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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
第一节
杨度，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本名杨承瓒，字晳子。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99lib.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津门还是岛城，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了搭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洋楼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做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的宅第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曾几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曾有杨度的“悦庐”。数年前，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此胡同，几百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出门倒垃圾的中年居民说，他家老辈就住这条胡同，不知道杨度是干什么的。至于老宅子嘛，没了，一个也没了，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从前的大宅子，但现在都拆了。
回看“胡同西头儿北边”，正是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
丰盛胡同里，有几家中央级单位，而这几个单位，又都与曾经住在这里的这位奇人有着奇妙的关联。胡同南边有中央编译局——杨度乃清代最有名的宪政鼓吹者，他创办的第一本刊物，叫《游学译编》，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各国政治体制的最早期刊；胡同北边有中国法学会9９ｌｉb.t>——杨度不仅是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还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彼时的大法学家；胡同东头有国家档案局——杨度担任过清廷内阁统计局局长，那时的统计局，兼有后世的档案局职能。你看，他的主要人生履历，都与丰盛胡同的三个“国”字号单位有关。可是，丰盛胡同，乃至整个京城，却没有给他保存一席之地。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
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20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一天因与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还有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记者高晨女士领我去看前朝的“周公馆”。
从幽静的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看见一方嵌在里弄口墙上的小小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确乎与杨某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99lib?
市井有谁知国士？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99ｌｉｂ.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第二节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不如是。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
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杨度年方九岁时，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了“杨度”。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晳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晳子了。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游学。他在诗中说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县船山书院，又是数载寒窗。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二十三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是年，“戊戌变法”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而流产，光绪帝被幽囚，康、梁潜往海外避难，杨度的同乡好友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京官则在京城菜市口刑场身首异处。
没有资料表明那一年梁启超或谭嗣同与杨度曾在京师相聚，但两位好友的悲壮从政经历，无疑会给志在救国的杨度以极多的启迪。
“庚子之乱”后，太后幡然悔悟，兴办新政。湘省一向领风气之先，巡抚大人便每与德高望重的湘绮老人相商派遣优秀少年留学东洋事宜。“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壮志。”（台湾史学家吴相湘语）随后，湖南省有志且有钱的少年们纷纷东渡。已经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杨晳子，为寻“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不顾恩师和妹妹杨庄（时已成为王闿运的四儿媳）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成了黄兴、胡元倓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杨氏二十七岁。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池中长大的杨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润，终于一飞冲天，成了腾游于20世纪初中国上空的一条思想之蛟龙。
这个以“勤学”著称的师范生，学习五.99lib.个月结业后，即三次与考察过清国教育的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满汉关系、政治改革、教育方法诸问题，并敢于为日本人所著的一本教育专著作序，显示出极高的胆识与文采。结业后，他曾返回国内，在上海向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申办《游学译编》并获成功。当时，上海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县，苏松太兵备道即分管江苏省苏州、松江、太仓一带的最高军政首长。在日本办一本期刊，需要向国内地方政府预先报批，这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重返日本后，他即在黄兴等湘籍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游学译编》，此为各省留学团体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落款“湘潭杨度”的《叙》（今作序），他明确表示其办刊宗旨：要将被外国人蔑称为“老大之国”的中华“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思想性的编译文章和自撰的时评与白话小说。史家吴相湘称该刊“在当时严肃刻板的士大夫社会中实为空谷足音”，可见影响之大。
正是在日本，杨度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
“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似，与今日盛行的从日本贩来的“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
杨度留学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清朝统治者已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又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便接受了贵州学政严修等人数年前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此“经济”为我中华原版的“经济”，即专为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特别考试。经济特科的开考，绕开了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官员和各省督、抚、学政，必须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本土大员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湘籍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疆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我们：皇权时代的大小官吏，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
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缴上了答卷，过后，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在野的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
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数日后，他和梁士诒等人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考试人员，多有“新党”混入其间！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就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太后很郁闷，诏令缩小录取范围，只收前三十名。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焘两次电奏朝廷，点名道姓地举报杨度等考生曾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士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
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少年中国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杨氏以韵句详说湖南人文地理，历数本土先贤名流，讴歌湘军血性精神，警醒同乡奋起救亡。尤其是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一句，更是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99lib.籍热血青年的心！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发起成立湖南新民学会的萧子昇，晚年在乌拉圭回忆过，当年，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湖南少年歌》虽为杨氏的经典之作，但却不易流传。倒是他创作的一首歌词，传回国内，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其大名“杨晳子”四处飞扬：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本来，中国式的课堂教育，只有摇头晃脑的吟诵而没有委婉悦耳的歌唱，“音乐”登不上大雅之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钦定学堂章程》里明确规定，今后各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即音乐课。翌年，清廷又为此事颁诏督促。于是，中国的第一代音乐教材便应运而生。此为杨度主动撰写《黄河》歌词的小背景。
大背景则是沙皇俄国正于我西北边陲上蹿下跳，鼓动外蒙独立。祖国的边关之危，让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度不肯缄默，遂在异邦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9９lib? 母亲河的歌词，以寄托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与祝福。此歌词也是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尤以沈心工氏所谱的最为悦耳。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回肠荡气的爱国歌曲。茅盾晚年就曾说，他那一代人都记得少时唱过的《黄河》。令人扼腕的是，此歌从清朝唱到民国，传唱了二十一年之后，1924年，词作者期盼“饮酒乌梁海”的我唐努乌梁海地区，终被已经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俄国策动独立了，成了附属于苏俄的“乌梁海共和国”，即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好在，又过了七十多年，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杨度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此歌虽不若李叔同从美国人那儿挪来曲调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影响那么广，但意义却更加深远，被评委们列为排名第一的经典之作。迟来之首肯，堪慰词曲作者的在天之灵乎？
当年的杨度，能写一流的歌词，更有一流的政见。
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少年”们那儿，自“泰西”传来的这主义那主义的，风生水起。但特立独行的杨度，经对东西各国的人文、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等深刻研判之后，毅然独创了自己的主义，即“金铁主义”，他认定，只有金铁主义才能救中国：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说得够明白了吧？别忘了，那会儿还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大臣们只会说“皇上（或太后）圣明，臣（或奴才）罪该万死”的君权时代。老大帝国，历来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哪有什么“政党”、“责任政府”和“国会”的概念？更遑论“民权”（即人权）！早在那时，不及而立之年的杨度即对国家未来体制有了如此清醒的架构，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等清朝统治者终于被迫组成责任内阁时，却已是1911年5月，距龙旗坠地只剩下半年时间了，晚矣！
悠悠百年，杨氏的主义早被人们忘到了爪哇国。读其旧作，竟每每被其思想的光芒刺得眼痛！
比如他说：
民权不昌之国，其政府必为专制之政府。夫专制政府之行为，决未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意，即或口为保护之言，亦不过虚伪以欺人，不旋踵而自相违反矣。
再比如他说：
政府非以人民意思所组织而成者，故对于人民不负责任，而无以国事为己事之心也。……故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以国权寄托于此等政府，其所余者有几何矣？
即使论及两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结束的日俄战争，他也没人云亦云地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于两国战略与军备的对比上，而是将结论下在两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劣上（时俄为专制国体，日本为君主立宪制），最终，板子却落在吾国落后的“专制政体”上：
如今世界，论最野蛮之国当首推俄。俄宜居于优胜矣，然而与日本之军队遇，遂将数十百年来执牛耳于欧亚两洲之雄威，一败涂地而不可复振，则纯粹之野蛮国其不足以居优胜也必矣。何也？彼之国内组织至不文明，宗教上、政治上、种族上阶级至多，人无平等自由之乐。其治内力既如此之弱，其对外力之决不能强者，此自然之理也。
世界各国之内治上，其尚为专制政体者，惟俄与中国也。俄既如此，宁可复肖之欤？
将吾国衰败的所有症结都归诸专制体制，真是超人一等，入木三分！
甚至对本国何以屡遭列强欺凌，杨度也大有“反潮流”的卓然见解：
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至成国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故各国之政府，无不以国民利益之所在，而为举动之方针。……
夫各国政府，孰不思夺他国国民之利以自利其国民？我国民若以此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
在国运式微，朝野一片哭天抢地的抱怨声中，他的声音颇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论，却极有道理。
知否？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就在其《金铁主义说》中，他写道：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在此之前，最先把“中华”与“民族”联缀起来的梁启超只把它当成了“汉族”的同义词，是杨度第一次将其定义为文化上而非血统上的概念。杨氏版的“中华民族”问世后，马上得到吾国知识精英的认可，口口相传，最终演进成现在的一个全球华人认同的政治概念，一张属于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最光亮的名片！这实在是原创者始料未及的。
令杨度始料未及的还有，就在他风头正健时，清廷的通缉要犯广东香山人孙文竟找上门来，拉他这个坚信要以立宪改造中国的青年领袖加入革命队伍。
杨度的老乡兼好友章士钊曾于六十年后写过当时的情景：
……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有“孙大炮”谑称的孙文说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说动有“骡子”之谓的湖南人中最特立独行的杨度。到头来，反倒是杨度很认真地告诉孙先生：
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
“橐”乃口袋，“鞬”指马上的盛弓器。饱学的杨夫子用文言文告诉前香港西医孙逸仙：对不起，政见不同，我不能随您出征。不过嘛……
杨度想起了一个与来客志同道合的同乡来，于是，话锋一转：
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
喏，这就是杨度，恃才傲物的杨度，促成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相识的晳子。
此时的他，已经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汪精卫同班学习政法基础课程。其间，他发动湘鄂粤三省学生，发起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运动，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人物。不然，比他大九岁的孙文也不会屈尊登门拜访并苦苦游说他几天几夜。
雄辩的“孙大炮”最终也没能轰开杨度的心扉。分手时，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实在刺耳。
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确实不认同，他认为，革命——暴力推翻满清——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为此，他反对革命。
杨度之政见，后来公开发表于他创办的《中国新报》上。他认为，清廷本不是人民所托付才组成的，凭什么要责难它不为国民谋利？若改造中国，只能从每个国民自己做起。他很不赞成孙氏利用外国人以及苛责本国政府的做法，指斥那样做是放弃了国民的天职。
其原话如下：
至我政府之甘为人所用，或为人所愚，吾以为皆不必论之。何也？我国民若又以此而咎之，谓其不为国民谋利，而转夺其利以利他国国民，为了不足受国民之托付，是则是矣，然而，何责之之高也？况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损失其国民之资格，放弃其所以为国民之天职。
分手后，孙中山与黄兴在章士钊住处相见，孙、黄结盟，广东人的兴中会与湖南人的华兴会结盟，随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氏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而死活不肯做革命党发起人与领袖之一的杨度，则凭其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继续赢得中国留学生的信服。就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以七百四十余票的高票当选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会长），可见人气之高。
对了，这一年，他还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请人把辫子剪了！彼时，即使革命党人，剪辫子的也是少数，毕竟还要回国，还要面对全社会。而他，一个君主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居然去掉了大清国臣民的标志，确实令人刮目。
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1905年12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为该团随员，他正是当年湖南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找到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代笔，实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重要文章。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坐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颁旨：“预备仿行宪政。”
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杨度成为清国倡言宪政第一人，他的两篇文章，成了清廷立宪的蓝本。
这一年，为了跻身于体制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纳赀”，让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选郎中。“赀”音与义同“资”，“纳赀”即花钱买官。有清一朝，花钱买官是进入国家官吏体制的一条正当途径，是科举入仕的重要补充，与当下行贿上司为自己买官有本质的不同。
翌年，杨度再接再厉，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
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报纸，他就把自己的“金铁主义”从从容容地公之于世了。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宪政之实行”。他的中心目标很明确——“设立民选议院”。
秋风起时，杨度不得不返回湖南，为恩重如山的伯父杨瑞生奔丧。灵堂前，他留下了一副词、字双绝的挽联：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回到家乡，孝服在身的杨度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以全省士民名义发起入京请愿运动。他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改定后领衔发出。
今天，于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百年之后，我认真阅读杨氏的激扬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
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
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
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年轻气盛的著名“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并很具体地教导了一顿后，清政府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其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在接到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杨氏“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慈禧太后传谕：
候选郎中杨度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显然，慈禧原谅了与“乱党”有染的杨度。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机处的王大臣领衔，级别虽高，却一直没有得力的人手具体办事。把杨度调来“行走”，正是人尽其才。“行走”虽非专任官位，但却等同于后来的秘书，名义不高，位置却很重要。
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员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他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一天，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到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这位宪政公会常务委员长甚至与部分清宗室在京成立了宪.９9ｌｉb?政公会北京支部，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疾呼起离经叛道的政治主张。
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政府时代，此“会”成了朝野有识之士的一个心病。无论是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跨在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矻矻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
入京出仕的杨度，一跃而为新政中枢的“大秘”，难免得意忘形。按常规，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没个十年八年，是很难走到正四品位置的。杨晳子寓身京华，名满天下，虽早有家室，但终禁不住男人的贪欲，纵情于八大胡同。不料，几度销魂之后，竟被一雏妓迷得不能自拔，遂以两千元的超高价格买回为妾！中国传统社会，容许官吏纳妾，却不容其嫖娼，尤其看不上你假戏真做娶妓为妾。况且你杨度正是一向高喊“伸张民权”的新派人物，怎么能像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一样，不惜豪掷千金买个小姑娘来家蹂躏呢？岂但蹂躏小女子，简直就是蹂躏人权嘛！如此心口不一之人，何以担当大任？一时间，议论汹汹。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之事，母仪天下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都在世。
杨度吓出一身冷汗！他赶忙在一次集会中公开申明，已将此女转赠友人，以示本人从善如流——本来就是花钱买来的一件尤物，自己不能把玩了，还不兴送给好友收藏吗？发泄情欲事小，耽误正事儿事大。他忍痛割爱后，又回到了吁请立宪的正道上来。半年后，太后与皇上相继驾崩，他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在全社会一片催促声中，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责任内阁终于问世了。不过，令人恼怒的是，内阁里竟多是皇室成员！自大清入关以来，便是满汉并重的格局，此“皇族内阁”非但不符立宪规则，更是集权于满人的倒退行径！
6月，在全国绅商对“皇族内阁”的滔滔骂声中，杨度被任命为内阁统计局局长。令立宪派人士失望的是，杨晳子竟没拒绝！曾经风骨铮铮的杨氏，此番恋栈，让人看到了中国士人在得到统治者青睐时的另一面。
正是“皇族内阁”的成立，大清国为自己的坟坑挖完了最后一锹土——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炮声隐隐传到京城，紫禁城摇晃起来。非常时期，三十六岁的杨局长没坚守工作岗位，却私下坐火车到了河南彰德站下来，找他佩服的下了台的袁世凯去也。
第三节
朝中不少人知道杨度与老袁的特殊关系。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老袁用人，不问籍贯与家世，真正的五湖四海唯才是用。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过世，主持国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光绪帝的名字）——他总怀疑“戊戌变法”时是老袁告的密，才让哥哥倒了大霉。幸好于最后时刻，在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劝说下，这位少年摄政王犹豫了，才将原定的“交法部拿办”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即撤掉袁的一切职务令其滚回老家去。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们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随行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派来负责其安全的军官袁得亮。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矮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世态炎凉，令老袁伤感不已。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左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灨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官场上，鲜有如此不避嫌的从政者。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偏偏在国运危难的极敏感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局级主官杨度却去了袁氏的洹上村。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正好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劻的亲笔信。七十五岁的老臣奕劻一再向摄政王载沣请辞而不得，只得以私谊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因原湖广总督瑞澂已被撤职，正在前线戴罪立功，故清廷匆匆将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令其指挥“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但对南下平叛的“水陆各军”却只授其“会同调遣”的权力。
谁都能看出来，朝廷对起用老袁疑虑重重——该省新军已成了叛军，全省巡防营和绿营哪够老袁指挥的？而中央军队，无论其旧部冯国璋统率的北洋陆军，还是萨镇冰统率的水师，他只有当副手的份儿，这明摆着是不信任嘛！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
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
病成这样，哪能出门工作呢？所以，谢谢啦！
载沣明知老袁耍花样要权，却一筹莫展，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将其调回京城，主持全局。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是藏书网正二品的高官。非常时期，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迅速。杨度从一个无“品”之人，以花钱买五品候选郎中开始起跑，一步正四品行走，再即正二品副大臣，整个一“三级跳”，“噌噌噌”几步，就跃为国家重臣了。
不过，杨度对副部长的高位并未看中，他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北南双方说和。他忙那件事去了。
也幸赖他的介入，南北双方互相瞄准着的炮口才提前低垂下来。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他得到时任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职务的黄兴的回电，电称：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今后的国家元首是什么名义，黄兴说的是“大统领”：
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袁氏闻此言后，马上加派杨度为南北议和代表，并鼓足干劲，施尽招数，促成了清王朝的垮台。
杨度有功于老袁，固自不待言；然更有功于国家，此亦不争之事实。
杨度忠心于老袁，既有钦敬其“经济”手段高明的原因，更有借袁氏成就自己为“帝师”的夙愿的因素。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如愿成为民国大总统，醉心于“帝王学”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不过，老袁乃公认的治世之能臣，布局之高手，知道哪颗棋子儿应该下在哪个位置。他并未如杨度所愿将内阁总理的位置留给年轻的杨晳子，而是派人到青岛请回了前清军机处的同僚徐世昌为宰辅。无奈，嘴上无毛的杨度只好悻悻地和一把胡子的徐世昌换了位，跑到青岛做寓公去了——在男子以蓄须为时尚的中国上流社会，杨度一生不留胡子，也是其特立独行的一小佐证也。
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和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在众多寓公里，杨度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杀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式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寸砖片瓦！
不过，虽不是前朝重臣，但杨度的才干还是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共同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文、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袁世凯邀请国民党两大领袖孙文、黄兴相继入京会晤，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应邀从青岛赶回北京。
尽管国民党已是国内第一大党，但面对人家的邀请，杨度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而且，拒绝的原因很难听。他告诉黄兴：贵党只有“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度方有可效力之处.9９ｌｉｂ?”。他反对由某一党派操纵内阁，哪怕其党魁是自己的同乡好友。正努力谋求组阁的国民党人闻此恶言，对他恨之入骨。难怪早就有湖南人宣判其为“汉奸”了，不是孙文专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令其保护杨度之家属与财产，杨氏一家没准儿早就灰飞烟灭了！
不过，重返京城的杨度，这一次，还是没被安排到他满意的位子上。此时，他看不上眼的梁士诒已经是总统府秘书长，因事事要先经过梁某，他被人叫成了“二总统”。梁启超也已经回国，内定要当财政总长。而杨度是内定的交通总长。交通部是北洋政府权力与实惠很大的一个部门，管着全国的路、电、邮、航，正可由杨氏实践他的“金铁主义”。不想老袁不愿让“不是自己人”的梁启超把握财政大权（时梁为中国进步党领袖），想来想去，只给了梁氏一个司法总长的位子。财长一时无合适人选，便嘱总理熊希龄自兼。如此一来，总理多坐了个总长的位子，大家就要挨个儿往后挪。结果，交通总长的交椅让老资格的周自齐坐去了。老袁又授意让杨度当教育总长。哪想到杨度竟嫌清水衙门有职无权，嘴唇一撇，对熊希龄说了句“本人帮忙不帮闲”，便拂袖而去。
“二次革命”被弹压后，国民党成了叛乱团体，被大总统下令取缔。国会第一大党的取缔，直接导致国会瘫痪。老袁便另组“政治会议”以过渡。由是，机会之光又在杨度眼前闪了一下——老袁曾有意让杨度担任议长。但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还是把头把交椅送给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去坐了——老袁更需要旧势力的支持。杨度为总统府特派的八议员之一。五个月后，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撤销，杨度又被老袁指定为参政院参政。
其间，虽未做成大官，他却甘心做了一回小官——“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此官隶属农商部，临时官差，只半年，实在有些委屈他了。兴许这与其“工商立国”的理想有关，他欣然南下。
这一年，他还做成了两件好事，似应单独说一说。
一是与主持湖南明德学堂的胡元倓等人代表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签订了一项协议，促成了后来著名的湘雅医院的诞生；一是终于说动恩师王闿运离湘抵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半年后王夫子离职回籍，他则以副馆长“护理”（代理）馆长。
至民国四年（1915年），被七嘴八舌的议会政治弄得很郁闷的袁世凯，不觉动了变更国体的邪念。“变更国体”是“恢复帝制”的客气说法。是年元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在小汤山宴请梁启超，杨度乃唯一作陪的人。席间，小袁大说共和制的缺点，隐隐表示出变更国体的意思。梁启超当场表示反对，并于此宴后离职回了天津，直到袁死后才重返北京。而在场的杨度却一下子摸准了袁氏父子的脉。
眼看着国事纷乱，“共和”失和，更不知伊于胡底，笃信君主立宪的杨度正着急呢，为“帝师”的使命感再一次把他发动起来了！开春，他即动笔写就日后成为帝制派纲领性文件的《君宪救国论》，只是惮于机会不成熟，没敢拿出来发表。当年8月，机会来了，他从《亚细亚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上看出端倪。该文作者为大总统的美国籍宪法顾问古德诺，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洋洋洒洒写了一通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优劣，之后，明明白白地下了结论：
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不是老袁授意，一个外聘的洋策士敢公开这样说？
当年同在王闿运门下就读的夏寿田同学，时任大总统“内史”（秘书）。据说，夏告诉他，应该联络几个人讨论国体问题，即中国是否继续走共和道路的大问题。
于是，在夏的陪同下，杨度到中南海觐见了大总统。
寒暄过后，他请示说，想组织一个专门机关以“研究国体问题”。
不料，此提议却遭到大总统的制止：“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
这一下，杨度更有数了。领导说“不可”的原因，并不是这事根本做不得，而是怕外人怀疑是其授意！于是，他便放胆回答：
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呵呵，老袁还顾虑什么？只说了句“你可与少侯等谈谈”后，便扯别的去了。
老袁说的少侯，即著名的革命党人孙毓筠，少侯是其字，和杨度一样，孙氏也是参政院参政。杨度找了他，还找了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三位在京的著名革命党人，更拉来了名重海内外的总统府高级顾问严复老先生。杨度将这几位有影响的人士拉在一起，一番筹划后，在石驸马大街（今宣武门内新文化街）的前清郡王府门外，赫然挂上了“筹安会事务所”的牌子。杨度自任理事长，恢复帝制后欲当首辅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筹安会的理事们很快写出一批鼓吹帝制的文章发布于报章，其中最有分量的，即杨度前些日子写好的那篇《君宪救国论》。
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认为：
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定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
老袁读到杨氏“雄文”后，如被挠到最痒处，颇为快意，便亲赐“旷代逸才”匾额给杨度——啧啧！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前清时，皇上或太后赐字给臣下，都是被赐墨者自己花钱去做匾，这回，大总统把写字与做匾两件事都包办了，可见“眷宠”之隆。
大总统给杨理事长赐匾一事，极明确地指出了各地官吏的前进方向。本来各地都是反对之声，甚至有人公开建议应“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明正典刑”即现今的“依法判处死刑”，属最严厉的处罚。梁启超在天津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长文，公开批驳杨度的理论，刊登和转载梁氏雄文的报纸也曾洛阳纸贵。但老袁奖给杨度的一块木牌子，迅速改变了大小官吏的最初判断——开始，他们都以为是京城里几个有学问的闲人吃饱了撑的要研究学术问题呢！于是乎，风向为之一变，官员纷纷表态：君宪胜于共和，国体理应变更！
悲夫！只保一己之尊荣，不计国家之前途！
很快，京城大街上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请求变更国体的请愿团。除公职人员外，社会各行各业均有团队登场，甚至连拉洋车的、要饭的，都“自发”地组成“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到新华门前递交请愿书。不过，过后人们看出，所有的请愿书的内容甚至文笔竟大致相同，都与石驸马大街那帮“筹安会”的理事们有关！
闹剧越演越大。陆军上将段芝贵跟着发起了在京军警表态的行动。会场上备有两个签名簿，赞成共和者与赞成君宪者，各在本本儿上签名。众目睽睽，谁敢表达真实心愿？如此一来，众多军警高官把那本“赞成君宪者”的签名簿填得满满的，而那本“赞成共和者”则冷落一旁，无一人签名。
稍后，各地又套用此不要脸的办法举行“民意代表”投票，本省军政第一、二把手亲为监票人，各民意代表领得选票后，只需在印有“君主立宪”的票上写“赞成”或“反对”，并将此票投于箱中，便可领几百元的车马费尽兴而归。
12月11日上午，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政院开会，统计并公布各地“民意代表”的选票，谓之“总开票”，并就变更国体投票。
秘书长林长民（著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之堂兄，林徽因之父）报告：各省国民代表大会人数为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无一反对票，无一作废票！
杨度和孙毓筠当场提议：本院应以国民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众人立即附和。
林秘书长便掏出业已准备好的《推戴书》朗读起来。随后，参政员们全体起立，一致通过。
万事大吉！全场欢呼！
历史闹剧在上演过程中，演员们被设定好的情节紧锣密鼓催着，不管情愿不情愿，往往陷入角色的幻觉中。过后看来足以笑掉下巴的丑陋表演，当时却是满台子的庄重。历来如此。如此，如此！
如此这般，袁氏当皇帝，算是“顺应民心”了。第二天，即12月12日，老袁即宣布接受全国“民意”；第三天，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1月1日，“中华民国”居然在袁世凯与杨度的内外运作下，成了“中华帝国”！
据说，这一次，杨度坚信自己会是新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托人在法兰西国定制了一套华贵的大礼服！
不过，颇会用人的老袁还是没让他过一把当相国的瘾，而是把国务卿的位置先后给了“老人”陆徵祥、徐世昌和段祺瑞，而且，袁皇帝甚至也没给杨度在朝廷里预留任何实职，只是给了他一顶至高无上的荣誉——文宪公。
袁氏是按传统的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为臣下封授爵位的，加上死去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内，一共九人封“公”。年方四十岁的杨度是最年少的一位，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99lib.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与冯玉祥，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先后补授了个“三等男”。
“圣上”口惠而实不至的安排，令自命于帝制有大功的杨度郁闷不堪。那套挂在巴黎某个角落大衣柜里的大礼服也就始终没运回来。
其实老袁比他更郁闷百倍——云南护国军的讨伐声越来越近，北洋军旧部竟也纷纷加入了反叛行动，再加上东交民巷拒绝承认新帝国，老袁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只得匆匆宣布取消帝制。
难辞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社会上有了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传言——彼国不是有力挺老袁称帝的古德诺嘛！
就在此时，《京津泰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家中，侃侃而谈：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后来即使到了天津，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也是不变的政治态度：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
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责任内阁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后来，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副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
“杨氏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舍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值得后人钦敬。
就在报纸刊发了“杨度宣言”一个月之后，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诅咒声中命归黄泉。
据袁氏第七子袁克齐回忆，父亲临咽气前，曾大呼“上当”，而且还特意嘱咐他大哥袁克定说：“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
还有人传言，说老袁临咽气前，恨恨地说了句“杨度误我！”之后，就一命呜呼了。
瞧瞧，明明是你老袁想当皇帝，最后板子却打在了帮忙的人身上！
杨度真是百口莫辩。
老袁过世的第二天，不肯认输的“旷代逸才”赶赴中南海吊唁，留下了那副令人击节的挽联。从不俗的词句和墨迹上，人们看到了他的才情，也看出了他的固执。
挽联曰：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第四节
黎元洪当家做主后，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而继任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三十八天。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99lib.，没准儿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
蔡锷就是最早一批建议对杨度处以极刑的一位。同是湖南老乡的蔡松坡（蔡锷字松坡）本来是因杨度的介绍才被袁大总统认识并赏识的，因反对袁氏帝制自为，被老袁调来北京任经界局督办的蔡上将称病去天津疗养。与思想导师梁启超密谋后，他辗转回滇（蔡本为云南都督）起兵护国，护卫共和国体。９９lib?
本着先礼后兵的游戏规则，发难之前，蔡将军曾领衔护国军将领致电袁大总统力陈利害，其中专有一段提到杨度等人：
请查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将发动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通电各省之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七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然而，在杨晳子成了政府通缉犯之后，病榻上的蔡松坡又于心不忍了，在其遗嘱中，专有一段说到旧友：
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蔡将军看得很明白，杨度并非为追求荣华富贵而参加帝制，实是他的政治理念一向如斯。
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杨度不得不食言而“窜”，跑到天津租界避祸。杨度女儿杨云慧回忆说，天津德租界27号路上的一座大楼即是她们一家的住处。“就像从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大家族的楼房一样豪华”，家里依然雇着厨子、男仆和马车夫，厨子是早年从湖南带来的。杨度寓居津门的生活还是很优裕的。
后来，段祺瑞成立政府，我父亲确曾几次三番提出要去北京自首。经友人们劝阻，才没有去。
杨云慧如许告诉我们。
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杨度只能研究佛学，再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绝活。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不菲的润笔维持生计。
就在他躲在洋人地皮上做寓公时，先后有三位与他有关的重要人物过世。
先是当年10月20日湘绮老人在故里湘潭仙逝，虚龄八十四，正是“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年纪了。杨度不敢回籍为恩师奔丧，只能寄挽联表达哀思：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呜呼！悲痛之余，还惦记着他未竟的“帝王学”呢！
仅十天之后，只比他大几个月的黄兴，以四十二岁的英年在上海法租界里溘然病逝。杨度依然无法亲往致祭，只得再写挽联寄托悲怆之情：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这种政见不同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实属人间最高贵的情感。
又过了八天，日本福冈又传来在那里住院治病的老友蔡锷的噩耗。松坡老弟比他小七岁，时年只有三十四岁。联想到国事日非，杨度喟然长叹，挥笔志情：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没有对已故友人过头的赞誉，却有对国家命运复杂的感慨。从字词中，人们读出了他的一种情绪。
不过，杨氏主张“君宪”，却决不主张复辟旧的王朝，这一点，始终不准部下剪99lib.扬镳，后入国民政府，晚年殁于乌拉圭。此题外话也。
但杨度似乎不记得当年住在“板仓杨寓”门洞里的那个杨昌济的未来女婿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曾向萧子昇打听过毛润之，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谆谆告诫萧子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99lib.需要小心。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娶杨开慧为妻，拿着当年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笔钱，正在家乡到处发动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呢！杨度不会赞同过激的“暴民运动”，他似乎更多的是在关注已故的老友杨昌济的女儿的命运。
有趣的是，萧子昇竟然总结出了杨、毛两人的共同点：
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只是，杨度的成功，为期仅仅两个多月——他拥戴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皇帝即一命呜呼，他也因之毁了清名；而毛泽东却把中华民国的当政者们赶到了大陆东南角上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中国变得谁也不敢小觑。
杨度没活到毛泽东登?9９lｉb.上天安门指点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7日，这位终日诵经的居士即“坐化”于上海滩的寓所中。但若天假大寿于斯人，他还会自觉为毛泽东的高参，因为，这是他终生所追求的“帝道”。
第六节
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杨度跟着从湖南老家来北京的老同学齐璜学起了绘画。齐璜时以自号“白石山人”享誉京城——当年，正是杨度把这位未来的大画家召请到京城来的。不过杨度的美术天赋似乎不咋样，现今的人们没听说过谁手里有杨度的画作。倒是一方方传下来的杨度的印章让方家看得佩服，原来这正是他的老同学兼老师齐白石为他篆刻的——齐大师对自己的刀功颇为自负，曾自号“三百印石富翁”。
女儿杨云慧回忆过：“父亲曾写了六句话，经装裱以后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表明心迹。”
这六句杨氏自白是：
随缘入世
满目疮痍
除救世外无事
除慈悲外无心
愿做医生
遍医众疾
访客们真的看不出，这个天天谈佛说禅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还是想“入世”！
是哟，你想让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藏书网人物总是憋在家中，岂不误己又误国？
于是，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声，又将杨度从玄妙的佛学世界拉回到纷乱的现实社会中。
来人乃刘成禺，杨度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朋友，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因反袁而南下，受到政府通缉，成为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时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顾问。这位不速之客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
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执掌军事的陈炯明将军与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吴佩孚部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请杨尽力设法说服吴师长的顶头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令其万勿与陈炯明合作。此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
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无人问津，南方却委以重任，杨度久已熄灭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被孙中山的求援点燃了！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立即忙碌起来，除鼓动在“曹营”当幕僚的同窗兼好友夏寿田去游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等人外，他还亲自跑到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去游说憨厚的曹大帅。曹锟虽无文化，但崇尚文化，尊重士人，当初杨度潦倒时，他曾特意赠其两千银元以渡难关。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过于厚道，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
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鬼门关。
甘心效力国民党，当然也是为了践约——当年在日本时不就对孙中山说过嘛：你若成功，我就放弃原来的主张，全力帮你！所以，脱险跑回上海的孙中山曾额手庆幸说：
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
孙中山的信赖，使杨度又看到了实现“帝王学”的机缘！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帮助国民党！孙中山自然喜出望外，但国民党内却有人怀疑杨的动机。总理连忙通电党内干部，亲为解释：这会儿杨度是铁了心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希望你们不要拿他往年不屑于加入本党的事来怀疑他。孙氏原话是：
（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当初在日本，孙总理怎么求你加入组织你都不屑于“入彀”，而今，没等人家来“发展”，你倒主动找上门来要帮“乱党”。真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杨度献上的挽联，照例引起人们的围观：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没有过誉之词，只有真实感叹——叹英雄早逝，叹国事混乱，细心人还读出，他更在叹逝者一生其实并未成功，不然，何须反问“自古成功有几”？他所认识的国民党总理，无疑是更近真实的一个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供上神坛的偶像。
杨度私通“赤党”的事儿，北洋巨头们谁也不知道啊！
取代了黎元洪当大总统的曹锟就根本不知道，他一直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段祺瑞也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就不会下派他去自己老家安徽省任省府秘书长。粗犷的山东督办兼省长张宗昌就更不知道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就任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勋，将杨度聘为本军总参赞。一时间，杨氏又仆仆奔走于京、津、济之间。到“东北王”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时，杨度又成了这位安国军总司令聘任的“政治讨论委员会”专职委员。
甭管谁当权，总拿杨度当国士敬着。
据说，连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老婆都不知道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却知道尊重文人，对杨总参的话，一度言听计从。
安国军政府主持北京政府以后，曾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于百日之内，连续抓走京城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和成舍我。邵氏被捕后，杨度曾联络报界诸人为之求情，未果。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对邵氏掺和郭松龄兵变深恶痛绝，仅两日即下令将邵处决。林白水触怒的是张宗昌，身为安国军二号人物的张宗昌副总司令，面对前来求情的说客，统统示以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时，才转出了黑眼珠，命人打电话通知行刑队：枪下留人。只是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执行完了，杨度的愿望落了空。不过，好在杨度总算说动了老张，把成舍我交保释放了。
武夫当国的政治局面，很令杨度伤感，他曾对友人大叹：
吾俦不武之人，不过附属，遇事宁有多效？可惭已极！
既如此，孤傲的杨度何苦要依附于军阀巨头？从他的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可以读出，其动机绝非卖身求荣：
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
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
就在他把张宗昌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安国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张学良赶到济南与张宗昌会商军务。“少帅”已经知道张副总司令身边的杨总参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晳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
图未穷而匕已现，杨度只得借故请辞。
杨度五十二岁那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政府突查了东交民巷里的前俄国兵营，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人。
一向反对革命的杨度自然不赞成李大钊接受马列主义，但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会唱“英特那雄耐尔（英语iional音译）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
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陈独秀以入青楼为乐，李大钊以敬老妻为荣，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胡适之提倡新文化，章士钊固守旧传统，但两人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
前面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变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席间，杨度无意间问起当过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
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
杨乃追问：此话怎讲？
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所以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之后，偏偏又遇上来客，只好应酬了半天。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亲往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书记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虽因“三·一八”惨案不复交往，但章夫人仍与李大钊有联系，况且大难当头，章氏不会不管不问的。
前段时间，为躲避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李大钊与妻子儿女寄身于苏联使馆里，他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的骨干人员也都在该使馆旁的旧俄国兵营里躲着。
按说，杨度报信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大钊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东交民巷。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
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东交民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前后的时间表：
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信。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李大钊等人被俘。
4月9日，以委员身份参加政治讨论会，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以避免军法审判。
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地方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同案犯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
彭国兴编的《杨度９9lib.生平年表》上说：
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杨度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代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
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第七节
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受到民国新贵们的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
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
志在做泱泱大国首辅的政治家，一下子沦落为在上海滩以卖字画维生的手艺人。白云苍狗，世事无常。
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杨度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挂名秘书。章氏也一样，从北洋时代的总长级大人物，成了“海上闻人”杜氏的法律顾问。
杨度逐渐淡出公众视线。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27日，人们在静安寺里见到了他和他写的挽联，那一天，是上海为在北平过世的梁启超举行公祭的日子，身为故人曾经的至交，他不能不到场。
照例，挽联又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还是杨氏风格，既悼故交，亦怜自己：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天晓得，这位坐在专用黄包车上招摇过市的“杜公馆”的座上客，此时，竟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还是共产9９ｌiｂ?——尽管他缅怀的是五年前冤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及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
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安南即越南的旧称，时为法国殖民地，上海法租界的巡警多为安南籍——笔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晳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99lib?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宾，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
原法租界薛华立路一五五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砖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20世纪前期的“海派”与“京派”之争，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
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门牌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块牌子，东墙乃于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
1929年～1931年
杨度曾在此居住
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示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
我走进楼里。
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宅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
左侧有一扇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
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
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
屋里只有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这间是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
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志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
“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女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
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
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杜氏就赠给了杨度居住。
现在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九九藏书纠察队发生了冲突，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血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留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在最后一位夫人、京剧名角儿孟小冬的陪伴下，当寓公至死。
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薪金六百元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过活的。
不过，北洋时代，他是国家政权的公职要员，现在是黑道老大的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贵妇，为了生存，不得不嫁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
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成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客”有什么不合适了。
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密拍发电报，也不会像别的谍报人员那样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党国军政机关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有杜月笙这棵民间大树的荫护，所以，待在这间屋里做“地工”的杨度，只需在与故交新朋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夕数惊、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拼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雅生活气氛中藏书网 ，玩儿，并工作着。
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贡献已经无从知晓。
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大佬，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什么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批准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周恩来看重的一定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
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此宅，令气喘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
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幢民宅小楼，真该辟为20世纪30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第八节
明里杜府秘书、暗里中共间谍的杨度，寓居此宅时，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晳子大谈佛经99lib.，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99lib.进了令人谈虎色变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以及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或重要参与者，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俄罗斯人现在公开的档案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大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九九藏书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埋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
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杨公庶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侧夫人徐粲楞）说事儿呢——
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
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
……
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
……
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杨氏遗孀大难不死的幸事。此为后话。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杨度自浦东高桥杜月笙故里参加完杜氏家祠落成式后，即卧床不起，9月17日上午11时，就在我找到过的那所洋楼里，溘然归西，享年五十六岁。
生前，他为自己撰写了挽联：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真如”并非现在人们熟悉的上海的一处地名，而是佛学术语，指不变的最高真理或本体。自知一病不起的杨度，认定他的帝道是“真如”，诚所谓“至死不渝”。
丧事自然是杜月笙出面操持的，9月18日大殓，众多上海滩的名流又纷纷现身。送葬其实是一个社交平台（近年，有潘汉年、周恩来到场吊唁的说法，显然这是为了拔高杨度或周恩来的无稽“戏说”）。20日，灵柩暂厝上海的湖南会馆，后又择期下葬于万国公墓，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捣毁——1966年夏，万国公墓遭到毁灭性破坏。你想，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亲的陵墓都未能幸免，一个臭名昭著的帝制健将的铭碑与土丘何能独存？99liｂ?
周恩来悼念杨晳子，是在此后若干年，而且，用的是特殊的方式。
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
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左翼作家兼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重庆的最高领导人，“国统区”里的左翼文艺人士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向她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杨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书法。这次接见后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九九藏书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心里清楚。
还有一事。“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遗孀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即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向章士钊伯伯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恩来。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在《我的父亲杨度交往纪略》一文中，她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第九节
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此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
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在杨度墓旁的一块树荫里，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民国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
后来知道，万国公墓曾毁于“文化大革命”，重建于1973年，至1981年才收回全部被占墓园。
绿茵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让人开窍。
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杨度的那句诗——
市井有谁知国士？
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它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为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
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几年后，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岁杪，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即将卸任张宗昌的总参赞，心境黯然。临别泉城前，他写下了这首七律。他借表扬一位济南名士的同时，也发泄了自己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运筹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谜。这个从少年时代即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此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刊登出来，很快就被几家报刊转载，不过署名成了最初的剽窃者，弄得我啼笑皆非。
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
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
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万目睽睽之下做出各种怪事之原因所在。
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新规定，独杨度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罢课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九九藏书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豪门间。再后来，他摇身一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贯追求的结果罢了——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言以蔽之：帝王学也。
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20世纪30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代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
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显然，杨度已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其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
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化大革命”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待一会儿。
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
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
湘潭杨晳子先生之墓
夏寿田题99lib.
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案犯，由他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显然是依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碑克隆的。
竖碑下一块小小的横碑显然是“文化.９9lｉb.大革命”后重修万国公墓时新立的，碑上嵌着死者的一帧头像，碑文是书法大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
杨度之墓
只有姓名，没有称谓，碑文显得很冷漠。杨度生前既是中共党人，也是佛门弟子；既为一代居士，亦为书法大家。请当代最受尊崇的居士赵朴初为其题碑，倒也应该，但为何不对故人表示起码的敬重，称其为先生或居士呢？
倒是墓前的一方为导游而制作的石头上，刻着的死者平生介绍，第一句即是：
上海万国公墓里的杨度之墓。摄于1995年6月。
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晳子，湖南湘潭人…….99lib.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
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99lib.居士”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这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完稿
2005年7月28日修订
2011年7月4日重编
第一节
回望北洋高地，最先看到的，当然不是随风折腰的平民百姓的芸芸草丛，也不是你绕我缠的军政过客们的粗蔓乱藤，而是几株各成风景的国士的苍然大树。然而，历经七八十年的沧桑巨变，已经有众多粗壮的乔木纷纷倒毙于历史的河床上并随之被时代的洪峰卷入水底。到现在，已没有一圈儿微澜来证明他们曾经的高大与葳蕤。
倒是有一棵孤立着的高大桐树，无论政治季节的更换如何惨烈，也无论人格谤伤的冷雨久久淋浸，它都不曾倒伏，而且，一直绿着，直到寿终正寝。在充斥着乱砍滥伐记录的中国现代政坛史上，这几乎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此桐名曰“章士钊”。
章士钊以桐自喻，一生笔名多带“桐”字——青桐、少桐、秋桐、孤桐。
中国历代士人每每借草木言志，更有以树喻人之习。如以柳树比喻女子婀娜，以杉树形容丈夫伟岸，以松柏代指性情不移，以竹子表示节操正直。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干脆把为他遮过雨的泰山上的松树敕封为“五大夫松九九藏书”，而现今南国的人们仍把天寒时能开出红红火火的木棉花的树叫成“英雄树”。
唯特立独行的章士钊不肯随波逐流，他爱的不是那些自古被推崇的名贵植物，而是极普通不过的梧桐。“桐”字系列的笔名记录了他由一个长沙乡间才子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政论家的全过程。
这位饱学之士的笔名并不来自哪部经典，他自己解释过这些笔名的由来：少年在老家读书时，他总爱在庭院里的一老一少两棵梧桐树之间徘徊，尤其那株少桐，皮青而干直，很得他喜欢，他常在树下或沉思或吟哦。二十二岁在上海滩开始办报时，他用的是“青桐”和“少桐”。后来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时，一位挚友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愤然蹈海自尽，他“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轴，遂易青而为秋”。回国后，他一直以“秋桐”面世。不料，某天，他的结义大哥章太炎突然告诉他：《红楼梦》中贾琏之妾就叫秋桐，你怎么能拿风流的贾二爷小老婆的名字作自己的笔名？于是，他又从唐代白居易的《云居寺孤桐》一诗得到启发，改名“孤桐”。
于是，北洋时期的“孤桐”就成了朝野争相阅读的符号，嘈杂的时代乐章里一个坚决反对专制、极力倡言民主的强音符，又是进行曲中一个厌恶新文学、坚守传统文化阵地的不和谐音。但无论如何，这是民国初期政治荒原上的一株独具风骨的硕桐。
不过，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几代人知道的章士钊，却不是什么“桐”，而是“狗”，并且是“落水狗”。尽管鲁迅先生自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他老人家骂起人来也真叫厉害。历年的中学课本里总少不了鲁迅的文章，而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先生就愤怒地骂章士钊及其手下人是“落水狗”，号召人们要穷追猛打之，而决不能“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意为公平比赛）。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的年代，哪个学生不爱听圣人一样的鲁迅先生骂人？都被鲁迅骂作是“狗”的人了，能是好东西吗？于是，记忆中的章士钊就和反动军阀段祺瑞绑在一起了，他不光没学问——鲁迅笑话他连“二桃杀三士”都弄不明白，而且还是流氓无赖——竟然雇一班老妈子去殴打进步女学生！他不仅思想反动——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手上还有爱国者的血债——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主谋之一。
但令人无比困惑的是，这样一个铁板钉钉儿的反动派，居然从来没被“打倒”过！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刮起的一阵紧似一阵的政治狂飙中，他的好友一个个成了罪在不赦的“极右派”或“历史反革命”，瘦弱的他却安然无恙地待在史家胡同的深院里，用他曾卖过好多钱的毛笔字恬静地撰写着繁体的《柳文指要》。而毛泽东竟有闲情逸致看他的手稿。该书出版后，周恩来则将这十六册厚的古董作为国礼赠给了尼克松的随从。
我生也晚，人也微，所以，无缘识得东风面。章老先生过世时，我还是个十六岁的初中生呢，只会端着刊有章氏追悼会消息和照片的报纸发愣——被鲁迅骂过的“落水狗”，死后怎么会这么风光！原来，主席和总理身边那个清秀的女翻译章含之竟然是其女儿！
那时候，除了鲁迅的观点之外，我对章士钊其人全无了解。
岂止我无知，就连章含之对亡父也并不理解，她在自己的那本畅销书《风雨情》中承认，她在香港目送父亲的棺木进入火化炉时，才感到自己“始终未曾真正摸到他生命的脉搏”。
我理解章女士的遗憾，但却不理解她何以长达九年未到亡父灵前祭祀。她说，她只在父亲走后的第二年（1974年）清明节去过八宝山一趟，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到了1983年秋，她给新逝的夫君乔冠华选骨灰盒时去了趟八宝山，这才想起进骨灰堂看了看父亲。她自责是“不孝女儿”。
女儿的不孝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历史的不屑。在政治运动阴影里生活过太长时间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讲述，谁还有心思和机会去翻阅或求证一下事实真相？
《风雨情》是章含之写下的第一部自传体著作，是1994年冬天出版发行的。她在该书中的《忆父亲》篇里为自己早年对父亲和家庭的对立大大地悔恨了一把，同时也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有人要写章士钊传，还会遭到有关方面的反对。我一气读完那本书后，对那个已经过世多年的瘦老头子不禁肃然起敬。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人物，便托青岛市政府驻京办的人设法打听作者的近况，得知这位当过副司长的名女人早已离开朝内大街上的那栋外交部大楼，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去了，但当时正生病住院。我致信给她，她回过信。随后，我供职的《青岛晚报》上连载了十几篇关于章士钊与毛泽东的故事。
1998年5月，章含之携她的第二本自传体著作《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与演员秦怡、作曲家陈刚一道来青岛签名售书，我与她曾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饭店有过浅谈。她比我想象中还高还胖（她笑道，胖是恶症手术后做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她优雅而自然地请我和同事宋华去大堂一角喝咖啡。只是很遗憾，她对自己的父亲真的所知不多，甚至当我问及父亲为什么给她起“含之”这个名字时她都笑答：“我还真不知道。”女儿洪晃花了十多万美元在青岛东部海岸上为她买了一套高层复式房，她说，她会常来这里住的，因为，这毕竟是属于她的第一幢房子，在此之前她随父亲住过的所有房子，要么是父亲朋友的，要么是国家的。
章含之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来历，甚至也不知道“越俎代庖”这句成语——当年周恩来会见外宾时随口说了句“越俎代庖”，一旁当翻译的她竟张口结舌！事后总理颇为不解：章老的女儿竟然不知道“越俎代庖”？你得跟章老好好学学中国文化啊！
是的，她的那位老父带走了太多的东西！本应留给后人的那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却因为时代使然，成了遭遗弃的废品。每想到这里，我总会想起章女士在《忆父亲》中写得最准确的一句话：
也许父亲一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知音能够理解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欢乐和他的悲伤。
是的，没有一个，无论是重用他的临时执政段祺瑞，还是收容了他的民间领袖杜月笙，也无论是与他打官司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还是格外眷顾他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
章含之说，父亲晚年的修养已是炉火纯青，尽管一直遭受误解，却从不为自己辩解。
其实，老人至死都是孤寂的：他的政治理想，如调和新旧体制，如完善政党政治，如坚守传统文化，如立国以农为本，一样都未能实现！民国以降的忽而这个极端、忽而那个极端的中国历史，不都在证明着这位超时代思想家的英明？然而，各派政治家们总在忙于既得利益，没人听他详说国策，没人理解他的价值，相反，他倒成了被嘲弄的迂夫子。这株深秋里的苍桐，只能扎进故纸堆里但愿长醉不复醒，待阔叶落尽，水分尽失，一阵轻风便折了它干枯的生命。
老人在香港过世时，已经九十二岁矣。北洋人士，鲜有如此高寿者。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所以，比他小一旬的毛泽东一直以“行老”称之。因为章士钊与毛的恩师杨昌济有着非凡的友情，他不光是与杨先生一同留学日本的湖南老乡，而且还是改变了杨的生命轨道的人——他转去英国读书后，先将杨推荐给清廷欧洲留学生总督，使其获得公费留英的名额；后在自己成为北大图书馆馆长兼教授后，将在长沙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杨推荐给校长蔡元培，使其成为名扬一时的北大伦理学教授。毛泽东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并旁听，与杨昌济有关，更与章士钊有关，因为李大钊正是他推荐给蔡元培接任图书馆馆长一职的。既是父执又是老师，还一直帮助共产党，所以，毛对章一直非常客气。
和杨度一样，章士钊也是从三湘大地走出来的一代国士，也曾在乡间饱读传统文化经典，也去过日本，也是北洋时期颇得统治者敬重的名流。但与杨度稍有不同的是，章士钊的家世并不显赫。人家杨度家是“累世贵显”，而章士钊的父亲仅是长沙东乡一个冲（山沟）里的有些田产的乡间塾师而已。
章士钊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章家老三从小生长在远非通衢大邑的“冲”里，人文土壤的贫瘠自不待言，而其血脉里也没流淌着高贵的成分，他何以就长成了一棵顶天的大树？放眼望去，不算太远的一个更偏僻的“冲”——韶山冲里，十二年后降生的那个学名叫毛泽东的娃儿，日后不更是擎天立地吗？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湘江边上的那座岳麓书院正门上的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只是，这副有些王婆卖瓜意味的对联说的只是现象，而没说本质，本质应该是：世上确有天才，而近百年来湘省的天才有点扎堆儿了——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杨度、章士钊、齐白石、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乃至朱镕基，这些杰出的湘人，要么国君，要么国士，文可为相，武可为帅。绵延百余年，不绝于途，真令外省人叹服不已！尽管毛泽东在收拾陈伯达时否认自己是天才，但那只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需要，权当客气话，切勿当真。天才乃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岂能说无就无，说有就有？
章士钊就是天才。
不是天才，他能在“家贫书不多”的弱冠时就“夜午不肯息”吗？——现在有几个家长不为孩子的学业而犯愁？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一岁时考取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并一跃成为学生领袖吗？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二岁即被上海滩的《苏报》聘为主笔并使该报成为国内反清第一报吗？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四岁那年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所倚重的策士，且因执意不肯加入同盟会而让孙先生竟如此抱怨：“吾革命所以不成，都是因君不肯帮助！”
不是天才，他哪儿会离开日本后又去英国苦读近五年以求索救国之真理？
是啊，不是天才，精明的大总统袁世凯哪儿会瞅上他！
他很受袁世凯恩宠。虽说与袁氏的相识晚于杨度，但他受老袁礼遇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那位后来得“御匾”的“旷代逸才”少。这倒不全因为他当时的夫人吴弱男乃袁氏恩人吴长庆的孙女，而袁又是个知恩图报之人，更因章本人已经是名满天下且又特立独行的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了。
也许，袁世凯还看中的是他与孙中山、黄兴两大革命党首领的既亲近又独立的关系。
有谁知晓，“孙中山”这个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名字，竟是他章士钊给起的！
话说当年章士钊离开江南陆师学堂到了上海，受聘办报，虽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倡言“革命”，却并不了解有个广东籍的名孙文、字逸仙的革命家已经流亡在日本。孙文因在香港策动“谋反”而被清廷在“文”字上加了个“氵”以喻洪水猛兽，在全国通缉。但在革命队伍里，知道孙氏的人并不多。
章士钊在他的长文《疏〈黄帝魂〉》中说过：
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系于孙先生。
章士钊是无意间在湖北籍朋友王慕陶那儿见到了孙氏手书的一封长信，见其“字迹雄伟”，才对“海贼孙汶”心悦诚服的，称：“由此不敢以草泽英雄视先生。”
孙文当时已有日本名字，姓中山，名樵，平时不提自己姓孙。章氏只在武昌学堂里学过一点日语，对东洋文自称是“一知半解”。因不知日本姓氏的规矩，便“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王慕陶知道章擅自为孙文起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儿后，勃然大怒，找他理论：根本讲不通嘛！过去范睢到秦国，化名张禄，只听人家都叫他“张先生”，没听说叫他“张范先生”的！你怎么能把两个姓（“孙”、“中山”）摞起来用了？不通！
章士钊辩解说：已经这样了，不好改了啊。结果，“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更让他意外的是，听说孙文本人“似亦闻而默认”。所以，当他得知日人宫崎寅藏写了本介绍孙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后，便据此书编译了一本《孙逸仙》，向国人强力推介：“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想不到此书刊印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因章氏的大力宣传，“孙中山”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竟然成了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革命家的大名。
章士钊与黄兴的关系更铁。他二十岁离家在武昌求学时即与同乡黄兴同窗，但因年龄差距过大等原因（黄比章大八岁），“不过同舍嬉游而已，彼此并无所体会”（章士钊语）。两年后章在上海办《苏报》，黄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在上海入境后才又重逢。此时，二人都已是有名的革命家了。黄兴回湖南策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跑回上海，与章等人会合。某晚，黄兴向章士钊展示一把新购得的手枪，两人正喜滋滋地摸索着，突然枪走了火，一粒子弹擦着章士钊的头皮嵌进了窗棂一寸多！未久，因章士钊的莽撞而连累了黄兴，二人同案入狱。这种交情，不正所谓生死之交吗？出狱后章士钊即流亡日本，当年（191.99lib.5年）夏日某晚，他又陪黄兴在东京与孙中山相见。
晚年的章士钊写过《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孙文——笔者注）。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以前知尤相契合。
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
你看，他因上一年写过介绍孙氏的书而与传主“相契合”，孙、黄二位更是惺惺相惜的两大革命组织的首领。初次见面的三位革命家已经顾不上讲什么礼仪了，说累了也无妨，不是蹲着就是躺着。当时，一心为革命的先驱们真是没有一点领袖的作派。
只是，让孙中山和黄兴深感失望的是，最早参与筹划革命党联合的章士钊却坚决不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这一点，他比他的同乡杨度还拗！人说湖南人性同骡子，不谬也！到了第二年，盟兄章太炎出狱后也到了日本，甚至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狠招逼章士钊盟誓签字入会，可是熬了两天两夜，章就是不肯答应。之后革命党人见正值春光的章士钊（时二十五岁）对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年方二十的名门之后吴弱男小姐颇有好感，便安排敢“与孙文上下议论”的“气焰万丈”的吴小姐前往章的住处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党人欲以美人计收降此倔人。
1972年因病住院的章士钊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耄耋之年对女儿说起当年的情事，依然十分开心。他告诉章含之，吴弱男做了几天说客后，非但没把他说服，反倒把自己赔上，成了他的未婚妻！
章含之追忆道：
父亲对我说，后来孙中山先生谈及此事时，戏称：“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说到这里，父亲开怀大笑。
君子群而不党。章士钊信奉的是古之士人的独立人格。在他的《甲寅周刊》上，他是这样《答稚晖先生》的九九藏书：
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即心机、计谋——笔者注），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人次第以同盟会、政闻社、政学会拟议之，此见仇者之谰言，不足信也。
看看，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孤桐”，不管你说我属于哪个组织，哪怕是同盟会，都是“仇者之谰言”，休要辱我！吴稚晖乃同盟会元老，论齿序长他一辈。当众如是回答吴老夫子，让革命党的大佬们情何以堪？
袁世凯知章士钊其人后，曾托人带去亲笔信，让章早日回国效力——老袁的不俗书法还曾让章士钊眼睛为之一亮呢！
民国元年（1912年）秋，回国后的章士钊自上海初抵京城，便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见到了当今大总统。老袁也真够意思，竟让章士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锡拉胡同西口的一座大宅子！此后半年，总统时常召见晚辈章士钊（两人相差二十二岁），甚至还曾邀其共餐。最令人意外的是，老袁对小章竟到了“你想怎么着都成”的地步：想当内阁的总长也行，想出外任公使也行；住处大小随便你选；钱呢，由着你花吧——“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
能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隆重的恩宠，这可真是天大的荣幸哪！
那一阵子，在好多人眼中，“孤桐”似乎失去了独立旷野的茁壮风骨。
第二节
紫禁城迤东不远处的锡拉胡同是紧傍东皇城根南街的一条小巷，2003年7月8日上午，我驾车从灵境胡同拐了进去，在一座大楼门口停了车。
这条胡同的西端，曾有袁世凯的庞大的家，而民国元年（1912年）秋章士钊被安排住下的地方，就是老袁家中。大总统已经带他众多的家人与下人去了中南海。
锡拉胡同实际上是一条拐了弯儿的胡同，很窄，容不得两车并行，所以，胡同西口就立着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标志牌。北京的私家车增长太快，甭管住房多么简陋，甭管住在陋巷里的居民是否有钱，汽车是要一窝蜂买的，所以，胡同里的破门旧檐下，到处挤放着一辆辆很扎眼的小汽车。
因路边车密，我只能把车停在稍宽一点的这座楼前。不料，大院儿里走出一位脖子上耷拉着口罩的保安员，趋近正色称：“非典”期间，外地人进院要登记！他显然看到了我的鲁B车牌，以为我要进去找哪个单元的哪位朋友呢！
我倒真的想把自己当成章老先生的忘年朋友，尽管我知道无论地位还是学识，我根本不配。一个很想走近他内心的后生已经越来越懂得这位国士的分量，只可惜他的思想真髓一直未被天下读懂，章含之的那些回忆文字也较少反映其先父的思想。
莫小看这条细细的巷子，从清末到民国，此胡同可谓虎踞龙盘。除袁世凯在此居住过外，至少还有三位人物值得一说。
一曰王懿荣。论官职，王懿荣只是一个从四品的“国子监祭酒”和“南书房翰林”，在满朝红顶子中并不显赫。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却是一品大员也比不上的，因为正是这位山东福山县（今烟台福山区）人最先鉴定出河南彰德府出土的甲骨上的那些刻痕乃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自他而为世人所知。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后，他因临时受命为义和团的头领而自知无力抵抗，便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后吞金并投身自家院内井中自尽，其妻与大儿媳亦随之入井殉命。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娘儿俩回到京城后，闻知朝中居然有如此舍身殉国的官员，大为感动，特谥其为“文敏”。后其子将故宅辟为祠堂，请军机大臣张之洞题写了匾额，并在井上小亭处题“福山文敏公殉节处”的石碑。住在同一条胡同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北京地区一把手）均曾到场祭奠。如今，宅已无存，碑将焉附？据说，此碑尚在，旧房拆迁时被其故乡文物部门拉回老家去也。住过王懿荣一家，小巷里就存有一股子不散的节烈气。
一曰蒋百里。据说一位德国驻华武官评价过：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家就是蒋百里。这位浙江籍的青年才俊曾留学著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与蔡锷以及后来当过日本首相的小矶国昭同窗。自日本回国后，他复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以二十九岁的年龄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令官场为之一震。北洋时代初期，他是首届内阁的陆军部次长（总长是段祺瑞）、总统军事顾问；后期曾在“十四省讨贼联军”任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南京立都后，他虽为北洋要员，却没被追究，反被蒋介石又安排到原先的职务上了——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自兼）。不幸的是，抗战初期，这位军事天才病殁于广西。如此说来，无论北京时代还是南京时代，整个民国的将领们大都是蒋百里的“桃李”了。有上将军在，胡同便不乏英武气。
一曰何思源。何早年从山东菏泽来京，就读北大，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学生，后留学美、德、法诸国，获经济学硕士（后被美国人追授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山东省主席及北平特别市市长。国民政府溃败时，他因参与了与中共的联系而遭受过国民党特务的暗害，宅门一开，炸弹爆响，家人一死五伤。他一直活到1982年以八十七岁高龄谢世，生前为全国政协委员。其女何鲁丽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博士曾经居此，小巷自然就多了些书卷气。
然而，因为对旧时代历史人物的长期诋毁，这条巷子里本应弥漫着的节烈气、英武气和书卷气全都没了。左看右看，有些气象的旧宅院根本没有，最有分量的建筑就是眼前这栋不大不小的六层居民楼，但它遮了半条胡同的阳光，也遮得我心里黯然了不少。
再回望小巷，贴墙处只稀稀拉拉立着几棵无精打采的白杨树。
是的，根本没有苍然的桐树。
也就是说，章士钊在京的第一处故居已经不复存在了。
章士钊为何坚决不入革命党？
是他害怕了？他曾是国内最激进的《苏报》的主笔，连当朝皇帝都敢骂为“载湉小丑”（结果酿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撰稿人章太炎入狱服刑，被“二章”所力荐的《革命军》作者邹容瘐死监舍），那他还有什么话不敢说？他连暗杀组织“爱国学会”的副会长都敢出任（会中有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并组织过行刺清廷前任广西巡抚的行动，还有什么大事不敢承担？
是他厌倦了？刺杀未遂，租界巡捕将刺客缉捕归案；他身为主谋，逃跑尚来不及，但却天真地于当晚跑进巡捕房意欲与被捕者“一商对簿时如何立辞”！结果巡捕们只问了几句就看出破绽，遂当场将其扣押审问。偏偏他又不会说假话，供出自己的住所。于是，包括黄兴在内的一大批同党相继入狱。在狱中他意气消沉，竟说过出去后欲往西湖边开个小牛肉店的没出息的话！于是有人猜测他是怕再遭牢狱之灾，故厌倦了政治活动。
细细想来，他倒也真的是怕了——但怕的是自己的才力不够，不足以胜任秘密的革命活动。几年的风风火火的体验，特别是这次被捕入狱，使他对自己的短处看得更明白了：
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
是的，以他的资历，若加入政党，岂不要负很大的责任，这反倒会对革命大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他怕。
而且，他也真的厌倦了——投身革命以来，他已看到了革命党人只重行动不重理论的隐患。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国民，而不仅仅是死上多少个烈士换取多少个权臣的头颅。
他甚至预言过：
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一直未能在中国确立，社会反倒更加动荡不安，这正应验了章氏的不祥预卜。
那时的章士钊就认为，他不适宜投身政治活动，只可能走“苦学救国”的路，他要在理论上发愤学习，为唤醒大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老袁安知士钊之志哉？所以尽管大总统对而立之年的章士钊极为青睐，无奈章不仅不识抬举，反倒“恩将仇报”。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他正在总统家里与袁共进晚餐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的电报传来。袁拿着电报叹：“遯初（宋教仁字遯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章士钊听得极不舒服，第二天即逃离京都，潜往上海。
上海司法机构逮到刺客后，竟顺藤摸瓜揪出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又从洪的信札里看到了内阁总理赵秉钧的影子！赵总理乃袁大总统的老部下，于是，袁便被有罪推定成了最大的嫌疑犯。后来，刺客死于上海狱中，而赵秉钧猝逝于直隶总督任上（赵因宋案已改任斯职）。这一下，全国人民都成了推理破案的侦探，在国民党报纸的导向下，都认定大总统即幕后主谋。尽管袁世凯曾催促赵秉钧前往上海接受法庭调查，也尽管官场都知大总统待宋教仁不薄，最要紧的是，迄今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袁与宋案有涉，但这一血案已经不容置辩地成了口碑不佳的最高统治者的又一大罪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上时，宋教仁是内阁中的农林部总长，后辞职专事组建国民党，鼓吹议会政治，致力于本党以优势选票入主内阁。他正是在来京参加国会的时候死于非命的。章士钊与宋教仁是湖南同乡，又是在日本留学时的革命同志，而且，宋还比章小一岁，享年仅三十一岁！好友的遇害，不能不令章士钊悲愤异常。尽管他不知道刺宋的真凶究竟是谁，也判断不出袁的那声哀叹到底是真心难过，还是假惺惺地作秀给他看，但血案毕竟发生在袁政府手底下！
在上海，章士钊先后向黄兴与孙中山通报袁氏有可能称帝的种种迹象，并亲往粤汉铁路督办岑春煊处，游说在前清时与袁氏有深仇大恨的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孙、黄合作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兴，大元帅即岑氏，而讨袁檄文则出自章士钊之笔。不过，想必孙、黄二位与岑大元帅谁也没告诉过他这位讨袁军的助产士，是日本政府分别出钱武装了他们。如果书生气十足的章氏知道此事，早晚要说出来的，哪会憋在心里六十多年而不言语？
讨袁失败后，章士钊二度流亡日本，以“孤桐”名创办了政论性杂志《甲寅》。那一年是民国三年（1914年），农历甲寅年，即虎年，杂志名即由此而来。因封面印有一只老虎，故章氏后来当上教育总长时被部员周树人（笔名鲁迅）等人骂为“老虎总长”。
《甲寅》标榜“不党”，即不为所有党派立场所左右，坚持独立、客观、公正之立场，以“有容”、“尚异”为主旨，由此迅速成为当时最为知识界看重的一份思想性杂志。陈独秀、李大钊莫不受到章氏的影响，成为《甲寅》的作者，进而成为后来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创办者，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比之于孙中山、黄兴两大国民党领袖，章士钊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领袖的关系更是“同志加兄弟”（越南胡志明诗句）！早在南京陆师学堂当学生时，章士钊就认识了皖籍志士陈仲甫（陈独秀）。第二年他又与陈在上海饿着肚子办《国民日日报》，他和陈不但不出门，连头也不洗，衣也不换了。终于有一天早晨见到陈衣服上星星一样繁多的虱子后，他忍不住惊呼起来！后来，章、陈二人又一道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而陈正是在他的《甲寅》上刊发文章时，首度启用了“独秀”的笔名，这个大名遂成为回响在20世纪中国天空中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你看，无论国民党的“孙中山”，还是共产党的“陈独秀”，名字都竟与同一个人有关，此人岂不伟哉？
而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相识藏书网也很有意思。某天，《甲寅》收到一篇论文，章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欧公，即宋代大家欧阳修。章士钊便写信请这位李守常来见。从此，两人成了“从无间断”的好友。有人考证过，李大钊的思想与文风均受章士钊很大影响，并且他在给《甲寅》写稿时只以其字“守常”署名而不肯以名“大钊”落款，原因是生怕以“钊”示人会有掠章士钊美名之嫌。后来，回国后的李大钊还用过一个笔名，叫“孤松”，显然是为与“孤桐”相呼应而起的。
你看，是章氏的刊物把后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南陈北李”招到了一起。
彼时的章士钊，是一位思想界的先驱而不是什么“落水狗”，他的《甲寅》，是极有影响的民主主义滩头堡而不是鼓吹旧文化的死角。他的有些文章，都被收入国语课文里了，可见影响之大。《甲寅》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吴稚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杨昌济等许多一流的思想者都成为章氏的重要撰稿人。当年，毛泽东就经常借阅《甲寅》，杨昌济无疑是最有力的推荐人。
章士钊正是凭雄厚的才力和清高的名节让老袁器重的，章却不甘为其驱使并最终不辞而别。在天下一片讨袁声浪中，缩在中南海里的袁大总统一定会一边用衣袖擦着鼻涕（据其女儿回忆，他老人家习惯这样解决个人卫生问题），一边大惑不?９9ｌｉｂ.解地瞅着杨度犯傻：我对你引荐的那个章士钊哪点不好？他为什么要死命反对我？
章士钊在袁世凯死前，已经从幕后走上了前台，当上了讨袁的护国军军务院秘书长。
第三节
去过锡拉胡同的两天以后，我去东四一带找章士钊第二次来北京时的旧居。查资料得知，1916年春至1926年春，章士钊曾在北京住了正好十年，那时的章宅，是“魏家胡同十三号”。
查地图得知，魏家胡同在东四北大街附近。
那是7月的北京，闷热难当。开夏利的司机舍不得开空调却还一个劲儿糊弄我说：开窗多好，自然风不伤人，也不传染“非典”，云云。等车子停在路边“魏家胡同”的红路牌下时，后背和裤子已湿湿地粘在了身上。
和北京的大部分胡同一样，魏家胡同也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路边也是一排散漫而蔫巴巴的白杨。
自东向西，我和同伴开始逐门寻访。
倒是有几幢像是旧时的大户人家的房子，但门牌不对。
最符合想象的是一幢高大的门头，绛红色的“广亮大门”显得十分超凡，而且，整个建筑是新近维修过的。该宅门面基本保持原貌，只是两边已经破墙开门，门上悬着计算机、财会培训学校之类的大牌子。
从灰瓦下的方铜牌上得知，此为“魏家幼儿园”，且是东城区的“文明单位”。
有门铃按钮，但门虚掩。推开大门，孩子们的拍掌唱歌声扑面而来。
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进门是影壁，影壁西侧是一进院。
在一进院通往二进院的月亮门处，一位穿白大褂的五十岁上下的女子正拽着一个泪汪汪的少妇的胳膊在劝说什么。想必这是刚把宝贝送入幼儿园的家长听到了孩子的哭喊而不忍离去，而幼儿园的老师正在见惯不惊地拦截肝肠寸断的家长。其实，院子里，年轻的老师正带着花花绿绿的小儿女们做游戏，热闹得很。
见到不速之客，那位白大褂稍有诧异，待听完我的来意后始有笑意。她的胸卡标明，她即本园的园长。她告诉我说，这所房子不是私人的，归区房管局管，解放前的房主一家现定居美国，他的后人去年还回来看过，但不姓章。至于七八十年前那个当部长的章什么人是不是住这儿可就说不清楚喽。
这位友善的园长边说边往门外引我们，然后，又不辞闷热地领我们到了邻近的一座同样规模的门前去打探。
这家也是一座“广亮大门”，只是正在全面修葺。大门四敞八开，大门的描梁画栋工程似已完工，门楣正上方的三幅山水画还散着淡淡的油彩味儿。门后，沙、石、水泥袋堆了一地。
显然这是比幼儿园更大的一所宅子，因为透过二门，我已经看到里面嵌有精美砖雕的更大的影壁了。
正想往里走，有个民工模样的人出面阻拦，说这是私人住宅，又正在施工，不能往里去。口气很坚决，我也只好作罢。
倒是这座大门旁边的一座只一米宽的小铁门让我怔住了，因为它的上方，一方巴掌大的门牌正标着我想找的那个地址：魏家胡同13号。
不过，只看上一眼，我就失望了，多年游走于京城胡同的经验告诉我：这个紧紧关闭着的紫漆小门，显然是从这座大宅子墙上破出来的，小门后一定是个小院，里面七拐八拐地藏了好几户寻常百姓家。仅此而已。
清末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曾著日文版的《北京志》。查该志可知，至1907年，北京人口有200万，内、外城的“正户”与“附户”加起来是123990户。北洋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人口与户口不会增长到哪里去，所以，那时城里人家的生存空间很阔绰，能住得起大宅子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破墙另立门户。
也就是说，蜚声南北的北大名教授和后来的政府总长章士钊先生是断断不可能窝憋在现今的13号里的。屈指回算，七十多年过去了，天地已经翻了几番，小小的门牌挪挪位不是很自然的嘛！
如此看来，要么西边的那座幼儿园，要么东边的这所高深莫测的大宅子，一定有一栋属于当年的章先生。
过后，我问过章含之女士其父在魏家胡同的旧居，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
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护国军完成使命，军务院撤销。在上海的家中，章士钊与陈独秀、吴稚晖探讨完有关新内阁的组成事宜后，于7月21日赶到北京，在这魏家胡同的大宅里住下了。
“孤桐”自己说过，他一生既无不动产，也不蓄财。当然，不管是位居阁员还是落魄民间，也无论是北洋时期，党国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他总有贵人相助。用他的北大同事梁漱溟的话说，就是“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
北洋时期，无论谁当政，他这个当过总长（部长）和国会议员的名士都不会囊中羞涩。想到欧洲去转转了，大总统黎元洪马上派人送来一笔可观的资金。
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当家，章士钊也没吃苦。虽说成了新政府的通缉犯，但他先是去欧洲游历了一年，后受张学良之聘，回国到东北大学当了教授。出关教书，既解决了生计，又解除了通缉，真是一举两得——本来是遭通缉的“北洋余孽”，经“少帅”说情后得到解脱。“易帜”未久的张学良那时牛得很，他让东三省归了中央政府，为统一中国立了一功，所以他的话在南京很有分量。
重量级人物当教授，其报酬也是重重的，别人月薪平均三百元，而章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月工资竟高达八百元！若不是“九·一八”猝发，章士钊或许会一直在黑土地上授业解惑呢！日本人占领沈阳后，张学良顾不上他了，他便南下上海挂牌当起律师。且不说给杜月笙当法律顾问每月有五百元的进项，单凭其声望为人代理官司，即该有不菲之入账。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拿着参议员的津贴也不会过穷日子。况且，这位书法大家还有众多的倾慕者，高昂的“润格”也不会让他落魄。出狱后的陈独秀曾亲代友人向其求字，因未得答复而颇为抱怨地说，“行严官僚习气又加以名士习气”，“不可治矣”！可见章氏书法还是大受追捧的。
共和国时代，他既是全国人大常委，又是中央文史馆馆长，正部级干部，哪会为钱而操心呢？老友纷纷在受苦受难之际，他却逐年享用着毛泽东的“还账”——毛泽东硬要用自己的稿费把当年借他的两万银元偿还完；九十高龄出版了那本《柳文指要》之后，周恩来还特批给他一万元钱，而那时，整个大陆都取消了稿酬制。
总有钱花的人，一般是不考虑置办不动产的，所以，章士钊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无论北京还是天津，也无论上海还是重庆。
那么，这魏家胡同的某个宅院是属于谁的？是他又借居朋友的，还是自己花钱租下的？
现在的魏家胡同已经不会告诉我答案了。
其实北京的文物部门不妨考证一下，把曾影响过中国政局的历史人物的旧居都普查一遍，像上海人一样，在那些“有名有姓”的门前立一块小小的牌子，让人文的游脉不致到此中断，岂不善哉？
入住此胡同后，章士钊即代表西南军政府首脑岑春煊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商谈了有关善后事宜。他和黎元洪也不是头回相见了，讨袁伊始，他曾专程前往武昌游说过黎。现在，老袁死了，章士钊向往的精英政治局面就要出现了，他“渐厌政治”，便转身走进了北京大学。
袁世凯在世时，曾有意让章士钊出任北大校长，但章以年轻学浅坚辞不就。此番天下太平了，蔡元培被黎大总统任命为北大校长了，他却欣然接下蔡校长的聘书，当上了这座最高学府的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须知，正是由于章士钊的谦让与力荐，二十八岁的李大钊才得以进入北大接任图书馆主任。而后，章士钊又将同乡好友杨昌济介绍来北大任教伦理学，而杨又把投奔自己而来的大弟子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毛成了大钊手下人。李大钊马上成为京城知识界的风云人物，而毛泽东则在大钊先生被难后，经二十多年党内党外的苦斗，终于率共产党人将中华民国在大陆上的历史终结，并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重新回到旧日京城。
共产党领袖们将北洋时期的总统府做了自己的办公处和居住处。入主中南海后，毛泽东曾愉快地请“行老”等湘籍前辈进入新华门泛舟于波光潋滟的南海。对中国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件莫大的荣耀。
追根溯源，没有章士钊当年的引荐与退让，也许就没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以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骨干队伍的形成。毛泽东对章氏的礼遇，决不仅因为彼乃恩师兼岳父之好友。
杨昌济早就写信向章士钊郑重介绍过毛泽东、蔡和森：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一定会让章士钊格外留意，而在李大钊那儿默默工作着的同乡后生的表现也给他留下良好印象。所以，当毛泽东开口向他借两万之巨的银元时，他没有让对方失望——尽管他是在八十岁以后才知，那笔巨款被毛用于湖南的共产党活动和留法同志身上了。在杨昌济教授因病过世时，章士钊与杨度等湘省名流共同张罗了葬事，其间，自当与毛泽东有更多的接触。父执之恩，理应是一直没忘情于“骄杨”的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昌济的千金、自己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称呼。
1964年，也就是毛泽东让章含之兼任自己的英语老师的那一年，毛忽然提议要向“行老”还债，每年还两千元，为期十年，且说还就还。章士钊曾表示决不能收此厚赠，因为当时他并没那么多的钱，钱是他向社会名流们募来的，如今，让他一人收之，有愧。但章含之转述道：主席说，这不过是找个借口给行老一点补助而已，他给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用人民币能偿还的呢？直至章士钊谢世，这场旷日持久的欠账才算了结。
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关照似乎超过了对任何外人，章士钊也因之享尽主席的恩荫。他的养女章含之就因这层关系从一个普通的大学青年教师成为毛身边的人，进而成为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老人也清楚，只有毛本人才能让其免遭灾祸，所以无论“五七反右”还是“六六文革”，大祸将临时，他总在万般无奈时秉笔上书“润公主席阁下”，而当年的毛润之也真的就对他网开一面，让周恩来妥善保护了他。最奇特的是，甚至在善良而迂拙的章氏写信请求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时，毛竟也耐着性子回了亲笔信：
行严先生：
惠收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九九藏书
毛泽东对这位乡贤实在是够客气的了！政治上宽容，经济上接济，对毛泽东这位铁石心肠的大政治家来说，唯章一例，绝无仅有。
共和国的大管家周恩来对章士钊当年的关照也一直不忘。周恩来不光能整段地背诵章氏早年发表的诗，还对章含之讲过在欧洲时的一段往事：
章士钊第二次赴欧洲考察之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与周恩来在巴黎找到章士钊，托其将一部印刷机带给留学德国的朱德。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曾在北大就读，为章士钊的学生。因法国当局已接到中国政府的通知，对这帮来自东方的热心于政治活动的青年格外留神，所以，这笔货运业务是不可能办理的。而章身为中国要人，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便顺手帮了中共一把，走前还留给青年共产党领袖们一千元钱。
有趣的是，当女儿回到家中把总理的回忆讲给老父听时，章士钊竟然记不得也！
章士钊不记得自己做过的许多好事了，但人们却一直记得他做过的那两件“坏事”——镇压了女师大学生运动，参与了“三·一八”惨案。这两桩公案一直像口香糖一样被人反复嚼着，末了，还要吐在他瘦巴巴的身上，让他至今也洗刷不掉斑斑污渍。当年郭沫若（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八宝山为他致悼词时，只赞誉了他漫长生命的后二十几年（1949年他参加开国大典时已六十八岁），如“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如“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等，但对他更为丰富而多彩的前面的大半生，却只字未提。
至少，他营救李大钊一节，人们不该忽略啊！
第四节
前面已经说过，他和李大钊是相识于日本的好友，回国后，是他把年轻的李大钊介绍到《晨报》当编辑，后来又介绍其到北大当图书馆主任９9lib?的。他的夫人吴弱男是大钊女儿的干妈，而大钊则是他儿子们的课外老师。两家夫人也互有往来。章士钊赴欧时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则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非常希望把好友发展为本党同志。章士钊说过：“守常时则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只因章氏乃“不肯受党派之羁绊”之人，才未成为中共早期重要人物。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是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把李大钊的名字从后头勾到了第二名（列徐谦之后），使力主“赤化”的守常老弟一下子成了执政府通缉的首犯。但政见归政见，两家还是照常往来。周作人就曾在北大图书馆里见过正在找李大钊的总长夫人，而章士钊保存下来的一张李大钊相片，背面则有“弱男同志惠存”的李大钊手迹。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初的章士钊，已经不再是政府里的高官，随着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他也失去了待在权力中枢的机会。是杨度匆匆赶来向他报的信：张作霖近日将派军警进入苏俄使馆捕人，让守常赶紧躲避！
章的夫人吴弱男匆匆去了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俄使馆。章士钊和夫人的设想是，李大钊从速潜出京城，到天津日租界的章宅里一避风头。
但是，几天后，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等众多党人于苏联使馆内被捕的消息和照片！章士钊遂直接出面找到奉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雨帅”：“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
但张作霖犹豫了几天后，却谁的面子也没给。4月28日，章士钊主办过的《晨报》上刊出了李大钊昨日被处绞刑的新闻。章士钊与吴弱男乃赶往宣武门外的长椿寺，望着停厝于斯的烈士灵柩，这位倔犟的“孤桐”失声恸哭！过后，他与其他几位大钊生前的好友共筹两千元钱，留给了李夫人。
他尽自己全力去挽留一位正值盛年的国士的性命却没能成功。“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还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友的深切缅怀。
是啊，这个有恩于共产党的人，怎么会连自己的故居都没被保留下来呢？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5月7日这一天，章家人又将经历心惊肉跳的一幕。
那一天，两百多个热血沸腾的学生从故宫后门的神武门那里集合好后，气势汹汹地涌进这魏家胡同，他们要质９９ｌiｂ.问“老虎总长”为何要“摧残教育，禁止爱国”？
邹小站著的《章士钊传》中有对当时经过的详细记述：
其时，章士钊还在教育部上班，章夫人吴弱男也因事外出，家中只有一个家庭教师以及章士钊的三个儿子，另外有几个仆人，但是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无人敢出面交涉，只是说章总长不在家。学生不信，乃开始搜索，搜来搜去不见章的踪影，学生不觉大怒，乃将章宅的玻璃以及一些器皿、古玩、字画等捣毁。正捣毁之中，有警长率六七十名警察到来。警长先入室对学生说：“诸君有事，可以派出代表数人以便谈话。”不巧的是，这位警长着的是便服，加以留以短髯，仪态气度都不错，结果被学生误认为是章士钊。一位学生大喊：“章士钊乎？该打！”言未已，即飞来一拳。警察当即还手，于是一场混战就在章宅打开了。正打着，又有一队警察赶来。学生终究敌不过警察，最后，有十八名学生被捕。九九藏书
单从这段文字看，学生们委实过分了。警察叔叔已经够忍耐了啊！你闯入私宅随意打砸，难道执法者能不制止吗？请你派代表有话好好说，难道该挨打吗？但我们看到的北洋时代的学生们就是如此豪迈，如此无畏。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街小巷上，都张贴着这段据说是伟大领袖当年在长沙当学生领袖时发出的豪言壮语。其实一想到“红卫兵”的“壮举”，就不难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乱世的学生运动，往往会被政治势力所操纵。
捣毁章宅的时代背景不可不交代。
本来章士钊已厌倦政治了，与他相识的那些大人物也渐渐淡忘了他。但忽然时来运转，在天津当寓公的北洋元老段祺瑞招呼他了！
老段是被冯玉祥和张作霖联手请出来的，而章又是被段请出来的。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联手请出了息政津门的段祺瑞主政。段祺瑞治国，要有人才辅佐，于是，久负清名的章士钊被召入天津的段公府中。
这时的章士钊已经人至中年，早就看不惯他所说的“邦基将沦”的时局，并自认做官可以“小行其志”。所以，段那边一请，他这边就“怀国士之报”投奔过去了。历晚清而民初，他尽管是袁世凯、黎元洪和南方的孙中山、黄兴等政坛巨头的座上客或好朋友，但没有一个人像老段这样深为倚重自己，所以，为报答段氏的知遇之恩，他欣然“跌入粪坑”——朋友们用这样的词惋惜他的“出山”。
当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在与魏家胡同只隔一条胡同的铁狮子胡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章士钊成为执政府的司法总长。这位民国名流第一次成为政府实官，而不仅仅是策士。
从“执政”的名义，到具体的办法、执政府的若干政策，都是章士钊为段祺瑞设计的。
然而，该书生又把问题想简单了！他总是像当年主动跑到巡捕房去打探案情一般过于天真。这位司法总长主持查办卷入曹锟贿选案的议员，雷声很大，但总也查不下去，最后反倒落了个“老虎总长”的绰号——人家把他《甲寅》封面上的老虎套在了他头上。他承认自己“不存心机”，亦即不擅权术，与执政府内部的许多官僚关系不睦，所以，他的失败是迟早的事。
倒是段祺瑞还信任他，转年4月，又任命他兼任教育总长。
“章老虎”携凛凛虎威入主教育部，自然有人惊悚。果然，他要“整顿学风”，其主要内容为，合并京城大学，提高师资素质，加强考试。
其时，正是首都的学潮闹得最凶的时候。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国立大学的经费每每不能兑现，便有教员们把对政府的不满借用学生的力量发泄出来。你要合并大学，就要有人失业；而提高师资素质，就要滥竽充数者“下课”；学生中自然不乏荒怠学业者，你要加强考试，这部分人就会没有出９９lib?路，即使一般学生，又有哪个喜欢考试？所以，志在“整顿学风”、改变“士气嚣张”局面的章士钊，一到教育部就成了很多人的矛头所向。而蜜月中的国共两党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学生的爱国热情越来越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
北洋时期，军阀当政，人人怕兵又恨兵，便有聪明人把“兵”字拆开，念作“丘八”（冯玉祥就把自己写的那一大堆打油诗自称为“丘八诗”）。后来，由于有了“五四”运动大获全胜的经验，“学生万能”、“学生神圣”的观念在京城的院校里居然大行其道，教师甚至校长每每要去巴结学生的怪诞现象也出现了。一事不和，学生们便闹学潮；一上大街，校长往往就要下台。学生们的脾气往往并不比“丘八”们小到哪里去，所以又有聪明人把学生称为“丘九”。当时的重要刊物《现代评论》上就曾有人著文批评利用学生的人是“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盘、争饭碗”。
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归来的北大教授陈源先生亦为社会名流，《现代评论》是他和同人们的舆论阵地。凡熟读鲁迅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位笔名“西滢”的反面人物的。陈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桩旧事：
星期一北大许多学生开会反对考试，一个学生演说道：“他们利用我们去驱章，我们也交换条件，利用他们不考试。”（据某教授报告教务长的话——原注）。
瞧瞧！白纸黑字嘛！就是有教师在利用学生，而学生们上街也并非都是源于纯洁无瑕的爱国热情，这和历史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事实有多大的不一致啊！
正是在这个大气候下，章士钊的私宅被捣毁。
事发第二天，章士钊就给段祺瑞写信说明家中被毁的情况，并认为是学生中荒废学业的人要蓄意破坏他设立考试委员会整顿教育的计划。接着，大度的他替学生说情道：“年幼书生之偶然冲动，不足深较。”但又坚定地表示：“惟本部秉承执政（段祺瑞）所定之教育方针，决不因此而有所增减。”
这边还在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按既定方针办”，那边却掀起了滔天巨澜——两天之后，北大等三十多所大中学校的学子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要执政府罢免教育总长和警察总监，释放被捕的学生。5月11日，各大学校长与章士钊共同商讨平息学潮办法，章士钊还豁达地表态：“对于青年学生，意气冲动，决不主张深咎。”但他已心灰意冷，向老段递上辞呈，未等批准便携家人离京去了天津。
5月7日，原本是袁世凯在日本人的压力下签订所谓的“二十一条”的日子，知识界就把这一天定为“国耻纪念日”，每到这一天，便有学界大游行。万不料，以学生领袖起家的章士钊在成为国家最高教育官员后，竟然成了激进学生要打倒的对象！
巧合的是，我从小就能背诵的一段毛泽东1966年《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也是这一天写的，故称“五七指示”。信中有毛泽东对解放军和工人、农民、学生等各业的全面设想。有关学生一章，是这样说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段话，把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厌恶表达得清清楚楚。近年有研究者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曾为教育事业问计于章士钊。老实说，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更愿意把自称有猴气的毛泽东当成永远的学生运动领袖。他少时就不肯老老实实上课，而且，特烦考试。当年湖南省里那一场场学潮，浪尖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对学生运动的理解，显然十分透彻，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引导学生运动达到其巨大政治目的的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比之他的小同乡毛润之氏，章士钊显然过于笨拙，他不仅不善于引导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倒以孤桐的梗直对付八面的来风。数月后，他因段祺瑞的极力挽留又回到任上，更大的麻烦也摊在了面前。
我说的是女师大风潮。
第五节
离开魏家胡同之后的那天下午，我们从宣武门地铁站钻出来，顺着宣武门内大街一路向北，去找新文化街。
北洋时期，那条街叫石驸马大街。
当时的石驸马大街，是一条有名的政治街，杨度等六位名士组织的“筹.9９ｌib?安会”即设在这条大街上。大街上最显眼的是一座正在维修的郡王府，不知杨度先生他们请袁大总统当皇帝的那个机构是否曾借此宅办公。
北洋时的“大街”，如今已似胡同般狭窄，汽车、行人往返梭行，以致我想在马路对面拍张画面清净点的照片的机会都很难得。
我拍的是新文化街45号，一幢保存得非常完整的民初建筑，西洋风格自上而下，从墙到门，从楼到院。“鲁迅中学”四个金字赫然嵌在正门内的楼上方。显然，这是集的鲁迅的字体。
原样的灰墙很好看，每一方的四角都嵌着花卉图案的砖雕。紧挨大门的那方墙中间砌着一块很显眼的汉白玉石牌：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原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
因是星期天，学校的大铁栏门锁着，旁边的小铁门留着道缝。仄身进去，河北口音的看门人正与妻子在扯绳晾衣服。
我的记者证很管用，看门人同意我在院内转转。
正楼门洞前立着一块锃亮的铜牌，我一字不落地把上面的文字抄录下来：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简介
鲁迅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其校园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旧址。鲁迅先生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在此执教，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曾在此就读。
鲁迅当年演讲的礼堂，现辟为鲁迅生平展室。校内建有“三·一八”烈士纪念碑，“鲁迅与女师大”、鲁迅与“三·一八”惨案教育专栏。“弘扬鲁迅精神，继承爱国传统”是该校鲜明的办学特色。二○○一年十月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西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1年11月
作为办学成果，校内外的墙上挂满荣誉，那一方方小铜牌与院中央的这块“简介”真是相映生辉：“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明校园”、“电化教育优类校”、“北京市西城区交通艺术分团”、“警民共建单位”……
墙上还有两张“校务公开”布告，上面把20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学校收支情况写得清清楚楚。从账面上看，该校管理有条不紊。哪个学生家长不为孩子在这样的学校就读而欣慰？
但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那个夏日，走进这里的大家长章士钊却让墙上的一纸布告弄得很不开心。他过后为段祺瑞起草《整饬学风令》上就有这样的口气：“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我要替你们的父亲或哥哥教训你们！他把自己当成了学子们的家长。
但闹事的学生们并没拿他当父兄，反而在传单上骂他是“摧残教育的蟊贼”、“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知道这一切，作为重新执掌教育大权的一把手，他只是想到风潮中心来看看，女师大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进门，他就被那张学生自治会贴的布告噎得有些恼怒了。
布告称：教员不得出入。
女师大前身是清政府创办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上一年（1924年），留学于日本和美国两所学校的杨荫榆女士被教育部任命为校长。读过鲁迅的人都知道这位倒霉的杨女士，“用了她多年练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了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鲁迅以语言大师的妙笔让我们快意地看到了一个小丑般的“寡妇主义”女校长。
但真实情况也许并不那么简单。
《章士钊传》的作者考证说：
杨女士是一个循规蹈矩，办事认真，严以律己而又待人严苛的女学究。她上任不久就得罪了一些教员，也得罪了学生。……
一九二四年秋天，杨荫榆不考虑实际情况，死死板板地按规章办事，迫令一批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如期归校的学生退学，学生自治会要求杨收回成命，杨不但不答应，反而责怪学生犯上作乱。由此导致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
前文说了，那时的大学生们火气大得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领袖们更不例外。她们遂召集学生开会，决定不承认杨为校长，要教育部更换新九九藏书到任不久的校长！5月7日，也正是章总长的家被一帮学生捣毁之际，女师大礼堂里也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杨荫榆要上台讲话，却被学生自治会轰下台来——人家不承认你是校长了嘛。事后，杨校长在请示了教育部后，决定将六个学生自治会干部开除。但几天后，参与闹事的学生们反将杨的办公室及寝室封了，甚至还把守住校门，坚决不准杨进入校园！校长无奈学生何，杨荫榆只得在校外找了地方临时办公。此即日后被章士钊上奏的“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一事。
很快，局势变得复杂了——周树人等七位在该校兼课的教员公开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而一直倡言“公理”的陈源则发表文章，称风潮乃“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系的人在暗中鼓动”，锋头直指浙江绍兴籍的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等。绍兴籍人士在京师学界人多势众，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陈源则是无锡人，与那位被学生暴骂的杨荫榆乃同乡。很显然，这场论战一开始就染上了强烈的地域色彩，只不过史家从来没为我们讲清楚罢了。
论官职，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一个高于科长低于司长的官员，似乎与现在“处级待遇”相仿，但论名气，他以“鲁迅”为笔名写下的许多文学作品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他理应站在本部和校方一边，但却毅然站到了对立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一边，为什么？这可是连饭碗都要砸了的选择啊！周树人的月薪高达三百元，而他与弟弟周作人买下的八道湾那个三进大院需三千元钱，他应该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啊！
女师大学潮时的鲁迅为何自绝于政府？数不清的鲁迅专家们说到此段，总没说清个中原委，即使谈及，也无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他们似乎不愿意谈到鲁迅与“二许”的关系。
先说“老许”许寿裳。
许寿裳不仅与鲁迅同乡，而且还是共同留日的同学，鲁迅那句有名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即是附在给许的照片之后的。在北京教育界，周树人与许寿裳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许氏自清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即投身教育界，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参事。民国初年的“参事”，并非后来可有可无之名誉头衔，而是实职，位于次长之下、司长之上，挺大的官儿。后来他还去南昌当过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许氏被派到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师大前身）当校长，可见，许氏是教育部的元老级人物。民国初年，周树人得以进入教育部，就是这位许参事推荐给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总长的。周树人能来女师大兼课，也正是这位许校长下的聘书。执政府上台后，自然又一番自上而下的易人，新一届教育部把许寿裳调走，把留美教育学硕士杨荫榆女士派来，理由是：由女子掌女校，“人地两宜”。不过，辞旧迎新之际，总有人高兴有人难过。所以，许寿裳的离任不能不对女师大的方方面面有所影响。
再说“小许”许广平。
许广平祖籍福建，生于广东，长在澳门，身上有客家人在动荡中求生存的血缘。她十九岁即来北京求学，后考上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即表现出领袖才干，五四运动时，出任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醒世周刊》主编。民国十二年（1923年），“霞姑”（许氏的乳名，与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同名）回到京师，考取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她结识了前来兼课的周树人。学潮发生之前，思想活跃的许广平就与她所信赖的周先生开始通信了。此时，师生信札往还已经频繁而亲昵了——先生已忘却师道尊严而称学生为“广平仁兄”，许姑娘则极为放肆地称比自己大十八岁的老师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还是嫩的，两人真是没大没小了！她原本是有恋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亲，但竟被她传染上猩红热后不治身亡！初恋的创痛想必深深影响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认识鲁迅之前，她还是一位“大龄未婚妇女”——年已二十五岁矣！而且，她也去过周先生的家，见过师母朱安，一个被旧传统所驯服的小脚大妈。
更危言耸听的说法是，周树人在部里待了十四载，已不满足继续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风潮乃图谋女师大的校长位子！——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书籍《关于鲁迅》中即有此一说。
没有人断言鲁迅是否因私情而影响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谁又能否定“朕也是人”这个最普通的道理呢？由于鲁迅已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受到各校学生们爱戴的思想导师，所以他们几人的加盟极大地鼓舞了闹事学生们的抗争劲头。如此一来，章士钊“整顿学风”的理想也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击，并因对手在共和国时代被毛泽东奉为“第一等的圣人”而使自己惹上了终生的骂名。
颇为巧合的是，章士钊与周树人同庚，这一年都是四十四岁，都是不再冲动的年龄了。
章士钊理所当然地支持了杨女士，杨遂在警察的簇拥下重返学校，公告解散参与闹事的四个班，封闭校门。消息传出，京城各校学生联合会在报纸上遍发启事，直指章士钊“摧残教育，压迫爱国运动”，并“否认章贼为教长”，发誓要“以最严厉之手段驱之下野”！矛盾焦点已经不是那个倒霉的女校长而是章总长了。
章士钊就是这个时候——8月4日——出现在这所院子里的。
说起来，章士钊来得晚了。
那天，我离开该校后，不知不觉顺着学校的东墙向北走去。那条小巷叫参政胡同，因住过时任参政会议长的王揖唐而得名。不承想只几十米，就是一条横街，抬头看路牌，我不禁大吃一惊——教育街！
教育街即北洋时代的教育部街，章士钊和周树人上班的单位就在这条街上。北洋时代的教育部，沿用的是清代学部的房舍，最初为某亲王的府第。站在街口，往东一看，即见到了一座十分完整的古建筑。
我赶紧趋前，见是一座完全新建的仿古大门，门上有雕梁画栋的门楼，与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相仿，煞是壮丽！门卫是灰衣保安，颇像机关重地，但门口处却悬着一块大大的木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招待所。
既是招待客人之地，我这不“住”之客便目中无人地直入门内。
门内是个很大的院子，停满红色字母“WJ”（武警）打头的车牌的各色轿车。大院东和北全是新建的大楼，北边那座用最时尚的建筑材料堆砌的巨厦前面，还真的保留了一排二层的清式楼房，看样子也是新修过的。这便是旧教育部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座办公室了，是章士钊还是鲁迅曾在那座小楼上办公呢？
武警招待所大门迤东，是一座更像王府大门的“广亮大门”，也有人在守门。门外有“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橘色铁牌，门内有“北京市饮食学校实习基地”的铜牌。显然，这是当年王府的正门，而现在，成了武警招待所的厨房所在。
从教育部到女师大，不足百米，章部长何至于事发不可收拾时才赶到现场？是他掌管两部（还有司法部）无暇分身，还是他相信尘埃自会落定，无须庸人自扰？要不，就是他官气十足不肯迈步？
倒是方便了鲁迅先生，一抬腿就到了“第一现场”。
部与校相距如此之近，实在出乎意料。也难怪女学生们一生气就涌到教育部来示威！
回家后，查到宣武门内教育部街的沿革：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此街改名“党部街”，因为国民党把北平市党部安进了这所大院子。二十一年后，共产党又将“北平”改回“北京”，“党部街”又成为“教育街”。
第六节
忧心忡忡来到女师大的章士钊，先是查看了被砸碎的玻璃和校长办公室门上的封条痕，又现场询问了学生，而且，也留意了留校学生们的艰苦生活状态，然后，未表态，登车而去。
尽管他不动声色，但内心的好恶自是可以想象的。四天后，教育部发布命令，停办女师大。
章士钊在给段执政的呈文里，把事情经过和停办的道理说得很清楚。因为人们多年来只听到了一种声音，故不妨在此听一听另一种声音：
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
呈为国立大学，师生互哄，纷纠难理，拟恳查照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该大学暂行停办，以资整顿而维风纪事：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校内一部分学生所反对，呈词互讦，由来已久。本部前任次长马叙伦、总长王九龄均以办理棘手迁延未决。迨士钊兼部，日在辞职或未实行负责之中，亦复未暇顾及。
查此事之起，由于该校学生设有自治会，倡言不认杨荫榆为校长，并于公开讲演之时群起侮辱。该校长乃于素喜滋事之学生中，革除蒲振声、张平江、刘和珍、姜伯蒂、许广平、郑德音等六人。该生等不服，联合校内外男女各生，大施反抗行动。非但革生不肯出校，转而驱逐校长，锁闭办公室，阻止校长及办事人等入内，以致全校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五月至今，三四月间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为势僵然。一筹莫展。……
顷据该校长呈报：八月一日到校，顽劣学生，手持木棍砖石，志存殴辱，叫骂追逐，无所不至。又复撕布告，易以学生求援宣言，并派人驻守校门，禁阻校员出入，其余则乘坐汽车四出求助。旋有男生多人来校恫吓，并携带快镜（照相机）各处摄影。种种怪状，见者骇然等情。学生暴乱如此，迥出情理之外。
窃思比年学风，嚣张已极，政府既乏长策，社会复无公评，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煽发之，狙使青年男女，顽抗部校命令，是非颠倒，一无准裁。
该校长以一女流，明其职守，甘任劳怨，期有始终，虽其平时措置未必尽当，平心而论，似亦为所难能。士钊每得该校长之谤书，思此辄为太息！……
不知京师各校，以革除学生而谋逐校长，已非一次。其后因缘事变，借口调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长去。
……士钊详加考虑，此著断不可行。默察该校情形，各系教员，植党构扇，势甚强固，不可爬梳。而诸生荒学逾闲，恣为无忌，道路以目，亲者痛心。……
（闹事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肆为驰骋；请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学纪大紊，礼教全荒，如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以此兴学，直是灭学；以此尊重女子，直是摧辱女子。
士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该师范大学，号为全国女子最高学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立表不正，其影可知。当此女教绝续之秋，宜为根本改图之计，拟请查照马前次长处理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该大学暂行停办。该校长杨荫榆调部任用，一面遴选专家，妥速筹画，务期重立宏规，树之楷模，以副执政“与民更始不遗女子”之至意。是否有当？理合具文。仰祈钧鉴施行。
再，该校学生，半由各省考送，家长戚族，未必在京，责令即时解散，亦未便操之过急。日者士钊曾偕部员，亲赴该校视察，见留校女生二十余人，起居饮食，诸感困苦。迹其行为，宜有惩罚；观其情态，亦甚可矜。当由部派员商同各该保证人妥为料理，无须警察干预。外传警察殴伤学生各节，全属讹言。
此后校事部了，尤不至有学警冲突之虞。合并陈明。
章士钊
肯定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女师大风波”的来龙去脉和停办的原因，章士钊把送给领导人的请示报告直接登在了自己的《甲寅》周刊上。由是，我们才得以听到这一种声音。
从这件“呈文”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个向所不知的问题：
首先，停办女师大并非章氏的“悍然”首创，在他长教育部之前，就有本部第二把手（次长）停办了美术专门学校。他不过是在援引“成例”而已。而且，也不是永久停办，只是“暂行停办”。
再者，他具体指出了二十几个参与学生的恶劣表现，但却并未一味指责她们，而是对缺乏长远教育政策的政府、对一味指责校方的社会舆论、对“浪士”与“狡黠者”的推波助澜，统统给以直言不讳的批评，这自然要惹恼上上下下。本就敏感多疑的周树人反应之强烈自是难免的。许寿裳等人也公开在报上刊出反对顶头上司章士钊的启事。
最后，他写出了自己的担忧：每次北京闹学潮，大都是被开除的学生在社会的支持下获胜而校长反倒被驱逐，这样只会使“学纪大紊，礼教全荒”，最终就是“灭学”！
顺便，我们还知道了“屠杀爱国学生的大刽子手”段祺瑞，居然有过“与民更始，不遗女子”（重新开始，不能落下女学生）的重要指示！
夫复何言！
章士钊这位早年领导了“废学救国”的学生领袖深知离校会对孩子们造成多大的损失，他以自己曾带领三十几人离校出走的教训痛心地告诫道：“罢学之于学生，有百毁而无一成！”这样一个闹学潮的“过来人”，一个颇讲礼义道德的名士，一个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意识的思想家，一个崇信“调和立国”的“温和派”，既没有理由非得与“爱国学生”们作对不可，更无道理在自己任上把一所好端端的大学搞垮。他也许会判断失误，但不会睁眼瞎说；他也许手段过于简单，但用心绝非险恶。
在《西滢闲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记载：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召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
其实，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位执政者，无论其政治信仰或道德标准如何，其本意都应该是想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众利益，提倡公共道德，即使欲谋取一党一己之私利，也只能在游戏规则许可的范围之内操作，否则，只会加速垮台。
段执政接受了章总长的提议，以教育部部员周树人擅自参加“伪女师大维持会”为由免掉其佥事职，并停办了女子师范大学，而在原校址成立了“国立女子大学”。
执政者们知道，停办旧校是为了终止京城里愈演愈烈的“学生运动”，而另办新校则为了让原女师大里更多的学子们按部就班地上课——章士钊现场接触过，参与闹学潮的只有区区二十几人。
但周树人的反应更为强硬，这个维持会的总务主任决定：参与学潮的学生坚决不离校，也不接受教育部所发的文件，并且，从教育界“驱逐章士钊”！
于是，前来接收校产的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等官方人士被留在校内的女学生轰出门外。三天后，刘百昭在军警的保护下，率部员和从河北三河县雇来的老妈子（女佣）共百余人翻墙入校。大脚的老妈子们以马桶刷子为武器，一顿臭打，愣把那些不肯离校的女生制服并塞上汽车拉走。
校园又传出了女生们的诵书声，不过，这回是国立女子大学的安分守己的学生们了。
是月底，段祺瑞发布了章士钊起草的《整饬学风令》，将女师大风潮定性为“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酿成的事件，并称如再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者，要“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可那几十个女孩子们在周树人等老师的支持下，根本没拿执政的警告当回事儿，她们在别处赁了一处房子，继续开课，而周家兄弟则义务为之授业。
学潮起时，学生们要“驱杨”；学潮期间，改“驱章”；后来，目标已经升级——“驱段”！
当年的11月28日，在南方革命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下，北京学生们和市民数万人上街大游行，明确提出要推翻段祺瑞政府。会后，章士钊的家再一次被愤怒的学生们捣毁，同时遭殃的还有前往女师大执行任务的刘百昭和首都警察总监朱深的家。《晨报》因刊发过批评学生越轨的言论，这一天，报馆也被举着“打倒舆论界之蟊贼”的旗帜的人们烧毁了。
扬眉吐气的人们称这是“首都革命”。
“革命”的第三天，周树人率领他的那些流落在外的原女师大的学生们“复课闹革命”来了。凯旋的师生们喜气洋洋地打着小旗（旗中写着“女师大万岁！”、“胜利归来！”等），将章士钊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的校牌涂掉，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然后，气宇轩昂地闯进校门。曾有警察上前阻拦，但被像后世的红卫兵一样英勇的女学生们泼了一身墨汁，便再也不敢趋前——看过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的人也许会理解北洋警察们的尴尬处境。
在激进学生们的凯歌声中，幽愤的章士钊再一次辞职并离开京城，直到转年（1926年）的2月份才回来出任段政府的秘书长。
一直冷冷地在岸上观“潮”的陈源，当时就为章氏大鸣不平！幸好有这位留英博士的这些文字，章士钊的呈文才不是那段历史真相的孤证。陈氏在一篇题为《走马灯》的短文里忿然写道：
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暗的牢狱里，我们似乎应当竭力的反抗了？张宗昌在山东，李景林在直隶压逼爱国运动，不遗余力，至于枪毙了不少人，我们似乎更应当竭力的反抗了？从一部分的报纸和爱国运动的目标看来，这似乎还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
为什么呢？为了（白话文之初的“为了”即今日之“因为”——笔者注）压逼女师的是章士钊，章士钊是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钊就是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啊。可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也实在是瞎了眼，怎样会选中章士钊做他们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国日本两大帝国做靠山，还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99lib.
文末，一向倡言“公理”的陈博士苦笑道：
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汹涌的学潮不光令鲁迅所讥讽的陈源、徐志摩等“正人君子”们看不下去了，也最终冲毁了“革命队伍”首领的忍耐底线——一直躲在幕后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恼怒了，他令手下的两员大将相继作出强硬反应——
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将军发出了“主张整顿学风”的通电，各报馆纷纷刊载了通电，并发了一通议论。
颇有影响的《京报》评论说：
国军首领对学界之严正讽诲，此尚为第一次。
直接负责首都公共秩序的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则发出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布告：
自此次布告以后，学生、工人应即停止开会运动，以期免为奸人所乘。其希图乘机扰乱者，一经拿获，定意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早也。9９ｌib?
军人一声吼，士人始俯首。
然而，“沉默啊，沉默”，对闹意正浓而横遭压迫的人来说，“不在沉默中爆发”，那是不可能的！学潮平息没多久，国民军与日本军舰在大沽口外交火，革命党领袖因势利导，北京学潮死灰复燃，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三·一八”惨案。
作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拟定了通缉令，五位具体领导了群众运动的国民党北方区负责人——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和顾孟余，不得不紧急躲藏起来。据说，这份通缉令的底稿现存于北京的李大钊纪念馆里。把故友大钊之名从最末一位提到第二位，不知这是章氏在“大义灭亲”，还是他迫于政府内其他阁员的压力所为？风传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通缉名单，周树人听说自家榜上有名，便在拂晓时分化装逃往日本人山本开的私人医院躲藏，后又转往更保险的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栖身，在那里，他与许寿裳等十几个有被捕之虞的人挤在一间大屋里共同避难。
两位与女师大风潮有关的责任人，并没得到政府的褒奖，反倒被免职。然而，我不能不郑重提及的是，此二人都在此后的岁月里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
四十岁开外的杨荫榆女士回到了老家无锡。这位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矢志为人师表，当过区立民众教育院的讲师，当过江苏中学校的英文教师，五十四岁那年，竟然被日本兵推到河里淹死了！所幸杨女士的侄女杨绛（钱钟书夫人）后来把其姑母的悲惨晚景写了出来，人们才知道，被鲁迅所穷追猛打的那个女校长，其实很可怜！
时年三十二岁的刘百昭，被免司长职后，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后来和章士钊一样，也去东北大学当过教授和院长。此人结局不详。
章士钊的结局更麻烦一些。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