茄。” “你还写作吗?” “当然。一直在写。经纪人给了我几个项目。我正着手写一部悬疑小说,可能会成功。市场现在真他妈的差。”他耸耸肩,举起杯子一饮而尽。“你也清楚。”他说。 我想到他在斯坦波街上的房间,除了空酒瓶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打字机,没有作家该有的东西。我想他也清楚有什么东西正从酒杯底部盯着他看。 “没错,”我说,“我清楚。”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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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多我回到办公室,埃伯哈特出去了,像往常一样给我留了张纸条,放在桌上的一沓信封上。他的打字水平同写字一样糟糕,出现了许多叠字和拼错的地方,打字机上还沾了不少色带的颜色,所幸还能看懂。 下午三点——这是有关克雷恩自杀的报告。内容被缩减过了。 昨天打电话来找你的女人又打过三次,但仍然不肯透露姓名,也没有留口信,只说她还会再打来。凯莉知道这件事吗? 我现在去给丹尼森回收那辆二手车。如果晚上我赶不过去,你们先去。我已在依拉·罗卡福特餐厅订了座。地址是圣布鲁诺大街二六二一号。晚上七点半,和温黛约好了。 我简直等不及了,埃伯。我叹口气,把纸条塞进口袋里。依拉·罗卡福特,听起来像出租场地的仓库或是福尔松街上的某家性虐待色情酒吧的名字。挑中依拉·罗卡福特这样的意大利餐厅,正是温黛的风格。一连两晚享用丰盛的意大利食品。凯莉会爱上那里的,正如她钟爱鞋店女王一样。 埃伯哈特开了自动答录。没有几通电话:第一通没有留言,只有一串电话机里发出的嗞嗞声,好像某人在掐一只鸭子。大概打错了,要不就是那位神秘女士打的,不管她是谁。 我坐下打开桌上那封信。正如埃伯哈特所说,报告没有什么内容——就是些报纸上报道过的以及过去两天我搜集到的信息。除了这么一条:哈蒙·克雷恩在十一月六日,也就是自杀前一个月,从银行账户中取走了两千美元,没人知道他拿这笔钱做什么用。这笔钱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个人财产中,也没有被花掉的记录。扬科斯基猜测他可能输在赌博上了——克雷恩喜欢玩扑克和赌马——输了那笔钱更使他抑郁了。没人确切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克雷恩有没有去赌博。 警察询问克雷恩的邻居后并没发现疑点。克雷恩死前一段时间内没人看到有谁进出过他的房子,不过那房子周围都是大片大片的森林,有点与世隔绝,所以这样的证词也没什么用。有一份石蜡测试——当时这种方法仍被普遍使用——检测克雷恩是否亲手扣下了扳机,测试结果也不确定。可以理解城里的警察为什么逐渐弃用这种测试法了,它实在没什么用。根据验尸官的检验结果,克雷恩身上只有一处枪伤,就是右太阳穴上的那个。一枪毙命。死时他处于醉酒状态。实验员在克雷恩办公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没有任何线索证明这可能不是自杀。 窗户都是锁上的,窗台上的灰尘很均匀。没人能从窗户进出,因为办公室在二楼,窗外也没有可以攀爬的东西,使用梯子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因为窗下就是一个花园,那天下午下了很大的雨,但泥泞的土地上并没有凹陷或脚印。 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了。扬科斯基和亚当·波特冲进去的时候钥匙还从里面插在门上。有一点能证明两人的清白:门和门框之间没有缝隙,这排除了有人用绳子或其他工具从外面转动钥匙的可能性,尽管门锁和门框已经被他们两人冲进去的力量弄坏了,但都不是事先就坏的。在我来看,如果是谋杀的话,只可能是扬科斯基和波特合谋,在报警前已做了精心布局。但是侦查员盖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我同意他的观点。扬科斯基和亚当·波特根本不可能联手。为什么他们俩会想要密谋杀害哈蒙·克雷恩呢?况且那天晚上的情形决定了一个事实:如果是他们联手作案的话,阿曼达·克雷恩也将参与其中,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所以,自杀,不得不承认是自杀。 我浏览了盖茨和他手下调查过的人的名单,寻找可能非常了解克雷恩、能解释克雷恩抑郁的真正原因的人。但除了扬科斯基和波特,再没有其他人了。我抄下了部分人名,这些人和丹瑟尔是同行,偶尔一起喝酒。但似乎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名单上有两个作家克斯卡顿曾提到过,没能帮上忙;剩下的人已经离开旧金山很久,或者去世了。 我把报告塞回信封,拨通了史蒂芬·波特的电话。我想问问他克雷恩第一任妻子埃伦·科尼尔的事,但愿他知道。我还想问问他,克雷恩为什么会从账户里取走两千美元。但是电话没人接。傍晚似乎不是个联系他的好时机。 我打到贝茨和卡彭特事务所,凯莉正在接一通电话;我坐了五分钟,等待凯莉的同时理一理头绪。我告诉凯莉我们今晚聚餐的时间和地点,她说:“又是意大利餐厅?我就知道。我恨那个女人,真的。” “保持微笑,忍耐一下,好吗?” “如果你向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你知道我保证不了。” “哦,好吧。那么保证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这是唯一的聚会,至少是这样。” “好。今天你过得怎么样?” “差劲。晚上最好别再这样。” “不会的。”我说,希望这不是个弥天大谎。 我们刚讲定我去接她的时间,她又有电话要接了。“我要是那么受欢迎就好了。”我说,但她已经挂了。 我走到打字机那儿,站着打了份简要的报告给迈克尔·克斯卡顿。我打算过一会儿去见他,研究一下他的约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说,但客户都希望同时拿到书面报告。打在事务所信纸上的字大概可以使他们消除疑虑,确信我是个严肃、勤劳、认真的侦探,给他们安全感。 打完报告我拨通了克斯卡顿的电话。林恩·克斯卡顿接了。我问克斯卡顿在不在,她说:“他在睡觉。你是哪位?”我告诉了她,她的声音立即变得很轻很轻,像是耳语。我勉强听到她说:“哦,太好了,很高兴你终于打来了。我已经试图联系你两天了。” “是你一直在打我办公室电话?” “是的。” “为什么不留下你的名字?” “我不希望你跟迈克尔说我打电话找你。”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和你联系。我们需要谈谈。” “谈什么?” “迈克尔和他父亲,他雇你做的事。我们能立刻见个面吗?” “好……我正要问你丈夫我是否可以来拜访。” “这儿?为什么?” “我要看他父亲的小说。” “为什么?” “找一个名字。你看,克斯卡顿太太——” “我们在公园见面,”她.99lib.说,“对街的那个。就几分钟,在你见迈克尔之前。求你了,这很重要。” “……好吧。在公园哪里?” “有个长凳围成的圈,直穿过我家绿地的第一条小径边上就是。你能找到的。多长时间能到?” “大概二十五分钟。” “我等你。”她说。

02

今天海风很大,把金门高地上的树都吹弯了腰,弄得叶子沙沙作响。绿地上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孩子在北边的儿童乐园玩耍。我把车停在昨天的老位置,经过克斯卡顿的房子,低头穿过草坪。风不停地抽打在我的脸上,眼睛都被吹出了泪水。 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那条小径,克斯卡顿太太一会儿也来了。她蜷缩在一件白色驼呢大衣里,亮蓝色围巾围在短发外。她找了条靠近圆圈尽头的长椅坐下,对面有棵巨大的雪松。她看起来寒冷、严肃、担忧。 “谢谢你能来。”我坐到她旁边时她对我说,同时瑟缩了一下,“天哪,这风像冰一样冷。” “我们可以坐到我车里去。” “不。我离开时迈克尔还在睡觉,但我不想冒险。” “如果他看到你和我说话会怎么样?” “他会猜测原因,然后找我麻烦。” “找麻烦?” “他会大喊大叫,”她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他是知道的,但我弄不清楚。然后他会忽略我好几天,好像我不存在一藏书网样。” “我不明白,克斯卡顿太太。” “他的病,”她说,“还有为找出他父亲的真相而得的强迫症。” “就从这病开始讲讲吧。” “他告诉过你吗?他快要死了?” “是的。糖尿病。” “但我肯定他没告诉你这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什么影响。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过去的他乐观、愉快……正常。现在他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极度抑郁,整个人都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医生也这么说。但是和迈克尔住在一起的是我,不是医生。有时候他……怎么说,让人无法忍受。” “他没有暴力行为吧?” “不,不,对我没有。但是他的抑郁越来越严重。有时我在想……”她停顿了一下,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做了个手势,“他有把枪。”她说。“枪?” “手枪。他把它锁在自己房里。” “他一直有这把手枪?” “不,从医院回来后他就买了它。” “为什么?” “据说隔壁克莱格蒙特街上遭过夜贼的光顾。迈克尔说枪是用来防身的。” “但你不这么认为?”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他说过要用手枪来自杀吗?” “没有。但我不喜欢房子里有把枪。你不能因此而责备我,不是吗?” 我没回答。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 “还有,就是迈克尔对他父亲一事的过分执著。”克斯卡顿太太说,“这是不正常的。” “怎么说?” “这就是不正常。现在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也是他唯一谈论的事。他花了近两千美元搜集他父亲所有的作品,现在又花了天知道多少钱雇私家侦探。我们并不富裕。我们的钱已经用光了。” 对此我也不能说什么。 她说:“你也没查出什么吧?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有可能的。”我字斟句酌地说。 “无论能不能都不关我的事。我要知道哈蒙·克雷恩自杀的原做什么呢?我真正关心的是迈克尔和我自己。这些年来我的生活真是如同地狱。” “所以你希望我停止调查。” “对。这个调查很愚蠢,只是满足了他的强迫症。” “停止调查没有任何好处,”我说,“他那么坚定,一定会再找别人调查的。而那个人可能没我这么正直,可能花费你们更多的钱。” “我不是说你不正直……”她又停了下来,望着那棵雪松,好像树里蕴藏着洞察力和同情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低声说。 “你带他去咨询过吗?” “精神病医生?他不会去的。” “你试过吗?” “我提过一次。他大发雷霆。” “这样的话我很抱歉,克斯卡顿太太,我只能给你这一个建议。” “你打算继续调查。”她痛苦地说。 “我必须这样,我向你丈夫承诺过。如果他叫我停止,我会照做,但这样的命令必须来自他本人。现在还有机会,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会找到令他满意的答案。” “多久?” “我还不能回答。” “一个多星期?” “可能用不了。” 她咬住下嘴唇,牙齿沾上了一点口红,看起来像门齿上有个暗红色的小洞。“我想你是对的。”最后她顺从地说。 我说:“为什么你不找他的医生谈谈?医生说不定能说服他。” “是的,我会去试试。” 我站起身。“要我先走吗?” “请。我随后就到,他会以为我出去散步了。” 我留她坐在那里,独自沿着原路穿过草坪来到第十二大街。林恩·克斯卡顿是个自我中心又自伤自怜的女人,只关心自己,但我还是同情她。毫无疑问,克斯卡顿确诊后她的日子很艰难,但她始终支持他。要是能为她做点什么就好了,比如停止调查,或者不要工资。但我不能这么绅士,因为我得生活,得付账单。 克斯卡顿一分钟后才应门,但看起来也不像刚睡过觉。他吃了什么沾芥末酱的东西,脸颊上有一点黄色的汁。一见到我,他眼睛一亮,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请进,请进。你发现什么了吗?” “不完全是,克斯卡顿先生。” “那为什么……” “我进来说。” 他急切地跟着我进屋。我告诉他我做了些什么,以及今天来这里的原因。他仔细地听我讲的每一个字,好像我带来了能治愈他疾病的消息一样。 “你有进展了,”他说,“我知道你能做藏书网到,我知道。我去拿阿克斯系列,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拿吧……” “不,不,我知道它们在哪儿。”然后他重重地敲着拐杖,以我从没见过的惊人速度走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斧头和痛苦》。我肯定就是这本。杀人犯名叫贝托鲁奇,安吉洛·贝托鲁奇。” 他把书递给我,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名字的拼法。克斯卡顿看着我,用手把原本蓬乱的黑发拨弄得更乱了。 我问他:“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没人和你提过这个名字?” “如果有我肯定记得。你现在要去托马利湾吗?” “今晚不去,明早去。” “然后呢?” “那要看我去托马利湾能发现什么了。” 他还问了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过我倒是十分耐心地一一作答。我要走了;已经快六点半了,七点要去接凯莉。但不光是这个原因。和克斯卡顿太太谈过以后,这座房子和克斯卡顿急切的渴望让我的心情很沉重。 我保证明天一从托马利湾回来就给他电话,这才得以脱身。送我到门口后,他执意和我握手。他的手又黏又湿,以至于我不得不忍住在外套上擦手的冲动。 我没有在外面见到克斯卡顿太太。我想她大概是趁我在的时候溜进去的,不过我没听到她的动静。或许她还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望着大雪松,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九章 那晚的晚餐简直比先前的地震更像一场灾难,这不是个比喻,而是事实。 首先,我应该事先了解一下依拉·罗卡福特餐厅的风格。圣布鲁诺大街并不是旧金山的富人区,它毗邻南部高架桥和亨特斯角贫民区。我认识一个住在这一带的人,说这里还不错,适合蓝领居住。但是要享受高级餐饮、优雅气氛,还是不要到这里为妙。 依拉·罗卡福特餐厅老板肯定从没听过高档和优雅这两个词。不过这里也有它的气氛——和一个弃用的码头一样的气氛。可想而知在里面用餐是什么感觉。 餐厅夹在一家自助洗衣店和乡村西部酒吧“牛臀”之间,建筑老得像是一九〇六年那场地震遗留下来的。我们驱车到达时凯莉惊叫:“我的天!”不知道让她惊叫的对象是依拉·罗卡福特,还是牛臀,或者两个都是。她没再说其他话。从我把她接上车开始,她就一直保持沉默。这是她发怒前的信号,显然今天她在广告公司过得很糟,绞尽脑汁想出的新点子,却被别人当做麦迪逊大道上那类粗俗的广告词。反正,她现在没心情面对依拉·罗卡福特可能发生的一切。 主啊,求你了,让今晚平静地过去吧。不求完美,不求美好——只要没事就好。但是主没有听到。 我们下了车,走进餐厅。里面是经济大萧条早期的格调:一些落满灰尘的基安蒂红葡萄酒瓶散放在架子上;几株植物已经枯萎了;墙上挂着一幅退了色的农妇踩葡萄油画,布满裂痕;桌上铺着从杜鲁门时代起就没有擦干净过的条纹桌布;空气中弥漫着油脂气、大蒜味和葡萄酒的酸味。有人说这叫新潮,我可没发现。在我看来这儿简直是个遗迹,在里面用餐有健康风险。此时店里只有一对顾客:埃伯哈特和温黛。他们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边上站着个服务生,像是雇来装饰门面的。 “嗨,我们在这儿。”温黛朝我们说着,一双眼睛从夸张的假睫毛下对我们微笑。她捋捋一头俗丽的金黄色头发,挺起她的胸部,只要不是瞎子都会注意到那对乳房。“凯莉,你的裙子真漂亮。你是在梅西百货买的吧?” “不是。” “看起来像上周在促销的那条。” 凯莉露齿一笑,就像狼看到了肉一般,然后坐了下来。桌上有一瓶红葡萄酒,凯莉拿起来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一口一口地小酌起来。 我和埃伯哈特打招呼,但他没回应。和往常一样,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温黛的胸部上。今晚温黛穿了一件白色真丝衬衫,最上面三粒纽扣没扣,雪白的胸部大部分都露在外面。埃伯哈特直勾勾地盯着那儿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他擦掉流下来的口水。 我们入座后,温黛开始讲笑话。温黛喜欢讲笑话,但大多数笑话都愚蠢低级,有几分像女版鲍勃·霍普。 温黛:“犹太人做爱的前戏是什么?” 埃伯哈特:“我不知道,什么?” 温黛:“半小时的乞求。” 埃伯哈特乐坏了。我礼貌性地轻笑。凯莉仍自顾自地啜着红酒。 温黛咯咯笑着说:“那么意大利人的呢?” 埃伯哈特:“我不知道,什么?” 温黛:“推推妻子说:‘嘿,准备好了吗?’” 埃伯哈特又大笑起来。我只微笑了一下。凯莉仍啜着她的酒。 “在梅西我听到很多这类笑话,”温黛说,“一个晚上也讲不完。” 凯莉翻了翻白眼,咬咬牙,温黛和埃伯哈特都没注意到。温黛咯咯笑个不停,埃伯则盯着她的胸部傻傻地跟着笑。 服务员终于拿来了菜单。他是个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穿着一件起皱的晚礼服,像个僵尸。他的脸很长,布满皱纹,表情呆板,耳毛都长到耳朵外面来了。他戴的假发和温黛的胸部一样引人注目,松松地盖在头上。每当他靠向餐桌时,假头套就在他头顶滑来滑去。他听到温黛愚蠢的笑话毫无反应,也无意调整自己的假发。他要么是没注意到假发的滑动,要么是坚信它不会掉下来。 服务员走后,温黛开始和我们讲她在梅西的一天,紧接着又讲了个无聊的笑话。之后她点了支塔瑞顿牌香烟,呛得凯莉直咳嗽,对温黛怒目而视,又倒了不少酒。埃伯哈特仍色迷迷地盯着温黛的胸部。 我说得不多。凯莉根本没说过话。 服务员递上一条面包。我想吃一点,因为我很饿,但如果我真去吃它,恐怕牙齿都要硌掉了。面包硬得连斧头都砍不动,更不用说小刀了。这已经不是块面包,而是新型的强有力的东西。它应该是巨人队的棒球棍。 温黛给我们讲她的一个前夫,那人是个开垃圾车的。她有过两三个丈夫。她跟我们讲的是一件年代久远的复杂难懂的事,关于她前夫的内衣,故事没有重点也不好笑,但温黛讲完的时候尖声笑起来,频率高得可能震碎玻璃杯。 还好这时没人进来——他们真幸运。 这时服务员来点单。我觉得他的假发较之温黛的长睫毛更像蜘蛛——一只邪恶的藏书网残废蜘蛛。我几乎要脱口而出:“一份蜘蛛,谢谢。”实际上我说的是:“一份油煎薄肉片,谢谢。”埃伯哈特和温黛都点了嫩煎小牛肉片,因为温黛说:“他们很会做牛肉,埃伯,你肯定从未尝过如此美味,相信我。” 我相信她。 凯莉说:“我不太饿。就来份小色拉。” “怎么了,亲爱的?”温黛问她,“你不喜欢意大利食物?” “我很喜欢,”凯莉说,“但我们昨晚吃过了意大利餐,而且我不太饿。” “你是不是生病了?来月经了?那个来的时候我偶尔也会不想吃东西。” 凯莉把鼻子埋进酒杯,盯着温黛头顶架子上的基安蒂红葡萄酒瓶,那样子好像期待突然再来一场地震。 服务员端上来一碗汤。当他弯身放下汤碗时我觉得他的假发一定会掉下来,可惜没有。我希望那该死的东西掉下来。我们都会有充满荒谬想法的时刻,此时此刻,我就是那么想的。 温黛说起她去提华纳看斗牛的事。她说那是她看过的最激烈的比赛。“二比十,我投了五注,看的时候我连呼吸都困难了。”她说她在一个聚会上喝醉了,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进取暖器里。“后来那地方连着几星期都有股臭味,”她说,“暖气里很难清理干净。” 我试着喝汤。“蔬菜通心粉汤”,服务员端
上来时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可能是心理作用,但它尝起来好像温黛吐到取暖器里去的东西。 仍没有其他人进入餐厅。 温黛告诉我们她得过静脉曲张,疼得要命。接下来她说有次滑旱冰时她摔断了胳膊,也疼得要死。她还说了她第一次做爱有多疼。“直到第五、第六次时我才开始享受。你呢,亲爱的?”她问凯莉,“第一次你就很喜欢了吗?” 凯莉发出类似“呃”的声音,然后从牙缝里蹦出一句:“我不记得了。” “哦,别装了。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那时你几岁?” 沉默。 “我十四岁,”温黛说,“那个人十五岁,住在对街。我们在他家地下室洗衣房的水槽里干了那事。不得不在那儿做,因为他父母在家。我害怕极了。十四岁太年轻了,但我是个好奇的孩子。你呢,埃伯?第一次在什么时候?” “十八岁。”埃伯哈特说,盯着她的胸部。 她看着我,这时服务员又端菜来了。假发滑到了他左耳上,似乎马上要掉了。掉啊,浑蛋,掉!但没有。 这次服务员端来的是浇番茄大蒜洋葱调味汁的意大利面条。蔬菜通心粉汤里有三根胡萝卜、半个土豆、一些老芹菜和胡椒粉,很九九藏书稠,味道很浓。温黛和埃伯哈特吃着面条配干酪,津津有味。我吃了一口就决定不再冒险吃下去了。凯莉喝完了红酒,又点了一杯。 温黛谈到她在加州沃森维尔的青年时期,她爸爸在那儿种植洋蓟。“我们没多少钱,”她说,“但我们有吃不完的洋蓟。我拼命吃,直到吃腻为止。现在只要闻到那味道我就想吐。” 主食来了——来得正是时候,鉴于温黛最后那句话——那盆意大利面被撤到了旁边的小桌上,我真高兴。我的油炸薄肉片里没有牛肉;事实上没有任何动物的肉。它十分硬,可以用来制作棒球手套,和之前的棒球棍一起捐给巨人队,他们正需要各种援助。 温黛说她的肉片“很好吃”。埃伯哈特想的肯定是温黛的胸部很好吃。凯莉看了一眼色拉,推开了,又倒了杯红葡萄酒。 吃的时候,温黛说起她的另一个前夫,是个码头工人,喝醉后总是对温黛拳打脚踢。埃伯哈特马上殷勤地说要杀了任何敢动温黛一根汗毛的人。温黛把胸部贴近他的手臂,对他眨眨眼说:“哦,埃伯,你真是个男人!”如果埃伯哈特此时是站着的话,他一定会滚躺在地,好让温黛挠他的肚子。 服务员顶着他的蜘蛛假发过来问我们要什么甜点。温黛问店里有什么,他说:“酥皮苹果饼和萨白利昂。但我不推荐后者。” “为什么?” “就是不推荐。”他低沉地说。 “哦,那好吧,我要一份酥皮苹果馅饼。” 而我们什么都不想要。服务员走了,温黛继续讲她的故事,埃伯哈特继续欣赏温黛的胸部。我很烦躁。凯莉继续喝酒。服务员端上来一盆什么东西,放在温黛面前后就走开了。埃伯哈特的眼神终于从温黛胸部移开,盯着那碟子看。 “我说,”他说,“麻皮苹果馅饼应该有酥皮吧?” “有啊。”温黛说。 “哪儿?” “那儿。看到了没?就那儿。” 埃伯哈特搜寻着。我也在找。温黛所指的是一小块漂在碟子里那黏糊糊的褐色东西上面的碎片,像死去的小虫在沼泽地里漂浮。而温黛,像个盗墓者一样,准备吃掉它。 吃完后她又点了一支塔瑞顿牌烟,在烟雾中谈论她在明尼阿波利斯当理发师的姐姐,说她和“一群笨蛋”一起工作。之后她谈了关于同性恋的看法。“要我说,”她说,“安妮塔·布赖恩特的观点完全正确。应该有法律禁止男同性恋。我的意思是,他们把那玩意儿插进彼此的身体——” “温黛。”凯莉说。 温黛看着她。我也是。这是凯莉二十分钟里说的第一个字。 “你为什么不闭嘴呢,温黛?”凯莉说。 温黛难以置信地说:“什么?” “闭嘴。把你的两片肥嘴唇闭上,别再发出声音。” 埃伯哈特也难以置信地说:“什么?” “你嘴上生疮了,温黛。” 这次轮到我难以置信地说:“什么?” 几秒内,一切都停止了,像电影镜头定格。我们都瞪着凯莉。她坐得笔直,镇定自若,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醉了。我很了解她,知道她现在彻底爆发了。如那句老话,水开了。 温黛猛地动起来,几乎弄坏坐椅。她发出警笛一样刺耳的尖叫:“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埃伯,告诉她!她不能这么对我说话!” 埃伯哈特狠狠瞪着凯莉。“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什么事都没有。有问题的是你的未婚妻和她那张大嘴巴。” “听着,我不喜欢这样子——” “哦,你为什么不也闭上嘴,埃伯。” 我想在桌下踢踢她的腿,但她逃开了。“嗨,伙计们,”我像个快乐的傻瓜,“我们放松一下吧?凯莉并不是那个意思。她只是——” “厌烦,”凯莉接下话头,“我厌烦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温黛发抖地指着凯莉。“你一向讨厌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讨厌我。” “说对了。”凯莉说。 “那么我告诉你,我也不喜欢你。你只是条骨瘦如柴的冰冷的鱼。” 凯莉脸上露出好笑的神色。“鱼?”她说,“骨瘦如柴?” “没错——骨瘦如柴!” “骨瘦如柴总比你这个肥婆好。” “哦,我很肥,是
九九藏书
吗?男人喜欢大乳房,而不是你的那两个荷包蛋。” 凯莉停了三秒钟。然后一把推开椅子站起来。我们都站起来了,像魔术箱里的玩偶,但凯莉先一步离开了餐桌。我第一反应是她怒气冲冲地走了,但我应该更了解她才对,她不是那种类型的女人。当我意识到她要做什么时,急忙冲向她并喊她的名字,但已经来不及了。 她拿起那盆意大利面就往温黛头上砸去。 温黛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绷紧了脸,马上要歇斯底里大爆发了。一根面条顺着她的鼻子滑下去,像条红白相间的胖胖的虫,继而迅速地滑到她的一只大乳房上。更多的面条挂在她耳朵和脖子上,像珠宝首饰。那些面条、酱汁和眼泪使她看起来像是老马克斯兄弟电影里的喜剧演员。我拼命止住自己笑出声。 埃伯哈特拿手帕帮温黛擦掉身上的面条,但只引起她更大的哭叫声。埃伯狠狠地瞪着凯莉,然后是我,恨不能用眼神把我们杀了。这时埃伯不小心把更多酱汁弄进了温黛的胸部。 凯莉似乎被自己的动作惊醒了一点。她轻轻地对我说:“我看我们最好赶快走。我在车里等你。”她抓起钱包走了,留下我独自收拾残局。 我笨拙地拿出钱包,扔了两张二十美元在桌上,可怜兮兮地说:“我很抱歉,埃伯,晚餐我请……” “拿着你的钱,”他咆哮道,“快滚。” 服务员走过来清理现场。他的假发以一个滑稽的角度滑到右边。我发誓我逃走的时候他向我眨了眨眼。 第十章

01

第二天早上埃伯哈特没来办公室。 我坐立不安地等着他。我已经准备好向他道歉,说我对依拉·罗卡福特餐厅发生的一切很抱歉,凯莉也十分后悔。这是事实:昨晚凯莉酒醒后,想起她做的一切,感到非常羞愧。她打电话给埃伯哈特和温黛,先打埃伯哈特那儿,后来打到温黛的公寓,都没有人接。因此她打算今天午休时去梅西百货向温黛道歉,然后到这儿来向埃伯哈特道歉。我同意她的做法,事实上我并没有生她的气。那天我表面上显得有些愤怒,九九藏书私底下却暗暗感到高兴。我一想到温黛站在那儿大吼大叫,酱汁流进她的胸部,面条盖在她头上的画面就想笑,就像我邪恶地希望服务员的假发掉到汤里一样。 温黛是个笨蛋,她活该。 我唯一担心的是埃伯哈特的反应。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大概是气话,但他是一个会把积怨埋在心里的人。我最不希望昨晚的事影响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为了大嘴巴温黛弄成这样,根本不值得。更何况凯莉扔出的那一盘伟大的意面,在我看来实在扔得太好了。 因此我待在办公室等他,而不是去托马利湾追踪安吉洛·贝托鲁奇的线索。我开始在办公室忙活起来,拨通了史蒂芬·波特的电话,和他聊了十分钟,没什么发现。首先,他没找到哈蒙·克雷恩的稿件,尽管他说它们一定在“某处”;其次,他知道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是埃伦·科尼尔,他们于一九三二年私奔到雷诺结婚,但他不清楚他们离婚后她的去向,他也不知道克雷恩自杀前她是否为钱纠缠过他。 “哈蒙从没跟我提起过她,”他说,“是亚当告诉我的。” “你哥哥说他们是友好分手的吗?” “他认为不是。当热情不再,这段匆忙草率的婚姻也就不愉快地结束了。我想他们相处得并不好。” “你知不知道她的职业?” 他停了一会儿,今早他咳嗽得很厉害。“没有,亚当没跟我提起过。” “知道她在加州大学是学什么的吗?” “不知道。这你可以去注册办公室查。” “我去试试。你认识罗素·丹瑟尔吗?” “我想没见过,名字不熟悉。你说他对哈蒙很了解?” “有段时间他们是酒友。” “嗯,酒后吐真言。真希望我也是个酒鬼,这样就能更了解哈蒙了。但我不胜酒力,两杯葡萄酒就不行了。” “你很幸运。”我说,想起昨晚的凯莉。 挂了电话,我拿出旧金山电话目录查找埃伦·科尼尔的名字。没有。我继续查我自己那本地址簿,看看她的号码是否有登记,但也没找到。 于是我打电话去问海湾附近城镇的信息;如果埃伦·科尼尔还活着,还住在这儿,她一定没有登记自己的电话。看来最后可供我查的只有机动车部门、信用卡记录和讣告了。我打电话给三个人:机动车部门的哈里·弗莱彻;汤姆·文特斯——他拥有一家租赁公司的一份股权,以前为我查过信用卡记录;还有报社的约恩·法尔科——他向我保证今天给我消息。我决定不查加州大学注册办公室的记录了,也不去人口统计局查埃伦·科尼尔是否再婚或住在这儿。 十点十五分,埃伯哈特仍然没有出现。 我打电话到他诺亚谷的家,没人接。我找到他名片夹里温黛家的电话打过去,也没人接。我打到梅西百货,被告知贾沃斯基女士今天请病假。 该死的。 我等到十点半。然后我写了张纸条“对昨晚的事我感到万分抱歉,埃伯——我们找个时间谈谈”放在他桌上,出发去托马利。长途驾驶刚好能抚慰我紧张的神经。

02

托马利镇有大约两百个居民,居住在双车道海滨线公路旁一些低矮的小山丘下,距旧金山北部约六十英里。但附近看不到海岸线:小镇在托马利湾,离海岸有不短的路程。到处都是牧场。海湾区临近太平洋有片迪伦海滩,上面有很多避暑小屋,还有新建的“罗森之家”退休社区。小镇有自己的邮电局、学校、加油站、杂货铺、咖啡馆、威廉·泰勒饭店、教堂墓地,还有三四十幢房子。 我抵达时刚好过了中午。阳光炙热,这在托马利湾不常见,不过阵阵海风带来了丝丝清凉。从帕特鲁马过来的路上没什么车,托马利也是如此。周末路上稍微热闹一些。 杂货铺似乎是我打听安吉洛·贝托鲁奇的最佳地点。这是一家相当老式的铺子,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坑坑洼洼的木地板和长排货架,柜台上甚至还放了一大块切达干酪,混合着旧木板、杂货、新鲜面包和熟食的气味。这地方勾起了我对青年时期的回忆。 柜台后有个二十岁左右的黑发女孩,她是店里除了我之外唯一的人。我花了二十五美分买一包口香糖,然后问她是否住在托马利。她说是的。于是我问她是否知道当地有个叫贝托鲁奇的人。 “哦,没错,”她说,“老贝托鲁奇先生。” “老?他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吗?” “一辈子,我猜。” “他的名字是安吉洛吗?” “是的。你认识他?” “不。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哦,”她说,“你想要一些标本填充物。” “填充?” “一头鹿或其他什么。” “我不……你是说他是个标本剥制家?” “你不知道吗?他家里有所有动物的标本。有一次我爸爸得流感了,我去他家送货时看见的。”她轻轻颤抖了一下,“令人毛骨悚然。” “怎么了?” “那些死去的动物全都看着你。至于贝托鲁奇先生……如果你见过他……” “没有。” “你会见到的。” “他很古怪吗?” “他是那种——”她的食指轻轻敲着太阳穴,“我妈说他这样已经很久了。‘神经兮兮’,我妈这样说。” “他多大岁数了?” “我不清楚,七十,或者更老一点。” “他怎么神经兮兮的?” “他从不离开家,所有的东西都叫外面送进去。他经常用那把猎枪。有次几个孩子进到他院子里,他拿着猎枪威胁要打他们。” “可能他只是想保护他的隐私。”我说。 “当然,”她不相信地说道,“如果你这么认为。” 我问她贝托鲁奇住在哪儿藏书网,她告诉我在希尔街上,并告诉我门牌号和去那儿的路线:离这儿三个街区,朝向迪伦海滩路。我谢过她,走出去,开车前往希尔街。这是一条一个街区长的、布满车辙的泥泞街道,两侧共有四幢房子。第一幢飘着邦联旗,像窗帘般挂在前窗上;第二幢在对面——房子有点下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建筑样式——被丁香和报春花覆盖了一大半,这就是贝托鲁奇的住所。 未油漆的篱笆围着院子。我把车停在门口,看到门上一块歪斜的牌子上有模糊的黑字:标本制作。我把手放在上面,推开门,向上走到门廊。前门也挂了块牌子:按铃请进。我照做了。 杂货店的那位姑娘一点都没有夸大:一走进房间我就感到毛骨悚然。一方面里面很暗,所有的窗帘都是放下的,只有房间一角的一盏落地灯发出微弱的光。无数玻璃眼珠吸收了这丝光,反射出昏暗的色泽,好像活的一般。我看到六只鹿头,其中一只有着令人惊诧的六叉角。一只麋鹿头架在一个大木架上。另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条鱼。桌上,一只浣熊坐在后爪上,前爪抓着牡蛎。另一张桌,一只猫头鹰张开翅膀,爪子抓着一只兔子。落满灰尘的玻璃展示柜里装着啮齿动物——松鼠、金花鼠等等。两只鹰站在基座上,翅膀半收,鹰嘴大张,发光的眼睛凶恶地对看着,好像要激烈地争斗。老家具、到处乱扔的废旧物品加上那股气味,使这个地方像是废弃的肮脏阁楼。 我站在那儿,直到一位老人从后面门洞里走进来。他很瘦,下垂的肩膀使他整个人往下坠。他有厚实的手掌:头发微红,像染了色的棉纱;鹰钩鼻;身穿一件破烂的灰色毛衣,两个胳膊肘处都破了,外面罩了件褪色长外套。他和这个地方极其相配:陈旧、灰暗、虚弱、日渐腐烂。 直到他开口说话,这种印象才被打破。他问:“有事吗?”声音清晰有力,毫不友善。 “贝托鲁奇先生?” “我就是。有什么需要吗?” “事实上,我想——” “别再叫我做鹿了,”他说,“麋鹿也好,驯鹿也罢,大东西都不做。太麻烦了。” “我来这儿不是——” “鸟,”他说,“这是我的专长。鹰,猫头鹰——食肉动物。没人比我做得更好。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来这儿不是要做标本,贝托鲁奇先生。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问题?”他凑近我的脸。他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唇线很深,看上去像裂开的伤口。他的一双老眼现在充满怀疑,就像那些玻璃做的动物眼睛。“什么问题?” “关于一个叫哈蒙·克雷恩的人,一九四九年死去的一个作家。你是否知道他?” 一阵沉默——久得仿佛他根本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他一直盯着我的脸看,嘴抽动了一下,除此之外,面无表情。 “为什么?”他终于说。 “什么为什么,贝托鲁奇先生?” “你为什么对哈蒙·克雷恩感兴趣?” “这么说你认识他?” “认识。他死了很久了。” “是的,先生。我想找出他自杀的原因。”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查?” 我跟他说了迈克尔·克斯卡顿。贝托鲁奇表情漠然地听着,边听边转身向桌上的一只猫头鹰走去,拍打它的翅膀,仿佛那鸟是活的宠物一般。“你问吧。”他说。 “你和克雷恩熟吗?” “熟到足以对他产生厌恶。” “为什么?” “高傲的城市作家,总喜欢教育别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把我们这儿的人当成乡巴佬。” “但你确实和他有来往?” “我们互相都有来往。” “你知道他在一本书里用了你的名字吗?” “听说过。不过我不太喜欢。” “但你没采取任何行动。” “比如?控告他?那得花一大笔钱。” “你租给克雷恩一间小木屋,对吗?” “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他说。 “怎么说?” “我说过了,我不喜欢他。” “小木屋在哪儿?” “不远。离这儿大概五英里,”贝托鲁奇缓慢地吐出这几个字,好像不愿意说似的,“在尼克海湾餐馆南面那个大半岛的尽头。” “小木屋现在还在吗?” “很久以前就没了。” “你还拥有那块地吗?” “不。一九五三年卖给了一家牡蛎公司,但它停业了。二十年前一个叫科尔达的人买了下来。奶牛场主。现在还是他的。” 屋内强烈的味道开始令我窒息——一股混合着灰尘、湿气、油烟和尸体的刺鼻霉味散播开来,我用嘴呼吸也无济于事。再过十五分钟我就要倒下,让别人把我做成填充标本了。 我问他:“你还记得克雷恩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情形吗?也就是他自杀前六周左右。” 贝托鲁奇斜眼看着我。“怎么了?” “他在这儿时发生了地震。像前几天发生的那场一样。” 这次他什么也没说,只站在那儿
?99lib?
盯着我看,手仍在拍打那只猫头鹰。 “那时你见过他吗?” “没有。”贝托鲁奇说。 “为什么?” “我只在他付我房租时见过他一次。” “那么你不知道他最后住在小木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正如我说的,有什么事情使他消沉,使他回到旧金山后不停地喝酒,陷入沉思。” 沉默。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自杀吗,贝托鲁奇先生?” 又是沉默。他转回身,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拖着脚步从后面门的门洞走了。他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 “贝托鲁奇先生?” 没有回应。 我又叫了一遍他的名字,这次后面有扇门砰地关上了。十秒后,我向外走,院子里突然一声巨响,显然是猎枪发射的声音。我拨开面前一堆动物和家具,朝反方向走去,拉起侧窗的百叶窗。贝托鲁奇在离房子三十英尺的地方,弯腰站在一块小菜地里,臂弯里夹着一把十二毫米口径的猎枪。他站直后我看清楚了他另一只手上拿的东西:一只血淋淋的乌鸦。 我走出前门到车里去。从挡风玻璃望过去,他仍站在那儿,一手握着猎枪,一手提着死乌鸦,盯着我的方向看。 杂货店的女孩一点儿也没有夸大。安吉洛·贝托鲁奇真他妈是个怪人。 第十一章 我在海滨线公路上往南开,沿着托马利湾东岸前进。托马利湾大概有十六英里长,最宽处有十七英里左右,在西岸因弗内斯山的庇护下成为太平洋上的一处避风港。因弗内斯镇就在那儿,从海岸一直延伸到山丘;山上有石灰石的崖壁、牧场和雷耶斯国家海岸。山的这边是马歇尔小村庄,散布着牛奶场、渔场、牡蛎养殖场、船厂,以及海鲜餐馆。四周群山环抱,绿意葱茏,茂密的桉树形成一条防风林带。这是块美丽的土地,充满原始的乡村气息,没有被人类的奇思妙想所破坏——旧金山最后一块遗留的乐土。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天气。开发商们本来几年前就可以建造起海滨乐园,打造退休之家、仿古村落等,就像他们在酒窖湾做的那样。但这里从早到晚被雾笼罩,一切都染上了阴冷潮湿的灰色。就算难得碰上像今天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海风也是又冷又猛烈。现在,风横扫整个海湾,掀起阵阵白浪,好似一层一层的蕾丝花边。渔船在上面剧烈颠簸,仿佛玩具船一样。有时风几乎能推动车子顺风挪动。我想,此刻在外海也许正有一场风暴。 我并不在乎恶劣的天气;我到托马利湾后开始郊游,参观雷耶斯国家海岸上的灯塔,在尼克海湾餐馆吃烤牡蛎。坏天气一定也没有影响克雷恩。它不会影响这儿的居民,也不会影响其他地区搬来的人。除非哪天某个开发商冒险来这儿开发,打着发展这个地区的旗号建造工厂,大肆圈钱,那才是托马利湾毁灭的开始。 这些愤世嫉俗的想法是由于埃伯哈特的失踪,以及与安吉洛·贝托鲁奇诡异的会面造成的。阴暗而抑郁。太阳不应该出来,灰蒙蒙的雾才与我的心情相衬。 过了尼克海湾餐馆后我开始寻找贝托鲁奇提到的半岛。开了大约一英里后它出现在眼前:一片长二百码左右的弓形大草坪,上面有橡树林,一直绵延到海湾。从海滨线公路下来的一条尘土飞扬的路在此蜿蜒而上直九九藏书到顶点,而后消失在半岛的另一侧。 不远处,在公路的内陆一侧建有许多大农场。我开到那边。这条道路两边种着桉树,与县公路两侧的农场相连。一根门柱上挂着标志:科尔达牧场——三叶草品牌基地。我转入一条林荫道,来到一幢古老的山形墙尖顶屋前,那里环绕着亮粉色的番杏科花朵。一群猎狗奔向我的车,不过它们摇着尾巴,快乐地吠叫着欢迎我的到来。其中一只跳起来,在我出车门时想要舔我的脸,这时一位女士的声音严厉地响起来:“狄更斯!下来,你!下来!”她边喊边穿过前门朝我走来。那条狗听从了她的命令,让我走了过去。 她大约五十五岁,面容很和善——科尔达太太,她自我介绍道。我出示了证件,告诉她我来这儿的目的。然后我问她是否认识哈蒙·克雷恩。 “不认识,很抱歉,”她说,“我丈夫和我都来自帕塔鲁马。我们一九六三年买下了这个农场。” “你知不知道那座半岛上曾有幢小木屋?” “是的,但现在没有了。之前拥有这片地的那家牡蛎公司也不在了。” “你介不介意我四处看看?” “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清楚。如果我是神秘主义者,站在三十五年前哈蒙·克雷恩居住过的同一片土地上,我一定能感受到某种心灵的相通。可惜我不是。该死的,我只是个管闲事的人。不过这让我有事可干,所以现在我站在这儿了。 “你介意吗,科尔达太太?” “唔,我不知道,”她说,“那天晚上的地震使地上裂了好多条缝,很危险。” “我会小心的。” 她在考虑,我知道她现在大概和多数人的想法一样:万一他跌进某条缝里骨折了怎么办?万一他起诉我们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她又说了一遍,“你最好问问我丈夫。” “现在他在吗?” “不在,实际上他在农场另一边,修补被地震毁坏的篱笆。昨天他把三十头牛赶离了那里。” 谢过她,我驾车回到海滨线公路,开上那条布满尘土的路,在那边的农场门口停了车。走出车时我差点被风吹走。门没锁。我推开门,顶着风向上爬,海水的咸腥味扑鼻而来。快到山顶时,我看到了左边有一条地震形成的裂缝——三英寸宽,大约几英尺长。 站在最高点,我可以清晰地俯瞰整个半岛,一直延伸到海边。茂盛的草场在风中像海浪一样不规则地翻滚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多节橡树站在草场中央,仿佛一位怡然自得的隐士。更多的裂缝在成片的绿色中呈咖啡色,至少有六条。其中一条有一英尺宽,剩下的有些长达五十英尺。它们使我想起经外书里的故事,讲地震造成的裂缝吞噬了人、房子、整个村庄。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好像还挺真实的。 我在那儿发现了其他东西:一辆九成新的福特两用车停在山下路边,两个男人在车的一边,拿着斧头、钉子、电线、木材、打孔钻,正在修补篱笆的上端。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直到我走近那辆车向他们打招呼。于是他们停下工作,警觉地看着我走向他们。 其中一人岁数和刚才那位女士差不多——瘦,秃头,脸像是雕刻出来的。这两人长得很像,只不过另一个岁数小一半,头发很多。父亲和儿子,我猜。后来知道父亲叫埃米尔·科尔达,儿子叫基尼·科尔达。 我出示99lib?证件,告诉他们要干什么后,他们变得非常友好。尤其是埃米尔;他儿子不太爱说话,有些忧郁。埃米尔似乎很欢迎我,好像我是来帮他修篱笆的人一样。或者说他的土地上来了位私家侦探对他来说是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我猜我没有任何反对你查看的理由,”他说,“不过我要跟你一起去,你也不反对吧。” “好的。” “那些裂缝你也看见了。小心脚下。” 我点点头。“地震弄的?” “没错。我们受惊不小。” “我也是。” “下次如果再厉害点,这个地方肯定滑到怀基基海滩上去了。”他说,冲我眨眨眼表示他在开玩笑,“欧勒玛那家伙声称他的小母牛全掉进地缝了,踪影全无。你信不信?” “你呢?” “不信,”科尔达说,“我看到过母牛折了一条腿的,卡在缝里的,但完全掉进去消失了?炒作而已。那家伙想要自己的名字上报。”他口气里充满失望,好像希望自己也能想到这一点,这样他的名字就能上报了。 我说:“你能指给我看小木屋过去的位置吗,科尔达先生?” “当然。”他看看儿子,“基尼,你再挖六个坑。我回来后咱们装上这些新柱子。” 小科尔达点点头,含糊地应了几句,埃米尔和我走向半岛的尽头。到这儿已经没有路了,只有一
些被草覆盖的车辙。接近海边时车辙逐渐变成了牛的脚印。一条银齿状的裂缝消失在一片罂粟花丛中。 半岛外圈略呈方形,大约有一百英尺宽,被一条狭长的卵石沙滩和几英亩的泥滩围绕着,很明显现在已经退潮了。这片地现在不再用来养牡蛎了,看不到牡蛎养殖场的那种柱子,只有一些桩基歪歪斜斜地从泥地冒出来,像蛀牙一样。我询问了科尔达。 “牡蛎公司码头,”他说,“十五六年前一场大风暴毁了它。我们用上了一些遗留的木材。” “小木屋和码头是一起的?” “就我所知不是。”他朝北一指,越过一堆被草覆盖掉一半的腐烂的牡蛎壳,“小木屋在这个方向。现在仍然能看到地基。” 我们朝那个方向走去,直到一个陷坑前,石头地基从厚实的草和野荠菜丛中冒出来。洞里什么也没有,连一块腐木也不剩。 “小木屋后来怎么了?”我问。 “烧毁了,我这样听说的。” “意外事故?” 他耸耸肩。“不清楚。” “什么时候的事?” “很久以前。在牡蛎公司买下这块地之前。” 我点点头,转回去站在长长的海滩上。海湾三分之二处有座周长一百多码的岛,树木繁茂,旁边还有座小岛。大岛上,从我目前站的位置可以看到一幢建筑物的废墟——某人曾经的居所。那些废墟存在很久了,一直吸引我的注意。谁会住在浓雾笼罩的海湾中间的一座小岛上呢? 我不止一次设想过,我是否做得到。也许吧,至少一段时间内是可以的。买一座那样的小岛,在上面建幢房子隐居起来。不管外面狂风大作还是雾气弥漫,只要有壁炉、一本好书和一位好女人相伴足矣。再来一些啤酒和吃的,就别无所求了。 海鸥掠过潮间沙洲,发出尖利的叫声。除此之外,只剩下风声呼啸。我不禁打了个冷战,风持续吹打着我的手臂和肩膀。但我还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有其特殊之处,那种与世隔绝带着些微愉悦感,让人沉迷。现在我突然明白哈蒙·克雷恩来这儿独处的原因:在这儿他能找到灵感的源泉。 我转回去时埃米尔·科尔达正沿着草丛里一条稍大的裂缝向南走去。我走向那堆牡蛎壳。快到时我的脚被草丛里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蹲下来查看,原来是一块木牌子,上面的字几乎看不清了。我费力读出这样一行字:东岸牡蛎公司。很奇怪,它让我想到墓地的标牌。 我站起身,一阵风又使我颤抖了一下。埃米尔·科尔达在四五十码远处朝我大喊。我转回去,看见他招呼我快点过去,小心脚下。他旁边的那条裂缝足有一英尺宽。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神情很奇怪,迷惑、惊惧又兴奋。 “找到了一些东西。”他不敢相信地说,“地震后我还是第一次走到这么远。” “找到什么了?” “小心。裂缝下面。这绝对比欧勒玛那家伙的牛要震撼得多!” 我移动到他那边,朝地缝里看,颈后的头发被风吹了起来。困惑和兴奋也抓住了我。冥冥之中,某种黑暗的力量移动着,颤抖着,撕开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常规调查的表皮,露出恐怖的真相。 裂缝下面是一堆骨头,一堆古老的灰骨头。那是具人的骨骼,头颅还咧嘴笑着。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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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科尔达和他儿子回农场去叫警长了。我坐在车里沉思。那些骸骨未必与哈蒙·克雷恩有什么关系,和他一九四九年最后几个月的抑郁及之后的自杀也未必有什么关系。但那是堆陈骨,毫无疑问。看起来它们被埋在地下至少有三十年了。 是的,那可以和哈蒙·克雷恩没关系。但我知道有,就像我知道今天是十月里糟糕的一天一样。我骨子里知道。 科尔达很快回来了,他儿子没来。我坐到他车里和他聊起来。他猜测,地表的裂缝是新产生的,但深层的裂缝已经有些年代了,可能是以前那次地震造成的。之后地表慢慢合拢,就被埋藏起来了。骸骨是在底层的裂缝里,一定是在造成那条裂缝的地震之后不久就被扔在里面了。 是的。三十五年前,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地震。也许不仅仅是藏书网大自然的力量,还有人故意掩埋了它。 半小时后,几名警察到了,我们带他们去看那个地方。其中一人趴到地上,伸手到缝里摸了摸后说:“下面还有东西。” “什么东西?”第二个警察问。 “还不知道。像是……该死,我不知道,可能是个烟盒。还有其他东西。太脏了,都腐烂了。” “最好等圣拉斐尔的人过来。” 那名趴着的警察站起来,我们撤回到公路上。警察们开始对我们进行询问。我告诉他们我来这儿的目的,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但似乎没人感兴趣,包括对那堆陈骨。大概看到新的尸体他们才会兴奋吧。 二十分钟后那个“圣拉斐尔的人”来了——圣拉斐尔指的是马林县政府——是个叫切特·迪卡尔布的便衣调查员,旁边跟着一名技术人员,拎着野外分析箱。我们原路返回发现骸骨的地方,路上科尔达和我说明了我们如何发现它的,以及我在那儿做什么。迪卡尔布显得比先前两位警官稍微有点兴趣。他四十几岁,猎狗一样瘦长,好像从未笑过,一笑脸就有裂开的危险。他很镇定。满屋的尸体可能会使他有点震惊,但仅仅一具骸骨,无论新的还是旧的,他连眉都不会皱一下。 他和那名技术人员开始把骸骨、碎片及其他东西掏上来,贴上标签后放进分析箱。其他人站成一圈看着,在风中瑟瑟发抖。我凑近看骸骨以外的东西;有一个香烟盒,或者是女人用的粉饼盒几把钥匙;一个似珠宝的东西——可能是个胸针,还有几个生锈的环扣。当迪卡尔布把那具颅骨递给分析师时,我还仔细瞧了瞧。头骨多处遭到损害,可能是长期埋在地下裂缝中的结果。法医鉴定后才能知道这具尸体是否在被埋前就遭到过重创。 他们把裂缝里所有东西取出来后,迪卡尔布让一行人先回车里去。他记下我的地址和电话,再问了一些关于哈蒙·克雷恩的问题,说他可能会再联系我。随后他和那个分析师带着骸骨和其他东西走了,两名警察也走了。科尔达说他最好回家,妻子和儿子在家等着,而且可能有报纸记者就今天在他土地上发现一堆人骨这件事采访他。他的眼神似乎表示,如果没有记者找他的话,他会主动联系记者的。 一会儿工夫就只剩我一人站在那儿了,吹着冷风,看夕阳的余晖染红因弗内斯山。没什么理由,我又登上山脊俯瞰半岛地区,从海湾一直看到丛林遍布的小岛。现在小岛已经渐渐隐没在暮色中了。 大概我根本不会想住在那儿,不想在浓雾和无休止的冷风中孤独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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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旧金山时已经过了六点。我先去了办公室,门是我离开时锁上的。埃伯哈特没来过,纸条还在他桌上。我查了电话录音:三个来电,都是我先前联系过的,没什么新线索。没有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人三十五年前在旧金山去世,没有叫埃伦·科尼尔的人到机动车部门登记过,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人使用信用卡的记录。 我看着电话机,觉得应该给迈克尔·克斯卡顿打个电话,但最后还是没打。我要告诉他什么?他父亲可能是个罪犯,或者被卷入某个犯罪活动中;那些人骨可能是他自杀的原因。一切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样告诉克斯卡顿,一定会被他的无数问题淹没。 埃伯哈特仍然没有出现,黑暗笼罩了窗户,渐渐令我不安。我关了灯,锁上门,离开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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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莉说:“上帝啊,他会去哪儿?今天我给他打了六个电话。” 她说的是埃伯哈特。我们坐在我公寓里,凯莉在等我,喝着葡萄酒,阅读旧期刊《午夜侦探》上面她妈妈写的萨缪尔·莱瑟曼的故事。她总在等我时看这个系列的故事。我们俩经常轮换住所,我去她那儿住上一阵,她再来我这儿住一阵。肉已经放进烤箱了,散发的香味令我垂涎欲滴。我吞了几口啤酒填填肚子。 “我也打给温黛,”凯莉说,“梅西百货里的人说她生病在家,但一整天打她家里都没人接。这两个人肯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很可能。” “但会是哪儿呢?究竟跑哪儿去了99lib?呢?” “山上或者海边——谁知道呢?” “就因为我对温黛所做的事?” 我耸耸肩。“也许他们想私奔。” 她透过玻璃杯看着我。我当个笑话在讲,但她没有笑,于是我也笑不出藏书网来了。 “你真的觉得他们会那样做?”她问。 “不会。”我说了谎。 “上帝,我不敢想象埃伯哈特和那种女人结婚。” “我也是,我连想都不愿想。我们谈点别的吧,比如说烤肉。” “再过十分钟就熟了。给我讲讲你找到的骨头。” “讲不出多少内容。我只知道那是人骨。而且不是我,是埃米尔·科尔达找到的。” “不过如果不是你去了那儿,他不会发现它们的。”她说,“那些专家能鉴定出它的身份吗?” “很难说。现代科技也会犯错。” “他们能否通过齿模之类的手段来做呢?” “有可能,得看具体情况。” “依据什么?” “要看被害人被埋了多久;要看以前他是否做过牙科检查,要看牙医是否还活着,能否被找到。还要看许多其他因素。” “被害人,”凯莉说,“啊哈。” “怎么了?” “你用了‘被害人’这个词。你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吗?” “未必。” “一定是,”她说,“人们不会把尸体随意地埋在地缝里,除非他们想掩盖杀人行为。” “我猜你说的‘人’是指哈蒙·克雷恩。” “还会有谁?很明显他在这儿杀了个女人。” “是吗?为什么你说是个女人?” “他有个性冷淡的妻子,不是吗?除此以外,还有那个烟盒。” “那个年代男人也随身携带烟盒。” “——还有那枚胸针。男人不会戴那种东西。” “还不能确定那就是胸针。” “肯定是。胸针、烟、钥匙和其他东西一定都在她的皮夹里。他把皮夹随她一起埋了,然后皮夹腐烂了,只剩下一个环扣。就这么简单。” 我叹了口气。凯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初露头角的侦探,自从她有过几次成功的推论后——这个春季沙斯塔县那桩案子,对她和我的生命曾构成极大威胁——一旦她的推论被质疑,就会变得有点歇斯底里。 我们讨论的是人骨,但此刻我并不关心它,我最关心的骨头是在烤箱里的那根。 “看看晚餐好了没藏书网?”我说,“我饿坏了。” “你老是一副饿死鬼的样子。”她说,但她还是站起身,拿着空玻璃杯走向厨房。今晚她有些微醉。她有权这样,因为她已经忙碌了一天,而且一直在试图为昨晚的行为做一点弥补。更别提她的前夫雷·达斯顿了。他放弃了法律实习,去参加一个南加州的宗教狂热团体,并且老是追着她想复婚,要她和自己一起每天祈祷吟诵,开启新的生活。但如果被泼一头通心粉也是一种神启,我可不怎么喜欢它。我已经见过一次凯莉的爆发了;一次就够了,谢谢。 我走到书架边,随手拿起一本通俗小说翻了翻。今晚我只想看通俗小说,最低级的那种。比方说罗伯特·莱斯利·贝勒姆写的小说,通常登在《趣味侦探》上。我找到了一本一九三五年的杂志,上面登有两篇贝勒姆写的小说,一篇是用笔名写的,题目叫《弗雷斯科·弗雷迪的秋天》。我坐到沙发上去看,但不能集中精神。该死的烤肉…… 我再次起身,踱向厨房。凯莉已经取出了烤肉,但她说:“还要五分钟。”说着又准备把烤肉塞进烤箱。我说:“给我吃吧,我可不在乎它熟了没有。”于是我从刀架上抽出餐刀,切了一块就往嘴里送。 凯莉说:“野.99lib.蛮人。”我咂着嘴。 烤肉味道不错。事实上,很不错,消除了我的不安,使我沉浸到《弗雷斯科·弗雷迪的秋天》的故事中,接下来是将凯莉带到床上。 这可以使她少喝一点酒,这是我的主要目的,让我的生活保持和谐宁静……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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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早上,我没去办公室,直接开车穿过海湾地区去伯克利。我不打算一直在办公室里徘徊,等待埃伯哈特恢复平静回来工作,或者担心他就此不回来了。要是依拉·罗卡福特餐厅的事情在他看来严重到可以把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一笔勾销的话,那他就是个十足的蠢蛋,不值得我担心。我和自己的愚蠢斗争已经够麻烦的了,可不想再应付另一个蠢蛋。 今天早晨我又有那种阴郁的感觉,但我说不清楚是哪种,也许是昨晚的浓雾今天阴沉沉的天色造成的。即使在平日阳光充足的伯克利,今天也是一片阴沉,电报大道行车更难了。 但我首先去的是林登街,阿曼达·克雷恩和她侄女住在那儿。这次我不是去找克雷恩太太的,我想与她的侄女谈一谈——如果能有这个机会的话。她一定知道一九四九年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可藏书网能从克雷恩太太或者是别人那儿拿了什么东西,这也许对调查有帮助。 不走运的是,她和阿曼达·克雷恩都不在家。或者她们都在,但不愿给我这样的人开门。 我穿过沙特克,在钱宁路上停了车,走回电报大道,然后转向北,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福特校门。人行道十分拥挤,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学生、顾客、妓女、商人和买家、音乐家、卖各种物品的街头艺人,兜售着从廉价首饰到手工雕刻小烟斗那样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一个穿斗篷的女孩在一家店门口一边卖铜手镯、戒指、耳环和项链,一边弹着吉他曲,唱着琼·贝兹的《抗议之歌》,吉他底部有个红白徽章写着“战争贩之死”。一名截瘫患者开着摩托轮椅隆隆地经过我身旁,匆匆前往某个地方,又或者只是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伯克利你能看到很多截瘫患者——有些是天生的,有些则是越战的牺牲品。去班克罗福特的路上有三个小孩向我乞讨,其中一个眼神空洞,流着口水,像个白痴。一名女流浪者在阴沟里捡拾压扁了的可乐罐。一个男人一手拿着本《圣经》,一手捧着一堆宣传单告诉我上帝生气了,上帝不再压制愤怒,随后递给我一张宣传单,上面用粗体黑字印着几行字:末日即将来临——准备好!没人能逃过审判日! 去山上宣传吧,兄弟,也许有人会听。 这条街使我沮丧,总是这样。丑陋,无处不在的绝望感。荒地。责任全在我们自己——在人类本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出电报大街,正如过去八十多年来我们制造战争,培植贪婪,默许傻瓜和恶棍的所作所为。这个世纪,我们的二十世纪。启蒙、理解、智慧、同情的世纪。 在这个阴冷的十月的早晨宣扬愤世嫉俗的哲学不是什么好事,也许我该站在那个发传单的人身边,大声地说给所有人听。路过的人大概会笑话我:又一个电报大道的疯子。 加州大学校园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的沮丧。它干净、迷人、精致,天真的莘莘学子聚集在那儿。我在他们中间穿过,经过学生会和路德维希喷泉,来到斯普劳尔楼。学生办公室就在这幢大楼的一层,我进去时只有几个办事员在。秋季入学注册高峰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现在这儿很安静。 接待我的办事员壮得像匹小公马,而脸长得像老母马:尖耳朵,刘海遮住了眼睛,长脸,牙齿很多。我告诉她我叫威廉姆·柯林斯,正在为加州大学以前的一个学生写一本传记,他叫哈蒙·克雷恩,是个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家。她从未听过哈蒙的名字——她高傲地说她从来不读通俗小说,图书馆没有这类收藏;她读过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的作品。 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老掉牙组合。不过我并没有把我的不屑说出来。 我说我想查一下哈蒙·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埃伦·科尼尔的信息,三十年代初她也是伯克?99lib.利的学生。我希望可以看一下埃伦·科尼尔的记录资料。她说不行,绝对不行,这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我合理地争辩道,那些记录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拿出来不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任何伤害。我向她展示了我的文学史常识,尽管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不入流的神秘小说作家。她动摇了。 “我不能给你看记录,”但她还是这么说,语气很坚定,“绝对不行。” “那么我问你一些问题,你来回答,怎么样?” “我不能回答关于某个学生入学材料方面的问题。”她说。 “我不问那些。” “或者学分记录。” “也不问那些。” “或者笔试成绩,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班级的。” “我就问一些背景。” 她终于点头了,说查这些文件要花一些时间,所以建议我一小时后再来。于是我去校园里逛逛,从地球科学楼走到北门,再往回走,一小时后我准时站在了马脸女士的面前。 “你真准时。”她露齿一笑。我几乎期待着她开始赞赏自己也是如此守时了。 我问了一些埃伦·科尼尔的家庭背景;她回答问题时把资料放得很远,好像怕我越过柜台一下子夺走它们似的。她所说的没什么用。埃伦·科尼尔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伯米吉;两岁母亲去世,七岁父亲也去世了,在那之后她搬去加州和姑妈住在一起。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其他亲戚。她姑妈一九三二年时六十二岁,也就是埃伦·科尼尔进大学那年。如果她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有一百一十四岁了,似乎不大可能仍然健在。一九三三年科尼尔退学,与哈蒙·克雷恩结婚,两年后她又回到学校继续攻读,取得了学位。 “什么学位?”我问。 “对不起,我没听清。” “她获得了什么学位?专业是什么?” “哦。制图学学士学位。” “制作地图?” “制图学,先生。” “啊哈,一个冷门专业。” “我想你会这么说。尤其对一个女性来讲。” “女性进步了不少。”我微笑着对她说。 她没有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的语气里含有警告的成分。我想告诉她我不是敌人——凯莉曾非常真诚地称我为“男女平等主义者”,让我倍感荣幸——但是要让眼前这位二十岁,阅读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的作品,而视神秘小说为垃圾的女士认清我这个人,真是项艰巨的任务,大概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和耐心。我再次向她表示感谢,然后走出史普罗楼,从班克罗夫特门出了校园。 但我没去电报大道拿车,而是走了很长的路,从班克罗夫特到鲍迪奇。今天我需要这段附加的旅程。

02

椴树街的房子依然没有人。于是我开车返回,通过海湾大桥,把车停进欧法雷尔大楼车库,走向办公室。门没锁;我推开门走进去,发现埃伯哈特坐在办公桌后,怒视着桌上一堆文件。关门声使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但他什么都没说。所以我来打破坚冰。 “哦,哦,”我说,“瞧瞧谁来了。” “我不想谈那件事。”他说。 “哪件事?” “你知道的。我不想谈。” “好吧。” “业务,只谈业务。” “随你,埃伯。” “凯莉打过我的电话,我也这么说。” “那她说什么?” “你想她能说什么?她说好的。” “好。” “嗯。好。今早有两个电话找你。” “谁打来的?” “都是迈克尔·克斯卡顿。他叫你打给他。” “他说明原因了吗?” “没有,但听上去他有点生气。”埃伯哈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凯莉不会也对他做了那种事吧?” “我以为你并不想谈这个呢。” “什么?” “依拉·罗卡福特餐厅发生的事。” “我讲过我不想谈了。” “我也是。” 我挂好帽子和外套,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在办公桌前坐下。埃伯哈特一直看着我,我拨通了克斯卡顿的电话。 克斯卡顿正在生气。铃只响了一声他就接起来了,好像他一直在电话机旁徘徊一样。一听到我的名字他就说:“该死的,你昨天干吗不打给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见鬼。你在托马利湾发现的那堆骨头。” “你怎么会听说——” “马林县县长办公室。迪卡尔布警官。他想在我这儿证实一下你在为我工作。你是不是呢?” “为你工作?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要我从警察那里得到消息,你觉得我的感受会是怎样的?” “你看,克斯卡顿先生,”我耐心地解释,“我没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法确定。那些骸骨可能与你父亲无关。” “也许你相信,但我不这么认为。它们和他的自杀有关,一定有。” 我没说话。 “那是具女人的骸骨。”克斯卡顿说。 “迪卡尔布警官这么告诉你的?” “是的。骨头旁的一些东西可以证实。” “是些什么?” “他不会告诉我。没人告诉我。”现在他很暴躁,“我以为我可以信任你。”他说。 “当然。我告诉过你了,我没给你打电话是因为——” “从现在起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说,“你明白了吗?你做的一切,你发现的一切。” 我再次沉默。 “你还在听吗?” “在,”我说,“如果你给我下最后通牒的话,我不干了。这不符合我的工作习惯。”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然后他开口道:“我并没有给你99lib.下最后通牒。” “很好。我也没有向你隐瞒任何事情,那也不是我的做事方式。确实有事情需要报告时我会通知你。现在我可以继续我的工作了吗?” “……好吧。对不起,我并不是想冒犯你,只是……那堆骨头,埋在那儿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别多想,”我说,“等待更多的事实吧。再见,克斯卡顿先生,保持联系。” “好。”他语气中的气恼和任性都已经消失了,听起来很忧郁。 躁郁症,我边放下话筒边想。他的妻子是对的;如果她不找个人来修理一下他的脑袋,他会崩溃的。然后怎么样?如果像克斯卡顿这样的人精神失常了会怎么样? 埃伯哈特仍看着我,问:“到底怎么回事?人骨?” 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然后问道:“你认识一个叫迪卡尔布的马林县调查员吗?” “他姓什么?” “切特。” “没错,我认识。怎么了?” “我想要那些骨头和其他物品的最新消息。但我想他不会给我。”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会给我?” “可能。你能打电话给他吗?” “该死的。”他骂了一句,不过还是拿起了电话。 我拿出黄页查找专业组织一栏。没有“制图师”这一分类,这并没有使我十分惊讶。我去查了市中心兰德·麦克纳利商场的电话,兰德·麦克纳利现在是最大的地图公司,我拨过去询问是否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关于制图师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接过电话,我问是否有专门制作地图的组织,他说有,叫“美国制图师协会”,还给了我一个电话。随后我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制图师,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拨通了那个电话,一个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我:是的,他是美国制图师协会的会员,有四十四年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有六十四年了。我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制图师,一九三八年毕业于加州大学。 “科尼尔,科尼尔,”他念叨着,“这名字有点熟……真的,但我想不起来。等一下,年轻人。” 年轻人,我笑了。这笑容让埃伯哈特大为光火。此时他已挂了电话,再次看着我。 老人回来了。“是的,是的他说,我想起这个名字了。埃伦·科尼尔·布朗。” “什么?” “她婚后的名字。布朗。她的丈夫叫伦道夫·布朗。” “也是个制图师?” “当然,他很有名气。” “好的,先生。你知道她还健在吗?” “呃,健在?当然。至少今年她付了会员费。” “你能告诉我她住在哪儿吗?” “不,不行。保密信息。” “她住在海湾地区吗?” “很抱歉,年轻人。” “那你能给我一个她的联系电话吗?” “为什么?你想做什么?”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正在写关于制图学的文章,重点写女性制图师——这回答让他很满意,于是给了我电话。没有区号,应该是本地的。从号码的前三位看,像是半岛地区——圣布鲁诺、密尔布莱或是伯林甘姆。 我刚挂电话,埃伯哈特说话了:“迪卡尔布出去了,一点之前不会回来。我会再打给他。” “谢谢,埃伯。” “他妈的奴隶,这就是我在这儿干的事情。记口信,打电话,打报告。我他妈的是你的秘书。” “你要是穿上裙子看起来会很糟糕。”我说。 “可笑。”他说。 “谁会要一个腿毛很多的秘书?” “你可真滑稽,”他说,“看到我笑的样子了吗?” 我拨了埃伦·科尼尔·布朗的号码。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声音听上去很老,但并不像制图师协会的那个老人那样颤抖。她说她正是埃伦·科尼尔·布朗。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并且问她是否于一九三八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说是的。我询问是否可以采访她,以帮?99lib?助我做一个关于她过去的项目——我并非故意要撒谎,只是让她觉得我对她的制图史感兴趣。她并不多疑,马上答应了,问我今天下午两点钟怎么样。我说好,她便给了我密尔布莱山的红山脊路上的住址。就这样,我轻易地得到了她的地址信息。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意外的简单。 但不经常发生。 喝完咖啡,我准备出发。“我去吃点午饭,”我对埃伯哈特说,“一块儿吗?” “不,我现在不饿。” “早饭吃晚了?” “没有,只是不饿。你干吗不找凯莉一起吃?” “今天中午她有个饭局。” “大客户,嗯?” “应该是。” “我希望她不会喝醉了把意大利面条倒在人家头上。” 我没答理他。 “这是那晚她干出的恶心事儿。”他说。 “你改主意了,埃伯?” “什么?” “谈谈依拉·罗卡福特餐厅发生的事?” “不。我跟你说过了不。” “那么你干吗不断地提到那件事?” “不是我在说,而是你提到的。你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 我叹了口气。埃伯,我说,有时候我觉得你和温黛都是自找的。当然我只是在心里说说而已。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打开门。 背后埃伯哈特嘀咕着:“叫她闭上她的肥嘴,再往她头上浇一盆意大利面!耶稣基督!” 我走出去,轻轻地带上门。 第十四章

01

红山脊路短而多风,两边的古树从南部旧金山绵延十二英里至此,距离二八〇国道六英里。这条路并没有建在山脊上,邻近的土地也看不出曾经是红色。开发商取名字时倒是很会动脑筋。那儿建起了很多住宅,一些视野很开阔,远处的海湾一览无遗;另一部分房子掩映在成片的森林里,还有一些坐落在偏僻的悬崖上,占地少却很显眼。埃伦·科尼尔住的正是这种房子——矮小,暗红色的屋顶,附带一个车库,与周边的房子截然不同,被一大片大红色和粉色的山茶花簇拥着。 我在门前靠边停好车,穿过花丛上前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女人,肥硕的身体被松松垮垮的裙子遮盖着,一头全白短发精心打理过,好像刚从美容院出来。她的眼神锐利沉稳,鼻子有点歪。 我问道:“布朗太太吗?” “我就是。你是那个打电话的人?” “是的,太太。” 在她打量我的同时,我也在打量她,不过方式不同。我试着想象她五十年前的样子,那时她刚刚与哈蒙·克雷恩结婚。我觉得她一出生就是个老人,好像矮妖精,在母亲的子宫里已经白发苍苍、布满皱纹。难以想象她曾年轻过。现在她既没有魅力,也不讨人厌,只是个普通的老年人罢了。 我看得出神了,直到她说“请进”并给我一个热情的微笑才回过神来。她说:“我们在接待室谈。” 年龄并没有使她动作迟缓,她走起路来精神奕奕,不借助任何东西。她带我来到客厅,“接待室”只是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不过这儿也不是间普通的客厅,即使我不知道她和她丈夫的职业,看一眼这里也能大致猜测出来。 房间里到处是地图。裱了框的和没裱框的都挂在墙上,有一幅从天花板上用一个细金链子吊着,还有三个古木框架的地球仪。地图有新有老,内容各异;有地形图、地质图、水文地理图以及航空图,还有我根本猜不到用途的奇怪的地图,其中就有一幅上写着“方位投影图”,标注出支气管炎患者的地理分布情况。 布朗太太眼神炯炯地望着我,期待我的评价,于是我说:“你的收藏太精彩了。” 她点点头,这是她希望听到的。“大部分是我丈夫结婚前的收藏,后来我又添了一些进去。有些非常珍贵。” “看得出来。” “这张印度洋切面投影图,”她指着其中一幅说,“是十八世纪制作的,你看它的晕滃线多么清晰。” 晕滃线。听起来像个喷嚏。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懂装懂地点点头。 “请坐,”布朗太太说,“如果你要热饮的话,有咖啡或茶。” “不用了,谢谢。” 她坐进一张蓝白相间的沙发里,我在边上一张同色系的椅子上坐下。布朗太太说:“好,你对我的制图工作感兴趣,我想你是这么说的。” “呃……” “我的专业,”她骄傲地说,近乎夸耀,“主要是圆锥投影制图。我发明了一个变量,结合兰伯特正形圆锥投影法与多圆锥投影法,因此——” “呃,布朗太太,很抱歉,你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她对我眨眨眼睛。“听不懂?” “是的,太太。实际上我对制图学一窍不通。” “但是电话里你说……” “我说我对你的历史有兴趣。我的意思不是你的专业历史,而?99lib?是你的个人历史。很抱歉造成你的误解,”我说了谎,“我并非要欺骗你。” 她看起来很困惑。随后,她的眼神变得坚硬冷酷,下巴紧收。我看到了埃伦·科尼尔·布朗的另一面,岁月并没有使她柔和起来。 “你是谁?”她问道。 “私家侦探。来自旧金山。” “天啊,你要做什么?” “问一些问题,仅此而已。” “什么问题?” “关于你的第一任丈夫,哈蒙·克雷恩。” 她的眼
.99lib?
神更冷酷了。要是她不好奇的话,大概会叫我立刻滚蛋。幸运的是她很好奇。她说:“克雷恩先生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 “是的,太太,我知道。我想找出他自杀的原因。” “现在你要我如何相信你的话?” “我说的都是事实。” “谁是你的客户?” “他儿子,迈克尔·克斯卡顿。” “儿子?克雷恩先生没有孩子。” “有。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他们离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一直没有告诉他。他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父亲了。” 她思考了一会儿。“为什么克雷恩的儿子过了这么多年才来调查父亲的死因?一开始他为什么不查?” 我把一切从头到尾向她解释了一遍。一开始她不太相信,但当我把克斯卡顿的地址、电话和其他一些东西告诉她时,她勉强开始相信了。我发现她在挣扎,既想满足好奇心,又不想多谈哈蒙·克雷恩或者他们俩的关系。可能她想隐瞒些什么,可能她只是不想回忆过去。无论如何,她是那种律师口中的“不友善的证人”。要不是我用了些小计谋,她大概什么都不会说,谁都别想从她嘴里得到任何信息。 我问她:“布朗太太,你知道克雷恩为什么会朝自己开枪吗?” “不知道。”她说,紧闭嘴巴。 “一点儿都不知道?哪怕只是猜测?” “不知道。” “他自杀前你看到过任何预兆吗?” “当然没有。” “但就在他自杀前不久,你还见过他。”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警惕地说:“你怎么会那么想?一九四九年我们已经离婚十四年了。” “那年九月或者十月,他对一个朋友提到过你要去见他。” “哪个朋友?” “一个叫罗素·丹瑟尔的作家。” “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他记错了。” “这么说那时你没见过克雷恩?” 她又犹豫了一下。“我不记得了。”她生硬地说。 “一九四九年你住在旧金山吗?” “不是的。” “在海湾地区?” “……伯克利。” “做制图师工作?” “是的。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工作。” “与你现在的丈夫结了婚?” “不。伦道夫和我是一九五六年结的婚。” “那么当时你一个人住在伯克利?” “是的。” “你的收入一定很高。” “过得去吧。我不认为——” “就是说那时你并不穷,”我说,“你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一大笔钱——比如说两千美元。” 她的嘴唇越抿越紧,几乎成了一条线。“那位叫丹瑟尔的人告诉你我想从克雷恩那儿拿钱?” “是不是呢,布朗太太?” “我不会回答的。” “克雷恩死的那个月是不是给了你两千美元?” 没有回答。她两手绞在一起放在腿上,眼睛盯着我看。 “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一大笔钱,布朗太太?” 没有回答。 “是笔借款吗?” 没有回答。 “好吧,”我说,“我们不谈钱。只要告诉我:你和克雷恩在托马利湾的小木屋里见面了吗?” 她面无表情,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回答道。 “我敢肯定你知道他的隐居地。” “不。我怎么会知道?” “大家都知道他单独去那儿创作。” 没有回答。 “你去那儿见他了吗,布朗太太?” 她站起身,体型和年龄使她有些摇摆。她指着门。“滚出我的房子,”她说,“现在就滚,不然我叫警察了。” 我没有动。“为什么?你在害怕什么?” “我没有害怕,”她说,“你和我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丈夫随时会从乡村俱乐部回来,我不想让他回来时看到你。” “不想?为什么?” “你会害了他。他心脏不好。” “也许我该就同样的问题和他谈谈。” “你敢?” 她是对的:我不敢,不是因为他有心脏病。但我说道:“他大概会比你配合一点。”这是心理游戏,尽管玩伴是不惹人喜欢的老女人埃伦·科尼尔·布朗。有时候玩弄人的心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没人认为侦探工作是绅士的游戏,就连贝克街221B的那位瘾君子自己也不这么想。 “伦道夫对我的那段生活一无所知。”布朗太太说。她站在一只古地球仪旁,伸手狠狠地转了一下,“我不想让他知道。放过他,你听到了吗?放过我们俩。” “很乐意。你要做的就是告诉我真相。哈蒙·克雷恩死前两个月内你见过他吗?” “好吧,没错,我见过他。” “在哪儿?” “在旧金山的一家小旅馆,我们结婚那段时间经常光顾那儿——以前是内河码头的一家地下酒吧。我……我们,一天下午我们偶然碰见了。”最后一句话是假的:她说的时候没有看着我。 “你还在哪儿见过他?托马利湾?” “……是的,一次。” “是他邀请你去的吗?” “不是。我……我知道他要去那儿,我就去了。” “为什么?” 没有回答。 钱,我想。她不想谈钱。我问她:“那次见面发生了什么吗?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吗?” “不寻常?”她冷笑道,“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你是说他的妻子阿曼达?” “不是。另一个女人。”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她又冷笑道,“他没有介绍。” “她可能只是碰巧去拜访他……” “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床上,”布朗太太说,“那个不叫碰巧拜访吧?” “是的,”我说,“不叫。” “我的天,想想克雷恩看到我时脸上的表情!”她眼睛里闪过一丝恶毒,你可以说她在欣赏自己的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真是无价的场面。” “之后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克雷恩把我叫到一边,求我不要把这绯闻传出去。” “他用了‘绯闻’一词吗?” “我不记得他具体是怎么说的了。就那个意思。” “他解释什么了吗?” “没有。事实很明显,不是吗?” “可能吧。你同意了?” “勉强。” “你遵守诺言了吗?” “当然。” “你记不记得这事儿发生在哪一天?日期?” “记不清楚了。” “月份?” “十月,我想。他自杀前几个星期。” “大地震前还是后?” “……应该是之前。一天或者两天。” “那天以后你和那个女人还见过面或者交谈过吗?” “我永远不会和她说话,一个字也不。更不要说见面。” “你能回忆一下她的长相吗?那天你应该看得很仔细吧。” “都给我看光了,那个婊子。”布朗太太幸灾乐祸地笑道,“红头发,白皮肤上都是雀斑……胸部很平。真不知道克雷恩看上她哪一点。” 你也是嘛,小姐,我暗想。“她多大?” “四十岁不到。” “那天之前你见过她吗?” “没有。” “这么说你不知道她住哪儿?” “不知道。不关我的事。”她瞥了眼壁炉架上地图钟面的钟,又使劲转了下那个地球仪。“我说得够多了。我不会再回答你的其他问题,请走吧。” 她下巴收紧,表99lib.t>示我从她那里问不出什么了。于是我说:“好吧,我不会再打扰你了。”说完我起身向入口走去。她跟着我走到门边,直到我走到门廊下。 我转过身说道:“谢谢你宝贵的时间,布朗太太——” “见鬼去!”她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02

回去的路上我把思路理了理。信息并不多,而且每一项都只能得出开放性的结论。不过从中还是能找到一些明确的推论。 哈蒙·克雷恩娶了个性冷淡的女人。他在某地遇见了这个红发女郎——旧金山、托马利湾,无论哪里。他们成了情人。丹瑟尔认为克雷恩不会和别的女人约会;但丹瑟尔是个酒鬼,酒鬼的记忆和观察会有偏差。我更倾向于相信布朗太太的故事:她走进去,看见她前夫和红发女郎在鬼混,她声音里的那种龌龊的快乐使故事更真实。 好。现在能得到的推论是布朗太太缠着克雷恩要钱,为了还贷款或者其他什么。克雷恩拒绝给她;就这一点来说我相信丹瑟尔。但随后埃伦·科尼尔撞见了克雷恩和那个红发女郎在一起,她突然抓住了他的把柄,撬开“借款”的一个口子——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他从账户中取出了两千美元,就在他从托马利湾回去后的十天内。难怪布朗太太不愿谈及那笔钱,技术上讲她勒索了克雷恩,所以感到内疚。 到目前为止,推理还挺顺,但还是有缺口和空白要填补。假设昨天埃米尔·科尔达和我找到的骸骨就是那个红发女郎——尽管不能确定——地震那天和之后小木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雷恩和红发女郎吵架了吗?意外死亡?一桩策划好的谋杀?她是谁?为什么克雷恩要掩盖她死亡的事实,并把她埋到地缝里去? 如果接受克雷恩有罪的推论,剩下的就是老一套了。从托马利湾回来后,他变得消沉,整日酗酒——对于他这种敏感又正派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反应。然后埃伦·科尼尔勒索他两千美元,更加深了他的沮丧和罪恶感。十二月十日那天,当他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时,便举起那把点二二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一切都结束了。 简单。自杀的动机有了结论。 但为什么我不能相信?该死的,为什么我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第十五章

01

我回到办公室时埃伯哈特又走了,桌上给我留了张纸条。上面写道: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我和迪卡尔布谈过了。看起来你发现的是具女人的骸骨。实验室找到了女人的结婚戒指——一只嵌在黄金底座上的一克拉钻戒——戴在手指上。被害人是成年人,年龄在二十五到五十岁之间,目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些。尸体被埋之前头颅可能遭到重击,但他们还不能确定这一点。私下里迪卡尔布觉得这可能是起谋杀,与你的案子有关。他希望与你保持联系。 和骸骨一起被埋的物品有:串在一个金属环上的四把钥匙、香烟盒(没有字母和花纹)、女人的粉盒、带两颗蓝宝石的金色胸针、梳子、钢笔的残余、两枚金属搭扣。迪卡尔布在被害人的钱包里找到了这些东西。 你有个来电,又是之前那个胆小的女人。她说你知道她是谁,而且她会再打来的。唉,女人们。 我坐下来,望着窗外笼罩整个城市的雾。是啊,我想,女人们。我不想再和克斯卡顿太太交谈了,希望我在的时候她不要打来电话,再谈下去恐怕也和我们在公园里所谈的内容相差无几。 不去想她了,我转而思考那枚婚戒——嵌在黄金底座上的一克拉钻戒。似乎哈蒙·克雷恩的红发情人已经结婚了。某个和哈蒙认识的人吗?还是陌生人?无从知晓。不管事实如何,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对于这个女人的死亡来说没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拿起电话拨了史蒂芬·波特的号码。现在接近傍晚,他似乎不在家,没有人接电话。一时冲动,我查了“拖出去”·扬科斯基的住宅电话打了过去。管家接的。我亮明了身份,她让我稍等;三分钟后,她终于回来了,说扬科斯基先生不在家,就挂断了电话。哈,那个狗娘养的小心眼。 电话和我互瞪了好一会儿。我在考虑是否应该打给迪卡尔布,告诉他红发女郎的事。但现在好像也没什么眉目。我仍然不清楚那个女人是谁,因此我也不敢确定昨天我们找到的尸骨就是这个女人的。也许是另一个女人。该死的,丹瑟尔的看法不对,克雷恩在托马利湾肯定有一帮女人。最好再深入挖掘下去。我比迪卡尔布更有动力:这份特殊的工作带给我丰厚的报酬,而且现在我对一九四九年十月底究竟发生了什么越发感兴趣了。 我凝神望着窗外。阿曼达·克雷恩会知道那个红发女人是谁吗?不太可能。种种迹象表明她很崇拜她的丈夫;即使发现丈夫有外遇,她也是那种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不愿承认事实的人。鉴于她目前的健康状况,去问她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显得太残忍了。倒不是说我不能再去看她,但她身边有个保镖似的侄女…… 那个侄女。她会知道哈蒙·克雷恩的一些隐情吗?她五十岁不到,克雷恩死时她还是个少女;但有时候青少年的洞察力比成人还要深——更喜欢追问——很可能哈蒙死后,她从克雷恩太太或其他人那儿知道了他的一些事。 那侄女叫什么来着?我想了一下,对了,叫杜贝克,玛丽莲·杜贝克。短时记忆丧失——我真是老了。我从信息中心查到了杜贝克的电话拨过去,想看看她是否在家。如果她接了电话,我打算这么说:“抱歉,打错了。”然后挂掉电话,驱车去伯克利——两天里的第三次了。但她不在,电话无人接听。 事情暂时陷入僵局。 也好,已经过了下午四点了——接近下班时间,高峰时段的拥堵即将上演。谁愿意闻一个多小时的尾气?谁愿意碰上白痴司机?谁愿意在一个活生生的红发女郎马上要回到钻石高地的时候跑到伯克利去讨论一个死去的?谁愿意在有凯莉·韦德陪伴的时候去找那位猪小妹? 我提早半小时下班,驱车赶往钻石高地。

02

凯莉和我去吉拉德里广场看了场电影。是部悬疑神秘片——“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式的传统,令你经历一次梦一般的战栗”。据影片的广告词所言,看完这部电影你会做噩梦。影片和他妈的广告词本身都是骗人的。 现在的导演似乎都把悬疑等同于血腥:观众坐在那里,两手直冒冷汗,期待下一次流血,下一次断头,下一次血浆四溅的剖腹。希区柯克不是这样的,每个四五十岁拍黑色电影的导演都深谙悬疑电影的正道。悬疑的关键要素是角色、气氛和心情,电影和文学皆如是;真正的恐惧是你看不见的东西,被逼迫着去想象的东西;让你坐立不安的,是它们而不是流血。看在上帝的分上,不是暴露的内脏、滚落的头颅;不是人类最堕落的恶行。 这部垃圾电影刚开场七分钟,就来了场血腥的鞭打。一分钟后仍在持续,于是我们起身走了出去。生活中我看过了太多的血和屠杀——真正的血,真正的屠杀。我没必要再看场电影唤起那些记忆。被撕裂的肉体、残暴的人性、破碎的梦想,这些该诅咒的垃圾。 在电影院外散步的时候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凯莉。我有些发怒了,而当我生气时,通常需要释放一下。凯莉一般都任由我大吼大叫,她的原则是:如果某人想发脾气,就应该让他尽情发泄。我的女人很理智,有时候这几乎使我郁闷至极。不过这次她自己也有些恼怒了;她和我一样讨厌那种片子,尤其是这部拥有明星阵容,号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式的传统,令你经历一次梦魇般的战栗”的片子。 我们走到我家去,一路在诅咒。我倒了几杯饮料以驱走不快,然后边啃着剩余的烤肉,边看电视里演的《我尖叫着醒来》那是一部真正的悬疑片,连维克多·梅切尔都一反常态地体现出了一定的演技。 我请凯莉晚上留下来——明晚我们见不到面了,因为她另有安排——但她拒绝了。她说明早她必须很早起来去办公室。再说,近期做爱太频繁了,这对我心脏不好,尤其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 她的冷幽默又来了,但我没被逗乐。 她走后,我这个“老人”蹒跚着上床,再翻了一遍《仁慈的阿克斯》的前三章。书是二战时候写的,关于五十个专栏作家、橡皮制品和汽油配给券黑市、一个名叫“传播库”的大农场以及“战争寡妇慈善基金”。里面的角色都很滑稽荒唐,包括那五十个专栏作家和黑市商人。既有诙谐的场景描写,也有对话。几年前我读这本书时,觉得它十足爆笑。但这次我可没那份欢快的心情,在看过暴力血腥电影,听过凯莉的揶揄之后。 不知为何,哈蒙·克雷恩不再那么有趣了。

03

周五早上我到办公室后五分钟,一个叫迪克·马斯丁的律师打来电话:他案子里的一个女性证人消失了,想让我找到她。我想把这活儿交给埃伯哈特,但他不在——像往常一样——而马斯丁必须在十一点出庭。因此我答应下来,准备马上去马斯丁办公室详谈。永远不要拒绝一份有薪工作,尤其是你手上的唯一工作是像哈蒙·克雷恩的调查一样扑朔迷离的时候。 我和马斯丁谈了四十五分钟,然后回到办公室打了几
.99lib.
个电话,开始干这份追踪工作。埃伯哈特仍然不在。要么他不想工作了——上周那件事发生后他就玩失踪——要么他又想逃班一天去抚慰那位鞋店女王。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得好好谈谈,埃伯和我。无论是否会惹恼他。 我打电话给史蒂芬·波特时已接近中午了。他在家,并乐意提供帮助,问题是他没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他不记得有那么个红发、皮肤白晳、有雀斑的女人和哈蒙很熟,事实上他听到哈蒙和别的女人有染非常惊讶。就他所知,哈蒙对阿曼达绝对是全心全意的。我没告诉他阿曼达性冷淡;这件事不该随便提起。 我去凡尼斯大道上的一家连锁饭店用餐,要了份吞拿鱼沙拉三明治和冰茶——冰茶的味道很像用刷锅水做出来的——随后回办公室。我拨了玛丽莲·杜贝克的号码,仍然无人接听。我考虑是否再打给扬科斯基,但决定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我查出了那些知道克雷恩的小说家,按照号码挨个打过去,又是浪费时间,没有人记得和克雷恩有关系的红发雀斑女。 如果我有罗素·丹瑟尔的电话,我会再让他回忆回忆,但我没有。或者可以找到?我打给圣马泰奥镇信息中心,查鲁兹妈妈火烈鸟酒吧的电话。丹瑟尔在那儿,但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他差不多“半醉得像摊屎”了,即使认识那位神秘的红发女郎,他也无法从烂醉如泥中回过神来告诉我。 我再试了一次玛丽莲·杜贝克的电话,这次是忙音。我看到了希望,于是先给马斯丁的失踪案拟了份文件,十分钟后再次拨了玛丽莲的电话。四声铃响后杜贝克的声音响起:“你好,玛丽,是你吗?”我说:“打错了。”我挂上电话,戴好帽子,穿上大衣。我必须和她单独谈谈,以期得到些准确的消息,而不是被敷衍了事。

04

今天下午伯克利的阳光很炽烈,比旧金山厉害。但这并不表示伯克利很温暖。这儿有股强冷空气来袭,风吹落了椴树街的树叶,折断了不少枝干,覆满了街道。杜贝克家的草坪上已全是落叶,甚至堆到了门廊楼梯上。等风停了,我想,她大概会拿把扫帚——或是吸尘器——出来清理。她是那种类型的人。 我按了门铃,她立刻开了门。染过的黑卷发,厚厚的嘴唇看起来像是沾上了蓝莓汁,身穿一件色彩明快的家居服,好像从周日连环画报里走出来的。她一只手紧握着一个平底锅,像拿着武器一般。要是真有猪小弟的话,恐怕早就逃之夭夭了,以免变成美味的盘中餐。她可真是一幅风景画。 她瞪着我。“噢,又是你,”说着准备关上门,“你不能再见我的姑妈。她不见任何人——” “我不是来找克雷恩太太的,”我走上前去,“我来找你。” “我?为什么?” “问你几个问题。” “关于哈蒙·克雷恩的吧。好吧,我不会回答任何关于他的问题,无论是你还是其他崇拜者。” “我不是崇拜者。” “那么是作家。” “也不是。” “是吗?那么你是谁?” “私家侦探。” 她没有表现得很惊讶,只是小眼睛里闪出光芒。“证明给我看。”她说。 我出示了执照。“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吗,杜贝克小姐?” “是杜贝克太太。谈什么?” “哈蒙·克雷恩。” “听着,”她说,“这算什么?谁雇你来打扰我们的?” “迈克尔·克斯卡顿。” “哦,原来如此。那个自称是哈蒙·克雷恩的儿子的人。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一个字也不,你听清楚了吗?” “听到了,杜贝克小姐。” “是杜贝克太太。” 我说:“你知不知道哈蒙·克雷恩为什么自杀?” “什么?”她叫了一声,然后说道,“我不会回答的。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不是吗?”说完她又打算关门了。 “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说,“那你就得去警局回答了。” “什么?” “警察,杜贝克小姐。” “太太,太太,要我说多少遍——警察?为什么警察会来审问我?” “不仅是你,还有克雷恩太太。” “太可笑了,简直是天方夜谭。为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 “因为托马利湾发现的一堆骨头。人的骸骨,被埋在哈蒙·克雷恩租的小木屋那个位置。一具女人的骸骨。” 她呆呆地直视着我。在她身后屋里,阿曼达·克雷恩的声音响起:“玛丽莲,我们有客人了吗,亲爱的?”杜贝克眨眨眼,回头控制着声音说:“不,姑妈,没人,你回去休息吧。”再看着我,“看看你做的好事!”她压低声音吼道,让我走进门廊,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 “很抱歉,杜贝克小姐,但我——” 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故意的,”她说,“故意叫我杜贝克小姐,想让我感
到不安。但没有用的,你听到吗?没用!” “是的,夫人。” “那堆骨头是怎么回事?你说是具女人的尸骨?” “没错。埋在以前99lib.地震形成的地缝里,在托马利湾。可能就在一次大地震之后——比如一九四九年那次。” “你不会认为是哈蒙埋了那些骨头吧?我的天!” “那不是骨头。埋下去的时,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 “太疯狂了。哈蒙?哈蒙和一个女人?” “你不相信吗?” “当然不。哈蒙可不是我丈夫那种混账,爱和女人调情;他和姑妈彼此忠贞。”她愤怒地挥动手里的锅,“你说的那个女人是谁?那是谁的尸骨?” “警方还没有确认身份。可以肯定的是她有一头红发,皮肤很白,长满雀斑。你知道克雷恩认识的人中有符合上述特征的吗?” “你说红发?皮肤很白?” “还有雀斑,很多雀斑。” “你怎么99lib?知道那么多的?怎么会知道她长什么样?如果只是发现了具骸骨——” “警方自有办法,”我神秘地说,“关于红发,杜贝克小姐……” “别再那样叫了!我不再提醒你了,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关于红发,杜贝克太太。” 她面露怒色,很快地说道:“我记得某个夏天我和姑妈去托马利湾看望哈蒙,那是一九四八或者一九四九年,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们和其他人一起用午餐;我记得其中有个女人是红头发的……没错,我敢肯定。红发、白皮肤、雀斑。” “你记得她的名字吗?” “是个意大利人名。我是说她的姓。当时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她看起来像个爱尔兰人——红头发,爱尔兰人的标志,而非意大利人。她的名字是……我想想……凯特。对了,凯特。” 我问:“她是不是姓贝托鲁奇?” “嗯,好像是,”她说,“贝托鲁奇,嗯,是的,凯特·贝托鲁奇。她丈夫就是租给哈蒙小木屋的人。” 第十六章 我离开杜贝克家时,表针已经指向四点一刻。本来我可以明天再找安吉洛·贝托鲁奇聊聊,甚至等到下周一;本来我还可以回旧金山,在自家客厅喝瓶米勒淡啤酒,放松放松。而现在我在东岸高速公路上朝北向里士满-圣拉斐尔桥驶去,这是从伯克利经马林镇到托马利湾最近的路线。一只猎犬开始追踪新线索。 我上桥前交通还算畅通。但随后桥上以及去诺瓦托一路到处都是咆哮声。大家管这个叫横冲直撞的时段,这是个不好笑的笑话,就像在教堂里放屁一样。今天下午没人横冲直撞的,周五下午四点不可能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感谢上帝,今天就是星期五。于是我不再抱怨诅咒,心平气和地补上昨晚没碰上的事:闻着汽车尾气,小心驾驶,应对伟大美国的交通堵塞。 趁汽车慢慢爬行的当口,我思考起贝托鲁奇、安吉洛和凯特的关系。现在看来凯特很可能就是和哈蒙在一起的女人,埃伦·科尼尔撞见了他们在上床,并以此勒索哈蒙;那堆被发掘出来的遗骨可能就是凯特的。但确认她的身份时又带出了新问题:贝托鲁奇知道那件绯闻吗?如果是,他采取了什么行动吗?他对妻子的失踪有什么反应?他如何向朋友和邻居解释? 贝托鲁奇能回答这些问题。也许他还能回答另外两个大疑问:为什么他妻子死了?谁干的?我想起贝托鲁奇是个多么古怪的老头;想起那天他站在蔬菜地里,一手拿着猎枪,一手提着一只血淋淋的乌鸦…… 到了汉密尔顿地区,交通终于趋于正常,经过诺瓦托时路上已非常畅通,使我能以六十公里时速前行。我在帕塔鲁马下了高速,仍然选择了周三去托马利湾的那条双车道县公路。一路尘土飞扬,到达时还不到六点。雾又浓又厚,几乎笼罩了全县。楼宇和街道上的灯光昏黄不清,像透过灰色薄纱观察一张黄色的全息图片。 那家杂货铺还开着,我在海滨线公路转了个弯停在它门口。柜台后仍是那个黑发女孩。我等她招待完一个顾客后跟她打招呼:“嗨,记得我吗?” “哦,当然。”她说,“那天你来问过贝托鲁奇。” “对。能否再请你回答几个问题?” “嗯……能啊,如果我可以的话。” “贝托鲁奇先生结过婚是吗?” “很久以前。在我出生前。” “他妻子叫凯特吗?” “凯特。我想是的。” “你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吗?” “哦,不知道。好像和另一个男人跑了。我妈妈知道。你想和她谈谈吗?” “我到哪里去找她?” “就在这儿,她在后面的储藏室里。我去叫她。” 她离开柜台走到后面去了;小县城的人都非常信任别人。现在我完全可以带着她的收银机跑掉。这是我的毛病:在城市生活太久了,老想到犯罪。如果我住在像托马利湾这种地方,大概根本不会有那样的想法。 女孩带着她母亲出来了。她简直是那个女孩的翻版,只不过年龄大了许多,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她在男士衬衫外套着皮围裙,穿一条李维斯牛仔裤。妇人告诉我她叫玛莎·克莱默,我也告诉了她姓名,但没亮明侦探身份;我说自己是家谱研究员,想为旧金山的一个客户追踪安吉洛·贝托鲁奇的妻子凯特的信息。 “哦,我明白了。”她点点头。 “周三下午我去见了贝托鲁奇先生,在和你女儿谈过之后。可惜的是他不太合作。他似乎……有点怪。” “形容得很贴切。”克莱默太太表示赞同。 “我离开时他跑到院子里打了只乌鸦。用一杆十二毫米口径的猎枪。” 她微微带点嘲讽地笑笑:“有时候他会那样做。过去吓到过邻居,但现在根本没人在意了。” “他一定独居了很久。”我说。 “从贝托鲁奇太太离开他后,已经有……哦,超过三十年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据我所查。” “我想那年是一九四九年,没错。” “你说她离开了他。你的意思是离婚吗?” “不,私奔。” “和另一个男人?” “很明显。” “她和贝托鲁奇先生关系不好?” “不是很好。总是吵架。” “为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我妈妈说是因为他的执拗。” “有没有打架?” “有过一两次。他的拳头太放肆了。” “暴力倾向?” “嗯,你也看到了他是怎么对待乌鸦的。” “你知道贝托鲁奇太太和谁私奔了吗?” “上帝,不知道。那时我只是个孩子。” “所以她的事没有多少人知道。” “是的。但人们并不惊讶,因为贝托鲁奇对她的态度尽人皆知。” “人人都知道99lib?她私奔了?” “他不止一次承认过。” “他苦恼吗?” “我猜是的。碰到这种事谁不会呢?” “他没再婚?” “没有。打那以后他也从没离开过托马利湾。” 我掏出笔记本记下些要点,实际上只是装装样子。“你能讲讲贝托鲁奇太太吗?” “嗯,我想想,”克莱默太太说,“她少女时代姓邓莱普,是爱尔兰人……你一定已经知道了。” “是的。” “我认为贝托鲁奇先生是通过她父亲认识她的。她父亲在圣塔罗莎经营一家水管装修公司……不对,应该说他是建筑承包商。贝托鲁奇先生帮他在这一带做生意。贝托鲁奇太太失踪的前一年,他死了。” “在圣塔罗莎她还有其他亲戚吗?” “据我所知没有。你找到了吗?” “没有。她在托马利湾有密友吗?也许我可以去谈谈。” “呃……她最好的朋友叫伯妮斯·托兰,但伯妮斯几年前已经死了。凯特离开这儿之前写了张纸条给她,说她和一个男人一起走了。显然伯妮斯是最早知道的人。” “从那以后伯妮斯再没收到过她的信?” “没有,从来没有。” “有没有什么人我可以见见的?” “我想有一些,但我觉得他们也讲不出更多的事情了。” 我记下了这些人的姓名和住址,谢过克莱默太太和她的女儿。坐在车里,望着浓雾飞旋着掠过公路,我在脑海里过滤着刚才获得的信息。似乎很合理。安吉洛·贝托鲁奇处理妻子失踪的方式说明另有隐情——他隐藏了些东西,对妻子的失踪负有责任。 现在我想去找贝托鲁奇,然后再去见他妻子的两个朋友。我发动汽车,驶上迪伦海滩路,朝山丘街驶去。雾越来越浓,好似在我的车灯前造了堵墙,黄色的灯光只是在灰色的墙面上增加了一层色彩,却刺不穿它。我只能让车子慢慢爬行,二十码开外就看不清楚了。 我看到了“山丘街”的路牌,继而发现我正开到这条街和另一条泥石路的交叉口处。出于习惯,我在换挡前打开了转向灯。 突然,前方雾里一声巨响,同时一辆汽车从山丘街冲了出来。只有一个黑色轮廓,没有车灯,如同幽灵。我大叫一声,猛地向右打方向并踩下刹车;我的车失控了,侧滑向那条坑坑洼洼、有很多碎石的路。那个司机也猛地变了方向,防止了一场迎面相撞,但他的车滑向一边时仍擦到了我左后方的挡泥板和油箱。碰撞使我的车停住了。与此同时,那辆车歪歪斜斜地冲上迪伦海滩路,瞬间消失在灰蒙蒙的浓雾中。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我连对方汽车的牌子、型号甚至颜色都没看清楚。 我喊道:“该死的蠢蛋,狗娘养的!”气血攻心真不明智,可能使我患上冠心病。唉,骂人除了喉咙痛,一点儿快感也没有。我在那儿停了几分钟,沉默地坐着,使自己平静下来。四周只有浓雾围绕,最近的一幢房子就是窗上挂着邦联旗的那幢,里面没有灯光。刚才那个司机——不管有没有喝醉,不管是疯了还是太蠢——很可能就住这儿。上帝啊! 车熄火了;我重新发动后直接开到贝托鲁奇门前。我的手掌和胳肢窝都是汗,一出车子,雾立即使这两处地方变得又湿又黏。我哆嗦了一会儿,拿出手电筒到车后查看车子的情况。车身被刮出了一条一英尺长的刮痕,还凹下去拳头般大小的一块;刮痕处沾上了黑色的油漆。 我把手电筒扔在前座,低声抱怨了两句,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贝托鲁奇的房子上。雾模糊了从窗户透出的昏暗的光,即使他听见了撞击声,也不会好奇地出来一探究竟。我推门而入,穿过长着乱七八糟的杂草和丁香花的草地,走上门廊。那块牌子仍挂在门上:按铃请进。和周三一样,我谨遵指示。 贝托鲁奇的展示厅里只有飞禽走兽的标本毫无表情的瞪着它们的玻璃眼睛。今晚腐肉味更强烈了,还夹杂着一股潮湿的雾气,而且很冷;除了墙角一个没生火的旧木壁炉,我没看到其他取暖设备。 “贝托.99lib.鲁奇先生?” 一扇门嘎吱响了一声,可能是老鼠或其他什么大家伙在墙里窜来窜去。之后,屋里一片寂静。 我走过坐在后爪上的浣熊,抓着兔子的猫头鹰,和蹲在基座上的两只凶神恶煞的老鹰。墙里又发出了声音;随后的寂静让人感觉身处一幢完全废弃的楼房中。 “贝托鲁奇先生?”只有回声回答我。 放啮齿动物的柜子后面有一扇门半掩着,另一边有暗淡的灯光照过来。我把门彻底打开。 这是贝托鲁奇的工作室,布置得井井有条:中间一张大工作台,架子上放着贴有标签的容器,分别装有黏土、熟石膏、清漆、亚麻短纤维等等;墙上挂着各类工具;一个有很多抽屉的柜子,每只抽屉上都用蜘蛛腿一样细长颤抖的笔迹写了张标签,其中有一个上面写着“眼睛”;砧板、金刚砂轮、电锯、塞满棉絮的盒子、一团团的线和绳;听装的蜡、颜料、汽油、甲醛、甲醇;一桶玉米粉。一个角落里堆着布满灰尘的木头防护板和木板;另一个角落里则是零散的金属丝。整个房间在吸顶灯昏暗的光线下显得陈旧古老。 仍然不见贝托鲁奇。 我又叫了一遍他的名字,仍然只有回声和寂静。我走向右边的一扇门,门通向厨房,水槽里脏盘子堆得高高的,地上撒落着糖,很多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这儿也没有贝托鲁奇。厨房还有两扇开着的门,分别通到房子的后面和前面。我决定先到后面去看看,但突然间我闻到了一股火药味。 我的肌肉一下子收紧了,胃开始抽动,纠结。不,上帝,别,别再来一个。我继续走,穿过那扇开着的门。 很窄的一条通道,通向洗衣房。贝托鲁奇仰面躺在那儿,身上、地上、墙上到处都是血——是真的血,不是那些血腥暴力影片中使用的假液体。他的胸部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那把十二毫米口径的猎枪就在旁边的地上。现场看来是近距离射击,子弹是猎兽用的大型铅弹,而不是射鸟用的小号铅弹。 后门大开,雾钻了进来,这里如坟墓般死寂阴沉。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只等我进了厨房才闻到火药味:风吹走了所有的气味,尽管离开枪只不过几分钟而已。血还是新鲜的,在厨房灯光的照射下鲜艳夺目。 是那辆黑色轿车司机,我立即想到——一定是他。那不是疯狂的年轻人,不是周五晚上的酒鬼,而是正在逃跑的杀人犯。要是我没去杂货铺而直接来这儿,也许就可以阻止这件事了…… 那个浑蛋。如果我再待在这儿,就要吐了。我退回去时把门关上,遮住了贝托鲁奇的尸体。但我眼前依然浮现着那些画面。鲜血、腐肉。我踉跄着跑出房子,找了个电话打给警长办公室。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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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lib? 直到九点过后切特·迪卡尔布警官才放我离开托马利湾。今天他不值班,但还是出来了,因为我点名要他来。显然,在和家人共进晚餐时被叫出来,迪卡尔布很不高兴——他住在塔拉林达,离这儿很远——但他没有对我发火。他很礼貌,还对贝托鲁奇的谋杀案多少表现出一点兴趣。 我们在展示厅里谈话,和那些标本在一起。实验室人员、摄影师、警察、县里的验尸官进进出出。屋外,当地居民在冷雾中观望,模糊的影子看起来很像幽灵。救护车上旋转的红灯照得窗户忽明忽暗,像充血的眼睛在眨动着。 我把关于贝托鲁奇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迪卡尔布,包括我所有的猜疑以及他和那堆骸骨的联系。“但现在我不知道今晚这儿发生了什么……真他妈的伤脑筋。” “不一定,”迪卡尔布说,“你的调查和贝托鲁奇的死不一定有关联。” “不一定,是的。” “但你认为有。” “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有可能是个小偷,”迪卡尔布说,“贝托鲁奇抓住他,想用猎枪吓唬吓唬他,他们打起来,枪走火了。砰!打中了贝托鲁奇。” “是的。”我说。 “或是当地某个对他怀恨在心的人干的。你说似乎没人喜欢他。” “但为什么是现在呢?那堆三十五年前的尸骨也在同一个星期被发现。” “巧合。” “的确。过去几年我也碰到过。但这次……我不知道,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 “直觉,”迪卡尔布说,“你不能总相信它们。” “同意。我看不出这桩谋杀和哈蒙·克雷恩以及失踪的妻子要如何联系起来。” “你能想出谁可能有动机吗?” “问题就在这儿。我想不出是谁,想不出杀人动机——尤其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告诉过别人你对贝托鲁奇和他妻子的怀疑吗?” “没有。今天下午我才查到她,然后就直接过来了。” “谁告诉你他妻子的信息?”?99lib. “伯克利的一个女人——玛丽莲·杜贝克,克雷恩遗孀的侄女。但她是个很胖的五十岁的家庭主妇;如果说是她跟踪我至此,解决掉贝托鲁奇的话,就太可笑了。” “那位遗孀呢?” “绝不可能。近七十岁了,自从她丈夫自杀后精神就不太正常。” “嗯,可能杜贝克女士在你离开后,把告诉你的话告诉了另一个人。” “有可能。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而且遇上了堵车高峰期,没有人能比我快了。何况我就在离这儿不到十五分钟车程的杂货铺里。杀贝托鲁奇的人必须与我同时到达,或者比我早到一点儿。你认为呢?” “似乎是这样。”他点点头。 “有邻居看到那辆车吗?” 迪卡尔布摇摇头。“边上两幢房子都没有人。住在这条路另一头的老妇人当时正在做晚餐,此外,她是个半盲人。” 我说:“如果凶手是第一次来这儿,他极有可能找人问路。” “考虑到了;警察正在调查。我们还是回到你的调查上吧。你有没有告诉谁你第一次见贝托鲁奇的事?” “只有我的客户。” “迈克尔·克斯卡顿,”迪卡尔布说着点点头,“我想你没把他列入嫌疑人名单吧?” 我犹豫了,想起昨天和克斯卡顿通电话后想到的事情——如果他妻子不尽快带他去看精神病医生,他可能会失控。然后呢?克斯卡顿这样的人失控了会怎样?杀人是一种可能性;近来有相当数量的疯子制造的暴行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杀人总会有动机,我告诉克斯卡顿的关于安吉洛·贝托鲁奇的事没有理由可以使他愤怒到去杀人。此外,就克斯卡顿的身体状况来看也不太可能:他很虚弱,不借助帮助几乎不能行走,而且很少离开屋子。比起他来,我更愿意想象是玛丽莲·杜贝克一路开车到托马利湾杀了贝托鲁奇。 我这么告诉迪卡尔布,他也表示赞同。不过他提出还是要与克斯卡顿谈谈。尽管我不想,但也必须这么做;而且对克斯卡顿来说,可能我先去比较好。 让我离开之前,迪卡尔布记下了这周我拜访过的所有人的名字和住址,包括罗素·丹瑟尔。办事有条不紊,考虑周到,这就是切特·迪卡尔布——具备警察的所有优良品质。他还叫实验室人员从我车子的挡泥板上取下黑色油漆的碎屑。我走后几分钟,那群幽灵般的警察聚集起来,提着聚光灯彻底搜查迪伦海滩路口附近区域,寻找撞击可能留下的任何黑色轿车的蛛丝马迹。 雾仍然很大,我只能慢慢开。到了帕塔鲁马,天气逐渐转成普通的阴天,能见度好起来了。十点四十分,我穿过金门大桥,跨进家门时,时针正好指向十一点。我筋疲力尽,又心有余悸,想马上冲个澡睡觉。但胃提出了抗议,尽管我不饿,也不得不先吃点东西。意大利大香肠、干酪和凤梨味松软干酪。结果我后悔吃了这些东西,它们使我的胃灼热胀痛。 我躺在床上又打嗝又放屁,试图入睡。但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贝托鲁奇被凶残杀害的尸体和涌出的鲜血。我不停地想为什么会有人杀他。这件事与一九四九年发生的事情有关吗?我的直觉一直在说是的,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动机,动机,该死的动机究竟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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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七点十分我醒来,眼睛生疼,头痛欲裂,心情沮丧。起来冲了个澡,连喝三杯浓咖啡,才驱走了一夜搅得我心神不宁的噩梦。突然目睹暴力谋杀后我总会这样:做噩梦、日复一日地陷入沮丧。一些警察对谋杀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我从来没有。这是二十五年前我从刑事侦查局辞职开事务所的原因之一。那时我想可以再也不用见到尸体了,只会见到活人的痛苦和眼泪。显然我错了——上帝,错得离谱。这二十五年来我见过的尸体远比当警察那会儿多。 八点半我拨了凯莉的电话。没人接。我有点失望,不过后来我想起来今天是周六:周六早晨她会出去慢跑,有时候在金门公园,有时候绕着默塞德湖,有时候去玛莲纳公园。她并不痴迷慢跑,也不是每天去跑,一周也跑不到五十英里,只在周六锻炼一下。我随便她怎么做,她也放弃了强迫我陪她一起跑步的念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小小空间。 于是我打埃伯哈特家的电话,但他也不在家。这次把我激怒了。他肯定又在温黛那儿;自从依拉·罗卡福特餐厅事件后,他一直在安抚她受伤的心灵——或者应该是抚摸她的那对大乳房吧。把工作抛诸脑后,整日精神恍惚,像害了相思病的蠢蛋——他已经开始使我恼怒了,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这么跟他说。我考虑打电话到温黛家去找他,但转念一想,还是决定不打了。我不想和温黛说话。比起温黛来,埃伯哈特还不算那么糟。让他自己从报纸上看有关贝托鲁奇死亡的报道吧。 时间还早,于是我拨了克斯卡顿的号码。我猜想现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差不多起床了,我想在迪卡尔布之前联系到他。他的确已经起来了,因为他很快就接起了电话。从他的声音听不出接到我的电话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显然他还不知道贝托鲁奇的事,不然的话当我问他能否去走访一下时他一定会说些什么的。但他只问了我有没有新消息,我说是的,不过最好能面谈;他说任何时候都可以。他的语气里透出痛苦和无望,我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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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高地上雾气朦胧,几乎看不清楚公园里的树顶。没有人在室外活动。整个地区看起来萧索颓废,像是某个瘟疫肆虐的城市。不知怎么的,一想到这里,我便陷入一种沮丧之中。 是林恩·克斯卡顿开的门。除了黑眼圈外,她看起来很苍白,穿着另一条极其紧身的CK牛仔裤。她抢在我说话前快步走上门廊,轻轻带上门,一只手挡着以防止门自动锁上。 她说:“他在房间里等你。他认为你有坏消息——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来。” “恐怕是的。” “哦,上帝,我就知道,”她说,“我就知道。”她的语气仿佛在唱一首哀歌,伴着自怜的呻吟,“你查到了什么?” “我只想说一遍,克斯卡顿太太。” “他不会让我待在房间里听的。” “为什么不呢?” “我们又吵架了。星期三晚上,你和我在公园里谈过之后。从那时起他和我说的话总共不超过五个字。” 我没说什么。 “星期四和昨天我试图再打你电话。我想……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你们为什么吵架?” “他不肯去看精神病医生,甚至都不和自己的医生说话。他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状况。” “电话里听起来他很沮丧。”我说。 “比任何时候都糟糕。他坐在房间里,不停地阅读他父亲的书和小说,不吃不喝,也不讲话,只是整日坐在那里。你真的要把你带来的消息告诉他吗?” “我没有选择。” “真的很坏吗?” “对你我来说不是,但对他应该是的。” “那么别告诉他!天知道他听了以后会是什么反应。” “克斯卡顿太太,如果你为那把枪担心,为什么不从他的桌子里拿走,然后藏起来呢?” “那把枪被放在带锁的抽屉里,只有他有钥匙。他成天坐在那儿。” “我还是要告诉他,”我说,“即使我不这么做,马林县警局也会这么做的。” “警局?我的天,怎么——” “我们最好进去吧,克斯卡顿太太。” 她仍在喃喃自语,不过还是让我跟着她一起走了进去。房子里很安静——安静得有些令人不自在。我们穿过客厅,通过一个小厅来到克斯卡顿房门口。我边敲门边叫他的名字,随后里面传出声音:“门开着,直接进来。”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他半躺在躺椅上里,手杖放在大腿上,嘴里叼着根熄灭了的烟,肘边的桌上堆满了书刊,有《矿工》、《美国杂志》、《周六夜》,还有三本约翰尼·阿克斯小说。他看上去和我上次见到时没什么不同——除了那双眼睛。现在他的眼睛没有一丝生气,漆黑而毫无光泽,就像两只烧坏的灯泡,眼白充满一条条血丝。 他说:“请原谅我不能起身。我的腿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朝他挪了几步,这时林恩·克斯卡顿关上门,贴门而立。克斯卡顿看着她,示意她静悄悄地出去。她说:“我要留下来,迈克尔。我也有99lib.权听听事情的进展。” 他没答理她。在他的意识里,仿佛她早就已经出去了。他对我开口,声音里含着痛苦:“有喜讯了,呃?” “很抱歉没有。” “我可不这么认为。好吧,我洗耳恭听。” 我把目前掌握的情况告诉了他。哈蒙·克雷恩和凯特·贝托鲁奇之间的明显关系、我的猜疑、安吉洛·贝托鲁奇的谋杀案——我既没有刻意隐瞒情况,也没有描述多余的细节。当我首次提到谋杀时,林恩·克斯卡顿在我身后嘀咕起来。除此以外,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我的说话声。克斯卡顿没有讲话,没有移动,没有对我说的内容做出任何反应;他眼神空洞,表情茫然。 我说完后,房间里大概静默了十秒钟。然后克斯卡顿说:“这么说来,我父亲是个奸夫加杀人犯。哦,哦。”现在他的语调里不含任何痛苦;确切地说,根本没有感情,像一部受程序控制的计算机发出的平淡电子音。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杀人,克斯卡顿先生。” “不知道吗?看上去再明显不过了。” “对我而言不是。”我说,“可能贝托鲁奇应该对他妻子的死负责任,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 “结果都一样,我父亲已经卷进去了,不是吗?如果不是,后来他不会喝酒喝得那么凶,不会变得那么消沉,更不会朝自己开枪,不是吗?” “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证据——”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昨晚刚发生了一桩谋杀案又怎么说?”我问。 “不关我的事。” “你最好关心一下这件事,克斯卡顿先生。我认为贝托鲁奇被杀与一九四九年发生的事情有关。” “这能减轻我父亲的罪行吗?” “不知道。有可能。” “胡说。”他说。 “你似乎不明白,这件事再也不是考古学探险了。不再是单纯寻找你父亲自杀的动机,现在我们面前有一桩确确实实的谋杀案。” “我无所谓。”他说。 “迪卡尔布警官来的时候,你也打算这么说?” “去他的迪卡尔布警官。他想要逮捕我的话,让他来好了,我不在乎。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根本不在乎谁杀了贝托鲁奇,包括他那淫荡的老婆,不在乎为什么,所有这些我都不在乎。” “为什么?仅仅因为你发现你父亲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没有回答。克斯卡顿现在没有看着我。他拿起桌上的烟草罐,熟练地往烟斗里加烟丝。我瞥了一眼林恩·克斯卡顿,她的表情仿佛在无望地乞求,那眼神似乎在说: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没错,我是看见了。但我什么都做不了,无论是为他还是她。我能做什么呢?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知道如何对付克斯卡顿颅骨内乱窜的神经信号。我能控制住自己的就已经够幸运了。 克斯卡顿把划着的火柴塞进烟斗里。烟斗点燃后,他避开我的眼睛,说:“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但我不再需要你的调查了。把我要付给你的账单寄给我。或者我现在就写张支票给你,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按你说的做吧,克斯卡顿先生。我会把账单寄来。”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于是我避开克斯卡顿太太的目光走了出去。回家的路上,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挫败感,极其难受。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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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后十分钟,正想打电话给凯莉,电话铃响了。我接起电话说“你好”,对面传来粗粗的喘气声,伴随着一阵阵的咳嗽。因此在对方自我介绍前我已经知道是史蒂芬·波特。 “我跟你提过的装着哈蒙·克雷恩稿件的盒子,”他喘着气说,“终于被我找到了。正如我之前猜测的,果然在地下室,不过是藏在亚当·波特那只旧皮箱的最底下。” “那些稿件对我有什么用处吗?” “嗯,说不上来。大部分是手写稿的复印件。有一些写给哈蒙的信,一些哈蒙写的信,似乎都和工作有关。当然——”咳嗽,“当然,我没有全部看完。可能你会发现一些有用的信息。” “也许。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看看?” “现在就行,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直接送到你家,但中午我有个学生要来……” “不了,不了,我去你工作室。半小时后如何?” “好极了。我会——”咳嗽,“我会在这儿等你。” 我决定待会儿再给凯莉电话,现在立即向北海滩出发。天气很好,到处是游客。每逢周六,贫民区的人也都出来走动了,我在大街上根本找不到合法的停车位。离波特最近的停车场在几个街区之外,因此我不得不在他房子周围找了个公共汽车停靠点停车。该死的。 波特还穿着那件绿色工作服,戴着同样的红色蝴蝶领结,就算不是同一套衣服,也一定是我上次来这儿看到的那一套的双胞胎,上面都沾着一块一块的黏土。他一手拿着烟,鼻子和喉咙因剧烈的咳嗽而发出持续的噪声。 那个盒子在其中一张沾满黏土的工作台上,是一个很大的硬纸板盒,里面塞着的稿件大部分是黄色大页纸。我问波特是否想要我在这儿整理,他说:“不,你可以把盒子拿回去。”说完后又是一阵咳嗽,这次很厉害,他整个人都蜷了起来,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想做点什么,但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无助地站在那儿,等他喘过气来。 “糟糕的一天,”他说,“该死的肺气肿。” 应该说是该死的香烟,我想。 我带着盒子走到工作室门口。波特陪我一起过去,路上又点了一支骆驼烟。行尸走肉,我这样想着。说再见时我尽量掩饰,不让他看出我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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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稿、手写便签、打印的片段和未完成的故事、来自克雷恩纽约事务所以及许多书刊杂志出版商的信件、克雷恩寄给这些人的信、几封寄给克雷恩的私人信件、几封克雷恩的回信和其他几封私人往来信件。所有的稿件都是复印件,时间从一九四二年到他死前这段时间。 我坐在饭桌旁,把信纸和黄色大页纸都分好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哈蒙·克雷恩像只仓鼠一样喜欢收藏东西。我开始看那些枯燥乏味的纸张。先是手稿;两本约翰尼·阿克斯小说——《阿克斯的烦恼》和《别砍我》,三十多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大部分主角都是约翰尼·阿克斯,所有的书稿都贴上了“已售”标签,上面还有具体日期和刊登它们的小说或者杂志的名字。我从一九四九年的手稿开始迅速翻看。很多内容收藏家或学者会很感兴趣,但对侦探而言却没什么可看的。我把那些复印件放回盒子,集中注意力在短笺和零碎的小纸片上。 大部分短笺是手写的一没有标注日期——似乎是小说的构思:卡尼有枪,极客被警察拘捕,阿克斯受雇成为新的极客——可笑还是怪诞?近乎两页纸的长度:故事的开端、对地点和人物的描述、对话的要点、情节梗概。还有两部分更长的片段。一段标题是《踢吧,阿克斯!》,写了十四页,似乎是《斧头和痛苦》开篇的早期草稿。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寻找贝托鲁奇的名字,没有找到。 另一段起了个很通俗的题目——《人难免一死》——差不多比八页纸长一点。我以为那是一篇未完成的小说,然而却不是我想的那样。刚看到第一页中间,我就意识到它的意义非同寻常。 里克·杜宾盯着木屋地板上的尸体吓呆了。卡拉!是卡拉!他去村里的商店买东西时有人来过了。有人用大块木头把她打死了。 博雷利,他想。一定是她的丈夫,博雷利。 杜宾在她身旁跪下来,想哭却哭不出来。他爱上她了。真的吗?他不知道。他现在无法思考,只知道她死了,被谋杀了,静静地躺在地上,红发被自己的血染成鲜红色。一个小时前她还是温暖、激情、充满活力的。 他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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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页,杜宾抱起尸体,来到小木屋外面的安科尔湾,把尸体埋了起来。埋在一个地震形成的裂缝里:前一天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地震。他没有通知警察就把尸体埋了,因为他怕报警后被误认为是杀人犯。没有证据能证明卡拉的丈夫博雷利是凶手,而他自己又是小木屋的房客,独自居住。卡拉是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而他自己的妻子正在旧金山的家中。就算警察相信他的故事,也会传出丑闻。杜宾是个作家,好莱坞正在筹划把他的一本书拍成电影,要是此时传出丑闻会毁了他整个职业生涯。 杜宾回到小木屋,擦干净地上的血迹,然后收拾好卡拉的钱包和其他物品,一起放入地99lib?缝中埋起来,最后在上面用土、草和牡蛎壳遮盖好。他想,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知道了;没人会怀疑他和卡拉的婚外情——除了博雷利——因为他和卡拉都极力隐瞒这种关系。没有什么可以把卡拉或者她的失踪和他联系在一起。现在他把她埋了,就觉得自己彻底安全了。 所有的事都处理完后,他带着自己的细软回到旧金山的家。但他对卡拉念念不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法忘怀。卡拉死去的脸反复出现在他的梦里,一遍又一遍地质问他:“你说过你爱我。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爱的人?”他不能睡觉,不能工作。他甚至想回到安科尔湾,向警察交代所有的事情,带他们到掩埋她的地方。但他鼓不起勇气——太晚了,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他了。于是他开始酗酒,试图去除心底的罪恶感,减轻愈演愈烈的妄想症,但无济于事。 每次电话铃或门铃一响,杜宾都担心那是警察。或者更糟糕——博雷利。博雷利很暴力,是个危险人物,但并不愚蠢。他清楚卡拉的尸体被处理掉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以及那么做的动机。也许他不想就此善罢甘休,也许他决定杀人灭口,杀了那个知道真相的人、知道他杀了卡拉的人。要是他来了怎么办?要是他想杀我怎么办?要是他—— 要是 片段到此结束。如果我还不知道一九四九十月托马利湾发生的事情,那么无论对我还是对史蒂芬·波特,这段故事只是一篇小说的开头而已,而且是那种卖不掉的、乏人问津的小说。因为在那个年代背景下,它显得太感性了,又超越了一般道德底线;事实上,克雷恩把真实事情写成小说,可怜兮兮地企图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就像一份永远不打算让人知道的忏悔。尽管他写不下去了,但他的收集癖又阻止了他毁掉这东西。这几张纸有力地解释了他为何后来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基于黑暗、凄凉、丑陋的动机:罪恶感、恐惧、自我厌恶、妄想症。可能他曾经有那么一点爱凯特·贝托鲁奇,可能这也是他自杀的一条理由。他不仅没有勇气将杀凯特的凶手绳之以法,还把她当死去的小动物一般草草掩埋了事。.99lib? 他的忏悔并不让我惊讶,但眼前这些黄底黑字——哈蒙·克雷恩亲自写下的字句——加深了我的抑郁。我起身开了瓶米勒淡啤来到客厅。浓雾仍然笼罩着这座城市;我站在面向海湾的窗前,看着头上的天空一会儿变成蓝色一会儿变成灰色,想象着如果克斯卡顿看到这些稿件会有什么反应。他看不到它们,除非我拿给他。但是今早他已经把我解雇了,我没有义务再跟他分享我的发现。 我的发现。今天一整个下午我所做的,就是在这些旧稿件中翻找搜寻,体验一个死去的可怜作家肉体和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折磨吗?不管怎样,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受99lib.雇找出克雷恩自杀的原因,我找到了,并且最终因为自己的努力被解雇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不是呢? 贝托鲁奇谋杀案。有人杀了他,而原因和哈蒙·克雷恩有关。事实上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自己心里清楚。哦,见鬼,别再说了。 喝完了啤酒,我回到厨房坐下。好吧,继续看。接下去是一些公务往来的信件。克雷恩的经纪人通知他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被录用了,还有关于约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说的版权销售合同。另外几封的内容是经纪人推荐他为杂志写一些小故事,还有一些市场信息。编辑们的来信大都在讨论某本书怎么修改的问题。一封两页纸长的信里详述了为什么编辑退回了一篇故事,克雷恩在信的第一页手写了一个词:胡说!还有一些克雷恩给上述那些人回复的复印件。一些寄给经纪人和编辑的个人简历,附有手写稿。另外几封信里有和经纪人讨论财务问题的,也有和编辑辩论小说修改问题的;克雷恩在讨论修改问题的信里常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词,比如:约翰尼·阿克斯“永远不会”朝手无寸铁的人开枪,E先生,无论何种情况,即使那个没有武器的人是一个七英尺高的印度驯蛇人,正打算抽掉约翰尼的脊梁骨。对此我有绝对的把握,A先生甚至不会朝“蛇”开枪,除非那条蛇正在给枪上膛。 这些对我没有用处。我继续翻着克雷恩的私人信件,特别是一九四九年最后几个月的。大部分是崇拜者们寄来的,有一封来自密歇根一个妇女,粉蓝色的信纸,信中称自己“梦见与亲爱的约翰尼·阿克斯亲热”,询问克雷恩先生来纽约时是否经过东兰辛,她非常非常想见他一面。没有凯特·贝托鲁奇的信,也没有安吉洛·贝托鲁奇的。有一封罗素·丹瑟尔潦草的短笺,商量合作著书一事,克雷恩在底部写道:“来吧罗素——老古董!”史蒂芬·波特寄来的信,信中表达了他是多么喜欢《仁慈的阿克斯》这部小说。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我熟悉的名字了。 最后剩下的就是克雷恩自己写的私人信件了。有给崇拜者们的回信,包括礼貌但坚决地回绝了东兰辛那位女士的请求;给罗素·丹瑟尔和其他作家的信,语气相当风趣诙谐;这些信都写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之前。只有几封盖了十月十五日的邮戳,其中有一封日期是十二月七日,珍珠港纪念日: 亲爱的L: 无从下笔。尤其是近来我头脑不清(没错,我知道烈酒使事情变得更糟)。但除了你,我没有其他人能够信任了。 你知道我对曼蒂的感觉。她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请你代我照顾好她,从经济上和其他方面。我能把她托付给你吗? 事实上,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睡不着,吃不下,无法工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精神错乱了。我内心有太多创伤不能说出口,无论对你还是其他人。所有人都不该知道真相,尤其是曼蒂。她知道的话会伤心无比。 生活对我来说比死还可怕,我却没有勇气去结束它。不过至少现在我准备好了。很快我会找到力量的。或者说环境会迫使我做出抉择。无论如何我死了会更好,结束这一切痛苦。没有我,曼蒂会过得更好,尽管她永远不会知道原因。 正如约翰尼所说,我感受不到仁慈,我得不到帮助。人们不会同情和帮助我。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只请求你照顾好曼蒂。

04

结束了。如果他还写了其他的话,大概放进原件上的附言部分了。 我又看了一遍这封信,然后是第三遍。它进一步证明了十二月十日之前克雷恩就想过自杀;最后他的精神达到了崩溃的极限,终于付诸行动。这里有个小小的疑点:自杀时克雷恩处于醉酒的状态下。除此之外都说得通。没有连不起来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对劲。 但我仍然觉得这封信很奇怪;这种感觉挥之不去。 曼蒂就是阿曼达,毫无疑问。但L是谁?为什么他或她是克雷恩唯一放心托付妻子终生的人?就我所知,与克雷恩接近的人中没有以字母L打头的姓或者名。难道是个昵称? 也许波特知道。我到卧室给他挂了个电话。他说:“L?我想不出任何人来。哈蒙的密友中没有哪个人的姓名是以这个字母打头的。” 我回厨房再看了一遍。心中不停地打着大大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 答案仍然在和我捉迷藏,就算再读三遍也一样。我想还是把它暂时放到一边,稍后再来研究。我把它和克雷恩的“忏悔小说”用回形针别在一起留在桌上,其余的放回硬纸板盒。然后我又从冰箱拿了瓶啤酒,打电话给凯莉。 我需要点儿振奋精神的东西——迫切需要。 她来了,在床上让我兴奋。事后我想再去看一遍那封信,但我没去,我不想再陷入沮丧。于是我抱着凯莉,建议她再来一次。 “性爱狂。”她说。 “该死的,就是这样。”我回答。 这次,我也着实让她兴奋了一把。

05

晚上九点三十分,电话响了。凯莉和我正窝在床上看电视,里面在放一部叫《哥斯拉对决摩斯拉》的电影。我拿起话筒说你好,鞋店女王温黛说:“你知道我是谁吧?”声音模糊得我几乎听不出她在说什么。她喝醉了——听上去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呃。”我应了一声。 “要知道我恨你。还有她和她的两个荷包蛋。你们两个。” “听着,不如你现在到床上去睡一觉——” “你他妈的干吗自己不去,啊?”她吼道,我叹口气,挂了电话。 “谁打来的?”凯莉问。 “不讲道理藏书网的人。”我说。 我想着:可怜的埃伯哈特。可怜的、看走眼的、愚蠢的埃伯哈特。 第十九章

01

周日。 凯莉和我去商业区的圣弗朗西斯饭店吃早午餐,偶尔我们会这么做。饭后她提议沿着海岸开车,我点头同意。昨晚的大雾被整夜的风吹散了,今天天气非常清爽,虽然风还是有点大。我没什么心情外出。不是因为没时间好好休息而沮丧——我在部队里听一个得克萨斯人把这种情绪叫做“气馁”——而是我无法放松,无法把注意力从那些事上移开。哈蒙·克雷恩、迈克尔·克斯卡顿以及那封该死的寄给姓名以L开头的人的信的复印件。 敏锐如凯莉,很快读懂了我的心思。当我们开到帕奇菲卡,正在一条沿海公路上奔驰时,凯莉突然说:“我们回去吧?” “什么?” “回家。你的心思不在这里,我也是。如果你想一个人待着,可以先送我回去。” “嗯,我们回去,但我不想一个人。我只是要思考一些事情。” “你已经在思考了。” “没有你,我会思路枯竭的。” 中午我们回到城里。我直接开到太平洋高地——很自然地这么做了,没有征询凯莉的意见,但她似乎并不介意。在我的寓所里,她去煮咖啡,我回到放着哈蒙·克雷恩稿件的桌子旁坐下,又读了一遍那封信、“忏悔小说”以及其他复印件。 仍然感到困惑。仍然找不到答案。 凯莉端咖啡给我,坐进沙发,顺手拿起一本小说看。我对她说:“我们来玩金罗美。” 她抬起头。“你确定想玩?” “是.99lib.的,确定。怎么了?” “你输了会生气的。” “谁说我一定会输?” “以你现在的心情肯定会输的。你不能集中精神,然后就会出错牌。” “是吗?开始吧。” “我告诉过你了,你会输的。” “开始吧。我不会输。” 她拿出牌,我们玩了五局,我全军覆没,因为我不能集中精神,一直出错牌。她是对的,真讨厌。我又来了第六局:她已经抓了我将近七十分了——该死的人头牌我从来就没学会藏人头牌。 “你已经落后一百三十七分了,”她说,“认输吗?” “闭嘴,继续。”我暴戾地吼道。 电话响了。 “他妈的是谁?” “你去接一下不就知道了?” “哦,你这个人真逗,爱丽丝。”我引用了杰基·格里森在老牌电视秀《蜜月旅行者》中的招牌台词,但她没听明白。她问:“爱丽丝是谁?”电话铃继续在响;我说:“神奇的一天,爱丽丝;爆炸,轰隆隆,奔向月球。”然后我起身去卧室接电话。藏书网 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奇怪的颤抖声音:“啊……啊……”像一个转动着的引擎出了故障。但这一点儿也不滑稽,她的声音里有我熟悉的绝望感。 “克斯卡顿太太?出了什么事?” 她又“啊”了一声,仿佛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讲不出话来。我叫她冷静,做几次深呼吸。她照做了,然后叹了口气,很努力地吸气,终于吐出字来了。 “是迈克尔……求你帮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迈克尔怎么了?” “他说……他说要自杀……” 我感到自己被紧张感渐渐充满,就像空气填进气球。“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刚才。昨晚马林县警察走后,他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没出来过。天知道他整晚坐在那里在做什么。但是今天下午……今天下午他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那把枪,他把枪拿在手里,他说……他……” “放轻松。你打电话给他的医生了吗?” “没有,我没想到……我太紧张了……” “你还给谁打过电话吗?” “没有。只有你……你是我唯一想到的人。” “好的。你丈夫现在在房间里吗?”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在家里。” “不在家?那你在哪儿?” “我不能待在家里,我只是……我不能,我不得不逃开那里……” “你在哪儿?”我又问了一次。 “一个加油站。在凡尼斯。” “你离开家多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不是很久……” “听我说。你离开前你丈夫说了什么?告诉我他说的每个字。” “他说……我记不清他确切说了什么,好像是要像他父亲那样自杀,有其父必有其子,太疯狂了……” “他听起来疯狂吗?语无伦次?” “不。他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他还说了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了。” “他做了.99lib.什么?” “走回房间,锁上门。” “之后你就离开了?” “是的,我说了,我没法待下去……” “然后你就离开了?” “是的。一两分钟之内。” “那么距离他说要自杀还没超过十五到二十分钟。他应该还活得好好的,没必要恐慌。你现在回去劝劝他。同时,我帮你打电话给他的医生——” “不,”她说,“我不能一个人回去。一个人不行。你可以过来吗……我和你在那儿见面……” “可我做不了什么——” “求你了,”她说,“我现在就回家等你。” “克斯卡顿太太,我认为你——” 但电话里传来“咔嗒”一声挂机的声音,她走了。 我把听筒放回座机。我没办法打给克斯卡顿的医生,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她没给我时间问清楚医生的名字。 我转过身,凯莉正站在卧室门口。她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几分钟之前克斯卡顿扬言要自杀。他妻子常担心;她要我过去。” “你认为他会吗?” “希望不会。” “但有可能。” “是的,”我说,“他可能会。” “那么你还等什么?快去,上帝啊。” 我去了。

02

我到达第十二大道时,那辆绿色福特埃斯科特正停在车道边,林恩·克斯卡顿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座上。我靠路边停下车,就在她面前,她却无动于衷,甚至我下车绕过福特车走到她身边,她都没有移动。她似乎不知道我在那儿,直到我轻轻地拍了拍车窗才猛地一动,像从梦中惊醒一般。她表情僵硬,苍白憔悴,眼神空洞,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像极了安吉洛·贝托鲁奇的那些啮齿类动物标本。 我弯腰打开车门。她开口说:“我以为你不会来。”过于平静和克制的声音,她似乎没有足够的力量尖叫或者歇斯底里。 “你去看过你丈夫了吗,克斯卡顿太太?” “没有。我就坐在这儿等。” “你应该先进去——” “我不能。”她说。 “你必须这么做。” “不,我不能!你不明白吗?” “好吧。” “你进去,我等在这儿。” “你得给我钥匙。” 她拔下汽车钥匙递给我。“那把大的银色的,”她说,“你得扭动几下才能把它插进去。” 我拿着钥匙走上门廊。我刚准备插钥匙,就听到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没有转身,而是开锁推门,走了进去。 房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可能是冰箱运转的嗡嗡声。我几步走进客厅,半转过身,这样我就能看见外面的车道。林恩·克斯卡顿下了车,犹豫着,最终还是走进屋,关上身后的门。 “我不能在那儿干等,”她说,“我想那么做,但做不到。车里太冷了。” 我什么也没说,穿过门厅,来到克斯卡顿房门前。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仔细地听,但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敲门,叫克斯卡顿的名字,然后报了自己的名字。 里面没有回答。 林恩·克斯卡顿站在我身后,贴得很近,我能清晰地听到她不规则的呼吸声。我的胃纠结起来,喉咙哽住,掌心出汗。我在裤腿上擦擦右手,然后伸出手转动门把。锁住了。 我弯腰检查门锁。锁上面有一个按钮,从里面或外面都能锁门。我直起身,看看克斯卡顿太太,她的肤色似乎更白了,像乳酪一样。“他可能不在里面,”我说,“可能在房子的其他地方。或者出去了。” “不,”她说,“他在里面。” “我四处去看看。你等在这儿。” “嗯,好的。” 我花了三分钟在房子里转了一圈,确定迈克尔·克斯卡顿不在房子里的其他地方或者后院。我回到走廊上时,胃和喉咙越来越紧缩。林恩·克斯卡顿没有动过,她站在那里盯着门看,仿佛那是通向地狱的入口。 我问:“除了这扇门,有其他办法进他的房间吗?” “没有。” “窗呢?” “得从院子里搭梯子。” “你有梯子吗?” “有,但不够高。我们总是雇人来擦窗户。那个临时工有非常高的梯子。” “克斯卡顿太太,现在我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撞开门。你想要我这么做吗?” “是的。” “你确定?” “是的。干吧,撞开它。” 我抓住门把时产生了一个幻觉:仿佛这一刻是三十五年前,哈蒙·克雷恩死去的那个晚上。我甩甩头,抛弃了这个想法。我用肩膀全力朝门板撞去,但锁相当牢固,这个方法行不通。我退后几步,借助身后墙壁的力量,用鞋底蹬踹门闩上的木头。有效果了。只听得门锁里的螺栓哐当一声松落,门朝里打开了。 三十五年前的情景再次上演了…… 我仍站在走廊上,试图用身体挡住克斯卡顿太太。但她从背后用力推我,用拳头打我,越过我走了进去。当她看到房间尽头的那一幕时,发出一声尖细的叫声。我扶住她,但她挣脱我的手踉踉跄跄地向外跑去。刚跑到走廊上,她的腿就不听使唤了,直直地倒向门框,头哐的一下撞在上面,一语不发。 我走过去时她跪在地上,摇头呻吟着。但她没有受伤,也没有歇斯底里,只是迷失了方向。我扶起她时她不再抗拒,任由我扶着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她只是坐在那儿,没看我,也没看任何其他东西。过了一会儿,我返回克斯卡顿的房间。 克斯卡顿倒在桌上,左臂张开,右臂垂向地面,右太阳穴有个伤口,流出的血已经变成了黑色。看着他,我身体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同情,又是那种强烈的同情。这是三天里第二具被枪杀的尸体,不过没有贝托鲁奇那么悲惨。大概就是贝托鲁奇那次使我暂时对这些景象麻木了。 这也是哈蒙·克雷恩自杀的方式。在一九四九年的那天晚上。 桌上有部电话,但我不打算用,房子的其他地方肯定还有。我开始观察——桌子后面的地上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只女用棕色皮质手提包,它翻倒在地,里面的一部分东西掉出来了。我凑近细看里面的物品:梳子、小粉盒、唇膏、皮夹,但没有钥匙。从现在这个角度我看见了武器;不在克斯卡顿手里,而在椅子的左下方——一把史密斯-韦森点三八式短管转轮枪,通常被叫做左轮枪。 不舒服的感觉又来了,让我从短时麻木中惊醒。但这次的不舒服有所不同,死人的现场像活人精心导演的杰作。我咬咬牙,吞下这种感觉。 又是自杀,我想,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此刻我不相信这句话。 第二十章 居然是利奥·麦克菲特——凶杀案件调查组的头儿——负责接手我这个案子,就好像事情还不够糟一样。麦克菲特和我关系不好。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两次,但我们之间的问题和通常情况下警察和私家侦探的矛盾无关。问题在于,麦克菲特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警察;警察这个职业只是他通向萨克拉门托总检察长这一职务的进身之阶。他野心勃勃,西装笔挺,看过所有的专业书,讲话语法精准、措辞恰当、表达流畅;他出入各种正式社交场合,奉承政客、报纸专栏记者,抨击贵族阶级。他自认为是个很有女人缘的翩翩公子,专门注意那些十八岁到八十岁之间、有钱、有地位的女人。他不喜欢我,因为他觉得我地位比他低。我不喜欢他则是因为我清楚他是个浑蛋。藏书网 他和另一名调查员像一阵风似的卷来,那个叫德威金斯的家伙我不认识。麦克菲特冷冷地看我一眼,问死者在哪儿。他说话总是这副腔调;有时听起来很滑稽,不过今天不是。我带他去房间看尸体。“请在厨房等着。”他说,好像认为我就该待在那里。见我并没有立即小跑去厨房,他又发话了:“怎么?照我说的做。” 真希望埃伯哈特在这儿。埃伯哈特知道如何惹恼和挫败他,我就没学会这门技巧。我能想到的只是抓起一把碎玻璃堵住他的汽车排气管。不过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乖乖地到厨房里去了。和警察作对是相当愚蠢的,而如果你是私家侦探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 麦克菲特让我等了十五分钟。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厨房里徘徊,就像笼子里的猫。我一度想去看看克斯卡顿太太,但最终没去,和麦克菲特谈话之前我不想看到她,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以后也不想。她在卧室里,至少麦克菲特来之前她在那儿。我打电话时她从沙发上起来,走进卧室,躺在床上,让门开着。那时我朝里望了一眼,只见她仰面躺着,身体僵硬,双眼紧闭,手臂伸直贴紧身体两侧,像抹了防腐药物的尸体,准备送去让家属见最后一面。 我感到紧张,焦躁不安。林恩·克斯卡顿、她死去的丈夫,还有其他事情一直萦绕脑中;一些事已经弄清楚了,另一些事仍然让我摸不着头脑。没有一件事是令人愉快的,不过话说回来,谋杀从来就不是。 麦克菲特终于来了。我没给他下命令的机会,抢先一步说:“有些事你应该知道。”进而我向他解释了克斯卡顿、哈蒙·克雷恩以及其他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告诉他我对克斯卡顿之死的猜想。他自己也能得出结论——很明显,真的,一旦你掌握了所有的事实——但我不想等他想清楚。 麦克菲特像昆虫学家看一只不怎么有趣的虫子那样看着我。我直直地瞪回去,这是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这狗娘养的家伙长得很帅:黑发在额角处微微染霜,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下巴中央有个凹陷。难怪女士们都爱他——不过是那些没眼光的。政客们也看中他,见鬼。 他说:“你说这件事是一八七?为什么?” 一八七是警察行话,指《加州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章关于故意谋杀的条款。“我没那样说。”我说。 “如果他妻子杀了他,就是一八七。” “我知道。但我没说我认为她杀了他;我只是说她在掩饰。我们找到他之前,她早就知道他死了。” “我再重复一遍:为什么?” “三条理由。第一,她今天的行为,电话里她对我说的事情,等我到这儿后发现都是谎言。她说她没有打电话给她丈夫的医生,因为她太紧张了。她也没有叫警察,甚至没有试着找个朋友或邻居帮忙,而是离开家,开车到凡尼斯,打电话给我。为什么?因为她要某个知晓她丈夫有自杀倾向的人找到尸体;她不愿承认在她离开之前他已经死了。” “不是很有说服力。”麦克菲特说。 我说:“接下来是那把枪。” “枪怎么了?” “你看见了,枪在克斯卡顿的椅子下面。如他朝自己开枪,枪怎么可能跑到他椅子下面去?” “也许枪从他手中滑落弹到地毯上去了,”麦克菲特说,“你应该记得,他的右臂垂向地板。” “利奥。”我说,躲开他的注视。他讨厌我叫他利奥,更希望我叫他麦克菲特先生,或者干脆就叫先生。“利奥,藏书网那把枪完完全全地躺在椅子的左下方。即使是从手中滑落的,它也不可能在长绒地毯上弹跳一英尺以上吧。” 他怒视着我说:“我猜你的推论是克斯卡顿太太把枪扔在了椅子下面。” “她肯定在那儿做了些事情。我不敢说是不是她把枪扔在那儿的,或者是不是她朝他开的枪。但他死的时候她一定就在这间屋子里。” “你是怎么推理出来的?” “她的手提包,利奥。在办公桌后面,一半东西都倒出来了。” “我看见了,”他生硬地说,“我猜也可能是你们发现死者时她掉在那里的。” “但我来时她没有拿任何包,车子里没有,手上也没有。她跟着我走进来时什么也没拿。她告诉我早些时候她丈夫从房间里出来过,举着枪,然后走回房间锁上门,她没有提到她也在那儿。她应该会说出来的,除非要隐瞒些什么。如果她不在房间里,手提包怎么会跑到那儿去?为什么包是开着口掉在地上的,难道不是因为在开枪之前有过争斗或者什么吗?” 麦克菲特没说话,但现在他在思考。你可以用逻辑来打败他——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很难。 “汽车钥匙一定在她大衣口袋里,”我说,“要不然.99lib.就是她跑出去前从地上捡的。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门锁是按钮式的。很可能克斯卡顿最后一次进房间时按下了按钮,而她出去时就直接带上了门,根本没有意识到门其实是从里面反锁了。她只想着赶紧离开这里。” 麦克菲特很勉强地说:“如果你的推理没错的话,一定是她杀了他。” “未必。可能是个意外——争斗中枪走火了之类的。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 “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该做什么。” “上帝知道,我从未试过。” “在这儿等着。”他说着大步走了出去。 我等了,但时间不长。现在我甚至有些焦躁,厨房太小,太逼仄,老让我想起克斯卡顿夫妇在这里分享的时光——而现在他们分享了死亡。人们开始离开客厅,我打开门看了看。验尸官助理到了,德威金斯正领他去克斯卡顿的房间。我走出厨房,四处徘徊,很小心地避免妨碍其他人。 站在某个角度,我能看见房间里的一部分,但看不到尸体所在的地方。一个研究人员跪在地上,拨弄着因为我的破门而入而从门框上掉下来的木屑。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三十五年前也是这样,哈蒙·克雷恩死的那晚。在锁住的办公室里被击中,门被撞破了,警察进屋侦查,清理遗物。这些事三十五年来没有改变;也许永远不会改变。 谁说闪电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这桩案子里就呈现了相似的场景,父亲和儿子相隔这么多年,一个自杀,一个被误杀…… 是的,两次。 或者会不会两次实际上是相同的呢?克斯卡顿的死看起来是自杀,实际不是。哈蒙·克雷恩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门是锁着的,警察侦查过后说不可能有什么花招——有没有可能克雷恩其实是他杀? 两次,我想。两次谋杀! 我明白了。首先,一九四九年那次,是一个简单的诡计误导了所有人,包括警察。现在经过这番调查,我开始看清楚整个案件:令我困惑不解的花招、误导和错误想法;克雷恩死时周围的情况、那封复印信的意义、安吉洛·贝托鲁奇死的真正原因,以及那个杀人犯的名字。所有事件终于水落石出,黑暗丑陋,如同那堆埋在托马利湾边腐烂的尸骨。 我考虑是否要告诉麦克菲特,但对他说这些是对牛弹琴。再说这也不归他管,只是和克斯卡顿的死有点关系而已。我想告诉迪卡尔布,但不是现在,得等我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之后。 不久麦克菲特又出现了。我仍站在走道上,有些焦躁,因为我很想去干自己的事。他狠狠瞪着我说道:“我想我说过叫你待在厨房。” “我去上厕所。克斯卡顿太太说了什么?” “……你是对的。”他不情愿地承认道。现在他盯着我夹克最上方一粒纽扣看。“她承认了。” “我想她会的。她不擅长说谎。” “没错。” “她没有杀他是吗?” “她声称那是个意外。” “很可能,”我说,“她不是那种会精心策划一场谋杀的人。” 麦克菲特嘲讽地说:“谢谢你的专业意见。” “不客气。怎么发生的?” “她丈夫一整晚都待在房间里,就像她跟你说的。今早她想劝他出来,但他不肯,一直到中午。” “他终于出来时手上挥舞着手枪。” “是的。他威胁说要朝自己开枪。她对他说只管干吧,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她表示自己对此已厌烦透顶。后来他又回到办公室里,而她跟在他身后。此时她已打算开车出去透透气,所以带上了手提包。” “嗯。” “克斯卡顿坐在桌边。她试图劝他,但他不听;他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手指扣在扳机上,扬言要开枪。” “嗯,”我说,“她受到了惊吓,试图从他手里夺下枪。他们争执起来,她的手提包掉在了地上,枪走火了。” “她是这么说的。” “枪怎么到他椅子下面去的?” “走火后枪掉在桌上,”麦克菲特说,“她大概把它推到地上去了。这部分她记不清楚了。” 我点点头。“可怜的克斯卡顿。如果她让他单独待着,他可能不会这么死。通常自杀的人都很低调,他们会选择静悄悄地离开。” “是吗?我看你既是个优秀的心理学家,也是个犯罪行为专家吧。” “随你怎么说,利奥。” 他又发怒了。“你知道吗?我不喜欢你。” “太糟了。我也不喜欢你。” “你在侮辱我吗?” “我?当然不是。克斯卡顿太太怎么样了?” “眼泪汪汪的。”麦克菲特厌恶地说。他不喜欢看到女人哭,他希望她们:一,合作;二,大方,三,裸体。“德威金斯叫了女警察和她的医生过来。” “你打算记录她的犯罪行为吗?” “当然。” “对她要温和一点。她虽然不是圣人,但确实吃了不少苦头。” “你又开始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了。我不喜欢。” “对不起。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 “你必须签一份声明。” “我九九藏书待会儿签,到大厅。” “你急什么?你很不耐烦。” “我必须去见一个人。” “是吗?见谁?” “一位女性朋友。你能理解的,对吗?” “我曾经见过的那个红头发的?她叫什么?” “没错。凯莉·韦德。” “非常有魅力的女人。我真想不通她看上你哪一点。” “我也想不通。好了,利奥,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走吧。我会一直注意你的。”他的傲慢又来了,真是本性难移,“代我向韦德女士问好。” “我会的,”我说,“她也不喜欢你。” 实际上我并不是去见凯莉,而是去找托马斯·J.扬科斯基,那个狗娘养的,退了休的狡诈律师。 “拖出去”·扬科斯基——真正的凶手。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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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科斯基家没人,只有那咆哮的畜生在看门。听到门铃它飞一般跑过来,就像我第一次来这儿时一样。此刻它猛撞门板,摇晃着愚蠢的脑袋大声吠叫。我走回台阶前,来到与街同高的车库门口,朝信箱缝里张望。里面是空的。 我不想空手而归,于是去找周围的邻居调查。也许我需要调查圣弗朗西斯伍德这块地区的每一幢房子,我有这样的耐心——但事实证明没有必要,我只找了一个人就达到了目的。她住在扬科斯基家斜对角,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头发染成红色,双颊嫣红,喜欢管别人的事情,还喜欢把这些事说出来。 “哦,不,我‘真不知道’今天扬科斯基先生去哪儿了。当然,也‘不完全是’。”她喜欢用夸张的语调说话,强调词用得很多,你必须抓住她的意思,“但他‘很可能’去了芬斯顿堡。” “哦?” “是的。我知道每个周末他都会去那儿。他喜欢看年轻人玩滑翔机。他们称之为‘滑翔翼’。那是非常危险的运动,你不觉得吗?滑翔翼?” “是的,夫人。” “扬科斯基先生还喜欢沿着悬崖峭壁走路。以他这个年龄段而言,他真是充满生气。我丈夫要是有他一半的活力就好了——” “对不起,夫人,你能告诉我扬科斯基先生开的是什么车吗?” “什么?车?哦,是卡迪拉克。没错,‘肯定’是卡迪拉克。” “是黑色的吗?” “哦,是的,和黑人的屁股一样黑。”她说,冲我坦诚地一笑。 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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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斯顿堡在这座城市的最西南边,天际大道下面,梅塞德湖上游——离圣弗朗西斯伍德十五分钟车程。那里有一块区域专门给滑翔翼爱好者们起落用,离悬崖很近。边上有一条一英里长的人行小径,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大海。其实下面还有金门国家游乐区,只是从那个角度看不见而已。 我到达时已经过了五点,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太阳就要下山了,巨大的场地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车零零散散地停在那里。三个强壮的男孩在收滑翔机,把它装到一辆老式野马的车顶上。我一眼找到了黑色卡迪拉克,停在洗手间旁边——整个场地只有这一辆卡迪拉克。我把车停到它旁边,下车去看它的牌照。那是一块个人定制牌照,上面印着:托马斯·J.扬科斯基。没错,是扬科斯基的车。于是我走到驾驶座的一侧查看车身。 没有刮痕,没有凹陷,新上的油漆闪闪发亮。该死的,整部车都被重新油漆过了。 精明的浑蛋,托马斯·J.扬科斯基先生。那天他一定立刻就去把车重新油漆了。我早该想到他会这么做,迅速地掩盖掉任何犯罪迹象。他不会去找普通的汽车修理厂,那种店会保留记录以备警察调用。他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有足够的机会找到一个干这行的人,给汽车抛光,油漆,且收费合理。 他妈的,唯一能证明扬科斯基谋杀安吉洛·贝托鲁奇的物证现在也没有了。 我离开那辆卡迪拉克,走到通向悬崖的一条沥青主道上。人们叫这条路“日落小径”,真是相当贴切:这里是观赏日落的最佳地点。现在太阳正在下山,夕阳的余晖洒在小径上,将地平线染成了红色,又镀上一条金边。从这儿远眺大洋海滩到峭壁之家一带,风景美不胜收。然而,近海的几艘挖泥船和码头上那些处理下水道污物的管道破坏了这如画的景致。 沥青路旁边分出一条小岔道,不规则的沙石路旁长满了深红、棕色和绿色的植物,一直延伸到悬崖边。有几个人在那儿,其中一个支起画架,正在画夕阳写生,没有一个人同扬科斯基年龄相仿。我停留在日落小径上,因为我有恐高症,那边的断崖十分陡峭,离下面狭长的沙滩至少有二百英尺。 长椅排列成行,沿着小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我在离停机坪五分之一英里的一张长椅上找到了扬科斯基。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周围几百码内没有其他人。此时他正注视着投射在水面上的夕阳和潋滟的波光。风很大,气温开始下降,显然我穿得不够暖和,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拖出去”却穿得很厚实,包在一件厚呢短外套里,戴着手套和苏格兰式的帽子,看起来舒适惬意,如同在他后院和他谈话的那天。 直到我站到他面前,挡住他的视线说“你好,扬科斯基”,他才发现我。 他皱眉道:“又是你。我想我说过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 “是吗?不过你现在不得不与我有更多的瓜葛,律师。就从此刻开始。” “我不会。”他说着站起身,推开我,沿着日落小径往回走。一开始我以为他会待在小径上,这样我能轻松地抓住他。但他突然改了方向,沿着那条沙石路朝悬崖边走去。我犹豫了——我有一点恐高——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跟了上去,避开硬灌木,越过小沙丘。 扬科斯基在离悬崖边几英尺的地方停下脚步。那里的地势略微突起,再往前就是一个急转直下的斜坡。我也停下来,退后几步,与他保持一定距离。不过我已经离悬崖边很近了,一低头就看见崖下海浪轻拍沙滩。我身上又起了鸡皮疙瘩,但我知道这次与风和气温没什么关系。 “扬科斯基。” 他转过身。“该死的,走开,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不。你得和我谈谈。”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是99lib.你杀了安吉洛·贝托鲁奇,”我说,“并且我知道原因。” 他有张扑克脸,多年法庭历练出来的,但他控制不了变僵硬的身体。戴着手套的手捏成拳头,又松开。他静静地望着我,冷酷的眼里没有一丝害怕,只有小心翼翼和动物般的狡诈。 我说:“怎么样?我们谈谈吗?” “你说,”他说,“我听着。” “当然,很好。我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一直追溯到哈蒙·克雷恩的故事。我把我的推理讲出来,你告诉我对不对。” 他撅起嘴不说话。在他身后,炽烈的阳光渐渐隐没在大海中,海面由银波粼粼变成了金光灿灿。 我说:“好。克雷恩偶尔喜欢离开城市,出去独处一两周;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他爱上了托马利湾的幽僻,因此在那里向安吉洛·贝托鲁奇租了一间小木屋。尽管贝托魯奇不太喜欢克雷恩,但看在钱的分上还是租给了他。而克雷恩真正喜欢的,是贝托鲁奇的妻子,凯特。 “我不知道他和凯特·贝托鲁奇何时认识,又怎么看上对方的。这无所谓。他们为什么走到一起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们上床了,而贝托鲁奇知道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贝托鲁奇来到小木屋,大概是想当场捉奸。但那儿只有凯特一个人,克雷恩出去买东西了。他发生了争吵;贝托鲁奇丧失了理智,一棍打死了她。然后他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克雷恩回来后发现了尸体,不知所措。他没有通知警察,反而清理现场,擦掉血迹,把凯特的尸体埋进地缝里——那是两天前发生地震后形成的。然后他收拾东西回到了旧金山。但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他;罪恶开始吞噬他。他得了妄想症:一直担心贝托鲁奇也会来杀他。他开始酗酒,没有勇气做任何事,包括面对贝托鲁奇。 “六个星期.99lib.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但克雷恩的精神状态却每况愈下。他想过自杀,但同样没有勇气。他几乎希望贝托鲁奇来帮助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停顿了一下。“我说得没错吧,扬科斯基?” 他沉默着,一动不动,黑黝黝的小眼睛从帽檐下盯着我——带着一丝仇恨。 “接下来到了十二月十日晚上,”我说,“克雷恩死的那天。但那并不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是自杀——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想明白。那间上锁的办公室骗了我们所有人,连警察检查过现场的门窗后都一致认为不可能有什么玄机,认定是自杀。然而,实际上是谋杀。” 扬科斯基说:“我想你认为是我杀了他。” “不。我想是贝托鲁奇杀了他,正如克雷恩害怕的那样。而你把现场伪装成自杀的模样,为了贝托鲁奇。”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你爱上了阿曼达·克雷恩,不想让她知道克雷恩的丑事;你清楚她是个脆弱的女人,很担心她知道后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是你算错了,扬科斯基。你弄巧成拙。你万万没有想到克雷恩的自杀带给她的打击反而是致命的;她彻底崩溃了。而你,伟大的白马王子,却抛弃了她。事业蒸蒸日上的你不打算背这么一个包袱,一辈子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 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这句话从你这么龌龊的人嘴里吐出来,真可笑。” 他的手又握成了拳头,似乎将重心向前移动了一点,眼里的怒火像死亡一样冷酷黑暗。 “来吧,”我说,“试试看。但掉下去的一定是你而不是我。因为我比你重四十磅,又比你年轻十五岁。” 我们僵持了好一会儿;他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到沙坡、悬崖和下面的海滩。然后他全身一下子放松了。他喜欢活着,“拖出去”喜欢活着,他要紧紧抓住剩下的时间。我看着他重生,仿佛可以看到他脑中齿轮的咬合,听到微电脑急速运转的呼呼声。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你说你知道那晚克雷恩的房子里发生的事情?继续讲吧,我要听你说。” 我也稍稍放松了一下,但仍然保持谨慎,脚始终踩在坚实的土地上。我说:“首先,克雷恩没有打电话叫你去他家,相反,是你主动去找他的。” “是吗?为什么?” “因为他寄给你一封信,说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事,拜托你照顾阿曼达;他可能知道或者猜出了你对她的感觉。信里也提到了自杀——他一定预感到自己总有一天会走上那条路——还暗示那个见不得人的秘密,那个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他妻子的秘密。你不会白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你去克雷恩家就是要证实一下这封信的内容。” “你怎么知道这封所谓的信的?” “克雷恩保留了一份复印件。我在他的一些稿件里找到的。” “你说它是寄给我的?上面有我名字吗?” 我没有向他撒谎,如果他记性好的话,应该知道。我什么也没说,但我肯定那封信确确实实是寄给他的;当一切理清楚了之后,我也明白了“亲爱的L”的真正意思。“L”不是某个人姓名的首字母,而是扬科斯基职业的首字母。“亲爱的L”,其实是“亲爱的律师”。 扬科斯基说:“有没有我的名字都没有差别。即使存在这样一封信,里面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证我的内容,况且我从没收到过这封信。” “让法律来说话吧。” “法律,”他轻蔑地说,“别跟我谈法律,侦探。法律只是工具,谁深谙其道谁就能驾轻就熟地操纵。”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我们开始对峙——如同两只蓄势待发的老斗牛犬,其中一个的嘴上已经有了血的痕迹。风怒吼着,卷起的沙砾打得我脸生疼。太阳的四分之一已落到海平面之下去了,看起来就像着火了似的,靠近岸边的挖泥船此时就像被火焰吞噬了一般血红。 “你想继续听下去?”最后我先开口了,“只是要证明我确实知晓事情的始末?” “继续说,我听着。” “贝托鲁奇也挑了十二月十日晚上去拜访克雷恩。也许他事先已经观察过了,知道那天克雷恩单独在家。他去那儿可能想要杀克雷恩,也可能只想和他谈谈,问清楚克雷恩是如何处理凯特的尸体的。他身上还背着杀害凯特这桩命案,我想这是他犹豫了很久的原因之一。他既害怕又困惑,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鼓起勇气需要时间。 “于是,贝托鲁奇走进了克雷恩的房子。应该是直接进去的,我听说克雷恩从不锁前门。他发现克雷恩在办公室,像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想鼓起最后一丝勇气朝自己开枪;那把点二二式手枪就握在他手里。基于克雷恩当时已经完全醉了,而且渴望死亡,他可能请求贝托鲁奇朝他开枪,一了百了。也有可能是当贝托鲁奇看到枪时自己就那么做了。无论如何,贝托鲁奇已经侥幸逃脱了一次谋杀妻子的指控,而他想继续彻底洗脱罪名。于是他拿起那把手枪——对准克雷恩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 “这时,托马斯·J.扬科斯基,人民的公仆,进来了。贝托鲁奇可能也朝你开了枪——我真希望他这么做。但杀了克雷恩后他整个人已经呆滞了。你让他冷静,叙述事情的经过;你叫他相信你——这种事是你的拿手好戏。你告诉他你会帮助他,安慰他,然后送他回家。他走后,你就把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模样。” “精彩极了,”他说,“我是怎么做的呢?” “哦,你非常有头脑,不会做任何不切实际的事。你想出了一个既简单又聪明的办法骗过了每个人,直到现在——直到迈克尔·克斯卡顿今天早些时候在他办公室里被枪杀,与他父亲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你不会不知道吧?克斯卡顿死了。” 扬科斯基继续保持沉默。 “那晚当你与克雷恩尸体独处时,你首先去打了一份自杀声明。但你得确保声明看起来是克雷恩写的——克雷恩的风格,克雷恩的用词,而不是你的。你随身带了克雷恩写给你的信,于是你发现,只要摘录信里的一段,就能成就一份完美的自杀声明。因此你就那么做了:从那封信里摘录了一些句子,只是把时态改动了一下。 “这周早几天,我从旧报纸上看到了那份自杀声明。当我看到克雷恩写给你的那封信时我就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怪怪的,但直到今天早晨找到克斯卡顿,我才豁然开朗。我发现这封信与自杀声明惊人地相像,比如这句‘活着比死了更难受。’那晚克雷恩绝不可能抄袭自己曾写下的语句,无论他的意识清醒与否——不可能一字不差地使用他写给你的信里的语句。打这份申明的一定另有其人,而那个人就是你。” “为什么一定是我?” “因为只有一个办法能瞒天过海,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那个在阿曼达·克雷恩面前撞开办公室门的人——你,扬科斯基。不可能是亚当·波特;他哥哥说亚当身体很虚弱,而一个虚弱的人是不可能破门而入的,更何况有你这么健康年轻又强壮的人在身边。是你,那晚撞开了克雷恩办公室的门。不是一次——两次。 “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是‘两次’。打完自杀声明后你走到大厅,关上办公室门,用钥匙锁上,然后撞开门,好留下门是被撞开的证据。你再把钥匙从里面插在门锁上,再关上门。这样后来的人就不会发现门已经被撞开过了。 “然后你离开房子,确定自己没被发现,在外面某处等着,直到波特和阿曼达用完餐回来。那时你走出来假装你也是刚刚到达。当你们三个上楼来到克雷恩办公室前,你抓住门柄,假装门被锁上了。‘我们最好撞进去。’你这么说,然后用力撞门,同时暗中握紧门把,制造出响声,使门看起来很难撞开。接下来你一松手,门自然就打开了。波特和阿曼达太紧张了,以至于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其实周围有很多迹象表明门先前就被撞开过。你还让波特向警察证实,门是当着他的面被撞开的,并且钥匙是从房间里面插着的。” 扬科斯基仍然什么也没说。他再次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望向一艘沐浴在夕阳下的货船。风更冷了。远处响起了雾角,响亮而低沉地预告海上浓雾即将来袭。 我说:“你已经逃脱了三十五年,你和贝托鲁奇。这一系列事件几乎成了古代史,被人遗忘,你们两个也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但后来克斯卡顿出现了,我出现了。一开始你并不担心;你认为我不可能深入调查,发现真相。我敢打赌你去找过贝托鲁奇,第一是确定他是否还活着,第二是叫他警惕我。 “周三我去找贝托鲁奇时,他并不紧张;但同一天我找到了他妻子的尸骨。周四他从报纸或其他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一点,于是他紧张起来,打电话给你。你去了他那儿。想杀人灭口?当然不是。但你去了之后发生了争吵:他是个疯子般的糟老头,而你发起脾气来一样疯狂。他大概朝你挥舞猎枪,你一把夺过枪朝他射击。 “你后来才发现差点和你相撞的那辆车就是我的车。这给了你更急切的理由来修复自己的车。漂亮的修复;漂亮的油漆。警察会查出是谁为你的车子做了美容。” “我怀疑这一点。”99lib.扬科斯基说。 “即使他们找不到,还有其他东西能证明你杀了贝托鲁奇。” “我也怀疑这一点。”他说,“你说的所有事情怎么听都像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他似乎完全放松了,恢复傲慢的姿态,眼中仍闪着怒火,但现在更多的是愉快。他摸出一支绿色粗雪茄,转身背朝风,用金色打火机点着。当他转过脸再次面对我时说:“你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你所说的话;你无法证明我和安吉洛·贝托鲁奇串通一气,掩盖一九四九年的谋杀案。寄给我的信恰巧与哈蒙·克雷恩的自杀声明非常相像,这也说明不了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你没有法律依据重审这个案子。你甚至都证明不了我见过贝托魯奇这个人,没有目击证人看到他死的那晚我在他家或者他家附近。总之,你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堆新颖奇特的推论。只能说这些是小说,而非事实。” “但我还是会把这些告诉警察。”我说。 “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但我警告你,侦探,我很乐意提起诉讼,告你骚扰和诽谤。” “我也警告你,扬科斯基,这次你逃不掉了。想都别想。” 他叼着雪茄的嘴角现出一个笑容:“是吗?”他转过身,显示出他的不以为意,然后走了几步,背对着我,抽着烟注视夕阳。 我感到沮丧;我清楚他是对的,所以我恨他,从没有像这一刻这样恨过一个人。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使我有种冲动想走过去推他一把。只要轻轻一推,他就会滚落悬崖丧生。突然,我转身,走回沙砾路,沿着日落小径向停机坪走去。 我永远不会那么做——把他推下悬崖,冷血地杀害他。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和他一样了,我的灵魂会被玷污。不,我不会那么做的。 但回家的路上,想到他信心满满地站在那儿,他妈的稳如磐石,我真希望我做了。 第二十二章

01

尽管我想打电话给迪卡尔布警官,但当天晚上我还是没打。当面告诉他整个故事比较好,可以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去。 星期一,去圣拉斐尔见迪卡尔布之前我去了趟办公室,查看周末有没有来电。该死的埃伯哈特竟然已经来了,尽管只有九点十分。他正在煮咖啡,边煮边咒骂电炉,因为它热得实在太慢了。 “稀客,”我关门时说,“浪子回头了。”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 “过去几天你都没出现过。” “嗯,是的,我休了个长假。怎样?” “没怎样。但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我在看文件。你陷在那桩杀人案里不能自拔了,嗯?案子水落石出了?” “只有一部分。然后我可以和你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觉得这很好笑吗?” “不。” “我今天可没心情开玩笑。”他说。 “我也是。” “那么收起你那套。”他敲敲电炉说,“这东西好像永远也热不起来了。” “有电话留言吗?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没有。” “料到了。”脱下外套,我一屁股坐上办公桌,“周末你去哪儿了?”我问他。 “三角洲。” “钓鱼?” “没错。” “温黛和你一块儿去的?” 停顿。然后他说:“没有。” “我猜她也没去。” “是吗?为什么?” “周六晚上她打过电话给我。” “她说什么了?” “告诉我她恨我,还有凯莉。” “她喝醉了?” “听上去像。听着,埃伯……” “闭嘴。”他说着,背过身走到办公桌前坐下,取出烟管和烟袋,把烟丝点燃。他惯抽的浓烈粗烟丝开始冒出袅袅黑烟。 我们都静默了一段时间,只是坐在那里。埃伯哈特像蚂蚁搬家般不断地往烟管里加烟丝,我听着咖啡在电炉里沸腾的声音。 终于他说:“她还说了些什么?” “她说去你妈的。” “哦,”他问,“还有吗?” “没了。我挂了电话。” “没说我们之间的事,她和我?” “没。你们怎么了?” “我们吹了。”他说。 “吹了?你是说订婚?” “整件事情。我们之间,完了。” 我有一点吃惊;这种感觉通常只在生日和圣诞节上有过。我问:“什么时候的事?” “星期二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那天之后我就没见过她,我再也不会去见她了。” “你们吵什么?” “你想呢?”他说,“她一直骂你和凯莉,像喝水一样喝伏特加,和疯婆子一样大吼大叫,一直嚷嚷着要报复你们。做一件极端的事情,她这么说,比如叫她的某个前夫晚上去恐吓凯莉——诸如此类。” “她最好不要那么做。” “不会的。只是气话。” 我圆滑地说:“不过我觉得她生这么大气也情有可原。” “生气,没错,但不代表气血攻心,不代表要这么疯狂藏书网吧。没人给她这个权利。” 他在保护我们,保护我和凯莉。这是他们分手的最大原因。 “这让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他说,“我想也许她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人。我不自主地把她和凯莉相比,你知道结果如何?”他突然移开了视线,盯着桌后的通风管道。“啊,”他说,“得出的结论是,妈的,她是个婊子,就这样。我总能钓到婊子。” “埃伯……” “想想黛娜。一流的婊子。” 黛娜是他前妻,其实没有埃伯说的那么不堪。也许温黛也不是——但我不想冒险。 “埃伯,星期三或星期四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没心情说,”他说,“我需要独处几天,把她忘掉。” “那么现在忘掉了吗?” “还没完全忘掉。她大概已经忘了。我一直忘不了她是怎么说我的。” “怎么说的?” “无所谓了。”他又点起烟,吞云吐雾,弄得整间办公室像发生了火灾。 “说吧,埃伯,她说你什么了?” “我说了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提她了,好吗?” 我不再问下去。但过了一会儿,我准备去圣拉斐尔时,烟雾缭绕中埃伯哈特突然说:“乳房不是全部,看在上帝.99lib.的分上。” “什么?” “乳房。它们不是全部。” “呃,是的,它们不是。” “一个女人能吸引一个男人,绝不会只因为性的关系。男人要找的是一个能与他相濡以沫,能在一起谈心的女子。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 “她说我是男人中的渣滓,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她的乳房。说我是个婴儿——在奶水里滚爬。他妈的你觉得怎么样?” “女人都是这样神经质。”我绷着脸说。 在大声笑出来之前,我得赶快走出办公室。

02

凯莉也笑得合不拢嘴,当天晚上我把这事告诉她之后。实际上,她说“在奶水里滚爬”是几个月以来她听过的最好笑的句子。她不停地重复那句话,直到笑得喘不过气来。 等她平静下来,我说:“因此现在你被无罪开释了,小姐。” “无罪开释?” “伟大的意面攻击。你做了件无比愚蠢的事情,却带来了好结果。” “嗯,”她说,眼睛因为回忆而闪闪发光;她真的恨温黛。“我还会这样做的,如果喝得足够醉的话。” “我敢打赌你会的。” “看
在埃伯哈特的分上。” “没错。” “上帝,她离开他的生活真是让人松了口气。想到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简直就是噩梦。她应该也会穿白色婚纱。” “应该会。” “埃伯哈特穿燕尾服,我敢打赌看起来一定像只大鸟。一只黑色羽毛、白色胸脯、在奶水里滚爬的大鸟。”她说着又开始大笑不止。 我叹口气,拿起她的空酒杯,走到厨房再斟满。今晚我们在她的住处过夜。天气很好,从她卧室的窗户望出去,晴朗的夜空美极了。我走回来时,她已经止住了笑声。“我没事。”我递给她一杯酒。 “嗯。” “我没事。我会严肃点。今晚你好像心事重重,怎么了?” “有一点。” “迈克尔·克斯卡顿?” “是的。我一整天都在想他。” “你得到他妻子的进一步消息了吗?” “有一些。在厅里我跟杰克·罗根谈过,她仍在拘留中,情况还好。” “地方法院检察官准备起诉她吗?” “可能不会。她没有杀她丈夫,只是想掩饰这次意外。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律师都能轻而易举地使她获释。” “律师。”凯莉做了个鬼脸。 “是的。” “扬科斯基——他怎么样了?他脱不了罪的,是吗?” “现在的情况是,”我说,“我和迪卡尔布谈过之后,他今天去见了扬科斯基,不过没什么进展。法律没法触及他在一九四九年干的事情,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了贝托鲁奇。除非迪卡尔布找到修理油漆那辆卡迪拉克的人,否则无法把扬科斯基与贝托鲁奇的死连到一块儿。” 凯莉似乎和我一样严肃了,对着酒杯皱眉。“不对,”她说,“他是个冷血杀手。不能让他逃脱。” “不能?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对的事,宝贝。谁说一定有正义呢?” “我愿意相信。” “我也是,”我说,“但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尾声 不过,有时候,正义可能真的存在。 八天后,晚上六点二十分,托马斯·J.扬科斯基在看电视新闻时心脏病突发。他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四十分钟后,死在去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上。他有心脏病史——埃伯哈特跟我说过,几年前扬科斯基就发过一次很严重的病——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突发心脏病是由于杀人后的紧张心理所致。我想象他生命的最后四十分钟神志是清醒的,相信这是对自己罪恶的惩罚。可能还有更大的惩罚在地狱等着他。 当然,实际上没有以上情景。事实很简,就是扬科斯基死了,如同凯特·贝托鲁奇、哈蒙·克雷恩、安吉洛·贝托鲁奇、迈克尔·克斯卡顿一样,死了,他们导演的悲剧落下了帷幕。尘归尘,土归土。那些不起眼的尸骨在时间的墓园里散落消失。九九藏书 你不禁想,有时候正义还是存在的,是的。但是它重要吗?在这个大舞台上——不管是什么舞台? 也许是重要的。 像爱、同情、关怀和友谊——正义,也许是重要的。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