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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
第一章 家世和青少年时期
高岗，原名崇德，字硕卿。在清朝末年，沧海横流，战乱频繁的1905年农历9月2日，他出生于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故乡——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贫苦农民家庭，他的住宅位于高家沟的“小盆地”坐北向南的阳坡上，是一开门两厢的三孔土窑洞。四面环山雄伟峻壁，沟口狭窄，犹如瓶颈，坐落谷中央的一个黄土墩拔地而起，高约20来米，峡沟深处，奇峰突兀遥相对映着高岗家院，象一旗杆，沟底由西向东两条鸿沟流着两股小溪，环绕拥抱土墩而汇合，犹如母亲一样无私奉献着乳汁，养育着她的子孙。高岗老祖先在几百年前逃荒到此安家落户，耕耘谋生。
一、贫寒家世与苦难童年
高岗的祖父高万智，靠土圪塔岭谋生渡日。他生三个儿子，高岗父亲为长子，取名高仲来，老二高仲魁，老三高仲发(去世于1930年陕北发生的鼠疫中)。
高仲来继父辈世代以农为业。幼时，家境贫困，缺吃少穿，随父勤劳持家。他父亲去世时，欠下地主豪门很多债务。两个弟弟也未成家立业，全家的重担落在他这个长兄的肩上。逼债的成天踢塌门槛，赖下十天半月不走，连茶饭也管不起，哪有钱还债。债逼无耐，将部分救命的耕地典当出去还债。二弟高仲魁长年给地富打工，白天给富豪劳动晚上为家干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仲来以兄代父，把两个弟弟拉扯大，娶妻成家，分家立业。他仅有十来垧(陕北3亩为1垧)薄地，农忙耕种作务，农闲赶毛驴运输，贩盐倒酒，从李继迁(原李继迁寨)买瓷运到三边换粮食，运回来换成酒倒卖，还在武家坡(现武镇)遇集市当牙记，挣点手续费，维持生活。终因生活贫困，劳累过度，在50多岁就去世。
高仲来先妻杨氏，以温顺、善良、通达、憨厚闻名于乡里，有很好的人缘，她勤劳简朴，在家里操持是一把好手。她生育2男2女，长子崇义，次子崇德即高岗，长女乳名长俊，次女崇礼。在高岗7岁那年，杨氏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中年病逝。之后，仲来继娶常氏，也在中年病逝。
高岗从呱呱落地，宽额大脸，虎头虎脑，体魄壮实，所以附引体形也正好排行老二故取名为二愣。他从小好胜性强，顽烈、好动、爱斗，母亲时刻把他招呼到身边，怕跟村里娃娃斗阵，惹下乱子，出山劳动也引到地里，小二愣在黄土坡上玩得更美，从上坡翻跟斗到下坡，使母亲提心吊胆，既要劳动，又要揪留二愣，一心二用。
高岗在童年时期，国家动乱，家遭不幸，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他五、六岁时就跟母亲上山掏苦菜糊口，过着少吃没穿，饥寒交迫的生活。高岗的姐姐15岁就出嫁，同邻村的周生华结婚，婚后他俩随父母逃荒到安定县(现子长县)新窑湾村为邻揽工。他妹妹高崇礼6岁上换6吊钱当了童养媳，嫁给马丕英，逃荒到延安的李家渠安家谋生。
高岗诞生前后，中国处在各地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者暴动此起彼伏的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高岗6岁那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封建帝王统治。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曾发生过如义和团运动等反清斗争，许多秘密团体活动于民间，在清末民初哥老会和“硬肚”组织，在陕北影响最大，分布极广。清王朝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这些秘密组织，互济互卫，打富济贫，扶弱抑强，反对官府，反对贪官，反对土豪，颇有群众基础，这无异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后来，这些组织，有的倾向和投入革命组织，有的堕落成黑社会组织，有的成了国民党的帮凶。
高岗的父亲曾是武家坡地区“硬肚”组织的成员之一，受藏书网到过富裕家族的攻击和出户、压烟洞的惩罚。高岗早年加入哥老会组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常把名为“讨吃”的实际是哥老会成员引到家里和亲友家里食宿，使亲戚朋友很不高兴，自然敬而远之，富人反对，诬蔑为“土匪”。
关于高仲来加入“硬肚”组织的详情细节，无法搞清。至于高岗加入哥老会组织，无论如何是受到他父的极大影响。很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岗家里第一个参加带有政治色彩，反对官府的不是高岗，是他父高仲来。但是，他吃尽没文化的苦头，逐步认识到“靠勇无智不行，没文化，成不了气候”。从而他夫妻俩决心典田卖地供儿子上学念书。
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的诞生，人们情不自禁地交口称赞。可是，幼小的高岗接连大难临头，他母亲患病不起，既无钱又无药，病饿交加逝世。她临终前，回忆着受辱受罪的苦楚，又担心二愣惹乱子便向高仲来说：“我不行了，我死后，再苦再累也要操心二愣惹乱子，别让他跟人家娃娃撕打，你管不住，就典田卖地也供他上学念书，让学校管教好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咽气了。他母亲埋葬不久，高岗又患天花病，父亲既要顾家，又要种地，为一家糊口生存奔波，顾不上照料，高岗又顽皮好胜，出去着风，致成终身残疾——麻子脸，村里小孩都叫他“愣麻子”。后来称“高麻子”，这个外号虽不文雅，可敌人听到高麻子的队伍，提心吊胆。
高岗的生母逝世后，他父光棍失意，四个孩子缝衣做饭都成困难，有时饭做熟，先让娃娃吃，自己一天饿着肚子灰溜溜的硬撑着。后来顾了家顾不了地，顾了地又顾不了家，遂娶常氏为后妻。高岗兄弟姐妹几个有继母缝衣做饭无不高兴，但好景不长，常氏生一子，在二岁上夭折。继母常氏忧愁过甚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成天疯说疯跑，连羞耻也不顾，不久也去世。
武家坡，地处丘陵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层峦叠峰，奔腾飞动，东靠子洲县，南接壤子长县，北距古长城约40华里，西挨李自成故里和祖坟皇陵山20多里，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地方。义和团运动期间，武家坡地区的“硬肚”组织抗粮抗捐驰名陕北。特别是三百年前的李自成青少年时代在这儿度过，揽工放羊，当和尚，坐朝点将，当驿卒，练兵打仗，组织农民揭竿起义乃至推翻明王朝的战绩、故事在武家坡地区流传甚广，几乎妇孺皆知。中老年人，在茶余饭后或劳动休息时，以故乡人自豪，津津乐道讲述李自成青年时代的传奇故事，对青少年时期的高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孕育着他的成长。他混集村里一群儿童，耍枪弄棒，练骑打仗，跟村里放牲口的娃娃，骑上毛驴赛跑，学李自成打仗，模仿打倒宣统皇帝。所以，他从小就熟练骑马、刺杀，参加革命后，骑术更精，再刁烈的马到高岗手里服服帖帖。
高岗爱玩好斗，常抱打不平惹人讨厌，也给他父增加了许多苦恼。仲来的个性暴躁，常为高岗与人打架而狠狠打一顿，高岗不嚎不哭，牙咬口唇撑着。被打后不气馁也不记告状之仇，继续顽斗，于是他成了娃娃头，周围村里的娃娃都怕他，“他是一个顽皮的家伙”出名于乡里。
距高家沟不远的邓家墕村有一处煤窑，高家沟的娃娃都跑到煤窑上捡煤渣子，被邓家墕村富家子弟打回来，捡煤渣的筐筐也被“没收”。一次高岗从学校回来，村里娃娃向高岗诉苦，高岗听后说：“那你们不长手？我带你们去！”他带着一群娃娃到煤窑捡煤渣，果然，邓村里的娃娃集合起来围打过来，石头、炭块、土圪塔乱飞，捡煤渣的娃娃被打怕了连嚎带哭，抱头鼠窜，高岗天胆力大，冲向邓家娃娃群，脚踢手拨拉，把邓村的娃娃赶跑，并夺回被抢的筐子，捡满煤渣子胜利回家。从此，邓家墕的娃娃再不敢欺负高家沟的捡煤渣娃娃。
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在“边区参议员介绍”中描述高岗说：“这是一个顽皮的家伙”，很小时候的高岗同志，就因纠合学生‘打衙役’‘打科员’等‘不法’行为，而被大人、先生们这样辱骂着了。
“在黑暗愚昧军阀横行的横山，生长出这样一位‘离经叛道’的怪人，其被人辱骂与打击，是必然的，在被剥削的贫寒的农家，其将反抗与还击，亦是必然的啊！”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的风暴，激荡于全国的时候，高岗还不过是十九岁的青年，他投入了革命的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奔走于西北高原的大风沙里，为着组建党组织红色游击队而斗争着。
“提起了‘老刘’‘老谢’，人们便不能不提到高岗同志了。他们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创造了陕北的苏维埃，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十五军团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等职。
“在这些艰苦斗争中，高岗同志，以机警、英勇的天才，冲破了重重的困难，经历过无数的生死危险，而开辟了陕甘宁边区这片光明的新地。每当他和人们谈到‘西安脱险’、‘化装木匠’等等故事，他是多么感叹而又欢愉的啊。”
二、小学拔尖生追求革命真理
高岗从小伶俐聪颖，对新鲜事好奇、感兴趣。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农村，引起了村谈家议，众口一词“清朝完了”。都说三岁稚令的娃娃怎么能当皇帝，连自己穿衣吃饭都要人侍奉，怎能为万民办事……。这些国家大事传到小高岗的耳朵里，他好奇地打烂沙锅问到底，问父亲：“大大，皇帝是做什么的？”他父亲给他讲“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官，不劳动，不种地，不做工，还吃得好，穿得好，风不吹，雨不洒，歌舞相伴，住在皇宫光享福。”从此，在他脑子里种下不满皇帝的种子。
1915年冬，高岗进了武家坡武老师私塾冬学。1916年夏，因家贫，高岗给本村高万才放羊，有饭没工钱。同年冬继续上学念书，念《三字经》、《百家姓》。他聪明心灵，记性很好，钻研好学，所念过的两本书，用沙盘写会背熟，时有过目不忘之说。
1917年春夏，高岗到安定县的杨家山，揽工放羊，挨打受骂，从那时起他就对富豪的愤恨像种子埋在心里孕育。秋季，高仲来看到高岗天资聪颖，先妻临终遗言常在他心上萦绕着。加之他们祖辈没文化，吃尽苦头，倍受村里村外欺凌，认识到唯有读书才能有点出头之日。正好一个看相先生说高岗脸上有将帅才气，从而深深触动了高仲来“望子成龙”的思想念头。同时，高岗的顽烈个性，刁抉无良，他看下难以驾驭，将来也不是种庄稼的材料，坚定了送子上学的决心。于是，在翌年送高岗到邻近的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并起官名为崇德。他对子女起名很讲究，什么崇义、崇德、崇礼，是专门请赵相林先生起的，赵相林发现二愣有才智天资，企想培养“德才”皆优，故取官名“崇德”，含有高尚、修德的双重寄托，重于德的修养。“高岗”这个名字是1928年陕北特委派往延安做兵运工作时用的化名，在陇东搞兵运时用字“硕卿”。
龙镇小学赵相林先生，治学有方，在陕北享有盛名，师高第子巧，马明方、刘澜涛、汪洋等高级干部都曾经是他的学生。高岗是赵先生的拔尖生，他头脑聪颖，学习用功，但难以驾驭，把书桌垒起坐朝点将，被赵先生责骂，经常挨戒尺打。赵先生对这个调皮学生，经常用提问题回答，写仿拔毛笔等方法考验高岗的学业、智力和毅志，也似有以示惩罚、治服他的因素。可是，他所提问题，高岗回答如流得体。赵先生发现他有一定的辩才、急才和智力；高岗是全校学生写仿唯一拔不起毛笔的学生。高岗的魏碑写的较好，就是赵老师手下打的底子。赵先生认为他颖悟性好，有坚韧的毅力。功课常常满分，赵先生是个爱才若渴的教师，对这个调皮的学生学习渐渐抓紧，甚至给“偏吃偏喝”，专门给讲辛亥革命的意义和清朝垮台、民国诞生的过程和道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进行重点培养超常教育了。同时赵相林建议高岗的父亲多供他几年，“若要强，扛钢枪，强中强，上学堂”。别看他调皮，“一定有出息。典田卖地也让他上学”。
高岗在龙镇念书期间，横山地区乃至陕北连年遭旱灾，继母去世，6岁的小妹妹卖6吊铜钱，家里仍揭不开锅，生活无法过下去，父亲再无能力供高岗上学，让其退学回家劳动。赵相林对此很遗憾，他特意将高仲来找到学校，劝说启发，勾起仲来先妻临终嘱咐，咬紧牙关，下狠心把仅有的13.5垧坡地先典后卖，供高岗继续上学，望他有个出头之日，少受人欺侮。他自己租种少量地，赶牲口贩运和当“牙记”，维持着吃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陕北历来是殷实人家念书，象高岗这样的穷光蛋家庭根本上不起学，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陕北的穷山沟里，破产供子上学，进行智力投资确是少见的，不能说他没有远见。
苏联革命成功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震撼着神洲大地。
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外国列强虎视眈眈的时期。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发动“五四运动”的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等成为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苏联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诞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高岗提供了追求革命真理的广阔天地。
1922年，17岁的高岗以优异的成绩从龙镇小学考入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高岗进入县城第一所高级小学，大开眼界，精神振奋。当时，横山县城比较繁华，学校师资较好。他考上一高很荣幸，家族也光荣，他叔父专程送他报到。此时高岗已经萌发爱国思想，在横山学习期间，开始一、大闹学潮 营造革命“先声”
在横山一高和榆中闹学潮中，高岗渐渐投身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洪流中，踏上了推翻旧中国的漫漫革命征途。
二十年代初，由旅北京、西安的陕北学生把共产主义思想散布于陕北青年及学校。1925年大革命开始时，横山一高爆发了一次震憾陕北高原的学潮，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一高学生在共产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榆林中学的新学风的感召下，一高也活跃起来，对尊孔读经，奴化教育早已不满；对官府欺凌剥削群众的行径，深恶痛绝。是年，开学不久，不少学生交不起学费，倾家荡产，有的卖口粮，有的破家产供孩子上学，高岗就是其中卖地上学的一个；有的交不出学费退学。有一个学生的家长为儿子上学凑够学费，赶毛驴从内蒙驮来二、三斗食盐，在横山街上出卖，被盐务局无理没收，急的学生家长呼天叫地，只好让儿子辍学回家。高岗、鲁贲等同学对此愤愤不平地赶至盐务局，要求该局将盐退给本人。盐务局不但不退，且大骂学生，还要处罚说情的学生。那时候正是“座座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钱无理吃得开”的世道。盐务局的无理谩骂，更激起了学生的公愤。高岗等学生跟盐务局讲理，盐务局的当权者哪能听得进，要赶学生出去。高岗、鲁贲、曹开诚、石作琦等带领学生一拥而上，抓住骂学生的盐务局长痛打一顿。打盐务局长的“事件”发生后，群众拍手称快，却引起了县政府官员极大恐慌，下令学校领导对学生严加管教。学校领导禀承县太爷的旨意对学生严加控制。为堵死学生串连、闲谈的机会，以防引起反抗政府的激情，不仅平素监督管理很严，同时，以学好课文为借口，连星期天也不允许学生自由活动，取消鼓乐队上街宣传，校方强行规定星期天自学半天。他们多次要求校方取消星期天的学习时间，校方置之不理。这下更激起学生的愤慨，高岗等带领一些年龄大的学生到县衙请愿、交涉，却遭到二少爷(即知事刘智堂弟)破口大骂，并指使衙役驱赶学生，激怒了学生，高岗带头砸了县衙大堂，殴打衙役。县衙召开紧急会议，县知事刘智堂大发雷霆，下令学校开除高岗、王东皋、曹开诚(动之)、王怀信等5名学生的学籍，并每人罚款100元大洋。学生会的王东皋、曹开诚、高岗、白培谋、鲁贲等组织全校学生，利用古历3月18日庙会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讲民主、学科学，强烈要求学校废除星期天“集体自学规定”，高呼“星期天要自由！”“抗议校方变相体罚学生！”“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奴化教育！”“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废除旧教育，改教新科学！”“反对读死书，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这样，街上锣鼓声、小号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闹腾了一天。这可激怒了县太爷刘智堂，他在县政府大堂里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走来走去，布置衙役了解动态的发展，汇报情况，也忙乎了一天。学生会组织学生全部离校罢课，搬住在高殿峁等街上的店房里，扩大讲演，抗议政府无理迫害学生的行径。县政府的官老爷恼羞成怒，密谋武力解决学潮。学生会得悉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在鲁贲、高岗、曹开诚等提议下，认为靠横山解决无出路，大家决定上榆林道伊公署告刘县长。大家研究的意见向全体学生一宣布，学生异口同声“走！上榆林罢免刘智堂的县官！”全校一百几十名学生一拥起身了。3月20日，学生浩浩荡荡，向城东门外行进。县衙们着了忙，当即派出大批荷枪实弹武装人员阻挡学生前进，鸣枪示警。高岗虎性大发，要为被开除、处罚的学生鸣不平，出口气，他首先带头抓起两块半砖头，高喊：“同学们，准备斗争！”一呼百应，同学们都在地里觅捡石头、砖头，拿在手里随高岗走向武装人员跟前，大声呼喊：“你狗来，来了就揍你狗们！”石作琦(外号叫石灰锤)扬手向武装人员扔石头，并喊：“打哪狗日的！”这下可把衙门汉9９lｉｂ?们震住了，有的呆若木鸡，有的直后退，怕吃现亏。他们没有开枪打人的命令，只把枪栓拉来拉去瞎咋唬一阵，狼狈地溜回城里，恶人先告状，刘智堂县长急派快马到榆林报告一高学潮情况。
请愿的学生向榆林行进，晚上住在波罗镇，第二天开到响水。横山一高的校长曹雨山是响水人，正在家里养病，得知后来劝说学生暂住下好商量。曹雨生即写信派人送给杜斌丞校长，并汇报了情况，请求杜校长设法解决。消息很快传到榆中校长杜斌丞和横山旅榆校友那里，得到榆林各学校同学声援支持。杜校长写信派人送到响水，叫派代表赴榆申述，以防学生上榆林惨遭军警迫害。学生在曹雨山的协助下安排住在响水各户家和店坊里。学生会负责组织安排住宿和管伙食的专人，将学生随身带的钱你十元，他八元收起来，安排了食宿。大家推选高岗、王东皋、韩绳祖、王殿英、郭长伸等五人为赴榆谈判代表，连夜赶到榆林，受到榆林各学校学生、学生会领导和榆中领导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榆中校长杜斌丞和中共党团特别支部负责人刘志丹等亲切接见了学生代表。
刘志丹和高岗一见如故，意气相投，频繁接触，对学潮问题处理有商有量，共同决策，并奠定了长期革命友谊的基础。杜斌丞和榆中特支负责人与代表单独谈话时，发现高岗开言吐语，很讲策略，很有见识，很有头脑，有捷才辩才，刚直不阿，特支负责人向韩绳祖、王东皋个别询问了解高岗在学校的表现，家庭出身等情况。随后，在杜斌丞和刘志丹等大力活动下，召开了榆林各学校学生会负责人联席会，高岗、王东皋报告了学潮起因过程，与会者一致表示支持横山一高学生斗争精神，并请求杜校长向道尹公署申诉，禀公处理横山学风。
此时，杜校长同井岳秀交往较密，井颇尊重杜斌丞的学识、气派、见解。经过杜校长的奔波周旋，道尹公署根据杜校长的建议确定撤销开除学生、罚款的处分，并答应免去曹雨山校长职务，调离县长刘智堂。接着，杜斌丞骑一匹黄骟马，亲自把请愿学生代表送到响水，并在响水召开学生大会，杜校长宣布了道伊公署的决定，讲了话，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新文化新思想，钻研科学，提高自己爱国为民的本领，并向曹雨山交待(时未宣布撤职)，禀公处理善后工作，注意改革教学方法，要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大力提倡学科学。杜校长的讲话，对一高学生鼓舞很大，人人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思想教育。
震动陕北高原的一高学潮胜利了。学生在返校的路上，高兴地自编自唱：
小小学生真英雄，背起缮布走榆林。
智堂县长待我无礼貌，斌丞前来了事情。
学生提条件，雨山都答应。
今后学校再打骂，我们就要作斗争。
哎咳么，哎咳么，我们胜利了。
这次学潮向反动当局挑战，使高岗受到极大启发教育，他第一次尝试到：“要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不冒点险是决不能成功的”，更重要的是第一次和刘志丹接触，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革命友谊从此开始，后来和志丹一起搞革命，他对志丹相当崇拜，言听计从，结为亲密战友。
此后，学校改组了领导班子，调谷玉山(共产党员)任校长，调共产党员曹丕杰、钱德明和思想进步的程振善等替换了原来思想守旧的老师，还从西安、北平聘请来陈建晨、黄亚忠两位进步青年女教师。新思想、新文化、新学制、新女生进入学校，实行男女同班学习，改变了死读书，读死书的方法。这次学潮对一高学生教育、锻炼极大，揭开了山沟里的学生向反当局斗争的序幕，时称为李自成故乡革命的“先声”。同时，也翻开了高岗革命生涯的心扉。
1925年秋，高岗考入陕北最高学府——榆林中学。他进入榆中后正值刘志丹从西安回来传达全省联学代表会和共进社代表会精神，并介绍高岗加入“共进社”，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在“两代”会精神推动下，学生要求参加校务会议，参加校政管理，校方不准。经多次交涉辩论无效，学生散发传单，揭露总务主任高崇山的罪状，要求地方当局对高崇山给予处分。但是地方当局不予理睬，学生奋起举行罢课斗争，一些教师也支持学生斗争而罢教。高岗自告奋勇，参加学生纠察队，维护学校自治秩序，同校方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井岳秀派人在学生中搞“策反”活动。不久，一部分学生在高崇山的活动下要求复课，学生从内部分裂为两派，高崇山乘内部分裂的空子，从井岳秀那里搬来一连队伍包围了学校，武装镇压学生运动，开除19名(一说29名)党员、团员的学籍，其中有王子宜、李登霄、焦维炽等，两兵绑一，推揣拉打，送出榆林城南门外三义庙滩，不准再进城。
1926年春，佛教节街上唱戏，井岳秀的儿子井文龙(榆中学生)在街上看戏时，嫌人拥挤，指使护兵打了学生苗存权(共产党员)，激起学生的愤慨，学生会开会声讨井岳秀纵子行凶，要求井岳秀到校向被打学生道歉并开除井文龙……。代理校务的无计可施，请求时任道尹的景崇征设法处理，景只请教师劝说，而不答应学生要求。学生会再次发动学生罢课，大部分学生离校，搬到街上旅馆住宿。景崇征见事态闹大，众怒难犯，即派人请杜斌丞(在家养病)回校解决学潮问题。校方基本答应学生要求，学生取得胜利回校复课。高岗参加斗争井文龙并以拉架为名猛击井文龙一掌倒地。有人在井岳秀跟前告高岗打了井文龙。井岳秀假惺惺地说，高崇德敢打我儿子，是好样的，有出息。榆中党组织告诉高岗要小心。高岗经过学潮斗争的锻练，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反动派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等于在培育着革命种苗，他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视野逐步开阔，对反动派的面目认识更清，坚定了造反动派反的坚强意志。高岗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革命思想逐步成熟起来，经过党组织的考验，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马马虎虎的爱国青年成为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为防井岳秀毒手迫害，宁肯不要毕业证书，被迫辍学离开榆中(一说被开除)。从此“离经叛道”，走上了革命征途。
二、中山军事学校深造
高岗在两校学潮中受到极大启发教育和锻炼，特别榆中第一次学潮被武装镇压下，对他触动更为深刻。他辍学回家后，思谋造反坦途。他曾受着大人讲述李自成传奇故事，并阅读有关李自成的一些书籍的影响，向往着李自成揭竿举旗的造反精神，他徒步翻沟越岭，专程到李自成当年揽工、放羊、坐朝龙墩(传说)、点将练兵场地、祖先皇陵、出生地遗址游转，和当地农民议论李自成起义前在这在那活动，“咱们这里能再出个李闯王就好了，把国民党推翻掉。”他在思古幽情中，对李自成童年、起义和起义后回乡祭祖的艰苦和如烟往事有所追想。依稀梦想着未来的宏图大业。1926年秋，高岗离开榆中到伊盟的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他是进入伊盟地区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建立伊盟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发展党员，在少数民族地区点燃革命火种。”
随着大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冯玉祥、于右任入陕并将北洋军阀在陕西的头子刘镇华、吴新田被逐出后，代之以国民党的进步势力为冯、于方面，使陕西由反动局面转为革命局面，西安成为西北革命的中心。在大革命的热潮中，中共北方局李大钊积极倡导培养军事、党务和工农干部，同时向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及广州、武汉农讲所派了大批学员。之后中共陕甘区委急需培养干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创办军事、农运和党政学校，取得了冯玉祥的支持，联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2月，高岗随史可轩等到西安，在李子洲、魏野畴办的讲学班亦称教导队学习，同时协助创办中山军事学校。
1927年3月，在军事、农运教导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山军事学校并正式开学，学校办学宗旨在招生启示和广告中明确规定：“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才”。每学期6个月，以学军事为主，军事、政治并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入学的学生大部分是陕甘、陕北各地党组织输送来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还吸收了原西北大学一部分进步青年，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延安四中，赤水职工学校、华县咸林中学、西安一中、二中及三原渭北等地区输送来的学生，共500多人，其中中共党、团员150多名。学生编为3个大队，每大队下设3个中队，每中队下设3个分队，各级队长多数由中共党员担任。学校设在西安北院门(今西安市政府院内)，慈禧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后，到西安避难时，曾住在这里。
这所学校名义上属国民联军总部，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所新型政治学校，也是我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当时有“西北黄埔”之称。学校主要领导基本由共产党人史可轩、刘含初、李子洲、许权中、邓希贤(小平)等担任，刘志丹担任政治教官。高岗在校主要学军事、农运和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最感兴趣的中国军事政治和农运课，同时，担任农运课、军事教官兼任中队长，亦生亦官。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高岗走上革命生涯的最主要起点。在这段时间，为他后来创造陕甘根据地和军事活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他从小天赋聪明，颖悟性好，上课时非常认真听讲，善于思考，感到新鲜的段落，作少量笔记。学校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教育，阅读的全是马列主义著作，从事的都是革命的活动。中山军事学校改变了读死书的教学方法，实行读书与实践结合，理论与实际联系，和社会实践广泛接触，在斗争中学习锻炼提高，学以致用，“为西北培养了革命的军事基础”。高岗根据学校“学以求知，学以救国”的要求，经常到街头、郊区农村这块“无字天书”中学习，作调查、演讲、宣传。他协助组建城市工会、郊区农会、妇女协进会等群众组织，他把书本上学的，拿到实践中运用，得到的感悟带回来给同学讲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受到农运班学生的好评。在组织工、农、学活动中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
这时期“陕西农民运动的规模声势，震惊了黑暗的中国。”农民组织遍及全省60多县成立农会，农村建立农协会3800多个，农民会员达41.1万之众；农民自卫武装队员10万多人。3月，陕西省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和选举领导人。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惩治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等20个决议，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出现高潮。长安县农民协会逮捕大地主、豪绅，并将罪大恶极者予以处决，大灭反动派气焰，大长了农民革命斗争士气。
与此同时，在上海工人两次举行起义的影响下，西安邮电、制造局等单位工会相继成立，号召工友积极组织起来，“站在一个旗帜之下，共同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完成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5月1日，陕西省总工会成立，通过了宣言和章程，提出“工人武装起来，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军阀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革命……”的口号。
陕西以西安为中心工农运动紧密结合，蓬勃发展，声势、规模浩大，在中共的领导下，与南方工农运动形成南北呼应，风起云涌之势，发挥了主力军的伟大作用，时有“南广州，北西安”之说。高岗在参加组建工会、农会和妇女会实践中，受到很大锻炼，组织才能初露头角，成为陕西党内小有名气的活跃人物。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陕甘区委组织西安10万多人声讨蒋介石集会游行示威。这一时期，西安革命异常活跃，广泛发动组织了各界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商会、学校、妇女协会，还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利用纪念“五一”、“五卅”济南惨案和“五四”节等一系列活动，宣传革命，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动员工农武装起来，反对独裁统治。矛头直指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高岗在此时革命热情极高，非常活跃，积极参加了组织、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各种集会活动，并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表现出他勇敢的爱国热情，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更激发了与会者的信心，增强了对蒋的仇恨。他亲自到大街小巷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秘密给中山军事学校搬运武器、弹药。他利用夜间给党团员讲课，组织反蒋活动，表现出高昂奔放，朝气勃勃的革命热情和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对未来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在蒋、汪叛变革命的形势下，冯玉祥摇身一变积极追随蒋汪反革命，电令西安石敬亭进行“清共”，解散中山军事学校，政治保卫队调往洛阳，下令查封各县所有农会组织。西安警备司令部发出：禁止共产党人活动的命令；各机关所有共产党员，一律让其立即声明脱离共产党，不许有任何违反三民主义的宣传的“布告”，到处张贴。令出人随，他们紧接着派出了大批武装警察，查封各界群众团体组织，搜捕共产党的领导者和活动者。西安地区顿时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西北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遭到严重挫折。
从此，西安的共产党组织由原来半公开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在这腥风血雨，一片黑暗的日子里，“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论联合政府》)。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高岗无法公开活动了，他坚持利用晚间，冒着危险，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每天深更半夜出去，和高鹏飞等，在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号召农民、市民起来，跟军阀斗争，进行抗粮、抗捐、抗税。
高岗在反蒋斗争中积极、勇敢的活动，早已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把他列入逮捕的黑名单。时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保卫部长史可轩(共产党员)获息后，立即通知高岗等人离开西安。高岗正在安排工作，还来不及动身，警察已经开始搜捕高岗。高岗在陈建晨(此时陈在兴民学校任教曾在横山一高时是高岗的老师)家里藏了两天，机智地翻过城墙，爬过护城河，星夜离开西安，回到陕北，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本来，西北地区革命形势很好，不少要害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共所掌握和共产党影响大的主要军队有井岳秀部队的石谦旅，杨虎城的第十军，甄寿山的师和史可轩带领的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学校，不少人掌握着实权，军事实力比较强。这几支部队特别是政治保卫队(近千人)、中山军事学校里中共党团员最多，又有共产党员史可轩，许权中等精明强干的军事人才和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决策，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对冯玉祥造成一定的威胁。但是，当时省委(已由区委改为省委)主要领导人耿炳光，认为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要请示中央的批准，不敢作主，派李子洲去武汉请示中央；让史可轩把保卫队近千人带出西安，佯装执行冯玉祥调往洛阳的训令等待中央指示，观察事态的变化。高岗对耿的这种主张极为不满，他说：“将来革命还得靠军事，要靠人民武装。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光喊空口号解决不了政权问题，蒋介石为什么搞‘四·一二’，蒋介石不是傻瓜，他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把手中的政权交给你。”他的这种军事观点与毛泽东在1927年讲的“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相一致。李子洲到武汉，汪精卫政府也于7月15日发动叛变革命，一片杀气腾腾的形势。蒋汪合流，镇压革命，甚至汪比蒋介石更加毒辣，到处贴着“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布告。中共中央已转入地下活动，李子洲一时找不到人，无法汇报工作。
史可轩率保卫队撤出西安，等待中央指示。此时，驻陕北总部副司令邓宝珊派他的秘书葛齐云(共产党员)向省委联系，计划组织左派军事力量联合反对冯玉祥。史可轩根据省委的意见，率领保卫队和中山学校部分学生向陕北进发，建立根据地，“联邓反冯”，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敌人为消灭这支武装做了充分准备。史率部北进时，途径富平县美原镇，遭地方军阀田生春杀害，到陕北的计划失败。高岗在总结西北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曾说：冯、于入陕后，我党坚持统藏书网一战线，发扬陕北革命历史传统，在国民党军队、政权、教育文化、党务等方面派进大量党员和进步力量，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发动工人、农民、学生运动，把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我党组织普遍建立，党员发展到数千人，建立了陕甘区委，统一了陕北与关中党的组织领导，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培育锻炼了革命骨干，特别是军事干部，使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涨时期。但是由于我党与国民党统一战线中有右倾倾向，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两面性认识不足，只看到革命的一面忽略了反动的一面，所以对下层工作和农民运动发展不足，没有注意土地问题，武装工作只做上层政治工作，不懂得组织自己的军队。总之没有适应变化而转变党的工作和应变思想准备。国民党的郑州会议一开，实行“清党”，地主向农民反攻，杀的杀，赶的赶，抓的抓，使西北党与革命受到很大损失。西北由革命转为反革命局面，革命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城市转入农村艰苦斗争。
三、创办“农讲所”抗粮抗税
高岗在榆中和中山军事学校涉猎很多的进步刊物，那时他和进步同学一起抨击北平胡适宣传的“好人政府”的论调。他在横山一高上学时，看到《努力》上发表的蔡元培，胡适等人文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公开财政，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措施后，他就提出异议，当时他同一些赞成这一主张的学生进行辩论，指出“好人政府”对什么人好的问题。他认为好人政府的观点是一种妥协的倾向，现在是向军阀斗争，不是和军阀和好。高岗经过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和参加西安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受到深刻教育和血与火的锻炼，胆子越来越大，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革命艺术有很大提高，思想较前成熟许多。高增培曾谈到，高岗从西安回到横山一高开展革命活动时，他正在横山一高念书，高岗和以前比较，判若两人，思想境界，工作方法，政治头脑比以前成熟多了，真正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职业革命者。“他把军校学的知识带回来和实际结合起来。”“后来在绥蒙和边区工作期间，群众中有威信，他与群众关系密切，和大家打成一片。威信并不都是由职务决定的，而是由联系群众、实干、苦干精神决定的，他不和群众打一片，就不会有威信。”
高岗离开西安回到家乡横山，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党员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的决定，协助马继武(即马明方，时任横山响水第三高级小学教师)和曹亚华(后叛变)，共同领导横山区委(书记马明方)，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员100多名，建立起6个支部，在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他深入响水、武家坡、横山城周围和黑木头川等地动员农民武装起来，组织通俗讲习所、农民讲习所、农民协会，他宣传鼓动农民造反，说：“中国农民被封建压迫剥削最残酷，最深重，农民大众一旦接受革命思想，就会象火山爆发，是国民革命的最大力量，是推翻反动派的源泉。”“帝国主义武装、经济侵略中国，把洋烟贩进来，毒害中国人，把大量财富换出去。”官僚、军阀、土豪和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一起，欺压百姓，每年要交几十种税，多如牛毛。农民将东山日头背到西山，还吃不饱，穿不暖，受尽牛马苦，连猪狗食也吃不上。农民到秋季庄稼还没收回来，井岳秀就派出狗腿子收粮要款，大吃大喝，棒响人叫唤。吃饱喝足，不是抽洋烟，就是搂姑娘。农民交不起粮款，不是拷打，就是坐牢。井岳秀一个人有八、九个老婆。不打倒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军阀、豪绅，农民永远受压迫。“只有农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同他狗日的们斗，才能推翻反动派。李自成就是受不了压迫起来造反的。”农民听了高岗的宣讲，脑子都动起来了，足手行动起来了，敢于同反动政府斗。他还在横山一高小学建立“暑假研究会”，举办教师培训班，宣讲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在响水小学办起“自救社”(实际是共产党的代号)，在学生中发展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9ad8." >高岗要求学生，“注意学习文化，学习武装。”并动员学生利用回家、放假机会到农村宣传减租减息和反抗苛捐杂税，高岗亲自组织清算贪官的贪污账，为发动农民运动树立榜样，促进运动的发展，揭开横山地区农民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28年(民国17年)，..陕北地区遭受特大旱灾。农民到处抬龙王爷楼子祈雨，地主却祈旱，因干旱一次，农民的土地向地主集中一次。农民苦苦耕耘，结果赤地千里，秋后籽种无回。贫苦农民饥寒交迫，卖地当产，卖儿卖女，妻离家散，流离失所。高岗到农村看见十户九绝粮，饿殍遍野。农民连野菜也吃不到，靠树皮、干菜叶充饥，把树都刮成白杆杆，沿路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走老山(延安)，过黄河(至山西)。村庄路旁横七竖八的死尸、饿殍，悲惨之状，目不忍睹，死亡不计其数；响水、武家坡卖儿卖女卖妻的到处可见，横山县城设立卖人市场，残忍的人贩子，用绳子捆，鞭子抽，把青少年男女象猪羊似的一群一群，倒贩到山西省。据资料记载，横山居民出走逃命者8408人，2128户，被卖到山西省的1596人，活活饿死2000多人，出走和死亡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将近一半，而大户的余粮囤积不卖，即使卖也价很高，贫苦农民哪里有钱买粮。天灾人祸，无路可走，一些村庄断绝人烟。现在志丹、安塞、延安、甘泉、富县等县市的大批横山籍人，就是那时候逃荒下去的难民。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压迫、剥削变本加厉，地主豪绅仰仗政府的鼻息，趁天灾人祸，双管齐下，更加盘剥农民，敲骨吸髓，趁机兼并土地。腐败的政府中一些正直富有同情心的官员，看到此情此景也不寒而栗，秉报上级下拔一些粮款，以安慰灾民。国民党横山县政府却不顾人民的死活，乘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经过一级一级克扣，蚕食鲸吞，轮到灾民手里寥寥无几。更令人痛恶的是，反动政府为了镇压造反的农民，把部分粮款挪作修建监狱。地保人员到处收粮要款，敲诈勒索，高利剥削。本来就被剥削的山穷水尽，天怒人怨，民穷财尽，满目疮痕的陕北，长年干旱的高原上饥民遍野，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在大灾之年更经受不了官府的压榨。高岗对反动政府和土豪早就恨之入骨，发动农民分吃大户粮，他组织农民协会会员对克扣农民救灾粮款的刘尚和、武世昌，曹思潮等贪官污吏，进行清算斗争，使贪污分子吐出了鲸吞的粮款，分给贫苦灾民，取得胜利。同时，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包围县城，抗粮、抗款、抗税、抗捐，取得胜利，县政府被迫减免粮税，打击反动派的气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农民从闯王推翻明王朝到现在，三百来年积蓄在胸中的怒火如同火山爆发，岩浆般喷发了出来，同反动派对着干。横山农民同官府多次斗争，千人至万人的斗争有三次，县长怕的钻进猪圈。高岗从农民抗粮抗捐斗争中，看到闯王故乡大地上的农民反对官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大地潜在的力量，正是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的革命形势，从而奠定了注重农村工作的思想基础。
趁此机会，他组织农会，宣传李自成为什么造反、闹革命，就是天灾人祸逼出来的，“官逼民反”。李自成为人民生存，组织农民起义，打倒官府。大家为谋生存，动员起来，武装起来，行动起来，反对官府。这些，引起了敌人对高岗的极大仇恨。被高岗算账斗争过的武世昌等土豪，跑到县政府告状，狼狈为奸，勾结一起，搜集黑材料，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诬陷高岗去年在西安等地当“土匪抢过人”，高岗是“共党分子”，在西安街上贴标语，散传单，煽动群众反对老蒋。他们和政府密谋策划，四处布控撒网，捉拿高岗。高岗为避免敌人逮捕，离开了横山，转移到外地工作。
四、延安“特别党员”“挂狗头卖羊肉”
高岗得到反动派策划捉拿他的消息后，同马明方等商量，暂离开横山。1928年前神木国民党高石秀等部队参加“倒井”活动未成。高岗离横前往高部打入手枪队，了解兵运情况，并利用关系当了高石秀的护兵。他秘密发展党组织，暗地策动兵变。高岗在高部发动兵变，策动拉走手枪队被敌人发觉，他闻风只身逃跑到安定县亲戚家躲避敌人逮捕。他到安定后，和此地哥老会组织一起动员农民进行抗粮抗款度灾荒斗争，分吃大户粮。他用西安亲眼看到的事实，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动农民武装。他说“农民运动要深入发展必须逐步武装起来干”。期间，高岗到佳县、吴堡和慕嘉积、慕生贵、樊福仁、柳韶华(柳青兄)等考察和发动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团员，整顿农民协会，宣传武装农民革命。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高岗触动很大，通过西安革命的失败和横山站不住脚的现实，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没有武装，革命没有希望”。从而坚定了“抓枪杆子”，壮大人民武装的决心，“抓枪杆子”是高岗的口头禅，念念不忘，难怪有人说他是个“枪迷”。他说：“穷人若要强，就要抓武装”。“要夺取革命胜利，非有工人榔头，农民锄头和军人枪头结合不可。”“千百年来穷人没有枪，没有穷人的武装，便没有穷人的天下。”这个观点和毛泽东对枪杆子和人民武装重要性的论述是一致的。此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上更进一步具体指出：“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战争和战略问题》)。
陕北特委根据省委“党员要到军队去”的指示，决定高岗以特别党员身份派往肤施(现延安)搞兵运工作，任中共延安区委委员。从此，他化名为“高岗”。区委负责人李馥华，委员还有王世泰、吴鸿滨、高鹏飞、高崇义、杜守智等。
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仍打着“革命”的旗号。当时延安地区革命力量很薄弱，我党活动很难开展，区党委决定利用国民党的牌子，开展有利于我党的工作。经组织批准，高岗打进国民党，在他参与协助下，由国民党肤施县临时党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县党部，高岗被选为县党部委员，任党部录事，取得了合法身份，并打入高双成部搞兵运。延安县党部党务工作，基本上由共产党人包揽，党部主要负责人是焦维９9liｂ?炽(共产党员)，党部委员高岗、陈俞延、易厚庵等均为中共党员。县党部设在延安钟楼附近的“义合站”，门上挂着“中国国民党肤施县党部”的牌子，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联络站，里边设有游艺室、阅览室、会议室等。他们利用这个合法场所宣传革命，每逢节日、纪念日以国民党部名义召开大会演讲，张贴标语，把动员贫苦农民开展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势力的斗争及反对贪官、土豪，反对黑暗统治、动员吃大户粮渡灾荒的内容寓于其中，高岗寓意深长地说：“我们是‘挂狗头，卖羊肉’”，“打白旗，干红事”。“打上国民党的旗号，为共产党办事，这不是最好的事吗！”采取这种方法，似有不当，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实起到发动群众的目的。
1929年春夏未下雨，上年大灾，陕北农民大乱，东奔西走，死尸遍地。这次灾荒，陕甘豫有3500万饥民，陕甘“鼠疫、饥饿死亡人达350万之多”，史称“中国历史上十大自然灾害之一。”官府地保豪绅，相互勾结，疯狂镇压“闹事”的灾民。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和儿子在家里无法生存，连树皮也吃不到了，还受到人们歧视，反动派说是“土匪”家属，家也被抄了门上封条，高岗的哥哥高崇义被抓押送榆林。她带儿子来到安定，在姐姐家托人打听到高岗在延安县党部干事，捎信给高岗。高岗不久来安定把杨芝芳和儿子接到延安。他们在去延安的路上，看到大川、小路上逃难的灾民，络绎不绝，饿的眉膀脸肿，一个个骨瘦如柴，一张张痛苦呻吟的面容和沿门乞求的惨相：“干大、干妈，行行好，给点吃的，救救这娃娃。”在山沟里扔着候娃娃哭叫，惨不忍听，惨不忍睹。高岗认识不少人及听口音大部是横山、米脂、榆林等一带的人。“富人兼拼土地，囤积粮食，穷人流离失所，尸横遍野。”男儿有泪不轻掸，此种惨状，使这个陕北汉子心里难受的撕肝裂胆，不时流出眼泪，痛骂黑暗社会制度。
去年大旱，也造成延安地区贫苦农民家无粮，加之外来灾民很多，高岗看准了这正是发动农民造反动派反的好时机，他在区党委会上提出专题研究讨论了救灾的问题，借此发动农民运动，配合兵变拉出枪杆子，组织自己的武装。他亲自到高双成部发动士兵运动，到延安四中发动学生运动，刻腊板，搞油印，向各县中共支部(当时延安所属各县只建支部)发指示，要求各县党员到农村，组织农民抗粮、抗税、抗捐，分吃大户粮，救饥民的命。他自己利用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的身份，深入到农村了解情况，领导发动饥民吃大户粮，解救了很多饥民的生命。他和地下党员冯世光等在安塞地区以“哥老会”名义组织地下游击队斗争富豪，开仓放粮救灾民。并指挥高善祥、闫树华等带领饥民，把安塞县政府围得水泄不通。高岗又以高双成的副官身份给县长做工作，伪县长被迫办起舍饭点，给饥民发粮食，舍饭3个月。这些举措，受到陕北逃难饥民的感恩，他们说：“横山出了个李自成，爱护穷人率大军；高岗学着李自成，救济我们穷人的命。”
第三章 创立西北党的独立武装
陕甘红军初建时，没有武器，军事活动全靠打入军阀内部做士兵和下级军官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学习军事，培养干部，伺机举行兵暴，夺取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
一、延安兵变失败
1929年春，在南昌和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影响下，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雄山寺翠然阁(即红石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会议批判了特委负责人杨国栋的右倾、消极错误。会议决定今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农运、学运转移到兵运上来，集中力量抓武装斗争，刘志丹担任军委书记。会后，刘志丹到延安视察，在延安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刘希向家里召集汇报会。高岗、李馥华向刘志丹汇报了情况，冯世光、刘希向、吴鸿滨、杜守智、高鹏飞等参加会议。刘志丹在会上传达了红石峡会议“党员到军队去，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的精神，主要讲了趁着救灾抓紧建立游击队，开展陕北游击战争。他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建工农红军，开辟根据地，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陕北人民闹革命的道路；把农运、学运转移到兵运工作上来，要求党员同志们，夺取反动派的武装以建立地下游击队，想办法筹款，抓豪绅索款。刘志丹传达的精神正中高岗的心意，如同久旱逢甘霖。高岗在会上说：革命非抓枪杆子不行，打进敌营拉来枪，枪杆子和农民结合，掌握武装，打击敌人，否则没有出路。我们打进敌人内部的方针是“钻进去，站住脚、爬上去，拉出来”。他还说：“咱陕西地区和毛泽东讲的情况一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劣绅，是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会议对延安地区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延安地区总负责人李馥华并兼管延安县工作；延长县由冯世光负责；洛川县王世泰负责；保安县曹初本负责；黄龙县李象九负责；甘泉县薛太来负责。高双成部负责兵运的有高岗、李含芳、高鹏飞等，亦称军事组。会议之后，在国民党延安高双成部负责兵运工作的高岗、李含芳等，在高崇义的小店里和刘志丹一起研究了兵运工作，决定在高双成部搞一次兵变，暴动胜利后，将部队拉到保安县二将川地区打游击。
高岗是高双成部地下军事组负责人，他利用担任旅部的司书为掩护，领导军事组和部队地下党员一起，积极发动兵变。高岗为给地下游击队送武器，取得高双成同意派兵出去“巢匪”的队伍以失利为名给地下武装队送了武器弹药，并以“被俘”而拉走了部队，准备配合、接应延安兵变，少数人逃回延安报信，高岗又假意向高双成做安慰工作。同时，他以旅部司书(团附)的身份，广泛接触了国民党八十六师来往的上层人物，拉扯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为后来抗战时期延安同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打下基础。
其时，横山反动乡绅，勾结政府和军队，到处捕捉高岗未获，使尽卑劣之手段，以捏造高岗当“土匪”，在家里私藏枪支为罪名，逮捕了高岗的叔父高仲魁、高仲发作人质，押送横山公安局下狱。公安局令其找回高岗，并诱嘱高岗回来可以委以重任，否则严惩他二人。他叔父将情况写信托人转告高岗。高岗接到信，未看完就勃然大怒，将信扯的粉碎，并连声说：“难道我革命了几年，再去当反革命？办不到！”“革命就不能缠绵留恋了。”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情操和共产党员的气节。
高岗打入高双成部期间，除和李含芳(时任营长)、李妙斋(即王之宪）、刘景明等地下党员，秘密组织发动兵变外，他还到延安四中搞学运，利用到学校打篮球，踢足球等活动，广泛交朋友。他通过工友姚安吉(共产党员)在学校发展党员，策划学潮，宣传革命，以策应兵变，结识一些学校知识分子朋友，利用学校油印设备，亲自刻腊板，印发上级来文来信，宣传资料，和各县支部联系，供给地下游击队宣传资料。他和姚安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俩经常在一起交谈工作，搞宣传，姚叫高岗回老家时，到镇川买点干炉尝尝，“听说你们那里干炉好吃”。
这年冬季，高岗在高双成部发动组织兵变，已经有把握了，还联系安塞地区西河口、高桥、镰刀湾地下游击队和哥老会配合拉出队伍，夺取武器。在关键时刻，被叛徒出卖，说出高岗是共产党，策划部队哗变……破坏了延安兵变计划。高双成下令逮捕高岗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高岗即找本城人姚安吉，他说：“党内出了叛徒，我已被出卖，部队决定抓我。”姚安吉及时把高岗藏在城北角王台子农民刘胜华(共产党员)家里，白天不敢出门。三个城门关闭，城墙戒备森严，出入行人辨认，盘查极严，“抓捕高麻子”，城内捉拿高岗的风声越传越大。姚安吉以炊事员不打眼的身份，假借买菜、买柴的机会，观察哨位和城墙的高低，选择在清凉山对面延河畔的一座祠堂跟前城墙底有个污水洞，跟底堆积很多垃圾，洞口安几根铁柱，石头多年腐蚀，铁柱子夹的不紧。一天晚上夜深人睡后，姚安吉拿火柱将石缝挖宽，把铁柱板斜，高岗从污水洞爬出去。这是高岗五次大难不死、死里逃生的第二次。延安区委被叛徒出卖，惨遭破坏，大部分党员逃跑，有的被捕，有的自首，有的被杀，全城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王志环(时任高双成部连长)和他的妻子王彩云(时任地下党联络员)因给地下党通信惨遭杀害。区委遭破坏，兵变失败，各县支部都处于瘫痪状态。
杨芝芳逃荒到延安后，高岗安排住在一家姓史的大户院，她从横山带下去的儿子不服水土而夭折。高岗逃出城，托武善扬(横山武镇人)连夜把杨悄悄带走，连房东也没告诉。杨芝芳是小脚女人走长路困难，高岗用身带的钱买了一匹马，将杨芝芳送往安定县。由于不敢走大路，绕山路走，马在路上打滑掉入泥滩溺死。他们徒步到新窑湾周生华家住两天，杨芝芳由武善扬送到武家坡的杨家峁娘家住。高岗路过安塞和胡立亭、薛应昌(后叛变)等将地下游击队(时诬为土匪)带往保安二将川找到刘志丹，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策动兵变，抓枪杆子，发展武装。敌人得悉新窑湾住高岗亲戚，连续两次到周生华家里捉拿，周家人到山里躲藏，家里被洗劫一空。
二、培养军事骨干开展兵运
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学习了南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总结了清涧、渭华、旬邑、延安等地多次武装兵变失败的教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陕甘边交界地区，全力发展共产党自己掌握的武装。
1929年秋至1930年春，冯玉祥同阎锡山结为反蒋联盟，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将他的嫡系部队调去参战。期间，西北各省军阀都为自己扩充势力奔波。国民党甘肃军阀苏雨生骑兵四师为扩充势力，新编了两个旅即八旅、九旅，到处招兵买马。陕北特委趁苏雨生扩军的机会，先后派高岗、张东皎、贺晋年、张秀山、高昆山、曹华山、白天齐、曹炳奎、史法直、常焕章等5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前往宁夏平罗县的李岗堡、姚福堡谷连舫、石子俊部当兵，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和兵运工作，准备夺取枪杆子，拉走队伍，到桥山山区打游击战争。谢子长、刘志丹先行前去并担任九旅副旅长和八旅十六团副职。接着，张东皎等返回陕北与井岳秀为联系扩军问题，又带去吴世才、李友竹、李贵春、魏长春、魏长城等党团员、青年到八旅十五团，该团辖四个连队都有党团员，全是陕北来的。高岗、张东皎被派到石子俊旅较同情共产党的王子元十五团，建立了一个学兵大队(即教导队)，十五团副团长张东皎兼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兼分队长，李友竹任司务长、黄育华任秘书，卢子元、常柴良、牛化东等讲军事课。他们在学兵队建立了秘密中共地下党的特别支部(亦称军委)，张东皎、高岗任正副书记，受陕北特委领导。不久，刘、谢离开苏雨生部。张东皎、高岗领导下，在苏雨生部开展革命活动，巧妙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利用亲友、社会和军队中的关系，和其他国民党军队活动，进行争取、改造和分化工作，建立秘密组织，发展杨林，曹胜荣、李向明、李仲英等为党员，灵活的利用军阀军队中及社会各阶级矛盾来为革命服务，更重要的是学兵队员通过活动和联系，学会了做统战工作的方法，结识各方面的人士，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他们组织党员和青年，联合和支持比较进步的以及危害较小的势力来打击最反动的力量。比如利用当时较开明的陈圭璋的力量，反对陕甘边最反动的恶霸张廷芝团(是石子俊旅的十六团)。在张东皎、高岗的领导下，学兵队政治文化生活很活跃，经常举办学习会，讨论会，讲政治课，讨论共产主义，唱革命歌曲，组织秧歌队，还写诗作画，颂扬劳动人民，揭露反动派剥削百姓，压制士兵的罪恶行径。学兵队官兵平等，互敬互爱，同军阀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1930年夏，苏部奉冯玉祥令移防平凉，走到半路上，平凉已被陈圭璋部占领，苏部的八、九旅返回宁夏时，又受马鸿宾部打击，该部南下无路，北上受打，感到跟苏雨生已无前途，在宁安堡宣布脱离苏部，并收缴了苏部的军械处的一些破烂武器，上了罗山。大家说：“我们也是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到罗山部队生活极度困难，学兵队本来就没好武器，吃穿也无着落，司务长李树林(即友竹)成天奔波后勤供应，把半成熟的大麦割来搓下炒着吃，一天吃半肚饭，衣服、鞋子都没得穿，高岗赤着脚在热烫的石头上和带荆刺的草地上一拐一拐艰难地走路，李树林将他带的一双鞋送给高岗穿，使高岗感动地说：“这是热里送鞋”。全队战士都感动地赞扬李树林在极度困难时将一双新鞋送给队长，既带感情又富有纪念意义。正是“饿时吃一口，强出饱时吃一斗”。直到全国解放后，高岗和李树林等学兵队员在北京会面时，还谈及这件送鞋的事。六、七月，九旅和八旅 7684." >的十五团(当时每旅两个团，八旅的十六团已被张廷芝拉走陕北)被甘肃省代主席王祯收编为雷中田八师，改编为三旅，移防到静远，后又开拔到定西。石子俊任三旅旅长，王子元仍任团长，王团实际只有3个连和学兵队，王子元本来就不满反动的石子俊，而石子俊想搞掉王子元，下令将王子元团实力较强的学兵队解散，将队员分配到各连队，一些人被驱出部队。高岗对石子俊的这种飞扬跋扈反对王子元，排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作风，极为愤恨，在石子俊断绝王子元部供养的情况下，高岗和战士们连单衣没办法换，他组织了“拥王反石”斗争，发扬了艰苦、勇敢奋斗精神和斗争艺术。经过斗争，石子俊无奈，又答应成立学兵连，任命高岗为连长，只给个空牌子，没有兵，没有枪，让高岗自己到陕北招人。
其间，高岗多次找旅部参谋长曹又参(曹是高在榆中的老师)谈话，研究对策。并请曹设法给予留队的人以保护、支持，消除危机。曹答应想办法，并说：“你们有什么大的行动，要告诉我”。还提出要高岗确定专人经常同他联系。
高岗离开部队前，利用晚间两次在曹又参家中商量研究问题，指定李树林为中共组织同曹又参联系。曹又参根据高岗的建议，辞去旅参谋长的职务，组建了一个新兵独立营，自任营长，连、排干部有高鹏飞、曹胜荣、李仲英等共产党员为核心，掌握了一些要害岗位的实力，为后来起义打下底。安排牛化东、李树林等党的骨干长期潜伏在后来的国民党十一旅(前身三旅)开展统战工作，使红军以及后来陕甘宁边区同十一旅一直保持较好关系，高岗和曹又参保持经常通信来往。1943年秋，由于十一旅不听调遣，和八路军“磨擦”不力，国民党克扣粮饷，冬季连棉衣也无法更换，经济极度困难。边区政府财政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经高岗批准拿出30万法币给十一旅，以示关怀。曹又参在官兵会上讲述了这件事，广大官兵倍受鼓舞，加强了统战工作。十一旅于1945年冬起义，西北地区以旅为单位起义的是第一次，抗战胜利后，全国以旅规模起义的也是第一次。毛泽东称此次起义是“火车头”。这次起义，震惊了胡宗南集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
1930年秋，高岗和陈国宾离甘回陕北，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派张志明等打入榆林井岳秀部搞兵运，准备从敌部拉出人枪。他又秘密潜入神木高石秀部和地下党研究策动手枪队起义，扩充学兵连。手枪队拉出后西进中至安边地区失败。不久，陕西省委调高岗回陕西省委军委负责兵运工作和省委交通工作。他先后到西安地区杨虎城部和汉中、甘肃胡宗南部，陕北井岳秀部做兵运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在陕甘边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联系发动兵变，夺取武器，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
1931年农历正月，部队改编后向南梁开拔，行军至宁县张皮原同陈圭璋部战斗受挫，部队被打散。刘志丹带部分党员和战士，至小石崖与团总、哥老会大爷罗连城搞统战关系，罗连城收留了伤病员，并支援志丹一些武器。刘志丹又派马锡伍和陈鸿滨，谷连舫等与苏雨生拉关系，将刘志丹的少部分游击队暂编苏雨生部的补充团，刘任团长，驻旬邑县职田镇。补充团初建基本上是空架子。高岗到织田积极协助志丹在职田休整部队，筹措粮款，集合了张皮原被打散的人员，扩大队伍，伺机将队伍拉走。经努力在短期内，补充团发展到200多人，内有30多名共产党员。1931年4月，高岗参加陕西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对张文华、张资平进行斗争，进一步讨论确定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会议决定高岗在军委工作，负责兵运和省委交通，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会后派高岗以巡视员身份来到职田镇，和刘志丹联系陕甘游击战争的事，并传达省委指示：“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快扩大队伍，积极准备打出红旗。”省委的指示是装在点心里带出来的。刘志丹、高岗召开支部会进行研究，决定尽快扩大力量，做好士兵思想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准备起义，打出红旗。对如何扩大力量的问题上，他们研究采取对小股土匪、民团、哥老会进行分化与争取的政策，指派一些干部、党员到土匪、民团、哥老会里边活动，争取他们转变乃至走向革命。当时称之为“三色”兵运(即建立红军称红色，白军里搞兵运叫白色，土匪里搞分化为灰色)，夺取武器，孤立和打击反动的家伙，以至消灭之。高岗负责恢复了刘志丹的党籍(此前陕北特委因刘坚持在军阀、土匪里搞军事拉武装而被开除党籍)。(见《刘志丹和高岗的革命军事活动》存省档案馆)。
他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先后到甘肃和陕北领导开展兵运工作。一次在安边被胡景通部属逮捕，后经保安民团负责人曹力如(共产党员)交涉取保释放。这是高岗第三次死里逃生。他对曹力如风趣地说：“有贵人扶持，一路逢凶化吉。”
1929年到1931年间，我党在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中，运用统一战线政策，联合、支持比较进步的，打击群众愤恨的反动势力，争取了一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的力量，有的接收过来改编为革命的队伍。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这种政策是可行的，和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发展壮大红军的观点一致。毛泽东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虎城也是黄龙山毕业的。”不少土匪、民团，处于中立、同情，并给游击队借枪、借粮、借路、借钱，向游击队通风报讯，接收疗养伤病员。
30年代，陕甘边地区哥老会组织很多，活动范围很广，是一支很大的潜在力量，多为保护生命财产而入伙，占山为匪的“山大王”也不少。刘志丹经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旺介绍加入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刘、高利用哥老会成员身份，对这类“龙头”、“大爷”和“山大王”采取联合、争取工作和宣传教育他们走革命道路，利用他们的地盘作联络站或隐蔽所，夺取武器、扩大力量，龙头大爷马锡五经过宣传教育，1930年春带百余名成员参加革命。安定县龙头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1936年担任红二十九军军长，马锡五当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在开创时期，哥老会成员为革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斗土豪，分田地，献枪支，捐粮食，参军参战，外出买武器，给红军通风报讯，当侦察员。海旺家成了红军的兵站，后来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的副主任，陕甘宁边区中华救国会副主任。毛泽东在1936年7月15日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高度赞扬说：“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1931年5月，刘志丹在职田镇期间，为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组织贫苦农民打富济贫，吃大户粮，派补充团团副陈鸿滨向当地大豪绅刘日新要20石粮，限期送来，刘日新顶碰陈部时被战士踢打后而上吊自杀。这一带地主、豪绅借此大作文章，联名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党部(刘日新的儿子在省党部干事)告刘志丹是共产党，准备搞兵变。于是苏雨生根据省党部指示诱骗刘志丹到彬县逮捕下狱，并派兵缴了补充团的枪，将人员编为苏部的一个运输队，魏佑民、刘约山任正副队长。共产党员师智才奔赴西安和刘映胜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省委即指示当时任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的南汉宸(中共党员)和军委高岗活动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营救刘志丹。高岗、马志贞先至彬县积极采取措施营救，通过关系在监狱探望志丹，并观察地形，命刘景范等组织力量，准备劫狱。同时指示苏雨生部的地下党员和通过苏部进步势力的活动，给苏施加压力，使苏雨生部下埋怨苏不该把刘抓起，拖延时间。省党部连续两次急令苏雨生，将刘押送省上处治。苏正准备押送，省党部又来紧急命令，要苏就地处决刘志丹。志丹得息毫不畏惧，并对来探望的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处决刘志丹的命令难住了苏雨生，既不敢放，又来不及送，也不忍杀在他手里。正在左右为难时，杜斌丞奉杨虎城命到彬县视察，令苏释放了刘志丹，使刘志丹捡的一条命。
高岗、志丹等住在彬县一小店里，杜斌丞去看望并面授机宜，说：“你们应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要站在长线上，不要站在短线上(后、短线指国民党)。”高岗向刘志丹等传达了省委指示，计划在甘肃策动五个旅的兵变计划，刘、高等研究了贯彻省委的指示，决定到平凉和甘肃警备司令陈圭璋谈判，准备收编在宁县李培霄的饥民武装近千人，改编一个旅，暂归陈部，待后拉出来，打出红旗。陈圭璋的副官李勤甫(志丹的老乡)到天津为陈购买武器回来，路过彬县也被苏雨生扣押下狱，恰好和刘志丹关在一起，经谷连舫(苏部副旅长)周旋放出来。高岗、刘志丹和李勤甫交谈，李约请高岗、刘志丹到平凉陈部共事，这样两方不谋而合。杜斌丞的秘书姬伯雄将他们俩安排到李勤甫运武器的车上一起到平凉。苏部地下党员白冠伍相送到彬县大佛寺。刘志丹临别赠白冠伍一首诗：“丹心绵绵欲诉君，五中耿耿千秋明，西出阳关击螃蟹，旭日东升遍地红。”高岗改了两个字，递给白冠伍。他们到平凉经陈圭璋的警备团长刘保堂(保安人)积极推荐，李勤甫鼎力相助，陈圭璋也对刘志丹很敬重，任命刘志丹为十一旅旅长，刘保堂的警备团拨归十一旅并任刘保堂为副旅长，驻防甘肃正宁、宁县一带，高岗积极帮助刘志丹招兵买马，扩建武装，部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高岗在平凉地区继续搞兵运，贯彻省委5个旅的兵变指示。
其间，杜斌丞向杨虎城、邓宝珊建议：要搞西北大联合，否则斗不过蒋介石。杨、邓有同感，构成争取陕、甘、宁、青、新杂牌军队和中共武装联合，力争实现“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的意图。杜斌丞为实现这一意图，曾几次奔走甘肃、青海，和军政要人及各方实力派磋商、沟通。1931年秋，杜斌丞两次到甘肃，打算利用杨、邓的实力，首先实现“陕甘一体”，然后再向青、宁扩展。他首先到平凉与各自为政且和共产党游击队有联系的驻平凉新编十三师陈圭璋部联系。高岗等到杜参议住所拜访、交谈。杜向他们透露了西北大联合信息“打开后门，关住前门”。杜斌丞的韬略恢弘政治家的风度，对高岗扩宽视野，受益匪浅。他表示但愿如此。可他认为西北的军阀头子，没有爱国的思想观念，画地为牢，各霸一方，派系纷争，各怀异心，都是想当土皇帝，非枪杆子，很难统一起来。经过交谈他们之间友谊更加深厚。
不久，高岗回陕北搞军事活动，在安定被捕处以死刑，幸得同志的设法营救出来，化妆成脚户逃回西安。
高岗在搞兵运和交通工作期间，凭他的机警、胆略、沉着、洞察和能言善辩的特点，奔走陕甘边，出入敌人营垒，策动兵变；争取哥老会，瓦解民团，深入农村组织发动群众；传递情报，在敌人严密监视下，经过一道道关卡，避开多处暗礁，在“来无形，去无踪”的战线上，没出任何差错，保证了省委和下边这条“血脉通道”的联系，同时，使自己在对敌斗争中受到锻炼。
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后，194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各界举行杜斌丞先生追悼会，高岗从东北发来吊唁挽词：
“悼斌丞先生：杜斌丞先生，是我党的忠实朋友，为人民民主事业坚贞奋斗，贡献颇多，因此赢得西北人民的同情和爱戴，但也因而遭遇到蒋胡匪帮姤忌以至最后杀害。杜先生为真理正义奋斗的意志，实是全国一切民主人士的榜样。杜斌丞的死是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事业的损失。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惩办凶手，告慰英灵。”
三、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陕甘边依托桥山山脉建立工农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原来埋伏在陕甘军阀队伍中的共产党员，都准备哗变，拖出几个旅的部队到桥山建立根据地。高岗在42年高干会上总结农运和兵运经验教训时说，虽然取得一些暂时胜利，取得一些经验，锻炼了一批干部，最终多数失败。当时省委的兵变计划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是单打一，从单纯农运转入单纯军事的倾向，农民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兵变和农民运动结合不起来，又没有游击队援应，打游击战争的经验不足，“只会击，不会游”，没有很好地依靠农村。
当时，对枪杆子与农民结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得法，成立什么“行动委员会”，要在陕北、关中、甘肃建立三个军的兵力，片面强调赤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提倡暴徒泼妇精神”。没有发动农民土地斗争等，使旬邑、横山、绥德和礼泉、扶风、两当、靖远等地的农民、士兵暴动，没有很好结合起来。
高岗按省委的兵变计划在陇东地区白军中发动兵变，虽然作了极大努力，费尽心血，起义都没有成功。期间，刘志丹从彬县到平凉陈圭璋师后，挂一个十一旅的番号，自任旅长，驻扎宁县早胜镇，高岗、刘景范去协助刘志丹招人买马，队伍迅速扩大。从井岳秀部哗变出来的高广仁部投靠陈圭璋，改编十三旅也驻早胜后，又哗变扣留刘志丹，并缴了十一旅的枪，使刘、高拉起来的一支部队，在军阀火并中丧失。后被陈部蒋云台旅打垮高广仁旅，蒋云台以刘志丹失掉早胜为由准备抓捕刘志丹，旧友刘保堂告诉刘志丹，刘趁雨夜逃离，进入南梁地区林锦庙(现华池县林镇乡)一带活动，高岗协助收留了被打散的人员，在南梁附近收编了一些饥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起义过来的官兵、土匪，还收编了胡立亭、赵连壁、杨培胜、贾生财等小股武装，重新组织了一支南梁游击队300多人。他在多次失败中，摸索到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正确的方向。
1931年秋冬，闫红彦、杨重远等带领晋西游击队从山西过河后，收编师储杰等带领的保商队武装，经安定县辗转到合水县，在林锦庙和志丹的武装会合。省委对这两支部队很关注，希望能根据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改变以往“借水养鱼”、“借鸡下蛋”的兵运方法，公开打出红旗，建立一支正式的红军武装，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打富济贫，“养鸡下蛋”，“畜水养鱼”，扩充武装，建立根据地。
10月，谢子长、高岗根据省委指示：要负责把刘志丹、杨重远、刘保堂的三支部队组织起来，开展游击运动。子长和高岗在平凉了解陈圭璋部的兵运情况，相机发动兵变。他们在东关旅社住了半个多月，进行社会调查。一位国民党要员在平凉召开民众大会训话，子长、高岗以商人打扮，大模大样在会场转游，一边听“训话”，一边观察会场对“训话”的反响。之后，他和子长一起到南梁召开党团员会议，成立了游击队委员会。在刘、谢、高的共同努力工作下，刘、谢、高和刘保堂、杨重远等18人结拜，刘志丹写了《金兰谱》，以拈香结拜的方法，将三股武装合编一起，找主求生，暂归编陈圭璋部，为领取过冬衣食供给。但在打什么旗？驻什么地方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一时无法定下来，于是队委会决定派高岗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刘保堂向平凉陈圭璋请示。为了等待省委指示，部队暂住庆阳县新堡。刘保堂当时意味深长地说：“和你们交往值得，这些人将来是西北的要人。”刘保堂的预料还是有远见的。
高岗回到西安后，陈圭璋去兰州时被孙尉如部下杨子恒部暗杀了，对刘保堂震动很大，在打什么旗、驻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他对刘谢高说：全由你们决定吧。“9·18”事变后，西北阶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抗日倾向，中下层要求抗日，这一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许多军队的中上层分子也找中共的组织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还有许多地方著名人士要求抗日，接近共产党人。高岗看到西安、汉中、渭北各地学生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游行示威，砸国民党党部。西安市学生包围南京来的要员的住宅，驱逐戴季陶，并烧了汽车，使他感到民众抗日情绪日增，正是发展武装的好时机，积极主张发展抗日力量。但省委领导受左倾路线影响，搞关门主义，拒绝统一战线，白军进步军官来商谈合作，不予谈判；把富农和地主一样打击，分配中农财产的“左”倾路线指导下，使革命误失了良机。
11月，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决定正式成立陕甘人民武装，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在陕甘边组织领导武装部队。高岗向省委汇报了南梁组织活动情况。省委根据高岗的陕甘情况汇报，决定成立中共领导的独立武装。12月，高岗回到新堡传达省委指示。指示说，根据“9·18”事变后全国和西北革命形势的变化，省委决定部队脱离国民党部队，单独搞武装，并经整顿南下，扩大到关中交界，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省委还决定拉出来的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2月底，部队离新堡、悦乐，沿武子岭南下，行至庆阳六寸原，击溃了陈圭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到达正宁县柴桥子村驻扎，以刘志丹领导的队伍和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一次提出反帝抗日的口号，打出了反帝抗日的旗帜，对敌人震动很大。经过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长期的奋斗，西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反帝抗日武装部队胜利诞生了。子长、志丹任正副指挥。下辖两个支队，高岗任二支队第二大队指导员(亦称政委)。“同盟军”成立时，发出通电，号召西北所有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救国。部队在短期内发展到500多人。
同盟军成立后，在三嘉原上和杨虎城部队第一次交战，旗开得胜，击败了杨部的一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装备、战马，大长“同盟军”的士气，对当地群众鼓舞很大。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驻扎期间，高岗回省委汇报“同盟军”建立情况，部队边整训边宣传群众，打土豪，筹经费，扩充队伍。在整训中，一支队和二支队的意见发生一些分歧。为春节准备年食，二支队第一大队队长赵二娃(连壁)带部分队员出去打土豪，在永和集市上赶了一些羊子、牲畜，违犯群众纪律，影响很坏。腊月28日，部队开拔时，以整纪为名，执法队和警卫队领导指挥开枪打死赵二娃、二支队第三大队队长谷聚山、中队长王某某和战士周毛牛，打伤二支队第二大队队长白冠五等，并将二支队的武器全部收缴。指挥部宣布解散二支队，刘志丹的枪也被收缴，令干部离开同盟军。这件事未同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商量，是荣子卿等人的荒唐决定。第二天(一说当天，一说第三天)，一支队队长师储杰拉走近200人投奔杨虎城部队。致使同盟军500多人的一支革命武装锐减至100多人，蒙受极大损失。“三嘉原事件”在领导之间、官兵之间、干部之间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西北历史上争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85年，中央对这件长期争论的问题作出结论。结论指出：“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几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多数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马锡五、刘景范被勒令离开部队后到职田镇的第二天，恰好高岗汇报工作后带着1932年1月20日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夹在 href='2210/im'>《红楼梦》小说中)，以省委特派员返回“同盟军”指挥部，路过职田镇，马、刘二人将“三嘉原事件” 给高岗作了汇报。高岗赶到部队将刘志丹枪还给本人，协助指挥部整顿和收归了一部分队员。
“同盟军”成立不久，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部队尽快打出红旗，将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要求部队改编后，向渭北平原挺进，在靠近西安附近建立根据地，威胁西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高岗回省委后不知道三嘉原的事件。他返回来和一些人在执行省委指示时，不同意部队尽快改编，因为部队刚建立，装备不良，在“三嘉原事件”中蒙受损失，力量减弱，思想素质差，发展巩固一段时间再改编，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向平原地区进军，指战员意见更大。可是，省委坚持“一省数省”的左倾路线，随后派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到部队监督执行省委的改编指示。
1932年2月12日(正月初六)，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西北反帝同盟军指挥部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将“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天，在三嘉原细咀子的锦章村群众的打麦场上，召开军人大会，全体指战员脖子上系有红色的“牺牲带”，战马披红挂彩，大会主席台上搭着彩棚，横额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两旁插着绣着镰刀斧头的鲜红小旗。游击队、赤卫军和十里八乡群众数百人参加大会。高岗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指示信”说，省委听了高岗同志报告后，关于你们的工作有以下的指示，希望你们深刻讨论，坚决执行。指示信指出“红军胜利与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在陕西剧烈扩大情势之下，必然要更加迅速发展前去，这一形势正需要我们党坚决领导农民革命的游击战争与革命的兵士哗变才能推进斗争的发展与保障它的胜利，使正在开展的群众斗争，汇合苏维埃的旗帜下来，这一客观的政治形势是非常有利于你们发展的条件。”“你们行动的方针，是应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旬邑县)、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主要方向……你们将来必须和这些区域内农民斗争配合起来。”(原件陕西省档案馆存)。
会上，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建制，任命了军队领导人：总指挥谢子长，副指挥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下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和警卫大队。高岗任二大队委书记兼第二大队队长、政委。大队下设中队、小队，还设一个军政干部训练队，培训小队长以上干部，旬邑县委书记第五伯昌授给谢子长游击队旗。
指挥部成立了队委会，由20多人组成，李杰夫任队委书记，在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在游击队建立了政治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和民主权利。三嘉原、秋头原、阳坡头、职田等地农民吹着唢呐，抬着猪羊，载歌载舞，前来庆祝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并打出红军旗帜的游击队成立。
西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部队经过长期的努力，这天正式成立，第一次在西北高原打起工农红军革命军的旗帜，公开了这支部队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标志着西北革命军事斗争的开始，使人们明确了革命性质、方向。
陕甘游击队初创时期，领导多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或多或少存在乌托帮的思想，都有些无政府主义观点，不喜欢纪律、训练和革命军人的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等东西，特别有些从收编的土匪、民团中来的战士，这种无政府主义观点尤为突出，更看不起政治，甚至对黑暗统治的罪恶根源认识不够清楚。所以绝对平均主义盛行，战士对负责同志住好点的房子，骑马行军、吃的好些，都表示反对，要领导也站岗放哨喂马……。
部队改编后即离开三嘉原，开展游击战争，投入消灭反动派武装的斗争。第二天，一举攻占了职田镇，消灭了守镇民团，捣毁了伪区公所，逮捕了几名豪绅，粮食分配给农民。继之，在阳坡头伏击了杨虎城的警卫团一个营，粉碎了彬县、淳化、旬邑三县民团近千人的进攻，大获全胜，打伤和毙俘敌300多人，缴获手提机枪20余支，盒子枪7支，长枪150余支，一个敌连长被俘。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打的第一次大胜仗，打出了军威，“赤色战士的勇气立即提高”，使敌人为之震惊。阳坡头伏击战后，谢子长和高岗等率部队沿马栏河进军到旬邑、淳化和正宁、宁县交界的土桥原一线等地活动，并将土豪的财产土地分给农民。2月21日，消灭了照金民团，收缴30多支枪。部队在该镇休整，召开了党委会，总结了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的情况，分析了形势，会议决定以《古田决议》为主要教材，对部队干部进行政治整顿。高岗受谢子长委托负责给干部、战士讲政治课、纪律课和组织原则，学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军队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原则，纠正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加强了部队自身建设，发展地方党组织，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处理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和违法犯纪分子，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坚持“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住我扰，敌疲我打”的方针，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寻机打击敌人。
部队休整后厉兵秣马，转入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境内活动。首先消灭了窑曲镇民团和国民党十六师驻焦家坪一个连，击溃一个营，打退了富平、同官，耀县等三县民团的两次进攻，共歼敌200多人，缴枪200多支。为了避开敌人追剿，趁陕西十七路军和甘肃暂编十三师在陇东混战之机，谢子长、高岗等率游击队西跨桥山，进入中部县上珍子地区，而后出击陇东，开创根据地。
四、西北曙光——寺村原革委会
1932年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又回到正宁县境内。此时，陇东军阀混战，甘军失败后官军和土匪勾结，趁火打劫农民，维持给养。正宁伪县政府向农民派款10万元多，摊派大量公粮，还勒索敲诈不计其数，人民无法承受，致成“官逼民反”的形势。当地群众在红军的影响下，自发组织起几个自卫民团，进行抗款抗粮的自发斗争。谢子长、高岗等带领的游击队回到柴桥子村后，群众无不高兴，民团派人来联系要求攻打山河镇。游击队委召开会议，经过分析研究，作出决定，支持群众的要求，采取就地联合民团，组织农民，准备攻打正宁县城——山河镇。3月17日，高岗带骑兵部队和少年先锋队百余人，率先开进寺村原新庄村，分别与各村民团、民众联系，约定3月19日拂晓，军民联合，分东西两路进攻山河镇，并和城内国民党军队部分官兵取得联系，准备哗变内应。接着，指挥部命令两路部队赶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但因谢子长带200多人的东路部队夜行军，走错了路，19日早晨才到山河城东；高岗带的西路骑兵部队和30个村的600多农民，于18日晚在苟仁寺集中，高岗作简短动员讲话，民众由杜兴邦负责，行军到柏树坳，遭敌骑兵和绅士的阻拦，高岗命骑兵部队和敌人交火，民团、群众见红白军打起来了，慌乱退散，部队向东南绕道，快吃早饭时才赶到山河城跟前。由于未按时投入战斗，造成欲攻不能，城内有二三十人准备内应也暴露了，被敌人逮捕。游击队在城外埋伏一天，晚间撤出山河镇。第一次攻打山河镇未成。
游击队从山河镇撤下来，谢子长在西坡四圪塔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计划。谢子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高岗在会上也就建立根据地发表了重要意见。会议决定：一、到南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二、广泛发动群众，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为自卫军；三、立即实行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四、准备再次攻打山河；五、创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建立根据地。会后，部队开到寺村原，趁自发的群众斗争方兴末艾，在子长、高岗等指导下，将原有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高岗、杨森带骑兵部队到各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张贴标语，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根据地。高岗等组织干部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促膝谈心，做群众思想发动工作。经过广泛组织发动，各村普遍建立起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组织，以寺村原为中心，扩展红色区域，南北40多里宽，东西100多里长，共有72个村都组建基层政权组织，进行打土豪，分财产斗争，受到群众的好评。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见了穷人，就象见了亲人，到穷人家，就象回到自己家，扫院、担水、打柴……什么活都干，真是穷人的部队，有了这样的队伍，国民党的尾巴长不了几天了。”当时，游击队经过整顿，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线一针，吃饭买粮付钱。游击队离村，群众列队欢送。
4月初，72村的赤卫军，贫农团代表和游击队一千余人，在新庄村召开大会，成立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下设军事、财粮、贫农、工人、青年委员会。革委会成立后，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土豪，在苟仁寺处决了大土豪赵元亨(赵大人)及其走狗巩得功，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使群众扬眉吐气，大煞了地主豪绅的威风。
寺村原革委会，是高岗在陕甘边区亲手参与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西北地区的曙光。革命委员会在游击队配合下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牛羊和财物，分配给贫苦百姓。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委会，扩大其影响，高岗指挥骑兵部队到正宁县的永和、北极、庙底和彬县的永乐、旬邑的职田、大峪、张洪等村镇，抓土豪，没收其财产，分配给贫农，雇农、佃农，烧毁一切契约，显示了游击队和革委的威力，当时，革命政权不稳固，农民只敢接收浮财，不敢要土地，怕游击队一走就没有保障。游击队和革委不强人所难，听其自愿。
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集中活动了20多天，建立和保卫了红色政权，是苏维埃政权建设，创立根据地的第一次学习、偿试、锻炼和实践，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在当地人民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为后来照金、南梁建立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同时，游击队在寺村原活动期间，相对地有个稳定的群众基础，继续加强了部队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教育。原来部队纪律很差，绝对平均主义严重，游击队领导行军中骑马也受到战士的批评，经过在斗争中加强教育改造成份，淘汰了无法转变的土匪、流氓分子，改变了?帮会、绿林的色彩，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军，使部队的素质有所提高，战斗力不断加强。
游击队在寺村原活动一段后，准备再次打山河镇，革委会、赤卫军指挥部组织72村近千人手持长矛、大刀，在苟仁寺集中，配合游击队联合作战。4月13日，在谢子长、高岗等指挥下，从山河东、南、北三面发起攻击。高岗率骑兵一直冲到山河城下。战斗打响后，敌人都钻进城里，凭借坚固工事，向周围游击队和赤卫军还击，双方对打了两天一夜。15日下午，敌驻早胜的一个骑兵营前来增援，游击队迅速撤退，隐蔽在城西十来里的西坡坳里，当敌人赶到时，游击队突然杀回马枪，歼灭敌人200多人，当场击毙敌40多人。敌人大挫锐气，急调头撤退，高岗等率游击队乘胜追击，将残敌赶入城内。由于山河镇位于平原上的一个坚固土围子，我游击队没炮兵，第二次攻打山河又未得手。
游击队回到根据地寺村原，队委会研究下一步游击行动的问题时，旬邑来人说县城空虚，请游击队去攻打。谢子长、高岗率部队当天晚从寺村原出发，于翌日拂晓到达旬邑县城跟前。高岗、吴岱峰率第二大队乘敌熟睡之机，首先摸到西山寨堡上，活捉了哨兵，游击队冲入堡内，像沸水灌蚁窝，全部收拾守敌，占领了西山寨子，掩护西城门登城的战士占领了东门和南门后，两路夹攻，敌一个连及两个排不战而降，并控制了制高点。城内部分守敌及一些政府人员见势不好，纷纷逃跑于北山的魁星楼内。由于北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游击队为避免伤亡，放弃攻打。
我游击队攻进城后，活捉了伪县长和警察局长等，并召开群众大会，例数其罪状并处决了反动家伙；打开监狱，放出所有“犯人”，分了大地主高万安的粮食等物；慰问了革命烈士家属；在街上刷写了大幅宣传标语；火烧掉了县衙门的卷宗、帐目和伪县政府。
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是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县城，毙俘伤敌300多人，缴枪近200支，城里城外贫苦老百姓拍手称赞“红军打得好！红军打得好！”
游击队成立后，虽然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但为攻城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此时，高岗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运用“避实就虚”的战略，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乡村根据地。部队从寺村原出发，向有利于游击战的照金一带发展，发动群众，打土豪，灭民团，创造根据地。
4月下旬，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和刘志丹(刘是打山河镇前回省委汇报工作，实际是反映三嘉原事件的)一起到游击队来。(杜衡是陕西省佳县人，担任过陕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政委和二团政委。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后到台湾。)杜衡一到游击队，执行左倾路线，抓住三嘉原事件和攻打山河镇未胜等问题，撤销了指挥部，谢子长被打发到甘肃搞兵运。游击队按省委指示，在旬邑的马家堡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长，高岗任三支队队委书记，阎红彦任五支队长。游击队在刘、高、闫的指挥下，在乾县、永寿、耀县、三原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接着，敌人分几路进剿。针对敌人进攻态势，5月上旬，省委又决定成立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高岗任队委书记。游击队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和“游击运动”的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发展方向上，游击队委分析敌情，认为北面敌人分散，又距西安、延安较远，指挥迟缓，增援不易，为敌薄弱地区，利于我军游击作战，队委决定向敌人空虚的北面转移，寻机打击薄弱之敌。
作战策略和方向确定后，指挥部率领部队从清水原出发，向宜君、黄陵、洛川、富县、宜川等地挺进。
5月15日，部队乘夜袭击马栏镇，歼敌2个连及部分民团，毙伤俘200多敌人，缴枪200余支。17日，向凤凰山守敌发起攻击，大获全胜，歼敌2个连，同日，还歼焦家坪，五里镇民团，一天打了三仗，共歼敌500多人，缴获枪400多支，并在这一带打击土豪，分财产，扩大红军。之后，到白水，黄陵等地歼灭一些民团，扩大红军影响。5月27日(一说26日)，因部队连打胜仗，指战员产生麻痹思想，在富县吉子岘，高双成部趁我开仓放粮之机，派特务团袭击，并在分粮群众里混进了便衣敌特人员，里击外攻，我部队伤亡很大，丢掉辎重，轻装夜渡洛河，到第二天在交道原休整时，又遭高双成的一个营扑来堵击，被游击队击溃。
5月30日，在牛武镇歼井岳秀部陈卓武一个营。31日，在宜川县英旺镇消灭敌300多人，缴获300多支枪，两万多发子弹和大批物资。此战高岗带二大队将冲出城的敌人从后山压下沟底，骑兵堵住沟口，造成全歼整营的形势。俘虏们惊奇地说：“怎么神不觉鬼不知，你们就来了，难怪老百姓都说你们是神军。”
在5月后半月，游击队在刘、闫、高等指挥下，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有把握地“击”，巧妙地“游”，连打九仗八胜，歼敌1400多人，缴获1200多支枪，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我军发展到1500多人。战士说：“志丹、高岗一结合，如虎添翼，仗仗胜利。”
五、临镇“脱逃”与华池起义
1932年6月3日，游击队攻打宜川县的临镇(今属延安市)。临镇位于延安东南面约100多里，是个山区小镇。云岩河由西向东从镇南边流过，东侧山边有一山寨，可以控制全镇。攻城战斗部署是：阎红彦指挥五支队担任正面攻击，高岗指挥第二大队占领东山寨，掩护主力攻击。战斗打响后，高岗按时占领了东山制高点，
掩护阎红彦正面攻击并已攻入镇内。接着，敌人组织力量进行反攻，阎红彦部被冲散，退出镇内，敌人火力集中到东山寨，以抢占制高点，把高岗的部队打散，阵地被敌人夺去。高继续组织被冲散部队反击。此时中队长党益山的部队被冲散，遂拉出十几人，强行将高岗的枪下了，把部队拉出战场，向西转移，主力向东撤退，相互失去联系。
游击队攻城未果，部队撤出战场，主力转移到宜川集义镇休整。6月4日，在阎红彦的提议下，刘志丹主持召开了队委会，高岗以临阵脱逃论处，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高岗。
游击队一连串打了胜仗，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可谓人多势重，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远离根据地，高对此曾向指挥部提出意见，未被采纳。在攻打临镇时又有轻敌情绪，侦察情报有误，说临镇寨子空虚，敌人不多，实际驻1个整营，造成此战失利。刘志丹的干将高岗脱离主力，实际给刘抹了黑。部队向韩城等地游击运动，引起敌人重视，派来一个旅的兵力追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又处不利游击战争的平原地带，打了次几败仗，人员锐减到不足300来人，在干部中出现悲观情绪，战士思想发生动摇。6月底，游击队撤出韩城，转移到正宁县麻子掌。在队委会上李杰夫等提出“南北分家”的主张，就是各回各地区活动，陕北的回陕北，关中的回关中，陕甘边的回陕甘边。李杰夫说：愿南下的跟我走，愿北上的跟刘走。这种错误倾向遭到一些正确意见的反对，特别是刘志丹、阎红彦坚决反对。队委会决定改选了领导，刘志丹指挥、李杰夫政委职务被免去，阎红彦担任指挥，将三、五支队改为骑兵大队和两个步兵大队，在闫红彦率部向西面挺进，转战到陕甘边的盘克原一带休整活动。实践一再证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平原地区要立足正是刘志丹曾说的“寡妇梦见男人。”
党益山中队在临镇被冲散后，当日下午在麻洞川东面的稍沟村南山住宿。晚上，党益山从山上下到稍沟村打听大部队去向情况，正好碰上高朗亭负责的陕北延川游击队在延长遭敌人袭击，撤到稍沟村住宿。党益山被高朗亭游击队扣起来，下了他的枪(正是高岗的枪)。党益山说他是刘志丹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长，大队长是高岗，在临镇被敌人打散，现住南山上，他下来打听寻找大部队，“正好是你们，是自己人”。高朗亭的游击队里有个刘益三(经济员)，他曾在1929年延安四中念书时认识高岗，知道高岗在延安搞过学运、兵运。高朗亭把党益山的枪收起来，让其徒手上山通知高岗下山来。不多时，高岗下来，背一个空枪套子和子弹带子，将他被冲散的过程和找志丹部队情况向高朗亭谈了，并询问高朗亭的游击队情况。高岗问：“你的游击队受那里领导？”高朗亭说受“第四国际领导”。高岗说“怎么受第四国际领导？”。高朗亭说：“第三国际革命，第四国际更革命”。高岗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高朗亭要建游击队，请示陕北特委未批准，高组织起来拉出去活动。随后，两人谈判，经高岗动员后。高朗亭同意联合行动一道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将两支游击队合编一起，仍叫“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高朗亭将枪交给高岗。同时，建立了党总支，党思恭任书记。
党益山带的19个人，21支枪，高朗亭带的50多人，20多支枪，合编为三个中队，由高岗、高朗亭负责，向西转移，寻找刘志丹大部队，但打听不到大部队去向。为避免南下敌人的锋芒，决定北上。部队到延安城南马不踏河红市村，折转北上。高朗亭因在延长遭遇战中受伤，无法行军，到延安去治病。部队由高岗和参谋长杨作栋带领，经杜甫川到安塞县的高桥，一路打击地主豪绅，筹集经费，开仓放粮，避敌锋茫，打其弱点，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和七、八十头骡马及军用物资，又折转向西盘克原方向前进。被延安高双成二六七旅发现，遂派一营兵力尾追上来，保安民团150多人埋伏在安条岭，在木头河前堵后追，将游击队包围在沟里，顿时枪声大作，高岗指挥战斗，因寡不敌众，部队已失控，所缴获的几十匹骡马未经过仗火，枪一响惊的前后沟乱窜，将敌人震住了。敌人也弄不清怎么回事，攻击停下来，那群骡马帮了大忙，游击队员趁此机会各顾逃生。高岗此战腿部负重伤并跌人深沟的灌木丛中，昏厥过去(他的脚腕有个圪瘩就是这次伤的残痕)。战斗结束后，党益山的中队被打散，埋枪人散；高朗亭的队伍由杨作栋(后叛变)收留回陕北后也解散。高岗半天才醒过来，成了“光杆司令”，只有一支手枪伴随。敌人走后，爬着扳折一树枝拄着，晃晃悠悠拐到一家姓张的老乡家里，随后转到华池地区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胜家里养伤。
此时谢子长到甘肃搞兵运，派杨林、苏杰儒等到西华池石子俊部队联系，没有成功。这个部队在1930年已埋伏下冯世光、曹化民、曹胜荣等，都是陕北人，是苏雨生部学兵队的队员。高鹏飞任曹又参营的一连连长，曹胜荣任二连的排长。高鹏飞是高岗的战友，曾在中山军事学校、延安高双成部和陕甘学兵队，合作共事，关系很好。胡立亭既是老乡，又是高岗入党介绍人之一。高岗成了“光杆司令”后，又受了伤，但没有气馁，伤还未愈就辗转到西华池曹又参部搞兵运，他到合水县城北关，派人给时任连长的李树林一张纸条，约李会面，高岗让李拉出部队扩大游击队，经研究认为起义条件不成熟。高让李继续隐蔽起来秘密活动，待机行事。李给高岗换一身军衣，高岗又到华池住在曹又参家里。一边疗养枪伤，一边发动兵变。曹向高岗谈了部队内部情况和打算清除石子俊等顽固分子，要求红军游击队给予支持，高岗完全同意，并一块商量了对策，决定让曹又参到庆阳以麻痹、消除石子俊怀疑的策略，并设法将曹营所辖的四个连全部调进庆阳，实现清除石子俊的计划。恰在此时，高岗获息刘志丹带的游击队南下受挫回到盘克原，他遂派人和刘志丹的游击队联系，要游击队接应。高岗为红军增强力量，稳定情绪，在曹又参到庆阳部署清除石子俊期间，高岗和高鹏飞、曹胜荣等共产党员研究决定先组织一、二连发动兵变。7月19日(一说21日)利用部队出操、打拳训练的机会，诱带队的潘立挺营副打麻将牌，在赌场将其击毙，拉出两个连队伍近200人、枪。
西华池起义，高岗为高鹏飞出谋划策，撑腰壮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威逼二连胁从起义的意见是高岗提出来的，有些人不同意，怕影响一连起义的成功。在这方面高岗比高鹏飞经验多，胆子也大，指定曹胜荣负责，使这次起义成功。起义后，高岗、高鹏飞带领起义部队，转辗到宁县盘克原和刘志丹带的游击队会合，7月21日在宁县秋头原召开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此时，高岗的腿伤还未痊愈，走路一拐一拐。高岗发动华池起义成功，以功补过，取消了“处分”。这就是高岗两次“脱逃”的全过程，临镇离队后在华池发动起义，实际上也是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步。
这次起义，由于精心组织，拉出来又得到游击队援应，击退了追击的敌人，是自开始搞兵变工作(据资料说70多次)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特别是在红军为难之时，刘志丹、闫红彦到盘克原约200多人，拉来装备齐全的两个连，使红军立即斗志大振，刘志丹等领导高度赞扬了这次起义说：“是几十次起义最成功的一次”。
曹又参到庆阳第四天后西华池起义，高岗拉走他的两个连，清除石子俊的计划落空，曹又参对高岗很有意见。高岗写信说：“对不起曹老师，这时期最需要人，更需要枪”。
起义部队和游击队会合后，在秋头、南邑休整。红军得到西华池拉出来的人和枪的补充，提高了部队的情绪，力量大大加强，为组建红二十六军打下基础。部队改编为三个大队，第一队队长高宝山，第二队队长刘志丹，第三队队长高鹏飞，还有一个骑兵队，队长强世龙。总兵力500多人，游击队声威复振。
游击队休整后，决定恢复寺村原72村革委会所辖红色区域。寺村原自4月下旬游击队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和官府一起占领，逮捕革委会、赤卫军的骨干，使原组建的革委会、赤卫军和其他群众组织随之解体。这次游击队回到寺村原，群众欢欣鼓舞，在秋头原举行了军民联欢会，军威复振，百姓高兴，高岗此时军内无职务，参与负责重建了寺村原72村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和有关组织，开展根据地建设活动。
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李艮到游击队任政委。他带着“左倾”政策，将刚重建的72村革委会宣布取消，而建立五顷原一村革命委员会，作为他的“试点”，然后一村一村扩大，并成立秘密队委会。8月初，李艮主持召开游击队中队长以上党员干部会，强行贯彻他的所谓“新路线”。会议持续六、七天，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滞，成天空谈“创造新苏区”，“组建二十六军”，批判所谓“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问题”。派部队到五顷原分配土地，群众不敢要，他命令队伍用武装强迫群众分地，限期在20天内分配完。游击队指挥机构和中队长以上干部，光在会上无休止地争吵，未作任何应付敌人“围剿”的准备工作，驻庆阳、山河镇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地完成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根据地中心寺村原、秋头一带村庄和要道，都被敌人占领，切断两地交通。8月12日，在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经高岗等极力反对后，李艮才停止了会议，指挥部队仓促投入战斗，进行反“围剿”。由于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内线作战条件受到限制，本应转出外线待机破敌，但以李艮为首的指挥部错误地提出“要死守阵地”，“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不让敌人铁蹄践踏五顷塬一寸土地”。因而，指挥部命令部队进攻强固的王浪坡寨堡，由闫红彦指挥，坚攻两天未克，伤亡五六十人，撤出战斗，游击队转到三嘉原、五顷原。敌马鸿宾骑兵团和当地驻军勾结一起，联合向三嘉原游击队发起进攻，李艮下命令要“死守五顷原”的“试点”，游击队顶不住敌人的进攻，边抗击、边撤退，伤亡30多人，又吃败仗。当部队脱离战场，撤退到狼牙洼、秦曲、前马原等村庄刚住下。8月19日一大早，敌人步兵又从南庄子、细咀子包围上来，游击队奋起抵抗，且打且退，退到菜头湾，敌骑兵已堵死退路，游击队被包围，腹背受敌，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关头。部队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分别突围。此时的高岗在游击队没有什么职务，为挽救部队覆灭的危险，他以大无畏的不怕死精神，高喊：“跟我来！杀出去！”他全身衣服沾成泥棒，赤着脚片，率领第三队战士勇猛刺杀敌人。正在刺杀如火如荼，奋力开辟一条血路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太阳升起，昨天下了一场雨，大雾腾起，游击队以排，班及个人为战，乘大雾弥漫突围出去。到8月24日，全队在马栏才完成了归队集结。“高岗刺杀手”的美名在游击队开始传颂。在1935年劳山战役中又一次发挥了他的刺杀手精神。40年代边区练兵时，以“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高岗刺杀手”为榜样训练部队。
李艮到部队20来天，瞎指挥，连打三个败仗，全队只保留下来200多人，损失惨重，根据地丧失殆尽，哭着鼻子离开部队。五顷塬的失利，指挥闫红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被撤职。
8月底，游击队领导又换成谢子长，部队在耀县、照金地区休整，扩充队伍。9月底北上，袭击保安失利，在瓦子川、墩儿梁打两次败仗，后退到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活动。由于连战失利，战士士气低落，又加上发生伤寒病，伤病员增多，过冬的服装和铺盖、吃饭都成困难，处境非常严重。自古以来“兵无粮自散”。谢子长主持召开队委会，决定游击队分三路外出游击，筹集粮款，渡过了难关。刘志丹、高岗率领一个大队到华池、合水一带活动，杨森带六、七十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杨重远、闫红彦带领骑兵大队到照金、耀县活动；谢子长带二三十人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保护六、七十名伤病员治疗。12月上旬，游击队在合水县拓八原会合，壮大了力量，筹措齐过冬供给。
此时，中央北方会议后，决定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二十六军，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到三原一带开辟苏区，并派杜衡到游击队。部队开到宜君改编，成立二十六军。杜衡一贯是“左”倾空谈家，他一到游击队便打击原来的干部，拒绝任何的统一战线，反对一切，打倒一切，对土匪民团不加任何区别，一律从肉体上消灭，对倾向和支援红军的民团、土匪也是如此。对白军进步的军官拒绝谈判合作。攻击刘志丹、谢子长、高冈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高岗在搞兵运时和白军军官建立统一战线被骂为是“勾结军阀”等等，大帽子满天飞，结果造成所有白军、土匪、民团与我们对立。12月22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大会，杜衡无端地攻击游击队领导，把他们说的一无是处。24日，在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杜衡宣布成立二十六军，先成立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参谋长郑毅，杜衡自任军、团政委，把部队领导人都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刘志丹、谢子长靠边站。闫红彦派往上海学习，高岗排挤出部队，派到陇南搞兵运工作。二十六军在33年1月攻打庙湾民团失利，杜衡将责任推给郑毅并撤职，成了杜衡的替罪羊。
高岗回到省委后，由当时省委书记孟用潜主持，召集高岗、王伯栋等人学习中央、省委有关兵变的文件，后派往甘肃武都胡宗南部土匪出身的鲁大昌师搞兵变。由于敌人防变极严，经考察条件不成熟，高岗被调回省委军委工作，任省军委委员。
期间，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入陕南，高岗以省委特派员到陕南，和部队取得联系，参加整顿陕南特委的领导工作，并协助将该地几股游击队组建为红二十九军。这支部队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由于李艮等不懂游击战，只击不游，坚持阵地硬打硬拼，沿袭五顷原的作法，没多久失败，全军覆没，李艮阵亡，李艮成了左倾路线的阵地战牺牲品。(据汪峰访问记录)
第四章 临危受命重建二十六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对西北国民党反动派震动很大，使革命人民倍受鼓舞。但是这支革命武装，在“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杜衡手里终于断送在渭华。年仅28岁的高岗临危受命到陕甘边又重建起二十六军，开创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显示了他的胆略和魄力，力挽危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参加领导耀县起义与西安脱险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红军不断壮大，吸取了寺村原根据地失败的教训，按照省委决议精神，以照金为中心的苏区建设成效显著。1933年6月，杜衡的“左”倾路线又膨胀起来，骄傲自满，一意孤行，此前杜衡提出组建骑兵师，北上打通“国际路线”，遭到省委多数同志反对后，又主张南下，要在靠近西安创建根据地，于6月中旬在照金北梁会议上，杜主持决定强令部队主力二团南下，在渭华开辟根据地。参谋长刘志丹等起来反对，杜批评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刘志丹是老右倾”。还说，在渭华建立根据地，“有华山之险，群众条件好，是敌人交通大道，给敌人威胁更大。”离西安近，随时可以夺取西安，“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战士们用高岗的话说：“将来要办到的事情现在来做，就是倒穿鞋，根本走不出去”。
杜衡的脑袋一热，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亲自带二团400多人，选配精良武器，远离根据地，行军到霸桥附近的寇家庄后，沿路打了几仗，被敌人吓破了胆，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临时委任汪锋为代理政委。他临走时向部队经济处要了一头毛驴，拿一匹兰绸子和20两烟土，50元银洋，只身离开部队。杜衡走后，未回西安，在三原县境内游逛。省委得知二十六军南下的行动，立即决定由时任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阻止南下，恰好碰见杜衡，随即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召集三原县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游击队负责人杨声(即刘映胜)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进行严厉批评，并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党支部，立即按照省委指示，阻止部队南下。结果部队从照金出发，日夜兼程，在6月30日左右已渡过渭河。又派人去追回，却末找到。二十六军南下孤军深入虎穴，人地两生，前无依，后无靠，群众基础差，跟十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两个月，在张家坪战斗中，被敌人四面包围，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等带一小部分战士，分散活动一段时间。敌人捉不住刘志丹不罢休，搜山捉人，并重金悬赏捉拿刘志丹。经过艰苦努力创建的一支革命主力武装部队，被敌人摧毁在渭华，基本全军覆没。敌人到处喧嚷：“二十六军失败了！”“活捉匪首刘志丹。”“刘志丹枭首了！”
是年三、四月，高岗到杨虎城部驻耀县王泰吉骑兵团策动起义投入抗日阵线，王泰吉原是共产党员，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扣押解往南京，失掉党的关系。所以长期以来，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在高岗工作后王准备起义投靠红军。一次打发他的老同学何寓础(是小学教师、共产党员)去西安找省委派人来领导起义。何到西安找到共产党员李赋言，把王泰吉的意见转告省委。省委责成高岗负责联系，高岗接受任务后，派余海丰以军委特派员身份和何寓础联系，余海丰向何寓础传达了军委高岗的意见：“这很好，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要是王泰吉骑兵团能这个时候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对革命都有利。”又说：“我将你们的要求报告省委，研究后告诉你”。不几天，余海丰和高岗向省委汇报情况，并将省委的意见转告何寓础：“省委欢迎王泰吉起义，而且决定派人领导起义，只是事先须跟王泰吉本人接头，以便具体研究有关事宜，作好准备。”接着，高派余海丰和何寓础一起到耀县和王泰吉接头。王泰吉高兴地接待了余海丰并汇报了起义的意见，表示了决心，就有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由于这次起义事关重大，余海丰请求省委派负责同志代表省委来领导起义。余海丰走后，王泰吉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到西安在杨虎城司令部领取一批军用物资，打算连人带物一并拉出。但王泰吉往回押运物资时被红军游击队袭击并将物资截掳去，王泰吉脱险逃回耀县。截击事情发生后，省委对派人领导起义迟疑一段时间。可王泰吉仍立等省委派人来，遂派他侄子王振民(地下党员)去西安联系。
王振民到三原恰好碰上杜衡，杜衡派杨声去骑兵团领导起义。这时，省委也派高岗以省委特派员到耀县了解情况伺机领导起义(杨声到耀县省委不知道)，高岗到耀县，骑兵团已经起义。那是1933年7月21日下午，王泰吉率全团官兵在药王山下的耀县故城宣布起义，在石川河滨号声嘹亮，红旗翻腾。起义后，王泰吉、高岗和杨声领导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拾了全城的反动武装，收编了民团、公安局的警察，还吸收一部农民参军，连起义部队约一千余人。同时收缴一部电台，四门迫击炮，马骡数百匹。起义部队打开监狱，放出了“犯人”。高岗以省委代表身份给王泰吉恢复了党籍(未公开宣布)，并临时决定起义部队暂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指挥，杨声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召开军民大会，发布了《起义通电》和《告民众书》，揭露蒋介石独裁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号召大家奋起革命，抗日救国。同时处决了民团头子和地主恶霸左善楚、宋瑞萱、左国鼎等。
高岗意见：部队暂驻耀县整顿后，及早向白水、黄龙山一带挺进，创造苏区。高岗代表省委把工作部署后，离开部队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起义和改编及行动方向等情况。部队经过几天整训，王泰吉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过分相信同盟军，想争取旧友驻三原的一个营起义，改变了原来高岗定的发展方向而南下。部队向三原进发至鲁家桥附近，和前来追剿的孙友仁部相遇，激战多时，加之第三大队张龙韬叛变，内外夹击。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得三原的那个营响应起义，反而末能及时北上，拖延了时间，给敌人以足够的追剿准备的时问，在敌人攻击下，使起义部队遭受极大损失，有的叛变，有的逃跑，有的被打死、打伤，王泰吉带残部冲出敌人的包围投奔到照金，不足200人、枪。
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耀县起义部队遭受惨重损失，敌人集中兵力“围剿”渭北苏区，挨村逐户，翻山越岭日夜进行搜“剿”惨杀群众400多人，逮捕六七百人，有的送往西安禁闭起来。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省委派贾拓夫将渭北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也无法活动，退出渭北，转移到照金。
7月28日，省委在西安市福盛楼饭店以吃饭为掩护召开会议，高岗，贾拓夫和杜衡、袁岳栋(小章)等参加，听取高岗汇报耀县起义情况，讨论扭转红军受挫的问题，研究派一些骨干去加强起义部队的工作，同时，准备斗争杜衡。高岗等正在开会，特务冲入砸了会场，杜衡、袁岳栋等被捕叛变革命。贾拓夫从后门逃走，高岗从来胆大、力大，他临危不惧，顺手抓起板凳砸倒一个特务，冲出饭店脱险。杜衡等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了无耻的自首书，并给敌人提供的线索和名单，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到处捉拿共产党员、革命同>?志，一片白色恐怖，使陕西省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多数都被摧毁，被捕200多人，直到西安事变后才放出来。甘肃共产党也受到破坏，关中、甘肃各县党员多人自首，西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苏区不断缩小，粮食紧缺，群众斗争情绪降低，没有力量抵抗，红军游击队不敢在村里住，只有钻进梢沟里躲避，形势异常严重，一些革命不坚定的人，发生了动摇，有的甚至公开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这是西北共产党和革命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省委破坏后，主要领导只逃出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贾拓夫和军委委员高岗，他们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及时通知军委秘书科的同志转移。贾拓夫亲笔写介绍信以省委名义派高岗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回照金恢复二十六军和整顿西北抗日义勇军，整顿党组织，拉起来再干，他自己去上海找中央。高岗是特务正在重金悬赏捉拿的重点人物，无法逃出城外，他潜藏在杜斌丞的公馆，寻机出城。
杜公馆在西安大湖子庙街上，是一栋二层小楼，二层楼侧边有一小房，放些杂物，高岗就藏在这个不打眼的小房子里，白天不敢出门，由杜良明送水送饭，甚至倒屎倒尿。一天，省肃反委员会头子宋志先的“保镖”冯大个来杜斌丞家闲串(是米脂人，和杜是老乡)，杜良明只顾跟冯大个闲聊，不敢给高岗送便壶。高岗尿憋了，就在小房从窗口向外撒尿，被冯大个发现了。冯走后，杜良明及时报告杜斌丞，斌丞即采取紧急措施，将高岗化装成上坟烧纸的，安排在他的马拉轿车里边，杜斌丞、杜良明坐在马车门前口，护送高岗安全逃出西安城。之后，杜斌丞长子杜鸿范(共产党员)写了三个大字“避难斋”，贴在小屋内墙壁上，以示纪念。
高岗带着省委恢复二十六军和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离开西安城后，到三原再化装成木匠，换一身农民衣服，拿几件木匠家俱路过某村遇一土豪挡住让他做木活，吃罢饭，高岗假装肚痛，出去买药，摆脱纠缠，木匠工具也丢了，奔往照金苏区。
二、在陈家坡会议上显才能
照金苏区此时处于极度危机之中，敌人“围剿”，领导束手无策，干部忧虑，战士动摇，人心浮动。正在危难之中，高岗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照金，受到陕甘边特委(特委是33年3月成立，书记金理科，委员有习仲勋、李妙斋、周至冬、王满堂、秦武山等)的热情欢迎，大家无不兴奋，都感到省委派来代表，心里有了主心骨。特委随即决定由高岗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治委员，杨声仍回游击队。高岗上任后，王泰吉集合“义勇军”全体官兵，欢迎高岗出任政委，并介绍了高岗的情况，当时义勇军官兵都穿着国民党发的整齐军装，高岗脱险出来时仍穿着破烂的农民衣服，向义勇军发表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前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号召大家坚定信心，重振旗鼓，拉起再干，争取胜利。高岗很善于演讲，话音浑厚，宏亮，讲话时常以手势为助，显得铿锵有力，对官兵鼓舞、激励很大，提高了广大官兵战斗士气。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田万生、高增培说：“高岗一贯能说能干，口才很好，也善于演讲，具有演讲天才。尤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能抓住人们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话语，有条有理的说法，常不拿讲稿，借助手势，说话通俗易懂，引导台下回答等形式，鼓动性很大，能打动与会者每个人的心坎。”“高岗这个人很聪明，有人说他有二杆子劲，其实不然，他胆大，不怕事，敢说敢做，口出心快，决断快速。有些事看准了，先做后报，有的报也不报。”他在三边工作时，“对我们说过搞革命没有个具体样样，特别是在创造时期，对党对人民有利的，认准就干，三请示两报告，有时误失良机。”一句话，“要把历史颠倒过来，穷人翻身，人民掌权”。1927年省委书记如果听我的建议，不派李子洲去武汉汇报，先斩后奏，可对冯玉祥造成威胁，陕北可能占一席之地。“结果等待中央指示，被敌人消灭净光”。“高岗讨厌几棍打不出响屁的人，反对懒懒散散的人。他是不瞌睡的人，精力充沛，可以几天几夜不睡仍坚持工作，一躺在床上就鼾声如雷?99liｂ.。他对睡觉早了或不早起床的，他进房子把灯点着或乱翻东西，故意把你惊醒起来，在横山一高、榆林中学和创造时期尤为常事。”
由于省委被破坏，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渭北苏区缩小，耀县起义严重受挫，刘志丹南下生死未卜。国民党在报纸上登载重金悬赏捉拿高岗的消息，到处张贴通缉高岗的布告：“活捉高岗赏五千大洋，割来脑袋赏三千大洋”。在此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之下，革命队伍里一些人被吓破了胆，一种失败主义思想情绪与日剧增，认为革命没有出路了，部队分散游击，游击不成解散，主张把枪藏起来，搞秘密活动。
在右倾分散主义影响下，高岗作了调查研究，听取陕甘边特委汇报，进行认真的、反复的研究。为扭转当时严重危机的局面，8月14日，在陈家坡召开陕甘边特委扩大会议，高岗、习仲勋、李妙斋、秦武山、张秀山、陈学鼎、张邦英、黄子祥，强世卿、杨森等同志和部队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参加。会议是在一个草棚子里开的。特委负责人宣布开会，讲了开会的议题。高岗在会上首先提出：成立红军总指挥部，对红四团、义勇军、各个游击队，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问题，提议会议讨论。黄子祥、黄子文、王桕栋等提出不同意统一指挥，集中领导。黄子祥说：“省委破坏了，跑出来的人一个也不见。关中，甘肃的党被杜衡搞光了。眼前，我们的军队不多，敌人大过我们几十倍。不能集中统一指挥，只能分散了，各回各自的地区。我们红四团(黄时任红四团团长)回辛武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把枪压了，人散了，做秘密工作，或者先找省委关系，找到关系后再谈别的。”这些意见当然是悲观失望的表现。会议主持者说：“目前我们很困难，二十六军失败了，省委破坏，辛武区失败，敌人不断来围剿，我们遇到严重危机，如何克服困难，黄子祥同志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子祥要带红四团回渭北，我们觉得不合适。大家一块研究解决黄子祥的问题。”大家对黄的悲观情绪提出反对的意见。
会议在集中领导与埋枪分散的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以黄子祥、王柏栋为代表的主张分散；以高岗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集中统一领导，你一言他一句，争论了一夜。高岗坚定地说：“当前形势严重，当务之急，是要把红军重新整顿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形成拳头，以少胜多，打几个胜仗，击退敌人‘围剿’，把部队情绪提高起来，坚持开展陕甘苏区”。他接着说：“老黄，不能这么说，我来时带着省委的决定。按老黄想的办法，这只能使革命瓦解。兵法上讲知已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眼前我们只有三四百人，只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避敌锋芒，避实就虚，相机打击敌人弱点，壮大自己，为恢复二十六军打下基础。否则，我们就全完了！”他的发言获得会议多数同志赞同。可黄子祥、王柏栋等反对高岗的意见，固执已见，提出“红四团受省委领导，省委破坏了，不能接受陕甘特委领导，我们回渭北自己干。”
习仲勋、秦武山说：“高岗来照金时，拿省委决定，是贾拓夫亲笔写的”。他们批评了黄子祥的右倾分散主义思想。张秀山说：“红四团是渭北苏区建立的，省委破坏了，就要受省委特派员和特委领导，不能满天飞。”张邦英说：“咱们耀县、三原是老邻居，不能为坚持个人意见连组织也不服从了，一个军队的负责人不听党的指挥，闹分散主义，是很危险的。”
经过辩论，大家批判了以黄子祥为代表的右倾失败思想和分散主义。主持会议的说：“咱们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表决结果，大多数同意成立指挥部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并宣布：“同意集中统一领导是多数，不同意的是少数。”黄子祥说：“多数也不一定正确。”大家说：“不正确你讲嘛。”黄灰心丧气地说：“不成不成，我不干了，回家务农。”边说边向会场外走。有人拉扯黄劝说别走，精明强干的高岗站起厉声说：“要走就叫他走！革命的洪流是阻止不了的，愿意革命的同志和共产党员，要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我们集中起来坚决干下去！”“坚决把二十六军失败、省委破坏的败局挽回来，争取前进、胜利！”“我们的革命有希望了，眼前只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分散是没出路的，分散不用多长时间就会被敌人全部吃掉。”
会议根据高岗提议，决定成立游击队指挥部，依特委意见选举高岗任指挥部政治委员，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改任照金游击队指挥，在恢复照金苏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会议从头天下午开始，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上山，正确路线胜利了。高岗在陈家坡会议上表现了顽强毅力和力挽危局的精神。
陈家坡会议对挽救陕甘地区革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会议。在高岗的指导下，不仅成立了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领导机构，统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了团结奋斗气氛。同时，批判了右倾失败悲观情绪，斗争了分裂部队的分散主义。干部的信心增强了，战士的情绪提高了。高岗依靠特委和地方党里的张秀山、习仲勋、张邦英、杨森等骨干力量的帮助，把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三支队集中起来，人、枪300多，重整旗鼓，统一指挥，拉出来奋战。同时还组织了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六个游击队，壮大声势，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扩大新苏区，仍以照金为中心根据地，扩大陕甘新苏区，然后扩大游击区，逐步建立桥山中段、渭北、陕北等三个游击区。高岗根据当时形势，在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提出作战方针“打小仗不打大仗，变小胜为大胜”，避实就虚，主动出击，寻机打击敌人，夺枪夺物，武装自己。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稳定人心，提高部队情绪和胜利的信心。
红军临时指挥部成立，“西北革命获得蓬勃发展”，二十六军重建特别是在四十二师成立之后，党的发展也是如此。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党组织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这一时期，陕西省委被敌破坏，二十六军重建后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坏事也变为好事，避免了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刘、高以陕甘的实际，充分施展了他们在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造的才华。“否则，南梁能不能奠基还很难说。”(张邦英访问记)
三、攻打张洪镇 智克合水城
红军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三天，高岗、王泰吉率部队从照金地区出发，包围了后沟寨子，用迫击炮轰，甩炸弹攻击(游击队自制的铜炸弹)，吓得敌人胆战心惊，当晚经过隔寨墙喊话，达成协议，派人进去谈判，敌人慑于我火力猛烈而投降了。我军首战告捷，当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胜利。高岗、王泰吉在大会上讲话，周围群众喜形于色，奔走相告。接着，划分寨子里堆积的粮食、物资，人背畜驮，来来往往。他们高兴地说：“打开寨子分粮食，土豪财物分个光。”
8月18日，高、王指挥游击队围歼了被诱出的庙湾民团一部。21日，在高山槐打击了耀县张万礼的民团。24日又消灭了耀县民团一部。然后部队返回照金根据地，进行三天休整，改善装备。27日，高、王率游击队袭击了柳林镇，消灭民团一部，接着于9月3日，总指挥部带部队西进，在彬县的马龙、高村等地打击民团，折转北上到甘肃宁县境内消灭一批地主武装。其他各个游击队在各地也相继打了些小型胜仗。高岗给正宁县何炳正布置领导农民暴动，夺取武器，夺取政权，创造根据地。何回去后按高岗的指示，暗地组织40多人，杀团丁，夺武器，打土壕，杀坏蛋，成立了平子游击队，成为宁县第一支革命武装，驰骋于宁县、正宁县平原，扩大队伍，后改编为第三路游击区三支队，为二十六军红一团成立奠定了基础。
指挥部成立不到一个月，集中领导，集中兵力，集中时间，打击了照金附近的民团和地主武装，拓宽了根据地地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为改善部队装备提供了物资条件。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干部，训练了队伍，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民心，使原来动摇的一些人都坚定起来。根据地青年小伙子踊跃参军参战，红军迅速扩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支前工作，做军鞋，护伤员，担架运输，组建地方各种民众团体，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了扩大战果，推动革命发展，部队经过边打仗边休整后，于9月17日，高岗决定留部分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主力红军转入外线作战，开到陕甘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部队开进旬邑县后，指挥部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打旬邑县城张洪镇。一天，城里一股民团出来掳抢群众时，被红军全歼。其中有一个团丁叫宋飞，是共产党员，被红军俘虏回来，高岗认识他，盘问了城里情况，当即决定将计就计，由宋飞带一部分红军战士，换上民团服装，化装成民团，还有一些少先队化装成农民的娃娃，一起混进土围子里，游击队后继跟上，形成里迎外击，使敌措手不及，游击队一涌攻入城内，吸取第一次攻城的教训，抢占了城北魁星楼高地，全歼驻军一连和民团，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和大量军用物资，活捉伪县长和县党部书记等10来人。当游击队战士冲进民团总部朱鸿章的房子时，团总和他的太太正面对面躺在炕上抽大烟，红军战士一枪打死朱鸿章，其老婆怕的乱叫唤，向外逃跑又来不及，被我战士一枪打死。红军占领了县城后，立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东西。县城里聚集了附近几县的富豪、地主等的大量物资，仓库塞的满满的，粮食、棉花、布匹堆积如山。指挥部决定将一部分物资分配给贫苦群众，一部分运回照金根据地，装备留守根据地的游击队和机关干部。
在张洪镇城里，高岗亲自主持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处决了反动透顶、民愤极大的伪县长、“剿匪”指挥官、县党部书记和监狱官，红军威名大震，农民拍手称快，称高岗、王泰吉为“神将军”。
这是红军总指挥部解放的第一座县城。旬邑县城解放后，红军继续在附近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和收编了一些小股民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产。当地群众，杀猪宰羊，慰劳红军。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红军发展到六、七百人。
这次战斗，是红军总指挥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仗。这次战斗胜利，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10月4日，高岗、王泰吉带些战利品回照金，慰劳特委机关和留守根据地部队，欢渡中秋节。恰好，刘志丹、王世泰等一行4人从终南山脱险辗转回到照金根据地，“苍天不负有心人”，中秋佳节又团圆。王泰吉、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李妙斋、张仲良，张邦英等领导出来热烈欢迎老战友安全归来，大家由衷高兴，狂欢一晚。志丹和高岗等彻夜交谈红军南下失败的情况。第二天，高岗、王泰吉、习仲勋等向刘志丹汇报了红军总指挥部成立、陈家坡会议情况和最近打了几个胜仗等。志丹听汇报后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右倾错误，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刘志丹等回到照金，全军振奋，部队在照金休整、红火了几天。总指挥部在高岗的主持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吸取平原创建根据地的沉痛教训，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使大家进一步明确认识到：左倾路线执行者批判“梢山路线”，我们“还得搞梢山路线”。同时，研究部队行动方向。高岗说，怕“梢山主义”，眼前我们还要搞“梢山主义”，“否则没有出路”。“这是用同志们的鲜血生命换来的经验。”他提出在桥山中段的庆阳、合水、华池和保安几县交界处创建根据地，然后再向外发展的行动方向，获得刘志丹的赞同。于是，指挥部根据刘志丹、高岗的提议，确定以桥山中段为中心建立立脚点，创立根据地。
桥山中段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国民党军阀统治较弱，哥老会势力很大，有很多土匪、土霸，搞几条枪，在这里割据一方，建立根据地大有可为。刘志丹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里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弄革命呢？”。
这一带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一是遍地梢林，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有利于游击队进退和隐蔽；二是土匪、土霸多，他们都有武器，可以夺取过来，建立革命武装队伍；三是农民贫苦，难民又多，对军阀土豪非常仇恨，易于发动起来闹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四是有很多哥老会倾向红军；五是刘志丹、高岗于1929至1932年在这一带活动过，人情、地形比较熟悉。
战略方向确定后，部队出发前，高岗提出让刘志丹担任政委，他说：“你对这一带情况比我熟，人称你是‘活地图’，你担任政委合适。”王泰吉和张秀山也提出让志丹担任指挥。刘志丹坚决不接受这两个职务。他说，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脱险的途中，好多事情又不知道，你们这段搞得很好嘛。那样搞，既不利于团结，还会给敌人造谣留下空子，会说我一回来就夺权。指挥部还需要我，我搞点参谋、文书工作都可以。最后，在高岗提议下，陕甘特委和指挥部决定刘志丹任参谋长。
此时，敌人纠集了几千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围剿”。10月12日，王、高、刘率主力部队从照金出发向北挺进，转出外线作战。三人一直相随同行，边走边议，从现代的经验教训谈到古代的“三国”、“水浒”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故事。他们沿午子岭北上行程300多里，15日，部队开到合水县黑木原，高岗主持召开指挥部临时会议，决定打掉合水县城这个据点，既可为南梁地区进军扫除障碍，又可使将来南梁与照金连接。会议决定封锁消息，部队隐蔽在大梢林地里，边休整，边演习攻合水县城，赶做登城的云梯。指挥部派侦察队侦探敌情地形，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研究攻城部署，17日，在夜幕的掩护下，指挥部率部队急行军，18日拂晓前人不知鬼不觉把合水县城包围得水泄不通。
这次攻城由于准备充分，王、高、刘亲自指挥，夜袭战斗打响后，王世泰带手枪队首先攻克了东城炮楼，缴了一班人的枪，打开城门，放进大部队，强世卿从另一路冲进城门，到天亮时，一股敌人从城里冲出来，妄图逃跑，高岗指挥骑兵部队追击全歼，城里敌人有的被打垮，有的被俘虏，不到一小时，消灭了一个连和数十名民团，共20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同时打开禁闭，放出杨培胜等“政治犯”。高岗亲自组织政工人员进行政治宣传，在大街的十字路口显眼的地方张贴标语和《安民布告》，派战士分片展开宣传时，群众才知道是刘志丹、高岗指挥的红军打开县城。他们知道把国民党的兵消灭了，县政府、县党部、公安局的官都被捆起来后，大家拍手叫好。在《安民布告》的广为张贴和宣传队的发动下，群众纷纷跑到县政府划分东西，驮粮背布，把四乡土豪存放进来的、民团抢来的和县政府储备的大量物资、枪枝弹药，还有很多大烟、银洋等，大部分给群众和部队(主要是弹药、银洋、大烟等)。合水县城最大的豪绅“杜老爷”家里财物很多，光四季衣服几百件。指挥部在城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处决了恶霸，妥善地处理了俘虏，愿参军的留下，不愿参军的发给路费回去。该县公安局长李炎思想开明，当即表示愿参加红军，高岗亲自审查批准他夫妻俩一同参加革命，曾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忠心耿耿跟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工作很有能力。遗憾的是，后在1935年冬陕北错误肃反中被杀害，还给高岗加了一条包庇反革命的罪状。高岗、王泰吉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号召广大贫苦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斗争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闹革命保翻身。部队离开合水县城时，群众列队路旁，慰劳欢送，拿着鸡蛋、饼子等食物，往战士手里塞，并高呼：“红军是老百姓的救星！”“坚决拥护红军！”
四、包家寨会议恢复二十六军
红军主力向北出击，打开合水县城，对国民党反动派震惊很大。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司令部着了慌，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红军活动情况，决定调冯钦哉、杨子恒、何高候、孙甫臣部各一个团，又纠集了各县几个民团，约五、六千人，向红军主力跟踪追来，并“围剿”照金根据地。
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县战斗后，红四团北上庆阳一带活动，击溃谭世麟的骑兵部队，谭的坐骑也被缴获，在卅里铺洋堂抓了两个洋人，没收了药品等财物，高岗率耀县三支队和义勇军南下，为策应照金根据地游击队的斗争，掩护张秀山、吴岱峰等带领后方机关撤出照金转移到宁县的盘克原，10月21日在杨家店消灭了敌人一个连。
敌赵文治团在合水被歼一个连，不甘心失败，立即组织兵力，对我军紧追不舍。高岗率部挥师北上，指挥部召开会议，高岗主持了指挥部会议，王泰吉、刘志丹、杨森等参加，并研究粉碎敌人的战略。高岗说，我们只有几百人，装备也差，全面对付几股进剿的敌人，有困难。我们首先应集中力量打击杨子恒部的赵文治团，挫败其他几股敌人的锐气，然后各个歼灭。王泰吉、刘志丹赞同高岗的主张。志丹说，这次进剿，赵文治企图抢头功，又有庆阳民团谭世麟骑兵营配合，他以为胜利在握。高岗胸有成竹地说：“他非走骄兵必败的道路不可”。赵文治在抢头功欲速胜心理驱使下率领部队，分三路向四、五百人的红军主力追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高岗等针对敌人经不往疲劳战的弱点，采取疲劳战术，牵着敌人转了几个圈子，然后选择庆阳县毛家沟门村(现属华池县)的有利地形，耀县三支队，义勇军等住沟底，红四团和指挥部住北山坡上。
10月28日拂晓，敌赵文治团突然扑来，向我军发动袭击，我军发现时，敌先头数十人已进了村子，我军沉着应战，把敌人赶出村子。此时，敌大部队已到，赵文治在合水县失利后正在气头上，一发现红军主力，便下命令“咬住不要放掉一个！”从几面发起进攻。赵文治提着手枪督战，几百名敌人象一窝马蜂似的的向山坡上爬，面对强敌，总指挥部命令我军向北山转移。骄横的敌人，仗着人多势重，武器精良，误为我军逃跑，一直追到半山坡。指挥部领导决定反击，王泰吉急下命令停止撤退。高岗坚定地说：“敌人送上门来了，把狗日得一排子打下去！这仗要坚决打”。王泰吉说：“我们指挥部和大家一齐冲锋，坚决消灭来犯之敌”。军令如山倒，王泰吉、高岗等身先士卒，率领战士象猛虎下山，发起反冲锋，向山坡下冲人敌群，顿时“冲呀”，“杀呀”喊声、号声和枪弹声响成一片，震荡山谷，山坡上黄尘飞扬，罩住天空。高岗个大，腿长，胆量过人，冲到前边，猛打猛杀；王泰吉英勇顽强，猛冲猛打，刘志丹督阵。指挥员齐上阵打冲锋，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不怕死的精神，越战越强，使敌人几面受袭，首尾不顾，边打边退，刹时溃不成军，各顾逃命，尸体留下一坡，敌指挥官赵文治狼狈逃跑。高岗的脚腕扭伤，杨森带彩，继续追杀敌人，流一道血路。高岗即抓来担架，亲自拐着脚将杨森抬出战场，结果自己也走不动了，战士把他背出战场。在短短的几分钟，在王、高、刘的正确指挥和参战下，将敌人一个团约800人给打垮了，击毙200多人，俘敌100多人，缴枪200多支，还有弹药、战马等军用品，粉碎了敌人的进剿。谭世麟在北面山岭上见势不好没敢投入战斗，赵文治残败逃跑后，反动派毕竟是反动派，谭氏部下借红军的威力，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趁机咋唬逃窜的敌人，夺取弹药、马匹，大发横财。赵团经此一战，一蹶不振，再未恢复。
红军在王泰吉、高岗、刘志丹指挥下，勇歼骄敌震吓住几路敌人的进攻，使形势有所转机，红军游击运动更加发展，为重建二十六军创造了条件。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以来，在高岗等正确指挥下，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两座县城，打垮一个团，消灭了大量敌人，游击区拓宽，红军不断壮大，装备得到改善，重建二十六军的条件完全成熟。部队转战到合水县莲花寺(现属华池县)一带活动时，高岗、王泰吉、刘志丹考虑和酝酿了重建二十六军，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的问题。
莲花寺属南梁地区，环绕着桥山山脉绵亘不断的大山岭，森林茂密，显得雄伟壮丽。
11月3至5日，在包家寨召开指挥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岗、王泰吉、刘志丹及红军部分领导。这次会议是陈家坡会议的继续，高岗在陈家坡会议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恢复二十六军，建立三路游击区问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得到解决。
高岗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以毛泽东同志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一小块或若干小块”长期存在的理论为指导，认真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指挥部成立以来武装斗争的经验，彻底清算了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统一了思想，提出重建二十六军，创建根据地，建立游击区等任务。他说，陈家坡会议上就提出重建二十六军，创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问题，没来得及深入讨论研究。陈家坡会议后红军形势发生了转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红军队伍扩大了，战斗力加强了，是重建二十六军，打起二十六军的旗帜来号召，鼓舞部队和人民的时候了。他指出这是“适应形势，顺乎民心”的大事。二十六军二团的建立，是根据党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相当力量正规红军的理论建立的，是深得人心的，震慑了敌人，为创建照金根据地建立了功勋，锻炼了一批干部。二十六军虽然被杜衡“左倾冒险主义所断送，我们从中可以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拉起来再干，夺取更大的胜利！”他说，“现在我们虽然丢掉了薛家寨(据传说薛刚西征时在此驻兵，黄巢在此建立根据地)，‘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记取退出照金根据地的教训，我还是那句老话，‘狡兔有三窟’。我们的根据地只在一个地方周转不开，还是采取李自成荣阳的老办法，应同时建立几个游击区和根据地。分路出击，使红军才能有回旋余地，到处打击敌人，到处创立根据地，二十六军主力居中策应，相机消灭敌人，拓宽根据地。这块失掉了，可以到另一块活动，否则就成了无根莎蓬。这样做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的长期存在’和‘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理论’”。
他在报告中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立三路游击区并成立游击队指挥部的建议。他说，第一路陕北游击队以安定县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第二路陇东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第三路关中游击队，以照金为中心恢复和巩固根据地。他说：“各路游击队独立开创游击区，创建根据地。但要服从统一指挥，不能各自为政，各路游击队必须以南梁为中心总根据地。二十六军居中迂回，配合各路游击区创造根据地。”刘志丹完全赞同高岗的意见。刘志丹在会上也讲了很好意见，他们共同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一条正确道路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成功地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新时期。(引自张秀山访问笔记和华池县党史资料。)
会议根据高岗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陈已见，一致拥护高岗的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根据高岗的报告和刘志丹的意见，做出了三项决定：
一、撤销指挥部，重建二十六军，改编部队；
二、划分三路游击区并成立指挥部；
三、军事后方机关移住南梁，以及今后的战略行动、方向、方针等问题。
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党自觉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红军理论，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总结陕甘边革命斗争历史经验教训和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关键性会议，在西北革命军事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第一次尝到共产党要推翻反动统治，必须掌握革命武装并形成拳头——主力部队；部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才能统一意志，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反过来，没有军队作保障党也无法活动。
11月8日，在莲花寺召开军人大会，正式宣布恢复二十六军，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十二师，高岗任军、师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驰名的红二十六军重建，在开创陕甘宁苏区斗争 4e2d." >中，刘、高配合默契，结为更加亲密的战友，将走投无路的红军引向胜利的坦途。
四十二师下辖两个团，以耀县三支队、义勇军为基础改编为红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红四团扩编为骑兵团，团长赵国卿，政委杨森(后为张秀山)，还有一支实力较强.9９ｌib?的少先队，全师人、枪500多。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成立师、团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师党委书记张秀山，因张暂不在部队，高岗代理党委书记，主持师党委的工作。在成立师党委的会上，高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闹革命，不掌握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强的党组织也不行”。他主持师党委会工作期间，下决心抓武装部队中党的建设工作，责成团党委和连队党支部以中央发布的“十大纲领”和“古田决议”为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加强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为此在35年“肃反”时，高岗被诬蔑为“党棍”。
二十六军重新建立，师党委的成立，加强了集中领导，统一指挥，高举起二十六军旗帜，打破了敌人到处叫嚣：“省委捣毁了，二十六军消灭了，照金‘匪巢’摧毁了，红军再闹不起来了”的造谣宣传。
高岗主持师党委会决定成立了三路游击队指挥部，任命强世卿为第一路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魏武为政委(以安定为中心)；任命杨琪为第二路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高岗兼政委(以南梁为中心)；任命王安民为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张仲良为政委(以照金为中心)。
红军主力和各路游击队在师党委和师部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展开独立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四十二师居中迂回作战，各路游击队在四十二师协助下，不断发展壮大，坚持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原则，克服了“左”倾的错误，充分发挥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执行刘、高的正确路线和战略决策，摒弃了杜衡等“左”倾的影响，使部队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大大加强了。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不断扩大，越战越强，仗越打越大，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和陕北的群众斗争迅速发展起来，从分粮抗款斗争发展到分配土地，建立革命人民政权，打击敌人。
第五章 创建陕甘边新苏区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表明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领导的成熟和团结一致，由此奠定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的基础。刘志丹与高岗一道领导军民在南梁重新燃起革命的燎原烈火，映红了陕甘宁这块土地。
一、创建南梁中心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失掉后，包家寨会议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创建根据地，把红军后方机关移到南梁地区。高岗根据会议精神，着力奠基南梁创建新苏区，发展壮大武装。这一带陕北难民很多，大都是1928年灾荒后的贫苦农民到这落地求生，开荒种地，放牧为生。他们租种庆阳、合水地区地主的土地，给大户放牧牛羊和揽工维持生活。他们对旧统治者深恶痛绝，坚决拥护共产党、红军打富济贫的政策。高岗、刘志丹对这一地区情况熟悉，特别是刘志丹人称“活地图”，他对每一条沟、每条岭、每个村庄，都很清楚，甚至对各个村庄里住几户、多少人都清清楚楚。他们认为南梁一带最适合作为红军的后方基地，于是率红军指挥部退出照金的薛家寨后，冲破了敌人的围堵追击，进军到南梁地区。
为了打开局面，以南梁为中心创造根据地，部队进至南梁后，师党委决定兵分两路，命杨森率骑兵团向西活动，打击地方民团。高岗、王泰吉、刘志丹率主力三团向东挺进，到咸(阳)榆(林)公路，消灭沿线敌人和地方武装。首先在甘泉县道佐铺消灭民团几十人。随后偷袭甘泉未克，刘、高率部转由洛河川向北行进到葡萄沟门时，延安派出敌二五六旅一个营和200名多民团向刘、高的红军扑来。刘、高设伏击圈，狡猾的敌人未进入伏击圈而停止前进，伏击计划未实现，刘、高指挥三团反 653b." >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此次东行，虽未攻克甘泉和完全消灭来犯的敌人，但震住东面敌人不敢轻举西进。刘、高决定率部返回南梁，红三团和骑兵团在二将川会师。南梁地区有大小民团10多个，大的六七十人，小的四五十人，还有谭世鳞的骑兵营，张廷芝的新兵营，总兵力千余人，他们勾结官府，占山为王，称霸一方，奸淫抢劫，无恶不作，名为民团，实为土匪。我军在高岗、王泰吉、刘志丹的指挥下，对盘踞在南梁四周的地方反动武装，展开左右扫荡，先后消灭了荔园堡、闫家洼子、赵家沟门、新堡等地民团，拔除了这一带的敌人据点，处决了惯匪头子张廷芝的帮凶等反动家伙，为民除了害，群众拍手称快。消息传开后，周围钻进梢山的小股民团、土匪纷纷逃窜或投降红军收编，红军占领梢山，站住了脚根，为建立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红军四十二师南梁休整时，在梁沟门召开师党委和师部联席会议，王、高、刘在会上讲话，高岗在会上讲话中指出，趁战斗空隙组织部队，干部配合帮助发展地方游击队，拔除敌人据点和清除散兵游勇，开展根据地建设。会议根据高岗的讲话精神决定抓紧时机，加强后方根据地创建。会议决定，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养病。派一支留守队看护，其他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和干部都到平定川、豹子川、大风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组建第二路游击队。高岗、张策、习仲勋等挨门逐户做群众工作，访贫问苦，启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建立基层组织，发展党员。
当时这里的群众觉悟低，又没文化，对共产党、爱国家、无产阶级、红军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干部也只能浅显地解释：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无产阶级就是穷的一无所有，每分一块地就是共产主义，等等。这种解释并不准确，但根据这里的群众觉悟水平只能如此。工作中，把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党政组织，解决人民疾苦，分配土地，扩充武装紧密结合起来。
1933年11月25日，南梁地区的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农村建立起农民联合会，把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还组织起5个赤卫队，约有1000多人参加，担负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匪恶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等任务，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和游击队作战，发展、巩固根据地。四十二师党委根据高岗的提议，决定抽出一批干部到保安、合水、庆阳等县组织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利用各种关系派一些人打进敌军和土匪中，开展分化瓦解工作。
荔园堡是南梁根据地中心地带，是清朝末修筑的土堡，后称南梁堡，位于白马庙川和玉皇庙川的交叉点，是南梁地区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堡子里驻敌张廷芝属下的一个头目——梁邦栋，号称一个营，实际只是一个连。提起梁邦栋，这一带的群众恨得咬牙切齿。梁匪在南梁一带给张廷芝拉丁抢马，扩充势力，催粮要草，专门对付红军，还暗地和土匪、流氓、强盗勾结一起，趁火打劫，奸淫妇女，祸害贫苦百姓。不拔掉梁邦栋这个钉子，红军别想在这里站稳脚根，随时会有地震的危险。
刘志丹、高岗一到南梁就谋划消灭这股敌人，遂派了一个连长带领一个排长、一个游击队长，前去荔园堡侦察地形和敌情。第二天天刚亮，刘志丹、高岗指挥红军包围了敌人，枪声大作，在几分钟内将敌人全部消灭，恶贯满盈的敌营长梁邦栋被活捉。红军在荔园堡召开了公判大会，将作恶多端的梁邦栋五花大绑，押入会场。部队领导例数梁匪的罪恶，会场群众愤怒地高喊：“打死梁邦栋！”“枪打梁邦栋！”在群众强烈的要求下，就地处决了梁邦栋。对俘虏愿回家的释放，愿参加红军的经审查后参军。荔园堡从此成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后来成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
1934年2月底，山东刘桂堂(外号刘二黑子，后来曾危害晋察冀边区，先投靠日本，后为匪，解放战争中在山东被消灭。)带万数人在豫陕边境活动，给王泰吉写信，要求王泰吉来协助他搞起义。刘桂堂和王泰吉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王泰吉接信后，向高岗、刘志丹提出要去河南搞兵运，争取刘起义，为党做工作，刘高挽留不住，王坚持要去争取刘桂堂投红。经师党委研究，批准了王泰吉的请求。师党委决定，四十二师南下，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扩大游击区，同时护送王泰吉同志出边区，王泰吉的师长职务由刘志丹接任。刘、高率四十二师从南梁出发，经连家砭，固城川，沿宁县、正宁县南下，到淳化县后，王泰吉化装成农民，离开部队，进入白区的通润镇，被旧日相识的民团马云从认出并出卖被捕押送西安，于1934年3月3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王泰吉的壮烈牺牲，使我西北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我军失去一个好指挥员，高岗、刘志丹失去一名好战友。他自耀县起义时和高岗合作共事以来，两人建立了深厚革命友谊，志同道合，带兵打仗，配合默契，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为重建二十六军做出了贡献。对王泰吉的牺牲万分悲痛，在部队进行追悼缅怀。
四十二师南下后，在淳化、旬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帮助整顿第三路游击队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第三路游击区游击战争，相机打击了一些小股地方反动武装，扩大了游击区，恢复了三原、耀县、淳化等苏区。之后，刘、高率部挥师北上。在北上的途中，部队开到正宁县秋头原的南邑堡村宿营。南邑堡村沟畔有一户大豪绅的寨堡，四周临沟，仅有一个吊桥通过。堡内豢养少量武装。当时，红军经费紧张，师部决定派部队夺寨子，打土豪。高岗带三团部分战士化装成农民混进堡子，消灭了地主武装，缴获十来支枪，没收了土豪的财产。
英雄难过美人关。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和清理财产时，高岗犯了生活作风错误，被时任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发现并反映给刘志丹。第三天，部队到达南梁的连家砭召开师党委会，严肃批评了高岗的错误，并决定撤销其军师政委职务。刘志丹批评时说：“你这个毛病不改，将来要往这上死。”从此，高岗成了二路游击队指挥部的专职政委。师政委杨森接替(一说张秀山接任)。当时给高岗几支枪，令其组建一个团队伍，立功补错。
春节后，四十二师主力离开南梁，在耀县、同官一带活动，以壮声势，扩大红军影响，寻机歼灭敌人。高岗留守南梁根据地，坐镇指挥游击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扩大二路游击队，壮大实力，巩固和扩大二路游击区。
高岗坐阵南梁期间，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同志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研究战略战术。吸取1932年游击运动中远离根据地的失利教训，并亲自到保安、安塞、合水、庆阳等县组织整顿游击队，使二路游击队指挥部所辖各县游击队人员迅速扩大，四面出击，连战连胜。庆阳游击队(队长杨培胜，政委王保珊)开始只有8个人，3支枪。在高岗的指导下，以奔袭的策略，闯入二将川刘坪堡，收缴了民团的30多支枪，70颗手榴弹。他积极动员当地逃荒的横山、米脂和三边难民60多人参军。接着又将二将川民团赵富奎的家眷抓获，迫使赵团总交出60多支枪，将家眷换回，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枪。这支部队到1934年夏发展到170多人，扩编为2个支队，1个骑兵队。合水游击队成立时只有5个人(队长张振东，政委孙帝国)他们机智地缴获了东华池民团的25支枪，摧毁了反动据点，吸收了一部分新队员。接着由高岗指挥下，在太白、连家砭、葫芦河川等地收编民团100多人，缴获枪百余支，到1934年夏，发展到180多人，扩编为3个中队，兵强武器足，成了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庆阳、合水游击队在高岗、杨琪的指挥下，在所属县内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分财物，以给群众实际利益发动群众，吸引群众。高岗还到洛河川的胡皮头组织整顿了安塞县的游击队(队长王子长，政委吴亚雄)，由原七、八人扩大到几十人。保安游击队在赵家石子歼灭了30多个敌人，夺得30多支枪，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二路游击队员达千人多，战斗力和斗争策略不断提高。
庆阳、合水等四县的游击队在二路游击队指挥部的领导下，时而集中作战，时而分散活动，忽左忽右，声东击西，寻机歼灭了东华池、林锦庙、高台、刘家砭等地9股民团，组织群众斗争了地主豪绅，分配土地、财产。此时，高岗注意贯彻统战政策，他利用南梁地区大量哥老会“大爷”等疏通关系，收编了一些民团、土匪，为我所用，扩大了红军武装队伍，增加了武器装备。这时已经是3月份。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新苏区初具规模，北至黑水坡，南至莲花寺，西至老爷岭，东至平正川，方圆百十里，都成了红军割据的地区。红军到达南梁前，这一带没有共产党组织，群众运动没有基础。群众对共产党、红军不了解，有的人受了敌人反动宣传，见了红军来，钻进梢沟，家里的东西藏起来。经过二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干部沿门逐户，耐心向群众宣传，群众互相叫回来。高岗等带领干部深入各户访贫问苦，调查了解，发现群众最缺牛羊和吃穿。于是他们发动群众和部队一起打土豪，分牛羊和粮食、衣物，使群众得到利益，逐步提高了群众斗争情绪，农村的各种群众组织和党组织建立起来，赤卫军组织象雨后春笋，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根据地。广大苦大仇深的翻身老百姓高兴地唱起信天游：
千里雷声万里闪，上来些红军闹共产。镰刀斧头老镢头，砍开大路穷人走。南梁山川扎营盘，志丹高岗名声传。红军打仗真勇敢，白狗听了吓破胆。打土豪来分田地，穷苦百姓把身翻。踊跃报名把军参，跟上刘高打江山。
二、粉碎敌人“围剿”南梁苏区
陕甘边区根据地扩大，红军武装力量的发展，引起敌人极大不安。西安绥靖公署在1933年底到1934年春，调集保安、合水、庆阳等县驻军和民团乘红军立足末稳之机，向南梁根据地发动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刘、高领导红军，坚持了避其主力，打其弱点的策略，刘志丹带主力部队转出外线作战。高岗、杨琪指挥二路游击队钻梢沟、绕山岭，寻机打击来犯之敌，游击队忽多忽少，出没无常，弄得敌人心惊胆战，坐卧不安。组织小股赤卫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袭扰钻进根据地的敌人。同时，组织动员群众搞坚壁清野，使敌人进入根据地无法立足。保安县游击队根据二路游击队指挥部的命令，配合赤卫军先后袭击敌人五次。庆阳、合水县游击队，在高岗亲自指挥下，转入外线战斗，打下古城镇，歼灭民团百余人。转入正宁县一带活动，在何炳正的平子游击队配合下，王浪坡消灭一个民团，在寺村原、三嘉原、清水原等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组织赤卫军，建立传递哨，随时监视敌人的行动，配合游击队袭击敌人。使敌至根据地不仅没有消灭红军，所到之处连吃的也搞不到，还四处挨打、被歼，被迫狼狈地退出根据地。
这段期间，二路游击队在高岗、杨琪的领导下，配合红军的主力，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同时打出外线，拓宽了游击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为四十二师主力输送了大批兵员和战马，壮大主力部队的力量，提供了大量装备，筹措了资金。
福建事变后，陕甘边敌人观望形势，对苏区暂停进攻。福建事变失败后，1934年春国民党军队正在南方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西北军阀，看到陕甘边和陕北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惊恐不安，他们配合国民党政府在陕甘地区，一边加紧建立保甲制，实行步步为营，广筑碉堡，逼民上寨，禁止群众的革命活动；一边开始部署“围剿”西北苏区和红军。西安绥靖公署纠集6000多人，令陕西冯钦哉的两个团，从耀县北上进剿；甘肃杨于恒调集仇良明、王子义等3个团兵力，从正宁、庆阳、合水出发，向陕甘边界包围；陕北井岳秀抽一个团从延安、保安出发西进，配合“围剿”。3月份，甘肃敌军打头阵，配合地方民团分八路，首先进犯陕甘边苏区，妄图摧毁苏区，消灭红军。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转到耀县、宜君、富县等地打击和牵制敌人北上。二路游击队在高、杨的指挥下，在南梁根据地迂回作战，打击杨子恒部的进犯。合水、庆阳游击队首先消灭了庆阳民团一个大队，继之，又消灭了观音庙地主武装。接着袭击了合水县杨家寨子民团，攻克了这个险要寨堡，将寨子里的财物统统分配给贫苦百姓。又攻打悦乐堡、柔远川，消灭了田生孝民团。合水游击队攻打崖窑民团。保安游击队经吴堡川、百宝川，连夜袭击了水泛台、李家梁的张廷芝匪部，牵制敌人进犯。二路游击队到处打击滞阻敌人。随后，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回师南梁地区，和高岗率领的二路游击队会师，并举行了四十二师返回的欢迎大会，高岗、刘志丹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然后一起向北进发，声言打保安县城，向西封锁消息，给敌人造成错觉。次日，红军折转向西急行军，暗渡洛河，直捣三道川张廷芝的巢穴，在三道川掌的官庙、蔺家砭等地消灭张廷芝两个连，夺得战马50多匹。3月28日，二路游击队和四十二师乘胜前进，行军到高桥。高桥的伪区长是当地大地主，前后沟、几道梁都是他家的地。这天，高区长正在家为其父过周年，请了许多客人。刘志丹、高岗决定派几名战士，化装成讨吃的，身上暗藏手枪，守在高区长的三道门口溜达，待大部队到来。接着一支部队从山上下来，被客人看见了，急呼：“红军来了！快跑！”一时院内大乱，人们拼命向三道门涌出来。“便衣”拔出手枪喊道：“不准动！”堵住了大门口。保安游击队的人认得当地地主，没费一枪一弹，将五个地主抓起来。高区长为客人准备的酒席，正好作为部队的午饭。饭后，部队即继续向西前进。高岗指挥二路游击队骑兵队，在元城子打了一仗，消灭了谭世麟一个骑兵连，歼敌近百人，掳战马百余匹。
4月2日，红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开到华池(是个旧小城)。四十二师三团驻北城内，骑兵团驻东门外，二路游击队驻城东沟畔。红军正休息，准备做午饭，高岗到师部开会，二路游击队发现敌人追来，派人火速报告高岗。高岗即爬上旧城墙观察敌情和地形。国民党杨子恒部王子义团2个营和团直属机炮连，共7个连近千人，从庆阳出发，象饿狼似的向红军扑来。刘、高急研究消灭敌人的方案，高岗提出：步兵合围，骑兵冲锋，庆阳、合水游击队从中插进，一排子把狗日的打下去，彻底消灭敌人的方案。刘志丹赞同并说：“想的路数很对”。战斗方案确定后，刘、高互相推让坐阵指挥。“这仗打起来不简单，你给咱坐阵指挥。”刘志丹让高岗指挥。高岗说：“那不行，你坐阵，我指挥游击队冲。”志丹说：“那好吧，咱们一齐指挥”，遂命令部队进入位置。
此时，敌人已经赶到了，和二路游击队接上火。红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会合后，共是7个连1000多人，敌我力量相等，敌人的武器好，我军的斗志强。红三团正面攻击，骑兵团冲到敌人后面，庆阳、合水游击队已经拦腰卡住打开了。可是敌人不理睬，以为游击队掩护主力红军撤退，仍以队形前赶，要咬住红军主力。敌前卫营长对团指挥官说：“前边敌人已拦住，部队赶快展开吧！”敌指挥官说：“赶快走！等你展开时，敌人主力就跑了，一定抓住主力消之！”敌指挥官正在提枪督促前进中，我军全面出击，高岗命二路游击队正面拦住狠打，红三团合围过来，迎头痛击；张秀山指挥骑兵团从敌人背后冲锋过来。高岗身先士卒，率二路游击队一马冲入敌群心脏，东砍西杀，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地。敌人的头脑还没有反应过来，被我军人声呼喊，子弹呼啸，马刀闪光，马踏刀劈，四面夹击，中间插刀，顿时敌人乱作一团，溃不成军，被压下山沟里，投降求饶。枪声停了，满沟黄尘弥漫看不见人，只听到红军战士一片高喊：“交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敌人统统举起双手交枪。
此战消灭了敌人7个连，缴获长短枪800余支、2门迫击炮，2挺机枪，战马80多匹，弹药几十箱子，毙、伤、俘敌700多人。这是红军进入陕甘边区以来空前的一次大胜利。这一仗彻底粉碎了敌人对新苏区的“围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了，使南梁地区较长一段时期呈安定形势。根据地群众到处唱信天游：“鸡娃子叫鸣狗娃咬，红军哥哥又回来了……”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不到1小时，就解决了战斗，我军伤亡很少。参加此战的老同志张秀山等说，这次战斗之所以迅速取得胜利，关键是志丹、高岗指挥正确，部署周密，利用地形好，步兵围，骑兵冲，更关键的是二路游击队插入敌心脏，犹如“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急命令，速决战，没等敌人展开，我军发动攻击，敌人头脑未反应过来就被打跨了；还有一条原因，志丹、高岗一结合，如虎添翼，一个多谋善断，一个勇敢顽强，充分显示了他俩的军事才能，治军有方，善于管理，培养教育部属优良作风，指战员经过去年以来连续打仗的锻炼，接连打了几十仗，连战皆捷，士气高昂，战斗情绪高，武器更换精良。
这次战斗，是西北红军组建以来的典范，为以后大打歼灭战提供了战例经验。速战速决速胜，打出了红军威风，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至此，小股敌人打听到刘志丹、“高麻子”的部队，闻风而逃，根本不敢妄动，就是大部队也担惊受怕。
杨子恒部王子义团被消灭后，敌人“围剿”南梁根据地的计划又一次破产。红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回师南梁，举行了庆祝胜利大会，刘志丹、高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红军士气大振，群众扬眉吐气，积极慰劳军队。群众在慰劳军队中唱呀，跳呀，兴奋异常。
一杆杆红旗硷畔上插，我把红军接回家。
人人都说红军好，我也跟上把革命闹。
三、复出任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
南梁根据地初具规模，基层政权、党的组织、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组织普遍建立，特别是二路游击队的迅速壮大又向四十二师主力补充了一批兵员，游击区扩宽到十来个县。刘志丹看到南梁根据地的好形势非常高兴，对高岗的工作能力和成绩倍加赞赏，他说：“我们有可靠的后方基地了”。
红军主力和二路游击队在华池取得反“围剿”胜利后，在南梁休整几天，刘志丹率主力红军又南下作战，帮助三原、耀县、淳化等地三路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高岗领导南梁地区游击运动。敌人发动的“围剿”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后不死心，乘我主力离开南梁，又对南梁发动新的进攻。仇良明、谭世麟、张廷芝等，狼狈为奸，纠集匪徒向南梁扑来，凭兵多、武器好，于5月中旬，仇、谭、张部侵占南梁老爷岭以西，烧毁房屋40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烧粮食、油料、赶走羊牲口，所过之处洗劫一空。
高岗针对敌人进攻态势，实行“战略上是防御，战术上是集中力量首先消灭一路敌人”的方针，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寻机打击敌人的进犯。组织群众继续坚壁清野，隐蔽在梢林里。组织赤卫军袭扰敌人。敌人抓不住红军，以疯狂的仇恨，直奔保安，烧了刘志丹的家，运用风水压胜计，挖了志丹的祖坟，破坏红军的“风水”，屠杀志丹的亲属(张廷芝清楚志丹的亲属)，无恶不作，搞得鸡犬不宁。高岗指挥刘景范率保安游击队回保安，借人熟地熟的优势，偷袭敌人，打击为仇良明团当帮凶的民团、土豪，以挫他们的反动气焰。他们采用汉刘邦和楚项羽在荥阳、成皋之战的战略相似的方法，击退敌人。高岗、杨琪率庆阳、合水、安塞游击队，向敌人的后方——庆阳、合水挺进，趁敌人后方空虚，采取在敌后迂回的游击战争，寻机抄敌人后方。高岗说：“我们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象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他就回头。”他指挥游击队转入敌后，攻寨堡，打民团，斗土豪，把敌人引回庆阳，保护根据地。这一策略真见效，敌人后方起火，杨子恒急命令仇良明、谭世麟惊慌撤退，游击队利用敌人撤退机会，消灭、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取得胜利。“围剿”根据地红军的计划又一次破产。我二路游击队回师收复了南梁，恢复、巩固根据地和发展党组织，整顿地方政权、群众团体。经过几次反“围剿”，提高赤卫军战斗力，积极扩大二路游击队，筹措经费，补充马匹，以壮大实力，准备迎击敌人再次进攻。群众颂扬道：“红军回来了，白军赶跑了，土豪劣绅打倒了，穷人翻身了。”
5月，红军四十二师主力南下后，敌人调集大批兵力，跟踪追击而来。因寡不敌众，红四十二师不适宜平原作战，遂回师南梁后方，一路打了几仗，受到一定损失，结果还是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击才回到南梁bbr>。二路游击队给主力部队补充了损失的兵员、马匹，提供了经费。游击队给高岗送个外号：“兵贩子”。高岗说：“为革命当‘兵贩子’是光荣的，不当‘兵贩子’红军能扩大吗？”刘志丹回来看到南梁地区，在高岗等领导下，不仅粉碎了敌人再次“围剿”，根据地又有新的变化，二路游击队更加巩固壮大，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有新的提高，不仅是一支战斗力强的武装队，也是群众工作队，既能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指挥调动上更加自如灵验了，纪律性、组织性大大提高。
5月28日，在南梁的寨子湾召开党委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南梁根据地建设工作，并决定正式恢复陕甘边特委(陕甘特委自撤出照金再未活动)，张秀山任书记，以后由惠子俊接替。鉴于高岗自撤职后，他没灰心丧气，何况男女作风是他的老毛病，不以为然，仍信心百倍，为保卫南梁根据地发展游击队，补充主力等做出贡献。特委决定调整四十二师领导班子，高岗复出任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师政治委员，杨森任师长。同时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高岗等12人为军委委员。高岗又回到主力军领导岗位。
会议认真总结了3月以来的工作经验教训，决定加强以南梁为中心的新苏区群众工作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恢复被敌人“围剿”造成的创伤。会议后，刘、高、杨指挥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分头出发，在陕甘边区展开游击运动，巩固和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权和群众组织、赤卫军建设，巩固根据地。同时发动群众，动员农民青年参军，壮大武装力量，整训军队，提高军事战略战术。
高岗率骑兵连南下，到韩城、白水等地后辗转北上到安定、甘泉、宜川、延长、安塞、保安等地长途奔袭策应，帮助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一路散发传单，署名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师长杨森，刷写标语，召开群众会，宣传我党政策和红军的任务，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安定县给谢子长留一部分枪支、弹药和经费，并请谢子长到南梁来共同商讨今后工作。谢子长、郭洪涛要求骑兵团留陕北策应游击队开展游击区。高岗认为陕北游击队力量弱，游击区范围很小，骑兵目标大，不便活动，决定返回南梁。高岗没听谢、郭的意见，给自己种下二次被撤职的阴影。高岗率部队此行千余里，广播了革命火种，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骑兵连回到南梁后，先后派王宝珊、刘约三带领庆阳游击队开到陕北配合陕北游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垮了敌八十六师张建南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扩大了陕北游击队的人、枪，壮大了红军声势，支援和推动了陕北游击运动蓬勃发展。
安定县西、北两区，清涧沿无定河的两个区，绥德、吴堡、佳县、神木、横山等县的一些村庄都“红”了，虽然，地方政权没有建立起来，但由贫农会履行行政权工作，管理红区村庄的大小事情，为创造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
“西北的革命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敌人力量强大，曾遭过多次的失败。经过了几年的奋斗，到了1933年秋，接受了过去屡遭失败的教训，才开始走上正确的道路。”(张策语)从1933年建立红军临时指挥部以后，二十六军重建以来，到1934年夏，根据地由小到大，红军由少到多，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同敌战斗几十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反复扫荡，粉碎敌人几次进攻，消灭敌人3千余人，解放了陕甘两省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除了敌人几十个据点，摧毁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大片地区的党组织、工农政权，根据地扩大到6万多平方公里。赤安(保安)、庆北、华池、安塞、中宜、富西等县和东区(甘泉和宜川)渭北南区(所辖新正宁、新宁县、合水等县)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起14支游击队，队员达到3000多名，四十二师主力发展到1000多人。张策说：“大多数县革委会和游击队及成立陕甘民主政府，高岗亲自参与组建，充分显示他的组织才能。”随着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土地革命不断深入，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正是南梁地区群众颂扬的：
梢大沟深南梁山，陕甘交界三不管，
志丹高岗看得远，寨则湾里扎营盘。
带领红军进梢山，拔除据点灭民团，
创造革命根据地，武装解放陕甘边。
四、闫家洼会上“挨了一大锤”
为了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建设和扩充军队，7月5日，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2月25日成立)和四十二师在南梁召开联席会议，高岗出席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党政军建设问题。会议总结了经验，检讨了党政军民工作，研究了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政权建设等任务，指出解决：“压迫人的人和受压迫人”的问题。会议做出《关于目前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西北一切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残酷的压迫剥削之下，一般穷苦群众不断的发动一切斗争，“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开始便是武装冲突，如同陇东群众自动的杀死催款委员，陕北成千成万有组织的农民，公开的反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要粮要款，一直到开展游击战争与分土地，更进到新红军与新苏区的创造的阶段中。”《决议》还指出，党的领导太薄弱，“不起核心作用”，游击队中存在的问题等，不能适应“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
《决议》对当前党的各项任务提出具体要求：
(一)党的工作 加强华池苏区的领导，恢复和建立建全党的各级组织，形成苏区核心，巩固苏区内各种群众组织。“四十二师及各游击队的党，应该纠正过去的错误，彻底转变部队的领导，使党真正的成为群众核心。”“地方党的支部，必须十倍扩大党的组织，部队内的党必须发展一倍党员。”“每个区委和各队委……必须选择一个中心支部。”特委成立一个训练班，提拔最有认识的农民同志以及各连队干部受训，以培养干部，锻炼干部。党的领导应该立即转变领导方法，主要的是一切领导机关深入下层，倾听群众意见，密切党的关系，密切党的组织，并用“启发式和革命竞赛”的方式去领导。
(二)政权问题 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在革委会建立党团组织，以加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整顿各部门的工作。各革命委员会马上颁发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对于农协会、赤卫队、少先队、雇工队、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须颁发条例与简章。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以华池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外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四十二师要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帮照金恢复苏区。
(三)扩大与巩固红军 为加强无产阶级力量，保障无产阶级政权，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月内各完成一个团的任务，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个师的任务，同时要扩大四十二师为一个军。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军队，巩固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要求连队政治人员抓好政治教育，组织列宁室、识字组、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开设军事政治学校，培训军政干部。
(四)开展游击运动 各路游击队完成红军团的任务之下，要产生第二个游击队，以开展游击战争。特委要把洛(川)宜(川)游击队和陕州游击队组织起来。
(五)深入土地革命 “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内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展开，在各游击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这个《决议》共9条，对开展革命战争、群众工作解决“两种人”问题等提出具体战略任务。高岗亲自参加研究起草决议。
会后高岗以“7·5决议”精神为指针，致力于抓军队和党政的建设工作，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注重培训，加强军队党的领导，“用枪杆子保卫和发展以南梁为中心革命根据地。”
一个历史事件往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来确定它的地位。南梁7月会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会议，对巩固南梁根据地，扩大红军，建设政权，开创陕甘、陕北根据地，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
南梁苏区正以“7·5决议”为指导，广泛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中，谢子长、郭洪涛等带陕北游击队(100多人，50余条枪)，于7月23日辗转到南梁根据地。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和部队、群众热烈欢迎谢子长到南梁来。部队举行联欢、互相参观学习、慰问，关系融洽，亲如一家。
当时，自陕西省委破坏，陕甘边党和上级断绝了联系，党组织和干部非常渴望得到上级党的领导。高岗曾派秦武山去关中地区联系，起身时没路费，高岗动员战士捐的七八十元钱，才打发秦上路，结果未见回音。1934年春，在荔园堡胡志禄(革委员会粮食委员)家里，高岗口授并负责，张策执笔，在一张纸烟盒内薄纸上写了陕甘边苏区情况和二十六军重建等汇报提纲，派一位叫王锦全的府谷籍青年战士，前往上海找党中央，也无着落。此时，中央已转移到江西苏区，上海只留临时中央局。后来据说，王锦全到上海找不到中央，拉人力车渡日。早在去年高岗到照金后就派崔廷儒回关中恢复党组织也未见消息。先后三次派人出动和上级联系都未见回音。真是天天盼，月月盼，盼得上级来人。春夏之交，听到谢子长从北方局回到陕北，高岗亲自到陕北跟谢子长联系。所以从北方回来的谢子长等到南梁，大家精神振奋。
7月28日，在南梁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陕甘边特委扩大会，也叫陕甘、陕北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惠子俊、张秀山、龚逢春和陕北游击队负责人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参加会议，还有陕甘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政委、队长以上干部参加。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和四十二师革命斗争工作；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北方局的两封信；研究商讨陕甘边、陕北今后工作方针、任务。会上，杨森代表四十二师汇报了建立四十二师以来，部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杨森在汇报中把高岗在元月犯错误撤职和创建南梁根据地、发展二路游击队做出显著贡献后又复职的情况也如实说了一遍。谢子长以北方局派往西北特派员身份，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局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指示信不顾客观事实，对二十六军横加指责，以王明“左倾”路线观点说什么红二十六军一贯地拘泥于“逃跑主义”和“钻梢林主义”；硬把杜衡强行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的“左倾冒险主义”却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的结果”；把十倍于我之敌“围剿”照金根据地的困难情况下，退出渭北和照金根据地的行动，说成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建立游击队和收编、改造绿林武装的方针、政策，说成是“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招兵买马的土匪流氓的发展”、“枪杆子万能”；耀县骑兵团起义和王泰吉的牺牲是什么“没有丝毫的阶级立场”，“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勇气”等等。一句话，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发展游击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谢子长、郭洪涛根据“指示信”的左倾观点，作了长篇发言，对二十六军进行批评，按“指示信”如法炮制更具体化，“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森林主义”，把矛头指向二十六军领导，说高岗收编、改造绿林、土匪武装为游击队是“土匪路线”、“枪杆子万能”；抓住高岗的作风问题，指责刘志丹恢复高岗二十六军师政委职务是“右倾调和主义”；他们认为南梁根据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是“富农路线”等等。“指示信”和他们的发言给会议笼罩了一层黑影。与会的同志在当时还不知道王明的“左”倾路线，但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更奇怪的是自去年省委被破坏后，几次派出去人找党中央，杳无音信，上级未派来任何人过问二十六军的情况，贾拓夫找中央也未见回音。陕甘边党和二十六军与上级断绝关系后，他们像没娘的孩子，天天盼望上级党派来人指导，第一次见到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信”，就使大家很心寒。这种错误陆路线，理所当然的受到陕甘边领导的反对。会议进行激烈争论，大家站起来说，这指示信的根据是什么？从没有来人调查，北方局靠什么指责？难道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开创了，反倒有罪了吗？高岗坚决反对，他说我们都是陕北人，初来陕甘时执行杜衡的那一套，弄得屡受挫折，大家都挨整，给革命带来损失，造成二十六军覆没，在十倍于我之敌人“围剿”的形势下，红军只有几百人，不得不退出照金苏区；谁愿意钻梢林，平原地区能不能站住脚？“要是把愿望当成事实，乞丐早发财了。”目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无异于叫花子想抱新娘子，穷作梦”“枪杆就是万能，不万能为什么要搞兵运？拿什么打倒反动派，没枪是打而不倒的”；“有枪就是‘草头王’，没有枪，万万不能，放屁也不响”。“历代王朝兴衰，就看能不能掌握军队，没有枪杆子，能夺天下吗？枪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上级不给发，蒋介石不给，只能夺取，哪个真龙天子赤手空拳夺天下？不都是靠军队东打西战打下来的江山。没有军队，就是坐了天下，有人发动政变，顷刻便被推翻了。”要建立根据地，眼前非要按陕甘这种办法搞不行，反对“梢林主义”还得搞“梢山主义”，毛主席也得上井岗山，否则没有希望的。习仲勋、惠子俊等同志说，盼来盼去，盼来一瓢冷水，盼来一顿指责，我们宁去找中央，也不能接受文件的指责。黄子文说：我去找北方局，北方局我熟，他们根据是什么……后来据朱理智在1945年西北局高干座谈会上说：两封信是根据郭洪涛报告来的。
会议越争越激烈，刘志丹对一些问题有看法，但他不愿和谢子长掰情，加之战事紧张，极力控制会议气氛缓和下来。陕甘领导特别是刘志丹根据谢子长“特派员”的意见，本着革命利益和友谊为重，把高岗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免掉，降为临时参谋长，后又安排为红军政治学校政委，“高岗挨了一大锤打下来”(马文瑞语)，谢子长接任四十二师政委，并提出陕北游击队搞起时间短，力量单薄，如今井岳秀来“围剿”(即第一次围剿)，红三团到陕北去一趟，帮助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欣然答应三团去陕北，并另派了些干部和战士，给一批枪支、弹药和钱物，支持陕北发展武装。谢子长政委率领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三团回陕北。
阎家洼子会议后，四十二师主力三团由王世泰、黄罗斌带领到达陕北，在谢子长的指挥和陕北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在横山的金吴塌(现属子长县)、绥德县张家圪台、清涧县河口等地连打三个胜仗，最后在横山县董家寺(现属子长县)打垮井岳秀的一个营，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 7b2c." >第一次“围剿”。共缴获200多支枪和大量弹药，俘敌100多人，拔掉了很多土豪盘踞的岩堡，克服了由于敌人的进攻而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恐惧心理，乃至“反水”状况，大长了群众士气，提高了游击队的斗志，增强了武器装备，扩大了革命影响，推动了陕北的游击战争。红三团北上反“围剿”中，高岗师政委的职务被撤，革命责任仍在，大义当先，荣辱不惊，他以参谋长率二团骑兵部队，又一次到宜川、延安、延长、安定、甘泉、安塞、保安等地区奔袭，牵制敌人北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持陕北反“围剿”战斗，把延安等地的敌人引向注视南边，放弃了北攻，减轻了陕北的压力，拓宽了以安定为中心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骑兵部队行动快速，装备齐全，每人一条枪、一把大刀，奔袭突击，举刀催马，杀声震天，连续袭击了几次敌人。沿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张贴标语，广泛宣传“打富济贫”，“红军绝对保护人民的利益”，利用田间地头开群众会，宣传革命道理，推翻反动统治的主张，教育人民当家作主，壮大红军和游击队，对这一带群众鼓舞很大。
为巩固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成果，帮陕北趁反“围剿”胜利，震慑敌人，开展游击运动，王世泰回南梁后，杨森、高岗率领部队2次到陕北，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高岗在安定县湫峪沟打垮白军一个新兵连，清涧县折家坪全歼一个连。协助组建陕北红一、二两个团，为红二十七军成立奠定基础。
总之，陕甘对陕北开展游击运动支持帮助很大。自二十六军恢复后，成立了第一路游击队指挥部，并派强世卿、魏武带游击队100多人到陕北开创苏区，接着又派王兆相、杨文谋、王宝珊、杨重远、杨琪等得力干部到陕北创建军队并担任重要领导，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之后组建红二十七军。1935年，陕甘主力部队开进陕北，和陕北二十七军一起解放大片地区和县城、集镇，打通陕甘与陕北联系。
郭洪涛同志曾在1945年西北局高干会上说：“从全区来说以二十六军为主以陕北为辅，粉碎一二三次围剿来说也是如此。1934年，陕甘派来几次干部，带来正确路线和部队来行动，粉碎第一次围剿。1935年，双方党政军统一以后，工作开展是刘志丹高岗直接领导的。”正是在二十六军的支持，对开辟陕北苏区，发展游击战争做出贡献，为35年解放6县创造了条件。
五、南梁苏维埃政权建设
陕甘边在特委和临时革命委员会、军委会的领导下，加强了党、政、军的建设。根据照金苏区的经验，遵照“7·5”决议，革命委员会决定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土地分配政策规定：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没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和中农，主张联合富农，把大地主和小地主区分开。这里田地多，住户少，因此，不分山地，只分川地；中心地区分地，边境地区不分地，因边境地区政权不巩固，怕分配的土地保不住。没收的牛羊等，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和红军家属，留一部分公养。
在南梁新苏区，为了发展金融，还发行了布质苏票流通，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了集市贸易，交流物资，允许外地商人到苏区做生意。实行保护小商人利益政策，临时革委会还建立牧场，公家饲养牛、羊、马、猪，公养公用；鼓励农民种好土地，保障农民过上好光景。当时，军队用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夺之于敌人，向农民收购少量粮食，对于粮食保护，设有流动仓库，分散储存，以防患于未然。
为发展军队，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军委开办了军事政治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高岗先后分别任政委。高岗在讲政治课时说，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争夺的主要对象。国民党用压迫、剥削的办法来争夺、征服，我们共产党人用代表和保护他们的权益来争取，把他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害怕国民党，而热心跟共产党走，这自然成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也是我们革命必胜的根本保证。南梁还开办了列宁小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南梁地区文化很落后，知识分子很少。他们对知识分子只要政治上清白，就信任、培养和利用，用高岗话说，把知识分子当“宝贝”，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革委会还发布了禁赌、放足、禁烟和发展经济的法令。利民的法令一发布，群众拍手拥护。唯有禁烟令发出后，群众表示反对，种烟是来钱源地，有的人要搬出苏区，他们一是不觉悟，二是他们靠种洋烟维持生活。革委会根据群众觉悟和当地贫困的实际情况，暂时收回禁烟法令，延缓一年执行，以等待群众觉悟。在整个执行政策法令上，本着有利于根据地巩固，争取民心，体现了很大的群众性、灵活性和稳定性、原则性。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偏重于照顾雇农，规定给他们发单衣、棉衣、毛巾等物品，后来有些雇农成了公家老人，好吃懒做。革委会改变了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规定必须好好劳动生产，广大群众对红军更加热爱，更加拥护了，他们说：“共产党、红军是按实际办事的。”群众对解放妇女非常满意，他们说：“如今的世事大改变，男当红军女宣传，长头发剪成短缨缨，裤子别到大腿弯，走起路来实好看。”南梁地区普遍流传一首《放脚歌》：
“天生的大脚多自然，为啥要把脚缠残？好好的骨肉硬缠小，颠颠小脚实难看。脚儿小，腿儿软，难下地，难爬山，打起仗来行走难，实在太悲惨……”。
南梁根据地实行自愿兵役制。苏维埃政府一声动员，群众踊跃自愿报名参军，先在游击队经过一段锻炼和训练，再扩编成正规红军。根据地普遍建立赤卫军和少先队，在此基础上建立游击小组，做为游击队后备军，而游击队是主力红军的后备军。在肃反问题上，刘志丹、高岗对山里的土匪、民团和白军的俘虏，实行不同的政策，区别恶善，起到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作用，避免了山里山外到处树敌的弊端，使自己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对于极端反动的民愤极大的，又无法改造的，就坚决彻底消灭掉；对于一般的土匪、民团，就采取争取、联合和改造，使他们转向革命，不少人变成革命战士，有的还当了红军的干部；对俘虏又不再当土匪，也不想当红军的，发给路费，打发他们回家；对于同情和靠拢红军的民团，就同他们实行统战，建立友好关系，通过他们购买军火，借武器和地盘、道路，打击极反动的敌人。过去，红军有个别杀俘虏的事发生，使白军官兵非常仇恨红军。自刘、高改变了对待俘虏的政策，不杀俘虏，抓到的俘虏，想尽一些办法，教育、感化、改造他们。在实行这一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小股土匪，民团等投降红军，有不少俘虏成了红军的领导干部。对于敌探、奸细分子，证据确凿的坚决镇压，处以死刑，处决罪犯，都经过群众大会通过，不搞暗杀人，有的虽处死刑，若有群众保释的，也可以不杀观其以后表现。原黄龙山土匪头子之一的郭宝珊就是在刘、高实行的军事和肃反正确政策的影响下投降红军的。郭宝珊原是河南人，幼年随父逃荒到陕西黄龙县。后因反动派的剥削压榨，家破人亡，被逼上黄龙山，当了“山大王”，在梁占奎部下任营长。
1931年陕甘边闹革命，刘志丹、高岗曾多次通过哥老会的人捎话、写信，争取他弃暗投明。他对红军有倾向，有同情，一般不和红军打仗。1932年夏，红军在临真被打散后转战韩城地区打仗又失利，有些失散红军战士(有的是伤员)路过黄龙县，他没有伤害，还掩护伤员转移。1934年夏，志丹、高岗又派黄罗斌到黄龙山宣传革命道理，动员郭宝珊投奔红军。其时，国民党十七路军杨子恒部威胁利诱贾德功、梁占奎匪首归编。9月间，郭宝珊随贾、梁开到甘肃庆阳接受杨子恒收编中，在路过太白一带短住时，红军派人去同郭联系，并赠送慰问品。郭宝珊通过哥老会的关系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意投靠红军。但是，他对红军不大了解，怕又重蹈杨谋子的复撤(杨谋子是黄龙山土匪，曾被红军收编，1934年春企图复叛为匪，被红军镇压)，踌躇不定。郭宝珊开到合水城关等地时，刘志丹、高岗派马锡五去联系谈判。谈判时，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南下，只留二路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活动，贾德功和梁占奎等策划趁隙袭击游击队，妄图向杨子恒献功。高岗发觉贾、梁策划袭击游击队的企图，立即在四山设了疑兵阵势，以示主力已回师南梁。在高岗的疑兵阵势的震慑和郭宝珊出面制止下，袭击事件未发生。10月中旬，国民党六十一师和三十五师的3个旅兵力，将贾、梁部包围，迫其接受收编。郭宝珊经过我党我军的统战工作，他借口出动弄点经费，于10月20日在新堡毅然起义，率所部120多人进入庆北苏区的柔远川张湾，高岗、杨森率部队前往接迎，击退杨子恒的追兵，接应起义部队到南梁地区，并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高岗等边区党政军领导出席会议，宣布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派任浪华任政治委员，加强了部队整顿，高岗从各个游击队抽了一些党员战士给郭部补充了兵员，加强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给指战员戒烟(不少人吸大烟)治病，增强了郭部的政治力量，逐渐提高了军事素质。
郭宝珊部改编后，统一归四十二师指挥，但军事行动、行政管理和后勤供应暂仍独立进行，政治上以团级待遇，经济生活上优于其他团。陕甘边区政府发动群众送猪、羊、鸡和瓜果、蔬菜等进行慰问，对起义部队鼓舞、激励很大。他们初到时，担心红军不信任，群众恨他们。驻扎一段，看到苏区军民关系如鱼水深情，对起义部队很欢迎，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和改造，逐步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1935年春，郭宝珊率部参加了粉碎敌人“围剿”黄大原、六寸原战斗。随后与红三团奉命北上参加陕北解放延长、靖边等六县的战斗，做出重大贡献。刘志丹、高岗帮郭宝珊解决了配偶。郭宝珊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三边分区司令员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高岗在阎家洼会议上虽然“挨了一大锤”，撤官降职，他不以为然，干劲仍十足，信心百倍，始终坚持贯彻7月会议精神，他认为7月会议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不管风吹浪打，他始终坚持正确方向。虽然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被撤，他仍继续集中扩大军队，专心抓建设苏区政权的任务，他坚定地加强巩固南梁根据地，把它作为向外发展的基地。他根据“7·5”决议精神，积极发展扩大二十六军。9月，在三路游击区以平子游击队和三路游击队指挥部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成立四十二师红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从正宁、宁县的游击队抽调部分人员，共计200多人，组成两个连，后发展成3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连。10月，以二路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四十二师红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下辖两个连和一个少年先锋队，共180多人。至此，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已经发展到5个主力团的兵力，提前完成“7·5”决议提出的任务。
高岗在发展壮大四十二师主力红军的同时，积极指导各地建立第二游击队，动员青年民参军，壮大武装队伍，使原来游击队被抽掉到主力部队的缺额在短期内补足并有所增加，还在甘泉、富县、宜君、黄陵、洛川、延安、靖边等7个县新组建起7个游击队，队员达1500余人，在本县开展游击活动，积极配合主力作战。
随着红军不断壮大，建立苏维埃政权有了保障。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根据地初具规模后，于2月25日，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为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特委机关，自去年照金失守后也没有开会活动，5月28日在南梁的寨子湾会议决定恢复特委。在陕甘边特委、革委、军委和四十二师党委的领导下，到1934年秋末，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宁县、正宁、合水、庆阳、保安、安塞、富县、甘泉等18个县相继建立了正式或临时革命政权，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一千多人，各县都有自己的游击队，军队和解放区的党组织普遍建立，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切合实际的”“是正确的”，从而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打通陕甘和陕北连成一片奠定基础，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
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根据“7·5”决议精神，决定在11月1日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将临时机关转变为正式政权机关。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开了七天，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100多人参加，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选举产生了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并任命了委员会的委员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18个县革命委员会。
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节”这天召开大会，在南梁荔园堡正式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3000多人参加，各地群众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呈现一派喜庆节日的景象。大会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边区党政军领导检阅了全副武装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实施革命法规，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形成雏型。
南梁根据地群众用顺口溜颂扬阅兵和新旧作了对比，现摘录两段：
一、陕甘儿女有志气，赤手空拳夺权利。今日武器扛肩上，列队阵阵成铁墙。
二、冬月天，北风吹，冰天雪地到处白。有钱人，生炭火，二毛皮袄把身裹。没钱人，实难过，终日梢林找食果。婆姨哭，娃娃叫，力尽汗干把命丧。到如今，不同了，农民翻身志气高。有土地，有牛羊，手里拿旗到山岗(站哨)。志丹高岗举红旗，齐心打倒蒋匪帮。……
第六章 打通陕甘与陕北根据地联系
1934年冬至1935年春，蒋介石调集4个师和1个旅共23个团4万余人之兵力，以陕北为重点，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陕甘边、陕北党和军队针对敌人“围剿”计划，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围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
一、任西北军委副主席
1934年夏，马明方到天津向北方局汇报了陕甘、陕北统一领导，得到北方局的同意。冬季，为了统一陕甘、陕北两根据地的两支武装力量的领导，集中兵力粉碎敌人发动的“围剿”，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黄翰为巡视员到达陕北。他根据北方代表的指示和谢子长伤势严重不能视职等原因，派人送信到南梁，调刘志丹同志回陕北领导两地军队工作。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刘志丹、高岗根据代表大会决议精神，指挥军队不断对侵扰边区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打击，向庆北敌人盘踞的据点进军，巩固、扩大苏区。庆北地区的敌人趁我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初建，不断扰乱苏区，欺压百姓，群众痛恨至极。刘、高指挥部队于11月中旬，在吴堡川、楼坊坪两次伏击国民党两个团，苏维埃诞生后，首战告捷，缴获大批武器、战马和物资。下旬，刘志丹、高岗决定攻打环县县城曲子镇，命骑兵团和庆北游击队在茅野川会合。高岗前去传达军委的命令，指挥两支部队作战。高岗到茅野川召集骑兵团长赵国卿、政委高锦纯和庆北游击队长张自孝、政委王宝珊等参加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决定以奔袭的办法，出奇制胜，一举全歼。骑兵团根据作战方案，先派精干小股兵力急进，骑兵团主力居中，庆北游击队后卫接应。先行的小股骑兵根据高岗的指示临近城下，将马留下，换成便衣，乔装成上早市的小商贩混入城内，以城内枪声为号，搞里应外合。骑兵团决定派一连蔡排长带20多个小伙子按计划赶天刚亮进了城。赵团长、高政委率主力团埋伏城外。愚蠢的敌人毫无戒备，民团们刚从床上爬起来，敌骑兵连正在上操的时候，城内枪声一响，我骑兵团飞速冲进城内，挥刀催马，杀声震天向敌人驻地猛烈进攻。刹时，城里上早市的人大乱。敌人见红军突然出现，丢盔弃甲，各顾逃生，街上乱窜，已经无法抵抗。我军四面追击，庆北游击队捉拿乱跑的敌人，经过一小时的战斗，歼灭6个区的民团、1个骑兵连和县大队等近千人，俘虏500多人，其余的逃跑或被击毙，缴获300多支枪，百余匹马和其它物资。战斗结束后，部队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民团头子李恒太、民团队长景崇富，还有盐务局长等民愤大的家伙。此战装备了庆北游击队，把长矛换成钢枪。
环县解放不久接到北方代表特派员黄翰的指示信和陕北特委领导马明方的信，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刘志丹、高岗等连夜召开党政军领导会议，研究讨论了陕甘边的军事工作，确定刘志丹先去，陕甘边的军事工作由高岗和张秀山、刘景范等负责。刘志丹将陕甘边工作安排后又到各地转了转，12月，由红二团和安塞县游击队护送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南梁，经安塞到安定县。刘志丹到安定住两天和马明方等交谈了陕北工作情况，而后一起到灯盏湾看望了谢子长。谢子长是去年8月河口战斗中负伤的。子长一见刘志丹流着眼泪交谈往事，如三嘉原缴枪，阎家洼子会议上的事“是有错误的”。志丹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好好安心养伤”。他们两人还对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共同战斗，粉碎敌人的“围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共识，并确定调高岗、惠子俊等到陕北。不久，刘志丹通知高岗到陕北协助组建二十七军。高岗到安定后前往灯盏湾看望子长，交谈了工作。此时，子长同志病情日渐恶化，连话也说不出来多少，一见面就流眼泪。似有苦衷和难言之隐，欲言又止。
谢子长同志对陕甘、陕北革命初创时期和刘志丹、高岗合作共事建立武装，创建苏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北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是西北地区拉武装向国民党军队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之一。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陕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和刘志丹、高岗参与领导下，于1935年1月31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将原陕北独立师(下辖一、二团)和几支游击队为基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八十四师是陕北根据地创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现属子长县)召开两地特委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领导两地党政军的工作，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原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高岗被选为工委委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高岗任军委副主席兼任秘书长，统一了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各地游击队的集中领导，统一指挥。
会议在酝酿讨论工委的人选时发生分歧，刘志丹、高岗等提议由惠子俊任工委书记，理由是他在陕甘边担任特委书记期间工作很有成效，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有的人提议让雇农出身的人担任书记。高岗以革命利益为重，他说提倡工农干部担任领导是对的。但是要选拔有能力的工农干部，不可能是工农干部就能当领导。有些人斗大的字不识几口袋，连话也讲不清，把批评批评说成“剥削剥削”，把意思也搞颠倒了，至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更谈不上。这怎么能领导陕甘两省的革命斗争？不能独立思考就不能坚持革命原则。这不是栽葱栽蒜，栽上几株就算了。
会议上认真讨论了刘志丹、高岗提出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案，决定集中两根据地主要兵力在陕北地区作战，重点打击深入根据地中心之敌，打击延长、延川、安塞、保安等敌人，而后向南、向西发展，打通与陕甘的联系，结束被敌人分割两端的局面；调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到陕北，同二十七军组成西北主力红军兵团，在陕北机动作战；将陕北新一、八游击队和第十、十二、二十三游击队编成第一、三游击纵队。陕北地区其他游击支队也分别改编成第二、四、五、六游击纵队，以各游击区为依托，积极向北发展，包围敌人据点，袭扰与消灭小股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协助当地政府组织、武装群众，扩大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主力一、二团，骑兵团和陕甘边各地游击队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和南线斗争，配合陕北反“围剿”战斗。
周家硷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为进一步推动西北革命大发展奠定了政治、组织、军事、思想基础。
在此前，南方中央苏区在王明的错误路线指导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根据地大部被破坏，中央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出根据地，已经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蒋介石得意忘形，妄图一举歼灭革命武装，南北呼应，前堵后追，四面夹击。中央红军在长征中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同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我党内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向抗日前线辗转开进。
西北军委的成立及其正确领导下，西北地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红军不断壮大，根据地日渐拓宽。陕甘、陕北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土地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沉重地打击了陕甘、陕北敌人的反动气焰，极大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情绪。这样，不仅动摇了西北军阀、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恐慌。1934年至1935年春，中央红军正在长征路途中，国民党中央军委命令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四省军阀军队四、五万人，发动对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围剿”，企图消灭西北革命力量，挖掉红军唯一完整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的军事“清剿”部署是：北面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八十六师的5个团由北向南，对神木、府谷、佳县、米脂、横山、靖边、保安等县进行“清剿”；东面以晋军七十一师陈兵黄河东岸，其二零六旅于4月西渡黄河，占领吴堡、绥德一带，支援敌八十六师“清剿”；南面有敌四十二师4个团，由南向北，对宜君、富县、中部(即黄陵)、洛川、甘泉等地区“清剿”；西面由马鸿逵的三十五师7个团，对合水、华池、庆阳地区进行“清剿”。蒋介石调其嫡系六十一师的6个团，布防在正宁、宁县一带，作为二线进剿递队，河南洛阳调来的高桂滋八十四师4个团，受命对绥德、清涧、安定、延长、延川、延安等陕北根据地中心地区进行“清剿”。国民党这次发动的大规模分区“围剿”中，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推行了南方第五次“围剿”我中央苏区的办法，采取分区“清剿”，围堵结合，修碉驻点，逼民上寨，合并村庄，清查户口，建立保甲，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进攻，蚕食根据地，妄图消灭西北红军力量。蒋介石为加强“清剿”的领导，协调各路军阀之间关系，监督各军阀的行动，专调派毛侃率领的参谋团进驻绥德督阵。
当时，陕甘、陕北苏区互不联系，红军武装力量也很小，主力红军不到4000人，能上战场的只有3000余人，两地的游击队约三、四千人，两部分合起只及敌人的八分之一左右。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交通工具等，更不能相比。甘军首先攻入陕甘边苏区的中心——南梁，大肆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受到空前未有的浩劫，豹子川、平定川、葫芦河川、林锦庙、连家砭等地变成一片荒凉。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险些被俘，被警卫员王殿斌等救出来，政府机关及其所属单位转移到洛河川下寺湾。地主豪绅回来夺回分出的土地、财物，反攻倒算，恢复法西斯统治和剥削。陕北苏区也面临严重危险。高桂滋部进入陕北，如入无人之地，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绥德、清涧、安定等地区接防后，到处修碉扎点，加强地主武装，成立“肃反”委员会，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组建“铲共义勇队”，破坏我党、团组织，进行“肃反”“策反”活动，捣毁政权，拷打百姓，残害人民，寻找捕捉红军主力，妄图消灭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及其生存的条件，并向蒋介石捷报称：“一弹未发，赤匪已平”。
4月15日，西北工委和军委在赤源县玉家湾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高长久、张达志等出席会议。会议上发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刘志丹、高岗提出陕甘以部分主力牵制南线敌人，陕北“集中全力各个击破敌人”，在游击队和群众配合下首先打击钻人陕北苏区的高桂滋部。有人提出向绥德、米脂敌人工事攻坚城市进攻的冒险计划，受到多数同志的反对。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和前总实际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会议根据刘、高的主张，针对敌人的进剿，着重分析了敌情，研究部署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具体方案。总指挥部发出了刘志丹起草的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和高岗主持制订的政治纪律和战勤动员条例，集中兵力，配合群众战争，坚决打击进犯苏区之敌。“动员令”强调指出，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动员令要求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都要服从命令，听从统一指挥，实行严格的军事化，反对分散主义和无纪律的状态。指出地方党组织、群众团体，广泛动员群众配合军队反“围剿”战争。会后，刘志丹、高岗抓紧时机，把陕北各县游击队实行统一编制，培训游击队长等骨干。高岗亲自作战斗思想动员、讲课，进行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各部队认真进行整训，学习了西北军委颁发的军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等规定，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红二十六军主力根据刘、高的战略计划，在陕甘边南线配合游击队、赤卫军和广大群众打退南线敌人进剿后，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奉命北上，同二十七军协同作战。由于组织动员和部署周密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部队投入战斗后，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决执行刘、高提出的“集中全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计划”，协同奋战。红军所到之处，地方党政组织动员群众紧密配合，赤卫军、少先队，都拿起矛子、大刀、土枪协助红军、游击队战斗。他们散布在敌人据点的周围山上，监视敌人的行动，封锁敌人的消息，随时把敌人的数量和行动用鸡毛信报告给红军或游击队。群众到处建立传递哨，以扬土为标记，向那里扬土就表示敌人向那里行动，一山传一山，很快传到红军和游击队指挥部。有时还布成疑兵阵，在山上摇旗呐喊，威吓、迷惑敌人；有时派出队伍牵制、扰乱敌人的行动；有时遇到红军和游击队兵力不足，他们就跟着红军和游击队打仗，争城夺地。各地群众在动员令的鼓舞下，积极参军，参加引路、送信、放哨、担架、运输、盘查行人、慰劳伤员、备粮运草等工作，妇女为部队补衣做鞋，看护伤病员。整个根据地众志成城，军民万众一心，凝聚成粉碎敌人“围剿”的坚强力量。
二、两军会师反“围剿”首战告捷
二十六军主力在南线作战与先钻进陕甘边根据地的敌军打仗，在游击队、赤卫军的协助下，歼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一直打到墩几梁，六寸原，歼灭马鸿滨部一部敌人，击溃了一个营，阻止住敌人的前进。这次战斗，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和骑兵团长赵国卿负伤，部队返回南梁休整后三团长由吴岱峰代理，骑兵团长由康健民接任。根据西北军委和前总的命令，骑兵团、红一团、二团由刘景范、杨森指挥，坚持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开赴陕北。红三团和义勇军北上，沿途跟敌人打了几仗，取得胜利，辗转到赤源县的孙家河一带驻营，张秀山派人送信给刘志丹、高岗。刘、高接信随即骑马到部队宿营地迎接。张秀山、吴岱峰、郭宝珊等正在开会，高岗、刘志丹参加了会议并把周家硷会议情况和精神向张秀山等传达。志丹说：“秀山同志未到会，会议决定你任西北工委宣传部长，你这个临时政委(即26军42师政委)仍交由老高兼任”。刘、高询问了南梁情况和王世泰、赵国卿的伤势等情况，张秀山等作了详细汇报。
4月22日，高岗兼任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师政委和刘志丹一起亲自指挥红三团、义勇军，首先在横山县寺儿畔(现属靖边县)战斗中消灭了陕北军阀井岳秀的一个精锐连。初战告捷，鼓舞了部队士气，增强了群众胜利的信心，灭了敌人威风。这次战斗是二十六军主力北上第一个胜仗，是和二十七军会师的见面礼。此后，横山流行这样一首颂扬红军在寺儿畔胜利歌：
千里雷声万里闪，一圪塔云彩来遮暗；
上来红军要共产，先共了安定后共横山。
白军扎在寺儿畔，奸淫烧杀真可恨；
刘志丹带领红三团，打得白狗子四处逃窜。
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两军合起来2000多人，组成主力兵团，举行了万人联欢大会，高岗主持大会并讲话，刘志丹正式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并做了重要讲话。两军的代表在大会讲话并表示了决心。高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两军会合后一定要互相配合协作，搞好团结奋战，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在红五月里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局面，把陕甘、陕北联成一片。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主力红军反“围剿”。
这天，白庙岔异常热闹，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穿着新衣服赶来参加会议，扬眉吐气，群情激昂，会场上洋溢着兄弟部队和群众亲密团结热情的气氛。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刘志丹、高岗、马明方、张秀山、吴岱峰等前指和两军的领导人。台下群众在交头接耳，拉悄悄话，盘问每个领导的姓名和官位。他们说：“你们南梁的老红军上来啦，可美的太！咱们要靠你们翻身过好日子哩！”此后编成歌曲唱道：
老刘南梁来，陕北当统帅，老三团，义勇军，来打反动派！
花儿遍地开，红军都开来，游击队、赤卫军，山上巧安排！
两军会师后，在刘、高统一指挥下，使有限的兵力形成有力的拳头，加上红军有巩固的根据地，人民积极支援，游击队、赤卫军密切配合，可以集中兵力大踏步地机动作战。
高桂滋部“清剿”开始时，自恃兵力多，装备好，武器足，气焰十分嚣张。高桂滋的指挥部刚进驻绥德就到处安钉子、设据点，把十个指头都伸开，打算长期驻定陕北，过他的家乡日月，并带人马回他的老家定边“省亲”，到处吹牛说西北红军的领导都是陕北人，有我在陕北，他们就不敢动了，“我站在城墙上高喊一声，红军就回来啦”(意思投降)。4月以前，他已经陆续侵占了根据地的一些城镇，逐步蚕食根据地，把清涧、安定作为重点。为控制根据地群众生活必需的瓦窑堡煤炭便驻扎一个团。5月2日，高桂滋又调一个营进驻杨园则，修筑工事，准备扎点，以维持清涧至瓦窑堡的交通，控制杨园则煤矿，掠夺煤炭，并向周围进行“清剿”。我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情况不熟之时，立即部署兵力，坚决消灭该部，拔掉这颗钉子，杀一杀高桂滋的威风。高岗作战斗动员报告指出我们的力量还弱，在战略上是防御，在战术上是集中全力消灭敌一路。我们会师后第一仗藏书网是有很重要意义的，全军指战员要坚决打胜这仗。
5月6日夜，刘、高命二十七军开进杨园则，二十六军攻打墩山寨子。另抽1个团兵力阻击清涧增援之敌。部队开进指定位置，隐蔽起来，向外封锁消息，对敌人构成犄角攻势。7日晨，刘高观察地形，发现寨墙高，山势险要，易守不易攻，遂改变计划，命令部队后撤15里待命。红军撤退时，天已大亮，敌人发现后分两路追来，正好成了引蛇出洞，我军奋起抵抗，主力继续后撤，诱敌深入。二十七军红一团撤到吴家寨子准备做早饭吃时，瓦窑堡敌五0 0团1个连押送一批“犯人”向吴家寨子行进，准备送往绥德。前总即命红一团在铺儿设伏击，一举歼灭了该敌，除10余人逃跑外，俘敌百余人，缴获机枪9挺，长短枪90多支和一批弹药，救出了被押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驻扎在杨园则的敌人听到枪声，离开工事冲出来增援，占领了吴家寨及其后山头。我前指趁敌人脱离坚固的工事之机，急令后撤的部队返回发起攻击，使敌人陷入我军包围之中，当地赤卫军、少先队及群众听到枪声来到四山助战支援，经过几小时激战，全歼敌军500多人，其中生俘敌副营长以下450人，击毙了敌营长郭子丰等50多人，缴获枪500多支，机枪27挺，还有大量弹药、物资。
是日，敌八十四师五0 0团第三营和团直属机炮连护送一个团的薪饷、被服等约三四百驮物资，还有团长李少堂的太太等一些军官家属，从绥德出发在清涧住一宿，7日下午向瓦窑堡行进，进至马家坪附近，受到陕北游击队、赤卫军阻击，毙伤敌前卫10余人。敌人刚进苏区不仅是聋子，也是瞎子，一点消息也得不到。敌不知虚实，进退两难，被迫停止前进，宿营马家坪。当地政府和党组织动员很多群众，配合游击队、赤卫军在四山打枪，燃放纸炮，助威壮营的赤卫军、少先队越来越多，各个山头红旗招展，鸣枪放炮，遥相呼应，聚集近万人，自然形成疑兵阵，气势壮观。敌人欲进不能，要退不得，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看到满山遍野尽是红军，几次妄图突围被游击队、赤卫军打回去。敌人在马家坪以北的两条山上修筑防御工事，死守待援。
红军主力在杨园则、吴家寨战斗胜利后，撤到黄家川一带休整。地方党组织派人给前指送信。9日，刘志丹、高岗率主力急行军赶到马家坪，遂发起攻击，红军主力冲，四山上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摇旗呐喊，打枪放炮助威，枪炮声、喊杀声顿时响成一片，震天动地，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红军迅速把敌人压下马家坪全歼，击毙敌人40多人，俘敌450多人，还有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铲共义勇队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400多支，2挺重机枪，20多挺轻机枪，82迫击炮2门以及军衣2000套，银洋10万元和药品等大批物资、武器，装备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敌团长的太太等家属也被俘。人人有枪有弹，服装大换，红军装备得到改善，生活上也解决了困难。西北红军第一次向战士发薪饷。
两军会师后在杨园则、马家坪战斗仅用三天时间，消灭了高桂滋八十四师两个整营又1个连，击毙100多人，俘敌1100多人，缴获大批辎重物资，重创了敌人的锐气。高桂滋的牛屁吹破了，连敌人也叫骂：“八十四师高桂滋，你把老子活气死，几天损失两个营，叫你牛屁吹不成。”
杨园则、吴家寨子、马家坪三次战斗后，高桂滋八十四师受到沉重打击，被迫收缩据点，将其五0 0团驻守安定县城的部队慌忙撤回瓦窑堡，我军没用一枪一弹，于10日顺利进县城。进犯秀延、安定的敌人亦龟缩回去，革命根据地扩大和巩固，红军壮大，军民必胜的信心大大增强，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强大威力，创造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作战的典范，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思想，也圆满地实现高岗在战前动员时所指出的“打好第一仗”目的。由于组织周密，深入动员，认真培训，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和群众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冲锋陷阵，围歼敌人、备粮送水、抬伤兵、押俘虏，支前参军情绪高涨，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情此景不仅对红军指战员是一次战地动员教育，同时，对俘虏也是极好的教育。俘虏说：“你们红军战士真勇敢。根据地群众积极性那么高，真是军民一条心……”。
杨园则、马家坪战斗结束后，前敌总指挥部重视教育争取俘虏，抓紧落实俘虏政策。前指向各师、团部队领导发出指示，要求大力?９９lｉb?宣传红军是为解放贫苦老百姓，推翻反动统治而打仗的。特别加强做好大批俘虏的工作，高岗亲自给俘虏讲红军打仗的目的，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许多俘虏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并为我今后扩充兵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愿意回家的俘虏，每人发2元钱路费，打发回家。敌军官家属由地方党领导赵通儒和敌团长李少堂谈判，商定交接地点和时间，双方约定在瓦窑堡郊区张家沟菜园作为交换地点，敌人接收时送来些武器、烧酒，接回了家属。
通过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兑现，对敌人营垒震动很大，他们说“共产党、红军是讲信誉的，言行一致。”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根据地群众拥军参军达到空前未有高潮。红军路过的地方，有正在耕地、放羊的年轻小伙子把工具一扔跟上红军当兵走了，给家里招呼也不打一下。部队前边走，后边跟一群要当红军的青年农民。当时因后勤应无保障，大量扩军有困难。高岗组织政工干部一边动员他们返回，一边对坚持不回的青年经审查、挑选吸收到红军当兵，使红军迅速扩大。有的当不上兵，请人说情“找靠山”、“走后门”。曾担任高岗的警卫员刘志龙(内蒙自治区纪检委离休干部)说，他当时就是请人说情当上了红军。群众自己编出的扩红顺口溜：
揽工汉、穷人娃，爱听志丹高岗的话；
指挥部，发号召，青年小伙子跟红军跑。
男当红军女宣传，娃娃组织儿童团；
要想翻身当红军，跟上刘高打江山；
白天还是庄稼汉，晚上背枪打营盘。
三、解放六座县城扩大苏区
5月10日，西北工委、军委、前总在秀延县玉家湾召开祝捷大会，庆祝三次战斗的胜利。会上认真分析形势，研究了战略问题，决定挥师南下，打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刘志丹提出一定要“在红五月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前敌总指挥部，认真总结了依靠人民战争取胜的经验，进一步研究了战略战术问题，深入进行战争动员，决定外线出击，声东击西，奔袭延长。会议上对郭洪涛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调整了职务，同时会上奖励和表扬了作战模范单位和有功人员。刘志丹、高岗代表西北军委和前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鼓励先进单位和有功人员，“再接再厉，为在红五月打通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再立新功，再创奇迹！”群众歌颂道：
羊群走路靠头羊，陕北闹起共产党；
千里雷声万里闪，陕北红了半边天。
在玉家湾会议上，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批评了一些同志坚持攻坚战，进攻敌人防守坚固的城市的冒险主张。部队连续打胜仗，加上这次总结动员，斗志昂扬，摩拳擦掌，为打通陕甘与陕北联系，求战心切。会议后，刘志丹、高岗率主力出发，为了迷惑敌人，用声东击西的策略，部队向东挺进，转移延长守敌的注意力。红军东进至定仙焉对敌据点驻扎晋军史泽波一个营准备攻打。刘志丹、高岗亲自侦察地形，发现敌据点地形险要，寨墙又高，易守难攻。他们遂决定放弃攻打计划折转向绥德进发，在张家圪台歼灭了高桂滋八十四师1个连，缴获机枪9挺，长短枪80多支，毙敌连长以下20余人，俘敌百余人。该敌被歼，群众欢欣鼓舞，游击区扩大到吴堡以南绥德以东，直至黄河西岸的广大地区。
之后，前总有意放风传出红军要攻打清涧、绥德县城，然后北上向米脂、吴堡、佳县根据地发展，打通和神府根据地联系，会合王兆相、杨文谋的部队。这下可给敌人造成了一个大错觉，弄得绥德、清涧守敌恐慌万状，日夜赶修工事，严加戒备。米脂守敌收缩据点，严加防御，而延长县城驻守八十四师一个骑兵连和百余民团以为红军东进，自己却高枕无忧，相安无事了，防备松懈，警戒不严。刘、高决定迅速挥师南下，昼宿夜行，奔袭延长，5月25日赶到延长附近隐蔽，待机攻城。
延长城北面靠山，南临延河，只有两个城门，城内有两个制高点，驻敌兵150余人，还有民团、县警，共约三、四百人。红军约2000余人，比敌人多几倍。但是，敌人虽少，可枪支、弹药充足。地主豪绅聚集城内，民团里多数是地主、豪绅羔子极为反动，是些亡命之徒，加之凭寨险据守，偷袭可能造成红军一定损失。前指改变强攻的计划，决定诱敌出城，“调虎离山，乘隙攻取”，遂令二十七军二团的1个连和部分游击队担负诱敌出城的任务，开到离城20来里的地方，打土豪，分财物，搞得热火朝天，声势很大。其他大部队严密隐蔽起来，准备攻城。被斗争的地主豪绅纷纷偷跑进城报信求援，都说红军不多，是些游击队，大部队打绥德、清涧去了。城里的地主豪绅和民团里流氓、恶棍、狗腿子，日夜敦促民团团总李鸣吾出城“讨伐”。李鸣吾听说红军不多而急于抢头功，率民团百余人杀气腾腾，向原上打土豪的红军扑来。我诱敌出城的部队示弱纵敌，佯装败退，节节抵御。李鸣吾得意忘形紧追不放，一直追了几十里路。城里的敌人以为红军被李鸣吾赶跑了，更为松懈，等待“胜利”的回音。
前指摆下这个迷魂阵后加紧了攻城准备。5月29日夜，我前指命部队搭云梯登城。经过短促激战，红一团和义勇军夺取东门，全歼制高点守敌于睡梦中。刘志丹、高岗率主力部队进城，指挥义勇军直扑敌骑兵连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全歼连部守敌，活捉了敌连长汪镜河。西山寨和西门被四十二师三团打开，消灭了西北角守敌，收拾了矿警队。刘、高指挥一支部队直奔县政府，县长不见了，..可绣花被子还热乎乎地在床上扔着，衣架挂的中山装没顾得穿就逃跑了。后来战士从柴垛里拉出来这个狼狈不堪的县太爷。周围山头的赤卫军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枪声、喊声在深夜回荡山谷。30日晨，全城守敌干净、利索被歼。当天中午，民团总李鸣吾发现上了红军的圈套，象个输光了的赌棍，气急败坏地带跑乏的民团回窜延长县城。红军前总早已布下埋伏，李鸣吾进至城东呼家川，被我军前后夹击全歼，当场打死地头蛇李鸣吾。延长县城解放后，甘谷驿、安河渠等地民团闻风丧胆，纷纷向红军投诚。
延长战斗中，刘、高妙用“声东击西”、诱敌出巢和“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我仅以伤亡1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敌近四百人，缴获骡马170余匹，各种枪支400多，银元10万多块，还有大批被服、药品，又一次改善了新扩编红军的装备，筹集了经费，部队第二次领到薪饷。
打开延长县城，大快人心，部队就地休整几天，成立了城防司令部。高岗指示延长县委、县工农民主政权迁进县城办公，并协助白如冰(县书)和罗成德(县长)组建维护城市秩序的保卫部门和群众组织，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处决了伪县长董松寿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刘志丹、高岗和县领导在镇反大会上讲了话，他们鼓励军民继续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同时总结红军游击战和机动战相结合的经验，使红军威势大振，群众扬眉吐气。参加会议的部队、游击队、赤卫军、居民、农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会后，刘志丹、高岗和部队指战员、地方领导一起照相留念。
战略的目的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达到战争的任务。延长解放后，6月1日延川县城守敌八十四师的1个连和民团唯恐被歼，连夜逃回清涧，永坪镇守敌龟缩回瓦窑堡。我军没用一枪一弹，进驻延川、永坪。
至此，宜川以北，咸榆公路以东，临镇、延长、延川和绥德以南，除清涧、瓦窑堡城里驻扎部分敌人外，其他各敌据点全部拔掉，根据地和游击区大大拓宽，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相继建立和加强，发动和领导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使根据地日益巩固。
安定、延长、延川三县相继解放后，刘、高率部西进，乘胜拔除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中间的敌据点，以打通两地的联系为主要目标。前敌总指决定先夺甘泉，孤立延安，再打安塞的进军计划。6月4日，部队从宜川县的临镇出发，日夜兼程西进，奔袭甘泉，准备6日拂晓发起攻击。甘泉驻杨虎城部四十二师一个营。部队到麻子掌，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已发现红军的意图，加修工事，戒备严密。红军由于连续作战，伤病员逐渐增多，强攻不易取胜。刘、高在这里召开前指会议，经分析研究，确定放弃攻打甘泉的计划，遂命部队转移到陕甘边政府驻地——下寺湾休整。
下寺湾是陕甘边的老根据地，地处洛河上游，群众条件好。陕甘边特委、军委和政府机关在春季搬到这里，红军总医院、兵工厂等也迁到这里。前敌总指挥部驻在王家坪。高岗等带领师、团领导拿着战利品到医院看望伤病员，询问医疗、食宿等情况，安慰伤员安心养伤。这一带是高岗曾多次活动的地区，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中，结识不少朋友，有男的，也有女的。一次在“十里香”的小店里住宿，高双成部一股队伍“追剿”红军，半夜闯进店里，高岗来不及出走，店主把他藏在粮囤子里，避免了厄运。
在休整期间，刘、高重新研究了作战部署，确定先打安塞县城兴乐寨。兴乐寨驻守民团200余人，力量不强，可寨子比较难攻，三面环沟，一面连山，地形险要。红军没有炮兵，只靠机步枪很难得手。刘高命部队在敌人的寨跟底挖地洞，并准备安一副棺材装炸药爆破寨墙，没等红军爆破，寨子里的敌人趁夜逃跑。第二天天亮部队冲进寨子，活捉了正在交接手续的新旧两任县长，肃清了残敌，未伤一兵一卒解放了安塞县城。高桥民团得悉兴乐寨解放，日夜慌恐不安。前指命张达志、贺晋年带1个团到高桥包围了寨子。兵临城下，经过政治攻势，民团向红军投降，同时打垮了延安派来的援军。安塞县除李家塌，全县敌人据点全被拔除。前指决定坚决拔除李家塌这颗钉子，打掉陕甘与陕北通道上的主要障碍。
李家塌寨堡，北高南低，位于真武洞西面的一个阳湾里。东、西、南三面临天然大沟，沟深峭壁，很难登寨。东北角是全寨的制高点，既可控制全寨，又可俯瞰寨外周围。寨子只有一个东门，又开在陡峭的崖畔上，地形十分险要。寨墙周围布满滚木檑石。该寨是安塞境内最后一个敌据点，且是控制陕甘边和陕北互相往来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寨子里聚集着全县最反动的地主、恶霸、豪绅及其武装、家属等2000多人，驻有民团200多人，非常反动、顽固。他们的全部财物都积聚在寨子里，周围的群众对此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红军来消灭这群豺狼。部队在兴乐寨没打上仗，手正急的发痒，各团纷纷请求主攻任务。
6月17日，刘志丹、高岗率部队包围了李家塌寨子，二十七军一团担任主攻任务，转了几天，无法攀登。刘高经过仔细观察研究，6月21日命贺晋年挑选了30多个能爬崖的战士，组织“敢死队”，在二十六军三团的机枪掩护下顺石缝爬上去，越过寨墙，冲进寨子，马枪、短枪、手榴弹一齐打向敌人。敌人倾巢而出，用滚木、擂石、盆盆碗碗、菜刀和枪弹一齐向敢死队打来。战士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直杀向东门，有的队员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终于打开东门，主力部队冲进去，占领制高点，全寨的敌人无路可逃，有的顽固分子跳寨墙摔死，有的交枪投降。当日傍晚战斗结束，共毙伤600多人，缴枪200多支。我军伤亡也较大，是陕北二次反“围剿”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寨子打开后，刘志丹、高岗上寨看到牺牲的战士，高岗悲愤地说，你们打得好，完成了党的一个光荣任务，敌人越临近灭亡越是疯狂，我们用不少同志的生命、鲜血换来陕甘、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们要以更大的胜利纪念英勇牺牲的同志，并命令各团处理好烈士遗体和伤员转移治疗工作。
第二天，前指成立临时法庭。在李家塌对面湾大树底召开军民大会，审判处决了几名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的家伙，群众拍手称快。他们说：“这下可把我们几辈子的仇恨都报了。”
群众编歌唱道：
志丹高岗计划能，用兵赛过诸孔明；
夺城平寨都取胜，陕甘两地一片红。
此时，麦收期已到，瓦窑堡和横山县石湾镇守敌，趁我大军南下而出城抢收麦子，掳掠财物，糟害百姓，进犯赤源县、秀延县，威胁西北工委、军委机关。刘、高决定派二十七军二团返回安定打击敌人，保护后方，牵制敌人西犯。主力部队准备攻打靖边县城——镇靖。
红军主力打罢李家塌，将伤员转送到下寺湾红军野战医院。刘、高率部队到青阳岔、卧牛城休整。6月26日召开团以上军事干部会议，重新研究了下步作战方案。有的提出先打安边，这里富裕，好筹措部队供给；有的提出保安好打，但群众生活困难，部队供给不好筹集；有的提出先打靖边保险。刘、高根据大家意见决定攻打靖边，用奔袭的方法一举拿下。方案作出后，高岗回后方机关，由张达志代理二十六军政委。27日，部队从驻地出发到水脑界，第二天夜急行军逼近镇靖城，命靖边游击队警戒柠条梁(现梁镇)守敌增援镇靖，一部到芦河咀一带阻击横山敌人增援。
靖边县城驻守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二营，营长屈志鹏，共4个连，400多人，另有安定、安塞、靖边三县民团和县警队，共600多兵力，战斗力很强。红军共3000多人，占绝对优势。但是，屈营是井岳秀的“王牌”营，武器弹药充足，凭险据守，攻城相当困难。前指命令义勇军攻占西山寨，二十六军二团(此时二团归建)在城东南角突破向钟楼进攻，二十七军三团强攻城南门城楼，向城内发展，预定28日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开火。结果因夜行军有的未按时进入阵地，义勇军的带路人不熟地形见距镇靖不远地方有一个旧城误为镇靖耽误了一段时问，天亮才向镇靖开进时被敌人发现，偷袭未成，变为强攻。战斗开始，异常激烈。敌人把老百姓逼到前面当盾牌，他们在后反击，我军伤亡也很大。前进受阻，战斗形成僵持状态。前指遂调整部署，决定预备队等一齐上战场，指挥部领导亲临阵地指挥，向三道城门同时攻击，很快打乱敌人阵脚，刹时敌人溃不成军。敌营长看大势已去，无法控制，带残部越城逃跑。红军主攻部队围歼城里敌人，总指挥部命警卫部队骑兵，经过十来里地追击全歼逃敌，击毙屈志鹏于沙窝里。到下午4时战斗结束，毙、伤、俘敌人500余人，缴枪500多条、迫击炮6门。从安塞、安定和靖边跑进城的土豪、反革命分子等被一网打尽，红军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全部、彻底消灭了榆林军阀的一个精锐营。井岳秀自寺儿畔吃亏后，又一次尝试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厉害。
打开靖边，吓开保安。敌八十六师驻保安县城的一个营慑于红军威力，仓皇弃城逃跑，保安县城遂告解放。伪县长等政府要员惊恐万状，慌慌张张收拾值钱的东西逃跑，装铜钱的袋子拿走，装银洋的袋子丢下没顾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卫队在白天章、刘景范、马锡五指挥下，冲进保安县伪政府缴获装银洋的袋子和大批物资。张家畔、金佛坪、三道川等驻敌闻风逃回安边、旦八寨子、柠条梁。靖边县除阎家寨子、柠条梁和保安县的旦八寨子外，两县的敌人据点全部拔除。三个据点的敌人，凭险固守待援，提心吊胆，不敢妄动。
靖边县解放后，高岗得悉打靖边伤亡大，骑马连夜到麻城界前敌总指，刘志丹谈了解放靖边的情况，他悲伤地说：“靖边牺牲这么多干部和战士，比李家塌代价还大。”高岗说：“革命战争，免不了牺牲一些好同志。”他俩在回师安定的路上边走边谈，高岗针对后方机关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强后方机关特别是干部培养，确定吴岱峰专抓军政干部培训。
靖边县群众编唱民歌颂扬红军(节抄)：
红缨杆子长，人马闹嚷嚷，走一回靖边，提了一回枪。
靖边包围定，老刘在前行，造了个云梯，爬上了城墙。
炸弹打得凶，烟气冒空中，机枪打开呀，一呀一哇声。
打开监牢门，“罪人”放出城，劳苦的群众，都呀都欢迎。
老刘指挥能，炮打屈志鹏，歇兵整三天，回呀回了营。
回到大后方，各团补充兵，弟兄都补起，闹呀闹革命。
第七章 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第三次“围剿”
前总率部回师安定在杨园则、唐家川休整，针对敌人进攻态势，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确定实行“东击北攻，集中南下”的战略决策，取得胜利。
一、排除“左”倾干扰痛歼晋军
在陕北反“围剿”战争中，我陕北第一、三游击纵队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布置，分别向神府、长城内外发展，积极配合红军主力反“围剿”斗争。第一纵队在横山县候家高山(今为子州县)伏击了武家坡敌八十六师1个连，后又袭击贺草峁民团，两次歼敌近300人，缴枪200多支。第三纵队趁夜袭击横山县油房头民团。
红二十六军第一、二团和骑兵团，根据西北军委、前总的动员令指出的“向西牵制，向东出击，西面监视敌六十一师，东面袭击敌四十二师”的方针，在宜川、洛川、甘泉、宜君、白水等地区打击敌人，开辟游击区，他们控制了咸榆公路宜川——洛川段，牵制了敌四十二师的行动；关中地区张邦英等指挥的游击队沉重打击南线敌人并阻制其北上，有力地支援了陕北主力反“围剿”战争。陕甘边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前总在唐家川召开解放6县庆祝大会，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刘志丹、高岗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前敌总指挥部成立以来坚持人民战争方针，贯彻“动员令”的精神，取得伟大胜利。他们在讲话中回顾了几个月来，两军同力协作，发扬了英勇顽强和连续战斗的作风，转战几百里，解放了6座县城，拔掉不少敌人据点，歼敌正规军2千多人，地方武装3千多人，缴枪3千多支，子弹30万发，轻重机枪2百多挺，各种炮几十门，把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在20多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发展到30多县的广大地区。
1935年7月，山西闫锡山部李生达、孙楚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黄河，对吴堡、绥德进行“围剿”，并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针对晋军进攻态势，我前总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向东挺进，打退晋军，然后南下打击东北军的战略方针。刘、高根据这一方针，部署作战方案，安排了后方的工作，派黄罗斌带1个团主力南下配合地方游击队，牵制敌人，侦察东北军的行动，为主力东击北攻后南下作战摸清情况。在红军主力东进攻打晋军前，刘志丹、高岗亲自指导各团、营、连层层加强部队整训，补充兵员，总结经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培训补充新兵以适应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
他们对后方工作也作了具体安排：王世泰伤愈回部队接替吴岱峰代理三团长职务，吴岱峰到后方负责办干部学校，培养营、连、排干部；组建了后方医院、服装厂、枪械修理等后勤单位，并派得力且懂行的干部担任领导。刘志丹妻子同桂荣、高岗妻子杨芝芳等一批家属安排到被服厂工作。高岗对后勤工作明确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打仗是打后勤，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后勤工作好坏是至关命运的大事。
西北红军在前指的指挥下，打出陕甘、陕北一片红。西北工委和军委机关从山沟里于7月初进驻永坪镇，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也搬到这里。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后，认真总结经验，研究部署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并且开始实施反“围剿”作战方案的时候，上海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智、聂鸿钧、刘炸夫组成驻西北代表团，于1935年7月初来到西北工委驻地永坪镇，朱理智等带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左”倾路线“交底”的框框，找“郭洪涛做为助手，当参谋”，下车伊始，乱批乱斗，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给陕北、陕甘根据地和二十六军造成危机，铸成严重的错误。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过程。1934年初，郭洪涛同志从北方局回来根据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左倾思想标准来衡量陕甘、陕北的工作，认为刘志丹、高岗等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郭洪涛同志将情况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局代表据此组成朱理智、聂鸿钧(朱、聂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刘炸夫(因故未来)三人为驻陕北苏区代表团。聂鸿钧(曾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与中央局联系，在离开上海前，贺昌炽(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满洲、河北、陕西和北方局代表联系，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和聂谈话时说：“北方局代表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人物主要是黄子文、蔡子伟等；刘志丹、高岗等思想很右。”他要求代表团去陕北，“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的问题”，“检举内奸清洗党内异已分子。”(见聂鸿钧回忆)
5月30日，聂鸿钧从上海到天津，北方局(在天津驻)高文华书记向聂鸿钧介绍情况和上海谈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聂鸿钧脑子里铸定了一个印象，他认定陕甘、陕北的情况属实，是右派掌权的问题，要抓右派反革命。
聂鸿钧、朱理智先后到达陕北，对西北军委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等和二十六军领导怀有偏见，多方刁难、找岔子，没作深入调查，只听信某些人一面之词如说什么“从太原、西安来的‘来路不明分子’，有的是张慕陶派来的，有的是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如李西萍(已经逮捕)在苏区破坏活动事实”等等，“这些人能进来都是刘志丹、高岗引进来并受到他们的包庇”，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高岗是刘志丹的谋士，是一个‘党棍’。”聂、朱听了这些不实之词，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两人坚信无疑了。殊不知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正是来自郭洪涛同志的报告。聂、朱按照上海、天津“指示”“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问题”，坚定了开展“肃反”的决心。他们一股脑儿贯彻王明路线，搞得腥风血雨。
刘志丹、高岗率领主力红军南征北战，粉碎敌人发动的“围剿”斗争，聂鸿钧、朱理智等在后方策划“肃反”活动。朱理智自任中央驻陕北代表团的书记，自授命有领导西北工委、军委的职权，严重干扰了西北苏区的工作。
7月15日，朱理智、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上由朱理智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五封信。会议没有让在前方打仗的工委委员参加，擅自撤销了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的职务，把他批斗了一顿派到米西县当副书记。朱理智自任代表团书记能直接领导西北工作而代替了工委的职能，又以代表团书记的职权，指定聂鸿钧为西北军委主席，不设副主席，刘、高在军委的领导权自然消失，朱、聂轻而易举篡夺党和军队领导权。
永坪会议开了几天，几乎是朱理智一人讲话，除宣读上述5封信外，又掺和自己“左”倾观点，大加发挥，形成左上加左。他们为了推行左倾路线，朱聂等人一唱一和，自编自演地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以“肃反”为名的夺权目的更加合法化。“决议案”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对西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和规定，说什么“两条道路即苏维埃与殖民地的斗争同样在西北尖锐地表现出来”，要求“西北党共同努力”，“迅速创造一块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四方面军和25军已退出根据地)根据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已经胜利的发展着。”还说：“中国目前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日益动摇崩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另一个是新兴的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军事崩溃、财政恐慌、碉堡政策失败，甚至说“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武装力量削弱”，“白军战士走向革命道路”；“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中占全国六分之一”，说什么“我们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前面”，“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他们自吹这是“列宁主义路线”的估计。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估计，说什么“陕甘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对第三次反“围剿”，提出了错误的方针、任务，要红军全线出击，还提出“反对崇拜枪杆的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奇谈怪论。
永坪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夺取绥德、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还无根据地提出“神府和绥德、吴堡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并要“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即铜川)、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合水发展”。要在敌人重点驻守的洛川开展工作，消灭甘泉、富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向宁夏、三边等地发展，“打通国际通路”等等。他们对当时敌我力量不作任何对比分析，对红军主力如何部署没有具体措施，只凭理想主义空谈宏论，坐在后方安全的办公室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捏造以攻坚战取代运动战，光说大话、空话，做出超越实际的极左的“四面出击”的所谓决议。他们好象有撒豆成兵的法术，舞文弄墨，对敌人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从四面包围来却无动于衷，住在后方策划在西北党内、军内“肃反”。正如列宁曾经批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他们把口气当力气，想推翻一切，改造一切，是智者无知。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也推行左倾政策，肉体消灭地主，富农分坏地，打击中农，还提出农村实行六小时制，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刘、高看到“决议案”坚决反对，刘志丹说：“这是做梦。”高岗说：“不是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吗？拿什么打通国际通道？”
刘、高认为我们的部队连游击队加在一起不足一万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四面包围，只能采取“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朱理智却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说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取消革命”。朱理智等要提拔工人到领导机关，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刘、高认为陕甘工人阶级不多，不能照搬天津、上海的办法。朱理智认为这是“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应当停止，解除革命武装。”是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服务，使陕甘革命走到失败的道路，是“更进一步的暴露了反革命的实质”，是“反动统治各派别在党内的联盟军与应声虫”等等。
前总对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后勤保障工作安排后准备出发时，驻陕北代表团派人送来信叫红军主力攻打米脂、绥德、清涧、瓦窑堡、延安，再打通神府联系。刘、高经研究分析认为上述城市，敌人防守严密，工事坚固，兵力较大，据险固守，很难取胜。对这个错误主张，刘志丹考虑到是北方代表驻陕北代表团的决定有点犹豫，但仍决定攻打瓦窑堡未得手，高岗在当时对“形势认识的比较清楚”，在他支持下前总没有再执行代表团指示，决定东进打退晋军，安定后方，南下作战。
此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发动的陕北第二次“围剿”彻底破产，损兵失地。我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红二十五军正在经甘肃向陕北转战。面对长征红军即将进入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取得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高桂滋向蒋介石急电求援日：“防广兵单，防不胜防。如不增兵，陕北将成为第二江西也。”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为阻止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合并挖掉长征红军立足之地，在调集大军堵截长征红军的同时，集中了陕甘宁晋绥等军队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兵分五路，东面沿黄河一线有晋军5个旅；北面敌八十四、八十六师；西面东北军5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又1个团，西北面宁陕交界地区有马鸿逵3个骑兵团；南面洛川一线东北军3个师，共10万多兵力。此次“围剿”，敌人仍以陕北为重点，以东北军为主力，以刘、高主力为主要对象。战略上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四面合围，企图聚歼我主力红军，彻底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将“只剩”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抠掉，摧毁中央红军的立足点。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蒋介石决定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代总司令职权。“剿总”机关从武汉搬到西安，张学良坐阵指挥。中央红军快到陕北时，蒋介石电令东北军、马鸿逵、马鸿宾等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高岗。命令你部骑兵前往包围，予以歼灭。”
蒋介石以损人的目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他企图借中共军队削弱或消灭东北军，以东北军削弱或消灭红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结果，东北军和红军打成了朋友。西北红军前总领导刘志丹、高岗认真分析敌情，根据敌人向来各怀鬼计，互不协调，部署尚未完备的情况，前指采取集中红军主力，各个击灭敌人的战略，首先打击进入根据地晋军先头部队，以巩固后方根据地。
7月21日，刘、高率部东进到秀延县王家沟时，敌八十四师一个连向我发起攻击。我军奉命进行反击，毙伤敌70余人，缴获30多支枪。继之，高桂滋部艾捷三团原由绥德出发增援靖边，赶到半路得息靖边县守敌已被红军消灭，辗转返回绥德的途中，滞留在三皇峁、老君殿一带抢劫、掳掠、抓民夫，大肆骚扰百性。我前总命部队趁其不备，向敌人发起进攻，在高家塌、南沟岔消灭艾捷三1个营，击溃2个营，敌人死伤惨重。艾捷三负伤弃马逃回绥德。其残部和敌四九九团、张廷芝的骑兵营又向我军发动进攻。我军乘胜击溃该敌。此次战斗，共歼敌300余人，缴获300多支枪和一批战马，揭开第三次反“围剿”的序幕。
高桂滋初进陕北气势汹汹，最终没有逃脱骄兵必败的下场，两个旅已减少一半，寸步难行，再不敢轻举妄动，固守在绥德、清涧城里。
根据地群众对这次战斗编歌谣唱道：
六月里来热难当，双湖峪闪出个艾团长，
艾团长来领大兵，一心要来打红军。
一路上放火往前行，掳些牲口好骑乘。
赶黑到了苗家坪，苗家坪的坏种笑盈盈。
守卫放哨老操心，把艾团长当老人敬。
鸡叫三遍天大亮，拔营收哨起了身。
走狗坏种头前行，艾团长后排连大营。
只顾走，不顾看，二郎山碰上刘志丹。
刘志丹，名声大，艾团长听见害了怕。
艾团长领兵往后逃，蛇沟里出来一纵队(即红一团)。
一纵队，战火硬，打得艾团长撑不定。
艾团长上了寺儿畔，山里下来老三团。
老三团，挂子端(打枪准)，快枪机枪手榴弹，
红军军号吹得欢，吹得艾团泪涟涟。
西庄里落下个扫把星，东庄里跑了个小张营(即张廷芝)。
幸亏太阳落得早，若不然，艾团长的脑袋提尿罐。
不是艾团长跑得欢，早把艾团筋打断。
至此，根据地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苏区南北近2千里，东西1千多里。红军主力发展到近5千人，游击队4千多人。赤卫军、少先队，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遍布各县广大乡村，形势一派大好，解放区军民振奋。第三次反“围剿”首战告捷，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扩大了陕甘宁边区构成版图，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创立了立足点和抗日的出发点奠定了基础。
首战打垮八十四师艾捷三等部队，扫除了东击障碍，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主力兵团东线出击。8月1日在清涧县的袁家沟等地区集结，趁晋军立足未稳，先发制敌，轻装急进到吴堡县境内，严密隐蔽待机歼敌。在前指的统一部署下，陕北第二、五游击纵队和当地赤卫军已将敌据点慕家塬包围，前总决定首先歼灭该敌。高岗等到寨底观察，发现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强攻危险，遂改变为“围城打援”。慕家塬寨墙坚固，四周筑有碉堡，驻晋军二0六旅1个连。刘高认为该据点与宋家川、郭家沟等敌据点同属敌四一二团建制，围击该点必引来各点增援。他们决定命1个团担任围点攻击任务，其余主力分路打击增援之敌。
8月10日夜，我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团对慕家塬寨子发起偷袭未成，又加四十二师三团发起强攻，将守敌一连全歼灭。12日，宋家川等据点敌人得悉慕家塬被红军包围，不知道已经被歼，出动1个营又2个连兵力前来增援，被我部阻击打垮，其大部被歼，余部狼狈逃窜，此战缴获大批辎重物资。
西北红军首次同晋军交战告捷，对部队鼓舞很大。此战后，敌人发现我主力在吴堡地区，误以为我军要北上神府，急忙向北调兵防守。我前总却挥师南下到绥德东南新庄一带，准备打定仙焉。定仙焉是绥德——宋家川交通要道，驻守晋军1个营已被我游击队、赤卫军围困多日，断粮断水，晋军正太护路军三旅六团前去增援，并派飞机助战。我前总决定实施以“围城打援”的战法，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晋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智派郭洪涛送来指示信命前指向北发展，打通佳、米、神府根据地。刘、高研究后认为不妥，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仍部署消灭定仙焉守敌。
他们命1个团配合游击队、赤卫军继续包围定仙焉，诱敌驰援，其余主力隐蔽各点准备歼灭援敌。
8月21日拂晓，晋军正太护路军第三旅长马延寿亲率第六团由枣林坪出发向定仙焉行进增援。敌人进至王家辛店遭我军主力阻击。刘志丹、高岗亲自指挥各团正面攻击，迂回敌后，大胆穿插，四面夹击，打乱敌人建制，歼其部分兵力。敌人遂退后，我军乘胜追歼，连夺几个山头，敌人溃不成军，毙伤俘大量敌人，剩余残敌没命逃跑。我军奋勇追歼，经过几小时激烈围歼战斗，在金簿兰沟把敌围住，除敌旅长等少数人化装逃跑外，其余全歼。此战毙伤俘敌副团长齐汝英以下1900多人(一说1800)，缴获轻重机枪60多挺，82迫击炮6门，长短枪1900多支，骡马80多匹。
此战后，西北红军主力正式建立了机炮连，这是西北红军诞生的第一个重兵器连。被缴获的炮和重机枪都集中在这个连，以后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西北红军发展重武器的先驱。
在慕家塬、定仙焉两次战斗中，刘志丹、高岗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用“围点打援”与迂回阻击等战法相结合，应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消灭了晋军两个团，使入陕的阎锡山两个旅受到重创，仓皇逃回山西，尝试到了我军的厉害，惊呼“刘志丹、高岗匪部啃不动”。我军趁势解放了佳县、吴堡、绥德等县大片地区。这次战斗时间短，伤亡少，战果大，缴获多，在西北红军战争史上创造了首次辉煌战例，创造了消灭整团整旅的纪录，为以后集中兵力击破南线敌主力东北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经验。
在定仙焉战斗中，敌机进行侦察助战时，被我军在山上用机枪击伤一架坠落到绥德县薛家峁地区，还俘获两名飞行员。这是西北红军创建以来缴获的第一架敌机，指战员们高兴地在现场观看，消除了畏飞机的“迷信”，议论飞机是可以战胜的。
闫锡山部在陕北吃了败仗，为解窘迫，谎造军情，在《晋阳日报》上说：“陕北刘志丹、高岗赤匪占领六座县城，赤化人民七十万，拥有正规军五、六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员二十余万人。”“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赤匪飘浮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国民党天津《大公报》也登载了类似报道。
中央红军到甘肃哈达铺正好看到这张报纸，从茫然中看到曙光。毛泽东及时找时任白区部长贾拓夫问清陕北情况，他高兴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贾拓夫将1933年二十六军失败、刘志丹死活不知、陕西省委破坏、他派高岗到照金恢复二十六军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敌人的这张报纸所通报的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情况，成了中央红军的无声向导。
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我们的根据地。”他高兴地右手一扬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那里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
刘志丹、高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责任感，没有执行朱理智的瞎指挥，率领红军有限的力量全力以赴，与敌人进行血与火的殊死战斗，在夺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又组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首战告捷，旗开得胜，打退东线晋军，凯旋归来。回师到延川县的文安驿休整。前指召开会议，研究对南线敌人作战方案部署，讨论战略战术原则，对部队进行战术培训，让俘虏来的炮手修理和讲授使用重武器技术课，战士学习操作所缴获的机炮等武器应用技术。前总组建机炮等重兵器部队，加强军事、军容和军纪教育。正在紧张地南线作战准备期间，代表团朱理智等来到文安驿部队驻地，进行干扰。
8月27日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永坪会议《决议》和北方代表的5封信，并决定用两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朱理智把在永坪会议讲的那一套重复了一遍，要求干部讨论“如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问题，干扰了部队休整、训练。参加听传达的同志越听越糊涂，讨论中大家提出一大堆疑难问题。朱理智等非但不答复解释，反而说什么“这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布置的挑拨阴谋”。随后，朱理智等在《西北战斗》刊物上分别发表文章：《打倒反党的右倾消极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奋斗》，号召“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和右倾调和主义的残酷斗争”，“必须把斗争深入到全体党员中去”，攻击刘、高等不听他们的瞎指挥是什么“取消党的领导”。
朱理智认为高岗是个敢想、敢说、敢于的人才，是个“直筒子”，在军队中威信高，在地方党组织中影响也大，不把他拉过来，开展反对右派取消主义有困难，妄图“分化瓦解”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拉一派打一派。他找高岗谈话、做工作，要高岗和他们一起“反对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严辞顶回去。高岗坚定地说：“我们这里就没有右派取消主义！”旗帜鲜明的敢顶中央驻陕北代表团，表明他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正如马文瑞同志在1945年西北高干会上说：“高岗对中国革命形势看得清楚。”刘志丹、高岗对朱理智的那一套坚决抵制，在文安驿会议上展开激烈的斗争。高岗主张寻机打击南线敌人进攻，“各个击破敌人第三次‘围剿’”。朱理智等要“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双方针锋相对，广大指战员一致拥护刘、高等人的正确路线，理所当然地否定了朱理智等人的错误路线。
朱、聂等迫不及待地企图拿掉刘、高的军队指挥权，由他们取而代之的计划没有得逞并未善罢甘休，回到永坪酝酿更大的“肃反”斗争。他们费尽脑汁，给刘、高等罗织莫须有罪名，只和郭洪涛同志谈，并搜找所谓证据，诬蔑刘、高同杨虎城搞统战是和“敌人勾结”；区别对待哥老会和土匪的政策是“土匪路线”；对外来知识分子提任领导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甚至把刘、高指挥打仗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阴谋”，特别抓住攻打横山县城未克的问题是“已经暴露了反革命原形”等等，朱理智对创造苏区地方干部都扣上右倾取消主义者的帽子，加以打击。真是不打倒刘高不罢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费尽了心机，更残酷的斗争还在后头。
打退晋军，安定东线。前指在延川县文安驿等地休整期间，研究准备南下作战时，陕北第四游击队纵队负责人曹动之前来报告说，横山县城守敌力量不大，防守不严，周围地区已被游击队占领。他要求主力部队前去攻打横山。前指考虑到消除北患，认为横山群众基础好，二十年代就开展了农运学运，击退北线敌人会对集中南下作战有利，前指开会决定我八十四师和四十二师的义勇军出击北线。
横山县城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清雍正初年置县制后，陆续修茸，是三面临沟，东面依山，石头砌墙的一座古城。它位于长城南侧的无定河支流——芦河东岸，易守难攻。以横山县城为中心沿芦河岸南有清坪、威武两堡(清代被农民起义军所破)，北有波罗、响水两座古堡驻有国民党军队，距大夏首都统万城40多公里。是榆林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内驻国民党井岳秀八十六师独立骑兵支队300多人，在城东面的五里墩驻敌一个连，距县城东南30里的五龙山和50里的韩岔各驻一个连。红军总指挥部作战方案是：在城东15里地张尔家峁、沙坪沟和城北斩贼关部署了打击敌援部队，对县城趁敌戒备不严，采取偷袭击破。
9月初，我主力在刘、高带领下秘密从文安驿出发北上，在横山东南地区鲁家河集结，并进行攻城部署。10日晚，主力部队开到城西10里的陈阳洼等地严密封锁横山的消息，来往行人一律只许进不许出>藏书网去。前指在该村召开指挥员攻城动员会议并部署了兵力。曹动之介绍了情况，刘志丹、高岗分别作了战斗动员。在傍晚抓的一个自称是给红军通信的人说，南墩梁只住二三十人，柴兴梁、郭墩也没多少敌人。这些据点都是高岗熟悉的地方。所以，前指在这些地方部署兵力不多，主要目标集中县城部署、计划偷袭一举成功。八十四师连长吴瑞旺年轻体壮，打仗勇敢，带领30名战士组成登城突出队，负责架云梯登城。似是敌人已经发现了，有充分准备。那个自称给红军“通信”的人晚上不见了，怀疑是敌探。是夜，红军在墨黑的情况下登城，先上去两三人是隐蔽起来还是被敌人无声无息抓走，后面登梯的人以为隐蔽起来继续上登。云梯是几节竹杆结成，连天下雨，既软又短，战士登城心切，上去的人太多压弯云梯，人都甩下来。此时敌人手榴弹顺声扔下来，牺牲许多人。
11日，偷袭未成改为强攻，前指发出攻击南墩、柴兴梁、郭墩敌据点的命令，结果南墩梁驻近一连人，事后才知道是头天下午从五龙山调进部分兵力，加强了这个碉堡的。我军派一个连去攻打，伤亡很大，几乎全连覆没，连长梁文郁牺牲。其它据点敌人回窜进城时在娘娘庙前被击毙、击伤多人。城外据点全部拔除，敌只守孤城，惊恐万状，准备突围逃跑，由于我军不明情况，连天下雨而撤围，敌侥幸保住了城。
这次奔袭横山城完全出敌人意料，虽然因战术上有缺点，失掉了突然性，未克县城，可使井岳秀大为震惊，起到敲山震虎之作用。敌八十六师畏我再战，怕红军继续北进，仓皇收缩兵力，固守榆林，急调“围剿”神府的部队向榆林转移，同时加强了横山、米脂的防务，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减轻了神府红三团压力。横山、米脂的守敌也不敢轻举妄动，横山以东、南、西面的广大农村一片红，石窑沟、威武、清坪等地区普遍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小组游击队，赤卫军组织大发展。靖横连成一片，我军北线出击达到了拓宽和巩固后方之目的，解除了南下作战后顾之忧。
红军主力由南往东，由南往北，两次出击，打退晋军，吓住北面井岳秀部，使陕北地区除榆林全县在敌人控制外，敌人只守绥德、米脂、神木、府谷、横山和延安等几座孤立的县城，广大乡村都成红色区域。部队壮大，武器充足，后勤改善，赤卫队、小组游击队和地方政权、基层党组织蓬勃发展，贫农会、妇女会都成立起来，广大根据地日益巩固，集中兵力打击南线东北军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西北红军和二十五军会师
横山战斗后，红军回到文安驿、玉家湾等地休整期间，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刘志丹、高岗在干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抨击了左倾冒险主义，系统地总结了西北军委和前总成立以来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高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都是不怕牺牲的战士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不是坐在办公室说来的，更不是“纸上谈兵”得来的。他说，每支枪、每颗子弹、每块解放区土地，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他号召大家要珍惜它，保护它，以利夺取更大的胜利。刘志丹在讲话中号召指战员，要戒骄戒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打退东北军的进攻。会议研究了南下作战的方案。
刘志丹、高岗在指挥解放陕北6县战斗中，特别注重了经验总结和地形勘察，每次战斗开始前亲自观察地形地物；战斗开始亲临战场，指挥战斗，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创陕甘苏区时，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同志说高岗经常深入连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询问火夫、马夫的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点滴经验并记在本子上，弥补和修正自己的看法，在大会上介绍出来，很实在。他不像刘志丹那样文雅，讲话有时很粗莽，不分上下级，不顾场合，常讲脏话，说左倾狂热病就像个鸡巴，动不动就硬起来。可是，他讲话群众爱听，语言简练、明快、易懂。陕北红军初创时期，新参军和收编民团等人员多数是为谋生而来，有的对爱国和害国的概念都弄不清。高岗给战士解释说，现在工人农民造反动派的反，国民党说是“害国”，所以爱国有“罪”，爱国者成了“害国”者，害国者反而成了“爱国”者，于是害国者镇压爱国者。战士们听了顿开茅塞。
半年来，西北红军转战陕北、陕甘地区，在西北军委、前总的正确指挥下，有时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在内线打，有时出敌不意打其不备在外线的敌占区内打，解放了大片土地；有时打大的，围歼1个团，有时打小的，吃掉1个连，还通过政治攻势，兵临城下敦促敌人缴械投诚；有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时攻坚，夺取县城和集镇；有时打击敌人的主力，有时打击敌人的控制部队。兵法上的“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围城打援”和“长途奔袭”等战术都用上了。他们的战略战术和毛泽东同志的人民群众战争的军事思想相符合的。实施了集中全力，各个击破敌人，有利时就打，不利时就走的战略，始终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周密的部署，准确的侦察，选择好战场，摸清敌人的实力，特别注意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志丹、高岗配合融洽，冷静沉着，多谋善断，随机应变。这是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同时抵制了朱理智等执行的左倾高压政策。张邦英、张秀山等老人谈到陈家坡会议后的两年时间里，一度和上边失掉联系，“左倾”路线影响不大，刘高按陕甘实际部署工作，开展革命，创造出陕甘根据地和扩大了红军队伍，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地，否则，陕北的历史可能是另一番写法。
刘志丹、高岗在总结解放六座县城经验后，特别要求部队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服自满思想。志丹告诫指战员，这些成绩不值得骄傲，更大的胜利还在后头，正如俗话说：“老鼠拉木掀，大头还在后头”。高岗说，我们不仅夺取陕甘，将来还要夺取西北乃至全国。广大指战员在讨论前指的总结时一致表示拥护，认为总结句句讲的是亲身干过的，最实际，又合理，高度概括，没有哗众取宠的东西。大家说老刘老高讲的越听越想听，听了心情舒畅，斗志增强，朱代表团讲的，越听越糊涂，气得人肚子疼。“他俩配合好，相得益彰，既有冷静的政治头脑，又有火热的战斗意志，他们的那套战术经验，是从过去多次失败中得来的，是用烈士鲜血换来，越来越精了。”有的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同弟兄们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得到弟兄们的信任，这给咱们很大帮助。他们还很注意政治工作，使指战员明确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士气极高昂。
前总正在部队休整期间，研究部署南下攻打东北军的作战任务时，西北工委送来通知说徐海东、程子华率二十五军已到永坪镇附近，要刘、高率红军向永坪集结，欢迎和会师。西北红军指战员接到通知非常高兴，表示热烈欢迎。前指随即召开会议讨论拟定《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玉家湾召开军人大会，刘、高作了动员讲话。高岗说二十五军是久经沙场的正规军，全体指战员要虚心学习他们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他号召向红军老大哥学习，搞好团结，密切配合二十五军作战，在南下作战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9月13日，刘志丹、高岗率部队从玉家湾驻地出发，14日到达永坪西北工委驻地集结，15日同二十五军胜利会师。16日举行了3个军的团长以上干部会议，互相见面，互致问候，互相介绍了经验和情况。徐海东、刘志丹在会上讲了活，庆祝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17日，朱理智以陕北代表团书记身份，在永坪镇对面娘娘庙里主持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高岗、刘志丹、徐海东、郭洪涛、程子华、郭述申、聂鸿钧、张达志、崔田夫、杨琪、张秀山、白治民、史秀云、慕纯农、王月明、王达成、杨和亭等参加会议。会上，朱理智抓住刘、高没执行他们要打绥德、延安、米脂、清涧和佳县的指示以及奔袭横山未克，肆意把原西北工委惠子俊和军委主席、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高岗说得一无是处。他置几个月连续解放6座县城和大片土地，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是当时在中国大地上革命最活跃、地盘最大的一块根据地的事实于不顾，借着二十五军的势力，恶意攻击西北工委和前指、原军委。从远道而来的二十五军的同志，不明真相，一时又无法明辩是非，加之，当时急于打击敌人的进攻，朱理智、聂鸿钧等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拉程子华(程是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二十五军的代表)为代表团的成员，顶替了刘炸夫末到之缺。会议一边倒，高岗在会上对朱、聂的错误指责进行斗争，被刘志丹制止。
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朱理智担任书记，郭洪涛副书记，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原西北工委委员一位也没保留。当时有人私下议论，省委名称加一个“晋”字，既无山西的部队，又无“晋”的地盘，只有朱是山西人。
西北军委改组，聂鸿钧追任军委主席(原已任命)，戴季英任军委参谋长，撤掉原军委参谋长朱子休、医院院长李向富的职务。原西北工委、军委部门的负责人，除原宣传部长张秀山改任供给部长外，其他均排挤在省委、军委之外。至此，朱理智等提出的“左”倾路线主张，文安驿会议上未能得逞，这次会议上占了统治地位，借二十五军的势力，党和军队权篡夺到手，为错误“肃反”提供条件。
会议还决定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改编为十五军团。9月18日(即“九·一八”纪念日)，在永坪石油矿西北红军干校门前广场上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了十五军团正式成立。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一说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副主任。军团下辖3个师，原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张绍东任师长(后叛变)、政委赵林波(后叛变)；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由二十五军派的张明先担任(后脱离革命)；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这天，当地群众从几十里路赶来参加大会，人山人海，会场上红旗飘扬，标语满墙，气氛非常威武壮观。
几天之后，高岗的政委一职由代表团成员程子华接替，高岗成了专职政治部主任。高岗的政委职务取消后，省委、军委和军团的4个正职和部门的领导职务都被朱理智、聂鸿钧等担任，大家都想不通，向刘志丹、高岗谈看法。刘、高仍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表现丝毫争名位的情绪并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还主动抽出人力和物力武装补充二十五军。二十五军从鄂豫突围出来，到永坪兵员锐减到不足1200人，武器短缺，衣着破烂不堪，经费拮据。刘志丹、高岗决定拿出一笔经费、粮食给二十五军，调500多人给二十五军补充缺员，将二十六、二十七军60挺机枪和几十门炮及一部长短枪支、弹药以及被服等调给二十五军，改善了二十五军的装备。朱理智阴阳怪气地说：“他们使用不了这些重武器。”
三、“赤膀战劳山”蒙冤下牢狱
9月19日下午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南线作战、打退东北军“进剿”的战略。徐海东、高岗和刘志丹等认真研究了作战方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大军压境，打蛇先打头，首先打掉进入苏区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如果先集中兵力打垮他两个师，挫败敌人锐气，陕北战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徐海东说：“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首先打响第一炮。”高岗以政委的身份积极支持徐海东的讲话，他坚定地说：“红十五军团成立，第一仗只能成功，给东北军一点颜色，叫张学良看看，红军就是战无不胜！”
会后，部队从永坪出发，经过3天晓宿夜行绕过延安，9月下旬到甘泉县的王家坪等地隐蔽、集结，寻机歼灭东北军。军团部召开会议，研究歼敌方案，刘、高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建议佯攻甘泉守敌，诱驻延安敌人增援，采取“围城打援”战略，歼敌于大小劳山。
当时，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的一一0师和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地区，一0七师随王以哲军部到洛川。敌一一0师六二九团第二营长陈镇藩带5个连随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及两个师的军需主任，由延安到甘泉接运西安送往延安的棉服装备。他们一进甘泉县城就被红军包围。军团部徐海东、刘志丹、高岗等带团以上指挥员到咸榆公路边的甘泉以北15公里的劳山看地形。大家一致认为大小劳山打伏击战很理想，两面山岭连绵起伏，林木茂密，咸榆公路延安——甘泉段夹在一条沟间，正好是一条口袋，便于伏击。如果把敌人装进来，正如把狡猾的狐狸装进口袋，有再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伏击战场确定后，军团部立即部署兵力，命八十一师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包围和佯攻甘泉城守敌一一0师的1个营和接运服装的部队，利用攻打甘泉诱延安敌人出来增援，遂命主力八十一师进到甘泉以北之白土坡及其东山正面堵击敌援兵，阻止其与甘泉守敌会合，配合主力预伏战场歼灭之，要不惜一切代价在白土坡堵住敌人，否则，延安援敌与甘泉敌人会合，我军将失去战机。……七十五师埋伏在大劳山东北后山上，七十八师隐蔽于小劳山两侧山地一带，骑兵团位于芦家村黄土沟地域，对敌人形成伏击圈子。
诱出延安增援敌人后堵击敌人与甘泉敌人会合，是劳山战役的攻坚战，高岗负责具体部署此翼。9月29日八十一师奉命急行军隐蔽在吴家沟待命。先遣1个团已经包围并开始佯攻甘泉县城。
10月1日，不出我军预料，延安敌人出动1个师按我军团部预定的时间驰援甘泉，象一群灰老鼠进入伏击“口袋”里。敌一一0师师长何立中骑在马上带着部队大摇大摆向甘泉行进，真是浩浩荡荡，有点欺人太甚，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劳山是延安至甘泉段最高的山，一一0师原以为红军可能在沿山设伏，在山上派尖兵和少量搜索部队，大部队顺川沿公路行进，一直未见红军一兵一卒动作，顺顺利利通过几道险要的山势。当到我军伏击圈时，敌师部命尖兵和山上的部队撤下川来，将原来一路改为四路纵队，集中快速前进。一一0师师长何立中得意地加鞭催马，乐观地对参谋长说：“红军鬼计多端，我当他们在这一带打我们的伏击，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不会再中共军的口袋阵了。”何立中得意洋洋地海口刚夸完，参谋长还未来得及回话，红军的信号枪打响了。红八十一师正面发起堵击，七十八师把退路截断，公路两旁机枪、步枪和手榴bbr>?９９ｌｉｂ.弹一齐在约二华里的敌人群中开花，立刻混响成一片，震天动地，响彻山沟。分不清枪声和手榴弹声，几千敌人象戳了的马蜂窝，向两侧山上东窜西跑，何立中带师部和直属队占了路西的山头，凭借山上的村庄顽抗，被我八十一师二0一团一个冲锋，将敌压制到一个小山头。敌六二八团拼命向甘泉方向冲来，三面火力向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压下来，企图打开一条血路向甘泉靠拢，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高岗从指挥所赶来，亲自上阵指挥该团抢占了大劳山一侧，并亲自参加战斗，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率警卫连、侦察连赶来增援，很快把敌人堵在小劳山东山。敌人向师部靠拢，抱成一团，几次反攻，妄图打通甘泉的道路，高岗指挥八十一师打回去了，并发起猛烈反击，指战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夺回来敌人占领的山头，正面堵击敌人达三小时，使敌人被迫退到小劳山村。这时太阳即将落山，我军有好几个营、连、排干部伤亡，二营教导员王学礼负伤，栾新春、谢四娃、杨玉清、李富贵等7个连级干部伤亡，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高岗顿时仇恨满胸膛，审时度势，一把脱掉外衣，一声呐喊跃出战壕带领部队冲锋，不畏生死的杀敌。杨森、贺吉祥等师团领导也跳出战壕，冒刃血战，拼命冲杀，率部队乘胜追击，攻进村子，围歼敌人。七十八师从左侧压下来，接着七十五师也投入战斗从右侧包抄过来，打的异常激烈，公路两旁地里麻叶子都打光了。有的战士受伤拉着肠子爬着战斗。到日落前将被包围的一一0师大部歼灭，师长何立中颈部中弹后丧命，参谋长范驭洲当场被击毙，活捉团长裴焕彩，团长杨德新自杀。天黑前，战斗结束。可在总结会上，把八十一师一团团长免职，要当场枪毙作战勇敢而幸存的两个营长，经高岗、李赤然等出来说话，才免于一死，实在令人费解。
这一仗是十五军团成立后打得第一个大仗、硬仗、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支劲旅，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重创了东北军的骄横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军威，打下了共产党和张学良在洛川举行和谈的基础。这次战役共伤俘敌人3700余人，击毙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有炮12门，轻重机枪180多挺，步枪3千多支，电台一部，战马300多匹。高岗在“这次战役中起了最大作用，为夺取这次胜利做出巨大贡献。高岗同志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适时赤膀上阵，身先士卒。他带头发扬了不怕死的精神，极大地鼓舞战士英勇冲杀，如果拿不下对面的山头，再晚一小时，到天黑了，战斗就无法结束。敌人会趁夜逃跑的，战场也不好打扫，好多伤员抬不下来，被冷死、渴死。”(见李赤然回忆记录)后来，陕甘宁边区到处传颂“高岗赤膀战劳山”的传奇佳话，编入小学课本。劳山战役后，流行一首顺口溜：
“张学良成什么样，日本来了不抵抗，来到陕北打内仗。丧家离妻也不枉，何立中劳山把命丧。联合红军把日抗，打回老家才高尚。”
“左”倾路线和个人权欲一联姻，必然要产生恶胎，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朱理智等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社会政策上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自然和刘、高执行的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二十五军也带来了张国焘的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戴季英把张国焘那里的一套搬来，并大加发挥。刘、高正在前方不顾生死带领红军打敌人，粉碎敌人“围剿”的紧急关头，后方朱理智指控他们是“右派反革命”，罗织他们的所谓“罪状”。
劳山战役胜利后，瓦窑堡守敌闻讯而逃，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后方机关从永坪移到瓦窑堡。
刘志丹、高岗等在前方指挥血与火的战斗，西北战场首次取得最大胜利。而朱理智等掌握了大权，有二十五军作后盾并抽给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在后方积极策划肃清“右派反革命”的部署，“没有二十五军某些人支持，朱理智他们不容易搞起来的”。所以，他们更有恃无恐了，十五军团开拔前线的第二天，省委就发出了“肃反”的指示，给高岗、刘志丹等肆意罗织许多莫须有的罪状，说他们占据农村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义”；土改时不肉体消灭地主，给富农生活出路，是“富农路线”；在民团、土匪里拉武器、改造绿林为游击队员是“土匪路线”；和国民党中爱国人士实行统一战线，是“投降主义”等等，专门召开省委会成立保卫局，戴季英兼任局长，确定了“肃清”“来路不明的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革命分子”，认定“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和二十六军中”，要“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
省委会一结束，对已经关起来的真右派反革命分子李西萍、姜绪搞逼供信，首先把供出的张庆孚、蔡子伟等抓起来，刑讯逼供。
李西萍、姜绪对朱理智、戴季英等的意图，心领神会，见风使舵，你想要什么，他就供什么，为搅混水，趁隙逃避罪责，嫁祸于人。审讯中指供谁，他们就编出谁的一堆“罪状”。接着，后方机关把张秀山、黄罗斌、高朗亭、张文舟、李启明、高锦纯、张仲良、孔令甫、胡彦英、赵起明、赵守一、汪锋、郭宝珊、贺笑晓、刘汉武、黄子文、张文华、朱子休及其妻子段秀珍等逮捕关押。他们只听李西萍、姜绪等人被逼的供词，不相信同志的辩解和创造苏区与红军的斗争事实，使肃反严重扩大化，很快波及到前方，开始大逮捕，大屠杀。他们不搞任何调查研究，不看证据，硬打硬拷，施以酷刑，捏造出许多人的名字，硬打得叫他们承认是“反 9769." >革命”。其实他们根本不敢调查，刘、高等一批老干部在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民中威信很高，贡献很大，有良心的人无法给他们捏造什么“罪证”的，群众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翻身”、“经济上救命”的恩人。所以，他们只有给刘、高扣上“右派反革命”才能把他们打倒，欺骗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因群众对右派反革命概念不懂)。
劳山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即10月4日，省委给前方聂鸿钧等送来信说后方已逮捕几个人，供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刘景范、张策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指令前方立即在军内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聂鸿钧、徐海东等研究执行省委的指示时怕出乱子，徐海东提出为避免弄错，最好等中央来解决较好，没敢轻举妄动。军团部在劳山战役中从俘敌手中缴获电文得息，朱毛红军已到甘肃的陕州，“有流窜陕甘边模样”，不能让其会合。
在军团部会上研究下步出击计划时，高岗、刘志丹主张部队西出环县、庆阳，迎接中央红军。军团会议同意高岗等人的意见，决定出兵环县、庆阳之间，接应中央红军，并将军团部的决定报告省委。省委没有同意并未答复，有人竟说什么“中央红军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徐海东、聂鸿钧等给省委去信催问后，省委才答复：在甘(泉)鄜(县)之间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这实际是按兵不动，加速了所谓“肃反”，要赶在中央红军到达陕甘之前，解决刘、高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问题，企图造成既成事实。
前方军团部没有执行在军内进行肃反的指令，仍打算西出环县、庆阳。朱理智等送紧急指示到前方，信中严令停止红军出击环县的行动，指出“这个行动可能发生事变，造成罪过”。“刘志丹、高岗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助解决。”
十五军团接到信，原地等待并写信催促郭洪涛快来。军团部把刘志丹和高岗隔离开来。高岗和杨森等被调到安塞县后方地区，以防“发生事变”。结果郭洪涛没来，来了个程子华，他有病，坐的架窝子，以十五军团政委前去执行任务。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研究，仍没敢下手，因当时二十六、二十七军有五、六千人，二十五军连补充了几百兵员还不足两千人，加之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对刘志丹、高岗很爱戴，就是二十五军的官兵，对刘、高也有了感情，他们亲眼看见刘志丹、高岗在行军中只骑马，有时还让有病的战士骑马，自己步行。特别是高岗在劳山战役中，赤膀上阵，英勇冲杀，以“刺杀手”在部队传颂，二十五军官兵对高岗产生了敬重之心。在前方抓起来，既不利于当时的紧张战斗，又怕发生事变。因而决定采取分而逮之的办法，将刘志丹骗哄调回后方工作，然后再分别抓高岗、刘景范、习仲勋、杨森、马文瑞、张策等一批党政军领导。
刘志丹随即带着警卫员谢文祥动身回后方，从下寺湾的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路过安塞县的真武洞时，碰见了省委的通讯员又去军团部送紧急信。通讯员不知底细，他认得刘志丹是军团的领导遂将信交给刘志丹，志丹拆开信看见，正是一份逮捕他和高岗等几十人的名单。刘志丹看后把信封好，交给通讯员并说：“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并给高岗写一封信，说这信你看后交给军团长，绝不能让红军打红军，他连夜到中央代表团住处去了，给他们汇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志丹和警卫员快马加鞭到瓦窑堡，结果一到就被抓了起来，连警卫员也抓起来，刘志丹的坐骑成天不下鞍，造成别人虽见不到刘志丹，以为是在忙开会，准备走的假象。随后把马也藏起来，怕人看到刘志丹的马，志丹的爱人同桂荣及其女儿贞娃(即刘力贞)天天打听，等待志丹回来，却一直未见到。后方把刘志丹抓起来，通知前方聂鸿钧等按省委通知的名单，即在高桥、王家坪、卅里铺等地将高岗、杨森、习仲勋、马文瑞、张策、刘景范等陕甘边党政领导和二十六军领导抓起来。他们作贼心虚，不敢公开抓人，都是以“开会”、“研究要事”等为名骗来抓人。保安民团胡继元、高景山(就是前面说到的为“老人过周年的高区长”)带70多名全副武装起义，跑来下寺湾找刘志丹、高岗投奔红军。白天还组织了一个欢迎会，当晚以设宴招待领导为名把10名大小头头都逮捕起来关进监牢，在军队和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战士们说：“红军的政策变了，以往欢迎来投降，优待俘虏，现在如此对待他们，以后谁还敢投降我们呢？”陕甘西区办事处主任张策是从保安骗回来的，当天下午还是欢迎民团的主持人，晚上也被抓起来，和民团头头关在一起，民团头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真是荒唐99lｉｂ.至极。之后将起义的民团头头，以土豪恶霸用黑布袋子套在头上，拉到十五军团驻地窨子沟集体挖坑活埋。
陕甘边和二十六军被抓起来的“右派反革命”，经过一番打扮，被巧装成国民党的俘虏，头上套一个布袋蒙得严严实实，从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解押送到瓦窑堡，脚上戴八斤镣，手上卡三斤铐，手铐不够，用绳子把手捆着，投入牢房。高岗、黄罗斌、郭宝珊、任浪华、孔令甫、张策等关押到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不分昼夜，轮番审讯、逼供。有人甚至诬蔑刘高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刘志丹知道自己要遭逮捕，还来瓦窑堡是为骗取党的信任”，“解放六座县城消灭白军，纯属反革命欺骗党和群众耍的花招。”张庆孚(即张胖子)是34年上海中央局派往陕北的特派员，他一到陕北按“左”倾观点指责刘、高右倾。经过一段时问观察，看到刘、高的做法是正确的，抵制代表团的做法，首先被抓起来，骂他是“叛徒”，是刘、高的“走卒”，往死里整，把他和张秀山等吊起来、鼻孔里灌辣面水，张庆孚被整得精神失常。
监狱里没有任何人道可言。监狱是特制的，原来的旧窑里做几个小洞子，没有铺盖，地上垫些谷草，叫你站不起，活动不成，一动干草吵吵作响，看守进来用刀背、枪托乱砍乱打一顿。有个“犯人”听到隔壁审讯室打得惨叫，神经受刺激拼命向外冲，进来几个战士不分清红皂白向那人戳了几刺刀，倒在血泊中，然后又拖出去砍了。“犯人”吃不饱饭，喝不上水，害病硬撑着，往死折磨，有一个“犯人”拉肚子也不让出去，便在脚地下，弄得满窑臭气熏天。“犯人”的衣服长期不脱，身上的虱子一串一串，高岗、习仲勋、张策等要求松开绑捉一下虱子，被站岗的打了一顿。高岗质问说：“为什么打我们，我们又不是蒋介石。你们有本事去打蒋介石……”站岗的说“你们是蒋介石派进来的，打你们和打蒋介石一样”。天冷夜长，不许出去小便，他们只好便在吃饭的碗里第二天放风时倒掉，然后拿来再吃饭，真是残忍至极。
在审讯中他们用尽了极残酷的肉刑，指名逼供。高岗在被审讯中，坚持了党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进行了坚决抵抗和斗争。他在监狱里还编顺口溜：“手绑麻绳脚带镣，身上披个烂麻包，头上戴个八挂帽，光脚丫子满地跑。”“不知犯了什么罪？”他的抗争顺口溜招来多次毒打。
这样，后方指名逼供的名单送前方抓，前方逼供的名单送后方抓，背靠背逼供，两面抓人。后来逼得有人连保卫局长戴季英和朱理智等也被供为右派反革命，他们气急败坏地将供词的人暗杀了，有的惨遭活埋。
陕甘边党政至县书、县长和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无限上纲，无限扩大，戕害好人，枪打、刀砍、活埋了好干部、好党员很多名。高岗等人的监狱后院已经挖了一个大坑，随时都有可能将这些人无声无息地埋掉。高岗妻子杨芝芳、儿子老虎(即高毅)成天提心吊胆打听，杨芝芳在被服厂工作也被开除，她让老虎出去看他爸爸被抓没有，见每拉回一批蒙头罩面人，老虎跑来说“又拉回来一批土豪”。后来从高朗亭那里得到高岗被抓的消息，她母子揪心裂肝，天天盼，夜夜盼老高放出来。她几次找范子文、雷恩俊打问，他们未给告诉。
这次“肃反”铸成浩劫，一批党员干部为创造和巩固陕甘、陕北根据地在陕甘边打退敌人多次“围剿”，陕北打退三次“围剿”，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枪林弹雨，铁血交织，天当被子地当炕，脑袋别在裤带上，出生入死，幸存下来的没有死在敌人枪口下，却被共产党内“左.９９ｌｉb.”倾路线的执行者关的关，杀的杀，活埋的活埋，弄得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干部躲避，群众外逃，军队恐慌，离散情绪日高。据资料记载，枪打、刀砍、活埋200多人。苏区到处议论刘志丹、高岗等“被关起来”，“二十六军的机关枪被二十五军缴了”，“二十五军是白军，假装成红军来消灭二十六军的”，二十五军也为“左”倾路线执行者背了新黑锅。不过，没有二十五军作后盾，朱理智等不敢向刘、高等下毒手。陕北苏区人人自危，区乡干部见二十五军躲起来，打发群众应付差事。军队互相戒备猜疑，冲突时有发生。有的内部互相对打缴械，有的投敌叛变，之后宗文耀、金铃等带的几股游击队叛变引发了有名的“赤安事件”、“三边事件”。陕北游击队、赤卫军准备劫刘志丹、高岗等人的监狱。被刘、高整治的地主、豪绅、反动派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打上白旗搞反攻倒算，控诉刘志丹、高岗的“罪行”，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水”活动，夺回了农民分得的土地、财物，搞得根据地党政军民惶恐不可终日，党政领导机关不出来制止。地主豪绅逼债户交付已经宣布废除的债务，从而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共产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人心冷淡，各有散心，部队战士开小差成风，领导辞职当战士。
以朱理智等为代表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对边区党和革命造成极严重损失，吴生秀说：“不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刘志丹、高岗他们要被整死的。”在习仲勋的回忆里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天意也吧，机遇也吧，他们在断头的时刻被挽救而幸存下来者，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忠诚！
第八章 把中央红军迎回“家”
在陕北腥风血雨的“肃反”正在进行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红军经过11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现吴旗县城)。从此，陕北苏区成了党中央和红军总部“落脚求生，东山再起”的根据地，在黄土高原找到了“家”，建家创业，将几乎走投无路、生死悠关的中央红军引向夺取胜利的坦途，且使之充满了朝气蓬勃和巨大活力，揭开中国革命胜利新的一页。鲁迅先生知道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写信祝捷：“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而蒋介石在峨嵋山上听到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消息，他对左右沮丧地说：“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灭毛，非人力所及也。”
一、毛泽东给他松了绑
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开始转移并不是远离江西，到了贵州两进遵义，未能在此地落脚，随后打算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最后改变为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都未如愿以偿。后来他们一直到了甘肃更不明确落脚点，前途茫茫，去宁夏向外蒙发展？向苏联发展？没有一定的明确方向。1935年9月中央红军选择陕北是从偶尔捡到一张《晋阳日报》上有一则消息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红军和根据地而确定的。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对部队进行改编，将中央纵队和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支队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会议决定去陕北。当时三军团只剩2000多人，彭德怀对三军团讲话时流着眼泪。毛泽东在会上说：陕北有自己人，那里有个“家”。这对人困马乏，损失惨重，前途茫茫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晋阳日报》为解晋军失败窘境，夸大陕北红军的实力，为中央红军指明了方向，对救中央起了重要作用。
部队改编时还有14000人，不足一个月时间到吴起只剩不足8千人，如果没有陕北落脚点，再拖两个月，后果很难设想，西北历史可能改写。
高岗、刘志丹在劳山战役中知道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红军已转战到甘肃，他们天天盼，夜夜盼，时时盼中央红军到陕北。
刘志丹、高岗正处在被枪毙、活埋的关键时刻，毛红走在前边，筹集经费超额完成任务”，号召各县“向秀延县学习，向秀延县看齐！”中央军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刘志丹)把秀延县树为扩红榜样，立为“擂台”。在秀延县的带动下，加快了陕北地区扩红的进程，到1936年春完成扩大红军任务2万多人，给新成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和为东征、西征输送了大量兵员，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为了扩大北线回旋余地，1935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组建临时北路军，刘志丹任指挥，宋任穷任政委，带领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高岗、张爱萍带领直属中央军委二路骑兵团和陕北游击师(原米西、横山游击队)，从瓦窑堡出发向横山地区挺进，打击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北部根据地“围剿”，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12月28日，北路军发出《告井岳秀部队书》，号召井部弃暗投明，与红军一道抗日救国。
12月30日，中央决定成立二十八军，下辖三个团，1200多人，在横山石窑沟地区召开军人大会宣布成立。以绥、吴战斗团改编为一团；陕北游击师改编为二团；安、清独立团改编三团，刘志丹任军长，政委宋任穷。
1936年1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刘、宋：“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敌援，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宋等，“要红七十八师开始南移，归还主力，到瓦窑堡附近集中待命；陕北游击队和骑兵团仍在北线行动，消灭井岳秀的小股部队，并迷惑该敌，使其不知道七十八师行动的目的。”
刘志丹、宋任穷、高岗、张爱萍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电令率北路军，经绥德县三眼泉(今子州县)、横山县的石湾、石窑沟、武家坡等地，整编游击队，扩充队伍，扩大影响，壮大声势，掩护七十八师转移。于腊月15日直逼横山县城跟前集结，当晚，先锋军摸到县城周围侦察敌情。16日晨，红军两个营攻击五龙山守军，一连国民党军闻讯弃寨逃跑。中午，指挥部命令各部队在曹动之、吴亚雄的骑兵游击部队、赤卫军的配合下，全面包围了横山县城。下午三时左右战斗打响，红军首先向李家洼、五里墩等城外守军发起进攻，不到半小时占领县城外面的全部敌人据点，并歼灭了部分敌人，其余敌人逃回城里。国民党军张子英部固守孤城，惶恐不安。刘志丹、宋任穷、高岗、张爱萍对横山守敌围而不打，在“围城打援”中消灭一部敌人。达到了掩护七十八师暗暗南移和敌人北调，加强榆林和米脂、绥德一线，扩大红军影响的目的后，主动撤出战场，到石窑沟等地休整，欢度春节。期间，中央命二十八军返回瓦窑堡。
2月19日，刘志丹、宋任穷致电周恩来：
甲、我们拟以五天行程到达瓦窑堡。
乙、关于独立营及游击队的布置，我们意见米西独立营及第二支队十五日已出横山与波罗之间活动，并散布谣言察横山，波罗二处无敌情，该部即渡过无定河在横山以北以西活动。在横山、波罗之间活动，再经横山以西向横山活动。第二支队在水地湾，周家硷、三皇峁一带活动。第三支队在武家坡一带活动。以上布置今晚电发，以便告诉米西县委。
骑兵团仍按原定向伊盟行动。
第二次打横山达到了为红军东渡作准备的战略目的，使神府、佳县和吴堡的守敌迅速抽兵北调，集中兵力固守榆林等地，刘志丹率二十八军从瓦窑堡出发经吴堡到神府过河东征。
陕北红军两次攻打横山，当地群众编出信天游和顺口溜：
“三十个马队两杆号，一队队红旗朝北摇，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
“对面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刘志丹是清官，坐上飞机打横山，一心要共产，……”
英雄刘志丹，一心要打横山，他带上少先队，又带上红军团。
红军出了营，带上了赤卫军，手枪红缨枪，消灭白匪军。
来到横山城，四面包围定，打开横山城，捣毁敌营盘。
机枪腾腾腾，大炮轰轰轰，蒋介石打内战，一定要完蛋。
“高岗刘志丹，百姓都喜欢，解放横山城，人民把身翻。”
高岗等从禁闭出来不以右派反革命对待了，但在信任和使用上，仍受着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干扰，实际未能得到彻底平反，正确使用。头上仍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对反革命自由主义”两顶帽子。刘志丹至阵亡这两顶帽子还戴着。正如李维汉回忆里说：“当时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不是公正的。”张秀山说：所关押出狱的领导干部，都降职降级使用，习仲勋当环县书记，惠子俊当赤安县组织部长，杨森、杨琪、黄罗斌、王世泰等高干当独立营长、县军事部长，他自己去红大当教员，高岗带十几人、马打发到伊盟草地。刘志丹、杨森、杨琪在东征时都牺牲了。
打罢横山后，高岗按中央决定到伊盟开辟根据地，被任命为伊盟工作组长(一说陕北省委书记)带骑兵团开进长城线的陕北和伊盟边界。抵抗日寇从绥蒙而来，他带领的骑兵团基本是一个空架子，挂着中央军委直属陕北骑兵团的番号，原骑兵团人马武器抽得七零八落，只有十几人、马、枪，人马靠自己扩，枪支全靠他自己从敌人手里夺。
开展创建三边和伊盟根据地几乎是“白手起家”。高岗到靖边由曹动之、吴亚雄和郝玉山、马腾保的游击队给调一些人马和武器。开辟伊盟地区力量单薄，装备极差，供给困难，没群众基础，开展工作困难可以想见。可“左”倾路线执行者都担任重要职务，还说什么“中央刚来，不了解陕甘、陕北的情况”，想方设法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歪曲历史，欺骗中央。他们向中央党务委员会夸功说他们创造了十五军团，把自己打扮成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造者，将“肃反”错误全推给聂鸿钧、戴季英，与他们没有责任。党务委员会讨论出狱同志的党籍时，有人仍认为刘志丹、高岗等“存在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自由主义态度。”在他们的干扰下，使平反工作留下一条尾巴。贾拓夫到关中任特委书记要高岗任司令员时，有人说“他没能力，做不了。”毛泽东叫高岗任陕北省书记，他们在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跟前嘀嘀咕咕说高岗的坏话，毛泽东气愤地说：“在实践中考验，他是真革命，会为抗战奋斗，为人民服务；是假革命让他们跟敌人跑去”。1945年秋，西北局高干会上座谈西北历史问题时，马文瑞说，实际上象苏武牧羊，把高岗“流放到沙漠草地。”
第九章 开辟陕宁蒙边根据地
高岗是伊盟地区点燃革命火炬，传播革命真理，领导人民冲破黑暗，迎来曙光的第一个共产党人。1926年秋，陕北革命初创时期，高岗只身到伊克昭盟的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在纳林河成立第一个党小组，播下革命火种。10年后的1936年春，他率骑兵团开到伊盟地区，贯彻执行党中央《三五宣言》，开创绥蒙根据地。他坚持“接近上层，争取中层，团结下层”和“不拉土豪劣绅”的方针政策，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组织和民族自治政权，扩充军队，戌守北边，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在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为我党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探索了经验，做出了贡献，赢得了蒙古民族的爱戴，他们亲切地称“我们的高司令”。
一、“长城扬威”赶走“黄马队”
1934年赤源县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沿长城的威武、清坪两堡东、南地区成了解放区，长城北面有曹动之、吴亚雄、郝玉山等带领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夏，靖边解放后建立了长城、威武、清坪等区乡政权，游击队活动异常活跃。秋冬，大部队南下作战，打击“围剿”苏区的东北军又遭错误的肃反，敌人趁机将魔瓜伸进靖边等地。傅作义派一支骑兵部队进驻张家畔，士兵着黄衣，马是土黄色，故群众称“黄马队”。黄马队进驻后，勾结惯匪张廷芝和靖边、横山的驻军、地方武装以及投敌叛变分子，串通一起，四面出击，为非作歹，“围剿”苏区，到处掳掠抢劫，捕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基层干部，残酷迫害群众，破坏苏维埃政权，逼迫群众交粮送草，摊派苛捐杂税，修寨建堡，成立保甲，逼民上寨，瓦解我党政组织，加强反动统治。赤源县六区主席投敌后向闫家寨子反动派递送情报，密告游击队组织和活动情况，出谋划策攻打苏区党政机关。八区主席杨国太叛变后充当了国民党横山县威武堡清乡团副队长(51年被镇压)，带引国民党队伍多次袭击我区乡政府。。横山县五堡民团团总曹仰汉(后被镇压)带领民团到威武、长城、清坪解放区清户口、查“敌情”，建立“铲共义勇军”和“肃反”组织，进行“肃反”，消灭“赤匪”。他们组织建立连环保，一家有事，全甲担保，隐藏不报，与“匪”同罪，先后杀害了我区乡干部许怀生、韩步云、孙祥清、邵二骡、刘应歧、张文广、张继生等多人，严刑拷打赤卫军干部卜培英、张宝山等。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长城内外的情况下，革命队伍内少数不坚定者动摇妥协，有的脱离革命队伍，个别的投敌叛变；有的当了敌人的走狗，摇身一变成了“铲共义勇队”的头头，带领还乡团和投敌叛变分子，借助黄马队势力和熟悉当地情况大肆骚扰，使陕蒙边界、长城内外我区乡政府一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坚持下来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转移到无定河以南山区活动。芦河北及长城外被敌人侵占，刚获得解放的人民又处在黑暗统治的水火之中。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瓦窑堡发表了《对蒙古人民的宣言》(亦称三·五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蒙古人民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一条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宣言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妄图实现其“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中国”的侵略野心。宣言指出日本侵蒙的目的是“把你们的土地当作战场，人民当作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最后消灭蒙古族。何况还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作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
党中央政治局于35年12月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族)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宣言、决定为蒙古民族解放斗争指明了方向，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号召蒙古族要“自觉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可欺也。”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高岗以毛泽东指示为指针，以“宣言”、“决定”为武器，率部到塞外开展革命工作，计划到东胜一带开创根据地。
伊盟，位于鄂尔多斯草原和毛乌素沙漠腹地，在陕、宁、绥三省区交接处与山西晋西北隔河(黄河)相望，属陕甘苏区的北大门，又是日军从绥远向陕甘苏区进攻的前哨重点，日伪、蒙奸和国民党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开辟伊盟地区的革命工作，创造根据地，争取与团结强悍的蒙古民族一道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保卫党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伊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频，也是物华天宝之地，盛产食盐、煤炭、皮毛，又是中华民族发祥地——河套地区。据史志记载，远古时期，这里是汪洋大海，到侏罗纪变成了陆地，北部的阴山拔地而起，伊盟东部和接壤的神府、榆横属下游地段，地下水位高，沙泥土质沉积，为植物生长提供了条件，形成茂密森林地带。秦汉时代，毛乌素地区是“沃野千里食稼殷积”，“水草丰美”，“群羊塞道”的农牧业均为发展的“塞外桃园”。公元400年初，匈奴赫连勃勃在“骇浪惊涛”的无定河畔修筑统万城为大夏王朝国都，居民20万，甚是繁华，是个“临广泽而带清流”的都市。唐朝中后期，由于民族间纷争频繁，争夺这块宝地的战争迭起，屯兵、战争、开垦和放火烧荒致恶性循环，到公元八、九百年，逐渐退化到茫茫沙漠，统万城(即白城)“深处沙漠之中”。清朝时期破坏更为严重，腐败的清王朝以“借地养民”的名义，大量放垦，到解放时期伊盟80％土地沙化，沙漠面积达1750多万亩。伊盟各族人民处在食不胞腹，衣不蔽体的境地。伊盟人民渴望革命党来拯救。
伊盟地区是强悍善骑射的成吉思汗的发迹和陵寝之地。曾经在这里发生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和本世纪二十年代旨在反帝反封建王公贵族的“独贵龙”运动，给予反动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勾结蒙奸德王和李守信侵占华北和内蒙地区，妄图征服满蒙乃至占领全中国。抗日战争中，日伪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把伊盟作为从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与我争夺甚为激烈。
1936年1月底，高岗带骑兵团开到张家畔、龙洲界一带活动，和这里活动的曹动之蒙汉游击队会师。广大群众奔走相告“大红军上来了！”骑兵团和游击队形成打击敌人的拳头。正在策划打击“黄马队”的部署，黄马队慌忙逃回绥远。高岗率骑兵团收复了张家畔作为立脚点，招兵买马向伊盟地区扩展，相继解放了柠条梁、掌高兔、大石砭、黄大梁、雷龙湾、巴兔湾、纳林河等地区，拔除十多处敌人据点，恢复和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党组织，扩大红军，拓宽游击区。1936年2月张爱萍为此作诗一首《长城扬威》：
瀚海万顷起波澜，长城内外铁骑暄。
连克柠条(梁)张家畔，百里扬鞭奏凯还。
二、打开伊盟统战局面
张家畔收复后，高岗指挥部队乘胜开进伊盟的乌审旗，宣传“三五宣言”，开展游击运动。他针对蒙古民族好客、厚道和拈香拜把的风俗习惯，广结“安达”(即拜把)，交识了一批蒙古族上层人士和伊盟群众，争取团结蒙族和汉族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日军和国民党军阀，点燃了伊盟地区少数民族解放斗争的燎原烈火。
2月，高岗在榆地沟(现属横山县塔湾乡)何满金家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乌审县苏维埃政权，在思家洼(即长城区所在９９ｌｉb?地)宣布成立了伊盟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乌审县委，设置一套与汉族地区一样称谓的党政军群机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田万生，县委书记赵成书，组织部长曹步诚，宣传部长白永成，军事部长李林凡，公安局长张文清。还组建了一支20多人保安队，负责保卫苏维埃政权。
这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建立县级政权。乌审县党政机关建立后，高岗指挥骑兵团积极配合乌审县新政权开展伊盟革命活动，宣传中共路线、政策，做好内蒙古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在牧民中发展中共组织。高岗深入蒙族群众，亲自发展牧民武八石、兰庆山、陶日告岱等加入中共组织。由于生活、语言、风俗不同，开展工作极为困难，派出去的干部以放牧、赶脚、货郎、行医、安牙、画画、算命等为掩护，有的当喇嘛，学佛经，采取拈香结拜、送礼品等办法拉关系、搞工作；有的打进王府内部，视探情报，分化瓦解，接近上层，争取中层，团结下层。
乌审县政府成立后上报中央，受到中央的批评并令撤销了乌审县政权。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成立乌审县是错误的，改旗设县是大汉族主义的做法，伊盟地区刚开展活动，在蒙古民族地区搞县制会引起蒙古族人民的怀疑和不满。中央指示说：“今天在蒙人中主要策略应该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我们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和习惯，不急于赤化蒙地，意义在于使其成为一个缓冲地带以应付敌人，减少敌人进攻乌审的借口，使乌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统一战线的组织及工作，以对付内蒙凶恶强大的民族敌人。……要把乌审旗作为一个模范。”尊照中央的指示，于2月底将乌审县政府撤销了，中共乌审县委改为乌审旗工委。事实证明，中央的指示英明正确，当时有些蒙古同胞对成立乌审县很不满，怀疑是不是要占领伊盟地区，及时纠正错误，受到蒙古族的好评。高岗经过这次乌审县成立和撤销的变动，进一步理解、明确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乌审旗和横山接壤，两地群众结亲、交往甚密。高岗在横山一高和榆林中学上学时，结识一些伊盟的学生，了解蒙古族的风俗和习惯。1926年秋，高岗到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据伊盟党史资料记载：“陕北共产党创造人之一的高岗和一位姓思的，一个姓魏的人(即魏刚)，在乌审旗河南地区，与牧民巴音图等人歃血为盟，结为‘拜识’兄弟，说明他们不是第一次相见，而是早已熟悉了。高岗是迄今所知第一个进入伊盟的中国共产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红军在陕北活动、战争时，高岗派曹动之、陆占金等在蒙古族人民中开展统战工作，发展中共党员，做乌审旗保安司令部的统战工作，王爷府那素营长即到横山找高岗协商边界纠纷。1936年春，高岗带骑兵团到长城线一带活动，乌审旗保安司令部的副官奇国贤闻讯决心投靠红军，
通过地下共产党员张金贵引荐来到骑兵团驻地，受到高岗等热烈欢迎。他们杀猪宰羊，款待奇副官，并由王维杰老人扶香，高岗、张爱萍、曹动之、吴亚雄、田万生、张金贵、赵成书、高德义和奇国贤拈香结拜，歃血结盟为生死弟兄。晚上吃喝弹唱，热闹非常。在场群众即席纵情唱起蒙汉人民心连心的歌曲，为结盟宴会助兴。
脑畔上苦菜根连着根，汉人蒙人心连着心。
黑天半夜没一点点明，共产党就是那指路的灯。
第二天，高岗、张爱萍陪同奇国贤到羊虎台骑兵团营地参观。红军全副武装，列队欢迎奇国贤，暴风雨般掌声和口号响成一片：“热烈欢迎乌审旗王爷府副官！”“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大汉族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举行的欢迎大会上，高岗、奇国贤分别讲了话。
会后，高岗等向奇国贤交谈了乌审旗情况，布置了开展乌审旗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高岗说：“奇副官来找共产党，和我们交朋友，参加革命，我们十分欢迎。bbr>乌审旗蒙古族人民受压迫最深，我们要帮助你们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希望你回去多联系蒙古人民，广泛开展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
“我早就听说红军是真心实意帮助蒙古人的。我在北京、西安亦有所闻，我看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将来是要得天下的，百闻不如一见，共产党、红军如此关心蒙古人的事业，我们蒙人有希望了。”奇国贤向高岗谈了自己的看法。
曹动之说：“我们如今拈了香，就是一家兄弟嘛！党中央、毛主席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奇副官回去后多跟王公上层联系，宣传党的政策，和我们一道工作，并以副官的身份团结好部队中的兄弟。”
奇国贤离开部队驻地时将一匹大青鬃马赠给高岗作为坐骑，还赠送了一些酥油、奶酪等蒙人食品。高岗代表骑兵团送奇国贤一头骡子和两支马枪及一些子弹。奇国贤在接受礼物时说：“草原上的人最善于识别狼和羊，成吉思汗的子孙懂得怎样与朋友交往。”
高岗到伊盟做蒙古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首先在乌审旗王爷府打开局面。奇国贤回去根据高岗的要求一心投入抗日民族统战工作，向乌审旗王爷奇德山和他的部队宣传中共的民族统战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奇德山为和共产党拉关系提任奇国贤为协理，先后争取团结过来奇金山(保安部队副团长)和奇国华(王府队长)、那素(王府营长)、王悦丰(保安部队中队长)等投入革命，此后拉出一个团的兵力，在我党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民族武装，为开辟乌审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奇国贤身在乌审旗王府，经常和中共负责人高岗及乌审旗工委负责人曹动之、田万生等同志联系，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向蒙古同胞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蒙古青年跟共产党闹革命，打倒日本。先后有赵玉山、存根等一批蒙族牧民走上革命道路。高岗争取一人，团结一层，联系一片。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的“内蒙民族正在将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在高岗的领导下驰骋于古长城内外、无定河两岸的陕蒙宁边的伊盟草原和陕西的横山、靖边、定边及宁夏的盐池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运用政治宣传和武装开路的措施，除恶扬善，打富济贫(汉人地区)，扩充武装，建立组织，筹措经费，准备进入东胜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6年3月，高岗、张爱萍率骑兵团向北开进时，由张爱萍指挥在胡石窑沟(现属横山)宣传抗日，筹措经费，没收烟土(这里种洋烟)，被横山县响水、党岔国民党驻军500多人包围。骑兵部队正在吃饭时，敌人突然三面发起攻击，骑兵冲，步兵围，红军奋起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毙伤敌几十人，终因寡不敌众又在沟里，骑兵无法展开而被敌人打散。张爱萍等率小部分战士冲出包围。正在波罗某村召开地下党员会的高岗闻讯，会未开完迅速跑到波罗沙河等村，集合了被冲散的骑兵队员。这次战斗损失很大，我骑兵团伤、亡惨重，还牺牲了三连指导员齐志珍。战士张生荣(外号叫灰张四)等三人被敌人围到无定河边黑峁墩河滩，敌人口喊交枪不杀，其他两人把枪放下，被敌人“叭！叭！”两枪打死。张生荣见交枪也活不了，急中生智，趁鞋子陷进泥滩里拔出赤脚片子没命地向沙坡爬上去，敌骑马上陡沙坡不行，只管打枪。张生荣跑中觉得左肩下一震，跑到沙窝里鼻口出血，浑身汗水淋漓，脱下衣服一看，棉袄被子弹打开一个窟窿，子弹头还在羊毛絮里装着。张生荣说：“看到子弹在衣服里，盘算起真害怕，多亏老先人没做亏人事。”高岗听了张生荣报告后说：“灰张四急中生智，捡得一条命，真是死里逃生，三生有幸。要不是把鞋脱掉，沙坡就爬不上去，可能成烈士了。”他号召部队学习张生荣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扛枪杆子就要不怕死，才能你死我活，遂决定提任副排长。
这次战斗中，骑兵团被敌人虏了几名战士。敌营长派兵将红军战士往榆林押送，路过鱼河堡天黑住宿，锁在一房子里的红军战士互相背靠背把绳子解开从窗子爬出，将敌兵砸倒，逃跑回来归队。高岗说“你们干得对！你不砸倒他，送到榆林就没命了。”
由于在胡石窑沟战斗受挫，张爱萍被调到瓦窑堡红大学习，作了检讨，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进军东胜计划取消。
高岗率部队回到长城区楼沟等地休整。他对田万生说“胡石窑沟这次失利，完全吃大意的亏。他们正在弄饭吃，山上连哨也没布，只顾收没富豪洋烟。敌人来得急，他们只有向西沙撤。但西沙又是陡坡，无法快速撤走，部队被打散了。”“这次一无所获，牺牲一个指导员，张政委险些送了命。此仇迟早要报！”为了扩充民族武装，高岗从骑兵团抽出几十条枪给乌审旗工委和长城区，武装了地方游击队，工委和区乡干部都有了枪，既是政权机关干部，又是游击队的领导和队员，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提供了条件。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在高岗的统一指挥下，有分有合，需要集中就集中起来，需要分散游击就分开活动，出没在长城内外的沙漠草地，拔除了乌审旗和靖(边)横(山)边界的敌人据点，摧毁了保甲制。然后，骑兵团向柠条梁、安边、定边和宁夏盐池县发展，开展游击活动，侦察敌情，扩大影响，以策应和迎接红军主力西征。
红军主力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奋勇东征前进时，蒋介石、闫锡山纠集大批军队对红军反扑。蒋介石飞抵太原亲自部署进攻东征红军的事宜。红军在敌优势兵力的压迫下逐步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高岗指挥骑兵团、游击队在西线战场打开局面，为红军主力西征创造了条件。
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促成国共一致抗日，毛泽东主席率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以保存抗日力量。5月初，党中央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旬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军队纪律，提出了西征的战略决策，决定成立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了西征的命令。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东征取得了大胜利，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队伍，还筹备到粮款。他最后用极低沉的语调说“我们也有很大的损失，这就是刘志丹同志阵前牺牲了……”
红军回师陕北很长一段时间，高岗获悉一起战斗十多年的亲密战友刘志丹牺牲的噩耗，痛哭流涕，没想到他抗日的壮志未酬，竟倒在东征抗日的路上，“出征初捷身先死”。他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协助西征主力解放柠条梁、定边、盐池，开辟陕绥宁边根据地。
西征野战军分两路向甘肃、宁夏和三边挺进。左权为军长、聂荣臻为政委组成左路军率8000多人，经永坪、蟠龙、吴起西进，连克曲子、环县、阜城等地，直抵宁夏清水河一带，解放了大片地区。徐海东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组成了右路军率6000余人，从延川、贾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保安等地向三边高原进发。高岗率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迎接红军主力西征，积极提供敌情，配合作战，动员群众筹粮备草，保障后勤供应。
5月27日，高岗率骑兵团配合红军主力二十八军首战靖边县柠条梁告捷，旋即包围了安边城守敌。6月17日解放了定边县城，全歼守敌3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180匹马及物资。红军乘胜前进，于19日配合韩先楚、崔田民率领的七十八师，包围了宁夏的盐池县城，经过两小时激战未克。20日，七十八师围城不打，高岗布置骑兵团到城周围做群众工作，侦察敌情，摸好地形，了解到守城之敌对马鸿逵的统治不满，不会顽抗的情况。根据侦察的情况，高岗提议强攻盐池县城。21日集中火力发起攻击，一举攻克盐池县城，汤浇蚁窝，歼灭守敌一个营、一个民团和县警队等近千人，缴获战马200多匹和大量枪支、弹药、物资及一部电台，击毙敌营长孙兆祥和公安局长。5天连克两县城一镇，高岗亲自组建了定边、盐池、安边三个县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立即进行组织动员恢复城市战争创伤，整顿城市秩序，开展工商营业，发展生产特别是盐业生产，为巩固三边和开辟伊盟后套地区提供了前提和建立了后方基地。至此除安边城、闫家寨子敌人占领外，三边城乡一片红。
三、开辟绥蒙后套根据地
定边、盐池解放后为开创绥蒙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高岗借助红军主力西征所向披靡的东风，积极准备进军绥蒙后套的部署，先派田万生等到召皇、三段地了解敌情，观察地形。田万生在侦察敌情、地形时，从一个大边商闲谈中意外地获知榆林驻军派部队已到城川增援安边守敌的情况，他连早饭未顾吃疾速回来向我围困安边的部队、高岗等领导汇报。围城部队及时调整部署，伏击了增援的敌人，取得胜利，使榆林敌人再未敢轻举妄动。
其时，中央决定成立蒙古游击队指挥部，任命高岗为司令。他率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先后从盐池县、定边县出发，向鄂托克旗驰进，武装开辟绥蒙后套根据地。他们宣传“三五宣言”，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反动势力，清剿土匪，动员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抗击日寇的入侵。红军在日夜急行军中，触动了高岗追古思今的幽情，他竟然讲起了历史故事。一个支队长风趣地说“王昭君出塞为了蒙汉人民团结做出贡献，留芳千古。我们红军出塞，解放蒙古民族，功垂万年！”在行军中，针对部分战士对草原骑兵作战畏难情绪，高岗动员能编善唱的战士自编自唱起攻打骑兵战歌：
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敏捷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快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
我们是无敌的铁红军，打垮蒋贼百万兵，
努力勇敢打骑兵，我们百战能百胜。藏书网
这么一唱，消除了部队夜行军中的疲劳和一些战士害怕敌骑兵的心理，浑身是劲，跃马扬鞭，越走越快。这支兵强马壮、英勇善战的铁骑经过两天昼夜兼程，沿途赶跑和打散傲包池、苟池、北大池和哈拉腾、召皇一带盘踞和流窜的几股土匪和民团，骑兵团开进了二道川、马场井、三段地。司令部驻扎在水漫塘指挥部队消灭土匪，打击民团，赶跑了马鸿逵的驻军，将盐池夺回来。解放了鄂托克旗大片地区，建立了伊盟地区的第二块根据地。骑兵团初到三段地，在国民党和王公贵族的反动宣传下，不少蒙古群众不了解红军的政策，有些人逃到草原、沙圪劳里藏起来，一些汉人也把粮食财物藏起来。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沙漠地带，部队供给成严重困难。7月13(即农历5月25日)，民间传说是龙王爷聚会布雨的日子，马场井一个龙王庙上聚集很多人求天降雨，杀羊领牲。炖在锅里的羊肉快要熟的时候，高岗带领红军路过，群众见红军来了惊恐万状，以为羊肉吃不成了。高岗随即发表讲话：“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帮助蒙古族同胞打反动派，抵抗日本的进攻。”经过他和蔼亲切和深入浅出地讲解红军的政策、抗日主张和纪律，蒙汉劳动人民是一家的阶级兄弟的宣传。群众交头接耳，议论红军并不象“杀人放火”那样的“土匪”，大家要红军吃羊肉。高岗说：你们领牲求雨，羊肉应由你们吃，龙王爷才认为你们诚心，说不定就降雨救生了。大家都笑了，气氛轻松了，消除了害怕红军的心理。
面对困难形势，高岗亲自组织部队学习有关民族政策，讲解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严格红军纪律，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配到各地挨村逐户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消灭土匪、民团。部队所到之处，严守纪律，对蒙民的财产秋毫无犯，所用的生活资料和战马的草料平买平卖，对蒙汉同胞一视同仁，还组织帮助老艺人编写二人台演唱，从政治舆论上粉碎了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的反动宣传。经过一段活动改变了蒙民的看法，他们认识到红军和白军不一样，红军是保护蒙民利益的军队，是为蒙民报仇的。从而骑兵团在鄂托克旗站住了脚根。有不少蒙人找骑兵团，控诉敌人的暴行和王公贵族对他们的欺压和剥削罪行。
鄂托克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东南靠毛乌素大沙漠，西临都思兔河，北壤海勃湾，是内蒙古与陕西、宁夏交界处，是蒙汉回族杂居之地，统治者盘根错节。据有关资料记载：满人入关前，这里水草丰茂，植被完好。自清朝统治以来，统治者进行掠夺性的乱垦、乱伐，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变成了“风起沙扬黄龙滚，千村万户被沙吞，道路被阻难通行，十年种田九年空”的悲惨景象。到民国年间，国民党实行大汉族主义，反动军阀，地方民团，土匪流寇成群结伙，轮番流窜骚扰，搜刮残害人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随着骑兵团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蒙民提高了认识，积极拥护共产党，拥护骑兵团，不少牧民参加红军，牧民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同时建立起中共鄂旗工作委员会，金生华任书记(后张生智)，副书记曹步诚，这是内蒙地区建立的第二个县级中共组织。鄂旗工委建立后进一步扩大宣传，进行“抗日保蒙”和“抗日救国”教育，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保蒙运动。高岗帮助组建了一支鄂旗工委游击队，骑兵团给游击队调20多支枪。他要求用枪杆子保护蒙民利益，对那些反共和破坏抗日的分子坚决镇压，对蒙古族基本群众广泛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在提高蒙古族群众抗日保蒙、抗日救国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建立抗日群众组织，以发展和巩固根据地。
鄂旗工委是秘密组织，对外称招待所，专门接待蒙、回族群众和上层人物，协助解决实际问题。鄂旗工委特别重视蒙古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蒙族群众跑来招待所和骑兵团诉苦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告国民党的，告民团的，告土匪恶霸的，告王公贵族的。高岗主持召开旗工委、骑兵团领导会议，根据蒙民反映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讨论了如何深入开展工作，争取广大蒙民的问题。高岗对工委、骑兵团领导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初来时群众躲我们，经过一段工作群众找我们靠我们，这是很大变化，说明我们工作成绩很大。我们不解决群众关心的具体实际问题，群众又会不相信我们。会议根据高岗的意见，反复研究讨论做出三项决定：①在汉人聚居地区，开展挖匪根，斗恶霸；②广泛发动群众，在分清敌我的基础上，组织农、牧、青、妇等抗日救国会；③深入宣传“三五宣言”，争取王公贵族抵御外侮，保障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权力。高岗在会上强调要求在开展斗恶霸、打土匪运动中，将他们(主要是汉人)掠夺老百姓的牛羊、土地财物没收回来，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发动农牧民和青年妇女建立抗日救国会，在基层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成立鄂旗抗日救国会，对蒙回族做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广大蒙回族人民共同抗日，消灭反动派。要利用请吃送礼、拈香结拜等各种方法，拉拢关系，疏通渠道和王爷谈判。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中层人士，增强蒙汉人民是一家的观念，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决定”和高岗的具体指导下，鄂旗工委以三段地为中心，普遍建立“蒙古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和农牧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出现了抗日救国热潮。
8月，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高岗指挥骑兵团开到陕甘宁交界的山城堡、惠安堡，配合主力部队消灭胡宗南一个半旅，在庆阳歼灭了马鸿逵的冶成章(外号野骡子)旅一部。10月初，高岗率骑兵团从豫旺出发，晓宿夜行两晚疾驰100公里，偷袭甘肃会宁县城，配合主力全歼守敌，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一定的贡献。西征战役共歼2000多敌人，缴获战马500多匹，筹集大批财物，拓宽大片地区。之后，他又率部转战到鄂旗，在群众抗战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组建自治政权，国共合作后改为抗敌后援会。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10月间在三段地召开一次军民大会，苦大仇深的蒙古族同胞控诉了军阀、民团、土匪和反动的王公牧主的压迫、剥削的罪行。参加大会的人很多，男女老幼，蒙、汉、回族都有。高岗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的讲话不时被“蒙汉人民团结万岁！”“共产党万岁！”“拥护高司令！”等口号声所打断，掌声经久不息。高岗讲话中指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它的任务是抗日救国，为蒙、汉、回等民族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他说红军进行西征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胜利将推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使与会者进一步明确了大好形势。接着讲了内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史，从反抗奴隶主、封建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扫清灭洋和“独贵龙”运动到共产党成立，讲到蒙古人民革命斗争进入到现在的新阶段。从长期斗争实践证明，只有跟共产党走，内蒙人民才能彻底解放。当前，日寇的魔爪又向内蒙伸进来，这就要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蒙汉回民族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武装队伍，拿起枪杆子，跟上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闹革命，求解放，过幸福生活。
高岗的讲话对与会群众鼓舞、教育很大，当场就有几十人报名参加红军。会后，各族人民奔走相告，会议精神不径而走，到处谈论革命、红军、抗日救国和求解放的道理。这次群众大会是骑兵团进入鄂旗以来规模很大的一次大发动、大动员会。蒙古青年踊跃参军，骑兵团队伍不断壮大，还建立了游击队、自卫军，红军的声威越来越高。
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形势的发展，高岗抓住时机，派周仁山、田万生等进出王爷府、喇嘛庙，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宣传“抗日保蒙”政策、红军的主张，使阿拉庙的大嗽嘛、鄂旗王爷、保安司令章文轩也接受了我党我军抗日主张，达成不破坏抗日救亡工作的协议。
特务、汉奸对鄂旗形势的变化恨之入骨，到处造谣破坏，说什么共产党要“打倒王爷喇嘛”、“共产党共产共妻”，“把当官的蒙人都换成汉人”等等。鄂旗工委根据中央蒙古工委的指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宣传群众，揭露特务、汉奸的罪行，并公开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特务、汉奸分子，使革命人民更加拥护共产党，热爱红军。
陕甘宁绥交界地区哥老会成员是一股很大的潜在力量，他们打富济贫，抑强助弱，多为保护生命财产而入伙，活动很广，影响较大，弄得国民党政权无可奈何，为了争取、改造、团结哥老会成员走向抗日救国，1936年7月初，党中央迁到保安县城后，于13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发表宣言，号召哥老会成员投入抗日救国战线。
农历八月下旬，在保安县永宁山石畔乡的码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大会筹备处设在龙头大爷马海旺家里。参加1000多人，会期7天，代表吃住全由马海旺负责解决。高岗奉毛泽东命到会发表讲话，要求与会代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宣言和高岗的讲话，进行广泛的讨论，明确了抗日救国路线和方向。会议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选举产生了主任、副主任，还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会章程。会后，抗日救国会章程得到各地哥老会成员积极实施，使陕甘宁边区哥老会成..员多数成为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他们有的竟相捐款献粮，有的参加抗日队伍，有的奔走各地收骗土匪，有的到白区做地下工作，购买枪支弹药，做了大量的有益于抗日救国工作。抗日救国会副主任、全国进步哥老会副主任马海旺几次到白区通过哥老会关系，买回一批枪支和子弹，武装了地方游击队，后被选为边区劳动模范、志丹县抗联委员会主任。1944年7月2日马海旺病逝，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高岗、林伯渠、曹力如、谢党哉等送了挽联，表示悼念抗日爱国志士，林伯渠题写了碑文。不少哥老会进步成员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如哥老会大爷李仲英曾任红二十九军军长，马锡五任最高法院副院长，在陕甘宁边区创立了“马锡五判案方式”。
高岗对反对革命的哥老会成员甚至当敌特、汉奸分子坚决镇压，对倾向抗日救国的进步成员争取、改造、团结。1937年春，宁夏哥老会头子杨老五等六、七个回民，来到漫水塘我骑兵团部队驻地搞策反，拉拢游击队叛变，制造游击队、自卫军(自卫军是当地大户自筹资金买枪招人而组织起来的抗匪组织)同骑兵团的摩擦，妄图挑起自相残杀，以达到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有两个特务已打进游击队内部搞阴谋哗变活动，准备里应外合袭击骑兵团。游击队长发觉后即派人到二道川向高岗报告，高岗于当天傍晚带几个战士回到漫水塘，听取了金生华、高德义的汇报，遂决定审讯搞策反的特务。高岗亲自审问，弄清罪恶后，处决了首恶分子，其余的关押一夜第二天放了，只留杨老五打算第二天公开审判枪毙。杨老五被拉到野地上准备枪毙时，他苦苦哀求饶命，并要求让他把衣服扣子扣上穿戴整齐再枪毙。哥老会的龙头李大辫子极力为杨老五说情，请赦免一死。高岗为争取哥老会(这一带哥老会组织很多)，就借机给李大辫子一个人情，放了杨老五，让其改罪自新。蒙古工委和鄂旗工委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挑选了一批干部，经过短期学习培训分配到二段地、三段地和二道川等地区，组织群众，开展反奸、除霸工作。他们募集公粮，筹措资金，购买战马，扩建武装，巩固后方根据地，积极负责。在培训和分配时，高岗亲自讲课和布置任务。干部下去后宣传发动群众反奸除霸，监督坏人的自觉性提高了。一天，桃力民地区可泊庙群众抓来两个汉奸送到指挥部审问时，发现就是替杨老五说情的那个李大辫子和他的儿子。原来他是日特，以哥老会大爷伪装骗取高岗的信任，蒙混过关，自以为得计，回去后受日寇派遣到桃力民我军驻地侦察情报。他到桃力民不长时间，刚开始阴谋活动就被群众抓获。高岗亲自复审后核实了其罪行，在桃力民召开军民大会，枪毙了这两个汉奸，对汉奸、特务以沉重打击，擦亮了群众眼睛，使特务、汉奸再不敢进入根据地活动。三段地、桃力民地区在抗战时期曾是伊盟地区安定的后方根据地，为内蒙各地特别是大青山根据地培养、锻炼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后来内蒙古自治区把三段地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桃力民地区善舞爱唱的蒙古族翻身姑娘们到处颂扬共产党，唱道：
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我们的骏马并肩驰骋；
党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四、在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
在西征取得重大胜利后，苏区扩大到陕甘宁绥四省的大片地区，苏区总面积达到10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00多万，以保安(今志丹)为中心的四周敌人据点全部拔除，党中央于1936年6月从瓦窑堡迁移到保安县。
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特别是加强伊盟地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统一战线，贯彻民族政策，巩固根据地，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和上层人士抗击国民党军和入侵华北的日本军，党中央到保安后，根据伊盟形势发展变化决定加强蒙古领导工作，成立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开始是李维汉)，曹动之、赵通儒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内蒙古的革命工作。
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工作极为重视。因为党中央迁驻保安后，一直有解放宁夏，以宁夏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打通外蒙古和苏联联系的打算。
蒙古工作委员会在盐池县成立，后迁到定边，中央党校等机关迁住定边。蒙古工委决定以骑兵团和曹动之带领的蒙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骑兵部队指挥部，高岗兼任司令，曹动之副之，统一指挥三边、伊盟各县、旗的地方部队、游击队、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统战工作，争取蒙古族上层人士抗日救国，高岗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揭露了日伪蒙奸合伙泡制“内蒙独立自治” 的骗局和国民党军阀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改县调印(即旗改县，调换印章)，建立保甲，帮助日寇吞并内蒙的罪行。明确指出关乎内蒙古民族存亡的严重问题，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蒙古工委在定边成立了蒙民招待所，专门接待、联系蒙族人士特别是上层人士，发展统一战线。同时开办了训练班，专门培养训练蒙古族干部。
蒙古工委按照中央提出的“在少数民族中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不能到处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的精神，确定蒙古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以伊盟为中心，有计划地大力领导蒙古族的抗日救国运动和开展民族工作。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蒙古族群众，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争取大部分蒙古上层人士同情抗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政组织，动员群众，发展农、牧和盐业生产。
乌审旗、鄂旗在蒙古工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和建立统一战线活动。按照蒙古工委“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的指示精神，田万生、赵通儒、白汉臣、郝登鸿等一批干部到伊盟各地针对蒙古族重义气、讲信用和磕头拜把的习俗，以做买卖、揽短工为名，联系上层人士和蒙古族群众，扩大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反蒋救国的道理，在深戛鲁图、舍尔利格等地发展蒙民党员，组建基层支部。田万生去乌审旗动身时，高岗亲自和他谈话。他说：“开展乌审旗地区的工作很重要，这里的工作一做好了向后套发展，就可以为打通国际交通线创造条件。你在乌审旗已经有了关系，要先找奇国贤，然后扩大范围，为上层工作的开辟创造条件，争取乌审旗成为模范区域。”田万生作为蒙委特派员独身到乌审旗王府做统战工作，他按高岗的指示首先找到奇国贤家，对奇说：“是高岗派我来乌审工作，请兄弟关照。”并把高岗嘱咐告奇。奇国贤说：“高司令派来的人，只要是我管辖的地方，你可以放手工作，我想办法保护你。”田万生经过一段工作和蒙古族群众熟了，拈香结拜，称兄道弟，亲如一家。有些蒙族同胞要求到延安参观红区，经高岗请示中央同意，于1937年1月(党中央刚迁到延安)组织了一个54人参观团，由田万生、其劳(汉名赵玉山)带领到延安，白坚负责接待，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进行友好谈话，使参观团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对开展伊盟地区统战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参观团的同志给延安和毛主席着了神奇的色彩，有的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和凡人不一样，是天星转世，神仙下凡。回到伊盟后，越传越神奇。
蒙古工委在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在政治上坚持抗日反蒋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战线，还以经济领域进行统战工作。在解放前，定边、盐池、鄂旗，大池、苟池、傲包池等名义上是蒙人管理，实际上所有权归马鸿逵一手掌握。驮盐的要割两张税票，一张由王爷开，税款轻，给蒙人一点甜头，另一张叫花定票，由马鸿逵的盐务所开，这张票税很重，收得税几乎全部归马鸿逵。骑兵团把盐池收回管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形成统一战线，阿拉庙伊南游击司令部保安司令章文轩向我蒙古工委及高岗提出要管理盐池。蒙古工委为争取蒙古上层人士，高岗同边区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研究决定将盐池交回鄂旗蒙人管理。章文轩随即派人来蒙古工委接收并受到高岗等热情接待。盐池交回，对鄂旗一带特别是上层人士影响很大，为我党在伊盟开展统战工作创造条件。蒙古族群众说：“红军真为少数民族办好事，马鸿逵把我们的盐池抢占了，红军给我们夺回来。”借此机会，高岗及时派田万生、曹步诚、慕生发等做王爷章文轩的统战工作，送给几十条枪，打消了章文轩对红军的戒备心理。双方洽谈达成四项协议：①相互来往，有事共商；②章部允许共产党在鄂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发动和宣传群众抗日；③章部允许共产党在汉人地区征收抗日公粮，杜绝保安部队挑衅事件；④双方协议条款，对国民党方面严守保密。从而，鄂旗地区蒙汉人民友好往来，扩大了我党我军影响，抵制了日伪和国民党特务、汉奸向伊西的侵占，为创造和发展伊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6年夏，中央调骑兵团到瓦窑堡休整。高岗和张爱萍(5月从红大回到骑兵团)率部从靖边县麻城界出发行进中听老乡说，我驻李秋家坪县政府被张廷芝的队伍袭击。高、张指挥部队追击，一直追到下午未发现敌人，高岗主张停止追击，张坚持继续追，并亲自带领部队追击，想挽回胡石窑沟失利影响。骑兵团入春以来，除胡石窑沟失利后，在高岗指挥下连打胜仗，士气高昂，不顾疲劳。张爱萍是犟脾气，带领部队又追了二、三十里找到了敌人。战斗打响，战士们义愤填膺，奋勇当先，当即消灭部分，俘敌40多人，夺回了敌人抢去的东西。不料在返回途中遭敌伏击，部队受到损失，东西全丢，俘敌逃跑。气得高岗直拍脑袋，到乡政府连炖羊肉也吃不下。张爱萍在李秋家坪战斗失利后又调到红大学习。去校前，毛泽东召见并批评了张爱萍说：“你又犯了错误！你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作为带兵的人，不能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你说是不是？我看还是没接受教训，没有承认错误吧。”
1936年7月，中央派以毛齐华、贾拓夫和工、青、妇负责人李坚真、钟月林(宋任穷妻)等为巡视团和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到定边、盐池县等解放区考察和指导经济工作，对蒙古工作委员会给以极高评价。蒙古工委发动群众从老财家里挖出大烟、元宝银洋交中央财政部解决困难。有人对蒙古工委机关财务混乱感到怀疑。蒙古工委机关管帐先生为人老实，没文化，记下一本糊涂帐，检查团的同志帮助搞了几天弄不清，后来经考察团协助下反复核对把帐弄清了。高岗高兴地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提醒我们对经济的重视，只顾政治，没注意经济，几乎说不清，落个贪污名。蒙古工委在检查团的帮助下，深入发动群众，落实了工商业政策，对团结各民族发挥了极大作用。
期间，蒙民头头来很多人要同高岗和中央经济巡视团的同志结拜，为了搞好统战工作，高岗、贾拓夫、毛泽民、毛齐华等和蒙古上层人士设香案，结“安达”。高岗向毛齐华说中央红军未到陕北前，受朱理智等人的迫害，关进监牢，受冷受潮，致腿部生湿疮，至今未好。毛齐华说：“你到中央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治疗？”高岗说：“小毛病，不好意思提。”毛齐华回中央反映后，周恩来、张闻天电告部队派医生给高岗治疗好湿疮。
9月，中央在保安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部署宁夏战役计划，毛泽东向前线指挥员部署讨论。高岗以地方领导干部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宁夏战役”等问题。高岗在会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验及今后意见。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赞扬了高岗领导绥蒙工作的成绩。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在红军将领中，高岗同志能够独当一面，力挽狂澜，他和刘志丹一起使红军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别人的根据地全部丢失，而唯有陕北根据地得到发展，这说明他们的正确果敢，“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高岗这样的同志”。毛泽东讲这番话似是针对一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而言的。
通过这次会议，高岗对陕北错误肃反的根源有了进一步认识，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认识到政治上搞“左”倾主义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高岗被放在绥蒙草地沙漠没有辜负毛泽东主席的期望，经受起了“真革命”考验，不仅开拓了地盘，在绥蒙少数民族地区站住脚，在乌审旗、鄂旗和盐池创建根据地，还扩大了红军，和蒙古上层分子拉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并取得经验，出现了“抗日保蒙”的局面。这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属首创。
会议决定成立保安司令部(亦称三边保安司令部)，属中央军委二局，任命高岗为司令员。会议还决定改蒙古工作委员会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开始李维汉)兼蒙古游击司令，统一领导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团结蒙回等民族反蒋抗日。他担任保安司令后加强对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狠抓保安部队建设，做了大量细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已经成为一名可靠的、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赢得毛泽东的完全信任和重视。
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高岗、宋任穷、宋时轮、贾拓夫为委员。宁夏工委成立后，积极为宁夏战役做准备。西安事变后，宁夏工委撤销。
一次，高岗患病躺在老乡家的炕上。毛泽东亲自去看望，他见高迷迷糊糊，用手摸头滚烫，即派人通知中央保健医生傅连璋前去检查治疗。毛泽东亲自给高倒洗脸水，并对高岗随从人员说你们要好好照顾，高司令的安危关系到中央的安全。高岗不好意思地说：“着凉了，过两天就没事啦，我的命大，这点小病不要紧……别叫医生。”这件事连警卫人员也感动了，他们说：“毛主席真是人民的领导，爱兵如子，爱民如子，跟他干革命，一定可以得天下。”毛泽东和高岗交谈时，说：“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红军救了“中央红军”。高岗不同意这样说，他说：“中央红军救了陕北，也救了一批干部”。
西方野战军准备打宁夏、夺银川，中央派中组部长李维汉到定边于9月22日成立定边工作委员会，李任书记，高岗、宋任穷、宋时轮、贾拓夫为委员。10月，定边工委改为三边特委，贾拓夫任书记，高岗、李维汉、毛泽民、宋任穷为委员，高岗兼任军事部长。杨芝芳也到定边工作，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
为了增强汉、蒙、回三大民族团结抗日，10月下旬民族工作委员会在定边县城举行三大民族盛大宴会，进行会餐和歌舞演唱。高岗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各民族团结一致，驱逐日寇，争取中国独立，各民族解放。三大民族代表也互相表示民族团结的心愿。他们说：“这样的宴会从来没有过，现在响应高司令的号召，我们要亲密团结一致驱逐日寇，争取中国独立，使各民族得到解放。”这次名义是聚餐宴会，实质上是一次各民族代表人物交流感情，增强团结，一致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动员会议。
为了联合东北军抗日，早在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高岗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张学良、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士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已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致将士书说，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敌，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北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自东北军退出东三省后，蒋介石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的地方和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豫鄂皖边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来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要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人喜欢，教东北军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致将士书指出，打红军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而且是“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它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我们不揣冒昧的为东北军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诚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愿同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是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甘心做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来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在致将士书中提出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欢迎到苏区来。对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并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在致东北军将士书的敦促和释放俘虏高福元的劝解下，对张学良等将领触动很大。之后，红军派代表同张学良等谈判，统一战线取得一定进展，最终形成三位一体促成西安事变，达到国共合作抗战局势。
高岗按中央战略策略主要打击宁马军队和地方民团，避免同东北军作战。1936年秋张学良去南京，何柱国部趁机向我军进犯，我军奋起反击，打垮何部4个连，俘虏一批战马和人员。经过“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宣传和谈判，达成互不打仗的统一战线协议，我方将俘虏、战马等战利品归还。我军属下怨声很大，“我们用生命鲜血夺来的，当官的又送给，白干了一场……”高岗给部下做思想工作，解释统一战线的意义，揭露蒋介石企图趁红军跟东北军打仗，借红军的力量消灭异己东北军，同时削弱红军力量，达到两败俱伤，他好从中取利的阴谋，这叫“借刀杀人”。战士们听了高岗的解释，心悦诚服，怨声渐消。
红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设想以宁夏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以便于同外蒙和苏联的联系，争取外援。随着“打宁夏，夺银川”的准备工作，为三大主力会师筹备军粮在定边成立征粮委员会，由李维汉、董必武负责，贾拓夫、高岗为委员。具体征粮工作主要由高岗抓，他为红军主力打宁夏，夺银川筹粮、备草，保障了主力部队供养。后来由于西路军渡黄河后失败，宁夏战役计划取消。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西安逮捕了国民党几十名要员，实行“兵谏”。我中共中央在保安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推动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促进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14日张、杨两将军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所有“剿共”事宜一律停止，结束了西北战场上红白两军和国共两党的对峙状况。16日，南京政府何应钦军事部长演“戏中有戏”，悍然宣布了讨伐张、杨的命令，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向西安逼进，妄图趁讨伐张、杨的机会，灭蒋反共，为投降日本消除障碍，铺平道路。张、杨为回击何应钦等亲日派的进攻，把陕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关中东部。我红军主力也日夜兼程急行军南下，在西安西部集结策应东北军、西北军，打击中央军的进犯。
红军主力南下，高岗指挥骑兵团和游击队，承担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西北面的保卫防御工作。同时，征得东北军的同意，红军进入了原东北军驻守的陕北部分防地。12月25日，红军进驻延安，三边工作由民族工委统一负责领导。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当时有很多人心存疑虑，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在苏联的催促下，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高岗来到保安毛泽东住的石窑洞里说，这不是“放虎归山”吗？蒋介石这人向来出尔反尔，他不会信守诺言……下边都想不通，议论纷纷，说蒋介石不打日本，“9·18”后一再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共产党势在必剿。把东北军撤出东北，将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专门“围剿”红军，把中央红军赶到陕北，不知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罪该万死。革命就是要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好不容易捉住又放走。经毛泽东对“逼蒋抗日”解释后，提高了他的认识，疑虑顿释，心情轻松，并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胸怀。他积极向部下解释说，捉蒋是逼他抗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军队统一行动，一致对日，这是毛主席放眼全国救亡的。杀了蒋介石，正中了亲日派的阴谋诡计，发动内战，会削弱抗日力量……
期间，国民党特务和地方反动派勾结一起，趁我主力南下，肆意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危害中央机关，策动游击队叛变。为了保卫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安全，高岗奉命调回保安加强保卫工作，清除暗藏的特务、地方反动分子，有一次险些遭敌人暗算丧命。驻扎盐池县井记沟的豫旺县游击队长，在敌人的策反下，趁我军南下，策划谋反叛变。民族工委发觉后，高岗指挥骑兵团前往包围了游击队并当场缴枪，带回定边改编，消除了我后方一大隐患，稳定了军心，保卫了党中央的西面和北面后方基地的安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北地区不仅要团结蒙古族，还要团结回族、藏族和其他民族一致抗日。1937年初，为加强民委的力量，根据高岗的要求，中央调杨一木、高增培、王万义、鲁直等一批骨干到民委工作。高岗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意见，组织学习《三五宣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36年5月25日发表)。他指出加强团结蒙民和回民工作“是党在西北的战略任务”。他强调要坚持贯彻两个“宣言”的精神，回族人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协助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高岗亲自点名抽调一批骨干派往绥蒙各旗的桃力民、郡王旗、杭锦旗等地，全面开展伊盟地区的革命工作。他们继续深入贯彻《三五宣言》，宣传解释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蒙汉联合抗日保蒙救国。同时，抽部分干部到宁夏开展活动，发展回民地区抗日统一战线。他对派往各地的干部要求：要高举抗日旗帜，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争取蒙、回、汉团结起来，抗日保蒙、保回救国。
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蒙民部、回民部，杨一木任回民部长，赵通儒任民委秘书长兼蒙民部长，蒙民招待所改为蒙回招待所，还成立回民学校、蒙民学校，以便联系蒙、回民族，培养蒙、回族干部，还扩建了蒙汉支队，组织了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蒙汉支队是由曹动之领导的乌审旗卫队和横山县二支队的基础上组建的，刘约三任支队长，李占胜任政委，何英武任总支部书记；回民支队由马怀蔺任司令，李静波任政委。
这个时期，高岗在蒙族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他和蒙族群众及上层人士混得很熟，拈香结拜，请吃请喝，互相来往谈工作，交朋友很频繁。他们之间建立浓厚感情和革命友谊。成群结队从远道赶来定边的蒙族群众和王公贵族要见高岗，一见面就要结“安达”。高岗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做工作，把统一战线工作寓于交朋友之中，为尔后开展伊盟工作结识了大批朋友，培养了一批蒙族干部。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特务和日伪汉奸煽动破坏，制造摩擦，我方的人员被蒙人扣留后一说是高岗的人，蒙方就放了。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高岗先后带领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一班人，从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在三边和伊盟、盐池、豫旺开创根据地，以“三五宣言”和“回民宣言”为指导方针，宣传贯彻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以交友拜把子为手段，反对大汉族主义，深入细致地做民族上层人士和下层群众工作，争取团结了大批少数民族同胞包括上层人士和爱国分子及革命分子，解放了群众，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取得了成功的民族地区工作经验，并在蒙古族群众中留下深刻印象，树立了威信。高岗回到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伊盟的上层人士和群众是高岗的常客，称兄道弟，亲如家人。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和西北局，高岗主持召开多次会议，专题研究讨论蒙、回等民族地区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解放斗争，探索了正确的道路，从理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结合上创立了典范。
第十章 西北党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失去的、面积最大且较巩固的一块根据地，是党中央机关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进行抗日战争的策源地和出发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作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高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共和制民主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边区的道路正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这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方向，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希望。
一、任中央西北局书记
陕甘宁边区的创造和发展，党的领导是关键。红军在东征、西征取得胜利后，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37年5月1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边区召开第一次特委会议，成立了中共边区特委会，高岗、林伯渠等17人参加会议，中央指定郭洪涛任书记，高岗、林伯渠、吴亮平、王达成、刘长胜、李坚真等为特委常委。
5月2日——14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对边区党委的成立及今后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模范区域”。
5月15日，也就是全国党代会结束的第二天，边区特委在延安城内二道街旧礼堂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特区党委(当时边区党委和特委并称)。出席这次会议代表84名，列席代表74名(全部是出席全国代表会的各地代表)，代表是由中共陕北省、陕甘省和神府、关中、三边特委及各县县委书记等组成4个代表团出席。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说这个曾经动摇，那个过去右倾，高岗、张秀山等一些苏区的创造者被排挤会外。高岗等17人被选为边区特委执行委员会委员。17日，召开第一次特委全委会，酝酿选举书记，中央提交的书记候选人是郭洪涛同志，大家对郭意见很大，不选郭洪涛当书记，“不能选一个杀人犯当书记”。投票结果，高岗是得票最多的一个，不过中央仍决定郭洪涛任书记。
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出发途经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和陈云同机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高岗、林伯渠等中央、边区领导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以《喜从天降》为题致了欢迎词。他幽默地说：“欢迎你们骑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给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话似是针对王明讲的。
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要一切听从国民党政府，以国民党军队牵制日本侵略军，减轻对苏联的压力。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反对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游击战争，反对洛川会议放手发动群众的决议，攻击洛川会议忽略了“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言行准则”。他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认为毛泽东是空谈无产阶级领导权。他的报告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与反感。但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也迷惑了一些人。王明在会上拿出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他和陈云、康生列入政治局委员，会议勉强通过。王明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工作，并分管陕甘宁边区工作。这就形成和边区主要领导一唱一和，使王明右倾路线在边区占统治地位，指导思想由左向右转。他们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抹煞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放弃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由此导致了国民党的顽固派钻进边区根据地，破坏民主政治建设，放任了地主的复辟，有的地主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强迫要回土地，逼迫要回已被废除的旧债，抢占分出去的窑房。农民分得的土地一半被地主倒算回去，一些贫苦农民的胜利果实得而复失。边区党委对反动派的进攻斗争很不得力，放弃了党的领导作用，背离了党代会制定的方针。致使边区被闹得乌烟瘴气，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又一次产生疑虑。这实际把自己手脚绑起来，限制扩大解放区和军队发展。
12月下旬，高岗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边区党委工作。高岗就边区出现的混乱情况作了汇报。
1938年2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强调把军队交由国民党指挥，各种兵力应统一在国民党的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等“五统一”的基础上，强调“自主原则会影响国共合作，不利抗战”。高岗从投身革命这天起就坚定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中国、建立人民政权的雄心。高岗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并向毛泽东主席反映情况，他说：“我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是‘祸从天降’，好端端的边区，搞得乱七八糟”。毛泽东对高岗的“祸从天降”这句话很重视，因为毛泽东当时处于被动境地，一部分领导被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要摇中共的脑袋。在“七大”准备委员会王明当为书记，毛泽东为主席，大有取代毛泽东地位的兆候。所以，毛采取两手，一手派任弼时去苏联汇报，寻救靠山；一手要稳定陕甘宁根据地，换掉跟王明跑的人。他召集老同志座谈会，进行认真调查研究，考察了边区干部，大家说刘、谢去世后，就要数上高岗了。他开始考虑改组边区党委的问题，克服中共的头脑由共产国际来摇的弊端。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懂领导权。左倾机会主义者往往把自己孤立起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放弃领导权，结果一样自己成了“空军司令”，歪曲了统一战线，给革命造成了损失。
1938年5月，中央为了加强边区的领导，制止混乱局面，为实现“模范区域”的既定目标，决定改组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命高岗为区党委书记。高岗根据毛泽东主席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与抗日救国最有利的，是抗日救国惟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和作用。”
高岗一上任，首先抓紧纠正边区党内的右倾错误，组织党委一班人重温毛泽东主席在边区党代会上的指示，团结一致，统一思想，增强战斗力，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目标奋斗。决定以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的名义发布布告，制止了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保护了农民的既得利益，稳定了形势，克服了一切“服从、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指导思想，坚持了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原则。
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示。王明在回国前，斯大林会见王明、康生和王稼祥时，讲了一些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观点。之后，王明、康生和王稼祥在一起会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时，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要与中国同志搞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没有听见共产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中国情况后，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谈话时说，王明回国前提醒过，他回国并不代表国际，他长期脱离中国实际，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可是，王明和康生回国只传达斯大林的指示，未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交待意见。
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大会结论讲话，批评了王明(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错误观点。与会同志集中批评了王明的“两个一切”的投降主义错误。高岗在发言时批评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和把边区和统战区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用边区当时比较混乱的事实，批评王明的投降论及反对洛川会议精神的言行。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要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统一战线要服从这个大目标，抗战工作就是动员全国人民觉悟起来，紧急行动，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不能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听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作战”是右倾思想。
会上，彭德怀、博古、贺龙、邓小平、杨尚昆、关向应、罗荣桓等同志发言，批评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总结了自去年党代表会后15个月来的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右倾方面的教训。
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清算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通过了《政治决议》，批准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统一了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发展。西北地区在高岗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六中全会决议，使王明的错误影响和边区党委的右倾思想得以彻底纠正。边区党委的改组，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评，稳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为了加强西北地区(主要是边区以外地区)党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负责西北地区的工作。张闻天兼书记，邓发、高岗、李富春等为工委委员，李维汉为秘书长。西北工委除联系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工作外，其日常工作主要是：受党中央委托，主管陕、甘、宁、青、绥五个省的白区工作，包括五个省少数民族工作。高岗参加研究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个重要文件，提出了党对团结回、蒙族共同抗日的各项具体政策，经毛泽东同志批示，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原来的文件中只讲到“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毛泽东看后提出：“还要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为西北的民族工作中开展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这两个文件对争取、团结回族、蒙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致抗日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日本军队在西北地区已经占领了归绥市(呼和浩特)、包头市，并向伊盟扩张，而且在内蒙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即以德王为首的“蒙疆自治政府”。日寇还派遣特务潜入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分化回族上层，策动回族反动上层要在甘、青、宁三省成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国——即“回回国”。如果敌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了，不仅严重地威胁整个西北地区，而且要严重威胁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和西大门的安全，威胁着整个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安全，更为严重的是造成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分裂状态。这两个“提纲”中，针对日寇的阴谋和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允许回族、蒙族人民在他们原居的地方实行自治和“自决”的权利，提高了民族统战觉悟，增强了“民族自治”和“抗日救国”的信心。“自决”的提法尽管不科学，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9年9月23日，高岗指示区党委组织部发出了《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提出“注意吸收工人与知识分子入党”，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纪律，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了抗日和对日反攻的胜利，高岗把吸收和培养教育干部作为西北党的头等任务来抓，掀起抢知识分子热潮。高岗到处吹抢知识分子的风，“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早在38年他任边区党委书记后，提出“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谁抢到知识分子，谁就抢到天下”的口号。他对管人事工作的张秀山、陈正人说：“没有不可用的人，要善用各种人才，用人要有大的气量。”他亲自主持起草发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明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指示要大胆吸收各方面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欢迎知识分子到边区来为建设边区和抗战服务。号召“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不务虚名，不摆资格，外来干部帮助工农干部提高理论知识”。这一指示吸引了大批特别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骨干和进步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各种学校、协会、培训班、研究会学习。边区各个抗日群众团体、各个党校、干校，根据区党委的指示，进一步通过各种形式，拓宽多种渠道，向敌战区和海外伸延，扩大联系范围。
自从党中央和边区党政军大本营奠基延安后，到1942年底前，国内外各种人物都纷至沓来，形成一股“救国真理在延安”的潮流，吸引了全国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十多万人。他们认为“中国希望在延安”，“共产主义首都在延安”。中国当时有蒋记政权，汪伪政权，伪满政权，还有北京临时政府，大批爱国青年选择了延安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民主政权。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热情从蒋管区、沦陷区、海内外，冲破层层封锁，越过道道关卡，冒着生命的危险，蜂涌奔赴边区“取经学知”，寻求抗日救国真理，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局面。延安成了中国人们心目中的抗日圣地，救国中心。北京、上海特别是南方的大批知识青年，抗日报国心切，躲过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胡宗南的三面包围，通过林立的关卡，千里迢迢来到延安。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就是其中之一，她求知报国心切，高中还未学完，就从江苏省奔赴延安。这些热血青年男女大都是途径西安辗转到延安的。他们从外地到西安是坐火车来的，从西安到延安多数要徒步而行，脚上打起血泡，一拐一扭，艰难跋涉。他们豪迈地说：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这对于这些青年来说，是一次“长征”式的锻炼。他们背着行李，日出而行，日落而停，有许多人是“少爷”和非常洋气的“小姐”、打扮怪异的外国记者，从来没有步行过这样遥远的路程。然而，抗日救国热情高昂，追求光明真理的理想信念坚定，在西安到延安的400多公里漫长的黄土大路上，三五人一行，几十人一队，还有穿裙烫发的大城市、海外女青年，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在延安的大路上浩浩荡荡，出现了一幅壮观的历史图景。他们到延安都进了“土窑大学”，喝延河水，吃延安小米饭，取延安的经典。
延安遭日本飞机多次轰炸，边区党委机关一些部门搬到徐家沟，位于沿安塞川的山沟里，距真武洞三四里，借住农民的窑洞。笔者走访时健在老农说：“高岗骑一条大黑骡子，经常去杨家岭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回来工余时，和农民一起劳动，好苦水(即干活卖力)，做活很麻利。一边劳动，一边和大家啦话，没一点官架子。听说毛主席发给他‘劳动模范’奖状。”
1939年11月13日——12月17日，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出席代表170名，代表全区5万多党员。高岗代表边区党委会致了开幕词，提出“如何把边区更提高一步，把边区更加巩固起来”的任务。11月14日，由高岗主持大会，毛泽东同志亲临大会作了重要报告，强调指出边区的任务：“一是提高自己，一是帮助别人”。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陕甘宁边区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近两年在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教育，除奸肃特，发展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学习马列主义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毛泽东针对当时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再次强调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日寇与反共分子的包围之中，正处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危险关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提高边区，使边区在继续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斗争中，起更大的模范作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高岗同志对中央红军和抗战斗争立了大功，这种功劳与我党我们军队的历史所共有。在座的同志不要忘记了他的好处啊！这个边区就是刘志丹、高岗同志他们搞起来的。不管是谁，只要对革命作过贡献，我们就永远记着他们。”毛泽东这样表扬一个人还是很少见的。
11月15日，高岗代表边区党委向大会作了题为《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工作报告。他着重讲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保卫边区的任务，进一步提高边区与巩固边区，进一步巩固与提高边区党的领导等三个问题。他在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在第一次边区党代会上交给我们的“使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的任务，经过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由于中外许多朋友、团体和先进人士对我们的帮助，特别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已经大体上把这个任务实现了。他在总结两年半的工作中，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指出决不能以此自满，要为完成党中央向边区提出新的任务而继续努力，渡过难关，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目标奋斗！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月零五天。中央和边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肖劲光、张闻天作了军事、组织工作报告，王稼祥、陈云、李富春、李维汉等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陈云在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有成绩。”“……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很早就在这里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
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党委会，高岗继续当选为边区党委书记。会议还选举了高岗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通过并发布了《告全体党员书》、《告全区民众书》、《致中共中央贺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作出了工作报告的《大会总决议》、《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发展边区教育提高文化的决议》，以及农、商、税收、卫生保健、乡村工作、审查党的成份、干部教育等“决议”，决定边区继续动员抗战，除奸肃特，保卫边区，发展经济和教育等任务。
这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高岗直接主持下，准备很充分，开得很成功，是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是一次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动员会，是提高、巩 56fa." >固和发展边区“模范区域”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尽管会场设在农家小院，小组讨论放在农户窑洞里，但这次会议使边区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促进边区共和制建设走上正规的转折点。在大会精神的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组织、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在不足二百万人口的地区，依靠人民，教育人民，团结各民族人民，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军事进攻和反共高潮，打破了经济封锁，发展了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和发展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其他解放区树立了民主政治建设榜样。
边区党组织在高岗的领导下，为把边区建成“模范区域”而作了极大努力，成绩卓著，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他说：“高岗同志有能力”，使边区的贪污腐化、损公利已、阳奉阴违、官僚主义、消极怠工之风为之一扫；克已奉公、艰苦奋斗、言行一致的作风人人奉行。“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蹭饭，十没有发国难财。”
高岗与杨芝芳离婚后，一些人热肠古道为他物色对象。1939年冬在安塞县筹备边区第二次党代会时，抽调边区党校部分学员办事，经陈云、李富春介绍李力群与高岗见面谈恋爱。党代会结束后，李力群和高岗一起到杨家岭见毛泽东，毛泽东、江青招待吃饭，在一块吃饭时，毛泽东说：高岗是山沟里成熟的马列主义者，西北人民的领袖，他笑着说，陕北汉子，南方姑娘，郎才女貌，赞同你们结为夫妻。
毛泽东向来喜欢成人之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配偶都是他搭桥牵线。李力群原先嫌高岗年龄大，现在，听毛泽东还称赞高岗，“钦定”他们结合，消除了思想矛盾心理。1940年元旦，他们同李卓然、张邦英三对一起举行简单婚礼，朱总司令、张闻天、李富春、蔡畅、江青等参加婚礼，一块吃饭。
李力群生于1920年，江苏省睢宁县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热潮。正在高中上学的她，忧国忧民，抗日救国心切，年仅17岁的南方姑娘，不听父母劝阻，毅然辍学奔向“北国”。她同鲍永花、姚静修、消岩等为伴，踏上奔赴延安的漫漫征途，经过重重关卡，迢迢几千里行程，于10月到达令人神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遂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当时，大批青年来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住宿很紧张，她一到陕北公学就碰上挖窑洞，打柴挑水，经受了餐风饮露、严寒劳作的考验，南方姑娘随风就俗，变成了陕北打扮，卖力劳动，刻苦学习。由于她劳动积级，学习用功，表现也好，不久就加人中国共产党，改入党校学习，党校毕业后，分配到高岗办公室工作，后担任柳林区委书记。
1940年9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经由张闻天和高岗等商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高岗任书记、谢觉哉任副书记，林伯渠、肖劲光、刘景范等17人为委员。之后由高岗主持召开全委会并讲话，他对军队和地方干部提出具体要求。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参加了会议。党中央对边区中央局的工作非常重视，决定由任弼时负责指导边区中央局工作。
10月初，任弼时代表中央局向党中央建议，边区中央局所属部门、边区政府和边区驻扎军队政工工作，均应由中央局讨论解决，需要请示党中央的问题，经中央局讨论后报请党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解决。中央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的指示，经中央局讨论执行。边区军事上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定后由书记报请毛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任弼时的上述意见获得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说：“高岗同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从此，边区中央局的体制和职权更加明确、具体和扩大。
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中共西北工委和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高岗任书记，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王世泰、张邦英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6月7日，高岗主持西北局召开第一次党委会议，决定谢觉哉任副书记，陈正人任组织部长，李卓然任宣传部长，高岗兼统战部长，贾拓夫任民运部长，任作民任秘书长，高长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高朗山任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崔田夫任党务委员会书记。西北局的成立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加强了党对西北地区的一元化领导，加快了西北建设步伐。
1942年，高岗和任弼时领导了著名的边区整风运动，使西北党受到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之后，主持了两次西北局高干会议，总结了西北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解决了长期争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以“三三制”为核心的共和制政权建设，奠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的雏型。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有个安定的后方基地，得以潜心研究马列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写了大量著作，形成毛泽东思想体系。边区建设时期为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检验基地。
高岗正是在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他自己教育、锻练、成熟、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在陕甘宁这座大熔炉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高岗在担任陕甘宁边区主要领导者工作的近十年中，始终精心组织“三个模范区域”的建设，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丰富经验。毛泽东赞扬高岗是“成熟的马列主义者”，正是延安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及其身边工作、学习的结果。
为了实践新中国民主共和制度，实现三民主义，高岗在1939年第一次边区参议会议前，亲自主持制定并提交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实施过程中，高岗又经过大量调查总结，于1941年春主持制定出新民主主义的“五一施政纲领”，党中央政治局批准，经过了一段试行，受到边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热烈拥护。1941年10月17日——11月3日，高岗主持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对“五一施政纲领”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会议就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的内容、议程等进行讨论决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讲演，朱德、林拍渠等就边区军事、财政等问题作了讲话和报告。在同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高岗代表中央西北局向大会作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的报告并提交大会讨论通过实施。
这两个“纲领”规定了边区实行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
二、领导边区整风运动
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是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亲自领导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她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次伟大的整风运动，首先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开始。
整风前，西北局为整风做了充分的准备，派了几个考察团到基层和部队调查研究，掌握材料。1月，高岗率领西北局考察团，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到绥德、米脂一带进行考察，听取了绥德地委和分区领导汇报了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工作等问题，广泛了解情况，与各阶层人士谈话和阅看有关材料后，考察团30多人分为四个分团，分别到双湖峪、绥德县城、保四团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党务工作的考察。高岗、贾拓夫分别到二、三团指导考察。经过20多天考察后，集中于绥德分区进行初步整理分析，并和绥德分区领导一起座谈，对绥德分区工作进行初步研讨，提出很多问题。考察团于2月5日来米脂县进行考察，对米脂县党、政(即三三制)、经济、文化教育和干部问题进行了解考察。25日集中于米脂县城座谈，高岗特召集在米脂县的边区参议员座谈会，李鼎铭副主席参加，听取了他们对米脂的金融、土地和生产等问题的意见。通过了解考察，发现不少干部对情况了解不够，工作不深入，区干部忙于动员工作，调解纠纷和打路条，不知道建立经常的正规工作；特别是党委有包办政府的工作；米脂土地问题中，多数未按边区规定办事，有的地主多收租子；有的农民少交租子或不交；不少农民怕地主收回土地，怀疑政策变；金融、贸易也存在问题，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
高岗在两县考察后，得出“党的政策还不能够贯彻到下边去，干部不能够掌握政策，办法少，解决问题一般化”，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结论。同时出版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本小册子，详细介绍了绥德、米脂两地土地和农业生产情况及社会阶级关系。
林伯渠带考察团20多人到甘泉、富县进行考察。中央军委和留守兵团组团到部队调查研究。还有西北局宣传部、组织部到固临县、安定县等地3个乡调查研究，并出版《固临调查》小册子。青、工、妇也组团到县、乡调查研究。这些为整风学习和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学、整民及整机关作风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毛泽东一直认为江西苏区的失败，是党内一些留洋、赴苏的自称是“共产国际”代表，擅长引经据典，唯苏唯书的领导，把一个用鲜血生命创造的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弄得七零八落。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左倾把江西苏区和大批干部没多时弄得净光，”“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损失还大……”毛泽东到陕北落脚后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旨在纠正唯苏是从，唯书至上的倾向，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确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延安整风一开始，矛头自然针对党内那些赴苏留洋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洋八股错误在党内的影响，背后就是斯大林。当时赴苏的所谓理论权威在中央不占多数，但是他们打上“共产国际代表”、“留苏学生”的旗号，盛气凌人，影响着实不小，就连毛泽东也不能不对他们敬而远之，尽量不涉足“二十八个半”的“专业领地”。康生在整风后期说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搞延安整风，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高岗和毛泽东都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毛泽东在江西时深受教条主义严重打击，因而他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他俩交谈了江西和陕北肃反的教训时，自然同病相怜，意气相投，共同认为“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不总结清算，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据张秀山访谈录)。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连续发表文章、指示，反复强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统一起来，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以毛泽东牵头的清算历史的委员会，一个是由陈云、高岗负责的对过去挨整干部的审查委员会。整风开始时主要在高中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唯苏是从，以书唯上的问题。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高，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
1941年9至10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王明的错误进行批判。高岗参加会议并作批判发言。一些受王明路线影响的同志陆续作了自我批评，如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等检查了过去的错误，1943年整风审干中，周恩来继续检讨中说，他在武汉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把他错误说成是“投降和机会主义”，表示忠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从莫斯科回来的杨尚昆等也讲些鞭挞自己丢脸的话，并帮助王明认识错误。在争论中，有人提到斯大林的一篇文章时，毛泽东说：“你不愧为斯大林分子，斯大林放个屁，你们使劲地闻，还说是香的。”康生在苏联期间，每次开会王明讲完话，康生站起狂呼：“王明万岁！”他回国后，王明把康生塞进政治局，见风使舵的康生见毛泽东反对王明，他摇身一变，极力洗清自己，把王明踩到脚下，并说王明是“投降分子”。王明当时抵触情绪很大，说什么“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党)。他对张闻天讲：这次整风是针对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尤其是你，你过去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张闻天说，我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下去联系实际调查，得益不少，顶回了王明的挑拨、拉拢。
中共西北中央局根据中央总学委会的部署，于1942年4月14日，高岗主持召开了负责干部会议，专题研究了学习计划，建立了组织领导。边区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领导边区党、政、军等三个学习委员会。党群系统由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和杨清（即欧阳钦）负责；军队系统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肖劲光和莫文骅负责。4月20日，边区总学委召开会议，学习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整风学习。21日，召开干部大会，2000多人参加，高岗主持大会并讲了话，任弼时作了整风学习动员报告。会上，他们进行思想发动，布置学习任务，宣读学习计划。整风运动开始后，认真学习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学习和整风成为边区干部的中心工作任务。
4月27日，边区总学委会为了促进学习、总结学习经验，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决定由西北局各部门抽调七人组成巡视团，分别到各单位检查、督促和参加各单位讨论学习。高岗及时听了巡视团的汇报并指导学习运动健康发展。
5月22日，边区总学委发出通知，决定机关、团体等单位的学习时问延长两个月，跟中央机关的学习在步骤上保持一致。同时，根据高岗的提议，在巡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办公室，龚逢春任主任，陈正人、李卓然、杨清参加领导，并主编了边区《学习》报，指导、交流学习经验。
6月2日，在边区礼堂由高岗主持召开各学委成员、学习组长联席会议，总结了第一期学习的成绩与偏向。会议上任弼时、高岗在讲话中指出学习中的一些缺点，存在咬文嚼字的现象，专讲文件多，中心思想发挥不够，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反省少，或者只讲他人而不反省自己，即使反省也只是约略涉及几句。这种偏向的存在，影响学习的效果，不利于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高岗在会上，针对存在的偏向，进一步强调了整风学习意义，明确指出：“整风学习，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他要求各学委会和单位负责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带头联系实际，带头反省，带头自我批评。要发扬民主，不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边区整风学习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使大家对整风学习的方法、目的更加明确。6月5日《解放日报》就高岗讲话发表了社论：《延安一个月运动的总结》，指出10种偏向和纠正办法。
8月1日，西北局委员会和总学委会联合召开会议，对区级机关学习形势作了初步估计，提出整风学习的总结计划。4日，召开各机关、学校、团体等学委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了联合会议的精神，李卓然对整风学习作了初步总结。而后，用3——5天时间，以学习组为单位，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切实解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反对学习中的形式主义，进行具体的总结。在总结整顿学习的基础上，转入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阶段。
其时，西北局召开了边区各分委、特委以及直属县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西北局各部委、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高岗在这次会议上布置了分区、县级整风学习任务，对全区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提高党员素质、整顿基层组织，整顿机关作风，加强边区党的领导，改进党风，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起到很大作用，收到良好效果。
边区在整风学习中，始终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指示进行安排的。从4月下旬开始，除了抓紧边区级机关的整风学习外，西北局先后向基层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致各地党委的信》和《关于在各分区及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22个文件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并且规定整风学习为今年下半年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地区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以身作则地把参加学习，领导学习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6、7月间，各地根据西北局的部署，结合下边的实际，采取各种形式，开展了空前的马列主义学习活动。
通过自上而下的全党整风学习，提高了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了一些糊涂观念，树立了正确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使党的思想建设达到了新水平。很重要的一个收获是使共产党人懂得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懂得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通过一遍又一遍学习规定的22个哲学文件，对照自己走过的道路，寻找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使马列主义水平空前提高。整风学习中，特别抨击了“洋八股”。所谓的“洋八股”实质就是王明等离开中国国情而乱套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东西，对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经过整风运动，使共产党人弄懂了吸收国外好的经验，又要“实事求是”地联系本国的实际、特色，最终目标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体系。通过整风学习，这个目的达到了，为党的“七大”召开作好思想准备。
延安整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无法搞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反对错误倾向就会人云亦云，表面上众口一词，统一得很，而实际结果只会把党内思想搞得更乱。整风把解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问题，作为“第一个重要问题”严肃对待。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能抬头”。高岗强调贯彻毛泽东的这一英明指示，他指出：“只有铲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真理才能维护，党性才能巩固，革命才能胜利。”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边区也是严重的，1935年肃反中的错误“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产物”。边区整风和之后的高干会，由于抓住了党内主要矛盾，使长期不明确的问题迎刃而解，达到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实现正确领导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延安整风，真正找到了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
三、高干会议总结历史
在整顿学风、文风取得初步成绩，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所掌握的基础上，西北局召开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也是整顿党风的重要步骤。这次高干会在我党历史上占居光辉地位，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高干会前，西北局组织了整党、整政、整军等七个准备委员会。参加这次高干会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党员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和军队旅一级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级干部117人。参加旁听的有209人，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的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负责干部也都到会旁听。
党中央、毛泽东对高干会极为重视。早在8月下旬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加强边区工作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高干会议。为了做好高干会准备工作，9月初，西北局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发出关于召开高干会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高级干部会议主要讨论整风、整政、整军，统一党政军民领导关系，精兵简政和财经等问题。在高干会正式召开前，高岗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了高干会准备情况，专门研究高于会有关问题，同意西北局对高干会的准备工作和讨论的各个决议草案，并决定草案先由高干会讨论，在高干会结束前提到中央讨论，然后再经高干会通过。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高干会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会议期问作了长篇重要报告，阐述著名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任弼时代表中央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演说。他说：“如果中央晚来一步，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怕是会损失了的。”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领袖地位。”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康生、吴玉章、徐特立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都表示支持西北局以及高岗的工作。会议上，张秀山、马文瑞、习仲勋、张邦英、贺晋年、刘景范、李卓然、贾拓夫等70多人以亲身经历就边区历史和现状以及各方面的工作发了言。
这次会议是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召开的。当时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转守为攻，取得伟大胜利，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迫使希特勒从此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美、英两国也加强了它们在太平洋战线上的实力，开始对日局部反攻。国内在中共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断粉碎日寇的“扫荡”、“清剿”，一些解放区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蒋介石仍坚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日军的力量还是强大的，继续向解放区进攻。作为抗日策源地的陕甘宁边区，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边区更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积蓄与培训干部、休整部队，医治接回来的伤员，发展生产，支援前方和准备反攻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以满足前方和后方军民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这次高干会议，是一次最实际的整风会议。会议运用了整风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地讨论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检讨和整顿了边区党、政、军、民、财、学等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歪风，取得很大收获。
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二、解决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问题，纠正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批判了地方工作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军阀主义倾向。分析了边区的现状，确定了发展生产、教育是边区党政军民等方面今后的基本任务，并为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历史提供了经验。
一、对于边区党内历史上的问题，中共到陕北后忙于东打西征，没有来得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分歧与隔阂。同时，边区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掌握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还不容易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很好的说明是非使对方心服口服。陕甘根据地是王明路线的重灾区，革命斗争成果险些被“左”倾路线断送，一批党政军优秀干部没有牺牲于敌手，反而成了“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刀下冤魂。如果不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将影响许多同志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着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整风整党不得不接触边区党内过去历史上的一场大争论而未结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0月21 日，陈正人在高干会上做了整党整风的报告。到11月2日，以讨论会的形式讲了边区党内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澄清这个问题涉及边区党内历史上长期的争论和斗争，是一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边区实际相结合的的教育。中央决定召开高干会议，就党内历史争论问题，大家共同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开展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整风的精神，采取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进一步明确了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必然会错的的道理，使到会干部从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中，深刻懂得了什么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其对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会上同志们说：“过去毛主席说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如果发展到极点的时候，可以闹到亡党、亡国、忘头的地步，总是不能理解，想着也许是过分的夸张之词吧！但是，参加了这次高干会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了解了毛主席这些话的真正内涵。”
会议对陕北党内朱理智、郭洪涛等少数人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指出了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根据陕甘边当时实际情况，规定的依靠山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高岗在恢复二十六军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到会听讨论并几次插话发言。朱理智、郭洪涛、戴季英等在会上作了检查。
高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11月17、18日用两天时间，代表中央西北局在高干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报告。他在报告中，把边区党的历史是非曲直过程从头细说了一遍，对过去两条路线的的争论，错就错在不懂得中国和西北的实际情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而造成的恶果等作了客观的、透彻的说明和批评。他说：“这是边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是一个大学校。”经过这次“会议的讨论，把边区党在中央来到陕北前内战时期特别是后期历史争论的问题基本搞清楚了。朱理智等同志所推行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立，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路线是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不检讨清楚，就不能贯彻整风学习和根绝三风不正的路线，就不能获得全党在思想上的一致，因而也不能获得团结全党的巩固基础。”
高岗的报告长达三万字，分为陕西党的创立到大革命时代；国共分家到‘9·18’事变；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肃反事件；肃反事件以后和结论等六个部分叙述了边区党从创立以来一直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建上、军事上、苏区政权上、社会政策上、根据地开创上、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上和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斗争中前进着。他在报告中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乡村为主要的根据地”。他们极力反对“枪杆子万能”，反对以“武装为主”，反对以“乡村为主”。他们抄袭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经验，主张阵地战，主张以城市为主，以工人为主。他们不了解民族民主革命，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他们反对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打倒一切，不许对国民党、民团、哥老会及各种上层分子中搞统战，谁搞了就扣上和“白军勾搭”。“富农路线”或“浓厚的土匪色彩”、“土匪路线”帽子。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革命力量已占优势，幻想革命一下子就要全国胜利。在肃反政策上，夸大了反革命力量，把有错误的革命同志与反革命分子混淆，“甚至将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当反革命对待”。在游击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与干部政策方面，“左”倾机会主义者搞政权建设正规制度；地主不分田，肉体消灭之，富农分坏田，并侵犯中农的利益；合他们口味的干部就拉拢提拔，否则就排挤打击。他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路线”，是“三风不正的必然产物”。杜衡、朱理智等人，在“军事、民运、党务等及一切政策问题上，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而只凭书本上的教条和脑子的空想办事”。他们写文章言之无物，夸夸其谈，是“典型的党八股”。从三风不正的危害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三风不正足以亡党亡国亡头的滋味”。高岗在报告中就“路线斗争变为肃反”的错误产生的根源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品质上作了严肃地分析批判。
他最后强调，历史的教训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凡是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理论，才能抵制与克服错误的东西。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这是我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关键。”他告诉人们一个结论：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高岗还指出：“过去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同志切勿因此自满，必须努力学习文化和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希望革命知识分子务须深入基层，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只有这样才不致重蹈主观主义的复辙。”高岗在报告最后提出五条建议：1．对过去在错误肃反中一切被冤屈的同志，应当替他们申冤，摘去他们“机会主义”帽子。2．请求中央取消过去认为被捕同志里“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自由主义”的决定。3．希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痛改前非，继续为革命工作。希望其他同志本着治病救人精神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帮助。4．对所有到会同志，希望都能认识这场思想斗争，同时也是教育了我们自己，应该用这种精神贯彻整风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整自己整现在。5．提议把这段历史作为干部教育材料。
他号召：“我们要在中央与西北局统一领导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克服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以迎接我们党当前的任务。边区党在全国是有特殊地位的，因此，在边区工作着的每个同志，也是有特殊任务的，希望全体同志努力前进！”
高岗的报告，使大家了解了整顿“三风”的丰富内容与伟大意义，进一步了解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了边区与高岗本人。“高岗对西北情形熟悉到那样的如数家珍，对于决定政策那样的慎重而有创造性，对于革命利益和党的原则又是那样坚定的忠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抱着那样治病救人的态度，这些都使人觉得，西北老百姓拥护他做领袖，亲热的唤他做‘我们的高司令’，中共中央决定他做西北局书记，要他代表中央领导西北和边区的一切工作，完全不是偶然的。”(《解放日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说：“外地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差得多。”
毛泽东、任弼时同志在高干会上讲话时，对西北党内历史问题讨论结论给予了肯定，对高干会给予肯定。高干会解决了陕甘的历史遗留问题，肃清了“左”倾错误影响，纠正了党政军中的不良倾向，统一了思想认识，统一了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西北的全体干部一定要团结在高岗同志周围，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听取讨论发言和弄清情况后，于12月12日，发出党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决定》，指出，刘志丹、高岗同志所领导执行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1934年——1935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在朱理智、郭洪涛的高压政策下，依然坚持原则和正确路线。而朱、郭是王明路线在陕北的执行者。“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前，他们一贯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仿的。”“朱理智等同志所主持的‘肃以’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并决定撤销朱理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职务，撤销郭洪涛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
二、边区党内历史问题作了结论以后，会议转入讨论当前工作。11月21日、23日，毛主席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解释演讲，一面概括了历史的教训，指出了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必要。他说：“你们现在作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历史观念上怕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一面指出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他说：“边区党从1938年5月由高岗同志领导，克服了抗战后存在过一个时期对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和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以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是与中央路线符合的，党内也没有产生过其他的错误路线。但是政府中、军队中、民众团体中的党，对于党的政策和组织都还有不尊重的地方”，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地方党的组织成份，整个党的领导作风，都还有不健全的地方。为了使边区党真正实现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条要求，这些缺点不能不加以切实揭发和改正。”
大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由高岗作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的报告，林伯渠作了整顿边区政府问题的报告，贺龙作了整军的报告，陈正人作了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采取讨论历史问题方法，对抗战以来边区党内思想偏向问题即党内的闹独立性的问题，政权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军队至上倾向等进行检讨纠正。高岗提醒大家说，这次讨论比历史问题讨论更艰巨，所说艰巨就是要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和负责人本身的问题。
参加大会的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都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和检讨了边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不顾客观环境的所谓“仁政”的思想；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处理问题时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在统战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或者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倾向；实行“三三制”中的关门主义的残余，或放弃原则的偏见，强调民主形式，不讲民主的内容，只讲民主，忽视集中，对上级的指示不够尊重甚至不贯彻执行；在领导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老一套”的毛病等。经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既弄通思想，增强了团结，又解决存在的偏向问题。党员干部都感到思想上有很大提高，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达到了清除不良倾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使到会的干部明确了是非，认识到“只有路线上、政策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党，才能称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更有力量来建设边区，支援抗战”。独一旅旅长说：“参加这次会是最彻底的整风，不但脱了裤子，还洗了澡，擦了背，一切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揭露了，都医治了，使我得到了最宝贵的教育。”
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明确规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全归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归分区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其余县、区以此类推。通过这次高干会，使中共西北党更加团结，风雨兼程，锐意进取，勇往直前，蓬勃向上。《解放日报》发表高岗在11月初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5周年的题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的文章里说：“苏联一国，终于挡住了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及其欧洲匪帮的进攻”。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纳粹的战略进攻归于破产，确定了同盟国转取主动的局面。“为什么苏联能替人类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苏联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领导的一元化的联共党。”“在保卫苏联的战争中，全苏人民都在联共党的领导下，无论后方和前方，士兵和工人，老人和小孩，像一个人一样的同法西斯德国搏斗着。”“这种坚强团结，步调一致，就是苏联能够战胜纳粹的最基本条件。”
高岗在文章中还说：“今天纪念十月革命25周年的时候，我们边区党要向联共党学习的，主要就是这种布尔什维克的一元化、统一性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步伐不齐，各自为政，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他向全边区党员和党政军各部门工作的党员号召，“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我们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我们一定要在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领导这方面做模范！”他旗帜鲜明地第一次提出“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号召。这是自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后，从公开文件中首次见到的提法。
高干会把学习、整风和改革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高岗的提议下，会议作出发起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的决定，军拥政爱民，民拥军优抗蔚然成风，使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大大改善，出现团结抗战，团结建设的新局面，并为我党我军创建了优良传统，直到现今仍发扬光大。
三、高干会的第三个收获，认真检讨了抗战以来的建设事业。会议指出，必须纠正过去边区不顾本身的具体条件和政治情况，想“百端并举”、“样样做模范”、“样样是中心”的急躁思想，大会按照毛主席为会议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经过会议讨论，明确地规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中心，并且以发展生产为基本任务。
会议围绕以上三个主要问题，经过深入检讨，在组织上、思想上和路线、政策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团结的局面，发展了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特别是搞明白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1943年1月6日，报经中央批准，西北局设立常委会和办公厅，常委有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兼办公厅秘书长)。会议上，高岗代表西北局宣布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奖状，表彰了王震、马文瑞、马锡伍、罗成德、贺晋年、王世泰、习仲勋、王丕年、刘秉温等22位模范，同时处分了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落实了奖罚严明的政策。
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贾拓夫受高岗委托，传达了高干会讨论的各项问题。与会的民主人士一致赞扬高干会的成功。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我们党外人士，国共两党都是大党，但无党无派的人总占多数。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施，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如只守住党内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如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教育厅柳堤厅长说，高干会是为了边区建设，也是为了全国抗战，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这次会议，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指导和以高岗为首的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开得很成功，“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是把每个部门、每个地区乃至每个人的实际有的放矢的整风典型。“是集体创作集体学习的大学校”。对延安整风特别对边区整风深入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统一了全党思想、干部思想，根绝了不正的“三风”，是促进边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大进一步的一个重要举措。由于总结了历史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偏向，纠正了干部的错误思想，干部思想作风大有进步，党政军民关系大有改进，又确定了边区建设中的中心任务，所以高干会后，使边区的面貌焕然一新。西北党更加巩固团结，各项工作雷厉风行。群众说：“现在的党和政府对待老百姓可好了”。党外人士说：“前途有办法了”。毛泽东说，领导者最大的本领，就在善于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把群众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指导群众的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实践证明，高干会是成功的，正如李维汉在1981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说：“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驳斥了有人对高干会说三道四和企图否定西北局工作成绩。
3月16日至20日，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高岗列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政治局、书记处的主席为毛泽东，刘少奇提议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改变了过去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一样的局面，书记处成了政治局领导下的机构。至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由过去“出席会议”变为“主持会议”。此前，张闻天名义上是党中央的总书记，毛泽东说他是“明君”，讲民主、不争权。说张闻天夫人刘英是“娘娘”，“我是毛大帅”，实际党权军权都在毛泽东手里，神化毛泽东的幼芽萌发。
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决定说：“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历史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做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做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西北局高干会结束后，集中精力，全面落实高干会的各项决定，开展全边区的党、政、军、民、财等方面整顿。在整党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及党员教育，提高民族觉悟，集中统一了党的领导。同时，处理了混进党里极少数坏分子，理顺了党政工作关系，纠正了以党代政的倾向和脱离党委领导的现象。整政中突出解决“三三制”政策和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实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纠正贯彻“三三制”政策中左右摇摆和关门主义的问题。整军中克服了军阀主义，纠正了军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加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摆正了党、政、军、民的关系。整财中，抓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落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教育上来，纠正了轻视经济工作的倾向。整民中着重提高民众团体的素质，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通过全面整顿，新老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本地与外地干部关系达到进一步改善，克服了工农干部注重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知识分子干部注重理论而轻视实践经验的“两种倾向”，出现了相互学习，相得益彰，励精图治，共同奋进的新气象。
1944年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引起高岗的注意，他及时叫《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文。号召全区中高级干部学习，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在成绩面前，千万不可冲昏头脑，重犯我党曾“几次骄傲，几次错误”和“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按毛泽东的指示，把《甲申》作为整风的文件学习。这次学习收到很好的效果，实际上给党员、干部，打了一次“防骄防腐”的预防针。
四、整风审干为反攻做准备
整风后期，根据中央部署继续进行整风和审干。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处于严重时期，共产国际要解散，国民党借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策划闪击边区，一批国民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投降日军，搞什么“曲线救国”的把戏。日寇侵占京、沪、杭和武汉等地后，国内政局更加动荡、混乱。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以“军事为辅，政治为主”的方针诱降。国民党失败情绪滋长，在曲线救国论的指导下，到1943年有20名委员、58个高级将领和50多万军队投敌。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均网罗汉奸，建立伪政权、伪军，在北平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内蒙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日伪相互勾结一起，围剿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
抗战以来，延安成了抗战的灯塔，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千里迢迢奔波而来。国民党特务组织也趁机混了进来。如特务头子戴笠曾在汉中等地先后举办的青年特务训练班，学员有的派往边区进入学校和参加工作。他们的任务是：“打进去，站住脚，爬上去，伺机破坏”。这些人到延安后在我党政策、作风感化下，有的人向我“自首”，交待清楚。但是，外来青年中确有极少数人被敌人所利用，混在革命队伍内部，妄图配合国民党军事闪击和内部破坏一起下手，一举搞垮边区。在整风前和整风期间，保安部门已破获了一批特务案件(据资料记载近百起)。整风中王实味、丁玲等在墙报上、《解放日报》的《轻骑队》和 href='/article/3236.htm'>《野百合花》专栏里发表了讽刺中共领导人和批评中共“腐化作风”、结发妻子换成洋学生的文章，受到敌人方面的赞扬。这些都引起毛泽东、党中央和西北局的警觉，“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1943年4月1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两项任务：普遍地开展整风运动；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高岗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 “整风既整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社会部、宣传部、组织部”联系起来检查坏分子。在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是很自然的。当时在革命队伍里确隐藏着特务。有一个特务专负责刺杀任弼时，几次准备动手未得逞。后来在我党领导人成天忙于抗日救国，日夜为人民办事，处处为群众着想的行为感召下，那个特务主动“自首”了。挖出一个日本特务分子，男人经过整容后扮成女的打进来，搞破坏活动。刘伯承的小女孩——华北被反革命分子暗杀在延安保育院，惨不忍睹。
审干本来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为抗战反攻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完全必要的。目的是通过审干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培养教育干部，提高阶级觉悟，为抗战、为人民服务。
4月28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肃清内奸的问题。他说：“对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四百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会议决定成立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组成，刘任主任，康、彭、高为副主任，具体工作康生、彭真负责。7月1日，毛泽东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批示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康生借“争取失足者”别出心裁地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
博古对康生最恨，他私下对人说：“康生是中共政治异己分子。”他还用憎恨语言谈论刘少奇改变自己的观点，向康生妥协，为进书记处甚至吹捧康生。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说什么“从敌占区、国统区来的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下派来的”，煽起了“抢救风”。把干部队伍不纯状况作出过分的估计，混淆了敌我界限，出现了“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之感，怀疑一切，大轰重压，成批捕押，大搞逼供信。在延安各机关几天内挖出1400多名“特务”。把干部思想上的缺点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待清楚的问题，统统都轻率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特务”越揭越多，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使审干出现严重偏差。中央机关和边区机关及各地被怀疑的人达15000多，并决定边区召开10个大会揭发。延安、绥德、陇东已举行大会揭发。中央军委的秘书长陶铸也被抓起来，理由是曾被国民党抓进过监狱，判过无期徒刑，江青也长期过不了关。叶子龙的妻子姓蒋，参加西安事变游行时不愿同蒋介石用一个“蒋”字，改为“江”字，以后沿用江姓。康生便认为是蒋介石、蒋鼎文什么人的侄女或女儿抓住不放。康生把教会学校念过书，听过外国人讲课的人，都打成特务。《解放日报》用大量篇幅报道揭发特务的情况。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坐镇边区机关指挥反奸，并兼延安县委副书记，把延安县作为各县反奸突破点，在蟠龙召开大会，高岗到会讲话，点名批判杨志功、黄流等。群众高呼枪毙杨志功等，高岗答应后未执行。中央和边区有些机关瘫痪，有一半人被怀疑为“特务”、“内奸”。陕北公学390人，被怀疑的有208人。各地由抢救外来知识青年发展到揪本地贫苦出身的青年干部，童养媳、揽工出身者也被怀疑，甚至将十三、四岁的小学生也卷进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凡被怀疑的对象都要坦白交待，否则就搞车轮战，不能睡觉，大搞逼供信，硬打硬逼其承认是“日特”、“国特”，承认了就解脱，还给优待。有的人被批斗没完没了，忍受不了折磨，不是特务也得编造什么名堂，应付过关；还制造假“特务”、“坦白”模范，胸佩红花，骑上马到处搞现身说法，诱骗“坦白”。有的人为了“优待”，连特务概念也不懂，胡说八道，承认自己是“特务”，闹出不少笑说。绥德有的小学生说在衣兜装些石头，叫什么“石头队”，是特务指使他们打死共产党干部的武器；女学生说：特务叫她用美人计拉干部下水。一个农民在“坦白”大会上说：“日他，我也特务了，以前给国民党交过粮，送过草。”一对新婚夫妇，丈夫一天晚上忙工作回来很晚，见妻子没睡，守灯独坐等他，便怀疑她有问题，不听分说拉着妻子找领导交待问题。靖边有个照庙的老头，曾给慈禧当过差。他在群众会上说：“我也当过特务，过去给慈禧太后烧过茶水。”惹得与会者悄悄发笑。时任靖边县委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偷偷地说，连特务概念都没弄清楚，就承认自己是特务。后来陈元方也被怀疑为特务。延安在一天晚上一次抓200多人。曹轶欧在延安县几天揪出20多个特务，被怀疑的对象很多，其中有童养媳，揽工汉。康生高兴地吹捧说：“我们城里一整风，一风吹到延安县(时在蟠龙住)，延安整出多少呀，成绩很大嘛！”延安整风中逼死很多人，仅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有柯庆施、邓洁、武竞天等同志的妻子被逼跳井自杀。当时在延安流传这样一句话，讽刺康生说：“闫王爷贴告示鬼话连天”，是整人的“刑官”。
高岗在审干一开始，认为是党中央、毛泽东叫搞的，康生那样搞是中央的精神。后来对康生那套不要证据，只凭直觉，只凭口供，只凭推理，只搞逼供信定罪的做法，逼死一些人，引起警觉、怀疑、深思，表现出克制、消极态度。康生常说：“看×××的样子就像个特务”，“×××不是特务，把我康字颠倒写”，还说“有的女人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等等。特别是在曹轶欧威逼下，一个叫炭丁的女科长(中央机关某部门负责人的妻子)被逼上吊自杀。她在遗书上说她不是特务，被逼无奈承认自己是特务。县委书记王丕年找曹轶欧谈反奸扩大化的问题。他说揽工的、童养媳怎么会反共产党呢？曹仗着社会部长、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副主任康生的权势，谁的话也听不进，还批评王丕年敌情观念淡薄，被延安和平环境迷住眼晴，看不到隐蔽的阶级斗争。她还向刚调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马文瑞告王丕年的状。曹轶欧看了炭丁的“遗书”后恶狠狠地说：“顽固不化的特务！”王丕年及时向延属地委反映刑讯逼供问题。延属地委书记李景膺向高岗作了汇报，引起高岗极为重视。他即调阅一些口供记录，发现不象是“真话”，亲自找被审查、怀疑的人员盘问情况。阅看了绥德地委的简报后，送给毛主席，并致电习仲勋书记：“应严格区别党内反特斗争和党外反特斗争，稳定多数，打击少数。必须枪毙的也暂不枪毙。”他自己曾有被错整的体会，觉得1935年瓦窑堡的历史又在延安重演。他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及时对负责西北工作的任弼时说，1935年就是搞逼供信，屈打成招，整死很多人，我看了些材料，找了些人谈，出入很大，假的很多，童养媳、揽工娃反对共产党谁信？西北干部都是一起战斗过来的，怎能和特务联系上？任弼时和高岗一起径直到杨家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也有江西受错误肃反迫害的体会，随即召来陈云和康生等，任弼时、高岗讲了情况和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听后有点生气，批评康生、陈云(时任中组部长)说，原来用干部没有警惕性，审查不严，现在就“特务如麻”。决定十个大会(已开过三个)停止，由陈云负责组成工作组，进行复查甄别工作。毛泽东也亲自找被审查者了解情况，并在绥德分区反奸报告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奸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毛泽东批评说：康生乱用职权，搞乱了重要工作，“严重破坏了干部政策。”
高岗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指示西北局社会部连续几次发出通知，要求在反特中，“要做到少捉不杀”。“在审干与反特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并制定《审查工作基本条例》，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
7月30日、8月8日，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并作报告，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并提出九条方针。要求审查干部要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搞错的则坚决平反。并脱帽向大家敬礼，赔情道歉，承担责任，说：“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毛泽东以身作则，承担错误责任，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对康生说，搞错了就给人家鞠个躬，赔情道歉嘛。“要坚决制止乱整乱斗抢救风。”凡是已经坦白的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就不要说。实事求是，有错必纠。8月15日，中央作出《审查干部的决定》，发布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指出：“审干不称肃反”，一切特务和怀疑分子不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拨正了审查干部的航向。曹轶欧悻悻离开延安县，抱病休养。中央派帅孟奇协助边区对错整错斗的人进行复查纠正工作。高岗积极部署复查甄别工作，并向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作自我批评，要求组织人事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李维汉回忆说：“边区级机关甄别工作比较细致，比较实事求是。坚持一个人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并同本人见面”。
中央关于纠偏审干方针、政策确定后，康生以肃反“专家”、“权威”自居，对中央机关搞错的不办或拖拉。边区机关在高岗亲自动手，帅孟奇的协助下，抽调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干部，进行复查平反。到1944年4月，毛泽东单独召来高岗及之后召集李克农(社会情报部副部长)和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谈话。毛泽东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几个今天在枣园夜谈，你们有啥说啥，我不打棍子，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大家见专抓整风、审查、肃反的康生没来，你看他，他看你，都疑惑不解，一言不发。毛泽东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便说几个月前给康生打过招乎，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专门找他谈，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就找你们直接抓工作的来谈。
毛泽东从“失足者”的口供及联系江西反AB团和陕北右派反革命时的沉痛教训谈起，认为许多不实口供是用刑逼出来的，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他强调指出：“要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部门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指示抓紧甄别、平反工作。
经过复查甄别，真正的特务很少。康生的“抢救运动”“千夫指责”。“七大”会上没安排康生重点发言，经活动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头衔，七大后打发到农村搞土改，离开政治中心。这是康生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栽跟斗。康生整人成了瘾，后来在晋绥土改中极力鼓吹极左路线，对土改运动造成严重危害。苏联驻延安的观察员孙平(俄名弗拉基米洛夫)在他出版的《延安日记》一书中写到：“康生是整人的专家，刘少奇是整人的理论家，毛泽东是整人的导师。”
1943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反法西斯阵线的高涨和法西斯阵线衰落。在欧洲，苏联红军正转败为胜，打垮希特勒的时间不长了。在太平洋上，美军也转为优势，举行反攻，日本侵略者转为劣势，出现了走下坡路的趋势。
国内形势变化更大，人民势力高涨和反人民势力下降。蒋介石政府坚持压迫人民，消极抗战，实行“敌来我退”，避免作战，对于反攻日本没有思想、组织准备。1944年4月，日本为打通与越南大陆交通线，恢复正面战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不到半年时间，河南、湖南和两广等几省的大好河山被沦陷敌手，损失约60万军队，146座城市和6000多万人民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让敌人轻易达到目的。并向重庆后门逼近，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加之国民政府横征暴敛，造成工农业的破产，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国民党政府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相反，解放区军民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反击了日军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使八路军、新四军等扩大到60多万，民兵达到200多万人，根据地人口增加到9000多万。陕甘宁边区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领导下，积极进行反攻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特别是干部的准备，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组织领导基础。同时，也为抗战胜利后防止国民党发动内战留一手。
党中央和西北局，对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志在抗日救国的青年，十分重视培养训练。在各级党校、学院和干校以及培训班、学术会、研究会等，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高岗多次给学员作报告，讲政治课，鼓励青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掌握抗日和建国理论，提高本领，使边区成了培养提高和积蓄干部的“人才库”，为根据地输送干部和抗日反攻做好了准备。高岗号召“领导干部要打开脑筋想问题”，学习“理论和形势”。他直接读的马列书籍并不多，但他很善讲，表达能力强，记忆力强，见解精辟，总是能抓住最精髓的部分和国情现状融合起来，三言两语就把异常繁杂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讲清楚，有一种促人奋进的鼓动力。
1939——1940年，边区先后向晋察冀等敌后地区和山东解放区输送了“三八式”年轻干部近万人，他们伴随着“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嘹亮歌声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向敌后进军。
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高岗的纪念抗战六周年的长篇文章中，针对大批干部即将到抗日反攻前线的形势说：“需要我们经常点点滴滴的积累和有系统地理论研究。……以充实我们的指导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并取得建国的经验。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切切实实援助前方和准备反攻。”1944年11月9日，高岗在边区文教代表大会讲话中指出：“干部教育头等重要”。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日前宣布的方针，对干部教育作了具体指示。他说：“开展边区文教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教育。这些年来，外来知识分子对边区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是不能永远在边区的。”“边区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应该到延安行政学院和党校五、六部上课，各工作机关应该研究业务，总结经验，作为训练干部的教材，以保证他们的学用一致。各分区领导亦应以同样精神与办法亲自动手，办好本分区的中学、各地干训班等，为本分区或全边区切实训练出一批有真本领的干部，此项工作应列为各分区的主要职务之一。”
在干部教育中，注意抓典型引路，他说：“目前应特别集中力量办好各县的区干部各类训练班，集中半数以上的干部到县上，从他们本身的业务起，用座谈方式、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的方式，和他们讨论商量，然后提出好的和坏的典型，向大家报告，使大家真正能了解政策，知道方法。这才是具体的帮助干部、培养干部的方法。”高岗号召“新老干部互相学习，工农与知识分子互相学习，无论什么人都要学习一套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不是务虚名，摆资格。”他针对一些人的自满思想指出：“个人小聪明，或什么天上掉下来的资望，不能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包袱’丢得远远的。丢掉背上的包袱打开脑筋的机器，使脑子里觉悟的部分挤掉不觉悟的部分。”
由于边区各级党组织遵照高岗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加强“干部教育”，“准备反攻”的一系列指示，几年来，特别是1943年以来，经过审干，十分注意选拔、培养青年干部，并发展他们为党员，造就大批干部，边区在抗战期间为其他根据地输送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干部近10万名。他们带着毛泽东思想、延安作风，怀着革命真理、国家信念离开边区，奔向全国各地。抗战胜利后，一次从边区派往东北2万干部，向其他新解放区派了大量干部。延安干部遍布中华大地，延安培育的种子撒遍全国。正如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不仅为对日军反攻做出贡献，而且为夺取全国政权和建国后恢复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作好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干部准备。
边区本来是地瘠、人稀、经济不发达的穷地方，加上抗战时期，敌人外侵内封，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形势下，西北局依然高度重视干部培养教育，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25％。在中国的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政权，全世界也是鲜为人见的奇迹。
五、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一次大会。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革命彻底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早在1937年1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了召集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高岗任委员，参与了“七大”筹备工作。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为了保密安全，确定“七大”放在山沟里召开，高岗同任弼时、李富春到安塞县等地区勘察了“七大”开会的会址。但是，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各地代表不能到达，如冀中地区的“七大”代表鲁贲等去延安准备参加会议，途中遭日军追击壮烈牺牲，所以，“七大”直到1945年4月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才正式召开。
在国际上，希特勒将要被消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的伟大胜利，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使日本受到严重威胁，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国内，1942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教育，特别是干部的培养教育，为反击日军作了充分的准备，各敌后解放区战场对日军开始了局部的反攻。到1945年春，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已处在被包围之中，中共拥有了1亿多人口，100多万军队，220多万民兵。在国统区，人民也掀起了抗战以来空前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的抗战正处在胜利的关键时刻。
但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内部依然存在反民主的势力，中国仍然存在内战的危险。国民党坚持消极抗战，对内坚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阻碍着中国人民进行有效的抗日战争。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表明了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高岗作为中央西北局书记参加了这次历时十一个月的长会。
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召开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等问题。2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胜利的历史，也有失败的历史，既有辉煌，也有失败。全会共开了八次全体会议。1944年5月初，高岗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成立四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党的历史和军事报告等，高岗为政治报告、历史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由刘少奇、任弼时负责召集。5月21日，七中全会先后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和各委员会起草的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党章草案、军事报告和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岗参加上述问题的讨论并作了重要发言，为党的“七大”召开做了不懈努力，付出了心血。“历史决议”对1935年陕北“左”倾路线错误作了结论，指出：“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6月11日胜利闭幕。出席“七大”的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4月21日，举行了预备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说：“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至于犯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犯过错误。”
“‘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过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
在预备会上，成立了主席团，高岗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兼大会副秘书长。他积极协助秘书长任弼时组织了大会报告、发言和各代表团讨论。
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朱德、刘少奇作军事、修改党章的报告，会议共开了22次全体会议。高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创立和建设经验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突出强调争取中间分子、发展生产和改进作风、民族政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方法。他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夺取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充满了信心，受到大会代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七大代表王丕年回忆说，七大既是团结、胜利的大会，也是民主批评的大会。会上，除对毛主席外，未点名批评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在内。对康生、彭真意见最多，因他们两人在整风中整人最凶。会议批评“山头主义”，代表们指出山头主义的危害性，妨碍团结，形成分散主义、宗派主义。毛主席说：“山头主义是坏事。”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时，代表们不选王明，毛主席做工作说：一个人犯了错误之后，决心改正错误，这就好嘛，把他选进中央委员会是对的。犯过错误的人更可贵，因他有教训，就不会重犯错误。
七大开幕式是任弼时主持的，他说在我们斗争过程中已逐渐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毛泽东的旗帜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旗帜。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说：七大将决定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命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开幕式上讲话，一致指出：毛泽东是中共党的领袖、旗帜，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陕北既是落脚点，也是走向胜利的出发点。”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和陕北根据地推向顶点。
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48名正式委员和27名候补委员组成。6月19日，召开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岗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是西北地区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正式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七大”结束后，西北地区在高岗的领导下，全力贯彻“七大”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新党章规定进一步加强西北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陕北黄土地上，历尽艰苦，孕育培养出来一批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经济家，拥有千军万马，夺取了政权，夺取了天下，用枪杆子打出来一个新中国。建国后高级领导干部和1千多名将帅，多数来延安吃过陕北小米，喝过延河水，参观了雄伟的宝塔山，足迹遍布边区山山水水，在边区这座革命熔炉里冶炼过。
6月底至8月初，中央西北局又次召开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座谈会。1942年底举行的高干会议上，朱理智等人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但是，没有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企图否定42年高干会结论和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的决定，影响着团结抗战反攻胜利和边区党的建设。为了进一步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统一反攻胜利和建国的步调，西北局决定再次召开高干座谈会，历时一个多月。会上，根据中央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历史的方法和“七大”会议团结、胜利精神，采取学文件，谈历史的方法，对边区党的历史从头至尾甚至对每年每月每件事进行座谈讨论。会上有陕甘边和陕北工作过的30多人发言，通过摆历史事实，讲革.９9ｌib?命道理，揭发批评了朱理智、郭洪涛等同志的错误。朱理智说：陕北肃反是根据河北省委(当时陕北属河北领导)的3万多字的几封信(即5封信)：说“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这些情况是根据郭洪涛报告来的。”他到陕北后，首先依靠郭洪涛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主要和郭洪涛谈，其他同志没有谈。朱理智私下对高朗亭说：上了郭洪涛的当，铸成大错。聂鸿钧在座谈会上说：河北省委批评26军的信(即34年)，是郭洪涛同志反映的不实之辞而来的。西北代表团来陕北，是闫家洼子会议后，郭洪涛向北方代表、上海中央局写信告状而来的，他受命“依靠郭洪涛解决陕北、陕甘问题。”
高岗根据大家的意见，在8月2日作了长达4万多字的总结发言，更进一步、更全面地把陕北党的历史讲述一遍，使与会同志进一步全面了解了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王明错误路线斗争的详细过程，使与会者又深刻受到一次路线斗争的教育，巩固了西北党的核心领导，提高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他针对曾犯左倾错误的同志说：“原来我们当时幼稚，也无限信赖中央，谁来打中央的旗号，就奉谁为玉皇大帝。你郭洪涛不依中央旗号，怎么轮你们撤我的职呢？你是陕北特委委员；我是省委委员，你是陕北特派员，我是省委特派员；你是50多条枪的陕北游击队的政委，我是二十六军的政委，怎么能叫你把我的职撤了呢？”
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在座谈会上讲了话，并进一步作了极明确的结论：“刘志丹、高岗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智、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高岗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带领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保卫了安定的根据地，使毛泽东在这样的安定的环境里精心研究马列主义，写出大量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著作，仅在《毛泽东选集》中就收进110多篇。“他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南。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宝库里增加了宝贵财富，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方针、决策及指示，都是在延安制定和发出的，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正如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多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
第十一章 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西安事变”后，国共二次合作形成。1937年1月13日，高岗护送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他协助中央军委二局选择中央领导住所和安排保卫工作。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高岗参加讨论进驻延安后的工作。毛泽东针对有些人看不起“贫瘠”的陕北说：“我们的延安很美啊！”“不要小看延安这个地方，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几乎把所有的根据地都掉光了，只剩下了这块落脚地。这是我们的资本，我们要在这扎根，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党中央奠基延安后，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时代的主流转向延安，斯诺在 href='9501/im'>《西行漫记》中说：“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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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为了团结抗日，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复电中，主动提出五条要求和四项保证，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的地位，陕甘苏区改为特区，撤消苏维埃中央政府，实行民主制度，“停止赤动”和“没收地主土地”，红军改为国军，受南京中央军委领导。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特区领导人选等问题上，悬而不决。5月，党中央决定将西北办事处改为特区，并设保安司令部实施行政和保安职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协商，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设主席团，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副之，高岗、秦邦宪、董必武、马明方等7人为主席团成员。首府设在党中央驻地延安，管辖陕甘宁交界23个县。边区政府成立之后，制定了各种法规，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政治、组织保证。马文瑞说：“陕甘宁政权，为新中国的创造铺下第一块基石。”
“延安是共和国的老根”。延安时期，我党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和民族的解放道路，把中国革命从这里引向了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根据当年5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的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边区民主政治共和制建设，高举民主政治旗帜，团结一切爱国党派、爱国人士，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坚决抗日的、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员到边区政府中负责工作，改变了过去政权中由清一色共产党员办事的做法，以“民主政治”对抗“独裁统治”，吸引了革命力量。
为建立边区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成立了法制起草委员会，高岗任主任，负责领导法律法规研究和起草工作。边区先后召开四次参议会，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议会及行政组织纲领》、《选举条例》《惩治汉奸条例》、《婚姻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全边区普遍实行民主普选制度，只要是爱国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还有外国籍的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乡、县和边区三级参议会及其领导，选举产生政府组成人员，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出席议员145名。高岗主持了大会，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各厅、局、院分别作了报告。会议上高岗高度赞扬了两年来，在实施民主政治建设、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贯彻毛主席提出创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模范区域”的号召，各条战线上取得重大成就，提出今后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任务。大会通过了高岗主持起草经党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参议会组织条例、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等法规性文件和发展经济、教育等议案提交参议会讨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对边区实行三民主义作出28条规定。“纲领”经讨论一致通过公布实行，作为“边区一切工作的准绳”。
大会还发布了《告全区同胞书》，号召全区人民拥护国共合作，加强民主建设，坚持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首届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崔田夫、毛齐华等七人为常驻议员；选举林伯渠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
这次参议会在中央的指导和高岗的亲自领导下，开的成功，是边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不仅决定了今后经济、民主建设的方针任务，还使民主共和制建设日趋正规化、制度化、法律化。同时为解放区起到“火车头”的作用，群众称为“延安是民主的首都”。毛泽东说：“延安是边区的首都”，“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1939年毛泽东为《边区实录》一书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林伯渠在报告中说：“边区在全国说来，是个政治上先进的地区”。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对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给予极高评价。他说：“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是个十分重要的文件，事实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基本政策”。
1941年11月6日-21日，边区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议，出席参议员219名，连同晋察冀、鲁西等根据地和各界来宾共500多人。高岗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要把这次参议会开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员会，开成团结一 5207." >切力量的团结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高岗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参议会和上届参议会不同，“现在是处在人类存亡成败的关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希特勒拿了25000辆坦克，200个机械化师团，以及他全部飞机的四分之三，向苏联进攻”，正如希特勒所狂叫的“这一次战争是今年冬最后的一次，是空前的，也是最残酷的一次战争”。日本进攻中国已经5年了，东条内阁组成后，更进一步侵略中国。长沙、郑州、许昌战役以及最近在黄河上，“六、七千军队天天在军渡、宋家川、碛口、丁家坪、禹口等地炮击，天天在哒哒的放机关枪”，企图经过边区“想把西安搞下来”。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全国团结一致，坚决打退日军的进攻，以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全国的人民“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决的主张中国的民主”。他说边区是西北的最前线，边区是一个民主进步的地区。蒙、回、汉等所有的民族“团结得象钢铁一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高岗针对当时国民党到处制造摩擦的状况指出，现在“不是自己里面，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是最愚笨的最有害的办法，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办法，也是我们边区所坚决反对的办法，今天最好的办法是更加把民主巩固扩大，更加把民主提高一步，把西北的抗日阵线更加巩固起来，这样我们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就更有力量。”他说，抗战是持久的，“不是一两年就可以结束的，这个战争是长期的。”我们在困难中进行抗战，今后还要更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正如毛主席说的，“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
高岗在“开幕词”中指出，边区工作中有不少缺点，要求议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指出来，批评、指责，我们民主的政府是不怕人批评的。他说，这届参议会确定边区今后的大政方针。“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建设，特别加强军队建设”。“团结西北人民，积聚我们力量”，“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大会听取和审议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高岗代表中央西北局向大会提交的《五一施政纲领》，并作了施政纲领的解释，他指出“施政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日、救中国”七个字。他说，中国近数十年的历史教训了我们，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团结的好就有出路，分裂就没有出路。第一次大革命时候，全国团结，所得到的是北伐胜利，而团结破裂的时候，所得到的是东北四省被日本拿去。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化基础的建立，以至日本这一次进攻中国，使我们民族遭受了千古未有的磨难。由此可见，团结与分裂是利害分明的。他说，纲领是我们二十多年的斗争经验，讨论总结制定的。它从头到尾贯彻着团结、抗战和救中国的精神，目的在于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盛的新中国。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要适应两头小(即大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间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特点，“既不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独裁，而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大家来赶跑日本，大家来治国家。”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抗战也是长期的。这是从共产党二十年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只有团结才能救中国，分裂革命就要失败。他郑重地宣布：“我们共产党不但要宣传这个纲领，而且更重要的是坚决贯彻这个纲领。我们共产党一向最反对的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果。”
如何贯彻施政纲领，他说：“首先要保证政权三三制”，“一切实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还要“保证各级参议会确实成为一个有力的机关而不是请客吃饭的摆设。它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参议会的一切决议，政府必须完完全全的实行。”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员要遵守纲领的规定，他说：“施政纲领是共产党提出的，如果共产党不遵守，还叫谁来遵守？”对违犯纲领的要“惩办处分”，还可向西北局乃至中央告发。
总之，延安时期民主空气很浓，参议员、政府组成人员，实行竞选，搞竞选演说。群众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
为了贯彻这个施政纲领，边区政府委员会于翌年一月发出布告。布告说“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第一个最大的成功，就是全体议员代表全边区两百万人民大众，全部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局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并且一致的决议把它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本会同时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代表高岗先生的报告，并详细研究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提出的施政纲领之后，一致认为该纲领不但符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日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督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在参议会监督下，坚决执行，使全部的纲领，迅速的彻底的实现。”
“施政纲领”主旨是团结、抗战、救中国，对于各个抗日民主阶级都有照顾，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调节了劳资关系，使工农bbr>.９9ｌｉb.生活有改善，地主、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以，施政纲领，得到中外人民的拥护和赞扬，是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抗战胜利和建立独立、自由、强盛的新中国的战斗旗帜。这不仅是为边区实现新民主主义订立下一个基本宪章，使边区施政有了明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据，也是各抗日根据地制定法规的依据。同时，创建了“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纠正“议行并列”“架床垒屋”的偏向。
这个纲领是在贯彻实行《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随着形势发展变化，边区中央局在变化了的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的，较前一个纲领更加完善，不啻是个“临时宪法”，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精神和团结抗战与进步之总方针，还规定了各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的制定和实行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它不仅是边区最适宜的施政纲领，同时，对华北、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对中外震动很大”。中外报纸纷纷刊登译载，称：“中共文告实行民治主义，矢忠于国家第一观念，团结各党各派抵抗侵略。”边区参议员李丹生说：“五一施政纲领使政策方案益臻明确具体，能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加强一切建设事业，执进步之先导，开民主之宏模，大义在昭，倾全国人之心，宽大为怀，感敌奸之归化，以之抗战，抗战必胜，以之建国，建国必成。”
“五一施政纲领”在5月1日开始在边区内试行。《解放日报》在5月8日发表了经高岗审改的社论说：“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政策，都是我们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的纲领。”
这次大会根据施政纲领原则，制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规，以及军事、政法、财政、文教、经济和李鼎铭等十一人的“精兵简政”等提案一百多件。贯彻执行了“纲领”，不仅促进了边区的大团结，高度发扬了民主，推动各项工作，为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作出了光辉榜样，推进了新民主主义全面建设，而且为其他解放区、根据地制定实施纲领提供根据，推动了其它解放区民主政治建设，对建国初制定《共同纲领》和各种条例、暂行办法提供了实践经验。毛主席曾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就是新中国的形象面向世界展现了，当时成为中国的精神高地。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就看不到新中国。”美国的学者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说：“延安时期的历史和经济奠定了1949年胜利的基础”。
大会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了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议长和政府委员会、政府主席。高岗被选为议长，安文钦(非党)、谢觉哉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非党)为副主席，并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
选举结束后，《解放日报》记者到高岗办公室进行采访，问高岗有何“政见”，高岗说：“我的政见很简单的，本人是共产党员，既被选为连任议长，本人只有虚心接受大会对于边区工作的批评，而加倍努力为具体实现‘五一’施政纲领而斗争。”
其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个别部门关系不太融洽，有闹独立的现象。毛泽东派李维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是中共元老之一，便于协调相互关系。李去边区前，
毛泽东找李谈话时提出五条要求：“一，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二，要精兵简政；三，要发展生产；四，要搞好文化教育，边区文化教育落后，文肓多、巫神多、迷信多；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毛泽东说：“延安好比英国伦敦。”(李维汉的理解：意思是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根据地，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的中心，则是一样的。)“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实际上有代行中央行政职能的职责。
为加强军政领导工作，1942年8月，三边、关中、陇东和延属等4个分区，成立了统一的军政委员会，高岗任书记，贺龙任副书记。
1944年12月4日至19日，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在延安举行。出席议员187人，连同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代表及邀请各界人士共1000多人参加。具有全国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意义和性质。
这次会议规模大，大会以高岗等19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大会。 高岗在会上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他指出边区和蒋管区实行的两种道路，得到两种结果。边区的政权是“真正人民的政权”，工农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独裁政权，“公私交困，民不聊生”。他用大量事实和数字对比说明了这个问题。
会议听取了林伯渠作《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报告和副议长谢觉哉作了《民主的边区是中国解放旗帜》的报告。
朱德、周恩来等到会讲话。新四军代表陈毅军长在祝词中说：“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其发源地就是陕甘宁边区。”刘伯承在讲话中说：“抗战和民主运动，是从陕甘宁边区发源的。”山东军区政委朱瑞说：“陕甘宁边区民主、团结和经济建设的道路就是全国人民的道路”。参议员在讨论时说：“边区是照亮全国的灯塔。”
毛泽东在15日向大会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特别指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沦陷区、解放区，都要为此目的而奋斗。
会议通过4个法规文件和35件提案。
这两届参议会，把边区乃至全国的民主、抗战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边区和全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坚持民主，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取得抗战彻底胜利的时间不长了。边区军民响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把民主、抗战、建国工作等作为重要任务，民主、抗战深得人心，并变为实际行动，纷纷奔赴前线。
1946年4月召开的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在45年已去东北工作的高岗仍被选为参议长，边区劳动英雄刘建章在唱票时：“高岗！高岗！高岗！……”他是得票最多的一个。人们都知道高岗去年就去东北又选为议长。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林伯渠和群众。林伯渠说：“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一九三九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凡举边区一切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中共中央到陕甘宁边区以前，高议长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起革命流血，多年奋斗后，才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使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得此抗日前进阵地，中国人民力量得由此逐渐扩张，边区人民享受到应有之利益。”南区合作社代表耿喜对记者说：“高岗同志把咱老百姓从多灾多难的旧社会领出来，他把陕北这块贫苦地方建设得繁荣。他事情很忙，还亲自到南区合作社，问我们关于农民生活改善情形，指导我们合作社的方针，他是心里离不开老百姓，连任议长是最合格了！”劳动英雄吴满有说：“人民爱他，要叫他当议长。这叫做民心所归！他时时挂念咱老百姓，体贴穷人，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次和我谈话都是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是个好议长！”
边区民主共和制从第一届参议会开始三三制政权建设，并日趋完善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前，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到鼎盛时期，高岗与边区的党组织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边区具体实践相结合，精心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朱德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实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边区是第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地区，是真正实行革命三民主义亦即新民主主义的地区。”“边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对各个解放区及全国有伟大作用。”
“三三制”政权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新中国国体、政体作了探索并形成雏形。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其兴也勃”，最根本的是坚持正确的纲领，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1945年7月，黄炎培、褚辅成、冷通、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飞抵延安考察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高岗等到东关机场迎接。高岗等陪同黄炎培参观了延安有关地方。黄炎培在谈观感时说，他们到延安自由参观，他们感到很随便，没有对他们有任何限制，也没有像在重庆常紧跟后面的“尾巴”。他们看到延安街头的商店里，摆着吃的用的，种类着实不少。延安城里到处是新房。黄炎培想起他游历内地时见到大群大群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何时才能像延安这样“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1938年共产党初来延安时，地方上妇女还穿着破烂露肉裤子，现在衣着好多了。延安城由过去的2千人扩展到现在的5万人，其中3万是公务员。公务员每月获得肉三斤，食用油1.5斤，每日20两小米，一斤菜。医药、生育、文具费用皆免费供应，婴儿6个月之内公家给钱；半岁至1岁半，每月面粉20斤，母奶乏，则供牛奶羊奶。
黄炎培说，在延安街上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没有一个面带烟容的颓唐的人。“没有一寸土地荒着的，也没一个人好象在闲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象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在黄炎培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问他们感想如何？黄老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迈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的路，来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二、“三三制搞得好”
1940年，德、意、日等世界法西斯势力十分嚣张，骄横跋扈，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中国又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任何政党办好国事，所实行的政策必须照顾“中间大”的阶级利益。边区党委针对当时形势，全力贯彻我党的十大方针政策和边区施政纲领，从政权建设上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各方面抗战人民，实行民主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而奋斗。
1940年3月，边区党委根据中央关于《抗战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在高岗等领导下，认真研究和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首先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试建“三三制”政权，聘请党外人士参加各县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会，收到很好效果。在政权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就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按“三三制”建立民主政权。县、乡均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全区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如绥德、清涧等县90％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农村文化落后，有些人不懂“民主”，干部给解释：“民主就是大家来当家作主”。不识字的人用豆子投票，选举“如意的人来当家”。全区选出各级参议员三万多名，县、乡两级普遍建立“三三制”政权。高岗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宣布：经过十个月来全区选举运动胜利结束，全区选民参加者平均达90％……基本上建立了“三三制”的民意机关和政府组织。这一重大创举，是边区政治民主化的产物为各个根据地政权建设、统一战线树立了旗帜。
1941年9月1日，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中央局发布试行的《五一施政纲领》中对“三三制”政权作了法律性的明确规定，争取开明绅士和资产阶级中进步的、中间势力参加边区建设，支援长期抗战。11月，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有蒙、回、藏、汉等各族代表，有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国是。高岗在会上作《五一施政纲领》解释中，进一步阐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等问题。他强调指出落实施政纲领，“首先就要作到政权三三制，要大家都来参加政权，而不是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政权，就是在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士占三分之二。共产党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显然决不是请非党人士来装门面，而是真正的要共产党外人士有实际做事权力。中国是这样大，这样复杂的国家，有这样多的人口，共产党员才50万，共产党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包办的。全国的人才多的很，不让他们进来实际管理政权是要不得的，共产党决不这样做，谁要这样做了，……谁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员当选过多，党可以决定党员退出，让出位置给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在这次选政府委员前，高岗代表王维舟等同志退出候选人。他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在候选人中占的太多了”。按比例多了一个党员，徐特立请求退出，民主人士白文焕依次补上。
边区和县、乡根据高岗的指示精神，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领导干部中，都做到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的标准。争取了大量的爱国抗日分子参加政权管理。有些地区不愿意选非党人士，高岗指示共产党员带头选他们，并宣传群众选他们，从而实现了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民主抗战和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还有富农、地主、少数民族等，被选为人民代表、参议员、政府委员。边区政府的各部门和各专区、县，有不少非党人士担任正副厅长、行政专员、县长等重要职务，有职有权，民主政治制度完全建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民主选举。它不仅加强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团结，而且“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领导地位”，同时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孤立了反共顽固派，避免了在政权建设中“左”的和右的错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高岗高兴地说：“伟大的革命巨人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实现了他的三民主义”。
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高岗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对于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先在党委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交参议会或参议会常驻会及政府委员会讨论。这样，既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又得到党内与党外的政见更好的沟通。实践证明，这种共和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各个阶级都能接受，得到各阶级、党派、各人民团体等群体的拥护，为团结抗战、巩固政权和解放区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为新中国诞生建立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可靠根据和模型。
边区民主政治、三三制建设，实质是新中国建立前的“试验区”，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国体、政体的形式。正如毛泽东同志评价说：“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民主制度在国外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是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推广到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事实上，边区实行的民主政治，成为宪政的雏形，仿佛一颗璀璨的晨星。
建立三三制政权容易，巩固这个政权困难。边区是个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早些时候实行工农民主制度。1937年以来实行民主制度后，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都恢复了公民权，同工农民众一样享有人权、财权、政权，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同工农之间有些对立情绪。但是他们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工农一样有抗日和民主的共同要求。这就是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实行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曾出现过左右摇摆的现象，当时有一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边区级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认识，边区政府曾一度对副主席李鼎铭不够尊重，开会时送一个通知单，事先并不同他商量会议内容；有些非党人士也认为“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存在着作客思想；还有些群众认为共产党不靠穷人了，依靠地主、富农了；也有的对具体地区不作具体分析，缺乏从实际出发的作风，把三三制绝对化，机械地实行三分平均，在政治上不加区别，凡是一切上层分子和所谓有威望的人一律视为“三三制人物”，个别不纯分子混进政权机关，从中捣鬼，破坏三三制政权，破坏经济建设，破坏文化教育，出现压制农民的现象。农民说：“政府怕地主”，“政权落在坏人手里”。1943年，开展了反奸、肃特、审干和减租减息运动后，又出现党外人士不安、畏惧的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高岗带领考察团到延川等地进行调查了解，并在参议会常驻会上认真进行研究，弄清出现上述毛病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对马列主义理论、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理解不深，存在着主观主义、关门主义，对施政纲领领会不够，对抗战政策认识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他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认识问题，多次强调党内外团结合作共事，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调一致，共谋大计。特别强调指出要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教育党员干部要谦虚谨慎，倾听他们的意见，不能用党内的方式对待他们，向群众做解释工作。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不是陪衬，这是“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如果党内把民主人士当客人，民主人士认为自己是客人，三三制政权就难以巩固。”要求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理论政策，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改进领导艺术，巩固三三制政权。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的残余”；同时，不要忘记，“除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外”的规定，“三三制必须以施政纲领为政治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基础”，从而赢得党内外群众的好评，他们说：“高岗同志是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统一抗战，共建边区的典范。”
对待党外人士的学习、生活，高岗也是关心备至。他既尊重民主人士，放手让他们工作，又抓紧他们的学习，如1942年春，他带民主人士李鼎铭、柳浞等到绥德、米脂进行两个多月向实践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和党外人士一起研究解决基层问题，有时让党外人士直接解决具体问题。1944年1月，西北局召集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本年工作意见，林伯渠作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完成今年工作的报告。高岗作了总结讲话。这样做，既锻炼提高党外人士工作艺术和领导水平，又在群众中树立了他们的威信；既做出样子让各级仿行，又为将要开始整风从实践中掌握第一手材料，使整风有的放矢。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放手让党外人士大胆工作，让他们有职有权，同时又坚持了我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领导权和立场原则。所以，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无话不讲，关系非常融洽。“精兵简政”这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对于加强集中领导，克服困难，解决财政紧张等问题，挥了重大作用。党内外干部群众普遍反映：“高岗同志是一个统战政策水平很高的领导干部，在统一战线中，他巧妙地具体运用毛主席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并有新的发展和新套套。他魄力大，眼光远，敢放手，又大胆。”他对办公厅和交际处的同志说：“要重视交际处的工作，这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统战政策要从藏书网接待中体现出来。我们经济困难，应该花的钱要花，不能过于寒酸。”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悄悄部署分九路向边区进攻，指使不法之徒印发什么“告边区父老书”，造遥说李鼎铭边区的副主席已被“撤职”，采取卑鄙的手段，造谣惑众，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破坏三三制政权。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写文章驳斥了敌人的谣言，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日。”他尽职尽责为抗日救国、为边区建设而努力工作。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地方实力人物和蒙、回等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如榆林二十二军邓宝珊、高双成，西边八十四师高桂滋，伊盟蒙古族上层人物沙王、乌审旗的王府协理奇国贤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同边区保持了团结、合作抗战的友好关系。延安时期中共与非党人士合作最好时期，并创造了新鲜经验。毛泽东曾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是“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模范。”
三、精兵简政渡难关
由于机关编制扩大、人员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和海内外的革命青年和爱国进步分子，在“抗日救国真理在延安”的影响下，蜂涌而来边区，寻求抗战救国真理，吃供应粮的人口急剧增加。加之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募捐区域缩小，机关干部、军队、学校供给非常紧张，是边区最困难时期。
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把如何克服困难，渡过经济难关，坚持长期抗战作为大会讨论的重大议题之一。高岗在会上要求与会参议员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共议克服困难，渡过财政困难之大计。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等11人以主人翁的精神，在会上提出几个提案，其中最关键的是“精兵简政”的提案。这条议案提出后，在讨论过程中，有些议员不赞成，有的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议案，一来参议会通不过，二来共产党不会接受。李鼎铭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从长期抗战着想，增加了信心，主动地同姬伯雄几位议员商量，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议案提交大会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议员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的紧要关头，国民党正以大兵向边区进攻，我们的力量本来就不多，还要精兵简政，不是束手待擒吗？现在的问题不是精简，而是要增加……。有的竟然怀疑他的提案是别有用心，动机不良。不少议员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但多数议员认为提案有一定道理，办法也可取。议论传到高岗的耳朵后，引起高度重视。他到各小组听取大家的意见，并说这个提案是中肯的，是有远见的，是共产党的真朋友，敢讲心里话的表现。他要求主席团召开各组负责人会议，听取了讨论的情况报告并亲自看了提案内容后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讲出道理，提出了办法，击准了要害，提交大会表决。在表决时，得到165票通过。高岗亲自向毛泽东专题汇报。毛泽东主席把提案内容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提案上加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2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明确提出：“为了长期抗战，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议案经参议会通过后，边区政府召开委员会，成立以刘景范为主任的整编委员会，首先在边区开始精兵简政工作。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贯彻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为贯彻这一政策起了极大推动作用，扫除了一些干部在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中的思想阻力。西北局机关带头开始精简。高岗提出边区级机关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紧缩上层，加强下层，合署办公，党政分明。经过两年的努力，经过三次运动，边区级机关裁并一百多处，人员减少40％，基本适应财政的要求，达到“统一、精简、效能、节约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预期目的，“人员减少，工效提高”。边区政府文秘科3个人就作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工作量较前增加了近二倍。通过精简，解决了“头重脚轻”和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问题。共减少12300多人……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县、区，加强基层工作。县级领导机关加强职权，规定一县之内应兴应革，干部调配、培训和经费支配等，都由县委、县政府决定，使基层政权不仅增加人员，权力也扩大了。一部分到生产第一线，充实基层领导生产，一部分送到各级党校学习提高。
精兵简政工作不仅在边区实行，并取得宝贵经验，其他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等单位，都贯彻了这一极其重要政策，推广边区的经验，进行了精简活动，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大刀阔斧进行精兵简政，克服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机关主义，改进了领导作风，改善了上下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党政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劳动生产力，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起了重大作用。
“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边区的普遍风尚。高岗担任边区党委领导后，狠抓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的问题，他决定公开发表了早在1926年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通知说：“在革命潮流中，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党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坚定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反对腐败作风的文件。区党委要求各级党组织，按文件精神，向党员、干部进行廉洁勤俭、反对铺张浪费的教育。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共15条。条例规定贪污千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五百元以上者，处以五年徒刑或死刑；百元处以一年徒刑或苦役。边区政府还发出规定指出：“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帐”，禁止“高价办酒席”。“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爱护每件公物。”除招待外宾外，“一切大会、节庆、纪念会、婚丧，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浪费宴请。”
边区党委、政府领导高岗、林泊渠等身体力行，坚决执行有关规定，作廉洁奉公的模范。据资料记载，42年光客饭招待，就节省6000石粮食。这种领导以身作则，廉洁勤俭，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号召，群众从干部的行动上，来认识共产党，决心跟党干革命。在艰苦的年代，它对团结革命队伍，维系党心、军心、民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使边区成为“廉俭奉公的模范”。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先后参观访问重庆和延安对比后说：“余观感之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第十二章 加强武装保卫边区
延安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共国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建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特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吃掉共产党，取消边区，消灭革命力量的野心。陕甘宁边区四周国民党军驻扎得满满的，对边区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将较同情共产党的东北军、西北军调离陕西，把他的嫡系胡宗南调来陕西布防边区南面，西边有马鸿逵，北面有二十二军和傅作义的军队，共约30万兵力，东面日军陈兵黄河东岸，虎视眈眈。中国共产党也清楚地认识到实现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保卫中共中央和抗日民主策源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并“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是不可设想的。正如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人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该有强大的军队。”高岗在边区工作中把毛泽东的这一英明论断落到实处。
一、致力部队建设
1937年7月17日开始，国民党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均无结果。在上海吃紧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共的条件，最后在庐山达成协议，将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国民党军委会。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称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0师(以陕北红军和一方面军部分改编的)、一二九师，共4万多人(一说3万多)，实际大于这个数字。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时，一些人对更换着装、领章、帽徵等接受不了。高岗亲自给一些干部战士做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要解放全中国是实质，是红军的目的，改个名堂，换个帽子，变不了我们的心是红的。为了打日本，救中国，改个番号，换个着装，有利于抗战，没有改变性质，别在感情上通不过去……”
红军主力改编时，将一部分地方武装改编为八路军和充实了主力，其中有些作为八路军留守处部队，一部分改编为保安部队。但是，八路军主力改编后，开往抗日前线作战，边区的留守处部队(一二九师的七七0团，一二0师的七一八团)和保安部队，数量少，装备差，素质低，而任务却很繁重，远不能承担后方保卫的任务。当时，国民党政府不给留守部队番号，也不委任领导，企图取消边区的武装力量。
1937年5月，陕甘宁特区成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保安司令部，任命高岗为司令员。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正式对外宣布。高岗仍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兼公安处长，谭希林为参谋长，吕振球为政治部主任，统领地方武装和保安部队。
从此，高岗担任着用枪杆子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和人民既得利益，保卫抗战大后方建设的重任。他根据毛泽东“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指示和洛川会议决定“扩大红军”的精神，集中全力抓紧整顿和扩建保安部队，加紧培养训练，提高战斗力，以适应大部队开上前线后，加强巩固抗日根据地需要，着手发动群众，动员参军，扩大八路军留守处部队和保安部队，改造赤卫军组织。其间，收留一部国民党军一些散兵游勇和小股起义队伍，扩充红军。如高岗派慕生忠到绥德收编国民党吴堡一支暴动队伍，时自称“黑军”(内有各联保武装)遂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并委任领导。
他按照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警卫部队的战斗力和政治素质等情况，分别改编为保安基干大队、县保安大队和警卫队。首先组建起关中、庆环、三边、神府和延属等保安司令部(后称警备司令部)和10个基干保安大队，23个县均建立保安大队和若干警卫队以及加强骑兵团、教导营等部队，还整组起3万多人的一支基干自卫军。
保安部队肩负着肃清边区内土匪、汉奸，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随时准备同日军作战的任务。他们除了独立作战以外，还承担配合八路军作战，为八路军留守部队输送干部和战士的任务。
1937年冬，为适应剿匪和抗战的需要，党中央将边区地方部队统一整编为8个警备团和骑兵团，以利指挥和扩大队伍。之后在绥德、佳县、吴堡、清涧等地设警备司令部。八路军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司令部(对外仍称留守处)。留守部队扩编2500人，高岗从自卫军动员一些人参军外，大部分是保安部队输送的。同时，保安司令部决定：扩充保安队4000人，从11月开始到12月中旬完成任务。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又作出扩大3500名军队的决议。到1940年保安部队和留守部队达3万多人。这支部队参加战斗都与保卫家乡相联系，多数打仗在本地区，人情地形熟悉，便于发挥优势，战斗力较强。所以，保安部队是地方政权的直接依靠力量，为巩固政权，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模范区建设，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支柱的作用。
1938年1月28日，高岗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保安部门和部队整顿的情况。毛泽东听后指示：保安部队应受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在组建保安部队的同时，加强自卫军的建设，高岗亲自主持起草，经边区党委作出《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指出将原来赤卫军改编为抗日自卫军。他还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由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联合发布命令，颁发了《条例》。条例明确规定，“抗日自卫军系边区内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配合保安部队或单独负责消灭汉奸、土匪，搜索零星土匪，捕捉侦探，担任警戒，设置盘查哨，侦察敌人，递送情报，进行抗战训练，战时担负有关军事工作。
自卫军组建以延安县为典型，5月间，举行了自卫军检阅，3000多名自卫军参加，高岗在检阅会上作了报告，宣布了《条例》和《决定》。
自卫军以班排连营建制，以营为最高单位。每个自卫军队员都自备一件武器。保安司令部给发一部分枪支等武器，到1938年底，参加自卫军的人数达22万之众。其中组建了3万人的模范自卫军和4万基干自卫军。全边区的村、乡、县都建立起自己的自卫军组织，并给前方部队和留守处部队输送了7000多名战士。之后，又组织起少先队28万人。参加自卫军和少先队的人数占全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到抗战后的45年全区有3万人参军作战。
在大部队开赴前线的情况下，这支强大的地方人民武装力量，既是保卫边区安宁的主要支柱，又是我党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巩固政权的基础，也是抗日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提高保安部队和自卫军的战斗力和政治素质，保安司令部加紧进行练兵习武，提出“任务重于生命，服从组织第一”的口号。采取官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路线训练方法，经常整顿组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加强了纪律性。在自卫军中重点培养了基干自卫军队，使之平时维持地方秩序，参加生产，战时配合部队打仗，有时完全脱产，随部队战斗，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保安部队和这样一支强有力的地方“土八路”，经过整组训练，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不断提高，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艰苦岁月里，这支部队在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寇，保卫边防，保卫河防，反击摩擦，保卫政权和剿匪肃特、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保卫了大后方，支援了大前方。正如陈云说的“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如果没有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我们也就不能在这里存在，早就被人家赶跑了。”他还说：边区的群众是有革命传统的，对党中央是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的，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抗日热情。但是，“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群众切身利益解决不好，扩大军队就困难，甚至会影响军队的巩固。”
为了发展和巩固武装，在边区党代会和参议会上，高岗主持起草并拿到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根绝土匪、汉奸、扩大地方武装案、拥护八路军的决议，优待抗日军属案等法规文件，为发展和壮大武装部队提供了法规依据。
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统一陕甘宁绥和晋西北两个区域的军队指挥。贺龙任司令员，高岗任副政委，代理政委(政委关向应养病)，徐向前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委。一二0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九旅、边区保安部、炮兵团等统归联司领导和指挥。保安部队编人正规部队，在边区的总兵力近4万人。6月又成立陕甘宁和晋西北两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岗任财委委员，主任林伯渠。中央规定联防司令部和财经委员会的职能：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绥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建设；二、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9月，陕甘宁边区军内着手精兵简政，统一军事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联防司令部合并，(对外只称留守兵团司令部)，由西北局统一领导。肖劲光任司令员，高岗任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副司令，方强任副政委，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留守兵团评价说：留守兵团在边区即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中央这些人“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鸟有窠，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他还对莫文骅说：“部队在边区，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
为了积蓄抗日反攻力量，留守兵团司令部管辖部队不断增加，1943年，中央军委调回边区有三五八旅、独立一旅、新四旅和抗大总校、七分校，部队人员新增加3.5万多人。10月，西北局、联防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和军事干部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高岗、林彪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
1944年6月，又从前方调来教导一旅和教导二旅，统归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至1945年联防军发展到76000多人，成为边区强有力的部队。
陕甘宁晋绥地区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后，联防司令部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培养军事骨干，积极为反攻准备，迎接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大批部队调往他地，接收新区。
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留守处和保安司令部在边区党委(后为中央局)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部队，以学习“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高岗刺杀手”为主要内容，对部队进行实战训练，指导部队军事建设。1944年9月中旬，延安召开留守兵团学习模范和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高岗在西北局招待英模代表的会议上发表讲话。26日，高岗陪同毛泽东、贺龙、陈毅、林彪、聂荣臻等及美国军事观察组鲍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留守部队模范代表投弹、刺杀、射击等七项军事技术表演，受到毛泽东和各位将领及美国观察组人员的赞扬。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比较，战争相对少些。但是练兵习武，军事训练相对多些。高岗经常亲自到练兵场传授和指导投弹、刺杀、射击等技术。
边区军事走的一条由自卫军、民兵——地方部队——主力部队的逐步升级的道路，使部队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做出贡献。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武装建设上，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个“枪迷”，“兵贩子”驰名中国。在经费上给予保障，抗战时期军费占边区经费将近一半。
陕甘宁边区这块热土，不仅是培养干部的摇篮，也是人民军队走向全国，走向胜利的策源地。从1937年八路军由陕甘根据地出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军开辟了华北、华东、华南敌后战场，包括陕甘宁母根据地在内，创造了20个抗日根据地，遍及全国19个省区，到处都有陕甘宁边区出去的党政军和经济领导、骨干，军队发展到120万。阎锡山惊呼道：“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抗大了！”
二、根绝土匪渡河抗战
1937年冬，日军侵占大同，在忻口战役中，阎锡山的军队一触即溃，11月太原失守，接着临汾等地沦陷，并形成向绥远、宁夏进攻态势。阎锡山慌忙逃到陕西宜川秋林躲避。高岗根据毛泽东指示，立即进行直接抗战.9９lib.准备动员。
1938年，日本军占领晋西北后，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企图渡河西犯。驻绥远日军伺机向伊盟进犯。河防吃紧，边区危险，为了保卫千里河防，保卫两千里边防，保卫抗日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司令部合署，保安部队归留守兵团司令部统一指挥。合署后，执行超越地方性的作战计划，和留守部队一样参加对日作战，保卫边防、保卫河防，并为开赴前线的主力输送兵员和担负“培养和积蓄军事干部”的任务。
为保卫后方的安全，保安部队在留守部队和抗日自卫军的配合下，以强大攻势进行剿灭土匪战斗。先后消灭边区境内土匪四十多股(内彻底消灭36股，击溃10多股)，4000多人，其中毙伤300多人，缴获步、马枪1700多支，机枪10多挺，炮2门，子弹7万多发，还有战马及其他物资，武装了保安部队，边区境内匪患肃清。
1937年秋，三边地区土匪借日军在绥蒙进犯之机迭起。惯匪张廷芝和范玉山、薛子茂等匪徒，所到之处，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给人民群众带来沉重灾难。张廷芝属国民党陆军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下，不思抗日，复叛为匪，在青阳岔袭击红军一个营和骑兵团，然后流窜到三边捣乱。党中央和毛主席命边区保安司令高岗兼任剿匪司令，并命骑兵团从洛川开往三边剿匪。团长兼政委孔令甫带骑兵团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张家畔见到高岗，遂率部向定边、盐池进发，在官滩一带消灭了一股匪徒，残部逃人马鸿逵统治区的白土岗等地。之后，张廷芝匪部被我包围在西八蜡梁，土匪惊恐万状，把所带东西全部丢掉，拼命轻装突围，被我打死打伤一部分，未彻底消灭。部队跟踪追击到定边的劳湾村住宿，高岗对指战员讲，今天打的不解恨，大家不要气馁。要鼓足勇气，要有信心，一定能够消灭这股土匪，活捉土匪头子。第二天，高岗率部追击到定边堆子梁，白泥井，后在安边北面的仓房梁寨子把敌人包围住，围困了两天一夜，敌人挖洞乘夜逃跑时，受到我军沉重打击并追至靖边柠条梁，又将敌包围，骑兵团和警备团东西对进，四面合围，先后歼灭400多人，缴枪500余支，战马100多匹，这次对张廷芝匪部的重大打击，使其溃不成军，残部龟缩进安边城里，再不敢轻举妄动了。是年9月，高岗率部在志丹县对该县境的股匪王子义、李天才、金林等进行围歼，毙伤俘敌200多人，其余溃散残匪逃离边区。
10月底至11月初，高岗率部从安边地区对绥远的范玉山、薛子茂等流窜到三边的土匪接火追歼，一直追到横山县的冷窑则，活捉薛子茂夫妇，毙伤俘匪徒百余人，缴获弹药、枪支、战马，残部逃往榆林等地。
三边剿匪任务完成后，部队到定边休整，盐池、定边两县政府和各人民团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和衣物等慰劳部队，高岗司令代表全体指战员表示感谢并讲话。
高岗指挥剿灭土匪时，在三边、伊盟等地组建起自卫军近万人，基干自卫军近2000人，定边、靖边、盐池等县都建立了保安队，队员达280人，维护这一带地方治安。1938年春，高岗命保安队对黄龙地区、安定地区的股匪进行剿灭，取得胜利。
经过两年来反复剿灭，边区土匪绝迹。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报告中说，现在我们可以说，边区内部的土匪已告肃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在三边地区剿匪斗争取得胜利时，中央针对太原被日军侵占后，绥远更加紧急，内蒙地区人民动摇不定，有的地方在汉奸日特的活动下，蒙奸德王和日特策划成立“内蒙自治”傀儡政府，一些人已经倾日等情况，为稳定内蒙，镇定人心，发动“抗日保蒙”运动，1937年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高岗：
高岗同志：
(一)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内蒙各旗蒙区，有的已动摇倾日，有的徘徊无主，日寇正利用德王及沙王企图造成内蒙傀儡政府。归绥包头 失守后，马占山等部，结集五原附近，如日伪再西进，恐难维持。目前形势仍需我们有一支骑兵北出蒙古，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三边。
(二)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北出东西乌审旗、鄂托旗一带，行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其任务：
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乙，……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的进攻。
(三)省委蒙民部最大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跟你进入蒙地工作，定边只留一、二人，任招待联络之责。
(四)骑兵团及支队，经过数日整理动员及准备工作后，即可出动，如无皮衣可从北税局拨2000元购买皮衣。
毛(泽东)洛(甫)肖(劲光)
高岗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积极筹备北出蒙地，开展游击战争，联络上层，团结下层，打击敌人，“镇定人心”。但因情况不明和人畜的粮草和冬衣一时无法解决而未成行。
1938年1月中旬，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高岗任司令，他先后两次到榆林，和二十二军协商联防问题。20日，中央书记处给贺龙、关向应并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蒙古混成旅和联防问题工作意见中指出：“内蒙工作及榆林一带友军联络工作，均由高岗同志到榆林负责主持。”高岗根据中央指示，到榆林磋商军事和设办事处等问题。这年春节高岗在榆林过的，他和高双成、邓宝珊就共同抗日，红白两军互不打仗和延安在榆林设办事处等问题谈判，达成共识和协议。高岗返回延安汇报后，中央决定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离开定边后，少工委归三边特委领导)改为驻榆林办事处，由白坚、高增培、曹动之带领机关人员到榆林，高双成通知上峰不同意在榆林设共产党办事机构。白坚留下继续交涉，高、曹带工作人员(20多人)返回靖边县。
是年5月，高岗二次到榆林同邓宝珊、高双成商谈统战和加强边防工作，因高岗曾在延安高双成部任过司书，有很多熟人，高岗到榆林后，受到邓、高的热烈欢迎，并同高双成等研究防御日军入侵陕北的问题。在这次访问中，高双成召集国民党驻榆林城内几千官兵于大操场，邀请高岗讲话。高双成握着高岗的手，并肩走进会场，对官兵说：“这就是同我们打过几年仗，现在和我们是朋友的高岗先生，欢迎给我们讲话。”高岗向全体官兵发表国共团结抗战，枪口对外的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全国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日军侵占东北、华北后大步西犯的危险态势。他强调：中国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抗击日军，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一致御敌，把倭寇赶出中国。他讲了抗战的有利条件，中国人不可侮，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最终要失败的。他指出，当前我们借黄河屏障御敌西犯，我们团结一致，坚决抵抗，不让日倭践踏陕北一寸土地。他的讲话激发了官兵仇恨日本侵略者，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为捍卫河防和保卫伊盟边防打下坚实基础。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边区和榆林保持团结一致，配合作战，共同抗日。邓宝珊三赴延安，受到党中央、边区领导毛泽东、高岗等热烈欢迎，设宴招待。
高岗亲自陪同邓参观抗大、陕北公学、工农业展览，邀请出席劳模大会。高岗同邓多次会谈，商讨民主建国和抗战防务，取得共识，使邓每次怀着赞叹与欣慰之情离开延安。
1943年夏，国民党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遂召陕蒙总司令邓宝珊去重庆，面授反共事宜，并指定他绕道宁夏、兰州到重庆。邓对指定路线极为反感，他说：“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他决定取道延安后，高岗指示沿途地、县热烈欢迎。邓到边区境米脂县城，绥德地委派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前去迎接入境。邓宝珊到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主持欢迎会，吴、清警备司令徐向前致欢迎词。6月中旬，邓到延安，边区组织千余名战士到郊外列队欢迎。当天，毛主席在杨家岭中央礼堂设宴为邓洗尘，高岗等作陪。中央和边区先后派周小舟、肖劲光、袁任远、杨明轩、曹力如、黄罗斌等到榆林多次协商边防抗战问题。当时在国民党军营房里，挂着蒋介石的画象。据胡景通回忆说：随周小舟的通讯员年龄不过14、5岁，高双成的副官指着蒋介石的像问：“你看蒋委员长好，还是毛主席好？”红小鬼说：“都是我们的抗战领袖。”副官又问“你们在延安生活很苦吧？”红小鬼说“我们精神很愉快。”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这个娃娃语言得体，双方无损。这充分说明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人，抗日统一战线深入人心，高尚的革命情操，使那位副官很钦佩。他对别人说：“这个小鬼回答问题，我们成年人也答不出来，共产党的教育真了不起。”
日本侵占了山西以后，向晋西北晋东南挺进，在黄河东岸摆了4个师团，企图西渡，突破西北大门，占领西北。边区军民在剿匪除奸，打击顽军进攻的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所辖区域从宜川到神府一线近千里的河防地区各个主要渡口驻守几个团兵力，并成立神府和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严阵以待，抗击日军西犯。日本侵略军曾在河防阵地发动了几十次进攻，其中大的有20多次，每次出动兵力两千至一万之众。沿河军民响应高岗在1938年延安召开的留守兵团、保安部队领导联席会议上提出“不让日本鬼子侵占边区一寸土地”的号召，奋起反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1938年3月、5月，39年1月、6月、10月、11月，40年3月，我先后7次渡河同晋南日军作战，消灭大量日军，先后组织两万多人参加担架、修工事及近2万头牲畜运送粮草、物资，支援部队，粉碎了日军西犯的计划。
1939年6月，日军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向晋西北进犯，占领柳林、军渡等河东沿岸，虎视眈眈，并以大炮、飞机轰炸河西的宋家川等地区，沿河日夜侦察渡口，妄图渡河进攻边区，占领西安乃至西北。高岗命令地方武装部队和自卫军积极配合留守部队准备对日作战，组织大批人员和牲畜，渡河支援山西前线抗战。为缓减河西岸被突破的危险，还组织部队过河配合主力袭击柳林日军，胜利而归。
7月7日，延安军民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高岗在会上发表纪念讲话，强调指出，要贯彻党中央“7·7”宣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奋斗！同时，朱德、彭德怀、高岗等联名向南京各负责人和全国各将领、战区负责人、各党派、各界同胞，发出通电，表明了八路军全体将士抗战９9lｉｂ?的决心，揭露汪精卫等背叛民族，投降日本，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分裂团结的罪行。边区党委发出《纪念抗战两周年告全边区民众书》，要求边区军民加紧保卫边区的战斗准备，粉碎投降妥协阴谋，打退日军新的进攻。
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中央军委急调三五九旅由华北开赴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等地区加强军事力量。高岗带副官吴瑞旺等一行5人，从延安出发，经宜川、延川、清涧、绥德、吴堡县等沿黄河西岸，视察了河防部署，视察部队驻守阵地。在河口、枣林坪、宋家川等地召开干部会议、军人会、民兵会和群众会，号召河防地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同心协力，一致抗战到底。不让日本鬼子过河侵占一寸土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大西北安全而不惜一切代价。他在视察中发现个别布防不当的，随时随地和地方党委、河防司令何长工、陈奇涵等驻军领导共同研究方案作出新的部署。到清涧野战医院和沿路看望慰问了从山西转移来的伤病员，向他们询问病伤情，了解膳食和医药治疗情况，勉慰他们安心养伤治病，并要求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住户，“要对伤病员护理好，要象一母同胞对待”。他说：“这些伤员是为消灭日本侵略军而受伤的，想尽办法搞好护理，搞好伙食，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保卫河防不受侵犯。没有他们流血受伤，我们的河防就没有保障。”高岗视察，对当地驻军、群众鼓舞、教育很大，原来有个别住户不愿接护伤员，听了高岗讲话，抢着接护伤员，把好窑洞让给伤员住，好食品给伤员吃。沿河防军民众志成城，坚决阻击，在晋军民的配合下，佳县、府谷、吴堡、延川、延长等沿河防打退了日军的70多次的进攻，使千里河防，固若金汤，保卫了抗战总后方。褒扬革命烈士，弘扬革命精神，为反攻日军进行思想教育。在定边建立一座烈士纪念塔，高岗亲手题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1943年4月，高岗的亲密战友刘志丹灵柩从瓦窑堡运往志丹县。途经延安时，高岗等延安万人上街迎灵。23日在延安广场举行1万5千人的公祭大会，高岗出席公祭并报告志丹的生平史略，送了挽幛，挽词“患难共十年，尝胆卧薪，坚持革命为党国；永别七年，抗战御侮，继承遗志建边区”。随后，志丹灵柩运抵志丹县安葬。高岗、张秀山、刘景范等陪灵到志丹县。于5月2日在志丹县举行万人公祭大会，高岗再次介绍了志丹的生平。
4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向刘志丹同志学习》的“代论”文章，文章中说：“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的好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民国二十五年，志丹同志奉党中央命令，率部东征，北出佳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败了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的军队不下数十营团，威声大振，不幸于同年四月中旬，志丹同志在强攻三交坚固工事的战役中负伤阵亡。志丹同志之死，实是我西北党的重大损失。
“志丹同志在十余年奋斗史中，曾经数次失败，然而他一心为党为国，从不灰心。……不屈不挠，继续与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记得志丹在彬县曾遭军阀苏雨生逮捕，在反动的法庭上，志丹同志坚持革命气节，抵抗反革命的审判。……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
“志丹同志是西北党的领导人，他一贯地代表着西北党的正确路线。他曾经反对叛徒杜衡等的‘左’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城市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曾经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闹学潮，游行示威等斗争形式上面，而不知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力量，于是一批批的青年学生被反革命屠杀监禁。志丹同志当时批评这种斗争方式说：这等于蒙古人向喇嘛跪求布施。志丹同志之所以这样批评当时的斗争方式，因为他从多次失败与胜利的斗争中，逐渐体验到了枪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一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枪杆子。枪杆子要靠农民。……西北党内曾经有人反对志丹同志，说志丹同志这一主张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志丹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志丹同志的方向是西北人民的方向。而反对志丹同志这一方向的，恰恰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
“志丹同志临死时……他除遗给我们的革命财产——边区而外，自己只剩下一个破被袱，一身破大衣，一个纸烟盒子，六根纸烟和几份被翻得烂熟了的党内文件。志丹同志一生为党为革命奋斗，从不想到个人利益，他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工作的轻重。党派他做任何工作，无不赴汤蹈火以完成任务。他胸襟宽大，坦白自如，大公无私。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今天纪念志丹同志，我们要向志丹同志学习，学习志丹同志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再接再励百折不悔的革命毅力；学习他眼睛向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同群众密切的联系；学习他的艰苦和遵守党纪的模范。”
“我们秉承志丹同志的遗志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巩固与发展我们的革命事业。”为纪念革命烈士，高岗提议保安改志丹县，安定改为子长县后，在1944年1月1日他提议、经西北局、边区政府决定，将绥德分区西川办事处改设子洲县，以纪念烈士李子洲。
三、反摩擦与粉碎反共高潮
1939年前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山西被日军侵占后，边区军民以黄河为屏障顶住了日军西渡。国民党大批军队从前线撤退下来，向抗日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由原来的保安队和旧政权制造“摩擦”变为正规军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时，陕甘宁边区所辖范围内，一些地方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的特殊情况。原来一些地区国民党部队撤走了，旧政权和党部依然存在，还保留一些保安队。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队进驻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敌后援会。旧的政权仍秉承国民党的旨意，到处制造“摩擦”，向我驻军进攻，压制群众的抗日运动，打击抗日力量，唆使地主势力颠覆民主政府，捣毁抗日组织，进行反攻倒算，收回分出的土地、财产，逼迫归还已废弃的旧债。日本汉奸武装，国民党特务和被打击的反革命分子、地主恶霸分子等纠集一起，流窜各地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恶不做。他们暗 6740." >杀中共党政军工作人员，勾结伪保安队袭击八路军，围歼抗日自卫军，捣毁地方政权，大肆诬蔑中共和八路军，破坏两党两军的关系，挑拨我党政军和群众的关系。在旧政权的阴谋策动下，边区摩擦日益加剧。
1938年5月，国民党旬邑县长李笑然借故枪杀八路军工作人员，还反咬一口，向国民党西安行营谎报“八路军包围县城”，并私自调集伪保安队驱逐当地八路军。富县党部指导员范文龙放黑枪打死我看守所长。7月，国民党米脂县长刘学海和县党部指导员王道之，指使部下伪造陷害“八路军信件”，挑拨两党关系，破坏团结，改组抗敌后援会，下令驱赶八路军。清涧县长强迫取消青年救亡活动。吴堡县国民党保安队无故逮捕八路军残废人员。7月12日，新上任的旬邑县长张中堂，调集伪保安队七八百人，向八路军独立营发动进攻。包围殴打驻土桥镇的八路军的残废人员，并枪杀了9名残废人员。国民党安定县长田杰生非法捕捉八路军工作人员，阻挠抗敌后援会工作，绑架我安定县长薛兰斌，调动伪保安队400多人威胁我瓦窑堡驻军，延川县政府被伪保安队袭击。
特别是武汉被日军侵占，正在趾高气扬时的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受到打击后，基本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日军将其65％的军事力量和95％的伪军力量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其时，汪精卫被日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行民族欺骗政策。国民政府反共活动逐步升级，蒋介石继续按他的“日本人是癣疥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的政策，秘密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国民党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决议，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具体政策，把他的政策重点变成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共摩擦日趋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由旧政权制造的摩擦转向正规军进攻。胡宗南的20万部队更是有恃无恐，拥兵恃重，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驻防区域，应再归国民党军队驻守。1938年至1939年，在关中地区发动武装进攻20多起，拘捕我党政人员26人，暗杀23人，驱出19人。同时阻挠我征粮和其他事件时有发生，共计达130多起。国民党不仅到处制造“摩擦”，发动军事进攻、封锁，而且在一些县设立县党部，扩建保安队。在陕北设绥德、富县警备区，绥德成立专员公署并派专员，专门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严重地干扰破坏边区的安宁，影响团结抗战方针的贯彻。12月25日，朱德、高岗等对国民党军在边区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行径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通电揭露了敌人在宁县、镇原、富县、靖边、安定等制造摩擦的事实，呼吁停止对边区的进攻，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月底，高岗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反摩擦的情况。
绥蒙地区顽固派到处制造“摩擦”，我工委负责人受王明投降路线的影响，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把后套地区搞的很乱。高岗主持召开区党委会，专题研究绥蒙的反摩擦斗争，决定派杨一木等加强伊盟领导。他找杨谈话，“中央决定你去伊盟工委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上校联络参谋，南京委任状下来，你就去绥蒙工作，先抓一下军事活动和统战工作。”伊盟工委负责人赵通儒列席会议。原来抗敌后援会(实际是工委机关)挂毛泽东画像和蒋介石画像，后来被自卫军头头纪松令把毛泽东的像摘掉了，高岗知道后很恼火，当面批评赵通儒：“你这个人是聋子，瞎子，你到处跑什么？毛主席的像被人拿掉你不管，你要有点斗争劲，革命就是斗争。实行统战，结果连纪松令也不敢惹，这是政治问题。”“越兆仁(自卫军司令)到底怎么样？下面的大队长是听我们的，还是听人家的？你是把枪杆子交给他们了……”赵吱吱唔唔回答不清。高岗对杨一木交待说：“后套那里问题比较多，有些组织烂掉了，有些人有问题，你先去管一管军事工作和统战工作，然后集中力量把伊盟的工作抓起来。在伊盟地区，我们要对国民党顽固派，政治上要摩擦来反摩擦去，军事上积极防御。”
面对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为了保卫边区安宁，支援抗战，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司令部，根据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敌斗争方针，对国民党的旧政权制造“摩擦”和军事进攻，给予狠狠打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0年7月21日，边区召开各分区(亦称警备区)司令员和参谋长军事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既要注意政策和策略，也不能绑住我们的手足。他强调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期间，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必须紧紧把握“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等重大政策和策略问题，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会议认真讨论了高岗的报告，交流了各分区开展反“摩擦”斗争的经验，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引向深入。24日下午，高岗带领分区司令员，骑马到杨家岭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会议情况，毛主席老早就在门口等候，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他说：“同志们辛苦了。”又一一问了司令员的姓名，盘问了各分区反“摩擦”斗争的情况，并讲了话，为大家进一步指明了斗争方向和策略。
边区党委和保安司令部、留守兵团，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有关指示精神，坚持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既分寸适度又措施得力，“政治上要摩擦来反摩擦去”，团结抗战，保卫边区，取得胜利，赢得了广大军民的赞誉。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保安队，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那些制造“摩擦”的“专家”们，对土匪的绝迹，深感到失去了一支“别动队”，削弱了他们对付边区的力量，进尔赤膀上阵，指挥正规军出去制造事端。1939年10月15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留守部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毛泽东到会作指示，要求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坚持政治原则，实行灵活的政策和策略。11月，国民党的五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企图进攻延安。国民党派中央军封锁边区。过去的一些摩擦规模小，有的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在1939年冬至40年春，国民党九十七师在陇东对驻防的八路军形成包围势态，一六五师侵入八路军驻防庆阳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实行军事压迫，支持旧政权和伪保安队有计划的在共产党、八路军驻防地区的活动，接着发动军事进攻。1939年12月，该师五七八团配合庆阳保安队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的二营，合水县县长率县保安队袭击八路军三五八旅直属队，配合进攻宁县，九十七师步兵炮兵千余人配合几县的保安队，围攻八路军驻镇原县城内的三营，进占县城，并公开宣布要进攻边区，消灭八路军。在环县等地，抢劫烧杀，增兵彬县、旬邑等县。随后又占了正宁、淳化县城，先后袭击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五座县城。
边区军民在区党委领导和保安司令部、留守兵团的指挥下，对进犯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还击。同时，为避免两军内耗，团结抗战，朱德、高岗等联名通电全国，抗议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要求全国军政领袖主持公道，惩办肇事魁首，取缔反共邪说，制止反共军事行动，并且在边区四周布防了自卫军事力量，防御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进攻，命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绥德，赶走了反共“专家”何绍南。
国民党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兼绥德县长何绍南是一个制造反共摩擦的专家，反共的老手。纠集13个县保安中队企图袭击当地八路军，并肆意诬蔑三五九旅是同日军打仗败下阵的“溃军”。强令限制群众不给八路军三五九旅卖菜卖粮，不准给借房子住，妄图撵走三五九旅。王震旅长根据高岗的指示，深入发动群众，揭露何绍南在绥德编保甲，制造摩擦，欺压群众，私自倒贩大烟、白银、贪污公款数十万元的罪行。高岗、林伯渠、肖劲光致电国民党当局，控诉何绍南破坏统一战线，侵吞公、民粮款，在河防吃紧时擅离职守等罪行。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专员，收回绥德、佳县、吴堡、米脂、清涧等五县行政隶属边区，以利保卫河防，何绍南感到无法立足，1940年春，带保安队狼狈溜走。
接着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致电西安驻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要求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立即撤销淳化、旬邑、延安、甘泉、延长、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佳县、靖边、安定等13县的县长，如不撤退，边区将有权护送出境。随后，边区党委对“统战区”的旧政权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对于多次制造摩擦的反共分子逮捕；对于一般的予以“放行”出境；对于主张抗日，维护统一战线的个别人热情接待或留用。从而，使边区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委任了自己的县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统一行政领导，进一步推进了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巩固了边区。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破。
国民党政府把陕甘宁边区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作为它贯彻“必先安内”政策的重点，无时不在企图消灭、取消它。从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就到处修堡驻军，制造摩擦，军事进攻，阴谋破产后，仍不甘心失败，于1940年冬季至41年春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西北配合南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积极策动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摩擦事件有增无减。在陕甘宁边区之西、南、北，三面修筑了长达几百里、内外纵深五道碉堡封锁线，以40万军队层层包围，断绝我边区与外界来往，不断进攻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摩擦事件，把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仅40年7月到10月，对边区发动了武装进攻20多起，抢劫、抓人、暗杀人70来起。边区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命令各部队进行英勇反击，打退了敌人在陇东、三边的多次进攻，赶跑了阎家寨、望宁堡的敌人，拔掉边区的钉子。1941年7、8月间，国民党认为十一旅反共不力，胡宗南令张廷芝、张廷祥兄弟俩将十一旅吃掉，就地扩入保安十三团和绥蒙游击师，配合陈长捷部何文鼎二十六师进驻三边，打开进攻延安的通道。张家父子兄弟，为消灭十一旅，重演三道川的“美人计”故伎，将张廷芝的养女张小芹(对外讲是亲闺女)，主动提亲许配刘保堂(十一旅长)的少爷，张廷芝约定一天以定亲和庆祝升师长为幌子，把十一旅在安边的各级头头都请到张家赴宴，其中有刘保堂、陈国宾、曹又参等20多人，张廷祥(保安十三团长)趁大家吃菜喝酒热闹非凡之机开枪打死刘保堂。枪响后，张事先部署的兵丁一齐出动，将十一旅的官员悉数绑起来，就地关押，并下令保安部队攻打城内的十一旅驻军，驻军群龙无首，士兵委员会自觉发起抵抗。
十一旅中共地下党员即派人快马加鞭到三边分区报告，分区请示西北局书记高岗即指示：警三旅全力协助十一旅救出曹又参等十一旅领导，趁势铲除张廷芝恶霸团伙。由于十一旅士兵委员会立即行动和三边警三旅的配合，吓得张廷芝等匪徒逃跑出城，张兰亭和张廷芝父子逃往榆林时，被追击的部队抓住，张廷芝以财物贿通追击部队的头头被放走。张雨亭和张廷祥父子被刘保堂的弟弟抓住押回公审处决了。胡宗南利用土匪头子张廷芝妄图吃掉十一旅，打通进攻延安的突破口的阴谋失败后，10月，驻伊盟的国民党二十六师何文鼎跃跃欲试，气势汹汹准备南下，企图进攻三边。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决定调王震部驻扎三边前线，迎击陈(长捷)何(文鼎)部的进犯。毛泽东说：“王胡子在绥德已打出威风，派你去三边最合适。你把摩擦专员何绍南吓跑了，威名大得很咧！”高岗根据毛泽东“何来必打，不能做做样子”的指令，对王震说：“三边是边区的门户，盐池是边区的财源，只要打，绝不能让何文鼎占到便宜。”王震部队到定边和地方部队组成6千人的野战兵团，吓得何文鼎部被迫缩回去，未敢轻举妄动。至此，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借机指使特务到处叫嚷，“马列主义已破产”、“共产党解散”、“取消陕甘宁边区”、“消灭八路军”，并密令胡宗南向边区进犯，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高谈“攘外必先安内，对共产党势在必剿”方针老调，悍然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急调驻河防的军队和原来部署封锁边区的军队16个师进驻洛川，宜君、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分九路妄图闪击边区，夺取延安。战略上仿照南方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伎俩，采取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对边区加紧军事、交通、经济的封锁，构成“彻底吃掉”的态势。到处拉民夫，拆民房，修碉堡，步步为营，压缩边区。东由黄河边的宜川，瓦子街、英旺镇、洛川、交道镇、隆坊镇、七里镇，西起宁夏和甘肃的正宁县、宁县、西峰镇，南面的黄陵、宜君、铜川、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绵亘几省，长达700多华里的地方，部署了五、六十万军队，修筑碉堡100多座和堑壕无数，内外几层，犬牙交错，妄图迫使边区“放下武装”，交出政权，或者闪击边区，打下延安，消灭抗日民主“模范区域”。从5月到8月，对边区扰乱100多次，攻占村庄，抢劫人民的牲畜、财物和现款1100万元，强奸妇女19人。抓走工作人员和群众20多人，杀害10人，打残13人。到处制造事端，散布谣言“共军要打出去”，“什么革命不革命？辛亥革命不是成功了吧？还革谁的命。”
“敌中有我”。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辉(中共地下党员)把胡闪击边区的部署密告我西安办事处周子健。延安获息后，立即紧急行动起来，调整军事部署，加大舆论力度，针对蒋介石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叫嚣，我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针锋相对，给予敌人坚决回击。
7月9日，延安三万人举行了紧急动员大会，高岗在大会上讲话，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号召全区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制止内战。他指出：边区已经成了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在抗战中过着民主自由与丰衣足食的生活，比较大后方的惨淡情况何止高百倍。是全国人民同声称道的模范建设，我们将誓死保卫这块地方。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战。朱德、高岗等联名再次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呼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会场口号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响应高岗同志的号召！”“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共产党！”“保卫全中国！”
边区政府委员、蒙古族领袖那素，抱病到国民党驻延安办事处质问，抗议国民党调河防部队进攻边区的罪行。7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回民救国会呼吁制止内战的电文，赞扬边区党政军对回民生活、生产、贸易、住宅、教育诸方面关怀和帮助的事迹，说明边区人民达到真正解放。电文指出：“共产党与边区的共存，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全中华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无限信心，谁要进攻它，取消它，谁就必会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与各族的共同唾弃。”
电文说：伊斯兰的辉煌教义是团结御侮，对内和平。我们恪遵穆圣遗训：“爱护国家，应如鸟爱其巢。”边区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家乡，是抗战建国的柱石，如边区遭受任何攻击，我们也必定发挥伊斯兰的光辉传统，“凡侵犯尔等者，尔等其如彼之侵犯而侵犯之！”坚决予粉碎的打击！
边区军民响应大会号召，立刻全体总动员起来，誓死保卫边区，各部队迅速开到前线，准备以自卫战给狂妄野心者进攻以打击。边区人民对保卫边区表现了极大热忱，对顽固派极大义愤。备粮送草，惟恐战士饿肚子，马吃不饱。甘泉县三天做一千多双军鞋。妇女们说：“我们响应高司令号召，为部队炒好米，炒好面，做好鞋，只要把顽固派挡住，我们多出物多吃苦不要紧，顽固分子来了，咱们妇女可不得了。”军队开到哪里，哪里慰劳形成热潮。连国民党区的人民同样拥护八路军。敌三十五师开到洛川时，群众把青年妇女送到解放区。她们说：“八路军是好人，不强奸妇女。”人民自卫武装普遍动员起来，吸收了一批打猎的神枪手。张村驿自卫军抓来几十个国民党兵。甘泉县四区自卫军里有40个神枪手，向县上保证包打一个团。有的自卫军保证：“敌人来一连消灭一连，来一营消灭一营。”全区各地层层召开自卫战动员会，几十岁的老人和常不出门的闺女都焦急地说：咱到会“听一听”，“看怎么办？”。少数民族代表上台讲话，表决心，自卫反击情绪激烈，空前未有。他们说：“咱边区共产党、八路军辛辛苦苦领导老百姓开荒生产，安置移民，大家有吃有穿，顽固派看见不顺眼，想来发洋财，进攻边区，咱们要和他拼个死活，老百姓人多势重一齐来，不要你躲我避，和八路军一起保卫咱家乡。”“没有边区就没有自己的家，就没丰衣足食的生活，只要有边区就有了一切。”
经过全边区军民的紧急动员，坚决反对，在西坡店、大库连、方里镇等地给予已经进犯之敌沉重打击。同时，抓住事实充分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阴谋，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这种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各解放区的人民积极表示愿为边区的后盾，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美、英、法的同情。
在边区军民有了充分的准备，加上国内外人民的强大舆论反对下，蒋介石迫于形势，“闪击”边区的阴谋败露，勉强接受了谈判。边区人民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
从1939年到1943年秋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中，制造“摩擦”1000多起(内武装进攻270多次，抢劫450多次，暗杀和捕捉我人员300多人)，分裂边区的团结抗战，在严重威胁边区安全的逆境下，高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带领边区党政军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有力地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克服了当时的严重危机，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群众编顺口溜道：
八路军是好汉子，头上戴个毡帽子，
打起仗来猛汉子，怕的敌人尿裤子。
在这五年的斗争中，高岗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反对摩擦、粉碎反共高潮的方针，巧妙地运用策略，本着长期抗战大局为重，坚持了阶级斗争服从抗日的民族斗争，对国民党作了一些有条件的让步、妥协，争取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实行“既统一、又斗争”，在斗争中求统一、求团结的策略，既得了民心，又行使了独立自主权利，在既不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又保护了人民既得利益的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争取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加强了民主政治模范区域建设，取得打退了反共高潮和统一战线、反摩擦斗争的胜利。他用枪杆子创造边区，又用枪杆子保卫共产党，保卫边区，保卫政府。延安被誉为“抗日的灯塔”。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枪杆子“可以造党……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战争与战略问题》)
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在总结粉碎反共高潮的原因时说：“边区党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在边区创造者高岗同志领导下，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抗日以来，边区党实行三三制，各阶层人民更加团结。农业上实行“利民政策”，机关生产，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群众积极性提高，生活改善，变工队、生产班子、“唐将”班子遍布各地，劳动英雄一批一批涌现，群众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而国统区人民一天天走向饥饿死亡之路，不帮人民发展生产，还要钱，要人(拉丁)、要命(不当特务的杀)。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显明对比之下，群众认识更清楚，更加拥护共产党，保卫边区的积极性更高。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岗带领全边区军民，用枪杆子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西北，赢得党和西北军民信任和爱戴。1945年9月下旬，党中央决定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自卫战争拓宽回旋余地，任命高岗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王世泰为副司令，张仲良为副政委。
第十三章 在边区经济文教建设中
抗战时期边区在敌人军事进攻，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高岗带领全区党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了中外驰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一、发动大生产运动
1930年前，陕甘宁边区这块土地，军阀争夺，土匪横行，苛政如虎，杂捐如毛，烟毒遍地，民不聊生，荒凉凄惨。
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经过不足十年的建设，到抗战胜利前夕，老百姓异口同声说：“政治民主，社会安定，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刘志丹、谢子长先后牺牲后，高岗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继承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遗志，奋发努力保卫和建设这块新地。从1925年开始闹革命到抗战胜利的20年来，他一直在这块红色宝地上闹革命，搞建设，足及大部山山水水，南征北战，东挡西冲，出生入死，披肝沥胆，在血与火中奋斗半生。
高岗接任边区党委书记后，除抓边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之外，特别注重抓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当作第一件大事来抓，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号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39年2月22日，为了发展边区生产建设，以高岗为首成立了边区总生产委员会，委员有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总生产委员会成立后，狠抓了发展生产和教育这两个支持长期抗战的关键，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干会上讲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长的命，敌人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总生产委员会，首先抓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棘手的问题，也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历代农民起义，吃不饱肚子是根本原因。特别是边区所辖范围，地瘠雨少，风多霜早，祖祖辈辈，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一遇天灾人祸，尸横遍野。从李自成造反推翻明王朝到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高岗的亲身经历，深刻认识到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没有粮，就要慌”，“农民闹革命的热情高，除了黑暗统治压迫受不了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吃不饱。”
历来十年九旱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落后。边区和中央机关从抗战开始，公务人员逐年增加，经常保持7万多人吃“皇粮”，最多增加到12万之众，占边区总人口8％左右，平均4个多劳动力负担1个脱产人员。这批人员的吃穿住行的生活用品和公务费，都要从边区不足200万人发展生产来保障供给，还要向前方支援粮、款、物，仅粮食一年就需20万石左右。八年抗战中，安置残废、复员军人1.5万多人，优待抗日家属10万多人，代耕的近2万户，经济负担相当沉重。农民说共产党什么都好，就嫌公粮太重。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正在边区开会被雷电打死，有的受伤。消息传出后，有一农民说：“怎么雷没把老毛打死”。借此发泄对征粮太重不满情绪。公安处以反革命论处抓起来准备枪毙。高岗亲自听取汇报，并派人调查，主要是对公粮有意见。高岗将情况及时汇报毛泽东，遂决定放了农民。毛泽东对高岗说：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借雷劈一事发泄不满。人家说公粮任务重，这是实际情况，要允许人家讲话，不要抓人。并说：“这个农民骂得好，高岗同志也反映得好。”“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共产党人应该有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主席挨骂后，遂指示边区将公粮由20万石减为16万石。
1938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停止了经费供给，又连年天时不利，累遭灾害，收成不好。天灾人祸，人祸天灾交加，造成边区经济极度困难，外援完全断绝，内地生产力不发达，要保障供给，对边区党政领导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了边区人民的生存、幸福，为了抗战救国，边区党政组织始终把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去抓，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解放生产力，鼓励农民种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创立了强国富民的延安精神。
抗战开始后，边区人民负担大幅增加。当时，国民党在边区内搞“摩擦”，外边对边区实行封锁，下令“不让一颗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日本在河防进攻，飞机在延安等地轮番轰炸。边区经济处于极度困难时，毛主席针对国内时局逆转的形势，于1939年1月召开机关和军队干部会议，发表了那篇著名演讲：现在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只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办法，大家等着饿死、冻死；第三是靠我们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讲到这里用右手有力地往下一砍，大声说：“不要解散！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成立总生产委员会，高岗为委员。
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高岗在会上作动员讲话，提出开荒60万亩的生产任务，号召机关、军队、学校和全区人民动员起来，开荒种地，增产粮食，丰衣足食，支持长期抗战！
会后，高岗带领全区党政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开荒种地，开展了一次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生产自给群众运动。1939年春，边区级机关、学校等开种荒地11万多亩，到6月，共收获杂粮一万多石，蔬菜120万斤，解决了两万多公务人员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蔬菜肉食部分自给，马草自给一半。在生产自给运动中，高岗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高岗在动员生产运动大会上说：“解决经济困难，就要大家一齐干，短时间加重群众负担可以，长期下去群众受不了。我们不能象国民党那样无止境的搜刮老百姓。”“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新式武器锄头一把，丰衣足食面向荒山’。参加生产，丰衣足食，兵强马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会上，认真讨论了发展经济的问题，并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和《关于深入乡村工作的决议》，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高岗对轻视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个别领导对农业的指导方面存在自流的现象，说农民祖辈是种地打粮，何必要我们抓，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高岗针对不重视经济领导的思想倾向，多次反复强调党和政府要重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指出边区的中心工作第一是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农民过上好光景，才有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
高岗为《解放日报》写代论《克服春耕运动中领导上的弱点》的文章，强调作计划要结合农村实际，反对层层分配数字下达了就完事的做法。要使群众知道实际利益，才能真心实干。
1939年，在边区首届参议会上，根据高岗的意见，专题讨论了发展生产的问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案》。会上通过的“施政纲领”中，对发展生产作出法律性的规定。会议还提出发展经济的总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
为推动大生产运动，1月，在延安举办首届农业展览，展出农业产品2000多件，显示了边区去年农业生产成果。高岗在展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号召大规模开展生产运动，大家动手，齐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困难，保障供给，战胜敌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一面生产，一面战斗，一定能战胜敌人。”“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又举办边区首届工业展览会，展出手工业、矿业、机械工业等各种产品2400件，反映了边区工业生产起步实绩。当时负责边区工业的吴生秀后来回忆说：高岗陪毛主席参加工业展览开幕。毛主席赞扬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搞得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边区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样大的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真了不起的”。
大封锁逼出来一个大生产运动。1939年大生产运动在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上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至能劳动的小孩，不分官兵、男女都有自己的生产劳动计划和任务，大家一齐动手，为丰衣足食而战。党中央和边区领导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自给运动首战告捷，至9月，全边区共开荒地105.5万亩，超过原计划75％；新修水地5490亩，植树造林139万棵，还建起供销合作社121处。到年底，全边区耕地达到1004万亩，比抗战前增加200多万亩，粮食总产175万石。畜牧也有大发展，羊子达到117万只，牛驴骡马28万头，分别比抗战前增加一倍多。积草囤粮，摆脱财政困难，改善人民生活，开荒地，广积粮，在全边区形成高潮，成为支持长期抗战一大物资基础。到40年，开荒地达170万亩，大家畜发展到33万头，羊子180万只，人均一只羊。
西北局领导把解决群众的吃穿温饱，保障党中央和边区机关干部、军队供给作为头等任务。西北局第一把手的高岗，不仅全力抓生产，总结经验，还身体力行，为自己订出生产计划，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成为边区领导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模范，毛泽东亲手题写“劳动模范”的奖状，赠给高岗。
高岗陪同朱德等到南泥湾、金盆湾、麻洞川，钻山越岭勘察军垦地区，研究部署屯田计划和政策及组织领导措施。从1941年起，部队普遍实行屯田政策，三五九旅由王震将军率领开进南泥湾拓荒种地。部队生产热情很高，在紧张的劳动中唱着鼓舞人们奋进的歌曲：
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中央；
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陕北出江南。
南泥湾，好风光，红红太阳照山岗；
开荒生产反封锁，气死鬼子和老蒋。
《南泥湾》和《军民大生产》歌曲风靡全边区，驰名四海，鼓舞军民向上奋进，战胜困难，渡过封锁关。
高岗对部队屯田极为重视，多次主持会议，研究、解决生产中具体问题，先后几次到南泥湾等屯田军营地视察，并派劳动英雄吴满有去部队传授掏梢、整地、播种技术。1943年9月，高岗陪毛泽东视察南泥湾军垦地，看到满山遍地丰收景象。1944年秋，仅三五九旅种地20万亩，打粮3万多石，产棉2万多公斤，除部队达到完全自给自足外，还向国家交粮交棉，创造了军队建设史上的奇迹，被誉为“学习是模范，生产是英雄，打仗是好汉”。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延安警备8团郝树才，日开荒地4亩，誉获“气死牛”雅号。边区军队实行世界上鲜为人见的屯田政策，“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军”，粮食、肉食、蔬菜等做到自给和半自给，减轻人民10万石粮负担。
毛泽东赞扬：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它一切全部自给，“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朱德总司令说：“近年来，我们在养兵方面有新的发展和创造，这就是用我们自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负担，这个新创造对我军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这样的军队，我们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拥护军队。”“几千年来，国家养活的兵都是吃老百姓穿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收秋，这是天下少有的。”群众说：共产党的军队“当兵不脱产，经费全自给”，“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新鲜事，八路军是我们的贴心人。”
1940年2月，边区举行第二次工、农业展览会，高岗致开幕词。毛泽东、王明、吴玉章、林伯渠在开幕式上讲了话。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制造摩擦说：“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吃摩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会上展出产品6000件，其中有1000多件受奖，有吴满有、申长林、杨步浩、赵占魁等3000多名劳动英雄受奖。这次展览盛会，对于展示过去，促进今后工农业生产发挥重大作用。2月10日，中央和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比较巩固的地区，一般可按延安的经验，同时进行农业、商业、手工业生产……达到改善生活，克服困难，节省公费之目的。”
到1941年，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丰硕成果，农业一年上一个新台阶，畜牧业、林业相继得到发展。农业耕作技术改进，克服了粗放经营习惯，改造好吃懒做的“二流子”6万多人。
在大生产运动中，在党中央毛主席指导下，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精心指导和鼓励干部、职工和农民生产自给的积极性，开展了大规模学习吴满有和赵占魁及改造“二流子”运动，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开展劳动竞赛，互助变工，促进了大生产运动深入发展。
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劳动力，妥善安置移民。边区先后几次颁发优待移民政策，发布布告，规定移民种地三年不交公粮，不负担义务劳动，不征兵。这项政策吸引了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来的大量难民和移民，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仅延安县共安置移民38900多人，帮助解决住宿、耕畜等生产、生活等困难，为生产运动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南川卅里铺成立了农业学校，培训各县区级干部。边区成立了光华农场，聚集了一批专家，实行生产、试验和推广技术三结合，使农场成了边区农业技术改革的尖兵，培训农技人才的场所。还成立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高岗在大会上讲话祝贺。
1940年9月，边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努力从事经济建设。10月3日，边区中央局(区党委改为中央局)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高岗在讲话中，号召大力发展经济，立即动员起来，为41年增产粮食作好准备，支援长期抗战。11月12日，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把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实行强有力的领导，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23日，又发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要求全区财政工作执行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发展边区国民经济，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政府收入，使经济与财政相适应。更重要的是，群众得到实惠，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把自己命运同党和军队联系到一起。
二、整风运动促进经济发展
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和第二次党代会，为边区确定了大政方针，提出了边区建设的蓝图，指明了边区发展的方向，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对后来边区建设突飞猛进有很大推动。
1941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西北局召开第一次高干会议上，高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了边区工作的方针，就是加强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私人手工业，帮助建立家庭纺织工业生产。二届一次参议会上(6日至20日)，高岗在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我们在困难中，今后还要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他要求各参议员检讨政府的工作，把缺点都指出来，确定今后的大政方针，规定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团结西北人民，凝聚我们力量，保卫西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们当前要着手的工作，就是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建设”。
在这次参议会上，高岗作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会议通过边区中央局提出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和土地问题，“发展工业与商业流通”和私人手工业、劳动工资等政策方针。这些方针、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2月，边区召开党政军群机关生产动员大会，随后西北局作出《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全力贯彻执行以农业为第一、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
1942年春，高岗通过在绥德、米脂深入基层了解实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对改进领导作风，加强经济工作领导，做到心中有数。2月，西北局根据高岗意见发出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在上半年完成40万亩荒地开垦，增产细粮20万石，种植棉花15万亩，种苜蓿5万亩的任务，并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吴满有、赵占魁先进事迹运动。《解放日报》发表两篇社论，推动了全区学先进、促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整风运动，把经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整风学习、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了一些高干不重视经济的倾向，工作思想作风大转变，工作、生产效率大提高，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把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抓整风，促生产，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高岗说：“什么是民主？民主头一条就是要农民手头里多有些小米，就是要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民主与建设其实是分不开的。”他说，建设边区就是今天党政军民的共同中心任务，而建设的另一方面就是精兵简政，就是减少一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员转入生产，就是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凡此都是为了休养民力，支援前方所必须的。
“经过整风运动学习，端正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西北局高干会议，又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农业生产第一的方针，借此东风，把大生产运动引向深入发展。1943年的生产得到突飞猛进，创造边区建立以来最好水平。
“1943年1月西北局召开了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布置机关生产任务，高岗在大会上讲话中强调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争取在粮食、肉、菜等方面达到全自给有余。19日，边区政府召开各机关生产动员大会，为了支持农业生产的发纺织运动。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亦多被改造而卷入生产热潮。”
高岗在总结六年来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上升，不仅衣食改善，而且财富也大大增加了。“由于边区的经济蒸蒸日上，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程度和抗战情绪，增加了他们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心和建国途径的认识。”过去“边区地广人稀，素以贫瘠著称，然而今天竟能丰衣足食，欣欣向荣。”
边区发展生产靠什么力量呢？文章中说：“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就是因为边区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
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中国既是定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让人民来讲话”。他又说：“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国中之百官，皆人民之公仆也。”他还说：“我们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高岗说：“孙中山先生这一崇高理想，在边区已经实现了。”也已做到了官吏乃“人民之公仆的理想”，“乡长、区长、县长、专员以至边区政府的委员，他们终日忙碌，为的是发展人民的生产事业。”“发展生产，以达到丰衣足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更有力的支持前方，使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只有使人民大众丰衣足食，才能更加提高他们对于抗战建国的热情和信心，使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达到丰衣足食，又必须真心诚意实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高岗把发展经济提高到政治位置，凝聚力量，他说：“我们不仅要懂得发展生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认识清楚它的重大政治意义。”
由于方针、政策正确，领导得力，使1943年取得精神、经济两大丰收。从11月底至12月中旬，边区举行的第三次生产展览及第一次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特别引人注目的展品是吴满有、杨步浩的玉米、谷子、小麦，轰动了展览会。群众编唱道：
山川万里气象新，五谷生长绿茵茵。
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生产大运动。
挖了穷根翻了身，感谢领袖高司令。
出席这次大会的135名劳动英雄代表(代表全区几千个劳动模范)，广泛地交流了农业、牧业、工业、合作商业等15个项目的典型经验，对今后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边区发展方向。会上展出6千件产品，从1980张图表、照片反映的边区经济概貌看，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其中本年开荒100万亩，粮食总产达184万石，棉花种植15万亩，总产173万斤，产盐60万驮，全区32万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等占三分之二。全边区兴修水地4.1万亩(包括42年在内)，大家畜达40多万头，羊子200多万只。在安塞县苗店子村办起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这就是毛主席在55年讲话中提到的延安建立了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的老朋友，他们最亲近的知心人高岗同志。十年以前在关中，以及后几年在三边，在绥德，在陇东，在延属各县，高岗同志头上络着手巾，穿着破上衣烂裤子和他们一块闹革命，一块儿挨冻受饿，向黑暗势力作斗争，英雄们没有一分钟忘记过他。在向西北局前进的大路上，他们都回忆起这段暴风雨时代，无数人民追随着老刘老高，为了劳苦群众的翻身，他们流了多少汗，多少血，才有了今天。欢迎的口号，震天的锣鼓，把英雄们引进西北局礼堂，这时，高司令出来了，相随着的是西北局各部委负责同志，高岗同志比看见自己的亲生兄弟还喜欢，诚挚的招呼他们，站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高岗同志和他的朋友、知心人，亲密地交谈着。申长林说，今年又见高司令了，上次蟠龙见面后，一直就想他呢！
杨清同志宣布开会，第一项是献旗，这时锣鼓敲的更紧，口号叫的更亮：“拥护西北局！”“拥护高岗同志！”“高岗同志是西北人民的救星！”献旗共六面，由各分区劳动英雄一一献上，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中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接着，各分区代表宣读了献词。在献词中唱着：“刘志丹、高司令，创造陕甘宁……”歌曲。高岗在献旗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他熟悉地点出了石明德、冯云等各地组织起来的过程和典型事迹，并要求向他们学习。他特别提到“光景好了，丰衣足食了，我们的事业还很大，过去我们曾在一起干，现在也在一起干，将来还要在一起干，才能真正组织起来。”他提醒“党的工作者、政府工作者、经济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和群众一起研究、解决群众困难，这样我们的群众工作才能生根，事情才能办好。”
献旗的劳动英雄的代表答词中说，我们边区男女老幼一条心，一条路，过去天黑着呢，我们老百姓摸不着路，高司令就在西北打起一盏明灯，给我们照明一条路，这样我们就翻身了。我们在高司令领导下，个个生产、人人劳动，“今年很多地方已做到耕一年吃两年，明年更加努力，部分地方要做到耕一年吃三年，全边区要做到耕三余一。”大会奖励了一批劳动英雄，奖品有耕牛、农具等，更大地鼓舞劳动英雄努力更上一层楼的积极性、创造性，带动全边区经济的发展。
会议期间，高岗带领吴满有、申长林、石明德等17名劳动英雄代表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到枣园，座谈了互助合作问题，鼓励他们将会议上好的经验广泛宣传，全面推广，带动全边区人民合作生产。《解放日报》社论提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坚持把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劳模大会通过的《宣言》说：让我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说句心里话：“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
展览会和模范工作者会议结束后，全区展开了宣传、贯彻会议精神，响应高岗的“宣传大会精神，做好1944年发展经济的准备工作”号召，推动了备耕运动。柳林区二乡(即吴满有所在乡)掀起“响应高岗同志号召，吴满有创造模范乡”的热潮，提出全乡增产细粮3900石，做到“耕一余一”的生产目标，对于发展畜牧、运盐、纺织、安移民、植树、优抚、修路和教育等工作，确定具体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措施。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及时推广了柳林区二乡的经验，并在1943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指导全边区的备耕运动。
1944年1月11日，高岗召集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会议，他高度赞扬在去年经济发展中取得伟大三、工商业崛起奠定物质基础
边区从1938年以来，为了解决军民的穿衣和日用工业品的需要，积极开办工厂，发展合作、公营自给工业。先后建立了一批公营经济，如纺织厂、纸厂、服装厂、药厂、火柴厂、农具厂、兵器厂等。创办了综合性的合作社250多处。1940年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封锁，边区掀起了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热潮。到1941年，建起公营纺织、造纸、化学、石油、皮革、兵器等工厂100多家，职工7000多名。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等做到了自给有余。新民主主义公营企业在贫困落后的陕北诞生。1942——1943年进行了公营企业整顿、提高，在经营规模、机器设备、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有发展和提高，职工达到12000多人。公营和私营、合作企业稳定发展，保障供给，并有外销。尤其纺织业，1944年家庭纺织工人有15万人，纺纱166万斤，织布11万匹。公营、集体和私营商业并进，虽然公营没私营多，可公营、集体效率、利润比私营大。尤以合作社发展最快，到1945年有合作社600多个，股金达7亿多元。
1944年5月1日至25日，边区召开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参加203名代表。会议研究大力发展工业的问题。朱德、周恩来等到会讲话。高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讲话。他说：自去年工厂会议、整风运动和赵占魁运动开展以后，产量增多，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模范工程师、厂长、模范工人大批涌现。“我们边区正在艰苦抗战中，边区又受到重重封锁，任何机器不能进到边区来，而我们内部有些同志认为边区‘地瘠民贫’，无法发展经济。我们不否认历 53f2." >史和旧社会的遗产是贫乏的。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共产党人及革命同志的责任，就是在现有基础上改造这种‘地瘠民贫’的状况。”事实已经证明：由于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去年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紧接着我们就要解决用的问题。”“边区毫无工业基础，发展到现在有77个工厂(整顿中合并一些公营厂子)，这是陕北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我们的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脱离了过去工业品完全靠外面供应的情况，向工业品全面自给的目标迈进着。这一巨大的进步是劳动群众热忱和技术人才的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创造成果，证明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已日益生长起来，壮大起来，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他针对当时工业战线上出现的问题，及时地指出了“自满”情绪和一些“天才”思想要不得等问题，注意把好“质量关”。他说我们虚心检查工作中缺点，在“只有切实工作，虚心学习，有耐心、有毅力，三番五次的试验，千百次的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只有具备这样品质的人，才是真正从地上生长起来的天才，只有这样的人，群众才会拥护他。我们必须虚心地学习技术，把政治热情和技术结合起来，以求创造出更多的东西！”他很重视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他最后号召：“所有工人、技师、厂长和做工会工作、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为完成9９liｂ?边区工业产品自给自足的目标奋斗。”
会议根据高岗等领导的讲话，确定了今后两年全部实现自给与提高质量而斗争的工业生产方向和任务，提出公私兼顾，工业以自给为主，军民齐办，改变了过去先公后私的方针，大大调动了民办的积极性，小型军民工业遍布全区各地。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学习赵占魁运动的新内容和革命工人品质与生产技术的统一，工厂企业化等重大原则和方针。会上还奖励了80多名特、甲等劳动英雄。
厂长会议结束后，西北局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高岗要求技术人员到工厂去进一步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7月29日，西北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提出五项要求：一、工业管理部门要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提倡群众使用边区工业产品；二、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炭、瓷器等工业；三、提高工业品质量；四、重视技术，重视技术人员；五、加强领导和坚持学习赵占魁运动等。
在发展工业生产中，特别注重了原材料生产。陕北的棉花从1941年开始种植，随后在延长、延川、固临等县普遍发展棉花生产，到1944年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年产量三百万斤，1945年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为了发展棉花生产，解决人民穿衣困难，边区对棉农实行优惠政策，给低息贷款，免纳税，加强技术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农民大种棉花。在子长(原安定)发展煤炭，煤油生产，解决群众和工厂的燃料问题。定边发展盐业生产，年产量和营运达到60万驮，约合1千万斤。食盐是边区出口换取外汇的拳头产品。在发展盐业生产中，西北局于1941年5月作出《关于运销盐的决定》。决定指出运销食盐是党与边区人民的迫切的中心任务。同时，成立了以高岗为主任的食盐督导运输委员会，习仲勋、王维舟、贺晋年、王震为督导运输食盐的各路司令，各县长组织食盐运输队，加强食盐运销工作的领导，食盐销往关中、甘肃、山西、内蒙等解放区和国统区，为边区发展经济开辟了最广阔的财源。高岗抓住志丹县组织3千多头牲畜运盐的事迹，写信指示，要奖励运盐劳动竞赛中劳动英雄，揭露破坏分子的造谣。各地传达了指示信，推动运盐竞赛热潮。全边区组织1.6万头畜力运盐，各地通往定边县的大小道路上，铃响马帮，川流不息，“一道道水来，一架架山，赶上毛驴运盐欢”歌声嘹亮。
在发展工业品自给运动中，全边区组织了十多万妇女参加纺花、织布运动。1943年三分之二的群众穿衣达到自给。西北局领导高岗等亲自纺线，学习织布，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所需煤炭、石油、工具、肥皂、纸张、火柴、布匹等日用工业品，达到自给自足。
随着农业、工业大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商业流通领域的工作。坚持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创办集市贸易、工农产品和骡马交易会。1943年1月，高岗陪毛泽东、朱德参观延安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商品、骡马交易大会。组织出口食盐，换回抗战和军民必需的物资，发展边区的实业，繁荣边区市场。
当时，边区商业资本的剥削很厉害，为想办法使群众不受这种剥削，想办法着手办合作社。1939年10月，边区召开成立供销合作总社会议，李会友任理事会主任。高岗到会讲话指出，要把商业一定办好，解决好军民生产、生活日用品供应，为发展工、农业服务。由于公营和集体性质的商业合作事业在边区尚属首创，开始办合作社没经验，经营方向不对，群众意见很大。会议通过了合作社章程和决议，指导合作事业的发展。会上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纠正了少数合作社的商业投机思想，使合作社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1944年6月27日至7月7日，边区召开合作社主任会议。6月29日，在西北局招待合作社主任会上，高岗作了题为《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的长篇讲话。他说，去年以来合作社进步很大，“打烂了旧的合作社，创造了新的合作社。”他说，过去有些合作社专以赚钱为目的，不以为群众服务为目的，群众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从来不想办法去解决，所以在群众中留下一个印象“你不给我办事”。1943年根据群众的意见，对一些没有办好的合作社进行改造，撤换了一些合作社领导，出现了新的合作社。有的同志有情绪，说：“我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为什么叫我走呢？”高岗批评说：“是的，你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可是你也辛辛苦苦的把老百姓妨碍了多年。”他强调指出，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树立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把合作社办好，为群众办实事。合作社只要给群众办实事，群众就会拥护合作社，合作社也才有力量。
为了推动合作商业发展，进一步肯定南区合作社的方向，树立了南区合作社、蟠龙合作社为模范，还奖励了94名英雄，会议要求全边区合作社向他们学习。
7月9日，西北局由高岗主持作出《关于贯彻合作社联席会议的决定》中指出：“合作社是私有财产基础上各阶层人民大众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卫生、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是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杠杆。”至年底，综合性的合作社达435个(包括农、工、商、信用、运输等)，社员发展到24万多人。
在发展工商业生产中，高岗极力支持经济管理部门放手工作，交给“业务自主权、人事选调权、劳动奖惩权”等三权，他还亲自签发文电。同时又抓了厉行节约，反对大手大脚。1944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上专题研究了经济管理整顿。会后调整了经济干部，加强了领导，严格了管理，反对铺张浪费，防止钱物多了而大手大脚，胡花乱用，使边区日趋物资充裕，价格平稳，市场繁荣，信用不断提高。“价高招远商，货高招远客”。西安、甘肃、宁夏等地的一些地方都成立了边区的进出口物资的转运站。国民党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队也成了转运物资的保护伞了。由于国民党的法币贬值，士兵吃不饱，跑到边区买东西。仅1943年，绥德专区给榆林二十二军协商卖粮2千石。边区的商行主动地给白区出卖多余的东西，并帮助运出，使封锁线冲垮了，边区的业务拓宽了，一直扩展到晋察冀、晋东南地区，既保障我方渡过难关，也和敌占区拉开商贸关系，为边区准备反攻积累了大量财富。更重要的是从工业自给和合作商业运动中，锻炼了一批能打仗、懂经济的干部，学会了从事公营经济建设的本领，建立了一个新式的财政、金融、公营经济占居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模型。
1944年9月，边区召开仓库主任、二科科长联席会议，研究反攻的物质准备。高岗作了《保存粮食，准备反攻》的报告。在会上提出“休养生息，藏粮于民，准备反攻”的号召。在发展经济的政策上也作了具体规定，鼓励农民多“保存粮食，准备反攻”。他说保管粮食十分重要，粮食工作在今天有其头等重要的意义，任何时候任何人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在战争时期粮食更为重要。过去粮食不多，今天粮食多了，要重视保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边区在敌人军事、政治、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农、工、商得以蓬勃发展。到1944年底，粮食达到“耕三余一”和“耕三余二”的目标；工业生产基本保证了军民日用生产、生活资料供应。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边区圆满实现。群众有吃又有穿，享受到真正的“安居乐业”的幸福。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参观团来边区参观、考察，也受到很大震惊，他们感慨地说：“没有想到！”中外记者团、美军考察组到边区参观南泥湾和绥德、延长等处的经济、军事。毛泽东和高岗等与各次参观团多次会谈，并用事实回答了参观团成员提出的问题。他们看到麦苗青，谷子壮，牛羊成群，听到雄壮的劳动竞赛歌声，无不称赞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和无坚不催的革命精神及边区人民勤劳俭朴的作风。
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奇迹，推动了全国各解放区的经济发展。贺龙同志在晋西北推广了边区的经验，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生产，解决了党政军的发饷、生活困难，稳定了民心，增强军队士气。
1944年底到1945年春，法西斯阵线的轴心德国、日本由衰落而走向垮台，反法西斯阵线由相持而走向反攻的形势下，西北地区响应高岗的号召，全面进行反攻的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工作。
1944年12月，在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会议上，高岗作了《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的重要讲话，讲了边区大后方准备反攻的大好形势，提出当前的各项任务，突出强调加强团结，发展生产和培训教育干部。他要求劳动英雄发挥“带头、骨干、桥梁”作用；边区各级干部和领导要深入基层，改造农村，提高农民，完成45年215万石粮食和400万斤棉花生产任务。
1945年1月9日，西北局召开高干座谈会，高岗针对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讲话。指出当前存在着：跑腿多、调查多、会议多、任务多、主动少、研究少、用脑少、检查少的现象，要改变不良作风，“共产党除了真理和老百姓以外，再没有不可丢掉的东西。”
期间，高岗在思想上和情报方面作了对日反攻的准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结束后，苏联反攻力度加大，高岗得悉苏联有出兵东北的意向，及时决定加强北线工作，掌握北面动态，侦察敌情。先后派黎光、葛申、周兴等40多人到绥蒙、宁夏了解动态，侦察敌情。在动身前，北出的情报人员由周兴、李启明引到高岗办公室，高岗对抗战形势进行分析和布置了任务。他说：“根据目前抗日形势的发展，估计一年打败日本，那时苏联红军可能对日宣战，出兵于东北。我们和国民党在华北将有大的争夺战。现在派你们去要把那里的情报工作做好，以配合这个争夺战。”(见黎光回忆，原件存内蒙自治区档案馆)。
当时，苏联驻延安情报观察组孙平同志(俄名弗拉基米洛夫)和高岗关系比较好，经常一块喝酒，无话不谈。孙常到高岗办公室了解边区的情况，诸如建设、思想动态、反攻准备情况等。高岗也试探了苏联的态度，互通了不少情报。孙平说，苏联把西线敌人打垮后，东线可能对日本宣战出兵。苏联出兵东北信息，最早就是从私人交谈和酒后吐真言的这个渠道获得的。
孙平在《延安日记》里是这样描述高岗的，“高岗的个儿魁梧，一脸麻子，头发往后梳，说话声音低沉，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是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高岗尽管有过一段悲观的经历，“但还是和蔼可亲。他跟人交往没有露出一点意志消沉和不相信人的样子。他喜欢听人讲笑话，自己也爱讲笑话。他那非凡的韧性是惊人的。不是忍耐，而是有韧性。”
高岗将他从小道获得信息向毛泽东透露，引起中央的重视，领导一块研究分析形势，认识不统一。毛泽东考虑颇多，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经枯竭，对苏联的力量没有估计的那么充分，会不会打日，还不能肯定。朱德认为苏日条约期满(4月13日)后可能对日作战。叶剑英等军队领导和高岗都坚信苏联会参战的，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的。周恩来对苏参战与否，不发表明确意见。高岗说，苏参战可能在蒙古边从内蒙归绥、包头等地日军薄弱地区突破。之后，周恩来、毛泽东对孙平特别亲近，套近乎，一改以往态度，想探到信息，未得到孙平的实话。
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西北局和高岗带领全边区军民认真贯彻执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生产运动，机关、军队、学校等干部职工、战士都参加生产，“建立革命家务”，为抗日反攻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边区经济欣欣向荣，博得敌占区人民的向往和羡慕。在敌人军事进攻，经济封锁的环境下，没有被困难吓倒，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到抗战胜利前夕工农业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敌人妄图把边区人民饿死、冻死或“兵无粮自散”的美梦彻底破产。边区毅然成了全中国政治上进步，经济上发展的抗战救国的光辉旗帜，创造了强国富民的延安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的生产运动，成了全国的模范。”
到1945年物质更加雄厚，党的“七大”前后，边区调回几个旅部队进行反攻训练和集中培训大批干部，整顿三风，准备接管新区，保障了一时期骤增几万人的供应，可国库里还积存了2万多匹雁塔布和10万多斤棉花，结存10万多两黄金的家底(各分区、县除外)。农民平均每户存粮上万斤。毫无疑议，高岗带领边区一班人，将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落到实处，发动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为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这一伟大创举和成果已载入新中国史册。
四、文化教育 培养英才
抗战开始以后，根据毛泽东“新文化”的指示，开展革命文化运动，边区党和政府对文化教育事业建设花了很大的心血，当作第二件大事来抓，促进文化教育工作改革，纠正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旧教条的教育倾向后，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有很大发展。
高岗在西北局、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参议会上多次强调指出：“尊重知识，注重教育，尊重人才”等问题，并身体力行，经常到学校视察，当发现一些学校的规程是抄袭国民党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把学校办成“不红不白”的现象时，责成有关部门限期整顿提高。指出：今后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改变干部学校和国民教育质量太差的状况。大部分课程是旧的一套，没多少改变，延安第一完小一度教学方法脱离实际，上学的人数较少，他亲自到学校调查了解，发现脱离实际的倾向后，立即指示革新教学方法，增设适合农村实际应用的内容，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使学生猛增，由原来的180来人增加到300多人。并指示教育部门领导，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解决农村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育质量。从而使大量学校改变了面貌，不少学生学会务农、养畜的新技术和记帐、写信、打路条、拥军优属、锄奸报案和演秧歌戏的本事，特别突出的是边学边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既是文化者，又是劳动者，既培养了学生爱学习、爱劳动的情操，又为学校经费不足广开了财源，有不少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后，达到开支自给自足。群众普遍称赞说：“如今学校里教育的学生，真是文武双全。”
为了推动文化教育，1939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7月中国女子大学和农业学校相继成立。8月边区召开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成立了边区师范学校，由教育厅长周扬兼任校长。边区党委始终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工作，在经费非常拮据的情况下，教育经费投入占总经费的25％。
1940年1月4日至12日，边区文化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123名各界知名文化人士和107个文化团体的273名代表参加，旁听者200多人。会议通过了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等议案。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演讲，张闻天作了报告，高岗等在大会上作了讲话。9月在延安召开边区教育工作会议。晋西北派代表参加了会议。高岗、张闻天、徐特立等到会讲话。高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了教育工作要搞统一战线，培养师资，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小学教员的地位和待遇”，解决教材困难。
会议集中修改和讨论制定了小学法、小学规程、实施义务教育暂行条例、民教馆组织条例等法规。条例规定，边区的教育方针和学制：服从于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治原则，适合今天边区抗战和建设需要，为边区人民服务和学校教育与劳动、社会、家庭教育相结合。完全小学实行五年制(即初级三年，高级两年)，普遍提倡民办小学，以及后来实行“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
由于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重视文化教育，各地区小学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绥德、米脂办起了女子小学。延安成立了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很大一部分抗属子女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到边区的儿童，如李鹏、刘力贞等一批烈士子女在保育院保小就学。在少数民族居多地区——镇原县、定边县成立了伊斯兰小学，在伊盟的城川成立了蒙古族小学，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娃娃有机会受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教育。米脂县的杨家沟和关中的扶风创办了民办小学，并将经验向全边区推广，带动了其他地方创造民办小学的积极性。小学出来的娃娃，受到家长喜欢、群众欢迎。他们说：“现在学校里教的娃娃比过去好多了，既能文，又能劳，在农忙的节骨眼上放忙假，一回来帮家里做活很行当。”
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在“五一施政纲领”指引下和整风运动、高干会的推动下，向深层次发展和提高。“五一纲领”第十四条中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动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和失学青年，允许在校学生的民主同政治权利，实施公务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纲领还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西北局对1941年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大力充实教育内容和加强教学设施，发展师范教育，提高教师质量。在教育界实行统一战线，发动全边区各个方面抓教育的积极性。
在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基础上，西北局、边区政府根据以上指导思想，相继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鲁艺学院、延安大学(后改为行政大学)、西北党校、民族学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延安中学等20多所学校和各种短训班，培养训练大批干部、学生，输送全国各地。高岗对边区直管的学校积极奔走筹备，并兼任西北党校校长和民族学院院长职务，为抗战胜利后接收新区和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针对边区人民对物质和文化日益迫切需要，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正确方针，把文化教育运动逐步引向纵深发展。到1944年，全边区学校发展到1300多所，在校学生达到4万多人，比1935年增加近10倍，教育质量大大提高。毛泽东在12月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多种活动，大抓社会教育。1941年冬，边区成立冬学委员会，高岗担任冬学委员会主任，加强了业余教育工作领导，促进了冬学、夜校和扫盲识字活动。1944年底统计，全边区建立识字组2千多个，参加2万多人；夜校、冬校1600多处，学员达5万之众；普遍建立起读报组和办起黑板报。一些县城还办起25个民教馆及展览室、图书馆、小型剧团、秧歌队等文化艺术组织，文化教育运动变成了热烈的群众运动，参加学校和群众文化学习的人数达十几万，在历来贫瘠落后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促进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鼓励先进，带动后进，1944年冬在延安召开文教代表大会。高岗在大会讲演中提出：“加强干部教育头等重要”的问题。他要求各级领导者必须亲自动手负责，将大、中、小学办好，各区乡干部把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一律办干部文化夜校，在两三年内扫除干部中的文盲，为长期建设边区、建设国家，反攻日军打下基础。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为大多数人民服务，为战争生产服务，打日本、反汉奸、反封建迷信。”
他指出教育是“一切建设事业的关键，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予以第一等的注意。”各县、区、乡都要办好冬训班，扫文盲，讲卫生。文化教育“永远为群众服务，永远依靠群众。”他为《解放日报》题词：“为革命文化事业牺牲”。
边区党政为吸收、团结、教育外来的知识分子制订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关心、照顾及使用的办法，调动了知识分子为工农兵服务的积极性。高岗针对一些人不愿接收知识分子入党和安排工作的现象，他指出：这是不懂得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和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不懂得国民党正同共产党夺取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他要求组织、人事部门要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参军、参政、入党，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大但使用，生活上优选照顾，地方干部与知识分子搞好团结，搞好关系，相互取长补短。
高岗极重视新闻、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为新闻单位指出正确方向。”1942年10月，西北局作出关于报纸工作决定，规定了指导思想和方向。党中央于10月28日《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中肯定西北局的“决定”，要求“各地亦应仿照此办法，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边区创办了几十种刊物，不仅培养了一批“从政、党务、拿枪”的队伍，也培养锻炼出一批“文化队伍”，促进了各个根据地文化运动，幅射到国统区和敌占区。边区已成了吸收、培训、输送干部的基地。
边区文化教育运动从编小型戏剧和民歌活动开始，教育不断革新和发展，又促进了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与不断提高。边区各县、区、乡普遍建立文艺宣传组织，有剧团、秧歌表演队等，他们采取就地取材，自编自演《兄妹开荒》、《大家欢喜》、《拥军优属》和《血泪仇》、《刘巧儿团圆》等小剧，逢年过节到集镇、农村表演，宣传边区政治、军事、经济发展事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作一批中外驰名的优秀民歌，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除了在边区演出宣传，活跃文化生活外，还到陕北白区的榆林各地和关中、陇东等国民党军营地、农村表演，受到白军官兵和白区群众的好评。文化教育运动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使精神变为物质财富。安塞县马家沟村群众在读报组学习了吴满有、杨步浩等劳动英雄的事迹和毛泽东主席、高岗司令参加生产的报导后，当即提出为毛主席、高司令、林主席等代耕细粮五石。关中白源村有个二流子看了改造二流子王三保的小剧《大家欢喜》后，把计划开荒地8亩改为28亩，精心务育，夺取了丰收，多交公购粮，支援边区抗战建设。子长县第一完小秧歌队演出了这出戏，有个二流子看后说：“只要你们不嫌我，我决心务正，你们帮我改掉游手好闲的习气。”延安市区群众看了吴家枣园吴满有组织的秧歌队演出宣传后说：“新戏比旧戏班子好看，都是当地的事情，一看就懂，既增加了知识，又能劝人，真是演一台戏，劝一场人。”真人真事小剧、秧歌的唱词、台白，都是当地群众斗争、生产、生活中的实事情，教育自己，改造自己，群众喜闻乐见，正是自我教育的好方法。
边区过去由于经济、文教落后，不讲卫生。边区党政领导随着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同时发动群众卫生运动，全边区组建起医疗单位49个，动员群众修厕所，讲卫生，除疾病，破除迷信，进行反巫婆神汉斗争，使边区可怕的死亡率逐年下降。1944年5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联合召开边区医药卫生工作会议，成立以大夫傅连璋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防疫卫生工作，并组织医疗队下乡流动扑灭疫情，减除疾病。6月，边区召开卫生动员大会，高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发动了热烈的群众卫生运动，做到了人财两旺。还在会议上奖励了70多名模范卫生工作者。
随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边区体育、新闻、出版事业也达到蓬勃发展，精神高度文明，娼妓、赌博、吸毒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一扫而光，抢劫、偷盗现象绝迹，出现“夜不闭户，昼不锁门”和人人为抗战救国的局面。林赠送政治、文学、历史、传记、中外问题等书籍万余册，支持发展文化教育，在当时书籍紧张的情况下发挥了一定作用。
另外，他从小揽工放羊，清楚陕北地广人穷，有发展羊子的条件且是农民穿衣、铺盖的主要来源，皮毛肉是重要出售的商品，东北人民政府捐资黄金80两亦称“黄金吩羊”，支援陕北老区发展畜牧，脱贫致富。陕北是高岗的家乡，也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于是他对老区关爱多了一份亲情，在陕北人民中留下深刻影响。后来，高岗出事被作为一条罪状。
第十四章 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求解放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左右，居住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的棘手问题，也从来没有解决好。党中央、毛主席一到陕北就提出民族团结的问题。1936年春派高岗、曹动之、赵通儒、田万生等同志到绥蒙地区开展团结蒙古民族抗战工作。蒙古民族从古代起，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绥蒙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一、“少数民族解放灯塔”
1939年春，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主要管陕甘宁青绥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1940年春，西北工委在讨论制定《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时，委员会里边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回回不能算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回回宗教徒。就这个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进行讨论。高岗、王若飞、李富春等在会上发言。他们都在回、蒙族地区工作过。高岗在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工作期间，为制定民族政策，曾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发言中摆了大量论据，说明回回是一个民族。经过会议讨论，从大量历史资料中说明，我国回回是元代时从波斯等地来中国的回回人，也有唐宋时来中国的波斯、大食人。回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和汉族通婚及历史上强迫汉人人回教等原因渗入大量汉人成份。肯定了回回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纯属回教徒。认识统一后，制定出《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经毛泽东审阅时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反对大汉族主义就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他在《提纲》中补充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就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更全面地指明方针。这个提纲后经中央书记处基本同意，发至各级党委。
同年7月，西工委又提出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上报中央印发各级党委。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不仅西北工委和边区党内，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受了旧社会遗毒的影响，认识不统一。蒋介石集团极力反对民族团结，推行大汉族主义和压迫民族政策。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断言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各少数民族不过是一个“国族”的大小“宗支”、“宗族”。回回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他也不承认蒙古民族，说蒙古民族是“边民”，蒙古民族问题是所谓“边疆问题”。
日本的侵略魔爪伸进内蒙搞什么“独立”政权。内蒙东部沦陷后，日军向宁夏发展，并派特务、汉奸，企图策动回族上层中一些人成立“回回国”，诱骗回族搞分裂，闹“独立”，企图借机侵占整个大西北。
以张闻天为首的西北工委和以高岗为首的边区党委，为对少数民族问题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注入了大量心血。他们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搜集资料，为制定两个“提纲”提供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统一了认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维汉、贾拓夫、高岗等做了大量的具体调研工作。他们都在蒙委和民委工作过，对蒙、回民族的情况比较熟。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民族团结，各民族关系一直很融洽。在陇东、三边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建立了自治乡、自治村。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有蒙、回族同胞参加。在抗战期间，边区少数民族工作很活跃，成为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典范，被少数民族誉为“边区是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1940年3月底，延安建立“蒙古文化促进会”，高岗为大会主席和大会通过的“促进会”理事会成员，大会通过了高岗、贾拓夫提出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建议。纪念堂建成后，于7月4日，隆重举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大会，高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早在1939年，日军侵华步步深入，归绥(即呼和浩特)、包头失陷后，成吉思汗陵墓有被劫的危险。于是确定移灵到兰州附近的兴隆山(解放后又移回原地)。移灵途经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时，延安举行隆重祭奠仪式。延安各界一百多个单位参加祭奠。高岗出席祭奠大会，对成吉思汗给予极高评价，他在祭文中说：成吉思汗是“元朝太祖、世界英杰”和“宇宙巨人……古今无匹”。
党中央和边区中央局这样隆重祭奠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震动很大，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共同抗战、共求解放的斗争中，激发启迪了蒙古民族发扬骁勇善战的革命精神，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继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后，于10月召开了延安清真寺落成典礼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本来延安的回民不多，但是为了尊重回教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体现我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边区中央局和政府出资建立了清真寺和回民食堂，并聘请阿訇担任清真寺的教长，毛泽东题写了“清真寺”三个大字。这座清真寺当时在延安可以说是工程壮观，装钸清雅的第一流建筑，对广大回民同胞影响很大。可惜的是胡宗南侵占延安后放火烧毁了，也正是国民党无视少数民族的例证。
1941年春，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工委的工作任务移交西北局。7月，西北局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兼任工作委员会主任。8月，边区政府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任主任。
高岗指示组织部调配得力少数民族干部到民委工作，并把民族工作列入西北局议事日程，经常督促、检查民委工作，要求各部门支持、配合民委工作，不折不扣贯彻少数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调动少数民族抗战建国、共求解放的积极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公敌。
为了团结东方民族的力量，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壮大世界反法西斯阵营。1941年秋，朱德、高岗等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中央批准后，9月在延安召集东方各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备成立“大同盟”的有关问题。到会的代表有国际国内的团体20个的代表21人，通过召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高岗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大同盟”的宗旨在东方各民族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10月30日，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各民族组织有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回、蒙文化促进会、日本反战同盟等团体和18个民族的100多位代表出席大会，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激昂情绪和战斗气氛。毛泽东、朱德、高岗冒雨出席大会，并分别作报告、讲了话。大会宣布“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并选举出“大同盟”执行委员会，高岗等选为委员，朱德为主席。大会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统治。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早在1936年高岗率骑兵部队和一批干部进入伊盟和盐池地区时，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提高。在蒙古民族中发展中共党员，办训练班，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开辟陕宁蒙边区革命根据地。1939年春，高岗致赵通儒的信中说：“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认真的培养一些蒙民所拥戴的蒙人干部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要从政治上大大提高民族同胞的积极性，坚持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厉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是目前伊盟工委最重要的任务。”
1941年10月，西北局决定成立民族学院，高岗兼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乌兰夫任教育处长。高岗亲自参加讨论和制定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突出了中国革命和抗战形势的需要，着重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和研究。民族学院根据高岗的指示，对学生重点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少数民族团结抗日、共求解放的政治思想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中国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方针的教育；文化知识和时事政策的教育。高岗亲自给民院学生讲政治课。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恰当，语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受到好评。学生说：高院长理论不深，不咬文嚼字，讲得好听，对蒙古风俗习惯、人情、历史都很熟。
民院成立之前，在延安的各大、中学都有少数民族的学生，有的学校设立少数民族学生班和部。民院成立后，将各个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都集中到民院，按程度分别高级、中级、低级班组，因年级和程度施教。高级班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时事政策。低年级课程有政治常识、文化、历史、地理、数学等课。年龄大并有实践经验的学生编一个研究班，如杨静仁、云北峰等在研究班学习。全院共有学生400多名，蒙族最多，其次回族学生也不少，还有藏族、彝族等。民院的学生有起义过来和收编民族武装的干部、战士和农牧民青年。这所由蒙回等7个民族组成的少数民族革命学府，对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以及建设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军和经济建设领导干部及文教干部。
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高岗院长特别重视民院学生的生活给养和教学设备。他指示院务领导，设法扩建校舍，添置设备。他说对民院学生应本着“特殊点、优待点”的原则进行安排，吃粮标准要比其他学校高一点。规定每月每人多供10来斤白面，服装每人每年二套单衣，一套棉衣，而其他学校每人每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照顾民族习惯风俗，举行庆祝活动，进行会餐、跳舞等，高岗经常和民院学生一起联欢、打球、跳舞。
高岗要求民院，不仅要办成学习革命知识的学校，还应该是一所工作的学校和劳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我党创办革命干部学校的优良传统，要有良好的学风、校风和作风。他亲自参加修改、审定学院校歌。学院的师生员工遵照高岗的指示，不仅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了民族自尊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工作实践活动，培养了实际工作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如学生自己动手打窑修房，种地打粮，砍柴烧木炭，在生产劳动中锻炼意志，提高能文能武的本领。在大生产运动中，民院学生开荒种地，收获大量粮食和蔬菜，中央领导称赞民院学生“都是好劳动”。
民院还是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根据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长，利用课余时间，积极组织文娱活动，自己编创的歌曲和秧歌剧，在过新年、春节等节日进行表演和拥军优属慰问演出，表现了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喜闻乐见的节目受到群众的好评，得到延安文艺界的称赞。
1943年10月，边区召开回民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回民地区有关工作，高岗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回汉民族团结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1944年春，报经中央同意，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移到定边，这里紧挨伊盟和宁夏，在这里蒙、回居民较多，可以直接bbr>..与蒙回民接触，参加一些具体实际工作，在实践中进一步锻炼和提高。在民族学院这座革命熔炉里，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学习，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觉悟和阶级斗争觉悟；提高对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提高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的理解水平。学院不少学生光荣地加入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民院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前线及革命需要的地方，有的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为各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贯彻团结斗争统战方针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不仅在汉人地区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 65b9." >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维护了我党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变化，高岗在边区担任领导工作中，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战路线，在少数民族地区以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原则，不断调整和变通、灵活地贯彻执行团结抗战方针、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西安事变前，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华北部分地区后，准备以“内蒙作为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及西北抗日力量的前进阵地”，内蒙古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党中央曾经提出民族“自决”、“独立”的特殊主张，号召内蒙人民与全国人民、外蒙人民以及苏联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侵略者。共产党与苏维埃红军实行“赞助内蒙人民的事情由蒙古人民自己管理与决定，无条件的废除一切军阀对蒙古人民的压迫”的政策。应用一切办法，向内蒙古人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内蒙的事实和灭亡蒙古的危险，促起蒙古民族的觉醒，进行民族解放斗争。1936年冬，以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和高岗两次向中央报告，对蒙民的动态作了具体分析，对内蒙工作政策提出调整意见。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中央于1937年2月在给民委和高岗的复信中，根据高岗的意见，对内蒙工作做了调整，指出蒙古工作的中心，应该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人民拥护傅作义抗战，动员内蒙人民联合起来参加抗战，给前线物资帮助和组织慰劳团去前线慰问。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对汉人军阀”并提的策略，否则会使蒙民与正在抗日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处于对立地位，使蒙民不参加到抗战中，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复信中赞同高岗信中“华北只依靠蒙人抗击日军力量不足”的观点，必须争取汉人军官主张坚决抗日派，纠正了“亲红派”和“联红抗日”的说法，帮助蒙汉抗日派的形成，扩大他们的力量，用以抗日的名义团结左派，将使右派无法反对，更易于团结广大蒙民。吸收蒙民中的开明王公参加并主持抗战工作，蒙人的事情由蒙人自己决定，我们只给帮助，出主意，不得使民族仇怨加深。为团结蒙人抗战，不仅将盐池归蒙人管辖，而且对蒙民要回土地的纠纷，应持调解态度，说服双方，在不妨碍感情之下，帮助蒙人索回土地。
民委、高岗的报告和中央的复信，对内蒙工作进一步拨正航向，奠定了蒙古工作发展的基础。从而，内蒙出现大好形势，不分阶层，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隶属，动员千千万万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御辱，把日军赶出内蒙，决不给日军当亡国奴。
“七七”事变后，进一步改变了政策策略，以蒙汉联合抗日为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发动蒙古各阶级的抗日运动的广大潮流，实行对蒙人中较有影响、威望的人都争取的政策，瓦解日军在华北的力量，动摇其基础，将原来“打倒蒙奸德王”的口号，改为“要求德王抗日”，望德王回头抗日。同时，对德王进行公开批评，以使蒙古民族认识反动民族运动与革命民族运动的区别。动员口号：“不分盟旗，不分上下，团结一致，蒙汉联合，抗日援绥，保卫绥远，保卫蒙古！驱逐日军出绥远！”“蒙古人不打蒙古人！不打抗日军！不替日军当走狗！”
高岗尊照上述精神，遂与绥远、宁夏和榆林当局之问，相机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他们仍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对蒙人苛税剥削、武装镇压、不许蒙人有抗战的自由和阻挠蒙汉联合抗日的做法，他本着抗战第一的原则，对蒙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冲突，采取批评和斗争及协商调解办法解决之。
在回民地区坚持实行“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民族自治(此前“自决”)的原则，宣布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管理，无条件赞助与拥护回民的解放运动，直到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回民地区实行“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回汉民族的团结)。
1941年春，内蒙新三师(属傅作义部)主要领导白海峰、乌兰夫要起义，打出八路军的旗号。刘瑞森回延安向高岗汇报新三师的情况后，高岗当即指示，新三师现在不能起义。因为这支部队，名义上是打着国民党的番号，实际是共产党控制的武装。他说：“边区经济很困难，暂不起义还能领取国民政府的给养，一起义打起八路军旗号，不仅断绝国民党的给养，同时对于国共合作也不利，给敌人造成反共的口实。”刘瑞森回去传达了高岗的指示后，有些人接受不了，就连乌兰夫也不同意。他亲自回延安汇报，高岗说：“让白海峰也回来研究”。随后高岗同白海峰、乌兰夫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高岗的意见。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一些同志才认识到当时高岗的指示是正确的。
同年冬，高岗派周仁山、田万生先后到阿拉庙做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的统战工作。临行时，高岗分别找他们谈话、交待任务，并让赵通儒和章文轩结拜，逐步解决苟池、大池的运盐问题。田万生根据高岗的指示，到阿拉庙住在章文轩的亲戚家里，让他的亲友转告章文轩：赵通儒要同他结拜。章文轩也想同共产党拉关系，他欣然同意和赵通儒(中共伊盟负责人)结成“安达”。然后，周仁山、赵通儒、田万生和章文轩结为把兄弟，拉上了关系，开展了蒙人上层统战工作。后来，章文轩被他们内部人杀了，高岗严厉批评了伊盟负责人赵通儒等人，说你们工作不深不细，给敌人造成口实，影响党的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调集军队进驻伊盟，破坏蒙汉联合抗战，西北局及时对伊盟工作做出具体指示，调整了政策，指明了对付国民党顽军的策略。国民党军进驻前，对蒙人实行拉拢，陈长捷、何文鼎部进占伊盟后，和共产党、八路军对抗，妄图征服蒙人。高岗主持西北局会议，多次讨论制定发动蒙人，对抗“陈何祸蒙”的政策和策略，指示伊盟工委要争取上层、中层人士，下层不必著名地进行活动，打击顽固分子，保护进步人士。高岗针对“陈何”所实行的“一拉一打，软硬兼施”的伎俩，杀害进步人士，镇压扎旗王府，赶走沙王的罪行，指示伊盟工委在反抗“陈何运动”中，应在蒙人中提出“救沙王”、“救蒙古”、“为××(被敌人杀死者)报仇”，“粮食藏起来，不给何文鼎”，“牛羊藏起来，死也不交出”，“不让陈何的兵抢夺蒙人地”，“拿起枪来保护蒙人命”，“抗日先保蒙”等口号，广泛宣传，动员蒙人反抗陈长捷、何文鼎的罪恶行径。同时号召伊盟七旗蒙人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指出“蒙人一条心，千军万马也难敌，不怕陈、不怕何，只怕蒙人不齐心”，“蒙人不来打蒙人，蒙人一条心，合力来救蒙”，要以蒙人口吻，编成歌曲，利用蒙人善歌的优势，到处唱起来，激励与提高蒙人坚持斗争的情绪。在反抗陈何的斗争中，要告戒蒙人小心上日伪的当，要对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搞好统一战线而避免多树敌人，共同对付陈何。伊盟工委根据上述指示，做艰苦细致工作，起到团结蒙人，使陈何处于“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争取上层人士，高岗亲自给惠中权写信，要惠中权、赵通儒、郭秉坤等做沙王的争取工作，并让他们和沙王结拜兄弟，提出：1．向沙王解释国民党的一切黑暗的反动罪恶，不要上国民党的当，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是骗你们蒙古人的空头支票。如果这次事变没有八路军和共产党，你沙王还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吗？(沙王是扎萨旗王爷、伊盟盟长，被陈长捷赶下台，赶出境，得到共产党、八路军援救)把道理向沙王解释清楚，打破沙王对国民党的幻想。2．我们不要一下子企望沙王就坚决依靠我们和反对国民党。现在沙王怕我们把他染“红”，我们就不要勉强出席他们的谈判会。现在他既和国民党谈判了，我们要做他们的“幕后人”，给他们出谋定计，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去榆林、陕坝，坚决要国民党军队离开伊盟。口号是“蒙人的事蒙人办，蒙古的民蒙人管”。说明依靠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可以帮助他解决困难，如沙王来延安时，我们可以给他供所有人数的冬衣，可以发他100支好枪，给他粮食吃。3．在蒙古人中必须进行中下层人士的工作。郭秉坤、赵通儒和你(指惠中权)，可以和沙王的老赖连长、毕团长、阿委员等拜为把兄弟，建立深厚的朋友感情。在谈判时，经过老赖连长、毕团长等的口，向沙王提出对国民党强硬的条件，坚定沙王，不要沙王动摇妥协。4．对乌审旗鄂宝山，可以叫他来延安，对其应很好待遇，回去把那素的遗言，要翻译为蒙文送给沙王看。5．对伊盟各旗上下层应想办法经过沙王进行工作，揭露国民党一切欺骗，号召各旗上下团结一致，在沙王领导下抵抗国民党压迫。坚持保护蒙人自己的利益，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历史上压迫蒙人的罪行广泛向各旗蒙人宣传。
三、争取上层人物支持抗战
利用蒙人好客、憨厚的传统习惯，通过结拜、送礼等多种方式拉关系，争上层，搞统战，为增加力量，特别是争取了一批望高孚众的中层人士，借以联系、团结蒙回群众。如奇国贤、奇金山、那素、马本斋等蒙回族干部。这些人先后牺牲和去世，边区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印制纪念册、搞革命事迹展览，对少数民族影响很大。
那素(藏书网汉名雷寿昌)是乌审旗纳林河人。他早期参加了席尼喇嘛反封建专权的革命活动。在大革命时期，他听说高岗到乌审旗和高音巴图等人结拜、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中共党员，就产生了羡慕之情。1930年前后知道高岗、曹动之等在横山闹革命，他把两匹好马送给曹动之的游击队，并打听高岗行住的地方。1935年春，在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从南梁来到陕北开展革命活动的影响下，那素发动武装政变，把孟克乌力计赶下台，掌握了军权，自任营长，宣布废除了封建王公贵族的封建专权制度，成为打击乌审旗反对势力的一支力量。同年秋，刘志丹、高岗等带领红军攻打横山时，那素闻讯带几人来横山联系。1936年春，高岗带骑兵到伊盟边界开展游击战争，那素专程到方滩找高岗请教。高岗向他讲了共产党、红军的政策和主张，他全盘接受。高岗送给他十几支枪，那素给高岗几匹马，并为高岗编了一首歌：“高岗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或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并与高岗结拜为把兄弟。那素回到蒙地向群众宣传说：我这次找上共产党了，“我看共产党的主张完全正确。”“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和救星。”秋季，那素带些人马到定边蒙古工委，受到高岗热情接待，送给那素30多支枪和几千发子弹。他回来又给蒙古工委送了十几匹马和奶食品，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1937年春夏之交，乌审旗和鄂托克旗边界发生纠纷，那素带20多人到定边找高岗并汇报鄂旗抢牲畜事件，要求高岗给些人马和武器，准备打鄂旗。高岗劝他不要打，“要把力量用在最凶恶的日军上。”并给那素一些枪，还派两名警卫员，负责保护那素的安全，对乌审旗工作作了指示。那素回到鸟审旗根据高岗的指示和奇金山、奇国贤等联系，在河南、靖边、乌审旗一带活动，扩大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38年春，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指示，率部投奔乌兰夫白海峰的骑兵独立旅(后改为新三师)任营长，和白海峰、乌兰夫、纪贞甫等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在反动王爷奇玉山造谣挑拨下，部队对那素产生怀疑，准备处理。我党派向儒(即张秉义)给那素通信，让他提高警惕，万一不行就回解放区。1940年初，那素带领人马(近3百人)回到解放区。那素拉走部队，傅作义严励训斥了白海峰。白海峰急派他的参议杨开山到乌审旗、河南宿营地游说。那素经请示高岗、曹动之，同意他再回去，可以利用公开番号，得到国民党的给养。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那素带领部分人马回到解放区后到延安，延安党政军领导毛泽东、朱德和高岗等热烈欢迎那素归来，并召开隆重欢迎大会，朱德、高岗在会上致欢迎词。
那素到延安送高岗两匹马，高岗辞纳时，那素说：“两匹马算什么呢？共产党、八路军给我们蒙古人这许多好处，难道是两匹马能够报答的吗？”
那素到延安后，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蒙古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民族学院副院长兼民院蒙文教授，并参加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工作。边区党通过那素联系、争取了大批蒙古民族中上层人士投奔团结抗日战线。那素到延安，在绥蒙出现了一股追随那素到延安的热潮，上至几十岁的中老年人，小至十几岁的娃娃，相约离家到延安寻求革命真理，为争取蒙族共同抗日，共求解放，做出卓越贡献。
1942年秋，那素的挚友奇国贤被陈长捷诱捕杀害，那素代表边区政府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奇国贤追悼会上痛斥了国民党的罪行，号召蒙古人民提高警惕，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同反动派斗争到底。
1943年春，国民党制造了伊盟“3·26”事件，那素义愤填膺，他到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办事处，提出抗议，联络处主任郭仲云被质问的哑口无言。6月前后，国民党把防务日军的驻河防部队撤退下来，进攻陕甘宁边区。那素痛心疾首，到处奔走，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由于极度忧愤和劳疾，一病未起。7月13日，那素在延安医院与世长辞。
那素在住院期间，高岗多次到医院看望、安慰，并嘱咐医生精心治疗。那素流着眼泪对高岗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上帝不让我再做事了，你是蒙古族的老朋友，指导蒙古民族彻底解放……”。他在病危时，叫医生给高岗打电话。高岗正在开会，随即赶到医院，那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机关代表及蒙回彝民族一千余人，为悼念“蒙古族革命领袖”(解放日报语)那素举行追悼会。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中央西北局和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均到会致以沉痛的悼辞。高岗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说。号召蒙古同胞依照那素生前的道路前进！“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愿意和蒙古人民团结抗战到底！争取蒙汉各民族的解放！用解放蒙古民族、解放中华各民族来纪念那素先生！”为了纪念那素先生，边区政府根据高岗的意见，设立那素纪念堂，把那素委员创办的农场改为“那素农场”，并编印了《那素纪念册》。
奇金山曾和奇国贤、那素等蒙族干部一起活动，开展蒙古上层人物的争取、统战工作，长期在蒙古军队中干事，和中共党保持联系。奇金山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高岗得悉即致电赵通儒核实，并要在《解放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开展悼念活动，印发?纪念册，在三边地区搞图片展览。高岗还在致王世泰、高峰的电报中说：“奇金山(被害)说明这是国民党又一次指使的阴谋，是谋害蒙古人的，我们要为奇报仇，引起蒙人对国民党无限仇恨。”
赵通儒根据高岗指示，对奇金山(即哈诺墨拉)死因进行认真调查核准报告边区。呈文称：“乌审旗人奇金山团长，于二月十六日午夜被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挑拨害死。该旗官、兵、民对此异常愤恨与哀惋。闻已定于古历三月二十一日(阳历五月二日)在大石砭庙举行盛大追悼会。查奇金山团长为人一生耿直不阿，待人公平，富于正义，爱民如子，对我边区素重邻谊，为此我提议，请我边区政府届时派员赍礼吊唁，以慰忠魂而睦谊，可否请裁示为盼。”
1945年5月4日，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奇金山追悼会。奇金山是台吉(贵族)出身，曾和我军保持暗地联系，他是一个坚决反内战，赞助抗日团结的英勇战士，深得蒙汉人民拥戴，“成为蒙古民族的一个人民领袖。”悼词最后说：“他的死不但是西乌审旗人民的损失，并且使抗战反攻损失了有力的支柱。”
高岗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确费尽了心血。不仅争取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战，还通过祭奠死者，唤醒了大批“睡觉”的蒙回民众。冀中回民支队领导马本斋，为了反抗国民党和日军，早在1937年就组织武装力量。1938年，经中共冀中省委书记鲁贲和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做工作，马本斋成为中共党在冀中地区抗击日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日军作战百余次，转战华北大地。1944年，调马本斋部回延安休整，他正身患病未能随部队回延安而病故，延安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高岗出席会议，中央和边区有关领导出席追悼会并送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民族英雄，吾党战士”等。高岗委托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本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帜，是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回族代表在会上讲话说：“坚决打倒日军，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争取解放。”“坚信毛主席是我们的救星，各抗日根据地是回民解放的靠山。”
四、为解放各民族制定政策性文件
西北地区是蒙回两大民族聚居地区，还有藏、满、彝等少数民族，这就使中共的民族政策显得极为重要。高岗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动员、团结各民族抗日救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各族人民，制定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并长期在民族地区学习贯彻。早在1936年，他在蒙古工委代中央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在内蒙搞所谓“独立政府”的阴谋鬼计，妄图“变整个内蒙为日本殖民地，以求再并吞全中国与进攻苏联。”指示信为蒙古族提高警惕并指明了解放道路和方向。1937年夏，少数民族委员会《关于目前绥蒙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工作》中，全面分析了绥蒙地区形势，提出具体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及策略口号，“动员绥蒙地区人民抗日救国、抗日保蒙”，使绥蒙地区抗日的上层人士和群众更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策略。1938年1月3日，三边特委召开蒙古工作座谈会，高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内蒙抗日形势进行分析，就工作策略和统一战线进行详细阐述，提出要注意保护积聚力量，不宜过早暴露力量。在后套、五原发展蒙汉抗日游击战争，培养内蒙干部，待机而动。并获得会议一致赞同，最后做出《关于开展内蒙抗日工作结论》。同年11月22日，高岗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做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对绥蒙地区的任务、统一战线策略、在蒙人中的工作、友军工作、汉人群众中的工作、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和部队的行动与扩大中共党的组织等8个问题，分别作出了全面、具体要求。同时决定成立绥远省委，任命白如冰为省委书记，武新宇、刘道生、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为委员；蒙古工作统归高岗负责，由中央军委领导。
高岗要求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着力根据地创建和争取上层人士工作。1939年春，边区党委召开伊盟工作座谈会，高岗主持了会议并产生了《纪要》。接着，高岗签发了区党委《关于绥蒙工作给赵通儒的指示信》和《关于蒙汉团结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中对蒙汉团结抗日，建立武装、培养调配干部及经费等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指出：“目前的方针仍是积蓄力量，加强蒙汉民族团结，反对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的挑拨离间。从政治上巩固蒙汉已有武装部队及建立新的武装力量。并认真的培养一些为蒙汉所拥戴的蒙人干部等都是很重要的。”指示说：“绥蒙工作要埋头苦干，任何大吹大擂的工作方式，只是暴露力量，引起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摩擦，这是有害的，望特别注意。”随后，高岗亲自主持并签发了《关于对伊盟党的建设和统战、干部工作的指示》。针对伊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指出，在敌人加紧进攻西北的形势下，伊盟工作无论在现在或将来，均占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过去的工作成绩是极不够的，尤其是蒙民中的工作，还是很薄弱的。领导同志中某些不融洽不团结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与同志间紧密亲爱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开展今后的工作获得更大进步。指示还指出：必须想尽办法打入伪军中工作，这是保卫伊盟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工作之一，望万勿忽视。要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的团结，没有党的团结一致，工作是不能做好的。
同年，还发出《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会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团结、教育回民抗日，发动全体回民反对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破坏回汉民关系和哥老会的关系。要求对回民工作应有极大耐心，以说服教育为主，不要因为回民一时的落后而发生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
边区先后对回民地区革命工作做出具体要求和部署。高岗要求“在保卫西北和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争取回民是我们中心工作之一”，“开展回民抗日运动，使之成为保卫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号召“发扬回教反侵略精神”，“团结回汉两族共同抗日”。
为了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利于发动回族与汉族共同抗日，在延安、定边、盐池、曲子、正宁、庙儿沟、三岔等地，政府赠资建立9个清真寺，定边还建了回民街，从宁夏移来很多回民，种田、开店、做生意，搞得红火热闹，生活大大改善。他们说：“回民来到边区生活幸福了，共产党真是少数民族的救星。”劳动英雄马忠标(回民)说：“边区人民过着丰衣足食幸福快乐的日子，但在我老家人民没饭吃，还要抓兵派款，逼的人过不成日子。”
1940年白如冰回延安汇报大青山根据地工作，高岗讲话指出争取蒙回族上层人士的工作，还对伊盟工委充实了力量。以伊盟、后套、大青山为中心根据地，开辟革命活动，创建和巩固根据地。以上指示和决定对绥蒙根据地的创造和巩固，积蓄力量、打击日伪、准备反攻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都产生了重大历史意义，在绥蒙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
1945年春，在抗战胜利前，西北局就伊盟工作召开座谈会，并产生《纪要》，进一步指出伊盟是对日反攻中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要巩固统一战线，“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纪要》对团结蒙人进行艰苦的地下工作，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上，作出具体要求。
毛泽东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给予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共产国际(后为苏联)驻延安观察组孙平在《延安日记》中说：特区的几个省里，各个不同民族和宗教集团，长期发生激烈战争。少数民族互相之间、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斗争。中央到陕北后，“党派高岗解决特区复杂的民族问题。高岗经验丰富，透澈了解各种民族集团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集团问题以及他们的关系。1935年后，他几乎使特区几个省的民族和宗教集团停止了相互残杀，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
高岗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为少数民族地区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策略的制定并实施，作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付出了大量心血，并获得蒙回族人民的拥护，为中央制定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提供了实践依据。
陕甘宁边区，北靠绥蒙，西挨宁夏、甘肃，能否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好蒙、回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抗战工作，是关系到边区能否巩固和发展，有着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高岗根据中央的指导方针，把民族问题作为边区革命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持制定的“施政纲领”中，对少数民族问题以法律形式作出具体规定，实行汉族和少数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使汉、蒙、回民族和彝、满族的团结，取得成功的经验。
高岗在西北乃至东北政权建设中，一贯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48年8月，高岗在哈尔滨召开的内蒙干部会议上讲话，全面阐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解放道路和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工作现状；内蒙党当前的政策；加强蒙汉干部团结；会后要办好几件事。讲话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特点，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调动了他们当家作主，建设祖国的积极性。1949年初，米高杨和毛泽东会谈时提到中国民族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他还说，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中央将高岗在内蒙古干部会上的讲话印发有关地区。建国后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印《政策文件汇编》把高岗讲话作为一个单元，印发全国学习贯彻执行，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较长期的政策文件贯彻执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党政军工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经济、文化发挥重大作用。
第十五章 率部出关夺取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了！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是人类战争历史上的奇迹，奇就奇在一个弱国打败了强国。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且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以及全世界范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地理位置处于中国版图雄鸡头的东北，地大物博，工业雄厚，交通发达。苏联军队将要撤回，出现了权力真空。为填补日伪被消灭后的空白，不仅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地区，也是美苏两大势力角斗的热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
东北背靠苏联，西边接壤外蒙，东边与朝鲜隔江相望。毛泽东主席在“七大”绘制夺取全中国的蓝图时，把东北作为夺取全国的战略基地。之后，中央决定派了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领导东北的解放战争，建立解放全国的后方基地。毛泽东说：“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一、庆祝抗战胜利内战前夜忧虑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要求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国民党集团却倒行逆施，要恢复其在全国的封建独裁统治，内战的危险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成为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1945年8月3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的协定对日宣战。苏联后贝加尔军区、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等，组成了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与机械化集团军、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总兵力157万，大炮28000多门，坦克5500辆，飞机5000多架，舰艇500艘以及自动推进炮若干，于9日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发起对日军进攻作战，突破了日军的防线，攻入中国东北境内。盘踞在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成了强弩之末，在苏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打击下，土崩瓦解。东路，由麦列茨科夫元帅率远东第一方面军与关东军主力交战，日军负隅顽抗，但军力对比悬殊，第一线阵地迅速崩溃，双方装甲部队刚一接触，日军的坦克装甲板薄，高射机枪一扫，装甲板像马蜂窝似的，全是窟窿眼儿，而苏军坦克装甲坚厚，炮弹都打不穿。于8月中旬，攻占了勃利、图门、敦化等地区；西路，马科诺夫斯基元帅率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由蒙古东部出击，横穿大漠，跨越大兴安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8月中旬，主力前锋进抵长春、沈阳近郊，左翼攻占齐齐哈尔，右翼进至张北、承德、赤峰等地区，一举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日军的联系；北路，普尔卡耶夫大将率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黑龙江，主力在黑龙江舰队配合下，沿松花江南下，右翼攻占暖辉，向嫩江挺进，左翼近逼宝清，连克佳木斯、依兰，逼近哈尔滨、北安等地。
其间，苏伞兵部队同时配合主力在双辽、辽源、延吉、吉林、大连、旅顺等城空降。各路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师。9月1日，东北全境解放，彻底摧毁了日军在中国的大本营，也摧毁了日军准备进攻苏军的力量。不可一世的武士道迎来了最后的末日，骄傲逞凶的太阳旗纷纷降落在黑土地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8月9日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了七道命令，其中第三道是命令冀察热辽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李运昌、万毅等部向东北进发，配合苏军占领山海关、锦州和承德等就近的城市。美国同时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这样，三方进攻迫使日本政府于8月15日接受无条件投降。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8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垄断接收日本投降权利，指出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日伪投降。
9月2日，日本天皇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128万日本军队向中国无条件放下武器。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举国沸腾，万民同庆。抗日根据地革命首府——延安，人们正在沉睡的时刻，突然传来日本投降的特大新闻，延河两岸欢声雷动，无数的火把，映红了夜空。巍巍嘉岭山之宝塔，放射着奇光异彩，延河水卷起了巨浪。各院校、工厂、机关职工、师生和农民，把棉衣里的棉套揪出来缠在木棍上，醮上油，做成火把，不约而同地向延安南关新市场狂奔而来。街上的大商号在门口高喊：“胜利了！大减价！”小摊贩们把水果、面食品等抛向庆祝的人群中，高兴地喊着：“胜利了！快吃！我们终于胜利了！”延安城的人民连续几天沉浸在欢乐喜庆之中，兴奋的说呀、笑呀、唱呀，睡不着觉。高岗和大家一样，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轻轻唱起《东方红》、《刘志丹上横山》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的民歌。
抗战胜利，不仅中国人民欢天喜地，全世界人民都高兴，连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也在他的回忆中说：“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据师哲老人回忆：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连日来开会分析抗战胜利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形势。毛泽东去重庆前，同高岗在杨家岭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恐怕住不长了。”
高岗说，内战可能爆发，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早憋不住了。毛泽东说：“内战一爆发，人民又要遭殃了，我们还可能要上山打游击哩。”
高岗说：“主席的看法正确！抗战胜利了！也是喜忧参半。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把他狗日的彻底消灭。”
毛泽东说：“对！一喜一怕。喜的是日本投降了，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怕的是国民党还有四、五百万军队，是强大的呀，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要离开延安啊。”
高岗说：“离开延安，换一个地方夺取全中国！”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那里是不会得到权力的。利用国际政治力量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分出权力，也许不是空想。”
高岗说：“要强者自动让出权力，这还没有过先例。”
9月5日，延安城几万人冒着细雨集会庆祝抗战胜利。高岗代表西北局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郑重宣布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毛泽东为抗战胜利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在八年浴血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械69.4万余支，炮1800多门，解放区人口达1亿左右，人民军队由3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民兵达到220万人(据96年报刊资料：军队130万，民兵250万)。创造了19个解放区，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69％和伪军95％。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的。据资料记载，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损失财产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以上。我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牺牲巨大。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的总后方，也是出发点。在党中央、西北局领导下，为各抗日根据地和战场培训、积蓄、输送了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军队，支持了一定物资，又发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榜样作用，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得来的权利。早在8月10日日本政府提出投降后，11日，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面命其军队日夜兼程，抢夺胜利果实，一面又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不许接受日伪投降。还命各地伪军“负责维持治安”。7月初，国民党政府派宋子文偕蒋经国同斯大林经过1个多月的会谈，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条约》。其中，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受降权利，把受降权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并答应斯大林提出的外蒙独立和签订《同盟条约》而换取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承诺。这就是蒋介石承认外蒙古为条件，换得接收东北和由蒋统一领导中国的权利。蒋介石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尚方宝剑”，当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的电报。
这个条约于8月下旬公布，之前中共全然不知，这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向美英首脑许诺：“战争结束后，由蒋介石统一中国”不无两样。之后，斯大林给中共发来一封耸人听闻的电报说：“你们不能与国民党打仗，你们如果与国民党作战，你们这个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
不信邪的毛泽东说：“这是什么话，如果说我们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说得过去，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么，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
为了争取和平，毛泽东代表中共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蒋介石利用和谈之机，准备发动内战。
就在毛泽东初到重庆之时，8月29日，国民党军队总司令何应钦印发了蒋介石在反人民内战时期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本》；10月13日，即在签订《双十协定》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其部队遵照“手本”进行“剿匪”，“督励所属，努力进剿，速达成任务。”但是，国民党军队远离华东、华北和东北，一时难以调遣。
8月30日，为抢占东北，蒋介石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命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以便与苏联交涉，并公布划分东北为九省二市(即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和哈尔滨、大连市)建制，任命了省、市长，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开始调兵遣将，抢先争夺东北。正如毛泽东指出，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了。
我党中央对抗战胜利后建国工作早有准备。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七大”以后，党中央和西北局积极抽调干部进行培训，为抗战胜利后接收新区工作做准备。
1945年开春，高岗除集中精力抓了干部组织培训外，还对1942年整风审干以来靠边站、“挂起来”和错整错斗的干部，抓紧进行甄别、结论，使之解脱出来工作。因为被“审查抢救”的人大多数是外地和国统区来的，由于条件限制不好调查，所以一些人的情况一时无法弄清和作出“肯定、否定”的结论。我挺进东北急需大批干部，高岗等向毛泽东建议，让一部分被“挂起来”的人“自已甄别自己”，“自己结论自己”。毛泽东同意了，他说，东北新区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这样一来，被“审查抢救”的人基本都解放了，派往东北地区工作。
其间，高岗部署了国民党驻三边的十一旅准备起义的任务。十一旅老底是苏雨生部，早在1930年，高岗、张东皎等在该旅搞兵运，培训干部，建立中共地下组织。1932年拉出两连队伍起义，解救了红军游击队危急。此后，一批党员长期潜伏其部做统战工作，使十一旅和边区一直保持友好关系，高岗和曹又参以师生关系书信来往频繁。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因该旅反共不力，一直视为杂牌军，受尽了歧视排挤之辱，吃尽了分化瓦解之苦，国民党克扣军饷，在边区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高岗指示边区政府拨款支助。
高岗一直关注十一旅走向人民方面的前途，抗战胜利之前，预料到内战危险的存在，西北局先后派李启明、黎光、葛申等到宁夏、绥蒙考察动态。他们在安边了解十一旅的情况期间，向地下党传达了高岗的指示，要求地下党组织一方面坚持维护统一战线，准备对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另方面准备抗战胜利后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打内战的阴谋；要积极培训干部，扩大进步力量，发展外围组织，对军官和士兵进行民主革命思想政治教育；地下党组织积蓄力量，加强领导，一旦时机成熟，就带全旅起义，走向人民方面，反对内战。
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根据西北局、高岗的要求，取得一团团长曹又参的同意，举办了两期军事培训班，在牛化东、李树林等地下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对一团班以上干部进行培训。他们以军训为名，进行了民主革命政治思想教育，为起义奠定思想基础。同时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工作。一团共13个连长中有11个是中共党员，团副长(牛化东)和一个营长(李树林)也是中共党员。
1945年10月初，高岗派胡立亭到安边传达了毛主席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并告诉代旅长曹又参：“总的一句话，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的。”希望十一旅走向人民一边反对内战。曹表示决心率部起义，走向延安。曹想争取邓宝珊带领杂牌军队也举起反对内战的旗帜，震动更大些，他对胡立亭说：“一切问题到榆林后决定，你回延安向西北局请示一下，最好他们也去榆林一趟。”
全国内战爆发的前夜——1945年10月25日，十一旅脱离国民党，毅然宣布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以旅规模第一次起义，在西北地区是继“华池起义”第二次最成功的起义，在全国来说，也仅次于华北高树勋起义规模。十一旅起义对胡宗南马鸿逵集团震动很大，为国民党杂牌部队指明了前途。该旅成功起义，是我党地下人员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有高岗的一份心血。曹又参代旅长到延安后，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毛泽东主席握着曹又参的手说：“你来了好，我们欢迎。你们是历史的火车头”。朱德、贺龙、彭德怀分别举行宴会、晚会，观看《逼上梁山》评剧。在“火车头”带动下，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有100多个旅师起义。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11日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3日，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军队高级将领参加，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抗战后中国政治形势和前途，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指出对蒋介石“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他说，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在演讲中反复阐述了新时期的任务是国内斗争，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斗争，这将是一场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是中国两种形势、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定胜败的斗争。他科学地估计了内战的严重危险性，号召全党提高警惕，准备内战，做好保卫抗战胜利的精神准备。“我们再三再四讲明内战危险”，“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有的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丢在脑后。”他用保安县旦八寨子为例说明反动派的本性，批评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抱幻想的人。指出“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新中国是我们的！”这就意味着中共一定要夺取全国政权。
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讲话，从思想上政治上武装了全党，为保卫抗战胜利，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了必要的准备。
高岗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提高了对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和内战危险性的认识，坚定了以武装自卫战反对反革命内战，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卖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形势下，出现和平局面有点可能，因为如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象江西时那么容易对付的，比那时强大的多。但是从蒋介石的过去看，内战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原来“攘外”时集中力量“安内”，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而现在共产党越“安”力量越大。蒋介石决不会善罢干休。
我党反对恢复战前的旧中国，要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已经确定的目标，也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是不可能扭转的根本意志，可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允许的。
23日，各战区将领临返前线时，刘伯承准备到保育院看望小孩子。天不亮前，他的小女儿——华北，被敌人残杀。伯承偕夫人到保育院看到小女儿血淋淋的死在小床上。敌人以杀害革命后代给刘伯承等将领示威。刘伯承将军说：“华北不只是我的女儿，也是中国人民的女儿，孩子死是有贡献的，她要我们永远不能麻痹，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敌人用暗杀革命后代的阴谋来扰乱军心、民心是妄想，敌人不投降，就把它彻底消灭。”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是明摆着，反革命的内战是必然的，须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前两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党内通知，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其气势汹汹所吓倒。”毛泽东反复告戒全党“立足于打”，不放弃“争取和平”，不能对和平谈判存在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高岗等，欢送各解放区领导和高级将领分赴各战场。毛泽东又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谈得越好。”
同日，党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问题，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指出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主席去重庆前，党中央决定派林枫、张秀山等带领1500名干部，先行进入东北工作，拿不下来，可做地下工作。干部团由部队护送，从延安出发，经绥德、晋西北，向东北挺进。干部队伍出发前，中央和西北局领导刘少奇、高岗等和张秀山、黄永胜等进行谈话，交待任务，并组织欢送。
9月14日，苏联红军代表和时任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从东北飞抵延安。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当晚，根据汇报情况，政治局研究了全国军事部署的战略问题，确定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高岗出席了这次调整战略方针的会议，并对全国军事部署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积极支持刘少奇工作。他认为东北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现在空白，调军队、干部尽快去，前面拖住几个口子，东北就是我们的。“独占东北，我们就有可靠的后方基地。”政治局开了一夜会，经请示在重庆的毛泽东，15日凌晨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立即赴东北工作，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于18日到沈阳。
党中央加强东北的争夺工作，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件大事，能不能把东北拿到手关系到全国解放战争能不能早胜利的关键一环。所以，政治局继续开会研究决定西北等各中央局，立即调配一百个团的军事干部和大批地方干部、军队，各自寻找能最迅速到达的路线进入东北。
高岗对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调整战略方针很满意，在研究去东北局的人选时，高岗主动提出到东北去。刘少奇没同意，他认为高岗在西北威望高，对边区情况熟，党中央在延安，继续让高岗在西北工作有好处。但是后来有人说，派高岗去东北本来是最好人选，他有根据地、军事经验，比彭真更合适，可以避免初进东北期间的一些错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统领西北党政军工作。期间，刘、高相处最融洽，配合默契，共谋大计，为解放战争开始做出了贡献。
9月19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征得毛主席的同意，遂派林彪、罗荣桓等高级干部赴东北工作。去东北的政治局委员4名，中央委员20名；从陕甘宁边区抽2万干部，从山东、华中和西北调10万军队进入东北，抢在国民党进入东北、苏军撤退之前，打算我独占东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炮兵学校和通讯学校全盘搬往东北。外电报道说：“共产党、八路军真如神兵天降。”
高岗等日以继夜抽组和动员干部去东北工作就绪后，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听了刘少奇等汇报后，决定派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作，加强东北干部力量。毛主席在杨家岭召见高、张谈话，他们分析了东北的战略地位和日本投降后的形势，一致认为我党先期占领东北的重要性，要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北满、西满地域广阔，背靠苏联、蒙古，是我们首先要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你们一个是建设根据地的专家，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都有长期革命工作的经验，中央派你们去东北，加强东北局干部力量。前方有林彪、罗荣桓，后方有你们，我就放心了。”东北情况我们了解不多，你们做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汇报，不管任何困难，“一定要把北满根据地搞好，要像钉子一样死死站住北满，有了这片根据地，我们就有与国民党抗衡的资本了。”他接着说：“老高啊，让你离开西北行不行啊？我们要占领东北，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光独霸西北不够的。你回去安排一下，让习仲勋暂时负责西北局工作，这里有彭德怀、贺龙同志，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安全。”
高岗如愿以偿，和张闻天、李富春、王鹤寿等乘坐美国军事观察组的飞机出关夺天下，准备独占东北。刘少奇、朱德、林伯渠、习仲勋等中央和边区领导到延安东郊机场热情欢送并寄予厚望。高岗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于10月下旬离开他革命20年的西北，飞往东北。
他从1925年闹学潮到1945年抗战胜利，没有离开陕甘宁边区一步，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血汗，他带着一股对边区深厚的感情驱车到东关机场，登机起飞后，回首宝塔山，延河水和绵土沟、小砭沟(他的故居)，留下了冲动的眷恋之情，在冲天而起的飞机上久久不能平静，萦绕着在西北20年来走过的一条坎坷不平、遍地荆棘的道路，曾被敌人追捕、抄家、监禁、判死刑、反革命分子暗算和左倾路线者批斗、关押和准备活埋，先后遭七次劫数，历历在目；思考着飞往东北新的战场，创造东北根据地，夺取东北胜利。
北方的10月，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从飞机上俯瞰到农民忙于收获辛苦一年的果实，不由得回味着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教导和日前讲话。他们先飞抵邯郸，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休息几天后，改乘火车和汽车，经承德、朝阳到锦州，会合冀东来的李大章、张策等一起乘火车于11月21到达沈阳。他们沿途向已进入东北的干部、部队了解情况，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精神，部署争夺东北的策略和任务。
由于形势紧张，东北情况不熟，加上苏军干涉，高岗等高级干部为防万一，不敢在沈阳下火车，而在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就下火车，然后坐汽车到沈阳市。当时，沈阳一片兵荒马乱的局面，东北局先住在沈阳博物馆的一个大建筑物中，因苏军干涉而搬到铁西区。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将东北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由国民党政府接管。
苏联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以及“走钢丝”的姿态持续很长时间。他们不相信中共领导人民能够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更不相信中共能领导东北人民迅速控制东北，扭转局面。他们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不了解也是事实。他们认为中共是“农民土地改良者”，不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中共的军队只是些分散的缺少训练的“游击队”，成不了大事业。斯大林在早以前就要中国共产党像法国、意大利、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杆子，中共当然不能同意的。所以，他极力拉拢蒋介石，给中国的物资、武器都运给国民党军队，皖南事变后将数百门大炮运兰州支援蒋介石。1937年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王稼祥和王明时，询问陕北有多少红军？王稼祥回答：约3万人。王明赶忙插话说30万。因为在俄文里没有“万”字的数目，只能说30千、300千。这就给斯大林种下陕北红军多的概念。在苏德战争紧张时，斯大林两次电报要求中共出兵长城外、蒙古边境，形成对希特勒威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所以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红皮萝卜”，一直不大信任，认为毛泽东不听他的话，不听他指挥，说毛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免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1948年初，派米高扬到西柏坡来摸底后，斯大林看法有所改变。他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谈话时说：我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即划江而治)，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动员人民的力量战斗。>藏书网“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
但是，直至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式人物，开始只称“毛泽东先生”。抗战胜利后，他同意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接管各大城市、铁路，又不让共产党的机关、部队驻扎大城市，也不让打出共产党的机关、八路军的旗号，我们不使斯大林为难，48年前称“自治军”、“民主联军”，机关和军队迁出大城市，到农村、小城市。高岗等一到沈阳就遇苏军通知东北局、八路军限期撤出沈阳。东北局再三交涉无效，竟扬言不撤就用坦克赶出沈阳。我军某师赶往前线乘车途经沈阳，被苏军赶下火车，限期离开，否则就缴枪。部队派人找东北局领导，高岗说，照苏军讲的办，回去给你们领导讲，就说是我的命令。实际东北局也没办法，他们都是被赶之列，高岗他们到哈尔滨也照样被扣起来。
高岗到达沈阳前，对“独占东北”信心很大。经沿途冀东、热河等地了解情况且国民党军已占山海关，并向北推进和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危机四伏的现实，他依形势突变一改初衷，认定我独占东北不可能了。在11月21日沈阳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研究东北战略方针时，他与东北局主要领导发生分歧意见。他说，苏联要履行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将沈阳等大城市移交国民党，国民党军已进占山海关。目前敌强我弱，又无地方党组织支持，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部队装备差，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避开大城市，应该到铁路两侧和农村及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创造根据地，做长期斗争的准备，而不是下大力气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的优势，丢弃大城市就丢弃了优势，主张力争坚持大城市，苏联红军按理支持我们，也应该支持我们。不会把我们控制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大城市很重要，绝不能放弃，有大城市就占优势。这种主张是彭真在七大发言时就强调以城市为中心，他说：“不掌握城市就不能有胜利。”先占大城市还是先占农村的两种意见发生分歧，林彪、张闻天赞成高岗的意见，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彭真坚持己见，直到“守四平，保长春”失败后，彭真的主张失败了，并造成极大损失，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教育了彭真。沈阳会议后，林彪对高岗说：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向中央建议，由你来主持东北局的工作。高岗说：我坚决不同意，“你千万不要说”。
高岗到哈尔滨对东北战略方针很担忧，他对老战友张秀山等同志说，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时，对先占城市还是先占农村的方向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城市不是不想要，现时争不到，争到也守不住，我弱敌强，非到农村创造根据地不可，力量壮大再夺城市。
客观地讲，苏军也给我军以支持、帮助，以牵制国民党，也同国民党打交道，不敢惹美国，不让美国抓住斯大林曾承诺的把柄，于是为“不使苏军在外交上为难”，东北局撤出沈阳，北满分局和军区也从哈尔滨迁到宾县。因此在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的行政官员和保安部队控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收编伪武装约20多万人，扩充其保安队等。
此时，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中国问题的公报，指出苏军尽早撤离中国。但是，国民党要求苏军推迟撤离时间，替它维持现状，以便乘机调进大批军队，独霸东北。苏军也想拖延以便搬运战利品。这样正好使苏军和中共领导及其领导的军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使苏军领导对中共和军队有所了解，看到八路军穿的烂，吃的差，武器劣，打仗很勇敢。在不违背雅尔塔协议的>?.条件下，给中共的军队一定的方便和支持。把“三八式”枪丢下让我军拿，甚至将日军武器库暗示我军搬运。据有关资料称：我党我军进东北收缴日伪枪支50多万，为中共东北扩军提供了条件。
1946年1月10日，国共“停战协定”成立，双方颁发停战命令，但蒋介石同时密令调派部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他利用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来进行“和平”欺骗，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二、创建稳固的东北根据地
提出满洲战略建议。高岗根据多年流血牺牲的实践证明，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当时东北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看，已经洞察出“独占东北”无可能，准备“长期斗争”。要夺取东北地区，首先要形成守住背靠苏联、朝鲜的北满地区，并以此为出发点，角逐东北的中心，然后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构想。
中央红军到延安时，毛泽东曾找高岗、肖劲光谈话。他说，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了建设根据地的重要，还要靠我们去做工作。南方丢了根据地，长征二万五，真尝到流离失所的滋味。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指出，要提高部队的素质，需要搞军事训练，特别是提高干部的素质，对干部进行教育。要动员青年参军，扩大部队。
毛泽东的教导铭刻在高岗的脑海里，不仅在边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抓干部素质的提高，到北满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仍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教导，“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
1945年10月31日，中央决定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人事安排，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并建立总部。调刚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林彪改任自治军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
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根据党中央11月2日的指示，于11月16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和吉黑军区(后改称北满军区)。在讨论人选时，陈云推让高岗当分局书记，他说：你是西北局书记，当书记顺当。高岗说这不行，你当书记，我当司令，打仗、搞根据地，我比你有经验，我在外边打仗，你在家坐阵，有问题一起商量，保证听你的。他们俩都是东北局委员，创建北满根据地的重任落在他们肩上。
由于伪满时期，东北党组织损失殆尽，此时开展工作十分困难。高岗等到哈尔滨，住在南岗花园街的一座破房里，连门窗也没有，乱七八糟。从延安去的干部着装，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看起来很不象样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向苏军告他们是一伙“土匪”，苏军便把一部分人抓起来，押进监牢，后经交涉才放出来。
当时进军东北仓促，又没翻译，与苏军语言不通，无法接谈，有时只能用《国际歌》和马列书籍表示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苏军看不起我们，国民党也没放在眼里，群众看到八路军说，看你们那一身行囊，就凭你们那几条破枪还想夺天下。由此可以看出开展北满工作形势严竣，条件很差，创业艰难。
苏军为履行《中苏条约》和雅尔塔协议，将东北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移交国民党政府。11月17日通知我军公开的机关和武装部队限至23日前撤离哈尔滨市。我公开机关于本月22日从哈尔滨迁到距哈尔滨市90公里的宾县安营办公。军区机关在转移途中遭到土匪的袭击。先遣部队回报，宾县县城也被土匪包围，军区命汽车营迅速前往，在我先前到宾县城驻守仓库的两个连的配合下打退敌人。军区机关进城不久，又发生了敌人在城内搞里应外合的反革命暴乱，被我军消灭了叛匪。北满分局、军区和松江省的领导机关迁到宾县，也便于发动群众，创建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
陈云、高岗、张闻天于24日在哈尔滨市会合后开了三天会，进一步全面分析了满洲的形势，国军海陆空齐头并进，土匪猖獗，危机四伏，又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组织，没群众支持，连抬担架的人也找不到，有“西路军”过黄河之危险。他们总结了几个月来东北经验教训，提出全满洲战略决策的建议。11月30日，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和东北局发出关于《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对前几个月东北工作坚守大城市、独占东北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战略调整的意见。电报说：“当前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沈、长、哈)，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并提出在以牡丹江、佳木斯、北安、龙江、洮南等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电报分两天发出，中央当天收到前半部分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当中央收到电报全文后，完全同意陈、高、张的“几点意见”。接着，高岗等要求东北局增派部队到北满，肃清反动势力，创造后方根据地。
北满会议确定战略方针。北满分局和军区根据中央同意的电报意见，于12月1日，召开中央北满分局扩大会议。陈云、高岗在会上就目前形势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作了重要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要进入东北。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创造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高岗在创造根据地是有经验的，他针对国民党运兵东北态势，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国民党要争夺东北已经肯定，我们独占东北无可能了。我们要在东北站住脚，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中小城市和铁路两侧的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他说，北满匪患极为严重，群众深恶痛绝，土匪不消灭，群众难以发动，根据地无法创造，我们无法站稳脚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象闯进沙漠里的兔子，迟早要渴死饿死……”各级党组织和部队领导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创造能进能退的根据地，准备同国民党“长期的斗争”。他针对当时东北局的指导思想说，如果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国民党军队进来，我们进退维谷，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进来，我们是绝对占不住大城市的，进一步明确了形势和任务。会议一致通过了陈、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到群众中去，建立有广大群众可以依靠的乡村阵地。
会议后，北满地区抓紧组建各省、地领导班子，松江、合江、嫩江、北安(即黑龙江)、牡丹江等地的省委和军区指挥机构相继建立，并层层传达贯彻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整训队伍，派大批干部下去，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剿匪除霸，使北满地区形势斐然巨变，成了解放全东北的巩固后方基地。北满会议确定的“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整军扩兵”的方针落到实处。
高岗在指挥剿匪战斗中，特别强调部队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体贴群众的工作，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满足群众对经济的要求，从而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他把发动群众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做”，把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他的话来说：在陕甘开创时期，跟刘志丹学到不少发动和联系群众的工作艺术。依靠群众就胜利，眼睛明，耳朵灵；脱离群众就失败，成了聋子、瞎子，部队难以扩大。延安时期从1936年始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决策会议，已介入高层领导宫闱，加之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领导艺术，政治理论有很大提高，他对干部说：“中国革命不依靠农民群众，不能成功。”“东北党员少，干部少，军队也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待觉悟的农民，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任何革命，农民都是重要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动员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军，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
北满会议在东北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它不仅决定我党我军在北满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措施，同时，对调整东北的基本方针、战略部署和创造解放全东北的后方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调整东北战略部署。毛泽东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醒：“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对“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形势认识不足。我党初进东北时，正是存在着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的情形。
苏联把东北交给国民党后，蒋介石更加气焰嚣张，又有《中苏条约》的“尚方宝剑”，发动内战，夺取东北的方针、部署已定，划分省市建制，委任行政官员，建立国民党部组织，对伪武装和土匪头子封官加委，还把远在云南、四川等地的军队调往东北。
在1945年11月初，由美国的30多艘军舰护送下，国民党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集结完毕后，开始向山海关中共刚到达的山东第七师进攻，并占领山海关，继之夺取锦州。同时派遣大批特务潜入东北，与日伪军警相勾结，收编伪军和土匪，组成所谓“先遣军”等，以壮声势，与中共争夺地盘。
美蒋的战略目标，先抢占北平、天津，控制华北，以华北为基地，再进军东北，妄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独占东北。11月5日，苏军允许蒋介石在苏军撤离前五天空运部队接收各大城市。这就使国民党军队迅速大规模进入东北更为方便，从海、陆、空运往东北大量军队，武器装备也比我优良得多。我军兵力不足，又只靠两条腿，连小米加步枪也保障不了。东北局主要领导仍然抱独占东北的企图，把注意力集中于夺取大城市。
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军委并高岗等人的电报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先占沈阳，再夺长春”。
高岗、陈云当日即回电不同意“彭罗”(即彭真、罗荣桓)的意见，认为中央东北局的部署与中央的指示不相符，指出：“大歼灭及阻断北宁路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高、陈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7日，刘少奇根据高、陈的意见，回电指出：“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求迅速分散发展扩大部队，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东北局于10日复电中央表示：“决遵照执行”，并放手收编伪武装，彭真对张秀山说：“伪满兵都经过良好训练，我们有枪发给他们，即为我所用，‘拒敌于国门之外，独占东北’。”
马上发展大批军队，准备“决战”也不符合东北的情况。北满分局、军区收到刘少奇的指示电，及时电报中央和东北局，根据北满敌我斗争主要问题，提出补充意见。同时，汇报了北满地区许多战略要点为国民党势力占领或控制，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并存在着以国民党为“正统”的观念；我军现有两万多新部队，多系招集收编合股而来，阶级觉悟低，成份复杂，流氓、土匪、宪兵伪军极多，不但不能消灭敌人，还勾引土匪，助长敌人士气，没有战斗力，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群众对我不满，存在不稳定等情况。电报指出：这些情况决定我们要“准备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现在“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数量，应立即讨论如何掌握现有的部队……配备干部，加强领导，清洗坏人，补充兵员，解决服装，团结内部。”“军事首长率领此部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决地扫清各战略要点、中小城市的主要敌人，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
东北局在部署上仍把注意力集中于三大城市，“屁股坐在大城市”徘徊。12月21日，中共中央根据高岗、陈云、黄克诚等的意见，发出关于东北建立长期永久根据地的指示，指出：“请你们注意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设，”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犹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中央东北局和北满分局向中共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远在延安的中央对东北情况又不了解。12月24日，针对东北的情况，中央倾向北满的意见，以刘少奇名义向东北局发出指示，明确地指出“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指示指出了东北工作的要害。
其间，苏联获知东北局和北满分局的分歧的消息后，派一军官到宾县转达了苏联的意见，要高、陈转告中共中央，说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把根据地建立在树梢上，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经过潜心研究分析东北形势后，在养病期间亲自代表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为我党在东北提出战略任务和取得胜利的根本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积蓄力量，准备进攻。高岗、林彪等立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东北局仍抱着夺取大城市“战略决策”，封锁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贯彻，还批评高岗等“泄密”，逼他们作检讨。仍寄希望于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幻想，认为占领大城市争取主动权，造成既成优势。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但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放弃“独占东北”战略的，我们愿望无法实现。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伪满垮台，东北这块肥缺，不仅是国共争夺的焦点，也是美苏插手的热点。历来，和谈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蒋介石握有400多万军队，超过我军四分之三，装备精良，训练也较有素，在亚洲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不多。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杜聿明带一个军，一路攻占义县、阜新、北票、朝阳、叶柏寿等城市，简直攻无不克，所向披靡，随后几个军跟了上来。很显然，他们和谈是为争取时间，调兵北进，独占东北，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然后南北夹击，一举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群众愤慨地说：“十四年前蒋介石如果有这样的劲头，日本不至于那样轻而易举占领东北并依东北、华北作为基地，向各地发展。退一步讲，抵抗不住，也挫一挫日军的锐气。”
中央这次指示，形势与任务应该说已经明确了。可是，东北局虽然于12月撤出沈阳，仍留恋不舍大城市，在沈阳附近的卫星城——本溪、抚顺等城市打圈子。
高岗等对形势变化作了深刻分析判断，认定我独占东北“无可能”。随着形势变化，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应变策略，这是一个高级领导必具备的条件。他和陈云、张闻天去年11月就提出全满洲战略建议。刘少奇提出扩大部队问题，他们针对当时扩军形势，又及时指出：不忙于扩军(即收编伪武装)，要巩固好“现有军队”。因为当时，兵员成份很复杂，日本投降，伪满倒台，八路军进东北早，大量成建制的伪满军队走投无路，被我收编过来不少，军队迅速扩大。曾克林到沈阳不到10天，收编两万军队，北满也收编4个多旅的伪军。这些兵有的弄不清八路军、中央军是怎么回事，反正日伪垮了，苏军要走，跟八路军是中国军队，大部地方“和平接收”，旧政权的头头也包下来，戴上一顶红帽子；有的成建制被收编，多数是国民党建军分子组织的先遣军，配合国军接收东北，国民党军未到前，暂时投靠八路军求生存的。以“先八路，后中央”的策略，不少坏人混入我军。所以，军队扩大很快，在短期扩大军队近10万人。结果靠不住，国民党军队一进来，说国军是“正牌”，大部叛变，掉转枪口，打八路军，杀害我派进的干部。据资料记载1945年12月底到46年1月初，十多天叛变的有4万多人。随着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原收编的伪军警，多数叛变为“政治土匪。”
领导者在战略上存在着分歧意见显而易见。1946年2月，陈云、高岗针对东北形蛰日趋恶化的情况，又接连向东北局和中央电报反映情况，指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的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主力以迟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以陈云、高岗为首的北满分局、军区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并为中央做出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时，对后来东北战略部署的调整，实行正确的领导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这些番号改来改去，都是为不使斯大林为难。东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民主联军的管辖下，东满、南满、西满军区相继建立，连已建的北满军区共四大军区，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扩大组织补充团和地方武装。除山东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七旅直属联军总部外，其余主力部队整编后均归各大军区指挥。扩编后的山东第七师、陕甘宁的三五九旅和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等5个军区划归北满军区所辖。在陈云、高岗的领导下，上下团结，左右一致，军民合作，同心协力，造成强大的剿匪除霸、反奸清算斗争声势，建设政权，发展党组织，加快了北满根据地建设步伐，中央曾对北满工作给予极高评价。出师剿匪，发动群众，反奸清算。高岗到北满地区率先指挥剿匪战斗。他向总部要来三五九旅、山东七师等主力到北满剿匪地区，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短期取得胜利，打开局面。在剿匪的同时，以剿匪战斗开路，普遍开展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和除霸的群众斗争。高岗和陈云在宾县抓试点，他们亲自部署、指挥，掀起了反奸除霸的高潮。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发动群众，大造声势。他们没收汉奸、恶霸的土地、浮财，分配给贫苦百姓，同时在城市里清算汉奸及民愤极大的高利贷者等，将清算、没收所得交配给社分配。陈云、高岗等到点上总结经验，在全松江省乃至北满各省推广，指导各地反奸清算，动员群众除霸，建立依靠群众的根据地。还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社论，推动了东北各地区发动群众工作。北满分局和军区抽调干部和部分队伍，派到宾县基层进行反奸清算、剿匪反霸斗争。高岗向干部、部队交待：每到一处，都吃住在赤贫户家里，关心群众疾苦，严格遵守纪律。经过一段工作，群众把工作队员当作亲人。一开始，采取一个屯一个屯做工作，对在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及时进行培养教育，组织起来带到新区开展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干部的不足，又发挥了他们了解当地民情风俗的优势，说话群众爱听，也相信，反过来又教育了干部。从而由一个屯一个屯做工作，发展为一大片一大片地展开反奸清算、反霸，犹如“星火燎原”。分局、军区领导称之为“蝗虫政策”。北满地区农民多数是山东、河北逃荒来的难民、雇工、零工、伙种者占农民60％，如不解决他们的要求，便无法取得农民的拥护。抗战时期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抗战胜利后，中央没有分土地、反剥削的指示。为急于发动群众，高岗大胆主张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尽量满足群众的要求，只要有利于发动群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除了分配了开拓地外，还分配了汉奸地。高岗说，群众要分汉奸的土地就分，要清算严重的剥削者就清算，要减租就减，要减多少就减多少，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实行这种特殊办法是不得已的。鉴于目前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大胆点放开手脚，让他们多得点实惠，待群众觉悟了，会按政策办事的。这种办法吸引了大多数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有利于中共与民主联军把经济、扩兵和剿匪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哈尔滨郊外周围县城和广大集镇、农村很快掌握到我们手里，群众积极配合部队，挖掉了土匪立足的土壤，主动地及时地给我们通风报信，踊跃参军参战，为消灭土匪、反奸除霸出力献策献计。分局领导把这种做法概括为“经济——武装——再经济——再武装”。
在宾县取得经验后，1946年春，北满地区全面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反奸、除霸斗争，干部、部队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开拓地”给贫苦农民，安抚救济，把政治上的剿匪除霸、反奸清算斗争同解决农民迫切经济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奠定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群众基础。在土匪盘踞较多的合江、松江、牡丹江等省军区按照北满军区的部署，结合经济斗争，组织强有力的部队，划区包干作战，向大罗勒密、克木兰、延寿等地区流窜的政治土匪发起攻击，歼灭几千人，为民除大害，进一步揭开了发动群众斗争的盖子，群众扬眉吐气，所谓的“正统”观念不断改变，中共与民主联军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使我们在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站稳了脚跟。
到4月中旬，北满所辖5省，除黑龙江省5个县、合江省2个县仍被土匪占领正在进剿外，其他地区均在我党我军手里。嫩江、龙江(即黑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均建立民主政府。北满共65县我占58县。县政府大部分经民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多数经过改造，“经过四个半月的剿匪、民运工作，北满农民已认识共产党是帮助农民的，国民党不利农民。人民对我纪律严明及生活艰苦有好感。”不少人到哈尔滨去宣传民主联军的好处，扩大了中共民主联军的影响，为解放哈尔滨创造了条件。
第十六章 坐镇哈尔滨
1946年4月下旬，哈尔滨解放后，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进驻哈尔滨市。5月，东北局和北满分局合并，北满军区和民主联军总部合并，中央决定高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代理第二政治委员，东北局副书记，主持民主联军总部和东北局常务工作。他集中精力组织和指挥剿灭土匪战斗，根据中央《五四》指示，领导各省发动群众性的土地改革斗争，进行反奸清算，加强北满后方根据地建设和建立政权，发展中共党组织，大力扩充军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军工生产，参加调整战略方针及部署的决策，精心运筹解放全东北，打倒国民党军队。
一、一举解放“东方莫斯科”
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举行东北停战谈判，国民党乘此向东北大举进军。已调进东北的军队达27万之众，沈阳、本溪、抚顺、铁岭等大城市均被蒋军占领，并向四平、长春推进，野心勃勃，妄图独占东北。3月下旬，国共双方同意北平军调处关于东北停战的协议成立，停战七天，由北平军调处派停战执行小组前往东北。本来东北就在1月10日全国停战令的范围之内，但蒋介石却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在美国海军的支持帮助下，大量运兵前往东北摘桃子，打内战。
东北停战协议成立后，蒋介石并未实行，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战略要点，并严令在4月2日前占领四平。中共中央于军调处停战协议成立的当日(3月27日)发出《关于对蒋对匪方针》致东北局电，指出了目前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接电后，立即调整军事部署，一方面调动主力部队准备与蒋军作战；另一方面要求各分局和军区及各省加紧剿匪。北满分局和军区立即指示黑龙江省召开动员会，加紧剿匪、解放土匪占领的县城，竭尽全力保卫黑龙江省；北满分局和军区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松江军区哈北分区与三五九旅合编，划归北满军区直接领导；哈西分区划归西满分局领导，调整了军事部署，加强了部队领导，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会议还对我军进入东北几个月来工作进行估计，指出对北满我们已经掌握主动权，农村包围城市形势成熟。
上年9月到11月，是坐在大城市扩大武装，并且由于对国民党及伪残余势力施展的“先当八路军后当中央军”的阴谋无有警觉，又由于主要部队、干部集中于大城市，北满干部少，老部队少，蒋军大批进入东北后，北满各县都发生部队叛变和蒋匪勾结一起，致使我军多次遭到敌人进攻。12月至46年1月下旬，北满将一切力量都用在掌握部队，巩固部队，并积极组织机动兵力，向土匪主动进攻，稳住了局面，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打击。2至3月中旬，我军部分主力到达，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斗，连克22座县城，剿匪大获胜利，开辟了发展农运的前途。
分局、军区会议对把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提出三项任务：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去补充主力。并向东北局提出避免辽西会战等三点要求。会后将情况报告东北局和中央。
3月初，在抚顺由彭真书记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东北形势和战略方针。正在开会期间，国民党军打来，会议移到梅河口继续举行。会上对战略方针的分歧仍然存在，林彪等主张放弃大城市，占领铁路两旁、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扩充军队；彭真、李立三等主张不放弃长春、四平等大城市，争取优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林枫批评林彪一仗不打，一直退到这里，“逃跑主义”。高岗赞成林彪等人的前一种意见。会议先后开了月余，黄克诚向中央提出：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府、无粮食、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建议“避免”决战，保存实力，时机成熟再出击。最后以彭真等后一种意见确定下来，作出了《东北大会战部署》。东北局把主力部队集中于南满大城市周围，企图“独占中长路和各大城市”。我军夺长春、四平后，东北局部署守四平保长春，甚至提出变四平、长春为“马德里”的口号。高岗当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我军现有力量和顽军决战条件不成熟。林彪在会上受了批评，对高岗说，这样下去要误事的，你找个理由回延安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向毛主席讲一讲，建议中央派少奇来主持工作，高岗说：“行”。后因解放哈尔滨战事紧张未成行。
彭真对会战持乐观态度，特别是3月18日占领四平，歼敌4000人，解放长春后彭真在长春召开的干部会上说：“本溪、四平、长春几个战役后，东北形势已变，转变到根本上对我们有利”，现在“优势已到手，问题是巩固优势”。刘少奇依据他去年11月7日电报指出的“翌年春天”大决战的目标，支持会战，中央给林、彭、罗的电报说：为“和平民主，甚为英勇，请你们再接再励，坚持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中央把东北胜利寄托在“最后一战”上。
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四次攻守四平，两胜两负，是最棘手的战场。首次我军占领四平、长春等大中城市后，东北局主要领导，产生了乐观情绪，在国民党军大批北进时，东北局对“大会战”胜利信心十足，说“此次作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中央在致林彪的电报中也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同志来助你；东北战争，中外瞩目，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将顽军打得精疲力竭。电报最后说：“以期必胜，望深入教育，一体遵行”。
高岗、黄克诚等几次提出“避免应战”的意见，让敌拉长分散，再选其弱点，各个击破。连手握全权决战指挥权的林彪也不同意决战，但他不能不执行中央的上述命令和东北局的部署。
我军占领四平、长春后，东北局主要领导对停战谈判抱希望，认为四平、长春保住，停战谈判达成，就可以“独占中长路和各大城市”。高岗不相信国民党会停战的，蒋介石要打内战的主意已经暴露的明明确确，依敌我力量对比，我军死守四平没什么意义了，他主张应该避免与强敌作战。当时，我军的力量与国民党比较还差的远，决战必然输多赢少。他认为把大城市撤出去，“让敌人背上包袱，待他背的走不动时，我们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和人民的支持，回头再消灭他，我们就主动了”。黄克诚也有同感，他们给彭真、林彪和中央发电说：到东北的部队经过几次战斗，有的部队人员消耗一半以上，连、排、班干部消耗一半以上。目前虽能补充一些新兵员，战斗力已减弱。敌九十三军到达，炮兵、坦克都用上来，四平坚守更困难。“四平守不住，长春亦难确保”。他意让出四平、长春以求得一时停战，“以争取时间，休整主力，清剿土匪，巩固根据地，以应付将来与敌决战。”彭真、林彪和中央均未回电。
国共两军摆开会战的架势。4月18日守四平战开始，国民党军副总长白崇禧亲临前线，协助杜聿明调集10个师组成“扇形攻势”，以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路气势汹汹北进，战略是先夺南满要点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说：“有‘小诸葛’(即白崇禧)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林彪根据东北局“大会战部署”，调集重兵集结以四平为中心的百余里防线，并下几道命令，“人在阵地存”，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在“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化长春变为马德里”、“最后一战，死守四平”的命令、口号下，我军英勇作战，坚守四平1月，歼灭敌万余人，使曾和日军打过多次阵地的美械装备、训练有素、老兵较多、战斗力强的杜聿明部受到打击，我军亦伤亡严重。终因敌人机械化程度高，连续增兵，我军腹背受敌，敌我力量太悬殊，在高岗支持下，中央命令未到前(中央撤退命令19日下的)，林彪被迫于5月18日撤出战斗。这次撤退极为被动，我跑敌追，林彪落个“逃跑将军”、“撤退将军”的骂名。撤退路上无群众，无根据地，无医药，无情报，甚至电报密本也没有，指挥官不知部队的位置和装备，团、营、连失掉联系，一直退到松花江畔，林彪灰心丧气跑到舒兰才住脚，这是林彪军事生涯中最为狼狈的一次。部队士气极为低落，给养奇缺，又避开大道绕山翻沟行走，大热天战士还穿着破棉衣行军。奔波几天才摆脱敌人的追击。逃兵成风，连当营长的也逃跑投敌，甚至林彪作战参谋处的人员叛逃，把我军撤退计划、行军路线和军队实力等情况送给杜聿明，邀功领赏。撤退到郑家屯，彭真主持召开会议，仍坚持守长春，不能再撤退了，不能撤的过猛。林彪主张大踏步后撤至松花江北岸。意见分歧，林彪征求在北满的高岗意见，高赞同林的意见，并建议弃守长春，“一直撤到江北，以图再战，否则现有力量被敌打光的。”
我军撤出四平、长春后，国民党穷追不舍，集中力量向北推进，5月23日进占长春，28日人吉林，敌前锋已抵达德惠、三岔河等地区。
经过近半年浴血奋战，损失惨重，我们党内一些高级领导才清醒过来，思想统一到“长期打算”和“根据地建设”上来。早在2月以前，高岗等就对东北形势作出了正确的估计，提出我军以“阻止敌人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将必要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南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和作“长期打算”的战略观点。指出：“如再犹豫”，将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高岗等的正确意见正是他的老乡党杜聿明和蒋介石不如意的，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最后一战”部署，正是蒋介石、杜聿明求之不得的，他们就怕中共军队不决战，只要敢决战，妄图一举消灭中共主力。此时，正是胡匪猖獗之时，他们身挂几层衔，有的已打进我军政机关、部队，“明顺八路，暗顺中央”；有的埋藏在后方基地，以深山密林为依托与我作对，造谣惑众，动摇人心，造成后方不安；被收编的武装叛变为匪，勾结“中央胡子”，以策应蒋军渡江，阴谋里迎外合，夺取我北满后方。
长春位处东北腹地，是1932年建立的伪“满洲国”首都，日本在泡制傀儡政府的同时，把长春改名为“新京”，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成为反动统治的军事、政治中心。战略地位也重要。彭真的愿望想把长春作为东北局和自治军的大本营，保四平，守长春，占领中长路，可以向四面扩展，东北谈判一成功，既有政治优势，又有地理优势，稳做东北的头。但是，他的“愿望”和现实斗争不相符，蒋介石、杜聿明、白崇禧绝对不会让彭真的愿望实现。四平一战愿望破灭，优势丧失，一口气跑到哈尔滨。四平保卫战成了反面教材，打掉了“独占东北”，“守城优势”的思想包袱。毛泽东也意识到四平一战折将损兵近万人，失散两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干部、部队产生了悲观情绪，与他自己也有责任。
高岗主张南满撤出大城市，在条件具备的北满策划夺取大城市部署。北满地区根据分局、军区会议决定，在陈、高的领导下，一面积极指挥前线剿匪作战，一面加紧巩固北满后方基地。同时周密策划解放北满首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战役。4月初成立了攻打哈尔滨前线司令部，高岗任司令，他积极进行部署，并与城内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指示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指出在哈尔滨国民党的势力不强，但日伪残余势力仍然不小，防止国民党利用日伪残余势力和日本资本家与我争夺哈尔滨的可能，千万不可忽视这一点。他要求向日本的残余说明，他们保持中立，才能保住他的财产和生命。
哈尔滨周围的县城、重镇、战略要点及广大乡村很快全掌握在民主联军手里，根据地相对巩固且得到群众的支持，“军民团结如一人”，并周密布置了部队，对哈尔滨造成农村包围城市态势和兵临城下的局面。
国民党“东北行辕”早在去年12月底派关吉玉、杨绰庵等接收大员带一批汉奸伪军组成的“铁石部队”，从沈阳空运到哈尔滨。苏军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把哈尔滨市和滨江省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移交给国民党接收人员。国民党接收后，将滨江省改为松江省，并组建了省政府。部队驻进学校，引起学潮。哈尔滨市郊外各县的政权、地盘都由我军控制，国民党无法插手，只守一座孤城且一切实权在苏军手里。
我军区撤往宾县时，在城内仍留钟子云、李兆麟等领导同志以中苏友好协会名义坚持工作。国民党只能利用特务搞破坏活动，把北满分局委员、中苏友协负责人李兆麟等暗杀。伪满统治14年，日本人到处搜捕李兆麟，没有得逞，现在他却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保留在市内的我党我军干部，以中苏友协的名义作掩护，根据北满分局、军区的指示，继续与国民党及其保安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组织进步群众团体，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办《哈尔滨日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在东北三省，国民党接收后为攫取独霸东北的内战经费，大大压低伪币流通比值，用法币兑换；加大工商企业税收，使大批敌伪工、矿、商业倒闭，失业人员日增，农业凋敝。
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哈尔滨，收编伪武装，明抢暗拿，强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让军队宿营，第二年又不能如期开学，激起广大师生员工的反抗。学校在我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要求回校的斗争，发起了“要求军人撤出学校”“还我校园，我们要读书”的学潮，并集体到国民党哈尔滨市政府请愿。街道上的杂物、积雪无人处理，店铺多数关门，自然没什么交易，工厂停产，烟囱无烟，到处寒街冷巷，一片凄惨荒凉，乌烟瘴气。人民急呼：“这里数百万人民曾为胜利狂欢庆祝，而如今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民众不得聊生，比未胜利前还痛苦。”正是国土收复了，接收了财产，但民心却失掉了。连原来一些所谓“正统”观念者和对国民党抱幻想的工商界人士及群众，受到解放区的影响，认识根本改变了。有的对国民党恨之入骨，说国民党统治为“第二满洲”。“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中央军是遭殃军”。国民党收编的伪保安队流氓成性，抢人、打人，奸污妇女，累见不鲜，秩序一片混乱不堪。全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市民说：“除去豺狼来虎豹，脱离地狱跳火坑”。
在城外，解放区形势大好，使市内人民所向往。北满分局和军区，针对城内人民对国民党不满情绪和向往解放区的形势，加强政治攻势，并集中三五九旅和松江部队1万多人，积极准备在苏军撤回之时解放哈尔滨。松江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敦请人民军队进驻哈尔滨。高岗令北满军区参谋长李天佑指挥三五九旅刘转连部向三棵树地区挺进；哈东军分区司令员温玉成所部向上号一带进发；哈南分区司令员王奎先所部向顾乡屯一带推进，令北满军区一个部队占领江北。北满军区在市内设置了秘密制高点，对哈尔滨造成大兵压境之势。全市共10个区，我军已占7个区，只有南岗等3个区苏军未撤而未进去。造成城内反，城外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见势不妙，提出保留市政府的要求，被北满军区拒绝，准备集中武装夺取。国民党看到在哈尔滨呆不下去了，而接他们逃跑的飞机在哈尔滨也无法降落，当苏军撤退时，只好要求苏军的保护，乘苏军飞机逃跑，国民党的部分保安部队也随苏军撤退，经海参威绕道回到国民党统治区。
4月25日，在哈尔滨苏军撤退完毕前，北满军区调各路部队集结于哈尔滨市区。26日，经我方工作，哈尔滨市各界130多知名人士发表通电，请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市，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北上。高岗、陈云在城外召开前线部队和入城行政领导会议，部署了进攻哈尔滨，追击逃敌、解除旧警察武装、接管宗卷、仓库物资以及组织纪律等任务。北满军区和松江省军区根据人民的要求，经过周密部署，令部队一举解放哈尔滨。
28日，高岗、陈云等率领分局、军区机关、省军区机关及松江省委，在哈尔滨市70万人的热烈欢迎下胜利进驻哈尔滨市。哈尔滨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了我党我军最早完全拿到手的第一座最大的城市，是东北唯一站稳脚跟的大城市。
从此，哈尔滨成了决胜东北的中心，成为东北局、东北人民军队总部的大本营。风光美丽、建筑迷人的哈尔滨，是历史悠久的北国名城。曾经是金、清两朝的龙兴之地，清代称“哈拉滨”。20世纪初俄、美、日、捷克等国在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德、法、意等10多个国家设领事馆，使哈尔滨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化的大都市，远东著名的国际商埠。当时在哈市居住30多个国家的20多万侨民，时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多国侨民集聚，带来了文化、建筑的多样化。独具特色的中央大街至今保留着几百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物，造型奇特的俄罗斯等国的典型样式，还有中国古典式，西洋古典式和浪漫主义、文艺复兴的建筑一展异彩，成为体现世界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相继解放，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及其收编的武装力量两万多人，清除了北满腹地之敌，解除了前线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5月中旬，我军在四平、长春失守撤退后，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相继迁往哈尔滨和附近的双城。北满成了解放东北全境的巩固的后方基地，哈尔滨成了角逐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指挥中心，向全东北扩展，走向全面胜利。
北满，经过几个月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先农村后城市的思想。
我军进城后，北满分局、军区立即决定建立党、政、军的市级领导机构，由钟子云、聂鹤亭等组成中共哈尔滨市委，建立了卫戍司令部，聂鹤亭任司令员，成立市政府，刘达任市长。随后召开市委会议，根据陈云、高岗指出的管理大城市的任务，做出四项工作方针，即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分种公地，修住官房；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肃清土匪，安定社会秩序；积极筹款，支持前线。
部队一进城，潜藏市内的敌人垂死挣扎，偷袭我机关，高岗的住所南岗马家沟多次遭敌人夜间袭击、骚扰。哈尔滨市党政军领导，根据分局、军区的部署，组织大批工作队和部分部队进行政治启蒙教育，肃清盲目正统观念，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组织群众深刻揭露、清算了哈市的大恶霸姚锡九、李九鹏和老巴烟厂经理赵一拂等团伙的罪行。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公开处决了姚、李二霸。参加公审公判大会的数十万群众拍手称快。哈尔滨周围的土匪武装，在我重兵的围剿下，纷纷溃散，有的投降，有的逃跑外地。先后共摧毁和收降土匪团伙80余个，匪首90多人，收缴长短枪、机枪5千多支；破获几起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了特务分子、建军分子、土匪强盗5千多人，缴获长枪4千多支、短枪8千多支、机枪10多挺，还有几万发子弹、9千多斤炸药、大量手榴弹和20多部电台等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城市秩序井然，使我党我军在第一座大城市站稳脚跟，取得了接收大城市的经验。群众说：“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有活路。”
哈尔滨不仅成为我军解放东北的心脏，而且是人力、兵器支持前方的基地，为筹备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全国总工会提供了条件。据资料统计，哈市到1948年动员参军2万3千多人，生产六0炮2千多门，六0炮弹22万多发，八二迫击炮弹2万多发，掷弹筒弹4万多发，还有大量的爆破筒等兵器，以及大量部队服装，仅47、48年两年生产军装250多万套。皮、棉军鞋近百万双，还有大量被褥、军帽等。此外向东北解放区130多个县培养输送大量干部，成为各地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骨干力量。医疗和转运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2万3千多名。
哈市各级组织近3万人和1千多辆汽车、马车支援前线，对东北人民解放事业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北满地区全部解放后，东北中共组织和军队领导的家属陆续辗转到北满。高岗、彭真、陈云、张闻天、李富春等高于家属，去年11月从延安出发，经绥德、晋西北，到邯郸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因铁路不通而在此滞留，军区领导去看望和关照。这些高干家属由黄火青带队护送，1946年5月，从张家口乘火车到达齐齐哈尔西满军区所在地，李富春派人把她们护送到哈尔滨。
二、在民主联军总部
苏美英三国外长公报，催促苏军尽快撤出中国，国民党因东北兵力不足，再三要求下，苏军推迟到1946年5月初才撤离完毕(除大连外)。
其时，蒋介石留下苏联红军给他维持东北秩序，乘此急调大军到东北抢地盘，掠物资。从西南等地区调160万军队到华北、东北等地抢夺，在东北接连占领四平、公主岭、长春、沈阳等城市。5月23日，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到沈阳亲自部署对东北解放区进攻，他得意的说：“没有四平战役，就没有东北。”6月3日，蒋氏又飞抵长春命令各部队尽快抢占战略要点，妄图侵犯北满，哈尔滨暴露在敌人兵锋之下。
蒋介石挽留苏联军队延期撤离，事与愿违，恰好给我党我军创造乡村根据地以机会，在苏军撤离后，北满根据地已经形成规模，造成向外扩展的局面。
5月12日，中央决定高岗代理民主联军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出国养病)，驻民主联军总部。罗帅出国前，对林、高、陈建议对东北局班子调整，彭真领导不力。
敌占四平，追“共军”的目的实现，与我军隔松花江对峙，用高音喇叭进行反动宣传，叫嚷进攻哈尔滨、牡丹江等大城市，对哈尔滨形成严重威胁。在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5月下旬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各省委书记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研究撤离哈尔滨的问题。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分析了四平战役后东北地区形势和对策，指出了扭转严重局面的方向和任务。他针对干部、部队思想低沉的状况，大讲莫斯科曾经大撤退，换得大胜利的事例，以鼓舞士气，振作精神。他说，决定胜负的因素，不是一城一地的丢失，不是一、二次战斗的失败，而可怕的是希望的丧失，只要有信心，“不丢掉希望”，整理好内部，拉起再干，终将夺取胜利。会议决定，各省即召开县书、县长会议，布置任务，抽80-90％的干部下乡发动群众，搞土改，地方部队集中剿匪，创造自己的“家务”。牡丹江抽2万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农村开展土改运动，黑龙江下乡干部达90％，使土改、剿匪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形成热潮。
5月底，东北局开会研究东北恶化的形势和对策以及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北满军区与联军总部合并等问题。会上存在激烈斗争，彭真等人要改组民主联军总部，撤掉林彪；林、高等人也建议中央改组东北局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决定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东北局改组，林彪任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任副书记，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会，高岗兼任秘书长，高岗主持东北局、联军总部常务工作，加强中共东北党组织和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中央在调整东北局班子决定中指出：这样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舟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林彪被任东北党和军队一把手后，躲在舒兰地区迟迟不到哈尔滨，东北局几次通知不到职，有人认为他对彭真有气，原不听正确意见，才落今天狼狈的样子，故意拿架子；有人认为他被杜聿明吓破了胆，担心接任这样的局面后，一旦敌人打过江，我在东北站不住脚，要流往苏联，所以再观察一下杜聿明的动作。
高岗亲自去接林到哈尔滨，他俩在东北问题看法上较相一致(如避免仓促应战，未得中央批准前，主动撤出四平，建立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高岗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说：“不是不敢打大仗，而是没力量。”翅膀硬了后，他积极主张打大仗打恶仗。他反对南满条件不成熟占领大城市，对条件成熟的北满，积极指挥解放哈尔滨。自此，高岗直接参加了东北局和联军总部重要领导，加强党和军队建设，扩充武装部队，组织后勤供给，参加指挥东北解放战争决策，是林彪的得力的坐镇机关的帮手。
高岗和林彪、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配合默契，重大战役和决策，都互相征求意见，能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高岗性格外向，爱讲善讲，心直口快；林彪内向，少言寡语，善动脑筋，自然形成内外结合，互相支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谋策进。
林彪多住在双城，他对高岗很信任，放手工作，东北局和总部日常行政工作靠高岗负责；高岗对林彪、罗荣桓很尊敬，认为他们是科班出身。高岗经常直接进林彪房子商决工作，讳莫如深长谈，除了高、罗能直接进林彪房子，别人要进林彪房子，就得卫士通报后才能进去。林彪常到哈尔滨高岗处交谈工作，他对工作人员说：“咱们去听课。”张秀山说：高岗的意见，林彪不听取的很少，几乎都被采纳。他们配合好，决策准。林彪说高岗办事果断、干练，对地方工作和党务、军务有经验；高岗说林彪能打仗、有谋略，又是毛泽东的爱将，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仍很尊重林彪，形成天然互补关系，三人一条心，只用三年时间东北就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垮得那么惨，连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刘少奇也感到有点“太快”，担心“消化不了”。
由于一度时期，东北局注意力集中于夺取大城市方面，放松了东、南满大城市周围和铁路两侧发动群众，建立能进能退的乡村根据地。当国民党大批军队开进东北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不得不撤退，特别是我军撤出四平、长春之后，东北形势急转直下，城市守不住，乡村又没扎下根基，我党和军队指挥机关及部队节节北撤，只保存了辽宁省委的建制，其它地方全部失守。白坚任辽宁省委书记，辖西安(即辽源)、清源、海龙三个地委，坚持敌后游击活动，以长春敌人守备薄弱，敌占少数点线的状况，“我之方针应坚持各点线之间广大地区的斗争，破扰敌人之后方。”
其时，哈尔滨形势异常严峻，杜聿明一旦打过江，民主联军难以顶住。6月1日、2日，林彪和东北局分别向中央发出电报称：“准备打游击战，放弃哈尔滨。”黄克诚给毛泽东的电报说：“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哈(即齐齐哈尔、哈尔滨)，假使退出齐哈，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
6月3日，毛泽东给东北局电报说：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杜聿明完全可以一股作气打过江，夺取哈尔滨，那时我军也准备撤离哈尔滨。按军事观点讲，蒋介石如果依杜聿明的意见打过江，占领哈尔滨，我将处于更被动的局面，后果很难设想，至少要撤到合江深山老林，东北解放的时间可能推后，不会胜利得那么快。但此时，蒋介石还在东北坐阵，他怕打过江会引起苏联干涉，加之担心战线过长，没敢让杜聿明打过江。
“放虎归山”，度过难关。林彪被高岗请到哈尔滨时说，被动过后就会主动。高岗说我们被动“有人为因素”。之后，他俩为自己侥幸守住哈尔滨而庆幸，也对杜聿明屯兵江南失策而惋惜。这是我军不幸中的万幸。
高岗就是在这种严重危机关头受任东北局和联军总部第二把手。他上任后亲自主持起草发出东北局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即6·1指示)。指出：敌人占四平、长春一线并向两侧伸展后，各地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根据地尚未建立起来，加之土匪、民团乘机蜂起，群众中特别是敌战区和近战区群众存在严重的观望态度，部分党员干部中的和平观念未彻底克服，“形势是异常严重的”。指示明确提出：克服当前危机，转变当前局面的中心一环是“全党全军动员一切力量迅速深入、普遍发动群众，主要是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彻底肃清土匪，解决土地问题，增加工人、雇农、零工工资，改造区、村政权，特别是在斗争中组织与改造地方武装和建立民兵，并动员新兵源源不断补充主力。现在一面应分派最大力量发动群众，保卫与建立北满战略根据地及依靠长白山、依托关东州及依托内蒙之两侧根据地，一面应分遣精干的部队与干部深入敌侧后广大空隙地区，组织武工队，抓住当地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与地方基干部队结合起来打击特务、土匪之骚扰，展开敌后之破袭与游击战争。”“只要我们能够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建立起巩固根据地，使战争成为广大人民热烈支持的战争，成为民兵地方武装与主力密切配合的战争，……只要我们把主力、地方武装整训、充实成拳头，并在敌军内部进行有效的工作，敌人最后终将被我们所断送。”这个文件还对作战方针、兵力部署和军工生产作出了明确指示。
这个文件对东北各地党政军应对严重形势，振奋精神，提高士气，“克服当前危机”，“转变当前局面”起了重要的战略决策性作用。从此，争取东北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长期作战上。
当时，东北我党我军是最困难时期，危机四伏。一些党员干部原以为“最后一战”就太平了，没想到一战后形势恶化，损兵失地，灰心丧气，敌追我跑，江南没有落脚之地，哈尔滨岌岌可危。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党员、干部悲观失望情绪抬头，群众普遍等待、观望、恐惧，土匪蜂起肆虐，国民党陈兵江岸，虎视眈眈。哈尔滨市内也很乱，高岗的住处被骚扰，林彪的警卫员的枪被抢走，衣服剥光。
面对这种形势，东北局按毛泽东电令，决定撤出哈尔滨。东北局、联军总部后方机关、报社、电台、后勤辎重、军火厂和军事院校、东北大学等已迁往东安等地区，东北局的一些东西也装在车上，敌军一旦过江，就马上撤离，放弃这座“东方莫斯科”，形势危急至极。
6月5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电报说：“蒋已允马(即马歇尔)停战十天，请东北局坚持哈尔滨十天，望立即布置坚守十天至要至要。”高岗看到电报，喜出望外，感到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东方露出一线曙光。他回想到：今年4月，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在70万人欢呼“共产党万岁！”“民主联军万岁！”的口号声中，进入这座繁华的城市，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欣喜、最荣耀的一次，没想到今天打包行李，准备逃跑，一喜一悲百感交加。一惯能吃能喝能玩的他，现在愁眉苦脸，找不出个办法。毛泽东的电报，给他增加了无穷的力量。在东北局的常委会上，讨论研究坚守十天的部署，他态度坚决，主张重新加强几道防线，“坚决守住哈尔滨”。
6月6日，中央又电令东北停战半月(实际至10月前一直处于停战状态)，这就为我腾出整理内部，拉起再干的机会。有人说两次停战，守住哈尔滨，有马歇尔的作用。
早在4月，我占长春、四平等大城市后，东北局领导乐观，干部中滋长一种和平享乐观念，以为“最后一战”解决东北问题。有些人花天酒地，听戏??看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有汽车不走路；一些人变了，忘记了穿草鞋，饿肚皮，天当房子地当炕、脑袋别在裤带上的苦日子；基层干部要求到城市工作，军队干部要到后方做地方工作，要到长春，吉林等城市工作。机关、部队进城市后转移时，把豪华家俱、沙发等物都搬走，对弹药军火反倒不重视。四平保卫战后又滋长悲观、失败思想情绪。
东北局、联军总部针对敌人进占四平、长春后，向东西北三面伸展，潜伏的土匪出洞，被斗争过的汉奸、特务、地主乘机活动，树立山头，拉股为匪，地方收编的武装叛乱，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严峻形势和我们干部、军队悲观丧气及部分人享乐腐化思想，接连发出剿匪和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工作、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等指示及组织工作团下乡创造根据地的决定、指示。文件强调指出，推广宾县的经验，要采取“第一是蝗虫政策，集中干部先吃掉一块再吃另一块”。“第二是大官做小事。所有干部应一律分别去做群众工作，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在东北才能立脚，才能胜利。”“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应以99％的准备作艰苦的长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侥幸的以一两次恶战解决问题的心理。”
对东北方针问题，文件反复强调我们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斗争”，把分配土地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在剿匪工作上，要求主力部队按地区划分参加剿匪，“一把抓住，按倒就打，”安定一方创立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务”。把毛泽东主席“战争的伟大力量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教导落到实处。
后来在1948年11月，东野入关前，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并做出相应的决议，对我党我军初进东北至1946年7月以前这段工作教训作了概括总结：“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用和谈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盲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的本质，缺乏阶级分析，过分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损失。直至一九四六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会议对彭真同志任东北局书记期间的错误作了历史结论。林、高、罗、陈等发言肯定了“七七”决议正确。历史事实说明，没有七七决议贯彻，东北解放战争可能要另写。
这个决议是符合东北实际的。可当时对夺取“中心城市”、“和平幻想”，不仅仅是“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中央也大有人在，毛泽东、刘少奇也不例外。1946年1月6日、26日，中央的两份电报中说：“国内和平有希望”，“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3月下旬和4月中旬，党中央致电东北局并转林彪、黄克诚、李富春和林彪、彭真并转周恩来、陈云、高岗。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所以，保长春守四平失败的责任全归彭真不公道。
历史证明，为保长春，死守四平的“最后一战”，是联军在东北战场上一大失策，城乡皆失。而国民党军在四平获得一点惨胜后，没敢过江，扩大战果，也是一大失策。我军守住哈尔滨，如虎入林，重整旗鼓，由东北边起一路南下，终于独占东北，入关作战，而后打到中南脚。这对我军来说，坏事变成了好事，城乡皆得，否则，我们的包袱还不知要背多久，必将影响东北乃至全国解放的历史进程。韩先楚将军回忆说：“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灭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了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国民党来说，好事变坏事，城乡皆失，并从此为起点加快了它覆没的步伐。
路线对头，方针正确，指挥得当，东北危险局面迅速改变。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把蒋介石心腹爱将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一个个打下台，赶出东北，什么“天下第一军”、“千里驹”、“虎师”统统被打得落花流水。
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使解放战争成为人民支持的战争，人民参加的战争。国民党政权的官员万万没想到，国土收复的三年内，得而复失的根本原因，就是民心失掉殆尽。东北战场胜败，充分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连美国艾奇逊给杜鲁门致函中也说：“国民党文武官员在日本手中收复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地区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
三、哈尔滨七月会议上
围绕着大城市徘徊、留恋的幻想，被四平保卫战打破，杜聿明用飞机、大炮上了一堂流血的政治课，使东北局领导的头脑清醒了，“最后一战”打掉了先夺城市的“思想包袱”，所谓的“优势”丧失，大城市包袱丢给了敌人，我们只占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战略上分歧意见基本消除，集中全力放开手脚，轻装机动作战，创造巩固的根据地。但有人仍存在和平幻想残余。
国民党和美国玩弄和谈手腕，假停战，真备战，美国调停是假，出钱出物帮国民党打内战是真。把戏耍完后，真相毕露，开始大举用兵，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因为他拥有400多万军队，拥兵恃重；在沦陷区接收大员满天飞，接收2411个日伪工厂，价值20多亿美元，接收日本军用物资价值6亿多美元，可供百万军队的全部装备，美援的巨资可装备45个师，供给1000架飞机、7000门大炮、271艘军舰，还有坦克、其他军火，并控制着70％多的地盘和人口，几乎全部大城市、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主要资源和近代工业。还有美国的大批军用物资援助，海空帮助运送五、六十万军队，培训陆海空和警察、军医等军事人员等15万之众，派军事顾问团参加策划和指挥中国内战。它还把持着国家中央政权，在国际占居着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日本投降后，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恢复独裁统治。
同国民党相比，中共只有120多万兵力，装备只有从日伪军手里夺取的“三八大盖”和少量的大炮，没有什么工业，只控制200多万平方公里地区和1亿多人口，多是贫困地区。解放区的政权，在国际上还不承认，得不到任何外援，后方不巩固，连中央所在地延安也被胡宗南占领，各方面相差很远。蒋介石认为他这番苦心备战，用全部力量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似乎不用吹灰之力，会如愿以偿。他狂叫道：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共军，然后解决东北问题”。
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备战，党中央、毛泽东早有预料。在蒋介石积极发动全面内战期间，针对党内存在一些恐蒋恐美情绪，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党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还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
毛泽东主席的这些科学预见，鼓舞了全党全军斗志。高岗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坚决拥护，竭尽全力组织贯彻，他理解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管和与战，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政权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一点也不含糊。
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就绪后，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蒋介石首先向我中原解放区进攻。长春、沈阳等大城市被侵占后，蒋介石以为“解决东北问题”的要点已得手，集中力量解决关内的问题，东北战场暂处停战状态。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抓紧这个时机，将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使基本群众在开展经济斗争后迅速转入武装斗争。认真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掀起解决土地问题的高潮。根据高岗的提议，东北局决定，选择背靠苏联、朝鲜的合江、牡丹江为北满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组织千人以上的7个工作团开赴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创建根据地。
1946年7月初，针对敌人进攻的态势，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及东北的形势，讨论了准备放弃一些城市，以保存实力，壮大力量再夺取的问题。总结了近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全统一了对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乡村和作战指导方针等问题的认识，并作出了决议。会议肯定北满地区半年多的成绩和经验。高岗、陈云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高岗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创造根据地，巩固后方基地，是东北目前的第一位工作。要坚定艰苦的长期的斗争思想，克服对夺取东北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的侥幸心理，克服和与战的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坚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一时的停战是蒋介石的兵力不足，注重城市及交通重点，和中原、山东打仗，并不是不想在东北大打。他腾出手，必然向东北解放区进攻。我们却不能再存有依靠和平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和靠一两次恶战解决东北问题的侥幸心理。解决东北问题要立足于长期斗争，多次大战、恶战。把重点应放在中小城市和铁路两侧的广大乡村，发动群众是关键，形成广大农村根据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地分粮，改造政权，建立农会，建立物质和兵源的后方基地，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而后彻底消灭敌人。
他说我们不是不要城市，终将要夺取东北所有城市。可现有力量，注意于大城市是个包袱。他说，东北前途只有用战争解决问题，要用枪杆子打，嘴巴子、笔杆子靠不住的，原因很简单，“和平”是力量的均衡，优势是在蒋介石方面，他满以为不用吹灰之力能消灭你，会跟你和平吗？“攘外”的时候，他要先“安内”，日本打败了，他不安内吗？蒋介石绝对不会把政权交出来，政权是他的命根子呀！不是我们不想和平，蒋介石不让你和平。现在的和谈、停战，是他抢占了大城市和交通要点后，兵力不足，顾及不来，并不是不想要东北了，他不懂东北的重要吗？我们强调“根据地的重要，就是准备长期同蒋顽斗，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家”，要什么有什么……正如毛主席所说：延安的一切是枪杆子创造出来的，东北也是如此。
会议期间，他个别找了一些同志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提高对做群众工作，创建根据地的认识。他说：“我们领导要坚定组织发动群众的 6b63." >正确方向，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依靠农民武装夺取胜利。”东北局个别同志在会上检查了前一段工作中的问题，纠正了对依靠农村力量认识不足和寄希望于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等偏向，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团结，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同心协力，夺取东北。会议决定由陈云起草决议，经过常委会反复讨论、修改，7月7日，一致通过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亦称“77决议”。
这是继“6·1指示”的又一重要文献。《七七决议》由陈云亲自主持起草的，在讨论中，高岗等讲了一些修改意见，在修改中采纳。《决议》指出：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我们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重要性。”创建根据地是我们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第一位。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创造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翻身斗争，进行土地改革，组建政权和发展党组织，扩充部队，建立自卫队，坚决肃清土匪。号召全党同志准备长期艰苦的斗争，克服和平思想，增强群众观点，走出城市，从事艰苦的深入的群众工作，造成干部的下乡热潮，“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这次会议在东北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一次统一思想、消除和平幻想，增强党的团结的会议，是一次坚持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的会议，把东北的局面扭转到正确路线上来，毛泽东的建立根据地指示落到实处，变成党政军民的实际行动。
合江省是东北边陲地区，日伪时改称东安省。这里是我军背靠苏联创建的最深远的根据地，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把这里划为第一个后方战略根据地。1946年7月初，东北局决定派陈伯村担任东安地区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东安地委副书记，李尔重、于杰任副团长。在哈尔滨出发前，高岗向他们谈话并交待任务。他说：“东安地区靠苏联，境内有完达山脉为依托，国民党是不易打到那里的。东北局把那里作为根据地的深远后方，将要把从延安迁来的通讯兵学校、陆军医院、军委通讯器材厂、太行山兵工厂及刚建不久的联军总部航空学校等迁到东安，还要建立大仓库储备重要的军用物资。你们带的这个工作团人最多，大部分都是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来的老干部，要把那里的土改尽快地搞起来，建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个任务是艰巨的。”高岗将东北局写给东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吴亮平同志和军分区司令员谭友林同志的介绍信交给陈伯村。他告诉陈说，工作团在合江省委和东安地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对东安地委书记吴亮平同志要尊重，他是我党内有名的理论家，曾在中央担任过重要工作，是位有经验的同志，你们要团结好，一些重要问题要和他事先商量。
七月会议结束后，东北局领导分别到各省传达会议精神，高岗到合江省佳木斯传达会议精神和“七七决议”。高岗在东安，详细听取了东安地委书记吴亮平、副书记兼土改工作团长陈伯村和剿匪部队三五九旅旅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等就土改、剿匪工作汇报。
7月下旬，在佳木斯召开合江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土改工作团领导干部会议，高岗传达了七七决议和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他强调贯彻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和坚持执行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的重要性。他说，在党的“七大”期间，毛主席特别指出，“从党、从中国革命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七大”路线的基本点是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夺取全国，我们要坚决贯彻这条路线。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按：45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讲话中强调指出，蒋介石“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一方针已经定了，我们要“针锋相对”。
他强调指出，我们所有同志要认识清楚目前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定了东北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关键是基本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斗争。农民群众不发动起来，我们就站不住脚，只要掌握了群众，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就有夺取东北的基础和保证，最终“胜利属于我们”。他还着重讲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和经验。他说，从井冈山根据地伟大意义到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性和经验说明，只有解决农民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土地问题，农民才会顺我们，跟我们走，革命根据地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战争才能获得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没有大批翻身农民的支持，东北革命就不能胜利”。战争是要有物质和人力的，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现有主力会被敌人消灭，我们就注定要失败的，东北没有我们立足之地。“根据地就是‘家’，要加强建立自己的‘家务’。”“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次农民暴动，就失败在没有根据地。”会议对高岗的传达报告进行讨论，统一了思想，增强了斗志，坚定建立根据地的决心。之后，他会见了已迁到该地区的东北局后方机关、学校领导。高岗带工作人员乘装甲火车视察了兴凯湖岸的当壁镇，看了中苏边界界标，询问这一带民情风俗，检查了土改，勘查了地形，为撤离哈尔滨和建立军工等后方做准备，作为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的总后方和战略基地。
四、指挥剿匪战斗
“8·15”后，东北“胡子”(东北叫土匪为胡子)为全国之最，北满地区是最中之最，估计“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县境内，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1945年冬至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要员进驻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大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趁土匪四处峰起之机，以“胡子”为基础组建保安队，“建军分子”四处奔波，收编加委，国民党政府委任状满天飞，什么“中央先遣军”、“中央挺进军”、“地下军”、“纵队”等，山头林立，洗劫村攻击县，配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计有“总司令”、“总指挥”、“集团军”头目31个，“军长”30多个，“师长”155名。这些“胡子”盘踞百余县，占东北县、旗三分之二左右，到处打家劫舍，非常歹毒，无恶不作。中共组织和联军初进东北只占据不到60县，有的还不巩固，经常遭到“胡子”的威胁、袭击，反诬蔑共产党为“匪”、为“八路胡子”。今天叫嚣攻打这座县城，明天叫嚷血洗那座县城，真是猖獗至极，不可一世。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阜新、北票、朝阳、彰武等城市后，这些“胡子”更为猖獗。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在重庆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并成立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但国民党又片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的谬论，以此为借口造成了关内小打，东北大打的局面；在东北停战协议成立后，仍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大举进攻。国民党加紧向东北调动部队，建立政权，抢占城市，继之向解放区进攻，加快抢占东北的步骤。东北局和联军总部逐步向北转移。接着出现关内外大打的局面，内战蔓延到全国。
北满地区在陈云、高岗领导下，立足于长期斗争的思想，集中主要部队和干部，深入铁路两侧和广大乡村，剿灭土匪，发动群众，着力建设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北满各地在分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推动下，掀起开辟根据地斗争的高潮。高岗等主要领导深入第一线，亲自参加指挥剿匪战斗，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全区。
北满在日本投降后，日、伪时期的警察、汉奸、特务和地主武装合股为政治土匪，人数众多，祸害最重，简直是土匪的天下。这些股匪又受封号加委为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遣军”等番号。他们以深山密林为基地，拥有骑兵、炮兵、电台，祸患于北满整个地区，霸占很多县城、重镇和大片乡村，控制部分铁路、公路、航道和重要战略要点，可以伏击我整连整营部队和军运列车，攻击苏军的车辆、部队。捣毁我党政机关，残暴地屠杀干部，开膛抽肠，挖心剜眼，暴尸街头，惨不忍睹。这些股匪按国民党封委的番号做了旗帜和袖标，到处招摇撞骗，捣乱破坏，以中央军的旗号进行反动宣传，散发传单，大造谣言，蛊惑人心。不少受欺骗宣传的群众认为国民党是“正统”，中央军是“正牌”，而造成对我党我军的误解。
在国民党军队未进东北前，这些“胡子”只要有人收编，“找主求生”，纷纷要求收编。国民党军队一进山海关以后，有些被我收编的敌伪武装，“明当八路，暗投中央”，纷纷叛变为匪，调转枪口，杀害我派去的干部。我北安省派到逊河县县长顾延岭被叛匪杀害，顾县长带去的十几个人全部被活埋。顾延岭是从延安抗大来的干部，死得英勇壮烈，敌人枪打他时，他大骂敌人：“我就是老八路，抗战八年没有牺牲，今天死在你们这些汉奸特务手里。”合江省留守在依兰城里的骑兵大队一百多人，在铁路南侧搜索前进，迎接主力部队途中，遭到500多土匪伏击，全部壮烈牺牲，大队长惨遭开膛挖心杀害。留守在刁翊城我独立四团被1600多名土匪包围，因寡不敌众，团政委尹良雨、教导员王北昌和一部战士惨遭杀害，有的被剖腹拉出肠子缠在受难者的脖子上，暴尸街头，惨不忍睹。
在东北地区北满的土匪数量最多，破坏活动最为猖獗。松、合两江地区又更为严重，掳掠抢劫，群众深恶痛绝。谢文东的“中央挺进军”第十军，李华堂的“忠义救国军”，张雨新的“中央第十五集团军”，孙荣久的“中央第十集团军第二军”被称为“四大旗杆”，还有孙景福、刘东山、赵秉镛、龙德荣、俞殿昌等几十股土匪，加上地主武装等几万人、枪，殃患两江地区最为严重。
陈云、高岗在分局、军区所在地——宾县注意抓典型，直接指挥松江省的剿匪除霸、反奸清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北满分局委员、松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张秀山，是陕甘宁边区创建根据地的老手，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是高岗的老战友，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高岗一起建设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贡献。在建设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们又走在一起，配合默契。北满军区和松江省军区到宾县住的很近，经常一块活动，一起研究工作，高岗直接参加制定松江剿匪作战方案和工作部署。
初进入东北的部队大部由东北局和联军总部直接指挥，投入各地的力量很少。松江军区初到宾县，能靠得住的军队不到1500人，党政干部只有六七十人。在北满分局、军区的正确指挥和积极配合下，全面分析松江形势的基础上，陈云、高岗和松江省领导确定以剿匪除霸、反奸清算开路，深入发动群众，扶危济贫，尽量满足群众要求，吸引群众支持，以创造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为中心的战略计划。同时成立剿匪司令部，高岗兼任剿匪司令。北满军区向肖华从山东开进东北的部队调来一个团，又从新四军要来两个团架子的干部，遂分到各军分区，扩编了两个团队伍，经过短期突击训练、整编，形成拳头，投入剿匪战斗。
1945年12月下旬，在高岗指挥下，张秀山、温玉成率部围剿敌“先遣第三军”取得首战胜利，打开伪满粮仓，分配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以此广泛宣传我党我军主张，扩大政治影响。接着，我军乘胜进剿，又打垮了群众称作“中央胡子”的“挺进军第二师”和“东北保安军”等政治土匪，一举夺取松花江以南的土匪盘踞的主要据点。1946年1、2月，我主力军三五九旅、山东七师开到北满和松江军区部队会合。七师开到北满时，冬衣不足，有些战士被冻坏身体。高岗得知后连夜坐卡车将军区仓库衣服送到战士中，部队领导黄克诚很受感激。主力部队和军区部队会合后，在高岗指挥下，首先扫除了松花江以北的木兰、方正等县土匪据点，大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等带领匪部逃往合江地区捣乱，伺机待中央军进来配合反扑。
合江地区匪情更为严重，属北满冠中之冠，所谓“四大旗杆”的主力在这里。合江地区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适合“胡子”繁衍、活动。“座山雕”一家就在这里当了三代土匪。土匪盘踞在佳木斯、勃利、湖南营、刁翊、林口一带，有两三万人，拥有轻重机枪、大炮、电台、战马等装备，占领十几个县，控制一部分铁路、公路、航道，并包围着佳木斯、依兰、富锦等城市，妄图在苏军撤走后(苏军原定46年2月1日前撤退)接收佳木斯和合江全省。当时，合江地区的土匪大大超过我们力量。敌人的武装特务在大白天冲进佳木斯市内枪杀我副市长；股匪攻到牡丹江市区内我军区司令部大门前；伏击我军从佳木斯开出的列车，形势异常严峻。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原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副政委，高岗命他到匪情严重的合江担负剿匪重任。方强参加了北满12月会议，高岗亲自找方谈话，交待任务说，合江的剿匪任务交给你了，要注意发动群众，消灭中央胡子的“四大旗杆”。方强随即动身到合江，于1945年12月中旬召开会议，传达了北满会议精神和高岗的指示，以“创造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为指导方针，分析了合江地区严峻形势。会议提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土匪，反对消极防御，要主动出击，在两三个月内争取剿匪工作的主动。会议根据北满会议部署和高岗的指示，制定了《合江军区的战略和军事建设方针》，开展了大规模整军训练，壮大实力。
北满军区为了加强剿匪战斗，要求各省军区首先从政治上注重对部队的整顿，以三五九旅老八路为榜样，号召部队向老八路学习，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饱经风霜的三五九旅的作风引导下，短期内完成整军的任务，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性有所提高，成为剿匪反霸的主力。
我军在进行突击整顿训练时，盘踞在合江地区的大小股土匪联合起来集结在依兰周围与我作对。1946年1月底，合江省军区各部队召开剿匪誓师大会，重点放在松花江、牡丹江两岸，以及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及其两侧，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线东北角等广大地区，采取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声东击西，忽左忽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大股土匪的策略。出师剿匪部队首战告捷，连战皆胜，消灭了谢文东一个旅的部分，摧毁张雨新匪部总部的八大处，俘敌十五集团军参谋长，卫队长、军法处长、团参谋等500多人。这一仗打开了合江地区剿匪战斗局面，鼓舞了部队士气，为群众出了气。
1946年2月，又歼灭李华堂匪部六七百人。敌人吃了败仗后流窜到刁翊等地集结。高岗指挥松、合两军区部队合围进剿，分进合击，两军区部队在通河会师。高岗、陈云在通河听取松江、合江军区部队领导汇报并作了指示。他们指出，松、合两江地区是北满匪患严重的地区，党和人民希望你们发扬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精神，不负党中央、毛主席的厚望，经受得起林海雪原的艰苦考验，尽快坚决消灭大股土匪，恢复这地区的县城、村镇，恢复铁路、公路、航道，为创造北满后方根据地做出贡献，为解放北满和全东北做出贡献。高岗当即指示，从北满军区拿出一部电台和部分枪支、弹药、经费，发给合江部队。
从此，合江部队和北满军区建立经常电台联系，及时接受北满军区领导和对作战的部署、指挥和了解战斗的结果。通河会师后，合江部队根据高岗的指示，乘胜挥师南下，两次攻打刁翊，围歼东安、富锦地区的土匪，取得重大胜利，收复了这一地区县城并恢复了交通秩序。到1946年7月，合江部队在方强指挥下，经受严寒、炎热和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转战3千里，在深山、密林、雪原里，经历大小战斗200多次，消灭7000多名土匪，缴获枪支9000余支，还有弹药、战马等大量军用品。我军由开始800多人扩大到9000多人、枪，收复了10多座县城，解放了大片乡村。春季苏军撤退后，我军我党顺利地接收了佳木斯和合江全省。同时恢复了部分煤矿、金矿、林业、水产等生产，并开始和苏联小额贸易，开辟我首次和外国做生意的先河，部分地解决了部队的给养。群众对我军的认识大大改变，说联军是“为人民服务、为民除害的部队”，积极支持部队剿匪。被击溃的土匪，流窜到深山密林，不敢轻举妄动了，合江、松江等地区稍有太平。剿匪初战取得胜利，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创造了条件。但是东北的剿匪工作仍很艰巨。《林海雪原》小说里反映了东北剿匪斗争的真实写照。
1946年后半年内战全面爆发，林彪多在前方指挥打仗，高岗主持联军总部军事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又担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兼秘书长职务，他集中精力指挥剿灭顽匪战斗，发动群众土改，巩固后方根据地建设，工作异常繁忙。成天处理党务、军事上的要事和文电、协调部署工作。高岗熬过不少没明没夜的日子，眼睛血红，为东北解放费尽了心血。6月，在东北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主持起草并发出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根据目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肃清土匪，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指挥北满各省联军和地方武装，剿灭残匪。抽出部分部队分到各地，划定剿匪责任区，采取“环环相套”、“猛打猛追”、“分进合击”等战术，分片协作，限期包剿，各个歼灭，使剿匪战斗取得重大成绩，发动群众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搞得热火朝天，加快了合江、牡丹江地区工作步伐。7月会议后，东北局抽大批得力干部到该地区指导土改、剿匪，并把发动群众、反奸清算、扩充军队、建立地方武装、进剿土匪、分配土地等工作结合起来，互动促进。此时方强另派重任，东北局根据高岗提议，决定调贺晋年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加强了剿匪工作的领导。高岗熟悉贺晋年很能打仗。贺离哈尔滨时，高岗和贺谈话，指出合江地区战略地位极端重要，剿匪工作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东北立脚，能不能坚持长期斗争的命运。他向贺司令下了死命令：“四大旗杆”实力主要在合江，谢文东是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子，对我们的威胁最大，你活捉不住这个中央胡子，就不要来见我。
贺晋年司令员到佳木斯后，听了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介绍的情况，立即开会研究剿匪工作。在纪念“8·15”一周年时，佳木斯举行几万人大会，公审日本战犯和汉奸并镇压罪大恶极者。公审正要开始，敌人的子弹射向主席台，全城顿时枪声大作，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鲜血淋漓，反革命传单还在空中飘扬，“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在通化国民党特务策划下，有3万多日本人参加暴动。
剿匪司令高岗不时询问剿匪战况，命剿匪部队负责人，要限期消灭，不铲除这些心腹之患，“我们就站不住脚跟。”1946年冬，天寒特冻，山高雪深，土匪逃进深山老林，剿匪工作极为艰难。合江省军区司令贺晋年向高岗请示汇报，提出天气暖和些再进山剿匪的要求。高说：家有匪患，我们怎能安生。北满根据地是我们的“家”，我们连土匪都消灭不了，群众怎能相信我们，群众不发动起来谁来支持我们，根据地怎能巩固，怎能保卫我们的政权？土匪能进山，我们不能进吗？之后，贺晋年指挥主力部队三五九旅不顾林海雪原和深山鸿沟的阻挡，风寒山宿和生活艰苦的困难，深入密林雪原、深山老林，追剿土匪。到1947年春，先后消灭了杨清海、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大股武装土匪。广为流传活捉“座山雕”的故事就是在此时发生的。“座山雕”(即张乐山)60、70多岁，爬山越岭赛过小伙子，张作霖、小日本都没抓住，却被一个“土八路”炊事班的杨子荣(原名杨崇贵)抓住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先后召开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谢文东、张雨新等匪首，群众拍手称快。东北电台、合江日报先后报道了贺晋年指挥剿匪的事迹。
为了嘉奖剿匪有功部队，1946年11月、12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高岗等签发传令嘉奖合江剿匪部队，表扬了贺晋年、谭友林部剿匪有功，并望再接再励，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的战斗作风，彻底歼灭土匪残部。到1947年5月，合江地区消灭了几十股土匪，为民除了大害，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后方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保卫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反奸除霸、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群众说：“日本那么厉害，也拿‘胡子’没办法，共产党一两年就把‘胡子’消灭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才怪了。”“胡子像雪霜蹂躏百姓，民主联军像太阳雪消霜化”。
北满地区的剿匪战斗，在北满军区和联军总部的领导下，进展快，成绩大，先后共歼政治土匪近8万人，消灭了有史以来从未绝迹的匪患。剿匪斗争的辉煌胜利，安定了人心，鼓舞了群众，保障了我党我军立足的根据地建设，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根据地农村出现了一片秩序井然，安居乐业的景象，为支持解放全东北和辽沈战役做了巨大贡献。
五、发动土改闹翻身
土地是刮金板，农民的命根子。占中国人口80％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和土地息息相关。进行土地改革，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东北建立巩固根据地大得民心的主要内容。东北，特别是北满地区，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可是在日伪殖民加封建统治的14年，残酷剥削、压榨，疯狂推行“出荷”、“配给”等殖民加封建制度，把农村搞得山穷水尽。“九·一八”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命东北军撤进关内，使东北3省大好河山、3000万东北人民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惨遭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持其日益升级的侵华战争，逼迫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与其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攫取路权，垄断金融，强占海关，霸占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控制和垄断了对外的经济贸易和铁路交通，把整个东北变为日本独建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还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招牌下，剥削、压榨东北人民，摧残民族工商业，把东北经济纳入日本军事化的体系中。并在东北各地铺设粮栈，垄断市场，统一收购掠夺大批粮食运往日本。据资料记载，1932年至1937年运往日本的粮食达613万余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后，日伪当局掠夺更多的粮食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对东北大米、大豆、油籽、豆油、小麦和面粉等农产品的购销实行垄断政策。1940年，日伪统治者又推行了“粮谷出荷”政策，就是把粮谷购销中的严格统制变为强制购销。1940年到1944年，日本侵略者以各种残暴手段，从东北掠夺粮食多达3660万吨。到1944年，“粮谷出荷”量竟达东北谷物产量的40％至50％，有的地方“出荷”大米、大豆占产量的70％一80％。闻名的东北黑土地被日军疯狂掠夺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广大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疾病和死亡率急剧增加，许多人因走投无路而自杀、当土匪。日本帝国主义还大量掠夺工业原料，如生铁、煤炭、石油等。在日本殖民统治的14年中，掠夺煤炭22800多万吨，生铁1200万吨。伪满时期，东北每年提供给日本的钢材占日本年产量的10％。盐、碱、铝、铜、石油不知其数。东北人民的这些宝贵资源和财富，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工业和对华侵略的重要支柱。
1945年在日本投降时，农民破产，百业凋敝，人民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西满、北满农村群众，真可谓衣不蔽体，食不饱腹。60％左右的农民没房子，没土地，没牲口，没农具，沦为佃户，不少赤贫户没衣穿，有的全家几口人穿一条裤子，大姑娘出门胸腹前遮个簸箕，冬天冻死不少人。然而，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好地集中到日伪“公家”、官家的开拓地、满拓地，分给日本移民或租给地主。地主只占总农户的5％左右，却霸占40％以上的土地；不少地主都直接养着胡子(土匪)。黑龙江省雇农、贫农占总农户的70％左右，只占12％左右的土地。日伪时期的东北政治压榨也极为残酷。封建加殖民的双重残酷统治、压迫、剥削，严刑峻罚，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日伪时期官方统治机构相当庞大，一个村养活的警察、自卫团等一百多名，随便抢劫拿要，打人杀人，农民受压迫最深，农奴加亡国奴，没有一点自由可言。政治加经济的压迫，几乎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在土匪里边有不少人就是活不下去而入伙混饱肚子的。
农民穷到这样程度，给我党恢复农村经济带来很大困难。但也有利于发动起来革命。“穷则思变”，要革命，要土地，要翻身。有人说：“辽沈战役是土改挖出来的。”
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领导，明确认识到解放区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他们想土地，爱土地，作梦离不开土地，就是没有土地。所以，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当时社会改革的杠杆，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军队物质和人员来源都成困难。也就是说，不解决这个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于是东北局及时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农业生产力，使大批翻身农民得到实惠，拿到胜利果实，真心实意拥护革命，为解放全东北奠定了物质、财力和人力基础。
高岗对土改工作团讲，农民房无一间，地无一亩，连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国民党的官僚、富豪，多数是占大量土地特权，过着豪华糜烂生活，发动土地革命，就意味着摧毁他们的“天堂”和社会基础，挖反动统治者的老根。他针对初进东北时干部是从军队中选拔的，强调军队和群众密切联系。他说：“干部从军队中来，军队从农民中来，我们必须依靠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这并不意味着纯粹是农民运动。”
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春北满分局和军区在宾县驻扎时就开始了。大体经历了没收日伪开拓地、大地主汉奸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砍挖运动”和平分土地运动等三个阶段。
高岗等到东北不久，在给中央的电报(45年11月底)和12月北满分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强调指出解决土地是根据地建设主要内容的问题。1946年元月，率先在北满地区展开了“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的斗争。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对东北建设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认识更加明确，把工作重点放在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的认识更提高了一步。正如北满领导说，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北满地区在陈云、高岗领导下以武装剿匪开路，开展反奸清算，解决土地问题。把剿匪除霸、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高岗说，单有剿匪深入不了，群众运动也不能扩大和持久。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夺取全面胜利。他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到1946年春耕前把敌伪开拓地问题解决之后，紧接着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提出反奸清算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北满地区就更大胆的抓土地改革，经营共产党的“家务”。
5月底，北满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5·4指示”，研究部署了土地改革任务。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北满地区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主要内容。“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就有了家，有了根。”东北局根据“5·4指示”和北满省委联席会议精神，于6月1日发出指示，突出强调解决土地问题。6月25日，东北局作出干部下乡的决定。北满地区都组织工作团下乡开展土改运动，分土地、闹翻身形成高潮。
7月1日，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决定，部队以各旅为单位，划定一个地区去创造根据地的责任，在剿匪的同时，各派出一部分部队做群众工作，解决土地问题，保卫土改运动，创造“自己的家务”。“决定”还指出，各地抽出五分之三的干部，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概下乡做群众工作，创造东北的立足点。“7·7决议”又一次进一步号召广大党员、革命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以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搞土改，创造根据地。7月11日，高岗审定了《东北日报》发表题为《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社论，号召全党全军深人动员，到农村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广大干部、军队积极响应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号召，掀起下乡热潮。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先后派出1.2万多干部下到基层搞土改。合江、松江、牡丹江等省大部地区组织工作团、工作队，并抽调东北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东北日报、画报等单位老干部和带一部分学员，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松江、合江、牡丹江、黑龙江等组织二、三万干部、军队和部分学员、农村积极分子土改队伍，浩浩荡荡开到农村，开展反奸清算，土地改革。
8月初，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与会各界代表180多人，讨论制定了东北民主建设的施政纲领和土地条例，并选举成立了东北各省行政联合会议(10月16日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49年又改为东北人民政府)，选举林枫为主席，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和非中共人士高崇民为副主席，高岗等27人选为委员。高岗出席会议并讲话，与参加会议代表一起讨论通过了《土地条例》和东北局建议的《施政纲领》。随后，东北局发出《关于深入进行发动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进一步指出了土改的方针、策略和任务。《指示》报中央和发各分局、省委。指示肯定了两个月来的成绩和取得了经验。同时指出“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等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使得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照顾中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汉奸、恶霸、大地主、豪绅、土匪头子。树敌不要过多，保持和巩固反内战、反独裁的统一战线。”
中央接到东北局的电文后随即回电，肯定了东北局对“各项问题解决得很好，望贯彻执行。”
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干部及民主联军官兵和群众普遍建立联系时，国民党东北行辕针对解放区群众土改运动，发布了《联保十家连坐办法》，规定：“如有亲朋来往，必须立刻向保甲长报告”，否则“户主与甲长以窝藏‘匪’论罪，其他9户连坐受罪”，以此防止革命人民活动，破坏发动群众工作。
但是，伟大的土改运动势不可挡，土地的魅力无穷，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加快剿匪为土改创造了条件，委派了一批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担任各地工作团领导，使土改运动基本健康发展。到1946年10月，松江、黑龙江、合江、牡丹江、嫩江等省将2600万亩土地分配给500多万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在土改运动中，高岗和陈云等同志，共同研究政策，指导土改运动外，他还亲自到合江、松江等地区视察土改剿匪工作，并向地方领导当面作具体指示。高岗到松江视察土改工作时强调指出，工作队到农村一律住在贫苦农民家里，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和贫雇农打成一片。特别要注意群众纪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破坏群众纪律，影响很坏，等于军事上打一次败仗。要求队员不能谈恋爱，不能占斗争果实，不能坐在地主家里搞分地。他说，普遍采取宾县的“蝗虫政策”，挨门逐户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土地政策，集中力量“吃掉”一个地区，再向全面推广，以反奸清算人手，重点打击大汉奸、恶霸、大地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分化地主，“彻底解决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一片一片摧毁封建势力”，使“农民彻底翻身”，在农村树立“贫雇农优势”。他强调指出：“谁争取了农民，谁就争取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谁就争取了农民。”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解决了土地争取了农民，大得人心，广开兵源，夺取了东北的胜利。两年多的时间，在“翻身保田保家保乡”的口号下，农民真心诚意跟共产党，积极参军，军队由十来万发展到100多万，不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是难以办到的。合江地区根据“7·7决议”和高岗的指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桦县摆了4个工作团，总结经验，推广全省。到处对积极分子启发教育，向农民扩大宣传，使农民懂得“穷”不是天生的，是地主剥削造成的，穷人要翻身，就得打倒地主，土地还老家。
经过教育——斗争——再教育，提高了群众的觉悟，自觉起来开展土地斗争。到1946年10月，合江省地主的土地转到无地少地农民手里，农民还分到了牲畜、农具和其他浮财，整个土改运动搞得平稳，并涌现出5000多名积极分子。松江省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了东北局七月会议精神和土地条例，掀起了“大清算、大破产、土地归还农民”的运动，发动农民一边诉苦挖穷根，一边算账讨债，极大启发了农民阶级觉悟，土改唤醒了千百万农民同心干，深入揭露汉奸、地主反动派罪行和清算残酷剥削账，政治、经济账一齐算，打击汉奸地主的威风，提高农民的斗志。黑龙江到1946年秋，没收汉奸、地主的大量土地分给90多万无地和少地农民。全省形成群众翻身运动，大大增强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基层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各地在“要土地、要翻身、打老蒋、保家乡”的口号鼓舞下，为保卫自己的翻身解放，农民积极投入“爱国保田”、保卫根据地的自卫战争，做到“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前方打老蒋的兵，后方挖老蒋的根”。北安地区一大地主，周围有800多户贫雇农是他家佃户，地主庄园养有武装。地主的儿子是东北局领导之一，团长王鹤寿请示高岗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北安土改难开展。高岗让王与某领导商量。某领导将父亲接出来，在部队的配合下，打下土围子，解除了武装，解放了贫雇农，划分土地、财产，铺平了北安地区土改运动道路。
1946年后半年，北满地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指示的精神，普遍检查土改工作，认为土改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发现运动发展不平衡，群众发动不充分，贯彻政策不够准。有的打击过宽，有的对大地主恶霸、大汉奸斗争不彻底，威风没打倒，群众对被斗对象没有完全划清界限和撕破脸皮。群众未真正发动起来，有的地方仍受反动势力的统治，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攻倒算；有的地方村干部、积极分子里混进坏人，有的本来就是流氓无产者，“敢想敢干”，最喜欢“共产共妻”，把地主财产和小老婆据为已有；有的地主狗腿子掌了权，拉拢腐蚀干部搞包办代替，搞假农会，坐在地主家里搞分地，遇到事情和狗腿子商量，出现分远地留近地，分坏地留好地，不交地契，不交房子，斗争果实没有切实分到贫苦的农民手里；有的只分浮财，没挖底财，封建政治、经济势力仍占优势，穷苦百姓抬不起头，分的地照旧交租，分的牲口地主使用，大房子地主住。当时称此为“半生不熟饭”，也叫“夹生饭”，不够彻底。
土改工作中存在上述问题，引起东北局和高岗高度重视。11月下旬，东北局针对土改运动中存在右的倾向发出解决“夹生饭”问题的指示，要求在解放区继续发动群众，开展“砍挖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保卫土地，保证土地真正分到农民手里的斗争。12月间，高岗在给黑龙江省委领导复信中，肯定了该省委提出解决“半生不熟”问题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工作和具体办法。他在信中说，怎样把“半生不熟饭”煮成“熟饭”？松江省提出的口号和办法是“查地挖坏根”，即在深入土地斗争的基础上，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指出，深入查地斗争是经济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两者不可分开。
1947年开春，东北局由高岗主持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和交流了发动群众和解决“半生不熟”问题。高岗在讲话中说，要彻底打垮农村的封建堡垒，保证农民获得果实，把“半生不熟饭”煮成“熟饭”，使地到手，粮到口，马到槽，枪换肩。同时把查黑地，要“地照”斗争和春耕生产结合起来，保证农民有地、有马、有农具。会议后，高岗就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和春耕等工作，向中央写信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根据上述精神，东北解放区特别是北满地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在“砍挖运动”中，合江省分配土地700多万亩，牲畜1.7万头，房子3.6万间。嫩江省分地480万亩，房子4.7万多间，牲畜1.41万头。党政军民协作，掀起了“斗倒大树，彻底分地”，“砍大树，挖坏根”的群众性“砍挖”高潮，实现“粮到口、地到手”。松江省在1947年夏秋期间，又挖黑地110多万亩分到农民手里，还挖出粮食4万多石、牛马1万多头，衣服2万多件，全部分给贫苦农民。松江省先后共分配土地1175万亩，牲畜1.3万头。同时挖出不少黄金、白银等底财，对于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各省在“砍挖运动”中都取得一定成效，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自觉地起来斗争，苦大仇深的农民，在群众大会上声泪俱下控诉地主、汉奸、恶霸的压迫、剥削罪行，分清了好人、坏人，农民扬眉吐气，并真正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利益，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反动派的威风扫地。“封建制度经过最后一击，终于被彻底摧毁了。”
但是在“砍挖运动”中出现农民进城没收地主工商业者的财产和抓人的苗头，有违犯商业政策的现象。各地根据东北局指示，作了控制和纠正，注意了工商业政策，使运动较健康发展，满足了农村人口60％多的雇农、雇工、零时工的要求。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增加了雇工、零工的工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群众得到实惠后，打心眼里高兴，他们说：“八路黄不了，江山要坐牢”。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针扎之地甚至连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农民，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脑满肠肥的富豪的土地上卖力，现在分到房子、耕畜、土地，高兴的睡不着觉，起来摸摸牲畜，一夜到地里跑几遍，是做梦也没想到的美事。伟大的土改运动唤醒千百万农民的积极性，“保田保家保乡土”，坚决拥护共产党，积极“保田参军”，“上前线打老蒋”，使北满成了雄厚兵源和练兵的基地，以大批新兵补充了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同时，锻炼出了一批土改工作队伍。1947年后半年，派往南满四个土改工作团开展辽东地区土改工作。
东北地区到处可以听到农民唱着《翻身歌》：
万里长城关连关噢，关东一片好河山，
春天的森林遍布矿山，遍地的庄稼叫人喜欢。
万里长城弯又弯噢，关东人民多呀多灾难，
蒋介石不抵抗把人害，十四年冤苦说也说不完。
中国人民四万万噢，坚决抗战鬼子完了蛋，
“八·一五”解放人人心喜欢，蒋介石又来打内战。
白山黑水浪涛天噢，东北人民起来把身翻，
清算斗争分地又分房，倒尽了苦水冲了冤。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问题，革命就不能胜利。曾经不少农民起义者都认识到这一点。李自成提出“均田”制，太平天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后来，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就连蒋介石也声言“务须使耕者有其田，此为我军与‘共匪’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厉行，勿误。”他们都认识到土地对政权的重要性。国民党在山东等地搞过改造农村试点。但是，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加之手握大权的都同土地有关系，特别国民党的官僚和地方富豪，都是凭着占有土地特权、优势，过着“天堂”生活，实行土地革命，就意味着失去“天堂”优势，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革自己的命。所以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实际动手做，结果都失败了。只有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深谙中国国情，最了解人民，为人民服务，言行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实际干了，解决了土地问题，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取得革命的胜利。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才意识到土地、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和减租减息政策，对所谓的“复兴基地”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7年秋，党中央针对各解放区不断扩大的形势，委托刘少奇同志负责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早在4月间，调彭真到中央工委筹备土地会议前期筹备工作。此时，晋绥、冀晋地区正在进行土改和复查工作，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左”的倾向，康生、陈伯达去这里考察土改时，带工作团到晋绥搞土改试点，把过去土改工作成绩全盘否定，认为干部都是土改的“绊脚石头”，撤掉几个地、县委书记，划成份要“查三代”，打“化形地主”。到处宣扬“贫农坐天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把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上山吃草”的错误口号，追浮财，挖祖坟，这样一来，“左”倾问题更为严重，让游民阶层、二流子掌权唱主角，斗争基层干部，不讲政策，到处出现乱批乱斗乱杀的现象，打死打残不少人。有的地方把尸体吊在树上，惨不忍睹。这种乱斗乱杀的冒险主义，涉及到河北等省几个县十多万人，平山县三天打死、自杀100多人，晋西北康生坐镇郝家坡村30来户被整死几个人。甚至农村支部决定杀人，主要领导人还说什么“要杀就杀干净”，“地富扫地出门，赶上山”。把地主富?９9lｉｂ.农在减租减息时投资的工商业者定为“化形地主”，要“搞光它”，“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干干净净，工厂农民不需要就归公”。在抗战时期中央有个政策，鼓励地主转工商业者，保存自己的财产。土改时把他们都打倒，没收他们在城市集镇上的工商财产，并定为“化形地主”，还把中农当富农斗。《晋绥日报》发表报道和社论宣传“左”的做法。土地工作会议筹备时，受了这些观点的影响。
7月中旬，土地会议在河北省的西柏坡召开。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根据晋绥等地区土改的“经验”，把解决土改中右倾保守思想及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强调反对右倾而忽视了“左”倾。会上刘少奇发表了一些错误意见，基本肯定了康生等在晋绥的做法并强调推广晋绥的经验，导致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侵犯中农和侵犯工商业等“左”的错误。会议规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党，农民有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面的干部。”晋冀鲁豫中央局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把土改运动中“左”的倾向推向极端。10月初，中央局在所在地冶陶召开土地会议，集中全区县团级以上干部1700多人，会期80多天，揭发批判土改中的所谓“右倾”错误，开展“三查”(即查思想、工作、阶级)的整党运动。会上集中揭批“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地主富农思想”。中央局在会上宣布了一批因土改中所谓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处分的人员名单，有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内的31人被开除党籍，142人受到留党察看等处分。一些党组织被认为实际上成了“反人民的小集团”，有3个市委领导机关被撤销，3个县委机关被指责，一个公安局被撤销。此前，有一个国家干部将自家多余的土地献出来，分配给无地农民，帮助农民翻身。这本来是好事，在本地掀起献地运动，多地户踊跃献地。可是，会议上将献地的那个干部进行严厉批斗，突然变成罪过。中央局主要领导在大会指责说：“献地运动是改良主义方向，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要给予严肃批判。”
东北局于8月8日发出指示(即88指示)指出：对中小地主在城市的工商业，不论其大小一律不动。对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的工商财产须处理时，必须经过城市最高党委同意，由政府和公安机关执行。在此前，东北局就注意了保护工商政策，多次强调斗争的对象是大地主、汉奸、恶霸，“对中小地主不赶出大院不挖财宝。”这实际和土地会议精神相悖，在纠正土改中左的做法。
东北局对土地会议一些左bbr>..的倾向有看法，推迟到11月底才开始传达会议精神，并根据东北实际情况，经过一段准备。特别是高岗对土地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有些消极观望，在制订若干补充办法和划分阶级标准的具体规定中，对土地会议精神有些改变。高岗认为东北土改“砍挖”中已出现了“左”的偏向并正在纠正。在贯彻土地会议精神时，干部和群众说正在纠正“左”的做法，又叫搞“左”，的。9月初，高岗到冀热地区，深入实际，调查了解、发动群众和召开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同时研究部署东野南下作战，关门打狗的准备工作。据何英武、李锐等老同志回忆，冀热地区当时领导不深入实际，工作浮漂，仗打得不好，土改不彻底，“夹生饭”严重。延安来的干部有意见，向东北局反映，高岗是来解决问题的。高岗一来就到各地找工作团、地委书记了解情况，发现不少问题。9月22日，召开冀东区土地会议，参加县以上干部300多人，主要检讨前一段中作自我批评。高岗在会上作了讲话，针对干部作风，要求丢弃小我，深入群众，去掉毛病，去掉官僚主义，搞好工作。他说：“共产党人没有不犯错误的，有错误改正就是好同志。”如果阳奉阴违或采取两面态度，“就必遭人民和党的遗弃”。要想不犯原则错误，首先必须站稳立场，坚决去掉官僚主义，“一切要从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利益出发。”会议开了30多天，重点研究讨论如何开展土改工作，积极联系群众，研究文件，提出土改的具体办法，统一了干部思想认识。会议对于土改中的不良作风和做法提出加以纠正办法。他还根据赤峰、热河等地区了解的情况和发现存在的问题，让东北局于9月下旬发出《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严禁打人的规定》，明确指出：“在土改和群众申冤运动中，要教育群众说理斗智。”
据热中地委委员何英武回忆说：我和高岗是老朋友，45年带抗大一个分队到东北时留在热河，他找我了解情况，我把热中的情况介绍给他。高在热中土地会上讲话对与会者鼓舞很大。比如说：当前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主要表现在我军的大反攻，不断取得胜利，仗越打越大。革命高潮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军队从哪里来的？“土地革命母亲生出来的。”我们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农民拿起枪杆打封建势力，打卖国贼，他们为保卫土地、民主、独立和正义而战斗。现在人民军队大反攻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大反攻，就不能胜利。”
高岗对贯彻执行土地会议精神持消极态度。他认为先解放地区土改已搞得差不多了，有夹生饭的，只属抽肥补瘦，不一定要打乱重平分，受到中央工委的批评后，于12月1日，东北发布了《告农民书》和在农村划分阶级和若干补充办法等文件，号召大家一齐动手，自己当家办事，推广了“平山县经验”，彻底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会后各省都召开会议传达土地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平分土地高潮，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也出现了左的倾向。把中农当富农斗，地主不分大、小扫地出门。
东北当时设有10个省，实际有松江、黑龙江、嫩江、合江、牡丹等8个省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封建势力达到摧毁，农村贫雇农的优势已经树立起来。再打烂平分给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有些是重复工作。
12月下旬，高岗在冀热分局召开热中地、县和分局工作团领导干部会议，高岗作的《如何转变作风完成土改》的报告中讲了些左的观点，致使该地区出现左的做法。他在报告中讲了土地革命高潮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彻底改变我们的作风、整顿队伍、大进军、群众路线等五方面的问题。沿用晋绥的“经验”，要求改变过去“老一套”的做法，要搬掉“绊脚石”等错误，步了晋绥左倾后尘，忽视了防左。
期间两地召开军队领导会议，主要布置、研究翌年南下作战的战场准备事项。本来，在北满地区土改中，解决“夹生饭”的问题时，开展“砍挖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左的偏向，对中农和工商业者的政策强调不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农民进城向地主工商业者清算，有的造成了城市瘫痪。开始纠正时，又贯彻土地会议精神，左的倾向又有发展。张闻天在合江省搞得平稳并提出保护工商者的政策，报东北局，高岗看后即批送各领导阅，遂即在全东北，特别在北满各省执行，纠正了不良倾向。可是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指导下，辽东等新解放区出现了乱斗争，打击中农、打击工商业的偏差。
毛泽东从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那里了解到“平分土地”中左的错误，责成任弼时认真研究土地会议有关文件，进行调查。他向山西来绥德当地委书记的张邦英(张正是康生工作团成员之一)了解情况并写了材料，才知道晋西北搞得乱七八糟。遂调李井泉(时任晋绥分书记)、林枫到杨家沟汇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任弼时受毛泽东的委托起草指示，纠正土改错误。任弼时从10月抱病开始重新修改——实际有些是重新写了《土地法大纲》，以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
11月至12月，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会议，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人参加。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批评了晋绥土改中左倾错误。会议讨论了土改和群众运动等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和《土地法大纲》。
任弼时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批评土改中左的做法说：这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左倾冒险主义倾向。”会后，中央转发了任弼时的报告。会议对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作出决定。规定对罪大恶极的人要法庭审判，坚决不多杀，不乱杀，反对肉刑，不动手打人，纠正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受毛泽东委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以及工商业政策等做了系统的阐述。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任的讲话，作为我党指导土改的政策依据。毛泽东对土改发出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划分阶级成份标准》和电报、批示等20多个文件。毛泽东从陕北过黄河后到西柏坡的沿途调查研究，还找地方领导、土改工作团座谈了解情况，在山西兴县批评了晋绥的错误。费了很长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纠正土改中出现左的错误，把土地改革和城市工商业政策航向拨正。1948年秋在西柏坡村，毛泽东和贺龙、师哲一起吃饭谈到土改时说：“土改中出现左的错误，不应提出消灭富农。”贺龙说这有什么差别？顺便解决它不好吗？毛泽东说，就你那么革命，我就不革命，那么喜欢富农？“左”就左了，不对就是不对嘛。后来贺龙向毛主席承认了错误。
1948年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发给刘少奇，对土改中的错误作法进行批评。其时，还批评了新华社在土改宣传中的“左”的偏向。2月9日，中央转发了刘少奇对东北打击宽的报告，指出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宽，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改变政策。东北随即复电党中央、中央工委，并召省委书记会议提出纠正办法。刘少奇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
东北，由于推迟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左的做法开始不久，即按杨家沟会议决定进行纠正，并向中央写了《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的报告。《陈云文选》收入了辽东改革土地的报告，并主动承担了他在辽东主持土改工作中的责任。
3月初，高岗从热河回到哈尔滨，东北解放区基本结束群众“专政”的群众运动。上旬到月底，东北局召开省委书记会议，全面总结了平分土地运动。会议上肯定成绩时，着重分析了运动中产生的“左”的偏差及其根源，提出继续纵正偏差的办法。高岗在会上作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他肯定土地改革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封建势力打倒了，贫雇农在农村占了优势。指出，产生的偏向不容忽视，有些比较严重，按党中央、毛主席和东北局有关指示，坚决纠正。
报告指出东北解放区确实解决了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农民取得了独立进行生产的手段，有了土地、房子、牲畜、农具、粮食、衣服等。松江、龙江、合江、嫩江等四省不完全统计，平分土地5千多万亩，牛马40多万头，粮食1400多万石，挖出金子19万多两，银子4700余斤，衣服520万件。合江省经过没收日伪开拓地、分地主的土地和“砍挖运动”及平分土地的四个阶段的斗争，农民每人分到7——12亩土地，每40——70亩地即有一头牲畜，大多数贫雇农每家有一头牲畜，房子、衣服等都得到解决。工商业由2万多户增到4万户。黑龙江省绝大多数农户有一匹马，共分到牛马11万头，所有贫雇农都分到土地，共分土地170万垧(每垧15亩)，还分到250多万件衣服，10万条被褥，13万尺布，40万石粮食以及黄金10.058万两、白银12.07万两和现洋等，地主、富农过去的统治地位与威风，随着他们的封建剥削一去不复返了。贫雇农团结中农真正掌权了。周立波(松江省委宣传部长)亲自参加土改运动，后来写的《暴风骤雨》著名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东北土改运动。
报告还指出，这次运动充分发动了群众，合江省有80——90％的贫雇农参加了土改活动。黑龙江省贫雇农参加土改活动人数占总人口80到85％，高者达95％，涌现积极分子2.6万多名，其他各省大体与此相仿。整个农村贫雇农阶级成为农村最活跃最积极的阶级，成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支柱。群众发动起来，生长了新的力量，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松、合、嫩、龙四省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培养了9万多名积极分子，还审查了有问题的干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阶级教育，党和群众进一步结合。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大事，贫雇农团结中农做了农村的主人，农村民主势力成为统治力量了。
总结中没有护短，报告对“几种左的倾向”和“偏向的根源”进行分析。指出，不少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有人认为对中农应先“专政”一时，然后再去团结，有的超出政策范围满足贫雇农的思想而伤害中农的利益，更有甚者把中农看成是地主富农的“狗腿子”，凡有轻微剥削(中农也有雇人的)的中农都算富农。好些地方侵犯了工商业者，农民进城抓地主，没收他们的财物和商店，部队进城后，也没有严格执行工商业政策，有的把农村做法搬到城市，出现发生乱打乱杀人现象。有的地方把地主与富农的界限混淆了，出现把地主扫光，“赶出门”的简单做法。把富农和地主一样斗争，等等。这些偏向问题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存在一种，有的存在几种，有轻有重。合江省是比较平稳的一个例子。报告指出，出现上述偏向根源是，对当时东北实际情况没有做周密的具体分析，对过去的群众工作没有很好讨论总结；去年11月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精神)只强调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一面，而没有足够强调团结中农和不侵犯工商业的另一面；在划分阶级成分上有疏忽与错误。坚持政策强调不够坚决，使各地片面强调运动，不管政策，还提倡“运动等于一切”、“运动高于一切”、“运动解决一切”、“运动就是教育”、“运动不要怕乱”、“需要乱多久就乱多久”、“没有大乱，我们的手就放不开”等错误口号。有的不把政策看成工作的指南，而看成是阻碍运动的“绊脚石”，说什么要搬掉石头；片面强调“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的意见就是政策”，“贫雇农的要求可以修改党的政策”，等等。
这种形“左”实右偏向存在一至两月，主要是河北土地会议后。会议根据中央1月19日、2月11日、2月15日指示精神和高岗在冀热察辽地区实地考察及东北实际情况，提出纠正的办法。报告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首先打通干部思想，进行具体政策教育；要依靠贫雇农，通过群众自己的觉悟认识来纠正，在纠正中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纠正偏向要与当前的生产运动紧密结合等措施，并明确确定了具体政策。《东北日报》全文发表了高岗关于平分土地《基本总结》，对提高干部思想政策水平，及时纠正“左”的偏向，巩固土改成果，起了积极作用，并为此后解放的地区提供借鉴。从而，使平分土地运动中出现的偏向和城市工商业政策贯彻不够准确的问题及时得到纠正，做到既落实了党的政策，又保护了贫雇农和中农以及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为解放全东北乃至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会议之后，高岗、陈云等几位主要领导，联名致电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就土改方面工作和政策等情况作了报告及说明，并作了检讨。
第十七章 在东北决战的岁月里
前面已经讲到，东北地区是抗战后，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地区。我党我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指挥下，同国民党经过三年珠死较量，终于打败了国民党百万军队，解放了东北全境，是我党最先完全控制的第一个大区，变成了推进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和前进基地。党中央在解放战争中，把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放在东北，作为东北地区主要领导人员之一的高岗，会同其他领导人一起，精心组织、策划和指挥了东北战役，取得全面胜利，震惊中外，敲响蒋家王朝崩溃的丧钟。
一、全面发动反对内战运动
1946年，国民党统治者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要求和坚决反对内战的呼声，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的一切协议，丧心病狂地掀起大规模内战高潮，想用武力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可是蒋介石也看到共产党已经不像在“江西那样好对付了”，当时，“人心厌乱，兵心厌战”，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心理”，“反内战求和平”已经成为“大众的呼声”，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在实现和平，反对内战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打出“和平建国”的旗号，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他盘算着：(一)如果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就可以造谣中共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罪责加在中共身上；(二)毛泽东来重庆，可以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三)可以争取时间，调运军队，部署内战。
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三次电报后，得意地对他的心腹们透露了他的诡计：毛泽东不会前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来，我们就明令讨伐！他来，我们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挥兵北进，把他们包围和消灭。
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早已被中共所料。中央在延安枣园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毛泽东主席去重庆的安全问题，高岗首先发言，坚决不同意毛主席去重庆，说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什么事情也会干得出来，“4·12”以来他害了我们多少人。……大家建议让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去重庆。斯大林电报催毛泽东去重庆并承诺由苏美两国对毛的安全作保。
毛泽东坚定地说：“为了人民，为了和平，我非去不可，不去怕是没有出路的。万一打起来，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个党呀，是打不垮的。……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英雄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毛泽东毅然率代表团到重庆谈判，大出乎蒋介石所料。同时，延安根据毛泽东部署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的进攻。
毛泽东去重庆时，刘少奇、朱德和高岗等中央和西北局领导及千人到机场送行，都对毛泽东去重庆的安全很担心。所有到机场的干部表情沉闷，忧心忡忡。朱德对周恩来说：“润之兄的安全拜托你啦。”彭德怀说：“翔宇兄，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哟，全中国只有一个毛泽东。”高岗说：“毛主席的安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国共两党谈判，在国民党一拖再拖，经过43天的斗争后，达成“双十协定”，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他表面上同意国共合作和平建国，骨子里仍坚持反共灭共既定方针。
“双十协定”签字后，蒋介石对他的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向解放区进攻。同时美国派飞机、军舰为蒋介石运送部队到华北，抢占向东北发展的战略地点。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不久，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积极部署全面内战。3月27日，东北停战协议成立。31日，国民党破坏协议，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进军。4月1日，蒋介石在反动派包办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议。其时，北平军调处派人要到东北；北满军区指挥各省军区组织力量，占领一些城市，并象延安一样发动大生产运动，为军调处我方人员(中共代表周恩来、顾问饶漱石)在谈判桌上造成有利条件。北满各地根据分局和军区指示，随即召开党委会、军区会议，调整军事部署，精心指挥剿匪，打击国民党保安部队。同时，组织机关、军队和群众掀起了第一次大生产运动，处理日伪开拓地，恢复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接着，在苏军撤离后，一举解放了齐齐哈尔、哈尔滨等一批大、中、小城市，北满部队不断壮大，歼灭了敌人在北满的大量有生力量，为军调处我方代表创造了有利条件。到7月底，东北民主联军和地方武装消灭蒋军14万多人，缴获长短枪4万多支，机枪1500挺，各种炮558门，冲锋枪450支，飞机5架，汽车150多辆，还有大量弹药、装备。
蒋介石发动的全国性内战爆发后，高岗以陕甘宁边区参议长和各解放区参议长身份，联名数以万计各界人士，呼吁制止内战，呼吁美国军队撤离中国。反内战运动，在全东北广泛展开，对人民群众教育鼓舞很大，全国有1亿多群众参加反内战游行抗议活动。
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指示，突出强调发展地方武装，动员新兵员，补充主力(我军从四平、长春撤退后有的师不足3千人)。“指示”还对军事作战、兵力部署、军工生产和党政军工作适应变化了的严峻新形势作出具体要求。6月11日，高岗等东北局和联军领联名致电各兵团并报中央，指出敌愈分散愈易被我歼灭，我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感到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放弃某些城市，可以诱致敌人拉长分散，换取歼灭敌机会。这个电报对克服一些人的悲观情绪发挥重大作用。
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在东北停战暂呈缓和状态期问，针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势头，抓紧时机，整编部队，扩充武装，准备自卫反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同时发出补充主力和加紧作战准备的指示，指出：东北我军由于战争中的不断消耗，一般的部队还没有达到初来东北时数额，为了加紧作战的准备，“各省应负责在每个工作区，从自己的地方兵团、县大队和独立营中抽调出二千到二千五百人的建制部队补充各该工作区的主力部队，以保证每一个主力师、旅除充实现有三个团外，另增编一个补充团，充实该师、旅到1万人左右”。“地方党、地方兵团的同志应该自觉的当所谓‘兵贩子’，认清源源不断的补充主力，正是地方党和地方兵团的责任”。
经过扩军整编，东北主力部队整编为5个纵队，10个独立师，44个独立团，初步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总兵力达30多万人。
各军区还组建了一批二线兵团，以备及时开赴前线，补充主力。高岗亲自主持扩军和二线兵团的建设，这是他南梁创建红军时组建第二游击队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老办法，使主力部队经常保持后备兵源，为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作好准备。
当东北地区正在贯彻“7·7决议”，大搞剿匪、土地改革和整编部队，准备“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时，蒋介石的内战部署完毕，部队调到前线。国共都做好准备，一个要进攻，一个要反攻；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目标明确，针锋相对。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声明，宣布“调处”失败，支持蒋介石放手打内战。国民党政府撕毁东北停战协议，美国空军军官陈纳德在蒋管区设立空中运输公司，为国民党往东北运送军事人员和物资。蒋介石提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开始进攻热河解放区，并先后向我辽东、辽南发动进攻。美国援蒋钱、物源源不断，到1948年夏，援助的贷款、物资等价值43亿4千万美元。美国出钱，蒋介石出人，以为可以打败共产党。
1946年9月4日，针对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林彪、高岗等东北局领导联名发出对敌作战原则指示，指出：“采取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根本方针”的十条原则。8——15日，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亦称九月会议)，围绕着东北敌我斗争形势分析，此前东北形势处于和缓状态，抱有和平幻想的人提出“和战”问题。会议对蒋介石的政策是“洗脸还是杀头”的问题展开讨论。林彪说对蒋介石是杀头９9lｉb?政策还是洗脸政策？对蒋介石有两个，一是对蒋介石本人杀头还是洗脸？二是一党专政的并不重要，“对他的反动政权必须推翻！”“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正在讨论时，新华社发表了《蒋军必败》的社论，提出抛弃一切和平幻想，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使会议讨论的问题得到解决，明确了革命的根本目标是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16日，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此时，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休整、扩充，翅膀已经硬了，后方根据地日益巩固。东北局于19、23日发出准备粉碎敌人进攻哈尔滨、东安等地的指示，命令各军区迅速完成补充主力的计划，派大批干部加强土改工作团(实际是临时党委)，掌握可靠的群众武装，扑灭反革命叛乱。后勤部门以最大力量抢修铁路、公路，组织交通运输和军工生产，保证前方供应。高岗亲自审改签发了这些指示，并指示《东北日报》发表了题为《东北军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号召东北军民紧急动员起来，随时准备粉碎蒋军的进攻。高岗对舆论工作一贯很重视，延安时期就用报纸在发动大生产和击退三次反共高潮中，充分发挥了舆论的作用，他自己除对《解放日报》工作加强领导外，亲自撰稿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文章、讲话等50多篇。
寒冻即到，一些人有畏敌怯敌情绪。林彪自四平“败走麦城”之后，胆略有所影响，对南下渡江作战有后顾之忧。高岗对中央指示和《蒋军必败》社论中央军委指示反复琢磨，心领神会，坚定地提出主动出击的建议，“不打莽撞仗，要有决心打硬仗”，以他那素有所谓的“二杆子”劲对林彪下决心以极大壮胆、支持和启示。他还向林彪介绍在南梁时期对敌人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几个小游击队把敌人一个正规团打垮的经验。早在延安时，毛、高交谈陕甘反“围剿”情况时，毛泽东很欣赏高岗这种“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进退有据，始终主动”的打法。
二、指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东北国民党军为实现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先击破南满我军，再向北满进攻。在1946年10月中旬集结了10万兵力，分三路向南满解放区进犯，在半个月内就侵占了几座城市，并向安东(现丹东)进逼。
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又一次狂妄的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东联总针对敌人进攻势头，针锋相对，林彪、高岗等决定主动出击，实行南打北拉、北打南拉、互相支援的作战方针，迫敌两面作战，并就目前东北情况与工作方针问题向党中央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分析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后，提出我党在东北斗争的方针是：第一步力求站住脚，首先巩固现有地区，在将来则扩大现有地区，并准备将来在军事上渐渐转到平衡的地位，进而转到优势并形成对全反动政权是改造还是推翻？高岗首先发言，他说现在看来对待蒋介石的头杀不杀国的影响。具体工作最主要的是首先发动农民群众，其次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军队，作战方针上采取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着重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保持中小城市与广大乡村。
10月31日，高岗等4人联名报告中央并告肖华、江华、程世才等，指出目前敌人利用松花江阻我北满部队而集中主力进攻南满与西满，最近正在布置攻洮南。长春以北兵力空虚，我军拟以5个师兵力，令火车运输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人发动攻势，以各个击破敌人的方法求得歼灭敌人，以破坏敌人攻洮南的行动及策应南满和破坏敌人进攻哈尔滨的计划。电报还指出，敌人已深入西满南满，而关内尚未增加出关的条件下，我们突然出现在松花江以南进攻，故敌必无力将我驱逐，而在约一个月以后，彼如调兵向我进攻时，届时松花江已结冰，使我运动甚为自由。故目前出击不致被敌打回，一月后敌人打我时已无后路顾虑。
决定做出后，联军总部指挥四纵队在南满新开岭地区发起对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战役攻击，全歼二十五师(号称“千里驹”)8900多人，活捉敌师长李正谊，取得了东北战场上第一次全歼一个完整的正规主力师的胜利，给予深入南满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迎头痛击，打响了运动战并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第一炮，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联军的斗志。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遂决定成立南满分局和南满军区(亦称辽东分局和军区)，陈云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劲光任军区司令员，肖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加强了辽东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
东北局和东联总遂对辽东的战略任务发出指示指出：“目前你们的根据地任务是削弱与抑留敌人，保存自己，坚持根据地。”还指出“你们更须准备敌向南满抽兵北上时，猛歼灭敌人，这是整个东北战略形势上极端重要的一着。”
为了配合南满作战，东北局和联军总部于12月11日向各军区发出《关于地方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敌有乘松花江结冰期间向北进攻的极大可能，敌目前可能出动的兵力约四、五个师，目前除我主力准备打运动战外，我各地方部队应即准备打游击战。”《指示》要求松江、吉林、辽西、辽东各被占区内各地党必须迅速在部队进行指战员的动员，加强领导机关，提高信心，研究活动办法，具体规定各部队活动地区。
16日东北局、东联总领导接到了辽东分局、军区领导关于南满兵力部署意见的电报后，17日，林、高、彭联名发出坚持南满局面给辽东分局、军区的指示，提出内线作战、内线外线相结合作战和少数兵力处于内线主力到敌后外线作战三种作战方式，指出南满的斗争必须要有抗战时期的那种困难局面下艰苦斗争的思想、行动上的准备。主要是巩固内部，结合群众，依托广大的山区，加强下层领导，采取大胆而精细的处置，各个歼灭分散的敌人。
辽东分局根据这一指示，作出将主力伸进敌后，以三纵坚持在临江地区，以四纵深入敌后与地方武装配合歼灭敌人的部署。东联总立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指出坚持南满斗争，“意义甚大”，使“我们仍能保有广大土地与人口，使敌不能全力向北摧毁北面的根据地，使我南北依存。”
此时，国民党纠集6个师兵力，向南满发动进攻。我东联总根据敌人的进攻态势，决定坚持南满，保卫北满的方针，采取南满困难，北满出援，北满紧张，南满支持，又拉又打，互相支援的战略战术，叫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顾。
1947年1月初，北满集中了12个师的兵力一下江南作战，林、高亲自指挥，部队向中长路两侧长春、吉林以北广大地区分散守敌展开了强大攻势作战，配合江南战场，迫敌北调，减轻临江地区的压力，并造成歼灭敌人的条件。至1月中旬消灭敌人4千多人，取得胜利回师江北。敌人慌忙抽兵回援本溪等地，而后撤回通化，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对临江的进攻。当时气候异常恶劣，我军冰天雪地下江南，冻伤几千人。
中央军委于1947年1月11日给林、高、彭发出指示电，肯定了北满、南满部队所采取围城打援方法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并指出“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有生力量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1个师以上，就可能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就可以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
2月10日至12日，联军总部召开主力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一下江南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不打莽撞仗，要打硬仗和要有好的战斗作风。会议决定二下江南作战，认为目前南满、北满及关内的状况，需要打好这一仗。林彪作了会议结论。
高岗《关于北满部队第一次出击松花江的情况》报告毛主席，介绍了一下江南的经验。
东北局根据会议讨论的问题，作出八项工作决议。《决议》指出发动群众是全部的中心环节和建立军队、整训队伍再战。要求北满在一个月内10个师每师补充到1万至1万2千人。同时，指出粮食、农业、工业、军工生产和培养干部，继续剿匪；敌后工作，组建武工队，镇压反革命，精简后方等工作。这一决议报中央后即复电：“完全正确，坚决执行”。
接着，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继尔调集4个正规师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进行第二次进攻。我军集中4个师，向进犯之敌反攻，歼敌4千多人，粉碎敌人进犯。敌人不甘失败，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在第二次进犯临江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又集中5个师兵力向临江解放区发动第三次进攻。我南满军队奋起反击。林彪、高岗指挥北满部队二下江南作战。2月21日集中了12个师兵力，以奔袭方法歼灭了吉林西北城子街、九台、农安等地敌人4千多人，并包围了德惠的敌人，收复了辑安，金川等重要城镇，先后歼敌7800多人，配合南满部队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对临江的进攻，击破了杜聿明“十天打下哈尔滨”的谎言。
这一战对杜聿明吃惊不小，急忙调进攻南满的七十一军陈明仁部增援德惠，我军回撤诱敌过江歼灭之。我军正在回撤过江时，大部队已过江，尾部和运输队正在过江，国民党打开小丰满水库，几里江面水冲冰块顺流而来。干部战士和民工，有的挽起裤子，有的脱掉裤子，涉着齐膝齐腰的水强渡，滑倒了又爬起来。棉衣涉水很快冻成冰棍。满载武器弹药、粮食物资的几十辆大车陷在江心，牲畜冻僵淹死。部队以排、班为单位，互相拉扯扶架，对躲不过的冰块，用刺刀劈，枪托挑，有的炮弹被冰块撞爆，冰块水柱冲天而起。好歹上岸的人，衣服冻成冰棒，用枪托敲掉冰块，慢慢走动，有的抽筋、冻僵、冻死。
杜聿明借此为解窘迫，将计就计，虚张声势，编造什么“德惠大捷”，对外宣传“歼灭共军十万”，糊弄蒋介石，为部下鼓劲。南京蒋介石接到“大捷”电报高兴得不得了，亲自直接命令孙立人、陈明仁的新一军、七十一军，乘胜“渡江追击”。杜清知自己的虚张声势“大捷”，共军不是战败而撤，主力并未损失，过江只能送死，捏着两把汗暗暗叫苦。他急令孙、陈迅速回撤，不得冒进。杜聿明在德惠见到孙、陈两军长告诉实情，并研究了对付共军可能再次进攻的战备，快速回防，保卫长春。
1947年3月初旬，没有出杜聿明所料，他正在火速回撤时，民主联军北满部队第三次下江南作战，使杜聿明又大吃一惊。16日，我乘松花江解冻前歼灭敌八十八师全部和八十七师大部后撤回江北，共歼灭敌人6500多人，为南满减轻压力，保证了“四保临江”胜利。北满部队回师江北时，顺便进行中长铁路“大翻身”，破坏有关段落，阻止敌人通行。中央转发了东北铁路“翻身的经验”，发至各部队将领。群众说：八路军是“扒路军”。
杜聿明跑回长春，急令新六军、十三军防守长春，以防共军攻城，始惊魂才定。他对郑洞国说：校长(指蒋)事事瞎指挥，搞得我措手不及。长春兵力空虚，共军真来攻城的话，长春不保，你我要成为党国的罪人！
南、北满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取得胜利，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部队进行休整扩编，总结“南打北拉，北打南拉”运动战的经验。高岗特别强调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和创建根据地及消灭8万土匪的经验。经休整扩编，北满部队为3个野战纵队和7个独立师，兵力扩大到20万人。至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达到30多万人，基本形成拳头，已具备运动战的条件。经过几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转变敌我形势”，敌人由进攻到防御，我军由防御到进攻的历史性转折。
当时有一首《筛豆子》快板诗形象地概括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
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
北满打了它的头，南满打了它的腰。
让它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筛豆子，大家干，咱把反动派筛几遍。
南满消灭它几个团，北满消灭它几个师；
机动兵力筛完了，可筐再打歼灭战。
三、扭转东北战局
截至1947年春，国民党苦心发动的全面内战破产，他的部队遭到我军在各个战场上有力打击之后，损兵折将，丢城失地，锐气大挫，被迫调整战略部署，放弃全面进攻解放区，一改“全面进攻”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两翼实施重点进攻，东北战场被迫转入守势。
3月18日，党中央撤离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形势异常紧张。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蒋介石在高级将领会议上狂叫：“不灭共匪，死不瞑目”、“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三个月消灭共军”。我军针锋相对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到清涧枣林坪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到底往那里设？大家意见过河，到山西解放区去。毛泽东执意不离开陕北，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长征以后，我们象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是陕北的小米、延河水使我们恢复元气，使革命站稳了脚根。”
任弼时等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力争毛泽东过河。毛泽东生气地说：“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哪里群众拥护我，哪里就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有保证的。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带领广大人民浴血奋战创的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后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指挥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又成了党中央、毛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中心。为稳定党心、军心，拖住胡宗南部，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寻机多次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直到1948年春继沙家店战役后，取得宜川大捷，西北战局扭转，由防御转入进攻，延安即将收复时，他才渡河东进。
延安失守的消息传到东北，高岗比谁都痛心疾首。据李力群回忆，他几夜没睡好觉，饮食不下。他常念叨毛主席的安全，中央的安全问题，天天收听外台对陕北的战况，并让秘书记录广播。当收听到外台和国民党电台说：“胡宗南占领延安消灭共匪5万人，贺龙、江青被俘送到西安。”高岗自信地说这是“欺骗宣传”。延安是民主的首都，实际上也是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致向往的地方，被看作解放全中国的希望。延安失守，很多人痛心。高岗又给大家做工作说，延安失守，我比大家还痛心，我在那里革命20来年，为建立这块根据地作了很大努力，日本军也没打进来。家乡人民和山水使我更留恋。但是，今天放弃延安，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将夺取更多的“延安！”我们还要夺取西安、北平、沈阳、南京。胡宗南占领延安，表明他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他背上这个所谓“胜利”的包袱，陷入边区人民汪洋大海之中，正是消灭他有生力量的好机会。只要关内外的仗打得好，延安一定会早日回到我们手里。他还用过去为保存实力，丢失一些地方诱敌分散，而后歼灭敌人的事例教育大家。正如新华社电文说的，“蒋介石占领延安标志着他的灭亡，中共撤离延安标志着走向全国胜利。”他的话使很多同志受到极大鼓舞，开开阔了视野，消除了疑虑。
不管怎么说，陕北根据地是他亲手创建的，流血流汗干出来的成绩而复失是痛心的。他在延安毛泽东身边工作9年，他和陕北人民感情太深厚，和毛泽东的革命友谊太深厚，1947年春，他打算回陕北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延安失守，东北战事紧张，未成行。
3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由高岗主持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报告分六部分，汇报了东北军事状况，着重讲了我军进入东北的情况，1946年春季作战和四平保卫战的经过，6月以后部队补充和休整及下江南、保临江的胜利经过，我军现有军事力量和国民党的情况以及今后建军方针和东北军事斗争形势发展的估计。
中央退出延安后，收到东北战场较详细的情况报告，感到极大兴奋。
3月底，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再次调集7个师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进攻。东北局、联军总部领导高岗等及时给辽东分局陈云、肖劲光等发出《关于目前作战方针等问题的指示》，指出：敌驻热河2个军，业已有5个师调入东北，另一个师据报亦在向东北转运中。敌军由热河调来之大部或全部兵力必用于南满，你们必须准备应付今年异常困难与紧张的斗争局面。并提出南满的作战方针应是以运动战为主，消灭在进攻中间的敌人，或以围城方法求得打运动战。你们在地方与军队的干部中均须有应付今年斗争的思想准备，建立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指示还把北满部队配合南满斗争部署通知了辽东分局领导，使辽东有坚强后盾。3月31日，辽东分局接到高岗等领导的指示电，立即研究，提出贯彻执行意见，并复电高岗等，“我们已集中两个纵队5个师打运动战。”陈云、肖劲光、肖华联名发出致各兵团首长电并报林彪、彭真、高岗。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战斗意志，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4月2日，陈云在致高岗的信中，回顾了南满的斗争，总结了经验，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意志去坚持南满。陈云同志在信中表示，“即使现有实力全部消耗完了，仍不能保持南满时，也是必须拼的，因为这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他还说：坚持南满“又因此打破那种‘保存’实力的退却的想法，那种退却的‘保存’，将来南满与全东北都不能保存，近视眼必害自己，亦害全局。”
陈云和高岗是老搭当了，在西北局一起工作过，特别是在北满期间合作的更好。他针对战场上配合不够协调的情况，如实地告诉高岗。他在信中分析了敌我悬殊的形势，提出采取“分别先后，集中重兵，各个击破”的计划。他说：“中央和东北局对敌人各个击破的政策的对策是：各个战场协同动作，以各个击破敌人。”强调执行这一政策，必须打破右的情绪，打破在战场上的不及时支援而“保存”实力的思想。并建议东北局召集一次会议，进一步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陈云这一建议引起高岗的特别重视。
高岗根据陈云来信精神和建议，及时地在联军总部召开高干会议，就协作问题专门研究。高岗在会上强调指出，各部队、各战场上，互相协作，“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不打则已，一打开，各方面配合，彻底消灭敌人，坚决克服“保存实力”的国民党作风。
由于联军总部的正确指挥，陈云、肖劲光等领导辽东部队坚决战斗，在北满部队的配合下，至4月初旬，消灭国民党军队8千多人，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对临江的大规模进攻。
青化砭等战役后，毛泽东于6月15日，关于陕甘宁边区三个月作战情况，致电高岗。高看到电报非常高兴。
至此，东北民主联军经过4个月的爬雪卧冰的艰苦斗争和连续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3万余人，收复了11座城市，坚持了南满，巩固了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东北解放区建立10个省，2个行署，210个县、32个旗，46个专区，解放区人口达3300多万。已经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态势。东北国民党军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完全转入守势。东北民主联军完全转入了进攻主动，彻底扭转了整个东北的战局。
四、率先提出夏季攻势
1947年夏季攻势是东北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开端。经过三季攻势，蒋介石在东北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东北我军在这块黑土地上扭转了国民党的反革命车轮，使它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人民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全面胜利的道路。
东北敌人在我军连续打击下，四进临江失败，机动力量大为减弱，特别是官兵士气一落千丈，被迫转为所谓“机动防御”，放弃南攻北守计划，采取防御待援方针。在松花江岸设防，在北宁线和热河采取控制办法，主力在中心地区机动作战。此时我军总兵力已达40万，群众发动起来了，根据地日臻巩固，处于大反攻的前夜。
在全国而言，东北率先打响反攻第一战。随着东北战场发生变化的同时，高岗及时分析形势，总结“七月会议”以来的经验，对民主联军提出打更大规模的战斗，促使东北形势根本改变的任务。
4月16日，高岗致陈云的信中，全面分析了东北目前形势。他在信中指出：“目前东北正处在敌我力量将发生根本变化的剧烈斗争阶段，只要我们仗打得好，再大量歼灭敌人，形势将大为改观。”“纵然敌再增兵，我们也能背得起！”只要我们主客观上不犯错误，同时关内的仗打得好，“东北敌我力量的根本改变，必然会到来”。“当然这不能是等待，而是经过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来争取”。高岗在信中还较详细地回顾了1946年7月会议以来，深入发动群众，“生长我之力量，渡过最危险的时期”，并对夏季攻势个人首先提出概括部署的意见。高岗首先提出发起夏季攻势的意见并达到陈云的同意。陈云收到高岗的信，倍加赞同。他在5月8日的复信中说，你对东北形势估计和今后工作的意见我都同意。进一步具体指出：造成东北今天形势的内部原因：一是打破和平幻想，二是发动群众，三是4个月来的战争(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这是主要的决定的。如果不避免锦西会战和撤出四平，就很难有今天的好形势……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民主联军的不断壮大，后方巩固，积蓄了力量，等待、忍耐、筹划，铺平了走向胜利的道路，“狠打”的时候到来，要狠狠地歼灭故人，“恢复和扩大解放区”。东北战场取得了下江南、保临江的胜利后，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利用部队休整扩编的机会，在5月初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高岗亲自主持起草决议，《决议》实际是夏季攻势的动员令。决议总结了东北我党我军贯彻执行“七七决议”之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东北全党的努力，把自己的方针放在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上，找到了力量的源泉，生长与壮大了革命力量。决议强调指出：东北正处在一个新的形势面前，即在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进攻。这就对东北全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即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中央军委及时批准了这个决议。
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按照这个决议，为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略形势，结束东北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全面部署兵力，乘敌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士气低落之际，于5月中旬部署从东西南、热河、冀北等6个地区发起夏季攻势，率先开始转入战略性大反攻，打进国民党统治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战斗。
在夏季攻势部署期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出致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的电文指出：
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事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秋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地区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市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市，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南满强大的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辽满地区的根据地问题。毛泽东的指示对东北前段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起夏季攻势给予极大推动，并且对秋冬和明春攻势战略指明了方向。
夏季攻势首战攻克怀德，歼敌5千余人，揭开夏季攻势序幕，刘震纵队夺取头功。毛泽东于5月底致电林、高：“庆祝歼灭国民党七十一军主力及其他战线的胜利。”东北大反攻比党中央发出反攻命令提前几个月。
为了有利于东北战局的发展，中央于1947年春将冀察热辽地区划归东北局领导。根据中央指示，高岗在接收冀热察辽分局时，要求分局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力量，配合东北大反攻。他还传达了中央批准的东北局决议，部署了夏季攻势，打通冀察热辽解放区和东北解放区联成一片，统一东北局和冀察热辽分局的工作。他对冀察热辽军区的作战方针指出：要由先打分散小仗转为大仗，先进攻分散小据点，积小胜为大胜，提高打大仗的能力。
分局和军区根据高岗的意见，决定以程子华、黄志勇、刘道生等组成前线指挥、部，集中6个旅(内1个骑兵旅)兵力，投入夏季攻势，有力配合了东北大攻势。此时，正是国民党实施“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中，向热河进攻。热河地区连年遭灾，加上战争的消耗，群众生活极度困苦，军队武器和衣食供养更困难。先吃地富，后吃中农，再吃贫农，马先喂谷草，后喂高粱杆，再喂树枝，实在无物可给。部队衣食困难不堪，去冬有的人把茅草绑在身上御寒。高岗和分局领导一起研究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供给，并在一些地方开种烟亩，自力更生，保障后勤供应。发动军民总动员，发扬抗战时期的敌后斗争的经验，克服了极度困难，渡过了难关，中央赞扬了热河的经验。
新华社发表《东北一年》社论，指出：“一年来东北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东北民主联军的率先全面反攻，是全国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它将大大加强华北解放军反攻时的地位。”
东北夏季攻势开始部署，蒋介石在南京坐不住了，伤透脑筋，他对心腹陈布雷说：“我想到东北再走一趟”，“让他们振作点”。5月底，在1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蒋介石带刘斐、俞济时等由南京飞抵沈阳督战、打气。蒋介石到沈阳后，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各方面汇报并向杜聿明、孙立人等训话。“今天，正好是去年我到东北的一周年”。蒋介石丧气地说“局势大不相同，实在叫人着急，现在共军正在广泛展开进攻，以切断东北和关内交通，阻碍我方援军的到达99ｌｉｂ.。”“听说他们最近在破坏长春至沈阳之间的铁路，然后对我分割包围，情况的确严重啊！”蒋介石遂向杜聿明、孙立人等下达了一系列“必须顶住，你们要替我好好地打”的命令。“这个局面如不及时补救，前途不堪设想”，“我决定继续采取战线攻势，战术守势的万全之法”，“争取在短期内务必扭转局面。”为了给部下打气，他通报了美国政府给1亿3千万发子弹的援助。但大厦将倾，无济于事，反而瞎指挥一阵，为我军攻势造成更有利形势。
针对敌人分散固守点线情况，我分头发起攻势，主力以长春、四平、吉林之间，实施攻击，围城打援战法，到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历时50天，歼灭敌人8.3万多人，攻克42座城市，解放人口近千万，扩大解放区16万多平方公里，使东、南、西满与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打通了冀察热辽解放区，结束了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
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中长路、北宁路及沈吉路沿线以沈阳为中心的狭长地带的少数据点上，迫使敌人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继续分割东北解放区及冀察热辽解放区并妄图各个击破我军的战略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从而东北战场的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我党我军手里，国民党军队根本不敢轻举妄动了。
东北率先发起了大反攻，打进国统区，为陕北转战的党中央提供了思路。中央在东北夏季攻势胜利的启示下，7月间在靖边县小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习仲勋、李井泉、王净、贺龙、陈赓、汪东兴、陆定一等高级将领和高级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对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进行分析。经过一年多的人民解放军的艰苦作战，到7月，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由于战线拉长，把守城市，保卫后方供应线，作战兵力削弱，士气急剧下降，官兵充满了失败和厌战情绪；在国统区内，人民奋起斗争，使国民党军队的后方极不稳固。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我军不需要分兵守卫后方供应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加。在解放区内，大部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得以巩固。针对蒋介石为摆脱困境，在7月4日颁发了《全国总动员方案》，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支持的图谋。小河会议决定主动出击，打进国民党统治区，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国民党要打进解放区，共产党要打进国统区，得民心者必胜。
为了纪念我军进入东北作战中牺牲烈士，高岗及时提议由东北局决定在哈尔滨市建造了革命烈士纪念塔，怀念阵亡烈士，激励部队和人民踏着先烈血迹继续勇敢作战，完成东北解放未竟事业。
东北解放区的发展，在东北局、联总正确指挥下，提前实现“冀热满地区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的任务。
为了适应夏秋冬和明年春季攻势和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需要，加强党对东北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夏季攻势全面展开前，1947年5月下旬，东北局对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党政军领导明确分工。期间，高岗和林彪在交谈加强东北局领导时，林彪又一次叫高岗担任东北局书记，高岗仍表示他做副手。调整后的东北局委员会，除原有的1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又新增加了肖华、伍修权、周保中、何凯丰、刘亚楼、汪金祥等6名为东北局委员。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林枫等7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会，高岗仍为第一副书记9９lｉｂ?兼秘书长、民运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在机构调整中，成立了中央军委东北军分会，林彪任主席，副主席罗荣桓，高岗等6人为委员。同时，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党委会陈云任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辽沈决战前，林彪大部时间在前方活动，高岗不仅在主持联军总部和军区的司政后勤工作，同时主持了东北局的常务工作。在这段期间工作异常繁忙，诸如处理前方后方文电，指挥各分局和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政治教育和后勤供应，组织和训练二线兵团以及干部配备等。尤其是民主联军由10多万到几十万直至上百万军队的组建、训练、开入攻击阵地和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完成，无数的电报、电话从各军区、纵队和一线指挥所纷纷飞向联总；无数的指示、命令又从联军总部发往部队；无数的请示，指示和分析、判断、信息、敌情，多数是他亲自拍板处理。高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和组织才能。其时，他还主持以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为基础，为东北解放区制定政策，方针和施政方略。
随着领导机构调整，部队也进行调整。联军总部管辖3个二级军区，12个三级军区，总后勤部扩大为后勤司令部，并重新任命了二级、三级军区司令员、政委，加强了军队指挥职能。部队都进行了整编，扩充了主力部队，为秋季展开大规模攻势作好部署和组织整训。
夏季攻势结束后，蒋介石为挽救败途，临阵易帅，调总参谋长、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出阵，接替了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职务。杜聿明患病下台，由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陈诚为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将保安司令部撤销，由他一把抓。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一到沈阳就撤掉陈明仁的职务，给其他将官来个下马威，杀鸡给猴看；公布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坚持东北，确保华北，力争华中，巩固华南”；对东北制定了“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的战略计划，并到处吹牛说要“消灭共军，六个月恢复东北局势，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以此表明决心，安定民心，鼓励军心。
熊式辉卸职后说：陈诚想在东北出风头，打胜仗，在蒋介石面前挽回他任总长期间失去的信用。可是东北的共军并不象陈诚想象的那么容易打的。“我们等着瞧这小鬼的好戏吧！”
蒋介石集团为什么垮台的那么快？除了他代表的是一小撮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外，党政军领导层的腐败，更重要的是战术被权术所破坏，战事被人事所破坏，最终自己搞垮了自己。带兵打仗的将领，都各怀鬼胎，搞权术斗争，保存实力，各找自己的后台，为了孵卵才去带兵打仗，这个仗怎能打胜？只能输多赢少。蒋介石后来已经意识到国民党的失败，是内部原因，不是共产党打倒的，是内部打倒的，有人认为是蒋介石自己打倒的。
9月1日，我党中央在陕北的山沟里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规定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大反攻，使解放战争达到一个“转折点”。这无疑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夏季攻势一结束，8月8日，高岗等总部首长联名向部队发出加紧训练，发动秋季攻势的指示(亦称88指示)。各部队、军区根据总部的指示，对秋季攻势进行各项紧张的准备。9月初，我军以9个纵队开到集结地点，后勤给养得到保障。
9月14日，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全面展开，所向披靡，连战皆捷。10月初，蒋介石仓促飞赴沈阳督战，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策划部署“沈阳外围决战”。蒋介石到东北一次倒霉一次，正如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到哪里，哪里就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它体现了全国90%以上人民的意志，并重新颁发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鼓舞极大。东北民主联军连克数城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主持组建二线兵团。同时，东北局决定成立第一线和二线指挥所。各省军区先后组建了一批独立团，参军人数达38万多，全部补入野战部队，使我军力量大大超过国民党军队的力量。
秋季攻势于11月5日胜利结束，历时50天，歼灭敌人近7万人，扩大解放区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60万，收复城市17座，解放了中长、北宁沿线广大地区，再次给东北之敌以沉重打击，使长春、吉林之敌完全孤立，东北敌人被迫龟缩于四平、沈阳、长春、吉林、锦州、营口等24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更加被动局面。气势汹汹上台的陈诚当头挨了一棒，尝到民主联军的厉害。
经过秋季攻势的沉重打击，国民党军队受到重创，大伤元气。处于被分割的状态，粮食、电源、兵源等都处于困难境地，士气低落，陈诚灰心丧气，为挽救危局，急忙扩编部队，将保安部队改为野战军，还从苏北调来嫡系四十九军，使东北国民党军队总兵力达到58万人；同时收缩战线，调整部署，固守沈阳、锦州、吉林、长春等大城市，再不敢贸然妄动，采取的作战方针是：重点防守，保持军力，保住沈阳。
秋季攻势后，我军利用作战间隙总结经验，整军训练，总兵力达到70多万人，在质量上已占优势，数量上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针对敌人重点防守和运动战减少的情况，确定我军作战原则，并在练兵中加强攻坚的训练。高岗在军区领导干部会上(各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强调，要鼓励部队，克服困难，勇敢战斗，不怕严寒，连续作战，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准备冬季攻势中取得更大胜利。
到12月中旬，经过周密部署，我军以9个纵队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兵团的紧密配合下，发起冬季攻势，风卷落叶。在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指战员顶冰盔，披雪甲，坚持在冰天雪地同敌人大战。
1948年1月10日，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中间，蒋介石带杜聿明、俞济时等一帮人由南京经北平到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对东北战事进行新的军事部署，以对付我冬季攻势，并研究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问题。2月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了东北行辕，宣布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派卫立煌到东北任“剿共”总司令。
陈诚一到东北时野心勃勃，不可一世，本想大显身手，一上任就立即进行整编军队，建立4个兵团司令部，提出了“固点、联线、扩面”和“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防御方针，排除异已，重用亲信，妄图创一奇迹。结果，靠爬杆上来的人指挥打仗，一败涂地，“人事破坏了战事”。陈诚上台不到6个月，被歼近20万军队，灰溜溜地滚回上海。在1948年4月伪“国大”开会时，台下有人高喊：“杀陈诚以谢国人！”“把陈诚扣留，解京法办！”“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出这出戏！”云云。熊式辉在陈诚上台时说的话不谓言之不预。但有人不无讽刺陈诚说：“不是陈诚无能，而是共军太厉害，太狡猾！”
到1948年3月中旬，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胜利结束。经过100天的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8个整师，15.6万人，攻克了四平、辽阳、营口等17座城市，解放人口600多万，扩大解放区达30多万平方公里，国民党统治地区缩小到仅占东北总面积的不足3％，迫使国民党军只固守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的几座孤城和郊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杨家沟政治局会上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就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五、全力组建二线兵团
当“兵贩子”，组建二线兵团，是高岗驾轻就熟的工作。早在陕甘边南梁时期，“兵贩子”和组织第二线游击队就出了名。动员广大翻身青年农民参军，扩大人民军队，保卫解放区人民胜利果实，巩固地方政权，进而夺取全东北，是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战略任务。从全面内战爆发以来，高岗亲自参加抓组建二线兵团和独立团扩充主力的工作，同时加强了军队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军事、政治素质，适应大兵团决战的形势。
东北特别是北满等解放区，经过剿匪、土改和反奸清算斗争，摧毁了封建势力，充分地发动了群众，使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阶级觉悟提高，根据地巩固，为扩大主力部队，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兵源和练兵基地，并源源不断输送到前方作战。翻身人民真心实意拥护我党我军，把参军保家保地，支援前线出钱出物出人，打败蒋介石的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光荣义务，积极争先恐后地去完成。1945年秋冬，我军初进东北，总兵力10来万人，1946年春，经四平等地战斗，我军有些主力部队达不到原来数额。黄克诚的七师三旅原是井冈山的老红军，开到四平时近万人，撤退时只剩3千人，原陈毅的三师1.3万人只剩4500人，邓华部损失更严重。
1947年冬，中央决定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成立东北军区，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和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到1948年夏，第三批二线兵团组建后，东北野战军达70多万人，军区部队达33万，共105万人，我军压倒敌人优势，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总兵力55万，素质比人民解放军差得远。
在扩建二线兵团中，各省军区根据东北局和军区的命令，全面发动翻身农民参军。在高岗提出的“穷人江山穷人保”的口号鼓舞下，掀起了“参军保家”、“参军保地”的高潮，广大翻身农民从切身体验中认清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是穷人的政党，解放军是保卫人民利益的军队，“胜利反攻，人人有份”，农村普遍出现了父母送子，弟妹劝兄，兄弟相争，新娘送郎参军的局面，甚至父子相争。《东北日报》报导北满各省“参军保家热潮澎湃”，农村干部带头参军，带动了广大青年热情参军的情景。北满地区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沟，到处是组织动员，党员、村干带头，翻身农民参军的浪潮，使野战部队、地方兵团迅速壮大。
1947年夏到1948年春，在土地改革运动的基础上，东北局和军区结合三次强大攻势，先后部署和发动声势浩大第二批、第三批兵团扩建运动，青年农民踊跃参军保家，打倒蒋家王朝。高岗、罗荣桓亲自领导组建后备兵团，扩充兵员，指导训练。这次共组建起160多个独立团37万多人，为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彻底消灭东北蒋军做了准备。北满地区的合江、松江、牡丹江、嫩江、龙江和吉林、辽吉等军区，普遍扩建了一批后备兵团。黑龙江省到48年，向主力部队输送新兵9.5万人，松江参军达12.7万人，合江省参军6万人，辽东10万人。后备兵团陆续编入主力部队，东北解放后进关作战，在平津战役中和解放南方又做出贡献。
1948年4月，后备兵团均集中到点和整编结束。为了加强新的后备兵团训练，以适应解放大城市战斗的新形势，东北军区在高岗和罗荣桓的领导下，于4月中旬专门召开7个军区负责同志参加的新后备兵团的练兵会议。会上交流了第一批后备兵团练兵的经验，研究部署第二批、第三批后备兵团的军事、政治教育、训练计划。会议后，军区司令部由高岗签发了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的指示，指出：“为适应广大兵团作战需要，北满各军区第二批兵团的练兵，从5月1日开始，全期时间为4个月，军事教育占60％，政治教育占40％，初期以政治教育为主，后期以军事教育为主，以有重点的密切配合整训，在进行中根据第一批独立团的练兵经验彻底贯彻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以求练兵在4个月的时间能完成教育计划，完成各军区练兵的战斗任务。”各军区根据练兵会议的部署和东北军区司令部的指示，都开展了大练兵运动，根据去年第一批后备兵团练兵的经验，采取诉苦三查(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进行了新式练兵运动。经过这次大练兵运动，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战斗力得到提高，纪律得到整顿，团结得到加强，群众性的练兵活动得到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得到发扬，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诉苦三查的方法，是东北民主联军三纵某团在练兵中创造的经验，东北军区普遍推广这个经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他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诉苦三查”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是个重要发展，对提高全军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都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的“评论”对东北民主联军诉苦三查练兵方法肯定，并推广到全军，特别是推动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线后备兵团的新式整军运动的深入发展。
二线兵团紧张集训，各军区、分区领导深入连队加强教育训练具体领导，高岗等军队领导深入各地视察军训，及早解决练兵中各种思想问题和战略战术问题。
白天练射击、刺杀、投弹、翻院墙、爬城墙，晚上夜战、夜行军和村庄、街道攻防战斗，新老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当时，新兵多、“解放战士”(即俘虏兵)多，“为谁打仗”和“谁养活谁”的概念不大清楚，有些领导讲马列主义，讲社会主义好，人人有吃有穿，再讲深点讲了也听不懂。为启发阶级觉悟，增强为人民打仗，高岗提出“谁养活谁”大讨论的自我教育，普遍唱着《谁养谁》的歌曲，“练好兵，打长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深入人心，明确了共产党是解放被受压迫人的救星，蒋介石是压迫人民的头子。在战术上强调攻坚战、夜战、爆破、巷战等。特别在三季攻势后，我军伤亡大，俘虏多并经过训练，补充主力。在辽沈战役前，各营、连普遍做俘虏转化工作，随时补充主力，有的部队“解放战士”占兵员额总数的40至50％，不少人当了我军干部，有的当了副总参谋长等高级干部。群众说蒋介石正是“王莽替刘秀操兵”，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了蒋介石的“掘墓人”。在某种义意上，蒋介石不仅在物资、军火是“输运大队长”，在人力上也成了“二道兵贩子”。在组建二线兵团和练兵运动中，高岗和罗荣桓配合很好，“土专结合”，有商有量，共同倾注了心血。
1948年6、7月，各军区根据东北军区的命令，暂停练兵工作，部队纷纷开到农村帮助农民夏锄、挖渠、防洪；前线和边缘活动的部队，在不妨碍作战任务的条件下，就地帮助农民夏耘，受到广大群众好评，更大地激发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发奋增产粮食，支援前线。
为了巩固根据地和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使之在争夺东北的战场上生根、开花、结果，高岗主持联军总部日常军事行政和政治工作期间，特别重视了群众性的武装建设。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要求各省军区把组织自卫队(后称民兵)工作列上议事日程，大力动员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加自卫队组织，注意培养教育，配合主力部队剿匪、除霸、反奸斗争。到1948年秋辽沈决战前，自卫队员发展到200多万之众，成为地方治安的主要支柱和二线兵团重要兵源。
这批人民武装力量，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担负着担架运输，侦察警戒，扰乱敌人，送信带路，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配合部队剿匪、打仗、破坏敌人道路、桥梁，接送转移伤病员，维护地方秩序，保卫生产建设，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为后备兵团广开了兵源。自卫队员经过入伍前培养教育和锻炼，部分队员参加了民主解放军。东北解放后，大部队入关作战，他们继续执行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产建设等任务，有大批自卫队员参加新组建的独立师。各地都建立了武装委员会和联防组织，继续坚持站岗放哨，配合公安武装清剿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揭露破坏分子造谣，保护了农村的秩序。
六、辽沈战役中废寝忘食
为了适应东北我军战略决战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7年12月发出《关于成立野战军和军区的作用并东北军区和野战军领导人选给东北局、联军总部的指示》，指出“现时关内各解放区均分前方后方，前方以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统率野战兵团，后方以甲级军区(即大军区)司令员统率地方兵团及乙级军区及军分区，并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两者司令员或政委，依各区情形，有兼的有不兼的。两者隶属关系，一般的是野战军与军区，均受军委指挥，但在行政上野战军属于军区。”中央指示还指出：“东北野战军今后工作任务扩大，主力将逐步南进，东北甲级军区亦应及时成立，同时并指挥冀察热辽甲级军区。林彪应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因为林彪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时候多，军区可设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副政委主持常务，由罗荣桓、高岗两人中择一任之。又野战军及军区其他副司令、副政委应如何安排，均由你们考虑提出，报告中央批准。至于军区及野战司令部、政治部亦应分开组织，以便野战军随时行动。”
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收到中央的指示后，经过研究将大军区人选报经中央批准，高岗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罗荣桓任第一副政委，陈云、李富春任副政委，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任副司令员。
1948年1月1日，东北军区正式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高岗主持机关常务工作，林彪专门负责作战。东北军区成立后，下辖辽东、冀热辽两个甲级军区及吉林、松江、牡丹江、龙江、辽吉、嫩江等军区。
1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庆祝你们1947年消灭敌军28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成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东北军区开始组织辽沈战役，准备打大仗，打硬仗，解放全东北。2月2日至3月7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3月召开后勤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对军队的政治和后勤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部署。高岗分别在两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东北我军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全部歼灭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兵力。要求各军区、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都认识到全国革命形势已进到一个转折点。东北国民党军队已经困守在几座孤城，寄希望于增援而企图顽抗。我军要坚决截断敌人退路，吸引敌人新的增援，采取围城打援，消灭敌援军，最后攻击守城敌人，解放全东北，使革命战争走向全国范围的胜利。军区和野战部队要抓紧时机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继续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以提高阶级觉悟和战斗水平，为解放全东北做出贡献。后勤会议有军区后勤各直属单位、供给、卫生、兵站、军工、军械、各军区、纵、师和军校后勤的负责人参加。会议集中整顿财务、纠正本位主义、纪律松弛等问题，彻底转变作风，以适应战争需要，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黄克诚在会上作了报告。高岗在后勤工作会议上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大规模的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后勤供应显得非常重要。历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部门要抓紧组织军工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保证前方打仗部队的需要。高岗的讲话对政治和后勤工作会议鼓舞很大，明确了主攻目标，使与会者进一步认识了政治工作做细，后勤工作做好的极端重要性。会后进行部队整编和政治教育。后勤部门，把火车、汽车、大车和人力畜力组织起来，统一指挥，集中使用，一切为百万军队作战服务。
东北军工生产发展很快，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对军工生产很重视。根据“准备长期斗争”的既定指导方针，早在1946年就按照“7·7决议”精神，大抓了军工生产，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大连等地建立了7个军工生产基地，有的是一条龙联合企业，奠定了东北解放区的后方军工基础，保证了前方的供应，支持了全国。
高岗亲自勘察厂址，组建厂子，并提议由东北局决定成立了军械局。1947年5月5日东北局的“决议”里明确指出，努力发展军工生产，供给前线子弹、炸弹、炮弹。10月，东北联军总部召开军工会议，高岗代表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到会作了重要指示。会议做出了《关于军工生产决定》。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推动东北各地军工生产迅速发展，在已经建立起36个军工厂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一批军工厂、联合企业和修械厂、所，总共70多个，从基层和其他部门调一批原来搞过工业和工运的干部、懂工业技术的人员(包括接收的旧人员)到军工企业工作，加强了领导和技术力量。口号是：“一切为前线”，形成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系统，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被服和其他军需物资，保证了我军作战的需要。朱总司令在一次中央军工会议上赞扬东北军工生产说：“我们生产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过去仅靠缴获，现在加上后方生产供给，制造了重武器，这个成绩是很大的。”
东北军工厂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仅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需要，同时对全国，特别对华东、华中、华北战场支援很大。1947年东北局根据高岗的建议，决定在大连建立一个兵工联合企业，是7个军工基地中最大的一个，对外称“建新公司”。在解放战争中，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无烟火药450余吨，还有1200多门炮以及各种军工生产设备，做军鞋236万双，有34000多人参加做军鞋。这些军用物资，除为东北辽沈战役提供了大批武器外，绝大部供给华东、华北战场。大连生产的弹药从海路运往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然后用人推车运到华东前线。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写信感谢大连地区和工人阶级的支援。副司令粟裕说：华东解放，特别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推车和大连的弹药。
百万大军入关作战，东北地区负责全部经费和武器弹药，对其他战场也给予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的支援。1948年冬，中央军委决定要东北一星期生产70万把剪钢丝钳子和50万把军用铁锨。高岗立即指示军工生产部门抓紧生产，提前完成任务并运往前线，保障了平津、淮海战役的急需。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时东北仅子弹一项完成20亿发。东北军工生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做出了更大贡献，朝鲜战场使用的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是东北生产并及时运往朝鲜战场。
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夏秋冬三次攻势并取得胜利，已经为辽沈战役创造了条件。东北局、军区领导审时度势，认为决战的条件成熟，及时研究了战略决战的方案。在抓紧练兵的同时，制定了解放区爱国自卫战争阵亡烈士抚血条例、人民自卫勤务条例、优待革命军人家属条例。
1948年4月13日，在哈尔滨召开炮兵干部会议，加强炮兵建设。4月20日至5月20日，东北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讨论了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高岗在会议上就军力部署和军队正规化建设问题和后勤工作作了重要讲话，罗荣桓、陈云等在会议上也讲了话。会议着重研究了军队整编和建设问题。会后，各军区和野战部队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抓紧进行了整编、训练。到8月辽沈战役前夕，东北人民解放军整编为12个纵队，17个独立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共53个师，加上地方兵团共105万多人。经过诉苦、三查新式整军运动和政治大练兵，全军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整个部队阵营雄壮，士气高涨，求战心切。根据地日益巩固，群众积极支援，东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从军政训练，物资筹集，供应组织和交通配备，都为新的、更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作了准备，拉开了真正“最后一战”的架势“独占东北”，业已万事齐备，水到渠成。
其时，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攻势，4月22日，光复延安。去年3月19日，胡宗南以损失5千人的代价占领延安空城，蒋介石大肆鼓吹“赫赫战果”，通令嘉奖，延安县改为“宗南县”，给胡宗南戴一顶桂冠。胡宗南的军队从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我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向关中进军。党中央、毛泽东胜利完成转战陕北的任务，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及首府延安将要回到人民手中，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于3月下旬东渡黄河。毛泽东对陕北有十分特殊感情，他站在黄河东岸眺望陕北感慨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是真金子，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陕北”。
高岗听到西北胜利和延安光复的消息非常欣慰。一回家里对李力群说，延安收复了，彭总率部向西安进攻着。中原刘邓大军也取得重大胜利。全国各个战场都在大反攻。
毛主席、党中央在陕北生活和战斗过13个春秋，给我们留下了延安革命精神，延安革命作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这时，蒋介石将卫立煌召回南京，举行军事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固守东北，坚守沈阳、锦州、长春三大战略要点，并相机打通往关内的北宁线。我东北军区根据分批歼灭敌人的方针，首先在长春开刀。
4月18日，东北局、东北军区林彪、高岗、罗荣桓等领导就打长春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将研讨的结果电报中央军委，并提出部队军事、政治整训之后，集中9个纵队攻打长春，以7个纵队攻打长春城，2个纵队在四平以南打增援之敌。用新成立的三个纵队和部分独立师，在锦州——沈阳间和沈阳——四平间牵制敌人。预计用10天到半月准备，用10天到半月时间可以解决战斗。
中央军委接到电报后，22日回电同意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战略部署。
党中央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歼击的目标，放在东北战场展开决战。这样既可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收缩企图，又可以使东北百万大军集中兵力，解放东北后腾出手来转入关内作战，还可以利用东北的工业支持全国解放战争，从而有利于整个战局的发展。
高岗、罗荣桓联名向各部队发出指示，强调指出：要按统一规定的命令执行，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加强兄弟部队之间团结、协作的问题。接着东北军区又颁发了入城部队纪律8条守则。
为接管城市作准备，东北局在3月就明确提出东北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加强城市党的工作，首先是发展党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随后高岗主持召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集中研究了城市的工作，把“集中于注意”城市工作提到“当务之急”，他说：并不是我们“不要城市”，条件成熟了，“要把城市工作当作当前紧急任务。”
我军攻打长春战役开始部署，国民党驻长春守将廖耀湘回南京活动，亲自晋见蒋介石，蒋介石答应给东北国民党军队10个师的武器装备。1948年5月东野用两个纵队攻打长春，通过几次试打，没能得手，只占领了长春西郊机场。长春守敌防御极严，工事坚固，易守难攻。
日伪统治长春时建筑了很多坚固工事，市郊壕坑道连网，市区从布局到建造，都从军事意义安排的。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都用花岗石砌一米厚的墙，中型炮弹不能损坏，楼底钢筋水泥坑道直通大马路，四通八达，中间又有厚重的铁门可以互相隔绝。各主要街道都可以发挥火力。重要街道口还有水泥板掩盖的地堡。国民党攻占长春后，又修筑许多永固性工事，仅中央银行周围就有150多处。国民党中央社吹嘘：“长春防御为坚冠全国”。于是6月15日东北军区在吉林召开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改强攻为“长围久困”，部队乘此进行训练和休整，采取围城打援，开展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敌人到了“山穷水尽”“无力抵抗”时再攻打长春的方针，并命肖劲光、肖华负责指挥围城任务，开始封锁、断粮、断炊围城之战，准备围困2至4个月时间拿下长春城。
当时，敢不敢同敌人强大的兵团进行决战，敢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占领的重要城市，是东北解放战争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鉴于去年夏季攻打四平的教训(夏季攻势中四平战役最为残烈，陈明仁死守阵地，发挥强大火力，在街道撒豆子，我军攻入巷道，滑的跑不动，攻而未克)。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定。
7月20日，东北局常委会进一步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形势和我军作战行动问题。在会上，高岗对东北形势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屋建瓴，分条缕析地分析了东北敌我的形势。他说，东北战场形势对我们实行打大仗、打恶仗、打胜仗很有利，我们的军队在质量上已占绝对优势，数量上超过国民党军队近一倍，地盘超过几十倍，大部铁路控制在我们手里，后勤来源广阔，有翻身的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又有巩固的北满根据地，我们要敢于打大仗，打大仗的条件已经具备。在讨论打长春的问题时，高岗说，强攻把握不大就不勉强，继续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断绝粮、炊、草进城，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消灭之。
从全局着眼，他大胆提出：将主力调转南下作战，出击北宁线和北平至承德地区作战，切断敌人退路，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并讲了南下作战的许多有利条件。高岗在讲话中，剖析了国民党日暮途穷的窘境。东北野战军南下打大仗、打胜仗的条件、时机已成熟。他的精辟分析，对与会同志启发、鼓舞很大，使一些人顿开茅塞。
这是一次解放思想，下定决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会议。会议将讨论的意见报告中央军委。毛泽东很满意并回电同意南下作战的部署，高岗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复电。此后，前指对南下作战犹豫。
毛泽东对东野司领导南下作战犹豫的思想给予批评。指出，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要坚定南下的意志和信心。毛泽东的指示，切准了要害。林彪在谋略上不能说不强，在胆量上就不如高岗的大。
早在去年7月，夏季攻势结束后，程子华来哈尔滨时，高岗亲自交待了在冀热察辽作好战场准备的有关具体任务，打算切断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全歼东北守敌。之后，高岗亲自到热河、冀东视察，要求热河和冀东地区领导，加强南下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抢修铁路、公路，发动群众，筹措物资，逐项进行落实。随后，他又提议，东北局决定派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黄克诚到热河工作，加强作战准备事宜。他对南下作战，关门打狗，心中已经有谱，和毛泽东的意图相合。他对贯彻落实南下作战，关门打狗，全歼东北敌人的战略方针，尽了一切努力，他亲自找许多同志甚至找司令员林彪谈南下作战对华北乃至全国的意义，消除了林彪对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疑虑和犹豫思想，对统一思想，提高南下作战的重要性认识，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8月6日《东北日报》发表了高岗审定的《部队教育方向》的社论，指出：“诉苦三查是部队教育工作的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普天之下都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共产党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只有跟共产党一起，打倒蒋介石。
1948年9月7日，林彪等给毛泽东的电报说：实际上在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察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7月，子华(即程子华)同志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样具体问题。随后高岗同志亲临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克城同志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同时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只是由于今年东北是五十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铁路直至最近才完成。
为了保证辽沈决战后勤供应，9月东北局、东北军区决定成立支前委员会，高岗任支前委员会主任，仍兼任民运部长，并将原来3个后勤部扩大为5个。各省均成立支前分会，一把手担任主任，负责组织支前工作。高岗要求各地把支前工作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南下作战的部署，正是党中央、毛泽东已经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决定性的第一大战役放在中国版图的雄鸡头部，东北决战的条件成熟并能取胜将对全国意义重大。
东北军区部署南下作战的同时，东北国民党“剿总”卫立煌根据蒋介石固守三大战略要点的方针，重新部署兵力，集中58万军队防守沈阳、长春、锦州、山海关等城市，确保关内外陆海联系，妄图对我东北解放军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守住三大要点，力图稳住东北。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决定将作战的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计划在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利巩固华北，达到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蒋介石飞抵北平、沈阳进行部署。
中央军委和毛译东主席对东北局常委提出南下作战方案很满意，及时回电后，又于7月3日指示东野在制定新的作战部署时，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的作战，歼灭范汉杰集团。这个战略方针是从全国解放战争出发的。把东北和华北两战场联系起来考虑的。这一着，是蒋介石所未料到的，蒋介石受了我“练好兵，打长春”策略的影响，他以为中共主力在北面，即使大打也是长春，不会首先在锦州开刀。
但是，前线指挥部林彪等于8月6日向中央军委提出要华北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先行，以杨罗耿部队行动的时间，才能确定东野的行动时间。接着又提出了南下作战的很多困难，对锦州开刀，关门打狗产生疑虑。这既不符合东北局常委的决定，也是不从大局考虑的。当时，华北兵团兵力少，压力很大，背着和牵制傅作义的几十万军队。林彪当时担心华北和沈阳方向之敌两面增援夹击，我腹背受敌，恐难取胜，自己处于被动境地。作为高级指挥员这种远虑是可以理解的，此虑属“知已知彼”之列。高岗极力鼓气、支持，林彪仍顾虑重重，直至8月12日毛泽东批评后，他才横下南进关门打狗的决心。8月中旬，东野整编完峻，成立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和野战部队正式分开。野战军司令部准备率部南下作战。
8月14日党中央决定由高岗代理东北局书记并负责主持军区的全盘工作。
七、宣告东北全境解放
截至1948年7月，我东北军队三年来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6万余人，歼灭政治土匪10多万人，收复城市230座，解放区人口达42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86％，东北解放区面积占97％以上，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辽沈决战的条件业已成熟，决战胜利的把握很大。我军力量已超过国民党军队将近一倍。敌人虽然还有58万军队，但已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
8月29日，东北军区作出了《辽沈战役行动政治动员指示》，决定将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提出“争取全歼东北敌军”的战略决战的口号，辽沈战役进入全面总动员。9月7日，毛泽东主席制定了《辽沈战役作战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东北局集中全力进一步动员各地党组织克服一切困难，领导东北人民支援前线。东北军区在高岗的主持下具体部署落实后勤、政治等各项工作。“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武器给武器。”高岗说：“一句话，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我们能办到，竭尽全力支援前线，要真正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彻底消灭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在后勤保障和接管城市工作上，高岗熬了很多不眠之夜，保证了战场的需要。林彪曾说：后方没有高岗等全力指挥，辽沈战役胜利不可能那么快。
9月初，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辽沈战役的指示，东野重新调整了部署，先头部队突然包围了北宁线各城，接着北方主力部队日夜兼程陆续南下到达并控制了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70多万部队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人民解放军向北宁线义县、唐山段发起猛烈进攻，13日攻克了安山、石门、代河、烟筒等，接着占领昌黎、北戴河，义县是切断后路，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21日东北解放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前线指挥所。月底，高岗、陈云等在双城总部组织欢送林彪、罗荣桓等率指挥所前往前线指挥作战。
30日，东北局由高岗审改签发了《东北全党在辽沈战役中的任务》指示，要求百分之百地完成支前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号召克服困难，全力支援此次伟大战役。
10月1日，东北军区由高岗签发给各兵团、纵队、独立师以及各军区关于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指出：“我在北宁线的第一步任务已胜利完成，第二步是准备夺取锦州，歼灭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傅作义北援之敌及长春突围之敌。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确执行命令，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因伤亡泄气，不因疲劳偷懒，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战役的全部胜利。”各部队根据总部命令，部署夺取锦州的战役。
辽沈战役中的运输、民工动员、军用一切物资组织调度全部落在高岗及其领导下的一班人身上，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动员支前民工183万人，担架13.9万付，大车12.9万辆，马30万头，运送粮食1亿1千万斤，保障了76万东野大军像钢铁洪流滚滚南下。战役期间，铁路工人和民工配合部队运送到前线各种物资1.9万车皮；邮电工作者随军抢架线路保证了通讯畅通无阻；工程队冒着敌机轰炸扫射，随军抢架桥梁、修路，部队打到哪里，公路、线路、铁路就通到哪里；军工工人为前线生产和储备了大量武器弹药。战役开始后，又昼夜不停补充供应手榴弹40万枚，追击炮20万发，子弹300万发，山野炮15万发，掷弹筒和六零炮弹60万发，及时保证了前方部队的需要。
此时卫立煌只守三大点(长、沈、锦)，陷入“欲退不舍，固守无力”的被动境地。可国民党报纸仍吹嘘：“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军决不放弃东北”的老调。
攻打锦州正在激烈战斗中，我军后路被敌人切断，后勤供应受阻，特别是汽油供应不上。高岗命令各地人背畜运，又从奈曼旗至北票日夜抢修了700多里一条简易公路，保证了前线需要，夺取锦州的全面胜利。锦州攻克后，东野将要回师东进，这将有一批大城市解放，收留几十万俘虏、城市供给、接收敌党政军机关和财物及工矿企业，要组织动员，抽调干部，配备班子，既紧张又繁重，高岗忙得没明没夜工作。多次主持召开东北局常委会、高干会，研究部署支前工作和4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总结各地建政建党经验，为接收新区和城市布置任务。如接收沈阳城市工作，抽调大批干部，10月26日晚，在高岗家里开领导紧急会议。高岗主持会议，他说，主要讨论一下方针和措施。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吕正操、汪金祥、张平化等参加，集中研究讨论了方针问题和主要措施。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强调指出，要参照接收哈尔滨的经验，一切旧机关先不要打乱，暂按原来系统接管，工厂、仓库、机关、学校、器材、物资、人员直到文档，都原封不动，绝不能破坏。他说，估计要有二、三十万俘虏人数，要集中到几处，严格管理，尽快进行教育培训，成为我二线兵团，以补充主力。同时要抓军工生产恢复，沈阳军工生产潜力大，立即修好铁路，首先是北宁线，“准备进关作战”。他要求东北局、行政委员会抽大批干部参加接收工作，工业部和财政、金融、交通、商业、军工军需等部门，留少数干部，其余基本搬到沈阳。公安、铁路、群众团体，也要安排得力干部到沈阳。他说，今后重点在沈阳，东北局也放在沈阳，要尽快迁去。他最后强调指出，特别注意方针政策，纪律教育和严格的组织管理，不怕外乱，就怕内乱，要高度集中，一切服从统一指挥。沈阳接收好坏，对全国影响很大。同时宣布了由陈云任沈阳军管会主任。
27日，根据会议精神，决定有关方面负责人选，并抽4千多名干部。28日，高岗作了动员讲话，并宣布了东北局决定任命伍修权为军管会副主任兼卫戍区司令，陶铸为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朱其文为市长。指示当日就动身前往沈阳，有些具体办法在路上研究决定。
11月2日，沈阳一解放即进驻沈阳。尽管时间紧，在陈云的具体领导下，接收沈阳工作很成功，中央将其经验在全国其他大城市接收工作中推广运用。
此前，哈尔滨市各机关及各界代表沉痛公祭炮兵司令朱瑞同志(在义县战役中踩着地雷牺牲)，陈云主祭，高岗致悼词，号召以练好炮兵，打倒蒋介石来纪念先烈。
当我军切断敌人退路后，攻锦战役打响前，南京政府着了慌，蒋介石急忙于10月初旬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叫嚷要对“锦州势在必保”。遂空运部队并组织东西对进兵团增援锦州。然后返抵北平，准备坐阵指挥东北决战，声言“这一战可以击灭共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毛泽东说，蒋介石飞到沈阳，这下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了。周恩来说，蒋介石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仗就好打，他历来就是瞎指挥。可林彪对廖耀湘、候镜如兵团和华北傅作义部援锦行动胆寒了，他对罗总说：“准备一桌饭，却来两桌客人，你说这饭怎么吃？”遂向中央军委发报，想回师打长春。据林彪的秘书回忆说：林并与主持军区工作的高岗联系而未同意回师，林即时电告中央申明前电作废。林彪思想矛盾，情绪不好，脾气老大，第一次抬手打爱女林豆豆。时有人说，林总不打锦州打豆豆。
蒋介石从沈阳飞到北平，主持军事会议。会议期间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当即坐卧不安，匆匆结束会议，急着要去上海，傅作义一再请求他亲自指挥这一“决定东北国军命运”的重大战役，但蒋介石执意要去上海“处理要事”。急得傅作义团团转，事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傅作义随之对蒋失去信心。我东北解放军在一百多万民工支援下，辽沈战役全面展开。
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15日攻克锦州，全歼守敌9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达到“关门打狗”的目的。一举砸断锦州这根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的扁担，裂开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锁住敌人逃跑退路。锦州速战速决，国共两党都出意料。东北首府哈尔滨集会庆祝锦州大捷，高岗在会上报告形势和任务，指出：即将全歼东北蒋匪，应加强支前。
锦州战役创造了东北战场敢与国民党大兵团作战先例，大长解放军和东北人民的士气，大挫蒋介石在东北军队的锐气。东北国民党军队向关内逃跑退路被切断，长春守敌受到极大震动。经过5个月的围困，长春已经“山穷水尽”了，粮价由6月每斤高梁4万元，到10月涨到3500万元，实际上有价无粮；一个金戒指，只换一个馒头，几个饼子换一个姑娘。据资料说，饿死10多万人，饥民大量偷跑出城，出现人吃人肉的惨状。军队靠空投度日，为抢空投食品，军队互相打起来，上峰追究时，下官说为打仗吃饱肚子，不算过分吧？顶了回去。有的饿的受不了，说：“没有留命处，就去找八路。”
伪满都的长春“8.15”前70万人，日本投降时为50万，解放时城里市民只剩不足20万人。“民无粮造反，兵无粮自散”。兵不血刃的长春，正是实行“战略达到战争”目的典范。蒋介石利用滇军打共军，利用共军消灭滇军，结果滇军变成了共军。东北局已派人做敌军的起义工作。10月16日，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把蒋介石给他的手令交给我东北野战部队领导，17日率众宣布起义，人民解放军接替了曾泽生60军的阵地。蒋介石更是火上浇油，大光其火。18日，带杜聿明又飞抵沈阳瞎指挥，作出固守沈阳的决断，等待国际支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遂命长春守将郑洞国兵团向沈阳突围。调集候镜如、廖耀湘两个团兵，强命杜聿明任“剿总”副司令，坐阵葫芦岛指挥，企图夺回锦州，打通逃往关内通道。
东野奋勇阻击于大虎山等地区，寸步不能前进。郑洞国看清大势已去，于19日宣布长春守敌10万余人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属解放战争中第一座和平解放的大城市。这里值得提到的是东北军区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员，为长春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长春解放后，东野即时高速部署辽西歼灭战，乘敌人混乱之机乘胜追击，从南北两翼合围对进，经过两日一夜激战，于28日，全部、干净聚歼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人，活捉在缅甸和日军作战打出虎威的蒋介石虎将廖耀湘。
蒋介石不听杜聿明、卫立煌等劝阻，送掉廖耀湘兵团的10多万人后，派飞机从葫芦岛把杜聿明接到北平，他沮丧地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
同日，中共中央电贺辽西大捷的电文说：“东北我军在两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使敌人损失26个整师共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尚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励，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
辽沈战役烽火连天时，高岗预测敌人可能有向营口败退，他和伍修权及时向中央军委和前指建议，中央军委及时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的可能，望10 纵准备，一径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守备。”“高岗、伍修权建议：以12纵及3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东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电复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高、伍判断建议是准确的，尽管采取措施，辽沈战役除营口跑掉一点敌人外(一个军部，一个师部，两个团)，全歼国民党在东北军队。
10月30日，我东北野战军一股作气，由辽中以西渡河，象秋风扫落叶，解放了辽阳、抚顺、本溪、鞍山、海城等城市，向沈阳合围而进；一部急转向营口方向前进。11月1日，对沈阳守敌发起总攻。同日东野第十一纵队等先遣兵团秘密入关，对平津实行战略、战役包围。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逃离沈阳，兵败如山倒。2日沈阳、营口解放，歼敌13万多人。
东北全境宣告解放。黑土地在封建军阀和日本的铁蹄蹂躏、屈辱、呜咽下，历史沧海桑田中流逝到1948年，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旗帜纷纷降落在沃野千里的东北大地上。
辽沈一战改变了国共两党军事力量。毛泽东说：“东北告捷，蒋介石完蛋的日子就不远了。”
11月3日，党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们，热烈祝贺东北全境解放。贺电说：“热烈庆贺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达一百一十万人。”我东北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人”，“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美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的巩固基础。”“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沈阳解放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中国革命胜利干杯。
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出乎党中央领导和斯大林的意料。1948年9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罗、高等的电报中估计：从46年7月起，用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要求东北“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的十个月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斯大林对此估计不相信，我党个别领导也不相信。战争的发展比毛泽东估计的还要快，东北只用了50多天就全歼东北敌人，全国也只用了三年多点时间解放了全国。
东北全境解放，有人惊慌失措，担心无法控制，难以消化，惊呼现在“不是怕太慢，而是怕太快。”然而，东北全境牢牢控制在我党手中且日益巩固和发展。斯大林对高岗全面控制东北更加赏识，他对南斯拉夫代表团说：“原来中国同志是对的，苏联是错了。”1949年夏刘少奇、高岗访苏期间，斯大林又一次讲了这个意思。
美国《纽约时报》惊呼：“东北的沦陷，不仅关系远东这场内战的胜败问题，重要的是世界均势改变了，而且是朝着美国希望相反的方向变化的。”英国《太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以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来从东北出发了。”东北全境的解放，对帝国主义国家震动很大，企图利用东北挑拨国际斗争的梦想破灭了。
至此，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1个“剿匪”总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47万多人。到11月12日，残敌全部扫清，“独占东北”圆满地划上句号。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付出6.1万多人伤亡的代价。
高岗在哈尔滨主持庆祝大会，发表讲话，宣告东北全境归人民怀抱。
辽沈战役的胜利，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大大动摇了国民党军心，为整个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愿以偿地彻底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七大”提出夺取东北的战略任务。
三年来东北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和政治土匪100多万人，敌特人员0多万人，俘敌少将以上军官294人(内上将3人，中将39人)，毙14人，伤4人，校级军官4648人。缴获各种炮12859门，枪械51万多支(挺)，子弹8千万发，炮弹84万颗，电台800台，汽车3461辆，坦克、装甲车350多辆，马匹6万多头，还有大批通讯器材。东北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做出极大贡献，参军人数达160万人，支前民工达316万人，担架20多万付，大车306710辆，907020匹马，粮食450万吨，运送油料3千多桶，子弹1千多万发和大量炮弹等军用物资。还抢修公路4300多公里，恢复铁路2千多公里，搭修桥梁380多座；在农村提出“村村设医院，家家是病房，人人当看护”的口号，从战区到后方，有上千万农民行动起来，为支前服务。我方参加指挥东北解放战争的军级以上领导260多人。
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三个最大战役的第一个，创造了同敌人强大兵团作战典范，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对全国各个战场鼓舞很大，加上其他各个战场上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国民党军也转入优势；人民解放军达到300多万，东北解放军达130万，占总兵力三分之一多。国民党军队降到290万，“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质量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
东北全境的解放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以及淮海战役准备了前提，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战略上巩固的和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大后方，为支援全国解放做出贡献。
可以断言，没有东北这个可靠的后方基地和辽沈战役的经验，没有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作为后盾，平津、淮海战役要推迟组织的。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结束10天后，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说：解放战争进人一个新的转折点，原计划“需要五年时间”，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整个辽沈决战中许多人员都工作异常紧张，一方面指挥各机关和各地党政军机关全力以赴，组织人力、物资、军火支援前线，一方面前方送来的无数文件、电报和电话联系，川流不息的请示、汇报和连续不断的会议，天天打听前线胜利消息，天天督促源源不断地组织担架、运输和架桥修路民工奔赴前线，还要和民主人士协商新政协的筹备会的问题、接收和组织前线转下来的伤病员的慰问、治疗，接收城市、几十万俘虏等。这期间高岗精神异常振奋，夜以继日，忙忙碌碌，真可谓“废寝忘食，鞠躬尽瘁”。
第十八章 出任新中国副主席
辽沈战役结束后，苏联政府转来南京国民党政府要和谈的讯息，试探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停止内战，中共中央没有理睬。东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数量、质量都属人民解放军之最的东野百万雄师浩浩荡荡进关，装备精良，战略高超，士气激昂，战力强大，战术精湛，行动神速，它的威慑力足以使华北守敌以及国民党中枢胆战心惊。杜聿明从葫芦岛逃到北平，沮丧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杜聿明的预言还是准确的。林彪率部入关，高岗主持东北党政军全盘工作，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着力于发展与巩固新东北。
一、参加策划解放全国
东北军区原决定部队休整一段，总结东北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令东野一股作气，乘胜前进。根据毛泽东命令，东野晓宿夜行，十分隐蔽，秘密向关内挺进。林彪等带轻便指挥机关，从沈阳出发，经义县、朝阳一线向关内进发。
1948年11月19日，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召开军政工作会议。此时，中央军委命令东野迅速入关，遂将会议改为进关动员会。于23日战尘未洗，马不停蹄的80万大军，在林彪、罗荣桓等带领下，离开黑土地和关东父老，浩浩荡荡入关作战。
东野入关间，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巩固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高岗指出，东北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大力发展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林彪从东北离开一星期后，新华社和东北电台、报纸，仍发部队在沈阳、新民、锦州等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并发林彪的讲话和照片，以便迷惑、麻痹敌人。
林彪在进关的火车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拍发一份电报，建议他入关后让“高岗担任东北局、军区”一把手。据林彪的秘书谭云鹤回忆，这是林彪在东北期间以个人名义第一次向中央发电报的。
高岗指挥各级党政军为人关作战部队组织了数15万民工，日夜抢修公路、铁路，调动人力、物力、畜力和运输工具，运送粮、被服、武器、弹药、油料等1000火车皮，保证了入关部队的全部供应。
12月初旬，高岗等带领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和行政委员会机关进驻沈阳，抓紧部署有关急事后，遂到华北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一起参与平津战役的策划和部署，对毛泽东的战役部署提出调整意见。原部署先打南北两头之敌即南打塘沽、大沽、芦台，北打新保安、绥远，争取傅作义起义。中央军委一致认为这是最高明的部署，可能逼傅作义投降，保平、津两城市完整。高岗到前线和林彪等交谈时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样部署愿望是对的，但是平津集结几十万兵力，逼急了敌可能趁我顾打两头，中间兵力薄弱之隙，他孤注一掷强行突围，以图侥幸成功，那么，敌我激战难免，双方伤亡会增大，平津敌人突围毁坏也会大，北平也难保全。林彪对高岗的看法有同感。
最后提出调整意见：重兵包围北平，集中打掉天津，使傅作义要打打不过，要跑跑不走，要守守不住，北平可能造成“长春局面”。“以打促谈，以打促和，他不谈也得谈，不和也得和，以保全古都北平。”毛泽东同意林、高等的意见。
平津战役部署方案改变后，决定打下天津，促使傅作义采纳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议，傅作义仍抱侥幸，以为天津城可以持久固守，以此作为与中共进行谈判讨价资本。他对天津城防坚固信心十足，认为固守一两月不成问题。我军发起攻打天津前，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还表现出了较高的自信。
在谈判中，邓向林彪等建议：“天津嘛，最好不要打！”他又问：“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林彪成竹在胸地说：“计划打三天！”邓说：“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林彪不以为然。
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亲自指挥解放天津战役，只用30多个小时就取得彻底胜利，林彪说三天还留有余地的，击破了傅作义讨价的筹码希望，不得不接受出城和平改编，我军以最小代价，取得平津战役全面胜利。
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
12月下旬，高岗被中央召回开会，研究部署1949年战略方针、任务和讨论准备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高岗一到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互相谈了情况。高岗汇报了东北的经济建设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毛不断点头同意。谈到中央的打算时，毛泽东说：“中央的工作难着哩。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很难在短时期消除干净。”他们俩就有关建国和建国后方略等重大问题彻夜交谈，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启发了思路。
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高岗从1945年离开党中央、毛主席，整整3年后，又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决策全国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部署，并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块欢度不寻常的1949年新年，共进新年午餐，心情格外振奋。元旦未休假，继续开会，座谈讨论了准备建立中央政府前，如何将各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逐步统一起来。高岗积极支持毛泽东急于消除分散主义的倾向，认真研究讨论了这一问题，妥善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集中研究了财经、军工、铁路、运输等统一的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朱德、董必武、高岗、刘伯承、陈毅、林彪、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等各野战军负责人。座谈会产生了纪要，毛主席亲自审阅，他对“纪要”很满意，为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和逐步统一全国工作做准备。
根据中央会议的精神，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公开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蒋介石也发表元旦声明，他秉承美帝策划的“划江而治”的阴谋，声明要“和平”，企图以“和平”的幌子，维持他江南的统治，阻止解放军南进。1月3日，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妄图赢得喘息机会，卷土重来。
6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的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决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说出全国人民的心愿，坚定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会议要求揭露美蒋反动派新的和谈阴谋，号召党和人民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计划，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彻底摧毁或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表明了中共决不搞南北朝割据的决心。周恩来在会上就座谈会讨论的问题作长篇讲话。政治局会议对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研究了和南京谈判的几项条件。还提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城市工作等重大问题。
高岗回到沈阳于当月底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2月中旬，东北局常委会上，讨论东北党的历史问题，研究当前中心任务——抓经济工作，高岗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部署了各项工作。3月5至1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高岗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此时，三大战役结束，消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150多万，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基本瓦解，反动政权已经基本崩溃，各国驻华使馆纷纷向本国政府报告情况说：国民政府“无法挽回败局”。连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戴维·巴尔也说：在我看来，军队的损失……显示出覆灭的开始，“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抵抗进攻的能力和意志”，“世界上最坏的领导，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败坏士气的因素，导致了作战意志的完全丧失。”
中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批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及西北地区；战略方针调整为解放区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党中央的视野，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经不是军事问题了，由军事斗争开始转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国，怎样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巩固 7684." >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全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出了正确和错误路线在各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及时提出警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这就意味着：革命将不停顿地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会上讨论研究了经济问题和民主建国问题。９9liｂ?
会议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曾多次和高岗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象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会议研究了进北京的问题，并对高级干部提出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要求。毛泽东还告戒大家：我们不能象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指导解放全国取得伟大胜利，又指导建国后经济建设取得伟大胜利。至今重温这次会议决议，仍有伟大现实指导意义。
3月14日，中央召开座谈会，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经讨论做出决定。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出席座谈会的除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外，还有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后，开始准备中央各机关迁往北平。
3月23日，风和日丽。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高岗和叶剑英、腾代远等中央领导登上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还有11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拉着中央机关全部家当。这月，刚好是毛泽东47年3月离开延安，48年3月东渡黄河，49年3月进驻北平，有意安排还是巧合，不得而知。
毛泽东往北平的途中继续向中央领导谈及李自成进京因胜利而骄傲，导致失败的教训，以引起大家防止重蹈李自成覆辙的警惕。毛泽东到逐县，刘亚楼到逐县市迎接毛泽东等领导。毛说：“十来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刘一时不明“赶考”的意思。旁边的周恩来解释说：“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试，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24日到达北平，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向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他又说，但不是完全胜利。
当时，还没估计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但是天意也罢，民心也罢，奇迹已经出现了，中国古都的北平已经开始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首脑。
毛泽东进北平不久，在香山“劳动大学”(中央机关代号)接见四野师以上的干部，高岗是受接见者其中之一。名为接见，实为南下作战动员。毛泽东讲话中说，丝毫也不应该松懈你们的战斗意志，应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他接着说，我们四野就要南下作战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朱德也作了南下动员讲话。高岗参加研究决定南征的四野领导班子。东野70多万部队在华北平原“重整大军向南打，踏过黄河奔江南”的嘹亮战歌声中，于4月中旬分三路纵队，浩浩荡荡，大举南下，席卷中南，解放两湖、两广和参与江西、贵州、云南的解放，一直打到海南岛。
四野从1945年冬10万出关，到49年发展到100多万，先后歼敌近200万，从长白山打到五指山，1950年入朝作战打头阵。在全国来说，军队占全国三分之一，解放的省份占三分之一，消灭敌人三分之一，的确业绩卓著，战功赫赫。
中国人民常讲天意，有人说蒋介石垮台是“苍天注定”的。什么是“天意”，天意不就是民心、民意嘛！美国政府拼命扶持蒋介石打内战，给钱给武器，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结果是“扶不起的天子”。美国的失误，就在于他选择的是被人民唾弃的、脱离人民的、腐败透顶的政权。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气急败坏地训斥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不得不平心静气地说了一句老实话：“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是廉洁换来的民心。”他在人民胜利面前不得不承认廉洁是比飞机大炮厉害得多的东西。蒋介石在下台时沮丧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这句话后来变成“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蒋介石打倒的。”
二、协商成立新政协筹备会
早在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就曾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并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称旧政协)。但是，蒋介石随即发动全面内战，政协会议的决议成泡影，并非法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绑架民主人士事件时有发生。1946年后半年，在我党的领导和安排下，一部分进步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闻一多、杜斌丞等被国民党杀害。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7年10月10日发表了“双十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学商和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3月，东北局做出了今年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决策。
党中央在1948年“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党中央的这个伟大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曾经转移到香港的一批资深望重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章伯钧、郭沫若等，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和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8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复电，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关于召集此次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据说毛迟复电是来电收到迟)
高岗在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中做了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东北地区是当时全国比较巩固的一块根据地，又背靠苏联、朝鲜；蒙古民族集中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也于1947年5月胜利成立，以北满为依托，就全国来说，中共得手的第一座大城市——以哈尔滨为中心的解放区坚如盘石；东北除国民党霸占几座孤城外，几乎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第一个地区。
党中央决定将召集各民主人士商讨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放在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进行，由高岗代表中央负责协商。1948年夏，东北局拿出专款租用苏联船，接冯玉祥从美国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不幸的是他乘苏“胜利号”离开纽约回国途中，因电影胶片引起轮船失火遇难。9月，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高岗，欢迎迁往香港的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
东北局根据中央的决定，把接待解放区以外的民主人士到哈尔滨共商建国大计，协商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为一个最急迫的工作，提到重要议程上。高岗负责此项工作，他认真负责，显示了运筹建国的才华。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香港等地民主人士先后分三批到达东北解放区，李富春、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等分别亲自到朝鲜罗津和大连、安东等地迎接回哈尔滨。高岗对迎接各民主人士到东北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障等作了具体指示和周密安排，派专人到苏军控制的大连联系安排最好的旅馆。让民主党派领导人住单人房间。北方寒冷，为他们准备了皮大衣，皮帽子、皮暖鞋等防寒服装，还安排游览市区，为他们举行宴会。到哈尔滨后，东北局召开了欢迎民主人士大会，高岗代表东北局在欢迎会上讲话，向民主人士介绍了东北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的伟大胜利和全国解放战争大好形势，对民主人士鼓舞极大。高岗等党政领导人分别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马叙伦、彭泽民、王绍鏊、李章达和郭沫若、柳亚子、许广平等，座谈情况，交换意见。
同时，按照中央指示：由高岗、张闻天、林枫代表东北局并与高崇民、张学思、朱学范等人和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谈征询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地点、时间、人选及议程等问题，进行多次协商，并将征询的意见由高岗签发报告中央。
中央随着“五·一”口号发出后，委托东北局筹备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东北局根据中央的要求，以高岗为首组成调查研究工作团，对东北解放区和即将全境解放后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和城市工作的新问题，深入各地和城市进行调查研究，为劳工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8年8月初，高岚主持在哈尔滨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出席会议有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的代表，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东北、华中、华东、西北、中原、两广等各地区职工会的代表，上海、天津、武汉等国统区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共500多人，他们代表全国有组织的近300万职工。高岗代表东北局向大会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政治报告。《东北日报》报道中说：“……，在雷动的掌声中，高岗同志首先以兴奋的语句称：‘我们今天能在自己的城市哈尔滨这样辉煌的礼堂召开大会，这是工人阶级斗争胜利的结果’，并简要叙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多年来艰苦奋斗的历史。继即详尽的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并着重扼要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高岗在每一部分报告中，均以现实的具体实例、生动有力地事实说明今天革命的新形势，大大提高了与会代表积极努力争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不时引起全场大鼓掌。”高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陈云同志在大会也作了重要报告。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在大会发言、小会讨论中，坚决拥护党中央“五·一”提出召集新政协会议的号召，拥护高岗的报告。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美蒋反动集团，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公敌。他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全体会员，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他讲话中“希望其早日实现”。
第六次劳动大会，为建立新中国成立做了思想准备。会议通过劳动协会政治提案，主张由中共负责召开新政协会，团结各民主阶层摧毁反动统治。并建议大会公告全国工人阶级及世界各国职工组织，宣布国民党及反动统治特务工贼操揽包办之所谓“全国总工会”及一切地方“伪工会”压迫与摧残工人的罪恶，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一致声讨”。“建议大会衷诚接受高岗同志的政治报告及陈云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报告，并号召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全体工人阶级……聚积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掌握策略，联合民族资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大会还向毛主席、党中央和斯大林发出通电。
东北战场已经转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队由追打成“守”，共产党军队由退打成“进”。毛泽东急于听到来自东北劳动大会和辽沈决战部署，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全面胜利的情况，他亲自和林彪、高岗电报联系指导。毛泽东对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很满意，大加赞赏，他在西柏坡高兴地说：“各路英雄聚会哈尔滨了。”直至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六次劳动大会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
大会根据高岗报告决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在《共同纲领》中采纳，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辽沈战役中，高岗除了日夜进行紧张的工作外，于10月8日(48年)，按中央电报指示，代表中央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征询、商谈，就中央拿出的《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草案，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7人进行民主协商。实际他们7人代表着7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高岗并东北局，提出7个民主党派和团体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他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等17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等15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等3人；中国人民救国会史良等7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等6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等3人。
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就召开新政协的问题和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与各民主党派和团体负责人，经过反复多次民主协商讨论，于10月25日达成协议，随即汇报中央。
11月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高岗和李富春，请与沈钧儒、谭平山、王绍鏊商量，多邀请一些与中共合作的中间人士，以扩大统一战线。高岗按中央指示，又深入细致地与有关人士进行协商，征询意见。
11月2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作战的第二天，在哈尔滨正式召开了民主协商会议，高岗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就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全面磋商，会议确定首先在哈尔滨举行筹备会，对于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筹备会组织条例等问题进行广泛地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并达成如下共同协议：新的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和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经过多数通过，全体负责；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有不同意见时，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还规定“南京反动政府系统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商定由中共负责起草筹备会组织条例等准备工作；筹备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高岗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信赖的领导之一，高岗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协商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召开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延安时期积累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经验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体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深入广泛地磋商，发挥了他在政权建设中的组织才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好评。
1949年2月下旬，北平解放后，李济深、郭沫若等35名民主人士赴京起程，高岗等在沈阳热烈欢送，并安排他们的安全工作。
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决定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由原定在哈尔滨召开改为在北平召开。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新政协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主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人物等134人，代表着23个单位。毛泽东、李济深等在开幕典礼会上分别讲了话。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这次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适当时候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高岗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会议一致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会议开了5天，6月20日闭幕。高岗在筹备会上，同各界代表已经熟悉了，集体和个别进行广泛协商讨论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心，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整个会议过程中充满了各界各族人士民主团结协商的气氛和实事求是创基立业的精神。
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条例选举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决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新政协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方案及其他有关事项。
三、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
中共密访苏联的问题，在1948年春就提到日程上。4月，中央机关从陕北渡河到山西后，解放战争已开始大反攻，胜利指日可待。鉴于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情况不大了解，毛泽东准备亲自去莫斯科通报，并电告斯大林。同时组建了一个班子作准备工作。斯大林复电说：中国革命战争正处在决定的时刻，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事需要商量，他派一个政治局委员来华相商。毛泽东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5月，中央打算让苏共中央派代表来华。
恰在此时，傅作义准备奔袭石家庄，因战争紧张，党中央电报致苏联代表来华未成行。
1948年9月，中央会议就访苏问题作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他告戒与会领导，“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这就在高岗的脑子里烙印下深刻印象，奠定与苏联、斯大林拉关系的思想基础。
9月28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9月会议情况，并告知他将在11月赴莫斯科向苏共通报。之后，在党内发出《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10月16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正在召集高岗……诸同志来中央开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七届二中全会。”
其间，平津、淮海战役已打响，蒋介石招架不住，又玩和谈把戏，苏联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的一封信，请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之争，让苏说服中共不要打了，意欲斯大林实现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让蒋主席统一中国)的“承诺”。
接着，于1949年1月底至2月初，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秘密访问中国时，在西柏坡和党中央会谈时，毛泽东明确把打过长江，解放全国的决心告诉米高扬，不赞成把中国割据成两个政权的折中设想，下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决心。
蒋介石为造成“划江而治”的割据局面，在此时耍一了个花招，引退下野，推出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后，提出“和谈”的要求，并同意中共的8条和谈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遂派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雄、屈武等为成员在北平进行谈判，企图搞缓兵之计，达到“划江而治”目的，然后仰仗美国的支持，再卷土重来。
苏联仍持“走钢丝”的政策，苏驻华大使同李宗仁提出调停内战的3项条件，实际支持了李宗仁的“划江而治”，搞“南北朝”割据的企图。在南京解放前国内外有些“好心肠”的人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千万不能过长江，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过了长江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党中央本来不想谈，由于苏联的压力，应付苏联的面子，同意举行谈判。谈判中对国民党的阴谋理所当然地被我揭穿。同时，中央做好了应急美国出兵干涉的一切准备。“好心人”的劝阻未果，和谈崩溃。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号召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这一伟大号召下，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占领了国民党老巢——南京，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长江以南大片地区。
南京的解放意味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西北也向西安等地发起进军。解放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已经被打垮，只剩下100多万，战斗力强的只有二、三十万人。
1949年5月，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苏联，并确定由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着手进行负责筹划毛泽东秘密访苏事宜。此时，一方面访苏条件成熟，因为建国条件具备，但是经验不足，需加强中苏两党关系事关重大；另一方面，苏共对中共了解不深，它们对蒋记政权还抱幻想。南京解放时，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大使馆都撤回国，而唯独苏联驻南京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毛泽东交待准备到苏联要讲的几个问题是：关于解放战争发展变化的形势；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和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尽管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建国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要谈的不少，最迫切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
在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在“适当时候建国”，没有提到及时建国成立政府。据有关资料说，毛泽东打算在50年上半年建立中央政府，大致在1月份成立。他曾多次说过，成立政府的事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江西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么，当了主席还是当不了，不仅当不了，还不是一口气跑了二万五千里吗？
政协筹备会结束后，全国解放战争还在紧张进行，毛泽东脱身不开，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刘少奇、高岗率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员王稼祥(东北局宣传部长)和徐介藩(翻译)、师哲(翻译)、邓力群(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戈宝权等。
7月初，刘少奇从北京出发，到沈阳同高岗等会合。代表团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坐苏联飞机到莫斯科。为了安全起见，飞机绕朝鲜上空转一大圈子飞抵伯力。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受到当地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款待。本来几小时就能飞到莫斯科，结果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他们沿途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很受感动。
师哲说：高岗身穿新做的藏蓝色中山装，脚蹬一双锃亮皮鞋，大背头梳的光亮，戴一副宽边眼镜，身材魁梧，显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一路上健谈好玩，热情豪爽。他思想敏捷，表述简练，对接谈人很能应付自如，不论跟大小人物交谈都能驾驭对方，对谈话调子和话题，都能确切、得体地把握分寸。
在飞行和下榻期间，代表团几人就如何谈判问题进行商量。王稼祥在苏联工作过，首先谈了苏联和斯大林的情况。他说通报情况好办，要求苏联援助等问题恐怕有些困难，要多费些口舌，苏联是斯大林一人说了算。高岗充满希望地说，“情况要通报好，要打动斯大林，援助再困难，实质性问题非讲不可，要谈就要谈成功。我们各行各业缺乏大量专家，像沈阳机械厂、鞍山钢厂等，要恢复和发展生产，没有专家是不行的。我们缺乏资金，需要贷款，我们东北至少需要两三亿美元，还有中苏贸易……”
他们到莫斯科受到苏共领导热烈欢迎，安排住在高级宾馆。7月10日，刘少奇、高岗等应邀到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接受斯大林会见并赴宴会。斯大林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到门口迎接，刘、高等依次与苏共领导握手，互致问候。宴会准备的很丰盛，桌上杯盘棋布，几色美酒，鲜花点缀。宴会延续达四个小时，刘、高和苏共领导先后依次互相举杯敬酒，场面非常热烈。
会谈都是斯大９9lib?林亲自主持进行，实质性的问题都由斯大林直接同中共代表团会谈。先后同斯大林会谈六次。代表团向苏联领导斯大林等介绍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和经验；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外交关系问题及经济贸易等。
这是中共高级代表团第一次同苏共高级领导会谈。苏共领导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罔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等高级将领参加会谈。
在7月11日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全面就有关问题进行介绍，提出经济援助、中苏贸易、中苏两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使斯大林对中国的胜利情况有了第一次较详细的了解，斯大林等苏联领导非常敬佩中共的胜利。斯大林当即对中国革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诸如早建国，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还有解决新疆的问题、大连撤兵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等。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他以检讨的口吻说：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干部是成熟的有水平的。他还说，由于苏联对中国不甚熟悉和了解，曾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错误的主意，“妨碍了中国革命”。
“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到损失？”他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讲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在第三次会谈中，刘少奇讲了关于暂缓建国、成立政府的问题，他说他和任弼时“不进政府”。斯大林发问：“高岗同志参加不参加政府？”刘少奇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要担任主要职务。”他又说，建国和成立中央政府，计划在50年1月1日进行。我们想听一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请求给我们建议和帮助。
斯大林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杭州、上海、太原、西安、广州、贵阳等各大城市和大片地区相继解放，解放战争在全中国范围内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所以，他听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暂缓立国的意思后，特别对暂缓建国的问题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你们考虑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考虑了没有？现在情况不同了。你们现在几乎是全国解放，蒋介石政府不复存在，这时不成立政府，使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容易给帝国主义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帝国主义联合干涉那就被动了。他还谈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24国联合干涉他们成立中央政府的往事。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首先承认。他主张通过人民选举人民政府，可以组织“一党政府”。
斯大林在会谈期间多次赞扬中国党已度过幼年和青年时期，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中国党的成熟是有了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干部，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的成熟，苏联人及亚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话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西欧人由于骄傲，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亚洲。他希望中共负责就近联系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联联系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他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承担些义务。“我们共产党人，中苏两党彼此敞开思想，坦率交换意见。”
刘少奇说：“好！好！”高岗说：“开诚..布公。”斯大林身子转向高岗说：“高岗同志说的好，开诚布公地谈。你们有什么意见，毫无保留地讲出来，我们有什么问题，也毫无保留的讲出来。”
会谈中关于旅顺驻兵，斯大林讲到“历史遗留”问题时说：旅顺驻兵，是为保护苏联，也保护中国革命利益。并说：“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军。”如果中国同志要求撤兵，“苏联现在就可以撤兵。”
高岗说：现在中国东北是“两个政权”，有些关系不好处理。他提出：“大连港口，我们也想利用。”斯大林说，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起来，“大连港口为中苏两国所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权”归还中国，撤军还是不松手。因为斯大林以“美国从日本撤军”为先决条件，高岗也不好反驳，认为苏军在旅大驻兵，中方想利用港口很不方便。但政权问题解决了，于是他说，在撤军问题未解决前，我们东北政府，将保障好苏军的供应，并处理好双方关系。斯大林表示同意。
在援助和经贸谈判中，斯大林说，你们要求援助需要哪些援助？最迫切的是什么？可以谈的具体一点……他转身向高岗说：“还是开诚布公吧，对不对，高岗同志。”高岗礼貌地点点头并转向团长刘少奇，以防喧宾夺主。刘少奇就有关政府职能、金融、学校、群众团体等方面，要求苏方解答，并希望派专家、中国派参观团和留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他示意高岗、王稼祥提具体要求。刘少奇首次同世界出名的谈判高手斯大林谈判，显得非常谨慎。
高岗发言开门见山，他讲了我们的困难，提出经济援助的要求。他说，我们全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受到很大破坏，大城市相继解放，还有些地区正在解放，面临最大困难，最迫切的是全面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如东北在日伪蒋时期，工业比较发达，但战后因厂矿设备被日伪蒋破坏、拆卸运走，已不能生产。“恢复生产需要钱。希望苏联政府能给我们贷款，援助我们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他原想将苏军拆设备的事讲出来，因此事斯大林不一定知道，和刘少奇商量，只用“拆卸运走”一句带过。
斯大林说，你要多少贷款？“先贷三亿美元，怎么样？”刘少奇接着说就按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高岗还想多争取点贷款，但刘少奇一说，就不好再说了。
接着商定借款起草委员会，苏方提出由米高扬牵头。中方刘少奇说：“我和高岗、稼祥同志参加。”斯大林建议中方由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说：“高岗同志出面方便些。你看呢？刘少奇同志。”刘少奇点头表示同意，没说一句话。又不好反问，似有不大满意。周恩来在六十年代说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做法，特别赏识高岗”。实际斯大林的意思是中共代表团这次出国是密访，中国中央政府未成立，为了避免中共是苏联附庸的话柄，以东北政府官员高岗出面，便于对外发表消息。实际谈判经贸等问题刘、高、王都参加。
斯大林向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说：“在《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从外交角度来说，斯大林的意见是对的。
高岗高兴地说：“这样，我就可以在莫斯科露面了，参观一下你们的企业和农庄……”斯大林说：“当然可以。”
高岗以经贸谈判首席代表，胆子更大，思想放开。他说：“中苏贸易急需扩大。”他讲了东北进出口差额很大，即进口600万美元，出口不足500万美元。在全国所有解放区来说，首先和苏联做生意，东北的情况肯定是最好的，扩大贸易，当然第一位是和苏联。
斯大林赞成两国贸易扩大，但是中国外汇有限，他主张以物换物的形式比较简便，可以不用外汇。
高岗认为目前扩大贸易，以物易物对双方都有好处，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以物易物对中国最有利，中国外汇有限，可以不用外汇。但是，他很清楚以物换物，中国只能出口农副产品和原料，按世界市场价格看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与工业品比价相差很大，中国还要吃亏。他的脑子转动快，便说：“以物易物，请贵方多考虑我们的实际困难，要把价格定得合理些。”斯大林即表示同意。
刘、高等同苏方有关部门经过几次会谈，高岗对斯大林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风度，国际主义的精神，他的博大精深和高瞻远瞩，自我批评的作风，在高岗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国在东北局领导中私下议论说，他提出的要求基本都解决了，就是大连驻军问题，再不好争了，怕斯大林觉得帮你们把日军赶走了，美军来了怎么办，驻军为震慑美国。
其间，刘、高等观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纪录影片，意在显示苏联也有原子弹，不是美国独有。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访问中的情况随时电告国内，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宣告新中国成立的进程加快了步伐。
高岗以东北地区的行政首脑的身份，同苏联政府的计委、外贸等部门谈判了12个月以物易物的协定，并公开发表了以高岗率东北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商务问题的消息。苏联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工业品价格是最大的优惠，最后签订了协定。高岗达到了“非谈成功不可”的目的，非常欣慰。
在访问期间，高岗就中长铁路和铁路部门进行会谈。当时，负责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自称斯大林私人代表)在东北和高岗关系是不错的，但在铁路问题上发生些矛盾。后来，柯写了一份诬蔑中国的长信，说高岗出卖东北。这个问题，在近年的报刊上披露过。师哲是当时代表团翻译。笔者走访师哲老人时专题询问此事，他说这纯属造谣，高岗不懂俄文，他和苏谈判都经翻译，根本没有此事。何况，这么大的事，毛主席也不敢定的，高岗不是灰汉，他怎么敢提出东北划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还说高岗要发一个声明，纯属笑话。“这是给斯大林和高岗栽脏。”他在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的文章，批驳了柯瓦谬夫的造谣bbr>。他说所谓高岗所“建议”的两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它不敢或无意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事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谈话中已分析得很清楚。
他说：1949年6月，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上根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定都北平。”对建国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到7月，解放战争已告尾声，杭州、上海、西安、广州、贵阳等大城市和大片地区相继解放。此时，不光东北是巩固的后方，华北和西北及华中、华东、西南的大部也已是巩固的后方，所谓为了“使东北成为最后歼灭蒋介石军队的可靠根据地”，岂不是大大落后于形势？这是柯瓦谬夫这样的“政治家”才想得出来！
他说刘高访苏期间，发生过一点分歧，并不是什么出卖东北的事，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事。刘少奇在会谈中说，建国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高岗认为刘少奇的观点不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当会就提出不同看法，回到住地后和刘少奇同志发生争论。
中共高级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谈判和通报，把中国革命胜利的经过、经验和当前形势、特点、任务等，全面介绍给苏共中央全体领导，使苏共较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贷款、外贸、派专家等方面都达到预期目的，取得圆满成功，大家都感到高兴，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最大的荣幸。
中共代表团出访之前，高岗给苏联写了一封信争取援助，经中央批准，直接寄给斯大林。这封信对争取经援发挥了作用。
期间他以公开身份对苏联经济建设和集体农庄进行了参观考察，看到城乡都在热火朝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是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干劲冲天，使他非常羡慕。他憧憬中国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并坚定走苏联路，东北首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访苏代表团成员除王稼祥留苏筹备使馆外，其他成员陆续回到东北。高岗提前于8月初回到东北，他回到沈阳知道建国日期提前了，非常高兴，召集东北局领导开会，传达了苏联谈判成功，听了东北人代会准备情况汇报，布置了苏联专家将要来东北后的工作分配和生活供应。此时东北局和政府一些重要工作正急等高岗回来拍板定案。随后，刘少奇带一批专家回到东北逗留一段时间。近年一些报刊说高岗“出卖东北”，刘少奇叫中央提前召回高岗。其实，东北人代会即将召开，他要求先回国的，并无刘少奇叫中央召回的事。
四、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副主席
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和米高扬会谈时就明确提出：中国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三权鼎立。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革命条件和群众条件决定的。这就为建什么样的国家指明了方针和性质。
高岗于9月中旬到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晚毛泽东召见谈话，盘问访苏情况和通气建国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出访苏联成绩很大啊。要来了贷款，签订了易货协议，请来了专家，得到中苏建交的承诺，拜了师，取了经，又通报了情况，总之成绩大的很啊！”
高岗说：“这都是按主席指示做的。”他接着说，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很友好，热情爽快，和蔼可亲。他对主席评价很高，他说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毛泽东摆手说，这是面子话，别听这些……
高岗认真地说：“斯大林很诚恳，我看他是说的心里的话。他一再向我们说，‘在你们进行革命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你们，妨害过你们，曾出了些不好的主意，错误的主意。有什么意见请你们讲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
“你们是怎么回答的？”
“少奇同志说，没有妨碍过。”
毛泽东笑着说：“这就不是实事求是嘛。”他确实妨碍过我们，我们没听就是了。斯大林没有忘记，抗战胜利后，“苏联给我们打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如果中国爆发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
高岗说：他已经感到内疚。“他说中国同志讲礼貌的，总是客气。我觉得我们妨碍过你们的。你们有意见不肯讲出来罢了。”
毛泽东说，他能这么讲，已经不容易了，不文过饰非，善于自我批评，“我看斯大林是伟大的。”
毛泽东将谈话转到建国和政府人事安排上。他说，请你来，是给你通个情况，你们访苏期间，建国筹备工作很快。“中央已决定10月1日建国。”中央人民政府人选嘛，政治局已经讨论几次，并征求了非党人士的意见，拟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主席嘛，大家提名让我担任，副主席嘛，由朱老总、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你担任，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认真地听后说：其他人选我都没意见。至于我嘛，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党内还有资历比我老，能力比我强的，目前担任的职务比我高，还有许多老同志，“在他们中选一个比较好。”
毛泽东说，副主席中没有一个北方人，大家提名你，你就别说喽。在蒋介石看来，连我也不够格，但人民看来就够格。听人民的，当仁不让喽。这只是提名人选，但究竟如何，“还要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如果你当选了，你仍在东北工作，“担任原职务，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搞好。东北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来说非常重要。把东北建成像陕甘宁边区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那里解放早，基础也好，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把东北建设好，支援关内，支援全国。这样全国这盘棋就活了。”“高岗同志啊，你的担子不轻啊！”高岗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9月17日，在北平召开第二次新政协筹备会议，出席代表136人，高岗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向会议报告了三个月的筹备工作情况。会议原则通过了新政协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草案，准备提交全国政协全会讨论通过。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工作，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工作就绪。
9月21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622名代表会聚一堂，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人士等。为了防备敌机空袭，会议开幕式在下午7时30分开始。毛泽东以洪亮而纯厚的湖南口音庄严地宣布：“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顷刻间，军乐、礼炮齐鸣，随之而起的掌声、欢呼声，使这座长期沉寂的古老殿堂淹没在声浪之中，怀仁堂沸腾了。
毛泽东在致开幕词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只讲18分钟。
会上讲话都很短，高岗代表解放区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扼要阐述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阶段的过程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原因。他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没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说：“现在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关于农民，关于土地改革。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不可分开的问题，是和人民解放军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人民统一战线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就是说，领导农民翻身，是人民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农民占有全国人口的80％，他们受了几千年的压迫，特别近代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如果不领导他们站起来，中国事情就办不好，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这一点，坚持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因此，农民才会自觉起来，觉得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踊跃地参军，英勇地作战，不吝惜地支出粮食，负担必须的作战工作。没有农民在政治上并逐步地在经济上的解放，就不可能争得农民来积极参加解放战争。”“解放战争需要依靠农民，建立民主制度也需要依靠农民，如果没有占人口80％的、有政治觉悟的农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那么，我们要建设民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经济建设也要依靠农民的土地改革。显然，如果没有提高占80％到90％以上的人口的生产积极性，那么，我们要真正发展工业和农业，也是不可能的。”
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的丰功伟绩。他说：“工人阶级则不但在这种伟大革命中起了领导的作用，并且在前线上，在生产战线上对于解放战争和克服困难，都尽了极伟大的贡献。”“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国外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都是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高岗最后强调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打败了，过去被敌人分割的局面结束了。当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将加紧进行封锁、破坏捣乱等活动，但我们只要继续依靠工人，依靠农民，依靠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大团结，继续有步骤地消灭残余敌人，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粉碎敌人的各种捣乱行为，而且一定能把新中国建设得很好。”他声音洪亮，一口浓重的陕北腔，富有阶级感情做了半小时的讲话，赢得全场几次热烈掌声。高岗的讲话算长的，刘少奇只讲14分钟，最少的是陈毅，只讲几分钟。
在大会发言中，一位代表叫吴奇伟发言末了，举手喊出：“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他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精神紧张，过去喊惯了“中国国民党万岁”，脱口而出这样的口号，使严肃的会场出点差错。
政协会议开幕后的几天里，各小组会场聚集着代表新中国各方面的政治家和人士，热情洋溢，畅所欲言，绘制新中国的蓝图，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为之奋斗的梦想，即将实现了。
在协商讨论中央政府、政务院领导候选人时，有些争议，有人认为民主人士进领导班子的人多了些，“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对李济深、张澜当中央政府副主席有意见，说李济深在福建杀害很多革命同志。四方面军代表对张澜的意见最大，(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时，张是四川省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朱德、周恩来分头到代表团做工作。有人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中共代表团对高岗当副主席候选人，有人提出从资历、贡献、职务来说，党内比高岗更合适的大有人在，李富春从井冈山来的，就比高岗更合适。毛泽东说：“选高岗为副主席候选人是我提出的。理由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为中央提供了落脚的地方，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包括延安在内的陕北根据地起了极大的作用。选高岗为副主席正是肯定陕甘宁地区的历史贡献，这是不能以资历来考虑的。”中共代表团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
会议对国名争议很大，何香凝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创造的，国名就不改了。有的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的提出反对意见，有“人民”就代表民主，难道人民不民主……
这次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文件。大会做出四项决议：即北平改为北京为首都，实行公元年纪，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刘少奇、高岗等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政协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中央政府委员会由63人组成。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7名正副主席中，有3名非中共人士；56名委员中，非中共人士20多名，充分体现了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高岗认为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流血牺牲夺取江山，共产党人进人中央政府领导班子的主要领导人数偏少。
会议在晚9点闭幕，朱德作闭幕讲话。
这次会议全体代表吃住在当时最豪华的北京饭店。闭会那天晚上，全体代表在北京饭店聚餐，毛泽东、刘少奇、高岗等正副主席坐在第一桌，各桌选派代表离坐向第一桌走来向主席、副主席敬酒，主席、副主席也分头到各桌敬酒，气氛热闹非凡。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是个庄严无比、举世瞩目的天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
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和委员宣誓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方针。会议选举和任命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政务院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还做出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本政府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完毕后，大家都兴高采烈，高岗从投身革命起就盼望着这么一天的到来，他喜形于色、兴奋异常地和大家交谈十来分钟。
下午2时50分，毛泽东主席领头，高岗等几位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分别乘汽车由勤政殿出发，经中南海东门来到天安门后边下车。高岗是正副主席里边最年轻的一个，这年他44岁。他招呼大家并扶着年纪大的走下车集合好，跟毛主席3点准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典礼大会。高岗第一次上天安门城楼，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和几位副主席等都在胸前别有红绸佩条，印上自己的名字，用烫金粉印的，端端正正佩带胸前，金光闪闪。可是毛泽东的佩条不见了，胸前光秃秃的。这次大会还专门请了苏联摄影师来拍彩色影片，毛泽东不别绸条怎么办？可把叶子龙忙坏了，他急派吉普车让钟灵回中南海用手写了“毛泽东”三个仿宋体字的红绸条而代替了烫金印的佩条。
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庄严地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天天安门广场上彩旗缤纷，欢声雷动，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54门礼炮齐鸣28响，据说，它象征着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接着，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并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随后，30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
开国大典宣布结束后，参加庆祝的人群仍不肯离去，拥向金水桥，向城楼上的毛主席欢呼致敬，毛主席向大家招手回礼，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站在毛泽东旁边的高岗心情激动地说：“流血牺牲，没有虚度此生。”
新中国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结束了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压迫、剥削，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苦难的祖国被人欺凌宰割的历史再也不复返了。
共和国老根的延安人民欣喜异常，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热烈庆祝新中国诞生，“今后我们誓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大家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并题写“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还派老区慰问团去延安慰问。
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带领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挥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
开国大典时，苏联派了一个彩色电影摄制组，遗憾是影片在制作时失火烧掉一些，受到斯大林的批评。名画家董希文目睹了开国大典现场盛况，他呕心沥血，按当时现状创作了开国大典油画，在创作中曾拜访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建国初，随处可见到这张油画，画中每个人面孔基本家喻户晓。六位副主席斜排在毛泽东两边，带着近视眼镜，身着标致的中山装身材高大的高岗，被长须飘胸的张澜遮住半身，只露出侧半身和完整的头颅。
这张油画，随着高岗事件发生而被打入地狱，遭到销毁，董希文也得随着长官的意志修改历史。他接受的任务是很快去掉高岗的像。露出粗糙的画布。建国十周年，不能没有“开国大典”的象征，印制“开国大典”的邮票，高岗像用一盆菊花所代替。刘少奇的问题出来后又一次修改。国庆四十周年前夕，农业出版社出版四十周年大型画册时，无处找到原作，只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一张翻拍照片。后来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原作面貌。近年在参观天安门城楼的“纪念册”和“开国大典”上恢复了历史原貌。
10月2日，高岗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0月3日，毛泽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团举行宴会，高岗被邀请参加。毛泽东说，西北人民特别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他要求大家到工业发达的东北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开开眼界。对高岗说，你让他们在大连、沈阳参观，给他们介绍情况。
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高岗当选为理事。
10月8日，高岗出席周恩来主席主持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的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协商全国政协工作等问题，高岗在会上发言。
10月15日，高岗在中南海为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致贺。
10月中旬，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马明方、杨明轩、赵寿山、王世泰、杨拯民、李景膺、杨志芳等一行20多人到东北参观访问，高岗于10月21日回沈后举行宴会招待参观团同志，并介绍了东北总的情况，还陪同参观沈阳等地的工厂。
高岗在北京开会期间，时任榆林市副市长李志洁看到高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非常高兴，便给高岗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曾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高岗在甘肃搞兵运时李资助高活动的友情，并索要《毛泽东选集》。高岗看到信后，即回信：
志洁市长：
去京开会月余，致信至今始捧诵。欣悉你在榆林工作，甚慰！甚慰！
深为发展榆林工业、水利、教育和组织榆林人民而努力，为榆林与陕北人民多作贡献。……所需书籍，待(马)明方、(王)世泰同志返回西北时带到西安，再设法转上。
高岗
1949．10．22
高岗对马明方、杨明轩等托捎书时说：“我跟李志洁是患难朋友。这个人很够朋友，可以给工作做。”马明方将《毛泽东选集》带转给李志洁。
抗美援朝开始后，李志洁再次致信高岗，要求到东北参加抗美援朝工作。高复信：前方后方都一样，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同样为保家卫国。……
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苏联按7月会谈承诺，向世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增强了新中国的威望和国际地位。
12月初，毛泽东同志首次到莫斯科访问，期间还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在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东北局人民政府领导到车站上车迎送毛主席，高说：“我送你到满洲里国境线，再回来。”毛说“不必了。”高说：主席注意身体，苏联比中国寒冷得多，早晚要加衣服。汪东兴问高岗：已通知的几条纪律通知了，高说：“通知了”。
毛泽东这次出国乘坐的专列，在当时是最高级的，据铁道部滕代远回忆说，是美国赠给蒋介石的列车，蒋介石还未坐一次，只宋美龄坐过一次，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这列火车是按南方气候设计的。列车进人严寒的东北后，暖气管子被冻坏，一时修不好，车厢内很冷，行驶也很慢。毛泽东对随身警卫说：“看来美国人出的这些东西也不灵啊！美国的东西就那么灵，什么都好，月亮是圆的，我历来不信。”“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比老牛车还慢，我已准备冻成冰棍喽！”专列到达边境满洲里，由苏联派出列车和斯大林的卫队长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专程来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到莫斯科。
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周恩来率代表团于1950年1月中旬也到莫斯科。高岗积极协助中央选调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绝大部分是东北有关部门的领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和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电业局局长程明陛、外贸部处长常彦卿、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等，几乎全部是东北人民政府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和从东北调回中央不久的叶季壮(中央贸易部长)、伍修权(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长)，讨论协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长铁路共管的问题，旅大的问题，在各大城市互设领事馆的问题，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新疆的问题以及经济建设等。
2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3月初高岗、罗瑞卿、滕代远等专程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访问归来到哈尔滨。毛泽东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短暂停留，高岗陪同毛泽东视察了工厂、学校等，接见了地方干部。在沈阳铁路宾馆毛主席召集东北局有关领导会议，听取了高岗就东北工作汇报。毛泽东对东北工作很满意，他特意了解了航空学校的情况，考虑建立空军的构想。
毛泽东在哈尔滨、沈阳期间，黑龙江省委、东北局设盛宴招待。毛泽东批评高岗等东北领导铺张浪费。他走进餐厅看到摆满餐桌的丰盛食物，脸色沉了下来，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气色。在就餐时，只吃了些简单的蔬菜，喝了点红酒，吃点米饭，高档菜一筷未动，让随同毛泽东从苏联来的越南党领导胡志明多吃多喝，自己放下碗筷，开始吸烟。饭后到会议室，对高岗和省委等领导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泽东应黑龙江省委的请求为干部题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发展生产”，毛泽东到沈阳在东北局、辽宁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他肯定了东北工作后，他要求东北局“要把东北建成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要出机器，出人才，支援全国。”又次指出铺张浪费的问题。他说，这次和恩来同志等路过东北，主要是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工业情况，发现浪费很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得那么丰盛干什么？他对高岗等指出：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做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该做表率……
周恩来在东北局会议上讲话中对东北工作成绩给予肯定，指出：东北对全国解放、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贡献。
毛泽东首次出国访问安全问题，东北局和公安部、铁道部作了周密部署。周总理向滕代远交待：“全党挂帅，全党动员，精心部署，分段负责，严格保密，内紧外松。”据资料记载，12月6日，毛泽东从西直门上车，途经的沿线摆了3个军的兵力，亦相当机密。沿路几十米地派有经过挑选的武装人员和民兵站哨、护路。据后来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的某同志说，他当时是在一个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冻的真够呛。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两边，每隔50米左右，部队和民兵昼夜轮流看守。警戒撤销后很久，才知道火车上坐着毛主席回国。那次，公安部长罗瑞卿挨了批评，毛泽东刚出行到天津站，就发现道旁撩两颗手榴弹，杨村桥墩(天津段)上还发现一包炸药。周恩来说：“怎么搞的。”立即命罗瑞卿追查，所以，返回时搞得更神秘。毛泽东返回时，长春郊区数里铁路干线破坏扒开，亡图制造列车颠覆，发现后及时修复。致使安全保卫工作更为警惕。高岗陪同毛泽东的专列到长春站，正好是中午，转乘轿车往下榻的地方走时，沿大街小巷看不到人影，毛泽东便问当地一位领导：“为什么街巷一个人也看不到啊！”回答：“现在正在吃中午饭。”毛泽东意识到是搞戒严，便说：“噢，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啊！”“你们是在说假话，搞戒严了，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
建国初，暗藏的敌特分子非常猖狂，尽管严密封锁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消息，仍被暗藏的敌特分子和电台侦知，没有放过难得的机会，毛人凤在台湾遥控指挥敌特分子千方百计破坏，投放炸弹炸药，扒铁路均未得逞。
2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动身回国时发表了讲话并发布消息，回国途中安全更为重大。为了确保安全行车，26日深夜有三列火车开出满洲里，为迷惑敌人，第一列是空车轨道开路，第二列是担任警卫任务的前驱车，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高岗和回国人员均在第三列的车上，3月14日，毛泽东等安全回到北京。
第十九章 领导东北经济蒸蒸日上
东北全境解放，新生政权代替了反动政权，为建设新东北创造了条件。辽沈战役后全部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和政治土匪的残渣余孽，奠定了东北解放区作为全国解放战争总后方的战略地位。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敏锐地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工业生产占全国90％，直接支持了解放战争和全国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第二个“试验基地”。依照苏联管理经济的方法，成立经济计划委员会，高岗自任主任，他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管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办法和经验，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的丰富经验。
一、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
东北是新中国率先实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第一个地区。高岗虽然在陕甘宁边区期间无论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建设上都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东北建设的规模大、范围广，要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他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当时他所接管的东北是一个因受日本和伪满殖民加封建统治十多年，又经过几年内战，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烂摊子。主要工厂、矿山，机器设备器材被苏联军队撤退时以“战利品”全部拆走，如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站等地方，只“无偿地”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属的高档家具全部搬走。同时，又遭到国民党军队抢劫，四平、锦州、鞍山、本溪、营口等凡是打过仗的城市，几进几出，从厂房设备到城市设施，有的烧，有的炸，有的拆，没有一处完好的，多数倒塌关闭。长春是“兵不血刃”之城，同样损坏惨重，建筑面积损失230万平方米，400多家中小工厂都毁坏，电力破坏，木质建筑和沥青路都拆、挖的做燃料。不少城市，国民党军队临垮台准备撤退时，命部队对工厂能拆运的拆运，不能拆运的，全部炸掉，损坏更为惨重。沈阳解放后，敌机对工厂、仓库，连续轰炸了几天；铁路经过几次“翻身”，桥梁毁坏严重。
党中央、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东北的支援，及早结束全国解放战争。要把经济搞上去，为全国彻底解放，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贡献，对东北党、对东北人民、对高岗来说，工作千头万绪，异常艰难困苦，责任重大，压力不小。
面对这种情况，高岗及时提出“建设新东北、巩固东北、支援全国”的口号，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重建经济上来。1948年11月下旬，高岗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报告。他说，东北解放区以人民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强力剥夺封建地主以及敌伪官僚资本财产的任务，已经即将完成，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代。他指出：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夺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建设东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要以动员一万二千干部下乡搞土改的劲头来配备加强经济建设的干部，特别是工业建设与合作社建设的干部，动员千百万人民劳动大军进入生产的热潮中，为增加东北的物质财富与军需供应品，进行积极的斗争。他要求各级党政组织抓紧审查旧人员的工作，能使用的旧科技人员大量使用，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一技之长。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指出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共产党集中全力领导发展经济。”
东北局在全境刚解放的新形势下，为改变日伪长期统治下形成的落后面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及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断然转移到经济上来，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建设，并实行有计划、有步骤、按比例建设经济的新时期，的确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要适应这样重大的变化，没有党政军“全能”的人才，是不容易做到的。
1949年4月，东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东北一级的正副部长80多人参加，高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决议，并为工作重心彻底转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和措施。5月1日，高岗在沈阳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今天是东北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议来纪念并庆祝南京的解放，是有很大意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繁荣的新中国。他指出：“我们后方的任务，就是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特别是恢复我们的工业。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6月东北局决定，高岗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叶季壮任副主任，同时做出关于减少军工生产的决定，精简机构，改编组织，转变一部分军工为民用生产，满足军需民用。正如一些老同志说：高岗在解放前，“建立武装上下的力气最大，解放后经济建设上下的力气最大”。
1949年8月下旬，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高岗代表中央东北局向人代会作了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报告，郑重宣布：“现在已经开始了在新的条件与新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施政方针”提出“东北全境解放后，在建设新东北和支援全国的双重任务的情况下，必须全力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经济”，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对于政权、文化建设和国际关系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方针，更明确地提出了三年内把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伪满时期1943年的最高水平。高岗的报告，获得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作为纲领性文件贯彻执行。
解放前的东北，在日伪殖民和封建的统治下及三年的战争，工业凋敝，农业破产，商业倒闭，失业者日增，通货膨胀、供应紧张。如农耕地由1943年1700万垧(每垧为15亩)降为1300万垧，产量减少三分之一多。
从1949年开始，东北就有计划地进行了全面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首先着重于国营工业之恢复，同时也着手农业、贸易、交通等恢复工作。1月，依照苏联管理经济的模式，东北局做出成立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及各级计划机关的决定。决定指出，东北解放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有计划发展东北经济、支援全国战争，要克服过去的盲目性、自发性，实行经济的计划性。
为了恢复工业生产，高岗亲自和苏联多次进行贸易谈判，7月底和苏联政府签订了12个月易货协议，利用东北盛产的大豆、菜籽油等农副产品，换回当时恢复生产急需的工业设备、汽车、汽油、纺织品、药品等工业品，使被战争破坏的工厂、矿山设备恢复起来，逐步投入生产。
高岗和苏联签订的12个月协议，曾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协议。它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与外国公开签订的一项协议，也是在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期间同中共的地方政府机构公开签订的一个经济协议，对中国和世界震动很大，严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封锁海口的阴谋。高岗刚从苏联回到东北，《东北日报》在1949年8月5日头版报道称：正当全国人民因美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残余匪帮封锁祖国海口，企图阻挠破坏祖国伟大的经济建设之进行而万分悲愤之际，东北人民政府与伟大的苏联签订了一年贸易协定。东北各界人民兴奋异常，争相奔告，一致认为此协定将予国内外反动派破坏阴谋以迎头痛击，更坚定全国人民使中国工业化的信心；对东北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齐声称颂。连日来，东北各厂、矿、机关和工商各界，纷纷集会座谈，热烈拥护12个月易货协议，“拿粮食换回来机器，工厂、矿山能生产，产出更多的新产品，供给农民多打粮食，换回更多的机器和工业品，支援全国。”
高岗本着对东北乃至全国发展经济有利的原则，大胆对外开放了东北边境的所有江海口岸。早在49年1月，在沈阳举行和苏联贸易谈判，至3月，连续三次签订贸易合同，还通过各省政府对周边的朝鲜、苏联、蒙古的地方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经贸往来。
东北人民政府到52年10月，先后同苏联贸易谈判达成援建新建协定几十项，已经得到苏联援建的企业近50个，成效卓著，有力地促进了东北经济的飞速发展。高岗胆敢与苏联等周边国家谈判，争取外援，是根据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会议要求：“要和苏联、斯大林搞好关系”。后来毛泽东说：“没有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人民对我国革命事业的支持和援助，我们的胜利绝不可能是在1949年取得”。
东北铁路、公路交通等动脉工程，于1949年春基本恢复营运，新修恢复铁路9181公里，另建专线428公里，疏通了东北与关内大动脉。大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关内作战部队，保障了平津战役和南下作战顺利进行。商业、合作企业和私人资本工商业恢复和发展也很快。为促进铁路畅通，在哈尔滨召开铁路劳模、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高岗到会讲话祝贺。
为了有计划的恢复和重建经济，1949年开春，高岗主持制定了1949年经济恢复和重建计划，并为恢复经济投入200万吨粮食的资金。在经济建设中，东北局十分重视党的领导作用，为此东北局还做出加强公营企业中党委干部的决定，派得力的、能真正负责的党员干部去任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将党政部门工作的懂经济管理、技术的干部调到生产一线。在东北局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1949年工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为全面恢复经济创立“良好开端”，各项建设事业进入快车道。
东北全境解放初期，开工的工厂很少，1949年4月有191个工厂开工，到9月份，增加到243个，用粮食等从苏联换回机器设备陆续运到后，到12月份，已经有307个工厂开工。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796万吨高梁(军工生产除外)，超过原计划。其中，炼钢、炼铜、炼焦、采煤、发电、机器制造等主要重工业，都超额完成了原计划，铁路运输计划提前完成了任务，轻工业除自己恢复生产，又从苏联进口了部分工业品，保障了商品市场供应。
这一年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成效极大，工农业生产虽然没有达到“8·15”以前的最高水平，但是产量增长幅度很高。工业生产量恢复的速度，超过原有工业设备恢复的速度。如炼铁设备只恢复了伪满时期最高水平的25％，而产量则达到伪满时期最高产量的42％之多。轻工业产量的增长速度更快，纱锭设备只恢复伪满时代的66％，而产量达到143％。
农业生产也有较大发展。由于自然灾害，加之生产力破坏严重，没有完成计划任务，全境南涝北旱，受灾人口达200多万，农业收获不佳。粮食产量达到1320万吨，只完成计划的90％左右，但大大超过1948年产量。虽然没达到“8·15”以前的最高水平，但由于土地改革和消灭了反动派的剥削，农民负担减轻(伪满时期，农民每年出“荷粮”800万吨，现只交200万吨)，加上地租的废除，农民实际收入普遍增加。北满等解放早的地区粮食产量达到和超过“8·15”前最高水平，其他好多地方接近“8·15”前的最高水平。
国营、合作商业销售额大大增加，达326万吨粮食价值，占社会零售总额的34％以上，购进各种粮食和土产品170万吨。国营、合作商业和私人工商营业额增大，同时打击了不法私商资本的投机倒把和操纵物价的各种危害人民生活的活动，保障了市场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狠抓深抓与抓而不紧、粗抓大不一样。高岗兼财委主任，有权有威，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经验，及时提出劳动竞赛和创造新纪录运动，3.5万多人参加创新纪录，116个工厂创新纪录1.7万多件，劳动生产率比上半年提高30至50％，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进度。开展这一运动，为定额管理，成本核算，改进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创造了经验，也为提高产量打下基础。
高岗很善于坚持抓典型，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一般向着正确目标前进，又能迅速修正和丰富自己的意见。他亲自抓了沈阳市的工业发展与恢复。公交工具发展很快，到10月，铁路工厂每月大修机车量等于国民党时期146％，客车生产量等于国民党时期478％，货车生产量574％。军工以外的机械工业各厂，在去年冬接收时，厂房毁坏，机器损坏极为严重，只有700工人，不到10个月，工人增加到近万人，修复母机584台，工作机390台，轻工业亦有很大发展。他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全区，掀起了劳动竞赛、创新纪录高潮，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在中国的历史上，1949年是大变革的一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大决战的一年；是国民党垮台，新中国诞生的一年；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是东北地区开始有计划地恢复经济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第一年；也是东北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和巩固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工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占到全国生产量的90％，物价相对稳定(47、48年物价平均上涨8倍，1949年上涨不到80％)，工农产品比价差距缩小(48年1吨粮食换1匹又4丈布，49年末可换2匹又8丈)，城乡人民收入增加，新增职工24万余人，至年底，工人工资增加30％，劳保、文教、医药等福利补贴占工资总额10％左右，人民生活改善，并担负入关作战百万大军的全部经费和武器供给。
从以上看出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质，说明生产力发展的伟大前途。正如高岗在东北地区党代会上指出的：“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摧毁其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而且能够领导人民建设新的国家，搞好经济建设事业。这件事情，虽然还只是开端，但都是事实，这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样相当规模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事业，对我们说来，完全是新的艰巨的事业。一年来，我们的党，把全党工作重心，由战争与土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的战线上，并选拔和派遣了上万优秀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有许多已经开始学到了一些管理经济、管理城市的知识，过去不懂得的事现在初步懂得了，过去不会做的事，现在开始会做了，正象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与战争一样，新的经济建设工作，也同样可以学会而且能够学会的。这一事实，不仅大大鼓舞着全党为搞好经济建设事业前进的热情和信心，而且有力地说服着那些只看到眼前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和对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怀抱杞忧的人们，证明他们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这一事实，也给中外反动派表明：“不管他们的罪恶愿望如何，我们不仅取得伟大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东北取得经济建设工作的胜利。”
东北取得了1949年经济恢复工作的“良好开端”，摸索了一些经验，为开展更大规模、有计划地恢复和重建经济工作创造了条件。为大力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进军，并取得伟大胜利，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
1950年1月13日，东北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二次行政会议，高岗主持了会议。东北党政领导林枫、高崇民、李卓然、栗又文、汪金祥等22人参加。高岗提出1950年第一季度工作计划：要求各部门赶1月25日做出全年工作计划，3月份研究并提出初步的三年计划大纲；要健全组织机构；为有计划培养干部，应做出由行政学院统一培养各种行政干部的计划；确定在2月份召开第二次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高岗提出的工作计划，并表示坚决完成。高岗最后强调指出：“各部要以紧张的高度工作热情动员所有干部按照计划，准确地按时地完成第一季度工作任务，不容拖延，并应明确分工，具体工作计划，要做出每周的工作计划，切实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容潦草”。“困难虽然存在，但不能借口困难，拖延或减少任务。”
高岗向来任务观念很强，对干部敢于放手使用，要求极严格，早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工作期间，跟他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后来回忆起都说，高岗有特殊性格和作风，他自己工作节奏快，说干就干，要干就得干出个样子。用干部以“能”为主，敢想、敢说、敢干的，唯“能”是用，委以重任，交待的任务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精细严谨，清汤利水，不拖泥带水。完不成任务，就无法下台。可平素还平易近人，不耍架子，和谁都开玩笑，瞎说六道。执行任务时非常严肃，不推不拖。他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游刃有余，临机处置，果断地指导工作和及时解决问题，他一贯反对一些人当断不断，事事推上靠下，三请示两汇报拖拖拉拉无所作为的作风。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高岗有个很大长处，是能坚持正确指导，能坚定地推动属下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善于听取下级意见，随时随地修正自己的意见。他大事不糊涂，小事不多过问，是“有大志，做大事”的人才。他坚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放手让大家干，下级干部有职有权。他善于抓中心工作，抓重点，任务布置完征询大家意见，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随时提出，马上就办；他注重政绩，手段不太注意，毛主席很赞成高岗这种作风。
有人说高岗认准的事，“先斩后奏”，不左顾右盼，不是大事小事请示汇报，靠上推下，怕负责任，而是敢决敢断。听下级汇报、请示后，很少说“研究后再说”，他主意快，点子多，充分体现毛主席“出主意”、“用干部”的教导，喜欢当即“拍板”，或者随时拿起电话指令有关人员办理，谁干好了，功劳是谁的，大会小会表扬，完不成任务，大小会上批评，揪住不放。他批评时让你讲话，说出理由，能说服了他，他随时向你道歉，扬人素已，还欣赏、重视、重用你，认为敢讲真话，他自己原考虑不周，从不委过于人。讲不出渠渠道道，那就糟了，就得认倒霉。他批评可严厉，面孔严峻，声高词厉，拍桌子瞪眼睛。批评完，再出主意，要你续继干。他说：你有困难来找领导解决，我们这些领导不是吃干饭的，不就是为你们排忧解难嘛。我不解决是我的责任，你不提出来，搞不好，要你负责，叫天叫地，叫爹叫娘都没用，这是革命，党的工作，人民的事业，不是小孩玩瓷马马，是要死人的，贻误时机的。如再搞不好，他就摘掉你的乌纱帽，或降职或让住党校。这种要求严、任务严、批评严的作风还赢得干部群众尊重和信任，一大批的能人集中于他麾下。陈伯村老人回忆时：对高岗归纳三条：一是主要抓大事，抓原则问题，而且抓得很紧，一抓到底；二是善于用人，不讲山头，不搞派系，不论资排辈，只要有个干部有德有才，他就放手使用；高岗工作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不朝三暮四，拖拉扯皮，当断就断，他要求属下也这样办。因此，东北的干部很团结，上下齐心。
东北第二次会议是东北工作全面纳入计划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东北率先开始全面部署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次决策会议，为第二次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讨论决定经济建设计划做好准备。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表会于3月中旬在沈阳胜利召开。高岗代表东北局在会上作了题为《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的报告，表明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已经进入新的时期。
高岗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关于东北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问题，这是现在我们党的工作的主题，也是我们这次代表会议的主题。我们需要把这一主题研究清楚，以便我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能够明确而负责地站在东北人民的最前面，把我们这一伟大的新事业引进到新的胜利。”
他在报告中讲了五个问题，全面阐述了东北在全国国民经济地位中作用的重要性，1949年恢复经济工作的成绩，1950年的工作任务，工作中若干方针和政策以及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东北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把东北作为掠夺我国资源和侵占全中国的后方基地。“9.18”后，日军就依托东北，挥师南下，征服了华北等地。日本经营了十几年，工业和铁路交通比较发达，以1943年的数字为例：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占全国的87％，钢材占全国的93％，发电量占全国的78％，水泥占全国产量66％，铁路线总长度占全国的42％。重工业的若干部门，东北方面的数字完全是压倒的位置，鞍山、本溪、小丰满，依次为中国的钢都、煤都、电都。农业中的大豆，驰名于全世界，它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以上，质量名闻遐迩，油菜籽和麻类产量也占全国很大比重，高梁质量好，数量居全国之首。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10％左右。而东北在“8.15”以前最高工业产值占东北工农业总产值的56％。这说明东北曾经有个相当大的工业规模，工业基础是比较好的。东北是地下矿产物华天宝匹配区，蕴藏矿产十多种，且是中国的最大产量区，有的为全国之最，有的为世界之最。林业覆盖面积超过内地总和。
东北是夺取全国的战略要地，也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拿出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高岗在报告中通过大量数字对比阐明了东北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全国人民都注目于我们东北的重建工作，并希望我们的援助。他说，东北在全国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是因为要着重说明它和我们东北全党同志的责任或任务有关系。我们在东北的同志工作好坏如何，不但直接影响东北的人民，而且还将影响到全国。”他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指示我们，要我们好好地努力，“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对我们东北人民来说，对于我们东北全体党员说来，都是极其光荣的。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够贯彻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所给我们的伟大的任务呢？虽然东北经过几年战争的破坏，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抢劫，但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我们东北人民是在这样的党领导之下的战斗的人民，我们对于自己的责任就毫无怀疑的余地，我们必须和东北人民在一起，勇敢地挑起重建东北经济和发展东北经济这个重大担子，戒骄戒躁，稳步前进，达到我们的目的。
东北恢复经济首先抓了生产手段的工业(即制造业)。他在总结去年恢复经济的成就时指出，我们在恢复工作中，方向是首先恢复生产手段的工业，去年生产手段的产品总值等于全部工业产品总值的74％左右，而消费资料的产品总值，占26％左右。他说，按着这个正确方向前进，还加上其他有利条件，就能够造成东北国民经济改造的基础，能够使我们可能提供较多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手段，以扩大国民经济，加速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争取于较短的时期内，根本变更现在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到那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工业给农业提供了很多新的农具以及农民新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生产也必将随着大进一步。”
他号召：全体同志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的最前面，和工人阶级在一道，和农民在一道，和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在一道，和人民在一道，共同工作。在我们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下，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历史任务！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结束后，于3月下旬，东北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委员会，通过了1950年经济建设计划和三年计划纲要。高岗在会上作了东北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问题的报告，总结了上年工作成就，提出今年的任务：工业产值为去年的两倍，农业产量1800万吨，为去年137％。并根据发展指标，反复阐述了东北局和政府决心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工业化基地的方针和政策。
高岗在上述三个会议上的讲话，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为发展东北经济的蓝图和年度计划确立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指引东北“经济建设蒸蒸日上。”
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代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各部门，各省、市、地、县，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东北局、人民政府会议精神，深入进行思想发动，落实计划，制定措施，真正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指导经济建设运动。
东北1949年实行有计划经济恢复和重建的成就，得到毛主席的及时赞扬。1950年6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财政经济好转的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停止通货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他以东北为例说：“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东北为什么做得好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三个条件：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了，工商业上了轨道(按：东北在1949年就对工商业调整，比全国提前一年)；军队走了很多，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了，经费用在投资经济方面的很多。高岗同志，是不是这样啊？”“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秩序安定，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他还说：“在关内土地改革还有很多地区没有完成，工商业很乱，北方比较好，在南方很乱——不是相当乱，而是乱上还要加上一个‘很’字。”“关内要学习关外，要向高岗他们请教。”毛泽东强调全国以东北为榜样，在三年左右的时问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当时，在南方通货膨胀，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有的地方用车子拉上票子换商品，干部职工薪水改变成发物品，有的连物品也发不出了，有的地方几个月领不到工薪，有的地方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政府产生怀疑。一些地方土匪蜂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迅速没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80％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所出现的新问题。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十分落后，经国民党发动内战和日军的侵略，加上美蒋的封锁、禁运，国内的不法资本家乘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破坏市场。“南囤纱，北囤粮”，北方天津，南方上海，在国民党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所以，天津囤粮，上海囤纱，各大城市囤积“两白一黑”(米面、棉纱、煤炭)，给国家造成很大困难，妄图逼新政权就范。
毛泽东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根据东北的经验，提出的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条件、任务和战略思想，为全国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献，统一了全党思想，在短期扭转了财政危机局面。东北地区为平抑华北和南方一些城市物价上涨做了一定的努力，调出大批粮食、布匹、木材、钢材，打击了投机商囤积居奇、破坏市场的活动，平抑了市场物价。1949年调出粮食百万吨，木材150万立方米，钢材几十万吨，还调干部5万多名，帮助南方抢修几条铁路，保证了南方大城市供应。1950年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粮食告急，向东北求助，一度仅天津上海每天从东北调入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上海在不法资本家的捣乱破坏下，大刮涨价风，一日几次涨价。各大城市资本家南北呼应，破坏市场供应，给政府施加压力。仅上海就有80％小学没人念书而停办，大批工商业故意关闭，有的卷物逃往香港等地。东北在困难的情况下，给上海、武汉、北京调运了紧俏物资，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
东北的实践经验，为三中全会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思路，对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二、工业建设成就辉煌
东北发展经济起步的方向和路子正确，措施得力，推动经济建设高速度前进。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经济飞速的发展，成为新中国工业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主席急盼东北经济建设胜利的愿望，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建设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经验和借鉴。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其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高岗主持东北党政军和经济工作时期，始终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深刻提示，认真研究了东北党的方针、政策对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足点，扩大了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创立了企业实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党委、政府加强具体领导和宏观决策，促进了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
运用典型指导工作，是高岗在陕甘宁边区贯用的方法。在延安时期他抓了农业上的吴满有、杨步浩和工业上的赵占魁、商业上的刘建章等典型指导大生产运动。到东北用更大精力抓典型，抓推广先进经验，指导工农商业生产建设。他经常深入基层，亲自督促检查，抓典型，总结经验，把经济工作放到心上，拿在手上，实行具体领导。
1950年4月，他到沈阳机器第一厂，召开厂长、支书、工会主席和工程师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垂问甚详。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发现该厂到3月底应完成40台闷罐车床，结果至4月上旬，只装出30台且全部不合格，而工人加班加点辛勤劳动，有的连续加班长达28小时。高岗针对该厂作出指示：这是个大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它不仅使工人阶级枉费了三个月的辛劳，而且损耗了国家的大量资财。这是一种对人民、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他说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该厂工作中严重存在的领导与群众脱节，生产计划与准备不周，工序组织紊乱与到处无人负责的现象。他着重指出，我们一切企业的管理人员都要懂得自己责任的重大，并谨慎而负责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来，完成国家与人民的托付。凡是我们自己不懂的事，就要同工人商量，同技术人员商量，同工厂中各方面的人员商量，向上级请示，同先进厂商量，不要害怕暴露毛病，必须敢于检查自己的毛病，千万不要存在那种庸俗的“不好意思”与“差不多”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会埋葬我们的事业的。他说，我们的工厂，生产什么成品，先应有周密的研究与计划，没有做过的或没有把握的，要先试制，先做准备，做好一台，有把握了才去制造，否则宁可不造，决不能粗制滥造。他指示，各级领导者，应该深入现场，联系群众，具体领导，工程师与技术员要精研业务，勇于负责，保证质量；机械局应经常深入检查，并集中力量搞好一两个厂子，取得经验，作为具体领导的根据。反对一般化的领导，也反对事务主义。只要企业中的领导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学习，善于具体解决问题，并大大提高工作责任心，领导与工人阶级的劳动热忱相结合，工人的劳动创造与技术人员科学研究相结合，我们的事业一定可以成功的。
“你有无信心在4月内彻底改变一厂现在的情况？”高岗向厂长提出限期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
鲁明厂长说：“一定负责完成国家的计划，将产品的质量提高，做到出产的机器，台台合格。”
高岗说：“到4月底我再来检查执行的情形。”
在东北党代会和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后，注重抓落实。他及时地多次深入厂子视察，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作出指示，并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对全区震动很大。沈阳一厂根据高岗的指示，在短期内改变了状况，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并跃为工业系统的先进单位，成了高岗指导工业生产的典型。在高岗带动和影响下，东北一级和各省、市领导都深入基层，具体领导蔚然成风，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大踏步地前进。
东北党和政府集中全力领导经济建设时，万恶的美帝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东北。东北人民不得不一边反抗美帝的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的斗争，一边还要坚定不移地从事繁重的经济建设。处在国防前线的东北党和人民英勇地挑起这双重任务的重担，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扑灭了已经烧到我国边境的侵略火焰，给予美帝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外，同时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任务具体地落实到每个人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抗美、经济双胜利。
1950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比1949年提高71％多。工业生产为去年的217％，超过原计划的11％。铁路运输超额10％完成了全年计划。农业生产，由1949年的1320万吨增长到1808万吨，已经超过伪满时代最高水平。商业收购总值比1949年增长178％，零售总额增加394％，可见群众购买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抗美援朝的紧张形势下，物价没有大的波动，显示了东北经济力量的雄厚。
高岗对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业部和几十个厂，分别致函祝贺，并殷切“希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争取获得更大成绩，对广大职工群众鼓舞激励很大。
从东北1950年经济计划指标和完成实绩同1949年的比较数字看，指标是跃进的，各种任务都超额完成，也说明党和政府对东北实情掌握的清楚，指导思想正确，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切合实际。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开创1949年的“良好开端”，1950年取得了“辉煌成就”。1951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倍。
到1952年为1949年的247％，其中工业尤快，达到1949年的3.3倍以上，每年平均速度50％，左右。这样快的速度在全国各大行政区是仅有的。至1952年底，不仅圆满实现了高岗在1949年8月东北地区人民代表会上提出三年达到1943年水平的目标，而且超过194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25％左右，其中工业超过11％，农业超过45％。交通运输大发展，铁路恢复营运，并胜利地完成了运输任务。截至1952年，东北铁路货运量三年来比1943年增长一倍多，航运与公路运输亦有很大发展。开始新修开辟一些铁路、公路和航运线。
东北在经济建设中，突出抓了工业化基础建设，这是高岗在东北最大成就之一。建国前的1949年8月东北人民代表会上，高岗向大会作的“施政方针”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首先以全力来有计划地进行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将工业列为第一位。在发展工业方面，他强调要努力恢复国营工业，如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学及有色金属业，“这是全国工业化的基础”。同时指出，要尽量发挥私人资本在恢复东北工业中的积极作用。
在东北经济建设初期，敌对势力盼望我们失败，说什么“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共产党可以打一百分，在政治上打八十分，在经济上只能打零分。”他们断言共产党无法管理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党内高级干部怀抱杞忧，怀疑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不靠资本家就没饭吃。
28年来我们主要是从事革命战争，夺天下，经济建设经验少，也就是陕甘宁边区那点点经验，高科技几乎没有。但是，治天下也难不住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高岗在东北最先成立经济和计划委员会，自任主任，并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工作中心，纳入计划轨道，率先为治理天下做出样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击破了一切邪说和杞忧。
1951年2月，针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把发展工业生产提到巩固国防的战略地位。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上，作了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着重强调工业经济，他说：东北人民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胜利斗争中，光荣地完成了1950年经济建设计划。“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获得很大进展，国防力量也更加巩固了”。他在总结了1950年工作成就和基本经验后，提出了1951年的工作任务：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只有发展生产和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国防建设有可靠的物质基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的目的。”
和世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作战，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尽管有“勇气”也是很困难的。针对抗美援朝现实状况，他在1951年的东北国民经济计划中，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上。因为重工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也是国防力量的重要标志，他强调指出，各方面都要“围绕建设强大国防力量与建设强大经济力量，来制定自己的计划”，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善于根据去年的经验，进一步教育和动员全体干部和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人民，共同为实现今年的计划而奋斗！他对完成计划，实现两个“强大力量”的建设，主要讲了四条措施：一是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二是发展生产乃是一切工作的关键；三是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解决分配问题；四是必须加强计划性。
高岗在建国后念的一本工业“经”，也有他的根由。他认为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带动不了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商业的大发展，农业的机械化也不可能。旧中国之所以长期受外国侵略、统治、剥削，就是工业落后。他认为自古中国比邻近地区的国家高出一头，显示了它的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远处的“西洋”国家所不及的，邻国经常前来“朝拜敬贡”，十分崇敬。欧洲经济发展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特别清王朝以来，经历了几次斗争失败后，使中国的优势丧失殆尽，甚至丧权辱国。其原因之一是外国的经济发达，工业雄厚，军舰、大炮比中国的好得多，在拥有武器才有发言权的世界，“工业落后，受人凌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工业基地在国民党手里，对我作战造成极大困难。朝鲜战场也给他上了一堂重视重工业的重要课，建国后他咬住工业不放。毛主席说，美国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勇气)。如果我们气多钢多不是更好了。毛泽东谈到我国工业落后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旧中国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高岗在东北工作期间，苏联专家的工作深深感动了他，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吸引了他，认为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他不仅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还一再提出按照苏联工业化道路发展中国的工业化，依照苏联管理重工业的方法管理中国的重工业。他主张一人管工厂“即一长制”，在东北进行试点推广，反对当时中国试行集体领导企业的方法。他说：“委员会无法经营大型企业”，并在试行“一长制”的实践中，收到很好的效果。在1949年他就向中央提出报告，说苏联管企业的方法比中国好得多。
东北地区在东北局和人民政府的带领下，经过紧张而有计划的奋斗，如期完成了1951年的计划任务，工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有的超过最高水平。奇迹般地医治好了日伪时期被掠夺、国民党的抢劫、苏联军队的拆卸及战争造成的创伤，实现了工业经济恢复的目标。不少大型工业基本建设工程上马，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为全国实行有计划并掀起经济建设高潮提供了宝贵经验。
东北人民政府在1950年决定对富拉尔基新工业区的建设，并成立了筹备处，作为黑龙江省新兴的重要工业区。东北从1952年起，开始了有重点大规模基本建设，并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准备了条件，创造了经验。1952年基本建设工程总量比1951年增加125%，建筑面积增加一倍，投人新建工程的资金，由1949年占总投资的25％增加到90％。在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1948年末，东北工业实际生产能力只及1943年的25％。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为了把这个备遭破坏的工业基础迅速地重建起来，给全国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从1949年起，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提出在全区内开展了恢复和改造东北工业的工作，并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同苏联签订了易货协定，购进设备，聘请苏联专家帮助，全国招聘科技人员，“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抽派大批干部领导工业建设。各经济部门干部，紧紧依靠职工群众，经过了民主改革，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经验，建立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发挥了空前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使东北工业建设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全国遥遥领先。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东北工业比重仅占35％，1950年增加到43％，1951年增加到52％，1952年增加到56％，比例达到1943年的水平。在很短时期达到和超过日伪时期最高水平，确非易事。
东北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国有公营企业的雄厚基础，活力大大增强，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奠定了基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代替了殖民主义经济。1949年开始恢复和重建工业过程中，根据高岗提出坚持重工业和制造工业为主的方针，首先恢复生产手段的工业，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工业、制造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就有了显著变化，在全国重工业和制造工业中占居独特地位。1952年全国钢产量130万吨，而东北占90％左右。1952年，东北机械工业的产值比1949年增长6倍多，生产手段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所有工业发展速度，机械制造工业中的新产品不断增加，三年来新产品增加近千种。过去许多不能制造的精密机械，都能自己制造。在当时新建了一批全国最大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火车头”现代企业。新开建的阜新煤矿，长3公里，宽600公尺，深20多公尺，剥土量多达5.6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苏伊土运河和一个巴拿马运河的挖土量的总和，实现了机械化开采和机械化运输，产量增加一倍多。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全部机器重量12000多吨，有的一个部件就30吨重，一个螺丝1.8吨重。这在现时是微不足道的，但那时在全国独一无二。该厂恢复和重建后，钢产量比日本侵略者建造的旧鞍钢的全部钢材产量还多得多。在当时每年生产的钢轨，可以建筑一条从长春到广州的铁路，轧钢厂每年生产的型钢，可以盖14个和这个轧钢厂同样规模的近代化轧钢厂。而它所用的工人不足旧鞍钢的一半人，操作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它为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生产了大量钢材，为国家提供了修铁路、架桥梁、建工厂等所需钢材，大大减少了进口钢材的数量。
毛泽东主席对这些大型企业的建成，致函致电表示祝贺并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东北这种敢想敢干的魄力和革命精神。1949年鞍钢炼出第一炉钢，轰动了东北，高岗亲自率领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和沈阳市人民政府的代表团去钢厂祝贺。鞍钢是破坏极严重的一个厂，重建前只剩下没法搬走的高炉壳子，野兔野鸡乱飞乱跑，高炉上长出蒿草。东北全境解放后，高岗及时派去得力干部领导恢复，在短时间就重建起来，投入生产。
1952年9月17日，阜新发电厂建成发电后，全体职工给高岗主席并转敬爱的毛主席电称：
高岗主席并转敬爱的毛主席：
阜新发电厂工程全体职工，在您英明领导下，在苏联专家技术指导下，以及全体职工们努力的结果，胜利地完成了透平发电机一号锅炉的安装工作，并定于九月二十日开始发电运转……较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该工程已降低成本近60亿元，我们全体职工将继续以具体行动响应您的号召，要使工程做到又好、又快、又省，不骄不傲，继续努力提前完成未完成工程。”“为了今后准备力量，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很好的总结工作，虚心学习。”“值此国庆三周年纪念之前夕，谨向您报告。”
毛泽东复电：
高岗同志转阜新发电厂工程队全体职工同志：
九月十七日电悉。庆祝你们在透平发电机安装工作中获得的成功。望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扬积极性，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毛泽东
毛主席在同年12月嘉勉鞍钢厂炼钢的新成就时，祝贺鞍钢“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期和炉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我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1953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
1952年国庆后，《人民日报》为迎接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造舆论，连篇报导了东北工业建设成就，如鞍钢的经验，东北大批新产品试制成功，尚属全国首创的大型发电机、变压器等产品的成批生产，还报导了革新技术、先进工作法、管理经验等，对全国工业建设来说，起到解放思想，指导发展的推动作用。
东北工业的大发展和殖民性质的改变，极大地提高了职工主人翁责任感，管理企业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在日伪时代，工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他们不给中国职工传授技术和经验，而且在日本投降后绝大部分被遣送回国。
为了提高职工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号召干部努力钻研生产技术。高岗经常鼓励干部职工学习技术和经验。他说：“我们的经济知识还很差，文化知识还很差”，“这些弱点并不算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不肯认真去学习。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只要我们肯学习，那么，任何困难的堡垒是能够被我们攻下来的。”中国有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有心人”，“因为我们有心革命，我们也就学得了革命的本领，革命就真的胜利了。现在我们又有心建设，当然也就能够学习得建设的本领。”
高岗在东北地区明确提出干部“专业化”的方针。他在1949年春东北党代会上提出全党干部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实行全党干部‘专业化”’。他说，我们的建设工作是长期的永远的，每个干部必须钻研一种专长，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高岗在领导工业建设中，很重视科学技术，注意引进国内外经验。东北解放后，大批干部调入关和南下，干部储备出现缺乏。为了加强技术力量，东北局和政府制定招聘科技人员五项优惠条件，作为政策性的文件下发执行。从1949年夏天起，多次派出人员到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等地，聘请大批科技人员，仅聘请到东北参加地质考察的专家占全国地质专家近一半，他们常年栉风沐雨为祖国建设寻找地下宝藏。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准备充分和科技工作者情绪最高的一次矿产、矿苗地质考察，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地质资源。同时招收一批大专毕业生到东北工作。先后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大学、苏联工业大学学习深造。他多次指示干部、技术人员相结合，抓住典型及时批转，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措置裕如，加强具体领导，起到一级带一级的作用。
他强调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国家企业的方针，发挥群众智慧；他爱才若渴，尊重人才，善于利用人才，量才录用，破格提升。别处认为难领导，“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干部，他都要并委以重任，发挥一技之长。他说难领导的人，可能有些专长，有点资本，有点闯劲，不一定“难领导”，而是我们领导没本事，不会领导，不敢领导。东北经济上得快，就是与启用了一批敢想、敢闯、敢干的干部充实第一线分不开的。
至今，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高岗在东北经济建设中，不能说他“党政双全”，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行政统治才能。懂经济的马洪、叶季壮，会文学的胡绳和政治能力强的郭峰等一批干部，都集中于他麾下。
他在恢复和改造经济期间，特别注意技术人才的发现、培养、锻炼和选拔工作，他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注重知识，不搞论资排辈，唯能是用。他说要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决定工业建设成败的关键。”要求对旧技术人员采取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造就了一批又红又专的经济管理和技术人才，后来为充实中央经济部门输送了一批骨干，中央政府成立后向中央各部门输送3000多名骨干，有的担部、局、处级领导。以适应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马洪、朱镕基等是高岗倍加赏识培养的干部。朱镕基从清华分配到东北就到计委工作并委以科级，他工作大胆有魄力，个性强，“有大志、做大事”的气质，正适合高岗的脾气。国家计委成立，他点名调朱镕基等100多名干部到计委工作，有些人受高岗株连，像朱镕基这样的人才一耽误几十年，实在可惜。他还强调发挥了干部、专家和工人三结合的作用。三者结合起来，创造性和劳动热情大大增强，使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新纪录不断创造、新产品不断发明。他亲自到沈阳冶炼厂视察创造新纪录，嘉奖该厂创造多种新纪录的优良成绩，并勉励再接再励。为了推动工业生产中有决定意义的发明创造新纪录热潮，他指示《东北日报》及时报道这方面的新闻，并亲自修改发表了题为《新纪录运动的新方向》的社论，对发明创造新纪录运动和改进发展生产方式起到推动作用。到1952年9月，全区企业创造新纪录3万多件，为第三个国庆日献礼，大大加快工业建设速度，提高产量质量、降低了费用，《我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风靡全区。
广大工人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各级领导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如在机械工业生产上推广了“高速切削和快速切削法”，“多刀多面切削法”和“翻砂造型法”，“按指示图组织有节奏生产法”；煤炭工业中“周期采煤法”和崔国山快速掘进法，马文志的快速钻探法，施玉海的安全生产经验；钢铁工业中的平炉快速炼钢法；电器业中的劳动分工专业化、快速检修法；基本建设中的苏长有砌砖法，杨德重的抹灰法，谢万福的流水木工作业法；铁路运输中的满载、超轴、500公里运动；造纸中快速蒸煮法，食品生产中李世江、张文富的先进经验；纺织工业中推广了郝建秀的织布法；服装业中的姜万寿的工作法；橡胶业的刘景贵小组经验，等等。这些先进工作法和经验中，有技术革新方面的，也有生产和管理方面的。都是东北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的结晶。这些科学技术和管理措施的推广，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日新月异的变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一般比日伪期间提高40——50％，有的提高一倍甚至几倍，充分显示了我国国营经济的极大优越性和东北工业的先进水平。《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等中央、各地方报纸连续报道了东北工业建设成就和先进经验。一些地方掀起学东北热，派大批人员到东北学习“取经”，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地，起到榜样、示范和推动作用。《人民日报》1953年10月社论说：东北地区提早开始了有计划经济的建设，而且对全国帮助和推动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全国及早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严济慈老人后来回忆建国初期经济时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在工矿企业管理方面，高岗主张实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专家和工人阶级结合治厂办法。他认为苏联管理工业的方法比中国所主张的集体领导方法要有效得多。所以，他在东北一些企业中采取一人管理工厂的办法，反对当时各地正在试行的各种形式的“集体领导”。高岗认为，用集体领导管理工矿企业，是不可能取得高效率的管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每个工厂都应当有一个可以负责的人管理。把党委书记的权放得太大了，企业靠集体领导和党委书记随便撤销企业领导人是“荒唐的”。“委员会无法经营大型企业”。高岗的主张符合现代化管理水平的观点，它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强化责任心，使当时东北经济发展居全国各地之首。高岗的这种主张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后来甚至作为破坏党、反对党对企业的领导的“罪状”批判。
经过几年的奋斗，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从1952年开始，东北率先进入有重点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几十万建设大军投入建设，为迎接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到来先走一步，探索道路，创造经验。在“扎根边疆，建设工厂”和“当家作主人，快速建工厂”的口号和思想教育下，提高了建设大军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了建设者们的主人翁的光荣感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劳动热情，奋力拼搏的建设者们成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决定力量，人人都明白，建设自己的工厂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
1952年春，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及时地把发展工业的重心转移到重工业建设打基础上，投下了巨量资金。特别是重工业，以大眼光、大层面、大气派、大规模、大手笔、大力量抓工业，建设计划总量为1950年的3倍多，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其中重工业工作量占工业建设的72％之多。
政府专门召开建筑工作会议，高岗到会讲话，为迅速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突出强调重工业基本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在《东北日报》发表了高岗关于基本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指示，《人民日报》、《新华月报》、《活叶文选》等报刊转载。他对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基本建设“关系到我们国防的巩固和人民的安全，国家的建设前途，科学文化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前途远大的工作。”他在指示中批评一些地方设计和建设质量差的问题，鼓励“工人阶级给我们自己办事，一定要办好。”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决定“今年要把领导基本建设工作提到与领导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要用一半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对基本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他指出：国防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是第一位，轻工业与增长生产能力的建设是第二位，其他是第三位。政府对人力、材料、资源的分配，都是按照这样的顺序。
他在指示中强调学习先进经验。他首次在东北地区提出“又快、又好、又省、又安全”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指导方针。他说，今年东北开始了有重点的大规模建设，修工厂，开矿山，要加强设计工作，要周密勘察地质，一切设计要经过审查和批准手续，以避免浪费。要加强工程的计划与施工现场的管理领导，保证不停工待料。要检查砖瓦、水管、电线、木材等是否合乎规格。要训练技术人才，对工人进行教育，遵守劳动纪律，不拿公家的一点东西，提高施工能力。要建立制度和责任制，要关心工人的生活。要加强基本建设中的政治工作，开展劳动竞赛。大力推广苏长有、谢万福、杨德重的先进经验，推动工人向先进的看齐，提高技术，把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1生组织起来。要统一党委、行政、工会与青年团的步调，成立工地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实行民主管理。
高岗对东北工业基本建设工作做了全面的指示，大至基建的重要性，勘察设计，集中领导，小至砖瓦水管，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为全国指导基本建设和经济建设提出了重要思路和借鉴。
东北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高岗的指示，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基本建设岗位上来，加强了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工业基建的领导力量，保证了基本建设的进度和质量。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宣传部长李卓然等，在《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上发表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培养提拔和调配更多的干部到经济战线上去》、《发扬厂矿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等文章，组织人事和宣教部门，加强了组织保证和路线、方针、政策及政治宣传工作，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组织力量，大造声势，大力支持。
高岗在领导基本建设中，身体力行，从选厂址，确定产品方案，投资数额到建厂进度、指导思想、建筑安装、材料与设备供应以及干部配备、技术力量选调等，都作了周密安排部署。他还经常到重点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材料与设备调运、工人生产、生活情况等等，既听取基层干部的汇报，也同工人交谈，掌握第一手材料，发现问题及时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解决。
夺江山不容易，创业更艰难。在建设施工中日夜苦战，党团员带头挑重担，各级领导和工人一起奋战在建设工地上。没有节假日，没有奖金，劳保用品缺乏。但是，建设队伍以忘我的拼搏精神投入战斗。有的基建单位冬天在零下30度气温中施工。为加快工程进度，实行暖棚作业，捣固混凝土的工人进棚要脱掉棉衣，出来赶紧穿上，真是“进棚一身汗，出棚一身霜”。北疆荒原的富拉尔基由5千多人的集镇一下变成十多万人的开发区。兴建的热电厂、重型机器厂，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史无前例的工程。重机厂规模宏大，项目繁多，十几米长的水泥桩子打入地下1万多根，沉箱体重18000吨，其底面深入地下26米多，厂房钢结构件总量36044吨，铸钢车间最大钢柱重达82吨，这在当时中国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
东北解放后，高岗抓住工业不放，首先是因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成工业大国，必须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的，不仅考虑到国家的需要，也考虑到现实的可能。
其次，狠抓政治教育，思想领先。坚持向建设工人进行主人翁责任感教育，阶级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教育，提高了干部工人的觉悟与素质，人人认识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搞工业化是为自己建设强大的国家。
再次，实行“一长制”，在当时起到重要作用。由于一长在抓管理、施工设备、生产、质量、财经和管人用人等诸方面权力集中，全权负责，避免扯皮，决策快、指挥灵、效率高。在重大问题决策上坚持发扬民主，坚持集体讨论，尊重党委意见，尊重职代会意见。党委集中精力抓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抓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坚持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积极配合以厂长为中心的建厂、施工和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既保证又监督。
第四，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加快东北工业迅猛发展。在短短几年，一座座高大厂房拔地矗立，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明珠。沈阳飞机城、鞍山钢铁城、富拉尔基机器城和北满特钢厂等，为东北和全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出机器、出钢铁、出经验、出干部?９9lｉｂ.、出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毛泽东赞扬：“鞍钢出了钢材也出了人才。”
东北在国营工业企业的带动并领导和扶持下，私营工业有相当大的发展，生产总值1952年比1949年翻了三番，国家委托私营企业加工量逐年成倍增加，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落到实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和人民政府，正确地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始终为经济服务；处理好国营与私营的经济关系，在国营经济的主导下，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发挥了积极性；采用经济手段和“一长制”管理经济。
由于重视了基建的重点是工业，而首先又是重工业，到1952年底，发电设备容量增长为1950年的270％多，煤设备能力增长为143％，钢为145％，铁为192％，水泥为167％。
三、农业经济突起
东北地区是全国土地改革最早的地区，除了几座大城市周围被国民党统治的百分之几的地区外，在辽沈战役前全区基本结束了土改，彻底打破农村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高了积极性，农业生产力获得迅速解放。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大力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变工互助，互通有无，解决了贫苦户的困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截至1949年，全区已有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生产，大力改进技术，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经验，促进了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大发展。
1949年东北人民代表会上通过的“施政方针”报告中提出：“今后的任务，是提高农业生产量，扩大棉麻种植，发展畜牧业、林业，改善农民生活。”高岗强调说，为此必须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改进耕作方法，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结合防汛；保护牲畜，奖励繁殖；保护森林，采伐与造林结合。加强与发展公营农场，改进农业试验农场与农业学院，提高技术，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并提高使用农业机械的经验。他根据上述方针，提出今后三年的生产指标，经济作物棉、麻分别要达到450万亩。他强调指出，要很好地领悟毛主席英明指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任何放松农村工作的观点，农村工作的自流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都是错误的。
1949年12月，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召开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高岗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次会议主要解决搞好农业生产，搞好供销，搞好农村人民民主专政，为1950年完成1800万吨粮食的任务做准备。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农办主任，较大县的县委书记、县长。
高岗在讲话中指出，东北农村已经废除了封建与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了新的人民经济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他说，在旧的生产关系破除之后，在新的解放了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的生产关系业已逐步地建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大提高，党和政府要善于引导，“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东北地区在城市经济和农村工作哪一个是重点？有一段摇摆不定。1948年秋，在高岗的支持下，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张闻天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分析了现存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提纲”中一些观点被纳入东北“施政方针”和《共同纲领》，对东北经济建设，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高岗按照东北现实确定“城市、农村都重要，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和商业”的指导思想，并将“提纲”发到各级党政组织及报告中央，为东北和全国发展经济做出典范。
当时，东北农村形势是好的。农民生活普遍上升，解放早的松江、黑龙江等省的50——70％农户上升，除了买马买车，还有的雇长工，有的上升为富裕中农乃至富农，粮食普遍增多。但出现了“单干情绪高，发财没用处”的思想。但有些农户基本保持原状，一部分人收入下降了，或因没有耕畜，缺乏劳力，或因不善经营，或好吃懒做，开始出卖土地，借贷，给人家当雇工。农村又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苗头。对待这些问题，有些人认识不统一，有人认为，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就要发展个体经济，让它自由发展；有人认为，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就该发展集体经济。有的基层干部说，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还有的说农村应走怎样的道路走上富裕？高岗针对出现的这个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指出，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科技发财，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的向集体方向发展。”他说：“必须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与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作斗争，反对强迫命令”；“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路线。”他突出强调发展互相合作，通过合作组织改造“二流子”，“组织起来”，共同富裕。“共产党爱穷人，绝不是爱人穷”
1950年春，毛泽东主席从苏联回来途经哈尔滨，高岗和黑龙江省领导张策向毛主席请示如何看待这些分歧，毛泽东说：“这是个大问题，要经中央讨论后再答复”。毛泽东对集体化的指导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就已形成，他以列宁的观点，要西北局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收到好的效果，尝到甜头。他到苏联参观了集体农庄后，更加坚定了中国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他对土地改革不大满意，在土改时就想一步到位，实现集体化，取消农村私有制，但斯大林意见分阶段进行好。后来，中央在互助合作运动上和高岗的看法一致，特别是东北和苏联接壤，解放早，土改早，在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下，合作互助也搞得早。1950年就开始坚持大搞合作互助运动的指导方针，坚持了既增强集体的积极性，也保护了个体的积极性的原则，又采取了扶持与鼓励互助合作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的迅速突起。
东北早在1946年，高岗在北满根据地就推广了陕甘宁边区变工互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各地组建了一批变工互助组织，解决一部分劳力、畜力和家具余缺不均，互相调剂的问题，通过变工互助，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7年，建立一批互助组。东北全境解放的1948年冬，就建立了几个示范性的农业合作社和农场。为鼓励发展农业，动员开荒地，制定熟荒地一年免交公粮，生荒地免征三年等政策。当时，还没有提出农业改造的问题。可这些互助组织和集体组织已发挥了优越性，成了引导农民走集体道路的先锋，犹如“星星之火”，燎原东北大地。政府在发放农贷、解决种子、肥料、农具等方面给组织起来的农民以优惠，经济上、技术上辅以必要的扶持，推动了合作组织运动的健康发展。到1952年，东北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80％以上，耕地面积达到84％，遏制了两极分化。农村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办起540多处农场和几千个农业合作社，发挥了指导和领导作用，“使农村经济之发展正向着合乎新民主主义要求的道路前进。”
高岗在东北指导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认真总结合作化道路的经验，党中央转发全国各地学习。1952年，在三反后期，全国各大行政区党内，普遍开展了学习“高岗关于农村发展道路的报告”，同时批判了党内右倾思想，推动了全国合作化运动的快速发展。但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冒进的倾向，急于求成的倾向，使农村出现了怕“共产”的情绪，东北局发现后及时加以纠正。
高岗在东北坚持贯彻毛泽东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及时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积极教育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他说，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是为多打粮食，变工合作组织，如能多打粮食，自然会有绝大多数人来参加的。对于单干，“我们绝不能禁止，不能强迫农民组织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要坚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东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符合以上两个文件精神的，既注意发展集体，也允许个体发展。
高岗在领导合作化运动中，通过经常听取汇报，听取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亲自视察，阅看各地报告和批转经验等方法，掌握情况，指导工作。1951年冬，他派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王光伟等7个同志到金时龙农业合作社进行典型调查。高岗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这个报告极有价值。请各省委、地委、县委、区委、支部、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党员同志，及各级政府的同志们认真研究讨论，以便参考这些经验来改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工作。”4月间，高岗到铁岭农村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询问农民生活情况，要求今年试办合作社一定办好，村长不要强迫命令，“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积极去办，对人民不利的事，就不要办。”11月24日，东北人民政府第19次行政会议，根据农村调查专题讨论52年农业生产问题，高岗在讲话中提出每亩地增产5升粮的号召，要为52年完成两千万吨粮食生产任务而奋斗。
《东北日报》与各省报纸登载高岗的报告和调查报告，对推动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运动以及纠正存在的问题起了重大作用，达到补偏救弊目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高岗多次强调既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发展”，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和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刘少奇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持不同观点。1950年春，他将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谈话记录和东北局组织部关于党员雇工问题请示的“复信”，送给毛主席阅，并说东北局早就想搞社会主义革命，是顶着一些人的压力在搞。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他说：“该顶的就要顶，在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让步，也不能作交易，而要展开斗争。”高回沈阳指示东北局农工部调查农村两极分化的情况。并提出“走俄国路”，学习苏联经验，“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的口号，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实现工农业的社会主义国有化、集体化，搞了一些工业(如企业一长制)、农业试点，创办农场并取得成效。
毛泽东也派陈伯达、江青、田家英等到农村调查表明“农村中要求走集体道路的群众是多数。”他还找人谈话，听取汇报，看材料，并给高岗打电话，表示支持东北搞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试验，建立示范农场。毛泽东同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时，明确表示：我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你们的批示及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现在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指出：“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的觉悟，作了广大农民的尾巴。你们被富农经济假象迷惑住了双眼。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是危险的啊！他以西方资本主义用工场、手工业发展成大工业的事例，说明中国用合作社发展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并责令刘、薄：你们回去后把你们的批示、报告统统收回来，宣布作废。这么重大的事情，不经过中央讨论更没有经我同意，匆匆忙忙批示地方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在毛泽东的批评后，刘少奇把他修改的一篇文章已在《华北建设》上排好了而撤销，并收回给马列学院的文件和讲话稿。
1951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决议肯定了农业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度形式，对土地出租者，富农雇人和放债等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决议明确指出，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作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
毛泽东主席为印发《决议》(草案)亲自写了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党内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0月14日，高岗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份关于互助合作的报告，明确提出对农业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报告中说，各级人民政府应从各个方面给互助组织以优待，特别是在农具、技术指导与供销方面。他还强调为了更好地领导互助合作运动，要培养骨干，省、县、区的党和政府组织，应培养积极分子，推广经验，提高觉悟，巩固组织，农村的党支部和党员要成为合作互助的核心。他在报告中指出：对单干户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要帮助解决，不能有“任何歧视和强迫。”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他看后对周恩来说：高岗的报告，你看了没有？要加批语下发。他对人说：“高岗不错，像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不像那些小脚女人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这是个有分量的报告，有材料、有分析、观点、方针都正确，又没有片面性。”
1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批示：“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当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了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的通知。通知说：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供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办公厅将中央通报、高岗的报告及其三个附件(即东北局关于农村工作决议、高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和东北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各级组织学习、贯彻。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在修改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时，“也要很好地看看这个报告，汲取其精华”。
这些文件和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向集体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在生产劳动方面发展变工互助，而且需要在供给农具、种子、原料和运销农产品方面，普遍地有系统地建立供销合作社，以促进农民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农业经济的发展道路，应该是逐步地——起初是在供销及生产互助方面，然后是在农产品集体生产方面——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道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同时，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允许雇工”。“允许单干”的。但绝不是我们“不用领导了，不用组织了，让它自流吧，绝不是这样。”而是要我们组织的更好，使参加变工组能打更多粮食改善生活。在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中，要坚持“自愿两利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做法”。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中，对右倾思想进行较集中的批评。报告中说：“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在土地改革后，在经济发展中，既然农民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这种说法的实质何在？这是否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于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
高岗在报告中根据农村调查的资料，指出农村自流现象：龙江、松江等省部分地区借贷户已占60——70％，不少户把土地、马匹都卖掉，党员放高利贷、雇工现象普遍出现。在农村工作中不宣传社会主义，不懂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致使有些互助组变质，发生雇工、放高利贷等。报告说：“对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都必须经过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示范，坚决引导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反对各种自流论。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在农村工作问题上的具体化。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的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的革命>?9９lib.，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个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
“如果不是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去积极发展富农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成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则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为富农党。这就是人民政府和党的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完全失败，而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
高岗在报告中引用了大量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语录和《共同纲领》的规定，阐述了走集体化道路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集体化的形式。中央及时转发高岗的报告，各大报刊登载，新华书店印成《活页文选》向社会广为发行，扩大宣传。接着，中央召开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修改了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强调“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52年冬整党工作把农村经济发展方向作为任务之一。明确指出：走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组织农业代表团到苏联参观，代表团回国后，扩大宣传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中央还派工作组到东北调查、研究和总结互助合作的经验。
1953年，10月到1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提出批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他说：“纲举目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题，就是纲。他指出：“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
高岗在领导农村工作中，注意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出现问题及时进行解决，保证了农村工作沿着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的方向前进。如在反对右倾的同时，有些地方干部、党员曾出现了追求高级形式，忽视初级形式，甚至消灭单干的情绪。他们急于发展合作社，看不起互助组，歧视单干户。说什么“只有农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庄才是新道路，其他都是旧道路”。有的提出：“组织起来，消灭单干”，“谁要单干，政府来见”，“人社是国策，单干不合法。”的错误口号。高岗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及时提出反“冒进”和“强迫”入社的问题。他说，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社、农庄成立后发挥了优越性，在宣传上也有夸大的影响；对毛主席《组织起来》和稳步发展方针理解不深；没有把社会主义的远景和目前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富农和单干存在的政策严格区别清楚；未把不许党员雇工、放高利贷的党内政策和允许农民雇工、放债的国家政策区别清楚；把前途教育当作目前政策去执行。因而笼统地提出“反雇工，反剥削”的口号，以致在农村中出现了若干混乱思想，产生了怕“共产”的情况，影响了生产积极性。要坚决纠正这种错误的发展。
为扶持农业，给农民发放农具、种子、牲畜、副业、水利、鱼业、土特产等多种贷款，还发新式农具，鼓励多种棉花、麻、菜籽油料等经济作物，对贫困户和热河等地区灾民减征粮，发救济粮款和衣服，发动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据资料记载，黑龙江一个省，从1950年到1951年贷款500亿(东北币)，扶持农民发展生产。该省在1950年冬季增加副业收入1700亿，1951年达到4000亿，仅副业这项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的22％至30％。
在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农业生产长足发展。农耕地到1950年恢复到1943年的水平，牲畜在1943年为427万头，到1948年冬，减少到376万头，截至1952年超过1943年的数量一倍半以上。粮食产量由1949年1320万吨，1950年增加到1808万吨，达到1943年水平，到1952年农业总值比1943年增长45％。棉花、麻等工业原材料经济作物面积逐年扩大，增长了近一倍。棉花种植面积1950年比1949年增加97％，1951年比1950年增长91％，1952年达36万垧，麻达到30万垧多，为轻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商品粮作物面积也逐年扩大，如世界闻名的大豆三年增长一倍多。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结构上进行了若干调整，发展了农作物中之工业原料生产与商品粮食生产，使它与工业的发展互相结合，互相促进。
特别是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广大农民积极响应高岗提出的“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号召，东北普遍掀起了爱国丰产运动，到处唱着“多产棉花多产粮，打败美国野心狼……”催人奋进的歌曲，有30多万个互助组、合作社展开连环挑战、对手竞赛增产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农业经济的迅猛发展。腐朽的生产关系瓦解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使深藏在农村中的巨大的潜在力量逐渐发挥出来。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扶持农民创造性的劳动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东北的农业恢复和改造的历史任务，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在高岗提出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生产”方针指导下，各地出现许多高额丰产田和农业先进典型。仅黑龙江省出现大面积高产田十几万亩，亩产超过常产1至5倍，带动了全区的丰产运动。1951年，全区有40多个农民和互助组受到中央农业部丰产模范奖励。高岗抓住肇源县增产典型指导东北地区农业生产。他对肇源县增产经验很重视，一经发现该县的经验材料即指示《东北日报》全文发表，并写了重要批示。批示说，赵德尊(黑龙江省委书记)、于毅夫(省长)和肇源县委书记任国栋同志关于农业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新的经验总结，给各省、县、区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肇源县经验说明，“东北农业生产中的潜在力极大，只要我们能够重视发现当地农民群众中的先进经验，根据农业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总结，然后予以推广，就可以使农业中的潜在力逐步发挥起来，从而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在批示中要求各省、县、区很好研究肇源县经验，总结本地增产经验。
东北地区在对外开放，发展工业为重点的思想指导下，注重了经济作物和商品粮基地建设，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种植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的政策措施。如棉花、甜菜、麻和大豆等分别规定具体政策，在政策的调动下，群众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种植面积逐年大大增加，有的省高达占总播种面积的50％，种1亩甜菜等于种3亩大田的收入，为农民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增添了大量资金，又保证轻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1950年3月，东北人民政府为鼓励农民大种棉麻特制定了奖励办法，规定保证推销，价格合理，可顶缴公粮等。高岗和李富春、高崇民签名发布命令颁发奖励办法。命令指出：“为提倡大量种植棉花、洋麻，扩大面积，提高品质与产量，以供工业原料及人民需要，特制定‘奖励种植棉花洋麻办法’，印发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遵照执行。”此前，东北行政委员会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发布了《奖励城市私人资本经营农业及牲畜业条例》，规定凡投资经营农业和畜牧业或农副业之私人资本所有者，其所领的其投资之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之事业，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促进农业发展，大力推广了新式农具和农科技术。全区各地普遍建立全民性质的示范农场和农技站、农具站。为了推广新式农具，高岗和林枫亲自试用首批出厂的新式农具。高岗到铁岭农村视察春耕，和农民促膝交谈，勉励农民一定要多上粪，使用新农具，改进耕作技术，办好互助组织，多打粮食，进一步改善生活。到1952年，改革推广了10万多台新式农具和马拉农具，组织起来的农民使用双套马拉新式犁，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耕作技术。推广良种面积达到200多万垧。为提高农业生产力，狠抓了畜疫和改土治水工作。日伪和国民党对东北畜牧业破坏很严重，疫病死亡率极高，耕畜大大下降。几年来，东北人民政府抓紧研制防疫药物，派大批干部下乡防治，防疫注射并治好牲畜200多万头，保护了大批役畜。在改革农业技术中，充分发挥了广大农村妇女的巨大作用。广大妇女响应高岗提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推广农业技术的号召，投入生产和技改中。1950年有300多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革，1951年有460多万人，1952年增加到500多万人参加选种、试种、踩格子，扶拉子和除虫灭病等活动。
纵贯于东北境内的大小80多条主要河流，由于反动统治时期多年失修，加之1948年，在蒋军撤退、溃逃时破坏严重，辽阳、辽中和热河造成严重灾害，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没吃没穿。东北人民政府从1950年开始，为根除水灾，提出以治本为主的方针，着重开发水利资源和将治水与发电、灌溉、航运等结合起来的现代化水利建设，逐渐控制或减少了水害，使东北著名的“四大灌区”恢复灌溉，保证数万垧农田用水，根治了辽河的泛滥，两岸人民免除了水患，造福于东北子孙万代。对于柳河、太子河和牡丹江、嫩江等河江亦开始治理。
四、营造“世界罕见的防护林带”
林业生产是高岗主政东北的又一大政绩。东北林业的面积和出材率占全国之首。由于历代乱砍滥伐和放火烧荒等，使森林破坏极为严重，造成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东北解放 521d." >初，党和政府只抓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重建，没来得及抓林业和水利事业，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惩罚。辽河泛滥，耕地毁坏，两岸人民家破人亡，北部风沙、干旱交加造成农业大量减产。1949年西满地区受旱灾面积410万多垧，1951年140多万垧，受灾群众达几百万人。东北连年遭灾，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引起了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为战胜自然灾害，1949年3月，高岗主持决定根治辽河等江河和东北西部地区建设防护林带，战胜风沙水旱灾害，以扩大农田受益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木材来源，提高人民生活。西部防护林带营造范围，南起辽东半岛和山海关，北至兴安岭以南的富裕、甘南等地，长1100公里，宽300多公里的60个县(旗)建设防护林带，受益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这项建设防护林带工程在中国尚属首次，全世界也是罕见的。高岗的这一决定，在五十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这项防护林带计划，高岗在1949年8月东北人代会上作“施政方针”报告中提出了护林和造林的指导方针。经过一年的实践，高岗看到了人民的积极性，营造林地的潜力和森林的效益及风沙水旱灾害的侵袭，他毅然决定扩大东北西部防护林带营造的范围。原来21县，后扩大为60县，受益面积由2400万亩，扩大到6000万亩，等于东北总面积的20％，可保护600万亩农田免遭灾害，年可产粮242万吨。完全建成后，林木收益可达4000万吨粮食价值财富。
这项浩大的工程，经过勘查规划，从1950年就开始动工，营造了大量种苗，特别加强了原有林木保护措施，建立各级林业生产的领导、技术和种苗机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计划6至10年完成(面积大的地区10—12年)。
为实施这项举世罕见的宏大工程计划，东北人民政府以主席高岗和副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署名发布营造防护林的决定，1951年专门召开了西部防护林带扩大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动员讲话。他首先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讨论了一件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一件为广大人民热烈欢迎的大事”。
他说，东北解放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经济迅速上升。但是，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遇到一些障碍：这就是水灾(去年辽河泛滥最为严重)，风沙(东北西部和东蒙的风沙，年年向东南侵袭，将良田变成沙漠)和旱灾。而森林被破坏则是造成这些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指出，森林植被破坏是同反动统治阶级分不开的。任何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牟利，为建筑宫殿、王府、高楼大厦，任意砍伐森林，不加保护；反动阶级在进行罪恶的战争中，对森林的破坏更大。
他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的。一定要为人民利益而大规模地建设森林，消灭自然灾害的根源。解放初，还不可能着手这项工程。去年，东北人民政府就根据东北西部风、沙、水、旱的严重状况，作了“计划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这是我国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带的创举。世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想像会有这样伟大的建设。正如毛主席所说：“一切事实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我们不仅能够战胜任何敌人，而且能够战胜自然界的灾害。
他接着指出，防护林带的建设是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是征服风沙，消灭水灾的斗争，是向自然夺取耕地，争取丰收的斗争，也是为今后工业、交通和各种建设事业大量需用木材准备条件。政府和林业部门要认真地领导人民进行建设，注意植树技术，提高成活率。他号召这些地区党、团员、劳动模范、互助组员要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当地人民一起，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提前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高岗在动员中还指出，要注意林区的保护和抚育工作，有计划地抚育更新与营造新林，否则松花江流域将严重地受到水灾的威胁。在松花江上游划定一个范围严禁开荒。在辽河、太子河、浑河、嫩江、牡丹江、滦河、西喇木伦河、昆都河、鸭绿江等江河沿岸，有计划地营造护岸林和水源涵养林。在公路、铁路两旁和城市、村庄有计划地大量种树，争取城市、村庄与道路两旁绿化，以改变气候，调剂雨量，增加收入。“林业是长期的建设工作，只要人类存在，造林工作就不会停”，为胜利完成“这一伟大建设工程，而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
在这次林业会议上，东北林业部代部长刘培植作了《为完成东北区西部防护林带计划创造新林区而奋斗》的报告。他指出，防护林带建设是东北的创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要把农田防护林和沿海防护林营造结合起来，加强采种、育苗和公私营造及加强政治和技术的领导，广泛发动爱国、爱林、造林、护林群众运动，响应高主席的号召贯彻林业政策，奖惩分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完成防护林带任务而奋斗。
东北还规定每年四月五日至二十日为“植树造林和护林运动节”。这次会议对东北发展林业生产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东北各地从195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造林、育苗和保护森林的热潮，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东北这块土地上有防风林网、江河海防护林、固沙林、水源涵养林。这项治本工程，是为人民长远利益的革命事业，东北各级领导和全区人民响应高岗的号召，为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发挥了极大智慧和高度热忱，掀起了造林护林高潮。1952年造林面积为1950年的7.55倍，造林面积达到43万垧。1951年5月，高岗对东北林业职工超额完成采伐、冬运和超额完成营造任务的地区，分别去信表扬，将运动引向深入。
东北具有35亿立方米木材积蓄量的庞大林区。为了保护、利用和发展林业生产，东北局经过多次讨论作出《关于统一与加强林业工作的决定》，明确宣布了森林归国有国营。决定指出，为了有计划发展林业，增加木材生产和合理分配及林业的管理与经营，实行国有国营，原有林场和设备以及干部等，全部统一由国家管理经营，在东北林务局统一计划之下，有计划发展林场，扩大生产。决定要求各省成立了林业经营机构，对林业生产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坚持贯彻林业方针政策与生产计划。木材使用分配上，首先保证对支援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国营工厂、交通建设的需要。同时，照顾地方建设事业的需要。无论国家和地方用木材，均须有全年计划，由东北林务局统一分配，按国家统一售价卖给。决定说，林业生产事业是国家的巨大企业，国家有计划的投资经营，扩大林木采伐与制材生产能力，实行林业经营的企业化，规定一定的利润，以资保证继续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决定强调指出，林业生产任务能否完成关系到军事、交通和工厂建设任务的能否完成，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对于东北与华北解放区都有重大政治意义。
为了全面实施和贯彻这个决定，高岗指示《东北日报》发表了《加强林业工作》社论。社论进一步阐述了东北地区森林国有国营，对保护与发展，利用林木，对发展东北经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社编印的《祖国在前进》一书中，介绍了东北正营造大规模的防护林带的事迹。
随着农业、林业的发展，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在防疫与畜种改良上，做了大量工作，制造了大量防疫血清，调派大量干部，深入农村，开展防疫工作。还建立了国营优良种畜场、站，进行人工授精配种，改良马种，并繁殖大量“洋马驹”。高岗在东北局和政府委员会议上，多次强调增畜、爱畜、保畜和提高牲畜质量的重要性。并指出牲畜是生产?9９ｌiｂ.的主要动力，他提出农村实现“三马一犁一车”的标准，在全区各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改良畜种，防疫除病的运动。到1952年，牲畜在解放初的基础上翻了一番，预防和治疗牲畜500多万头，基本上根除和遏止牲畜疫病。
五、建立新民主主义商业经济
东北局和人民政府适时地调整工商业政策，1949年春开始实行了有计划的经济，正确处理了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正确解决工、农、商之间的矛盾，理顺工、农、商的产购销的关系，促进了商业的大发展。东北地区的商业工作，在工、农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流通扩大，国营贸易在城乡流通中的领导地位，获得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城乡贸易不断增加，购销两旺。同时，国营商业降低3000多种商品的价格，市场供应充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高岗多次强调活跃城乡内外物资交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积极推销工农业产品。全区商业和合作社为农民推销农业副业产品总值，1952年比1949年提高近七倍。农民出售的商品总值所占百分比，从1949年之13％提高到63％，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收人的增加，同时也扩大了工业品的销路。商品生产的发展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商品销售上。
1952年，国营商业供应城乡人民的工业品总值与1949年比较：煤炭与建筑材料增加了4.1倍，花纱布类增加了6.5倍，石油类增加了18.2倍，日用百货增加了19.18倍，工业器材类增加94倍。国营工业在市场出售的商品有90％以上是由国营商业推销；地方国营工业在市场出售的商品有75％以上由国营商业推销。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总值1952年比1950年增加4.5倍。
发展商业中，坚持执行公私兼顾的方针，增强了国营商业在商业流通中的主体作用，扶助了合作社的发展，保护了一切合法的私营商业，促进了城乡工农业的发展，逐步建立了初具规模商业网，劳动效率比全国职工提高了两倍。国营商业通过供销社向农村采购农付土特产品的总值，1952年比1949年增加13倍多。合作社的资金亦逐年扩大，城市三分之一，农村三分之二的人口投股加入合作社。合作社又帮助国营商业加强了对市场的领导力量。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零售额在社会零售商品流通中总量的比重增长，促使市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逐渐加强，趋向计划轨道，限制了商业投机。在价格政策与批发业务等方面给予正当私营商业以照顾，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1952年比1949年销售总额增加了近4倍。市场物价基本稳定，1950年物价只上升13％，1951年上升25%(因抗美援朝而物资较紧张，也有抢购)，1952年，由于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和三反五反运动清除了“三害五毒”，爱国主义增产运动的深入开展，物价在去年上涨的基础上降下10%左右，说明国家正以日益充裕的商品，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棉布销售，1949年全区人均布8尺，1952年人均40尺。面粉、大米、糖、肉和木材、胶皮轮、玻璃、自行车、文化、体育用品、药品等，1952年比1949年增加几倍至几十倍。
生产发展，市场繁荣，使财政逐年好转。三年中，收支总额分别增长4倍多，其中国营经济建设支出增长7倍。工农产品比价，日趋合理，剪刀差逐步缩小。国家职工猛增，工资福利连年改善。仅1952年全区新增加职工达到140万人，失业人员全部就业外，还从关内招收了一批失业人员，减轻关内城市压力。为了统一安排就业人员，东北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招聘工人委员会，高岗任主任，统一招收，统一分配，以重工业为第一，轻工业为第二，其他为第三的比重分配工人。这就使生产与消费紧密结合，互相促进，使工农业通过商供流通这个桥梁的联系，互动推进，城乡关系大为改善，工农联盟不仅有了政治基础，而且日益奠定与巩固着它的经济基础，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积累了资金。
东北地区在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党全体干部的努力下，人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彻底翻身了，经济建设蒸蒸日上，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宝贵经验。
“东北经济建设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与东北人民政府具体贯彻了这一领导的结果，是国家对经济建设实行了计划指导并及时采取了必要的重大措施的结果，是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高度发挥了积极性与创造性的结果。”也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之优越性。”(《东北日报》语)。
第二十章 发动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巩固政权，扭转财政困难，加强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高岗在东北地区率先发动了爱国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运动，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给予资产阶级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也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实质是一次打退资产阶级从经济领域向新生政权猖狂进攻的革命。毛泽东说：“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对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下。”
一、增产节约为国家积累财富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爆发后，东北边防安全受到威胁。中央军委做出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调集20多万兵力和原驻东北的20多万军队，组建了边防兵团。同时加强了东北地方兵团建设和特种兵的建设，兵力和经费急剧增加。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东北地区不仅承担地方兵团的后勤供应，开赴朝鲜参战的志愿军供应亦由东北负担。军费支出占东北总经费的一半以上。由于朝鲜战场后勤供应有保障，使志愿军勇猛作战，连战皆捷，迫使敌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为保证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经费，高岗及时提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实行了一边支援打仗，一边建设经济的指导方针。他亲自领导了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3月，东北人民政府召开委员扩大会议，高岗在会上作的《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建设强大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5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参加会议有东北人民政府及各省市主管工业的行政、党务、工会、青年团领导和一些重点企业的主要领导等380多人。高岗作了《为增产五百万吨粮食财富而奋斗》的报告，并做出相应的决定。
东北地区积极响应高岗主席的号召，爱国增产节约运动首先在东北地区的工业系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然后在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逐步展开。
在运动中，由于各级领导亲自负责，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职工群众的积极努力，在短期内取得重大成绩。东北局关于增产节约的通报指出：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认识到增产节约运动是发展工业，巩固国防，争取抗美援朝胜利与建设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可靠道路。通报说，广大工人在算细账后说：“高岗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再晚一年，不知咱们又犯多大的罪，给国家浪费多少财富！”有的工人给高岗写信说：“打一鎯头，烧一块铁，都想到对国家的责任。”沈阳等城市许多工厂中的工人“从班组到个人都备有增产节约的贡献本子，每天记录着增产节约的成绩，随时准备向毛主席、高主席献礼。”
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技术改革工作。广大工人为完成自己的增产节约计划，传授技术，学习技术和献计献策活动空前高涨，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动脑筋、找窍门、挖潜力和提合理化建议运动”，仅沈阳市的各厂提出并实现了合理化建议达几千件，克服了生产上的许多困难，推广了许多新技术，创造了许多新纪录，实现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效率成倍提高，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增产节约的计划。同时，认真地进行清理资财，登记家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东北地区各厂矿企业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技术员、职员，根据高岗的指示，主动地、有计划地深入车间，研究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改善和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
到10月，全区已取得增产节约1000万吨粮食价值的成绩，为国家增加了巨大财富，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经济建设。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三害”的严重问题。
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取得重大成绩，捷报频频飞向北京，高岗在东北高干会上的讲话报送中央后，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1951年10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高岗汇报了东北精简机构、增产节约运动的成就，并经过讨论一致肯定了东北的成绩和经验。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学习、推广东北的经验，在各条战线上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其内容是：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增产节约，准备国家大规模建设。
10月下旬，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陈云副总理代表政务院向大会所作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报告中，对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给予极高评价。他指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他说，东北地区今年单从经济方面提倡节约和增产，就创造一千万吨粮食的价值。如果我们从全国范围的一切方面都实行节约，就可以找出大批的钱，用到经济建设投资和国防建设上去。《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新华月报》等发表和转载了东北局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和有关经验。
在党中央号召并转发了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推动下，一个规模巨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在全国城乡展开。在中央的鼓励支持下，东北地区的增产节约运动，乘胜前进。
10月26日，东北局召开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报告，突出强调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分析、总结前段的形势，肯定了成绩，指出了运动中的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布置了后几个月的任务，使运动健康地、深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
12月3日，高岗关于工矿中车间开展节约情况，向中央、毛主席作了报告。14日，毛泽东将报告批转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政府工业部门、工会党组。批示：
“高岗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关于在工矿中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企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执行。高岗同志的报告，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东北增产节约成绩辉煌，到年底增产节约完成1600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比原计划翻了两番。
1952年5月初，高岗在东北一级机关，各省市及厂矿的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为完成国家工业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和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会议上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的指示，被中央及时转发各中央局，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对全国经济建设和增产节约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高岗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了1951年增产节约的成绩和劳动人民、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他说，去年东北国营、公营的工业中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一千六百万吨粮食巨大财富”。并提出：今年能够开展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更多的财富的任务。他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1952年经济工作总方针、工业方面的任务和实现任务的有利条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几点要求和政治工作的任务。
他在报告中讲到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意义时说：“八百万吨粮食，将近东北全体农民去年粮食总产的一半。”若用以投资建设工业，可以建成发电能力10万千瓦的火电厂7个；或者建成年产母机2650台的新型机器厂1.8个；或者建成年产3万辆拖拉机的工厂4个；或者建成年产30万千瓦的透平发电机制造厂3个；或者建成具有5万纱锭和2000台布机的纺织厂15个。若用以改善职工福利，则可以建成500万平方米住房；或者修230所每个有500床位的医院；或者换1443万多尺灰斜布。如果用于充实国防力量，则可以购买3300架战斗机，或者购买5600门大炮。
他通过举例算账说明增产节约的社会、经济意义后，强调指出，应当大张旗鼓宣传今年的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他要求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形成一个深入人心的群众运动。”要在“全东北范围内普遍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响应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东北局在此期间，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从五月份起开展爱国主义增产节约竞赛运动”，把工作重点转到生产和基本建设上来，组织力量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职工群众明确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重大意义和“三害”、“五毒”的危害性，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指出：厂矿车间和工程单位组织动员全体职工动脑动手，想办法，出主意，找窍门，制订单位和个人的计划、措施及执行的方法等。
东北增产节约运动中，实行分类指导，分级负责；以工业系统为龙头，先行一步，做出成绩，总结经验，带动了一切事企业部门和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紧缩开支。由于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各地涌现出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改进生产技术，推广运用先进经验，不断刷新生产纪录。1952年取得增产节约1620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比原计划超额一倍多。城乡结合，工农团结一致，为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做出卓越贡献。农村在互助组和劳动模范的带动下，数千万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改进耕作技术，全区推广了肇源县的增产经验，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
二、“亲自动手”发动三反
随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逐步深入发展，东北各地暴露和发现大量的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高岗审时度势，1951年8月，适时地发动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把整顿党的作风和增产节约、三反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者前后交叉互相配合，互相推动。
延安整风期间，高岗聆听了毛泽东主席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告戒“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借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详细地论述了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教训，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文件之一。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50年春毛泽东访苏后回到东北，批评高岗等铺张浪费，对他触动很大。他对毛泽东主席的谆谆告戒记忆犹新，并重新学习：李自成“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没有多久，李自成“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使政权从明王朝夺回来，又断送给清王朝宰治了260多年。毛泽东的教导和李自成悲剧历史，对高岗教育和影响很深。他针对胜利后东北党内产生的骄傲自满和享乐腐化的问题及毛泽东“决不当李自成”的教导，及时地亲自发动“三反”运动，用群众的力量，对于资产阶级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猖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违法活动，给予粉碎性的打击。
8月底，东北局召开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高岗针对增产节约运动发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在会上作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他说，我们党经过30来年光荣、伟大、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的党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巩固自己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毛主席的光荣，党藏书网的光荣，无数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同志们的光荣！他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等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恰恰相反，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肩负的责任是愈加重大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说，今后的任务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才能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将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才能将我国的社会制度逐步地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人所奋斗的目标。
高岗在动员报告中，全面地、恰当地分析了东北地区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他说，全国革命胜利与东北转入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之后，大批旧的机关、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机关与企业中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部分经过教育改造而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还有一些人改造的很差，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改造，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同时，各种奸商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种引诱、欺骗的手段，企图软化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而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是个别的老干部，经不起这种诱惑而坠人泥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队伍，妨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就会贻害人民，贻害革命。
他指出，有些共产党员“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盗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蜕化分子，为了掩盖其卑劣行为争取“同盟者”，正在制造各种借口，如说：“由乡村转入城市，为适应新的环境要讲究一些”，“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应酬”；“机关家务是我们搞生产弄来的，个人用一点不算什么”，如果批评他们，他们说别人是“农村观点”，“注意生活小节”。他们害怕民主，他们利用种种“理由”来压制与打击群众对他们盗窃行为的批评与揭发。
他说，某些党员干部沾染了严重的地主、买办、封建官僚与其他非工人阶级的观点和作风；有些人认为夺取政权是革命胜利的“尽头”，不认为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因而，骄傲麻痹，在“政治上丧失警惕”，敌我不分，无原则地任用私人，把反革命分子也拉进革命机关来。他指出，东北人民政府有一个部长，不经组织批准录用了16个亲戚朋友为干部(内有4个叛党分子，3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个逃亡地主)；还有一个副局长，私自介绍6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亲友到他单位工作，并委以科长等职务。沈阳市政府有个局长，把一个有血债的犯人委以工程队长(后被处决)，还包庇重用有严重问题的人。有些党员干部忽视政治，不愿过组织生活，不重视理论学习，甚至有的拒绝做党的工作，不当支部书记。他大声质问：“这些人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到哪里去了？”
高岗把上述问题的性质提到政治高度原则进行批判。指出，它是把地主、官僚、买办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带到我们党内来。这些东西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同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冲突的，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作风相冲突的，它是腐蚀党的毒素，是党与人民的敌人所喜欢的东西，如不及时克服，任其发展，将会腐蚀党的战斗力，并使党的事业无法前进一步。“必须组织全党同这种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对上述严重问题发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这种严重现象能在革命队伍中存在，除了一些不纯分子混入党内，在人民政府中留用了不少思想上未经彻底改造的人员外，还有较老的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享受思想的发展，特别应指出的是各级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组织不严密，马列主义教育不够，检查工作很差，因而对上述思想倾向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对于贪污分子，采取“慢慢地教育他们，不要着急”的姑息态度，这就给那些贪污蜕化分子以可乘之机。
他接着指出，东北一级某些机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他说有些机关和领导，沾染了浓厚的官僚主义习气，注意形式的装璜，美国、英国的汽车多起来了，送礼请客多起来了。似乎不坐美英汽车就不能工作，不送礼就不足以表现革命的友爱；开会不请客，就不足以表现会议的成就。至于说到工作，就不如对汽车、请客那样“积极”。他说，东北人民政府的一个机关，一件渔民组织工会的法令，在机关中旅行了四个月后才公布。我们一个部队的参谋长经过他自己签发的一个命令，既不加检查，而且连这个命令也忘了。有个飞机场的场长报告说：“据报机场被水淹”，其实机场没有水淹，这个场长住在飞机场里还要“据报”呢，官僚主义到了何等程度！至于机关随便添人，添家具，随便接家眷，雇保姆的更多了，不爱惜公物达到惊人程度。某些机关中的形式主义，敷衍搪塞、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滥发文件、表格，不检查，不解决问题，“以致把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没有生气，没有创造，谈空话，滥发号令的官僚机关的事实，也不胜枚举”。
“这些官僚主义者，对盗窃国家财产，侵吞公产的事实，简直是熟视无睹，他们从不对这些罪恶行为加以起码的检查和追究。”允许盗窃国家财产，允许贪污浪费的胡行，就是允许破坏国家的物质基础，允许破坏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高岗揭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表现、性质、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后，提出两个“肃清”，四条措施。两肃清是肃清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肃清贪污蜕化倾向。四条措施：一，在所有机关中，开展一个群众性民主运动，来揭发本机关内部的以及有关部门和一切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蜕化的思想行为与官僚主义的作风。运动由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号召犯错误的自动坦白改过，号召群众揭发检举，使全体人民认识贪污蜕化是革命队伍中最丑恶的行为，认识这种思想与行为对于党和国家的危害性，使大家了解“大敌当前，有打倒之必要”，从而使贪污蜕化分子在革命队伍中无藏身之所，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空气。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同志，要以“坚决的态度，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健康、事业前进。”要使这个运动开展好，必须同整党教育联系进行，使党员明白，贪污蜕化所喜欢的东西，正是我们反对的东西，他们所憎恶，所害怕的东西，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东西。二，运动中揭发与检举出的证据确凿的贪污蜕化分子，要严肃的处理，任何迁就与原谅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都是对革命的罪恶；如果不这样，就等于放纵坏人，鼓励坏人做坏事。他告戒，在贪污蜕化的人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悔过自新，重新为人民工作；一条是继续坏下去，为党和人民所唾弃。何去何从，须要他们自己选择。三，在处理贪污蜕化分子时，应表扬奖励那些有高度事业心和创造性，廉洁奉公的模范人物，并提拔起来，藉以申张正气，肃清歪风。四，对各机关的工作和领导作风来一次严肃的检查，向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开火，它是贪污腐化这种毒苗之所以能够滋长的温床。
高岗为借用革命导师的权威增强他的报告的重要性，引用了大量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蜕化和损公肥私的论断。
高岗的报告，经过会议讨论，一致赞扬是适时的，重要的，表示坚决贯彻执行。
这是一次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补偏救弊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会议，寓增产节约运动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并在东北地区首先搞起来，并提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部署了任务，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赞赏的“新开辟的一条战线”，“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的革命运动。
9月6日，东北局作出《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从9月初起，高岗发动的伟大的“三反”运动，在东北地区“大张旗鼓，雷励风行地”展开，声势大，范围广。斗争先后在东北大区机关和省市一级机关展开，并成为有领导的群众运动。由于各级领导按高岗的指示，“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三反”运动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斗争成果。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高岗亲自深入检查指导。
为进一步推进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深入发展，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又作了题为《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对三反运动进行再动员，再发动。会上传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精神。他首先肯定了两个月的成绩。他说三反斗争，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倾向，提高了干部与群众的觉悟，揭发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培养了干部和积极分子，机关开支大大紧缩。他说，由于“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洗掉了我们机关中的不少灰尘，加强了领导，提高了群众”，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大大推动了工作前进。
高岗在报告中，对三反运动概括了6条经验，指出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两个月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增产节约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不肃清，“不但断送了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无法积累资金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他指示：要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干部与群众的事业心和积极性，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提出，内部往来不准请客送礼，不准购买沙发和地毯等，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他号召：“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全国政协会议精神和高岗的指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进一步为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党中央适时地推广了东北地区的经验。1951年11月20日中央批准了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转发的报告写了批示：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高岗在报告中说：“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五亿(旧币)人民币；铁路系统积压价值千亿元的材料不作处理。”他在报告中指出：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大量事实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来往纪律，坚持贯彻在运动中所制订出的各种制度。《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等先后发表和转载了高岗在8月和10月的两次报告及东北有关经验材料。东北暴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严重问题。仅东北一级机关中，贪污在百万元(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占全体工作人员15——30％，其中党员占10％，有些是科级以上干部。有一个省查处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党员干部500多人，其中有科级以上干部占13％，浪费极为严重，估计等于7年工业的全部投资500万吨粮食的价值。如此严重的浪费不加以制止，将使工业化积累资本必然成空话。我在走访张秀山老人时，他说：“三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恶战，是经济战线上的一次辽沈战役”。东北局为“三反”彻底，提出几条标准，即揭发和严肃处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提拔和表扬了好的干部；教育和提高了群众觉悟，杜绝了贪污浪费，建立了各种制度和贯彻整编等。这几条对东北三反、整党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东北地区的“三反运动”给全国敲响了警钟，提供了经验。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开展三反斗争的经验。社论说，在两三个月前，“东北人民政府就注意了这种不可容忍的现象，并开展了全区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八月三十一日，高岗同志在东北局各直属机关干部会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高岗同志号召东北各个机关和各个部门，展开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根据高岗同志的指示，从九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即先后在东北一级各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揭发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加强和提高了他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而贪污现象大为减少，机关开支大为紧缩。这就使许多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深受感动，改变了过去‘看不出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的思想，认识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措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欣喜地看到‘中国真是前途远大，无限光明’。”
社论说，从东北地区所发现的贪污事件看，“贪污现象在经济工作部门内是比较严重的。例如沈阳市在反贪污斗争的第一阶段，仅工商局各专业公司及其他单位，即揭发、批判并初步处理了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程度不同的贪污行为。”
社论指出：“我们全国人民正在热烈响应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指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反对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国各地都应该参照东北区的经验，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斗争，努力根除这种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罪恶现象。”
社论还强调指出：“根据东北区的经验，要把反贪污斗争坚持下去，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为此，应该吸收一切党和非党群众参加这一运动。第二，必须由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并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作不好，再作第二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必须着重思想领导。第四，必须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提高，领导机关应及时提出新的指示，并总结经验，以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第六，各单位应由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社论最后说：“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12月1日，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指出：“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坚决斗争，东北的党已在这方面走在先头，他们的经验可供全国仿办。”决定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11月和12月，先后亲自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开展三反斗争的重大意义，明确规定了斗争的方针与政策。11月30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中指出：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12月7日，政务院举行114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席卷全国。
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查，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为督促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三反”运动，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致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2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协机关协助政府，大胆地检举贪污浪费，无情地揭发某些奸商贿赂工作干部，盗取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肃清反动的国民党作风的影响，树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为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扫清道路。
1952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团拜会祝词中号召：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发动和领导下，参照东北经验，一个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神洲大地雷厉风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据资料记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人(不包括军队)。全国共查出贪污并定案的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120多万人，其中有党员19.66万人，贪污赃款赃物总值6万亿元。有4.5％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在运动中共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10.5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0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死刑的42人，判死缓的9人。判死刑的最高职务的有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市长张子善。有两万多党员被开除党籍。
东北在高岗的领导 4e0b." >下，首先发动的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新开辟的这条战线并取得伟大胜利，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为国家创造和积累财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风清弊绝，改造社会，并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洗刷干净的社会改革运动，表现了他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魄力，敢于碰硬，真正做到了从高干抓起，从严治党，从严执政。没有极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没有为党为国长治久安的觉悟，没有远见卓识，执政能力强的党来领导，是做不到的。
在运动中清理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清除了党的肌体上的腐败毒瘤，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对于建设为政廉洁高效、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保证国家事业特别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全东北乃至全国形成健康的、革命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五反运动”痛击资产阶级
随着增产节约和三反斗争的深入发展，在揭发、清理和审结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和使用的手段，跟社会上不法的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查出贪污浪费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旧社会的留用人员和同他们的影响有关。这就充分表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有所发展。
东北地区在解放前，工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初解放时，公营企业很少，除铁路、矿山和没收日伪、汉奸、官僚资本家的钢铁、机械工业外，大多数企业仍是资本家和私人所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历史原因，解放时，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继续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国家同私人工商企业是加工、订货、代销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购买力也相应提高，私人资本家加工、订货、代销量日益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大发展。以沈阳市为例，1948年底只有私营工业6500多户，到1949年增加到11750多户，1950年增加到15700多户，1951年增到18400多户；私人工业职工1948年只有26000多人，到1949年增到47500多人，1950年增到66200多人，1951年增到85600多人。私营商业1948年只有11000多户，到1951年增加将近一倍，销售总额增加将近两倍。东北的发展是符合《共同纲领》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符合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的大发展带动了私营企业的快步前进。
东北地区从1949年开始调整工商业政策，比全国提早一年多。东北党和政府在调整工商业政策中，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和教育工作提到日程上，从各个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加以限制。这样，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不法资本家在近几年特别抗美援朝开始后，乘着加工订货等机会，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出于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本性和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竭力摆脱国家的限制，违法活动日趋严重。他们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党政干部和工商业资本家加工、订货和承包工程等接触增多的机会，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腐蚀了一些国家干部，引诱和助长他们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而落水，同时严重地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破坏抗美援朝。他们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民99lｉｂ.t>内部，特别是经济部门内部大放“五毒”，进行贿赂、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实行猖狂的进攻。三反运动中，高岗亲自指导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进行调查，发现私人工商户中，有70％以上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错误和罪行，偷漏的税款将近一半，只收回应缴的税款不足52％。不法分子采取设置假账，伪造单据，不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办法，隐瞒真实业务情况，大肆偷漏国税；在承包国家工程、承办器材和接收加工订货任务时，采用以次顶好，以假充真，以少报多，虚报成本，提高价格，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等手段，大肆盗骗国家资财。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不法分子在承办抗美援朝的军用物资中，用旧油桶皮做军用铁铣，一铲就卷；用方铁制镐，用废次胶制军鞋，一穿就裂，还高价卖给志愿军。更严重的是，用坏鸡蛋、胡萝卜粉掺加蛋粉，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牛肉制作罐头，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送到抗美援朝前线，严重危害了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安全，在战争中因用了染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和坏疽菌的急救包的感染，使一些不该残的战士致残了，不该牺牲的战士牺牲了。高岗是抗美援朝后勤供应总负责人，在调查材料中发现以上问题，使他对不法分子深恶痛绝。
资本家还采用“拉过去，派进来”的手段，在国家经济部门安插坐探，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如贸易计划、产品运销、物资储备、调拨，有关经济政策变动和人事安排等等，都成了他们窃取的范围，以便伺机破坏市场和价格。为了使偷漏国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的活动得逞，资产阶级大肆施放“糖衣炮弹”，用行贿的办法，拉拢、腐蚀、收买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意志薄弱的工作人员。他们先是广拉关系，吹捧拍马，称兄道弟，请吃请喝请看戏，请打牌，请跳舞，建立所谓的感情。然后送东西，先送食品、衣料服饰，后送高级商品，满堂家具，大把钞票，或送佣金，回扣、干薪、干股。一步一步把干部“拉过去”打下水。有的资本家在自己企业里专设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有的吹嘘他的企业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到他们企业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在资产阶级“五毒”的袭击下，不少国家干部吃了败仗，蜕化变质，甚至堕落为人民的罪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告戒的，“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从以上看出，“五毒”俱全的不法资产阶级猖狂到何种程度。东北局在高岗的领导下，从1951年11月开始，发动了向资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领导权的斗争，投机资本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阻力很大，特别是来自内部的干扰阻挠和党内的右倾思想的危害，给这一斗争造成很大困难。
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捍卫党的纯洁性，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高岗亲自几经动员，并亲自批发了揭发资产阶级施行“五毒”的大量事实材料进行教育，促使广大干部清醒起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报告中，针对“三反”运动中东北地区党员干部在思想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进一步发动了反对党内右倾思想和“五反”运动。他在报告中指出：东北地区党组织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是有成绩的。去年至11月统计，已增产节约价值1458万吨粮食的财富(至年底1620万吨)。在三反斗争方面也是有成绩的。他说：“这个斗争暴露了党员干部思想中许多严重的问题，使我们在领导工作中更加清醒地认识资产阶级是如何猖狂地采取新的花样来侵蚀党的队伍，党内右倾思想是如何地在增长。”“为了更深入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从思想上挖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根源，就必须认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和党内右倾思想的严重危害，并加以坚决的克服。不这样做，不仅不能贯彻中央‘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方针，而且会使我们已得的成绩也不能巩固。”
他说，东北地区党内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早已向全党发出警告，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东北局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曾多次向党内发出警告。虽然如此，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对于党的侵蚀，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还是有增无减。
他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斗争，以及在执行政策上的右倾的原因。他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将工作重点转入城市，转入经济建设，因而与资产阶级的接触日增(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一面承认我党的领导，一面则在各方面尽量扩大其思想影响，并采取各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全国的胜利，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中发生了错觉，产生了若干糊涂思想，他们以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是意味着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加剧，而以为是阶级斗争的缓和。他们对资产阶级一味迁就让步，欣赏资产阶级的捧场。至于有些党员本来出身资产阶级的，当然更易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其中少数人，已成为与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盗窃国家财富的叛徒了。我们党内工人阶级成份的薄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不够，又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政治倾向的批判不够，都加重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侵蚀的危险性。”
他说，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方法是两条：“拉过去，派进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拉过去’就是腐蚀我们的干部”。在三反中已经发现干部中贪污现象是严重的。“这些贪污事件，特别是财经机关和企业中贪污，绝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的勾引下进行的。”在资产阶级勾引下，“这些贪污分子，就成为资产阶级安置在国家机构、人民企业中的暗盗。他们盗卖商情、盗卖资料、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报好、涂改单据、假造账目、走私偷税，并借公家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条件，替资本家追逐暴利。”他说，资本家为笼络这些贪污分子，“不惜出大的本钱”。长春税务局一个职员每月挣私商九百分(当时是供给制，干部工资以分数领钱，900分要高出一般职员月薪的几十倍)，一次即包庇7户私商漏税一亿二千万元(东北币)。资本家对他说：“公家如果开除了你，我养活你。”高岗说，资本家同时和这些贪污分子订立合同，规定“各守据点，掉头不谈。谁也不讲谁，攻破谁算谁。”
他说资产阶级腐蚀党的另一手法是“派进来”。据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吉林的材料，我们的国营商店与合作社有相当多的人员是资本家派进来的。他举例说，大连百货公司有6个营业组长都是大商人，该公司1300多人，其中1200多人是经私商介绍和招聘的。该公司管理物价的共35人，其中有12人受贿。“这些人很多是私商的情报员，物价一变商人即先知道，并争先抢购。”这公司钟表部组长，是大连有名的钟表商，在被聘任组长时与公司订立条约言明：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参加学习。任组长后以自己商店的坏钟表，换走公家的好钟表，甚至把人民为抗美援朝捐献的好表也换走了。大连的粮食、土产、花纱布等公司的营业组长都是旧商人；也有资本家派其子女、亲戚、亲信钻进国家商店或合作社。高岗严厉地批判说：他们进来不是为国家商店和合作社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一些地方的国家商店与合作社被其篡夺领导，倒换货物，偷窃商情，囤积居奇，扰乱市场，把国家的企业机构，作为资本家盗公肥私、投机牟利的工具。而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资本家这种阴险恶毒的办法，却失去知觉，甚至还有这样糊涂的同志，认为‘资本家真开明，连自己的商店都社会主义化了！’‘资本家会做买卖，懂业务，我们必须依靠他们。”’
高岗在报告中郑重指出：“依靠资产阶级，就会丢掉工人阶级，就会丢掉人民大众，就会亡党亡国。”
他说，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竭力壮大与搞好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天天盘算“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更有甚者，则要当商人和工厂老板，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让私商占便宜。还有一些人(甚至是高级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家庭、通过亲戚，投资私人商店、工厂，为自己谋利。他指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受到国法党纪制裁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应该赶快回过头来，向党坦白，改正错误。”
高岗在动员报告中对执行政策的右倾表现指出五点：一、在贸易政策上，对私商向国营商业把握地盘和投机违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加以帮助，而对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业务则很不积极。这就助长了投机商活动，抬高物价。二、对于委托资本家加工和订货时，资本家偷工减料、获取暴利和勾结公家人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法的罪行，不加以惩处。三、在税收政策上，商业税轻于工业税，而行商税又轻于座商税。这就助长了资本家投机倒把活动，将工业资本转为商业资本，座商转为行商。四、在私人企业中工人运动政策上，对虐待工人克扣工资，违反劳动法令行为，很少制裁。有些劳资协商会议，沦为资本家蒙蔽国家、蒙蔽工人，偷工减料，投机漏税的工具。五、无原则地提倡私商联营。他说，在思想战线上对反动思想缺乏严肃的斗争，忽视政治教育，模糊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在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上滥用私人，使不少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各机关部门，对于留用人员和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人员，放弃了思想改造和政治领导，致使各种敌对阶级的思想与作风自由泛滥而无人过问。
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高岗要求“应把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力量与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犯法行为，予以彻底揭露、处理。”各城市必须迅速召开协商委员会、人民代表会和工商业者的会议，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之后，号召他们限期坦白和检举；凡坦白彻底者，重者减罪，轻者免罪；检举他人者以功折罪，证据确凿而不坦白者，加重处罚。他对处理的原则在报告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高岗针对前段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不彻底的和未动的三种情况，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未动的单位迅速布置，五天之内行动起来，否则那些单位的首长一律撤职。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带领一批得力的干部组成检查团进行检查，各省要抽出力量帮助和检查所属的县。要少发文件，少开会，少坐机关，深入下层，面向工厂、农村、商店等基层单位。
他最后要求运动要做到严肃，对贪污浪费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劳动改造，判处徒刑，甚至枪毙。并宣布处理了几名领导干部。同时，表扬了一批搞得好的单位和领导干部。
高岗这个报告极为重要，他及时根据各方面暴露的许多严重问题，精辟阐述了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把运动适时地引向反对资产阶级施放“五毒”侵蚀党的斗争，指明运动的方针、政策、措施和处理的办法，在东北地区首先掀起“五反”运动。中央及时转发了高岗的这个报告，《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等报刊发表和出版了高岗的报告，推动全国的“五反”运动蓬勃发展。
东北地区根据高岗指示，首先在城市发动群众，团结工人和市民，形成统一战线，向违法的资本家展开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机关内的“三反”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东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先后交错，互相推动，互相结合，赢得了辉煌胜利，从政治上孤立了资产阶级，巩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4月基本结束。5月13日至20日，东北局举行全体委员会，会上高岗作了《关于东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会议根据高岗的报告，着重地讨论了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和加强经济建设工作等问题，并作出了有关的决议和指示。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和收获，分析了东北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猖狂进攻的情况和党内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的任务。
高岗指出：“三反五反斗争的意义，在于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最根本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清除障碍和准备条件，从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并为.将来胜利地转入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关于这一运动的收获，高岗说：“‘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制止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活动，保证了共同纲领的贯彻。‘三反’运动有力地打击、制止了贪污分子的违法乱纪行为，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增强了廉洁奉公的观点，改变了国家机关中若干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丰富了整党的内容，使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更加纯洁和巩固了，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经过这一运动，不仅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工人群众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新的俭朴、节约风气，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主人翁的自觉性。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违法活动、贪污分子以及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将由此而更加受到广大人民的监督。数千年来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将由此而被清除。
他说：“‘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是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胜利后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东北地区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盗窃性和投机性的具体表现。他说：东北所有的不法资产阶级分子，除了普遍地偷税漏税外，几乎都是依靠盗窃国家财产发展起来的。他们曾经勾结国家机关内部的贪污蜕化分子，大量地盗窃或违禁倒卖国家企业所生产并为国家所控制的资财，转手又以高价卖给国家；他们在国家所委托的加工和采购中，大量地掺假作弊，偷工减料，骗取非法暴利。因此，私营工商业中的某些企业才得以一跃而为“暴发户”9９ｌiｂ.。他们极大的投机性表现在他们不依靠改进经营方法获得正当利润，而是依靠投机倒把牟取非法暴利；他们用非法手段攫取的暴利，不是投资于工业建设或扩大生产和正当经商，而是购囤黄金，或分散转移，或投入投机商业市场；他们经营工业的兴趣少，从事商业投机的兴趣大，有不少的工业资金转向了投机商业。在经营工业中，他们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保持产品信誉而是以“捞一把”为目的；商业中的许多业主根本不从事于固定的行业，而是什么利大就钻营什么。他们为了掩盖这种违法活动，经常改换工厂或商店名称；门面瘦，暗库肥；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以至名为工业实为商业、名为坐商实为行商等等。
高岗指出：东北地区的不法资产阶级分子这种盗窃、投机活动，是以国家经济机关和国营企业为主要进攻对象，因此直接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建设。除了经济上的进攻外，他们还采取思想侵蚀和组织上渗透的方法，向共产党、工人阶级内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攻，企图以此来削弱以至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根据三反五反中暴露的问题，指出：全国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党的若干组织和不少党员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主要表现在：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机关和各工作部门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党在城市的若干组织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极为薄弱甚至软弱无力，以致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乘机蔓延；有一部分干部蜕化堕落，败坏了国家财政纪律，损害了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少数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蜕化变质分子在不法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下，更与他们内外相呼应，沦为大量吞噬国家财富的盗贼。
高岗在分析了产生上述情况的几个原因后，在报告中指出：巩固和发展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其决定的环节在于搞好经济”。他扼要强调了加强经济工作的几个关键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及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等问题。他说：“今后必须在各方面经常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藏书网侵蚀，并把与侵入党内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当作一个长期的、重大的政治任务。”他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正确处理贪污分子，清洗坏分子出去，交待干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审查干部，完成整编；大量提拔和培养新干部，积极发展新党员，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
全委会一致同意高岗的报告，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大家发言充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致认为三反五反运动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经过半年多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较量，击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推进了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造事业。“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巩固了和纯洁了党的组织，大大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东北局全体委员通过对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更加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为全国做出表率。
第二十一章 在抗美援朝中
20世纪50年代初，在亚洲的东方爆发了一场震惊全人类的历史事件——美国侵朝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规模最大的带国际性质的现代化战争。解放战争大后方的东北，一下变成抗美战争的前哨。这场战争成为中朝军队以劣势装备同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一场殊死决战。中朝人民的胜利使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上将沮丧地在停战协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了“历史上签定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它对于维护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和平以及确立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格局的地位都有极其重要意义。
一、出兵前加强东北边防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南北朝鲜的分裂，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本军投降后苏美瓜分的遗患。朝鲜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解放。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受降地域分别南北驻扎军队。按苏美协议两国驻朝军队于1948年底前全部撤出，苏军按规定时间撤出，美军撤出时留下一个军事顾问团，继续武装李承晚，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发生冲突。
1947年10月，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在48年3月底前主持朝鲜全境选举，由选举的政府管理这个国家。当时，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企图制造出自己控制的傀儡政府。美国的要求遭到苏联的反对。于是，48年8月，南朝鲜在美国的把持下，单独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选举了曾在美国居住多年的李承晚为总统。
北朝鲜人民不得不采取对策，在9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任命金日成为内阁首相。
从此，朝鲜半岛建立了两个政权，实行两种社会制度。三八线自然成了分界线，南北双方矛盾日渐加深，两个政府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摩擦日益尖锐化。美国还向南朝鲜提供6千万美元军事援助，并移交南朝鲜一座价值1亿1千万美元的日军武器库，足够装备5万人的地面部队。美帝为抑制“共产主义扩张”，同苏联对峙。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找一个缓冲国家。它发动侵朝战争，就是要在美苏之间找一个缓冲国家。共产党中国太大，一时拿不下来，朝鲜是最好不过的中间地带。
1950年3月，金日成密访苏联，向斯大林说，人民军有足够力量统一朝鲜半岛，斯表示赞成。5月中旬，金日成来华向毛泽东通报了他访苏联时，斯大林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大问题，遂紧急约见苏驻华大使罗申，让他与斯大林联系金日成的说法，斯回电证实有此事。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要多设想可能发生的情况。为准备应付万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鸭绿江边部署军力，如果美国出兵不越过“三八线”，我军不过鸭绿江，美国越过“三八线”，我们考虑以志愿军名义出兵参战。金日成对人民军统一朝鲜半岛信心十足地说：“中国没有出兵的必要”。
朝鲜战争纯属内战性质，实事求是地说，大规模战争，在斯大林支持下，先由北朝鲜发起的。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远东的空、海军进驻南朝鲜，立即配合李承晚军队作战。
这些侵朝行径未吓倒北朝鲜人民，英勇的北朝鲜人民军奋起反击，作战非常顺利，李承晚的军队不堪一击，于6月28日攻克汉城。李承晚带着奥地利籍洋太太弃汉城逃过汉江。李伪军由原来10万人，过江只剩三、四万人。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境90％以上的土地和92％，以上人民，将伪军赶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釜山地区，取得暂时胜利。
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委员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挑衅。”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遣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这些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民族反侵略战争以极大的鼓舞。南朝鲜李承晚被打得焦头烂额，招架不住了，其军队残部在美军的支持下，收缩到洛东江三角洲继续拼死顽抗，并向蒋介石提出出兵朝鲜的要求。
在朝鲜人民军继续向敌进攻的形势下，7月初，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各会国给予南朝鲜政府“必须帮助”，广为抽集侵朝军队，并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兼驻日本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并派美军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部队进入台湾海峡，插足于中国领土台湾，以阻止中共进攻台湾，对我东南沿海构成威胁，给中国施加压力。麦克阿瑟向美国政府提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建议台湾出一个军支援南朝鲜，随后连续几次向台湾提出积极准备出兵朝鲜。蒋介石对“韩战”爆发高兴得不得了。
此前我军已作了解放台湾的部署，蒋介石也作了最坏的准备，打算到菲律宾避难。现在又神气起来，他认为韩战发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韩战演成俄美大战，南北朝鲜自然统一，国民党趁朝鲜战争机会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逐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加强金门及台湾的战备，派五十二军3.3万人到朝鲜参战，当即电告李承晚和麦克阿瑟。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于8月下旬侵朝空军悍然侵犯我国东北领空，不时轰炸扫射安东(今丹东)、辑安等城镇、农村。高岗对朝鲜战争很关注，忧心如焚，让秘书每天收听、记录外台有关广播，密切注视战争形势的变化。东北局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将驻黑龙江的四十二军调往鸭绿江沿线，以防突变。
在这种紧急情势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预防不测”指示，认真分析了美国侵略者的图谋，于7月初作出决定，命驻华南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开往东北和驻黑龙江地区的四十二军组成“东北边防军”，还调炮兵一、二、八师和4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边防军共26万人，至8月中旬全部集结于鸭绿江边安东、辑安、凤城、通化、辽阳等地待命，必要时准备出国作战。
为了加强边防军领导和保证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东北边防军所属部队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领导，边防一切问题由高岗具体负责解决。任命原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为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后调十五兵团政委赖传珠接任政委，另调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8月4日，高岗将部队部署情况电报毛泽东主席。毛随即(8月5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回电：
高岗同志：八月四日电悉。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一次会，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战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令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的集结部署由你按情况酌定。部队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
高岗按照电报命令，立即进行贯彻落实。8月9日晚，邓华、洪学智深夜到达沈阳后，高岗和贺晋年等到大和旅社去看望接待邓、洪等，商量开会时间等问题。第二天9时，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常委会，邓华参加，研究了开到东北几个军的驻防地点、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和思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其间，高岗派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到朝鲜勘踏地形，了解情况。8月13日，召开边防军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高岗作了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美帝国主义已经发动了对东方各民族的武装侵略。美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中国，霸占亚洲。它企图占领朝鲜作为进攻东北、华北和进攻中国的跳板，积极武装日本和朝鲜(即南朝鲜)，利用日本和朝鲜的人力物力为美帝侵略计划而作战。他指出，美帝侵占了朝鲜，一定会来进攻我们东北、华北，进攻我们的祖国。等它打下朝鲜，增长了气焰，打到中国来再消灭它好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和朝鲜人民一起，在国外消灭敌人，保卫自己好呢？在国外消灭敌人“是有利于我们，也有利于我们的朋友，有利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为保卫祖国，巩固胜利，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我们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支援朝鲜人民的解放，使朝鲜成立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朝鲜人民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朝鲜人民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支持朝鲜和保卫我们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因此，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
他在报告中分析了与美军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提出作战指导原则。针对一些人害怕原子弹的思想，他说原子弹不可害怕，原子弹不是美帝独有，苏联也有，并分析指出美帝使用原子弹“不得不有所顾虑”。高岗对出动朝鲜的军事准备以及以志愿军名义和穿着朝鲜人民军的服装、番号等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他的报告对与会将领鼓舞极大，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勇气。接着肖劲光、肖华、邓华和贺晋年也分别讲了话。会议讨论部署了防御和准备出动的任务，具体研究了作战预案，防御措施，军事训练，武器补充，思想教育，后勤保障等问题。使军师领导明确了出动作战的意义和战略方针及军训任务。同时，在机关、工厂进行抗美形势教育，批判崇美、恐美思想，增强民族自信和自尊心。
这次会议是出兵朝鲜准备与美军直接作战的首次动员会。东北军区在高岗的领导下，全力以赴，保证边防军的需要。一切为了边防，军区仓库有的物资拿出来下发，没有的即向军区所属部队调拨，提前准备了过冬的棉衣、棉鞋、棉帽，使边防军装备优于我军所有部队。8月15日将出兵部署工作情况详细报告毛泽东主席。并派肖劲光前往北京汇报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于8月18日给高岗回电称：
高岗同志：(一)八月十五日送来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收到了，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肖劲光同志来告有关边防军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三)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九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九月卅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高岗是完全信任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7月中央决定组建边防军到10月初，集中精力和时间抓出兵准备、军训、调度、过江部署、后勤和作战方案、战略方针以及进程，高岗都参与制定和执行，他所提的建议、措施，毛泽东全部同意并加以解决。他多次代表中央到朝鲜、莫斯科研究、协调参战问题，策划战役，筹措后勤供应物资和谈判停战。客观地讲，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高岗两个是决定性的人物，是毛泽东的左右两只拳头。
高岗回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搞动作，你要把守好东北边关，“你这个大司令还要重振雄风呢。”又说，我们要准备好出兵朝鲜作战，我对斯大林、金日成都讲过，只要朝鲜人民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可以入朝作战，和朝鲜人民军同生共死。
8月底，高岗将边防部队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他在报告中说：
现在部队中有些干部以过去打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敌人。对于敌人的技术、炮兵、空军的特点等没有足够的认识。少数干部对美空军感到棘手、畏难，须有专人来研究敌人特点与教育部队，使作战时有把握地消灭敌人。
毛泽东在回电中完全同意高岗的看法和所提建议，并在电报中指出，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不可轻视敌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
高岗在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中，亲自抓边防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任务。他指示要采取“多用老办法，多想新办法”的培训措施，也就是既用打日、蒋的老办法，也要多想对付美军的新方法，“宁可备而不用，也不能用而不备”。他强调将传统作战法和现代战争的特点结合起来，要认真学习掌握现代化战争和诸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千方百计使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以消灭今天现代化装备的敌人。
朝鲜人民军向南大踏步推进，长驱直下，汉城解放后，继续向南推进，金日成在广播上宣布战争在8月底前可以结束，将美军赶出朝鲜，完成统一朝鲜的神圣使命。但在人民军长驱直入南下，欢呼胜利的同时，暴露出弱点，后方空虚，战线拉长，给养困难。高岗对此很担忧，他从外台抄收的信息获知朝鲜战场情况，预感到战局可能逆转，遂即给毛泽东报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朝鲜战场的情况判断后，指出：
“朝鲜人民军以现有力量，希望在大邱、釜山等地区消灭敌人已不可能。如不主动转移作战地区，分散敌人，在有利条件下歼灭敌人，而仍在原地，相持日久，消耗增加，如美军增援后势必出击，则可能遭受损失，使战争逆转，影响士气。”
高岗的分析、预料，引起毛泽东和军委的高度注意。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军委会议，专门讨论了保卫国防等问题，总参作战部里的参谋们日以继夜地分析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对金日成已经宣布战争在8月结束，完成解放全朝鲜国土，持谨慎的态度。这批刚结束国内战争的参谋们，得知杜鲁门的军事顾问已到东京策划，美军没有受到大的打击，不相信美国会轻易认输的。周恩来的军事参谋雷英夫说，不消灭敌人的主力，它是不会罢休的，可能在9月15日仁川登陆，战役的目的是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
8月23日，周恩来带着雷英夫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作战部参谋们的意见，打开军事地图，详细介绍了朝鲜战场上双方的作战态势，并提出了6个疑点。毛泽东大口吸着香烟，聚精会神地听着。雷英夫介绍完后，毛泽东说：“有道理，很重要”。
据此，毛泽东连续发出三道命令：通知情报部门严密监视朝鲜战场和美、英、日的动向；通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希望人民军对美军在仁川登陆预作准备；给高岗的命令说，我军第十三兵团加紧作战准备，待机出动。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作战部的小参谋也可以大有作为。这也是对少数犯“恐美症”的人最好的教育，这实际上是对林彪等“恐美症”者的批评。
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调准备解放台湾渡海作战的驻上海的第九兵团开到津浦线，驻西北地区的十九兵团移防陇海线集结待命，作为入朝作战的第二梯队。
没出所料，9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的陆海空军7万兵力，在300艘舰艇和500架飞机的运送和支援下，准确无误地在仁川登陆，16日占领仁川，将朝鲜人民军南进的两个军团10个师主力阻隔三八线南部。人民军打李伪军还凌厉，和美军作战就不轻松了。28日美军占领汉城，继续北犯，南攻。北面的人民军和群众后撤。“联合国军”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在洛东江地区开始发动南北反攻。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分隔两端，遭受严重的伤亡，形势急剧恶化。中央军委派柴成文(即柴军武)偕5名武官出发到平壤了解情况。柴成文等人路过沈阳时，高岗找去柴成文问中央有何交待。高岗让柴成文看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信上说：我看我们要准备出兵了，看来不出兵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不能把朝鲜丢给美帝国主义。保住朝鲜，中国的北大门就多了一道屏障，失掉朝鲜，敌人就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高岗遂给他们派了5辆吉普车和5名司机，送柴成文到平壤。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高岗领导东北局全面做好了出兵准备工作，已经严阵以待。中国军队出国与美军作战，不同国内战争，几十万军队的吃穿和武器弹药都得时间准备妥当。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国内形势也发生变化，敌对势力蠢蠢欲动，全国有四、五千干部、党员、群众被反动势力杀害。
毛泽东对出兵挂帅人选伤透了脑筋，他原先考虑林彪对东北和四野部队熟悉，也有虎威，从广州召回林彪，在中央军委核心会上提出由林彪挂帅。他说你从东北打到长江边，渡江后打到海南岛，已杀出了威风，这回杀到国外去，给美国佬一个教训看一看。林彪绷着脸未表态。散会后林彪到毛泽东住处单独谈。他说：“我看入朝作战的计划，中央还得认真考虑，我国战争刚结束，经济困难，南方还在剿匪，台湾、西藏还没解放。美国是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有1500门火炮，我们一个军只有50多门。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
毛泽东说：“现在敌兵压境，不是我们打不打的问题，是人家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林彪说：“主席，如果中央决心要打，我的身体状况难以胜任，我请求中央另选主帅。”他思考一会后说：“从作战指挥能力来说，我建议中央推荐高岗同志挂帅为宜。他年轻力壮，对四野情况熟悉，威望也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他俩配合默契，林彪知道高岗的军事才干，有谋略，有魄力。东北战场一些大的战役最先是高岗提出的主意(如避免锦西会战，三下江南，夏季攻势，南下锦州，关门打狗等)。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早已考虑到志愿军和世界工业强国——美帝国主义打仗后勤工作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是打后勤。高岗在东北能一声喊到底，党政军民财一把抓，后勤工作首先主要靠东北支援，高岗是最合适的人选，对林彪的意见未表示态度。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再次谈挂帅的事。林说他有病，要去苏联治病，他仍坚持不出兵的主张。他建议金日成和人民军主力暂退中国东北，等消耗美军的实力后再伺机反攻。如果要出兵，让高岗挂帅，他年富力强，又有军事才干。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回话后生气地说：“真是胆小鬼，林彪得了什么病？‘恐美症！’我听傅连璋讲，他身体各器官什么毛病也没有，为什么要害怕呢？如果选不出合适的人来挂帅，我亲自到朝鲜指挥打仗去。”当时不同意出兵的不只林彪一个人，民主党派也反对出兵。
高岗曾到林彪处(有人说毛泽东让高岗去的)说：要你挂帅出兵朝鲜，你不同意？林说：我根本就不主张打这一仗。林彪讲了他不挂帅的情况，并说：我推荐你挂帅。高说主席不会让我挂帅，“我只能当个副手”。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并说你若实在不愿担当此任，我估计主席会让彭总挂帅。
情况很明显，美国侵略者执意要用武力吞并北朝鲜，创造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区并向年轻的新中国发起一次挑战。9月下旬，朝鲜形势急剧恶化，美军同李承晚军队共同发动对北朝鲜强大的攻势，占领了汉城后，快速越过三八线，疯狂北犯。聂荣臻代总长通过印度大使馆警告美国，指出战火烧到中国边界来，中国不会坐视不理。其时，周恩来外长中国通过驻莫斯科、斯德哥尔摩等领事馆照会转达了同样的警告。
美国政府置之不理，甚至9月30日提出要金日成首相无条件投降。金日成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提出中国出兵援助的请求。中朝两国是亲密友邻，朝鲜和东北是一衣带水近邻。现在朝鲜受到侵略，并危及到东北，中国人民和东北人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195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乃至全国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景象。然而，毛泽东主席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当面接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金日成首相派朴宪永外相送来的急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是金日成向斯大林发报要求苏联和中国军事和物资上援助后，又向毛泽东送来求援急件。同时，斯大林也来电建议中国至少派出五、六个师迅速开到“三八线”附近，以掩护人民军在后方组织后备力量。
北京的国庆焰火还在燃放，欢乐的人群还未离开天安门广场。朝鲜形势急为严峻的时刻，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厅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阅斯大林、金日成的电报后，他说：这件事一定要管。出兵朝鲜，意味着中美交火，可能导致美国向我们宣战，把战火引向我国。这样，不仅会打乱我们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能否打得赢，没有绝对把握，他认为“出兵比不出兵更为有利”。他说，今天大家畅所欲言，摆一摆出兵到朝鲜与美国人打仗的困难……。
与会的领导人多数不赞成出兵，讲了很多的困难条件。武官们讲制空制海和武器困难，管财政的陈云讲财政困难，总参谋长聂荣臻也担心，第二把手刘少奇也担忧出兵危险，除了毛泽东外几乎没一个人赞成出兵。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和“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疯狂向鸭绿江和图门江进犯，朝鲜人民军一部被迫北退，一部隔在南方，首尾难顾，战火迅速烧到中朝边境。平壤失陷已成定局，朝鲜首脑机关转移到江界附近。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发出紧急电报：
(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三)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二、支持毛泽东出征伟大决策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料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研究出兵援朝问题。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研究出兵时间，选定挂帅人等有关问题。聂代总参谋长站在朝鲜军事图前向大家介绍朝鲜战争近况及各方的军事实力情况。毛泽东一开始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
毛泽东说：美国及其帮凶国家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东北解放战争中高岗和金日成有深厚交往，建立了革命友谊，朝鲜人民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崔庸健、方虎山、金光侠等曾担任东北我军的要职，指挥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把他们的命运将又联系到一起。毛泽东提出：“我们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他神情激动地告诉大家说“刚得到的情况表明，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应该作出一个决断，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故意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彪吗？”
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朝鲜已不是几个军就能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政治局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林彪认为我国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50多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后果是不堪设想。
毛泽东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那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泽东考虑到了彭德怀。10月2日中央领导讨论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会议作出了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重要决定。
这次会议初步把出兵入朝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以他的名义把会议的决定电告苏联斯大林。对外对美国人，也要先礼后兵，向他们打个招呼，这件事由周恩来去办。
致斯大林的电报说：(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就要准备向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用其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区……。
周恩来于3日凌晨1时召见印度驻华大使，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决不能不管！”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他们的话不可信。艾奇逊说：“周恩来想用政治讹诈来阻止美军的进攻，我们不必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对中国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继续向鸭绿江边推进。
会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天工不做美，10月3日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蒙蒙，飞机不宜起飞。所以直到4日，周恩来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10月4日下午4时过5分，彭德怀乘坐的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彭德怀随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很快驱车进入中南海的西门，在“丰泽园”门前停下，随即向后院颐年堂走去。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并向彭德怀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没来得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随着两人走进了会议厅。
走进书记处会议厅坐下，彭德怀看到正面的沙发上坐着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高岗和两边坐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及李富春等。毛泽东主席对面的沙发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胡乔木分别负责警卫和记录工作，分明是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与会的同志和彭总一一站起来握手。
毛泽东起身同彭德怀握手说：“老彭，辛苦喽，你来的正好，我们催你赶快来是很急哟。现在是我们的朝鲜邻居家着火，开会讨论这个事——出兵朝鲜，大家正在发表意见，你老彭也要准备发言的。”接着继续主持会议讨论出兵问题，让大家尽量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到会的同志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对出兵抱有疑虑，希望考虑得稳妥一些。他们认为，美国和李伪已有44万军队在朝鲜，装备也很好，一个师有几百门炮，我们一个师几十门炮。我们国家刚经过战争，南方还在剿匪，通货膨胀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现在急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林彪把他对毛泽东谈的意见又重复一遍。
彭德怀认真听大家讲意见。高岗用手捅了一下坐在他身边的彭德怀，凑过脸悄声说了句“老彭，你要有所准备呀”。“怎么？”彭德怀不解其意。高岗向他点点头，颇有深意地一笑，再没说什么。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憋不住，问高岗“你是哪天来京的？”
“好几天喽。”高岗答。
“中央已决定出兵朝鲜？”彭德怀又悄声问道。高岗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水，说：“十月二日中央已做决定，而且给斯大林发了电。”
“那为什么还讨论？”彭又问。
“有不同意见嘛……再说，这可是个大事，搞不好要出乱子，应该慎重呀……”高岗说。
“你说有不同意见是哪些人？”彭说。
“绝大多数担心……毛主席也不例外。”高说。
彭说：“谁坚决主张出兵？”
高说：“毛主席。”
毛泽东见他俩开小会，便笑着对高岗说“我说高岗哟，你们不要开小会……，我很想听听你的高见——高高的山岗上，站得高就看得远嘛！”顿时，与会领导的目光都转向高岗。
高岗原先不主张出兵的，他和林彪的意见相近。但8月下旬以来，敌机入侵东北10多次，9月22日对安东市进行轰炸，还向民船扫射，打死船工。与安东一江之隔的新义州已炸成废墟。东北是中国工业基地，一旦对工业城市轰炸，那损失就无法估量，他已向中央提出工业设备迁移的设想。现在出兵能不能打赢，他认为要慎重。他说，我们国家已经打了二十多年仗，现在刚刚统一，元气还没有恢复，现在是政权到手，百废待兴。打仗要花钱的，对林彪同志的意见应该认真考虑，我军装备落后，大多数是缴获日本的“三八”大盖，一旦顶不住，美军打过鸭绿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高岗的讲话，引起大家的争论，多数倾向高岗的看法，少数未发言也默认。
彭德怀听了几个同志发言后，才得知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可以说多数人对出兵有疑虑。当时民主人士也不同意出兵，共同看法是我国经过长期战争，元气未恢复，财政困难，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未解放；国民党还有100万军队，南方新解放区土匪未肃清；我军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蒋帮叫嚣“反攻大陆”；大批新解放区未搞土地改革，政权不巩固，等等。
据聂荣臻回忆说：这次会议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同志对打不打的问题，想了许久，煞费苦心，最后下了决心。”
实际上，开头中央领导都不主张出兵，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不例外，并非林彪、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说：“我不主张出兵，这么多年战乱后，应该休养生息，不要介入外战。”朱总亲自去做通了张澜的思想工作。高岗垮台后，有人说高岗反对出兵成了罪状。
毛泽东站起来说：“你们说得都有道理，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要亡国了，美帝占领朝鲜后，威胁我东北。我们站在旁边看，心里难过哟！如与台湾海峡构成犄角之势，企图扼杀我们……”
散会后，高岗从彭德怀身边擦肩而过，扔给一句：“要点你的将喽。”这一句激起了彭总的思想波浪，他当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几乎一夜未眠，翻来覆去，搬到地毯上仍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单独召见彭总，将朝鲜紧急情况谈了后说：“在昨天的会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见了，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困难是很严重的。美国的好战分子也料定我们有严重困难，不敢参战，料定我们怕他们……不知你老彭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说：“我拥护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定！”又说：“过去日本进攻中国时就是朝鲜半岛为跳板，首先进攻东三省，然后以东三省为阵地，大举向关内进攻，这段历史教训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嘛！你说的对，打是一定要打的。还是你老彭有战略远见……去年我们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用了百万大军，就是防备美国出兵帮助蒋介石。斯大林同志派米高扬来西柏坡，建议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害怕打过长江引起美国参战，我们没有听他的，结果赶走了蒋介石，美国也没有参战。不过，美国这口气是咽不下的，我看迟早要同我们交一下手，现在怎么样？打到咱们家门口喽！我们还能退避三舍吗？当然要打，而且要打胜仗，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他又说：“一旦打起仗来，首先要靠东北区支援。”
接着说：“老彭，依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
“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彭德怀急问。
毛泽东即把原派林彪去的过程说了一遍后说：“中央几位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老彭来挑，不知你有什么困难？”
高岗扔给彭总的那句话后彭已有思想准备，毛泽东单独找他谈话的意图他心领神会，当即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继续进行。毛泽东首先点彭总发言，彭总言简意赅：“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有人担心打仗会影响建设，这没有什么，打烂了，以后再建设，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吞并了朝鲜，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迟打不如早打，否则会留下后患。”
毛泽东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还是老彭骨头硬。”并说：“东北局已经作了出兵的一切准备工作。”
经过审慎、多次和周密的讨论，权衡利弊，基本统一了认识，认定出兵对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有着重大意义。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
毛泽东说：“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立刻出兵。”
会议决定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说“德怀同志，我谢谢你，中国人民谢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哟，有你去，我们就放心喽。”
高岗参与这一慎重讨论和伟大决策，坚决拥护并全力贯彻执行。高岗对彭德怀挂帅出兵朝鲜很敬佩，散会时高岗挨彭总而行，在南海畔上高岗说：“看你还不服老呀！老将出征，‘横刀立马’，一举成功！”
会后，毛泽东和彭德怀、高岗一起研究入朝作战方案，遂留下彭、高及周恩来共进晚餐。
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同志8日先到沈阳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作好入朝准备。关于部队入朝时间，给你10天准备，初步预定到10月15日。关于部队更换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恩来同志将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尽快解决”。关于入朝的物资供应，毛泽东当面指示高岗应首先依靠东北地区的供应，然后全国都要支援。
彭总提出要配个副手，毛泽东随口答应“由你挑。”之后，彭征求高岗的意见，高推荐邓华担任第一副司令，并说他很有谋略，是一员猛将……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高岗又参加了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彭德怀指挥所干部等问题进行讨论。高岗在策划出兵方面和后勤工作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意见，被军委采纳。
10月7日吃过早饭后，彭德怀和高岗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处，详细研究志愿军出国的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毛泽东说彭德怀的指挥所要保证安全，可设在鸭绿江北岸，彭德怀主张必须过江指挥。高岗说：“志愿军后勤工作已做好准备。”
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的形式正式发布命令：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毛泽东亲自欢送彭、高去东北，他握着彭总的手说：“彭大将军，宝刀不老啊！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又握着高岗的手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志愿军的一切后勤保障，就交给你了，高岗同志！”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发给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的特急电报：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两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境内作战的诸项有关问题。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当晚黄昏时朴一禹到沈阳和高、彭会晤，向高、彭介绍了朝鲜形势恶化情况。
同日，彭德怀、高岗及彭德怀指挥所负责人成普、参谋徐亩亢、龚杰和秘书张养吾、翻译毛岸英一行乘飞机直飞沈阳。
他们从北京飞到沈阳下飞机后，高岗笑着对彭总说“彭司令员，走马上任啦，到我家给你摆酒宴，接接风啊。”“我这个刚下命令的司令员，现在还是一个光杆司令，我还得跟你高主席要人哩！”彭说。高岗笑着说“你先别忙，大将军临危不乱，举重若轻。”“我看免了吧，我现在是火烧屁股，坐都坐不住，哪有心思喝酒？”彭德怀摇头道。“你这就不对了，饭还是要吃的嘛。走吧！。”高岗说着，把彭德怀邀进了轿车内开向市区。车内，彭德怀问高岗“总后说调给一批运输车，还有十辆炮兵牵引车，现在运到没有？噢，还有西南局邓小平支援的两千名司机和十辆卡车……。”
“到了到了。”高岗答道，“中央指示我们东北军区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我已找李聚奎(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开了会，该布置的都布置啦。中组部为东后机关调派了两千名干部，其中大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同志，光是处、科级以上的干部就有二百多名，现在都已被分到各个部门，也有的被派往后勤分部和新增设的五个兵站……。”
“老兄啊，毛主席让我有什么困难找你解决，你可不要嫌我彭德怀老向你伸手哟！”彭德怀笑道。
“你放心，中央的决定我一定照办。”高岗笑着说，“我哪敢怠慢你老彭，你是有尚方宝剑的嘛！”
“你莫开玩笑，军情如火，我真是坐不住呀！我看，这顿酒还是免了吧？”
“那可不行，我要不管你彭大将军的饭，有一天毛主席会怪罪到我头上的……你放心，你电报里说的几件事我都安排了，‘志司’筹备人选已经陆续报到，这两天你就可以跟他们分别谈话，交待任务……。”
“先头部队至少需要两个月的粮食和十个基数的弹药……”彭总依然不放心，“还有部队需要的冬装也该立即发齐……”
“你老彭真是个急脾气。”高岗说，“让你放心你就放心，粮食、弹药和被服都已前运，我还让后勤部(东北军区)的张明远副部长成立了后勤前指，到时随你的部队一起行动。昨天李聚奎报告我，他正在扩建一百个后方医院，抓紧配备药物和医疗器材……”。
“好、好，不过，我还得说，要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指派专人负责……”。
“这个更没问题，李聚奎都想到了，昨天他还说已经动员组织了一支数万人的运输队和担架队，李聚奎是你的老部下，请你放心。”
车子开到高岗家门前停下。彭德怀说“请你答应我一条：我只吃肉，不喝酒，你莫要劝我，我喝了酒要误事……今天晚上还要见朝鲜来的同志……。”菜上来的数量不多但很精致，彭说“你给我吃这些好东西，我怕是要先甜后苦喽。到了朝鲜，你能保证我不饿肚子，我就给你烧高香了……哈哈。”“我想起有人建议，志愿军出国的干粮，应该多搞些炒面，这东西便于携带，不怕凉干，也不会坏……要防备到了朝鲜没办法生火做饭——飞机到处轰炸呀……”。
“你说得对，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主要食粮。”“我明天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把这个事也做个安排……”高岗说。“明天的会是你主讲啊。”彭德怀说，“你对十三兵团熟，东北军区是领导机关，你可要好好给大家鼓鼓劲。”高岗说：“你多讲讲嘛，你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你该唱主角嘛……”。彭说：“你不要推哟，这是毛主席交待的，以高岗为主，以我为辅，对志愿军的军以上干部进行作战动员，你不要让我唱独角戏……主席说，你对‘四野’的干部很熟，有威信……。”“那好嘛”高岗高声说“明天的会我先讲，你再讲。”
高岗说：“看来出兵是对，彭总挂帅，我们一定会胜利！”“从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到现在已经几年了，那时，人家天上有空军，地上有机械化，我们就是步枪，加几十发子弹；人家的十几万人，我们才两万五千人，打垮了胡宗南的美械装备的二、三十万军队。”“陕北群众基础，创造苏区早，原来抗战时期靠留守部队、保安部队，顶住了胡宗南几十万军队，粉碎了三次反共高潮。”彭总说：“和美军作战不能和国内相比，后勤一半还要靠你呀！你不要给我戴高帽，我再有本事，也不能让战士饿着肚皮，用木棍打呀！”高用彭总常说得一句话说：“没得说，全力以赴。”
下午，彭、高首先召见了原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等，接着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开会。高岗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决定后，彭德怀说：“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司令员也参加了，中央已下了最大决心尽快出兵援朝。关于后勤供应问题，东北军区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中央决定东北地区要全力以赴支援志愿军作战。希望东北局和军区的领导同志要认真研究部署，各项保障工作务必落到实处，这是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关键问题。”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
9日上午，干部动员会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高岗、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以及十三兵团所属的各军军长、政委和部分师长等。
高岗主持会，邓华首先宣读了中共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关于志愿军的组成以及对彭总任命的命令。
接着高岗讲话，他首先介绍了中央对出兵朝鲜问题讨论决定的情况；其次讲了中央委托他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及准备工作等问题。他说：“中央做了决定，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那我这个东北主席也表个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第三，他讲了彭总受命的情况，最后还给十三兵团的同志提了要求，要求大家服从彭总的领导。“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他的本事你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都称他彭大将军嘛！”高岗把脸转向彭总，请彭总讲话。彭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会上详细阐述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出兵参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日上午，彭、高根据会上各部队领导提出的问题，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指挥？盼速示。”
同日，毛泽东起草，以周恩来名义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高岗的电报说：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坦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问题请高处理。
高岗和邓华是老熟人，性格、志向相同，散会后在私下交换看法，认为中央军委决定先出两个军少了些，不放心，他俩同洪学智交换看法，洪有同感。高邓洪遂向彭总讲了他们的看法。彭说中央军委的决定，有什么不放心？高邓洪讲了他们的意见，先出两个军少了些，联合国军在朝鲜已达40多万，其中美军3个军12万，拥有飞机1000多架，军舰300艘，掌握制空制海权。我军出两个军12万人，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先出两个军少了，形不成优势，是否考虑4个军一起过江？美空军已在鸭绿江地区侦察、扫射、轰炸，发现我军在江边集结而示威，一旦把江桥炸断，而部队隔在江这边，过江的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就失去战机，有必要考虑改变原决定……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过江。高岗说十三兵团全部出动，边境顿时空虚，没有部队掩护后方，前方供应无法保障，至少急调一个军来保护后方，并随时准备增援前方。彭总听后再未说话，当晚没有睡觉，反复考虑觉得高邓洪的意见有道理，第二天临离开沈阳时向毛泽东主席拍发急电，意见改变原决定，申述上述观点，并请中央调临近的六十六军(时驻天津)和宋时轮兵团(时驻南方)提前到东北边境。
1950年10月10日凌晨，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早早亮起了灯光。一辆专列停在靠月台最近的轨道上。此时，月台上正匆匆来往着许多身着朝鲜军装的解放军官兵，这些人大多数是即将组成的志愿军指挥机关的干部，他们正在专列附近清理人员和各种物资。这时候，几辆吉普车鱼贯开上月台，在专列的附近停下。从第一辆车上走下的彭德怀一下车就得到报告：所有人员、装备、器材和车辆均已上了火车。他转身向从另一辆吉普车上走下来的高岗笑着说：“那我得要感谢你哟，高岗同志！”“一切为了前线！”高岗点头说“有人出人，有物出物”。
“那好，上车，立即出发！”彭德怀下令之后，他和前来送行的高岗、李富春、贺晋年等一一握手告别，登上了列车。列车向安东方向开动了，彭德怀在车窗口向送行的同志挥手告别，大声对高岗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可就靠你啦，高老板！”高岗笑着向他招手。
其时，“联合国军”和李承晚部队十几万人分多路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疯狂推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麦克阿瑟：“即使中国军队介入也要完成统一朝鲜的使命。”
11日，毛泽东给彭、高的电报说：
“十月九日十日各电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们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十四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另复。惟空军暂无法出动。”
高邓洪对战略部署的调整意见非常重要，对取得一二三战役胜利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彭到达安东后就增加过江部队并前往德川与金日成面商有关问题，向毛泽东连发两份请示电文。
据师哲回忆：在中国出兵的命令发出，彭高即赴东北指挥部队入朝参战的时候，苏联接到中国出兵的命令后，通过大使馆渠道给周恩来拍来电报称：苏联方面没有做好准备，空军暂不能出动。周恩来即到丰泽园告知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感到震惊，说：苏联不出空军，我们丧失制空权，困难太大了。周恩来说：“是不是他们没准备好？”
毛泽东说：“我看不象。没准备好，那我们也没准备好，许多部队连冬装都没有发下去，武器装备也有待更换……暂不出动不过是个托词，看起来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单独对美军作战，以避风险。”
周恩来说：“那我们可要慎重哟。”
毛泽东说：“苏联迟不说早不说，单等我们将命令一下他们说，让我们说出去了，无法收回……”
周恩来说：苏联是想让我们打，他们不想出头，可是如果没有空军，我们是不是有把握？
毛泽东狠吸着烟，思考一阵后说：这件事要重新考虑。恐怕要劳你去莫斯科一趟了……
随即和政治局同志研究决定：暂缓出兵，遂派周恩来、林彪去莫斯科向斯大林当面阐述中国的困难，没有空军配合，我们也暂缓出兵。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苏两党原先商定中国负责地面作战，苏联负责空中支援作战。中共中央作出支援朝鲜的决定并随时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出空军做好准备，苏联并未提出异议。中国的出兵命令一发出并开始行动了，他们以“没有做好准备”为托词暂缓出动空军。斯大林怕苏联空军支援朝鲜与美军作战，把战火引向欧洲而不愿出空军，想叫中国单独出兵。更重要的是担心一旦中国被打败了，就把苏联卷进去了，就会有苏美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格局。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1949年(1949年不让我们打过长江)、1950年苏联对我们压力很大(即出兵朝鲜)。
中央作出暂缓出兵的决定，立即给彭高发出急电，停止部队行动，通知彭高一起回京开会。
10月12日晚8时，彭德怀、高岗接到毛泽东的急电：
(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同日电告饶(漱石)陈(毅)：
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宋时轮兵团亦原地整训。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高彭看到毛泽东的“不要出动”的电报，感到突然，忧心忡忡，迷惑不解。
13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乘专机由沈阳飞抵北京。下午，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出不出兵问题反复讨论。彭德怀和高岗汇报情况，俩人都是义无反顾的暴性子，他们认为命令已经下达，并传达下去，主张还是出兵有利。彭、高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背鸭绿江一战”，打伪军是有把握的。高岗考虑到东北安全，坚决主张出兵。聂荣臻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左思右想了很久，对于打还是不打思之再三，表现了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非凡气魄，在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甚至多数反对，在这种形势下，他深思良久，最后下了决心，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朝鲜。他说：我们已经向美国发出警告，已经短兵相接，狭路相逢，敌人在鸭绿江边张牙舞爪而我们表现的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嚣张，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
14日，毛泽东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
高岗、彭德怀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俩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高本日返沈阳积极布置各参战准备事宜，彭暂留京等俟你的回电。
当苏联暂不出空军，邓华从安东给高彭来电报说，十三兵团高炮少，装备一两月保障不了，可推迟出动。彭高接电后认为毛主席已下决心，没有采纳，并复电：“困难再大，也要出动，否则更加被动。”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斯大林认为“出兵朝鲜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中国提出应该出兵时，斯大林说不能出，出兵就要打三次世界大战。”(实际是斯大林叫出兵的)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不信邪，“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苏岂不唇亡齿寒吗？你苏联不打，我们打，你苏联有武器，你怕美英说你援助我们，我们买你的武器，打起来与你没关系。”据说，原约定名为买武器，实为中国出兵，苏联出武器。后来中苏关系嬗变，赫鲁晓夫翻脸逼债，妄图以此压服中国。
周恩来、林彪飞往莫斯科，一同会见斯大林。斯对林彪很赏识，四十年代苏联卫国战争中，林彪出的一些点子被斯大林采纳。但是，斯大林以先机制人法，首先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下令出兵朝鲜，任命彭德怀同志做统帅，听说这个彭德怀作战勇敢，仗打的不错。周恩来说：“是的，仗打的不错。”周在斯大林面前说话有点胆怯，他用委婉的口气说：“毛泽东同志一再嘱咐我们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空军目前刚刚组建，飞行员也正在培训，还不能投入战斗。因此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决定，没有空军投入，我们暂缓出兵”。林彪接着说，美军出师无名，是不义之战……。不过我们部队目前的装备情况和美军作战，我估计至少要集中五倍甚至六倍于敌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陈述了中国装备、武器、空军等困难后，斯大林不答应出空军且极不高兴地说：一边作战，装备可以逐步补充。停了一会儿说：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让他在东北建亡政府？
周恩来看到斯大林不空出军的主意已定，再未力争，只好表示：“我们将您的建议向中央汇报。”
他们没有说服斯大林，林彪本来就不大同意出兵，不会力争苏联空军支援的，斯大林的反悔变卦正合他意。斯大林觉得中国内战打胜了，但装备差，能不能打败美军？苏出空军，一旦打不胜，形成苏美直接作战的可能。斯大林又一次表现出怀疑中国人民的力量。
周恩来连夜起草电文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会见斯大林的情况，正好派人送往中国驻苏使馆时，收到了中共中央发来的出兵电报。周恩来收到电报及时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做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
斯大林听后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并激动地流了眼泪。他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了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与高岗、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由于苏联不出空军支援，高岗建议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14日晨，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飞行有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高岗先乘火车离京返回沈阳，立即召集志愿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局负责人开会，传达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当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北京又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当时一切已经较顺利地进行了，思想动员在层层深入，物资调配齐备。
15日，毛泽东发电给高岗的电报说：
“高岗同志，并邓洪韩(先楚)解：(一)我人民志愿军决定于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开始渡江前进，粮食等项则应立即前运勿延为要。(二)彭德怀同志本日或明日返安东。”
同日，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金日成特派外相朴宪永前来会见彭德怀。彭说“我们中央最后决定，预定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我同高岗今天要赴安东，去布置13兵团渡江计划。”
就在这天，高彭又收到毛泽东电报，称：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十七日出动，二十三日到德川地区。休息一天，二十五日开始筑工事制敌先机。第二军可于十八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十天内外渡江完毕，请酌定。粮弹是否已开始渡江运输，请高电告。
16日上午，志愿军在安东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彭、高传达了中央决定和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务，根据朝鲜战场情况、地形及我军装备和没有空军掩护的形势下，按毛泽东指示，确定了第一时期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先组织防御，然后配合朝鲜人民军相机实行反攻。同时确定十三兵团4个军一起渡江集结于江界、云山等地区部署。编印出《中国人民大军入朝誓词》。部队层层召开动员大会，进行纪律教育，战士不戴帽徽、胸章，干部着朝鲜人民军服装，没有任何中国军队的标记，参加宣誓大会。
第二天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进一步安排志愿军出国作战器材、被服和医院等保障工作。17日下午5时，接到毛泽东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自莫斯科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8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渡江部队的准备情况。在当天的中央会上，周恩来和彭德怀、高岗汇报了苏联谈判和出兵朝鲜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最后决断：“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问再也不能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即，彭德怀奉毛泽东的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渡江特急绝密电令。命令19日开始渡江，规定每日黄昏开始，翌晨四时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况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坐火车到沈阳后转乘飞机直接飞到安东，召开十三兵团党委会，传达了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对渡江作最后部署，四个军和三个炮师在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高岗乘坐吉普车到江边指挥渡江先头部队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从长甸河口、辑安、丹东分三路雄纠纠，气昴昴地大举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
三、奔走北京——莫斯科——朝鲜
就在美军攻占平壤的同一天——10月19日的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悄悄开赴朝鲜前线。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晓宿夜行，因道路狭窄，朝鲜军队和群众后撤，道路堵塞，行进很慢，朝鲜一位军官问志愿军联络员：“你们是不是中国军队？”“是的”。“你们有飞机吗？”“没有。”“有大炮吗？”“不多。”该军官听后摇头说：“没有飞机大炮，要打美国鬼子，不行咧！”
苏联人也不相信劣势装备的中国军队和美军抗衡。他们问了志愿军的装备情况后，直摇头。
美军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坐上飞机视察朝鲜，扬言朝鲜问题就算解决了，战争就算结束了。
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高岗同志并告彭、邓：六十六军先头师到安东后，请令其前进控制新义州铁山线，如敌来攻则阻击之，巩固该线于我手中。该军主力位于安东，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给予指挥。该军立即编入志愿军序列，请你用志愿军的各种办法指挥他们。
当六十六军到安东后(26日)，高岗即指挥开至铁山、车辇舘、枇岘地区集结，阻击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的进犯。
24日毛泽东又电告彭、高、邓：今日情报，伪军六师向楚山镇方向进攻，伪八师经宁边到熙川向江界进攻，伪一师已到宁边似将向泰川龟城进攻。请你们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敌人至今还不知道我情况。
此时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报告断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敢冒这样的风险。”还说：“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当敌人发现中国军队入朝后仍认为是“象征性讹诈”，不可能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强烈主张“轰炸满洲”。
毛泽东对初战——第一战役极为重视，仅10月份发给彭高电报30多份，有时一天发六、七份。
高岗和彭总根据毛泽东的电令指示，通过电报对第一战役进行全面策划。从10月25日至11月5日，我军投入硝烟弥漫，一片火海的第一战役，歼灭敌人1.5万余人，将敌人赶到清川以南。我军旗开得胜，给敌人当头一棒，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整个朝鲜，打到鸭绿江边饮马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公然叫嚣的“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11月24日公开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总攻，“在圣诞节打到鸭绿江边饮马，联军旗插到江边，班师凯旋结束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解放军第一次出国作战，情况复杂多变，斗争艰难曲折，遇到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这和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比较，对后勤供应和运输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我军第一次出国打现代化的战争，中朝两国军队风俗习惯、指挥作战技术互不了解，人地两生，加上语言不通等等，使后勤供应遇到很多问题。志愿军出动初，各条供应点已储备了一个月的粮食和几个基数的弹药，但被敌机轰炸损失很大。在国内战争，粮食可以就地筹措，缴获弹药可用。在异国打仗后勤都得从国内提供，连人民军给养也得东北提供，敌人败退后飞机将一切物资反复轰炸殆尽。加之两国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互相抢道，后撤群众又多，对行进带来诸多困难，贻误战机。
在11月13日志司召开党委会，总结第一战役工作，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四十军军长温玉成，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和六十六军政委王紫峰等参加。邓华作第一战役总结，讲到三十八军时，彭总插话厉声说：你梁兴初胆大包天，老子让你往熙川打(11月1日)，你为什么不插下去，你怎么搞的，一群熊包。梁说：彭总，你骂我可以，你不能这样说三十八军，你听我解释，当时误将伪八师当成美国黑人团，没敢下令去打。彭更加气愤的说：还解释什么，还算什么主力，什么虎将！我看是鼠将，一个黑人团就把你吓住了，老子什么不能说，你他娘的临战怯阵！我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有权惩罚违犯军令的人！你梁兴初打不好，我就是要骂你的娘，我彭德怀打不好，你可以骂我的娘，你延误战机，按律当斩，我没有别的本事，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之后，彭总问邓华，梁兴初怎么样？邓说，梁是一员猛将。彭对梁兴初还有怀疑。高岗到朝鲜，彭又问高岗梁兴初倒底怎么样？高说，梁绝对没问题，是一个猛将，还很有谋略，攻四平，打锦州，战天津，是员虎将。在第二战役中，三十八军猛插美军后撤的要道，战绩辉煌，缴获坦克、汽车近千辆。彭总亲手起草嘉奖令，并称“三十八军万岁！”这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说明彭总严批重奖，赏罚分明。
在第二战役中，为了解决中朝两国军队统一指挥和后勤供给的问题，毛泽东派高岗于1950年11月23日从沈阳到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参与第二战役策划、部署，还详细了解前线的后勤供应问题，并与金日成首相和彭总商量中朝两军的配合作战指挥问题。当天傍晚，高岗带警卫和秘书乘坐用树枝伪装的吉普车从安东出发驰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战火烽烟、炮声隆隆的朝鲜境内。敌机不断凌空而过，前线炮声轰鸣震耳。随行的三辆小车在崎岖、坑洼的盘山公路上前仰后颠，走走停停，遭到敌机俯冲扫射，机关炮打的路边尘土飞扬。高岗双眼闪着愤怒的目光，催促司机开快点。
他到志愿军司令部，彭总说：“高主席，你来啦。”高岗说：“彭总，我首先代表东北人民，向您致敬！向志愿军将士慰问！”
“你这个老高，向我致敬什么，向志愿军慰问我收下。”
彭总盘问：“路上遇到危险没有？”高岗说：“遭到几次敌机扫射，美国佬瞎眼睛，他老子命大。”
高岗习惯了战争的紧张生活，向来办事说话直来直去，下车伊始，边喝水、边抽烟、边谈工作。他说：彭总，你这边有什么要求，尽管交待，前方靠你，后方靠我。最后决定出兵是咱俩力主的，抗美援朝战争把咱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搞不好，谁也向毛主席交不了帐。
彭德怀说：你先喝水，歇歇再谈。你来的正好，有很多事，亟待解决。
高岗说：“没事，边喝，边谈嘛。”
彭德怀说：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制空权，敌人仗空中优势，对我们到处轰炸，我军白天行动很困难，只有在夜战近战，迂回穿插包围。敌人很害怕我们这种战法。他站起来指着军用地图，向高岗介绍敌我态势和第二战役兵力部署。说：敌人很凶狠，怕它个屁！他落座后说：“我就怕我们的后勤供应中断。几十万军队摆在国外，武器弹药，吃的穿的，还有兵员补充和伤病员转移等，主要靠你后勤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断。”他接着说，朝鲜战争对手是美帝国主义，打得是现代化战争，“物资消耗量相当大，和国内战争不能相比哟，一次20分钟的炮火准备，就要用去弹药两千吨。老高啊，后勤供应中断，你说这个仗我怎么打！”中朝两国军队又不能统一指挥，常为抢道路，争物资等，有时互相打起来，放跑了敌人……
高岗认真听取彭总的讲述并记笔记。他说：“后勤供应主要靠铁路、公路。我们没有制空权，吃了大亏。前段，有个汽车团被炸掉几十台，全团才100多台汽车嘛，还有个火车站被炸，损失80多个车皮，运输困难不小啊。”
彭总是暴脾气，提高了嗓门说：“你高主席困难，洪学智没困难，我们不困难？这仗怎么打？反正后勤供应你得给我保障好。洪学智管后勤，你和他具体研究。”
高岗说：那你得给我保住鸭绿江大桥。
“这好办，这个要求不高，我给你加派两个高炮团，一个工兵团，由你直接指挥，坚决保住鸭绿江大桥畅通。”彭总说。“那我就敢打保票，后勤供应绝不中断。”高岗说。“一言为定”，彭总叫警卫员拿酒来。
两人各端一茶缸酒，彭总说，我代表志愿军全体将士，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也感谢你高主席的支持！高岗说，我代表东北人民，祝愿志愿军全体将士，也祝愿你彭大将军，横?刀立马，取得更大胜利！俩人碰酒缸，“干！”同时一饮而尽。两人在就餐中，相互谈了朝鲜战场统一指挥和国内情况。高岗说“毛主席讲，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是一股气，美军钢多气少……”。
第二天，高、彭和金日成及苏驻朝鲜大使举行会谈，就作战部署、任务、后勤供应、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朝鲜人民军和机关到东北的训练安置、伤员治疗等进行商谈，基本达成共识。
入朝初期，部队的汽车被炸毁最残。宋时轮兵团过江，后勤供应十分困难。该兵团三个军减员4万多人，其中60％是冻伤的，如20军伤亡10700人，冻伤11000人。高岗知道苏联正在满洲里有一批汽车正要运往大连苏军基地，遂提出借用。在大榆洞，高岗、彭德怀当即联名电告周恩来。电文：“前线汽车被炸毁、翻车者已600多台，宋兵团已过江，供应甚为困难，部队经常断炊。由满洲里运往大连之苏方汽车一千台，无论如何，请设法借用，待中国从苏联购买的汽车到达中国 53ca." >及时顶还。”
周恩来收到电报后即请示毛泽东同意，随即向斯大林发报，要求紧急借用将要运往大连的汽车五百台，待中国订购苏联的三千台汽车中抵还。斯大林完全同意，遂调出498台汽车作为中国订购的汽车，提前交给中国急用，开赴朝鲜战场，解决了燃眉之急。
高岗这次赴朝的第二天下午，4架敌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几圈，轰炸了两次，打坏了坡上的变电所。高、彭同金日成在洞里专题研究了中朝联合指挥部成立和领导人选及防空问题，进一步研究第二战役实施方案。高岗动身回国时特意向洪学智讲，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要注意彭总的安全，不能由他的强脾性。恰在高岗回国的翌日10点左右敌机轰炸大榆洞，彭德怀被司令部人员强行拉进洞时，他的住所被炸毁，作战参谋室被疑固汽油弹烧掉，毛岸英、高瑞欣牺牲。
在第二、三战役期间，不仅物资供应紧迫，补充兵员成了更紧急的任务。11月30日，毛泽东电令：“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十二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12月13日，毛泽东的电报说：明年一月中旬补充一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
高岗根据毛泽东的电示，及时地部署新兵征集和训练工作，按时如数输送前线，保证了二、三战役的胜利。
自志愿军踏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东北区成为总后勤基地，高岗担负起保障后勤供应的重任，他既是前线的后方指挥，又是后方前线的指挥。在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局和军区不仅负责志愿军的总后勤工作，还负有重要的领导和战役的策划和指挥责任。志愿军司令部和彭总的大量电文直报中央“军委、东司”或“毛主席并高岗同志。”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发的文电多是“东北军区、志愿军司令部”或“彭、高”、“高、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对后勤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特殊职权。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致高岗等人的信中说，对于东北全部支援部队的工作，我们已想见极其繁重，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并支持你们贯彻下去。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但你们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声，当由中央追认。为了行动迅速，还为高岗配一架专机使用。后来国外不少资料说：“韩战”中高岗是中共中央“代表”或“监军”。
高岗从朝鲜回国及时向毛主席报告了会议情况。他回国的第二天(即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战役，到12月初歼敌3.6万多人，收复平壤和“三八线”以北广大地区，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联合国军转入守势，全世界瞩目。聂总说：“志愿军震惊世界的第二次战役”。美国称之是美国军事史上的“黑暗时代”。连联合国军头子也不得不承认志愿军是“第一流的军队，统帅是第一流的军事家。”美国出版的《用兵之道》中，把志愿军第二战役列入二次世界大战以来16个重大战役之一。
1950年12月3日晚上，高岗偕同由朝鲜到达沈阳的金日成一起来北京会见毛泽东，就两国军队联合指挥问题进行商量。金日成同志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也向毛泽东本人表示感谢。在场的周恩来对金日成说：“关于中朝两国军队如何协调统一指挥的问题，德怀同志几次来电询问，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好。”“是啊，一个战场应该统一将令，这样有利于作战。”高岗赞同道，“上次我到朝鲜，听彭德怀同志说，由于中朝军队指挥不统一，时常发生误会，甚至自己和自己打起来。有一次三十九军奉命在博川东南围歼美二十四师一部，而人民军坦克师向三十九军轰击，结果却让被围的美军逃脱了……。”
毛泽东接着说“这个问题要立即解决，自相残杀——虽然是误会，也等于是犯罪。应该建立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部。”金日成点头道：“是的”。
根据上次大榆洞会议，双方议定成立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的意见决定，彭德怀同志任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员兼政委，邓华任副司令，金雄任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此后联合司令部的命令由彭、金、朴三人签署，统一战场指挥。
高岗还根据他在前线了解的情况，建议“铁路运输和抢修与战争关系密切，也应该归联合司令部指挥。”他还强调要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毛泽东说：“对。应该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高岗补充道：“特别是将来战线拉长以后，应该有备无患，随时反击敌人的登陆作战。……”“那好！”毛泽东转向高岗询问“由新安到满浦两点到平壤的两条铁路，是否已在抢修？”
“正在抢修……”高岗答，“前一段火车发生顶牛的情况，南下的弹药物资和北运的伤员堵在隧道里，谁也过不去，我已命‘东后’(东北军区后勤部)派得力干部去疏通。”
毛泽东说：“要限期尽快解决，保证铁路运输。”周恩来说“我与高岗同志商量，准备在东北召开一个铁路运输会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一定要保障好铁路畅通，建一条炸不毁的钢铁运输线！”
毛泽东断然道：“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毛泽东主席”，金日成激动地说：“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我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2月28日，毛泽东给彭、高的电报指出打过三八线的重要性，对帝国主义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望情绪。12月31日趁敌过元旦之机，我军在200公里的宽大正面全线发起攻击。美军累败，已对我发怵，退缩到二线，把伪军推在一线，伪军已被我军打怕，不堪一击，拼命逃路，我军以攻势凌厉，突破临津江，汉城被攻克。北京、平壤和东北大城市群众集会庆祝汉城解放。
1951年1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往常一样，毛泽东等人正在处理与朝鲜战争有关的事务。总参谋长聂荣臻报告说：“最近收到志愿军党委打来的报告，准备开一个中朝联军高级干部会议，以总结经验，统一思想……他们希望有中央、东北局的同志出席，并请朝中双方主要负责人出席……”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说：“可以嘛，让高岗同志去参加，他既可代表东北局，又可代表中央方面嘛……”
第三战役打下来后，汉城解放，美军被撵到三七线，对志愿军的力量作了重新估计。因为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它不愿也无力再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担心再打下去，不仅可能失败，而且有可能被赶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失败，美军放风停火谈判，不再扩大战争，企图把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彭德怀、高岗认为，这时停火谈判，形势对我方有利，既可占一些地方，也可少牺牲同志。高岗是积极主持停火谈判的，因为朝鲜战争对东北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压力最大。他认为两手准备，一边判谈，一手准备打。彭是前线的统帅，将情况和意见向中央作了反映。
毛泽东不想谈，他考虑到敌人和谈没有诚意，是缓兵之计，以待增兵休整。同时毛想争取更大的胜利，把美军撵出朝鲜，达到朝鲜统一，没有答应美国的呼吁。
苏联驻朝鲜大使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要志愿军乘胜将敌人赶出朝鲜。可彭知道我军的情况，也深知敌人的主力没歼灭，美军还有20多万部队，李奇微刚上台，要显身手的，我军只能边防御，边撤退，待休整后再战。毛泽东将彭德怀意见转报斯大林，斯回电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说彭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他批评了苏联大使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随后调回国。从此斯对中国拭目相看，开始支持。
1月25日——经过充分准备的中朝军队高干联席会议在君子里志愿军总部的大矿洞里召开。高岗代表党中央和东北局出席了会议。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矿洞，有好几层，最下面是个大广场，可以坐近千人。但是桌椅板凳哪儿去搞呀？开高干会也没有什么坐的，有的座位是两块石头中间搭块木板。会场没有布置彩旗和标语，显得简朴，环境整洁，气氛肃穆。在敌机不时轰炸的爆炸声中，大矿洞里120多人紧张而热烈地开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一致通过了斯大林元帅和毛泽东主席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通过了金日成、金枓奉、朴宪永、金雄、朴一禹、彭德怀、高岗、邓华、宋时轮9位同志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参加会议的还有志愿军各部、各军的主要负责人，朝鲜人民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陈赓(解放军4兵团司令)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第三战役胜利经验，研究第四战役准备。
当天上午，金枓奉向大会致开幕词，彭德怀向大会作了《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邓华作了《作战的初步经验》的报告。下午至第二天，朴宪永、邓华、杜平、解方、韩先楚、洪学智先后专题发言。27日分6个组讨论。28日至29日上午，金日成、高岗讲了话，宋时轮(9兵团司令)、方虎山(人民军第五军团长)和刘海清、张锋等介绍了作战经验。下午，彭总做大会总结，突出指出在第三战役中“后勤”和“政工”领导人员的作用。
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报告了国内外的形势，赞扬第三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提出第四战役的要求后表示说：“我是一个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人员，因为住在后方，对前方的情况不了解，关于战争准备问题，中心是把前方需要的物资运上来。历史上有好多部队由于供应不上而遭受挫败。为此，东北局已拿出6个委员，东北人民政府拿出4个部长专门做好后勤工作，以保证供应。”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障前线需要，“必须加紧抢修铁路；必须赶修机场；必须从各方面以各种办法与敌人的空军作斗争；必须增加汽车部队，改善管理，提高运输能力，按实际需要配备大车、手推车，弥补火车、汽车不足；必须加强后勤部门。”他特别强调要抓紧抢修铁路和机场，要加强运输计划性。他说，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后勤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后勤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后勤工作要适应这一新的重大变化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虽然有些激烈争论，在中朝两国领导人的领导下，总结和交流了经验，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政策，增强了斗志。
此时，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被车撞死(有资料说被朝鲜人民击毙)，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他野心勃勃，纠集20多万军队，对我军发起报复性进攻。所以，中朝高干会同时成了研究部署第四战役的动员会议。高岗就策划第四战役讲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共同研究了作战方案。
第三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打过三七线，攻克李伪首府汉城，并越过汉江。原先高干会打算部队休整一段，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因为部队减员大，不少战士脚手冻肿，个别有冻死的，后勤供应线拉长，有时炒面也吃不到。敌人也看到我军的困难，为挽回损失，加之营垒内部失败情绪增长，英国、法国对美国失掉了信心情况下，于是又孤注一掷。李奇微吸取了沃克失败的教训，学了我们的经验，集中优势兵力，把伪军交美军指挥，纠集25万军队，实行什么“磁性战术”，在200公里的防御正面对我军发起攻击。
中朝领导正在开会中，敌人发起反攻，我军被迫发起还击。这次战役发起很勉强，高岗、彭总都对后果比较担心，他们俩的意见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指出此战役带有更大的“勉强性”，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朝鲜战争是立体战，在空中、地面、海上和前方后方同时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进展节奏快。我军现代化武器水平低，人力物力消耗量大得很，敌人凭借现代化优势趁我军的困难，陆地坦克攻，空中飞机炸，我军白天很难出动。多在夜间作战，敌机不分昼夜，集中轰炸我方的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以断供应线，构成不分前方后方都是战场。后方机关不仅要指挥防空、铁路、工兵等联合作战，而且要抢运物资，保障前线的军需，运送兵员、伤员。例如仅坑道照明灯油一个军一个月就得10万斤。致使第四战役本来先天不足，当时十九兵团还未到又勉强应战，后勤供应和部队没怎休整等均显极为困难。
高岗回国后即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详细汇报了中朝高干会和第四战役部署情况，请求快速增加第二递队等问题。中央决定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遂令第三兵团(3个军)、二十兵团(2个军)和四十七军及即将入朝的十九兵团(3个军)，共9个军二十七个师入朝参战；还令装甲兵、3个高炮师、另22个营、战防炮2个师、火箭炮9个团、榴弹炮3个团，加速陆续入朝作战。中央还决定改装在朝部队和将要入朝部队的轻武器，第一步先改装36个师。有些武器装备是购买苏联的。
高岗为贯彻中央的决定，针对前线“三怕”即怕没粮吃，怕没子弹打，怕伤兵抬不下来等战场的实际情况，他废寝忘食，使出浑身解数，昼夜工作，从东北局、军区和政府抽调精干力量出动指挥后方战场，组织2千台汽车，9千辆大车、人力车，骡马6万多头，不分白天黑夜抢运兵员和军用物资1.5万吨(其中炮弹7千吨，炸药124吨)。为抢救伤员，东北安排93家医院接收伤病员治疗。建立多处前线血库，将鲜血及时送往前线急救用。高岗对抢救和献血，专作指示，进行思想动员，号召为保家卫国作贡献。同时，他们指挥接转前线伤病员和朝鲜难民到东北医治、安置以及人民军在东北培训，保证了第四战役和第五战役取得胜利，迫敌再次提出“停火谈判”的呼吁。
在第四、五战役中，前方后方都打得异常激烈，根本没有前方后方之分。美伪军飞机增至2千架，前方后方到处轰炸，集中大批飞机专炸我后方供应线。鸭绿江边辑安等大桥被炸，一大批军用物资压在鸭绿江边和铁路线上，运不到前线，运出去的也只能保留二分之一，东北局集中精力和物力也难保障前线需用。急得高岗昼夜不宁，他向中央汇报说，现在美国全面轰炸，就是在打后方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前方战争的胜负，也决定后方战争的成败。现在战争是立体战，“在一定程度是打后勤”，我们只要打好后方战争，才能取得“前方战争的胜利”。他建议：派空军、通迅军、铁道军和工兵一起出动，诸多兵多军种联合作战。他还提出加强前线后勤领导工作，只靠东后派去前线的指挥所根本不能适应。
由于第四战役被迫发起，朝鲜战场整个冰天雪地，军用物资耗量很大。比如上甘岭战役持续40天中，在3.7平方公里的弹丸地方，敌投入兵力6万多人，火炮300门，坦克170多辆，飞机3000多架次，打炮190多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颗，几米深地层变墟。我军坚持阵地运到物16000多吨，实消耗11000吨，其中弹药一项5000多吨，每天120吨。
上甘岭电影较真实地反映了那场战争的渗烈。在朝鲜战争中，部队冻死、饿死人不少，加上战死，减员剧增，进攻时连抬担架人都找不到。在朝鲜战争第四战役中是志愿军处于最困难时期。加之美帝妄图挽回前几次战役的败局，发动全方位的报复性反击，造成志愿军物资、递队前运受到极大阻碍。高岗尽管千方百计，决策、筹划、指挥、调运，东北的库存挖空，保障不了前线的需要。特别是1951年春，供应异常困难。中央有关部门互相扯皮，都强调困难，有人还幸灾乐祸。彭总前线给高岗发脾气，高岗也有牢骚。
彭总和高岗对第四战役担心是有道理的，原打算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左右，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边谈判，边准备，待后勤充裕，递队到位，谈判不成，再大动作。毛泽东要志愿军针锋相对，全方位回击美帝报复反击。可是中央有关部门互相扯皮，物资、递队不能按时到位，战场出现力不从心的局面，一八零师几乎全军覆没，这是朝鲜战场我军被俘的大头。彭总在前线火烧屁股，坐不住了，2月下旬，从志司出发上京求援。彭总径直闯入毛主席正在午睡的房问，汇报前线情况和面临的困难。毛听后说：“能速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三总部、各军兵种和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听取彭总汇报前线和后勤告急情况，研究讨论亟待解决志愿军面临的诸多困难问题。在讨论如何解决具体困难问题时，各部门都强调各自的困难，这也办不到，那也不好办，好像无能为力。
彭德怀听着听着火性爆发，忽儿站起来，当着周恩来的面拍桌子吼道：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难道我身在异国他乡就不困难，几十万志愿军处在冰天雪地就不困难？就你们爱国，志愿军提上脑袋同美军作战就不爱国吗？你们去前线看看志愿军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没有弹药，没有给养，没有制空权，志愿军天天在大量流血、牺牲，他们为谁牺牲？你们就这么扯皮，才造成志愿军不必要的大量伤亡，你们这是犯罪。你们再这样扯来扯去踢皮球，不赶快解决志愿军的困难，这仗我就没法打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试试。彭总大发一通脾气，搞得周恩来很难堪，使会议不欢而散。
3月初，彭德怀从北京回到沈阳和高岗商量后支援等极须解决的有关问题。
彭德怀大发脾气使周恩来受到刺激，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会议对加强志愿军一线兵力和后勤问题作出了多项重要决定。随后毛泽东决定派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等一同到朝鲜了解情况后，回到沈阳和高岗一起研究出方案，向中央作了汇报。
之后，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在沈阳召开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专程从北京到沈阳参加会议，
邓华正在沈阳治病也参加会议。高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现代战争，前方后方一样极端重要，不分前方后方都是战场。
这次会议在总结前几次战役后勤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后勤必须以新的指导思想、新的供应方法，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中朝铁路运输联合司令部，贺晋年任司令员；前线后勤司令部，洪学智任司令，加强了铁路运输和后勤保障指挥。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军防空设施加强，部队增多，每天消耗550吨物资，一切都要靠后方供应，仍有的部队等物资运到才能出击。
为解决制空问题，高岗亲自抓空军司令部组建并于51年3月15日在安东成立。高岗、彭德怀一致提名刘震任司令员。刘亚楼给刘震谈话说：“你这次工作变动，是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点的将，是经毛主席批准了的。”
高岗对空军司令部组建非常积极，亲自选调空司工作人员。经过短期训练，学员在苏联空军带领下进行实习演练，很快投入朝鲜作战，打得很顽强，击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掉了美国空军二战中的“英雄”戴维斯，轰动了世界，灭了美国的威风，长了我军的士气。
苏联空军在高度保密下参加了空中支援作战。朝战爆发后，美机多次轰炸中苏接壤边界。恰好就在中国出兵命令下达的10月8日，美机轰炸了苏联的苏哈亚列卡空军基地，实际是有意试探苏联的反应或是警告。斯大林感到自身难保，并考虑到中苏原来协定承诺，中国一家出兵朝鲜，已经打的如火如荼，出师得胜，对苏联触动很大，斯大林才下令苏军第六十四防空集团军军长带一个团队、30多架飞机，在极其机密下偷偷飞抵安东机场。苏空军到中国一切均以中国空军面孔出现。诸如飞机微记换成“八一”标记，飞行员着中国空军服装，不准飞行员到美军控制区和海上作战，禁止飞行员和中国人一起拍照。
苏空军初到安东浪头机场，主要演习训练年轻的中国空军。成立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时，高岗出席会议，请苏空军军长罗波夫参加而被他谢绝，不敢参加，之后，苏空军 53c2." >参加了朝鲜空战，并藏书网发挥了极大作用。原空军司令王海在《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说：没有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空军就不会发展的那么快，志愿军空军也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
苏空军参战，美国是知道的，但不吭声，严守着秘密。白宫一高级官员曾谈到朝鲜空战时说，美国必须保守这个秘密，当时一旦泄露出去，美国就会受到“巨大压力”，美国就要向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第四战役结束后，美方又放风“停火谈判”。高岗凭他同国民党战争的经验，认为谈判是以“实力为后盾”，敌人不会轻易认输的，只有他的主力受到消灭，才会有谈判的基础，否则没有和谈条件。他说，敌人在第四战役中取得一些进展，向北推进一些地方，以为我们怕他。美帝现在还扬言要轰炸东北，要蒋帮参战。我们“已作好一切准备，他要打多久就打多久，我们同他打到底，直至他认输为止。”今年要补充几十万军队，有的新入朝部队是苏式装备，实行轮番作战，后勤已做好准备。部队要抢修好铁路、公路、桥梁、机场，保证前方供应。
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后，中朝联军歼敌23万人，其中，美军12万，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战略对峙状态，敌人再怎么发动攻势也无济于事，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说：“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兵力上也发生了变化，敌人由44万增至69万，我方兵力达近百万人(人民军近40万)。志愿军16个军共48个师，7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9个工兵团，3个铁道师，还有2个直属团和机关部队和公安部队。美军深恐朝中部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后两次向苏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帮助，然后谈判议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向我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建议。此时，中朝军人与敌伪军是一点六比一，已占优势，但飞机、大炮、坦克远不及敌人。斯大林也想让美军拖在朝鲜，减轻欧洲的压力，分散敌人的力量。
6月初，中央电告斯大林派高岗到莫斯科听取斯大林对停战问题方面的意见，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首相正好来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高岗和金日成一起研究朝鲜战局并研究关于朝鲜停战问题。取得斯大林，高岗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共同协商朝鲜停战等问题，并向苏方表明中朝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
6月中旬，他们和师哲乘坐苏联派来的飞机秘密到达莫斯科，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高岗并听取了朝鲜战场实际情况和对形势的分析。斯大林赞同对形势的分析，并致电毛泽东：“现在停战是件好事。”金、高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共同研究分析了形势，议定停战谈判的条件。斯大林是谈判行家，对谈判策略方面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他所提问的有些细节，因金、高答不出来，当面作了善意的批评，金日成、高岗自感尴尬。在谈判中，高、金要求苏联援助朝鲜28个师，装备以及战斗机等。
这是高岗第二次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他虚心接受了斯大林的批评和建议，受到了很大教育，提高了国际政治斗争艺术。高岗和驻苏大使张闻天多次商谈停战问题。他住在莫斯科城内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这是沙皇时代为著名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华舒适的住宅，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为苏共的高级宾馆。高岗第一次去莫斯科就住在这里。由张闻天陪同看望了正在苏联疗养的林彪。
7月初，毛泽东致电高彭：“应在准备谈判和谈判期间，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和武器弹药等，尽快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内敌军可能对我军来一次大的反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大举反攻，将其打退。”
四、军功章有他的一半
自从毛泽东主席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的命令发出后，东北军区布置了3条兵站供应线：第一条长甸河口、新仓、北镇一线；第二条为辑安、别合理、五坪里一线；第三条为临江、周波、长津一线。物资储备则由前线至国内做纵深梯队准备。
志愿军入朝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动员10万民工跟随军队参加战勤工作。东北地区从上到下层层设立支前机构，专人负责。
11月9日，毛泽东发出“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达德川、宁边、孟山区域，这是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请高、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防寒)之供应”的电令。12月21日，毛泽东电令：“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为了认真落实毛泽东的电令精神，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进一步加强志愿军的运输力量和后勤机构：调铁道兵第一师入朝加紧抢修满浦到熙川的铁路，另增加1个后勤分部和1条供应线，并对已有的3个分部3条供应线调整加强。
到第二战役发起之前，入朝的后勤工作人员增到6万多人。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所到战区，实地指导保证供应。高岗还决定劳动、物资分配原则，“先国家后地方，先前方后一般”。为提高支前人员素质，举办大批技术培训班，增强防空，运输技术。
在前两次战役中，东北军区曾用了很大力量组织物资前运。可是由于敌机疯狂轰炸，昼夜封锁破坏我军后方供应线，使志愿军口粮和副食难以及时得到保证。
11月15日，在大榆洞附近敌机一次炸毁30多辆运输汽车。即使食品有了保证，部队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因为敌机随时都可能来搜寻目标，那怕发现哪里一缕炊烟也不肯放过。加之战事紧张，战士们日夜追击敌人，常常来不及做饭，所以炒面一时便成了志愿军的主要野战口粮。在我无制空的情况下，敌机超低搜索，钻山沟，高压线底飞过，1千多架飞机大部用于破坏我后方供应线。
东北军区后勤部根据志司的建议向总后勤部提出了“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并将炒面样品送到志愿军来征求意见。炒面，是用70％的小麦，30％的大豆、高梁或玉米等原料，经炒熟、磨碎加0.5％的食盐混合制成的一种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的方便食品。彭总看了样品很高兴，向“东后”发了电报“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点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为了满足前方紧急需要，东北人民政府11月12日专门发出《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确定沈阳市党、政、军各系统、各单位每日炒面任务最低为13.8万斤，20天内总计炒面数量276万斤。二次战役打响后，送往前线的炒面已有405万斤。12月18日，东北局又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地区党、政、军机关的负责人，各市市长和一部分省政府负责人。会议又研究部署了在1个月制作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的任务。东北所有机关干部、职工都动手制作炒面，炒豆子，制饼干，做面包，做鞋袜。尽管东北处于战云密布、气氛紧张的军事战备状态，东北局和沈阳一些单位准备要移往黑龙江，仍全力为支援前线出力。高岗亲自制作食品和督促物资运往前线，他差不多每天问情况，发指示。
由于需要量大，部队每人每月按1／3供应即需1482万斤。东北地区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解决1千万斤，所以其余部分只好由关内其他地区帮助解决。东北地区的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北京周恩来总理等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亲自同北京市一些单位的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炒炒面。消息传到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战斗。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着“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1950年12月23日，彭总给后方高岗发报“因敌机破坏，昼夜均不易生火做饭，夜间行军作战，所有部队对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炒面易保存，不怕冻，随便携带，但炒面这东西，营养成分过于简单。彭德怀在一次志司会议说：“我也听到反映，说‘打过三八线，雪水拌炒面。’还有的战士说，毛主席关于志愿军的生活给高岗打电话，让多给志愿军送点‘好面’，可高岗在电话里没听清，把好面听成了‘炒面’，所以，咱们就天天吃炒面……看来，高岗是替我背了黑锅喽”。后来炒面里，补充了牛肉、干菜、辣椒等，增加了营养成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每天给战士吃一颗鸡蛋。但鸡蛋不好运输，东后采取制作蛋粉运送前方。
1951年8月中旬开始，美国借朝鲜40多年罕见的大洪灾，道路、桥梁毁坏，运输几乎全部瘫痪之机，节外生枝，蓄意破坏谈判，叫嚣什么“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以他们的空军优势，趁洪灾之机，采取所谓“钢铁战术”发动“空中封锁战役”，对我方的交通运输线和军事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实施所谓“绞杀战”，阻止我军物资、给养和兵员运输，对铁路、公路、桥梁和车辆等肆意滥炸，给我军给养造成极大危害。由于战线的推进、拉长，兵力增到百万人，其中朝鲜人民军的军用物资也要从东北运去，前方供应特别紧张。
朝鲜战场从开始，敌机由普遍轰炸转向专炸毁我运输线、仓库、设施，危害最大，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60至70％的到前线。敌人参战的飞机由上千架增到2千架。“绞杀战”中平均每天30——60多架次敌机不分昼夜出动，轮番轰炸，加上洪水成灾，交通大部毁坏。51年4月间，一次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燃烧弹，一下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食23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40万零84套，胶鞋1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损失惨重。出兵时配的汽车差不多损失完了。高岗及时派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人前去查处，并了解前方物资保管、运送和供应情况。
为了粉碎敌人“绞杀战”的战略计划，东北军区专门召开后勤会议，高岗指示加紧抢修铁路、机场，要加强对敌人空军作斗争，铁路公路线安排1万多人公安部队站岗放防空哨，敌机一来就打信号弹，汽车躲藏起来；铁路线增加高炮部队，坚决粉碎敌人的“绞杀战”计划。东北后勤部门根据高岗的指示，依靠发动群众和后方各兵种的艰苦卓绝工作，组织大批工兵和群众到前方抢修公路、机场、铁路。他们采取“集中兵力，保证重点”的办法，加宽公路，蛇委行车，有些道路夜间修，白天炸，反复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增修公路多道通行，增加人推车，便于躲进路旁山沟、梢林里；重新调整了防空部署，决定除我航空兵协助苏军航空部队(当时苏空军2个师)保护平壤等主要交通线和保护安州地区机场修建任务外，并加强了铁路线的高炮部队。东北军区将防空部队的4个高炮团和6个高炮营调去参加反“绞杀战”。王海、张积慧等英雄就是反“绞杀战”中涌现出来的。为了加强铁路线上反“绞杀战”的领导，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负责指挥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线上的防空、抢修、抢运工作。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增开渠道，新增6个分部，实行分区供应，建立“运输、抢修，防空”三位一体联合作战的战略。东北军区还从国内组织运去花生、黄豆、蛋粉、新鲜蔬菜和动物肝脏等营养食品，解决部队战士营养不良问题。
采取上述措施，经过日夜抢修铁路、机场和抢运工作，前后方建立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满足了部队反击战争需要，消除了前线“怕没饭吃，没衣穿，没子弹打”的担忧。中朝军队经过“枪炮辩论”歼敌16.8万人，击伤击落敌机4500架，使美国的“空中封锁战役”、“绞杀战”、“撕裂行动”的战略被粉碎，美军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我军在战略上取得重大胜利，连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止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把兵员、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美军司令李奇微也不得不承认其实施“空中封锁战役并没能够阻止住敌军(指我军)运输其进入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将部队运往北朝鲜。”美国空军在战后发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一书中说：“对铁路线进行历时10个月的全面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被俘的美军少将师长迪安说：“征服中国，根本没有希望的工作，没有希望的任务，没有希望的目的。”
1952年1月，美帝发动的“绞杀战”失败后，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对我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敌人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秘密布撒带细菌的昆虫及鼠雀等一类小动物，经查验这些昆虫和小动物身上染有鼠疫杆菌、霍乱杆菌，痢疾杆菌和脑膜炎等10多种病菌。敌人将这些病菌通过人工培植，附在苍蝇、蚊子、跳蚤、蚂蚁、蜘蛛、鼠、兔、鸟身上，或附在树叶、棉花、食品、宣传品等物上，制成细菌弹，用飞机投掷布撒，或由火炮发射布撒，以污染水源、交通要道与居民集中点，危害除军人、居民外，还有家畜、家禽以及农作物。1月28日至3月31日，美军每天布撒13次之多，共布撒800多次。
为了揭露和战胜敌人的“细菌战”，3月13日沈阳市率先举行16万人参加集会游行示威，愤怒抗议美帝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布撒细菌的滔天罪行，引起全国各界和全世界的关注。东北地区在高岗领导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细菌战斗，除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扑灭，保护人、畜和农作物安全外，组织红十字会和专家进行调查，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帝的滔天罪行，东北举办了“美帝细菌战罪行的实物和图片展览”，进一步激起人们对美帝的仇恨。
有关资料记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结束时中方投入的兵力为130余万人，实到朝鲜的志愿军大大超过此数，有的资料说180万人次，还有朝鲜人民军的三、四十万人大部到东北轮训、休整的往返，还有大批战勤民工部队运送、返回和物资供应都得经过东北，后勤运输供应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朝鲜战场实际成了偌大的练兵场，志愿军在与美军作战中得到很大锻炼，提高了干部作战指挥水平，培养了一批新的军事人才。从战争开始到停战由东北地区或经过东北运往前线的各种物资560多万吨，9600多个种类，后勤保障措施亦有很多创新。
彭总在研究第五次战役时说：“如果一两天没饭吃，再好的作战计划都完了。仗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在1951年10月，前线志司在驻地榆仓开的一次党委会上，彭总胸前佩戴了一枚硕大的勋章，闪闪发光，十分引人注目。那是不久前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建立的伟大功勋，特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前夕在平壤授予彭总的最高一级国旗勋章。
彭总传达中央毛泽东等领导讲话后笑着说“抗美援朝已经一年了，一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把敌人赶回三八线，迫使他们同我们举行谈判。朝鲜人民感谢我们，给我们授勋。我彭德怀去接受这个勋章，是作为志愿军的代表去接受的。”意味深长地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如果真的要论功行赏的话，得勋章的第一个应该是高麻子(高岗)，第二个是洪麻子(洪学智)。”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同志都是为我们志愿军搞后勤的，他们的工作是最艰苦的，他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没有他们的大量的艰苦的后方保障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会完后，彭总从朝鲜动身回北京路过沈阳，高岗和李力群去招待所看望彭总时说：“老高在抗美授朝中是有功之臣，没有你和洪学智，我在前方打不了胜利。”
1953年7月，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参加。金日成等朝鲜领导出席会议。会上，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和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彭德怀、高岗等接受了朝鲜最高荣誉奖。
彭德怀是1953年8月中旬从朝鲜签订停战协议后回到北京。高岗前往彭的住处去看望并交谈停战协议签订的情况。彭德怀说，朝鲜战争的胜利，高岗同志功不可没。在研究第五次战役时，我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场恶仗，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伤亡，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这次战役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一半，后勤功劳一半”。他又说，第五次战役是这样，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你。我代表志愿军全体官兵向你致谢！并抱手向高岗三作揖。高岗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你彭大将军立刀横马，指挥的好。据张秀山等老同志回忆，在朝战中彭、高配合默契，凡彭总提出的事，高岗鼎力相助，他的干练、果断和组织能力，深受彭总的欣赏。张明远说：抗美援朝中，正是东北恢复经济和建设时期，高岗和我们一边抓支前，一边抓经济，都到过朝鲜几次。
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9月12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讲：“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其中美军三十九万人)，击落击伤敌机一万二干多架，击沉击伤敌军各种舰艇二百五十七艘。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三千多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七千余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块打回三八线，守住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彭德怀在会上作抗美援朝总结报告，讲到后勤时说：“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还有两个‘麻子’(即洪学智、高岗)的功劳。”
1953年12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出强调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的作用。他说：“高岗有能力，有魄力”，既有战争经验，也懂战争知识，特别是后勤方面。“后勤有充分的物资，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和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现代战争的后勤组织和工作，不仅是单纯组织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和分配，而且要与敌人的空投、轰炸作严重的斗争，要指挥防空兵、铁道兵、工兵和步兵的活动和作战。如果没有精干的、通晓战争知识、科学知识和战争经验的干部，是不能担任和完成这种严重指挥任务和补给任务的。”他说：“抗美援朝的功绩是一百，其中六十是高岗的。”
周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在54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说：“现代战争对后勤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这是由于现代战争的复杂性、破坏性、流动性都大大增加，物资消耗惊人。美国用于朝鲜战场的军用物资是7300万吨。我们志愿军的粮食储备达24.8万吨，弹药储备达12.2万吨。这些物资的筹措、保管、运输都是很关键的问题。彭总说抗美援朝的胜利，60——70％的功劳应归于后勤，是很有道理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达36万余人，其中牺牲18万多人，有一部分是冻死饿死的。全国人民特别东北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进行全力支援，付出了更巨大的代价。据有关资料说，东北地区在抗美援朝期间，有近40多万人参军，各单位抽司机和专业人员万余人，近400多万人参加战勤。东北地区率先发起捐献活动，捐献6000多亿，可购400多架战机。仅沈阳市捐献960亿购买61架飞机，带动全国捐款买飞机2398架，大炮254门，还有一批坦克等，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军队以劣势装备战胜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军的伟大胜利。它为现代化战争条件下弱国战胜强国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海空威慑”的恐吓，打出了中朝两国的军威、国威。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除了他自己的军队参加战争外，还以联合国名义纠集各会员国军队对我施加压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他动用了自己陆军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半数，经费200亿美元，消耗7300万吨作战物资。据美方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失败，是一次流血最多、代价最高的战争，美军伤亡超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数字一倍多”。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社论说：“美国在这次战争中，除去获得这次试验所能提供的教训外，什么也没有赢得。”美国前国防部长供认“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并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
1953年11月12日，金日成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前来访问中国，就和平统一、志愿军回国和朝鲜重建家园等问题和毛泽东商量，周恩来、高岗参加会谈。毛泽东说：“救人救到底，帮人帮到家……。”之后，周、高同金日成进行具体会谈。11月23日，缔结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毛泽东、金日成和周恩来、高岗出席签字仪式，《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最后一次刊登高岗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会谈公报宣布：中国决定50年6月25日到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中国政府决定再拨人民币8万亿(合新币8亿元)，54年至57年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之费用。中国政府还派出技术人员(多数是东北)，协助朝鲜修建恢复铁路、机车、客车、货车，并接受朝鲜技术人员、留学生前来中国学习。
第二十二章 “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
东北解放不久，东北局及政府、军区机关于1948年12月移到沈阳，对中国第一个大解放区的政治形势全面地施行控制。在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领导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建立巩固的政权，经受了考验。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高岗及时提出：“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他说，要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强有力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和强大的国防力量，经济建设目标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带领东北党加强政权、国防、教育与党的建设。高岗是“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他领导东北建设，蒸蒸日上，已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见建国初出版的《新名词辞典》)。
一、强化东北人民政权
高岗在政权建设上，主要抓了政权职能转变，即由战争转为经济建设；抓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大力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抓干部作风转变。
东北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建立各省联席会议(后改为行政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为东北解放和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东北局曾经作出决定，在适当时期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东北人民政府。
1949年3月，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原来的9个省，合并建立为6省4市，重新建立的省有：辽东、辽西、黑龙江、松江、吉林、热河；4个直辖市是：沈阳、大连、鞍山、本溪。重新划分省市行政区划，更集中和加强各省市领导，提高了工作效能，并为正式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创造了条件。
为东北人民政府制定施政方针。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8月下旬，东北地区召开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代表东北局向大会提出了东北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的建议。在建议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已经根本打垮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现各路大军正在西南、西北扫荡残敌，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了。
他说，解放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来说，是个护身法宝，万万不可弃置不用。”
东北是全国最先获得全部解放的地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以及官僚资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业已基本完成。在这个时候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是东北人民的一件大事。”“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建设。”高岗说：“这是即将产生新东北人民政府的任务”。要“动员组织一切能劳动的人民，以大力从事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部胜利，为全国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并从而逐步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以巩固与建设新东北。巩固与建设新东北的任务与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密切结合，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由于东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工业基础高于全国，它对支援全国战争胜利，创造全国工业化的条件所负担的任务特别重大与艰巨，“我们必须担负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高岗在施政方针的建议报告中，强调指出，东北全境解放，粉碎了中外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及东北内部封建残余势力对他们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将继续进行各种可能的捣乱破坏来反对东北人民。“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警惕，彻底消灭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以保证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高岗专题阐述了“政权建设进一步民主化”的方针，指出：“为了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除继续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与坚决贯彻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身体的自由，实行男女平等，以及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令，进行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外，今后必须进一步地贯彻政权建设的民主化。”“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基本形式。”他要求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立即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县区村则在今年秋后建立，省人民代表会议早日建立。“一俟条件成熟，这种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为各地的权力机关，选举各地人民政府。”要“纠正任何忽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错误观点。”
在政权建设中，东北“精简政府组织”，减少层次，实行简政，加强集中统一，使政府更密切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改变城市中区、街政权组织，提高干部质量，培训工人、农民、妇女、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参加政府工作。他对干部提出：“发扬为人民服务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各种无组织无纪律、贪污腐化以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现象”的要求。“要建立人民监察制度，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发动人民检举各种渎职乱纪现象，并向之开展坚决斗争。”他还强调了“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是党的政策”的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
高岗在报告中对东北人民政府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国防建设、公安政法和民族平等等方面的施政方针、政策和今后三年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措施都作了详尽阐述。与会全体代表对高岗的报告进行认真讨论，并一致拥护和通过。这个施政方针报告，完全符合后来全国政协会通过的《共同纲领》的精神，作为东北地区在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贯彻执行，加强了政权建设，推动了东北经济建设及其它各项工作日新月异的变化。
9月，高岗主持召开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做出关于政府整编节约的决定，提出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财力，明确各级人员的任务和职权，实行专业化，工作手续简化，改善会议制度，加强政府职能转变，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东北地区在“施政方针”的指引下，各地区在建国前就普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这一“根本制度”。通过人民群众酝酿选出自己爱戴、信赖的人民代表作为群众的代言人、使者，代表人民选举出高效能、精干的、廉洁的、统一的人民政府，对全国解放迟的地区做出示范。
1949年冬，在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高岗针对一些县、区和农村对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不够重视的现象，突出强调“普遍召开县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巩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他说，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指示和有关条例，目的是进一步巩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密切团结，发展生产，加强对地主阶级的专政与一切明的或暗的坏分子作斗争，在农村中应以贫雇农与中农、新富农及乡村其他劳动者的亲密团结为基础，团结农村的知识分子，小作坊主、商人，组成农村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通过县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改进农村干部的作风，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一切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那种以为‘民主了，就不好办事了’的观点是错误的，要认识人民代表会议就是上司”。
谁是革命的力量，谁是革命的对象？是政权建设的首要问题。他对农村阶级斗争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正确斗争策略。强调区别对待的政策，“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他说，对被打倒的地主阶级，要加以具体分析，以便决定正确的对策，以现况看，公开进行破坏、杀人放火的是极少数，对这种人必须依法给以严厉的制裁。另一部分地主，心怀仇恨，但不公开进行破坏活动的，而转入秘密特务活动，这种人虽然也很少，但对我们危害甚大，我们应提高警惕，加强公安保卫工作，有计划地进行隐蔽的斗争，找到其线索，予以逮捕法办。还有一种人，虽然心怀不满，见大势已去，只好勤劳生产，等待时机，这是目前地主阶级的多数，对于他们之中表现好的，个别找他们谈话，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鼓励其安心生产，过好日子。
他指出：“人民代表会是人民的权力机关”，要改变一些地方“以党代政”的现象。人代会不仅是布置工作，而是讨论决定工作的。改正某些干部轻视代表的现象，改变党代表会与人民代表会不分的现象。人民代表中的党员最多不超过一半。人民代表会着重讨论人民赞成我们什么，反对什么，展开批评。“农村干部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在会上表扬了农村干部领导生产、带头生产的模范干部的先进事迹，批评了个别“党群干部成天跑，政权干部尽填表”的现象。
东北地区各级人代会议对于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群众积极性与民主生活的发展，加强了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岗在1950年10月1日《东北日报》上发表《实施共同纲领的伟大一年》纪念文章对人民代表会议给予极高评价。文章说，东北各省、县、区、村普遍召开了人代会。在这些人代会上，发扬了民主，贯彻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解决了城乡生产中许多重大问题，调整工商业政策，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促进城乡交流等均有成就。
高岗的文章说：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同经济建设的前进与胜利分不开的。东北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证明：在人民民主政权下面，人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各种成份的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并互相密切结合，“如果片面强调国营而忽视私营，或者片面强调私营而忽视国营，各种社会经济都不能获得发展。”
文章最后号召：全东北人民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推到新的胜利，从而巩固我们的国防，保卫祖国的边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维护世界的和平。
二、殚精竭虑建设国防
东北地区是建国后受美帝发动侵略战争威胁最大的一个地区，解放全国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保家卫国的最前线。国防建设在东北党政军的任务中显得特别重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枪杆子巩固政权，是高岗着力的头等任务。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彻底失败，美国出钱出物出枪，蒋介石出人、出力打输了之后，他们不甘心失败，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循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规律，步日本侵略中国的后尘，于1950年6月，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此为基地，“遏制共产主义”，作为“缓冲地区”然后占领我东北、华北，再达到侵略全中国进而威胁苏联的目的。1950年夏秋之交，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决定。东北局、东北军区立即根据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着手组建边防武装力量，以应对突发事变。
加强国防军正规化建设。东北地区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正确领导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1945年冬由东北境外调进10万多部队为骨干，到1950年夏秋除入关作战一百多万军队外，东北仍保持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东北当时约5000万人口(包括冀东、热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参加军队达160多万人，占全国军队三分之一，歼灭国民党军将近三分之一，解放地方三分之一。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高岗在组建这支强大的军队中，付出极大心血。1949年5月1日，他在沈阳人民纪念“五一”节大会上说：“经过三年来翻天覆地的英勇斗争，我们已经消灭了美帝国主义装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的一百零八万军队，肃清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解放了全东北，并欢送了一百多万子弟兵——英勇善战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华北的敌人……”现在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奋勇前进，迅速地把国民党残余势力打扫干净，“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经济繁荣的新中国。”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马不停蹄，挥师秘密入关，出敌不意，突然包围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等城市，打响平津战役。高岗到华北前线参与平津战役的决策和部署。平津战役胜利后，这支部队乘胜南下作战。
1950年，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又折转回到东北，担任保卫东北边防的任务，监视美帝的行动。党中央出兵朝鲜的命令下达后，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入朝作战。这支部队在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斗中，不愧是一支“英勇善战”和“战无不胜”的军队。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和南下作战后，高岗注意克服一些人的“太平观念”，仍十分重视国防武装力量的建设。1949年春，他科学预料并针对美帝的侵略野心，向部队发出号召：“我们的武装部队的同志们要学习政治，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掌握技术，使我们的部队不仅成为有高度政治素养的，而且能成为掌握先进技术的部队！以便更加有力的消灭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与随时警惕向我们进行偷袭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制造侵略战争分子。”他的意料50年就出现了。
东北局发出纪念“8.15”四周年的通知，指出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者，必须加强爱护人民军队，改进优待烈军属的工作，继续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工作效率，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
四野入关后，东北驻扎武装力量较少，东北军区报经中央批准又组建10个独立师，加强了武装部队。1949年8月，在东北地区人代会上，高岗代表东北局明确提出：继续“加强国防建设建立正规军队”的任务，他说：“我们在东北已赢得了和全国即将全部赢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是绝不甘心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放松人民军队的建设，相反，我们要加强它。”“首先担负起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籍以保卫国家，保卫和平，保卫经济建设，镇压反动派。”
在正规化国防军建设上，高岗提出六条具体方针措施：(一)加强现有部队，增设各种特种部队，使我们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二)在军队组织上确定正规编制与制度，加强各级军事组织，克服游击习气无组织无纪律的残余。(三)加强现有军事学校，学习苏军建军经验，提高干部质量，掌握现代战争的技术。对部队实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加强文化与技术教育。(四)加强政治工作，提倡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提高与发扬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与战斗意志。(五)加强人民武装的组织与教育。(六)各级政府要注意荣军与退伍军人的安置，组织他们就业，从事生产，贯彻实行政府优待军属烈属条例。
这六条举措，为东北地区全境解放后正规化的国防军事建设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方针政策，提出具体要求和奋斗目标，指导东北国防部队和人民武装建设，保卫和巩固了东北边防，保卫了东北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
1951年针对美帝发动的侵朝战争进而侵略中国东北的扩张野心，高岗提出“进一步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任务，他说“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要更加壮大我们的国防军，训练新的技术兵种，加强我们空防与海防，有计划地训练公安武装和民兵，改进我们的后勤、军工、卫生的建设，以适合于现代化的国防军的需要。”
他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郑重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充分认识了：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他说，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那种离开国防需要“埋头建设”的愿望，事实说明是一种完全不合实际的空想。“我们必须大大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在一切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忘我的勤劳和勇敢，充分发展国防与经济力量，完成全国解放，并随时准备粉碎美帝侵略者及其走狗对我们祖国的任何挑衅，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必须了解：我们的国防力量愈强大，我们的经济建设成果，我们所致力争取的和平事业，才愈有保障。”他向东北各级组织号召：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我们的一切建设事业与工业基点的建设，必须从国防需要出发；我们的生产成果必须优先分配给我们的国防军与国防建设的需要；一切为了加强国防的动员工作，必须与发展生产密切配合起来。我们坚决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东北人民一定能够完成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任务！
1951年2月20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惩治反革命条例》。高岗等各大区领导汇报了本辖区的工作。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东北军区党委在高岗主持下，于1951年4月初作出了东北军事系统内镇反工作计划，报告毛主席。毛看后非常高兴，他认为“这个计划很周密恰当”。遂批转各大军区“注意研究，作为参考。”5月21日，毛泽东批转了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是根据最近中央指示而规定的方针和办法，除时间一点外，各区均应当照此办理。”
东北地区根据毛泽东批示和高岗的指示，1951年把国防建设列为头等重大任务来完成，取得辉煌成就，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国防，保卫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
高岗对人民空军的组建作出了努力。早在1941年元月，中央批准在陕甘宁边区成立航空学校(对外称机械学校)。高岗对此极为重视，他带领中央军委委任的王弼校长到安塞县选择校址，勘察机场并开始筹备建校工作。是年春招收60多名学员，他亲自去讲政治课，关心学校衣食住等学员生活，要求衣食供给优待。后半年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航校停办，学员转入抗大学校。
1945年10月，王弼、常乾坤随着边区大批干部到东北，在民主联军和各级党政组织的协助下，将缴获日本的破旧飞机和航空器材收集起来，开始筹办航空学校。1946年3月，我国第一所航校在通化正式恢复。将原延安航校和新疆航校学员吸收校内为骨干。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委。四平保卫战后，国民党军向北推进，通化吃紧，航校移到北满牡丹江畔，后又迁到东安，高岗亲自主持航校的选址和迁移。1946年夏他到东安视察时专门和吴亮平等座谈航校迁入东安的有关事宜。1948年春航校又迁回到牡丹江。1949年3月，东北军区决定航校迁到长春。5月，中央决定正式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仍归东北局、军区领导。
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所自己的航校，短短几年被迫连续搬迁几次，飞机破烂，机场设施残损，航空骨干不足，器材奇缺，艰苦困难可想而知。但在东北局、东北军区的领导下，在当地党委、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航校全体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长起了飞翔的翅膀。到1949年10月，已经培训出飞行员、机械员、领航员等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00多名。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航空人员，为后来组建人民空军奠定了基础，培养了骨干。
1949年夏，中央正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时，国民党空军于5月初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引起了中央极大重视。周恩来、高岗专门找航校常乾坤、王弼研究了首都防空的任务。8月中旬，第一支作战小分队进驻南苑机场，担负起首都防空的任务。
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上空出现的一支由17架各式飞机组成的空中机群就是东北航校培训出来的，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
三大战役结束后，航校领导根据东北局、东北军区指示，组织力量到全国各地搜集器材、招揽人才，增强东北航校的教字设备和骨干力量。中央和东北局把过去在国民党搞过航空的人员调到东北航校工作，让他们学以致用，发挥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东北局为航校制定了办校方针和有关具体政策。高岗对航校领导当面指出：对日本和国民党过来的一些专家、技术人员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业务上放手，生活上关心，使他们全心全意为航校建设尽心尽力，为组建人民空军做出贡献。他亲自到航校视察，解决航校的困难，并指示有关部门全力支持航校。
1949年3月8日，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听取了高岗和东北航校负责同志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高兴地说：“了不起，了不起。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在东北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好了准备工作”。随后，中央电告东北军区并高岗，决定在沈阳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中抽调。3月底，在高岗亲自领导下航空局成立，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委。沈阳的“飞机城”由此而得名。
7月，刘少奇、高岗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电示他们向斯大林提出协助中国建造空军的问题。代表团向斯大林转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并提出购买200架飞机和代培飞行员的要求。斯大林一向认为毛泽东从未到苏联学习过马列，是“农民领袖”，听说要建空军大吃一惊，他痛快地答应了。他说中国现在提出组建空军已经晚了，早一年搞，空军可以参加中国南方战役。高岗介绍了航校已建立几年的情况后，他更为中共领导吃惊，更高兴了，认为中共是成熟的，干部是有水平的。他说对中国空军支持要尽最大努力。
斯大林支持组建空军的情况反馈国内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等写信要组建空军。并建议购买飞机和派人到苏联学习空军业务，连同现有空军组建一个攻击队掩护渡海作战，准备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根据高岗推荐，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立即召见刘亚楼并责成由他提出组建空军的有关建议以便研究。刘亚楼曾在苏联军校学习过并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随苏军进入东北，后任四野参谋长，对东北航校熟悉，他是负责组建空军最合适的人选。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前进，缴获了一批飞机、器材，接收一些机场、航空工厂和大批人员。1949年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任命刘亚楼为司令员，肖华为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海军、空军主要领导都从“四野”里选拔的。
这都与林彪、高岗提议有关系。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哈尔滨、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等地方创办了六所航校，在牡丹江还专门建一所培养运输机空地勤人员航校。苏联卖给中国434架飞机，及时派出800多名专家来华培训飞行员，成为新中国空军的“助产婆”和启蒙师。
东北局全力以赴，支援空军建设的经费成了压倒一切的重点。
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到沈阳接见东北党政军领导时，他听了高岗汇报后，特意询问了航校的情况，并说：“希望再接再励，早点把翅膀练硬，飞出新中国空军的军威。”
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期间，航空事业发展计划等大事都由高岗亲自敲定并要求各部门积极支持。高岗任国家计委领导后，在他提议下，航空局并入国家二机部归计委直管，1953年9月27日，高岗召集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带航空局主要领导和苏联顾问到东郊民巷8号高岗住地汇报了1951年提出的三至五年计划实施的阶段情况、原料不足问题和将航空工业计划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等。朱德、李富春、王秉章、安志文和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负责人参加听取了汇报。高岗听汇报后表示同意修订后的航空工业五年发展计划，并说：“第一，大力支持；第二，有力就要用尽；第三，汁委将召开会议解决此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朱德高兴地说：“我这年纪还能不能看到我们自己制造的战斗机？”苏联专家说：“能看到，不久就能看到。”
国家计委在高岗主持专门会议上研究航空工业问题，并将修订后的计划列入第一个五年国家计划。到1954年，我空军共组建起29个航空兵师，20个团，飞机达3000多架，我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高岗对海军建设非常重视，53年11月下旬，听了肖劲光汇报并确定了三至十年的建设规划。
先辈老将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东打西战，枕戈待旦，出尽精力，元气大伤。徐向前总参谋长经常有病疗养，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抗美援朝中总参任务太重，也劳累病休。1952年朝鲜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彭德怀从前线回到北京治病做手术，病愈后留京工作，毛泽东让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兼任总参谋长。彭知道军委特别总参工作最繁重，自己年事已高，应该选调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担任。他向毛泽东推荐由高岗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合适。并讲了高岗在军队工作方面许多优点和经验。毛泽东说，你净说他的优点，就没有缺点嘛？现在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很繁重，我就让高岗抓经济工作，搞经济要比搞军队更能发挥他的作用。从林彪推荐高岗出兵朝鲜挂帅，彭德怀推荐兼总参谋长，可见高岗在军事上还有两下子的。
1953年秋，彭德怀请高岗向在京军事系统干部作形势和五年计划情况报告，受到军队干部赞许。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也紧跟实行。
党中央决定在年底前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有关军事系统高级干部参加。会议任务：总结过去几年来军事工作经验，决定今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总方针和建设的道路；研究讨论军队实行“三大制度”(即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改革和军队编制、军事训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会议筹备工作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负责。毛泽东召集高岗等军委有关领导讨论彭德怀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初稿时，高岗认为报告稿“思想性、政治性不强”，使人听了有松散感觉……毛泽东表示也有同样感觉。
彭德怀很佩服高岗思想敏捷，政治性强，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深，跟得紧。在延安时期，在东北局、军区和负责抗美援朝抓后勤以及调到中央工作期间，高岗多次主持起草重要文件、报告、讲话，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和赞扬。他具有军事才干、知识和经验。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建国以来参加人数最多，内容最广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高岗是军委副主席，由他主持修改报告稿更恰当。于是彭借机又次想把军委日常工作推给高岗，便建议让高主席主持修改报告稿。毛泽东看出彭的用意，在报告初稿上批示：“以彭为主，高岗参加修改”。毛泽东又次没完全同意彭的意见。
高岗在初稿的基础上亲自动笔加以修改，有些段落是重新写的，突出了新时期军队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和政治性、思想性、组织纪律性特点和新意。大会报告后使与会者受到很大鼓舞，报告作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长期贯彻执行的文件。报告里明确规定把军队建设成世界上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并指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经常的中心工作是政治教育，训练部队，特别是干部的教育、训练。这就把军事教育、训练提高到了军事中心工作地位。随后又决定成立军事训练部。部队按照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总任务，在军队建设尤其是在政治建设、军事训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部队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以劳养武，劳武结合。东北的国防军，发扬了延安精神，既是一支保卫边防的武装部队，又是一支发展经济的生产队，普遍实行劳武结合，采取“边训练、边抗美、边生产”，既增加部队收入，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军民关系鱼水一般。
1950年春，东北军区召开第一次部队生产会议，布置了部队生产建设任务。高岗司令员提出“自给三个月粮食的任务”。各个军区和边防部队，根据高岗的号召和军区会议精神，紧急动员春耕准备，修盖草房500多间，组织牲畜5000多头和1200多辆大车、汽车，装运肥料、种子和农具等3700余万斤，购买肥田粉240万斤，豆饼40余万斤。军区和部队领导深入生产第一线，具体领导生产，及时研究解决技术问题。党团员带头劳动，到5月已适时播种水稻等早秋作物40多万亩。部队除开展粮食生产外，还大办工商企业，组织工程队发展工副业生产。各部队根据本地区的优势，建立供销社，办砖瓦厂、加工水产品，开粉坊、豆腐坊，办养猪场，从多方面增加副业收入。一大批建筑工程队，开挖、修理水渠和筑防洪堤坝，搬动近亿土方，保护了大量农田。工程队还承包国家基建工程。驻沈阳部队承包浑河灌溉工程，奋斗20天，完成近10万土方，保证6万亩水稻用水，获得东北币38亿元。驻本溪、抚顺等地部队包修铁路、公路、水渠等，既增加了部队收人，又解决交通建设，保证农田用水。驻长春部队包修了一条公路，获得200亿元工资，解决了部队的生活福利费用，大大减轻人民政府的负担。部队通过生产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拜老农为师，既帮助生产，也学习了农作技术，使军民关系更为密切，出现军学民，民学军，军教民，民教军，互教互学，亲密无间，取长补短，共同前进的局面。部队把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和劳动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取得又劳又武又文三丰收。东北群众看到部队搞生产，惊奇地说：“自古来，当兵，从来没见过当兵的也种粮，真是人民的子弟兵。”
新中国的第一个生日，沈阳市近百万人参加盛大庆祝活动。会场威武雄壮，主席台挂着毛泽东主席像，两侧大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高岗全副武装，骑马检阅了陆军、海军、炮兵和摩托部队，各兵种以高举毛泽东主席像为先导，以崭新的军容军貌接受了检阅，显示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显示了东北强大的武装力量。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东北边界之际，阅兵式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东北军民鼓舞极大，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一次示威。
接受检阅的还有一支耀武扬威的坦克部队。我军坦克部队是东北首先创建的一支现代化部队。高岗为我军创建炮兵、坦克部队注入大量心血。早在延安时期就建立了炮校。抗战胜利后炮校搬到东北。高岗到东北后，始终重视炮兵部队的建设，多次指示部队和地方政府收集破旧坦克和炮及零部件，并规定收集任务。1946年在战场上首次缴获的几辆坦克，经炮校师生员工精心修整拆配，在炮校的基础上成立了炮兵部队，后建立了炮兵纵队。坦克部队在我军历史上首次参加了锦州战役，发挥了重大作用，随后又参加了天津战役。
高岗素有“枪迷”之说，他向来对解放军、公安武装以及地方武装建设高度重视。高岗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军队、民兵的训练、教育的经验，不断解决实际困难问题，不断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1950年后半年开始，东北各部队响应高司令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英雄模范热潮，开展革命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竞赛运动，大家纷纷树壮志，表决心， 8981." >要在捍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出一切力量，准备迎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战斗英雄和模范单位针对美帝侵略野心，提出：“准备随时接受毛主席、高司令的命令，迎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通过学习英雄模范的竞赛活动，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一步增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出兵朝鲜的命令一下达，志愿军迅速组织起来，如期入朝参战，连战皆捷，把美帝打得焦头烂额，在短期内把美国佬赶出三八线外，爬下求和。
注重地方武装建设和拥政爱民。东北军区在抓正规军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到1950年冬，自卫队(即民兵)发展到几百万人，其中模范自卫队员达56万之众。这批地方武装力量都经历了解放战争的锻炼，曾出色完成过担架、运输、侦察、警戒和袭扰敌人的任务。东北解放后，这批地方武装继续执行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产建设的任务。各地都建立起联防组织，坚持站岗放哨，配合解放军、公安武装清除残余土匪、特务，保卫了城乡秩序。东北大批主力部队出国后，地方武装协助解放军保卫边防，继续担任护路、护桥和护送从朝鲜下来的伤病员的任务，保障抗美援朝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
这批地方武装的日益扩大，不仅承担保卫边防，保卫地方安全和支援前线的任务，并踊跃参加解放军，向抗美援朝战争输送了大量兵员。他们又是生产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带头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动员和带动广大群众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使东北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很快，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参军人数较多，全国解放后复员人数相对也比其他地区多。高岗对解放战争中作出贡献的荣誉复员军人照顾、关心备至。早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就特别重视荣复军人安置、照顾，在书店里给荣复军人以九折优待售书，优先分好地、好房和牲畜，办学校和办企业优先安排他们学习和工作。各地普遍成立了抚恤委员会，办理荣军日常事务。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高岗、李富春等党政军领导，亲自给荣军和复员军人发慰问信，高度评价他们的功绩。慰问信说：“你们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战争中，创造了卓越的功绩，这种崇高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慨，是值得人民敬佩的，值得每个同志学习的。你们的荣誉，也是人民的荣誉，国家的荣誉。在这胜利的新中国第一个新春佳节之际，特向你们表示敬意，并致亲切的慰问。”他们在慰问信中向荣复军人提出新的要求：“新的伟大而光荣的经济任务，是战后压倒一切首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也一定可以完成。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打垮美蒋反动派，就一定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新中国。”他殷切希望荣誉军人和革命军人保持自己的荣誉和优良传统，不骄不躁，更加奋勉，努力前进，为人民祖国的建设继续努力。
为鼓励和表彰荣誉军人积极参加保卫边防和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冬东北地区首次召开荣军劳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荣誉军人劳模、英雄代表以优异的成绩向东北局、政府、军区汇报。
高岗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指出荣誉军人们在解放战争中，曾经以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精神战胜了敌人，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转业复员后，又在农村、工厂、农场、学校等各个工作岗位上成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是人们忠实战士，是值得大家尊敬的。他在讲话中提出今后任务和希望。他还题词勉励荣誉军人：“积极工作，努力生产，热爱祖国，做人民的模范，永远保持与发扬你们的荣誉。”朱德总司令和总政治部、内务部等发来祝贺词。
《东北日报》在报道中称：高岗主席的讲话，给全体荣军代表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和鼓励，全体代表一致感到增加了无限勇气和力量，纷纷表示下定决心继续努力，创造更大的成绩，保持与发扬荣誉，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爱戴与期望。
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倡导和高岗领导发扬的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的传统作风，在东北地区更加发扬光大。早在1947年，高岗主持东北军区行政工作时就强调发扬延安精神，开展大规模的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和东北行政机关发出指示，规定每年农历正月为军爱民、民拥军的运动月。几年来，通过这一活动创造了一种军民军政团结奋进、亲如鱼水的良好关系。仅在1948年底至1950年1月15日，东北各地慰问前方将士物品200多种，发出慰问信33万封，慰问袋20.5万多个，现金54.7亿元(东北币)，送去猪7万头，粉条10万多斤，干菜122万斤、香烟645万盒，对前方将士鼓励很大。时至九十年代，中央举行“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50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号召继续发扬延安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加强军民鱼水情关系。
同时注意褒扬革命先烈的工作，东北地区在解放战争期间发生过大的战役、战斗的地方都及时修建了烈士纪念塔和纪念馆、陵园，高岗、林彪等为纪念塔题词，缅怀烈士。高岗为哈尔滨、锦州、四平等烈士纪念塔、馆题词。如为四平纪念塔题写：“日月同光山河并寿..人民战士永垂不朽”。他还为战斗英雄杨子荣等纪念碑题字，对于教育人民，激励指战员，启迪后人完成先烈未竞事业起了极大作用。
三、教育文化卫生斐然
为了相应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巩固新生的政权，东北局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和提出了具体任务。随着东北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取得高速度发展。
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高岗深谙自古以来“武足以定国，文足以安邦”的治国之道。早在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使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日趋发展”，从学校到学生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起了重大变化，翻身的农民子弟纷纷入学。为适应工作急需，高岗指示在中学坚持学用一致的原则，设立基层干部培训班，训练一批农村建设的骨干队伍。中等以上的专业学校、学院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设立农业、林业、牧业、采矿冶金业、机器制造业、电业、纺织、服装皮革业、食品业、化学等工业课程和班级，依据学员文化程度学制长短不等，结业后分配到适合学以致用的单位，使学有专长的人都有机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发挥其“天才创造”作用。
东北党和政府把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放在同等地位。在发展教育中，同时抓了工人学习文化、技术和政治，成立工人政治大学和业余、夜校等。1949年3月，高岗在工人政治大学成立开学典礼大会上致祝贺词中，强调办工人大学的意义和任务。他说，过去的大学学生多是豪门子弟，工人是没有权利学习的。今天我们工人有了这个权利，是由于工人阶级多年来流血斗争所得来的。我们既有了自己的学校就应该努力学习，充实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管理国家的知识，相信工人同志一定会努力完成学习任务。他指出创办工人大学“是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干部，来管理大城市，领导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是政治学校，同时也是技术学校，组织工人学技术。今后，“一切城市里的学校都要注意吸收工人参加学习。”在工作中要注意培养工农干部，提拔他们，给他们以锻炼能力的机会，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智慧。
1950年3月，高岗署名发出《关于目前高等教育工作的决定》，并在《东北日报》全文发表。决定对高等教育方针，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工农知识分子的培养，俄文人才的培养以及招生计划、领导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决定指出，要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政府关于高等教育工作方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的干部应该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高级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并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使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使实际经验与科学结合。高等教育质量中心是制定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克服不结合实际的形式主义，有计划地解决教材，提高教师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加强教育工作领导的中枢机构。
8月初，东北局发出《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指出东北今后的中心任务转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决定实行“精干与正规”的方针，建立统一的、正规的教育制度。
东北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对东北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任务作了明确规定。高岗指出目前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及工农干部，为发展生产与国防建设服务。”“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人才，靠大老粗建不成社会主义。”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高岗强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特别是工业人才，同时注意改进中学教育；普及国民教育；开展工厂及农村中的文化卫生运动，逐渐扫除文盲。
高岗说，高等教育应根据精干与正规化的方针，统一专科以上学校的教育任务和招生计划，中等学校应根据今后经济建设和高等教育及小学师资的需要改善师资，提高教学质量。小学应予考虑劳动人民子弟入学方便，在自愿的原则下奖励人民自力兴办，由政府统一规定课程和学科，并加以领导。他还要求培养与提高各级教师水平，团结改造旧有教师，责成教育部门到关内聘请大批有知识有经验的教师到东北。他强调要尽可能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
他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加强学习的任务，要求机关建立学习制度，以达到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之目的，“开展对工人、农民的社会教育，培养劳动观念，遵守纪律，爱护国家财产，勇敢保卫祖国，警惕中外反动派破坏阴谋，注重卫生健康等新国民教育。”他强调学习宣传苏联建设经验和成就，中学以上学校设俄文课。当时，在苏联技术经验的影响下，东北出现学俄文热。
在繁荣文化艺术方面，高岗强调坚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加强文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开展工农群众的文艺活动。他多次强调要加强东北地区文艺组织领导，组织文艺工作者及团体深入实际，创作富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奖励优秀作品，加强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文艺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东北地区在以上文件、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出现了文化教育高潮，人民对文化的要求日益增长，学校、学生大幅度增加。到1950年，高等学校达到41所，学生达到3.5万人；中学比1949年增加106％，学生发展到16.7万多人，比上年增加38％，教师增加43％，工农班的学生达5千多名，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小学达到36807所，学生457.6万人。1951年和52年，学校学生大幅度增加，小学生达到553万余人，中学生44万余人，高等学校学生为1949年的4倍半，质量不断提高。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东北从1950年开始开展大规模的业余文化教育运动，普遍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冬学、识字班、工人夜校，掀起了工农学习文化高潮，提高了投身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本领。参加长年业余文化学习的农民2百多万人，上冬学的每年保持5百多万人，农民自己兴办的民校上学学生3万多人，职工业余夜校4千多处，学员达40万多人。还有2.3万多学员参加军事学习和国防建设。
到1952年，全区76％的学龄儿童人学，参加学校学习和业余学习的、上冬学的人数总共近1200万人，占东北总人数的22％，这在东北地区是史无前例的。
为发展教育、文化，东北人民政府根据高岗主席的指示，在极度困难的1949年就拿出22.5万吨高梁作为教育经费，照顾大量公费生，优待烈军属和照顾工农子弟。此后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到苏联等外国求学、深造，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李鹏、邹家华、谢绍明等就是由东北派往苏联学习的。
为了掀起文化建设的高潮，1949年12月东北地区召开文化代表会议，高岗很重视文化艺术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会议期间，高岗到会作报告。他首先肯定了东北地区几年来无论文学、新闻、出版、戏剧、音乐、美术、电影、摄影、舞蹈及文艺工作者都是有成绩的。接着指出东北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建设的阶段。号召全体文艺工作者挺身向前，发挥自己的天才与智慧，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他在说明东北工作的重点后，号召六百多位代表及全东北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积极参加新东北的建设”。他说经济发展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与文艺工作才有可依靠的物质基础”。为此，高岗向文化工作者提出五点要求，要为工农兵服务，培养新意识形态，加强文艺战斗性，要参加实际运动，互相团结和学习。
会议根据高岗讲话，认真讨论了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问题，各省代表发言，介绍了各省开展文化运动经验和贯彻高岗指示的打算。会后全区出现文化艺术建设高潮。东北广播事业是全国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1952年在吉林省九台等县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属全国第一批县广播站。高岗指示东北新华书店为陕甘宁贫困地区赠送了大批书籍。
卫生事业取得辉煌成就。东北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卫生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大力开展卫生医药和防疫保健事业，提倡保护母亲、婴儿与儿童的健康，团结与改造旧有各种中西医医务人员，使“东北地区的卫生事业已有辉煌成就”，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高。从1952年春起，全区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起到了移风易俗和改造社会的作用。
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卫生事业很落后，国民党占领东北后只管压迫剥削人民，不管人民健康，卫生事业更加糟糕，疫病猖獗。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大力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1952年医院比1950年增加45％多，卫生所增加了23％，卫生人员达8.3万多人。全区县、旗都建立了医院和卫生院。大部分地区设立了卫生所，卫生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几年来，高等医学院培养出3439名医师，大大超过军阀、日伪和国民党34年(即1915年至1949年)统治时期所培养医师总数(326名)十倍多。中级卫生技术学校也比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三倍以上。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中级医务技术人员。这些高级和中级的医务人员，深入工厂、农村，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东北地区的国营制药工业，生产了大量现代化的药品，供人民治病保健需要。医学图书出版社出版近百万册医学书刊和宣传卫生知识的通俗读物。
厂矿的劳动保护和劳动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在工矿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迅速发展了防疫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配备齐全。安全设备和保健福利大大改善，广大职工享受着免费治疗和各种福利，职业病和灾害损伤大大减少。
妇幼保健组织的普遍建立，保证了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几年来，在农村发展了1.5万多个接生站，改造了4万多名旧接生婆，推行了无痛分娩法。解放前，农村婴儿死亡率高达50％——60％，1952年降低到13％左右，普遍建立托儿所，并建立了儿童卡介苗和各种疫苗的预防接种。
解放后短短几年，东北人民政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各级政府设置各种传染病防治机构，采取有效措施，基本防治或制止了传染病。为扑灭地方病，建立了地方病防治研究机构，系统地进行防治工作，地方病大大减少。“这是卫生事业的一大胜利。”
针对美帝使用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从1952年起，全东北地区普遍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这又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移风易俗的卫生教育活动。它改变了旧社会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不重视卫生的坏习惯，大大改善了环境卫生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在运动中，根据高岗提出的“人人动手，户户动员”的号召，大张旗鼓开展了灭鼠、灭蝇和打扫垃圾运动，出现了很多的无鼠区、无蝇街、卫生模范组织和卫生模范村，城乡的面貌焕然一新。据1952年《东北日报》报道称：东北人民政府在辽阳地区的刘二堡进行检查52户人家，从室内到室外，从厨房到厕所，从猪圈到粪堆，一共找到60只蝇子。四平市郊区立业村下了近千个夹子，结果只打到1只老鼠。长春市小南岭过去被称为“大粪屯”，现在成了卫生模范村。沈阳市清除了积累20多年的垃圾堆。机关和厂矿执行了“人民卫生日”的制度，经常保持环境的清洁。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了人民的防疫卫生知识，城乡患病的比例较过去大大减少。美帝侵略者所进行的细菌战，在东北人民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下，遭到彻底失败。
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高岗在东北党的建设上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加强党的领导。解放后，加强党对新东北的领导，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自我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增强执政能力。高岗在主持东北局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这个“根本问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有权力，也有胆识，头脑清醒，办事果断，被称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有人说他大是大非“抓得很紧，小事不多过问”，“发动群众拼命干”。在人事上坚持任人唯“贤”、唯“能”是用的原则。1949在重新划分省市和成立新省市委时他首先选调一批得力党员干部充实加强了各级党的领导班子，重视了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和巩固东北党的领导力量。
随着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从领导战争夺取政权时期而进入了“集中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由被压迫、被取消、被围剿、被屠杀的“不合法”在野党，变为一个执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长期流血牺牲奋斗的结果，党的执政地位确立之后，共产党能够更直接、更广泛地联系群众，宣传教育群众，直接通过和依靠政权贯彻执行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
但是，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也为共产党执政带来了新的考验。东北党建立得比较迟。早在三、四十年代建立的东北地下党组织遭受伪满的破坏，日本军队的反复扫荡，有的被杀、被关，有的叛变投敌，有的逃亡苏联，幸存下来的不多了。“8.15”前东北就没有党的组织了。
东北中共党的统一领导机关从1945年9月才建立，党的组织是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到1950年底，党员达到60多万，党支部3.6多个。1949年以前，东北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全区人民，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消灭土匪，用武装夺取政权。东北党在完成这个任务时，无疑付出了巨大代价。高岗从陕甘宁边区创造和建设到东北解放战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在毛泽东身边担任领导工作近十年，倍受毛泽东的赏识、器重以及培养教育。他在东北长期主持东北局和政府军区工作，取得新的更丰富的经验，掌握了更多和更高的领导艺术。在东北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解放战争、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中，发挥了核心领导和先锋模范作用。
但是由于党的任务发生根本性变化，党的工作重点由武装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党的地位由自卫转变为领导地位，要团结一班人，带领人民建设经济，巩固国防，解放生产力，无疑比解放战争时期更艰巨，更复杂，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何况，东北地区又是长期以来封建军阀统治的地区，日伪统治14年，是典型的殖民性质的经济，如何进行改造、恢复和建设，如何率先变为全国的工业化基地，对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高岗来说，是一个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他是全国6个大区唯一的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一个，要完成这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把东北作为“试验区”，“建成像陕甘宁一样模范的区”，为全国经济建设做出榜样，“把东北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又是缺乏经验的。他虽然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领导过经济建设，但那是在敌人封锁的局部的环境下进行的，规模很小，程度很低，内容也非常简单，地域也不大，不足200万人，其复杂程度和东北几千万人、几个省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与工业化建设任务是不能相比的，已有的经验远远不足。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对高岗和东北党政压力很大，也是严峻的考验。正如毛泽东同志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需要东北共产党人从头学习，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和探索，共产党的领导和全体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水平，才能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高岗曾说过：“在东北经济建设面前，是存在着严重困难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原有的经济基础的殖民地性质，原有的工业设备又遭受了敌伪的严重破坏和战争的创伤，在恢复和改造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克服缺乏资金、缺乏装备、缺乏技术、缺乏干部，特别是缺乏经验的困难。”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建设形势，克服经验不足的困难，加强干部作风转变和建设力度，警惕干部蜕化变质、居功自傲、争荣誉地位，从1949年以来，他主持制定《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亲自领导高级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作出加强企业党委干部、工会干部的决定。
由于革命胜利，大批干部进城，有些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腐化、堕落，闹名誉、闹地位、闹待遇，要官要权，违法犯纪蔓延。新中国成立的前夕，针对不良现象，1949年9月8日高岗在东北干部会上发表了《荣誉是属于谁的》讲演。他针对东北干部在新形势、新任务的面前“使不上劲”，“缺乏象在土改与战争时期那样高涨的热情与劲头”，甚至有个别人因和平环境和城市生活的影响，“走向堕落和腐化”等情况，全面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提高全党干部革命事业心的必要性。他指出“没有全党与全体人民的非凡努力，没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劲头与新的事业精神，要搞好这一工作是不可能的。”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对于当前具体的革命进取心与钻研精神，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发扬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完成国家与人民的重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翻天覆地伟大理想的，是自觉的献身于革命事业，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统治一切”。
接着，高岗对东北党内干部情况分为积极努力的，按步就班的、不求进步的三种类型进行分析，特别对第三类型“不求进步、不研究改进自己的工作，好讲求名誉、地位，计较物质享受”的干部进行严厉的批判。他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员应该认识荣誉、地位“首先应归之于工人阶级，归之于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动力。我们革命与建设的荣誉，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地位与物质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员也才有地位可说。我们的革命与建设，是要使人民大众获得更好又更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如果不去努力发展建设事业，从发展建设事业去一步一步地使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向上改善，使群众首先受到革命与建设的果实，如果不首先关心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而只关心我们个人物质生活，如果不首先关心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而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那么，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就完全是可耻的，是可鄙的堕落。”“只有人民大众获得荣誉、地位和物质待遇之后，我们方可说到共产党干部与非党干部个人之间的荣誉、地位和物质待遇的问题。”
高岗说，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是在任何岗位上把工作搞好，把全部智慧、能力贡献给人民事业，而不计较个人得失。要懂得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党的最高利益。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质待遇”是人民根据你贡献给的酬劳。
高岗的这个讲演在东北地区引起很大反响，长期作为党内外干部和整党整风的必读文件，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培养、教育、提高干部素质，树立正确的荣誉、地位、待遇观，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克服一些干部享乐、腐化作风起了极大作用。
党的作风建设。党夺取政权后，东北党组织有很大发展，但几乎全部党员是1945年冬以后特别是东北全境解放以来发展的，有相当一批党员进了城并担任了东北一级和省市的领导，作了“大官”，环境、地位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高岗针对进城后确有些干部“纷纷然”“昏昏然”的情况，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高干学习文件，要高干按照毛主席“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毛病，实在值得注意”的教导，要求各级组织联系本部门工作，联系个人思想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克服“骄傲腐化”现象。东北军区等文工团还编演《李闯王》剧，到各大城市和部队演出数百场，对于防止“骄傲腐化”，提高干部素质反响很大。
为了巩固革命胜利，进一步改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担负起国家经济建设和争取财政状况的好转的重任，党中央在1950年5月决定在全党全军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严格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并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发出指示。
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于6月发出整党工作指示。要求在中央总的领导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整顿县以上包括主要财经、企业单位，然后整顿一般党员干部作风，经过一年来的学习整风和各级人代会、党代会，在思想作风上有显著进步。
但是，新的经济建设任务，要求党的执政水平更高、更密切联系群众，更全面地贯彻执行政策，领导更加深入具体，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更加严密起来。指示还指出，在胜利与和平环境中，有部分老干部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大批新党员、新干部存在许多不纯的思想与作风，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存在的若干错误思想作风，严重地影响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与障碍着党的政策之贯彻。主要表现在：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缺乏政策观点；缺乏整体观念的本位主义；?
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开展，原则空气淡薄，有些干部利用职权压制党内外民主，少数党员干部追求享受，贪污腐化。
7月1日，在建党29周年那天，东北局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高岗在会上作了整风动员报告，题目是《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参加这次整党动员会的有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和各省及直属市党的主要干部千余人。
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和领导者了。为了完成党所面临的建设任务，按照中央决定，东北局已发出整党的指示，在全党全军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根据同各部委和省市负责同志座谈和东北局已派出干部调查的情况，具体指出各主要工作部门目前存在的严重毛病。他说，主要是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政策观点，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一些同志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随之而来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恶劣倾向，这些问题的产生又很久得不到纠正，是同高级机关中某种程度不同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党是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我们党在人民中威信很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人民群众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不去掉这些恶劣作风，对于人民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危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他明确指出，我们这次整风就是为“搞好经济建设”。要为经济工作来整顿作风，不是脱离当前实际或从书本出发抽象地去整顿党的作风。我们认真来一次全党检查工作的运动，主动地揭发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各种毛病和缺点、错误，检讨阻碍我们工作前进与影响党和群众联系的根源。他号召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检查各部门工作，解决问题，以整顿党的作风，切实改进工作中思想作风上的缺点错误，进一步发挥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全党首先是主要负责同志的政策水平提高一步，把党的工作作风加以整顿，更加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与提高党的纯洁性，使全党的同志明确而负责地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与东北全体人民紧密联系，搞好东北经济建设及其它建设事业。这就是我们这次整风的基本目的。”
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大家警惕，不要因胜利冲昏了头脑，要继续兢兢业业，检查工作，承担错误，加以改正。他指出当前带普遍性的有：一是党内政策贯彻与政策教育不够，二是钻研业务与精密计算不够，三是满足于现有成绩，四是官僚主义态度。这是整风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他强调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与“旧社会的影响分不开的。”他说，我们的事业发展很快很大，“新党员新干部大量增加，党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青，而老干部对于今天这样新的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又缺乏经验”，一些人习惯过去的一套。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未能有系统地给以政策作风的教育，及时检查与总结工作，致使这些问题未得及时解决。他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同志，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严肃的检查，反对一般化的检查，要一个一个发现与研究政策、党务的具体问题，并一个一个解决，不是清谈一番了事。在方法步骤上，采取由上而下，抓首脑，抓领导，先把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整好，再整中级机关和中级干部。对下层干部，他说主要是帮助他们总结工作，从而锻炼与提高他们，不懂的东西，帮助他们学会；群众不喜欢的东西，帮助他们去掉，“培养他们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方法上广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东北地区整党工作，在东北局指示的指引和高岗的动员下，各地从1950年7月份陆续展开。结合贯彻中央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先行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企业抓了46个试点，取得经验，培养一批干部，然后全面展开。
东北整党运动一直贯穿在三反、五反运动之中，联系三反实际整顿党风。高岗抓住执政党在建国初期自身建设这个根本问题，采取多种办法，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提高了战斗力，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党的理论建设。在党的理论建设上，高岗主要抓了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学习教育，提高了党员和干部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
曾有人说，东北经济蒸蒸日上，是靠“两论”起家的，不无道理。东北地区在1950年就在工业系统开始《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当时针对建设工业化缺乏经验的实际，根据高岗的指示，东北地区带着建设工业的问题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武装了干部的头脑，提高了实践的勇气，树立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解决了许多的实际问题，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1952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高岗领导东北学习矛盾论》的报道，说高岗亲自组织和领导东北局的高干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他多次参加学习和讨论会，其他领导在他的带领下，林枫、张秀山、张明远、李卓然、凯丰、王鹤寿、顾卓新、张维桢、马洪、刘芝明等同志，并有各部局委的处长等30多人，都积极参加学习。
干部学习《矛盾论》是在学习《实践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紧接着伟大的“三反”运动之后，各级负责干部普遍要求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高岗的领导下，这次学习有效地推动了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提高了干部的执政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高岗在领导学习矛盾论的过程中，具体地运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学习开始时，高岗要求每个参加学习的同志首先反复学习原著，求得领会原著的精神实质；然后结合当前实际工作情况，联系干部的思想认识，提出问题，按照矛盾论的观点展开讨论。对每个问题既要反对不着边际、庸俗的乱联系“实际”，又要反对只是死抠概念，硬钻名词，在文字上打圈子。他说这两种学习方法都是错误的，都不应当采用。
东北局负责干部对矛盾论学习，正是按照高岗指出的学习方法进行的。在学习讨论会上，根据各部门学习小组结合其他业务所提出的问题，着重讨论了当前东北农村中的矛盾问题，当前工业建设中主要矛盾问题，“三反”、“五反”运动所表现的矛盾形势和斗争方法问题，国营工矿企业中“工会和行政的立场一致”的问题，以及我国当前国内阶级关系上和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的基本矛盾问题，中国革命成功的内因和外因等问题。
高岗在领导学习中，是一步一步地引导大家对各个问题作深入学习、研究。首先让大家把各种矛盾摆出来，进行分析研究，使大家了解各个矛盾的各个方面，然后联系起来加以对比、考察，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再进一步讨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样就使每个参加学习的同志能较为深刻地去体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辩证法，同时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有更为明确的认识。
高岗在组织学习时，是采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将东北局负责干部的学习与各部委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东北局委员除参加局小组学习外，还亲自领导本部的处、局长一级干部的学习。东北局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成了各部委学习小组的核心，推动和领导了各部门的学习。在每一次学习讨论之前，高岗要求东北局机关党委在本单位组织负责干部进行酝酿漫谈，提出问题，开展争论；然后把讨论的主要问题或者经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到东北局的学习组讨论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并求得一致的认识后再拿到各部门的干部学习讨论会上去研究。这样，各部门的学习小组为局核心小组的学习讨论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而局核心小组所讨论和解决的也正是各部门学习小组的同志所要求解决的或认识不清的问题。这样就使上下结合起来，使东北局的学习核心小组对各部门的学习上有了具体指导。高岗指出：不仅在工作中要随时集中和分析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求得思想上的一致，然后贯彻下去；在学习中，也要按照这一方法进行领导，这样才有可能弄清问题的实质，使干部认识达到提高。
由于高岗的领导，东北局负责干部认真进行了矛盾论的学习，就推动了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各部委的理论学习。各部门在其负责同志亲自领导下都成立了学习小组，而且比较认真地和有领导地进行了理论学习，特别是东北局办公厅、宣传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公安部等单位学习效果较大。同时，各省、市委在东北局的指导和影响下，也采用了这一方法，由省、市委书记亲自组织学习小组，进行了《实践论》、《矛盾论》和毛主席其他著作的学习。
高岗认真学习和认真领导学习的态度也引起了各级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视。他名符其实地担任东北局的学习小组长，经常仔细地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和参考有关资料，为了准备讨论，他有时亲自找几个同志漫谈。高岗模范地遵守着学习制度，每次讨论会他都准时出席，仔细倾听同志们的发言，并对每个讨论的问题作具体的明确的总结。
东北地区的理论学习在高岗的亲自领导和东北局学习小组的带动下，取得很大成效，大大加强东北党的理论建设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建设。通过理论学习特别是“两论”学习，干部们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强化了“实践第一”、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观点，以及巧妙运用内外因关系改进了工作方法，干部的政治积极性也因之大大增强了，领导上的方针、政策更容易贯彻了，上下的步调一致了，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大造了舆论，解放了思想，武装了头脑，真正达到“党风正，纪律严，政令统一”，极大地推动了东北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带动和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支援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党中央总结和推广了东北高干学习理论的经验。《人民日报》根据东北的经验发表了《必须重视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的社论，论述了高干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出：“中央局一级的机关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善于学习和善于领导学习的范例。我们应当要求所有高级干部都能向这些范例看齐，使我们的学习真正达到提高思想水平，改进工作的目的。”社论说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就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社论还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完成经济建设的巨大任务，就必须努力学习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掌握事物运动的法则，从而获得预见的能力，否则我们就会眼光短浅，或者盲目冒进，或者固步自封，使工作受到损失，就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干学习理论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本报今天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领导同志依靠抓紧理论学习来提高工作和干部水平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推广的。”
《人民日报》社论认为东北学习理论的经验在于：“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能否坚持的关键，在于主要负责干部的认识和决心。”领导“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导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身作则地带头学习，坚持学习制度，学习就能坚持下去。”高岗从西北到东北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建党建政思想。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把中国的解放、独立、文明、富强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也许是所谓“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都具有农民的儿子的特征，从过去公开发表高岗的大量文章、讲话中，每篇无不言及毛泽东的语录和观点，从他所引用的语录之恰当、得体，说明学得深，领会得透。高岗对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也是极为重视的，在建国前中央未建立统一的毛泽东著作出版机构的时候，在延安和东北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就大量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选集》和选读、单行本子。高岗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后极为重视《毛选》出版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主动将这一问题提到东北局会上作出决定。到1948年底，东北书店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毛选》共六卷，是全国出版《毛泽东选集》最早最多的地区。东北全境解放后他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东北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真正做到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泽东思想，将其作为东北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发挥了巨大的精神作用，收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效果。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时，注重学习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经验和列宁合作社及斯大林集体农庄的论述和联共(布)党史等。
干部队伍建设。为了适应经济建设新时期，东北局和人民政府特别注意抓了培养大批干部工作，创办了工人政治大学、行政学院和各种中专、学习班等专门培养工农干部，同时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选拔使用干部，重用人才。高岗经常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都要重视这个问题，“用各种办法来培养、教育大批工人干部。”截至1952年，东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高岗的指示，仅在工人中培养选拔了近10万干部，招聘专业技术人员9万多，加强了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力量。在国营企业中选拔的干部，分别担任了厂长、矿长、科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员。这些干部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又是生产能手，熟练技术操作，并且是历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钻研业务，埋头苦干，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企业部门的骨干，创造了许多卓越成绩。还从旧政权，旧企业留用了一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有的提拔为领导参与政权、教育和经济建设工作。
抓干部队伍建设是东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1950年夏开始的整党和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东北局决定培养40万干部。按照高岗克服“现用现找”的要求，各省、地、县有计划、有组织地根据生产需要进行培养、选拔干部，普遍建立积极分子和选拔干部后备名单，有目的地在实践中培养锻炼、考察，成熟一个提拔一个，改变了“现用现找”，盲目提拔，“滥竽充数”以及提拔起来不胜任的现象。公营企业按行业、文化程度分别办业余技术、政治学校、学习班、夜校等进行培养、训练。在培养干部中注意培养技术工人、生产能手。工业系统根据高岗的“提拔干部和提拔工人升级相结合”的指示，使提拔工人当干部后参加生产，为不断培养工人干部开辟了广阔道路。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对培养、教育和恰当使用干部的重视，是应具备的条件。
张秀山等老同志说高岗在选拔使用干部中，明确指出“德、才、勤、绩”选拔标准和坚持“任人唯贤”的政策，要“尊重知识，注重培训，尊重人才”，“用人不疑”，大胆启用能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这是东北工作进步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所提拔的干部，先由领导提出初选名单，召开群众座谈会审查或个别征求意见，人事部门再作观察、修正名单，最后任命宣布。从1949年起至52年，东北给中央机关、华北地区、新解放区输送干部4万多人。
高岗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文章《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中说：“有了建设的计划，还需要执行计划的人才。”他说，精确的资源勘察，正确的设计，施工、安装设备，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准的人才”。要管好现有厂矿和新建厂矿，还要有大批的“工业管理人才”。“因之，培养勘测人才、设计人才、施工和安装的人才，训练掌握复杂技术的各种技工，以及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高岗还指出：“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是决定工业建设成败的关键。”
高岗任东北一把手后，毛泽东主席对一些干部说，高岗是个“成熟的马列主义者”，要求听从他的领导。毛泽东亲自大量批转了东北恢复经济、工业建设、发展农业、三反五反等方面文件、讲话、文章，一直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用和信任和支持。
总而言之，高岗主政东北一显身手，善抓大事，不拘小节，大刀阔斧，令行禁止，奖惩分明，充分展现他的建党建政建军建经济英才大略。在短短几年，他带领一班人把战乱频繁，土匪如麻，民生凋弊，工商倒塌的东北黑土地治理得样样在全国领先。农村土地改革，城市工商调整，工农商学纳入新民主主义轨道，工业连年翻番，商业繁荣昌盛，农林牧副丰收，文卫事业辉煌，国防力量加强，社会秩序安定，全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景象。
东北地区过去饱尝封建军阀统治，日伪蹂躏。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沐浴阳光，进入和平民主、安居乐业，经济腾飞的岁月。东北的粮食、军火、物资和人力源源不断支援入关作战的百万雄兵，给华北、南方大量调粮食、调钢材、木材、工业品，打破私商囤积居奇，稳定城市秩序；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召集民主党派和人士协商建国国是，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组织人力、物力运往朝鲜，全力支援志愿军又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建设中东北是全国建设的“试验区”和典范。
高岗对东北人民造福谋利，举世瞩目，业绩辉煌，载入史册。东北人民崇敬他，他的名字、荣誉和西北一样，家喻户晓。他的画像在机关、学校悬挂(建国初中央政府正副主席都挂大像)，群众都可以在报纸、画报上随处看见，在新闻影片和广播中看见听见他那魁梧体格、着中山装，大背头，国字脸和嘹亮有力的陕北口音，东北人民心目中对他的印象、感情至深。东北人民得解放、富裕、安居乐业，发自内心感激他，敬重他，把幸福生活的账记在他身上，有的人知道高岗、盖苏文，不太知道毛泽东、李世民，有翻身农民竟然喊他“万岁”。高岗知道后，即令办公厅、宣传部坚决“制止”。他苦笑着说，陕北推翻明王朝的农民领袖李自成都不是万岁，我怎能是万岁呢。“中国只有毛主席一个才能呼万岁。”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说，延安时期不是呼朱老总万岁，还有标语吗？听说南方呼周公(周恩来)万岁吗？这是个别翻身群众喊的。高岗生气地说：“群众喊也不行，坚决制止，这是政治问题，绝不能含糊！”拂袖而走。
第二十三章 首任国家计委主席
在全国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造事业，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始酝酿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即将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振兴中华。为了适应新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和任务，中央对战略部署和领导机构、领导工作进行重大调整，加强了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与统一领导。
一、筹建国家计划委员会
1952年，全国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打击了资产阶级对新生政权的猖狂进攻。政权巩固，社会秩序安定。这些为1953年在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创造了条件。
但是，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过去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各大区相对独立的体制已不适应。同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应及时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刘少奇则认为应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有分歧，导致财政、计划和政令不能统一贯彻实行。毛泽东主席经过长期考虑，借鉴中国历代经验及外国经验，决定“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采取果断措施，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8月，中央参照东北局机构改革的建议提出《关于加强中央机构改变大区机构与任务的意见》，从各大区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工作，毛泽东“认为可行”，遂决定调高岗、习仲勋、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等到中央工作。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分别对准备调中央来的同志谈话，毛泽东与高岗谈话，并热情欢迎他早日到京着手分管的工作。毛泽东在谈话时对中央打算调各大区到京的领导人征求了高岗的意见。毛泽东说：对经济建设，“我们心中没数，人家想支援，我们甚至说不明白想要人家提供什么，提不出一份想要什么项目、货物的清单”，“你在东北搞几年计划经济，和苏联专家也熟，摸到一些门道，回来负责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期间，周恩来、陈云去苏联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未通过，并受了批评。毛泽东急盼高岗早日来京，重新制定五年计划。此时高岗正在安排东北1953年的基本建设。9月2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给高岗的电报：“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来盼告。习仲勋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恩来、陈云同志明日可回北京(即从苏回京)，并告。”
1952年9月，东北地区将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准备就绪，10月5——7日，东北局召开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会议，高岗在报告中部署了1953年的经济建设任务，号召东北国营工业中的全体党员和全体职工要以积极的态度全力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迎接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
会议之后，他回到中央工作，暂住在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集中精力筹建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构和对五年计划的原基础上研究修订的框架等。10月下旬，他又回到沈阳，安排、处理东北当前工作，在东北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运动的报告。接着，在东北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和加强农村和农业及互相合作工作。会后返回北京，在此前后，他多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研究各大区机构改革和任务，调整充实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和大区及部分省市区的领导班子，他在会上讲的意见被政治局采纳。
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19次会议，高岗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做出重大决定：改变了大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机构及其任务。决定指出，为适应1953年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更应加强统一与集中，中央政府的机构应大大加强；同时省、市级人民政府的组织也应加强，以加重省市领导的责任；因而大区军政委员会的机构与任务应予改变。大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大区行政委员会是代表中央政府在各地区进行领导与监督地方政府的机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之。”
这一重大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领导，大权集中于中央，增大了省市的责任，大区的权力相对削弱，取消了大区的军队指挥权。这对国家巩固和长治久安无疑是一项重大举措。中央的决定还对大区下设的机构也作了相应的改变，有些部门收归中央直管。会议对省、市和区区划建制作了调整，以达到便于经济建设的领导。
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集中统一计划和领导，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邓子恢副之，陈云、彭德怀、贺龙、邓小平、饶漱石、林彪、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安志文、马洪、薛慕桥等为计委委员。毛泽东主席提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担任计委主席，理由是他有领导东北有计划经济建设的丰富经验。委员中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高级将领，调到中央工作的各大区一把手和经济学者，他们在各大区独立领导经济恢复和建设中有一定的经验。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班子的组成非常满意。他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是经济内阁”。计委直属中央政府，不属政务院的，和政务院平行，也是党中央的经济参谋部。
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了教育部、体委、扫盲委员会等文化建设领导机构，对22个部门和13个省的领导班子调整充实和加强。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不仅保证了国家长治久安和加强了政权建设，而且保证了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组织领导和集中统一。
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会议“是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在政权建设工作中的一次巨大的建设性的改进”。社论说，三年来，我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各项改革，以及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恢复工作。东北地区在1952年已经开始了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结束经济恢复和改建工作，全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开始。
社论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顺利地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我们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首先必须加强国家经济的计划性。对于经济建设有计划的领导，乃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集中表现。“为了加强计划性，又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与集中领导，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
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仍兼任东北原任各项领导职务。他是各大区调回北京的领导5人中最受重用的一个，权力、地位甚为显赫，和周恩来平起平坐。中央的重要会议通知单上除毛泽东外，其余以刘、朱、周、高、陈为序。董必武说：现在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看来，高岗同志飞黄腾达了，高岗要请客了”。高岗说：“晚上我举行晚宴，欢迎诸位光临”。
11月下旬，高岗重返沈阳，主持召开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政府19次委员会议精神和决定。他在会议上，就东北第一次人代会以来三年中各项工作成就作了报告。他说，东北人民政府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贯彻东北第一次人代会和中央批准的“施政方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全东北人民的努力，苏联专家的帮助及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工作，使东北经济工作有了巨大的发展。他在报告中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东北53年各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建议。东北工作安排就绪后回到北京，着手1953年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重新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高岗走马上任，雷厉风行，大显身手，筹建国家计委领导机构时，十分注重经济计划管理人才调配。东北人民政府在建国前就仿照苏联成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高岗自任主任，已经积累了几年计划经济管理的经验。计委成立后，高岗提出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会管理且有一定工作实践经历的干部进京工作，充实经济部门领导骨干，加强经济建设工作，修订五年计划，推动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正是毛泽东梦寐急切的愿望。
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到来，1952年9月高岗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时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文章题目是《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赞扬该文：站得高，看得远。当时正在讨论制定五年计划和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文章以东北实践着眼，面向全国，指明了经济建设以中国工业化为重点的道路和措施，对指导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文章全面论述了工业建设的问题。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年中，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有计划地进行了经济恢复和改造工作，并从今年开始了有重点、有步骤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东北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伟大胜利。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56％。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国营工业占82％，而国营工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总值又占到67％多。这年的工业建设投资，新建改造的部分已占到70.4％。东北地区已走向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为全国起到领头雁的作用。
文章说，“三年来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确信：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它比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要优越百倍。这一社会制度给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虽然在抗美援朝和内部社会改革的严重斗争中，我国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财政经济仍能较预期为早地达到了“根本的好转”。特别是国营工业首先是作为国营工业基础的冶金、电力、机器制造业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加强了“我国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政治地位。”“我们国家就具备了从事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条件。”“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我们面临着的光荣的历史任务。”
文章指出：“我们今后的任务要比恢复时期艰巨百倍。”我们必须大大扩展现有的工业基础。我们要继续尽可能利用新的技术设备来改造现有的工厂，尤其要建立我们所没有的而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工厂，建立新的制造厂，开辟新的矿井，并以“最新的技术把它装备起来。这是我们当前最根本的任务。”我们要把工业的基本建设放到“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我们党和政府，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要把这个任务光荣地担负起来。”
文章说：没有工业的基本建设，不把基本建设做好，国家的工业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的国家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和真正的独立，也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的前途。工业的基本建设是百年大计，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国家的建设计划，就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和步骤的蓝图”。
高岗指出：“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从轻工业开始，依靠轻工业的积累来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一般道路，是必需数十年乃至百年才能使工业真正发展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从重工业开始，从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开始，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这是困难多而发展快的道路。”他说，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工业的道路来建设我们的工业，必须依据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国人的路”，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从重工业开始，从生产资料的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开始，以便迅速地求得经济的独立，增强国防力量，来消除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那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他强调实现工业化，必须把“国营工业放在第一位”。企图以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随着国营工业的发展，私人工业在符合国计民生的条件下，也会得到一定的发展。“东北三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东北1951年的私人工业在生产总值比1949年超过一倍以上。
他在文章中就工业和农业、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详细论述。指出工业发展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逐步实现合作化和集体化；农业的发展，既以工业发展为前提，又给农业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没有农业的发展，我们的工业建设就会“跛起脚来。”
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都必须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制订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分析需要与可能。既要反对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估计不足，对群众的创造力量估计不足，对后备力量的增长的迅速估计不足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应反对不管主客观条件和可能只按主观愿望的冒险主义的倾向。”
高岗在文章中突出强调培养人才的问题。“有了建设的计划，还需要执行计划的人才”，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基本建设需要的技术水平，远远超过工业恢复时期。我们再次遇到“不懂不熟”的情况。要动员全党来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经济知识。学习苏联经验。“技术是决定工业建设成败的关键。”要开办初级高级的技术学校，招收职工和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每个较大的工厂、矿山，都办这样的技术学校。对于旧的技术人员，采取“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政策”，把他们当作“国家的财富”，使他们发挥应有作用。
对建设资金积累，他说不能靠涨价，而靠增产节约，同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加重农民的负担，要按照工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积累速度，“正确地制定国家计划，防止百废俱兴，失掉重点的倾向”。要严格财政统一制度的办法达到节约的目的。
高岗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主席审阅后发表的，对当时制订五年计划和提出总路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
高岗任计委主席后致力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重新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他首先调整充实了起草修订五年计划草案的班子，抽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派人赴苏找资料，学习苏联经济建设和编制五年计划的经验，对国内外的情况、各种资料分析、研究、考察，在原有的基础上论证和综合编制计划。
1952年冬，中央决定在53年2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岗主持计委会议，不分昼夜修订五年计划和研究提出苏联援建方案。
1953年春，国家计委会同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率领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研究了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问题。他们在调查中，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系统地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深入考察了南方在建国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调查结束后，5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高岗亲自进行审改后送毛泽东。
调查报告指出：建国以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呈现出统购、包销、加工、订货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凌驾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之上，仅次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其中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变革所有制。报告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主要形式，是我们把资本主义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它部分。
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讨论资本主义改造问题，并将《报告》提交会议讨论，还编印了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论新经济政策的材料。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领导外，还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广州、南京、武汉等10大城市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高岗等在会上讲话、发言，肯定了这个报告，认为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有发展。在讨论中有人持疑，被毛泽东驳回。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岗和李维汉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会议上作了报告，使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更加明朗化和具体化，将其纳为五年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步骤。编制五年计划是一项繁浩的系统工程，在一无先例，二缺经验，三人才不足，又不明地质资源的情况下，要制定出史无前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作为今后长期的基础建设计划，的确困难重重。
早在1951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十年计划经济。1952年8月，政务院提出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周恩来总理和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将《草案》拿到苏联征询意见。苏联政府领导人看后认为这不能算是五年计划，并说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提出批评，未予通过。同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高岗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想，在《草案》的基础上，根据苏联的建议和经验，参照东北几年来的实践经验，也参考了国民党的一些经验教训，主持召开专门会议，重新讨论修订五年计划。高岗在东北工作期间和苏联援助东北经济建设的专家接触频繁，又亲自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和援助项目，和苏联领导打交道多，还考察苏联的经济建设项目。苏联的经验和专家的作风对他影响很深，他和苏联领导关系是比较好的，对他感悟最深的是苏联重视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它们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人民的努力和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和农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奋发苦干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尽早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全世界创造出一条新的道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为发展工业确定了目标，设想农业集体化道路。这个计划，当时被西方资本主义认为是“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然而，在苏共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向上，奋发苦干，只用4年多一点的时间，竟于1932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击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攻击。苏联在发展工业化中，拼弃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化，都是先从轻工业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积累资金，然后把积累的资金转到重工业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苏联决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这条路。斯大林说：“布尔什维克党知道战争日益近逼，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迟一步，那就等于失败。”我们党“记住了列宁的指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历史事实证明，苏联没有强大的工业化，恐怕被希特勒吃掉了，也没能力出兵援助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东北的历史比较复杂，自清朝发迹入关前，与明王朝争战多年，吴三桂引清兵进关后统治全国，东北比较安定，清朝垮台后，张作霖称霸多年，另打旗号，不受国民党管辖，后又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加伪满双重统治。日本投降后，按雅尔塔协议，国民党以“主权国”名义接管了东北，实行短暂的控制(主要在大城市)，我军不到3年解放了东北。东野主力入关作战，高岗主政后很快控制了局面，并取得了大的进步，赢得斯大林对高岗赏识，送给中国领导人的五辆小车其中有高岗的一辆。高岗对斯大林也很崇敬，对斯大林的意见很赞赏。高岗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很感兴趣，1949年访苏后，大大加强了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自任计委主任。他在主持编制五年藏书网计划时，参考了苏联意见和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得到苏联的大力帮助。高岗主张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应该以“重轻农”的次序安排，在速度上是采取跳跃式的，加大力度。高岗用世界上发展经济的经验来说明重轻农的关系和速度。他认为资本主义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50至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工业化。苏联过去走的道路正是我国今天要走的道路，苏联走过的弯路我们可以避免。他还搬出在东北运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国家资本主义论述和苏联建设经验指导东北经济恢复改造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取得成效，来说明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只有重工业一上去就可以武装和促进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发展，就可以加强现代国防力量，就可以促进商业的大发展。东北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次序安排，能使发展“又好，又快，又省”。这种考虑是符合当时形势的，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美帝侵朝战争的狼子野心作为跳板侵略中国，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我国工业底子太薄，鉴于这种客观现实，我国亟需建设强大的工业特别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
毛泽东主席很赞成以这样的次序安排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经济建设的重点。他在修改总路线学习参考资料中说得更具体：“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使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固然是为了工农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同时也照顾到工农群众目前的需要。只有逐步实现工业化，才能使工农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真正可靠的保障和改善。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就要有系统地发展国民经济，如果不采取这个首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也就永远得不到发展。”更进一步说明了首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的重要性。
1952年冬天，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计委委员李富春去苏联征询修改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并商谈对中国的援助。苏联领导再次提出了宝贵建议。斯大林表示：对中国的援助，在技术上是头等的，价格上是便宜的。他认为中国五年计划的发展要求速度快了点，他说做计划时应留有余地，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留有后备……。实践证明，斯大林的意见是正确的。苏共对中国经济建设援助是重视的，因有的供货未按时给中国，斯大林决定撤换了十来个部长、副部长。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等领导人两次找李富春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他说“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太坏。萨布罗夫认为中国的五年计划任务有些太紧，资料根据不够充分，最好提出两三个方案比较一下，再由两国政府审定。他指出：你们地质资料不够充分，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是你们五年计划的薄弱环节，设计工作落后。李富春对萨布罗夫所提意见作了说明后，萨仍坚持说，你们提出的五年计划速度是快了点，有可能受挫折，如果受到挫折中国党和人民都会感到痛心；把地质资源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把握的暂缓，这样中国建设速度将是很快的。李富春派专人回国将苏联的意见报告高岗。高岗于1953年春节召开计委委员全体会议，并吸收国家计委的局长列席，传达了苏联领导人对我国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然后对草案作了认真的修改。因为这样宏伟的计划，我国不仅缺乏经验，同时有很多大项目特别是一些工业设备还得靠苏联设计和援建，苏联的意见自然受到大家尊重。修改后的草案苏联领导感到满意，苏联米高扬等领导人同李富春交换了意见，首先肯定中国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正确的，但速度快了些，认为发展重工业的主要困难是专家太少，地质资料缺乏，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地质资料建设，并对中国五年计划提出建设和援助项目的明细表，有民用工业、国防工业和有色金属等三张表(90多项)，将企业规模、交付设备日期、设计的时间等确定下来。高岗代表中央主持起草了给李富春的信，感谢苏联领导对中国五年计划所提的建设性意见，同时在信中提出了对扩建改建重建厂矿和派专家、代培实习生等问题具体要求。
在修订五年计划中，全国抽调大批专家学者和大学学历的红色秀才等汇集北京，苏联专家协助共同制订，还吸收一些原国民党、受过美国学科训练的高级经济管理人员参加编制工作。这些旧人员很赞成按苏联路线建设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高岗多次找旧人员交谈国民党管理经济的情况。
5月中旬，苏联对中国援助的谈判胜利结束，并举行了签字仪式。米高扬在签协议时说：“今天签订的协定，是一个庄严的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工业建设的协定，特别是重工业，为此，我们表示热烈祝贺。”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对苏联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不容否认，50年代初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支援是有口皆碑的。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启动发挥了重大作用。苏联专家忠实地履行了两国的“协定”和此前和东北政府签订的协定。他们按协定要求，从选厂址、工程设计、设备供应、指导安装和开始运转直到新产品的制造、技术人员的培训等全面的援助，这些都体现了苏联人民的真诚友谊。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的项目共156项(实际是150项，因先宣布了156项，以后就沿用这个说法)，其中包括前几年在东北等地已经开始援助的新建和改建的50多个项目。另外还有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60多个工业项目。这些重点项目中，有钢铁企业、有色金属企业、煤矿、洗煤厂、炼油厂、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滚珠轴承厂、动力机器厂、电力机器制造厂、化工厂、橡胶厂、国防工厂、火力发电站、医药厂和秦城监狱等基本基础建设，成为我们建设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骨架。这些大项目都有苏联专家帮助。苏联按照斯大林的承诺，提供的设备在当时国际和苏联国内都是最先进的，派的专家是一流的，知识也是全面的。他们为使我们掌握新技术，运用新设备，提供了实习工厂，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和关键岗位上的工人，工厂正式投产时都成了生产上的骨干力量。
苏联每年接收中国派遣1000名实习生，给中国派遣5个专家组，另有200名设计人员，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支援经济建设。同时，把援助中国的部分项目的设备列为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本来，他们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又加进去援助中国的任务，差不多每生产两台机器，就有中国的一台。应该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巨大的，确实尽到了国际主义义务。
5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友谊，实际就是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及工人、农民、军人之间最友好，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来往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团之类的友好访问都不如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工农、军人、学生之间那么深厚、具体。曾在中央设立的苏联专家局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没有苏联专家，就没办法体现当时的中苏友好。他说，我们要感谢苏联专家，没有苏联的支援和专家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建国初的“盛世”。“当时土包子进城，除了打仗，建设方面什么都是外行，大量的干部还处在文盲半文盲水平”。正如毛主席说：“因为我们心里没数，人家想支援，我们甚至说不明白想要人家提供什么，提不出一份想要什么的项目、货物清单。”“原来鞍钢有70多个工程师，其中60多名是日本人，日本战败后，技术员迁送回国，没有苏联专家来帮助，根本没办法恢复生产。”当时要建立航空学校，都有苏联派专家和技术员。东北大电站，厂矿出故障，我们请求苏联派专家来排除；建国初华北发生鼠疫，威胁平津等地，请求苏联提供疫苗和血清并派专家等，有求必应，苏联及时派专家来到中国。我们对待苏专家也不薄，1950年成立苏联专家局对苏专家从住宿到生活关心备至，工资比他们国内高的多，领导经常看望，赠送礼物。人心都是肉长的，苏联专家无论技术指导或者讲课，认真负责，体现了无私援助的精神，有的专家把我们需要的资料，偷偷让我们摘抄、拍照。当然也有个别专家干坏事，打中国学员，倒卖东西，乱搞女人。
1953年6月29日，国家计委主席高岗在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作了《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李维汉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的意见》的报告，会议集中了一段时间进行专题讨论。
高岗在报告中提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他强调指出，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增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财经会议前，张闻天(时任驻苏大使)回国述职后，毛泽东叫他参加全国财经会议，让他“捞一点‘资本’回去”。这正合乎他想做经济的愿望。他找高岗和有关经济部门负责人了解情况，表现出极大热情。高岗赞赏他懂经济，特请张闻天帮助他修改向财经会议上报告意见的“提纲”。财经会议开到不足一半，毛泽东指示批判薄一波，张感到味道有点不对，此时他正好患病请假去北戴河疗养。他走前，托请高岗向毛主席转达：他希望回国做经济工作的意见。张闻天的愿望未能实现。他回到驻苏联使馆接到陈云的来信说：中央不同意调动你的工作，毛主席对你有看法，表示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员拉下来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打消原来的想法吧。
高岗在会上的报告，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审改。周恩来审改后给毛泽东和高岗写了信，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和修改的句段，高岗看后说：改得好。信全文是：
主席阅转高岗同志：
高岗同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稿修改得很好，我提不出甚么新的意见。只是在开头一段，我仍认为初稿写得恰当全面，较修改稿上“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间内，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段话为妥。上次贾拓夫在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上，也孤立地用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口号，我曾提议改了，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不如仍以初稿将第一段写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三年多在经济恢复和改造上的巨大成功。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的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我这样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话，则报告稿十八页段末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还有，第八页第一章，“在水力电站和造船工业等建设”句，应改为“水力资源、电气化和造船工业等建设”，以免误会为“水力电站”。
周恩来
六·二八
高岗的报告对与会者鼓舞很大，使他们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在小组讨论中，大家争先恐后热烈发言，赞扬报告是建国以来最全面、最宏伟的一个振兴中华、振奋人心的报告，框架宏大，指标明确，措施得力，有新创意，是五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宏伟蓝图。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规模是巨大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投资总额766亿元(新币)，其中属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亿元，占总投资的55.8％。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基建投资58.2％；农林水牧投资占7.6％；交通运输和邮电占19.2％；贸易、金融和物质储备等占3%文教卫生占7.2％；城市公用建设占3.7％。上述投资总额相当于7亿两黄金，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举措。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有3000多个上规模的建设项目，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高岗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望实现。由限额以上即大型的694个(包括苏联援建的150项中的145个)建设单位组成了工业建设结构，将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舞全国人民的雄伟计划，是夯实振兴中华的奠基工程。60岁以上的人们至今还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称之为建国初期“盛世”。那时生活水平不算高，但生活质量好，“三反”、镇反清除了社会上的垃圾，人们心情舒畅，安居乐业。五年计划提前实现，经济飞速发展，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
“一五”期间，工业建设项目以配套项目安排，布局比较合理，改变了旧中国70％的工业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状况，改变了半殖民经济所造成的局面，内地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里。“一五”期间，安排新建项目上考虑到原料、资源和战备等因素，主要部署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苏联援建的项目中有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陕西和四川两省。东北的基础好，把很大一部分加工机械企业摆在东北，如鞍山为钢铁城，长春为汽车城，沈阳为飞机城，富尔拉基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在后进地区也部署了一些大项目，以带动落后地区，改变后进面貌。军事工业都摆在较为安全的地区。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既按比例发展又符合国情，也正确地处理了几个关系，集中国特别是东北经验并参照苏联经验之大成，经过执行是成功的。到19.?56年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重大变化。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总产值为1286亿元，比1955年增长16.3％，其中工业总产值为703亿元，比1955年增长28.1％，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计划指标。农业及副业总产值为582.9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6％，比1955年增长5％。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基本达到1957年五年计划的指标，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产值超过旧中国百年的总和，工农业产值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满实现，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经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现代化程度与西方国家已经缩短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并不大，可以说处于经济大发展的前夜。可是，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分歧和斗争，直到高岗死后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有人企图否定五年计划的正确和成就。指手划脚，说长道短，以抿灭高岗的功绩。毛泽东生气地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来说，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
中国人爱用比较法：“不识货，货比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国家经济建设夯实了基础，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到1956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之上升为5％多，国家面貌发生变化，人民生活达到改善，举世瞩目。但是，“一五”计划提前一年胜利实现，冲昏了头脑，“使人骄傲”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58——62年)，不顾主客观条件，高指标，大计划，上涨了几次，下降了几次，搞得一塌糊涂，经济占世界比重下降到2％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的更大了，造成的损失几乎和“文革”时期差不多，“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几千万人在饥饿线上丧生，正确与否，两个计划实施结果对比一下，是非明确，历史事实最有说服力，胜于雄辩的。
三、为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思路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产生和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互相联系的，总路线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相统一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土地改革完成，改变了中国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我国的威望大大提高。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国内主要矛盾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就要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三反五反”运动，实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斗争。
1952年元月，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他联系三反五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全面的分析了东北地区阶级斗争的现状后，明确提出在对待资产阶级的右倾表现和反对右倾的措施。他说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入城市，转入经济建设，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他强调坚决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必须向“资产阶级开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这正是毛泽东主席当时思考的问题。那时，毛泽东对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放心，十分重视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问题。毛泽东与高岗谈话时说：“我对你的思想很接受。苏联同志讲，在中国党内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管理的干部只有高岗等少数人。”
高岗说：“社会主义的经验很重要，《共产党宣言》里说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要立即转到反对资产阶级’。”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他俩的思想认识是一脉相承的。6月，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在中央统战部一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就无疑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后要消灭的一个剥削阶级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为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势在必行。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断定，这就要对战略部署和战略指导思想进行调整，确定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5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一化三改”的任务。他说，用10至15年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对确定总路线、总任务的分歧意见，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三个革命”的问题。他说，共产党闹革命，是革封建主义的命，革帝国主义的命，革资本主义的命。前两个革命我们革的差不多了，第三个革命要不要革啊？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妥协让步互敬互爱，握手言和，称兄道弟，长期共存？那我们共产党就不应再叫共产党了，应更名为社会民主党、考次基党、白恩斯坦党好了，甚至称为工党都可以。他面孔严肃地扫视了会场在座的书记处成员说，你们谁有这个胆量啊？本主席今天旗帜鲜明，替本党正名，要消灭资产阶级，包括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共他们的产。
总路线的制定和出台，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建国后，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高层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和做法，经常出现在中央的一些会议和中央文件中，致使下边执行中遇到困难。为了统一政令和认识，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和集中统一，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提出总路线的具体内容，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同时，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领导重新分工，并收回中央文、电审发权，从政治、组织、思想路线等方面保证总路线的贯彻落实。特别引人注目是高岗被任命为“经济内阁”的头，和“政务内阁”周恩来平起平坐，怎能不令人睁大眼睛。
1953年6月15日，在财经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高岗出席了会议，并参加讨论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实际上，正是毛泽东“脱离”了总路线，10至15年的任务3年完成，犯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建议，被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决定向下传达，要求全党贯彻执行。
12月，中央宣传部拟的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对总路线作了最完整、最权威的解释。“提纲”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也称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高岗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实践材料，这个“提纲”编写容纳了东北的大量实践经验，特别是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报告里的基本内容被吸收。例如：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是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目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改造，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大大提高国家的财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观点整段被引入“提纲”。
以重工业为主导，带动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以一化带“三改”的观点是在东北地区从1949年高岗主政以来一贯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他组织发动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大胆地、独特地、创造性地组织实施，收到良好的效果，为毛主席构思总路线提供思路和实践依据。当然，东北经济发展快，更重要的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支持高岗大胆地干，充分发挥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大胆尝试，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共同纲领》的精神，也有苏联的经验和专家的帮助作用。
四、放手让高岗抓经济工作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毛泽东用充裕的时间，集中精力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特别注重考虑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他对高岗说：想从各中央局调一些有丰富经验、政治上很坚强的同志上来补充中央的力量。在全国人代会和党代会上铺开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整体规划，高岗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正确决策。
到1952年，全国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绝大部分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至10月，全国工业发展情况是：以解放前为100，电力1949年为72％，52年达到115％；煤49年45％，52年达到90％；石油49年为36％，52年达到113％；生铁、钢锭、钢材49年分别为11、16、18％，52年达到104、155、167％；水泥49年为31％，52年达到148％；轻工业棉纱、布、纸、烟，49年分别为72、73、90、83％，52年达到144、161、234、145％。有的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
高岗调来中央前，毛泽东派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到东北了解五反情况，实际是对高岗在东北工作的考察。陈伯达去时，毛泽东亲自给高岗写信：为了了解东北三反五反斗争的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高岗知道陈伯达是毛泽东跟前的大红人，他既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时称马列主义理论的“红色专家”。高岗对陈伯达是十分尊重的，他亲自或派人陪同这位“钦差大臣”参观了一些地方，又是宴请，又是跳舞，又是汇报，单独长谈，热情非凡。当高岗汇报了工农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用品，城市供应保障，落实民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政策；党政军民整顿组织纪律，整治了各种腐化现象(即三反五反)；军队装备和弹药的生产和供应，无论出人上和物力上都保证了抗美援朝的基本需要和组织人事工作等情况。陈伯达说：毛主席对东北工作非常满意，夸你是年轻有为的大政治家，很有一种办大事的风度。
高岗用人确有独到之处，东北工作出色，与他知人善任，唯才是用，五湖四海，不论资排辈，发挥各人所长有极大因素。
陈伯达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说：高岗确实很能干，很有魄力。他并不是那种被陷入事务圈子里的苦干家，他办事很有条理，工作、休息和娱乐活动安排的有条不紊。
高岗到京后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中央和大区机构改革，毛泽东和他经常彻夜长谈，从古到今，从政治到经济，从党建到人事及生活小事。在交谈加强中央机关领导机构改革问题并征求了高岗的意见。在谈到人事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央工作也难着哩，有些同志的思想，至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主张继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毫无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这就给我们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高岗对毛泽东谈话所指心领神会。他对毛的性格、特质了解比较清楚。早在延安时期就深有体会，认为毛泽东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彻底的叛逆者，他反对所有权威，力求驾驭一切，不容许别人分享权利的一个人。他反对走中国和外国已走过的道路，反对未经消化的全盘西方化，也反对照搬照套苏联经验，勇于追求前所未有的新途径，创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从最高政治决策到日常生活细微末节，喜欢大胆、气魄、干脆的斗争精神。他认为高岗也具有这些特质，不喜欢那些抱残守缺、固步不前的右倾思想。毛泽东向来办事果敢、独特，事必躬亲，什么事情都要向他请示，由他决定“各方去办”。
毛泽东对政务院成立总党组干事会和新税制出台很恼火，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并作出几项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对于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单位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直接受中央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亦称总党委会，书记周恩来)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执行，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为了更好地做到现在政府工作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这一决定，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政务院的一部分权力收回中央和中央主席手里，明确规定政务院有关部门的“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执行。”政务院总党委撤销，各部门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政府工作分为六大块直接向中央负责。
紧接着，在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具体分工：
(一)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作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二)所属的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划归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三)所属的农业部、林业部和水利部，划归计委副主席邓子恢领导；
(四)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五)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上述两次决定，中央把财政经济大权交于计委和计委委员。两次分工，按周恩来的意见，高岗都排在第一位，他既负责国家整个计划工作，又把各工业部划归他领导并直接向中央和中央主席请示报告，同时还兼任中国工业基地——东北大区的一把手。这样，高岗既有权力，又有毛主席的支持，更便于推行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方针，并提供了施展权力的舞台和空间，更加引起一些人的眼红、嫉妒。
高岗分管的工作，量大任重，差不多每星期召开碰头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和了解各经济部门的工作，调度生产，解决问题。同时，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形势，他亲自主持计委干部学习会，邀请专家讲学。为了赶修订五年计划最后定稿、报送苏联，53年春节时还在继续开计委委员会议，朱总也参加，大家连午饭也没回家吃，街上买些烧饼吃。有人说高岗带了个好头，毛泽东说计委破了旧除夕。这说明工作非常紧张的，有人却说高岗出风头。其实，高岗一贯工作作风是对一件主要工作，干不完不歇心，并非出风头。
高岗初到京对属下曾说：我到中央一不多讲话，二不写文章，三少管事；中央给分管的事一定要做好。实际上没有少讲话，没有少管事，文章倒是没有写。他主持的经济工作颇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经验不足，党的工作全面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高岗抓经济工作，他说：“我就是依靠高岗同志做经济工作。”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连续举行了5次会议(即24至28次)，听取了抗美援朝、财政经济、政法、文教等报告，使总路线、总任务通过中央政府委员会讨论变为国家意志，统一了优先发展工业化，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认识。高岗在会上讲话时，突出强调发展工业问题，也是最后一次提出发展重工业的报告，反复阐述发展重工业的至关重要性。针对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他说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农业的大发展要依赖工业，只有首先着重发展重工业，才能实现工业化，巩固国防，为农业开辟广大的发展前途，使国家富强起来，使全国人民的生活真正改善，这才是真正的大“仁政”。否则工业不能发展，人民生活也是不可能根本改善的。国家建设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全国人民应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努力学习苏联，培养自己的专家，发挥现有的工业生产潜力，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只要全国人民更好的组织起来，万众一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地积极努力，我们的伟大的建设计划一定能胜利完成。
高岗的即席讲话为毛主席所肯定，《人民日报》发表了，是他进京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的讲话见报的文章。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发展工业建设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人民生活要改善，但一时不能改善很多。“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高岗和毛主席的想法一致，配合默契，抓住了人民对于建设工业化和解决落后农业、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矛盾。他们认为解决这些矛盾，只要发展重工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好比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重工业一上去，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高岗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时，毛泽东和梁漱溟吵了一场。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和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梁漱溟多有接触，但梁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1938年毛泽东在陕北称雄割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成了“抗日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天下人心归延安”，“共产主义在延安”。梁漱溟以无党派人士到延安考察。国民党曾经也提出过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所以，梁漱溟在山东搞过农村改造试验，对农村较熟。毛泽东农民出身，两人有共同点，在农村问题上有共识。所以，梁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热情款待，留住了几天，和毛、高结为老朋友。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提名选梁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颐和园给安排了住所。“皇恩浩荡”，梁漱溟积极为新中国服务，他对土改早有夙愿，要求到四川参加土改运动。这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邀请政协委员列席，重点讨论工业和农村工作问题。周恩来建议让梁发言。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批评意见，说“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天之下”。毛泽东那几天正和江青发生矛盾，心生闷气，迁怒于人，发作到公务场合。梁的发言他听的很不耐烦，示意高岗制止梁的发言，高对梁提示可止，但梁越说越上劲，竟冲着老友毛泽东讲的更凶，语言更尖刻，使毛泽东坐不住了，站起来夺过麦克风，严厉地批评梁漱溟，梁反唇相讥，近乎骂仗。高岗责令梁退到讲台下。毛泽东怒气未消，18日举行的第28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梁漱溟进行严厉批判。
五、揭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页
1953年是贯彻总路线，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揭开我国经济建设第一页。《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这充分体现中央对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也指明了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
为了迎接经济建设高潮，国家计委对全国基本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提出了1953年的工作方针，工作步骤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掌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计委系统接连召开了的基本建设会议、全国厂矿长会议、煤炭计划会议、公司经理会议、基建工地主任会议，部署了53年整个经济建设工作，并发出指示，号召向东北学习，以东北为榜样，进行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派出大批人员去东北学习、取经。
高岗从东北调来的马洪、朱镕基等一批(据资料：从东北调入计委近百人)是既懂经济，又有东北实践经验的干部，一到计委大显身手，参与制定五年计划。朱镕基首先写出重工业部1953年的计划报告，高岗审改后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月15日批示：“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以照此执行。”遗憾的是这些能人后来都受到高岗的株连影响。马洪在1954年打成“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朱镕基在反右运动中，经计委领导多次动员“鸣放”后，他对计委提了点意见，也为高岗说了几句公道话，“那么些问题就被整死”。计委反右办认为朱“自傲清高”、“目无组织”、“固执己见”、“不听领导”，是“高岗重用”的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等，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当然，在“高饶事件”和反右斗争及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和“习贾刘”“彭高习集团”中，受迫害和株连的类似人才甚多。据资料记载受迫害的干部约百万人，连带家属、亲友、同事有几百万人被株连。
毛主席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重点试验放在东北。东北地区为迎接全国经建设高潮到来，提前在1952年就开始重点建设，为全国树立了样板。东北为迎接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对1953年的工业概算、计划、设计和各类建设单位的人员调配，调整充实领导等工作，在52年9月以前业已进行完毕，各项基建单位的规章制度、责任制全部落实到人。高岗对经济建设的干练和魄力，在高级干部中可比的不多，东北条件虽好，但没有干练的领导抓住机遇，争取有利的形势利导，也会扼杀有利条件和机遇的。东北在52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和53年工作部署，为全国经济建设提供了依据。期间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1952年东北地区开始了有重点大规模经济建设，基建任务急剧增加并获得很好成绩，保证了重点工程质量，壮大了基建部门的力量，摸到了初步经验。
《指示》指出，工业建设虽然是一个新工作，复杂工作，只要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是可以学会的，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把基建这套本事学好。对于存在的问题，指示说主要是没有贯彻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没有贯彻“又好、又快、又省”的全面思想，并提出六条要求：加强党对基建的领导，提高基建队伍的质量；学习掌握基建科学知识，加强勘察、设计和施工标准工作，树立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贯彻经济核算的思想，做到“又好、又快、又省”；学习苏联先进技术，普遍推广先进经验；保证安全生产，加强福利工作，贯彻工资奖励制度和加强基建中的政治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具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必须钻研业务，使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踏踏实实，细心谨慎，戒骄戒躁，反对官僚主义和粗枝大叶作风。《人民日报》和各大报刊发表了这一指示。
1953年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加强设计工作的组织领导》、《讨论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计划管理》、《正确地开展工业部门的反官僚主义斗争》、《重工业部1953年的工作部署》等社论，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大造舆论，系统地阐述了发展道路和措施。
1953年初毛主席提出：“必须在全国上下掀起一个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的高潮。”全国都在学苏联，连衣服都提倡穿苏联的大花布衣服。苏联的经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确实起到重大作用。高岗组织计委干部学习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的报告，请专家讲学。
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机械设计会议，请东北的电工厂、机械厂同志到会作经验报告，使与会者认为只有学习东北先进经验，设计才能达到“政治上是正确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技术上是先进的。”《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等中央报刊也发表了东北的经济建设的典型经验、专文等，借以指导全国的工作。
客观地看，高岗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和全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基础的建设部署作出贡献，构建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为新中国建设开了一个好开端，充分争取了有利的大好形势。
可是，在开始执行五年计划时，因年度计划的调整而未能及时下达，同时集中财力物力搞重点建设工程，加之在制定年度预算收入有虚假，财政部把52年结余的40多万亿元(旧币以下同)已转入银行作为信贷放出去，而又打入53年预算库存。本来上半年按预算执行还是留有余地的，结果造成20多万亿元的巨额赤字缺口，致使年度生产任务有完成不了国家计划的可能，粮食减产已成定局。
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减少浪费，筹集资金，照顾一般，保证重点，扭转财政经济的严重赤字局面，中央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高岗提出东北曾用增产节约办法解决困难。会议开了一半，中央责成高岗负责解决，会议移到高岗家继续研究措施。本来财经工作不属计委。刘少奇、周恩来去东交民巷开过一次会，后来成了高岗的罪过：“目中无人，有意通知少奇，恩来去他那里开会”。有意“贬刘、周，提高自己”。
7月间，他大胆主持提出紧急措施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发至各级党委执行。
中央紧急指示指出，首先发展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大力组织物资交流，做好税收工作。紧缩开支，不论军事、经济、文教、行政部门，也不论中央或地方，都要坚决削减可以削减的、可以推迟或可办可不办的事业拨款；军事系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官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素质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事开支；精简行政机构，节省行政经费；动员党、政、军、民特别是农民注意节约粮食，机关、部队要提出节约粮食的具体措施。
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厂矿企业、部队、学校，立即响应中央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高潮。截至9月，东北、华北等大区统计，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8万多亿元，据六大区统计节约3万多亿元。中央12个财经部门，直接增加财政收入4.4万亿元，节约3万多亿。国家计委高岗所分管的8大工业部首先带头精简机构，缩减行政费开支的人员13700多人，占行政费开支的总人数的28％。
9月下旬，计委召开了各部长办公会议，总结了贯彻中央紧急指示所取得成绩和经验，部署了秋冬的增产节约任务，把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0月29日，中央批转了计委党组《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综合报告》。批示说：中央同意国家计委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现在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
12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写了《关于目前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指出各地区、各部、各企业单位应注意把增产节约与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改善当前工作相结合，使增产节约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为明年第一季度工作打好基础。
领导增产节约运动，高岗在东北已有成熟的经验。这次运动开展以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举转被动为主动。中央的重工业、第一机械工业、轻工业和纺织等五个部，都超额完成10月份总产值计划。燃料工业部至10月底，将前9个月的欠产数字全弥补起来，超过了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指标。高岗所分管的8个工业部，到年底均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调整后的国家计划。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一举扭转了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基本消除了财政赤字，为1954年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时，针对粮食减产的形势，高岗同陈云一起主持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文件，参考了东北已经实行统购统销的办法。这个文件对稳定粮食波动，缓减粮食紧张起了重要作用。高岗对此很重视，他在南下休假时只拿这份文件，在杭州、广州接见干部多次提到注意抓好粮食工作，强调贯彻这个文件。同时了解华东、中南有关省的经济情况，广泛征求了意见，为制订1954年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做准备。
六、在财经会议上批判右倾错误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执行五年计划，但由于前几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为了适应经济建设新时期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6月13日至8月13日，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决定由周恩来、高岗主持，各大行政区和省市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会议。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比较大的重要会议。
高岗本来不管财经工作，财经工作是陈云主管，所以高原来不参加财经会议，后来毛泽东要他参加会议并参加会议领导工作。高知道各地对财经工作有意见，又是陈云主管的，想回避矛盾，表示不愿参加会议，毛未表示同意。财经会议召开以前，毛泽东单独召见高岗，听取了意见，交谈会议议程，具体交待了任务：一是听取了高岗关于五年计划草案和编制五年计划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会议的另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由周恩来、薄一波检讨他们多年在财政工作上的错误，交由会议讨论、批评，给他们做个结论，要不要给纪律处分？我们先议一下，心里有个谱。
高岗对会议内容和安排讲了意见。他说结合讨论财经工作时，先解决薄一波的问题，后期讨论五年建设计划草案。他说，批判薄一波，主要为了统一全国财经政策，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工作关系，堵住各类财经漏洞，健全财经制度，严格财经纪律，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得到收支平衡。他说对于周恩来、薄一波的问题，还是贯彻主席一贯提倡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说周、薄两人也要区别对待。周抓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他这次的问题，是工作纪律上的错误，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薄一波就不同了，我怀疑这个人是政治品质问题。他是顽固地保护私营工商业者、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现已查明，元旦《人民日报》关于推行新税制的社论中，“公私税制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就是他加进去的。他担任财政部长以来，推行的就是一条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路线。所以，经过这次会议对他批评、帮助后，他不适合再担任中央财政部长和继续兼华北局书记了。高岗继续说，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思想、路线问题，薄一波只是个在前台表演的，在后台挂帅的，实际是少奇同志。毛泽东说：“刘少奇的问题是什么性质？”高岗说：“党内问题。”毛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高岗对周、薄区别对待及对周的高姿态，毛泽东很欣赏。他知道，在抗美援朝中有关后勤调度以及新税制上，高岗对周恩来有些看法，但仍认为高岗处事端正，不夹杂个人私情，有大将风度。
毛泽东召见时，高岗再次提出：他不参加会议领导工作。毛泽东说，会议还是你和恩来主持吧。薄一波要在会议期末，宣布撤销他的财政部长、华北局书记职务。我很讨厌他，可以联系他的思想、路线来批判，他和刘少奇的问题是三条：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三是确保私有财产。这三条，我可以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点出来……你要集中精力和恩来一起主持好这次会议，要严批刘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的谈话，为财经会议确定了指导思想和批评对象。
6月初旬，周恩来约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等开会，研究财经会议有关事宜，确定成立会议领导小组。
12日下午，高岗主持预备会议。他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召开的。会议议程：一是经济建设问题，二是财政问题，三是资产阶级思想。中央要求会议应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积极建设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地同志对过去工作的批评，并希望各地同志对今后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以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
接着，周恩来总理在预备会上讲了目前形势、新中国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会议的任务。他说，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经济恢复工作完成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生产都达到或超过了抗战以前的最高水平。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他说，今年，是我们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各方面的困难很多，还缺乏经验，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还在捣乱。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事实上，我们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我们的步伐。这次财经会议就是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的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分条条和块块讨论，听取大家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大家建议召开这样大的会议，希望能多解决一些问题，建议会议放长一点，我们准备开长一点。他面转向高岗，高岗接上说，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研究决定，会议可以延长一些。
预备会结束后，周总理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他说：全国的形势“基本大好，问题不少”。许多问题还需要在这次会议上研究解决，我们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社会主义的改造进行到底。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怎样完成这些任务的问题。这次会议先是按六大区分组讨论，再以专题分为税务、商业、粮食、农业等四个组讨论财政工作的问题，然后听取高岗同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同志作《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李维汉同志作《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进行分组讨论。通过讨论，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做好工作。最后我作总结，毛主席讲话。
薄一波在会上宣读了毛主席指示打印的有关税制方面的几个文件，并作了解释。
13日，财经工作开幕，高岗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致开幕词，周恩来代表政务院作财经工作报告。
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作了完整的阐述，指出了离开总路线的错误表现，为财经工作会议定了基调和指导思想。他在确定总路线的同时，对刘少奇等同志离开总路线的右倾错误提出严厉批评。他说：“有人在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同志提出至少要搞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新民主主义，也就是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再‘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一旦全面壮大了会心甘情愿走向社会主义吗？再来一场革命吗？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都老死了，再搞社会主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刘克思之心，也是路人皆知。”
“确保私有财产，刘少奇同志提出：‘确保私有经济，确保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基础上否定了我们的革命性质。共产共产，我们就是要共资本家的产，共剥削阶级之产嘛。当然，要讲策略，分步骤，有的甚至可以实行赎买政策。但不是要确保私人财产。私有财产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脉所在，为万恶之源，我们非但不予保护，而是要以革命的手段，分期分批、完全彻底地铲除之。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高度重视和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多次强调说，这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大问题。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基本精神，由李维汉向财经会议作了传达。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按照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主要讨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检查近四年来财经工作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农业合作化的问题，集中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错误观点即右倾思想和财经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错误等。会议情况差不多每天向毛泽东汇报。财经会议一开始讨论农业、商业、粮食、税制等问题时，大家对右倾错误观点的意见越来越多，认为右的倾向干扰不排除贯彻总路线和执行五年计划是句空话。会议对中央财委几年来工作意见特别大，李先念、陶铸、谭震林等情绪激昂，语言尖刻。尤其是对薄一波的“新税制”的意见最多。“薄一波必须对他的错误作深刻检查，给大家有个交待”；“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将来迟早要出大乱子，不能再迁就了。”有的质问“新税制又是偶然的错误吗？”
因为“新税制”的错误，是毛泽东主席最恼火的事，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把会议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大家要求薄一波作检查。毛主席说：好！薄一波有错误应该作检查。早检查早主动，犯了错误不检查，怎么能吸取教训。我看应该让所有的与会者都能听到，统统把话提到桌面上来，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明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进行认真、科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周总理回到办公室连夜给薄一波打电话，之后又写信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薄一波准备做检查。信上说：
昨晚向主席汇报了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明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薄一波看信后给财政部副部长吴波打电话叫吴马上来一下。吴波看信后深思良久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我一手办的，你把责任都到我身上吧，天大的事我一个人担，我看事到如今，我们只好“舍车马，保主帅了。”其实，薄一波已经到高岗家看了高岗的发言稿，了解了毛泽东对财经会议的意图，是冲他自己来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高岗要在会上发言，亲自到东交民巷高岗家打探情况，高把毛修改过的稿子给他全看了，并将毛修改的段、句指给薄看。薄看了发言稿精神紧张的离去。他感到躲也躲不过，他不让吴波负责，自己准备检查。
“新税制”是53年1月1日出台。为了鼓励社会主义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尽快发展，壮大国营和集体经济主导地位，扶持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增长，适当限制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原来税法规定公营企业纳税率比私营企业低一些。“新税法”规定纳税率“公私一律平等”，取消了“差别”。新税法是由财政部长薄一波跟资本家商量主持修订的。新税法既没有征求政治局意见，又未向中央人民政府请示报告，也没同调控宏观经济的国家计委商量，毛泽东主席也不知道，而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资本家征求意见后经政务院164次会议通过号令全国执行。1月1日，新税法一公布，《人民日报》同时配发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社论和《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薄一波在审定人民日报社论时加上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内容。
新税法发布后即引起物价波动，抢购成风和思想混乱。北京市、上海市、山东分局和各大区、省、市党政机关一无所知，纷纷打电话、电报和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的混乱，并认为新税制保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利于社会主义。1月9日，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呢？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这就是后来批判“向明反党集团”时指控向明“向高饶提供石头打中央”的罪状。1月11日北京市市长彭真打电话给毛泽东说：为什么财政部要匆匆忙忙推行新税制呢？我看制定者的指导思想就不对头。他反映了商店抢购成风，物价上涨，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前聚集大量上访人员。他要求“暂时停止执行新税制。”有人甚至在信上说周恩来、薄一波等人在炮制新税制时，工人同志的意见避而不听，对国营企业的困难和要求置之不理，甚至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都对资本家的看法奉若神明，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认真考虑”，果然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来了。新税制是周恩来、薄一波等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产物”
老同志回忆说：那几天，资本家高兴极了。各大报刊和电台报道资本家拥护新税制的好处，到处是资本家的一片声浪，反响很大，工人和国营企业都灰灰的。
毛泽东看了报纸和各地来信、电报、电话记录后，非常恼火。他气愤地说：胡闹！他们不是想把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而是拉向右转，把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去！事关方向的大事，不开会研究，就擅自发表文件，“这不是搞独立王国又是干什么？”他遂找胡乔木查问：“此事征求过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吗？”
胡乔木说：“没有。”
“你知道此事吗？”
“不知道。看报才知道。”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说：我还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有朝一日我退休、死后他们不把我鞭尸扬灰吗？“此风绝对不能长！”
毛泽东于1月15日，给高岗、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查问此事。信上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由高岗同志汇总报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中央宜在近期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由国家计委、政务院主持一总解决对全国财经权责混乱事。”
毛泽东遂召见高岗并让向周恩来总理了解情况。周恩来向高岗谈了给刘少奇汇报过和修改过程等情况，并向高岗承认了错误。高岗听了周恩来介绍后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既未征求政治局的意见，也不向中央政府和毛主席报告，你们和薄一波、刘少奇同志搞，实属不妥。高岗将情况如实汇报毛主席。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查问信，精神很紧张，随即给毛主席写信，召来薄一波赶紧开会研究讨论处理办法，并研究了写给毛主席的检查信。之后，他径直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并承认错误。毛泽东严厉批评说：“你们总是对我搞封锁，有事不报告，不请示，就自作主张，这是目无党纪国法……”
周表示：“我们有错误，坚决改嘛。”
财政部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昼夜准备向毛泽东和政治局汇报材料，同时由税务总局派人到各大城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收效甚微。在政治局会上由财政部副部长吴波汇报新税制修正过程和存在的问题。他说，三反五反后，资本家叫苦，私营企业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取消了公私纳税差别，如果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必然挤了私营企业，资本家躺倒了。他列“条举”新旧税的“利害”中，说明新税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加重了国营企业税赋，一些商品提价，资本家占了便宜，以及“考虑不周，方法不当，匆忙出案”的教训。吴波汇报后，薄一波发言作了检讨并承担了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听汇报后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财政部的汇报没有抓住“实质”。他说：“新税制新在那里？新就新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共产党历来主张提倡扶持社会主义之公，反对资本主义之私的。公私一律平等了这还不新吗？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个创造，是新鲜的提法。”可是，这个提法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税务事关国家财政来源啊，事关国家的命脉啊，岂可等闲视之。修正税制，牵一发动全身。这么大的事情，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毛泽东越说越生气，“新税制我们说不好，人民群众说不好，国营企业说不好。有没有说好的？有啊，资本家说好，私营企业叫好，这说明实行新税制对资本主义有利，不是什么‘方法问题’，也不是‘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屁股坐歪的问题。这个错误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无纪律观念是什么？……”
毛泽东的批评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震动很大，都悄悄听着，偷偷瞧毛泽东的脸色，也看周恩来的表情。大家都觉得事关国策的发布，不向中央请示报告，连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也不知道，而资本家都已知道，全国各地都在纷纷议论，确实太不像话。
薄一波制定的“新税制”对毛泽东触动很大，引起了高度重视和深思。他严肃地提出要坚决反对右倾主义和分散主义。他明确表示，中央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调整。
在此之后，毛泽东和高岗多次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深夜长谈，聊天及政，内容广泛，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从国家体制到人事工作，从中央领导层到苏联外交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设想和思考意见。毛泽东在长谈中涉及到对高岗本人的看法和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一些看法，明显反映出毛对刘、周不满意的情绪。并交持，要反对分散主义，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多考虑政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央领导层分工的问题。
不久，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对政务院工作进行两次分工，把高岗放在显赫位置上，特别是第二次分工，表明把周恩来的一部分权力划给高岗。
随后，政务院决定宣布新税制暂停止执行，同时停止中央和各级宣传单位宣传新税制。并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召开财经会议。
财经会议原定在5月20日召开，5月6日，毛泽东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写信说：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经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后来由于筹备来不及和会议中心议题改为讨论总路线的问题，“一五计划”、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会议推到6月举行。
在财经会议上批判新税制时，使周恩来很难堪，对他的意见很多，压力很大，不说话不行，说话又不好说。为了顾全大局，他也站出来批薄一波，违心至极。同时检查几年来财经工作中严重错误和税制问题，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外交部等有关领导认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事情太多，多是总理来处理，还有主席那里交办的任务，就够忙得了。党内大有人屁股坐在资本家怀里的，新税制是财委薄一波搞得，就得由他负责，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总理身上。陈毅等领导向高岗说：你是军委副主席，给军队将领做些解释工作(因大区和分局、省市主要领导多数军人兼)，税制上总理没多大过错，不要给总理施加压力。高岗和周恩来的关系不寻常，他认为周人聪明，有能力，工作兢兢业业，是一个重要人物，于是给一些人做过解释工作，并让林彪(时为军委副主席、中南局书记)也给一些同志做工作，减轻总理的压力。
毛主席决定让薄一波在会上检讨，“展开桌面斗争”。从此，薄一波成了会议的众矢之的，以薄为靶子对右倾错误进行激烈的批判，并牵扯到刘少奇的一些错误。
其间，毛泽东找高岗谈话时问：薄一波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是内部问题”，高岗坚定地回答。毛泽东说“好！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那就按党内问题处理吧。”
在财经会议前，苏联发生贝利亚事件。苏共向各社会主义国家通知有“重要”问题通报，未申明贝利亚事件。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去莫斯科听取传达，并派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叶子龙、俄文翻译师哲和公安部的一个处长(后来为公安部副部长)一同前往。听取通报后，高岗以中央政府代表签订苏联对鞍山钢铁公司技术援助的协议。高岗回国后，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将带所有文件、材料全部交中央。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赵家梁回忆说中央决定让高岗去听取通报，他精神有点不正常，出发前他告诉妻子李力群说：这次去苏联，担心有人要害他，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此时，他是毛泽东的红人，为什么他有这种“担心”，是个解不开的谜。是否毛泽东、高岗已觉察到什么？不得而知。有人说，中央为什么派高去苏？他是管经济的，苏通报，肯定不是经济问题。
当时的形势是，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热忱很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好不容易全国解放，政权到手，三反、镇反、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取得胜利，有了实现“一化三改”的条件，毛泽东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全国出现犹如燎原之势。人民对幸福希望与共产党、毛主席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的是一种没有贫困，没有封建和没有资产阶级的掠夺、压迫，没有民族屈辱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抛头洒血，披肝沥胆，南征北战，浴血奋斗几十年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信心坚定，心情急切，对脱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不满情绪极高，与会同志多数有意见，这种心情是可以想象到的。对右倾错误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要说发动批判右倾错误，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高岗只不过对陶铸、李先念等透露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三句话”，实际上支持他们“放炮”起了作用。不过，毛泽东在会议前召见高岗时交待：要“严批”刘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陶铸是有名的“炮手”，他生性直爽、心直口快，和高岗性格相似，曾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向毛泽东反映过，毛解释说：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条牛，牛长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么办法呢？李先念是反右倾的激进派，语言尖锐，锋芒犀利，直击右倾的要害，谭震林激动地说什么：苏区人打天下，白区的干部掌实权，党权、政权、财权都掌握在白区干部手中，“三权”不在毛主席手里(据说党权是指安子文拟出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掌管党的人事大权；政权是指彭真政法委书记；财权指薄一波)。当时，“三权”不在毛主席手里和“两组名单”在高层甚传。还有人讲到薄一波、安子文、彭真等被捕“启事”出狱的事，更引起了与会者的义愤。
从而引发出两种不同反响。有的认为以刘少奇落井下石，有的认为毛泽东讲话是会议的指导方针。两种看法及时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话是我讲的，讲了就要负责任，高岗只是做了传话筒，有什么了不起。“要说有后台，后台就是我。”
薄一波作检查后，与会同志的批评意见相当激烈、尖锐，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人接连不断，争先恐后，踊跃激昂，无限上纲上线的调门，一天比一天高，什么新税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讨好资本家的东西”，“坐在资本家的怀里”，“品质不良”，“路线不对头”；“薄一波专权，夺了陈云的权”等等，大有谁的言词不激烈，谁就没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之嫌，谁就是“庸俗态度”，就是“右倾思想”。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问题越揭越多，把刘少奇的一些言论、错误也牵扯到薄一波身上进行批判。薄一波连续检查两次下不了台，又叫第三次检查，被薄拒绝了。新税制修正方案是薄一波主持制定，经财委党组通过报政务院批准实施的，出了问题责任都委过于薄一波，甚至把刘少奇的一些错误压在薄一波的头上批。会议要求薄作第三次检查，被他拒绝是有道理的，因为财委主任、党组书记是陈云，还有政务院批准。
7月13日，高岗是在批判薄一波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的。他说，同志们批评薄一波同志，说财政部是独立王国，财大气粗，对地方的意见不尊重。一波同志对中央的意见还不照样不尊重，岂止不尊重，简直是作对。财政部不讲政治，“有财无政”，他这次犯错误，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走资本主义道路。薄一波同志至今不承认自己犯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不只是“工作方法”、“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有其根源的。他的严重错误，其思想根源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投机取巧，“品质不良”，政治根源是“路线不对头”，“屁股坐歪了”，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也有“左”的时候，但主要是右，右得出奇。他在发言中，把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和天津讲话、合作化的一些观点，拉扯到薄一波身上影射刘少奇的右倾错误。他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批判《武训传》(引些毛主席批《武训传》的原话)，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我们党内一部分人，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背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
本来，高岗在财经会议上被安排作五年计划的报告，不再发言，信守他到中央“不多讲话”的诺言。毛泽东决定要高岗在会上发言，他不好推辞。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他让马洪、梅新、赵家梁等研究草拟了发言稿，并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毛对发言稿作了多处修改和填充。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指定高岗发言呢？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说，毛主席通过高岗发言的分量，转达他既定意图，把矛头转向“严批”薄一波、刘少奇等党内的右倾思想，减轻总理的压力。高岗的发言，有针对刘少奇的情况，引了刘少奇的一些话，但不完全是对着刘少奇的，他点了薄一波的名，也有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总路线存在的错误思想认识。实事求是地说，所谓“脱离总路线”的右倾思想，也不只刘少奇、薄一波。高岗的发言内容和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没有超出毛泽东讲话中批评右倾思想的范围，甚至有些话是毛修改时加进去的，后来在揭批高岗时，把他财经会上发言定为反党的根据和罪行，纯属欲加之罪。
我在走访中不止一次听到老同志谈到“三权”的争论问题，是财经会议期间议论的热点。据张秀山说，张明远对他讲过：在财经会议期问，毛主席跟他和高岗谈话时说：谭震林和有的同志对他说，党权、政权、财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在白区人手里，你们说说是真是假？高岗只说一句：“不会吧？”毛又说：“我批评了谭震林，不过他讲出了一个事实。”
参加领导小组扩大会的130多位高干，都觉察到高岗的发言是经毛泽东审阅的，他是毛泽东的“传话筒”。高岗讲完后，周恩来和刘少奇交换了眼神后，刘少奇站起来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正像高岗同志讲的那样，我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其它许多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不留情的批评。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紧接着发言。他说，刚才少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有错误，这很好，我和高岗同志都是同意的。薄一波同志所犯的错误也包括我本人所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年初新税制的出台，没有经过毛主席的批准，也没和高岗同志商量，更没有征求在座的地方同志的意见，匆匆忙忙号令全国执行，造成物价上涨，生产停止，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财政收入。
他讲到这里有点动了感情，眼睛泛泪，嗓子发哑地说，在党的历史上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犯错误的原因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跟不上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是，我愿意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愿意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这方面，高岗同志比我强，他领会主席思想比我要深要快。所以，我们都犯错误的时候，他跟主席思想紧，保持了正确的方向，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向高岗同志学习，向高岗同志致敬，向高岗同志看齐！
一时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竟有人高喊：向高岗同志学习！向高岗同志致敬！紧跟领袖毛主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财经会还是成功的，从思想上解决了执行总路线和五年计划的认识问题，提高了与会者的自觉性。但是批判薄一波同志有些过头，特别是把别人的一些错误观点都安在薄一波一人身上，与情理不合，有点过分。
一年后，把多人不满刘少奇的观点(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归于高岗一人承担，也是不公道的。不过此后，换个命题，玩弄变术，类似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运动”轮回兑现反反复复，屡见不鲜。
8月9日，在中南海西华厅会议室，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向会议作的结论讲话，毛主席对“结论”讲话作了多处修改，突出强调批判右倾错误。毛主席对结论报告特意加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倾向”。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它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错误，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仅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他在周总理的结论上指出：“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提出，并已作了原则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都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上属引号内的话是毛加的)
8月12日，毛主席在财经会上讲话时，明确提出“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他在讲话中指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另一种是原则性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他说，三反五反运动，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很大打击。但是，当时只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财经、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都有，“中央同志和地方同志中都有”。他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说：“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他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薄一波，“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毛主席针对刘少奇等以中央名义擅自发出文件的问题，指出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他说，薄一波写的文章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完全空想”的观点，是违犯党的决议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宣传新税制的社论(即人民日报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都没有向中央报告”。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省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详尽地阐述了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的问题，指出依靠工人阶级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问题，以及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问题，是贯彻总路线内容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还批评了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错误。他说：“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刘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况吃饭”。
毛泽东多次点名批评薄一波同志，分明也影射刘少奇等同志。也是对所有犯右倾错误的人批评。他在讲话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工作中的责任。
财经工作会议原先计划一个月左右，结果开了两个月。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排除了贯彻总路线和执行五年计划的思想障碍，纠正了财经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端正了集中力量发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认识，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一化三改”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力量。
财经工作会议后，8月17日中央决定免去了薄一波的财政部长职务，由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长，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对外公布。毛主席强调薄一波同志的问题“要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其实，名为讨论，实际等于下达了批评的指示。这实际是“杀鸡给猴看”，对所有有右倾思想错误的人提出了警告。
历史地看，从毛泽东为财经工作会议定的基调和他的最后讲话及后来的谈话和周恩来的结论以及财政部长的更换等一系列事实说明，充分肯定了财经会议上的措施和成绩，完全按着毛泽东主席部署进行的，所谓“批薄射刘”是毛泽东部署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11月4日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主要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高岗到中央后和毛泽东配合默契，多数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采纳，协助毛泽东推动了中央和大区机关领导机构的改革和发动大规模经济建设，博得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说：高岗头脑清醒，是“能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练领导”。“是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这些话不径而走，沸沸扬扬传开，在中央机关反响不小，在驻华使馆中也有反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使馆向本国政府报告，说中国依照苏联模式，行政机关实行部长会议制；党中央实行一线二线领导制度，高岗是第一线的主要领导之一。这些传闻对高岗帮了倒忙。正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客观地讲，建国后毛泽东对他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工作是有不满情绪。全国解放后，在如何建设中国的问题上，走哪条道路步调不完全一致，毛、刘之间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资本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方”，继续搞“新民主主义”。毛泽东的设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批评逐步升级，仍无济于事。因为刘少奇的威望很高，资格也老，有权有威，他在我党的建设方面和白区工作方面都有贡献，历史形成的刘少奇的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况且，刘少奇并不是单枪匹马，他的实力确实不能低估，利用多种手段慢慢抓到了很大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刘少奇的一些观点是有远见的，用现在的观点看不无道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确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旧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的确不能等闲视之。高岗的一些观点用现在观点看不完全站得住脚，可在客观上，他确实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精神，紧跟毛泽东闹革命不能说不对。当时，公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那时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有些是反对对了的，代表了大多数高层领导的共同看法，不是单枪匹马孤立的，毛泽东是领头指使者。后来历史事实证明，高岗有错误，但没有罪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人不象高岗那样毫无顾忌地、忠贞不渝地坚持毛泽东的路线，多数人也不象高岗那样和毛泽东经常长谈且得到毛泽东的示意、交底和公开支持，使一些人认为是“最大威胁”而嫉恨，正是高岗的悲剧所在。
高岗传奇、闯荡、蹉跎的生涯岁月中，从“小猴王”到青年是“离经叛道”造反动派的反；而立之年任西北最高长官；不惑之年就任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13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矢志出关夺天下，业绩惊天动地；新中国诞生后他任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安邦治国，发展经济，位于几人之下亿万人之上。他从1925年至1954年，和国民党及其军队、土匪战争24年，为建立和巩固新中国又奋斗了五年。1935年反对党内“左”倾险些被杀头或活埋；1953年反对右倾断送了性命。左倾、右倾一样给革命造成损害，一样戕害人命。他死的时候，正是报效党和国家的最佳年龄，是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政府、军委副主席中最年轻的一个，是有根据地和经济建设丰富经验的一个，也是跟领袖毛泽东最紧的之一，在党务、军务、政务领导方面有一定的才干。他一生是在赴汤蹈火、出生人死，披星戴月、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岁月中度过的，只有在1935年坐禁闭和1954年2月至8月“缺席审判”、软禁中是闲赋着的，也是残酷折磨着的。
第二十四章 与刘少奇分歧由来
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意见分歧萌芽，最初可追溯到延安时期。高岗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代表”提法和“七大”抬到二把手有看法。高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幸存下来的他被树为西北党和人民领袖，上自中央下至老百姓中，他威望很高，被誉为“西北星辰”、“西北人民救星”、“西北灯塔”、“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毛泽东亲笔题赠“劳动模范”奖状，并称为“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光辉灿烂的光环桂冠披挂一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支持高岗的工作，高岗也没有辜负党和中央领导的希望，他竭尽全力把陕甘宁边区建成了全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模范根据地。
高岗对毛泽东主席的决策不折不扣，坚决贯彻执行，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深刻，实践中运用自如；毛泽东对高岗非常信任、器重，同属“农民的儿子”、“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形成天然非同一般的关系，结为亲密战友。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当着高岗(高列席)的面说：高岗同志能独当一面开创工作新局面，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环境下，他一切都是正确的，不断前进，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高岗这样的同志。
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刘少奇主持审干委员会工作，具体工作由副主任康生、彭真抓。闫红彦反映高岗“两次脱逃”和男女作风问题，经查对“脱逃”不是事实，刘少奇仍将闫红彦反映材料交中央存入档案。北平军人反省院拒绝写所谓“反共启事”之一的韩培义在国共二次合作出狱后，任某团政委。1943年韩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发现以化名写“反共启事”的薄一波(原是监狱支书)等人当了大官，他向中央反映。在整风审干中，审干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决定给韩培义扣上了反中央的帽子，并给留党察看处分。韩一直不服，继续申诉，又以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韩仍抗争。高岗听到此事有看法，认为写“启事”的人整拒写启事的人不公平。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高岗对刘少奇、康生有些做法不赞成，因高岗是审干委员会副主任，产生了些矛盾。
1936年春，刘少奇偕夫人谢飞，以商人打扮，骑骡子从瓦窑堡出发，由关中特委负责人张德生和谈国凡等护送到临潼，乘火车到北方局所在地——天津。他据北平地下工作者反映：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们一批干部，现在干部不足，履行一个手续可以出来工作，刘同意遂向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刘少奇的建议，之后被关押的人除刘格平、韩培义等人拒绝写“假自首”继续坐牢外，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60多人先后按国民党拟好的“反共启事”上以化名签名出狱，分配了工作。刘格平、韩培义等在“西安事变”后才释放出来。填写“启事”的人在文革中又兜了出来并被定为“判徒集团”案，这些人都被整的死去活来，无一幸免。刘少奇在他的检查中说，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中央许多领导都知道。他承认他自己“有一定责任”。康生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头子”，派人威逼张闻天交待和作伪证，说明刘在北方局背着中央决定让被押人“履行手续”出狱的，张闻天坚持申明中央知道此事。他为了避免涉及毛泽东，顾全大局，当时，他独自承担了责任，说此事是由他批准的(时张是总书记)。
党的“七大”召开前，刘少奇负责主持起草党章(草案)，草案里对有轻微“自首变节”行为的可以当中央委员和“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党”提法。在“七大”准备委员会(即筹备委员会)上讨论时，遭到高岗等反对而去掉。中央另有规定凡历史有“自首变节”的不能重用。“七大”酝酿中委人选时仍有争议，薄一波原拟为候补中央委员，有人提出不同意薄为候补委员人选，曾在北方局工作过的同志对北平监狱的事有看法，便向彭德怀、林彪、高岗等透露，彭德怀遂向毛泽东反映，实际此事毛泽东知道，也不便说明，所以，毛泽东坚持选薄一波为中央委员，局外人不知内情，高岗更不知原尾。此事传到刘少奇、薄一波的耳朵里，给后来投下了斗争的阴影。1953年财经会议期间又将此事抖出来。对党的性质，在七大以后很长时间，刘少奇仍坚持“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观点，并写入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决议里。第二次组工会上，张秀山发言再次提出批评。
中央初到陕北落脚，由于长征中损兵折将，北方局一些党组织迭遭破坏，干部十分缺乏。当时，日军正向华北进犯的严峻形势下，为保存干部迎接抗战，中央同意北方局的建议是无可非议的，要说有错误应由中央负责，不能推在建议者和执行者身上。假如关押到日军打到北平，可能这些人就都没命了。何况这些同志并未出卖同志，出狱后政治思想、革命精神都好，多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更何况，当时的形势很复杂，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成了民族矛盾。中共已经和国民党开始暗地沟通共同抗日谈判。有人说在日军进逼的形势下，国民党让被押人员“履行”一个手续，也想放这些人出去。
自遵义会议到1943年3月前，张闻天是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是军委主席，批准这批人出狱，是张、毛两个核心人物同意的。后来，张闻天虽是总书记，实际不掌什么权，自1939年后多半时间到陕北、晋西等地搞调查研究。中央日常工作任弼时主持，当然，决策者是毛泽东。从党史资料看，1943年3月16日以前，中央的重要会议，毛泽东都是“出席”，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对中央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毛泽东身任三个主席即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根据刘少奇提议授予“有最后决定权”。自此后，中央的会议都是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再未看到“出席”二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在43年3月才名正言顺的真正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从公开资料中看到，高岗在这年7月写的纪念抗战六周年的文章里首次提出“要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刘少奇升为二把手。以毛、刘、周、朱、任为序组成书记处。七大未设常委，他们五人实际是常委。七大以前，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只挂毛泽东、朱德画像，毛、朱的名字家喻户晓。七大闭幕后，延安新华书店依刘少奇意见，画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像时，高岗不赞成，他在1945年7月西北局高干座谈会上对李卓然说有啥意思，肮脏的很，像我这样大鼻子，老鼠牙，吃老虎眉脸，挂大像有什么好看的。有人说似有针对刘少奇之意。
抗战胜利后和土地改革中，高岗对刘少奇指导革命工作中有些看法，但没有反对的活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毛、刘在建国方向、路线方面逐步发生分歧和矛盾。高岗紧跟毛泽东路线，坚持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这就难免卷入“分歧”其中，高岗认为刘少奇不成熟，掌握政策不够稳，他只有白区工作经验，没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军队工作经验，“七大”把他抬的太高了，七大以来他犯了一系列的原则错误。刘、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歧：
一、战争与和平问题
抗战胜利后，“双十协议”和政协会议决议、停战协议签订后，忠厚善良的中国人民以为和平可以实现了。毛泽东去重庆前，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他以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告戒“全党绝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准备打，毫不含糊。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根据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中的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明确指出，看蒋介石的过去，就知道他的将来，他的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照他们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内战不可避免”。这就意味着和平的希望有一线，和平也好，战争也好，中共决心要夺取天下，江山决不能落在独裁者蒋介石的手中。国共两党争天下，已经形成一山二虎之势。
内战爆发前，我们党内的个别同志对这个至关重大问题认识不大清楚。高岗对毛泽东的告戒心领神会，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判断和预见，正切合高岗对形势和前途的看法，认识到蒋介石是绝不会放弃他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独裁统治中国的美梦，而毛泽东是不会让蒋介石独裁天下的，只有握紧枪杆子，经过战争才能夺取政权，这是毛泽东告戒全党的实质。
东北形势正在起变化，国民党军队大批开进东北。高岗等到东北后，对形势作了认真分析，认定“独占东北”无可能了，提出先占农村和铁路两侧，建立巩固铁路两侧的农村根据地，整顿现有武装，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但是，刘少奇于45年12月7日，以中央给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报指出：“利用冬学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北满分局认为在短期内不忙于大量发展军队，要整训好现有军队。同时，汇报了北满的情况，对中央的电报指示提出“补充意见”。刘少奇为贯彻他的主张，1946年春支持彭真的四平决战，使我军受挫。因为短期扩大不了那么多武装，即使扩大了也不可能和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杜聿明部抗衡。这就是高岗认为刘少奇不怎么稳的开始。
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主张先占大城市，争取优势，并对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解决东北问题抱幻想。这就在战略方向上和彭真发生了分歧意见。形势的发展恰好应验了高岗等人的判断。东北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政府打上“接收主权”旗号，接收大员进入东北，划省建市，封官加委，收编日本伪满武装，成立城市保安队，加上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规定，苏联将东北交国民党接管，美国出动大批飞机、舰艇，海陆空齐头并进，替蒋介石运兵东北，杀气腾腾，妄图独占东北。东北成了国共争夺的焦点，也是美、苏关注的热点，形势异常紧张。
1946年初，旧政协会议决议和停战协议发布。在蒋介石玩弄的和平烟幕的掩盖下，中共党内有些人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楚。毛泽东自重庆回到延安，不久患重病，很长时间不能工作，卧床不起，由于病情越来越厉害，中央给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派医生来延安为毛泽东治疗。斯大林接电后即派两名医生(即阿洛夫、米力尼科夫)飞来延安给毛泽东治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双十”协议和政协决议持乐观态度。1月12日，他在延安作时局报告，并以“延安权威人”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和平说：中国的国内和平与远东的国际和平，你们与我们是同样需要的。我们希望你们同情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事业，重视中国人民的意见。
接着，在2月1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目前新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夸大了旧政协的意义和作用，对形势作了不切合实际地乐观地估计。指示说：“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到来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目前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特别强调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们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我们的军队将成为国军，我们的党也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将统一于国防部”。其间，还发出裁减军队，解散民兵的指示，对山东、华中、晋绥等地规定裁减军队的任务。他认为“合作建国”的愿望已经开始。2月2日，他给陈毅、饶漱石致电：“必须巩固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这就意味着距南京更近些，便于“合作建国”。
在三令五申的和平幻想思想指导下，华北地区抓紧动快，缩编部队，解甲归田，民兵组织解散，部队政工部门取销。3月间，华北地区将9个纵队精简缩编为4个纵队，兵力减少，战争思想淡化，对自卫解放战争开头受到极大影响。
高岗看到这些“文章”、“指示”后说：中央主持工作的人竟然“对美国乞求和平，对蒋介石抱和平幻想”。“在蒋介石的脑袋里没有‘和平’二字的。他只是在欺骗的时候用‘和平’二字，心目中没有一点诚意，从他过去和现在看，就清楚他的将来，一对他有利就反悔的。我们上当吃亏还少吗？”他认为这样指导革命工作是“右倾”的表现，这只能“削弱革命人民的斗志”。对精简军队，解散民兵，高岗极为愤慨地说：这是害怕革命，害怕斗争，瓦解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同敌人妥协，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毛主席早在“八七会议”就说：“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现在精简军队，延安时期那么困难，只减机关人员，未减军队。没有枪放屁也不响，谁有枪谁就有政权，谁的枪多谁就势大。“没有枪杆子能取得政权吗？取得了政权也顷刻间就要垮台。”他对内战不可避免，立足于打仗的形势看的很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共产党要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实，内战爆发势在必行。这正是毛泽东去重庆前在延安高干会讲的实质。
高岗对和平幻想和寄希望于谈判解决东北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及时给毛泽东写信明确指出：少奇同志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是错误的。这只会使人民被麻庳，从而对蒋介石的进攻放松警惕。他在信中说：对他的这些看法，必须予以纠正，否则后患无穷。
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指出：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未变，他的主张“第一，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第二，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记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记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我们“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显然，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赞成了高岗的看法。之后毛泽东电示东北局：“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的大员满天飞，抢夺胜利果实，紧锣密鼓准备内战。在东北收罗日、伪武装近20万和大批武器。蒋介石令收罗的武装部队“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希望各位在最后成功时候，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同时调远在西南军队北上。内战爆发迫在眉睫，打仗是秃汉头上的虱子，不是一些同志不“相信”，现实使人难以相信。
锦州等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后并向北推进。东北局决定“锦西会战”和“最后一战”部署，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企图在军事上冒险取胜，关闭大门，独占东北。这样的部署显失妥当，高岗对此几次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我军现有实力不能和美械装备的国军硬拼，不能比高低。
东北局想拒敌于东北大门之外，独占东北，留恋大城市优势未完全放弃，虽然撤出沈阳，仍在卫星城转圈，大批干部住在城市，以保持占领城市“优势”，部队主要力量结集在四平一带会战，把解决东北问题寄托在“最后一战”取胜，企图“独占中长路沿线和各大城市”，为和平谈判取得优势，而忽视了根据地建设。结果，在左右希冀、踌躇不定的思想指导下，最后一战大败，林彪狼狈地撤出四平战场，北宁线全被国民党军占领，我已占的沈阳、长春等一批大城市先后放弃，军队损失很大。
后来在编写《辽沈决战》和《四野战史》时，对这段历史陈云和彭真争论不休，无法如实再现历史本来面貌，原四野作战处长苏静(55年授予中将)为正确表述那段历史未果，他说“我至死也不瞑目”。历史是诚实的伙伴，谁是谁非，时间是一般起码的见证书、裁判员。历史不能屈笔，应该秉笔直书。
高岗坚持认为先占大城市还是先占农村，是方向、路线问题，刘少奇认为彭真有错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与中央指导、支持上也有一定的责任，毛泽东也不例外，从中央发给东北局电报中可以看出。从东北局改组说明，“守四平，保长春”是错误的，要不林彪丢盔撩甲，败走麦城还能升官吗？也说明中央承担了责任。
罗荣桓元帅后来在1949年3月召开的四野高干会上说，东北局从长春撤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无纪律无政府现象非常严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东北局领导对局势估计存在失误，东北党的领导认识上不统一。是先控制大城市还是依靠农村；以战争为主还是以和平为主；敌强我弱还是敌弱我强。这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很激烈。罗帅在1961年对编写四野战史指示中说：有些同志对形势的变化看不清，“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情况下，提出“最后一战”和平快到了，以为四平一战，和平就实现了。结果四平一战失败了，南满的大城市全丢了。其实，和平幻想未彻底丢掉，战与和的分歧仍然忽明忽暗存在，停战期间，有人仍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1946年9月，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有人还提出“和与战”的问题，说什么对蒋介石是“洗脸还是杀头”的事。
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彭真的错误，彭在会上作了检讨。历史实践证明，高岗等人主张先占农村和铁路两侧的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后夺取大城市的方针是正确的。
东北全境解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完全顺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前进的，比原先预料时间提前胜利结束。辽沈战役为歼灭国民党大兵团创造了典范，对全军敢打大仗、打硬仗鼓舞很大。
1947年秋，赵德尊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汇报东北工作和前一段工作中提到彭真的一些错误时，刘少奇只盘问去年七月会议的情况，不谈东北的具体实际情况，不涉党的战略方针和分歧意见的是非，他不满意地说，问题不是解决了嘛，不要再纠缠此事了，“不要落井下石”。他只要求东北党顾全大局，搞好团结，过去满洲国地下党就当时不团结，才失败了，被敌人搞垮了。赵回东北局汇报了这一情况，林彪、陈云、高岗都认为刘少奇坦护彭真，不支持他们的工作。从此，对刘少奇不满情绪又有增加。他私bbr>下对人说：“纠正彭真错误，怎么是不团结，落井下石呢？”
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平津、淮海战役正在炮火连天激战中，人们急盼早日胜利，推翻蒋家王朝。刘少奇却有点惊慌失措的情绪。1948年12月24日，他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沟口设立的马列学院讲话时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了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学员一听两眼大瞪，面面相觑。下来后纷纷议论，咱们院长(刘兼院长)怎么讲这么些话，怕早点消灭蒋介石？高岗听到刘少奇的讲话内容，对张秀山等说，这个少奇同志，左一下，右一下，他一会儿吹和平民主新阶段，一会儿支持最后一战，土改时他比谁都“左”，现在开始摧毁蒋家王朝，他又怕太快了，“右起来右的出奇，左起来左的没底”，真是“左右摇摆，惊慌失措”。张秀山说，这是“嫉贤妒能，没有军事经验的表露。”
二、土地改革问题
东北战场自三季攻势后，我军已占绝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只占北宁线几座孤城，处在内外交困，望援不济境地。解放区农村土改工作，从1945年冬就开始没收日伪开拓地，分给没地农户。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发出后，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激发了农民参军保田的积极性。正如高岗说：“我们靠土改运动，动员农民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资产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我们夺回来分给农民，农民不跟我们走才怪！”“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农民的疾苦，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取得胜利。”“土地是根据地建设的核心，什么事都不如农民对土地的关心”。他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上发言主要讲了土地改革问题。他对合作化重视，就怕土地再回到少数人手里，农民再吃二茬苦，再受二茬罪。毛泽东评价土改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东北局把土改和参军紧密结合起来，贫苦农民为保田而积极参军。但在执行“五四指示”中出现右的偏向，经过解决“夹生饭”、“砍挖运动”以及“反奸清算”，土改工作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在“砍大树，挖底产”中又出现“左”的偏向，一些地方违犯工商业政策，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者搞清算斗争；有的地方伤害了中农的利益。东北局发现后，及时得到纠正，农村生产关系得到改变，打倒了封建地主势力，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贫下中农优势已经树立起来，生产力得到解放，在东北实际情况，要说不彻底，也属个别地方和个别户的抽肥补瘦的问题，不需要打烂平分。
1947年秋，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决定“平分土地”，原已分过的统统打烂重分。刘少奇在会上讲话的一些观点，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
东北局主持常务工作的高岗，对全国土地会议及刘少奇讲话有看法。东北局领导听了赵德尊汇报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刘少奇的讲话，与会者都有意见，王鹤寿、何凯丰等对刘少奇意见最多，从生活到工作上讲了一大堆意见。针对全国土地会议“左”的倾向，东北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中严禁打人的规定》，明确指出：在土改和群众申冤中，禁止打人，教育群众说理斗争。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和刘少奇唱反调。对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迟迟不安排传达，有待观察形势，却受到中央工委的批评。上命难违，东北局提出了“补充意见”，对极左的方面作了抵制，11月，由陈云负责召开会议进行传达，高岗到翼热察辽地区调查了解土改等情况，冀东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尽管强调东北局关于“严禁打人”和“补充意见”的规定，在贯彻执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中出现了乱打、乱斗、乱吊的“左”倾偏向，他发现后及时作了纠正。
发动平分土地运动，干部、群众意见很多，说“左一下，右一下，瞎胡闹，刚纠正左的又叫搞左的”。陈云坐镇指挥辽东地区土地平分，推广晋绥经验，出现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者，把地主扫地出门，斗争富裕中农。陕甘宁晋绥在绥德义合召开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后，在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平分土地中翻底财，搬石头发生了“六乱”(即乱斗、乱扣、乱打、乱捕、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混乱局事。习仲勋发现后，连续几次电报和写反映给毛主席，指出：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左”的偏向。“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会一切破坏的精光。”他在反映里列举了农村贯彻土地会议精神出现的残酷局面，把中农或贫农，只要有吃有穿的人就得斗争；对地主、富农一律用惨刑拷打，名曰“大锅里煮牛脑”；拷打地富交底产，扫地出门；用肉刑、打死人来贯彻土地法令；不分老区新区(新区富农、中农是解放后富起来的)；将原来邀请来当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打成封建地主，没收家产，赶出门病逝，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被逼交底产，扫地出门。
毛主席接电和报告后，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并批评林伯渠说：“我们共党人是天底下最信用的入，怎么能过河就拆桥呢。”随之派任弼时等调查了解，纠正偏差。
刘少奇看到毛泽东批示和习仲勋的报告后批示：留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随后，刘少奇指示东北局纠正错误。
幸好时间不长，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不到两个月，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专题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当作大事，用很大精力，中央发了很多文件才刹住了土改中极“左”的风潮。在极“左”的平分土地中，整死了不少人，使党的政策在干部、群众中威望受到影响。高岗认为刘少奇不成熟，没有根据地经验，不懂土地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核心。贯彻土地会议精神中，各解放区都发生极“左”混乱局面，是刘少奇主持全国土地会议造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之一，是解决农民的土地危机问题。不过，高岗在发现土改中“夹生饭”的问题，于1947年春，他主持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上，发动“砍挖运动”以及在热河、冀东土地会议上讲话中，也有左的倾向。
三、剥削与反剥削问题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里对建国方向、路线、方针和“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党的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后，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他说，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和发展私营企业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是必然要受“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资本家。限制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毛泽东指出：“逐步地而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强调要同不拿枪的敌人斗争，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讲话和全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对建国后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更重要的是针对一些糊涂认识的“同志”的。实际上从去年“九月会议”后，就对城市“节制资本”和“依靠谁”及将要建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争论作了原则的结论。
据老同志讲：高岗对主要问题，从来敢抓敢管，抓住不放，大刀阔斧，有些是“先斩后奏”，已经形成习惯，建国以后，他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是七届二中全会定的，这就是大方向嘛！社会主义革命要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就是要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坚持资本主义，还算什么社会主义。”
1949年是解放战争决战的一年，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败退时对城市破坏、掠夺很严重，城市资本家把进攻矛头对准我们管理城市工作上，物价飞速上涨。人民政权对新解放的城市旧人员全“包下来”的政策，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如军费、城市救济、人员经费等各项庞大的开支，只得靠印票子解决。1949年至50年2月，人民币增加100至270倍。各大城市资本家互相呼应，狼狈为奸，哄抬物价，对两白(棉纱、米面)一黑(煤炭)和木材、钢材等主要生产、生活资料，一日几涨价，一月上涨几百倍至千余倍。新政府手里无物控制，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印票子解决财政赤字。结果无济于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批大企业故意关门倒闭，有的把大量款、物卷走香港等地，仅上海不到一年出逃300多家。他们不择手段造新政权的反，策动城市贫民到政府请愿，把城市搞的乱七八糟，妄图逼共产党就范。心怀敌意分子则心喜若狂，他们宣称共产党无法扭转险恶的经济危机局面，我们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面对经济严重危机的现实，对中共来说是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考验中败下阵来，那么，中共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付之东流，解放了的人民将重陷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地区积极向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调运物资，对平抑物价，稳定城市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毕竟远水不解近渴，杯水车薪，根本问题是不大刀阔斧调整不行了。对振兴经济靠资本家，还是靠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力量，中共核心领导里有不同的意见。高岗向毛泽东推荐陈云管理经济。陈云回中央后，于1949年7月23日召开华东、华北、西南、中南、西北五大区财政工作会议，贯彻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介绍了东北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经验。这是建国前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统一全国财政、遏制通货膨涨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站稳了脚跟，促进了经济快速恢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得不发出内心的惊叹，对中共管理大城市经济的才能刮目相看，粉碎了敌对势力希望在经济上搞垮新生政权的图谋。
在经济紧张时期也就是二中全会后不久，刘少奇先后在天津、北京等地了解情况时，在资本家反限制的叫嚷中，有点惊惶失措，发表了与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方针、政策不相符的讲话。他说：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让资本主义发展几十年”。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倡的过早。“如果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对人民没利益，而且人民也不愿意这样干”。现在把工业收起来，就要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这是破坏作用的，是反动的”。对待私人资本剥削问题，保证它有相当的利润，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而且也害了工人、农民，使大家同归于尽。“不但不能消除他们的剥削，而且还要发展他们的剥削”。
“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是工人自杀政策”，对资本家应该承认他们“剥削有功”，“资本家剥削越多，功劳越大”，工人不是不赞成剥削，而是怕无人剥削。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假如“不被剥削就不革命了”。他当着资本家面说：现在人们请你们剥削，资本家先生，我们请你剥削一下，“我们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他对天津大资本家宋斐卿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将厂子交给国家，或者收买你的厂子，再给你8个厂子，你还是经理，你干不干？宋说：“当然干”(后此人携巨额资金逃往香港)。他还说，欢迎剥削，剥削是救人。挖穷根挖到工商业资本家头上来，“城市毁灭，贫民更没办法”。
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说不要怕说话，该说的话不说，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鼓励了资本家，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同年8月，邓颖超和张瑞芳去刘少奇家时，刘少奇对她们复述他和资本家的谈话说：他不久前与工商界人士的谈话，跟那些民族资本家、工商界人士说：“你有再多的财富，顶多只能运作属于你自己一间工厂，一家商行，但你若有更大的才能，国家给你三家四家工厂让你管怎么样？你干不干？”
这种观点，在建国初期，是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不相符，不是高岗不能苟和，全党全国人民也不能同意。
张闻天根据高岗意见，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的提纲》，高岗很赞赏这个“提纲”。这个文件不仅符合东北的实际，而且是以东北当时经济形势为依据绘制的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报送中央后，被刘少奇扣压，要东北局对东北有关政策进行批驳后，“才好印发”。
刘少奇在天津搞调查时，对天津市领导进行批评。此后，邹大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刘少奇根据邹的信上反映的情况，5月31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给东北局《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发了一份电报，批评东北局和天津市对待资本家犯了“左”倾错误。
电报的批语说：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服此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这份电报同时转发全国市、省、区党委。电报说：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交给刘少奇同志，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解决。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关涉到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天津的负责同志(黄敬、黄火青、吴德等)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的原料及市场方面统治，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解决。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要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上相违反的。电报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加以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党内存在的上述倾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中必须加以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后，才好印发。
高岗看到电报和刘少奇天津、华北职工代表会议的讲话材料后很反感，被认为是打东北局的“闷棍”。他对东北局其他领导说，按照刘少奇同志的逻辑，“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流血牺牲，白干了”。少奇同志害怕消灭资产阶级。我们南征北战，东冲西突，为的解放人民，不受压迫，消灭剥削，是我们的大方向、根本目的，他还嫌剥削的不够。他是走美、英、法的老路，而不是走“苏联的大道”，“依靠资产阶级，就是丢掉工人阶级，就会丢掉人民，就会亡党亡国”。
其实，“提纲”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在制定《共同纲领》中大量内容被吸收。
同年7月，刘少奇在访苏期间，会谈中讲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既政协会议)的问题时，他说：“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师哲老人说，实际是针对毛主席在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关于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问题，高岗当时提出不同意刘少奇的说法，说那是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决议的，不是什么人的说法。散会后回到住地，刘、高俩人对此继续争论。后来把这个争论变成了高岗出卖东北的争论。他说这是柯瓦寥夫编造的一段谎言，为给斯大林摸黑，赫鲁晓夫借机说明斯大林品质坏，对已死的高岗又踩一脚。
1950年初，对待富农剥削的问题，高岗和张闻天互相交换意见，高岗认为党员雇工和单干问题从原则上讲，党员不允许剥削人的，说服党员不要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主要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取组织手段。张闻天认为高岗对富农党员的看法对，确实应当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要他们坚决为农村合作化的方向而奋斗。农村党员向富农转化时，应事先予警告，使其转变。如转变不了，允许其退党或“开除党籍”。高岗说：党员雇工问题政策性很强，需要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刘少奇看到东北局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请示报告，对安子文讲，关内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受关外富农剥削，他们就会谢天谢地，“富农雇工多，买了马不要限制，这不是自流”。“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党员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他亲自签发了答复东北局的请示报告。
复信上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要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安子文把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复信寄东北局。高岗接到复信后说，少奇总是和我们过不去，对我们横加指责。这是第二次打我们的闷棍。
高岗把刘少奇有关讲话里的一些观点摘抄写信报告毛泽东主席。他在信上指出刘少奇同志的这种观点就是说“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信的原文是：
毛主席：
看到你对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九年春季的天津讲话的批评后，深感你的指示非常正确，非常适时。刘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强调：“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发展下去，只是工人的自杀政策。”“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不发展也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等等。他的这种观点就是说，“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这种观点已在党内甚至国际上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据苏联的同志对我说，他们认为刘少奇等人远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东北要坚决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试验。
毛泽东本来对东北的做法很欣赏，看了信即给高岗打电话，表示支持东北搞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试验，建立示范国营农场。并把信转给陈伯达看，还生气地说：“岂有此理！”陈伯达说，马克思主义者应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搞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上。陈伯达把毛泽东对东北在土改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做法很感兴趣的情况透露给高岗。
高岗到北京开会时，把刘少奇讲话、谈话记录交给毛泽东，又谈了刘少奇在天津、北京讲话中的错误，汇报了东北局早想搞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互助合作，试办集体农场，搞工业国有化，“是顶着压力去搞社会主义”。他在谈话中又将信上的话重述了一遍。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讲话有错误，他受过去在白区工作经验的影响，进城后我们究竟走那条路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对将出现的社会主义工业政策还没有研究。该顶的就一定要顶，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让步，也不能做交易，而要展开斗争。“有错误就得批判”。
这就是后来邓小平的“报告”里指控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一九四九年就“已有系统地开始”。
高岗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旗帜鲜明地主张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要在东北创建“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也给毛泽东启发了思路。
刘少奇认为当时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几十年资本主义。高岗认为刘少奇源于这一指导思想，而宣扬“剥削有功论”，为资产阶级评功摆好。
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现在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完全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某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一部分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有人不怕工人造反，而怕资本家办厂。在同年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设想：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要想一步进入社会主义，困难太多了。我们要和资本家搞阶级合作，只有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现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时期待十年建设后，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出过早”。他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说：“共产党员现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义制度而奋斗，坚决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过早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农村没有机器和化肥，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1953年财经会议期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听了李维汉作的“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后他说：如果这样，“我们就要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破裂，他就可能造反，这就可能使我们发生很大困难，造成很大麻烦，使我们陷于被动”。
高岗对同事说，少奇同志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害怕资产阶级被消灭，而不怕人民“受剥削”，就怕资产阶级“不剥削”。他认为刘少奇进城后工作方向和改革方案，以及走什么道路、依靠谁等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不相符。他在多次公开讲话、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等人的右倾观点，最集中表现在52年1月那篇《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文章里。文章中联系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全面阐述了资产阶级对我党腐蚀的表现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他强调要坚决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强调必须向资产阶级开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
这正是毛泽东在恢复经济时期集中思考的问题。那时，他对城乡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很不放心，担心共产党领导人民流血牺牲，挖掉了三座大山，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手里夺得江山，再依靠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走美、英、法的老路，是不会咽下这口气，他绝对不会容许的。他不仅及时转发了高岗的这个报告，还要求各大报刊全文发表。
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无疑成为最后一个被消灭的阶级，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势在必行。1951年至1952年高岗多次讲话、报告和文章，多数是经毛泽东审阅或请示毛同意后或直接指示在各大报刊发表的。这实际上形成了支持高岗的观点而反对刘少奇的观点。
四、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
建国初即经济恢复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巩固新民主义秩序”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也是高岗和刘少奇分歧的源缘。七届二中全会前，毛、刘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较相一致，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三大敌人残余的斗争取得胜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无疑是工人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围绕这一基本矛盾，对新中国发展方向、路线、方针都作出了原则的规定。七届二中全会后和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党的工作转变城市为重点，毛泽东让刘少奇到北京市、天津市了解调查。如何落实二中全会决议，掌握第一手材料。
当时，各大城市比较乱，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城市多数是1948至49年解放的，国民党的法规、制度废除，我们的法规和制度没有健全和一些人不熟悉，没有经验，干部不足且适应不了大变革的形势。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叫喊“共产党会打仗，打下天下不会治理”。我们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也有“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的担忧。城市的大资本家互相串通一气，企业停工关闭，“南囤纱，北囤粮”，有货不卖，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垄断市场，逼民“闹事”，还假惺惺地喊冤叫屈，为民请命，“工人贫民没饭吃，没衣穿，”是“共产党造成的”，蓄意给新生政权施加压力。刘少奇对此有些惊惶失措，思想大转弯，于是乞求资本家剥削，以此稳定城市秩序，逐渐形成“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构思，从而重视发挥资本主义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处在年轻时代，正是发展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建设时期，等条件成熟了，才能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现在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从后来的实践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绝对不可能，与共产党执政宗旨不相符，与全国人民愿望不相符，谁能理解得了在共产党未执政前能说的过去，共产党执政后，搞资本主义，不是成了假共产党了吗？不是和国民党执政一样吗？特别是毛泽东是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思路的，他针对这种观点，早在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就有针对性地强调要“过好社会主义关”的问题。
高岗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原则及毛泽东的有关讲话精神，学习研究了《共产党宣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论述、联共(布)党史教程，认为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政权，革命党升华为执政党，土地改革任务完成后，应“立即转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上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相互连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消灭资产阶级成了主要对象和任务，不能有个“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阶段。他认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就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诞生，又经过几年经济恢复和改造，生长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这和旧的民主主义革命有本质的区别，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按马列主义观点，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有道理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搞资本主义行不通的，理论上也讲不通，于是他在东北率先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把工业推向国有化，农业推向集体方向和道路。在当时隋况只有苏联可仿照，“走俄国路”。
搞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考虑的重点，他和陈伯达谈话时说，新中国建立就标志着民主革命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但是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还认为社会主义是遥远的事，现在发展资本主义，向资产阶级投降，向资本家乞求。我们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因为党内有类似武训那样的人物，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一切剥削制度彻底理葬的一场革命”。“党内有些同志跟不上队了，比如少奇同志，眼睛只看着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到现在提什么‘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只有这样一些同志令人讨厌，主客观上造成党在过渡时期的困难”。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斗争中前进发展嘛。前次少奇同志访苏时，我特意让他就这个问题请示斯大林同志，看来苏联同志也赞成我们的观点。这对少奇同志转变思想多少有点好处。有些人总是被动地前进着，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他们不往前走不行啊！”
这就是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19大，出行前，毛泽东让刘少奇就召开党代会讨论五年计划、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请示斯大林，斯大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刘遂向毛电告后，毛泽东立即决定在53年2月召开党代表会，并电告留在苏联休息的刘少奇赶紧回国筹备党代会。刘少奇于53年1月初旬回国，党代会推在3月召开。斯大林逝世，党代会没有开成。据老同志说：少奇本来就不同意斯大林支持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有情绪，没有参加斯大林吊唁活动(一说刘有病)。
毛泽东和高岗谈话时说：我们这个社会每年每月都在变动，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少奇同志要确立资本主义的东西，贫下中农不同意，广大工人阶级更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帮助他，看他愿意不愿意改正，也希望大家来帮助他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等人的观点，早在1951年发动批判《武训传》，以拼击“改良主义”，许立群、贾霁、胡绳、丁曼公等在《人民日报》、《学习》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毛泽东指出：武训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刮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其间，他派江青等到山东调查。1952年批判“剥削有功论”和“乞求资本家”。1953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1955年批判“小脚女人”。1956年批判“反冒进”，等等。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改造时期和建设时期。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发展“几十年资本主义”，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刘少奇主张社会主义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为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四十、五十年，那怕跑得那么快，总还要十年二十年……”这在当时人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社会主义，过几十年再搞社会主义当然是会失党心、民心的。
与此相反，毛泽东依不断革命的思想，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构想是大得党心，大得民心的举措，要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和“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民心所向，党心所向。在这样大力宣传鼓动下，党和人民欢欣鼓舞。使本来就和毛泽东思想、党心民心、心心相印、一脉相承的高岗，以及相当一批中高级干部和基层干部、工人、农民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构想，并坚决贯彻实施。他在东北按苏联经验率先实行计划经济建设，调整工商业政策，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动三反五反，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加大发展国有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力度，坚持和维护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地位。高岗说：“我们要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社会政策上，既不是消灭私人资本，也不是任其自由发展，只有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严格整顿党的队伍，战胜党内的右倾危险”。
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意见，在中央的一些会议和文件中经常出现。为了统一思想认识，毛泽东在1952年就勾画出“一化三改”的构想，1953年更加模式化。东北的经验和国家计委会同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到私营工商业较多的南方各地调查研究工商业问题，为毛泽东制定总路线和“一化三改”方针提供依据。高岗在主持修订“一五”计划和财经会上工作报告时，将总路线精神贯穿在其中。可以说总路线和五年计划的出案，是毛、刘对建国方略意见分歧中的产物。
五、五年计划比重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很落后，在国民经济中仅占10％左右，而重工业更落后，在工业中占不到30％，轻工业占70％多，其分布也极不平衡，大量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据国民党的统计资料，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建国后，经过三年的恢复时期，全国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8％。
东北地区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5％，到52年提高到56％，快接近国家工业化标准(当时规定工业化标准是60％)。特别重工业发展很快，拉动和装备了其它各业的迅速发展。
东北工业基础较好，尽管遭苏军拆卸，国民党损坏、战争创伤，后来和苏联易货购进设备和专家帮助，很快恢复起来。高岗以东北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苏联经验，看待全国的工业发展潜力，特别强调发展煤炭、电力、机器制造等重工业。这种观点虽然有片面性，但当时只有苏联的现成经验可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同苏联专家接触多，苏联的经验对他影响很深。况且，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请专家，搞设计，购设备等都得靠苏联，连印票子也在苏联。1949年8月，高岗在东北人代会作的“施政方针”报告中，把工业建设列为第一位，轻工业第二，农业第三，资金投放，招工安排，物资调配，都以此顺序进行。1950年春，他在东北政府委员会和东北地区党代会上，针对国内外形势，当时，准备解放台湾，防备美帝出兵，把发展工业提到战略高度。他说，没有强大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带动不了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的大发展，农业的机械化也不可能。他认为苏联工业化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反复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按照苏联工业化道路发展中国的工业，参照苏联“一长制”管理工业的方法管理中国的工业，依靠专家和工人相结合发展经济，和刘少奇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爱好工厂的。”以党委方式来实现集体领导的“党委负责制”形成鲜明对照。
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高岗和刘少奇同样存在着分歧。刘少奇对高岗极力主张学习苏联经验，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见，持不赞成的态度，刘少奇提出在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首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他说：“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设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按他的设想首先发展农业，其次发展轻工业，再其次发展重工业。也就是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高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般次序，要花多少年时期？等农业、轻工业上去了再发展重工业，他不同意这样安排。1952年秋，按刘少奇“农轻重”思路搞出来的五年计划草案，由周恩来、陈云拿到苏联商谈被否定，并认为这不是五年计划，作为指令也不够。
高岗认为中国的建设计划，应该学习苏联的经验去安排，“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优先发展工业才能实现工业化，巩固国防，为轻工业、农业等开辟广大的发展前途，工业化带动各行业的前进，才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使国家富强起来，全国人民的生活真正改善，这是真正的“仁政”。他说，在苏联的援助下，发挥现有工业生产潜力，建立新的工业基础，带动其它各业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们全面封锁，我们经验不足，只有苏联的现成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设计施工要靠苏联专家，设备、贷款要靠苏联提供……他指出，要解决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日益需要的矛盾，首先抓重工业，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业上不去，农业机械化是空话。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强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否则，工业也“跛起脚来”。
1953年1月份，初步意见在3月召开党代表会，讨论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在“重轻农”还是“农轻重”次序安排资金比例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和分歧。在本月纪念列宁逝世29周年期间，争论公开化。这个争论伴随着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一直在明处暗里争论和斗争着。6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计委和统战部，《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时，高岗、李维汉提出：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深化为“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的方针。刘少奇对“改造”二字怀疑，“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等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毛泽东说：“改造什么呢？变农民，手工业者，不分土地，农民也当不成，前途只有改造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支持高岗和李维汉的主张，把“利用、限制、改造”作为指导思想确定下来。直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五年计划确定下来，经过财经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5至28次会议，上述问题的争论基本结束，确定为“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概括为“一化三改”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无异于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与高岗的分歧点几乎全部被否定。
冷静地客观地回顾中国走过的历史，如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线、方向走下去，综合国力早以强大起来了，不会推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今天。据一些专家认为，至少推迟了二十年。同时也与“亲苏疏苏”有一定的因素。特别是把高岗、彭德怀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将“一边倒”依靠的老大哥疏远，逐渐嬗变中苏关系紧张乃至恶化，不仅断绝了技术引进和经济援助，而且导致撕合同、撤专家、调图纸、逼债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造成极大损失。天灾加人祸，不得不“下马调整”。
六、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
北地区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就推行了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按照毛泽东《组织起来》和1947年杨家沟会议上指出：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是中国构成三种经济成份的之一的方针、道路，并执行《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的提纲》，发动了互助变工运动，互通有无，解决了贫困户的困难，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7月，高岗访苏期间，参观了苏联集体农庄，又受到鼓舞。8月，他在东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施政方针”报告中指出互助合作是“农业发展方向”的必由之路。并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政策，辅以经济上、技术上、领导上给予扶持。在指导互助合作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自愿两利”，反对“急躁冒进和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从苏联访问回到东北对东北工作进行了解，对农业互助合作、供销合作社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农业合作社不能建立在贫穷个体的基础上，由互助合作社来实现集体化是空想社会主义，提出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反对供销社以入股分红来吸引社员入股，提出对社员实行配售制；认为东北在工商业政策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等等。高岗没有理睬刘少奇的意见，并进行争论。他私下和东北局领导说，刘少奇对待私人工商业有右倾，对供销社问题上是前左倾，后恩赐，对农业集体上持反对态度。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召开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高岗在总结发言中，突出强调互助合作工作，形成和刘少奇唱反调。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刘少奇看到高岗在“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于1月23日，跟安子文谈话时说，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党内有许多人对此欢欣鼓舞，以为是社会主义的积极表现。他说：变工互助“再不能发展了”，单干应该“放任自流”。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不好的基础。农民参加变工互助之所以这样多，就是因为个体经济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把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看成富农，是“左”的情绪。“用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这叫自杀政策。”三马一犁一车的富裕户发展到80％，其中有10％富农，有了这样的基础，将来才能搞集体化农庄。
高岗针对刘少奇的谈话，一方面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方面指示东北局办公厅和农业部门到农村调查。从调查研究表明，在短短几年内，农村两极分化苗头已经出现，不少户成为富农，新富农出现后，发展产生两条路线的竞争。在农民思想上特别是有三、四匹马的富裕中农中走那条道路，就更加踌躇徘徊。他们趋向单干的路，这是必然的。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三马以上的户逐年增加，参加变工互助的户逐年减少。高岗看了调查报告后指出：“这是严重的自流现象”。《东北日报》接连发表文章、报道，加大力度，宣传高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向集体方向发展”和鼓励互助合作的政策。
刘、高两种意见，显而易见，针锋相对，分歧意见继续争论。1951年春，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报告，提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说，农民的自发力量发展，不是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富农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如搞不好，就会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互助组会变成富农庄园。报告说，老区互助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互助组织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要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扶植与增强互助组织内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两个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私有制，“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个意见上年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上已经提出。华北局不同意这种观点，给山西省委打招乎。山西省委没有在乎，省委书记赖若愚在省党代会上赞成长治地委的意见，又进一步强调防止农村两极分化，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的必要性，并向中央和华北局写出了报告。
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意见持反对的态度。他对薄一波(华北局书记)说，用农业合作社、互助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以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农业去，“那是幻想”。5月，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了批复并报中央。批复中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的，因而是错误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
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在1951年7月批准印发党内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并加批语：“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两极分化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两极分化表现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在马列学院讲话和其它几个不同的会上，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他说，山西省委对“农民自发力量?t>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形式，彻底扭转涣散趋势，完全是空想”。完全不能阻止，还会增加农民自发趋势。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
高岗根据毛泽东“走俄国路”和搞农业集体化的试验的指示以及学习苏联经验的教导，为找根据认真学习研究了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在恢复经济时期，组织农业集体化，搞示范农场，推行工业国有化，实行企业“一长制”并收到成效。这就是高岗所说的“顶着压力搞社会主义”。他在东北对属下说，刘少奇对外亲西方，对内是亲资本家，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高岗对搞社会主义铁了心，着了迷，他私下对张秀山等领导说，如果北京搞不下去，必要时把毛主席接来东北，也要实行社会主义。
同年的“七一”前夕，薄一波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卅周年的文章，题目《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文章根据刘少奇的观点，对山西省委的报告逐条进行了驳斥。刘、薄上下联手反对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不仅是与山西、东北领导有分歧，正是建国后毛、刘之间的分歧，毛泽东最担心农村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国革命走的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土改，调动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打垮了蒋家王朝，从政治上彻底翻身，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也有很大发展，生活达到改善。毛泽东曾设想政权到手后，想在土改时一次到位——集体化。1950年初访苏期间，就这个问题请教斯大林，斯意见土改后缓慢些来，使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推后了几年。
中共夺取政权靠农民的力量，改造中国也靠农民力量。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的新生政权。但是，中国是处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旧的“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还存在，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很担心小生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农村再出现穷的愈穷，富的愈富，两极分化，回到旧中国的老路，农村资产阶级成了气侯再搞集体化，再次打倒富豪，困难更大了。趁资产阶级弱小，统一意志，实行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同时并举，一步到位，战胜资产阶级。这是毛刘之间在认识和指导思想上分歧的基本点。高岗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毛泽东靠农民力量、土地改革夺取了政权，又搞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特别人民公社化，结果，成了一大失策。
全国解放后，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被没收归国有；地主阶级财产没收分给贫困户；旧富农多余土地财产也献了出来。乘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弱小。中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底子薄，社会主义化实质上是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实际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正是刘少奇说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高岗也反对“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这点他俩是一致的。但在集体化的步骤上有分歧。
东北地区有的地方，已出现卖地的、卖牲畜、揽长工、当佃户严重情况，有的地方60％左右的户借贷款，党员放高利贷，雇长工。高岗对此很担忧，他对部属说，我们打倒了地主，限制了富农，我们革命党升为执政党，人民欢迎拥戴，新生政权产生不久，如果让资本主义自流下去，过不了几年，阶级分化难免，地主、富农又称霸农村，“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和旧社会一样，再来一回共产？我们白搞一回”。
刘少奇、薄一波纠正山西省委的错误前后，毛泽东派陈伯达、田家英、江青等到各地调查研究农村情况。从调查材料看，“农村要求走集体化道路的群众是多数”。“真正致富并走向自发道路的是少数”。“贫雇农有的把分的土地又卖给富农”。调查结论是：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新中国又回到旧社会的老路去了，富的富来穷的穷”。这就更引起毛泽东注意，也启发了搞集体的决心。
高岗与刘少奇在农村发展方向问题上发生矛盾，毛泽东支持了高岗的观点，也是他自己的主张。他专门找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明确表示：“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现在不能支持你们，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指出：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的觉悟，作了广大群众的尾巴。你们被富农经济假象迷惑了眼睛，“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是危险的啊！”和刘少奇、薄一波说的搞集体“危险”针锋相对。责令刘?薄把他们的指示、讲话收回作废，“这么大的事情不经中央讨论，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刘少奇收回讲话，将《华北建设》己经排好的一篇文章撤销。
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后，除了派人下去调查外，找许多人谈话，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后，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确定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决议对土地出租、富农雇人和放债等受到一定的约束，基本否定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决议明确指出，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步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作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须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己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
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报告，提出农村互助合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他看后对周恩来说：高岗的报告，你看过没有？要加批语下发。17日，毛泽东将高岗的报告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术，杨尚昆，批示：“此件传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全国委员的各共产党员。”他对陈伯达、江青说：这是个有分量的报告，有材料、有分析，观点、方针都正确，又没有片面性。“高岗不错啊，像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不像有些人像小脚女人走路，东摇西摆，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陈伯达说：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扣大帽子，难道土改后，农村的方向，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前他曾说过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我看有点右。再说对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发展方向的报告有不同意见，也就通点气嘛，既不同主席商量，也不经中央集体讨论，就……
毛泽东说，党内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都不能扣左的右的帽子。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是非还是要搞清楚的。高岗同志有勇气写出这个报告，看来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是走在全国的前头了。我己为中央写了批语，转发高岗的报告。你们修改草案，也要很好地看看这个报告，吸取其精华……
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批语，编印了一个小册(包括三个附件)，发往全国各级党组织。
高岗报告要求教育农民“生产发家，劳动致富”，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逐步由低级引向高级的形式”。报告强调指出：一方面必须反对各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对于发展农业经济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报告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允许雇工，但绝不是我们“不用领导，不用组织了，让它自流吧”，而是要我们组织好，使参加合作组织的能更多打粮，改善生活。在发展合作组织中，“要坚持自愿两利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的做法”。他对分管农村工作干部说：“共产党爱穷人，不是爱人穷。”
1951年冬，全国进行整党，主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高岗的报告及东北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岗在农村工作座谈上讲话。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高干会上作报告时，他针对刘少奇等同志对待资产阶级政策观点和发展农村经济中的右倾思想进行批评。他说：“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倾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土地改革后，在发展经济中，既然农民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这种说法的实质何在？这是否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于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
报告说，在农村工作中不宣传社会主义，不懂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土改后的农村，必须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都必须经过国营农场和合作社的示范，坚决引导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反对各种“自流论”。这也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在农村工作上的具体化”。“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的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个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如果不是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积极发展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则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为富农党”。这就将是人民政府和党的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完全失败，而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容许的。
高岗在报告里引用了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大量语录和《共同纲领》的规定，说明走集体化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实现集体化的形式。他说：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提出：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合作社就是“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合作社网。”
其间，东北局对农村经济发展作了全面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自土改后出现了新富农占总农户1.8％，人口占总人口2.6％，土地占3.9％，牲畜占6％，大车占7.7％。土改后三、四年间，农村出现了穷人卖地，富人买地，当雇工、借高利贷户占总农户60——70％。高岗对这种自发势力很担心，他说：再过几年就穷的穷，富的富，用不了多长时间，土改的成果得而复失，又退到旧社会去了。
中央及时转发了高岗1月10日的讲话，《东北日报》和《学习》杂志全文登载并印《活页文选》，广为发行，扩大宣传。中央对农村发展方向极为重视又召开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修改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强调指出“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明确要求“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组织农业代表团到苏联参观学习，回国后，更加大集体化宣传力度，说“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中央还派工作组到东北调查研究合作社的经验，认为东北局和政府领导翻身农民保卫新民主主义胜利成果并引导农村经济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用东北经验指导全国互助合作运动。
1953年1月，毛泽东与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部长谈话时说：我们有两篇文章，第一篇搞民主革命，第二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就农村而言，土改已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要做第二篇文章。“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计划10—20年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
如果按毛泽东的这个计划时间实施下去，可能结果要好很多，可惜没按这个设想实施。
邓子恢根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于2月初在农工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就是向资产主义大农业发展，而资产主义道路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不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让我们的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上面。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要使农民组织起来，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农村工作的主要环节。他还说，我们党已经从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即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进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刘少奇在一次会上就互助合作承认说：“高岗同志是对的，我是错的。”
高岗在计委的副手分管农村这一块的邓子恢这些观点，成了高岗的知音，实际也是中央领导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思想认识和理念基础。
刘少奇认为“急躁冒进”，对合作社“贪求大多”，农工部按刘少奇指令解散了一批刚建的合作社，使毛泽东很不满，当面批评刘少奇说：“你的脑子糊涂了”。并在中央政治局和财经会议上进行批评。他说：总路线的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1953年10至11月召开的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谈话时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好惠，难矣哉。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那真是很难矣哉”。“合作社既需要，也可能，潜力很大。”他说；“纲举目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题，就是‘纲’。”“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要打破新区一定要慢些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毛泽东自己否定他的“计划10——20年完成合作化的任务”的设想。
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延续到1956年才告一段落。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报告、讲话、批语中，深入批评了农业互助合作中的右倾思想，批评了刘少奇的“确保私有”和“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等同志说，有人向我们提出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都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他还说有些人对“党的决议或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
这些，都是高岗死后，毛泽东讲的，至少说明，高岗生前反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是毛泽东纵的。高岗从长期观察，料到刘少奇不容易改变立场、观点的，毛、刘的分歧不可能调和，他认为如果刘少奇掌舵，恐怕社会主义搞不成。事实上，刘少奇向毛泽东表示“改正错误，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实际刘少奇常讲“训服”，他并未当“训服工具”。高岗死后很长时间“阴谋魂不散”，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活动继续着，这当然不能再委过于高岗“反党、分裂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了吧。
实事求是地回顾合作化的历史，建国初期处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穷国度，实行互助合作的措施，具有股份制形式，按地承租、其他生产资料打价入股和投劳分红，互通有无，调动了群众积极性，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其实坏就坏在高级社和公社化，不是初级合作化。合作化制度还没完善，经验不足，工作跟不上，优越性还没充分发挥出来，就搞人民公社化，合作社被活活埋葬。从长远来看，合作社巩固下来，土地连片，为集业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奠定基础。分田承包单干，名日：“改革”，实为“倒退”。
七、工会问题
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作报告时针对工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公营企业有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上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各自的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作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电报中央后，8月4日，刘少奇为中央拟稿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好得很”，“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全国总工会根据刘少奇的批文，通知全国工会干部学习。并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发表了邓子恢的报告。
12月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七届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指出：“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那时，名为讨论，实为批判。
高岗摸到了毛泽东的意图和看到邓子恢的报告及刘少奇的批文，不同意刘邓的观点，主要是对“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的看法不一致。1951年春，高岗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对邓文提出了批评。准备在《东北日报》以社论发表。文章指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
4月22日，高岗亲自写信并将文章寄给毛泽东主席审改该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
工会的文件是刘少奇批转的，并认为“好得很”，“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检查工会工作。高岗借批邓子恢为名，批刘少奇为实，也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全国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专门同高岗谈，高岗直言不讳地说，他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
4月29日，时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高岗的文章之事，向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并在信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岗同志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他认为“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的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一阅”。
5月16日，刘少奇又给高岗写信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10月初，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李立三的报告把高岗和邓子恢所代表的意见都提出来，他明确表示赞成邓子恢的意见，否定高岗的意见。这一下就把乱子捅大了。不多时，李立三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指出：工会工作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指刘少奇批转邓子恢的报告和李立三提出仲裁的意见。
高岗对刘少奇批转邓子恢在工会方针问题上的争论，以仲裁者李立三赞同邓的意见下台而告终。12月，中央决定由李富春主持召开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并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决议》。决议指出：李立三的错误(一)在工会工作根本方针问题上犯了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决议说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会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
工会方针争论的结果，改换了工会领导，撤销了李立三的一切职务，杀鸡给猴看。在工会问题的干扰下，原定的1951年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推后了。在全国范围的工会系统开展了批判李立三的工团主义等错误。高岗针对刘少奇搬弄起工会的问题，未等得四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而成了解决高岗的问题。替罪羊李立三的职务被撤后，无官无事可做，以疗养为名，到丈人国——苏联一呆几年，直至1956 年“八大”以前才回国。在党的“八大”会上李立三发言中还检查他的资产阶级“劣根性”错误。
八、周恩来问题
是谁对周恩来有意见？这个问题应依历史本来面貌作一介绍，不能把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的意见(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加在高岗头上批，这不成了“批高射毛”吗？高岗至死都未承认他反对周恩来。
建国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工作上有意见，主要是周恩来对毛泽东那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做法，在行动上不象刘少奇那样旗帜鲜明地相佐，但在思想上跟得不紧，工作上有折扣的地方。在某些问题上，他倾向于刘少奇的观点，不象高岗那样紧跟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过，周在修改高岗财经会议报告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说：“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周恩来对有些大事未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而向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刘少奇请示汇报就号令执行。喜欢大权独揽的毛泽东自然不满意。尤其是政务院建立总党委、新税制出台两件大事，只向刘少奇汇报同意的，未向毛泽东通气，使毛泽东很恼火，他认为周恩来想总揽国家机关大权，把各部长(兼党组书记)都作为总党委成员，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统一各部的工作。毛泽东说：“西华厅(周办公处)车水马龙，颐年堂罗雀了”，并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你还嫌独立王国少是不是？成立那么多的重叠机构，和中央分权，对我搞封锁，如不检查，我辞去党的主席，由你们折腾吧。
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政务院成立总党委(即总党组干事会)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党内组党，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分散主义，架空中央……高岗在会上也讲了批评意见，拥护毛泽东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政府各部成为政务院的部门了，有架空中央政府委员会和中央主席的情形。毛泽东提议高岗参加书记处的工作。
总党委、新税制被毛泽东否定后，周恩来很难堪，思想负担沉重。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国家体制来说，这两件事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既没征求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又没向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请示汇报，毛泽东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实属不妥。税制是国策性的大事，从修改到出案搞了几个月，没给毛泽东通一点气，负责计划经济的高岗也不知道，确实有点奇怪，令人觉得是不光明正大，毛泽东予以严厉批评完全正确。这两件事，就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不可能允许的。周恩来经过两次施行权力锋芒受挫，碰了钉子后，再不敢背着毛泽东明目张胆发号施令。但有时仍把他的意图和刘少奇的主张溶为一体，用婉转隐语方法，渗透在具体工作中，并标明“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他采取迂回、拖延、等待的策略，既能在政策、策略中实行他自己的计划，却又不凸现出对毛泽东不忠。这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合作到底的高招，中共元老和毛泽东合作到底为数不多者之一。自遵义会议以后跟毛泽东较紧，协助毛泽东解决许多重大疑难问题。高岗红盛时，他批文都是“毛主席、高岗同志”，连高岗都感到不好意思，建议“不要这样批”。
周对高抓经济很欣赏，高认为周有能力，聪明过人，圆滑世故，工作勤奋，两人配合工作、个人关系是好的。高岗对周恩来有点意见，是来自毛泽东与高岗谈话的影响和高岗紧跟毛泽东并投其所好、奉顺毛意所致。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情绪，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高岗尸骨已白的1973年。
历史实践足已说明对周有意见的不是高岗而是毛泽东。在那时候，共产党——党中央——毛泽东是人们印象中的同义语，站在毛泽东一边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彭真尽管受过毛泽东的错整，后来他说一句良心话：“比来比去，谁也比不上毛泽东伟大。”
由于建国初期财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错误，加上建总党委、推行新税制，毛泽东从1953年始易总理意识存在。毛泽东的生性独特的很，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谁不同意他的什么，别想在他的身边工作。一次有个卫队长怕他长江游泳危险，说那里水急，旋涡多，没顺他的意就被调离了。高岗事件前，毛泽东有过让高岗或林彪“组阁”当总理的想法，高岗死后，想让柯庆施搞总理。周恩来多次检讨并先后两次向刘少奇提到辞职，这是最好的诠释。
高岗死后，毛泽东并没有消除对刘、周的不满情绪，大有志向不同之隙。1955年夏，中宣部根据刘、周的意见，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冒进情绪》，送毛泽东审阅，毛只批“不看”二字，他认为是“管他的”，所以不看。接着，毛泽东发动批“小脚女人”和“反反冒进”，反对“促退”。
1956年“八大”期间，表面上平静，实际有矛盾。刘少奇的大会报告稿未让毛泽东审阅，大会通过的党章里不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劝毛泽东可以不参加会议，有点想让毛当荣誉主席的味道(八大通过的党章里有“荣誉主席”的名堂)，正如高岗曾说的“当汉献帝”兆候。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主角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党代会结束时，正好是国庆七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决议’里对‘主要矛盾’提法不对。”
“八大”闭幕不到两个月，于11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讲话中，指出苏联丢了两把“刀子”(即列宁、斯大林)。“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匈牙利、波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他讲这些实际是针对“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不对”的。八大之后，毛泽东不想“跑龙套”了，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亲自出马大反右倾，对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评升级。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扫掉了多快好省。一个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在杭州、南宁、成都等会上，周恩来等又多次作检讨，中央财经组长被免掉，失去了经济工作指挥权。特别是在杭州、南宁会议上，印发了10多份材料都与周有关。毛泽东对着周恩来说：你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部，五六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毛泽东把反冒进提到高度原则，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多次批评下，不得不作多次检查。他在检查中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使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是问题的本质”。
1958年5月，在八大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用十多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在陈云检讨后，周接着发言讲了一些脱离逻辑的话，夸赞这次大会是“一个思想解放大会，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慨。”“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越过几千年”。同时检查了右倾保守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把跃进看成冒进”。据周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是他自己讲，秘书记，并对秘书说，这次主要是检讨。正在自己说，秘书记录时，陈云给周打来电话，陈云的点子稠，引起周的深思，说的很慢了，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实际是为迎合毛泽东而讲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却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之后周恩来向刘少奇又次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实际是辞职要求，经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认为“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必要改变”。毛泽东看了邓小平送去的会议《纪要》后，批示：“退尚昆存”。
有人说周恩来采取刘少奇在53年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副主席、退出政治局职务的“以退为进”的策略，稳定了宝座。周恩来以他的经验和底蕴，懂得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觉察到毛泽东离不开他。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反反冒进的目的达到了，对周在会上的检讨满意了。他在八大二次会议最后宣布：“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又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又对周恩来扫了一翅膀。这说明不满周恩来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周恩来从建国初到周逝世前夕一直是不大满意，要“倒周”怕“国乱”，失掉依靠的高参，他深知自己的一些重大决策出自周恩来的手笔、谋略。
毛泽东曾经反对斯大林对犯错误人的处理和过火做法，后来他在某些方面步了斯大林的后尘，对犯错误的人，酷似斯大林的继承人。最终和斯大林一样连他们的接班人问题都没解决好。刘少奇被打倒后，推上来林彪，写进党章，结果更阴险，策划谋害他。林彪自爆炸死后，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经验主义”。1973年8月，党的“十大”前，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作为预定接班人，很多老干部坚决反对，王既无经历，又无经验，马列主义、治国之道一窍不通，除“四人帮”拥护外无人支持，周恩来奉顺毛意，逐个做老干部思想工作，让王洪文做修改党章报告，“十大”选王为第二副主席。是年冬，美国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时，基提出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周未拒绝，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周把毛抬出来。毛泽东看了王海蓉、唐闻生在会谈的记录后很生气说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不及了，急于抢班夺权”。遂指示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发难十多天，批判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实际是让王洪文和周恩来交锋，打压周恩来，为王洪文树权立威。江青等一伙以为蓄谋已久“倒周”的时机到了，在会上攻击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比李鸿章还李鸿章”。中美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甚至说什么是继林彪事件后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还批评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不议政”。周恩来挨批后，病情加重，住进医院还喊冤：“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喊冤有什么用，高岗不是喊冤没反周、没夺权篡党？又有谁重视。
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一直不满意？主要是觉得周跟他的路线不融洽。但是，周恩来绝顶聪明，毛泽东虽然对周不满意，又离不开。因为周懂美、日、法语，工作效率高，见识很广，处理各种问题冷静，善于适应各种形势，作决定快也准确，一些重大决策、计划出自他手，是毛泽东的高级谋士，出谋献策最多，毛泽东施政方略内情及其家庭私事，周恩来最清楚。在党政军各种机构里都有他的人，底温太厚，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存有戒心，经常批评，揉搓训服，操在手心，绝不会打倒周恩来的，正如斯诺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其实，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也有芥蒂。刘少奇负责书记处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手段“抉取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韩素音语)，他当了国家元首后仍主持党中央常委会常务工作，实权大的很，他的“山头”上人多了，毛泽东“山头”上人少了，是导致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八大”以前，毛、刘、周、朱都是书记处书记，实际是像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七大未设常委)。周恩来不请示主持常务工作的刘少奇不行，请示了刘少奇再请示毛泽东不合适。不请示又怕毛泽东怪罪下来，毛、刘两人意见不统一，甚至发生冲突，周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毛泽东对刘不满，有些事迁怒于周恩来，批评周恩来，打黄牛震黑牛，刘少奇不出面说话和承担，使周处境维艰，红黑死挨，几乎丢了总理宝座。后来，周恩来唯毛泽东至上，唯命是从，对毛泽东表现无限忠诚，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简直成了猫鼠关系，有的事不敢向毛汇报。1960年代初大灾荒，各省报来的灾情和饿死人的报告压下来，不敢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周向刘少奇汇报被推说是政府的事，全国死了很多人。
终究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求汪东兴汇报警卫营生活困难，借机说出农村死人情况，毛泽东在看到原延安县委书记李兴旺(时任青海省委工交部长，后为青海省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顾委主任、中纪委委员)等同志的反映(见李兴旺回忆)，引起高度重视，召见刘、周、朱、陈、林、邓，经过研究决定实行“八字调整”方针。毛泽东说：“不要忘记，明末李自成是怎样起事的……”并表示他三个月不吃肉。他还对工作人员说：我闯了大祸了，乡下闹饥荒，在死人，“会出李自成”。之后召开七千人会，总结教训。
周恩来越来越谨小慎微，大事小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又批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不管怎么说，周恩来忍辱负重，和毛泽东合作比较平稳的“不倒翁”，不倒、不反、不离、不死，坚持到底，“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也跟到老，是世界各国从任相官到逝世时间最长的第一人。大跃进中，他提出辞职意见，文革中那样险恶的形势下却未辞职。
高岗对周恩来原先很崇敬，周恩来对高岗也很信任，佩服高岗的魄力、能力、活跃，他常到东交民巷高岗举办的家庭舞会，由总政肖华带文工团的漂亮女演员差不多每周六去跳舞，玩得很开心。从未听到高岗反对周恩来的言论，没说什么过头的“不是、”，从见到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高岗只说过周经常“围在碎小琐事的事务中，一个高级领导绝不应处在琐事堆中”。至于他托罗瑞卿向毛泽东转达他的建议，让林彪搞部长会议主席，是他和陈云商量一致的，实际也是奉顺毛意的。因为毛泽东对周不满，林是毛的爱将，还有彭德怀等人对周不满，也有投彭德怀等人之机的因素。借用彭德怀的话：周恩来“有摊摊”。另外高对周恩来在抗美援朝开始时去苏联商谈空军支援志愿军力争不够，在志愿军后勤物资调度不力等有些看法，这都是工作中的问题，并没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财经会议开始时，因新税制和财经工作中的错误，对周恩来的意见很大，高岗向一些人和军队将领解释工作，说总理的事太多，有毛主席交待的事就够了，减轻周的压力。高岗至死都没想通为什么给他扣上反周的罪名。
但是，周恩来对斗争高岗是积极的。“文革”中打倒刘少奇时，他主持定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专案，决定处理刘少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又是他主持的，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曾在批高岗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责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所谓“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的“档案材料”，在审查定性刘少奇案件时，有些材料加以拔高，无限上纲上线被吸纳泡制在刘少奇的“罪状”中。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时，除一名女委员陈少敏外，全部通过，他自己举手赞同，好像一致得很。七十年代初，周恩来到延安视察时，在会见地方领导会议上，强调陕北主要是批高岗，肃流毒。这就使人费解，高岗在陕北有什么罪可批。刘、谢、高创造的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和他一起北上的中央红军，没有陕北根据地，就没有落脚地。高岗是反对刘少奇被打倒的，“文革”中把高岗反对的刘少奇也打倒了，还强调陕北主要批高岗什么？横山县在贯彻周总理指示中，被迫将高岗老家——高家沟大队改为“反岗大队”，并派工作组到高家沟队发动批高岗、肃流毒。
总之，综观刘、高之间的分歧意见根源来自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独特，具有帝王特征，决策英明，果敢、刚毅、专断溶为一体，要想达到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他从最高决策到生活细微末节，喜欢大胆、好斗、气魄、干脆的作风，他认为高岗具有这种特质，用“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来形容他自己是比较恰当的，他不喜欢那些抱残守缺、固步不前、缺乏远志、不做大事的右倾保守的人。他还说过：“与其他人独裁，不如我独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他经常和中南海工作人员交谈，爱打听谁对谁说什么？谁对谁有什么意见？喜欢互相斗争的小道消息。他对他的保健医生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于你确切要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决定去做什么，就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障碍。
这足以表明了毛泽东的犟强的性格。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说：“战斗是英雄的行为，斗争是人生的乐事，是政治艺术的运用和实践”。他后来说：“八亿人，不斗争行吗？”正是他青少时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写照。
高岗受了毛泽东性格的影响，产生了两个错觉，一个是认为号准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脉搏；一个是错误地掂量了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器重、厚爱、支持、信任，从延安到东北乃至中央，无一次不是毛泽东提名委以重任。项项工作领先，有声有色，得到毛泽东的满意和夸赞，认为是“站得高，看得远”，“有远志，做大事”的人才。他凭借着东北经济建设高歌猛进，革旧鼎新有功劳，自以为了不起，便高视阔步，骄傲起来。这次反对刘少奇的右倾观点，挪动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自我认为又替毛泽东帮大忙，解决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困惑，办好毛泽东想办而不好办的事，会达到毛泽东的满意，结果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导致丢官丧命的悲剧。正是沙士比亚说的“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第二十五章 散布“挪动”刘少奇的言论
“五马进京”，高岗最后进京。这不完全是一些书刊上说的，高岗不愿做京官，而想当“东北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普遍的心理和规律，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会儿说他想当东北王，一会儿说他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似有不能自圆其说。
如何看待高岗在北京期间的功过，可以说有成绩，有错误，功绩和错误都很突出。研究高岗一生的最后这两年历史，应该按邓小平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是公正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对于一个盖棺的历史人物，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看待，不能说好，锦上添花，说坏一坏百坏，再踩一脚，好像高岗天然就是个坏家伙。如果高岗从来就是琢磨篡党夺权，为什么提拔重用他呢？西北、东北和抗美援朝没做出贡献，却被人民予以同情。被定“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高岗，想做东北行政区的头，不愿当共和国4人之下、几亿人之上并与政务院平起平坐的计委的头，这两个官位那个大，那个小，一般老百姓都懂，何况“野心家”的高岗呢。更何况，高岗进京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跟他谈话都表示欢迎高岗早日到中央工作。他自己也知道是毛泽东提名任计委主席的，是对他自己的重用和信任。
那么，高岗为什么迟到呢？毛泽东亲自发电报催促呢？他迟到的原因，主要忙于安排东北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计划。他心里记着毛主席在1949年建国时和他谈话时交待：你当选副主席后，仍在东北工作，担任原职务，一心一意把一、“挪动”刘少奇的起因
中央打算在1953年抓的几件大事是：一是实施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二是改组国家领导机构，党中央实行一线、二线领导，政务院和计委合并为部长会议；三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首届全国人代会，铺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蓝图；四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被打得爬下求和，我们要做停战签约的准备。
首届“人大”和党的代表会对国家机构改革，人事必然要相应地进行调整配置。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不满意或者有意见，觉得不得心应手，分歧和意见日趋加深，认为他们搞“分散主义”，“空架中央”，“离开总路线”，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尤其是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后就不满意，认为他不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办。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经验不足，全党以大规模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要有些懂经济、会管理的人挑重担。他对高岗在东北领导经济工作成效显著，调到中央工作后，修订五年计划，参与指导和苏联商谈经援打底，部署和发动大规模建设，“一马当先，四马奔腾”，非常满意。
高岗到中央工作前和1953年初，他和刘少奇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并对刘少奇的右倾错误观点，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进行过批评。实事求是地看，没有“拱倒”刘少奇的任何活动，只是“挪”刘接班人位置。毛泽东依靠高岗抓经济工作，经常参加书记处会议，相对接触、个别谈话多了起来，意见一致，不谋而合或有谋而合，配合默契。在谈话中，毛泽东流露出对刘少奇、周恩来不满情绪。
在中央政府领导分工中，毛泽东根据周恩来建议的意见，将中央政府的工作分为五大块，高岗排在第一位，周恩来排在第五位，把政务院的一部分权力划给“经济内阁”的成员，周恩来只分管外交口有关部门，似乎与当年苏联莫洛托夫相仿。高岗当时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权力增大，忧的是担心引起嫉妒，不好搞。在讨论政府领导工作时，他对周恩来提出，给他的担子太重的问题，担心搞不好，对党和人民事业不利……
周恩来说：毛主席相信你，党中央相信你，放开手脚大胆干，出了问题由我负责。高岗仍心有余悸，他对别人说：毛主席要我多管点事，书记处是刘少奇同志负责的，如果我管事多了，少奇会怎么想，别人会怎么看，我真怕造成误会……这可能是高岗的真实心理状态。
毛泽东曾对刘少奇的批评极严厉，竟说：你究竟是头脑糊涂，还是“政治品德”上出了问题，你为什么不愿去尊照七届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而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搞一套，甚至公然违犯二中全会的原则，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你这样干，弄得我几乎无法再带领全党走社会主义。你再不改，我只好另起炉灶了。这些话都对刘少奇讲出来。
在政务院总党委、新税制问题上，毛泽东对周恩来批评也极严厉，说周搞分散主义，搞独立王国和中央分权。毛泽东用如此严厉的词句，当面批评他的左右手是很少见的。但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批评归批评，他的言行归言行，对此高岗清清楚楚。
毛泽东不仅当面批评指出刘少奇的错误，他在和高岗单独谈话时说：“刘少奇不怎么稳，对他帮助不大”，1946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47年土改中“左”倾等等。他缺乏根据地经验和军队工作经验，受白区工作影响比较深，进城后没有搞什么工作，对建国后走什么道路并不清楚，仍坚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至今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我们大家要帮助刘少奇同志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推着他走，拉着他走社会主义”，“如再不改，他不要挡道”，“挪挪他的位置”。“他喜欢迎来送往，让他去搞议会”。
毛泽东为抑制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对如何配置力量达到平衡的机制，减轻自己的负担，从苏联实行的集体领导、轮流主持的形式受到启发。
苏联在1946年成立了部长会议常设局，先后经过多次改组，常设局领导几次更迭。1950年，常设局重新组建时，斯大林让他原来在军事部门的副手布尔加宁担任了部长会议常设局的第一副手。1951年春，部长会议常设局再次改组，配置了新的力量，决定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贝利亚、马林科夫同志轮流主持部长会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常设局的会议”，还授权他们“研究和解决日常的问题”。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命令由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签字后公布。这样，苏联的权力名义上集中在布、贝、马三人手里。但是这三人自己清楚他们的高位不可靠，权力不好使，何况最后否决权仍握在斯大林手里。
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考虑，仿照苏联办法，在中央试行。1953年春节后，他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等中央领导，研究他准备去南巡，中央谁负责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等问题。按以往惯例自然由刘少奇主持是顺理成章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去重庆谈判，1950年到莫斯科访问，都是由他责成刘少奇主持的。
这次会议是在谈笑风生、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毛泽东说，进京三年多，只走过东北华东、苏联，没回过南方。如果从1935年长征到陕北之时算起，本人整整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南方喽！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年事已高，身体不适，经常痛风，夜夜梦江南啊！眼下，朝鲜战局已基本稳定，国内经济建设也开始上了轨道。书记处同志体谅我，准我回南方一游，我想在南边呆些日子，边疗养，边读书，边研究，中央这个摊子就劳诸位了。以往，我每次出门，都委托少奇同志代为主事。这回出行是按老规矩办呢？还是也考虑到少奇的担子太重，又筹备党代会，又是第一届人代会，莫要把你累垮了，可否试行三人或四人轮流值班制？
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央领导实行轮流值班制的问题。与会同志多数感到新鲜，也有的感到突然。
毛泽东对他的左右手不满意，急欲进行某种措施调整。对轮流值班制最为敏感的自然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高岗他们三人了。但刘、周按位置排序不得不首先表态。可毛泽东没等以往顺序自觉表态的做法，他把问题一提出就紧接着以征求意见的方法，首先点名朱德说：总司令啊，你是长者，谈谈高见。被点名的朱总说，两种方法都可以，不就是批个文件，主持个会议吗？现在电话、电报都很方便，有大事还要你拿主意。毛笑着说，总司令大好人一个，两种方法都赞成，说了等于没说，比我们懂得养尊纳福啊。在坐的其他领导都笑了。
毛泽东又点到刘少奇的名：少奇啊，轮到你了，你是当事人，我的第二个法子，是出于对你的关照，怕累坏了你，光美寻我打官司哩。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刘说，我赞成主席提出的第二个法子，搞轮流值班制吧，发挥集体领导的功能嘛。主席离京期间，政治局委员可以轮流坐班，抓抓全面工作，也是锻炼干部嘛。周恩来心里清楚毛泽东的意图，一旦形成制度就不易改变。他说，七大以来，主席外出，都是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少奇兢兢业业，没有辜负主席的重托，这在全党已成习惯。我看这次也不改变了，还是主席讲的第一种方法比较稳当。
毛泽东点了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彭德怀的名，彭总听到主席点名，未加思索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不就是总司令说的，批个文件，召集个会议吗？他突然冒出一句：眼下的大事还是那个新税制的问题，各地反映很大，主席给政治局写了信，已经个把月了，怎么没下文？是继续执行还是暂停执行？中央没个明确指示，下面不好做事呢，干部骂娘呢。毛、刘、周见彭发言走题，脸上都表现出不悦之色。彭总看见气色不对，知道自己偏题，赶忙说我说岔了，关于主席外出，我同意少奇的意见，试试轮值制吧，多培养一些人才抓全面性的工作，锻炼干部嘛。当然，既然是管家主事，也不能大家一人轮一天来的。我看由少奇、恩来和高岗三位轮流值班，三马拉车嘛。
其实，彭总并非说“岔”了，实际故意冲着刘、周讲的，绕了个弯子而已。彭总这样讲正合毛泽东的心意。他环视会场后说：老彭这一炮不算空放，三马拉车，我同意试行少奇、恩来、高岗轮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位也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少奇侧重于党务，恩来侧重于文教卫体，加上外交，高岗抓全盘经济工农商贸。全面性工作，建议三人每人轮一周，轮流倒换。重大的事情，你们最好还是先和我通气、打招呼。他最后说，有劳诸位同心协力，团结共事。
这就和苏联的部长会议常设局的集体领导，轮流主持，最后由斯大林签字决定差不多一样。
高岗同王鹤寿、何凯丰、张秀山、郭峰等私下透露了三人轮流值班的情况和4月份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清算新税制的错误，财经会议后，改革中央领导机构。还透露了毛主席想叫刘少奇搞议会等人事的信息。
毛泽东南下后不久，斯大林突发病危，每天向各国共产党中央通报情况，毛泽东返京主持工作，轮流值班制没有实行。斯大林逝世后，党代表会没有举行，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先后进行两次分工，实质是对政务院职能改变，周恩来成了挂名政务院总理，职权和莫洛托夫相仿(莫原是常设局主席，后来失势，以专管外交为由，成了挂名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历史有怀疑，他让高岗查看1929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有无出卖过组织和同志的“变节”情况。1953年春，高岗根据毛泽东的交待，指使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组织落实查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在奉天被捕出狱的问题。高岗意识到毛泽东已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不仅在方向上、路线上有分歧，而且对他的政治品质也怀疑，
张秀山老人回忆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53年春，高岗对他说：毛主席说查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在1929年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有无出卖过组织和同志的“变节”情况，要他去组织落实。他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高说给陈云说过。他又问东北呢？高说没有。高岗给他讲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他在东北局分管组织工作，高岗说是毛主席交待查看的，高又是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军区司令，政府的主席和中央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不得不接受。随后，他怕泄露情况，在布置组织工作时，把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组，一组查干部现实表现，一组查敌伪档案，查阅的人不做具体限定，以防给人留下是专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事由组织部长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人也不知道查敌伪档案的目的。查看后按敌伪档案原本记载情况上报了。这件事还是传到刘少奇那里。在东北局高干会上，罗瑞卿和他谈话时说：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我说，他们几次要我发言，给组织工作提意见，我的发言内容向毛主席汇报过，他支持我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领导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不是反党。我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是毫无疑问的，不能说对刘少奇、安子文提意见就是反党。在谈话中发生争论。罗瑞卿突然说：“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说，这件事你们要核实一下，将上述情况讲了一遍，罗再没说什么。
他说，这件事激化了矛盾，触及了刘少奇的神经，手握大权的刘少奇能放过我们吗？给我扣上了“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毛主席交待的这件事，“既害了高岗，高岗也害了我”。
张老还谈到“五虎上将”由来的事。东北军区的周桓，原来和高岗关系是好的。1948年的一次高干会上，批评林枫、周桓、吕正操时，有人说他们搞“宗派”，是“桃园三结义”。1954年东北高干会上，周桓说，我和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是高岗的“五虎上将”。毛主席从简报上看到后，在1955年党代会上讲话中借用了这句话。1979年，周桓在中组部招待所养病，他去看望时，周很内疚，他含着眼泪说：“秀山，是那句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
张老叹息地说，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宗派”的“五虎上将衔”，像紧箍咒至今在我们头上箍着，这显然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
1953年5月间，毛泽东关于签发文、电两则批示中显现出对刘少奇不放心的迹象。19日批示是这样写的：
少奇同志及尚昆同志：
(一)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副主席)的检讨，应加印分发彭真、习仲勋、高岗、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 洛甫(即张闻天)、贺龙及其它参加中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
(二)贺龙同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
(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兼主任杨尚昆，关于处理中央有关会议等文件的情况和意见，同日报送毛泽东。杨尚昆在报告上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的决定，每次都由我整理送少奇、恩来两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尊照来文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有我负责的。现将五月十四日政治局会决定的通知送上，请即审阅，以便发出。
当日，毛泽东将杨尚昆的报告批转书记处刘少奇、政务院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阅。批示中说：
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个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三)十四日通知，照发。
这显然凸现出毛泽东对以中央和军委发出的文件，未经他审阅和有的文件也未送阅是有意见的。
党中央、中央军委、政务院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对所限期间内发出的文件，进行详细检查，有的同志作了检讨。
毛泽东为什么要追查自去年8月决定调各大区领导到中央这段时间内发出的文电，又收回文电审发权呢？当然与“大权独揽”，“集中与统一”领导及反分散主义因素有关。也正是各大区领导到中央前后，刘、周背着毛泽东，成立政务院总党委、推行新税制，这么大的事，既不征求政治局的意见，又不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更严重的是对党中央、中央政府主席搞封锁，令人深思。这对中央权威、毛泽东的权威是有影响的，毛泽东发怒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一向反对背着他搞活动和说别人。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可当面对我讲，我是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以后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当面讲。我一向反对背后说别人。
3月和5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两次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分工，实质上是分权，两次把高岗抬到第一位，既负责全国宏观经济的制定、指导和监督执行，又将8大工业部划归高岗统领，直接向中央和中央主席请示报告，同时兼任中国工业基地东北大区党政军一把手，权倾朝野，地位显赫，令人耀眼。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左膀右臂有抑制和不满意的表面化迹象，而对高岗信任、器重显然有加。
这些主意不是高岗出的，非毛泽东莫属，他的权力是党中央，毛泽东给的。
上述种种，从客观上形成萌发了高岗“挪动”刘少奇位置的“野心”起了一定驱动和催化剂作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批评、遏制，而对高岗提升、支持，使其实权在手，官场得意，胆子更大。
1953年春，被毛泽东认为向中央“分权”的政务院总党委撤消，强调反对分散主义，设想实行集体领导，刘少奇拟设中央各部长集体办公制度的方案，首先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认为刘少奇想把各部长控制在自己手里，没有理睬刘少奇的意见。自各大区领导调到中央后，经济权、人事权、舆论权等，从组织形式看都被调上来的高岗、饶漱石、习仲勋等掌握。刘少奇、周恩来所控制的权力有所削弱的迹象。而计委委员都掌握了大部实权。饶漱石既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府委员，可中央决定领导分工的文件上专门突出“计委委员”的职务，没有提“中央委员”或“政府委员”。这个文件是按周恩来建议次序排列并签发的，毛泽东同意的。
高岗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好的，高对周是敬重的，他虽然统揽经济大权，在计委有关重大事情，高主动和周商决。一次周说需上的项目要报告中央，高岗说报那个中央？意思是报告毛泽东还是报告刘少奇？如按3月10日中央的《决定》，有些就“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周不满的说，全国只有一个中央。一个提的也笼统，一个答的也笼统。实事求是地看，中央一二把手观点不大统一，底下确实不好办，报中央主席毛泽东，不报主持常务工作的刘少奇也不行。只报刘少奇不报毛泽东更不行。周恩来在“总党委”、“新税制”的问题上报告了刘少奇，没报告毛泽东，最后不是弄得很难堪吗？
斯大林逝世，对毛泽东刺激着实不小。斯病重时，苏共中央每天向各国共产党中央通报病情。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下签发了一个文件，毛泽东对发文件事很不满。他回京后召集刘、周、高等一块分析了斯大林若有不测，谁来接斯大林的位置，刘少奇、高岗看法相近，一个马林科夫，一个贝利亚，主要倾向马林科夫。几人都认为斯大林对继承人选定太晚了。斯大林若有不测，苏联争权夺利可能复杂，马林科夫比较软弱，难以驾驭全局。也谈到斯大林对内政外交一把抓，操劳费心过度，致病突发。
这几天，毛泽东精神很不好，三天三夜没睡觉，两天没吃饭。他身边工作人员，为不影响毛泽东休息，怕惹毛泽东生气，都不敢大声说话，也不让院内鸟雀留叫声，用竹杆子缠上红布驱赶院内树上落鸟。毛泽东在紧张地思考斯大林死后，苏联将出怎么样的局面，出现的局面将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的问题。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让正在莫斯科的江青守灵。毛泽东、朱德、高岗等领导先后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捷克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和捷克总统、党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吊唁斯大林后，毛泽东在回中南海的车上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想退二线的意思。
此后，毛泽东对自己的接班人的大事提到思考日程，打算专注党的工作和理论研究，避免过多的迎来送往等礼节性的应酬，以省费心力。他自己提出他不想当中央政府主席，只当党的主席，党中央分一线、二线领导，并让在中央少数核心领导人中酝酿。怎么酝酿？高岗领会为个别交谈看法。
紧接着在5月左右，毛泽东又提出，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让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意见。本来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高岗获知后和关系甚笃的陈云就此事一起交谈过，一致认为毛对刘不满意，想改动刘的位置，高岗提出让周恩来主持的意见。陈云说毛泽东对周也不满意。鉴于毛对刘、周不满意，他两认为林彪是最“合适”的人选。
高岗和陈云的共识意见由谁牵头向毛泽东建议，陈和毛泽东关系也较好，并在书记处工作，高让陈牵头给毛泽东建议好些……陈云让高岗向毛建议，因高和毛的关系不同寻常，并鼓励说：你在毛主席跟前说话有分量，毛主席对你是器重的，“你建议最合适，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的功劳，谁能把你怎样，有些话有些事，你可以先说和先做。你说还可能成功，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最后商量定由高岗去建议。高岗说，你也向主席谈谈。高岗向毛泽东讲没讲不得而知。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排名是：毛、刘、周、朱、高、陈为序(批文是这样)，朱总不好管事，“大好人一个”，刘、周是毛泽东不满意的对象，协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任务历史地落在高岗、陈云身上。从本意来看，高岗、陈云都是诚心拥护毛泽东的，依毛泽东意图，都想帮助毛泽东实现解决好接班人这个至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他两位是中央核心领导，责无旁贷。
高陈商谈取得共识，促使高岗“挪动”刘少奇的意识和行动。
高岗确实抓住了刘少奇的一些错误把柄，又有从毛泽东那里谈话中摸到了对刘少奇不满意、不放心、不信任的情况。高把这些情况和毛泽东叫查看敌伪档案的事，都向陈云讲了，也得到陈云的认同。于是，高岗依陈云点子“先说先做”了，他和一些高干私交来往中，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诸如“七大”时把他抬的太高了，实践证明他不成熟、掌握政策不稳妥；46年春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打算党中央搬到淮阴，裁减军队，取销军队政工，军队归于国防军，取消中共对军队的直接领导。薄一波执行他的那一套，对华北自卫反击造成困难；主持土地工作会议中鼓励“左”的做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搞“三查”中把基层干部当“石头”搬掉，导致乱斗乱打乱杀；缺乏根据地经验和军队工作经验，用华北工作经验指导全国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无视党领导人民为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流血牺牲夺取政权，而他坐在资本家怀里，鼓励资产阶级剥削有功；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对富农党员的限制；进城后，他没做多少工作，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巩固新民主义秩序，想搞资本主义；一些重大事情不经毛主席，他自己作主，擅自批发文件，架空毛主席，架空中央政府等等。他说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毛主席早在1938年《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就讲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枪确实能造一切，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特别是“两组名单”问题，促使高岗对刘少奇更加不满。1953年5月左右，安子文“私拟”出了八大政治局委员两组名单，一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各大区一把手都有，唯中南没有林彪而是副手邓子恢(邓虽是中南三把手，但主持中南工作，一二把手林彪，罗荣桓休养)；二组里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原七大政治局委员在一组里保.留7个；二组里保留5个，同时，对于中组部、中宣部、政法委、统战部、农工部、财政部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也提出来。这就是“有薄无林”两组名单的事。林彪在建国前是一员战将，抗战始第一个震撼中外的平型关战役是林指挥的，东北解放战争中，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可46年6月调整东北局班子时，党和联军总部一把手是林彪，毛泽东是器重林彪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名单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直送高岗看的。一天，毛办打来电话说：叶子龙马上给高岗送一文件，由高看后带回来。叶子龙到东交民巷8号，未经高岗秘书手，叶将文件直交高看后收回，并交待：“主席说：此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
高岗看到名单上有财经、税制上犯严重错误的薄一波，没有战功赫赫、毛泽东的爱将林彪，以为毛泽东对此肯定不满才送他看的，因为二组连毛、刘、周、朱、陈、高、彭(德怀)都没有，高级将领都排除在外。往常他遇有重要事总要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向毛泽东汇报，而这次他没有汇报，又没按毛泽东交待办，却向陈云和林彪、罗荣桓透露。人们疑问，毛泽东情知名单有问题，为什么没扣压，直送高岗看，这是个解不开的迷。有人猜测毛泽东有意给高岗提供“炮弹”。
“有薄无林”的名单在党内传开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的会上追查此事，严历批评安子文说：一个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个名单？胆子也太大了，安子文当即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接受了警告处分。毛泽东当时嘱咐这件事到此为止。“再不许向外泄露”。其实，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追查此事，说明不只是给高岗一人看过。
这个名单泄露出去影响不好，特别是第二组里没一个将领，会引起军队将领的不满，也将影响毛泽东的威望和中央的威望。
高岗认为安子文不是灰汉，且有组织人事工作多年经历，不会有那个胆量敢提出这样的名单，也不该由他提，他算老几，他认为是刘少奇授意搞的，拿出来侦探反应，投石问路，试探他也有观察毛泽东的态度之意。
在财经会议期间，安子文一言不发，并有时不参加会议，中组部内部对安子文进行批评，促其交待拟名单的原尾，安对饶漱石说两组名单，他和高岗商量过。饶和高质证时，高说他根本不知道，他是由毛主席那里送来看到的。他认为刘、安企图栽赃嫁祸于他自己，于是，他对刘少奇、安子文的意识有怀疑。
还有署名“东北一党员”信的问题，这封信是两名干部(即原鞍山市委书记，也就是华明任鞍山市委书记的前任书记)和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据说是薄一波原来部下)写的，反映东北局高岗等个别人贪污腐化行为。这封信由薄一波于1952年1月底转给毛泽东。也就是高岗在1月10日作的《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报告后半月内转的。此时正是三反五反高潮中，薄一波给毛泽东转信时，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拥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将信批在小范围传阅。高岗猜测此信是刘、薄对他那篇文章和调整鞍山市委领导不满而策动人写的，有意给他找岔子、抹黑脸。
另外，高岗对薄一波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8号炉爆炸事件(死10来人)也有看法。薄一波兼管安监工作，调查爆炸事件是他的责任，在调查报告中说：“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东北大的工程，高岗都亲自过问的，有的是亲自拍板的。高岗认为薄一波是针对他的，给他找麻烦。
正由于高岗对刘少奇在方向、道路等方面的争论、分歧意见逐步加深，毛泽东对高岗压担子，增权力，交待“多考虑政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让查看刘少奇的“档案”，使高岗自认为从毛泽东那里明交底、暗示意，颐指气使中摸到了意图，片面心领神会，对他自己信任、器重，而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放心，不信任。事实确有形成如此的局面。正如邓小平后来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计委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
殊未料，毛泽东在人事方面同样运用“对立统一”辩证法则，互相抑制，保持平衡，谁也不能获胜，都搓在自己手掌这一点，高岗却未领会、吃透，造成“误解和错觉”。最后实际被当“枪”使了。支持高岗抑制刘、周，又倚重刘、周打倒高岗，他失去一臂，也使毛泽东处于被动地步。
说到高岗和陈云的关系，可追溯到延安革命时期，可以说是亲密无问的知已，他俩在一起歪话也说，好话也说，正事也说，丑事也说，无话不说，从无计较。无论个别交谈还是公共场合，开玩笑互相戏称“高老板”、“陈老板”，是他们的口头禅。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同策共进。陈云在陕甘宁边区任财委主任时，就和高岗配合紧密，工作有商有量，协调一致，对促进经济发挥了作用。陈云任中组部部长时积极为高岗物色对象，高岗与李力群结合是陈云和李富春(他俩时任中组部正副部长)俩审查和搭桥的。那时候高干的伴侣，组织上有责任审查和选择，连毛泽东和江青结合也得审查，不过毛泽东不受此约束就是了。后来，在东北高岗李力群闹矛盾，又是陈云调解和好的。在北满他俩搭班子，同心协力。在东北创建根据地还是占领大城市的问题上，他俩意见一致，反对彭真主张占大城市以争取优势的观点，反对锦西会战和四平决战。“七月会议”上，他俩意见相合，批评了彭真的错误主张。
陈云到辽东分局后，俩人通信来往频繁，谈论战争、分析形势，情投意合。辽沈决战前，他俩没明没夜研究各大城市接收和领导班子配备。两人相处、配合很好，高对陈很尊重，遇事都和陈商决，认为陈云点子多。
1948年底至49年初，中央召集各大区领导在西柏坡开会，为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毛泽东分别与各大区领导了解情况，听了高岗对东北基本建设和今后打算后很满意。在谈到统一全国财政时，高岗推荐陈云到中央管财政，能镇得住。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做财政工1952年夏秋间，陈云到沈阳对高岗说：毛主席打算调你到中央工作，负责国家计划工作，主要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项工作原来周总理负责，由于没经验，受到苏联的批评，五年计划搞不好，没法得到苏联的支援。主席认为东北恢复、建设经济的方法好，有建设新中国的样子。中央要调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到中央工作。他说：“这次调你去中央，是主席点的名，你千万不要表示不愿意去。”高岗向陈云也谈了自己的思想顾虑。
高岗到北京后，向毛主席推荐由陈云任计委主席，他任副主席。理由是陈云对全国情况熟悉……毛泽东说：“你在东北已实行几年计划经济，有实际工作经验，中央已经定了，就你来干，不要再推让了。”
1953年1月，中央原定在2月召开全国党代会上讨论五年计划。在党代会上计委要作五年计划的报告。高岗推让陈云作报告。1月28日，高岗给毛主席写信说：“陈云对全国情况了解(因陈云49年夏就到中央负责财经工作)，五年计划由他来做，效果一定能更好些。”“关于编制五年的工作，也恳请由陈云同志为主。”2月8日，陈云给毛主席的信上说：“五年计划应该由高岗同志为主”，“五年计划报告也应由高岗同志来做。”高岗一再推让陈云负责五年计划编制和报告，原因是在五年计划安排时，他和刘少奇有分歧，想洁身自好，摆脱困境，最终没有推出去。
1953年春，毛泽东让高岗查看刘少奇在奉天被捕档案事，高岗将这样高机密的事首先向陈云讲了。就这件事足以说明高、陈的关系。
陈云对刘少奇也有意见，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刘少奇支持彭真搞“锦西会战”、全国土地会议等有意见；在他主持辽东土地改革中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误引发生“左”的偏差，向中央写了教训的报告。陈云对刘少奇在天津讲话，批评东北局工作，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以及确保私有等方面也有意见。
但是，高岗和陈云对刘少奇的看法上，不尽完全一致。陈云的思想某些方面和刘少奇有相近的地方。毛泽东认为陈云偏“右”。不过，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就是陈云在1943年3月，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毛泽东当时未表态，后被写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是这样表述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高岗说要修改“决议”，主要就是这句话。
不过以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的话，并说“在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时，对刘少奇同志的责难。”(因批判王明时对刘少奇也进行批评并令其检讨过)。
在财经会议上，高岗对人说，我不讲则已，要讲就要挖他们的老根。他发言说：薄一波这个人“品质不良”，喜欢打击别人来提高自己，搞投机取巧。他想通过“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爆炸事件，给东北局和我脸上摸黑。实际是借批评薄一波时，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右倾错误观点和安子文“品质不良”，把安提出“两组名单”又嫁祸于他的之隙。
毛泽东在财经会议结束时修改周恩来的结论讲话和他自己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讲话，也有针对刘少奇等人的错误，也针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无疑对高岗是极大支持。实质上，财经会议是毛泽东发动的“批评右倾思想”的。
据老同志回忆，财经会议上批评财经错误和右倾思想，不全是针对刘少奇的，是针对党内一些人的，对周恩来、陈云等也扫了一翅膀。其实，薄一波也有替人委过情形的。因为陈云是财委主任、党组书记，新税制是党组会议决定搞的，周恩来请示刘少奇同意的并在政务院会议通过的，加之几年来财经工作上的严重错误，自然也有他们的责任。财经会议前陈云请了病假，有人说他害的是“政治病”，一遇到形势不对就拉稀。其实，陈云一贯身体不好，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常患病。肖劲光的回忆记述了陈云在辽东工作期间，身体一直不好，多在疗养。财经会议结束前，毛泽东要陈云到会讲话，便委婉地以“搬兵”请到会，实为要他到会承担一些责任，以达到都受到教育的目的。
高岗在实干上有两下子，连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在那里摆着。但在政治斗争上表现出他的幼稚、鲁莽，不注意掌握火色，两“老板”协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的联手，在财经会议上产生了芥蒂，不识趣的高岗扬言修改“历史决议”陈云的那句话，于是，随着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改变，陈云摸到气候，见风驶舵，顺着毛泽东的意图，高陈联手内部破裂，陈云成了高岗的敌手。老同志们说，实质是两人都想当党中央副主席，如果增设副主席两人中择一人，可能是高岗，陈云就被挤下去了。
二、高岗搞了那些活动
“七大”以来，中央委员会只设主席一人，设政治局、书记处三层组织，不设常委制。基本沿用了1943年以来的模式。鉴于苏联的教训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影响，毛泽东设想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副主席，实行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制度，克服个人崇拜；国家行政机关仿照苏联，将政务院和计委合并成立部长会议；建立议会(即人大常委)；保留政协和中央军委。这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部长会议、人大常委和政协会议等五套班子，即所谓“五架马车，一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互相监督，共谋策进。
1953年秋，毛泽东让刘少奇征求有关同志对中央机构改革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征求新调来中央的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的意见。这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还是有意放风试探反应？很难断定。刘少奇向邓小平、周恩来等交谈看法。邓小平赞成苏联实行党、政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的制度，可以克服个人崇拜。
毛主席一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对如何保证集体领导的办法，“实行轮流值班制度嘛”。刘少奇同周恩来征求意见，周预感到机构调整，对自己不利，提出是不是要辞去“总理职务”的问题。
刘少奇照毛主席交待和高岗征求意见，他先给高岗打电话，约谈话时间，高岗嘱人撒谎以不在家拒绝。刘少奇情知高岗在家，便乘车冒雨简出，连警卫也未带，径直到东交民巷8号。王光美得知担心刘的安全，便电话询问李力群，刘少奇同志去你们家到了没？高岗没想到刘少奇会屈驾前来他家。他自知心虚，便从后门溜了出去躲起来，急得李力群团团转，说刘主席来了，这怎么……正着急时刘少奇的车子停在门口，李力群赶紧出门把刘少奇迎回家坐一阵后，高岗回来说外边有点事。他们互相招呼寒喧之后，刘少奇以自我批评口吻，对过去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叙述一遍，并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希望高岗帮助改正。高岗对刘少奇的自我批评没有怎么回应的表示。他认为刘感到在毛泽东跟前失势，来找他说好话、求情，他说，我们之间的争论是对正确与错误方面的争论，是正常的嘛。少奇同志，你不必客气，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
刘少奇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过去批评东北局在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和互助合作问题上，现在看来，有的批评是错误的，并不那么准确。为了党的利益，我们完全可以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刘少奇接着讲了中央机构设置的事，他说，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主席考虑撤销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减轻他自己的繁重日常工作，中央实行一线、二线，书记处作为一线，政治局为二线。这样，党和国家机构和人事也要作相应调整。主席与我谈，要我就如何加强集体领导问题征求你和漱石、小平、子恢、仲勋的意见。
高岗说，中央书记处是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常设机构，关键是人员必须配置好。配置的人员的标准应能选择那些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主席指示的人进入书记处，那些历史不清白、思想右倾的人不能继续留在“关键性的岗位上”。
高岗把和刘少奇第一次谈话情况，向原东北工作的张秀山、张明远、王鹤寿等透露，说刘少奇来谈心不肯作自我批评。他们一块议论了刘少奇在得意时，谁的话也听不进，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动不动给我们戴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现在明白了，不是我们“左”了，是他右的不能再右了。自“七大”以来，他犯了一系列错误，主要是右的。他们还谈议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武装斗争取得的，在某种意义上，“陕北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共和国的老根。”高主席是文武双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央领导人中最年轻的，毛主席信任高主席，这次改组班子中高主席应该上去。刘少奇抓经济，抓来抓去只抓少数资本家，根本不是搞社会主义，他掌舵只能使中国走向邪路。要求高岗给毛主席建议，不能让刘少奇掌握书记处。高主席不仅是陕北的代表，也是代表北方的。毛主席曾说过：“中国解放胜利是靠北方1亿6千万人的。”陈伯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的文章中说：“中国是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黑了有北方。”
高岗听了大家的高谈阔论很满意，他说现在党内出现了一些极不正常的情况，写“反共启事”的人得到重用，而南征北战、跟毛主席、跟党打天下流血牺牲的老革命、好同志得不到提拔、得不到合理使用。正如毛主席说谭震林对他说：“现在党权、政权、财权，掌握在白区人手里，苏区人打天下，白区人掌政权。毛主席说他批评了谭震林。不过，谭震林讲出了一个事实。”刘少奇受了资产阶级“小姐”老婆的影响，坐在资本家怀里，处处替他们说话，鼓励资本家“剥削有功”，他“不怕人民受剥削，就怕资本家不剥削。”
高岗原认为中央一些要害部门实权掌握在曾写过“反共启事”的人手里，如中组部、人事部安子文，财政部薄一波，中央所在地——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兼，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刘澜涛，政法委、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恰恰这些人都曾化名填写过所谓“反共启事”又是北方局的人。这就是高岗说的“极不正常”。
实事求是地说，高岗只知道这些人写过“启示”，并不知道是中央同意的过程。张闻天、毛泽东都知道，同意刘少奇意见，文革又把这些人定为“叛徒”。高岗在毛泽东跟前几次提到这件事，毛从未正面回答。有人说，是总书记张闻天答复的，毛有意回避，也有待秋后算张闻天的账。这种看法不一定准确，不过文革中定为“叛徒集团”，毛泽东也是知道的，他在文件上画了圈。
刘少奇和高岗谈话后，高岗到丰泽园毛泽东那里并未汇报谈话情况，他只说少奇同志最近到处找人谈话，征求中央机构改革的意见，说主席退居二线，是不是主席授权的？
毛泽东说他同少奇讲过此事，自己年过花甲，身体不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医生查出我有多种病，劝我不能太劳累，要少管事，多休息。我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退居二线，重点研究一些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个新的课题。这是我们党也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需要由你们年轻一些的同志去多干点，多负担一些。你是1905年生的，比我整整小一轮，比少奇、恩来也小，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这是试探还是真心话，不得而知，不能乱猜。
高岗是中央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比邓小平还小一岁。他对毛泽东寄厚望于年轻些的人非常满意。他又是从大区调到中央的几人中最受重用的一个，不仅交给他“经济内阁”总管大权，还博得毛泽东多次至高无上的赞扬。他赞同毛泽东提出党中央实行一线、二线的意见，是“英明之举，这对主席保护身体健康有好处”。主席应该是集中精力对世界共运理论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保重身体，注意休息。
高岗谈了加强第一线、第二线重要性的意见，也讲了斯大林的教训，就是案头事情太繁重等，他谈了主席可以处于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平时少管党务政务，遇有大事，或是党内出现纷争，还需要你来掌舵、裁决的。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及早安排革命“接班人”。斯大林同志一生光荣伟大，在选定接班人上却太晚了，马林科夫接任后，威望不足，缺乏经验，他们政治局群龙无首，显得青黄不接。
毛泽东对“接班人”这句词很感兴趣。他说：“要我退出一线，安居二线。居一线二线之间。进可攻，退可守，还是你带兵打仗那一套啊。”毛泽东征求一残书处时，高岗说配备第一线的同志应该年轻些，经过艰苦环节，有革命战争经验和根据地经验，能真正不折不扣地执行主席的路线、指示的人搞，那些历史不清白、思想右倾的人不能继续留在关键性的岗位上。毛泽东表示赞成高岗的意见，认为他在大事上总有他一套独到见解。他说你提的“革命接班人”很重要，是要极早安排接班人，“只是人数不是一个，可以多几个，也可以说整个书记处、政治局，集体领导嘛。接班人应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锻炼和考验来形成的”。高岗说主席讲的革命接班人的形成和年轻的班子，是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设想。但是薄一波这种人年纪轻，不能安排进接班人的。并提出1936年“出狱”的问题，被毛泽东挡回去，他说今天不谈历史问题，一时扯不清，留待以后审干中解决，我们不能轻意怀疑一个同志。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政治局、书记处都要扩充，增加一些新的面孔。对待历史问题要慎重，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结论以前，我们仍要一如既往地信任。他说：“少奇右点，你左点，我们保持在统一和对立之中，不就减少错误嘛。”
交谈中，毛泽东提出启用康生的问题，他说康生同志多年养病，一直没有工作，他是老资格，有功劳、有水平的，我看让他出来工作。你和饶漱石同志接触多，他又是你推荐任中组部长的，我委托你找他谈一谈，主动和康生同志搞好关系，为什么要搞得势不两立。高岗说：他两关系不好，主要矛盾在康生身上。康生同志长期养病，纯粹是嫌乌纱帽太小的病，还老埋怨中央对他不信任，中央对他政治上有怀疑。
据饶漱石讲1950年7月，他到杭州看望康生病情后给主席拍过电报说，康生讲他在工作上或许有失误，但不是特务、奸细，现在中央不信任他，他想不通是什么原因，等等。毛泽东反问：你怎么知道饶漱石拍电报，高说饶漱石讲的。高岗为饶辩解而贬康生，江青搬动毛泽东为康生说话，高岗没领情，自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意，凸现出高岗不听话的苗头。
杨尚昆有一篇谈康生的材料说：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被发现后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1947年和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工作。1952年，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锡福堂。我去看望时，康生说：他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回来向毛主席说，康生很想见你。毛主席随即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毛主席问康生：现在身体怎么样？康说：现在好多了。毛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就走了。康生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才好！”
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两面派康生在文革开始前，抓住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和火车上安窃听器等，竭尽全力挖掘杨尚昆“特务”“反党”罪证“感谢”了杨尚昆，最终定为“彭罗陆杨集团”的头子之一。
财经会议期间，陶铸、李先念约高岗和几个原东北和中南跟林彪一块工作过的人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老熟人到一起谈论四野战功，从东北解放到关内平津战役，从南下作战解放两湖两广打到琼洲海峡，四野又从东南海边到出国朝鲜的往事，实际是给林彪评功摆好。他们意在人家眼里“有薄无林”，他们眼里有“林”。
老熟人在一起谈议了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这“很不正常”。林彪说刘少奇在过去，执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路线，没有创建根据地的经验。长征开始时，他站在博古、李德那边。在遵义会议期间反对毛主席提出当前主要解决“军事路线”的主张，而强调解决“政治路线”。最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延安整风期间，他看到毛主席的势力强大，拍马屁爬了上来。从西北到东北实践看，高岗同志抓军事、抓经济都比较“内行”，能力不次于刘少奇。他们在谈到“八大”、“人大”时，大家认为高岗、彭德怀、林彪都可以当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或总理，刘少奇当常委可以，副主席恐怕不行了。
刘少奇1942年3月从华东到延安后，的确紧跟毛泽东反对王明中，毛、刘是一致的，并把康生拉过去，陈毅也吹捧康生。特别是1943年春后，毛泽东名正言顺为党中央一把手，刘少奇提出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他还说：“我们党已经找到一个自己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写若干“历史决议”时，把好事都挂在毛泽东身上。七大会上，刘少奇发言时说：毛主席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实际上，建国后他自己不按毛泽东道路走了。后来有人说，把毛泽东推上神坛、奉为神的崇拜，是刘少奇首先倡导的，后来林彪又学他那一手，爬上高位。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民主作风是很好的，和建国后期的毛泽东判若两人。原先一些无原则的溢美之词，使毛泽东感到很不好意思，“七大”期间，他说：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至于犯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我也有过错误……决议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要发表点意见。写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为党了。”“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过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
毛泽东在建国前一直保持延安时期的优良作风，反对骄傲，反对急躁，高举民主政治旗帜，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赢得人民的拥护，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国后，他恰恰犯了骄傲、急躁的毛病，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表现出了一些帝王的特征，滋长了家长式作风，听不进反面意见，好大喜功，致后期犯了错误。这就是犯了通过夺权压制不同意见者，他所急切的希望只有“权力”，有了这种权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样就毫无自然感情，专门整人。
自毛泽东提出“一线二线”的问题，让中央核心领导酝酿：“要不就设总书记，要不就多设几个副主席”。期间陈云与高岗来往较多，陈云到高岗家来打问毛主席有些什么新的指示和意见，高岗将毛泽东那里谈的情况和听到的信息如实地都告诉了陈云。高岗也常到南长安街陈云的家里谈。高岗把陈云当“圣人”，有事都向陈云请教、出点子，交换意见，情投意合，一唱一和，采取适当的方法，在“八大”前帮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俩酷似结成“死党”般“堡垒”。他们两人随便交谈了机构和人事问题。高岗不同意设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他说这样会把主席架空，陈云同意高岗的意见。陈云说：“主席信任你，你出来挑头，帮助主席将来‘八大’时让刘少奇挪移位置，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参加。”
毛泽东曾和高岗谈话提到总理一职人选时，问高岗：“你认为总理谁当适合？”
高说：“还是恩来同志当吧。”毛说：“要是恩来不当总理，是否由你组阁？”高说：“我不行！”毛说：“你看谁行，林彪怎么样？”高说：“林彪比我强！”
高岗和陈云交谈时，将毛泽东与他谈话告诉陈云。他(少奇)很会拉山头、搞圈圈的。我们要“为党争权，为无产阶级争权”，“要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权力不能落到刘少奇手里，落到他手里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毛泽东和高岗谈话中提到高、林当总理的问题，是考虑视线之内人选还是试探？并非空穴来风，高岗捏造的，毛与高和陈相互交谈是最多，正如林彪在杭州对陈云说：“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
本来他俩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从延安时期到东北解放战争乃至1953年前半年，生死与共，风雨同舟，贯彻执行毛泽东路线，诚心为帮助毛主席解决好接班人，挪动刘少奇位置。
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和行政机关领导不满意，这自然意味着“八大”、“人大”对领导人有变动。“七大”后已经近十年，新中国成立约五个年头。况且，高岗受斯大林建议“建立一党政府”的影响，他认为对新中国成立时进政府的中共党人士少了些，6个副主席中有三个非党，4个副总理里两个非党。政府委员56名中非党人士26名，天下主要是共产党打下来的，不是统战工作做出来的。解放战争上前线打敌人的将领在中央政府和政务院主要领导位置上太少了。
高岗作为中央领导之一，又是“经济内阁”首脑，对“两代会”人事工作做些考虑，在民主生活不完善的情况下，他私下和一些高干交谈，诚心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也是维护党的权威，实行毛泽东路线，一心想把经济搞上去，急于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当然要有一班情投意合、五湖四海、团结互动、齐心协力的人来搞，社会主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鉴于这样的“出发点”，自以为按毛泽东的意图挪刘少奇的位置，依毛的意见让他搞议会，也是情有可原的。何况，毛泽东让核心领导“酝酿”，叫刘少奇征求有关人的意见，有人说也让高岗征求意见，似有提出两个意见对比。毛泽东认为军队是他的主要支柱，把跟他的人安排到军队，“八大”、“人大”中，想把军队领导提上来些。
陈云知道中央书记处要开会，讨论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他专门找高岗谈：“你向毛主席建议，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刘、周都上，不然摆不平。”
互通信息，交换意见，应为“酝酿”之列，如果属搞阴谋，陈云也脱不开干系的。在遵义会议期间，为夺回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交换意见，又作如何解释？能说是搞阴谋吗？
陈云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不大赞成毛泽东急于求成的路子。一贯“摸着石头过河”的陈云会看形势，觉察到毛泽东在财经会议、组工会议后，抑制刘、周的目的达到，开始调整战略思路，强调团结，引起了陈云深思。
彭德怀、高岗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又是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的坚定支持者。志愿军出国作战中，他俩是毛泽东的两只拳头，前方打仗靠彭总，后勤供应靠高岗。1953年，彭总去板门店停战协议签字后回到北京，他俩谈到抗美战争中，彭认为不太理想。高岗认为根据国内的条件看，能打到这个结果就算不错了。财经会议期间，彭总到朝鲜去签订停战协议，彭回国后，高岗向彭总谈了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和未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右倾错误和资产阶级思想。他说刘少奇在人事上拉山头、搞圈圈，什么“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区吗？若干历史决议要修改。他们俩议论政权是枪杆子创造的，南征北战打天下的老革命、好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合理使用，正如林总讲的：把那些写“反共启事”的人，四梁八柱都安插到人事、政法、财政等要害部门，掌管实权。毛主席领导打天下，白区干部掌政权。彭总知道安子文原是太岳区的党委书记，他说刘少奇把安调来当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又兼国家人事部长，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掌握人事大权，是建党以来史无前例的。他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军队干部是我们党的干部的主体。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路军在华北就创造了一个大党嘛”。刘少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了什么？他连态度也没怎么表。薄一波的那个“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他这个人左右摇摆，喜欢整人，主持华北座谈会，整了我40天，把平江起义说成是入股革命，又说我背着中央搞百团大战。他这么搞，不能全怪他，后边有刘少奇支持的。说我背着中央搞？毛主席还表扬：这样的大战多搞几次，说明没搞错，正是薄一波背着中央瞎整人。
1953年秋，彭德怀从朝鲜停战签字回来后，邀请高岗向在京军事系统干部作一次报告。他说：“你是军委副主席，又是计委主席，向军队干部讲一讲财经形势和五年计划情况。”高岗答应讲一讲有好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军队干部也要学习经济”。两位封疆大吏在研究报告内容、参加会议人员和开会时间等问题，来往较多，也谈论了中央机构改革和人事问题。彭德怀对刘少奇、周恩来早在遵义会议前就有意见，他认为在出兵朝鲜时他们有“恐美情绪”，周恩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商谈空军支援，没有竭力争取，使朝鲜初战时我军极为被动，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调度援朝物资有扯皮等。
高岗说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刘少奇、薄一波他们离开了总路线。他们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我们党里有资产阶级思想，财经会议主要针对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刘少奇、薄一波等。彭德怀说，新税制我不大懂，是经政务院批准的嘛。高岗说，据听说向刘少奇报告过。彭说，少奇过去跟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他们跑，在遵义会议前，三人(即周恩来、博古、李德)军事指挥团出毛病了，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当下主要解决“军事路线”的主张，他主张解决“政治路线”，当时解决军事路线是当务之急，毛主席与一些人做工作才取得了军事指挥权。会议期间，刘险些失掉中央委员头衔。娄山关战役后，刘少奇来三军团(军团长彭)任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我对他说：“打仗不怕，就怕战士饿肚子。”长征中他是跟坡过来的，没有指挥一次战斗决策。他长期在白区地下党工作，没有根据地经验，没有军队工作经验。他进城后，把工作重点放在资本家身上，吹资本家剥削有功，难怪工人阶级说，解放前受资本家剥削，解放后还要让资本家骑在工人头上。这样下去，等于我们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解放”。恩来这个人在党内历次斗争中表现不怎么好。王明回国后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他听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我们就搞“井冈山”这个大圈圈，正如高岗在检讨时说：对少奇的意见有些是“捡出来的”。
高岗依彭德怀的意见，经过准备向在京军队各司政后领导干部会上作了关于财经形势报告，对部队领导鼓舞、教育很大。彭总在高岗报告后说，高岗同志的报告很好，这种报告很需要，他在报告中说明了全局形势和全局观点，使大家了解经济形势，知道办事要从全面出发，可以打破有些同志的盲目乐观情绪。
高岗和彭德怀互相信任、互相敬重的情感、友谊是战场上形成的，是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一致形成的，认为军队是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干部是党的干部的主体形成的。彭德怀在1935年西征期间和高岗首次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俩的共同点是军人气质浓，心直口快，推陈相见。1945年“七大”期间，他们对有轻微自首变节者当中央委员共同持异议，又增进一脉相承共识。“七大”后，高岗出关开疆扩地夺天下，彭德怀镇守西北，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以少量兵力打败胡宗南，解放西北做出贡献。解放后，他俩镇守东北、西北，稳如盘石，互相敬重情感更加深。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俩一致支持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决策，彭德怀临危受命时，两手空空，正如彭自己说是“光杆司令”，是高岗亲自参加组建指挥机构，部署后勤，两人一起多次奔走北京、沈阳和安东、朝鲜，调兵遣将，志同道合，运筹帷幄，决胜朝鲜。彭德怀入朝鲜初期，中朝两军指挥调度和后勤供应遇到麻烦，高岗两度冒险到朝鲜协调，并研究建立联合指挥机构和后勤供应等问题。在抗美期间，彭德怀所发出重要电文都同时发至“中央军委、东司”和“毛主席、高岗同志”，最重要的文件由他俩签名发至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彭德怀提出的要求，高岗竭尽全力想办法保障前方的需要，高岗办事干练、果敢、利索和组织运筹能力，深得彭德怀的赏识、敬佩，两人配合默契。
1953年9月连续召开五次(即24——28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和讨论工、农业和总结抗美援朝等问题。会议前，在研究讨论彭德怀要在会上作抗美援朝总结报告稿时，高岗和彭德怀又有来往，商量讲稿修改时，议论刘少奇对五年计划的农轻重等问题。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报告时，专题讲了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重要性和地位，并在稿外特意说：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胜利一百分，有高岗的六十分。彭总这样讲，实际上帮了高岗的倒忙。
彭德怀是赞同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并作了一定的工作，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头子”、“领袖”不无根据。他给高岗提供了一些情况，如刘少奇、周恩来在长征前的一些情况，高岗不太知道。事实上没有彭德怀、林彪、饶漱石三路封疆诸候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能一声喊到底的领地，六路诸侯有其四，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支持，否则高岗有魂也没胆，根本不敢在刘少奇的地位上乱说乱动。高岗确具有陕北汉子的粗犷、豪爽的特征，并非灰汉二杆子，他粗中有细，有江湖义气，搞五湖四海，属“十个麻子九个怪”之列。不过，从古到今，哪个大人物不是怪人物，但绝非天不怕，地不怕，横冲直闯，单枪匹马，有恃无恐地在太岁头上乱动土的。
全国六大区，西北、东北是高岗发迹地，又有华东饶漱石、中南林彪支持。华北是他认为“白区”的人掌权的地区，书记是薄一波，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刘澜涛，曾和高岗一起在米脂龙镇小学念书，和高岗老家是近邻，不到百里地，但观点不一致，因为刘澜涛也是“六十一”人中化名的“刘华甫”。剩下来的就是西南地区。高岗自以为自己红盛、得势时期，有毛支持低估了邓小平，并没有专门找邓小平谈话，搞什么交易、拉拢活动，而是邓小平到高岗家，商量过农村经济政策等问题。在交谈中提到轮流值班的事，邓也同意轮流值班。
三、南下休假和林彪串连
1953年10月，高岗经中央批准休假。他原来准备全家都去大连的，后改为去南方，是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叫他到南方的，并要高岗在南方做些调查研究，代他去看望一下林彪。高对改大连为南方很高兴，他回家对李力群说：“主席让我去南方走走，顺便代他看望林彪，又能见到老首长了，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因去南方路途远，时间又长，李力群没去，只有一个女儿跟高去了。
高岗南下休息时，陈云把他和高岗交谈过的事包括毛泽东对高岗讲得话，全盘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引起了刘少奇的重视。据有人说，刘听了陈云汇报后，安排人暗地了解高岗南下的言行。是真是假，无法核对。但是从毛泽东和罗瑞卿谈话中，披露出一点高岗的言谈情况。毛问罗：高岗南下休假讲些什么？罗说：还是老一套“枪杆子创造党”，“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刘少奇要坚持私有制”。
刘少奇和高岗第一次谈话勾通索然后，他向毛泽东讲了对中央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的意见。刘少奇认为中央行政机关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形式，还是实行总理负责制，可以将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总理由周恩来担任。党中央增设副主席，多设几个。他表示自己“已不适宜担任副主席职务”，朱总、恩来、高岗他们可以担任副主席。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他建议改变书记处的职能，书记处变为政治局下属的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办事机构，像秘书处一样，设总书记或秘书长。总书记或秘书长选一个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而且办事果断的人来担任。
毛泽东问总书记谁来担任合适？刘少奇说：邓小平、高岗、彭真这些同志都能担任。
财经会议后，刘少奇思想有些紧张，看到毛泽东支持高岗，对他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打算寻找退路，准备交权，退出政治局。
刘少奇汇报完机构设想意见后，谈了他和高岗谈话的情况。毛泽东明知故问：你和高岗有些什么矛盾？刘少奇说，过去我对东北工作批评过，有些批评错了，向高岗同志承认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但是，高岗并不满足。“高岗同志有能力，有魄力，能跟上主席的思想，在好几次会上我肯定过高岗同志的长处”。“自我在许多问题上犯了错误之后，发现高岗同志对我不满意且发展到仇恨的程度”。刘少奇主动表示，为了党的团结，我“退出政治局”或者让高岗排在他前头，让“高岗担任主席的助手”。他自己即使什么“职务也不担任，保证按主席的指示和党的决议办，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
刘少奇讲的那些话，是王光美的主意。她对刘少奇说：应该搞一个“备忘录”，作为预防措施，到了关键的时候，也不至于手忙脚乱。你认准方向后果断行事。王还说：向主席主动让权给高岗，或者退出政治局，给高岗当副手，再不行，我们回家种田。
不过，正如毛泽东说的：“改也难”。在长征开始，张国焘主张南下，毛泽东主张北上，走的两条不同的路线，后来又合作了，最终分道扬镳了。毛泽东主张走社会主义，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后来虽然合作了，最终也分道扬镳了。
高岗死后，刘少奇在某些方面并非“保证按主席的指示和党的决议办”的表态办事，照样和毛泽东的主张不合拍，直至暴发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龙虎相斗，两败俱伤，百姓遭殃。文革中对刘少奇的惩治过分反倒激起人们对他的同情，他和高岗一样，即使有错误也不该搞成那样惨烈的结局。他们毕竟对革命做出了贡献。据有关资料说：1967年1月中旬，毛主席召见刘少奇同志，刘提出：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虽未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要求，让刘“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但是对刘的斗争并未缓和，王光美示意他吃安眠药，他不愿步高岗的后尘，他说：“不能自作结论。”他对毛主席还是抱希望的。他说：主席说过，罗长子(即罗瑞卿)要不跳楼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言外之音，似是高岗不自杀，问题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后来他坚定地说，有人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刘少奇还说过他违犯了毛泽东思想，不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
说句公道话，高岗之所以不满刘少奇，根本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建什么样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资本主义道路，坚持不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以此为核心伴随着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等方面的分歧。
无论毛泽东还是高岗，当年，从本意上看都没有打倒刘少奇的意图。毛泽东利用高岗“这股力量”，来牵制刘、周不太听话；高岗受了毛泽东“挪挪”位置，让搞“议会”的影响，移动刘少奇接班人位置，他旗帜明确：靠刘少奇掌舵他不放心，担心他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在当时多数人有这种担心，毛泽东不满刘少奇也是基于这点。历史不能假设的，实践这段历史过来的人，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刘少奇地位早“挪动可能避免文革的浩劫，对毛泽东、刘少奇都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好。”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多年，学得了能屈能伸，委曲求全的策略，又是政治斗争的老手，施展地下工作及对付敌人的手段，失去毛泽东支持的高岗，根本不是刘少奇的对手。高岗在根据地、军事上、经济上和实干中的确有两下子，连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在一些会议上讲过高岗的长处，比如说高岗有能力，有魄力，精明能干，有军队工作、地方工作、经济工作丰富的经验，到中央来协助毛主席做好工作，等等。刘少奇主动到高岗家两次谈心，当着高岗面赞扬能跟上主席思想。
经过财经会议对右倾思想错误的批判，薄一波等作了检查并免去了薄一波的职务。刘少奇向毛泽东当面承认了错误并表示：“退出政治局”或者把高岗排在他“前面”。毛泽东觉得右倾思想问题和脱离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达到了“力量制衡”的目的。
高岗在中央工作时间很短，对中央斗争千丝万缕的复杂性不十分了解，他自认为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背着毛泽东搞“税制”、建“党委”这么大的事也只给bbr>??批评，并未给什么处分；一个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无视组织原则，竟敢“私自”提出党中央核心领导人和各要害部门领导人选的名单，也只给警告处分。他对刘少奇等封锁毛主席、节制中央、架空中央的做法感到愤慨。于是，产生了一个错觉，他认为给毛泽东出力，就不在乎会有什么大的后果，所以把不住自己的嘴巴，导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恶果。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形势判断错误，忽视了毛泽东在人事上的“对立统一”的法则，他要和刘少奇较量，已经“骑虎难下”，吃了秤锤铁了心，打掉圈圈，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协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问题。高岗自不量力，凸现出刚愎、幼稚的表现，抓枪杆子、搞经济还行，玩政治手腕，他和白区工作过的刘少奇交锋，无异于飞蛾扑火。
高岗离京南下前和饶濑石谈过一次话，他对安子文1952年冬去东北批评东北人事工作有意见。他说安子文批评东北局对干部“强调业务能力，忽视政治质量”，“喜欢知识分子”，“歧视妇女干部”，“党的干部队伍严重不纯”，“高级干部中有些人历史存在问题，没有经过审查”。他认为安子文是挑东北的毛病，给东北摸黑，就是给中国革命基地摸黑，陕北、东北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基地。将来要载入史册的，谁也改变不了。“这话现在用不着我说，将来的历史学家会这样写的”。他说：白区党、地下党现在抱成一团，安子文的头是刘少奇，搞地下工作起家的。他们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在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经验，只靠华北的经验来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七大”以来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实践证明他不成熟，他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主席对刘少奇等越来越不重视，已经动手削弱他们的权力。
秋高气爽的10月3日，依毛泽东的嘱托调查研究看望林彪，高岗动身去南方休假，他带着两位秘书和女儿，说明他主要是休假。他刚到北京火车站快车开时，
公安部长罗瑞卿急匆匆赶来，把高岗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昨天病了，跌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并说以后要注意主席的健康，劝他多休息。高岗一听毛主席患病晕倒很吃惊，便说主席病了，我就不去休假了。罗说，你还是去吧，如果病情不好，要你回来，我给济南车站打电话，你们到济南站查问。
罗瑞卿这一神秘举动，是真心实意给高岗通气，还是试探高岗的态度？不得而知，从此前高、罗的关系看，应该是真心实意的。
高岗心情沉重的上了火车，一到济南就查问北京来没来电话？站长说没有来电话，高岗稍微安心。他到南京已将近半夜，一进招待所就给罗瑞卿打电话联系，盘问毛主席的病情，得知毛主席的病情稳定。到上海继续联系，病情好转，他才放下了心。
罗瑞卿原来是崇敬高岗的，高岗对罗瑞卿是信任的。高岗对毛主席的患病确实是十分关心和焦急，他深知毛泽东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更没好果子吃。并不是有人在批评高岗时说，听到毛泽东患病“幸灾乐祸”，“以为时机到了”，“急于想乘机夺权”，云云。
高岗在上海期间参观了黄浦江(即外滩)、城隍庙等景点，他在会见江渭清、陈毅等省、市领导时，主要谈了粮棉统购统销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因为1953年就全国来说，农业形势不好，欠收已成定局，高岗南下时只拿中央提出粮棉实行统购统销文件，初稿是他和陈云共同商量提出的，鉴于新税制的问题，未征求意见，惹恼了毛泽东的教训，所以，他去过的地方都认真听取了省、市领导的意见并要求贯彻执行。他在东北于1950年就开始实行了粮食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政策，在稳定粮价，保障供应发挥了作用，也取得了经验。
他从上海到杭州，受到省、市领导的欢迎，在杭州被安排到江南林园的刘庄下榻。刘庄位于西湖畔边的夕阳山下，掩映在绿树丛中，古柏参天，流泉淙淙。它的建筑很别致，集古今江南建筑之大成，有重搪翼角土木结构的古老民族建筑群体，也有现代钢筋水泥结构的楼群，把观赏与使用恰当地融为一体。毛泽东南巡到杭州常住这里。他和省委书记谭启龙交谈了53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和54年工作设想，在省公安厅王芳等领导的陪同下，游览了林园建筑。同时，和北京联系了解毛泽东的病况。他对秘书说：你们要注意，接到毛主席病急消息，我们要立即返回北京。我离开北京，毛主席休息也不放心，他要靠我搞经济工作，他才不喜欢那个“恶霸”。
中组部内部斗争序幕在财经会议后期就揭开。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休息时交谈中提到安子文“用人不当，敌我不分”的问题，对某某使用不妥等。财经会议期间，陈正人对饶漱石(他俩都是江西人)说，安子文有好几天未参加会议，实际是躲会，并说安用人不当，计委委员都怀疑组织部工作不加改进，能不能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等问题。饶漱石对安子文更加不满，在组织部部务会上对安进行批评，以促安在财经会上表态并揭发薄一波等右倾错误。
财经会议结束后，饶漱石继续在中组部内组织批安子文，抓住某些错误为由，企图追查出“两组名单”的主谋者。饶漱石竟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调任中组部副部长未到任)为核心。安子文当时有点招架不住，已觉察到自己将要步薄一波的后尘，遂即向刘少奇报告说：在财经会上就想斗他，现在要把他赶出中组部，组织部将变成饶漱石的一统天下。刘少奇听了安子文的所谓“小报告”，立即召见饶漱石，指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是错误的，他已向中央承认了错误，也受到了批评和处分。这个问题，再不要抓住不放。“一个人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嘛，不要学王明、博古，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一棍子把人打死。安子文多次检讨过不了关，不能像财经会议整薄一波那样整安子文。”饶漱石反驳说：“我没有一棍子打死安子文，他还不是很活跃吗？”“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是毛主席提出‘展开桌面上’斗争的……”刘少奇说，最近一阵子，自由主义泛滥，小道消息盛行，说什么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会后要斗安子文，说什么我有圈圈，恩来有摊摊，你散布过没有？他最后说，要先搞好团结，消除紧张气氛，抓紧组织工作会议的筹备。饶漱石认为刘少奇不支持他，而支持安子文，致使他和安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问题不在安，而在刘少奇。
1953年9月中旬，中央召开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朱德、饶漱石等和六大区组织部长为成员。中央分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和各省市区组织部长参加会议。
组织工作会议开始后，会议讨论安子文代表中组部所做的工作报告时，抓住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安子文为靶子进行批判。如发展党员“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干部调配“用人不当”，“支持条条，反对块块”。中央组织部工作中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组织部有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抓住安子文私自提出“两组名单”和向刘少奇打“小报告”等问题，认为安子文等人在组织部搞“圈圈”，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有的组织部长发言时，直接点安子文的名字，影射批评刘少奇的错误。如有的发言说：“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是“错误的、反动的”等言论，这些话正是刘少奇和安子文谈话时讲的，并不是安子文讲的。有的说：安子文右倾，组织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对于党员规定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实际是刘少奇在第一次组织工会上讲的)，完全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曾规定六种人非经党中央批准不能接收为党员，“就没有资本家、富农和其他剥削分子，为什么对资本家、富农这么爱，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这也是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说的。有的说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不是立场站错了，屁股坐歪了？”安子文同志甚至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简直吃了豹子胆，建党以来闻所未闻”。这么大的事，不经党中央，不经毛主席，居然大笔一挥，谁能进政治局，谁不能进，他一个人拿出方案，在一个圈圈里封官许愿，不是圈圈里的便排挤。这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有人授意？这是一种反党行为，这是企图篡党夺权，值得清查”。有人竟公开说：“党权、政权、财权不在毛主席手里”。
在此前，安志文来到东交民巷，掉着眼泪对高岗说：“我哥哥怎么敢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是刘少奇让他拟的名单。”证实了高岗认为两组名单背后刘少奇是有根据的。
组工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检查过去工作缺点和错误，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肯定成绩，纠正错误，继续前进。但是，纠缠已经作了结论的事情，把大方向有些扭偏。会议变的紧张起来。特别是张秀山发言时特意声明，他的发言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叫讲的。
现在把张秀山发言的过程和主要内容介绍一下。张秀山是参加中央粮食会时被拉去参加组工会议发言的。在组织工作会议筹备时，安子文副部长几次打电话给他，征求他对中央组织工作意见，他没有答应，他说郭峰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代表东北局讲一下。组工会开始后，安子文又给张秀山打电话说：毛主席指示，这次会议要检查过去组织工作，一定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你在西北、东北长期搞组织工作，这次对组织工作一定提出意见。他听说毛主席叫大区提意见，因安子文向他个人征求意见，遂给安子文写了一封信，提八条意见，当时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去北京，张明远(东北第三副书记)，何凯丰(宣传部长)看过后，他将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给高岗看一下，再转安子文。高岗看信后让王鹤寿、郭峰向张转达他的意见：“所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不要提了。”所以，信未转安子文。就在此期间，中央通知张秀山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紧急会议(即布置粮棉统购统销)，他动身前又接到中央电报通知，要他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粮食会议是10月10日开始，他在开粮食会议期间，专门去找安子文讲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向饶漱石说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已经给安部长讲了，粮食会议结束，要回去布置粮食工作，就不在组织工作会上发言了，饶漱石也同意了。刘少奇在组工会领导小组会上提出要张秀山大会上发言，饶漱石说：张秀山已同他和安部长谈过了，不准备在会上讲了，他的意见已向安部长讲了。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说，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会上讲一讲有好处。饶说：秀山是来开粮食会的，他要赶回去布置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刘说，不要紧，他讲一小时就可以，不会误什么。饶漱石托郭峰将刘少奇的意见转告张秀山，准备明天发言。10月13日晚粮食会结束时，毛主席在会上对粮食工作作了指示。会后，毛主席问张秀山：听说要你在组织工作会上发言，你准备讲些什么？他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已跟安子文讲过的五点意见(原信上的八条归纳为五条)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后没提出不同意见。他问毛主席：这些意见可不可在组织工作会上去讲？毛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一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14日上午，张秀山给刘少奇打电话约谈，秘书说刘休息，没谈成。下午开会前，张见到刘少奇，他对刘说：毛主席让我的发言内容先给你汇报一下，上午联系时秘书说你休息了，是不是把我的发言后推一下。刘说：“就先讲吧。”
张秀山按向毛泽东汇报的意见在会上作了发言。张讲完后，在小会议室休息时，刘少奇对张秀山说：“你在会上讲得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在场的安子文说，秀山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张秀山讲完了意见遂即回东北。
张秀山说：安子文、刘少奇要他对组织工作提意见，他将个人意见向安子文讲了。主要内容给毛主席也汇报了，都没提出什么不同意见，他提的意见，刘少奇、安子文在组工会上都作了自我批评。高饶出事后把这个发言被定为“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罪行的证据。实际是他们预谋设置的整人圈套。高岗和他一样，在财经会议上，不发言，毛主席指定要他发言，对讲稿作了修改，结果也成反党的罪行。邓小平在报告中说，他们在会议上、公开什么也不说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和高岗在财经、组工会上说了，结果被定为“这边一枪，那边一炮”反党的证据和罪行。
张秀山发言的主要内容是：
他首先肯定了组织工作的成绩，接着，讲了五点意见。
一，1950年前后，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政治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1949年发生这问题后，我(那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请示了中央组织部。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答复说是错误的。现在当作经验教训提出来，请安子文同志考虑。1950年1月，中央组织部组织赴苏参观团(张是带队的)，在北京集中时期，安子文同志在报告中讲到党员“要雇人应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时讲：“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这也是和党章相违背的。在未修改党章之前，组织部门随便对党章作改变和不同的解释是不应该的。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这也是与上述右倾观点有关系的。因为有右倾思想，也就不会以二中全会决议去检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的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都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调配，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这样的调动，在新解放区是困难的，但在老解放区则应该有更多一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部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使用的坏分子都要中央组织部负责，也并不是说所有有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人，都不可以工作，有些是可以给以一定的适当的工作的。但是，这种人和党的经过考验的领导骨干是应该有根本的区别的。
这些人也不可能和民主人士相比，因为民主人士代表一定的阶级和党派，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其中有些人曾在党困难的时期，团结在党的周围，并支持过党。而这些叛徒、自首分子或做过反共活动的人，则有不少是投机的、钻空子的、吹牛拍马的。对这些问题，是否中央组织部一点地也未注意见呢？不是的。在整党中，也提出了清除八类坏分子，但只注意了下层，而没有注意在高级机关中审查八类坏分子。如果中央机关有八类坏分子的人存在，则危害性当然比下面有这些坏分子就更大。
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央组织部对革命胜利后，投机分子、脱党、退党、叛党分子侵入革命队伍，没有足够的警惕，有时反而轻易地信任这些人。这就是说，有些敌我不分，或者是对敌我界限划分的不够严格，这也是右倾思想。因此，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特别是领导机关的纯洁性、严肃性。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安予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对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有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去年夏天我来中央开会，安子文同志同我谈中央建立哪些机构，由哪些同志担任工作的方案。我觉得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了，国际情况变化了，国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的变化，不仅是数量上增长了，质量上也提高了，而且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在八年前延安整风时，大家对某些同志的希望很高，希望他们能成为很好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者，然而实际斗争中，证明了有些同志经不起考验，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这些重大的新生事物，但安子文同志，没有了解或者没有正确了解。我不是说某些同志在财经问题上的一切大小错误，在财经会议之前，安子文同志都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发生已久的事情(财经会后)则应该知道。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总之，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安子文同志是不够明确的，存在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饶漱石对张秀山、郭峰、赖可可(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等人发言很赞赏，他认为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象财经会议上乱扣大帽子。这样一来，会议气氛更加紧张，火药味更浓，要求发言的争先恐后。
饶漱石认为安子文是组织部内部搞圈圈的头，是刘少奇山头的人，“政治上不强，思想作风不正”，办事不放心，组织上不信任。
安子文是陕西省子洲县人(原绥德县)。他和高岗老家不到百里路。早期参加革命活动，后被国民党抓进监牢。1936秋，中央根据北方局刘少奇的建议，同意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安子文等先后从北平草岚子军人反省院(反省院关押轻犯，重犯投入监狱)放出来。《新华日报》上登载的徐子文(即安子文)“启事”里说：“子文前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个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产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在受其煽惑，特此登报申明。”(据听说是国民党编制的“启事”，他们只签了名字)。
安子文出牢后不久任北方局秘书长，后任太岳区党委书记等职。“七大”刘少奇升迁为中央第二把手，中央组织部长彭真被派往东北，调安子文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1947年春中央撤出延安，刘少奇到华北任中央工委书记，带安去任秘书长，建国后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国家人事部长。高岗认为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没有刘少奇的提携，不可能越级当上中组部党务副部长、人事部长的，掌握党和国家人事大权。高岗的观点未毕没有道理，安子文以副部长主持中组织部工作多年，直到1956年“八大”当了中央委员才任命为正部长。中共成立以来，中组部长都是中央委员以上职务的人担任，多是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担任，从未有类似安子文这样的先例。
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虽然不象财经会议那样激烈，但火药味仍很浓。在当时的形势下，斗争气氛不浓，好像会议就没开好。会议对中组部几年来的工作提出许多批评意见，矛头指向安子文，特别是与会者获知安子文私拟“两组名单”的问题后，群情激愤，批评日趋尖锐，强烈要求安交待两组名单授意者和意图。刘少奇分管组织又是会议的领导者，也无法控制。不爱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刘少奇，就饶漱石“泄露名单”问题(其实在此前高层中甚传、议论，不一定是饶捅出的)，径直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无法按议程进行。毛泽东听到扩散“名单”的事很恼火，让会停下来，开领导小组会，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饶、安的矛盾。毛泽东抱着刚病愈弱体，召见饶漱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这是高规格集体给饶漱石谈话。
毛泽东极严厉地批评饶漱石“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做过大区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才到组织部几个月，就对一个“吏部上书”.99ｌib.进行斗争，为什么不给中央打招呼。安子文私拟中央机关领导人的调整名单是错误的，应该受处分。扩散这个名单，到处制造事端“更是错误的”。你饶漱石说薄一波、安子文犯了“路线错误”，他们有“圈圈”，你饶漱石有没有圈圈啊？他还指出：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本来是正确的，但不等于你们说甚么话都对，人家所说过的和做过的都错了。高岗同志和你还有一些人，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纲检查组两件事批评薄一波同志，“也不能成立”。对薄一波的批评也好，还是对少奇同志批评也好，都要注意“实事求是”。这就是说，对他们所犯的错误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我历来反对那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
毛泽东针对所谓“圈圈”问题说：大革命时期中心在南方，许多党的创始人都在南方。后来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在那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出了一批党的优秀干部，造成中高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这是历史形成的。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有人抓住这种状况做文章，随便给人划圈圈，别有用心。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高级干部，中级干部，都不要搞“圈圈”，要消灭“圈圈”。要重视党的团结，“消灭山头”，要搞五湖四海……
事实上，组织人事工作长期掌握在一个山头的人手里是不合适的，否则，自然垒成宗派主义的山头体系。毛泽东所批评指出的“山头”、“圈圈”对饶漱石、刘少奇、高岗等人都有针对性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多次讲到“山头主义是坏事”。
饶漱石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斗争安子文，实质上与少奇同志的右倾错误有联系的。这就等于直接点了刘少奇的名。刘少奇说，我们毕竟共事多年，还是有感情的，希望你不要继续坚持错误。饶漱石说正因为我们共事多年才知道你的为人，一贯对同志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法，善于搞圈圈。在新四军你没有指挥过一个像样的战斗，现在把手伸得老长摘桃子。刘少奇气得双眼冒火，厉声说：你这是拒绝帮助，同志们的忍耐是有限的！饶漱石眼睛一瞪说：我不需要你忍耐，自古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还是杀了我吧。
毛泽东站起来说，这种状态怎能谈得下去呢，好了，不谈了。
这就是陈毅在四中全会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讲的，饶漱石顶碰刘少奇、毛泽东的“罪状”。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令组工会停下来，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领导干部之间的问题。刘少奇主持领导小组会议，朱德、胡乔木、习仲勋、李富春、邓小平、铁英、饶漱石、安子文和六大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参加，刘少奇、邓小平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上饶漱石、安子文互相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指出饶漱石、安子文闹不团结的错误。
接着，组工会议转入按原定四项议程进行。10月22日举行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刘、饶、安分别讲了话。毛泽东对三人的讲话稿进行审阅，并对刘少奇、饶漱石的讲话稿作了修改和批语。并指示中央办公厅将《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六条印发会议学习三天。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对合作化，对待资产阶级和富农党员等错误作了自我检讨。
高岗到杭州休假时专门去看望林彪并送礼物。他俩在来往中密谈了中央内部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刘少奇的右倾错误及其最近到处找人谈话，迫不及待抓权。他们老生常谈议论刘少奇在抗日战争后裁减军队，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支持彭真在东北搞“锦西会战，企图冒险取胜”，土改中搞“左”倾，建国后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反对农业合作，脱离总路线，他忽左忽右，一贯如此，主要是右，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对政策掌握不稳。他只有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队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经验，他在人事上拉山头，搞圈圈，中央的人事、政法、财政等要害部门的领导，安子文、薄一波和彭真等原北方局的人掌握，他们思想一致，感情亲近，组织一条线。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创造的。党史上的是非没有搞清楚，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提法不对，我们的党是个整体，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区吗？《历史决议》要修改。
高岗说，刘少奇拿了几天枪？天下是依靠根据地，用枪杆子打下来的，他一直在白区工作。白区工作搞游行集会，散传单，贴标语，这些能打垮日寇，打倒蒋家王朝吗？没有武装战争，能取得中国的胜利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正如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里说的：“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他说：从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干部是党的干部主体。他们是一个山头，一个圈圈里的人，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都是原北方局的。现在党和国家机关权力掌握在搞白区人的手里。党和国家机关应当“彻底改组”。“正如彭总讲的：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朱总也是这个看法，刘少奇搞小圈圈，我们就搞井冈山的大圈圈。”毛主席不重视刘少奇了，而重视拿过枪的人了，重视根据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的情况你知道，创造出的经验是一贯的，都是先进的，正确的。
林彪认为高岗讲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有道理的，符合马列主义的观点，建国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党政主要领导都是军职人员或者曾经担任军队领导多年的人担任。他说，毛主席在1949年春说，我们南下随军五万三千干部，对于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方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毛主席还说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南下没有军队充当地方干部，政权机关难以建立和维持。
高岗谈到毛主席提出党和国家机构要改革，国家行政机构想采取苏联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设副主席或总书记，主席想退居二线。斯大林逝世对主席刺激很大，他看到马林科夫掌权后撑架不起来。这都是因为斯大林在世时没有让马掌权和在实践中锻炼，没有领导经验，接班后很吃力，对军队工作又不熟悉，每次开会就是敬酒。毛主席很英明，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如果按毛主席的设想，中央的人事要有大的变动。主席考虑准备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像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想叫刘少奇搞议会(即人大)；政务院和计委合并为部长会议，主席对恩来不满意，我建议部长会议由你来搞合适。你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是合情合理的。
林彪对高岗就形势分析表示完全同意。他对高岗政治敏捷，思想活跃，胆略过人很钦佩。1945年冬提出让出大城市，创造铁路两侧和乡村根据地，1946年强调主力撤出四平，1947年夏季攻势，1948年南下锦州关门打狗，都是高岗首先提出，认为高岗在思想认识上常常居领先地位，在实践行动上走在前列。于是他表示支持高岗的意见，他说武装夺取的国家政权，四梁八柱把他们的人安的满满的，“应当改组，我同意你的意见”，刘少奇要拉下来，周恩来可以当个闲差(即政协)。“我的事，就不要提了。我身体不好，不必掌什么实权，要误事的”。当然，身体不好，还不是当年拼命的，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我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要取得主席的支持，他要是不支持，“没有希望”。高岗接着讲了意见：不要设总书记了，就多设几个副主席，林总你也上，我也上。林说：“我的事就不要提。”你完全可以作为根据地党的代表上去，多设副主席你是副主席，设总书记你就是总书记。你身体好，富年力强。只要你能上去，有个代表就行了。不要争这些个人的东西，我们可不争什么个人的权力啊！你的熟人不少吗？最近的这些情况，你可以同他们聊聊，“多一张嘴，多一份力量，不过也应当心点，事情很复杂，人更复杂。”他们互相吹捧，高说林彪是“常胜将军”，可以担负重任；林说高岗是“党内了不起的人物。”
他俩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如何组织“八大”的军队代表团交谈了意见，对毛泽东认为“突出”来的人物有肖华、陶铸、向明、陈正人等增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意向进行交换了看法，还谈了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任中组部副部长、建委副主任，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问题。因为陈正人、陶铸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是两员干将，和林、高关系也很好。
不久，时任建筑工程部长、党组书记的陈正人来到杭州，向高岗谈了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情况，说张秀山在会上发言中，直接影射刘的右倾错误。
陈正人1928年带游击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1937年到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西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1945年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吉林省委书记。1949年南下任江西省委书记，后任建工部长。
他和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延安时期和后来东北解放战争中，高岗主持总部政治工作时，相互配合默契。陈到杭州不仅通报了组工会议中的情况，还谈论了中央内部情况。此时赵德尊、马洪也到南方休息，从上海来到杭州旅游。他们几个边喝酒边谈议了刘少奇的问题。陈正人对刘少奇1936年前的情况了解一些，所以，他讲的最多。他说：刘少奇看见毛主席的身体不好，迫不及待的抓权，提出要“设总书记”。他们还议论了中央两条路线斗争，军队干部是主体，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刘少奇长期跟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跑，反对过毛主席，延安整风中作过检查，对毛主席没有什么感情。进城后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想搞资本主义，以及苏区党和白区党的问题。他们认为以1935年前为界线，江西和陕北划为苏区根据地，华北为白区；若干历史《决议》里说白区正确路线代表是刘少奇不对，难道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区吗？还谈议了长征红军和中央到陕北的情况。陈正人说，陕北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新胜利的出发点。高主席有经济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经验和东北的政绩。在东北林彪主要打仗，东北局、总部具体工作由高主持。毛泽东说过，过去打仗林比高强，现在搞经济建设林不如高，排名为高岗、林彪。高说：刘少奇不支持陶铸在广西工作，因陶曾在国民党监牢关过，经过延安整风审干中作了结论，后又派人调查，找毛病。刘不支持陈正人任建委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正如彭德怀说：中国革命“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刘少奇一个圈圈，周恩来一个摊摊，咱们就搞井冈山的大圈圈。”你从井冈山出来，又在陕北工作多年，怎么能排挤你呢？井冈山的同志还有几个？你可以进中委。
陈正人多次到高岗处，边喝酒，边谈议刘少奇，一唱一和，带有挑拨是非，跟随高的两位秘书很反感。
在揭批高岗问题时将他们喝酒、议论定为“八人黑会”，陈正人为保全自己，把他讲的一些对刘少奇不满的话都推在高岗身上，仍未幸免，最终也被打人“高饶反党联盟”里边。
林彪在杭州由叶群陪伴。叶群是林彪的第三个妻子。第二个妻子是米脂县的姑娘张梅。林彪长征到陕北不久即1937年4、5月与张梅结婚。林彪在山西被误伤后，和张梅一起于1938年夏从延安出发经兰州到苏联治伤。林、张去苏前，高岗请他们一块吃饭饯行。林彪一贯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不愿出头。正如他与苏联将领交谈中的一段对话：苏一将领问林彪：“你喝酒不？”“不喝。”“跳舞不？”“不跳。”“赌钱不？”“不赌”。“玩女人不？”“不玩。”苏将军说：“那你活一回人，有什么意思。”这段对话，体现了林彪的性格。张梅长得漂亮，出生在貂婵故乡，是陕北“一枝花”，性格外向，虽是农村姑娘，文化程度低，从小下地劳动，却聪明伶俐，爱好活动。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世界出名后，苏联对林彪敬重，有关宴会等活动，邀请林彪夫妇参加，林不愿去，张梅积极要去且常去参加，林彪很不高兴并经常争吵。时间久了，两人关系由疏远到隔阂、脱离。1942年，林彪回国，张梅要留在苏联学习，自此两人分手，办没办离婚手续不清楚。徐介藩是黄埔学生，他懂经济、文学、外文。林彪到苏联养病就是徐介藩联系办理的手续，林到苏联治病，徐常来玩，还带张梅出去参加苏方举办的活动，有人说张与徐比较亲妮，后来，张知道林彪与叶群结婚，张、徐在苏联结婚。1948年徐介藩和张梅一起回国，分配到东北外事处工作，叶群对此很不满，没办法。1949年刘少奇、高岗访问苏联时，徐任经济翻译，参与十二个月易货协议谈判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叶群抓住徐在苏联内务部、联络部工作过的历史，被打成“苏修特务”，张梅也被株连打成“苏修特务”， 他俩被关押多年，受尽酷刑。1979年总政才做出结论并予以平反。
曾在哈尔滨时期，林彪多在双城总部和前线指挥打仗，叶群住哈尔滨，高岗以关照林夫人为名，和叶群来往较多。高岗还为调走孙维世对叶群帮过忙。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长的一表人才，四十年代在苏联学习时，林彪和张梅关系疏远后，曾与孙谈过恋爱未成。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和长相挺好，又有文化，小巧玲珑的叶群结婚。林、叶结婚时，高岗请林彪夫妇吃饭并赠送礼物。1948年孙维世在苏联学习完回国到东北，罗荣桓不知道林彪与孙有过恋爱的情况，根据东北很需要懂俄文的人材，便电请示中央，留孙维世在东北工作，中央同意东北局安排工作遂分配到总部。叶群知道后大为吃醋，她以为留孙维世总部工作是林彪的点子，便假借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电报，不同意孙维世在东北安排工作。中央连收到罗荣桓互相矛盾的两份电报，即来电询问缘由。东北局由高岗负责调查此事，叶群知道林彪的脾气，怕的要命。叶群对高岗说明了原因，并跪在高岗面前求告高岗解危。
高岗在杭州时，教育部工作组到杭州、上海检查工作，李力群是工作组成员，她到杭州刘庄看望高岗时，高林正在室内交谈，由叶群陪她在等候时拉谈，叶群说他们谈“政治问题”，咱们这些人一生命运托付于他们身上了。
高岗回京后，林彪又托李力群给高岗带一封密封信，并嘱“亲自交高主席”。信的内容直到1962年揭批“翻案风”中，把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联系起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定为“习贾刘反党集团”。此时林彪和李力群谈话时披露了一点情况，真假很难断定。
林彪让叶群将李力群接到毛家湾，首先盘问了高岗是怎么死的？搞管教的是那些人？高岗死后谁看过她和孩子？有什么人找李谈过什么？等等。李力群回答了林彪的提问后，林彪接着说：高岗有能力，能干，有农村根据地经验，懂得军事工作，在东北没有他后方支持，打土匪，搞土改，领导支援前线，前方就不能打胜仗。他还说，毛主席一直器重他，谁也没想到他会死。他在杭州时，陈云来杭州找他了解高岗在杭州休息时向他讲些什么？他对陈云说，高在东北是有功的，也说了一些高岗对刘少奇的意见。他听高岗说毛主席对他讲过，“少奇对主席帮助不大”的话。林彪说：听说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有些同志胡说，刘亚楼说高岗“里通外国”、“高与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与会同志听后都笑了”。尤其是陈云在会上讲的有些“不是事实，有些话他对我和高岗都说过，不能都说成是高岗讲的”。听说陈正人也在会上瞎说，其实陈正人对刘少奇的“意见最多”。在这种形势下，对高岗压力很大。他死的“可惜！可惜！有些事他应给主席讲清楚，主席只听了另一方面同志的意见”。
林彪最后说，在杭州你给高捎的那封信，主要是劝“高岗不要搞活动了”。他说谁再问高岗的什么情况，你得小心谨慎。林彪谈话完后，叶群送李力群回家的车上说：高岗上当了，让别人当枪使了。陈云是个老奸巨滑的人，一看苗头不对就缩回去了。高岗在毛主席、林总跟前常夸陈云会出点子……
现在，继续介绍高岗南下休假情况。高岗在广州期间和两广的主要领导人叶剑英、谭政、陶铸等交谈了粮棉购销意见，了解了1953年各项计划完成情况和54年发展计划的打算。他和谭政、陶铸等交谈时议论了中央两条路线斗争，中国的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老调，以及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的错误。陶铸说：毛主席说过：现在是经济建设时期，搞经济建设要“借重高岗”，高岗在东北搞得出色，“中央很多决策，是靠东北提供的经验。”
高岗在广东期间，还到海南岛游玩，在一块刻有“天崖海角”的大石头前和女儿一块拍照。
之后到长沙、武汉短住，到韶山冲瞻仰毛泽东故居。这是高岗第一次去韶山冲的，看后对他深有感触，引起了抚今忆昔的深思。还参观了武昌辛亥革命故址、毛泽东办的农讲所的旧址、孙中山的旧居和武汉东湖。
高岗南下游转后，于11月初回到北京。据随从秘书说，高岗南下主要是休假旅游，带着女儿游山玩景。1953年全国农业欠收，他对此很关注，和有关领导交谈时着重谈粮食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今后打算。
此时的北方气候已变，北京天气开始寒冷。高岗一回到北京，安志文来到东交民巷高岗家，谈了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批薄的发言和组工会上张秀山、郭峰等的发言有不同反响情况。高岗说他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主席修改过，主席问他：薄一波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我当时回答：“是党内问题。”张秀山、郭峰在会议上发言我不在北京，不知道。
但是，高岗听了安志文的反映引起注意，因为毛主席在组工会议期间讲到高岗对“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爆炸事件”批薄一波“不能成立”的话。之后，他听了饶漱石谈了组工会议情况和自己受批评等，高岗遂与毛主席电话联系同意后，高岗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主席销假并问候和汇报南下休假和看望林彪的情况。高岗讲了和上海、浙江和两广等地领导了解粮食生产、年度计划执行及明年经济建设打算情况和执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问题。他说在交谈时也谈到刘少奇主张长期“确保私有制”是不会坚持的，要求大家不要受他的影响，他那些观点和毛主席观点是相悖的。他说，主席刚病后，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毛泽东接着说，谭震林、罗瑞卿等给他写信，劝他休息，不要多管事。休息有两种：一种是下台休息，就是放手让你们干；一种是我不要劳累，握紧手中权力，为人民多干几年，你说的休息是那一种？
高岗说当然是“后一种”。他接着说：饶漱石同志心情很不好，同志们包括中央，对他有很多误会，误解，他要我向你解释一下。毛泽东说：饶漱石刚到组织部不久，就斗争原来的领导，说他们有圈圈，对一个“吏部尚书”，不向中央打招呼就斗争。他要高岗也可以对组织部作点调查研究，得罪人多不太好，要闹团结，不要闹分裂。
真是倒运曹操遇蒋干。其间，毛泽东和有名的山东大汉向明(时任山东分局代理书记)谈话时，向明酒后吐真言：从现在中央同志看来，高岗同志是忠于主席的。
从多年实践证明，高岗同志紧跟着你，处处按照你的指示办事，维护你在全党的祟高威望，协助你带领全党搞社会主义，我看他是你最好的一线代表。
毛泽东听后批评了向明，向明遂向毛泽东承认了错误。向明替高岗说了几句好话，也是酒后讲的，并未逃脱厄运，既帮了高岗的倒忙，也遭到了“祸从口出”的劫难，被打人“高饶集团”里边，后又被定为“向明反党集团”，拉进饶、潘、杨“集团”，株连了大批干部。
早在1953年春新税法出台时，山东分局向明等几人向毛主席反映因新税法引起抢购、涨价风波的情况，这本来是下级给上级反映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奇怪的是，有人蓄意制造了“以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硬给向明扣上“给高、饶提供石头打中央”的罪名，致山东分局和青岛市基本全军覆没，株连百余名中高级领导和千余名干部，甚至有的死于非命。那么，北京、上海市领导也反映过税制问题就没错吗？就不是给高、饶提供石头吗？这说明当时民主空气多么糟糕，整人手段何其毒辣，不讲民主，不得批评，不讲事实，捏造理由，借机打击报复。一不“训服”，就罗织罪名，“动不动给人扣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帽子，动不动随心所欲定成某某“集团”打下去而后快，株连迫害的人知多少？
1953年11月底到12月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前，毛泽东决定让“高岗参加修改”彭德怀在扩大会议上报告稿。期间，彭德怀到高岗处催要报告稿时，他俩边商量修改意见，边谈论军队创造根据地、创造政权等问题。彭德怀很佩服高岗思想敏捷，政治性强，决断明快，办事果敢。他对周恩来有意见，说周恩来过去犯过路线错误。在南方第五次反“围剿”中，他是中央军委书记，和博古、李德三人为指挥团，反对过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同志，使反“围剿”失败，离瑞金时近8万人到遵义只剩下不足三万人，他有一定的责任，在遵义会议上和博古一起做过检讨。延安整风时也做过检讨，这几年他当总理，财经搞的乱七八糟。他这个人不宜担任总理。总理应有根据地经验，又指挥得了军队，会管经济的人担任。
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首先特意介绍说，这个报告是经过高主席修改过的。因为军队高级干部都知道高岗思想活泼，政治性强，文章也写得好，中央和毛泽东倍加赏识，并多次批转高岗的文章。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战略已转变，高岗、彭总还蒙在鼓里。
彭德怀是个典型的戎马一生的军人，也是敢于向毛泽东直言诤谏的人之一。他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揭发薄一波历史的材料，杨尚昆将材料先交刘少奇，并对刘说：高岗到处和一些大区的同志谈话，甚至把手伸进军队里。听说他准备让军队的一些同志向主席写材料，揭发薄一波等同志的历史问题，有的同志也确实写了，对薄的出狱问题有看法。
刘少奇看材料后说：“我们最大的威胁是高岗”。他托杨尚昆给毛泽东捎话：“我随时准备交权，愿意到一个省或地区当书记”。
彭德怀是个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刘少奇清楚彭德怀曾经几次与毛泽东观点相佐的历史。毛泽东也说过：有人说彭是魏延，“有反骨”，即使他是“魏延也得用他，他一天不反党就得用他一天。如果只用无缺点的人，我们党内没有几个。……”
事实上，要翻历史老帐，有些高干干净的不多，有哥老会成员、土匪头子、国民党的官员、军官、自首出狱的，搞两面政权的，起义归来的等等，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原都是国民党的军官，连毛泽东也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在“七大”会上说：无论在军事、政治、党务方面，“我都犯过了许多错误。”
彭德怀径直到丰泽园向毛泽东谈了他和高岗的意见，他说我是个军人，心里有话就直说，中国的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新中国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还在国外打美国侵略者。我们的党和政权是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这些流血流汗的功臣应占居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权。他还夸奖高岗有根据地、军队和经济建设经验，有党政军工作才能，政治性强，经过艰苦环境等。
毛泽东听后说：“难道高岗同志就没有缺点吗？”
彭德怀说刘少奇长期做白区地下党的工作，进城后把工作重点还放在资本家身上，鼓励资本家剥削有功，为有利于资本主义推行制度，难怪工人阶级发牢骚说：“解放前我们受资本家剥削，解放后还要让资本家来骑在我们头上，这样下去等于我们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解放……”我建议少奇搞城市工作，恩来搞统战工作(即政协)，政务院总理可以参考苏联方法让几位老同志轮流当，以便增长他们的才干，长期固定在一人身上，容易犯官僚主义的错误。轮流值班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可以发挥各人的创造性。毛泽东批评了彭德怀，你对少奇、恩来有意见可以当面谈一谈，消除矛盾，增强团结。
彭德怀是粗中有细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和批评，摸清了毛泽东态度的底子，情知毛泽东的主观性格，他按毛的要求遂找刘、周当面讲了对他们不满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表示欢迎，刘少奇没什么表示。高岗也向毛泽东谈了对刘少奇的意见。毛泽东听的很不耐烦，他说把你的主张讲出来？高岗说，少奇应该挪挪位置，“靠他掌舵不放心”。当提到写“反共启事”的问题时，被毛泽东制止说，你又在背后议论人，我给你讲过有话在桌面上讲，在会议上讲，不要背后讲。
毛泽东认为财经、组织会议对右倾错误的批判，刘少奇等承认了缺点错误，离开总路线的错误已经解决，薄一波财政部长被撤销，互相牵制的目的基本达到，心情愉快，应该停止争论，需要增强团结，集中精力，贯彻总路线精神，齐心协力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思想意识逐步深化、坚定。这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休战原则”，即斗争一段要适可而止，主张讲团结。从组织工作会议制止饶漱石的斗争劲和修改刘少奇、饶漱石在组工会上的讲话稿中，已经凸现出来。如在刘少奇的讲稿中特意加了一段：“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服务，我相信同志们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中也加了一段相近类似的话。
高岗却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转移的这一点。他自以为毛泽东向来要做的事，不会轻意改变的习惯，错误地认为毛泽东不便开口、动手挪刘少奇的地位，他自己那样搞正是毛泽东想搞而不好出头搞的，把事情办好是最好的汇报，沿用了他过去在战争时期和东北期间“先斩后奏”的做法，还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毛泽东仍以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嘱高岗对“刘少奇有意见，当面互相谈心消除隔阂，增强团结”，齐心协力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高岗没有依毛泽东的交待做，并当着毛主席的面说：“我跟他谈？”刚愎自用的高岗，一脸悻愠地转身走了，表现出他刚愎、幼稚、骄傲的方面。
高岗没有像彭德怀那样，按毛泽东交待主动找刘少奇谈，刘少奇第二次屈驾并约陈云一起主动找高岗谈。刘少奇仍主动承认错误，并很有分寸地作了自我批评。高岗仍无诚意谈，却对刘少奇的错误进行批评。他批评刘少奇的错误，正是他曾和陈云一起议论过的问题，恰好他尊崇的“圣人”陈云在场。
高岗说我们之间的分歧和意见，是路线之争，道路之争，方向之争，正确与错误之争。1949年我们在东北肃清了土匪，完成了土改后，恢复工农业生产，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你到天津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功劳越大。你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50年东北限制富农经济，原则上不允许党员发展成为富农搞剥削，你在北京批评说：现在提限制富农剥削过早，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东北搞农业集体化试点，创办示范农场，把互助组再提高一步。你在北京找人谈话，作报告、发简报，批评东北局搞集体化是左倾盲动主义，左派幼稚病，在个体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是危险的、反动的，东北局犯了方向性错误。你还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合作化的方针，恰好被毛主席发现，肯定了山西的做法，你才收回讲话、文件；1952年，按毛主席的部署，加快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发展工业的步伐，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你提出保护私有工商业者积极性，确保私有财产，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至少20年不变；五年计划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你主张农轻重的比重，还有工会问题。这些，党内多数同志不同意，工人、农民不同意，多数中高级干部不能接受，共产党执政后是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等资本主义基础雄厚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困难了。这些，是跟毛主席的根本分歧、跟党的多数同志分歧，不是什么意气之争，也不是一些人说的权力之争。
高岗也作了自我批评，思想作风上，有骄傲自满情绪，脾气又不好，听不进别人的批评意见的毛病，工作上有急躁情绪和缺点错误等。
刘少奇、陈云来和高岗谈心，又一次不欢而散。刘少奇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了谈话的情况，而高岗是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人，他又一次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和刘、陈谈话情况。
究其根源，所谓“高饶联盟”，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方向及路线的分歧，最终导致高饶形成共识，造成跟毛反刘的悲剧，毛“挪”刘位置遇到阻力而改变态度，高饶成了毛刘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十六章 毛泽东决定查处
1953年是建国四年来大事怪事迭出的一年，在中共历史上留下难忘的一页，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毛泽东主席设想党中央分一线、二线领导，国家行政机关改为部长会议，准备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议会(即人大常委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等；出现了中组部副部长私自拟出八届中央核心领导人选两组名单的怪事；旨在“贬刘拥毛”的中央第五号人物，骤然变成了“要打倒”毛泽东、“反党篡权”的“地下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演出中共建党以来第一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首任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自杀身亡的悲剧，被定为建国初最大的“反党、反中央”和“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历史大案，也是“铁案”；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至逝世时唯一一次未出席四中全会，而让他不信任、不放心且是高岗的对手刘少奇主持中央全会揭批高岗的问题；高岗为坚持什么“路线”而死，至今说不清楚，这还不够奇怪嘛。
一、那些事导致毛泽东不满高岗
1953年，中央究竟发生几件什么事情，导致毛泽东对他的战友、能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干练领导并依靠抓经济工作的高岗，突然不满直至打倒、“搞死”呢？个中发展变化的事情比较复杂，怪就怪在毛泽东支持高岗反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刘少奇，突然变成反对反右倾的高岗且被打倒。主要有这么几件：
第一件 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私拟“八大”两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几个要害部门领导人的名单，天上捅了个大窟窿。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批评了安子文，安作了自我批评，只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了结。毛泽东怕张扬出去影响中共权威，也担心引起军队将领不满，造成将相不和，亲口交代“这件事再不许向外泄露”。高岗没有按照毛泽东的交代办。
财经会议和组工会上，有人借批评财经工作和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右倾错误，企图追其“两组名单”后台，高岗和陈云及个别领导接触交谈中扩散了“有薄无林”的名单问题。11月底到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和一些军区领导谈话，在召见广东军区领导叶剑英、谭政谈话时，谭政提到“有薄无林”是怎么回事(因他们不了解其中内幕)？毛泽东反问：“你们怎么知道的？谁给你们说的？”毛泽东对向外扩散更加恼火，他在中央的核心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问题，没人承认。毛泽东意识到可能是高岗泄露的，散会时让高岗留下单独了解此事。他问高岗：你看是谁泄露出去的？高岗不敢承认是自己泄出去的，含糊其词。毛又试探问：是不是饶漱石泄露的？高说不会的。他当着毛泽东面撒谎欺骗。毛泽东认为私拟名单是错误的，扩散更是错误的。不过从会议上追查泄漏“名单”的事，说明毛不只光给高岗看过名单。这样，不仅使高岗自己陷于被动境地，也使毛泽东处于被动地位。
第二件 毛泽东在财经会议开始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刘少奇的错误，对财经会议定了基调，主要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使批薄浪潮居高不下，周恩来的结论讲话也不好作。在讨论周恩来的结论讲话稿时，毛泽东对高岗批评薄一波转交“东北一党员”上书中央和中财委检查鞍钢锅炉爆炸事件有看法，他拦住高岗批评薄一波的话说：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从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这是毛泽东在会议场合对高岗第一次严厉批评。
第三件 毛泽东吊起来高岗反对刘少奇错误的胃口，刘少奇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在毛泽东跟前失去信任，主动向毛泽东说好话，承认错误，并主动提出“退出政治局”，不管做什么工作，“保证按主席的指示办”，触动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达到了各个击破，互相抑制、谁也不能获胜的目的，开始强调团结，让刘少奇和高岗对话谈心，消除隔阂，想让他们各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沟通思想，增强团结，齐心协力搞好工作。高岗不愿与刘少奇互相谈心，在毛泽东面前竟说：“我和他谈？”他不但没有找刘少奇谈，而刘少奇两次屈驾找上高岗门来谈，并且作自我批评，表示改正错误，高岗没诚心谈。毛泽东对刘少奇看法已经改变，高岗丝毫未觉察和意识到这一点，反而错误地认为刘少奇感99lｉb?到自己失势，地位动摇，两次上门来向他求情，说好话的。于是他对刘少奇上门来不是躲避、冷落，就是轻描淡写、敷衍塞责几句，没有和好的诚意，这就表现出他粗犷幼稚的方面。谈话后他又未向毛泽东汇报，却对别人讲刘少奇没有诚意，不肯作自我批评，而继续散布对刘少奇不满言论。刘少奇将谈话不欢而散又受了高岗的批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说高岗对他不满已到“仇恨”的程度。这就使毛泽东对高岗更加不满。
第四件 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和东北、中南一些领导人看望在香山养病的林彪和后来南下休假时，散布不满刘少奇的言论和所谓“军党论”，更严重的是把毛泽东和高岗谈话或者暗示作为旗帜打了出来，泄露了毛泽东的“先机”。被认为“志不大、谋也不良”，“狭隘的很”。
第五件 毛泽东提出党中央实行一线二线领导，成立部长会议；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贝利亚事件”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高岗是毛泽东的红人，曾有些事未经传达，可高岗直接知道且嘴巴也不牢，敢讲话，讲真话，尤其贝利亚事件是高岗直接到苏联听取通报的，回来只传达到中央核心人。所以，不少人获息后跑到高岗那里探听贝利亚的情况，部长会议如何建立，更多的是各大区和省市区领导，为他们管辖地区争取投资，要求计委在他们那里多安排些新上项目。到高岗家的人确实不少，薄一波来了解毛主席对财经会的意图，李先念、陶铸等来过东交民巷。当时，汽车很多，公安部还派人来疏导车辆，这样就形成“东交民巷车水马龙”的情形，消息传到颐年堂，引起毛泽东的猜忌。
第六件 征求酝酿党和国家领导和体制中，有人向毛泽东当面讲：让高岗做毛泽东的助手，中国就“前途无量”。还有人向毛泽东面谈和写信，劝毛泽东多休息，少管事，保护身体。高岗替饶漱石说情，保护饶漱石，饶又替高岗鸣不平等，惹恼了毛泽东。 。
第七件 毛泽东收到告高岗的匿名信件，说高岗有个秘密“小集团”，野心勃勃，先打倒谁，后打倒谁，都安排好了，把刘少奇推倒后就和你毛泽东对着干，这是毛泽东最忌讳的。
第八件 1953年秋，毛泽东想启用康生，托高岗给饶漱石说，要饶和康生搞好关系，并说叫康生出来工作，高饶对康生有看法，不愿意重用康生形成共识。这就栽下康生使尽吃奶的力气挖高饶“莫须有”罪行的祸根。康生是政治局委员，在华东工作一直在饶的手下，不服气饶漱石。毛泽东走高岗后门传话启用康生，高岗没领情，这就祸上加祸。
特别是和高岗一向关系甚笃的陈云，从无宿怨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拉拢”他们挪动刘少奇的情况，并提到高岗已同彭德怀、林彪等人串连，更引起了疑心多的毛泽东更大猜忌和高度重视。
毛泽东对上述种种迹象认为“很不正常”。作为一国之主，不得不深思远虑，否则就有咫尺近忧。也就是说文官不听话，武官难驾驭。何况高岗已表现出不听话的苗头，翅膀硬起来后会更难驾驭的可能。古语说：“武足以定国，文足以安邦。”在武将提刀定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文人挥笔治社稷的新时期到来之际，将相不和，假若引起军队不满，起来闹事，借“挪”刘少奇之机，和自己对着干起来，那就更麻烦了。况且，毛泽东自建国以来，就有担忧“功高盖主”的功臣，称霸一方之隙。1952年决定拿掉大区的“军权”，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军政分开，调原大区一把手到中央工作，加强中央集权领导，并讨论了在适当时机撤销各中央局和行政委员会，抽调干部，充实中央机构和省市机关，大有历代“削藩”相似情形。
1953年12月1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开了一次小会，杨尚昆、胡乔木列席。毛泽东提出他最近身体不好。准备到南方修养一段。他不在京期间，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还是由中央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让大家考虑。刘少奇首先表态，书记处再加一两个同志轮流主持。朱德、高岗等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主张轮流主持。周恩来表示，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由少奇主持，陈云、邓小平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彭德怀坚持轮流主持，他说还是轮流主持好，这样可以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发挥集体的智慧，能锻炼领导才干。刘少奇继续谦让“轮流主持吧”，发挥集体的智慧，能锻炼领导才干。经讨论，意见不统一。毛泽东最后说：意见不大统一，你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此事以后再议。
会议结束后，高岗和邓小平从会议室出来两人相随而行去停车场路上，边走边谈。高岗说：主席去南方，中央工作还是轮流主持比较好。“少奇不怎么稳”。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代理好。”高说：“把恩来推上来主持好不好？”邓说：“这两人比较还是少奇合适。”
据高岗身边工作人员说，高岗和邓小平交谈涉及人事仅此一次，并无什么“谈判”、“拉拢”、“交易”的过程。和陈云交谈就多啦。
高岗碰了软钉子后，虽然觉得邓小平不赞成他自己的意见，但没有在乎，认为小鱼翻不了大浪的。此时的高岗如日中天，根本没把邓放在眼里。实际上，毛泽东把高岗摆在调回中央的几个大区头头之上，邓小平不服气，有看法。他是西南大区的头头，又是长征过来的，也有淮海战役的功劳，放在高岗之下，自然不满意的。
高岗到停车场，没有坐他的车，坐陈云的车到陈云家，两人发生争吵。高岗质问陈云：“你怎么在会上又是另一个态度？”我高岗对你陈云是真心实意交换意见，将主席给我说的话都告诉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见。今天你在会上跟着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你在与我研究时怎么说的，你也同意轮流嘛！你说这样可以体现集体领导，避免片面和错误。可到会议上就变了，你和我讲的话都忘了吗？你还让我在主席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让我怎么交待！陈云说：“我怎么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堡垒”开始裂缝。暴性子高岗回家后仍然非常气愤，他说：“主席从1942年开始就认为陈云右，说他是老牌机会主义，关键时他就拉稀，我还老给他在主席面前说好话。”
约12月16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高岗“拉拢”、他搞“交易”的情况。邓小平知道高岗是能通天的人物，他小心翼翼地说：了解到高岗同志的一点情况(据老同志说是陈云透露的)，他认为问题严重，不知好不好说？毛泽东说你大胆地谈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邓小平说，高岗找他谈了对党和国家体制调整的意见，主要讲了高岗不赞成设总书记，赞成设副主席，要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高岗对刘少奇不满意，说了刘少奇一些不好话，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总书记，也不能当副主席。高岗说主席对周恩来也不满意。他主张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很推祟林彪，说了不少好话。
毛泽东说，高岗对人事难道就不可以讲吗？邓说有意见是可以讲的。但是，应该光明正大，当面讲，会议上讲，向党讲，而不应该背后随便不负责任的散布议论，高岗反对少奇、恩来同志，是打着主席的旗号。他说主席不满意、不信任刘少奇同志了，信任他高岗。这样的话，危害特别大，别人很难相信，也很难不信，因为不能来找主席核实。高岗找他正式谈判，要他和高采取共同行动，“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别的大区，他已做过工作了，得到林彪、彭德怀等支持。
邓小平还说，高岗反对刘少奇同志已经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了。他来中央工作不久，就听到对刘少奇不利的议论，说刘少奇有“圈圈”。财经、组工会议，对刘少奇的议论甚至是“攻击”，更是公开的了。这里面饶漱石配合很紧，给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感觉。”“我劝高岗同志，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鬼迷心窍，根本听不进去。
历史事实，高岗与邓小平所谓“谈判”，只有12月15日中央小会结束后，高、邓往停车场走时说的那几句，再没有找过邓小平谈判。是邓小平曾到过高岗家，研究过农村经济政策，提到中央体制问题，这是毛泽东让中央领导酝酿的，邓小平也同意轮流主持的。
事实上，高岗不满刘少奇的时间长了，前面已写到。七届二中全会以来，高岗和毛泽东对建国方略认识一致，而对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有分歧意见，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刘少奇宣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方向、路线。有相当一批中高级干部对刘有意见。毛泽东多次当面严厉批评刘少奇不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办，另搞一套的错误。高岗不仅给毛泽东反映过刘少奇的右倾错误，应该说“向党讲”了。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会议上报告、讲话中，多次不点名地批评过刘少奇的观点，都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1952年1月那篇文章就是集中的表现。
毛泽东问邓小平：你看高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邓小平说有个人图谋，他是想当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还想当总理。他的胃口“大得很”。……
善于摸石头过河的陈云，获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改变的信息，陈云加之12月15日和高岗发生争吵，继邓小平之后(约17日)，征得毛泽东同意接谈，径直到毛泽东住处反映高岗找他交谈党和国家体制调整的看法并说了些出格的话，他认为有点“不正常”。他说，高岗讲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在谈到为减轻主席的负担，增设副主席还是设总书记时，高岗说他不赞成设总书记，赞成设副主席。他对刘少奇同志意见很大，说少奇政治上不成熟，“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原则错误，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反对少奇当总书记，也反对当副主席。他说主席已经不满意周恩来，不信任刘少奇了，想叫林彪搞部长会议。如果要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陈云说他当时不同意高岗的意见，才向主席反映。毛泽东反问道：你们过去一起长期工作，你认为他的主要“毛病是什么？”陈云说：高岗主要是自视甚高，居功骄傲，喜欢玩弄权术，老虎屁股摸不得……
毛泽东说，高岗的这个情况，我要“作点调查”。
陈云在毛泽东眼中有点“右”。1949年调中央管财经口，财经工作中存在严重错误，他应承担一定责任。财经会议期间，毛泽东名为“搬兵”，实要他到会说说话，认识错误，受点教育。
客观地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大区由于战争时期形成的体制，党政军集中于一体，确有底大不动，难以统一协调的困难，国库空虚，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财经工作中有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至于陈云高岗之间的关系，前面已说到，从西北到东北乃至到中央，从未发现裂迹。只在财经会议上涉及财经的错误，当然连带上扫了陈云一翅膀。在此前他俩共同商量“挪”刘少奇的位置，要设法帮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意见是一致的，也是按毛泽东意图的。令人难以想到陈云会把俩人商量的事情推在高岗一个人身上，成了拉拢陈云分裂党！篡夺最高权力的“罪状”。
邓小平、陈云反映后，毛泽东随即召见周恩来谈话时讲了陈邓向他反映高岗的问题后问道：你看对高岗如何处理？周说：我们党刚刚胜利，刚刚建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党内团结，带领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果这个时候内部纷争，对我们的事情很不利呀。毛泽东说：“高岗主要反对你和少奇”。周说，高岗的错误主要是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他的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教育意义。我认为继续搜集他的材料，才能通过对他的处理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否则，会使相当一部分同志对这场斗争误解，甚至抵触。
这就成了先定性后查证。
邓小平、陈云两人的奏本和周恩来的意见，对毛泽东的思想深处触动很大。18日，毛泽东召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19日，毛又召陈、邓谈话，当天派陈云南下沿高岗休假的路线，调查高岗与各地领导谈话情况，并打招呼。毛泽东不满刘、周是客观事实，想“挪”刘少奇的位置，易总理的打算是存在的。他当面对高岗讲过“组阁”的问题。至于谁来接替总理一职，高、陈议论过的。据老同志谈和从当时有关资料看，原先总理人选林彪、高岗是毛泽东考虑视线之内。高岗死后，从林彪平步走红、青云直上的历史看，证实了这一点。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听到一些对刘少奇、周恩来和高岗的风言风语。特别是邓、陈对高岗搞活动、串联大区领导和军队将领的工作汇报，又联想到最近高岗在几宗事上，不听他的话，更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因为他知道陈、高关系一直很好；邓小平过去和高岗没有一块工作过，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东和西南，没有私怨可言，邓小平虽然先到中央工作，时间也不长，两人关系还好，高岗对邓小平还是器重的，邓小平对高岗也是尊敬的，应该说这俩人反映的情况是客观的，可信的。经过前思后想，再三考虑，觉得高岗背着他在下面非议中央领导很恼火。毛泽东最反对背着他搞活动，对刘少奇、周恩来不满就是由此而来的。他认为高岗把他和高岗个别谈议的事当令箭，打上他的旗号搞串连，对他当面撒谎欺骗，弄得是非难辩，真假不分。毛泽东和刘少奇有分歧，是属思想、路线、方向上的认识问题，经过批评教育，并在财经、组工会上作过自我检讨，当面向毛承认错误，可以达到统一。高岗现在就这样搞，特别是和各大区领导和将领串联，危险性更大。此风不刹，说不定那一天搞到自己头上。此种担心有道理，也是必要的。建国后，毛泽东整人成了“瘾”，“谁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整谁”(邓小平语)。高岗不听毛泽东的话，挨整厄运势所难免了。
二、触怒了毛泽东
高岗获知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报告了他的言行后，他又一次求见毛泽东为饶漱石说情解脱，实为他自己求救。
毛泽东说，我们上次已谈过一次，你又有什么急事要谈？
高岗说：最近有人要“整人”。刘少奇他们整饶漱石。邓小平、陈云背后说人的坏话，挑拨离间，制造磨擦。自我推荐饶漱石担任组织部长以来，有人不高兴，嫉妒我，说我的坏话。刘少奇、薄一波他们为排除异已，搞圈圈，巩固自己的山头，要整饶漱石同志，请求主席帮助“解脱”。饶漱石同志为了捍卫主席的路线而遭到刘少奇、安子文等人的打击报复，需要主席出面保护。不管他有什么错误，总比薄一波他们干净的多。饶漱石是忠于主席的，他多次对我说过，“在我们党内只有毛主席的方向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他和我一样，对刘少奇同志并无个人私怨，而是不满他们站在资本家一边处处为资产阶级来考虑问题，主席多次批评少奇同志，“正是基于这一点”，“饶漱石才对刘少奇同志产生了看法。”
高岗言外之意近乎说明，他们反对刘少奇是跟你毛泽东一起反对的，是你支持反对的。
高岗替饶漱石说情后转入为他自己求救于毛泽东。他说，他们不仅对饶漱石下手，也想置我于死地。他们看到主席对我的重用、信任，便眼红嫉妒，不敢碰主席，在我身上做文章。
毛泽东明知故问：“有那么严重吗？”
“的确很严重，他们看到主席把我和饶漱石都安排到有实权的位置上，没有把他们的人安进去，恨之入骨。他们反对我和饶漱石并不是真正的目的，这是他们使出的‘清君侧’的花招。我个人去留都是小事，我为主席担心，怕他们把主席架空，他们想当曹操，让主席当汉献帝，有朝一日他们会遭害你呀！希望主席深思。”
现在的高岗痛哭流涕地叙说，毛主席来到陕北时，他正在危难之际，某些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要置他于死地，主席没有见死不救，从生命危急的情况下搭救出来。没有主席的搭救，我早就去阴曹地府了。主席对我恩重如山，为报答主席的大恩，始终跟主席走，就是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再所不惜。“维护主席在党的权威，带领全党走社会主义，才触犯了一些人。”他们已经暗中组织力量，对我和饶漱石下手，别人救不了，现在就靠“主席才有这个权威和力量。”他还说了些对陈云很难听的话。
高岗向毛泽东救命之恩和对毛的忠心耿耿未必不是发至肺腑之言。1935年陕北“肃反”中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那次搭救和后来的器重，即使侥幸活下来，也不会活得快乐，更不可能升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
高岗求救的这番话，毛泽东听了有些反感，因为他已经发现高岗不大听他的话，并且听了邓小平、陈云的揭发后，正在找人调查、谈话、打招呼。但是，在高岗9９ｌｉb?的求救下，对他不能不有所触动追忆往事和深思。也许回想起自从他带领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奔波、疲惫不堪地到陕北有了“家”，安身立命、落地生根以来，到1948年离开陕北，是他夺天下的历史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体系形成的黄金时代、黄金地方，写了大量著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验“圣地”，又是安静地坐在土窑洞指挥抗战和解放战争胜利的老根据地。他和高岗一块共事十来年，也是时间最长的时期。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从思想感情上、勤奋工作和革命志向，情投意合，上乎下应，协调融洽，没有发现高岗有什么不忠、不顺的思想行为，互相之间从未发生任何矛盾。
凡是经毛泽东搭救过的人都对他是最忠诚的。此时，高岗同刘少奇的矛盾，是方向上、道路上、正确与错误方面的分歧、也正是他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也不排除与他自己支持高岗而抑制刘少奇有一定关系。毛泽东思索片刻后说：为人没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嘛，有什么可怕的，天不会塌下来，地不会陷下去，你先回去，让我调查考虑。并说：“你这二十多年来，不是跟某个人走，是跟党中央走，跟党的正确路线走，你要摆正党和领袖的关系。”
本来求救谈得不错，不识趣的武夫性格的高岗，在鬼使神差下突然冒出一句：“你是不是找饶漱石同志谈谈。”这下冲怒了毛泽东，他对饶漱石在组工会议上的做法和对他自己的顶碰就不满，怒气还耿耿于怀，对饶漱石很反感，更增加了毛泽东对高、饶的疑忌。他便生气地说：饶漱石有事，为什么他不来找我呢？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有脚嘛，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发电报嘛，偏要你找，又让我再找他，这不是奇怪的事？
高岗说：饶漱石同志认为只要把工作搞上去，就是对主席“最好的报告。”他接着讲了饶漱石和刘少奇共事多年，深知其人，他表面喊主席万岁，喊主席思想，实际他不听你的，你是知道的，他羽毛丰满了，会夺你的权。高岗还一再表示要保护饶漱石。
毛泽东批评高岗说：“你的羽毛还未丰满，就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听说东北到处挂你的照片，喊高主席万岁，不已经成了“东北王”了嘛。我已经讲过，你不要再搞刘少奇他们的“小动作”了，现在需要我们团结，齐心协力地工作，“你为什么不听啊！”
高岗说那是个别群众喊的，发现后很快让办公厅、宣传部制止。我们这些人长期在根据地、南征北战的武夫，不象一直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人那样善于伪装，巧妙地掩盖自己的真相……毛泽东摆手打断高岗的话说，怎么又在背后议论别人。我早就给你讲：“有话在会上讲，摆在桌面上”，你对刘少奇同志有意见，有看法，我叫你们当面互相谈，为什么不能当着他的面谈，非要在我跟前说呢？这种作风不好，很要不得，“你若不改正，非跌大跤不可。”
毛泽东最后说：我送你一句话，叫“独坐防心”。我看你是有“野心”的。你不要当头，你的头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不要当“阴”面的什么头。中国历史上有过“清君侧”。那个不过是幌子，凡清君侧者，大都想搞名堂，凡清君侧者几个有好下场？你要注意。他指出：“不要骄傲，不要逞英雄，要团结。”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你的志不大，谋也不良。你把别人都打倒了，剩下不多几个孤家寡人，这个志还大得了吗？狭隘得很嘛。“你要反省，作自我批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你改，下决心改，切切实实改。”
从毛泽东最后对高岗说的这些话，对高岗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也有保护之意。
1953年12月24日揭露高岗问题的前夕，也是笃信救命恩人的毛泽东、忠贞不渝拥护毛泽东的高岗，最后一次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犹豫地离开了丰泽园这个康熙皇帝讲礼的地方。毛泽东思绪万千地目送高岗出门后，他自言自语：要党和国家的团结？要高饶？看来毛泽东在高、饶问题上伤透了脑筋。
自此，他俩二十年的革命友谊关系拉倒，荡然无存了，高岗不仅“跌了大跤”，而且像绷急一样掉下，跌入“阴曹”。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损兵折将，连毛泽东的两个孩子都流落乡间，杳无影踪，部队力量单薄，无后勤给养，饥寒交迫，没有立脚之地，前途茫茫的时候，到达陕北落脚站稳。党务委员会对刘志丹、高岗平反中还留了一条尾巴，高岗头上还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和“对反革命自由主义”的两顶帽子，他锐气不馁，无悔无怨，日夜奔波，筹款扩兵，使中央红军重振军威，东山再起。之后高岗率几乎是空架子的骑兵团开到陕甘宁蒙边招兵买马，开创根据地，中央机关在瓦窑堡被敌人几面“围剿”，昼夜不宁，不敢住扎，周恩来险些被敌俘，迁到陕甘宁蒙边的保安县。中央机关在保安驻扎期间，高岗东打西战，为保卫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安全，险些丧命于反动分子暗算手里；中央机关迁往延安时，他是打前站的，选择住址，部署安全工作后，又不放心，怕有闪失，返回保安接护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到延安。因为他对这一带人、地、路熟。对保卫中央、毛泽东的确尽了最大努力，费了心血。抗战时期，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模范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雏形。解放战争时期，他到东北和其他领导一起创建根据地、扩大军队，解放东北，支援华北和解放全国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在建设东北、帮助关内、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劳绩，举世瞩目，名扬中外。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在东北创立中国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是毛泽东极积支持的，也是中共乃至全党全国认定苏联是榜样，又是毛泽东抑制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员干将；调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说他是难得的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干练领导”。
五十年代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过去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它不可能都是对的，肯定有错的，有对的。斗争高岗亦如此。问题是应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的执政党，以史为鉴，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之要。
1953年发生的几件事，导致毛泽东产生疑忌，戏剧性地顷刻之间，变换命题，高岗变成了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但从他的一生的言行中找不到什么“代理”敌对阶级方面的什么东西，找不到对共产党、毛泽东有任何不满的东西。他就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按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路线，反对刘少奇当时的右倾错误，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倒霉还就倒霉在他跟毛泽东思想太紧，引起了个别人眼红、嫉妒，得罪了一些人。嫉妒是条毒蛇，它会使人变得狠毒。不幸的是中共领导中，竟然有人出现这种不良的心态，非把嫉妒的人打倒、整死而后快。就连邓小平所作的指控高饶的报告中，也找不到反对党、反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在周恩来的“发言提纲”里也没有见高岗说过毛泽东的“不是”的话。反而把毛泽东和高岗谈话个别观点嫁接在高岗头上，刘少奇的一些观点又说成高岗的观点。反对刘少奇的也就是在当时那些所谓“右倾”错误而已，挪挪位置，并非打倒。毛泽东曾问高岗：刘少奇是什么性质的？高岗说：“党内问题。”
高岗替饶漱石说情和为自己求救挨批评之后，饶漱石也带着双重任务，直接到毛泽东处，一方面为自己求救，一方面替高岗说情。毛泽东对饶漱石讲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饶和高划清界限，不要再跟高岗跑。饶漱石深思良久说；高岗犯了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他无非是向中央提了些建议嘛，即使是错误的建议，也不值得兴师动众。说高岗搞分裂，还是他们搞分裂？“主席，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高岗同志对你忠心耿耿，那一点对不起你。当年中央红军到陕北时，你最清楚，那是个什么样子，他为支持中央红军，保卫党中央、保卫你的安全，得罪了地方反动势力，差点丢了性命，难道你不知道？”毛泽东说：过去的功劳不能抵消现在的错误，你们要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干部”(所谓“一大批”是写“启事”的人)，这不是分裂党是什么？饶说，那他们要打倒我们就不是分裂吗？这就是毛泽东在1955年党代会上说的：“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高岗，抱得很紧。”
高岗、饶漱石互相向毛泽东说情求救，成了定性“高饶联盟”的一条证据。
现在介绍一下高、饶是怎么搅在一起的。饶漱石本来是刘少奇器重的人，他俩在满洲省、新四军一搭共过事。
饶漱石是江西临川人，生于1903年，比高岗长两岁，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党，和高岗同年入团、党。大革命时期，他曾在东北、浙西从事青年工作。1929年任青年团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被捕后)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任上海联合工会主席兼中华全国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临时中央局撤出上海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他回国任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941年，随新四军转移途中，遭遇“皖南事变”，项英牺牲后，他代理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兼任山东军区政委。“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48年任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1952年冬任国家计委委员，1953年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建国前，高、饶并不十分熟悉，也没什么交情，更无私交。1946年，饶漱石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担任顾问，期间曾到东北了解执行停战情况，他赞成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支持彭真锦西会战和守长春，保四平的决定有看法，这是高饶产生共识之始，后来实践证明高岗看法是对的，饶对高就另眼相看了。
1952年，毛泽东带杨尚昆、罗瑞卿到华东视察，听取饶漱石汇报华东地区通货膨胀，物资紧缺，经济不景气的情况。毛泽东让饶漱石去东北“取经”，说东北的经济搞得好，你和高岗同志谈谈经济问题。此后饶漱石和妻子陆璀来大连休假的时，恰好高岗和妻子李力群也在大连休息，还有从北京来这休息的何香凝、葵畅和张鼎承、胡乔木等。一天，高岗去看望饶漱石时，饶对高岗讲：“毛主席对我讲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叫我向你‘取经’，你要无保留的给我介绍。”高岗说：“很不够，还要努力……”他陪饶漱石参观了一些地方，介绍了东北政治、经济建设的情况。大连市在解放战争时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名城市，生产出大量炮弹和服装等军用物资和民用产品，对东北和华北、华东支援很大。饶漱石看到城市面貌改变，市场繁荣，人心安定，男人西装革履，女人衣裙鲜丽，到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华景象。他看到高岗的威望也很高，在东北的干部、群众中有一种敬畏的尊重，到处看到办公室挂着高岗的大照片(在建国初中央正副主席有挂像)，到处看到响应高主席的号召，建设新东北的巨幅标语。饶漱石通过耳闻目睹后，对东北成就啧啧赞叹，对高产生了敬仰羡慕之情。他向时任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了解东北的经验。他回到华东大讲东北的成就和高岗的功绩，推广东北的经验。不过，当时全国都在学习东北，连高岗领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向全国推广。难怪后来有人说：要说高饶有个“联盟”，最先是毛泽东介绍的。
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长，是高岗推荐，毛泽东、刘少奇同意的。饶到京工作看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不信任的情况，他对刘少奇的右倾观点原来就有些不满意，自然和高岗的观点合拍，不谋而合，从方向、路线上和思想认识上，把他们俩搅混到一起，从客观事实来看，有没有个“反党联盟”，硬要说有个“联盟”，其实倒不如叫“反刘联盟”还有点影子。加之他们认为中央有关要核部门实权长期掌握在所谓“白区党”、“地下党”一个山头上的人手里，以及“两组名单”嫁祸于人等问题，更加把高、饶推到一起。
邓小平、陈云揭发高岗的问题后，毛泽东遂排出谈话人名单，进行调查了解。
先后找许多人谈话，打招呼，搞调查。他按排出的名单，分别找罗瑞卿、陈毅、彭德怀、谭震林、叶剑英、贺龙、刘伯承、朱德、谭政等军队将领和邓小平、陈云、刘少奇、周恩来等党政领导20多人谈话，其中邓小平、陈云、彭德怀、陈毅等反复谈了几次，扭转他们对高、饶的看法，不要跟高岗跑，不要上高岗的当。
罗瑞卿被召至丰泽园，毛泽东问罗：高岗同志休假到华东、中南转一圈，你知道他讲了些什么？罗说：听说他讲的还是那老一套，什么“枪杆子创造党”，“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刘少奇要坚持“私有制”等观点。其实，罗在私下和高岗也谈论过这些观点。毛泽东以先声夺人式说，原来他早就有那些高论，看来你也不赞成他的观点。这就好，遇到问题多用脑子思考一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脑袋这个东西是专门用来想问题的而不是只吃饭”。
毛泽东问罗瑞卿：你说我退居二线，“中央一线工作谁来主持较好？”罗说：“主席退居二线，应该由少奇主持较好。不过最近对刘少奇很不利，威信受到影响，是不是……”毛抢先打断罗瑞卿的话说，不就是高岗、饶漱石他们说的那些吗？我看你的鼻子不灵。世界上的人睡觉，有的睡在床上，有的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诡计，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罗说不知道。我知道你就不知道？你们说拥护我这面旗帜，为什么听到这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是真是假就相信呢？现在，我正式告诉你，搞阴谋，组织地下司令部的，不是别人，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想当总书记或副主席。他对陈云讲，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放风说他赞成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你认为他真拥护林彪吗？到时候林彪就没有了，他就把林彪撇开了，他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罗瑞卿原先和高岗的关系较好，据说“两组名单”也向罗瑞卿透露，曾议论过刘少奇的错误言论。他眦瞪着双眼，精神紧张地听完毛泽东的批评和谈话，才慢慢精神松驰下来，仍有点紧张地说：主席是给我打招呼？毛泽东严肃地说：不但是给你打，也想通过你这个公安部长给大家打，“叫大家不要上高岗的当”。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我们党的历次党代会围绕着人事都会有风波，这是规律，古今皆有。停一会儿后说，我说的这些话，暂时保密，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再过几天，我们要到杭州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罗说我给浙江省公安厅打招呼，做好准备。毛说，咱们临走前，政治局还要开会，到时候，你也参加会议。
罗瑞卿明白了主席召他谈话的严重性，他表示：请主席放心，“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保证是主席的最忠诚的卫士，你指向那里，我就打到那里，即使粉身碎骨，也保证绝不后退！”
毛泽东听了罗瑞卿的表态后说，我将看你的行动，并嘱托罗将谈话可以转达林彪、聂荣臻，不要向高岗讲。因为他知道罗与高的关系，知道罗与自己的关系。罗瑞卿受宠若惊，回去立即以非常严峻的形势，亲自抓了一个办公室，经毛泽东批准，负责对全国军队与之有关的电话监听、监控、侦察，指使部下用公安侦察手段挖了一些材料，以对付“地下司令部”可能造成的突发事件。
约12月20日，毛泽东通知刘少奇、周恩来等来丰泽园。毛泽东用极低沉声音说，陈云、邓小平反映高岗最近找他们谈话，“主要反对你们两个”。“高风不高，饶不饶人”。他将陈、邓两人反映高岗的问题叙述后说：对高岗的问题要解决，并提出三种办法：个别谈话，他认识到了，作自我批评，写个检讨，这样最好；开会批评整风，让他威风扫地，羞于见人，没有市场，促使他痛改前非；再不行，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了。
刘、周分别讲了要严肃处理高岗的意见。刘少奇首先发言，把高岗、饶漱石在财经、组工会议和与各大区领导之间串连以及南下休假活动的情况作了介绍，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是个野心家，他搞的“清君侧”，企图篡党、篡军、篡政。对于这样的人，不管他过去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地位多高，都不能手软，按照党章的原则，“应予严肃处理”。
从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办法中一、二两种看，对高岗还是批评、教育、挽救而不是打倒。
12月24日前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开会商量解决高岗的问题。他以自责的口气说，这个问题我也感到意外。看来识别一个人很不容易。根据工作需要，中央对高岗、饶漱石是信任的，重用的。但他们仍然不满意，竟然搞起阴谋活动。这个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不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就会“毁掉一批干部”。“大家商量一下，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有人提出根据陈云建议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他们的问题，把薄一波也扩大进来，财经会议上他们把薄一波整的太过火了。
毛泽东极为反感地说：“不要因这个会，否定那个会，各有各的帐！”
奇怪的是，那个所谓的“肃反专家”反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两面派康生，曾多次告刘少奇是“叛徒集团”的头子。他在发言时说，这次斗争是高岗他“自己挑起来的”。康生趁此机会正好对高岗发泄不满和报复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中高岗向毛泽东反映“抢救运动”偏差问题而受到批评的仇。毛泽东要高岗向饶漱石转达启用康生，高岗讲了不同的看法，也传到康生的耳朵里，更增加了对高饶的仇恨。
毛泽东听完大家的发言，决定对高、饶进行审查处理。他说，对高岗这个人，我也没看准。对于他们进行阴谋活动，开始我也不知道，知道后感到吃惊。接着，他把高、饶找他谈话的过程和主要情况叙说一遍。
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指出：揭发高岗、饶漱石二同志还要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公式，力争把他们“挽救过来”。这两位同志过去是有功劳的，不要全盘否定。开春决定的几件事，有些没有完成，如全国人代会、党代会(刘少奇负责的)。朝鲜停战协议签字了(彭总负责的)，“一五”计划制定了(高岗负责的)。彭总、高岗有功劳，“苏联援助的项目有七十多项上马，中央和地方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三千一百多个全面铺开。”国家计委的方针是“万马奔腾，四马当先”，就是动力，原材料，煤电、水泥、钢材当先。这就是他说的53年工作“一半一半”。这实际是对高岗、彭总1953年工作给予肯定，对刘少奇不点名地批评。
毛泽东在谈到那份“两组名单”时，他泛指出中央的“老鼠屎，不止一粒，害群之马，也不止一匹。”他谈到陕北对他有一种“特殊感情”。他说1935年中央红军初到陕北那是个什么样的队伍，身上烂衣破衫，有的连脚下的草鞋都不齐，几个人一支枪，每支枪不足十发子弹。人地两生，没有后勤供养，吃饭靠打土豪临时解决。是谁救了中央红军？是陕北红军，是刘志丹、高岗、徐海东。他们听到中央红军来了，热情欢迎，给枪给物，给钱给粮，中央红军到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陕北红军借给我们5千大洋呢，那几千元钱，可是为我们帮了大忙！解决了燃眉之急，不象张国焘仗四方面军有几万人，想一口吃掉中央红军。陕北汉子热情厚道，陕北红军归中央统一指挥，打仗勇敢，恩来可以作证，少奇也清楚。如果陕北红军不接纳，我们只好继续北上，过蒙古沙漠、外蒙草原，跑到苏联组织流亡政府了。果真那样，大家想一想，后来中国革命发展如何？恐怕至今还被分割几块小根据地，被日伪和国民党一次次“围剿”。他又说，我在陕北住了十三年，创造了全国许多根据地，指挥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从“陕北走向全国，走向全面胜利”。刘志丹牺牲后，只剩下高岗，还有习仲勋算一个，徐海东算半个，他刚从南方来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建设有功绩，在东北解放区有功绩，抗美援朝有功绩……当然，解决他们的问题，主要是批评和教育，开展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你刘少奇的错误不算不严重，我只给批评，不给处分。恩来的错误更严重，我也只给批评嘛，对高岗也是这样。经过批评教育，只要他承认错误，愿意改正，既往不咎(据杨芝芳、张秀山访谈记录)。
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基础上，着手准备材料，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然后通过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使大家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就是杨尚昆回忆说毛主席对他说：批高是“过关”而已。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方案说：“对！就要这一条。我们斗来斗去要斗出团结来，达不到这个目的，岂不变成了内讧吗？象太平天国后期那样吗？”刘、周表示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但刘少奇说了一句：对高饶搞“小集团”不能放过。
决定做出后，毛泽东交待由刘少奇、周恩来负责解决。刘少奇一听两眼大瞪，对中央的五号人物处理毛不参加，他感到有些为难。最后商量定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讲一讲，比较稳妥。
三、决定高岗命运的高层会议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决定高岗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还有谭震林、陈毅、薄一波、邓小平、罗瑞卿等列席会议。
今天的高岗走进会议室看到气氛不对劲，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支接一支吸烟，一改往常一进会场和这个寒暄，跟那个接谈，谈笑风生，爱走动走动，喜欢说个笑话，别人讲话时他插几句的习惯。他平易近人，生性较好，工余时间，和工作人打篮球、玩下棋、聊天、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与人相处融洽，没有高干架子。玩麻将、下棋输了照样钻桌子。逢年过节，嘻嘻哈哈，不分高低，十分活跃、欢快。
据曾经在中南海服务员李某谈高岗时说，毛泽东、高岗、彭德怀参加会议时，要在他们的茶杯里多放些茶叶。高岗素有爱直视人的习惯，给高岗倒水时被他看得很心慌。他问高岗同志：“你看我怎么了？高主席老盯我看……”高岗同志说：“没什么，每次来新人，都要盯住看几眼，再见就认识了。”高岗开会时嗑瓜子，抽烟最凶。特意在高岗座位的茶几上多放一筒纸烟，因一筒不够就要及时接上。他进会议室一坐下先不动茶，先抓那个中华烟筒，有时不等坐下便拿过烟筒，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只点一次火，都是透屁股烟，烟巴也在缸里冒尖，连烟灰缸里也冒起火。高岗坐过的位置也最难打扫，烟灰烟巴到处有，踩在地板上，扫不净，必须用拖把拖。后来有人嫌他吸烟，不吸烟的人有意见，增放糖果瓜子。高岗吸烟不误吃糖、瓜子。又吃糖、又嗑瓜子，吸烟照常，手嘴很忙碌的，象进行一项什么伟大事业一般。会议气氛紧张，他的烟灰、瓜子皮到处乱飞，有时落到别人身上。周总理、李富春直到散会时说：“咦！我身上那来的这么多瓜子皮？”高才恍悟道：“怎么吐到你身上了？糟糕呢……”服务员在清理会场时报怨说：“高主席抽烟像逮鬼子汉奸，又凶又狠；吃瓜子像八路军攻城，又快又猛。”这和高岗正年富力强，心高气盛，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生性又不拘小节有关。
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定一下我休假期间，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事情，还有其它问题议一下。
他说：53年工作的基本情况，“成功率只有50分，一半一半”(即停战协议、5年计划完成，党代会、人代会未开)。53年工作不顺利，问题出在中央，出在党内，有些会议搞得乌烟瘴气。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刘少奇的右倾表现有三点(即确保私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走向社会主义)，还指出了合作化和周恩来的新税制等错误。刘、周表示了检讨的态度，说自己有错误和责任。毛泽东继续讲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允许干部犯错误，更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我们既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一道工作，也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并且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批评了在财经、组工会议期间的错误(指高饶)，以及扩散“两组名单”的错误。
接着提出他要去杭州休假，到那里起草宪法草案。他外出后由“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请大家讨论一下。”
刘少奇发言：我的意见，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或者由恩来同志主持。
周恩来说：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吧。
朱德赞成刘少奇的“轮流主持”的意见。
按排名次序挨高岗表态了，他说我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轮流好，可以加强集体领导，锻炼干部才能，发挥各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高岗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是无可非议的，早在春季就准备依苏联部长会议轮流主持的办法。况且在12月15日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悬而未决。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提出让大家讨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却有人说：高岗有意贬低刘少奇；有人说：高岗暴露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彭德怀、彭真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赞成刘少奇主持。
谁也没有料到那个两面派的康生表演的淋漓尽致，惟妙惟肖。早在华东工作时就写信向毛泽东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前不久，见不少人对刘少奇右倾观点不满，在毛泽东跟前失势，他亲自到毛泽东那里反映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安子文等“反共启事”和搞资本主义等问题，他的卑劣目的直到文革打倒刘少奇才达到。他被毛泽东谈话打招呼，并启用了这个“专家”插手查高饶的问题。现在这个典型的两面派，看到报复高饶私怨的时机到了，赶紧落井下石。他不仅赞成刘少奇主持，还批评高岗的意见“片面”。一向主张轮流主持的彭德怀听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打招呼谈话后也赞成刘少奇主持，气的高岗眼里冒火。会后高岗质问过彭德怀，并发生了争吵。高岗说：你原来一直坚持轮流主持，怎么又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呢？彭德怀说：这是我的权利嘛。高岗哪能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给彭德怀做了争取过去的工作。
最后决定毛泽东南方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再次测试刘、高方面的力量的对比，使高岗也知道力量对比的底子。高岗对和他关系好，且在挪动刘少奇位置和轮流主持中央工作意见一致，共同策进的一文(陈云)一武(彭总)两员大将失望了。
毛泽东最后交代书记处抓一抓“党内团结”的问题，可以搞一个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对全党加强团结方面的教育。
他面孔冷峻，话锋一转，态度严肃地说：“北京城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以别人为首的地下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我多次讲过，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向我们投降的。要不要团结，关键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他还说，这两个司令部，颐年堂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他打着手势说，中央的风这么吹，他的风却那么吹，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要打倒一批人。我们大家要注意。他脸转向高岗说：我的话，你赞成不赞成。高表示：赞成。毛泽东气忿忿地离座而走。
毛泽东的180度大转弯，是高岗始料未及的，正是狡猾的林彪在杭州对高岗说：“也得当心点，事情复杂，人更复杂。”
高岗才真正感到大难降临了，犹如五雷劈顶，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会场，灰溜溜的乘车回家，思绪万千，陷入茫然困惑之间，想来想去，自己给人当了“枪手”，“上当了”。现在对高岗来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天要塌下来了，地要陷下去了”。他的政治生命面临零界点的危险。
高岗回到家里，瘫痪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怎么成了这个情况？怎么成了“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地下水？风源、火源、水源，不都是从你毛泽东那里来的吗？使他痛悔不已，悔自己过于自信，也悔自己轻信毛泽东、陈云、彭德怀等。
他想来想去能救自己的只有毛泽东有这个权威。他想通过原来和自己关系好的罗瑞卿陪毛泽东去南方的机会，为他做点工作，说几句好话。他那里知道毛泽东已给罗打过“招呼”，夺了过去。
高岗信任罗瑞卿，罗对高也是尊敬的，尊崇高岗对平津战役部署调整的建议和东北工作的成绩。高岗和罗瑞卿交谈“两组名单”时，一致认为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用巧妙方法，排挤毛主席的力量，罗向高出主意要搜集各方面的反映和材料，直报主席。
高岗随即给罗瑞卿打电话告诉，他有事要到罗瑞卿家去谈。罗瑞卿说，有事我抽时间到你那去。高岗说：好，工作忙也抽时间来一趟，我有重要事情要谈。
几天前，罗瑞卿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又给他透露了高岗的问题。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东交民巷车水马龙，近乎点了高岗的名，到高岗家去怕把自己陷进去，不去又不合适？他决定先给毛泽东汇报。罗瑞卿乘车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问：“他说有什么事？”
“他没说。”罗说，我答应抽时间到他家里去谈。
“那你快去一趟，看他说什么，这个人个性刚强，我担心他在形势对他不利的时候要胡来，甚至铤而走险。”
罗瑞卿驱车来到东交民巷高岗家，高亲自到门外迎候，并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来的。回家坐定后，高岗说：瑞卿啊，你会相信我是清白的。“毛主席总会有一天认识我高岗才是忠于他的。其余那些人靠不住啊！主席对我误解了，完全误解了。”
罗瑞卿说，你应相信毛主席的远见。
高岗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知道罗瑞卿和毛泽东接近多，关系也好且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想通过罗瑞卿向毛泽东给他说情，又不愿落个求人说情的名堂。
深思一会儿，他把话题转到为关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方面，也想表明他对毛泽东的忠心。他说，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我现在考虑的是，一定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你随主席外出，责任重大。你要很好的注意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件大事。你可一定要注意呀！你要记住，毛主席检查身体时，你在附近不离左右地看着，不要马虎，千万不要马虎。
高岗的担心不无道理，他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希望于毛泽东身上，他认为自己紧跟毛泽东，才引起别人的嫉妒、眼睛发红，联手反对自己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罗瑞卿说：高主席你放心，我记住了，一定照办，我会注意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的，主席检查身体时，我不会离开。
高岗把话题又转到国家大事上。他说毛主席去杭州主持起草宪法，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啊，有了宪法，就要召开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国家的体制就要变动了，你转告毛主席，要成立部长会议，部长会议主席我建议由林彪担任。
罗瑞卿听得心里失笑，高岗也是睡在“鼓里”的人，人家已经决定处理你，还谈这些有啥用。罗说，设部长会议主席的事，毛主席会考虑的，我们说多了效果不一定好吧。高岗说不见得吧，中央让酝酿讨论，主席还没有表态。
罗瑞卿告辞高岗，离开东交民巷径直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如实报告了他和高岗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认真听取了罗的汇报后说：“我们走我们的吧，北京的事交少奇，恩来办吧，他们会把这些事处理好的。”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们北京斗争，我们南方休息，回来收拾战场。”
当晚，毛泽东动身到杭州去。火车停在前门车站，所带的东西已搬上车箱。随车去的人和警卫连共80多人待命出发，其中一个卫士拉肚子，抱着肚子乱转，实在憋不住了，见毛泽东未到，跑到墙拐角刚蹲下正喷扬一地，毛泽东的小车恰好风驰电制到了，毛泽东一下汽车就匆匆上火车，火车即开动，从下汽车到上火车不足一分钟，那位拉稀的战士看到小车时，赶紧提着裤子便向火车跑来，车已经启动走了，他被丢下。毛泽东出行的路线、地点和警卫方案他知道一些，丢下他就有泄露的可能。警卫连即报告领导，当即将那位战士监护起来。之后，杨尚昆令其随毛泽东信专机送到杭州。当江青获知毛出巡，乘车赶到车站送行，火车已经出站，空跑了一趟。
毛泽东到杭州在山上转悠时碰见一座庙，庙里只住一个瞎一只眼和尚，供桌台上放个签筒，毛泽东让摄影记者候波替他“抽一签”，侯顺手抽出一支竹签，拿来和签簿对看，意思是：命不好，家里门外都不安宁。恰好应验了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家里江青正在闹矛盾，家外高岗搞“阴谋”活动。毛泽东看了签词后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怀疑刘少奇历史曾让高岗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并支持反对刘少奇，现在又决定把解决高岗的问题的大权授予刘少奇等人。刘少奇手握上方宝剑，立即成立专案组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宣布：周恩来、李富春、康生负责查处工作。长期闲置的两面派能手康生有了用武之地。“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装着顺风标；嘴尖齿利猴腮脸，测风察雨观气候；阴谋暗算量肥瘦，东张西望费神劳”的康生，向来是借风驶舵，趁人之危，或者是溜尻拍马，或者是捏造罪名，踩着别人的脖子往上爬，是他惯用伎俩。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正是斯大林搞大整肃期间，学会了整人的手段，回国后依苏联办法搞打压不同意见者。
1937年，他和王明回国前一起在莫斯科会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当时季对中共所讲的意见，他俩回到延安密不透气。只传达了斯大林的抗战要“服从统一战线”观点，并捞到政治局委员头街。1943年整风审于中搬用苏联办法乱整人。他本来和王明是一脉相承的人，回来后见毛泽东对王明不满，他与王翻了脸。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期间，他觉察到气候对他不利，因延安整风和审干中搞“左”的那一套，伤害了无辜，为保住中央委员的位子，去各代表团活动。出席“七大”的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人数最多，加之1943年整风审干后，有许多高干对他有意见，他以推测和逼供的“假供”材料定性，与高岗产生了矛盾。所以，他担心选票失落，专门到边区代表团表功，不知耻地说他早在莫斯科就一惯反对王明，拥护毛泽东为领袖。他知道高岗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有意见，他自己觉得他在毛泽东和一批高干中失掉威信，便跑到高岗的房子哭鼻流涕，说一贯反对王明的，表明他在延安整风中的功劳，真是卑劣至极。后来经过毛泽东做工作，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康生保住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街。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得势时，康生巴结得不得了，亲手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再次出版。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少奇遭遇劫难时，他又说是“黑修养”，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揭批高饶和习贾刘、彭高习集团时的康生，红的发紫，唾沫星子能点着火，给毛主席递个纸条就成“最高指示”，成了抓“走卒”、“爪牙”“叛徒”、“走资派”和挖“黑线”、定“三反分子”的头子，对挖刘少奇的“罪证”更是绞尽脑汁，无所用其极。赵健民，1959年在山东当副省长时，因说实话被舒同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掉职务，七千人大会平反后调云南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云南省是党政军受冲击较严重的地方，冲击军区，揪斗闫红彦，一片混乱局面。此时赵担任云南省省长，他回中央汇报情况，说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瘫痪，这怎么行呢？在汇报中康生说：“你放毒，叛徒才骗人。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样自首的？”赵说：“我根本没有自首过！”康生说：“凭我四十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叛徒。”这样就把赵健民送进了监牢。据资料说，文革中云南省被批斗的党员、干部10万多人，致死1.4万多人，打残3.85万多人，株连的人数更多。军区司令闫红彦死于文革中，死因一直未搞清。
康生在过去挖敌特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负面作用很大，他一贯凭“敏感”、“推理”、“刑讯逼供”定案，不知迫害了多少人。延安整风审干搞抢救运动中，晋绥土改中和文革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逼死、批斗的人无数。
康生对江青巴结的不得了，凭借江青这个阶梯往上爬。见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加之《红都女皇》一书出来后，败露了天机，引起风波。康生见形势不妙，江青靠不住了，为洗清自己，赶紧指使王海蓉、唐闻生向毛主席反映，江青是叛徒，徐明清、王观澜知道。江青是不是叛徒，说法颇多，徐明清不承认她清楚。
1953年末，测风察雨观气候，隐身只缘目光灵的康生，为自己往上爬打底垫，观察到毛泽东视角倚重刘少奇。于是，他摇身一变，挖掘高饶“反党篡权”的“罪证”，凭推测、敏感、分析手法极尽“肃反专家”之能事，无限上纲上线，这是他驾轻就熟的工作，马到成功。1959年批“彭黄张周集团”时，积极的不得了，《红旗》杂志发表批判文章。1962年，为打“西北山头”，以《刘志丹》为突破口，大反“翻案风。”文革中用尽吃奶的力气挖掘刘少奇的罪证，把高岗曾经反对刘少奇而被定罪的东西搬用到定罪刘少奇案里。
四、红色交锋高岗退堂
毛泽东到杭州刘庄下榻。他带一批秀才有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北京虽有刘少奇坐镇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仍受毛泽东遥控指挥。由杨尚昆乘专机来往北京一杭州上呈下传联络。
毛泽东对处理高、饶问题很伤脑筋。他知道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右倾错误和“挪”动位置，与他自己有关系，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处境为难，于是，他有意躲开比较超脱。
其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三大工程改建落成典礼，高岗不想去，李富春、贾拓夫争着要陪同捷沃参加典礼。1953年12月17日，高岗就此事和周恩来商量，高说不管他俩谁去一个，我就不去了。周说就你去，从地方来说，你是东北一把手，你得出席，谁也不能代替。从中央来说，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代表中央，中央不再派人了。从外交礼节来讲，你陪同捷沃西安是对等的。并嘱高岗在讲话中可以代表毛主席表示祝贺，他们的献礼，你可以代表毛主席接受。
1953年12月25日下午高岗和随行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翻译李越然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到达鞍山。26日，高岗陪捷沃西安参加了鞍钢三大工程典礼大会，高岗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对三大工程落成并开始生产表示祝贺，并代表毛主席接受了全体职工的献礼。他在致祝辞中，赞扬了鞍钢职工奋发努力，赞扬苏联无私援助的功绩，阐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形势和前景以及工人阶级的奋斗精神，号召坚决贯彻总路线精神，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工业国，为1954年大力发展工业经济而奋斗！
高岗和捷沃私下交谈时，说到中国要不要限制和逐步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捷沃西安说：不消灭资本主义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高岗从鞍钢回到沈阳，以东北局书记身份，于12月28日，主持召开东北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已经自我感悟到失势，开始给刘少奇擦屁股了。他在讲话中，一扫往常的威风，明显表现出退却态度。他首先传达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指示，强调在毛主席休假期间，要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做好各项工作，东北以林枫为首的东北局领导下，安排和做好1954年各项工作。
因为林枫和刘少奇的关系不同一般，曾任过刘的秘书和中央工委组织部长。高岗这次去东北，想借此机会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过去一些对刘少奇不利的影响，做些补救工作，为时已晚。
1954年1月初，周恩来给马洪打电话说：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捷、尤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高岗奉命欢送捷、尤在沈阳上了飞机。
高岗从沈阳到大连，看望在大连疗养的徐海东、张鼎承等。他们谈到中央红军到陕北和最近发生的事情时，几人抱头痛哭，徐海东说中央亏待了陕北，不是陕北救中央，中央不知成了什么样的结局，毛主席一到陕北高兴的说：我们有了“家”，“陕北救了中央”。高岗同志不同意这样讲，说中央救了陕北，也救了他自己。这就是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就是决定处理刘少奇的会议八大中委一半以上被打倒，毛泽东替张鼎承说情：他16岁就参加革命，没什么问题，可以参加会议嘛。周恩来说他和高岗、徐海东在大连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陕北，张被拒之会外。中委不够半数以上无法举行全会，临时增补一部分委员。
捷沃西安和尤金(苏联驻中国大使)，由中央编译局局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陪同经上海到杭州。1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捷沃西安、尤金谈话中说：你们俩位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实不相瞒，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他接着讲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曾出过“秦楚之战，秦灭六国”。他用手指着师哲(陕西韩城人)说，秦就是他们陕西；又指着他自己说，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所说陕西并指向师哲，捷、尤听后有点糊涂。他们回到住所相互交谈。他俩交谈时神秘兮兮，不让师哲听到，对师哲的态度也不大友好，误以为师哲要“打倒毛泽东”，为什么又让他来陪同、翻译？他们一直未搞清楚，一路上和师哲关系疏远。
高岗反对刘少奇是旗帜鲜明的，而毛泽东对罗瑞卿、捷沃西安、尤金说：高岗要打倒他自己。这些事确有点令人费解。
1994年笔者走访师哲老人时，他回忆说：我心里清楚毛主席所说陕西是指高岗，我也不便告诉外国人。师哲对高岗政治强，有能力，魄力大，决策执政，精明能干，很佩服，认为他是中国党内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师哲曾经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时，在毛泽东跟前讲过这些意思。后来高岗垮台了，毛泽东问师哲：你曾说高岗如何能干，有能力……师哲说那时候你也不是很器重高岗吗？毛泽东笑了。
笔者提到1950年春，师老跟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给毛主席一封柯瓦廖夫写的信，你知道吗？
师说：知道。毛主席接过信翻了一下转给我，他不懂俄文。会谈后，我把信的主要内容给毛主席说了，都是不值一提的。正如斯大林说的，柯“是个技术员，不懂政治，还硬要往政治里钻。”他接着说：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来中国东北与我们共管中长铁路。他自称是斯大林的代表，耀武扬威，柯带来些苏联姑娘鬼混，沉迷在酒色之中。1949年夏秋间中国代表团访苏特别在三大战役前，苏联对中国脚踏两只船，斯大林对中共抱怀疑，对国民党存幻想，东北解放前，他们认为中共是“典型的农民党”，土地“改良者”，军队是“游击队”，斗不过蒋介石，控制不了中国局面。辽沈战役后，中共牢牢控制了局面，他们刮目相看了，但仍持疑，阻止打过长江，企图造成“南北朝”。苏联在东北各省有情报人员，到处搜集情报，了解中共和国民党的东西，和两方的人都接触，有真有假的，信中说中共高层领导里有“派别”，进行挑拨离间。在信中都是污蔑我们的流言蜚语，说什么解放军大部分是俘虏兵，破衣烂衫，军纪很差，没文化，一打仗就开小差；中共党员和干部是农民出身，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文化水平低，不懂多少马列主义等等。柯瓦廖夫这些胡言乱语可能是情报人员提供的，不像我们讲的话。
他说，毛主席去苏联前，想叫周总理一块去，谈中苏条约，斯大林不同意周去。毛到苏联好几天，斯不与毛谈什么，有意让坐冷板凳、冷落。柯瓦廖夫、费德林来看望毛主席时，实际是来试探的，毛故意在柯、费面前发脾气，说：我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吃饭、睡觉、拉屎吗？”毛主席就是想让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的。柯离开我们驻地时，我送他们上车的，柯的表情很不好，怒气忿忿地走了。柯、费走后，毛主席对我说：他这样训斥柯瓦廖夫，其目的就是让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他自称是斯大林的代表。师哲说：柯胡吹的，他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反映了，他就会受到斯大林的指责和处分的。柯将用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待等等看。果然不出所料，柯咽不下被训斥的气，写了一封对中国很不友好的长信。这封信是毛主席训出来的。信中提到刘少奇、周恩来亲西方，高岗亲苏。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根据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师哲说早在延安时期，孙平(苏驻延安联络员)对整“三风”时说，主要针对王明路线，王明路线不是王明创造的，来自苏联。江西、陕北错误肃反中毛主席、高岗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毛主席致欢迎辞说：“饮水思源”，“喜从天降”。王一回来就推行苏联的旨意，搞右倾机会主义，高岗当着毛主席的面说，原来以为王明带回来什么好东西，结果“祸从天降”，把边区搞的乌烟瘴气。高岗敢直言对毛主席这样讲，说明高岗心直口快，一般人是不敢针对“喜从天降”这样讲的。高岗对苏联“划江而治”、“占领旅大”、掠夺东北所谓“战胜品”等不满。1949年代表团和斯大林会谈前，高岗要在会谈时提出“战利品”问题，刘少奇没让讲。至于建国后，只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承认、建交，中国的外交关系是“一边倒”，不只是高岗亲苏，中央也称“老大哥”，是唯一的朋友。
他说，柯瓦廖夫的信也触动了斯大林，他让莫洛托夫与毛主席试探意图后，才带领苏共领导和毛主席会谈，讲了一些好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不信任态度有所改变，直到朝鲜出兵，斯大林才认为中共是真的。在揭发高岗问题时，推测是高岗向“洋人告状”，有人说高岗和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高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与会者听了都发笑。高岗不承认向“洋人告状”的事，他说和苏联专家谈经援的事，是毛主席叫搞的，都有翻译在场。“洋状”是谁告的，这就不得而知了，后来听有人说，苏联人一次找高岗谈什么，高未在机关，和军区一位同志谈了很长时间，也不是三天三夜，到底谈些什么，别人不知道。
1957年，毛主席提出整“三风”(即官僚、宗派、主观主义)，实际是针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倡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刘周邓彭(真)等不赞成，毛主席坚持大鸣大放，几经动员，开始鸣放，刘少奇指使李维汉通知张伯钧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谈论，可不可在我国试行西方两院的问题。因为章在西方去过多次，了解西方的情况。他和罗隆基原来在建国前主张第三条路线。所谓“第三条路线”(即第三势力为民盟)。章伯钧曾经引用过马歇尔的一句话：“中国‘亡国’不是亡于中国共产党。”“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要买民主同盟这匹，可以保你赢回来。”李维汉奉命向章转达刘少奇意见，在座谈会上谈了试行两院制的事。章认为是中央的指示。师哲老人说：张伯钧主张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跟苏联走，是建国前的主张，建国后章任部长，到1957年说这话，没人指使，他敢讲吗？最后把章打成大右派，哑吧吃黄莲……(章伯钧的妻子李建生也有此说)，柯瓦廖夫的信中一些话原来事出有因的。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也可能是一个原因。王光美在北平军调部当翻译，该部撤离时她准备去美国。经叶剑英做工作并想与王结婚，王于1946年冬到延安。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后，王随中央工委到河北，由安子文撮合，与刘少奇在西柏坡正式结婚。说刘少奇亲西方，这也是牵强附会的一个原因。
师哲说，鸣放中什么“两院制”、“党天下”都放出来了，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有人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谈看法时，说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有人说：光讲王明不作自我批评，只说高岗不作深刻检讨的一面，“何以只说高岗一面而领导就没有像样的自我批评呢？高岗就那么些错误被整死”，“硬把人整死，还扣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有人说：党内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既然高岗品质不好，为什么提拔他呢？”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中央在有些或说在不少的问题上，就没有像样的自我批评，只讲“过关斩将，不讲败走麦城。”“决不能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看法上借机翅尾巴。”实际上把大方向转移到毛主席本人。特别是“两院制”、“党天下”鸣放出来后，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认为有人借开门整风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把民盟引到反动的第三势力路线上去。所以他对知识分子很反感，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分子重视态度，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淡化、轻视了。他认为知识分子既有突出长处，也有明显短处，长处是知识渊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谨小慎微，缺乏行动，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略、魅力，只能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找寻功名富贵。真的英雄是那些有大志、干大事的大老粗，如朱元璋、刘邦等。毛主席想借知识分子帮助党内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结果引火烧身，遂提出反右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高干们都积极拥护，撇开整“三风”，发动反右派运动，有人说：“右派进攻是第四次反共高潮。”当时有人对苏联不满，学生游行，中央提出六条定右派的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反苏人的，有一些右派就是因有反苏言论而定的。反右斗争中，邓小平是积极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总书记的报告。刘少奇、邓小平找中央党校杨献珍谈话时，问扬：你们党校抓了几个右派？杨说：一个也没有。刘少奇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去查，怎能查出右派呢？”邓小平更严厉地训斥道：“我看你就像个右派？”杨献珍回去，查来查去抓出两个右派言论者，两个右派分子，上报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嫌中央党校抓的右派分子少，批评杨献珍、侯维煜在反右中存在着“右倾思想”，彭真说：“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之后，将杨献珍停职，另派人主持反右运动，作出反右计划和部署。在强大压力下，党校学员中有60多人被打成右派，占学员4％，丁景才、杨赓等几人自杀；党校工作人员有30多人打成右派，占工作人员总数6％多。据资料记载，全国定右派50多万人，逼死很多人，株连的上下级和亲属、家属可想而知了。”
师哲老人谈到周总理到苏联的情况说：原来斯大林不同意周总理去苏联的原因是，他听原来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反映周恩来对美国有好感的人之一。毛主席到苏联后向斯大林提出：你是部长会议主席，签订有关协定，要周恩来总理来签字，逼得斯大林同意了，周总理从东北选调一帮懂经济的人去苏联，协助谈判签订了一批协定。
本来，建国后首次红色交峰，明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意见分歧，高岗紧跟毛泽东，旗帜鲜明反对刘少奇，毛泽东却当着刘、周面讲：高岗主要“反对你们俩”，为什么与捷、尤谈话时又要拉到要打倒他自己身上？似有故意危言耸听，混淆视听，给高岗栽赃，挑动互相斗争。高岗至死不承认他反党、反毛主席和反对周恩来的罪过，管教组将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周说这是毛主席说的：“高反周”。实际上毛泽东不满周恩来，又嫁祸给高岗，高岗反对刘少奇，又拉到他自己身上。
毛泽东在他的接班人的问题上伤透了脑筋，却一直没有解决好。高岗依他的意图“挪”动刘少奇位置而被打成反党分子，最后他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死后，对毛泽东打击也不小，很长时间情绪不好。他和江青有一段对话可见端倪。
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还有屁的政治。他针对江青一伙说，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万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现个林彪。当然，出林彪也得有资格，没有比林彪资格再老的人了。“我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江青安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乱不起来，我们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的。毛说：你呀，太书生气了，什么接班人，那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人喽。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以改变的，从来就没有后成不变的，哪里有永远不变的接班人呢？我们政治局里的人都没有经过严峻考验，你知道那一个就行呢？我已经老了，七十多岁的人了。田家英就是认为我的身体不好，也老了，才迫不及待地寻找退路，不惜拿上我的脑壳去向那几个反对派请功，等我不行的时候才热闹哩。江青说，总有可靠的人呢，像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就可以信赖的。毛泽东说，就算他们可以信赖，他们能镇得住这个阵脚吗？要靠资力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
这正是江青曾对任弼时妻子陈宗瑛讲的：毛主席在政治上，不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的纵横捭阖的手段，斯大林也斗不过他。在生活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毛泽东料定高岗去东北陪同苏联领导人可能要透露中国的消息。试探苏联和中国党内的反应，似有给苏联打招呼，故意放风造成高岗要打倒毛泽东的印象？当然，打倒毛泽东和挪动刘少奇，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党内外，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响、性质，高岗要打倒毛泽东还了得，必然遭到全党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在杭州遥控指挥，刘少奇在北京抓紧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后改决议)，于12月底，刘少奇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决定”，并派杨尚昆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刘少奇又专电告诉毛泽 4e1c." >东：特派人送上“决定”草案，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还特意说“决定”草案，是经书记处讨论通过的。
毛泽东与正在杭州疗养的林彪等交谈“决定”内容。1954年1月4日，他亲自主持下由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几个笔杆子一起对“决定”进行大量修改，谭政、陶铸也参加讨论修改。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多处。如在胡乔木等修改后的草稿中“阶级是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一句后边，毛泽东加一句“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于部”。在“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后边，加上“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毛泽东经过思考后，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对“决定”讨论通过，对于全党教育作用更大些。他深知反对刘少奇的错误不是孤立的，不仅仅是高岗，有相当一批中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意见，连他自己也不例外。可以说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头头。刘少奇也确确实实有错误，在建国方针、走什么道路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与他自己有分歧，甚至有抵触，走的两股道。毛泽东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在财经会结束时的讲话，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错误观点和“资产阶级思想”。虽然只点薄一波名，也在影射刘少奇等党内存在的离开总路线的错误倾向。有人说这些东西当时如果如实公开发表，在那时就可能出现一次“小小文化大革命”。有人推测，毛和捷沃说：“有人要打倒我”不光指高岗，有针对刘的含义。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点名批评刘少奇的“三句话”。他对这些应该记忆犹新，有据在案。鉴于此种情况，他决定让刘少奇在四中全会作自我批评，以教育和警示全党，也有意给刘少奇一个台阶下，便于呵护，可以摆脱毛泽东自己处于窘况境地。
毛泽东亲自给刘少奇写了几封信，对四中全会作了具体安排部署。第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的原文是：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少数，召开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关援朝，士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全会应发一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不可公布。又及。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一天，毛泽东另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一月七日
作为中国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还掂量不了自我批评的字多少和错与非错的界限？他又不是小学生，其中的奥秘难以解读。
1月9日，毛泽东派杨尚昆带着决议草案修改稿和两封信返回北京。刘少奇接到决议修改稿和信，于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在1月25日召开四中全会，并拟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会后，立即着手召开全会的准备，起草会议报告和他的自我批评稿的准备工作。责成由许力群、于光远、何均等商量全会报告写法。
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们用电报表示同意。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
刘少奇在准备全会的各项工作的同时，和周恩来分头找曾和高岗一起工作过的张秀山、张明远等有关干部谈话，展开旋风式的调查高岗活动的情况。这是他俩驾轻就熟的工作，进行疏导、威吓、利诱、隔离，背靠背审问等极尽政治的、党内党外甚至白区工作的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夜以继日地忙碌。康生不遗余力，极尽“专家”之能事，挖掘、捏造高、饶“罪证”材料。由邓小平负责主持归整起来，并给彭德怀等人谈话。
1953年12月19日陈云由北京出发，沿着高岗休假的路线，跟踪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找林彪、谭政、陶铸等谈话，调查了解高岗的活动情况。同时，给有关领导打招呼，不要跟高岗跑，与高岗划清界线。于1954年1月初旬完成了使命，回到北京。
据《陈云传》里记载，陈云到杭州把高岗活动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并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林彪听后意味深长地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反问陈云：“你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说：“我不配，不要当。”林说：“那末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林彪此时怎么预感高岗可能自杀？是个解不开的迷。
事实上，毛泽东、陈云比林彪更清楚高岗活动“这件事”。有些陈云和高岗谈的事向林彪也讲过的，林知道陈云想当副主席而故意问：你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
陈云到上海，把他同林彪谈话情况向在这的毛泽东汇报。毛问陈：“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说：“听林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自己不想当副主席。”
高岗靠边站，成了整肃对象。林彪“不想当副主席”，增设副主席陈云莫属了。但在《陈云传》中，却未提及高岗拉拢陈云和陈云向毛泽东揭露高岗的情况，也没涉及高、陈互相交谈的事。看了陈云传的人，猜测陈云似有对高岗案有保留之意，有的人说，传中写不写，并不重要，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是认真实历史的。
高岗从他第二发迹地的东北最后一次于1954年1月初回到北京，再没有怎么工作。四中全会后至死前，是在作检查、挨批斗、管教中悒郁、忍耐、等待、无奈中度过的。他呆在家里，闭门思索，谁也不想见，也没人再找他，星期六的家庭舞会早已停办，东交民巷8号大院门上也“罗雀”了。使他万万没想到和他关系最深厚、互相商量一致“想办法”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的陈云，向他背后捅刀子的滋味，“再也不能轻易相信人了”。他昔日的高主席政治风度、风流倜傥风采，统统荡然无存，和自己相好的人，都成了隔离、勒令、审查的对象，有的为了保自己倒戈揭发他的“罪行”而“赎罪”获得自由，有的竟然将自己的话嫁祸于他，自古以来，“交往深，分裂狠”。
高岗自从1935年在陕北瓦窖堡监狱里，由毛泽东“刀下留人”的命令，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恢复和发展经济时期，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迎着毛泽东一路赞扬声中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朝野权位显赫，政绩驰名中外。现在一下子落到这样一个“卸磨杀驴”的下场。他才真正感到大祸临头了，毛泽东躲在杭州，撒手不管，被边远化、打入另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可否认，对毛泽东的最忠诚、最亲近、最爱戴的人，莫过于在危险时受过毛泽东的搭救之恩。人在难中最知恩，感恩图报。在江西“肃反”中傅连璋被整得死去活来，据说他的儿子、女婿都被错误肃反整死。傅连璋被毛泽东、张闻天搭救出来，并将自己的药部献给红军，一直跟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曾任中央保健局局长，解放军卫生部副部长，授予少将军衔，直至逝世止，真可谓“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毛泽东不论害大病，患小病，傅是事必躬亲来疹治、过问。许世友将军原是张国焘部下的一员干将，联系上张国焘这条关系，在延安抗大揪住过不了关，许不服气，说毛泽东是逃跑主义者，毛不逃跑怎么到陕北……被押出会场，是毛泽东说话才被解脱。所以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逝世后，他大哭大闹，怀疑毛主席是被人“害死”的。
翻身的人民最热爱毛主席，最怀念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至今爱听颂扬毛主席的歌曲，爱看反映毛主席的电影、电视，家里贴着毛主席的像，毛主席的像章当珍贵的文物收藏起来。道理很简单，他们受过毛泽东的搭救之恩，情感最深，和一些人形成显明对照。
实事求是地说，高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紧跟不离。从他全部革命生涯看，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他在西北开创革命时的做法，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和毛泽东在南方革命活动及遭受挫折，何其相似。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正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作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里搬弄出来的货色，并非朱理智等人的创造，他们只作了背书、发挥，无论方针路线还是政策、方法，以及被整的对象和1933年江西肃反一样的路数。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方略方面，他和毛泽东的共同点：始终坚持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急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反对走资本主义等方面不谋而合，心心相印，从未抱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但也不排除毛泽东搭救他的感恩图报的因素，也有“忠君保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建国后总的思想理念是属于较左，急于求成，也可以说是后来严重“左”倾的萌芽。
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这不是高岗一个人不满意，是党不同意，工人农民不同意，广大干部不同意，特别是大批中高级干部更不同意，他们抛头洒血干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立党的宗旨，马列主义的核心，也是老大哥苏联的经验。在当时闭关锁国的形势下，只有苏联的经验可学。
形势突然变化的如此莫测，使高岗处于“天高皇帝远”的极端困惑境地。在一筹莫展之际，他看到“决议”草案，又看到希望。他句斟字酌地琢磨。秘书对他说，从决议草案看，“主席对你还是保的”。高岗的心里又活泛起来。他深知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点他的名，而点了刘少奇等人的名，他心明头清，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他知道毛泽东的特性，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不论谁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他就给改正的机会，希望寄予毛泽东。
于是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救信，托杨尚昆带给毛泽东，并给杨尚昆写一信说：“他想到杭州去一趟，当面请示毛主席在四中全会上检讨的事。”杨尚昆将高岗的信先交给刘少奇。刘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研究出几条阻止高岗去杭州的措施，连高的信一并由杨带去杭州交给毛泽东并汇报了北京研究的方案同时，汇报了四中全会准备情况。
高岗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说了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了些不利于团结的事，表示要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他要求到杭州向主席当面谈并商量在全会上作检讨的问题。
高岗对毛泽东同意他到杭州去抱极大的希望。他以为35年被“左”倾主义者整得死去活来时，是毛泽东给他松了绑，放出牢；36年在患疟疾病昏迷不醒，正在发寒发烧，毛泽东亲自来看望并派傅连璋医生来治疗。这次倒霉 6765." >来自右倾的威胁，“不敢碰主席”，自己成了靶子，毛泽东是知道反对刘少奇的来龙去脉，会念“陕北救中央”的旧情，同意他到杭州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商量检讨的问题，不会撒手不管的。他天天盼，夜夜盼，吃不香，睡不宁，幻想毛泽东的佳音。
五、高岗求救有回应
高岗在北京工作期间，曾多次被毛泽东召见，深更半夜，讳莫如深长谈，共谋策进。现在这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要求见一面，请示作自我批评的问题都被高参们的阻拦下拒绝了，连封信也没有直接回，而对刘少奇的检讨都作了具体的指点，确有点不尽二十来年“战友”的情谊。
毛泽东离京时，高岗找罗瑞卿谈话，他叫罗“快去看他说什么”。高岗要到杭州就不可以看他来谈什么吗？正如他说的“为人没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难道还怕高岗来敲门吗？
高岗准备去杭州期间，有人给高岗送来一些有关刘少奇错误和简历材料，也就是被称为的“档案”，让高岗转给毛主席，他还埋怨高岗和陈云、邓小平“啰嗦”，他们是刘少奇他们的人，现在被他们“反咬一口”。高岗沮丧地说：他们原来都说书记处实行轮流值班制度好。后来听说书记处要开会讨论增设副主席，陈云跑来和我谈，要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刘、周都上，只有刘周上，我们才能上，不然摆不平。这些话都推到我头上，他无耻地出卖了我，真卑鄙。毛主席说，陈云鹰鼻子，会看形势，我不信，在毛主席跟前给他说好话。
高岗接过材料无精打采地浏览一遍后说：没用，一点用也没有。毛主席批准他们派人调查，那些原先提供情况的人会被扣上攻击中央领导的反革命罪名，投入狱牢、判刑，然后备受折磨而死。而我们也将再次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现在，看毛主席的态度吧，我已给毛主席写信了，我想到杭州去见见他，向他说一些事。
所谓的“档案”材料主要有刘少奇历史上的一些事和错误。
“一八九九年，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亩土地的小地主，他父亲的生活水平至少在富农以上，他母亲娘家也很富。”“刘少奇在保定留法预备班上学”，经费主要靠他的大哥(北洋军阀的营长)供给。刘少奇于一九二一年人党，苏联留学。不久回国后在安源煤矿活动，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任江西萍乡矿区安源工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刘抛下先妻杨氏，在安源与贺宝珍结婚。一九二五年，刘到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会长。一九二六年，随北阀军到武汉，在汉口湖北总工会工作，国民党和政府迁到武汉后，刘少奇被捕一次，汪精卫却放了他，他说：‘汪精卫还保了我一条命。’他出狱情况可疑。一九二八年99ｌｉb?t>，刘二次去苏联参加中共在苏联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从苏联回国到东北任职，后到上海。一九三二年，到江西担任“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他在长征途中也不过是个供给科长。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以投机手段保住了中央委员的头衔”。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前往北平、天津一带搞地下工作。他由延安到白区时，公家给他一斤多金子作为费用。为了携带方便，他打了一付金镯子，一个金项圈，一个皮带圈。到白区后一起存在白区的银行。后来回延安时，刘少奇竟把那皮带圈和另外一件党费等打成金鞋拔子贪污了。”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担任长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在那样艰苦环境中，刘每天要吃一只炖母鸡，还叫副官给他买活鱼、桂子。华东党校两同志给他提意见被打成“托派。”“他在华东讲授《战略和策略》时，竟说：‘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央工作委员会结束，刘少奇随后兼任华北局书记。此时在华北局中有彭真、薄一波、黄敬、刘澜涛。他于十二月四日对马列主义第一批学员讲话时攻击我们党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党员干部是‘前面乌龟爬烂路，后有乌龟跟着爬，借以攻击毛主席’。他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讲话中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而是怕太快。太快了对我们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准备’。”
“在安子文的撮合下，刘少奇与天津大资本家出身的王光美结婚，王光美的干爸爸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军司令，军统特务。她本人在辅仁毕业后又到燕大当了几年物理研究生。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徘徊到延安与美国之间，后来叶剑英同志作了工作才去延安的，她与刘少奇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立场为基础的，她的干爸爸是特务。她本人是什么货色，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刘少奇先后有六个妻子，有人质问他为甚么要结六次婚，刘公然说：‘我是公开的，没有甚么偷偷摸摸搞不正常的关系’。”“他唆使杨尚昆，把新结婚的王光美拉入党内，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
另一份材料是，“刘少奇于一九二一年入党，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安源矿区领导工人运动，遗憾的是他配合的是陈独秀的右倾主张，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胡说什么：‘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做各种经济斗争’。这个观点一直贯穿在他全部的活动中，始终没有改变。在安源，他到处训斥工人，‘瞎闹’，提倡甚么‘文明斗争’。当工人不理他那一套，举行罢工斗争时，他又命令工人‘当比平时更加文明’，更‘能够维持秩序’；并一再向反动派当局表白：‘我们的罢工，于政治、军事不发生关系。’一九二三年，刘少奇与资本家定了出卖工人剩益的七条协约。积极为日本资本家效力(安源煤矿属汉口冶萍公司有一半股份属日本资本家)。当时，寰源煤矿每天平均产量是二千—百吨，而协约上规定却要工人每天平均出煤二千三百吨以上，并且规定今后工人‘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后来他亲自把对资本家‘聚众吵闹’的工人，横加‘恶劣分子’罪名，一下子把一百四十多人开除‘俱乐部部籍’。而在他写的《救护汉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中，高呼‘中国国民啊！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强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啊！其速起救护吧！’可见他的右倾思想是多么强烈和顽固”。
“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到上海。当时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却和买办资产阶级串通一气，命令工人‘严守秩序’，‘只能文明对付，不许有法外行动。’当上海二十余万罢工，工人在对通电中指出：要‘誓死反对对工人野蛮之大屠杀时’，刘少奇还指责工人‘此事顾及各方面的情形，不能用武力对付。工人无良好的组织，未能将秩序办好。’在运动高潮时期，他登报发表声明：‘竭力欢迎、特电邀请英国工联到上海来调查五·三十运动。’尤其可恶的是，大买办虞洽卿以发罢工工人救济费为名，要总工会开列花名册。刘少奇马上答应，果然把一份‘确实完备的名册’，送给虞洽卿，实际上是搞罢工工人的黑名单，致使大批工人被开除、逮捕。”
这份材料高岗曾看过并批一段话：毛主席早就指出：旧中国无议会可利用，没有组织罢工的合法权利，我党的任务是引导工人为最后夺取政权而奋斗。刘少奇一直叫嚷，“我们应该进行合法斗争，千万不可犯法。”从此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多年来所推行的路线同毛泽东的论述，千真万确是格格不入的。此时便是刘少奇至今还在主张的右倾路线的历史根源。
再一份材料是：“一贯自称‘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刘少奇，实际历史怎么样？请看：一九二五年‘五·三十’运动后，上海工人阶级英勇奋斗，刘少奇先是百般阻挠、破坏，后来见势不妙，就借口‘养病’，临阵脱逃。同年十一月，他从上海回到长沙，不久在长沙被伪湖南省省长、大军阀逮捕。奇怪的是，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都惨遭杀害，而他这个声名显赫的要员却被释放了。他匆匆忙忙离开湖南到了广州，又开始了新的投机生涯。”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在井冈山开辟了武装斗争的胜利历程。刘少奇在东北奉天搞他的所谓的‘以全国范围来说还是占着主要地位的白区工作。’一九二九年，担任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在奉天被捕，后来又奇迹般地出狱后，曾给当时逮捕他的张作霖写信，称张是他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他是怎么出狱的，可想而知。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我党实行大屠杀之时，刘少奇跑到湖北，以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指示湖北省总工会向国民党政府交出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几千枝枪，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他还对别人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枝也交了，我也放心了。’不久，这些缴了械的工人纠察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这些材料，是谁受意搞的？有资料说，毛泽东曾让高岗查看刘少奇在奉天出狱的情况，高岗指使张秀山落实人去搞的，到底是谁搞的，水分大小，难以断定。但是，材料未成挪刘少奇位置的东西，而成了他们自己的反党的“罪状”。然而，又成为十来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的“炮弹”。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局外人既信又不信，说它是真的，批高岗时说是他为“篡党夺权”而“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说它是假的，时过十来年，又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炮弹，并且有些竟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定性“罪证”。高岗、刘少奇两案是一人主持专案组定的，刘少奇案平反又被推倒。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组材料先后翻了几次烧饼，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接到高岗的请求信，并听了杨尚昆对刘少奇等研究的方案汇报后，于1954年1月22日，召集胡乔术、罗瑞卿、杨尚昆等一起研究刘少奇等的“建议方案”和处理高岗的方针。杨尚昆日记里说：“（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2)到会人不冲，事先打招呼好，这可以。(3)他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4)他(高)攻刘，自己拉开，牵涉人多(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甚至需主(席)回(来)处理。”陈毅说：“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陈云提出四中全会后兵分两路夹攻，只要掌握到资料，就不怕林彪等当高岗的说客。毛确定谈话方针：“听他(高)说，避免‘对质’。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以；这次不好，以后还可以说。”会议方针：“照主(席)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依据刘少奇等提出的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主席回来“也不好处理”的建议，确定采取给刘少奇的电报中间接回答了高岗的要求。毛泽东的电报中进一步指明了四中全会对高岗的具体方针。电报原文是：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的一信。高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或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的方针，除了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回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对四中全会的方针制定，是沿用第七届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只正面批评，不点名。这个是正确、是团结、胜利的方针，让犯错误的人在工作中改正错误，不再重犯。
刘少奇看到毛泽东先后来信、来电对全会方针和措施，感到对高岗是在保护。“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自然主要是指高岗。之后，他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把电报转给他们看后，面面相觑。都感到毛泽东对高岗有松动的意思。刘少奇向周恩来说：“你看怎么办？”
周恩来说，我们把高岗的问题集中在“政治上”和“人事”问题上，已掌握的材料表明他的错误很广泛，在生活作风、人事上都有严重问题。如果全体中央委员都知道了高岗的问题，肯定会揭发出大量的罪行。
邓小平坚持要在全会上点名批评高岗，已经叫起草了他们的材料，会议不能只字不提，起码叫大家知道“决议”是针对他的。
高岗反复看了几遍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文后，领悟到毛依靠的是刘少奇那股力量，但仍觉得还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意思。他主动上门向刘少奇作自我批评检讨，还向周恩来、李富春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
1954年1月25日，按毛泽东的“谈话方针”，刘、周、邓集体给高岗谈话。刘少奇首先说，高岗同志，你给毛主席写信，要到杭州商量你在四中全会上检讨的问题，电报你看了，有什么话在这一块谈谈。
高岗说，最近主席强调党的团结问题，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我完全拥护。在团结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说了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了些不利于团结的事，犯了自由主义错误，准备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
刘问：你所犯的错误，主要在哪些方面，是什么性质的？
“我的错误，前几天不是找你谈过，作了检讨嘛。”高岗答。
刘少奇对高岗认识错误表示欢迎，同时指出对错误认识很表面，避重就轻，只承认说话随便，容易走火，犯了自由主义，是远远不够。周恩来说，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你在背后散布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这是什么性质？你到处扩散那个名单，说毛主席说某某是“恶霸”，毛主席信任你，不信任少奇和我，这也是自由主义，是说话随便吗？你应该把自己思想深处不健康，肮脏的东西都抖出来，这样“才是有价值的自我批评”。
“我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脾气不好，简单粗暴，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批评……”高岗说。
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是股地下水。你对此怎么看？是不是指你的问题？”
高岗说：“我不否认毛主席说的有针对性。但是我可以保证，我没有组织自己的司令部，也没有刮阴风，烧阴火”。
邓小平说：“你跟陈云讲，要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这是不是搞地下活动？”
“正相反，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陈云主动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叫我当的！他也想当副主席。”
刘少奇愤愤地说：“你这是诬陷！”
高岗说“你怎么知道是诬陷？你在场吗？两人说话你怎么清楚？”这就反映出来谁“反咬一口”谁的问题很难断定了。高岗至死未承认“你一个，我一个”这句话是他自己先讲的。
原来规定和高岗“谈话方针”里要求“避免对质”、“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陈云不参加为好”，结果未出所料“你一个，我一个”这一炮没打响，使谈话陷入僵局。对质的第一个具有“搞地下活动”反党篡权实质性的“罪状”被高岗否认，揭发此事的陈云不在场，谁也不好再说话。
还是周恩来机灵、世故，打破尴尬局面。他说陈云和高岗的事先谈到这里。希望高岗同志应从思想深处找根源，作一个像样的、深刻的、大家通得过和毛主席满意的自我检查。
高岗对周还是尊敬和信任的，他以缓和的口气表示，准备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四中全会上作像样的检讨。刘少奇当即表示欢迎，紧张局面气氛松动下来。
高岗以商量的态度，征求如何作自我批评的问题。这是高岗要到杭州和毛主席商量的主要事情。他说作书面的自我批评还是口头的？自我检讨后还讨论不？刘少奇说，恐怕要作书面的。自我批评不仅你要作，我也要作呢。高岗同志，你比我强，你是主动向主席要求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我是主席要我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在这点上，我要向你学习。至于讨论不讨论，这是细节问题，视情况而定吧。整个会议的具体开法，还要请示主席确定。
高岗认为只作口头检查可以放开讲，不要印成文件，也不必讨论了，讨论搞不好会形成对人的批评。主席在“电报”里说，“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高岗提出这一点，意在强调按主席指示办，不完全是怕批评他自己，因为刘少奇、周恩来也要在全会上作检讨的，当然他知道自己是主要检讨、批评的对象。邓小平说“等候”不是袖手旁观，犯错误同志不“觉悟”还是要帮助，批评也是一种帮助嘛。
粗犷、暴性子的高岗忍气吞声，自感“英雄失势任人欺，凤凰落架不如鸡”。也不好再说什么，况且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周恩来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不单单是他一人检讨。
毛泽东通过热线电话给周恩来打招呼：这回批评高岗、饶漱石，这并不意味你和少奇同志没错。我建议你们在开中央全会时，也作一下自我批评，“叫检查也可以。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你看呢？”周说：“坚决遵照主席意见办。主席在重大问题上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期望，起码不使主席为难。”
高岗对邓小平恨透了，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只是个政务院的副总理，计委委员，比自己整整低一级，坚持批评帮助，不愿执行主席指示，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同时他已知道邓向毛泽东告他的情况里有水份。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集体给饶漱石谈话，让饶漱石交待和高岗搞地下活动的事实，没有捞到什么东西。
1954年1月底，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2月6日至10日召开四中全会。出席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列席党政军、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共110多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按毛泽东规定的三项议程进行。刘少奇向全会作了报告。报告的重点是第三部份即增强党的团结。
报告首先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24日的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现在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刘少奇根据决议的重点，着重讲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当前不团结的表现及危害性。他说，我们党的外部和内部有些什么不利于团结并且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的东西，因而中央必须提出“警号”，以便及时地动员全党的努力来克服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危险”呢？“中央政治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考虑到目前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才认为有向全党着重提出这个问题的极大必要。”第一，帝国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着。第二，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消灭依靠剥削制度生存的剥削阶级。“将被消灭的和已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而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就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团结。”对于这一点，我们之间是否都认识清楚了，是否没有不同意见呢？政治局认为，并不是所有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对于这个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说：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有缺点的，我们不应当讳疾忌医，不应当隐藏矛盾，而应当揭露和克服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团结真正得到增强，才能使敌人失望”。“决议”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值得全党各级组织的深刻注意。”
刘少奇在讲到当前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在我们党内的某些同志中有一种说法做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要他的意见自以为是对的，就可以不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中领导的原则，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就可以不服从领导，不按党的章程办事。这些同志应当认识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团结，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破坏党的最高利益，危害党的生命。因此，这些同志必须深刻认识他们这种说法和做法的错误，并且立即改正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对于那种有意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它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重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全会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主要检查了天津讲话、和平民主新阶段、土地改革和对农业合作化的错误；饶漱石检查了和安子文、陈毅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高岗当然是重点作检查的对象，他对自己的自由主义、本位主义、骄傲自满和思想作风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他说：我思想上有自由主义，在不同场合，说了些自由主义的话，这是很不好的。我对中央的个别同志，有些意见，有些情绪，但我不顾影响，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过牢骚，有些问题提得不正确，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是违反了组织原则的行为，我还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心中缺乏全局观点。我常常过分强调局部利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我有骄傲自满情绪，有时还表现得比较严重。思想总觉得自己正确，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办事果断。也觉得自己对革命有功，从老区来，一枪一弹打过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很不容易。抗战结束后，开发东北有功，建国以后建设东北有功。抗美援朝打响以后，又对支前有功。总之思想骄傲了。在作风上有不民主的东西。作风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骄傲自满。认为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强，还要婆婆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干什么，拍板就完了。这样不仅在工作中挫伤了同志的积极性，也给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由于骄傲自满，作风不民主，就总是爱听表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作风不纯，希望能够听到同志们更多的批评，以便提高认识，在今后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纠正这些错误。他在检讨发言中强调团结的重要性，说“我们党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团结的轴心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全会上，共有40多人发言，都表示拥护“决议”。大家发言中没有点谁的名，有的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主要矛头是针对高、饶的“错误说法和做法”，指控他们攻击中央领导，什么分裂党中央，野心家等等。
邓小平发言时，首先为刘少奇的检讨作了解释，“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所听到一些传说，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对待资产阶级问题，我没有见到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精神来讲的。“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他对富农党员问题作了解释。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他解释说：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有些流言蜚语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说：骄傲一定会使党团结受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谈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身上……”
邓小平对刘少奇的检讨解释以后，针对高岗的问题讲了一段后，也检讨了自己搞分散主义“有份”的问题。
陈云发言说：我们党有可能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搞分裂主义。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决不能说没有。”“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出现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现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
陈云发言转了一个大弯子，虽然未点高岗名，实质上是把高岗和张国焘划等号。张国焘是个什么人？高岗最清楚，出席四中全会的人都清楚，陈云更清楚。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当副主席时，高岗是边区保安处长兼保安司令、政委。张逃跑投敌后，高岗参加过批判张国焘的会。张国焘不仅和毛泽东走的是两条路线，长征中毛泽东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还另立中央，他的组织决议公开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闻天)、博古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逼迫张国焘才取消了第二中央，开始北上会师，1938年张国焘借去祭奠黄陵为名逃跑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高岗一没反毛泽东且还一心跟着，二没另立中央，三没当敌特，他只反对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的右倾思想，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怎么能把他们等同归类呢？再无限上纲也不能上到那样的高度，未免太过分了。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他说：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其危险性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
周恩来说，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人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并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应该努力反省。”周恩来就“分散主义”等也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的批判发言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李国焘、王国焘”、“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暗中挑拨”、“个人主义反党活动”、“非法活动”、“争权夺位”、“搞分裂”、“极端危险”等等词句，自然是针对高饶他们的。
在四中全会上，要说检查不深刻，几个重点人的检查都不深刻。高岗心存侥幸，自我批评不算深刻，企图争取大家的谅解，相比之下，比别的检讨深刻的多。全会最后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共分四个方面。
第一，主要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中央认为，当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的历史关头，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
第二，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应遵守的“六条”规定，主要强调，要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它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党组织报告、反映，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第三，党的团结必须在马列主义和正确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治病救人的方针。
第四，主要强调党和武装部队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为主要对象，是全党团结的关键。
四中全会结束前两、三天，刘少奇、周恩来在刘少奇家里召见尤金，从傍晚谈到午夜以后，主要介绍高、饶反党“罪行”以及揭露高饶问题前后和四中全会的斗争高岗的过程、高岗问题的性质、处理的方针，并强调说明对高岗的反党问题不认真严肃处理，对党是极其不利的。周恩来讲了高岗12条“罪行”(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发言提纲》归纳成10条)。
尤金只注意听，没提任何问题，也不作笔记，在听介绍中偶尔惊叹地说：“试想想？”“试想得到吗？！”师哲回忆说，尤金是政治家、哲学家，他看尤金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尤金在杭州会见毛泽东时听毛说有人要“打倒”他自己，听周恩来介绍，没有“打倒毛泽东”的事实言行。
第二十七章 “西北星辰”陨落紫禁城
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之后直至逝世前，唯独四中全会例外他去杭州休假未参加，高岗要去杭州请示检讨问题，又不让高岗到杭州见面。为什么？此前的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并讲话，因为他深知高岗的错误与他自己分不开，不愿意看到会议明批高岗的错误，实则影射他自己的尴尬窘境，有人说：以高岗为靶子，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高岗的言行，毛泽东最清楚，刘少奇也清楚高岗散布反对他的言论与毛泽东有关系。刘少奇为排解毛泽东困惑，阻止高去杭州，正合毛泽东意，并指拨刘少奇的检讨，表示支持刘少奇。
一、自杀未遂被管教
毛泽东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他不在场，重大问题谁敢拍板，威望很高，地位显赫，手握大权的刘少奇、周恩来，未请示他成立“总党委”、出台“新税制”，甚至连签发文件等都不放心，认为是架空中央，搞独立王国，搞分散主义，向中央搞分权。何况，1953年春，中央决定各部委的“重要”和“重大”的事项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也就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发文、发电也要经他看，“否则无效”。在四中全会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一原则。有人劝他“多休息，少管事，保重身体”，他都不高兴，认为跟他“争权”。召开四中全会处理一个政治局委员、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和东北大区一把手，又是被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自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要“打倒”他自己的“反党篡权”、是“一种政变式的阴谋”特大事件，身为党和国家的“太上皇”置身事外，躲在千里之外的杭州林园遥控指挥，还说让“他们在北京斗争，我们在南方休息”，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存在着奈人遐想的空间。毛泽东身边的医生曾经说：毛主席有这样一种兴趣，想批判谁，有时他不公开批判，给别人透底，让别人批，最后连透底的人也批了甚至打倒。高岗被打倒的过程也有类似的现象。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主张是明显的两条道路。毛泽东要消灭剥削制度，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要“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刘少奇要保护资产阶级，确保私有；毛泽东要从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就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20至30年；毛泽东要建立农业合作社，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认为搞合作社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毛泽东主张限制党员发展成富农，刘少奇说提的过早，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以及五年计划安排比重、工会问题，等等。高岗紧跟毛泽东，为维护毛泽东在全国全党的权威，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刘少奇的主张，从高岗的全部历史看，始终坚持的后来被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刘少奇不仅在国内发表一些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建国方略相悖的言论，出现在高层会议和中央文件上，而且在出国访问时，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讲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话，高岗当即提出反对意见。
实事求是地看，高岗从思想感情和毛泽东一脉相承，在建国方略上一致共识，配合默契，利用高岗打头阵，毛泽东支持重用，抑制刘、周左右手，又用刘、周敲打高岗的狂劲，换取刘少奇的支持，各个击破，以得到平衡，谁也不能获胜，稳坐江山的目的，是毛泽东政治艺术所在。高岗到阴曹地府多年，毛泽东不是照样反对刘少奇的错误和做法吗？他认为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旨在针对刘少奇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直至彻底打倒逐出京城；不是照旧想将总理一职易为柯庆施吗？林彪死后还对周恩来发难，这些当然不能再委过于高岗这个“替死鬼”了。
不能否认高岗有错误，而且有严重的错误，正如他在四中全会上和座谈会上所作的检查和他的《我的反省》，并一再表示改正错误的态度。
被认为高岗的检查不深刻，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替人委过的检讨也是很难的，犹如薄一波在财经会议上的检讨，两次检查也过不了关，要叫作三次检查被薄拒绝。客观地说，薄一波在财经工作中有错误，有责任，不可否认。但是，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刘少奇，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财委主任兼党组书记陈云，他们都比薄的官大权大，有些事薄一波照他们指示办的，至少由他们同意办的，比如新税制的实行是经财委党组讨论、政务院会议通过颁发的，他们有着义不容辞的一定责任，末了一股脑儿推到薄一波一人身上，甚至把刘少奇的一些问题也压在薄一波的头上，批评薄一波影射刘少奇等，不是高岗一人，毛泽东也不例外，可以说他是主要的。所以说，替人委过是有极限的，超过一定极限要达到“深刻”，那才是不诚恳，而是欺骗。薄一波拒绝深刻检查是理所当然的，再要深刻不是把“后台”挖出来了吗？
饶漱石抓住安子文不放也不是企想挖出两组名单“后台”吗？高岗作了几次检查，认为不深刻，再能说什么？再要深刻不就深刻到“后台”那里去了吗？性格刚烈的高岗替人委过，怎么能检讨深刻呢？一方面主观上不愿意深刻，另方面客观上不好深挖，他从毛泽东那里打听来一些信息，和陈云等“酝酿”、“交换意见”且取得共识，认为毛泽东不好出面，把事情办成，以事实向毛泽东是最好的“汇报”，致未向毛通气。硬要说他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再要叫他深挖历史、思想、组织根源，不就深到代表党的毛泽东哪里去了吗？正是邓小平后来说的：“老人家也有责任”，高岗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这正是抓住高岗不放，“杀鸡警猴”，打在高的身上，痛在毛的心上。还射击“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高饶集团”的“领袖”彭德怀等将领。用陈云的话说：“打驴警骡子”。但是，高岗宁死也不敢挖到他一贯尊崇的领袖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对高岗的方针，应该说经过几次检讨，搞得差不多了，高岗自己承认犯了错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中指示：“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侯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无疑是指高岗说的。刘少奇有点太过分的地方，就是欲置高岗于死地而后快。急欲除掉这个心中“最大的威胁”。在四中全会打倒高岗目的未达到，全会闭幕后，认为高岗检讨不深刻为借口，又召开名为座谈会，实为整治斗争高岗。这是陈云在四中全会前出的“两路夹攻”的点子，陈、邓是告发人，惟恐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2月中旬一天，陈云来到东交民巷和高岗谈话，劝高岗承认错误。高岗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刘少奇不满意的话，怎么都推在我一人头上。陈说：你先承认下来，等毛主席气消了后，看形势发展再说。高说：我没野心，没反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只不想让少奇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你最清楚。反对少奇不是我一个人，你是主要的，你心里最清楚，你叫王鹤寿给我送材料，你派人从北京给我送刘在天津讲话，你说：“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讲的，你忘了吗？现在你叫我承认，你自己推得干干净净……陈说：刘已经作了检讨，应不该揪住不放……他俩彻底决裂，吵得面红耳赤。高岗竟连声说：“主席说你是鹰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陈云走时，高岗没去送，是李力群和赵家梁送陈下楼走的。又一次显现了不识趣的高岗世故浅，莽撞、粗犷、幼稚、高傲的表现。陈、高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的搭档“堡垒”内部决裂。这正是有两句名言说的：相处容易，决裂坚决，相处越深，决裂越残。
2月15日，座谈会开始，参加部分中央委员和东北、西北部分高干，由周恩来主持，揭批高岗的问题。同时，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华东高干会，揭批饶漱石的问题。
高岗本来就对座谈会有抵触情绪，已在刘少奇面前和集体谈话时及四中全会上已作过三次检讨，承认了他的错误，他对旨在针对他自己的“决议”也表示完全拥护，又接受了四十多人未点名的批评、教育，每个发言者，以拥护“决议”为穿靴戴帽开场白，其主要内容是针对高饶问题讲的，还不过瘾，一再认为高岗检讨不深刻，不“等候”他的觉悟，变个戏法，要开什么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突然让高岗作第四次检讨，他又一次检查自己犯了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居功高傲等错误，对一些问题作了说明，把自己和少奇同志不同观点给别人讲过，把一些错误看成系统的错误，对一些干部缺乏分析。这样发展下去不利于团结，就会有分裂党的后果。但是，这个后果发展下去才会形成，不是现在就分裂了。有些是“客观原因形成的，不是主观故意的。”他所说的“客观原因”，是指刘少奇有错误才反对的，还有不少人对刘少奇有意见，也含有毛泽东支持之意。总之，他认识到发展下去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说了些违心的话。
刘少奇让周恩来把高岗所谓“反党篡权”的材料和此前检讨材料转告会议，并介绍了高岗反党、分裂党、篡夺最高权力的活动情况。会议搞突然袭击，不给高岗说明的机会，会议一边倒。陈云首先发言揭发批判，一口咬住高岗要篡党夺权，要当中央副主席，拉拢他说：“你一个，我一个。”把他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主意，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高岗反驳时，周恩来严辞不准高岗说话。接着，群起而攻之，与财经会上的薄一波一样，高岗成了众矢之的。刘亚楼说，高岗与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把中央领导内部事告诉苏联人，高岗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陈正人把他在杭州对高岗讲的不满刘少奇的话，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去年7月财经会上批薄一波的作法，现在轮回兑现在高岗身上。
与会者极严厉批判了高岗搞阴谋诡计，拱倒刘少奇，反对周恩来，反党，分裂党中央，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乱扣大帽子，无限上纲，把他传播毛泽东的一些话加在他头上批。高岗传播别人的话也加在他身上。高岗本来善讲，头脑敏捷，起初还不示弱，作了些辩解。当有人说他反党，要交待思想根源和反党目的，高岗反唇回驳，我没有反党，对刘少奇有意见，我不认为是反党，我没反对周恩来同志。我就是对少奇同志有意见，靠他掌舵我不放心。反对少奇本人就是反党？我不这么认为，少奇不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当有人批他挑拨中苏关系时，高岗说，我没有挑拨中苏关系，只和他们争取经济援助的，有翻译在场，是毛主席、党中央叫搞的。当有人说他继续坚持反党，不是什么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是搞地下活动，是搞分裂党中央，推翻党中央的问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问题。高岗说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问题发展下去，会形成这样的后果，但不是现在就有了。那你们这样搞对吗？符合四中全会精神吗？符合毛主席的方针吗？符合“决议”原则吗？这不是往死里整人吗？在揭发男女作风时，高岗说有这个事，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有人揭发所谓“军党论”，高岗说：我不认为是军党论，“枪杆创造党”是毛主席讲过的。有人说还继续“打毛主席的旗号”，高岗说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旗帜，不打毛主席的旗打谁的？当有人说想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高岗说我没有，也没那个本事。
周恩来严厉制止高岗辩解、说明的情况下，高怒气冲冲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愤怒的双眼盯着地板，任由多张嘴、无限上纲上线，屎盆尿盆、污水泼向他身上。
高岗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反对某个人，不等于反党。正如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会上说：“我们动不动就给自己的同志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其实，人家只对某一个具体领导有意见。反对某个人，怎么能就是反党？你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这是符合党章精神的。但是，高岗反对刘少奇，定性反党是否符合这一观点？
“朋友本是林中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最反感的是原来和他私交深的“战友”，甚至曾给他“启发”、“出谋”的人，被刘少奇他们收买、同化了，为保自己赎“罪”，将自己曾对高岗说的话嫁祸于高岗。实际上高岗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质问时他以横眉冷对，批判时他以旁若无人。批判发言时，什么“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阴谋家”、什么“李国焘”、“王国焘”、贝利亚等词语不离咀，大帽满天飞。毛主席的指示和四中全会决议墨迹未干，他自己几次检讨，一幕幕在脑子里过电影，历历眼前，他对这些得理不饶人的做法，越想越愤怒。
16日，高岗回到家，拉着李力群的手说：“我完了！”哪里是对同志的帮助，是有意陷害，是进行攻击，有些事是“莫须有”的，根本不是事实。尤其是陈云颠倒黑白，有些话是他说的，栽到我头上。“毛主席每次与我谈话，我回来都给他讲了，和他交换意见。”如主席讲：少奇同志对他帮助不大，还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少奇爱迎来送往，将来可当议长，接待来往宾友的事。他说：他要退到二线，退到二线后谁来主持中央工作，你们是否可以轮流主持，也可以多设几个副主席。这些话，我都对陈云讲了，他当时说：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轮流。他还说：有些事，有些话，你可以先说和先做，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对你很器重的。现在他在会议上竟然说：“你一个，我一个”是我说的。我要在会上说明情况，周总理不准我说明，还有什么真理可谈。1935年郭洪涛、朱理智把我和刘志丹抓起来要杀，说我们是右倾反革命分子。毛主席到陕北说：“刀下留人”，救了我们，把刘志丹和我放出来。以后把我下放到内蒙伊克昭盟最艰苦的地方去开展工作。刘志丹被派去东征，打仗牺牲了……我想想这一生，出生入死为革命，多次受伤，死里逃生，我现在竟然落到这个地步，活着有什么意思，等等。
李力群听了这些话，思想很紧张，深怕高岗出事，把高岗情绪不好和他个性强的情况，及时告诉赵家梁、董文彬和警卫长白俊杰，请他们千万注意高的状况，防止意外。
其时的高岗，思想情绪沉闷到临界点。当日晚上一夜没睡觉，不知写什么(事后知道给毛、周写信)。17日早饭后，高岗打发李力群去习仲勋家探问消息。李走后，他叫秘书拿酒来，烟酒不离口，苦苦思索着什么？
秘书给高岗安慰，劝说不要喝了，下午还要开会。高岗说开什么鸟会，还不是批判斗争嘛。他喊冤叫屈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没有篡权，我不是野心家，阴谋家，“老天爷知道”。张秀山、马明方等来看望、安慰，高岗什么也不说，都被支使出去。最后把身边工作人员差遣出去，卫士长白俊杰和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计委机要处，让赵家梁去计委找安志文帮助他起草发言稿，高身边只留卫士矫洪良及勤杂服务员。
李力群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对习仲勋说：高岗昨天开完会回来后，情绪很坏，说他活不下去了，一夜没睡，座谈会是怎么回事？习仲勋听后，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对着高岗，“从来没见总理这样过”。陈云发言，把他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主意，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高岗要说明，总理不准高岗讲话。刘亚楼说，高岗和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告诉苏联人。陈正人说，在杭州高岗对他说了许多不满刘少奇的坏话，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的意见，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组织部副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习仲勋说：这次对待高岗好像1935年朱理智、郭洪涛把我们抓起来要杀掉的样子，不知道还要整谁？要死就死在一起。不像是对待同志式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都是扣大帽子，高岗个性太刚烈，怎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还说，过去，他对老高讲，不要太相信安志文和陈云，小安志文和大安子文总是亲兄弟，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刘少奇。他把安志文从东北带来，提拔为计委委员。过去，张秀山出差新疆，回到西安，嘴巴不牢，乱说，他说过张秀山。老高不听劝说，把陈云当圣人，什么话都对陈云说。这下好了，人家都不得不站出来说他(高)说的，有理无处讲。他要到杭州见主席，主席不让他去，刘少奇让他过关吗？邓小平对他印象不好，主席对他器重，当国家计委主席，小平有看法，总理在这里能说什么。习仲勋让李马上回去，以免高岗发生意外。
李力群和工作人员都被高岗支使出去，他将已写好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信交给小张转机要通讯员，并嘱马上送出去，不要交秘书了。一封是交刘少奇转给毛泽东的封口信，大信封里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信的大意是：你大概不会想到，我追随你20多年，今天会走上这样的结局。我喜欢生活，但我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归宿。因为我们党内没有能容纳我生活的空间了，我只求得对子女给予关照，他们是无辜的，必要时将他们送回陕北劳动。信中承认毛主席和他私下谈话的一些内容，对陈云说过，两组名单对林彪、罗荣桓和陈云说过，并提到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他一个人，陈云、林彪、彭德怀、徐海东、刘亚楼、张鼎承、黄克诚、罗瑞卿、王鹤寿、何凯丰、陶铸、陈正人等都对刘少奇有意见。“你一个，我一个”是陈云对他讲的，陈云还说：“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彭德怀、林彪等对他说的话等等，不承认他反党、反毛主席、分裂党和篡党夺权的“莫须有”的罪名。他就是不满刘少奇，要把他拉下来接班人位置。
另一封是给周恩来的托孤信(不封口)，要求周恩来对他的子女予以关照。李力群虽然跟他结婚十来年，她还年轻，(注：当时34岁)，他走后她可能改嫁，只担心幼小的孩子们受罪，请周总理能看在他一生为革命流血流汗，念我们多年一块工作的情分日后照顾，他的几个孩子是无辜的，必要时送回陕北老家劳动。
高岗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看到警卫员矫洪良腰别手枪(矫是从东北带来的老卫士)，高将枪要来装入裤兜里回到房里。矫洪良的枪被高拿去后即向卫士长白俊杰打电话，白俊杰在计委副主席贾拓夫办公室找到赵家梁，两人赶回东交民巷。贾拓夫给值班室打电话：你们要小心，设法把枪要回来，千万不要出意外。此时，李力群忧心忡忡，离开习仲勋家回到家里，矫洪良对李说：他的枪被首长要去了。李力群急忙跑上楼，在一个平时没人去的库房里找到高岗，见门的拉手上栓一条绳子，高手里捏着绳头，躲在门圪捞里。李强装笑脸说：“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顺手把高拉回到小餐厅里坐在椅子上，把习仲勋对她讲的一些话告诉高岗。高岗似听非听，又让李力群去找师哲，看他那里情况怎样？
赵家梁回来后，信还未送出去，赵和机要通讯员王兴悦看了信的内容，高岗把服务员打发下来，说首长叫把信追回来。实际是高支开小张，并非追回信，机要通讯员骑摩托车出去，他知道追不回来的。赵家梁等看信后更紧张，他和白俊杰、董文彬等上楼，高毅和妻子宋丽达、李力群都在餐室。赵家梁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你绝不能这样做呀！高岗说：“不啦、不啦！”让董文彬、李力群把信烧了吧。
高岗深思一会儿后，从裤兜里抓枪在手，打开保险，枪口指向太阳穴举起时，在跟前的高毅朝父亲右肘猛一托，“叭”一声枪响，子弹顺耳边射出打人房墙！高毅又猛击一掌将手枪打落在地，几人即动手和高岗抱成一团，在地上抢枪，把赵秘书的手也擦烂了，鲜血直流。枪被夺回，白俊杰把枪装入衣兜。在抢枪时，赵家梁在情急时说：“快打电话。”几个人将高岗拖在凳子上，卡住脚手，高岗涨红着脸，还在挣扎，叫喊着：“别管我，让我死！让我死！”他掉着眼泪，喃喃地说：“冤枉！冤枉！我为革命出生入死搞了多少年，末了落个反党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下场，还有什么活法……”
这时，安志文来了，他进门一看，说：“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大家把枪击事说了一遍。安志文对高岗说：“你怎么搞的嘛！”遂交待：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高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不能参加？高岗说：身体不舒服，请假。
安志文、赵家梁下楼商量，认为这件事不能隐瞒，要向中央报告。
高岗枪杀未遂的事件，下午三点左右，由赵家梁、安志文去向主持“座谈会”的周恩来汇报。
赵家梁汇报中，周恩来出去到隔壁会议室叫来正在开座谈会的习仲勋、彭德怀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几个领导人坐定后，周恩来说：今天早上，高岗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赵家梁就事情发生的经过从头较详细作了汇报。汇报完，周恩来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他自己留下和赵、安继续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要站在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汇报，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他还交待：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经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叮..嘱：高岗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要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他。要注意高岗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报告他。你们两个和张秀山都住在楼上。要赵家梁尽快把烧了的信内容写出来，交给中央。之后，周恩来多次打电话向赵家梁询问高岗的情况。并指出：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要用猛药来治，要对他实行管教。人员不够，中央会调来人。张秀山、安志文和赵家梁在高岗的楼上住，李力群和高老虎(高毅)也不要离开。
当天晚间，公安部派来李树槐处长和赵光华等6个科级警卫干部驻进东交民巷8号大院，负责警卫工作。
枪击事件，当天下午由周恩来即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打来电话指示，周恩来让赵家梁向高岗传达，大意是：错误严重，不能错上加错，他不能用这种办法威胁我，希望他不要走这条路，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当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别召开会议，周恩来通报了高岗自杀未遂的过程。有人说，他根本不想死。有人说，把枪给他，他敢向自己开枪，承认他是“好汉”。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实行隔离审查处理措施，并对高岗监控管理教育(实际软禁)，由赵家梁、李树槐(朱德卫士长，公安部处长)、董文彬组成“管教”小组，赵家梁任组长，李树槐为副组长，后来增补安志文、李力群为组员，李树槐调走后，由赵光华为副组长。
傍晚，中央派习仲勋、马文瑞、马明方、张秀山、贺晋年等来到东交民巷，由习仲勋代表中央给高岗谈话，他说：我们代表中央来跟你谈判，你的错误极其严重，今天发生的事，你错上加错，你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再不能错上加错。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要好好休息，不去参加会议，准备进行检查反省。习仲勋宣布：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理教育，由赵家梁负责，以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他过去是你的秘书，今后你都要听他的管教。至于生活待遇，一切照旧。
高岗泪流满面，极低沉地表示：我不再错上加错，一定听从党的决定。他对赵家梁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一定服从你的管教。
自此始高岗成了半囚徒。正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管教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任务就是周恩来、习仲勋交待的三条：让高岗为反省做准备；防止他杀人和自杀；防止外逃(东交民巷驻很多外国使馆)。
习仲勋宣布完即离去，张秀山按周恩来指示，住在高岗家里，一边参加座谈会，一边做高岗的思想工作，他将座谈会对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就是反党、反中央等揭发情况转达高岗，有些事高坚决不承认。高岗说：“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反党、反中央，他不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我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先看到名单没有向主席反映，又没有按毛主席交待办，没有想到扩散后的严重性，和陈云等人交谈时说出去了，闯下乱子。先看到名单没向主席反映，以为主席知道有问题，才让他看的。又没有按主席交待办，毛主席发现追查时，又没敢承认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最大错误。毛主席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强调党的团结是非常正确的，我对主席、对 515a." >党是忠心的，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念头。我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是路线上的分歧。”他说：“我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要我承认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篡党夺权、搞阴谋等罪名，至死也坚决不承认。”高岗和张秀山的谈话，管教组长赵家梁在场，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继续进行，高岗成了缺席审判的人。2月24日，令高岗到会作第五次检查，主要是骗枪自杀的错误。高岗承认自己一时想不通，认识糊涂，认为毁灭了自己，一了百了。他也承认对刘少奇的批评等问题，不同观点向别人讲过，把一些错误看成系统的错误，对一些干部的看法缺乏分析，爱听表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
25日，审判高岗的座谈会结束，没让高岗参加。周恩来在结束时作了总结性的发言，题目为《发言提纲》里系统地揭发、批判、分析了高岗的问题，将给尤金介绍的12条归纳为10个方面。
周恩来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他指出：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高岗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企图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为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高岗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自己的宗派活动，以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书记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诬蔑中央领导不赞成某同志担任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制造派别，破坏党内团结。说要提某为中央候补委员，某某同志政治局委员。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报喜不报忧，不愿检讨，受不得批评。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于中苏团结。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号，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心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
周恩来说，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外，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他指出：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他说，高岗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周恩来说：“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对于高岗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没有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周恩来的《发言提纲》由在杭州的毛泽东和胡乔木、陈伯达作了修改。毛泽东于2月28日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高岗自杀未遂实行管教后，中央对四野高级将领怀疑防范极严，罗荣桓的住处派军队监视多天。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10天前，毛泽东的批文中还有高岗的名字，自12月15日中央的小会后，邓小平去停车场时所交谈及和陈云争吵，自16日、17日邓、陈告状后，批文上再未出现高岗的名字。同年11月下旬，《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刊登高岗等和金日成谈判中国援助朝鲜的经济协定情况和毛泽东、高岗等和金日成签订协议的大幅照片，12月底发表高岗陪同苏联领导在鞍钢活动的消息外，再未见到高岗工作的情况。
3月初旬，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高级干部传达。之后，向全国党员干部传达。
高岗看到刘少奇向座谈会上转达的话和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后，他反复申辩不符合事实的有关内容，他申诉对“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军党论”、“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反对周总理”、“挑拨中苏关系”、“野心家”、“搞分裂”、“阴谋反党篡权”等罪名坚决不承认，不接受。他说我没有那个野心，没有驾驭全党全国的本事，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靠他掌舵不放心……
1954年3月初，毛泽东看到发自东京的合众社一则电讯揣测：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及继承人的可能性问题。电讯中对高岗评价说：“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的尊敬”，云云。毛对这则电讯很重视，遂批示：“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同志一阅。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合作的。”
东北地区由周恩来和罗瑞卿负责传达，随同去的有马洪，安志文。他们到沈阳摸了几天情况，找一些人谈话，因东北是高岗的第二个发迹的地区，高岗在东北地区的威望比西北还高，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解放后，他在东北工作期间抓住解放早，土地改革早，工业基础好，率先向外国开放，和苏联签订了多项经济协议等特殊优越条件，是中共政权首先打开海关局面，发展经济，确实办了许多得人心的好事，为党和国家、人民创造了福利，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对高岗的印象较深。周、罗在调查了解、谈话、发动的基础上，于3月下旬召开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历时一个月，揭批高岗在东北的问题。周恩来传达四中全会和座谈会精神和高饶反党篡权的问题后就返回北京，为参加日内瓦会议作准备，罗瑞卿名为以观察员始终参加高干会。会 8bae." >议在罗瑞卿的指导下，由林枫主持。高干会对高岗的错误进行批判和进一步揭发高岗在东北的“反党”活动、执行一条“错误路线”，例如企业实行“一长制”、使用“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重用“难领导”的干部，偏重“专家知识分子”，“坐在知识分子怀里”即所谓“派别性的干部政策”，提拔马洪等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等。最厉害、最多的是男女关系丑事，成了置高岗于死地的杀手锏。同时对“五虎上将”东北局第二书记、军区副政委张秀山，东北局第三书记张明远，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赵德尊和已调离的郭峰、马洪以及陈伯村、华明、韩天石等多人也进行揭发批判，把他们打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亦称以张秀山为首的“反党集团”，东北局和鞍山、大连等基本属“烂掉的班子”，凡是和高岗关系好些的人，都沾上了“高岗集团”和“五虎上将”张秀山为首的“反党集团”的腥，东北局主要领导除林枫外，基本全军覆没。宋平由周恩来(曾任周秘书)说话，王鹤寿有陈云说话过了关。
据陈伯村回忆说，东北局领导班子是中央安排的。高岗出事前(即52年)，安子文到东北听到有人说东北局是宗派班子的反映。刘少奇曾对他(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谈话时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而不是高岗拉去的。他让陈回去向大家讲清楚，东北局的领导来自不同地区，在战争年代从事不同的工作，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搞武装斗争的、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他们为东北解放战争、经济恢复、建设和抗美援朝胜利，各尽其责，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为党工作，并不是为高岗“个人工作”。他回东北局向领导传达了刘少奇的谈话。..高岗出事后，都成了高岗的宗派活动。
高岗出问题后，情况就变了，为着斗争高岗的需要，把为党工作的一批人打进和高岗一起搞“反党、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竟说，高岗离开东北后，张秀山、张明远等实际上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宗派领导，使林枫无法行使职权。可林枫在高干会上发言时说，他对这样严重情况“没有察觉”。其实，本来不存“无法行使职权”的问题，欲加之罪，昭然若揭。
高干会期间，罗瑞卿、林枫上北京汇报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宗派”，“东北局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中若干人，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纲领或口号就是“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张秀山说：这算什么“纲领”？纯属欲加之罪。
罗瑞卿和张秀山谈话时说：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张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意见不是反党。罗瑞卿问张秀山：“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张说：我建议你核实一下这件事过程。
4月24日，东北高干会结束时，罗瑞卿作总结发言里说：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高岗的这种活动最早是在1949年就开始了。按高岗所制定并为若干人同意了的反党政纲到处进行反党宣传，这样一些人不叫反党宗派亦即反党小集团，那么又应叫什么呢？
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四中全会和讨论高饶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四中全会决议和刘少奇的报告是“我党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与会同志对于高岗阴谋分裂党以图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罪恶及饶漱石参与高岗阴谋活动的反党罪行，表示深恶痛绝，极为愤慨；并认为党中央及时地揭发和坚决的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活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表示决心彻底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一切恶劣影响，并以实际工作来补偿由于这种恶劣影响所给予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损失……”决议认为高岗的罪恶活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高岗业已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他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野心和阴谋的障碍，便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领导实行卑鄙的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达到他推翻中央的领导，实行篡党、篡军、篡政，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目的。”这一切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和腐蚀党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阔道路。”
会议通过了撤销张秀山等5人职务的建议，原文为：“东北局转报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干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五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在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
对这五人的处分，没有具体事实、处分结论、组织审查、组织谈话，没有听取个人申述，只凭东北局一纸报告，中央政治局迅速于4月28日批准。东北局改组，林枫任东北局书记。
东北地区在贯彻“决议”中有抵触情绪，党员、干部认为决议里有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不符合事实，互相矛盾的问题。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工人、农民等群众意见更大，他们说没有高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成就从那里来，冤枉了高岗，他把什么“破坏”了？有什么“重大损失”？东北的先进事实在那里摆着，毛主席也表扬高岗，表扬东北局，有错误就将一生为革命事业的心血一笔“勾销”，扫地无余，这是什么“实事求是作风”？“要看他的全部历史，不能看一时一事”，“一世英雄，付之东流”。“高岗犯什么错误可能，反党、反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不可能。”
当时，在东北干部中引起忧悒不安，私下议论高岗跟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按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怎么会可能反党呢？他的许多讲话、报告、文章，党中央、毛主席批转全党全国机关干部学习，报纸、刊物登载、电台广播。《荣誉是属于谁的》讲得很好，作为整党学习文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他是怎么反党的？有什么事实？怎么会是反党野心家呢？1949年就开始反党，还让他当副主席？或许高岗反党、反中央，那是他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反党小集团，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不少人对高岗反党集团、反中央、反毛主席持怀疑。事实上，有些人被打成追随高岗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所谓“成员”、“爪牙”连怎么回事都不清楚，过去接受高岗的领导是属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怎么成了跟上高岗反党呢。
西北地区传达高饶反党问题后，有人说：揽工小子出身的高岗为穷人翻身，赴汤蹈火，九死一生，跟共产党闹革命，怎么会反党呢？这又像似陕北错误肃反，把刘志丹、高岗打成反革命，延安挽救运动中把揽工汉、童养媳当成“特务”、“反革命”抓起来的做法重演。有人说：被南方人排挤下去了。据有关资料说，高饶事件牵扯进去处级以上干部千余人(当时处级相当现在司级)，将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联盟”的成员、爪牙，采取专政手段，分别隔离审查、威逼利诱、撤职查办、开除党籍、降职降级、无所不用其极。
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打倒高岗不是偶然的，是要打所谓“西北山头”(康生语)。
建国初期，以《荣誉属于谁》为片名拍摄一部电影，中宣部各部长、处长都认为很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是，最高层领导都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主管文学艺术副部长周扬回到部里和众秀才揣摩都不理解，摸不着缘由，不知如何是好？后来，高岗出事才明白，因为片名用了和高岗文章的标题相似，只少一个“的”字。这就说明高层领导心目中对高岗问题已经有谱，当时不可能告诉周扬的。高岗出问题后，周扬很后怕，多亏周扬觉得不对劲，没有怎么宣传该电影，逃过这一劫。后来，《刘志丹》小说送周扬审阅，他认为很好，可以出版，还可以拍电影。“劫数难逃”，批判《刘志丹》和“习贾刘集团”时，把周扬牵扯进去。
建国后从高饶事件创造的先河新例始，乃至此后多次政治运动斗争，和那句“莫须有”著名词一拼合，何其相似，要整人实在不需要找多少证据、理由，随便捏造“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分裂党”、“篡党、篡政、篡军”、“野心家、阴谋家”、“资产阶级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像个帽子公司有大帽子一摞，对谁一不如意，不要讨价还价就强制给戴上，进行残酷斗争，以念紧箍咒立威，以整人树权。硬把人整死，还要给戴上一顶“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帽子。
1954年3、4月间，为配合揭批高饶的“罪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五年计划领导小组组长易人(由陈云担任)的消息和《提高革命警惕》、《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反对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为题的社论。社论指出：国内外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和人民的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已不可能和很少用公开面目来进行破坏党，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必然是采取两面手段，“躲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伪装起来，偷偷摸摸地进行”。社论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粉碎敌人破坏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图破坏党分裂党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
高岗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打进“反革命分子”的范围，压力更加沉重。
二、“星辰”陨落紫禁城
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高岗听了习仲勋代表组织谈判和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思想情绪逐步稍许平静下来，他还把一线希望寄予毛泽东搭救，在沉闷的软禁空间中度过了半年。开始时，万簌俱寂，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他躺在床上睁着一双眼睛，苦苦地思索着，想着该怎么“反省？”他扪心自问，回顾了那些似乎不大遥远的往事，诸如西北、东北和到京后毛泽东与他谈话，也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座谈会上斗争的场面。来到北京后一年多来的高岗和现在的高岗，截然是两个环境、两个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干练领导”，突然成了“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反复思考了自己的言行，在哪些方面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有些事情没有向毛主席具体汇报，没按毛主席交待办，这种做法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好的，不是现在就有了损失。他认为在几次检讨已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深刻，就是没承认反党、反中央、推翻党中央、其他错误都检讨了，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批判渐渐升级，招来更加激烈、更加严厉批判的言辞，“莫须有”的罪名在脑际回荡，又不让说明、申述，似有不打倒而不后快，刘少奇这一关是过不了的。再作深刻检查，如何检查呢？高岗一贯是批评别人的人，今天自己接受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是很难承受的。要再深刻还能说些什么呢？难道能说是毛主席是怎么对自己讲的？能说要打倒刘少奇，打倒毛泽东，自己来当领袖吗？对党如何反对或者充满敌意吗？要为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吗？这些不是他心里想的不会说，也不能说，更不敢说，不能捏造假话上纲。反对刘少奇的错误观点，是维护毛泽东的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毛主席叫看的，却变成了“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党夺权”，把这些“莫须有”的陷害、攻击作为事实承认吗？他一贯能吃能喝、能说能笑、争强好胜、爱动爱玩的习惯，在管教期间丧失殆尽，政治和威信扫地，可谓处在身败名裂的境地。但是，开枪自杀未遂，绝路中逢生后，他有活下去的念头。他知道自己的错误与毛泽东分不开，毛泽东最清楚犯错误的根源。
高岗软禁之后，从1954年3月初开始，一方面加强党性学习，阅读党章，一方面认真反省他一生旅途和错误，准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反省中，有时情绪平静，跟管教人员一块下象棋，打扑克，看电影、画报、报刊等，情绪比较好些了。
赵家梁早在东北未任高岗的秘书前，两人常在一起奕棋，后来当了秘书时，高岗说：“哦，你就是赵家梁啊，认识早了，你的棋下得好。”揭批和软禁高岗期间，对外保守机密很严，社会上没有什么风声。他们经常调国内外电影片子看，片库管理人员听说东交民巷8号调片，随便选调。
在毛泽东“重新做人”的指教和党性学习及管教组的帮助下，高岗打消了死的念头，较深刻反省错误，有的自己执笔写，有的他说让秘书记录，花了很长时间，每天的活动除了少许玩耍象棋、扑克外，就是写检查交待。他本着周恩来在第一次集体谈话指出的“严于解剖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精神，将他自参加革命活动和革命工作以来，对思想上、政治上、觉悟上、作风上、世界观上和从产生错误的根源，特别是对自己的缺乏组织纪律性、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唯我独尊、骄傲自满、男女作风、听不进别人的批评和开枪自杀等错误作了全面反省。据秘书讲，高岗的反省是深刻的。为了争取领导的原谅，消除对立情绪，企想度过这一关，在《我的反省》中，被迫写了些自我无限上纲、上线的违心的话。“反省”最后由秘书归整出来，高岗又仔细斟酌、推敲、增删，让秘书送交习仲勋阅看后，他半夜没睡觉，苦思冥想良久，自言自语：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吗？路线之争、建国方略之争、社会制度之争，靠刘少奇掌舵不放心，毛主席也不放心，挪动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就是反党，分裂党中央？毛主席说过要“挪挪”刘少奇的位置，说他爱迎来送往，叫他搞议会去，这又作何解释？毛主席也戏言吗？想了很久很久后对秘书说：就按他们(指刘、周、邓、陈等)说的写，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最后，他违心的叫秘书写上：“想把刘少奇拉下台，使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助手。”
其实，他本来就是中央党政军领导之一，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已经是毛主席抓经济工作的助手。
高岗的《我的反省》于4月29日送交中央。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内，希望、催促、忍耐、等待中央来人谈话、处置。烦躁时和工作人员下棋、玩扑克，屋子里踱步、发呆，回忆20多年来沧桑岁月里的往事，揽工放羊，闹学潮砸县衙，发动灾民吃大户粮，创建红军、风风火火开辟陕甘苏区；1935年被郭洪涛、朱理智、聂洪钧、戴季英等抓起来坐牢，毛主席来了救出监狱；三边、伊盟和蒙人交朋友，解决民族间纠纷；保安县保卫中央机关中险些送命；建设陕甘宁边区和创建东北根据地，扩军建政，解放东北，为全国解放，一心一意；建设新东北，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制定全国五年计划没明没夜，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想方设法，和毛泽东亲密交谈，情投意合，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配合默契，心情舒畅。一件件，一桩桩，历历在目，萦回脑际，和秘书交谈上述往事，他说内蒙工作期间，大姑娘、小寡妇，把作风混坏了。当回想到近来情景和陈云、彭德怀、林彪等交谈，四中全会、座谈会等，一幕幕在脑子里过电影，心寒意冷，前途茫然困惑，但仍抱一线希望，毛主席进城后不会变吧，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会消除误解，明察秋毫，不会完全抛弃他的。
他的反省送中央后，盼星星、盼月亮，幻想像35年陕北肃反中，盼得毛泽东来了松了绑，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重见太阳。他托管教组多次催促中央，等待中央来人谈话，了断他的问题，急燥、忍耐、希望、羞辱溶合一起，心里流血，眼水望干，渺无音信。
周恩来是高岗专案组的负责人，他在座谈会上讲话中规定“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实际上是要“管教”到首届人代会国家机构、人员定之后。
后来，高岗获悉东北局高干会继续揭发了他的问题，并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陈伯村、华明等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后，高岗的情绪日趋恶化，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时不时地自言自语说：怎么能这样，他们对东北局的路线、政策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对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抗美援朝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功的。他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不是为我高某，是为党工作啊。我那两篇文章(即《荣誉是属于谁的》、《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党内在右倾思想》)就是和马洪等研究起草的，毛主席批给很多人看过，还指示中央有关报刊发表，让全国学习；由东北带动搞起了“三反”、“五反”。他们这些同志是冤枉的，我死了也对不起这些同志。有关对刘少奇的议论和意见，到家里来和我说得最多的是何凯丰、王鹤寿等人，安志文也知道这些情况。赵家梁插话说：安志文跟总理去东北参加高干会的路上将情况都给总理说了，他没事了，连会也没怎么参加。宋平、王鹤寿是周恩来、陈云说话过关了。马洪承认他自觉反党。
安志文在陕甘宁边区高岗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跟高岗到东北，高岗到中央又把安带回来并建议任计委专职委员，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有人说高岗把安志文提拔到计委专职委员，是为讨好他哥哥安子文的。安志文经常去高岗家，高岗出事后，安志文住在高岗家，做高岗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争吵起来，高岗把桌子都推翻，茶杯子甩在地上。
张秀山曾参加创造西北红军、革命根据地和建设工作，是首先率干部团进入东北；张明远在榆林师范学校教书时，高岗带到延安，后长期在冀东做党的地下工作。赵德尊、郭峰曾担任黑龙江、辽西省委书记，调东北局任部长是正常的，马洪有能力，懂经济，提拔是应该的。高岗曾说过这几个同志，有能力，政治强，懂经济，是年轻的“优秀干部”，作为“培养对象”，怎么算是宗派集团？其实是为高岗问题座谈会呼应，给高岗罗织罪状而设置的。后来，周恩来对王震说：“东北高干会没有开好。”
1953年春，高岗出席的中央人民政府第20次委员会上，讨论了召开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普遍进行选举工作。至54年8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政府、领导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决定在9月份召开首届全国人代会，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高岗原先把毛泽东挽救自己的命运的希望和全国人代会联系在一起，抱一线希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开，他的政治生命就会明朗化。
高岗的“反省”材料送中央已经几个月，没人理睬，管教组多次向高岗专案组长周恩来汇报情况，请求中央来人谈话，后来周恩来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高岗专案由邓小平、杨尚昆负责，他们没有过问，既没来人，也未回音，犹如石沉大海，看来连他要求回陕北劳动也不能如愿。
高岗担任的一切职务除五年计划组长外均未免除。从7月1日起，《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陆续发表各地区人代会情况，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名单。高岗十分关心此事，他认真的听广播，仔细翻看报纸。他看到华东地区代表没有饶漱石、向明等的名字，东北地区大部主要领导人也未当选代表，他才意识到这些人受到了他的株连，他对工作人员和李力群说：我连累了他们，以后见到这些人，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对不起他们。他心里很不安，心情更加恶化，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自毁的念头重新萌发。
在此期间，李力群被杨尚昆召进中南海谈一次话。当时，李力群正怀孕显现妊娠症状。杨问她：你身体怎么样？李说：身体不方便，感到很累。“你怀孕了？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你要离开高岗。”李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李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杨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
李力群听了杨尚昆说要把高岗换到“公主坟”，自我预感到不祥的凶兆。随即，杨尚昆派中央保健室医生力伯畏陪李力群到协和医院检查，是不是怀孕，能不能做手术？经妇产科大夫林巧稚检查后对李说：你生孩子多，不能做人流了。要好好休养，生的时候，我亲自给你接生。
李力群回到家，难过到极限，觉得他们要对高岗下最后毒手，被关牢或者枪毙。赵家梁问她：杨尚昆找你谈了些什么？李说杨尚昆叫我把孩子打掉。赵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住在一起了。李力群说：我们是合法夫妻，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能一起住！高岗现在处境这样危难，还有几个孩子，我怎么能提出离开他呢？
李力群回忆说，她心里想来想去，这是生离死别啊！不知怎么对高岗说还是不法。当天晚上，李力群将杨尚昆的谈话告诉高岗。高岗听后显露出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说：“我是冤枉了。不是坐牢就是被杀掉。”35年被关进监牢，毛主席再迟几天到陕北，我和刘志丹就被朱理智等活埋了，这次毛主席不出来搭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他还对党和毛主席抱有希望。他说：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你，生了几个孩子。“有一天你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给我说清楚”。“我受别人的暗算了，这次陷害是有准备的，很突然，已经做成了局面，主席也很为难，很可能出现35年被朱理智、郭洪涛整肃那样的事情。我万一有不测，你千万不离开我们的孩子，抚养孩子成人，什么也不要说。将来生活困难，可以带孩子回陕北，那里人民不会忘记我和刘志丹的。”
在此前后，高岗正处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口，有死的打算。他的思想负担非常沉重，斗争也异常激烈，脸色非常难看，情绪极度烦燥，彻夜不眠，饮食不进。不分白天晚上念叨：张明远、张秀山、马洪、赵德尊、郭峰等是冤枉的，怎么能说他们是我的集团成员呢？习仲勋曾劝告和提醒我说，安志文在你那里是有任务的，是受人指使的……我不听习的话，现在才明白了，他们怎能这样做呢？高岗说：这些情况，毛主席能知道吗？谁能给毛主席讲真情况呢？因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怎么能对得起他们，不如死了算了，我死了，也对不起这些同志，他们是为党工作的。
高岗自管教后，睡眠不好，要管教人员给他弄安眠药吃。李力群深怕高岗出事，她把这些话告诉赵家梁、安志文等，并提醒他们千万注意，你们最好不能给他药，给安眠药会……安志文说：你不知道他这人吗？不给不行嘛，他硬要，说他睡不着觉，吃不进饭，会把身体折磨垮的。再说他心肠大，不会再干蠢事了。赵家梁说，他不会再死的，他只是对你说说，怕你与他离婚走了。据赵家梁说，管教组也注意了防范，每次吃药按医嘱，定量定时给药，并在跟前看着咽下去才离开。这期间，高岗常和管教、警卫人员玩扑克，谁也没想到他还会再次自杀。
高岗认为自己从辉煌顶端掉进谷底，还牵连了大批为党工作的同志。与其被人折磨、屈辱、耻笑活着或者关牢、杀头，不如来过快刑死了，已决心为自毁做了准备，将噙在口里的药喘到舌根底下，喝水时佯装咽下去，待管教人员离开又吐出来，集攒下来作为自毁的“武器”。他的叉裤旧了，让勤务员买了一条新的裤头准备死时换用，谁也没意识到他为死做准备。
东北地区、北京地区和解放军的人大代表公布，他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东北一把手，军委副主席、计委主席，这三个区域都可选，他看到没有“高岗”的名字，对毛泽东的希望破灭，思想情绪更坏，坐卧不安，精神恍惚。他记得“七大”时大家都不同意王明进中央委员会，是毛主席出面说服大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建国时任命为中央的部长。多次要求中央来人谈话未果，一连数天的关注破灭了。原来希冀毛泽东会念旧情知遇之恩，在国家新的领导班子瞎好安个位子也无望了。一个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连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资格也没有，感到彻说，觉得高岗给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有个公正的说底的完蛋了、绝望了，被毛泽东完全抛弃了，自裁铁了心。他内心有一种无名火燃烧着，冤枉、委曲、悲伤、痛心裂肝，他走出屋外仰天看地，星光隐去，月落西山，走完了它们的路程，黑沉沉的天空像凝固一样，神秘莫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容纳自己的栖身之地和空间。他是农民的儿子，黑暗的旧社会把他逼上了革命道路，跟毛泽东共产党，东打西战夺取了江山，舍生忘死，始终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建设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半生多经历使他深信，毛泽东和党的曲折最终会公正地裁判。没想到毛泽东倒向刘少奇，将自己抛出去，反成了反党篡权头子。
他是成立共和国时的代行人民代表会职能的政协全委会上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多么风光，而这次人代大会他自己必然像“座谈会”一样作为批斗的对象，捋掉披挂一身的桂冠，荣辱交加，对性格刚烈的高岗来说，反差太大了。这种种精神的压力，诬陷，耻辱溶合一起，远比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物质困难的压力大过多少倍，英雄落难的屈辱，不杀不放，“长期管教”，活活折磨，无异等于慢性自杀。
杨芝芳说：他从19岁开始闹学潮、拉杆子造反起，多次险些丧命，死里逃生。他脚腕上的伤疤，是1932年安条岭遭敌伏击战中，敌人的子弹给他留下的仇恨和纪念。赤膊上阵战劳山中，子弹擦身而过划破一层皮，保安县反动分子暗算他，绥蒙披着哥老会外衣的日特分子谋杀他、哈尔滨反革命分子冲杀他，都未得逞；指挥东北剿匪，打土豪，分土地，协助林彪指挥作战，保障后勤，死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他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绝望了，毛泽东不出来搭救，和高岗关系最好、私交最深的陈云陷害，积极支持他的彭德怀、林彪不出来说句公道话。人生旅途走尽了，戴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野心家”帽子，活下去没什么意义了。人在承受巨大枉加的精神压力时，眼前一片黑暗，被这种压力所刺激，无期等待折磨，是最容易产生轻生念头的，只能把死当成唯一的解脱。作为一个性格刚烈，身经沙场的高岗来说，勇气是应具备的品质，生比死更需要勇气，谁又能不死呢？
现在，国民党打倒了，新中国建立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硬逼他承认“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莫须有”罪名，实在生不如死，民不畏死无奈以死抗争，不比屈服侮辱而苟活差。人生在世，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欢乐与苦恼、生与死，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活着的人谁不愿意活而愿意死？可是谁又能不死？但是，他的信仰将永存，自信共产党的事业将永存。毛泽东进城后的这种做法会带来灾难的，他迟早会明白自己是忠于他的，忠于党的事业的。他去死似有出于信念和理想，出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以他的死来抗议，震惊国人，来唤醒毛泽东的良知。
无论如何，这个以自杀走向死亡的人，绝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也是要有勇气的，只有一死，一切烦恼和屈辱就会结束。他的肉体对死并无恐惧，九死一生本来就是他的本色。第一次开枪自杀，阎王薄上未报到，苟活了半年，反省、要求，如泥牛人海，忍耐、屈辱、希望到绝望、绝路。“他根本不想死”，“他敢向自己开枪，我承认他是一条好汉”，“不能用这种办法威胁我”等促他死的话，他在阴曹里才会知道。
他知道人大代表选举结束，就要召开全国人代大会，他想象首届人代会的情景，回忆着代行人代会职能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成立新中国的往事，这次人代会他是被审判的对象，这对他来说这样的反差实在承受不了。
1949年9月，是他奋斗二十多年的夙愿实现的喜庆日子，他代表解放区在大会上只用十几分钟发表了热情洋溢、心情欢快的讲话，博得全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10月1日，是举世难忘的开国大典，他站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胸别红绸烫金佩条，排在副主席的第六位，中共党员副主席他是第三位，多么神气地检阅几十万军民庆祝游行，昂首仰望自己付出心血的十几架战鹰凌空在蓝天翱翔。他无比自豪、兴奋、骄傲。今年的人代会，是绘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蓝图，选举国家机构和领导人员，而他被扣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篡夺最高权力的几顶帽子，处于身败名裂，软禁受辱，与世隔绝的天地。过去那样的光辉已走尽了头，不复存在，与其待人代会召开时，像“座谈会”那样批斗羞辱难受，不如早些离开这个肮脏的政治斗争的漩涡。
他受不了旧社会的压迫、剥削，出来闹革命，他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敌人斗争了二十多年，斗败了敌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打退了胡宗南的多次进攻；千里河防，固若金汤，日军多次企图渡河西进，他动员军民齐心协力打退；东北战场协助林彪等，把蒋介石的心腹大将熊式辉、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一个个打下台；建设国家，发展经济，抗美援朝，整整奔波五年，被认为他领导的地区、部门是“独立王国”；雄心勃勃，要在东北创立中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工作井井有条，事业项项卓著，政绩样样突出，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试验田”，万万没料到执着毛泽东思想同右倾错误斗争，诚心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反而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他一生经历了贫困潦倒，举旗造反，虎口脱险，叱咤风云，艰苦创业，殚精竭虑，为党和国家、为人民解放、幸福做出了贡献，垒筑了光辉的亮点，受到世界共产党领袖斯大林的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赞扬、重用，荣升到中央党政军领导地位。他赢得毛泽东器重，地位攀升，是在革命斗争中实抓实干得来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不是搞阴谋诡计篡夺的。到头来落个反党篡权阴谋家的下场。由光辉的顶点一下子摔到黑暗的低谷。他也没枉活一回人，人生在世该经历的酸甜苦辣、艰难险阻、风流倜傥、荣华富贵，都偿试了。他自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容他生活的空间了，该告别勾心斗角、忠伪不辩的世事了。他做了大官后变得自尊心极强，不愿忍辱偷生，他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的人，“士可杀不可辱”，实在咽不下为正确路线、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被羞辱、被抛弃这口恶气，替没良心的领导卖命有什么意义。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争，死而无憾，宁折不弯的他以死向世人表明宁死不屈的“一条好汉”。他告“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求人不答应。他最委曲的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意图……”“有人授意，有人支持，是党内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意见，毛泽东也不例外，现在都往他身上栽，要他一个人负责，还有什么真理，硬要逼他承认反革命，承认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家，佯活在世上，名活实亡，还有什么活法。”
他根本不知道此时中央多数要员包括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开会，审定宪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不敢作主，请示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同意让习仲勋代表中央给高岗谈话。习仲勋鉴于和高岗以往的关系，向周恩来提出写个文字的东西比较好，实际是怕毛主席忘记、反悔，把自己陷进去。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有这种毛病的，有时他说的话过后忘了或者反悔，累见不鲜。周恩来又不敢出文件，让习仲勋直接向毛主席请示联系。毛泽东原打算叫高岗当陕西省省长或副书记，此前高岗有过回陕北老家劳动要求。毛泽东让习仲勋给高岗谈话，保留党籍，保留中央委员，高岗想回陕北，同意他回陕北工作，当延安地委书记。习仲勋不敢向毛泽东要文字把柄。后与周恩来商量，周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不久回北京，再等几天，毛主席回来再说。据后来习仲勋说，自东北高干会后，去东交民巷要安子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批准，否则谁也不让进去。毛泽东的意向习仲勋没及时向高岗谈，所以，高一无所知。就在这个扯皮的节骨眼间，高岗宁死也不愿戴上“反党篡权”野心家的帽子活在世上，第二次自杀身亡。
那是8月17日，恰好是高岗第一次自杀的整整半年，距《我的反省》送交中央的110天。是日晚他和李力群交谈到两点左右，高岗待李力群母女、管教人员都熟睡后，窗帘拉好，刮胡子，洗了脸，梳好大背头，换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几天前买的新叉裤换上，把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拿来吞服，睡到床上。这一切行动，睡在另一卧室的李力群母女毫无察觉。早上天亮，李力群让小女叫他爸爸起床，小女去叫不答应，李力群去见高岗呼隆呼隆出粗气，很不正常，她边推边喊叫不答应，即打发小女叫来管教组的人员，随时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并施人工呼吸，抢救无效，至早晨10点多些，高岗在自己的生死簿上划上了句号。
据中央保健医生力伯畏回忆，8月17日那天，她正好在保健局办公室值班，大约9点前后，突然接到高岗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高岗出事了，不省人事，请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迅速赶来看。她随即拨通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的电话，告诉：“高岗那里出事了，要我们去人。我们这边的车一会儿就到，接你一起去高岗家。”也许计也听到汇报，他准备了一套洗胃的设备。力伯畏给计打完电话，又给在北京的苏联医疗专家打了电话，请他们尽快赶到高岗家。这是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的同时，都通知苏联专家到场，以便有问题即时咨询请教。
两个电话打完，力伯畏要一辆车子，从弓弦胡同出发，到北京医院，接上计苏华和洗胃设备，直弛东交民巷高岗家。一下车他(她)们直奔高岗卧室，一看高岗已经死去，再进行任何抢救都没有意义和必要了。
接着，苏联专家也赶到，力伯畏说她印象中当时到高岗家的苏联专家是白祖比克。苏专家到来后，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身体的时候，他们发现床上有一颗腾腾我囊(速可眼)，大概是高岗在吞咽时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医生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的判断。
据赵家梁、李力群回忆：8月16日晚，高岗和李力群谈了很长时间，怀孕的李力群困乏了，对高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长叹一口气说：睡吧……自7月以来，高岗和李力群经常在深夜长谈，今天晚上谈的更多，至凌晨两点多。高岗讲了他自己的革命经历、艰难，困苦和死里逃生等情况，讲了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了思想上的矛盾和认识上的疑惑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李力群多次予宽心、劝慰。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组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看了高岗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李力群的汇报，临走时嘱咐说：“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来到高岗家，他们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下楼在大厅里听取了管教组汇报后，交待要严守纪律，不许外传；责成由政务院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丧事，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接着，总理让齐燕铭同志通知有关领导晚8点半到东交民巷开会。8点半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8点半，所通知领导人员有马文瑞、马明方、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马洪、王光伟、乌兰夫、刘澜涛、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倪伟、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等都到齐。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高岗秘书赵家梁3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查结果。”晚10点多，解剖检验结束，大家听取了医生汇报了?９９ｌｉb?检验结论：“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总理最后叮嘱：“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自高岗管教一直向专案组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出国期间，向邓小平、杨尚昆汇报。
当习仲勋等看过遗体后，周恩来委托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息的毛泽东汇报了高岗的死讯。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即转告毛主席：“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还说周总理、彭总到现场去看，详细情况一会儿再报。毛泽东铁青着脸在屋里发呆。
叶子龙二次进来，毛泽东急切地问：“人死了么？”叶说：“死了。”毛说：“怎么死的？”叶说：“可能是服药死的。现正在检验着”。
毛泽东深思很久后，喃喃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太刚烈，不该走这条路……”似有内疚的表情。
叶子龙说：“还怪他，这不是自绝于党么？”
“话是这么说，但党内斗争死人总是不好。”毛泽东以极低沉的神情说：“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上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让他继续工作，他有能力，年纪也轻，原想叫他到陕西当省长或副书记，听说他想回老家，到陕北工作，我与习仲勋约了，目的是让他讲。我想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他也愿意。可迟了一步，我还没有来得及谈，他就走了，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叶子龙说：“最终还是怪他。”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沉思一阵说：“检查结果一出来，迅速告我。”
李力群回忆说：总理和彭总上楼看高岗遗体时，彭总走到高岗床前跺着脚连声说：可惜！可惜！你不该死，有些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讲清楚。周总理对发呆的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不要倒下……
当晚检验期间，毛主席打来电话说：对高岗“善殓厚葬，用最好的棺木。”“对高岗的几个孩子的学习、生活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周当场宣布了毛主席的电话指示，并对安子文说：找个四合院，让李力群和孩子住在一起，派一个厨师和一个服务员看门。他对李力群说：暂不去教育部上班，先休息，等生完孩子再定。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资料：得知高岗服药致死确讯后，毛泽东的精神上最痛苦，受刺激最大，内心一直感到很遗憾，有一个月多心情很不好。毛泽东对高岗走绝路似早有预感，去年他和罗瑞卿说：高对形势与他不利时可能胡来，“甚至铤而走险”。54年1月22日和胡乔术、杨尚昆、罗瑞卿研究给刘少奇回电时说：“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会走绝路了。”陈云到杭州调查高岗问题时，林彪说：“高岗可能自杀。”这些预感从何而来？是个谜。
高岗问题座谈会后几个月来，高多次要求中央来人谈话未果，精神折磨受不了无奈而死。
根据总理指示，高岗的丧葬主要由政务院事务管理局负责，赵家梁参与操办，李树槐和保卫科王科长负责买的柏木棺材，为防腐，棺内用桑皮纸包石灰、木炭充塞空隙，全身穿着他生前喜爱的中山装新衣，因解剖而用白布缠尸，埋葬到北京城西玉泉山下的万安公墓。墓冢用混凝土浇注的半露天冢，竖有大理石无字碑，距李大钊墓百米左右。万安公墓，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市，远离市区，人迹罕至，比较幽静。过去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身之地。高岗能安葬在这里，是总理指示的，他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不知何故，从未刻写墓主的姓名，也没碑文。出殡和埋葬时，卡车上装的棺材盖的麻袋片，没黑纱、白花，偷偷搞的，与后来他的老对手刘少奇逝世差不多一样，据听说刘少奇火化后还捏了个假名字，高岗连假名字也没敢捏，公墓管理处都不知道这座墓里埋的是什么人？登记册上至今没有记载，这算什么“善殓厚葬”。但公墓管理人员知道是个大官，因这里埋葬的都是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人。这座无字碑墓里埋的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名字，他们就一无所知。笔者问管理人员，他们说：“不知道。”后来高岗死讯公开后，公墓管理人员有所猜察。高岗的子女在清明节去扫墓、敬花，才知道它是高岗的墓冢。无字碑约1.5米高，上端打掉三分之一，据听说是文革中造反派打掉的。
万安公墓偌大的一片墓地，墓碑林立，有清朝高级将领，女士，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女士，碑上都写有某某之墓，唯独高岗的墓碑上没有，这是底气虚弱的显现，也说明高岗的威望。对“高岗”这个名字就这么害怕？令人看了很悲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就高岗问题的调查和自杀情况，向苏共中央发送了通报。同时通报了饶漱石的问题。通报最后说：“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至此，“西北星辰”(陕甘宁边区劳模代表团给高岗献锦旗写的)陨落在紫禁城，高岗在这个大千世界上，从政治上、肉体上完全消失了。高岗死了，并未一了百了。他“兵不血刃”自毁，死无对证，确有人幸灾乐祸，秦桧式的康生等梦寐以求的愿望没有用吹灰之力达到了。
后来，教育部派李力群出差广州办事时，广州市委书记薛炎(曾为高岗下属)请她吃饭，谈到高岗的问题，薛炎说高岗反党吗？反毛主席吗？习仲勋为什么不给高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我看习仲勋是为了保自己……薛炎说：朱老总到广州休息时，他问老总说：高岗怎么反党、反毛主席呢？朱老总比划着说：“高岗被人利用当枪使了，上当了。他死的可惜。”薛炎还对李力群说：“我对你讲的这些，我负责。如果中央问你时，你可以如实的讲，你也可以讲，是听我讲的，我不怕。”
习仲勋谈到高岗死的情况时说：他对高岗是有感情的，高岗的死，他心里很难过。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管专案，邓小平还不时查问他，老给他说高岗像挤牛奶似的。习说，他对高既同情他，也生气他，多次劝他不听。把陈云当成圣人，结果圣人圣掉了性命。邓小平过去对主席重用高岗、表扬高岗，要向高岗学习有看法。邓是长征过来的，他能服高岗？能看上高岗吗？这不是明摆的嘛。可是高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毛主席器重他，简直冲昏了头，自以为了不起，有毛主席作后台和支持。高还常对他讲毛主席经常与他(指高)谈刘少奇对主席工作帮助不大。结果，把这些话说给陈云。所以，邓小平一口咬定高岗想当领袖，有野心。陈云看形势不对，也说高岗给他说这样那样的。
历史就是这样轮回兑现，反复无常，步高岗后尘的大有人在，跳楼的、卧轨的、上吊的、投江的、整死整残的，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数不胜数。打压、整治的受不了硬逼的自找归宿解脱折磨，还给扣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文革期间，田家英在危急时，给江青打电话，要求和江青谈一谈，想通过她向毛泽东求救。江青非但不帮忙，反而又捅了一刀子，说：你现在羽毛丰满了，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吗？你是狡兔三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自己找了那么多靠山，难道还不够吗？年轻人得意的太早了，我现在帮不了你什么忙，就是能帮，我也不想帮你这样的人。你在毛主席身边究竟帮做了多少事？你是一个最坏的人，一个差点把我送上断头台的人。接着，安子文亲自到田家宣布隔离审查田家英，文件交戚本禹接收，田家英求救无望被逼的上吊自杀。后来江青自己也步上了田家英的后尘。刘少奇危难时，和高岗一样要面见毛泽东被拒绝，弥留之际比高岗还惨。当年高岗危难时，写信要求见毛泽东，请示四中全会上作检讨的问题，刘少奇主持会议研究出几条馊主意，不让高岗去杭州。后来他也遭遇了类似的难堪。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再次被造反派批斗、侮辱后，他回到办公室，拿出一本《宪法》，他火山爆发一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指工作人员)怎样对待我个人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对待高岗的办法轮回到他头上，他不会忘记高岗也是人代会选的，也是个公民，不是照样没经人代会罢免吗？不让他申辩吗？缺席审判吗？
他随即打电话要见毛主席。此时，江青正在毛泽东的书房，她接电话向毛泽东示意是刘少奇的电话，毛泽东摇摇头示意不接。江青说：“主席刚休息，不能接电话，有什么事情吗？如果重要，请你..按组织程序向办公厅直接讲，如果可以和我讲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告主席。”刘少奇说：“你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可以和你谈一谈”。江青说：和我谈没必要了，只是负责转告主席一些话。刘少奇说：请你向毛主席说一下，我有好多话想向主席和政治局讲，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是否让我最后参加一次政治局会议，我向中央交权，到延安去劳动。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总得要和我说个明白呀，就是对我进行审判，也应该让我说话呀！”江青说：“你找主席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屁话吗？你刘少奇也是整了许多人的，难道不明白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吗？有事向中央办公厅讲嘛，”“当年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时候，你是怎么讲的？轮到你的时候就受不了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能够忍辱负重吗？你的修养哪里去了？”
刘少奇要求被江青挡驾，还遭了一连串谩骂、质问、奚落。林彪后来为打倒刘少奇，不遗余力，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他最后的结果，火烽风扬，葬身于异国，时间一到的报应。
高岗原先要求到延安，毛泽东同意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同意让他任延安地委书记，后因耽误了谈话迟了一步而自杀。刘少奇要步高岗的后尘，向毛泽东要求要到延安而被拒绝。最后，被撵出京城，逝世在外地。
历史对一些政治人物往往耍弄玩笑，不无讽刺味道。刘少奇对高饶的往事的一切一切最后轮到自己头上，虽未寻死自杀，实际上被林彪、“四人帮”整的比高岗还残酷，反倒和高岗一样，激起人们对刘少奇同志的同情。罗瑞卿和高岗走的差不多一条路，他批判高岗“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揭批罗瑞卿时，最终未逃脱“罗瑞卿和高岗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罪名，罗在受批斗时会尝到“枉加罪名”滋味难忍的，他也步上高岗的后尘，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跳楼寻死未遂，折断了腿，最后去世于德国，据说与治腿伤有关。刘少奇之子卧轨身亡，邓小平之子跳楼腿伤，整得受不了，只能选择自杀来解脱。惠庶昌、田家英、周小舟、朱子休等高干选择这条路的屡见不鲜。
为什么刘、高进城后就不注意延安作风了，危急时都记起延安呢？无非一是延安是他俩的发迹地，刘少奇虽然不是延安起家的，但是在延安荣升的，原来和高岗的职务相等的；二是怀念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似有企想启发毛泽东对延安时期民主作风的深思。
建国后，自开创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先河新例后，动不动用“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党中央”等作为打压、整肃不同意见者的“法宝武器”，成了效仿传承做法，每次党内斗争如法炮制，拿不出什么事实，虚设罪名，扣大帽打压，文化大革命中愈演愈烈，造成了浩劫。
第二十八章 绝望而死不安宁
高岗死后，谣传众说纷纭，随便乱说：在批斗高岗的座谈会上，高从公文包里拿出护身手枪对准刘少奇时，被监视人——刘少奇的警卫李触肘，子弹打飞，李反手开枪击毙了高岗；周恩来知道高岗有手枪，担心胡闹，事先安排陈赓、宋任穷挨高岗坐在两边，高岗拿出手枪，被陈、宋夺去；高岗心情悒郁，长期失眠，要吃安眠药，康生一伙故意给毒药毒死，延安时期毒害王明的“处方事件”未成，在高岗身上重演成功；验尸时见尸体裹一身白布，不让揭开看遗容，怀疑不是高岗；习仲勋指使某某暗杀高岗灭口；高岗家距苏联大使馆近，逃匿苏联大使馆，后去苏联，中国要人，苏联不给，中央宣布高岗自杀，惹恼苏联，中苏关系恶化，直至中越边界战争中，还有谣传高岗的儿子指挥苏、越军队打中国军队；竟有当事权威人杨尚昆回忆文章里说：高岗是触电而死；还有的说，毛主席提出让酝酿主持一线工作的人选，他想挪动刘少奇的位置，自己不好讲出，叫高岗征求有关领导的意见，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使毛处于被动境地，所以，躲在杭州，叫刘少奇、周恩来惩治高岗，也含有批评他(毛)自己的意思，会上不让高岗解释、说明，软禁时中央长期未派人给高岗谈话，早已清楚高岗有自杀信息，等待他自裁，最终含冤而死。
一、所谓“阴谋”死后实现
高岗的横死，余威幽灵在世，留给后人无穷遐想、疑惑空间。一个贫困潦倒，少年揽工谋生，受不了旧社会的压榨，“离经叛道”，打旗造反，跟共产党和毛主席靠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搬掉了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整整奋斗了多半生，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赴汤蹈火，生死度外，陕北错误肃反中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屠刀下被党中央、毛主席救出来，怎么会突然成了“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呢？最终搭上了性命，不能不使局外人猜疑。
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代会在北京举行。忠厚老实的西北翻身工农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从报纸上看不到高岗的名字，叹息地说：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头瓦窑堡炭，陕北人坐不成官，横山皇帝寿命短。李自成进京坐40天皇帝，高岗才是个副主席，不到4年也不见了，一定出事了，可能叫南方人排挤下去了。
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朱德当选为国家正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人大常委(即议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国务院代替了中央政府职能。毛泽东认为“高饶反党联盟”的“领袖”彭德怀当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当了第二副总理。副总理有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的班子，印证了高岗“阴谋”的意图。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领导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一二三四野战军的主要将领放到实质性的位置；各部部长也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这正是指控高岗所谓“是如何卑鄙地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阴谋”实现。高岗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军队干部是党的干部主体的观点成立。高岗原散布过要把打天下的功臣应放在重要实权的岗位上，被指控为“煽动”、“影响”军队中的高级干部。他认为原来中央政府和政务院领导中非党人士多了些，中央政府委员会成了各党派“联合会”，却被指控为“诬蔑”，挪刘少奇地位，让他搞议会，被指控为“反党”。人代会选举、任命的结果，正好以事实兑现了指控高岗生前的设想。这就显现出高岗和毛泽东的意图不谋而合，思路一致，或许是有谋而合。如果说高岗主张打天下的功臣应放到有实权性岗位错了，那么人代会选举结果能说错了吗？
首届人代会结束将近半年，1955年3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高饶问题是会议的三项议程之一，由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长达1.8万字，共分5个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分，叙述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在我党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个新的胜利和当前阶级斗争形势。
报告说，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1927年，党进行了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1935年红军长征中，党粉碎了叛徒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迎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的到来。历史上这两次事件都发生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发生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
我们的党现在的处境当然同在上面所说的两个时候有根本区别。革命已经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同样是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同样是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们的党正在率领广大的劳动人民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们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们虽然还可能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夺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实力，有在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不能忽视的武器，那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然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他们为什么要推翻中央的领导呢？他们没有任何公开的一定的理由。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提出过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合还是口口声声拥护中央的。正因为他们不敢公开提出任何反对中央的政纲和原则，可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又非要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他们就只能采取阴谋的方法来活动，就只能采取结成秘密宗派、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在党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说的方法来活动。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远不是一时地和个别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为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分裂我们党的阴谋，粉碎在我们党内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的进攻而斗争。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全会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底的击破。
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会后我们还要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次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第二部分，主要叙述高、饶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和中央对他们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报告说，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9月至10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全隐蔽的。当高岗调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两个会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财经工作会议按照中央的方针是要提出党在过度时期的总路线，并且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某些资产阶级的观点。但高岗却利用了这个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攻击。高岗、饶漱石竟以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成功，从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活动。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造谣挑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不满的情绪，散布了分裂党和篡夺党而捏造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等反党谬论，并且用他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鼓吹他的“改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计划，也就是推翻党中央的领导而由他来代替的计划。
高岗在南方活动回到北京后，更积极地狂妄地展开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以至当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来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悔过的表示。在1954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选择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
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恨。他在座谈还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逞，但是他仍未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终于1954年8月，以再一次自杀结束了他叛徒的生命。
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1949年就已有系统地开始。从那时以来，他为了达到推翻中央领导的目的，就不断制造和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以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全党的团结，吹嘘自己的本领，力图用秘密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夺取领导权力，并且组成了自己的反党宗派作为他的阴谋活动的工具。
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象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了。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攻击中央书记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
高岗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无道理的。所以他从来不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他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有什么意见。他不敢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而且是偷偷摸摸地在党内挑拨离间，迷惑缺少判断力的人，并且在他的追随者中鼓舞士气，使他们大胆地帮助他到处散布种种反党谣言。
为了实现他的篡党阴谋，高岗重用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以自己为中心组成一个反党的宗派。他用越级提拔的办法向他们封官许愿，说将来他要把某某提成委员等类的办法来笼络他们，用反中央的阴谋来武装他们。在高岗指挥下积极参加高岗的反党活动的有原中央东北局干部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高峰、陈伯村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支持高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高岗和他的宗派竭力把持东北局的工作，排斥和打击一切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在1952年高岗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已任命林枫同志代理中央东北局书记，主持东北局工作，但高岗仍指示张秀山、张明远等东北局内把持实权，排挤林枫同志，使他实际不能主持东北局工作。高岗和他的宗派把持东北地区看作不受中央领导的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们宣传所谓“东北特殊”、“东北比中央先进”的荒谬思想，用种种或“左”或右的错误政策来抵制中央的正确政策，甚至拒绝执行一贯的决议。他们又常把中央所决定的政策说成是由他们在东北首先发起的，好象不是中央领导东北地区，倒是他们东北领导中央。高岗多次在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工作布置以后立即抢先在东北发号施令，然后宣传自己比中央“先进”。这种反党的话正是表明，在高岗及其一伙人的心目中，东北早已成为“高岗王国”。
高岗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后，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图”。他的阴谋就是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相对抗，以分裂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机关。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党内使用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这只能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1946年至1947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但是到了1948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1947年12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却用“左”的借口来加以抵抗。
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他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合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是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1948年12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整党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由于受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见党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一长制行政领导的结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的错误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1952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极为让步，“五反”初期他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自反”，并把《解放日报》社论中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全部删去，惟恐得罪了资产阶级。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所谓“以特反特”。在农村工作中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冷淡。
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饶漱石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论，在许多方面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贯采取消极态度，并主张对私营企业不要加以限制，内陆农村工作上一贯地违反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反对互助合作方针，而应当依靠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坚决允许富农经济发展”。
报告说，东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得好”的缘故。在1945年到1948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部解放，林彪同志入关以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保证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的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一些成绩和经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施行，那么东北地区成绩还比现在更大些。
第四部分，主要讲了高饶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的问题。
邓小平说，正当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1953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企图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在阶级斗争的关头企图夺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司令部，这是包含着怎样阴谋！难道高岗、饶漱石之流能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吗？难道他们长期间进行处心积虑的活动，不异一方面用自己的命运来作赌博，另方面用党和国家的命运来赌博，能够无意识的儿戏吗？当然不是如此。这种阴谋家的出现，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只能是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全党在知道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各种事实，并结合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传达后，绝大数的同志都已经深刻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的性质和它的极端危险性。但是有些较比缺乏政治经验或比较不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同志，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为什么像这样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吗？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们的不能理解就因为他们还不是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向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越来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党员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和原则，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果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一定会滚到社会主义的敌人那边去，甚至发展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并不是什么超乎阶级斗争规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正确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同这种反党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缘故。
有极少数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作是反党的活动。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的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
第五部分，主要是对高饶处理和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和吸取粉碎高饶反党集团的教训。
报告说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对于向明和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中央政治局已分别根据山东省党代表会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决议撤销了他们的原有职务。
报告最后说，我们的党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会议对邓小平的报告进行分组和大会讨论，先后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康生、彭真、彭德怀等100多人发言，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有的作自我检讨。
毛泽东在代表会上致《开幕词》和《结论》讲话里说：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对高饶联盟定性讲了“六点”。他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从财经会议、组工会议、饶漱石的话里，高岗、饶漱石散布两组名单和高饶相互说情等五个方面“许多事情”看来，他们是有一个联盟的。“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么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么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难怪有人对“反党联盟”定性提出疑异，就毛泽东讲的所有证据也不是充分的，是牵强附会、推断论定、拉郎配式的前后矛盾。他在讲话中强调“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他讲形势时说，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劣势“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但是，在党代会前即3月19日中央讨论高饶联盟问题时，毛泽东说：高岗有农民习气，江湖义气，狂妄自大，好斗好胜，老子天下第一；只能团结和他意见一致的一道工作的一面，不能说他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那不是事实。他说，东北群众喊他“万岁”，也没什么了不起，说明群众拥护嘛！还有喊彭总万岁，林彪万岁，周公万岁的，万岁越多越好，兴旺发达嘛。人生在世哪能万岁，能长命百岁，已经很难得了。当然，不能多中心，万岁多了不好统一集中。
鉴于高岗自杀，会议决定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开除党籍。饶漱石不能参加党代会了(高饶原为代表)，撤销中央委员，不开除党籍。
党代会期间，出现了颇具戏剧性的变化，陈毅向周恩来汇报了潘汉年(上海市副市长)曾面见汪精卫的情况，又揭发出杨帆(上海市公安局长)和饶漱石用“以特反特”等问题，使会议骤然严峻起来，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子，党内斗争突然变成对反革命的斗争，饶漱石成了包庇反革命的头自然是“反革命”。对饶漱石的问题定性变了。4月1日，罗瑞卿、陈毅、谭震林到中南海西楼(即书记处会议室)汇报逮捕饶漱石的情况。随后将潘汉年、杨帆定为反革命集团而被捕判刑。饶漱石被捕，乐极了康生，心头宿怨除掉。杨尚昆日记里说：逮捕了饶漱石，“康生情绪很好”。在剧院看戏时向杨尚昆说：“逮捕了饶漱石，我很高兴，所以，我来看戏了。”
有人说，饶漱石是华东局的领导，陈毅自上海一解放就是上海的市长，潘汉年是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杨帆是公安局长，陈毅一点问题没有，怎能把华东局的饶漱石搅进去关禁闭？局外人想不通，私下议论：“包庇反革命”罪全归饶、潘、杨，陈毅没干系？反而成了反饶的干将。
全国党代会结束后，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代会关于“高饶反党联盟”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四中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全国党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做出“高饶集团”决议后，支持高饶联盟的“大后台”林彪被毛泽东提议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里“有林无薄”了，印证了高岗“拉拢”林彪进政治局的“阴谋”愿望。
是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高饶集团”的“领袖”、“大后台”彭德怀、林彪授予元帅军衔，还有一批赞成高岗观点的将领黄克诚、徐海东、邓华等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军衔。真是九天之上，九地之下。
1956年党的“八大”会上，自认为“我不配，不要当”副主席的陈云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也印证了高岗“你一个”的拉拢“阴谋”。邓小平当上了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这是顺理成章的，他俩是揭发高饶的功臣，自然是最大的实惠者。“八大”闭幕不久，林彪也爬到政治局常委。令人费解的是，林彪是陈云亲自去杭州作倒戈工作的，“陷得相当深的”彭德怀是毛泽东、邓小平作倒戈工作的。毛泽东在1954年春对陈毅说：“老鼠屎不只一颗，伸手的何止高饶。”林彪、彭德怀等，显然不是“漏掉”、“潜伏”下来的，高饶联盟的“后台”、“领袖”，中央是知道的，都未追究“反党”、“反毛主席”、“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责，保护过关留原职就够从宽了，然而升官了，前台的高岗、饶漱石直至搞死、判刑，在封建社会的法规里也是罕见的。真好像似一出“牺牲车马，保留将帅”的把戏。这倒不是说“升官”升的不对，因为他们的错误本来就不大，无非就是反对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挪挪”他的位置而已。问题是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没说服力，使人难以诠释。
陈云当副主席还能说得过去，他是“堡垒”内破杀出来的，反戈一击，揭发高岗有功。那么，林彪作为支持“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揭发过高岗多少问题？作过检讨吗？没有。自陈云打招呼后，狡猾的林彪再没有和高岗来往。毛泽东派朱德做林彪做倒戈工作，让林彪揭发高岗串连活动的情况。林说：主席既然认为高岗有个反党集团，那就把他抓起来算了，何必兴师动众呢。朱德说，还是请你想一想？林彪恶狠狠地说，没什么好想的，忿忿而走。朱总向毛主席汇报谈话情况时，毛说：以后就“不要追究此事了。”其实，朱总原来也倾向过毛泽东、高岗的观点，主张轮流执班的，曾在毛泽东跟前讲过奉承高岗的话，心理上疑虑重重。“不要追究”的话，使朱总的思想压力轻松许多，自此后，清闲起来了。
邓小平在党代表会上的报告，认定高饶为“反党联盟”。后来作为一次“路线斗争”，事实上，高岗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要说是路线斗争，只能是坚持毛泽东路线同刘少奇主张的路线斗争。再后来又说不是路线斗争，是要“拱倒”刘少奇，是搞阴谋活动的。定性一变再变，万变不离其宗，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反中央”、“分裂党”，挪动刘少奇的地位，就是“篡党夺权”、“推翻党中央”的罪名没有变。人们不禁持疑，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打倒刘少奇并逐出京城，该作何论？
有句古语：奇文共欣赏，疑义分与析。对高饶集团定性，当时就有人持疑义，正如“报告”里所批驳，“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作是反党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批驳了“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的观点。其实，报告里有把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互助合作、富农问题等一些观点和毛泽东戏称国家计委“经济内阁”等话，都安在高饶头上指控，这就必然给后人留下疑义的空间。可想而知，当年在那样的高压的态势下，有正义感的人见不平则鸣是必然的。
二、死后幽灵不宁
自拔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才明了，什么是政治运动和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手段及后果是怎么回事，就是以家长式一言堂作风对待不同观点的人，用暴力手段打压整肃，挑动内讧，你整他，他整你，人整人，人咬人，彼此相斗。名日：“路线斗争”，实质不能离开“权力斗争”。
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镇反都取得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步入了快车道之际，东北经济建设、社会改革对全国来说已经走在前头，起到领军的作用。这是符合《共产党宣言》名言：民主革命胜利后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高岗在毛泽东支持下反对刘少奇的一些错误主张反而被定为“反党篡权”罪，他是怎么“反党”、“反毛主席”的？这个歪曲历史事实真相，凭分析推测，假设定罪的先河新例的头没开好。随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没有多少安宁太平年间，沿用反对“高饶”的手段，在整人理论家和“刑官”康生等狗头军师的出谋划策下，随心所欲，派生出名目繁多的所谓“潘杨集团”，“胡风集团”、“丁陈集团”、“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习马刘集团”、“彭高习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等林立，文革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运动用这股力量打击那股力量，再次用那股力量打击这股力量，甚至夹杂公报私仇。任意捏造事实，枉加罪名，给一批批人戴上“反党、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反党篡权”、“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颠覆活动”等大帽子。不分青红皂白，硬要强迫被批斗者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只有承认“罪状”的义务，没有解释、申辩和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甚至“指鹿为马”，被批斗者多次检讨，主持者认为不深刻，那就再斗，直至说了违心的话，仍过不了关，硬要打倒、斗臭、致于死地而后快。有人竟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每次政治斗争，都是全国性的，左扯右拉，上挂下连，不知迫害多少人？“分裂党”的高岗死后并未安宁，利用死人整活人，他的尸骨活象一只棋子，随心所欲，任人摆来摆去，那里需要拉扯到那里；又像一根棍子，顺手拿来，打来打去；像个坏事的根子，凡是大些的政治斗争运动，他是运动的陪衬、底垫，什么坏事都与高岗有联系，给他枉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泼一身污秽，竭尽攻击诋毁之能事，落下千古一世骂名。
时过50年的2004年中组部领导看望高岗的未亡人——李力群谈话时，第一次称“高岗同志”。这是巧遇还是有意而合，恰是高岗死的50周年。
1955年，全国党代会后，全国党内批判高饶“罪行”期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对胡风集团写了许多批语，指出：胡风集团的成员咒骂、诬蔑、攻击“共产党的‘力量’要‘乌乎完蛋’，‘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体尸’”等等。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把“高饶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相提并论。《指示》指出：“高饶反党集团、潘杨集团、胡风集团的揭发，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开始，而不是斗争的终结。”高岗被打入“暗藏的反革命”里边。胡风有毛泽东指出的“攻击”党的言论、潘杨有所谓“以特反特”罪恶，都在拨乱反正中作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高岗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行为？找不到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行。他不就是不满刘少奇的右倾思想，认为“靠他掌舵不放心”，“挪”动刘少奇的位置嘛，并非打倒。依毛泽东意图让他搞议会，高岗死后召开的首届人代会，刘少奇果然当选人大委员长，这是偶然的吗？
高岗是反右倾栽倒致死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说右派的进攻是高饶集团的反映。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高岗是属较“左”的，他是反右栽倒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反右开始前，毛泽东旨在整“三风”(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号召各方面帮助党整风，不料方向转为引火烧到毛泽东本人，突然变成反右斗争。毛泽东的整“三风”的意图没有达到并未罢休，反右后至1958年，继续进行反右倾，发动大跃进，在杭州、南宁、成都、北京等召开的会议上，矛头指向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批评极为严厉。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他说：“过去我就听高岗的。”他手里拿着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讲话材料，晃来晃去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用高岗尸骨打击周恩来、刘少奇等。刘、周等在会上作了检讨。国家科委主任黄敬怕得精神失常，不久去世，有人说是“怕死的”。接着，在成都会议上，与会者都唯唯诺诺，乖乖接受批评、站起来作检讨。毛泽东又批评说：这些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肯坐下来……。他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正确，说：“按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我们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铁托式的，我们不辩论。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1959年春，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暴露出来的问题，向全国发出了一份《农村通讯》，对“共产风”、“浮夸风”等作了些纠正，农村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时隔不久的8月，在庐山会议上，主要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时批评了“左”的错误。会议快要结束时仍不涉及“左”的要害，“开神仙会，吟诗唱和，看戏跳舞，轻描淡写”，彭德怀心里焦急。周恩来让彭德怀向毛主席谈谈。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彭德怀在周恩来支持下去找主席时被卫士挡架了，没有谈成。他经过再三考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于7月14日交给毛主席，陈伯达发现毛泽东对信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彭和陈散步时，陈对彭称许一番，“唯我彭大将军”。彭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陈说：你说出了大家心里话，我怎能反对呢？
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刘少奇等人看后对“意见”提出反对意见，却成了扭转会议方向的风帆，有人认为不制止，“左”派就散了，“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彭德怀不久前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几个国家回来，利用工作失误，以为时机已到，向党进攻，是有国际背景的，致使“左”的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左”的“神仙会”突然变成了狂风夹雹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会，又和“高饶集团”联系起来，彭德怀被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子”，“领袖”，新账旧账都“追究”清算，为给彭德怀罗织反毛主席的罪状，将林彪在遵义会议后给新三人指挥团(即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建议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事，硬说是彭授意林彪写的。林彪当场说：“写信彭德怀不知道。”但彭德怀“反毛主席”、“篡党篡军”罪仍未幸免，这顶帽子像紧箍咒戴在彭德怀头上。有人认为，彭德怀曾反对过周恩来，知道彭的个性，“欲擒故纵”，把彭套进去了。
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话时说：党的历史上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饶四条路线，彭德怀参加了“高饶集团”的主要成员，实际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头子”，高饶集团的“领袖”是彭德怀。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他针对周恩来说：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以批彭射周，使周恩来紧张起来，又得主持会议批斗彭德怀，为迎合毛泽东的脾气，不得不表现出积极态度。庐山会议上是周恩来让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惹的祸，批斗彭时，他和刘少奇轮流主持会批判彭德怀，并带头发言批判，硬说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分裂党，里通外国，和高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指控。
在8月中旬庐山举行的中央全会期间，毛泽东讲到彭德怀的问题时又说了这样一番话：“高饶也狭隘的很，两个摊摊都要打倒，剩下不多了。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他说：“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同习仲勋谈，我已经同他约好了。那时高岗想去陕北，回老家。我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他就自杀了。竟是这样一个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件事怪我，这是很不好的事。”
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对高岗的死承担了责任和显露出惋惜之情；同时示意彭德怀别像高岗干那种傻事；对与会者提醒吸取处理高岗事件的教训，对彭德怀等“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
彭德怀回忆中说：他给毛主席的信是让毛主席个人参考，怎么成了“彭德怀的意见”呢？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印发会议批判。7月23日，毛主席打他一闷棒！而且将历史上的旧账翻腾出来，把井冈山时错杀袁文才、王佐的问题和林彪给新“三人团”等信的事都安在他头上，又一连打了几十棒。以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还算好，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我们三十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然我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先找我谈谈、规劝规劝，规劝不听再用重刑也不迟啊！”八中全会不事先通知就成斗争对象。他说：“这闷棒不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在经济上打出马鞍形。党内的民主作风不见了，习惯搞一言堂了。”毛主席一讲话，对我群起而攻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康生、柯庆施、王任重、李井泉、曾希圣等无限上纲，发言最积极、最凶狠，有人竟伸手要打。有人夹杂旧怨，别有用心，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看不出他们是与人为善的。会议一边倒，由纠“左”变为反右，不啻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田家英发言同情彭总的观点，被罗瑞卿打断发言，并指责：“你小小年纪，懂多少马列主义，也胡说八道。”李锐发言被周恩来训斥：“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会上发言。”庐山会后，李锐给开除党籍处分多年。
斗争彭德怀比斗争高岗还激烈的多，因为他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领袖、头子，“高彭联盟”，他曾经对高岗讲过不满周恩来、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轮流主持批斗会，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推向极端。
庐山会议作出的《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里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而彭德怀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高饶反党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本质上是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风暴卷进北京。9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德怀，同时批判邓华、洪学智等，他俩是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的左右手，和高岗交往较多。硬逼彭交待和高岗组织“军事俱乐部”的问题、“里通外国”和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等罪行，彭拒不承认“莫须有”罪名。他说：“你们谁是俱乐部成员？”与高岗议论刘少奇不是“反党”，不存在“联盟”。刘少奇在批判发言时说：三面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彭德怀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组织军事俱乐部，在庐山会上“急于发难”。周恩来情知彭德怀在庐山会上惹得祸与他有关，他在发言中有点内疚地说：我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天的错误。
军委扩大会议批判邓华、洪学智等人时，指控邓华和彭德怀、高岗打得火热，彭、高“反党、反毛主席，邓华也跟着反党、反毛主席”。邓华辩解：“我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18岁就跟毛主席闹革命……”黄永胜说：你在朝鲜就和彭一拍即合，彭爱骂人，许多人都挨骂，就没骂你，这是为什么？邓反驳说：“他骂你是因为拉皮拌，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骂我。”洪学智是毛泽东说话被解脱了。会议认定邓华“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也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军委扩大会议斗争是残酷的。曾任东野十二纵司令、四十九军军长、解放军防空部队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在会上对枉加给有关将领和他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反驳时，当场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送进监牢。
邓华在东北战场上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组建志愿军司令部时，由高岗向彭总推荐担任第一副手，在朝鲜战争中与彭配合默契，是彭的得力助手。在第五次战役中，彭没听邓华的意见，吃了大亏。邓主张将敌人放进来打，彭坚持主动出击，投入15个军，8个地面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的兵力，奋战50天，歼敌8万多人，我军付出8万多人的代价，撤退时2万多人失踪，一八0师损失70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彭总后来对第五战役没听邓华的意见很后悔，承认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上的错误之一。
彭德怀回国后，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批判高岗及其“五虎将”期间，任命邓华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高岗死后，邓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随后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959年打成“高饶联盟的残余”、“党内的危险人物”，逐出军事机关。
政治斗争历史，轮回兑现。在这种不良作风的影响下，都学会了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只要权力在手，仿照传承。1958年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批判肖克、李达等同志时，也是无限上纲、上线，指控肖克等“反党篡军”等罪，1959年，轮回兑现到自己头上，被打下台，赶出中南海。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已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后推为党的副统帅，大肆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由林彪同志直接指挥。一朝权在手，随便把不同观点和过去有芥蒂的人，打成“三反分子”、“篡党、篡政、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
1969年在“九大”预备会上，推举主席团主席，毛泽东提出：“我推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说：“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好不好。”周恩来为迎合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林彪奉称类似恩格斯对马克思、斯大林对列宁的评价，对林彪说了许多赞美之词，使人看了有一种不舒服感。江青、叶群假惺惺谦虚不进政治局，他亲自给江、叶谈话说：历史把你们推上“前台”。党的“九大”会上毛泽东钦定且写进了党章：“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9·13”前，林彪发红发紫，是呼风唤雨的响当当二号人物，有人用肉麻的溢美之辞吹捧，骗得全国人民天天高喊：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9·13”后，林彪又与高岗联系起来，才开始清算“保护”了的“高饶集团”大后台的旧账，林彪如何如何支持高岗，高岗如何如何拉拢林彪，只字不提吹捧和写进党章里的第二代接班人的问题。
彭德怀驱出中南海后，向毛泽东作出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像高岗自杀；今后的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将来是非自有公论”。“公论”的９９lｉb?希望彭总死后才实现。
彭德怀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信惹下的祸，全国人民和干部何罪之有？庐山会后，全党全国自上而下，如法炮制，县以上层层召开干部会，发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迫害了一大批敢谏言、讲真话、办实事的人，结果错批一批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据国内资料说非正常死人4000多万，外电的数字大于此数，说饿死五、六千万。庐山会议后到1962年，全国死人数目不少于文革浩劫死人数字。有关资料记载：四川饿死1千多万人。湖南省委周小舟、周惠等被打倒后，全省批斗“二周”，抓他们的追随者，造成严重灾难，至1962年全省非正常死千万人，有一个乡一半人被活活饿死，有的村绝烟火。贵州省死人近千万(这些数字可靠否，无法考证，可能是本省人口减少数，其中包括逃荒出走人数)。这不是什么错误，简直成了罪过。周小舟最终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抗战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是打倒反动的蒋家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对彭德怀“集团”是党内斗争，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恶果，事实说明，一次错误路线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亚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死人数比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还多。同时，反对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中主要对象是领导干部，打倒了一批优秀干部。
1962年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参加县委书记以上干部7118人(亦称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庐山会议后的教训。回顾这段历史实践，如果按彭总的所谓“万言书”纠正“左”倾错误，那就可能不会出现刘少奇在七千人会上概括的“我国的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恶果。他说：有的同志讲，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止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不能说服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毛泽东虽然在会上承认“违反了经济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实际对“七分人祸”的估计是不满意的。“七分人祸”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他是发号司令的一把手，正如他在会上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不过，主持党中央一线工作、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脱离不开干系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他们也是推波助澜者。刘少奇参观常熟的和平公社亩产万斤丰产稻田时说：“还能多产嘛，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其实毛泽东没有去看一块高产田，他是农民出身，深知打不了那么多，不想泼冷水，让他们“吹”。在强大压力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大跃进形势也讲了些不符合逻辑和言不由衷的话，同时检讨了所谓的“右倾”、“反冒进”错误。
庐山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是主持会议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积极者。刘少奇在七千人会上讲话对总路线、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说：“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执行中有些偏差。”邓小平说：“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林彪却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他事先让叶群起草讲话稿时交待：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要负主要责任，要照顾首脑的情绪，把责任都推在毛主席身上是不公正的。
七千人会前，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请求要到湖南搞调查三个月。杨尚昆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到哪里都可以，半年也行。彭总到湘潭地区，地委书记华国锋宴请彭总时说：“从99ｌib?这几年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彭总将调查报告托杨尚昆转党中央、毛主席。彭总对即将召开七千人会议纠正大跃进和庐山会后的错误及平反他自己的冤案抱乐观希望。他接到开会通知和刘少奇向大会的书面报告稿，认为报告里讲的问题与他在庐山写给毛主席信里说的内容大体相仿，感到捂了几年的错误盖子捂不下去了，终于才坦率承认。
但是报告里有一段话，使彭总的乐观希望消失。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庐山会议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庐山会议主要错误就是批斗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造成全国人死财散的恶果。
刘少奇把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的所谓“错误”以及八中全会“决议”进一步肯定，这就显现出夹带私怨。彭德怀认为他指出大跃进以来全国性的“左”倾错误，反而被打成向党“进攻”并做出相应的“决议”，定为“反党集团”，又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比高岗反右倾思想激烈的多，那些一度纠正了的“左”倾做法重新实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伤口上又撒一把盐。远远超过57、58年的错误。株连了相当一批领导人，造成经济“临近崩溃”，饿死几千万人。有人说：“58年伤了皮肉，60年伤了骨头”。王任重在七千人会上描绘农村形势：“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在历史严重惩罚下，付出了沉重代价，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严峻形势支撑不下去了，实在无回天之力捂住错误了，不得不坦诚地检讨错误，纠正“左”的做法。奇怪的是刘少奇仍咬定对彭德怀不放，彭德怀的一腔希望破灭。他意识到自己曾反对过刘少奇的错误，与高岗谈过“挪”刘少奇的位置，“现在理由再多说明没有错误，刘少奇也不会给自己平反的。”于是，他向中央请假，未参加会议，以示抗争。七千人会名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的会议，对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律平反，实际是一风吹。但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总结“七分人祸”教训并不满意，正如江青说：毛主席“憋了一口气。”1964年，社教开始后，毛、刘由分歧到冲突，毛泽东对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讲：“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他对陈士榘将军说：“你也是井岗山头的人”。
没出彭德怀判断刘少奇“不会给自己平反”的所料，反而变了个戏法，对他的问题升级了。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时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阴谋篡党。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篡党夺权’”。他还更具体地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恐怕是彭高联盟。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毛泽东当时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会后，彭看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对上述一段话非常气愤，随时给杨尚昆打电话说：请转告刘少奇，申明他没有刘少奇讲的“此事”。之后，他用很长时间写出众所周知“八万言书”，对庐山会议、军委会议加给他的不实之辞的一些真相说明和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对他的“诬蔑”，向中央和毛主席申诉新加给他的“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和“彭高联盟”等罪名。他指出：完全是“无中生有”。他说：和高岗来往中议论刘少奇是不对的，但不存在“彭高联盟”。说我“阴谋篡党和有国际背景，实在心怀委曲，是诬蔑”，“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发现事实确凿，我宁可按以叛国罪论处，判处死刑无怨”。他说：“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他申辩：我没有任何“小集团”，也没有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是对我的“诬蔑”。“刘少奇未免有点太过分。我不会像高岗一样去自杀。”他表明为真理抗争到底的心迹。
彭德怀在申诉中，对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纲领”那封信写的原因及过程和历次出访与苏联等国领导谈话情况作了真相说明。时任北师大领导的浦安修(彭妻)，看后认为是真诚的，她在师大对人说：“少奇同志在七千人会上讲的情况和彭德怀在庐山讲的差不多。”这句话惹下了大祸，被批斗多次过不了关，并威逼她与彭划清界线。浦安修在“划清界线”的压力下提出离婚申请报送北京市委，市委转呈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将申请转给周恩来，周问：“彭德怀同意吗？离不离由他们自己决定。离也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邓小平则看也不看这个申请，并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最后，为划清界线，逼得浦安修与彭德怀离婚家散。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是1962年6月中旬报送毛主席。8月22日，彭再次给毛主席写信申辩：“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他在申诉中说：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彭德怀的请求变成翻案罪。
恰在其间，刘志丹弟媳李健彤写了一本《刘志丹》传记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罗冶”。是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前，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中全会作准备，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闫红彦借机硬说“罗冶”是高岗代名，《刘志丹》小说替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他利用小说向康生告状。康生如获至宝，十中全会开始的第一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张纸条，就成了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是闫红彦利用小说告状迫害无辜者是“一大发明”。
迫害魔狂——康生一贯凭“敏感”、“捏造”、“推测”、“假设”定罪，极力煽动对《刘志丹》批判，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反党集团，《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康生一伙对李健彤残酷迫害，定为反革命并对她曾走访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在西北一块工作过的干部、地方群众，逐一追查、定罪、批斗，逼死或撤职、查办、株连近万人和家庭，制造了一起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会议认为国内党内出现了“三股黑风”即翻案风(即高岗、彭德怀)、单干风、黑暗风(对形势)。
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的毛泽东，在康生之流的煽动下，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马文瑞、马明方、张策等都沾了一点腥。康生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宁夏区党委在批判习贾刘集团“罪行”时，主要领导杨静仁指控习仲勋比高岗“更阴险毒辣”，“是高岗反党集团潜伏下来的第二道防线。习仲勋指使某某暗杀高岗灭口”。为打倒习仲勋没有什么证据，凭空捏造罪名，无所不用其极。据李健彤说，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书稿后同意出版，习仲勋看后说不要出版了，并没有支持。后来军队出版社胆大，看后决定出版的，与习仲勋没一点关系。
彭德怀两次申诉，不仅未达到公正、全面“审查处理”，反而招来更大的灾难，被认为彭德怀利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发生的困难而“翻案”，“八万言”书是根本否认他“59年的错误”，根本否定“反党集团”问题，“向党进行新的进攻”。《刘志丹》定为为高岗翻案，将彭德怀“八万言”和《刘志丹》小说联系起来，高岗尸骨幽灵再次遭劫，使斗争更加复杂化，成了为打“西北山头”的斗争了。之后，断然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扳正了彭德怀为“高饶联盟”的“头子”、“领袖”地位，彭德怀再次遭到严酷的批斗。把一些历史的真相遮蔽起来，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妄图逼彭走高岗自杀灭口而后快。
有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不给彭德怀平反保留着意见的。时至1965年9月，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一封信很高兴，他还是重感情、念旧情的，要启用彭德怀去搞大三线建设，刘少奇等不赞成，毛泽东生气地说：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改正了，欢迎他，“不要揪住不放”。毛泽东派彭真给彭德怀谈话没有谈成，彭总说，我的问题没解决怎么工作呢，“要是我不去呢？”彭真说是毛主席的意见。彭德怀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还在，我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批臭了，还怎么干工作。他还说，我没做过任何对党不利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我的问题未重新审查。毛泽东亲自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一起召见彭德怀谈话。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不情愿地到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指挥，李井泉是正指挥。
在中苏大论战期间，康生主持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时，赫鲁晓夫声言要在莫斯科红场挂高岗的像，康生等指示东北、西北地区进行“肃清”高岗在“教育战线的流毒”。西北局将榆林地委和延安地委关于“肃清毒”的报告转发西北各省区党委，并上报中央。
文革中，彭德怀被造反派从四川揪回北京，斗的死去活来，他不愧为“彭大将军”，铁骨铮铮，不屈服淫威，多次逼他交待伙同高岗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彭实事求是地承认有错，不认为是“反党”，当时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反党。他对专案组说：“高岗过去在西北、东北和抗美援朝是有功的”。专案组认为他为“高岗评功摆好”，替高岗密鸣不平，罪加一等。全国到处建立批斗“彭高饶联盟联络站”、“彭高习反党集团联络站”。专案组写出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综合报告》里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证据确凿。”在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与毛泽东生死与共30多年的关系嘎然而止，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开国大元帅含冤于1974年11月29日逝世。
1980年1月5日，中央批复陕西省委《关于所谓“彭高习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中组部于1月11日转发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指出：对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一概推倒。
彭德怀生前对刘少奇的定论说：“将来是非自有公论”，“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预言，他在阴曹地狱里印证了。
人们不禁提出，彭德怀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党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周恩来”，“而彭德怀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最终达到实事求是平反昭雪，体现了党的求真务实精神，赢得人民的赞扬。
对彭德怀问题定性的“决议”说明，高岗还没有反对毛主席。据资料记载，在拨乱反正期间，全国有3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在冤假错案甄别期间，胡耀邦将高岗列入重新审查对象，他当面对李力群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犯了自由主义。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讲的话又在个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与一些老同志面前议论刘少奇的长与短。“高岗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他说：过去东北工作的老同志也对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的情况。高岗“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的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
1994年，张秀山对笔者说，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他对陈云说，1954年东北局高干会上，把他们定为高岗集团的“五虎将”，一大批干部和家属、子女受株连，并不是邓小平说的“没有伤害什么人”。东北各省市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撤职、撤换、下放，长期不分配工作，中央应该重新审查这个问题，有个明确说法。陈云说：“这个问题要解决。”
张老说：1982年中央决定任命郭峰为中央组织部长(因患病做手术)，长期未上任，胡耀邦对郭说：“你们的问题要解决。”结果，一直没有解决。1985年整党时，他们向整党指导委员会提出重新审查“五虎将”的问题，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表示，在整党后期解决，结果成了空头支票。
张老说，他多次要求中央重新审查，华东受高饶株连的向明、潘杨等人的问题都解决了，西北的彭高习集团案也解决了，说明高饶两个集团不能成立了。邓小平在55年党代会上说高饶反党联盟没有提出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讲，这不符合事实。其实，高岗在财经会议上讲话的稿子毛主席修改过的，在组织工作会上，刘少奇、安子文几次要他提意，他向毛主席汇报内容，毛主席支持讲的。这能说不是党的会议？结果都被定为反党的证据和罪行。
他拿出给中央申诉意见给我看，他说只给组织部和刘少奇提点意见，1954年被定高饶集团成员，撤职下放到农场，4级工资降为8级，不实事求是的，株连了子女和曾一块工作的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已经几十年了还没个公正说法。
由于“官无悔判”的门槛无法逾越，以胡耀邦“糊涂了”而搁浅，据说胡耀邦下台与此事多少有丁点因素。可好的是，“彭高习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向明集团”，等等，都实事求是地作出正公合理结论，还历史本来面目。人们要求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作出合理、公正的结论，还历史本来真相，不无道理。
一贯争强好胜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受了批评，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毛刘之间不和逐步加深，1962年下半年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失去了信心，他在高岗死后乃至林彪死前，曾多次讲到高岗的问题，也多次说过承认他自己有错误，很遗憾的话，表明了念旧情、重感情的意念。
1964年5至6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亦称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教等问题。与会人员在十三陵参观罗瑞卿组织、杨成武指挥部队大比武的活动时，中央政治局在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把矛头指向了接班人刘少奇。他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中突出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讲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三条时说：“他们必须是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他在讲话中提到高岗时说：“原来打算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结果死了。我看有人为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后来，他同陈伯达、关锋等谈话时说：“高岗不死就好了，他还能说清好多事情，他不该走那条路。有人说高岗办舞会勾引女人，这件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事算不了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者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小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毛泽东在十三陵举行的政治局会上讲话，使刘少奇觉察到什么？他为适应毛泽东“左”的偏向，以“左”的姿态奉顺毛意，投其所好，毛泽东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表示拥护，并进一步强调说：在群众没有发动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随后，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刘亲自挂帅，指挥全国社教并主持制定社教工作后“十条”，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搞民主补课，把矛盾扩大化，全国县以上都召开干部会，推广“挑园经验”。西北地区搞得更凶，刘澜涛提出“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说什么“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到处搞什么“囲根子”，补定了一批富农、地主、半地主，“左”的出奇，批斗、关押、开除、撤职了一批干部，整死了很多人。胡耀邦来陕西为刹住极“左”风，搞了几个“暂停”，不久被赶下台。
罗瑞卿搞大比武，林彪嫉妒，认为是篡军权，罗织罪名整罗瑞卿。林彪深知，要打倒罗瑞卿也得靠毛泽东支持。罗瑞卿是紧跟毛泽东的“忠诚卫士”，毛也信任罗。毛每次出巡，罗跟随保卫。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同意打倒罗瑞卿？这就要权衡支持林彪还是保罗瑞卿呢？1965冬，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听信了，遂派汪东兴护送叶群回京，怕罗瑞卿在路上“暗算”叶群。其实，毛泽东知道罗的问题不怎么大，就是与林彪不和。但是，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牺牲罗瑞卿而支持他预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上海批斗罗瑞卿的会上，毛泽东说：罗瑞卿实际上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看待，是“野心家”。会议把过去罗瑞卿和高岗的关系旧账翻腾出来，指控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和“高岗合谋篡党夺权”。原来用“野心家”反“野心家”，这对罗瑞卿来说不无讽刺味道，哭笑皆非。但毛泽东对林彪谈话时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他反对我游泳，也是好意。”抛出罗瑞卿换取林彪的支持，与当年牺牲高岗换取刘少奇、周恩来支持的条件差不多，1953年12月，毛和刘、周谈话时说，高岗主要“反对你们两个”。意思是高岗没有反对他。但他和苏联客人谈话时说：有人要要打倒他自己。
高岗死后，毛泽东失去一臂，身边力量失衡。刘少奇“慢慢从毛泽东那里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既是国家主席，又主持党中央常务工作，出现了毛刘两个“太阳”，刘少奇的地位更多巩固，他的山头上的人更多了，毛泽东山头(即井冈山)的人减少了。毛、刘之间的分歧并未因“分裂党”的高岗死后而消除，刘少奇也不是按他“照主席指示办”的承诺行事，而且分歧意见逐渐攀升。在党的“八大”会上已经显露苗头。1954年在四中全会上的报告和1955年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现在“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广泛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弦子绷得很紧，反对高饶本来属于党内斗争性质，故意按需要编造一套阶级斗争紧张形势。时隔一年的1956年“八大”会上，一改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是否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年反对高饶时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期在一年就消失了，使毛泽东不满，埋下“秋后算账”的祸根。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和社教运动中，毛刘之间时有冲突，毛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彻底失去了希望，导致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剪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消除所谓黑线山头，企图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也就是沿着毛泽东路线前进，防止苏修在中国重演。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大动乱，大清洗，把一个国家搞的乱七八糟，使党的威望、国家元气受到极大损失，既是党和国家的悲剧，毛、刘的悲剧，也是人民的悲剧，龙虎相斗，百姓遭殃。
全国人民陪着刘少奇遭难，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生产队干部，多数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造成经济再次崩溃的边缘。
凡在高岗工作过的西北、东北和内蒙，都有以高岗为首的“反党集团”，华东地区饶漱石工作过的地方亦如此。可想而知，“高饶”一案株连、迫害多少人？我亲眼见到某县一个教师从画报上剪下来一张高岗1949年访苏时在莫斯科的照片挟在旧笔记中忘清除，多年后被抄出来，该教师被斗的死去活来。有些档案馆存档的书刊、报纸上印有高岗照片头像涂掉，高岗署名的文章批上“反党分子”字样。1954年以来，牵强附会与高岗拉郎配式的总要批斗、打倒、整肃甚至整死一批人。
建国初期粉碎“高饶集团”后，外国评论说：“共产党集团权威有所削弱”。国外评论有些是不怀好意，不无挑拨离间，借机攻击、丑化我党，但不能说没一点根据，说出了一些事实。党内斗争和中苏关系破裂，对国家建设造成损失，耽误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时间。
历史地看，一向说打倒高岗是“新的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其实不是什么“胜利”，恰恰相反，造成唯一工业经济崛起的东北大区重大损失，破坏了已经形成的和解放战争一样的趋势，中国经济由北向南发展和支援全国的大好形势。高岗事件中，东北是重中之重“灾区”，人才受到迫害，经济受到影响，东北局主要领导除第一副书记林枫外，基本全班打下台。查办、撤掉、降级降职、下放一批政治强、有能力、懂经济的党政军和事企业领导，有的部门和单位全军覆没。
在揭批高岗及其“五虎将”支持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行”中，大批“一长制”、“重知识分子”、“宗派干部政策”等，大抓高岗及其“五虎将”的“追随者”、“成员”、“爪牙”、“肃流毒”，搞得心神惶惶，人人自危，严重影响了东北干部情绪和经济建设。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撤换、降级、降职下放，有的长期不给分配工作。鞍山市委8个常委全部撤职，市委书记华明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的工程师，年轻的大学生，能力强，他给高岗当过秘书，后来被逼自杀。黑龙江省长李常青被撤职下放后，死在乡间。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被降职，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被撤职。东北人民政府人事局长王培年降为省民政厅长。
西北地区曾经和高岗一块工作的老同志都沾染了高岗反党的腥，加上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彭高习集团、高乌(兰夫)集团等，不知株连多少人。
客观地回眸这段历史，毛泽东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是对的，对高岗的错误狂劲，敲打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遵循了“七大”会议的基本精神和方法，有利于增强党内团结，克服胜利后的骄傲情绪，争取经济建设的胜利。“座谈会”并未按毛泽东的方针和四中全会决议做，激化了矛盾，高岗放一枪和东北高干会使问题更复杂化，致高岗于死地。但是，高岗被打倒致死，西北、东北的历史打而不倒，永远载入共和国史册，翻开解放战争和建国初经济建设历史，全国六大区有谁可比？有人在党代表会上颠倒黑白，说：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实施，东北地区成绩还比现在“更大些”。事实是，不是高岗创造性地结合东北实际贯彻中央的政策，按保守思想为指导，恐怕连那些成绩也取不得，近年新一代中央领导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经济建设，实在是英明之举，也意味着曾经东北发展功不可没。
年谱
1905年诞生
农历9月2日，高岗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原武家坡)高家沟村农民家庭，排行第二。
这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
翌年11月，稚令溥仪继清王朝末代皇位，改号光绪为宣统。
高岗儿提时代，正值国际国内形势大变更。
1911年7岁
高岗家遭不幸，母亲故于病饿交加。不久，高岗患天花致脸留疤痕，故后来得“高麻子”之名。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史称“辛亥革命”。12月29日，独立的17省代表集会南京组成临时中央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8岁
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2月12日，溥仪宣布退位。
中华民国的成立，清朝的垮台，消息传到闭塞的武家坡山沟，村谈户议：世事变了，大清江山完了……给幼小的高岗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好奇地问大人：“皇帝是做什么的？”“怎么三岁当皇帝，六岁退位？”
1914年10岁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山东大片领土。战乱之世，对高岗不无影响，他和村里娃娃玩闯王打仗，坐朝游戏，成为村童的“小猴王”。
1915年11岁
春夏，高岗给本村高万才放羊，有饭没工钱，冬季在武家坡上冬学，开始启蒙学文化。他的记忆极好，能熟背 href='437/im'>《三字经》。
翌年，他给安定县的姑夫家揽工放羊，冬季继续在武家坡念书，读 href='436/im'>《百家姓》、《千字文》等。
1917年13岁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帝制。孙中山令：陆军出师北伐，护法战争开始。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
高岗从小秉性不凡，他一面上学、揽工放牧，一面纠合娃娃一起，借机练骑赛，学打仗，被视为“顽皮的家伙！”
1918年14岁
高岗在米脂县龙镇小学上学，是赵相林老师的得意门生，也是难管的学生，他常挨戒尺，学习还用功，加上天资聪明，成绩较好。
1919年15岁
5月4日，北京等大城市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藏书网生运动爆发。“5·4”精神在高岗的思想上掀起了波浪。他和学生一起议论新文化、新科学和民主等国家大事，爱国思想萌芽在成长。
1921年17岁
因家贫困，他父亲高仲来让高岗退学，回家劳动。赵相林先生把高仲来找到学校，说高崇德(崇德是赵相林起的名字)学有长进，用功不大，脑子灵，记性好，写毛笔手工很硬。性格刚毅、顽强。他劝仲来设法供高岗上学，“将来会有出息”。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此后，消息传到陕北，对高岗不无直接影响。
是年秋，高岗在龙镇小学毕业，考入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
高岗考上“一高”，亲属也很荣耀，叔父送他报到。在家里，嫡亲还送来喜报。腊月三十日，他与杨芝芳结婚。
1922年18岁
横山县城比龙镇山沟繁华，文化、商业都较发达，爱国、科学、民主的新思潮和进步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等流传人县城、学校，使高岗吸收大量营养，学到不少知识，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4年20岁
上年，共产国际作出中共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此后，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确立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中共党员)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这些情况传人学校，一时成了学生中议论的中心。 ，
1月20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出席会议。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6月，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发表演说，强调学习苏联的榜样，建立革命的队伍。
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溥仪逐出故宫，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
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传人学校，高岗关心时事政治，经常和曹动之、王东皋、石作琦、鲁学增等同学传阅进步刊物，论谈时事，认识到共产党是为穷人的革命党，并加入共青团。
1925年21岁
3月，横山“一高”学潮中，高岗等学生痛打盐务局长，砸县衙大堂，殴打衙役而被开除，引起全校举行罢课，直至全校学生离校到榆林请愿，高岗作为代表上榆林汇报横山学潮斗争，取得胜利，被称为李自成故乡的革命“先声”。
春夏，高岗转入陕西省第六中学即榆林中学上学，加人“共进社”组织，并参加该校的学潮斗争，进一步受到实践斗争锻炼。
1926年22岁
是年初，高岗由史唯然、胡立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春，参加榆林学潮，打了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儿子，怕井岳秀报复，离开榆中(亦说被开除)。
夏秋之交，高岗独身到伊盟地区进行秘密活动，宣传革命，发展党员。他是第一个进入伊盟地区的共产党员，建立第一个党小组。
冬季，李子洲在西安举办干部培训班。高岗到西安和李子洲取得联系，参加培训班，并协助筹办中山军事学校。
1927年23岁
1月，高岗回横山家乡活动。2月间，和史唯然重返西安。
3月10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成立，高岗在学校学习并讲农运、军事课，亦称教官。这是高岗走上革命生涯的关键起点。他到市区和郊区组建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妇女协进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工人、共产党员。
5月，陕西省工会、农会相继成立，高岗在十万人大会上控诉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号召工农联合起来革命。
6月，日本政府“东方会议”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针：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蒙满；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6月20日，蒋介石、冯玉祥继郑州会议之后，在徐州开会，结成联盟，威逼汪精卫武汉政府“清共”，冯玉祥电令西安石敬亭“清共”。
从此，镇压大革命的逆流在中国大地蔓延。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解散，共产党员被逐出西安或逮捕杀害。高岗被列入逮捕名单。他得悉趁隙跳下城墙，爬过护城河，逃离西安，回到横山，协助曹亚华、马明方领导横山党的工作，任区委委员，发展党员，组建农讲所、农协会，发动农民抗粮抗捐，贯彻省委关于“党员到农村去”的指示。
8月1日，朱德、周恩来、李立三等发动南昌起义。
8月7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明确提出武装农民的方针，作出《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毛泽东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搞武装工农割据。
高岗得悉南昌、秋收起义，极大兴奋，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思想上坚定了抓枪杆子的决心，他从西安“清共”和镇压大革命的事实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
1928年24岁
谢子长、刘志丹等发动清涧、渭华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烈火在西北高原点燃。高岗前去参加渭华起义，在途中得知起义失败，返回陕北。
是年，陕北遭受特大旱灾，高岗借机发动横山几千饥民抗粮抗捐，清算贪官污吏的粮、款帐，取得胜利。之后，在安定被捕并判死刑，经人营救出狱。秋冬之交，高岗受陕北特委以特别党员派到延安地区发动兵暴运动。
1929年25岁
高岗到延安任中共延安区委委员，参加领导工作，协助组建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并任党部委员兼录事员(即秘书)，之后打入高双成旅部，任司书(团付官衔)。春季，他与冯世光在幕后指挥高善祥、闫树华带饥民围攻安塞县政府，县政府被迫发粮、舍饭两三个月。
夏季，刘志丹到延安视察，传达榆林红石峡会议精神。高岗向志丹汇报了高双成部情况并研究兵变工作。高岗负责高双成部兵运。
是年冬，高岗在高双成部搞的兵变计划基本成熟。但由于叛徒出卖，遭失败。他从污水洞逃出城，到二将川寻找刘志丹。途经三边时被国民党86师段宝珊部队扣留。经曹力如等讨保释放，到二将川和志丹一起在陕甘边组织武装。
1930年26岁
春，宁夏骑兵四师苏雨生在蒋冯闫大战前扩兵，高岗奉命到苏部当兵，搞兵运，并任学兵队副队长，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
6月，中共中央由李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路线和随后的王明路线，对西北革命带来极大损失。
秋季，石子俊旅长(苏雨生部下)下令解散了王子元团的学兵队。高岗回陕北到神木县高志清(即石秀)部和地下党员共同策动拉出手枪队，西进到安边地区失败。
秋冬，高岗被调回陕西省委工作，奔走陕甘边，进行兵运联络和发动工作。
1931年27岁
4月，高岗受省委派到旬邑县织田镇刘志丹补充团，传达省委指示，要刘志丹及早起义，打出红旗。
5月，刘志丹被地主豪绅告发，苏雨生在彬县把刘抓起来并关进监牢，刘志丹的补充团被缴械。高岗活动杜斌丞前去营救刘志丹出狱之后，高和刘志丹一起去平凉搞兵运，贯彻执行省委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计划。
10月，高岗和谢子长根据省委指示，在南梁将刘志丹的游击队、晋西游击队和国民党军陈珪璋部的刘保堂警卫团合编一起，形式上归陈珪璋部收编，利用陈部的名义，以领取过冬供给。
农历11月，谢子长、刘志丹、高岗按省委指示将部队拉出来，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谢子长任指挥，刘志丹副之，辖两个支队，高岗任第二支队第二大队指导员。中共领导的部队第一次在西北高原打出反帝的旗帜。“同盟军”一成立，高岗回省委汇报部队改编情况。
1932年28岁
2月4日，同盟军在三嘉原休整时，发生“三嘉原缴枪事件”，一支队缴了二支队的枪，打死赵连壁等3人，打伤谷聚山、白冠伍2人。刘志丹的枪被下，二支队被解散，主要干部驱走。
2月12日，根据省委关于成立游击队指示，决定改“同盟军”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高岗任二支队第二大队队长、政委、二支队队委书记。
3月游击队开进正宁县寺村原，成立陕甘边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在谢子长、高岗等指挥下，两次攻打正宁县城——山河镇。
4月下旬，游击队指挥部被撤销，部队改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长，高岗任三支队队委书记兼第二大队政委(一说队长)。
5月，游击队又成立指挥部，刘志丹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书记，高岗仍任二大队长。部队在刘志丹、高岗等领导下，在乾县、永寿、黄陵、宜君、洛川等县转战。至月底，先后打了九仗八胜。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多，游击队发展到1500人。
6月3日，游击队攻打宜川县的临镇(今属延安市宝塔区)时，游击队被打散，高岗被打散的党益山中队长拉出20来人下掉手枪，胁逼脱离主力部队。当天晚，高岗随党益山中队到延长县稍沟村的南山上，正好碰上高朗亭的游击队，合编一起，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在安条岭被延安高双成部一个营和保安县民团150人，前伏袭后追击，部队被打散，各顾逃生，高岗受伤跌下深沟，成了光杆司令，手中只有一支手枪。他在一家姓张的农民家和郑德胜(哥老会大爷)家疗养一段，并受到朋友李志洁等的资助，独身辗转到华池。7月19日，发动曹又参部高鹏飞起义，拉出两个连队伍带到盘克原，与严重受挫(原1500人锐减到200来人)的刘志丹游击部队会合，扭转了游击队当时危机，受到刘志丹的表扬。
12月，红二十六军成立。高岗调回省委，任军委委员，派往汉中、陇东胡宗南部搞兵运工作。
1933年29岁
1933年春，高岗和崔廷儒等到甘肃武都胡宗南部鲁大昌师搞兵运工作。还到陕南与四方面军联系，帮助建立特支和二十九军。
7月，参加领导耀县王泰吉骑兵团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28日，参加省委会，研究二十六军失败后的对策，汇报耀县起义的情况，准备斗争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他强令26军2团南下而全军覆没)，被叛徒告发，特务砸了会场。贾拓夫、高岗冲出会场脱险，主要领导杜衡、袁岳栋等被捕叛变，省委破坏。高岗逃出后在杜斌丞公馆躲藏，后由杜斌丞护送出城，化装成木匠辗转到照金苏区。
高岗以省委代表到照金整顿严重受挫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并任政委。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会议，会上以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右倾、悲观、失败主义，统一了各游击队集中领导，并提出了建立三路游击区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总指挥部，高岗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指挥，对红四团、义勇军、各个游击队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采取“避实就虚”相机打击敌人。指挥部成立即投入战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一举打开旬邑县城张洪镇，大长军队、干部和农民的士气，为恢复二十六军打下基础。
11月3至5日，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二十六军，改编部队，建立陕北、渭北、陇东三个游击区并成立指挥部，军事后方机关移往南梁和今后的战略方向、行动方针。
7日，在莲花寺高岗主持召开军人大会，正式宣布恢复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高岗任政治委员兼二路游击队政委，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同时成立师党委，高岗任代理书记。
二十六军重建后，立即兵分两路，打击民团、土匪、土霸，拔除敌人据点，夺取武器，扩充军队，开创南梁根据地。
1934年30岁
1月8日，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连家砭召开党委会，因高岗在南邑堡战斗期间犯有错误，给撤销政委职务的处分，仍任二路游击队指挥部政委，杨森接任师政委。
高岗、杨琪(二路游击队指挥)扩建和指挥二路游击队，歼灭民团、土匪，收编愿改恶从善的民团、土匪为我用，拔除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周围的敌人据点，建立赤卫军组织，发展党组织，建立群众团体，筹组基层政权，并配合主力粉碎敌人几次“围剿”。
其时，他委派崔廷儒、秦武山等到关中联系和恢复党组织。1936年，刘少奇偕夫人谢飞前往华北时，就是崔廷儒指导恢复的党组织护送上火车的。
5月18日，南梁寨子湾召开陕甘边特委会议，张秀山任书记，恢复高岗四十二师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高岗任军委委员和特委委员。
其间，高岗率骑兵团奔驰韩城，白水和陕北安定等县开展游击战争，以扩大红军影响。
7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在南梁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作出“7·5决议”，对发展陕甘、陕北两根据地和两地党政军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28日，陕甘党政军领导和陕北游击队指挥部领导，在闫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给高岗扣上“梢山主义”、“富农路线”等几顶帽子，二次撤掉高岗的政委职务，谢子长接任政委。高岗任四十二师临时参谋长，红军干部学校政委，他积极扩建红军，筹备组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
10月，根据“7·5决议”精神，刘志丹、高岗在闰家洼子召开军人会议，以保安、庆阳、安塞县游击队为基础，宣布成立四十二师第二团，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
其间，高岗接收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率部归来，改编为人民抗日义勇军。四十二师第一团也在照金地区成立，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
1935年31岁
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张闻天任中央总书记，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军事上错误路线。
在刘志丹、高岗的指挥和陕北党组织的领导下，红军二十七军成立。
2月5日，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硷召开陕甘、陕北两地领导干部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高岗任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工委书记惠子俊(原任陕甘特委书记)，高岗为工委委员，会议统一了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党政军的领导。
4月15日(一说5月2日)，西北工委、军委在玉家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委兼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统一指挥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及各地游击队，研究部署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第二次“围剿”。
22日，刘、高指挥二十六军在横山县寺儿畔(现属靖边县)歼灭敌井岳秀的一个精锐连，作为和陕北二十七军会师的见面礼。
5月1日，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庆祝“五一”节，两军举行联欢，刘志丹、高岗在会上讲话。
本月初旬，刘、高指挥部队在安定县的杨园则，吴家寨、马家坪连续打了三仗三胜，歼灭敌人二个营又一个机炮连，1200多人，国民党团长的太太也被俘掳。
10日，前指在安定县玉家湾召开庆祝三战三捷大会，决定在“红五月”打通陕甘、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刘志丹、高岗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会后，在刘、高的指挥下，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靖边、保安、安塞等六座县城，实现了陕甘与陕北联系的目标，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延长解放后，高岗到宜川整顿游击队，成立司令部，委任领导。
7月初，前总率部到安定县的杨园则，塘家川休整，刘志丹、高岗等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提出“东击北攻”，集中南下打击东北军的战略方针。
5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智、聂鸿钧、刘炸夫(未来)组成驻西北代表团来到延川县永平镇。7月15日，西北工委在永平召开扩大会议，朱、聂传达了北方代表等的五封“指示信”，充满了左倾冒险主义观点。朱、聂借机指责西北根据地存在着右倾取消主义……向刘志丹、高岗等发难，撤销了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职务，朱理智以代表团的书记取代了西北工委书记职位，聂鸿钧取代了刘志丹的军委主席职务，不设副主席，高岗副主席职务自然消失，工委、军委的领导权掌握在代表团手里。
21日，刘、高未理朱聂命令部队攻打延安、瓦窑堡等坚固城镇的瞎指挥，而按前指既定“东击”的方针，率部向东挺进，直捣过河的晋军孙楚，李生达部在吴堡、绥德等地进犯。在慕家原、定仙焉两仗歼敌2000多人，使入陕的晋军仓皇撤退，“刘高啃不动”，并在7月的山西《晋阳日报》和天津《大公报》上大做文章说：“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六座县城，拥有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此报被中央长征红军捡到，作了无声的向导。没有这张报纸中央红军还没有目的地。
8月27日，前总打退晋军，回师安定县文安驿休整。朱理智等来到部队驻地，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把永平会议内容传达一遍，干部听的糊涂，站起来质问，朱聂指责说：“这是右派取消主义”，高岗坚定地说：“我们这里没有右派取消主义！”
9月初，红军包围了横山县城。激战几天未克，刘、高率部南下，在玉家湾休整。这次北攻，虽末取胜，但起到敲山震虎作用，减轻神府根据地的压力，消除南下作战的后顾之忧。
9月13日，前指从驻地出发，14日在永坪同二十五军会师，16日，召开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五军的团长、政委以上干部会议。17日，举行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刘志丹、徐海东、程子华、高岗等参加会议。会上，朱理智等把西工委、军委及惠子俊、刘志丹、高岗等说得一无是处。高岗站起反对说：“问题有那么严重”，被刘志丹制止了。
会议决定撤销西工委，改组了军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智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三个军组成了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一说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劳山战役结束后，程子华接任政委。
18日，召开军民大会，庆祝“九·一八”暨宣布十五军团正式成立，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二十六军为七十八师，二十七军为八十一师，任命了各师、团领导。
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地区召开干部会议，根据《晋阳日报》消息决定向陕北开进，毛泽东说：“我们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10月1日，高岗参加指挥劳山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个整师，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毙伤俘敌4000多人。高岗在此战役身先士卒，赤膀上阵，“赤臂战劳山”事迹传遍陕甘宁边区，并荣获“高岗刺杀手”称号。
劳山战役后，陕甘晋省委加快步伐搞肃反，错误地把刘志丹、高岗等一大批陕甘边的领导和二十六军主要干部抓起来，高岗从前线蒙面押送到瓦窑堡，受到法西斯审讯。
19日，毛泽东等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遂派王首道等到瓦窑堡对“肃反”进行审查。11月7日，刘、高等得以释放。之后，张闻天总书记在平反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他说：“以暴力手段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样的传统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党内不许‘整人’，社会上也不许‘整人’。”
陕北成了党中央和长征红军立足点后，蒋介石沮丧地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毛泽东到瓦窑堡，接见刘志丹、高岗等出狱同志时说：“你们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一种考验。”
毛泽东、周恩来批评戴季英等人得了“疯狂病”，戴季英不服气强辩，周恩来说：“象刘志丹、高岗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中央红军陕北落脚，鲁迅致信祝贺。
12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又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讲话。高岗以活动分子身份参加了会议，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也是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
其时，军委动员部派高岗到秀延县扩红，在短期内扩红2000多人，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表扬。
1936年32岁
1月15日，毛泽东等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阎锡山的命令》，令红军东征，打通抗日前进的道路。
中央军委决定以陕北红军师为基础组建了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辖三个团，共1200多人。中央军委还决定成立陕北骑兵团(亦称中央军委二路骑兵团)，高岗任司令兼伊盟工作组长，张爱萍任政委。二十八军和骑兵团成立后，中央决定组织临时北路军，刘志丹任指挥，宋任穷任政委。刘、宋、高、张率部北进，袭击武家坡、响水和横山守敌，吸引神、府、佳县北线敌人防守榆林，减轻红军东渡黄河的压力。
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刘志丹、高岗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名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号召收复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指出：“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高岗、张爱萍率部开进靖边，在张家畔同曹动之、吴亚雄、郝玉山的骑兵游击队会合，补充了骑兵团，活动于长城内外，开创陕蒙边根据地。
刘志丹在4月14日山西牺牲后，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组成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18日，主力分两路西进，高岗和曹动之带骑兵部队配合主力西征。27日，首战柠条梁告捷。28日，包围安边。6月17日、21日，解放定边，盐池县城。
6月，中央决定在定边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向绥蒙发展，高岗任书记(先是罗迈)兼蒙古游击司令。
7月初，党中央迁到保安。13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发布宣言，号召哥老会成员投入抗日救国战线。农历八月下旬，在保安县永宁山石畔乡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参加千余人，高岗受中央委派到会发表讲话。
之后成立定边工作委员会，罗迈任书记，高岗兼军事部长，准备打宁夏，夺银川，以宁夏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打通与外蒙和苏联的联系。
9月中旬，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高岗作为地方干部参加会议，参与讨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中华苏维埃制度共和国的决议》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宁夏战役等问题。高岗就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发表了意见，汇报了绥蒙开展工作的经验。毛泽东主席当场表扬高岗：能够独当一面开创工作新局面。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高岗这样的同志。中央决定蒙古工委改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统管西北民族工作。其间，张闻天致电高岗等指出：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党目前的方针是“联合抗日派，争取中间派、蒋派，打击亲日派。”
毛泽东在会上未指明地批评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使高岗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斗争教育。会议还决定成立保安司令部(亦称三边保安司令部)，属中央军委二局，任命高岗为司令员。
10月3日，定边工作委员会改为三边特委，贾拓夫任书记，高岗任委员仍兼军事部长。
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高岗率骑兵团开到陕甘交界的惠安堡，山城堡，配合主力歼灭胡宗南1个半旅。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会宁、静宁会师后北上。为保障会师后部队北上攻打宁夏的后勤供应，毛泽东指示以罗迈、董必武、高岗、贾拓夫组成征粮委员会，高岗为筹粮备草做了大量工作。后来，由于西路军过黄河失败，打宁夏、夺银川计划取消。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何应钦调兵威逼西安，红军主力南下，策应东北、西北军，高岗指挥骑兵部队和游击队镇守三边一带，保卫党中央安全。
1937年33岁
1月7日，高岗护卫党中央机关由保安县出发迁往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住延安。15日，列席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进驻延安后的工作。毛泽东说：“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几乎把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了这块落脚之地。这是我们的资本，我们要在这扎根，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高岗协助中央军委二局负责中央领导及机关住所选择和安全保卫工作。
党中央奠基延安后，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时代主流转向延安。“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斯诺语)
5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制度正式改为民主共和制度，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为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地方政府，高岗任特区主席团成员，兼保安司令、政委。
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特委成立，高岗任常委。
2日，中共全国党代表会在延安召开，14日结束。会议确定了边区特委的总方针是：边区建设成为抗日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模范区域。
15日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边区党委会，高岗当选为执行委员，分管边区军事，保安工作。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芦沟桥发动进攻。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8月22日，蒋介石同意中共主张，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前线抗日，边区设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保安司令部，高岗仍任保安司令员。保卫中央、保卫边区的重任落到高岗的身上。他亲自主持起草边区党委《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制定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着手保安部队建设和赤卫军整训工作。在短期内，保安部队扩编4000多人，还给留守部队输送了2500人。
“7·7事变”后，边区各地土匪迭起，毛泽东发出剿匪训令，并任命高岗为剿匪司令，指导全区剿匪战斗，先后歼灭土匪40多股。
9月6日，陕甘宁特区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高岗仍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保安司令兼政委。
11月16日，在绥蒙被日军侵占后，人心混乱。张闻天、毛泽东任命高岗为北出绥蒙骑兵团司令，以安定绥蒙人民。
1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上通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召开七大准备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边区党委工作。高岗出席会议并任准备委员会委员。
1938年34岁
1月，高岗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到榆林和高双成、邓宝珊协商联防和在榆设立办事处。
3月3日，边区党委、政府联名发出《告民众书》，号召全民武装起来，加强战勤工作、防奸防特、动员所有力量，准备实行长期抗战。
4月，日本飞机对延安、榆林等城市轰炸，企图西渡入侵。边区召开国防教育代表会，毛泽东、张闻天，高岗等到会讲话，准备直接抗战动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之后，二次到榆林协商联防事宜，并在驻榆部队发表讲话。
5月，为了纠正边区混乱局面，中央决定改组陕甘宁边区党委，高岗任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高岗接任书记后，针对边区党委右倾思想，给工作带来损失的现状，5月15日决定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布告号召纠正右倾错误，巩固和保卫胜利果实，打击敌人反攻倒算破坏活动。
5月底，在延安举行自卫军检阅，高岗发表讲话。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延安举行，高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发言，批评王明反对洛川会议精神的言行。高岗在边区坚决贯彻全会决议，组织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建立独立的地方武装，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
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高岗任工委委员，书记张闻天，西工委统管西北的工作。高岗参与西北工委制定《回民民族问题的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对团结蒙回民族抗战发挥重要作用。
1939年35岁
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高岗代表边区党委向大会提出他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其他法规文件，并获得会议一致通过。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首届参议会议长，张邦英副议长，选举了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和高等法院院长。
1月26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中央总生产委员会，高任委员。
2月6至8日，边区政府委员及县长联席会议上，宣布任命了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高岗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高自立任民政厅长，张慕尧任财政厅长，周拐任教育厅长，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曹力如任政府秘书长，曹胜祥任粮食厅长，周兴任保安处长。高岗在会上就传达贯彻参议会的决议、决定等讲了话。
本月，边区举办首届农业展览会。高岗在开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成立以高岗为首的总生产委员会，他在成立会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保障供给。
3月8日，边区妇联召开直属妇联主任会议，高岗到会讲话，指出了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方向和任务。
5月1日，边区举办首届工业展览会，毛泽东、高岗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农业展览和工业展览会的举行，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兴起。
6月初，高岗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研究保卫边区等问题。
7月7日，边区党委发出《纪念抗战两周年告边区民众书》，号召边区军民加紧保卫边区的战斗准备，粉碎投降妥协阴谋，迎击日军新的进攻。
党中央同日发表了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文章，提出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为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高岗亲自组织党委机关领导学习中央的文件。
日军企图渡河西犯，河防形势日益紧张，高岗从延安出发，经宜川、延川、清涧、吴堡、佳县等县沿河进行视察，看望伤员，调整河防部署。
中央根据高岗视察后的建议，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并调三五九旅开赴绥、米、佳、吴、清地区，加强了河防军事力量。边区先后动员1万多人力和近两万头畜力，过河配合晋西军民抗战。
8月间，高岗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研究“七大”准备和其他有关工作，听取南方、东南新四军和党的工作报告。
9月28日，边区党委组织部根据高岗指示，发出《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12月高岗签发了边区党委《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指出：大胆吸收各方面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提出“抢知识分子”的口号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
11月13日一12月17日，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举行。高岗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并代表区党委作了工作报告。他指出：边区是保卫西北的前卫，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是中央所在地，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在民主政治运动上起了先进的模范作用，打退了日本侵略者的多次进攻，胜利地保卫了边区，保卫了西北。
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边区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的任务，号召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他说：“高岗同志对中央红军和抗战斗争立了大功，这种功劳与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历史所共存。”
会议选举产生边区党委会，高岗被选为书记，同时选举高岗等为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2月21日，边区党委和政府在延安举行庆祝斯大林60诞辰会，毛泽东、高岗在会上讲话。
期间，蒋介石下令包围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25日，朱德、高岗等联名通电全国，抗议顽固派进攻边区，要求严令禁止，惩办肇事魁首，取消反共邪说。
1940年36岁
1月16日，边区举行第二次工农业展览会，高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展览会6000多件展品，有1000多件受奖，有3000多个劳动英雄受奖。
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高岗被选为理事。
2月23日，日军一万多人分六路进犯晋西北和陕北河防。边区党委宣传部根据高岗指示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工作战时化，立即动员起来，迎击敌人的进犯，保卫边区。
3月，八路军留守处、保安司令部配合作战，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击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5月，高岗、肖劲光等致电关中分区习仲勋等，对付顽军进攻。
在边区参议会指导下，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试行“三三制”政权建设，然后全区推广，高岗亲自到试点视察指导。
7月21日，高岗主持召开边区军事会议，强调指出，在统一抗战时期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把握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摩擦来，反摩擦去”，“既不破坏统一战线，也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绑起来”。
9月18日，边区党委、政府联合发出通知，发动秋季开荒，要求党政军民机关加强经济建设，为1941年大力生产粮食作好准备，支持长期抗战，以实际行动纪念“9·18”。
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边区党委，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高岗任中央局书记。
边区成立回民文化促进会，高岗被选为促进会理事。
9月下旬，高岗主持召开边区中央局常委会，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参加会议，并作了指示。
10月3日，高岗主持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号召大力发展经济，支援抗战。在大生产运动中，高岗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每年为自己计划种一块地，自己作务，口粮被服全部自给。高岗的带头劳动，起到表率作用，荣获毛泽东主席亲题“劳动模范”奖状。
10月初，高岗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任弼时建议，决定边区各部工作经由中央局讨论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
11月12日，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把经济建设工作作为当前迫切的工作之一。23日，发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指出，全区财政工作执行完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政府收入。
12月初，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分子阴谋进攻边区，夺取延安。边区保安司令部命令各部队进行反击，赶跑了闫家寨子、望宁堡的国民党军，吓住了绥蒙国民党军陈长捷、何文鼎二十六师进犯，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37岁
1月30日，高岗签发了边区中央局发出“三三制”选举的指示，县、乡建立选举委员会，开展普选工作，县、乡两级都建立了“三三制”政权。
4月30日，中央局发出高岗主持制定的“五一施政纲领”开始试行的决定，“纲领”称之为根据地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各方面施政方针、政策，推进了边区民主政治、经济建设。
期间，高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委员。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的工作。高岗任书记兼统战部长。陕西省委改为陕甘省委，归西北局领导。
18日，西北局成立以高岗为主的食盐督运委员会，发挥边区食盐拳头产品作用，发展边区经济建设。
6月13日，中央统战部、军委总政治部，对边区党组织和留守兵团与友军(即国民党军)交朋友的措施和经验发出通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及时布置交朋友活动。其间，高岗任中央财委委员。
8月初，高岗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关领导讨论财政工作。
9月，西北局决定陕甘宁边区党校改名为西北党校，高岗任校长，培养训练西北、华北、华东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为反攻日军作干部准备。
10月10日，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26日，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高岗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27日至11月3日，高岗主持召开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林伯渠作财政经济政策报告，高岗作重要讲话，指出边区工作的方针，要求加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私人手工业，帮助建立家庭纺织业生产。
11月6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高岗致开幕词，号召大会讨论确定边区大政方针，团结西北人民，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在会上，他还作了《五一施政纲领》解释报告，指出“纲领”的基本精神：“团结、抗战、救中国。”他说，纲领是总结西北20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落实纲领的关键是“三三制”政权建设。
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非党)为副议长；还选举了边区政府领导和参议会常驻委员。高岗在政府主席、委员宣誓就职典礼会议上说：“希望本届政府全体委员彻底执行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之一切决议。参议会同仁定当尽力帮助，共同促其实现。”
12月15日，延安党政军群机关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高岗出席并讲话。25日，西北局发出高岗主持做出的《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用全力贯彻以农业为第一、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
1942年38岁
1月4日至3月中旬，根据西北局决定，由高岗、林伯渠率团到下边进行调查研究，为整风运动做准备。
4月1日，边区政府依高岗的指示，作出《重新整理自卫军的决定》，加强了赤卫军组织建设和纪律性。
3日，高岗出席中央书记会议，决定边区“三风”整顿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28日，由高岗和任弼时负责的边区整风总学习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边区整风学习运动。
5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决定》，高岗代理政委，司令员贺龙，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的军事建设、作战行动和财政工作。
19日，中央军委任命高岗为留守兵团政治委员。
6月初，高岗主持召开各单位学委会领导和学习组长会议，肯定了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
6月12日，西北局总结了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的经验。
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边区工作的方针，指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领导为该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边区政府党团完全执行西北局的决定。
8月，边区成立军政委员会，高岗任书记，贺龙任副书记，统管军政工作。
9月25日，边区着手军队精兵简政，统一指挥军事。联防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对外只称留守兵团司令部)。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和晋西北部队，贺龙任司令员，高岗任政委。
10月1日，召开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整编会议，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央成立审干委员会，高岗任副主.９9ｌiｂ.任，主任刘少奇。
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召开历时88天的高于会议。地方县级、部队团级以上负责干部300多人参加。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和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到会旁听。中央派任弼时参加指导。毛泽东主席到会讲话，高度赞扬高干会开得好。高岗代表西北局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报告。
11月7日，高岗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5周年的文章，题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他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各部党员，要坚持执行中央的路线，要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服从党的领导方面做模范。
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1935年9、10月所进行的错误肃反，作出全面的复查和彻底的平反，高岗被誉为西北党和人民领袖。
1943年39岁
1月5日，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根据高岗的提议、高干会决定，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议》。15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运动月的指示》，随之又发出优待抗日军人条例，拥政爱民公约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全区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蔚然成风，成为党的优良传统。
6日，中央批准西北局设立常委会、办公厅，常委由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组成，秘书长贾拓夫兼，林伯渠为政府党团书记。高岗兼任西北党校校长。
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委员的党外人士座谈会，贾拓夫受高岗委托传达了高干会的情况，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在会上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在简报上批示：“此种座谈会应每月举行一次”。高岗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凡有大事便向党外人士传达并进行座谈，征求意见。
2月初，毛泽东、朱德、高岗等在延安庆祝废约大会上发表讲话。
3月3日，边区政府发布简政施政纲领，开始第三次精简。到31日，裁并区级所属机关百余处，又精简干部1200多名，加强县、乡政府。先后三次精简干部12000多名。
8月，在延安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高岗发表讲话。
14日，《解放日报》发表高岗《党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三问题》的“代论”文章，指出春耕能否完成任务，最基本的将决定于党政军民的具体领导。为指导春耕，高岗带政治秘书到安塞县二区六乡，志丹县一区一乡，进行总结经验，作为典型，指导全区农村工作。
4月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0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2万人参加的中直机关、边区机关工作人员动员大会，康生动员反特斗争。在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的指挥下，在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错整了很多人。高岗发现有问题，向任弼时和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及时纠正了扩大化的问题，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并批评康生，使高康关系上留下阴影。1944年1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平反了冤错假案。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边区在帅孟奇的帮助下，进行甄别工作，高岗也作了自我批评，并对错整的人进行了陪情道歉。
23日，延安各界万人公祭刘志丹，高岗在会上介绍刘志丹生平，并在《解放日报》上发了高岗的《向刘志丹同志学习》的“代论”文章。5月2日，志丹灵柩由高岗、刘景范、张秀山等护送到志丹县，并在万人公祭大会上高岗再次介绍志丹生平。
4月底，中央成立反内奸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
6月10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趁机指使特务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党解散”、“取消陕北特区”。13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并调驻河防的军队和原封锁边区的十多个师进驻洛川、平凉等地，分九路企图进攻边区，依照南方第五次“围剿”采取的“滚铁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25日，西北局作出《边区党内历史结论决议》作为整风重要文件，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
6月下旬，针对胡宗南发动的“内击”边区的阴谋，高岗、贺龙、林伯渠、李昆铭发布边区政府、留守兵团训令。
7月9日，延安各界3万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朱德、高岗等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高岗在讲话中号召边区党员、干部、战士、各界人民、男女老幼一齐动员起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保卫边区，保卫共产党，保卫西北，坚决打垮替日本帝国主义开辟第二条战线的人！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坚持团结，反对内战。
8月8日，延安举行追悼那素(时边区政府委员，民族学院教授，亦称蒙古族领袖)的大会。高岗在会上讲话，指出“蒙古同胞应照着他的道路方向前进！”“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愿意和蒙古人民团结抗战到底！争取蒙汉各族的解放！”
15日，延安举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追悼大会。高岗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指出边区乃是全国人民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用“血和生命换来的”。
10月中旬，西北局、联防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军事干部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高岗、林彪分别在会上作报告。
其间，高岗主持西北局常委会，研究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参议会、劳模会等问题。
11月26日，边区召开首届劳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生产展览会。毛泽东到会作了《组织起来》的演说。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大力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的关系及重大意义。他称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会议上交流了生产经验，检阅了整风以来大生产运动各项生产成果，重奖了劳动模范。在会上，各分区和中直机关向高岗敬授了“西北星辰”、“西北灯塔”、“人民领袖”等锦旗。
1944年40岁
1月11日，边区参议会举行常驻委员会，高岗在讲话中赞扬边区政府在上年工作中的成绩，并指出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是整风打通了思想，又抓住了发展生产这个中心。
2月7日，延安民众选派代表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岗书记、林伯渠主席、王世泰保安司令献旗。
3月8日，延安举行千余名妇女大会，纪念“3·8”节。高岗到会讲话，号召组织边区25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自己动手，发展经济，做到每个家庭丰衣足食，妇女获得应有经济地位，达到男女平等。
5月1日至25日，边区召开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会上讲话。高岗在会上作《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讲话。他要求所有工人、技师、厂长和做工会工作、党的工作的同志，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为完成边区工业品自给自足的目标而奋斗。并提出公私兼营、公私并重的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会上奖励了3名特等劳模、西北局作出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提出五项具体任务。
5月10日，高岗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讨论“七大”准备工作。
6月16日，延安军民4万多人集会，高岗在会上发表动员讲话，号召全区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西北。同日，西北局、边区政府、留守兵团联合发出保卫西北的训令。指出郑州、许昌已被日军侵占，潼关吃紧，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号召边区军民与共产党员紧急动员，支援前线。
6月27日至7月7日，边区召开合作社主任会议。高岗到会作了《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讲话。他指出：要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办好合作社，为群众办好事，使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有帽子戴，有鞋子穿。朱德到会讲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合作社模范和出席会议代表。
9月中旬，延安召开留守兵团学习模范和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高岗发表讲话。
26日，高岗陪同毛泽东、贺龙、陈毅、林彪、聂荣臻及美国军事观察组包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摩留守兵团学习模范代表投弹、射击、刺杀等7项军事技术表演。高岗刺杀，贺龙投弹作了表演，仍不减当年雄姿。
10月11日至11月16日，边区召开文教代表会。参加450多名代表，毛泽东在会上作演讲。高岗在讲话中指出：“干部教育头等重要”。会议总结了两年文教工作经验，提出今后工作目标。
12月4至19日，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在延安召开。高岗等19人组成主席团主持会议。16日，高岗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用解放区和蒋管区两种路线，两种结果的对比法，讲了边区大后方的形势，提出今后的各项任务，突出强调加强团结，发展生产和干部教育，为抗战反攻作准备等问题。
12月22日到1945年1月14日，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高岗在会上作了题为《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的重要讲话，要求劳动英雄发扬带头、骨干、桥梁作用。他号召干部和领导深入基层，改造农村，提高农民、建设边区、建设国家。
其间，高岗和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李维汉、贾拓夫、刘景范等座谈劳模大会总结等问题。
是年冬，高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今冬中心工作》的文章，提出五项任务，指明了工作重点，为1945年发展经济，大反攻日寇作准备。
1945年41岁
1月1日，高岗出席中央团拜会。5至9日，西北局召开高干会，高岗在会上作报告，对全年工作作了部署，重点强调了民主、生产、作风三个问题。他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部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机关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做到藏粮于民；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去掉不符合老百姓的要求的作风。他号召干部改进工作作风，纠正主动少、用脑少、实事求是不够、民主作风不够，命令主义太多等毛病，要“打开脑筋、多想问题，为人民兴利除弊”。
2月14日即正月初二，延安秧歌队给边区领导拜年，高岗发表感谢讲话。
3月16日，高岗出席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全会总结和七大准备，决定七大主席团人选。
4月21日，中共举行“七大”预备会。毛泽东在预备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大会的工作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号召：全党要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会议推选16人组成的“七大”主席团，高岗为主席团成员兼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22日，历时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通过了《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高岗参加了这次长会并作了重要发言。这次会议1944年5月21日就开始了。
23日，“七大”开幕。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刘少奇作军事、党章的报告，高岗在大会发言，他全面介绍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经验和关于争取中间分子、发展生产、改进作风的问题，充满信心夺取抗战胜利。
5月11日，朱德、高岗、李鼎铭、林伯渠等举行宴会，有苏联、英国、美国友人参加，庆祝苏联军队5月2日攻克柏林，欧战胜利结束。
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岗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由毛泽东等13人组成。
6月底到8月初，西北局再次召开高干会，座谈西北党的历史问题。会上30多人就西北党历史发言。高岗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作了长达4万多字的总结发言。他把西北党的历史从头至尾甚至每年每月每件事细说一遍，使会议参加者更进一步了解西北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全过程，提高了执行党的“七大”路线的自觉性。任弼时在座谈会上代表中央讲了话，并进一步作了明确的结论：刘志丹、高岗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智、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8月8日，苏联政府按雅尔塔会议的协定对日宣战。8日，苏联红军诸兵种150万人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从东、西、北多路突破日军防线，进入我国东北境内，歼灭日本陆军精锐主力关东军67万人，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促成日本的投降。
中旬，中央召开各将领会议，高岗出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研究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讨论了任务和应付内战的对策。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朱德总司令连发几道命令，令吕正操、张学思、方毅、李运昌等部向东北推进。
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28日，毛泽东在蒋介石三次电邀下到重庆谈判。高岗等怀着对毛主席安全担忧的心情到机场送行。
30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以接受“东北主权”名义，开始对东北的争夺。
9月2日，高岗等欢送张秀山率干部800多人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和林枫会合，组成1500人干部团向东北行进。
同日，日本天皇和政府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自2日以来延安人民狂欢异常。5日，延安各界2万余人冒雨集会，高岗出席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并讲话。
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刘少奇主持会议，高岗等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听取从东北飞来曾克林和苏联红军代表汇报。当晚政治局研究了全国军事部署的战略问题。15日凌晨，政治局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任书记，立即赴东北工作，随苏军飞机去沈阳。
之后，中央发出指示，调配一百个团的军事干部和大批地方干部迅速进入东北，陕甘宁边区抽调2万干部，从山东、华中调集十一万军队挺进东北，打算独占东北。
19日，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决定林彪、罗荣桓等到东北工作。
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北局领导进行调整，组成新的常委。任命高岗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兼政委。
10月初，高岗派胡立亭到安边国民党十一旅向地下党组织通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情况，并告诉代旅长(非党)曹又参：“总的一句话，蒋介石一定要内战。”希望曹走向人民方面，反对内战。
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高岗再次要求到东北工作，毛泽东同意他去，并和高岗、张闻天谈话，交代任务说：北满、西满地域广大，背靠苏联、蒙古，是我们首先要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你们一个是根据地建设的专家，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都有长期革命工作的经验”，中央派你们去东北，加强东北局的干部力量，“前方有林彪、罗荣桓，后方有你们，我就放心了”。“西北这里有彭德怀、贺龙同志，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安全。”
22日，高岗、张闻天等带着毛泽东主席的重托，乘美国军事观察组飞机从延安飞抵邯郸，然后乘火车、汽车经承德、锦州，于11月22日到沈阳，出席东北局会议。
11月2日，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和吉黑军区(后改为北满军区)成立，陈云任书记，高岗任吉黑军区司令员兼分局副书记。
26日，高、张到哈尔滨，陈云、高岗、张闻天在哈尔滨开了三天会，全面分析了东北形势，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30日，以他们三人名义关于《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电报东北局和中央。电报说：“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中长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中央回电表示：“完全赞同。”
12月1日，北满分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主持会议并讲话。高岗就目前形势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作了报告。报告中指出：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要进东北。我们的基本方针创造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
5日，彭真、罗荣桓给林(彪)、程(子华)高(岗)、陈(云)的电报，要集中力量攻打沈阳、长春。高、陈即回电表示不同意，并指出：你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是不符的”。
7日，中央给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指出：“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北满分局接到中央电示，马上电告中央和东北局，根据北满敌我斗争主要问题提出补充意见。
13日，党中央电示东北局：高、陈要求派4个团部队到北满，应从速派去……
16日，北满分局电示各省：立即组织可靠部队剿匪。
21日，高、陈致电彭真，建议重点保热辽外，将主力部队更分散些，抢先剿匪，发动人民创造根据地，造成“可战可和的局面”。
22日，高、陈致电彭真、罗荣桓、林彪，请转告359旅火速赶到舒兰、榆树，协助当地部队消灭国民党土匪。
12月下旬，高、陈致电张闻天、北满各省委并东北局转中央：北满一些县委任地主分子组织保安队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增加了国民党的武装。
月底，高岗、陈云致电东北局：我在东北的方针已由独占东北转为“创造根据地”。
1946年42岁
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建立了东、南、西满军区，连已建立北满军区共四大军区，调整了各省军区、军分区，组织补充团和地方武装，部队整编后归各大军区指挥。北满军区辖扩编后的山东第七师，陕甘宁三五九旅及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等5个省军区。
10日，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定，并决定成立北平军事协调处执行部。但国民党又片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这就出现关内小打，东北大打的局面。国民党不断向东北调运部队，建立政权，占领一些城市，向解放区进攻。
北满地区在分局、军区的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安抚救济”等工作，把政治上的反奸清算斗争与解决农民迫切的经济要求结合起来。同时，整训军队，发展武装，壮大军队，党中央对北满各地开展的处理日伪土地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创建根据地，给予极高评价。
13日，中共中央给彭真、林彪指示电：蒋介石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东北任何地位，……请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随后，又指示：不怕以最大牺牲，务必一战大胜，煞一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
北满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立即指挥合江、松江、牡丹江等省军区的民主联军，向盘踞大罗勒密、克木兰、延寿等地区政治土匪发起进攻，为民除害，争取了群众，改变了“正统”观念。
2月25日，针对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彭真仍存有独占东北的幻想，高岗等给东北局电报指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的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阻顽军北进为目的进行工作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被动地位。
北满分局和军区在陈、高指挥下，抓紧后方基地建设，整顿部队，建立政权，消灭土匪，发展党组织，创造根据地，作长期作战的准备。
3月6至8日，东北局部分委员和部分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在抚顺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东北形势和与战问题，城市与乡村问题，是否应准备长期作战和作战指导方针等重要问题。东北局由本溪、抚顺迁移到梅河口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了以上问题，但有人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仍抱幻想。
27日，东北停战协议成立，停战七天，北平军调部派四个小组赴东北执行停战命令。
北满军区乘苏军撤出和军调组未到之机，占领了有关城市，合江、绥宁等省建立了行政委员会，组织发动机关、军队、群众第一次大生产运动，处理日伪土地，恢复生产力，为北平军调部东北组我方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抢在军调处人员到达东北前，占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中东路全线，北满各省加紧军事部署，黑龙江召开省工委会议，松江召开军区干部会议，研究部署战斗，佳木斯苏军撤退，北满民主联军根据北满军区命令，立即布防并成立卫戍司令部。
4月初，北满军区指挥解放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部署，高岗任攻打哈尔滨前线指挥部司令。同时，发起剿匪战斗。
2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高岗被选为参议会议长。就此事，《解放日报》记者访问了林伯渠，林对记者说：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边区人民享受到应有之利益。
23日，齐齐哈尔解放。苏军于25日撤离哈尔滨前，我军对哈市区已形成兵临城下之势，外围敌人被歼灭。28日，高岗等指挥三五九旅、松江军区部队和北满分局、军区机关和松江省党政军机关进住哈尔滨，哈尔滨市70万人上街欢迎，哈尔滨宣告解放。
5月2日，陈、高向中央和东北局电报进占哈尔滨后情况。
12日，中共中央决定，高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政委(罗荣桓出国治病)，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主持军事行政与军队政治领导工作。
14——23日，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五四指示”。
21日，蒋军占领四平后向长春进攻，东北局由长春迁到哈尔滨。北满分局和东北局合并；北满军区和民主联军总部合并，原北满所辖各军区部队归联军总部直属。自此，哈尔滨成为解放全东北的大本营。
蒋介石在美帝的帮助下，向东北已经调进8个军，27万多军队，抢占许多大城市。我党完整控制的地区和城市只剩北满。
东北局和联军总部经研究，发出关于保存辽宁省委的指示电指出，辽宁省委似仍有存在的必要，遂任白坚为省委书记，林一山为副书记，辖以西安(即辽原)、清源、海龙附近为中心的三个地委，在沈阳至长春之间敌薄弱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其他地方、城市，几乎全部沦为敌手，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军已进至松花江南岸，虎视耽耽，准备渡江。
高岗主持召开北满地区各省委书记联席会议，集中讨论了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异常严峻的问题，提出了扭转这种局面的方向和任务。
6月1日，根据东北局会议对形势分析情况，高岗主持起草东北局《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克服当前危机，转变当前局面的中心一环是：“全党全军动员一切力量迅速深入普遍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彻底肃清土匪，解决土地问题，增加工人、雇农和零工工资，改造区、村政权，特别是在斗争中组织与改造地方武装与建立民兵并动员新兵源源不断地补充主力。”“只要我们能够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战争成为广大人民热烈支持的战争，成为民兵地方武装与主力密切配合的战争……敌人终将被我们所战胜。”
其间，东北局接连发出有关剿匪工作、发动群众和当前南满任务与东北斗争方针等指示文件，明确指出“大官做小事”，发挥我党政军政治工作优势，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在东北才能立脚，才能胜利”。要结合反奸清算斗争建立真正的人民武装，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纠正干部中畏难情绪，提高部队士气，“应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打算”，“克服侥幸心理，部队迅速加紧补充、休整，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进攻”。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东北局，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高岗任副书记兼秘书长、联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林、彭、罗、高、陈组成东北局常委会。
2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组织工作团，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的决定，指出：能否发动基本群众，为我党在东北斗争的成败关键。要求在全体党政军民干部中，造成下乡热潮，使基本群众在开展经济斗争后迅速推人武装斗争，以深入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并以合江省为我北满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以对付敌人大规模进攻做准备。
7月1日，高岗主持起草东北局发出《关于目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部队以各旅为单位划定一个地区去创造根据地，各派三分之一的兵力打击土匪、做群众工作，创造自己的家乡。同时指出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实行大精简，各抽出五分之三的干部，下乡做群众工作，创造我东北的立足点。
3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黄克诚、林枫、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肖劲光、蔡畅、万毅、吕正操、古大存等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外和东北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创造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教训，批评彭真同志的错误，统一了对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农村和作战指导方针等问题的认识，由高岗、陈云商量起草，经东北局常委进行讨论修改，7月7日东北局通过《东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亦称77决议)。这是统一东北地区领导思想的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决议号召广大党员、革命干部要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创造根据地。
高岗在东北领导根据地创建中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建设根据地专家”的作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重要讲话，根据他创造根据地的才能和经验，就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发挥我党政治工作优势，加强思想教育，讲了具体意见。他强调指出，目前创造根据地，巩固后方基地，是东北当前的第一位工作，把重点应放在中小城市和铁路沿线的广大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改造基层政权，建立人民武装。在会议期间，高岗找很多干部谈创造根据地的战略重要性，做思想工作。
会议决定以合江、牡丹江为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7月下旬，高岗到合江省等地传达7月会议精神。他强调指出，我们所有同志要承认当前处于敌强我弱以及东北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关键是能否掌握群众，把基本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斗争。他要求全体党政军干部迅速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为保地而参军和敌人斗争。他对总部转移的地址地形进行勘察。《东北日报》发表了经高岗审查修改的《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为题的社论，号召全党全军进行深入动员，到农村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到8月，北满地区下乡干部达12000多人。
13日，以陕甘宁边区参议长高岗和其他解放区参议长联名致电美国当局，反对美国政府援蒋打内战。东北、陕甘宁、华北等地约1亿4千万人联名向美国政府提出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扩大内战的呼吁。
8月7日，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哈尔滨举行。会议通过高岗主持制定的东北民主建设施政纲领，制定了土地条例，成立了东北最高行政领导机关——东北各省行政联合委员会(后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
10日，参加东北局会议，讨论财经、干部、军队政治等问题。
其时，高岗听取汇报并指导哈尔滨公安机关破获一起国民党阴谋举行暴乱案，活捉首犯国民党新编二十七军军长姜鹏飞、大特务汉奸李明信、第六路军三军军长崔大刚等，于9月2日镇压，挖掉哈尔滨不安定的祸根。
9月4日，林彪、高岗联名发出关于对敌作战原则的指示，提出了“采取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根本方针”的十条原则。接着，即8至15日，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围绕着东北敌我斗争形势分析，期间东北处于和缓状态，抱有和平幻想的人提出对蒋介石的政策是“洗脸还是杀头”问题展开讨论。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
9月，蒋介石部队进攻并侵占我热河解放区>后，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于10月上旬开始向我辽东、辽南发动进攻。
东北局于9月19日、23日，由高岗主持连续发出关于准备粉碎敌人对哈尔滨、安东等地的进攻和给各地土改工作团的指示。命各军区迅速完成补充主力的计划，派大批干部加强工作团，掌握可靠的群众武装，扑灭反革命叛乱。要求后勤部门应以最大的力量抢修铁路、公路，组织交通运输和军工生产，保证前方供应。
10月10日，东北局根据高岗提议，作出关于干部学习的决定，指出“因为干部学习生活没有建立，许多思想上的问题就不能上下打通，许多问题就不能从思想上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在东北全党干部中建立学习生活是非常必要与非常迫切的。要求县团以上干部成立学习小组，掀起了学习热潮。
19日，国民党东北军队为实现“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10万军队向南满进犯。
同日，统帅部林、高等联名就目前东北情况与工作方针问题向中央报告，在分析了敌人进攻严重形势后，提出东北斗争的方针是：第一步求站住脚，首先巩固现有的地区，在将来则扩大现有地区，并准备将来在军事上渐渐转到平衡的地位，进而转到优势并形成对全国的影响。具体工作最主要的是着重发动农民群众；其次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军队。作战方针上采取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着重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保持中小城市与广大乡村。
20日，林、高等致电肖华等，对新开岭战役作出指示。
30日，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对南满新开岭国民党52军25师发起战役攻击。到11月2日，全歼该师8900余人，活捉敌师长李正谊。
同日，高岗签发东北局《关于积极发展党员与建党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中，积极的发展党员与建立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使我党在东北‘站得住’、‘扎下根’的重要任务之一。”“发展新党员的主要对象是工人、雇农、贫农及革命知识分子。”
31日，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陈云任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肖劲光任司令兼副书记。
11月1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南满战略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你们的任务是削弱与抑留敌人，保存自己，坚持根据地”。
5日，东北局发出《关于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在群众运动初步发动和土地问题初步解决的地区，要认真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强调指出：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新任务，一是挖反革命的根，起出反动派的一切枪支，破获反革命的一切组织，肃清一切政治土匪；二是教育积极分子，提高其政治觉悟，大力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
21日，针对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东北局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之后，召开群众工作会议，解决土改中的“半生不熟”问题。高岗讲话中对土改问题有“左”倾观点。
从1月至11月，民主联军在自卫战争和剿匪战斗中，共歼敌人16万多人，其中国民党正规军8万9千多人，土匪7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和炮88000多支、门，还有大量子弹、炮弹、电台和战马、汽车等军用物资。生俘匪首谢文东(国民党15集团军总司令)和中将军长孙荣久、师长秦种权等。击毙中将师长鲁寿山。黑龙江、松江、合江等地区土匪基本肃清。
12月17日，林彪、高岗等联名发出关于坚持南满局面给辽东分局的指示，提出内线作战、内线外线相结合作战和少数兵力处于内线主力到敌后外线作战三种作战方式，指出南满的斗争必须准备如抗战困难时期的那种局面下的奋斗，主要巩固内部，结合群众，依托广大山区，加强下层领导，采取大胆而精细的处置，各个歼灭分散的敌人。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来争取局面的坚持，以待东北与全国形势好转。
1947年43岁
1月5日，北满我军集中12个师的兵力，一下江南作战至月中旬，歼敌4千多人，一下江南胜利结束。
林彪、高岗亲自参加指挥了这次江南作战和后两次下江南作战，配合“四保临江”战斗。
11日，中央军委给林彪、高岗、彭真等发出《关于围城打援和勇敢攻击等作战经验》的指示电。电示肯定北满、东北部队所采取的围城打援方法是歼敌主要方法之一。指示东北部队要“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人之薄弱据点，采取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
北满各省在哈尔滨召开财政会议，讨论解放区的财政形势，根据高岗的意见，确定基本方针是：“长期打算，发展生产，增进贸易，厉行节约，保障供给，支援战争。”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要求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40—50个旅。
8日，陈云就南满前途等问题致电高岗。指出，今后南满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保临、蒙，使长白山区有完整四县。二种如临、蒙不保，大部主力在敌后处于敌兵四面包围中，根据地不易迅速建立……敌以少数兵力对南满，大兵北压，北满主力无法南渡击敌，敌可能集中东北重兵先扫南满，使我无立脚喘息之机，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10到12日，“联总”召开北满师以上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作重要报告，总结了一下江南的经验，提出二下江南的意见，指出不打莽撞仗，要打硬仗，“南打北拉，北拉南打”歼灭敌人。会议决定二下江南，并作出八项决议。随后高岗向毛泽东、刘少奇写了《关于北满部队第一次出击松花江情况》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复电：“完全正确，望坚决执行”。
13日，国民党集中5个师向临江发动第三次进攻。21日，联军总部命令北满部队二下江南作战，依林彪、高岗的作战意见，采取奔袭战略在吉林西北城子街、九台、农安等地先后歼灭7千多人，有力地配合临江陈、肖部三保临江战斗。
3月8日，为配合临江战斗，在松花江解冻前，北满部队三下江南作战，配合南满民主联军歼灭敌八十八师全部和八十七师大部，毙伤俘敌6500多人。
至此，北满部队在林彪、高岗..等首长亲自指挥下，三下江南袭击敌人，减轻陈、肖部在临江地区的压力，同时进行扩兵整编部队，北满部队已经达到了3个野战纵队和7个独立师。连南满的2个纵队，东北民主联军共有5个纵队和10个独立师。
18日，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大部城镇，高岗十分难过，成天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东北局在双城召开高干会议。会议分析了东北形势，总结了最近保临江、下江南战斗经验，研究敌我军事状况。23日，联军总部由高岗签署了关于东北部队下江南，保临江战斗和东北军事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28日，林彪、彭真、高岗给辽东分局陈云等发出《关于目前作战方针等问题》的指示。指出：敌驻热河之两个军，业已有5个师调入东北，另一个师据报亦在向东北转运中。你们须准备应付今年异常困难与紧张的斗争局面。并指出南满的作战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在地方与军队干部中均须有应付今年斗争的思想准备，建立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31日，陈云、肖劲光就林彪、彭真、高岗的指示研究后复电林、彭、高。复电说：“已集中两个纵队五个师打运动战。”并表示：“决心打几个大仗、硬仗、恶仗。”
4月2日，陈云发出致高岗信。信中说：“我们到这里可以说基本上是解决一个问题，即思想上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意志去坚持南满。”信中还谈了坚持南满对“全东北全国的意义。”他提出采取“分别先后，集中重兵，各个击破”的计划。
16日，高岗致陈云的信中精辟地分析东北的形势，指出：目前东北正处在敌我力量将发生根本变化的剧烈斗争阶段，只要我们仗打得好，再大量歼灭敌人，形势大为改观，纵然敌再增兵，我们也能背得起。因此，只要我们主观上不犯错误，同时关内的仗打得好，东北敌我力量的根本改变，必然会到来。他强调指出：当然这不能是等待，而是经过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来争取。高岗在信中回顾了“7·7”决议贯彻执行以后，发动群众，生长我之力量，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东北联军先后歼敌43000多人，北满部队三下江南，配合南满部队四次打退敌人对临江的进攻。同时，进行扩军整编，我主力部队发展20万人，地方武装达到22万人，共42万兵力。先后收复11个城市，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稳定了东北的战局。东北敌军由战略进攻转为防御守势；我军转入了主动，改变了敌攻我守的形势。
5月5日，高岗主持起草的东北局《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总结、贯彻了“7·7”决议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东北正处在一个新的形势面前，东北全党新的任务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这实际是夏季攻势的动员令。高岗指示冀热辽地区部署大反攻，要求冀热辽分局组织党政军民度过灾荒，夺取夏季攻势胜利。
8日，陈云收到高岗的信后又复信高岗，说：“你对东北形势估计和今后工作都同意。”
为了适应东北新的形势变化，东北局决定实行党政军明确分工，彭真奉命到中央工委筹备土地工作会议后，对东北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作了调整。自去年7月以来，高岗坐镇哈尔滨，在行政、党务、军事后勤方面，大显身手，文武较全，指挥得当，林彪提出高岗任东北局书记，被高岗谢绝。
东北局委员除原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又增加肖华、伍修权、周保中、何凯丰、刘亚楼、汪金祥等六人；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林枫等七人组成新的常委，林彪为书记，高岗任第一副书记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长和东北党刊《群众》主编，罗荣桓、陈云为副书记。
还建立中央军委东北分会，林彪任主席，罗荣桓任副主席，高岗等任委员。还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会，陈云任书记。
东北军区部队经过整顿，军区下辖3个二级军区，12个三级军区。总后勤部扩大为后勤司令部。
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高并告朱德、刘少奇：“出师顺利，甚慰”。
30日，毛泽东致电林、高，庆祝歼灭敌71师主力及其他各战线的胜利。
6月6日，东北局发出《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力抽调干部到收复区去，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改。
15日，毛泽东致电高岗等，通报陕北三个战役(即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的战况，高岗非常欣慰。
7月1日，根据高岗的提议，东北我军发动的夏季攻势，打入国民党统治区，比中央发出反攻命令提前两个月，历时50天，歼敌83000人，攻克42座城镇，扩大解放区16万多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在中长路、北宁路及沈吉路沿线，迫使敌军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便掌握在我军手中。
下旬，东北局作出《关于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为解放全东北源源不断的补充兵力。
8日，东北局发出清算地主和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政策性的指示，为召开东北解放区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经济工作总方针、任务作准备。高岗强调在清算地主时，要注意保护城市工商业者和解放区财经工作会议的准备。高岗批发了张闻天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报告。
21日，哈尔滨市各界千人举行集会，欢迎脱离内战的国民党新编第三军军长张冲，联军总部高岗等接见并和张冲谈话，随后任命张冲为松江省政府副主席。
高岗集中精力贯彻东北局关于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抓紧扩兵组建工作。
9月1日，党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以9个纵队投入秋季攻势，屡战皆胜，歼灭大量蒋军，使新上任的陈诚焦头烂额，首尾难顾。
其间，东北召开第一次军工会议，并成立东北军工部和军工机械局，加强军工生产领导，高岗到会讲话。指出加强军事工业，特别加强在哈尔滨和大连的军工生产的重要性。
之后，高岗到热河等地区了解土改情况，视察秋冬攻势和为翌年南下关门打狗的战场准备工作。先后在冀东、热河召开土地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站稳主场，去掉官僚主义”，“一切要从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利益出发”。他在讲话中因受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影响，讲了些左的观点。但是，他明确指出：“严禁打人”、“土改和群众伸冤运动中，要教育群众说理斗智。”
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同日，颁发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3日，毛泽东对东北作战作出具体指示。东野根据毛泽东指示，成立了前线第一、第二指挥所。
15日，东北局作出成立独立团的指示，罗荣桓、高岗负责组建工作。到1948年5月，东北各省建立独立团168个。
11月5日，秋季攻势胜利结束，历时50天，共歼敌69800多人，扩大解放区38400多平方公里，收复17座城市，使长春、吉林之敌孤立，东北国民党军被迫龟缩于四平、沈阳等24个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极为被动局面。
12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司令员人选问题发出指示。指出：“东北野战军今后作战任务扩大，主力将逐步南进，东北甲级军区亦应及时成立，同时并指挥冀察热辽甲级军区。”
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将研究的意见报中央。1948年1月1日，按中央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主持领导机关常务工作；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
军区武装总共31万人，野战军共辖9个纵队和12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和炮兵部队，共42万人。至此，东北总兵力达70多万人。
本月中旬，东北我军以9个纵队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兵团的配合下，发起冬季攻势。利用冬季攻势作战间隙，全面开展了东野三纵总结出来的“诉苦三查”的整军运动，极大地激发了部队战斗力。毛泽东对这一运动给予极高评价，指示全军开展“诉苦三查”运动。他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31日，东北局向各省发出《1948年任务的决定》。突出强调了整顿党的队伍，指出把东北解放区变成全国解放战争总基地是东北全党的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8年44岁
1月6日，中央致电林、罗、高、陈：“庆祝你们1947年消灭敌军28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成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7日，冬季攻势首战告捷，我军在公主屯一战，全歼敌新5军2万余人，活捉1个军长、2个师长。陈诚手足无措，星夜给蒋介石拍电报告急。
10日，蒋介石带杜聿明、余济时等飞到沈阳，又召开军事会议，对东北战事进行新的部署，并成立东北“剿匪”总部。
2月初，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陈诚上台不到6个月，被歼15万人，丢城失地，损兵折将，他的“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而滚回南京。
3月初，东北局召开省委书记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报告，检查了各地土改工作，纠正贯彻全国土地会议中出现的“左倾”的错误，巩固地方政权，扩大兵源，整顿党组织，以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会议明确提出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其间，军区召开政治和后勤工作会议，高岗就加强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做了具体指示。
13日，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胜利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100天顶冰盔，披雪甲征战，攻克了四平，辽阳、营口等17座城市，歼国民党军队8个整师，15.6万人，解放人口600多万，扩大解放区30多万平方公里。至此，国民党统治地区缩小到只占东北总面积的不足5％。迫使国民党军只固守沈阳、长春、锦州等北宁线上的几座孤城。
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及时提出工作重心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结合整党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为接收城市做了准备。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于3月下旬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西北野战军继沙家店战役后，又取得宜川战役的重大胜利，开始大规模的反攻，延安光复指日可待，曾作为边区创立和边区建设的领导者高岗无不兴高彩烈地说：“延安快光复了”。
28日，高岗做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报告，在肯定了成绩的同时，着重分析了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向及其根源，指出纠偏的办法。
4月18日，东北局就打长春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致电中央委员会，提议部队军事、政治整顿之后，用9个纵队攻打长春，计划用10天到半月解决战斗。22日中央回电同意打长春。
20日至5月20日，东北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军队整编、训练和建设。高岗在会上就军队正规化建设和后勤工作作了重要讲话。4月中旬，专门召开七个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练兵会议，高岗在练兵会上讲了话，并签发了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的指示。东北局决定高岗兼任民运部长。
27日，东北解放军司令部公布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通令全军及入城人员爱护新接收城市。
5月初，高岗、张闻天带领巡视团，对城市和解放区调查，为第六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做准备。
6月10日东北局发出《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
15日，长春经过试打未得手。东北军区在吉林召开军师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了围攻长春的任务。高岗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决定采取“长围久困，开展政治攻势、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民动摇时再攻”的方针。
7月中旬，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副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指挥45万余人，防守长春、沈阳、锦州等重镇，妄图以“持久消耗战略”来对付东北解放军。
20日，东北局、军区针对敌军的部署而再次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形势和我军作战行动问题，并请示中央军委。毛泽东电令同意新方案。
其间，高岗、李富春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协商新政协筹备问题。
东北军区经过几个月的扩军整编，到8月中旬，野战军共编成12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另15个独立师，共70多万人，东北军区部队33万人，共达105万兵力，比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多近一倍，为辽沈决战做好了兵力的充分准备。
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4日，高岗在会上作了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
8月3日，高岗在内蒙古干部会议，会议发表了长篇讲话，对内蒙工作做了详细阐述。这个讲话长期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性文件学习、贯彻。
同日，《东北日报》报导：三年来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6万余人，歼灭政治土匪10万人以上，解放区面积达150余万平方公里，收复城市230座，人口达4200多万。
8月4日，国民党国防部于南京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了卫立煌的“四点意见”，对东北战场作出新的部署，妄图对付东北解放军大举反攻。
29日，东北军区发出《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决定主力南下作战，提出“争取全歼东北敌军”战斗的口号，为打响辽沈战役进入全面总动员。
31日，东北局召开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结束，高岗在会上就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支持前线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9月7日，毛泽东制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东北解放军总部按毛泽东的“方针”重新调整了辽沈战役的部署，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为适应东北形势，东北局和军区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军区和野战军领导机关分开，军区下辖1个二级军区，12个三级军区及所属军事学校，兵力33万余人。
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解放军各部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全线展开进攻。
辽沈战役打响后，林、罗准备率指挥机构赴前线作战。中央决定高岗代理东北局书记，并主持召开高干会议和东北局常委会多次，集中讨论了1948年(秋冬)——1949年财政、生产计划；压缩后方机构，充实前线主力；总结整党、建党、建政的经验；部署接收城市工作任务。高岗在会上讲话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克服一切困难，支持这次伟大战役。
10月1日，高岗签发了总部给各兵团、纵队、独立师以及各省军区的战斗动员令，命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战役的全部胜利。
2日，蒋介石仓皇飞抵沈阳，“御驾亲征”，召开师以上将领会议，进行训话，“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努力作战”。并从四面八方拼凑东西对进兵团，增援锦州。尔后，到葫芦岛召开军事会议，说：“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你们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军。”
辽沈战役中，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10纵……开营口守备。并转达高岗、伍修权的建议“以12纵及3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东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电复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东野司未及时部署，致营口逃跑一部敌人(1个军部，1个师部、两个团)。
1948年9月前后，各民主人士来到东北。高岗奉党中央之令，组织接待香港等地来到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并以中央代表同到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商谈、征询召开新政协的问题，将征询意见报中央。
10月8日，党中央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问题》草案，电报发给高岗，让与民主党派代表征询。随后，高岗按中央提出各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的人数及名单，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于10月25日达成协议并报中央。
16日，哈尔滨举行庆祝锦州胜利大会，高岗作了形势报告。
11月3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精心指挥和努力作战下，在全东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胜利结束。这是解放战争中著名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役，对解放战争全面胜利起着决定性的战役。
历时52天，共歼东北国民党军47万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东北战场总共歼灭蒋军93万多人，政治土匪10多万人，敌特分子10万多人，俘掳敌少将以上军官276人，伤4人，毙14人。我军由45年出关10万多人发展到130多万人，占全国我军总兵力三分之一多。
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等同志，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们，热烈祝贺东北全境解放。斯大林在克里林宫举行酒会，为辽沈战役胜利干杯。
14日，毛泽东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比他原来预计的时间大大缩短。
18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停止休整，一两天内完成准备向华北进军，用最快的速度突然包围唐山、塘沽等地敌人，不使敌人逃跑。
东北军区立即进行入关作战的部署，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入关动员，解决装备、交通运输工具和支前等。23日，百万大军分三路人关作战，有53000党政干部和13万(一说17万)支前民工和10万匹马随军入关支援全国解放和新区建设。林彪入关后，高岗主持东北党政军全盘工作。
23日，东北局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高岗在会上总结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获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分析了东北全境解放后的新形势，提出了全力建设新东北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
2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的第三天，在哈尔滨正式召开了民主协商会议，高岗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就成立新政协筹备会进行磋商。会议确定新政协筹备会在哈尔滨召开，对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筹备组织条例等问题进行广泛地协商。
12月下旬，高岗到华北参加平津战役战略策划，他和林彪等一致认为打掉天津保北平的战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而后，高岗到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研究部署1949战略方针，讨论准备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同时讨论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问题和人事任免等。毛泽东和高岗通夜交谈建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毛泽东在二中全会上讲话和全会决议采纳了高岗的一些意见。
本月东北局发布了高岗主持起草的《关于开展农村合作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大规模而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
1949年45岁
1月1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8日，高岗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坚定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15日中央军委决定任命高岗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为副政委，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主任周桓，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东北局和军区决定又新组建8个师，10万多人，加强保卫新东北。
18日，根据高岗的提议，东北局和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成立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及各级计划机关的决定》，加强计划经济管理，使东北地区率先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在1949年东北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为东北经济大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20日，东北第一次妇女代表会在沈阳召开，高岗在会上发表讲话。
28日，东北与苏联就地方政府贸易问题在沈阳举行洽谈，高岗会见谈判代表并发表讲话。
30日，中央肯定了东北在1947年制定的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定。指出“在东北过去土改中，你们的规定所划定的阶级成分，可不再变动。”
东北局、军区和行政委员会，在本月陆续由哈尔滨迁往沈阳，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开辟新区又抽12000干部入关工作。
2月，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35人从沈阳起程前往北平，高岗等到车站欢送。
15日，东北总工会发出响应高岗号召，恢复和建设工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开展生产竞赛运动，迎接全东北解放后第一个“五一”节。
是月，东北局召开高干会议，高岗传达了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决议，讨论了东北局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决议草案。
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会议做出相应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召集的各大区负责人座谈会，研究各大区领导人的安排意见。高岗任东北局书记。其间，研究中央机关进京和建国等问题。
4月6日，东北局召开高干会，高岗主持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以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对东北工作重点的彻底转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东北局常委决定高岗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为了适应工作重点转移，东北局报经中央批准，重新划东北为六省、四市。随着机构变动，东北局决定委任了党政军领导人员。
5月1日，沈阳举行纪念“五·一”节大会，高岗在会上发表讲话。
6月11日，东北政府根据东北局决定，通知高岗为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叶季壮为副主任，并决定在全国招聘地质专家和技术人员普查东北地质资源，恢复厂矿企业，制定五项优惠政策。到1952年，东北向关内聘请专家、技术员、知识分子近10万人。
15日，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改(原是哈尔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高岗出席会议，参加协商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成立新中国问题。会议决定成立起草《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和《中央政府组织法》等6个小组。
6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团长刘少奇，成员有高岗、王稼样，工作人员邓立群、戈宝权和徐介藩，师哲(翻译)。刘少奇和高岗与斯大林会谈5次。就建国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会谈。
7月30日，中国代表团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在苏联期间他参观考察了工厂、农庄，观看了苏联试验原子弹新闻片，显示原子弹不仅美国有，苏联也有。当日，高岗回国。
8月14日，中苏友好协会东北总分会在沈阳成立，高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所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力量的援助，他被选为分会会长。
21日，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高岗在会议上代表东北局作了《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建议报告》。会议通过了《三年来政府工作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高岗、李富春等41人为政府委员，候补委员11人。
27日，在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并任命了政府各委员会的主任。高岗兼任财经计划委员会主任。
9月8日，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讲演：《荣誉是属于谁的？》指出：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统治一切。
15日，东北局、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东北一级机关整编节约的决定》，精简国家机构，压缩行政经费，支援恢复与经济建设。
17日，北京举行第二次新政协筹备会议，高岗出席会议。通过了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共同纲领等草案。毛泽东单独召见高岗谈话，介绍了中央政府领导候选人等情况。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特邀代表和候补代表662名。毛泽东致开幕词。
高岗在会上以解放区代表讲话，着重讲了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突出强调了农民和土改的问题。
30日，政协举行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刘少奇、朱德、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已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午6时许，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和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挥锹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10月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一次委员会，选举决定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检察院、检察署领导。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誓就职，大家都非常高兴。两点五十分随毛主席和几位副主席，全体政府委员分乘汽车徐徐行至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北京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3日，高岗参加了毛泽东为西北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说：“西北人民特别是陕甘宁人民，对中国革命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他还要求代表团到工业发达的地区，走一走，看一看。他对高岗说：“你让他们在大连、沈阳等地区参观，开开他们的眼界。”
5日，中苏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高岗当选为理事。
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各单位首席代表会议，协商开展全国政协工作等有关问题，高岗以东北首席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
21日高岗回到沈阳，东北局、政府、军区领导到车站欢迎。
22日，高岗看到榆林副市长李志洁的信即回电，鼓励“为榆林与陕北人民多作贡献”。
本月下旬，马明方按毛泽东指示，率西北代表团成员到东北参观，高岗举行宴会招待，并介绍情况，在沈阳陪同参观工厂。
本月，高岗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毛泽东。
12月2日，中央政府召开第四次委员会，任命了各大区领导，高岗仍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5日，高岗在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召开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指出：互助合作组织向集体化方向发展，加强各级人民代表会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
12月中旬，高岗到沈阳站迎送毛泽东去苏联访问。
1950年46岁
1月13日，东北人民政府召开行政会议，高岗主持会议，提出第一季度领导工作计划：要各部门赶紧拿出全年工作计划，二月份召开政府委员会，讨论1950年工作；赶三月份拿出三年计划大纲；拿出培养干部的计划；要健全组织机构。
3月初，高岗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陪同参观，并向毛、周汇报工作。
3月中旬，在沈阳召开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高岗代表东北局在会上作了题为《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的报告。他指出：经济恢复和重建问题，是党的工作的主题。他号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站在经济建设前面，把我们这一伟大的新事业进行到新胜利。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东北局委员会、常委会，高岗当选为东北局书记。
继东北地区党代会后，接着召开东北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1950年经济建设计划和3年计划纲要。高岗在会上作了《东北经济恢复和重建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上年工作成就；提出1950年工业产值为1949年的两倍，农业生产粮食1800万吨，为去年的137％的任务。高岗在报告中，突出强调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工业基地的方针和政策。
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高岗出席会议，讨论了财政和粮食问题。会议通过了《婚姻法》。
6月初旬，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高岗出席会议。会议集中讨论经济工作和统战工作等。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赞扬了东北的土改和工商业上轨道、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等三方面的工作，为财政经济好转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还说，东北的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失业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关内要向关外学习，向高岗他们学习、请教。
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侵朝提出警告。
同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斥责美帝的侵略行为。
7月1日，东北局召开干部大会，各省、市负责干部参加，庆祝建党29周年。高岗在会上作了《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讲话，动员全区开展整党运动。
10日，周恩来致电高岗：加强东北边防。
8月，中央军委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调集25万兵力，以四野十三兵团为主组成东北边防军。中央责成东北边防军由高岗领导，一切问题由高岗负责解决。高岗根据中央军委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精神，召开东北局常委会，立即研究部署兵力，做好应付紧急事变和出兵朝鲜的准备。
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高岗电：要求边防军“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9月6日，高岗在青年团东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要求青年：爱祖国、爱学习，培养勇敢、勤劳、吃苦的优良性格。
15日，美军在260多艘舰艇和500架飞机的掩护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使朝鲜人民军陷于腹背受敌。
17日，毛泽东致高岗的信中说，不出兵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高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抓紧了出动的一切准备，做到了一声令下，即能出动。
10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认真分析朝鲜形势，作出出兵朝鲜的英明决定。2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政治局首次决定出兵朝鲜，并电告斯大林。
4日，彭德怀从西安飞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德怀挂帅。
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出命令：“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任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并负责保证之。”
彭德怀在命令发出的第二天飞到沈阳，高岗到机场迎接彭总。
10日，军队干部动员会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举行，邓华宣读中央军委出兵命令，高岗主持会议并作了动员讲话，并表示：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彭德怀在会上讲话，强调出兵朝鲜的必要性、重要性。
11日，高岗到沈阳火车站欢送彭总到安东。当天晚上，毛泽东发给彭高电报：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不要出动，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来京一谈。
毛泽东与召回京的高岗、彭德怀就怎么办的问题研究，彭、高力主张出兵，命令已下达，打李伪军有把握，遂与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19日，高岗到安东协助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1月，部队入朝初战取得胜利。但在统一指挥和争后勤供应上，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出现一些问题。高岗亲自到朝鲜大榆洞和金日成、彭德怀研究解决部队统一指挥和后勤供应等问题，并参与战役策划。
29日，高岚在东北荣军劳模大会上讲话，祝贺大会。对荣军过去在枪林弹雨和生产建设中的功绩给予极高评价，向荣军提出努力完成任务，并为荣军模范题词。
12月3日，高岗偕同金日成从沈阳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争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经毛泽东同意，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司令部和中朝铁路运输联合司令部。
1951年47岁
针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需要，高岗亲自审定《东北日报》元旦发表了《巩固国防发展生产》的新年献词，指出一边打仗，一边建设。
1月10日，高岗向提前完成1950年生产任务的有关厂矿致函祝贺。
25日，在朝鲜君子里召开中朝高级军事会议。高岗受毛泽东委派，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到会报告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中朝两国军队统一指挥，后勤统一调度的建议意见。会议决定成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
本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高岗参加了会议并讨论了十年经济建设计划、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和整风等八方面的工作。
27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高岗在会上作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指出1951年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强大的经济力量。他说：“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
3月初，高岗与彭德怀在沈阳商量后方支援等问题。
3月8日，沈阳市8万妇女举行大会，纪念“三八”妇女节。高岗出席大会并讲话。他指出：广大妇女群众的潜在力量，正在猛烈地发挥起来，踊跃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4月中旬，高岗和李富春带领各部门领导到工业部高速切削培训班视察。
22日，高岗写文章：《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批评邓子恢的“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的观点，并写信连文章一并呈毛泽东审阅。其间，他还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刘少奇对合作化的错误观点等问题。
30日，沈阳市30多个单位，向毛泽东、高岗报捷。
5月1日，沈阳市举行80多万人参加纪念“五一”节大会。高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全区工人、农民和人民军队，努力工作，加强锻炼，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
这月，高岗在东北地区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增产500万吨粮食财富而奋斗”的号召，在东北地区率先发动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
6月，朝鲜战场经5个战役，歼敌23万人，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美国放风谈判，高岗受中央委托偕同金日成到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朝鲜谈判的问题。
8月底，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在沈阳召开。高岗作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他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的问题，在报告中提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口号。“三反运动”率先在东北轰轰烈烈搞起来。
10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高岗出席会议并介绍了东北的经验，讨论了增产节约等问题，会议根据东北经验决定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上讲话，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
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高岗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报告的通报，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办公厅将中央通报、高岗的报告及其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党委学习。
26日，东北局再次召开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
11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高岗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央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并请全国各地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各项经验。”
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系统介绍东北地区开展三反运动的经验。
同日，高岗在东北局召开的增产节约座谈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他说，目前增产节约运动更深入一步，最主要是加强车间工作。要求各城市的党委、工会和企业行政领导干部，都应下车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纠正那种高高在上，不解决问题的作风。
24日，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第19次会上讲话，提出1952年农业生产要为完成二千万吨粮食的生产任务而奋斗！
28日，在东北人民政府20次会上发言，提出：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多想办法厉行节约。
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电报中指出：“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24日，沈阳召开东北地区西部防护林带会议。26日，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西部防护林带工程是世界罕见的，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会议集中讨论贯彻中央东北局关于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
1952年48岁
1月10日，东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作《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关于对待资产阶级问题”和“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报告揭露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表现形式“派进来，拉出去”和我们党内的放任自流的右倾思想表现，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五反”斗争运动。
4月初，高岗到铁岭农村调查研究，召开村干、群众会议座谈农村情况。
11日，高岗对东北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了重要指示。指示说：东北局和人民政府作了决定，“今年要把领导基本建设工作提到与领导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要用一半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他说，国防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是第一位，轻工业与增长生产能力的建设是第二位，其他是第三位。对基本建设首次提出“又快、又好、又省、又安全”的口号。
《人民日报》发表了高岗对基本建设的重要指示。
18日，高岗亲自组织并领导东北高干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同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岗领导东北学习矛盾论》的经验文章。
28日，东北人民政府举行第25次行政会议，通过了1952年国民经济计划。按这项计划实现后，东北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43年最高水平的24％多。
5月7日，东北局召开东北一级机关、各省市级及厂矿的干部大会，高岗在会上作了《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为完成国家工业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动员报告。他说，去年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节约了1600万吨粮食的巨大财富。他在报告中指出今年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就是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开始有重点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13日至20日，东北局召开全委会，高岗作了三反五反总结。他指出：三反五反斗争的意义，在于从思想、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权，巩固民主统一战线，最根本的是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扫除了障碍。
5月下旬，高岗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的全体代表，并致欢迎辞。
6月初，高岗在东北工业部和东北总工会联合召开的先进生产经验推广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增产节约运动从动员以来一个月多时间，全区计划增产节约已经超1千万吨粮食，还出现了1万1千多个新窍门。
7月，《东北局关于加强中央机构和改变大行政区机构与任务的初步方案》，被中央采纳。
8月，高岗任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
9月，东北局作出加强农业工作的决定，对发展农场的方针、政策、措施作出具体规定，是指导集体农场的一个重要文件。
10月下旬，高岗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要求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10月底——11月上旬，东北局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各省委书记、省农委主任、省农业厅长、各县委书记参加，共500多人。高岗到会作指示。他说，土地改革是农村的第一个革命；合作化是第二个革命，强调指出，合作化中要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决不能贪多冒进、强迫命令的做法。要深入钻研，具体领导，总结经验，克服一般化作风。
高岗是8月中央决定调中央工作，11月初正式离开东北到京工作。在此前后，他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中央机关和大区机构、任务改变的问题，为全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
《新华月报》和《人民日报》发表了高岗纪念新中国成立3周年写的《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的文章，文章说东北已经开始有重点、有步骤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15日，高岗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19次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参照东北局建议，决定改变大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机构和任务。“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会议还做出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决定撤销平原、察哈尔省建制、新成立江苏省。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委、教育部、体委和扫盲委员会。
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子恢副主席，委员有陈云、贺龙、林彪、邓小平、铙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刘澜涛、安志文、马洪、薜暮桥等15人。从这个班子阵容看，是党政军财文具全的强有力的班子，它和政务院平行，直接向中央负责，毛泽东对计委班子很满意，时称“经济内阁”。高岗说：“计委班子有文有武。”
第19次会议还对中央的22个部门和13个省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增强了中央部门和省、市、区领导的责任。
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国家工作的集中性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次是“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在政权建设工作中的一次巨大的建设性的改进。”社论说：为了顺利地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我们需做许多准备工作。首先必须加强国家经济的计划性。为了加强计划性，又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和集中领导，成立了国家计委。
28日，高岗出席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报告。
12月，高岗出席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在53年2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委争分夺秒赶制计划，为党代会做准备，旧年除夕还在开计委委员会议，研究五年计划，赶时报送苏联，争取援建。
1953年49岁
1月13日——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委员，高岗任委员。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第21次会议批准任命高岗、刘澜涛、彭德怀、铙漱石，林彪、刘伯承分别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
13日，毛泽东将山东分局向明的报告批给高岗等传阅。
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邓小平写信，追问“新税制”的错误问题。
同日，毛泽东就国家计委关于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致信高岗、邓子恢：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
1月下旬至2月中旬，高岗多次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入春以来，为迎接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高岗亲自指导召开了基建会议，全国厂矿长会议，煤矿计划会议、工业会议等，并到会作指示。中央发出向东北学习的号召，各地响应中央号召，派大批人员到东北参观学习，以东北为榜样。
3月4日，高岗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盘问斯大林的病情。斯大林逝世后，6日，毛、朱、周、高等前去苏联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并参加追悼大会。
10日，中共中央作出《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并决定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直接向中央请示报告。
14日，毛泽东就修筑通往福建的铁路线路问题致信高岗：此件事你与铁道部同志商谈审查，以其结果告我。
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政务院发出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八大工业部划归高岗领导。毛泽东赞扬他是“能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练领导”。在此前后，毛泽东多次召见高岗谈话，涉及政治、经济和党及国家体制、领导人配备等重大问题，要高岗多考虑政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等问题。
6月13日，中央财经会议开幕，周恩来、高岗负责主持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各大区和省市负责人参加。
1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作了完整的阐述，为正在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确定了主要的内容和指导方针。
29日，高岗在会上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指出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的发展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财经会议，按毛泽东的部署，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右倾错误思想，集中检查批评了几年来财经工作严重问题和薄一波等同志的错误。
7月13日，高岗在财经会上发言批判了党内右倾思想错误。高岗是毛泽东决定要他发言的，发言稿经过周恩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
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周总理的结论讲得好。
在财经会议上发觉年度生产计划有完不成的可能，巨额赤字财政紧张。中央专题研究讨论扭转财政经济紧张的局面。高岗说：“东北是采取增产节约办法解决的。”毛泽东让高岗主持研究解决办法，高岗请刘少奇、周恩来到高岗家开一次会议，由计委代中央起草了扭转财经的“紧急指示”，一举扭转了财政紧张局面。
8月底，高岗根据彭德怀意见，向军队高级干部作财经情况报告。
9月，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召开几次委员会，批准了国家计委的经济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高岗出席会议并主持了27次会议，他就发展经济问题作了发言。
会议批准任命贾拓夫、李富春为国家计委副主席，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长职务，由邓小平接任财政部长职务。
10月初，高岗南下到杭州、广州休假时，跟林彪等交谈，散布刘少奇“七大”以来犯的错误。
11月中旬，高岗和周恩来等与金日成谈判中国援助朝鲜的问题，23日，参加了援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文化协议。
本月下旬，参加修改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的报告并参加领导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和彭议论刘少奇的错误。彭德怀向毛泽东推荐让高岗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在此前后，高岗多次参加中央书记处、政治局会议。
12月15日，高岗出席中央会议，商量毛泽东去南方休息期间，由谁主持中央工作的问题发生分歧。
24日，根据邓小平、陈云反映，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由刘少奇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自己南下休假。
26日，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到东北参加鞍钢三大工程扩建落成投产典礼。高岗在落成投产典礼会上作祝贺讲话。
28日，高岗回到沈阳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突出强调指出，毛主席南下休假，要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把各项工作做好。东北局以林枫为首，加强团结，做好1954年的工作。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指示。之后，去大连看望在大连疗养的徐海东、张鼎承等同志，几人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陕北。
1954年50岁
1月初，高岗从东北回到北京，再没有怎么工作。
2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集体给高岗谈话、对质。
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代表政治局向全委会作了工作报告，同时作了自我检查。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批准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高岗在会上表示拥护刘少奇代表政治局作的报告和增强团结的“决议”，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15日，四中全会结束后，以座谈会形式揭发了高岗、铙漱石的问题，高岗不承认反党、分裂党和篡权等问题。17日，他持枪自杀未遂，中央对他实行管理教育，令其进行自我反省。
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发言提纲》中列举了高岗的十条“罪状”。
4月，中央对五年计划领导小组进行调整，免去高岗组长，陈云接任组长。
29日，高岗的《我的反省》送交中央，长期等待，多次催促中央派人来谈话，杳无音信。特别是东北高干会后和全国人代会前，高岗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寄予毛泽东的希望破灭。
8月17日，高岗由等候、忍耐、希望到绝望，服药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和作结论讲话，关于高岗、铙漱石反党联盟问题讲了“六点”。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铙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铙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和撤销各项职务。
开国元勋之一的高岗，在中华大地消失。北京西郊万安公墓李大钊墓临近的一冢无名碑墓，就是高岗尸骨归宿。
李力群略传
李力群，1920年12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邳县(原宿迁县)普塘乡。母亲早逝，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县长。叔父李毅民是小学教师，中共党员。李力群6岁始随李毅民任教的瑶湾镇小学上学，14岁考入徐州女子师范中学读书。17岁奔赴“北国”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
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国难当头之际，延安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发源地，“抗日救国真理”在延安，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热潮。正在上中学的年仅17岁南方姑娘——小李力群在叔父李毅民和朱瑞(后任山东军区政委、东野炮兵司令，辽沈战役中在义县牺牲)革命活动的影响教育、指点下，增强了抗日救国热忱，不听父母兄妹们的劝阻，拿着叔父李毅民的上级朱瑞给林伯渠的介绍信，毅然离校奔赴“北国”参加革命，她和鲍月华、姚静修、孙月华等结伴，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奔走延安的漫漫程途，经过多次盘查，通过道道关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换上了八路军服装，从西安出发，于10月到达令人神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李力群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后到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当时，正逢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在这穷山沟里，大家都面对着曾未遇到过的困难，她和同学一起挖窑洞、打柴、担水，开荒种地，他们奋发图强，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经受了风餐露宿、严寒劳作的考验。南方姑娘随风就俗，变成了陕北红军的打扮。她卖力劳动，刻苦学习，要求进步，表现也好，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转入中央党校深造、提高。她努力攻读抗日救国政治理论、政策，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勤听“党建”讲课，用心从中寻..求革命的踪迹和救国真理，思想、政治进步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依靠的力量。
1939年10月，李力群在中央党校结业后，她去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陈云部长和干部科长王鹤寿给李力群谈话。她要求到抗日前线去，陈云部长说：你学过党建，要服从组织分配，要加强组织观念，给你讲党建的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高岗同志，你到他那里工作。李力群一心想到火热的前线，不愿留在后方机关，又不敢力争，只好服从组织安排。接着，她被分配到边区党委机关，边区党委组织部分配到区党委秘书处工作兼高岗办秘书。实际上组织已为高岗物色好了的对象。
与此前后，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延安等城市。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1939年11月在安塞县的山沟里——徐家沟村举行。李力群等被抽到党代会搞服务，住在老乡的窑洞里。这是她第一次为这样的高级会议搞服务工作，大开她的眼界，增长了不少实际经验、知识。她灵活机智，办事麻利，深得领导与高岗的赏识。
那时候，延安的高级干部结婚要经组织审查，毛泽东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听就是了。陈云等为高岗物色对象并牵线，要她和高岗结合。李力群年轻，当时不打算恋爱且对高岗不大如意，高岗比大十多岁，她还是年轻女娃娃，刚到机关上班不久，对高岗不甚了解，没什么感情。她回忆，当时思想很矛盾，暂不想结婚，但组织部长介绍，又不敢拒绝，心想也许是“组织安排”。
党代会结束后，李力群从安塞回到延安。一天下午，高岗约力群到杨家岭去见毛主席，这是她早已仰慕的夙愿，非常高兴地随高岗一起到毛主席的家里。她见毛主席家的摆设简单朴素，和老百姓的家差不多，就是书多。李力群平生第一次在毛主席对面坐下，思想兴奋，精神有些紧张，羞怯的不敢说话，心里一直发慌。毛主席以长者和谒地盘问李力群的年龄、谁介绍来延安等情况，她怯生生地以江苏腔一一作答。毛主席说：“你从南方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分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大约他获知陈云介绍李与高结合的情况，于是对李力群讲了些高岗的情况，说高岗和刘志丹“创造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他是陕北人民领袖，是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又说：高岗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联系群众好，在陕北人民中很有威信；他是个好同志，很有能力，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要向他学习”。你跟他一起生活，要相处好。毛泽东和谐地笑着说：“南方姑娘，陕北汉子，郎才女貌，南北结合，很好嘛！”毛主席和他们一块吃饭，饭菜很简单，鸡蛋炒辣椒、土豆片和小米饭。
毛泽东成了高、李的间接“红娘”了。李力群听了毛泽东的谈话，急促跳动的心想，这不是“御定”了吗？思想感到有压力，很害怕，却不敢说一句话。因为她嫌高岗年龄比较大，职位也高，觉得不相配，思想一直在矛盾中。她对笔者说，看到高岗常与穿制服的干部、穿烂皮袄的农民，双腿盘坐在土炕上开会或研究工作，心想这就是“领袖”吗？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不知怎么才好。这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尘埃一直到她生第一个孩子才落定。
李力群从杨家岭回来后，还在忐忑不安中。一天晚上，王若飞、柯庆施、王明、习仲勋等一起来，约李力群去他们那里参加晚会，她坚持不去，经不住他们几人再三催促，习仲勋说：“你这女娃子，还封建呢。”她只好跟他们去了，把她和高岗安排坐在一起，王若飞说：今天煮了鸡子和红枣，开个晚会，他介绍了刘志丹和高岗一起干革命，创造西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情况。“他们在1935年朱理智、郭洪涛等搞错误肃反，把他打成右倾反革命，抓进禁闭，差点被杀掉，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后把他们救出来”。“高岗是西北人民的好领袖，毛主席请你们吃饭，叫你和高书记结合是会幸福的”。
依陕北的风俗习惯，这天就算是正式定婚了。1940年元旦，李力群与高岗举行了简单婚礼，与他们一起举行婚礼的还有张邦英。总书记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及王明、李富春夫妇等参加祝贺。
高岗是个热心的“工作狂”，白天晚上忙工作，不知疲劳，使李力群看到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和真抓实干的作风；对力群多方关心、爱护和帮助，在他的传、帮、带和指导下，使她逐渐对高岗很崇敬，进一步提高了她的思想政治觉悟，学到了联系群众、改进工作方法的经验。
组织上为了让李力群能到下边多学习、锻炼，1941年，她被派到延安柳林区任党委宣传科长，后任该区党委副书记兼区妇联主任。柳林区是边区的重点模范区，著名的南区合作社、以誉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吴满有乡”都属该区所辖。曾以吴满有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劳动英雄》电影故事片(上海制片厂陈波儿拍摄)。李力群在柳林区工作期问，积极协助区委主要领导培养、树模，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妇纺，发动大生产运动，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基层工作经验，体验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工作艺术，锻炼了革命意志。
1943年，李力群再次上中央党校学习，她带着基层实际问题，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从理论中寻找实践中遇到困难的答案，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学，进一步弄懂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和方法，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指示较深领会。
李力群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里，从机关、农村冶炼了8年，经受了艰难困苦考验，学习了马列、毛著，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期间，正是中共发奋寻求抗战救国、探讨建立民主政治的新中国道路时期，李力群理应是延安培养、锻炼出来的“老八路”之一。
1945年，日本侵略者被打败，无条件投降，李力群和全国人民一样，心喜热狂，积极参加庆祝抗战胜利活动。抗战胜利后，陕甘宁边区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打算“独占东北”。毛泽东从重庆回来，决定让“建设根据地专家”高岗、“党内理论家”张闻天到东北工作。随后，李力群带两个孩子和彭真、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高干家属，由黄火青带队护送，骑马跋涉前往东北。李力群对延安有深厚感情，是她成熟的摇蓝地方，恋恋不舍地离开延安，她骑在马背上不时回望宝塔山、延河水。前往东北的路上，走走停停，12月底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
由于日伪投降时的破坏，承德段铁路不通，他们在张家口过春节，一直到1946年春，从张家口乘汽车出发到赤峰、洮南，再到齐齐哈尔，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安排送他们到哈尔滨，已经5月份了。
1946年冬至1947年，李力群任松江省委妇女工作部办公室主任兼区梦觉部长的秘书。她主持举办农村妇女训练班，用运延安的经验，培养训练女干部，组织、带领广大妇女参加土地改革、斗争土豪劣绅、开展反奸清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前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46年夏，哈尔滨处战争状态，东北局准备撤出哈市，高干家属进行紧急救护训练，李力群、叶群、刘沙(吕正操妻)等参加了集训。
1948年，李力群被任命为东北局妇委会委员，东北总工会执行委员，参加东北地区妇联、工会的领导工作，1952年被评定为行政11级(局级)属高干级别。
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后，李力群于11月，随东北局一起迁到沈阳。
东北解放军入关作战，各将领的子女都留在沈阳学习，高岗、张闻天决定沈阳创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张闻天命名为“东北第一育才学校”，任命李力群为首任校长。她乐意地接受任务后，操劳费心，积极筹办，确定校址，选调人员，招收学生，认真负责培养干部子女。首批招收近千名，多数是高干子女和烈士的孤儿。
1950年，美帝侵朝战争爆发，为了防美机空袭、保障学生安全，李力群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迁转到哈尔滨继续坚持上课。朝鲜第五次战役后，美军被打得焦头烂额，爬下求和、谈判。
1951年，育才学校又迁回沈阳。这批学生在李力群等的呕心沥血培养教育下，大多数成了党政军和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高级领导和栋梁之才。
1952年夏，李力群与高岗带孩子到大连休假，张鼎承、何香凝、蔡畅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及妻子陆璀等也到大连休假。李力群和高岗一起去看望了到大连休假的同志。一次，铙漱石夫妇来看望高岗，在交谈时，饶说：“主席对我说，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让我来向你学习，你要无保留地向我介绍。”高岗说：“很不够，还要努力。”
不久之后，高岗调到北京工作，本年底李力群也调到北京，在刚成立的教育部普教司负责。她已有几年办学经验、体会，对普教工作雄心勃勃，矢志协助部领导，做出业绩，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状况，提高人民大众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然而，壮志未酬，厄运临头，一腔热情被彻底击得粉碎。
高饶事件改变了李力群的命运
1954年，“高铙事件”发生后，对李力群来说，犹如五雷击顶，美好的理想信念，灰飞烟散，自身难保。从此，她成了中央领导争权夺利的所谓“路线斗争”中的关注的神秘人物。几次搬家，几次软禁，羞辱、批斗、隔离，没完没了的讯问、揭发、交待，中央领导亲自出马审问，公安部派人监控，政法、公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折磨了近20年，自七届四中全会后至1973年，李力群没有什么安宁的日子。反对胡风集团、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林彪集团期间，李力群被折腾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连真名实性都得奉命改换。
李力群说，四中全会后，周总理主持的名为高岗问题座谈会，实为突然袭击斗争会，事先没有任何人给高岗打招呼，高岗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1953年12月中旬的一天，陈云突然来到高岗家，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高岗说了些很难听的话，连声说：“主席说你鹰鼻子，会看形势，我不信，把主席的话都对你说了，我高岗看错了你，我上了你的当。”高岗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了。陈云走时，高未出门送，李力群和秘书下楼送走陈云。
1954年2月16日，高岗回到家，拉着李力群的手说：“我完了！那里是对同志的帮助，是有准备的有意攻击陷害，有些事是莫须有的，根本不是事实，他们不让我说话，逼我承认反党，我能反党吗？他们才是反党、反毛主席呢！尤其是陈云颠倒黑白，有些话是他说的，都栽在我头上。”“主席每次与我谈话，我回来都给陈云讲了，和他交换意见。”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对他帮助不大，“还常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少奇爱迎来送往，让他搞议会。主席说他退到二线后，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是否可以轮流主持，也可以多设副主席或设总书记，让中央领导酝酿。”“这些话我都向陈云讲了。当时陈云就说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可以轮流”。他还说：有些话你可以先说、先做，“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对你是器重的。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他在会上竟然说：“你一个，我一个”是我讲的。我要在会上说明情况，总理不让我说明，还有什么“真理可谈”。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把主席的话都告诉陈云，他们不就是要逼死我，老子不怕死，35年朱理智等把我和刘志丹抓起要杀。毛主席到陕北说“刀下留人”，救了我们。以后把我打发到内蒙伊克昭盟最艰苦的地方，开展革命工作，刘志丹被派去东征，打仗牺牲了……我想我这一生为革命出生入死，多次受伤，死里逃生，现在落到这个地步，成了反党、反中央、篡权的野心家，活着有什么意思。
李力群回忆说：“座谈会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听了高岗的这些话，思想很紧张，也很忧虑，深怕高岗出事”。她随时把高岗的情绪和他一贯的个性强的情况，告诉安志文、赵家梁、董文彬和警卫长白俊杰，让他们千万注意高岗情绪。
当日晚，高岗一夜没有睡觉，不知写什么(后来知道是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17日上午，他们(即高岗和秘书)叫李力群快去向习仲勋问情况。她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对习说了高岗的情绪很坏，“他说他活不下去了。”回家一夜没睡，“高岗在会上是怎么会事？”习仲勋掉着泪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的对着高岗，从来没见过总理这样过。”第一个发言的是陈云，他把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点子，通通说成是高岗对他陈云说的，高岗站起来反驳，总理不让他解释。接着，刘亚楼、陈正人等发言，都说了莫须有的事。刘亚楼说：高岗如何与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的事告诉苏联人。高岗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庇！在场人都笑了(据高一警卫人员说，一次苏联工作人员来要见高岗，恰高不在，另一同志与苏人员交谈)。陈正人在杭州对高岗说了许多不满刘少奇的话，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讲的，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中组部副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不满刘少奇的话。这次对待高岗，好像35年朱理智，郭洪涛对待我们一样凶狠，要杀掉的，还不知道要整谁呢？要死就死在一起，根本不像对待同志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都是扣大帽子，高岗的个性太刚烈，他怎么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仲勋还说，他过去对老高说过，不要太相信安志文和陈云，小安志文和大安子文总是亲兄弟，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刘少奇，高把安志文从东北带来，提拔为计委委员。张秀山休假到西北，嘴巴不牢，乱说，他说过张秀山。老高不听劝说，把陈云当圣人，什么话都对他讲，这下圣好了，人家都不得站出来说他(高)讲的，有理也无处说，他要去杭州见主席，他们不让去，主席对杨尚昆说让高“过关”，刘少奇能让他过关吗？小平对他的印象不好，主席对高器重，当国家计委主席，小平有看法，总理在这里能说什么，高怎么受得了。
李力群听了习仲勋的这些话，心里更乱、更难过，忧心忡忡。她回到家，警卫员矫洪良急忙说：首长把他的枪拿去了。李力群即跑上楼，从一个小房找到高岗并拉到小餐厅坐下，接着，赵家梁、高毅等也来到餐厅，高岗从裤兜拿出手枪，打开保险，指向自己头部，被身边的高毅将他父胳膊一托，子弹打向房墙。在场几人把枪夺来，将高岗按到凳子上坐下。高岗涨红着脸说：“别管我，让我死。冤枉！冤枉！我为革命出生入死搞了多少年，落个反党篡权的野心家还有什么活法……”
经在场的几人劝解，高岗的莽撞情绪稍许平静，他让秘书将两封信烧了。李力群说信的内容她不知道，据赵家梁回忆：一封信封口，是给毛主席的，信封写刘少奇名字，大意是：毛主席对高岗私下一些谈话，他给陈云讲了；两组各单对陈云、林彪、罗荣桓说过；党内对刘少奇的意见不是他一个，在东北时，陈云、王鹤寿、林彪、何凯丰等人，对他讲过对刘少奇不满的话；“你一个，我一个”的话先是陈云讲的；这个世界没我生活的空间，我不能不找这样的归宿，走这样路。给周总理的信未封口，是托孤信，请总理能看在他一生为革命流汗流血和多年一块共事的情分上，日后能照顾他的几个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必要时打发回陕北劳动……
烧信的事周恩来知道后，叫赵家梁将内容回忆写出来上交了。原来机要交通员拿到信后交赵家梁看了内容。
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由安志文、赵家梁向刘少奇、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张秀山、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贺晋年来东交民巷8号，习仲勋代表中央对高岗谈话指出：“自杀是很大错误”，要他好好休息，不去参加会议了，准备作反省。并指定赵家梁等负责管理教育。
其时，毛泽东打来电话说：“他不要用这种办法威胁。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错误严重，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知道，是周恩来给毛泽东汇报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后，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将电话记录让赵家梁转高岗看了。
李力群回忆，习仲勋等谈话后，和看了毛主席的电话记录稿，高的情绪并未彻底改变。但是，他自己感到后悔，认识到使情况恶化。有人说是向中央“示威”。他根本不想“死”，把枪给他，敢向自己开枪，承认他是“好汉”。李力群说，高岗的莽撞举动，是“错上加错”，如果说是“威胁中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是，这种错误举动是怎样造成的？座谈会上对高岗揭发批斗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符合党的民主生活原则？是不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是符合四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方针？乱扣大帽子，无限上纲上线，极尽造谣、假捏、诬陷，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一边倒打压，不许辩解、澄清。这和后来批斗彭黄张周、习贾刘、彭罗陆扬乃至文革中的一些人做法何其相似，罗瑞卿、田家英、刘允斌邓朴方等一些人跳楼、卧轨、跳江、上吊、服药自毁，是为什么？是怎样造成的？整的受不了，只有自杀解脱。高岗几次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不认罪，仍一口咬住不放过，不致于死地就是不后快。高岗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也是人，他有自己的人格和人生原则，在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都生死度外，人不怕伤皮肉，就怕伤心肝，用“莫须有”的罪名，通过袭击高压硬逼他承认自己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又不让他说明，把别人的话甚至有些是毛主席的观点都加在他身上，对于一心忠于党、舍生忘死、紧跟毛主席夺取江山，矢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岗来说怎么能承受得了，他把人格尊严看得比自己生命重要，把为党的革命事业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用自杀莽撞举动，是无可奈何，也是对那种捏造罪名、嫁祸于人的斗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无奈地抗争和无言的申诉。
过一段时间，高岗的情绪有所平静，一边学习党性，一边写《我的反省》，有时和警卫和管教人员打麻将、玩扑克、看电影。李力群身体不好，住进协和医院。
后来，高岗得知东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把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陈伯村等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华明被逼的后来自杀(时任鞍山市委书记，曾任高岗秘书)，有的神经失常，高岗的情绪日趋恶化，整日长吁短叹。儿子高轩来医院对母亲说，他爸爸情绪很不好，叫她早点出院。
李力群回到家里，看到高岗的情绪很不好，愁眉苦脸，坐卧不安，夜不入睡，要赵家梁和安志文给他弄安眠药。经常自言自语：怎么能这样？他们对东北局的路线、政策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对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抗美援朝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功的。他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不是为我高某，是为党工作的，怎么能说他们是我的集团呢？有关对刘少奇的意见和议论，我没有对他们讲过什么，我是对何凯丰、王鹤寿等谈议过，还有安志文清楚这些情况。习仲勋曾提醒我，安志文常在你那里是有任务的，是受人指使的……我不听他的劝告。现在才明白了，他们怎能这样做呢？这些情况，毛主席能知道吗？谁能给毛主席讲真实的情况呢？
据高岗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管教的初期是周恩来负责的，经常过问高岗的学习、情绪、生活情况。后来，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交由邓小平、杨尚昆负责管理，没有问过什么，对高岗封锁各种消息。高岗让李力群出去打听情况。李力群说，东北高干会后，贺晋年曾来过几次，与高岗聊天，啦家常，气氛融洽。贺每次来后，高岗高兴几天，约在7月至8月上旬，全国各地举行人代会，高岗的情绪很恶劣，精神恍惚，白天晚上对李力群说，你与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让她一定将孩子抚养成人，他舍不得孩子。有时掉着眼泪说：“将来生活困难时，可以带孩子回陕北，那里的人民会养活你们的，他们不会忘掉我和刘志丹，你不要离开我们的孩子。”李力群听了这些话，察觉到他仍有死的念头，她心如刀搅，只能强压心中的痛苦，勉强安慰他，劝他不要胡思乱想，毛主席会认真伪的。李力群将这些话及时告诉管教人员，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再给安眠药。赵家梁说：他不会死了，他只是对你说的，怕你与他离婚走了。安志文说：不给他药他睡不着，你得看住他。李说：我怀孕，身体不好，怎能看得住他呢？
其间，杨尚昆召李力群到中南海谈一次话。李已怀孕5个多月，显现出妊娠症状。杨问她：你身体怎么样？李说：身体不方便，感到很累。杨说：“你怀孕了？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你要离开高岗。”李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李力群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杨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李力群听了杨尚昆说要把高岗换到“公主坟”，预感到不详的凶兆。
杨尚昆叫中央保健室医生力伯畏陪李力群到协和医院检查，是不是怀孕，能不能做手术。经妇产科代夫林巧稚检查后说：“你生孩子多，不能做人流了。要好好休养，生的时候，我亲自接生。”
李力群回到家，难过到极限，觉得他们已准备要对高岗下最后手段了，被关牢或者枪毙。她回家后，赵家梁问：杨尚昆找你谈了些什么？李说杨尚昆让我把孩子打掉。赵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住在一起了。”李力群生气地说：“我们是合法夫妻，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能一起住！”“高岗现在处境这样危难，还有几个孩子，我怎么提出离开他呢？”她心里想来想去，这是生离死别啊！不知怎么对高岗说，高岗给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当天晚，李力群把杨尚昆的谈话告诉了高岗，高岗表露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说：“我是冤枉了。不是坐牢就是被杀掉。”35年被关进监牢，毛主席再迟几天到陕北，我和刘志丹就被朱理智等活埋了。这次，毛主席不出来搭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他还对毛主席抱希望说：“有一天你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给我说情楚。”“我受别人的暗算，这次迫害是有准备的，很突然，已经做成了局面，主席也很危难，很可能出现35年被朱理智、郭洪涛整肃那样的事情。我万一有不测，你千万不离开我们的孩子，什么也不要说。”
悲剧终于发生了。1954年8月17日晚，李力群和管教人员都已入睡，高岗吞服过量安眠药。早上天亮时，发现高岗粗气，叫不答应，逐即找中央保建室和北京医院代夫来，抢救无效。
高岗死了。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等来高岗家。彭德怀来到高岗床前，看着尸体，直跺脚连声说：可惜！可惜！你不该死，有些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讲清梦。李力群已经呆木了，周恩来说：你要坚强，不要倒下……周的警卫员把她扶上楼。
周恩来对杨尚昆说：买最好的棺材，“善殓厚葬”。他对安子文说，毛主席指示：几个孩子的学习、生活由中组部管。找个四合院让李力群和孩子住在一起，给一个厨师和一个看门的。周对李力群说：不要去教育部上班了，先休息，等生完孩子后再定。
此后，李力群掉着眼泪，带着孩子离开东交民巷8号院高岗屈死的地方，搬到宽街一处四合院住下，劫数还在后头。
伴随中央领导斗争厄运接踵而来
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代会结束，国家政权领导确定下来，刘少奇去搞议会(即人大)，高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阵亡，林彪任命为副总理，9个副总理请一色中共党员，各野战军头头进入了实质性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应证了高岗“改组”国家政权“面貌”的意向。事实说明，高岗和毛泽东不谋而合还是有谋而合，无非是高岗嘴巴不牢，提前讲了些真话而已。不久，林彪当上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直至法定接班人。
人代会后，高岗的遗霜李力群被调到劳动部工作，因她有办学经验，分配到培训司。她去报到前，周总理亲自给他谈话，说：劳动部长马文瑞，对你会有所关照的。李力群上班后，正逢反“胡风反革命集团”、“饶潘杨反革命集团”和贯彻党代会关于“高铙集团”的报告和决议，部里干部开会、学习，不让她参加，独身在办公室坐冷板凳。把高饶和所谓胡风、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联系一起批判斗争，李力群自然成了“藏暗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了，把她的级别由11级降为13级。她的级别原来在东北调级时经评议按职务定的。一次，中组部马定邦处长(后为中组部副部长)来看望李力群时谈到级别的事，马处长说：现在不管给什么级别，你不要说什么，给一碗饭吃就行了。你知道安子文要改变你的级别，不是马文瑞部长，你要理解马部长的难处。
在劳动部期间，有人劝她改嫁，马文瑞爱人孙敏说：“你年轻，还守什么节……”她听到劝改嫁的话，就记起高岗死前反复叮嘱：“抚养好孩子，不要离开孩子”的话，在痛苦中下定恨心不改嫁。
随着中央领导之间的斗争，李力群的厄运接连不断而来。1959庐山会议上，把高饶反党联盟的“领袖”彭德怀揪出来，要打倒彭德怀，这自然要和高岗挂起来。一天下午，安志文奉命来劳动部接李力群回到宽街家里，宣布不准上班，不准外出。她看到公安部几个干部住进院内南屋，把电话线接到她住的北屋电话上。这种不寻常的侵权、监控行为，使李力群心里很不安，预感到又有什么事降临到自己头上。她怯生生地问安志文为什么这样？是怎么回事？安说：彭德怀在庐山会上反毛主席，反党中央。你在家好好想想，不要接触什么人……，并递给她一个“提纲”，要她按提纲写出彭德怀和高岗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要揭发交待。李力群哆嗦着手接过提纲，边看边说：彭总和高岗接触最多是1950年和51年，只知道他们一个是志愿军司令员，一个是负责后勤的，彭总在我们家里(沈阳)来过，彭总和金日成一块也来过，听说都是谈抗美援朝的事，我哪能知道他们怎么勾结反党的。他们在房子里谈，门上站的岗，连秘书也不让进去，我怎能揭发呢？安又问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关系，李说：不知道。
此后，每星期孩子回来，公安干部都得审问谁去学校看过你们？谈些什么？问过什么？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安志文开来汽车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她看见主管政法的彭真、管人事的安子文和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都坐在沙发上，威仪的很。李力群说，她一进门害怕的肉惊心跳。彭真首先发问：今天找你来问问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反毛主席、反党，你知道彭德怀与那些人的关系？你知道彭怀德与林彪、陈云的关系吗？高岗死前给你讲些什么？高岗与彭德怀如何反党？
彭真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特别提到“反党”的彭德怀与台上的林彪、陈云的关系时，心里更害怕了，他们竟敢查问走红的林、陈？因为林、陈在东北工作时和李力群有来往，在北京期间，陈云常来家里和高岗交谈，谁搞什么阴谋，自己怎能知道，让她一个女流之辈知道还算什么阴谋。她边想边说：彭政委(东北任过政委)，我所知道的都是些工作，其他关系我怎能知道。最后彭真说：“今天晚上的谈话不准向任何人讲。”
这实际是以彭真为首集体给李力群谈话。李回家后，想来想去想不通，林彪、陈云和彭总又搞什么明堂？政法、公安出面？她终日不宁，一直担惊害怕，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来审问？
李力群就是这样，在家里由公安部几个人监视、监听下软禁了三个月。高岗的“罪愆”，压的李力群几乎难以喘息。
这就不难看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彭德怀也不过是写了一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信，大搞兴师动众，连死去几年的高岗家属也不放过且采用政法、公安手段来对待，为打倒彭德怀，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
1962年秋，在反对“习贾刘集团”前，劳动部接到一个电话，叫李力群赶紧回家。她是狼咬怕的羊，精神紧张地赶回来，看见门前停一辆红旗小轿车，心想又是什么大人物登门？她说：“当时骨石也软了，心慌不停。”车门推开钻出来的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叶群说：林总让我接你和孩子到毛家湾玩玩，他想看看孩子。李力群说，她心里稍平静些，在车上心仍在不安。自从她搬出东交民巷后，除陕北的同志来看望过，彭总派一军人来家里盘问孩子好不好，生活有什么困难，再就是安志文问问情况，林彪自1953年在杭州见过再未见面，怎么突然来接她去林家？预感又出什么事了？到林彪家见林彪坐在沙发上，让李力群坐下，叫林豆豆和力群的孩子出去玩。
林彪问李力群：高岗是怎么死的情况，搞管教的是那些人？安志文在那里(指李家)干了什么？高岗死后谁看过你和孩子？有什么人找你谈过什么话等等。李力群对林彪的提问，一一作答。
林彪接着说：高岗能干，懂得农村、懂得军事。在东北时，没有他后方支持，打土匪，搞土改，扩大兵员，补充前方部队……我打不了胜仗。他说，他在杭州时，陈云来杭州找他了解高岗在杭州休假时给他讲过什么？他对陈云说，高岗在东北是有功的，也说到对少奇同志的一些意见，听高岗说是毛主席对他讲的，少奇对主席帮助不大等。林说，他没有向陈云讲什么，只说了高岗在东北的情况。又说，听到在座谈会上，有人在胡说，听说刘亚楼说高岗“里通外国”，高岗和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等等，与会的同志听后都笑了。尤其是陈云讲的，有些不是事实，有些话，他对我和高岗都讲过，不能都说成是高岗讲的。听说陈正人也在会上瞎说，其实陈正人对少奇的意见最多，他在杭州来就讲过对少奇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对高岗的压力很大，他死得太可惜！有些事也应该给主席讲清楚，主席听了另一面同志的意见。最后，林彪嘱她：你在杭州给高岗捎那封信，主要是劝高岗不要乱说……。以后谁问高岗的情况，你得小心谨慎。还盘问生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叶群送李回家时，给带些大米、食油。在车上叶群说：高岗上当了，让别人当枪使了。陈云是个老奸巨猾的人，遇到事情苗头不对就马上缩回去了，高岗常在毛主席、林总面前夸陈云会出点子……
李力群从毛家湾回来后，安志文来问她：林总接你去他家干什么？这就说明，李力群的一言一行经常受到跟踪、监视。
不多久，康生根据闫红彦指控李健彤写的《刘志丹》一书替高岗翻案，写了一纸条，就变了毛主席的语录：“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把曾经和高岗一块创造西北根据地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狂风恶浪突然又向李力群袭来，她得再次搬家，并不准上班，不准外出，监禁了三个月，并令他交待、揭发习、高与她谈些什么？彭、高、习的关系？安志文是领导的使者，来问她：《刘志丹》小说看过没？要她好好想想，交待彭高习贾刘的问题，高岗死前，习仲勋来你家对高岗说些什么？你去习仲勋家时，他对你说些什么？刘景范、李健彤和你们来往中说些什么？等等。
“过去，他们来往是工作关系，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搞什么阴谋不阴谋，我怎能知道。”李力群说。
李力群在回忆往事时说：他们都知道，谁搞阴谋反党能让我知道吗？叫我知道还算什么“阴谋”。后来，索性定为“彭高习集团”，《刘志丹》小说被定为“反党纲领”，小说作者李健彤被打成反革命，据听说株连万人和家庭。
不多久，中组部长安子文来谈话，要李力群迁到宣武区牛街居住，并叫她回教育部工作。据李力群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反党的问题。何况，那时候机密程度严格，来人找高岗谈什么多在楼上，有时秘书也不在场。她所知道的就是高岗临死前对她讲的一些情况。但是，中央每次出现斗争，硬逼硬拷她讲出不知道的“阴谋”。
经过几次折腾后，李力群回到教育部安排到学生司工作，负责大学生招收和分配，他认真负责，手不释文档，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使学生招收、分配工作有条不紊。
好景不长，更大的厄运即将来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力群家首当其冲被洗劫一空，连书籍、画报、照片等都不放过。家被抄后，周总理得知即通知教育部赵秀山将她家搬到新街宿舍住，并派专案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她接待各地学生时，对他们调查高岗事件的情况，就说：“不知道。”若问彭德怀、陈云的情况，也不要说什么。要牢记，学生问什么，“就说不知道”。她“牢记”总理的指示，有一次学生问于若木和陈云闹离婚是怎么回事？李力群说“不知道，不认识”。学生伸手就打，鼻口流血。学生斥责：你胡说，东北你们门对门住，高岗和陈云一起工作，在北京常来往，你会不认识？北大、清华和地质学院的学生，把李力群抓到校里关押起来审问、批斗，总理打电话叫学生把她放出来，“她什么也不知道”。李力群从清华回到教育部，又被部里的造反派关起来，仍然挨批挨斗。文革开始至1971年前，李力群没有一天安宁日子，在北京期间差不多 6bcf." >每天有三三两两的学生，不分白天晚上来查问高饶联盟的事，彭德怀、陈云等同志的事及他们的关系。
李力群在教育部被关押时，毛主席知道后，对周总理说：“关她干什么，让她去干校锻炼。”驻教育部的军管组负责人叫朱奎是南京军区派来的，曾在陕北刘志丹、高岗部下当过连指导员，偷偷向李力群暗示，总理让我保护你，并透露不久让她去干校。李力群急想去干校劳动，躲开没完没了的批斗、揭发，实在在这肮脏的旋涡里受不了了。
1969年秋，李力群到教育部在安徽省凤阳县设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审查。她参加学习、劳动，什么活都干。几个孩子疏散到内蒙、甘肃、河南、湖南等地接受“再教育”，只有小儿子不能上山下乡，托付高岗原部..下一同志抚养。李力群成天劳累，想念儿女，揪心裂肝度过两年。
苦难日子熬到了头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指示，由中央办公厅派两人到安徽接李力群回京，教育部造反派和军代表不放人。随后中办又派人拿着毛主席的指示，才接回来。实际是要她回来揭林彪的问题和高岗的关系。她回科教组(原教育部)，组长刘西尧，副组长迟群向她介绍了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的情况，并交待边休息，边回忆揭发林彪，叶群在东北的情况，以及53年林彪和高岗勾结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阴谋活动。
过了几天，周恩来亲自召见李力群谈话，盘问她的孩子都在那里？文革中中央组织部停发生活费，他们怎么生活的？李力群说高毅、杨芝芳和同学、高岗的司机等都帮助过。周说他叫中组部补发生活费，把孩子接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以后由国务院管理局管。你的家被抄过，谁都知道你的住处，先搬住在夹蜂道，户口也改了，不叫李力群，几个孩子名姓改了，并给几个孩子起了姓名。如高轩叫李晨，燕生叫李纯……女儿都改姓“李”。
周总理向李力群说：主席让习仲勋去给高岗说，“保留中央委员，回陕西省或延安工作”，习去了没有？李说：后来习仲勋就不敢去了(指东交民巷)，因管教组不准随便去人。周说：如果习仲勋对高岗讲了主席的意见，他不会死。
此时，已是高岗死后近20年了。原来毛泽东约习仲勋向高岗没及时转达毛主席的意见的原因，周总理是清楚的，他又明知故问李力群。
李力群借周总理召见机会将她几次软禁、监视、批斗、审查的情况细说了一遍。周听后说：“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对他们有所进一步了解。”
中央出一次事，李力群遭一次劫，一家人像小偷，到处藏猫猫，避躲灾难，搬家改姓，失去公民人格权利，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1959年逼她揭发、交待彭黄张周和高岗勾结的罪行，1962年要她揭发高岗与习贾刘的问题，“9·13”后又要她揭发高岗和林彪、叶群的问题，要她这样写，那样写。在领导打压、造反派批斗的形势下，逼她写的一些所谓揭发、交待，有些也是不实之词。
经过多年处在惊涛骇浪、提心吊胆的李力群，黑暗苦难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即将春色明媚，柳暗花明。她从干校回来主动要求到北京图书馆工作，管几本书不会有风险，刘西尧同意她的要求。李力群到图书馆工作十多天，刘西尧组长打来电话说，周总理说毛主席的意见，让她仍回科教组工作。原来是毛主席问总理：“小李在那里工作？”总理说：“在北京图书馆。”主席说：“她是有影响的人，让她仍回教育部工作。”
李力群回到科教组被安排到计划司，后转到学生司负责。时值国庆来临(73年)，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总理审查邀请出席庆祝宴会人名单时，填上“李力群”的名字，她荣幸地出席了国庆宴会并首次上天安门观礼。毛主席对李力群是关注的，他一到宴会厅便问周总理：“小李来了没有？”周说：“来了。”
之后，李力群在天津市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光荣地出席了两会，参加讨论政府、政协工作报告，就教育等问题作了发言。
高岗先后两个妻子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先妻杨芝芳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力群说，以上这些荣誉，是共产党、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予的，是人民给予的，实际是对高岗在革命中有功的肯定。
李力群在回忆往事时，她愧疚地说，自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共产党，没有为党为人民作出过什么大的贡献，从来也没有想到这至高无上的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妻子，我承受了以上的荣誉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深切关怀，这是党和毛主席对高岗生生死死几十年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肯定。自己内心每每想到这些，悲喜交加，酸甜苦辣，齐涌心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1981年高岗的“五虎将”都恢复了工作和级别，陈伯村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恢复李力群的级别，降她的级别没有道理，指出她的级别是根据中央规定的标准和当时她担任东北局妇委、总工会执行委员评定的，怎么不能评11级，绝不是因高岗的关系。当时林枫的妻子郭明秋、宋平的妻子陈舜瑶和李力群一样职务，都评定为11级，李力群不能评没道理。中组部同意恢复了李力群的级别。
李力群曾经出差到广州，广州市委书记薛炎请吃饭，谈到高岗问题时，薛炎说：高岗反党吗？反毛主席吗？习仲勋为什么不给高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我看习仲勋是为了保自己。朱老总来广州休息时，我问老总：高岗怎么反党？反毛主席呢？朱老总比划着说：“高岗被人利用当枪使了，上当了，他死的可惜！”薛炎说：我对你说的这些，我负责。如果中央问你时，你可以如实讲，你可以说是听我讲的，我不怕。
1983年，李力群要求离休后，仍关注教育事业，发挥余热，积极联系退下来的老教育者，一起创办了一所“求知大学”，自任校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她还动员儿子为高岗家乡支助教育，在高家沟建立了“崇德中学”。
高岗去世时，李力群年仅34岁，带几个孩子，生活艰辛，文革时一度只发40元钱，子女的生活费停发，经济困难，政治压力，精神压力和习惯努力的影响，作为新中国首任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的家庭，几次搬家改姓，多次软禁批斗，受尽了痛苦的折磨，所幸没有判刑，在那异常艰难曲折的岁月里扑腾过来，实在不容易啊！他的几个孩子，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照下，都在北京上大学，在北京安排工作。
李力群晚年生活还好，组织给予副部级待遇，公费保姆，冬季国务院管理局派人烧暖气。现住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的一个四合院(原姬鹏飞副委员长住所)。她头脑敏捷，撰写她的往事《难忘的回忆录》。
吴冷西患心脏住院时，李力群去看望，吴说：原东北局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培养了大批干部到全国各地工作。他说高岗死的太早，东北经济建设受到损失，建国初高岗是最大的冤案，许多老同志心里都明白，但在过去的政治气氛下不敢说出来，有的人为保自己还胡说八道，社会上有不少报不负责，把胡说的东西也登出来。有许多50岁以下的人不了解党的历史，更不了解高岗其人，你不要看和听这些东西，自我烦恼。你要相信党组织将来会以真实历史看待高岗，重新实事求是给高岗定论的。
李力群晚年最大的希望中央对高岗的问题重新审查。她多次向中央领导写信，要求中央对冤死的高岗，实事求是地予以作出公正的结论。李力群说，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在抓甄别冤假错案，她到胡耀邦家看望，她进家刚坐下还未说明来意，胡要去开会，便开门见山对她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讲的话又在个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还与一些老同志面前议论少奇同志的长与短。”“高岗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胡耀邦还说：“过去在东北工作的同志给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的情况，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的工作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李力群听了胡耀邦的谈话，已明白了她上门来的意思，激动地再未说什么。胡见她未说话，就向她告辞，他去开会走了。李力群得到满意的回答，高兴的离开灯市口富强胡同胡耀邦家。
八十年代初整党时，原打算在整党后期对高饶一案进行重新审查。据听说，有人干预并认为胡耀邦“糊涂”，重新审查希望搁浅。
李力群老人，对重新审查高岗问题很关切，她充满信心相信中央会对高岗历史作出公正的、合理的、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使将寝就木的她过世瞑目。
2004年夏，中组部赵洪祝副部长到家里看望李力群老太太，使她感到很欣慰。赵部长谈话时说：党中央对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查阅各个历史时期的500余份档案资料，对高岗的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
自从1954年以来，李力群第一次听到中央组织部领导称“高岗同志”，激动的痛哭起来。
建国初期，发生了“高饶事件”，党内斗争开了一个歪屈历史事实的先河新例，致高岗含冤英年早逝的悲剧，也是毛主席的悲剧，党和国家的悲剧。回眸共和国老根延安革命时期始至今，李力群老人的幸运、遭遇、再幸运，酷似共和国兴盛——劫数——复兴的缩影。笔者3曾多次走访李老太太交谈了她的往事，她每次提起往事，泪流满面，很同情她一生的坎坷命运，于是撰写了这份略传，赠给鹤发中颜的李力群老太太。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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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华北、东北、北京有关省、市、区，地、县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党史９９lib?办、文史办和中组部、总参、总政等部门查抄资料和先后走访杨芝芳、李力群、张秀山、张明远、师哲、高增培、张邦英、谷奇峰、谢怀德、汪洋、马文瑞、张策、马洪、何英武、陈伯村、牛化东、王丕年、郝玉山、魏宝玉、赵家梁、李健彤、吴生秀、赵生应、吴瑞旺、罗成德、王殿斌、秦川、刘志龙、曹海炳等老同志的笔录。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