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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亿日元大案》
一、这正是决定性的证据
一九九八年六月下旬，位于东京赤坂的城市酒店。
一个中年男子，迈着悠然的脚步，出现在酒店的大堂内。刚过正午，还没到酒店正式入住登记时间。在这充满闲适气氛的酒店里，这个男子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他穿着黑灰色的夹克，衬衫、裤子、领带等也基本为同一色调。因为我和他是初次见面，他说为了便于让我认出他，他会穿着“老鼠皮”似的颜色的衣服赴约。可现在看来，却是非常时髦而气派的装束。他戴着一副略大的墨镜，看不清表情，年纪大约在五十几岁。
我们走进大堂边上的咖啡厅，在窗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自称为“吉田”。可除此之外，在侍者端来我们所要的咖啡以前，他什么都没有讲。
等侍者一走，他马上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茶色信封说道：“请先看一下这个。”
信封内装着一张照片的复印件。
我拿起复印件一看，最初映入眼帘似乎是岩仓具视的肖像。随后又看到“500”这个数字及“……百日元”字样的汉字。这张复印件，好像是很陈旧的五百日元纸币。
复印件上的纸币残破得很厉害，只存有右半部分。同时，可能是由于被烧焦过的缘故，表面微微发黑，颜色非常黯淡。
“请您仔细看一下这个地方。”吉田说道。
顺着他手指所指方向仔细观察，能勉强辨认出纸币上面所印的“XF228632A”字样的号码。
“吉田”又说道：“这个号码，正是能显示出纸币和三亿日元抢劫案之间关联的决定性的证据！这就是被罪犯抢走的钱！”
“吉田”所说的三亿日元抢劫案，案情是这样的。那是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十二月十日早晨，在东京都府中市府中监狱北侧的公路上，一名伪装成警官模样的男子，骑着一辆假冒的警用摩托车，拦下了日本信托银行的运钞车。那名男子对车上的押送人员谎称运钞车上被人安放了炸弹，将他们骗离了运钞车，从而轻易劫走了运钞车及车上所装的三亿日元现金。
此后不久，被遗弃的运钞车及三个空的铝合金钱箱相继被人发现，关于罪犯的目击情报也可谓不少，但侦破工作却出人意外的困难，以至于直到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罪犯还是没被抓住，而在法律上，已经到时效了。
案件发生后，当时的媒体曾经为此大大地热闹了一番。一方面，数目这么大的现金被抢的案件，在日本犯罪史上还是首次；另外，罪犯伪装成警官，骑着伪造的警用摩托车进行犯罪，这种诡异的作案手段也是促使媒体兴奋的一个重要原因。
幸运的是，被抢的现金投保了日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的保险，而日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为了减少风险，又与日本国内的近二十家保险公司进行了再保险。同样是为了减少风险，这二十家日本国内的保险公司又与国外的近百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再保险合同。因此，除了日本信托银行损失了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七日元的保险费以外，日本国内基本上没有人遭受经济上的损害。
日本警视厅向全国发出的人工合成的通缉犯照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上的男子非常年轻，嘴上套着皮制的面罩，头戴一顶附话筒的白色警用头盔。
当年经历过这事的人，即便对三亿日元抢.99ｌiｂ?劫案本身并不是很清楚，但肯定记得这张疑犯的通缉照片。
我的调查组里有一名工作人员，当时还是小学生。据他回忆说，劫案发生后，他收看了黑白电视机播放的并不是很清晰的案件现场报道，因此非常兴奋，嚷嚷着：“出大事喽，出大事喽！”整整一天都激动不已。
调查组的其他成员也大致相仿。大家都记得当时自己为了这事曾大大地兴奋过一番，并曾与家人朋友们津津有味地讨论过。
我也不例外。我记得自己当时虽然只是个孩子，却也想过，如果把三亿日元按定期方式存入银行的话，光靠那利息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
事实上，劫案发生后，对于它的讨论非常热烈，无论是在公司、学校，还是在主妇们的闲谈中，三亿日元抢劫案往往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而议论的人的语气中，也常常夹杂着几分羡慕。我想，当时应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曾认真计算过三亿日元的定期年利会有多少之类的数学问题吧。
现如今?9９lib.t>，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经常能听到金额高达几百亿日元的诈骗案、渎职案的报道，而金融机构高达几千亿日元的呆账、坏账之类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区区三亿日元，对于现在的日本人来说，已经不是那么具有冲击力的话题了。
可是，在案发当时，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三万日元不到（现在是二十万日元左右），而咖啡是一百日元一杯（现在为五百日元），出租车的起步费是一百日元（现在为六百六十日元），如果以这些数字变化为参考的话，当时的三亿日元大约有现在二十亿日元的价值。也就是说，当时所说的“三亿日元抢劫案”，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现在应称为“二十亿日元抢劫案”。
当时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为百分之五左右。如果罪犯把这三亿日元存入银行的话，即使要交税，每年仍可得到一千两百万日元的利息。也就是说，这笔钱只要存入银行，那么连罪犯的子孙都可以衣食不愁，逍遥度日。即使以现在的日元价值来计算，一年一千两百万日元的收入，虽不能过得非常奢侈，却也能轻松生活了。即使罪犯不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而只是每年从中拿出一千万使用，那也能靠这笔钱足足生活上三十年。也就是说，罪犯很有可能现在还在依靠这三亿日元，在某处过着逍遥快乐的日子。
光从这一点也可以说，三亿日元抢劫案是一桩改写日本犯罪史的现金抢劫案。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那张五百日元的纸币。
在三亿日元抢劫案中被劫走的现金里面，作为连号钞票被银行登记在册的，只有两千张新的五百日元面额的纸币。
可是，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警视厅运钞车抢劫案特别搜查99lib.本部（以下简称为特搜本部）在劫案发生当日下午，就向外界公布了这两千张连号五百日元纸币的号码。因此，探员们都一致认为，罪犯为了安全起见，肯定已将这些连号钞票烧掉或者撕碎后埋掉了。
可是，这张五百日元的钞票在经历了三十多个春秋后，仍然残存于世，并且现在就在我们眼前。
特搜本部公布的连号纸币号码为XF227001A-XF229000A。而我们眼前这张纸币的号码恰恰是XF228632A。
“号码完全吻合！”我激动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同时感到自己全身由于过度兴奋而在微微发抖。
据日本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印刷局称：这种五百日元纸币从五一年四月二日一直发行到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并且从六九年十一月一日起被新版五百日元纸币所代替。
另外，关于纸币上所印号码，印刷局方面称，如果没有诉讼或办案调查等正当理由的话，一般是不公布的。纸币号码是由A000000A开始，发行年代越晚的字母和数字越靠后。
同时据他们说，这张纸币是六八年由大藏省印刷局泷野川工厂印制的。
“持有这张五百日元纸币的人叫‘乔’，实际上，他大概就是负责保管这抢来的三亿日元的人。”
“吉田”一边给我看那张复印件，一边从容不迫地讲了起来。
他所说的，正是那种能震撼人心的事实。
二、持有“焦黑纸币”的男子
关于这张五百日元纸币的消息，一开始，是来源于九八年五月的一个电话。
打来这个电话的男子，对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只字不提。男子以中年人特有的那种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从前有个朋友，是个美日混血儿，我们大家都叫他‘疯子乔’。我想他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的罪犯之一，因为他有犯罪的动机，同时又和运钞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还有很多关于他的可疑传闻。可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他身边就有那次劫案中被劫的钞票……”
第一次通话，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我为了辨明这话的真伪，曾竭力拖延时间以求从这名男子口中套出些什么来，可那名男子却异常机警，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您别心急，我一定会再打电话来的。”我的努力只得到了这么一张空头支票。
老实说，我在接那个电话时，对那男子的话也只是半信半疑。
我曾向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警视厅老警探打听过这事。据他说，这类消息的提供，即使在七五年三亿日元抢劫案时效到期之后，每年还会有四五件。但是基本上都是与案件无关的消息或者是假情报九九藏书。
我当时心想：“要证实这话９9lｉｂ?，首先得做认真详细的取证工作。但是，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案子了，取证工作看上去也是很有难度啊！”
因此，我立即开始认真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和报纸，以尽快了解该案的基本情况。
那名男子第二次来电话，是在大约十天之后。和上一次一样，时间很短，他还是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就这样，不要说电话内容的真伪，我甚至连他打电话来的真实目的都没有搞清楚。
虽然是这样，那名打电话来的男子终于开始逐步透露一些那名叫“乔”的人的情况。
大约三十年前，“乔”是一个不良少年帮派的老大，他的帮派以福生町（现在的福生市）为老巢，活动于福生可以及昭岛市、立川市一带。他是个美日混血儿，当时大约二十岁左右。
最初的线索只有这点。但对于已被该案案情所深深吸引的我来说，光是“持有部分被劫现金的人在福生町”这一条，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了。
那名男子按照约定，此后也经常打来电话。通话时长时短，有时几分钟就结束了，而有时却会东拉西扯，讲上近一个小时。
就是依靠这种交流，各种情况开始逐渐明朗起来。
我首先了解到，当时在福生町边上，有一家叫“P”的摇摆舞俱乐部，那里是像“乔”那样的不良少年经常出没的场所。
另外，当时在福生町及其周边地区，一共有五个大的帮派，其成员多是日本、美国或韩国的年轻人。这五个帮派为了抢地盘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斗。“乔”所属的团伙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团伙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却很有实力，而且据说他是该团伙的实力人物。
此外我还了解到，“乔”是美日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劫案发生时他刚满二十岁。
但是我对“乔”这个人和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直接联系还是不甚了了。为此，我重点调查了“乔”的旧日友人及过去常去的场所。这对于日后的.99lib.取证调查是极为必要的。
第五次电话拖得尤为长。因为那时我已开始着手做取证调查，所以很想从对方口中探听出尽可能多的情报。
那名男子也开始动摇了。他终于首次透露了自己姓“吉田”。我心里当然清楚这是假名，但从这一点至少可以看出这名男子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且，可能是在气势上被我压倒了或是经受不了我那紧咬不放的蛮劲的缘故，“吉田”对我透露说：“‘乔’原来在我这里寄存过一个皮包。那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他还在福生町。由于寄存了很长时间，我终于受好奇心的驱使，偷偷看了包里的东西。那包里除了现金、文书、钥匙之外，还有一张又脏又破的钞票。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这张钞票被火烧得焦黑焦黑的，而且只剩下右边半张，但还能看出是五百日元的纸币。”
说到这儿，“吉田”显得有些犹豫，好像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说下去。这话只讲了一半，弄得侧耳倾听的我有些焦躁起来。就在这时，“吉田”好像突然下定了决心似的，继续说道：“我当时对‘乔’这种古怪的举动满腹狐疑。为什么要保存这么一张又旧又被火烧坏了的纸币呢？为此，我特意拍下了这张钞票的照片。实物虽已经还给‘乔’了，但照片我还保留着。我想你看了那照片后，会明白些什么吧。”
这个自?9９ｌｉb?称为“吉田”的男子，居然持有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物证。
我竭力请求他给我看一下这张照片。最后，我们终于约好一周后两人单独见面。而那次见面，就是本书开始的那一幕。
三、“烧掉了难以处理的五百日元纸币”
“吉田”在赤坂的城市酒店对我所说的内容，让我震惊不已。
“吉田”刚认识“乔”时，“乔”还没加入那个以摇摆舞俱乐部为据点的帮派。那时距三亿日元抢劫案的发生尚有两年时间。
虽然两人友谊如此久远，但七十年代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些生意上的小矛盾，而变得疏远起来。
可是，大约在二十年前，“乔”突然来到“吉田”家，请求他说：“我不能说理由，但请你无论如何要代我保管这个皮包一段时间。”
自那以后，“吉田”失去了与“乔”的联系，可过了一年多，“乔”又突然来到“吉田”家，给了他二十万日元作为报酬，拿回了那个皮包。
因为那只皮包是上了锁的，所以“乔”在寄存时非常放心。可实际上那锁已经坏了，因此“吉田”在保管期间曾偷看过包中内容，并发现了那张烧焦的五百日元纸币。
“乔”对于寄放皮包的理由只字未提。后来“吉田”曾向“乔”的帮派同伙旁敲侧击打听过。据那些人说“乔”因为与黑社会团伙勾结起来搞赃物走私，而引起警方注意，在即将败露时慌忙出逃。那皮包中的东西，好像大多是与那桩走私案有关的证物。“乔”为了安全起见，将它们寄放在了与案件无关的“吉田”处。
“吉田”因为不想让“乔”知道他曾偷看过包中内容，因此也无法开口向“乔”打听那张五百日元纸币的情况。
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吉田”打听到了一些消息，逐渐拨开了覆盖在这张五百日元纸币上的疑云。有一次“乔”的一个朋友对“吉田”说：“那批五百日元的纸币好像是有些问题，难以处理。因此‘乔’和他的同伙把它们烧了。‘乔’那时从灰堆里偷偷拾了半张藏了起来。大概是作为一种保险吧！”
此后，“吉田”同“乔”也通过几次电话，可由于没再见过“乔”本人，所以也丧失了进一步了解内情的机会，这件事也就搁置了起来。
不久，就有传闻说“乔”在东京市内买了高级公寓藏书网，过起了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可这终究只是传闻而已，“吉田”也无法搞清传闻的真相，事情本来应该到此就结束了。
可是，就在几年前，“吉田”在东京新宿偶然遇到了旧日好友，在和那人一起吃饭时，又听到了一些关于“乔”的传闻。这令他再一次想起了那张五百日元的钞票。
受好奇心的驱使，“吉田”开始与以前的同伙取得了联系，通过与他们打电话及吃饭，他隐约了解到“乔”的父母很久以前便相继去世，可除此之外，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其他情况。
但其中有一个人吐露说，“乔”很可能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的一名罪犯。
在酒店见面时，“吉田”终于向我讲述了“乔”身边那些形迹可疑的同伙的传闻，以及可以证明他们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证据。
他所说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从“乔”以前的同伙处听来的传闻，其中，从一个被“吉田”称为“K·S”的人那里得来的情报是最主要的。
这些传闻，如果不做仔细的调查取得证据的话，都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可这也是“吉田”提供的情报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越是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反而越能勾起人的兴趣。
现在，只有从“吉田”口中打听出与那些提供消息的人联系的方法，与他们直接见面，才能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除此以外，我已经想不出其他推进本案取证工作发展的方法.99lib.。
那个被称为“K·S”的人，据说以前是飞车党头目，成日吸毒鬼混，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现在已经金盆洗手，在东京市内经营着一家铁器工厂。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以及那个被称为“K·S”的人的证词内容，我将在后面详述。
我确信，自己现在已经彻底陷入了三亿日元抢劫案的迷雾之中。
就这样，我踏上了追寻三亿日元抢劫案真相的征途。
一、仅仅持续了三分钟的犯罪
三亿日元抢劫案，虽然在日本犯罪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毕竟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次案件的人，是不会有很清晰的记忆的。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对这起劫案作一些补充说明。
首先，让我根据手头所有的警视厅“三亿日元抢劫案调查报告书”等非公开的调查资料及相关人员的一些证词，把案发当时的详细情况，准确地再现一下吧。
劫案发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上午九点二十一分左右。地点是在距东京都府中市荣町三街国分寺车站西南约一点七公里的公路上，公路南侧就是府中监狱。
那天从早上开始，大雨就下个不停，劫案发生时雨量达到最大，几乎是暴雨。在本书内，以后将劫案发生地称为第一现场。
当日上午九时十五分，一辆运钞车从位于国分寺本町二街的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行（以下简称为日本信托）出发，前往位藏书网于府中市东芝町的东京芝浦电气府中工厂（以下简称为东芝府中）。车上装着东芝府中四千五百二十五名员工的年终奖金。在运送途中，一名警官骑一辆带红色警灯的白色警用摩托车，从后面赶了上来，并且示意驾驶员停车。
运钞车属日本信托所有，型号为六四年型日产赛得里克，黑色，车号为“多摩5HA6648”。由日本信托方面的驾驶员关谷量一（三十一岁，事发当时年龄，以下同）驾驶。他边上所坐的是资金股股长中田荣治（三十五岁）。后座上左右分别坐着银行职员高桥勋（三十一岁）和古川淳（二十七岁）。
当时关谷看到警用摩托车后部拖着绿色车套样的东西，他对此虽有些疑惑不解，但还是按照警官的指示，靠左停了下来。停车处位于距府中监狱第六瞭望塔以东仅二十米远的地方，道路宽六点六米。
警官在运钞车前方五米处停下了警用摩托车，挡住了运钞车去路。然后下车走到运钞车边问道：“是日本信托银行的车吗？”关谷把驾驶室的车窗拉下十厘米左右，回答说：“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吗？”
听到回答后，警官以略带兴奋的语调说道：“我接到巢鸭警署方面发来的紧急通知，你们分行长的家已被炸弹炸毁。据说这车上也被人安放了炸弹，请让我检查一下车辆内部情况。”
关谷听后非常吃惊，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昨天晚上，我还对车辆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九九藏书况啊！”
警官一听到这话，马上说：“那我先检查一下车辆外部。”说完，便一边向运钞车底部张望，一边绕着车走了起来。关谷也立刻关闭了发动机，下车开始检查座位下面等地方。
中田和高桥两人也各自下车，与警官一起检查车辆底部等处，只有古川，因为对放在后座后面的除臭剂产生了怀疑，还留在车内检查。
这四人后来回忆说，这名警官年纪大约在十八到二十六岁之间，身高一米六五至一米七左右，戴一顶白色警用头盔，头盔上带有类似于话筒的东西，帽檐压得很低，另外，他用一副皮制口罩，遮住了鼻子以下的半张脸。身穿一件黑色皮制警服，脖子上围着白围巾，手臂上套着交通警的臂章。
那名警官独自走到车子前部，然后平躺下来，将头伸进车子的底部观察。突然，他站起身大叫道：“有炸弹，要爆炸了，快逃！”话音未落，只见大股浓烟从发动机罩下喷涌而出。银行职员们战战兢兢地往车子底部一看，滚滚浓烟中，鲜红色的火苗正在窜动。
看到这种情况，四人惊恐万分，受本能驱使，不由自主地转身逃去。四人中，高桥和古川逃到了距离运钞车右后方约一百米的一处民宅的混凝土围墙后，而关谷则躲到了围墙边上的垃圾箱后边。惟有中田还稍微勇敢一点，他挺身站在垃圾箱前部的路中央，一边将手帕顶在头上防止雨水打进眼睛，一边伸开双臂拼命挥手，以阻止后面开来的汽车靠近即将“爆炸”的运钞车。而这时，运钞车的车钥匙还插在钥匙孔内。
另一方面，银行的四名职员一离开运钞车，那名警官便迅速坐进驾驶室，连车门都来不及关上，便扭转方向盘，巧妙地绕过停在前方的白色警用摩托车，向府中大街方向疾驰而去。从白色警用摩托车出现直至运钞车被劫，这当中仅仅隔了三分钟。
银行的四名职员被这突然的变化弄糊涂了，都呆呆地站着，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人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还以为，那名警官为了大家的安全勇敢地把装有炸弹的汽车开往别处，为此还曾异常感动。
可是，就在运钞车变得无影无踪之后，路上的“炸弹”还在喷着白烟，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近一看，才发现只是个发烟筒。警视厅后来对这个发烟筒进行过测试，发现点火五分钟后火势减弱。警方据此断定，从运钞车冒烟到银行职员意识到运钞车被劫，其间隔时间大约为五分钟。
于是关谷走近白色警用摩托车，这才注意到摩托车是雅马哈牌的（真正的白色警用摩托车应为本田牌），同时发现车上所装的红色警灯也只是用普通的停车灯仿制的冒牌货。
“都是假冒的！”随着关谷的这声惊叫，其他几个银行职员也终于清醒过来，意识到运钞车以及车内行李箱里所装的三个铝合金钱箱已被劫走了，里面装有两亿九千四百三十万七千五百日元现金。
被劫现金的详细内容如下：一万日元面额纸币两亿七千三百六十三万日元，五千日元面额纸币一千零八十五万五千日元，一千日元面额纸币八百七十七万七千日元，五百日元面额纸币一百零九万五千五百日元。其中只有两千张新的五百日元为连号号码，这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警方的报告说，事发后，一名银行职员立即对着府中监狱北侧的第六瞭望塔大叫道：“运钞车被劫走了！”与此同时，另外一名职员则跑到后方两百米处的加油站内，用公用电话和分行取得了联系，并请分行行长拨110与警方取得联系。而当分行行长拨通110时，时间已经是案件发生十分钟以后的早上九点三十一分了。
警视厅通信指令室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立川分室调查该地区当班的警官中有没有人刚刚盘查过运钞车，结果是没有。
警视厅随即断定这是一起现金抢劫案，并发出了以下紧急指令：
“各分局注意，府中警署辖区内，府中监狱后门处发生重大案件。一名男子伪装成骑白色警用摩托车警官，劫走装有九千万日元现金的运钞车，向府中大街方向逃去。受害人……（中间省略），犯罪嫌疑人为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穿黑色皮制警服，戴白色头盔，发型不明。被劫车辆为黑色赛得里克轿车。”
在这则紧急指令中，不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非常简略，而且被劫现金数目错误，还遗漏了极为关键的被劫运钞车牌号，警方的疏漏可见一斑。
那么，警方怎么会发出这样一条漏洞百出的紧急指令的呢？
那是因为，在此之前，日本最大的现金抢劫案，是六五年九月，在位于青森县弘前市的青森银行弘前分行前发生的。当时罪犯在银行门口抢了一个旅行包，而里面碰巧装有三千一百万日元。与本次案件相比较，首先被劫金额悬殊，其次，青森银行弘前分行抢劫案是非预谋性的。
也就是说，三亿日元抢劫案无论是在被劫金额，还是在犯罪计划的周密性上九九藏书都是以往的现金抢劫案所不可比拟的。因此，不要说是普通的银行职员，就连警察当局和警员们，当时都陷入了混乱之中。但即便是如此，警方的做法也实在是太草率了。
但是，在警方这种疏漏的背后，还藏有一段令人意外的内情。
二、没有报告案件发生的银行职员
让我们以调查报告书为依据，清晰再现一下案发当时在场人员的表现吧。
首先，四名银行?９９lｉb?职员在听到假警官“（炸弹）要爆炸啦！”的喊声后，都惊慌失措，一溜烟地从运钞车边逃离。因此，事后完全不记得自己当时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而且，他们对于诸如“自己是如何逃离运钞车的，当时假警官在什么位置”等重要内容也基本上没有记忆。很显然，这四人当时完全被“炸弹”给吓坏了，陷入了彻底的慌乱状态。
就拿那个伸开双臂拼命打手势，以阻止后面开来的汽车靠近的中田为例来说吧。据一名被他拦下的卡车司机回忆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后部拖着车罩的奇怪的警用摩托车突然出现，超过我前面的黑色轿车，并命令它停了下来。那名警官走近那辆黑色轿车，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轿车内窜出几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男人（指中田）就挡在我的卡车前面，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可他什么都不说，再看前方，只见黑色轿车下开始冒出火苗。我就拿了灭火器想跑过去救火，可是那个大个子男人口中大叫‘住手，快离开’，拼命阻止我。然后就听见有谁在大叫‘要爆炸啦’，于是我赶忙跑回了自己车内。”这好像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恰好在这时，另一侧车道上有日本自卫队的汽车驶过，车上的驾驶员也曾想拿着灭火器去救火，但在听到了“要爆炸啦”的叫声后，也只得回到了自己的车里。
对于那名假警官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谎话随时可能被戳穿。那一刻是犯罪过程中最危险的时刻。可是，他却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的情况，在最佳时刻喊出了这句话，使之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与他相比，银行职员的行为基本上都是非常本能的，丝毫没有加以思考。事实上，事后明确向探员们描述了这四人当时行为及现场情况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碰巧从府中监狱北侧的第六瞭望塔上目击整个案件发生过程的监狱工作人员。
另外，这四名银行职员一开始从案发现场给他们的分行代理行长打电话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他汇报劫案发生，并通过他打110报警。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中田是第一个清醒过来，意识到现金被劫的人。他当即?９9ｌｉｂ?向站在他身后的两名年轻职员大吼道：“还不快去打电话！”
可这两名年轻职员，当时连那警察是真是假还没搞清，更不要说弄明白整个事情的真相了。因此，在打给代理分行行长的电话中，也只是汇报说：“现在，我们在府中监狱后门处遭遇炸弹事件，正在接受检查。”
分行代理行长当然被搞得莫名其妙，只好满腹狐疑地拨通了99lib?110，问道：“我们银行的运钞车正在接受警方的盘查，请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故？”
由于这种联络上的失误，造成在上午九点三十一分这一刻，警视厅只是通过无线电向各个分局确认有无警官当时正在府中监狱后门处进行车辆盘查。
一直到九点三十五分，目击案件的行人和府中监狱的工作人员打110报警，警方才真正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同时发出了紧急指令。由于当时得到的情报量非常少，造成了紧急指令中的众多漏洞。
从案件发生，到被警方确认，其间隔了整整十四分钟。这是最为致命的错误，因为那时，罪犯已经换乘其他车辆逃跑了。
虽然在回顾破案过程时，是不能说“假如”这类词的，但是，假如当时是由在场的银行职员直接给警方打电话，并且清楚真实地对警方说明案情的话，那么局面一定会大不相同吧。也正因为如此，警方对这个错误感到非常遗憾而痛心。
结果，警方直到九点四十四分，也就是确认案情九分钟之后，才再次发出了下面这张写清楚运钞车车牌号码的详细的紧急指令：“犯人年龄约十八至二十五六岁，身高一米六五至一米七，穿黑色皮制警服，戴一顶白色警用头盔。被劫运钞车型号为黑色赛德里克（昭和）三十九年型。车号为‘多摩5HA6648’。车内装有三个铝合金钱箱。各单位立即对此种车辆进行停车检查。”
在这则紧急指令的发布过程中，还有一段插曲。
当时打110报警的人都对整个案件的详细经过不太了解，因此，警方没有办法发出内容更详细的紧急指令。
可正好在这个时候，警视厅第八方面交通机动队巡查部长提供了消息。这名巡查部长本来是隶属于位于调布的分队的，那天碰巧去总队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在返回分队途中碰巧驾车经过现场，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在现场向中田听取了案件的详细经过，然后立刻向附近的居民借了电话拨通了110。如果不是因为有这种“幸运的偶然”的话，详细的紧急指令恐怕要更晚才会发出。
这次发出的紧急指令是被警方称为“最高警备指令第四号”的特殊紧急指令。这种指令会被传达到除伊豆及小笠原群岛等岛屿以外的东京都管区内的八十九个警署。在此紧急指令的指示下，府中及相邻各区警署的所有巡逻车迅速赶到案发现场，并在现场附近展开了搜查。除此以外，第一、第二、第四机动队也相继出动，总计动员警力一万零三百五十人，出动巡逻车六百三十一辆。从九点五十分开始，在各主要干线道路上开始进行停车盘查。同时，在东京市内的国有铁路、私有铁路的各个车站埋伏警员，并派人在火车及车站内进行巡逻。
警视厅同时还向神奈川、埼玉、千叶、山梨等相邻各县警方及配备无线电的出租车公司请求协助。
整个行动，用警视厅干部的话来说，“是当时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搜索行动”。但也正是由于这次行动“规模最大，力度最强”，使得东京地区的交通一时几乎陷于完全瘫痪的状态。
虽然这次搜索行动的延误对于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就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被通缉的赛德里克轿车不久就被找到了。时间是“最高警备指令第四号”发出三十多分钟以后的早晨十点十八分。此时，案发后已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
车子是由巡逻的警官在位于国分寺西园町三街的本多家墓地入口附近的空地上发现的。该地点在距离第一现场以北约一公里的地方。车辆被发现时罪犯已经无影无踪，而且车内的三个铝合金钱箱也全被拿走了。在本书内，把这里称为第二现场。
第二现场边上是一条宽约二点八米的农用道路，道路东南面约五十米处就是位于武藏国分寺遗址（现在已被指定为国家级历史遗址）内的七重塔遗迹。第二现场周围长满了高度在一米以九九藏书上的杂木林及杂草，如果对这里的地形不熟悉的话，根本不会进来。整个第二现场的地形犹如迷宫一般，连当地人也不能轻易找到。
运钞车顺着墓地入口附近的农用道路从南边开进第二现场，而后被罪犯遗弃在那里，车头朝向北面。同时，警方在墓地入口附近的泥土中，另外找到两条清晰的车轮痕迹，这是向北面开去的汽车留下来的。
毫无疑问，罪犯是预先在第二现场准备了其他车辆，然后在作案得手后来到这里，将钱箱换装进新车后驾车逃跑的。
警视厅在发现该车两分钟后，解除了对该车的通缉，同时发出新的指示，命令各部门搜查装有三个铝合金钱箱的汽车。可是，由于车型及车号不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不要说罪犯，就连“另一辆车”都没有发现。
警视厅于下午一点半，在府中警署设立了特搜本部，投入一百九十七名警官，专门调查此案，可谓全力以赴。可是由于搜索行动的影响，东京地区的交通已经完全瘫痪，局势几乎要陷入不可收拾的状态。因此，警视厅在下午二点零六分，终于下令解除东京市内二十三个区及附近几个县的紧急戒备状态，又于三点四十四分解除了多摩地区的紧急戒备状态。
以上就是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发生的三亿日元抢劫案的概要。
三、早上六点出动的假警官
这件案子虽然手法奇特诡异，但是因为案件本身的情节比较简单，同时关于案发前后罪犯行踪的目击报告被不断送到特搜本部，并且在案发现场又找到了白色警用摩托车等大量物证，因此警视厅当初曾经认为这件案子很快能够被侦破。
可实际上，调查工作碰到了很大困难，虽然出动了总计约十七万两千人次的警员，花去的费.99lib.用也达到了十亿日元，是被劫金额的三倍以上，但还是没能抓住罪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年后法律上的时效到期。而保险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于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到期作废。
那么，特搜本部到底是怎样进行侦破工作，追捕罪犯的呢？接下去我将以调查报告和相关人员的证词为基础，来一步步地验证。
案发当日，运钞车于早上九点十五分，从位于日本国有铁路公司国分寺站北出口的日本信托出发，绕过国分寺站东侧后驶上国分寺大街，然后向南行驶。到达明星学苑西南角时，运钞车右转弯驶入学苑路，当快开到府中监狱北侧时遭到袭击，现金被劫。这当中仅有六分钟。
在国分寺大街与学苑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以北大约三百米处，有一条宽约三点四米，西南走向的岔路。岔路边上是府中市荣町二街的一块空地（面积约三千九百六十平方米）。据住在附近的家庭主妇说，案发当日，她看到那里停着一辆绿色的丰田皇冠轿车和一辆套有绿色车套的摩托车。本书把这里作为第三现场。
那天，有很多人在第三现场看到长得像通缉照片上罪犯模样的人以及可疑的车辆。如果把这些目击情报整理一下的话，案发当日罪犯的行动就变得清晰起来了。
首先提供这方面证词的，是一名住在第三现场附近，并把那里作为停车场使用的驾驶员。他说，那天早上五点半他去取车时，那里并没有可疑的汽车或摩托车。
接下来的证人是一名早上为人送牛奶打零工的大学生。据他说，那天早上六点，他和往常一样骑自行车经过第三现场时，看见那里停着一辆没有熄火的摩托车。另外他还说，在离那摩托车不远的路上，还站着一个年龄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男子，那人穿一件黑漆漆的雨衣，没有撑伞。
从这两人的证词判断，罪犯是在那天早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来到第三现场的。
早上七点刚过，一名住在第三现场附近的居民开车出门时，发现那里停着摩托车，但发动机已经熄火。
八点二十五分，一名开车经过第三现场附近的卡车司机看到一辆汽车以很快的速度从他对面开来，然后拐弯驶入第三现场。
八点四十五分左右，附近居民听到摩托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另外，当日早上八点五十五分左右，一名公务员开车经过现场附近时，遇到一辆从第三现场内突然窜出的汽车。他的证词藏书网是这样的：“冷不防从空地（第三现场）内窜出一辆中型汽车，向国分寺大街方向疾驰而去。那个驾驶员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吧。反正我当时被他那种开车的蛮劲吓出了一身冷汗。”
此外，从九点零五分到九点十分，附近居民还看到停在那里的摩托车套着车套，发动机也没关。
等到了早上十点以后，附近居民再次经过那里时，发现摩托车已经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一辆绿色皇冠。特别奇怪的是这辆绿色皇冠的车窗没关，风挡刮水器也开着。
在八点二十五分到八点五十五分这段时间内出入于第三现场的车辆，由于型号不能确定，因此，不要说搞清这车与案件的联系了，就连这段时间内出入的汽车是不是同一辆都无法确定。但警方通过调查至少知道了在这段时间内，在第三现场停车的附近居民并没有使用过停在那里的汽车。
把这些证词进行整理，我们发现罪犯很有可能是按照以下顺序活动的。
罪犯早上六点来到第三现场，试着发动了摩托车，然后熄火，暂时离开现场。八点二十五分左右，开汽车返回。然后再次发动了摩托车。五十五分左右，没有关掉摩托车引擎便再次开汽车离开现场。
此外，住在附近的家庭主妇还看到了罪犯的外貌。她的证词是这样的：“在离学苑路还有五米左右的岔道上，停着一辆警用白色摩托车，车上坐着一个男子，只能见到背影，戴白色头盔，穿黑色上装，单脚站地，看上去好像是警察。”
最后，在当天下午五点半左右，住在附近的主妇向府中警署荣町街派出所报告说：一辆绿色皇冠轿车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停在她家附近的空地上。虽然下着雨，但是车窗却一直开着，风挡刮水器也没有关掉，非常可疑，要求警方进行调查。
至此，证人所说的那辆可疑的皇冠轿车的存在也终于得到了证实。
特搜本部在接到那名主妇的报告后，立刻对第三现场进行了调查。结果除了发现绿色皇冠轿车以外，还在车边的水塘中找到了一件深蓝色的雨衣，雨衣的里子朝外翻着。此外，还在汽车后盖箱中发现折叠伞的伞套等共计十五件罪犯遗留下的物品。
这辆绿色皇冠轿车是六六年型的双门轿车，车号为“多摩5ME3863”。根据这个号码，警方发现它的主人是日野市平山一家高级日本料理餐馆的老板。这辆车是在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这段时间内，停放在他家院子里时被盗的。
这辆皇冠的后视镜被人朝纵向弯了近九十度。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做镜子的视野会变宽。另外，通过实地测算，警方发现，如果罪犯始终开皇冠轿车跟踪运钞车直至第三现场，再换乘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话，是来不及作案的。
因此特搜本部根据所获得的目击情报和罪犯遗留物品断定，罪犯一定是用绿色皇冠轿车监视、尾随运钞车，途中超车抢先到达第三现场，换乘摩托车，而后再次追上运钞车，实施了犯罪。
罪犯在换车的时候，好像显得异常紧张和焦躁，因此把那件遮掩身上警服的雨衣脱下后直接扔在地上。而且也不顾摩托车的99lib.绿色车套还拖在车后，便驾车出发了。
接着，罪犯便来到了第一现场。在这里，有很多人看到了罪犯。除了刚才讲过的在府中监狱第六瞭望塔上的监狱工作人员、迎面驶来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军车的驾驶员及卡车驾驶员以外，还有当时骑摩托车前往住宅建设工地的国分寺市的下水道修理工，和因为下雨而乘出租车上班，碰巧经过现场的白领小姐。
下水道修理工作证说：“我那天正好把驾驶证忘在家里，因此看到白色警用摩托车时，心中大叫不好，但又觉得如果现在掉头回去的话，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因此就咬咬牙，尽量低着头，避开那名警察的视线，和他擦身而过。”
白领小姐的证词是这样的：“我当时受好奇心的驱使，下车走近看了看，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警官’大约就站在两米以外。……脸稍微看到了一点点，头盔比通缉照片上压得更低，而且还带着皮制面罩，因此很难看清长相。”
这种啰啰嗦嗦、含糊不清的证词，对破案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
三亿日元抢劫案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一起滂沱大雨中在阴森高耸的监狱围墙下发生的抢劫案。可事实上，案发时经过那里的人和车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而且，不光只有证人。在第一现场，犯人遗留下各种证物，其中包括伪造的白色警用摩托车以及绿.９9lib?色车套等，总数达九十八件。
罪犯遗弃的摩托车号码为“多摩YI1129”。型号为“雅马哈350RI运动型”。本来的颜色应该是蓝色。它真正的主人是一名驾驶员，居住在日野市平山的平山住宅区内。当时这名驾驶员把摩托车停在自己房子的边上，但没有拔下车钥匙。被盗时间大约是在十一月十九日晚十一点半至次日早上七点之间。摩托车的车套则是从平山住宅区停车场内一位公务员的小汽车内偷来的。盗窃时间是十二月八日晚至十日早晨之间。
四、从墓地离去的神秘车辆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被劫的运钞车上来。
运钞车在离开第一现场后，笔直地疾驰了约三百米，然后闯红灯在府中大街右转弯。当时险些和一辆翻斗车相撞。假设真的相撞的话，三亿日元抢劫案也就结束了。因此我们只能认为是罪犯的运气比较好。
接下来，在九点二十五分，也就是案件发生四分钟以后，三名送孩子去幼儿园后走在回家路上的家庭主妇，在狭窄的国分寺西元町三街上，看到了正在疾驰的被劫的黑色运钞车。那里处于距离第一现场以北约八百米远的地方。
由于那里的道路很窄，而运钞车速度又很快，因此这三名主妇都被溅了一身泥浆。其?９９lib. 情景时，是这样讲的：
“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刚打完雷，然后雨变得更大起来。”
以此证词为基础，特搜本部调查了案发当天东京管区气象台的气象数据，那天的天气记录是这样的：“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到早上十一点为止雨量达二十五毫米左右，特别是九点三十二分雷鸣时达到最大。”据此特搜本部认定本多父子所讲的时间为九点三十二分。
可是，如果把东京航空地方气象台和美军横田基地，以及调布机场所拥有的为数众多的气象资料收集分析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案发当日是从早上九点二十六分左右开始打雷，此后雨量逐步变大。这样看来，本多父子有可能是在九点二十六七分左右听到雷声。因此，两车几乎要相撞的时间，也.99lib.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
那三名主妇被运钞车溅了一身泥浆的时间是在九点二十五分，而打110报警是在四分钟后的九点二十九分。如果本多父子看到皇冠轿车的时间是我所推测的九点二十六分的话，那么罪犯就必须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将三个沉重的铝合金钱箱从运钞车上搬至深蓝色皇冠轿车内，并且要行驶总计近一公里的路程。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罪犯在几乎是同一时刻，分别正在驾驶着运钞车和深蓝色皇冠轿车。
五、令人吃惊的“多摩五郎”
由于媒体对三亿日元抢劫案异常关注，所以在案发后，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向特搜总部提供情报。案件的侦破好像开了个好头。
可是，那辆对破案工作至关重要的、被称为“多摩五郎”的深蓝色皇冠轿车，居然一直拖到案发四个月后的六九年四月九日早晨才被发现。
发现地是位于小金井市本町内的B一号馆西侧的访客用停车场，它两边分别是首都住宅供应公社和本町住宅区。这里位于第一现场东北面约四公里处，往南七百米就藏书网弹没了我还可以造我对你个人并没有什么仇恨但我如果的话说做就会做不会说谎你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七号虽然是星期六请你们克服一下（和原文一样，没有改动，作者仅仅分了行）
在指定交付现金的七号，小金井警署向警视厅调查一科求援，在国有铁路国分寺车站北出口到小金井第二净水厂之间埋伏了大量警员，并让女警手持看上去好像包有现金的丝巾，在国分寺车站和小金井第二净水厂之间往返，可结果罪犯并没有出现。
日本信托方面，在七号开门营业之前，召开了会议，向包括押送运钞车的四人在内的全体银行职员传达 4e86." >了这一情况，并在会上补充说：“由于银行方面拒绝了罪犯的要求，因此罪犯不知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请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银行内外有没有什么可疑物品。特别是定时炸弹，会像钟表一样发出‘嘀嘀嗒嗒’的声响，要特别留心。”
从那以后，银行的工作人员整天提心吊胆，神经非常紧张。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案发当日，四名银行职员会那么容易便上了罪犯的当。也正因为如此，特搜本部也就很自然地认为，这起恐吓勒索案是罪犯为顺利抢劫运钞车而预先故意布下的疑阵。
同时，恐吓信上有一百零六处地方是将报刊上印刷的铅字剪下后粘贴上去的。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些铅字来源于六八年七月份的电影杂志《现代电影》和无线电杂志《电波科学》。
寄信人“高木门”这个名字，是从六八年七月份的《现代电影》第四十页上所刊登的关于歌手高木门的报道上剪下后粘贴在信封上的。高木门是水之江泷子事务所所属的歌手，同时也是帝蓄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他与本案当然是无关的。
警方还对圆珠笔所写的部分进行了笔迹鉴定，发现手写的收件人姓名字迹向右下方弯曲，信中汉字纵向的笔画写的较长，折钩时所成的角度接近九十度。从整体来看，字形方方正正，非常藏书网
有力。据此警方判断，罪犯应该是个非常有耐性的人，性格应该是属于粘液质。但是文字的写法和大小并不统一，因此，警方怀疑这封信是罪犯用平时不用于写字的那只手写的。
从信封上虽然没有找到指纹，但却找到了皮质手套的痕迹。警方从这一点推测，罪犯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在剪贴途中戴上了皮手套，而后才继续完成了信和信封内容的粘贴。另外，通过鉴定信封上的邮票背面附着的唾液，发现此人的血型是B型。
此外警方还发现，案发时被罪犯谎称为“炸弹”的发烟筒外所包的纸，也来自于这本六八年七月份的《电波科学》附录上的“电视机线路图”。由此警方断定，这起恐吓勒索案件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是同一罪犯所为。
二、“二十一面怪人”式的书写风格
除上面所说的那起案件以外，还有好几起恐吓勒索案，也被认为是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为劫案所做的准备工作。
从六八年四月到七月，位于第一现场西南约三公里远的府中市白丝台一街的多摩农业协同工会（东面一百五十米处是西武多摩川线北多摩车站）连续收到了五封恐吓信。（该组织当时的理事长为高木贤司，以下将该组织简称为“多摩农协”）
第一次是在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五十五分左右，一个嗓音听上去像三十至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打电话到多摩农协，很不客气地问道：“你们的行会会长在吗？你，是储蓄部的人吗？”
接电话的是负责储蓄账户管理工.作的职员。他当时回答说：“农协是没有储蓄部的，我是负责储蓄账户管理的职员。”
听到回答后，那名打电话的男子突然用非常粗暴的、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那里有一辆号码是1925的黑色金冠轿车吧。开那辆车拿一百五十万过来，这不是玩笑。我把一封信放在你们工会院子里写着‘禁止停车’的牌子的下面。读了那封信后，把钱拿来。你的表现在是几点？九点？过十分钟从那里出来。不出来的话，我就用农药把你们都杀了。不许报警！”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这名农协职员来到罪犯所讲的牌子前，在那里找到了一个信封。信封表面没有写字，里面装着一张手绘的地图，地图画?在一张从百货店购物纸袋上撕下的纸的反面。这是樱花百货店的专用纸袋。该百货店在府中市和立川市共有五家分店。而这种纸袋，在从六八年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这段时间里，共使用了约二十一万个。地图内容是从农协前往调布市飞田给地区直到新甲州干道的路线图。罪犯在信封的内侧，用日语假名和汉字写了一封恐吓信。经鉴定发现，是用平时不用于写字的那只手写的。
恐吓信内容如下：
一个人开我指定的车时速二十公里沿路上箭头行驶把钱交给挥白旗的女人或小孩告诉条子对你不利条子会使用直升机跟踪我们一看就会明白如果那样的话我会做电话中说过的事光恐吓的话以后的事就没法干了如果你们认为我只是在恐吓的话那就告诉条子试试看吧特别注意标符９９lｉｂ?号·—·—·的地方。（与恐吓信原文一致，·—·—·符号是罪犯写的。）
信中所讲的现金缴纳方法，不由令人联想起黑泽明导演的电影《天堂和地狱》。
府中警署的警员和职员一起按地图上的路线行驶了，可能是没有赶上约定的时间的缘故，罪犯没有出现。
对多摩农协的第二次恐吓勒索，发生在恰好是一个月以后的五月二十五号。时间也还是早上，大约在八点三十五分左右。与第一次稍有不同的是，这次接到恐吓电话的，是多摩农协对面的府中市政府东部办事处。
在电话里，一个中年男子说：“你们办事处前面有个公用电话吧。那电话下面有个架子，我在那架子上放了一封信，请把那信交给你们对面的农协。”说完，也没等对方回答，便挂断了电话。
在公用电话的架子上，果然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请看到这封信的人把它转交给对面农协负责储蓄账户管理的职员。
信封内装着一篇以日语片假名和汉字为主，夹杂少量平假名的恐吓信。信中要求将三百万日元包在丝巾中，然后夹在上次使用过的金冠轿bbr>车，或是该农协职员所有的斯帕鲁型或马自达家庭型私人轿车的风挡刮水器上，由一名女职员驾驶该车，沿指定路线前进。（恐吓信全文请参照资料篇）
这次还是由上次那名职员带一名女职员，开马自达家庭型私人轿车，沿罪犯指定的路线前进，警员则在后跟踪监视。可罪犯还是没有出现。
警方对这几次恐吓信中的两点特别感兴趣。
第一点是罪犯特意指定用多摩农协职员的车运送现金，甚至连车牌号码都知道得一bbr>清二楚，好像是故意要让人们知道农协一直处于他的监视之下。
确实，如果要确定农协停车场里的车辆是不是农协职员所有的话，必须在早上八点农协开门以前，或者下午四点关门以后对停车场内所停车辆进行检查。但是，“7469”这个号码是马自达颂歌型轿车的号码，而不是马自达家庭型的号码。由于两车外观从前部看起来非常相像，因此警方认为，罪犯很有可能是从停车场路边窥视车库，进行车辆确认的。
另外一点是恐吓信中写了很多恐吓对方的句子，例如：“为了拿到钱，即使把条子干掉也在所不惜”、“用各种方法对农协职员和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等等。此外罪犯在信中似乎还故意想让人感觉到他不止一个人。可是罪犯同时又在信中把农协职员称为“你小子”，并在结尾处用“哈哈哈”的笑声作为结束，又分明是把对方当作傻瓜。
恐吓信的这种风格，以及诸如让运钱的车辆以二十公里的时速到处跑，用白旗作为标记等手段，都与库力果·森永事件中被称为“二十一面怪人”的罪犯的手段非常相似。这种倾向在此后的三封恐吓信中也可见到，并有逐步升级的趋势。
事实上，在库力果·森永事件发生以后，甚至有警员认为：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就是“二十一面怪人”。
三、把尸体埋在多摩川的河滩上
第三次恐吓也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六月十四日早上八点四十分左右，多摩农协边上的西洋服装用品专卖店“绵新”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是绵新服装店吧。在你们店前面的绿色箱子的边上有一块标牌。我把一封信放在那箱子和标牌的当中，麻烦你们把那封信交给多摩农协。不然的话，你们会有麻烦的。”
“绵新”的职员在电话里的人所说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看到这封信的人请把它交给多摩农协。
九点刚过，多摩农协方面便收到了这封信。
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信的内容与前一次基本一样，也是要勒索三百万日元。（恐吓信全文请参照资料篇）
虽然比罪犯要求的时间晚了十五分钟，但农协方面还是派车按照罪犯指定的路线行驶了，可是罪犯最终还是没有出现。根据这种情况和恐吓信的内容，警方也逐渐开始怀疑这只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恶作剧。
第四次恐吓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左右。这一次，罪犯把电话打到了府中市分梅町府中煤气西部营业所，这里位于多摩农协南面大约二公里远的地方。接电话的是该营业所所长的太太。电话里的男子威胁说：“你们门口有一个绿色的箱子吧，在那下面有一封信，请马上乘坐日东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将此信送往多摩农协。如果不送的话，你们那里会有大麻烦的。”
可那个营业所门口并没有绿色的垃圾箱，该营业所所长的太太只能将此情况如实的告诉罪犯。听到这个回答，罪犯好像是非常生气，在电话里大喊道：“你在胡说什么，不就在你们那儿吗？”说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挂断了电话。
府中煤气的总店和日东出租车公司都位于府中市清水丘京王线东府中车站前面。在府中煤气总店的店门口，就写着总店及各营业所的电话号码。罪犯原本大概是想给总店打电话，结果误打到了分店那里。
恐吓信被交给了警方，信的内容如下：“你们老实一点。没办法，我已按前面的约定杀了一个人。我还没决定到底是把尸体扔进多摩川还是埋在河岸一带。我决定以后会.９９lｉb?通知你们的。你们为了三百万就出卖了一条人命。反正这样做了以后，被抓住的话肯定是死刑。这次我要四百万，方法和以前一样……（以下省略）”
这一次的恐吓信和前几次不同，通篇都是诸如“杀了一个人”，“就算是杀一百人或两百人也在所不惜”之类的过激言语，显示罪犯急着想得到那笔钱。可罪犯在信里虽然表现得这么着急，却一直没有现身取钱。当然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一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十分左右，一名高中老师在距离多摩农协以北约一公里远处的家里，接到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这是第五次恐吓。
电话里的男子说：“你家门口就是新铺设的甲州干道吧，那里有一块上面有红色标记的石头，石头下有封信。请把它交给多摩农协。”
那名高中老师当场予以拒绝，可是打电话的男人听后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不送你会有麻烦的。”便挂断了电话。
这名老师立刻拨打110报警。府中警署经过调查，在那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一个包在塑料袋中的信封，信封上写着：“看到这封信的人请把它交给多摩农协的高木先生，事关人命，非常重要。”信封里面除了恐吓信以外，还有一张用黑色粉末和红色圆珠笔画的“杀人埋尸图”。警方对该图作了鉴定，发现黑色粉末是烟花中所使用的黑色火药，重零点四六克。
恐吓信则是用圆珠笔写成，内容如下：“你们给我放老实一点。按上次约定告诉你们埋尸体的地方。你们要向舆论公布你们为了钱而出卖他人生命的事实。……（中略）我并不是对你们那里有什么仇恨，我只是急需钱用。这次三百万就可以了，老老实实拿过来。绝对不能少于这个数。我保证只要这一次，绝对没有下次了……（以下省略）”
另外，信封内还装着一个包着火药的纸包，纸上面写着：杀人是最简单的，因为无论杀谁都可以如果大量使用这个（指火药）的话这世界又会热闹起来人会死（和原文一样，恐吓信全文请参照资料篇）
这次的恐吓信的语调和前几次完全不同。我们在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诸如“三百万就可以了，老老实实拿过来”，“我保证只要这一次”之类的说法，其口吻近似于哀求。让人搞不清罪犯到底是胆怯了呢，还是装成拼死一搏的样子来威胁对方。
府中警署根据恐吓信中的要求，派车按照罪犯指定的路线行驶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另外，警方还动员了二十五名警官，到地图上所标的多摩农协南部一点五公里处的河滩上的“埋尸地”进行了搜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对于多摩农协的恐吓勒索，到这里就突然结束了。经过鉴定，信封上的字都是用平时不用来写字的手写的。在这一连串的恐吓信里，罪犯所要的数目逐步提高，最终达到了四百万日元。而威胁的内容也从拐骗小学生升级到无差别杀人。但罪犯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现身取钱。
府中警署当时只把这当成一起恶作剧，后来才明白这是本案罪犯为劫案而作的一种准备工作，因此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
把这些恐吓勒索案与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的准备工作联系起来是有依据的。因为，多摩农协在四月份到七月份这段时间内，除六月份为十四日以外，其它都是在每个月的二十五号收到恐吓信。>..而每次收到恐吓信的日子，都是东芝府中发放工资或年度奖金的日子。同时，罪犯每次在恐吓信中指示的从农协发车的时间，都在早上九点到九点半之间。与运钞车从日本信托发车的时间非常接近。
特搜本部断定，罪犯之所以制造这一连串恐吓勒索案，其目的是为了观察警方在发生诸如现金抢劫之类的案件时，会怎样处理并展开搜索调查行动。同时试探银行方面的现金运送制9９liｂ?度会不会因为这起恐吓勒索案而有所变化。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警员认为：罪犯的目的是为了将警方的注意力吸引到多摩农协方面，故意让警方觉得自己是对农协周边情况很熟悉的当地人，以打乱警方的警力布署。这是罪犯为保证劫案顺利进行而发动的一次次“佯攻”。此外还有人认为，此次恐吓勒索案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罪犯并没有指定交钱的地点，而只是指定了时间和路线，因此还兼有三亿日元抢劫案演习的作用。
但是，罪犯为三亿日元抢劫案所作的“准备工作”，还远远不止这些。
四、在警察驻地安放了炸弹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七点刚过，也就是多摩农协收到第四封恐吓信的那一天，一名住在离多摩墓地东南面大约五百米远处的府中市朝日町二街的公司职员，发现在他所住的职员公寓西侧的木板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封恐吓信，这封信是写在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朝日新闻》晚报上的。
恐吓信是用红色水笔写成的，字迹非常潦草。内容如下：“我已于十四日早晨点着了墓地的杜鹃花丛，又在二十日晚放火烧了火葬场边上的房子，都成功了。接下来我要大干一场，目标是离消防队比较远的红叶丘街、火葬场后门以及美军基地附近。我已经计划过了，消防车赶到那里时火肯定已经变大了。今天早上九点或十点左右，我会用我发明的定时炸弹让火烧得更旺一点。做横须贺线案子的家伙胆子太小了。我不是傻瓜，你们找也是没用的。指纹也休想找到，我是不会被抓住的。”（与原文一样）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封写在六月二十四日《朝日新闻》早报上的恐吓信，被投进了一名牙科医生家的信箱里，他家住在府中市红叶丘二街，离多摩墓地很近。这封信和前面一封一样也是用红色水笔非常潦草地写成的，整整用去了报纸第十二版的十六页纸面。内容也和前面一封大致相同，只是这次的文字好像经过了一些整理，比较容易读懂。（恐吓信请参照资料篇）
警方认为，罪犯在恐吓信中着重讲到的“放火藏书网烧了火葬场边上的房子”，是指恐吓信被张贴出来五天以前的六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左右，位于多摩墓地东侧的火葬场附近的木结构房屋被人纵火烧毁这件事。另外，“横须贺线案子”指的是六月十六日，在国有铁路横须贺线发生的，造成二十多人死伤的炸弹爆炸事件。
又过了一个小时，也就是在当天早上九点的时候，有人在西武多摩川线多摩墓地站的站台内，发现了同样的恐吓信，也是用红色水.99lｉb?笔写的，内容也和前面两封信大致相同。因为这封恐吓信后来被人拿走了，所以无法知道更详细的情况。
这些恐吓信上的笔迹基本相同。后来经过精密的鉴定发现，这些笔迹与多摩农协所收到的恐吓信上的笔迹也完全一样。
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些。
七月二十五号（也就是多摩农协收到第五封恐吓信的那一天）上午七点二十分左右，一个男子打电话给府中警署多摩派出所（位于西武多摩川线多摩墓地站以西约一百五十米远处），当时接电话的人是该所一名警官的太太。
那名男子说：“是派出所吗？我在你们所附近装了炸弹。上次因为被雨淋湿了，所以没有爆炸。这次的更精密，午饭时爆炸。”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八月二十二日早上九点四十分，多摩派出所收到一封题为“挑战书”的恐吓信。信封是白色的，上面的收件人写的是“市内多摩町多摩派出所”，发件人是“市内朝日町一丁目二番地中上大二郎”。这当然也是伪造的名字，实际上没有这个人。另外，多摩派出所的所在地是府中市红叶丘二街，而不是信封上所写的地址。从邮戳来看，该信是于前一天，也就是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到中午之间，被投入武藏府中邮电局管区内的邮筒的。
信封内的恐吓信是用红色铅笔在小学低年级用练习本上写成的。其内容如下：
“真不好意思，上次我失败了，所以电话里所说的落空了。虽然以别人的家为目标很困难，但我一定会做到的。我已经发明了更好的定时装置，所以决定在二十三号先炸两幢房子试试看，如果成功的话，就在二十五日再炸三幢。我这次已经做过试验了，所以不会失败。
“我已经设置好在上午一起爆炸。目标也已经选定。第一次的两处目标是在火葬场后门和多摩川线附近，第二次的三处目标是在我的实验场，红叶丘以及朝日町一丁目附近。
“如果像我所说的那样顺利进行的话，世人都会被震动的。我故意把字写得和平时不同，你们是查不出来的，也休想找到我的指纹。无论你们怎么警戒，我都会执行我制定的计划。我会赢的。我要把你们都打入恐怖的深渊之中，不通知别人就引爆炸弹这种事，就是傻瓜也会做。虽然这样做也很卑鄙。我会尽全力做的。错不在我。”（作者仅作了分行）
这封恐吓信主要以平假名与汉字写成，并且使用了大量标点符号。与多摩农协方面收到的那种掺杂少量汉字，以片假名为主的恐吓信的书写风格稍有不同。另外，由于日本信托方面收到的恐吓信使用了大量剪贴的铅字，没有使用标点符号。并且罪犯这次是寄送恐吓信，而不是将信放在某处让别人转 4ea4." >交。因此有人认为，这起恐吓案并不是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所为。..
莫名其妙的）罪犯假说中，特搜本部最重视的是以下这两个。
第一个假说是说罪犯是赌徒。
这个假说是有很完整的物证支持的。警方从被罪犯弃置在小金井市本町住宅区内的公爵斯卡莱茵2000GT型轿车中发现了以下物证：赌马预测报纸《赌马新闻》和《赌马研究》各一份，其中《赌马新闻》上面的内容是对六八年六月十六日举行的第一届东京赛马大会第二天比赛结?9９lib.果的预测。此外还有一张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关于赛马结果的报纸。
《赌马新闻》和《赌马研究》都是对赌马结果进行预测的报纸，其发行商分别位于东京都的文京区和千代田区。被警方找到的那两份报纸上用红色铅笔写着马的体重和零、×等符号。特别是在“府中特别”一栏中记得非常详细。从记号判断这份报纸的主人应该是投注了“旋风”，但是没有买中，赔了些钱。
车内除了这些赌 9a6c." >马报纸以外，还有平和岛赛艇场的广告传单。这种传单于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在平和岛赛艇场散发了三千份，此后在五月二十日在江户川赛艇场散发了一千五百份，接着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多摩川赛艇场又散发了一千五百份。
罪犯是赌徒这一假说，还有一个依据。
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讲到过，在对多摩农协的恐吓案件中，罪犯为了搞清楚农协职员用车的车型和车牌号码，必须从农协前面的路上窥视停车场，而时间只能在农协早上八点开门以前或下午四点关门以后。
可是，多摩农协门前的道路通往东京赛马场和多摩川赛艇场。一旦有比赛，在四点左右比赛结束以后，该段路上就挤满了从赛马场和赛艇场返回的车辆。
实际上，我们通过调查东京赛马场每轮最后一场比赛的时间可以发现，一月份是四点十分，二、四、五月份是四点四十五分，三月份以及六月份至十月份是四点五十分，也就是说每次赌马结束都是在四点以后。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以后，如果要从东京赛马场等处开车前往甲州干道的话，由于交通堵塞，至少要在农协门口停二十分钟以上。这种时候罪犯就可以在车上大大方方地调查农协车辆的号码，而不会被任何人怀疑。而且，警方实地进行了试验，发现只有在从东京赛马场回来的那条路上，才能看到农协停车场上所停车辆的情况。
案发时罪犯开车经过的国分寺大街和府中大街，同时也是从中央线沿线前往东京赛马场的道路，途中会经过第一、第二和第三现场。而府中农协前面的道路等府中市东部地区道路，是通往多摩川赛艇场的近道。只要是开车去东京赛马场或多摩川赛艇场的人，即使不住在这一地区，也应该对这里的道路很熟悉。
事实还不止这些。罪犯在恐吓多摩农协时，曾经命令对方乘坐日东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交钱。该出租车公司是家很不起眼的小公司，只有二十一辆车，其中的十二辆是专门用于包租的。其公司地点位于京王线府中车站前面。可罪犯指定这家公司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它位于府中车站前面吗？
我们只要看一下赛马和赛艇的举办时间，就会明白罪犯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比赛开始的那天，从多摩陵园车站往东京赛马场方向走五十米，便会看到日东出租车公司所有的车辆都停在那里等客人，因此只要是去赛马场的人，谁都知道这家出租车公司，这才是罪犯指定这家出租车公司的真正理由。
特搜本部的警员们也像赌徒一样，把赌注押在了罪犯是赌徒这个假说上。为此，特搜本部对在以下各处的停车场停车两次以上的车辆号码进行调查，逐辆查清其车主身份。这些地方是：东京和船桥赛马场、江户川、多摩川、平和岛等赛艇场、京王阁赛车场，新宿的场外马票柜台等。但是最终需要调查的车辆数目高达二万零二百五十三辆，因此警方也不得不放弃了这次行动。
第二个假说是“罪犯是或者曾经是警察”。这个假说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在特搜本部内部悄悄流传起来。
这个假说最大的依据是：化装成骑“白色警用摩托车”警官的罪犯，其举止、服装都和真的警察一模一样。
我想开车的人都可以理解，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警官在路上比较显眼，很容易被人从很远处就发现。也就是说，如果化妆巧妙的话，欺骗的效果会很好，但反过来讲，如果稍有纰漏，便会露馅。罪犯处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却表现得从容自若，像模像样，使人不由怀疑他实际上是真的警察。
而且，罪犯虽然把那么多的物品遗弃在现场，但是身上所穿戴的白色头盔、制服和皮靴却没有留下，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罪犯在逃跑过程中，不可能一直穿着制服，肯定是在中途的什么地方很快地换穿了别的衣服。以罪犯的个性来讲，脱下后扔掉也毫不奇怪。罪犯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因为白色头盔、制服等都是真的。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加深了人们对此的怀疑，那就是罪犯在一连串恐吓信中所用的词语。罪犯在恐吓信中所用的诸如“运行车辆”，“中止命令”，“向媒体发表”，“惟一的机会”等措辞，都很像是警察的口吻。
于是特搜本部决定将中途离职的年轻警官作为调查的重点，开始了秘密调查。首先调查属于警视厅的五百二十一名前任警员，并向神奈川、埼玉、山梨各县警方发出协查请求，将总计一千三百人登录在案，还直接对其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询问调查。最终的调查对象人数达两千人以上。
罪犯为什么知道运钞车的行驶路线呢？
在这些为数众多的罪犯假说中，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被否决的是“日本信托或东芝府中内部人员罪犯说”。这是因为，罪犯不但知道日本信托藤卷分行长的..t>住处，还非常清楚地知道运钞车的行驶路线，所以有人怀疑罪犯就是熟悉这方面情况的日本信托或东芝府中方面的内部工作人员。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罪犯是怎样知道现金输送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的。
从日本信托前往东芝府中的现金运送路线一共有AB两条。
A路线是通过国有铁路国分寺站的东侧，然后沿国分寺大街南下，在明星学苑高中拐角处右转弯，案件发生时运钞车所走的是这条路线。
B路线是在通过国有铁路国分寺站的东侧后马上右转弯，从车站的南出口和中央铁道学院（该学校已于八七年三月末被废除）前通过，到达府中大街后左转弯，沿国有铁路东京赛马场线南下。
由于运钞车的行驶路线是在运送当天早上由银行干部决定的，因此不太有可能被罪犯事先得知。而且，东芝府中方面会在每次现金运送的前一天，打电话给银行方面指定运送时间，并在第二天早上再一次打电话进行最终确认。
现金在运达东芝府中后，是根据门口警卫的指示搬入工厂的。搬入工厂后的具体放置地点，也常常会有变化。
案发当日早上九点零五分，东芝府中财务科给日本信托方面打电话，进行最终确认，约定运钞车在当天上午九点半到九点四十分之间到达工厂正门口的警卫室，在那里根据指示将现金搬入厂内。
日本信托的资金股股长，同时也是负责押运的中田荣治在接到那个电话以后，立即又拨通了日本海上火灾保险的电话，签订了保险合同。日本信托和东芝府中之间距离大约有四公里多一点，汽车十五分钟便可以到达。只要把钱运到东芝府中的建筑物内，由东芝府中方面人员确认金额，写好收条，现金运送业务便完成了。
虽然现金运送路线还应该有所增加，但总的说来整个运送体系基本上还是过得去的。而且押运人员的素质也比较高。驾驶员关谷量一已有多年驾驶运钞车的经验，中田是六七年五月从阿佐之谷分行调到这里工作的，已有二十次以上押运经验。他们过去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闪失，对于现金运送的各个步骤也都非常清楚。银行方面怎么也不会想到，运钞车居然会遭到歹徒的抢劫。
可是，从罪犯是先把“白色警用摩托车”停在第三现场准备出击等情况来看，罪犯好像不但知道运送时间，甚至连运送路线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才会有人怀疑罪犯或其同伙就是日本信托或东芝府中内部人员。
而且日本信托在现金运送上的一些疏漏的地方，也使人加深了对这一点的怀疑。
由于发生一连串恐吓勒索案件，小金井警署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召集管区内各银行的行长，通知他们“进行现金运送时，不论金额多寡，一定要事先和警方取得联系”。各银行的行长们也都同意了。
特别是在十二月六日日本信托收到恐吓信以后，警方还特意增加了巡逻警察，强化了警备。可是日本信托方面在进行现金运送时，却没有将至关重要的运送日期通知警方。
此外，在运钞车内没有设置保护钱箱的铁制围栏等任何防护装置。不光如此，据一位银行工作人员作证说：“当天早上，我们想把铝合金钱箱锁在汽车的行李箱中，但是放进去以后行李箱盖不能完全盖上，因此行李箱没有上锁。”可以说银行工作人员的疏忽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那三亿日元正处于唾手可得的状态。因此，特搜本部当然会对日本信托的工作人员进行彻底调查。而且，调查的对象不仅有现在正在工作的职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以前的职员。
原来在日本信托工作的一名职员曾经这样说过：“全体职员都受到了调查。特别是那些知道具体运送时间和方式的人，简直就被像真的罪犯那样对待。最可怜的是那四名负责押车的职员，他们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接受警方和媒体的询问，到最后都得了神经衰弱。因此，当时整个银行人心惶惶，大家互相猜疑。我记得很多职员都为此换了工作，一个个离开了银行。”
东芝府中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
一名当时曾经在东芝府中工作过的男性工人，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当时，工厂的职员接连受到特搜本部调查人员的盘问。虽然公司和警方尽量不向外透露被盘问人的姓名，但这种事是传得很快的。工厂内部一时间流言满天飞，到处都是毫无根据的传闻，比方说：‘某某人连着三天一直在接受警方的审讯’，‘某某人好像欠人家很多钱，因此非常有可能参与这起劫案’等等。因此大家都觉得很难再在工厂里呆下去。甚至还有流言说，厂方是为了赶走工人中间的不安定分子，才故意向警方告密，让他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因为受不了那种压抑的环境，就辞职了。”
实际上，警方进行的调查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东芝府中工厂。警方调查了包括东芝总公司（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在内的各处属于东芝的单位，其中有位于东京市内、神奈川县、埼玉县等处的营业点、研究所、工厂等，总计达十五处。警方对这些地方的职员、退休人员和以前在那里工作过的人员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其中仅被调查的退休人员的人数就达四千五百人之多。
警方对东芝府中方面进行如此严格的调查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被罪犯当作“炸弹”使用的发烟筒上所包的《电波科学》上的电视配线图，正是由东芝深谷工厂开发的。
三、罪犯真正的目标曾经是三菱银行
警方进行的调查还不止９9ｌｉb?这些。由于罪犯是将运钞车作为犯罪的目标，因此警方将大约三千名可疑人员的资料登记在册进行了调查，其中主要是在东京市内一百八十七家金融机构工作、年龄在二十岁以下的职员。
特搜本部对位于日本信托附近的三菱银行国分寺分行（以下简称为“三菱”）的职员进行的调查尤为细致认真。三菱的大部分职员都曾受到过警方的盘问。
在解释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让我先来说明日本信托和东芝府中的业务关系。
日本信托成立于六五年的四月一日，而它与东芝府中的业务来往是从那一年的七月开始的。从六六年八月起，日本信托向对方提供工资的袋装化服务。向东芝府中这样拥有近五千名员工的大企业提供工资袋装化服务是一件非常累人的工作，但这对于当时的银行来说是很平常的。因为在当时，大部分银行都采取这一手段以吸收储蓄资金。
在六八年九月以前，日本信托这方面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在运送现金的前一天在本行内将工资装袋，然后马上运到旁边的三菱，让其代为保管。第二天，日本信托的职员直接开运钞车从三菱出发，将钱运往东芝府中。因此，在不了解内部情况的人看来，现金的运送业务好像是由三菱方面执行的。
日本信托将现金装入从东芝府中借来的箱子内，然后捆上铁链交给三菱。三菱直接将钱箱放在金库内保管，并扣除该钱款当天的七厘利息作为保管费用。但在六八年九月的稽查中，官方认为这种并不核对现金数目就收取利息的做法有问题，因此从那时起，这种“一夜储蓄”便被中止了。也就是说，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所有工资都是由日本信藏书网托从自己银行发车运送的。
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可以推断，罪犯恐吓勒索多摩农协，以观察现金运送制度和警方戒备的变化情况时，以及在此之前他制定犯罪计划时，运钞车都是从三菱出发的。因此，这种突然发生的运送制度的变化，肯定使罪犯吃了一惊。
日本信托曾七十四次为东芝府中?运送金额在一亿日元以上的现金，其中有七十一次是从三菱出发的。从日本信托出发的只有三次，其中前两次分别是十月和十一月的工资运送。第三次奖金运送便遭受了抢劫。因此三菱方面的内部相关人员受到了警方的调查。
可是，被看作是罪犯为三亿日元抢劫案而作的准备工作的一连串恐吓案件，在八月二十二日多摩派出所收到恐吓信后就突然中止了，此后罪犯就再也没有采取过这方面的行动。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在那以后罪犯曾再次对银行进行过监视。可是，在近四个月后的十二月十日，罪犯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那是不是意味着罪犯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便突然发动了袭击呢？
一位原来参加过办案的警官，是这样对我解释罪犯为什么会突然中止恐吓和对银行的监视的。“当时，不仅运钞车的出发地由三菱改为了日本信托，而且在七月份，运钞车还走过一次B路线。这些肯定都使得罪犯疑惑不解。因此罪犯才中断了恐吓行动，并且尽量不采取容易被人发现的举动。开始小心翼翼地窥测银行周边的情况。”
此外，他还向我说明了他所认为的罪犯没有中止犯罪计划的原因。“我认为罪犯不止一个人，并且在中途主犯换了人。也就是所谓的‘主犯替换说’。最初的主犯，应该有和其他罪犯不一样的目的，比如说犯罪目的不是为了钱等。可是，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主犯不能再参与犯罪。剩下的成员由于失去了头目，再加上运钞车路线的变化，一下子陷入了恐９9ｌiｂ?慌之中。此后这些人很有可能一直在远处偷偷窥测着银行方面的动向。但他们发现现金运送制度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因此，这些人便在四个月后突然行动，劫走了现金。”
这种“主犯替换说”是有很多不同的根据的。比如说从最初的盗窃汽车到案发，其时间跨度长达一年；一连串恐吓案件和该抢劫案的作案手段差距过大等等。据说，当时很多警员都支持这种假说。
此外，特搜本部方面也坚持认为：“只有和东芝府中有关的人，才可以在银行更换后，仍然不断得到和现金运送制度有关的情报。而运钞银行变化以后，犯罪计划没有中止这一事实，正说明了东芝府中才是罪犯真正的目标。”
为此，警方在东芝府中内部锁定了十几名可疑对象进行专门调查，但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另外，随着调查工作的进行，警方还发现了以下一些情况。
当时，在三多摩地区，以亿为单位进行现金运送的公司和工厂，除了东芝府中工厂、东芝日野工厂以外，还有日本电气、日野汽车、日立制造所、横河电机、桥石公司、日本制钢所、蛇目缝纫机、日产汽车等，共计十处。其中数目最大的是桥石，达四亿九千万日元。接下去是日产汽车，为四亿日元。其余的日本电气、日立、东芝、横河电机等都在一亿至两亿日元之间。
在这当中，运送时要通过比较荒凉的地区，易于成为罪犯目标的是：从小金井高尔夫球场旁边经过的桥石公司的运钞车和从府中监狱旁边通过的东芝府中的运钞车。由于桥石公司的运钞车上有警官协助押送，因此，罪犯自然就会将东芝府中定为目标。
六月十四日罪犯进行了第三次恐吓，实际上，上述企业中只有东芝的两家工厂和日立制造所在六月十四日向职工发放年度奖金，而日立制造所的工资发放日是每月的二十八日，因此我们知道罪犯的目标始终是东芝府中。由此看来，罪犯只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了东芝府中，而不是像传闻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对东芝府中相关人员或该公司抱有仇恨才选择了这个目标。但是，罪犯要具有下面这个条件，才有可能犯罪。那就是他必须能够每天早上去国分寺车站，监视银行动向直到上午九点。
因此，特搜本部根据这一情况，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1.由于国分寺车站附近长期施工，原定的B路线无法通行，运钞车不得不长期走A路线。
2.由于东芝府中周围的饭店、商店工作人员都知道该工厂的工资、奖金发放日，因此外部人员也很容易搞清楚发放的具体日期。
3.罪犯很有可能从四月份开始就通过恐吓多摩农协来监视银行的现金运送制度，因此非常熟悉运送时间和路线。
根据这三点，原来流行的“罪犯是东芝府中内部人员”这一假说渐渐被否定了。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东芝府中内部工作人员和本案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让我在这里介绍一下一位原日本信托工作人员的证词：
“罪犯能够劫走运钞车，是因为他的运气比较好。我们的分行长在收到恐吓信之后，只要对运送时间和路线稍作改动，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实际上，除了A和B运送路线以外，还有一条C路线。由于要绕远路，所以一次都没有采用过。罪犯该不是知道这一点吧？”
四、隐藏在案件背后的三十多岁的男人
造成搜捕行动失败的原因，除了刚才所讲的调查范围过大这一条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特搜本部一直到时效到期时，都没能搞清罪犯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
由于警方断定单凭一个年轻男子（指假冒的警官）是不可能做这么大一起案子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假定这起案件是好几个人合谋的。
在搞清罪犯曾盗窃大量汽车，并且为伪装摩托车等目的而从各地购入了大量物品这一事实以后，这一假说就愈加受到警方的支持。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那样，罪犯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并且在很广大的区域内盗窃了汽车和摩托车。
如果罪犯是多个的话，我们可以假设其中两人开车到达盗窃现场，一个人将偷盗的车开回去，另一人则驾驶原来的车返回。可是，如果罪犯只有一个人的话，那他就必须在深夜或早晨时乘坐电气火车或者公交车到达盗窃现场进行盗窃，在交通条件上这可能吗？
罪犯作案时所使用的皇冠轿车是从日野市的平山住宅区偷的。平山住宅区以北约一公里处就是国有铁路中央线丰田车站。多摩平住宅区也在这个车站以北约七百米的地方。罪犯完全能够坐头班车或者末班车在丰田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前往这两个住宅区进行汽车盗窃。返回时的交通工具自然是驾驶偷来的汽车。
保谷市云雀丘云雀住宅区是最初发生车辆被窃的地点，在它东北约一点五公里处就是保谷市云雀丘车站。而另外两处车辆被盗地，小平市桥石公寓和八王子市石川町边上则分别有西武国分寺线小川车站和国有铁路八高线北八王子车站，这些车辆被盗地和它们附近的车站距离都很短，罪犯完全有可能从车站步行前往车辆被盗地。
那么位于府中市的晴见住宅区又怎么样呢？现在，离那里最近的是日本铁路公司武藏野线的北府中车站。可是，武藏野线是在案发五年之后的七三年四月才开通的，罪犯盗车时并不存在。不过当时还有一条连接国分寺车站和东京赛马场车站的“东京赛马场线”，这条线路是国有铁路中央线的支线，每天要运行到晚上十一点钟。罪犯当时完全有可能乘这条线路的列车到达北府中车站，然后步行前往该住宅区。
另一方面，被罪犯作为被盗汽车弃置场所的小金井市本町住宅区，距离国有铁路武藏小金井车站仅有不到八百米的距离。从上面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场所都可以通过搭乘电气火车和步行到达，因此即使罪犯只有一个人，也还是有可能进行这些盗车犯罪的。
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罪犯靠自己一个人，仅花了一年时间便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确定盗窃目标，频繁侦察地形及周围情况，然后进行盗窃。而且，如果这些盗车案都是出自一人之手的话，那么这个罪犯的居住地或工作地一定应该位于比较容易去所有这些犯罪地点的地区，否则的话，他在交通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从这一考虑出发，我调查了通往这些车辆被盗地的铁路路线。结果，我们发现在三多摩地区内，有一处可以方便地通往所有“目的地”的地点，也就是能够非常顺利地前往这些车辆被盗地中任何一处的最佳地点。
那就是国有铁路国分寺车站。这样推理下去的话，如果罪犯是一个人的话，那他的老巢应该在国分寺市市内….９9ｌｉｂ?…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警方之所以坚持认为这起案件是多人合谋所为，主要的原因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之前发生的一连串恐吓勒索案件。
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说过，在一连串恐吓勒索案件中，给多摩农协和其周围居民打电话的罪犯，声音听上去都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
接电话的人共有九名，年龄在十九到四十五岁之间，男女都有。而且，这些人的职业也各不相同，有农协和市政府的职员、高中老师、商店店主、警官，可谓是种类丰富。其中还有电话接线员。由这些职业的人所提供的证词，应该是很可信的。
所有这些人都一致说，罪犯说话的方式非常沉着，从声音判断，年龄应该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
在对多摩农协的第四次威胁案件中，接听罪犯电话的是府中燃气西部营业所所长的妻子（当时三十五岁）。她对调查人员所作的证词是这样的：“当我回答‘我家门前没有什么绿色的箱子’时，罪犯好像非常生气，大吼道：‘你在胡说什么，不就在你们那儿吗？你这样说的话，你家里会有大麻烦的。’可是，罪犯在说了那话以后，足足有三分钟时间没挂电话，在等待我的回答。照理说，打这种恐吓电话的人，在碰到什么突发情况时，像那个罪犯那样大吼大叫是很正常的。可是那个罪犯好像是想通过这样做，来观察对方会有什么反应。这种举动可不是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做得到的。应该是个更成熟、更老练的男人。”
在第二次 5bf9." >对多摩农协的恐吓案件中，接听罪犯电话的府中市政府东部办事处职员（当时二十七岁），在看到了刊登在报纸上的罪犯合成通缉照片以后，甚至拿着那报纸这样责问过调查人员：“我每天在办事处要接到很多人打来的电话，因此我单凭听一个人的声音便能判断他的年龄。罪犯决不会是照片上这样的小流氓。依靠这种照片是抓不到罪犯的。我听那声音就知道，一定是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
可是，根据罪犯在第一现场和逃跑途中被目击到的证词判断，罪犯应该是个二十刚出头的男子，和电话中那个男人留给人们的印象完全不同。其形象就是被政府办事处职员所抨击的“合成通缉照片上的男子”。
这些证词可以明显表明，三亿日元抢劫案是多名罪犯所为。
此外，其他还有一些很有力的情报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调查工作的进行，罪犯在案发前所作的侦察等行动和案发后逃跑路线逐渐明朗起来。这则情报是关于罪犯的侦察行动的。
案发当日早上九点左右，离日本信托大约五十米远的一家米店的老板，见到一名年龄在三十至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站在他米店前面。当时这名男子虽然被雨淋得湿透了，但却没有撑伞。穿着黑色雨衣和橡胶制长筒靴。据米店老板回忆，这名男子在米店门口站了足足有十分钟，其间始终在朝日本信托方向张望。
虽然后来才明白这人也是罪犯之一，但在案件刚刚发生时，警方根据押送运钞车的银行职员的证词，将重点放在调查“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六岁，高鼻梁、白皮肤的男子”上，因此米店老板的证词被完全忽略了。
而且，案发当日早上六点左右，在第三现场看到摩托车的大学生，也看到了穿着黑雨衣、没有撑伞的男人，并证实说，那男人的年龄看上去在“三十至四十岁左右”。
此外，罪犯在逃跑途中差点和本多父子的汽车相撞，当时本多父子听到了雷声，可是根据雷声得出的当时时间与罪犯逃跑所用的时间发生矛盾，因此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两名罪犯在同一时刻驾驶着两辆汽车在行驶。这我在第一章也已经指出过了。
此外还有一些更细小的例子，也可以证明罪犯是好几个人。比如说罪犯将绿色皇冠轿车从车库偷出来时，并没有发动引擎，而是用手推出来的，因此在车库门口留下了一大一小两个脚印。而住在第三现场附近的主妇，在案发当日早上六点左右，听到屋外有好几个人在说话等等。
此外，在多摩农协恐吓案件发生时，警方还接到住在府中市白丝台的一名木匠报案，说有人打电话勒索他。对方在电话里说如果他不给钱的话就要绑架他的孩子。据那名木匠说，当时他听到电话里有两个人正在商量什么的声音。这也成了证明罪犯是好几个人的证据之一。
根据这些事实，特搜本部认为，这起抢劫案是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男子分工完成的，他们中有两个人的年龄分别是二十刚出头和三十至四十岁左右。
五、“刺头八兵卫”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但是，特搜本部的上述结论，被六九年四月开始进入特搜本部工作的平塚八兵卫警部候补（进入特搜本部两个月后升为警部，退休时的警衔为警视）给完全否定了。
这个平塚可是个名人。他曾经查办过帝银事件、下山事件、小平事件等战后有名的疑难案件，并且曾在六五年侦破了因调查工作陷入死胡同，而被警方认为无法侦破的“吉展”事件。警视厅调查一科对他的评价是“空前绝后”。在刑侦方面，他可以说是王牌中的王牌。但他同时还有一个“刺头八兵卫”的外号。那是因为他经常站出来对专案组的一些做法进行批评。
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对在他进入特搜本部前已经由别人调查好的内容重新进行取证分析，开始了独立调查。
平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全否定了负责押送的四名银行职员的证词，推翻了罪犯是年轻男性这一传统的说法。我将在第五章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因此在这里先暂时省略不讲。
平塚首先着眼的是罪犯曾经在盗车现场留下一大一小两个平行的脚印这一事实。他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当罪犯将盗窃的汽车推出车库时，他的脚很用力地踩在地上，并且其中一只脚踮了起来，因此留下的脚印变得一大一小，看上去好像是两个人留下的。平塚据此认为，那两个脚印是同一个人留下的。同时，前面说过，住在第三现场附近的主妇作证说，她在案发当日早上六点左右，曾经听到屋外有好几个人在说话。平塚再次询问了这名主妇，认为她的证词可信度很低。而那名木匠，在劫案发生以后也接到过恐吓勒索电话。由于劫得这么多现金的罪犯是不太可能再做这种事的，因此平塚断定这起勒索案的罪犯与本案无关。
另一方面，平塚非常重视在一系列恐吓勒索案件中出现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他认为，案发当日早晨，站在日本信托门口不远处，“年龄在三十至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是真正的罪犯，并且断定三亿日元抢劫案是由那个男人独立完成的。
我对于平塚的调查方针和方法没有丝毫指责的意思，但是应该看到，他的那种强硬的做法，确实使得特搜本部对他产生了反感，同时也使得他自己和特搜本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那是因为特搜本部最为重视的就是警员之间的和睦。
当然，也有一些警员是支持平塚的这一观点的。一部分支持者觉得恐吓信上诸如“让我们”、“我们”、“我们一起”等说法使用过于频繁，因而认为罪犯是故意这么写，想让警方认为他不止一个人。此外还有一部分“赌徒罪犯说”的支持者宣称，喜欢赌博的人，一般都性情孤僻，因此也认定本案是一个人所为。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否认，平塚的出现，导致了特搜本部的内部分裂，并且此后在警方内部也纷争不断。我认为，与罪犯是一个还是多个的争论相比，特搜本部内部出现的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是导致调查失败的更主要的原因。
以下是平塚推理的案发当日罪犯的犯罪步骤。
罪犯于当天上午六点之前，骑摩托车，冒雨从二十公里外的老巢赶到第三现场，在摩托车上盖上绿色车套，之后步行前往晴见住宅区。到达后驾驶事先停放在那里的深蓝色皇冠轿车，于早上七点之前到达第二现场，将轿车停放在那里。停放时关掉了发动机，以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然后再次步行回到晴见住宅区，将另一辆事先停放在那里的绿色皇冠轿车开往第二现场，并发动了深蓝色皇冠轿车的引擎。
八点十分左藏书网右，罪犯驾驶绿色皇冠轿车从那里出发，八点二十五分左右回到第三现场。八点四十五分时再次发动摩托车引擎，而后在八点五十五分左右，为了跟踪运钞车，驾驶皇冠轿车出发。
作案成功后将运钞车开往第二现场，在那里将铝合金钱箱装入深蓝色皇冠轿车内，然后直接前往第四现场。在那里将钱箱中的钱取出放入“第四辆车”内。接着将深蓝色皇冠轿车套上车套停好后逃逸。
从理论上讲，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成功。但是，制定了那么周详的计划，作了那么细致准备的罪犯，会采取这么匆忙的行动吗？而且，在平塚所推理的这种犯罪步骤中，连一点失误，不，甚至连一点意外都不允许发生。罪犯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那是因为，在那期间，罪犯要将摩托车上所包的黑布取下，使其变成“白色警用摩托”，罪犯自己也要化装成警官。时间拖得越长越有可能被人发现。而且，案发当天正值年末特别警戒的第一天，巡逻的警官特别多。
当天上午六点，有人在第三现场看到三十至四十岁左右穿黑色雨衣的男人。也有人在日本信托前面看到过一名年龄在三十至三十五岁的男人。还有人在第三现场附近看到深蓝色皇冠轿车。
从这些情况判断，我觉得还是特搜本部的观点比较有说服力，也就是说抢劫案应该是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男子分工完成的，他们中有两个人的年龄分别是二十刚出头和三十至四十岁左右。
另外，我很难认同平塚推理中的一个部分，即罪犯是在第四现场（本町住宅区停车场）将钱从钱箱中取出后放入“第四辆汽车”内的。
三个铝合金钱箱被找到时，上面两个的金属卡扣是扣着的，但堆在最下面的那个箱子卡扣却松开了。平塚根据这一情况认为，当时罪犯是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将箱子打开取出现金，然后再扣上卡扣放到车外，在取出最下面箱子内的现金后，再将先前放在车外的两个钱箱放回车内，因此形成了这种情况。
平塚的逻辑是这样的：上面的两个钱箱的卡扣如果不扣好的话，搬出车外时箱盖会翻开，而最后一个由于不必搬动，因此没有必要扣上。此外最上面的箱子内留有捆钱用的橡皮筋，第二个箱子里有夹子和玻璃纸。平塚认为如果罪犯是在自己的老巢开箱的话，会把箱子里东西全倒出来，那么这种东西便不会留在箱内。
此外平塚还说，住宅区的居民对自家周围情况毫不关心，再加上下雨天，停车场人很少，因此那里是一个“盲点”，非常安全。此外根据罪犯的做法判断，应该是一个人所为。
可能正如平塚所说的那样，大雨天出门的人很少，也不太会有居民开窗，在车内取钱危险较小。但这只是根据结果得出的判断。事实上，罪犯在案发当时是很难预料天气到底会变得怎么样的。
像本案罪犯那样细心谨慎的人，是不会制定出在来往行人很多的住宅区停车场取钱这种危险的计划的。而且罪犯也不太可能根据天气等不确定因素制定犯罪计划。我认为更合理的做法是：先在别的场所取出现金，然后再将车停放在停车场。
我之所以这样分析是有原因的。遭抢劫的现金是放在一个个信封内，按所属部门分开摆放的，因此要全部拿出来是比较麻烦的。很多人在听到运钞车抢劫案后，便会联想到满满地装着一叠叠现金的铝合金钱箱。可实际上，这三个钱箱内装的是四千五百二十五个外面写有“东芝府中”字样、长十九点五厘米、宽十点五厘米的淡茶色信封。其捆扎情况如下：有七十三包信封是用绳子捆扎的，其中绳子捆成十字99ｌｉｂ?形的有六十八包，只绕了一圈的有五包。用橡皮筋捆扎的有十六包，另有三十个信封是用夹子夹在一起的……
纸币的数量是非常大的，总计有四万张。具体分布情况如下：一万日元面额纸币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张，五千日元面额纸币两千一百六十一张，一千日元面额纸币八千七百七十七张，五百日元面额纸币二千一百九十一张。
在这当中，只有两千张五百日元面额的是刚刚发行的连号纸币。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特搜本部在案发当日便公布了这些连号纸币的号码“XF227001A-XF229000A”。
要在随时都可能会有人来的停车场内，将数量如此多的信封从钱箱内取出换装到别的什么里边，这到底可能吗？而且现金换装之后的保管场所也是个问题。我还是认为，罪犯应该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安全的老巢。
六、陆续出现的“最有可能的嫌疑犯”
特搜本部在案件时效到期时，向外界公布的数字是这样的：总计进行走访调查上百万次，核对了一千零五十七万一千三百八十九次指纹，并向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八人听取了和案件有关的情况。而据平塚讲，实际上共向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人听取了和案件有关的情况，因此真实的数字应该比特搜本部向外界公布的数字更大才对。
虽然做了如此多的调查，但在特搜本部最终列出的一万两千两百名嫌疑犯中，被判定与本案无关的只有九千六百人。在剩下的两千六百人里面，只有九百人被警方认为“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而剩下的一千七百人则根本没有受到调查。
总计动用了十七万两千人次的警力进行调查工作的特搜本部，为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难以令人满意的结果呢？
让我们从结论来说吧。三亿日元抢劫案是日本犯罪史上最大的现金抢劫案，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所有的人都期待着能尽快破案，不可否认，这给了广大警员过大的压力。特搜本部也因此加快了调查工作的节奏，将尽快找出疑犯这一工作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考虑。由于太急于抓到罪犯，因此忽略了对一些重大事实的确认工作，而整个调查工作也让人感觉充满了个人的主观臆断。
特搜本部内部的这种“错误的干劲”，正是导致调查工作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市民向警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因此广大警员被搞 5f97." >得非常被动，整天忙于对这些情报进行核实调查。在这些花样繁多的情报中，有很多是媒体提供的迎合小市民口味的、胡乱猜测的报道。
比如说，当时相继有媒体报道说，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是模仿了电视连续剧《保镖》的剧情。该电视剧是由TBS电视台播放的，主演是宇津井健等人，主要讲述保镖的英雄故事，当时收视率很高。从六五年四月开始一直播放到七一年十二月。其中，在案发前大约一个月的十一月十五日播放的《运钞车奇袭作战》的故事情节，与本案非常相似。
该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保镖们开车前往福岛赛马场，准备将那里的现金运回银行。在山中，运钞车被歹徒劫持，歹徒假扮成保镖去赛马场冒领走了钱款。
虽然剧情的大致结构与本案一样，但在细节上却完全不同。后来警方得知罪犯从一年前开始就制定了犯罪计划，因此也就消除了对此的怀疑，但在当时，警员们也曾不得不对这一情报进行核实调查。
此外还有报道说，罪犯曾经从作家大薮春彦（现已去世）的小说《浑身是血的野兽》得到过启示。
这篇小说讲的是歹徒在东京赛马场安放炸弹，然后驾驶假冒的警用巡逻车抢劫了装满赛马场现金的运钞车。故事的情节确实和本案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是特搜本部当时并没有重视这一报道，一直到后来，因为大薮写了一封《致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的公开信》，警方才不得不对此展开调查。在那封信中，大薮是这样评论这起案件的：“年末发生的犯罪，往往都是一些凄惨的杀人案，犯罪目的也只是为了一些小钱。而这起犯罪却截然不同，其手法非常艺术化。”
另一方面，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以后，又相继有一些人为了取乐而制造了一些案件。举个例子来讲，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日本信托收到了“又一封恐吓信”。
信封上所写的收信人是“驾驶员关谷量一”，发信人是“文京区白山一区一号25小菅裕”。上面所盖的邮戳是八王子邮电局的。信封内装着用黑色圆珠笔写成的恐吓信，纸张是四百格的文稿纸。
恐吓信原文内容如下：作为三亿日元抢劫案提示的一部分情报去找浦和本太的水野他那里只藏有一亿日元还有绝不能让知道秘密的人活着做好心理准备恐吓多摩农协的是其他人给我查清楚。
特搜本部虽然对此将信将疑，但还是展开了调查行动。经调查发现，文京区白山地区并没有叫小菅裕的人，但在浦和本太地区，却有好几个叫水野的人。结果这几个水野都受到了调查。结果当然是和本案无关。由于经过笔迹鉴定发现，这封信与给多摩农协的恐吓信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因此该调查很快就被中止了。
在这些恶作剧案件中，有一件和媒体的宣传完全一致，那就是“义贼罪犯”事件。
一名匿名男子，分别在六九年的一月二十日、二月八日、三月五日、四月二日，四次向三鹰市政府内的三鹰社会福利协议会和文京区汤岛的日本慈善协会汇款，其金额总计分别是十二万五千日元和三十六万六千日元。
汇款是在三鹰市的牟礼、牟礼二、井口、三鹰台四个邮局进行的。汇款单上的汇款人是“三鹰市井之头一号一，山本武”，汇款人附言栏里面写着“为了社会福利”。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该地址和其周围地区没有姓山本的人，而且与给多摩农协的恐吓信相比，其笔迹也不一样。但警方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进行了调查。根据邮电局职员的证词，那人年龄约二十二三岁，身高一米六十左右。瘦长脸，头发乱糟糟的。穿着微带茶色的黑色衬衣和黑裤子，看上去像工厂的工人。
这名男子在深蓝色皇冠轿车被警方发现以后，就停止了这些捐赠。因此甚至有媒体报道说：“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是‘昭和时代的义贼’”。
在这期间，还陆续出现了其他一些嫌疑犯和证人。
七三年夏末，特搜本部在对七十四名重要嫌疑犯进行分析时，发现千叶县的一名公司负责人有重大嫌疑。
此人以前曾有过前科。他于五五年一月，和三名同伙企图抢劫银行的运钞车，但失败被捕。此外，在三年刑满出狱后，他曾经去过一名住在东京市内的朋友的家，那个朋友是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他当时是这样对那个朋友说的：“我已经搞到了警官的制服。接下去我要花一年时间干一件大事。这次绝对不会失败。”
一九五五年，也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的十三年前，这名公司负责人就曾策划抢劫，目标是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银行运出的两千万日元现金。犯罪计划是这样的：将负责现金押送的一名银行职员拉拢入伙，当那名职员与另外一名银行职员一起拿钱走出银行后，让他们乘上同伙所开的出租车。当出租车途中停在路口时，另外一名伪装成警官的同伙走近出租车，谎称该出租车违反交通规则，然后乘银行职员不注意时让他闻麻醉药，使其昏迷。劫得现金后将车开到比较荒凉的地方，将该银行职员扔出车外。计划虽然不是十分精细，但却差一点就成功了。只是由于那名本来应该是昏迷不醒的银行职员突然醒来，跳车报警，才导致失败，他和三名同伙也都被警方抓获。
这名公司负责人制定该犯罪计划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此外，他十八岁时就会驾驶大型摩托车，技术娴熟，还当过赛车手，动作也很灵巧。
而且，他出狱后虽然在港区的饭店工作，但六五年移居到调布市内，所以对三多摩地区的情况也很熟悉。但是，六六年春天，他又再次搬回千叶县居住。
此后，他在千叶市内开了家小公司，过起了简朴的生活。可是，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以后，他的经济情况好像一下子好了起来，花了几千万日元买了土地和新的房子，开起了高级进口轿车，还用一亿五千万日元开了家新公司。
这则情报使得特搜本部认为此人很有可能就是本案的罪犯，内部的气氛也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于是展开了对这个人的彻底调查。可发现他买土地房屋和开设公司的钱都是由千叶县的房地产商替他垫付的。同时经过询问，发现他有不在场的证据，最终断定此人与本案无关。
此外还有一些这样的例子。
六八年十二月九日下午四点刚过，东京都港区的平和互助银行总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有七八个我认识的人制定了一个计划，想用汽油炸毁银行，然后乘机抢劫银行的钱。如果你们给钱的话我就让他们停手。他们中有三个是头儿，每人要三百万日元。你们准备好一千万日元。他们一定会干的。快点交钱。”
这样的恐吓勒索一共出现过三次。
结果，最后一次恐吓电话被警方监听，发现罪犯是一名金融掮客，随后警方逮捕了此人。由于该案手法和日本信托以及多摩农协恐吓勒索案十分相似，因此特搜本部曾经一度认为该案罪犯与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有关联，因而对该金融掮客及其周围人员情况进行了严格调查。
这些人当中最有名的，是被误抓的K。
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大约一年之后的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特搜本部的警员向居住在府中市的K（曾做过驾驶员，当时二十六岁）询问了一些和案件有关的情况。同日晚上，K因为涉嫌另外一起恐吓案而被逮捕。
曾经独家报道了案件调查工作的《每日新闻》和其他一些报纸都相继报道了K被捕的消息。报道中甚至使用了K的真实姓名，宣称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已经被逮捕。
可是，到了十三日傍晚，警方得到证实，K于案发当日在东京市内的一家企业接受面试，因此有不在场证据。K当夜就被释放了。可是K的个人生活却被这次逮捕和媒体过多的报道搞得一团糟。而且，此后也不断有关于他近况的报道。因此，八七年以后，K不得不向对他进行跟踪报道的各报社提出申请，要求保护他的个人隐私。
这次错误的逮捕行动，也给了特搜本部以很大的影响。
警员们的士气因此而变得非常低落。同时他们当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有些人在办案时变得缩手缩脚，心里老是在想“不能有第二次失误”。而另外一些人则变得非常焦躁，想要尽早抓到罪犯，以补偿这次错误。调查的效率因此大大降低。
此外，还有一个干扰因素。特搜本部从案发后不久开始，就始终对某个人抱有怀疑，并且一直对他进行监视。广大警员的思路也始终被这个人所束缚，不能将他的阴影从脑海中抹去。我将在第五章对此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扩音喇叭所在的地方是……
前面刚刚提到，警员当中有些人产生了焦躁情绪，使得调查工作充满主观臆断，并且漏洞百出。而另一些人则变得非常消极，办案时缩手缩脚。这在遗留物品调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罪犯的大部分遗留物品都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对追查罪犯没有太大帮助。但惟有一件物品不同，那就是被罪犯安装在“白色警用摩托车”上的扩音喇叭。
这个扩音喇叭全长三十三厘米，喇叭口处宽十五厘米，属于小型便携式，常在集会时使用。制造商是兵库县宝塚市的东亚特殊电机，型号为“便携式晶体管扩音喇叭ER-303型”。
该公司在东京的分店共售出此种扩音喇叭八百五十二只，购买者以中小学校为主，其他还有公司、自治会、工会、商店等。其中有一百三十三只的购买者不明。
可是，当特搜本部将该喇叭分解开之后发现，喇叭内部放大器上标有“8B·1902”字样的号码。在这当中，“8”是代表六八年生产，“B”和“19”则表示生产日期是二月十九日。“02”则代表承包商阿卡斯公司。
阿卡斯公司是专门负责制造放大器的公司。六八年二月十七日，该公司曾经向东亚特殊电机交付了三百只用于扩音喇叭内部的放大器，其上都标着“8B·1702”字样的号码。可是由于当中有五只放大器有问题，遭到了退货。阿卡斯公司对这五只放大器进行了紧急修理，并重新写上“8B·1902”字样，于十九日重新交货。
也就是说，放大器上标有“8B·1902”字样的扩音喇叭，在全国只有五只。
由于包装此种扩音喇叭的纸板箱上也印有和放大器上一样的号码，因此只要找到空箱子，就可以确定罪犯所用扩音喇叭的来源。知道了这一消息后，警员们又变得活跃起来。
这种放大器上标有“8B·1902”字样的扩音喇叭在六八年二月至七月的六个月中曾经被销售过。经过对销售商进行调查，警方发现其中有一只的购买者是狛江町（现在是狛江市）的住宅区自治会，并在那里找到了那只扩音喇叭。可是，剩下的四只却杳无踪迹。
另一方面，特搜本部加紧了对三多摩地区“ER-303”型扩音喇叭销售商的调查，发现有三只的销售商不明。
不久，警方确认其中一只的销售商是立川市的多摩宏濑电机店。可是销售发票上没有写顾客的名字，因此无法确定购买者身份。但不久在以立川市为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得知购买者是立川市内的出租车司机，他购买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市议会议员选举。
警方对他手头的扩音喇叭进行了检查，发现放大器的号码不是“8B·1902”。
接着，警方又发现了另一只扩音喇叭的去向。它的购买者是东京市内的一家电机公司，购买时间是六八年七月十三日，并于十六日和该公司的产品一起交付给了多摩电工。
八月十二日，这只扩音喇叭被借给了多摩电工东村山营业部。该营业部职员于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一日，在东山村、小平两市、清濑町（今清濑市）等四处作业现场工作时，在其中９９lｉb?一处丢失了这只扩音喇叭。
最有可能丢失的地点是小平市小川西町。八月二十八日凌晨至早上五点，营业部职员在该地的职业训练大学前面进行夜间作业。结束后职员发现扩音喇叭不见了。据该职员说：“喇叭‘应该’是放在车上的。”但他具体记得也不是很清楚。
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两个礼拜后的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多摩电工曾经向特搜本部报告了这一盗窃案。但当时特搜本部认为也许是丢失而不是被盗，因此没有加以重视。直到后来负责寻找经销商的调查小组发现这只扩音喇叭属于销售商不明的三只中的一只时，警方才连忙派警员前去调查，但此时该扩音喇叭的包装盒已经被多摩电工方面焚烧处理掉了。
特搜本部因此断定，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很有可能是从多摩电工方面的作业现场盗窃了这个扩音喇叭用于作案。因此对多摩电工方面的相关人员进行了重点调查。但最终没能找到扩音喇叭的去向，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此后，警方又得到情报说：小平市内的一家当铺，于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到过相同型号的扩音喇叭，而该当铺离前面所说的扩音喇叭的丢失场所并不远。警方经过调查该扩音喇叭的流通渠道发现，这种型号的扩音喇叭是于六九年四月，在一个名叫立川多摩共荣会的流动典当市场销售的，然后由川崎市内的一家杂货店买进，进行零售。可是最要紧的杂货店主却已于七二年五月死亡。
因此搞不清他所购入的是否是“8B·1902”型，也搞不清是被谁买走的。
另一方面，警方在调查将该扩音喇叭典当给立川多摩共荣会的人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目标。
此人是立川市内的一名厨师（当时十八岁）。他在回答警方提问时，是这样回答的：“典当时间是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当时我离家出走，一个人住在大和町（现在是东大和市）的公寓里。因为手头非常缺钱，因此就随手将别人放在房间里的扩音喇叭拿去当了。”
但是，他死活都不肯说出这个扩音喇叭所有人的名字，而且所供述的内容中也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因此警方对此人的住所和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此人所住的公寓，当时是仓库盗窃犯、偷车贼和瘾君子经常聚会的场所。
而且，案发时这名厨师在东村山市做液化石油气的配送工作，而他所在的公司的汽车，在案发时就停在位于第一现场的运钞车的后面。调查工作终于碰到了和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连接点”。
一部分警员认为，很有可能是这名厨师伙同他周围的人从多摩电工东村山营业部等处盗窃了扩音喇叭，因此要求对该厨师及其同伙进行重点调查。但是由于扩音喇叭在案发时很有可能已经被典当掉了，与本案应该无关，所以对此的调查也就终止了。
可能是由于在对于多摩电工“被盗物品”的调查过程中，对销售商的调查和对被修理的五只扩音喇叭去向的调查的情报混在了一起，因此有这样的误传：“在五只扩音喇叭中，有四只已经被找到，剩下没找到的就是多摩电工方面丢失的那只。”
一部分媒体曾进行过这样的报道，也有一些以三亿日元抢劫案为题材的小说采用了这种讲法，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是事实。
根据警方的调查报告书，五只号码为“8B·1902”的扩音喇叭中，被警方找到的只有狛江町的住宅区自治会购买的一只而已。其他都只是三多摩地区“ER-303”型的购买者情况。
这次对于“被盗扩音喇叭”的调查规模非常大，在警方所列的购买者不明的清单中，还有“另一只ER-303型扩音喇叭”，它虽然在调查中不是很显眼，但是它的所在地，却对本案的侦破至关重要。
这只ER-303型扩音喇叭，在美军驻日本横田基地。
一、神秘的禁区——美军基地
一群群漆黑的怪鸟，一边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一边腾空而起。
它们旁若无人地飞翔着。每次从人们头上急速掠过时，都会卷起一阵阵大风，从而产生巨大的风压，让人感到空气甚至是大地都在剧烈颤抖。
另一方面，当你每次抬头仰望天空时，都会看到怪鸟那自由伸展的翅膀，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耀眼而奇异的光芒，甚至将地上的喧闹和这座城市特有的紧张感也包容了起来，使人不由对那虚幻的世界浮想联翩。
福生市是一座奇特9９ｌｉb?的城市。
城市的东半部为美军横田基地所占据。一九九九年四月，石原慎太郎在统一地方选举中获胜，就任东京都知事时，曾发表讲话要求美方归还这块土地，因此当时该基地曾受到各界的广泛瞩目。
该基地原来是旧日本陆军的军用机场，二战结束后由美军接管，改建成了现在的基地。虽然现在的规模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但每年仍然有许多大型运输机和喷气式战斗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在这个巨大的要塞起飞和降落，其年均起降架次在两万架以上。在基地内的主要道路上，美军卡车横冲直撞，让人充分感受到这里就是美军亚洲防御圈的据点，不，应该说是通往战场的入口。
而在这座城市的另一边，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街头英文招牌鳞次栉比，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充斥着大街小巷。满街都是肤色、头发颜色各不相同、表情非常愉快的外国男女。这景象使人陷入了错觉，感到自己好像是来到了一块遥远的乐土。
而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情景，就是这里居民的真实生活，而这情景也支撑着整个城市的经济。现如今在日本国内，英语甚至是俄语或韩语等被广泛使用的地区已不罕见，但是福生市却不一样，它和冲绳县的嘉手纳町以及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一样，从半个世纪前开始就是这样一种“日本国内的异邦城市”。
到现在为止，本书都在回顾三亿日元抢劫案的梗概和疑点，其中有一点却一直没有搞清，那就是罪犯到底把抢得的三亿日元藏在了哪里。
有很多人包括调查人员、老警员以及记者在内对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提出过假设，但是除了一些小说中的假想、推理以外，谁也没能解释清楚罪犯老巢的位置以及藏钱的地方。
不管罪犯是一个还是多个，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罪犯在案件风头过去之前，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管抢来的三亿日元。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藏钱的地方应该离案发现场不是很远。
那么，在案发现场周围，到底有没有这种“合适的地点”呢？
警方当时曾经对三亿日元的行踪作了非常严格的调查，仅在三多摩地区就反复进行了多次地毯式搜查。据一名警方人员说，甚至还采取过这样的行动：警方组织了约两千人的警力，包围了多摩陵园，对其中所有的坟墓进行检查。而其起因只是由于有人怀疑罪犯有可能将钱藏在了墓地内。
警方当时 7684." >的搜索是如此严格，因此罪犯不太可能将钱藏在公寓或仓库之类的地方。
当然，如果罪犯将钱大肆挥霍或存入银行的话，就更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此外，罪犯也不太可能将钱埋在山里或某处空地，因为当时正开始掀起住宅区热潮，各地都纷纷开始兴建住宅区，而且也正值道路和高尔夫球场建设的高峰时期，埋藏的钱随时有可能被人发现。罪犯当时一定也曾为这个问题费过不少脑筋。那种时候，美军基地那巨大的影子便会从大脑中闪过，虽然只是一瞬间，却深深地印在了罪犯的脑海里，不能忘却。
在三亿日元抢劫案案发当时，对警方来说，有两个地方是所谓的“禁区”。
第一个是大学。
一九六八年，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C时代（3C是指小轿车、空调、彩色电视机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来到了。同时在这一年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也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人们的心情也因此而变得难以平静，是“躁动不安的一年”。同时也就是在这个被称为“昭和元禄”的时期，出现了许多演员出身的议员。“破廉耻”、“地下电影”、“幻觉剂”等词也在这一年成了流行语。
另一方面，这一年“全共斗”这一组织成立，同时以东京大学和日本大学为首的各大学纷纷发生骚乱。此外该年一月发生对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进入佐世保港的抗议活动，二月份发生成田机场藏书网阻止集会，六月份发生横须贺线炸弹爆炸事件，十月份发生新宿骚乱事件等等。数量多得不胜枚举，可以说，这一年是疯狂而混乱的一年。而对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封锁的解除和神田拉丁区的出现，则是次年一月的事。
一名原来负责公共安全的人士是这样对我说的：“在那个时期，便衣警员不要说是进入大学校园了，只要稍稍靠近大学一点，就会被里面的学生扔石头，甚至被吊起来套在布袋里殴打。”因此，当时公共安全部门确实曾经以三亿日元抢劫案为借口，对三多摩地区的学生公寓进行过非常彻底的地毯式搜查。
实际上，在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犯罪现场周围，有诸如东京学艺大学和东京农工大学等许多大学的校园。由于案件是在白天发生的，因此有不少警员认为：罪犯可能是大学生或激进分子。
虽然公共安全部门很想对一些大学生进行调查，但是在特搜本部内部，却很少有人支持这样做。可以认为，事实上警方是在考虑到上述时代背景之后，对此类调查行动有点顾虑，因此变得缩手缩脚，不知所措。
此外，还有一个警方顾虑更深的地方，那就是驻日美军基地。
在三亿日元抢劫案案发现场周围，除了在这一章开头所说的横田基地以外，还有很多像立川基地（案发九年后的七七年五月归还给日本）那样的大型美军基地。第一现场距离横田基地只有十四公里都不到，而立川基地则更近，就在第一现场西北部约七公里处。因此，这些基地也就非常自然地.成为了特搜本部注意的目标。
可是，我在反复阅读了调查资料以后发现，在资料中警方对大学校园的调查多少还作了一些描述，但对派人进入美军基地进行过调查这件事则只字未提。
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对安装在“白色警用摩托车”上的“ER-303型”扩音喇叭的调查。我在上一章已经讲过，横田基地内就有此种型号的扩音喇叭。特搜本部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当然就向美军方面询问了此事。美方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确实使用过你们所询问的那种型号的扩音喇叭，但现在已经不用了，该喇叭已经处理掉了，现在不在基地内。”
特搜本部在得到这一回答后，就放弃了追查。
让我们根据调查报告书，详细描述一下对这个扩音喇叭的调查经过吧。
美军在收到日本警方的调查合作要求后，便在自己的基地内进行了单方面独立调查。结果虽然没有发现扩音喇叭，但找到了喇叭的包装箱。从箱子里的质量保证书判断，其放大器的号码应该不是“8B·1902”。因此特搜本部放弃了调查行动。
可是，反过来说，我们只要读一下这则报告就可以明白，日本警方的调查人员根本没有进入过横田基地内部，甚至没有亲眼见过美军所说的那个空的包装箱。
我不由产生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疑问：在各种材料堆积如山的美军基地内，已经被处理掉的扩音喇叭的空箱子和质量保证书有可能还完好地保留着吗？即便是保留着，那放大器的号码果真不一样吗？
就算我们假设美军是在认真调查以后作出这个回答的。可是在那么大的一个基地内，扩音喇叭应该有好几只，不可能这么凑巧，偶然发现的一个空箱子就是警方正在寻找的扩音喇叭的包装箱。
美军方面到底有没有做过认真调查呢？就算他们在基地内找到这只扩音喇叭，他们会不会如实向特搜本部报告呢？我在思考这一疑点的时候，好像看到了特搜本部，不，是日本警察所拥有的权力的真实状况。他们因为畏惧美军基地这一巨大的“禁区”，因而在调查中变得畏首畏尾，无计可施，最后只好放弃了努力。虽然特搜本部始终在追查的多摩电工丢失的那只扩音喇叭也很重要，但我始终有一种预感，横田基地的那只扩音喇叭才是我们要寻找的“真正的目标”。
有很多人写过以三亿日元抢劫案为题材的作品，可是，在这些作品当中，提到过这个美军基地的，据我所知，只有已故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的短篇小说《三亿日元抢劫案》（收录于新潮文库的小说集《水的肌肤》中）。而且在那篇小说中，也只是出现了下面这短短的一节：“我推测，罪犯当时将美军位于立川的空军基地作为老巢使用……”
当然，这篇短篇小说只是虚构的，并不能作为依据。
而且该小说中的推测也十分抽象，“美军基地属于治外法权地区，不易引起警方注意，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老巢了。”
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当时，国际形势方面，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前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进攻，日本国内的美军基地也沉浸在一种紧张而慌乱的气氛中。
因此，在福生市和立川市这些“基地城市”中也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像“乔”那样的不良少年们，也由于这种紧张感和迷茫而聚集在一起，变得精神激昂，在这种压抑的环境里横行不法。
我在前面曾经写道，本案的罪犯曾经巧妙地利用过当时正在大规模兴建的公共住宅区这个“盲点”。此外，聪明的罪犯还钻了警方和金融机关在东京郊外组织松懈这些空子，并利用了当时正在到来的小轿车社会这一“时代的盲点”。从这几点来看，三亿日元抢劫案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走在了当时时代发展的前面。
正因为此，我才认为罪犯是巧妙地利用驻日美军基地进行了犯罪活动。为了证实这一猜测，我曾经数次前往横田基地。
二、“疯子乔”所在的城市
在这里，我想暂时把话题转回本书一开始所讲到的地方。我于九八年六月，第一次访问了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密切关联的福生市。就如我在序章中所说的那样，我在收到那个匿名男子打来的电话，知道了被称为“疯子乔”的可疑人物后，心里就一直对此事念念不忘。
三十年前，“乔”率领着他的不良少年团伙，以福生市为据点，曾经横行一时，而且这个被称为“乔”的人，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情报让我兴奋不已。此外，当时我只是通过两次电话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对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因此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亲自确认一下这则情报的真伪。很快，我来到了这座城市。
二战刚结束，福生市内便陆续开了许多酒吧、夜总会和舞厅，其顾客主要是基地内的美军士兵。如今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但从日本铁路公司青梅线福生车站前面到横田基地周围的这一小段路上，一到晚上，仍然是灯红酒绿，到处闪烁着霓虹灯。
我曾得到情报说，就在那条街的边上，以前有一家名为“P”的摇摆舞俱乐部，三十年前，那里是像“乔”那样的不良少年经常出没的地方。因此我当时走访了那里。我向许多人打听了这家摇摆舞俱乐部，其中包括当时在这家俱乐部附近经营饭店的老店主和开小吃店的老板娘等，可不要说是“乔”这个名字了，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当时有这么一家叫做“P”的摇摆舞俱乐部。
其中一位在福生市内开了近二十年饮料店的老板是这样对我说的：“越南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带是相当繁荣的。可是战争结束以后，这里的美军士兵人数迅速减少，而且就算是偶尔出基地来玩，也往往是去新宿和六本木等地，大概是因为战争局势缓和了的关系吧。当时甚至有一些人将自己的店转行，专门接待搂着日本此外我还从岁数比我大一点的替美军工作的日本人那里听说，‘麦克’可以自由出入横田基地，并且和形形色色的家伙合伙干各种坏事。他当时确实非常威风，穿着高级进口服装，常常带着饭店拉客的漂亮小姐开着大型进口轿车兜风，或者和美军高级军官、地痞流氓等一起喝酒。”
分析上述证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麦克”滥用了他所有的自由进出美军基地的权利，偷偷贩卖从美军士兵处搞到的毒品和手枪，并且将一些日本国内的赃物谎称为“日本特产”卖给美军士兵，此外还拉皮条，将日本少女介绍给他们卖淫。
而“乔”也在这段时间内，开始给他的父亲帮忙，并且逐渐尝到了做坏事的甜头，逐步开始扩展犯罪内容，纠集不良少年，组织犯罪团伙。
大概是由于只对赚钱有兴趣或是讨厌卷入帮派争斗的缘故，“乔”自己本来并没有成为不良少年团伙“老大”的野心，只不过是想靠他父亲和美军士兵做生意。可是，不良少年们很自然的就聚集到拥有金钱和势力的人周围，不管“乔”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顺理成章地被捧上“帮派首领”的宝座。
我经过努力所掌握的情报只有这点，而最为重要的内容，即这些人和三亿日元抢劫案的关联，以及他们本人现在在哪里这些情况，还不得而知。
三、“白色警用摩托车”的出发地
“吉田”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乔’好像是负责保管抢来的那三亿日元的人。”而他说这句话的根据，来自一名叫“K·S”的人告诉他的一些话。
“K·S”原来从属于“乔”的团伙，他从该团伙成立开始就一直是其成员，而且据说在“乔”当老大之前，是由他领导这一组织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和“乔”之间有什么矛盾，相反，“乔”把他当作老前辈对待，而且颇为信任他。可是由于年龄大于其他成员，因此逐渐和他们疏远了。总之，“K·S”对于“乔”及其团伙成员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K·S”所透露的，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当时，在“乔”所率领的不良少年团伙中，有一个叫“小六”的日本少年，年纪大约在十八岁左右。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乔”非常喜欢这个人，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整天把他带在身边，就好像是自己的卫士。
这个叫“小六”的人对汽车和摩托车很感兴趣，而且他自己也已经拿到了驾驶执照。据说他的驾驶技术非常出色，在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的飚车比赛中从来没有输过。
而且，他还是一名盗窃汽车和摩托车的惯犯，那时已经进过好几次少年管教所。他擅长的窃车方法是用螺丝刀将汽车边门上的三角形玻璃窗拆下，而后打开车门进入车内，将发动机和起动装置的电线直接连接起来，发动车辆，接着开走。而且他弃车时，也会先在车上套上车套。这一切，都和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所使用的方法一模一样。
另外，在案发当时，“小六”就一个人住在立川市内的公寓里，并在位于该市和相邻的日野市的加油站打零工。在此之前，他还曾经在国分寺市内居住过。因此，他对于三多摩地区，特别是案发地所在的府中市至国分寺，小金井市这一地区的地理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更为重要的是，“小六”的体貌特征，与那名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假警官一模一样。
实际上，特搜本部在时效就要到期时，曾经增加警力，整顿力量，再次分析了调查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最后的重点调查”，而这次行动就和上面所讲的这些由“K·S”所提供的情报有关。
警方那时首先了解到，罪犯掉落在第一现场的法兰绒制鸭舌帽的销售商，是位于立川市内的林·东京堂帽子专卖店。同时查明：该帽子是该店于六八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在绿川市的绿川停车场举行降价促销时售出的。连这顶在内当时总共售出了十八顶。
这顶帽子被人在第一现场发现时，位于“白色警用摩托车”前方一米远的路上。在大量遗留物品中，它被警方认定是和罪犯有着直接关系的重要物证。该鸭舌帽的扣带上有金属制的搭扣，表面为灰巧克力色，里子是由茶色、白和黑等颜色构成的细方格图案，是属于比较有特征的那种类型。因此广大警员都认为能够很快搞清罪犯是在哪里买的这顶帽子。为了便于办案藏书网，警员们甚至在调查时戴上了相同的帽子。
经过调查发现，该帽子的制造商是位于大阪市东成区的中央制帽厂，型号为“OP·FREE”。总计生产了一百六十六顶。在关东地区，六五年东京的批发商买进了五十四顶，在东京新宿、静冈、群马等地销售了三十六顶。可是由于剩下的帽子的批发地不明，调查工作曾经一度陷入困境，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好不容易搞清其去向。
可是，当警方找到这些帽子的零售商（即林·东京堂帽子专卖店）时，店方因为已经完成了税务申报工作，而将发票处理掉了。
很遗憾仅仅因为差一个月的时间便无法搞清购买这顶帽子的顾客的情况。但特搜本部至少搞清楚了一点，那就是罪犯曾经到过立川市。这一点也再次激发了特搜本部工作人员的干劲。
接着，警方又得知，在案发前一个月，一个二十刚出头的男子骑摩托车来到昭岛市（该市与立川市西侧相邻）内的一家汽车用品商店，购买红灯和白色涂料。
警方根据这些新情报判断，罪犯应该是和立川市或周围地区有关，因此再次展开了彻底的取证调查。
就在那时，警方又收到下面这则重要情报。
案发当日凌晨四点刚过，有人在位于日野市的日野汽车厂门口，看到有一辆摩托车长时间停在那里。奇怪的是，当时四周根本没有人，可是摩托车的发动机却没有关掉。
如果光这一点情况的话，还不至于引起特搜本部的注意。可是，特搜本部方面还收到了另外一则证词。那个证人说，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他在日野市的日本国有铁路丰田车站附近，看到了一个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年轻男子。
而且，通过反复阅读以前的调查报告可以发现，以前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目击证词。
比如说，以前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叙述：“案发当日凌晨四点四十分左右，在日野市多摩平住宅区，一名住在附近的牛奶店店主送完奶后，驾驶着轻型汽车向丰田车站方向行驶。在行驶途中他看到一辆白色警用摩托车突然从他右侧的小巷内窜出。”
此外调查报告中还写道：“骑该摩托车的是一名戴白色头盔、穿黑皮夹克的年轻男子，他驾驶摩托车在一侧道路上急速逆向行驶，消失在平山住宅区方向。”
特搜本部进行了核实，发现当天凌晨日野市内没有执勤的白色警用摩托。此外经调查发现，证词中所说的那辆白色警用摩托车所行驶的道路通往山崎干道，并可从那里到达第一现场。
当时虽然下着雨，但是据目击者说，驾驶白色警用..摩托车的那名男子的衣服并不是很湿。警方根据这一点推断，罪犯的老巢应该就在离目击现场不远的日野市北部。
前面已经说过，罪犯作案时所使用的两辆皇冠轿车和“白色警用摩托车”都是从位于日野市内的多摩平及平山两个住宅区偷来的。其中距离相对较远的平山住宅区，离丰田车站和日 91ce." >野汽车厂也分别只有一公里和两点五公里左右。而那辆本田摩托车的盗窃地点——八王子市石川町距离日野汽车厂也只有两公里不到。
而且，去昭岛市的汽车用品商店买东西的男子，以及在丰田车站附近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男子，身高都在一米六五至一米七左右，年龄也均为二十二三岁，与三亿日元?
八日凌晨。当时我将我的爱车斯卡莱茵GT停放在位于新宿歌舞伎町的‘白十字’咖啡馆前，然后进去喝茶。关根等几人想偷我的车，这成了我们认识的契机。后来阿笃没有偷我的车，而是直接进了‘白十字’咖啡馆，我们很谈得来，我便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公寓。阿笃一直在那里呆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但在十九日那天，他对我说‘我要回一次家’，然后出去了两天，因此十九日到二十一日这两天时间里，他不在我公寓……
“三亿日元抢劫案案发那天早上，已经在我公寓住了两三天的阿笃突然走了，我记得应该是早上八点左右。我并没有看钟，因为当时天已经开始亮了。在冬天，五六点的时候天应该还很黑，所以我猜大概是八点左右。
“据说案发那天下着雨，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当时应该借给阿笃伞或者雨衣的。可我不记得有这件事。因此老实说，我并不能肯定阿笃离开我公寓的时间到底是不是十二月十日。”
这份供词记录书中“K”的证词过于含糊不清，因此不能作为案发当日关根的不在场证据。警员们也为是否应该相信这一证词而分成了两派。
五月一日，平塚开始对关根的父母进行询问调查。他给他们施加了很大压力以使他们说出真话。关根的父亲最初好像还想对抗，但最终被平塚的气势彻底压倒，首次交代了氰化钾的来源和有关关根自杀动机的情况。
让我们来看一下关根父母的供词记录书中所记载的这一段证词吧：
“我家位9９ｌib?于新开发的地区，经常有黄鼠狼出没，我为此曾经非常头疼。在我儿子自杀两年前，我在青梅警署工作时，向一个认识的五金工厂老板要了一瓶氰化钾，准备用来消灭黄鼠狼。稍微用了一点以后，就把剩下的藏在家中天花板的夹层里。我儿子好像知道这件事，所以用它自杀的。”（关根父亲）
“以前我曾经让我儿子从天花板夹层的壁橱里拿出电风扇，我记得当时他对我说：‘天花板夹层里有氰化钾，’因此我想我儿子知道氰化钾在什么地方。”（关根母亲）
这一证词被那名五金工厂老板的话证实了，那名老板作证说：“我当时受关根警官的委托，在港区的药店买了一瓶氰化钾，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
而且关根父亲在接受讯问时，主动交出了藏在天花板夹层中的那瓶氰化钾。
警视厅对该瓶氰化钾作了鉴定，结果发现剩下的含量为四百九十三克，大约已经使用了七克。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包瓶子的报纸上，只发现了一个属于关根父亲的左手大拇指的指纹。
关根父母对于关根自杀当日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点左右，立川警署的两名刑警来到我家。那时，阿笃就在他自己房间里，可因为他当时刚从少教所里逃出来，所以我就对那两名刑警撒谎说：‘他不在这里。’于是那两人说：‘那么我们就去您丈夫的警署拜访一下。’我儿子那时好像听到了这句话。那两名刑警走了以后，我儿子就对我说：‘给我一些信纸’，我就随手将我用了一半的信纸交给了他。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信纸后面夹着我以前写给亲戚的遗书。因此，警方在阿笃的房间发现了我的遗书。”（关根母亲）
“阿笃犯偷盗等罪行，曾多次被警方抓获，我由于自己工作的关系，对此非常窘迫和烦恼。十二月十五日，立川警署的警员来到我所工作的警署，对我说：‘我们已经得到了逮捕您儿子的逮捕令，请您明天将他带到我们警署来。’因此我回家后，要求我儿子第二天就去立川警署自首。可是，阿笃却对我说：‘这次再被抓住的话就要判刑坐牢，回不了家了，我不想去自首。’怎么也不肯听我的话，因此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他。可最后却变成了争吵，我儿子一激动就要往外跑，我拼命拦住他，对他说：‘家附近都是警察，如果你在家门口被抓住的话，就会变成周围邻居的笑柄，我们也没脸再在这儿住下去了。’我想我儿子是在听了我的话以后情绪有些激动，一时冲动喝下了氰化钾。”（关根父亲）
读了这些证词，关根母亲遗书等情况基本藏书网上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人难以理解。比方说，不太回家的不肖儿子，在某一天突然回来，仅仅因为受到了父母的责备，就轻易自杀了，这可能吗？
即使我们假设关根是在受到父母的严厉斥责后，一时冲动而自杀的，可是疑点还是很多，比如说关根在写完遗书，将其夹在唱片中放入书架以后，隔了整整九个半小时，才从天花板夹层中取出氰化钾喝下自杀。更奇怪的是，他没有在装氰化钾的瓶子上留下指纹……
虽然有这么多疑点没有被解释清楚，可不知为什么，平塚却非常干脆地下结论说：“如果三亿日元抢劫案是一名罪犯所为的话，那关根就百分之一百是清白的，就算是多人所为，他清白的可能性也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据说这是平塚根据恐吓勒索案时关根的不在场证据，后来发现的三亿日元抢劫案案发当日他的不在场证据，以及对其父母进行询问得到的结果等推断出来的。
可就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非常明显，关根父母及K的证词相当含糊，我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著名的警探，平塚的这种判断缺乏说服力。
那么，平塚当时到底在考虑什么呢？
五、臆造的合成通缉照片
我们不能否认，平塚之所以坚持认为关根是清白的，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坚持认为三亿日元抢劫案是由一名罪犯所为。
他这种说法的根据，除了我们在第三章所说的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1.罪犯在犯罪过程中有很多失误，比方说他在驾驶“白色警用摩托车”时车上还拽着车套。
2.在写给日本信托等的信中特地分别使用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可笔迹鉴定发现这些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3.虽然警方进行了非常彻底的地毯式搜查，但被目击到的可疑人物只有一个人——等等。可这些事实都只是否定了罪犯是多人这一假说，却并不足以证明罪犯只有一个人。
一些认为罪犯是多人的警员，陆续对平塚的这种论断提出了异议。警方上层因为担心特搜本部内部出现分裂，因此提出了下面这一折衷的假说：“一开始应该有多名罪犯，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其中数人无法参加行动，因此罪犯有可能是不得已而一个人进行了犯罪。”
可是平塚却对这种假说根本不屑一顾。
他态度如此强硬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特搜本部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本案发生十一天后，向外界公布了合成通缉照片。但是那张戴皮质口罩和白色头盔的警官照片，存在重大的疑点。
一般的合成通缉照片的制作方法通常是这样的：先给目击者看大量以前案件中的嫌疑犯、罪犯的照片以及驾驶执照上的照片，而后从中将眼睛、鼻子等被认为与本案罪犯相似的部分剪下然后拼起来，制作出“罪犯的脸”。可是，特搜本部居然就在一张真实的人物照片上配上了头盔，通过这种杜撰的手法，炮制出了罪犯的合成通缉照片。
照片上的男子叫石井幸雄（假名），住在调布市内，是一家混凝土工程公司的老板。在本案发生一年半以前的六七年四月八日，在埼玉县朝霞市的工地被崩塌的混凝土墙壁压死。死亡时年龄为二十八岁。
石井在五七年，曾经酒后与人打架，因为他当时口袋里藏有匕首，所以被警方以违法携带刀具的嫌疑逮捕。这张照片就是那时被警方拍下的。
平塚在对案发时在第一现场的四名银行职员进行再次询问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他们几乎都没有见过罪犯的脸。罪犯当时戴着白色头盔，皮质口罩遮住了脸的下半部分。而且当时天很冷，又下着雨，加上车内开着暖气，使得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水汽，根本看不清车外的人。
平塚的调查记录中是这样写的。当时经过他严格追问，银行职员们开始陆续推翻自己以前的证词，改口说：“因为一开始就相信对方是真的警官，所以听到对方说‘你们分行长在巢鸭的家被人炸毁了’这句话以后，就想，恐吓犯所说的事终于来了，当时脑袋里就光想着怎么逃跑了。而且当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炸弹上，根本没有时间去看警官长什么样。”
“看到那名警官从白色警用摩托车上下来，慌慌张张地走过来的样子，我还以为是个刚上任不久的年轻警官，因此在前面作证时说罪犯很年轻，可实际上说不定岁数要更大一点。”
这四人中，只有驾驶员关谷曾经将车窗拉下十厘米，与罪犯面对面地说过话，可因为当时下着雨，时间又只有二十秒左右，所以也不太记得对方长什么样。
平塚在当时的调查记录中是这样写的：“老实说，当时我听到那些银行职员不断改口，心里是非常生气的。可看着那些人满脸痛苦的表情，在那里诉说的样子，我也开始逐渐理解他们的心情，一下子丢了那么多钱，总不能说一句‘我没看见’就了事了吧，因此我也不能说什么……”
可是，通过对他们的再次询问，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在警方制作合成通缉照片时，在场的证人只有关谷一人。做完以后，虽然四个人商量过，并且藏书网还指出了几处需要修正的地方，但警方却没有作任何修正就向新闻界公布了这张照片。
据一名当时参与调查的人说：“一般来说，如果罪犯戴着太阳眼镜或者是口罩的话，警方是不会制作合成通缉照片的，那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照片会有可能带给人们错误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亿日元抢劫案可以说是个特殊的例子。”
实际上，在案件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的内情。平塚在对制作合成通缉照片的工作人员进行追查时发现，特搜本部很有可能是在对四名银行职员进行了调查以后，越发加深了对关根的怀疑，因此索性以与关根长得很像的石井的照片为基础制作了通缉照片。
罪犯是复数这一假说最大的根据是：给多摩农协打恐吓电话的是中年男子，和合成通缉照片上的青年完全是两个人。平塚反过来以这些调查结果为依据，认为合成通缉照片的制作本身有问题，三亿日元抢劫案应该是由一名三十岁以上的中年男子单独完成的。
这个论点是动摇调查工作基础的大问题，可是，真相最终还是没有被公布。这张照片此后一直被作为罪犯的通缉照片使用，直到案件时效到期前一年的七四年十二月六日，特搜本部向外宣布：“今后提供有关情报时请不要拘泥于合成通缉照片。”才在事实上宣告了这张照片的废弃。
印有这张照片的招贴共有四种，总计印刷了七十八万张。被贴在全国的火车站、公共浴室、理发店等各人流密集的地方。结果，从市民那里得到的一万六千份情报中，百分之九十都和这张照片有关。在案发后的半年 4e2d." >中，警员们可以说一直在忙于处理这些情报。
正因为这张照片有如此大的效果，所以可以说在从案发到时效到期前一年的这六年时间里，这张照片一直在欺骗广大市民。同时这种欺骗也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并最终使得对案件的调查工作陷入了死胡同。
而且，石井的家属此后曾经在电视上揭露这一情况，关于这一点，一名原调查干部是这样向我解释的：“虽然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们借用与本案无关的死者的照片制作合成通缉照片，这的确是事实。通缉照片对于早期的罪犯检举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时好像是因为银行职员们的证词过于含糊不清的缘故，无法制作出藏书网清晰的照片。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有这样一种贪图方便的想法，认为反正照片上的人已经死了，所以没什么关系。但是，请您不要误会，我们是在向死者家属说明了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取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才使用死者这张照片的。”
虽然说这张照片是杜撰的，不值得相信，但这并不能证明关根是清白的。
因此，疑团仍然没有解开，事实上，当时在警员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种听上去像模像样的谣传：“受到父亲斥责的关根，在无意之中承认自己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这使得他的父亲非常吃惊。关根父亲因为害怕这样会有损于警察的威信，所以要求关根自杀，并将藏着的氰化钾交给了他。通过让儿子自杀，可以在私底下得到警方的谅解，因此在关根死后，警方向外部宣称关根是清白的……”
可是，在平塚断定关根是清白的这一表象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秘密”。
六、“一切都完了，一起死吧”
这个秘密就隐藏在对关根父母所作的询问当中。
两人所陈述的事实的概要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可实际上，除了供词记录书这一官方记录以外，平塚自己还有一份称为《相关人员调查备忘录》的私人调查记录。
其中有以下这么一段关根父亲的供词，虽然..引用内容稍微长了一点，但因为这是首次揭示关根死亡真相的证词，所以请各位读者还是耐着性子仔细看一下。
9９lｉｂ?“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九月上旬，我儿子阿笃在被从东京少教所送往位于茨城县土浦市的教育机关‘大野葡萄园’途中逃跑，并潜逃回家。我当然劝说他立刻回到少教所去。可是我儿子哭着怎么也不肯听，同时由于我妻子也一再恳求我，所以我就让他在家里躲了一天。我妻子因为能见到久别的儿子，同时也因为他向父母求助，所以非常高兴，又是烧洗澡水，又是做好吃的。我当时也不由自主地觉得我儿子今后会改过自新，所以也挺高兴。可这却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所在。
“我儿子一点都没有回少教所的意思，最后竟对我们说‘想在福生的咖啡馆和朋友见面’、‘想去新宿玩’之类的话。因为觉得把他关在家里的话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所以就和他讲好玩的时间只能是一个小时，然后带他去了新宿。我当时在他身上蒙上毛毯，让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然后驾车来到了歌舞伎町。我在车里等着，我儿子进去玩，可是，他果然没有回来。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再也管不住我们的儿子了，同时也觉得再也不能相信他了。
“我们夫妻俩对我们的儿子期望过高，现在想来，这是不对的。从他小时候开始，我就一直严格地教育他，使他像一个警官的儿子。可是，我越是这样做，我儿子的抵触情绪就越强，净干些坏事。这可能和他交往的那些坏朋友也有关系吧。我当时担任公共安全方面的工作，因此很少在家，即使在家时也不太说话。我当时也觉得这样不太好，有时也想和儿子说些什么，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结果说着说着，口气就会变得像审犯人一样，反而会被儿子说：‘爸爸太冷酷了，我又不是犯人。’
“我儿子因为犯罪而受到辅导教育以后，我作为警察的人生也完了。自己明明没有提出申请，却被莫名其妙地调.到交通机动队工作，此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调动和升职的机会，同时也经常感到周围同事对我投来的冷冷的目光。可即使是这样，每次我儿子闯什么祸被逮捕，我就会经不住我妻子的请求，去逮捕他的警署将他领回来。我自己都记不清我曾经多少次向别人低头谢罪，说‘我一定会负责严格教导我的儿子……’之类的话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因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被吊销驾驶执照了。他非常惊慌，向我发誓说：‘驾驶执照对我的工作很重要，我今后一定会认真工作的。’我因此还利用自己的职权帮他拿回了驾驶执照。
“现在想来，我那种举动是非常愚蠢的。可在当时，为了让我儿子改邪归正，我真是费尽了心思。但是，有一天，我从家庭法院的一名调查官那里听说，我儿子曾经给他写信说：‘我不希望因为自己是警官的儿子而受到优待，请你们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我，给以相同的刑事处罚。’我当时眼前发黑，心想：‘我到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直在庇护他。他所做的这些坏事，都是对我的一种嘲讽。’”
关根父亲的这段证词，不由让人感觉到十二月十五日，在关根家曾经发生过什么“异常情况”。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那么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关根的父亲对当天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我妻子在立川警署的刑警走了以后，非常严厉地训斥了我儿子，最后由于情绪非常激动，甚至说：‘到了这个地步，大家的生活都完了，都完了，不如一起死了吧。’现在想想，当时最痛苦的人应该是我的妻子。关根真是做了非常对不起她母亲的事。我回家以后，从我妻子那里听说了情况，又见到我儿子不但没有丝毫悔过的意思，反而摇摇摆摆地要出门，我不由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并且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说不定当时说过：‘你这种人死了算了’之类的话。我当时一边打，心里也和我妻子一样在想不如一起死了算了……
“我儿子回他自己的房间大约十分钟以后，我妻子端着桔子汁之类的东西，进了他的房间。我当时以为她是为了安慰一下我儿子，并且再劝劝他，所以就装作没看见。可不久房间里就传出两人的争吵声。我刚想进去看看，我妻子就哭着从房里出来了。我当时以为她是因为孩子不听她的劝，很悲伤，所以在哭，因此也就没对她说什么。此后我儿子好像很安静地在房间里呆了一会儿，可不久房里就传出‘啪嗒’的响声，我向房里一看，发现我儿子已经倒在床上。我记得那一瞬间，我妻子变得全身发抖，大声哭泣。可是当时我一点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想知道，总之，都是我不对。”
在这段证词当中，可以说关根的父亲流露出了非常惭愧的念头。
可另一方面，关根的父亲又非常明确地断定关根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没有关系，他说：“我的儿子虽然没有出息，但是为了他的名誉我要先说一下，阿笃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没有任何关系。我能深切地感觉到，我的同事都认为我儿子是因为牵涉到三亿日元抢劫案才自杀的。我也因此在单位受到了相当的冷遇，人们都希望我早点自动辞职，真可谓是如坐针毡。但是，因为我对于三亿日元抢劫案这件案子没有任何愧疚，所以内心很坦然。”
一名和平塚关系很好，曾经和他讨论过关根问题的原警察干部，曾经采取慎重的措词，这样对我说过：“从关根母亲的遗书、现场所遗留的两个杯子以及关根死亡那天她那不太正常的举动来分析，我们不得不怀疑她曾经对她的儿子做过点什么，比方说强迫对方自杀，最坏的可能甚至是在争吵以后将对方杀害。不管怎么说，是关根的母亲导致了关根的死亡。明白这一点的关根父亲，一边为了尽丈夫的责任保护妻子，一边又负起作为关根的父亲和一名警官的责任，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作证。并且最后断定说：‘我儿子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无关。’平塚在理解了他的这种心情后，相信了他，所以断定关根是清白的。”
这真是只有拥有丰富的调查经验的老警员才能说出的“意味深长的话”。
七、主观臆断带来的悲剧
到现在为止，关根的自杀可以说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最为神秘的地方。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特搜本部的思路一直到最后都被关根和那张合成通缉照片所束缚，所展开的调查行动也大多和关根有关。
比方说，关于国分寺市东恋之窪地区的泥土的话题（关于这我会在下一章详细讲述）。特搜本部之所以将那一带作为调查的中心地区，只是因为关根家就位于与之相邻的户仓地区。
另外，由于在关根死后，警员也长期在关根家周围进行调查和监视活动，使得附近的居民也变得疑神疑鬼。甚至出现了这种恶意的谣传：“关根家的烟囱曾经一晚上都在冒烟，并飘出奇怪的味道，一定是在焚烧三亿日元抢劫案中抢来的钱。”
此外，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就要到期的七五年十一月，特搜本部因为其他案件逮捕了被称为“最后的嫌疑犯”的公司职员秋田诚（假名，当时二十五岁）。他被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原来也是“立川组”的成员，曾经屡次与关根等人一起盗窃汽车。
逮捕他的是警视厅调查四科，直接的罪名是涉嫌有关高尔夫球场建设资金贷款的恐吓勒索。据说特搜本部的警员也参与了调查工作。可是就当警方要逮捕他时，他却因为工作关系去了美国，所以警视厅特意等到他回国以后才将他抓获。
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以后，没有固定工作的秋田一次又一次地更换高级进口轿车，并从立川市移居到东京市内，开起了咖啡馆。此外甚至还开了家房地产公司，每年动用的资金达数千万元，资金周转好得惊人。
调查发现，他的资金来源大概和别的经济案件有关。但没有和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新情报。因此特搜本部在十二月上旬中止了调查行动。特搜本部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新的情报，才采取这次逮捕行动的。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弄清关根所在的“立川组”到底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没有关系。
到现在为止，本书一直在揭露三亿日元抢劫案的调查工作中充满了主观臆断。可以说，从一开始，特搜本部就将“嫌疑犯”的帽子扣在了关根的头上。
虽然三亿日元抢劫案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在当时参与调查的警员和媒体工作人员当中，仍有人对关根抱有怀疑，甚至有人因为关根本人已死，死无对证，便断言他就是罪犯。
但是，在读了本书所揭示的合成通缉照片制作真相以及关根的父母的证词以后，我们真的还能说关根笃有罪吗？
为了给这个三十多年来没有答案的疑问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决定彻底追查“老大”等三人的罪行，将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真相公诸于众。
那么，让我们回到在这一章一开始出场的“大姐”的证词上来。
因为“大姐”不知道上面所讲的这些事，所以在提到和关根以及“立川组”有关的问题时，她非常轻松地回答了我。
“因为我并不是那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对里面每个人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那组织并不是像外人所说的流氓集团那种感觉。虽然当中有些成员好像是干些偷车、飚车、敲竹杠的勾当，但那些都只是单凭个人无法完成，所以才一起干的。而且大多也只是比较夸张的恶作剧罢了。组织里的大多数孩子都只是不去上学，白天在咖啡馆嘻嘻哈哈，晚上到福生或立川的摇摆舞俱乐部跳跳舞而已。虽然在不喜欢学校和家庭生活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但是与其说是流氓集团，倒不如说是软弱的年轻人的集团。而且，他们也没有管自己叫什么‘立川组’，那都是警察给随便起的名字。”
虽然“大姐”是这样说，但是关根等“立川组”的成员确实曾数次因为偷车和恐吓勒索?t>而被警方逮捕。关根死后，这些人也因为被警方怀疑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而被严格监视。
我向“大姐”说明这些情况以后，她回答说：“那事我知道。当时组织成员当中确实有几个叫M和U等名字的流氓，他们在（三亿日元抢劫案）时效到期之前，一直被警察死死地缠着。M还因此得了神经衰弱，我记得他应该是在时效就要到期的七五年秋天，和老婆孩子一起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U好像有一段时间逃在静冈县。
“关根君一开始是个很老实、很善良的孩子，可自从和这些坏蛋交往以后，就越来越像流氓了。但是，虽然这样讲不太好，那家伙是不可能干出三亿日元抢劫案那样的超级大案的。他头脑并不聪明，也根本没有什么计划性。整天争强斗狠，嘴里嚷嚷着：‘警察算什么东西’，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将来。即使他们这些人说‘以银行为目标’、‘抢劫运钞车’之类的话，那也只是在硬充好汉。关根君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以后，还是和往常一样，不是去国分寺的朋友家玩，就是住在立川的一百日元一天的廉价工人宿舍，然后晚上去跳舞。如果那家伙抢到三亿日元的话，最迟不会超过三天，就会传得尽人皆知。而且肯定是他们自己忍不住传出去的。”
据“立川组..”原来的一名成员说，关根身材修长，皮肤白净，在女孩子中很有人缘。据说当时有好几个女朋友，并有传闻说他和其中的一个十八岁的职员同居。“大姐”因为比他岁数大一点，所以真的成了他们的“大姐”，经常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
从她所描述的关根的形象来看，关根不可能制造三亿日元抢劫案这样的大案。
“大姐”的语速非常快，逻辑也非常严密，我很难将她的这种说话方式和她妖艳的外表结合起来。从她口中突然说出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吃惊不已。
“这样说来，‘乔’他们非常尊敬的‘老大’，以前和关根君还认识呢。”
“老大”的名字又一次出现了。
一、“老大”曾经是交通警
那么，这个“老大”究竟是何许人物呢？——我在前面已经写过，此人当时年纪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身高一米七以上，体格健壮，被“乔”和“小六”等人尊称为“老大”，颇受这些人的尊敬。可以说是这些不良少年的“军师”。
“K·S”以前是该组织的成员，他是这样评价老大的：“头脑机敏，性格冷静沉着，非常具有包容力。”
可是，进一步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为了找到他的下落，我曾对“乔”的帮派原来的成员进行了逐个走访，可这些人大多都回答说：“当时说不定有这个人，可是我记不太清楚了。”
“老大”的形象虽然已经若隐若现地出>.９9lib.现在了我的面前，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他的具体情况。
就我在调查过程中所得到的印象，“老大”虽然时常帮组织成员出主意，或在经济上帮他们一下，但好像从来不向他们谈起自己以前的情况，而且始终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就在这些人里面，我找到了一个男子，他曾经多次和“老大”说过话。此人虽然对“老大”也没什么印象了，但却偶然想起这么一件事，他说：“有一次我听‘老大’说，他爸爸二战时在东芝的府中工厂工作过。当时时代不好，他爸爸为了一点点钱就不得不干很重的活，最后弄坏了身体，被厂方解雇了。我记得当时‘老大’曾经讲过：‘我爸爸是在对东芝的仇恨中死去的，是被东?99lｉb.芝杀死的。’”
我通过调查发现，东芝府中工厂四零年开工，并于四一年开始正式生产，主要生产电动机车和电动机器。四四年被军方指定为军需工厂，在国家的管理下进行满负荷生产。非常遗憾的是，我无法搞清“老大”的爸爸因健康情况恶化而被解雇这件事是不是事实。据有关人员说，当时太平洋战争趋于白热化，类似的悲剧曾经多次出现。
由于罪犯熟知东芝府中的工资发放制度等内容，所以东芝府中曾经对其内部熟悉相关情况的人员以及对其有怨恨的人进行过调查。就如我在前面所叙述的那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负责运送现金的银行从三菱银行变成了日本信托，但罪犯还是没有终止犯罪计划，因此也有警员认为罪犯的真正目标始终是东芝府中。
那么，“老大”是不是为了替父亲向东芝府中复仇，才抢劫了运钞车呢？
就在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又突然从大姐那里听说“老大”和关根以前认识。
根据向“立川组”以前的成员询问所得到的资料分析发现，从六七年秋天起，“老大”开始注意到关根等人的窃车和驾驶技术，并试图和他们接触。同时据这些成员说，他们曾经在六八年初，亲眼看到“老大”对“小六”关于汽车盗窃方面的叙述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我前面说过，一系列窃车案件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着重大的关联，其中第一辆是在保谷市云雀丘四街云雀住宅区被盗的银灰色公爵斯卡莱茵2000GT型轿车，其被盗时间是在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九点之间。但此后一直到六八年八月，都没有发生新的盗车案。
很多人认为，罪犯从六七年十二月便开始制定犯罪计划，而盗窃汽车则是为了熟悉三多摩地区的地形，对日本信托进行侦察。这样看来，“老大”很有可能是在听了“小六”关于窃车的话以后，想到利用其盗车技术以及车辆的放置场所进行犯罪的。
此外，“老大”开始向“乔”的父亲提出“寄放一件重要物品”这一请求的时间也是在六八年初，综合考虑上述情况的话，可以认为“老大”实际上是在六八年初制定的犯罪计划。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老大”的行动计划中，一定有一个被反复估算过的目标。
可是，那名证实“老大”的父亲原来曾经是东芝府中职员的原“立川组”成员，在帮我积极地向原该组织成员调查情况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老大”居然曾经是一名警官。
提供这则消息的，是两名原“立川组”成员。他们都曾经见到“老大”在立川市内的饭店与一名中年男性吃饭，两人当时谈笑风生。那个中年男子好像原来和“老大”是同事。
两人当时谈论的好像是他们原来一起当警官时的话题，那个男子对“老大”说：“你原来真是个好警察。”
据说“老大”当时只是继续笑着说话，对这话并没有否认。
另外，据那两名证人说，他们当时听到了“老大”和他以前的警察同事的一些对话。从对话中可以听出“老大”在二十五岁以前是首都圈的警 5bdf." >察，负责巡逻和交通管理。他当时半开玩笑说：“要我假扮成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警官，还不是拿手好戏。”
我在第三章９9lｉｂ.中已经讲过，其实在特搜本部内部，早就有传言说：“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是退役警官。”因为罪犯所假扮的警官像模像样，而且虽然罪犯在现场遗留了那么多物品，却单单把白色头盔和制服等“化装道具”给带走了，所以有人怀疑那其实是真的警服和头盔。
“乔”：以福生町和立川市为据点活动的不良少年团伙的头目。能够自由出入美军基地。
“小六”：对三多摩地区地理情况非常熟悉，善于驾驶摩托车和修理汽车。
“老大”：原来是驾驶白色警用摩托车..执勤的警官，熟悉白色警用摩托车的驾驶方法，而且对警方的警戒等警察活动规律了如指掌。并有办法搞到警察制服。
看着这三个人的情况，我不由觉得，三亿日元抢劫案的主要角色已经齐了。而且，其中的“老大”就是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元凶。
现在，要揭示案件真相和犯罪团伙的全貌，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揭露“老大”的真面目。因此我对他的交友关系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下面这个名叫“山崎”的男子。
他是“老大”原来在警队工作时的同事之一，前面所说的那个和“老大”在立川市内饭店吃饭的人就是他。据说他原来和“老大”的私交很好，看起来有可能知道“老大”的情况和行踪。我查到了这个名叫“山崎”的人的下落，想办法和他约好了见一次面。
二、陈旧的一千日元面额纸币的秘密
我眼前呈现出一片江户时代的城市布局。
商人的房屋排列着，每一间房子上都有附有装饰图案的兽头瓦和独特的瓦片屋顶，房屋边的仓库墙壁都被粉刷得非常厚重，显得很有美感。此外还有高高的木钟楼和城堡的遗迹，铺着石板的十字路口……
这里就是埼玉县川越市，九八年九月，我和“山崎”约好会面，并且由他指定了这里作为会面地点。
自从室町时代，太田道真、道灌父子在这里修筑川越城以来，川越市作为日本关东地区屈指可数的几处城下町之一，一直非常繁荣。到了江户时代，它更是作为运往江户的物资的集散和供给地兴旺一时，被称为“小江户”。现在这里集中力量保存以前的城市景观，整个城市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遗韵，因此吸引了大量观光客。可实际上，由于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这里曾经发生火灾，现有的大部分建筑物都是当时重新修复的。可以说这里是兼有明治和江户两个时代韵味的城市。
为了对发生于一九六八年的三亿日元抢劫案进行取材调查，我常常会走访当时的相关人员，那种时候我经常会感觉时间好像停在了三十年前。可现在我眼前的这座城市，却让我陷入了一种错觉，感觉自己来到了一百，不，是三百年前的这里，就好像有人错误地开动了时光机器。
“山崎”在市中心的一家饭店等我，这家店最有名的菜是芋头。
他看上去大概七十岁不到一点，头发很短，还有几根白发，但却俨然是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他非常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他叫“山崎”。
“直到大约十年以前，我一直是个警察。被你们称为‘老大’的男子，以前曾经是我的同事。”
“山崎”一落座，便开始讲他自己的经历，好像连点菜的这点时间都舍不得浪费似的。我虽然对他这种举动有点吃惊，但同时从他的表情中，我也能感觉到他内心有一种压力，这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
“山崎”继续讲道：“‘老大’原名叫‘松田’，是个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人。他当时在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出色，因此上司对他寄予了厚望。可是，?在三十多年前，他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辞去了警察的工作……”
“山崎”说这话时虽然彬彬有礼，但他的话让人感到他身上充满了活力。如果光听他的话，根本不会想到他居然已经是一个年近七十的人了。他说话时基本上没有停顿，筷子也没有碰过所点的菜。
他从“老大”的身世谈起，然后逐渐展开，涉及了很多方面，包括“老大”的经历、性格，以及他和三亿日元抢劫案的关联性。他所说的这些内容不但非常有趣，而且对于揭示劫案的真相也非常有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山崎”好像非常喜欢“老大”这个人，就如同是在讲自己的弟弟一样。从他的口气中，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对于“老大”的命运非常担心。
我在他停下来歇口气的当儿，就想向他提问。可是他却制止了我，并斩钉截铁地说：“毫无疑问，‘松田’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的主谋。”
然后，他将桌上已经凉掉的茶一口气喝完，接着从他拿来的信封中取出一张纸片。
纸片上绘有圣德太子的肖像，看上去应该是一张颇为陈旧的一千日元纸币。我当时觉得奇怪，因为被抢走的三亿日元中的一千日元纸币，号码应该是没有被登录在册才对，那么“山崎”拿出这又有什么用呢？可是“山崎”一边向我展示这张皱巴巴的一千日元纸币，一边表情严肃地说道：“这张纸币，就是能够证明‘松田’是该案主犯的重要物证。”
听了这话，我不由仔细看了看，发现纸币的右上方，也就是圣德太子的后脑勺部?９9ｌib.位好像染有红墨水。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孔，看上去是用注射器针头或是锥子之类的东西扎出来的。从纸币的正面看，因为污损的面积较小，所以不易察觉，但是将纸币翻过来就可以发现，在上面所印刷的梦殿图案的周围，被红墨水染红了一大块。
“山崎”紧紧地捏着这张纸币，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是为了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就开始平静地叙述这张纸币的由来。
他带来的这张纸币，实际上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东西。
可以说，这张纸币，与“乔”所拥有的那张连号五百日元纸币一样，是可以证明“老大”等人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珍贵的物证”。
在介绍它之前，我必须先来讲一段小插曲。
那是一个“神秘的新事实”，这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就存在于让世间哗然的三亿日元抢劫案中。
从六八年十二月九日，即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前一天的下午一点开始，日本信托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一项工作——将东芝府中所有职员的奖金进行逐一装袋。
银行员工们按照每个人的工资单，将总计四千五百二十五人的奖金逐一装袋。这项工作让人身心都非常疲劳。不但工作量庞大，不允许出现哪怕是一日元的差错，而且在安全地交给东芝府中方面以前不能有任何问题。
可是，就在当天的装袋工作中，发生了两次问题。
一名原来该行的职员是这样对我说的：“那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工资袋中有那么多次品。东芝府中所使用的工资袋是淡茶色的，上面印有该公司的名称，左上方镶着透明的玻璃纸，形成一个‘小窗’，以便于透过这９９lｉb.个小窗看到工资袋内所写的职员名字。可是由于这个小窗做得不好，很多都歪掉了，因此很多工资袋上的人名都看不清。”
当时银行方面现金运送部门的现场负责人，也就是案发当日坐在运钞车助手席上的资金股股长中田荣治立刻给东芝府中的劳动科打电话，让他们送来了一千个新的信封，因此总算是平安无事。
可是，装袋工作的完成并不是所有工作的终结。
装袋以后，还要按照部门类别将被现金撑得鼓鼓囊囊的 5de5." >工资袋分类，然后妥善地放入铝合金钱箱中。要把这工作做好是相当难的。最后，将铝合金钱箱放入金库，全部工作才算完成。９９ｌiｂ?
那天所有的工作完成时，时间已经是下午六点十五分了。
可是，接下来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现金的总额与工资单上的总数不一致，居然多出了三万四千日元现金。
总数不一致，就意味着要将刚才所作的装袋工作从头再做一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银行方面为了防止这种问题的发生，事先当然是让职员们一边互相检查，一边装袋的。在此之前他们认为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于是中田再次给东芝府中的劳动科打电话，确认奖金总数。结果对方回答说：“总数应该是两亿九千四百三十万七千五百日元，没有错。”
因此，日本信托不得不决定将全体职员留下重新进行装袋工作，并开始着手采取措施保证工作人员数量。可是，情况又突然发生转变，由于东芝府中方面发来指示，银行方面决定将多出来的那三万四千日元与其它钱一起运往东芝府中。为了将多出来的钱与其他奖金区分开来，将其放入银行的信封，然后一起装入了铝合金钱箱中。
如果当时银行方面的装袋工作准确无误的话，那么三亿日元抢劫案中的被劫金额就会是两亿九千四百三十四万一千五百日元。
那么，这起事故与这张一千日元的钞票又有什么联系呢？
一位日本信托银行的相关人员是这样讲的：“多出的三万四千日元，是三张一万日元面额和四张一千日元面额的纸币。在这几张纸币中，有一张有非常明显的特征。据当时参加过装袋工作、见过这些钞票的银行老职员讲，这张钞票的右上方染有红墨水，而且，好像还有一个小孔。”
也就是说，“山崎”从纸信封中取出的这张陈旧的一千日元纸币，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被劫走的现金中的一张。
三、“老大”的过去
“山崎”说，这张一千日元纸币的来历是这样的。
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几个月之后，他受“松田”之托，从熟人那里买了一部对讲机。然后“松田”将货款给了他，而这张陈旧的纸币，就是他在那笔货款中找到的。
“山崎”对于旧的钱币感兴趣，他当时断定，这张一千日元的纸币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印制的。
据大藏省印刷局说，印有圣德太子头像的旧版一千日元纸币是五十年代发行的，在一九六三年发行新的印有伊藤博文头像的一千日元纸币以前，这种纸币曾经是主要的货币。而且由于这种纸币是现在还在流通的纸币中最古老的类型，所以在钱币收藏爱好者中间，是非常抢手的。
“山崎”又说道：“由于那张纸币表面非常脏，所以当时在收藏者看来应该没什么价值。可我当时认为，这种印有圣德太子头像的纸币已经停止发行，如果放上一段时间，等到市面上没有这种纸币以后，这张纸币说不准就会值钱了。我当时就是怀着这种想法，将这张一千日元的纸币藏了起来。现在，只要是干净的、未被使用过的这种纸币，价格都在一万日元以上。有些号码的纸币的价值更是高达几百万日元。因此..，我当时可以算是有‘先见之明’的。可后来我就忘了把那张纸币藏在什么地方了。”
“山崎”说完这些情况以后，又继续讲道：“大约是四年以前，我有机会和以前一起在警察学校进修的老同学喝酒。因为好久没见面了，所以大家都很激动。我们一边说着以前的事，一边喝了很多酒。其中偶然谈到了三亿日元抢劫案……有人说到了日本信托在进行工资装袋时多出三万四千日元这件事。我记 5f97." >得那是一个曾经在特搜本部工作的警视厅警员。我是无意之中听到这些话的，他所讲的纸币特征，和我所得到的那张纸币简直是一模一样。我吓了一跳，酒也醒了。后来我就赶忙回家，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寻找那张被我藏起来的纸币。当时没有找到，但后来在衣柜里发现了它。就是现在我手中的这张。”
说着，“山崎”再一次将他手中的一千日元纸币放到了我面前。
“老大”曾经持有在三亿日元抢劫案中被抢走的纸币——这一事实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当然，“老大”手上的纸币也有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我现在还不能够像“山崎”那样，断定“老大”就是本案的主犯。
但是，从案发后数月这一时间，以及“乔”拥有被抢劫的旧的五百日元纸币这一情况来看，“老大”很有可能就是罪犯，或者至少可以说罪犯很有可能就在“老大”周围的这些人当中。
可是“山崎”并没有将这张纸币上交给警方。
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因为三亿日元抢劫案的时效已经到期，特搜本部也已经被解散，而且他自己也已经退休，已经不再是现役警官了，这些因素都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也清楚警方对时效到期的案件基本上是不会再进行追查的。
更重要的是，“山崎”认为，先向过去和自己关系非常亲密的“松田”问清楚具体情况，然后再决定也为时不晚。
他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老大”曾经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辞去警官的工作。关于这一内容，我将在后面详细说明。现在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山崎”最终没能和“老大”取得联系。“老大”早已从他所知道的住址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结果，“山崎”只好将这张有特殊标记的纸币放在家中保存了起来。除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
“山崎”在当警察时，知道“老大”的烦恼，却没有能够帮他做些什么，他对于这一点一直感到非常懊恼，有一段时间曾经想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忘掉，不再去想它。可是作为“松田”的好朋友，同时作为一名警官，他又非常渴望知道事情的真相。因此他左右为难，非常烦恼。也许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当我发现了“老大”和他的存在以后，他就非常干脆地向我吐露了真相。
那么，特搜本部为什么会没有追寻这张有这么明显特征的纸币呢？
翻阅警视厅的《三亿日元抢劫案调查报告书》，可以发现，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报告书中根本没有提到银行方面在工资装袋时有剩余钱款这部分内容。但是通过对相关人员的供词材料和罪犯遗留物品调查报告等为数众多的调查资料进行一一调查，我发现，在一份警方对案件相关人员的取证调查报告书中，明确记录着这一情况以及纸币的特征。
这份调查报告书也证明了“山崎”从警视厅工作人员那里听来的话是事实。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特搜本部确实没有重视这一情况，另一种是警方为了便于办案而将其故意隐瞒了起来。但是由于正式的调查报告书中并没有记载这件事，所以我认为原因应该是前者。
无论是对外公开五百日元纸币的号码，还是对这张一千日元纸币的处理方法，都让我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特搜本部会无视这些至关重要的证据呢？
让我们继续来听“山崎”的陈述。他所说的“老大”实际上叫松田诚一郎（假名字），本案案发时三十四岁。
他的老家是东京都府中市，家里还有父母和一个妹妹。由于他父亲的工作关系，曾经搬过很多次家，在国分寺市、练马区、埼玉县川越市等东京城区和郊县居住过。
他父亲从二战时起就在东芝府中工厂工作，后来由于身体情况恶化，被厂方解雇，此后没能再次找到工作。全家的生活依靠母亲打零工赚的钱支撑，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老大”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可是为了支撑全家的生活，不得不在从东京市内的高中毕业后，到东京市的一个自治团体内当了名警察。
他当警察时主要的工作是巡逻和维持交通秩序，也曾经驾驶过白色警用摩托车。可是几年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警察的工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山崎”是这样解释的：“‘松田’有个妹妹，他们兄妹的感情很好。可他妹妹却突然跳河自杀了。由于‘松田’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对他来说，他们两人已经不光是兄妹的关系了，他一定是想代替自己的父亲照顾这个妹妹。我听说由于‘松田’妹妹的遗书很简单，所以只知道是为了工作上的问题而自杀的，具体情况则不太清楚。可是，不知‘松田’是从什么地方怎么打听到的，他发现他妹妹是被人怀疑用了工作单位的钱，不堪忍受指责才自杀的。他曾经恳求自己的上司让他负责调查这件公款侵吞案件，以证明他妹妹的清白，洗清冤屈。”
从会面一开始，“山崎”的语速就一直非常快，可惟独在讲这件事时，他却非常谨慎，每讲一句话都要仔细考虑一下，慎重地选择措辞。
“当然，‘松田’的上司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因为他妹妹工作的地方并没有提出起诉或报案，同时他自己也不是刑警，无法办理此类案件。更重要的是，这种案件是不归他所在警署管辖的，所以没有任何办法。可是他还是一个人跑到他妹妹的原工作单位进行调查。但对方只是回答说‘没有这种事’，根本不予承认。因此，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松田’感到自己毫无力量，工作也越来越马虎，不久索性辞去了警察的工作。什么？您问他妹妹的工作单位在哪里？那是家位于东京市内的银行。当然，并不是日本信托。”
此外，“山崎”还告诉我，“老大”此后换过好几次工作，在东京市内的保安公司、房产公司、贸易商社等工作过。妹妹死后，不久母亲也跟着亡故，只剩下他一个人。
“山崎”接着说道：“他妹妹有一个很要好的女同事，曾经告..诉‘松田’很多关于他妹妹的情况，并且一直鼓励着他。不久两人相爱了，因此有一段时间‘松田’变得很开朗。我听说他那段时间比较活跃，不但在工作之余学习英语口语，还取得了特种无线电技师和日文打字机操作员证书。”
但是，好不容易到来的幸福也没有持续多少时间。
“山崎”说：“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人后来分手了。等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开始和一些可疑的家伙交往了。”
“山崎”自己当时在别的地方的警署工作，所以和东京市内的“老大”很难见面。两人的关系开始疏远起来。
实际上，大约在那三年时间内，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而就在那个时期，发生了三亿日元抢劫案。
“山崎”接着说道：“川越市原来是‘松田’的父亲居住过的城市。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的时候，他们家的房子也应该是在这里。我不知道‘松田’当时是不是住在这里，但我总觉得他是以这里的房子为据点进行活动的。”
听到这里，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山崎”会把我叫到川越市来。
（难道，这个川越市才是“老大”这伙人的老巢吗……）
不久，我的这一预感得到了证实，并且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形式，展现在我的眼前。
四、罪犯的老巢就在半径三十公里的范围内
所谓具体的形式，就是罪犯遗弃的“白色警用摩托车”上所安装的扩音喇叭。特搜本部曾经对此非常关注，希望能从这件物证上找出破案的线索。
根据警方鉴定科的鉴定，这只扩音喇叭曾经用白色的油漆涂过两次。并且，在喇叭口位置所喷涂的两层油漆之间，还夹着一张长藏书网三毫米、宽一点五毫米的纸片。
根据科检藏书网（警视厅科学检查所）的分析，发现这张纸片上印有使用于报纸杂志标题等处的底纹，而且断定这张纸是由爱媛县伊予三岛市的大王造纸的工厂生产的。所谓的底纹就是指作为标题底子的螺旋或者斑点等图案。
大王造纸伊予三岛市工厂主要为二十四家报社和三家生产商供货。被发现的这种纸主要的使用者是《产经新闻》和《东京新闻》这两家报社。
而且，经过特搜本部调查，查明被发现的这种底纹是主要被用于报纸的四十五种底纹中的一种。
于是广大警员对上述两种报纸以及其他各种报纸的内容一一进行调查，终于在七一年一月发现，那张纸片是来源于六八年十二月六日出版的《产经新闻》早报的家庭栏部分。具体的位置是在“食品情报”字样的标题中的“品”字的右下部分。
使用大王造纸所生产的纸印刷《产经新闻》的地区如下：在东京都地区有世田谷区的一部分，三多摩地区的国分寺、立川、国立、八王子、日野市等。此外还有埼玉县的所泽、川越、朝霞、人间、狭山、饭能市等十个城镇村落，神奈川县的横滨、川崎两市的北部和相模原、厚木、秦野等九个城镇村落。
特搜本部推断，罪犯是从案发四天前的十二月六日开始将产经新闻的报纸垫在扩音喇叭下，然后用喷漆罐进行第一次喷涂的。而当他想把扩音喇叭安装在摩托车上时，油漆还没有完全干透，所以报纸被扯下来时，就有一部分粘在了扩音喇叭上面。
这样看来，罪犯的老巢很有可能就在这种报纸的发送区域内。因此警方将目标范围缩小到了三多摩地区，对《产经新闻》的订阅者进行了彻底调查，那天的这种报纸在三多摩地区通过十二家零售商店总计卖出了一万两千两百九十二份（其中车站的零售数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份）。警员们一份一份进行了调查，可是为时已晚。由于零买的人情况复杂，再加上很多零售商店已经将前两年的订阅者名单处理掉了，所以根本无法搞清所有读者的情况。
下面有一些题外话。关于这次对于《产经新闻》的调查，曾经有这样一则报道，该报道称：警方根据所发现的报纸上的油墨种类，找到了印刷该报纸的印刷机，并确定该印刷机印刷的产经新闻的发送区域为三多摩地区的国分寺、国立、立川、丰田、八王子市。
但是这则报道是错误的。
特搜本部之所以从一开始起就将调查范围缩小到三多摩地区，其原因只不过是想尽快地抓获罪犯。
总之，就如我刚才介绍的那样，本案的大部分调查都是在三多摩地区这一范围内进行的。确实，如果将本案情况综合起来分析的话，会发现罪犯很有可能和这一地区有关，他很有可能就居住在这一地区或者是在这一地区拥有老巢。同时我也明白，在进行调查时，如果不将目标缩小到一定范围的话，是无法顺利进行的。
可是，我认为，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罪犯从犯罪准备阶段开始就一直在该地区。如果罪犯进行犯罪准备的地点，或者住所、老巢是在三多摩地区以外的什么地方的话，那么上述的调查，特别是和罪犯遗留物品相关的调查，都只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
而发送到川越市的《产经新闻》也同样?99ｌib.是用大王造纸的纸印刷的，同时也是我在第二章讲过的雨衣的销售地。从这些情况来看，川越市当然应该引起警方的注意。一部分警员当时也曾经坚持认为“埼玉县南部地区需要引起注意”。虽然特搜本部最后也关注了这一地区，但在对三多摩地区进行上述调查时，甚至没有对川越市的《产经新闻》读者进行调查，因此，在当时，川越市可以说完全被警方忽视了。
特搜本部当时认为，只要找到罪犯进行摩托车涂装的地方，就可以搞清罪犯的身份和老巢的大致位置。但遗憾的是，谁都没能找到什么线索。
摩托车的重量高达二百八十公斤，根本无法开进公寓房间和小型的住宅内，就算是比较结实的大楼或高级公寓，如果是在二楼以上的话，也需要大型电梯才能够搬运上去。
案发后，警方曾经对罪犯遗留在现场的“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行驶情况进行调查，发现罪犯在盗窃了该摩托车以后，行驶的距离达四百二十八公里，并且在途中将车内的标准汽油换成了高辛烷值汽油。
假如罪犯是在案发前一天才对该摩托车进行了喷涂，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四百多公里的行驶距离是在二十天时间内完成的，再加上深蓝色皇冠轿车在被窃后五天的行驶距离是一百二十四公里，绿色皇冠轿车十天内的行驶距离是一百六十七公里，特搜本部根据上述这些情况，判断罪犯的老巢只要离第一现场的距离在三十公里以内，就可以轻松地做好犯罪准备。
特搜本部虽然也接到过这样的目击情报，说有一个年纪在二十八九岁，和“合成通缉照片”上的人长得很像的男子，曾经驾驶一辆同一型号的蓝色摩托车，于十二月一日和六日两次在昭岛市的加油站加过三升汽油，但根本没有对此情报进行取证调查。
我认为，虽然说在进行调查时逐步缩小目标的范围是常用手法，但是如果没有什么成果的话，也可以反过来扩大对象的范围进行调查。因此警方当时在进行调查时，不应该只盯住三多摩地区不放。至少也应该将调查的范围扩大到“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行驶距离所显示的这一范围。
可是，特搜本部一直到最后，都将目光死死地盯在三多摩地区不放，不但没有扩大调查范围，反而将其不断缩小。
五、监视国分寺的住宅
特搜本部之所以这样缩小调查范围，其根据就是被罪犯遗留在第四现场的“多摩五郎”，即那辆车号为“多摩5RO3519”的深蓝色皇冠轿车，以及被堆放在该车后面座位上的三个空的铝合金钱箱。
这些铝合金钱箱，正是被称为特搜本部“最后一张王牌”的重要证据。
在“多摩五郎”车内，最下面的一个铝合金钱箱的搭扣都没有扣好。但上面两个的搭扣则都扣得好好的。此外，在最上面的箱子内有一根橡皮筋，第二个箱子内有一个夹子和一张玻璃纸，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可是，最重要的物证不是这些，而是泥土。
警方在深蓝色皇冠轿车内找到的泥土有：驾驶席的地毯上零点五克，油门部分零点二克，车内右上角零点一克，驾驶席边上的座位下的地毯上零点五克，车右侧踏板部分零点零五克，后部座位上两克。所有这些泥土均为腐殖质。?99lｉb?同时上面的两个铝合金钱箱上也附着有泥土，最下面的箱子和座位之间有一张山毛榉树的叶子。
特别是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铝合金钱箱的顶部左边的金属零件脱落了，使得箱子上出现了一个小孔，在那个小孔里发现的一点五克泥土，数量和含有物都较多，非常重要。
警方认为，这些都是罪犯在将现金从铝合金钱箱取出放到别处时，附着上去的现场的泥土。科检经过分析发现，这些泥土中含有大量成分，包括树龄二十年以上的山毛榉树的果实，以及长约一点五毫米、因燃烧而碳化的木片，长一毫米的日光丝柏的叶子，昆虫蜕下的壳等。
由于这些泥土和第四现场的泥土有细微的差别，所以科检以第一现场为中心，采集了分布于三十个城镇村落的两千处地方的土壤，进行了比较检查，并进一步委托民间的研究所进行了同位素测定，结果在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得出结论，认为根据土壤中的沙子和铁的含量判断，车内发现的土壤与以国分寺市恋之窪、户仓地区为中心，半径一点五公里范围内的杂木林的土壤非常相似。
特搜本部因此重点调查了该地区有杂木林并且可以停车的地方。结果发现，在日本国有铁路公司国分寺车站北侧的东恋之窪地区内，有一幢宅邸，里面有长得很高的山毛榉树。因此警方对该宅邸进行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警方对这户人家的调查进行得非常彻底，不要说是家庭成员，就是这家的亲家和出入这家的人的来历，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另一方面，协助警方调查的农林省农业试验场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车内发现的泥土和台地上斜面较长、较平缓部分的洼地土壤很相似。这 4e9b." >些土壤很有可能是被雨水从类似于堤坝的高处冲刷下来，沉积在下面的洼地中而形成的。”
但是，对包括东恋之窪地区在内的附近八十四个地方的泥土进行了采样分析，发现没有一处符合农林省提出的见解。因此，特搜本部将负责此事的农林省主任研究员带到案件的各个现场以及东恋之窪地区实地勘察，结果，据说这位主任研究员在第二现场停了下来，指着那里的土说：“从环境、具体状况上来讲，这个地方是最有可能产生那种土壤的。”
与车内土壤中的所含成分相比，第二现场的土壤中，没有日光丝柏的叶子。但通过对其周围搜索，发现在距离第二现场只有五十米远的树林中，种植有日光丝柏。
那么附着在铝合金钱箱上的泥土，究竟是东恋之窪的，还是第二现场的呢？对于上述两个分析结果，特搜本部内部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在特搜本部内强硬地主张罪犯只有一个人的平塚八兵卫，是这样说的：“如果罪犯是在老巢内将铝合金钱箱中的钱取走的话，只要把箱子翻过来，将里面的钱倒在地板上就可以了。那样的话，箱子里就不会留下泥土和橡皮筋。正因为罪犯是在第四现场的车内取走的现金，所以最下面箱子的搭扣没有扣好。泥土是罪犯在第二现场将钱箱搬入深蓝色皇冠轿车时粘上去的。”
对于平塚的这一观点，调查人员当中出现了下面这样的反对意见：
“我认为罪犯的老巢在恋之窪周围地区这一观点更有说服力。因为罪犯在那里取钱时，将铝合金钱箱翻过来放在地上倒出了里面的钱，所以箱子内会残留有泥土。如果罪犯当时是直接赶往第四现场取钱的话，途中是不会沾到泥土的。恋之窪地区距离第一现场只有四公里不>藏书网到，从那里开车去第四现场也只需要十分钟时间，同时离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行也很近，那里不是绝好的老巢吗？”
同时，持该观点的警员还举了在国分寺东元町的T字路口差点与罪犯汽车相撞的本多父子的证词，作为自己的依据，他是这样说明的：“一般认为，急于逃离作案现场的罪犯，当时是驾车从武藏国分寺遗址直接前往本町住宅区。但是当时有人目击到罪犯在T字路口一开始是想左转弯，而这一方向是与去小金井市的道路方向相反的。然后，由于差点与本多父子的汽车相撞，才赶忙掉转方向右转弯的。也就是说，罪犯在那个T字路口无论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去他当时想去的地方的距离是差不多的，在我们到目前为止调查的地区中，..从位置上来看，恋之窪地区是最符合上述情况的。”
因此，特搜本部一直到最后，都将恋之窪地区作为重点调查的地区，但是却毫无收获。
追查罪犯老巢位置所需的泥土样本的数量太少，而且警方又过于重视对三多摩地区的调查，很难想象警方能够据此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
我认为，特搜本部过于重视三多摩地区，使得调查行动充满了主观臆断，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果的。
一个原来担任警员的人，向我透露了一些当时的事实：“事实上，从中途开始，公共安全部门主管了三亿日元抢劫案的调查工作，并开始对三多摩地区展开地毯式搜查。由于公安部门怀疑那一带住着很多学生运动领袖，所以始终没有放松对那一带的调查。”
这样做，又怎么能够抓住罪犯呢？
六、一切从川越开始
那个被称为“老大”的人物，不但行动迅速果断，而且非常狡猾，做事时非常仔细认真，是一个“非常神秘，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随着我对与他相关情况取材的深入，他的这种多面性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据“山崎”说，由于曾经是银行职员的妹妹含冤死去，使得“老大”对于银行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说不定，在“老大”心中，也有对警方的怨恨。而且，其父被东芝府中工厂解雇，最后含恨死去，这件事对他也应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这一点来讲，“老大”确实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难道他真的会仅仅因为这些理由，而犯下那么大的现金抢劫案吗？
我认为，“老大”在和“山崎”关系逐渐疏远的近三年时间里，应该发生过一些事情。因此，我一边继续对“乔”以前的同伙和美军基地相关人员的采访调查工作，一边以“山崎”的证词为基础，寻找新的取材对象，积极地进行情报收集。
结果，通过这些努力，我又发现了几个新的事实。
首先，我发现“老大”在辞去了职员的工作以后，开始在美军基地和黑社会团伙成员一起走私外国产品，并且参与赌博。同时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的身影出现在福生町和立川市等美军基地周边地区，而和“乔”等人的交往也是在那时开始的。其目的好像是为了利用“乔”等人进行走私等犯罪活动。
而且，我发现“老大”在和黑..社会团伙进行交易时，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问题，所以从黑社会团伙的高利贷者手里借了很多钱。
也就是说，在“老大”的犯罪动机中，有一点是为了还债，也就是为了钱。但是，只是为了还债就袭击运钞车，这倒是一种不寻常的还债方式。
还不止这些。
虽然“山崎”没有讲明，但通过走访“老大”原来的同事，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老大”的妹妹原来所工作的银行是三菱银行。
三菱银行是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一开始所制定的目标。虽然“老大”的妹妹并不在三菱银行国分寺分行工作，但可以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与复仇有一定的关系。
“老大”在其妹妹死后，和他妹妹原来的女同事的关系很好，并且从她那里得到过很多帮助。两人一段时间内还曾经是恋人。虽然我不想认为“老大”一开始就有利用对方的想法，但是说穿了，并不能排除这种嫌疑，“老大”那时的行为，也许都是他犯罪计划的第一步。
总之，我觉得，在“老大”的各种行为中，隐藏着一个精心计划过的目标。而一连串汽车盗窃案以及对多摩农协的数次恐吓，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正如“山崎”所推测的那样，“老大”很有可能是在川越市拥有自己的老巢。
在案发当时，位于川越市郊外的“老大”家的房屋，在房产登记簿上写明是归“老大”所有。而且，在案件发生半年前，“老大”以那房屋土地中的一部分作为担保，向银行贷款三百五十万日元。
虽然我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为作案而准备的资金呢，还是被用来偿还向黑社会团伙所属的高利贷者所借的钱，但可以认为，从六八年六月开始，犯罪的具体准备工作就已经展开了。
为了谨慎起见，我还对“老大”的老家周围的居民进行了采访。但毕竟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没有人还能回忆起来。
据附近的居民讲，“老大”家周围，过去只有种植着芋头的旱地和杂木林，房屋很少，都零星分布在各处。
那里的布局已经完全改观，居民也已经换了一代人，因此没能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但是我还是发现在那一带生长着很高大的山毛榉树。
从客观上判断，川越这座城市，虽然在第一现场以北，距离达二十四公里，但是只要驾车沿府中干道北上，就能够较快到达。而且那里距离横田基地也只有二十公里不到的距离，两地之间也有干道相连接。而所有这些地方，距离第一现场的距离都在三十公里以内，所以从交通手段这一点来讲，“老大”的家完全有可能成为罪犯的老巢。
而且，国铁川越线，东武东上线，西武新宿线三条铁路线在这里交汇，并且可以从这里乘火车到所泽站换乘西武池袋、国分寺两条线路。也就是说，只要从这里乘坐电气火车，就可以顺利到达保谷市云雀丘四街云雀住宅区、小平市桥石公寓、八王子市石川町这些比较偏远的窃车场所。
而且，川越市也是前面所讲的雨衣和《产经新闻》的销售地区，同时由于这种雨衣有可能是警察穿着的，所以可以说，这里符合作为罪犯老巢所需的诸多条件。
那么说来，难道一切都是从川越市开始的吗？
而且，在与“老大”以前的警>察同事接触当中，我听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话题。
他们说：“三十多年前，对于警察生活和服装上的规定没有现在这么严格。虽然对警用枪支和警官记录本的管理比较严格，但也曾经发生过警官在自己家中用警枪自杀这样的事情。那时可以随便将制服带回家，退休的警官也常常将自己的警服留作纪念。甚至还有些败类将警服卖给专门面向收藏爱好者的商店。”
那么，“老大”在离职时，有没有交出自己的警服和白色头盔呢？
在后来再一次见到“山崎”时，我向他提了这个问题。
他立刻对此事予以否认，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
但我觉得，他那时的表情非常的不自然。
对于银行和东芝的怨恨，向警方挑战的心理，对于金钱的渴望，“老大”的犯罪动机都是超一流的。此外，还有为期长达一年以上的犯罪准备，依靠美军基地进行的卓越的犯罪计划，充分利用“乔”等人才能的“人心笼络技术”……随着对于“老大”周围情况的取材工作的深入，“老大”那规模庞大的犯罪的轮廓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一、“老大”在洛杉矶
“老大”和“乔”，不知是消失在了什么地方。
虽然我和我的调查组拼命追查他们的行踪。但是却看不到，也听 4e0d." >不到任何消息。不要说是他们的行踪了，就连和他们有关的传闻都没有发现。
根据“老大”的房产登记簿上的记载，直到三年以前，他还应该是住在他自己位于川越市的家中。可是经过对他家一带的取材调查，我发现，至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老大”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在他的居民证上，写着他在八零年的夏天就已经搬家去东京市内的某处高级公寓居住了。我走访了那个高级公寓，发现该公寓是专门出租给短期居住的人的。而旧的租房合同也早已经解约了。虽然我对那里的房主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但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老大”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痕迹。
另一方面，虽然有传闻说“乔”曾经住在东京市内的豪华公寓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先不说这个传闻是真是假，根本没人知道那所谓的豪华公寓具体到底在什么位置。
我曾经向“乔”以前的同伙和美军基地相关人员打听过他此后的行踪，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至于那个在案发约一个月以后就去向不明，被同伙们传言“好像已经死了”的“小六”，由于没有人知道他的老家在哪里，因此别说是去向了，甚至连他此后到底是生是死都无法搞清。可是，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据那消息称：“去向不明的‘老大’，实际上是偷偷地去了美国，现在在洛杉矶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这一消息是从位于东京新宿的黑社会团伙那里传来的，这一黑社会团伙被认为从本案案发时起，就与“老大”、“乔”等人的毒品、枪支走私有牵连。
据我的一个办企业的弟弟说，“老大”去美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去美国后一开始好像是在洛杉矶的商业区做生意，现在两人已经完全没有来往了，所以不知道此后“老大”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这样一来，问题已不仅仅是找到“老大”的所在地那么简单了。因为“老大”去美国的时间如果是在某个时间以前的话，那么本案的时效有可能还没有结束。
像三亿日元抢劫案这样的案件的公诉时效是七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中有这样的规定：“应该判处服刑或者监禁十年以上的犯罪，其诉讼时效为七年。”
因此，无论是把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行看成是抢..劫罪，还是诈骗罪或者是盗窃罪，其时效均为七年。但是刑事诉讼法的第二百五十五条还规定，如果罪犯在时效内去国外的话，那么这一时期时效就要被停止。因此，“老大”出国的具体时间变得重要起来。
我经过努力，终于打听到“老大”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的具体地址。仅凭着这点线索，我就火速和调查组一起，乘飞机前往美国。
我打听到的是六年前的地址，因此自己也不能确信能否见到“老大”。但是，由于对三亿日元抢劫案周边情况的调查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惟一能够做的，就只剩下和当事人进行直接接触了。
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调查，我们已经搞清了许多情况，因此我想在这里，对“老大”等三人和三亿日元抢劫案的关联，简单地做一下整理。
首先，出场的人物有三个，分别是“乔”、“小六”以及“老大”即松田诚一郎。
三亿日元抢劫案案发当时，“乔”是不良少年团伙的首领，他的团伙横行于东京都的立川市、福生町等美军基地周边地区。他与他的父亲“麦克”（美军工作人员）一样，可以自由进出横田基地等各个美军基地。他们利用这一特权，勾结新宿的黑社会团伙，进行贩毒和赃物走私等犯罪行为。
“乔”有个被称为“小六”的同伙，此人是个偷窃汽车的惯犯，而且驾驶汽车和摩托车的技术非常高超。他当时在立川市内的公寓里过着单身生活，并在立川市和日野市的加油站工作。因此对以上述两市为中心的三多摩地区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此外，他的窃车手法和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的手法一模一样，并且，其体貌特征也酷似抢劫运钞车的假警察和案发前后被目击到的可疑人物。
而被这两个人尊.9９lｉｂ.称为“老大”的人，就是松田诚一郎。
此人出生于府中市，原来曾是一名警官。他的父亲原来在东京府中工作，由于过度劳累，搞垮了身体，因而被厂方解雇，最后含恨而死。他的妹妹三十多年前在东京市内的一家银行工作，由于被怀疑挪用了银行的钱，最后投河自杀。
“老大”曾经在东京当过警察，而且会驾驶白色警用摩托车。他为了洗清妹妹的冤屈，向上司要求由他自己调查这一现金挪用案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因此，他怀着对警方和银行的怨恨，辞去了自己警察的职务。
此后，“老大”就以自己位于埼玉县川越市的家为据点，与黑社会团伙成员做起了秘密的赃物买卖。在美军基地周围活动期间，结识了同样与黑社会团伙有来往的“乔”。
我通过反复阅读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大量资料，以及对当时的警员和相关人员进行采访，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该案至少是由两名以上的罪犯实施的。其中，主犯年龄三十多岁，负责计划包括一连串恐吓案件在内的整个犯罪过程，并进行指挥。而具体的执行者的年龄则为二十刚出头，负责驾驶“白色警用摩托车”抢劫现金，并利用高超的驾驶技术逃离了现场。
但问题是罪犯把抢来的钱放在了什么地方。当时，在案发现场周边地区，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而警方又无法进行搜查的安全的藏匿场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军基地内部。
实际上，我们通过调查发现，“老大”从六八年初开始，就恳求“麦克”等人，希望能够“将一件重要物品放在美军横田或者立川基地保存一周时间”。
和美军人员交往密切、能够自由进出美军基地的“乔”，熟悉三多摩地区地理情况、汽车和摩托车驾驶技术异常优秀的“小六”，曾经做过警察、熟悉警方活动规律、并且能够搞到警服及预测警方行动的“老大”。我认为，上述这三个人，正是制造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曾经有过很多种对于罪犯的描述和猜测。
根据罪犯对“白色警用摩托车”的改造方法，有人猜测罪犯是汽车修理工或者是精通机械和电气方面技术的人。还有人说罪犯应该非常熟悉三多摩地区的地理情况。而“小六”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因为他非常喜欢汽车，经常驾车在三多摩地区兜风，并且有在加油站工作的经验。有人根据对恐吓信进行的笔迹鉴定，又怀疑罪犯会使用日文打字机，而实际上“老大”就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学习。
而另一种猜测认为，罪犯应该是大学生或自由职业者那样的“时间非常充裕”的人，以上三人均符合这一条件。同时“老大”曾经因为赌博而借过钱，这一点也符合罪犯喜欢赌博这一假说。此外还有一些假设认为罪犯熟悉东芝府中的内部情况，或是对银行方面怀恨在心，或是退役的警官，而“老大”的个人情况恰好完全符合上述几个假设中的条件。
从现场的罪犯遗留物品来看，扩音喇叭上所附着的《产经新闻》，被遗弃在第三现场的雨衣，都与“老大”家所在的川越市有关。同时曾经购买过扩音喇叭而没有被警方确认该扩音喇叭还在..的单位中，就包括美军横田基地。
此外，最重要的是，“乔”寄放在熟人那里的皮包中，就放有一张藏书网旧的五百日元纸币，其号码与罪犯所抢的钱上的号码完全一致。而且，“老大”曾经给过他原来的同事一张一千日元面额的纸币，上面染有红色的钢笔墨水，这与被劫纸币的特征一模一样。这些可以说正是“绝对可靠的物证”。
每次重读这些采访笔记，都会让我更确信，这三个人就是真正的罪犯。
二、已经关闭的办公室
洛杉矶是美国西海岸的大门，同时也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城市。如果加上长滩地区等周边地区人口的话，洛杉矶的总人口有一千多万。面积则相当于日本的关东平原。
该地的各种产业和军事设施非常有名，而更为知名的是这里丰富的观光资源。这里有迪斯尼乐园、环球影城、诺特浆果园、魔术山等四大主题公园，还有电影之都好莱坞，以及桑塔莫尼卡美丽的海滩。再加上这里气候温暖少雨，所以常年游客络绎不绝，在洛杉矶街头和观光点也随处可见日本游客的身影。
洛杉矶的商业区是整个洛杉矶的中心地区，位于那里的洛杉矶市政府大楼，其上部构造与日本的国会议事堂很相似，此外那里还有许多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大楼。而全美最大的日本人聚居区——小东京也在那里。
可是，由于近年来这一带治安情况的恶化，附近的居民和企业陆续迁移至了世纪城和洛杉矶国际机场等郊外地区。现在，这里的唐人街和小东..京内虽然还开设有专门为游客服务的饭店和购物中心，但是由于附近居民纷纷迁往郊外居住，据说在郊外已经产生了新的日本人聚居区和唐人街。
因此，这一带白天和晚上的人口数量差就变得越来越大，除了宾馆周围的一部分地区以外，晚上街上基本没有行人，而这又进一步加速了治安情况的恶化。现在，在第五大街以南，百老汇大街以东的地区，特别是在那一带的小路和胡同里，即使是在白天，也频频发生杀人、抢劫等恶性犯罪。
我打听到的“老大”办公室的位置，就处于那一“危险”区域的一角，面向第九大街。
我按照门牌号码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八层楼的古老建筑，周围的氛围让人感到很不安全。
虽然这里白天有很多白领上班，是一条很普通的商业街，但是到了晚上，虽然偶然会有汽车经过，整条街上却根本没有一个居民。取而代之的是剃着光头、体格强壮的黑人和看上去就很危险的墨西哥人。他们的手里都提着铁链，一边走一边摆弄，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很多办公大楼前都聚集着流浪汉，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糟糕。
我所访问的那幢办公楼，其内部原有的公司，大多数好像都已经搬走了，门上挂了把大锁，一楼的橱窗也被看上去很结实的卷帘式铁门遮得严严实实的。上面贴着张纸，写着：“本房出租”。
大楼的内部有点昏暗，楼梯的拐角上堆放着废弃的办公室用具，再加上大楼本身也已经老化，所以这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幢被废弃的大楼。“老大”原来的办公室现在已经变成了空屋，室内只留下破旧的衣柜、撕坏的地毯以及满地的纸屑和垃圾。房间内充斥着馊饭的味道。
该大楼的管理员是这样解释的：“自从九二年四月发生骚乱以后，这里的租借者开始感到不安全，因此陆续搬走了。现在就成了这副样子。”
他所指的洛杉矶骚乱是这样的，九二年，有四名白人警官滥用暴力，殴打了一名黑人青年，而负责审理的加利福尼亚州西米·伯雷地方法院的陪审团，却一致认为这四名白人警官无罪。结果，愤怒的黑人纵火焚烧了洛杉矶市政厅大楼，并对商店进行抢劫。结果造成五十三人死亡，二千三百八十三人受伤。从那以后，洛杉矶商业区的办公楼中，租不出去的房间就变得越来越多。
管理人是这样向我们说明的：“当时确实有个叫‘松田’的日本..人曾经在三楼租借了一间办公室，但是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搬走了。据说他当时在第七大街附近经营着一家商店，进行宝石和贵金属交易，但好像赚不到什么钱。什么，你问我他的去向？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对搬出去的人可没有兴趣。”
他的回答是那样冷漠，让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的我失望不已。
据还在这幢大楼内办公的人说，“老大”是从八年前开始在这幢大楼设立办公室的。当时主要经营宝石和贵金属生意，此外好像也做些贸易。
他隔壁的美籍印度贸易商人，是这样对我叙述当时情况的：“那个日本人的穿着非常气派，并且经常开着林肯车兜风，因此他当时的经济情况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他当时的生意都是违法的危险勾当。因为他有一次曾经给我看过他的宝石，基本上都是假货或者便宜货。在他搬离此地大约一个月以前，洛杉矶警方曾经来这里进行过秘密调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但好像是在调查销售走私物品的组织。我记得当时出入他办公室的所谓客户，都有些可疑。有时还有一些日本人，他们看上去都目光锐利、神情凶恶，很像日本流氓帮藏书网派的成员。”
结果，这幢办公楼的主人和住户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老大”的去向。
于是，我开始对商业区周围经营宝石和贵金属的商人一一进行调查，结果得到了下面这一线索：首先，“老大”的宝石和贵金属生意的规模不大，而且并不重视此类货物的零售，他的商店实际上只不过是向游客销售土特产品的小店。
那么，“老大”真正的生意是什么呢？实际上，他好像是专门从墨西哥和泰国进口廉价的宝石，并在美国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生产人工宝石和贵金属。除了在自己的商店销售以外，主要将上述货物批发给洛杉矶和夏威夷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并向日本和香港出口。
一个香港的宝石商人曾向我提供过下面的证词：“虽然‘松田’自己有时也会去当地进货，但是一般是由专门负责此类交易的组织进行该业务。因为‘松田’和该组织好像有些关系。我听说和‘松田’做假宝石交易的都不是什么正经的宝石商人，而净是一些皮包公司的销售人员，这些人都非常可疑。‘松田’将假宝石大量批发给他们，发了横财。”
此外，还有一则消息说，“老大”除了做金银珠宝生意之外，还兼营其他货物的进口生意。但对货物的内容却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工艺品、皮包、鞋子、锡制品等正当的商品，也有人说是枪支、毒品等。我无法搞清这些情报的真伪。
第三则情报是说“老大”曾经做过金融方面的工作。但那所谓的金融工作，好像也只不过是高利贷生意。
据说“老大”收的利息相当高，而且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所以应该是比一般高利贷性质更为恶劣的勾当。
实际上，我曾经通过一位认识的美国律师，调查了“老大”当时所经营的公司的资产和权利关系。结果发现，除了第七大街的宝石商店以外，“老大”在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作为法人登记。因此他当时的营业完全是地下性质的非法行为。
取材调查工作又遇到了挫折。我虽然对以前和“老大”有过业务关系的人进行了逐一调查采访，但还是没有发现知道他去向的人。
“老大”是和“乔”一起来美国的吗？
就在我觉得自己黔驴技穷，想要停止调查工作时，突然又获得了关于“老大”行踪的情报。而那则情报的提供者，居然是美国的调查部门。
我前面已经讲过，洛杉矶警方由于怀疑“老大”有走私的嫌疑，所以曾经秘密调查过他的办公室。当我通过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美国律师，向洛杉矶警方询问这件事时，对方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们也搞不清调查的具体内容，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警方与此次调查行动无关。是不是那个作证的贸易商人搞错了，或者是被冒充为警察的人骗了吧。”
那么，到底是谁对“老大”进行了详细调查呢？
我对那位贸易商人和大楼内的其他实业家和客户 518d." >再次进行了采访，从其中的好几个人那里得到了下面这样一则相同的证词：“当时，FBI为了揭露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走私组织的罪行，正在秘密进行调查工作。”
而一位在洛杉矶已经住了十八年的日本企业家，是这样对我说的：“在近两年以前，确实有LA（美国的日本人将洛杉矶称为LA）的FBI调查官对我们这些日本人和日裔的企业家进行过询问调查。而且当时也确实出现过‘松田’这个名字。但是由于牵涉到好几个人的隐私问题，所以我就此也不能再多说什么了。我在那以后没有听说有日本人被逮捕这样的传闻，所以我想那次调查应该是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我还记得，当时在留美定居的日本人当中有这样的传闻，说FBI之所以会出面调查，是因为走私案件背地里和美军的某些人员有所牵连。”
如果这些证词都属实的话，那么可以断定“老大”在洛杉矶参与了和美军有关联的走私案件，所以受到了FBI的注意。因此，我通过原来就认识的一位原洛杉矶警察局高级警官，向FBI等美国调查机构询问具体情况。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得到任何与上述走私案件有关的情报和数据。但是，我却发现了下面这几点事实。
第一点情况是，“老大”于八七年五月来到了洛杉矶，其后与朋友合作，在小东京附近的一条玩具批发街上，开了一家玩具批发公司。
据业界相关人员说，“老大”的公司，从美国和墨西哥的玩具制造商那里进货，主要批发给美国国内的零售商店，有时也会向海外出口。
该公司一度曾非常兴旺，共用了十多名雇员进行各种业务，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再加上受计算机游戏的市场冲击，公司业绩越来越差，开业不到两年时间就关门了。
我曾经亲自去那条玩具批发街看过。来美国之前，我一直听说美国经济形势良好，洛杉矶的各个行业也非常兴旺。可不知为什么，在那条玩具批发街上，不要说卡车，就连人影也见不到。仓库都用卷帘式铁门封了起来，我靠近那里，从仓库的窗户向里张望，发现里面没有卖掉的玩具堆积如山。
在这条街上的批发商店中，只有一家还开着，而且门口黑压压站满了人。我经过询问，发现这些都是黑人、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谈生意，而是为了寻求工作。通过这次对玩具批发街的采访调查，我发现了一条需要引起注意的线索。
据说，当时在“老大”所经营的玩具批发公司的职员中，有一个日本男人，身材修长，英语和日语都非常流利。
该男子当时大约四十岁左右，看上去像是美日混血儿。身高一米七五左右，面目英俊而和善。当时好像是“松田”的得力助手。
（这名男子该不会就是“乔”吧？）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继续进行取材工作。但是要找到一个对十多年前的事还记得很清楚的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而且，从上面所说的玩具批发公司被关闭，一直到九一年在洛杉矶商业区开设新的办公室为止的这段时间内，“老大”的行踪不明。
于是我将调查组分为两组，分别采访小东京的玩具业者和商业区的珠宝业者，开始从两个方面进行调查。但是还是无法搞清“老大”的行踪。
FBI等调查部门对“老大”在那期间的行动好像也很感兴趣，因此也进行了调查。并且查明在这段时期内，“老大”在日美之间往返次数达十次左右。他们认为，“老大”很有可能是想与洛杉矶的走私组织取得接触，并建立走私贸易的渠道。为此当时曾经进行了严格的追查，但是最后还是未能查清真相。
但是，我现在至少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老大”去美国的时候，三亿日元抢劫案的时效已经结束了。
三、发现了“老大”位于比弗利山庄的家
第二点情况是，大约在七年以前，“老大”在洛杉矶郊外的比弗利山庄买了一栋住宅，并且与家人一起住在那里。
说起比弗利山庄，可是美国非常有名的“超高级豪华住宅区”。里面豪宅的主人，不是像阿诺德·施瓦辛格、麦当娜那样的好莱坞大明星、超级歌手，就是腰缠 4e07." >万贯的企业家。这些房屋的内部犹如宫殿或酒店的大堂一般豪华气派，还附带游泳池。
此外，位于威尔士大街和桑塔莫尼卡大街中间、被称为“黄金三角地区”的高级购物区，也颇受日本游客的欢迎。这里有各种世界知名品牌服装的专卖店，销售包括保罗牌在内的各种高级服装。
我按照从美国调查当局那里得到的地址，来到了比弗利山庄。
确实，这里的景观与洛杉矶其他地区截然不同。附近基本上没有高层建筑，道路非常宽阔，而且两边都是棕榈树和草坪。这里是不允许行驶像公共汽车这样的大型车辆的，不时能够见到衣冠楚楚的绅士、小姐驾驶着豪华轿车缓缓驶过。
高级购物区由于有很多游人，所以不免显得有些嘈杂，但是由于各商店都常驻有雇用的警卫，所以给人的整体感觉还是非常美丽、安全的。
可实际上，这种完善的安全管理，成了我采访调查时的一个巨大障碍。
“老大”的家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住宅，建在一块面积大约两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有两层，房间数目大约在十个以上。
可是，门口虽然有门牌号码，但是却没有日本人家门口所放的写有房主名字的牌子。于是我走到大门边，试着喊了几声，但是却没有人回答，房子的主人好像不?在家。
看了上述描写，您一定会觉得我在采访时有点小心翼翼，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在比弗利山庄，房子外围都没有用来阻止外人进入的围墙或大门，乍一看，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谁都可以自由出入这些住宅。
但是，这里的大部分家庭的安全措施都非常完善，如果有人不小心进入房屋周围一定范围内的话，警报装置会自动启动，而且立刻会有保安公司的武装警卫乘坐巡逻车赶来查看。
在汽车社会的美国，中层以上的家庭一般每人都拥有一辆汽车。因此车库里没有汽车就是屋里没人的标志。比弗利山庄的房屋门口和院子里，都高高地挂着指示牌，标明该住宅内装有自动报警装置，禁止非法进入。凡是进入房屋周围范围内的人，都一律被视为是不顾上述警告，企图闯入屋内者。
巡逻车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住宅区内巡逻的。如果发生警卫无法应付的情况，他们会马上通知警方，由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比弗利山庄警察”出面解决。
而且，这里的居民治安防范意识很高，有时仅仅是因为游客拍摄其住宅照片，就会通知警卫，让其制止游客的这种行为。据说还有游客被迫交出其拍摄的胶卷。
因此，我对该住宅的监视变得非常困难，同时由于那天该住宅的主人很晚才回家，所以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才见到他。
从屋外观察，我估计住 5728." >在这里的应该是一对夫妇加上两三个孩子。我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我发现在停车位后面堆放着洋娃娃、小汽车等儿童玩具。
（“老bbr>大”好像还有家属，从他的年龄已经六十五岁来推断，说不定这些玩具是他孙子的。）
我一边这样猜测，一边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在那一带兜圈子，等待着这家主人的归来。
到了深夜，我终于见到了房主，可他居然不是“老大”。实际上，这栋房屋现在的主人，是一位华裔实业家。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位华裔实业家的证词吧。
“我是在半年前，通过比弗利山庄的专业房产商买下这幢房子的。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很想住在这一带，所以每个周末都会和家人一起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屋出售。结果有一次就发现了这栋房子。我听说房子以前的主人是一个在洛杉矶商业区经营贸易公司的日本人，但更详细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从房子的使用情况来看，应该是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孩子居住。这房子保持得十分整洁，不用怎么打扫就可以居住。.但是最近我想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改建。”
据房产商说，以前的房主确实是一个名叫“松田”的日本男子。他当时和一个好像也是日本人的年轻妻子，以及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儿一起住在那里。
可是，大约在十个月前，“松田”突然拜访了这个房产商，委托该房产商帮他寻找买主。他说：“我因为工作关系，需要马上离开洛杉矶，所以要卖掉现在的房子。”
这个房产商并没有告诉我“老大”房子的销售价格，但是在比弗利山庄，越靠近北面山顶的房子，其价格就越高，有时仅仅因为隔一条马路，其售价就会差十倍以上。
比方说，好莱坞大明星所居住的房子，都处于离山顶最近的地方。那里的房子最少也要卖一千万美元（大约相当于十二亿日元）。而它西边相邻地段的房子，则花一百万美元（约为一亿两千万日元）左右就可买到。如果到了山脚下的话，就会有五十万美元（约为六千万日元）就可买到的房子。此外，还有高级的出租房和一小部分便宜的公寓。
从其所处的地段判断，“老大”所居住的房子，价格应该在七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美元（八千四百万到一亿四千四百万日元）之间。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老大”在来美国以后，其经济条件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的取材调查工作，却再一次遇到了困难。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由于比弗利山庄的特殊情况，使得我不能对附近的居民进行访问调查。因此，除了了解到“老大”的妻子叫“乔安娜”，四十岁左右，黑发，女儿叫“玛丽”，在上小学这一点点情况以外，其他详细情况均不得而知，更别提他们的去向了。
可我的好运似乎还没有结束。在访问“玛丽”就读学校的相关人员时，我从“玛丽”的同班同学那里得知，除了比弗利山庄的房子以外，“老大”在威尼斯海滩和洛基山脉，还分别拥有一幢很大的别墅。据“玛丽”的同学回忆，“玛丽”曾经对他们说，他们家中所有的物品，包括汽车、衣服等“日用品”，都是高档货。
而且，我还发现，在“玛丽”的这些同学中，有一个女孩子曾经听“玛丽”说过搬家后的新地址。
据她说，“老大”一家搬到了加迪纳地区，近年来，很多洛杉矶商业区的日资企业和日本人都移居到了那里，现在，那里被称为“新小东京”。
这一消息令我感到庆幸，“老大”现在仍然住在洛杉矶市内。
那时，我突然预感到，这一次应该能够见到“老大”本人了。
四、住在新日本人聚居区的“老大”
加迪纳地区位于比弗利山庄东南面约二十四公里处，而洛杉矶商业区则在这一地区的东北方，两地距离约二十公里。这里是一个新兴的住宅区。
加迪纳这一地名在英语中的意思是花匠。这里原来是由主要以日本人为中心的花匠开拓出来的，后来这些人在此定居，逐渐形成了这一城市。由于这里距离洛杉矶国际机场很近，所以丰田、本田等日本企业陆续在这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工厂。而在工厂周围，则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上述公司驻美国工作人员的公司宿舍，以及当地员工的住宅。同时由日本人或者日裔经营的日本料理店、超市、理发店等设施也非常齐全。可以说，用“新小东京”这一名称来称呼这个新城区是非常贴切的。
一般认为现在住在洛杉矶的日本人有大约十万。但据一位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的日本人讲，实际上大约应该有二十万人，而且其中有一半就居住在加迪纳地区。
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同时还有很多犹太人，因此并不完全是日本人聚居区。犹太人大多居住在加迪纳地区东部，而“老大”的新家就在那一带。
“老大”的新家周围种满了树木和花草，一片碧绿，而且这些花草都修剪得很好。但是房子是平房，与比弗利山庄的房子相比，其大小也只有一半左右。
据那里的居民讲，由于这一带治安和环境比较好，所以这样的房子也要卖四十到五十万美元（大约折合四千八百万到六千万日元）。但是，“老大”的新家并没有安装自动报警装置，所以对于采访的人来说，这里真是“非常方便的住宅”。
我立刻展开了采访行动。
“老大”正巧不在家，接待我的是一个女子，看上去像是他的妻子。
由于这个女子看上去不像是日本人，而像华裔美国人，所以我没有问什么问题。实际上，我发现她一点日语都不懂。
我非常有礼貌地对她说：“是这样的，我想要向‘松田’先生提几个问题，那些问题都和一件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有关。我是从日本来的，而且这些问题都和‘松田’先生本人有关，您能不能向他转达一下我的这个请求。会面日期和场所都可以由‘松田’先生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请您让他给我所住的宾馆打电话。”说完，我就将写有宾馆电话号码和房间号码的纸条递给了她。
老实说，当我当时得知“老大”不在家以后，曾经非常犹豫，不知该不该让人向他转达我想要采访他这件事，也不清楚到底将采访内容说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
我觉得即使我什么都不讲，但只要说我是从日本来这里见他的，“老大”大概就会察觉到什么吧。但是反过来，９9ｌｉb?如果将我此行的目的不恰当地和盘托出的话，说不定反而会使得“老大”断然拒绝采访，或者制造一些借口搪塞推托。
但是，我的上述想法都只是杞人忧天。“老大”的反应出人意料地爽快。他让他妻子打电话给我，说：“那么十五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在比弗利山庄的餐厅见面。”
（终于能够见到“老大”本人，搞清三亿日元抢劫案真相了……）
我这么想着，内心充满了期待。由于过于兴奋，结果一夜没有合眼。
我想，反正也睡不着了，索性披衣坐起，在书桌前开始翻阅我的笔记本。
这本笔记本上记录的，是汇总与本案相关的各种调查资料、至今为止的采访调查笔记以及相关人员证词后得出的摘要内容。此外还记录了我以那些“证据”为基础大胆推理出的假设。
现在，请允许我在这里介绍一下这本笔记本的概要吧。
从六七年秋天开始，“老大”由于欠了很多债，同时还和黑社会团伙有经济上的纠葛，所以急需用钱。同时，他又想报复害死他家人的银行和东芝府中，以及对此毫无办法的警方，因此便开始策划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犯罪计划。
当时，他在福生町偶然认识了“乔”等人，并开始注意到他们高超的窃车技术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另外，了解到“乔”可以自由进出美军基地，“老大”便开始设法接近“乔”，同时试探能否将抢来的现金藏在美军基地内。
而且，他们还“探察”了以后被他们用来弃车的小金井市本町住宅区的停车场，并想到利用这里进行犯罪。大约是在六八年初，“老大”向“乔”和“小六”说明了他的犯罪计划，并要求两人和他一起实施犯罪，得到了两人的同意。
“老大”一边制定细致的犯罪计划，一边仔细观察各个金融机构和周边地理情况，并最终将目标锁定为日本信托。而后，向多摩农协寄恐吓信，观察金融机构?和警方的动向，同时希望通过这一举动，使得府中监狱后门这一地区出现“警力空虚”的情况。因为那里就是他们准备实施犯罪的场所。
另一方面“乔”和“小六”根据“老大”的指示，开始盗窃抢劫时所需要的汽车，购买改造摩托车所需要的零部件，稳步进行着准备工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他们还侦察了袭击运钞车和将钱换装入其它汽车的现场，并且频繁邀请不良少年组织的“大姐”和他们一起驾车兜风，以此为掩护物色现金埋藏地点。
案发当日，“小六”扮成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警官，抢劫了运钞车，然后将车开到武藏国分寺遗址附近，接着将三个铝合金钱箱装入由“乔”所驾驶的深蓝色皇冠轿车内，而后由“乔”将钱藏入美军基地，最后将车遗弃在本町住宅区内。
在“乔”藏钱弃车时，“小六”则处理掉了警察服装等物品，然后躲了起来。而这时，“老大”则呆在他位于川越市的家里，起到了控制中心的作用。
案件发生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小六”离开了他的同伙，去向不明。
等到风头逐渐过去以后，“乔”便将三亿日元重新藏到了别的地方（比如说埋在他以前经常和“大姐”一起去兜风的东京近郊的山中），然后在大约十年后，将钱再次挖了出来，偷偷放在美军飞机上，运到了美国……
上面的故事情节，就是我和调查组成员花了一年时间调查积累的资料的集大成——《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真相》。
在接下来对“老大”的采访中，我将根据上面的这些假设进行追查，无论如何都要搞清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真相。
而采访成功的关键，可以说就是让“老大”措手不及，张皇失措。
“老大”本来完全可以说：“此事与我无关”，从而拒绝采访。可现在，他居然敢来接受采访，这说明他一定已经明白了我的采访意图，并且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样一来，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在何时甩出手中的“两张王牌”，即证明“老大”等三人和本案有关的“决定性的物证”——“乔”所持有的旧版五百日元纸币以及曾经归“老大”所有的沾有红墨水的旧版一千日元纸币。
此外，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挂念，那就是“小六”的去向。
在案发大约一个月后，“小六”就不知去向，据他以前的同伙说，可能“已经死了”或者是“被谁给杀了”。
当然，“小六”也有可能是因为和“乔”及“老大”产生了矛盾，所以很难再呆在一起，因此离开他们的。但是，“乔”及“老大”，特别是头脑冷静的主犯“老大”，会让知道全部案情的“小六”就这样走掉吗？
我们不能断言“小六”被“老大”等人杀死的可能性是零。
如果“小六”真的是被另外两人杀害的话，由于我不知道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真实梗概和“老大”等人其后的行动，所以无法判断命案的时间。但是如果是在一定..t>时间以后进行该犯罪的话，那么现在这起杀人案的时效可能还没有结束。
终于，和“老大”正面交锋的时候到了。在那个“命运的早晨”，天慢慢地亮了起来。
一、顽强的抵抗
长久的沉默。
“老大”的这种沉默，让我感到非常的压抑，简直要透不过气来。而加利福尼亚那本来就很干燥的空气，也好像因为这种气氛而变得更干燥，让我觉得自己的嗓子有点发毛。
太阳无情地照射着万物，阳光是那样的灼热，让人觉得头晕眼花。我不由感到浑身无力，甚至懒得再向我眼前的这名男子提问。
“您即使保持沉默也是毫无用处的。而且那都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请您告诉我们当时的真实情况。”
“……”
“您是想就这样一直将秘密藏在心底，将它带进棺材吗？”
“……”
就这样，无论我们用什么问法，一遍遍地提问，得到的回答都只是沉默。我们对面的那名男子，只是一直保持沉默，同时一直盯着我和我身边两名调查组成员的眼睛。
他就是“老大”，也就是“松田诚一郎”。大量汗珠从他的额头上冒出，然后一滴滴掉落下来。
雨后初晴，比弗利山庄的房屋反射着从云层中射出的太阳光，整个山庄的房子都闪闪发亮，山庄内充满了庄严的气氛，这种气氛和比弗利山庄非常相称，因为它是美国的“财富象征”。
九九年三月十五日，我们驾车从洛杉矶商业区出发，大约行驶了三十分钟以后，来到了位于比弗利山庄东面的山丘上，“老大”所指定的饭店就在这里。
从这一天早上开始，就下起了滂沱大雨。但是这反而让比弗利山庄豪宅边上的草坪吸足了水分，变得更为青翠繁茂。甚至连空气也好像变得更为清澈干净。我觉得，这雨应该是个好兆头。
上午十点左右，雨停了。到下午一点刚过，也就是我们与“老大”约定的见面时间时，已经..可以从棕榈树的叶片间看到令人神清气爽的碧空了。
三月的洛杉矶已经进入了旱季，本来应该是不会下雨的，但是据说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所以雨天特别多。
终于，“老大”出现在饭店的屋顶露天花园上。比我们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了几分钟。
他走得不紧不慢，个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气质很像以前因主演《向太阳咆哮吧》而出名的演员龙雷太。
他的眼睛要比龙雷太更为细长，眉毛也比较稀。所以从长相上应该说更像松山政路（历史剧演员，已故演员松山英太郎的弟弟）。
到底是饱经沧桑的人了，脸上有好几道深深的皱纹，头发也有很多已经变白了。但是却没有丝毫落魄的样子，精神也非常饱满。
他的穿着也非常讲究，身上穿着浅灰色的双排扣西服（应该是定做的高级西服），手上则戴着高级的劳莱克斯手表，手表上装饰着黄金和钻石，还有他手上拿的路易斯·威登牌皮包……从这些情况看来，他的经济情况应该非常好。
由于当初我们约好边吃饭边进行采访，而且采访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左右，我计划从采访一开始就向“老大”出示我们取材调查中获得的材料，以尽快打乱他的阵脚。同时，为了不打扰饭店的其他顾客，也为了使采访不受干扰，我特意选择了饭店的屋顶露天花园。
老实说，当时我自己也很难决定，到底应该怎样开始采访，以及采访时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顺序。
在这天早晨以前，我反复阅读了有关的调查材料和采访记录，已经将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相关情况都牢记在心。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如果在采访时还要看这些材料的话，对方会变得心不在焉，同时自己也有可能会错过捕捉对方神情中微妙变化的机会。所以不但有必要事先记住案件的概要，就是细小的情况和数字也不能遗漏。
但是，虽然我们这里掌握有正确的情报和确凿的证据，这和拥有逮捕权的警察所进行的审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即使我们向对方出示这些证据情报，对方也不一定就会“招供”。而且如果对方觉得形势不利的话，很有可能会坚决保持沉默，或者是找个借口，离开采访现场。
特别是“老大”这样的情况尤为特殊。他的行动都是躲在“乔”等人的背后进行的，而他本人则基本上没有在犯罪现场出现过。也就是说，他一直都是秘密制定犯罪计划，然后躲在很远的地方，在幕后操纵“乔”等人进行犯罪，所以要证明他是主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99lｉｂ?现在，采访的焦点就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那就是能否通过各种不同的提问方法，连续进攻，从而撬开“老大”的嘴，让他说出一些“不能随便说的话”，成为我们手中的把柄。而那“不能随便说的话”指的就是“老大”与三亿日元抢劫案的关联，与现场遗留物品和犯罪现场的关联性，以及他与“乔”等人的关系。当然，“老大”应该是有备而来的，所以这也是对我这个采访者能力的一种考验。
我为此整整苦思了一个晚上，能够得出的却只是一个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反正不能预料对方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们只有随机应变了。”
而且，这么大老远从日本来到美国，也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因此采访一开始，我就非常干脆地问道：“虽然三亿日元抢劫案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但我想您应该还记得吧。”
“对，确实有这么一回事。那又怎么样呢……”
“那个，我想您和那件案子应该是有些关系的，您不记得些什么了吗？”
“你在说些什么……”
“别着急，请您听我说下去。”
就这样，采访开始了。此后，“老大”只是非常安静地听我进行叙述，不再讲什么。
我首先向他说明了三亿日元抢劫案的概要，然后举出罪犯与“老大”等三人的相似点，一一进行提问。但是这时却没有将“乔”曾经保存的旧版五百日元纸币，以及“老大”交给“山崎”的旧版一千日元纸币这两张“王牌”摊出。因为当时我准备先让“老大”定定神，然后趁他放松警惕时，一举击破他的心理防线。
我们就坐大约大半个小时以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几个人都基本上吃完了饭，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老大”突然开口说道：“您所讲的这些事实，如果别人听了，一定会觉得我就是制造这起案件的罪 72af." >犯。”
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追问道：“那么，松田先生，也就是说您已经承认您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联喽。”
就在这一瞬间，“老大”突然屏住呼吸，脸上肌肉微微抽动，似乎有些痉挛。但是马上，他的脸又变得毫无表情，让人有点害怕。接着，他大声笑着，这样说道：“哈哈哈……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吧。”
他的那种笑声就好像是在嘲笑我们一般，非常冷酷，同时却又非常空洞。
“那警官说不定就是‘小六’假扮的……”
“老大”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已经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看来，你在怀疑我是三亿日元抢劫案的主犯。但事实上，我与那起案件一点关系也没有。”
说完，他便开始津津有味地喝起饭后的咖啡来了。
我当然在事前曾经预料到他会这样回答。虽然时效已经到了，但是毕竟是那么大的一起案件，“老大”应该是不会轻易承认的。
因此，我便开始说出我预先准备好的一席话。
“松田先生，既然您那么说的话，那么您能不能按照真实情况，一一回答我们下面的问题？”
听到我这句话，“老大”笑了一下，回答道：“当然可以。但是必须在我们约定的时间以内……”
“老大”一开始就采取了这种“时间牵制战术”。
由于“老大”从会面一开始就一直保持沉默，所以，现在离会面结束只剩下三十多分钟了。
但是我装作没注意到这一点的样子，回答说：“可以。也许您对以前事情的记忆有一些模糊了，但是由于您在这件案件上有重大的嫌疑，所以请您一定要在慎重考虑以后，作出真实的回答。”
我决定首先询问“老大”和“乔”、“小六”两人的关系。
“老大”首先回答了他和“乔”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和‘乔’认识的时候，我正因为工作原因而经常进出美军横田基地。我们是通过一名美军人员介绍而认识的。在认识‘乔’以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坏蛋。但见到本人以后却发现他和传闻完全不一样。他虽然是个混血儿，但却非常具有男子汉气概，也很照顾别人，是个非常模范的日本男人。”
我又问道：“‘乔’是不良少年团伙的首领，还有犯罪记录，一般人..应该都不想和这种人扯上关系。那么您为什么要和这种年轻人交往呢？”
“在他周围，确实聚集了很多看上去像小流氓似的年轻人。但是在当时，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混乱的。大学生手中常常挥舞着棍棒，高中生也成群结队骑着摩托车到处兜风。所以我对‘乔’的印象，和我对其他年轻人的印象并没有多大区别。我和他们交往，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他们都是些非常单纯、很讨人喜欢的家伙。”
可能是为了唤起自己以前的记忆吧，“老大”在回答时，会不时闭上眼睛，然后小心翼翼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述“乔”的事情和“乔”所经历的那些时代。
但是，当话题讲到“小六”时，他突然转换口气，含糊其辞地说道：“当时说不准是有这样一个人。但我已经回忆不起这个人的具体情况了。当时热衷于汽车和摩托车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多了……”
可在我这里，却有好几份“老大”以前同伙的证词，证明当时在福生町的摇摆舞俱乐部“P”，也就是“乔”的组织活动的据点，“老大”曾多次与“小六”等人会面，并且还请他们吃饭，给他们零花钱。
看了这些证词后，“老大”又回答道：“我的人生虽然不可以用‘风云变幻’这种词语来形容，但我这一生，却也经历了很多大事。所以又怎么还会记得三十年前和年轻人一起开车兜风、吃饭这种小事呢？我之所以记得刚才说的那个‘乔’，是因为我在工作上曾经请他帮过很多忙，而且他本身也是帮派首领，很显眼。您现在却让我回忆一个并不起眼，而且早就死了的帮派成员，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在这里，“老大”犯了一个错误，暴露出他自己所说的完全是谎言。
“小六”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大约一个月以后，就去向不明了。在“小六”的同伙中有传闻说，他在七十年代中期便已经死了。
而现在，“老大”一边口口声声地说他不认识“小六”，一边却又说“小六”早就死了。
于是我说：“您现在嘴里所说的‘早就死了的帮派成员’，指的应该就是‘小六’吧？”
听完我这话，“老大”好像察觉到了自己的失言，因此显得有点慌张，说道：“啊，是吗……那个年轻人是叫‘小六’啊。他好像和‘乔’关系很好，就像‘乔’的弟弟一样。车开得也不赖。我想起来了，我曾听说那家伙在他那些同伙的飚车比赛中曾经赢过好几藏书网次。”
他说这话的口气与刚才截然不同，语速变得很快，而且用词也变得粗鲁起来。同时他的视线也变得闪烁不定，而不再像刚才那样直盯盯地看着我。总之整个人都变得慌慌张张，坐立不安起来。
我见状，就说道：“松田先生，可能您也有很多难处。但就像我最初所说的那样，您现在有重大的嫌疑，所以请您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对您自己所说错的话进行修饰。请您一定要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对我们说真话。”
“我可没有说谎。”
“是吗？那么请您告诉我‘小六’到底是怎么死的。‘小六’以前的同伙都说他是生病死的，但是‘小六’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好，和‘乔’等人的关系也相当不错。我们发现，他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一个月后就去向不明，接着在五年后死去。难道您不觉得这里有一些问题吗？”
“‘小六’的死因，我就不清楚了。我又不是他的直系亲属，为什么我必须要知道呢？”
“我可没有问您这些。我所问的是，‘小六’为什么会突然去向不明。您难道没有从他的朋友那里听说些什么吗？”
“这个……这么久以前的事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当时听说‘小六’和‘乔’之间好像是发生了什么矛盾，两个人闹翻了。”
不良少年团伙的“大姐”吉川悦子曾经这样生气地说过：“组织成员当中居然没有人知道小六已经死了，真是太冷酷，太无情了。”
如果“小六”和“乔”曾经闹翻了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理解吉川悦子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了。
但是，事实上，“小六”以前的同伙却是这样分析他的死因的：“怎么想都觉得奇怪。那家伙应该是被人谋杀的吧。”
那么，“小六”真的只是和同伙闹翻了那么简单吗？或者说会不会是被人灭口了呢？
不管怎么说，“老大”和这两个人的关系曾经这么亲密，所以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据我所知，‘松田’先生曾经非常关照‘小六’。所以请您一定要对我们说实话。”
“‘小六’突然失踪这件事确实很可疑。但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事先有没有什么征兆呢？我知道‘小六’什么事都会对您讲的。”
“……”
“我所采访过的人都认为，您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的意思难道是说，‘小六’是被人杀掉的吗？”
“哦，松田先生，您好像是说‘小六’是被人杀掉的吧。那么对此您有什么线索吗？”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怎么会知道那种事。”
“比如说，‘小六’曾经参与三亿日元抢劫案，在其中充当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警察。后来，他的同伙为了灭口，所以将他……”
“不可能会有这种事！”
“当然，我不会因为您知道‘小六’的下落，就断言您就是杀人犯。”
“你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假如有人真的那样做了的话，他又怎么会老实地说出来呢……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些话都是非常过分的。”
“对，就如您所说，做的人是不会老实地说出来的。所以您一直在撒谎。”
“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我上面所说的，都只不过是打比方而已。”“老大”大声吼道，他显得非常慌乱，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
“您别激动。您这副样子，如果让不知情的人见到的话，会误以为您就是杀人犯的。”
“你刚才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我刚才的采访，用拳击术语来讲，只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轻轻的直拳。却没想到引起对方这么强烈的反应。采访的节奏也因此被完全打乱了。
这时，“老大”叫来侍者，又要了一杯咖啡，一口气喝完了它。随后，他逐渐镇定下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又恢复了他一开始时那种客气的口吻。他说：“其实，我也觉得那个名叫‘小六’的年轻人，很符合那起案件（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的特征。他的五官和合成通缉照片上的男子一模一样，而且摩托车的驾驶技术也很高超。此外，他对那一带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您对他产生怀疑也是很正常的。”
“小六”和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确实有很多共同点，除了上面两点以外，还有比方说他擅长对摩托车进行改造，窃车和弃车的手法也与罪犯一模一样……
我接着问道：“您难道没有想到过，‘小六’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的假警察吗？”
“我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现在我听您这么一说，才觉得好像是有这种可能。”
“那么您有没有想到些什么线索？”
“没有什么特别的线索。我只记得，有一段时期，‘小六’曾经一天到晚骑摩托车在府中、国分寺、立川、日野周围的小道上兜来兜去。”
“他是根据您的指示这样做的吧？”
“哈哈哈，您又说这种话了。”“老大”一边笑着一边回答道。他好像已经完全从刚才的慌乱中恢复了，所以表情和言谈举止都显得非常轻松自在。
在这种对于当事人的直接采访中，往往不能一下子向被采访者提出很多过激问题，如果这样做的话，往往会使对方过于紧张和慌乱，从而拒绝继续接受采访。
约定的一个半小时早已经过了，可是“老大”却没有因为约定的时间到了而趁机离开。相反，他看来要堂堂正正地接受我的挑战，我们的交锋开始了。
情不自禁地说出了犯罪动机……
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曾经在各个现场遗留下大量的物证。同时，通过案发后的调查，罪犯改造“白色警用摩托车”时所使用的零部件的购买地和流通渠道也被查清了。但是，假警察的警服、鞋子、带有话筒状附件的白色头盔却没有在犯罪现场找到，同时在以后的搜索行动中也没有被发现。因此有很多人认为，上述这几样东西都是真的。
我继续问道：“松田先生以前曾经是警察吧？”
“是的。您调查得可真够仔细的。我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巡逻和维持交通秩序。干了大约十年时间，在就要升任巡查部长时辞职了。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听说您当时就是骑白色警用摩托车的，是这样吗？”
“……”
见他不回答，我又追问道：“松田先生，我现在的问题可是关于您自己的哦。您该不会连您自己的事都给忘了吧？”
“哈哈哈，最近我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变得很健忘。唉，岁月催人老啊！”
“那么，请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嗯，确实曾经骑过白色警用摩托车，但是时间并不长。主要是因为我的摩托车驾驶技术很糟糕，再加上我一直很想做刑警，所以我向上司提出了申请，不久就被调去做外勤工作。总之，我是不适合当交通警官的。”
虽然“老大”的眼中有时会闪烁狡狯的光芒，但是面容却非常温和可亲，像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光凭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当过警官，更没有人会想到他曾经是个罪犯。
但是，通过我们前面的对话，可以发现，一旦听到什么不入耳的话，或是被我指出他话中的矛盾点的时候，“老大”的态度就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得非常焦躁，神情也会一下子变得非常凶悍，连说话的语气都会粗暴起来。
（９９lｉｂ?此人看上去胆子很大，但实际上也许只是个非常敏感的胆小鬼。如果抓住他的这一弱点的话，说不定就能迫使他说实话……）
在这样考虑了以后，我开始向他提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我首先选择了他的身世和家人这一话题。
果然，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对“老大”警官时期的经历进行反复追问，使得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终于，他说道：“您难道是想说，我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的那个假警察？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想您就完全搞错了。无论是我的年龄、长相，还是身材，都与合成通缉照片上的那名男子不一样。而且，我的摩托车驾驶技术也并没有罪犯那样出色。同时我对于东京市内的地理情况也并不熟悉。”
“老大”就用这种不屑的口吻，说出了一些和我的提问无关的内容。
“不，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三亿日元抢劫案中的假警察的表演过于真实，简直和真的警官一模一样。而且后来警方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罪犯所穿的警服。我对此一直非常不解，所以想听听作为这方面专家的您的意见……”
“我既不是刑警，也不是罪犯，怎么会明白这种事。请你不要再提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当然，我不能因为被“老大”这样一说就退缩了。“老大”说这话，并不只是由于他非常激动。看得出来，他是在故作生气的样子，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我根本没有怀疑他是假警察。
因此，我开始换一个角度，展开对“老大”的进攻。
“我听说，您之所以辞去警官的工作，是因为您为了您妹妹自杀这件事，和上司吵翻了。是这样吗？”
我一下子提出了这个大胆的问题。刚说完，就发现“老大”的神情非常愤怒。
“我辞职和我妹妹的死没有关系，而且我也不想再回忆这件事了。”
“真对不起，让您生气了。但是这件事对于我了解三亿日元抢劫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罪犯制造这起案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钱。由于银行害死了您妹妹，而警方又没有听您的主张，所以当时您应该非常仇恨他们吧？”
“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
由于激动，“老大”的脸一下子就变得很红，说话时声音发抖。他现在全身都充满了愤怒，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开始大发雷霆。但是我并没有理会这一点，继续提出严厉的问题。
“就是您所理解的意思。自己最重要的亲人遇到这种事，我想谁都会感到愤怒的吧。”
“如果我说我当时没有生气，那就是说谎。但是，就算是这样又能怎样？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知道，您当时怀着这种心情，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一口气将话题引向最关键的地方。因为我当时判断，我的采访已经过了相持阶段，应该转入反攻了。
“老大”终于忍不住说道：“您是想说，我是因为妹妹的死，而对银行和警方怀恨在心，所以才会制造了三亿日元抢劫案？”
“老大”终于自己说出了作案的动机。
我冷冷地回答道：“难道不是吗？我记得我在采访一开始就讲过，‘您有重大的嫌疑’。”
“唉……”
“老大”叹了口气之后，就陷入了沉默。也许是因为过于兴奋的缘故。他的眼里布满了血丝，放在桌上的手也握得紧紧的，而且一直在不停地颤抖。
终于，“老大”开始撑不住了。不知他是会大发雷霆然后离开，还是会百感交集地开始供述自己的罪行。总之，我预感到会发生些什么。
二、“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别的方法复仇”
可是，“老大”居然再一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控制住了自己。大约在沉默了一分钟以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冷静，说道：“我确实曾有一段时间非常仇恨我妹妹原来工作的银行。但是，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又能做什么呢？”
“但是这世上可有数不清的案件的动机都是怨恨啊。”
“如果是因为恨某个人而杀掉他的话倒还有可能。但是为了复仇而抢劫运钞车……你该不是电影看多了吧？”
“是吗？那么，您对警方又怎么看呢？”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想法。警方也好，一般的企业也罢，组织团体都是这样的。冷酷，没有人情味。这个世界也是如此。”
从“老大”的表情和态度来看，他应该已经压下了怒火藏书网，逐渐恢复平静了。于是，我又提出了一个让他不耐烦的问题。
“那么松田先生，我听说您辞职那会儿，警察在离开工作岗位时，都可以将自己原来穿着的警服作为纪念品带回家。真有这种事吗？”
“胡说，这话是谁说的？”
“我曾经采访过好多您原来的同事。其中有好几个人是这样说的。”
“开什么玩笑，警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老大”再一次咆哮起来，而且大概是因为过于兴奋的缘故，他又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我如果为了要向警方和银行复仇而抢劫运钞车的话，可不会那么傻，假扮成警官。那样是很容易给警方留下线索的。”
“嗯，有理。”
“如果只是为了复仇的话，那么应该还有其他方法。反过来，如果想要钱的话，只要用妹妹这件事勒索银行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搞得（像三亿日元抢劫案）那么麻烦。”
“但是，案子越大，复仇成功的满足感不是就 8d8a." >越强吗？”
“话是这么说，但是风险也会相应增加，而且在准备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也更长。”
“您的意思是说一般人是没有这种耐心的吧。”
“对，一般人是没有这种耐心的。”
“但是，如果不是一般人的话，就有可能有这种耐心。您就不是个一般的人。您既强壮，又聪明，还有非同一般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且您比任何人都要爱您的父.?亲和妹妹，所以复仇的决心也非常强……”
“你在说什么，我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普通人罢了。”
“但是您刚才自己也说过，‘如果只是为了复仇的话，那么应该还有其他方法’，还说‘如果是想要钱的话，只要勒索银行就行了’。普通人嘴里可不会说出这种话。”
“……”
“您所说的‘其他的复仇方法’指的是什么呢？”
“这种问题，你留着自己考虑去吧。我没想过这种事，又怎么会知道。你可真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家伙。”
“老大”用他那锐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我感觉他随时会扑上来打我。这已经是我这次采访工作中的第三次高潮了。
我继续问道：“我听说，您的父亲原来在东芝府中工作，由于战争期间和战后比较混乱，所以受了很多苦，最后因此亡故了。是这样吗？”
“这是谁说的……你是想说，是我父亲的死，引发了三亿日元抢劫案吗？”
“这件事，再加上您妹妹的死和警方的办事不力，使得您采取假扮成警官，抢劫装有东芝府中奖金的运钞车这一方式进行复仇。难道不是这样吗？”
“老大”忍不住大吼道：“开什么玩笑！”同时挥拳在桌上狠狠地敲了两三下，然后站起来就想离去。
我见状就说道：“别生气。如果我的话里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我给您赔礼了。但您如果就这样离开的话，会永远被别人看成是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的。”
我一边说，一边请他坐回原位。
可是，“老大”却９９lｉb?说道：“随你们说罢。反正我什么都没干。”说完，转身就要往外走。
于是我走过去，拉着他的手说：“松田先生，您想逃吗？我在查清真相之前，可是绝对不会放您走的。如果松田先生您真的和本案无关的话，那么您就应该在这里冷静、正确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否则，您自己也会后悔的。”
就这样，我将他拉回了原来的座位。“老大”虽然稍微犹豫了一会儿，但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回了原来的位子。为了平静一下，我们几个都要了第三杯咖啡。
“您刚才那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您的话，会采取更为有计划的犯罪吗？”
“是的。因为如果犯罪失败被抓的话，前面的努力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但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不是非常成功吗？”
“曾经有那么多人见过罪犯，而罪犯的汽车也曾经差点和别的汽车相撞。所以能够成功只是碰巧运气比较好罢了。此外警方调查的延误和罪犯几次换乘汽车的作案手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老大”在讲这些时看上去十分激动。他终于要开始对三亿日元抢劫案发表评论了。
三、“老大”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也许是刚才的兴奋还没有消除就开始叙述的缘故，“老大”接下来的话显得有点混乱，有时甚至令我搞不清楚他所讲的事到底是罪犯干的，还是他干的。
如果让不知道详情的第三者来听他叙述的内容的话，肯定会觉得“老大”就在讲自己的经历。因此，至少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老大”对三亿日元抢劫案非常了解，包括很多细节。
“我听说从案发前八个月开始，罪犯就向多摩农协等寄送恐吓信，让银行工作人员在潜意识中对炸弹产生恐慌心理。同时借此观察银行的警戒体制和警方的调查情况。因此我认为罪犯是非常冷静而狡猾的。松田先生对此怎么看呢？……”
“抢劫的目标是高达三亿日元的现金，做这点事前准备不是很正常吗？”
“从一系列恐吓案件可以看出，罪犯是逐步让银行工作人员在潜意识中对炸弹产生恐慌心理的。那么罪犯应该是非常具有计划性，智力很高的那种类型吧？”
“当时有很多案件都与炸弹有关。我记得就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就刚发生了一起用炸弹恐吓金融机构的案子。”
“是在港区发生的那起金融中间商恐吓银行的案件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前一天发生同类案件的话，罪犯行动时会变得更为困难。”
“很有可能是等不及了吧。当时一切都已准备完毕，如果那天不动手的话，要抢劫到相同数目的钱，就必须等半年，?抢劫夏季的奖金。当时大概是认为即使警力多一点也不会有大问题，所以才贸然开始行动的。”
“您的意思是说罪犯当时是想冒一下险？”
“那倒也难说，那种罪犯，说不定已经想好了什么对策，我也吃不准。”
“东芝府中方面的现金运送业务是由日本信托负责的，但是日本信托本来一直借用三菱银行的保险库。所以在外人看来，应该会认为负责现金运送的是三菱银行。可是，自从运钞车的出发地点从三菱银行换到日本信托国分寺支行以后，罪犯就再也没有进行过踩点侦察。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
“您的妹妹以前确实是在三菱银行工作过吧。”
“那又怎么样？和我妹妹没有关系。”
“什么事情和您妹妹没有关系呢？”
“你在说什么？运钞车起点改变这种小事，只要对日本信托分行进行监视就可以发现。日本信托的分行不就在三菱银行前面吗？”
“您对具体情况了解得可真详细。我在去实地采访以前，对此可是一无所知。”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曾经偶然路过那里。”
“是吗？还有，罪犯用于伪装摩托车以及制造假的炸弹的材料，都是从批发式店铺购入的产量很大的普通产品，所以罪犯可以毫无顾忌地将这些东西遗留在犯罪现场，而不必担心被警方追查出来源。您不要嫌我啰嗦，您不觉得罪犯的智力很高吗？”
“这种小事，谁都能想到吧。实际上当时不就有和这件案子内容很像的小说吗？”
“您bbr>是说大薮春彦吧。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罪犯是以大薮春彦的小说为参考……”
“那种细节我又怎么会知道。”
“您有没有读过大薮春彦的作品呢？”
“嗯，以前曾经看过一点。那个作家对枪支和汽车很有研究吧。”
“是的。您对那种以坏蛋为主人公的冒险小说怎么看？”
“无聊，那种东西完全脱离现实。”
“此外，从罪犯所使用的偷盗汽车可以看出，罪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进行犯罪准备工作了。因此，应该可以认为罪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制定详细的计划，而且准备工作也做得很充分。”
“是这样吧。所有犯罪能否成功，都取决于事前的计划准备工作是否充分。”
“有人根据摩托车的改造方法判断，罪犯应该相当熟悉电气方面的知识，您对此怎么看呢？”
“那种水平低劣的改造，即使不是专家也可以完成。我觉得警方和媒体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太强了。甚至可以说他们当时都陷入了罪犯所设置的圈套中。”
“这又怎么讲呢？”
“比方说，用于恐吓信和假炸弹的杂志就是一个例子。应该是《电波科学》吧。警方有什么理由可以一口咬定罪犯所用这本杂志就是他常看的杂志呢？从普通罪犯的心理来讲，是不会将自己常看的杂志用于犯罪的，因为这样很有可能给警方留下线索。”
“您讲得很有道理。但是，警方还在白色警用摩托车的半导体扩音喇叭上，找到了附着在上面的报纸纸片，那应该是罪犯的失误吧？”
“嗯，那是惟一的失误……啊，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那种报纸的发送地区中，就包括川越市……”
“啊，不是三多摩地区吗？”
“不，不是。到调查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警方反而认为，埼玉县南部地区更为可疑。而且，罪犯遗留在现场的那种雨衣，也曾经在川越市..销售过。您对此怎么看？”
“这个……我认为，罪犯故意使用发行量较少的《产经新闻》这一点有些可疑。我觉得那是罪犯设下的圈套，目的是转移警方视线。”
“罪犯真的会想得那么细致吗？”
“如果是我的话就会这么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罪犯又怎么会在现场遗留那么多的物证呢？”
“从罪犯作案后的逃跑路线来看，罪犯对现场附近的地形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有人怀疑罪犯是当地人。您对此怎么认为？”
“那可不一定，即使不是当地人，但只要事先作好足够的准备工作，也可以那样逃跑。说不定那就是罪犯上班所经过的路线。警方的头脑就是这样死板。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先入为主的想法。”
“您的意思是说川越市的人也可以作案吗？”
“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松田先生，您刚才曾经说过，罪犯在驾车逃跑时，曾经差一点与别的汽车相撞。罪犯当时本来是想在国分寺东元町的T字路口左转弯的，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不得不右转弯。那么您认为他当时到底是想去哪里呢？”
“虽然那一带的道路横七竖八，乱七八糟的，但是路的终点并不多。所以无论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罪犯应该都能够到达他的目的地。”
“您说的‘目的地’指的是哪里呢？”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我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罪犯在武藏国分寺遗址附近换乘的汽车，在案发大约四个月以后被人发现。发现地点是位于案发现场东北方约四公里处的小金井市本町住宅区的停车场。对此，原来担任调查负责人的平塚八兵卫曾经认为，罪犯就是在那里将现金从铝合金钱箱中取出的。
对此“老大”是这样评论的：“虽然罪犯很善于利用这些别人难以察觉的盲点，但也不可能这样做。案发当日下那么大的雨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如果那天是晴天的话，很有可能会被那里的居民发现。所以罪犯应该是在什么地方拥有老巢。”
“川越怎么样？”
“作为和案件直接相关的老巢的位置，那里有点远吧。”
“三亿日元抢劫案最大的谜团之一，就是那三亿日元的保管场所到底在哪里。警方当时曾进行过非常彻底的地毯式搜查，甚至还有传闻说连墓地内的坟墓都掘开了。但是却没能找到被劫的钱。所以保管场所应该不是仓库等地方。那么您觉得罪犯会把钱放在哪里呢？”
“如果是我的话，会把钱埋在某个地方。”
“比方说，什么地方呢？”
“……”
“就比如说，美军基地……”
“啊……”
在那一瞬间，“老大”的嗓子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般，说不出话来，接着，他又再次陷入了沉默之中。
（“老大”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我在那一瞬间突然这样想道。
但是，不幸的是，这“一瞬间”反而起了反作用。在那一刻，“老大”觉得手足无措，眼睛也不知看哪里好，结果就看了一下他的手表。
接着，“老大”似乎完全恢复了平静，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时间已经超出好多了，这样就可以了吧。”
从我们开始吃饭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老大”一边微笑，一边又补上了一句：“我被你连逼带哄，说了很多东西，但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个人的感想和意见哦。”
“老大”毕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四、只有罪犯才知道的事实
本来只差一步就可以逼“老大”说出实话，但是事态又再次陷入了胶着状态。而约定时间又早已过了，采访随时可能被终止。如果这时让“老大”得到喘息的机会的话，他一定会宣布采访中止。因此，我立即将采访手段转为正面强攻。
我继续问道：“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松田先生在什么地方呢？”
“哦，终于开始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据了。但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我又怎么会记得呢？”
“那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觉得那天的案件很不可思议。有人记得当天看电视报道，曾经为此热闹了一天。也有人还记得那天路上站满了警察，感到非常有趣。只要是当时年龄比小学生大的人，都应该会被这桩罕见的案子搞得很兴奋，所以应该会记得些情况的。”
“我不记得曾经看过（和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新闻，所以当时应该是在自己家中。因为那时我在家里基本上是不看电视节目的。”
“虽说是这样，但是您对于三亿日元抢劫案的具体情况却很熟悉。”
“……”
“有没有人能够证明您当时不在犯罪现场呢？”
“不要说这种不切实际的话，那都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老大”说完这话，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说道：“当时，我家边上住着一个叫做山下的老太太，她负责帮我打扫卫生，管理房子。如果您一定想确认我当时的不在场证据的话，可以去问 5979." >她。当然，就算她现在还健在，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不知还能不能记得。”
他这番话，分明是在看穿了我无法对此进行取证调查的情况下才说的。
此外，我还向“老大”提了很多问题询问案件现场情况和他与遗留物品关系。我发现“老大”的血型是B型，这与从寄给多摩农协的恐吓信上所贴邮票背面唾液中检验出的罪犯血型是一样的。但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大的收获。
据说在案发当日，有人在现场见过一名可疑男子，其特征与“老大”很像。我就此试探性地问道：“实际上，在案发那天，您就在现场附近吧。”
但是“老大”对此却矢口否认，说道：“我可不会干这种蠢事。”
“老大”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的“奇怪”。
我当时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所准备的最后两张‘王牌’，也会被他轻易躲过。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变得慌张起来，从而让他说出有决定意义的证词呢？”
我一边这样考虑，一边开始向“老大”询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比如他在美国是怎样生活的等等。接着，我又装成已经黔驴技穷，无计可施的样子，假装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很随意地问道：“我真是非常佩服罪犯那种机智的头脑。大概没有人会想到那辆‘白色警用摩托车’直到案发之前都还是黑的。在喷涂成白色以后再罩上黑布，这一招真是绝了。”
“老大”这时已经非常放松了，所以听到我这话以后便顺口说道：“那是一次杰作，虽然手法很简单，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也就是所谓的‘盲点’。”
“老大”接下去所说的，是他犯的致命错误。
“但是，罪犯大概是时间不够吧，所以还没等涂料干透就罩上了黑布，所以布就粘在了车上。而且，车上还不小心留下了洗衣服时用的金属夹子，这说明罪犯当时是非常慌张的，也是罪犯的一个失误。”
我问道：“那夹子是在挡泥板位置吧？”
“不，应该是在发动机或者蓄电池的下面。”
“老大”已经完全落入我所设的陷阱当中。
通过以前的报道，一般人都知道罪犯曾经在喷涂成白色的摩托车上覆盖了黑色的布，将车伪装成“黑色摩托车”。但是，在发动机附近，更准确地说是在蓄电池盖子下部留有金属的洗衣用夹子这件事，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是说，“老大”随口说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只有罪犯才会知道。所以，这很有可能是“老大”无意中暴露了秘密。
“松田先生，您居然知道在蓄电池盖下面留有金属夹子这件事。这件事，就连媒体也没有报道过哦。”
“啊！”在那一瞬间，“老大”的脸变得铁青。
（说不定就要“招供”了。）
想到这一点，我终于亮出了我准备了很久的“杀手锏问题”。
“老大”不由说道：“已经到时效了。”
从本案发生一年以前开始，“老大”就曾多次向“麦克”（也就是“乔”的父亲）提出请求，说“想在美军立川或者横田基地寄存一件很大而且很重要的行李，时间大约为一个星期左右”。
结果，“乔”替他父亲答应了这一要求，并曾对“老大”说“已经拜托府中基地的朋友办理此事”。所以我认为，被劫的三亿日元，在一段时间内曾经被藏匿在离现场很近、同时又属于治外法权地区的美军府中基地。
我的第一个“杀手锏问题”就与此事有关。
“松田先生是否认识一个叫做‘麦克’的男子呢？”
“‘麦克’？那是什么人？”
“您不可能不记得吧？那是您非常喜欢的‘乔’的父亲。说不定当时和您还有过生意上的来往。”
“啊，‘乔’的父亲我倒是见过一两次，但是他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
“实际上，您和他见面的次数应该更多吧？有人作证说，您从一九六八年初开始，就多次与‘麦克’见面，要求他帮您将一件行李保管在美军基地内。那是什么行李呢？”
“这种小事我又怎么会一件一件记得那么清楚。”
“我听说您当时曾拼命请求对方替您保管，还说‘不可以说出行李的内容和要求保管的理由，但这是一件很大、而且很重要的行李’。要求保管的时间是一个礼拜。我想现在您应该记起来了吧。您难道是想说，在当时让别人保管这种‘棘手的东西’是家常便饭吗？”
“嗯……这样说来，可能是我生意上必需的货物。”
“是走私货？或者是金银珠宝？该不会是一捆捆钞票吧？”
“岂有此理！你是不是不把我说成这件案子的罪犯就不肯罢休？”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特意把那些货物放到享有治外法权的美军基地去保管，那么应该不是一般的东西吧？”
“这个……”“老大”又一次变得哑口无言。
可能是为了想出理想的答案吧，很长时间内，他都闭着眼睛，沉默不语。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回答道：“我已经记不得货物的具体内容了。但确实很有可能是和走私有关的‘危险的货物’。但是，你要记住，那案子的时效已经到了。”
“哦，您是说时效已经..过期了吗？那么行李中所装的是三亿日元的现金吧。‘乔’曾经对他的一个熟人透露说，行李里装的是‘宝物’。”
“那家伙不可能知道行李中装了什么，所以不可能会说那种话……”
“但是，您是在委托‘麦克’保管，被对方拒绝之后，才不得不求助于‘乔’的吧？如果不透露一点行李中物品情况的话，对方是不会为您保管的。”
“……假如是那样的话，那么行李中装的有可能是宝石之类的东西。”
“如果是体积那么大，或者数量那么多的宝石的话，那么应该价值几亿甚至几十亿日元。这么大的生意，您现在应该还记得吧？”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在这里经营宝石生意，这生意是从当时就开始的。.9９ｌｉb?而且宝石和贵金属方面的大生意我也做过很多，所以已经记不清楚了。”
在这场激烈的交锋中，“老大”已经挡住了我的数次攻击，他好像因此而有些得意，所以胸膛挺得很高。但是我却不能因此就放慢进攻的节奏。
“如果那些宝石是用来做生意的话，那么数量如此多的宝石，到底是从日本的什么地方买来的呢？而那购买的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莫非是用抢来的三亿日元买的？”
“虽然你对这一行不熟悉，但也别说这种蠢话。当时，在日本，一次根本买不到价值三亿日元的宝石。而且，如果一次购入这么多的话，又怎么卖得掉呢？”
“对。但是‘行李中装的有可能是宝石之类的东西’这句话，不是您自己说的吗？那么，请您告诉我，当时在行李中到底装了什么？”
“我不是已经说过我记不清了吗。您可真够纠缠不清的。总之，那件案子已经过了时效了。所以无论怎样都已经无所谓了。”
“您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说‘过了时效’这句话。那到底是指什么的时效呢？而且正因为时效已经到期了，所以您即使说出真相也不会再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这样么？”
“……”
此后，“老大”明显变得紧张起来。他的眼睛不时观察着四周的情况，而擦额头上汗的次数也增多了。
又过了一会儿，“老大”说道：“很抱歉，早已经超过事前约好的时间了。我还有个约会，我们下次再谈吧。”
我回答说：“如果您还有事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您今晚有空吗？”
“不，我有事。我的新生意刚开始，所以最近会很忙，应该不能再和你会面了。”
“老大”终于开始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采访了。但是如果我就这样放他回去的话，恐怕不会再有机会采访他。我当时考虑，应该制造一些“情况”，让“老大”不得不接受我再次采访的要求。于是我缠住他不放，说道：“您这样做会让我很为难。而您自己也会一直被别人怀疑是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您即使再忙，晚上总会回家吧？那么我们就在您家里继续采访吧。这样一来，也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
“不，在我家可不成，我妻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知道什么？和什么没有关系呢？”
“那个……”
结果，“老大”终于答应了我再次采访的请求。我们决定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继续进行采访，而采访地点则转移至了商业区的宾馆内。
五、对于资金来源“无可奉告”
?第二天，“老大”也按时赴约了。他应该是工作很忙的，但不知为什么，他那天的穿着却非常休闲，上身是一件薄夹克，下面穿着高尔夫球裤。
第一次采访的时间本来约定为一个半小时，但最后却延长到了三个小时。而第二天我们约好时间为两小时，最后也拖延了一个小时以上。所以，我对“老大”这两次的采访，总的时间长度在六小时以上。
第二次采访一开始，为了让有点紧张的“老大”放松下来，我首先选择了一些他在美国的生活、工作情况这样的比较轻松的问题进行提问。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老大”是八七年来到洛杉矶的，主要从事玩具和贵金属、宝石方面的生意。此后，通过调查，我们又发现，他在比弗利山庄拥有豪宅，同时开的车也非常高级，并且在威尼斯海滩和洛基山脉还拥有别墅。从他在美国的生意规模和生活方式来看，我和调查组成员都认为，“老大”必须拥有大量资金才能实现这一切。
于是我说道：“松田先生来美国以后，马上建立了一家玩具批发公司。两年后关闭，接着又在商业区设立了事务所和宝石商店。并在比弗利山庄购置了豪宅，开的轿车也非常高级。此外据说您在威尼斯海滩和洛基山脉内还有很大的别墅……”
“实际情况稍微有些不一样。更准确地说不是在威尼斯海滩内，而是在那附近的一个名为玛丽亚·?戴尔·雷的港口内拥有一套公寓和一艘大型游艇。同时在洛基山脉靠近加拿大的那一侧有一套公寓。我曾经有过三辆汽车，一辆是林肯，一辆是公司和我自己使用的劳斯莱斯，还有一辆是我自己用的奔驰。但是这些现在都已经不是我的了。”
“为什么呢？难道是您的生意亏本了吗？”
“生意倒还可以。主要是因为我受泡沫经济和银行的引诱，投资了金融，结果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汽车、游艇等所有的财产。这种话题讲了就让我不舒服，就讲到这里为止吧。”
说这话时，“老大”的脸色非常难看。原来在他搬家这件事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的内情。
那么，“老大”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资金来维持他的生意和豪华生活的呢？
对此，“老大”是这样回答的：“我在日本时就努力工作，逐步攒了一些钱，并以那些钱为本钱，在美国开始了我的生意。”
“可当时美元比价很高，在日本攒的一点钱是根本不够在美国开始做生意的。当然，如果是靠做坏事而得到了大笔资金的话，那又要另当别论了。”
“老大”听了这话之后，回答说：“本来下面这些话我不说也是不要紧的，但是既然你这么怀疑我，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在美国开始我的生意的资金，除了刚才所说的存款以外，还有我卖掉位于川越市的土地所得的钱。”
听了这话，我反驳道：“这是非常明显的谎言。”
“老大”听到这话，脸一下子就红了，大叫道：“你凭什么这样说？”
“我调查房产登记簿发现，您位于川越市的房产和土地，在您去美国后一直都在您松田的名下。而所有权的变更是大约三年以前才发生的。您这样是蒙不了我的，请您对我说实话。”
“这里边有很多内情。同时还牵涉到别人，所以我不能细讲，也不打算讲。总之，您只要认为我在赴美前卖掉了土地，但所属人没变就可以了。”
“您所说的‘别人’是指黑社会团伙吧？”
“无可奉告。”
“请您不要开玩笑。松田先生，您理解我所问问题的含义吗？”
“当然理解。”
“老大”回答时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但是，他依然非常顽固，丝毫不肯泄露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于是，我说道：“算了，虽然您所讲的情况很难让人相信，但我还是退一百步相信您。可是，您所说的将卖土地得来的钱用于美国的生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您刚才是在说谎。”
“你太过分了，为什么说我在说谎？”
“老大”由于非常生气，脸变得通红。
我为了刺激他，这样讲道：“松田先生自称是贸易商人，那么您也应该知道外汇法吧？”
将现金从日本国内带往国外时，会受到外汇法（外汇汇款和国际贸易管理法）的限制。“老大”是八七年来美国的，当时的外汇法规定，如果带出日本的现金数额超过五百万日元的话，就必须事先向日本国内的九所海关中的任何一所提出申请，并得到该海关最高领导的许可。违反该法令的话，就会被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者是一百万日元以内的罚款。
而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的六八年，上述上限金额只有两万日元。所以通过正规渠道将数千万日元现金转移到国外是非常困难的，更不要说是三亿日元，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您当时并没有获得海关的许可吧，也就是说您是将钱偷偷地带到国外来的吧？”
我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在追问“老大”卖掉土地所得钱款的去向。说得更清楚一点，我非常确信本案发生时被劫的三亿日元现金，是被“老大”当成了生意的资金。而那些钱，是他在通过不知什么手段，偷偷从日本运往美国的。
但是9９lｉｂ?，“老大”断然拒绝对此问题的回答，他说道：“因为可能给其他相关的人带来麻烦，所以无可奉告。”
于是，我只能以“打比方”为前提，举了一些可能的方法，比如说“将钞票装在美军飞机内带出了日本”，“将钱混在自己经营的走私货物中”，“利用了香港等地的地下现金运送路线”等，试图诱使他说出事实真相，当时他却丝毫不为所动。
那么，“老大”到底有没有将那三亿日元偷偷带到美国来呢？
我以自己在洛杉矶的调查结果，以及从美国律师那里得到的资料 4e3a." >为基础，对“老大”生意资金的来源进行了追问，在这一过程中，“老大”说了下面这段值得玩味的话：“在我就要来美国时，日元不断升值，所以我当时一边密切关注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比价，一边逐步将手头的现金兑换成美元。因为日元升值，所以当时换到的美元数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但是同样是由于日元升值，使得我来到美国后一开始的生意发展曾经非常困难……”..
“老大”这样说，其实也就是承认，他曾经违反外汇法，偷偷地将现金带到了美国。
围绕着这个“资金来源之谜”，我们还进行过下面这段问答。
“就算您是将卖掉川越市土地的钱以什么形式带到了美国，并将其作为了生意资金。但是，这区区数千万日元的资金，在您一开始建立的玩具批发公司破产时，就应该已经花光了吧？”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那家玩具公司是和熟人一起经营的，而且公司倒闭以后，我一直非常努力，拼命工作……”
“听说您还曾经干过很容易被警方盯上的‘危险的买卖’？”
“我可不记得自己做过这种事。而且我也从没有被逮捕过。”“老大”完全否认了他来美国后曾经从事的走私等犯罪活动。
六、投入生意的一百二十万美元
我之所以这样关注“老大”的生意资金，是有理由的。因为这和我的另外一个“杀手锏问题”有关。那就是，在案发数月之后，“老大”在委托他原来的同事“山崎”购买对讲机时，曾经给过“山崎”一笔钱，其中就有一张沾有红色钢笔墨水的旧版一千日元纸币。而三亿日元抢劫案中被劫的纸币中，就有一张的特征与这张一模一样。
虽然单单依靠“山崎”的这一证词，还不足以证明“老大”就是本案罪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老大”确实曾经拥有本案中被劫的钱款。
而且，由于从没有向外界公布这一事实，所以不可能有人在案发后制造与此相同模样的纸币。因此我必须向“老大”确认这张一千日元纸币的来源。
可是，“老大”却完全否定了我的说法，他对此是这样说的：“我可不记得我原来的同事中有叫‘山崎’的。也不记得曾经托别人买过对讲机。”
于是我说道：“您不可能不记得吧。‘山崎’对您的个人情况，以及案发时的行为、交友情况等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并说出当时‘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对待您。从他的口气中可以听出，案发后，因为您失踪了，他非常地担心。另外，从警方的人事记录来看，你们两个人过去确实是同事。”
“说不定是有这么个人，不论这人怎么想，反正我对我警察时代的事已经一点都记不得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回忆那时的事。更何况，你这样突然地说我三十年前交给某人的纸币如何如何，我一下子又怎么能够搞清呢？”
“老大”的这番辩解，让人觉得他好像也颇为冤枉。
但是我对此紧追不放，又问了好几次，但是无论我怎么问，“老大”都非常顽固，只是坚持说“不想再回忆那时的事”。
因此，我开始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较为温和的提问。
“松田先生为什么会在美国开始做玩具批发生意呢？”
“因为我想做这种把梦想?99lｉｂ.
卖给孩子们的生意。我是在向日本的生产商和批发商学习了经营方法以后，来到这里的。”
“那么，您在来美国以前，曾经从川越市搬到日本其他什么地方居住过吧？”
“是的，一开始，我是在东京市内经营一些杂货的贸易，客户主要来自美国和东南亚，当时的规模是很小的。但是，那生意赚不到什么钱，而且我也想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考虑了很久。有一次偶然想到学习经营玩具生意。所以我就去了名古屋，在那里的玩具生产厂和批发商店工作了三年。”
“老大”非常坦率地承认，案发后他在名古屋。而且，他还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他在洛杉矶的小东京附近建立的玩具批发公司的经营情况。说着说着，他嘴中忽然漏出这么一句话：“我是和‘乔’一起在八七年五月来美国的，来了以后两个人一起经营这家玩具批发公司。”
我在向其他玩 5177." >具商做取证调查时，曾经听说过这些。而令我意外的是，“老大”非常爽快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老大”接着坦率地说道：“我在一开始所说的和我共同经营该公司的熟人是确有其人的，但那人只是为公司出钱而已，实际的运作可以说是由我和‘乔’执行的。而且，那个熟人在公司成立十个月以后就撤资了，所以此后的一年半中，公司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由我和‘乔’共同经营的。”
但是，当话题转到“乔”的资金来源时，“老大”的回答就变得非常含糊，从而更加加深了我们的怀疑。他是这么回答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这笔钱的，也从没有问过。被你这样一说，我倒也开始觉得他有这么多钱，确实是有点不可思议。”
而且，当时“老大”还漏出了这么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非常遗憾的是，那家玩具批发公司只维持了两年。但是，我认为就算时间很短，但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事实上，当时我和‘乔’曾经各为该公司注入了六十万美元以上的资金。”
他所说的“各为该公司注入了六十万美元以上”这个金额，以八七年四月末的汇率（1美元=137日元）计算，就相当于每人投入了八千二百二十万日元以上，两个人合起来就有一亿六千四百四十万日元以上。也就是说，“老大”和“乔”来美国仅仅两年时间，手头就至少已经拥有一亿六千万日元以上的现金。
此外，“老大”还证实他在洛杉矶开始金银珠宝生意时，“乔”也在他那里帮忙。
据“老大”说，在经营了一段时间的金银珠宝生意以后，他想要扩大经营范围，而“乔”则坚持认为应该只经营宝石和贵金属，两个人因此发生很严重的对立，不久就分道扬镳了。
“老大”在说这些事时，越说越激动，终于忍不住开始说“?乔”的坏话。
“那家伙从小就被父母宠爱，生活上也从没有什么困难，所以非常任性。公司的情况恶化，实际上都是他的责任。
“‘乔’原来是不良少年团伙的领袖。他对团伙成员提出的要求，与其说是团结不如说是服从。因此，如果有人背叛他的话，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都绝对不会饶恕。是个非常冷酷，可以随便对同伴下毒手的家伙。
“那家伙从小就认为金钱就是一切，所以异常贪婪。而且，他的这种贪婪有时往往会变得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
我对“老大”的这种变化非常吃惊，于是一边进行试探，一边继续提问。特别是对于“乔”的行踪，我曾经问过好几次，但从他那里得到的回答只是“不知道”。
在这两天时间内，我们对“老大”进行了严厉的追问，而他的反应也很不寻常。曾经好几次变得哑口无言，或者是变得语无伦次，激动得浑身发抖。同时他的情绪波动也很大，时不时会满脸通红，或者是反过来脸色发青。老实说，他的这些表现让我非常吃惊。
在采访刚开始时，“老大”对于三亿日元抢劫案的详细内容，以及案发当天自己的不在场证据，当时社会的反应等，一律说“不记得了”。可是，经过我们的再三追问，他的陈述内容不断改变，最后甚至说“‘小六’与罪犯长得很像”。
而且，他对于这起三十年前发生的案件的细节也异常熟悉。
所以对于我的一些特殊问题，也能够流利地回答，但是如果是与本案无关的一般市民的话，是不可能回答出这些问题的。
另一方面，他委托“乔”放在美军基藏书网地保管的行李的内容，以及他所有的那张旧版一千日元纸币的来历，都应该是他肯定知道的内容。可是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非常含糊不清。
此外，“老大”还漏出了一些只有罪犯才会知道的事实。这些都使人感觉他就是罪犯。
但是，无论在采访中陷于什么困境，“老大”都竭力支撑，最终都没有说出三亿日元抢劫案的计划和实行情况，以及“乔”和“小六”的去向。
可是，在采访快要结束时，“老大”的态度却发生了“惊人的大转变”。
七、“罪犯就是‘乔’”
由于“老大”对于“乔”的那种态度非常可疑，所以我决心打出我“最后的王牌”，也就是那张旧版五百日元纸币。
我说道：“到现在为止我问了您很多失礼的问题，但我们的提问并不是胡乱猜测。我们都是以所掌握的事实和根据为基础进行采访的。实际上，‘乔’曾经拥有一张纸币，上面的号码与三亿日元抢劫案中被劫纸币的号码一模一样。这是‘乔’的熟人亲眼看到的。”
听到这话，“老大”的脸一下子变得铁青，说道：“啊，那是真的吗？……”
说到这里，就变得哑口无言了。
此后，“老大”的眼睛就失去了神采，无论我们问什么问题，他都不再给予回答。
我对这个“突发情况”有些措手不及，但还是努力问道：“松田先生，您是不是想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老大”才开始自言自语，他的声音轻得就像蚊子叫一般。我仔细一听，发现他是在反复说：“‘乔’，‘乔’他……”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我没有慌张，反而认为这是让“老大”开口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不失时机地开始追问“老大”和“乔”的关系。
我.提问的内容是：“老大”注意到“乔”等人高超的窃车手段，所以开始接近他们，他和“乔”查看并选定小金井本町住宅区作为弃车场所，以及他委托“乔”将一件“大而且很重要的行李”存放在美军基地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根据调查记录《三 4ebf." >亿日元抢劫案真相》提出的，该记录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接着，我终于开始向“老大”发出“致命的一击”。
“松田先生，您和‘乔’以及‘小六’合谋制定了犯罪计划，写了恐吓信。其中您是主谋，‘乔’负责准备车辆及藏匿和保管三亿日元，‘小六’则是骑白色警用摩托车实施犯罪的人。我的推测没错吧？”
“……”
“抢来的钱先放在美军府中基地保管了一段时间，等风声过去以后，再取出埋到某处山中。然..后再偷偷运往美国。”
“这个……”
“老大”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但还是没有承认自己与该案有关。
但是，他忽然小声说道：“说不准，‘乔’是（和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系的。”
“松田先生，您的意思是说‘乔’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吗？”
对于我的这一提问，“老大”只是拼命摇头表示否认，接着，他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乍一看，“老大”好像是在听了我关于五百日元纸币的情况描述后，受到极大震动，所以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以至于说出了本来不应该说的内容。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过了一会儿，“老大”恢复了平静，可他并没有推翻前面所说的话，相反，他凑到我耳边小声说：“这种事你不应该问我，而应该去问‘乔’。”
我听后抗议道：“可是现在我根本不知道‘乔’在哪里。请您不要再这样一味搪塞。”
“老大”听后，以很干脆的语气说：“‘乔’现在就在圣地亚哥经营宝石生意。”
这次轮到我非常吃惊，面色发青了。
把“老大”接下来的断断续续的话连在一起，大概是这个意思：“乔”在玩具批发公司的经营方针上和他产生了矛盾，于是二人分道扬镳。此后“乔”以圣地亚哥市为据点，?
在美国和中南美洲一带做宝石生意。而且据说他经常去墨西哥购买蛋白石。
“老大”甚至还对我们说：“在靠近美国国境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有一家名为‘C’的廉价旅馆，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他。”
“老大”是在建议我们去那里进行采访。
于是我立即决定前往蒂华纳。我的调查组的一名工作人员立刻在隔壁房间打电话向洛杉矶的日本领事馆询问具体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从美国前往墨西哥境内，前往地距离美墨国境线十八英里（约合29公里）以内.９9ｌｉｂ.，时间少于七十二小时的话，入境是不需要签证的。
于是我向“老大”表达了谢意，感谢他接受我们的采访。当我转身要走出宾馆时，我清楚地听见他自言自语道：“（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应该是‘乔’吧。不，应该说不是他又会是谁呢？只有他才能做成那种事，罪犯就是‘乔’……”
一、蒂华纳的“疯子”
太阳无情地灼烤着万物。极度干旱，只有仙人掌才能生存的“不毛之地”。?成群飞舞的虫子。此外就是将人的梦想和活力彻底夺走的沙尘风暴……
我带着上面这些对于墨西哥的印象，穿过边境来到了这个国度。而在那里等待着我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国境线上有两处用铁棒制成的旋转门。我穿过这两扇门，乘上一辆油漆已经剥落、非常破旧的黄色公共汽车，在颠簸了十多分钟以后，就来到了边境城市蒂华纳。
在该城的主要大街雷本鲁西大道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土特产品商店和饭馆，这些建筑物的色彩非常鲜艳，甚至可以说有点刺眼。此外还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皮革制品、银制品、蛋白石、民族手工艺品等商品，其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这条马路上行走都很困难。
街头到处回响着小号的吹奏乐，就连头上和脚下——二楼的露天阳台和地下室也不例外。整个城市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赛马场或是弹子赌博机房一样热闹。这是墨西哥独有的激昂的流浪音乐。
总之，人非常多。
“老板，老板，看看不要钱。这里比?边上要便宜哦。”
有很多商店里负责拉客的人和摊子老板不断发出这种吆喝声。而外国的观光游客也毫不逊色，他们一边喝着墨西哥特色啤酒，大嚼塔克斯（一种墨西哥风味小吃，用肉、干酪、莴苣等炸制而成），一边在街头大摇大摆地走着。
这里位于洛杉矶以南二百六十公里，从洛杉矶乘车三个半小时就可到达。除了能很轻易地体验墨西哥风情以外，还能以美国国内一到两成的价格，买到各种皮革制品和贵金属。所以来这里的不光有美国人，还有到美国西海岸观光的各国游客。整个城市也因此充满了活力。
可是，我总觉得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种“危险而可疑的气氛”中。
这里的商店所陈列的商品，大多都是假货。而价格标牌上所写的价格，也往往比正常价格高十倍以上。在大街边上的小胡同里，白天也站着妓女，不时向行人抛着媚眼。而那些在当地被称为“阿米哥”、笑眯眯地走近游客的男子，也常常会摇身一变，成为强盗，抢劫游人的财物和包裹。
在十字路口，总会有几个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的墨西哥人，牵着用油漆漆成斑马模样的骡子，骗游客说这是墨西哥珍贵的野生动物，就要灭绝的斑马，让游客与这头“斑马”拍照留念，每次拍 7167." >照收取的费用在十美元以上。
但是，当被骗游客发现这是假货或骗局，跑回来兴师问罪时，卖东西的人往往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有时会连摊位也不知去向。所以游客在这里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
本来墨西哥菜因为好吃，又有利于健康，是很受好评的。但是在蒂华纳，只要看上去不太卫生、有吃坏肚子的可能的饭馆，其边上据说就肯定会有药店。可以说，这就是充满活力，同时又对金钱无比贪婪的蒂华纳的象征。
虽然这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城市，但在我看来，却非常虚幻，就好像是沙上的阁楼，不，更准确地讲，应该是热风所创造出的海市蜃楼。而我之所以这么想，并不是因为这里有一种“危险而可疑的气氛”，或是因为看到了城市周围的沙漠和不远处的贫民窟。
因为，我在蒂华纳那浑浊的空气中，嗅到了一丝“混沌”的味道。
“混沌”——仔细想来，其实“乔”一直是生活在这个词当中。
他当初所横行的美军立川和横田基地，内部面临越南战争激化的形势，而外部的学生运动则规模不断扩大。整个基地都被一种非常特别的“紧张感”和“混沌”所笼罩。
而本应成为“乔”的新天地的洛杉矶，则成了人种问题的坩埚，由于黑人的暴动，使得治安秩序日趋恶化。而现在，蒂华纳也有些什么让我有这种感觉。
那么，“乔”到底在不在这里呢？
“（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应该是‘乔’吧。不，应该说不是他又会是谁呢？只有他才能做成那种事，罪犯就是‘乔’……”
在采访结束时，“老大”讲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让我难以忘记。藏书网
“老大”曾经那么坚决地否认他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那么，他又为什么会突然向我透露“乔”的罪行呢？——在前往墨西哥的途中，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虽然我一早就租了汽车从洛杉矶出发前往墨西哥，但是通向南面的五号免费公路却因为上下班的汽车而堵得水泄不通。
美国的地域广大，全国共有四个时间带，洛杉矶等西海岸地区（PT太平洋时间）和纽约等东海岸地区（ET东部时间）的时差竟有三小时之多。由于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有很多人是按照ET工作的，所以早上的上班高峰时间从六点就开始了，而下班高峰时间则是从下午三点开始。
但是，多亏有这次交通堵塞，使我能够有时间在车内整理以前的调查结果，并用冷静的头脑进行彻底分析。
在对“老大”进行的六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曾经数次变得哑口无言，甚至语无伦次。可是，他都能及时恢复平静。直到采访结束，他都没有承认自己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但是，当他听说“乔”拥有案件中被劫的五百日元纸币以后，神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甚至还向我透露说“‘乔’就是罪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这之前，有一个很明显的“前兆”。当“老大”讲到他与“乔”的关系时，不知为什么，突然开始说他的坏话。
据“老大”说，他和“乔”本来一起经营一家销售宝石、贵金属的公司。后来在公司的经营方针上发生分歧，两人最后终于分道扬镳。但是“老大”对于“乔”的评价是那么坏，让人不由猜测他们当时是不是在资金和资产的分割上发生了纠纷。
当然，我认为像“老大”那样冷静沉着，非常有手腕的人，是不会仅仅因为情绪非常激动，就将别人称为罪犯的。
但在我的调查组中，有的成员是这样认为的：“松田在采访中变得非常不安，同时又由于过分激动，所以一不小心就说出了真话。”
他的根据是这样的：“在我们请求‘老大’接受采访时，即使我们不多说什么，他也应该知道我们的意图，并对提问的内容作一定程度的设想。但是，虽然他有时间准备和自己想法和行动相关的回答，思考对付我们的方法，但是肯定无法对‘乔’和‘小六’的言行也顾虑周全。
“特别重要的是，‘老大’很有可能不知道‘乔’偷偷藏有被劫的五百日元纸币这件事。因此，当他知道以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同时对‘乔’也一定感到很愤怒。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了那句话。”
但是，我对此的看法却不一样。
在采访一开始时，“老大”说“根本不记得有‘小六’这个人”。可是到了最后，却又说“‘小六’长得很像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罪犯”。
此外，虽然在采访中，“老大”面对我们的追问，曾经数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但他却能每次都化险为夷。普通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能这样做的，只有惯犯。
从这几点，再重新审视一下“老大”的言行，我更加觉得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精明，是个非常不好惹的人物。
（事实上，“老大”当时是在判断自己再也无法抵赖的情况下，于一瞬间非常巧妙地将罪责推到了“乔”和“小六”的头上。而他自己则化险为夷……）
我作出上述判断以后，立即决定将接下来的取证调查内容分为四项，分别是：1.对在洛杉矶一带活动“老大”的证词进行取证核实调查。2.监视“老大”并对他的周围情况进行调查。3.对“乔”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行踪和生活情况加以调查。4.对“乔”在墨西哥动向进行调查，寻找并接触他，并在对他进行采访前调查他的具体情况。
在决定上述四个项目以后，我就将调查组分为几队，分头进行上述工作。
其中，我将重点放在了1和2上面。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判断在圣地亚哥和蒂华纳找到“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认为：“老大”是非常精明的，他既然敢告诉我们“乔”的住址，那他一定有把握我们绝对不可能找到“乔”。
反过来，即使“老大”确实是因为一时激动而说出了“乔”的下落，但他事后也完全可以打电话通知“乔”。而我们毕竟不是FBI，不可能窃听“老大”的电话，也不可能对他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和翻译（同时也是导游）两个人来到了墨西哥。我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被“老大”骗一次。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怀着一丝希望，希望能找到些和“乔”有关的线索。
在圣地亚哥换乘红色的电车，车行四十分钟左右，我的眼前就已经是墨西哥 4e86." >了。
二、“乔”的固定住处是贩毒组织的巢穴
蒂华纳的中心城区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
刚离开雷本鲁西大道，就发现周围变得非常寂静，人少了很多。而路面也变成了没有铺过水泥的土路。只有一些非常破旧的汽车，不时卷着大量沙尘，急速从行.人身旁擦身而过。据说在蒂华纳，不要说是车辆的定期检查，就连交通规则也差不多等于没有。
“乔”常年居住的廉价旅馆“C”，就在雷本鲁西大道西侧大约五百米远的地方。
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在雷本鲁西大道的十字路口向西拐弯，然后一边闪避着疾驰的车辆和沙尘，一边笔直向前走，接着走下了一段较为平缓的坡道。当我们在第五个拐角转弯，进入一条小胡同后，终于发现了那座旅馆。按照日本式的说法，这与其说是旅馆，不如说是廉价的小旅店，不，更贴切地说应该是木结构灰浆墙面的三层简易公寓。
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旅馆一楼的木制大门关着，而且上面还加了锁。木门的边上原来应该有美丽的彩色装饰品，可现在只留下剥离后的痕迹。大门上也写满了下流的内容。
大门的边上有一段狭窄的楼梯，我们沿楼梯上楼时，楼梯不时发出“吱吱”的响声。上面有个看上去像宾馆前台样子的接待处，可无论我怎么喊，都没有人出来，看样子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在，于是我趁此机会，开始探查旅馆的内部情况。
这幢建筑已经颇为古老，整体都很破旧，而且非常肮脏，没有空调。另外，由于窗户都敞开着，所以走廊里都是蚊子，发出一阵阵“嗡嗡”声。
在两楼有二间房间，三楼有四间房间，看上去像是客房。所有的房间都没有上锁（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所有房间的锁都已经坏了）。我看了其中的一间房间，发现房间面积很小，除了一张床以外，已经放不下什么东西了。此外房内还有一个很小的卫生间。
一般人在想象三亿日元抢劫案罪犯“以后的形象”时，往往会认为他应该成为住在别墅或豪华酒店内的实业家。眼前的这些景象，让我感到颇为诧异。
当我们回到接待处后，正好有个墨西哥人沿楼梯不紧不慢地走上来。他嘴边留着胡子，看上去像是这里的主人。
一问，他果然是这里的主人，于是我们就向他询问了“乔”的事。他回答说：“你们是说那个日本人‘乔’？那人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在大约一年以前就离开这里，去了卡达拉哈拉（位于墨西哥中bbr>部的该国第二大城市）。”
据他讲，大约在五年前，“乔”开始在这里频繁出现，并且在两年时间内长期租借了旅馆的一个房间，在租借房间期间，他还在旅馆的一楼开设了一家商店，同时也兼作他的办公室。
另外，据说“乔”的商店看上去并不像宝石零售商店，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是在做别的买卖。即使比较熟悉情况的人也说，“乔”的商店的主顾与其说是观光客，倒不如说是来这里采购蛋白石等宝石以及贵金属的采购商。
据这家旅馆的老板讲，当时，来这里进行商务活动的采购商，也常常住在他的旅馆里。可我怎么看，都觉得这里与其说是采购商居住的商务酒店，倒不如说是最低级的妓女短时间使用的“工作场所”更为贴切。
我对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听后一边苦笑，一边无奈地辩解道：“现在的确是这样。可以前确实也曾经有很多商人住过。”
当问到“乔”的工作内容时，旅馆老板说“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说他记>得在“乔”办公室的柜子上，总是有一个“神圣的地方”，在那里一直放置着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和一块细长型的装饰物。
他说那张照片是一个日本男子的特写，从老板描述的脸部特征判断，应该是“小六”。而通过让老板画图解释，我们发现那块“细长型的装饰物”上面所写的应该是汉字。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某人的牌位。
难道“乔”一直随身带着“小六”的遗像和牌位吗？——在这距离日本八千公里远的异邦的廉价旅馆的一角，供奉着朋友的遗像和牌位来凭吊？我很想想象一下“乔”当时忏悔的样子，但却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接着，我又让老板带我们去看一下“乔”曾经作为办公室使用的房间，想尽量发现一些他的踪迹。现在，这间房间成了旅馆的储藏室，已经没人居住了。屋内连电灯都没有，一片漆黑，整个房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从这里找不到丝毫“乔”曾经居住过的痕迹。
但是我对于“乔”的直觉并没有错。在采访旅馆周围居民时，我发现了一个和刚才截然不同的“乔”的形象。
旅馆附近的一名皮革手工艺人是这样说的：“我对‘乔’这个人不是很熟悉，但是虽然说客户都是批发商，也不应该在这种远离中心城区，看上去就很危险的小胡同里做宝石买卖。这附近的人都知道，那座旅馆表面上好像是妓女做生意的地方，实际上暗中还进行毒品买卖。‘乔’的商店实际上就是毒品的交易地点吧。”
而旅馆主人的一个当驾驶员的亲戚则是这样说的：“最近，有很多哥伦比亚人来到这里，所以治安变得越来越差。附近居民都认为那些哥伦比亚人是贩卖可卡因的，可因为他们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财富，所以大家都保持沉默。当时确实也有很多哥伦比亚人经常出入，我自己就用车接送过好几个。”
事实上，在我向蒂华纳的金银珠宝业者以及土特产商店打听情况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得到关于“乔”的传闻。但是，有很多人对我说：“那里（旅馆）据说是贩毒组织的巢穴。原来在那里的那个日本人，也和毒品生意有关联，后来大概是因为惹了什么麻烦，所以才逃走了。”
蒂华纳是由墨西哥政府指定的免税出口加工地区，在这里进口原材料都是免税的。因此，包括日本在内有很多国家在该地区靠近海岸的郊外投资。该城市正在逐渐转变为一个人口近百万的产业都市。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黑手党和南美的贩毒组织等也逐渐染指此地，所以据说这里正逐步成为歹徒囤积、管理可卡因和洗黑钱的地区。
据洛杉矶警方说，从九五年开始，哥伦比亚的卡里、波哥大等地的贩毒组织成员纷纷来到这里，所以蒂华纳和墨西哥东部城市门特莱、中部城市卡达拉哈拉一样，正逐..步成为新的贩毒中转基地。毒品从中南美洲运出，经过墨西哥的这些城市，最后流入美国的洛杉矶、迈阿密等城市。
因此，该地的治安情况持续恶化，每年的杀人案超过百起。仅以和日本人有关的案子为例来看：九六年八月，三洋电机美国子公司的日籍社长被绑架。而在九九年五月五日，又发生了日本合资企业的日籍职员被两名强盗枪杀的案件等等，不胜枚举。
虽然我跑遍了整个蒂华纳，但还是没能搞清“乔”以前真实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此后的行踪也不得而知。
难道“乔”真的决定作为毒贩生存下去，所以舍弃了这里的“沙上的楼阁”，进入了“黑暗的世界”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我周围若有若无的“混沌”气息，实际上说不定就是那正在逐步侵蚀这座城市的“黑暗的力量”。
三、凝视着大海的“乔”
面朝大海的圣地亚哥，在加利福尼亚耀眼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熠熠生辉。至少，在我这个刚看过蒂华纳那种艳俗风景的人看来，这里的风景是很清新的。这个港口城市给人一种爽快的感觉。
说起圣地亚哥，人们往往会想起那里的海洋公园，里面有由六个舞台构成的海豚表演场及数十个展览馆。而拥有八百种、三千四百头动物的圣地亚哥动物园也是非常有名的。此外还有高级疗养地拉·荷亚，那里住着很多艺术家。这些都是圣地亚哥宝贵的观光资源。
此外，这里是早在一五四二年就被发现的地区，是加利福尼亚州最早的白人定居区，也就是该州的发祥地。所以，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淀。后来，这里还逐渐发展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现在港口内还停泊着很多航空母舰和巡洋舰。
这里位于洛杉矶以南约二百二十多公里的地方，从日本人的感觉来讲，大约是从东京到松本（长野县）、挂川（静冈县）或者是郡山（福岛县）那么长的距离。
圣地亚哥的人口大约有一百一十万，绝不是个小城市，但是这里的商业区却和洛杉矶完全不同，道路和建筑物都像围棋棋盘上的格子一样排列得井然有序，给人一种非常紧凑、非常整洁的感觉。
在这布局小巧而整齐的城市中，我走访了很多金银珠宝业者，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得不到任何关于“乔”的线索。
我甚至还去了圣地亚哥边上的老城区和教会遗址，同时还委托调查组的其他成员在洛杉矶采访那里的金银珠宝业者。但是怎么都找不到知道“乔”去向的人，也没有发现他以前在这里生活时留下的痕迹。
就在我要放弃追踪时，突然有一名在洛杉矶的调查组成员给我带来了这样一则情报：据说“乔”非常喜欢海，在洛杉矶时就拥有一艘小型游艇。所以很有可能在圣地亚哥时也曾有过船。
在圣地亚哥海湾内有很多港口，于是我对管理这些港口的事务所一一进行了采访。我查阅了以前的船舶登记簿，终于发现在靠近海洋公园的游艇港停泊的一艘中型游艇，其前主人就是“乔”。
我按照港湾事务所的船舶所有者登记簿，找到了和“乔”有钓鱼、航海等共同爱好的“海上伙伴”，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据他们说，“乔”在大约六年前在圣地亚哥海湾边买了别墅作为住宅和办公室。并且在美国的洛杉矶和夏威夷等地区以及中南美洲、墨西哥等地贩卖宝石。
有一名原美军高级军官，当时和“乔”关系很好，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对他的生意知道得不多，但他在经济上好像很宽裕，从来不用为钱发愁。他非常喜欢海上运动，尤其喜欢驾驶游艇出海钓旗鱼和金枪鱼。我也曾经和他一起去过好几次。他是那么喜欢大海，以至于有一段时间甚至在船上生活。大约在四年以前，由于生意失败，才不得不卖掉了游艇，离开了这里。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也就是说，“乔”早在四年以前就已经离开了圣地亚哥。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沮丧。因为这正好证实了我的想法：“老大”之所以会把“乔”的所在地告诉我，是因为他非常确信我根本不可能找到“乔”。
但是，我却从那些“乔”昔日朋友的口中得到两条重要的情报。
第一条情报是，据好几个以前和“乔”一起钓鱼的人说，“乔”曾经说：“我以前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
虽然“乔”没有讲做了什么事，但是据说他说这话时非常骄傲，眼中也闪闪发光。
另一条情报是说，“乔”曾经一边哭，一边对前面所说的那位原美军高级军官说过：“我曾经背叛过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隐隐作痛。”
“乔”当时没有讲事情的详细经过，但据说他的背叛，导致了他朋友的死，所以他对此事非常悔恨。
此外，那人还证实说：当时“乔”曾经给他看过一个用子弹加工成的挂件，那是用来纪念他那死去的朋友的。
另外，那人还回忆说，“乔”虽然驾驶汽车，但是绝对不愿意骑摩托车。
他回忆说：“大概是在五年前的夏末，在我的别墅聚会时，客人当中就有‘乔’。我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只记得当时‘乔’在聚会开到一半时，有点事要出去，所以我对他说：‘路上很堵，你骑我的摩托车去吧。’‘乔’听了这话以后，用非常严厉的口气回答说：‘我不想骑摩托车。’一定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不快回忆。反正他说那话时怒气冲冲的，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
结果，在圣地亚哥虽然发现了一点“乔”的踪迹，但是还是没有搞清楚他的去向。
回洛杉矶的路上，已经是夕阳西下了，太平洋被染得通红。我一边从车窗内眺望着这一切，一边回忆起一句话，这是我在“乔”的游艇所停泊的港湾的事务所采访时，听那里的一名老职员说的：“那个人，一有什么事，就肯定会坐在港口的防波堤上，凝视着大海。”
“乔”所凝望的，说不定就是位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故乡——日本。
三亿日元成了七点八亿日元？
回到洛杉矶以后，我集中了调查组的全体成员，对“老大”的证词进行了全面的取证调查。
在前面的采访中，“老大”已经明确说明，他于九一年在洛杉矶的商业区设立了金银珠宝销售公司。但不久，由于和“乔”在经营方针上发生很大的矛盾，两人不久便分道扬镳了。
为了调查这一情况，我们找到了当时该公司的职员和客户，向他们询问了当时的具体情况。结果我们发现，他们两个人的矛盾比“老大”所说的还要严重。
从该公司创建时起，“老大”就被自己的事业心所驱使，不断扩大公司的经营范围，对此，“乔”感到非常危险，为此两人经常大声争吵，有时非常激烈，甚至会吵着吵着就打起来。
据目睹或听到过争吵的该公司职员说，在争吵过程中，“乔”曾经数次像下面这样指责过“老大”。
“你要在生意上投入多少钱才会罢休？虽然追求梦想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地对待现实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剩下的两亿日元也会很快耗尽的。
“你不要再利用我的人际关系网了。他们也会厌烦的，而且周bbr>藏书网围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他们了。本来如果不是我和他们商量好的话，钱根本就不会到手。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成功，都是以他们的帮助和伙伴的牺牲为基础的。无论你再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再帮你了。”
对此，据说“老大”一般是忍气吞声，好言抚慰。但是有时也会非常激动，大声说“钱是两个人的，我有使用其中一半的权利”、“如果停止追求梦想的话，做那件事不就毫无意义了吗？”之类的话。
向我讲述上面这些内容的，是该公司原来的一名职员，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后，又说道：“两人变得一激动，总经理（老大）和副总经理（乔）会分别用日语和英语大吼大叫。因此我还曾经担心两个人不能很好地交流。我还记得公司职员都很担心公司会破产倒闭，但听他们两个说出‘两亿日元’这个数字后，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公司应该还不会完蛋’。”
从这个职员的话来看，“老大”和“乔”当时应该是各自拥有一亿日元左右的资金。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他们两个人刚来美国没多久，还没有赚什么钱时的事情。
此外，“老大”在接受采访、谈到那家倒闭的玩具批发公司时，曾经说过：“我和乔两人各自在那生意上投入了六十万美元以上的资金。”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两个人已经用掉了一百二十万美元，也就是一亿六千多万日元。
由于该玩具公司另外一个合伙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该公司的负债总额不明，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准确数字，但是，至少可以确定，“老大”和“乔”带到美国的钱的数目至少也有三亿日元左右。
此外，从上面所说的两人争吵场面来看，“老大”藏书网虽然岁数较大，又是总经理，但是好像非常依赖于“乔”的人际关系网（应该是和美军人员关系吧）以及资金。在两人中，“乔”一直处于上风。特别是“乔”曾经说过：“本来如果不是我和他们商量好的话，钱根本就不会到手。”让人觉得他就是在暗示三亿日元抢劫案。应该说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而“老大”所说的“做那件事不就毫无意义了吗？”应该也是指三亿日元抢劫案。“乔”所说的“伙伴的牺牲”，则有可能就是指“小六”的死。
“老大”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经说“以前的存款，加上卖掉川越市的土地得到的钱，一共是八千万日元。这就是我投入生意的那六十万美元的来源”。
但是我通过调查日本方面寄来的资料，发现他这段话非常可疑。根据日本国土厅八七年四月公布的土地价格，川越市住宅用地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十五万两千三百日元。“老大”家的土地面积大约是二百五十平方米，所以应该只值大约三千八百万日元。
也许有些人会说：“土地的实际价格可能会更高。”
但实际上，八七年，川越市地价上升率仅为百分之一点一，查阅当时的报纸也可发现，虽然当时东京市内的地价暴涨，但其波及范围也只有东京市内的二十三个区，以及武藏野市（119.9%），三鹰市（89.8%）等三多摩地区和埼玉县的和光市（10.0%）附近。而在川越市，当时尚未兴起建设住宅的高潮。
“老大”的家位于川越市郊外，当时在他家周围，只有种植着芋头和茶树的旱地以及杂木林..。而且据“老大”说，卖土地时有很多复杂的情况，那么实际的出售价格甚至可能比政府公布的价格更低。
那么，还有四千五百万投资于玩具公司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老大”曾经换过那么多工作，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多存款……
此外，“老大”还曾经说：“趁日元升值的机会，将手中的日元兑换成了美元。”
查阅当时的报纸可以发现，确实，在八七年，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扩大，所以各国的投资者对美元信心不足，导致日元不断升值。
以东京外汇市场比价为例，一月十九日，比价还是一美元兑换一百四十九日元，可.四月二十七日，日元已经升值至一美元兑换一百三十七点二五日元。而到了十月十九日，纽约股市经历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一天，股价急剧下滑。此后，到十二月，日元继续升值，比价为一美元兑换一百二十三点八七日元。
我在这里就假设罪犯就是趁日元不断升值这一混乱时期，将三亿日元兑换成美元，然后带到了美国。
按照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的六八年的日元汇率（1美元=360日元），三亿日元应该相当于八十三万多美元。而当汇率变成1美元兑换137日元时，三亿日元就相当于二百一十九万美元。
当然，这只是单纯的数字计算，并没有将货币价值等因素考虑在内。
罪犯能够想到将这些在日本国内很难使用的钱兑换成美元，拿到美国去用，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认为，罪犯一定是通过上述手法，使用了那抢来的三亿日元现金。
就这样，在取材调查工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老大”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中几处自相矛盾的地方。而在这些地方都必须向“老大”再确认一次。
我想尽办法，第二次，不，实际上应该是第三次向他提出了采访请求。但是“老大”以很忙为理由，始终拒绝采访，最后甚至连电话也不接了。
调查工作就在这最后的一步卡住了，这令我非常遗憾。于是，我只能从起点出发，重新做起。
我把一个成员留在洛杉矶，然后怀着沉重的心情，很不甘心地离开了美国。
我的眼前，真可谓是“一片混沌”。
一、刻在挂件上的“MJR”
有一句话叫做“现场看一百次也不嫌多”。
这是一个警察用语，意思是说在案发现场，肯定会有重要的线索。可以说，现场是“案件的起点”。所以，有必要多次去现场，反复进行取证工作。
查案子是如此，对案件的采访工作其实也是如此。当采访工作遇上困难，无法继续下去时，回到案件的起点进行调查是很重要的。
我在再一次阅读了案情资料和采访记录以后，制定了再次调查案发现场的计划。
前几章所说的“三亿日元抢劫案真相”的故事情节，是我在汇总到目前为止的采访记录，相关人士的证词，以及各种调查资料后，推理而成的，因此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我自己对此推理很有自信。在对“老大”进行采访时，我就是根据这一推理进行追查的，并且只差一点就逼他说出案件的真相。
但是，为了让“老大”自己“供述”全部情况，我现在只有从起点重新做起。因此，我毅然和“吉田”取得了联系。
前面已经说过，“吉田”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前，就一直和“乔”交往，所以他很熟悉“乔”的活动和交友情况。
而且，正是因为他向我提供了有关情报，我才会开始对三亿日元抢劫案进行调查。而二十多年前，在“乔”寄存的包内，发现案发时被劫的旧版五百日元纸币的，就是这个“吉田”。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和他联系，正可以说是在从本案“取材的起点”重新做起。
但是，现在要采访他有一个难题，因为九八年六月，我采访完他之后，他曾经对我说：“请保证以后不要再要求和我会面。”而当时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我通过电话向他提出再次会面的要求时，他好像感到很为难，说道：“你这样做不是违反我们以前的约定了吗？……”
但是我非常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我之所以这么想再次和他会面，是有原因的。
事实上，在前一次与“吉田”会面时，他曾经给我看过一张照片的复印件，上面拍的是劫案中被劫走的旧版五百日元纸币中的一张。“吉田”由于怕自己被卷入这起案件，所以无论我怎么说，都不肯向我提供那张照片的复印件。
我在对“老大”的采访结束以后，曾经非常后悔没得到那张复印件，因为如果直接向“老大”出示该复印件的话，说不定就能迫使他将事实和盘托出。所以这次极力想说服“吉田”再次接受采访。
在电话中，我没有直接讲这件事。但是“吉田”好像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虽然一开始不太愿意，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而且，他还在电话里说：“实际上我还隐瞒了很多事，我想在再次会面的时候告诉您。”
我立即和他约好，在位于东京的城市酒店再次会面，那里就是去年六月下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九九年四月中旬，“吉田”和第一次一样，以非常潇洒的形象出现在酒店的大堂。他还是戴着很大的太阳眼镜，遮住了自己的脸。而夹克、衬衫和裤子也都为茶色，非常时髦。
从他第一次打电话向我提供情报开始，已经过了快一年了。
“吉田”刚开口就说道：“我自己对于‘老大’和‘乔’的情况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每次您的报道（笔者注：是指《新潮45》上刊登的连载报道，本书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要出版时，我都非常期待。因为我想知道我的所见所闻到底是不是事实，同时我也非常渴望了解该案的真相。因此，请您一定要听一下下面这些我以前不能说的话……”
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他讲了一个半小时。虽然大部分都是以前讲过的内容，但是他还是如约向我透露了几条新的情报。
其中，就有一条情报是说，在“乔”委托他保管的皮包中，有一个用手枪子弹加工而成的挂件。
据“吉田”讲，在子弹弹壳上，刻着“M”“J”“R”三个字母。
“吉田”认为：这三个字母是“松田”、“乔”和“小六”三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他们三个人发誓要团结一致，所以将三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刻在了一起。
这时，我想起了在圣地亚哥时，“乔”昔日好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乔’曾经给我看过一个用子弹加工成的挂件。那是他用来纪念曾经被他背叛的朋友的纪念品。”
而且我还想起，位于蒂华纳的廉价旅馆“C”的主人曾经这样说过：“‘乔’一直戴着深色的太阳眼镜，而且脖子上还挂着两个一样的奇怪挂件。”
当时，我并没有对此给予多大的注意。可现在想来，难道“乔”是把“小六”的挂件也带在身上，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为死去的“小六”祈祷？如果用更为现实的眼光来分析的话，可以认为“乔”是想靠把这个挂件带在脖子上这种方法，向“老大”诉说些什么。
比如说，这个挂件是表示秘密是三人共有的，所以不能忘记三人曾经发誓团结一致等等。
难道“乔”现在还把那挂件带在身上吗？
二、案发后，在名古屋的两个人
在“吉田”所讲的内容中，最让我惊讶的是，死得很可疑的“小六”，实际上出生于名古屋，名叫佐藤六郎（假名99lｉb?字）。此外他还说在位于名古屋市内的寺院内就有他的坟墓。
在“老大”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讲到过名古屋这座城市，当时他说：“我想做这种将梦想卖给孩子们的工作，所以在名古屋的生产商和批发商那里工作了三年时间，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的调查组的一名成员已经赶赴名古屋采访，而我也即将动身去那里。
案发后，“老大”特意去名古屋工作，而“小六”的墓也在那里，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我很快就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查到，“小六”墓所在的寺院，与“老大”当时所居住的公寓之间仅有两百米距离。
关于这个“奇怪的连接点”，我将在后面详细讲述。现在我先要说明一下“老大”在名古屋的行踪。
一开始，我认为“老大”去名古屋的目的是为了等待案子平静下来，或是去隐藏三亿日元，但是都无法取得证据证明我的猜测。
从八一年到八三年的这两年间，“老大”在名古屋市内的玩具生产厂工作。接下去又花了一年半时间在该市的玩具批发商那里工作。这些都是事实。
“老大”辞去警官的工作以后，曾经在很多地方干过，其中包括东京市内的保安公司、房产公司、贸易商社等单位。据“山崎”说，“老大”在那段时间内学习英语口语，还获得了特殊无线电技师和日文打字机操作员的资格证书。另外有情报说，在案发约一年前，他辞去了职员的工作，转而开始在美军基地和黑社会成员合作走私国外产品，并参与赌博。此后的情况就不是很清楚了。
对此“老大”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那以后，我是在东京市内经营一些杂货的贸易，生意对象主要来自美国和东南亚，当时的规模是很小的。”但是无论我怎么进行调查，都无法证实这话是真的。
而实际上，“老大”是去了名古屋。
我去“老大”在名古屋市居住过的公寓看了一下，发现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推倒重建了，所以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但是据原来房子的主人说，那套公寓是由一个六张席子大小的日本式房间和一个三张席子大小的厨房组成的，非常破旧，当时甚至连锁都锁不上。很难想象会有人把三亿日元藏在这种地方。
在“老大”原来工作的单位采访时，发现记得他的人也不多。在玩具厂，一个他原来的同事是这样描述他的：“那人不喝酒，不赌博，非常老实，一点都不显眼。而且曾经说‘将来想经营自己的玩具公司’。我记得他工作勤奋，无论是营业、生产工作，还是财会，他都敢于积极尝试。”
光在名古屋市内进行这样的调查工作，根本无法将“老大”和三亿日元抢劫案，或者是与黑社会合伙走私这样的事联系起来。
“老大”当时在川越市拥有自己的住宅，而且通过那些“危险的工作”，也应该赚了不少钱。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来名古屋过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呢？
一个“乔”以前的同伙，非常熟悉“老大”的情况，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老大’和‘乔’同时不知去向，说不定是和‘小六’的失踪有关。”
实际上，这两件事之间确实有“关系”。
“小六”的家本来位于名古屋近郊，现在已经搬走了。据附近的居民说，“小六”的父母已经分别于十二和七年前死了。
后来我发现“小六”有个姐姐，二十多年前嫁了人。我们设法在静冈县找到了她，要求她接受采访，可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她坚持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说：“我不想说任何和我弟弟有关的事。”
据“小六”居住在爱知、岐阜这两个县的亲戚说，“小六”的爸爸是住宅销售公司的营业人员，案发时在东京三多摩地区的分公司工作，而家在三鹰市，全家四口人。
“小六”的亲戚当中，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在距现在三十到三十五年前，东京近郊正掀起住宅建设高潮。所以六郎的爸爸工作很忙，但也正因为这样，经济还比较宽裕。可是这却给他们家带来了灾祸。六郎的爸爸逐渐沉迷于赛马和赛车的赌博，最后连工作也丢了。六郎的生母对此非常绝望，终于和情人私奔了。而六郎就此被抛弃了。
“一年后，六郎的爸爸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结婚，六郎也就有了新的妈妈和姐姐。但是他很不喜欢她们，因此逐渐交上了坏朋友，不再回家。他本来是个非常朴实的好孩子，只是因为家庭被搞得一团糟，所以才会走上邪路。他对赌博和女性非常厌恶。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将“小六”亲属和邻居的话整理归纳一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六九年二月，也就是本案发生两个月之后，“小六”回到了名古屋市，并且一边在汽车修理厂和加油站工作，一边独自生活。
在那期间，他根本不和住在东京的父母和姐姐联系，甚至也不联系单独居住在名古屋的祖母，就好像是逃犯一样，在市内不断变换住处。
他是在七零年死的。当时他在位于名古屋市内的路上走，当他想横穿马路时，被汽车撞倒，几乎是立即死亡。而那辆汽车则逃走了。而且，那名逃走的司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小六”是被人灭口的可能性。
据寺院的住持和尚说，“小六”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几个亲戚参加。他被埋在他祖父的墓里。此后基本上没有人来扫墓。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曾经有身份不明的男子在墓前供奉过鲜花。
（在“小六”墓前供奉鲜花的人，应该就是“老大”吧。）
我想到这一点以后，马上动员我周围的调查组成员，对两人周边情况进行彻底调查，以搞清这两人之间的“连接点”。但是，墓是在七一年建的，而“老大”来名古屋是八一年的事，两件事之间相差十年时间。所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两件事具有因果关系，令我感到非常遗憾。
三、孤独的战士们
就如我在本书前半部分所介绍的那样，这个“吉田”，就是亲眼见到本案被劫的旧版五百日元纸币，从而给我的取材创造了契机的人。
我在序章内已经说过，大约在二十年前，“乔”突然来到“吉田”家，也没说理由，就请求他帮自己保管一个皮包。大约一年以后，“乔”又来到“吉田”家，给了他二十万日元现金作为保管费，然后拿走了皮包。而就在那皮包中，有一张，不，应该说是只剩右半部分的被烧焦的旧版五百日元纸币。而这张纸币，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被劫巨款中的一张。
于是我向“吉田”施加压力，希望他能够向我提供这张号码为“XF228632A”纸币的照片的复印件。
“如果要搞清三亿日元抢劫案真相的话，就必须取得那张纸币的复印件。只要有了这件物证，松田说不定就会自己将事实真相和盘托出。请您无论如何要向我提供这件物证。”
在我这样不断劝说下，“吉田”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
“吉田”答应我的这一要求时，还向我吐露了下面这个情况。
七零年春天，“乔”的一个朋友发现“乔”将一张烧焦的纸币放在皮夹里，感到很奇怪，就向“乔”询问了原因，当时“乔”是这样回答的：“有一批钱有些问题，所以我的一个住在川越的朋友在他家边上把这些钱给烧了，我钱包里这张就是其中之一。我是趁大家都没注意的间隙，从灰堆里把它捡出来的。对我来说这是护身符，或者说是一种保险。”
也就是说，那些银行登记过的连号五百日元纸币，很有可能已经在“老大”位于川越市的住所边的旱地里烧掉了。
而且，据说“乔”以前的同伙还曾这样对“吉田”说过：“从六九年到七零年，‘乔’是团伙的老大，但是团伙的实际领导权却被不知什么人所控制了。所以当时‘乔’对此非常不满，同时他也非常担心自己会任人摆布。他当时经常说：‘现在东西在我手上，所以还不要紧。但是如果为将来着想的话，就必须要掌握对方的把柄。’”
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就可以这样理解：当时不知什么原因，“乔”和“老大”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这使得“乔”对自己的将来感到非常不安>。为了自己的安全，或是防备“老大”溜走，他将一部分抢来的钱偷偷藏了起来。
说不定，“小六”的失踪是造成“乔”对“老大”产生不信任感的直接原因。
“吉田”是这样描述“乔”的为人的：“‘乔’这家伙和他老爹一样，可以自由进出美军基地。因此能够放开胆子用各种恶劣的手段做生意。他喜欢过奢侈的生活，看上去非常洒脱。可实际上，他这个人非常神经质，性格很多疑。由于是混血儿，他小时候经常被人欺负，被朋友背叛，心灵受过很多创伤，这些他本人都不太愿意说。
“所以，‘乔’很难从心底..里相信一个人。实际上，连他非常敬爱的‘老大’，甚至是他老爹，他都不是绝对信任的。但是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小六’。‘乔’非常疼爱他，就好像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可是，‘小六’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失踪了。因此，‘乔’的猜疑心理就变得越发重了。”
此外，“吉田”还说：“我后来听说，‘乔’在东京买了豪华别墅，过起了声色犬马的生活。可从他的性格来推断，这些传闻都不太可信。如果这些传闻是真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乔’的父母先后亡故带来的影响，或者是因为他还感到自己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使他内心产生了一种很强的不安和焦躁情绪，所以才会那么做的。”
“吉田”并不知道“乔”后来和“老大”一起去了美国。当我将这一情况告诉他以后，他点点头，若有所悟地说道：“我想，‘乔’肯定是因为极度不安，才会那样做的。他的父母相继去世，最信赖的‘小六’也去向不明。曾经是恋人的‘大姐’也因为身体情况恶化而bbr>藏书网回老家去了，甚至连‘老大’也要离开他去美国……因此他肯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将来。我并不是指他在分钱的问题上有疑虑，而是在说‘乔’的那种孤独感。说得更明白一点，‘乔’是从心底里害怕被自己所敬爱的‘老大’所背叛。”
听了“吉田”的话，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孤独的“乔”的形象：虽然抢到了一大笔钱，却又不能藏书网用，也不能跟任何人讲，同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别人，被一种孤独感所折磨着。
这个孤独的战士“乔”，现在有可能已经在遥远的墨西哥堕落成一个毒贩。想到这个，我的心头不由生出一丝人生的虚无感，自己也变得有点感伤起来。
“老大”其实应该也有这种痛苦吧。
在采访９9lｉb.中，“老大”曾经说过，以前他经常让一个叫山下的邻家老太太帮他料理家务。可就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当我去采访这位山下婆婆时，发现她在十年前就早已过世了。
我早就预料到可能会有这种事，所以并不很惊讶。于是我采访了山下婆婆的家人，结果发现山下婆婆并没有为“老大”做过家务。我还在“老大”家周围进行了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老大”的话。我只能说“老大”这话完全是捏造的。
而且，据“老大”以前最好的朋友“山崎”说，“老大”从来就没有知心的朋友。
这些事实说明，“老大”很有可能也是非常孤独的。
那么，三亿日元抢劫案带给“老大”和“乔”的，并不是莫大的财富，而只是名为孤独的不幸……
在那总数达四万张的纸币中，偶然有一张陈旧焦黑的五百元纸币出现在世上。我觉得，那张纸币就像是他们的不幸以及蒙上了污垢的心灵的一个象征。
而现在，我已经得到了该案“最重要的物证”。同时也发现了几点新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要将该案的真相追查清楚。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老大”和“乔”。那是因为，被追捕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安息的场所的。只要他们不忏悔自己的罪行，不向世间坦白真相，就永远无法逃脱被破灭的预感所诅咒的命运。在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孤独和寂寞。
三亿日元抢劫案已经发生三十一年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被这种痛苦折磨了三十多年时间了。
我回日本不久，就听说“老大”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突然离开了位于洛杉矶的住所，不知去向。
我尝试着寻找他的去向，发现他将家人留在亚特兰大，一个人去了弗罗里达。据知情的人讲，“老大”很有可能是从迈阿密去了墨西哥或南美洲。
难道“老大”是想和“乔”一样，走上贩毒的道路吗？
有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到现在还不能忘记。
在采访时，面对我的追问，“老大”曾经一边苦笑着一边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痛苦。”
当时，我感觉“老大”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在哭。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