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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发榜。殿试一般在考试两天后发榜，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为“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为三名，固定不变；二甲和三甲的名额，每科.不同。二甲名额较少，三甲名额较多。明朝殿试，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最少取31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最多取472人；清朝殿试，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最少取81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最多取399人。清朝平均每科取进士236人。清代中进士年龄最小的16岁（虚岁），一位是安徽合肥人李孚青，另一位是满洲正黄旗人伊桑阿伊桑阿中进士的时间：《清史稿·伊桑阿传》作顺治九年壬辰科进士，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顺治十二年乙未科进士，是。后者官礼、吏、户、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
发榜前由礼部官员在保和殿传胪（唱名），宣布考中进士的甲第和名次，并将名单写在黄色榜上，所以称作“金榜题名”。新科状元率领进士们走出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走出午门中门的，只有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才能享受如此尊荣。黄榜贴在长安左门（在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前）附近。顺天府尹设宴招待新科进士。新科进士，“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成为朝廷执政集团的官员。
二、金榜题名
在殿试中，由皇帝亲自出题，提出有关时政和策略的问题，叫作“策论”。一般说来，殿试不会再有淘汰，只是根据皇帝亲自甄试，重新安排一下名次而已。例如清末会试第一名（会元）谭延闿，殿试后却成了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而刘春霖却中了状元。那么，金榜题名，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决定呢？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即殿试要以文才论高下。其实，会试、殿试，文章高下虽同考试结果有关，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要紧的是书法。比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探花刘凤诰，殿试那天，太阳落山，他还没有完卷。这自然是违反考场纪律的，惹得监考大臣要轰他出场。幸好礼部尚书常青见他书写工整，书法秀劲，让发给蜡烛，由他写完！几天后发榜，刘凤诰名列一甲，高中探花。与其说是常青慧眼识才，不如说是一笔好字救了刘凤诰。（昭梿《啸亭杂录》）但好事多磨，相传乾隆皇帝见到刘凤诰时，发现此人其貌不扬，一眼大一眼小，不大喜欢他，就当场出对子考他，刘凤诰当即应对。
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手。
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
乾隆帝以四方星宿入题，“摘星手”一语尽展帝王气象；而刘凤诰以四时名花应对，“探花郎”更是一语
双关，堪称妙对，传诵至今。刘凤诰后来官至兵部侍郎，参与纂修《清高宗实录》，道光年间过世。
又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徐树铭，考试时已经完卷，还没有上交，却急着上厕所。他见身旁站着一位少年，就求道：“劳驾代为关照！”随即匆匆而去。少年翻阅他的卷子，见书法工整，非常欣赏，于是默默记下了“徐树铭”这个名字。这位少年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不久，道光帝去世，咸丰帝登极，随即多次超擢徐树铭。（《凌霄一士随笔》）一笔好书法，天子知遇恩。徐树铭后考取庶吉士，又点了翰林，步入升官快车道，曾官拜工部尚书。
有清一代，科考以书法论高下，考卷多以楷体书写，因此有“楷法取士”的说法。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考生唯恐字体不合读卷官喜好，于是一味求稳，泯灭个性。日久天长，形成所谓“馆阁体”。这种字体看起来千篇一律，用在抄书的工作上（比如编修《四库全书》）或许合适，对于有才华、有见地、有个性的考生则不啻灾难。另一方面，考生为博得皇帝青睐，往往打探皇帝喜欢的字体，答卷时投其所好。如顺治帝喜欢欧阳询的字，当时的状元就多有练欧体字的；康熙帝则喜欢赵孟頫、董其昌的字，于是写赵、董体的字又成了中状元的窍门。（王士祯《分甘余话》）偶尔遇到一个字写得不好却中第的考生，就会记在历史上。
晚清学术大家俞樾，做过章太炎的老师，又是俞平伯（红学家）的曾祖。他曾在《春在堂全集》里回忆说，自己从小就不练小楷，科考却中进士。后来才知道，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为读卷官，欣赏俞樾的文章，宁可打破规矩帮助他。俞樾一直活到86岁，官运并不顺遂，却成了一代学问大家。龚自珍却没有那么幸运。龚有才华，书法不合“楷法”，虽中进士，却未取庶吉士。有学者认为，龚自珍不满之情，在过镇江时溢于诗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实，虽说是楷法取士，可读卷官却未必个个是书法家。极端的例子，比如乾隆朝的重臣兆惠，出身满洲正黄旗，汉文并不好。他率军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班师回朝。乾隆帝龙心大悦，命他参与殿试阅卷。兆惠照实说自己汉文不行，乾隆帝倒潇洒，对他讲：“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卷也！”可怜一届苦练楷书的贡生，做梦也想不到要比试“圈多圈少”！道光时，大学士托津汉文也不熟练，同样奉命阅卷。他干脆请同事代阅代评，而且把这告诉监考官，毫不避讳。（《十朝诗乘》）看来读卷官首先是一种待遇，其次才是职务吧。
殿试点甲，读卷官只有建议权。最后还是皇帝说了算，并不需要解释理由。既然信息不透明，各种传说就多了起来。比如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殿试，秦鸣雷夺魁，吴情为探花。有人说，本来状元是探花吴情的，可是此人运气不佳，名字和“无情”谐音，俗话说“无情无义”，嘉靖帝听了“无情”两个字很不舒服。加上当时大旱，嘉靖帝正在祈雨，夜里梦见打雷。于是“秦鸣雷”的名字成了吉兆，让他捡了个便宜。当时流传一句打油诗：“无情举子无情帝，鸣雷只好捡便宜。”文章好，不如书法好；书法好，不如名字好。类似传说还有，清末恩科状元刘春霖，也是因那年大旱，慈禧太后盼天降甘霖，就点了刘春霖为状元。清朝末科（不算恩科）状元王寿彭，也有故事。
王寿彭，山东潍县人，家在南关新巷子。两岁时，邻居曹鸿勋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了状元。曹家很穷，据说高中之时，报子到他家里报喜，家里没有钱招待客人饭菜，更拿不出赏钱，还是邻居们帮忙现凑的。也许是榜样的力量无穷，27年后，王寿彭保和殿试，钦点状元，入翰林，授修撰。潍县城里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三米的小胡同，二十多年间，连出两状元，曹王两府，南北相对，无比荣耀。可是流言也就传开，说王寿彭之所以中第，因名字有“寿齐彭祖”的吉祥之意。读卷官为讨好即将七十大寿的慈禧太后，就故意将他的试卷放在最上。慈禧一看果然高兴，就点了王的状元。王寿彭听说，当然不服气，写首打油诗来回应：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换句话说，就算点状元有些偶然，此前科举的一路高中，难道都是偶然吗？平心而论，能呈送慈禧太后阅看的十份卷子，肯定是篇篇优秀，水平在伯仲之间。所谓靠名字取胜的说法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否定王寿彭文才书法俱佳的事实。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一方铜盒装的砚，盒盖上有王寿彭的题字，被有关部门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王寿彭中第后，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日本之行影响了他的后半生。1925年，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他在任上虽.99lｉb?做了些尊孔复古之事，有些不合时宜，但也能聘任留学东西洋的知识分子执掌法、工、农、医等学院，兼取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新旧结合，使山东大学颇有生机。
殿试还有故事。著名文学家袁枚（1716—1798年），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异禀，聪明过人。乾隆元年（1736年），弱冠二十，被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以“年最小，试报罢”。四年（1739年）又参加殿试，中二甲第五名进士。他得意地说：“霓裳三百都输我，此处曾来第二回！”（袁枚《随园诗话》）就是说，四年之间，两入殿试。袁枚虽为庶吉士，但无意做官，“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清史稿·袁枚传》卷四百八十五）他出游山水，为文辞歌赋，名流造访，岁无虚日。著《随园集》等三十余种，尽享天年，寿八十二。这是读书人的另途。但大多进士还是选择——
走仕途，入翰林。
三、钦点翰林
金榜题名，标志着漫漫科考路走到尽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考取进士之后，并不能直接出将入相，显贵于世。相反，考中进士，只能获得担任县令、六部主事等七品、六品小官的资格。从七品到一品，整整十四个台阶，进士刚迈上第一个台阶。无论在地 65b9." >方衙署或在中央部门，升迁的机会都并不多，速度也很慢。绝多数人默默无闻，在低品秩位置上结束官场生涯。
哪里升官机会多、速度快呢？在帝制时代，答案是“三近”：近皇帝、近皇权、近皇宫，愈近皇帝、皇权、皇宫就升迁得愈快。哪里离皇帝、皇权、皇宫最近呢？明清时期，答案是内阁、南书房（康熙时设）、上书房、詹事府和军机处（雍正时设）等。怎样才能被皇帝选中，进入这些地方？答案是：进入翰林院，俗称“点翰林”。翰林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而在明代获得长足发展。翰林官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起草文书，备皇帝顾问，兼有学术和政治性质。翰林官品级很低，但在皇帝身边当差，很容易被看中，坐上升迁的火箭。明代永乐初年，内阁中不是翰林出身的有一半；从天顺二年（1458年）起
，就确立了“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制度。“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明史·选举志》卷七十）清承明制，翰林院官员，多出自翰林，据统计：清代汉大学士共119人，其出身翰林者（含庶吉士）101人，进士17人，举人仅左宗棠一人。翰林出身的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所以，《清史稿·选举志》说：“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因此，考中进士之后，士子下一个目标就是：考庶吉士（类似读研），进翰林院。
怎样才能进翰林院？正途是通过两次考试：朝考和散馆。
朝考，是翰林院庶常馆（类似研究生班）庶吉士的入门考试。已经录取的进士，除一甲三名免试外，其余再举行一次考试，叫作“朝考”，选拔庶吉士，到翰林院学习。于是，《明史·选举志》说：“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学业三年以后，举行毕业考试，称为“散馆”。据统计，朝考录取人数，最少一次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10人；最多一次是光绪十八藏书网年（1892年），为99人。清代26846名进士中，共考选庶吉士5742人（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平均每届约46.7人，入选率不到四分之一。
散馆，是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的毕业考试。庶吉士经过三年清贫学习生活，要举行毕业考试。考试成绩分为三等：一等者，留馆，授予翰林官；二等者，或留馆，或工作；三等者，或再读三年，或退回进士候缺分配工作。只有上等和中等者，才算是翰林。在明清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其最高层次?.是翰林。这样一来，朝考——庶吉士——散馆——翰林官，构成了一条通向皇帝身边的快速通道，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当然，就算成为翰林官，也还要努力争取，任侍讲、侍读、经筵讲官等，这样被皇帝注意的可能性才最大。
点翰林在仕途上如此重要，朝考和散馆当然备受瞩目。偏偏有的皇帝和权臣，拿点翰林不当回事。《明史·选举志》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当时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遇到了一件不高兴的事——他的儿子会试没有通过。孩子不争气，干他人何事？然而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偏要拿一班新科进士出气，“遂不选庶吉士”，断了这些人点翰林的通路。有不让入学的，就有
不让毕业的。万历后期，言官王元翰曾上书皇帝，痛陈让他想要大哭一场的八件事，其中就有“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到期不举行毕业考试，平白积压人才，这可如何是好啊！奏章上去，皇帝怎么说？《明史·王元翰传》记了四个字：“帝皆不省。”任你如何写，他不当回事——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清代的皇帝，比较重视朝考和散馆。但是皇帝在乎，偏有考生不在乎。乾隆朝的一位状元钱维城，受修撰，为“清书翰林”，就是学满文的庶吉士。钱维城天资聪慧，觉得满文好学，不怎么上心，结果散馆考试时竟然落为三等。乾隆帝大怒道：钱维城难道觉得国语不值得学吗？竟然敢违抗祖制，一定要法办！军机大臣傅恒求情，说钱某汉文好，可以宽待吧。乾隆帝给傅恒个面子，把钱维城召到保和殿阶下站立，出题考他。钱维城背靠着础石，挥毫疾书，不到一刻钟就写完了。乾隆帝惊异于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南书房供奉。钱维城后来官至户部侍郎，很受宠幸。（钱沣《钱南园遗集》）这算“坏事变好事”的实例。当然，大部分考生对翰林官极其向往，甚至走个后门也要挤进翰林院。康熙年间，庶吉士张逸少散馆没考好，被发出去做知县，后来又升到知州。他的爸爸张玉书，时任大学士，专门上折子，
请皇帝把儿子调回来。于是康熙帝授予张逸少翰林院编修职务，算是做了个人情。
翰林也有送人情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给参加会试考完三场的99岁山东老举人李宏道翰林院编修（正七品）衔、89岁以上彭以猷等40人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衔。（《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八）当然，这些老人终生学习和执著顽强的精神，着实感人，令人敬佩！
《论语·子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人们往往记住“学而优则仕”，却常常忽略“仕而优则学”。终身学习，坚持不懈，毅力可嘉，精神可敬。
一、殿区格局
文华殿建筑群坐落在紫禁城东南部，是一座红墙环绕的院落。向东，从东华门进出皇宫；向西，从协和门（左顺门、..会极门）进出太和门前广场及三大殿庭院。在皇宫建筑布局上，文华殿和武英殿同属外朝，是三大殿的左辅右弼，又是内廷东路与西路的前卫。在建筑体制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主，文华与武英二殿为客，所以文华殿的规制比较低：殿顶形式是单檐歇山；只有配殿，没有庑廊；三大殿座高8.13米、三层，而文华殿台基仅高1.6米、一层。
文华殿的主要建筑，前为文华门，门内是文华殿庭院。院内主体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文华殿居中，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文华殿后为主敬殿，也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文华殿与主敬殿之间的走廊（穿廊），封闭起来，既像廊又像屋，所以叫廊屋。文华殿前的两厢为配殿，东为本仁殿，西为集义殿，各五间。院外东面是祭祀的殿堂——传心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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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建筑上看，文华殿只是三大殿的陪衬，但因为三大殿多次遭到焚毁，重修过程又极其漫长，所以从功能上讲，文华殿反而比三大殿实用得多。永乐帝正式启用三大殿后才三个月，三大殿就被雷火烧掉，文华殿便成为皇帝日常理政的便殿。之后，文华殿主要供太子使用，殿顶也铺设太子用的绿色琉璃瓦。太子起初在东宫读书，年纪大点之后，就出阁到文华殿，由专门的讲官教育。所以，“文华殿大学士”这个职务，最早其实是授予太子老师的，
后来才逐步演变为内阁重臣。明代天顺、成化两朝，太子践祚之前，先摄事于文华殿，也就是以文华殿当办公室。天顺朝的太子朱见深（成化帝）、成化朝的太子朱佑樘（弘治帝），即位时都18岁了。他们在即位前先实习政务，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可是此后，弘治朝的太子朱厚照（正德帝），即位时仅15岁，年龄太小，没法提前摄事，文华殿也就有些闲置了。嘉靖帝把文华殿改回皇帝的便殿，殿顶也改铺皇帝用的黄琉
璃瓦。
清初 8bf8." >诸帝吸取明代帝王怠惰弃学的教训，对经筵比较重视。明末李自成占北京时，把文华殿焚毁。顺治帝曾下诏，让工部尽快重建文华殿，当时财政困难，工程只能暂缓，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99lｉｂ.年）才开工，三年后修成。这就是今天看到的文华殿。
文华殿东侧，有一个院落，就是传心殿。前有景行门，东西墙有角门，西角门与文华殿相通。传心殿里供奉皇师（伏羲、神农、轩辕），帝师（尧、舜），王师（禹、汤、文、武），还有周公、孔子等。院内有大庖井，水味独甘，做祭祀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建，表明满洲森林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合。
明清两代，文华殿最重要的功能，是充当皇帝经筵的殿堂。
二、明清经筵
什么是“经筵”？“经”指经典，主要是儒家的“五经”即 href='1306/im'>《易经》、《书经》、 href='2283/im'>《诗经》、《周礼》、《春秋》等。“筵”的本意为竹席，引申指座位，此处是“讲席”的意思。合起来，“经筵”就是儒臣给皇帝上课，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也就是皇帝学习的制度。给皇帝讲课的官员叫作“经筵讲官”。通过经筵，君臣之间，学习经典，相互研讨，结合朝政实际，阐发儒家思想。经筵有大小之分：通常所指的是大经筵，举行的次数不多，礼仪隆重，仪式性多于实用性；“小经筵”则是指“日讲”，也就是日常给皇帝上课，次数频繁，礼仪从简，实用性多于仪式性。明清时期，大经筵多在文华殿举行。
经筵制度汉代就已出现，宋代成形。明朝初期，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帝，都是成年即位，大多勤政好学，经筵虽未定制，但并不很紧迫。而宣宗之后的英宗朱祁镇，9岁即位。他的祖母张太皇太后督教很严。主掌朝政的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深感教育幼主责任重大，上疏请开经筵，定下明代经筵制度——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举行经筵。
明清经筵，怎样进行？明清经筵，礼制相同，略有差异，以清为例，综合叙述。先由礼部动议举行，翰林院选任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讲官共同拟定篇目、撰写讲义，奏请钦定。经筵当天黎明，由大学士等，到传心殿祭祀。经筵举行时，文华殿宝座前摆放南北三张桌子，北面是皇帝用的御案，南面分别是讲官用的讲案，三案相对，呈品字形。案上各置讲章（讲稿），镇以金尺（镇尺）。旁边站立展书（翻书）官两员。讲官在两张桌子上安放好讲义：左边是“书”，即“四书”；右边是“经”，即“五经”。讲官一共四位，满汉各二，两人一组，分讲书、经。参加经筵的官员很多，规格也很高：丹墀左侧站立着满人讲官，以及当班的大学士，吏、户、礼部的尚书和侍郎等；丹墀右侧站立着汉人讲官，以及兵、刑、工部的尚书和侍郎等。如果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入京朝拜，也可能获准参加经筵。此外还有负责礼仪的鸿胪寺官员、负责纠正仪表的给事中等也参加。明朝御座前有金鹤一对，东西伫立，口含熏香，喷吐青烟，气氛神秘，为外国贡品。经筵开始，皇帝御殿升座，众臣行礼，然后开讲。展书官膝行（跪着前行）御案前展开讲章，然后退回原处。先由满人讲官出列，用满语讲“四书”，然后由汉人讲官用汉语讲。讲完之后，皇帝就讲解内容发些议论，叫作“书义”，大臣们跪着聆听。再由满、汉讲官依次再讲“五经”，皇帝阐发些“经义”，尔后下课。皇帝给参加者赐座，或在廊屋赐茶，然后起驾回宫。讲官等人随后到太和门东廊吃饭，有时在文华殿配殿本仁殿设席。赐宴的酒食自然不错，剩下的饭菜还允许打包带走bbr>.。（《水南翰记》）这在当时是皇帝的恩典，在今天看是节约、不浪费。
朝廷经筵，贵在有常。乾隆七年（1742年），经筵之日下雨，大臣依例请求改期。乾隆帝不听，讲起了战国时魏文侯的故事：有一次，魏文侯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好去打猎，恰好赶上下雨，为了不失信，魏文侯不顾大臣劝阻，决定冒雨前往。乾隆帝以魏文侯自比，拒绝经筵改期，但允许大臣穿雨衣，免去了一些礼节。他定下规矩，以后遇雨照此办理。（《清史稿·礼志》卷八十九）当然，大经筵在清朝也经常被取消。乾隆帝在位60年间，大经筵也不过49次而已。
清代经筵，还有特例。这就是为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举行的经筵。其经筵地点，改为养心殿；其御经筵者，从在位皇帝改为两宫太后。自同治元年（1862年）起，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母仪天下。课本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治平宝鉴》。这是由南书房张之万、潘祖荫、许彭寿等编纂的。进讲仿照经筵仪式：正面坐着的是慈安和慈禧两宫皇太后，师傅坐在一张事先摆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钟郡王奕詥（道光帝第八子），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讲官每半个月轮一次。讲的内容除《治平宝鉴》的历史经验外，还列出宋、元、明、清四朝帝王政治事迹，共十五个专题，讲解历史，结合现实。
经筵日讲
９9ｌｉb?，经常进行。明朝有两位少年天子：一位是9岁的正统帝，另一位是10岁的万历帝。我重点介绍一下万历帝。经筵内容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内容多，道理也深奥，小皇帝理解起来很困难。首辅张居正对万历帝是尽心尽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神宗刚刚即位时，张居正考虑到皇帝年纪小，挑选了先代治乱的经验，编成《帝鉴图说》一书，选取历史上正面81个、反面36个，共117个故事，每个故事，配上图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用通俗语言，给皇帝讲解。如“谏鼓谤木”，说的是帝尧在位，虚己求言，门前设敢建言的鼓，敢批评的木，招引贤人，击鼓书木，批评自己的过错。“解网施仁”，说的是商汤出巡，见有人设网捕鸟，他让人把网解开三面，让鸟飞翔，百姓称赞说，汤的仁德，惠及鸟兽，何况人乎！三十六国，四方归商。“脯（fǔ）林肉池”，说的是夏桀无道，酒池肉林，荒淫无度，终于亡国。“游幸江都”，说的是隋炀帝巡游江都，船只数千艘，长二百余里，背拉纤者，锦彩为袍，靡费奢侈，不久隋亡。这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涵盖修身治国各个方面，便于少年天子接受。
但是，“三杨”和张居正对正统帝和万历帝两位少年天子的教育都不成功，甚至
都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于教学——读书过程是：一读，二讲，三写，四行，经筵日讲，有读，有讲，有写，但缺乏行，重知轻行。于教育——教师（讲官）、家长（太后或太皇太后）、社会（宫廷氛围）难能协调一致。于体制——“立嫡以长”、皇帝终身的君主制度。总之，明代君主常用各种理由取消经筵日讲，一会儿说身体不好，一会儿说天气太冷或者太热。虽然大臣经常上书诤谏，但是皇帝往往无动于衷。
清帝学习，每况愈下。清朝皇帝读书，早期好学，晚期稀松。康熙帝五岁便知读书，十七八岁时曾因学习过劳而咯血。他重视日讲。日讲先是隔日举行，后诏改为每日举行，在瀛台避暑时也不间断。三藩之乱时，翰林院以皇帝军务繁忙，建议改为隔日进讲，被康熙帝驳回。康熙帝学识过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经筵日讲制度。皇上听课，主要靠日讲。但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日讲也被取消。（《清史稿·礼志》卷八十九）看来和乃祖相比，乾隆帝的好学精神差多了。
清代四位幼帝中，以光绪为例。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十六日，六岁的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老师有翁同龢等。光绪帝坐北面南，前面摆着课桌，上面有笔墨纸砚。翁师傅写了“天下太平”、“正大光明”八个端庄颜体大字，后握着皇帝小手在红格纸上描红模子。尔后，用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做课本，讲修身治国故事。头两年，主要是认字、听课、背书。规定：每日生书读20遍，熟书读50遍。光绪帝常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老师催促，则不开口。老师对皇帝不能打骂，也不能体罚，偶尔申斥几句，
..小皇帝就号啕大哭，声震宫外。光绪帝性格倔犟，有时十天半月不开口，翁同龢只好奏报慈禧，请醇亲王奕譞来陪读。另一位师傅孙家鼐想出“静坐法”，就是罚“不许动”。光绪帝发火，大骂起来，摔碎杯子，太监们“一”字排开，跪地求情，小皇帝根本不听，冲出书房，逃回宫里。皇帝罢课，慈禧出面，训诫皇帝，支持师傅。但另一位师傅李鸿藻教育灵活：“一日，穆宗（同治帝）学书，故为戏笔。鸿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静，请少息。’穆宗改容谢之。”（《清史稿·李鸿藻传》卷四百三十六）光绪帝胆子小，怕雷电，一次雷雨，吓得直哭，翁师傅抱起皇帝，哄在怀里。有时光绪帝因肚子痛，未吃早饭就到书房，上一半课说饿了，翁同龢就让太监送来点心。光绪帝十一岁时，上课心神不定，催师傅提前下课，前后半月，经常如此。怎么回事呢？原来宫里有钟表，怕他分心，就撤了去。光绪帝借口怕误时，要了八音钟。他经常玩弄，给玩坏了，所以上课不专心，老惦记回宫修钟。后来翁让太监给他换了钟，才安下心来。光绪帝逐渐懂得感恩，九岁时新春赐“福”字，特意将“福”字从翁师傅头上身上反复来回拖了两遍，意思是“全身福”、“全家福”。（《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慈禧命裁撤书房，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达二十二年之久。
三、经筵之争
明清两代，围绕经筵，宫廷斗争，非常激烈。
经筵是给皇帝上课，讲官不但有“帝师”的荣耀，而且能当面向皇帝展示自己，获得皇帝垂青和提拔的机会大增。皇帝对优秀的讲官往往很好。比如明朝成化年间的讲官刘珝（xǔ），进讲时反复开导，“词气侃侃，闻者为悚”，被赞为讲官第一。成化帝称
９9ｌiｂ?他为“东刘先生”，赐给他一枚印章，上书“嘉猷赞翊”四字。刘先生原来只是吏部左侍郎，很快就兼任了翰林学士，入内阁，与机务，后官至谨身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明史·刘珝传》卷一百六十八）又如弘治年间的讲官张元祯，身材清瘦，个子也比常人矮。成化帝就特意下令给他准备了矮桌子。（《明史·张元祯传》卷一百八十四）嘉靖间讲官顾鼎臣，进讲《心箴》，“敷陈剀切”。嘉靖帝很高兴，亲自给讲义作注释。（《明史·顾鼎臣传》卷一百九十三）这样一来，为了谁能出任经筵讲官，翰林官之间不免有一番竞争。
经筵讲官，实属不易。明正德帝那么不争气，有位叫刘健的大臣仍苦谏不断。刘健是弘治朝首辅。弘治帝弥留之际，拉着刘健的手说：老师们多年来辅导朕，真是辛苦了！太子（后来的正德帝）天资聪明，但是年纪还小，喜欢安逸享乐。请老师们劝导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主！刘健受先帝临终托孤，对正德帝尽心辅弼。正德元年（1506年），他见小皇帝成天玩乐，荒疏学业朝政，就上书说：最近，皇上取消朝会的次数太多，上奏的事情回复越来越迟，游戏的范围倒是越来越广，经筵日讲干脆直接停止了。臣等愚昧，不知道陛下在宫里，究竟有什么事情比经筵日讲还要急！刘健严厉地教导正德帝：“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可见正德皇帝都在宫里干了些什么！一番切责，年轻的正德皇帝嘴上接受了，行动上却依旧我行我素。弘治帝的陵墓刚一修好，刘健就请正德皇帝开经筵，皇帝勉强答应，却经常找理由停课，一会儿说要看望两宫太后，一会儿又说要骑马去。皇帝大婚，刘健又抓住机会请求开讲。正德皇帝拖了一个月，到了经筵的日子，又提出来每天只讲一次。原来，明代曾有制度，日讲每天早晨和中午各讲一次。日讲明明是.9９lib?为了他朱姓江山好，教他怎样做皇帝，正德皇帝却如此讨价还价，视学业为畏途，视祖制为儿戏，这种人怎么能当好皇帝呢？刘健坚持要按制度办事，无奈皇帝就是不听。托孤大臣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讲官的谏言被随随便便顶回来，也就毫不奇怪了。
明代围绕经筵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朝臣与宦官、权奸与清流之间。清代则比明朝增加了满官与汉官、维新与守旧之间的政争。明代由于朝会失常，皇帝怠于理政，经筵几乎成为儒臣觐见皇帝、影响皇帝的唯一机会，因而围绕经筵的斗争，更复杂、更激烈。围绕经筵的斗争，争的正是影响皇权的机会。
.这场经筵斗争暗流，讲官文震孟与阉党魏忠贤的较量是一个例证。
文震孟（1574—1636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人，先祖文征明与唐寅等齐名，被誉为“吴中四才子”。震孟弱冠中举，但科试不顺，十赴会试，到天启二年（1622年），殿试状元，授修撰，入翰林。时魏忠贤专权，斥逐忠臣，庙堂之上，乌烟瘴气。震孟气愤，上《勤政讲学疏》说：大小臣工，因循粉饰，官员上朝，长跪一诺，北面一揖，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这将使祖宗天下日销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杰心，天下事未知所终也！又说：经筵日讲，侍臣进读，铺叙文辞，如蒙师诵说已耳。尖锐指出：“唐、宋末季，可为前鉴。”疏入，魏忠贤不即上奏。他乘天启帝看戏，
摘录疏中“傀儡登场”一句，说文震孟“比帝于偶人（傀儡），不杀无以示天下，帝颔之。一日，讲筵毕，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明史·文震孟传》卷二百五十一）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力争，言官上章疏救。文震孟被降级外调，又被斥为民。讲官文震孟，敢讲真话，敢犯天颜，时称“真讲官”。
讲官文震孟与奸臣温体仁的较量又是一个例证。崇祯元年（1628年），惩治阉党，启用正人，召
文震孟入朝，官以侍读，充日讲官。宰辅温体仁，“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明史·温体仁传》卷三百八）是个内外不一、阴狠狡诈的小人。体仁主持礼部，礼部主管经筵，经筵影响皇帝，皇帝看重清流。所以，温体仁和清流之间，矛盾一触即发。
这时，阉党余孽谋反魏忠贤逆案，文震孟抗疏批驳：“群小合谋，欲借边才翻逆案。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举朝震恐，莫敢讼言。臣下雷同，岂国之福！”矛头直指阉党余孽和奸臣宦官。
明朝故事，经筵不讲《春秋》。崇祯帝以有益于治乱，命选人进讲《春秋》。文震孟本是《春秋》名家，温体仁惮忌他，不予推荐。次辅钱士升指出来，温体仁假装吃惊地说：“几失此人！”差点把这人给漏了！文震孟果然讲得好，受到皇帝肯定，进入内阁中枢。
一次进讲，崇祯帝“足加于膝”——跷起了二郎腿。文震孟正在讲《尚书·五子之歌》，当讲到文中“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句话时，眼睛直盯着皇帝跷起来的脚。皇帝不好意思，用袍袖遮住二郎腿，慢慢把腿放下。
震孟在讲筵，态度严正，不畏邪恶，耿直规讽，营救大臣。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兵攻京城，狱囚刘仲金等一百七十人破械越狱，被获。崇祯帝震怒，命将刑部尚书乔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等下狱处死，刑部郎中徐元嘏（ɡǔ，又读ｊｉǎ）于当堂廷杖，事件牵连多人。有的官员乘机落井下石。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易应昌等主张，允升虽有罪，但没有死罪，崇祯帝益怒，并将易应昌下狱。这时文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复讽劝，崇祯帝才降旨把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放出监狱。乔允升端方廉直，官声很好，以诖误获罪，天下惜之。（《明史·乔允升传》卷二百五十四）朝臣对文震孟赞扬有加。
后特擢文震孟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他两次疏辞，皇帝不许。司礼太监曹化淳雅慕文震孟，让人转话，表示敬意，但他就是不相往来。文震孟再次得罪温体仁：体仁窥其上疏，对所拟不满，让他改，拒不从。温体仁径然抹去不满意的文字。震孟大怒，将奏疏掷在温体仁面前，体仁也不理睬。温体仁还是“日伺震孟短”，把文震孟赶走。文震孟做大学士仅三个月，遭小人暗算，被免官回乡。不久死，63岁。《明史》本传评论文震孟说：“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
此外，讲官罗喻义奉命日讲，与温体仁也有斗争。他撰写讲义，提及时政，说“左右之者不得其人”，暗指左右国事的温体仁之流不称职。讲义上呈，温体仁看了很不高兴，让正字官通知罗喻义加以改正。罗讲官不听招呼，他到内阁去，隔着一道门就敢嘲讽温体仁。这下温某被激怒，给皇帝上书说：照老规矩，只有经筵的时候，规劝朝政的内容才能比讲解文义的内容多；日讲时，应该多讲文义，少发规劝。罗喻义是日讲官，却错用了经筵的办法；让他删改，却被他侮辱。请圣上明察！罗讲官虽然上书抗辩，但吏部慑于温体仁的权势，上奏革去了罗的职务。《明史·罗喻义传》记载：“喻义雅负时望，为体仁所倾，士论交惜。”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明朝士子可贵可敬之处，恰恰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前仆后继，劝导皇帝。以讲官文震孟为代表的清流，与以魏忠贤、温体仁为代表的权奸，大战两个回合，以权奸小人得胜而告终。说到底，朝廷大臣的升迁起伏，在于皇帝是不是明君。不用忠臣能臣，而用奸臣佞臣，这是明朝衰败的一大征兆。
苏洵《管仲论》说：“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明清庙堂经筵的盛衰，明清经筵讲官的进退，是皇朝盛衰的一个先兆。
一、《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永乐皇帝下令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就是将许多图书里的内容打散，按照不同内容，分类编纂，再按照字韵等重新排列起来，便于检索查阅。《四库全书》则属于“丛书”，就是将整本书直接归类，再编排起来。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向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下达了修书敕令：“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篇帙（zhì）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下）永乐帝修书要求就是两个字：“全”与“便”，就是汇集要齐全，使用要方便。解缙显然没有理解这个“全”字。他组织了一百多人的编辑部，只花了一年多时间，编好了
?９9liｂ.一部《文献大成》，向朱棣交差。朱棣一看，嫌该书不够完备，于是加派姚广孝等为总负责，让礼部在全国搜罗纂修和缮写人，“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六）在揣摩上意方面，姚广孝显然比解缙更胜一筹。他把编修队伍从100多人扩大到2169人，供事人员更达3000余人。能请到的先生尽量请，能找到的图书尽量找。到永乐五年（1407年）冬，一部收书七八千种、共22937卷、11095册、3.7亿多字的大书，摆在了永乐皇帝面前。永乐帝为这部新书赐名《永乐大典》，并作序说：“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就是说，只有国家大一统的盛世，才有这部鸿篇巨制问世。这部《永乐大典》，继承了历代的传统，总汇了历代所有的著作，>被《大英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修成后，放在南京文渊阁珍藏。
《永乐大典》开馆纂修之际，总负责解缙的仕途也达到了顶峰。解缙，洪武年间生人，19岁就中进士、点翰林，明太祖对解缙“甚见爱重，常侍帝前”。朱元璋比解缙大四十多岁，一天他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意思是朕与你，
虽说是君臣，却如同父子，你有话可要知无不言啊！这话笼络成分居多，可解缙太年轻，缺乏城府，竟当了真，当天就给朱元璋上了万言书。这封万言书，仅《明史·解缙传》就引述了近两千字，约占本传的二分之一。大到用人、刑名等国务，小到皇帝读什么书，解缙全批评一顿，特别是严肃指出了朱元璋杀人过多等弊政。奏书后，朱元璋别的没说，仅称赞他的才华。解缙没明白朱元璋的真实内心，又上了《太平十策》。朱元璋继续不理。一次，解缙到兵部索要差役，语多不恭，被告到朝廷。朱元璋随即让解缙改做御史。后来解缙的父亲觐见，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就这样客气地把解缙赶走，没动怒，没贬官，也没杀头。解缙在乡八年，朱元璋病死。他进京吊丧，又被劾母丧未葬离乡，贬到河州卫（今甘肃临夏）去当吏员。亏得有人说情，他才回到朝中，做了个从九品的低级官员。
朱棣夺取皇位后，建文帝的官员士子多不服。解缙认为升官时机已到，于是主动迎接新君，愿为新皇尽忠效力。永乐帝在孤立之时，见解缙投桃送李，便破格加以信用，让他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明史·解缙传》说“内阁预机务自此始”。短短两年，解缙一路春风，节节攀升，位极人臣。朱棣曾对解缙等人说：“慎初易，保终难，愿共勉焉。”（《明史·解缙传》卷一百四十七）可叹解缙没参透皇帝讲的这个“慎”字。他少年登朝，才华过人，锋芒毕露，口无遮拦，随性臧否，招来嫉恨。朱棣立储时，在嫡长子高炽与次子高煦间犹疑，问询解缙，缙力主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于是觊觎储位的汉王朱高煦对解缙恨之入骨。到了永乐五年《永乐大典》编成，解缙也被因故外贬。临走前，又>有人举报他发牢骚，便把他发到粤西南，远离政治中心。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进京奏事，顺便去看太子。当时朱棣在北征蒙古，朱高煦就说：“缙伺上出，私见太子。”朱棣听后震怒，解缙被下诏狱，严刑拷打，牵连甚广。这一关就是五年。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阅看在押犯名单，见到解缙的名字，对锦衣卫头目纪纲说：“缙犹在耶？”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嫌他活着，暗示杀了解缙；二是念他活着，打算启用解缙。纪纲理解为前者，就在寒冬深夜，把解缙灌醉，埋在雪中，活活冻死：一代才俊，四十七岁，悲剧谢幕，启人深思。
解缙历事洪武、建文、永乐三朝，二十多年间，三起三落。入直文渊阁，是他飞黄腾达的开端；在文渊阁修《永乐大典》，又是他名垂史册的起始。所以，解缙的一生，与南京文渊阁紧密相连。《永乐大典》现在还存世吗？正本，到康熙时，翰林们对原书所在，“竟无人知，是可怪也”！今天完全看不到了。它的下落，一说是李自成撤离皇宫时遭焚毁；另一说是嘉靖帝太喜爱这部书，死后随葬到明十三陵中他的永陵地宫里！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只有打开地宫才能知道。副本，在修《四库全书》时，已残缺不全。咸丰时英法联军、光绪时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副本两遭劫难，或被焚，或被掠。中华文化瑰宝就这样毁于浩劫！今天所存残卷，已是凤毛麟角。1960年中华书局据历年征集所得，影印出版730卷。1986年再次影印，增加到797卷。
二、《图书集成》
《永乐大典》今多不存，而《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印制最精美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主要由陈梦雷编纂，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修，到雍正四年（1726年）印出64部，历时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全书“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清世宗实录》卷二）bbr>?。《古今图书集成》文字部分由铜活字排印。中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国，但铜活字印本至今仅存二十余部，其中《古今图书集成》规模最大，质量也最好。全书配有木刻版画等6244幅，质和量均堪称古书之冠，而该书的表格也是传世古籍中最多最好的。所以，《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古今图书集成》的出版，又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大事。英国《中国科学技术史》（34卷本）著者李约瑟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凡10040卷，5020册，分装576函，约1.7亿多字，被誉为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类书，也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不同，其编纂最初并非皇帝敕令，而主要是陈梦雷的个人行为。
陈梦雷（1650—约174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1670年），年仅二十岁的陈梦雷中进士，后点翰林。梦雷通满文，光明前途遥见，厄运不期而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梦雷送母亲返乡，遭遇三藩中耿精忠叛乱。他虽然躲到寺庙里，但是耿的手下一手拿令箭，一手执白刃，胁迫陈父供出了他的下落。陈梦雷坚不附逆，被下狱，释出之后，削发入寺。后来耿精忠硬要给他授官，陈梦雷摆脱不掉，托病不出。陈梦雷的不合作态度，不仅换来牢狱之灾，而且让全家陷入贫困，大儿子甚至因为没有奶水而死去了。梦雷不改其志，寻找报国机会。恰好陈梦雷同年进士、同官编修、同为闽人的李光地也回家探亲藏书网，与陈密谈。按陈梦雷的说法，他将耿逆虚实写成奏疏，封在蜡丸里，由李光地夹带回京，上呈朝廷。
可惜，李光地到了京城，呈上蜡丸，据为己功。耿逆平定，朝廷将陈梦雷打成逆党。康熙十九年（1680年），陈梦雷在刑部审讯时，母亲去世。次年，陈梦雷被下狱论斩。万念俱灰时，相传日讲起居注官徐乾学相救，才从宽免死，发往沈阳给披甲人为奴。陈梦雷和夫人被押上路，“两人耦系，起卧与俱”，备受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他到戍所不久，病倒在一座僧寺，后被心月和尚关照住进沈阳龙王庙。奉天府尹高尔位聘他主持纂修《盛
..京通志》。他在沈阳既修书，又读书，所住的草堂，“四壁图书列，烟光一径深”。流放期间，陈梦雷先痛失爱女，又遭遇夫人逝世。后康熙帝东巡谒陵，他到抚顺迎驾，跪诉冤情。康熙帝用满语和他对话，最后赦免了他。陈梦雷结束了17年流放生活，回到京城，奉旨侍皇子胤祉读书。（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闲止堂集》）
胤祉（1677—1732年），康熙帝第三子，封诚亲王，学问渊博，是玄烨诸子中的科学家。陈梦雷为给王爷进讲，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整理诚亲王和自己积累的古代文献，按经、史、子、集，“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勤奋编修，请人誊写。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汇编》初稿告成。康熙帝对胤祉进呈的《汇编》极为珍重，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帝还将御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赐给陈梦雷。（《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一六）陈梦雷后在熙春园（今清华大学内）松鹤山房内，带领80余人，编纂、增补、修订、完善，并用铜活字印刷《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胤祉因同兄长废太子关系较好，被囚禁在景山永安亭，后来忧郁而死。陈梦雷受其牵连，《古今图书集成》受到影响。雍正元年（1723年）初，73岁的老翁陈梦雷被流放，后死于关外卜魁（今齐齐哈尔市）。雍正帝命户部左侍郎蒋廷锡（雍正四年升户部尚书）等“督承在馆诸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蒋廷锡对该书仅作极少部分校订，删去修撰人陈梦雷姓名。雍正帝亲自作序，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但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主要功劳应归于陈梦雷，而不是蒋廷锡。就连《清史稿·蒋廷锡传》对《古今图书集成》修书一事，只字未提。
《古 4eca." >今图书集成》后来和《四库全书》都贮藏在北京皇宫的文渊阁。
三、《四库全书》
如今看到的北京故宫文渊阁，是清乾隆帝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造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修纂。次年，乾隆帝命杭州织造去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考察（我国有私家藏书传统）。乾隆帝的旨意非常详细，要求搞清天一阁的建造方法、材料、书架款式等，然后做成烫样，标明尺寸后呈报。皇帝见图，随即拍板，就照天一阁式样，在皇宫文华殿以北兴建文渊阁。
藏书之地，最重防火。《周易》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疏”引“正义”曰：“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周易正义·系辞上》卷七）为了“生水”，阁名“天一”。天一阁为二层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楼上则将居中的三大间合一，暗合了“天一地六”的寓意。阁顶覆盖黑瓦，梁柱用青、绿两色水锦纹和水云带装饰。阁前凿了蓄水池，以备取水救火。书橱大都放在楼上的大间中，一律不靠墙；房间也前后开窗，便于通风。文渊阁全面
借鉴了天一阁的上述防火措施，又根据皇家书阁的特点，做了改进：一是改名。按照乾隆帝说法阁名“从水立义”，而命名为文渊阁。二是加层。文渊阁要存放《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藏书量比天一阁大一倍还多，所以在上下两层之间加造一层，形成了“明二暗三”的格局。外观与天一阁类似，使用面积则大增。三是等级。按照皇家规制，将天一阁的硬山顶升格为歇山顶，又增加了游龙浮雕装饰，阁顶覆盖黑琉璃瓦绿剪边。四是立碑。阁旁立《文渊阁记》碑并建盔顶碑亭。
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是纪昀等人为总纂官。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间进士，点翰林，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天子近臣。纪晓岚因为跟亲家说话不谨慎，泄机密，被夺职，遣戍乌鲁木齐。重回翰林院后，被荐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又因儿子犯案，受到连累。幸亏皇帝宽免，纪晓岚才得以继续修书。《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纂修，历时15年，才告完成。修《四库全书》成为纪晓岚一生的转折。此后他不仅官运亨通，做到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左都御史，而且因为这部古代世界最大的丛书而扬名后世。（《清史稿·纪昀传》卷三百二十）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据林天人先生统计，文渊阁本收书3471种，79018卷，装帧成36381册，汇纳为6144函（各分卷册函数不同）《四库全书》各分的卷册有差异，各种统计数字也有差异，共7亿余字。书册封面为绢制，各部采用不同颜色。乾隆帝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就是说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将书衣分为四种颜色——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作为全书纲领的《四库全书总目》则为黄
色。几册书成一函，装入香楠木的匣子，衬以夹板，束之绸带。关于木匣的来历，还有个辛酸故事。
陆费墀（？—1790年），陆费（lùbì）为复姓，名墀（chí），浙江桐乡人。他担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可谓费力不讨好。乾隆帝发现书中有差错，就 5f52." >归罪于他，罢了他的官，又罚他出钱做文澜、文汇、文宗三阁藏书装帧、书匣的费用。陆费墀不久死去，乾隆帝不依不饶，抄了他的家，只留了一千两银子做子女抚养费，其他财产一律用来做装帧、书匣。受追责的还有陆锡熊。
陆锡熊（1734—1792年），上海人，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也没能逃脱处罚：乾隆帝让陆锡熊和纪晓岚一起出钱，承担请人补正缮写的开支，后让他去奉天（今沈阳）文溯阁校书。陆锡熊在奉天病死，既没有回京，也没有回籍，落得个悲剧结局。
《四库全书》修成，又经过两次补遗，到嘉庆九年（1804年）才最后告竣，长达33年。全书没有刊印，只缮写了七部，后来命运多舛。第一批四部：大内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影印出版；圆明园文源阁本，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时被焚；沈阳文溯阁本，后移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现建新馆专藏；避暑山庄文津阁本，现移藏于国家图书馆，也已影印出版。以上四阁都在北方，习称“北四阁”。乾隆帝以江浙文风较盛，为便于士子就近阅读，命再抄三部：一部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正复建文汇阁；一部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又作“淙”），也在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阁已复建完工；另一部藏杭州文澜阁，还是在太平天国时部分遭毁，但知县丁丙等捐筹款补抄，基本补上。以上三阁，都在南方，习称“南三阁”。底本则存翰林院（有学者认为没有此书），供士子阅读。
还有两部书，我简要介绍。一是《四库全书荟要》，收书464种，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在修《四库全书》时，从中撷取精华，缮为《荟要》。按照《全书》式样，缮写二部：一部贮藏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焚毁；另一贮藏于皇宫御花园摛（chī）藻堂，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二是《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晓岚等主编，200卷。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抄写入《四库全书》的书和仅存名目的书，
分别撰写内容提要，汇编成书。收入《四库全书》中的3461种、79309卷，存目书6793种、93551卷。（《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这部《四库全书总目》，是读书人案头必备的书目工具书。
文才自古多磨难。明清三部大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六位总纂官和总校官，各有各的悲剧。《永乐大典》的解缙，身陷囹圄，悲惨下狱，惨被冻死。《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耦枷发配，客死塞外；才子胤祉，被囚景山，愤郁而死。《四库全书》的纪晓岚，罢官戴罪，流放西域；陆费墀，罢官忧死，抄家补赔；陆锡熊，罚钱补正，流死沈阳。分开来看，是个人的悲哀；合起来看，是社会的悲剧。然而，没有八年乡居“杜门纂述”，或没有后来的解缙；没有关外十七年为奴，或没有后来的陈梦雷；没有两年零八个月乌鲁木齐遣戍，亦或没有后来的纪晓岚。所以，事有两端，话说两面：文才自古多磨难，磨难之中出文才。《永乐大典》总纂解缙、《古今图书集成》总纂陈梦雷和《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都是明证。
在肯定《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汇集、整理、编纂中华文化遗产正面价值的同时，
也要同西方略作对比。特别是乾隆帝组织编修国家巨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既看到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贡献，也要看到其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时，法国正在编修《百科全书》。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进步思想家，人称“百科全书派”。他们传播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批评经院哲学，形成社会进步动力，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舆情与理论的准备。而“四库全书派”集中当时知识精英，埋首故纸堆，抄写古文献，扼杀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磨灭了他们的批判与创新精神。结果，中国与西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这很值得人们深思。文渊阁则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
一、武英过客
武英殿的主要建筑，前为武英门，门内是武英殿庭院。院内主体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武英殿居中，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武英殿后为敬思殿，也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武英殿与敬思殿都是黄琉璃瓦歇山顶，两殿之间的走廊（穿廊），也封闭起来，叫作廊屋。武英殿前的两厢为配殿，东为凝道殿，西为焕章殿，各五间。武英殿东北为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
武英殿“尚武”，但真正上演“武事”，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从崇祯元年（1628年），到顺治七年（1650年），在这二十二年间，中国政治、军事的三股主要力量——明朝、大顺、清朝，三位主角——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衮，争逐天下，一决雌雄，而交替进行表演，他们都在三十多岁的英年离世，武英殿成为这场军事与政治较量的历史舞台。
一说朱由检（1611—1644年）。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明崇祯帝朱由检做出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他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非典礼，只穿青衣，直到天下太平之日为止。崇祯帝为什么有此不凡之举呢？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到这年正月，朱姓皇帝老家凤阳竟然被农民军攻破，凤阳祖陵的明楼、隆恩殿遭到焚毁，守军也被消灭。（《明史·庄烈帝本纪》卷二十三）祖宗受了惊吓，崇祯帝一心想.要做中兴之主的美梦破灭，此时他该有多么羞愧，又多么焦虑！于是，崇祯帝下诏罪己。他讲了三个意思：
第一，祖陵被焚，责任在谁？崇祯帝在短短三百来字的诏书里，三次批评臣下：一会儿说自己“倚任非人”，一会儿说“诸臣失算”，最后
..还要文武百官“省察往过”。说来说去，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名为“罪己”，实为“罪臣”。
第二，祖陵被焚，如何对策？崇祯帝受了大刺激，“痛心切齿”，下了决心：调集援兵，发给薪饷，挽救江山，在此一举。
第三，祖陵被焚，怎样修省？崇祯帝决定避居武英殿，“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明怀宗实录》卷八）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大明的军队并没有荡平农民军，皇帝自己也再没有看到“太平之日”，他的避居表演也就草草收场。直到临死，崇祯帝说“诸臣误朕”！——还在怪臣子，还是不认错。朱由检这个皇帝，不是不思进取，更不是顽劣不堪。然而，他空有中兴的雄心，却没有容人的雅量，更没有自省的精神。所以，大明朝葬送在他手.99lｉb.里，虽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却有历史必然的一面。
二说李自成（1606—1645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进驻紫禁城，以武英殿为处理军政要务之所。二十九日，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回京后，在武英殿匆忙登极称帝，坐上皇帝宝座，接受官员朝拜。登极仪式结束，李自成便下令将大量木材、硫黄等运入皇宫，当夜二更，放火烧宫，炮击殿宇，又烧九门城楼，但武英殿未被殃及。李自成登极后，仓皇败走，最终覆亡。
三说多尔衮（1612—1650年）。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朝阳门，乘辇入武英殿，升座，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清世祖实录》卷五）因当时宫殿被焚，顺治帝进京初期的一段时间，武英殿便成了他们叔侄二人举行朝会大典，以及处理政务的殿堂。多尔衮登临武英殿，开始七年的摄政王生活。李自成与多尔衮，都登临武英殿，一败一胜，原因何在？
第一，对待文化政策不同。李自成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下令：“焚烧！”故明皇宫，既是明帝的，也是人民的，焚毁文化遗产，天地鬼神不容！多尔衮呢？他的胞兄阿济格主张：烧毁宫殿，屠杀官民，抢掠财物，东归沈阳。多尔衮坚持迁都北京，保护故明皇宫。此前大一统王朝：周灭商，都咸阳；汉灭秦，都长安；唐灭隋，都长安；元灭宋，都大都；明灭元，都金陵（后迁北京）——对待前朝宫殿，或焚，或拆，或迁，或弃。多尔衮对故明宫殿的保护和利用，使明清故宫延续五百多年，当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二，对待前朝态度不同。多尔衮下令安抚百姓，将士夜宿城上，禁止进入民宅。有兵卒杀了
99lｉb.百姓家的狗，还射伤犬主，多尔衮下令将肇事者斩首示众。又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以帝礼安葬。宣布安定社会措施：“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国朝耆献类征·多尔衮传》）
第三，对待士人胸怀不同。李自成对故明官员、士人，缺乏宽大胸怀，实行残酷拷掠，闹得人心惶遽。多尔衮接纳大学士范文程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卷二百三十二）就是说：士心得，则天下得；士心失，则天下失。民心士心得失，关系王朝兴亡。
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衮三位叱咤时代风云的人物，都在武英殿留下历史痕迹，也都是武英殿的匆匆过客。武英殿既有“武英”的记忆，更有“文华”的历史。方苞仕途沉浮与在武英殿修书，算是一个历史见证。
二、武英沉浮
明清两代的武英殿，大部分时间发挥着文化功能。如明曾在这里召集画师作画，而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初称造办处），占东西配殿的凝道殿和焕章殿等63间，人员84名，后多时达千人，武英殿成为宫廷修书印书之所，也就是皇家出版社和印刷厂。武英殿在清朝以修书、刻书而著名，其主殿、配殿、恒寿斋、浴德堂等成为编书、刻字、印书、藏书的场所。清朝皇家修书，延续两百余年，以康雍乾三朝为盛。清朝著名学者方苞，历仕康雍乾三朝，曾任武英殿修书总裁，他的官宦沉浮与勤奋修书，见证了武英殿修书的起步和繁荣。
方苞（1668—1749年），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方苞中举人，又会试考中，但殿试前因母病回里，没有中进士，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他和戴名世同县，就给戴氏《南山集》作序。后来清廷认为《南山集》里有悖逆之语，定为文字狱案，方苞受牵连下狱论斩。康熙帝恰在搜罗古文人才，大学士李光地推荐了他，方苞得以免死，被收入旗籍。康熙帝爱惜方苞的学问，把他召到身边，入直南书房，又派他去畅春园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方苞尚未授实官，就以布衣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帝同样赏识方苞，赦免他，出旗籍。数年后，方苞升任内阁学士，又获特旨，不用到内阁上班。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习庶吉士，相当于皇家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乾隆帝即位，复令方苞入直南书房，还升他为礼部侍郎。方苞坚辞官职，获准“以原衔食俸
..”（享受副部级待遇）。乾隆帝即位当年，就让方苞选编“四书文”，又任命他做“三礼馆”的副总裁，负责编订“三礼”，就是《周礼》、《礼记》和《仪礼》。至此，方苞的人生达到了顶峰。
方苞奉旨修书的地方，他任修书总裁的办公室，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清宫述闻》）“浴德”一语出自《礼记·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就是说要洗澡洁其身，沐浴清其德。浴德堂的建筑，
前为殿堂，后为浴室。殿堂不大，面阔3间，后檐墙上开有券门，内为曲尺形券洞，通往北侧的浴室。浴室底部呈方形，长宽各4米，用乳白色瓷砖饰面；上部为圆形穹顶，正中开有一个直径60厘米的通风采光口。浴室墙体厚1米多。墙外西北有一口井，是沐浴的取水源。浴室北墙外有灶屋，井水被引到灶屋内大锅加热后，通过铁管流入浴室。浴德堂的兴建和使用，史籍几乎没见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元代建筑，也有学者认为是明代建筑。关于它的功能，现有三种推测：
一说是，乾隆帝为香妃建的沐浴室。民国年间古物陈列所在此举办过香妃等画像展出，更引发人们的遐思。故宫一些专家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明朝皇宫就有浴德堂。
二说是，皇帝斋戒沐浴之处。故宫左路文华殿东侧传心殿内有大庖井，右路武英殿区又有浴德堂，正合古礼“左庖右湢（bì
，浴室）”之说。
三说是，皇帝死后清洗尸体的场所。
在清代，浴德堂主要有两个用处：一是武英殿修书、制版、印刷、装裱的地方；二是清文臣修书、校书时值班的地方，如方苞曾在此校订“四书文”和“三礼”。
方苞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名为《钦定四书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就是给天下读书人的钦定范文，相当于高考辅导资料汇编。这样重要的工作，派给方苞办理，可见其名望和才学之高。修“三礼”时，方苞推荐一位叫张甄陶的文人来做。对于一介布衣来说，获荐与修官书，本是终身之幸，但张甄
藏书网陶坚辞不就，反而请求入方苞门下，可见方苞的学问为士林仰望。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方苞达到人生事业顶点，厄运接踵而来。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晴天一声霹雳，方苞被革去侍郎职衔、南书房行走、武英殿修书总裁等一切职务。乾隆帝命他“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方苞修书二十年，有大功，何以突然获罪呢？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主要是因方苞犯下做官的两件大忌：
第一件：泄密。《周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方苞与魏廷珍友善，魏守护雍正帝的泰陵。在乾隆帝召对时，方苞请起用魏廷珍。乾隆帝任命魏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达，消息传出。乾隆帝派人调查，方苞原来住在魏廷珍北京城的宅子里。后来更查出，乾隆帝决定启用魏廷珍，旨意还没发，方苞就先搬出魏家。乾隆帝认为，方苞给魏廷珍腾地方，暗示魏廷珍马上就要获得重用。因方苞泄密，就传旨训斥。
第二件：徇私。方苞为庶吉士教习，负责散馆考试。他已奏报并决定考试日期，但吴乔龄晚到，方苞请吴补考。乾隆帝起了疑心，派人调查，发现方苞从魏廷珍家搬出后，住在吴乔龄家。乾隆帝认为，方苞受吴乔龄请托，以权谋私，断不可用，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在武英殿修书。
在乾隆帝看来，方苞“泄密”与“徇私”——“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于是天颜震怒，时年72岁的方苞，被一革到底，“白衣修书”的往事重现。乾隆帝这下气得不轻，过了数月，下旨斥责一名御史，竟然扯上该人“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又过了两年，乾隆帝批评泄露朝廷涉密，又拿方苞做靶子，可见余怒未息。
乾隆七年（1742年），方苞分纂“三礼”中的《周礼》完成。皇帝赏给翰林院侍讲品级顶戴，准其回籍。（《清史稿·方苞传》卷二百九十）方苞回家后七年多，讲学授徒，著文赋诗，虽少些官场热闹，却多些文化成果。桐城人方苞治学“为古文正宗”并提倡“义法”，尔后刘大櫆提出“神气”，姚鼐再力倡“义理、考据、辞章”——就是观点、材料、文章，今人仍受启发。他们开创“桐城派”，被尊为“桐城派三祖”，影响广泛而深远。如今在安徽桐城，仍留下“桐城派”的遗迹和佳话。
对方苞来说，武英殿修书的经历，成就了仕途的顶峰，而对同时代的陈鹏年来说，三度奉旨入武英殿修书，却成了仕途遇险时的避难所。
三、武英避难
陈鹏年（1663—1723年），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中进士，出任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境内）知县。陈鹏年在任上，清理豪强霸占田地，平反徐氏冤死十年错案
。他下令禁止溺死女婴，当地民众被感化，将本想扔掉的女婴留下抚养，都改姓陈。后陈鹏年调任山东，亲自分发赈济粮食，严控借赈肥私官员，“全活数万人”。康熙帝南巡回銮，在山东济宁船上召见他，赐予御书。不久，陈鹏年升任江宁（今南京）府知府。陈鹏年一生中，曾三次蒙受大难，三次到武英殿修书。
一蒙难一修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召集属下，商量加征地丁银，作为皇帝巡幸的接待费。陈鹏年身为下级，竭力反对，事情告吹。阿山和陈鹏年结下疙瘩，又让陈鹏年去主管建造行宫。阿山的侍从向陈鹏年索贿，都被顶了回去，于是嫉恨陈鹏年的人就开始传闲话。康熙帝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检阅水师，阿山成心刁难陈鹏年，命令他在江上垒石铺路，限期一天完工。江流湍急，施工困难。众人担心完不成任务，人心惶遽。陈鹏年亲自率百姓运输土石，到黎明时，工程告竣。阿山还不罢休，又上奏折，参劾陈鹏年贪污残暴，将他关押在江宁监狱。阿山必欲置陈鹏年于死地，又加上“大不敬”的罪名。陈鹏年在任江宁知
..府时，下令封闭妓院，并将其改为讲堂，悬榜曰“天语丁宁”，每月宣讲圣谕。这本是好事，但被阿山指为亵渎圣谕，论罪当斩。消息一出，江宁百姓，呼号罢市，千余士子，举幡叩阍（告御状），江宁织造曹寅也叩头为陈鹏年祈情。康熙帝经过调查，命陈鹏年罢官免死，征入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一次入武英殿修书。
陈鹏年逃过一劫，蒙恩免死，感激涕零，对修书事，格外用心。他曾有《初伏直武英殿》诗，其小序云：“奉命直武英殿，日在凉堂广厦之间，带星而入，昏黑而返。”起早贪黑，辛劳修书。
二蒙难二修书。陈鹏年在武英殿修书，一干就是三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陈鹏年再次被起用，出任苏州知府，后任江苏布政使。他一
如从前，改革风俗，清理积案。当地发生饥荒和瘟疫，《清史稿·陈鹏年传》说他亲自“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贷，全活甚众”。他获得巡抚张伯行的器重：“事无钜细，倚以裁决。”不料就此卷入总督和巡抚矛盾旋涡之中，再遭厄运。清制：各省设巡抚，一省或数省设总督；总督和巡抚往往同城，发生很多摩擦。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不仅和巡抚张伯行矛盾很深，而且因陈鹏年“素伉直，忤噶礼”，也和陈鹏年矛盾很深。噶礼找茬弹劾陈鹏年，不仅要夺他的官，而且要将他遣戍黑龙江。翌年，危难之时，又是康熙帝下旨宽宥，让陈鹏年回京到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二次入武英殿修书。
三蒙难三修书。噶礼仍穷追不舍，又上书康熙帝，举报陈鹏年写“反诗”。康熙帝把诗发给阁臣传阅，说：“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今与尔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还下谕：“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耶？”为陈鹏年主持了公道。后世有人称赞康熙帝此举“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这自然有些过誉，但康熙帝的博览群书、明察秋毫，的确让陈鹏年又躲过一次生死劫难。武
英殿的“凉堂广厦”，也再次成为陈鹏年仕途受挫时的避难所。是为陈鹏年第三次入武英殿修书。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噶礼，满洲正红旗人，其先祖为清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其母为康熙帝幼年的乳母。噶礼依恃祖上的功劳和母亲的恩遇，狂贪暴虐，恶贯满盈。后噶礼的母亲向康熙帝叩阍，说噶礼在食物中下毒药图谋弑母。康熙帝命刑部调查，刑部核实，拟噶礼当极刑，谕令噶礼自尽。
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决口。康熙帝想起了当年赈灾的陈鹏年，第三次起用他，让他去治河，不久任河道总督。他忙得没时间回府，“止宿河堧（ruán），寝食俱废”（《清史稿·陈鹏年传》卷二百七十七），就是夜宿河堤旁空地，废寝忘食，日晒水浸，洁己奉公，疲病交加。雍正元年（1723年），陈鹏年病逝于治河工地，年六十。雍正帝下谕说：“鹏年积劳成疾，没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陈鹏年官到总督（正部），积劳成疾，累死之后，家贫如洗，四壁空空，就像倒悬的罄一样。陈鹏年身后谥“恪勤”，可谓恰如其分——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他的两个儿子树芝、树萱，也在武英殿校对书籍。
方苞和陈鹏年，是武英殿修书官员的代表。当时，皇帝挑选全国最有学问的大量官员参加修纂工作，选定的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的。清代康雍乾时期武英殿编修与刻印的图书，用欧阳询、赵孟頫字体，可谓是书写精秀，刻字精良，校勘精细，纸墨精粹，印刷精湛，装潢精美，流传四海，嘉惠士林。康雍乾时期武英殿图书刻本，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赞誉为“尽善尽美，跨越两宋”，版本学上称之为“殿本”。
康熙朝开始用铜活字，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乾隆朝又用木活字，称为“聚珍版”，武英殿聚珍版因此得名。“聚珍版”共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3500枚，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书”134种，2389卷，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翁连溪《清代宫廷刻书》），成为古籍中的精品。先后出版《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后用套色印《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圆明园四十景诗》等，有双色、三色、四色、五色套印，还有大的舆图。如《渊鉴类函》、《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以及《南巡盛典》、《皇舆全览图》等图版20余万块，都至今保存完好。尤其是《满文大藏经》，因其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龙藏》，计108函（夹），699部，2466卷，印制精良，装潢精美。其经版保存完好，现藏故宫博物院。还有《万寿盛典初集》，记录康熙六旬生日的文献。清王掞（shàn）监修，王原祁、王奕清等奉敕撰，120卷，版画插图148页。内容构图严谨，人物密致，景物繁复，是一幅长约60米的空
..前版画巨制。其稿本初由宋骏业所创，继由冷枚、王原祁等重加修润完成，著名刻工朱圭将其全部刻成版画，刻印极为精丽。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武英殿刊本。光绪朝引进铅活字，取代铜活字与木活字，沿用了一个世纪。
武英殿的刻书，几乎囊括了清代历朝圣训、方咯、御制诗文集及历朝奏议等，内容遍及经、史、子、集，总计633种，53221册，于文化传承，其功绩大焉。
“殿本”图书虽流芳百世，曾经储藏在武英殿的两套活字——古代最大规模的铜活字和木活字，却遭遇悲惨。康熙、雍正年间编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共刻20余万个铜活字。时间一长，监守自盗，管事者怕东窗事发，借口乾隆初年“京师钱贵”，经报准后，将这些铜字全部化为铜钱。乾隆年间，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的金简，组织工匠刻出25万余木活字，主持印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批举世无双的木活字也贮藏于武英殿，其下场比铜活字更让人扼腕惊叹：晚清值班卫士把这些木活字当劈柴烧火取暖了。
宫廷武英殿印书处表明：盛世制铜活字，衰世则化铜活字为制钱；盛世制木活字，衰世则化木活字为劈柴——国盛则文盛，国衰则文衰！
武英殿和文渊阁在明清两代，特别在清代，既是中华各族传统文化之收集、整理、校勘、编辑、出版、珍藏的历史见证，也是专制君主扼杀大批知识精英之学术批判精神和思想创新精神的历史见证。
一、内阁变迁
明朝内阁办公地点多有变化，细节记载疏略。清内阁故址尚在，记载也比较详细。清内阁为大学士的办公室，称内阁大学士堂，简称内阁大堂。内阁大堂的位置，在午门东侧城墙以北，午门内东庑以东，东华门以西，文华门以南。这是一座围合小院，院有垂花门，有正门。院内正堂
9９ｌiｂ?坐北面南，三间，是大学士办公室。其东厢为汉文票签房，西厢为蒙古堂。其东南，为汉本堂。其西南，为满本堂。院内还有侍读拟写草签（草稿）处、档案房等。清代内阁文本，主要为满文、汉文和蒙古文，所以内阁的票签和公文有三套机构，都集中藏书网在内阁大院办公。房均为三间，但建筑面积大小不同，办公条件极其简陋。院东侧为内阁大库，收贮大量内阁满文、汉文、蒙古文的档案，现分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明代内阁大库档案大部焚毁或散失。清末民初，内阁大库档案有些被当
藏书网作废纸卖给造纸厂，经发现购回约八千麻袋，这就是所谓“八千麻袋事件”。根据这些资料，已整理出版《明清档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编。
内阁大堂建筑，为硬山顶，黄琉璃瓦。其建筑等级、建筑
体量、建筑规模，在整个紫禁城中，同三殿和三宫比，同养心殿和皇极殿比，显得多么狭窄，多么低矮，多么简陋，又多么寒酸！堂堂宰辅，堂堂大学士，在皇帝面前，在君权之下，只不过是个臣子，也只不过是个奴才！所以，明帝对大臣恣意廷杖，清帝对大臣任情鞭挞。推翻专制，推倒君权，不仅合理，而且必然。
明朝上奏皇帝章疏，有前朝与?9９ｌib?后朝之分：“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明史·田玉传》卷三百七）后朝上奏，可以避开朝臣或言官的摘发。上面说的是嘉靖朝，其他各朝，类似情况，后宫上奏，何朝无之！
明代内阁大学士，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为189人。其中父子同为宰相的只有陈以勤、陈于陛父子。
二、陈氏父子
陈以勤（1511—1586年），四川南充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嘉靖帝有八子，先后有七位皇子都早
死，就剩下裕王载垕（hòu），就是后来的隆庆帝。嘉靖帝的长子，生下立为太子，但两月病死。又立四岁的皇二子为太子，十岁又死。这时大臣请立第三子载垕为太子。嘉靖帝说：前两立太子，都立后而死，推一推再议。尔后，皇四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皇八子都先后死去，只有皇三子存活。皇三子载垕，被封为裕王。裕王的老师为陈以勤。后任裕王载垕的讲官。当时东宫位号未定，皇储争夺激烈。嘉靖帝父子关系，长期淡薄，裕王载垕经年不得见皇父一面。裕王的俸禄，不能按时发放，连续三年，不给发放。裕王也不敢申请，王邸生活，极为窘迫。怎么办呢？裕王身边的官员，花费千金，贿赂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世蕃见钱高兴，嘱咐户部官员，补发三年欠俸。9９lｉｂ.《明史·食货志六》载亲王每年俸禄：“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陈以勤迁修撰（从六品），进洗马（从五品）。这个“洗马”，不是给御马洗澡，而是管太子事务的官员。做什么呢？《明史》说：“洗马掌经史子集、制典、图书刊辑之事。”（《明史·职官志》卷七十三）
嘉靖帝死，30岁的裕王即位，这就是明穆宗隆庆帝（万历帝之父）。陈以勤自以潜邸旧臣，条上谨始十事，诏嘉其忠愍。隆庆元年（1567年）春，陈以勤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改武英殿大学士，参与机务。隆庆帝既怠政又怠学，很少御门听政，也很少听老师讲课。太监、妃嫔、宫女、佞臣围在皇帝左右，但陈以勤坚持请皇帝励精修政，学习经典。
裕王做皇太子时的讲官如陈以勤、殷士儋、高拱、赵贞吉、张居正，后来都成为大学士，参与机务。
当时内阁高拱和徐阶不和，明争暗斗。朝中大臣，各有依附，互相攻击，但陈以勤中庸不阿，也无私人。后徐阶下野，赵贞吉入阁，高拱与赵贞吉又掐。待张居正
?９９ｌｉｂ.入阁，内阁斗争更为复杂。陈以勤见事不能为，便引疾求罢。隆庆帝念老师之恩，给他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衔回乡。二年后，高拱被逐下台，感叹地说：“南充，哲人也。”就是说陈以勤有先见，高明啊！以勤乡居十年，七十大寿，皇帝颁银币祝贺，又过六年病死。陈以勤究竟是位老师，是位书生，而不是政客，不是佞臣，知进知退，晚节清誉。《明史》赞道：“陈以勤诚心辅导，献纳良多。后贤济美，继登相位。”又说：“天之报之，何其厚哉。”（《明史》卷一百九十三）他的儿子陈于陛继父为相，故事更为精彩。
陈于陛（1543—1596年），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参预修嘉靖帝的《明世宗实录》和隆庆帝的《明穆宗实录》，任日讲官，后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领詹事府事，教习庶吉士。奏言早立太子，又请早朝勤政，皆不报。后进礼部尚书，仍领詹
藏书网事府事。陈于陛少从父以勤学习前朝历史，熟悉朝廷掌故，上《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长三千余言：“我朝史籍，只有列圣实录，但正史阙焉。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浸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疏陈亲大臣、录遗贤、奖外吏、核边饷、储将才、择边吏六事。末言：“以肃皇帝（嘉靖帝）之精明，而末年贪黜成风，封疆多事，则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职不修，不亟图更始，后将安极！”万历帝优诏答之，但不能采用。帝以军政失察，斥南北两都言官30余人。于陛与同官申
救至再，又单独疏请宽宥，都不被采纳。乾清、坤宁两宫火灾，请万历帝接见大臣，也不报。请辞职，也不许。后改文渊阁大学士。时内阁四人，赵志皋、张位、沈一贯和陈于陛，都是同年生，遇事协调，不相龃龉。但万历帝拒谏更甚，上下阻隔。于陛忧形于色，以不能补救，在直庐望着日影叹息。《明史·陈于陛传》记载：“终明世，父子为宰辅者，惟南充陈氏。”
历史巧合，无独有偶。在明朝直隶曲周县（今河北省曲周县），也有一位进士叫陈于陛，相传因与张居正政见不合，受到排挤，一度弃官，回家务农，布衣草履，下田耕作。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身后家中仅有纹银八两，受亲友资助，才草草埋葬。
陈以勤、陈于陛父子为帝师，父子为宰辅，父子都清廉，父子都善终，这在明朝官场上是罕见的。相反，首辅杨廷和与他的状元儿子杨慎，其经历与结局，与陈以勤、陈于陛父子是不同的。
三、宰相之子
明代宰相及其儿子的故事很多，我特别介绍宰相杨廷和与他儿子杨慎的真实故事。杨廷和在明朝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杨氏一门四代，出了“一宰相一状元六进士”：“一宰相”是杨廷和；“一状元”是他的儿子杨慎；“六进士”是杨廷和，其父杨春，其弟廷仪，其子慎与惇，其孙有仁。杨廷和的家族中，当代最为人知的是杨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小说 href='2203/im'>《三国演义》和电视剧 href='2203/im'>《三国演义》家喻户晓，那首脍炙人口的开篇词和主题歌《临江仙》，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五洲四海。这首《临江仙》的作者就是杨慎，要了解杨慎，先从他父亲杨廷和说起。
杨廷和（1459—1529年），四川新都（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出身读书人家，性格沉静，风姿秀美，聪明过人，年十二，中举人。十九岁时先其父成为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受修撰。参加《大明会典》、《明宪宗实录》纂修，书修成后，为皇太子老师，就是日讲官。又进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因得罪大宦官刘瑾，摘出《会典》中小的疏误，被降二级，后来恢复。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在朝廷有几件大事：
第一，特殊时刻奏定皇位。当正德帝暴死无嗣的紧急之时，杨廷和以《皇明祖训》为依据，提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就是立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并由太监启奏太后，他等候在左顺门（协和门）下。不久，太监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如廷和请，皇位敲定。后朱厚熜由大明门进入皇宫，告大行几筵，在大行皇帝灵前，正午时即皇帝位。
第二，总揽朝政三十八天。正德帝死，嘉靖帝立，中间皇位空缺整整38天，实际上是大学士、首辅杨廷和在主持朝政。他以太后懿旨逮捕奸佞权臣江彬，大快人心；他在草拟并公布的诏 4e66." >书中革除正德蠹政：“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明史·杨廷和传》卷一百九十）这引起一群失去既得利益者的不满，他们趁杨廷和入朝，携带白刃，准备行刺。事闻，命派营卒百人，护卫他上下班。
第三，“大礼”之争触犯帝意。嘉靖帝朱厚熜登帝位后，为“大礼议”事，多次召杨廷和“从容赐茶慰谕”，杨廷和不顺帝意，嘉靖帝不悦。廷和等三奏，帝留中不下。嘉靖帝亲予手敕，廷和以“臣不敢阿谀顺旨”，封还手诏。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嘉靖帝以廷和有定策之功，先后四次封赏，廷和“四辞而止”。尔后，嘉靖帝崇道教，事斋醮，杨劝阻，不听，又派太监督催织造，杨再劝阻，仍不听。嘉靖帝再派太监到内阁，督促杨廷和撰拟敕告，廷和以“民困财竭”，请毋遣。帝不听，警告曰：毋渎扰。廷和还是力争，言：“臣等与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佞之言是听，陛下能独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廷和没有办法，请求退休。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嘉靖帝免去杨廷和大学士职务，让他辞官回家。此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率群臣伏阙哭诤，被杖谪云南。
杨慎（1488—1559年），杨廷和之子，幼年机警敏锐，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大学士李东阳见而赞赏，令受业门下。年二十四，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尝奉使过镇江，到丹徒，拜见在籍的原大学士、首辅杨一清，阅览其所藏书籍。每有叩问请教，杨一清都能背诵如流。杨慎既惊讶，又敬佩，于是更加用力学问，博览群书。尝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杨慎秉承杨廷和忠耿执著的家风，不做佞臣，而做忠臣。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明武宗正德帝微行，刚出居庸关，杨慎得到信息，立即抗疏恳谏。不久，正德帝因病回到京城。正德帝病死，嘉靖帝嗣位，杨慎任经筵讲官。
嘉
?９９ｌiｂ?靖帝因“大礼议”而恨杨廷和、杨慎父子。父亲旧怨未息，儿子新怨又结。
第一，罚俸。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刚辞官回乡，时为大学士，又是杨廷和政敌的桂萼等，奏请升杨慎为翰林学士，皇帝采纳。杨慎联同三十六人上书：“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嘉靖帝大怒，加以切责，罚俸两月。
第二，廷杖。一个月后，杨慎又与学士丰熙等为“大礼议”疏谏，并偕廷臣跪在左顺门（协和门）外力谏。《午门凤翔》中写过这次廷杖，在这里要讲的是，有人奏告在左顺门（协和门）撼门
９９lｉｂ?大哭，声彻殿庭，为首的是杨慎。嘉靖帝闻奏更怒，命在朝廷上，再廷杖杨慎等七人。
第三，遣戍。杨慎等因聚哭案被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境）。杨慎在谪戍路上险遭杀害。先是，杨廷和为宰相时，被斥逐的锦衣卫冒滥官员，这时伺机在路，谋害杨慎，实行报复。杨慎沿途防范，抱病跋涉万里，病惫不堪，抵达戍所，卧床不起。嘉靖帝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杨慎闻知后，更放纵饮酒。（《明史·杨慎传》卷一百九十二）
第四，悲歌。嘉靖八年（1529年）杨慎父丧，奔告巡抚请于朝，获准归葬，葬完回戍所。年七十，私自还蜀，巡抚派官兵抓捕而回。两年后死，72岁。杨慎与解缙、徐渭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明朝文人中，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其影响最大的是《临江仙》。
罗贯中名著 href='2203/im'>《三国演义》，以杨慎《临江仙》开篇，电视剧 href='2203/im'>《三国演义》又以《临江仙》作主题歌词，大江上下，长城内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杨慎咏史名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悲怆地唱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词的上片，开首两句，令人想到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非成败转头空”，是对上两句历史现象的总结，从中可看出杨慎阅尽人间沧桑，胸怀旷达，情意超脱。“青山依旧在”是在讲地，讲空，讲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在讲天，讲时，讲在变。世间万象，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 href='/article/2856.htm'>《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在这里是指实，相；空，在这里是指虚，无。在时与空，虚与实，人与事，喜与悲的变幻中，杨慎感悟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一切如日月升落，花木荣枯。
词的下片，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独钓江雪，任凭惊骇涛浪，不管是非成败，清酒一壶，友朋夜逢，纵论古今，谈笑而已。寂寞悲苦的杨慎，仰观日月运行，沐浴秋月春风。历史的兴替，人物的悲欢，都只不过是酒中的谈资，助兴的短信。
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慷慨激昂，悲壮恢弘，亦虚亦实，浑然大气。时过近五百年，依然震撼人心，为什么呢？因为杨慎有惊世的才华，非凡的阅历，悲喜的家庭，起伏的人生。杨慎这个人，相门之子，大明才子，二十四岁，高中状元，烈火烹油，繁花似锦。但是，大喜也杨慎，大悲也杨慎。因触犯“龙颜”，遭廷杖，被遣戍，蒙羞辱，离家乡，死戍所，达35年。天赋的才华，特殊的人生，使他的心灵拥有更加深刻的人生感悟，使他的词章展现更加淡定的纯净意境。青山不老，看尽炎凉事态；佐酒笑语，释去心头重负。宇宙永恒，人生短暂。江水不息，青山常在。
风平尔后浪静，历险才能淡定。杨慎经历家庭盛衰、个人浮沉的特殊境遇，在成败得失之间，总结人生际遇，探索人生哲理，抒历史兴衰之感，咏人生沉浮之慨，散溢高洁情操，展现悲壮胸怀。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与孤独，又有大名士落魄后对名利的淡泊与轻蔑。杨慎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成为千古绝唱。
事应为而不可为，虽力为亦不能为，则退之，是为圆通，如杨慎之父杨廷和；事应为而不可为，虽力为亦不能为，仍为之，是为风骨，如杨廷和之子杨慎。坚持理想，与命运搏斗，虽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征服，这是人们敬仰的崇高品格。做何选择，都是智慧。
一、张氏父子
张英和张廷玉父子宰辅，事情在康、雍、乾三朝。
张英（1617—1700年），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入翰林院。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南书房，召张英入直，并在皇城西安门内赐第，清朝汉官住在皇城里的这是首例。时平定三藩之乱，战务繁忙，军报多时一天三五百封。康熙帝每日乾清门听政后，就来到懋勤殿，与张英等儒臣，讲论经史诗词。张英随侍左右：“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清史稿·张英传》卷二百六
.十七）官做到文华殿大学士，奉敕主编《渊鉴类函》，454卷。张英家训：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张英性格：性情和易，不务表襮（bó，表露）。不去随意讨好，做善事不张扬：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推荐他人做官或升官，始终不使别人知道——做好事，不宣扬。
张英较早在南书房，并任文华殿大学士。张英任宰相时，有一个“六尺巷”的故事。说的是：安徽桐城张家和吴家为 90bb." >邻，吴家要拓展院墙，影响张家，张家不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是显宦，吴家是豪富，谁也得罪不起，知县非常为难。张家写信给当朝宰相张英，希望他修书给知县关照。张英见信后，提笔写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六尺巷”石碑）张家见信后，主动让出三尺。吴家受感动，也让出三尺。于是出现至今犹在的“六尺巷”。
张英退休回乡后，更加谦逊低调。相传晚年他在家乡西山居住，有条山间小道，他出来散步时，遇见挑柴的樵夫，总要退到路边草地上，让樵夫先行。
张英的贤惠妻子姚氏，也是桐城人。张英初官翰林时，薪水很低，家里很穷，有人馈送千金，不接受，并告诉妻子姚氏。姚氏说：“穷人家或得馈赠十金五金，童仆都欣喜相告。今无故得千金，人问是从哪来的，能不惭愧吗？”有时家里经济拮据，典当衣物，买米做饭。后张英俸禄稍丰裕，姚氏勤俭之风不改，一件青衫，数年不换。张英做了宰相，姚氏更加谦卑。亲友派丫鬟来问起居，姚氏正在缝补旧衣，来人问她：“夫人安在？”姚氏恭敬起应，来的丫鬟大为惭愧。张英六十岁时，姚氏仍亲手缝制棉衣给宰相丈夫御寒。儿子张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有一天，康熙帝环顾左右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张廷玉母亲得到康熙皇帝的赞扬。姚氏还喜读书，工诗文，有《含章阁诗》传世。（《清史稿·列女传》卷五百八）
张廷玉（1672—1755年）官做到军机大臣、大学士，死后配享太庙。史评：“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清史稿·张廷玉传》卷二百八十八）张廷玉也有古大臣之风。雍正十一年（1733年）殿试时，雍正帝钦点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考卷是密封的，拆卷时知一甲第三名为张若霭，是张廷玉之子，荣登探花，众臣敬贺。按例一甲可以免试庶吉
士三年学习和散馆考试，即授为翰林院修撰、编修。但张廷玉没有顺水推舟，玉成其事，却叩谢皇恩，跪下坚辞：若霭是臣子，这万万不可！雍正帝说：卷子是密封的，你又回避，朕决定前并不知道是谁的试卷，此事与你无关。廷玉仍跪地不起，雍正帝说：这次科试，你已回避，是朕主意，你快起来！廷玉跪奏道：臣家两代辅臣，已经蒙恩了；天下寒士很多，应该让给别人。雍正帝稍加思索，说：好吧，让二甲第一名（第四名）升为一甲第三名，若霭降为二甲第一名。
桐城张家为清代书香门第典范。张英四个儿子——廷瓒、廷玉、廷璐、廷彖都是进士，廷璐子若需、若需子曾敞也都是进士，廷玉子若霭、若澄也都是进士。张英之家为书香门第：“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张英、张廷玉父子为相，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帝师，张廷玉配享太庙。张氏一门，前后六代十二位翰林，共有二十四位进士——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史称：“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矣。”［陈 5eb7." >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五］张英、张廷玉父子都享年八十四岁，算是高寿。
读书要有一个家庭环境。由张氏一门可见，书香家庭对于一个青年、一个学子的成才是多么重要！
二、刘氏父子
刘统勋、刘墉父子，山东诸城人，其村逄戈庄今属高密市，父子为大学士。
刘统勋（1699—1773年），父亲刘棨官四川布政使，是位省部级高官。刘统勋天资聪颖，自幼苦学，中进士后，在南书房、上书房任职，进入皇权核心层。不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弹劾张廷玉，说：风闻安徽桐城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十人。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乾隆帝说：朕思张廷玉等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其没有声势能箝制诸官。寻命刘统勋将此疏宣示廷臣。（《清史稿·刘统勋传》卷三百二）刘统勋作为左都御史敢于弹劾当朝宰相，乾隆帝敢于将弹章公布，实 5728." >在是政坛佳话。刘统勋还有私访的故事。?9９ｌiｂ..
乾隆帝派刘统勋督察河流决口堵塞工程。刘到现场问为什么工程拖期，主事官员说因秸秆供应不上。刘统勋微行私访，见大小载秸秆的车辆，数以百计，排成长龙等待。刘询问哭泣等待的人，回答是主事官员索贿未得，故意拖延不收。刘统勋令将主事官员捆绑起来，数其罪，将斩之。巡抚以下官员请求宽免，于是先杖责，再戴枷示众。结果是，一夜薪刍收完，一月工程告竣。
一日，夜漏尽，上早朝，刘统勋乘舆到东华门外，侍卫与舆夫见乘舆微侧，便掀开帷帘，见他已经断气。乾隆帝闻讯后，派尚书福隆安带药前往，已经晚矣。乾隆帝亲临其丧，见刘统勋极其俭素，为之一
恸。回跸到乾清门，流涕对诸臣说：“朕失一股肱！”一会儿又说：“刘统勋乃不愧真宰相。”统勋之子刘墉也官至大学士。
刘墉（1719—1804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自编修，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父亲刘统勋得罪，连带刘墉下狱。这件事的原委是：朝廷在西北用兵，派刘统勋前往负责后勤事务。时清伊犁将军班第兵败而死事，定西将军永常也后退。刘统勋奏请还守哈密。乾隆帝因兵败而生气，斥责刘统勋附和永常，命罢永常官，逮回北京，重加治罪。刘统勋子墉革职，其在京诸子，全下刑部大狱，查抄其家。不久，乾隆藏书网一员侍班，纠参失仪官员，迟到官员要受申斥或处分。
会议文件——奏疏或奏折，一式两份，一份呈上御案，一份由内阁学士捧本在御前背诵，如果记忆不熟或满语生疏，会受到斥责或处分。每本奏完，皇帝用满语或汉语降旨。一段时间，文件批写，都在乾清门。在诸学士执笔批写中，以折尔肯的书写为最快。诸臣一二张没写完，折尔肯已写完五张。他的草书更快，时人皆称他为“文坛飞将”。散会后，文件交内阁，遵旨缮写处理。副本交内阁或军机处存档，成为军机处录副，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内阁或军机处的档案。
清帝御门听政，议决重大治策。
先说治河决策。据《郎潜纪闻》记载：御门听政时，皇帝与大臣商讨治河方略。巡抚张伯行熟谙水性，面奏河务。康熙帝反问，张伯行从衣袖里取出地图，一面比画，一面答辩。大臣牛钮当即斥责张伯行狂妄。康熙帝说：“毕竟是他留心，即书本亦是他看过，尔等谁留心者？”张伯行留心河务，不仅实地考察，还查阅书上记载，你们谁这样留心过？诸位大臣，闭口不言。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江、浙两省在京官员，及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官，都聚齐到乾清门外，宣谕道：朕每至一方，必取一方之土，以试验之。今岁南巡江浙，见两省农田，全资灌溉，命两省督、抚，将各地宜建闸蓄水之处，通行确察，明晰具奏。以朕度之，建闸费用，不过四五十万两，且南方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若发帑建闸，使贫民得资佣工，度日糊口，也是善策。（《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这说明：其一，重视水利；其二，未雨绸缪；其三，以工代赈；其四，国库出钱。
次说版图大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初一，康熙帝御乾清门，派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维、马喇等一行，出使俄罗斯国。命选精骑万余人扈行，私从仆马，数字过万，旌旗绵延，三十余里。（《出塞纪略》）行前，康熙帝指示索额图等，大意是：俄罗斯侵占我边境，交战在黑龙江、松花江、呼玛尔江等处，占据我属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为反击侵入，我兵筑黑龙江城（今漠河黑龙江北岸），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这就是同俄罗斯关系的原委。黑龙江地方，最为重要。嫩江而下为松花江，松花江而下为黑龙江，还有恒滚、牛满、精奇里等江，都汇流入黑龙江，直达于海。康熙帝指出：
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清圣祖实录》卷藏书网一百三十五）
当天，索额图等起行。但因噶尔丹叛乱，召索额图一行回京。局势稍定后，再派索额图等出使，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北部边界。
议政事之外，还议决人事。
二、重要人才
御门听政，既议决重大军政国务，还议决重要人事安排。御门听政是发现、考察、选拔人才的重要场所。顺治帝在御门时发现徐元文，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徐元文（1634—1691年），江苏昆山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状元，时25岁。顺治帝御乾清门召见徐元文，告诉他是自己亲自选拔的，并亲赐冠带、蟒服、皮裘、靴子等。回宫，奏启孝庄皇太后说：“今岁得一佳状元。”就是今年得到一名优秀的状元。明日，顺治帝又御乾清门，徐元文率领新科进士谢恩，百官陪列，鸿胪读表，前此未有。徐元文被依例授予翰林院修撰，蒙多次宣召，经常陪顺治帝到南苑打猎，乘着御赐骏马，好一派潇洒。顺治帝命内阁学士折纳库为徐元文牵马，徐元文急忙说：“不敢，折公是我翰林院的老师！”便改为内廷侍卫牵马。后来，顺治帝又经常晚上在９9ｌiｂ?便殿召对徐元文，夜深了，赐夜宵。顺治帝问侍从人员饿吗，又给侍卫赐饭。（《张文贞公集》）康熙初，徐元文为国子监祭酒，后改翰林院掌院学士，任《明史》监修总裁官、左都御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徐氏兄弟三人：兄徐乾学，康熙九年（1670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正七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甲第一名（状元），为修撰（从六品）；弟徐秉义，康熙十二年（1673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为检讨（从七品）。兄弟三人号称“昆山三徐”，史称“一门三鼎甲”，清朝仅有，学林佳话。
元文为官，颇受赞誉。
第一，严肃学规。任国子监祭酒（国家大学校长），条规严肃，纪律严明，满洲子弟不听管理、违反纪律者，“辄加挞责，咸敬惮之”（《清史稿·徐元文传》卷二百五十），这是后人做不到的。
第二，不做颂扬。平定三藩之乱，朝臣多称颂康熙帝的功德，奏请给皇帝上尊号，独元文上书“愿皇上倍切咨儆”藏书网，不歌颂皇帝功德，还劝皇帝更加谨慎。
第三，限制特权。当时京城民人被卖到或骗到八旗下做奴仆的，生活凄惨，纷纷逃亡，称作“逃人”。清廷颁布惩治逃人法，规定：捉到逃人，逃人及其邻左邻右和十家长（甲长），连坐处死。有的大臣为此上奏，顺治帝将奏疏掷于地。徐元文还是疏奏。《清史稿·徐元文传》记载：“京师奸人，多掠平民卖旗下，官吏豫印空契给之，屡发觉，元文疏请禁止。又八旗家人投水、自经，报部者岁及千人，疏请严定处分。上俱从之。”
其兄乾学与弟秉义，以招权纳贿，结党营私，贪渎获罪，被参解职。而元文“谨守礼法，门庭肃然”，退休回家，路过临清，关吏检索，“仅图书数千卷，光禄馔金三百而已”。徐元文居家一年，患病而死，才58岁，有《含经堂集》传世。
御门听政，还有故事。御门听政时，康熙帝同大臣讨论数学的开方、圆周率，以及音律等，还表演测水流量，谕道：“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怎样计算河道闸口的河水流量呢？诸大臣既没有听过，更没有见过。他说：“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然后，命取观测日晷表，用御笔作画展示：“此正午日影所至之处。”就把这张画放置在乾清门正中，让诸大臣等候观看。到正午，果然日影与御笔画处恰合，分毫不差。与政大臣的反应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帝开始御乾清门听政。大臣奏事，君臣讨论。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谢济世为御史，因弹劾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而下狱。是时，雍正帝御门听政，允许科道御前奏事，谢济世拿出奏章。雍正帝问：“云何？”对曰：“钱法。”雍正帝说：“钱法大难，朕方筹画。”雍正帝问：“又云何？”对曰：“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贪黩不法状。”雍正帝环顾左右后说：“彼号能臣，朕方假任，尔无惑浮言。”就是说像田文镜这样的能臣，朕刚信任，你不要相信传言，并退回其奏疏。谢济世伏地不起，争谏益力，因而见罪。（《篷窗随录》）雍正帝在这点上，缺乏气度和雅量。
御门听政还是清朝兴衰的一个历史信号。
三、重要信号
清朝的御门听政，顺治发其端，康熙定其制，雍、乾、嘉、道四朝恪遵祖制，沿袭不变。但清朝后期，御门听政，走向衰落。
清帝勤政，清朝兴盛。御乾清门听政，以康熙帝为最勤。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致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此乾清门乃在朕宫中，亦有何劳？……朕仍照常，每日听政。”（《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一）如康熙帝所说：“亲政六十余年，夙夜励精，始终惟一。”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说：“朕每日听政，必于辰刻中御门，闻部院奏事大臣，每日于黎明时齐集午门外久候，方始入奏，迄奏毕，复各归署理事，无乃过劳。朕观大臣内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后于家中各进糜粥，按时来奏，亦不至 8fdf." >迟误。大臣节劳养体，亦可多为朕效力数年。”（《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一）有时皇上高兴，在乾清门，赐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御书扇各一（《居易续录》），还赐大臣书画、饮食、水果等（《尊闻堂集钞》）。9９lib?
一些老臣，每天上朝，实在辛苦。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藏书网年），当朝大学士六人，其中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出差在甘州、东阁大学士三宝兼湖广总督在任，其余四人都是高龄：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永贵76岁、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新75岁、东阁大学士兼暂管直隶总督英廉75岁、东阁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71岁，这时乾隆帝71岁，五人合计368岁，平均年龄73.6岁。（乾隆辛丑《御门》诗注）这是一个年龄老化的最高决策集团。
清帝懈政，清朝衰落。清朝衰落，江河日下。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元旦清晨，鄂伦岱在乾清门院内掀衣便溺。这个鄂伦岱，为康熙帝孝懿皇后之兄、康熙帝的大舅子，雍正帝连带其他罪名，将他发配到奉天（沈阳）。这虽是件小事，却是知秋的一片落叶。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大学士高晋到京入觐，已命回两江总督任上，但他从未亲临御门大典，恳请晚走一天，随班观瞻御门听政典仪后再起程，获允。（《乾隆戊戌御门》诗注）还有发生御门听政迟到的现象。如大学士傅恒，一日御门，已经迟到，踉跄而入。某侍卫笑道：“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帝曰：“岂惟身肥，心亦肥也！”傅恒脱帽叩首，心神不宁，数日难平。（《啸亭杂录》）这从侧面说明，乾隆朝.?后期，大学士、两江总督都没有参加过御门听政，有的大学士不能准时到会，可见乾隆朝的御门听政，已经远不如康熙朝时经常与整肃。
到嘉庆朝，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民攻入紫禁城。事变平定后，嘉庆帝入宫。嘉?庆帝御乾清门，王公大臣会集乾清门前，跪听皇帝宣读《罪己诏》。随后，打开内外各城门，特赐将士食品。这时的御门听政，远没有康熙时的宏大气魄，成为皇帝行施小恩小惠的场所。
咸丰以后，逐渐懈怠。咸丰因“圣躬违和，此典久辍”。及同治亲政，也没有请行御门听政之典。到清末，乾清门放置两个木箱，其中收藏当年御门听政的器物，锁锈未开，五十年矣！
这几个历史小故事，反映清朝走向衰亡。
一、书房创立
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帝的一个创造，这是应军事之需、行政之需、学问之需和情趣之需。说军事之需，是因为当时正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军报紧急而繁多，指示应迅速及时，皇帝身边需要有军政顾问和机要秘书。说行政之需，是因为康熙帝是勤政君主，三藩平>定后，皇权集中，日理万机，处理政务，也需要一个贴近的咨询、秘书班子。说学问之需，是因为康熙帝酷爱读书学习，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算学音律，地方民情，随时请教和探讨，需要身边有机要的师友。说情趣之需，是因为康熙帝喜欢书法、绘画、诗词、文玩，也需要人同趣相通，同好相逑。所以，南书房建立后，没有因平定三藩之战结束而结束，而是坚持下来，并制度化、规范化。
南书房实际设立较早，但没有制度化、规范化。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二十日，正式创立南书房。康熙帝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厥职，且住外城，不时宣召，难以即至。著于城内拨给闲房，停其升转，在内侍从数年之后，酌量优用。”（《清圣祖实录》卷六十九）
以上所引说明，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的最初动因是：其一，康熙帝身边的太监等，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不能同他研讨经史，切磋书法；其二，各大臣都有职务，也不能随时陪伴身边，日侍左右；其三，大臣住地离皇宫较远，随时咨商，很不方便，每日派员，轮流值班；其四，加强皇权，抑制旗权。所以要设南书房，这些随侍左右的大臣应是：品德高尚，学艺有长，任事专职，住近宫廷。
南书房的名称。“书房”是清入关前的旧名，“南”字是因书房在乾清宫南面，所以称南书房，又称南斋。雍正时在圆明园也设有南书房。最早正式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为张英和高士奇。南书房官员称南书房行走，但自大学士到侍郎等，都称翰林，进出南书房，可走乾清门。（英和《恩福堂笔记》）不过进出门时都由内监或侍卫..陪同，不可个人单独进出，在书房门外的院里也不能随便走动。
南书房的官员，地位特殊，称为“内廷”。“内廷”官员有哪些人呢？一是御前大臣，二是军机大臣，三是南书房翰林，四是上书房师傅，五是内务府总管等。就连内阁大学士、内阁官员都算外廷，而不算内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内阁为外廷。内阁又为什么算外廷？因为雍正朝从内阁分出军机处，军机大臣算内廷，大学士也就算外廷。南书房翰林与内廷官员进入内廷，从乾清门出入。
南书房翰林，挨近皇帝，参与机要，容易得宠，升迁较快。但是，南书房翰林，也蛮辛苦的——官员虽以入直南书房为荣，但不知其苦：“咫尺天颜，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有人说：“伺候时立得手痛，钞录时写得脚痛。”皇帝..到南书房的时候，值班的翰林们都要到门外站着回避，“呼某人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也”。皇帝同每个人谈话内容，都是两人间的机密，外人不得闻知，更不能外传。
南书房值班的翰林，文具由内务府办理，饮食由御膳房供应。早餐在家里吃。《履园丛话》记载：徐乾学饭量大，每早入朝，吃实心馒头五十，黄雀五十，鸡子五十，酒十壶，可以竟日不饥。同朝张玉书古貌清癯（qú），早餐只食山药两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饥。大多南书房值班翰林，伙食标准有规定：“每餐每日肉菜半桌，稻米一仓升，茶叶一钱。”（《清宫述闻》）可以喝免费的茶水。夏天，从五月初一日开始，每天赐给冰块，装在大盘里乘凉。时令鲜果，地方特产，时常供应，也受>99lｉb?赏赐（如字画、笔砚、眼镜、鱼类、鹿肉等）。
南书房也有趣闻：状元于敏中初直南书房时，一日同僚谈锋正浓，于敏中微闻声音，疾呼其同僚说：“老头子来矣！”话音刚落，皇帝驾到。乾隆帝听到说自己是“老 5934." >头子”，颇不高兴，严厉诘问。翰林们很紧张，不知如何回应。这时，于敏中机灵地对答：“万寿无疆曰老，首出庶物曰头，父天母地曰子。”乾隆帝一听，转愠为喜。于敏中节节高升，很快升为尚书，后官至大学士。
康熙少年智擒鳌拜的故事，有的书说就发生在南书房。康熙帝召鳌拜到南书房进讲经史。鳌拜遵旨进入，内侍以折一条腿的椅子请他坐，持椅立后。命赐茶，内侍先把茶碗用开水煮，使杯极热，鳌拜一接，茶杯坠地。持椅子的内侍，乘势一退，椅子歪斜，鳌拜倒地。鳌拜在国君面前，>摔杯、洒茶、歪椅、倒地，实属大大地不敬。康熙帝呼曰：“鳌拜大不敬！”布库内侍，扑而擒之。（《南亭笔记》）但《啸亭杂录》和《归田琐记》记载，是鳌拜入见时，康熙帝召羽林士卒或布库少年将他擒捕的。
南书房翰林，都做些什么？
二、书房翰林
南书房为清要之地，书房翰林，严格荐审，精中选精，优中选优，清代士人以能到南书房任职为荣。清朝皇帝与书房翰林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亦君亦臣，亦师亦友，亦主亦奴，亦恩亦仇。
南书房的翰林，有不同的专业或专长。许多进士一甲，入直南书房。有人寒暑不休，十余年如一日。特别是张英一门父、子、孙三代六人，入直南书房。彭元瑞以文学受知遇，官礼、兵、吏三部尚书、大学士，入直南书房四十年。这都是南书房翰林的佳话。下面介绍南书房几位翰林。
一是书法：康熙帝自幼酷爱书法，临摹唐太宗、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书帖，以赵、董为多。特别受书法家沈荃的指点。
沈荃（1624—1684年），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顺治朝探花。先在地方做官，书法闻名海内，康熙酷爱其书。以擅长书法，入直南书房，官至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衔。沈荃在南书房，给康熙帝讲解古今各体书法，先做示范，并做指导。御制碑文、屏风、楹联等，多由沈荃书写。他特别敢于指出康熙帝写字bbr>的毛病：“公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不但指出毛病，还分析其缘由。他的儿子沈宗敬也在南书房。一日，康熙帝感慨地说：“朕初学书，宗敬父荃指陈得失。至今作字，未尝不思其勤也。”（《清史稿·沈荃传》卷二百六十六）沈荃为人正直，康熙十八年（1679年）大旱，求直言。沈荃说：流放人到乌拉（今吉林市），地极寒冷，人多冻死，今罪不至死者，而流放到此，是更驱赶到死地！康熙帝不接纳。他又说：“此议行，三日不雨者，甘服欺罔罪。”果然，两天后下雨。康熙帝采纳这个谏议。沈荃清廉，死后，家贫，赐银下葬。康熙帝每赐御书，如福寿、嘉祉、松鹤、松寿字，多由南书房翰林代笔。得益于书房翰林的指教和勤学苦练，康熙帝本人也有深厚的书法功底。这幅康熙帝书法“书阁山云起，琴斋涧月留”行书大轴，截取唐诗人崔翘“五言排律”中句：“传家惟力学，报国在持忠。书阁山云起，琴斋涧月留。”这幅字，布局疏朗，纯熟精到，结字圆劲，秀逸流畅。
又如，雍正帝和乾隆帝喜欢张照的书法。张照在直南书房时，尝夕召入，议论古今得失，漏且四下，烛眉长，欲起自剪。雍正帝以失大臣体，止之。乾隆帝最爱张照的书法，集其所书宫廷春联字，为春朝吉语。也有人说，乾隆帝的御书有的就是由张照代笔的。
二是绘画：南书房有画家，也称翰林。举王原祁为例。
王原祁（1642—1715年），江苏太仓人，出身官宦、文学、绘画世家。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其先祖王锡爵为明万历朝大学士、首辅，王世贞为著名文学家。其祖父王时敏“为一代画苑领袖”。明亡清兴，时代变革，王门弃政从画，广收名作，结交名流，四方画家，踵接于门。祖、父、孙、曾孙等四代，都以绘画闻名。王原祁自幼习画，画山水，贴墙壁，祖父王时敏见后说：我什么时候画了这幅画？家人告诉他说：是原祁画的。王时敏说：此子已出我右——他的绘画，超过了我。康熙九年（1670年），王原祁中进士，后入南书房。常召入便殿，从容奏对，或在御前作画，康熙帝凭几观看，不觉移晷。每召诸大臣到内苑赐宴、赏花，原祁都必参与。还命鉴定内府名迹，任《书画谱》总裁、《万寿盛典》总裁等，宠信有加，恩礼特异。（《清史稿·王原祁传》卷五百四）王原祁每作画必用三样东西：
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他说：“三者一不备，不足以发古隽（juàn）浑逸之趣。”有人请他评论康熙《南巡图》主要作者王翚（huī）的画，说：“太熟”；又问著名书画家查士标的画，说：“太生”。王原祁以不生不熟自居。中年之后，供奉内廷，别人求画，多出代笔，而自署名，其真迹不可多得。年终宴会，给门下宾客作画，人各一幅，为他们制裘之需，好事者携金以待。人们评论王原祁及其画：阅尽古人名画，看遍九州山水，神与天地游，意在笔墨外。王原祁是《万寿盛典图》的主要作者。王时敏、王原祁、王鉴、王翚合称“四王”。清初画家“四王”，王时敏及孙原祁，王鉴与时敏同族，王翚向时敏学画垂二十年。南书房的画家，大学士蒋廷锡及子溥，董邦达及子诰，尚书钱维城，侍郎邹一桂等为尤著。
三是诗臣。清帝的文学侍从很多，以乾隆帝的诗词侍臣钱陈群为例。
钱陈群（1686—1774年），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后患反穀疾（可能类似现在说的胃食管反流），连续上疏，乞请解职，获允。他没有南书房之名，而有南书房之实。钱陈群在乡里居住，每年乾隆帝录寄诗百余篇，陈群作诗赓和，亲书册页奏进，行草兼书，..屡蒙奖许。陈群赓唱既久，诗作颇似乾隆帝的御制诗。钱陈群还先后三次到京师为太后、皇帝祝寿，四次为乾隆帝南巡迎驾。其中一次到京年已八十，南归时，乾隆帝以诗饯送。皇太后八十寿庆，陈群入京，年八十六，步健神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卒，年八十九。乾隆帝说：“儒臣老辈中能以诗文结恩遇、备商榷者，沈德潜卒后惟陈群。”加太傅，祀贤良祠。钱陈群的诗，纯悫（ｑｕè）朴厚，如其为人。（《清史稿·钱陈群传》卷三百五）
不凡男人的背后，必有不凡的母亲。钱陈群的母亲，姓陈名书。幼聪慧，性端静，喜诗书，识大体，娴淑善良，胸怀正义。刚嫁到钱家，陈氏从楼上望见侄子殴打佃客，致其口吐鲜血，几乎致死。佃客的乡族气势汹汹前来报复。陈氏派人将受伤佃客抬到屋里，请医生敷 836f." >药，又给伤者母亲钱米，并呼来侄子，命用杖责打，乡众乃散。她的公公和丈夫钱纶光回到家里，赞她贤能。陈群父亲早故，寡母教子有方，二子为官，都有贤声９９lｉb?
以上两场共有1020人参加这次盛宴。康熙帝赋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满汉大臣官员作诗相和，以诗纪盛，题名为《千叟宴诗》。因此，这次历史盛宴就叫作“千叟宴”。这首御制《千叟宴诗》是：
百里山川积素妍，古稀白发会琼筵。
还须尚齿勿尊爵，且向长眉拜瑞年。
莫讶君臣同健壮，愿偕亿兆共昌延。
万机惟我无休暇，七十衰龄未歇肩。
上诗中的“积素”，意为积雪；“须尚齿勿尊爵”，意为以年齿而不以官爵为序；“讶”，意为或迎（如迎讶）或惊（如惊讶），这里应为后者。
康熙帝说：“览自秦汉以下，称帝者一百九十有三，享祚绵长，无如朕之久者。”（《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自秦汉以来，只有康熙帝临朝六十一年。康熙帝是自秦始皇以来的2132年皇朝史上，在位时间最长、中原地区四十年没有战争的中华唯一之君主。这当然值得隆重举行“千叟宴”来庆贺了。
康熙帝举行的“千叟宴”，其用意在：“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近来士大夫，只论居官之贤否（pǐ），而移风易俗之实政、入..t>孝出弟（tì）之本心，未暇讲究。”（《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康熙帝借此，希望诸位老者，回到家乡，晓谕邻里：敬老尊贤，讲求孝悌，重视礼仪，移风易俗。
二、乾隆大宴
乾隆帝仿照其祖父康熙帝的“千叟宴”，也先后两次举行大宴——“千叟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乾隆帝以五十年“国庆”，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有60岁以上者3000余人参加，其中包括大臣、官吏、军士、民人、匠艺等。每人还赐予寿杖、银牌等各种物品。宴会上联句作诗，共得诗3429首。第二次是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在宁寿宫举行的“千叟宴”。因前次“千叟宴”是在乾清宫举行的，而本讲的重点是在乾清宫里发生的事，但后次“千叟宴”史料载述较详，亦略加参酌。
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六日，乾隆帝御乾清宫，举行“千叟宴”，设宴800席。亲王、郡王、大臣、官员，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额驸，回部、番部，朝鲜国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3000人入宴。届时，乾隆帝在乾清宫升座，作乐，行礼。各入座次，行一叩礼。丹陛大乐，宫前响起。乾隆帝进茶，王公大臣等行一叩礼。亲赐王公大臣等茶，跪受，行一叩礼。乾隆帝又进酒，诸大臣行一叩礼。一品大臣以上及年九十以上者，召到乾隆帝御座前，亲赐酒，各跪受，行一叩礼。乐止，赐食。各就坐位，依次跪受，行一叩礼。每席用玉泉酒八两（今半斤），一次宴席就饮用玉泉酒四百斤。（《清内务府奏销档》）接着演戏。王公大臣以下等，吃饭毕，再行一跪三叩礼。作乐，礼成。乾隆帝启座，命以“千叟宴”联句。宴会结束，颁赏如意、鸠杖、银牌、缯绮（ｚēｎɡｑǐ，丝织品）、貂皮、文玩等物，其中：
鸠杖，是指首部雕刻成鸠鸟形状的拐杖。《周礼》记载：“中（仲）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可见以鸠鸟祝福老人颐养生气是古老的习俗。《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老人吃饭容易噎着，将手杖雕成鸠鸟形状，是要保佑老人平安。乾隆帝遵古礼送给参加宴会老人每人一根鸠杖。今天保存下来的一根，杖首宽10厘米，用整块犀牛角雕琢成鸠鸟形状，杖长86.5厘米，杖身用黄花梨木制成，上面用银片镶嵌不同字体的100个寿字。
银牌，全称“养老银牌”，只赏给兵丁、匠役和无职衔人员等，其重量不同：70岁以上者10两，75岁以上者15两，80岁以上者20两，85岁以上者25两，90岁以上者30两。（军机处《上谕档》）北京出土的一面银牌，呈椭圆形，长14厘米，宽8.5厘米，厚0.3厘米，实重350克。牌上端有云头纹饰，两侧有小圆孔。牌正面四周有双龙戏珠纹饰，中间横书“御赐”，直书“养老”。牌背面光滑，中间阴刻楷书“乾隆五十年千叟宴”，侧刻“重十两”。（见高桂云《北京出土清“千叟宴”银腰牌》，《文物》1983年第6期）
这次“千叟宴”，年龄最高者为105岁的国子监司业（正六品）衔的郭钟岳。郭钟岳，福建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99岁，考举人，被赏为举人。来年100岁，进京考进士，特赏进士。这次来参加“千叟宴”，得随一品大臣同趋御座附近，亲与赐觞。他又于110岁时，来京诣阙祝釐（ｘǐ），此为后话。乾隆帝《千叟宴诗》云：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二十二）但也有不赋诗的，如天津人俞金鳌，乾隆七年（1742年）武进士，屡建奇功。金鳌有骨气，和珅秉政，欲纳交焉，辞谢不可。晚年在乾清门行走，赐紫禁城骑马，与“千叟宴”。乾隆帝赐酒，命他赋诗纪事，辞以不能作诗。乾隆帝笑道：“你为香树妻弟，又从受业，岂不能诗者？”香树，为钱陈群的字。前面讲过，钱陈群擅长作诗，以诗同乾隆帝结恩遇。俞金鳌和钱陈群为“一担挑”，又向钱学诗文，能不会作诗吗？但金鳌善于藏拙，还是没有作诗。
朝鲜派正使安春君李烿（ｒóｎɡ）等入宴，特向朝鲜国王赠送仿宋板《五经》全部和笔墨诸物。（《清史稿·朝鲜传》卷五百二十六）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四日，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摆列800张宴席：入席者有亲王、郡王，蒙古贝勒、贝子、台吉，大臣、官员等年六十以上，兵、民年七十以上，入宴席者3056人，列名邀赏者（未入座）5000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千叟宴”。席位安排：其一品大臣及年届九十以上者，太上皇帝召到御座前，亲自赐酒；王公、贝勒、贝子、台吉、一二品大臣席在殿内，朝鲜、回部、西藏、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地区来宾在殿的廊下，三品大臣官员在丹陛甬路，四品以下有职官员在丹墀左右，其余护军、马甲、兵民、匠艺等均在宁寿门外。未入座者也各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银牌等物有差。（《清仁宗实录》卷一）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给殿内王公大臣敬酒，并承旨分赐食物。安徽老民熊国沛106岁，被称为“升平人瑞”，赏给六品顶戴。其余90岁以上者受七品顶戴。90岁以上镶黄旗满洲闲散觉罗乌库里，提督衙门步甲文保、舒昌阿，镶白旗汉军马甲王廷柱、内务府正黄旗锄草人田起龙等，俱赏给七品顶戴花翎。（《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九十四）优待：特准所有与宴官员军民年九十以上者由子孙搀扶入宴；凡文武大臣年逾七旬者，如步履稍艰，准子孙一人搀扶入宴。
宴会开始，太上皇捧起酒杯一饮而尽。其他人到皇帝宝座前跪献爵，递与进爵大臣，再入座。乾隆帝召与宴王公、一品大臣及众叟中年届九十以上者到御宴前跪，亲自赐酒、普加赏资，并各加赏缎疋、银子等；此时诸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为殿内宗室王公一二品大臣敬酒，侍卫等为殿檐下、丹墀上下及甬道左右各席群臣来叟敬酒。他们分别承旨分赐给宴席御膳食品、佳肴珍馐。8000名老叟于座旁行一叩礼后，开始进餐。
一等桌张，摆在殿内和廊下两旁。王公和一二品大臣，以及外国使臣，在一等桌张入宴。一等桌张，每席设摆膳品如下：火锅二个（银制和锡制各一），猪肉片一个、煺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煺羊肉乌□（此字原档模糊不清）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箸二只。另备肉丝烫饭。
次等桌张，摆在丹墀甬路和丹墀以下。三品至九品官员、蒙古台吉、顶戴、领催、兵民等，在次等桌张入宴。次等桌张，每席设摆膳品如下：火锅二个（铜制），猪肉片一个、煺羊肉片一个；煺羊肉一盘，烧狍肉一盘，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箸二只。另备肉丝烫饭。（军机处《上谕档》）
宴会时，宫内升平署演戏。宴毕，升平署人退下，各王公以下大臣及群叟再次行一跪三叩礼，谢恩。太上皇和皇帝在中和韶乐中还宫。宴会后，按与宴群臣众叟的品级或年龄，分别颁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貂皮、文玩、银牌等物。这次“千叟宴”，六十岁以上的“京畿及各旗籍兵民，踊跃偕来，相预盛典，庞眉皓首，矍铄盈廷，实为吉祥盛事”。（《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九十四）
三、嘉庆大宴
皇家宫廷宴会，虽经常举行，却重在过年。仅以嘉庆元年（1796年）清宫过年宴会为例，看看皇家的过年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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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元年（1796年
）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乾隆帝退位、嘉庆帝继位的授受大典。从这一天开始，颙琰成为皇帝，乾隆帝成为太上皇。这时的皇历，分内外两种：宫内的为乾隆六十一年，社会的为嘉庆元年。乾隆帝虽然退位，却还恋权。这从过年皇家宴会，可以看到一斑。
正月初一，新年伊始，除旧岁，迎新春，清帝的活动，从凌晨开始。以86岁耄耋老人乾隆帝为例：
子正（0时）刚过，起床。
丑初（1时）刚过，出吉祥门，到钦安殿祭拜，为的是祈求长寿。
丑正（2时），乘轿出乾清门，到奉先殿祭祀列祖。
寅初（3时）刚过，到御药房药王前磕头，还是祈求长生。随后回乾清宫，喝茶，吃煮饽饽（饺子）。
寅正（4时），乘大礼轿到堂子祭神祭天。这是满洲的礼仪，汉官不参加。
卯初（5时），回乾清宫后，再乘轿到中正殿、建福宫、重华宫拜佛。
卯正（6时）刚过，乘轿到慈宁宫行庆贺礼。后回养心殿，稍事休息。
辰初（7时），乘轿到中和殿，受内大臣、侍卫，及内阁、礼部等官员拜贺。
辰正（8时），到太和殿参加授受大典，并接受百官朝拜，也就是“大团拜”。
巳正（10时），在乾清宫受皇后率妃嫔行庆贺礼。后受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庆贺。再到重华宫，受贵人、常在等贺礼。更衣后，皇帝同皇后、妃嫔等共进早膳。这时的乾隆太上皇，已是五世同堂的大家庭！
午初（11时），乘暖轿，出神武门，到大高玄殿（景山西）磕头。后到西苑承光殿（今北海）码头，乘冰上拖床，到西码头，再到弘仁寺、阐福寺（北海西北岸）拜佛。然后到寿皇殿（今景山内）向先祖御容（画像）瞻拜。
午正（12时），在乾清宫设大宴。在皇帝宴桌东西两边，有亲王、郡王、皇子等多人陪宴。
未初（13时）刚过，太监传摆热宴，奏乐，演戏。戏演完了，开始传宴。传宴后，接着是酒席。开始送酒，又奏乐，皇子拿酒一杯，到皇帝宝座前，跪着进酒。皇帝尝酒后，送陪宴者酒。酒后停止奏乐，进果茶。宴会到此完毕，然后奏乐，皇帝离开宝座，出乾清宫，步行回养心殿。
酉初（17时），送酒膳。酒膳完毕，皇帝休息。（方裕谨《清帝在正月初一这一天》）
过年的皇家宴会，几乎天天都有。过了正月初一，其他各天，排列如下：
初二日，在乾清宫赐宗室王公等宴。
初四日，“千叟宴”外，还在重华宫，召大学士、内廷翰林等茶宴。
初五日，在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
等，朝鲜、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廓尔喀（今尼泊尔）正使等宴，并赏赉有差。
初十日，在圆明园山高水长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及外藩各国使臣等百余人宴。
十四日，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赐近支宗藩、皇子、皇孙、皇曾孙、99ｌｉb.皇玄孙等宴。同日，又在山高水长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外藩使臣等食。
十五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赐来朝贺元旦的外藩使臣等宴。
十六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等宴。同日，在正大光明殿，赐来朝贺元旦的外藩等宴。
皇家宫廷过年，宴会一个接着一个，乐舞一场连着一场。在歌舞升平的后面，隐藏着严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从历史眼光看，“千叟宴”有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历史作用。
“千叟宴”的积极意义与正面作用在于：
其一，倡导“养老尊贤”的社会风尚。老者是宝贵的社会财富，老年知识分子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尊敬老者，尊敬贤者，敬畏历史知识，敬畏历史经验，应是文明社会的高尚道德。“千叟宴”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两不敬”——敬官不敬老，敬钱不敬贤，是一针抑制剂。
其二，对蒙古王公、回部伯克等聚会、觐见、宴请，显示清朝皇威，有利于国家安定、民族凝聚。
其三，朝鲜、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廓尔喀（尼泊尔）等使臣与宴，赐给其国王仿宋版五经和笔、墨诸物，和谐睦邻，巩固邦交，扩大清朝在东亚诸国的友好?9９liｂ.往来与文化影响。
“千叟宴”的消极意义与负面作用在于：
康熙与乾隆两朝四次举办“千叟宴”，歌颂升平，宣扬皇威，自我陶醉，闭目塞听，排场巨大，开支浩繁（如一次置办鸠杖3000多根），盲目自夸，自娱自乐。
康熙帝和乾隆帝没有研究国内社会矛盾，没有了解西方社会发展，在八千人“千叟宴”的喜酒交觥（
ɡōｎɡ）中，西方在崛起，大清在沉落——白莲教民变，烽火五省，英国大炮，叩打国门，大清皇帝，持泰保盈，不求进取，拒绝改革，江河日下，最终覆亡。
一、童年之悲
崇祯帝（1611—1644年），即朱由检，明代末帝，年号崇祯。他的父亲是泰昌帝，就是那位登极一个月，八月初一日隆重登
?９9lｉｂ.t>极称帝，九月初一日吞下红丸归天，演绎出“红丸案”，39岁就死去的薄命皇帝。泰昌帝有七个儿子，其中五个儿子早殇，只剩下朱由校（天启帝）和朱由检（崇祯帝）两位皇子。天启帝朱由校16岁继位，在位7年，23岁死去。天启帝有三个儿子，都先他而死，所以他死后没有儿子继位。按照明朝朱家皇帝的家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就是说父亲死了儿子继承，没有儿子由弟弟继承。天启帝没有儿子，死后就由皇五弟朱由检继承，这就是崇祯皇帝。
崇祯帝朱由检，天启二年（1622年）被封为信王。六年（1626年）搬出皇宫，到信王府。七年（1627年），天启帝死，崇祯帝立。崇祯帝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皇帝，因为皇兄天启帝朱由校死时才23岁！朱由检18岁当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他失去的母亲。
崇祯帝的生母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泰昌帝的后妃说起。《明史·后妃传》记载，泰昌帝生前一妃、五选侍， 90fd." >都是悲剧结局——太子妃郭氏未及封后即病死；天启帝生母王选侍，也早死；东李选侍因魏忠贤乱政，愤郁而死；西李选侍，因“殴崩圣母（天启帝生母）”和“移宫案”也没有好结果；赵选侍，因得罪魏忠贤和客氏，被“矫旨赐自尽”——“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还有一位就是崇祯帝的生母刘选侍。
崇祯帝生母刘氏，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海州区）人，后隶籍宛平（今北京市）。初入宫，为淑女。万历三十八年（1611年）十二月生朱由检。不久，失宠，受到切责，惊吓病死。夫君后悔，怕皇父万历帝知道，便秘密葬于西山。这年，朱由检5岁（虚岁）。崇祯帝的母亲，宫里称作刘娘娘。稍长大后，朱由检问身边>近侍：“西山有刘娘娘坟乎？”回答说：“有！”他秘密地携带纸钱前往母亲坟墓祭奠。崇祯帝童年失去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大悲。孤独、惊恐的皇子生活，“三案”、复杂的宫廷纠葛，是形成崇祯帝孤僻多疑、刚愎多变性格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幼年丧母，身处深宫，使崇祯帝幼年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性格。
朱由检做了皇帝，问左右宫女等人，我母亲是什么样？谁也说不上来。有一位老宫女说自己曾和刘娘娘隔屋居住，知道刘娘娘长的模样。于是照这位老宫女所述，由宫廷画师画了刘娘娘的像。像画成，在隆重仪仗导引下，由正阳门经大明门，穿承天门过端门，迎往皇宫。崇祯帝在午门前，跪迎已故母亲的画像。崇祯帝见到母亲画像，往事回忆，思绪万千，悲痛欲绝，泪如泉涌：“帝雨泣，六宫皆泣。”（《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四）朱由检迎进母亲画像，悬挂在宫中。后来，宫中有人.说所奉刘太后像“未肖”——不太像。崇祯帝派大太监到外公家，问七十五岁的外祖母徐氏。徐氏口授，绘像以进，左右都惊道：“肖。”崇祯帝大喜，命卜吉日，跪伏归极门，迎入安奉。朝夕上食，如其生时。（《明史·刘文炳传》卷三百）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幼年丧母对他的伤害至深。
崇祯帝登极后，很想有所作为，中兴大明皇朝。上任的第一板斧，砍向客、魏集团。客，是客氏；魏，是魏忠贤。这一举措，既得心应手，又颇得人心。当时真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啊！但是，关内的农民军，关外的八旗军，两拳打击，双重困扰，导致崇祯帝内外交困，焦头烂额。本来，崇祯帝有志向，还算勤政，应当在“中兴之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但是，崇祯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事与愿违，出现悲剧。
二、刚愎之悲
崇祯帝性格的一个特点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崇祯帝认为：明朝覆亡原因，都由“诸臣误朕”！他临死还不认错，也不自省。许多人同情崇祯帝，认为他还是一个勤政之君，?９９ｌib.他的悲剧原因之一，在于“生不逢时”。时势虽不能违逆，但可以顺应。崇祯帝登极后，杀了太监魏忠贤，却启用太监高起潜等，对于宦官顽症问题，换汤不换药，改革无决心，仅做个案处理，没做制度改革。
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严峻形势面前，他重用太监：命太监高起潜监军山海关，太监杜勋镇守宣府，太监曹化淳守广宁门（今广安门），太监王承恩提督京师全城防守。太监杜勋到任宣府后，不率众坚守，却立即“降贼”。廷臣要追究责任，崇祯帝受太监假情报的蒙蔽，传旨：“杜勋骂贼殉难，予荫祠。”不仅不加惩治，还建庙祠祭祀。不久，李自成带着杜勋到广宁门外，还有原在西安的秦王，在太原的晋王，也被押在广宁门外。杜勋在城下呼喊，要进城，见皇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守城的是太监，见城下呼喊的也是太监，就把太监杜勋用吊筐提到城墙上，同入大内。杜勋见崇祯帝，“盛称贼势，劝帝自为计”。崇祯帝左右大臣，请扣留他们，杜勋说：“不可，如果不返，则二王危。”于是，将他们放出，还是用绳吊筐缒下。杜勋还在广宁门做策反：“吾曹富贵固在也！”鼓动大家都投降。不久，农民军攻打广宁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此是后话。崇祯帝用人的一大特点是：对太监是三个字：信，信，信；对忠良大臣也是三个字：杀，杀，杀！
一杀王洽。明崇祯朝六部中的兵部，第一个下狱死的是兵部尚书王洽。王洽，临邑（今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人，万历进士。王洽貌美：“仪表颀（qí）伟，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清廉：“其廉能为一方最”，既廉洁、又能干，是一方官吏中最为优秀的。王洽官工部侍郎，主持部务。崇祯元年（1628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王在晋罢免，崇祯帝召见群臣——“奇洽状貌，即擢任之。”（《明史·王洽传》卷二百五十七）崇祯帝任命王洽为兵部尚书。王洽上任不到一年，就是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八旗军由大安口攻入，过通州，到京城，北京戒严。十一月，崇祯帝深感忧虑，召集廷臣，商讨对策。这时，侍郎周延儒言：“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意思是说，当年蒙古俺达兵临北京城下，嘉靖帝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斩首——“即日斩于市，枭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明史·丁汝夔传》卷二百四）于是，官兵震动，敌军撤退。暗示这次皇太极兵临城下，首要的是将兵部尚书王洽斩首，以振奋将士守城御敌的决心。崇祯帝点头，将王洽下狱。王洽这位兵部尚书，上 4efb." >任不到一年，虽有责任，却无死罪！次年四月，王洽死于狱中，死了还不算，还要“寻论罪，复坐大辟”。“大辟”是古代五刑中最严重的一种，包括枭首、腰斩、剖腹、镬烹、车裂、磔死等，崇祯帝将王洽大辟处死。
二杀袁崇焕。袁崇焕也是挂兵部尚书衔、蓟辽督师，在皇太极率领八旗军攻打北京城时，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间计”，恼羞成怒，不听大臣恳请慎重，“敌在城下，非他时比”的谏言，先将袁崇焕下狱，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三杀陈新甲。陈新甲，四川长寿（今重庆市长寿区）人，万历举人，知晓边事，以才能著。史书称他办事干练：“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为兵部尚书。明朝自弘治以后，非进士出身，不能官尚书。但形势危殆，诸大臣不愿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才获任此职。当时的局势，南北交困，内外危机。９9lｉb.崇祯帝开始秘密同皇太极进行议和。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受命遣使关外，负责这项工作，但朝廷官员不知。崇祯帝先后手写书信数十封，交陈新甲同皇太极联系，告诫他千万不能泄露。一日，陈新甲所派遣的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回京，以机密文件报告。陈新甲深夜看完报告后，没有收起来，放在几案上。第二天早晨，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稿（“塘报”相当于现代的《内部简报》），交付出去，进行抄传。于是，朝廷上下，舆论哗然。崇祯帝下严旨，命陈新甲回奏。陈新甲不但不引罪，反而夸功——这就使君臣矛盾激化。崇祯帝览奏大怒，将陈新甲下狱。陈新甲在狱中派家人上下行贿求人营救，没有结果。有的大学士营救，说：“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奏上，不听。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将陈新甲凌迟处死。（《明史·陈新甲传》卷二百五十七）
崇祯朝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王洽、袁崇焕、陈新甲三人都惨遭磔刑，千刀万剐，不得完尸。崇祯帝刚愎自用，不听谏言，专制独断，酷刑大臣，必自食其果。唐太宗说：用功不如用过。崇祯帝如有唐太宗的大度与胸怀，对王洽、袁崇焕、陈新甲等，不仅能用其功，而且能用其过，那么，大明江山会是另一番局面，至少不会由自己演出“末日疯狂”的悲剧。
三、末日之悲
灭亡之前多疯狂，疯狂之后必灭亡。崇祯帝在灭亡之前，表现了末日的疯狂。
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中国政治舞台上主要有三股军?９9ｌｉb.t>事、政治势力：第一股是以朱由检为代表的大明，第二股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大清，第三股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大顺（还有大西）。清朝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六十年的集聚，不仅建立八旗军队，而且建立清朝政权。特别是皇太极时期，关外军队先后六次，破墙入塞，骚扰中原，明朝政权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西北农民军揭竿而起，几乎同崇祯帝纠缠了十六年。大明、大清、大顺三股军事、政治势力，到甲申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在大明、大清、大顺三角势力决战的关键时刻，在明清之际的舞台上，崇祯皇帝的表演——不是智慧，而是愚昧；不是战斗，而是虚弱；不是镇定，而是焦躁；不是理智，而是疯狂。
崇祯帝皇后周氏，初为信王妃。朱由检即位后，信王妃就被册立为皇后。在朝廷形势危急时，周皇后对崇祯帝悄悄地说：“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就是说，我们南边还有一个家可以居住。崇祯帝没听明白，追问一句，皇后没说。皇后的意思是：不行，就迁都南京吧！在帝王之家，夫妻之间有话也不敢直说，还要绕着弯子说。崇祯帝与周皇后平时有纠葛，一次在交泰殿说话，因话不投机，崇祯帝将周皇后推倒在地。周皇后生气不吃饭。事后，崇祯帝后悔，派太监送皇后一件貂皮夹袄赔礼，皇后才算消了气。周皇后见皇上日渐消瘦，亲自做饭送上，帝后二人，面对饭菜，语及危难局势，相向而泣，泪洒餐桌。
崇祯帝在历史关键时期，完全丧失理智，表现极端疯狂——
一杀皇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天蒙蒙亮，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广宁门。崇祯帝见局势危殆，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周后跪下磕头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这时，周皇后边抚慰皇太子和两个儿子，边恸哭。她派太监将儿子送出宫。这时，崇祯帝迫周皇后自裁。周后回到北屋９９ｌｉb?t>，也就是坤宁宫，哭泣着，关上门。一会儿，宫女出来奏报：“皇后领旨！”大明崇祯帝的周皇后自杀了！
二杀贵妃。崇祯帝逼周皇后自杀后，又逼宠爱的袁贵妃自杀。袁贵妃被逼无奈，上吊自杀，但绳子断了。她初虽断气，一会儿苏醒过来。崇祯帝见袁贵妃没死，挥剑砍到她的肩上，袁贵妃惨遭宠爱自己的皇帝夫君砍伤。崇祯帝又挥剑砍他的数位妃嫔，有的被砍死，有的被砍伤。
三杀公主。崇祯帝怎样对待公主呢？他有六个女儿，此前已经死去四位，此时还有两位公主。这两位公主，一位是长平公主，十六岁，已经与周显订婚，本来要结婚，因北京告警，就暂缓婚期。这天，崇祯帝砍死袁贵妃、砍伤妃嫔后，提着宝剑，来到长平公主居住的寿宁宫。长平公主听说城已陷落，皇后上吊自杀，自己正惊恐万状、六神无主的时候，皇父来到宫里，急忙牵拉皇父的衣服，哭哭啼啼，哀求庇护。崇祯皇帝没有安慰一句女儿，反倒无情地说：“汝何故生我家！”对一个十六虚岁，不懂世事的女孩来说，是何等的无情！你崇祯皇帝是长平公主的生身父亲，没有父亲之因，焉有女儿之果？崇祯皇帝不等女儿回答，便举剑砍向长平公主的肩膀。一剑挥去，砍断左臂。可怜长平公主，连惊带吓，出血过多，昏睡五天。后清顺治帝进京，长平公主请求出家为尼，清帝不许，命周显仍娶公主，并赐给土地、府邸、车马、金钱等。公主因父母已亡，自己断臂，惊恐未定，忧惧生病，一年后病死。（《明史·公主传》卷一百二十一）另一位是昭仁公主，住在昭仁殿。崇祯帝来到殿中，又挥剑砍向这位可怜的小昭仁公主！
崇祯帝有七个儿子，早殇四人，另三人：明亡时长子十六岁，三子、四子都不知所终。太子的下落，一说城破后被李自成军捉住，李自成撤退时逃出，不知所终。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明亡，自大学士范景文以下死者数十人。而宫人的命运更为悲惨。魏氏，见大军入宫，大声呼喊：“我辈必遭贼污，有志者早为计。”遂跃入御河而死，从死者一二百人。宫女费氏，年十六，自投井。被捞出，见其姿容美丽，互相夺抢。费氏欺骗说：“我是长公主！”李自成命太监来验看，证明不是。于是，李自成将她赏给将校罗某人。费氏又欺骗罗某人说：“我是天潢贵胄，将军应隆重婚娶成礼。”罗某人很高兴，置酒欢饮，喝得酩酊大醉。费氏怀揣利刃，直刺罗某人。罗某人断喉而死。费氏也自刎死。（《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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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杀。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天昧爽，内城陷。崇祯帝在万岁山（今景山），自缢而死，太监王承恩从死。崇祯帝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
崇祯帝演出了历史悲剧：童年之悲，刚愎之悲，末日之悲——丢了大明江山，成为亡国之君。这既是崇祯的悲剧，也是明朝的悲剧。崇祯帝临死冥顽不悟：明灭亡之因，“皆诸臣误朕”。果真是这样吗？七十岁的文渊阁大学士成基命，为了大明江山，或痛哭伏宫外，或长跪会极门，自辰至酉，达十小时，（《明史·成基命传》卷二百五十一）崇祯帝仍不听谏，一意孤行。
崇祯帝最后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上帝要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