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孔子何人》 二、十有五而志于学 我们谈‘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有五是十五岁，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为什么是十五岁，这里我们应了解一下春秋时代对男子在年龄方面的要求，男子十五岁以下称呼童子，《论语》中有‘互乡难与言，童子见’这里的童子就是指不到十五岁的。十五而志于学，十五岁之前上不上学，十五岁之前是上学的，我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在每年秋收完以后童子们就由乡里退下来的官员或是有知识的人给他们上课，这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只是在农闲，应是教些基本常识之类的东西，那到十五岁后到哪里上学，只有贵族或是富人子弟才能上得起学。 孔子讲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又有了学习深造的机会，应该这个机会是不容易的，因孔子的家庭上面讲过不是贵族也不富裕，那为何能有学习的机会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时代的变化，到了春秋时代，天下开始争霸，历史上有春秋五霸，当了霸主，天下由他说了算，游戏规则也由他来定，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只是这个霸主不是轻易能当的，而是要靠实力来争，所以叫争霸。 一个争的时代到底靠什么争到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人才，鲁国的邻国齐国，《论语》中有几次提到管仲，不就是齐桓公得了管仲才成为霸主，当时各国知道人才的重要，这人才从哪里来只靠贵族是不行的，于是当时的很多贵族开始接纳优秀的平民进行培养，就是说这个人底子好、有前途是棵好苗子可以让他再深造，孔子就是这样的人，被人看好，《孔子世家》中提到‘陈好俎豆’之事，说的是对学祭祀之礼很有兴趣，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这个苦孩子是少年老成极其优秀，志于学的志是有了学习机会这个前提。 志于学，那学什么？处在一个争的时代由贵族给他提供机会，当然是学习实用的，至少也要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将军，后来我们看来孔子精通六艺，‘礼、乐、御、书、数’这六艺是跟谁学的，记载中有孟公绰、蘧伯玉、郯子、子产、苌弘、师襄子后来还有老子，后世为了抬高圣人，当然也依据于《论语》中的评价，‘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有人以其中‘固天纵之将圣’老天本来就要他成为圣人，中国人历来信天，于是把孔子说成是天成之人，那是不足信的。 在这里十有五而志于学，应是跟孟公绰学的机会较大，因郯子是在他二十多岁才来到鲁国，孟公绰作为鲁国公卿把优秀青年收于自己门下是那个时候公族的需要，后来战国有四公子，有的门人几千人，在孔子的春秋时代已经开始了，《孔子世家》中记载孟僖子对儿子们说孔子是圣人之后，将来必有成就要求儿子们从师于孔子，为何孟僖子如此了解孔子，原因在于孔子进入了孟家办的官学，发现了孔子这个人才，后来孔子办学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就到孔子处学习，当孟懿子接位后还聘用孔子当了家教专门来教礼。 孔子有老师，只是学无常师，从这些有名的老师来看，他是各有侧重，在孟公绰那里侧重于‘射、御、书、数’能用得着的东西，郯子、蘧伯玉那里侧重于‘礼’，因他们是有名的大夫擅长于国家制度治理方面，师襄子、苌弘当然是‘乐’，师就是音乐家的称呼，至于老子有人说是孔子问礼于老子，但更多的是‘道’是高于六艺的层次，孔子是通过学习在成长，并不是天成之人，‘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孔子把人分为四个层次，他自己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说的是自己通过后天的学习。‘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也非是天之将圣而是多能鄙事，这都是孔子说的自己不是天才而是凡人，那我们就要问孔子是怎样学的，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向书本学。‘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书籍是经验的总结，如果仅凭自己去想难免会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孔子有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想也没想明白，比不上看一会书有用的体验。 向身边人学。‘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各有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改正自己的不足。‘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说：“有这样一种人，可能他什么都不懂却在那里凭空创造，我却没有这样做过。多听，选择其中好的来学习；多看，然后记在心里，这是次一等的智慧。”你看多听多看都是学习的机会。 向名师拜学。郯子来到鲁国，当时郯子作为郯国的国君，孔子不在迎接队伍之列，孔子听说郯子这个人懂殷礼，知道殷商时用鸟来规定礼制，这有点如我们现在看的清庭戏那官服文官用鸟，武官用禽，而孔子不懂便专门到郯子下塌的宾馆去请教。孔子听说郑国的子产有才，就去郑国请教于子产，《论语》中有孔子对子产评价说‘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已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品德修为都是极高的。从这里我们看到求学的态度，《论语》中有‘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孔子一生坚持做的事。到齐国向师冕，到洛邑向师襄子学乐，这两位是音乐家，向老聃学礼，老子是当时天下有名，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在孔子身上不假，只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孔子的修行连师襄子都佩服。 会学，做到学思并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如果不思考则易尽信书，在孔子的学习中我们看到他的思考力有多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经》原有近千篇，孔子把其中三百零五篇真善美的留存下来，对于《易经》作传十翼，对文化的学习并不是一般的了解，而是深刻能把握精神实质，形成正确的理念，从学乐中‘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只是学会就拿倒，而是看传递的价值。 在《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的故事，‘夫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矣。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师盖支《文王操》也。”这里说的是孔子向音乐家襄子学琴，十天不换曲子，师襄子说可以啦，已经弹得不错啦，孔子说还不行，虽然曲调会了但其中的表达了什么没有搞清楚，又过了段时间，孔子说这个人时而严肃沉思，时而胸襟开阔，志向高远，他皮肤深黑体型颀长，眼光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的王者，若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这样呢？这个学生了不得，连音乐家襄子都起身礼拜。 你看孔子学习是一种境界的学习，就如现在我们学唱歌，有人能学曲调能唱出来，有人能带着真挚情感唱，而有人是即作词又作曲自己唱则又不一样。乐曲是形式，不管《诗》、《易》还是琴乐都是文化，文以载道，孔子学的是那种最高境界道，这个道只有学懂学透才能达到，‘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一个背扛草框的隐者能听出孔子击磬所表达的心思，能传情说明孔子在音乐上有很深的造诣。 好学。‘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耳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自己说，在一个十户人家的地方，有像我孔丘忠信的人，但要找像我一样好学的没有，人如果好学，则会有主动性，能坚持长久，终生学。‘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发愤学习忘记了吃饭，在学习中得到快乐，连自己老了也不知道，学习成为生命的部分。好学而以学为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并不是后人所言的学海无涯苦作舟，要是苦，几人能坚持得了，孔子是学以为乐，终身不缀。 孔子好学而专注，‘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后，三个月吃肉感觉不到肉的香味。感叹道：“没想到听《韶》乐能达到如此境界啊！”学起来达到忘我与痴迷。‘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孔子说：“学习就像总也赶不上似的，甚至是学到的害怕丢失似的。”孔子对学习是不懈怠，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学以致用。《论语》开篇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说学过后适时实习，不是很高兴的事吗。孔子不好空谈，重实行，学到的知识要用，‘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学以致用上孔子分为三种：中行、狂者、狷者，中行是知与行做到中庸，恰到好处，排在第一；只是这不容易做到，进取做过了头，这是狂者，排在第二；最后是不做的狷者。在知与行上，孔子把不做排在最后，肯定做，即使做过了头也比不做强，这是孔子的态度。 学以致用是孔子很特别的地方，不管是书本学的、身边学的、老师教的等等知识都是为了应用，相当于伟人所言‘不做，一点马列都没有’，学的东西不去用于实践等于白学；王阳明也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道而不做到，那就是不知道，并推行‘知行合一’。知识在于运用，实践出真知。孔子所学，教于弟子是为了经世致用，这是孔子所创儒家与当时儒业的根本区别所在，孔子一生都在不停的做事，积极入世把所学用于实践是终身为之。 在学习上我们只是以例举的方式，如果用文学科高材生子夏的话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能建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系统是由于博于学、志于学、好于学、会于学、乐于学，没有后天的学习就没有孔子。 孔子是凡人，他的成长是靠学习，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常是缺少好学，因而难以找到学习的乐趣，主动学的少，被动学的多；常是缺少会学，而成为死读书、读死书，不能把书本的知识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常是缺少坚持学，很少有人能活到老、学到老，多是把学习看成任务，而非是生活与生命中的部分；常是缺少学以致用，把学归学，做归做，学用两张皮，学的多是挂在口头形成摆施；相对于凡人，孔子是以不平凡的学习，成就了本自平凡而不平凡的人生，孔子因学习改变命运，成就不凡。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是如何‘学而时习’的，这里来了解孔子第一阶段的职业，学后第一份职业是委吏，就是仓库管理员，吏不是官，可以说是一般公务员，年龄在二十来岁的时候，管理员主要职责是物资的进出，用的专长是‘书、数’，所管的东西无差错，这说明孔子‘书、数’学得很好，因以前管的不是丢，就是少。正因孔子管得好，接着升为乘田，相当于到国营农场管畜牧，所管的牛羊马繁殖很快，膘肥体壮，也干得很好。 孔子的职业发展顺利，一个没爹妈的穷小子，找到工作有了谋生职业后，依然是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不像我们有了份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为何有这种不同，在于志向有差异。 孔子的志于学是志于什么学，志于大学，这个大学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大学，这个大学是大人之学，大学是相对小学来说的，十五之前是小学，十五后是大学，这是古时的分法，不像我们现在有中学的过渡，那大人之学是学什么的，我们看四书中的《大学》，开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是自己能彰明光明正大的德行，在这之上推己及人，以达到至于臻善完美的境界。 正如《大学》所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没有这个志向呢，则是小人，《论语》中有‘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说的是樊迟这个学生在课堂上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问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樊迟出去后，孔子对这个学生的评价是樊须是个小人。 这里的小人不是像今天我们说的在人品上有问题的小人，是没有志向的人称为小人，孔子接着所说的礼义信都是明德的内容，是成就为大人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志于道才会不断前进，‘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正是有远大的志向，才不会如凡人一样安于现状过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是谋道忧道为道，干好当下的工作又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三、三十而立 接着我们来谈人生的第二阶段：三十而立，立于什么，现在我们说成家立业，孔子十九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不到二十岁出来工作，用成家立业的标准来看是二十，而不是三十。其实这个‘立’跟现在的不尽相同，而是跟‘礼’有关。 《论语》中有‘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说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 还有‘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闻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说的是陈亢这个学生以为孔子会给儿子孔鲤开小灶，想从孔鲤那里得到未曾学到的东西，孔鲤告诉说有一次在庭院里碰到父亲，问他学诗了吗，他回答说没有，父亲告诉他不学诗怎么会说话呢，于是他退下后去学诗，还有一次他在庭院遇到父亲，问他学礼了吗，他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告诉他不学礼怎么能在社会立足呢，于是他退下后去学礼。这里的‘不学礼，无以立’，再次说到立是立于礼。 三十而立说的是孔子在三十岁左右对于‘礼’在认知上已经达到了一定层次，是知礼，那‘礼’是什么，对于常人的认识是把它分为礼仪、礼貌、礼节，其实这是狭义的，礼当然包括这些，但礼还包括政治制度、行为规则、民俗民风等，上面说到孔子向郯子学礼，你说郯子、蘧伯玉他们是什么人，郯子是郯国的国君，子产、蘧伯玉是大夫相当于部长级人物，难道孔子只跟他们请教礼节礼貌，看来不是，在这里我们重点来说政治制度，如果把政治制度说成礼法，大家会便于理解。 那何谓礼法，说到礼法应了解周公的制礼作乐，周公是谁，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这个政治人物作为周朝开国的实际统治者，制定了周朝基本政治制度统称为制礼作乐，制礼就是制定礼法，礼是形式，法是实质，《论语》中有‘郊祭、朔、禘、灌’等礼仪，特别是丧礼较多，这些都是形式。 孔子对待礼在形式与实质上是什么态度，一是实质要通过形式来表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意思是子贡要把鲁国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那只活羊去而不用。孔子说：“你可惜那只羊，我可惜那种礼。”没有必要的形式便无法反映实质内容。 二是形式与实质缺一不可。‘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不能宽宏大量，行礼的时候不恭敬，遇丧事时不悲伤哀痛，这个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说：“君子注重内在仁德就好，何必讲究外在修养？”子贡说：“很遗憾您会这样谈论君子。说出的话就很难挽回。外在修养可以反应出内在仁德，内在仁德也会表现于外在修养。若去掉外面的皮毛，虎豹之皮就会像犬羊之皮一样难以区分。” 三是形式与实质一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就和没有举行祭祀一样。” 四是重视实质、灵活形式。‘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说：“用麻做的帽子是古礼的要求。现在改用黑丝做帽子，比用麻做的帽子节省，我就随从众人的做法。晋见国君要先在堂下行拜礼，这是古礼的要求，现在大多数人却直接在堂上行拜礼，这样太过分了。虽然有违众人的看法，我却要遵从在堂下就行拜礼。” 为什么孔子对于违礼的事看不下去，为什么说是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这需要我们知道礼法这个法有何规定。 周公之礼法核心是宗法制度，这个制度包括嫡长制，这是明确继承权的，那时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妻所生的为嫡子，最大的儿子为长子，在继承权上先是正妻生的嫡子，没有嫡子那就看谁是长子，为何孔子在他父亲死后只能跟着母亲住在外面而没能继承家产，因长子是他哥孟皮，这样的规定防止在继承权上争抢，特别对于贵族来说，那是不是也有特例，孔子的先祖弗父何不就让国了嘛，对于这样有德行的事，在《论语》中看到有伯夷、叔齐还有泰伯都是把君位让出去的。这个制度有利于继承权的稳定，不致使内争内斗，但也带来了问题，那就是如果嫡长不贤，遇到周幽王、厉王那样的人物就危险了，这也是春秋后历朝历代对嫡长制不断完善的原因，在立嫡立长上加了立贤，这是后来不断完善的事情。春秋时代是嫡长制，是否能立贤，看来靠的是让，嫡长不当让位于贤者。 还有丧礼五服制度，五服具体指的是斩衰（同缞）、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斩衰是用很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缝边，像斧斩一样，故名斩衰。齐衰则是缝边的生麻布做成。大功和小功则是用熟麻布做成，只是做工不同。缌麻是细的熟麻布做成。也就是说血缘越亲的做工越粗，还有守丧期限规定。古时候是重生死的，丧礼根据血缘亲近程度哪个亲戚穿什么丧服，很繁琐，因那时是宗族，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小家庭，没有七大姨八大姑，也不时常生活在一起，这方面慢慢淡化了。 那时每个宗族人多，场面大，多的好几百人，一般人摆弄不明白，而对于孔子来说在丧礼方面却有专长，应该说在职业上孔子兼职做了司仪，干的是白活，应该收入不错，这跟我们现在搞喜庆公司差不多，现在重红事那时重白事，五服制度是以血缘远近来分亲疏，出了五服则不是亲戚。 再有宗主制，我们说周朝是封建社会，什么是封建重要在于这个宗主制，周夺得商的天下后，那时交通不便需要把人派到各地去治理，天子的亲戚与有功的大臣就封一块土地，这就是分封，何谓封，封就是把土往两边翻，在翻上来的土上种上树这就叫封，《论语》中有‘仪封人’说的是管理仪这个地方边境的人，四周封起来的领地，这个领地需要一个宗主而这个宗主的宗庙就叫建，祖宗牌子都在那，把宗庙建起来叫建国，宗庙被别人毁了叫灭国. 那要是诸候国大，国君也难以管过来，于是还要分给大夫，大夫的领地称为家，这有点像总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逐级搞承包，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发挥各级的主动性，当天子这个总公司出问题后，叫王室衰微，力量其实是一种此消彼长，相应诸候力量变强了，那要是诸候国君的力量弱，相对大夫的力量强，孔子生活的鲁国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个大夫敢用天子的礼仪，当时看来是一种僭越。 以上这些主要的宗法制度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礼，那礼法的作用是分尊卑、长幼、亲疏等是对社会的一种有差别秩序规范，这些规范通过礼这种看得见用得上的民俗方式推广，这点很重要，也可看到周公的伟大，因那时没有电视广播，没有新闻报纸，教育水平低，老百姓很少能识字，不像现在可以颁发公告，周公是用风俗的建立来实现效果，现在我们还说‘风成于上，俗止于下’，说的是一种推广与传递。 礼法是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对社会是构成有差别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表现出来则是礼节礼貌礼仪，如上面所讲的五种丧服。对于孔子思想是否能较好的把握，对于礼必要认识清，如果只是以现在我们所认为的礼节礼貌礼仪，那就无法懂得孔子为何要说‘克己复礼’，又为何有‘仁’，这里是特别提醒，要看到礼的实质，这以后还会谈，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礼是构建一种等级秩序，那在这个等级中，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常提社会是块大蛋糕，怎样分，是从上往下分、先来先分、还是平均分，有很多种分法，周公的制礼把社会分成各等级，那处在没分到利益的怎么办呢?如嫡长制，无继承权的儿子们能甘心吗，凭什么嫡长是君，非嫡长只能做臣，有人说谁怪你不早出生，这多少有些武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公以乐来进行调整，音乐能起到什么作用，音乐能抒发与释放人的情感，让人的心情愉快，音乐还能很快的传播，如现在流行歌曲，大江南北很快都会唱，当然乐最大特征是达到和谐，这有点像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使各阶层达到和谐状态。 礼乐是可表现出来，这样也就形成了礼乐文化，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学习是‘好古，敏以求之’，于礼乐文化来说是学到了一定层次，对于文化学习我们大致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器物方面，如丧服的五服；二是制度方面，如天子、诸候、大夫每级歌舞有几佾的规格；三是理念方面，从前两个方面认识到周公以德治国理念，这是最难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形成了价值观，能以此进行价值判断。 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学习是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形成了理念，我们说孔子的远大志向是什么，是空想吗？当然不是，而是有理论的支撑，这个支撑就是德治理念，表现出来则是人生有是非、对错、善恶标准，能进行价值判断，并且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生有了正确的方向，这样讲可能很多人看不明白，我们就以现实为例来说，如党旗，有的看到是一面旗帜，那是在一块红布上绣着的镰刀斧头，这是第一层。有的人看到的是这个党的性质是工农联盟的，由此而知道巩固这个联盟的制度体制，这算得上是第二种。那第三种是从中知道为何要实行这种联盟，并且知道这种联盟的走向，用通常的话说是信念，坚信这种理念。孔子从礼乐文化中就达到了这个高度。 孔子三十而立是立于礼，对自身来说是能用礼来进行是非判断与价值判断，表现出来则是用礼。 在用礼上我们来看三十而立的表现，《论语》中有‘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因在公共场合不知礼而被人侮辱，便请孔子作为家教来教他礼，问到怎样做到孝，孔子回答以礼待之。能当上鲁国实权人物孟懿子的家教，说明孔子在知礼上是专家，并且此时的孔子由于礼而立于社会，《论语》中有‘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说的是孔子担任太庙祭祀的助祭，在每件事上都问，有人见他这样便说‘谁说孔子知礼’，到太庙问这问那，孔子听到后说，这就是礼。 这段记载有几个信息，一是孔子担任太庙助祭，何谓太庙就是太祖的庙，‘国之大事，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国家大事，祭祀太庙对鲁国是大典，孔子能成为助祭，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担任孟懿子家教的原因，不得而知，总之表明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认可，进入了上层社会。二是有人以陬人之子代指孔子，说明孔子刚出道不久。三是表明孔子祭祀每事问是知礼而别人不知，这是高于人的地方。 在孔子的成长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孔子常是‘学则优则仕，仕则优则学’，在职业谋身时他是立足当下着眼长远，边工作边向名师学习，当孟懿子家教后兼职办学，而办学后又兼职用礼。有人说孔子真正出来做官是五十一岁到五十六岁，只做了五六年官，在这里应搞清楚这几年官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是行政级别的称为官，孔子从‘委吏’仓库管理员到‘乘田’管牧场那是基层公务员是吏。后来孔子办学搞教育成为学者型人物，其专业相当于社会伦理学，对社会特别是行政上搞学术研究，有点研究院性质，孔子能当上助祭是不是孟懿子推荐不知道，应该有影响，因当时并没有考试与公开竞聘，主要靠推荐。 从后来的事例来看孔子相当于礼宾司工作，在外交接待上能接触到外国政要，在《孔子世家》中有齐景公与晏婴适鲁记载，齐景公问起以前秦穆公时秦国国家小，地方又偏僻，为什么能称霸呢？孔子回答说秦国虽然小，但志向远大，地方虽偏僻但行为正直，举用百里奚得人才而强。孔子回答说了三方面，一是志向远大，秦二百多年后一统中国，证明孔子看得很准。二是行为正直，是以礼来对照，没有像齐鲁这样内斗。三是人才，国家有远大的志向能走上正确的道路需要人才，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这三个方面都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齐国来说，孔子这个人说话有个特点就是因材施教，齐景公听后什么反映，《孔子世家》没写，但从昭公二十年孔子随鲁昭公到齐国又一次谈话可以看出，齐景公对孔子是欣赏的。 当孟懿子家教是三十岁左右，家教并不要天天教，孟懿子作为孟氏掌权人也不可能每天要请教，只是不懂的地方孔子才去教，这样空闲时间充足，而那时的教育体制是童子以下义务教育，以上则是官学，有身份有钱的才有机会继续上学，前面已经介绍过。对于孔子来说是有时间、有能力、有意愿，而社会又有需求，于是孔子办起了私学，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公开办私学的开创者之一。（不是第一个，如果说是第一个那就过了，因那时郑国有邓析，鲁国有少正卯等，都在办学，很有名气，后面会说关于他们的故事。） 既然是办学那就有收什么人，《论语》中说孔子‘有教无类’，这个无类是针对官学来说的，不看人的身份，只要有志于求学的人都来教，有人说孔子是平民教育的第一人这样说不准确，因平民也是身份，孔子是不分平民还是贵族的，那他收学生有没有条件，那是有的，‘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个束脩怎么解，通常有两种看法，一种解法是指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另一种解为的十条干肉当学费见面礼，这里哪种接近原意，如果从‘自以上’来看，应是第一种更接近原意，理由是收学费有标准一视同仁，谁见过收学费在交多少钱以上的，没有多多益善的事。 如果当作年龄讲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男子十五岁以下称童子，童子有学习的地方，是童子以上缺少继续学习的机会，况且基础教育没完成到孔子这里来上课也听不懂，束脩原是指干肉没错，只是到了孔子此话的语境里，已经发生词意的变化，指十五到二十岁加冠之间的男子，古时候年龄看束发就知道，《论语》中出现童子来请教孔子，为什么弟子们知道是童子，看发型，弟子们以为孔子不会教，这说明孔子在收徒上年龄设了下限标准，我们看到学生之间差距极大，子路比孔子小九岁，顔回比孔子小三十岁，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几岁，而他们同在一起上课。至于见面礼，那也不一定是干肉，每个弟子都收十条以上干肉，那他也吃不完，还不成了干肉专业户。 那孔子收不收学费，收多少，要知道孔子的生源对象是没有钱上不起学的多，在收费上不会成为门槛，我们关注学费那是现实的联想，在孔子这里并非这样，孔门有点像古装武侠剧中的门派，弟子要入门派一定要交学费吗，不是，而是行拜师礼，现在有些手艺还有这样的习俗，至于说拿点干肉当见面礼，也不是不行，当老师的也不会反对。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孔子教学并不是为了钱，这跟我们现在民营办学不一样，那他靠什么生存，以后我们会说。 孔子的人生事业起自于教育也成于教育，因他的思想在他死后由其弟子进行传播，在三十岁前我们把孔子的工作看成是职业谋身，立起来则是事业的追求。孔子开始办学教什么，《论语》中有介绍‘诗、书、礼、乐、易’五经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五经有点像现在学生的语文、数学，而六艺如学的专业，这里要明确的是此时的官学还是私学都只有一个目标培养为政人才，相当于公务员培训，这些公务员有的能为官，有的则为吏，教学内容规定了专业性质，有点像行政学院，因在五经与六艺中我们看到都有‘礼、乐’，在这里我们看到孔子所学之用，《论语》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的是学后在适当时候去实习它，那不是快乐的事吗，学后就要用，用就是从政做官。 只是从政做官，不是想做就能做，孔子在公务员队伍里打拼了十几年，有能力有人气，但也需要机会，没有机会怎么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有策略，一是自己出来做官，直接为政。二是培养弟子出来做官，间接从政。三是用自己的思想与学说来影响政治。此时的孔子能直接从政吗，没机会，不能，他只能走第二与第三条路，‘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何不出来从政呢，孔子说我教化人知孝悌不就是影响政治吗，说的是教化民风来起到影响政风。从这里也启示我们，人通往目的地的路不只有一条，要善于开辟新的道路。 孔子办学，孟懿子与南宫敬叔这两位贵族子弟的到来给孔子拜访老子提供了条件，老子是天下名人，孔子想慕名前去，只是鲁国距洛邑上千里，那时交通不便，孔子通过孟懿子跟鲁昭公打招呼，鲁昭公给孔子马车并派人跟随驾车，说是南宫敬叔也跟着去了，这相当于民营校长以公派身份学习，要知道孔子虽然在鲁国有名气，但那是地方，而老子是中央，老子地位高，如果不是公派，说不定孔子见老子会有难度。 当时老子是周朝守藏史相当于国家档案馆与国家图书馆馆长，有地位知识渊博，孔子去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有点像现在出国留洋的意思，去后在那学了六个月，洛邑是东周首都是当时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孔子有机会到各名胜古迹参观见学，有点像到北京各处了解政治文化一样，那是百闻不如一见，‘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孔子是带着问题去学而且好学会学，可以想象这几个月对孔子有多重要，那一定是大开眼界。 在参观上的记载很粗略，《孔子世家》中记载说是‘至周，问礼于老聃’，其实从具体的礼上老子并没有教啥，记载下来的跟礼关系不大，而是论道相当于谈哲学，老子跟孔子谈了人生哲学，孔子去时三十来岁，老子多少岁不知道，说是长者，应比孔子至少大一辈，可以说是长辈与后生的谈话。 《孔子世家》中记载‘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说的是孔子去了周地，要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生逢其时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容貌看起来却像愚钝的人，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还有情态神色和过份的志向，这些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些吧。”这是老子送别孔子时的赠言。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孔子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是一种‘进’的状态，而老子告诫孔子要学会‘藏’，这种人生哲学孔子学到没有，学到了，在《论语》中‘子谓顔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时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这里孔子懂得了藏，反对莽撞，‘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不也是‘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吗。 从人生哲学中孔子学到了两点论，《论语》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问子张与子夏二人谁更好一些，孔子说子张过分，子夏不足，子贡认为子张好一些，孔子告诉他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用两点论来看问题不走极端，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了人生智慧。 除了人生哲学还有政治哲学，在记载中我们看到老子并没有谈多少礼而是谈到了道，在老子看来礼坏乐崩如倾倒之柱已不是人为可以扶正的，只能顺其自然，以无为待之，而孔子认为礼坏乐崩是人为破坏的也可人为修过来，只要有人用力去扶是能扶正这倾倒之柱，两位名人不同的看法，老子是推倒重来这是自然之事，孔子是主动挽救这是人为之，，后来老子出函谷而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个出世一个入世，虽然两人没能说服谁，但俩人终极目标一样，都是治世，俩人赞赏‘上善若水’，并取法于水，只是老子取法于‘不争、处下、柔与静’，而孔子取法于‘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人生命短暂应珍惜时光自强不息。 孔子在洛邑跟老子对话只记下来几次。回来后弟子问他老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孔子把老子喻为神龙见首不见尾，那到底孔子问到了道没有，问到了，老子告诉他道是难以说的，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内心的领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虽然小有名气，但他还没有真正得道，没有形成思想体系，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处在对礼的提升阶段。 为何这几位老师要重点提到老子，并不是老子名气大，而是老子为孔子指出了道，这个道是人类的正路，对于自己来说则是建构思想系统，这是层次性的，是方向性的指导，谈礼那只是术的层次，道才是本体。 孔子知礼还学礼于老子，相当出国留洋，在用礼当上助祭，开办私学，应是有能力有名气，在事业上可以说有好的前途，但为何回国后的孔子没机会施展才能呢，这里需要讲一场鲁国的政治斗争。 对于鲁国的情况应先作些介绍，才不使人头昏，《论语》中常有三桓，孟氏、叔氏、季氏是当时鲁国三家大夫，由这三家说了算称为三桓，这三家怎么来的，其实往上追这三家与鲁君原是出自一个爹，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不知是这鲁桓公有现代意识还是出于什么原因，把鲁国这个家产平分为四份，正如现在有钱的爹不管儿子女儿平分家产，这里是四个儿子每人一份，宗主也就是相当祖屋给了继位的鲁庄公。那二儿子为什么称孟孙氏，孟也是老大的意思，孔子的哥叫孟皮，孔子字仲尼，孟老大，仲老二，这个孟氏应称仲才对，开始是叫仲孙氏后来改为孟孙，什么意思，当这三家的老大，三家立场相同利益相近，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轮流做桩，实力占四分之三，你说鲁国谁说了算，是由这三家，因是桓公的后代习称三桓，你看鲁桓公的平分家产造成了什么，国家的分化，内部不统一，刚开始可能没什么，但到了春秋在国与国凭拳头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来说孔子时代的鲁昭公为何出走，这场斗争的原因也是因为礼制，当时国君与大夫每季都有祭祀，国君在孟月，大夫在仲月，这是礼制规定，国君是1、4、7、10月，那大夫是2.5.8.11月，这是惯例，在鲁昭公二十年，昭公是孟月进行祭祀，而季平子也是这月，祭祀时用万舞，礼制规定天子是八佾，诸候是六佾，大夫是四佾，士是二佾，这里还应提下当时的社会等级，最高的天子，下面是诸候、大夫、士，士以上是贵族，下面是平民、贱民，这里的士可上可下，有本事地位则入贵族，没本事地位则到入平民，这佾是礼制规定的是等级，这有点像现在的领导配车，什么级别标配多少，要是一个乡长坐的公车跟国家领导人一样，不也是不行吗，也就跟这差不多。 季平子是大夫按礼制应是四佾还应在仲月与国君错开，只是这个季平子是实权人物不把鲁昭公放在眼里，因有权便把鲁昭公的六佾抽了四佾过来，季平子变成了八佾，而鲁昭公只剩下二佾，这等于说季平子把自己升了两级成了天子规格，而把鲁昭公降了两级成了士规格，这鲁昭公虽是老实人可这次惹急了，亲自带兵攻打季平子。 季平子不知道平时老实的鲁昭公会兔子急了也咬人，没有防备被打败了，自己跑到家里修的高台上，鲁昭公的人在下围着，上面的下不来，下面围的上不去，相持就谈判，季平子想让鲁昭公退兵，调查清楚再来抓他也不迟，鲁昭公没答应，季平子只能降低标准说你让开我到自己的封地费邑去，鲁昭公想那费邑城墙那么高那不是放虎归山，也没答应，继续围着，季平子见不行再降低标准说自己可以流亡，对于这个条件身边有个大夫认为可行，毕竟季平子只是僭越礼制没有必要把他置于死地，并且围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攻不上去又杀不了他，要是等到天黑了，季平子这么多年主政有多少亲信与爪牙，那也是不可知的，但身边的郈昭伯不干，一定要杀了他。 为何这郈昭伯这样恨季平子，原因在于郈昭伯有次跟季平子斗鸡，你看那时的贵族也是无聊透顶，斗鸡就斗吧，可季平子给鸡穿上铠甲，季平子这不搞舞弊吗，可这郈昭伯也有招，他给鸡爪套上铜钩，这一比季平子就斗输了，季平子实权人物在鲁国说一不二的人，哪会服这输，来了脾气不仅把郈昭伯的鸡抢走，还占了他家的房子，这样两个人结下了梁子，有这样的机会郈昭伯当然不会放过，建议鲁昭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他杀掉，只是季平子在高台上，下面的人攻不上去，这时郈昭伯就主动请缨到孟孙氏那里搬兵，孟孙氏当家的是孟懿子就是跟孔子学礼的。 孟懿子见郈昭伯来意，不说答应也不说不答应，只是站在自家的高台上观看，看叔孙氏那边的动静，叔孙氏这边是家臣带人往季平子那里赶，怎么处理？帮谁？家臣就问手下的季平子在与不在哪个对叔氏有利，有人说当然是季平子在对叔孙氏有利，因这三家都是大夫，季平子要是在，昭公就不敢动叔氏，要是没有人挡在前面那就不一定了，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干，叔孙氏家臣带着人就向鲁昭公开打。 孟懿子一看叔孙氏动手了，就下令把郈昭伯一下咔嚓了，带着军队就向季平家去，其实孟懿子观望是心里想着自己跟季氏、叔氏还有‘雍彻’的事，‘三家者以雍彻。’这个雍彻是天子专用的祭祀礼乐，他们三家僭用，一样是僭越，要是把季氏收拾了，那下一个不是自己，这唇亡齿寒的道理，孟孙与叔孙都懂，于是这两家一齐动手鲁昭公败了，没办法逃到了齐国。 这个政治事件出来以后，鲁国由三家掌控，在與论上是一边倒，人常是见风使舵，而孔子呢，‘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说八佾的事都能忍心做得去来，还有什么事忍心做不出来。‘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说天子专用之礼乐怎么能用在你三家的庙堂里呢？这种对事实的客观评价，与三桓所要求的舆论格格不入，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原则性，当然这里也有孔子对鲁昭公的感情。 在人生中鲁昭公帮过孔子两次忙，一次是他二十时儿子出生，鲁昭公送了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便取名鲤字伯鱼，伯就是老大，名字合起来是鲤鱼，孔子能得到国君看重，这得益于孔子文武双全，是鲁国公认的人才，谁都想纵揽人才，鲁昭公也不例外。还有一次是给孔子马车与司机到洛邑去拜见老子。 这两次对他人生来说都是极大的帮助，第一次能提升孔子人气，在国君那里挂得上号的人，有利于事业发展。第二次则是成全了孔子与老子的历史相见，对孔子的思想有极大影响。于是从个人感情来说鲁昭公是有恩于孔子，而孔子是个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的人，后来当小司空把昭公的墓进行了改造，后面会说这件事。鲁昭公出走的这年，明确记载孔子时年三十五岁。 孔子的言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跟三桓所需要的立场不一样，不是同路人，三桓把持下的鲁国当然难有孔子的为政舞台，与现政 府不同一个声音，用今天常听的话说这叫不讲政治，孔子没办法只能追随鲁昭公的后尘到齐国来寻找新的机会。 孔子到了齐国，《论语》中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一个‘善哉’可看出齐景公是大加赞赏，那孔子所言有人解释为君主要像个君主，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其实这样解不太准确，因没能表达出孔子的阶段认识，这个时候孔子是处于礼的阶段，如果前面加上按照礼的制度规范这样才说得通，各处其位各司其职这是为政所需的。 孔子受到齐景公赞赏被任用了吗，答案是没有，《孔子世家》中指出是齐相晏婴说，像孔子这样的儒者只是能说会道蛊惑人心，并没有真才实学，晏婴对孔子的印象并不好，而孔子却对晏婴印象不错，《论语》中有‘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说晏婴这个人善于与别人交朋友。从晏婴对孔子的印象可以看出孔子是有理论无实践，属于学术型人才。还有一个原因是孔子以礼来治国对君主有利，可对大夫并不利，孔子进来必然要抢走别人的饭碗。 再者齐国的政事并不如人意，从几个故事中能得到佐证，说是孔子去齐国路经泰山脚下听到一妇人在哭，孔子下车便问妇人为何哭得这样伤心，那妇人说我家住在这里以前公公被老虎吃了，后来丈夫也被老虎吃了，现在儿子也被老虎吃了，现在家没了，孔子听后说你为何不搬走啊，妇人说因为这里没有苛政，这个故事就是有名的‘苛政猛于虎’，这是齐国的情况。 还有一故事说的是晏婴为相住在市场附近很杂吵，齐景公要他搬到贵族高级别墅居住，晏婴说住不起，而且市场旁能方便了解行情，景公问他现在的行情，晏子告诉他‘踊贵履贱’，说的是假肢贵鞋子便宜，说明受刖刑被砍掉脚的人多。这些故事表明齐国政事是苛政严刑，与德治相差甚远。 还有那时景公也受制于人，《论语》中有‘崔子弑齐君’，说的是崔杼这个大夫把景公的先祖杀了，再传到景公这一代，大夫崔杼是真正有实力的人，有实力的大夫当然不想被礼制捆住手脚，后来有人想加害孔子，孔子感到了危险，说是孔子走时走得很急，把下锅的米捞起来就走。正是有这些原因，孔子没有办法，只能回国。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孔子三十而立的立于礼进行一下归纳，孔子从学礼、知礼到用礼。学于名师，知为专家颇有名气连老子也知鲁国的孔丘，在用礼上当了助祭可以立于社会，只是在为政上遇到了困难，在鲁国是君弱臣强没条件，齐国不认可，孔子用礼为政没有舞台，只能回来继续办学兼职办丧礼，丧礼就是白活相当于开司仪公司，在民间用礼。 孔子教学并不是为了营生，而是教化推行礼乐，那不收学费何以生存，丧礼司仪公司就是生存之道，课堂上所学的礼乐能用到实际生活，孔门是‘学而时习之’的，这是孔门特征，此时的学礼而用礼是这样，后来的知仁而行仁也是这样，孔门是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 学礼而用礼办司仪公司，弟子能实习，学校有收入能生存，这跟现在的技工学校差不多，学完理论就到实习工厂干活，《论语》中有‘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是弟子们跟随老师观察到的，‘未尝’两个字是说从来没有吃饱过，一次两次弟子们不会这样说，而是经常这样，孔子身高一米九二，身材魁梧能吃多少饭弟子们生活在一起知道。 孔子办丧事对他的事业有帮助吗？我们有人看到这会觉得孔子这是不是误人子弟，其实不然，不是有句话说‘人思想的产生不会脱离自己的生活’，在办丧事中穿五服的人称为‘孝子’，这个风俗在土葬的地方还可见到，在丧事中表现最充分的是亲情，失去亲人的悲痛是因为有爱，而这种爱表现出来为孝为悌为忠为信，父母去世子女悲痛，这种真实情感来自于人的天性，从天性来思考人性，从人性来建构理性并逐步形成思想体系，这是孔子很了不起的地方。 丧礼是外用而实质是孝悌忠信，我们在生活常看得到，人过世了有谁来参加丧礼，有真感情的是亲戚、朋友、同事，与逝者相关的人。在这里我们重点说孝，《论语》中有孟懿子问孝，孔子说‘生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说的是父母在世时、去世时、将来祭祀时都要依礼而行，这种依礼是孝，那什么才是孝，《论语》中这方面的话很多，如《论语》中有‘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乎，”’说的是守丧三年期间不去更改父亲的路线政策，这对谁说的，是什么情况下说的，虽然没有记载，可以推测这是有身份地位的家族，孔子的丧事司仪公司在市场上是为有实力的家族服务的，不是有句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没有钱可能请不起，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收入不成问题。 在这里应提及一些后来关于孝悌的事，《论语》中有‘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说的是父母只担心你的身体这就是孝了，这话是对孟武伯说的，孟武伯是孟氏贵族生而有官位，成家立业都不是问题，就如现在你学习就业，婚姻家庭事业等都处理得很好，不要父母操心，而父母只关心你身体，那就是孝顺了。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说的是对父母和悦帮做家务，有好吃的先让父母，这是对子夏说的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指出恭敬心才是真正的孝。 在这里把孟武伯、子夏、子游问孝放在一起，是他们三位弟子年龄相近，他们问孝不是孔子三、四十岁的事，这些人比孔子小三十岁，还具个体性。 对于孝悌，后有人说儒家思想上千年无非一‘孝’字，并把孔子思想的根本归于‘孝’，以《论语》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以此为证，这段话谁说的，是有子，就是有若，这里称子是他的学生参与了编《论语》，便尊称他为‘子’，也就是有若先生或有若老师。有子跟孔子多长时间，不知道，但有子比孔子小三十几岁，在德行：顔渊、闵子蹇、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此四科十哲中也无有若。 孔子的思想体系核心是仁，当顔回死后孔子对身边的子贡感叹‘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没有人了解我啊，这里孔子感叹自己的思想没有人真正了解，对象是子贡，排得上优秀的学生。‘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予一以贯之，”’孔子说自己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是什么，‘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把一以贯之理解为忠恕，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吗？当然不是，证据在哪？《论语》中‘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意思是子张向孔子问到：“楚国的令尹子文，三次当令尹，没有喜悦的神色；三次免官，没有怨恨的神色。自己任上的旧政，一定会告诉新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恪尽职守啊。”子张再问：“算得上仁了吧？”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得上仁呢？”在这里孔子明确说忠还算不上仁。 要知道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此时的曾参年轻，资质也不高，‘子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对曾参的评价是鲁钝，最多算是入了门而已，只是曾参这个学生能‘吾日三省吾身’，后来才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焉不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时的曾子才登堂入室真正明白了仁。有若明白仁吗？至少孔子在世时没有见过，不然怎么会说‘知我者其天乎’，能理解我的只有天吧。 有人说有若这个学生不错，‘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若谈到礼多有见地，现在我们还说‘和为贵’。‘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对诚信恭敬与亲情也理解中的。 还有‘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哀公问有若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说实行十抽一的减税政策，哀公说十抽二都不足，怎么能十抽一减税呢，有若说老百姓都富足作为君主能不富足吗，老百姓不富足，君主能富足吗，有若把百姓看成是源头活水要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富，这种观念现在我们还在秉持。 有若的几次发言很有高度，只是有若弟子编排时把有若之言放在孔子之后，《论语.学而篇》第二章则是有子所讲，这容易引起误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在这里很多人解为孝悌是为仁的根本，后代则有以孝治天下，这是有若的理解并且‘为仁之本’应解释成‘为人之本份’，为何这样解？要是‘孝悌为仁之本’那德行科以孝著称的闵子蹇、冉伯牛则能称为仁，这是孔子见到的学生，要是这样孔子为何会说‘我未之见也’，如果一个人根本做到了，那孔子就不会说‘未见’，那有人会说孔子未见过，那他自己是否做到了为仁，‘若仁与圣，则吾岂敢？’，自己都不敢说做到了仁，为什么，当我们认识仁后便知其中的原因。 孔子在用礼上一个是开礼仪公司，一个是当助祭，在我们常人看来这跟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会有怎样的联系，在这里我们应知道孔子的思想在学术分类上来说属于伦理学与政治学，它们必要来自于现实社会生活，正是这一点人生的经验很重要，办丧事那是常看到生离死别，能看到人真诚的情感，在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可见人的离世，亲人的那种悲痛，朋友同事的那种惋惜，可以说人死就是盖棺定论，这种定论会有好坏之分。 在这里我们说个故事，说是有个人听同事说局长的父亲死了，准备了重礼去，可走到路上同事打电话告诉他可以不去了，因不是局长的父亲死了，而是局长死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德行与位子，离开了位子而无德行会看到什么，孔子在办丧事中是常看到一个人真正让人敬重是权位还是德行。 同时在祭祀中我们能看到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纪念某位人物开座谈会，其实类似祭祀，只是形式不一样罢了，那受后人纪念靠什么，多是纪念此人对国家、社会、人民的贡献与其体现的精神，后世儒家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的三不朽，一定是学习继承某种向上向善的精神，是权位吗？是金钱吗？当然不是，历代有权有钱的人多了，无德行就被人忘了。孔子当时的祭祀也是一样，只是孔子比常人高明是从中看到了人生价值，‘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说‘礼’难道仅仅是指玉帛等这样的礼物吗？‘乐’难道就是摆在那里供人们使用的琴、瑟、鼓、钟等乐器吗？孔子的意思很明了，不只看表面，而是看实质并提升为道德价值。 仁来源于礼，老子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对孔子来说‘仁’是对‘礼’的改造与提升，而后来的孟子才着重对义有新的内涵。学礼而用礼，使孔子真正理解了礼的真谛，‘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梦见周公。”’这是孔子快到人生终点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是时常梦见周公的，‘梦见周公’何意，说明孔子真正理解与认同周公的德治思想，而周公的德治思想其核心是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 从孔子学礼与用礼中可以看出人的思想体系离不开人生经验，一定跟人的生活历程相关，‘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子贡眼中的孔子是多学而识之，此处的识则是见闻，表明孔子博闻，给弟子讲的也是生活中的事情，只是孔子有‘一以贯之’，从人生经历与经验中提升出思想来。 孔子并不是子贡说的‘固天纵之将圣’，那是后人的抬高，其实没有天生的圣人而只有凡人，只是孔子这个凡人比常人多了‘志于学’，学通了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指出学、道、立、权这四种境界，在张凭的注疏中说‘此言学者渐进阶级之次耳。始志于学，求发其蒙而未审所适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笃，则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达变通之权也。’孔子达到了‘权’，灵活变通的境界，仁则是此种境界的体现。 一、人生档案 认识孔子，我们是以档案的形式，打开孔子的档案第一栏是姓名，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老百姓还说他是孔老二，就是家里排老二，只是孔子的第一栏应该说开始还不能是姓名而应是氏名，为何？如果我们去看直系亲属这栏就知道其中的原因，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孟皮，按照咱们的看法孔子跟他父亲不一个姓，跟他哥也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还真需要我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起姓与氏现在咱们是通用，如姓李的叫李氏，这个氏就是姓，一样的，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都姓孔，那孔子以前呢，为什么父兄仨不一样，那是因夏商周的称呼习惯，通常在姓氏上有三种叫法，天子与国君有姓无氏，如孔子那时的周王室姓姬，哪位天子都姓姬，这没变化，不会出现周朝的天子不姓姬的。齐国的国君姓姜是姜太公的后代，只是后来姓田的夺了位才姓田。 要知道天子、国君只能有一个，接位的人也只有一个，而天子、国君的子嗣多，那些接不上位的就成为贵族，对于这些人当时不是传多少代都一个姓，因那时的姓少，为了区分用氏，这样贵族就有姓有氏，贵族也要往下传，世袭只有一个，其余的又要分，世袭并不是永远的而是规定了代数，过了五代后就不能再继承了，这个五代也可以说是五服，中国历来就有出了五服不是亲戚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能世袭的有能力再去争功名，没能力的则成为平民，对于平民来说是无姓有氏，那比平民再低一等的是家奴，这一阶层的人没有自由受制于人，对于这一层是无姓无氏，于是从氏可以分出人的贵贱。 除了姓氏所有的人都有名字，因名字是人的代号，这样我们可以看出用氏的人比用姓的多，用名字的人最多，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名叔梁字纥。对于孔子来说他祖上是宋国的贵族，推起来孔子是有姓的，是子姓，那他为何不姓子，这里面可以看出孔子家这一族是没落的贵族。 对于氏来说选择性大，有的以地名如孔子的父亲叫陬人纥，陬就是曲阜的地名，有的以家里排老几如鲁国的三桓孟氏、叔氏、季氏，有的以官职等等，这样的取法有个问题按地名的要是后代搬到别的地方呢，有官职的不再担负官职怎么办，会很麻烦，现在看《孔子世家》那前面的几辈，如弗父何、木金父、防叔、伯夏等，看到这些名字让人的头都大，哪知道是孔子的先祖，叫氏麻烦，名字叫起来方便，于是通常叫名字。 还要回到前面的问题孔子先前只是氏，这要说到孔子的出身，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担任的是鲁国陬邑宰，相当于曲阜县下面的一个乡长，按照当时天子、诸候、大夫、士、平民、贱民来划分，叔梁纥应属于士，说是叔梁纥正妻生的全是女儿，生了十二个，娶个妾生个儿子，但脚跛有残疾，到六七十再娶了顔征在，就是孔子的母亲，对于生孔子时叔梁纥的年龄有的说是六十六，有的说是七十一，顔征在有的说是十六，有的说是二十，到底哪个准咱们不必去考证也考证不清，是典型老夫少妾配，不能说是老夫少妻，因顔征在不是妻，能不能说上妾还不一定，因《孔子世家》中说是野合，看来连妾的正式手续都没有，孔子三岁父亲就去世了，是否继承了家业，看来没有，证据是孔子的母亲连参加葬礼的机会都没有，孔子母亲过世安葬时，孔子当时不知父亲具体安葬在何处，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母亲是不知丈夫的具体安葬之地，如果参加了葬礼，怎会不知？如果知道定会带孔子去坟前祭拜，这样孔子就会知道具体的地方。 在父母合葬时，孔子是找不到父亲墓地，而是‘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陬邑人挽父的母亲告诉他才找到。由此可以看出这对幼儿寡母是被家族排除在外的，也证实了叔梁纥与顔征在的婚姻是‘野合’，没有得到法律承认，那是不是有道德问题，那也不是，当时为了繁衍子嗣是可以的，只是在继承上无法保障，继承家业的应该是哥哥孟皮，孔子只能跟着母亲单独住在外面，我们可以想象这对孤儿寡母生活的艰辛，也可看到顔征在这位母亲的伟大，可惜的是这位伟大的母亲没有留下像孟母那样的故事，如果有一定比‘孟母三迁’更感人，伟大人物背后必受伟大的人影响，顔征在这位伟大的母亲一定无声影响着孔子，只可惜孔子十七岁母亲也去世了。 在成年之前身份是什么，用孔子的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说的是自己地位低下，成为了平民，孔子是苦孩子出身这是肯定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孔子是有贵族的血统，但没有实在的地位，家庭出身一栏应是平民，只能是氏孔，氏是父母取的，那为何取孔氏，在这里可以看出对这个孩子的希望，这里就要提到孔子的先祖弗父何，这个人本是宋国公室有机会接国君的位置，但他让国了，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宋厉公，本来是自己接而让给别人这种德行很了不起，后来孔子后人还把他与孔子一起祭祀，弗父何让了国君位置还是贵族传到孔父嘉的时候，宋国发生了内乱，当时孔父嘉是司马，相当于宋国的军队司令在这场内乱中死了，是怎样的一场政治斗争不清楚，只是说孔父嘉的后代在宋国呆不下去，才逃到了鲁国，取孔父嘉的孔为氏可能是想让这个孩子记住祖上高贵的血统，恢复那往日的荣光。 那至此出生地一栏是陬邑，籍贯是宋国，‘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这是孔子走到人生尽头对弟子子贡的感叹，夏朝习俗是棺木放在房屋的东面，周朝习俗是放在西边，殷朝习俗是置于正屋两柱之间，梦到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这里说明孔子是殷人之后，宋国是殷人之后立的国。 孔子氏孔，后来孔子当了司寇摄相事成为鲁国上卿，那才成为的大夫，属于贵族是可有姓有氏，只是叫一个人习惯了就不分姓与氏了，姓氏通用让我们后人从姓名上看不出人的高低贵贱，这应该得益于孔子的带动作用与名人效应，从孔子后有了姓氏的统一。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姓讨论完了再来看名，丘是丘陵是不平整之地，说是孔子生下来头顶下凹，看上去像丘陵取名丘，是不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不知道，古人总是喜好圣贤之人必有异相，可以看出这个孩子脑袋长相特征明显。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古代男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排行，孔子上面有个哥，故排老二，尼是尼山说是父母到尼丘山烧香求神得子，故而用尼字，后来孔子出名，避讳是避名不辟字于是丘避掉了，尼丘山改名成尼山。 接下来要填出生年月一栏，信息很明确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活了73岁，有人说按月份算是还不足72岁，你说73岁不对吧，这里说的是虚岁，古人的算法就是这样，如为父守丧三年并不是36个月，而是25个月，1个月虚算1年，这虚岁有什么特别给后代有影响，现在老人做寿，男的都是做进，如果七十大寿并不是满七十而是六十九岁，虚了一岁，还有人老了常说73、84是个坎，为何是73、84呢，不是79、80，这也跟孔子有关，孔子只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在活的年龄上受他影响，这是在民俗上。 对于历史孔子成为划时代的人物，学历史知道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孔子写了《春秋》，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看不下去搁笔不写了，但春秋与战国时代划分是跟他的年龄相关的。 对孔子文化程度应该填大学，当然这个大学跟现在咱们这个大学有区别，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孔子的大学没有毕业期，现在三五年文凭一发就算毕业，他的没有，是终生的，也没有什么文凭，也不只是像现在一样只局限于学校，这个大学是课堂内与课堂外都有，对于学得怎样，不看什么文凭各科打多少分，而是看你用得怎样，让多少人受你的影响，评判也不一样，很麻烦，对这样的大学我们还真不能一填了事，需要详细的去了解。 职业：民办学校校长兼职做官，什么民办学校可以说是公务员培训学校，学生就业不是为官就是为吏，就业形势怎样，可以说市场潜力很大，热门专业，学校的特点有哪些，重要的是入学门槛低不看户籍，不像现在的学区房，你家住在哪才能到哪上学，也不管有钱没钱，诚心拜师就行，有没有见面礼不重要，只要想学就可前来。 专业：政治伦理学，好像对口专业就是从政做官，干别的不对口，如农业、养殖业，他不教，是不是孔老师不会，也不是，孔老师本人是从小什么事都做的，只是孔老师办的是正规学校，不开展非专业的第二课堂。 爱好特长：音乐、演奏、驾车、射箭水平相当高，说是音乐家这不为过，作曲弹奏演唱达到了相当水平，如果说旅游也可作为特长那还要加上这一条，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个特长大家不会怀疑，在外周游十几年应该称得上特长。 孔子有何工作经历，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这是必要填写的，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何要谈论他的原因，如果没有成果只是平凡，那他也会如无数过世的凡人那样不曾被人记起，也不会被后世尊称为圣人。那孔圣人的成果有哪些，一致评价是教育家与思想家，有些人还冠之政治家，只是这有争议，我们以前两项肯定的为好，要填写好这两个方面，不太容易，因这时间跨度长，活动范围广，而且是动态的，不好明确，为何这样说，那是因为了解孔子主要依据于《论语》，而《论语》多是格言，一句话摆在那，有人这么解，有人那么解，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人解为‘学后时常温习它，不是很高兴的事吗！’有人解为‘学后经常去练习它，不是件高兴的事吗！’有人解为‘学后在恰当的时候去实习它，不是件高兴的事吗！’你看一个‘习’字就有温习、练习、实习的意思，哪种接近原意，也就是说哪种才是孔子的真正思想，于是这需要我们探讨，如何探讨重要的是回到他那个时代，从他的生活经历来审视其思想形成，因人受时代的影响与局限，并且孔子的思想来自于社会生活又作用于社会生活，是实在的、具体的东西，不是空想的、虚妄的。 我们有时无法理解《论语》原意，在于不知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说的，我们还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有人把它理解为‘学后去温习它，那不是很高兴的事吗！’假如理解正确，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就觉得没这体会，正好相反，温习功课准备考试，压力大得很，哪有什么高兴的；如果没有考试压力，课堂上开了小差，课后温习觉得搞通了，感到高兴了。同是一句话在这样的语境下是对的，在另一个语境下就说不通。 解说孔子思想主要来自于《论语》，我们是断章取义还是有条理有系统的去看，成为能否正确认识的关键，为了尽可能接近孔子，让我们一同回到春秋时代，从孔子人生展开中来审视不平凡历程与伟大思想。 孔子人生的展开，我们以其自传作为根本途径，不断探寻真实的孔子。《论语》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对自己的人生划分为六个阶段，有人会说为何不是五个、七个而是六个呢，在这里有文章，孔子晚年学《易》，卦有六爻，孔子对此六爻总结人生，可以看出对《易经》的活学活用，孔子告诉我们人生是阶梯性的，每个阶梯有其特征需要适时的调整，以此实现不断的成长，直至生命的终点。 四、(一)四十而不惑 孔子人生的第三阶段：四十而不惑，不惑于什么？‘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说的是智者不会迷惑，仁者没有忧愁，勇者不会害怕，这三者中核心是仁，智者是知仁而不惑，勇者是行仁而为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曰：“知人，”’在这里提及仁者爱人，知怎样去做才是真爱人，知是为仁服务的。‘子曰：“仁者必有勇”’，勇是仁的必然体现。由此我们可以说四十而不惑是不惑于仁，为了把不惑于仁认识清，我们从知仁与行仁两个方面探讨。 四十而不惑是知仁。孔子三十而立于礼，在礼上孔子是知礼专家，国家用他做官了吗？没有，碰了钉子，受了挫折，在守礼上社会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孔子知道吗？当然知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以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把在上位的君子德行比作风，在下面的小人德行比作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你季康子带头为善，民众则能跟着，怎么只知道杀人呢。‘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在上位的带头正直，谁敢不正。‘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说身居上位不宽待他人，掌管制度不严格执行，即将失去不感到悲伤，我还有必要了解他其它方面吗？以上都提到上位的人，表面看来是各级不服管，欲望膨胀，但根子是上位的人出了问题。 孔子从根上找得对不对，我们来看历史就知道，夏桀商纣有此问题，东周始作俑者幽厉二王也是这样，烽火戏诸候，你说一个天子为了泡妞，去搞一级军事演习逗美眉开心，你说纨绔到了何程度，从这里我们看到人性的弱点，权力是习于管别人而特权于自己，自己能干的别人干不了，要别人干的别人必须干这就是权力，用通俗的话说是要求下面的多，要求自己的少。 孔子在齐国跟齐景公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很高兴，说是臣如果不像个臣，即使有吃的东西也到不了自己嘴里，齐景公这样想是站在有利于已的立场上，但孔子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君要像个君，臣才会像个臣，是有先后顺序的。‘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里孔子指出君礼臣忠，虽是对等，但偏重于上位，也可以说是对强势的一方。 我们再来看这个齐景公，‘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可谓与？’说的是齐景公有四千匹马，马在当时是贵重财产，相当于现在有四千辆宝马，那是极富有了，这也可看出齐景公这人好马爱财，这么富有死后老百姓没有称赞他的，而伯夷、叔齐至今被人称赞。 这里有必要说下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这两弟兄是孤竹国公子，因让国而跑到西伯，后来周武王革命，这两兄弟进行劝阻没从，便逃到首阳山上活活饿死。这个故事体现三种德行，一是本是有继承权是礼让出去，有礼让之德。二是周武王革命从正统来说是弑君，有孝忠之德。三是不食周朝食物忠于商朝，有诚信之德。 以齐景公与伯夷、叔齐来对比，会发现什么，被后人记得的不是地位财富，而是德行。对个人是这样，那对治理国家呢？‘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说的是德行处于为政的中心地位。‘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做了什么，‘恭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严格要求自己，修养自己，‘而已’仅此而已，复杂吗？不复杂。 可是当时很难做到，原因在于从上至下失礼违礼，社会秩序轰然倒塌，人心出了问题，人的价值判断出了问题，孔子对礼进行改造与提升，从‘温故而知新’中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一套自己的系统来解决礼坏乐崩的时代问题。 四十而不惑是以仁为核心思想体系的形成，何谓仁，仁在《论语》中出现100多次，每次说的不尽相同。 如‘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说居住在充满仁爱的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如果在选择居住的地方不考虑‘仁’，那就是没有智慧的表现。在这里仁是居住环境； 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此处孔子将仁定义为人的内在根本，相对于礼乐都是仁的外在形式； 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说：“只有那些有仁德的人，才能爱人和恨人。”此处仁是一种爱憎分明； 如‘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仁是一种向善去恶； 如‘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意思是孟武伯问孔子的几位爱徒，孔子对三个弟子一一作了评价，说他们有的可以管理军事，有的可以掌握内政，有的可以办理外交，但表示是不是达到了仁不知道，这里的仁可以说是一种比才能更高的道德层次； 如‘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从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说的是当时鲁国人都认为管仲不是仁人，子贡问孔子：“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而孔子是怎么看的，他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安定周王朝，在中原文明面临危机的时候辅佐齐桓公力挽狂澜，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衣襟左开，沦为异族了。这里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仁是大德而非小节； 如‘子张问：“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意思是子张问：“崔杼以下犯上杀了齐国的君主，陈文子有四十匹马的家资，全部舍弃而离开齐国，走到一个国家，说这里的大臣也和我们国家的那个崔杼一样，就离开到别国去了，到另一个国家，看到执政大夫的表现，又说这里的大臣也和我们国家的那个崔杼一样，又离开，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他是清白的，不同流合污。”子张问：“他算不算仁者呢？”孔子说：“我不知道，这怎么能算是仁呢？”这里保持清白，是很可贵的品质，但还达不到‘仁’的标准。 等等诸如《论语》中的仁，在特定的语境中有特定的意思，因事而异，因人而异，表达很宽泛，由于‘仁’所涉及的范围太广，如果我们从某句格言去理解，难免会片面。 孔子逝世后弟子们也难以真正搞清，于是后来分成了好几派，就是由于各自理解不同，而我们要以自己心得来理解孔子所言之道也会各不相同。这里我们借助于《孟子》、《大学》、《中庸》，也就是四书的其它三部，特别是《孟子》，因到了孟子才把孔子的思想真正继承发扬出来，如果仅以《论语》要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有条理的讲出来会很难，而借助于曾子、子思与孟子的理解则会容易一些，那什么是仁，我们接着往下讨论。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着层次的递进，而《中庸》开篇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两部书都对‘仁’进行了解构，在这里我们把为仁分成人性之向善、人道之为善、人成之至善来解构这个系统。孟子说‘人之性善，如水之就下也。’指出人性之说，有人理解为本善，这也是宋明理学观点《三字经》起篇是‘人之初，性本善’，对于此种本善说的是生来具有，那我们要问本来是善的那还要教育干什么，因水有向下的力量，如果解为向善则会有一种力量，人用力则往善的方向走，反向用力则往恶的方向走，这样解会理性些，也说得通，荀子不也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说的是善是需人为去做的，不会天下掉下来。 那孔子自己说到人性没有？‘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说到了人性，是善是恶没谈，虽然没谈，但我们看到孔子有种向善的力量，做的是向善的事业。因孔子的仁是哲学，构成了系统，如果不谈系统的原点，从什么地方出发，那就无法看清与正确理解这个体系。在这里我们对孔子的思想体系大致说一下脉络，孔子的思想体系是道德价值体系构建，对于个人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以德修身，外王是德治，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性之向善的善是什么，你看‘仁’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二，这个会意字说的是两个人即人与人，而善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保持适当关系。那对于一个人来说，对父母的善表现出来则为孝，对兄弟姐妹的善表现出来则为悌，对上级领导的善表现出来则为忠，对朋友的善表现出来则为信，等等诸如此类都是适当关系的建立。 人性之向善对应于《大学》之言则为明明德，彰显向善的德行目的是什么，其实说得简单就是做人，我们通常不是有句话说做事先做人，做人是为了做事，那要做事先把人做好，明明德则是明确如何做向善之人。 前面我们例举了‘孝弟’，在这里接着例举‘忠’尽量把原意表达出来，在《论语》中关于‘忠’的讲述，有人统计‘忠’字共出现了18次之多。然而，孔子所讲的‘忠’似乎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大一样，现在讲到忠，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忠君忠国，其实这是后人的一种有效使用，特别是上位的需要，在孔子的思想中反映的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与修身准则。 关于‘忠’字，可以看到中在上心在下，意为不偏不倚，无论对什么东西，只要把心摆正了，就是忠。《论语》中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处的忠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说的是孔子以四种内容教育学生：文献、实践、忠心与诚信，后面两种是与人交往的原则与要求，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对做人有多么重视，对于教育在后面我们会详细讲。‘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的是在相互对等中做到忠诚。 ‘忠’是不偏不倚还有一层意思是直，直是真诚而正直之意，我们来看‘直’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比‘忠’要多，有22次，这里我们也来进行例举。先看直对人的重要性，‘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说的是一个人的生存是由于正直，而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只是侥幸地避免了灾祸。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侫，损矣。”’同正直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同惯于走邪道的人交朋友，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交朋友，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这种比较把直放在益友的第一位。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孔子说狂妄却不直率，无知而不老实，无能又不讲信用，这种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正直就一定好吗？也不是，孔子提醒不要走向反面，‘子曰：“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孔子说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端是说话尖刻。 ‘子曰：“直而无礼则绞。”’只是直率而不用礼来指导，就会尖酸刻薄。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室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子贡说君子也有憎恨的事吗？孔子道：有憎恨的事：憎恨一味宣扬他人坏处的人，憎恨在下位诽谤上级的人，憎恨勇敢而不懂礼节的人，憎恨勇于贯彻自己的主张，却顽固不通的人。赐，你也有憎恨的事吗？子贡随即答道，我憎恨偷袭别人成绩而作为自己聪明的人，憎恨不谦虚却自以为勇敢的人，憎恨揭发别人隐私却自以为直率的人。 此处告诉我们做人要‘乐道人善’不要‘乐道人恶’，如果认为自己是直率那便伤害了别人，这不可取，在生活中我们常可以看到有些人说，我就是看不惯，就这直性子，好评议别人的隐私与短处，其实这只是图嘴快活而找的理由，孔子反对的原因在于，别人也这样说你呢，谁完美，谁愿意自己难堪，这里孔子用恕来处理，指出这样的直率会伤人害己。以上几个都走向了反面，得到不好的效果。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来向微生高借点醋，微生高家没有，他却不说没有，而是悄悄到邻居家借了来给人家。在这里可以看去微生高这个人大概有些直名，但从这一件借醋的小事，孔子却断其非为直人，人来借物，有则与之，无则辞之，本是很自然的事，而这位高先生却绕圈子，这也就离直远了，这种人称之为乡愿，‘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像贼一样盗取名声。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孔子说；“古代人有三种毛病，现在恐怕连这三种毛病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古代的狂者不过是愿望太高，而现在的狂妄者却是放荡不羁；古代骄傲的人不过是难以接近，现在那些骄傲的人却是凶恶蛮横；古代愚笨的人不过是直率一些，现在的愚笨者却是欺诈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见有人感慨现在的人没有以前那样淳朴，多了心眼，孔子也是这样的感慨。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孔子说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的言行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也像箭一样直。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当典狱官，三次被罢免，有人说，你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按正道事奉君主，到哪里不会被多次罢官呢？如果不按正道事奉君主，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本国呢？我们从微生高、史鱼、柳下惠三个人比较便可以看到正直是真诚而正直，无真诚之心则不会有正直可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说满口好话，满脸堆笑，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说的是内外表里不一，心怀怨恨而表面跟人友好交朋友，在孔子看来是可耻的，原因在于不真诚。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根本，孔子回答说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就礼节仪式的一般情况而言，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仪式上治办周备，不如内心真正哀伤。在这里孔子提出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说的是内心真诚情感才是重要的。 对于信，意为人之言而有信，说的是人说话要算数，‘信’在《论语》中出现10来次，我们先来看信的重要性，‘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说的是人如果没有诚信就如车没有刹车没有方向盘，怎么能开得了。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外国各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他尊敬兄长。”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那是普通人也应该做到的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您看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读书人‘言必信’，只是最低等的士，只能算小人，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一个人‘言必信，行必果’，那是相当了不起的，至少不是‘小人哉’，此处孔子并不是说信不好，而是这个‘必’字，‘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的毋必就是不要绝对化，对于所说的话要不要一定守信，其实要看条件，有子说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说的是讲信用要符合时宜道义，这样的话才能实行。 比如在生活中你在一个月前答应借朋友两万块钱，可是到借钱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朋友是借钱去赌博，那你就不该借，因赌博是不义有害的，后来孟子也说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要看是否符合道义，这才是真正的守信。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说：“领导一个大国，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诚实无欺，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敬事而信’就是认认真真做事让人相信你，你不能忽悠，光是嘴上说得好，不办实事，那只能失信于人，即使在台上也没人听，当然不可能领导好一个国家。 对于忠信合起来的话我们也来看看，‘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與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子张问怎样才能在天下行得通，孔子说：“在言语上要讲忠与信，并坚定认真的去践行，即使在文明落后之地，也能行得通；如果不忠信，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这‘言忠信，行笃敬’六个字立在面前，如果坐在马车上就像写在横木上一样让人看得见，时常警省自己，这样就可以放心做事，而且无论做什么都能行得通。”子张将这番话记在衣带之上。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诗曰：‘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子张问如何提高道德修养和辨疑解惑的能力，孔子说：“以忠信为主，心存义气，就是提高道德修养。喜爱他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他就想让他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诗经说：确非因富裕与否，而放弃爱心。”在这里忠信成为道德重要内容。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孔子说：“激进而又不直爽，幼稚而又不朴实，无知而又不守信用，对这种人我真是没有办法啊！”孔子例举的这三种人，说明现实生活中人的表里不一，也就是缺乏真诚的修养，这样的人往往都是蝇营狗苟的人。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曾经理解为‘忠恕而已’，曾子提到只有忠恕而已，说明此时的曾子只进入了第一层，算是刚入门，后来才真正理解到‘仁以为己任，焉不重乎，死而后已，焉不远乎。’恕与忠一样都是仁的内容。 恕：意为如心，就是将心比心，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善，不希望别人对自己恶，人一样国也一样，现在联合国大楼里就写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世人通行，到哪都实用，为什么？因为把自己摆了进去，以换位思考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接着我们要来了解‘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道：“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说：“那就是‘恕道’吧！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这是不好的事，那要是好事呢？‘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贡说：“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吗？”孔子说：“那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这两个例举前一个消极，后一个变消极为积极，两者合起来成为‘仁’的基本主张，这个基本主张不是全部主张，为什么？我们还是以实例来说，比如说你极喜欢吃鱼，而来了个朋友到家做客，你花费一翻功夫做了一席鱼宴，可哪知这个朋友不爱吃鱼。你本好心，是己欲立而立人，可推己及人不接受，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知，你没有充分知道对方喜欢吃什么，结果适得其反。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说：“由呀，我教给你的，你都懂了吗？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这就是明智啊！”人应有诚恳有态度，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认为‘不知’也是一种‘知’，说明知永远有限，正如人是有限的存在一样，只有不断积累，才能不断前进，人必须认同自己的有限性，才可能超脱。‘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如果不了解对方，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说：“居住在有仁爱的地方最好，选择居住环境而不讲究仁德，怎么算得聪明？”环境对人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你每天跟高智商的人在一起，也会学着勤动脑。 以上我们以例举的方式对孝、悌、忠、信、知等进行了一些探讨，初步知道了人性之向善的具体内容，那这些价值判断通过什么来体现，那就要推进到人道之为善，为善即作为做事，为何说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儒在孔子之前就有，称为儒业，说的是以读书来谋身的人，孔子在齐国时晏婴就以孔子是当时的那种儒业，而找了不是，儒业成为儒家是由于孔子，那儒家有何特征，基本有崇尚传统，立足社会，重视教化这三条。其中最重要的是立足社会入世做事。 孔子是要入世做事的，即行仁，孔子是由于行仁才被后世所尊称为教育家、思想家，也就是说孔子毕生从事于教育事业与政治活动，我们谈行仁着重从这两方面来谈，孔子的行仁我们可以分为间接与直接两种方式，有条件就直接为政，时机不成熟就间接，以‘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来达到目标。四十岁的孔子由于条件不允许，于是间接行仁，通过继续办学来行仁。 五、（二）行仁教育 孔子的教育是全人教育，何谓全人，就是把人培养成完整的人，有人会说难道教育不是把人培养成完整的人吗？当然有，如果看我们身边多少学校只是注重专业知识，把学分作为评判标准，学习知识是为了就业，就业是为了生存，很简单，这就不是全人教育。 孔子的全人教育是人才、人格、人文三方面结合起来，把人培养成完整的人，相当于素质教育。 先我们来谈全人教育，在人才上重专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问：“仲由可以从政吗？”孔子说：“仲由办事果断，参与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又问：“端木赐可以参与政事吗？”孔子说：“端木赐通情达理，参与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又问：“冉求可以参与政事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参与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孔子把三人各自的长处说了出来希望季康子能够人尽其才，将他们安排到最适合的位置。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子贡问孔子：“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呀，好比一个器具。”子贡又问：“是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瑚琏。”开始子贡听老师说自己是个器，可能有点凉水浇头了，因孔子说过‘君子不器’，于是接着问说是瑚琏，这不是一般的器，而是祭祀宗庙时贵重的盛器，喻为能做高才大用，后来子贡外交著称。 《论语》中孔门十哲，每个都是人才。《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用现在的话来讲教学质量特别高，孔子所办的杏坛是真正的历史名校。 孔子是如何办成历史名校的，有什么方法，首先是因材施教，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来教，‘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听到了就立刻行动吗？’子路与冉求，不同的人两种答案，公西华看不明白，只能问，得到的解释是‘冉求总是退缩，所以要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因此要约束他。’ 有一天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顔回这四个人好像商量好了一样，都向老师孔子提出了同一个问题：问仁。孔子听了，对这四个学生居然给出了四个深浅不一，截然不同的答案。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顔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原来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樊迟知道这些，孔子认为也就够了；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孔子认为对司马牛来说，通过教育让他知道克服自己的性格特点，做到慎言慎行也就达到教育目的了；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就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了；顔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顔回才是最寄予希望的所以教育也深且比较全面。 孔子认为人的智力有智愚之分，人的性格有鲁、雅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每个人的潜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除了因材施教外还有启发示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整句话是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到苦思不解的时候，不去开导；不到想说又不能恰当说出来的时候，不去提示，如果老师讲出一方面的道理来，他不能类推出其他方面的道理来，就不要再教其他知识了。 举几个《论语》中举一反三的事例，‘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为什么问孔子这个问题呢？因子贡做生意发了财，先贫后富，在穷时不卑躬屈膝，富时不骄矜放肆，请教老师自己的境界如何。孔子先肯定了子贡的功夫，但也指出子贡未能达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的境界。子贡领悟了孔子的用意，于是又问：“《诗》云：‘如切如蹉，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是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本是讨论如何看待贫富，但子贡能‘告诸往而知来者’举一反三进行思考。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子夏问孔子一个美丽的女子有着甜甜的笑脸，有着传神的眼睛，穿的一身白衣多么绚烂啊，为什么这幅画这么显眼，孔子告诉他先打好底色才能画出绚丽的画来，就这一问一答，难道孔子只是就事论事，不是，孔子在讲哲理。子夏听了这句话就领悟了，他说：“礼后乎！”礼仪是不是后于内容啊？是不是首先有诚敬之心、善良之心，然后才用礼节来表达呢？孔子听了以后很高兴，说‘起予者商也’，启发我的人就是卜商啊！现在开始我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因为你从诗句中有所领悟能够举一反三了。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顔回哪一个强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顔回相比呢？顔回听说一件事就可以类推出十件事，我听说一件事不过类推出两件事罢了。”孔子说：“是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啊！”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看重学生的思考能力。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碰到不主动思考的人，孔子也没办法。 为何要注重思考力的培养，在于思考力能决定人生高度。 《孔子家语》中有‘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顔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聝。唯由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子项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漾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着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辩哉！”顔渊退而不对。 孔子向北游览到农山，子路、子贡、顔渊在身边陪着。孔子向四面望了望，感叹地说：“在这里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什么想法都会出现啊！你们每个人各谈谈自己的志向，我将从中做出选择。”子路走上前说：“我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白色的指挥旗像月亮，红色的战旗像太阳，钟鼓的声音响彻云霄，繁多的旌旗在地面盘旋舞动。我带领一队人马进攻敌人，必会夺取敌人千里之地，拔去敌人的旗帜，割下敌人的耳朵。这样的事只有我能做到，您就让子贡和顔渊跟着我吧！”孔子说：“真勇敢啊！”子贡也走上前说道：“我愿出使到齐国和楚国交战的广阔原野上，两军的营垒遥遥相望，扬起的尘埃连成一片，士兵们挥刀交战。在这种情况下，我穿戴着白色衣帽，在两国之间劝说，论述交战的利弊，解除国家的灾难。这样的事只有我能做得到，您就让子路和顔渊跟着我吧！”孔子说：“真有口才啊！”顔回后退不说话。 孔子曰：“回，来！汝奚独无愿乎？”顔回对曰：“文武之事，则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对曰：“回闻熏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助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对曰：“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顔氏之了有矣。”’ 孔子说：“顔回，过来，为何只有你没有志向呢？”顔回回答说：“文武两方面的事，子路和子贡都已经说过了，我还说什么呢？”孔子说：“虽然如此，还是各人说说各人的志向，你就说吧。”顔回回答说：“我听说薰草和莸草不能藏在同一个容器中，尧和桀不能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因为他们不是同一类人。我希望得到明王圣主来辅助他们，使百姓不修筑城墙，不逾越护城河，剑戟之类的武器改铸为农具，平原湿地放牧牛马，妇女不因丈夫长期离家而忧虑，千年无战争之患。这样，子路就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勇敢，子贡就没有机会运用他的口才了。”孔子表情严肃地说：“这种德行是多么美好啊！”子路举起手来问道：“老师您选择哪种呢？”孔子说：“不耗费财物，不危害百姓，不费太多的言辞，这只有顔回才有这个想法啊！”三个人思考力不同境界则不一样，子路用战争手段解决纷争，子贡用外交，而顔回用道德让天下没有纷争，孔子赞赏与认同顔回用了‘美哉德也’。 讨论式教学，孔子与弟子们讨论，弟子与弟子讨论，《论语》就是一本孔子及其弟子讨论的语录体书籍，就是说话讨论的记录，如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如问孝、问政、问仁、问礼、问士、问友、问事君、问为邦、问行、问成人等，由学生在课堂发问，孔子应答，有时孔子还开小型的座谈会，各自谈理想，谈某个特定问题看法。孔子这种讨论式教学风格不仅激发着人的自由思想，更是带出了学风。 由于有教无类弟子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立场不同，观点、看法与主张不一样，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相互碰撞，对诸子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起到了引领作用，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也对当代教育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学用相长，即课堂与社会相结合。孔门弟子并不是像现在每天都去上课，边学习边实践，也没有学多少年毕业，弟子多是学与用，用与学交织，有位置就去为政，孔子还带着一帮弟子去参观见学，《论语》中‘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说的是子游在武城作邑宰，相当于当乡长，孔子带着学生们到那参观，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他微笑着说：“杀鸡何必要用牛刀呢？”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不着施行礼乐教育。想不到子游却回答说：“从前我听到老师您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会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好使唤了。’”孔子听了便对身边的弟子说：“学生们，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只是和他开个玩笑罢了。”对子游表示赞赏。 子路到蒲地去治理，三年之后，孔子出游正好经过这个地方，刚刚进入蒲地的境内，孔子就说：“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说仲由治理得不错，恭敬而诚信。‘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宽矣。”’再往里走，进入了蒲城的城邑，又感叹地说：“治理得很好，仲由，忠信而宽厚。”‘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断矣。”’走到了县衙庭堂里，孔老夫子又感叹地说：“仲由治理得好，明察而善断！” 这个时候，子贡拉着马缰就问了，说：“老师您还没有见到子路，但是却连续三次称赞他治理得不错，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孔子就说：“你看，我进入了蒲境，看到田地都进行了整治，郊外的荒地也都开垦了，田间的水沟挖得特别地深，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恭敬而诚信，所以老百姓才会尽心尽力地去耕种；进入城邑，就是城的中央了，看到墙壁房屋高大而整齐，树木长得非常茂盛，这说明他忠信而宽厚，所以老百姓做事就不会苟且，不会偷懒；走到他的官衙大堂，大堂上很清闲，说明什么？说明他明察善断，所以老百姓才不来申诉打扰，没有什么要上诉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子路正是因为他能够恭敬诚信、忠信宽厚，所以怎么样？老百姓对他的回报也是诚心诚意的，把他交代的工作，甚至不等他交代，都已经做得十全十美了。 以上两个例举可以看出孔门弟子有机会为政就把课堂学的东西用于实践，‘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把为政与学习很好的结合起来，有机会为政就去，不为政就回来学。 六、（三）君子之道 孔子的人格教育即君子之道，何谓君子之道，应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君子；二是每个人应当成为一个君子；三是一个人成为君子后能让身边更多人也成为君子。能够是说弟子们条件具备，应当是说没有不成为君子的理由，最后是能影响人带动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君子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圣人是儒家的终极理想人格，也就是最终目标，只是可望而不可及，君子是孔子给学生一个可以践行的道路，这个道路的终点就是圣人，起点是自我，也就是意识到我想做个有理想、有追求、堂堂正正的人，有了这个期许，然后通过学习、教化、反省，推动自己沿着君子之道开始前进。 在《论语》中‘君子’出现了107次，何谓君子，其原意本是指君之子，就是国君之子，相当于有继承权的‘官 二代’，生下来就有官位，《论语》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官 二代’的国君之子，有官位，相当于现在有的‘官 二代’，先有位置，通过岗位来培养能力，而老百姓是具备能力考试通过后才有岗位，孔子说如果用人，他用老百姓上来的，此处的君子仅指位极。而君子更多的是品德、道德、人品，指品极。 孔子的君子之道是位极与品极两层意思，有时合一德配其位，有时单指。至于我们现在说谁是君子，那是完全的品极以道德来论，在位极上的含义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要问孔子为何要位极配以品极，其实解决失德的问题，重新确立人生价值取向，孔子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后没有德行让老百姓称赞，齐景公是齐国国君还有四千匹马，是有权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们所欲求的，现在也是一样，只是这种世俗的欲求比不上道德，孔子把道德价值大旗树了起来，这对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我们从《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的对照便可知道，《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在概念上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君子和小人是截然不同的，不是我们现在经常简单认为的君子就是好人，小人就是坏人。 《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首先是指出身上的区别，出身大宗的人，也就是天子、国君、家君的嫡出直系子女，他们都属于君子。而庶出的、旁支的就属于小宗之人，简称小人。从出身方面来看，只有贵族才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平民百姓和奴隶们是没有君子和小人之分的。但是《论语》中提到的君子和小人基本上不是指他们的出身，小人出身甚至奴隶，如果他们通过一定方式混入了上流社会，成为社会管理者，他们也就跻身君子之列了。对于每个人来说有平等性，不再只是位极那样的不平等，而且只要自我努力是能够做到的。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的态度是先有其德后有其位。哪要是无位呢，能不能成为君子，就是说只有品极没有位极，孔子没说，而后来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说的是无位就做好自己，有位就在做好自己的基础上去为天下百姓做好事，到了孟子则倾向于以品极为主了。 孔子以君子之道来为弟子们铺就一条切实的道路，应是要有位极的，因仁中的行仁是要做事，为何顔回德行那么高，孔子都说未见真正为仁的人，在于顔回不幸短命没有行仁的事业，于是孔子是需要位极这个舞台，以孔子历来‘叩其两端’的做法，做到品极与位极相符，即德配其位是他主张的。 为了解君子之道，我们分位极、位极与品极相符、品极三个方面来讲。 先来说单指位极的，这样的最少，如《论语》中有‘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属，不使大臣们抱怨不用他们，旧友老臣没有大的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不要对人求全责备。” 位极与品极相符，孔子对这样的君子大加赞赏，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个方面符合君子的标准：他待人处世很谦恭，侍奉国君很负责认真，养护百姓有恩惠，役使百姓合乎情理。”子产作为郑国大夫上能辅佐君主，下能庇佑子民，力保郑国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生存，不负德才兼备之贤名，因此受到孔子推崇。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说：“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啊！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引退不仕。”蘧伯玉是卫国大夫不恋位而重德，这里的君子是道德的榜样。 除了君子这个榜样还有仁者圣人，这是往高处走，往下的是名士。‘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意思是说微子见商纣无道，就离开了，箕子装疯卖傻作他的奴隶，比干向纣王劝谏被杀。孔子说：“殷商有这三位仁人。”‘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仁人、君子、名士都是榜样，而圣人则是最高的终点。 孔子的人格教育君子之道，因对象是弟子，是重品极的培养，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德行。那怎么教，孔子教弟子们要成为君子，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生活中找标杆，跟谁去对比，在《论语》中君子常与小人对照比较，两种一比就分别好坏、是非、取舍等。 君子有胸怀：‘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而不讲团结。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意思是君子念念不忘道德，小人念念不忘乡土；君子遵守规范，小人遵从恩惠。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意思是君子事事处处时时心地平坦宽广，小人常常局促不安而忧愁。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你一定要做个道德的儒者，千万不要做个没有道德的儒者。 君子有道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懂得正义，小人只讲究私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意思是君子会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会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则正好相反。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司马牛问怎样去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道：“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孔子说：“自己问心无愧，那有什么可以忧愁和恐惧的呢？”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司马牛因缺少志于道难免会患得患失。 君子有修养：‘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说：“君子言语要谨慎迟钝，工作要勤劳敏捷。”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说：“君子有三种事情应引以为戒；年少的时候，血气还不成熟，要戒除对女色的迷恋；等到身体成熟了，血气方刚，要戒除与人争斗；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弱了，要戒除贪得无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要思考的事：看的时候，要思考看清与否；听的时候，要思考是否听清楚；自己的脸色，要思考是否温和，容貌要思考是否谦恭；言谈的时候，要思考是否忠诚；办事要思考是否谨慎严肃；遇到疑问，要思考是否应该向别人询问；忿怒时，要思考是否有后患，获取财利时，要思考是否合乎义的准则。” 君子有学识：‘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孔子说：“君子吃食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 君子有恒心：‘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孔子说：“圣人，我是看不到了，能见到君子就可以了。”孔子又说：“善良的人我是看不到了，能见到持之以恒的人就可以了。从无到有，朋虚到盈，从约到泰，最难的就是持之以恒啊！”作为一个君子要走向成功，就是要有毅力，要持之以恒、始终如一。 七、（四）人文教育 在人文上，把人当人，有人说难道不把人当人的吗？我们不能以现代文明的角度来审视春秋时代，孔子的时代是阶级社会，为了把问题说清我们应把视角拉长一些，周武王革了商纣的命，为何周武王成功了，后世评说那不是商纣残暴，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连孟子都说‘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也’，说的是商纣不至于那样坏，只是把天下的恶行都加在他身上而已，为何孟子这样说，因在孟子看来以‘至仁伐不仁’不会出现‘血流漂杵’，说的是周武王伐商纣之牧野之战流的血把锤洗衣服的木棒都漂起来了，这种血流成河说明抵抗激励，如果商纣坏到成为孤家寡人，那为何有这么多人为他卖命，其实商纣的灭亡并非只是纣王的个人原因，而是国家政策存在问题。 商朝最大的问题是重鬼神，用活人殉葬陪葬，贵族死了先是杀奴隶，后来发展到王死了杀贵族，成百成千的杀，不把人当人，人人自危，这样失掉了人心，而周作为一个部落看到了商的不人道，把人当人，孟子中有言‘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西伯就是姬昌说的是周，让老人能安度晚年，说是伯夷、姜太公都跑过去了，把人不当人的商，人都跑到把人当人的周那里了，这才是周能灭商的最大原因。 周取代商后就要总结经验，这也是历代做法，即德，这个德古时与得相通，得到天下的成功经验，这个经验总结出来认为是道，就是得道了才取得胜利，因周公的‘得’是把人当人，以人为本，后来实践证明是一条直道，于是把其归于德治，德这个字有得、正直与人心的意思。 周以德治国把人当人，只是德治需推广，在那时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虽然周以俑代人，但一个几百年的遗风不可能一时消失，因人对鬼神的崇拜并没有消减，还有个别的存在，对此孔子的态度是‘始作俑者无后’，把俑做成人样子也不行，这样做的断子绝孙。 周朝改变了人殉制度但仍然是等级社会，平民与家奴特别是家奴处于社会最底层，如何对待，孔子是有教无类，在教育中是这样，在生活中也是把人当人待之。《论语》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家的马棚失了火，孔子下朝回来问到：“伤人了吗？”不问马。马棚失火会烧到什么人，当然是养马的，这些人是下人，当时花些钱到处都可买到，而马是贵重财产，问人而不问马，可以看出孔子是贵人贱物，人比什么物都重要，这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即使现在有些人也难做到。 把人当人，有句话说‘人的善良与文明，主要看他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孔子不仅把处于社会最低等级的人当人，还能同情他人，体恤弱者。‘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即使平日与他经常亲狎嬉闹，也一定要变得神态肃穆，以示同情。看见官员与盲人，即使平日常在一起，很熟悉，也一定要礼貌待之。在乘车时，遇见办丧事者，他便俯在车前横木上，行遇丧礼。遇见背负邦国图籍的低级公务人员，他也这样做，以表尊敬之意。‘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意思是说孔子接见穿丧服的人，穿着祭祀礼服的人和盲人时，即使他们年轻，也一定要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要快步走过。 为什么要‘趋’，快步走过？因为服丧者，穿着丧服，于路上遇到其打扮与他人不同，若驻留观看，是一种不尊重，所以要快步走过；穿着礼服的人，将要去行祭祀之礼，与他人穿着必然不同，若驻留观之，指指点点甚或嘲笑，使他人不自在，是为对礼仪的不尊敬，所以要快步走过；盲人或残疾人，其行为与他人不同，若驻留观之，甚或嘲笑，是为无同情心，无仁心，所以要快步走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人的尊重。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乐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沿，孔子说：“这儿是台阶。”走到坐席旁，孔子说：“这是坐席。”等大家都坐下来，孔子告诉他：“某某在这里，某某在这里。”师冕走了以后，子张就问孔子：“这就是与乐师谈话的道吗？”孔子说：“这就是帮助乐师的道。”孔子这些自然的动作，让我们看到了相师之道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活着的人是把人当人，那对死去的人呢？孔子是如何看待鬼神的，《论语》中有‘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说的是乡里人举行迎神驱疫的仪式时，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孔子的这一行为，有人会说孔子对社会迷信不坚决抵制，其实这里面有人文，我们还是以现在来说，如果有人信宗教你如何对待，是反对，是支持，还是包容，孔子告诉我们是包容，为何？因孔子看到的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作用，只要有作用就应该得到尊重，我们还是以宗教来说，人们为何要去信，因宗教对于他能起到作用，正派的宗教能让人看透生死，为善去恶，离苦得乐，能对身心起到好的作用，那你有反对的理由吗，孔子的态度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敬而远之，尊重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去跟人讨论。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问怎样对待鬼神，孔子说：“你连对待人都没搞清楚，怎么讲对待鬼呢？”子路又提出怎样看待死的问题，孔子说：“生都不懂得，怎么懂得死。” 这里谈到鬼神与生死，何谓鬼神，我们应了解一下，鬼神其实都是故去的先人，在古时认为人死后还会归来，归与鬼相通，即回家的意思，而神是看管山河有德行的人去世被封为神，如哪个土地神、山神、河神等。从孔子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已参透了生死，生是在世的人，死是去世的人，只是人在不同的地方而已。为了更好的理解孔子的意思我们来讲一个故事，说有一天，麻雀见到乌鸦在搬家，便问：“乌鸦大哥，你这要到哪里去？”乌鸦说：“别人讨论我的叫声，我要搬到别的地方去，”麻雀说：“你不改变你的叫声，你搬到哪里去不是一样吗？”其实孔子对子路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也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一个人德行好，到哪都行，’这个‘到哪’孔子只是扩大到死后。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同于其它宗教，孔子以‘务民之义’即重生，在活着的时候专心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做出成绩来对后人才有作用，现在我们是敬神去鬼，把鬼当成坏的，把神当成好的，孔子早就看到了这个结果，现在我们有些为官者‘不问苍生，问鬼神，’如果学了孔子就知道要‘近苍生而远鬼神，重苍生而敬鬼神’。 对人是把人当人，那对动物呢？‘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句话大意是说，孔子用鱼杆钓鱼而不用渔网捕鱼；孔子用弋射的方式获取猎物，但是从来不射取归巢栖息的鸟兽。此处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心，钓则得鱼少，网则得鱼多；虽为弋射只在白天，而晚上不趁暗射取，怕惊吓到其它的鸟。 在全人教育中，人格教育是核心，而对于现今的教育来说多是以人才为主，这是不同的。人格承载着道德价值，可以说是价值观。孔子的人道之为善，《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的为善行仁在此阶段是教化弟子，上面我们谈了价值观，在此我们必要谈方法 论。 八、（五）中庸之道 孔子的处事方法是中庸，《中庸》被称‘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在这里我们从书中来进行了解，何谓中庸，在《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是人的情感，‘发而皆中节’是理性的情感表达，此处是中的意思。 那‘庸’呢？有多种解释，有人解为平常平庸，那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应有两层意思： 一是可解为通达。因做到了‘中’其目的是行得通，为了行得通需要用‘中’；二是不易。即不可改变坚持之意，为何在‘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时‘民鲜久矣’就是说不能坚持长久，中道是不偏不倚，因坚持的人太少了，没有几人能做到，则成为‘其至’就是最高的意思。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情感在人格教育上其实是对性格的调整，是对做事的适度，目的是使人行得通。 在性格的调整上，《孔子家语》中有‘子夏问于孔子曰：“顔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贤于丘。”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敏贤于丘。”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贤于丘。”曰：“子张之为之奚若？”曰：“师之庄贤于丘。”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谓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义所在耳；赐能敏而不能诎，言人虽辨敏亦宜有屈折时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言人虽矜庄亦当有和同时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与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贰也。”’ 有一天子夏问孔子：“老师呀！您觉得顔回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顔回的仁义比我好。”子夏：“那么，你觉得子贡为人怎么样？”孔子说：“子贡的口才比我好多了！”子夏：“那么，子路的为人又如何呢？”孔子说：“子路的勇敢远远胜过我呀！”子夏：“那么，子张的为人又如何呢？”孔子说：“子张的为人庄重是我万万不及的呀！”子夏本是跪着的，这时吃惊的跳起来说：“老师！这就是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这些学生都比您好，为什么他们要拜在你的门下学习呢？”孔子笑了起来，说：“来，坐下来，让我告诉你。顔回的仁义心很强，但是不知道变通；子贡的口才很好，但是不够谦虚；子路非常的勇敢，但是不懂的退让；子张为人庄重，但是和人合不来。这些学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可以看出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发掘出他们的优点，改善他们的缺点。他们虽然都有比我强的地方，却并不是完善的，这是他们一直跟着我，不愿离开我的原因啊！” 孔子的这四位弟子都有优点，但优点一旦过了头就成了缺点，等于说真理再往前迈一步就成为了謬误，孔子的方法是起到中和作用，使优点不过头。 《论语》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以为过的子张更胜一筹，但孔子说事情做过了头如同做得不够一样，都不可取。 《论语》中‘子谓顔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说的是有一天上课，孔子对顔回说，用我呢，就干起来；不用呢，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这在课堂上的当众表扬让性格刚直的子路不服，于是他问老师，要是老师率领三军打仗，那带谁去，子路的意思很明了，打仗那是我子路的强项，孔子知道子路这小子想要表扬，但就是不给他，便敲打道，你那所谓的勇敢是匹夫之勇，我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勇，对子路这样好沾沾自喜的人，孔子常是沷冷水，把他莽撞的性格改过来。 对于子贡有好跟人比的习惯，常是把人比下去，《论语》中‘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孔子说你端木赐就那么优秀吗？我就没这个闲工夫。于是有一天孔子就问子贡，你跟顔回比哪一个强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能敢和顔回相比呢，顔回能闻一知十而我只能闻一知二，孔子见子贡这下体会到了比下去的滋味，同时顾及他的情绪说我和你都比不上他。 孔子在对弟子的教育上因材施教，其方法便是中庸，为的是使弟子们在性格上能达到通达，孔子为何这样重视对性格的教化，因性格决定命运，还是以子路来说，‘闵子侍侧，言言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一派和悦而温顺的样子；子路是一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了。但孔子又说：“像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好死吧！”子路后来不幸被孔子言中，因子路这个人非常的勇敢，有时会比较鲁莽，太过刚强，不懂得通权达变，在那个老子所言‘坚强者死之途，柔弱者生之途’的时代环境中，子路的性格决定了不能善终的命运。 在做事的适度上，《论语》中‘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仲尼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说：“崇尚勇武而仇视贫穷，就会犯上作乱。对不仁的人太过痛恨，也会导致祸乱。”在这里可以看出子为何‘子绝四：毋意、毋固、毋必、毋我。’在孔子看来即使是好事只要走向极端也会变成坏事，‘言必信，行必果’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人很难得，可孔子说‘硁硁乎小人哉’，只是把这样的‘好人’当作小人来看，关键在于‘必’，走向了绝对，不知通达权变。 《论语》中‘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问子路有没有听过‘六言六蔽’，子路站起来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仁者宽厚爱人，不博学多闻，就容易陷入愚笨，受人蒙骗。好智者常常耍小聪明，不博学于礼，就会容易放荡，不守规矩。好勇斗狠者，不学礼，不明道，以约束自己，就会犯上作乱。刚直不屈者，不博学好礼就会狂妄暴躁。”此处可以知道六种优长存在着六种弊端，这告诉我们事物有这一面必有另一面，孔子以两分法对事物进行分析，并把握事物的‘中’做到恰到好处。 孔子对弟子们的教育是如此，平时也如此，‘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问我，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并不是高傲自大的人。 事实也是如此，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教化个人到社会、国家、天下，孔子‘致中和’而处事。 终生的坚持，《论语》中‘子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孔子说：“有些品德不错的人按照中庸之道去做，但是半途而废，不能坚持下去，而我是绝不会停止的。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孔子精通五经六艺，《尚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涵义为：人心变化莫测，道心中正入微，惟精惟一是道心的心法，我们要真诚的保持惟精惟一之道，不改变、不变换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最后使人心与道心和合，执中而行。 从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政，对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可以看出孔子是把人心与道心和合执中而行，从来没有改变、变换自己的目标，即使遇到生死考验也是如此。 我们从困厄于陈蔡之间的事例中可看到这一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记载，背景是孔子厄于陈蔡之间，断了粮，跟随的人中有的已经生病了，而孔子讲课背诵弹琴唱歌照常。弟子们心里生气抱怨。孔子就召开了一个学生座谈会，挑选他最看重最亲近，个性也很不同的三个学生，子路、子贡、顔回，一一单独谈话。 这三个人的地位，大约相当于斑长兼劳动委员、宣传委员兼生活委员、学习 委员兼助教。第一个谈话的学生是子路。孔老师说：“《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我不是那犀牛不是那老虎，怎么也沦落游荡在这旷野之中呢？我的道错了吗？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子路耿直，也不怕老师不高兴，回答：“或者是我们没有行仁吧？人们还不信任我们。又或者是我们不够聪明吧？人们还不信任我们又或者是我们不够聪明吧？人们还不听从我们。”孔子不满意这样的回答，用历史经验回驳了子路：“是这样吗！由啊，如果是仁者人们就一定信任他们，哪会有伯夷、叔齐呢？如果智慧的人一定被人听从，哪会有王子比干呢？” 下一个子贡，孔子问了同样的问题。子贡说：“老师您的道太大了，所以天下没有能容老师的。老师或者稍微降低一下要求？”老师说：“赐啊，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尔志不远矣！（君子能够修习研究常说，提出关键原理，综合成完整体系，但也不一定被世人接受。赐，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啊！）” 最后一个，顔回来了。他可是平日里孔夫子最好夸的弟子啊。老师问了同样的话。顔回说：“老师你的道太大，所以天下没有能容的，虽然这样，老师你推而行之，不容又有什么呢？不容然后才见到君子的本色呢！道修得不够，是我的问题，道修到了而不能用，是当政者的问题。不容又有什么呢？不容然后才见君子本色！”孔子高兴地笑起来：“是这样啊顔家的孩子！假如你有钱了，我愿做你的管家。” 为何孔子赞赏顔回，因顔回认为，人所要关心的，是自己的本心，追随本心，外物如何，非我所能掌控。只要追随本心，追求理想，不能实现又能怎样？不能实现是现实的原因，那应该改变的是现实，而不是我。现实不能强加于我，我却可以改造现实。一个君子，应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捍卫理想的坚决，远大的理想本来就是难以实现的一时不能实现又有何苦恼？但它值得追求，一个能够不为现实改变而执着追求它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顔回将理想主义进行到底，深刻领会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痛苦与坦然。也就是说，夫子的困境是根本无法走出去的，那就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顔回的智慧，在于消解了这个困境，就是说，这个困境根本不用走出去，这就是夫子自己选择的路，一条虽然艰难，但是不违本心的路。 人不能控制结果，但是可以选择方向。不违本心，便可知足，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此处告诉我们人因坚持而出彩，因坚持不了而出局。 在行仁于教育上我们了解了孔子的价值观与方法 论，为仁我们分为知仁与行仁来讲，四十而不惑是知‘为仁’而不惑，在知与行上并不是分开的，王阳明指出知行合一就是这个道理，如恕，你不想要的也想到不给别人，这一想本是知行统一的，分不开，我们分开来说，是为了便于把问题有条理的讲清。 行仁是人道之为善，对应《大学》是亲民，亲民作何解，朱熹作新民讲，是学后的变化，看来那只是朱熹个人的理解，王阳明把亲民解为亲亲而仁民，两者的区别在于行动力不一样，而孔子是一个‘学而时习之’的人，王阳明的解更接近于孔子原意，把亲民作亲亲仁民解，跟《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配，亲亲是齐家，而仁民是治国、平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行仁。 在行仁教育上孔子以‘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用教化弟子来影响政事，弟子们从政，虽然自己不直接为政，也可间接的达到效果。那孔子是否不想直接从事政治，当然不是，而是时刻准备着，一有条件他就准备出来。 九、（一）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岁的孔子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在此阶段，我们先要知道何为天命，对于命来说有两种解释，一是命运，二是使命，天命则是上天给的命运，上天给的使命。 对上天给的命运则是人的遭遇，是人不可更改的东西，如人的出生，有的人一出生就生在富贵之家，而有的人生在贫穷之家，你出生时的父母兄弟亲人都是你不能选择的，这就是命，不可改变的。这是对人的家庭环境。如果扩大至社会国家，人的遭遇不可改变，如下面我们要说到的鲁国政局，孔子把它看作是命，知道自己无以改变，只能等待时机，于是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也’，说的是圣人里面识时务的人。 那是不是人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呢？当然不是，‘死生有命’不可改，但命后面还有运，运是可改的。有的人虽然命不好，但运气好，如出生在贫困家庭从小吃苦，这算不好的了，但由于从小尝尽人间疾苦，长大后人生顺风顺水，运气好。而有的人命好，但运不好，如贾宝玉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而一生运不佳。命与运就如车与路，虽然有的人是宝马名车，但遇到了泥泞之路。而有的人是破三轮，但是走在高速上，开得很顺畅。 人的运就是走对路，走对路了就会顺。在这里我们只是把何为‘命运’说清，而真正有大功名的人，运都不太好，上面提到的贾宝玉原型曹雪芹正是经受了人生的大悲欢才写下不朽名著。而对于孔子来说，命好吗？不好，幼年丧父、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命差得很。那运呢，人生起落不定，在外飘流十几年，是有家不能回如‘丧家狗’，运也不怎样。当然这样的评论是以我们常人的眼光来看，如司马迁所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正是非常之人，才成就了非常之功。 那孔子是不是不‘知’呢？看来不是，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何这位孔夫子知道行不通还要去做呢，原因在于信天，知道自己要承担上天的使命，当个人的命运与上天的使命一致并结合起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的孔子。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先来谈识时务再来谈信天命。 孔子识时务，在这里我们要介绍鲁国的时局，鲁昭公客死齐国后，定公继位，三桓专权，当三桓一致的目标鲁公处于软弱时，三家没有了外部的压力，内部看似平静却也不平静，季平子本是鲁国国相，相当于总理，昭公出走相对他的权力更加强大，只是这个最有实力的季氏，权力慢慢的不在季平子手里，这是怎么回事，因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家臣阳虎，也叫阳货，这货不是一般的货色，而是把老板季平子架空了，季氏由他说了算，而季氏的实力又是鲁国三家最强的，最后鲁国由他说了算，这是很怪的事，大夫架空国君，家臣架空大夫，上行下效，鲁国就是这样自己玩自己，阳货当权这是鲁国无道。 《论语》中有阳货篇‘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这段话说的是阳货想让孔子出来做事，阳货派人给孔子送了头小猪，按照当时孔子必要还礼，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去上门答谢，可人算不如天算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阳货，阳货在车上招呼孔子过来，问到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本领藏起来而听任国家迷乱，这可以叫做仁吗？孔子回答说不可以，阳货又说喜欢参与政事而又屡次错过机会，这可以说是智吗？孔子回答不可以，阳货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岁月不等人啊，孔子说好吧，我出来做官。看其中的语气‘来，予与尔言’，‘过来，我跟你说话’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命令，阳货为什么要找孔子，阳货又为什么这样牛逼。 先我们来说下阳货，阳货是三桓中季氏的大管家，在季桓子执政的时候，出了件大事，阳货把季桓子抓起来，与之盟于稷门内，迫其答应自己的条件，才把他放掉，大权落入阳货手中，这就是孔子说的‘陪臣执国命’。阳货请孔子出来当官，是以此为背景。这里，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阳货请孔子出来做官，原因有二： 第一，阳货知道，孔子想出来做官，已经盼了很久，就等这一天，快到五十岁的人，再不当剩下的机会就不多了。当时的仕途，位居公卿的显贵，一般是世袭贵族，只有邑宰和家臣，才是孔子这类人的出路。孔子出仕，一开始就是任这类官职，他的学生，后来纷纷出仕，也主要是担任这类官职，当时，阳货掌权是难得的机会，阳货请他出来，是想拉他加入陪臣的队伍。 第二，当时，鲁国的政治势力有三股，公室、三桓和陪臣。鲁国之患在三桓，三桓之患在陪臣，一个比一个更无礼。孔子从政，尊君为本，孔子要替鲁君出气，当务之急是打击三桓，很明确。但当时，现实的政治力量，谁能制约三桓，陪臣阳货，况且他的背后还有齐国的势力。阳货认为，这对孔子有吸引力。 孔子很犹豫，他的内心是跃跃欲试，但打击三桓是件投鼠忌器的事，阳货背主，不合君臣名分，支持他会坏自己的名声，也不划算。孔子是被迫答应，犹豫还没去，阳货就出事了。 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阳货身上那是极恰当的，这个人掌控了鲁国，但有点不放心，因地位是家臣，对于三桓来说心里当然不服，这是明摆着的事，如何解决，阳货认为只有把这些人干掉，换自己听话的人上来，相当于扶植傀儡，因三桓那时按正常继不了位的庶子有的是，于是阳货在鲁国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季平子，并要杀孟懿子与叔孙氏，有句话说‘玩火必自 焚’，阳货玩火过了头，最后败了，先是逃到齐国后逃到晋国。 阳货的这场政变虽然没有成功，鲁国又经历了一次动乱，但在这次动乱中权力有着此起彼伏，鲁定公的君权相应得到了加强，因阳货的叛乱是三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三桓也感受到了被架空的不好滋味，鲁国的政局虽然又回到了三桓手里。 鲁国还是君弱臣强，但此时的君臣关系相对要和谐一些，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在那以实力说话的时代，鲁国的这场动乱使本来羸弱的鲁国又踩上一脚，恢复元气成为鲁国的当务之急。阳货的离开使孔子看到了鲁国政局的新走向，虽然鲁国算不上有道但也不是无道，他等做官的机会。 十、（二）信天 孔子有没有信仰，当然有，孔子信仰的是天，天是什么？是天空吗？那只是自然界的天，除了自然界的天以外，天被人赋予了许多功能，如人力所不能及的归于天，现在我们称之为宿命，就是一个人命里注定的，不可改变。天还有宗教性，‘天生蒸民’，人从哪里来，从天那里来，将来还能回到天，商朝重鬼神，那些贵族一心想着升天，这时的天有宗教性。 那孔子的天是不是这些呢？有，但不全是，而是有自己的认知，在孔子的认知中首先天是最高统治者，天的儿子叫天子，天虽然不能亲自发号司令，但他有代理人，那就是天子，天子具有统治地位，在君子的论述中孔子认为‘位极’配以‘品极’即德配其位，那推到天，即德配其天，给天配上道德价值这是孔子的功劳。 天有天德，而人有人德，人德要与天德统一，这就是后来儒家讲天人合一。天有其德是天道，‘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说：“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崇高啊！只有天才会这样高大，也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多么广大啊！老百姓都无法用语言来称颂他。他的功绩多么崇高啊，他制定的礼乐多么辉煌啊！”孔子把尧比作天，代表天，不只是对尧的赞美，更是对天道的赞美。 《论语》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究，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秆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意思是尧（让位给舜时）说：“啧！你这个舜呀！按照天命安排的帝位次序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真诚地奉行中和之道啊。如果天下的人都陷入穷困的境地，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完结了。”舜（让位给禹的时候）也这样告诫禹。商汤说：“我冒昧地用黑色的公牛来祭祀，明白地向光明伟大的天帝祷告：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臣仆的善恶我不敢隐瞒，请上帝予以明察。我本人如果有罪，不要因此牵连百姓；老百姓有罪。要归我一人承担责任。”周朝赏赐分封诸候，让为善的人都富贵。（周武王说：）“即使是同姓至亲，也不如有仁德的人。百姓有过错，在我一人身上。”孔子说：谨慎地规范度量衡，恢复废弃的官职，政令就可以畅通了。复兴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袭贵族世家，启用被废黜的、遁世的有才德的人，天下的老百姓就会心悦诚服。执政者要重视的是：民生、粮食、丧葬、祭祀之礼。执政者宽厚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公平公正老百姓就会心悦诚服。 这里孔子举了几位圣王，孔子对天道是历史的总结，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得到’了什么，天德，天道之德，只是这种德成系统吗，不成系统，虽然先前有‘尧天舜日’之说，但那过于简朴，差不多只是广告语，缺少真正的价值体系，原因在哪，应该有两方面： 一是受时代条件限制，尧舜距孔子多少年，有几千年当时连文字都没有，不可能有系统的治国思想留存下来，多是后人简单的把事情记下来，那最近的周武王也有五六百年，虽然能传下来一些东西，但我们知道周武王死得早留存下来的东西也不会多； 二是在于这些所谓的圣王只是政治家而非是思想家，用儒家的话说有立功无立言，到底是如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没有成套理论，这正如毛泽 东词中所言‘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这里毛泽 东与孔子一样都认识到君师合一才是完人，你看毛泽 东在功业上建立了新中国，在立言上有毛泽 东思想，他在政治上是领袖，在思想上是导师，是君师合一之人。 正是因为缺少价值体系，呈现的天德是抽象的，这抽象的东西人们能照着做吗，太难了，推行实行有困难，孔子的作用是把抽象的天德打造成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人德，孔子是知天道而成人德，再把人德往上推的，正是因孔子确立了价值体系，孔子的人德成为了天德，这是儒家成为正统以后的事。在这里孔子是通过推广人德来实现天德，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志于道就是遵从于天道。 那德是什么？是人德即仁，孔子知仁而行仁，就是依天道而行仁。那孔子的仁是什么？‘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说我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得到安养，朋友之间都能互相信任，年少的都能得到良好的养教。孔子的人生理想目标是实现天下大同。 孔子的仁是人道，与天道一致，是天与人的合德，相当于孔子所推崇的跟人们对天所企盼的相同，孔子行仁等于替天行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为何会成为圣人，最重要的是在于他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知道该往哪努力，把人生方向定下来，并且有的放矢的坚持不懈去做，这是他成功的地方；还有人生的高度，孔子站得高看得远，相当于坐飞机往下瞅，下面一目了然，人与人的区别常是跟站的高度有关，牛顿不是有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孔子也是一样，站在古之圣贤肩上来寻找普世价值。 《论语》中有‘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管理仪地的一个小官请求会见孔子，他说：“凡是到这个地方的君子，我没有不求见的。”孔子的学生们领他去见孔子。出来以后，他说：“你们几位为什么担心文化衰落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教化天下。”仪封人看到了孔子一生致力于推崇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就是天道，到了汉代后，儒家文化终于成为主流文化，‘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被言中。 天作为最高统治在‘位极’上代表权威，孔子敬畏权威即畏天，‘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说：“君子有三件事情要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贵的人，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天命，因而不知道敬畏天命，轻视地位高贵的人，经常辱没圣人的言论。”孔子对权威是敬重的，‘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说的是孔子在上朝的时候，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坦诚的样子；国君临朝时，恭敬而谨慎的样子，但又仪态适中。孔子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即使君主不用他也敬重，在卫国时间最长，评论卫灵公无道，但孔子在卫国见到卫灵公总是恭敬，其它的国君都是这样，即使对方做得不对，也不失恭敬之礼。 天而有德。《论语》中‘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说：“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安定天下的，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恭恭敬敬的向南方坐着就可以了。”舜为何能正南面而坐，真是什么也不用做吗，不是，而是‘恭己’即自己修身有德，相当于正派有德行的人当领导，往那一站不用多说话，下面就能做好，因人格魅力能带动人影响人，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我不想讲话了。”子贡说：“老师如果不讲话，那弟子们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讲了什么呢？春夏秋科照样运行，天下百物照样生长，天讲了什么呢？” 在孔子看来说不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像天一样做到，舜有天德成为天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重德行的人，‘恭己’把自己做好就是无言的命令。 这跟后来有些挂羊头卖狗肉不一样，不去真做只会表演，是满嘴仁义道德，实地里男盗女娼，假仁假义这不是儒家，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是德而有行，‘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听到了什么道理，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实行，便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像子路这种强大的执行力，才是孔子所推崇的。 现在我们也说德行，只是德说得多，行得少，德与行统一不起来，于是常看到能说会道，挂在嘴上的多，不从实际行为去衡量德，使德空虚起来，德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如有的领导干部不该得的得了，就是不德，德就过不了。在孔子这里德行本是不分的。 天而有礼。‘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里的奥与灶是双关语，并不是实指奥神、灶神，说此话的背景是孔子到了卫国，此时卫国分成几股实力，王孙贾是实权人物想拉拢孔子到自己阵营来，孔子告诉他如果不依礼行事，坏了规矩，天理不容，跟谁都没有用。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假若做了什么不对的事，让上天厌弃我吧！让上天厌弃我吧！”南子是有绯闻的女人，孔子依礼前去而子路不高兴，孔子只好发誓说自己没有违礼。 天有法则规矩我不会去碰。现在我们也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也是这个意思。 天而有命。‘顔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顔渊死了，孔子道：“咳！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命要我的命呀！”顔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视之如子，是道统传人，不幸早逝，使孔子失去了继承人，本来孔子希望于顔渊能继续自己的道统，但顔渊的早逝，使他感到天命难测，只能是前途茫茫而不可知，他担心自己仁德的理想无法实现。 天道的力量，现在我们讲信仰的力量，是一回事，孔子信天认为只要遵从天道，天自然会公正待之，如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样，孔子相信这种力量。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将要到陈国去，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弟子顔刻替他赶车，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也是顔刻赶车，匡人看到顔刻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来了，于是匡人就围困了孔子。孔子被困在那里整整五天，匡人围攻孔子，弟子们都很害怕，可是孔子很镇定，从容地说：“周文王死了以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天若是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一文化，那匡人将把我怎么样呢？”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就是尽量的去做，重过程而不以结果论，这可能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一样，现在常是以结果论，看有没有结果再去做，这样往往是急功近利、欲速不达，孔子的人生告诉我们人是因过程而丰富多彩，结果是否异彩纷呈，那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当然孔子的人生态度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信天。有信仰才会有不同的人生态度。 十一、（三）为政 孔子知命运而从使命，信天道而尽人事，在人道之为善的道路上积极行仁。 孔子一直很想为政做官，阳虎出逃齐国后，公山弗扰(即公山不狃)仍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公山弗扰大概也想有所作为，便派人请孔子前往辅助。‘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说的是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便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他让我去，难道是白白让我去吗？假如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在东方复兴啊！” 在这里有三个信息，一是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很想做官，因这时孔子已经五十了，有急迫的心情。二是孔子前往有条件，那就是你公山费扰要听我的，我把施政摆出来，依我的做，我就来，不依就不去，孔子做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需要平台，即使费邑的这个接任者与前任一样也有反叛季氏的心思，但是新上来的，好改造。三是可以看出三桓与鲁君没有请他，他为了找平台只能将就着。 孔子去了没有？没有去，是没谈拢还是子路等弟子反对声强烈不得而知，可能是鲁君的召见使孔子找到了更好的平台。 人只要有准备，机会总会来，机会是说来就来，说鲁定公九年，定公召见了孔子，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很久以来，鲁国由于家臣作乱，呈现出‘民不识君’的局面。所以，一心想恢复正朔的鲁定公，很满意孔子的回答，便任命他做了中都宰。 中都宰相当于中都县长，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汶上县，当县长当了多长时间，只一年，干得怎样，干成了模范县，《孔子家语》中说‘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候则焉。’说是孔子行教化，劝农耕，百姓安居乐业，各地诸候充分肯定纷纷效仿，干出了名气，都来参观见学。在这里我们重点说下行教化的‘男女分涂、路不拾遗，’男女分开走，东西遗失在地上没有拾起来归于己有，社会形成了良好道德风气。 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必要提一下，现在我们知道路不拾遗是种美德，那男女分途为何会归于美德这类呢，更有甚者认为孔子是反人性，把后来二千来年的婚姻不自由归罪于孔子。 我们必要说一说，男女分途为何是重要的道德风尚，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诗经.桑中》中有这样的记载‘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要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意思是说到哪儿去采女萝（植物名）？到那卫国沫乡。我的心中在想谁？漂亮大姐她姓姜。约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会在上宫，送我远到淇水旁。到哪儿去采麦穗？到那卫国沫乡北。我的心中在想谁？漂亮大姐她姓弋。约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会在上宫，送我远到淇水上。到哪儿去采蔓菁？到那卫国沫乡东。我的心中在想谁？漂亮大姐她姓庸。约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会在上宫，送我远到淇水滨。 此诗三章说的是一位多情浪子的放荡得意心态，全以采摘而与三位女性发生了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男女关系并不是保守的，而是不受约束的，有人说为什么这样，那是因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开始是形成了母系社会，女人的地位比男人高，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女人的地位相对降下来，而春秋时代女人的地位并不低，在前面我们讲到姓氏时，天子有姓而无氏，而女子就一直有姓，孔子的母亲顔征在，就是姓顔，说明女子的地位不低，而到后来如清代女子就没有姓，只是随丈夫姓，现在我们看到港台地区还有这种现象，如原世卫总干事叫陈冯富珍，本姓冯，丈夫姓陈随陈姓，从姓上我们可以看出女子的地位春秋时代还有母系时代的遗风，男子并不对女子有特权，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因在以后还会要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能以现代观点来看待春秋时代，要知道那时女人地位并不低，在男女关系上并没有多少道德约束，有点像现在的原始部落，男女在性上比较没有约束。 这好不好呢？当然不好，为什么，说明社会不文明，还易出现社会问题，这种不受约束的男女关系，不适合于农业社会的需要，农业社会最大的特征是相互协作与相对稳定，对于每个小家来说是男耕女织，而母系社会的遗风会使孩子找不到父亲，那这个家庭如何维系，因为出现了问题不适合社会的发展，于是要解决。 孔子以男女分途的办法是配上道德规范，做到男女有别，这有错吗，当然没错，并不是孔子反人性，孔子从来不反人性，而是顺从人性，至于反人性把女子从属于男子那是后代的事情，到了男权社会把孔子这种思想走到了极端，这不是孔子的错，而是后代人的过。孔子用道德教化来实现男女分途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政绩，是一种对社会道德新风尚的构建，中都得到治理就是明证。 因孔子治理有方，政绩卓著，第二年升任鲁国小司空，司空是干什么的，是搞基础建设的，相当于建设部，小司空则相当于司长，那时的司空是谁，是孟懿子，也就是他的学生，老师当司长，学生当部长，是不是很尴尬，那没事，因孔子这个司长管的地方不是全部的鲁国，在这里还要说一下，大夫的领地孔子是管不了的，国君的土地相对很少，只有几座小城，孔子就管理这些地方，跟不跟孟懿子这个学生汇报工作不知道，孔子这个司长当得怎么样，‘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宜，咸得厥所。’说的是孔子根据土地的性质，把它们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地、沼泽五类，各种作物都种植在适宜的环境里，都得到了很好的生长。这说明孔子建设规划能力很强。 还有一点给直接领导季桓子办了件好事，鲁昭公不是被季平子赶到齐国，后来客死那里，回来安葬时，季平子把鲁昭公葬在鲁国先王陵寝的墓道南面，使昭公不能和先君葬在一起，以泄私愤，孔子做司空后，派人挖沟把昭王的陵墓与先王的陵墓圈连到一起，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鲁昭公有恩于他，他有能力就做报恩的事，而且依礼行事，善于纠偏，当然这对季氏也有好处，可以摒弃前嫌有利于君臣和睦。 孔子在司空位置上有成绩，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机会，几个月后就升为司寇，孔子为何升得这样快，说是鲁国的司寇去世，正好齐鲁两国在两国交界的夹谷地区有一个国君间的会盟。鲁定公需要有一个精通周礼和外交的人陪同。于是经季桓子推荐鲁定公选中了精通周礼的孔子,作为国君第一陪同人员，级别必须很高，于是孔子被任命为鲁国司寇，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司寇原本是上卿，但三桓瓜分鲁国后，就只有三桓家族的族长才是上卿。司寇名义上与三桓家族世袭的司马、司空、司徒平级，实际地位要低一些。也就是说，孔子在鲁国的官职职位仅次于鲁定公和三桓，是位居鲁国第五位的高级官员，是名副其实的大官。 孔子在两年之内，从一个普通的士，一个民办教师，一跃成为鲁国排名第五的官员，实在是一个奇迹。当然，孔子的官职是鲁定公任命的，鲁定公已经被三桓架空，孔子也就更加没有实权。孔子的任何政令只在鲁定公的几座城内有效，三桓地盘上的事情他管不着。当了司寇的孔子为政如何，在《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东西掉地上了没人捡走，你回去找还能找到，说明老百姓有道德，做生意的价格合理，农业生产发展，老人有所养，做非法的事必受到处理。 在这里我们就来说说夹谷会盟是怎么回事，公元前500年夏天，齐景公和晏婴想和近邻鲁国等中原诸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吴国的威胁，恢复齐桓公的霸业，于是写信给鲁定公，约他在齐鲁交界的夹谷会盟，想在会盟时逼迫鲁定公签约。齐强鲁弱，鲁定公是不得不去，不去齐国就有借口，你又打不过，只能去谈。 孔子作为司寇他的策略是什么，又做了哪些会盟准备，《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住。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候出缰，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孔子对定公说：“我听说从事外交谈判必须要有武装准备，从事武事斗争必须有外交配合，从前国君出了自己的国土，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请您安排左、右司马跟着一起参加会盟。”定公说：“好。”就带了左、右司马一道前去。夹谷这地方是两国的边境，在会盟前鲁国做了充分准备，以防不测。 孔子在会盟时担任相礼（诸候开会，都得有个大臣当助手，称作‘相礼’），随驾赴盟。齐景公赴盟那是威风十足，兵强将勇，对于经常欺侮的这个小兄弟鲁国根本不放在眼里。那时候会盟修个盟台，在盟台上谈，鲁定公由孔子和随行官员簇拥着迎接齐景公。齐景公由相礼晏婴陪着与鲁定公行了见面礼。在这里要说的是，这夹谷是由鲁国选的，鲁国弱，如果是齐国定地方，那鲁定公打死也不敢去，是各有准备。 会盟也就是外交谈判，那时候也挺有意思，齐国先是来场歌舞表演助兴，有人会问那会盟谈判没有礼制吗，两边不都有相礼之人吗，当然规矩一定有，只是这齐景公听取了黎鉏伺机劫持的主意，在欢迎仪式一结束，分宾主落座，上奏音乐，这种国与国的外交活动，上演的应该是国家经典音乐什么的，可齐国不是，而是把征服莱子国那里的土著歌舞，动作古怪，丑态百出的乐子搞了来，台上一片混乱，有点像自由舞，齐国想趁乱来靠近鲁定公达到目的。 齐景公洋洋得意地看着鲁定公，阴阳怪气地问道：“定公，四方之乐惬意否？这班乐子是莱子国的，莱子国被我强齐征服后归顺。你看这歌舞多么有趣，可谓独出心载，其乐无穷，哈哈…”齐景公这心理战，是鲁定公始料不及，孔子看出了玄机，来到齐景公面前，凛然正气地说：“景公和定公远途赴约，是为两国结盟之好，弄这些不伦不类的淫乐，实是大逆不敬。”在人们的印象中孔子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却不知孔子是文武双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一米九二的大汉武艺高强，站在齐国君臣面前多有威慑感，并且义正严词，有理有节连齐相晏婴都站在一边，从这里可以看出‘仁者，必有勇，’晏婴不知是黎鉏的诡计，也随声附和道：“两国会盟，礼仪盛大，怎么能用这些不三不四的礼乐来刹风景呢？”齐景公被戳到了疼处，很生气，暗骂晏婴多事，让他在鲁国君臣面前丢了脸，于是阴着脸，命有司换下乐子，有司见景公真生了气，心里害怕起来，急忙派人换上齐国宫乐。顿时，器乐菲菲，一队宫女身着色彩斑斓的戏衣，轻歌慢舞，盟台上剑拔弩张的局面有所缓和。 孔子施礼归坐，刚坐定便发现歌舞有变，原本浓妆艳抹的乐女，突然跳不三不四舞蹈，做出极其下流的动作来戏耍定公。定公非常尴尬。孔子见齐国君臣出尔反尔，一再行为不轨，羞辱定公君臣，不仅义愤填膺，站在台阶上，高声斥责：“如此盛典，怎容这班下人如此目无君长，该杀！”鲁定公气得脸色铁青，浑身打颤。齐国君臣却笑得前仰后合，歌女们见主子欢喜，演得更加卖力。有甚者到了定公面前，威胁到了定公的安全。这明显是想拿鲁定公开涮，孔子此时忍无可忍地大声怒斥：“齐鲁两国即以结盟便是一家，家务事人人有权处理。隐恶扬善，净化灵魂，鲁国司马速将那领头斩了。”鲁国的左右司马得令上台，拔出宝剑，当场把两名领头的乐女斩为两段，其他乐女见了吓得抱头鼠窜。台上顿时偃旗息鼓，停歌罢舞。齐国君臣惊得好久没有言论，齐景公和黎鉏精心设计的诡计，被孔子彻底粉碎了。 齐景公辱压鲁定公，被孔子识破抨击，不仅愤气填胸，但他非常敬重孔子的胆识和言辞。他心里很明白，凭孔子的才华，振兴鲁国易如反掌。想着妒气顿生，决心孤注一掷，展示齐国的淫威。 订立盟约时，齐景公蛮不讲理地要挟道：“齐鲁乃友好邻邦，结盟成一家，以后，齐国有事出兵，鲁国必须派三百乘兵车相随，否则，就是破坏盟约！”孔子听出了齐景公的弦外之音，针锋相对地驳斥道：“齐、鲁会盟，意在两国和平共处，子民安居乐业。作为盟国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谦让礼和，情如手足。齐鲁两国即盟，应解前嫌，以利后合，如今齐占我汶阳之田不还，寒我民心，可见会盟不诚。出兵征战非侵即掠，鲁国对不诚之盟国怎好派兵相助，那样岂不让天下人笑我鲁国助纣为虐吗！大王乃仁义之君，不会久占鲁国之地而挟鲁国不义吧？”齐景公狡辩道：“汶阳之田乃是鲁国对齐国的补偿，何为侵占？”孔子措辞严厉地纠辨道：“大王，此言差矣。齐鲁两国以齐长城为界，城阴（北面）为齐，城阳（南面）为鲁，而今齐已占过城南数十里，掠夺我财富子民无数，实为侵略，何谈补偿，尝之合理？”齐景公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再三斟酌，答应齐鲁两国仍以长城为界，归还郓、讙、龟阴之地以示赔罪。齐景公俯首帖耳地拉着鲁定公的手，登上龟寨山山顶，指出了交还侵占之田。为表明悔过之心，还与鲁定公联手修筑了‘谢过台’以示铭记。 孔子凭周礼和自己的博学与机智，终于战胜了齐国野蛮的外交功势，彻底粉碎了景公的侵略阴谋，不动刀兵，夺回了被掠的土地，维护了鲁国的荣誉和利益，成为继长勺之战后，鲁国以弱胜强的又一典型事例。孔子佐定赴约，舌战齐公，为鲁国争取了土地的完整及边境的平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大司寇，行相礼。这就是齐鲁两国在夹谷举行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会盟。从这场会盟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事前是精心准备做到文武兼备，会盟时有勇有谋，有理有节，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夹谷会盟使孔子担任大司寇并摄行相事，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并兼代理副总理（有人说是总理，我看不妥，鲁国国政是季桓子相当于总理职务，孔子是作为副手，有事是应向实权的季桓子请示的。）在这个位置上孔子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一件一件来说。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说的是孔子当上鲁司寇，摄行相事，显得很高兴，子路就问他：“我听说作为一个君子祸患来了不惧怕，富贵来了不欢喜，今天老师这么高兴，为何呢？”孔子回答说：“是这样，有这样的话，我高兴的是有尊贵的位置能为百姓做事。”孔子上台就有大动作，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孔子刚升官七天，就在朝堂的两座高台下杀了乱政的大夫少正卯，并三天不准收尸，以儆效尤。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莹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对于这件事子贡去问话：“少正卯在鲁国也是个名人了，老师你才当政几天就杀了他，会不会有点失策啊？”子贡问得很委婉。孔子解释，说：“来，我给你说说我为啥要杀他。”于是孔子一连串举了五种作恶多端的行为，比强盗小偷更该杀的，第一种人分得清事理，但是内心险恶。第二种人说话虚伪，但是很有辩才；第三种人行为邪僻，但是坚定不移；第四种人志向愚陋，但是知识广博；第五种人行为不正，但是表面好施恩泽。这五种人都有懂得思辨，知识渊博，聪明通达的好名声，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如果让他们大行虚伪的一套，招摇撞骗，他们的智慧能够感染群众，强大的势力能够独立于世，这是奸人中的枭雄，不能不杀。 凡是这五种人中的一种，都应该杀，而少正卯每条都中，简直是恶贯满盈。不杀他，朝廷就不会安稳,末了，孔子还举出跟自己一样杀人的一堆代表，比如，商汤是圣王吧，他杀了尹谐；文王呢，也杀了潘正；周公大贤，还杀了弟弟管叔和蔡叔；姜太公也杀了一个叫华士的；管仲、子产这种古之遗爱，当政期间也纷纷杀了人。 孔子杀少正卯是件被后人争议的事，有人说孔子是公报私仇，理由是少正卯也是民办学校校长，跟孔子办的学校竞争，少正卯这个人能说会道讲课的吸引力强，孔校长三次招满生了，三次都跑到少正卯学校去了，只剩下顔回没过去，说是以前结下了梁子，这孔子一上台就把少正卯正法，把孔子说成是伪君子，是这样吗？在这里我们必要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要知道少正卯是个什么人，少正卯不是平民百姓，少正是司法官职而且是可世袭的，说明少正卯有地位有背景懂司法，少正卯办的是什么学校呢，应该是相当于律师专业性质的学校，因当时的少正是司法官职兼有教化的责任，少正卯相当于即是法院法庭庭长又办律师培训学校，这律师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特点，谁给我钱，我为谁打官司，站在谁一边。 孔子提到子产就杀了郑国的大夫邓析，邓析办学比孔子办的学校要早名气是当时最大的，跟少正卯是类似的学校，说是这位邓析校长有一次一位贵族淹死了，被捞尸者捞了上来，这家人到捞尸者那去领尸体，可是这捞尸者要钱太高，相当于平常本来只要一千的人工费，可这次看是贵族家要十万，贵族家里不干，就去找邓析，邓析拿了费用便告诉他；“你不要着急，这尸体只能你家领，你家不领就没人领”。这贵族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不着急领。贵族家不来，这捞尸者等不了，自己想不去办法也去找邓析，邓析拿到费用就告诉他：“你捞上来的尸体是独一无二的，贵族家只能从你这儿来买，别地方买不着。”这捞尸者一听觉得也有道理，邓析是拿了两边钱，而两边是谁也不先找谁，只是一个死等，最后等到烂了，双方没得好。后来邓析被杀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钱没有是非观念，没有道德底线。这个少正卯跟邓析类似，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不良风气，孔子拿少正卯开刀，可以说是拿社会不良风气开刀。 孔子相对而言无背景，在那个时代孔子敢于杀少正卯，如果出于私怨，孔子能立得住吗？还能暴尸三日，让人来看，这是明摆着公开，让所有人看到，要是私怨出于常理是藏或是不让人知道，为何会反其道而行之，这说不通。 其次我们来看这事的效果怎样，是否真如孔子所设想的以儆效尤，起到了思想统一的作用，从后来推行‘堕三都’实事的证明来看，是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最后对鲁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大治，说明方法得当人心支持，少正卯的事件没有成为孔子离开鲁国的原因。相反少正卯与孔子的德治背道而驰，‘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这代表了孔子的为政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 孔子杀少正卯归于一点是少正卯这个人无德有才，不是有句话说有德有才是优等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危险品，去对照孔子所言的五点理由，可以看出少正卯属于无德有才这类。并且少正卯对社会民风有不良影响，孔子的仁政德治，说得简单点就是把道德标准立起来，让大家知道是非、对错、善恶，并相信这种价值标准，从而建立道德信仰。 《论语》中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问孔子从政要怎么做，孔子说：一个国家粮食够百姓吃饱，兵力要足以抵御外敌，还有就是百姓要有信仰。子贡问：要是不得已，必须要少一样的话，那么这三者应该先去哪个？孔子说：去兵。子贡再问：这两者要是必须去一样的话，先去哪个？孔子说：去食，自古是人都是会死的，但是要是没有了信仰那么这个国家也无法存在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治国哲学，以德达道，在德这个原则问题上，孔子不手软，敢决断。 孔子为道而杀人，即使是有背景的人，在外人看来不敢杀的，他也敢于断然处之。孔子行仁而为政，始终‘一以贯之’道德价值，并没有偏离，从少正卯这件事上能充分看到这点。 孔子上任就法办了大夫少正卯，那他对平民百姓怎样，我们来看看。在《孔子家语》中记载说是孔子上任不久，有父子争讼，父子告上法庭，对于这件事，孔子没有马上判决，把两个人都关在牢里。然后三个月过去了，都不去管。结果案件中的父亲主动请求：“我不告我儿子了。”然后孔子就赦免他们，就让这父子回家。 季桓子听到了这个事情，就不高兴了，“不悦”。然后对孔子讲：“司寇，你是不是欺骗我了，以前你都告诉我，为国家者必先用孝来治理天下，而今天这个儿子不孝，父亲还告他，你怎么不处罚，然后让天下人都懂孝？”他这里是讲‘戮一不孝’，就是把这个不孝子杀了，来教天下的人行孝，“这样不是很好吗，怎么又把他放了呢？” 季桓子不解，只是‘孔子喟然叹曰’，孔子很感叹，“哎呀，你怎么要用这种方法呢？”然后说了“呜呼”，感叹啊。“上失其道，”你在上位者没有做好榜样，也没有教导百姓。“而杀其下。”你没教他孝道，他现在不孝了，你就要把他杀了。“非理也。”这个是不合理的，你没教他，责任不在他，是我们领导者的责任。“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我们不用孝道教化人民，然后判决了他的案子，就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甚至于执行死刑，这是‘杀不辜’，杀害无辜的人。 这里我们看到孔子对于孝跟季桓子认识不同，孔子认为孝是天性，应该顺着人性启发才对。大家想一想，真的把他儿子杀了，天下的人孝了吗？可能会吓到了，然后呢？“哎哟，我得要对我爸妈好，不然我要被砍头。”那孝就不是天性了。 其实这个人假如真的被杀了，我们想一想，他爸爸会很高兴吗？他爸爸也是一时气愤，真的儿子被判刑死了，可能也变成这个父亲一辈子的遗憾。那都是一时之气而已，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有没有哪一个父亲说：“我告我儿子，他被杀了，我好高兴。”哪有儿子不好，父母很高兴的，好像没听说过，这违反人性，孔子的方式是反省，为政者首先有没有教，没有教，你就不能去处罚人民。再就是体恤人情，判案当中不只有法律，还有情理都要考虑。 在《孔子家语》中孔子对司法于民有自己的见解与阐述，我们来了解一下。孔子认为‘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全军溃败不可以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以惩罚百姓，为什么？‘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这是因为身居上位者没有实行道德教化，罪责并不在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谨诛，贼也，’法令松弛不严谨，而诛杀甚严，这是残害百姓。‘征敛无时，暴也，’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这是暴政。‘不诫责成，虐也，’不事先教化百姓却苛求他们尊礼守法，这是虐政。‘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如果政事能够杜绝了这三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用刑。 孔子对管理百姓重在于进行教导与道德教化，在这方面孔子是条理分明，态度明确。孔子说‘既陈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则，让人们信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了。宣讲了道德之后还不行，‘则尚贤以劝之，’要尊重贤德之人，劝勉百姓向善。所以尊重贤德之人非常地重要，那有德行的人他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够把这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讲解出来，让大家都去学习效仿，社会就安定和谐了。尊重老师、尊重贤德之人，才能够兴起教化。 ‘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还是不行，就要废弃罢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让人们生起畏惧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端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倘若还有一些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才给他们以刑罚的制裁，这样民众就都能够明理而知耻，而羞于犯罪了。‘是以威厉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于是就不需要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了。 ‘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帮刑弥繁而盗不胜也，’然而现在的世间却不是这样，现在的世间是什么样的呢？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地就犯了罪，结果又用刑罚来制裁他。刑罚愈来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却数不胜数。‘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会的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 孔子意思是先要教化民众，如果民众因为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应该给予宽恕，但是宽恕之后，一定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们知道做人的本分。 在父子争讼中，季桓子用简单杀来解决问题，孔子反对，‘人而不仁，疾之为甚，亦乱也，’作为为政者应有仁爱之心，老百姓违了规，你不可过重处罚，如果只用简单的杀，那也是作乱。哪个好杀人的朝代能长久的，没有。 孔子的仁政是需要为政者的带领与教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说：“如果民众能听从使唤，就由着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不能听从使唤，就去教化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修水利而征用劳役，老百姓听从政 府安排去修水利，那老百姓是用肩挑还是用车推，是起早干还是贪黑干，政 府就没有必要去管，给老百姓自由选择。如果老百姓对修水利有怨言不愿去修，那政 府就要去教化告诉老百姓修水利的利弊，让老百姓知道利害关系。 对此句的理解，有人把‘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老百姓只可驱使不可让他们知道事情，把此话作为孔子愚民政策的依据，此解完全是错误的，孔子自己办学校来推行教育，被后世尊称为教育家，在实行仁政上重视教化，从来没有一点愚民的思想，怎么会‘不可使知之’？而是断句不同，理解完全相反，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是否能真正把握孔子的思想。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张请教孔子说：“要怎么做才能把政务治理好？”孔子说：“推崇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行，这样就可以把政务治理好了。”子张说：“五种美德是什么？”孔子说：“君子要做到的是：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劳动百姓，却不招来怨恨；表现欲望，但是并不贪求；神情舒泰，但是并不骄傲；态度威严，但是不凶猛。”子张说：“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顺着百姓所想要的利益，使他们得到满足，这不是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吗？选择适合劳动的情况去劳动百姓，又有谁会怨恨？自己想要的是行仁，结果得到了行仁的机会，还要贪求什么呢？不论人数多少，以及势力大小，君子对他们都不敢怠慢，这不也是神情舒泰却不骄傲吗？君子服饰整齐，表情庄重，严肃得使人一看就有些畏惧，这不也是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说：“四种恶行又是什么？”孔子说：“不先教导规范，百姓犯错就杀，这称做酷虐；不先提出警告，就要看到成效，这称做残暴；延后下令时间，届时却严格要求，这称做害人；同样是要给人的，出手却吝惜，这称做刁难别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反对的是简单粗暴，推崇的是带领与教化，孔子的仁政思想有着浓烈的爱民意识。‘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　以孔子德治标准来衡量，为政者不好当，要求做在前，带着干。 只是在现实中往往是强势要求弱势。统治者重视的是政令与刑罚，‘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当然这里的‘刑法’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讲人人平等，而是统治工具，我能用法管你，法却管不着我，‘法’治的不足，使孔子看到了德治的优势，这可能跟我们现在不同，现代人有知识，法重视公平公开公正一视同仁，是人民的立法，是良法，而那时是统治阶级给被统治阶级立法，老百姓的知识有限，有时犯法都不知是怎回事，如果只依法来治，那老百姓杀了还不知是犯了什么法。 孔子德治重在于统治者的带领与教化，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注重要求强势的一方，为何作为大夫的少正卯在别人看来不敢杀而孔子则敢杀，而对于父子争讼的百姓在季桓子看来必杀而孔子则放，从以上事例可以充分的看到这一点。 孔子为政期间，要说他最为重大，也最能体现他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行动，当是‘堕三都’。三都即实际控制着鲁国政权的三桓各自割据领地的城堡，堕就是拆掉这些城堡，因这些城堡超规格成为军事堡垒，相当于现在拆违章建筑。 前面已经提到，三桓是当年鲁桓公的后裔，其中孟孙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季孙氏为司徒，是为鲁国三卿，分掌着鲁国政权。其中又以季孙氏势力最大，掌握着鲁国国政（在这里要说一下为何季孙氏这么牛，在于管的军队多，鲁国共有四军，孟氏一军、叔氏一军，季氏二军，鲁公没一军只有空头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自古就是真理）。 这‘三都’有季孙氏费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县）、孟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县）领地城堡，其中又以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最大最坚固。这三大领地皆高筑墙，藏甲兵，相当于是军事基地，都曾经是三桓向鲁国国君闹独立、争权力、搞割据的据点和资本。 上面介绍过鲁国的情况是大夫架空国君，家臣架空大夫，因三桓住在曲阜，自己的采邑由家臣来守，上行下效，在鲁昭公十四年，季孙氏的家臣以费邑领地城堡反叛季孙氏；鲁定公五年，阳虎利用领地城堡囚禁季桓子，定公八年又挟汶阳之田叛鲁奔齐；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邑领地反叛。可以说家臣们以领地城堡屡屡闹独立、搞反叛的行动，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三桓，尤其是季孙氏、叔孙氏的集团利益，甚至已经成为他们寝食难安的一块心病。 面对当时鲁国定公虚位无权，三桓擅权（特别是季氏），三桓之家又是家臣垄断的混乱局面，孔子审时度势，认为正是他实现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难逢好时机，用雄心勃勃来形容当时孔子的心情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不妨来体会一下孔子心中的治国平天下的蓝图：加强鲁国公室，在当时当然就是加强鲁定公的实际统治权力，削弱、抑制三桓、特别是季氏的领地与权力的扩张，贬斥、剥夺三桓家臣膨胀的私欲，从而使鲁国君臣父子按周礼及贵族等级制，各复其位、各守其职，用仁政德治将鲁国治理得国富民安。至此，也仅是孔子蓝图的一半，甚至还不是最为重要的一半。他更要以鲁国为基础、为蓝本，扩大影响，最终达到尊天子、服诸候、以仁政德治统一天下的大同世界。 孔子这次‘堕三都’的主张与计划，目的是削弱季孙氏以及孟孙氏、叔孙氏所获得的非法政权，并以此重归于鲁国国君。孔子的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在孔子看来是有可能，对于‘堕三都’孔子是有分析，有信心，有步骤。 一是孔子对三家有分析，认为三家能支持。对于季氏，孔子分析实际掌管鲁国国政的季孙氏态度与支持的可能性。经过了昭公时家臣南蒯的反叛、定公时家臣阳虎的屡屡作恶，全都是以费邑领地城堡为据点为后盾为资本。虽然阳虎之乱已经平息，他也出奔已经三年，但是与阳虎曾经有过勾结的公山不狃（也就是曾经召请孔子帮忙的公山弗扰），现今仍然占着费宰的位置，并凭借着费邑领地城堡使季孙氏有些无可奈何。 对于叔孙氏的郈邑领地城堡，在前一年就曾因为侯犯的叛乱而归齐，现在虽然齐国已经归还郈邑，却还空着邑宰的职位。孔子甚至分析得更为细致，他还看到了叔孙氏不仅有家臣叛于外，还有庶子叛于内。这个庶子叫叔孙辄，因与叔孙氏有矛盾，曾经借助阳虎的力量想夺取叔孙氏的权力。 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孟孙氏孟懿子的态度，他没有季孙氏与叔孙氏这样的外叛内乱、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患，他的家臣也是守着成邑领地城堡的邑宰公敛处父，对主人十分忠诚。 孔子分析了孟孙氏赞成‘堕三都’的可能性，因孟懿子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应当更能从高层次领会老师的理想与追求，况且阳虎之乱的时候，阳虎曾经有杀孟懿子而自代之的企图，这也给孟懿子敲响了警钟。同时，孔子想最终以鲁国大治，国富民安为基础，从而达到尊天子、服诸候、统一天下的蓝图，也是为三桓子孙们最终利益着想，如果任其这种无礼无序的争斗战乱愈演愈烈，三桓也不利，也有被倾覆的危险。 二是有信心。此时的孔子知道自己正处于一个最为有利的时刻，那就是夹谷会盟的胜利，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而夹谷会盟之后，齐国所归还的汶阳之田，正是季孙氏的领地。这也就更加加重了鲁定公，尤其是季孙氏对于自己的信任与倚重。 三是有步骤。经过缜密思考与计划的孔子，于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大胆地向鲁定公与季孙氏提出了‘堕三都’的行动计划，‘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果然如孔子所料，这一计划迅速得到了鲁定公与三桓的赞成与响应。 第一步就顺利拆除了叔孙氏的郈邑领地城堡。如前所述，从齐国归还不久的郈邑，还没有任命邑宰，只要得到叔孙氏的赞同，拆除起来当然也就十分顺当。 第二步拆除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时，却遇到了激烈反抗。费邑宰公山不狃，当然知道‘堕都’的厉害，而且是双层的厉害。一层是季孙氏肯定知道了自己的叛乱之意，一旦费邑领地城堡被堕被拆，自己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自卫自保屏障。另一层厉害是孔子，这堕城只是第一步，接着可能连兵权都会保不了。如果不能抵抗住这双重的厉害，结果也许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公山不狃不遗余力地进行猛烈地反击，并趁鲁国国都曲阜空虚之时，率费人突袭曲阜，情急之下，鲁定公与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匆匆躲入季孙氏住宅。此时的孔子没有慌乱，而是镇定自若，他迅即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率兵反击，并于姑蔑（今山东泗水县东）打败公山不狃，没有退路的公山不狃只好逃向齐国。随之，最大也最坚固的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也被拆除。 第三步就是成邑，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成功的方向发展。但是，孔子在拆除孟孙氏成邑领地城堡的时候，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看似来自三桓之一的孟懿子，实则来自整个三桓。 起因于孟孙氏家臣、成邑邑宰公敛处父对于孟懿子的忠诚和远见（孟孙氏一家利益的远见）。公敛处父将堕毁成邑领地城堡，对于孟孙氏的不利看得很清，他对孟懿子说：“堕成，齐人必到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左传.定公十二年》意思是成邑是对付齐国的门户，也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则不会有孟氏，公敛处父看到了孔子‘堕三都’的实质，并为孟孙氏孟懿子想好了计策：你不是孔子的学生吗？你又同意过‘堕三都’的计划，总不能轮到自己出尔反尔吧？那好，不要紧，你就装作不知道，我来抵抗好了。 孟懿子不仅对于公敛处父的忠诚坚信不移，而且还对于公敛处父的救命之恩永铭在心，那是在阳虎准备杀孟懿子以取代其位置的时候，是警觉的公敛处父发现了他的阴谋，并及时采取措施，才使孟懿子幸免于难。果然，孟懿子照计行事，表面没有任何反对堕城的表示，暗中却全力支持公敛处父的反抗。 从夏天一直拖到冬天，成邑领地城堡安然无恙，毫发无损。眼看着‘堕三都’的计划就要毁于一旦，着急并感到危险的鲁定公于这年的十二月，亲自出马带领军队围困成邑城堡。让孔子想不到的是，此时季孙氏、叔孙氏采取了观望消极的态度，定公没有三桓的支持可想而知。 堕城失败，意味着孔子‘堕三都’计划的失败，这对孔子仕鲁，几乎是致命打击，孔子更从三桓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清楚地感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强大的、在鲁国当道也决定着自己政治前途的三桓，尤其是当政的季孙氏。 公敛处父的做法与孟懿子态度的改变，让季孙氏警醒过来。三桓在沟通与商议中彻底明白，孔子的‘堕三都’看似帮助他们削弱甚至是剪除家臣的力量与威胁，而实质却是最终削弱三桓，强大鲁国公室。三桓此时发现，这个在夹谷会盟中大智大勇的孔子，已经成为他们的对立面、甚至有可能成为敌人。 此时的孔子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屈从苟安；要么坚守自己的主张，辞职离鲁。 孔子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仕鲁不过四年的孔子，当然还记得自己与鲁国的主政者季孙氏的‘蜜月期’，虽然短暂，却还是让人难忘的。‘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公羊传.定公十二年》），说的是他俩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有着很好的配合。只是孔子心里装着的是鲁国以至天下，而季氏想的则是自己的利益，立场不同，自然出现了矛盾。 身为大司寇的孔子，虽然与鲁国的世袭三卿同列为上卿，但他心里明白，要想办成事情，必须要与掌握着鲁国实际大权的季孙氏搞好关系，他表面上是要向鲁定公负责，而实际上必须要向季孙氏负责。 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却要向一个乱礼的权势者让步，这对孔子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孔子为了鲁国与自己的理想努力缓解矛盾，也曾作出过让步。 有一次孔子去见季桓子，或许是意见相左，或许是正好碰到季桓子不悦的时候，孔子想办的事情就没能办成。但是孔子没有赌气，紧接着又去登门求见。连自己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对老师表示不满。弟子宰予不高兴地提意见说：“从前我曾听老师说过：‘王公不邀请我，我不去见他。’现在老师做了大司寇，日子不长，而委屈自己去求见季桓子的事已经发生多次了。难道不可以不去吗？”这个时候，内心痛苦的老师，不能不向自己的弟子剖白深藏于心的想法了，他说：“不错，我是讲过这样的话，但是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来已久，而负责当局不去治理，必将大乱。危乱的时局需要我负责办事，这岂不比任何邀请都更郑重和紧迫吗？”一个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天下人而将自己的利益甚至屈辱置之度外的孔子，就这样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如今，他又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考验与一个更难的抉择。孔子会怎样办呢？如果按照我们当下的习惯，对于上级的指示或者意图，要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么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主动迎合上级的意图，不管如何，反正要将领导侍候得舒舒服服、高高兴兴，这样自己的仕途当然也就会一帆风顺，也就会各自获益。 本来孔子也有第二条道路可走，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向鲁国当政者季孙氏妥协，或者干脆迎合季孙氏的意思。这样，孔子肯定会做稳了自己的高官，风光无限。况且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为了求得财富，就是做市场上的守门卒都愿意—真是率真、性情、本色—何况是上卿之位？但是孔子就是孔子。支节问题上可以妥协，在关系着自己理想与追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毫不退让，宁可不干这个官也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向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妥协。 季孙氏当然等待着孔子的妥协。他也需要孔子这块金字招牌为自己装扮门面，况且孔子处理国务的能力也是鲁国所需要的。只要孔子不再坚持削弱三桓而强公室的主意，其它都好商量。他等待着曾经屡次主动上门的孔子再次找上门来，那时，他会和颜悦色地与其修好。但是孔子没有再去登门。 孔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的主张不能实行，那我就乘个木筏子漂于海上好了，但是想让我同流合污绝对不行。还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粗粮喝白开水，弯着胳膊当枕头，都没什么，我照样乐在其中。但是违背原则与道义取来的富裕与尊贵，我却看得与浮云一样轻。再有，‘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还去当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这就是孔子，他真是为中国的官员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一个让人向而往之的榜样。有原则、有道义，不卑躬屈膝不奴顔媚态。 孔子与季桓子的关系没有缓和，恰在这时，鲁国又发生了一件让孔子气愤不已的事。齐景公依大夫黎鉏的计策，挑选了八十个盛装美女，外加一百二十匹披挂彩衣的文马，送给鲁国国君。 齐国为何要送美女与文马，难道是讨好鲁国，当然不是，而是感到了压力，齐国采取分化的策略看来要被孔子改变，阳虎与公山不狃败后都逃到哪国，是齐国，也就是说齐国支持这些反**武装，让你们各自为政，抱不了团，相互牵制，内部的力量一抵消，哪还有力量跟齐国斗呢，孔子‘堕三都’是为了去尾大不掉的痼疾，强化公室权力，这公室权力一强拧成一股绳，那齐国就难对付了，这个道理古今随处可见，如日本侵略中国，不也是看到中国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才敢下手。而当新中国成立，虽然一穷二白，但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同仇敌忾在朝鲜都敢于跟老美较量。这个道理齐国明白，看到孔子‘堕三都’带来的严重性，当然要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特别是有权男人的弱点—美女与金钱，文马当时是贵重财富，从齐国的反映来看充分证明孔子的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有效的，只是当家臣之患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后，三桓特权上升为主要矛盾，有道是姜还是老的辣，当季氏清醒过来自保，孔子的政策自然难以进行。 还是说美女与文马的事，齐国送的美女与文马到了鲁国国都曲阜南门外，不敢贸然进城，而是先派人谒见季桓子。季桓子心有所动，穿上老百姓的服装前去观看，看后又去汇报给鲁定公，鲁定公以察看民情为借口前去观看，然后就全部收下。收下之后不要紧，鲁定公是‘往观终日，怠于政事’，疏远孔子。季桓子呢，《论语》中‘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也是‘三日不听政’，连祭天这样的国事都不去参加。在好德与好色上，他们都选择了后者，孔子后来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鲁定公与季桓子应是孔子的见证。 急性的子路忍不住了，对老师说：“我们还是离开鲁国吧，”子路做过季氏的家臣，又是‘堕三都’的拆迁队长，季桓子态度的变化，子路感受得比孔子深，这个直率的学生本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孔子当然知其原委也有退意，只是对治理鲁国抱有难以割舍的留恋，并对季孙氏有着一丝幻想，希望他的悔悟，甚至重新出现‘三月不违’的和谐局面。他在作着最后的等待，对子路说：再等等吧，鲁国就要举行郊祭了，如果季孙氏仍按礼将祭祀的肉送我一份，我们还是可以留下来的。但是，一心要让孔子离开的季孙氏，没有把孔子应得的祭肉送来，这个信号孔子知道自己该辞职了，这是在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五岁。 如何看待孔子辞职，我们不妨回到《论语》中去找答案。‘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季子然问：“仲由和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是在问其它人，原来是在问仲由和冉求啊！所谓大臣，必须要能以正道来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不应该再当大臣。现在仲由和冉求，只能算是做具体业务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会凡事听命于季氏吗？”孔子说：“杀父亲和杀君主的事，他们也不会听命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真正的大臣，能‘以道侍君，不可则止’，这个道是理想、原则、道义，支节可以变，但道不可变，只是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人在‘以道侍君’的原则上不一定能守得了。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本应以道规劝季氏不要犯上作乱，如果季氏不听，就应辞去。可是冉求反而被季氏权势误导了，帮着他搜刮民脂民膏，忘记了‘以道侍君’的原则了，那么相应而来的就是罪过和耻辱，孔子说这不是我的弟子，你们跟我一起大张旗鼓的攻击他。 这里不只是冉求做不到，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因为富贵与道义出现冲突时，人往往难以取舍，‘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说：“富裕和尊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是不能接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君子是不会去摆脱它们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成就其名声呢？君子时刻都应该以仁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怕是一顿饭的时间，最紧迫的时刻，还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的标准去办事的。” 凡人取富贵而会舍道义，而孔子超于凡人，在于能正确看待利欲，孔子承认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在这里孔子不单是‘以道侍君’的大臣，而且是一个承载着道义理想的人，有正确的价值判断，而凡人往往会与子路、冉求的选择相同，但子路、冉求值得肯定的是还有底线，不至于把道德底线都践踏。 无论古今，生活中更多是凡人，其结果呢？可能就落得‘愚忠’、‘为虎作伥’、‘帮凶’、‘助纣为虐’、‘具臣’各色人等，记得有句哲语‘人生的高度在于思想的高度’，孔子就是一个具有思想高度的人，如果不能充分了解孔子的仁政理想，那我们便看不清真实的孔子。 十二、（四）寻找新的平台 孔子为了道义与理想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他要寻找新的平台，孔子离开时，许多弟子跟随，有的说有二三十个，有的说四五十个，说法不一，应该说人数不会少于二三十，理由是在后来匡地的危险中弟子们拼死抵抗围攻的军队，他们才脱险，要是人太少不可能相持得了。还有是困于陈蔡之间，孔子找班里干部开会，找了子路、子贡与顔回，班干部有三个，都下去做工作，一个应对几个，这样看起来虽然一路上有多有少（因不断的收弟子），但基本规模二三十是有的。 孔子走，弟子们一定也要跟着吗？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以现在的思维来看，孔子与弟子们的关系跟现在的师生关系是不尽相同的，也跟我们印象中的私塾还不一样，有点像学手艺的学徒，吃住可在师父家，孔子当了大官，弟子们又很优秀，那时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自然孔门弟子广泛的进入鲁国政坛，如子路在季氏做家臣，孔子‘堕三都’相当于现在的动迁办主任，孔子说拆哪，子路就带着季氏的军队去，相当于拆迁队长，《论语》中有‘子华使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庚。”冉子与之粟五秉。’此处的公西华当了外交使节，而冉有当了孔子的管家，孔子是上卿，冉有相当于秘书。 孔子与弟子们一起进行从政，进行学而习之的社会体验，那他们是否有学习交流，当然有，在实践中遇到问题就来向孔子请教，定时也来报告工作，孔子是‘仕而优则学’，把政务事摆第一位，忙完了有时间就教弟子。‘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说的是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自负责，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知道是贤才而把他们选拔出来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这位仲弓同学在季氏家应是搞管理人事方面工作的，不明白的就向老师请教。 我这样做介绍是想让大家知道，孔子的离开并不是一个被气走的老师带着一群学生，而应把他们看成是政治精英集团，是一个政治集团在流亡，寻找新的机会，并非只是孔子一人，有人会问，这有不同吗？是有的，到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除了是政治集团外，我们还可看到这个集团似家庭，还是个流动的课堂。 孔子带着学生缓缓离开鲁国，子路催孔子走快点，孔子对他说这是父母之国，舍不得离开，在鲁国的边境住了三天，说是孔子以这种方式看季桓子是否会来找他回去，季桓子人是派了，派一个叫师己的大夫，但不是找他回去的，而是送他出去的，面子嘛，一起共过事当过副手，走时自己有美女忙不过来，叫人来送一送，别人也会说季桓子这人还不绝情，做给别人看的事季桓子还是要做的，也是给孔子信号你就走吧，这样很好都下得了台，那有人会问，那鲁定公应该挽留孔子啊，孔子所做的一切对鲁定公有利，只是这鲁定公并不是鲁国当家的，当季桓子明白过来他只能见好就收，还有美女文马他能不享受，要知道鲁定公是昭公的弟弟，在年龄上已到了晚年，有这享受还能顾得上孔子。 孔子知道是来送他的，也表现得很豁达，对师己说，我给你唱首歌吧，要知道孔子是歌唱家演奏家，孔子唱什么呢，‘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什么意思，唱的是听信妇人的话，就会失去亲信；过于接近妇人，就会使人败事亡身，既然如此就该离开，优游自在地安度岁月。孔子其实是唱给季桓子听，让他知道这些美女会葬送国家前途。孔子决心离开，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出春秋时代虽然礼坏乐崩但也有一个好处，人才可以流动，这国干不了可以到别国去，政治环境是比较宽松的，正是有这样的国际环境，孔子才敢决然出走，去寻找新的平台。 孔子毅然离开，到哪里去，目标卫国，为什么去西边的卫国而不去东边的齐国，齐国孔子以前去过没有实现就业机会，这次齐国用美人计把他支走，孔子当然不可能去那，而对于卫国有利条件有：大夫蘧伯玉是孔子的好朋友，卫国国君卫灵公有好贤之名，卫国的人才相对比齐国少，有这几个好处，孔子一行人自然选择卫国，这也是孔子一行人周游列国在卫国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后来几次离开又折回的原因。 一到卫国，印象不错，《论语》中有‘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到了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众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那还要再增加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还要再增加什么？”孔子说：“教化他们。”孔子到卫国看到人口够多，说明卫国的条件还不错，虽不是大国，但也是有潜力的国家，因在当时农业社会，人口代表与反映着国家实力，看来孔子第一印象是好的。 到了卫国，孔子一行人住在子路妹夫顔浊邹家，这个顔浊邹后来也成为了孔子的学生。鲁国的孔子到卫国来对于卫国来说是一件大事，因孔子是鲁国上卿，在鲁国的改革连齐国都感到危险，那卫国自然也知道孔子的能力，孔子是有地位有名气有能力，这样的人能到卫国来，那卫国应是求之不得。 孔子到卫国后，卫灵公接见了他，是不是搞了个接风洗尘的仪式这不清楚，但也看出卫灵公对孔子的重视，第一次见面就把待遇的事定了下来，鲁国什么待遇卫国相同，六万粟的俸禄，这六万粟是多少，不清楚，成语‘沧海一粟’，粟就是小米，六万粟即六万小米，这六万后没有量词，相当于现在多少，不太清楚，我们只能是推算，孔子在当司寇时的待遇，家里有家臣，人员不少都开工资，《论语》中有‘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与尔邻里乡党乎！”’说的是原思作孔子的家宰，孔子给他俸禄九百小米，他辞去不要。孔子说：“不要辞，拿去给你的邻里乡亲们吧！”这里粟九百有人解是九百斗，原思认为太多了，家里吃不了，孔子说你可以给邻里乡亲，看来六万粟相当于副国家级高待遇，对孔子一行人花费是够用的，有了待遇那是否有位置呢，还没有，在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去卫灵公想用孔子，而且让他做的官位不会低，因从待遇可以知端倪。 只有挪位置才会有位置，而这个位置又不低，这对谁会构成威胁，当然是这帮大夫，而且孔子是来了一帮人，孔子安排了，弟子们能不安排吗，官位有限，于是出现了卫国现有官员与孔子外来官员竞争关系，卫国官员用什么办法呢，他们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在鲁国当司寇摄相事，怎么会到我卫国来呢，那是鲁国的计谋，以孔子这帮人打入到我们卫国内部，好里外相应拿下我们卫国，这卫灵公也搞不清是真是假，因为孔子离开鲁国的做法对于常人来说不理解，干得好好的不继续干突然辞职，这谁也搞不懂。‘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认为君子只计谋于道，不计谋于食，君子只忧道之不明不行，不忧贫穷。 孔子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求道，读书治学也能做官，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行道，孔子的这种境界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卫灵公也不理解，于是听了自己这边人的话，把孔子当作间谍一样监视起来，《孔子世家》有‘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居十月，去卫。’孔子边等位置等不来，连给弟子们讲课都有人像特务一样盯着，那种感受可想而知，孔子哪能受得了这种气，受人监视还能等来位置吗？孔子知道当然不可能，于是带着弟子们离开，到陈国去。 孔子一行人到了一个叫匡的地方，被当地的百姓围攻了，以为孔子是阳货，这种以为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顔刻驾车，阳货来打匡人时也是他驾车，匡人认识驾车的就以为坐车的是阳货，还有一种说法是孔子长得像阳货，俩人很相像，后面这种说法觉得靠谱些。《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阳虎（货）虐用匡人，匡人欲杀之。”匡人是要杀这帮人的，为何只能围着而不打，这里我们要知道孔子这帮人不是文弱书生，孔门弟子多是文武双全，‘六艺’中有‘射、御’这些人都精通，同行的子路更是勇士，冉求这些能统领军队的都武功高强，当然孔子也了得，匡人只能围着那是靠不近，难以把这帮人拿下，只能是相持僵在那。 这是孔子带弟子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境，弟子们当然担心会有不测，那孔子是怎么做的呢？《论语》中‘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说的是孔子在匡地被围困，于是孔子说：“周文王既然已经作古了，难道这典章文化不在我这里了吗？假如老天要将这些东西毁灭，那么它也就不会让我掌握它们了；假如老天不想毁灭这些典章文化，那么匡人又拿我有什么办法呢？”孔子平日是一位谦恭长者，但到了危机危难时刻，我们看到他那种自信坚定，在危险面前相信天命，从容坚定，孔子拿出琴来弹奏，孔子是演奏家，弹了什么不知道，但匡人一听到这琴声，就知道这人不是阳货，阳货哪会懂这高雅的东西呢，于是匡人便怀疑起来，放松了戒备，这样才逃出来。 《论语》中‘子畏于匡，顔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说的是顔渊最后才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顔渊说：“夫子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说的是这场生死劫。 子离卫，卫灵公夫人南子知道此事，南子知道孔子这样的名人对于卫国意味着什么，卫灵公也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好贤的名声被世人耻笑，况且对孔子的监视并没有发现异常，卫灵公清醒过来便派人追了回来，可以说这场离卫的惊险与卫灵公的误会算是告一段落。 孔子一行人回到了卫国，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卫国政治，《论语》中‘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为何说是兄弟，这里是双关语，一层意思是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卫国是康叔的封国。周公与康叔是兄弟，都是姬姓，是周天子第一批封的七十一国之一。另一层意思是如今两国之衰乱也竟然如此相似。那卫国的政治当时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父子之间权力之争，父子之间有什么权力可争呢，国君死后太子接位这不就得了？道理上是这样讲，但要是国君死后太子接不了位呢，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这里出现问题必要提到南子这个人，南子是卫夫人，是美艳过人的那种，南子本是宋国公主，由于政治联姻做了卫国夫人，卫灵公年老，而南子年轻漂亮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女人，而太子与这后妈的关系如同水火，为何这太子处不好关系呢，原因说是南子‘美而淫’，事实根据呢，说南子跟公子朝有一腿，公子朝是谁，就是宋朝，也是宋国人，说是宋国公子，而且是天下美男子。 《论语》中有‘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也没有宋朝的美貌，那在今天的社会上处世立足就比较艰难了。”这里孔子提到宋朝，就是这个人，传说南子喜欢他，卫灵公也喜欢他，这里有两个版本，一个说南子原在宋国时就与公子朝相好，因政治需要南子嫁到卫国，在卫国与公子朝相好是旧情复燃，另一个说法公子朝是卫灵公的男宠，就是说卫灵公这个人不仅爱美女也爱美男，南子年轻美艳而卫灵公年老羸弱，南子掌权后公子朝就成了她的男宠，要是前面的说法那还是个爱情故事，只是这方面的材料缺少，而对于后面的说法则材料充足，卫灵公不仅喜欢美女还喜欢美男，除了公子朝外还有弥子暇也是他的男宠，而且南子要跟公子朝约会这卫灵公还去安排，听到这可以觉得卫灵公这人是不是有病，让自己的夫人去会情人，这也太爷们了，如果单从史料来看觉得卫灵公这人有些不正常，是不是卫灵公真是这样做的那也不得而知。 要知道此时的卫国真正说了算的是南子，南子作为权力女人，说是跟宋朝有染，这个事用现在的道德标准会认为南子有问题，只是我们在前面‘男女分途’那里谈到过当时社会并不把它当作严重问题，太子剻馈只是以此作为攻击对手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从后来被赶走的太子剻馈是如何回来的，就知道了，他是通过卫公主，也就是他姐姐，因他姐姐与门人有染，剻馈答应她，当上国君后把这门人许给公主，于是公主出力才使他得以继位，在这里只是一再提醒权力对于男人女人一样，都能实现自己的占有欲，男人有三宫六院，女人有男宠，南子作为权力女人，在当时道德约束较松的情况下，说是不只有宋朝，还有弥子瑕，到底是不是这样，真伪难知。只是南子一直受卫灵公宠信，如果真有其事，那说明当时与现在的道德评判是存在差异的。对于卫国政治，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卫国分成两派：南子派与太子派。 孔子从卫国匡地返回卫都，住在蘧伯玉家，还是一边等一边讲学，在卫国是不是只自己讲，这不清楚，可能也会为官学讲，因孔子有两个身份：曾经的大司寇与名牌老师，在卫国当个客座教授也有可能，毕竟卫国给了高规格待遇，虽然有点国宾与幕僚的角色，但那不是他的喜好，孔子是要行仁的，他要做事，没有行政职务，讲学成为行仁之事，周游列国在卫国居住时间最长，有的说八年，有的说十年，肯定的是在八年之上，这么长时间拿卫国的俸禄，应该兼顾了卫国的官学，这里仅是推测，并无详实的材料。 此次回卫见了南子，《孔子世家》记载南子派人给孔子送了信，‘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从信中看出南子对孔子这样的君子十分尊重，‘不辱’‘兄弟者’都是谦词，称自己为‘寡小君’，《论语》中‘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从这可以看出南子遵礼。孔子收到信后，说是不得已才去见，为何说不得已，这里有礼制的问题，孔子是客而南子是主，主邀客，客当然要去，这是礼节，况且卫国实权在南子手里，孔子想在卫国做事，必要有南子的同意与支持，于是见有好处。那为何有不情愿之意，有人说是南子的名声不好，有没有这个原因，可能有，但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孔子不想参与派别之争，要知道孔子是政治人物，是名人，还有这么多弟子是一个实力集团，两派相争，谁都想争取，我们往后讲会清楚，在此只是提及。 孔子见了南子，情景如何，‘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璆然。’说的是南子呆在帷幕后面，孔子进门之后，对着南子稽首行礼，周身玉佩碰撞发出声音。可见南子穿着庄重，两人之间以礼相待。他俩说了什么，不知道，旁边有没有人也不知道，正是这些不知道才引起后人的猜测。不只是后人，孔子一回来，弟子们就在那等着，《孔子世家》有‘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我们俩人相见是以礼相待，孔子这样说，子路不信，还把不高兴挂在脸上，《论语》有‘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要理清，一是子路为什么不悦，有人说子路是怕老师跟南子一见面，就可能沾上淫 乱的坏名声；另外有人说，子路是怕老师见南子，会沾上走政治后门的坏名声。还有人说，南子在生活上虽然淫 乱，在政治上却很有手腕，所以能把太子都赶出国去，怕孔子被南子重用，跟南子同流合污。二是孔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孔子没办法，知道子路就这个犟脾气，真是被子路逼急了，只能说如果我做了不合理的事，天都会厌弃我，天都会厌弃我。在子见南子上，后人展开了许多男女关系的想象，因孔子是圣人，在此上搞点花边新闻能吸引眼球，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 《论语》中有‘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孔子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会去享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是不会摆脱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就是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按照仁德办事，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去办事的。”‘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只要合乎于道能求得富贵，即使做市场的看门员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干事。 孔子不反对富贵，但有前提，从这些我们看出孔子是遵道而行仁，怎么会违仁呢？再者孔子去见南子，弟子们在掐时间等着，第一次见面，不可能见面就发生男女关系，这不合常理。倒是可以看出，孔子对南子并无恶意，而南子对孔子有着善意的尊重，才会有孔子后来几次返卫，即使在卫灵公死后，同时可以看出南子主政下的卫国治理得较好，卫国问题在于公室权力内争，为何后来孔子有‘正名’，原因也在这里，只是说南子作为政治女人受时代的限制，再加之美艳，在男权逐渐上升的时代成为某种悲剧人物，不被世人所接纳那是在情理之中的。 孔子在礼见南子后，谈没谈实质问题，不知道，有人说孔子以‘道不同，不相为谋，’拒绝了南子，是不是这样，也不知道，因只有俩人谈话，孔子回来也没说。是否谈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影响。孔子这个实力集团被南子召见，自然对太子派有影响，那太子派也要争取这股力量。接着王孙贾来了，《论语》中有‘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王孙贾是干什么的，他是卫国管军队的，这是有实权的高官，他找孔子干啥，试探与拉拢，借用奥与灶神来谈话，‘奥神’指的是南子及其政治势力，而‘灶神’指的是太子蒯聩及其政治势力。王孙贾这是隐喻的问话，把真正的意思隐藏起来，用比喻来说，如果说白了意思就是：您如其去讨好南子，不如去支持太子，你说呢？在拉拢孔子，这王孙贾是哪边的，明显是太子这边的，他告诉孔子，南子那边表面看起来地位高，但没有实权，而太子这边是有实权的，孔子的态度呢，中立，不站队，‘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把天抬了出来，表明孔子不愿参与暗斗，他遵从光明正大，不偏向于哪一方。 孔子守中庸持大道，知道站哪一边都不是，都不会得好，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参与政治是懂政治的，是有政治智慧的，可惜的是子路没有看到这一层，站了队，后来成为争斗的牺牲品。此时王孙贾急于来拉拢孔子，说明两派的争斗已经处于激励的状态。 两派之争到底谁能战胜谁，孔子从后面的事态中发现了端倪，《孔子世家》中‘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这里有几点信息： 一是卫灵公与夫人南子一台车，孔子第二台跟在后面，招摇过市，为什么要招摇，有人说这是卫灵公好贤名声的需要，有这个原因，但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身边有南子，如果只有卫灵公一人，那就不会复杂，而有南子在一起事情就复杂起来，南子后面有孔子跟着，说明什么，是不是表明孔子站在了自己一边，我们要知道孔子是来卫国从政的，曾是鲁司寇摄相事，况且是政治精英集团头领，当然是政治人物，这是典型的政治事情，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政治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卫国的政治时局产生影响，而且是大张旗鼓，那意义非同一般。因此这并非简单游玩而是政治事件。 二是孔子反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里如何解，有人说这是孔子对卫灵公好色的批评，那只是把德作为品德来看待，这里我们要看卫灵公的身份，他是国君，你说他爱美女就是品德不好，不是这样，那太简单了，南子是他的夫人坐在同一辆车上就是好色？难道孔子说自己代表德，卫灵公只能亲近自己？都不是，真正的意思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德’，这里的德主要意思在于德治上的礼，是说在礼法嫡长制这个公德上，卫灵公出了问题，卫国的问题主要是公室权力相争，卫灵公明显站在南子一边，孔子对卫灵公在处理公室问题上是投了反对票，不赞同，孔子有政治敏锐性，从招摇过市中孔子看到了卫国的隐患。 三是孔子从此事中看到自己为了避免陷入争斗需要离开卫国。同时孔子以离卫的实际行动来表明不支持卫灵公的做法，可以看出两人在政治路线上存在问题。 四是鲁定公没有扛住声色犬马，享不了那福，死了，鲁哀公继位，鲁国政局将会有新变化。 孔子离开卫国后不久，也就是公元前496年，两派的争斗终于爆发，说是卫灵公为南子而召见公子朝，在洮地会见。当时卫灵公的太子蒯聩把盂地献给齐国，路过宋国野外，野外的人唱歌说：“已经满足你们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公猪？”，母猪指南子，公猪指宋朝，意思是说，已经满足南子，为什么不把宋朝归还宋国。太子蒯聩感到羞耻，对家臣戏阳速说：“跟着我去朝见夫人，夫人接见我，我一回头看你，你就杀死她。”戏阳速同意。于是二人前去朝见南子。南子接见太子蒯聩，太子蒯聩回头看了戏阳速三次，戏阳速后悔刺杀南子，所以没有下手。太子蒯聩频频用眼睛向戏阳速示意，南子觉察到太子蒯聩的脸色异常，知道太子蒯聩要刺杀自己，南子害怕，号哭着逃走，说：“太子蒯聩想要杀我。”卫灵公拉着南子的手登上高台。卫灵公因此大怒，太子蒯聩于是逃亡到宋国，卫灵公将太子蒯聩的党羽也赶走，可以说这场争斗暂时以南子的胜利告一段落，而被赶走的太子剻聩及党羽当然不会甘心，只能寻求大国保护，处于流亡状态。 上面的资料是否真实，谁也不知，只有蒯聩知，不是有句话说‘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作为最后的成功者蒯聩，对南子怎样写，想都能想到，这如生活中有钱有权的老头找个小的美眉，儿子与小老婆争财产，儿子能说小老婆好话吗？现在是这样，那卫国公室更甚，在蒯聩看来南子是公室的祸水，是政敌，杀之而解恨，而对于打倒一个漂亮女人的最好办法，历来是冠之以道德，只有这样才难以翻身，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这需要我们自己判断。 孔子一行人，经曹国，目的地是陈国，说是跟陈国的司城贞子要好，那里有熟人，而且陈国国君有意相邀。本是去陈国，只是在弟子中有个叫司马牛的，他是宋国贵族，自己的哥哥司马桓魋在宋国掌权，要知道孔子的祖上是宋国贵族，自己与宋国的国君本是一家子，而且宋国比陈国要大得多，于是孔子取道宋国，到了宋国看到的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说是看到很多人劳役在造巨大的石墎，这石墎干啥的，相当于棺材，还在挖陵墓，有巨大的石墎相对要有墓地，孔子问这是谁要用，劳役的人说是司马桓魋，孔子一听这不是瞎胡闹吗，一个大夫怎能有如此大的石墎，赶得上天子了，况且这司马桓魋不到四十就搞这些名堂，孔子从这一点上看出司马桓魋与季氏的‘八佾舞于庭’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牛看到这些也很羞愧，他离开家已经好几年了，出在贵族之家兄弟几人都从政，只有他另类外出求学，对宋国这几年的事也不清楚，才建议老师来。 这司马桓魋在宋国是什么人物，相当于鲁国的季桓子，真正说了算的人，孔子这帮人能文能武跟国君还是一家子，孔子在鲁国是强公室抑家臣，这司马桓魋能不知道孔子的套路，他怎么能守礼只能做臣应该做的事呢，司马桓魋把孔子这帮人当作洪水猛兽，孔子一进宋国司马桓魋就收到了信息，马上命人过来，这司马桓魋是不是亲自带人来的，不知道，应该不会，可能是手下带了军队过来。 孔子带着弟子正有一棵大树下上礼仪课，来的军队杀气腾腾，但见孔门弟子并不害怕也不一定杀得了，此样的情况司马牛亮出了身份，这些人必要顾及，可能先有想杀之意，后来看情况不允许变成了赶，你不是在大树下上课吗，我把大树给你砍了，提出警告，面对这种情况，孔子是怎样对待的呢？《论语》中有‘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说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威胁，孔子相当自信，他认为，自己怀仁行德，自有上天保佑，坏人对自己是无可奈何的，孔子面对危险并不畏怯，是真正的‘仁者无畏’，而且还有大智，他自信司马桓魋不能把他怎么样，他知道司马桓魋这种人是‘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意思是说这种人在没有得到官位时，总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去它。如果他担心失掉官职，那他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孔子极懂人性，看到事就明白，他不跟这种人硬碰硬，而是选择离开。 司马牛见到兄长的所作所为很是伤感，《论语》有‘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相亲相爱，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对待所做的事情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合乎于礼的规定，那么，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这里有人理解为司马牛没有兄弟，是独子，不是的，而是与兄长司马桓魋两路人，政见不合，一个要克己复礼守礼，一个是违礼乱礼，处在政治家庭道不同不相为谋，司马牛只身在外才如此忧伤感慨，同学子夏就来安慰他，做他的思想工作，这里也可看出孔门这帮人像个温暖的大家庭，有忧愁能倾诉，有人安慰，相互感情深厚，有那种脉脉的家庭温馨。 《孔子世家》中‘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息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意思是离开宋国前往郑国，孔子和弟子互相走失，孔子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有个郑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像子产，然而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把实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狗，是啊！是啊！’把孔子形容为丧家狗，现代李零先生还以《丧家狗》为书名，代指孔子。 在这里‘欣然’两个字让人敬佩，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颠沛流离的那种坦然，那种在使命追求中欣然接受所出现的一切，为了实现仁政理想，总是有着那种希望，孔子真是没有家吗，不是，他有着自己幸福的小家，但他并不为了自己那个小家，而是为了天下这个大家，他欣然接受自己像丧家狗，只是在天下这个大家中，一家一家都不能容自己，找不到一个实现仁政理想的家，他颓废了吗？从来没有，虽然看上去有些狼狈，但他那心中的那团火，始终没有熄灭，那种使命感依然促使他寻找新的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仁那种内心真诚情感所引发的向善力量，有多么强大，看准了，不回头，一直向前。 人道之为善，为了实现天下大道而行仁，坚持不懈矢志不渝，这或许是圣人与凡人的区别，要是凡人早就撂了挑子，换了方向，但圣人的伟大就在这里，只是尽力去做，百折不挠，即使结果不好也无所谓，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继续寻找新的舞台，那陈国能成为下一个家吗？ 到了陈国情况怎样，陈国国都宛丘（河南淮阳县），孔子到来，陈国国君陈湣公以上宾之礼迎孔子入城。司城贞子与孔子是老友，请求孔子下榻其府，陈湣公准奏。从此，孔子师徒住在司城贞子府上，参与朝政，领取俸禄，具体什么官没说，应是宾客与幕僚，相当于高级参谋与顾问，说是陈湣公时常召孔子进宫，或驾临司城贞子府拜访孔子，问了什么、谈了什么，《孔子世家》有三次谈话记载。 一次问政：有一次陈湣公向孔子询问如何奉事大国也就是外交战略，陈国地小兵微，孔子鼓励陈湣公说：国家的存亡兴衰，不限于疆域之大小。成汤居亳，地仅七十里；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地仅百里，初时的处境，与陈国雷同，但后来统一天下，诸候无不悦服来朝。陈湣公请教孔子：汤、武处在小国时，以何法奉事上国，卒而统一天下？孔子回答：修国以待天时，举贤以佐国政。成汤得伊尹，知为大贤，委以国政，伐桀而建国。文王访贤于渭水，举太公望为相。武王继承父业，克成兴周灭纣之伟绩。反之，桀杀龙逢，纣杀比干，天下贤士裹足不前，国遂灭亡。凡能重贤相者，国必兴；奸贤不分者，国必乱国；嬖奸害贤者，国必亡。以小国奉事大国，唯先恭顺而已。陈湣公问：齐自晏婴仙逝，国无贤相，景公以垂暮之年，尚能勉强维持，是何道理？孔子回答;此乃管仲之余威，晏婴之遗谋也。这里可看出孔子强调人才的重要，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伟人干的是伟业，小人干的是家业，作为国君重要的是能选人任人。 一次问礼：说是鲁国司铎家发生火灾，全家被焚，并且殃及宗庙也化为灰烬。陈湣公得知，问孔子是哪一代的宗庙？孔子回答：烈火所及，必是桓公与僖公之庙。后来证实果不其然，陈湣公觉得孔子很神，就问他如何得知，孔子就分析给他听：礼制，祖有功，宗有得，不毁其庙。桓、僖二公，无功德可存其庙，鲁人不毁，天必毁之。为什么孔子这么说，因按照当时的礼法，祖宗的庙只能存到四代为止，鲁国能保存桓公、僖公的庙是季氏当权的缘故。桓公是季氏的直系祖先，僖公则开始给予季氏封地。季氏为了纪念他们，所以特地将他们的庙保存了下来，孔子一向反对季氏专权，认为季氏无德，所以有如是推测。 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道德标准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对《论语》中‘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说的是孔子的老友原壤，传说他母亲死了还大声唱着歌，并不痛哭流涕。有一天，他叉开两腿坐着等着孔子。孔子见了他，就骂他说：“你少时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出息，老了还不死，真是一个害人精。”一面骂，一面用拐杖敲原壤的小腿。原壤的长命是对孔子有德者必得其寿的打击，因原壤无德也长寿，于是孔子气愤，孔子是坚信德者才能得，认为这是天理，这一点对于价值判断极为重要，如果人有德而得不到好处，无德而能得到好处，那谁还会有德呢，只有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报，这个价值标准才能立得起来。 一次问史：说是有一只飞鹰停于陈湣公的庭树上，片刻坠地而亡，身上带着一只箭，箭头是砮石的，箭杆是楛荆木的，长一尺八寸。陈湣公问遍群臣，没有人知晓这支奇物的来历。问孔子，孔子说：此箭，乃北方肃慎国之物。昔者周武王平定天下后，各国均有贡物，肃慎国即贡此楛夭石头砮，长一尺有咫。武王欲召令德泽于后世，镌六字于此楛矢云，肃慎氏楛矢，分赏大姬配胡公而封于陈。古明王定制，分同姓以珠玉，以示亲亲；分异姓以贡物，以志远服。大王可派有司遍查府库，可证臣言。陈湣公派人查后证实，果如孔子所说。这个问史不好懂，从中可看出孔子知识渊博。 孔子是人才，陈湣公对孔子也不错，哪为何不重用孔子及其弟子。这里不得不说陈司败这个人，陈司败是陈国司寇，与孔子曾是同行，作为上卿，是不是有危机感，孔子来的是一个精英实力集团，在卫国、宋国都是国君想用，可位置的粥只那么多，求位的僧却多了，僧多粥少，外来与土著自然形成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往往土著占‘地利人和’优势，土著这方一出招很管用，陈国也是这样。 陈司败向湣公进谏道：“陈国是个小国，总要投靠别的势力大的国家才能生存。公候现在想让孔丘长期留在陈国，如若得罪了楚国，怕是要大祸降临。孔丘，居鲁，鲁君出奔；在齐，国君客死；至卫，卫国蒯聩为乱。愿公候三思啊？”湣公听了陈司败的进谏后，不禁心里一惊，惊问：“那该怎么办呢？”陈司败胸有成竹地回答：“公候放心，那就交臣下去处理吧。”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言可畏，这陈司败专挑对孔子不利的话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为何陈司败用‘怕得罪楚国’跟陈湣公一说，陈湣公就相信了呢？那是因为当时晋楚争霸，轮番攻伐陈国，还有吴国也侵犯陈国，陈国弱小经常受到劫掠，可以说陈司败的说词是切中要害。陈司败是自己人，陈湣公又耳根子软，不能判别陈司败意图，于是中了下怀。 陈司败率兵士来到了孔子住处，笑着说道：“孔丘夫子留在陈国，大才不能见用，所以公候联络了楚国，楚昭王愿意请孔丘夫子过去讲学授课，你看什么时候走，我将送送你。”陈司败就这样下了逐客令。孔子没办法，说是长叹道：“想不到陈国的司寇竟是如此的小人，我真为陈国难过……”在《论语》中陈司败这个人出现过，‘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意思是陈司败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出来后，陈司败招巫马期走近自己，对他说：“我听说，君子是没有偏私的，难道君子还包庇别人吗？鲁君在吴国娶了一个同姓的女子做夫人，是国君的同姓，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算是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巫马期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是幸运。如果有错，人家一定会知道。”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司败对孔子并不欣赏，还有竞争关系。 陈国难有用武之地，加之陈司败逐客，孔子当然只有走，到哪里去？‘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说的是回去吧！回去吧！我孔门的那些小子志向远大，努力进取而没忘记初衷。这里有几个信息，一是回到哪？是鲁国、宋国还是卫国，从后面看是回到卫国，有人把‘吾党’解为我家乡，如果这样译那应是回到鲁国，这里的‘党’其意应是孔门弟子。二是有希望，为什么说有希望，在于有些弟子在卫国发展不错，如果说以前在于卫灵公好贤，有好友熟人，那这次增加了弟子们这个原因。我们要知道孔子两次居卫，第一次十个月，第二次一个月，孔子名气大、有学问、会教书，可以想象会有多少名流士人慕名而来，而弟子们对所学仁政思想在卫国的实践，这自然增强了前去的信心。 返卫路过蒲地，‘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这里有几点信息，一是公叔氏是谁，他为什么要反叛，公叔氏是卫国大夫，太子蒯聩一出事，南子就对他挤压，他在国都一定是有生命之忧，只能是跑到自己的封地蒲，从此事联系来看，公叔氏的反派有被逼的成份，很可能是太子派。二是蒲地处在卫国的边境，地理位置好，卫国现政 府难以打击，公叔氏才敢不听卫国现政 府的。三是孔子一行人要去卫国路过蒲地，公叔氏判断孔子一行人属于南子派，担心孔子一行人会去告发，说明他心里害怕。 开始公孙氏是想用武力征服，说是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这个人是陈国贵族带了五辆马车跟随保护，此人高大勇猛死战，在英勇的公良孺面前，蒲人害怕了，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你们不回卫国，我们就放人。孔子答应了，他们便把孔子一行从东门放了出去，可是孔子一离开蒲，就直奔卫国。孔子的做法让子贡不明白了，问道：“已经签定的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受到要挟的盟约，连神都不听。” 这次孔子回来，卫灵公十分高兴，亲自到郊外来迎接，说到蒲这个公叔氏，卫灵公对他的态度是不满，看到孔子受到凌 辱，算是有共同语言，所以卫灵公一见孔子的面就问：“蒲可以讨伐吗？”孔子回答得很干脆：“可以讨伐。”可卫灵公说：“我的大夫们认为不能讨伐，现在的蒲是卫国防**国和楚国的前沿，现在发兵去讨伐它，恐怕不合适吧？”孔子说：“蒲地的百姓，男人都有为国捐躯的精神，女人都有保卫西河这片土地的愿望，我说要讨伐的，只不过是领头的那四五个人而已。”卫灵公说：“好。”两人好像谈妥了，但打了吗？没有，这里就要问为什么，卫灵公没有采纳孔子的意见，而是听了大夫们的，为何？很有可能是不只有蒲，如果讨伐会影响卫国政局稳定，那是不是孔子不懂政治，也不是，孔子是以立足未稳，快刀铡乱麻迅速平息残余势力，而卫灵公这次机会没有抓住，或许是难以做到，你想王孙贾那样掌握军队的人都是太子派，会有多少人反对，这是卫灵公晚年，况且那是国防前沿，卫灵公一定有顾虑，谁也不愿在国内用兵，卫灵公没有采纳孔子的意见。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太子剻聩，前面讲到他逃到宋国，他能待在宋国吗，当然不能，因为南子是宋国公主，他只能迅速离开到了晋国，到了六卿之一的赵氏赵殃门下，赵殃这个人是晋国最有实力的大夫，军队多，剻聩找外来势力要干什么，当然是争卫君位置，并且在晋国靠近卫国的地方，建立了一块飞地，意图很明显，时刻准备着，要知道剻聩逃走不是一个人，有党羽相当于流亡政 府，是有实力的。 孔子返卫还是照旧，继续当宾客与幕僚的角色，当然还有他的老本行--讲学，孔子想不想从政，当然想而且非常有信心，用孔子的话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说的是如果用我，几个月就可见效，三年能成功实现目标，孔子信心十足，可以说孔子此次回来还是满腔热忱、充满信心，说是卫灵公不用孔子是因‘灵公老，怠于政’，这个‘老’字，应是两层意思：一是孔子的仁政对于卫灵公来说在年龄上不允许了。二是身体出现了问题。 卫灵公身体出了问题会出现什么情况，老的走新的接，这接位的在外飘着能不着急吗？太子剻聩有名正言顺的有利条件，国内各种信息定能随时掌握，灵公身体不详，朝政上班该出来不能出来了，卫国的政坛是风云诡谲，卫灵公能看不见吗？当然知道，卫灵公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很有能力的，在政治上并不是治理无方，他的问题是爱小老婆胜过一切，当然家家有本难忘的经，到底是太子真不行，还是小老婆南子太能干，而且这小老婆又没孩子，造成了公室的复杂局面。 卫灵公自己顾不过来自然孔子也就凉在一边，孔子怎么办，孔子着急啊！孔子也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卫国不用我，就找别家。这时有个叫佛肸的来邀请孔子，《论语》中‘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佛肸叛变，派人来招孔子，孔子准备去效力。子路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不接近品行不端的人。’现在佛肸在中牟叛乱，您却要去入伙，为什么呀？”孔子说：“对，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难道我就是个摆设吗？怎么能不起点作用呢？”这里看出孔子那为政的心情有多急切，去了吗？没去。 说是后来到了西边准备到赵简子那里找平台，到了黄河边听到窦鸣犊、舜华被杀的消息。孔子站在河边感慨地叹气说：“壮美啊！黄河水，浩浩荡荡多么盛大，我所以不能渡过黄河，也是命运的安排吧！”身边的子贡见老师有此感慨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说：“窦鸣犊、舜华都是晋国有才德的贤大夫，当赵简子未得志时，是依靠他们两人才得以从政的；等到他得志了，却杀了他们来执掌政权。我听说过，一个地方剖腹取胎杀害幼兽，麒麟就不为到它的郊野，排干了泥塘水抓鱼，那么龙就不调合阴阳来兴致了，倾覆鸟巢毁坏鸟卵，凤凰就不愿来这里飞翔。这是为什么呢？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那些鸟兽对于不义的行为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是我孔丘呢！”后来回到老家陬乡还创作了《陬操》的琴曲来哀悼窦鸣犊、舜华两位贤人。用现在的话说赵简子是杀磨卸驴，在孔子看来是不仁，赵简子如此做，孔子能去吗？当然不能，只能返回卫国。后来回到老家陬乡还创作了《陬操》的琴曲来哀悼窦鸣犊、舜华两位贤人。 卫灵公迟暮，必涉及权力交接，而太子在，这权力交接的阻碍就在，卫灵公想在最后的时光来解决这个问题。卫灵公询问孔子，‘他日，卫灵公问兵阵。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厚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这段话有几点信息，一是为什么卫灵公问兵阵，是对谁采取军事行动。二是孔子果真不会军旅之事。三是孔子为何说‘俎豆之事’，也就是礼。四是卫灵公知道孔子的意思吗？五是孔子是如何处理的。 这几个问题如果单独去看，难以看出真正的意思，有人说那是孔子反对动武而推行仁政，那要是这样，为何此次孔子回来与卫灵公一见面就主张讨伐蒲地，那不是动武吗？而这次却反对还提出礼，于是要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必要知道当时的语境，也就是背景，卫国的问题一再强调是公室权力争斗，此时卫灵公向孔子征询国策离出世只有几个月，可以说是卫灵公对卫国政治的最后处理，他想给继任者扫除阻碍，这个对象是谁，那就是流亡到晋国的太子剻聩，可以说剻聩是境内外势力勾结，给现政 府造成压力，后来可以看到卫出公是联合齐国来对付在晋国戚地（靠近卫国）为根据地的太子，而攻伐时真正的幕后决策者是南子，那卫灵公问兵阵，应是卫灵公与南子定下的国策，而作为夹谷会盟文功武备名震诸候，用兵打败公山不钮的高级幕僚孔子，能不懂兵阵吗？俩人心知肚明，卫灵公以军事手段，孔子反对而是用礼来解决，那用礼如何解决，不言而喻，剻聩是嫡长子，有太子之位按照礼制应该传位于他，这样卫国才能安定，你也才能‘一路走好’。 你这样说有证据吗？有，《论语》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这是在卫灵公死后，孙子卫出公继位，冉有想知道孔子对卫国继承新君的看法，冉有不敢问，找到能说会道的子贡，子贡说：“好，我去问，”这是个敏感问题子贡这人聪明用隐喻去问：“老师，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呢？”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啊，”子贡说：“那他们就没有什么怨恨吗。”伯夷、叔齐让国最终饿死在首阳山，用我们的话说这好人没得到好报，难道没有怨恨。孔子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怎么会有怨恨。”子贡出来后对冉有他们说：“老师不赞成这样做。”’到最后孔子的态度还是不赞成。 孔子虽然没有参与政治派别，但他的政治观点是明确的，而且是一贯的。从对卫灵公问兵阵中能再次看到两人政治路线存在差异，这就像现实生活中有个有钱有势的老头，儿子与小老婆争斗，在财产继承上老头要把财产都给小老婆，别人相劝，按法律规定的继承来办，可这老头不听，想立个字据让儿子断了继承念头。可能人老了常这样，卫灵公就是这样的人。孔子用礼的政治路线与卫灵公不同路，卫灵公能用吗？‘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不能用，孔子也不能干。 这里我们可以对孔子在卫国为何无法从政进行一些小结，可以说卫国是孔子至今从政条件最好的国家，卫国没有强臣，国君有名符其实的权力，并且卫灵公好贤，这种好贤不是徒有虚名，《论语》中‘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孔子谈论起卫灵公无道违礼，康子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败亡？”孔子解释说：“卫国有仲叔圉负责外交，祝鮀负责祭祀。王孙贾掌控军队，因为这个，怎么会败亡！”说到的这三个人都是贤人，在卫国还有蘧伯玉、史鱼、宁武子等这都是孔子提到过的，卫灵公好贤是做得不错的，孔子作为大贤从待遇上看得出是想重用他，而关键是孔子从政有前提，有原则，是以德治国,体现为推行仁政。 何为德治，前面说过周公制礼作乐，德治是以礼法为基础的，何为仁政？《论语》中‘顔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处哉？”顔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顔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意思是顔渊问何为仁。孔子说：“克己复礼就是仁。能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就会向仁靠近一点。修养仁德要靠自己，哪能靠别人呢？”顔渊说：“请问克己复礼具体该如何去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顔渊说：“我虽不才，也要照您的话去做。” 从此段话中我们看出孔子的仁政是复礼，恢复德治。那卫灵公站在南子一边，不是‘非礼勿动’，在孔子看来是违礼，不走正道，孔子说卫灵公‘无道’也是于此的。那卫灵公呢，他是君主，你孔丘为我所用，当然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怎么能用你，俩人就拧在这‘礼’上。 怎么解决，有人会问那卫灵公为何不另选一个，要知道这是卫灵公的晚年，太子剻聩不是未成年，他的儿子都成年了，这么多年的老太子，连王孙贾都说跟南子比是有实权的，说明树大根深，并且太子抓住的是南子淫 荡，在舆论上太子占优势，另立太子那是要经公室同意的，即使再立一个能否立得住，为何南子立剻聩的弟弟郢为君，郢却推辞，而只能让剻聩的儿子来接，这里可端倪太子的力量。 卫灵公问孔子兵阵，孔子以‘军旅未学，俎豆尝闻’，卫灵公对孔子失去了希望，孔子从他那不注视中知道卫灵公不懂自己，孔子有些郁闷，用音乐来消遣，‘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已矣！”’说的是孔子击磬，有个背杠草筐的人从门前走过说：“击磬的这个人有心思啊！”一会儿又说：“声音硁硁的，像在说没人能了解自己，没有人了解就算了吧。水深就穿着衣服蹚过去，水浅就撩起衣服蹚过去。”孔子说：“果然是这样啊！没有什么可以为难他了。”这个荷蒉者站着听了很长时间，跟孔子距离又近，说的话都能听清。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让你做就不做嘛，要学会变通。孔子只能是按老办法--走人，又到陈国去。 十三、（一）六十而顺命 用六十而顺命，有人会说，孔子的原话不是六十而顺命，而是六十而耳顺，说的是人到了这个岁数把什么话都听得进去了，‘耳顺’当顺耳之言解，其实孔子自传式的这句话跟耳朵并没有什么关系，‘耳’这个字在《论语》中有两个意思，一是语气助词，如‘前言戏之耳，’前面说的是跟你开玩笑的呢！‘女得人焉耳乎’你得到人才了吗？另一个是实指耳朵，‘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这句话中的‘耳’是指耳朵。这里是语气词还是实指，在这里本人偏向于语气词，因从六句话的格式来看，‘而’后面是接动词，‘志、立、不惑、知’都是动词，这里不可能出现名词，语法上说不通，五十说的知天命，六十而顺天命，是接下来的往下说，这样才有道理，说得通，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会知道这里应是顺天命，顺从于天命，从哪里可以得知，我们还是继续展开孔子的人生轨迹。 在孔子六十岁这年，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去世了，卫灵公与季桓子，先说卫灵公的去世对孔子从政是直接浇了盆凉水，如果以前是踌躇满志，满腔热忱，有那股主动而为的希望与热血，那由此则希望越来越渺茫，尤如以前认为路有的是，可从这开始路是走一条少一条，卫灵公在时，我们看到孔子不如意是主动走，而由此后我们看到孔子是被动走，以前是着急，从这后是不着急，这是六十而顺命的变化。 为何这样，上面我们提到过，卫国的条件相对于鲁、宋、郑、陈是最好的，卫灵公想用，孔子想做，这个想用的人还有实权能用得了，而其它的即使想用是有心无力，应该说在卫国是能一拍即合的，但由于政治路线不同，孔子把复礼作为目标，把守礼作为原则，孔子从政不是为做官发财，而是为实现仁政理想，这里再一次证明。 在对待卫灵公上，由于孔子原则性太强，是孔子不干，主动权是在孔子手上，有人会问你这样说有何证据，《孔子家语.贤君》中有‘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对曰：“灵公之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林国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灵公贤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之入，而后敢入，臣以此取之，虽次不贤，不亦可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鲁哀公问孔子：“当今的君子，谁最贤明啊？”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看到，或许是卫灵公吧！”哀公说：“我听说他家庭之内男女长幼没有分别，而你把他说成贤人，为什么呢？”孔子说：“我是说他在朝廷所做的事，而不论他家庭内部的事情。”哀公问：“朝廷的事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他的诚信足以守卫这个国家，灵公喜欢他而任用他。又有个士人叫林国的，发现贤能的人必定推荐，如果那人被罢了官，林国还要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因此在灵公的国家没有放任游荡的士人。灵公认为林国很贤明因而很尊敬他。又有个叫庆足的士人，卫国有大事，就必定出来帮助治理，国家无事，就辞去官职而让其他的贤人被容纳。卫灵公喜欢而且尊敬他。还有个大夫叫史鱿，因为道不能实行而离开卫国，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天，不弹奏琴瑟，一定要等到史鱿回国，而后他才敢回去。我拿这些事来选取他，即使把他放在贤人的地位，不也可以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卫灵公好贤，对人才重视，不存在君弱臣强的问题，而且卫国如鲁国一样是第一批受封之国，在实力上不是小国。 再一个是季桓子，不是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季桓子快不行了坐在车上说鲁国本来是可以兴盛的，都是自己的过错没用孔子以至如此。‘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临死终于明白在凭拳头的时代自己赶走孔子是巨大的错误，交待继任者季康子要请孔子回来。我们知道孔子在鲁国能推行仁政，主要是依靠季桓子的支持，因季桓子是鲁国国政，是真正说话好使的，季桓子支持的事，孔子就能顺风顺水，季桓子不赞成的，孔子就干不成。季桓子这样的人醒了，但醒后却走了。只是在鲁国是醒悟的人走了，继任的迷糊，并没有按季桓子交待去做。 对于孔子来说国内最了解他的是季桓子，国外最了解他的是卫灵公，不仅相处时间长，而且在为政上都有手段，都是本国说了算的人，是可以给孔子施展平台的决定性人物，而这两个人的去世对孔子来说是命，无从改变，孔子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他开始变得不那么着急了，心境似乎也看开了很多。 卫灵公逝世时，孔子在陈国，可能在陈国时间不长，讲了几次课就走了。到了蔡国，这蔡国与陈国一样都是小国，常被大国捏来捏去，这蔡国处在大国吴、楚之间，日子很不好受，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想孔子到那里，能推行仁政吗？当然不可能，只是这孔子确实名气大，可能是弟子多的缘故，毕竟那时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传播消息重要通过人来传递，这可看出孔子集团有专门策划，就如现在的名人要到哪里讲学，提前打招呼搞策划，让很多人都知道，蔡国靠近楚国，这消息传到了楚昭王那里，一看孔子这响当当的人物在那闲着，每天只是磨嘴皮子讲课，便派人到蔡国来请孔子到楚国去。 这楚国是大国，有意来请，孔子总算是看到了希望，便收拾行囊准备出发，孔子是名人又有这么一大帮人，要到哪里去不是什么秘密，说是陈蔡两国的大夫们听说孔子要到楚国，担心孔子到楚国后会打击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么想，是因为孔子所推行的主张这帮人知道是对的，但‘反对’，当然这个反对不是光明正大的，有点做贼心虚的意思，如前面说过的陈司败是用了不实之词来诋毁，这些人心里有鬼，便不愿让孔子到楚国去，《孔子世家》里说的是这个原因。 其实这只讲了表面的，如果陈国的大夫这样想情有可原，但蔡国不只是，而是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楚国是蔡国的敌国，蔡国处于吴、楚两大国之间，蔡国是站在吴国一边来对抗楚国，孔子这帮人要到敌国去，这不是资敌？当然不会让他们走，于是组织兵士和服劳役的把他们围住，‘厄于陈蔡’，说的是这件事。 有人会问困厄孔子这帮人，为何不杀呢？也不至于，要知道孔子在陈国三年，在蔡国也是三年，在时间上虽然有些不精准，说的是概数，但前后加起来至少也有三四年，这么长时间在这两国推行仁政，求职办学接触公室成员，《论语》中‘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意思是子禽问子贡：“夫子到一个邦国，必定知道那里的政事，这是他求来的呢？还是人家主动提供的呢？”子贡说：“这是夫子靠温良恭俭让的美德而得来的。即便是他求来的，和别人求来的大概也是不同的吧！”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有人格魅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有人缘的，而且他讲学有大批弟子，如子夏就是陈国人，后来成为魏文候的老师。以上可以看出是围困阻止去楚国，并没有杀孔子之心，况且即使想杀也杀不了，带的这帮人厉害，只是相持，不让到楚国那边去，生命是无虞的。 孔子一行人围困于陈蔡之间，带的粮食吃完了，人都饿得东倒西歪，孔子每天除了给弟子们讲课再就是弹琴，这子路有点受不了，‘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路不高兴，我们要知道子路是刚直之人，情绪是写在脸上的，问老师君子也会走途无路吗？这里的穷不是身上没钱贫穷的意思，古时穷与达是一对，贫与富是一对，贵与贱是一对，现在我们讲穷途末路是这个意思。孔子回答说：“君子固守穷困，小人守不了穷困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段师徒的对话其实有些深意，子路开始怀疑君子，老师不是说君子有‘知’，不是有智慧是聪明人吗？作为聪明人的君子为什么会无路可走，质疑，而孔子告诉他的是定力。 这里可以看出人的区别，子路代表众人，现在我们做事看到走不通是不是换条路走，不一根筋，而孔子超乎众人，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就一直走下去，即使面临困难也不改变，孔子的做法看常人眼里看起来有点傻，但我们看那些真正成功的真就是这些‘傻子’，而经常换来换去的所谓聪明人却最终平凡，这里告诉我们干任何事要想成功必要有精一之功，庄子讲‘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孔子就有这种‘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 孔子有定力，但不是死犟，而是教化疏导，孔子因材施教这个材也有就地取材之意，搞即时教学现场解决问题。为做好弟子们的思想工作，孔子不是简单说教，而是先找学生干部谈，再由学生干部去做工作，咱们来看孔子是如何教化的。同一个问题问三个学生干部，孔子的问题是‘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说的是诗经上的话‘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奔命在旷野之上，’这里当然是代指，用的是比喻，孔门谈话都爱引经据典，用白话是说‘我们这帮人不是犀牛老虎能伤人，却在这荒郊野地被人围着，难道是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为何到现在这样呢？’ 第一个被叫来单独谈话的是子路，子路怎么回答他是从自身找原因，他说老师可能是我们在仁上做得还不够，在知上还不够聪明，还没有取得人家的信任，子路的自我检讨孔子赞成吗？没赞成，而是说：“由啊！如果作为仁者别人一定相信他，那就不会有伯夷、叔齐了？如果作为智者别人一定能照他的去做，那就不会有王子比干了？”孔子这话啥意思，这伯夷、叔齐不是拦着周武王不让他去伐纣，周武**他了吗？没有。王子比干向纣王进谏，纣王听他的去做了吗？也没有。也就是说对于仁者智者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认可。 下一位是子贡，子贡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经商高手，商人的特点是能把货买出去，能成交。一听老师的问题，就等于是交易出现僵局，怎么办？子贡的处理方式是降价，他说老师可能是我们的道太大，天下没有能容得下我们的，你看我们是否把它降低点标准。孔子听后说；“赐，好农夫虽然善于播种五谷，却不一定准有好收成；好工匠能有精巧的手艺，所作却不一定能尽合人意；君子能够修治他的道术，就像治丝结网一般，先建立最基本的大纲统绪，再依序疏理结扎，但不一定能容合于当世。现在你不去修治自己的道术，反而想降格来苟合求容，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啊！”子贡也是从自身找原因采取降低标准的方式，这就如一个产品质量好价格贵，降价赔本，子贡的办法是在质量上减一点，相应能把价格降下来，以利于销售，而孔子是打造名牌在质量上不能含糊一点不能减，并告诉子路要是这样这个品牌形成不了，那公司会发展不了，走不远。 最后是顔回，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顔回的回答跟子路、子贡不同，两位学长是从自身找原因，而顔回是找别人原因，还是以产品来说，顔回充分肯定是好产品，只是别人不识货，正是别人不识货证明我们的产品不是一般的产品，正是别人容不下我们才呈现我们是君子，孔子听后很高兴‘欣然而笑’，还开了玩笑，‘顔家这小子，将来发财了，我给你当管家。’话谈完，工作做通了没有，应该做通了，因这几位学生没提什么问题，如果子路、子贡不明白的还会问，特别是子路从来有事不会藏着掩着，子贡极聪明不明白的也会迂回的去问，这都没有，说明思想做通了，学生干部思想通了，由学生干部来做学生们的工作，那就容易解决了。 围了几天，子贡想了办法，子贡有钱又会谈，晚上买通了看守，那些服劳役的也是临时抓的公差，有钱得好处就放了子贡出去，子贡出去后到楚国搬来了救兵，当时吴国打陈国，而楚国救陈国，阵兵在一个叫城父的地方，楚昭王在此亲自指挥，楚军来后解了围，说是‘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与楚昭王见了面，谈了什么不知道，应该是仁政，楚昭王很高兴，说是‘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将要把七百里地封给孔子，让他干什么，有点像搞特区，这块地让孔子说了算，这是多好的事，可是这个特区试验田还没发文就没下文了，什么情况？说是楚国令尹子西说了话. 令尹相当于宰相，二号人物，说话份量很重，子西只问了昭王几个问题，昭王就改了主意，子西问：“大王，我楚国搞外交的人才有比得上子贡的吗？”昭王回答：“没有”；“辅佐君王的丞相之才有比得上顔回的吗？”昭王回答：“没有”；“带兵打仗率领千军之才有比得上子路的吗？”昭王回答：“没有”；“大王您的大臣有比得上宰予的吗？”昭王回答：“没有”；“大王，您要知道我们楚国受封的时候，是子爵，按规定我们只有五十里，今天孔丘是要恢复周公与召公的礼制，您说我们楚国这方圆数千里的地方，他会怎么办呢，您要知道，文王在丰地，武王在镐地，那不过百里之地而最终能一统天下，孔丘有地有人壮大指日可待，这对我们楚国来说并不是什么福事。”昭王听后怎么处理，‘乃止’于是停止了，说是没过多久楚昭王也去世了，在楚国连找下文的人都没了，人的命啊就是这样怪，孔子只得认命，这事也就到此结束。 只是在楚国这一路上有些事记了下来，说是孔子到了叶地，有位叶公，不是有成语叫‘叶公好龙’，说的是这叶地的头叫叶公，是不是同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叶公跟孔子的关系不错，可能算是‘粉丝’之类的，《论语》中记载了几次对话。‘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叶公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怎样做没说，格言式的一种标准，要做到可不容易，说的是人心，对人有吸引力；‘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者，不同于你讲的正直者：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此段何意，正直本意是德，表明孔子德治，叶公意在以法衡量，现在我们知道法是需情理法的统一，应该考虑人情，此处有德治与法治差别，当然这个法治不是今天所言之法治，现在的法治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之上，当时的法治是统治阶级简单粗暴的统治工具，现在的法就考虑了亲情，是承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价值判断上认同了孔子的观点。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答。孔子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这个人，发愤用功，连吃饭都忘了，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这里看到叶公与子路都说不好孔子这个人，子路这么多年跟在孔子身边，也归纳不上来，就如我们现在讲‘孔子何人’一样，太难了，因这个人不如常人那样简单，那样单纯，《论语》中‘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类，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这里可以看出子贡对老师的评价，把他看成是深宅大院的宫殿，不入门还看不清，正是对孔子难以评说，子路答不上来. 还好孔子有自评，这为我们认识孔子提供了途径，重要是三点，一是好学，是成功的前提。二是乐道，有理想追求。三是终生为之，坚持不懈。这三句话如果对照人性之向善、人道之为善、人成之至善，我们对仁的理解会更加清楚，从‘发愤忘食’中可看到人不学是难知向善，如‘人生犹如野生之花草，需要知识的修剪。’还有‘人不学，不知义。’都说明学的重要性，不学，人之向善之性就难知，也难以发挥出来；‘乐以忘忧’知向善还要为善，人生有大道才不会被琐事烦扰，乐道是在追求理想中体会到快乐，享受到那种成就感，乐于大道是人生有方向，并依此方向不断前进，不断奋斗；‘不知老之将至’人的成功对许多人来说并非缺少理想缺少目标，而是缺少恒心，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孔子终生为之才达到了至善，被后人称为‘大成至圣’。 从这里看出仁是一个极高的目标，对一个人是否能称得上，那是盖棺定论的事，但是否能体会感受到仁，‘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做到仁，仁就来了！”‘斯仁至矣’，你心里一想到向善，那就是仁了，很容易，正如伟人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孔子的仁从内容看类指做好事，从目标上则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目标对每个人来说是很高的，实现是不易的，由向善、为善、至善才构成了仁这个目标体系。此时在叶地的孔子能称得上‘仁’吗？还不行，因还有‘为善’还没有达到‘至善’，他还有人生的路程。 说是孔子由叶地返回到蔡，在路上遇见长沮、桀溺，《论语》中‘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與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也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说的是子路与孔子找不到渡口了，看到两个人在耕田，谁知这两个人是辟世隐士，子路去问，这两个人在得知是孔子在问渡口，便告诉子路，孔子知道渡口在哪，这里用的是隐喻，子路问的是过河的渡口，而隐士回答的是此渡口非彼渡口，意思是天下国家的方向你都能找得到，那渡口在哪也能知，并劝子路不要跟着孔子跑了，跑也白跑，这个社会无药可救了还不如跟他们一起避世生活。 子路把话传给了孔子，孔子告诉子路我们是人，我们不与人在一起，跟谁在一起呢，难道跟鸟兽在一起吗？要是天下太平，我也不会这样东奔西走。 还有‘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用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说是有一天子路掉了队，跟孔子失去了联系，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锄草用的工具，子路走上前问：“老人家，您看到我的老师孔子夫子没有？”这位老者脾气不点倔，很轻蔑地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老人说完，便把拐杖插在地上锄草去了。 子路听了老者的话，一来尊敬他是老人，二来可能被老人家骂晕了，一边琢磨老者的话说得似乎有理，一边恭恭敬敬地给老人家弯腰作揖。当老者知道子路跟孔子的大队人马失去联系，天色已晚，便留子路在他家住宿，而且‘杀鸡为黍而食之’，又叫他的两个儿子出来与他想见。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后，就把自己的经历报告了老师。孔子说，此人是一位隐士，并且让子路再回去看看这位老人，其实他是让子路带话给老人家。老人说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自然要说几句话回应一下。子路回去后没有见到老人，就撂下几句话给他儿子‘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这里可以看出这位隐士的败笔在于让儿子们出来礼见子路，一个家有长幼之礼，一个国家当然也要有君臣之礼，孔子是批判了这位丈人。 碰到一个叫接與的，《论语》中‘楚狂接與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这个接與传说是那时的隐士，他对着孔子唱道：“凤凰呀！凤凰呀！你是多么不走运呀！过去的已无法挽回了，未来的可还赶得上呀！算了吧，算了吧！现在那些执政的也都身处危境啊”孔子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赶快避开，使孔子没有能够和他谈。这里可以看出接與这位隐士把孔子看得很清，有点旁观者清，肯定孔子推行的仁政，把孔子喻为凤凰，只是这样好的想法不逢时，不要再纠缠过去了，换个思路好好把握未来吧，此处的提醒孔子的态度怎样，孔子认可，从孔子下车想跟他请教便可看出，此时孔子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别人都看得出，他难道自己不知道吗？当然知道。 对隐士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孔子的立场观点，有几点启示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孔子肯定人的社会性，批判脱离社会。即在出世与入世上，孔子的立场是入世，而且是积极入世。人是否能脱离社会，看来不能，即使那丈人的儿子礼见子路，表明做不到？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联系是事物的本质，正是有社会性，必然存在人与人的联系，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而是要融入社会，这是儒家为何受人欢迎的地方。 二是人有社会角色。孔子认为社会由‘礼’建构，如何保持好社会的等级秩序，使社会实现和谐有序发展，在于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位丈人虽然扮演了家里父亲的角色，但对于国家来说是君臣，你扮演了臣子的角色吗？没有。没有国哪能有家呢？孔子的观点很明确是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好你个人才能好。 三是人应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人是社会的人，人要融入社会也要改造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沉沦谁也不去救，那这个社会不就完了吗，有句话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一个社会的沉沦也是这样，每个人只是好于责于他人，怪于社会，从来不觉得自己应有责任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儒家的担当，即使一个人在社会上是一粒微尘，那天下兴亡也跟我有关，我也有责任，孔子那种‘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担当精神，这种使命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个沉沦的社会自己能否救得过来不管，只是尽其所能去救，谁也难以改变我的初衷这是孔子开创的儒家精神。 四是彰显道德价值。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其实在于价值导向，隐者觉得这世道救也救不过来，不如避世，过无忧无虑的隐居生活，这是个人价值。而孔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社会价值，你是否有益于他人，是否有利于社会，孔子为何要行仁，一生致力于办学与从政，就是推广这种道德价值，认同这种道德价值，孔子的这种道德价值后来推广了吗？认同了吗？回答是肯定的。这也印证了‘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它才不会干涸’一样，孔子的个人价值是通过社会价值来实现的，只要有社会存在他的价值就会存在。 五是人生需要不断的调整，人生的方向不能变，但方式方法要因时因地进行调整，只有不断的变才能通达，孔子顺天命知变通，这条路走不通再找一条，但目标不能变，而是始终朝着目标前进。 孔子又返回了卫国，继任者是太子剻聩的儿子辄，史称卫出公，卫国的情况很有意思，太子在，没有继上位，让他儿子继了，这礼制上是碰到头一遭，更有意思的是剻聩要回来，卫出公不让回来，为什么不让回，事情明摆着，依礼法继承关系应是剻聩，由剻聩再传给剻辄这才是正道，只是这权力就如钱一样，有钱能使鬼推磨也能使磨推鬼，在权力面前哪有什么父子可讲，而是联合齐国进行讨伐，这里是不是卫出公的责任，前面我们交待过应该真正的主人是南子，卫出公只是站在了南子一边。 再则剻聩回来不只是接个君位的问题，而是派系，跟太子的人要上来，那跟南子的人必要下去，当然也包括卫出公，事情并不只是剻聩与卫出公父子俩的问题，只是他俩在台面上，台后还有很多利益交织，联合齐国讨伐，只是解决了一些国内势力，如蒲地的公叔氏，而剻聩投奔的后台老板赵殃硬气，在晋国说了算，要到晋国地盘作战并不容易，很难讨伐成功，显现出剻聩灭不掉也回不来，卫国继续上演着父子争国。 卫出公继位后想用孔子又不知孔子愿不愿意，在外人看来卫灵公在时一直闲着不用，不知孔子是否有成见，于是让子贡去问一问，我们知道子贡这个人是言语科优等生，会说话，《论语》中‘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用了隐喻之言，对孔子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子贡这么一说，孔子心知肚明，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着识货的人呢。”孔子不仅愿意而是特别愿意，用了两个‘沽之哉！’可以看出孔子想为政，去了吗？没有，那为啥？我们看到以前公山不纽、佛肸找他去，他都想去，但都没真去，为什么？他有条件，你要听我的，这次也是这样。 子路见老师要出山，就来问老师的施政纲领，‘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意思是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也太迂腐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你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全理，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仁政是德治，仁是对礼的改造与提升，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这个道德体系如何构建，重要的方面是靠上位者的带领教化，用现在我们常说的‘党风带政风，政风带民风’，如果这个上位者名不正言不顺如何带呢？也说不出口，本是老子的位置就是不让他回来，你怎样跟别人说，就如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住豪宅、养小三、穿名牌，可教育部属廉洁奉公，你说这样的人能带出好的风气吗？不可能的事。这里也是这个意思，那怎样解决卫国这种现状，在子路看来不可解，一听老师说正名，他就说老师是不合时宜是迂腐，但子路哪里知道，不解决这个问题，孔子的德治就无法实现，社会道德体系就无法形成。 孔子对具体怎样解决没讲，只是后来孟子讲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用孝的办法，出的主意是卫出公用孝心，带领卫国群臣到戚地把剻聩迎回来，并请父亲坐在卫君的位置上，而剻聩则被儿子的孝心打动，又把卫君的位置让给儿子，等于是剻聩当了太上皇，这样父子重归于好，剻辄又名正言顺，这是孟子办法，由父子争国变成父子让国，能行得通吗？看来不行，表面上是父子争国，其实此时已礼崩乐坏，争利高于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到了春秋末期连那仅存的道德面纱也没有了，况且卫国还有幕后的南子，孟子只是臆想，而孔子想在卫国搞试点，重建道德体系，又谈何容易。孔子的施政纲领，卫出公可能是看了纲就不过关，方向不对路，那具体的就不用看了，于是孔子的这种不合时宜只能是又一次失去了机会。 这里要说明的是‘卫君待子为政’，这个为政是国政的意思，即把卫国的政事交由你来办，相当于组阁当总理，不是一般的官员。孔子不能为政，只能继续当国宾与幕僚，也有精力来讲学授徒。虽然孔子没被重用，但孔门弟子在卫国从政的挺多，如子路、柴高等都走到了一定位置，子路当了蒲这个地方的宰，相当于县长。 孔子在卫国不能被用，那鲁国呢，季桓子不是有交待吗？季康子本想遵从遗命，可是身边有个叫公之鱼的大夫对季康子说：“从前我们先君（季桓子）用他没用到底，最后惹来别国的笑话，现在您再用他，如果又是半途而废，别国岂不又要笑话您。”季康子说：“那要召谁才好呢？”公之鱼说：“应该召冉求。”从这里看出人的立场很重要季桓子知孔子能使鲁国兴盛，但有个问题是鲁国的兴盛对于自己来说孰福孰祸？孔子的德治是复礼，季氏是臣就是守臣之礼，那还能凌驾于鲁公之上吗？当然不可能，继位的季康子能控制得了孔子吗，当然不能，他父亲都控制不了。 季康子派了专人来召冉求，孔子一切都明白了，自己从政的希望渺茫了，冉求被召，孔子对冉求说：“回去吧！回去吧！在我们家乡的那些孔门弟子，志气都大，只是行事疏略些；他们的质地文采都很好，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调 教他们才好。”子贡听到老师如此说，知道老师想回去了，你看孔门师生说话很含蓄，老师不回去怎么能教呢？那时也没有电话，也没电脑能上网课，孔子这样说子贡就懂了，临行单独跟冉求叮嘱说：“你就职后，一定要设法来请老师回去。” 十四、（二）顺天命而知变通 卫、鲁两国虽然没有给孔子从政的机会，但孔子并没有在行仁上止步，而是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变通，孔子顺天命而知变通。 在人道之为善上行仁为政，我们前面介绍过孔子是三种方式，一是自己从政；二是教学生从政；三是参政，用自己的言行影响政治。虽然自己从政的路难走通，他还有两条路，那就是教好弟子，让弟子们从政，让他们来贯彻自己的思想。再一个是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政治。对于教学授徒孔子始终坚持，我们说孔子的成果，第一是教育家，从三十开始到生命结束都没有放弃办学。在此要说的是第三点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政治，我们说顺天命主要表现也在这里。 孔子长期颠沛流离生活，在身体上那也是岁月不饶人的，孔子身体本是很好，也很懂养生，在养生上有几点值得说道。 一是乐道。孔子这个人有精神追求，‘君子忧道不忧贫，’‘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徏，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孔子说：“不修养自己的品德，不讲习学问，学到了知识却不能实践，有了缺点不能改正，这是我所忧虑的啊。”他忧虑的是生命的成长，并非是生活琐事。正如孟子所言‘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孔子是乐道而忘忧，心中有大道，并乐于为道，每天过得豁达快乐，即使生活艰苦也不改初衷，《论语》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在周游中并不像我们现在的旅游，吃住行只要有钱都能舒适，要知道那时是马车，道路也不是柏油路，我们形容这种周游是用颠沛，即使坐马车身体是难吃消的，是遭罪的活，即使身体上劳苦，可心中有理想，精神状态好，这人啊有精神就有劲头，也就不会觉得累、觉得苦。 二是信天。孔子是有精神信仰的，前面说过孔子信天，在生活中孔子是时常通过敬神来表达的，《论语》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孔子病情严重，子路向鬼神祈祷。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说：“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孔子说：“我很久以来就在祈祷了。”这里说的是孔子病重，子路没办法就求神，这事被孔子知道了，孔子问子路你这做的是哪一出，子路告诉孔子《诔》上讲这有用，孔子是什么态度，告诉子路你有事了才求神那是没用的，用现在常说的话是平时不烧香，临事抱佛脚，这能行吗，孔子告诉子路这样不行，他自己祈祷很久了。 ‘虽蔬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在平常我们看到虽然是粗茶淡饭，孔子也要祭一祭，并且祭的时候表情严肃认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祭祀不是做样子，而是把祭的对象当作真实存在一样，是心诚的，如果不诚在孔子看来还不如不祭，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在于真信才有作用，这里有人会说，孔子这不是迷信吗？ 其实对于信不信天，还不能以迷信来论，在前面我们说过应以作用来进行判断，他这样做能否对人的生命起到正向的作用，如果是正向的作用，那这种信仰有益，如果起反向的作用，则有害，这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信许多人能接受，那我们来看孔子，每次祭祀其实起到的作用是时常反省自我，而且把不可知的交给神明，我们知道人的认知是有限的，正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以有限的生命去认识无限的知识，那是有害的，你一辈子也学不完，那怎么办，把你所认知的事做好，其它无法知晓的交给神明，这样你才能一心把有限的事做好，孔子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而且是人成功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看诺贝尔奖得主，有人统计过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信宗教，你说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是迷信吗？你要说他们都迷信那为何成为科学家，这不矛盾吗？其实道理就在这里，他们把不可知的交给宗教，在可知的方面安下心来用力，这样才有益于成功。也就是说宗教对他们的事业起到了正向的作用。孔子敬神能心安，那对于身体来说自然心安则身安，对身体是有益的。 三是注重劳逸结合。孔子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紧张，像拧紧的发条一样时刻崩着，孔子懂得悠闲，‘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说的是孔子平时看上去宽舒大方、面色和悦的样子，没有什么忧愁事；‘寝不尸，居不客’孔子在家是很放松的。我们知道孔子是音乐家，作曲弹奏演唱样样行，平时那是很有艺术享受的，不会无所事事，孔子懂得放松自己，是很充实的。‘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说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真的是难以上进啊！还不如去下下棋，比无所事事强多了。孔子是反对闲得无聊。有句说‘一个人生活品质的高低在于他怎样打发空闲时间’。从孔子平时的生活来看，用音乐艺术来调节身心，那是有益于健康的。 四是注重饮食生活。《论语》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这段话常常引来大家的批评，说孔子这个人太讲究，其实不是这样，这是孔子晚年生活状况，不是有句话说‘病从口入’，孔子能活到七十三，这在当时是长寿的，老子《道德经》中有‘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说的是春秋那时状况，正常死亡的只有十分之三，非正常死亡的有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三是由于社会动荡造成的。从这句话来说，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可能四十都不到，就如现在我们人均寿命七十五，孔子相当于活到九十、一百，是不是长寿？那对于一个长寿的人来说，他生活上注意，食物坏了不吃，不多吃，牛肉割不正,嚼不烂消化不了的东西不吃，不是应季蔬菜不吃，这些是不是有道理，而自己酿的酒每次不喝醉，有度，有自己偏好很正常，可以说孔子在饮食上是科学的。 在生活上‘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说的是孔子在斋戒的时候，沐浴前一定要准备好用布做的浴衣。斋戒的时候一定要改变日常的饮食，迁移卧室。可以看出孔子讲究卫生，经常吃素；还有‘席不正，不坐’，可以看出家里摆放有序整洁，有条理；‘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赠送药时，拜谢之后接受了，说：“我对这药性不了解，不敢尝。”这里的药是补药还是治病的不知道，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在生活中不乱吃药。等等这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并不是如‘批林批孔’时所批判的什么腐朽的生活方式，什么剥削阶级生活，不是那回事，而是晚年健康的生活方式。 孔子在精神生活与物资生活上过得有品质，只是再怎么科学健康，毕竟年龄不饶人，《论语》中‘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闲，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说是孔子病重，子路让孔子的学生充当家臣准备料理丧事。后来，孔子的病好转了，知道了这事，说：“仲由做这种欺诈的事情很久啦！我没有家臣而冒充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况且我与其在家臣的料理下死去，不如在你们这些学生的料理下死去！纵使我不能按照大夫的葬礼来安葬，难道我就会死在道路上吗？” 这里有几点信息，一是孔子务实。可以看出孔子这个人是务实的，现在本来不是什么上卿了，而要假装门面，在孔子看来是欺诈，是什么身份就办什么样的事这就是礼，用现在的话说孔子是注重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在他看来真实诚心比外在的形式重要。 二是孔子无名分。有人说这场病是回鲁国后，应该不是，而是在回鲁国前，证据在哪，就是这名分，回到鲁国他是国老，有名但无实，而礼是依名分，我们知道孔子逝世后是各诸候国派人来观礼，哪观什么礼，因是国老那应该是国礼，比大夫之礼要高。而此时孔子反对，因为此时他只是幕僚，相当于民办咨询机构，孔子不是把自己比作葫芦‘系而不食’，只是起摆设的作用，说的就是这种幕僚。对于子路来说，他却按退休干部的标准操作，你以前不是做过上卿吗?就按上卿的标准办，只是那时没有退休一说，子路的操作在孔子看来不守礼，于是说是欺诈。 三是孔子老了。人的生理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孔子在心理上立志于行道天下，但生理上的警示使他不得不收住那奔走的脚步。顺天命也是顺身体之命，人的生理规律谁也更改不了，谁也不可能永葆年轻健康的体魄，到了一定年龄自然会走下坡路，我们看到孔子对于生理是顺从，顺从于身体的力所能及，即时对行仁的道路进行调整。 人需要不断的调整，如果用后来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评判，顺天命的孔子把‘立功’调整到‘立言’，其目标还是‘立德’。 孔子顺命而为，把精力调整到‘立言’，仁政理想找不到实践平台，那就以立言来载道传世，这种新的途径使孔子立于不朽，此时的孔子可算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文以载道，文以传世。从孔子这里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做官做不了，那就换条道做学问，在做学问上把自己的为政理想体现出来，传之后世也不馈一种好的办法，可能比做官更长久更有效，孔子的成功在于人生的调整，更在于阶段式的提升，对于孔子式的人物来说，人不管处在何时何地，只要方向目标明确，有着前进的恒心与毅力，总可找到新的道路。 孔子在立言这片新天地中行仁。《论语》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说：“只阐述而不创作，深信并且爱好古代文化，我私下把自己比做老彭。”在立言上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实是谦词，只是相比而言是述得多作得少，孔子并非没有创作，是有的，这一点需要明确。孔子以删定、完善与创作对文化做出贡献。 一是整理删定历史资料，厘定《书经》《礼记》，由于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度废弛，诗书典籍零散残缺，《论语》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只是夏的后代杞国已经不足取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也只可惜殷的后代宋国已经不足取证了。要是杞、宋两国保有足够的文献的话，那我就能拿来印证了。《论语》中‘子张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制度能知道吗？孔子考察了殷、夏以来礼制增损的情形后，说道：“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但它所增减的是可以知晓的；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它所增减的是可以知晓的，如果有人继承周代，即使一百世以后，也是可以知晓的。”这里孔子告诉子张善于总结历史是可预知未来的。 孔子在典籍删定中，把符合礼的精神本体留存下来，让后世能从历史文化中知晓过去现在未来。正如伟人毛**所言‘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子就是一个懂得本体的人。 二是选诗配乐。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后，把古代留传下来的三千多篇诗，把重复的去掉，选取可以用来配合礼义教化的部分，进行编排并配以音乐歌唱，相当于给三百多篇诗作曲配乐演奏，我们说孔子是音乐家，能作曲，能演奏，还能唱。当然选诗是有讲究的，我们说文以载道，孔子始终把道德价值贯穿其中，把真善美作为选取标准，重新进行编排，把《关睢》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诗》的第一篇。以求诗歌合乎古代《韶乐》、《武乐》以及朝廷雅乐、庙堂颂东的声情精神。现在的《诗经》就是孔子整理后的结果，这些诗都是可唱的，这得益于孔子的功劳，在配乐上是孔子创作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较好的继承与发扬了礼乐文化。 三是写春秋编易传。这个方面多是在孔子晚年，我们放在下一章节讲。 在卫国的孔子想回鲁国，同时也关心鲁国，在孔子六十四岁那年，鲁国在外交上遇到了麻烦，说是吴国和鲁国在缯（今山东峄县）的地方会盟，吴王要求鲁国提供百牢（牛羊猪三牲俱备是一牢）的献礼。吴太宰嚭召见季康子，这是明拿摆着欺负鲁国，季康子没办法，敢怒不敢言，吴国强大，不听还不行，于是请子贡前去应对，子贡为何能去，当然是孔子的原因，子贡本是卫国人，人又不在鲁国，而为鲁国出力，不仅是此次，在孔子逝世后，鲁国能保存，也得益于子贡。 冉求在鲁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郎亭这个地方作战，当时鲁国有三军，冉求率领一军并为主帅，樊须为副，季康子看樊须是个小白脸便怀疑这个人怎能领兵打仗，而冉求告诉他别看樊须表面像个书生，但这个人一定能行，看主帅这么肯定这个师弟，季康子也不好说什么，结果与齐国战，三军只有冉求这一军取得胜利，这下季康子对冉求与樊须刮目相看，季康子问冉求：“你对军事作战的事，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懂的呢？”冉有说：“是向孔子学的。”冉有这一说，季康子信了，因同门的樊须就是明证，冉求说得没错。 季康子又问冉求：“孔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冉求回答说：“想用他，要有光明正大的名分。即使向百姓公开宣布，或明告于鬼神，都要没有遗憾的。如果像我目前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千社（二十五家为一社）这么大的地方给他，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接受的。”冉求意思是说孔子的特点是光明正大，你只要诚心请他，他是不会计较个人得失。如果说得再明白点就是说你季康子只要诚心请，他回来不会跟你争权的，我老师不是那种人。这么一说，季康子放心了，季康子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孔子要位子还不听招呼，这打消了季康子的顾虑。接着季康子说：“我想召请他回来，可以吗？”冉求回答说：“如果真想召他回来，就要信任他，不可让小人阻碍他，那是可以的。”冉求这话是有针对性的，以前你季康子想召不就信了别人的话，而此次冉求是给他提醒。 其实季康子此时想召孔子，不是有句话说‘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臣。’鲁国处于战国的前夜，成为强国嘴里的肉，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而孔子一回来，不只是孔子本人回来，而是回来一个精英集团，鲁国正是用人之际，这当然对鲁国有利，季康子是形势所逼，而孔子则是心想事成。 此时孔子在卫国，卫大夫孔文子想攻打卫文公的后人太叔疾，向孔子问计，孔子推说不知道，回来后孔子对身边的弟子说：“鸟是选择树林子来栖息的，树林子哪能选择鸟呢。”孔子不赞成卫国内斗，知道卫国环境恶化，孔子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孔子看到卫国有些乱了，打算走。说是此时季康子赶走了公华、公宾、公林这几个人，正备妥了周到的礼节来迎接孔子，孔子于是回到鲁国。 在这里我们要对孔子周游列国进行一下小结，孔子在外漂了十四年，自己行仁为政，没有一国能真正用，可以说在立功上是无建树，不得志、不成功的，为何说孔子不是政治家理由也在这里。 为什么孔子认为十分完美的仁政，在君主们那里是看而不用呢？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些探讨性的归纳，孔子的仁政不被君主所用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君主自己做不到。二是不允许。 首先我们来说君主自己做不到，孔子的仁政是德配其位，用今天我们的话说是以上带下，以上教下，一级带一级，一级教一级，以政风带民风，最后形成德治。孔子推行仁政找的对象对不对，可以说对，直接找君主，孔子找齐景公、鲁定公、卫灵公、陈湣公等，找说话能好使的人，整体上对象没找错，只是此种位配其德的做法，存在位置越高相对德行要求越高，这在现实中难以做到，相对来说是位置越高其特权越多，在于上位者难以克服人性的弱点，‘糖衣炮弹’、声色犬马谁也难自我控制，那是不是这种德治就真不能实现了，是空想，也不是，我们看跟我们近的毛 泽 东时代，不就是以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以政风带民风，最终形成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德治局面，是可以做到了，孔子说得并没有错，只是上位者难以做到。 再一个是不允许，春秋已经进入到一个争权夺利激烈动荡的时代，德治那是慢功夫，《论语》中‘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这里孔子说‘如有王者’，是指能够以王道统一天下的人，如果有这么个人，他要在全天下施行仁政，需要多久时间？‘必世而后仁’这个‘世’相当于三十年，需要的过程较长，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因为仁政首先得解决民生问题，要人民百姓温饱。第二个要施行道德教育，使民心安和，安和才能够快乐幸福。这是王者，德行如商汤、周文王那样的人，才行，要是达不到呢？孔子还说一种善人，那时间更长，要百年之久。 时间长，这些君主看不到，这跟我们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一样，在位几年他要出政绩，你要他干十年八年都看不出成绩的事，他能干吗，这里也是同理，齐景公‘吾老矣，不能用你了’，鲁定公、卫灵公都是晚年，而陈国、蔡国处于四战之地不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于是想法很好，但现实不允许，君主们要的是能起立竿见影作用的东西，为何后来法家能成功原因在这里，在时间上快，在位十年八年就能看到效果，时间再长点就能使国家强大，那当然君主们乐意用。 只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秦国一统天下败得也快，只有短短的十五年，而孔子的仁政是起来慢，相对衰亡也慢，德治稳定性强。孔子的仁政虽然没被推行，但孔子顺命而为，带领孔门弟子东奔西走对仁政思想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由于宣传使世人知晓儒家思想，由于播下了种子才有后来修成正果，成为主流文化。 孔子回到鲁国已是六十八岁，让孔子做什么呢，名分是国老也就是国家的老人，相当于国家顾问，说白了挂个虚衔没有实权，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君、国政参谋参谋，谋划谋划。有几次鲁哀公、季康子问政。 如‘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是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拨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拨起来，把正直无私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这里孔子告诉鲁哀公要任人唯贤； 如‘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思是季康子问孔子：“要使老百姓对当政的人尊敬、尽忠而努力干活，该怎样去做呢？”孔子回答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老百姓，他们就会尊敬你；你对父母孝顺、对子弟慈祥，百姓就会尽忠于你；你选用善良的人，又教导能力差的人，百姓就会互相勉励，加倍努力了。” 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意思是说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求教。孔子答道：“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即使你奖励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偷。” 《论语》中还有一些在此只是例举，孔子在言语上来教导鲁国当政者。 孔子在立功上是划上了休止符，主要工作是立言，上面说到对诗经配乐。再一个是教学，跟随孔子回来的弟子有数百人，很多进入了鲁国政坛，这个教学不一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定时开课，而多是随机性的，以随机教学为主，弟子们可能下班要到老师这里来汇报工作，同时也来请教。 《论语》中‘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意思是季孙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求、子路拜见孔子说：“季孙氏要对颛臾用兵。”孔子说：“冉有！恐怕应该责备你们吧。那颛臾，先王曾把它的国君当作主管东蒙山祭祀的人，而且它地处鲁国境内，是鲁国的藩属国，为什么要讨伐它呢？”冉有说：“季孙要这么干，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愿意。”孔子说：“冉有！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才能就担任那职位，不能胜任就该辞去。’如果盲人摇晃着要倒下却不去扶持，颤颤巍巍将要跌倒却不去搀扶，那么何必要用那个搀扶的人呢？况且你的话错了，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占卜用的龟甲和祭祀用的玉器在匣子里被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冉有说：“如今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季孙氏的封地费，现在不夺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们的忧虑。”孔子说：“冉有，君子厌恶那些不肯说自己想要那样而偏要找借口的人，无论是诸候或者大夫，不担心财富不多，只是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担忧人民太少，只担忧境内不安定。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国家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待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如今由与求两人辅佐季孙氏，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使他们来归顺；国家四分五裂却不能保持它的稳定统一；反而策划在境内兴起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虑，不在颛臾，而是在鲁国内部。” 这里说的是冉求与子路在季康子那里谋事，下班后到老师这里汇报工作，其实也是请教，鲁国的热点敏感问题是将要攻打藩属小国颛臾，孔子教化他们有三点： 一是怎样做好一个称职的臣属。不能只看领导的脸色行事，领导说这样干，就高喊领导高明伟大，这不行，自己要有是非价值判断，在这里孔子以礼作为判断标准，颛臾是社稷之臣不违礼没有做错事，你为何要讨伐它，只是为了满足季氏的私欲，这不对，冉有、子路对于领导不对的要即时纠正，帮助改正，这是做臣属的本份，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让领导改正，那就辞职让位。 二是应该怎样治国。不能讨伐那怎样才能确保费无虞呢，孔子提出自己的观点靠德治，‘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则无内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则无外患。 三是指出鲁国真正的忧患在国内。孔子虽然自己不亲自为政，但他把德治思想传导给弟子，让他们在政事中实践。 在六十而顺天命中我们以卫灵公与季桓子的死作为顺天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而结束也有标志，那就是顔回的逝世，《论语》中‘顔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顔渊死了，孔子说：“噫！天亡我啊！天亡我啊！”孔子是很少说到天的，在前面我们知道有两次是遇到了生命危险，把天搬了出来，还有一次是被子路逼得发誓，这次孔子把天搬了出来，他感到真是命啊，自己道统的传人没了，他的道统将来会怎样，他不知道，只能说天亡我啊！连说了两次，可见这位老人那种痛惜与无赖。 这里我们要简单说下顔渊，为何顔渊的去世对孔子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就暗淡无光，看不到未来，这就等于孔子点燃了手中的火炬，是个火炬手，他快跑到了人生终点，想把火炬传给顔渊，让顔渊接着往下跑，可还没到终点，这个接火炬的人就倒下了，还能往下跑吗?在孔子看来不能了，那为何只有顔渊做得了合格的火炬手，别人则不行呢，这里我们要说在孔子看来顔渊是理想人选。 一是悟性高。子贡这个人爱跟人比，有次孔子问他，你跟顔渊比怎样，子贡说我哪敢跟顔回比，回闻一以知十，而自己只能闻一能知二。子贡这么优秀都自知不如。孔子倡导的儒家需要一个扛旗的人，这个人不仅要继承还要发扬，如果悟性不高，则难当大任，而顔渊悟性极高。在前面提到的《孔子世家》北游农山故事中，我们看到子路、子贡与顔回，子路用军事，子贡用外交，而顔回呢，用价值观，让军事与外交无用武之地，用道来说两个师哥讲霸道，他讲王道，以德服人。在其三千弟子中，顔渊最能了解孔子之道，他听孔子与言终日，不违如愚，在心性上最与孔子接近。 二是乐道。《论语》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说：“真是个大贤人啊！顔回！用竹筐盛饭，用瓢饮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顔回却不改乐道的初衷。真是个大贤人啊！顔回！”连说了两个‘贤哉！回也！’贫而乐道，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三是好学。《论语》中‘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孔子说：“作为君子吃不饱饭无所谓，居住也不求太舒适，有地方住就行。做事常常怕自己没做到位，说话总是怕自己说过了头，经常向那有道德学问的人请益，以修正自己的行为，这就算是好学之人了。孔子所说的好学标准，以顔回来对照，那就是以顔回为标杆。‘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顔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是哀公问孔子说谁是好学的学生，孔子说以前有个顔回的好学，他不迁怒别人，不重复犯两次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好学的了。在好学上符合孔子的标准，除了顔回再也没有看见过，现在我们还说‘不迁怒，不贰过，’一个人要做到不迁怒别人这多难，就这一条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说明顔回这人智商高，情商也高。作为一个带领团队前进的人，这两方面齐备最好，而顔回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是知进退。‘子谓顔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对顔回说：“有人用我，我就将道行于世；若没有人用我，我便将道藏于身，能做到这样的只有你我二人。”这里我们要知道用我则出来行仁为政，不用我则藏，是如隐士那样藏吗？不是，而是做与为政相对来说隐性的事情，顺天命的孔子重要做了什么，对道统文化做出贡献，这需要自己来做，其它的学生我们看到子路行吗？脾气性格坐不住，搞不了学术研究；子贡行吗？做生意搞外交行，特长在于能说会道，跟世人打交道；冉求行吗？好于做具体工作，搞学术不是特长。在孔子看来只有顔回跟自己相似，用我则在为政上行道，不用我则在文化上传道，不管用不用我道统都能传得下去。 对于顔回这个合适人选我们只是例举，大概知道孔子为何要选顔回，《论语》中‘顔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顔渊死了，孔子忍不住伤心地放声大哭，其它徒弟看到老师哭得伤心，觉得于礼不合，便提醒孔子不要过于悲痛。孔子说：“我哭得太悲痛了吗？不为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这是孔子的真情显现，我们要知道孔子的唯一儿子孔鲤是前一年去世的，顔回去世哭得比儿子悲痛，用了一个‘恸’字，可以看出孔子对顔渊的感情与寄托的重任。 对于顔渊的安葬，《论语》中‘顔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顔渊死，顔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这两段话可以看出顔渊在葬礼上是超规格的，在孔子看来，相应的社会等级举行相应的丧礼，对于一个士人，完全不必用厚葬，只是这里孔子是左右为难，这也可以看出人如果不在其中评判别人容易，而在其中难免顾及人情，这里孔子只是表明了态度，我不赞成这样越礼厚葬，你们要这样干，我也没办法。 十五、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七十的孔子步入了暮年，虽然身体每况愈下，可他的人生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这种境界有人说是处事上知权变、懂变通，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超出规矩，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是不是这样，可能有，但这里要提醒的是从心所欲不是随心所欲，‘从’是有目标的，我们知道孔子一生的目标是实现仁，到了暮年这个目标依然不会变，孔子的人生是‘慎终如始’，他依然往这个人生目标前进。他具体做什么呢？那就是在立言上行仁，以不懈的追求实现人成之至善。 孔子顺天命，但不屈服于命，虽然连道统传人顔回老天都没有给他留下，可他依然不放弃不停止，他要把这颗道心留存传世。此时的孔子以文载道，以文传世。如果说在立言上六十与七十有什么不同，则体现在《春秋》与《易传》是孔子自己的道心，以前的《书传》《诗经》都是删选，即使以诗配乐，还是别人写的，体现别人的精神，而《春秋》《易传》则不同，是孔子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 我们先来说《春秋》，这部书是历史书，它是以鲁国纪年的编年体史书，以年来记事，一共只有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也就区区万八千字。孔子是史官吗？不是，那时有史官，如著《左传》的左丘明就是当时鲁国的史官，专门负责历史记载。那孔子为何要写，后人概括是‘微言大义’，为的是道义，说白了就是以道德价值标准对历史人物所做的事进行历史评判，以前只有官方做修史这件事，自从孔子起，开创了民间修史的先例，这是开创性的，了不起。 孔子修史能写进历史的是什么人，当然是有影响的权贵，古人是重历史评价的，那时死后有谥号，相当于死后用一个字来评价一生，如周文王、周武王，这中间的‘文’、‘武’就是谥号，《论语》中‘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里的‘文’就是谥号。谥号对贵族很重要，因那时人信神信天，常有祭祀，你想要祭祀一个过去的人，首先就是知道这个人的名字，谥号等于名字，后人祭祀周文王不会称姬昌，而是称谥号文王，还有最为重要的是后人要知道他，只有通过历史，历史上写得好，那祭祀时后人才会歌颂祭拜，要是在历史上记着这个人败家丧国、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你说后人会来祭他吗？当然不会，于是那些诸候、大夫都在乎‘身后名’，孔子的这种做法有点像你们活着的时候不听我的，我要在你死后，跟你算帐，这一手厉害，用孔子的话说，‘乱臣贼子惧，’这一招狠，人是活的时间短，而死的时间长，孔子这种秋后算帐能算一万年。 从这里也可看出孔子的名人效应，孔子天下有名，他编写一本史书，有的是人看，定比那史官写的流传快，为何后来人们对《左传》较为熟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孔子的《春秋》，此书太简洁了，要知道‘微言’则用字少，只能把事情的结果与结论告诉大家，人们很难弄清到底怎么一回事，才去看《左传》。孔子正是有名气才能起到‘乱臣贼子惧’这样的作用，如果只是平民百姓那也没人去看，正是有人看，有人关注，对这些掌权者如何下笔就要讲究，你把人家写得太坏，那是容易把人逼急了，那齐国就有例子，说是崔杼弑君，齐国史官就写弑君，崔杼连杀了五个史官，但那时的史官真有骨气，连杀五个还是这样写，最后崔杼没办法认了，不杀了。 孔子不像那些史官一样，而是用微言，‘微’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字数少，一件事情记下来只有很少的字，全书才万八千字。二是从表面看难以看到真正的意思，而里面是话中有话，是非分明。字数少那我们可以想象多是精简，如果要把前因后果写出来那字数少不可能，字数少意思还能藏在里面，‘大义’说的是记的事有评判，这个评判是谁的，当然是孔子的，孔子是从心所欲不受外部影响，说是孔子在写《春秋》时，子夏提了好几次意见，孔子一次都没采纳，是不是子夏怕把别人写急了，来找算帐，不知道，但孔子是坚持按自己的意思写，‘从心所欲’按我心中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来，说明孔子对这本书是煞费苦心，想把道德价值评判标准示之于世。 孔子完成《春秋》对弟子们说，‘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知道我孔丘是因这部书，怪罪我的也是这部书。为什么孔子这么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谁是乱臣贼子这有标准，这个标准谁定的，孔子定的，依什么定的，礼法，‘不逾矩’指的是这个，孔子在礼法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道德价值评判标准，说谁是乱臣贼子是依孔子的这套道德价值评判标准，孔子以此套标准评判人，《春秋》依照此把对错、是非、善恶都分了出来，去看这本书当然就知道了孔子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们以例举来说，《春秋》开篇鲁隐公元年中记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说的是这年夏季的五月，郑伯在鄢这个地方把段打败了，孔子记得就这样简洁，那有人要问这郑伯是谁，段又是谁，为什么两人要打起来，而这叫段的为什么能败，这一连串的问题，《春秋》只是说了结果，‘微言’是看出来了，字真少啊。那‘大义’呢，其实微言里包含大义，首先郑伯是谁啊，就是郑庄公，为何不称郑庄公而是郑伯，这里有孔子的意思，西周分封时把诸候国分为公、候、伯、子、男五个等级爵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乡科级，这郑国是伯爵，相当于地厅级，只是这郑国后来牛逼，成为中原诸候的小霸主，自己升级到了国家级，孔子用郑伯意思很明了，你郑国本是伯爵，是不安分才升的，我不承认你，这是一个意思，还有这郑伯把段打败，用的是‘克’字，表明这两人打仗，郑伯做得对。就这‘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里面有着道义，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这在当时人们能看得懂，因当时有编写弟子，相当于助理子夏口传告诉是怎么回事，说是当时根据子夏口传形成了《公羊传》与《谷梁传》来解释《春秋》，只是这两部书在叙事上没《左传》详细，而我们今天知道‘郑伯克段于鄢’是习惯通过《左传》，此书详细记载了事情的原由，说的是偏心眼的老妈不喜欢难产出生的大儿子郑庄公，喜欢顺产出生的小儿子共段叔，这老妈想让小儿子接位，跟大儿子要地给小儿子，这小儿子共段叔得寸进尺走到造反，最后多行不义必自毙，在鄢这个地方被郑庄公打败了，赶出了郑国。现在我们听到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来自这个典故。从这里我们知道《春秋》承载着孔子的道义，后来成为儒家六经之一。 那为什么说将来怪罪自己的也会是这本书，看来孔子是很明智的，要知道为什么有乱臣贼子，为什么会以下犯上，是不是以下犯上就必然不对呢，孔子确定的这个标准是否完全正确，也不是，孔子在生活经历中也能看到这点。 《论语》中有子贡问士，当问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连提都不愿提那些人。‘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自己也感慨没有人走出屋子会不经过房门的，可为当政者指出的仁义之道，却没有人走，对于现实，孔子很清楚上位者有问题不合格。 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是君不像个君，臣就要像个臣吗？孔子只强调了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而且是君做在前面，我们前面说过孔子是要求强势的一方，君臣一对，要求君的比臣多，是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上带下，官带民，从而实现德治，这样的社会历史上不少，如我们新中国成立时，那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是真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带出了好的民风，孔子的德治讲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关键在上位，也可以说是统治阶级。 只是孔子没有回答要是上级不行咋办？这也成了孔子的软肋，在孔子看来有德者有位，可是世袭礼法不能保证有位者必有德，难道上位的胡作非为，下面的不可造反。 孔子的这个‘死穴’，后来解决没有，由孟子解决了，孟子用‘义’解决了这个问题，武王伐纣这是重大历史事件，孔子对此事有评价吗？没有，相应孔子是以不断的赞伯夷、叔齐（这两人拦着周武王不让去伐纣王）隐约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孟子是态度鲜明，《孟子.梁惠王下》中‘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事吗？”孟子答道：“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问：“臣子杀掉他的君王，也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的谓之贼，破坏义的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我只听说过周武王诛杀了‘独夫’商纣王，没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孟子旗帜鲜明表明这样的‘独夫’可以杀，不是弑君。 对同一个问题孔孟为何会有不同，很重要的一点用今天的历史观来说，孔子偏向于精英创造历史，而孟子偏向于人民创造历史，注意这里是偏向于不是全部，孔子也为民，只是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则怨。’他认为普通百姓自身有教养很难，要靠人带，靠人教，跟着人学才行，而统治阶级则是社会的精英，先把他们改造了这社会才有希望，如何改造，那就是各就其位，你按照自己的位置把该干的干好，‘子曰：“君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能越位，犯上不就是越位吗，这不行，于是孔子用道德来进行规范与约束，越是上位要求越严，从而实现以政风带民风，最后老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孟子呢，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本作为检验君的标准，你得到民拥护就上台，得不到拥护就会被赶下台，以得民心者得天下来警告上位者，你别得瑟，要做好，不然你会很惨，这相当于给了上位者压力。而孔子缺少这一点，在上位者没有压力感，反正你们不能反我，反我就是以下犯上，把你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正是这样君王喜欢孔子，讨厌孟子，说是朱元璋在孔庙中想要把孟子移出来，不受祭祀。而人民大众喜欢孟子，因为孟子支持造反有理。 我们再来说《易经》，这本书原本是本无字天书，伏羲一画开天地，创作了八卦，后来周文王被商纣关在羑里，说是关了七八年，在里面没事干，琢磨推演出了六十四卦，还把这些卦，配了些字，这卦开始是干什么的呢？是占卜用的，就是算命，现在说起《易经》大家还知道它是算命的，这个功能一直没变。其实最开始的八卦并非算命，而是算天，测算天气用的，相当于那时的天气预报，后来以阴阳两爻的不同排列，形成了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这八种自然存在，因那时没有文字，只能以符号来代表自然宇宙，是人们的一种朴素的宇宙观，而周文王演八卦，把宇宙观用于人生观，这有点像鲁班发明锯一样，树叶上有齿能把手划破，这种齿用于木匠成为锯，周文王是怎么发明的我们不讨论。 我们要说的是孔子当时看到的《周易》是有卦而文字说明极少，一般人难以看懂，有人把《易》分为《易经》与《易传》，说《易传》是孔子作的，这看来不妥，当时《周易》里有文字，只是文字少、简洁难懂，孔子作了‘十翼’，等于给《周易》按上了翅膀，能使人看得懂，才成为《易经》。那看得懂，到底看出了什么，我们说八卦原本是宇宙观而后由周文王演化成为人生观，那此时则由孔子演进成为价值观，周文王不是把它看成人生观来进行测算命运吗，那孔子的价值观就是把这种测算测准，孔子为啥这样厉害，在于他找到了人生成败的关键之所在，那就是道德。 孔子所言的道德是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道德，是包括这些，但不限于此，前面我们介绍过‘德’，它的本义至少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得，得到成功的经验总结，你说一个人取得成功靠什么，有的说靠诚信、有的说靠人品、有的说靠别人支持帮助等等，这些经过总结形成了‘仁义礼智信’，这就是德；还有层意思是正直，正确的直道，我们现在都知道两点之间的距离最近，那人走路要到达目的地，当然是正直的路最近，这说的是人生方向，现在我们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不努力，而是方向，如果方向不对，停止便是前进，越努力走，还会越远。告诉我们人要走正道，只有走正道努力才有用。 道德能起什么作用，很明显，能起价值判断作用，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立起来，你做得怎么样依此去对照，则知祸福凶吉，那还用占卜吗，算就能算出来，‘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是孔子自己的话，不占是不用占卜，不用去给他预测什么，为什么，因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想避祸得福，必须断恶修善。 孔子从心所欲，在《易经》中则是把道德价值判断作为不易的、不变的标准。我们说《易》有三易：一是简易，说的是用简单的图形符号来表示；二是变易，说的是宇宙与人生的运动是绝对的，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三是不易，说的是在万变中有不变的东西。孔子把道德价值作为不易，这是他的发明，也是他的贡献，正是因为孔子才使《周易》成为《易经》，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有着经世致用的效果。 我们以《文言传》选取坤乾中的一些来进行例举，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意思是《文言》说：元，是众善的首领。亨，是众美的集合。利，是义理的统一。贞，是事业的主干。君子履行仁义就足够可以号令大众，众美的结合就足够可以符合礼义，利人利物就足够可以和同义理，坚持正道就足够可以成就事业。君子身体力行这四种美德，所以说《乾》卦具有这四种品德：元、亨、利、贞。 我们再来看坤文言：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湎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意思是《文言》说：地道极为柔顺但它的运动却是刚健的，它极为娴静但品德是方正的，地道后于天道而行动，但运动具有规律性。它包容万物，其生化作用是广大的。地道多么柔顺呵！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积累善行的人家，必有不尽的吉祥；积累恶行的人家，必有不尽的灾殃。臣子弑杀他的国君，儿子弑杀他的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逐步发展的结果。《易经》说：践踏着薄霜，坚厚的冰层快要冻结成了。大概就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现象，直是存心的正直，方是行为的道义。君子通过恭敬谨慎来矫正思想上的偏差，用道义的原则来规范行为上的悖乱。恭敬、道义的精神树立起来了，他的品德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君子‘正直、方正、广博，这些品德不为人们所了解，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因为人们不会怀疑他的行为。 在此我们只是选取，能看到孔子是以心中的道德律来解《周易》，使原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配以道德律形成人生价值观。由于《易》有变易，不变的是变，于是对于我们常人来说要搞清并不容易，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用《易》的话是位不同，即使一个人位不变但时间总在变，位与时的不断变化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真正把《易经》搞明白挺难。 在《论语》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说的是如果五十岁就开始学习《周易》，那么就可以不犯大错误了。《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说是孔子晚年喜欢读《周易》，并且撰写了《彖》上下、《系辞》上下、《象》上下、《说卦》、《杂卦》等，合称‘十翼’，由于勤读《周易》书，致使编缀的牛皮带子多次断开。 其实孔子易学观曾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孔子早年以前，不但不好易，反而视好易以求‘德行’、‘逊正而行义’的对立面，到了晚年以后，他一反常态，好《周易》竟到‘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孔子晚年易学观的这种转变是因为他发现周易一书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有‘古之遗言’，现在不是有句话说‘哲学是最有实力的学问’，孔子发现《周易》能使自我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生哲学，这是孔子心之所向的。 我们说孔子为什么学易，说是周游列国回鲁之前遇到一个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和咱们今天的江湖术士是不一样的，这是个易学大家叫商瞿，这个人水平非常高，给孔子占了一卦。孔子问道，你看我的事业，我的前景将来能不能有大成就，将来能不能治国。商瞿给他起了一卦，是火山‘旅’卦，上面是离为火，下面是艮为山，火山旅卦是离宫八卦里面的第二卦。 看到这个卦，商瞿就告诉他说：“子有圣智而无圣位”，就是说先生你不要再跑了，你纵然有伟人的智慧，但是你没有做官的命。孔子感慨万千，泪流满面，仰天长叹：“呜呼，凤鸟不至，河无图至，时也，命也！”这个时候他认识到人只能顺命而为，这个故事真伪性难知，但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人生是懂得适当调整的。 《春秋》与《易经》是孔子‘借壳上市’，从历史与哲学中融入自我的道心，这种文以载道的做法对后世影响至深，这是文化的力量，也是道德的力量，当然也是文化与道德融合的力量。正是有这种融合力量的传递，我们才看到了这位大成至圣伟岸的身影，我们才追寻与弘扬他伟大的思想，我们才敬仰他止于至善的精神。 可以说《春秋》与《易经》是孔子‘从心所欲’之思想，只是其中的思想对于后世来说知之并不多，或者说普及性不如《论语》，因从心所欲的二书在真正读懂上并不容易，是孔子没写明白吗，当然不是，是由于时间的久远，文字的演化，生活的改变，当时可能通俗易懂，但现在读起来则会遇到困难。而对于《论语》的格言来说，则不太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某章不懂也没关系，于是《论语》相对来说易于普及推广。 孔子‘从心所欲’之思想是《春秋》与《易经》，那我们要搞清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不是只能从这两本书入手，也不是，《论语》一样可以，而且《论语》还有两书不具备的东西，那就是生活化，我们知道一个人写作能体现他的思想，但一个人的生活则是思想与行为的结合，这样更可信、更可学，《论语》记录了孔子的言行，是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具体体现，能真正学懂《论语》也可知‘从心所欲’的思想体系。 十六、一群好学生 孔门师生的关系跟我们现在师生关系不同，在《论语》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如与子路是亦师亦友，与顔回、子贡是亦师亦子，可以说孔门是个大家庭，孔子是家长，孔子对弟子的感情有的甚于自己的儿子。 在人道之为善中我们对应的是亲民，对亲民之解，我们认同王阳明的亲亲而仁民，对应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民我们以行仁于教育，行仁于为政，行仁于立言进行了介绍，那这里回过来介绍亲亲，亲亲何意？顾名思义是亲近亲人，孔子父母早亡，对于家庭来说是小家庭，并非大家族，在《论语》中‘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说的是公冶长这个人虽然坐过牢，但不是他的错，把女儿嫁给了他。‘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说是南容这个人如果国家有道，所学的东西就拿出来用，如果国家无道，则能避免牢狱之灾，说明这个人识时务，于是把侄女嫁给了他。 孔子本身的小家庭涉及的事并不多，况且孔子在外周游列国十四年，有的弟子跟随他，陪伴的时间比妻子、儿女都长，孔子本身的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齐家那必要说孔门，也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们的关系，我们知道孔子算是长寿的，他逝世时只剩下孙子孔伋（也就是子思）与他母亲，是孔子、儿媳、孙子三口人，孔子逝世是由弟子办理，并且弟子们为他守丧三年，正是这三年弟子们相互回忆起老师的教诲，把言行记录下来才有后来传世的《论语》，对于感情更深的子贡是再守丧三年，现在孔林还有‘子贡墓庐处’的房子。这守丧本是儿子的职责，而弟子们主动承担尽儿子之责，这是家庭的体现。 再者孔子齐孔门之家有方，造就了诸多有才干的弟子，才使孔子倡导的儒家成为一家，而且是诸子百家的首席头排，没有一群好学生成就不了儒家，当然也不可能成就孔子，正是后继有人，才使孔子的儒家思想得以传承。本来齐家应在治国、平天下之前，只是孔门涉及到孔子逝世以后，于是我们把齐家放在其后来说。 齐家的家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孔门并非血缘，而是以感情，以志向，以理想为纽带。孔子是如何在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与弟子相处的，我们说人与人的感情在什么时候表现得最真实，有句话说‘患难见真情’，平时每天都过得不错难以看出，只有到一个人困难的时候最能体现那种真挚的情感，人生重大的莫过于生死，那我们就从病死来说。 《论语》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里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得了一种恶疾，可能会有传染性，所以伯牛的家人不愿意让孔子进病人的屋里去看望病人，所以只得隔着墙壁，孔子不顾病的传染拿着伯牛的手看病情，并惋惜地说：“真是要我命啊，这样的人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了，这样的人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了。”对弟子有真感情，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这是弟子病了，我们再来看弟子死了，顔回死，孔子是‘恸’，超过了礼节过分悲痛，也超过了儿子，连说‘天丧予乎！天丧予乎！’悲痛欲绝。还有子路，在孔子七十一岁那年，卫国发生内乱，从听到卫国动乱的担心，到来人报丧，孔子的心一直悬着，果然子路在内乱中遇害，在详细了解子路死时被剁成肉酱，以前孔子每餐必有酱，可从此再也不吃酱了，更要命的是由于子路去世的最后一击，使孔子没有经受得住，自己在一年后也随之而去。从弟子的病死中我们看到孔子对弟子的感情深厚，至情至真，甚至超过了亲情。 孔门是师生关系的大家庭，孔子教学四科：言、文、忠、信，自己评定有十位优秀学生，称之为四科十哲，这十位学生是必要介绍的，如何介绍，我们还是采用惯常的办法，一个老师要记住曾经教过的三千多学生不可能，常是表现好的，批评多的，有个性特点的，这里我们也是如此。 批评最厉害的是宰予。‘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宰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可以雕刻。用脏土垒砌的墙面不堪涂抹！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又说：“起初我对于人，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说的话却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这是由于宰予的事而改变。”这里有人说是孔子破口大骂，有人说学生睡觉孔子不该骂，甚至有人说孔子骂宰予相当于垃圾，其实不会，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孔子的批评不会有人格上的侮辱，对于宰予其实他不是差学生，在孔门四科十哲中他是言语科第一，排在子贡的前面。 在《论语》中宰予出现次数不多，好似每次挨骂。‘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 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予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也就是宰予问孔子：这三年之丧是不是时间太长了，他的理由是三年守丧礼会坏乐会崩，您看旧谷吃完了新谷出来了，钻燧取火的木头轮过了一遍，是否能把时间改短些改为一年，孔子听宰予这么一说便问他，你吃着稻谷，穿着棉衣，你心安吗？宰予说我心安啊！，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嘛，对于君子来说父母走了那是吃好的没有滋味，听到好的音乐也高兴不起来，居住在家也不心安，所以他们由于思念吃不下，睡不好，你觉得心安就做嘛。宰予出去后，孔子说宰予对父母缺少爱啊！，父母生你三年后才能离开怀抱，父母走了，为父母守丧三年来报答，这是大家的做法，难道你宰予三年之爱都不能报答父母吗？又挨骂了。 这两次被骂受批评，我们知道宰予是言语科优等生，子贡都比不上他，这样的学生有特点是会说，脑子快，点子多，非常活跃，适应社会能力极强，第一次批评可能是宰予以前睡过觉，给孔子保证过，‘听其言而信其行’，这样的学生爱说，说的话多就容易不当回事，但老师当回事信以为真，可又睡了，这次受了批评，其实这话的重点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并非是什么垃圾，要知道朽木与粪土是当时生活中常见的，是有用的东西，只是用在平常处，这里是敲打宰予，相当于现在我们有些老师在课堂上对一个同学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扫大街干苦力。 对后一段孔子批评宰予，宰予说三年之丧会礼坏乐崩，我们说春秋时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这个概括是宰予表述出来的，宰予是不是很有才。那我们要问，宰予没有道理吗？宰予的道理还很充分，我们说仁，前面讲过有直的意思，即真诚而正直，守丧三年还是一年这只是形式，关键的是心安，宰予说自己心安，孔子也没有反对不行，批评宰予在于他步子迈得过大，本来克己复礼太难了，而民俗风气应以巩固才对，而宰予用改革，把本应巩固的进行变动，那往后的如何进行，这是师徒两人根本的区别，宰予是就事论事，只是想到方便，而孔子想到的是以点带面，以面带体，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礼乐制度。 有一次‘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予问孔子：“对于有仁德的人，别人告诉他井里掉下去一个仁人，他会跟着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到井边去救，却不可以陷入井中；君子可能被欺骗，但不可能被迷惑。”其实这里宰予出了个你怎么回答都不是的问题，你若下去救，死了那是不智；不去救，是不仁。这相当于有人说你妈妈和媳妇掉河里了，你先救谁？不管救谁都有问题。孔子的回答是批评了这个好耍聪明的学生，我才不会跳了，我在上面想办法救，你宰予这个骗子像骗我进你的圈套，我才不进了。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鲁哀公问宰我，历朝历代的社神是由什么制成的？宰我回答说：“夏朝用松树，商朝用柏树，周朝用栗树。周朝用栗树的用意是，人民一看到周朝的社神，就想到周朝的杀伐与恐怖，从而全身战栗、敬畏害怕。”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完成了事不再劝说了；终了的事不再谏阻了；已经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了。”哀公问你宰予，有问有答就对了，他嘴也欠，把周人为何用栗树说出来，‘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老师是赞美周朝、向往西周的，‘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在孔子看来周朝的美德可以说的达到了极致了，宰予这样说等于是揭了孔子老底，这孔老师脸往哪搁，于是批了宰予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意思是你这个人话太多。 言语科优等生宰予为何批评频率这么高，原因在于孔子对于言行来说是重行的，如‘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说：“古时候言语不轻易出口，就是怕自己的行动赶不上”。宰予的几次批评会不会有怨言，不会，而是敲打教化，只是这宰予有点不长记性，你看同是言语优等生的子贡就不一样。 我们把子贡定为最灵活的学生，虽然也挨批评，但更多是表扬。‘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喜欢拿人比较，孔子说：“你端木赐就这么优秀吗？我就没这个闲工夫。”言语科学生特点，喜欢拿人比，比的结果是常把别人比下去，孔老师批评了并且对他进行了一次教化，‘女与回也孰愈？’你不是爱比人吗，别人不是比不过你吗，你跟顔回比怎么样？这次子贡受了教育，我哪敢跟顔回比，那是学霸，自愧不如，孔子见起到了教育效果，说你是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同时又照顾了子贡面子。通过这次教化，吃一堑长一智。论语中‘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这；更也，人皆仰之。”’子贡说：“君子的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谁都能看见；改正过错，人人都敬仰。” 子贡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他改得灵巧了，会说话了，对不可直说的常用隐喻，‘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用美玉来比喻孔子，其中隐藏的意思是你愿不愿意出来为政。‘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冉有不敢问找到子贡，子贡还是用曲径通幽的隐喻之法，不直接就问题来问，而是说伯夷、叔齐从中得知孔子的态度。 言语科弟子的特点是爱说，孔子教他们怎样说，正如孔子所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陷；未见顔色而言谓之瞽。’孔子是教他们该说则说，不该说则不说，说话要使对方舒服，那才叫会说，而宰予说话有点不注意掌握火候，有时还刁钻，挨了批被记下来，而子贡是即时改，同时了解老师态度，‘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然后再说出来”意思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这样子贡就知道在老师那里注意了，改正了说得多做得少的毛病，学会了灵巧，于是子贡成为讨孔子喜欢的弟子。 子贡不只在说话上灵巧，做事上常受孔子称赞。子贡这个人会做生意，孔子赞赏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子贡这个学生不按常规出牌，做生意每次都百发百中挣钱，相当于现在买股票买哪支，哪支就涨。子贡做生意成为富商，有人说子贡是有钱人家出身，是家里有钱，其实不是，子贡是贫困家庭出身的，有何证据，‘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这里子贡说的是自己的人生经历，在他贫困的时候不向富贵者谄媚，当自己富裕后不对他人骄傲，问老师这样行吗？孔子说：“可以，但还有一种更高的境界，那就是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里说明子贡自己经受过贫困，是后来才富裕的。这里为何子贡能挣钱，‘不受命’孔子说出了原因，这相当于成功商人所言，别人都不做的你去做，别人都做的你不做，子贡经商之道也在这里。 子贡有钱，有人说孔子周游列国的经费是子贡赞助的，应该是有的，子贡作为当时‘福布斯’排行数一数二的角色，这点应该是小钱。子贡做生意厉害，搞外交更厉害，子贡到各国去，那都是‘分庭抗礼’，（这个词本是褒义，就如衣冠禽兽、勾心斗角一样本是褒义后演变成贬义）相当于跟国君平等地位的谈，按礼制作为外交大使对国君都要在殿下行君臣之礼，对子贡就不必了，为何？人家子贡有钱，当时也搞‘招商引资’这类的东西，要强国，没有经济哪行，相当于世界级富商到一个国家去，元首热烈欢迎，子贡与这差不多，做生意搞外交，搞外交做生意，两者结合如鱼得水。 孔子赞赏子贡的才能，‘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孔子把子贡比作祭祀时用的瑚琏，肯定他特别有才能，可以担当大任。 后来子贡如孔子所言，子贡取得了很大成就，有人拿他与孔子比，‘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也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馁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叔孙武叔在朝堂上说子贡贤于孔子，诽谤孔子，子贡说：“没有用的！仲尼是毁谤不了的。别人的贤德好比丘陵，还可跨过去，仲尼的贤德好比太阳和月亮，是无法超越的。虽然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表明他不自量力而已。”其实，当时认为子贡贤于孔子的，也不只是叔孙武孙一人，有个叫陈子禽的，听到子贡为孔子辩护，就对子贡说：“你是谦恭了，仲尼怎么能比你更贤良呢？”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就能让人认为他有智慧，一句话也能让人认为他无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夫子的高不可及，就像天是不可能顺台阶爬上去一样。夫子能得到国家成为卿大夫，就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要立谁，谁就能立；引导百姓，百姓就跟着走；挨饿的就会找他；有行动，百姓就会响应。他活着是光荣的，他死了人们会感到悲伤。我怎么能赶得上他呢？” 那我们要问子贡为什么这样敬重孔子，原因在于孔子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思想，在《论语》中对‘吾道一以贯之’两次记载，一次是问年轻的曾参，可曾参只入了门，答了‘忠恕而已’，等他登堂入室后才找到了‘仁’；还有一次是问子贡，‘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也？”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了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说道：“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东西把它们贯彻始终的。”子贡以为老师这么有才是因为见多识广，孔子告诉并不是这样，而是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始终，那这条主线是什么，子贡当时可能不明白。 那有人会问第子们不明白，那孔子怎么不说呢，这里有三点原因，一是孔子的教学是启发式，你学生不问他一般不说，‘不悱不启，不愤不发。’子贡与曾参都没有问。二是孔子不好主动给人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里说到孔子极少主动给人说仁，为什么不主动说呢？因仁这个目标需要自我的体验，相当于说这桃子是甜的只有亲口尝一尝才知道，它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而是需实践体验。三是即使说了学生们也难听明白。 我们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为何说曾子最后明白了，在于曾子的仁是目标，我们再来看曾子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焉不重乎；死而后已，焉不远乎！’以仁为终生而非是一时，伟人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同学们也问了这个仁、那个仁，孔子也回答了，但那只是相当于‘做点好事，’而曾子却把‘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说了出来，我们知道‘一个人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是需要种精神，没有精神怎么能做得到。 子贡当时理解了吗？也没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叹道：“没有人知道我呀！”子贡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您呢？”孔子道：“不怨恨天，不责备人，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却透澈了解很高的道理。知道我的，只是天吧。”子贡悟性很高，他体会到了‘上达’，‘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说：“老师讲诗书礼乐、古代文献，我们是可以听到的，可其中老师讲的人性和天道，却是听不到的啊！”子贡后来领悟了孔子之道。 孔子所言之道，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道如果可以说出来，那就不是真正的道，如果要说它只能这个道不是什么，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负面清单’，把不是的去掉，舍下的就是了，为什么？因为太广大，它无所不包，只以单一的肯定去说，你说不清。孔子之道，我们说核心是仁，是从核心上来把握，并不是只有仁是孔子的思想，还有很多，但仁是一根主线，相当于‘一以贯之’，从子贡知其‘上达’并概而以‘言性与天道’，可以看出子贡对孔子的思想有了心领神会，子贡与老师孔子不单是师生关系也实现了志同道合。 我们为何要把言语科的优等生宰予与子贡放在前面进行介绍，在于言语科有宣传的特长，孔子逝世后宰予开始了造圣运动，把孔子打造成圣人，宰予造圣的口号喊出来，相当于打起了一面旗帜，可以看出宰予概括能力特强，要是放在现在一定是‘标题党’‘口号专家’‘广告策划专家’，以前一说‘礼坏乐崩’则成为时代词，说孔子是‘圣人’真就被后世尊称圣人。对于子贡来说走到哪个诸候国就宣传到哪，宣传造势太重要了，等于是现在打广告，一个产品再好，你不宣传别人不知道，那也很可能会被埋没，不被人所知。在这场造圣运动中言语科优等生相当于打起了旗帜，开动了策划宣传机器，正是有他们的带头才有后来人的跟进。 子路、冉有是政事科优等生，这两个人都有政事特长，但性格不同，可以说批评最多的是子路，子路性格忠勇刚直莽撞，心里有啥就想说啥，为朋友侠肝义胆，‘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子路说：“愿将车马和裘衣和朋友共用，即使用坏了，也不遗憾。”有点像大侠，跟孔子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子路由于性子急，考虑事简单，老是挨骂，如正名之事，子路说孔子迂腐，孔子则说‘野哉，由也！’，批评子路粗野； 子路太过刚直，‘子路行行如也’孔子说他‘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平时子路也是一幅刚强的样子，孔子批评他这样的性格崩得太紧，将来可能会不得善终。如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意思是子路抢先回答说：“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外有大国军队的进犯，内有灾情饥荒，如果由我来治理，等满三年，我就能使民众勇敢并且明白道义和法规。”孔子冷笑他，旁边的曾皙问孔子‘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孔子回答说：“治理国家要靠礼让，他出言不谦让，所以我笑他。” 子路这个人有点经不起表扬，有时一表扬就飘飘然，接着孔子就敲打他。 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意思是孔子说：“大道如果不能把推行天下，乘坐着竹筏子到东海去游荡，大概仲由跟随我吧？”子路听说这件事，很喜悦。孔子说：“仲由在勇气的方面超过我，可是除了这个方面其它没有我可取的了。” 如‘子曰：“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孔子说：“穿着破陋布袍，与穿狐貉皮袍者并立而不觉得难堪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不忌恨不责备，为何不好？”子路总是这样说。孔子说：“如此作法，何足为善。” 如‘子行三军则谁与？’老师您要是带领三军打仗带谁去，孔子是肯定子路勇敢，但也批评他‘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莽撞之勇，教化他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子路这个人重视做，轻视学，‘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巩有闻。’子路听到了什么道理，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实行，便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这一点孔子很赞赏他，但子路这个人是重实行而轻学习，‘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叫子羔去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说：“是祸害子弟的做法。”子路说：“有百姓，有土地五谷，何必读书才算学习？”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 这里孔子反对学不优而仕，认为这样会误事误人，对于子羔学问尚未纯熟，就派他去做官，无异是害他。子路认为治理民众就是实践，而且孔子一贯重视实践，强调身体力行，认为书本知识是次要的，子路的话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从事政治，必须要有足够的学问知识，才能处理好政务，否则边做边学，实际上是拿人民做实验品，容易害民害己。 孔子批评子路利口强辩，将无理说为有理。针对子路不好学的毛病，孔子是批评他，并教化他，‘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直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教化他性格上的优长如果不好学，不知道如何发挥好则会走向反面。 同时孔子对子路的批评也注意火候，善于利用批评。‘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说的是子路在鼓瑟，要知道子路性格粗旷，要这种人弹瑟，相当于张飞去弹琴，那水平可想而知，有一日上音乐课孔子开玩笑打趣到，为什么这样的声音会出现在我孔门之下？这句话自然不是什么正面评价，谁曾想同学们听到这样的评语，对子路就有了不敬之举。孔子看这种情况不行，便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说，子路的鼓瑟技艺早已升入厅堂之境，只是还未精深进入内室，而我对他以前的玩笑话，只不过想激励他罢了。及时给子路这位学长挽回了面子。 子路是性格上批评的多，而政事上表扬的多，如‘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表扬他善于判断；如由也果，表扬他办事敢于决断；如到蒲地看到子路治理得很好，甚是赞叹，‘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善哉由乎！忠信以宽矣；善哉由乎！明察以断矣。’连着说了好几个善哉，表扬子路。 子路与冉求性格上正好相反，‘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由于冉求性格与子路相反，在批评上也截然不同。 冉求这个学生挨批，多在于政事，冉求这个学生性格活泼爽快，‘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闵子骞侍奉在孔子身边，一派中正的样子；子路，一派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一派和悦的样子。孔子很高兴。但又说：“像仲由这样，怕是不能够善终啊。”这几个学生跟孔子在一起，冉求也就是冉有轻松和悦，跟子贡一样，上面我们说子贡灵巧，情商特高，讨老师喜欢，这冉求也差不多，在生活之中与老师的关系是轻松愉快的。 冉求与子路不同，冉求挨骂多是政事，‘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意思是季氏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道：“你不能阻止他吗？”冉有答道：“不能。”孔子道：“哎呀！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知礼吗？它怎么会接受这非礼之祭呢？”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孔子批评冉求‘欲之必为之辞’，其实自己想，还找了个十足的理由，孔子问他‘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领导做错事，你做臣属的不去劝阻，怎能顺其意思跟着做，如果没有劝阻的能力就应该辞职，‘陈力就列，不能则止’把冉求与子路说了一通，我们要知道冉求这个人跟子贡差不多灵活，这人一灵活，领导想干啥，多会领会领导意图，而孔子呢，是以道侍君，你当君主不听我的，虽然我是臣属，但我可以走人，‘卷而怀之’‘良禽择木而栖’，这是孔子的做法，而冉求的做法与他有差异，难免挨批评。 最生气的是这一次，‘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比周朝的公候还要富有，而冉求还帮他搜刮来增加他的钱财。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吧！”要把冉求开除，有人会说，这孔子管得是不是太宽了，学生都工作了还管人家，在这里必要哆嗦一下，孔子与学生的关系跟现在师生关系不同，孔门的关系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江湖门派，为什么我们称为孔门，有这个意思，冉有作为孔门弟子这次相当于犯了门规，‘聚敛而附益之’为什么这样做犯了规呢？这我们要看孔子的经济思想是什么。 孔子亲眼见过‘苛政猛于虎’，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这种思想对于孔门弟子是常识，‘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说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有若知道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这是孔门规矩，而冉求正好相反，于是孔子急了，要把他逐出师门，并招呼所有的弟子都攻击他，相当于你冉求在砸孔门的牌子，这次最生气。 那对于冉求了，只能是解释，但解释就是掩饰，还是受了批，‘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您讲的道理，只是我的能力有限啊。”孔子说：“能力不足，是走到半路没力气而停下。现在你呢，是为自己划了一条界限，不走了。”’冉求好似有点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怎不能像老师那样不按自己的做就撂挑子走人，要是那样，冉求也不可能在鲁国政界站得住脚，孔子批评他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不尽力去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原则性强，而冉求的灵活性强，这两者有时能走到一起，有时也会有冲突，这几次批评可以看出冉求倾向于灵活性，而孔子对他的批评教育是不要放弃原则性，这批评得对不对，当然对，冉求能始终跟随孔子，可以看出冉求是信服的。 孔子能结束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冉求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孔子对冉求做得不对的是该批评就批评，而对这位学生该肯定的是赞扬肯定生，对冉求的评价是‘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冉求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没有问题，孔子对冉求的评价，不能把他当作现在的鉴定，要知道春秋时代还没有科举，不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主要是世袭与推荐，世袭冉求不可能，只能是推荐，冉求要出去做官需要推荐，而孔子相当于办的是清华北大，**要到学校来招人，孔子的推荐极为重要。 孔子知道冉求的才能积极推荐他，冉求表现得很有能力，当然也有局限，‘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人也。”’季子然向孔子问到：“仲由、冉求可以称得上是大臣了吗？”孔子说：“我以为你要问一些别的事呢，竟然是问由与求啊。所谓的‘大臣’，是能用正道来侍奉君上，不能施行就停下不干了。现在由和求啊，可以算是能做具体方面工作的臣子。”季子然又问：“那么他们惟命是从吗？”孔子说：“弑父弑君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他们也是不会听从的。”孔子把政事的两位优等生仲由与冉求比作具臣，而不是大臣，在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孔子知道他们难做到，于是批评一下，点一点就行，不勉为其难。 德行科四位:顔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四位的共同特点乖学生，没有批评，只有表扬。这一科的问题是问得少，于是《论语》记载他们的事不多。 在评价上表扬最多的是顔回，如‘有好学者顔回，今也则亡’表扬顔回是唯一好学的学生，顔回死后就再也没有了；‘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能听我认真讲课从不懈怠的人，大概只有顔回吧！表扬顔回是独一无二；‘子谓顔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赞扬顔回说：“可惜呀，我只看到他努力上进，却没有看见他止步不前。”等等，顔回真的太优秀了。这师徒二人彼此欣赏，顔回对孔子相当于忠实信徒，‘顔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顔渊喟然叹息：“仰望孔子其道，高不可及；钻研孔子其道，坚不可入；看看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了。夫子教人循循善诱，用文章博大我，用仪礼约束我，我想停下来都不能，我竭尽才力，但孔子其道，如峻绝高山立在面前。虽然想跟从它，但我无路可以到达啊。” 孔老师真是挑不出他毛病，只是这没毛病也非全是好事，顔回对孔老师是‘终日无言，无违如愚’，整天没问题都学明白了，‘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孔子说：“顔回这个人啊，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没问题对老师反而不利于提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人。 前面对顔回作过介绍，这里重点说的是顔回最有能力接近于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我们说过仁是人生的目标，那这个目标是什么？孔子是有表述的，这种表述跟谁讲的，就是跟顔回，为什么？ 一是孔子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讲高深的学问；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就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了。”顔回是中人以上，听得明白。 二是顔回能做到。‘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顔回呀，他的心长久地不背离仁德，其余的学生么，只是偶尔有一时做到了仁而已。”顔回能持久的进德修身，最接近于仁。有以上两点，孔子把仁告之顔回。‘顔回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顔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顔渊请教如何行仁走上人生正途，孔子说：“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行为回复到礼的要求上，就是仁的做法。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回归到礼的要求上。做仁义的事情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顔渊说：“希望指点一些具体做法。”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会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顔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我们后来说孔子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他行仁教育、行仁为政、行仁立言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何自己的理想能跟顔回谈，在于顔回够得着、理解得了，相较于其它学生问仁，多是针对性格特点说的某一方面，如‘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人，他的言语显得谨慎。”司马牛说：“言语谨慎，这就可以称作仁了吗？”先生说：“做起来难，说话能不谨慎吗？”；‘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先把困难的事做了然后再获得。”‘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说爱人；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向孔子请教仁。孔子告诉他：“如果能够处处做到五种品德，就是仁了。”子张说：“请问这些品德是哪些。”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快、恩惠。恭敬于人就不会受到羞辱，宽厚于人就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诚信于人就能让别人放心尽力地做事，勤快于事就会有功劳，恩惠于人就足够支使人来做事。”从这里可以看去孔子把顔回是当作道统的继承人来看待的。 接着我们来说闵子骞，这个学生事亲至孝，说到闵子骞的孝，有一个‘鞭打芦花’的故事：一个冬天，闵子骞驾车与父亲外出，因他穿着芦花做的棉衣，所以冻得抓不住缰绳和马鞭，父亲一鞭子把他的衣服抽破了，漏出了里面的芦花，大吃一惊，想回家休了闵子骞的后母，结果闵子骞一跪不起，为后母求情，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后母得知此事，改过自新，一家人和睦相处。听说这件事后，‘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大加赞赏，称赞闵子骞孝顺，这是闵子骞的孝顺之德。 还有闵子骞崇尚节俭、爱惜民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之言，言必有中。”’说的是鲁国的执政大臣要翻修长府。闵子骞说：“照老样子不好吗？何必一定要翻修呢？”是啊，既然还能用，何必要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呢？所以，孔子说：“闵子骞这个人平常不大说话，但一开口必定说到要害上。”这里称赞闵子骞有节俭美德。 再一个是‘善为我知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请替我婉言谢绝吧，如果再请我的话，我必定会去躲在汶上那边去了。这种不卑不亢，宠辱不惊，受到孔子赞赏，不像有些人只要有官做就兴高采烈，闵子骞是理性，这官能做的我去做，不能做的不去，这里孔子赞赏他有明智之德。 德行科的仲弓也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认可，‘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当听到有人评价冉雍（仲弓）有仁德没有口才的时候，孔子马上就反驳，因为孔子一直最反感巧言令色之人。而仲弓的高明就在于讷于言而敏于事，谨言慎行。孔子在临终之时曾对弟子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以此来赞美仲弓。 孔子赞赏仲弓出身卑微，但他更加努力学习，有知耻后勇之德，‘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孔子鼓励他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是人才终会得到重用。‘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意思是说仲弓可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如孔子所愿，仲弓从政期间，以德化民，按照孔子的为政之道管理政事，‘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仲弓抓大放小，善举贤才，成就了自己的德行，管理好了自己的政事。仲弓是个居敬行简的人。 有一次，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在季氏家为政期间，严肃敬业，办事简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比子桑伯子，仲弓做得更全面和周到。正因为他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得到了孔子的充分肯定。 德行科还有一位是冉伯牛，这位学生也很有能力，孔子当司寇时，接任中都宰是冉伯牛，只是冉伯牛得疾病，死得早，《论语》中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德行科四位优等生其中两位是早逝，这在孔子看来老天是不公平的。 最后我们来介绍文学科优等生子游与子夏，这两位学生是学弟级的，年龄小，跟随孔子晚。这两位是少壮派的佼佼者，都好学，重实行，有思想，热衷于教书育人，有点像孔子，孔子对文学科这两位年轻弟子是赞赏肯定，并寄予厚望。 先我们来说子游，子游是吴国人，是孔门诸多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这个学生胸襟广阔，位列文学科第一名，孔子曾称赞他：“吾门有偃，吾道其南。”也就是说有了子游，孔子的学说能够在南方传播，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子游这个同学的特点是重实行、有思想。‘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是‘割鸡焉用牛刀’的来历，也是孔子难得跟人开玩笑的一次。子游把从孔子之处所学用于武城，在武城实施庠序教化，倡办教育，教化民众，孔子有感于当时连大国都没有这样喜好礼乐的情况，而在武城这个小小地方，因为有了子游，却有了礼乐教化，孔子很高兴。 子游有思想表现在知人上有正见。‘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他认为澹台灭明行为端正，不迎合拍马，是个人才，著称大任。他的正见还表现在对子张的评价上，他和子张是好朋友，‘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游认为子张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在道德上做得还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同时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适当的距离，无论是君臣之间，还是朋友之间。‘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如果过于亲密于工作或者双方的交往都不利，早晚被侮辱或者被疏远就在所难免。子游的这种说法也完全符合中庸之道，过犹不及。 子游对于孝也有自己的正见。‘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关于为父母守丧之事，之前我们探讨过，那是宰予与孔子的大辩论。这里子游的想法跟宰予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居丧充分表达了哀思也就可以了。应该说是对孔子提倡的丧礼的继承和发展。子游还就孝的问题请教孔子，‘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提醒我们‘能养即孝’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敬才有孝。 最后我们来谈子夏这个学生，在《论语》中表现出来是好学，而且特别有思想。子夏勤奋好学，注重真学问。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认为，道德实践才是真学问，如果只是夸夸其谈，而没有实践，算不上有学问。 关于好学，子夏有自己的理解，‘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他认为日积月累，温故知新，不断努力，才算好学。‘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说：“广泛地学习并且笃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问并且常常思考眼前的事，仁就在这中间了。”子夏认为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才能提高自我修养。‘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的确是这样，无论任何人，要想有所收获，就必须勤奋学习，这与孔子的‘发愤忘食’很像，这样的学生老师能不喜欢。 子夏不但好学，而且能活学活用。‘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你看子夏从一句诗能联想到现实热点问题，能够由此及彼，受到孔子赞赏。当同学有困惑善于疏导。‘司马牛优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段同学之间的对话既语重心长，又受益匪浅，子夏还说过‘德不孤，必有邻。’有无兄弟这不是你自己所能决定的，但你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哪个人不是你的兄弟呢？子夏说得是不是很在理。 还有一次，‘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夏对孔子的话总是有深入而正确的理解，举贤臣，远小人，事业才会兴旺。 子夏有思想懂得灵活处理事情。‘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修己治人，是儒家的重要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提高自我修养，并不断完善自我，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不违背原则，谨守底线，有一些小错误小过失，都是在所难免的。这也体现了孔子思想的人性和仁爱。 子夏主张做官和学习两不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于子夏这句话，有不同理解，我比较倾向于做了官有余力便去读书，读书有余力便去做官。相当于现在某名省部级领导到大学去当教授，当大学教授后又回到行政部门当部长，有点脱产学习的意思，在这里说的是做官与读书应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做到两不误。 文学科这两位优等生相同点多，不同点也有，《论语》中‘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游认为子夏的学生没有学到真本事，只干些杂活，子夏认为应当循序渐进，两人在教育方式上套路存在差异。 子游与子夏对孔子思想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子游在南方传播孔学，使儒学广为人知，而子夏则是传授高徒，后来还成为魏文候的老师，使儒学深入政事。 十七、归档 孔子的一生我们进行梳理可以看到：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苦孩子，由于好学而改变人生，由于志于学而志向远大。到了三十而学礼、知礼、用礼，立于社会，在用于丧礼与助祭中，他从用礼的对象中总结人生价值，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思想家是离开自身环境的，其思想形成都来源于生活经验，孔子也不例外，他从用礼中总结出德行的人生价值，并加以改造与提升，形成了仁，他在仁这条人生正路上知仁而行仁，在知仁上他修身做人，始终做到人性之向善；在行仁上他办学、为政、立言，有机会就直接行仁为政，没机会就间接行仁办学与立言，他以人道之为善而周游列国东奔西走，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以锲而不舍不知疲倦的毅力，以韦编三绝的执着，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善之路上奋勇向前，直至走到生命尽头，他以永不停息的行动力，诠释着人成之至善。孔子被后世尊称为大成至圣当之无愧。 孔子的一生是向善、为善、至善的一生；是学道、弘道、乐道的一生；也是奋起、奋斗、奋进的一生。同时孔子的一生中也伴随着颠沛流离、不为世容的窘境，也经受挫折与艰难。他以立言立行成就思想的伟大，成为先师的楷模。 孔子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存的思想永远存在，他只是‘缺席者’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活在世人心中。 孔子用毕生的力气做最好的自己，这也启示我们不管在怎样的时代处在怎样的环境，你应该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当我们即将归档孔子档案时，不知你是否有所收获，在这里我想借程颐所言‘未曾读《论语》是这样的人，读了《论语》还是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就是未曾读过《论语》，’同理《孔子何人》，但愿有益于你人生行为的改变，在向善、为善、至善的道路上前行，做最好的自己。 前言 要问孔子何人，国人谁不知道，孔子那是圣人，是万世师表的圣人，连外国人也知道孔子是历史名人，对于这样一个大家熟悉的人，如果要真正认识不容易，因他生活的年代离我们有二千五百多年，时间的久远会模糊对人的印象，我们对孔子的认知只能通过书籍与后人的评价，而后人的评价也多依赖于书籍，很重要的书籍就是《论语》，这是后人的一贯做法，今天我们要说孔子何人主要依于《论语》，因我们也是后人，只是时间间隔更长而已，历史上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孔子，每个人眼中也有不一样的孔子，因他是圣人，如一座高山，故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感，今天要认识的孔子，以档案形式介绍，如果跟您雷同纯属巧合。 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