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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
第一章 危机？复苏？南京国民政府在彷徨中迎来1936
★放眼世界：狼烟滚滚，野蛮代替理性，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内战，德国挑战欧洲，意大利将阿比西尼亚划入自己的版图，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甚嚣尘上
★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国民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
公元1936年，是中国农历丙子年。
这一年，是中国推翻清王朝、赶走宣统皇帝第25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第15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占中国东北后的第5年。
这一年，距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还有9年，距南京国民政府一朝覆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13年。
这一年，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史上都占有着不容忽视的一页。这一年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都堪称是波诡云谲、危机四伏。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已然形成，侵略魔手到处伸张，和平、正义被公然践踏。而与法西斯强权之国日本比邻而居的中国，自然更难免法西斯势力的侵侮，中华民族已到了危机深重的最后关头。国际法西斯的猖獗，激化着它们与世界民主进步势力的矛盾，而法西斯日本意欲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野心的实施，激化着其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使中国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在民族危机面前演绎着空前的分化与重组、呼号与抗争，就在这一年的初冬时节，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放眼世界：狼烟滚滚，野蛮代替理性，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内战，德国挑战欧洲，意大利将阿比西尼亚划入自己的版图，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甚嚣尘上
这一年，在世界史上留下记录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以下几件：
第一件：西班牙诞生继苏联之后又一个共产党执政的政府。
这个在民主选举中合法产生的左翼政权，一上台就受到反对派的仇视。在一连串不断发生的暴乱事件后，法西斯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终于由谩骂攻击发展到走向街头。这使代表右翼利益的前军队总参谋长、后被贬为加纳利群岛军事总督的佛朗哥看到了自己“翻身”的机会，他率领西属摩洛哥军队，在控制摩洛哥之后，跨越非洲向西班牙挺进。西班牙军队中佛朗哥的追随者，也在一些城市发动军事叛变。叛军在与政府军的作战初期显然处于劣势，但并没有承认失败。
佛朗哥在一次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咄咄逼人地宣称：“不会和解，也不会休战。我会继续为进军马德里做好准备。我将会前进。我将攻陷首都。无论花费多大代价，我都要把西班牙从马克思主义手中解救出来。”他还要求西方社会站在他的一边：“欧洲必须认识到，不能让西班牙成为第二个共产主义政权，从而利用他的战略地位把‘红色’言论散布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甚至是美国。列强们必须看到这一点。法国必须看到这一点。”
佛朗哥煽动性的语言把他的国家分成了两个阵营。支持他的是：君主主义者、地主、天主教会僧侣集团、天主教省份的小土地所有者、纳瓦拉守旧地区的农民、大部分军官以及商业中产阶级，这些人认为共和国只会带来独裁和骚乱。而执政的共产党左翼的支持者则是：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会主义者、国民自卫队的成员、海军以及12％的军官、巴斯克民族主义者。
战火使两大阵营遭受几乎是对等的伤亡。开战短短几十天，双方死伤各3万多人。
西班牙内战进而影响到世界，国际社会以支持还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为界也开始划分为两大阵营。
第二件：纳粹德国意欲称霸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成为战败国，伴随而来的是《凡尔赛条约》的出台。按照《条约》规定，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允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10万人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受军事训练；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海军只限定在几艘1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但是，这些对德国的约束性规定并没有真正得到执行。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以后，狭隘的民族复仇心理把日耳曼民族引向灾难的歧途。到1936年，也就是希特勒执政的第3年，用以约束德国的《凡尔赛条约》便成为一纸空文。
希特勒首先挑战莱茵地区为非军事化地区的规定。1936年3月6日，德军闪电般进入莱茵河地区。这一军事行动，显然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德国不得在莱茵河西岸或50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如果违反了这一限制，那么按照《凡尔赛条约》，“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
对希特勒挑衅且侵犯法国利益的冒险行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立即求助所有盟国和国际联盟。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表示支持，而英国却违心地接受了希特勒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还表示将在重建中给德国提供帮助。在依靠联盟无望的情况下，法国又考虑实行全民总动员，最终却没有实行。战后解密的情报发现，如果法国真的投人近100个师的法国陆军，德国参谋部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即使没有其他的援助，单以法国一国之力，也可以把德军逐出莱茵河。而法国迟迟不动，就永远丧失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
接着，希特勒又挑战禁止德国军事武装的规定。10月3日，德国下水了一艘3.5万吨的战列巡洋舰，其吨位远远超过了《凡尔赛条约》所限定的1万吨；16天后，希特勒授命戈林执行一项4年计划，其目标在于，使德国彻底摆脱对外国进口原料的依赖。这一计划理论上将使德国从1941年起，获得发动战争的更大能量。11月，德国单方面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对流经德国的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奥得河和尼耶曼河等5条河流采取国际管制的规定。法国希望《凡尔赛条约》缔约国进行集体抗议，但抗议还是胎死腹中。
希特勒还在德国国内强化纳粹的统治基础，为战争进行物质和精神准备。他强制德国青少年必须加人希特勒青年团，并进行纳粹思想的灌输，这使得基督教青年团不仅丧失了群众基础，还使千百年几乎一直占据着德国人生活中心的基督教信仰被纳粹精神崇拜所取代。他要求德国少年至18岁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冲锋队2年；每个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必须参加劳动营为国家服务6个月，使他们通过修筑道路、建造军营，从身体素质上具备服兵役的体格要求。在希特勒看来，德国应成为世界法西斯主义和在各方面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和犹太人”相抗争的保守者的中坚。因而，9月召开的每年一度的纳粹党大会，主题即为发动一场反“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危机”的圣战。
希特勒的反社会主义圣战，终于找到了同盟者。在亚洲，它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双方同意联合起来追求反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在欧洲，它承认以布尔戈斯和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反政府组织政务会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并援助佛氏从飞机到军需品乃至直接派出成批军事人员，帮助西班牙叛军作战。
德国人在不长的时间内，重新武装起来，且不放一枪一炮，就使整个欧洲的凡尔赛体系崩溃瓦解，令德国境外的人们感到格外恐惧，这在美国罗斯福政府看来是不可容忍也是不能忽视的。罗斯福总统授权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德国纳粹党召开全国大会之际，公开提出严重警告：“目前，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将导致无法控制的暴力，这种暴力很容易导致现代政治理念及其成就的毁灭，并有可能真正地粉碎我们的文明。”事后证明，美国的警告并没有起到阻止德国扩张野心的作用。
第三件：意大利完成吞并阿比西尼亚。
意大利染指位于北非的阿比西尼亚，并非只是单纯的领土扩张欲望的驱使，而是墨索里尼建立独裁统治的政治需要。19世纪末，“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战败耻辱，以及那里一支意国军队不但遭受歼灭或俘虏，而且很丢脸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引起全世界的讪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上。他们曾经看到英国人在经过若干年后，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马祖巴的战败之辱。在意大利，报阿杜瓦战败之仇，就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令人显得扬眉吐气。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险，不费重大代价，轻易地巩固他本人的权力，或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威势，这似乎只有洗雪几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并且把阿比西尼亚并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国版图才能办到”。把个人的权力稳固基础建立在对国际法的践踏、对别国主权的侵犯、对人类生命安全的蔑视上，完全是强盗逻辑，但墨索里尼就是要这样显示他的能量。
开战是需要理由的。
这样的理由终于在1934年12月5日来到了。这天，位于意属索马里边境的阿比西尼亚士兵与意大利的边境要塞士兵发生交火事件。第二天，意大利援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对阿比西尼亚人进行报复并使阿国人员伤亡惨重。在193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阿比西尼亚把这一冲突呈报国联，请求国联仲裁。国联斡旋下的两国直接谈判还未展开，又一起导致5名意大利士兵丧生的冲突事件，使意大利找到了彻底撇开国联单独行动的理由。2月22日，意大利政府出动2个师，踏上了阿比西尼亚土地。接着，意大利又派出了1个师的军队和2个黑衫志愿者师，并在全国进行了战争动员。
此时，国联的调解努力已经不起作用。墨索里尼公开宣布：“绝无停止前进的可能。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现在已经投身于一场战争，对此我们已经决定艰苦地将其进行到底。”
英国人对墨索里尼的狂妄感到愤怒。议员乔塞亚·韦奇伍德警告说：“如果不能阻止一个独裁者进攻阿比西尼亚，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另一个独裁者进攻拉托维亚、梅梅尔和奥地利。”如果国联不能阻止战争，那么，“安全将不仅远离那些小国家，同时也将远离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丘吉尔首相也赞同议员的观点，他甚至走得更远。为了检验他即将作出的政策的民意基础，由工党和自由党所支持的一个组织发起了一次和平投票。和平投票围绕下列五个问题：
一、英国是否应该仍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二、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施全面裁军？三、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四、国际协定是否应该禁止为私人谋利的军火制造及其贩卖？五、假使有一个国家坚持要进攻另一个国家，那么你认为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联合起来采取（一）经济的及非军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时采取军事手段，来强迫他停止进攻？
投票结果显示，1100多万人作出了支持采取行动、支持为正义事业而战的选择。于是，9月5日，在英国工会全国会议上，以296万票对77万票通过决议，如果阿比西尼亚遭到袭击，英国将对侵略国实施军事制裁。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第16次全体会议上，英国与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爱尔兰自由联邦达成共识，并发出采取坚决性行动保护阿比西尼亚的呼吁。
国联理事会根据多数国家的意见设立了一个五国委员会，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意、阿冲突的折中报告。报告规定：将派一个外交专家代表团前往调查改组阿比西尼亚政府部门的必要性；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经济中的“特殊利益”得到认可；英法两国将帮助调整阿比西尼亚毗邻意大利殖民地东部和南部的边境领土，使之有利于意大利。
应该说五国的报告已经向意大利作了很大让步，但意大利并不满足于这些。就在国联理事会紧急讨论阿比西尼亚主权前景的问题时，意大利军队已经分3路进入阿比西尼亚。
至此，和平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有如何惩治墨索里尼这个战争贩子了。国联理事会首先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这就意味着国联已经开启了集体向侵略者开战的绿灯。如果按照英国此前作出的决议，此刻皇家部队应该出征讨伐问罪了。就在内阁作出决定，宣布英国要遵守条约和国联盟约义务之后，首先变卦并导致先前的一切努力成为泡影的是丘吉尔首相。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书写的回忆录中坦承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最终放弃了对正义的支持。丘吉尔首相在发给外交大臣霍尔爵士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谨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我们在1914年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舰队在什么地方？它们的情况很好吧？它们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它们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们是否安全？它们事先是否会接到戒备警告？不要忘记，你正在对一个可能不顾死活蛮干一切的独裁者施加极大的压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后两个星期内某个时候，认为你有什么图谋，超过目前内阁所能预料的。当你正在谈论精确规定的明智的信条时，说不定他就会采取暴力行动；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诱惑物。
我在报纸上看到，地中海舰队正在离开马耳他开往勒旺岛。（为舰队着想）离开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为我知道马耳他完全没有防空设备。以亚历山大港等处为基地的地中海舰队，比意大利海军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查一下大战以来两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建造情况。我觉得以现代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而论，我们的实力还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潜水艇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必须向海军部问清楚的问题，就是在勒旺岛的英国舰队的情况。它非常有可能使我们遭到惨败。它有足够的力量来自卫吗？要用大西洋舰队和本土舰队去支援，还得航行3000哩以上。在这些舰队开去与之会合之前，恐怕已经发生许多事情了。我并不怀疑，的确也不敢怀疑，海军部对这种部署是否用心研究过。我希望你将获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回答，使你感到满意。
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的考虑的。因为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如果我们真要是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英国首相的这种担心，间接地否决了军事干预的任何可能。于是，国联理事会紧急启用第16条款，研究对意大利实行制裁。就在参加国际联盟大会的各主权国家以50对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并成立一个18国委员会来制定具体的制裁措施之际，墨索里尼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声明暗示：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人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威胁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
墨索里尼的威胁虽然没能使国联收回成命，但也丝毫没有滞迟战争的推进。到1936年5月，墨索里尼的部队已经占领阿国首都亚地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赛拉西刚一流亡到巴勒斯坦，墨索里尼即宣布：战争结束，阿比西尼亚并人意大利。通过占领阿比西尼亚，意大利实现了对东非一大段地区的控制，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都成为他的势力范围。
上述3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与法西斯轴心国相邻的地区，都与法西斯政权对外扩张有着直接的联系。有的为了消灭信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生政权，有的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向弱国举起战斧。这些事件说明，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满硝烟、战火四起、太平安宁已远离而去。法西斯政权已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法西斯主义向人类社会公认的正义和准则开始了疯狂的践踏，也对西方大国首肯的原有“秩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但西方大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国民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这一年，执掌中国中央执政权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前身是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创建的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其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此后，孙中山对这一纲领作了进一步阐发，将16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民权主义，即“建立民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在不根本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部分地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所有制。
在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的影响下，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地组织了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受武昌起义胜利的影响，湖南、湖北、陕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等省纷纷爆发起义，宣布独立。而上述7省的革命成功，直接推动了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四川、山东等7省的独立和光复。短短1个月时间，当时全国24个省已有14个省和全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光复独立，清朝政府土崩瓦解，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到了尽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庄严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此后，又历经中华革命党时期，演变为中国国民党，并经孙中山决断实行“容共”的国共首次合作后，于1924年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逝世以后，主持黄埔军校的蒋介石依靠其掌握的军权，使自己在政治上迅速升腾，次第攫取国民党军政大权，并于1927年彻底推翻了孙中山“联盟、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与昔日的盟友共产党屠刀相向，兵戈相见。至1928年，蒋介石仅用3年多时间，即已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成为中国政坛上无出其右的实力独裁人物。
在这一年里，年轻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帮了蒋介石的一个大忙。他于12月29日对外宣布：东北军“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张和他的东北军“归服”于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自此，中国开始了蒋介石时代。
张学良于1901年6月3日（农历四月十七）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桑林子詹家窝堡，字汉卿，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
张学良自一出生即获得乃父张作霖的极为器重，有这样一个说法：张学良出生之前，其父张作霖的事业尚不顺利，而张学良出生的当天，张作霖在前线作战即打了胜仗，自此以后张作霖就发达起来，也难怪张作霖把张学良视作自己的福星，一直疼爱有加。
张作霖做梦也想不到，长子张学良出生这一天，既给他带来了好运，也给他带来灭顶之灾。27年后他在这一天登车返回东北，随即殒命于日军策划的“皇姑屯爆炸案”。
为了培养儿子将来继承父业，张作霖不顾张学良的反对，将张学良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使其从此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在张学良刚满20岁那年，又被委以少将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惨败之后，张学良又协助父亲对奉军进行改革和整训，参与了联络孙中山、段祺瑞，建立孙、段、张（作霖）三角联盟。从而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第一次与国民党高层接触。
孙中山对建立“反直三角联盟”表示赞成，他派遣汪精卫于1923年秋天来到奉天，并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公开讨伐曹（锟）、吴（佩孚），东北军进军关内直捣北京。张学良、张作霖支持这个南北夹击的方案，为保证捣毁北京政府的计划成功，在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时，张氏父子还派人前往祝贺，以从直系内部打开缺口，经过反复协调，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
待1924年初夏，孙中山派伍朝枢来东北与张学良父子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同时考察奉军的军事实力之后，张氏父子即派人赴广州拜会孙中山，张学良还带去一封亲笔信，表达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
是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军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组成联军，在山海关、九门口一带与直军激战。这时，张氏父子与冯玉祥建立联系的反直联盟产生了效果。10月22日，冯玉祥部秘密返回北京，软禁了曹锟，此举使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朝垮台。
同一日，张学良收到孙中山先生给他的回信。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仁兄惠鉴：
倾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时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欣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台绥
孙文
9月22日
1924年12月14日，孙中山先生应张作霖、冯玉祥的邀请，在宋庆龄等人陪同下，抱病北上，来到天津。张学良同父亲张作霖率各界人士前往港口迎接。
为了感谢张氏父子在反直三角联盟中的贡献，孙中山率国民党要员回访张府。在与张作霖会晤后，孙中山为表扬军阀混战中首先倡导弭兵，鼓吹息内争、御外敌的青年将领张学良，欣然挥笔书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不久，孙中山肝病恶化，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张学良专程到医院探望。孙中山躺在病床上对张学良殷殷嘱咐：“东北青年责任重大啊。”
从孙中山与张学良的几次接触看，他对张学良是寄予期望的，政治上是看好的，对张学良与对待张作霖是有区别的。其实，就张作霖而言，与其他军阀也有所不同。张作霖虽然与日本人早有来往，但却不肯出卖中国东北主权。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他于1928年6月4日死于日军的暗杀。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业，接过了对东北的控制权，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成为统治一方的军政实力人物。
日军原计划炸死张作霖可以造成东北混乱局势，乘机进占东北。但张作霖死后东北并没有出现乱局。这中间，大帅府军署参谋长臧式毅等人是有贡献的。为防止张作霖的死讯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考虑日本的虎视眈眈，臧式毅在张作霖家人的支持下决定，在张作霖指定的继承人张学良回到奉天之前，封锁消息，密不发丧。帅府每天照常开大帅的饭食，医官也每天来府假装为大帅换药，填写医疗记录和处方等，迷惑了日本人的窥探。
张学良回到奉天后，一方面继续对外实施瞒天过海之计，公开宣布张作霖的伤势正在好转。一方面，迅速将所有部队撤回奉天，并任奉天军务督办，兼任由17个权威人士组成的东北保安委员会主席，并召集高级会议统一思想。此后在控制了东北局势之后，才公布父亲死讯并办理丧事。
张学良对日本的杀父之仇，促使他主持东北政局后，立刻改变了其父谋求东北独立，甚或问津中原、实现政治野心的主张，而采取了归服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中国统一的政策。1928年7月1日，也就是他刚刚上任的10天后，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决不妨害统一通电》，表明自己“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不妨害统一之意”。同时建议当局，“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缩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
蒋介石自然求之不得张学良能马上归附中央。他于收到张学良通电的第6天，即在北平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宣告：北伐成功。尔后派代表与张学良秘密接洽统一问题。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张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统治；要求张学良尽早换挂“青天白日旗”，以实现全国统一。张学良对实现全国统一表示赞同。他表态：请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
东北易帜的消息传出，引起日本内阁的惊慌。他们先是通过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转达日本政府的两点关切：（1）日本在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三省政治上有急剧变化，致影响及于安宁秩序。（2）依日本观察，国民政府基础尚未确定，此时与之合为一体，似有考虑余地。继而，又授权林久治郎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公开反对东三省易帜，并威胁说：“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行其所事。”在张学良暂缓易帜之后，日本又祭起了“满洲皇帝”的牌子，希望以此诱使张学良彻底放弃易帜的打算。并通过张学良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说服张学良出任“满洲国皇帝”。
张学良不仅不为利诱所动，而且加快了易帜的步伐。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从此，张学良开始归附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加入到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之列。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学良开始了与蒋介石的密切合作时期。
此刻，蒋介石也沉浸在实现统一的“喜悦”之中。睥睨天下，已无人能出其右，他的野心也不断膨胀。无论是历史上的皇帝秦始皇、雍正，还是当代世界的法西斯巨头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时间都成了他效仿的楷模，他也要像他们那样建立高度集权，实行强人统治，成就一代霸业。由是，他在内政外交上都着眼于千方百计为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基础服务。
对外，奉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外交声明，就定位中国外交“不采暴力手段”。这就暗示，对于历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种不公平条约继续有效，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得到保护。蒋介石在访问日本时进一步阐发此一外交要旨，指出：“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包含着中国及列强的利益目的”；只要日本支持其“早日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
蒋氏这一外交宣示，赤裸裸地以国家的主权、满洲的利益作诱饵，来换取日本对其政权的支持，如此言论，说是招引强邻觊觎的媚外之论也不为过。
这一屈辱的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到1931年，产业方面，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97.2％。交通方面，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中国铁路总里程数的84.3％。金融方面，据1933年的调查，149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仅有2.67多亿元，而英国在中国的4家银行总资本就达4亿余元。此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30亿元，而美国在中国的花旗银行吸收的存款就达50亿元。外国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和控制不断加剧，使中国经济对他们的依赖性更大了。
蒋介石的媚外外交，并没有使帝国主义收敛他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公然侵占中国东北，就等于公开给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内，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他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最大威胁，彻底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继通过“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员清理出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又调动多路大军，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
对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政见者，蒋氏同样痛下杀手，排除异己。1929年3月，发动蒋桂战争，拆散了粤桂联盟；10月，发动蒋冯之战，削弱了冯玉祥；11月，发动第二次蒋桂战争，击败了张发奎；12月，发动蒋唐战争，击溃了唐生智。1930年5月，发动中原大战，经过7个月军事厮杀，蒋氏击溃了阎、冯实力派几十万军队，冯玉祥、阎锡山被迫下野。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政坛实行的仍是凭借武人实力说话的新军阀“政治”，地方各大派系为扩大自身的利益，必然要与中央争夺控制权，而对于不听中央指挥的地方大员，兴兵讨伐、削其实力，还有统一中央政令、维护国家统一的说辞作为“理由”的话。那么，1931年2月，蒋介石对不听话的国民党元勋、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擅自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国民党又一次政治危机，则是完全的独裁私欲使然。
中原混战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就于1930年10月3日，在河南兰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其意在于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总统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使蒋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的独裁统治合法化。
比蒋介石资历老出许多的胡汉民，不会看不出蒋介石的心思，但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四一二”反共事变以后，他与蒋介石携手“合作”，互相利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他希望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责任内阁制的国家政权机构。1928年10月，他再度与蒋氏“合作”，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出任立法院院长，并意欲通过“党务审查委员会”，把党权集中控制在自己手里，实现“以党治国”的策略。为防止蒋介石军政势力的扩张，胡汉民还企图利用他暂时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实现“党治的政府”的目标。而这些，都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水火不容。胡自然不肯轻易地输给蒋介石，因而在一个月后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对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案提出质疑，仅表示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却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还激烈抨击蒋介石意欲擅制约法、不合法制的行为，这就使蒋、胡矛盾激化，并由暗争变为明斗。
蒋介石是何等人物？！他岂能屈服于胡汉民的反对？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借宴请议事名义突然将胡汉民扣押。这种荒唐之举立刻招致各方反对，使蒋胡合作的局面迅速转为蒋胡两大派系的尖锐对立。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仍按既定方针筹备国民会议。3月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并派吴稚辉等11人组成约法起草委员会；4月24日，公布了《国民会议组织法》；5月5日，国民会议终于在南京召开，并如蒋介石所愿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还有《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剿灭赤匪报告决议案》等等。
这一所谓国民会议从法律上巩固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差点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由于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导致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大分裂，反蒋派系再一次联合起来，他们纷纷南下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酝酿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
4月30日，国民党甲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等4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并要蒋介石立即下野；接着，陈济棠于5月3日通电响应4监委提案；5月25日，由唐绍仪领衔，汪精卫、孙科、李宗仁、许崇智等22人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即行引退”。5月27日，齐集广州的各派反蒋势力，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并推举汪精卫担任主席。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使宁粤矛盾进一步激化。南京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邓泽如、林森、古应芬、孙科等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粤方派两广军阀出兵北上，突袭湘、赣，占领郴州、衡阳等地，引发宁粤战争。双方纷争一直闹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还没有“叫停”的意思，更为可笑的是，年底的国民党四中全会竟然成了三地会议，蒋方在南京召开，而反蒋派则在广州、上海召开。不仅如此，12月17日，另一个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广州中央党部宣告成立。这次斗争的结果使蒋介石败得很惨，以他辞去所任各职，并同意第一次下野，才换取到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取消。蒋介石虽然很快就再度出山，但权力却被削弱，形成了蒋主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汪主政，任行政院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尽管实权握在蒋介石的手里，但相比于1928年那样的风光，确实有一种如刺存喉的感觉。
蒋氏何以敢冒“翻船”的风险来挑战权力的平衡呢？且看他在其所执意召开的国民会议上所言。蒋介石说：“欲求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以达于宪政时期，必首经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断“无需乎此”。而“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虽“可以实行”，但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势必发生纷乱。他认为，解决“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的问题，“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而“法西斯之政治理论”，是“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因而，“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
这段话，应是蒋介石此时真实心迹的表露。他所追求的是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之所以要效法法西斯，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打倒异己实力派。
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就这样迈进到1936年，而此时的中国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主权被日寇践踏，民族到了生死关头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却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之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名义上执掌南京国民政府权力的孙科，实际上对军队没有指挥权，而握着兵权的蒋介石虽已“下野”，但他的一纸“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的不抵抗电令，却仍在发挥作用，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19日晨，日军攻占沈阳，当日掠地千余里，攻陷长春、营口、抚顺、安东（今丹东）等20座城市。
21日，日本驻朝鲜军第39旅渡过鸭绿江，攻进辽宁、吉林。一周时间内，辽宁、吉林两省被占。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尚未“消化”完全，又在上海挑起侵略事端，是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役，国民党内属地方实力派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奋起抵抗坚守上海一月有余，但却得不到国民党内蒋介石“中央系”的有力援助，这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内派系之争影响到19路军的前方抗日军事所致。
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面临国难当头的局面，国民党两大政治势力，终于达成暂时的权力分配协议，蒋介石于2月28日回到了南京主持大政。而就在此前后，东北三省已全部沦人日本侵略军之手，而就在同月25日日本已悍然策动汉奸宣布“满洲独立”。国人期盼蒋介石主政以后，能够集中民力、发挥民智，负起中枢指挥之责，支援19路军夺取淞沪抗战的胜利，使日军入侵以来的被动局面有所改观，但人们很快就大失所望。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南京国民政府也根本没有抗战的勇气和决心。早在战事刚一爆发，何应钦就电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商酌适可而止”，同时又密令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在中国军队一度占据战事上风的情况下，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不是指挥将士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指令前线“以19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
世上哪有军队指挥员不希望士兵奋勇杀敌的？哪有主帅拒绝战争取胜的？可此时的战争指导者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他们从骨子里惧怕胜利会激怒日军，惧怕会扩大事态。这样的战争指导，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失败。而当淞沪战事还呈胶着之时，国民党却很热心地接受英国公使的调停，尽管这一《淞沪停战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屈辱的，它实际上承认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仍是不持异议地“爽快”签字。
日军是不会因为南京国.99lib.民政府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放缓他的侵略步伐的。
1933年新年第一天，日军就挑起“山海关事件”，由此开始了“九一八”之后新的侵华进军——进攻热河与长城。这天夜里，日军借口中国军队向日军宪兵队投掷手榴弹，而命令日军第8师团进犯山海关。我山海关守军——张学良东北军的何柱国部拼死抵抗，其中安德馨营全营300多将士力战殉国。死守到3日，我山海关和临榆县城落入敌手。4日，日军又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
日军进逼山海关和长城一线，是出于两大战略目标考虑的：其一，进攻热河，扩大伪满洲国的地盘；其二，消灭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势力。因日军的目标不仅是满洲的独立，而是要扩大至华北独立，最后灭亡中国。而实现所谓“华北战略”的前提在于东北三省的稳固，而东北三省稳固的最大障碍又是与日本有着新仇旧恨的张学良及其统驭的几十万东北军。为此，在2月10日关东军公布的进攻热河计划中，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祸根即华北的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13日，日军第8师团在其作战计划中也宣称：“对于热河省的张学良部队，要迅速予以极大打击，平定该省；同时要促使华北张学良势力覆灭。”10天之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向中国政府递交声明，内称：日军在热河之行动，“原则上仅限于满洲国领土以内，惟张学良军队等若采取积极行动，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也称：只要中国方面进行抵抗，就“不得不将战祸波及华北”。
两个声明，等同宣战书，开始了日军向热河省的大举进犯。3月9日进犯长城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中旬，进犯长城古北口至南天门一线；5月初，进犯冷口、怀柔一线。至5月11日，已侵占中国华北密云、遵华、蓟县、丰润、唐山等冀东22县。
面对着强敌入侵，南京国民政府再一次上演屈辱、求和的丑剧。这次签署的《塘沽协定》，较之于先前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使国人蒙受了更大的屈辱。它突出表现为：《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化，并承认了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
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上表现消极，但在执行丧权辱国的条约上却非常卖力。到1935年1月，日本自《塘沽协定》以来的所有要求全部实现。不仅如此，南京国民政府还在这年上半年发起了一场对日“亲善”运动。2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取消抵制日货令》；2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发布《废除排日命令》，中央政治会议通告各报社、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或排日货言论；28日，国民党中常会免去倡言排日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元冲的职务。5月27日，中日双方共同宣布，派驻对方的公使升格为大使。
西方人看不明白，日本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并欲灭亡中华民族，中国当局不去抗日，却与日搞起了“亲善”？倡言排日的邵元冲不仅得不到奖赏，却为此丢掉了“乌纱”？而位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因为支持、资助并组织察北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而受到责难和批判。
日本军部也看不明白，交战双方军队正在流血，外交却奇怪地升格。但他们只信奉一条，灭亡中国是既定国策，在图谋得逞之前，决不能停止进攻。因而，虽然那边搞什么“亲善”，但日本军部却从未停止发动新攻势的筹划。这时，有两件事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不满。
一件是，抗日义勇军将领孙永勤率部进入遵化县境内。孙永勤是兴隆县一名普通农民，1933年日军进兵热河后他率领村民揭竿而起，曾创造了一年多时间攻克敌伪军据点100多个，歼灭日伪军15000人的记录。这使日军对他的仇恨没齿不忘。1935年2月，抗日义勇军在遵化茅山地区又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这次作战中，孙永勤率部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后孙部1400多人突出重围，孙永勤却壮烈牺牲。日军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国当局援助孙永勤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
另一件是，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当地报纸报道说，1935年5月2日晚11时许，天津亲日的《国权报》报社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楼下16号房间，被突然闯进来的两名枪手枪杀。当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脱。第二天清晨，天津《振报》主笔白逾桓，在日租界须磨街22号，同样遭到两名不明身份人员枪击，并使白当场毙命。按道理，二人是在日本租界内办报，在日租界内被杀，中国当局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日方硬说这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
不管这两件事是真是假，但只要有了这两件事，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垣，就有了与中国执政当局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在会见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时，直截了当地开出了条件：“最低限度对上述政策之执行机关宪兵第3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有必要从华北撤出。此外，对其‘后盾’之第2师、第25师等中国军队，希望一并撤出。对与此事件直接有关的蒋孝先、丁正（昌）、曾扩情、何一飞等，及无视停战协定精神与上述各机关通谋，在华北与日本军势不两立之于学忠，有必要予以罢免。”
同一天，日本华北驻屯军亦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通告，要求：于学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天津市长张廷谔及公安局长李俊襄应即更换；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及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免职；暗杀胡、白的凶手要逮捕严惩。
对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蒋介石尽管极不情愿，但还是在十天之内一一办理。他委托何应钦对日方说：对日方希望各点，已完全办到：于学忠、张廷谔已免职；军分会政训处已结束；宪兵第3团已他调；河北省党部已移保定，天津市党部已结束；已严令平津地方当局负责取缔一切有害国交之秘密组织；51军已决定移防。
日军对此还不满足，又开出了新的更为苛刻的条件：（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撤销；（二）51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的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禁止全国一切排外、排日行为。以上各点希望即日办理，否则日军即采取断然之处置。一、二、三项必须照办，绝无让步可言，限中方6月12日午前答复。
如此蛮横、霸道的做法，如此藐视地对待中国当局，而蒋介石和国民党掌控的南京国民政府仍没有丝毫地反抗。不仅照单全收，而且比时限提前2天兑现了日军要求的所有条件，而由这两次让步所形成的《备忘录》即为《何梅协定》。
尽管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委曲求和上不费踌躇，但他们还是知道此乃国之大耻，因而不愿意留下这一“外交”的文字佐证，因此以“书面通知”的形式代替了在“协定”上签字。战后，蒋介石、何应钦都极力否认有《何梅协定》这件事，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仅日本战前外交方面的关键人物、1945年以外务大臣资格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重光葵在战后所著的《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披露了这一历史事实，而且由何应钦亲笔签字的致梅津美治郎的“书面通知”的内容后来也公之于众。全文如下：“敬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签字）1935年7月6日”。
几乎在签署《何梅协定》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屈服于日本淫威签署了另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德纯）土（肥原）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此时的华北地区已几成日军的囊中之物。
（二）国家经济命脉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国民党执政后不停的内战战火，不仅导致了国土沦陷、人民生命涂炭，也使国家经济更加困难。
一份历史资料再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情况。1935年，欧洲的一些较弱国家的年平均工农业产品指标为：粮食生产，主要谷物保加利亚为3240千公吨，捷克斯洛伐克为5796千公吨，匈牙利为6364千公吨，波兰为12843千公吨，而中国所有农作物生产总量只有316200万担；工业方面，钢的生产，捷克斯洛伐克为1800万公吨，匈牙利为600万公吨，波兰为1300万公吨，而中国只有41万吨。交通运输方面，注册的机动车辆，捷克斯洛伐克为12.2万辆，波兰为4.2万辆，南斯拉夫为1.9万辆，而中国只有公路10万公里，机动车寥寥无几。当时公路发展最快、全国排名第一的广东，其政绩也只是9年间修了24条公路，通车里程1万多公里。
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反映到老百姓那里，必然是极为贫穷。时年，刚刚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费孝通，在姐姐费达生的帮助下，对江南农村进行了一番走街串巷和登门入户的调查。他在发出的报道中反映，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他写道：“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怖时，农民起义就发生了……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千上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此时，广东人是国人中生活得比较舒服的一部分人。据国立中山大学的统计，从1926年到1936年这10年间，广州的米、食品、衣料等货品的批发物价相对平稳，每年变动不超过10％，也比较便宜，花1港元可以买到花布20码，花港币1个先令，可以买到1份早餐，内含芽菜炒粉、粥1碗、油条1根。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人衣不掩体、饿死街头。
北平的物价尚称便宜。1块银圆可以买6斤上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2本不太厚的书，或1份西式大菜套餐。而此时北平最盛行的娱乐是听平剧（即京戏），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也就1元左右。一个有十来间房子的四合院，月租不过20到30元，碰巧还装有现成的电灯与自来水。但是，真正能够享受此种文化娱乐的多半是社会名流和社会层级较高阶层的家庭。而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1936年3月7日一天之内，平津两地即发生10起自杀案件，天津《大公报》报道这一事件时，评论说：“自杀风炽，大多为经济所迫。”
且不说普通百姓，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每天的伙食也是三碗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和一点酸菜。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规定各级机关办公经费为：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4元，连部3元。翌年，红军东征筹到50万元款后，周恩来甚至亲自主持设立后勤站，任命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负责管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苏区经济的紧张程度。
不仅共产党感受到经济的困难，执政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也为缺钱缺物而叫苦不迭。李宗仁后来这样回忆他对蒋介石的宿怨：“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广西数年来，在我们的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成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叫他们来糟蹋。”经济因素当然也是后来“两广事变”的诱因之一。
当然，中国经济落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从1840年开始，晚清政府不断向外国列强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使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1842年，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银圆2100万元；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赔款2万万两。这些不平等条约，不仅使中国主权丧失，领土缩小，许多年积累下来的家底一下被掏空，而且大大地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影响及至以后多年。
不仅如此，经济掠夺也是帝国主义侵华战略的一部分。1843年7月和10月，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使中国的海关关税损失了50％—90％；1858年11月，清政府与美、英、法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和修改《海关税则》，使美国的斜纹布税率降低到4.63％，棉纱税率下降到4.86％，棉花税率下降为5.72％外国还大肆在中国办厂，自1895—1912年，共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136家，资本总额达10亿多万元。开办洋行3805家，资本总额达1.42亿美元。这些经济活动，不仅掠夺了中国资源，还限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推翻清朝后的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历届北京政府，都是靠大量举借外债维持日子。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秘密或公开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圆8亿元以上。
国民党执政以后，前朝留下的债务、经济生活的弊端、列强对中国领土的侵占等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许多方面不仅继承了历届军阀政府的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军费开支，袁世凯时期占国民总收入的1／3，而蒋介石主政后，超过了总收入的2／3，1928年军费开支为2.1亿元，1929年为2.45亿元，1930年为3.12亿元，三年间增加了50％。大量的战争费用，使财政支出不断增加，1927—1936年的8年间，支出就增加了8倍，预算赤字也不断攀高。1930年赤字1.01亿元，1931年赤字2.17亿元。弥补赤字的办法还是借债，1927—1937年的10年间，举借外债14笔，达4亿美元；内债方面10年比北洋政府15年增加近1倍，达到26亿元。这一点蒋介石一点也不比袁世凯、段祺瑞逊色。
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这期间亦没有任何改变。统计数据表明：到1936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资本已达43亿元。其中，外资纱锭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6.2％，线锭占67.4％，布机占56.4％。1927—1937年的10年间，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了中国机械采煤量的73.9％，控制生铁产量的96.5％。这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锐减，由1931年的36.5亿万元，下降到1936年的16.4亿万元，下降率达55％。
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偏重于财政，收拢资金，巩固政权。它实行统一财政、整顿税务、改革币制、争取关税自主等措施。为加强对财政的监管，建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这“四行两局”的官僚垄断资本金融体系，实现了全国财政统一管理。1933年3月1日，发布《废两改元令》，将流通的货币由清朝时的银两改为银圆。这一改革，使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权，统一了国家货币。1935年11月3日，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实现了以钞票代替现银，回拢白银3亿多元。为增加国家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更加紧搜刮民财，也就是不间断地调整各种税收。关税的税率最高时达到80％。盐税历来是旧中国政府的重要财源，1930年税收为13939万元，1931年达到17665万元，增长率达21％。还仿照欧美国家一物一税的做法对日用品开征统税，并颇有效果，到1936年，关税、盐税、统税三税的收入就占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的64.6％。
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这样，增加政府收益的基点不是靠总财富的增长，而是建立在加大对民利的盘剥上，那么就只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政府的收益越多，民众的获利越少。南京国民政府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方面，国家经济对战争起重要支撑作用，但在国家发展的宏观布局上，经济始终处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推动国家经济的重点是发展，而政府却把经济的重点放在财政上，即使抓一点建设，也是偏重于抓与军事机器密切相关的工矿业，而忽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农业和农民。
这就必然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缓慢。能够印证发展缓慢的有这样几组数据：
纱厂：1921—1930年，年增长率纱锭为7.8％，布机为10.44％，棉纱产量为2.37％，棉布产量为16.21％。而1931—1936年，这几项的年增长率都出现下滑。纱锭下降到1.19％，布机下降到6.32％，棉纱产量下降到0.25％，棉布产量下降到5.92％。
缫丝工业是中国近代纺织业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曾经出现过中国机器缫丝工业的“黄金时代”，但1930—1936年，这个国字号行业却出现出口急剧衰减，其中，上海的丝厂开工数由111厂减至49厂，下降了56％，出口生丝从132991关担跌至29600关担，下降了78％。
衰退最为严重的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所作的调查概算，1930—1935年，南北各省夏秋收成数一般都在六七成左右，低的只有五成多。土地产量和农业收成的不断下降，加剧了农民的经营亏损和经济贫困化。1934年对南北22省850县农户借债情况的调查，农户的借债率高达70％，其中，破产农户达4.8％。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甘肃、江苏、安徽，这一比例突破10％，而甘肃省某些农村，则有90％以上的农户离乡出走，甚至全村不见人烟。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又加剧了农村土地的严重荒芜，更引起社会的不稳。
（三）亲西方政策归于失败，国民党外交转向联苏
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到挑战。这就是如何对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看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对国际法和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作为中国友邦，应该帮助中国以外交、经济等压力迫使日军撤退。而当时的美国奉行的是对外“不干涉”政策，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乐意做的仅仅是在国际舞台上给予声援，利用国联向日本施加压力，即通过外交努力维护包括其在华权益之内的中国“利益”。它也这样做了，但做得非常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有两件事：一是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曾先后两次开会讨论满洲问题，但美方迟迟不表态度；二是终于等到有了美国的声音，可这一声音采取的是由美国驻日本公使向日本政府转达的方式，而不是采取直接声明的方式。即便是这样一种形式，最后还是要别有意义地申明：“美国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务，此文不得视为抗议。”这不能不使得美国表态的“含金量”大大缩水。此后，在国联种种努力无效的情况下，当南京国民政府再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防止事态扩大时，美国政府照例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称：“凡中日两国政府及其代表所订立之任何条约和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这一照会，终使南京国民政府高官们看清了美国当时支持中国抗日的程度的底限。
南京国民政府对美国大失所望。
再求英国，也同样不能如蒋介石所愿。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想到了苏联。苏联不仅是中国的邻邦，而且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才得以完成改造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来也才能顺利发动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也是由于苏联提供资金、武器和教育指导，建起黄埔军官学校，培养出大批人才，才为蒋介石政治上的快速上升提供了可能。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看好蒋介石，为蒋介石的实力蹿升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现已解密公开前苏联的档案资料记载，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准救济会的名义，从国库中拨给中国上海罢工工人经费20万卢布，这年的4月至10月，又给中国提供46万卢布的武器经费。此后，在1925—1926财政年度中给国民党军事援助的拨款更高达1100万卢布。而此一时期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汇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则少得可怜。因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1925年3月20日给共产国际的第2号报告中，不得不要求追加经费。陈独秀在报告中，要求共产国际每月给中共中央追加经费1400元，连同以前批准的每月2250元的预算，要求每月按时寄给中共中央3650元。
原来，斯大林对蒋介石领导的军队的性质上发生了认识偏差。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里曾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这句名言，得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的结论。但问题是，武装的革命是谁？武装的反革命是谁？毛泽东定义的“武装的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人都以为这个“武装的革命”非中国工农红军莫属，而事实是斯大林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也统统算作是“中国的革命军队”，并把蒋介石领导下的军队看成“是中国工农争取自由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而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所应该做的不过是：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这实际上是说中共不必坚持军队的独立领导，更无形中矮化了中国共产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如此看待蒋介石及其所领导之政府的重要原因。实践证明，斯大林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个要求走下去，那中国共产党恐怕真要被“溶化”到国民党之中了。
斯大林这一对蒋认识问题上的错误为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所证明，蒋甚至悍然断绝了中苏两国外交关系，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重视蒋而忽视中共的错误却仍延续到以后的解放战争初期才有所修正。当然对于本书来说，这是题外话，但不管怎么说，在“求告”英美难收显效的情况下，蒋不得不把他的目光转向苏联。因而，当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渠道试探苏联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时，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即刻答称：“苏联同情中国，这一点，中国人民可不必怀疑。”在两国早已断交，而苏联又宣称奉行对中日冲突不干涉政策的情况下，苏联能有此种态度，实际是发出了一个友好的信号。1932年6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苏联复交，并非正式地向苏联提出建议，没想到很快即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回复，半年后两国实现了互派大使。
当然，苏联积极复交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3月，苏联情报机关截获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拍发给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份绝密电报。内称：
“日本与苏联迟早必然发生冲突。鉴于苏联国防能力等因素，日苏战争越早到来，越对我们有利。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的发展将会对苏联更加有利。我希望当局下决心迅速发动对苏战争，切实执行一贯政策。不管苏联是否比我们强，都要考虑到目前发动战争的不利因素不在我方而在对方这一事实。我相信，不管是战是和，日本必须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下定决心而不畏惧战争。”
这自然引起苏联的警觉。为避免日本将战争矛头指向苏联，斯大林想到了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一提议立刻遭到日本的冷淡。这使苏联对日本的战争野心疑惧加重。在这一时刻，中国执掌中枢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动示好，使斯大林看到了蒋介石的价值，这就是联蒋对抗日本。如果蒋介石能够在中国举起抗日大旗，利用他的军队抵抗日本，那么日本就不敢冒两线作战的风险来发动对苏战争。
但是，中苏刚刚复交就出现了不和谐的插曲，这就是中东铁路问题。“九一八事变”使原来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东铁路的主权和归属成了苏日之间的敏感问题。特别是中苏的复交使日本对中东铁路问题态度越加强硬。为防止爆发远东战争，苏联决定对日本让步。1933年5月2日，苏联正式提议向日本让售中东铁路。在日本的要求下，苏联同意以日本扶持下建立的伪满洲国为出售对象。
中东铁路是中苏两国政府共同所有和经营的一个实体。按照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规定，其前途“只能由中苏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苏联在中国政府不能视事东北和无法经营路务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中国主权，不遵守中苏两国的有关条约，先是同意伪满洲国的合营与改组，并默许日本运兵，继而又同中国和苏联都不承认的日本傀儡政权共同谈判涉及中国主权的中东铁路售卖问题，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为一个主权实体，在政治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刚刚解冻的中苏关系又开始趋冷。
在中苏关系停顿之时，日本人却在加快侵华步伐。蒋介石在无奈之下，与日本签订了宣称中日停战的《塘沽协定》，而这个协定立即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斯大林的不安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屈辱，而是担心停战后，日本会腾出手来对付苏联，甚至日中联手进攻苏联实际控制着的外蒙古。为此，经过3个月的利益权衡，斯大林作出了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决定。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蒋介石争取联苏抗日的外交目标。过去多次努力，苏联都不同意。此时，斯大林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令蒋介石着实高兴。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对签订这一条约兴趣顿消。因为莫斯科提供的草案规定：缔约国一方遭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这就是说，当日本进犯苏联时，中国要保持中立，不能投靠日本，这是斯大林所需要的；而当面对当前日本侵犯中国的局面时，苏联可以不支持中国，这显然不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蒋介石需要的是中国在对日作战中能得到苏联的实际援助。
于是，蒋介石启动了建立中苏抗日军事同盟的进程。1934年3月，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出使苏联，探求建立中苏抗日军事同盟问题。8月，蒋介石委派著名历史学家、主张发展对苏关系的蒋延黻访苏，并与苏联副人民外交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密谈。
蒋延黻首先转达了蒋介石致斯大林及苏联政府的意见：认为“中苏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连在一起。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击和损害，中国也必然被殃及。”斯托莫尼亚科夫对蒋介石的这些看法表示同意。
蒋延黻又问及“在中国当政的是蒋介石，这个事实对苏联政府产生了什么相应的影响呢？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呢？”
斯托莫尼亚科夫直言告诉蒋延黻：“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在我们确定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的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的关系。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像尊敬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不好的影响。”
在获悉苏方立场之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快联合苏联的步伐。1935年4月，他派亲信、曾经担任蒋介石随从秘书的邓文仪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以显示蒋介石与苏联合作的诚意（邓文仪此后还奉命与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举行会晤，由此开辟了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又一渠道）。
10月，蒋介石亲自出马，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并由即将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担任翻译。
蒋介石对鲍格莫洛夫说：中国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么来源都是一个。蒋介石没有点明威胁的来源是谁，但双方都知道，这是指日本。蒋介石接着说：我毫无疑问赞成缔结中苏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我们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那么蒋介石所说的“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是什么协定呢？
蒋介石回答鲍格莫洛夫的提问时说“中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这个协定“想就下列两个问题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1）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够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蒋介石强调，他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提出这个建议的。“（2）如果苏联政府给以肯定回答，那么，（我）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
从蒋介石的谈话看，他所指的显然是签订秘密军事协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此后向陈立夫透露：他本人赞成这样的联盟，但希望中方直接与斯大林谈判。
鲍格莫洛夫不愿意扮演苏联代表的角色说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蒋介石的希望尚存在差距。斯大林愿意帮助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抗日战争，但却不愿意直接卷入战争。同时，苏方在蒋介石如何对待中国国内共产党及红军的态度上也尚未摸清蒋的底牌。1935年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给鲍格莫洛夫发来密函，指示他在办理中苏签约事宜时，首先“弄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适宜的”，并嘱咐他“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因为，“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来对付红军，那么他想怎样安排抗日？”密函说，苏联政府不想在国共两党之间扮演调停的角色，而希望国共两党直接谈判，并表示克里姆林宫“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99lib.
此后不久，中苏就协定的框架开始直接谈判。尽管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苏联面临日、德两面夹击的严峻环境，最终没有签订这一拟议中的中苏协议（1937年8月日本进攻中国上海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已非这一协议），但通过这一阶段的中苏外交接触，使南京国民政府摸清了苏联的外交底牌，也密切了中苏的官方关系，这也是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虽主和平解决，但开始却大肆抨击张、杨的现实政治原因。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
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因苏联不愿做中间人，蒋只好自己解决。1935年12月蒋急令邓文仪速返莫斯科。1936年初邓一回到莫斯科即展开活动。1月中下旬，邓文仪在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时说，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邓并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讨论：
1．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国民政府。
2．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
3．国共两党间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
在这种情形下，中共继续独立存在。将来抗战爆发后，内蒙古或西北部分地区成为红军根据地和活动区域。邓还认为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所有的海岸线，那时中国的武器来源不是英美，而是苏联。南京希望经过西北从苏联得到武器弹药。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答复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国共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
邓文仪将谈话记录毫不保留地整理成一个详细的报告，派李副武官专程回国。他没想到的是李副武官身藏密件冒险经日本回到国内后却受到冷遇。从此，国共谈判事宜不再由邓文仪经手进行，续由陈立夫一手控制进行。
为同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讨论，蒋派陈立夫秘密前赴苏联。陈立夫偕张冲于1936年春到达欧洲，准备由此进入苏联。行前陈写好书信若干封，令夫人每过几日向亲朋好友寄出一封，以造成他仍在国内的假象。
陈张在欧洲蛰居多日。蒋顾虑重重，认为直接去苏谈判的时机未到，又令陈张回国。由孔祥熙在南京同苏大使谈判。苏联为防止刺激日本，提出签订中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持续一年多，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进攻上海后的8月21日，中苏才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既已预见到苏联在未来中日战争中作用之重要性，他为了赢得苏联的谅解便不得不对国内共产党采取谈判的态度。
1936年1月22日蒋同鲍格莫洛夫交谈，表示他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共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大使也介绍了苏联政府设想的关于预定签订之中苏协议的内容。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特别讲到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的规模问题，这应该由苏联政府自己决定，中国感谢苏联在军事供应方面可能给予的任何帮助。应该说，谋求军事援助，这是蒋改善中苏关系的首要目的。
与苏联的谈判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蒋公开声称政府的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他更私下向日本大使田有吉表示：“对前述之原则（即广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对此无任何异案。决心立即听取日方希望，进入具体商谈，以期从速付之实施。”“抗日运动决不会发生，本人根本不抗日”，表示希望日中亲善。他本人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调东北军从华北到西北，将加紧对红军的“围剿”等等。至于他布置的同中共接触一事，甚至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让知道，而将此重任直接交给CC系头子陈立夫。这当然也与陈立夫主张抗日联共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原来，陈立夫见日本之侵华日益加剧，曾找到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建议与日本洽商，“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之压力”。锄当遭到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的回绝后，便与其兄陈果夫密商，认为“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扩展，惟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请示领袖（指蒋介石）得其许可，而后进行。”
陈立夫受命后，不便亲自出面，交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办理。曾养甫经谌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上海特科系统的张子华。吕振羽于1935年11月底到达南京同曾养甫会谈。谌小岑于1936年1月3日到上海与张子华会面。
至此，国共两党的接触仍是限于较低层次。但是，决定政策的是国共两党的中央，建立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便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个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是通过宋庆龄的安排才得以建立的。
1935年11月，上海特科因负责人被绑架失去了领导，也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36年1月间徐光汉、徐强和董健吾商议是否可以通过宋庆龄的帮助到达陕北。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与宋家相熟，遂由董出面向宋庆龄请求帮助，而董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提到的王牧师。
当董健吾应邀来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郑重地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行动方便，宋还通过孔祥熙给了董一个财政部委员的名义，并资助了路费，且一再叮咛要保存好信件，说成功了“益国非浅”。藏书网
董健吾临行前，徐光汉又将张子华（未说明真实身份）介绍给董，与董结伴从上海出发。
张子华是上海的地下党员，1936年1月3日他以中共长江局（当时实际没有这个组织）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惠中旅社秘密会见谌小岑。经过几次会晤，张子华了解到南京的意图，表示“愿为此事奔走”，并提出希望南京能派一个人到陕北去向中共中央传递此重要消息。谌小岑同曾养甫商议后表示：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有人为此事奔走。
最后，特科决定派张子华到西北去，因为张是宁夏人。1935年9月，他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曾到陕北苏区巡视过工作，熟悉当地情况。
1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剿共”前线战事紧张，一连40天找不到办法进入苏区。只好铤而走险，董健吾拿着来自宋庆龄的“护身符”——财政部的公笺，前去求见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这时张学良已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也就在1月下旬他与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举行了会晤，并表示他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他还告诉李克农：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极，愿意与红军各守原防，恢复红白区通商。张学良虽有这些举动，但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一旦被南京发现将惹祸上身。这时当他看到董健吾手持的财政部公笺后不由心中大喜，认为了解到了南京的确实意图，自己也可以放手同共产党联络了。2月19日，张学良和陕北中共中央通过电台联系后，派飞机将张子华、董健吾送到延安，再由当地驻军用骑兵护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2月27日，张、董二人到达瓦窑堡，在城外受到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领导同志的迎接。他们听了张、董的汇报后，十分欣喜，马上电告正在前线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彭德怀等。
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十分明显，这些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于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化。
3月，董健吾携带载明上述原则的密件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一一通报有关情况后，旋即赶回南京复命。当他在宋庆龄家中见到宋子文、孔祥熙时，做了认真、详细地汇报。
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在宋庆龄的推动和安排下终于就此接通。
同月，张子华过黄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而后返回瓦窑堡。4月16日他又和冯雪峰同行南下，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张子华则数次往来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他在西安时常以南京来的客人身份活动，既躲避了特务的跟踪，又使张学良从中了解了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络情况。张曾对属下讲：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国共两党的接触能够比较快地取得进展，决非偶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出于民族大义，都有携手抗日的愿望。从国际范围来看，此时，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英、美、苏都有抗击法西斯，支持中国抗日的要求，有利的国际背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明显落后于共产党，一则它是中央政权执政党，不易转变；二则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争权夺利，许多人并不是为了国家，优先考虑的是一己私利。而共产党将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将阶级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而率先捐弃前嫌，联合抗日。
由于这段历史长期秘而不宣，抗战爆发后，张子华在延安受审查，失去自由直到1942年病死，他曾为国共谈判往返奔走的情况更是从此长期无人知晓。又因为张子华在这段时间里一度化名为“黄君”，因而不少人以讹传讹，以为是国民党广西派的黄华表或是中央系统的张冲奔走南京陕北之间。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前，蒋对中共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它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因之，国民党在1935、1936年间在与共产党接触的同时，一直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根本不敢派代表到陕北苏区去，而一直是中共方面人员——张子华、潘汉年在为此奔走。
以追求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自己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一直在呼吁抗日拯救民族危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两天，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定加强对反帝群众运动和武装抗日斗争的领导和组织。此后，中共中央更是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在长征途中，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中共高层领导也时刻注意收集信息，关注着民族的存亡。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了四川西部仍十分荒凉的两河口，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听取了政治局委员博古从无线电广播中获知的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开炮挑衅的情况汇报。会议并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育，同时决定加强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派系国民党部队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专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后虽因战事频繁，未能对此议题做进一步研究，但因已有过这种讨论和决定的基础，所以，不久后当中共中央接获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后，马上就能自觉接受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将这一指示迅速落实下去。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即将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两个多月前，也就是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任务。并把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的《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主题报告，详细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内容和形式等。他指出：“必须在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和胜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前，就建立各部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和团体。”这表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的是“两个极端”的做法，在对待联合的对象上，主张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对待所反对的对象上，主张采取“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限制了联合的对象，扩大了对立面，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是一种“关门主义”的政策。
这种“关门主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积极推行者是王明，以及受到王明控制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而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中，虽然不承认是自己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但却列举了四个例子说明中共中央在这方面是有错误的。
其一是，“在英勇的上海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与一切拥护19路军反日作战的人，结成极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
其二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3年春曾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队，发出订立共同武装抗日战斗协定的口号。这一宣言对在江西战线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将领曾率领所部向蒋介石先生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向江西前线军队并向一切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提供更加具体的建议，以便达到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同时，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本来应当继续坚持并发挥自己的主张，以便在军队和民众面前，追究国民党对抗日问题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没有彻底实行自己的政策，没有进一步想出具体办法，以致没能收到使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实际效果。”
其三，“在福建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估计到这次事变是红军向国民党一切军队提议订立共同抗日讨贼作战协定的直接后果，因此应当十分郑重地去对待19路军和福建政府，应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可是，由于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机械地理解‘反对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发展的非苏维埃的非国民党的道路）的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福建事变的意义就不能给予确切和应有的估计，因此就产生了我们当时在军事策略方面的错误。”
其四，“当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等部队，在北方起来抗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动员北方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力量来拥护他们的义举。可是由于我们北方的和上海的工作人员轻视和不了解这些事变的意义，以致不能在北方形成反日的新阵地。”
共产国际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当年正是一些同志抵制王明提出的“保卫苏联”、“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而被王明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因而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用了很长一段话称赞中国革命的成就，实际上也算是对王明推行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纠正。他说：
“在中国，人民运动已经获得了成果，在相当大的区域内建立了苏区，并且组织了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般的进攻，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叛卖行径，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遇到威胁。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
“因此，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我宣布，我们代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向中国各个苏维埃、向中国的革命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相信这可以表达我们整个代表大会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们向中国人民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问题的讲话，除了赞扬、鼓励和表达敬意之外，还提出了“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的重要概念，这标志着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作用地位认识的转变。此外，季米特洛夫还郑重地向中国人民作出承诺，坚决支持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这含蓄地表达了支持以往中共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的努力。
经过共产国际七大，王明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也有提高。他回到莫斯科后接受吴玉章等人的提议，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战略方针，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修改后，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这份文件号召中国人民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出“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要“为民族生存而战！”“为祖国独立而战！”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份文件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要“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这份文件初步地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统一战线政策，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新的政策转变，《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以后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八一宣言》发表之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张闻天、毛泽东无法了解到发生在国境之外的事情。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抵达瓦窑堡中共中央驻在地。他带回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意见，还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进行电台联络的密码。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部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还在直罗镇前线。坐镇瓦窑堡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对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表示了坚决拥护。他两次写信给毛泽东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也正在这时，《八一宣言》通过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了北平、上海等地。这个宣言连同此前中共中央发表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迅速高涨。
11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内容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抗日反蒋去，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相应地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是连同富农一起反对的。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主持下讨论了由李维汉起草的《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为此，《决定》规定：“我们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这些都为即将召开的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准备。
就在这时，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爆发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首先获得了爱国学生的响应。1935年12月9日，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抗日救亡大游行，汇集了包括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师生。他们打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特殊化和伪自治运动！”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潮水般涌向新华门、西单，进行游行示威和请愿。
12月9日的请愿和示威仅是“一二·九运动”的序幕。12月16日，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分4个大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集市民大会，通过《收回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游行受到了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并有300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
受北平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抗日的怒潮席卷全国。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并得到全国各界的响应，使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识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已经到来。12月8日、13日，周恩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相继回到瓦窑堡，中共中央遂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以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一策略包括对联合对象的扩大，并曾一度引发了争论，毛泽东认为抗日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他的这一思想在其后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作了系统的阐述，但这一观点却受到了博古的反对，博古引经据典提出意见认为民族资产阶段只能是革命对象而不能成为联合对象，毛泽东对此尖锐反驳说：难道我对老祖宗（指马克思、列宁）不忠么？不孝么？！尔后，由于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顺利地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决议强调，“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这个策略也包括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蒋介石认识上的区别，还包括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毫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仅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务，并为完成这一任务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这就保证党能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把握方向，推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发动，并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也使中共能在1936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不仅成为重要一方，而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政治领导作用，赢得各阶级各阶层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章 救国？误国？国人鄙弃蒋介石既定国策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得寸进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愈益苍白无力
★国民党内若干要员向蒋公然说不：胡、李公开痛批蒋氏国策，冯玉祥独闯抗日禁区……政见之争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国民党内裂痕再度扩大
★民怨遍及全国：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招致民众、学子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违背民意、触犯众怒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威胁在1936年达到高潮
★军队将领对蒋的不满更为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危机，陈济棠、李宗仁等相继向蒋氏发难
1936年元旦这天，南京下了一场大雪。中国传统上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因而人们对这伴雪而来的新的一年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把他对1936年的期待写在一首诗里：
欢迎，欢迎，新年，新年。
大雪纷纷下，贫民多可怜！
土地被敌占，至今尚未还
……
我做文天祥，我做史可法，我做岳武穆，我做颜真卿。
说到要做到，不为自欺瞒，欢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另一国民党要员邵元冲在元旦的日记里也抒发了他的感慨：
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抚应国艰，不禁忾然。
两位国民党要员的新春寄语，显然是多了些沉闷和感伤，少了些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然而，他们的心情，在此时的中国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国难当头，日寇得寸进尺，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老百姓感觉到的只能是伤感，只能是失望，谁人敢想象未来的一年，这一年的中国又该变成什么样子？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得寸进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愈益苍白无力
元旦这天刚刚平稳地过去，1月2日，中日之间又生摩擦。国民党第29军132师93团士兵在天津大沽搜查走私时，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职员不仅不接受搜查，还对执行公务的中国士兵大打出手，冲突随之发生。尔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还恶人先告状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方：一、正式道歉；二、撤销大沽驻军及公安局负责人；三、将“肇事”者逮捕、处分；四99liｂ?、赔偿损失；五、以后不得再有“侮日”行为；六、保障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宋哲元被迫委曲求全，在公开道歉的同时，冀察行政当局还作出两项决定：一、赔偿日方400元；二、29军不准进驻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冀东（伪）保安队负责。
在宋哲元接受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抗议”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驻承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代表日方再提无理要求，谋求中方让出察北沽源、康保、化德、宝昌、张北、商都6县行政权，由日本顾问和伪方人员接管……对此类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宋哲元不敢擅处，只得报告蒋介石。蒋氏也是苦无良策，致电宋哲元：“本维护领土完整原则妥慎处理察事。”这实际上是要宋在留有脸面情形下的再次让步。宋哲元领会了最高当局的意图：满足日本所提察北6县改驻（伪）保安队的要求，但坚持伪军李守信部撤回多伦。日本人给了蒋介石面子，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以失去6县的控制权而再次取得了暂时的苟安。
但安宁只有几天。1月5日夜10时许，北平日军士兵30多人演习回城，朝阳门中国守军因为开城门稍迟，日军士兵便开枪击伤中国守城警士张玉亭和保安二队班长张世挺。尔后，日方却反诬“中国士兵对日军射击”，并由驻北平武官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宋哲元又一次扮演了有失国人颜面的角色：向日方赔礼道歉，答应惩办朝阳门事件中被打伤的中国军警，并应日方要求委派石友三出任北平保安司令，此事才算了结。
而日本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目标并不会因此而予以改变，日本军部抛出的1936年对华政策方针，在陆军省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中，有着堪称详细的阐述。它指出：处理华北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具体步骤是：“先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当前要“支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在冀、察自治基本可以信任之时，尽快使其与之合流。”由中国驻屯军全盘负责华北独立运动，原则上以冀察、冀东两当局为对象，坚持内部指导为宗旨，指导的重点放在财政特别是金融、军事和对一般民众的指导上。
控制华北五省仅仅是日本侵略目标的一部分，日军侵华的胃口大得惊人。关东军此前制订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提出的目标是，“伴随华北工作，使内蒙自立于中央”，并“向绥远发展，扩展到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陆军部指示关东军：“内蒙工作的范围，当前为锡盟、察盟、乌盟，如有可能包括阿拉善地区。要使上述地区实现中国政权实际上政令不达的目标。”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才算明白，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日军频繁制造事端，目的是站稳华北，再占西北诸省。
但是，这一对华政策还没有正式实施，日本国内就发生了旨在推翻冈田内阁的军事政变。2月26日凌晨时分，主张天皇神圣论的20多名陆军青年军官，率领1200名步兵包围了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但是包括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官员均被枪杀。
第二天，天皇下达命令镇压叛军。十几天后，广田内阁诞生。在“二二六事件”中，裕仁天皇亲自参与整肃军队，并打破现役军人不得参政的惯例，把那些主张对华作战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擢升到军部首脑机关和内阁里来。新内阁旋即决定增加巨额军费，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把日本经济全面转入战争轨道。
日本发生的政变，不仅对日本政局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引起了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使中国首先成为受害者。新内阁主张加快对华战争的步伐，提出：现在已经到了“中止帝国对华政策的抽象论”，“改变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树立作为国策的新政策之时了。”关东军对华政策的根本观点是：要“从人文及地理观念出发，分离中国大陆；使已分离的各地区与帝国直接联系，并依靠帝国的国力阻止各分离势力的矛盾；以维持各地区的和平与民众的经济繁荣为目的，实现中国各地根绝排日与日满华提携。”这就使冈田内阁制订的“华北自治”更进一步变为“华北分离”，进而殖民化全中国。
日本新的对华政策出笼后，马上付诸实施。从4月18日起，便向天津地区增兵，并实行新的作战编制，兵力由原来的2200人增加3倍到8400人，体制由原来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
日本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并加快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重视。蒋介石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但是，要抗日，就必须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蒋介石奉行多年的既定国策。日本的大举进犯，迫使蒋介石考虑他最不愿考虑的问题。
这不能不说到蒋介石亲手制定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基轴——“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政策的首次公开始于1931年的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中说：
惟攘外必先安内……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９liｂ.
从蒋介石这段话看，“攘外”是指对付一切外国侵略势力；“安内”既指消灭共产党的革命武装，也包括削弭胡汉民、陈济棠等反蒋派系的政治和军事反抗活动。
蒋介石这个讲话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由于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并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原来反蒋派系的政治态度有所变化，蒋提出的“安内攘外”的含义逐渐缩小，变成专指内对中共、外对日本的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内政、外交的政策基础。
蒋介石为何要把消灭共产党置于应对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之先呢？
蒋氏认为，抵御日本侵略乃是手足捍卫头脑，“围剿”红军则是拔出“心腹疽毒”。按照他的理解，日本虽然掠我国土，杀我子民，但他还可以卖国求荣，苟且偷生地继续掌权，而共产党就不同了，它的目标是要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因而，共产党才是蒋氏政权的最大威胁。蒋介石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而不得。这就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此充满个人私欲、不顾民族和人民利益的谬论，蒋介石还生怕别人听不明白，不遗余力地进行宣扬。他专门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委任陈诚为副团长，召集全国军官轮流受训，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和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思想。在国民党政府军中一提“蒋委员长”，或一提“领袖”就必须立正的规定和风气，就是从此开始的。
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讲话，阐述他的思想。影响较大的有：《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剿匪要实干》、《蒋委员长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等等。蒋氏在这些讲话中，“严令剿匪部队，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希望党政军各方同志，须专心剿匪。”他反复告诫部属：国家大患不在日本的侵略，而在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一次讲话中，蒋介石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剿匪，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呢？他说：“在外患日迫，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中国内部若是仍无办法整理，则中国必不能继续苟延存在。”为什么不先“整理内部”中国就无法存在了呢？他的回答是：“现时的匪区，是中国的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匪患，真是国家的心腹之患，此时如果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就决不能够复兴，唯有灭亡而已。”这些话，事实上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红军长征之途，那可谓大部是地老天荒之地吧，但蒋介石依然是兴兵数十万，穷追猛打。
为了消除共产党这个心头之患，蒋介石把如何与共军作战的原则，编写成《剿匪读本》、《军人精神教育》、《孙吴兵略问答》、《步兵操典纲领》、《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封锁法规汇编》等13种书籍，发放范围从基层军官到高级将领。
纵使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想尽各种办法，但其错误的战争指导终使其如意美梦成为异想天开。
蒋介石对自己那套置民族、国家大义而不顾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也感到心虚。为了证明这套政策理论是有根有据、不是他凭空杜撰，苦思冥想之后，终于从历史上找到了根据，这就是1840年以来的晚清王朝。从慈禧到宣统，都是靠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高举屠刀，镇压反抗而维护其没落统治的。蒋介石也要学习晚清的皇帝，国家虽遭受劫难，自己却稳坐“龙椅”。他还号召军队高级将领学习曾国藩，要像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那样，消灭共产党和红军。1936年4月28日，蒋介石在湖南长沙对教育界发表题为《军训之目的与救国的基础》训词，明确提出了学习曾国藩的任务。他说：“曾国藩、胡林翼一班人……所表现的精神和所作的事业……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尤其是可以为我们各位同志效法的，当时一方面有太平天国的内忧，扬子江流域各省，几乎完全失陷，一方面又有英、法诸国的外患，压迫侵略，时时危急，当时如此纷乱危险的国家，就是因为你们湖南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几位豪杰，几位先贤，能够乘势奋发为雄，就将大局挽救过来，使一般同胞的痛苦，能够解除。”
蒋介石更自比曾国藩、胡林翼，而把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比作是太平天国时代的洪秀全、杨秀清。他说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有土匪发生，而且土匪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现在的匪患正是同样的现象。现在赤匪许多组织的方法，亦不过是很粗浅地抄袭洪、杨时代的方法罢了。可是太平天国虽有极严密的组织与纪律，终究却被曾国藩、胡林翼打败。现在的“共匪”朱、毛，决比不上太平天国的洪、杨，难道我们自己就连曾国藩、胡林翼都比不上吗？
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忍让也是有底线的，这就是保住他的政权，保住他的统治。然而，日本步步紧逼，不断挑战他的“底线”，使蒋介石始终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但与日本开战，又是蒋介石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决不选择的道路。他认为，日本太强，中国太弱，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根本没有抗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他曾经对他的高级将领说，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他要我们哪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哪天死。”
但是，蒋介石也不是不想赶走日寇，他只是不愿伤了自己的实力。他怕就怕自己与日军拼杀“伤筋动骨”之后，没有足够强的力量对付党内的反对派和消灭共产党。因而，他把在日军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希望寄托给了英美等外力。希望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让盟军来解救自己。他采取与日本兜圈子的方法，避其锋芒，以拖待变。
这种自以为是“救国”之法，实则“误国”之举。蒋介石越来越多地听到对他的既定国策的不满。这种不满，开始还仅仅是不同观点的争论，而后逐渐发展为一边倒的声讨之声。
★国民党内若干要员向蒋公然说不：胡、李公开痛批蒋氏国策。冯玉祥独闯抗日禁区……政见之争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国民党内裂痕再度扩大
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取代北洋军阀政权之后建立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它是在新老军阀及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其政权基础就不稳固，各派系的斗争此起彼伏，并引发了多次政治危机。但蒋介石不愧是处理这类争斗的高手，他采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明的、暗的等各种手段，制服了一个个对手……
当然，这里面也有口服而心不服的，更不乏表面上“俯首称臣”，但内心却不甘心失败的。这就使其政权内在地潜藏着不稳定、不和谐的“音符”，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会不断有新的反对派冒出来。
而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公然挑战了全体中国人最朴实的民族感情，这就不可能不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
第一个敢于跟蒋介石“叫板”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胡汉民，祖籍江西庐陵，1879年生于广东番禺县一个书吏家中。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因在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常用“汉民”这个笔名，后来这就成为他的正式名字。
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同盟会成立时，创办报纸宣扬革命是孙中山交给他的主要工作。后胡汉民征得孙中山同意将拟办的报纸取名为《民报》，而该报创刊号 href='/article/3771.htm'>《民报发刊词》系由孙中山口授内容他亲自执笔撰写成稿。胡汉民实际上担任了《民报》主编的工作，受命掌握革命党的主要舆论喉舌。在胡汉民主持下，《民报》集中宣传民主革命纲领，批判改良主义谬论，使革命党在国内外的影响迅速扩大。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胡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他政治升腾的起点，由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从1906年起，胡汉民开始投入反清的武装斗争，他与黄兴一起组织了钦州河口起义，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这几次起义都告失败，但却奠定了他从事武装斗争的根基。在随后光复广州的斗争中，未动兵戈便获大胜。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里，胡汉民成为首任都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胡汉民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要职。1914年7月8日，国民党在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被选为总理，胡汉民成为政治部长。在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时，胡汉民又担任孙中山入党宣誓的主盟人。1924年1月，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举行一大期间，孙中山指定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等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是年5月，孙中山患病，胡汉民被委以代理大本营事务的重任。年底，孙中山北上之前，正式委任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代理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显然，孙中山是把胡汉民视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加以培养的。但是孙中山在几个月后很快逝世，特别是孙中山在病重期间汪精卫一直随侍在侧，并由汪精卫亲手记录和传达了先总理的“临终遗嘱”，这使汪精卫有了“亲受遗命”的资本，其身价陡然上升，让胡汉民第一次尝到了与“第一把交椅”擦肩而过的苦涩。但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内三大巨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一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提出以后，胡汉民立表质疑。他特别痛恨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他在复汪精卫的电报中说：“此时国家民族最大问题，亦莫过于抗日剿共，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孚国人之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正式提出“抗日剿共”的口号，这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显有区别，且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其二，表示支持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政策；其三，决定不参与中央政事，保持“在野”地位，这也是对蒋、汪控制的中央政府感到失望的表示。
接着，胡汉民于3月24日在香港发表谈话，在痛斥蒋、汪在淞沪抗战中对奋勇抗敌的19路军和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不予积极支援且多方阻难行径的同时，还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
1．对沪战为切实之应援，务将暴日逐出上海；
2．集中民众力量为抗日中坚；
3．迅速檄调以抵抗为主义之劲旅。收复东北失地；
4．严整沿海各省战守之备，真实谋长远之抵抗；外交仍推行孙陈（孙科、陈友仁）对外政策，确定东北与沪案为整个问题，日军未退沪前，无交涉可言。
胡汉民的上述主张，尤其是关于集中民众力量作为抗日中坚、严整战备作长期抗战、驱逐暴日、收复东北失地各点，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关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在当时的国民党要人中，极少有像他这样态度坚定、抗日目标明确的。
胡汉民在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1931年1月，胡汉民创办《三民主义月刊》，这个刊物发表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但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则是该刊经常的论题。胡汉民自己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直指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在《跋日人关于各国对日经济封锁之应付计划》一文，指出屈辱求和是不可能的：“东北之亡，亡于不抵抗，不抵抗非和也；今日一抗议，明日一声明，邦交依然，互市如旧，亦非所谓和也；呈诉于国联，乞怜于列强，奴颜婢膝，觳觫以承望他人之眼色，既非日降，又非日和；不降不和徘徊莫定，尤非有廉耻知气节之国家所宜尔也。则今日之事如何，日‘唯战’。战败，是亡而非降；战而胜，则国家赖以独立，民族赖以生存。”
在《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一文中，胡汉民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对日抗战。”这篇文章有三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引人注意：
其一，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抗战只是求生的自卫的最低限度的举措”，“因此内部而安固须抗，内而不安也要抗”，否则“情愿束手待毙，不会成了亡国的天经地义吗？”“我从一切历史的事实相信惟攘外可以安内”，根本的说“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这是一种错误”。
其二，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他说：“南京国民政府呢，至今依赖他人，不肯作实际之抵抗。号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不抗日而‘剿共’，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借口赣共猖獗，便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抗日‘剿共’是两年来所抱持的主张，可是权衡轻重，则在今日情势之下，抗日尤重于‘剿共’。”
其三，主张推翻不抗战政府。他斥责南京国民政府“从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的三无主义到不抗、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主义，是南京国民政府应付日本的唯一主义”。“我们所要求的只在如何督责‘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当局，把我们的信念由‘托之空言’，转移到‘见诸事实”’。“唯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假如政府不抗日，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联合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国民，共同负起向日本抗战的责任”。
1934年到1935年，胡汉民抨击蒋、汪错误政策的初衷不改。他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周年的诗中写道：操戈同室疏能间，遂使门开揖盗来。万国衣冠齐齿冷，两河忠义未心灰，竖儒讵有和亲策，儿戏先闻大将台。生聚十年堪借口，不须新火感榆槐。表达他对蒋、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敌人有可乘之机，以致侵略日深的不满；同时也揭露人民在要求抗日，而蒋、汪却借口“十年生聚”，屈辱求和拒绝抗日的事实。
对于胡汉民不断地与自己“唱反调”，蒋介石是非常嫉恨的。只是惧于胡在党内的资历并顾忌几年前“软禁胡汉民”所掀起的轩然大波，而采取隐忍态度罢了。习惯于独裁却还要在表面上显示党内团结的蒋介石，也想利用胡汉民来为其“装潢门面”。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后，便频频邀请胡北上南京主持中央大计，胡汉民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在与幕僚商议后，定下了暂缓北上的决心。这使蒋介石用心良苦谋取党内“团结统一”的计划受到打击。此时，国民党的另一个中枢人物汪精卫，也学着胡汉民的样子，悄悄地从上海去了欧洲，过起了在野般的日子。为了掩盖蒋、胡矛盾，南京方面极力抹杀双方政治上的分歧，一再放出待气候转暖胡即北上的消息。针对南京的宣传，胡汉民于1936年2月22日公开发表谈话，指出：暂缓北上，不是什么健康问题，关键在如何救亡问题。胡汉民在这次谈话中进一步批驳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要点如下：
一、指出日寇侵略日深根源在蒋介石、汪精卫的错误政策。谈话说：“盖九一八事发，日人初无一贯计划，不料其有如此之顺适，假使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能以武力抵抗，或严重交涉，自不至于今日。乃南京国民政府既不抵抗，又不直接交涉，一味依赖国联，……一味向日本叩首，日人乃得在对国际宣称防共，与看透中国不抵抗之两种投机下，肆所欲为，得寸进尺，结果此数年间便铸成中国今日危机及蒋、汪两先生之错误。”
二、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坚持错误，不愿改正。他说：“以余观察所得各方报告，南京当局此种错误未曾改正。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中央政府后，依然僵局一个。在最近复有调整中日问题之进行，其调整原则据日方负责人宣称，且谓已经南京当局认可者有三：第一，中国承认伪满；第二，日本派兵来中国协助‘剿共’；第三，中、日、伪同盟，中国不得与他国合作。此种原则如果成为事实，则不特割弃东北四省，简直中国已侪朝鲜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
三、表示问题不在他是否北上，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是否以实力抗日。胡汉民说：“余现在想如何促进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有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亦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
胡汉民这种坚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力抗日的立场，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同蒋介石的矛盾斗争，虽然带有政争色彩，却已超出政争范围，成为当时抗日救亡斗争的一个特殊部分。当时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灭华三原则，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没同意，暗中却有交易；中国工农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抗日，蒋介石急从洛阳、徐州、浦口等地调兵30万，会同山西阎锡山晋系军队进行围攻；平津学生要求抗日，蒋介石下令进行大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公开站出来抨击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揭露“广田三原则”的灭华实质，要求团结抗日力量，共同对外，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广西绥靖主任、后来曾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向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发起挑战。
在李宗仁看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即是灭亡整个中国，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整个民族求生存的战争，就是全体国民性的战争。不是战不战的问题、什么时候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战的问题。他主张对日实施“全面战”，即：反对局部抗战，主张全线抗战；反对单靠军队抗战，主张全民抗战；反对单纯军事抗战，主张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体抗战；反对一党一派的抗战，主张联合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友军和一切抗日民众力量的举国抗战。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为题，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
李宗仁首先驳斥了南京国民政府所谓“以依赖国联仲裁和美英干涉为唯一政策”的“依赖主义”。他指出，这种“单纯依赖外力论”，乃为一种“出于幻想的机会心理”。如果“不能以自力抵抗侵略，唯坐等国际机会之到来，恐世界战争尚未爆发，而中国则已成为涸鲋矣”。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国联不可恃，列强不可恃，联英、联美不可恃，可恃者以自力耳”。他以“天助自助，自助人助”的格言号召尚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以举国一致抗战回击日本之无厌侵略！
李宗仁又针对“不抵抗主义”者所持的另一依据——“退让求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说：“吾人以土地权利事日，直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种恶果乃“适足诱致日本军阀对华之无厌进攻”。
李宗仁还针对“不抵抗主义”之中心论点“安内而后攘外”论和“忍辱和平，徐图准备”的“准备主义”作了重点批驳。他指出：“九一八”以来，中国之所以精神上未能一致，只因为对日政策未能一致，如欲完成中国实际上的统一，必须首先发动举国一致的抗战，“安内惟有攘外，统一惟有抗日”。对待抗战准备的问题，我们准备，敌人也在准备，而且敌人的准备比我们更快。人家走百步，我们走一步。如果要准备到同他一样才来抵抗，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抵抗的一天。他直言揭露说：“九一八”以来，我们日言准备，但多准备一年，即少见了几省；多准备一天，即多一桩丧权辱国的协定，所以这种亡国的谬论如不改变，只有待机去做亡国奴罢了。总之，“抗战则存，屈服则亡”。“只有彻底摒弃‘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作战，才是中华民族当前之唯一出路”。
李宗仁并针对所谓的“日本武器精良，中国武器落后”的“抗日三天亡国”谬论，批驳道：战争胜负并不是决定于军事设备而决定于被压迫者的坚决牺牲精神，“被压迫民族之恃以抵抗强暴者，不在飞机大炮，而在坚定之民族意志”，这正是日本难以征服中国的地方。李宗仁坚信，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居于被侵略之地位，必能踔厉发奋，万众一心”，而日本之好战者“仅为少数野心军阀”，大多数日本国民则将处于“消极甚而至反抗之地位”，“中国抗日不独无失败之理由，且最后胜利必归我国”。
李宗仁敢于公开批驳蒋介石，并提出与蒋介石主张相悖的抗战理论，除了他的民族情感、政治胆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宗仁对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乃至战争性质作了全面考察、分析，看到了中日一旦开战总体上对我们有利的因素，远远大于不利因素。李宗仁认为：军事上，“一旦战争爆发，日军虽可封锁我海岸，侵占通商口岸，但却无法割断我全民族之生命线，农民仍可耕种劳作，自给自足。只要抗战爆发，各国断绝其原料来源和封锁市场，即不难置日寇于死命；政治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外疯狂侵略使日本政局陷入极度不安。而我国则因为被侵略之故，国民必能一致团结，奋起抗争，以拯国难。”从国际上看，美、英等西方大国都已认识到法西斯对世界的危害。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势必加剧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冲突，诸列强国家虽无发动对日战争的决心，但日本则因公然撕毁华盛顿条约，退出国联，国际环境已陷入孤立。我若实行坚决抗战，自可取得列强的同情及援助，而日本则因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实力被消耗，列强将乘机制服它。只要我们能够奋起抗战，坚持到底，敌人的弱点、短处就会日益暴露，我们的优点、长处就会日益发挥，日本不但不能吞并中国，而最终必将陷入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当局尚无抗战决心、压制抗日力量、堵塞抗日言论的当时，李宗仁有胆量对当局的既定国策提出质疑，并系统阐发他的具有政治远见和战争谋略的“焦土抗战”理论，是可贵的，可以说他后来能够建勋台儿庄、成为抗日名将也不是一日而成的侥幸之功。
蒋介石的错误国策，在国民党党政高层，由个人分歧，逐渐引发为新的政见之争，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两大阵营，使原来本就比较复杂的派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围绕抗日还是退让，主和派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过去的亲日派，他们坚持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政策。主战派主要是在国民党军政人员、地方实力派中的若干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等。
但对日主和的妥协派却掌握着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的主导权，1932年的淞沪抗战，发生在蒋介石不情愿的情形之下，因而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战事的结局。这一战事爆发前后，蒋介石竞指使军政部长何应钦连续三次急电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毋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
1月31日，何应钦又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接受各国领事的调停。并命令19路军“严守纪律和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需遵守”。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英勇杀敌，南京国民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何应钦还以特急电令蒋光鼐等，着令原配属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投炸弹！”并严令19路军：“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射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这样，长江口和黄埔江内日海军可任意行动，日军飞机可在战地上空自由飞翔，支援地面陆军作战。而19路军却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孤军局促于长江、黄埔江和苏州河之间的淞沪三角地带与敌作战。
当19路军与日军在上海激战之际，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不少官兵激于义愤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杀敌。何应钦对请缨者回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需受抗令处分！”
国民党陆军87师261旅旅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他面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愿望时，何应钦听后，板着面孔说：“19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
淞沪抗战的结果，最终以19路军被迫撤出上海，中国与日本签订又一城下之盟式的停战协定而结束。
主战的抗日派虽然无法左右中央决策，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当政者施加压力。他们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的冯玉祥。当年，他曾兴兵响应讨袁，力挫张勋复辟，发动北京政变，参与北伐，将末代皇帝溥义驱出紫禁城，为国民党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得政权建立了功勋。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蒋介石挫败丧失军事实力，很少再问政事。但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不能坐视。1931年12月，在南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提出了“共赴国难、收复失地”的提案，得到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支持。会后，他又奔走于上海、南京、洛阳等地，呼吁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持救国大计。
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依靠政府抗日不成的情况下，冯玉祥把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意见写在了他的行动上。他决意自己组织部队抗日。促使他树起抗日义旗的是他的旧部吉鸿昌。吉鸿昌从海外回国后，在拜见他这位老上司时给他带来了一条实现抗日的主意，即与共产党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冯玉祥对这个意见表示赞成。于是，他移居于自己旧部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驻地张家口，联络宋哲元等旧部着手筹组抗日武装。此时，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随后又进攻长城各隘口。蒋介石的进一步妥协政策，不仅使中国守军坐失战机，而且更加激起了全国各界同胞的抗日义愤。全国许多省市的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冯玉祥举旗抗日。这为冯玉祥施展他的抗日抱负提供了有利时机。他迅速响应全国同胞的请求，毅然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必须拿起枪来，实行抗战。我跟大家一起这样做，蒋介石一定会反对我，掣我的肘，拆我的台，甚至还会给我加上一些罪名。我们手里的军队很少，察省地方又苦，则是眼前的具体困难。可是，只要我们树起抗日的大旗，广大有爱国思想的民众和军队，都会拥护我们，帮助我们。”
1932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冯玉祥表示：要“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组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接着，召开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同盟军纲领决议案，规定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还规定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农、士兵生活，释放因爱国而遭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为纲领。会上，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
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后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出兵收复察省失地。抗日同盟军在一个月内攻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使察省失地全部收复。
抗日同盟军的捷报震惊中外，全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冯玉祥决心乘胜前进，进一步收复失地。7月27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亲任委员长，下设秘书、政治、军事、经济等局。此时，抗日同盟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照此发展下去，当可对遏制日军进犯华北发挥有力作用。
但是，冯玉祥此举无疑公开挑战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是蒋所不能容许的。蒋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诬蔑抗日同盟军会“惹祸”。冯玉祥据理进行反击。他在向全国的通电中说：“查多伦失于5月1日，沽源失于5月24日，而玉祥兴师抗日，则在5月26日，实通此处，不容缓图。而人之片面宣传，竟谓因玉祥之奋起，始引致日军之来侵。果诚如此，则东北四省，何以在不抵抗主义下，完全丧失？夫以地事日，有如以肉投绥虎，地不尽，侵略不停。”
蒋介石则亲自指责冯玉祥是“联俄”、“联日”，“割地自雄”。
汪精卫也加入到反对冯玉祥抗日的行列。7月28日，蒋、汪在庐山发表联合声明，给冯玉祥加上了“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碍统一政令”、“妨碍中央边防计划”、“滥收散军土匪”、“煸扬赤焰”等罪名。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何应钦：对同盟军“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何应钦在数度派人力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无果的情况下，一面下令庞炳勋、冯钦哉率两个军向察省推进，派孙德荃、关麟徵、冯占海各部开往沙城、怀来、延庆等地集结待命，企图用武力威逼冯玉祥就范；一面与关东军要员土肥原二联络，秘密商定协同进攻抗日同盟军。在腹背受敌，政治、军事、经济都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冯玉祥不得不于8月4日接受何应钦提出的取消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名义，让出张家口、宣化，让宋哲元回察主政等条件。
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察北抗战被蒋介石压制了，但由此激起的全民族抗日火焰却熊熊燃烧起来，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扑灭的。
★民怨遍及全国：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招致民众、学子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违背民意、触犯众怒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威胁在1936年达到高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中国古语形容的是老百姓与当政者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注意的是它的前半句“水能载舟”，即当政者是依靠老百姓的认同才能维持政权。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探讨，后半句则更加重要，即民心是不可违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后，不断感受到违背民意、招致众怒所带来的政治威胁。这种威胁在1936年进入高潮。在1935年最后几天里由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的抗日浪潮，到1936年不仅没有平息的意思，而且向全社会迅速扩展。
国际社会的支持也给中国学生运动以鼓舞。世界学联获悉北平学生发起爱国学生运动后，立即决定在全世界发起援助中国运动。并致函中国学生，说：“在学生运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像这样的好。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也觉得十二万分的光荣。”
世界学联的这封信，立即得到英、美各大学的热烈拥护。为此，世界学联规定4月22日到29日为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周，广大学生将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各大城市举行示威罢课，口号是：“拥护中国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拥护中国学生民族解放运动。”
本着上述精神，世界学联与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伦敦中国学生会等团体，在伦敦发起国际学生会议，通过了《援助中国学生斗争告全世界学生宣言》，号召各国学生“对于这个斗争表示同情，和中国学生建立联系，给他们精神和物质的支持”。会议还要求各国学生举行会议，通过决议或通电，或派代表团到日本使馆，抗议日本侵略；建立有关国家的学生和中国学生问的联络委员会，互相交流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情况和经验；在各大学组织联合研究团体，讨论远东的情势和中国的发展问题；组织募捐活动，供给派遣国际学生代表团赴华，以研究中国学生的条件和现状，并且和中国学生建立个别的关系等。
国际学生会议之后，由英法两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会同著名人士坎德布莱会会长约翰勋爵、工党领袖琼斯等发起国际会议，其宗旨是联合保卫中国的独立，支援中国反侵略斗争。会议通过决议，在每个国家举行集会或会议，“使公众了解远东形势和严重性及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干涉”；在各重要中心，应组织同情中国的示威。一切与中国友好的朋友通电或派代表至日本使馆，并致签署《华盛顿条约》的9个国家的政府，请求停止日本的侵略。对于国联应送达备忘录，督促处理这个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以决定用有效的办法保障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世界舆论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和赞助。最能代表美国民众一般心理的纽约《民族周报》连续几次发表时评，对中国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及历次救国运动中所作的贡献推崇备至。该报1月8日的评论说：“过去几星期中，反对日本入侵华北之中国学生全国运动，其积极政治活跃，实为1925年以来所未曾有。学生的真诚爱国热忱及他们的威望，使他们所一致赞助之任何运动，常常得到胜利。”
法国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给中国学生的信中说：“本社对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学生保护中国独立之英勇行动，特致热烈的敬礼。北平当局对于此辈表示其爱国热忱的青年人民，竞不惜施以流血的镇压，至堪痛恨，本社特提严重的抗议。本社深信，我们必继续得到中国成千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联合共同抵抗外来之侵略者的消息。本社并乐于期望南京国民政府以一切的方法对于这一民众为本国自由而斗争的努力予以帮助。”
在国际舆论的支持下，中国广大学生不顾政府当局的暴力镇压，继续在高压下抗争奋进，推动抗日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1936年2月11日，河北省省立北平高中在学校开学时因学生酝酿恢复学生会，与校方发生冲突。学校当局遂以学生会“组织既无规章，行动又为越轨”为由将康世恩等10名学生开除。高二和高三150余名同学表示抗议，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在校方坚持既有处理决定的情况下，该校高中同学遂与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学校。学联闻讯后，决定发动北平各校代表1000余人护送河北高中同学返校，并提出3项条件与该校当局进行说理斗争：（1）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2）允许学生成立学生会；（3）给学生以爱国自由。
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暗中指挥学生队伍来到河北高中。校方闻讯，早已关闭前后大门。学生冲进学校时，校长焦实斋惊慌逃走，学生在找他交涉不见的情况下，就捣毁了他及训育主任的办公室。待焦实斋带着军警前来镇压时，大多数学生已经撤离，结果抓走了未及撤离的两名新闻记者和学生郭清。
郭清被捕后受尽折磨，但他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招认学联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一个月后死于狱中。临死前他喊道：“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
3月31日上午9时，清华、燕大、师大、中大、北大、中法、女子文理学院、汇文中学、大同中学等14个学校共700多人，在北大三院礼堂隆重举行“悼念郭清烈士大会”。大会进行中，军警封锁了学校。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把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找到校长办公室，要求他立即解散追悼会。韩天石与黄华及另一位学联党团成员王庸商量后，决定会议照常进行，并在追悼会上通过一系列议案：（1）通电全国报告郭清死难经过及大会意义；（2）检举北平公安局；（3）为郭清建纪念碑；（4）援助被捕同学及教授；（5）通电各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6）反对日本增兵华北；（7）呈请国民政府下令严禁各地压迫爱国运动。同学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临时决定抬棺上街游行，推举黄华为游行指挥。
鉴于学校大门已经被军警封锁，同学们就在后墙撞开一个缺口，队伍一出长安街就被军警追上，前堵后截，围攻殴打，学生受伤者无数，黄华、王庸等52名学生被捕。
“3·31”抬棺大游行，再次显示了北平学生崇高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是华北军政当局宋哲元、秦德纯等以很大压力和震动。
这次事件不久，天津发生了“5·28”反日大示威。天津的反日示威发生在日军大举增兵天津之时。此时，天津几乎已经变成一个“亡国市”，不仅日本侵华新的大本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这里，而且从《何梅协定》签订后，随着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撤离，标志国民党执政的党旗、国旗和孙中山画像也被纷纷撤去，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太阳旗四处飘扬。一批批由冀察政委会任命实际上是日本方面指派的日本军事教官，操纵着学校的一切事务。
经常有居心叵测的测验表和志愿书下发，要学生回答：
（1）如果有敌人侵略你，你是否抵抗？（2）你能在群众面前讲话吗？（3）你愿意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吗？（4）你做事是五分钟热度呢？还是热度到底？
问这些问题，目的是检测学生有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想、意志和能力，然后进行迫害。与此同时，教员也要填写“反共志愿书”，其内容不是反对共产党就是拥护共产党，没有中立的选择。如果不填，即被视为实质赞成共产党。如果填了，便永远不许参加任何未经立案的团体活动。
这种近乎亡国奴的生活，使天津市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不可忍受，憋足了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是怨声载道。1936年入夏后，受刘少奇委派，中共北方局代表林枫出现在天津。而在天津市西郊一个陵园内，关于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行一次示威游行的计划也告酝酿成熟。
天津市学联原计划在“五卅”惨案纪念日当天组织游行，但被天津市当局事先侦知。政府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对付学生用的警车、木棍、大刀、水龙等。可他们的准备也被学联得知。为保证游行取得成功，天津市学联临时决定把游行时间提前到5月28日。这一临时改变，使当局措手不及，北路游行队伍很快在商职学院门前汇集，他们打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抑制日货、禁止走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直奔金钢桥。这时，由南开大学、广东中学、三八女中等校学生组成的南路大队，也来到金钢桥。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加人，偶有军警阻拦，也被他们冲散。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宣讲华北新的危亡形势，要求政府起来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在日本侵略华北的中心、“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喊出不愿做奴隶的吼声，特别是第一次喊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的新口号，显示了广大民众支持抗日、反对妥协的强大力量和决心，也给处在困难境地和彷徨状态的宋哲元以很大的教育和支持。有了这种力量作后盾，宋哲元才敢于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采取表面敷衍内中强硬的态度。
时任宋哲元部军法处处长的邓哲熙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日本人逼我们撤出平津冀北，退到冀南。蒋介石要我们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以避免事端，集中力量打内战。我们如同意撤出，那么将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而且蒋介石可以把辱国之罪，加在我们头上，像“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一样；如不撤出，日本人又步步紧逼。在两大压力下，我们感到很孤立，这时才想到利用平津学生和华北民众的抗日救国高潮，对两方面都说你们不能操之过急，否则要演成重大的事端，果然还有一些成效。
宋哲熙所说的“有一些成效”，指的是由于学生运动浪潮的冲击，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方已经达成的“华北防共协定”协议未能实现，29军也没有撤往冀南。日本原想以大规模增兵为手段，迅速完成对华北的军事占领，但由于中国爱国学生和民众运动展现的抗日伟力，使其如意算盘落空。就连日本迫使华北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维持”平津治安的所谓要求，也被宋哲元以公开发表谈话的方式予以拒绝。
天津学生“5·28”反日示威的成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十几天后，北平再次爆发“6·13”反日大示威。
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众的一次次示威游行，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日联合阵线、越来越强的抗日力量。随着运动向深层发展，其组织形式也由街头示威发展到建立各种抗日组织，进行具体的抗日活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几十个抗日救亡组织在民间建立起来。1月，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2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这些抗日组织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参与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布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徐州、南京、上海、安徽、厦门、香港、广州、广东、广西、武汉、无锡、泰安等地和19路军的代表共50余人。其中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钱俊瑞、曹亮等，有的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有的是社会各界名流。
大会通过的宣言说：“九一八”后的4年8个月来，南京当局不仅没有抗战的计划，“甚至相反的是陷入无抵抗的错误”。他们“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企图征服全国”；“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在全国大多数人强烈要求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共同抗敌的时候，国民党“依然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依然认为中日纠纷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我们“批评的目的，在纠正这种错误，使它不会在将来重演，而决不是攻击任何势力以至推翻任何势力”。这种批评的性质，只“是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
宣言建议各党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如此多的高层名流参加到抗日组织之中，公开站到了蒋介石既定国策的对立面，这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其政策所引发的后果的严重性。
★军队将领对蒋的不满更为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危机，陈济棠、李宗仁等相继向蒋氏发难
靠军队起家的蒋介石，十分明白拥有一支对自己效忠不二的军队的重要性，同时也十分明白军队一旦出现离心倾向的危险性。因而，蒋介石非常重视培养军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建立他对军队的绝对权威。他通过黄埔军校培植了大量亲信，并通过这批亲信建立起了一支孝忠蒋氏的嫡系部队。对于非嫡系部队，蒋介石常常通过拉拢收买的办法将其收拢，一旦收买不成，就被视为旁系，或采取整编、调防等形式将其分化，或采取派往“剿共”前线的办法消耗其实力，或干脆兴兵讨伐，予以剪灭。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军统”、“中统”两大特务机关，掌控高级将领言行，如果发现有异志者，就罗织罪名，断然剪除。
名为国民革命军的国民党政府军包括中央（黄埔）系和地方系军队在内，虽是在对旧军阀部队收编、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的是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攸关国家存亡的民族大义上，有是非感、有民族情愫的爱国者也是大有人在的。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现实，许多将领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的公开提出质疑，更有人甚至以自己的行动向蒋介石说“不”。
而官拜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办公厅主任、两广军政首脑、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李济深即为向蒋说不的挑战者之一。
从李济深的这些头衔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内是数得着的人物。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甫一成立，李济深就是国民党仅有的5个军的军长之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他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也是围歼陈炯明叛军的主力，并为取得第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立下大功。北伐战争时期，李济深又成为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总监部参谋长，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与蒋介石、朱培德、宋子文一起筹划了北伐战略方针。北伐胜利之后，李济深当上了管辖两广地区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何香凝、孙科、戴季陶、宋子文、陈树人、甘乃光等7名党内要人则是这个分会的委员。同时，李济深还兼领广东省主席及省军事厅厅长等要职。
李济深与蒋介石的矛盾之初发生在怎样落实国民党“中央”1929年初的裁军精神上。在1928年表面上实现全国统一之后，蒋介石以战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为由，决定在全国实行裁军。李济深作为两广地区的党政军首脑，是从正面理解蒋介石的精神的，他支持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并带头从自己控制下的部队做起，凡是没有战功的部队统统裁并，同时将第8路军所辖的海军和空军交给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蒋介石的真意是，通过裁军削弱各地实力派的力量，因而在执行“中央”编遣计划上，蒋介石只裁他人，不裁自己，导致各地大员也都采取了保存实力的做法，这使李济深深为不满。他致电蒋介石提出批评，说“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亦结束了，应该从事建设，然而看你的举动，似乎不妥，到处阅兵，是示威之意”。李济深明确表示，“我不愿看到国内再有内战”，也不愿到南京任职，而是“自请归田”。
蒋介石对李济深的做法感到不满。他更不满意于各地方实力派猜透了自己的心思，对编遣裁军计划采取“软”抵制的态度。他要杀一杀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威风。蒋介石首先选定从桂系首领李宗仁入手。为什么要从李宗仁开刀呢？在蒋介石看来，李宗仁是桂系“新秀”，而李济深素有“半个桂系”之称，灭掉李宗仁就如同断掉李济深胳膊，达到削弱桂系的目的。而抓住李宗仁必将牵制住了李济深，同时起到了警告李济深的作用。当然，最终目的还是拿掉李济深。
很快，“湘案”发生，蒋介石有了“灭桂”的绝好机会，也有了整治李济深直接的理由。1929年2月19日，当国民党中央召开三全大会之时，由李宗仁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以所属的湖南省省长鲁涤平“把持税收，剿匪不力”等为由，免去了鲁涤平的省长和18师师长职务，并下令由何健取而代之，还派叶琪等桂系将领率部入湘，这就是著名的“湘案”。
蒋介石是在奉化得知湘政有变消息的。闻讯后立即返（南）京，聆听鲁涤平陈情。鲁的陈述改变了蒋介石在“灭桂”的先后次序上先李宗仁再李济深的原定计划，而决定两面同时进行。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准备合击武汉；一面以军队“编遣期间不得调动”和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官员为理由，要求监察院长蔡元培和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查办“湘案”。这实际是想将李济深拖进“湘案”，以便为治罪李济深制造借口。果然，在看到蒋介石准备兴兵的动作之后，桂系将领胡宗铎也调动军队，准备迎战。这又使蒋介石有理由以“调停湘案”为名电请李济深北上，结果李一到南京便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之后，李济深才得以恢复自由。
这次无辜入狱，自然使李济深对蒋介石芥蒂更深，但这必竟是党内的权力之争，那么，“九一八”之后在民族面临危亡之际，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之策，就使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迅速演变为政见上的严重对立。1932年1月，蒋介石从第二次下野中刚刚复职，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李济深正担任着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同时还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蒋氏复出的第4天，日本便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均为李济深统帅粤军第1师及国民革命军第4军时的老部下。他们与李济深一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剿共期间不准轻言抗日”的说法是对民族大义的不负责任。于是，在李济深的支持下，蒋光鼐、蔡廷锴毅然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使“一·二八”淞沪抗战震动了世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在日军大量增兵而19路军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情况下，李济深建议蒋介石调东北义勇军入关加强淞沪的抗战力量。蒋介石再次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在军事委员会讨论时同意李济深的建议，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携信令张学良阻止义勇军人关，这使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丧失了信心，并成为日后与蒋决裂而公开支持19路军发动“闽变”的关节点。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爆发！
是日，在福州南门公共体育场，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会标下，坐着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7名由全体代表推选出来的主席团成员。主席台下坐着福建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公务员、19路军驻福州部队官兵、福州各界民众及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等数万人众。
在主席团总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后，李济深发表了演说。他以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指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亡国危险和在此严峻形势下全体民众的任务：“时至今日，要想救国、救家、救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重围中冲开出路，非全民众起来共同奋斗，没有第二个办法。”
在各地代表发言后，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宣言》指出，中国近年来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人民的种种痛苦，都是蒋介石政府“媚外残民的结果”。为解救人民于水火，《宣言》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主张，主要是：中国为中华生活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人民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实现全国人民之彻底解放；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等。
会议还决定，即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并推李济深为主席。同时成立掌管陆海空军及人民武装一切事宜的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任主席，黄琪翔为参谋团主任，陈铭枢为政治部主任，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19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爆发后，社会各界及民众团体表示坚决拥护。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自上海致电表示支持；北平《晨报》社赵博生特地来到福州，转达正在欧洲的张学良将军赞成此举，并“决定即离法回国不久可到”福建的信息。著名民主人士王造时发表《为闽变正告当局》的文章，指出福建事变不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权斗争，而是要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是有政治意义的运动。天津《再生》杂志发表文章，高度评价福建人民政府“取消党制”，称此举“在中国政治上至少为一新时代之初转”。
蒋介石对此次事变感到且惊且恨，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并作出决定，永远开除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党籍，褫革他们的本兼各职。同时，调集蒋鼎文第2路军、张治中第4路军和卫立煌第5路军共15万人马，对福建人民政府和19路军进行“讨伐”。
此时，闽、粤、桂三省联盟亦出现危机。粤省陈济棠在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立刻倒戈，对闽方持敌对态度。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虽对闽变抱同情态度，但受到陈济棠的牵制，不敢擅动。而“闽变”发动方企望联合的红军，又因中共尚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使双方联合徒有协议而未有其实，终使福建方面孤军作战，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所打败。
蒋介石没有吸取这次事变教训，认真检讨和反思其抗日、“剿共”上的政策失误，而是把罪责强加给党内的持不同意见者身上，不断地对非嫡系的部队进行清洗。这就使得物极必反，两年之后，还是在南中国的这个地盘上，又一次爆发了两广事变。
引发这次事变的导火索，与被蒋镇压下去的“闽变”有着直接关系。
闽变的发生，使蒋介石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两广地区深感不安。在处理福建事态的同时，蒋介石把解决两广的问题列入议程。问题是两广的精神领袖是比蒋介石资历还老的胡汉民，他不离开广东，蒋介石就无法对两广下手。
1936年5月12日，这一天，影响蒋介石兵逼两广的“绊脚石”终于不复存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5月9日下午，胡汉民应邀到妻兄陈融家赴宴。饭后与陈家家庭老师下象棋，先赢了一局。第二局开始仍占优势，正想以车压道取胜，不料对方配有伏炮，使胡汉民的临头车势在必失。棋势骤然起变，胡汉民在苦思挽救之法时，引起血压升高，右脑侧血管爆裂晕厥。经过紧急抢救，虽苏醒过来，神志略清，但已自知不起，于是急忙令人召集萧佛成、陈济棠、邹鲁、林云陔、杨熙绩、陈耀垣、张任民、王季文、陈融、林翼中、刘纪文、黄季陆、陈嘉祐及夫人陈淑子、女儿木兰、堂弟胡毅生等到病床前，口授遗嘱，3天后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时年58岁。
胡汉民去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报刊在刊载胡的遗嘱时，删去了抗日、反蒋的内容。近年来台湾出版的书籍则把“非推翻独裁政治……”一句改为“非澄清政治……”这些都非事实，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将此遗嘱全文照录如下：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我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30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这个遗嘱，着墨于晚年的抗日、反蒋，反映了他对民族大义的坚持。但他故去，使两广势力顿失重心，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此前，蒋曾以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头衔诱胡北上，目的即是想让胡离开两广。然而，好话说尽，胡汉民也不离西南半步，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岂不快哉？真正天公作美。
原来，蒋介石希望借此机会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分化两广。胡汉民去世的第3天，蒋介石就把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叫到南京，告诉他：“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这个消息自然很快就传到陈济棠那里。
凭陈济棠的心智，不会看不到这则消息的背后所潜藏的道理。两广这么多年一直相依为命，唇亡齿寒，桂亡粤何能独存？陈济棠很快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计。早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心有不满的陈济棠，为了生存，过去一直压抑着这种不满。眼看着蒋介石就要对广西动手，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陈济棠了。情急之中，他把久蓄的不满一下子释放出来，决定举起抗日大旗，造成南京出师无名的局面，暂求一时之安，再寻万全之策。他约见在穗吊唁胡汉民的广西李宗仁的副手白崇禧，透露南京即将对桂用兵的信息，并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白崇禧感到事态重大，立即派人向李宗仁汇报。待李宗仁从南宁到达广州时，蒋介石派遣的居正、孙科、王宠惠等8名要员，已经先行到达，并由王宠惠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陈济棠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改称第4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南京重新任命，统一币制”，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向两广摊牌。所不同的是，由先广西再广东变成了先从收回陈济棠在广东的大权开始。
李宗仁见此已无退路，遂同意陈济棠的提议。两广同时行动，于1936年6月1日，正式揭橥，发动了两广事变。
5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
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
6月2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冬电，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请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率先发出响应“冬”电的“支”电。并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开始向湘南举兵。同时在两广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争取民众响应的标语。还组织起一个300多人的抗日请愿团，准备北上请愿，以壮威势。
蒋介石对两广事变非常恼火，他原计划此时要集中力量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剿灭已经完成长征并到达陕北的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两广事变使他这一计划不得不被迫延后。
如何消弭两广势力，使蒋介石绞尽脑汁。两广不比福建事变。当年福建政府控制的部队仅5万之众，而今，广东就拥有5个军约20万人，还有空军6个中队，江防舰艇数十只；广西拥有4个军，加上民团约10万多人，还有空军3个中队。这近40万的部队不是轻易能够消灭的，同时两广举起抗日大旗，此刻向两广开战理由也不充分，一旦不能迅速平息事态，很可能被党内的反对派利用，掀起新一轮反对他的浪潮。到那时，即使剿灭了两广，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各地的实力派，更不用说对付富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了。
蒋介石思来想去，还是老办法：分化两广，分而击之。军事与政治并用，拉拢与威胁齐进。
他先用缓兵之计，6月7日，致电陈济棠：“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并劝告陈不要同南京国民政府闹独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6月9日，蒋再次致电陈、李，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之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同时矢口否认向西南提出五条件之事，声称：“中央这次派员祭奠胡汉民先生，至诚专一，尽哀尽敬，决无此事。”要两广“不要相信外边一切谣言，与中央团结一致。”蒋介石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动员委员会，总会设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企图缓和战争气氛，制造和平一致的假象。
在麻痹两广的同时，蒋介石急急秘密部署用兵。6月10日，蒋命令陈诚率两个精锐军，抢先占领衡阳，使两广部队北上的计划受阻。
接着，他拿出离间、收买对手的看家本领，首先对广东陈济棠军的高级将领进行攻心战术，并有斩获。7月4日，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多人，驾机飞离粤境，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7日，又有9架粤机飞京。8日，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副军长李汉魂称病“封金挂印”，弃职离陈而去；粤军第2军军长张达也暗中向“中央”输诚。蒋介石还通过孙科、上官云相策动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随后，广东剩余的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全体驾机归附南京。
部下的纷纷倒戈，使陈济棠丧失了应战的信心。3年前，因为蒋介石的说项和重金收买，陈济棠弃李（济深）而去，葬送了福建人民政府；而今，陈济棠亲眼看到，他的部下重演了3年前他投蒋的一幕，从而结束了他将近7年的“南天王”生涯。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陈济棠部不战自溃，使西南变局的中心由粤转桂。李宗仁的压力骤然增大。考虑到此前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也已作出让步，并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就主动向蒋表达了愿意妥协的愿望。李宗仁分别致电吴忠信、张定瑶、黄绍兹，表示：“只要中央真心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并请他们向蒋转达这一态度。
此时，李宗仁态度的软化，对蒋介石而言，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如果在陈济棠没被击败之前，李宗仁能有这种态度，蒋氏肯定是会高兴的。当时，他也曾真的想在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但是，在轻易地收拾了陈济棠之后，这种想法就骤然生变。他要乘刚刚取得的胜利，一鼓作气，兵锋西指，一举拿下广西，以去多年心腹之患。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得知李宗仁意欲罢战的消息的。这一消息在蒋介石看来，如同投降书，不仅没能促成南京方面及时收兵，而且使蒋氏气焰更涨。7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几天前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同时调遣大军进逼广西。
李、白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城下之盟，遂公开与南京决裂，复电，斥责蒋介石“墨迹未干，自毁信誉”，表示对蒋的任命“殊难遵令”。同时，李宗仁在全省下达了全民动员令，扩编成立战斗部队，一周之内就组编起21个师，准备与蒋介石战斗到底。
与此同时，李、白数度对外发表讲话，表示决不因为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而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为了把主张抗日反蒋的力量团结起来，李宗仁还亲自致函主张抗日的李济深来桂主持大计，并派遣亲信赴港邀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人桂重组19路军。
至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人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间也是豪杰汇聚。在“抗日图存”的口号下，桂省军民普遍发动起来，民团、学生大都动员起来，老百姓也纷纷订立了《抗日公约》，被激起来的民众热情持续高涨。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号召“反蒋抗日”。李、白举旗反蒋，主张抗日，不管其当时的急迫政治意图重心是否在此，但此举却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所契合，适应了当时普遍主张抗日的社会潮流。毛泽东在6月9日通过陕北无线电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表示：西南抗日反蒋中“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中共的表态引起了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视，他们派人与延安建立了联系，并与中共领导人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进行了探询和商讨。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围绕对桂用兵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两广方面在事变发生后已经与派往西北剿匪的东北军、西北军接上联系，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
这些举动，使蒋介石在筹划攻桂时不得不有所顾虑。他再次调整战略，开始寻求谈判解决问题的转圜办法。处于劣势中的广西方面自然希望避免战端，这就使和解有了共同基础。最后在各方的努力下，和议方案最终达成，内容包括：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去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的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
9月16日，李宗仁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并发出和平通电。内称：
宗仁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既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鉴。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央威惧。所幸吾中央当局，鉴于民众之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遣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运动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予为一致之努力。
两广事变就这样结束了。
围绕抗日还是剿共所引起的一次次政坛险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也要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出调整，也不得不把抗日作为自己维持政权的必须考虑。实际上这种政策转向，从日军增兵天津后就已开始酝酿。1935年10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暗示中国政府准备武装抗日，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对此，苏方很快作出反应，并在9天之后与中方进行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政府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等设想。
作为准备抗日的一部分，国民党也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先后开辟了4条渠道与中共联系。第一条渠道是，派遣邓文仪到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第二条渠道是，指派陈立夫负责打通国共关系的工作，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第三条渠道是，由宋庆龄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国共两党中央直接建立联系。第四条渠道是，通过中共上海地区党组织沟通国共联系。到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共中央谈判代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进行直接谈判，国共两党的沟通渠道正式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日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于在五全大会上讲的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国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他还说：“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度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种侵害，就是要损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蒋介石这些言论，与半年前的讲话相比，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他不仅明确宣布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而且表示了一旦中国领土和主权再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害，即下“最后牺牲”的决心。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还加紧了为抗战预作物质准备的行动。在1935年国防计划中，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以消耗战略的长期抗战，“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在1936年的国防计划中，又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确定“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
为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还决定对原有庞大而杂乱的军队进行整编，计划至少要整编出60个师，半年一期，每期编练6至10个师，目标是加强和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为抗击日军建立一支国防陆军的基干。蒋最为信任的干将陈诚随之受委，为陆军整理处处长，全国所有的炮兵、骑兵、工兵统由其负责督导整理。
张治中也是蒋介石信赖的不多的几个嫡系将领之一，蒋同样委以他重任，责成张治中负责南京和上海地区的战备工作。蒋介石还把张从中央军校调到苏州，在狮子林和留园，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名义，秘密进行作战研究，实际上承担了预设将来作战指挥部的使命。
蒋介石还下令加强江防、海防，以防御日军海军袭击，并同时下令整顿南京、镇江、江阴、镇海、福州、厦门、汕头、虎门等要塞，充实其武备。在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还秘密调集4个师从事构筑国防工事的任务。至抗战爆发前，共在江浙地区建立工事2264个，占全国总建工事的三分之二。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独裁实力人物的蒋介石在对日态度缓慢变化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也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消灭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当1936年底国民党党内矛盾有所缓和之时，他的这一立场和态度便再次凸显出来。
第三章 反蒋？逼蒋？共产党在西北建立“三位一体”
★强邻虎视，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毛泽东看到了西北的战略优势，他力主把联合抗日的触角伸向在西北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
★环顾西北国共两军的战略态势，分析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的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统战重点锁定于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并支持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
★军事配合重拳出击。打掉张的“剿共”速胜幻想；政治上晓以民族大义……张学良逐渐接受中共的团结御侮主张，终于开始了由助蒋“剿共”到积极与中共联系，力促实现举国抗日局面的转变
★西北的第二号军政实力人物杨虎城，乃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身边聚集了一批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有识之士。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方针“吸引”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赞同联共抗日
★接受张学良“联蒋抗日”的主张，弥合蒋介石离间挑拨所造成的张、杨分歧，中共的政策调整和有效运作，使西北的抗日大联合终获成功
在中国诸省中，陕西省不是一个富饶的地区。
尽管历史上有三个主要朝代从这里兴起，特别是在公元618—906年间，长安曾作为大唐王朝的国都，作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政治文化的中心曾经辉煌一时，而近代的西安就作为这一千年古都的一部分延续至今。也许就是从盛唐以后，由于经济和政治重心逐渐向繁荣且人口众多的华南和华中转移，陕西——这个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文化走廊之端，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即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哀退过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其直接结果是造成了陕西省尤其是陕北地区的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缓慢。
不少中外人士都对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境况留下了令人扼腕的记载。
曾任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总策划者的特德（O．J．Todd）说：“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不利条件最多。的确，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个大财富，50年前的回民起义（1862—1873年）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一样无力地躺着。”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陕北景象：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足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量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
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估计，在1928—1933年大灾荒期间，共造成陕西省250万人饿死，几乎占全陕西人口的1／3，另有50万人迁到其他省份，还有数不清的人被迫卖掉了房子和土地。
但是，自从1935年底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保安之后，中国西北、陕西省北部这块贫瘠的土地，顿时就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强邻虎视，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毛泽东看到了西北的战略优势，他力主把联合抗日的触角伸向在西北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
1935年12月8日，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前率领中央军委机关部分人员，冒着刺骨的寒风，离开甘泉史家湾，于13日黄昏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在齐家湾召开直罗镇大捷庆祝大会。毛泽东站在临时搭建起来的极其简陋的主席台上，面对红军指战员的欢呼，发表讲话庆祝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挥动着有力的手臂，号召红军要无比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幽默地说：前一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可走了两万五。要是也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我们红军曾经有几十万人，现在只剩下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助我们安排这个好地方，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
毛泽东风趣的讲话引起台下一阵阵笑声。继而，毛泽东分析了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说：一是两个军团的会合，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战略与战役的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是战斗准备充足；四是群众与我们一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一定无往而不胜。
祝捷大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是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长征以来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举行的第一次阅兵。尽管武器装备十分简陋，但红军指战员精神大振，情绪高昂，他们在镰刀斧头和红星的军旗指引下，迈着雄壮的步伐，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口号声、欢呼声在黄土高原的山谷里回荡。
毛泽东讲话中所提到的“困难”，当然包含经济和生活上的困难。保安县，刘志丹的家乡，陕西最穷的县之一。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下住进来几万人，吃饭穿衣就成了令人头疼的大问题，有的地方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
面对如此窘迫的生活环境和华北事变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如何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去发展和扩大陕北苏区，积蓄抗日武装力量挑起救国救民的重任，真正使陕北苏区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工农红军投身民族抗战的前进阵地，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如何正确解决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也是关系到民族存亡和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并在红军发展方向上，发生了重大争论。这些争论是党在民族危亡时刻，又面临着极端困难情况下产生的，是党在这一特殊时期如何使党的主观认识符合于中国具体实际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
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着以下五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
第一种意见是：离开陕北，到陕南另谋生路。这是林彪等人的主张，林彪萌生到陕南的想法，根子在陕北生活条件恶劣，继而对中央关于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构想产生了动摇。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要带一部分部队去陕南打游击。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一个多月里，他连续8次写信、打电报向中央正式提出，要带领一部分人离开陕北，到比较富裕的陕南，依托秦岭山脉开展游击战争，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为重要，首先能解决吃饭问题。他甚至说：宁愿受处分，也要离开陕北。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林彪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是怕艰苦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陕北根据地眼下是艰苦，地方小，可它终归是我们的落脚点。如果没有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的这块根据地，我们长征还不晓得在哪里去落脚。
第二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扩展。这是博古等人及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他们的立论根据是，长征中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好不容易才有了陕北这块根据地，决不可轻易丧失。眼下陕北苏区四面受敌，红军元气未复，不宜与优势的国民党政府军硬拼，而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以便建立一个资源较为丰富、地域更为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并进一步向新疆扩展，创建新的苏区。
第三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这是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和主张。张闻天在中央红军刚刚落脚陕北的时候，即提出应采取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蒙古靠拢，以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这一主张并曾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同意。但是，待熟悉了陕北的情况之后，大家看到的是，陕北太穷，经济落后，人口有限，补充兵员、解决给养都成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出现反复。这个反复在张闻天给毛泽东的信中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11月20日和25日，张闻天致信毛泽东，提出北上宁夏然后东进绥远抗日前线的方案，毛泽东在复电中则提出了对这一方案的修改意见。
第四种意见是：死守陕北。这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
上述几种意见和主张，除了李德的第四种意见之外，其他三种意见和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红军指战员急于摆脱困境，扩大苏区，扩大红军队伍，积蓄抗日力量的急迫心情。但是，却忽略了当时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一最根本的时局特征。
于是，毛泽东在集中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五种方案：立足陕北，东渡黄河，抗日讨逆。毛泽东将他的意见向党内作了认真解释和说明。此时，遵义会议后虽然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名义上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取得张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曾记下了这样一组历史镜头：
毛泽东多次找张闻天进行探讨和沟通。张闻天说：我反对林彪“离开陕北另谋生路”的主张，完全同意中央立足陕北根据地的决定和主张，我个人认为，在立足陕北的同时，红军战略方向应向北发展，以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毛泽东谈道：立足陕北，巩固陕北根据地这是首要的，能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这当然更好，而眼下华北危急，日本人加紧策划华北自治和对阎锡山的拉拢，平津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正说明抗日高潮的到来。我认为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战略方向，应该向东，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去向阎锡山借路抗日。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意见显然有所保留。他说：能渡过黄河向山西绥远发展，这当然好，可与苏联的联系，寻求国际上的援助，从地域上讲，可就越来越远了。我的意见是在两北建立一个与苏联接邻的根据地。
周恩来这时的态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天平倾斜到毛泽东的一边。他说：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红军战略发展方向，必须向东发展。我们应该正视眼前的困难和陕北苏区的局限性。向东发展，这与打通抗日通路，寻求国际特别是苏联方面的援助并不矛盾，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是会很快形成的，而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会得到世界的关注。
周恩来还拿出刚刚收集到的资料，说道：你们看，这是外电对平津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量报道，日本国会也对中国事态进行了讨论。外电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共产党统一战线影响的结果，表明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立论有力地说明了我们采取东渡黄河、向阎锡山借路抗日政策是正确的。
这时毛泽东补充说道：红军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北平、天津又爆发了这么大的学生救亡运动，这两者本身就是互相配合、互相援助的！我们要摆脱苏区困境，只有向东发展，到比较富裕的山西去，去向阎锡山筹款要粮，借路抗日。这样一来，我们不仅避免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的冲突，而且迫使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转向山西，减轻陕北苏区的军事压力。
他接着又说：现在有人说，张学良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是反蒋不抗日，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不反蒋抗日也好，不抗日，我们就逼他去抗日。反蒋也是可以利用的。对这样的势力，都不应该搞掉，也不能让蒋介石搞掉。
毛泽东还从经济方面分析了向山西发展的有利因素。他说道：阎锡山二次上台，倡言“十年建设”，发展实业，山西的社会秩序相对得到安宁，经济上有了一定发展，不仅拥有数亿的雄厚资本和相当可观的军事工业，而且经济条件也比西北各省优裕。渡河东征将会使红军迫在眉捷的筹款、扩大红军以及物资补充等问题得到解决。而更重要的是山西位于华北腹地，是日本早已垂涎三尺的战略要地。一旦有失，日军将长驱直入，“攫秦博齐，当者失据”。反之，若红军进居山西，“东出太行，势如建瓴，燕、冀之寇，顿失其势”。
张闻天终于表示放弃自己的方案，赞同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鼎力支持的东进方案。
1935年12月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张闻天及夫人刘英的窑洞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张浩等10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就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毛泽东则就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以及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详尽地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而在由张闻天负责起草、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把毛泽东提出的新的策略路线概括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这次会议在关系中国革命命运前途的若干重要问题上作出了正确决策。
其一，确立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指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部队，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就把党所联合的力量，扩展到各阶层、各党派一切抗日反蒋的人们，从而使壮大革命队伍客观上有了可能，实际上改变了过去只在下层开展统战的关门主义政策。
第二，决定了红军发展方向的正确策略。在周恩来、张闻天的支持下，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关于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的主张，并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战略方针，规定了在当时形势下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1．在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口号上，确定把国内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2．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3．猛烈扩大红军。4．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1、2、3所述的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将“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
第三，加强了军事工作和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为加强对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会议正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为加强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会议还决定成立党的白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
这次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为在西北设立革命的大本营以及在西北首先实现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政策基础并作了相当的实际安排。会后，又成立了专门由张浩任书记的做苏区周围地区统战工作的白区工作委员会，并派出刘少奇到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带开展工作并担任北方局书记，以开辟白区工作新局面。中共中央还决定派出主力红军东征人晋，争取与日军直接作战的前线阵地。
★环顾西北国共两军的战略态势，分析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的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统战重点锁定于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并支持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
中共瓦窑堡会议专门决策为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设立党的白军工委，其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党对争取西北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抗日的重视，尤其对身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且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的张学良更是格外看重。
中共为何选定重点突破张学良呢？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视野里，首先看到的是，西北各路国民党“围剿”大军对相对数量较少的工农红军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又针对西北剿共军队是以国民党非中央系军队为主的实际情况。显然消除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国民党围剿军尤其是非中央系部队，化敌为友，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此时，蒋介石在西北部署的“剿共”大军有30多万人。其中，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有20万人，分别是：于学忠的51军，驻扎于兰州、临洮、陇西一带；王以哲的67军，驻扎于洛川、富县、延安一带；董英斌的57军，驻扎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何柱国的骑兵军，驻扎于陕西邠县、长武和甘肃平凉、西峰镇一带；东北军总部直属部队3个独立师，驻扎于西安、礼泉一带；万福麟的53军驻扎于河北省。
此外，杨虎城的17路军有3万人，驻扎于西安一带；马鸿逵的15路军有2万人，驻扎于宁夏；马步芳部有1万人，驻扎于青海；“中央军”胡宗南部有3万人，驻扎于甘肃。山西虽然不在这四省之列，但也派来孙楚部队进陕“助剿”。
在以上诸路大军中，张学良的东北军势力最大，并且对红军的威胁也最大，且大都驻于陕甘。张学良又节制着四省军政，争取张学良对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可以说首当其冲最为重要。与此同时，杨虎城的态度也举足轻重，他统率的17路军虽然只有3万人，但集中驻于陕西，对红军构成现实的直接威胁。至于驻守于甘肃的胡宗南部，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不归张学良节制，争取的可能性不大。
这只是从军事战略角度的考虑。从现实可能性来看又是如何呢？让我们走近张学良，看一看他是怎样履职军界、步入仕途，又是持何样的政治主张的。
张学良在少年时期，在身心方面受到父母双方的影响。张作霖给他的影响是一种马上英雄的教育。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的形象，对张学良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很大影响。主政东北军之后，他多次讲过乃父早年的一则故事：
一次，股匪“海沙子”欲夺占张作霖的保护区，张作霖便对海沙子说，咱们两支队伍别打，一打就把村庄给打烂了，咱两人“对决”。于是，两个人依照讲妥的距离（一百步），面对面地站好，两方的部众则分列两侧站立观战。然后，两人同时开枪。枪声响后，海沙子中弹死了，张作霖只是受了轻微的枪伤。海沙子的部下汤玉麟等20多个土匪，便归服了张作霖。
海沙子为什么不先开枪呢？如果他先开枪，不就把张作霖打死了嘛！谁都不能先开枪，这是当时的江湖规矩。如果海沙子先开枪，即使打死了张作霖，站在两旁观战的两支队伍，人人都会看不起海沙子，他在绿林中就再也混不下去了。
张作霖对张学良的影响，不光是豪侠仗义这一方面。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张作霖对他也产生了影响。张作霖的口头禅是：“当军人，就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还在军刀上刻下一句箴言：“事到临头须放胆”！张学良非常欣赏乃父的这种豪气。
而张学良的母亲则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一生处在惊险动荡之中，她把下一代的生活安定、美满幸福看成是毕生的期望，这种价值观对张学良的影响也很大。以至张学良及其弟张学铭成人后在职业选择上，都不愿意继承父业，做职业军人，而希望受到普通的教育，学习一项普通的职业，甚至还萌发了攻读社会学或学医的想法。这应当说是受到其母亲影响的结果。
有史料显示，张学良的爱国思想在15岁时就有所表现。那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推行帝制寻求日本支持，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激愤，纷纷成立反日爱国团体，发表反对通电。在反对《二十一条》运动中，张学良勇敢地出现在“爱国储蓄”运动的前列，这是他以一个爱国者的姿态步入社会的开始。
1916年，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在奉天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讲演，提出面对内忧外患，中国的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誓力救国”。风流倜傥的少年张学良正处在对人生道路和国家前途的求索之中。他听完演讲，意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报国。执政之后，张学良常以这次演讲教育部属，真正负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后来，他在南开大学视察，与学生们谈及自己的思想追求时，一再提起张伯苓对他的启示，说：“予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曾被张学良罢免了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职务的王卓然博士，在其自费公开出版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小册子中也曾剖析张学良的人生，其中多处肯定张学良的爱国情怀。王博士写道：
他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也有奇特的地方。他存心待人，非常忠厚，但别人有错误的地方，他说他永不会忘。他很好卖弄聪明，使人捉摸不到；他也善能容忍，肚皮非常广大，经过剧变，好像行所无事。他的兴味非常广泛，会开汽车，能驶飞机，好各种运动，如棒球、网球、高尔夫球之类皆优为之。从前最喜读书报及富于趣味的杂志小说；近来喜读汉书、史记及政治哲学、经济思想及国际问题等书。他的理想非常之高，其济世救人之怀抱，有似佛门弟子；其牺牲自我服从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耶稣信徒；其有时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像老庄之流：其信心之坚定，爱国家情绪高涨至类似疯狂，则可比复兴法国女杰圣贞黛克（即圣女贞德）。可惜他自幼未尝受“穷”的陶冶与“苦”的锻炼，所以他的崇高思想，可使他有一飞冲天之志，他的天才，也可使他有一鸣惊人之行，但是若要求他像骆驼似的任重致远，在人生沙漠中一步一步地慢慢长征，他觉得太迟缓，太没兴味，太不习惯。他做事同走路一样，觉得有轨道的火车，不如无轨道的飞机来得迅速而便当。
1921年，张学良出任东北三省巡阅使署卫队第三混成旅少将旅长，与张作相一起应日本军方的邀请访问日本，并观看秋操表演。在参观中，日本人处处炫耀军事实力，这使张学良非常反感。几十年后谈起这次访问，他仍然记忆忧新，他说：“日本人虽然亲切而有礼貌，但我对日本人很不满。因为他们对中国人常常要用权力来制服，喜欢炫耀日本有这样那样强大的势力……目睹仓库里一大排的炮身时，我这样想到：你们为什么要我看这些玩意呢？我知道日本的军事势力非常强大，何必这样特意炫耀？”
但日本的雄厚势力也确实令张学良震撼。由此使张学良想到，为什么中国没有国际地位，在先进国家面前，总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一个原因是列强的侵略，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缺乏自强的观念。他又一次联想起张伯苓先生的激情演说：“只要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来，中国是会强大的”。张学良准备以东北为阵地，实践自己的爱国情结。
还没等张学良的计划付诸行动，1922年4月26日，第一次直奉战争就不宣而至，这场战事以奉军的惨败而结束。好在张学良指挥的第三旅和郭松龄指挥的第8旅在北京附近成功地阻止了吴佩孚部的进攻，才保证了张作霖的安全撤退。
1930年2月，也就是张学良主政东北不到两年。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一派别，阎锡山、冯玉祥为另一派的中原大战爆发。在这场混战中，关内各主要军事集团几乎都卷入了中原逐鹿之争。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的战场态势，使雄居关外并握有几十万重兵的张学良显得举足轻重。有预言家说，谁能赢得少帅的支持，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因此，双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张学良身上。阎锡山和冯玉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向张学良许以有名无实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希望少帅能率东北劲旅入关支持，若不能人关，则要求少帅不要介入中原大战，而严守中立。蒋介石则发誓一定要把张学良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他不仅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要职为诱饵，还派张群携带委任状专程到奉天，向少帅表示诚意。
张学良在战事之初，奉行的是中立观望的立场。因为，他不相信国民党，害怕南京国民政府有朝一日会剥夺他在东北的最高权力；同时，他也不愿意和父亲的老对手冯玉祥之辈结盟。在同苏联的关系上，刚刚过去的“中东铁路事件”，使他心有余悸，倘若加入中原大战，他担心苏俄会乘机侵人东北；更可怕的是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少帅很珍惜父亲为自己遗下的这份基业，不想以贸然参加中原大战冒以小失大之险。
张学良认为，他的坐壁观望立场有益无害，更有利于加强他的地位，因而，3月1日，张学良对中原大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向双方发表通电，各打五十大板。张学良指出：尽管蒋、冯二人在关于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问题上政见不同，但双方都应认识到，武装冲突、国家分裂是绝对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恳请双方珍惜国家统一局面，各自退让，罢兵息争。在另一封电报中，张学良又说：目前，东西列强环伺中国，在这个紧要关头重燃内战之火，可能会招致外敌入侵。
但是，张学良的天平从8月份以后开始向蒋介石倾斜。这里面当然有蒋介石所拥有的中央资源的优势因素，比如，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颁发勋章，就给了东北军张学良以下将领25人，并派代表吴铁城前来沈阳授勋；又如，千方百计安排东北军方面的人士去南京国民政府做官，让胡若愚当了青岛市长，让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桢当了外交部常务次长，让于学忠当了平津总指挥，让王树常当了河北省主席；再如，拨给东北军人关开拔费2500万元。还通过外交途径请求英法驻华使节影响张学良。特别是张学良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认为“阎、冯属于旧军阀，反动保守，而蒋介石打败他们后能够在中国实行开明自由的政策”的劝告，最终起了作用。这些资源及举措，都是阎、冯所不具备和无法施行的。
但张学良不顾其他将领的反对，执意作出入关武装调停的决定，也是有自己的政治考虑的。他认为：
一是东北需要中央的支持。“防俄”战争遭到惨败，日本帝国主义又时刻阴谋掠夺东北主权。东北军的实力实不抵俄、日两国。只有中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才有周旋的余地。二是中原大战双方打了半年，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消耗，都有些支持不下去了。所以，双方都在迫切地要求东北军参加自己一方，挽救危局。如果再坚持中立，则会造成国家民族更大的损失，人民也会遭受更大灾难，而东北军也会孤立。三是从1928年易帜后，东北地方休养生息，已经初见成效，财政收支平衡，民族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军队经过整训，从军容、军纪到火力配备和战斗力，都有了新的面貌。张学良自问有能力收拾残局。
9月20日，张学良令东北军于学忠部入关以后，阎、冯势力很快瓦解，中原大战以张学良助蒋胜利而结束。
此时的张学良成了蒋介石的“红人”。11月8日，张学良应蒋介石的邀请，在夫人于凤至、弟张学铭的陪同下，由100名卫兵护送前往南京商议国是。在途经天津时，蒋介石派来国府参军长贺耀祖、上海市长张群一行亲抵天津表示欢迎。在张学良所经之津浦沿线车站，到处张贴着欢迎张学良的标语，称赞张学良“促进统一，拥护中央，有功于党国”。12日，张学良和夫人抵达南京后，蒋介石命令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一律着制服正装，渡江到浦口站恭迎张学良。当张学良下火车转乘轮船渡江时，狮子山炮台鸣炮19响，军舰上奏起《迎上将》军乐，外国军舰均悬挂中国国旗欢迎。张学良一行上岸后，国府卫队分段为其警戒，装甲汽车开路前进。宋子文将铁汤池财长官邸腾出来作为张学良的行馆，所有随行人员均下榻于南京的豪华中央饭店。这样的欢迎盛况，对张学良还是第一次。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张学良虽非委员，也被“特邀”参加，受到隆重欢迎，并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此后，张学良坐镇北平，成为蒋介石在北方的得力支柱，而蒋介石则驻扎南昌，集中力量“围剿”工农红军。1931年7月，石友三在河北邢台起兵反蒋，张学良遵蒋之命，派东北军于学忠部和蒋之中央系刘峙部南北夹击，不到半月就使石友三全军覆没。这时，张学良的统治范围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热河、察哈尔等六省以及平、津两大城市，地位和势力仅次于蒋介石。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侵华驻军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手“导演”之下，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当夜，日本工兵中尉河本末守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带领七八名士兵来到位于奉天（今沈阳市）北郊的柳条湖附近。这位日军中尉亲手把军用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路轨接口处，然后拉动了引火……22时20分，一声爆炸轰然响起，路轨被掀开。河本末守爆破成功，而后他一面命令部下向距离炸点8公里左右的中国驻军驻地北大营开火，一面派人通知埋伏在3公里以外的川岛大尉。而川岛大尉则通过无线电将爆破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日军驻沈阳的代理司令官板垣征四郎那里，这就使板垣征四郎找到借口下令早已整装待令的日军，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
令人意外的是，事件发生时，东北军首脑人物竟然无一人坐镇奉天总部。张学良已去了北平治病，驻吉林的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奔父丧回到了原籍锦州，驻黑龙江的另一位副司令长官随张学良进了北平，于是，东三省群龙无首。
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中国守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其部下3名团长也都不在营地住宿，旅司令部只留下被称之为“窝囊废”的参谋长赵镇藩“守摊儿”。而赵镇藩作为旧军队的参谋长，又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副差使”，一切事务均须请示主官决断。好不容易联络上了王以哲，却得到了这样的命令：“对日军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的命令更令人难以接受，荣臻只是在电话中重复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一个小小的旅长，一个没有实权的参谋长，何以敢下达如此荒唐的命令！原来，早在几个月前，蒋介石即已严令张学良及东北军：“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均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蒋介石还担心张学良对他的不抵抗政策贯彻不力，于9月12日在石家庄单独召见张学良时又嘱咐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却因此而获“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受到各方面舆论的奚落和谴责。作为守土有责的东北实力人物，张学良深知，东北是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政治前途和政治生命，从他内心讲，他是希望政府痛下决心，实行全面抵抗的。但是，作为受到蒋介石赏识和重用的军人，他不能也不愿意违背蒋介石的意志。
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使他本人也蒙受了极大损失。他丢了10多万部队，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东北空军被日军消灭了，在国内也是居于首位的有5万工人的兵工厂丢掉了，大量的枪炮被日军缴去。他的私人财产损失更大，仅边业银行在东北的资产就有1000多万元以上，大帅府的6个金库全部被日军打开，张家寄存的4万多两黄金和许多古董均被日军掠走。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损失，他失去了东北地盘，政治、财政都相对独立、雄踞一方的局面消失了，人关的26万东北军的军饷今后只得依靠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了。
张学良所痛苦的是，执行不抵抗政策绝非他的本意，而他却不能把真相告之国人。于是，在各界不断高涨的讨伐声中，张学良先是辞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后又替蒋介石承担东北沦陷的责任，被迫下野，出国留洋。
张学良在经历了被迫下野的屈辱之后，并没有完全汲取这一沉痛教训。他在1934年从欧洲回国后首次向报界发表的讲话中，竞发表了这样的三点感受：
（一）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
（二）西方学者治学专挚，有磨穿铁砚精神。而我国则名不符实，大学甚多，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于国家所贡献者，亦仅摇旗呐喊。
（三）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怨，否则惟有亡国。
张学良此一旅欧感受，可谓对旅欧8个月思想收获的总结。这反映了在西方思想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抗日态度上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他不仅没有认识到意、德法西斯统治是对人类自由民主文明的亵渎，而且拥护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他和蒋介石持一个立场。这年2月，在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介石兼总司令）不久，就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他还在部队训话时，把共产党和红军描述成十恶不赦的罪人。他说：“现在的赤匪，不但到处放火，奸淫掳掠（甚至在江西用枯骨做成一个白塔），而且主张不爱民族，不要国家，不顾礼义廉耻，不讲忠孝仁爱，这种残忍卑污的行为，完全是一种禽兽的行为，而赤匪却非迫使大家完全兽化不可。像他们这种违反正义违反人道的动作，就是一个普通人，也应该出来打抱不平，何况我们军人？假设大家还有血气，仅站在人道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仗义奋起，决心消灭这人面兽心的赤匪！”
从这些讲话可以看出，此时张学良是真心帮助蒋介石“剿共”的，但是，他参与的“剿共”军事却连连失利，这多少也给了年轻气盛的少帅以些许警醒。
1935年9月，国民党政府军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意属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主持西北“剿共”。对这次调动，张学良是不情愿的。但他的几个智囊却主张接受去西北的命令。他们认为，在西北可以与各反蒋势力联合，必要时可以与蒋翻脸，分治割据，而且西北可以成为抗日的后方基地。将来把东北军移驻洛阳以西地区，对准备抗日复土较为有利。问题是如何度过内战这一关。“剿共”是蒋介石的国策，张学良难以动摇蒋介石的这一政策。但是，要“剿共”就只能打胜仗，只有这样东北军才可以保存实力，以利将来抗日。据此，张学良判断：陕北红军不过几千人，装备又差，是弱兵，而他以十倍之众入陕“剿共”，取胜是完全可能的。
于是，张学良接受了要他主持西北军事的任命。
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张学良走过的道路，从而得出结论：
他是一个爱国者，家仇国恨使他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有抗日的阶级基础。他与蒋介石是不同的，蒋介石为了权力不惜与日本人媾和，而张学良没有这种政治野心，他为了国家甘愿牺牲父子两代苦心经营起来的东北地盘。他和广大东北军的官兵们一样，都期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还有一点，张学良手里有20多万装备先进的部队，还掌管着四省军政，这对陕北的共产党和红军来讲，是一个重大威胁。如果把张学良争取过来，不仅消除了红军的威胁，有利于红军在陕北的发展，而且为我们抗日积蓄了一支重要力量。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决定把西北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西北军上，而对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争取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军事配合重拳出击。打掉张的“剿共”速胜幻想；政治上晓以民族大义……张学良逐渐接受中共的团结御侮主张，终于开始了由助蒋“剿共”到积极与中共联系，力促实现举国抗日局面的转变
在张学良思考如何战胜红军的时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却在从更高层次上考虑和设计争取东北军的计划。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张学良之所以对红军和共产党持敌视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他不了解共产党的结果，他之所以迷信蒋介石，也是他不了解共产党所致。改变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误解和敌视，有必要从击碎他快速灭共、保存实力的幻想开始。
于是，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实施一系列灭张威风的战斗方案。
其一，重创张学良精锐110师。1935年9月，张学良亲自坐镇指挥国民党“围剿”军分三路向中央红军发起进攻。他以王以哲第67军为中路，由关中北上，进占洛川、都县、甘泉，直逼肤施（延安）；以杨虎城第17路军为右路，由韩城、澄城向北进击；另以董英斌、何柱国骑兵军大部在庆阳、西峰镇一带为左路，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于陕北。
首先在西安与张学良交手的是红25军徐海东部与刘志丹的红26军、27军合编而成的第15军团，约有7000人。而张学良南线的进攻部队接近13万人，如此悬殊的人数对比，令张学良有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杨虎城比他要冷静一些。战役部署时，杨虎城提醒张学良：“红军不好打呀！”但这句话没有引起张学良的注意，作为下属，杨虎城不好与张学良深说，而心里却明白：张学良此举是要碰钉子的。
果然，负责中路进攻的王以哲，立功。心切，向陕北苏区攻击疾进，15日即进入肤施（延安），但随军所带的粮食即将告罄，而天气渐冷，部队的衣食均成为问题。王以哲只好派110师一部到甘泉接运后方运来的军需和粮食。哪知红军已在甘泉设下埋伏，110师的人马一到甘泉，便被围困起来。王以哲得知甘泉被围，即令110师剩余部队南下，以解甘泉之围，但这支部队行之崂山附近，再次中红军的埋伏。红军引蛇出洞的战术，使张学良的110师大部被歼于甘泉。在这次战役中，全歼张学良部两个团及师部，俘虏3700人，110师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藏书网范驭州均遭毙命，两个团团长一死一俘。
其二，全歼东北军主力之一107师。110师被歼以后，王以哲飞回洛川，继而，一纸密令又将129师撤回洛川，而甘泉仍被红军围困着。此时，红15军团的实力大大增强，为扩大战果，红军始决定对东北军驻守在榆林桥的107师的4个营和第619团的团部发动强攻。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红军攻克榆林桥，毙敌300余人，俘虏敌人1800余人。曾任张学良卫队营营长的619团团长高福源也在被俘之列。至此，王以哲的67军被分割在洛川、甘泉和肤施三地。
崂山和榆林桥战役的两次惨败，教育了张学良，也粉碎了他企图侥幸立“剿共”之功的幻想。他开始考虑采取比较谨慎的作战步骤。于是，他在飞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亲自驾飞机到甘肃庆阳，告诫董英斌：“你这个梯队须暂缓前进。部队何时开动，须听我的命令。”
张学良在南京期间，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这时，董英斌部在庆阳、合水一带待命的3个步兵师的给养发生了困难。一些军官建议，沿葫芦河东进，一举歼灭立足未稳的红军，同时解除王以哲部被分割、围困的窘境，并打通洛川、鄜县、肤施间的交通线。董英斌为解燃眉之急，便把部队东进的要求报告给总部。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谢珂不知道张学良临行前的告诫，就同意了董部的东进计划。
董英斌在得到上方宝剑后，即令所属109、106、111师前后一字摆开，浩浩荡荡向鄜县进发。
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了又一次打击东北军的机会。他们与徐海东、程子华研究后定下如下方针：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东北军一两个师，而后视情况再转移兵力，粉碎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共“围剿”，并向洛川、黄陵、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发展。
为迷惑敌人，红15军团派出1个团加紧围攻甘泉。西北“剿总”见甘泉危急，急令董英斌的57军3个师加速东进。11月20日下午，其先头部队109师进入直罗镇。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地区通向陕北鄜县、甘泉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居民不过百户，南北有连绵的土山对峙，中间是一条窄长的河谷，最宽处不超过200米，窄处只有二三十米，军队进入该地，犹如“蛇入细管”进入绝地。
在东北军按照红军设定的路线一步步进入包围圈时，红1军团已迅速而秘密地通过保安、安塞，到达鄜县西南方的直罗镇附近，与先行集结在这里的红15军团会合，做好迎击东北军的准备。
在109师进占直罗镇的当晚，红军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分两路同时赶到直罗镇，并占领了直罗镇两旁的山岭。21日拂晓，红军的两个军团从四面八方向守敌发起进攻，上午将外围据点攻克，中午残敌500多人退入镇内固守待援。见109师陷入重围，西北“剿总”急忙又派3个师救援，均被红军击退，其中敌西路救援部队撤退时，被红军消灭一个团。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109师残部拼死突围，至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109师师长牛元峰看到再无回天之力，随即让副官将他毙命。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接连打了3次败仗，近3个师的兵力被消灭，死了2个师长、2个师参谋长，6个团长也非死即俘。如此惨重的损失，在东北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尤其是两个师被歼之后，南京军事当局随即下令撤销了这两个师的番号，这促使张学良清醒地思考蒋介石让他“剿共”的真正用意，亦即通过与共军作战，即使不被消灭，也要让其逐渐消耗掉。这时，张学良才开始认识到，再继续“剿共”，东北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要抗日复土，必须另谋出路。后来，张学良在《反省录》中阐述了他在“剿共”问题上“急刹车”的思想变化过程：
先是110师被歼灭及师长何立中被打死，继之109师又大败，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二师长均是东北军最优秀者，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而丧身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愿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张学良在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思想上已经发生转变。会议还没结束，他就借口上海有事，驱车找到了因“新生事件”获罪坐牢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
杜重远在九一八事变前曾当过沈阳市商会副会长，与张学良的关系很好。后来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主编 href='/article/9651.htm'>《新生》周刊，宣传抗日，和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是志同道合的朋友。1935年7月，因 href='/article/9651.htm'>《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方诬指为“侮辱天皇”，南京国民政府便以妨碍“中日邦交”的罪名，将其逮捕判刑，关在上海漕河泾的“模范”监狱。但国府当局也知道这样处置杜重远有些理亏，就让监狱专门盖了3间平房，让杜重远住了进去，会客不受限制，周末可以回家。
在杜重远的房间里，张学良如实地倾诉了自己的苦闷。他说：“我过去到过意大利，学法西斯，以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所以一心不二地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跟着蒋去‘剿共’，实指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但现实生活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觉得过去的想法、做法错了。今后真不知该怎么办？”
杜重远知道张学良是一个慷慨、爽直、有爱国心的人，因此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借内战之机消灭异己的错误，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一套做法是“为虎作伥”，而后给他指出了一条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道路。杜重远说：“你和东北军的主力驻在陕甘两省，有许多联合抗日的条件，就看你做不做。首先，你们和红军离得不远，可以和红军搞好关系；其次，杨虎城有抗日进步思想，又在你旁边，可以与他合作；另外，盛世才在新疆，同苏联关系不错，又是东北同乡，也可以联合起来。这样，联共、联杨、联盛，再加上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抗日，你和东北军一定会有前途，东北失土一定能够收回。”
张学良觉得杜重远分析得很有道理，受到了很大启发。但是他仍有顾虑，这就是他的反共立场。张学良告诉杜重远：“我们现在同杨虎城尽管还有些隔膜，但搞联合问题不大。盛世才是同乡又是熟人，联合抗日好办。只是共产党我还摸不到底。过去我们一致打人家，恐怕仇恨深着哩。我们想和人家联合抗日，谁知道人家会不会要咱这个朋友呢？”
“这个你尽管放心。”杜重远笑一笑说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全中国，抗日救国已成了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共产党是人民利益和意愿的代表者，首先倡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绝不会拒绝同你们合作。（八一宣言）上写得清清楚楚，不管是任何党派、任何军队和个人，也不管过去有什么旧仇宿怨，只要能走抗日的道路，共产党都会与之亲密携手，联合抗日的。”
在上海，张学良还拜会了宋庆龄、沈钧儒、李杜等人。
李杜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曾任东北军第9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抗日，失败后退往苏联，与共产国际有接触。后来，又从苏联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有联系。张学良会晤李杜，就是想通过李杜沟通他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以便取得苏联的援助，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请李杜替他秘密介绍中共的关系，相机进行沟通。
张学良还担心单靠李杜一条线联系共产党不保险，又想到了东北大学中参与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张学良认为，这些学生骨干中应当有共产党员指导活动。于是，他在回西安前，致电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表示他捐款1000元，用以慰问在一二·九运动中受伤的学生，同时要东大学生会派代表去西安见他。东大学生会果然就派了中共党员宋黎为代表前往西安。
宋黎见到张学良后，向他汇报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的详细经过和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讲述了东北人民在日寇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张学良听后感慨万端，他当即向宋黎表示：“我张某人现在坚决主张抗日。东北大地是从我手中丢掉的，一定要用我的手把它收复。”张学良与宋黎连续谈了三个半天，从宋黎的言论举动上，猜想宋黎很可能是共产党员，便问宋黎：“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宋黎不知张的用意，没敢正面回答，而这使张学良更加确信宋黎就是共产党员。于是，他就把宋黎留在身边当了秘书。就这样，张学良终于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
在张学良千方百计寻找共产党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为沟通与张学良的联系而努力。
首先，对国民党政府军官兵加大了政治宣传的力度，不断地阐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主张。1935年11月，毛泽东与彭德怀等9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申明：“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签订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还强调，“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或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4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即于11月26日，写信给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提议两军作出约定：“（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与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个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在前线的彭德怀：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驻在洛川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
接着，通过教育和争取东北军俘虏向张学良传递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诚意。这项工作很快在被俘的东北军67军110师619团团长高福源身上取得进展。
高福源曾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由于文化素养高，富有正义感，打仗也有一套，而深得张学良的信任。被俘之后，开始他感到自己是张学良的心腹，弄不好要被处死，情绪十分低落。后来，红军对他非常关照，并无要杀他的意思。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多次与他谈话，给他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和我们应该怎样抗战。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高福源认识到，抗日救国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是真心抗日的队伍，是真诚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
1936年1月，高福源主动向彭德怀表示，愿为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而奔走。他说：东北军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如果张、王能够了解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能够与红军合作抗日的。
彭德怀遂将高福源的要求报告了中共中央。此后，仍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博古及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先后与高见面并谈了话。这时，瓦窑堡会议刚刚开过，许多同志都被派出去开展统战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高福源的建议，当然为党所赞成。李克农请示党中央后，对高福源说：“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高福源很自信地表示：“我自己既然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为了共同起来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怕。”高福源出发时，李克农再次接见他说：“你这次回去，还是用你个人的身份，先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假若张将军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俘虏使者”高福源肩负特殊的使命，离开瓦窑堡，经延安首先到达甘泉县城，而后到洛川并见到了王以哲。他向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此时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于是急电张学良。张学良原以为高福源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以哲电报立刻赶到洛川，并立即接见高福源。高见到张学良后将自己在红军的感受和盘托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要求张学良放弃反共，与红军合作抗日。思想已有所转变、正在多方寻找共产党的张学良听完高福源的话，异常兴奋，他向高福源表示：你谈得很好，看来我们选择联共抗日这条路，是选对了。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与我们正式进行商谈。
张学良还委托高福源带去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他挥笔写道：
大札敬悉，甚是欣慰。抗日是我东北军的宗旨，贵方不辞劳苦，勇赴抗日前线，使学良深为钦佩。学良愿与贵方代表会晤，共商抗日大计，请能派出代表与学良在洛川会谈。如同意再具体确定日期。
张学良
1月10日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到达甘泉，向红军政治部报告了与张学良见面的情况。彭德怀以最陕速度将这一讯息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即刻复电：同意派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提出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条件：（1）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2）目前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3）提议组成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王的意见；（4）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5）立即交换密码；（6）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
关于中共的谈判代表人选，毛泽东与彭德怀曾酝酿过周桓、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恰在这时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从道佐辅回来，周桓即向彭德怀建议由李克农出任谈判代表，得到中央批准。
此时红军正在积极部署兵力，组建抗日先锋军准备渡（黄）河东征寻机抗日。毛泽东、周恩来仍即刻专门抽时间会见了高福源。在周恩来的土窑洞里，高福源见到了同属中共和红军最高层首脑人物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忐忑不安的高福源被李克农让进窑洞时，坐在炕沿上的那位，面目清秀，蓄着一把浓密而漆黑大胡子的人站立起来，热情地说：“你就是高福源吧？”李克农忙上前介绍道：“这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坐在桌前木凳上，留着背头，身材高挺的人也迎上前去，李克农向高福源介绍说：“这位就是毛泽东主席。”
高福源怎么也没有想到，统率红军战胜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反复“围剿”、尾追堵截，长驱两万余里，一直打到陕北这个山旮旯里的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领袖，竟是这样普通和平易近人。
“你的情况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毛泽东紧紧握住高福源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道。
稍顷，周恩来也紧紧握住高福源的手，热情地说：“你这一步走得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又一次引向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
中共中央高层经询高福源获 6089." >悉张学良的最新动态之后，毛泽东于1月20日18时，急电彭德怀转告李克农，再次指示与张学良谈判的方针：
（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军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丁）克农继续担任我方代表，常驻洛川，并征求彼方同意，准备3天内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戊）要求彼方派代表来瓦窑堡。
也就是这天晚上，中共谈判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张学良告诉李克农，他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内同情中共主张的不乏其人，如果红军真有诚意，他本人回西安后将去甘肃、南京，对于学忠、蒋介石做说服工作，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绩，两周后在肤施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他还表示，由于东北军处境困难，为保守秘密，目前只能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各就原境划分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后，于1月25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的。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明确指出：奉行蒋介石的“剿共”的政策，打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经过洛川初步接触，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都有意继续进行会谈。对怎样进行第二次会谈，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李克农发出了“训令”。在“训令”中，中共判断，张学良目前的政治态度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些口号。对此，指示李克农在谈判中实行以下策略：（1）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2）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权辱国的会议。坚持抗日与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张学良如果接受上述条件，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方案；如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在谈判中也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总之，应以“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为总原则。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后，即亲自驾飞机到洛川与李克农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在红军渡河东征，吃掉阎锡山5个团，攻占中阳、离石、汾阳、孝义、灵石、隰县广大地区，节节取胜的形势下举行的。会谈主要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
（1）对待蒋介石的问题。
张学良提出，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李克农按照事先确定的谈判原则，回答：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不仅把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人，现在华北也岌岌可危。蒋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中共的上述看法。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介石分别掌握着国家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而且蒋本人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他主张先“安内”而后再“攘外”。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克农表示：你的意见，我们可以向我党中央反映。
（2）抗日战争的看法问题。
张学良问：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抵抗，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表示，同意李的这些看法。
（3）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张学良提出，红军东征为抗日就不应走山西，而应该走宁夏、绥远。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阻力小，进展比较容易；在山西，一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阻遏，恐难顺利进行。李克农说：红军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而宁夏影响小。渡河东征虽然会遇到阎锡山和蒋介石军队的阻挠，但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另外，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地解决我军军需和兵员问题。
张学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次会谈，除了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外，在其他几个问题上双方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这次密谈结束时，达成了3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肤施（延安）为宜，时间由中共决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中共中央对此次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在东征后的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于山西孝义、石楼一带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专题研究进一步争取张学良的问题。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会淡，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响应张、李洛川密谈达成的口头协议，由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等原班谈判人马，前往肤施，同张学良继续就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
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密电张学良，告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于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恩来一行就像电报上预告的那样，8日晚正点达到肤施（即延安），9日上午与张学良取得联系，晚8时到达了张学良安排好的会谈地点桥儿沟天主教堂。
此时，张学良和王以哲等人已在楼下大门口等候。看到浓浓的夜色弥漫下，一行来人中为首的是一位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浓眉大眼、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中年人。张学良本能地跨前两步，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高兴地说：“你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周恩来深情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年轻的东北军少帅，风趣地说：“张将军，你真是好眼力呀！”
两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教堂。
按照谈判的对等原则，应当是双方的代表相等，但这次参加谈判却出现了单数，中共方面是：周恩来、李克农；东北军方面是：张学良、王以哲和刘鼎。东北军多出的1名代表，就是刘鼎。
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南溪人。1924年去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回国后，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工作，顾顺章叛变时被捕。后来伺机逃出，在史沫特莱掩护下接受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救济”掩护，化名为周教授。
本章前面曾有交代，张学良在上海拜会李杜时曾向李杜提出帮助秘密介绍共产党，以便商谈联合抗日。张学良与李克农会谈结束返回延安后，就收到李杜来电，内称：朋友找到了。李杜所称之为“找到”的朋友就是刘鼎。
刘鼎于3月下旬来到西安。
刘鼎到来虽然迟了一些，此时，张学良与共产党已经取得联系，并开始了谈判，但张学良仍然很高兴。原因是，谈判虽然开始了，但他对共产党并不摸底。一方面，希望很快与共产党达成协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党奉行的政策，还不完全理解。这就使他从内心里需要有一个知心的、了解共产党的人，来提供有关的情况咨询，以确定共产党是不是他所要寻找的同盟者。
而经李杜“物色”而来的刘鼎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样一位人物。因为刘鼎是他忠实的部下李杜推荐的，他信得过李杜。
张学良见到刘鼎后如逢知己，询问很快切入主题。
他严肃地对刘鼎说：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说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刘鼎从三个方面回答了张学良的问题。他说：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起，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4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难免全国人民的斥责。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第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联被迫自卫，是正当的。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成为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第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已是“剿共”大军一部分，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和红军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吗？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之计，同时也借此消灭东北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套阴险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将军好好考虑。
刘鼎最后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想必将军有深切的体会。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迫切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青史，并占首页。
刘鼎的此番话是经过深思而发的，果然一语中的，使张学良如释重负。他深思良久，然后神态安详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刘先生的见解果然不同凡响。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你就住在我这里吧，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只要有时间，咱们可以慢慢地说。
就这样，刘鼎就成了张学良的座上宾。
在与周恩来举行的首次会谈时，张学良特意让刘鼎一起参加，可见他对刘鼎是信任和器重的。
待大家坐定后，张学良起身向周恩来介绍：这位是上海来的共产党代表刘鼎，是否可以与我们一起谈。周恩来当即回答可以参加，随后仔细瞧了一眼这位张学良的共产党代表，立刻认出了这位代表就是曾在自己手下工作过的阚尊民。
刘鼎也早就认出了自己尊敬的首长周恩来副主席。只是在这事关联合张学良共同抗日的大事上，作为张学良的代表，他应该谨慎一些，所以不方便贸然相认。
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我自欧洲归国后，相信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精透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接着说：我认为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国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40年的革命经验提出来的，我们不能放弃，所以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热烈赞成。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我在洛川已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约请周先生亲自来谈一谈。
周恩来由此明白，张学良要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会谈，主要是为解决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而其他问题则容易达成一致。
于是，他接过话茬，说道：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以便考虑。
张学良思考了一下，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
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不愿意争取蒋先生这一强大的集团抗日，而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蒋介石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却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满清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主义如出一辙。所以，蒋介石实际上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走狗。至于讨伐的问题，蒋介石讨伐共产党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并没有动摇共产党的根基。反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蒋介石的真正面目，而投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周恩来还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动和独裁的专制，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只有走人民群众的路线，靠这种伟大的力量，中国的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搞法西斯独裁，由个别人依照个人的意志专断，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听到这里，张学良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你们对蒋先生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张学良的这番话同样激起了周恩来的不快。他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刘鼎都觉得听着痛快淋漓。
但这时，周恩来的话锋一转，说道：这些旧账，我们不愿再算了。
这一表态，使张学良很为高兴。他接着周恩来的话，说道：对啊，抗日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啊！
他向周恩来提出：我现在不能反蒋，将来蒋介石如果真的投降日本，我一定要离开蒋介石另行打算。我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了打通大西北，为将来自成抗战局面作准备。而目前应当设法把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迫他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
看到张学良如此诚恳，周恩来在沉吟片刻后表示：从逻辑上讲，张将军的意见很有道理，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个人表示同意张将军逼蒋抗日的意见。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一定把张将军的意见带回去，提请我党中央研究决定。
随着最重要的分歧的逐步缩小，其他问题很快达成共识。在第二天清晨4点会谈结束时，双方达成了八项协议：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现实唯一的出路，对于中共《八一宣言》中的十大纲领，则表示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红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要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同意，张学良负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称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示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可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扰。
★西北的第二号军政实力人物杨虎城，乃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身边聚集了一批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有识之士。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方针“吸引”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赞同联共抗日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10年，年仅17岁的杨虎城组织成立了以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为纲领的中秋会，并很快发展到数百人的队伍。在次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杨虎城率领部队参加其中，隶属于秦陇复汉军向枝山的向字营。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杨虎城率部在陕西东部的朝邑、华县、华阴一带截击袁军，迭获胜利，被任命为整编后的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王飞虎部第1营营长。1917年，陕西省以于右任、井勿幕为首的进步人士，积极响应孙中山发出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建立靖国军。杨虎城率部追随于右任，始被任命为靖国军第3路司令。
1922年于右任离开靖国军赴四川寻找孙中山之后，杨虎城奉于之命令率部向陕北转进，进抵榆林地区。在榆林的3年多时间里，杨虎城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早接触。
杨虎城首先认识了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杜斌丞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执教榆林中学后，延聘进步教师，传播进步思想，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当时陕西最进步的中学。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刘志丹、谢子长，以及阎揆要、张德生、郭洪涛、张光远等人，都曾在这所中学读过书。当时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都曾在这所中学任过教员。后来，毛泽东曾称赞杜斌丞先生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周恩来也赞扬他是“革命的教育家”。..
通过杜斌丞，杨虎城结识了共产党组织陕西省负责人魏野畴。魏野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历史学有很深的造诣，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解释和阐述中国近代的历史，曾受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赏识。但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在西北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
结交魏野畴这位职业革命家，是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与深谈中，杨虎城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听到了过去从没有听见过的革命思想。这不仅使他对自己乃至孙中山的失败找到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开始考虑新的做法。1925年7月，杨虎城出任国民军第3师师长。他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部队中设立“三民军官学校”，培养军事骨干。共产党人魏野畴出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共产党员续任政治教官。从此时起，共产党员开始进入杨虎城的部队，并担任要职，甚或参与重要决策，这为杨虎城以后长期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宁汉合流后的冯玉祥亦公开支持蒋介石，共同反共。他撤换了国民军联军总部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礼送”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回国；同时命令所属部队、机关进行清党，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杨虎城对冯的这一命令十分不满，拒绝执行，从而保护了第10军内部的革命者。
杨虎城保护共产党人的举措和真诚合作的态度，赢得了共产党人的信任。在白色恐怖下，许多共产党人先后来到杨的部队。这里面就包括原东路军总部代表、共产党人南汉宸，国民军联军总部《革命军人朝报》总编辑蒋听松等。
这位南汉宸，就是1927年与魏野畴共同领导皖北暴动的著名人物。西安事变后，奉周恩来指示，赶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主持设计委员会工作；1939年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旧中国浴火重生，新中国卓立东方，南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当然玟是后话。
杨虎城对来到自己军中的共.产党员分别委以重任。蒋听松担任了军部秘书长，魏野畴出任军部政治处处长，寇子严任第1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2师政治处处长。在杨虎城筹办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里，南汉宸主持全面，出任校长，魏野畴兼任政治指导员。部队到达皖北后，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对部队中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整顿，并建立了党的军事委员会，由魏野畴出任书记。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民运工作队等多种群众组织，在这支部队中的党员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以此为基础，归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皖北特委，便在这支部队里诞生，曾晓渊、南汉宸、魏野畴先后担任特委书记。
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形势下，杨虎城敢于大批收留共产党员，并公开委以重任，表明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已有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不久这种决心就付诸于现实。
1927年秋冬，杨虎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与共产党人接触合作，杨虎城对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和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甚为钦佩，特别是在豫东、皖北期间，他和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的密切交谈以及全面合作，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党全面走向反动之后，他已经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继续进行。这时，杨、魏二人已经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杨虎城在大政方针上均尊重魏的意见，并向魏保证他决不清党，坚持当时事实上的“杨魏同盟”。杨虎城不仅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表示了与共产党坚决合作到底的信念，而且在入党的申请中，郑重提出“希望做第二个贺龙”。南汉宸后来同忆说：杨虎城还曾几度向他提出将第10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刷新部队。特委几位负责人对他的这一思想上的飞跃感到十分兴奋，当即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魏野畴表示愿意做杨虎城的入党介绍人，并写信给在上海的党中央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强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党的手中。”零南汉宸则表示，他可以负责将杨虎城的申请向河南省委报告。
但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正是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之时，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把一大批同情革命和同情共产党的中间力量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并常在条件尚不成熟的地区仓促暴动，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中共河南省委没能批准杨虎城入党的申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即便如此，杨虎城对共产党的态度仍没有改变。在他与中共皖北特委就发动皖北暴动问题发生分歧，而党在“左”倾指导下仍然坚持暴动不变的情况下，杨虎城宁愿“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
1928年11月，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开始破裂。杨虎城选择了离冯附蒋的道路，在助蒋打败冯玉祥后，他于1930年9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这是杨虎城及其部队从一个纯粹的军事集团转向兼管地方政治的开始，也是杨虎城从为蒋介石效力变为与蒋介石斗争的转折点。
共产党人南汉宸在这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作为被杨虎城委之以重任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代杨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并与杨认真探讨国内的政治局势和17路军的前途等重大问题，还就主持陕西军政的施政方针和人事布局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使杨虎城对时局、对蒋介石看得更为深透。
杨虎城逐渐认识到，自己非蒋嫡系，更非亲信，蒋把陕西省主席的职位委任于他，并非出于对他的赏识。一是，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在西北还有相当兵力，扼守潼关，仍希望能保住西北根据地，以图再起。而蒋则以省主席为诱饵，利用杨替他卖命，彻底摧毁冯玉祥的老巢，以免死灰复燃。二是，蒋介石为了对付冯玉祥，曾注意培养陕西军人，作为有朝一日军事反冯的工具，但这些将领如关麟徵、杜聿明、张耀明等，此时资历尚浅，且在陕西地方不具号召力。对于陕西当时的混乱复杂情况，蒋只能勉为其难地将陕西省政府职位暂时给予杨虎城。
看清了这种形势，杨虎城在离冯附蒋后，虽然身在为蒋效力，但内心却在考虑怎样利用军阀混战的局面，求得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而没有在政治上对蒋抱有幻想。这一点，在杨虎城与其重要干部研究讨论17路军以后出路时的分析中即可看出端倪，杨虎城分析道：
同蒋介石合作打垮了冯玉祥，使我们取得陕西政权。但蒋介石之所以把陕西政权给我们，是形势所迫不能不如此。岳维峻太不成器了，蒋介石多年的培养落了空。在蒋的嫡系中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担任这一任务，而且地方情况这样复杂，很不容易搞好，非利用我们不可。但情况已经很明显，蒋介石对我们是不放心的，我们后面不是已有刘镇华的胞弟刘茂恩等部队跟着来了嘛。因此，今后我们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了。换言之，蒋介石将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
但是，对于蒋介石绝不能予以丝毫的低估。蒋的背后有着各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一手把持中央、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有军队，有官，有钱，还有特务。几年以来，一个个军阀都在他手里失败了。武汉政府最后投降了南京；以广东而论，有胡汉民、汪精卫这样足资号召的人物，有充足的财力和兵力，仍不免屡起屡仆；桂系和张发奎也是这样，唐生智更毋论矣。这一次阎、冯两个最大的军事集团联合起来反蒋，并得到桂系集团的遥相声援，还加上汪精卫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委员搞出扩大会议这样的招牌，另立了中央政府与南京对抗。可以说几乎包罗了绝大部分的地方军阀势力和在野政客，结果这一联合反蒋仍不免于一败涂地，除此之外，地方势力中还颇具实力的只有张学良了。但可以推论，今天的张学良，也绝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等而下之，就不值一提了。
阎、冯反蒋的失败，证明蒋介石绝不是中国其他的军阀可以斗垮的，纵使几个军阀联合起来像阎、冯、桂那样，结局仍会被蒋收买、分化而各个击破。我们作为一个军事团体，比之阎、冯、张、桂、陈济棠、唐生智都差得很多。以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蒋斗争根本不够条件；而和其他军阀联合呢，则阎、冯尚且归于失败，又有什么人有可以联合的条件？因此，和蒋介石斗争，首先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蒋在政治上弱点很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方可以占得住脚。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可靠的合作对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唯一政治力量。对其他的地方军事反蒋力量只能做出一些拉拢和利用，但不能有过高的希望。
杨虎城的上述分析，马上被严酷的现实所证实。杨虎城带着17路军进入陕西以后，很快与蒋介石的矛盾就开始了。
杨部一入陕西，顾祝同即以潼关行营主任名义，率蒋的嫡系部队第2师黄杰部及第3师陈继承部进驻潼关、华阴、华县等地，以扼制陕西之咽喉。后来，蒋又派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1师借追击红军之名，驻扎在甘肃天水，从侧背监视杨的活动。1932年，蒋介石还把回族反动军阀头子马鸿逵派到宁夏做主席，一方面控制杨在西北的发展，另一方面给杨虎城以威胁。
在武力威胁的同时，蒋介石想了很多办法削弱杨虎城的力量。杨部入陕时，原有3个正规师。入陕不久，蒋介石将58师改为地方部队——陕西警备师。为阻止杨的扩军，蒋遂将第58师番号撤销。对改编后的58师，蒋还是不放心，就派特务葛武柴暗中策动，使这支部队公开叛杨，准备投蒋。杨虎城对该师师长马青苑准备投蒋的预谋装作不知，以平叛之名发动部队进攻马部，逼使马青苑只身逃走，从此成为公开的军统特务和蒋氏对付杨虎城的一个棋子。1934年10月，蒋更把杨部17师49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令其开赴河南，脱离了杨的系统。
蒋介石还对杨虎城收留和启用共产党人的态度非常不满。南京国民政府经常有电报或公文致杨虎城，指责杨部某人是共产党员，某人是共产党员嫌疑，命杨虎城逮捕或押送南京。对这类案件，杨虎城或是坚决不交，搪塞说某人经过考察并非共产党员，某人曾参加过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有的干脆先秘密放走再报告南京该人已经潜逃。二是对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立即“逮捕”，秘密保护起来，待风声过后再放出来。
这些做法时间长了，必然被蒋氏识破，也必然使蒋介石对杨虎城更加不放心。
杨虎城就是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收到来自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发出的问候和合作信息的。
这一时刻，被历史的时钟定位于1935年岁末。中共中央在决定联合东北军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亦决定对17路军杨虎城部的争取工作同时展开。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亲笔信。由时任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军委委员、兼红26军政委的汪锋充当信使。
汪锋在红25军到达陕北前，长期担任17路军中的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对杨虎城和17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出发前，汪锋奉命从瓦窑堡来到前总驻地——鄜县套通塬东村，受到毛泽东的召见。
在约见中，毛泽东首先询问了陕北方面若干国民党军政实力人物的情况，然后向汪锋交代了去西安的任务。毛泽东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把他们驱赶上反共战场，是想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对杂牌军实行排斥和削弱方针，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强烈，17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同胡宗南统率的中央军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17路军，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接着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这次去西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毛泽东还要求汪锋，对杨虎城部队要有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
汪锋几经曲折来到西安时，杨虎城刚从南京返回没几天。汪锋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问候之后，就将毛泽东的亲笔信交与杨虎城。信中写道：
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国家民族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南国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杨虎城看到毛泽东的信后显得非常激动，他虽然早就与共产党有过合作，但都限于局部地区的组织或个别事项。如今，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他这样重视，派专人来找他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使他精神不能不为之振奋。
这时，汪锋将同时带来的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呈递给他。并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四点要求：（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建立联系；（三）17路军向红军经常提供情报；（四）17路军向红军输送物资。杨虎城均表示同意。
但正如毛泽东此前所说的，红军与17路军之间以往也有误解，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对此，杨虎城心中也有疑虑。汪锋后来在回忆《争取17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一文中，描述了杨虎城的这种疑虑及逐渐消除疑虑的过程。汪锋回忆说：
那天，杨虎城向我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17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17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25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意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17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1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四川西部，不仅我们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但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抢渡嘉陵江，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定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沔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敌，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的。
红军25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甘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25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更为接近。红25军误认该部要乘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阎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25军自鄂豫皖突围开始即和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17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17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17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17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17路军和东北军的态度。
应当说，汪锋的上述解释对消除杨虎城顾虑直到了重要作用。但还不能说完全消除了杨的思想顾虑。因为，在此之前，汪锋本人与杨虎城并不熟悉。杨虎城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也没有听说过汪锋这样一个人，加之蒋介石派往西安监视杨虎城的特务多如牛毛，杨虎城也顾虑这万一是蒋介石设下的圈套，是蒋介石为试探他的态度而制造的假信，因而没有同汪锋进行深入交谈，双方也未就中共中央提出的4条建议形成什么共识。但汪锋之行至少产生了这样的效应，即它向杨虎城传递了共产党愿意与他合作抗日的信息。于是，在与汪锋会见之后，杨虎城很快即派人到天津核实汪锋的情况并表示希望南汉宸最好能来参加在西安的谈判。南汉宸派来的代表是曾经在17路军工作过的中共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
王的到来，不仅向杨虎城证明了汪锋确是中共的代表，而且带来了南汉宸代表中共北方局提出的关于合作抗日的六项建议：
一、在联合抗日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退进，或放空枪，打假仗；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甲方（17路军）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共产党）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
杨虎城对以上六点表示基本同意，但他也提出3条意见：
一、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作合法运动，到适当时机再变为不合法运动；
二、整顿内部；
三、与红军的关系是：
1．维持原防，互不侵犯；
2．交通运输上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帮助；
3．不要策动他的部队哗变；
4．绝对保守秘密，可建立电台联系，但以后不要给他写信或随便派人来，以防泄露；
5．希望陕北红军对井岳秀保持与他同样的关系。
于是，王世英便和杨虎城以此为基础进行协商，并顺利达成了4点协议：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预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为了落实双方达成的合作协定，杨虎城旋即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主要是：
一、实现17路军和红军问的休战状态。杨虎城派他的秘书和一些亲信向前线的旅、团长分头作了暗示，有些是杨亲自授意，以确保不再发生战事。自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7路军就未再与红军发生冲突。
二、准备了与中共联系的秘密电台，中共中央委派张文彬出任中共驻17路军常驻代表后，杨虎城委以上校参议衔的公开身份。
三、在17路军设立了交通站。
四、杨虎城亲自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在1936年元旦对连以上军官的训话中，杨虎城公开抨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他说：过去对敌人，我们还敢指名道姓，而今天却用××来代表日本，这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今后我们部队的训练再不能按打内战那一套搞了，不管别人抗日不抗日，17路军是坚决要抗日的。
五、成立特别稽查组，加强情报收集和对付国民党的特务活动。
六、确立了17路军与红军合作的准则。内容包括：双方消除一切敌对行动，互不侵犯，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双方交换情报，遇有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消息；由17路军负责制止一些地方民团的反动活动，不破坏革命组织；保证群众的自由通商及双方地区的贸易往来等。
杨虎城虽然在履行协议上作出了努力，但他与共产党合作的一些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在8月下旬中共派潘汉年去西安与杨虎城会谈时，就反映了杨的犹豫和戒备。杨向潘汉年谈了三个问题：“一是17路军不能一下子转变为红军，目前只能从政治上加紧准备。二是合作途径如跟张某（张学良）走，须另起炉灶。三是军事上先打通国际路线。”
杨虎城的这番话表明，他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观望的念头，在军事上也还有对红军和东北军的力量是否足以抵抗蒋介石中央系国民党军队压迫的担心。于是，中共中央急调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进行谈判。1936年9月6日，杨虎城在与张文彬谈判中，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各点意见，但提出5点希望：
1．17路军目前尚不能离开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与红军立即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
2．张学良部复杂，西北由他领导恐有不可取之处，建议成立三方面会议，合组各方面参加的抗日核心组织；
3．希望红军有一定的根据地，不继续游击战争，根据地最好在陕、甘、宁；
4．担心目前得不到国际援助；
5．准备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
在妥善答复了杨虎城提出的5点希望之后，红军与17路军于9月7日正式达成了合作协定。至此，中共与17路军联合的障碍终于消除，联合的局面开始形成。
★接受张学良“联蒋抗日”的主张，弥合蒋介石离间挑拨所造成的张、杨分歧，中共的政策调整和有效运作，使西北的抗日大联合终获成功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工作，到1936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分别与张学良领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17路军结束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藏书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的重大突破。但是，这与实现西北“三位一体”，即达成红军与东北军、17路军三方面联合抗日局面的既定方针，尚有一定距离。
此时，三方联合还存在两大障碍。
其一，是如何对待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的主张。在1935年底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时，虽然改变了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并称为卖国贼的提法，此后再提卖国贼时也是只提蒋介石，不提张学良，但并没有改变“抗日反蒋”的政策。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秘密会谈时，虽然对改变这一政策有所松动，但周恩来明确表示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需要中共中央集体研究作出决定。熟悉中国共产党决策程序的人一定明白，实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的共产党，如此重大的政策变动，必须在中央决策层形成共识，当时还要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而这一决策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其二，是如何弥合东北军与17路军的矛盾。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5年之前没有发生过直接联系，历史上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张属奉系，杨属冯（玉祥）系。而当他们各自附蒋后，张先后活动于东北、华北和鄂豫皖地区，杨则在河南、西北（主要是陕西）地区活动。这在注重渊源的旧军队，其合作的感情基础是薄弱的。蒋介石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断地离间张、杨及其所分别领率的东、西北军。
张学良来西北前，杨虎城身为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张到西北后，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这就是说杨在军事上要受到张的节制，进一步扩大地盘已不可能。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人陕本来是奉蒋之命主持“剿共”，但也不能不使西北方面有人担心东北军是乘机抢夺地盘。对此，杨虎城存有戒心是自然的。张学良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感到，初来西北，人地两生，想在西北站住脚，实非易事。
两位主帅的心思，在两支军队中亦有反应。东北军自恃兵力强，装备好，看不起17路军。17路军感到东北军丢了东北的家乡还盛气凌人，遂讽刺说：“人数那么多，装备那样好，为什么丢掉自己的家乡，跑到西北来？有本事上去和红军较量，别对我们耀武扬威！”这样一来，两支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戏院看戏为争座，在饭馆吃饭为争先后，在街上相逢为争路避路，经常吵架打架，甚至发展到互相开枪的地步。另外，东北军入陕带着大批随军眷属，不仅基层以上军官，甚或普通的伙食兵和司机也带来了眷属和子女，这既引来17路军一些官兵的嫉妒，也因吃住困难、强用民房，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17路军对东北军这种做法看不顺眼，东北军也觉得陕西人有排外思想。因此，两支军队之间、东北军与当地居民之间也不断发生冲突。
蒋介石看准两军的矛盾后，开始了他早已准备好的离间战术。他对张学良说：“汉卿，你要好好地干，只要东北军‘剿共’成功，将来可以把杨虎城调离陕西，西北归你。”同时，蒋又散布张学良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并派人向杨虎城说：“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野心，你要提防，可别让他们把你的地盘吃掉。”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通过利用和制造矛盾，使张、杨互相牵制，从而加以操纵。
安插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也借机制造张、杨不和的谣言。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17路军，就是说17路军要驱逐东北军。日子长了，这些影响必然扩散到两军的中上层军官中去，使两支军队的关系一度颇为紧张。
为了实现西北的抗日大联合，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中坚和政治领导作用，当然这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做出调整，也需要切实解决一些棘手的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调整政策的第一个大的举措是将“抗日反蒋”的口号调整为“逼蒋抗日”。实际上，这一转变的过程甚至在1936年2月即已开始了，就在这一年的2月27日，经宋庆龄介绍充当国共之间联络“信使”的董健吾到达瓦窑堡。此时，张闻天和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东征作战。董健吾就将宋庆龄的密信交给了留守后方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博古。并向中共方面透露：国民党内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蒋嫡系中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主张联红反日，有的主张联日反红；蒋介石本人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前线致电博古转董健吾，明确表示：中共为了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并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抗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份电文首次没提“反蒋”，而强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民党及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公开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蒋”的方针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谈判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秘密会谈。张学良除了不同意李提出的“反蒋抗日”之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李克农把这一谈判结果很快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对张学良的这一态度十分重视，他把张学良的意见与此前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联系起来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应当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判。
同月，刘长胜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全部文件带到山西东征前线，周恩来、博古也很快赶到前线，中共中央随即于3月20日到27日在山西孝义、石楼一带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由于战事频繁，会址几次变动）。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发、博古、王稼祥、张浩、洛甫、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凯丰等。
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还听取了张子华、王世英、李克农的汇报，了解到有关国民党中央系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部东北军、17路军的最新动态：受北方局委派领导吕振羽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王世英，当他由天津赴陕北途经西安时，同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四项协定；李克农则于2月25日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及张学良举行了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五项协定。张子华在汇报中虽然没有提到蒋介石、陈立夫的名字，但是根据他的汇报不难判断出“反革命内部即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事态发展之快，已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料。
中共中央在东征前线举行的这次会议共分三个议程：（一）统一战线的问题。（二）当前的战略方针。（三）和国民党谈判的具体方针。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论述了世界大战的危险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并将抗日战争放在世界舞台上加以考察，指出：“一方面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英、法、美、苏接近。这种形势表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其一触即发之势时刻威胁着人类。”“蒋介石想在日本同中国红军、苏联之间‘渔翁得利’，是办不到的，只能是或者联日，或者联俄联共。”
张闻天在分析了中国各阶层对抗日的态度后，还初步预测了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前景，指出：“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尤其是华北。那里成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地区。”
与会者同意洛甫的报告，博古也在发言中指出：蒋介石自己亦觉得“抗日而先剿共”的口号不能用。博古在发言中还认为中国革命的分界线，现时在于“抵抗或投降日本”，应在此基础上组织人民统一战线。这证明博古的认识与前已有很大变化。
会议并研究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
周恩来在23日的发言中也分析了国民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他说：国民党领导已开始认识到日本将要继续南下侵略全中国，并知道英美目前不会直接对日作战，因而寄希望于日苏战争。一部分国民党领导已认识须要先有自己抗日才能真正做到联苏，先有国内的联合抗日，才能有国际的联合抗日，但是，国民党中也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牺牲苏维埃和红军的利益；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苏仍举棋未定。周恩来强调：我们要抓住“联共”的口号，并用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建议不仅仅提出红军集中华北，而且要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于华北”。他认为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抗日，会议决定采纳“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于华北”的口号，
3月25日会议进入第二议程，讨论战略方针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做报告，报告认为华北是矛盾的集中点，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在军事上是可能的。华北是未来的战场，因而我们要经营山西、陕西，主要是山西，以发展求巩固。毛泽东报告之后，周恩来又发言具体介绍了经营山西的计划并建议在晋南、豫北、直南、五台组织游击战。
会议进行到3月27日，开始具体讨论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除中央负责人外，李克农、张子华等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这天的会议上分析了国民党的情况，他将国民党分为民族改良派与民族革命派，认为民族改良派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人，坚持反革命立场，但是这些人也想同溥仪、殷汝耕等汉奸划清界限。他们内部是不统一的。民族革命派又分左右两派，右派是由于日本的压迫与民众的压迫从民族反革命中分裂出来的，右派中的右翼如孙科、于右任等。右派中的左翼如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与蒋介石有较大的区别，主张抗日，但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不同意联苏联共。民族革命派的左派是以宋庆龄为代表，包括军人的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左派坚决主张联苏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之勇气。因而我们的方针不仅要把民族革命派与民族反革命区别开来，而且也要把民族改良派的左右两派区别开来。毛泽东指出：2月份中央及军委关于李克农同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仍然适用，这就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针对国民党“取消苏维埃”、“取消暴动”的要求，毛泽东主张对此要提出“取消国民政府”、“取消国民党的压迫”以对抗之。他还强调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与之谈判，而且谈判都不应破裂。最后，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有关军事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军委，有关政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中央常委。统战工作的全部工作均由中央常委指挥。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由常委和李克农、张子华、王世英等单独谈话，交代有关谈判事宜。
通过这次会议，中共中央进一步肯定和发展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明确了对待蒋介石的的态度。虽然未获悉南京的谈判是由蒋介石首肯，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已发生变化，由会议之初将他看成“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改为认为他有抗日要求，将他划入民族改良派之列。
3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回后方，毛泽东则仍留前线指挥东征战事。
4月7日，毛泽东收到了张闻天的紧急来电，内称：中央政治局讨论战争动员，认定此次蒋介石令陈、胡出马“剿共”，封锁黄河组织华北整个“反共”战线，显系实行广田三原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公开卖国，阻拦红军东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以利动员，以张士气，如同意请由前方拟稿发表。毛泽东在复电中，仍主贯彻此前中共中央确定之调整“反蒋抗日”方针的立场，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同一天，周恩来也与张学良在朕施城内漏夜谈判，张在谈判中直接提出应逼蒋抗日，称：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有可能抗日，他主张由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处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听完张学良的陈述，立即表示：“毛主席也有这个想法，我可以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毛主席。”
中共中央为了慎重研究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意见，决定于4月13日至15日，再在山两省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巾央军委会议。会议认真听取了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情况的汇报，批准了肤施会谈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领导层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攻，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英美在华利益也受到了直接损害，日本与英美等帝国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进一步激化。带来南京国民政府中美英派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势力划分，也愈加明显。这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我、蒋三方的关系也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从日、蒋关系来看，其共同之处是“共同防共”，而国共两党之间的共同之处是“联合抗日”，日、我双方都有联蒋的基础和联蒋的必要。因此，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年的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著名的五·五通电。通电中说“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经慎重的向南京国民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这说明，中共中央已将蒋介石列为争取对象了，这是中共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上的必要调整。但严峻的内战现实以及蒋对中共的顽固敌视也使中共深知争取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共中央及时采纳张学良的正确意见，推动了中共及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顺利发展。张学良还亲自驾飞机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说服阎锡山共同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阎锡山正因红军渡河东征惊恐不安，听了张学良的陈述后，立即表示，完全同意张学良的看法和主张，并愿与张、杨等人密切配合，共同行动。同时，阎锡山让张学良捎信中共，只要红军撤出山西，他愿意就抗日问题与中共洽谈。最后，促成了中共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实现了在山西，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开展抗日运动，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余下的就是促成张、杨及东北军与17路军之间消除误解，密切关系了。
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纵然有分歧、有误解，但他们对待抗日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分别与共产党订下了联合抗日协议，这使他们都有着密切彼此关系、共同联合抗日的思想基础。问题是谁来做他们弥合关系的中介？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党组织抓住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原来，当张学良的亲信、原国民党东北地方组织的负责人高崇民赴上海看望杜重远之时，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得知后，在杜的引见下见高并与高进行了多次畅谈，从而成为亲密的朋友，胡愈之建议高崇民利用与张学良的关系，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上海另一个中共党员孙达生也加入到劝进高崇民去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过程中。孙达生还与高崇民约定，两人同去西安，一明一暗，孙公开活动，高暗劝张学良，以促进“三位一体”的实现。
高崇民到达西安后，见面就与张学良进行了彻夜长谈。张对高崇民所谈颇为满意，即把东北军进驻陕甘后与17路军之间产生的误解和问题告诉了高，并请高从中调解。
高崇民带着这一使命拜会了杨虎城。高除了向杨讲述两军团结对于共同抗日、对付蒋介石打压的积极意义外，还披肝沥胆，说明张的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到西北苟安的意图。高的诚恳态度，令杨虎城大为感动。
尽管高崇民与杨虎城并不熟悉，但这次会见却使杨虎城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张学良希望与他和解。作为上司，能够向下属作出这样的表示实属不易，况且张学良并没有什么对不住自己的地方。于是，杨虎城也表示了要与张改善关系的愿望。杨并随即指示专门在西安绥靖公署设立交际处，负责联络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密切东北军和17路军的关系。他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费紧张，立即暂时停发了17路军的经费，而转拨给王以哲部使用。
延安会谈后，红军停止了对东北军的军事行动，至5月23日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更明确决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
7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统战工作，会议决定将扩大联合战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为了便于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决定将党的白军工作委员会（含东北军、西北军工委）、白区工作委员会概由周恩来统一领导。并决定派刘鼎、朱理治、叶剑英到西安，加强东北军工作，派张文彬到杨虎城处为代表。此时，中共已在酝酿向东北军、17路军提出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建议。
六七月份两广事变期间，张、杨和红军联合抗日的意图更加具体化，曾共同拟定了组织西北抗日联军的计划，以与红军的抗日行动密切配合；还草拟了一个纲领性的通电宣言稿（西安事变时张、杨所发的八项主张通电，其中有些内容就是来自这个宣言稿）。张、杨并着手整顿内部，培养抗日力量，在王曲联合办军官训练团，对中下级军官进行抗日联共的教育。
1936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导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下，西北地区已初步形成红军、东北军、17路（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准备抗日的局面。
第四章 撤张？捕蒋？西安城“风雨欲来”
★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遭到张、杨的抵制，但张、杨也难以说服蒋氏改变方针，双方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对方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
蒋介石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对他来说，需要决定一切。这一点，在1936年夏秋，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两广事变”发生的时候，为了集中全力对付广东的陈济棠，他公开发布“维持广西现状”的命令以拉拢李宗仁、白崇禧，而在“摆平”广东之后，却马上变脸，意欲即刻荡平广西。
当需要苏联支持的时候，可以主动向苏联示好，并采取措施与国内的共产党沟通联络，而当他化险为夷从“两广事变”中解脱抽身以后，立刻又大兵压境陕西，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为最高目标。
★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
1936年9月14日，以李宗仁发表和平通电为标志，历时4个月的两广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实现大联合（以与驻陕的杨虎城部17路军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为标志）刚刚一周，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也即将结束长征抵达陕北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此时，也正值日本加紧策动伪蒙军人侵绥东，妄图实现其侵占宁夏、甘肃，切断中、苏联系的战略企图。就在这个月的13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7项苛刻条件：（1）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2）政治、军事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3）开通福冈一上海间航空联络；（4）缔结日中关税协定并降低税率；（5）在华北设立特种制度；（6）引渡“不法”（朝）鲜人；（7）成都开埠、日中合作开发四川经济。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禁止排日命令，分别由行政院长向各部、各省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向陆、海、空各机关，由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向各党部机关发布，上述命令要在报纸上连日刊登，由蒋介石亲自向全国广播。
20日，日本外务省又出台四项具体要求：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晋、鲁、绥五省。南京国民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其他权利、义务（如官吏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统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解决中日交通合同，特别是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日本顾问。
无论日方的条件是怎样的蛮横无理和令人屈辱，蒋介石为了专心实施其“剿共”大计，仍是沿用过去屈辱外交的那一套去加以应付。他在10月7日会见日方代表川樾时简直是在乞求对方，说什么：“中日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长协商。”因为，蒋介石此时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剿灭立足陕北未定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还是在9月上旬，广西问题和解刚有转机，蒋介石就急调胡宗南的第1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地段，隔断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通路。蒋介石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37军，位于天水、泰安、武都地区的王均第3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为此，蒋介石加紧进行战争准备。10月17日，他把驻守北方的军事将领，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徐世昌、陕西的杨虎城、华北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等召至杭州举行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事宜。接着，他又亲赴山东，对韩复榘进行安抚，在得到韩复榘“一切听命于中央”的表示后，即于10月22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安，亲自督阵“剿共”。
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刚刚启动联共抗日谈判，就又推行与其南辕北辙的西北“剿共”的政策呢？
其实，蒋介石灭共的“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只不过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打乱了他的“剿共”安排，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导致的大变动又使他料想不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与东北军、17路军实现抗日大联合的前景，着实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认为再不动手，西北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到那时，“消灭共产党”将会更加困难，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此时，蒋介石对西北的看法，有一点是看到了本质的，就是西北的抗日大联合，标志着张、杨开始彻底背离他手定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在他看来，他与张、杨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政见之争，而是对他个人的忠诚还是背叛之争。这就必然导致西北抗日大联合形成以后，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势将进一步激化。
首先是对“ href='5278/im'>《活路》事件”，张、杨对抗了蒋的处理方式。
1936年4月，东北军和17路军的地下党员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王以哲的秘书）等，在刘澜波的领导下，编印了一本名为 href='5278/im'>《活路》的小册子，提出“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回答了如何认识西北的有利形势，开展抗日活动；如何解决抗日经费和发动民众；如何培养抗日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以及东北军的整顿等问题。文稿写成后专门请张学良看过，杨虎城对编印这一宣传物的事也极为赞赏，并答应由17路军印刷厂承担印装任务。
href='5278/im'>《活路》散发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怀疑 href='5278/im'>《活路》出自17路军参议郭增恺之笔，便秘密将其逮捕押送南京。但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的郭增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审问出什么结果来的。于是，特务们又折回西安，从张、杨身边人中开始重新调查。
这次找到了 href='5278/im'>《活路》的主编之一高崇民。但在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即把高保护起来，待蒋介石的亲信、“西北总部”二处处长江雄风向张学良出示蒋介石的手令，要求抓捕高崇民时，张学良摆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马上表态，立即配合抓人，并下令他的卫队长：“派一个连随江雄风抓高崇民。”
虽然兴师动众，但最终连高崇民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这件事，蒋介石虽未抓到张学良什么把柄，但却由此嗅到张学良身边有共产党的气息。
蒋介石为了警示张学良与共产党联合的做法，下令逮捕他的秘书宋黎，这又引发了另一个公然对抗南京当局的“艳晚事件”。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张学良在寻找共产党、欲联共抗日时，曾邀请东北大学派代表来西安。东北大学所派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员宋黎，宋获接见后被张学良留在身边做了秘书。其后即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在西安从事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以全国学联代表的名义，推动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在西安总部和东北军、17路军中开展活动，并曾应杨虎城之邀在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作抗日救亡的报告。
宋黎的行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所侦知。1936年7月，宋黎从多方面获悉他的活动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因为他和另一名东北学生代表所住的西北饭店，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屋后转来转去，甚至有时进屋偷偷翻检东西。宋黎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党组织，建议做应变准备。上级党组织派人向张学良提出：你的两名学生在西安宣传抗日很不安全，建议将这两人送往苏区。但张学良没有同意。他认为以他的地位保护一两个学生不会成为问题。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8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终于动手，在宋黎的住所将其逮捕。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异常生气：“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果断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调动东北军城外一个团急行军入城，宣布全城戒严。
这么大的举动，自然地惊动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张一见邵力子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藐视我，敢于擅自抓捕我的部下？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如此胆大妄为，是何居心？”
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过这么大脾气，也没有见过张学良对他这样不客气。于是就连忙用温和的语气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报告。”
邵力子辞去后，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兼105师副师长谭海率卫队营前去查抄省党部。他们救出了正在省党部受刑讯的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档案，其中有省党部秘告东北军通共的密电和准备予以逮捕的数达三百之多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人员名单。
这时，邵力子也已问明为什么要抓捕宋黎，前来张公馆复命。他对张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统调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蒋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应为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他还出示了蒋介石的原电。张学良看后和颜悦色地对邵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
实际上，逮捕宋、马不仅是蒋介石亲自下的逮捕令，而且还派有专机停在西安，随时准备把人犯押解南京审讯，由于张学良的干预，使南京的计划破产。这就是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间的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件，由于按韵母计算，29日是“艳”字，所以被称为“艳晚事件”。
“艳晚事件”虽然使蒋介石的计划落空，但却使张学良与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张从这件事上已经感到了来自于蒋介石的不信任情绪。所以，他来个“先斩后奏”。在查抄省党部的第二天，即向蒋介石发了急电，意谓：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在蒋介石收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特务头子曾扩清也乘飞机急抵广州向蒋介石告状。他声泪俱下地哭诉：“张学良目无法纪，背叛中央；东北军与17路军和红军秘密合作，逆迹显著，请委员长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蒋介石既不相信张学良的说辞，也对曾扩清的说法半信半疑。便致电邵力子，询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在收到邵力子“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命令”的回电后，蒋介石终于相信曾的告状事出有冈。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张学良联共的问题了。但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对付西北，就对张学良施以缓兵之计，他致电张学良说：“此案处理，殊失莽撞，惟既知错，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此拟办理。”
做事一向细致的张学良知道此事捅了蒋介石的马蜂窝。他曾委派莫德惠面见蒋介石，试图缓和一下矛盾，也借此试探一下蒋介石的反应。谁知莫德惠说了半天，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汉卿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这种表态，使张学良预感到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定要跟他秋后算账。
发生这一连串事件，不断地刺激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促使他得出西安很快将成为第二个两广的结论。
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其他两个问题，蒋介石却判断错误：一是对红军的实力。蒋认为，在他看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的红军，实力锐减，已成为强弩之末，只要集中重兵，用不了几个月时间即可剿灭。二是对东北军和17路军的实力。蒋认为，经过不断与红军作战，东北军至少已被红军吃掉近3个师的兵力，17路军也被红军吃掉了3个旅。实力受损，没有抗衡自己的资本，量张学良、杨虎城也不敢不听他的命令。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蒋介石智囊之一的陈立夫，在与苏联驻华大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的一次讨论即将结束时，鲍格莫洛夫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以为听错了，可鲍格莫洛夫又向他阐述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鲍氏说完就收拾着文件，准备退场。可这话在陈立夫听来却像晴天霹雳，惊得他半天张着嘴，不知所措。他弄不明白鲍氏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把这件事立刻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后一下愣住了，他连续追问“谈判中你们喝酒了没有？”“这个鲍先生有无精神病史？”“翻译有无问题，是否口译错了？”在都得到陈立夫的否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又问道：“你能准确地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陈立夫肯定地说：“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在谈判过程中，鲍格莫洛夫精力始终是充沛的，而且也是认真的。”“我跟他说过，如果中国将来共产化，对你们苏联有什么好处？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3倍的中国吗？他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还同意让我将此话可以告之苏联政府。”
不管苏方是出于何种动机说出这番话的，但蒋介石却把它解读为是对他“剿共”政策的鼓励，这使他在继续推行已经不得人心的“剿共”政策时少了一份顾忌，也促使他下决心解决所谓中共问题。当着陈立夫的面，蒋介石随即指示说，正在进行的“与中共的谈判只可以虚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无援之时，将其彻底根绝。对陕北共军，我要亲自督战，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军全力进剿，限时剿灭”。蒋介石这段话，堪称是对他突然调整对中共的策略，迫切解决西北问题的一个注脚。
总之，基于两个错误判断以及消除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的政治考虑，加上鲍格莫洛夫所言产生的效应，蒋介石才急匆匆从南京杀到西安。
蒋介石是一个实力决胜论者，在技不如人、没有制胜把握的情况下是从不仓促出牌的。所以，在他的多路大军尚未到达西安之前，他也不会马上就对张、杨翻脸。
到达西安后，蒋介石立刻在接见中拿出对张学良很亲切和非常器重的表情脱口就问：“汉卿，曾处长的报告，我批交给你看，他送给你没有？”张学良忙回道：“蒋委员长，请放心，我看到了。”蒋介石继续说：“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给你了，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曾处长有事，不向你讲，跑到广州见我，就很不对，是要给他处分的。”接着，蒋介石还当着众人的面把曾扩清训斥一顿。
蒋介石此时上演的周瑜打黄盖的把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意目的是要先稳住张学良。张学良自知蒋的用意，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有邵力子揣摩透了蒋的心思，上前劝蒋：“委员长，事情早已过去，算啦，算啦。”这一席话，使蒋介石有了转移话题的台阶。
蒋介石为了不使张学良生疑，对此行“剿共”的事项只字不提，声称自己是来西安“避寿”的。因为10月31日是他50暖寿，他要在这期间到各地走一走。
蒋介石在西安下榻的地点选在华清池，这是中国的一大名胜。相传秦始皇在骊山触怒女神，被唾一脸，后即发疮。始皇求恕，神女便托梦要他用温泉洗愈。因此温泉华清池又叫神女汤。唐代在此建立华清宫，玄宗每年偕杨贵妃在此过冬，经常在这里沐浴，引出不少故事。白居易 href='2357/im'>《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名句，用典即在此地。
蒋介石为什么驻节这里，一个西距西安25公里的偏僻之处，是为求清静还是为方便沐浴？当然都不是。但这个地方却实实在在地成了他的蒙羞之地，即使以后事过多年，一想到此地他都会萌生后怕、顿生怒气。
华清池仅是古城西安之一景，如果说要游览名胜古迹，在陕西游上个十>天半个月是不成问题的。蒋介石尽量装出悠闲轻松的样子。他选择去西岳华山游览华山，以险著称，以奇拔峻秀冠天下。在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的陪同下，蒋介石边游边谈。他指点着华山，似是一语双关，又似是有感而发，说道：“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就会掉到万丈深渊里哦……”
张学良看到华山的天然奇景、庙宇古迹，也是感慨万千，但他与蒋介石的感受不同。他随即以一首七言绝句寄托情怀：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林欲飞。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听了张学良的诗句，蒋介石若有所思，随口问道：“汉卿，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直言答道：“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张学良的回答，使蒋介石进一步印证了他所获得的关于张学良思想激进、联共抗日的密报不假。蒋介石虽然很生气，但又不好发作，遂劝道：“这些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这最后一句，蒋介石担心会刺激张学良，遂又补充说：“你要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游完华山，蒋介石又游览了秦陵、黄陵、周原、西五台，参观了碑林。这时，他的大批亲信人马陆续赶到了西安。至此，蒋介石在西北的嫡系精锐部队已经达到260个团，约30万兵力。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也云集西安，他们是：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朱绍良、万耀煌、陈继承、蒋方震、张冲、蒋作宾、邵元冲等，还有西安的晏道刚、曾扩清也应位列这一千人等之中。
蒋介石有了后盾，这时才开始发威，指令张、杨限期剿共。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遭到张、杨的抵制，但张、杨也难以说服蒋氏改变方针，双方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对方
蒋介石在征服对手方面，可谓沙场老手。这次处理西北局势，他采用的方法依然是先武力威慑，再内部分化，各个击破。
因之，在他出发去西安前，已吩咐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草拟好一个名单，而在他到达西安后，即下令名单所列各方面大员齐赴西安，共商“剿共”大计。在其嫡系部队到达西北后，又大张旗鼓地布兵摆阵，扩建机场，首先给西安方面以心理压力。在做足宣传文章之后，蒋介石才在他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
张学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说：“总司令，请恕我直言，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不仅是我个人意见，整个东北军都有这个要求，全国人民也都有这个要求……”
蒋介石没等他说完就训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
对蒋介石的批评，张学良不能认同。他据理力争：“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是打日本，可以调动自如，锐不可当。”
蒋介石对张学良以士兵不愿意为由拒绝“剿共”很不高兴，但是，他从张学良的话中也找到了说服张学良的机会。于是就说：“剿共政策，不能改变，士气问题，我来解决。”蒋介石自信，只要他亲自给官兵讲明利害关系，就一定会扭转东北军官兵的思想。到那时，你张学良再不“剿共”，就没有了理由。
蒋介石又召来杨虎城谈话。
杨虎城没有张学良与蒋介石那样的特殊背景，因此也就不能像张那样公开对蒋介石说“不”。只能是委婉地表达意见：“我个人完全服从委员长的命令，但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匪士气低落，确实是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杨虎城的回答与张学良如出一辙，这使蒋介石既震惊又忧虑。他震惊的是，这两支屡有冲突的部队居然走到了一起，真有点出乎意料。他忧虑的是，现在不仅是张、杨个人不愿“剿共”的问题，而且是两支部队都不愿“剿共”的问题。要把这两支部队拆散，前有民众支持，后有共产党支招，谈何容易呀！尤其是东北军打回家乡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谁能撼得动这种思乡情结？
蒋介石还是决定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想亲自“解决”两军基层官兵不愿“剿共”的问题。
这是10月27日，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典礼如期举行。西北“剿总”和东北军、17路军的团以上干部应召而来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操着浓重的宁波口音讲道：“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仪、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他接着说：“假如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就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
这些话，显..然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听的，也是给张学良、杨虎城的警告，给东北军和17路军的警告。具有浓厚抗日思想的受训军官，是难以接受蒋介石那套不怕亡国而惧内争的歪理的，所以，短短半个小时的讲话，会场多次出现连续不断的咳嗽声和跺脚声。张学良怕引起蒋介石的不快，讲话以后马上宣布解散，把原来安排的现场提问临时取消。
蒋介石对会场中的现象未流露出介意之情。会后，继续在张、杨的陪同下去青龙岭，观赏终南山雨后景色。晚上又去省银行欣赏宋代名画《长江万里图》，用以作出对王曲军官训练团一事不介意无所谓的姿态。
28日，蒋介石邀张学良会谈。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毛泽东不是写信给我吗？我来了就是对他的答复。”这句话是带着杀气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张学良背着自己与共产党联系的不满。可一心只想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管这么多，竟接过话茬儿说道：“学良正要向委员长报告。”于是，就一五一十地把毛泽东、周恩来10月5日致函张学良并转蒋介石的信的内容转述于蒋。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的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我残杀的内战。……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10月5日
蒋介石听罢信的内容后，立刻训斥张学良：“你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
但张学良仍然表示，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本来还想向张学良撒气，但旋又考虑明天就要去洛阳，于是又把语气缓和下来，说道：“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于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
这段话，似乎是受前面提到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话的影响，而在向张学良透露苏联可能不再关心中共前途的判断，以打消张学良对抗日发动的担心，而不知内情的张学良是不可能从他的话里听出玄机的。
与张学良谈话后，蒋介石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专访，公开表明誓把“剿共”内战进行到底的决心。蒋氏指出：“政府决定贯彻戡乱方针，因为共产党受国际指挥，不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本位……（政府）断不能容许国际操纵之势力，以武力破坏国家，毁灭中华民族之独立性。”
这次谈话，张学良深感失望，因为他说服蒋介石的努力无果。蒋介石也对张学良更为不满，以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痛心。”
29日，蒋介石乘火车去洛阳准备做寿，但藏书网
他一到洛阳，即迅速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击刚刚会师陕甘的三大主力红军。蒋决定：由第1军、第3军、第37军和东北军的第67军、骑兵军，从会宁至固原一线，自南到北，分成4路，夹击红军。31日，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令。
接获蒋介石这道命令，各路“围剿”大军却是表现不一，张学良领导的两个军因与红军早已达成默契，自是不愿与红军交火，其他几路也大都消极观望，惟独胡宗南的部队显得特别卖力，孤军推进到红军的腹地。至11月21日，红军主力不仅摆脱了“围剿”军的堵截，而且对胡宗南的几个师形成合围之势。这一天，红军主力主动发起了环县山城堡战役。下午，左权的红1军团、徐海东的红15军团发起总攻，红四方面军的王宏坤第4军与红二方血军萧克的第31军配合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将胡宗南部的第78师232旅和第234旅的两个团全部歼灭。在盐池、定边方向的胡宗南部第1旅，也被宋时轮领导的红28军击溃。国民党“围剿”军遭受这一重创后不得不暂时撤围再图，重新组织围攻。
让我们再回到10月31日，蒋介石50岁寿辰这一天。
这一天的洛阳，胜过节日，热闹非凡。整个洛阳都被精心“打扮”了一番。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装饰一新，贺幛寿联挂满墙壁，主席台正中一只五彩缤纷的大花篮，烘托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庆典中的祝词、贺词充满了对他的“统一”、“剿共”勋业的溢美和“盛赞”。来自各国的外交代表，包括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等，也都发来了贺电。庆典之后是生日宴；生日宴过后再举行飞机表演，这些表演的飞机是侍从室以抗战的名义组织各界民众募捐购买的，正好50架，分为10队，每队5架在空中做各种特技飞行动作。这别开生面的祝寿形式，比起那50支燃起又要息掉的蜡烛可要新鲜得多，当然花费也会不小。
这一天的南京，也举行了隆重的寿诞献机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先后有68架新型战斗机腾上高空，由南京上空向蒋介石一家表示庆贺，总计有230多个单位出席庆典，人数达20万左右。
全国各地也都安排有各种庆寿活动。党政军各界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纷纷致电祝寿。全国各地悬旗致敬，还有不少地方建起了“中正堂”、“介石堂”。
在洛阳的祝寿队伍中，名望和资历最高的要数张学良和阎锡山了，他们都当过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因为二人始终伴随在蒋介石的左右，这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次二人跟随蒋介石左右，还是为了劝蒋。对于劝蒋放弃“剿共”政策，一致抗日，张、阎早有默契。1936年5月，张学良曾亲赴太原，劝阎接受他在九一八事变时的教训，对日本不能存有幻想，不能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如要入侵晋绥，要坚决抵抗。10月，张又两次去太原见阎，得知阎对“剿共”政策已存疑虑，遂与阎商定：如蒋介石不抗日，晋军和东北军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张还派西北“剿总”秘书兼办公厅第6科科长李金洲两次去太原晤阎，商议共同抗日事。而这时阎已邀请薄一波等5名共产党人到太原协助他准备抗日。阎锡山在10月30日去洛阳给蒋祝寿时，特意绕道西安与张同往，也是为了与张商议向蒋进谏事宜。
庆寿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就与阎锡山一起去拜见蒋介石。谈话是从这次飞机表演开始切入主题的。张学良与蒋一见面就说：“这次飞机表演很有水平，飞机也很好。”蒋介石此时尚沉浸在庆寿的欢愉之中，听到这话也就示意张继续说下去。
张学良话题一转说道：“不过，委员长可知侍从室在动员捐献时是怎么讲的吗？”
蒋介石急忙问道：“怎么讲的？快说来听听！”
张学良见蒋介石愿意听，就说：“侍从室下达捐款献机的通知时，是打着抗战的旗号。委员长，现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民众之所以能如此踊跃捐献，其热忱完全是出于抗日，是为拥戴委员长领导收复失地，领兵抗日。所以，这次捐献盛况空前。”
“是啊，汉卿、百川，听说小学生把买铅笔、糖果的钱都拿出来了，群情如此。”蒋介石顺口说着，突然觉得话茬不对，又一想：这两天这两人一直追着我转来转去，是不是来做说客，劝我来了。于是，笑容顿失，改口道：“抗日，又是抗日，你讲了多少回了。你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产党就在你们的身边、面前，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应该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
蒋介石自己听不进张学良的劝说，反而劝起张学良来：“汉卿，共匪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不难消灭。消灭了共匪，可以永绝后患。”
张学良觉得蒋介石还是老调重谈，不愿听下去，就把话题转到东北军身上：“我眼看着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流亡的东北官兵，到西北来‘剿共’，离家乡一天比一天远。”说到这儿，他的眼圈湿润了，而“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中国国家民族的最大敌人？”
对于张学良的又一个提问，蒋介石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了看一言没发的阎锡山，遂把球踢给了阎锡山。既是有求于阎帮助解危，又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气球：“百川，你说谁是最大的敌人？”阎锡山见问到自己头上，就按照与张学良商量好的话说：“依我看还是日寇。汉卿讲的停止内战，实行中华民族的抗日，很有道理。”
阎锡山不仅没能帮助蒋介石劝说张学良，而且证实了张、阎二人这几天形影不离，就是充当说客的。蒋介石立刻生怒，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说了！我现在只要你们答复我一句话，到底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蒋介石的这番话说得很重，二人觉得蒋已把话说绝，不能再谈下去了，只好告退。临走之前，蒋介石还告诫他们：我叫你们打共产党，你们就全力“剿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向我来讲什么“团结抗日”的老调。这道理我不懂吗，我蒋某人难道不抗日吗？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只是共产党在我们背后捣乱，不消灭他们，我们能安心抗日吗？这么个简单道理，你们都想不明白！
晚上，张、阎二人密谈了许久。分手时，阎拉着张的手说：
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罢。
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作多种解读。张学良以为这是阎锡山的某种默许，即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举旗抗日时阎锡山会声援和支持他。就是凭着这句话，张学良后来误以为阎会支持他对蒋实行“兵谏”的。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阅兵并发表讲话。这时他还没有从前一天与张学良、阎锡山谈话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一开头就讲起了“剿共”问题，并且别出心裁地把联共与汉奸联系起来。他严厉地说：
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有一种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张学良顿觉心灰意冷。正如他自己回忆时所说：“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冷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欲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赠以温言相慰。”
张学良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洛阳，遂登机返回西安。一路上他做出态度已然转变的样子，在飞机上故意对何柱国放话：“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张学良是有意让他这一番话不胫而走，造成一种掩护。同时，他也在构想回去应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
张学良自从11月1日在洛阳被蒋介石公开羞辱之后，即开始考虑万一蒋介石最终不同意停止“剿共”、发动抗日该作何种打算。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和蒋告别，自己辞职走开；第二，口头对蒋作最后的诤谏，使蒋能在最后时刻改变误国之策；第三，采取非常行动，实行类似于“兵谏”的办法“逼蒋抗日”。
第一种方案，对于像张学良这位急切希望洗刷“不抵抗”耻辱，收回桑梓故乡的爱国将领来讲，是不会选择的，那样不仅对不起乃父的在天之灵，而且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东北父老，对不起东北军的几十万将士。
第三种方案，是万般无奈之举，对于张学良这样重情义、讲忠信的人来讲，非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此种极端办法的。至少这时的张学良与蒋介石还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
剩下的办法只有继续劝谏蒋介石的第二种方案了。
张学良对此一方案的信心却是明显不足。11月4日，他带着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飞往兰州，以拜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甘肃省省长于学忠，商谈“剿共”事宜之名，与共产党接头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办法。他首先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周恩来，随后中共便急派叶剑英到西安带来中共的详细停火计划和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侵略军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红军果真撤离瓦窑堡，向北驻扎于靖边、安边、定边一带。张学良从这件事上体会到：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说到做到，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决心把自己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当作誓言，决不轻易背弃。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发展到相互合作。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与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介石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赠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党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
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为了抗日这一共同的事业，张学良与红军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其中提到的“赠以巨额私款”，其实远不止此，随巨款一起的还有不菲的物资。这不仅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还救了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的一条命。1992年5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纪念聂荣臻去世的文章中说：“父亲邓小平罹患严重的副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都不吃，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把张学良送来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邓小平的命。”
正当张学良穿梭于陕甘之间，设法打开僵局，为尽快实现联共抗日大计而努力的时候，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群情振奋，强烈要求援绥抗日。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深受抗日氛围的感染，他于11月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但蒋介石以“时机尚未成熟”，否决了他的要求。
这次上书再一次加重蒋介石对他的成见。蒋在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次节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从蒋介石的日记看，尽管蒋对张的训斥一次比一次严厉，尽管张学良之所为使其在蒋处已然“失宠”，但蒋介石此时却没有像以往对待政敌那样去对待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十分特殊的。
蒋介石可以把张学良当作晚辈那样不给面子，外界的人却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连蒋氏的心腹幕僚都觉得“甚是不妥”。就在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大骂汉奸的当天，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马上找到东北军的何柱国，托他转告张学良：不要多虑，蒋公的脾气说完就过去了。蒋介石安插在西安“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也向蒋发去电报，给张学良转圜。这份由晏拍发的所谓“有亥”电文说：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109、110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110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以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蒋介石对这封电文是重视的，曾反复考虑是否派张领兵绥远。但最终还是于12月2日否决了张的请求、晏的建议。
获悉蒋介石的决定后，张学良只身一人驾机飞往洛阳，晋见蒋介石，准备冒死再行力劝。
行前，张学良曾表示：“他如果仍是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我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考虑我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抑或是猜到了张学良的心思，或受到了晏道刚电文的影响，见到张后格外客气，并主动表示，可以恢复在崂山和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歼灭而被取消的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
但张学良不为所动，直言剖白“剿共”不得军心民心，要求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对此，蒋介石一口回绝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前线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撤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地向张提出撤职问题，是恫吓，还是警告，后人不得而知，但往下发展的事态说明，蒋介石的“撤职牌”没有发挥效应。
张学良把话题转到释放“七君子”上。
“七君子”就是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名爱国人士。他们7人都是上海各界救国领袖，主张宣传抗日救亡。南京国民政府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
张学良建议蒋把“七君子”放了。他说：“上海的几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罪，如果说他们也有罪，那就真成了沈钧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
蒋介石还是没有同意张学良的建议，说这是政治需要，他让张学良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这时，张学良突然跪了下来，眼含热泪，一句一顿地说：
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你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中夜彷徨，有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堂堂七尺男儿，身居国民党的中常委，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向蒋介石下跪，其言何其真诚，其情何其感人，但依然不为蒋介石所动。
不仅如此，蒋介石不等张学良说完，就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叱骂张学良：“放肆！”
张学良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听了蒋介石的话，腾地站了起来，改变语气道：“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你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此时，劝说变成了质问。蒋介石平时听惯的全是奉迎和恭维话，此时这样尖锐的批评，哪里受得了。蒋介石也站了起来，指着张学良：“好你个张学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国只有你一个人，除了你张学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对我说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批评我！”接着又嘶喊着说：“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却使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如果说，蒋介石于11月1日的“汉奸说”深深刺激了张学良，使他开始考虑一旦蒋介石坚持不改变主意，他在可供择取的三套方案中仍是立足以第二套劝谏方案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到了12月3日与蒋争吵之后，张学良已经开始考虑采用第三套方案，也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即对蒋实行“兵谏”的方案了。
张学良从洛阳回到西安，杨虎城正在客厅等候。杨早已从张的神色猜到了劝谏之举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在张学良介绍了劝谏的情况并征求杨的意见时，杨虎城就顺势提出了类似于“兵谏”的建议。
杨虎城主张“兵谏”，下这一决心比张学良要容易得多。从杨的角度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推动全国一致 6297." >抗战局面的出现。同时，这对17路军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利的，可以使17路军避免遭受两面夹击的窘境，也有利于彻底解决杨本人与蒋介 77f3." >石之间的矛盾。
张学良就不同了，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较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高，受蒋的影响较大。他始终相信蒋介石能领导全国抗日收复失地，所以真诚地拥护蒋介石。但是，这次听到杨虎城的“兵谏”建议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并没有表示反对。这说明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谈及这一细节时，这样说道：
迨自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之彼之意见也。”
12月4日，也就是张学良从洛阳返回的第二天，蒋介石也来到了西安。两天之后，蒋介石召见张、杨，公开摊牌。蒋介石说：“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应的处置。”接着，蒋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17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
蒋介石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按照第一个方案，不仅张、杨自己不愿意打内战，而且他们的部队也不愿意打内战。与红军的几次作战已经使他们损失惨重，再打下去将会自我毁灭。按照第二套方案，张、杨两军都要离开西北，互相还要分开，不仅两军不能联合，而且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这样下去，势必要被蒋介石分别吞并或被消灭。
既然蒋介石指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剩下自己那一条路了。这就又回到了张学良的第三套方案，也就是杨虎城提出的“兵谏”办法了。然而，此时张学良对蒋还没有死心。他在与杨虎城从蒋介石行辕出来后研究对策时，只统一了两点共识：
一、东北军和17路军决不再打内战；
二、东北军和17路军除了抗日之外，决不离开西北，两军也决不分开。
而对最重要的“兵谏”的问题，此时毫未提及。张学良还要再试一试是否能最后说服蒋介石同意发动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这次“哭谏”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最后说服蒋介石；二是如果说服不成便顺便摸一下藕介石住所的底，为“兵谏”做准备。于是，他以在内蒙古阿拉善旗的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拟派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18团团长刘桂武前往震慑为由，而先后分别带白、刘去面见蒋介石，佯为请示方针，实为实行谏蒋抗日之最后激烈手段，让两位潜在的“兵谏”计划的执行者熟悉一下蒋介石的面容。
待两位部属离开后，张学良再次力图以其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极为沉痛地向蒋陈诉说：“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步步紧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我国西北，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说到这里，张学良潸然泪下，感情十分激动，接着又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个人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谈不到救国图存。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
张学良慷慨激昂的陈词，声泪俱下的表情，苦苦劝求3个小时，也软化不了蒋介石的铁石之心。蒋介石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剿共”立场，还怒斥张学良年轻，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蒙骗，最后他面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削平内乱的政策。”这样，张学良的“哭谏”又失败了。
张学良还不甘心，他又让杨虎城找蒋介石再行力谏。杨虎城明白对蒋介石再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张学良既然说了，他便于第二天上午11时去了华清池谒蒋。但为不引起蒋介石的生疑，杨虎城把话说得很谨慎：“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国家没有出路，至于红军宜用政治方法解决。”蒋介石也心平气和，但措辞十分严厉，说：“共产党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现已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已令马少云派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赶到长城以北沙漠里，到时他们无法生存，只有投降一条路……有主张抗日而不主张剿共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蒋介石怕杨虎城情绪对立，又缓和口气说道：“你是本党老同志，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虎城见蒋介石的态度依旧，而且不会改变，只好告退。
杨虎城劝说无果而返之后，立刻面见张学良研究对策。在向张学良陈述了劝蒋的经过后，杨虎城再一次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能失去时机与人心。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指东北军与17路军）也值得。”张学良终于同意了杨的建议，说道：“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算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了。”
在张、杨对蒋介石彻底失望的同时，蒋介石也深感迫使张、杨就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蒋仍然没有放弃月余来对张、杨持续施压，压张、杨“剿共”的既定手段。
首先，设法创造有利于用兵西北的政治环境。在11月1日以“汉奸说”痛斥张学良之后，蒋介石也明白此时“剿共”，特别是压张、杨“剿共”政治气候十分不利，于是，他委派外交部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指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磨频繁接触；指示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有田进行多次商谈，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为条件，以换取在此次“剿共”时不发生日军大举侵华行动。接着，他于17日飞抵太原召见阎锡山，要求阎转告傅作义：不许绥东战事继续扩大，由南京从外交设法缓和日伪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他指出：“现在要剿共，不是大举抗日的时候，绥东战事要适时停止。”18日，又飞往济南与韩复榘晤谈，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其“剿共”方针。为了寻求日方对他“剿共”的配合与支持，他还于23日下令在上海逮捕呼吁抗日救国的“七君子”。
其次，蒋介石加紧了威慑西安的军事、政治攻势。他利用大办祝寿活动，炫耀他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他借“剿共”之名，炫耀他的军事实力；他利用特务系统不断散布谣言，先是传出“蒋介石已命令万耀煌的13师经咸阳向西安推进，董钊的28师迅速进驻临潼”；后又传出“蒋介石严令张学良前赴洛川、杨虎城前赴韩城，立即督率所部进攻陕北苏区，还命令驻甘、宁一带的中央军胡宗南、王均、关麟征部以及马鸿逵的骑兵，从西面猛扑陕北”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谣言，与张、杨打心理战。还在12月3日与张学良谈崩之后，突然宣布把原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移到西安召开，这个改变，意在对张、杨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
再次，实施分化东北军和17路军上层的活动。12月4日他人驻临潼华清池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用吃饭、威吓、利诱等方法进行所谓的“精神感召”。他告诉将领们：现在是“剿共”完全胜利的最后五分钟，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都是关键时刻，每个人必须为最后一役贡献力量。
最后，向张、杨摊牌，使出他的“杀手锏”。他提出的如东北军和17路军不“剿共”就要调往福建、安徽，交出陕甘，实际是在告诉张、杨，除了“剿共”没有第二条出路。但是，就在蒋介石使出了浑身解数之后，张、杨仍然一次又一次苦谏、力谏、哭谏，这使蒋对张、杨特别是对张学良的失望情绪也达到顶点。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
兵谏“捉蒋”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选择。张学良把这个办法称之为“苦跌打”。在法文里，这个词的中文译音为“政变”。
1936年11月底，张学良在西安会见中共将领叶剑英时，曾就这个问题征询中共的意见。张学良说：“内战我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
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叶剑英没敢轻易表态，而是与张一起分析时说：“蒋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叶一再表示，他将迅速报告中共中央，然后给予明确意见。很快中共方面就反馈信息，劝张学良慎重。
围绕这最后选择的可行性，张学良也曾专门组织亲信进行多次研究。就在张学良约见叶剑英的前几天，他与杨虎城一起乘飞机到甘肃平凉，召开了一次由张学良的心腹将领王以哲、于学忠、高福源、唐君尧参加的秘密会议，秘筹谏蒋步骤。张学良在这次会上谈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和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我曾几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无效果。准备电邀蒋先生到西安，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这次会议召开之时，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实行兵谏，但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对蒋劝谏之案已经退人次位，而采用“硬办法”之议已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跟随其后的是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大员中，以战将为主，其中，蒋鼎文是准备接替张学良指挥全局的。卫立煌是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拟在张学良坚决不“剿共”的情况下与其换防的。朱绍良是兰州绥靖主任，陈继承是豫鄂陕边区主任，陈诚是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的。万耀煌军开入陕西腹地，是监视并分割包围东北军与17路军的。铁甲车兵司令蒋锄欧也来了。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是一向给蒋介石协调各杂牌部队的。蒋百里是保定军校老校长，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刚从欧洲回来，蒋介石是要其来担任军事顾问的。黄埔系的大将中没有来西安的，只有何应钦、顾祝同、张治中等3人而已。
蒋介石还召来了几个文职官员。蒋作宾是内政部部长，曾任驻日大使。找蒋作宾和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来是为协调对日关系出谋划策的，因为日本能否给蒋“剿共”的时间至关重要。复兴社的戴笠本应在召集之列，但因政学系的二号人物杨永泰在武汉被暗杀，戴正在处理此案。调查科的张冲也来了，这是准备“收编”红军残余的一枚棋子。
至此，蒋介石的文武班子都已到位，唯一缺的是他的重要谋士陈布雷，因为陈只是担任为蒋起章文告讲话的“文胆”而“剿共”只需用大炮和机关枪来发言，毋须他来。
分析一下蒋介石以上文臣武将的名单，即可发现，来者不善。
为应对变局，张学良的高级将领也来到西安。他们是：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缪澂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原57军军长现任中将高级参谋董英斌，105师（相当于一个军）师长刘多荃，以及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
经过张、杨反复研究，至12月8日晚最终敲定了对蒋实行“兵谏”方案。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军事行动作了大体分工：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并担任西安到临潼间的警戒；17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并解除西安蒋之中央系统的武装。
张、杨相约，两军秘密调派人员，进行具体布置。但是，仍未确定行动的具体时间。这是张学良对蒋仍抱幻想的反映，后来是蒋介石要对张、杨下手的势态，才使张受到“教育”并坚定了行动的决心。
张、杨两军的动态，蒋介石也在密切观察着。在洛阳避寿的1个月时间里，他进一步向陕甘派驻兵力。蒋介石命令集结在陇海路的“中央军”不断向西推进，蒋鼎文部进驻潼关，樊崧甫的46军开进华阴，万耀煌的25军进抵咸阳，胡宗南的第1师由甘肃向东布防。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机场，以容纳更多的军用飞机来西北执行“剿共”作战任务。
12月4日，当蒋介石决定从洛阳移驻西安时，他的高级幕僚中就有人已感觉到了大变在即。陈诚劝阻蒋说：西安已决非宜于驻节之地，最好驻节洛阳，短期不动，或进驻平凉。蒋介石没有听从部下的建议，坚持进驻西安。这时他对张学良的判断是“虽然精明，但胆子小”，“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而对杨虎城则有所防备。
蒋进驻西安以后，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不断地挑战着他原来对于张学良的认识，尤其是同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谈话之后，觉察到他在两军高级将领中的威望已大打折扣，这使蒋的危机感加重。同张、杨摊牌之后，一方面，决心尽快解决张、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调好专列，准备脱身。
这时候，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已经不再通知张、杨参加，这也表明蒋介石已经开始弃张。12月7日，张学良同蒋介石的争吵，加快了这一进程。实际上蒋在这一天已作出决定，将由蒋鼎文、卫立煌分别代替张学良、杨虎城。8日，蒋鼎文已经有了劝张交出军权的非正式表示。
9日，蒋介石已经作好了解除张、杨职务的各项准备。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与时机，遂对张、杨使出欲擒故纵的手段，在这一天他亲自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去一封密信，指示邵安排《大公报》公布撤销张学良、杨虎城职务的消息。密信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利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私营报纸《大公报》，放出这种即将剥夺张、杨权力的空气，目的就是诱使张、杨出手，以便自己有借口彻底解决张、杨问题。
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蒋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等。就是这次会议作出了将张、杨逼上梁山的决定：
1．在12月12日正式发布第6次总攻红军命令；
2．决定将张学良、杨虎城撤职查办，解除东北军、17路军武装；
3．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本来张学良对发动兵谏一直犹豫不决，但蒋介石的痛下杀手最终使张学良摆脱幻想毅然走上了与蒋介石的安内先于攘外误国政策的坚决决裂之路。
第五章 为国？求生？张、杨将军扣蒋成功
★金兰私情岂能置换民族大义，优柔寡断乃兵家之大忌。张学良的一丝犹豫致使绝密的兵谏筹划险些胎死腹中。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育了张、杨
★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
★清晨6时，扣蒋战斗打响，8时蒋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内仅用两个小时即结束兵谏行动。蒋介石撤张、调防东北军的命令终成一纸空文
大变迫在眉睫之间，张学良处于极度矛盾之中。
他与蒋介石有着近10年的交往。父帅被日军炸死之后，是他坚持易帜，追随蒋介石，为蒋介石实现全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中原大战之时，是他不顾东北军将领的反对，力排众议率军人关调停，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蒋确立了中央统治地位；九一八事变之时，为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他不惜舍弃自己的家乡，舍弃自己的家财，舍弃父子两代的根基，甚至替蒋氏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当然，蒋介石也给了他荣耀和地位，而他也始终对蒋有一种感恩之情。他视蒋介石为长辈，蒋介石亦把他看作是晚辈，第一一夫人宋美龄还与他的夫人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尽管他与蒋氏说话很随便，有时不免争吵，蒋也没有像对待别的异己军事实力人物那样认真计较过。
张学良与蒋介石就是在种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
但是，这一次政见之争，却使他没法让步。他要先攘外而后安内，而蒋氏却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先后顺序的变化，但却涉及到是爱国、救国还是卖国、亡国的民族大义。他与日本有着国仇家恨，在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之前，让他放弃抗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也是他一个不可动摇的人生原则。
他也深深理解蒋介石的苦衷。蒋与共产党斗争了十几年，始终把共产党视作心腹大患，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也确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抗衡于蒋，使蒋“剿共”终难成功，而蒋要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也就势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挑战他独裁统治的能力。
但是，理解并不等于可以支持。与民族的生存相比，与解救人民于水火的大义相比，个人的权力欲望和恩怨情仇都是微不足道，可以抛在一边的。如果仅仅为了个人，张学良可以什么都不要，可以什么都舍弃。几年前，张学良曾经为了保住蒋介石而主动下野，张学良也曾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披露心迹：“为了委员长，我张学良可以牺牲一切！”
今天的蒋介石，却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把张学良逼上了绝路。
今天的张学良，为了民族大义，也终于不得不迈上逼蒋抗日的关键一步。
★金兰私情岂能置换民族大义，优柔寡断乃兵家之大忌。张学良的一丝犹豫致使绝密的兵谏筹划险些胎死腹中。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育了张、杨
前面说到，张、杨于12月8日晚正式确定兵谏捉蒋。把这个日子作为张学良最终定下兵谏的时间，是相对于最后成功捉蒋而言的。从张学良后来口述解密的资料中得知，在这之前已开始了捉蒋行动，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那是在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之前的12月1日。张学良派在外面的东北军联络人员王化一从武昌打来“华密”电报，说：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隔离，请副司令有所准备。
原来从武昌行营移住西安后，张学良仍将王化一以“四维学会”及东北中学校长的名义留在武昌，实际上让王负责收集南京方面的情报。那天晚上，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招待武汉的军政官员，王化一也应邀参加。散席后，他将王留下，告诉了他在洛阳看到的秘电。
何成浚是北伐战争中去北方谋求南北息争时与张学良结识的，两人常相往来，私交甚厚。对他提供的情报，张学良深信不疑，立即找来杨虎城研究并决定采取捉蒋行动，并为此拟定了三套方案：
开始他们打算设法将蒋人和车骗到西安城内，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蒋软禁起来；进而又想以请蒋再次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为名，在中途设伏，劫蒋入城。但当时时机紧迫，这两个办法都仓促难以实行，并且西安蒋系势力众多，问题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最后考虑，认为干脆把蒋介石捉起来还是以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的办法较有把握。
虽然设定了三个方案，但是，这只是个模糊的、粗糙的方案，对于怎样捉蒋、派谁去捉蒋、何时开始行动等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均未进一步研究。张学良最初提出由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完成捉蒋任务，但蒋介石驻在东北军防区，由17路军的部队跨系统执行这一特殊使命，不仅后续支援存在问题，还容易引起两军间的误会，因而这一方案没被采纳。
正当张、杨为怎样比较稳妥地实现捉蒋而不断筛选各种方案时，蒋介石终于打破惯例离开华清池了。12月6日上午，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可乘，遂决定在他由南郊回临潼途中将其秘密地捉起来，押送至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
张、杨预计，蒋返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12点左右，他们设定：在西安南关附近实施捉蒋，行动时不准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当蒋介石乘坐的汽车路经此地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士兵立即冲出来迫其停车，实施逮捕。与此同时，东北军派出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的蒋之随行人员，解除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备用专车上的警卫武装。西安方面，由17路军负责逮捕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的蒋系武装。
对这个行动方案涉及17路军的任务，杨虎城亲自进行了检查，只等东北军捉拿蒋介石，他便组织城内行动。但直到下午3点还未见捉蒋动静，杨虎城怕出现意外，赶忙询问张学良。张解释说，他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备将何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第一次捉蒋行动就这样未及实施便流产了。
这次行动的流产，反映了张学良对捉蒋的犹豫心理。而大战来临前的犹豫是极为堪忧的。几个月前就是因为张心存犹豫、拿不定主意而坐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那是6月初两广事变爆发以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密电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此时日本谋求“华北特殊化”已经成为事实。为求自保，张、杨曾派出使者到北平、太原、济南探询各实力派对待抗日的态度。各方的表态证实，一旦日本进攻华北，阎锡山可能投降日本，宋哲元将是虚晃一枪，向后退却，日军将不战而得华北和山西，蒋介石若继续执行“剿共”政策，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必难形成，到那时，西安将会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为此，张、杨曾商定寻找机会，打破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而两广事变的爆发，为实现张、杨抗日愿望提供了可能，加之两广方面派代表进驻西安进行游说，于是，张、杨就决定：
（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称：日寇进逼，国亡无日，举全国之力以挽救，尚感力竭，若内战不止，更是手中自戕，长敌气焰，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国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军事部署为：东北军编为第1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向郑州、武汉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第51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17路军编为第2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第17师，陕西警备第1、第2旅，由雒南出南阳经襄阳向汉口挺进；17路军的第42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实施警戒，确保西安及陕县至郑州段陇海铁路的畅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如果这一方案实施得当，对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不仅援助了两广，使蒋不敢举兵南犯，而且很有可能使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西北的抗日要求。
但是，张学良面对内部劝其观望的意见，面对蒋介石要其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邀请，处于两难之中，最终将执行决定的时间拖了下来。这一观望给了蒋介石用兵两广的勇气，也就给了两广致命的一击。
两次犹豫产生的消极后果，使张、杨都认识到，如此下去将断送此前的各种努力。12月7日，杨虎城对张学良说：“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件的失机），不能再失人心（指适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张学良也坚定地表示：“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张、杨定下决心以后，分别向他们的心腹和主要高级将领打了招呼，开始秘密布置。但直到此时仍然没有确定发动的时间，以致酿成12月9日的一场虚惊，险些误了大事。
那天晚上，张学良安排了两项活动：一是去华清池见蒋，二是与杨虎城联名邀请南京的军政要员看戏。黄昏时，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有事找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但此时孙正和士兵准备乘卡车出发，仓促间只告诉宋他先去临潼，让宋改时间再来。由于12月6日两军已有布置，宋文梅误以为孙铭九此行临潼就是执行扣蒋使命。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17路军总部。
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得知情况后，觉得问题极为重大，发生又这样紧迫，必须让杨虎城早有准备。而此时杨虎城正在戏院招待南京蒋系大员看戏，王菊人把他接回总部报告此事后，杨虎城联想到张学良未到戏院看戏，又有上一次未通知即取消扣蒋行动一事，认为东北军开始行动也是有可能的。
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杨虎城认为必须配合东北军行动，他按以前与张学良商定的17路军的三项任务（解除西安城内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扣押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当夜17路军的兵力部署是：17路军陕西警备第2旅孔从洲部（共3个团）和炮兵营，由孔指挥，担任西安城内的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共4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2个连，包围易俗社戏院担任扣押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
杨虎城在下达作战命令后，为了不使蒋系要员们看出破绽，又返回易俗社继续陪同蒋系大员看戏。而17路军负责执行任务各部于晚8点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等扣到蒋以后开始行动。等到10点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传来，杨虎城顿生怀疑，一面请陕西几位绅士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一面赶回绥署，命王菊人查问究竟。王菊人找到孙铭九才知道，孙铭九去临潼是查路而不是扣蒋。这才迅速通知以解除夜间军事演习的名义调回已经出动的部队，限拂晓前立即归还建制，回驻原地。一场虚惊终于结束。
这一夜，杨虎城在凌晨1时才赶回绥署。他深感两军官兵人心浮动，扣蒋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再推迟下去，一旦部队失控，发生骚动，将暴露整个计划。
12月10日一大早，他就应张学良之约到张公馆研究此事。张学良与他有一样的感觉。于是，两位主帅决定：今日完成准备；11日晚上行动。
张学良能够迅速定下扣蒋决心，除了发生了12月9日扣蒋预演这样的突发情况，客观上使行动不能再拖外，西安爱国救亡的一二·九事件的爆发，也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在17路军因情况不清而提前进行扣蒋预演的同一天，西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日罢课游行活动。这次活动是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张、杨在8日得知情况以后，起初并不赞成游行。他们认为，扣蒋行动已经决定，如果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蒋就会搬入其嫡系部队控制区中去住，那便打草惊蛇，捕蒋计划将会落空。其次，如果蒋系部队对群众开枪，而他们又阻止不了，发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张、杨建议救国会停止游行。张、杨还决定，如果救国会非举行游行不可，就由17路军特务营沿途贴在游行队伍两边行进，把蒋系的宪兵和警察隔在外边，起到保护游行队伍的作用。
但这些建议均未被游行组织者采纳。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目的是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契机，揭露蒋介石反共的新阴谋，进一步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由于张、杨的扣蒋行动是在绝对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不可能向他们有所透露；而他们此时也不了解张、杨的行动计划，因而，未能达成一致。
但是，爱国学生自己也制订了安全措施。组成了一支由2000名同学参加的纠察队，负责维护安全；组成了由百余辆自行车编成的交通队，负责来回巡逻，传递信息；还组成了2个代表团，以备谈判和宣传群众。
12月9日早晨，15000名大中小学学生由各校涌进西安城南门，当游行队伍行进至东大街时，遭到国民党军警拦截，结果，一颗示警的流弹击中了竞存小学12岁的小学生。小学生中弹身亡的消息传出，广大学生怒不可遏，坚决要求严惩肇事的西安市公安局长马志超。10时许，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隆重开幕，并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这份《宣言》提出：对此当前的危局，我们四亿五千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都应该下必死决心，为民族牺牲，为国家牺牲。我们的当局，更应该下最大决心，与全体国民一心一德，共赴国难，共同牺牲。《宣言》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派遣现驻西北边疆的17路军和要打回老家的东北军，组织援绥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停止‘剿共’军事，随即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会后，游行学生委派代表入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请愿书。张、杨为不使蒋介石生疑，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虽然与学生见面，但重弹“救国不忘读书”的论调，并含蓄批评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为过，这番言论激怒了学生，游行大军遂转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张学良只得相机将学生去临潼请愿的事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指责张学良放任学生运动，命令张学良立即予以制止，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同时，命令西安的特务机关、宪兵第2团、省公安处、西安军警联合督查处、省党部，对学生运动“查明拿办”。军警闻讯，倾巢出动，在灞桥附近的土坡上架起了机枪，准备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学生。幸亏张学良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张学良请求学生们不要再去临潼，他请求同学们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转交蒋介石。他对同学们说：“你们不必去，不必去挨打、挨枪。我可以代表你们，一定替你们要求；我可代表蒋委员长，一定达到你们的目的。”
张学良讲到：“同学们！同学们！诸位爱国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么冷的天气，你们挨着饿去临潼请愿，这使我个人难受了！……今天我敢肯定地答复你们，我张学良致死还是抗日的，不但你们现在要求我出兵，要求政府出兵绥远，而且我自己也在极力请示中央抗战的……诸位！我张学良若不出兵抗日，任凭诸位将我处分，我也是自甘领受的。”
学生们被张学良的真诚所感动，他们高呼：“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拥护抗敌领袖！”“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愿为救国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
许多学生失声痛哭，在场的不少东北军士兵流下眼泪，张学良也抑制不住连连手拭苦痛的泪水，他再一次向学生保证：“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
张学良为群情所激动。当晚，他把学生的要求紧急呈报给蒋介石，并且又动了劝谏之心。没想到他所得到的又是一通训斥：“你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张学良又被蒋介石一个闷棍打了回来。
蒋介石对张学良面对学生的表态非常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向余报告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以代表你们，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另考虑你们的要求’。彼以自言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的代表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而这一天张学良的失望亦达到顶点。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向其部属解释对蒋实行兵谏的理由时，这样说道：“‘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行，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要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激愤，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军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于是，“便断然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转变。
★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
12月10日。这一天对于蒋介石和张、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天。
鉴于张学良对学生运动的处理背离蒋之本意，再次引起蒋的不满。这天，蒋介石召开没有张学良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了他99liｂ?解决张、杨问题的最后决定。
作为一个疑惧心颇重的靠军事机器起家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独裁人物，作为一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不能不考虑这一决定的作出，即意味着张、杨及其两军要求立即发动举国抗日的希望就此归于破灭，也不能不考虑手握重兵的张、杨会不会做出绝望之中的反抗。
蒋介石考虑的是什么？
他认为，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地劝谏，是对他忠诚的表现。这种忠诚从东北军“易帜”开始，近十年始终如一。张学良自己亦说过“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因而蒋介石对杨虎城严加防范，进驻西安时宁可选择离城25里的张学良的防区华清池，而不住杨虎城的防区西安城内。
此行，蒋介石只带了近身侍卫官和一个警备区队（排），连警卫股长黎铁汉及其所属20名警卫人员也没有带。
华清池大门由东北军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守卫，驻临潼的105师1旅3团派一个连驻守骊山烽火台，控制制高点，警卫华清池。
蒋介石嫡系的西安宪兵团虽然派来80名宪兵，驻守华清池内院，但看管火车站专列用去40人，华清池内真正有作战能力的蒋系人马也就只有40来人。
此种部署说明，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还是可称放心的。
蒋介石认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可保他个人安全无忧。在洛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已做好缜密的军事部署。大批军队已经集结于河南，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坐镇开封，指挥二线部队。前锋樊崧甫军已过洛阳，在潼洛间构筑工事。西线宁、甘至汉中一线，“中央军”已有十二三个师，万耀煌军的一个师陆续进入战略要地咸阳。樊军董钊师准备入驻临潼。装甲列车已开到陇海线上待命。马丁式飞机70架也已进驻西、兰两地，其中在西安停放45架，并又将由广东投靠南京的部分飞机调来补足100架。此外，还储存了3000吨炸弹，预备了毒气弹。面对如此重兵，张、杨若与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他认为，东北军与17路军矛盾对立，不可能联手。在来西安之前，蒋系特务机关把关于张、杨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报了过来。这里面，有关于东北军与17路军关系紧张的，有张、杨与共产党私通的，等等。在蒋介石看来，东北军虽确有“通匪”隋事，但张学良本人不会“真心向共”。掌握蒋介石决策内幕的张镇曾说：“我们开初收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说张、杨意见不合，有要火拼的模样。当时委座认为情报比较准确，因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后来又得到情报，说张、杨两人来往密切，有联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样。委座对这情报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张、杨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联合不起来。何况中央军当时云集潼关一带，随时可向西安推进，而张、杨在西安的部队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因而大胆飞往西安。”
蒋之所以“放心”是否还认为，他在张学良身边安插有自己的耳目亲信，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监视之下。原来，蒋介石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后，同时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又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以特务头子曾扩情为处长，担任东北军的政治训练工作，向东北军将士灌输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决反共的思想，并负责监督和调查东北军和17路军官兵的思想与行动；在这同时，还有大批特务进入了西安，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军和17路军两军之间的关系。这使蒋介石自以为张、杨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以他之力应付张、杨游刃有余。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特务系统也不只一次地考虑这类问题。但除了陈诚曾提醒蒋“西安已绝非宜于驻节之地”外，其他人都没有怀疑到张、杨会对蒋氏下兵谏重手。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曾预感东北军基层官兵的情绪不对。他在12月8日杨虎城约见他时曾吐露自己的担忧。他说：我感到形势严重，忧虑会不会发生日本“二·二六”事变那样的事。杨虎城听后马上说：决不会有那样的事。后来，邵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我是担心东北军不稳，或有不利于张的举动，并未想到张会以兵力扣蒋，更不曾想到杨会与张合谋。”
特务头子曾扩情亦没有想到能会发生扣蒋事变。事变时，当他从睡梦中被惊醒后，还以为张、杨两部发生军事冲突，直到第二天早晨看了张、杨的通电后，“才恍然大悟”。
蒋介石的亲信、派往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听到枪声后，也只是怀疑杨部兵变。谁也不曾往张学良身上去想。
张、杨正好利用了蒋介石的误判，一方面继续在高度秘密状态下加紧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故布疑阵，照常去临潼见蒋，并进行诤谏，还大规模地宴请蒋系军政要员>..，造成歌舞升平、太平无事的景象。
12月10日晚，张学良自己驾车只身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与杨研究政治军事形势，安排“兵谏”行动。张、杨对此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如下判断和安排：
一、军事方面：豫西地区的“中央军”不足10万，分散在郑州至潼关一线，如果蒋介石被扣留，豫西“中央军”没有立即集中向陕西进攻的可能。届时必须确保潼关这个隘口，争取时间把分散在陕西及陕甘边界的东北军与17路军集中到西潼路上，时间约需5天左右。迅速占领潼关的任务，只能使用驻在大荔一带的17路军42师冯钦哉部。同时，请红军派一部进入商雒地区，确保潼关右侧安全。估计红军到达该地约需10天左右时间，但商雒一带既无“中央军”，红军又行动迅速，并有群众工作基础，完全适宜担任商雒地区的防务。此外，令驻洛阳的东北军炮8旅暨洛阳军分校东北军军士大队占领洛阳，迟滞“中央军”西进。对已经进入咸阳的“中央军”万耀煌部（2个团），由17路军警3旅将其包围缴械。兰州方面，由于学忠51军固守，并商请红军派出一部兵力进出甘肃西兰公路，以牵制胡宗南等部“中央军”，使其不敢向陕西进逼。
如此部署，则可背靠红军，南凭秦岭，保障关中。汉中只有蒋系王耀武、李及兰两个师，只需扼守宝鸡一带即可对付，所受威胁不大。由于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南京势必有所顾忌；也由于万福麟部、宋哲元部和韩复榘部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威胁着陇海线，估计南京当局不敢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敢贸然孤军深入陕西，这样有利于东北军和17路军迅速集结做有效的防御。
二、政治方面：“兵谏”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估计会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刘湘的支持。由于路途遥远，难以取得他们军事上的直接支援，但政治上的同情、声援也可壮大“兵谏”的声势。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已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较有力。至于山西的阎锡山，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以武力威胁河西与豫西。起事之后，可形成西北、华北、四川、广西联合起来与南京对峙的局面，逼使南京不敢武装进攻陕西，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召集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扣蒋后，蒋介石必须声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确保东北军和17路军的现有地位，然后才能考虑释放他。
张、杨还决定，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扣蒋，17路军负责西安城内扣留蒋系军政大员和部分武装。11日夜正式发动。
张、杨作出部署以后，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分头对两军又进行了布置。
先说执行华清池扣蒋任务的东北军。为了达成军事行动目的，张学良授权105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由驻临潼的第105师第1旅第3团和驻西安南门的第1团担任外围警戒，129师师长周福成为外围警戒指挥官。
外围警戒的任务于11日晚，经67军105师师长刘多荃下达到该师第1团、第3团，并令所部听从周福成的指挥，其任务是：担负外线警戒，防止蒋介石突围逃跑，并适时支援内线。据此，周福成部署第1团展开于灞桥以东，届时，包围华清池西面和北面，占领临潼火车站，解除火车站宪兵武装，控制交通，特别注意灞桥至蓝田方向；第3团包围华清池的东、南面，并在骊山附近设置机动兵力，准备适时支援内线。
内线行动的任务由张学良的卫队二营担任，主要是进入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完成扣蒋任务。由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任内线指挥。
挑选谁来担负活捉蒋介石的任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蒋介石是当时全国的军政领袖，扣蒋会被视为以下犯上；华清池周围警备森严，除东北军卫队一营守卫华清池大门及在周边警戒外，二道门内全是蒋系卫士，装备精良，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如果不能顺利地达成任务，势必为蒋逃走提供机会；扣蒋的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而必须抓住一个活的蒋介石，而不能把他打死，更不能让他跑掉。因此，在扣蒋的人选上，必须考虑：一、胆大心细，不能因见到蒋就胆战心惊，不敢行动；二、有丰富经验，能干净利索地解除蒋的卫士的武装；三、对张、杨忠心不二。既不能因与蒋有仇怨而挟公报私，也不能暗地通蒋，出卖张、杨。
开始，张学良曾经考虑由17路军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担此重任，宋为此也挑选了250名亲信士兵作好了准备，但由17路军担负这一任务的不利因素是，他们不熟悉蒋介石行辕的情况，而行辕周围的驻军概系东北军的部队，张担心两军配合会成为问题，弄不好还会引起东北军部队的误会，影响扣蒋任务的完成。
经过张、杨的反复考虑，最后确定由孙铭九、白凤翔、刘桂武3人共同执行扣蒋任务。作出这种安排，是因为东北军卫队二营是张学良的近侍部队，其营长孙铭九对张素来忠诚，还非常熟悉蒋的行辕的情况，便于应变。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为执行这次任务，刚把他从固原电召到西安；刘桂武是绿林出身，张学良对他曾有救命之恩，他和白凤翔一样，机智勇敢，枪法极好，因在军官训练团学习时受到张的赏识，遂留在张的侍卫副官处供职。另外，还安排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配合，这是因为蒋介石行辕的外围警卫是张学良卫队一营担任的，吸纳该营长参加扣蒋便于行动指挥。
华清池扣蒋行动的3名具体实施者中，有2人对蒋住处及其周边环境不甚熟悉。为此，张学良先于10日上午安..排白风翔、刘桂武到华清池面见了蒋介石；11日，又带着刘桂武去了一趟蒋介石行辕，以熟悉蒋的长相及行辕的地理环境。孙铭九营长也频繁地来往于临潼大道上，察看华清池周围的地形。考虑到西安华清池尚有25公里，为便于行动张学良还令特务2营1连连长王协一率领30名士兵赶到十里铺，与原驻扎于此的王振东排会合，到灞桥驻扎。11日上午，张又令向该地增加了1个连。
为防止意外，张学良始还补充部署了若干应变措施。他要求，凡是蒋介石与南京或与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经过张学良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介石与各方面通话的内容，一旦发现蒋有所觉察，或有特务或其他方面向蒋介石密告之情形，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驰往临潼扣蒋。如果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境内的刘多荃部火速执行扣蒋任务。同时，派人调查国民党中央系统驻西安的部队、办事处、留守处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至此，华清池扣蒋行动实施准备已经就绪，并于11日夜全部到位。
再说17路军。
此时，西安城内共有南京方面的军事机构120个，其中，有武装的42个，主要是：以杨镇亚为团长的宪兵2团，约1000余人；市公安局长马志超率领的公安部队，约2000余人；省公安处处长张坤生指挥的保安部队，约1000余人；公秉藩领导的交警部队，约1000余人；还有“中央军”驻陕各部的留守处和特务机关的零星武装，共计7000余人。
17路军的主力部队多在外县和“剿共”前线，驻在西安城内的只有以孔从洲为旅长的陕西警备2旅和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等少部分部队，而能够可靠掌握的官兵只有3000人。
针对兵力对比的实际情况，杨虎城指令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马上搞清西安城大街小巷有多少交叉路口，以便配置兵力，同时令孔在城内连续组织夜间军事演习，“按照中央体系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1个营，你就放1个营；他们1个团，你就放1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
连续两天的演习，基本摸清了西安城内蒋系武装的兵力、驻地及周围地形情况，相关部队也陆续进入了指定位置待命。
12月11日晚，杨虎城召集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警备2旅旅长孔从洲、38军军长孙蔚如、绥署参谋长李兴中开会，正式部署17路军在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确定：杨虎城与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由赵寿山、李兴中负责，并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
杨虎城首先讲话：“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学良）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扣起来。我们分工负责城关的军事行动，包括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解除中央系统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西京招待所以及散住各处的中央军政要员等。临潼方面，由东北军负责执行。”
杨虎城接着宣布：一、17路军在陕北以及外县各部队，由孙蔚如拟定布防以及向西安附近集结计划；二、西安方面由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2旅、教导营、炮兵营、特务营执行任务；三、必须掌握足够的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防止中央系统特务武装的干扰捣乱，破坏秩序；四、必须于12日凌晨3时部署完毕，6时开始行动，8时解决战斗，10时恢复秩序。
杨虎城讲完之后，此次行动的总指挥赵寿山作出如下军事部署：
“命陕西警备2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蒋方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我们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加强警备2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
“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
“命西安绥署卫士队（2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
“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
“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在两军完成行动部署的同时，蒋介石也已着手做离开西安的准备。11日晚，他在临潼举行告别宴会，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杨商议军事计划。在这个宴会上，张学良得知蒋介石要于第二天返回南京。真是巧啊，当12月8日张学良定下兵谏的决心时，蒋介石几乎同时作出了撤销张学良职务及调东北军去福建的决定；而今张、杨已决定在12日早晨6点实施扣蒋行动，而他却在张、杨作出决定的同一天宣布对红军总攻命令后决定翌日即离开西安，但令他料想不到的是，他的计划只是迟了几个小时，却注定无法实施而他也很难脱身了。
在这次晚宴上，蒋介石还发表了另一则消息，公布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等人的新任职务。这就是说他已要解除张学良的兵权，众人对此用意早已心知肚明，张学良此前也早已经知道，但为麻痹蒋仍然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对蒋说：“刚才委员长发表的三位总司令，他们的资历和身份都和学良不相上下，他们的防区又在现在三省‘剿匪’总部的防区，紧紧接壤，在这小小的三省之间，竟有了4位总司令，将来作战的时候，如何配合，由谁指挥谁呢？”蒋介石听了当即大怒，当众训斥道：“屡次训示，你是军人，只要服从命令，不要再问什么？怎么？你又提出问题来了？”
张学良虽然受到了蒋的再次指责，但却充分发挥了麻痹蒋介石的作用。
蒋介石的晚宴到7点钟就结束了。之后，张学良又拉着这些军政大员到新城大楼，与杨虎城一起继续宴请款待，一直10点才席终人散。
送走了军政大员，张、杨留下来商定实行扣蒋的最后决定行动计划，并定于12日早晨6点两军同时行动。
决定之后，杨虎城郑重地表示：“坚决拥护并服从张副司令指挥。”张学良则说：“成功了大家共享，失败了我个人承担。”他又说：“我总指挥，你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新城”。之后，两人分头向所部传达，作最后的战前动员。
这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已经入睡，而张、杨及其两军的行动则刚刚开始。
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之后，立即向已经等候在此的文武亲信正式宣布实施“兵谏”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高级将领有：于学忠、王以哲、缪激流、刘多荃以及高级参议员鲍文樾等；文职官员有：“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舫、第4处处长卢广绩、西北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以及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等。
张学良情绪激动地说道：“我们东北军有着数十万人马，本来是有足够力量同日寇一决雌雄的。可是我们丢弃了东北，丢弃了东北父老，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中，又从华中来到西北，辗转奔波，流离失所，究竟落了个什么结果？我们不仅亡省亡家，遭受损失，而且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能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而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说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咱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接着，张学良起身宣布两项重要决定：
一、任命董英斌为总部代理参谋长。二、此次行动的具体部署是：以直属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的总指挥；以105师2旅旅长唐尧君指挥原担任华清池外围警戒的一个团，包围华清池四周，不使一个漏网；以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该师18团团长刘桂武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卫队营冲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同时电令驻兰州和洛阳的东北军部队也一齐动手。
张学良讲完后，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会场沉寂了片刻，于学忠问道：“第二步怎么办？”张回答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于是，大家表示：“既然张副司令已经决定了，我们都愿意服从命令。”
这时，执行扣蒋任务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应召而来。张学良当面向他布置：这次扣蒋任务，白师长、刘团长和你3人共同完成。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张学良郑重地嘱咐他：“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散会时已过午夜，张学良立即派人请来刘鼎，极为郑重地向刘交待，请其：立即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说明他已决定实行军事行动逮捕蒋介石，请中共方面配合行动。刘鼎旋于凌晨2点发出了这份紧急电报，这成为中共中央得到的最早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一份电报。
杨虎城回到他的公馆后，也进一步检查了兵力布防。这时，他所考虑的，不仅是17路军所担负的城内战斗的任务，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全盘。因为，这次行动的胜败都与张学良联结在一起了。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如果蒋介石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怎么办？万一蒋介石被打死了又该怎么办？扣起来个活的蒋介石，必然得放一个活的蒋介石，既扣又放，又该怎么办？他有义务协助张学良把问题考虑得全面一些，才能使胜机更大一些。
杨虎城认为，停止内战，除了扣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扣蒋容易放蒋难啊！把他握在手里，会危机四伏；把他放了，后果更是无法设想；而如果把蒋打死了，或者让蒋跑了，意味着马上就爆发战争。看来，必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
他马上命令参谋长李兴中拟定了三套预备作战方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二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三是单独作战的方案。三套方案，都是要在咸阳、渭南阻击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以确保右翼安全。为此，杨虎城命令冯钦哉率精锐部队迅速由大荔经三河口袭占潼关，令陕北前线西路一带的第17师、警备2旅及总指挥部直属部队，不分星夜，轻装前进，分别集结于渭南、西安地区，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作战；命令警3旅以隐蔽行动，巩固后方。此外，成立戒严指挥部，以孙蔚如为戒严司令，赵寿山兼公安局长。
当17路军方面各项准备就绪的时候，已经是次日凌晨了。此时，张学良一行10余人也已赶到，他们将与杨虎城及其亲信幕僚一起在杨公馆坐镇指挥这一重大行动，直至活捉到蒋介石。
★清晨6时，扣蒋战斗打响。8时蒋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内仅用两个小时即结束兵谏行动。蒋介石撤张、调防东北军的命令终成一纸空文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时，在华清池的蒋介石及其亲信侍卫们还在沉睡之中。朦咙的天色下，可以依稀看到华清池内外两院的轮廓，走进高大的月洞门，就是外院。在这里部署了中央宪兵第2团的40多名宪兵，还有张学良卫队1营的官兵负责外围警戒。而二道门虽然与头道门相比，要小出许多，但刻在上方的“华清胜境”四个大字，却显出了高贵和典雅。进得里面，即谓内院，内院的迎面就是一个大鱼池，池上有一座小桥，是谓飞虹桥。穿越飞虹桥，有路直达“五间厅”，蒋介石就住在这里的第三号房子里。与蒋介石住在一起的，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他的10多个秘书、参谋办事人员。为蒋介石警卫的30多个亲信侍卫也住在这个院里。
这里的兵力虽然不多，但战斗力却不弱。而翻过蒋介石住的五间厅后面的围墙，出去即是骊山，如果蒋介石从这里逃出，会加大扣蒋的难度。所以，扣蒋行动既要设法在院内解决问题，也要周密设置外围，确保蒋介石无法逃脱。
张学良看到了外线部队的重要性。午夜过后，他即令刘多荃督促外线部队开始行动，至凌晨3时许，负责外线的两个团共5000人已经进入阵地，完成对华清池的合围。
接着，内线行动的命令也于凌晨1时许发出。驻守在华清池蒋介石处担负外围警戒任务的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和张学良卫队队长谭海，在第一时间内接到张学良的命令。于是，谭海立即驾驶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向在此待命的骑兵连连长邵某传达了张学良的命令，并分工该连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企图外逃的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这里的东北军驻军参加扣蒋行动。
在张学良扣蒋的命令传达到卫队1营全体官兵之后，卫队2营副营长商亚东率领所部两个连的队伍也已在这里整装待发。
孙铭九和白凤翔、刘桂武是凌晨2点30分左右到达灞桥的。他们对参战官兵作了简短的动员。白凤翔师长首先讲话：“我们东北军之所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是他蒋介石一手造成的。我们张副司令要求打回老家去，他不但不批准，还想消灭我们。今天，为我们东北军人洗刷不抵抗耻辱的时候到了。大家要同仇敌忾，奋勇冲杀。不过，张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蒋介石打死了，要抓活的。”
孙铭九营长也进行了动员。作为一名基层军官，他虽然没有讲出多少道理，但是那种忠于张学良的思想情绪，却产生了极大的鼓动作用。孙铭九说：“今天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的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
白、孙的动员，使全体行动官兵情绪异常激愤。这时，白凤翔师长布置：孙铭九率卫队营先冲进去，他随后跟进。
孙铭九根据白师长的指示，考虑到华清池只有40多名宪兵，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反击力量薄弱，如果突袭进攻组织得好，有把握快速制胜。就当即布置：
1．由王协一连长率领30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
2．由我带领一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内请他出来，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把他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
3．由商亚东副营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这时，已经是凌晨4时。待所有内线部队到达华清池蒋介石的临时行辕时，已是5点30分左右。此前，东北军105师一个团在唐君尧旅长的指挥下，已将华清池团团包围。卫队1营已经收缴了院外驻禹王庙宪兵的武器。
但卫队营的汽车声，惊动了蒋的卫兵，并开枪示警。这时，东北军卫队营两士兵开枪还击，顿时枪声大作，扣蒋战斗提前打响！
卫队营的突然袭击，很快解决了守卫在一道门的宪兵。但部队向内院冲击时，遭到蒋介石侍卫的顽强抵抗。孙铭九率领部分人冲入二门，本想直奔小桥进入蒋介石的卧室，但从斜对面室中射来密集的火力，使之无法前行，他们只得改换方向，沿着假山小道直上。当孙铭九进入五问厅蒋的卧室后发现蒋介石已经不在屋内。细心的孙铭九摸了摸了床上的被褥，发现尚有余温，桌子上还放着蒋的假牙和皮包，衣服和帽子还挂在座驾上。这说明蒋走的时间不长而且是在仓皇之中逃走的。
孙铭九连忙返回院内，不多时枪声已息。他们搜寻了院内所有地方，捉到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贴身侍卫汪日章，但他们均不知蒋的去向。
原来，华清池门口枪响、东北军卫队营冲入院内后，蒋介石的侍卫们迅速占领五间厅平台，凭借水泥栏杆作为掩护，居高临下向外射击，掩护蒋介石出逃。蒋的堂外甥兼贴身侍卫竺培基，迅速唤醒蒋介石，并与几名便衣一起搀扶蒋越过五间厅后面的围墙，向骊山出逃——这是唯一的逃路。
围墙虽然不高，但年过半百的蒋介石仍然跳不过去。蒋介石的堂侄也是他的贴身侍卫蒋孝镇便蹲下身子，让蒋踩在他的肩上，把其送上围墙。此时，枪声越来越近，东北军已经向内院追来。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蒋介石纵身跳到墙外。由于双脚落地不稳，腰脊被摔伤。这时蒋已顾不得疼痛，旋在蒋孝镇的搀扶下跑到了山上，藏进了一个山问石缝形成的孔洞中。
此时，天色渐明，大约早晨7点钟左右。由于找不到蒋介石，刘多荃急忙用电话向新城指挥部报告。张学良、杨虎城听到消息后，颇感震惊。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下确信蒋没有逃出外围，且床上还有余温，又在围墙外面发现了蒋的一只鞋子后，张、杨判定蒋必在附近山上。于是，卫队两个营600多人全部扑向骊山，张开大网，搜寻蒋介石。
在半山腰捕获了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后，这更证明了蒋的去向就在山上。又接着搜寻了不远，卫队1营班长陈思孝就在一堆巨石旁，在一个石洞里发现有人蜷伏躲避。陈遂高声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这时，里面的人无奈地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待他转过身来以后，陈思孝马上认出这正是平时常在大幅照片上见到的那个人，蒋介石终于找到了，扣蒋终于成功了。
两个钟头后，从洛阳而来的一架飞机降落在临潼。此机是驻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8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后，派来营救蒋介石的。但是，它还是晚了半拍，不仅蒋介石此时已被送到西安城内，而且这架飞机也被俘获。
临潼扣蒋行动，蒋的侍卫战殁17人，东北军负伤1人。待把蒋介石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时，已经是上午8点多钟了。
临潼方面的清晨枪声，西安城的人们能够隐约地听到。担任西安方面军事行动总指挥的赵寿山，即刻建议张、杨发起行动。随着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整装待发的17路军各部队立刻向盘踞在西安各处的蒋系势力发起了猛烈进攻。一时间，西安城内外枪声四起，偶尔夹杂着炮响，打破了清晨的沉寂。
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和连长李锦铎，看到信号弹升上了天空，立即率特务营和卫士队士兵向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冲击。
西京招待所位于西安城内东北部的尚仁路上（今解放路一带），是一个呈人字型的两层楼建筑，随蒋介石到西安而来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蒋作宾、邵元冲、蒋百里等10多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随从、卫士都住在这里。
当17路军特务营、卫士队冲向西京招待所时，南京大员的随从卫士凭借楼房的窗口，居高临下向外射击，阻止部队靠近。宋文梅与李锦铎分别带领突击队员，以准确的枪法迅速击毙前、后门的门卫哨兵，冲进大楼，解除了军政大员随侍卫士的武装，扣留了所有大员。
但是，清点这所大楼所住的军政大员后，发现少了3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党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立法院前任副院长邵元冲，一个是蒋介石的亲信、军政部次长陈诚，还有一个是25军军长万耀煌。宋文梅让士兵们再一次搜查房间，发现邵元冲躺倒在大楼的围墙外边，有士兵证实，他是在特务营攻进大楼时，跳窗而逃被击伤的（后来邵死在医院里）。
在女眷住房的橱柜中，还找到了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总预备队副司令的万耀煌。
而军政部次长陈诚，则是在后厨的地下室墙角一个啤酒箱子里搜查出来的。昔日威风八面的陈诚，此时则吓得面目惨白，一脸尴尬。见此窘状，围捕的士兵都止不住笑出声来。
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亦在需要扣留的军政大员的名单中。听到西安城枪声骤响，晏极度紧张，但他已被监视，无法知道究竟。于是，就给张学良公馆打电话，几次都没有打通。接着，又往新城杨虎城公馆打电话，恰好，张学良正在那里坐阵指挥行动，便抓起电话问晏道刚有什么情况。晏说他的住处已被包围，行动失去了自由。张回答说：“我现在也不自由”，说完就挂了电话。听了张这句话，晏道刚马上高兴起来，以为是蒋介石说服杨虎城和17路军，把张学良软禁了。然而，仅几分钟后17路军就来人把他“请”走了。
担负解除城内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宪兵连及占领西郊飞机场任务的是陕西警备2旅5团。团长郑培元对兵力使用部署为：第1营解除北大街警察局和派出所及西安火车站护路大队的武装；第2营解除警察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2营营部及钟楼附近警察第3大队的武装；第3营解除西大街公安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第5连的武装。由于行动突然，猝不及防，仅1个小时，即完成了对蒋系中央宪警的缴械任务。只有新城北门外的一个警察中队顽抗较久，总指挥赵寿山命令作为预备队的教导营，限半个小时内拔除这个据点，教导营上去后，按时解决了这股敌人。
与此同时，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指挥另一支部队，很快控制了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查封了各大银行在西安的分行，接管了西关机场，扣留了所有飞机和飞行人员。在这次行动中，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长彭昭贤、教育厅长周学昌等均暂失自由，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特务头子曾扩情也成了阶下囚。
整个兵谏行动到上午8点全部结束，蒋系在西安的势力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古城西安已完全被东北军和17路军所控制。
按照张、杨的部署，在西安扣蒋行动的同时，驻兰州的东北军51军发起了兰州事变。
在西安扣蒋行动成功后，张学良于12日清晨给兰州51军中校参谋、抗日同志会成员解方发去密电。电文说：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请转达51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负责人员看管起来等。
此时，兰州共驻有三支部队，一支是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和川陕甘边区总司令；第二支是兰州省绥靖主任朱绍良领导的武装特务营；还有一支是蒋的嫡系胡宗南部的两个团驻于兰州东校场。而三支军队的主帅都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
解方将张学良的密电送给了51军参谋长刘忠干。刘尚疑信参半之际，就收到了于学忠军长要他“将胡宗南部的两个团、绥靖公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的命令。
于是，刘召集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达夫、51军所辖3个师的参谋长、西北总部驻兰州的联络参谋、川陕甘边区总司令部各处处长及特务营营长，进行紧急会商：与会者一致同意坚决执行张学良和于学忠的命令，并确定当晚黄昏开始行动。
是日黄昏时分，刘忠干设计诱捕了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和兰州公安局局长，分别软禁在刘忠干、周达夫两家的住宅内。
晚上7点，担任城防的51军3个师及特务营分头行动，包围查抄了兰州绥靖公署、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公安局和特务机关，收缴了他们的电台、密码和所有武器的枪械。驻在兰州东郊的“中央军”第7军炮兵团和胡宗南部两个团，也被东北军51军118师缴了械。于学忠部还占领了飞机场，扣留了20架新式飞机。
为巩固兰州方面取得的成果，13日，张学良用飞机把于学忠和两个师长送回兰州。于学忠归来，使兰州起事部队有了主心骨。很快着手布置进一步军事部署，准备迎击胡宗南部和各部中央军可能发动的进攻。51军第118师师长周光烈随即被委任为兰州警备司令，担任城防守备和城内治安。第113师在玉泉山一带构筑工事，第114师在白塔山一带构筑工事。其后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一系列文电，以阐明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而兰州的局势也被迅速稳定。
兰州方面行动的成功，牵制了大量国民党“中央军”，解除了西安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对后来张、杨与南京方面的政治斗争起到了有力的支援作用。
第六章 审蒋？放蒋？英美日苏斗智斗法
★日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煽动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
★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
★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
张、杨扣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对于时下中国政坛的一号人物，采取这样特殊的方式开展政治对话，不能不考虑其严重后果。直到蒋介石出现在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为他专门准备的房间里，张、杨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捉到蒋介石，事情才刚刚开始，如何才能取得圆满的结局？这是张学良考虑的首要问题。
张学良最先想到的需要借助的两支力量和两个人：一位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它的后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位是宋美龄，当时的“中国第一夫人”，它的后盾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武装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它对张学良发动事变能否最终促成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走上抗日道路肯定不会置身度外，而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她对蒋的死活更是极为关心绝不会袖手不管。
为了实现抗日主张，张学良手里拿出了三封电报文稿：一是致国民党中央及其各团体的通电文稿，也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张学良拿着这份文稿到西京招待所看望被扣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以及在华清池捉到的蒋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向他们表示慰问，说明原委。
这些军政大员之中，有许多人认为“兵谏”的做法太危险，但他们对团结抗战是支持的。所以，在张学良介绍情况之后，绝大多数的南京大员效法张、杨的做法，在通电文稿匕面签了名。
这份通电共有19人签名。其中8个是已被扣留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他们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7人是东北军将领，4个是17路军将领，包括杨虎城、孙蔚如、冯钦哉和曾经奋战在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等在内。
12日上午，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发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各省当局和各新闻机构。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竞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抗日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公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激流等叩。文。
这个通电说明了“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
综观八大主张，张、杨发动兵谏的根本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中，第一项改组政府、第二项停止内战与第8项召开救国会议，是贯彻事变目标的主要措施，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抗日字句，是为了照顾宋哲元、韩复榘等北方将领应付环境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河北、山东地处前线，公开提出抗日口号将使他们处境更加艰难。第三项、第四项要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第五、第六两项则要求更广泛的政治自由，这是中国各地的民主力量多年来所要求的愿望，也是为了实现举国抗日救亡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八项主张中的第七项，“确实遵行总理遗嘱”，表明这次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彻底改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执政10年的独裁、反共，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政策，要求恢复孙中山倡导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八项主张包括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被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内的要求抗日御侮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向全国发出通电之后，张学良又拿出第二份文稿，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文，交秘书迅速发出。这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原电如下：
东、来兄：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敌北进。
弟毅文寅
这份电文是在临潼扣蒋战斗打响之际草拟的，由于扣蒋行动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谁也不能保证突袭行动能够一枪不发，更不能保证在双方的交火中不会出现把蒋打死的情况。如果捉到活的该怎么说？捉到死的又该如何说？这些问题事先都研究过，但定不下来。因而在致毛、周的电文中只设计了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而没有详细谈及怎样处置蒋介石。于是，在扣蒋成功以后，张学良立即请来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给陕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电，申明八项主张，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前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应当说，扣蒋以后，张学良在第一时间里向中共中央通报并邀请派人参加西安的谈判，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
接着，张学良又拿出第三份电文，也就是致宋美龄的电报。张学良说：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告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合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帽（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以）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
在处理了这些最为重要的问题之后，张学良还先后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及山西、山东、广西等地实力派人物致电，说明真相。
与此同时，张、杨还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部”这一机构，成立了4个权力机构。
一是成立抗日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事变后西北的最高权力机关。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还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
二是成立了设计委员会，主要负责政治问题，研究制定有关大政方针，完成张、杨交办的重要事务。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卢广绩、王菊人、应德田、洪舫、南汉宸、苗剑秋等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三是成立了参谋团，主要任务是研究军事问题。它的成员是由两军的主要将领组成，参加者有：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何柱国任参谋团主任，因为防御南京的军事进攻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新机构成立以后，即令东北军和17路军的部分部队向东挺进，开赴陕晋、陕豫交界地带。同时红军也遵守它的命令，向南挺进，不到一个星期，共产党就进驻肤施（即延安）。从此，延安就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直到1948年3月。
四是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了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王炳南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张、杨还释放了关押在西安的238名政治犯，其中不少是进步分子和红军战俘。
张、杨的行动，得到两军官兵和西安各界的热情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世界各国重要媒体也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爆发西安事变的消息。一时间，西安事变不仅成为媒体的热点，也成为国际外交折冲的热门议题。
英美苏日德意等主要国家，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需要很快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虽然对待张、杨有失公正，没有对发动“兵谏”、谋求抗日的壮举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这却反映了各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影响制约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走向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
★日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煽动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
西安事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四省、正在加紧染指和蚕食华北，企图把华北五省建成“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以便从这里“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作为其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侵苏战争的前沿阵地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这年年初，日本国内发生了拟在推翻冈田内阁的军事政变。
2月26日凌晨5点钟左右，主张天皇神圣论的22名陆军下级军官，指挥第1师团的3个连队的下级士官，另外还有近卫步兵连队14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白雪覆盖的东京中心发动了叛乱。他们包围了13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袭击了资深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私人住宅。叛乱者们——其中的1027名是时年1月刚刚入伍的新兵，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以及著名的美浓部宪法理论的支持者、新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将军。还杀害了5名警察，重伤了侍从长铃木等人，只有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
这场叛乱是日本国内近10年来围绕国体展开的是皇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斗争的结果。
主张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其观点为“国家机关论”，他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权力，其主张的支持者是天皇的近臣。
但他的这种主张受到来自以陆军部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军方希望建立的是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实现军方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面干预。而军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以“幕僚革新派”为中心的统制派，和以“基层革新派”为核心的皇道派。统制派对内主张依靠财阀和其他政治势力，以合法的手段实现军部独裁，建立天皇制法西斯政权；对外主张占领中国之后，实施北进、南进政策，夺取亚洲地区霸权。这一主张得到财阀和军内多数将领的支持。而皇道派既仇视革命，也仇视财阀，他们主张以武装政变“清君侧”，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对外主张北进入侵苏联，这一主张在军内仅得到少数人的支持。
皇道派虽然支持者寡，但是它主张用武装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因而越是力量对比于他们不利，越容易促使其铤而走险。这就导致了“二·二六”惨案的发生。
政变者希望以此得到天皇的支持。他们在行动的同时散发了《奋起宣言书》，其中载道：“我（日本）之所以成为神圣者，乃在于万世一神天皇陛下的统帅，举国一体，生化育成，最终实现八纮一宇。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日本）与俄、中、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今若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佞臣，不芟除遮蔽皇威、阻碍维新之奸贼，皇统皇谟将荡然无存。冀希望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予以冥助。”
但是，天皇裕仁对于用武力手段来实现其亲政，推行“昭和维新”的做法并不“买账”。他说：“将朕最为信赖之老臣悉数杀死，如同用软刀子对付朕一样”，“似此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凶暴军官者，其精神又有何可宽恕者耶”。
裕仁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下令镇压叛军，并成立了一个特设军法会议负责审判。叛军的几名组织者相继以自杀谢罪，与叛乱有关的17名皇道派军官和2名民间皇道派头目也被判处死刑。在此后开展的军队整肃运动中，皇道派的7名大将、8名中将、7名少将被逐出现役，涉及的人数达3000余人。
“二·二六”事件从客观上帮助了统制派，它不费吹灰之力铲除了异己，同时巩固了他们在军部中的统治地位。统制派主宰日本政治的梦想很快变成了现实。在十几天后诞生的广田内阁中，军部提出了入阁的四个条件：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充实国防、刷新外交。新任陆相寺内寿公一然将陆军省课员藤章大佐带进组阁机构，按照军部的意图挑选阁员。新任首相广田满足了军部的一切要求。至此，军部便成为日本政治的主宰，以军部独裁为标志，日本法西斯政权宣告成立。
接着，经军部提议、得到议会批准的“海陆军大臣由现役军人担任”议案，进一步从法律上为军部独裁提供了保证。法西斯就是战争，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就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势所必行。
军方主宰内阁之后，随即提出了包括占领中国在内的新的战略构想。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先北后南说”，即以进攻苏联为主要战略目标，这个理论被称为“北进论”。海军部不同意这个战略，而提出“北守南进说”，简称为“南进论”，以美、英为主要战略目标，恰恰与陆军部的战略主攻目标相反。为解决在国防政策上的严重分歧，陆军部与海军部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南北并进”的新国防方针。这一方针在第三次修订批准的《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中，被表述为：日本的国防“要以美、苏两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英国”。它要求：“帝国国防所需兵力要能够满足国防方针的要求，征服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将来对中国的作战纲领是：“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及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及日侨”。
从新出笼的国防战略方针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战争野心，不仅要占领中国，而且要问鼎苏联，甚至还虎视眈眈地盯着美、英。
实现这些目标，首先要解决战争资源问题，这就使侵占华北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日本前陆相宇垣一成大将说：“实际上，向华北进攻（应是侵略）是因为，仅仅以朝鲜和满洲来建立东亚集团的中心，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安定势力和东洋盟主，不仅资源缺乏，而且市场也过于狭窄。日本应向整个中国寻求资源和市场，至少要考虑华北，即白河和黄河流域。”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认为：“现在满洲已经到手了，但满洲的资源终究不及华北。山西的铁和煤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不注意，就会落人英美之手。因此，目前把华北弄到手是最要紧的，也是大好时机。”而要把华北弄到手，最终是采取“军事行动”。1936年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在《战争准备计划方针》中进一步提出：“在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东南部）范围内，大力发展长期战争所需要的产业，特别是迅速开发满洲国，以便在达到初期作战目标后，进行长期战争时，能在大陆生产军需品。”此后，日本陆军省制定的《重要产业5年计划纲要》，正式将中国东北和华北列入了日本的资源圈，规定5年内日本重工业年产量要达到生产飞机1万架、汽车10万辆、钢材1000万吨、生铁1150万吨、铁矿石2250万吨。其中铁矿石要“尽量利用华北的资源”，其目的是：“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而在平时，则由此谋求国力的飞跃发展。”
然而，此时日军在华北的战事并不顺利。1936年11月中旬，日“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向绥东进犯，绥东战事由此揭开。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率领山西地方部队英勇抗击，在1个月时间内，成功地进行了红格尔图、百灵庙、锡拉木伦庙等战役，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收复了失地。日军此次军事行动本意是，铲除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来对日的傅作义及其在绥远的军事实力，没想到却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绥远抗日的胜利，使日伪迅速建立“蒙古国”的计划受挫，被迫在“内蒙政策”上改取退却方针。
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作为围绕抗日问题而引发的这次事变，日本自然非常关注。
在12月13日，在得知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的当晚，日本外务省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然后，有田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对这一事态的声明：
（一）日本不会因这次事变改变其外交政策。
（二）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华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三）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动，不会容纳共产主义。
（四）日本政府将指示其驻外机构和组织，保持明确而正当的态度，以免受到怀疑。
（五）日本将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六）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要企图收买中国地方军事实力，从事变中获取好处。
（七）日本将继续执行其对华北和内蒙的既定政策。
（八）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其防御共产主义的坚定态度。
这个声明表明，日本对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14日陆军省发出的《对西安事变对策纲要》进一步印证了此种态度。《纲要》指出：“特别要从公正的态度对待本次事件，充分抓住中国的民心……暂时静观形势”。
为什么要采取此一态度？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这样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加油的危险，决定不给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段话反映出日本当局的某些策略考虑。
在作出此一决策的时候，日本的决策者们还考虑到，事变本因日本而起，此时日本的动向，将对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必将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所以有必要暂时静观事态的发展。日本当局十分明白，它在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损害了欧美国家的在华利益，如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贸然采取行动，必然进一步激化与欧美国家的矛盾，它目前还不愿意与英、美直接对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它期望利用西安事变，推进其对华政策的落实。海军省在13日下午致第三舰队参谋长和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的电文中，明确表示了日本关于此次事变的上述对策。天津总领事馆海军武官久保田同日致海军省的电报中，亦表示：“要正确捕捉自然形势，根据帝国的既定方针，寻找逐渐完成分治华北的好机会。但不要重蹈以前的覆辙，避免采取火上浇油式的无用的压迫，主要应采取积极的经济提携”，不要刺激中方。?9９ｌib.
但是，日本对于西安事变所取的静观发展的策略，并不是放任发展的策略。从日本内心讲，是极不愿意南京与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挑起中国爆发全面内战，而从中坐收渔利，这才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于是，17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直称：“由于此次事件给予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政府当然对此予以重大关心，并注视事态的发展。……日本对于赤化不能不予以关心。对于那些主张容共容苏者，无论其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使其迅速消失。”这段话，实际上已经透露出日本政府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方面达成妥协，反对国民党与中共和苏联实现某种联合。而有田所担心的是，这种表述会不会使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别的解释，因而，又直截了当地说：“根据新闻报道，张学良标榜容共抗日。邻邦的赤化会给帝国的安全甚至东亚的和平带来很大的危险，上述报道如属实，帝国政府希望中国方面采取严重的适当的措施。”
17日，当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下停战3日的手令后，日本谍报机关马上获此消息。蒋鼎文携带手令一回南京，日本外相有田再次紧急召见许世英，打探南京国民政府是否有与张学良妥协的动向，并表示出日本政府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中央如果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
18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就日本当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的任何妥协作出进一步表述。指出：“日本陆军当局……警告邻邦一部分军阀，切勿被弄于赤祸的魔手，并且切望中国为政者勿陷于赤祸的陷阱，而宜立足于与邻邦和亲善的大精神上。”
日本在反对南京与西安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也向国民党亲日派伸出橄榄枝。1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政，并致电当时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立即求见希特勒，他表示：德国、日本如能支持他回国执政，他愿代表中国加入德、日轴心集团。希特勒在与日本通气后，向汪表示将与日本一道，支持汪精卫、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日本也认为，如果能够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对日本将更有利。于是，即令日本驻英国大使与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秘密接触，对汪精卫回国达成谅解。
受德国和日本的鼓励，汪精卫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中国驻欧洲外交使团的首长会议，与会代表包括中国驻法、英、德、意等国的大使。会后，汪精卫向报界发表声明，对中国的不幸感到痛心，谴责西安叛逆，宣bbr>布他将立即返回中国。汪精卫把这次事件视为排斥蒋介石，恢复自己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领导地位的机会。在日内瓦，他还计划回国后立即发动一场镇压共产党的运动。
日本对亲日派的举动表示欢迎。为了表示日本的诚意，从15日起，在青岛登陆镇压罢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撤退。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说，只要国民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随后，日军在绥东的进攻亦开始停止。而当南京国民政府作出讨伐西安的决定后，东京、大阪的《朝日新闻》均发表社论，欢呼南京的一致反共和讨伐张、杨。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也向新闻界吹风：“即使南京没有了委员长（指蒋介石），中央政府看来也相当稳固”，“鉴于这种现实，中国应当面向新的光明”，此番话已赤裸裸地表明，日本对于亲日派取蒋代之的支持。
22日，《大公报》的张季鸾致电杨虎城，描述了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深层意愿。即：“日盼蒋速死，近甚失望。次盼陕大战，故停攻绥。”
这就是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
★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
英、美两国一向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他们的支持不是无缘无故的，英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为了维持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而美国支持蒋是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均势，因而英美愿意共同遏制日本的对华侵略。事变发生后，英美都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再发生内战，因而极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12月13日两次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报告蒋在西安被扣的情况。他认为，“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命令把受怀疑的张学良的部队调往福建。”许阁森估计，两广地方实力派不会支持张、杨，“韩复榘、阎锡山等人是支持中央政府的”。至于国外，虽然日本报纸宣称“张学良也许同苏联达成协议”，但许阁森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及中央政府一直努力保持同苏联的良好关系。基于对日本的共同厌恶，他们走到一起了。我不相信苏联会傻到去支持张学良的冒险，从而去削弱中国的抗日阵线”。综合上述分析，许阁森向艾登报告说：“我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本人并无危险。”
英国也认为，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如果举措不当，将会引发内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西安事变是“反日感情的爆发”，认为，如果爆发大规模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国内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上海《字林西报》的社论也指出：“应力求制止可怕的内战。”这些观点与中共的主张几近相似。
于是，英国驻华大使奉政府之命，向孔祥熙表示愿意从中调解。在得到中方支持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采取如下办法：由英国出面斡旋，保证张学良安全，即让张“乘飞机到天津或上海，到那儿我们也许能帮助他，他也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国家”。
12月17日，艾登将此建议电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征询他的意见，并请他联系端纳。第二天，许阁森复电艾登说：“端纳现在西安。我见到了孔（祥熙），他欢迎您的建议，如果您能推进这一安排，他将十分感谢。”这样，英国政府就将这个建议的备忘录送交美国国务院，“探寻美国政府是否将予以合作”。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把此建议征询了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意见。
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征得罗斯福总统的同意后，于12月18日下午将英国政府的建议电告驻华大使詹森，请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议：“根据上述建议的原则，讨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和有利之处”，但要求他“不要以美国政府名义作出评论”，同时提醒他在与“英国同行磋商时，您不仅要讨论可能产生的利弊、发生于英国政府所建议的程序中的困难，而且要讨论其他外国政府为避免发生悲剧而提出某些有益、稳妥措施的任何可能性，以及西安局势进一步出现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
英、美两国大使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一起认真探讨了对西安事态可能采取的行动。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借助于外国而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对有关各国更为有利。”但是，他们“相信，某些国家保证张学良、必要时包括杨虎城安全离华，这一事实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至于对这一建议的具体实施办法，唯一合理的安排是，“由中国政府负责”，使张、杨两将军“安全到达某地，外国从那里把他们安全带离中国。显然最近港口是天津，他们在那时将被安排住在一艘军舰上，直到安排好行程安全”。
英、美两国驻华大使将他们讨论拟定的意见和安排立即电告本国政府。美国立刻批准了这项建议。经罗斯福总统、卡尔助理国务卿同意后，代理国务卿穆尔当天深夜复电詹森，正式授权他与许阁森合作，尝试把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安全地从天津送到中国之外的某地。
詹森收到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后，立即通报给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但英国政府迟至12月23日才正式批准这一建议。24日，英、美两国大使正式向孔祥熙提出这一建议，这时，西安和平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第二天，蒋介石即获释离开西安。英、美的建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际并未起到直接作用。
但是，由于英国首先倡议营救蒋介石，使得这个营救活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和国民党的亲日派，从侧面援助了和谈。
英国在探讨营救蒋介石的过程中，与端纳始终保持着联系，并支持端纳赴西安充当和平使者。
威廉·亨利·端纳，1875年生，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1903年来中国，先结识了两广总督张文骏，兼任他的顾问，后结识了国民党人胡汉民，并支持国民党。辛亥革命时，曾协助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及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工作，以后又结识了袁世凯。端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最早揭露“二十一条”内容的人。1920年，他受北京政府的聘请，在北京建立了经济情报局并担任局长，为政府提供现代经济建设的情报资料。1928年，出任张学良的顾问。端纳还赞成张学良“易帜”，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要有一定程度的抵制，并力劝张学良戒毒。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游欧考察，端纳随行。1934年张学良回国，蒋介石将端纳要去，虽无顾问名份，但“地位在宾友之间”，且经常在蒋、宋夫妇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成为英、美与蒋介石之间联系的一个渠道。
英方外交当局和社会舆论都认为，端纳是沟通南京与西安联系的最佳人选。因而，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建议，由端纳飞抵西安，查明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问题。在端纳访问西安的时候，上海英侨所办的《字林西报》有意透露出端纳此行有代表英、美等国探路和调停的信息。它说：“引人特别注意的是端纳先生的调停，将有助于澄清这种局势，并给这次事变带来现实感。”端纳果然不负众望，带回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消息，对和平解决事变立下了首功。
蒋介石被扣于西安，直接受冲击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而在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民党的法币制度，它是英国人李滋罗斯帮助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外汇本位制”，与英镑直接发生联系。法币对内对外能否稳定，主要取决于英国的态度。当蒋氏被扣于西安的消息传出，法币出现浮动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马上想到了最能帮助他的国家——英国。这时，英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它指令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抛出大批外汇，支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三大银行无限制兑换黄金、外汇，使人们坚定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信心，从而稳定了上海金融市场。蒋氏被扣的半月中，市价一直保持在事变前一天的水平上，这应当归功于英国方面的支持。
15日，当端纳自西安飞往洛阳，之后又飞往南京的时候，替张学良管理财产的英国人爱尔德亦加入到端纳的斡旋之旅，他们一起面见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宋夫人再一次巧妙地使用了英国牌，她嘱咐爱尔德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京所谈的敦促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电告张学良。就此，许阁森大使说了这样的话：
我不能不感到张的行动只能造成损害，外面世界对他的行动只能解释为一种对他国家的阴谋，即正当团结与进步看来可能实现之际，他在背上给插了一刀。与一个被拘禁的人进行谈判或协定只能是无效的，张学良如果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他就不应怕在自由的氛围中讨论。拒绝这样做，先已宣告了自己有罪。
张学良正如宋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在第一时间里看到了上面这些话。对此，张学良为之一震，从事态发展的情况看，他是读懂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些思想的。
西安事变爆发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在南美出席国际会议。代理国务卿穆尔在了解情况后，于14日下午致电驻华大使詹森，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穆尔宣称：虽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干涉或不介入外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如果任何地方的事态发展将危及真正寻求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国家的利益，并且会对已经十分微妙的国际局势带来新的危难时，我们都不能漠然处之。”
穆尔指出：西安事变不仅干扰破坏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日常职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新的困难，“一般说来还将对在华外国人士、财产和事业带来新的威胁，并将给远东国际纷争带来危险。因此，现在的局势对世界具有利害关系”。
他指示詹森：“目前，我们并不准备宣称或建议与此时局有关的这个或那个政府宜采取任何合适的行动；但是，我们将认真观察那里的发展、并研究有益行动的可能性问题。”
美国的上述态度，显然是站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的。它虽然对西安事变给中国政局和远东地区的影响给予了正确预见，并为随后的干预埋下伏笔，提前告之国际社会特别是中日双方，但对张、杨发动事变的积极因素没有给予正面回应。这是它不了解事变真相的结果。
随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谈及他对张发动西安事变动机的判断时，再一次因不了解真相而出现误判。他认为，“由于缺乏来自西安方面关于张学良动机的消息”，估计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不外经济或政治的两种：“1．张学良被其东北军中不满的叛乱军官们所控制，他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满足其军费要求并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2．张学良同他的部队已经同共产党合作，因而扣留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停止进攻共产党并采纳共产党方面最近宣布的更积极地反对日本的方针、恢复政府的革命政策，以及对苏俄采取更友好的政策。”
随着真相逐渐曝光，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估计逐渐变得客观。美侨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在19日的社论中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但认为“可以采取体面的办法，但扣蒋是严重错误的”。《字林西报》主张国民党可与共产党联合，以保持国民政府不落人亲日派手中。美国政府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许多中国人恐怕蒋介石将军保存国家实力，为个人统治计，而不用去对日本的侵略抗争。同时也有可能是张学良愿望把远东烽火勃发的可能性，明白指示日本，指示西方。”
美方在评价中国发生的西安事变时，始终与可能对太平洋地区均势构成的影响，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联系。特别担心由此引发日本侵略中国而危及世界及远东均势。《纽约先锋论坛》这样写道：“南京国民政府若依从张学良的要求，承认共产党，日本便要解释为对于日本武力干涉的恳挚的陈情”。而“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态度是尽可能不给日本以侵略的口实。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害中国，并引起西方人对远东权益的焦虑”。《民声讲坛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张学良此次行为，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因而，美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公开表态，采取的是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做法，即奉行“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而实际上，却采取了与英国政府一致的立场，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并与英国一起，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赞成英国驻华大使提出的和解建议，并将此建议提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
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正处于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
美、英在几年前就开始奉行“祸水东引”战略，他们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活动，采取绥靖政策，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采取纵容政策。这一政策，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东西夹击的威胁。到1936年，这种理论上的威胁演变成现实。在东方，日本大本营加紧了对苏联开战的准备，开始实施“北进”计划，并在中国北部的满蒙地区进行战略基础储备。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侵吞苏联。1936年11 6708." >月，德、意秘密签订反共产国际同盟。同月2日，《日德条约》又告签订。这标志着日、德将正式开始联合对付苏联及共产国际。不仅如此，德、意、日三国反共轴心也进入酝酿形成阶段。
此种情势的出现，苏联早有预见，并已进行了战略应对筹划。苏联认为，应对西线德国的进攻是它的战略重点，它的心脏地带在欧洲，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这里。因而，它把主要力量摆在了战略重心所在的西线。而对于远东，它认为，日本只有解决了中国之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苏联。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抗日，就能牵制日本，减轻它在东线的压力。
这一战略估计不能算错，问题出在其所选择的依靠力量上。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抗日，只能依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就是这个思路。那时，为了争取蒋介石革命，坚持“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几乎取消了军事工作，结果在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导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失。
如今，为了抵抗日本、拖住日本，斯大林再一次片面看重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而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完全地寄托到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的思想根子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不可能为了保卫苏联而去抗日。当年他装出革命的样子，赢得红色苏联的信任，得到苏联的军援，而一旦９９ｌiｂ?迅速崛起之后，很快就露出了反苏反共的面目。这一次在蒋介石被扣之后，在他所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样向苏联打出了“日本牌”。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紧急召见苏联驻中国代办，赤裸裸地威胁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
孔祥熙这番话的意思是，以共产党与事变有关而向苏联施加压力，希望由苏联出面来做共产党的工作，确保蒋介石安全脱险。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的官方喉舌《真理报》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就西安事变表示了这样的官方态度，社论竞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
也是在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急电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指示他抓紧与苏方交涉，敦促莫斯科向中共及张、杨施加影响，使蒋平安获释。蒋廷黻对此项使命颇感棘手，因为前一天苏联“两大报纸同时发表重要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蒋廷黻深知，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还不希望他“剿共”。南京如能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定会受到苏联欢迎。这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前不久秘密会谈时，苏方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如果南京能够这样做，苏联定会出手相助，使蒋介石安全获释。于是，在当天傍晚给南京的复电中，蒋廷黻爽快答应与苏联方面尽快交涉，同时建议南京“如能于短期内与西北红军妥协，似亦有补。”
接到南京指令后，蒋廷黻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两次会谈，表达了此一意思。蒋廷黻说：“苏联态度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分子，即不信共产主义者亦不少对苏联怀好感，至于用何种方式促进解决，我无建议，我所请者即用尽苏联之道德力量。”并说：“南京责成他探明苏联能否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再通过其他途径给予援助。”李维诺夫则回答：“我找不到这样的途径，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北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接触。”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再给蒋廷黻发去“铣电”，令其加紧与苏联当局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联谈判需付出什么代价等。
17日，蒋廷黻复电南京，建议：停止“剿共”。他强调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苏联帮助。并说：“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俄必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价必无成。”关于“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问题，蒋廷黻当时也“无把握”，他提出，张学良在1936年春曾向他透露，“彼主（张）联俄容共抗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回国原因各说不一，“疑其为避嫌疑”，回国后至12月14日才来见我（蒋廷黻），怀疑其“似有意避我”；蒋廷黻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时，南京国民政府授之以“全权交涉一切问题”，但苏方“始终推诿”；怀疑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等。蒋廷黻认为，这只是几个疑点，实感“证据不足”。蒋廷黻还建议南京对西安实行“明急而暗缓”的策略，不急于下“讨伐令”，因为“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必有生命危险，且阻碍此间交涉”。
从12月13日至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的来往电报，以及苏联政府与苏联的所有交涉，基本上都是围绕怀疑苏联政府与事变有关，如何请苏联帮助安全释放蒋介石来展开。
而苏联正是担心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成立的，并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摆脱与中共的联系的，西安事变又是在中共的影响下发生的，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日本为了煽动南京国民政府反苏，说什么西安事变为“莫斯科魔手”所策划，“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御与进攻联盟”。在此情况下，一旦蒋介石被审，必然引发内战，那样中国抗日的力量必将削弱；失去蒋介石的中国，权力的真空必将由亲日派所填补，中日联手对苏，不仅苏联的战略东线失去了缓冲地带和支援的后方，而且苏联的东部和南部几乎全部边境线统统暴露在日本的攻击之下。
那么，苏联要依靠中国拖住日本，只有保住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才能够避免内战；而保住了蒋介石的统治，也就避免了亲日派上台，而这一切的根本就是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申明苏联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
1．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敌人。
2．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定地声明，我们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目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3．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4．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
这是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态度的正式官方文件。与两天前《真理报》社论的精神完全一致。
南京国民政府没有理会苏联的表态。就在16日这一天，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作出决定：不许刊登苏联官方新闻社塔斯社的新闻稿。原因是，1936年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西安事变发表的社论，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和张学良相互勾结的产物。
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让刊登苏联塔斯社的新闻稿是有道理的。汪精卫是刚刚离职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和外交部部长，是仍然在职的国民党副总裁，苏联指责张学良与汪精卫有关，作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当然不能允许苏联官方以这样的言论评价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
苏联却不这么看。
12月17日，苏联副人民外交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专门为此事训令驻华临时代办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的反驳和《真理报》、《消息报》社论……一事，在莫斯科造成极沉痛的印象，并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敌对势力影响的结果。”
作为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张群的回答十分巧妙。他声明：
（1）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散风说他同苏联有联系，他得到苏联支持，以及他与中国红军订立了同盟，他有代表驻莫斯科，而延安驻有共产党的代表；
（2）张群本人以及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过去和现在都很明白这类传闻向来都是谎言和诬蔑；
（3）国民政府十分珍视同苏联的友谊和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与同情，所以它过去和现在都不相信张学良或第三者散布的居心叵测的谎言，并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友好与同情的态度；
（4）他将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散布的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言论。
关于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的消息一事，张群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检查机关只需把稿件中涉及汪精卫的词句删掉就可以了。
张群的答复可谓堂而皇之，滴水不漏。既表达了重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又使张学良与苏联有“关系”、苏联与事变有“关系”的说法扑朔迷离继续发酵。这时，双方的底牌都已清楚。南京国民政府怀疑苏联染指于西安事变，而苏联政府则担心中国政府倒向日本。
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证明自己与西安事变无关，证明自己的无辜，以取信于南京国民政府，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采取了攻击张学良，攻击西安事变，攻击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对手，把蒋介石吹捧成民族英雄的做法。
西安事变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苏联政府发表了一系列在外人看来是十分牵强的外交表态。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社论，吹捧蒋介石，说：“南京国民政府当务之急是努力谋求中国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攻击张学良是“叛徒”，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还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与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无中生有地说：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子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连，并诬事变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苏联《消息报》当天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评论。
苏联对这一表态甚为得意，当天下午即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询问对两报消息的看法。蒋廷黻对苏联的表态表示了赞许。后来，蒋廷黻在回忆这件事时坦承：“他们对中国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机，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蒋）委员长能领导全国。”蒋廷黻又补充说：“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
可见，苏联为了拉住蒋介石是如何地迎合南京的需要。但是，蒋廷黻在这次评论中仍然提出了问题。他说：两报所说事变为汪精卫策动的说法是不聪明的，也不真实。对这一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解释说：因为太匆忙，所以编辑可能弄错。
“太匆忙”之说，按照当时情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中共中央在12日中午亦即莫斯科时间早晨7点，就开始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事变情况，随后不断地报告。苏共作为共产国际的实际上的“大本营”基地，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如果说14日两报刊登毫无根据的消息“太匆忙”的话，那么15日《真理报》为何要继续发表社论反对西安事变，说张学良过去“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仍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实际上乃为日本军阀之帝国主义作伥”。又说南京国民政府已走上团结统一之路，日本军人认为这将使日本奴役化中国的计划有成为泡影的危险，因此日本“嗾使中国个别军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必要时并不惜利用反日口号为掩饰”。
15日，蒋廷黻奉命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提14日苏联两报的表态。他说：已将《真理报》、《消息报》社论的摘要电告南京，不过他个人认为苏联“把张学良的行动同汪精卫的诡诈行为扯到一起是不妥当的，因为汪不可能与此事有任何关系。”李维诺夫对中方就事变涉及汪精卫的说法两次提出异议，也引起重视，并再次修改此前的说法。他郑重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直接与日本人相勾结而有此举，倒觉得他是听了某人别有用心的坏主意。”他接着说：“我们一向主张中国统一，从不同情中国将军的内争。我们特别高兴近来有人致力于扩大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地和抗击日满蒙分子。我担心日本会利用近来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样，目前处于危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可能会因这个事变而挽回局面。”
苏联为了绥靖日本，而采取歪曲事实的做法，连南京国民政府都感到不可相信。这也是南京的报纸拒绝转载的重要原因。
苏联政府在否定自己与张学良的联系，妄指事变与汪精卫有联系而受到南京的冷落之后，又转而否认它与中国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中国大使蒋廷黻时，说：“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陈绍禹）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皮礼瓦尼克亦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政府此举，在南京国民政府看来，当然是无诚意的，由此还引发了两国外交官的一次争论。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约见蒋廷黻，就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消息一事，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蒋廷黻说：他不知道政府禁止刊登苏联塔斯社新闻稿件的事，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而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事实。他表示：京沪一带盛传，是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这样张才发动西安事变的。所以中国政府命令他请求贵政府帮助。
蒋廷黻此番话，虽然生硬了一点，但却道出了实情。把这些话与此前孔祥熙代院长召见苏联驻中国代办的表态、以及外交部长张群的答复联系起来看，就是基于对苏联与此事有关这一基本判断而来。
苏联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认识，李维诺夫听后火冒三丈：“中国政府不应该怀疑苏联政府，这是毫无根据的。苏联政府与张学良没有任何关系。”他强调：苏联政府唯一能够帮助中国的，就是计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却禁止刊载苏联态度的消息，因此，苏联政府没有别的办法。
蒋廷黻态度依然强硬，他说：“中国许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张学良是第三国际的统一战线分子。他的举动与第三国际不无关系。”因此，“苏联不能完全摆脱责任”。他希望李维诺夫“努力于善后”。
李维诺夫回答：“我们苏联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
蒋廷黻也不示弱：“您过去可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李维诺夫先生，您若说共产国际不是苏联的工具，那全世界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国际是执行苏联政策的机构。”
这次谈话虽然不欢而散，但却使苏联政府认识到，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赢得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任的。因而，从16日起，就开始了为释放蒋介石进行和平努力。
这一天的《真理报》援引中国各主要报刊的报道，称各方强烈要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真理报》说：“《大公报》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它认为按这三条即可使危机得到和平解决：（1）非绝对必要，南京国民政府不应采取军事行动；（2）应立即释放蒋介石；（3）人民应保持平静。”
还是这一天，共产国际也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要点。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表示同意来电中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并说明“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这时，《共产国际》发表文章，含蓄地公布了中共的同意表示，文章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可靠的消息说明中共所持的立场，但了解中共的政治路线。大概中共正在提出这样的主张，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9日，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露曙光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到南京拜会外交部长张群，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西安方面所提释蒋条件，苏联抓住这一事态，在次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日本煽动中国内战》的文章，揭露：“日本此举是直接公开挑起中国内战，此种政策之目的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24日，塔斯社又发消息说：“日本的计划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并通过派兵讨伐张学良挑动其对蒋介石下毒手。十分明显，日本试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此机会肢解中国并夺占中国一系列省份。”苏联的这些报道，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南京讨伐派的行动正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而这些报道对动员人们起来制止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该是有益的。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与行动，最终博得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好感。
★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
法国对于中国西安事变后事态如何发展也是极为重视的。12月15日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外交部长台尔博斯的报告，研讨具体对策。鉴于在此前一天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对西安事变的公开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在尽力获得西安事件之详情，美国对于远东仍继续遵循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法国内阁会议遂决定，“由外交部注意今后之情势，再定适当办法。”这一表态实际是美国的翻版。随后，在美、英联手实施和平营救蒋介石的计划时，法国的外交决策者把静观事态的政策改变为力主和平解决事变。
法国各大报刊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不表支持。他们认为，西安事变“使中国复生内战之危机，且将使历年来在艰难之工作下所收之功效，陷入停顿状态”，“张学良之出此行动，是否真正爱国尚属疑问，实际上仅为私人问题而已。张学良从前为东北军领袖，中国政治上之第二人物，而现在华仅居次等地位，于心不满，故此时乘其部下多怀二心，竞藉此暴动，以济其私”。
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不能没有蒋介石领导。他们说：“现在中国军队之力量，实较五年优胜，此种进境皆蒋委员长所赐，因蒋氏素来抱有压制各个军阀建立一支强有力之中央军之决心”，因而，希望恢复蒋氏自由，和平解决事变。
德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刚与日本签订了《防共产条约》，两国在反共反苏上的共同利益，使其必须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但是，除了与日本的战略利益外，德国在华还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德国在华的利益首先从军事领域开始。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与德国西门子公司驻远东总工程师亚曼博士商洽雇用德国顾问之事。孙中山要求聘请的德国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的理想人选为：（一）政治顾问，由大战末期德国首相之高级助理兴芷海军大将担任；（二）经济顾问，由前任胶州之德国高级专员许拉尔担任；（三）军事顾问，由一德国高级将领担任。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去世而未能执行此项计划。
1926年，蒋介石在成为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人物后，聘到了一战时期德国的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高级助手包尔上校。1929年包尔死后，柯利伯代理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一职。柯利伯虽然履职只有一年，但他的军事思想却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傅宝真所说：
德国之所以能在军火工业及军火运输方面，占绝对优势地位，大部由于自柯利伯开始，直迄于顾问团被召回前，德式顾问被正式参与我国各项讨逆及防御战役中。并在我陆军训练与组织之计划中，渐具颇深之影响力。因此，我军事当局，渐采德式操典、训练与组织方法为准绳。包尔抵华后，以顾问团基础未固，仅以个人（带少数随从，如王格姆等）身份，前往武汉前线，协助蒋公草拟作战计划与其执行。此即谓顾问团以整个组织而言，并未正式涉入战斗及其有关行动。但包尔死后，武汉地区仍极具重要之战略地位，且桂军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武汉陷于敌手，桂军可与北方冯玉祥之国民军直接狼狈为奸，对我中央政府威胁甚为严重。故蒋公命柯利伯及其作战参谋数名，赴武汉地区布防。俟该局势缓和后，蒋公再命柯利伯及其参谋，筹划沿汉水流域对国民军发动之攻势，并以占领郑州为目标。不久，我中央军即占领该城。美国陆军武官亲赴郑州战场观察，在其报告中，彼曾指出，我军获有德国雍（容）克公司单翼及双翼之飞机助战，故轻举而占该城。
1930年夏，曾任德军参谋本部总长的魏泽，继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他帮助蒋介石制订作战计划，赢得中原大战胜利，此后，又参与制订了对红军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应当说，魏泽对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中央系军队发展的建树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建军思想被怀疑为德国军工企业谋利，蒋、魏开始出现矛盾。
1933年，一名更有军事成就的德国将军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他叫色克特，与希特勒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应邀对中国军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之后，给蒋介石草拟了一个《陆军改革意见书》，其要点是：
1．“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工作，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色氏这一见解，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谋而合。
2．中国建军应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他说：“中国所急需者，不在一庞大陆军之建立，而在集中全力创设一训练优良与配备完善之小型精锐部队。”色氏断言，目前中国军队，不在患寡，而在患多。为此，色氏为中国军队建设提出了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与防卫外来侵略之安全盾牌；（二）军队之威力，在于其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育。
3．军队的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的最高权力应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色氏认为，“中央政府统治权之基础，在于其军队置于单一之指挥系统，亦即直属于委员长。但其先决条件却应使军官之任命，依照统一之原则行使，而不应置于个别师长或将领手中。”
4．中国陆军的改革方向应放在军事行政方面。色氏主张，在军事体系内，明显划分组织功能，坚持层层负责，统一指挥，是国军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军事指挥系统中，职权必须作清晰的规定。军事机器中，诸如训练、行政与指挥等单位，均应统属于总司令管辖，作为政府的一员，直接对政府负责；军政部长、军团司令及参谋总长等又须对总司令负责。
色克特所提的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令蒋介石十分佩服。
蒋氏即聘任色克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蒋介石不仅对于色氏军事方面的意见言听计从，而且对色氏的厚待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蒋介石批准的就色克特地位所作的规定中说：
将总顾问对于钧座及对于德籍顾问之地位，以下列名义谓之：
“委员长委托人”
“总顾问”
办事方式：一切日常公务，以及关于德籍顾问之指挥，均于总顾问办公室或鄙人私宅内处理之。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内举行之。
这里所谓的“委员长委托人”，实际上有“代理委员长”或“副委员长”的意思，故其地位，仅次于蒋。因而，“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须亲自到领袖官邸向色克特请教。此不但为包尔、柯利伯与魏泽所无法享受之地位与特权，即在中国历史中，亦恐无第二位外籍人士所能被国家元首如此赏识与重托。”
此时，德国顾问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由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逐渐延伸到经济领域。色氏在推进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与德国的军火及经济合作。有资料显示：
德国大公司互相倾轧，为推销本身之产品及利益，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与顾问及我国官员相勾结，以求达成其推销目的。美国一家电气公司曾抱怨称：有时该公司故意将标价降至德国公司所标者若干成以下，但中国政府仍选购德货，想其中必大有文章。我国建军财源，本已极为有限，再有此种腐化现象，对抗日战争准备影响至巨。
上述说明，1936年的中德关系，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关系良好，合作加深，且德在经济上也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它对西安事变的演变相当关心，担心因此而引发新的内战，危及它的既得利益，并希望早日和平解决事变。
这种双重的利益关系，使得德国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陷于两难，一方面，在战略态度上需要与日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不方便公开地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更不便介入英、美的和平调停。故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时，采取了以私人身份表达立场的方式。12月20日，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致电宋美龄：“敬祝委座充分健康，早日出险，从而益增力量，以领导广大之中国。”21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电孔祥熙，对西安事变“焦虑良深”，希望“一切妥善解决，委座事业获竟全功”。
意大利是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理，它支持日本的中日亲善政策。在德国养病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返国，得到了意的鼎力相助并促成其与日本达成谅解。
意大利为了说服张学良反共投日，还派出了秘密使者齐亚诺做说客。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同时也是张学良的好友。12月21日是，齐亚诺代表意大利政府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阁下系吾好友，兹若与共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不能缺少蒋介石将军，请即日恢复其自由。
对于中日关系，齐亚诺坚持认为，“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哲，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在这同时，意大利在国内舆论上，坚持了日本的宣传基调，大肆散布西安事变是出自“莫斯科魔手”的谣言。
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之外，各国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从各国的在华利益出发，纷纷谴责张学良“受苏俄指使”、“与共产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并攻击张学良有政治野心。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张学良忧虑重重，思想负担十分沉重。
第七章 讨伐？和解？南京内部争斗激烈
★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取蒋代之的“讨伐派”和救蒋出险的“主和派”。一方主张迅速用兵于西安，一方主张满足张、杨抗日要求以谈判实现和解。双方的分歧逐渐演变成两大集团的利益之争
★地方军政实力派：南京当局意欲拉住他们，向西安施压；张、杨则意欲争取他们的更多支持以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各地大员也企望在事变中赢得更多利益。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地方实力派处在矛盾之中
★国民党中央在拉拢地方实力派方面，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势，是张、杨无法相比的。这种不利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当局不断加大对各地方大员软硬兼施的力度，以及其后宋氏姐妹赴西安和谈，使各地方实力派的观望态度进一步拉升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的最早时间是在12日上午，而军政部长何应钦是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我在南京，首先获得这个消息，是从路局方面得来的。先是12日上午9时起，西安的电讯忽然中断，当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从路局方面传来的信息，说西安方面可能发生了兵变。因为是日上午9时左右，有部队军官去对站长说，车子要听他指挥，不能随便开驶，由此获知西安确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不过，这时候，外界还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当时电讯、交通的困难，我也只有一面发电前方查询，一面等待情况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张学良东北军所属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率同第17团团长叶筱泉，驻在洛阳。由于洛阳地位，适当临潼东西要冲，又为我空军重要基地，所以张学良在发动变乱之初，12时清晨，即急电黄旅长，嘱其立即挟持洛阳中央银行，指挥洛阳军分校东北籍军士教导大队长赵云飞，协同袭击洛阳军分校及航空分校，封锁洛阳机场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黄旅长于接到张电报后，深明大义，不但没有举动，而且持电立即晋谒洛阳军分校主任兼洛巩警备司令祝绍周，表示愿意服从中央。
祝绍周接获这个报告，为争取制敌先机，立即先电知驻成阳之万耀煌军（万耀煌本人当时已在西安被扣），回军西安，并令原驻洛阳之樊崧甫军第28师董钊部，立即进驻潼关，以扼陕省咽喉。
我于中午后，接到祝绍周第一个电报报告，原电云：“限即刻到，分送南京何部长、朱主任钧鉴：密。（1）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2）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3）顷处置如下：（甲）已通知万军长，由成阳回师西安，协同樊军，听候命令。（乙）已通知樊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协同万军听命。（丙）飞机全部飞西安侦察并处置。（丁）请钧座飞洛坐镇。职祝绍周呈文已参印。”
其后，据空军侦察报告：西安城门紧闭，城市军队甚多，且时有枪声，城外正赶筑战壕及防御工事，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蒋公驻节的华清池。却訚焉无人。
接着，又接到驻洛阳第46军军长樊崧甫文已参秘电，除报告张学良致炮6旅黄旅长电令外，并称：“西安电话线业已断绝，恐有事变。除以28师集中潼关，对西警戒侦察外，甫并亲率79师237旅续进，其79师主力，仍在巩洛路警护，乞速应机处理，加派部队来洛阳，为盼。”
何应钦得知上述情况后，即刻电告了正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电文说：“据报今晨9时驻西安之105师叛变，至11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何应钦在电文中还讲：“此事汉卿是否与闻，固不得知，惟据报驻洛之炮兵黄永安旅曾奉汉卿密电，令其派兵看守洛阳机场及各银行。若果属实，殊堪忧虑也。”
中午过后，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被正式确认。因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通电”已传到南京。稍后，张学良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电报也到了南京。
孔祥熙是在下午3时收到何应钦的密电的。不多久，南京的孔祥熙公馆也用电话汇报了张学良的来电及其内容。电文说：
孔部长庸之我兄勋鉴：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讨，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能忍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此间一切主张，并以“文”电奉陈。张学良叩。震印。
全国各地得知西安事变要更晚一些，因为西安内部发生了叛变事件，延迟了发往全国新闻的时间。这名叛徒就是东北军的交通处处长蒋斌。扣蒋成功后，张、杨把早已准备好的向全国各界的通电交由蒋斌“限时发出”，但蒋斌有负于少帅，不仅扣下通电不发，反而向南京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第二天山东韩复榘向其西安的代表电询西安事变的真相时才发觉蒋斌的背叛行动。何应钦利用西安信息迟发的被动，立即严加控制全国的邮电系统，严秘封锁来自西安的一切消息，致使外界一时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发动兵变的真实动机更是鲜为人知。而何却开动宣传机器，捏造谣言，混淆视听，把一条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发往全国乃至全世界，给张、杨政治上造成了很大被动。
尽管如此，由于张、杨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争取舆论支持；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还由于居特殊地位的蒋介石业已被扣于西安，一时间南京群龙无首，一一片混乱。西安事变的发生，旋即引发了国民党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为维护各自利益所展开的激烈斗争。
★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取蒋代之的“讨伐派”和救蒋出险的“主和派”，一方主张迅速用兵于西安，一方主张满足张、杨抗日要求以谈判实现和解。双方的分歧逐渐演变成两大集团的利益之争
国民党内部一向是党内有党，派中有派。它在掌权的10年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国际上，他们依靠英、美的支持，通常被称为英美派。而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驾驭国民党。
国民党内还有一个亲日派，它的首领是汪精卫，其重要骨干如何应钦、黄郛和所谓的新政学系的杨永泰、熊式辉等知名人物，也有一定实力。特别是汪精卫，在胡汉民死后和抗日战争发动前，是国民党内唯一可以与蒋介石抗衡的人物。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遇刺后辞去行政院长职位并赴德养病，从而使亲日派在政府中的力量受到削弱。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蒋介石集团的主要人物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均不在南京，孔祥熙和宋美龄在上海治病，宋子文正从香港返国的途中。因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军政部长何应钦便成为唯一拥有实权的人。
何应钦政治上的上升离不开蒋介石。1924年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何应钦被委以总教官，自此与蒋介石结下渊源。1925年初，陈炯明在东江发生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何应钦率教导第1团随蒋介石的右路军出征讨伐，先是攻克淡水、海丰，后又阻止了棉湖之敌的反扑。第一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兼任第1军军长，何应钦随蒋的升迁而升迁，成为第1军第1师的师长。1926年蒋介石离开第1军，专司“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提名何应钦接替了他的第1军军长职务。
蒋介石把何应钦视作嫡系和心腹渊源甚久，黄埔军校时期，在军校内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思想和势力不断斗争之时，何应钦站在蒋介石一边，成为军校中国民党势力的骨干。这一点蒋介石看得是清楚的。为奖赏何应钦的忠诚，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任命何应钦兼任军校教育长。接着进行的“二次北伐”蒋在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又把第1路军总指挥的重任交给何应钦；而自任第2路军总指挥，由白崇禧代理，以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第3路军总指挥则是交给了李宗仁。此种安排，蒋介石对何之器重，对白之不信任可见一斑。正是此种安排，导致了在1927年夏的白崇禧出面“逼宫”，而也是以此为契机蒋、何出现裂痕。
那是1927年六七月间，北伐军攻克孙传芳占领的徐州、准备进攻济南之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宁汉之争”，因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另立南京国民政府而发生宁汉分裂，而武汉国民政府当时尚未“分共”便决定东征讨蒋，为对付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军事行动，蒋介石下令其管制下的各路军南返，集结于长汀，而何应钦的第1路军旋被调回南京。这一命令不仅搁置了攻克济南的计划，而且给了已处败势的孙传芳等军阀一次反扑的机会。至7月25日，孙传芳与张宗昌联合南下，不仅重又夺回徐州，而且兵分两路，向蚌埠和宿迁杀来。孙传芳部不断得手，蒋介石控制的山东南部和苏北各处均告失守。
面对重大的军事失利，蒋介石力主发兵讨伐武汉，并召集白崇禧、何应钦开会议决。蒋说，非先定武汉不能北伐。白表示反对，认为应该与武汉和解。蒋介石听后非常不高兴，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接着说：“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蒋介石说“离开”本不是真意，在白崇禧附和后一时没法下台，就看了看何应钦，期望能得到何的支持，谁知何应钦一句话也没有说。蒋介石对何应钦没有站出来支持他，气恼至极，便说：“好，好，我就走吧。”第二天即宣布下野。这是蒋介石对何应钦心存芥蒂的开始。
1928年1月蒋介石回到上海，准备重新上台，阎锡山等人都发了拥戴电，何应钦因征求部下意见，拖延了时间，迟发了拥戴电，再一次引起蒋的不满。
这两件事使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顿然失宠。2月9日，蒋介石乘何应钦去上海之机，突然亲临徐州视察第1军。在这次视察中，他告诉时任交通部次长的李仲公：
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这次的拥戴电，他竞迟迟不发，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坍我的台，叫我对北方怎么说话。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
李仲公当即为何应钦解释，说他不但没有异心，也不敢有异心，并婉转地比喻说：
敬之跟随你多年，他的个性你当然知道，他对你的确忠诚不二。不过，由于才庸性缓。譬如：他是你的两臂，一举一动，本来是应该听头脑指挥的，而他也确实是听你的命令的。但受了才力的限制，你命令他两臂同时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向着一定的方向达到一定的距离，他动是动了，却只动了一臂或者两臂都动而动得极慢，甚至有时迷失了方向乱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在他是以为听命的了，而在你则看他是不听指挥，甚至认为他是有异动的嫌疑了，然而他确是对你忠诚的，这就是敬之近来行动失当和犯错误的病根所在。
经过这番解释，蒋介石铁青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他对李仲公说：“你回去告诉他，我因离部队久，第1军的军风军纪日渐废弛，他可以去上海休养一下，等我把部队整理好，还是叫他回来随我北伐。”蒋介石还提笔写了一封20多页的长信，要李仲公转交何应钦，信中叙述黄埔以来的生死友谊以至“我是准备以总理交付我的责任交付你的……”但还没等送给何应钦，蒋介石突然又把信给取走了。
几天之后，蒋介石从徐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已征得何应钦同意，将第1路军改制为第1集团军，下设3个纵队，蒋亲任总司令。
2月22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安排，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从此失去实际兵权。北伐结束后，旋又担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和“国军编遣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0年起履职军政部长。
何应钦与蒋介石的渊源经历，使他对与蒋共事始终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这次蒋介石被扣于西安，重又激起他问鼎领袖的欲望。
在南京斗鸡闸何应钦的公馆，他首先请来了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军政部次长熊斌，一起商讨对策。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却被排除在应邀者之外。按理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被扣，而军政部越过副委员长至为不妥。军政部次长曾建议是否先知之冯玉祥，但被何以“暂可不必”而回绝。冯玉祥是12日中午12点，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李烈钧的电话，才得知西安事变的。
不知情者并非冯玉祥一人。下午2时，冯玉祥来到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更详细的情况。结果孙科还蒙在鼓里，听到冯玉祥说蒋介石被扣于西安，惊得半晌闭不拢嘴。
总参谋长程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已知西安事变，但他们也是被排除在圈外的人，只听说何应钦已与人开会研究了情况，却不知研究了什么，到处找不到何应钦。
冯玉祥感到不满，他当众发牢骚：“我和协和（李烈钧）、哲生（孙科）均无所闻，不知是何理由？”
对何应钦这种做法不满的也不只是冯玉祥一人。当晚8时，在冯玉祥的办公处，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常委张继和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等人聚在一起，商讨应对之法，表露对何应钦诡秘态度的反感。张继打了好几处电话，才找到何应钦，向他询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并告之冯玉祥似有动气。何应钦不耐烦地在电话中说：“一时说不清，我马上派人来面呈。”不一会，熊斌奉何应钦之命，手持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赶到冯玉祥官邸。冯玉祥展读通电，知张、杨之举，意在逼蒋抗日，心中的重负才有减轻。
这还不能消除冯玉祥对何应钦隐情不报的怨气。他闯入何应钦家里，欲予“理论”。可是，进得屋内，见李烈钧、戴季陶、朱培德、叶楚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秘书长）、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陈公博（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许多要人已经就坐。这些人，有的是奉何应钦之邀而来，帮助出主意的；有的是不请自来，想知道西安事变详情的。冯玉祥也就找了个空位落座。
陈公博建议何应钦有三个办法可取：一是将西安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二是立即明令讨伐，免得张学良拿蒋介石向中央要挟，三是在上述条件实施后，再致电西安要求释放蒋介石。如果仅从惩治张学良的角度说，此三法中规中矩，也未尝不可。但它却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营救蒋介石。而蒋介石的性命之忧，既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老百姓之福，更违了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初衷。
李烈钧的态度是抓住事件本质的。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保蒋安全为要，不赞成武力解决。
何应钦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讨伐把蒋救了出来，那他是“第一功臣”；如果因讨伐使蒋死在西安古城，他又是“继蒋第一人”。总之，“讨伐西安”是桩好买卖，只赚不赔。因而，他力主讨伐张、杨，理由是非此不能以维护党纪国法。
冯玉祥与李烈钧一样，反对讨伐。他说道：轰炸可能伤害西安城内的无辜居民，况且蒋介石可能受到伤害。从个人角度讲，冯与蒋向来不和，能够扳倒蒋是他平生夙愿。但他看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何应钦的亲13派如此积极地鼓动讨伐，难道就没想到可能会加害于蒋吗？！讨伐，名义上是救蒋，实际上是欲置蒋于死地，或借张、杨之手杀蒋，或在轰炸西安时把蒋炸死，他何应钦好取而代之。
冯玉祥正是看清了此举所包藏的祸心，并由此可能引发更大的动乱和内争的前景。所以，他不仅不支持讨伐，反而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冯玉祥的坚持，使得何应钦立刻轰炸西安的计划未能通过。最后形成的折中意见是：决定派出飞机轰炸西安附近地区，而不是轰炸西安城。这就为宋氏兄妹后来的和平营救行动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冯玉祥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有这次讨论的情况。他写道：李烈钧、陈璧君、陈公博和冯玉祥主张保蒋“安全”；而朱培德、何应钦、叶楚伧、戴季陶则“主打”
何应钦也看清了他的讨伐计划不可能一帆风顺，宋氏兄妹及孔祥熙返京后更不会顺着他的路子走的。为争取主动，在戴季陶和居正等人的支持下，未经国民党中央正式研究议决，何应钦就把讨伐西安的司令部与部队组织起来了。并撇开冯玉祥和军事委员会其他常委，先在他家设下临时办公处，以林蔚为参谋长，徐培根为参谋处长，钱贻士管后勤。随后，又内定黄绍竑任讨伐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为他拉拢华北和桂系等地方实力派。
12日午夜11时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除了两会成员出席外，南京国民政府的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也列席会议，与会者共约四五十人，由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丁惟汾和政治委员会的于右任主持。
此时，距西安事变的发生刚刚十几个小时，传到南京的公开信息，只有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而西安方面的其他情况，都是茫然无知。鉴于这种情况，一部分与会者主张不要匆忙作出惩罚张、杨的决定；一部分与会者主张立即惩治张、杨，派兵讨伐西安。两种意见争辩到午夜2点也无结论。这时，戴季陶忽然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现在委员长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票赎票的方式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他还对与会者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戴季陶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弃蒋！用他的话说，就是救出来也不能再当领袖。这是典型的取蒋而代之的论调，而对于蒋介石集团而言是不会同意他的主张的，因而，双方激烈争论，会议一直开到13日凌晨3点才结束。孔祥熙后来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对两派的分歧和争论做了如下概述：
甲说：谓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藉此背景助手，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还；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公竞死。此中关键，固须审慎，然千秋后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从。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尚在，或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竞不能安返。此说，辞旨严正，考试院长戴季陶实主之。
乙说：对于甲说之揣测虽不否认，但不准不信学良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
上面的“甲说”，代表的是以何应钦为首的部分军事要员的意见。他们确信，西安兵变是在得到外界支持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支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二是华北和西南的地方军事实力派。而张杨要实现个人的政治主张，必然要以蒋介石为人质，逼使“中央”让步。何应钦和戴季陶由此得出结论：政府决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与尊严。换句话说，持此论者认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只能延长这场危机，并且可能被各地实力派视为软弱可欺。况且，南京国民政府不能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作任何让步，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就会立即遭到日本的反对。
“乙说”，代表的是以冯玉祥为首、得到孙科、于右任和大多数立法院成员支持的主和派的意见。陈立夫和陈果夫领导的“CC”派也逐渐与冯派组成联盟。他们主张与西安的“反叛者”进行合作，和平、善意地解决此事。
但是，蒋介石集团的主要骨干都没有出席会议，在第一个回合的交锋中，讨伐派占了上风。于是，会议作出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这六项决定所透出的信息是：一、要把张、杨逼人绝境；二、何应钦掌握了最重要的军权。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蒋介石不能安全脱险，何将有可能继承大统。因为，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中，“一把手”始终牢牢掌握着军权。当年蒋介石就是先掌军事，而后全面接班的。蒋的亲信、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坦率地说：“当年朱培德奉委员长命，主持军委会事务。他的办法是大事请示委员长，小事去问林主任（林蔚系办公厅主任，保有委员长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无涉。当然像冯玉祥这个副委员长，更是等于有名无职，自然应该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
在军委会委员长不能视事的情况下，按理应有副委员长或办公厅主任接任，在他们之下才是军政部长。在这次会上，戴季陶提出“军事归何应钦管”的动议后，冯玉祥即表示反对，他认为“参谋总长（当时何应钦是参谋总长）是军令机关主官，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但冯的意见不起任何作用。结果何应钦受委任全权负责，计划“讨伐”军事。
此一决定的作出，终使何应钦此前早已内定组成的讨伐班子合法化。此后两三天内，他带着参谋人员昼夜加班，拟订了从东西两面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
部署如下：
一、东路军，豫皖绥靖主任刘峙坐镇开封，潼关前线由徐庭瑶任总指挥。
甲、正面沿陇海路两侧进攻。部队计有：樊崧甫的79师，董钊的28师，阮肇昌的57师，宋希濂的36师，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炮兵第一、五两团主力，工兵一个团。
乙、右翼由60军军长周奸指挥，部队有周的第6师，陈沛的60师，陈杰安的79师，黄杰的税警总团（后来又加上驻大荔的冯钦哉的42师）。
丙、左翼由李默庵指挥，由商雒向蓝田前进。部队有李默庵的第10师和刘戡的83师。
丁、郑洞国的第2师和李必蕃的23师为东路总预备队，集结潼关附近。
此外，何应钦令分驻于江苏、河南等地的各部队迅速向潼关集结。
二、西路军由胡宗南带头。部队是原驻在甘、宁、陕各地的胡宗南的第1军，曾万钟的第3军，毛炳文的37军，关麟征的25师，李及兰的49师，王耀武的51师等共约11个师。
何应钦令胡宗南、王均等部停止进攻红军，由甘宁边南下，向天水、宝鸡前进；驻宁夏的关麟征部及驻兰州以东的毛炳文部等向甘肃平凉、固原跟进；王耀武、李及兰两师由汉中出子午谷，进击西安以南。
三、空军集中洛阳，轰炸西安，协助东路正面部队作战。
何应钦在部署军事的同时，对取代蒋介石的政治格局亦作出安排。他瞒着国民党中央，与王伯群秘密商拟所谓“统一党国，革新政治”的方针，列出了新的党、政、军人事布局名单。何应钦计划：
由汪精卫领导党务工作，并任行政院长；
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孙科任立法院长，于右仁任监察院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王伯群任交通部长，白崇禧任军政部长，林森留任国府主席；
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副委员长。
何应钦同时兼任委员长川、滇、黔行营主任，委刘湘、龙云为副主任，并推举刘、龙二人为中央政治委员和国府委员。
为实现这一计划，在事变后的第3天，何应钦派他的兄弟何辑武飞到西南找刘湘和龙云通气。
在南京，支持何应钦的还有以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系。这些毕业于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靠山的少壮军人，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如丧考妣。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听说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十分担心张、杨把蒋介石送往新疆或苏联。他觉得“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不仅地面要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军去监视封锁”。于是，“冒昧做主，以团体负责人名义，发了两封急电，其一是打给驻陕西汉中的王耀武师长”，告诉他西安发生事变，“领袖蒙难，希望他率部立即开往西安西南的咸阳，与第13师万耀煌师长联系，围攻西安；第二个电报是打给驻潼关与洛阳之间的28师师长..董钊，说明原因，要他的部队迅速进占潼关应付变乱，准备围攻西安”。董、王都毕业于黄埔军校，董与邓是黄埔一期同学，王耀武是黄埔三期学生，那时邓任黄埔三期学生区队长。
当晚8时，邓文仪在南京明瓦廊召集力行社、复兴社全体干部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戴笠、郑介民报告事变的经过及前因后果，桂永清、潘佑强提出“军事应变部署意见”。会议做出了5项决定：
（一）总方针：营救领袖，安定后方。
（二）建议政府请军政部何部长应钦统一应变军事行动，迅调（南京）附近陆军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与空军前往西安营救领袖。
（三）通告各级组织及全体同志对领袖在西安蒙难应全体动员，集中一切力量，为“营救领袖，安定后方”而奋斗牺牲；各地方秩序尤应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
（四）以黄埔陆军军校毕业同学名义发表通电。
（五）用各种方法团结国民党及三军，为营救领袖，安定后方而奋斗。
会后3天内，力行社派数十名骨干分子赴各省市和各军区“督导工作，指导行动”。
13日清晨7点多钟，孔祥熙、宋美龄偕端纳由上海回到南京。
宋美龄得知乃夫被困于西安的消息，是12日下午4时左右。闻此，宋美龄当场就昏厥过去。清醒之后，她立刻在其姐夫，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陪同下返回南京。孔祥熙在大变面前表现颇为冷静。他分析了事态，认为张学良除了向全国发出通电，亦向他个人发来“震”电，又给宋美龄发了专电，这说明事变尚有转圜的余地，并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宋、孔返回南京后，何应钦带了几名主战的官员来见孔祥熙，汇报了12日夜间会议情况，说明主战的是大多数。宋美龄告诉何应钦，端纳将去西安。何盯着端纳说：“任何人都不许去西安。我们要攻打西安，委员长已经遇难了。”端纳也盯着何应钦说：“真相没弄明白之前，你不能进攻。”何厉声回答：“他死了，我们要命令进攻。”
宋美龄当即表示，她不赞成联席会议对张学良的处置和武力讨伐西安的决定。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以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于是，她“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宋美龄向何应钦等讨伐派反复申述，在委员长脱险之前，不能推进讨伐军事。她强调说，倘如此，战争开始之后，委员长不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被张、杨军队杀害。
然而，宋美龄的苦求没有使何应钦动心，这一点她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回到南京的几个小时里，宋美龄、孔祥熙已经得悉英、美两国的态度。因为日本对中国得寸进尺的侵略，已经直接触犯了英、美在华的利益。如果西安事变导致蒋介石政权垮台，南京国民政府为对日妥协派所把持，英、美在华利益将受到更大威胁。因此，英、美等国都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并支持蒋介石继续掌权。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与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即便为此要抗日，也是可以支持的。英、美等国的态度，使宋美龄鼓足了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勇气。
这天上午，何应钦没有闲着。他召集一干军事人员开会，准备下达对西安的总攻击令。这时，宋美龄突然闯了进来，又哭又闹，与何应钦唇枪舌战，迫使其缓下总攻令。《宋美龄全传》对这一斗争过程是这样描述的：
宋美龄哭了一阵，她想用眼泪先换取大家的同情。继而她便止住泪水。
“何总司令，”她铁板着面孔问道，“一切我都知道了！现在我是来问你，你这样做是何用意？你假使发动战争，你能善其后么？你能救出委员长的生命么？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这样做简直是想谋杀他！”
何应钦一听，脸色大变。
宋美龄干脆指手画脚站着讲：“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旁人，我一定当他是异党分子看待！何总司令，这是可以闹着玩的事么？委员长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哼！到时候兵荒马乱，连你也跑不了！”
何应钦一个劲儿搓手，赔笑道：“那么照夫人的意思，应该，应该……”
“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你非给我停止讨伐不可！你非给我用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不可！你非要把他活着救出不可！你非要立刻去做不可！”
“夫人，”何应钦作为难状，同时也撇开自己的责任，“这是会上通过的，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思。”
“Damn！”宋美龄连英语骂人的口语也急的破口而出，“要不，你就重新召开会议，我也出席！”接着更弦外有音：“免得让你为难。”
“不不不，”何应钦一脸笑，“夫人不必劳驾，救出领袖，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他试探道：“已经有20个师出发了！”
“200个师也得调回来！”宋关龄冷冷地说道，“何总司令，你以为武力讨伐真有把握吗？你未免太乐观了！好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为这件事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西北方面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各地军事政治负责人，都在乘机而动，并且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花力气帮助你发动战争，甚至有几个人，也许他们全会走到张、杨方面去！”
“这个，”何应钦讪讪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研究过，戴笠那边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设法收买……”
“收买？”宋关龄冷笑道，“别做梦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在想在这次冲突中扩充势力，谁给你收买？”
“是的，夫人。”何应钦不由不软了下来，“那么，照夫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应该先做些什么？”
“派人到西安去！”
“这怎么可以？”何应钦假装吃惊：“那不太危险了么？而且西安附近已经开始轰炸。”
“我说我要你停止一切战争措施！”宋美龄拍拍桌子：“我明天便派端纳到洛阳，转赴西安。子文也快回来，他们也会去，我也要亲自去！”
“夫人，”何应钦劝道，“夫人不必去了，冯玉祥愿意代替委员长作人质，就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宋美龄说一不二。
“实在太危险，你的安全……”何应钦还没讲完，宋关龄道，“告辞了！”说完，望了何一眼，匆匆穿上皮大衣，戴上白手套，抓起皮手袋扭头走了。
宋美龄这一闹，使会议不欢而散。
宋美龄离去之后，何应钦立即派人约见日本密使。那位日本密使听了何应钦陈述的情况，不禁皱起眉头，说道：“何将军，你要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日本密使的再次唆使，使何刚刚被宋美龄软化的领袖欲望重新又被激了起来。
在送走日本密使之后，何应钦又接连给前线的将领下达了几道进攻的命令。同时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电令当时在海州巡视的刘峙绥靖主任，迅即抽调在河南与苏北的绥靖部队一部，开赴潼关，以增厚东线兵力，运输车辆可径与郑州铁道运输司令钱宗泽接洽。到达潼关后，可与樊崧甫军长商洽，设法与驻在大荔的西北军冯钦哉保持联系，并派员速赴成阳、盩厔一带，与万耀煌师取得联络。
（二）电令在武功、盩厔附近之万耀煌师停止南移，集结兵力，对西安方面施行警戒；并另电令毛炳文军长率部前来增援，俟毛军长到达后，该师即由毛军长统一指挥。
（三）电令胡宗南军长，转令毛炳文军长速率部退至武功、整屋一带，增援万耀煌师，到达后即兼指挥万师，协力巩固此一地区之防务；同时令胡军长率第一军，与孔令恂、关麟征两军，迅速转进于宝鸡、扶风一带，集结待命，并与毛、关两军，切取联系。
（四）任命钱宗泽为铁道运输司令，调度陇海、津浦、平汉三路车辆，从事运输，并函铁道部转令各路局遵照。
何应钦的小动作很快就从前线传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在又一次上门向何应钦问罪之后，立即找来孔祥熙商议，决定为防止何应钦阻挠和平营救，必须尽快派端纳去西安了解情况。她坐下来，匆匆写下两封信交给端纳，一封长信是给张学良的，一封短信是给蒋介石的。待她写好信，端纳和陪同他此行的黄仁霖已在屋内等候。
黄仁霖是励志社总干事，也是一名军人，上校。由于他的忠诚而深得宋美龄的信任。此行，宋选上他陪伴端纳，公开使命是翻译。端纳的确不懂汉语，黄的加入解决了端纳作为信使语言交流的障碍。黄还有一项使命，就是亲眼验证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临行前，孔祥熙向黄仁霖交代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你所亲眼看到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孔祥熙接着表示：“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
端纳和黄仁霖带着宋美龄的使命，于这天中午悄悄离开南京，登上三引擎容克飞机，经洛阳转赴西安。
下午，宋美龄指示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张治中，设法阻止何应钦蛮干，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并令他拜访冯玉祥，转达宋、孔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意愿，请其出面遏制何应钦的个人野心。
宋美龄向张治中布置完毕，下午3点，即以航空委员兼蒋委员长夫人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司法院院长居正任主席，议题还是研究对待西安是战还是和的问题。
会上，何应钦先报告军事情况。他通报日本的军用飞机侦察陕西的情况说：西安城外仍有小战。西安东、西两门紧闭，惟南、北两门虽重兵把守，仍可通行。必须乘张、杨部署未定之前，抢先发动攻击，救出蒋介石。
外交部长张群报告了与日本大使川樾会谈的情况。他说：日本持冷静态度，不予干预。
总参谋长程潜报告了国防情况。他说“日本已有准备”。
当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言，反对讨伐张、杨，扩大事态时，何应钦再次起身发言，强调明令讨伐十分必要，刻不容缓。
戴季陶的发言，则把矛头直指东北军和西北军，攻击张、杨已经倒向共产党，并妄称张、杨已会见了毛泽东，因而有劫持领袖之叛举。
孔祥熙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日本正准备扩大侵略，在中共方面表示统一于中央、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张学良主张抗日联共，可以商量，国民政府也应反省。目前，与西安电讯不通，据说杨虎城态度未明，且拟派端纳飞往西安联络，虚实未卜。不宜贸然出兵讨伐，应力主缓和。
吴稚晖一跃而起，指责张学良是“表面抗日”，只有蒋委员长才是“真抗日的”，“为蒋介石安全，须火速运兵去。”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宋美龄开始发言。她先是央求何应钦，说：张、杨要求的不过“抗日”二字，可寻别的途径解决，何必一定大动干戈。见何应钦寸步不让，又退一步要求何应钦，至少得救出蒋介石以后，才能发兵讨伐。何应钦仍是丝毫不采纳她的意见。这就使宋美龄没有退路，她只好打出最后的王牌：“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委员长之生命，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请大家“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军事讨伐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之脱险”。
何应钦见她没完没了地说下去，恐妨碍大计，情急之下就说出了粗话：“你女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的事，不要你管！”宋美龄当然受不了这个，一下气得哭出声来：“你这样做（指炸死蒋介石），太辜负蒋先生了！”并愤怒地争辩：我“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的妇人”……
尽管宋美龄使尽浑身解数，但这次会议最后通过的决定仍然是不利于主和派的，做出的一个决定说：“军政当局应照昨日决议，严密迅速处理此次事变。”
但是，这次会议却在无意中实现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即宋美龄与何应钦围绕如何处理事变，如何对待蒋之安全所发生激烈冲突一事被公开化了。黄埔系将领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纷纷派代表面见宋美龄，要求宋拿定救蒋主意。宋美龄利用这一机会，召集黄埔系将领和空军人员开会，要求他们勿听何的命令，而为和平营救行动创造条件。她说：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在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尚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不要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宋美龄一再告诫这些军事将领：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
宋美龄还找来邓文仪，令他转告复兴社同仁，“不宜坚持大军迅速围攻（西安）的主张”，“操之过急，以致叛军迫害校长”。她在中央军校的演讲中尖锐指出，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这话正中主战派的要害，何应钦等不能不有所顾忌。
至此，在南京当局中枢打破了主战派一边倒的局面，主战派中的一些人开始分化。
14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总理纪念周，国府主席林森表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愿望。他说：“张学良及其所部军队爱慕故乡，思恋祖宗庐墓，有志雪耻，本合乎人情事理。但不遵长官命令，不听政府指挥，不在一致步骤之下……擅自举动，恐爱国适以误国……当悬崖勒马，替国家民族多留元气，替自身保存信誉，是所望子张学良及其所部将士。”冯玉祥也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讲话，强调营救蒋介石。说：“惟有抓住紧要的时间，赶快营救。”
同日，由刘峙、顾祝同领衔的38名将领致电张学良，措辞温和，概称：“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以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这38人中，刘峙、顾祝同分别被任命为东西两路（讨伐）集团军总司令，其他人如胡宗南、汤恩伯、李默庵、樊崧甫、毛炳文、关麟征、宋希濂、黄杰、阮肇昌等，都是陕甘前线的带兵官。事变发生后，颐祝同先在四川忙着安抚西南几省，回南京后一直蹲在孔公馆忙着和平营救，从未履行西路军总司令的职责。两路军的带头人胡宗南主张和平救蒋，写信给张学良表示，只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他愿服从张的命令。第3军军长曾万钟派代表向张学良表示绝不作战。潼关前线总指挥徐庭瑶吩咐军师长们不要轻动，以免投鼠忌器。左翼指挥李默庵更下令只有遇到攻击时才能还击。宋子文告诉税警总团团长黄杰，千万别打。复兴社总干事郑介民和候补干事戴笠均不主张用兵，戴笠每天与前线的胡宗南保持联系，告之：“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蛮干，出此下策。”
下级士兵也不愿意打。此时还出现了驻西线宁夏打拉池附近的胡宗南部骑兵团1000多人拥护八项主张，击杀团长反正的事例。
还是14日这一天，孔祥熙应宋美龄的要求，以代行政院长名义，在他的公馆召开高级会议。与会者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即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还有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秘书长叶楚伧；军事委员会的冯玉祥、何应钦、黄绍竑；外交部长张群等。
孔祥熙在会上提出在讨伐之前如何营救蒋介石的问题。这一提议巧妙地回避了战与和的争论，而是在认同战的前提下来探索和平之路。许多人表示赞成孔祥熙的主张，何应钦、戴季陶、居正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好公开反对。
主战派的铁杆骨干戴季陶，在这次会上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变。在讨论未决的时候，戴季陶退人休息室想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又回到会议室。他突然跪地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而后说道：“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二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载季陶说完后又磕了一个头，然后离开会场。
戴季陶的意思很清楚，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武力讨伐了，而是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当年曾参加这次会议的黄绍竑后来回忆说：会上有不少人同意先和平营救的意见。于是，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下来。
如果说，12日午夜举行的紧急联席会议，是主战派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么14日召开的这次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会议，是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上风。
★地方军政实力派：南京当局意欲拉住他们，向西安施压；张、杨则意欲争取他们的更多支持以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各地大员也企望在事变中赢得更多利益。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地方实力派处在矛盾之中
蒋介石的执政风格是独裁，他赞赏法西斯的统治方式，这使他与地方大员的关系总是难得融洽。蒋介石义是一个非常重视渊缘派系的人，对于非嫡系的力量总是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其发展，这又使一些地方大员时刻得防着他的暗算。蒋介石还是一个不太守信的人，他许过的事情常常不去兑现。这些因素归结起来，使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树敌过多，结怨颇深。因而，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民党内部，兴灾乐祸者有之，趁火打劫者有之，真正想救他的只有家庭亲属及他一手提拔栽培的嫡系将领。而就各地方实力派来说，更是怀着各种心态，各其不同的立场。
而在1936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蒋介石作为中央政权的领袖，他的控制力集中在苏、浙、豫、皖、赣、闽等中央腹地；而周边地区则被是地方诸侯各霸一方。阎锡山统治山西，宋哲元经营河北，韩复榘控制山东，李宗仁、白崇禧占据广西，刘湘独霸四川。南方李、刘互不联合，北方宋、韩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自己搞独立王国。这种政治格局，使得各地方大员对中央政治颇具影响力。
张、杨在决定发动西安事变时，正是看到了各地实力派对于蒋介石的离心倾向，看到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他们估计，对蒋实行“兵谏”，会得到各地实力派的支持。后来的事态发展结果表明，此种考虑，过重地估计了蒋与各地实力派的矛盾，过高地估计了各地方实力派的敢于公开与南京决裂的决心。事实上，这些实力派与蒋的矛盾只是利益上的冲突，不是政治诉求的对立，他们反蒋，是因为蒋介石限制了他们利益的实现，而问题不是出在抗日和“剿共”这个根本点上。也就是说，地方实力派中的很多人，对待张、杨发动兵谏，逼蒋抗日的做法，处于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同情张杨的革命举动，从内心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惧怕南京国民政府秋后算账，甚或对蒋介石在政治上还抱有幻想，表面上还不得不与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保持一致。
各地方实力派的这种心态，不仅在西安事变中是如此，在此之前1932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中亦是如此。
南京国民政府和张、杨都深知，取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对于事变的结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双方都动用了一切力量对各实力派人物施加影响。
张、杨在筹划发动兵谏时，即开始着手密切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并围绕抗日与联共问题同他们进行磋商，力图达成共识。
两广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即密派解方去广西联络。临行前，交代他：“我派你代表我速去广西向李德邻（李宗仁）等表示，我非常支持两广的抗日主张，征求他们希望东北军怎么配合的意见。另外，细致了解一下他们是否真诚抗日？有什么具体办法和主张？”解方到达广西时，李宗仁还在广州，只见到白崇禧。待李宗仁回到广西，两广局势突变，陈济棠已经下野，张学良在军事上援助两广已经不可能。尽管如此，李宗仁对张学良的支持还是深表谢意，并希望张在西北能够有所作为。解方离开广西回西安向张学良复命时，李、白给张学良写了亲笔信，并派刘仲容、李宝莲二人为其代表与解一道驻于西安，与张学良具体会商双方合作办法。
8月末，张学良派其秘书栗又文赴新疆联络盛世才。盛世才是辽宁省开原人，1917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后转入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在第8混成旅旅长郭松龄部下任职，深得张作霖、郭松龄赏识。1923年由东北地方当局送往日本联军大学中国学生队继续深造，因为参加郭松龄的倒张活动，兵败后逃回日本被取消公费资格，在孙传芳、冯玉祥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学业。1927年回国参加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1930年来到新疆，1933年任东路军“剿匪”总指挥。这是盛世才在新疆辉煌时期的开始，但很快蒋介石欲改变新疆半独立状态的设想，使盛的仕途遇到阻力。1933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18次会议正式通过对盛世才等的任命，但这个任命同时包含着对盛的牵制，因为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三人一同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刘兼省府主席，盛兼边防督办。张兼伊犁驻屯及陆军新编第8师师长。为摆脱此种局面，盛派他的外交署长陈德立向苏联驻迪化领事示好，表示愿意与苏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答应他的要求，出兵塔城，并换着中国军服，向张培元控制的地区发动猛攻，至1934年1月，张培元见所部大败，即留下遗书，请盛世才照顾他的家小，而后开枪自杀。自此，盛世才开始了在新疆的正式统治。
苏联支持盛世才是有其自身利益需要的。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新疆省与苏联中亚地区有相同的民族和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处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苏联需要近邻中国新疆与其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预防其他大国和一些政治势力插足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新疆危害苏联利益。
此时，中共中央对盛世才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政策。1936年6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派遣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与盛世才联系，后邓又经新疆乌鲁木齐到莫斯科，使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其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与滕代远也一起从莫斯科进人新疆，接援西路军。陈云对苏联、中共与盛世才发展关系作了如下评述。他说：
盛世才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
在苏联帮助下执政新疆的盛世才，积极奉行亲苏政策。1936年4月，在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盛正式颁布实施“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编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进行公开宣传。这一政策的推行，为苏联与盛世才建立联盟，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亦希望通过盛世才沟通他与苏联的联系。于是，他派遣栗又文与东北军105师1旅旅长董彦平一起来到新疆。让董参与这一使命，是应盛世才的要求作出的。董彦平是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谈话方便一些。此时，中共派来协助张杨部署军事的叶剑英已到西安。栗又文等到迪化后，首先见到了苏联教官安德烈夫，安德烈夫要求栗又文提供一个关于东北军情况和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情况的书面报告，之后开始与盛世才会谈。栗又文等在那份报告中，除了介绍东北军的基本情况外，对着眼抗日的军事准备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并特别提出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后来，安德烈夫将这个报告递交给了斯大林，并答复栗又文：“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甘肃省）建一个兵工厂”。
在张学良联络新疆之时，杨虎城亦开始做华北各地实力派的工作。
杨虎城委派蒲子政先后抵达太原、北平和山东，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共同抗日。阎锡山对杨虎城提出的联合抗日和逼蒋抗日的主张，没有给予肯定的表态，只是说：虎城主张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宋哲元表示：29军位于抗日最前线，日前抱定的态度是，有限度地避免同日本人冲突，但是他决不当汉奸。日本逼他无路可走时，他一定抗日。
韩复榘对反蒋比对抗日更感兴趣。他说：西北主张联合抗日，他赞成；但山东处境特殊，如公开抗日，将首先挨打。因此他不主张公开说抗日，但可讲抵御外侮。
杨虎城还派傅剑目去四川做了刘湘的工作。刘湘亦表示，赞成抗日，西北如有行动，他愿附翼其尾，并派他的参谋黄慕松回访了杨虎城。
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变发生后，虽然为“讨伐”还是“和解”吵得不可开交，但丝毫没有放松分化张杨联盟和做安抚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孔祥熙13日早晨回到南京后，即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通电各省、市，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抗敌御寇，素有决心”，要求各地“照蒋院长既定方针，以最大的努力，共策国家安全”。同一天，孔祥熙又给那些与蒋矛盾较大或与张、杨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单独发了电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至于太原阎氏，老成望重，与张有世交，张亟望其助力，故以调处之任托之”。孔祥熙了解到四川的刘湘有出兵援助西安的意图后，即令顾祝同去信制止。在同京的3天时间内，孔祥熙先后向各地发电20多份。
为分化张、杨联盟，孔祥熙电请河南省主席商震，去策动与其有儿女亲家关系的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叛变。他给商震的电文说：“查汉卿之警备旅长刘多荃。与兄关系最深，务请速派妥员，前往没法婉劝汉卿，使之觉悟，泯大难于俄顷。”商震接电后即派刘多荃之弟刘多麟实施策反，但刘多荃不为所动。孔祥熙还令甘肃省财政厅厅长陈端去拉拢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也没得逞。
驻防洛阳的46军军长樊崧甫，其弟樊光在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缘此与孔结识。孔通过樊收买了杨虎城部第7军军长兼42师师长冯钦哉。因为冯钦哉与孔祥熙同是山西老乡，冯又是孔的学生，策反活动很快得手。冯钦哉叛杨附蒋，对时局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潼关的放弃，不仅使张杨的东线始终处于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之中，而且导致了人心浮动、军心不稳和外界对张杨的实力发生动摇。原来准备赞助张、杨的，有的义转而拥护蒋介石。
冯公开背叛杨虎城，声明站在“中央”一边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任命冯钦哉为“渭北剿匪司令”并委托肩负“慰宣”使命的于右任送去100万元巨款资助冯部，表示以后冯部军饷由南京方面解决。樊崧甫由于策动冯钦哉叛杨有功，也被提升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前敌副总指挥，并获得孔祥熙亲自拨批的经费1万元，答应“嗣后当每月酌予补助”。
孔祥熙亲自致电冯钦哉，通报南京对他的奖赏。电文说：“中央已任命兄为渭北剿匪司令，并以贵军给养或有问题，已托于院长将月饷携致。嗣后公私方面如有需协助之处，即盼电知。”孔在电报中同时提出，希望冯策动杨虎城叛张释蒋。19日，冯钦哉复电孔祥熙，声称他从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许海仙口中得知，此次事变，除杨虎城一人外，17路军各长官事前概未与闻。这封电报增强了孔对杨虎城的幻想。他当天致电冯钦哉，说：“吾兄与虎城相知最深，仍希就近设法，俾获介公一同脱险为祷！”“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你“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其最大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功勋”。冯钦哉按照孔的指示，献计要派陈子坚到西安，去间离张、杨的关系，设法要杨虎城离开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到三原再转大荔。又派刘峙的代表携100万元巨款，密赴西安从事策反活动。结果，这两个阴谋都未发生作用。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也加入到说服各地大员的行列。按理说，他与张、杨在抗日上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因为冯有几次举兵反蒋的历史，被蒋排挤，与蒋有着很深私怨，他应该同情张的扣蒋举动。冯玉祥对张学良的支持只发生于一瞬间，听到发生事变的消息时，他称赞道：“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之后，便开始公开谴责张、杨。他知道，张、杨必定要借重华北的地方实力派，逼使南京认可“八项主张”，就派人星夜赶赴华北，去见宋哲元和韩复榘，利用他的北方实力派名义领袖的地位，训示二人要小心谨慎，沉机观变，不可受别人所惑，要采取一致行动，营救蒋介石。还给二人出主意：如给张学良去电，“均称拥护中央到底。”
★国民党中央在拉拢地方实力派方面，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势，是张、杨无法相比的。这种不利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当局不断加大对各地方大员软硬兼施的力度，以及其后宋氏姐妹赴西安和谈。使各地方实力派的观望态度进一步拉升
事变后完全支持张、杨行动的，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的李济深。..桂系与蒋介石长期有矛盾，并多次发生战争。在西安事变前几个月，桂系还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那时，张学良的代表解方不仅带去了张对两广行动的支持，而且授权与桂系商讨西北如何配合行动。西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仍驻于西安。刘在事变当天发给李、白的密电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引者）乘机来此，共商一切。”
李、白对于张、杨扣留蒋介石的做法虽然“不表苟同”，但他们表示，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显然，广西的表示与张、杨的救国通电的主张是一致的。在李、白得知西安发生的事变后，南京方面也致电广西要求他们表态，支持中央。14日，李、白在给孔祥熙的复电中，未对张杨进行任何谴责，更未使用“叛逆”的字眼，只是说这是由于“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于情感”引起的“越轨行为”。
在何应钦掀起“讨逆”风浪时，蛰居广西家乡的李济深，于15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明确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这实际上是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的积极响应，是对西安事变的明确支持。18日，李济深再次发表通电，公开支持张、杨。通电说：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西安事变的爆发，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因为张学良屡谏不纳，才迫以兵谏，因此，绝不宜以叛逆目之。
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的当晚，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等人又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的要点是：（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这个通电的主旨是，反对南京派兵讨伐西安，主张“政治解决”；解决的办法，不是南京要求的无条件释蒋，而是要建立在“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的政治解决基础之上。
担任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的刘湘，是地方实力派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他统治的四川，物产富饶，号称天府之国；毗邻陕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掌握的几十万川军，以骁勇善战而闻名海内。正是这一因素，使蒋介石惧于他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因而在1935年初，以追剿长征红军为由派“中央军”插足四川，打破了刘湘在四川的一统天下。也正是蒋介石对刘的不信任情绪，使蒋、刘矛盾由此激化。
刘湘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正在这时，杨虎城的使者找到刘湘，征询对于抗日的看法。刘湘自然明白西安的用意，他认为，如果能够与西安实现某种联合，将有利于他在四川的统治，所以他十分痛快地答应甘做西北的“后盾”。有了这句承诺，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接连再次致电刘湘，争取刘的支持，并还派代表到成都具体商议。
刘湘对张、杨兵谏扣蒋特别高兴，他感到这是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良机，于是，便向张、杨的代表宋醒癡明确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作后盾。”对外他公开表示反对讨伐西安。他说：“西安事变，已使我御侮救国工作，蒙莫大之打击，若再继以大规模之内战，不啻蹈西班牙之覆辙，我国家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悲境。各方所争，既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心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在蒋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飞抵南京的当天下午，刘湘将其所辖的45军军长邓锡侯、47军军长李家钰、21军军长唐式遵、23军军长潘文华、44军军长王绪赞等召到成都举行军事会议，名为研究防备，实则准备援助张、杨。
刘湘所处的四川具有与西安遥相呼应的重要战略位置，使南京国民政府对他的言行相当关注。为确实了解四川的军事动向，孔祥熙委派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带去顾祝同的亲笔信返川安抚刘湘，向他传达南京要他“顾全大局，不可有任何轻举妄动”的旨意。为稳住刘湘，南京国民政府还于12月17日公开宣布刘湘任川康绥靖主任的任命。
处在两难之中的刘湘，18日被迫公开表态。他采取表面上敷衍南京，实际上同情西安的态度。在发表的通电中刘湘表示：“拥护中央，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主张“以政治方法翊赞中枢，稳定全局，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救国御侮之实力，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
19日，刘航琛向南京复命，称他“已将敬之（何应钦）、庸之（孔祥熙）、墨三（顾祝同）诸公所述”报告给刘湘，“甫公（刘湘）已发出通电一件，说明巩固中枢，抗战救国，弭息内争四项。又发出致西安营救委座通电一通”；至于南京风闻事变后刘湘与张学良曾有电报往来的说法，刘航琛在电报中予以否认。说“归查此间并未得（张学良的）片纸只字”。
同日，刘湘也致电何应钦、孔祥熙和顾祝同，说他遵照南京旨意，已给张学良发去电报，向张提出了3个问题：“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务请立即恢复介公自由”；“如兄在政治上有所主张，弟当居间进言，以求解决”。
在稳住南京的同时，刘湘仍暗自进行筹划，部署援助西安、将“中央军”挤出四川的准备。就在刘湘宴请张、杨的代表之时，张学良释蒋的消息传到成都，刘湘“闻报大怒，当宋氏（宋醒瘢）之面，拍案大骂张副司令不止。”可见，刘湘是真心支持张学良扣蒋，并反对无条件释蒋的。
控制绥远省的傅作义，与张学良的关系颇深。傅作义结识张学良始于1927年，当时晋军与奉军交战，傅所守城郭被张学良围攻，但张对傅作义这一阎系守城大将惺惺相惜以礼相待，从此结下友谊。张学良主持北方军政时又举荐傅作义当上了第35军军长和绥远省主席之职。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道义上给傅以支持，还主动向蒋介石请缨，要求率兵援绥。虽然蒋介石没有批准张的请求，但却命张从东北军中抽调骑兵第7师，加入傅作义的作战序列。扣蒋之后，蒋介石终于不能阻止张学良的行动了，张、杨立即发出通电，宣布组建抗日援绥军，任命孙蔚如为第1军团军团长，王以哲为第1军团副军团长，郭希鹏为第1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1军团炮兵指挥官；任命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张学良这些举动，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15日，张、杨派出的代表苗滓然到达绥远。傅作义了解西安“兵谏”的宗旨和经过之后，当即表示支持张、杨的义举。他向苗浡然表态：
一、联合抗日，一致抗日，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
二、绥远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只有用拥蒋北上的办法，才有利于脱离西安被动的困境。
三、三五天内安排以后，我决心去西安与张副司令同患难。
傅作义说到做到，他在动身前，先到太原和集宁，向阎锡山、汤恩伯说明了去西安的打算，阎、汤得知傅的此行意在张、杨早日放蒋，亦没有阻拦。傅亦致电孔祥熙，提出他要去西安救蒋，希望南京予以解决交通工具。孔祥熙听后大喜，即让宋子文派欧亚航空公司 98de." >飞机一架到绥候用。
傅作义于22日乘机离开绥远，拟经太原去西安。飞行途中，飞机在大雾中迷航，只得迫降于河北易县。傅又改乘汽车到北平，再乘火车去太原转西安。几经周转，刚刚到达太原，即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傅作义虽没能对张、杨提供实质的帮助，但他完全支持张、杨的态度，使张、杨颇感慰藉。9９ｌiｂ?
与傅作义的情况几近相似，同样欠着张学良的提携之恩和长官之谊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绥靖主任的宋哲元，在压力下却没能站在张学良一边。
宋哲元与张学良有着较深的历史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宋曾接受张学良的改编，被张荐任察哈尔省主席，受当时担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张学良的节制。张学良自认为，中原大战之后，他统辖北方8年多，宋哲元和韩复榘当年都受他节制，自己走后，整个“地盘”都交给了他们，而自己主政华北时，待他们确也不薄，如今北方处在抗日前线，发动西安事变目的就是打击他们面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大的目标是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受益的是北方各位将领，因之得到宋、韩的支持顺理成章。
事变当日，张学良就致电宋哲元，希望他“接电后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这封电报12日夜即送到宋哲元手中。但比之南京的步伐还是晚了几个小时。何应钦、孔祥熙不仅分别致电宋、韩，还委托与之关系密切的戈定远、李世军、李毓万前往笼络；冯玉祥也派出他的高级幕僚长携信北上，以叮嘱宋、韩“小心说话为主”，对事变宜持谨慎态度。
面对大变，宋哲元不知如何才好，想了一夜，还是采纳了老领导冯玉祥的意见。13日，他召集其高级将领和幕僚开会研究对策。会上，各种意见都有。宋认为，张学良发动“兵谏”有一定背景，情况相当复杂。他主张对西安事变要想一想，看一看，头脑要冷静，不宜轻易表态。他决定暂不派代表赴陕，可给张学良先发个电报，盼其“以国事为重，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一切均可从长计议”。等把各方面情况大体弄清楚之后再考虑走第二步。
为弄清情况，宋哲元派戈定远前往南京，一方面表示对南京的忠诚，同时探听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安的态度，以便决定自己的方针。南京此时一边倒的讨伐之声对宋哲元产生了影响。从后来的事态看，在张学良与南京的天平上，宋哲元倾向于南京，这不仅是因为冯玉祥是他的老上级，他的仕途命运全系于南京，还由于他的面前摆着大批日军，拥护西安将招之日军的大举进犯。宋哲元于14日发表声明，表示要全力维持冀察的和平秩序，继续执行防共政策，继续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16日，又发布紧急治安令：严禁集会、结社、游行；严禁散发传单，各报馆不得发行号外。这是他惧于日本借此向华北再度进攻的思想反应。
宋哲元最终没有与张、杨走到一起，这使张学良感到心寒，但宋哲元的做法却得到南京特别是蒋介石的嘉许。七七事变后，29军居于华北抗日第一线，在部队南撤途中，宋哲元因病离军，各地对宋颇有指责，此时蒋介石出来为他说话：“这次事变的爆发以及宋主任离开北平，不是宋主任一个人的责任，首先应由中央负责。”“一年多来，宋主任在冀察应付这个局面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我们为了抗战，就必须有一个从容的时间来准备，要取得这个时间，就必须设法缓延日本对我国的军事进攻，宋主任对日本的应付，是起了这个作用的。”一向计于诿过的蒋介石，能够站出来替宋哲元承担责任，这是少有的现象，也是他感恩于宋在西安事变中没有倒向西安方面的回报。
事变期间与宋哲元联络频繁的山东韩复榘，采取了表面不偏不倚，实则支持张、杨的做法。韩复榘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即于12月13日致电何应钦，认为“事已至此，惟有设法营救委座为第一要著。”14日，又致电孔祥熙，表示“惟盼钧座与中央诸公，从速远筹决策，俾得其早脱险地”。韩复榘还派其参议员靳文溪赴河南开封，与刘峙、商震商讨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又派部队参加刘峙的东路集团军。
但是，韩复榘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内心他是站在张学良一边，期望扳倒蒋介石，以改变他的处境。韩复榘对他的心腹说：“张汉卿这一手是英明果断的壮举，大快人心。”他认为，张、杨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促成国内和平统一，否则将造成更大的内乱，届时日本将长驱直入，若河北不保，山东便成为抗战前线。因此，争取一个好的结局，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蒋介石，只要蒋介石活着，南京方面必定投鼠忌器，不敢真打。于是，他决定派刘熙众为代表去西安向张学良表明态度，即：
（一）完全赞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二）拥张为领袖，组织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执行抗日救国大计；
（三）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并予以优待；
（四）准备以响应讨伐为名，派部队沿陇海线西进，准备到达洛阳以西，即与东北军相呼应，夹击西进中央军，将中央军消灭在陕县、灵宝、卢氏、阙乡一带。
与此同时，韩复榘于12月21日以“马电”密电张学良，称赞张、杨的主张和行动是英明的壮举，并说明他的军队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不要发生误会。结果，这个密电被南京方面破译，公开于世，不仅使援助张、杨行动的军事计划无法实现，而且引来各方面的反对和劝告。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以韩复榘兵败为由将他处决，正是由于这则被破译的密电。
韩复榘派往西安的代表刘熙众，由于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济南降落时，螺旋桨被折断，不能飞行，刘只得乘火车经洛阳赴西安。而不巧的是，在洛阳换车时不仅没被送往西安，而且被送到了太原，这使韩与张、杨的联络中途中断。
在压力之下，韩复榘于12月22日约宋哲元、邓哲熙、秦德纯等在德州会面，并于次日联名发表通电，指出：
各地方长官纵因事实上特殊之困难，感觉有所不同，然无论如何，应论列意见。为中央统筹公决。万不容在困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不此之图，竞成出轨之事，国人在忧慌震骇之余，皆不能考其主张之奚若，则其结果，非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不止。所谓亲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
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
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
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
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迥与处经处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虽有任何巨大之代价，不能弥补挽救此种空前之损失。
敬祈者公本饮冰茹孽之胸怀，执动心忍性之态度，审外来之危机，测来日之转捩，庶我领袖为国家之预定步骤，依然能在狂风暴雨之中，安全到达，则我国家人民与领袖之光荣，纵蒙一时阴霾，更不能有毫发之伤害。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所有旋乾转坤之功，胥拜诸公讦谟之赐，至于具体有效办法，悉待诸公迅速沈洽议，一致进行，不胜盼幸屏营之至。
这一漾电，本是韩复榘为弥补“韩张密电”对南京的刺激而采取的一个行动，但其高揭反对内战、和平解决事变的大旗，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反响，使得南京当局高度关注。
23日，韩复榘通电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派人前往河北、山东进行解释，企图说服韩、宋收回漾电。当天，孔祥熙又派李世军致电北平市长秦德纯，请秦对宋哲元进行说服，并透露了南京对西安采取的策略。第二天，李世军又奉孔祥熙之命致电秦德纯，明确指出：孔甚盼韩复榘、宋哲元“能立即郑重发表谈话，说明漾电系完全本中央应付事变之既定政策，阐明反共救国以及迅速恢复介公安全之至意，以故目前急要之事，为介公早日回京主持大计，至于主张召集在职、在野名流，共议大计，系在介公回京后应有此集思广益之举。”电文的最后说，宋、韩“如能发表如此谈话，一则抑制张、杨气焰，一则免为日本借口，发生种种外交之压迫”。
孔祥熙本人于24日亲自致电韩复榘、宋哲元，就他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作出答复。
对于如何维持国家命脉、避免人民涂炭问题，孔祥熙回答：“现欲维持国家命脉，避免人民涂炭，非健强政府之力量不可；健强政府之力量，非先整饬国家的纲纪不可；整饬国家之纲纪，非先恢复领袖之自由不可。”
关于提议召开在职、在野会议的问题，孔祥熙回答：在蒋未获释的情况下，“所谓召集会议一节，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他接着说：“兄等现殷殷以领袖安全为念，即祈迅为共同设法，劝促汉卿，早将介公护送回京，对于党国大计，或可以从长计议。”
孔祥熙明白，韩、宋之所以提出三个问题，主要是他们反对南京对西安的武力讨伐方针。所以在给宋、韩的电报中，专门解释了讨伐令的问题。他说：“至于讨伐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协从以坦途，而军队之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之猖獗，使和平之途径顺利进行，和平之解决早日实现。”
南京当局对韩、宋的一纸通电如此重视，足见他们是十分担心韩复榘和宋哲元投向张、杨一边的。
盛世才一开始也是支持张、杨的。这是因为他一贯反蒋，从1934年起，南京派来的官吏均被他逐出新疆，学校中的党义课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停止发售。1936年7月19日，盛世才还在苏联的作用下发出救国通电，提出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不点名地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派使者在与盛联络的同时，亦与苏联发生联系，固此，盛认为事变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因而较早地释放出支持信息。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日报》立即发了号外，报馆连夜赶写拥护张学良扣蒋抗日的社论。13日，盛世才召集省属各机关正、副长官及少校以上军官进行“观点测验”。盛当场出题：
1．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是否正确？
2．是否以下犯上？
3．张举行兵谏是不是呼应本人的7月救国通电？
盛世才对这3个题目，要求一人一张纸，注明自己的观点。测验结束，他发表讲话：“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但是，这天晚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亦传到新疆，苏方的态度不是赞成而是反对西安事变。这使盛世才大为惊愕。为了验证塔斯社新闻稿的真伪，他又派人去苏联领事馆了解，结果证实了他的担忧。依靠苏联力量才坐稳新疆的他，不可能逆苏联态度而行，他连忙通知报馆把排好的社论撤下来，此后不冉对西安事变发表评论。对于张学良派来接回两安驻新疆的代表栗又文、董彦平的飞机亦不让在新疆境内降落。
后来，盛世才曾对友人谈起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当。并说，作为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抓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
最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担任太原绥靖主任的阎锡山言而无信。
在各地实力派中，张学良下功夫最大的是阎锡山，曾5次赴太原见面。蒋介石在洛阳祝寿时，是张派飞机将阎接到西安，又一同去洛阳劝谏蒋介石。发动“兵谏”是张、阎洛阳劝谏的继续，张认为，扣蒋一定会得到阎锡山的支持。所以扣蒋后立即致电阎锡山，热切期望得到他的响应。张学良在电报中说：
蒋公莅陕之时，学良等一再谏请，使其派军，挥戈北上抗日。然蒋公一意孤行，不予批准，故学良被迫请蒋公暂留西安。采取此举，只为救国，学良决心保障蒋公人身安全。同时提出八点主张，其中致力于结束同胞箕豆之争，改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与苏俄联合。
学良敬盼得到阎公的支持。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
此时，南京方面亦开始拉拢阎。阎锡山从其自身和以往其他地方实力派反蒋屡遭失败的教训判断，张、杨的“兵谏”行动未必能获得成功。他还考虑，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于他。他不忘1929年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人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配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之下，所以西安事变前虽然与张有联系，但事变发生后他却又觉得旁观对他最有利，他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于是，他自食前言，迟迟不表态度，一面观察政治风向，伺机而动；一面企图在南京与西安的角逐中提高自己的身价。
阎锡山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4日，孔祥熙致电阎，提出：“请公即致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促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翌日，孔再次致电阎锡山，恳请其“切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并（太原——引者）弟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晤商，则一切问题，有我公居间保证，当不难迎刃而解。”为督促阎锡山从中斡旋，南京派刚刚被委任为河北省主席的黄绍兹赴太原，带去了由南京方面要员居正（司法院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孔祥熙（代行政院院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冯玉祥（军委会副委员长）、李烈钧（军委会常务委员）、朱培德（军委会常务委员）、戴季陶（考试院院长）、何应钦（军政部长）、程潜（军委会常务委员）、唐生智（军委会常务委员）及张继、王宠惠联合署名给阎锡山的信，信中写道：“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之两宜者，莫如先生。乞即向汉卿恺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并敢以弟等一切为先生全权处理之担保。”
如此多的重量级人物请阎锡山出马斡旋，足见对其重视。阎锡山这才答应“居中调停”。
这一天，阎锡山面见张学良派来的代表苗浡然，表达了3点意见：“（一）日本不断地进攻，我们就只有抵抗，山西的守土抗战，已下决心……（二）扣蒋易，放蒋难。这样一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反而增加了困难，不过张、杨两公已经这样做了，我只有义不容辞地积极设法，帮助找一条走得通的路。因为身体不好，恕我不能亲往了。（三）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这个机会争取和红军就地谈判好，以便由局部到全体，看来这个问题，有首先解决的可能，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
这次谈话，表面看似是帮张，实则落实南京的“居中调解”之责。
还没等张学良的代表离开太原，阎锡山就发出了一纸令张学良盼望已久、也是令张学良非常气愤的电报：全文是：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两兄震机及汉卿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证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日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弟等抱而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弟阎锡山叩寒印。
阎锡山的电报充满官腔，他在发给张学良的同时，又在报纸上发表，以示表忠于南京国民政府而反对张学良的立场。
对于阎锡山的四大质问，张学良迅速作复，一一予以驳斥：
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绝非对人；对人则善后似不易，对事则善后亦非难。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
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以限量。良等此举，实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全体动员。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
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意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
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
张、杨在这个电报中还通知阎锡山，决定派与阎有私交的“西北总部”秘书兼第6科科长李金洲作为代表前往太原，当面向阎通报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
李金洲17日从西安登机前向张学良请示机密时，发现张对阎极为不满。张告诉李金洲：“你告诉他说，现在我已经做了，看他怎么办！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部队，会师太原。”
李金洲乘坐的飞机17日中午到达太原。李见到阎后，向阎详细通报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蒋介石的生活情况，还转达了张学良的意见。阎听后当即命其秘书将此情况电告南京。他在电文中说：
汉卿派人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一面先集合所部，切实告以如中央认彼应受国法，不准有一人抗命。倘不蒙采纳，彼当率同所部与介公一同牺牲于抗日阵线。嘱此间派员赴陕看视介公起居实况。当符答以如此间到陕后，许与介公单独谈话，方可照派。
当日，太原的报纸印发了号外，报道西安的代表已到太原，蒋介石在西安安全无恙。
李金洲与阎锡山的谈话在1个小时后结束。阎表示：本着“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的四大原则，指定赵戴文、徐世昌为代表，定于次日飞往西安，与张、杨谈判，以解决当时的危机。
阎还对山西参与斡旋提出附加条件。他说：必须保证赵、徐在西安能单独与蒋介石谈话。这个条件需要张、杨才能决定，于是，阎锡山让李金洲即刻向西安发电，等待西安复电。西安同意之后，他又要等候南京代表黄绍竑到来。阎锡山不断拖延行期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还要再观察一下政治风向。
但这次拖延却使他参与调解释蒋做成一笔政治交易的机缘擦肩而过。仅仅过了一个晚上，20日早晨，张学良突然改变主意，一句“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使阎锡山后悔莫及。此时，宋子文已来西安，张学良见和平解决事变有望，便不需要阎锡山从中斡旋了。
阎锡山虽然表面上谴责张、杨，但他在暗地里却认可了张、杨的目标。连东北军的普通军官都相信，实际上阎锡山是赞成张学良的兵谏行动的。杨虎城派往山西的特使范续亭亦有同感。他说：当他受杨虎城之托同阎打交道时，阎表示不愿介入其中，但听到释放蒋介石的消息时，阎却似待异议，表示让蒋同南京之举有欠考虑。这说明，阎的本意是不愿意如此快地释蒋的。
有资料表明，阎锡山与共产党之间早就有了联系，他首肯于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态度与毛泽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蒋介石最后之所以接受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阎锡山的态度也起了一定作用。蒋介石可能想到，不这样做，阎锡山就会与其他想要抗日的华北军阀们一起，站到共产党一边。比如，控制着河南大部分地区的商震是阎锡山以前的下属，商亦强烈要求抗日。到1936年，阎锡山与韩复榘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韩是盘踞山东经营多年的一方实力大员，影响很大。阎锡山也曾一再要求河北的实力派人物宋哲元派兵协助他把日寇赶出察哈尔北部。
第八章 国仇？党恨？共产党力促和平解决事变
★起初的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他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
★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成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
★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小小县城，一片欢腾，根据地军民包括中共领导层的喜悦之情，都挂在脸上。
是啊，蒋介石1927年公开背叛革命以后，疯狂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反共政策，整整打了10年内战，屠杀了数不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又使中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种的危机。如今，抓住了蒋介石，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
因此国内外舆论均认为，中共实难放过蒋介石！
南京国民政府亦认为，只有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方有可能释放蒋介石。
蒋介石本人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生怕共产党找他算账。当他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来到西安的消息时，脸色大变，怒斥张学良：“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张学良也担心中共会反对放蒋，并做好了说服中共的思想准备。
而红色根据地的军民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这回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
依据常理所做出的上述判定，使中共中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不仅成为国内外各方所密切关注的焦点，而且直接关系着西安事变的结局，关系着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能否实现。
★起初的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他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是在12月12日上午8时许得知西安事变消息的。此时，习惯于夜里工作的毛泽东还在睡梦之中。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朱志良将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从西安接连发回的几份关于张、杨扣蒋的秘密电报译出后，交给该科科长、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叶迅即到毛泽东住所将毛叫醒，把几份译电稿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不久，中共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传阅电报内容，商量研讨对策。据张国焘回忆：
12日上午近午，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我们传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温和态度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个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
消息立刻传遍红军各部队，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回忆说：“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坏蛋，也有这么一天，当了俘虏。……我们几个警卫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围着地上的火堆直嚷嚷，有的说，要把蒋介石关起来。有的说，关着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说，不行，那太便宜了，还是把他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边区所有的村子都得游一遭……”
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了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此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
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红军军事顾问李德回忆说：“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以及立即停止对共产党的迫害；必须举行关于建立有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将军，陕西省主席（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已由邵力子担任——编者注）、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地区抗日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会谈；必须动员整个民族和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反对日本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帮凶。”
以上记述的只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当天的一些表面情况，实际上在得知西安事变的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如何处理事变，而且迅速部署了大量的应变准备工作。
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迅速传阅了电文，分析了形势，并研究采取了相应的应变措施。
第一，迅速复电张、杨，建议张学良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严防其收买属员，特别提出尤不可把蒋介石交给其他部队看管。
第二，立即致电共产国际，通报事变情况。从这天中午12点到当晚24时，先后给共产国际发去3个电报，前两个电报，主要是转述张学良、刘鼎来电及张、杨的八项主张，第三个电报提出了如下计划：
（一）由张、杨及周恩来三人组成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冯玉祥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御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
（二）争取全部蒋军抗日；
（三）以红军、东北军、17路军与晋军为主，组织抗日联军，争取在晋绥的中央军参加，以防御日本进攻华北。
这个计划显示：（一）预计西安将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南京方面推翻了蒋介石，群龙无首，抗日的各派系将群集西安，成立新的国防政府；（二）对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军争取团结，共同抗日；（三）未提对蒋介石如何处置问题。
在这个电报中，中共中央还要求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的立场和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军；（三）苏联用大力援助中国”。
第三，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向他通报蒋在西安被张、杨扣留的消息，同时提出了党对事变的态度及面临的任务。电报指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方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并具体提出要争取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至于对蒋介石，提出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及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要求。
事发当天的这份文件，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变所采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南京内部各个派系的认识和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开，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经过10年来的内战和国民党内各个派系的多次争斗，蒋介石已经牢牢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把党、政、军等大权集于一身。当时的南京又居于正统地位，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此时要求罢免和公审蒋介石，的确是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反复和动摇。
第四，进行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同意张、杨的要求，决定派红军一部开赴陇东环县、西峰镇一带，严防蒋军由西路进攻；派红军的另一部南下到咸阳、蓝田一带，策应东北军、17路军抗击东路蒋军的进攻。同时，把蒋介石被扣一事通知红军各军团，令各军团做好应变准备，待命行动。
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此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分散在各地，刘少奇在平津地区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陈云、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职；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甘宁地区红军前方总部。因而，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张国焘、林彪等。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按照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党内惯例，先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报告，然后进行讨论，最后再由毛泽东作出结论。
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即中共以什么态度对待西安事变。他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肯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因而，中国共产党对事变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也进行了分析。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而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
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影响全国，召集救国大会，成立实质上是政府、名义上叫做抗日援绥委员会的机构。”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对蒋介石的处置，毛泽东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并认为：“把蒋除掉，无论从哪方面都有好处。”
接着，周恩来发言。他认为：虽然蒋介石被扣，但南京方面的军事力量仍然照旧，一旦进攻西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日本将会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为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府，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要深入发动群众，联合西北三方联合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7省是南京的势力，这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要争取他们抗日。至于杀蒋还是放蒋，这要看张、杨的态度，因为蒋在他们手上，我们不好决定。
尔后，当时尚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抗日问题上，主要矛盾是抗日派与“民族妥协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矛盾。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意义，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提出：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预见，我们党的工作也将随之有一个转变，“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在政权问题上，张闻天较之周恩来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口号并不坏”，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而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应该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
事后证明，张闻天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反应强烈而复杂。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亲英美派为保全蒋的性命，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国际的反应也不一致，日本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得悉南京决定讨伐，兴高采烈，坚甲利兵，蓄势待发；美、英力求维持蒋的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合作对付日本；苏联为“洗清”自己插手事变之嫌极力攻击张、杨，但也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些情况，都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考虑如何以极为审慎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事变后的复杂局势，制定出恰当举措，引导时局向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上，还有9个人发言，只有张国焘言辞最为激烈。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反蒋，第二是抗日。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在大家讨论之后，毛泽东作了结论。他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个结论说明，由于事发突然，对各方面的情况掌握不够充分，中共中央还没有对处理西安事变的具体方针下最后决心，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的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结论还说明，中共中央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认识和军事应变准备上形成了共识。而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和是否成立新的抗日政权，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此时，在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包括党中央中，主张“审蒋”、“除蒋”是多数人意见。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张、杨活捉蒋介石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保安的时候，不用说，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当时《红色中华》报上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恶，说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裁决，表达了听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一般干部、党员的直觉反应。”
而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张、杨，他们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举动，不仅出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的意料，也使毛泽东等对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新的认识，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可能产生的分化作出了大胆的估计。毛泽东开始认为，“倒蒋”可能会更有助于争取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的抗日派和中间派，也是十分自然的。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审蒋”及在政治上“除蒋”的想法，但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张闻天和周恩来“不与南京对立”的意见。
在随后几天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中，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实际上采取了两条方针：一条是坚持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的设想；另一条是坚持“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区别对待”的立场和做法。
以下几例可以印证中共中央的上述立场：
其一，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连续给张学良发去两封电报。
第一封发于当天中午，提出4条：“（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
第二封电报则发于当天下午，亦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甲、刘峙指挥的河南集团有进占潼关的极大可能，拟宜提起杨虎臣（城）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关而坚拒之。乙、为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及隔离甘肃蒋军为二部起见，提议：（一）于军全部巩固兰州城，严防毛炳文及西北补充旅之进攻。（二）兄部王董两军及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将该线之蒋军压向陇南一面，拒止胡、曾、关、毛南下，将海源、固原防务交于红军。（三）红军以主力进至海、固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乘机消灭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四）商刘甫澄，调川军15至20团进据汉中。
这两份电报所透出的信息是：中共拟配合张、杨武装保卫西安，把西安建成巩固的政治中心，为此，要加强周边的防务，肃清内部和反对势力；电报还把“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作为最紧急的任务之一，反映了“审蒋”的思路未变。
其二，14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萧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10名红军将领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学良及杨虎城，宣布了中共对目前事态的三项行动方针：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任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1集团军，张学良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17路军编为第2集团军，杨虎臣（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3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3人至5人，以张学良、杨虎臣（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藏书网，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而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宗南）敌，另一部在肤、甘钳制汤（恩伯）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既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合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10个口号：东北军、17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藏书网
这封电文是由周恩来起草的，它比较系统地概括了此时中共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的要点是：一、高举抗日的旗帜，以武力保卫西安，使之形成抗日的中心；二、推行“倒蒋”计划，把南京国民政府与蒋有所分别，努力争取南京国民政府转向抗日；三、建立抗日政府。这个方针得到了张、杨的支持。17日，张学良复电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中共的基本主张，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军事部署。他说：“联军主力现集结于渭南方面准备抗战，另一部于兰州、平凉、固原、西峰镇一带，对胡宗南、毛炳文等施行戒备。要求红军主力至环县、豫旺以北地区，箝制胡部。另以红军一部在肤施、甘泉附近将胡、毛、曾等部与汤恩伯部隔开，不使连成一气，并极力向北压迫以掩护联军后方之安全，并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而中共中央军委则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致电陇东特区委张云逸，在陇东部分地区及肤施、甘泉一带由红军接防。规定在红军接防时，不改变政治组织，不与民团冲突，不打土豪。
其三，15日和16日两天，中共中央对外公开了处理西安事变的上述政策。15日，中共中央以15名将领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罢免蒋氏、组织抗日政府的主张。电文说：“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之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
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了《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行。
毛泽东还把中共华北局负责同志“希望张氏干到底，胆大些，胆再大些”的来电转给张学良并同时向张透露中共所了解到的信息说：“法国激进党谓：张学良已成为中国第一有权威之人物，英国取调和态度。”
上述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之初，是希望“审蒋”和建立抗日政府的。
★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成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
中共中央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初步方针，从形成到改变前后只有6天。到19日，又一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便依据事变后的国内外情势，及时修改了上述初步方针，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中共中央由抗日“审蒋”到抗日“释蒋”方针的调整，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任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对为何这样调整作了一番解释，他说：“这6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表现得更充分。”张闻天这句话，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有为此前在无法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方针“解套”的意味。那么，这6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情况使得中共迅速调整了方针呢？
其一，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实力派中没有出现有利于“审蒋”的政治军事形势。毛泽东原来曾经设想，蒋介石被扣以后，“他的力量必然削弱”，有可能使蒋的部下分化到西安方面来，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几天后，各方普遍反对新的内战，希望释放蒋介石，一致对外，抗击日寇的侵略。蒋介石被扣后，他的个人影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被戴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其威望足以继续左右南京的政局。而为了民族生存和抗日救国而被迫发动兵谏的张、杨将军，却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从西安反馈到中共中央的信息说：
（一）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二）晋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冯（钦哉）亦企图利用此事变。
（三）鲁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南京问题。宋哲元、刘湘尚无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之出此乃逼不得已，余（汉谋）、何（键）企图骗钱，表示拥护中央。
（五）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已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和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西安还传来消息说，12月16日，南京已下达了讨伐令，并继续对西安外围进行轰炸，刘峙所部已有5个师的兵力进入潼关，包围华县，并进逼渭南。
南京也有一个新的情况传来：一度积极支持张、杨的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宋庆龄，此时也改变态度。事变当天，南京国民政府曾派人与宋庆龄会面，要求宋在谴责张学良扣蒋的声明上签字，宋庆龄不仅没有签字，还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而刚刚过了一个晚上，也就是13日，宋庆龄就改变了主意，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时担任全国各界救国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后来回忆说：
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虑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惊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惟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国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我很快地醒悟过来，决定立即随她去西安。孙夫人住在原法租界莫里哀路的一个小洋房里。她要我陪她步行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去约请何老太太（何香凝）同行。何老太太患心脏病，经常睡床不起，一听这话，立即起床同意同行。我急忙回家，在银行没有停止营业前取出一些现款，准备作费用……我情绪很高，并对到西安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了估计。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8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一样，使我吃惊。
能够证明宋庆龄突然改变态度的还有一件事，即宋庆龄去世后，上海宋庆龄故居在整理珍藏的宋庆龄遗稿时，发现一份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英文打字稿）。宋庆龄在这份声明中，明确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声明说：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结果，决不是什么“由张学良个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引起的”；而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入侵”。但是局势异常复杂，如果对事变处理不好。就将导致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样不仅“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在日本正扩大“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内战必须停止”，“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宋庆龄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
宋庆龄在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的同时，还积极为沟通国共两党的联系而奔走。在南京，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还有很多人，特别是蒋的亲属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以及蒋的军队嫡系。而为了了解中共的立场和动向，联系中共促使问题和平解决，宋美龄也找到了与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二姐宋庆龄。
宋庆龄接受了妹妹宋美龄的请求，找到了中共中央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这时潘汉年已经收到毛泽东要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的电报。潘汉年随即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调谈判的消息告之宋庆龄，同时建议她劝说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以及中共代表共同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潘汉年还表示，自己愿亲赴南京，会见宋子文、宋美龄。
经宋庆龄介绍，潘汉年住进了南京宋公馆，他不仅成为南京了解中共立场的桥梁，而且通过宋子文、宋 7f8e." >美龄，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对如何解决事变的态度，并通过做宋氏的工作，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述情况说明，南京方面和地方实力派在事变发生后，没有向着与蒋介石分裂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力促释放蒋介石。
其二，张学良本人并无杀蒋的想法。张、杨发动兵谏的本意即“逼蒋抗日”。张学良在部署扣蒋行动时，就向有关将领强调：要活捉蒋介石，不要死的。他对孙铭久说：“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扣蒋行动打响和蒋介石失踪以后，张学良焦急万分，他命令105师师长白凤翔：“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并对大家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
扣蒋成功后，张学良多次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继续拥护他做领袖。”还说：“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公开宣称：“我们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他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
张学良从扣蒋开始，就敞开和平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斡旋，共商抗日大计。他在致南京国民政府诸要人和地方实力派的电报中，邀请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对宋哲元，希望他“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对冯玉祥，希望他“速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张学良还致电宋美龄：“如欲来陕，尤所欢迎。”对端纳的西安之行，张学良非常欢迎，致电说：“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一视，甚佳。”同时，派出代表到各方联络，呼吁和平。并与南京当局的党、政、军要人保持联系，与各地实力派频繁接触，包括极力争取山西的阎锡山、平津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的支持，实际上在做着两手准备，并且把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放在第一位。国际和平使者端纳能够实现西安之行，把宋美龄的亲笔信送到蒋介石手中，促使南京与西安开始谈判，都是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进行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时，张、杨与南京的和谈实际上已经启动了。
其三，苏联的态度对中共决策产生了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在12月16日正式收到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的，这一由共产国际书记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回电，说：
现回答你们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有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者。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必须考虑现实，中国共产党应根据以下原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使一切抗日运动的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同红军合作。（4）与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合作。
如果不出意外，这封电报将会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直接帮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电台密码出现差错，译电员无法将电报内容译出。中共中央于18日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电文出现乱码，“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到20日，中共中央才正式收到共产国际所发的电文，而在此之前的12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尽管共产国际16日的指示电对中共中央决策西安事变的方针没有直接的帮助作用，但此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闻媒体接二连三的反应，已经对中共产生了影响。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的社论说：在中国陕西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扣蒋事件，是一种“叛变”行为，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的行为，它“名义上举起抗日的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的评论，则更无根据地将西安事变与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联系起来。竟说：
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对日宣战及联共等项。此类要求，仅发动之烟幕，实际上为中国人民阵线之打击，及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自蒋氏执政以来，中国已逐渐集中力量，显足表示其领导国防之准备与能力，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国民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夫反日人民阵线，乃系于南京合作之阵线。毛泽东与其发表密勒周报之文字中已直言其事。张学良之举动，其最近影响，即新的内战之爆发，亦即日本所急欲利用机会以作更深侵略之举者。
苏联的媒体所发出的声音，虽然也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它的出发点与事件的本身，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却是南辕北辙的。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而苏联却为着自己东方战线的安全。因而，它对西安事变的判断一开始就陷入了片面。事过多年，谈及此事，周恩来仍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他指出：“两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苏联所发出的声音，除了向中国南京当局表明，西安事变与苏联无关之外，就是向中国共产党传递它的声音，以影响中共中央对待事件的看法及其立场。尔后，苏联政府在与南京方面就此问题进行会谈就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立场。
斯诺在《漫评》中曾这样写道：
斯大林立刻向保安的中共领导人发布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释放蒋介石，否则将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关系。
斯大林的电报发给了上海的孙中山夫人，然后由她转交给毛泽东。斯大林宣布，除非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蒋介石获释，否则，莫斯科将公开把他们斥为“土匪”并与他们断绝关系。
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能够证明这个电报的真实性。因为，已经公布的资料表明，苏联及共产国际对于处理西安事变问题给中共最早的指示是12月16日共产国际的回电。即便如此，毛泽东及党中央仍然能够通过广播、电台和其他足够的渠道及时了解苏联对于事变的反应。事实上，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公开表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共的决策。
苏联的反应不仅影响了中共，也影响了张学良。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之前，张学良已从广播电台上听到苏联反对事变的声音，对此，他很不理解。13日，苏联塔斯社广播《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拿着新闻记录稿，正碰上宋黎站在楼下，就说道：“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还对刘鼎说：“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受日本的挑动，持反对意见？”17日，张学良再电中共中央，询问：“国际对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祈告。”毛泽东当天复电，说：“我们对远方（即共产国际和苏联）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群众运动情况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群众联系的消息，当寄以同情。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中共代表团达到西安以后，在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张学良又提苏联态度的事。《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掐述了那次会谈的详情：
宴会后，周恩来趁与张学良小憩之间，要罗瑞卿即刻去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和17路军的情况，为第二天与杨虎城会谈做准备。然后他便与张学良一起走进小客厅，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张学良向周恩来叙述了蒋介石被扣后的情况、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继而说道：“蒋介石独断专行，一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力逼我和杨将军配合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和杨将军怎么劝说都不顶用，苦谏不行，进行哭谏，委员长反而声言要把我们的队伍调离西北，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万不得已，只好实行‘兵谏’。倘若不捉他，不临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省，内战就不能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谈。”说到这里，张学良面起忧色，叹息一声，从兜里掏出一张《消息报》拍在桌子上，连连摇头说道：“可苏联的态度，令人失望，真可谓一派胡言。”
周恩来盯了一眼《消息报》，又怔怔地注视着张学良。
张学良语调很沉重地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施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愤然拍了一眼前的《消息报》说道：“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据，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
苏联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周恩来当时并不清楚，但从《消息报》和外电上也有所略知，他感到苏联方面的指责，对张、杨两将军的义举中伤太重。面对张学良，他既是同情，又有些无奈，呷了口茶，才慢慢地回答说：
“对苏联的看法，请张将军不必多有顾虑。他们不大了解我国的国情，看问题难免有偏颇之处。然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主张事变和平解决。……我党将会努力向苏联方面进行解释，相信他们只要了解事实真相，是会改变对张将军和西安事变的态度的。”
张学良对苏联的反应如此在意，可见苏联的态度对他产生的影响。
其四，蒋介石态度开始向着接受和平调解的方向转变。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取决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张、杨是否愿意放蒋；二是蒋介石是否接受张、杨的主张，这是“释蒋”的先决条件。
蒋介石在被扣之初的两三天内，态度是顽固的。
12日上午，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走进新城大楼蒋的临时卧室，先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说：“委员长受惊了！”连说了两遍，蒋都不理会。张学良接着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变，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也为了委员长，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介石以颤抖的声音说：“你既为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然后再谈，否则法币、公债都完了。经济崩溃了，抗日也无从谈起。”
张回答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我们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仍执迷不悟，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一听，神色骤变，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以为全国民众的舆论会赞同你们的叛乱行动吗？恐怕即使你们平素所说的‘人民阵线’里的人，也不至于做出像你们今天这样如此荒谬和狂妄的举动。你自称为革命，叛逆也可以称革命吗？陈炯明何尝不自称革命，天下人有谁能相信他是革命呢？你的部下就在这个房间的周围，你竟如此犯上作乱，你又怎样率领你的部下做人呢？”说完闭眼坐在椅子上，额暴青筋，全身发抖。张学良神色沮丧，只好退出。
12日这天，张学良去看蒋介石三次，但蒋根本不让张说话，有一次，还大声斥责张学良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是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他甚至用手捂住耳朵，连说：“我不同你讲话，我不同你讲话。”张只好再次离开蒋的房间。
张学良为打破僵局，同日上午，让邵力子单独见蒋。邵劝蒋说：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件事，请委员长仔细考虑。当前，日军实际已控制了华北，正向绥远进逼，已激起了全国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邵力子还说：张、杨的做法虽不免鲁莽，但其用心良好，希望委员长从民族国家的全局着想，接受张、杨的“八项主张”。
蒋介石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或者立即送回洛阳，或者立即枪毙，皆由张学良选择。邵力子听出，蒋以死相威胁，意在摸清张学良的意图，就宽慰他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邵还试探蒋介石是否会以辞职而保全性命，俟国家需要再行复出。蒋介石回答：“决不能在武力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邵的这次谈话也无成果。
蒋介石还在这天拟好了两份遗嘱，给宋美龄的是：“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给蒋经国、蒋纬国的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并把这两份遗嘱交于张、杨，让他们代为?拍发。
蒋介石真的准备以身殉国吗？此时的蒋介石对生死的判断极其矛盾。一方面，蒋介石不会想不到，自1927年以来，他屠杀共产党和进步群众无数，此次事变，即使共产党没有亲自参与，也与受其影响不无关系，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此次事变，是为抗日“剿共”而起，自己西安之行，不仅有威逼张、杨部队“剿共”之意，更有撤换张、杨的把柄，张、杨能轻易放他吗？这使蒋介石深深感到生命的威胁。另一方面，从张、杨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邵力子谈话所露的口风分析，不像要杀他的样子。
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要维护他作为领袖的尊严。有了领袖的尊严，如果死，那将留下英雄的形象；如果生，那将增加后面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在被扣的初期，蒋介石表现出了极其顽固、死硬的态度。
可13日发生的一件事，使蒋介石企图维护的那点自尊、那点英雄形象，大大缩水。起因是12日夜，西安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大意是说：委座蒙难，关系国家存亡，希望李能运筹帷幄，救委座出险，以建立这千载不朽之奇功，等等。恰巧，毛泽东、周恩来这晚也有一电发给张学良，电报富有预见地提出：
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万须将蒋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严防蒋收买属员。
围绕同一件事出现的一信一电，引起了张学良注意。他与杨虎城商定，决定把蒋介石转移到金家巷张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由东北军卫队营看管，以防意外。
13日上午，张学良找到邵力子，请他出面劝说蒋移居高桂滋公馆。但蒋介石并不买张学良的账，他坚拒道：“我决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我是行政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邵力子看清了蒋氏这是怕死，就宽慰蒋说：张学良请你移居高公馆并无恶意，此时“勿再峻拒张学良进言”。这句话对蒋产生了作用，蒋随即问邵，能否搬来同住？
还没等蒋介石就改换住处问题最后说定，当日深夜11时，刘多荃师长奉张之命偕宋文梅到新城大楼劝蒋搬迁。蒋误以为是要枪毙他，因为他的南京部下处决政治犯多在夜深人静之时，而且他看见宋文梅腰间挂着手枪。蒋介石立刻萎缩到床的里面，重复上午给邵力子说过的话：“我兼行政院长，西安绥署直属行政院，是公家地方，要死也死在公家地方，哪里也不去。”之后，蒋用被子蒙住头，任凭谁如何劝说坚决赖住不走。
谁也没有想到，蒋氏顽固的态度，事过一天即很快改变。能够使他改变的人，就是宋美龄派来的和平使者端纳。
端纳是14日中午到达西安的。在西安西郊机场，张学良派来了他的私人“洋管家”、也是端纳的老相识、美国人米·埃尔德前来迎接。端纳看到蒋介石的座机安然无恙地停放在机场。又听米·埃尔德介绍西安事变的粗略经过和蒋介石的近况，初步证实“蒋介石没有死”的此前判断。
端纳还没有从思绪中走出来，汽车已开到张公馆。端纳在客厅落座之后，张学良便出来接见了他。见到昔日的顾问，张学良显得非常高兴，一番寒暄之后，端纳拿出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张学良。张学良阅后，即让秘书抄写了一份，然后将原件还给端纳。
会谈一开始，负有亲眼看到蒋介石死活使命的宋美龄的亲信黄仁霖上校，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告诉张学良，蒋夫人派他来，就是要看看委员长的健康状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充任端纳的翻译。他要求立即见蒋。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但现在不行。
于是，双方围绕为什么现在不能见蒋、何时才能见蒋开始辩论。在辩论中，张学良发现，他向全国发表的八项救国主张，坐在面前的两位南京使者都不知道。张学良从八项抗日主张的内容和主张开始，详细叙说了他发动兵谏的苦衷和长期以来围绕“剿”、“抗”问题与蒋介石的纷争。然后，张学良告诉端纳、黄仁霖：在被扣的两天来，委员长情绪很坏，拒绝与我谈话。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曾请他搬出新城大楼，到新落成的高桂滋公馆去住，也遭到他的误解和拒绝。张学良说，他没有丝毫加害委员长的意思，包括东北军和17路军的官兵在内。
张学良向端纳交底说：假使委员长接受八项主张中的若干条件，我就可以设法打开眼前这个死结。只要蒋答应抗日，我可以亲自送他回南京，南京当局给予什么处分，我都在所不惜。
这次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张学良安排黄仁霖在张公馆的门房休息，他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
当他们进入蒋的卧室时，蒋介石正躺在床上，用毯子蒙住头，面壁侧卧。端纳一进来就说：“Hello，c'issimo。”蒋介石坐起来说：“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说：“是的，我来了，夫人也会来的。”蒋陡然变色，说：“她不能来，她不能到这个强盗窝来！”端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蒋展信读道：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唯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务，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
专此奉达，敬祝
康健
妻美龄
25年12月13日
这封现存于台湾总统府机要室档案的宋美龄的亲笔信，不知何故，未见这样一个重要情节，即宋美龄弦外有音地提醒蒋介石“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当然，这也可能是端纳当面向蒋传达的宋美龄的口信，但不管怎样正是宋美龄的这句提醒，使蒋介石认识到，真正威胁他生命安全的不是西安的张、杨，而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蒋介石从这封信中，还明白了宋美龄暗示要他赞同抗日。
读罢宋美龄信的蒋介石，泪水沾襟。
端纳的西安之行，使蒋介石有机会了解南京的情况。端纳告诉他：南京亲日派正在讨伐张学良的幌子下，要夺取他的统治地位；他如再不表示抗日就会众叛亲离。端纳劝他远离亲日派，倾听西安人民的呼声，接受他们正确的东西，只要执行总理遗嘱，“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端纳说：“同张汉9即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先生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等国）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成这样大大的伟人（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就变成这样小小的人（俯着身子蹲下来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心思的一转。”
端纳接着小声说：“你最好搬一处地方，这里不是应该你住的。”听了端纳此语，不知蒋介石是对端纳好意的尊重，还是对端纳提供的信息的信任，总之他愉快地答应了搬家，说：“也好，我随你去。”端纳向张学良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同离开房间。稍后，蒋介石穿好衣服，和张学良一起来到高桂滋公馆。
蒋迁至高桂滋公馆后，端纳又向他透露了新的信息。告诉他说：你周围的“许多人则是秘密的亲日分子”，要当心，不要被这些人所左右。要耐心地听一听“西安人民的意见，以估价他们有何可取之处”，“不必固执己见，以便为离开西安铺平道路”。
端纳还说，他看了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看不出这些要求有什么毛病”。不要对张学良采取“暴躁”和“狂妄自大”的态度，这对解决眼前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好处。
端纳的谈话，对蒋介石启示很大。这时他开始考虑借用西安方面的力量来对付南京亲日派的问题。多日来的恐惧、狂躁的心理开始缓和。也就是说，他开始接受端纳的建议，向着和平解决事变，向着倾听西安方面的声音，向着同意抗日的方向发展。这是蒋介石从坚持10年反共内战走向勉强同意团结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很快，原西安“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在西安电台广播中公开说：蒋介石“对于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主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坚持，已允许我们和他商谈抗日的问题”了。
在蒋介石思想转变的同时，端纳没有忘记对张、杨施加压力。他把蒋介石有关抗日问题的日记递给张学良看，目的是说明蒋是准备抗日的。端纳还要求去说服杨虎城等人，以保住蒋介石的性命。他说道：“南京那帮人正希望把他干掉，这样他们就能取得他的位置。他们一掌握政府，你们就成了叛逆或强盗。一定要防止这一点，要让合法的人掌握权力，避免授人以柄，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委员长的生命。”
14日晚，端纳致电宋美龄，报告在西安的情况，告诉她：“委员长平安，居处适宜”，他“正随侍在侧”。并说张学良企盼孔祥熙亲来西安，尤盼宋美龄偕行。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是在17日掌握上述情况的，这些情况说明，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在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领袖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区别对待的做法，并没有导致西安方面力量的强大。在此情势下，继续执行“审蒋”和以“西安为中心”建立与蒋氏抗衡的政治力量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还有可能扩大内战，削弱抗日力量。而各方多倾向于和平处理事变正是基于对内战有可能扩大的担心，以及有可能影响抵御日本侵略的考虑。如果放弃“审蒋”计划，与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强大的保蒋势力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则有可能促使蒋介石为保全自己性命而答应西安提出的条件，下决心走上抗日的道路。
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与张闻天、博古等商定，决定改变原来“审蒋”的主张，倡导有条件地“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了表明这一意图，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阐述中共新的政策立场。电文说：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责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依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反而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队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靡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荛，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中共反对“讨伐”张、杨，主张在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事变。
1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系统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变化并最终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毛泽东鲜明地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
毛泽东在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光明”和“黑暗”两方面的形势之后，接着分析了由此而来的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这就是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实现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我们应采取“两手”的办法，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一手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另一手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国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我们要把一切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毛泽东大大修订了此前“审蒋”主张在中央决策考虑中的所占比重，他说：对蒋介石处置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则是上策。中央的方针是采取“放”这个上策。
他建议中央，“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毛泽东同时指出，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党的策略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同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他讲了7个方面的意思，系统地概括了党应采取的根本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对于怎样处置蒋介石，张闻天强调：“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张闻天这种抗日而不反蒋的见解，是独有战略眼光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最早把对蒋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的、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对于苏联态度的看法，也提出了鲜明的正确主张。他同毛泽东一样，不同意苏联舆论对张、杨的指责，认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他虽然对苏联的做法作了开脱，说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但他仍然坚定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立场。
曾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也在会上发了言，他明确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
这次会议非常顺利，政治局内部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这时，毛泽东对会议作出结论，他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实际上是抗日起义。西安事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参加，还要取得有产阶级的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和帮助。
毛泽东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争取这些中间派，实现“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双方应实行调停方针，调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文章调解，二是用武装调解，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以武力来制止南京的讨伐。“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现在有争取和平、结束内战的可能。因为反对内战的国内外力量是强大的，而主张内战的只有日本、汉奸和利用战争做生意的人。我们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力争结束内战。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对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另一个是对党内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这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电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概括为四点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毛泽东把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与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电作了比较，他指出，两者之间一个重要不同处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19日的《通电》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更为进步的方针。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这样最后确定和付诸实施了。
★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
中共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南京讨伐派发出讨伐令，开始进攻和轰炸西安之后。此时，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寄望予以支持的山西阎锡山公开的表态首鼠两端；华北实力派宋哲元处也对事变不表认同；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反对派冯玉祥等，也一时指望不上。而苏联方面为洗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骂张杨最为起劲。惟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绥远的傅作义敢于仗义执言，但最终没能起到直接的帮助作用。张杨的内部面对事变也在分化，并发生了东北军驻洛阳炮8旅旅长黄永安、17路军第7军军长兼42师师长冯钦哉等两起投蒋事件，致使陇海线上防御“中央军”西进的咽喉要地潼关被中央军占领。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F．P．洛克哈特在致国内的电报中，这样描述西安当时所处的被动局面：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在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舆论，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
面对舆论上的不利局面，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了多种措施宣传他们的抗日主张及和平愿望。
12月13日下午，张学良向原西北总部全体职员训话，解释“兵谏”的原委，阐述救国主张。张学良说：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意做“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地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可是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关于此次12月12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经大概的明街，现在我再简单地述说一遍。
关于政治主张，我曾公开地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讲话的内容，今天我见到蒋委员长的秘书毛庆祥、汪日章，据他们告诉我，我同蒋委员长的讲话，他们都听到了。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也是因为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蒋委员长误会我，说我的意见不对，但又不能说出我的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更不能对他所说我的不对的地方加以指导！
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的、万一的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如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如不是因为我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如我只身离去，回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也能收到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其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曾扩情有两句诗，大意说华山虽然高，其奈四周被阴霾笼罩着。这种情形，正像说蒋委员长被人包围着一样。
第一、二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同，只好采取第三种办法。采取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7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60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已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民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办法来阻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章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能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到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的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像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静的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采取第三种办法，也可以向诸位提出来，就是蒋委员长认为我的部下的行动有不检的地方，开始要求我对于我的部下加以惩处！我实在不能那样做，我不容于当局，牺牲我个人可以，无论如何，绝不陷害我的无辜的部下。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我们考察这次事件，和蒋委员长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军事困难，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己见。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第二，特务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情报只能供参考，不能完全听信，过去蒋委员长太重视情报，而蒋委员长所得的情报，可以说有很多是不正确的，试想根据这种情报，去决策政策主张，焉有不错误之理？
这次事件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对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12月15日晚，杨虎城在西安电台发表广播演讲，再次宣传“兵谏”的意义。兹照录原文如下：
各位听众，各位同胞：
国难日亟，自12月12日张副司令与虎城应西北各界救亡的要求，毅然树起抗日的旗帜，其重大意义，已于文日（12日）通电及昨日（14日）张副司令广播词中，很诚恳地说明了，全国自然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今晚虎城特再着重来向大家报告一下。
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着就要亡国灭种了？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他们所号召的口号就是“攘外安内”。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的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攘外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吗？
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副司令就很诚恳的诤谏过多次，无奈他不但不能采纳，反而变本加厉的在学生请愿出兵抗日中，忍使警察对着手无寸铁的青年，实行枪杀，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蒋委员长是我们平素所拥护的，我们拥护他是希望他能领导我们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现在他这样错误的政策，我们决不能以感情作用，使总理手创的中华民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这次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集，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纵然他是汉奸，我们也还要拿出良心来激动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条抗日战线来！“12·12”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族罪人。至于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在昨天张副司令已经在广播上向全国同胞说明了，现在此间已组织了抗日联军，准备先向目前侵略我们的绥远的敌人抗战。希望我们的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这个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到最后的生存。南京国民政府对我们这次的行动，听说还有不谅解的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所以张副司令昨天说的话，我们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也是这个决心。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的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谢。
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张、杨找来当时在西安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等外国友人，用英语进行对外广播。贝特兰在他所著的《First A a》一书中，描写了这段情况：
西安的外国人只有史沫特莱和我有英文报纸可看，却往往是一星期前的旧报……报上某些关于西安情形的消息，简直令人吃惊，完全是虚构的新闻（为了帮助人们澄清事实，西安方面增加了对外广播，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应邀参加到英语广播的行列——引者注）。
但XGOB电台（注：西安的广播电台）正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君是无线电台的主要负责人，他的雄心很大，要用法、德、俄等语言广播消息，每晚再用英语广播。西安无线电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台，但结果不能实现原先的计划。南京电台、汉口电台或其他更有力的电台故意干扰电波，使有名的西安广播十之八九都听不清楚。
12月19日，张学良利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之机，进一步公布事变真相，阐述西安方面的救国主张。张学良说：
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民的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我们已受尽国人的责备，我没有回避责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我没有力量发动全国的抗战……但我们渴望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国军迄未移动一步去实现抗日，但它为要进攻我的动员却像飞风一般的快，当敌人正在我们国境内的时候……我们切望着委员长的领导，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他的权力被人剥夺……我们不得已突然扣留了他，但没有威胁他的生命，没有损害他的地位，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委员长……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责怪我们。我在星期一的晚上电请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跟他商讨阻止内战爆发的必要措施……委员长跟我们一样一直等待着京方派员来此处理这件事情，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但还没有等到。这事情竟迁延得这么久，实在奇怪得很。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
然而，他还在等待着，他在这里受人尊敬，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有端纳先生陪他住在一所新式房子里，没有谁去搅扰他。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回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正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讲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
为了增加宣传的说服力和真实性，张、杨还说服被扣的南京军统头子曾扩情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说明真相。曾扩情在广播中说：
此次事变之原因，张副司令和杨主任在通电中已说过了，通电中所言实情，确实如此。总而言之，此次事变完全由于政治主张之不同，而不是对人的问题。希望南京方面要根据事实和理智，不必谩骂。本人对于此次事变，身历其境，深知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真意所在。为大家团结一致，救亡图存。此一问题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如果爆发内战，不仅委员长个人不幸，国家亦必因而大乱，人民亦必因而涂炭，并且若用武力，则日本的压迫则必更甚。所以，此次事变决不是谩骂和武力所可解决的，必须大家共同商议办法，则国家的问题，才可以解决。
西安方面的正面宣传，对于促使人们了解真相起到了一定作用。左翼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
12月1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东北民众救亡会、西京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教职员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联合发表通电，支持张、杨，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局。
同一天，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3000万东北同胞提出：“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实行内战！”“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
北方人民救亡大同盟17日散发《对于西安事变的基本认识》的传单，分析酿成西安事变的远因和近因，批驳当时对张、杨的各种攻击和诬蔑，最后提出六项要求：
（一）政府从速停止内战。（二）对于西北将领的救国主张，召开救国会议，商讨国是。（三）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出版之自由。（四）停止屈辱的中日南京谈判。（五）调开从事内战的军队到边疆各省，真正对日开战。（六）开放党禁，释放一切政治犯。
但是，国内的社会舆论从总体上看，反对西安、拥护南京、主张立即释放蒋介石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初衷一时还未被国人所了解和理解。
此景此情，无论是谈公义还是论私情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站在西安一边，站在秉承民族大义发动事变的张、杨两将军一边。
在政治上，中共坚定地支持张、杨。中共虽对于西安采取类似于“军事阴谋”的做法扣蒋，也不表赞同，但它认为，事变本身是一种革命性质，是抗日的起义，因而高度赞赏张、杨的行动。中共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撰文，赞扬张、杨“扣留蒋介石及其亲信，这是抗日的起义，这是蒋介石自己出卖中国，镇压全国抗日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行动正是除去抗日援绥道路上障碍，是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有力条件”。
对于苏联舆论对张、杨的攻击，中共没有附和，在中共中央内部，张闻天、毛泽东等都批评了苏联为了自身利益，采取攻击张、杨等不顾事实的做法。
中共中央坚决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并在抗日的基础上讨论“释蒋”问题。12月21日，毛泽东致电驻上海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示其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企图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国民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让其鼓励张、杨，坚定信心。毛泽东在电文中说：“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坚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同日，毛泽东还致电南汉宸，告其：17路军不巩固，极需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城极望兄回帮助。17路军应坚定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的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17路军转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在军事上，红军与张、杨一道，决心共同迎击南京的武力压迫与进犯。在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当日，毛泽东即亲自起草电报向张、杨通报信息，部署军事。其中，发往西安周恩来的电报就达11份。毛泽东在电报阐述的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造成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17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此时，周恩来也不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与张、杨三方商定的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三方确定：集中三方面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决战；同时以部分兵力箝制西方之敌胡宗南部。张、杨赞同先打刘峙，红军主力10天到达长武、邠州，再用10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尔后南下。红军所需被服、子弹可到咸阳补充。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可分兵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地集中咸阳，消灭刘敌。
根据周恩来与张、杨达成的三方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组成红军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准备用20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尔后挺进到陕南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和17路军打击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分两路南下。他们星夜兼程，按时到达指定地域集结。
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红军南下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红军正向南急进，20天内准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萧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安等四城均入我手。
在事变如何正确处理并将其引导到最有利于民族利益的解决方向的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审时度势谋定之后，积极帮助西安出谋划策，敲定方案。但中共党内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曾经出现的认识反复，在张、杨的领导层中也同样出现了。
张学良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且有条件放蒋的。赞成他的意见的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他们的理由是，张副司令有言在先，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东北军中还有一种意见：“公审杀蒋”！他们的理由是“擒虎容易纵虎难”，蒋介石罪大恶极，应该交群众公审后杀掉。
杨虎城在与部下研究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时，同样遇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杀蒋，他们认为，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就不可能抗日，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不杀蒋，各地实力派会采取骑墙派态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不利。而杀了蒋介石，南京方面势必趁机报复，那时我们17路军与红军的合作便更为真诚，团结也将更加紧密。也使一些持两面派态度的人断了向蒋暗送秋波、待机而动的念头。
还有一部分人提出“不杀不放”的第三种方案。他们认为，杀了无用，放了危险，还是扣着稳妥。他们说：如果南京方面不按我们的政治主张改组政府，不明确表示抗日，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能放蒋；即使我们与南京方面打起仗来，我们也有本钱。
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条件，怎样才能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不论是东北军还是17路军都没有形成共识，张、杨两人也是心中无底。
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纵观中国历史，你我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共产党才能与他对等相谈，我早就说过，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派代表团来不可！张学良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等将领也同意杨虎城的意见。
排解这一难题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首次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邀请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中共对张学良的邀请自是非常重视，在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即决定，由周恩来、博古、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陈有才、杨加保、邱南章等20余人组成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
代表团于15日清晨从保安冒雪出发，17日晚到达西安。晚宴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
张学良先向周恩来叙述了蒋介石被扣后的情况、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然后直入主题，真挚地说道：“周先生，事情现在很棘手，很难办。我盼您来，就是盼您早点帮我拿个主意。”
周恩来首先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张、杨表示敬意。周说道：“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这次特别让我向张将军表示致意，对你和杨将军的爱国热忱和正义行动表示钦佩！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这一举动是进步的！是果断勇敢的！不仅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意愿，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它将成为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
周恩来接下来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被捉住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被捉住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所不同的是，依靠张、杨两位将军的抗日热忱和牺牲精神，以武装要求的方式捉住蒋介石的。他本人被提了，但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处理蒋介石，就要非常谨慎。
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以及可能引发的事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即：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并在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
周恩来说：蒋介石实际上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张学良非常赞赏周恩来的分析。虽然他本人在东北军中是主张释放蒋介石的，但他的“释蒋”思想基础大半是出于一种义气，而不会像周恩来想得那样深刻和富于战略远见。因而他充满感激地对周恩来说：“说心里话，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直是尊重的，‘兵谏’是天大的事，你们中共都主张和平解决，我张学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了共产党的支持，我发动‘兵谏’的初衷也就一定能够实现！谢谢您，周先生，你们确实为‘兵谏’成功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共产党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为未来考虑的。”
周恩来虽然此前已经从刘鼎那里了解了张学良的主张，但今天亲耳听到了张本人的“和平”表态，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感到，张学良心底纯正，没有个人野心，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少帅将军。周恩来也告诉张学良：“毛泽东先生要我告诉您和杨将军，为促成和平解决，必须给予南京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促使蒋介石反省。在军事上，我们也决定给予两位将军以积极的实际援助。我认为，这不是扩大内战，而是为了遏制内战，深化９9ｌｉb?‘兵谏’，不得已而为之。”
于是，周恩来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讨研究了同蒋介石如何谈判，如何统一东北军、17路军及其部属的思想认识，以及如何应对南京方面亲日派“讨伐”等问题，并应诺张学良速电中共中央，急派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关中，以共同抵御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同时，还决定中共代表团成员分别参加到政治设计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参谋团中，并肩展开工作。
这次会谈的结果，周恩来当夜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电报说：
毛并中央：
（甲）我率罗、杜（指罗瑞卿、杜理卿）等9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
（乙）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阶段。
（丙）刘峙已以5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把握。张拟以杨部控守西安，东北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
（丁）刘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国两师需1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已开动，王以哲只3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13师离成阳经华阳趋汉中。17路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意我以主力打胡（宗南）一部，接肤、甘，准备胡北退后，我以主力出渭水北下游，侧击蒋敌。
（戊）我与张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环，便机动，胡退可继进，请至少以1军去肤、甘，便南下策应。
（己）蒋鼎文今早放出，持蒋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我们商定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放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庚）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战，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辛）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见杨。冯（钦哉）动摇，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组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要红军加入。余禀告。
恩来
17日
西安事变是由张、杨两将军共同发起的，怎样解决事变，也就是说怎样处置蒋介石，还要看杨虎城的态度，使张、杨形成共识。而在这个问题上张、杨两人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
张学良从自己的善良愿望出发，以为他抗日救国的赤诚和仁至义尽的做法可以感动蒋介石，所以他主张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抗日条件以后，释放蒋介石。
杨虎城从他多年与蒋介石的接触中认识到，蒋介石是一个毫无信义、睚眦必，报、翻脸不认人的人。所以，他坚决主张联共、反蒋和抗日。当事变之后，张学良向他谈及放蒋的问题时，他虽然不表示反对，但心中总是有疑虑的，一是怀疑蒋介石是不是会抗日；二是放蒋后担心遭到蒋的残酷打击和报复。
张学良了解杨虎城的这一想法，他希望周恩来能够说服杨虎城。其实，此时周恩来还从未与杨虎城谋过一面，为了民族的大计，周恩来爽快地接受了这一使命。
18日上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来到九阜街芷园，拜访杨虎城。
座落于钟楼西侧九府街的杨虎城别墅“芷园”，建成于1932年春，原意取“紫气东来”之意叫“紫园”，后易名为“芷园”。杨虎城向周恩来解释，此意从字面上理解是“止戈息武”的意思，退一步看，也有“止乎于此”，不更求长进的心理。
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在客厅落座以后，杨虎城先道主人之谊：“事起仓促，招待不周到的地方尽管提出来，我们以后可是要长期合作的啊！”周恩来答谢道：“杨将军，我们岂止是以后要长期合作，以前我们不是也合作了很久了吗。你是我们党的患难：之交，也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嘛！”
周恩来充满真挚感情的话语，打消了杨虎城的一些顾虑。于是，周恩来先把前一天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向杨作了介绍。
杨虎城听了，很感意外。他一直认为，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搞了10年“剿共”内战，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共产党与蒋介石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现在捉到了蒋介石，别人或许能够饶过蒋，共产党却绝对不会饶过蒋。而今，共产党为何采取此种态度呢？杨虎城问道：“我是个粗人，文化不高，见识浅陋。至于发动‘兵谏’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看出，杨虎城心中有话，不便直言。于是，他主动靠近一些，诚恳地说道：“虎城兄，这次事变是你和张将军共同发动的，你二人为主，我是客。至于蒋介石的为人，你更了解，有什么高见还望直言。”
这时，杨虎城终于敞开了心迹，说道：“蒋介石这个人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在这十多年的军阀混战中，所有的军阀包括我在内，都拧小过他，斗不过他。贵党和他是敌对党，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则罢。可我和张副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地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据我的经验，老蒋为人气量狭小，又极明险，放了他……”
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深表理解，他说：“我要是处在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认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可话又说回来，蒋介石现在还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他不但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而且还掌握着全国大部分的武装力量，但是他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提‘反蒋’口号或者把他杀掉，都不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今天，不只是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呼吁，逼迫蒋介石抗日，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也在争取他抗日，就连英、美等国也不得不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促使他遏制日本独占中国，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借着他被捉的机会，逼迫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够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蒋介石会不会报复，这也不完全取决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老蒋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他走。”
听罢周恩来有理有据的分析，杨虎城如释重负。他对周恩来说：“周先生，你比我看得深，看得远，你们共产党置血海深仇于不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我杨某人还有什么顾虑呢？！我完全赞成你的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易放他走的提法。”“共产党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无比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一致，我无不乐从。”
杨虎城的此番表示，改变了他此前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态度，最终使张、杨和中共在力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大目标上达成一致。
第九章 “攘外”？“安内”？释蒋协议终于敲定
★宋氏兄妹最早发起和平救蒋运动。宋美龄力排众议，委派端纳出使西安搭起沟通之桥，端纳面见蒋介石，使讨伐派的战争发动受到牵制，和解由此出现转机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担当起与西安谈判代表的使命，面见蒋介石，会晤张、杨，接触周恩来，官一传西安和平诚意。宋子文为南京与西安两方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美龄率队来到西安，蒋介石和张、杨及中共三方的谈判正式开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露曙光
★谈判几近尾声，宋、张表示满意。唯杨仍有疑虑，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终于底定和平
蒋介石被扣之后，经过蒋氏最初几天顽固对抗与张、杨有理有节的斗争，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有力介入和引导。迭经南京国民政府亲日派“讨伐”谩骂与张、杨、中共三方联合应对的几番较量，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中有识之士的折冲努力在国际舆论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国内呼吁抗日、反对内战渐成主流呼声的大环境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成有关各方的主导性认识。
但是，如何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
★宋氏兄妹最早发起和平救蒋运动。宋美龄力排众议，委派端纳出使西安搭起沟通之桥，端纳面见蒋介石，使讨伐派的战争发动受到牵制，和解由此出现转机
宋美龄派出的信使端纳，于12月15日从西安飞抵洛阳，随即打电话至南京，向宋美龄报告了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行前，他在西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说：蒋在西安甚为平安，张、杨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如无意外发生，事变可望于数日内解决。在洛阳，端纳又与宋美龄通了几次电话，重点讲的是，张、杨发动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光明前景。关于通话内容，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余于星期二（12月15日）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唯怒气仍未消，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自承举动虽错，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然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之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尔德与彼同机出陕，并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叙经过情形。
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实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并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决心飞陕。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
宋美龄在电话中还嘱咐端纳，在去西安完成转达上述事项之后急速返京，否则有生命危险，并请他转告蒋介石，设法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当时在宋美龄身边的孔祥熙接过话筒与端纳通话，他请端纳告之张学良，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端纳与宋、孔的上述通话，把蒋介石依然活着的信息很快传递到外界。这给主张和平救蒋之人士以极大鼓励，同时也给别有政治企图的何应钦带来了一定压力。何应钦放言：“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 529b." >力量而已。”
在主战派的压力下，16日上午9时，孙科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0次会议，26名成员出席会议。会上，何应钦等人一致主战、主快，主张一直围到西安城下。冯玉祥、孔祥熙百般反对，但“讨伐派”人多势众，寸步不让。孔祥熙只得退而求其次，强调即令“讨伐”，也应从缓，宜采取“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策略。何应钦对此无法反驳。因为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自然有责任从“政治”上设法，至于“军事”，自然孔就无从置喙了。于是，两派终于达成妥协。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
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
二、由国民政屙下令“讨伐”张、杨。
三、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北上进行孤立张、杨的分化瓦解活动。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使何应钦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撇开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会后，何应钦即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言称将“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
何应钦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正面沿陇海路两侧，进攻西安。侧面分别由潼关开进商洛，夺取蓝田；由天水向宝鸡、凤翔推进；由宁夏吴忠向固原、平凉一带移动。总预备队在潼关附近集结。为配合陆军行动，何应钦命令空军从洛阳机场起飞，轰炸西安。由于.宋美龄等人害怕“玉石俱焚”，坚决反对直接轰炸西安，以免把蒋介石炸死。何应钦不得不改令空军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意在武力威胁西安。
何应钦的“讨伐”令下，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附近千余间房屋被炸，死伤居民几百人。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也在华县与杨虎城的17路军发生战事。
宋美龄后来回忆讨伐令下后的情形时写道：“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迳向西安投炸者也。”
此时，张、杨所部业已作好与中央军决战的准备。按照事先约定，红军随即进驻肤施（延安）进行武力支援张、杨的部署。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宋美龄急令端纳再次飞往西安，请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和轰炸西安。端纳与张学良一起面见蒋介石。端纳向蒋介石转述了宋美龄的意见。张学良则对蒋介石表示：“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进逼潼关，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会炸到我还是炸到你。”此时，蒋介石开始考虑宋美龄，端纳和张学良的建议。在此之前，他曾希望何应钦给张、杨一点厉害尝尝，但又害怕受池鱼之殃。在听到端纳传递的何应钦别有政治企图的信息后，他仍然想，何虽有打算，但未必就如宋美龄、端纳所猜测的那般险恶。但越来越近的飞机轰炸声，使蒋介石开始醒悟。
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虽然明白何应钦的讨伐可能危及他的性命，而他却无法接受来自“犯上作乱”的他的部下张学良的建议。张学良看透了他的这种心理，出于给他找个台阶下的考虑，找到了蒋百里。
这天晚上，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蒋百里出现在蒋介石的住处。蒋百里是著名军事理论家，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到西安的第二天，赶上西安事变，因而加入到被扣留的南京大员的行列。
蒋百里与其他被扣的大员有所不同，他无党无派，立场“超然”，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去西安招待所看望这些被扣大员时，蒋百里曾向张学良自告奋勇，要去劝说蒋介石。后来，他在广播里听到南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骤然发表“讨伐令”，很不以为然。因而，张学良选中他在张、蒋之间进行斡旋。
蒋百里对蒋介石说：西安的事现在已经出现了转机，但“中央军”加紧进攻，兵临潼关，又派飞机轰炸，使问题又趋复杂化。委员长固然不畏惧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连遭轰炸，从悯念百姓利益考虑，也应该稍微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国家保留点元气。希望委员长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诉他们你很快就会离陕回京，命令南京暂缓进攻，首先务必停止轰炸，如停止轰炸7天，给处理此事留点时间。
蒋介石等待的就是这样的台阶，他缓缓地说道：“此事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少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3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需停止7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
蒋介石虽然没有完全答应蒋百里的要求，但却允准了蒋百里关于要他下达停战手令，并派人把停战手令转送往南京的建议。
这时候，张学良接到前线报告，遂转报于蒋：“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队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部队只可向后退却。”张学良的“退却”一语使蒋介石大为惊愕，他怀疑张学良的“退却”是挟持他到别处去，这是他最为害怕的。南京的宋美龄最怕的也是这一点，如到红军的防区去，到新疆的防区去……宋美龄自感如果那样蒋介石的性命会更加危险。
张学良的一番话，加快了蒋介石下达停战手令的速度。蒋介石同意下达停战手令，也同意由蒋鼎文把他的手令送到南京。
选定蒋鼎文去南京传递蒋介石的手令，张学良与蒋百里商量了多时。他俩分析，鉴于西安与南京的关系紧张，必须派一位南京能够接受的人；南京的军事大权控制在何应钦手中，此人必须与何应钦能够对话，最起码何不反感；南京目前敌意最深的是张学良、杨虎城，此人与张、杨的关系不能太融洽。根据这3条标准，两人一致认为蒋鼎文最为合适。蒋鼎文本人亦乐于此行，他说：只要对大局有利，任何使命都在所不辞。
17日上午9时，张学良与蒋鼎文一同见蒋。蒋介石当即给何应钦写下如下命令：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 5e76." >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12月17日
蒋介石决定下达停战手令后，端纳于16日夜致电宋美龄报告了这一消息。宋美龄赶快转报何应钦。但何应钦没有罢战的意思，他猜测是委员长屈服于张学良的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是委员长的本意。因而，他决定，军事行动不能停止，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不能接受来自西安方面的任何命令，即使确认了命令出自委员长之手，也不能证明是委员长的本意。
果然，蒋鼎文于17日中午乘机离开西安，18日晨携带蒋介石手令准备在洛阳登机飞往南京时，闻听“中央军”的轰炸机群向三原方向飞去。蒋鼎文当即致电南京何应钦：“文正预备起飞时，闻空军轰炸三原，又生枝节。委座面谕手令，均要停止一切轰炸冲突，务望速饬全线陆空军遵令办理。”
蒋鼎文中午抵达南京后，直奔何应钦处，亲自把蒋介石的手令交于何应钦。同时，蒋鼎文分别拜会了南京国民政府各要员，说明西安事变并不像外问所传说的那样，张汉卿出此也是由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他“诚恳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评论皆以中止为佳”。这时，何应钦等才不得不对蒋介石停战手令表示服从，并下令于19日下午6时前暂停轰炸。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担当起与西安谈判代表的使命，面见蒋介石。会晤张、杨，接触周恩来，宣传西安和平诚意。宋子文为南京与西安两方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蒋介石的停战令使和平谈判获得了宝贵的3天时间。然而，谁出使西安担当谈判代表，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却是莫衷一是。张学良邀请的是孔祥熙和宋美龄，但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是国家行政首脑，用何应钦的话说，是不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的；而宋美龄是第一夫人，不能“投身作质”，“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也不能去西安。孔祥熙和宋美龄只好急电在上海的宋子文，要宋子文代行赴陕。宋子文和张学良友谊多年，相交甚好，政治上都主张抗日，因而宋极愿去西安为和平奔走。接电后他便立即离沪至南。
何应钦仍然反对宋子文西安之行。他的理由是：宋子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是政府官员，政府大员去西安与“叛逆者”谈判，有违国家“纪纲”，有损政府尊严。这时，宋子文提出，以官方身份不合适，以私人身份前往。宋告之何应钦：“我是以不担任公职的平民前往，不是军人！”言外之意，你何应钦管不了我。在宋美龄的要求下，何应钦勉强同意宋子文去西安。
在反对宋子文西安之行的人中，戴季陶是态度最为坚决的人之一。宋子文专门找他理论，在苦口婆心地讲了一番应该去西安进行谈判的道理之后，明确表示：“你不该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季陶则说：“我同蒋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这实际上也已经是在默认宋子文可以用私人资格去西安谈判。
于是，19日下午，在孔祥熙的寓所，召开了一个由何应钦、居正、孙科、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宋美龄等人参加的会议，会商宋子文赴西安问题。会议作出两项决定：
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
二、准许至12月22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间不得向南移动：如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此为最后之容忍。但我军之集中侦察与攻击准备，仍需积极进行，不容延误。
此两项决议，即于当日通饬前线将领执行，并由子文当日飞陕告之张杨。
这两项决议，是主和派主张占得上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使宋子文作为谈判代表的资格得到确认，而且超出蒋介石手令规定的期限，又争得3天和谈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宋子文立即乘机离开南京，飞往西北。同行者还有他的秘书陈康齐、陈凤扆和17路军参议郭增恺。
郭增恺与宋子文关系甚密，“ href='5278/im'>《活路》事件”时被误捕关押于南京。宋早想救他，但苦无机会。这次为做杨虎城的工作，宋子文将郭从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一行当晚住于洛阳，20日上午10时再飞西安。此时，张学良、杨虎城和端纳已在机场等候。
宋子文首先向张学良了解了西安事变的意图和事变后的一些情况。张学良明确地向宋声明：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张学良还告知宋子文，西安方面已经拟好与南京谈判的条件，他希望宋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之后，张学良与端纳陪同宋子文来到蒋介石的“囚禁处”——高桂滋公馆，面见蒋介石。一阵寒暄之后，张学良和端纳退出，宋子文获准与蒋介石单独会面，这是事变以后除张学良外第一位得到如此待遇的南京国民政府高官。
宋的突然到来使蒋介石感到惊喜。宋子文将宋美龄、孔祥熙的两封亲笔信递于蒋氏。
蒋首先展阅宋美龄的信。宋在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读到这里，蒋介石禁不住连连拭泪。
蒋又展阅孔祥熙的信。信中写道：“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回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固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此间军政暂由敬之兄负责，而政院事务，由弟处理一切，自应秉承吾兄既定方策，照常进行，尚幸不吝指教，俾有遵循……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
蒋介石对孔祥熙报告的南京的情况没表意见，他沉默了一下，对宋子文说，只有迅速组织军事进攻，才能脱离危险。他如此这般地将军事进攻的方略一一告诉宋子文，要求宋回京后转告何应钦。蒋对此时的安全依然感到惶恐，遂坚嘱宋子文：千万不要让宋美龄来。
宋子文探望蒋介石之后，叫来与杨虎城有密切关系的郭增恺，让他去做杨虎城的工作。郭增恺会见杨虎城后，向宋转达杨的口信：“兵谏只是要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宋子文了解到杨的这一态度，十分高兴。
宋子文完全没有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他对郭增恺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郭增恺说：“周恩来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不管他的主张如何，你应该和他谈谈。”又说，共产党始终主张团结抗日，早就发表宣言，何妨试一试？如果中共和我们的意见能一致，张、杨两将军的工作更易着手。宋子文对与周会面还存有顾虑，他担心的是，一旦与中共接触，将被何应钦抓住把柄。但是，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周恩来和中共方面的分量，又使他不得不有所表示，于是宋委派郭增恺前往金家巷张公馆去见周恩来。
宋子文的到来，同样使周恩来非常高兴，周认识到，宋子文出使西安，有可能使事变按照张、杨和中共三方面共同商定的方案和平解决。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敦促各方面尽可能地与宋子文接触，他自己则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做宋工作。见到宋子文派来的代表郭增恺，周恩来自是十分高兴，他告诉郭增恺：“此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希望宋子文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国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周恩来还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见后，郭增恺把中共和周恩来的意见向宋作了转达。宋子文万万没有料到，共产党不计前仇，反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对中共和周恩来所持的态度十分赞赏，表示他将尽快安排与周恩来会面。
晚上，宋子文与张学良一起再次与蒋介石见面。张学良对蒋说：“最好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一问题，决定按照哪一种方案行事，以便乘宋先生在此，尽快解决目前的局势。”蒋介石仍然拒绝张学良的建议，他说：“除非你允许我回南京，否则，没有什么好谈的。”这样，张学良就退出蒋的住处，留下宋子文继续与蒋讨论解决办法。蒋仍然坚持说，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则对蒋“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攸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
通过在短短一天时间内，与张、杨和中共的接触，包括了解蒋介石的意见，宋子文对西安局势作出了如下判断：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使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二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为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据此，宋子文不再像来西安之前那样，“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已开始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径只能藉政治解决”。虽然当时他还难以确定“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是他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为实现上述目的，宋子文改变先前计划，仅在西安逗留一天即于21日中午返回南京。在洛阳转机时，宋发表了一封致张学良的亲笔信，要求张释放蒋介石。作为对宋子文信的回复，西安的《解放日报》当天也发表了《正告宋子文》的评论。这篇评论肯定了宋子文的反日态度和反日行动，对他的西安之行表示欢迎和敬意。同时对宋子文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宋先生这次亲临西北，对‘双十二’张、杨将军救亡动机的光明磊落，和西北民众真正的抗日情绪，必然会得到相当的概念。我们极诚挚地希望宋先生，将来离陕后，能将西北民众的真实意志和热烈救亡的消息，带到京沪，并传给全国民众。”
第二，“希望宋先生多多顾及民众意思，整个国家的前途，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襄助西北的救亡运动；并能运用伟大的力量，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府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
第三，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运用强大的广播电力向世界各国传送谬误反动的言论，“强奸了广大群众的意见，昧着心对张杨二位将军肆意地攻击”。希望宋子文“为正义的驱使，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立刻起来负责纠正”。
这份评论，再次公开表示了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从后来事态发展看，事实上宋子文也正是循着这篇评论的思路而较为客观地向南京反映了西安的情势。
宋子文返回南京后，立即向孔祥熙、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向人们宣传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扬周恩来谋事为国的无私态度，并说：“南京有谁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他的这一宣扬，大煞亲日派的气焰。在一个交际场合，宋子文见到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博士，对他说：“现在决定抗战了，你借给我1000万镑吧！”许阁森表示，极愿赞助中国抗战。这一来，无疑又给国民党中枢中的英美派撑了腰。
端纳也帮助宋子文宣传西安的和解诚意。他主动接受记者的采访，告诉媒体：“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碍仍有待于克服。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是个大问题，他的军队控制着西安城，所以蒋介石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争取杨将军和他的部下比与张学良打交道更为困难，因为杨将军及其军队持有一种更激进、更不妥协的观点。况且，杨将军的军队纪律松懈，非常不可靠。”
端纳还告诉在京记者，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是真诚地要求政府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西安事变不是卖国事件，而是张学良的爱国行动，张的目的是抗日。
端纳向记者透露，尽管委员长一再宣称，在目前这种身陷囹圄的状态下，企图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都是枉然的。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原则上就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宋子文和端纳的宣传，对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展开和谈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南京召开的高级会议上，宋子文汇报了西安的情况，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设想。宋美龄赞同宋子文的建议，她认为：最危机的一关已经渡过，现在是她涉足于对立双方进行调解的时候了。毋庸讳言，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而离开她的影响，尤其是委员长一方，恐怕不会倾听对方的意见。宋美龄说道：西安事变发生以来，其形势，譬如造屋，端纳的西安之行为造屋打下了地基，宋子文的西安之行垒起了墙壁，现在需要我的西安之行，为这座新屋上梁盖顶，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这是我无可旁贷的责任。会议采纳宋子文的建议，决定于12月22日，由宋美龄携宋子文、蒋鼎文、端纳、戴笠赴西安与张学良等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期限还是3天。
★宋美龄率队来到西安。蒋介石和张、杨及中共三方的谈判正式开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露曙光
宋美龄一行分乘两架飞机于22日上午飞赴洛阳，之后转飞西安。在洛阳机场，宋庆龄亲眼看到轰炸机群罗列停放，战斗部队整装待发，心中无形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她单独召见了驻洛阳的中央军将领，命令陆军停止向西安进攻，严嘱洛阳空军司令毛邦初：“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飞机飞近西安。”
下午3时，座机飞抵西安上空，宋美龄心情异常紧张，遂从提包中取出一支手枪交给端纳，说：“如遇军队哗变无法控制时”，即用此枪打死我，“万无迟疑”。停机后，张学良首先登上飞机迎接。宋美龄则要求张“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张悚然回答：“余安敢出此。”
事实上，宋氏兄妹受到了张、杨十分礼貌和热情的接待。在西安机场，张学良和杨虎城等早在这里等候迎接。还有头戴羊皮帽的东北军士兵高举火把，在他们四周围成一个圈，以示欢迎。
此时，南京参加谈判的人马悉数到齐。宋美龄走在前面，为了抵御冬天的寒风，她从头到脚穿戴得严严实实，黑色的围巾把面部也包了起来，只露出两只大而明亮的眼睛。这也凸显出她不愿外露的内心紧张。她承担着谈判幕后指挥的重任，遇有不可调解的问题时她才出马。宋子文则因近年“发福”，头戴一顶有帽耳的黑色熊皮帽子，胖乎乎的脸上充满了倦意。他是此次谈判的主要执行者。在他旁边，站着满头灰发，神情忧郁的端纳。其后是穿着讲究、令人生畏的戴笠。
在谈判代表后面，跟着一批侍卫官，他们手提着大小不一的皮箱。宋氏兄妹所带行李都免去检查程序，只有戴笠身上携带的手枪被黎天才发现，收缴了下来。
最后走下飞机的两个人是宋美龄的女仆和厨师。
宋美龄到张公馆稍作休息，即来到近在咫尺的玄凤桥高桂滋公馆见蒋。宋美龄给蒋介石带来了大批食物、用品，还带来一个服侍他的女佣蔡妈，并给蒋介石带来一副假牙。
宋美龄的突然出现，使蒋介石颇感意外，惊呼：“你怎么来了，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还来了！你这是入虎穴啦。”宋美龄则早已控制不住感情，伸出双臂扑到蒋介石面前：“大令，你受惊了，你瘦多了……”说话问已泪流满面。
蒋介石一时表情颇为复杂。
过了片刻，蒋介石才转向其他人发问：“你们怎么都来了？”宋子文连忙应道：“是啊，是汉卿相约……”
蒋介石却若有所思地说道：“共产党派周恩来来了……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岂不是一块就擒，你们不该来呀！……”
几句短短的开场白过后，其他人相继退出，屋内只剩下三个人：蒋介石、宋美龄和宋子文，开始就如何与西安方面谈判讨论。宋美龄首先将南京的情形说了一遍，并着重说明：“我今天在洛阳耽搁了一阵，已经命令空军千万不能轰炸西安，他们答应了。陆军方面，真正听任何敬之的没有几个，他们不至于发动大攻势。问题是夜长梦多，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
“那正式代表是不会来了？”蒋介石有点失望，沉吟一会儿后说道：“不过你同子文两个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对日抗战我口头上已经答应，明天他们也一定召集会议，你们在会议中算是见证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至于有问题。”
宋美龄接着问：“他们真的会放你？”蒋介石点了点头。
蒋介石旋而又转向宋子文问道：“子文，据你看，明天我们答应了这些，还有没有问题？”
宋子文答：“我想不会有。”
蒋介石又说：“那好，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如果他们有条件，我们该答应到什么程度？”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蒋介石提出了两点：一是不对西安方面妥协，也不让宋美龄勉强地妥协；二是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还强调自己宁可以身殉国。
宋美龄尽力使他镇静下来，向他介绍了外面的各种反应。劝他：“不应轻言殉国，你的责任是完成革命以救国，你更应该珍惜你的生命。希望你要想得开，上帝常伴我们左右。我这次来，是为了和你一起分担苦厄；上帝愿我们死，死而无悔；若上帝愿我们生，我们应当保持好生命。”
宋美龄还谈了对张学良的看法，并劝蒋克制自己的感情：“我感觉汉卿他们已经萌生了悔过的意思，倘若处理得宜，或许可以很快得到解决。我们目前应该尽力克制自己，应该忍耐。”
蒋介石接受了自己夫人的劝说，他表示：“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这意味着蒋已首肯在谈判中接受这些条件。蒋介石还对谈判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美龄、宋子文代表他谈判；
二、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在蒋介石确定谈判原则之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谈。
她温和地批评张不应该用武力胁迫的方式让委员长接受自己的主张。宋美龄说：你以为此举必然会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实属错觉；今天大错已成，怎么补救，这是当前唯一的问题。
张学良解释说：“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大合适，但我自信，我们之所为，确实是为了造福于国家。然而委员长坚决拒绝我们的主张，连话都不让我们讲完。自从被禁后，仍怒不可遏，闭口不谈我们提出的要求。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转告委员长，我们也别无所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
宋美龄深信张学良言之由衷。她从内心感到，张的行动有异于“旧时军阀”，这使她增强了快速解决问题的信心。她对张学良讲，目前在世人面前能够表示你们的动机纯洁、没有加害委员长的意思，唯一办法是，应放弃胁迫的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她还说：“你的性子太急切，且易冲动。应当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的，只能步骤一致，逐渐行动，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进步。……我的经验告诉我，躁急者用百分的力量，只能有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使中国达到富强的目的，惟坚忍卓绝的苦干，才能实现理想。”
宋美龄的此番责备比之蒋介石的训斥要容易接受得多，因而，张学良进一步解释了发动事变的原因。他说：“夫人，我已经认识到此举的不当，决不愿意托辞掩饰。但我们的动机是绝对纯洁的，如果这次夫人能和以前一样，和委员长一起到西安来，我敢断言，决不至于发生这样不幸的事变。我屡次向委员长申述我的意见，委员长动辄不让我启齿，厉声呵斥，你说怎么办！？”
宋美龄替蒋介石辩解：“你还不了解委员长。他所斥责的人，都是他寄予厚望的人，如果他认为你不堪造就，他才不会浪费如此精力斥责你呢？”
张学良抓住这一谈话机会，再一次恳求宋美龄劝说蒋介石接受他的抗日主张：“夫人应相信我敬爱您的诚意，我的部将也和我一样爱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我的部属搜索文件时，得到夫人给委员长的两封信，拜读之余，益觉夫人之伟大。……我们不愿意阻碍委员长的工作，而且一致推崇他为我们唯一的领袖。现在，只求夫人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一定能帮助我们了此危局。”
宋美龄依旧重复说过的观点：“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此事件迅速结束，委员长留在西安时间愈久，国家损失愈大。”
12月23日，备受世界各国、国内各党各派各方关注的历史性的谈判正式开始了。
地点：中国西安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层。
参加人员：
张学良西安事变发动方的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
杨虎城西安事变发动方的代表（国民政府军第17路军军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应德田担任会议记录。
当天上午的谈判是分头进行的，先由宋子文与张、杨两人谈；然后张学良陪同宋子文与周恩来谈。
首先进行的宋子文与张、杨的谈判，在以八项主张为基础上，张、杨提出了四项条件：一、改组国民政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7人。这四项条件实际上是对此前张、杨、周三方共同商议的五项条件的浓缩。
为保证上述条款的落实，张、杨建议：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宋庆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作出决议，蒋介石可离开西安。也可以作另一种选择，即大会在太原召开，但在此期间蒋介石要留在西安。
宋子文对张、杨所提条件“甚感失望”，他与戴笠、蒋鼎文讨论后提出了如下“反建议”：
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
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
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之7人。
四、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只要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蒋介石批准宋子文的“反建议”，并令宋、张一道与周恩来谈，“主要听周（恩来）讲”。然后再与蒋夫人商量。
随后，宋子文与周恩来进行了谈判。周代表中共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一、双方停止内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这六项主张，是对此前中共中央电报精神的概括和浓缩。12月21日夜，中共中央书记处曾致电周恩来，对事变发生后的局势、中共的策略、谈判条件以及对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作了具体指示。该电内容如下：
恩来同志：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大权，造成大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国民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倾向者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关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之尽可能持久，以使政治谈判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松甫、董卓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21日
周恩来接到这个电报后，连夜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具体商讨了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谈判的各种问题和办法。
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赞同，并认为应以此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宋子文亦表示：他个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需要将这一意见呈报蒋介石。
当天下午，三方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就组织过渡政府、释放“七君子”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讨论。宋子文首先提出：
（一）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
宋并力陈这只是一个过渡政府，3个月后揭开抗日序幕，再彻底改组。张、杨、周表示原则同意，提出要宋子文负责改组政府事项，并推荐宋美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行政院，沈、杜、章等任次长。
（二）由蒋介石下令撤兵，然后放他回南京；蒋回南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然后蒋回南京。
接着，西安方面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17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说此事可转给蒋介石。
最后，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中共的六项主张，要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以先见见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都说宋美龄极力主张抗日，和平解决事变。
第一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他在电报中写道：“如果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蒋介石躺在高桂滋公馆，焦急地等待着谈判消息。宋子文向他报告第一天的谈判情况后，他答复道：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决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7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撤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冲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这一天，为了配合和平谈判取得进展，西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张学良、杨虎城《告东北军、17路军将士书》，进一步阐述抗日主张，回答人们的疑虑。这一文告说道：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了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了，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军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4省，我们的察北6县，我们的冀东22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枷锁把我们束缚得死紧，叫我们动不得身，抬不起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的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地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的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难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 杨虎城
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与首次谈判不同的是，与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来参加谈判的还增加了宋美龄。宋美龄首先表示：同意孔、宋组阁。宋美龄同时要求：待蒋下令南京方面撤兵后放蒋回南京。张学良表示同意，周恩来、杨虎城认为需要再考虑。
宋氏兄妹在这次谈判中，还对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作出如下保证：
在改组政府中，一定肃清亲日派；立即由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调胡宗南等部“中央军”离开西北；蒋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等抗日领袖；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后，中共公开，红军改编，统一指挥；蒋介石回南京后发表通电，自行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联合苏、关、英、法等国。
对于宋氏兄妹的这些承诺，中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把它公开。经过近半个世纪后，在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时，才将周恩来拍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公布于世，这样，宋氏兄妹在处理西安事变时有所承诺的史实方得以印证。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与宋氏兄妹谈判的如下结果：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谈判所取得的十条成果，经周恩来概括、蒋介石同意，形成了“六项承诺”：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谈判达成上述协议的同时，蒋介石还亲口向张学良表示了他的六项意见：
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二、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成）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蒋意（不）开国民大会。六、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电告了中共中央。至此，谈判基本达成协议。
★谈判几近尾声，宋、张表示满意，唯杨仍有疑虑。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终于底定和平
对于24日谈判取得的共识，宋子文表示满意。他在与周恩来会晤时，说：他本人对谈判的结果很满意，并希望中共派人常驻上海，与他保持经常联系。此时他已经开始考虑怎样落实协议的要求。在他看来，要他组织反日内阁，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有困难的，因而，他非常希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来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
张学良对谈判结果也是满意的。因为，谈判本身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条件是他与杨、周一起商定的，谈判中基本是按照他们设定的方案而展开的。原先发动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抗日的条件蒋介石同意了，他认为应该放蒋了。
杨虎城却仍有疑虑。那就是谈判虽然在抗日这个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意见，但是，他与张学良在谈判一开始共同向蒋提出的“两项建议”一条也没有落实。而且杨虎城认为，谈判的最后成果蒋介石不签字，仅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将来一日反悔，就太被动了。作为对“领袖的人格”的担保的约束，他与张学良建议，即刻在西安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俟大会作出决议，蒋介石可离开西安。或者大会在太原召开，会议之后蒋介石也可以离开西安。
应该说杨虎城的考虑不无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杨的担心是正确的。
张、杨对于会谈结果的不同理解，使西安三方中，中共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
事实上，整个谈判过程张、杨都是非常尊重中共的意见，因而，宋氏一到西安就对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共的态度十分重视。23日下午，首次谈判结束后，宋美龄即约见周恩来，与周进行了长谈。
周向宋申明，中共没有参加西安事变的发动，同时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共的政策也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旨在联合对敌。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向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战的要求，但蒋先生始终不听。这次事变是促进蒋先生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你们兄妹认清形势，劝蒋先生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在周恩来发表长篇政见之后，宋美龄提出：中共既有为国为民的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共同努力。周恩来立即表示：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战，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蒋先生之外，目前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周还向宋美龄保证，西安领导人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问题而感到遗憾。周在这次长谈中，答应宋要他说服杨虎城，尽可能早日释放蒋介石的请求。
宋美龄在这次会见中，对周恩来干练的风度和政治家魅力感到钦佩，至此二人相约次日再谈。
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再次见面，宋向周表示了停止国共内战的意向，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两次会周，意在通过中共的助力使蒋介石早脱险境。而作为中共则不能不考虑维护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的利益。杨虎城的考虑虽有自身利益的因素，但在一定保证的条件下放蒋的设想，对于防止蒋介石动摇，确保抗日目标的实现，是有理有益的。因而，周恩来决定面见蒋介石，以确定蒋是否接受已经谈成的条件。周向宋氏兄妹提出见蒋要求后，宋子文认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而且委员长安全离陕需要中共的助力。于是他爽快地向周答复“力促此事”。当晚10时，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周见面。
周恩来是在张学良、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蒋的临时住所的。周走进蒋的房间时，蒋介石还躺在床上。张学良上前一步说：“委员长，周先生看您来了。”
“噢！”蒋介石显得尴尬地坐起来，这时，周恩来庄重地给蒋敬了一个礼，并与蒋握了握手，脱口称其为：“校长！”
称蒋介石为“校长”，是黄埔军校军人的一种习惯。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首任校长，而共产党人周恩来被派到该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红军著名将领也在其中担任重要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学校。为扑灭革命火种，蒋介石曾悬赏8万元银洋索要周恩来的人头。
蒋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被扣之后，既惧怕共产党插手事变，又极不愿面见周恩来。听到周称他“校长”，他表情颇为复杂地点了点头，一只手按着在华清池逃跑时摔伤的腰，另一只手招呼周恩来在沙发上落座。一边叹了口气，口不择言地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对此，周恩来机敏作答道：“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然后，周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南京的想法，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乘势说明了中共政策转变的始末，以及中共当前奉行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周恩来没有直接提要蒋在协议上签字的问题，而是从与蒋略叙家常开始。
周恩来的话题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蒋经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留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党中这位身份特殊的党员在苏联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此时，蒋经国正在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已经娶妻生子，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公开宣称与蒋介石的关系即“他是他，我是我”。后来，蒋经国思亲思乡曾申请回国，但遭到苏联当局拒绝。
周恩来告知蒋氏，经国在苏联生活得很好，颇受优待。当蒋介石流露出对儿子的眷恋时，周不失时机地允诺，他愿意帮忙促成蒋氏父子的重新团聚。对此，蒋介石深表感谢。
周恩来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抢先代答道：“以后不‘剿共’了！”并再次感谢周恩来和中共的和平斡旋。
这时，周恩来提出了刚达成的六项协议，蒋介石沉默片刻后，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三点承诺：
一、我们肯定不打内战了。停止一切“剿共”行动，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各部队接受他的指挥。
二、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商谈，解决一切。
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南京继续谈判。
蒋介石说完这些后，显出很疲劳的样子，就告知宋氏兄妹：“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随即告辞出来。
由于蒋介石体力不支，周恩来没有与他长谈，从蒋氏那里退出后，周又对宋子文说：“委员长很疲劳，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据宋子文的日记记载，这几件事是：
一、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宋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周要求宋作出保证，宋作了保证。
二、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宋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三、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宋答应将予以安排。
四、周要求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答应尽力。
周恩来夜访蒋介石，进一步验证了蒋介石的和平意愿，并对他的三项承诺和宋子文承诺的各条表示认可，第二天，周致电中央报告说：
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走前还需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好转的。
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由于周恩来基本认可了蒋介石及宋子文承诺的条件，因而，释蒋的谈判至此完成。此后，张、杨委托周与蒋、宋虽还有磋商，但已不涉及释蒋条件的问题。也就是说，12月24日晚，周与蒋的成功会谈，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画上了句号。
第十章 放蒋？扣蒋？西安内部又生歧见
★蒋氏拒不签字引起两军将士的疑虑。张学良的放蒋主张使部下深为担心，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的个人行为，没有具体保证，不能轻易放了蒋介石
★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
★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底牌”
在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之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便提上议程。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放蒋、怎样放蒋？西安方面参与事变的将士，包括张、杨都有着不同的考虑，这些不同的考虑，本来是正常的，也与放蒋本身无关，因为张、杨早已就放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但是，一刻不离开西安，蒋氏悬着的心就放不下。何况，“不同的考虑”本身潜藏着变数，这再度引起多疑的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不安……
★蒋氏拒不签字引起两军将士的疑虑。张学良的放蒋主张使部下深为担心，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的个人行为，没有具体保证，不能轻易放了蒋介石
实际上，放蒋的和平谈判是分两步进行的。
第一步，即商谈使蒋答应张、杨、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项条件。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既然是谈判，就有一个签字生效的问题。没有签字的协议，谁来保证它的真实性，谁来保证它的效力。蒋介石所讲的以“领袖的人格”担保，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
蒋介石为什么不签字？是为了在历史上不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以维护他个人的所谓领袖尊严，还是一开始他就为此后违背承诺而埋下伏笔呢？
起初，西安方面并未过多考虑，张、杨为了抗日的民族大义，认为，只要蒋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剿共”，领导抗日，不签字也是可以的，就是签了字，想撕毁协议，易如反掌，拿他也没办法。周恩来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复电时，也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
但是，随着谈判的进展，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就出现了第二步，即怎样担保，以及怎样对蒋介石的“领袖的人格”担保进行某些约束。
这一步的工作中共已经做了，24日晚的蒋周会谈，实际上就是索要蒋的进一步担保。宋子文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一过程。宋写道：
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日：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藏书网
从宋子文上述日记透出的信息看，周恩来是从抗日的大局上要求蒋介石作出进一步保证的，涉及较多的是抗日和“剿共”的大事，不可能详尽到张、杨及其他参加事变的将领个人的安危问题。
张学良自恃与蒋介石、宋美龄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发动事变他本来就没有加害于蒋介石的意思，而单纯为了抗日，现在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答应了，他认为应该放蒋回去。至于个人安危，他早就置之度外，张曾不止一次地说：只要抗日能实现，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东北军，也是值得的。所以，他对安全保证的问题较少考虑。
而作为参加这次事变的众将士来讲，安全保证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蒋介石拒不在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将士觉得，蒋介石不签字，就是想着将来不认账，这关系着十几万人的生命，不能轻易放他走了。
17路军的将领们反应很激烈。他们认为，张学良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可能会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原谅一同参加事变的17路军的将领。他们甚至想干脆把蒋介石杀掉。
东北军的将士也不同意在没有具体担保的情况下放蒋。
于是，张、杨委托他们的智囊幕僚讨论提出意见。23日下午，高崇民主持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斌丞、申伯纯、王炳南、应德田、卢广绩等。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和平谈判的条件；二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释蒋。与会者关心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因而讨论自然地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对这个问题，与会者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提出须有下列二项保证才能释蒋：
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建议由阎锡山出来做保证人。并将潼关至洛阳之间划为缓冲地带，由晋军驻防，使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了。
二、先释放在上海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取信于全国人民。
和平谈判的会议记录人应德田情绪激烈地说：蒋介石是大家提着脑袋捉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蒋干掉。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没有保证，蒋不能走。
发动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放蒋。
杨虎城原本是不主张放蒋，或者说是主张缓一步放蒋的。12月18日，周恩来与其会谈后形成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共识。但是，对于放蒋，他坚持必须是有条件、有保证的。20日，张学良在新城指挥部同杨虎城商量正式谈判和释蒋问题时，杨虎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必须改变，蒋介石至少应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这一态度。当天，宋子文已到西安，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蒋介石已经暗示可以同意张、杨的团结抗日主张，但由于他不在南京，无人作主；并说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办法，等等。据此，张学良希望杨虎城同意放蒋。他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虎城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24日上午，双方谈判当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即回南京的要求，杨虎城与周恩来都没表同意。
杨虎城为何对有条件释蒋如此执著？
这是因为，杨虎城从1929年附蒋以来在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历中感到，蒋介石根本不是一个守信义的人，与他谈信义是幼稚的。杨不止一次说：与蒋介石斗，“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经不下’（陕西话“斗不过”的意思），只有共产党才够得上蒋的‘敌手’”。因而，他对蒋介石的担保根本不信，他虽然对放蒋没有意见，但对如何放法，却认为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只有抓住了他的辫子，才能使他有所顾忌而不至自食其言，或回过头来打击报复。
扣蒋之后，杨虎城及其亲信曾设想过对蒋的处置方案：
（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留蒋在西安，以“三位一体”保证蒋的安全，让蒋在西安发号施令；（二）要蒋签署秘密协议，保证不外泄；（三）由蒋向全国作一次广播，或有一个政治性文件，表明态度，可不涉及协议具体内容。
随着谈判的进展，前两项已经不能成立，但要蒋公开表明态度还是可以考虑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按照杨虎城的意见，像放蒋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应当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他一贯认为，共产党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多，而且比较高明。放蒋之前，也还必须有一套布置，对部队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所以，他不同意匆匆放蒋。
杨虎城这种想法，代表了西安内部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有资料表明，除了张学良本人外，其他人都主张有保证放蒋。24日午夜，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也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杨虎城一直主张有条件释蒋。捉蒋后，他曾与幕僚们商议过，设想与蒋签署秘密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发表一次广播讲话，以表明态度，杨担心没有相当保证就释蒋，难免他回京后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部下也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
周恩来也是主张有保证、有条件释蒋的。他同杨虎城一样担心蒋动摇，并考虑让蒋作出相关保证。24日晚，在给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对谈判态度的电文中，周恩来指出：“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在从撤兵、（改）组（政）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在此前一天，周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与宋子文谈判情况的电报中，即请示中央指示放蒋的条件。24日上午，中共中央派时任政治局常委博古携带中央的指示来到西安。就在这天深夜，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博，指示：
甲、在下列先决条件下恢复蒋自由：（一）全部中央军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一切既往，并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亦发表同样宣言。此条件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
乙、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
丁、张和杨及我们应有坚持的决心。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所提的这些条件，有利于促进团结抗日大局的形成，同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势力的膨胀，无条件地放蒋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而后来事实的发展也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远见。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一指示，25日上午，周恩来拜会杨虎城，商议释蒋条件，杨虎城对中共的释蒋条件表示赞同，周、杨议定：蒋介石须发表一个正面表示态度的文件然后回南京。
周恩来和中共的态度张学良是清楚的，杨虎城的态度张学良也是清楚的，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的主流思想张学良更是清楚的。这几支力量都主张“有条件放蒋”，这个形势使张学良思想压力很大。
“三位一体”内部的思想反应，只是张学良产生压力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
宋氏兄妹22日来到西安，还未谈判即与张学良讨论释蒋问题。张学良表示他个人极愿立即恢复蒋的自由，但这个问题关系许多人，不能不征得他们同意。
宋美龄亦感到张学良处境艰难，他说服部下和杨虎城等人的难度，不亚于她说服蒋介石。于是，就说：“那你就快点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他们。假如他们要和我面谈，可以让他们来见我；凡是委员长不愿见的人我都愿意代替委员长会见他们。我在这里等你回话。”这时已经接近深夜。
张学良从高公馆出来，立即召集杨虎城等人开会，一直开到午夜过后。围绕放蒋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散会后，张觉得时间太晚，就没有到宋的住处去。而宋美龄等着张学良来报告结果，却一直未睡。到凌晨2时，仍不见张来，就打电话向张催问。张学良遂赶到宋的住处，告诉她：“他们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认为我和子文与你交谊甚厚，我固然可以保住性命，他们怎么办？他们责备我把他们牵进了旋涡，并提出我们提出的条件无一条承诺，就急于释放委员长，这不是把自己推入绝境吗？”得此消息，宋美龄又与张讨论到3时始才就寝。
谈判取得成果后，宋氏兄妹再次提出释蒋问题。宋子文先在由张、杨、周参加的会上提出，由蒋介石下达“中央军”撤离陕甘的命令，之后蒋回南京。这一提议只有张表示同意。宋子文又亲自找杨虎城谈释蒋问题，杨坚持蒋不能马上离开西安。
这一消息，使宋美龄担心起来。她在南京时担心的是何应钦等人的讨伐主张，她怕何借机除掉蒋介石，即使蒋不被炸死，只要战端一开亦恐导致大规模内战，使日本乘机而入。到西安以后，这种担心更加重了。因为她认为：
四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剿讨之寇仇也。……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计划，即以后之共军为唯一之后盾，万一战事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到不可预测之浩劫，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俾得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编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
因而到达西安后她力劝蒋介石尽快答应张、杨的条件，使蒋能尽快离开西安。最难的一关“谈判”已经闯过了，谈判的协议达成了，没想到，又出现了“担保”问题，这不能不使宋美龄心生疑虑。
宋美龄的疑惧再大，解决此一问题也只能依靠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与杨虎城素来不和，此前的1934年蒋曾突然罢杨所兼任的陕西省主席之职，派来了邵力子，实际上是来监视杨的。事变发生后杨的态度传到南京，宋氏家族对张始能理解，而对杨则冷淡得很。这种感情基础，使宋氏兄妹不可能去做杨的工作，也做不通杨的工作。而“三位一体”另一个重要一方的中共和它的代表周恩来，宋美龄与周从未有过交往，宋子文也只是这次事变来西安才认识周。蒋介石十年“剿共”与中共结下的冤仇，宋美龄也不敢想象中共能帮助他们什么。
这样，宋氏兄妹就只能施压于张学良。张学良很讲“义气”，他认为，自己以前已经许下诺言，只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放蒋。现在协议已经达成，理所应当放蒋。在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张学良急切中竟然还设计了这样一种放蒋的方式：偷偷把蒋化装送走。
提出这个方案是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之后。
送走了周恩来，屋里只剩下蒋介石、张学良、宋氏兄妹等4人。宋美龄说：汉卿，委员长手令的期限是3天，我从南京来时，又求何应钦将军展限3天，明天是南京进攻的日子了。另外，我和委员长都是信奉基督的，你能不能把明天动身作为最好的圣诞礼物送给我们呢？
张学良回答说：孔院长也刚刚来了信，他也是这个意见，说如果能于圣诞前后护送委员长离开西安，返回南京，那真是圣诞老人送给的一件最伟大的礼品。只是杨主任现在还有些犹豫，明天我再去劝劝。城里是他的部队，守城门的也是17路军，杨主任不松口，我不好办。
宋美龄就使出她的“激将法”：你是一个副司令，难道没有其他什么办法？
张学良回答：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驱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
宋子文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但宋美龄坚决反对。她的理由集中于两点：一、委员长的体力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汽车旅行；二、如此离开西安未免太不体面。
蒋介石在一旁听后大哭：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作为一国统帅，到了这种地步，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你成全我吧，还是把我和美龄一起处置了干净！
蒋介石的话，当然还是对张学良“激将”，他绝对不是真心想死于西安。但是，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激将和张的回答能够看出，张学良是真诚地希望放蒋早回南京的。这里面也折射出“三位一体”和部下的一致态度是对张学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 662f." >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
面对宋氏兄妹的释蒋压力，张学良已经很难站在他的部下的立场上选择有条件释蒋了。加之宋美龄否决他的极端方案，使他只能面对他的部下和“三位一体”，通过解释工作达成一致。
他指示鲍文樾、马占山、米春林、卢广绩、杜斌丞等人去见宋子文。24日中午，这5人与宋子文会面，进一步就保证必须实现协议提出要求。宋子文听后向将领们解释，委员长在这里是不会亲笔下达命令的。他拍着胸脯，竖起大拇指保证委员长回京后绝不咎既往。但大家仍觉得只是口头的表面承诺而已。
下午，张学良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接触，自己在公馆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此前，设计委员会决议形成的两条意见，23日晚高崇民已写信告诉了张学良。围绕大家提出的有条件放蒋的问题，张首先简要地通报了和宋氏兄妹达成的协议，并透露：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很快要放蒋离陕。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
“听说你们昨天开会，也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面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你们有些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当面和我说。”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有人开始发问：“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厉声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者显得很紧张，但还是把昨天设计委员会决议的那些保证条件一一说了出来。
张学良听了大家讲的保证条件，很诚恳又很自信地回答说：
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你们要知道，蒋现在是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着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我们且不说到这层，即使蒋的命令还生效，可是这是我们逼着他下的，不是他心甘情愿下的。那么，他的命令下了，也发生效力了，譬如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开出潼关以东了，上海爱国领袖七君子被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到那时，你们放他不放？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是他这样做是逼迫的，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他回到南京，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又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了，改组的政府又改组回来了，甚至你们压迫他对日宣战他都肯，可是回去以后，他又同日本妥协了。到那时，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至于提到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那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向我们表示赞成和支持的。这次事变发生以后，我们打电报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抗战乎，扩大抗战乎”，最后并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送到南京的报纸去发表，不知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
张学良说了这番话后，大家又问：那“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他是识大体的。”
这次会议张学良并没有说服大家。当晚，东北军和17路军的将领联名连夜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三方谈判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只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是不行的；“中央军”必须立即撤出潼关。这两点做到，才能让蒋介石走，否则，张、杨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
宋子文于25日早晨看到这封信，大吃一惊。他赶陕转给蒋介石、宋美龄看。蒋、宋看后也吓了一跳，让宋子文赶快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让宋子文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杨早日放蒋走。宋向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杨仍然没有答应宋的要求。
此时，张学良也收到一封来信。写信者是主持设计委员会的高崇民，高在信中亦反复说明无条件放蒋是危险的。
联想到前两天晚上与应德田见面，应同样坚持无保证释蒋是“放虎归山”的言论，张学良感到，必须尽快放蒋，否则可能会出现意外。
在得知宋子文与杨虎城谈话结果后，张学良立即于上午8时许，赶到新城大楼去做杨虎城的工作。恰好遇上了高崇民，张对高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告诉你，咱们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高崇民问：“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啊。”张拍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去说服他。”9９ｌib?
张学良在一天时间内两次说出“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周先生比我还和平”这样的话，与事实是不符的。是他不了解中共的态度吗？显然不是。因为24日宋子文提出释蒋要求时，周、杨均未同意此一提议，而张学良也在场，他能读不懂周的意思吗？
是有意淡化他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吗？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在“三位一体”中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中共不公开反对释蒋，他做杨虎城及其部下的工作就可能做通。张学良同时还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与杨虎城共同发动的，只要杨虎城同意放蒋，中共是不会反对他的。正是这种认识，使他后来没有与闻中共，就自作主张地放蒋了。
张学良来到新城大楼之后，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就在这里，张、杨发生了激烈争吵。
张学良表示，他要释放蒋介石，他对杨虎城说：
我们发动事变的动机，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不顾一切，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他既然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讨论，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死亡。
而杨虎城等人坚持要蒋介石写一书面保证。
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们的情绪也难以平复，他们坚持要求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张学良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久拖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会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为了反对内战而发动此次事变，反而有可能引起比今天更大的内乱；我们为了抗日而逼蒋，更大的内战一起，就等于帮了日本的忙；我们为逼蒋抗日而将他扣在西安，他答应了抗日，再把他扣着不放，反倒会使答应我们抗日的领袖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或有损他的声誉。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虽然费尽全力，但杨虎城和两军的不少将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双方僵持不下，周恩来只好出来“打圆场”，建议张学良“稍加休息”，而他则向杨虎城陈情利害，充当起张、杨两人之间的调解人。
周恩来本来是不主张马上放蒋的。他刚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杨虎城商定，在下列条件下释蒋；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
第二，南京及蒋介石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但是，面对这一突然情况，为了抗日的大局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周恩来又站出来做杨虎城的工作。
杨虎城最终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放弃了要蒋介石签署书面文件的要求。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口头允诺，置个人的安全于不顾，慨然答应放蒋。这样一来，周恩来算是帮了张学良一个大忙，当然蒋介石则是最大的受惠。
几年之后，曾经参与营救蒋介石的端纳先生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获，关押在集中营中。蒋介石为报昔日端纳的救命之恩，请求美国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代号为“洛斯巴尼斯”的军事行动，救出端纳。端纳在吕宋岛接受采访时，向新闻界证实了周恩来对蒋介石从西安脱险的巨大贡献，他说：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
约翰·鲁兹在他的《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奇》中，也记述了是周恩来的帮忙才使蒋介石顺利离开西安。
文中写道：
1940年圣诞节，蒋介石在重庆邀请周恩来吃饭，“委员长……感谢他的客人曾在西安挽救了他的性命。”
尽管杨虎城同意了放蒋，但中共却不能为了蒋而牺牲杨虎城及其两军的利益。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和杨虎城同意，以12月23日谈判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达成了一项默契。这个默契即由周恩来安排，使蒋夫人和宋子文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见证人。这份文件包括下列条件：
蒋介石同意：
（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的侵略。
（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
（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
（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271—278）日文资料，也记载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一）撤退西安周围的政府军队。
（二）停止内战和“剿共”。
（三）发起全国规模的抗日运动。
（四）发给共产党军队军饷。
（五）释放上海救国协会的7位领袖。
（六）改组中央政府；撤换下列地方官员：上海市长；上海警察局长；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
以上两份资料所显示的文件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包含了张、杨的八项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从蒋介石随后的行动来看，这份文件无疑是存在的。但在蒋介石和蒋夫人日后“加工”成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却极力否认这一点，无非要挽回面子而已。
★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底牌”
释蒋，是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就有的考虑，但那时的“释蒋”考虑是有条件“释蒋”。宋氏兄妹来到西安后，随着宋美龄的和平攻势，张学良在放蒋的条件上逐步后退，22日，宋来西安的当天，谈判还未开始，张即表示他本人同意放蒋，并奉宋美龄旨意，连夜找杨虎城等人商议放蒋，因大家均表反对而无果。
初步达成协议后，张学良更坚定了放蒋决心。但是，达成的协议蒋介石虽表同意但拒不签字，这就使协议的效力受到质疑。于是，协议达成后还需要有其他保证才能放蒋成为多数人的意见，而张学良不同意增加保证条款，他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应放蒋，要给蒋介石留足面子。
24日上午达成协议后，下午张学良就召集部下开会，开始做放蒋的准备。
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在绥靖公署大楼举行（送行）宴会。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师级以上将军；蒋介石、宋子文及其随行人员；周恩来、叶剑英及其随行的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神情严肃的张学良高举酒杯，激昂致辞：
委员长、周副主席、诸位兄长：
你们受惊了。我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
张学良讲完后，一饮而尽，眼里饱含泪花，然后把高脚杯摔碎在地。
周恩来接着站起来敬酒。他说：
委员长，汉卿和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
张、杨两将军的行动，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这时，张学良站起来，第二次向大家敬酒，他说：
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有了志向就要努力去实现。我有我的志向。
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过“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军人更应当有“中国不亡有我”的气魄！
说到这里，张学良又是一饮而尽，第二次把酒杯摔碎在地。
当宴会进入尾声的时候，张学良走到蒋介石面前，恭敬地说：
委员长：
我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件发生。希望委员长回到南京，说到做到。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
张学良说完，第三次一饮而尽，第三次将酒杯摔碎。
蒋介石见张学良如此激愤之情，非常尴尬，沮丧地推托说，身体不好，酒也不能喝。宋子文急忙接过酒杯代蒋而饮。
这次宴会，等于宣布：蒋介石即将获释。
宴会结束，张学良即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将领来到公馆，向他们宣布了释蒋的决定。
25日上午，张学良一面做杨虎城的工作，一面秘密告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整理行装，并把自己的简单行李交于端纳，关照端纳不要声张。
此时，他对自己卫队二营也不放心，令谭海亲率自己的卫士队担任警戒。
是何种因素促使张学良急于放蒋，又是何种因素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安全越发担忧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尽管受到来自多方面责难，但他始终没有对自己正义举动产生过动摇和怀疑。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到西安后，在对扣蒋行动进行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同时，曾对这种做法提出过温和的批评，周毫无保留地指出：
这次事变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惊险的手段把他提起来。这种做法，在方式上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有引起新的内战的危险。
周恩来的话，使张学良感到有些不安。
宋美龄来到西安后，从另一个立场上更是多次对张的此次行动进行“批评”，还说什么张“性子太急切，且易冲动”，如事变处理不好，将酿成新的内战，给日本侵略中国以借口等，殊不知，没有西安事变，日本也会制造各种各样的侵华事变的。由于宋美龄与张良好的私人关系，张学良开始对这次行动的不足之处进行一些反思，自此以后，他多次讲道“劫持蒋介石自知不大合适”，认识扣蒋“此举的不当”等。
张学良最怕的是宋美龄所讲的引发内战、给日本侵略以口实。他没有料到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立即形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且意见尖锐对立。此刻，中央各路“讨伐”大军已经包围西安，何应钦的停战只有最后3天时间。单凭西安方面的军事力量是难以抗击南京方面的进攻的。一旦战事一开，不说保证蒋介石不被打死、炸死如何艰难，就是在东北军和17路内部也不敢保证不会出现激进行为。东北军主力放在了前线与国民党中央军对峙，西安完全在17路军的控制之下，而他对17路军的状况没有底数。二旦出了乱子，后果则不堪设想。实际上，事变中已经有了伤亡事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跳窗逃跑时被打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右肩，蒋本人在翻墙逃往骊山时跌入深沟，断了几根肋骨和扭伤了髁骨。
如果蒋介石出现意外，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地位，政治领袖则非汪精卫莫属，军事领袖则只能是何应钦，只有他才能叫得动蒋介石的那些黄埔嫡系将领。由亲日派汪、何主政南京，将肯定听命于日本，即便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的绝对权威。那样，将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群雄争斗，内战再起。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可能出现一场较之国共之间十年内战更为惨烈的厮杀。
正当张学良苦思冥想如何说服杨虎城之时，他的东北军部下又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打击。一是东北军、17路军的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人，坚决反对张学良“无条件释蒋”的意见；二是24日个别东北军军官探听到张准备无条件放蒋的信息后，甚至产生了把张和蒋一同杀掉的念头。
这两件事，使张学良甚为震惊，促使他决定，不仅要马上放蒋，而且要秘密放蒋，他认为，即使杨虎城同意蒋介石走，也难保杨和他自己的部下不会做出什么激进的事来。
第十一章 送蒋？扣张？蒋介石背信弃义
★张学良认为送蒋虽险但不失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谈，还能助蒋恢复威信，打击南京亲日派的气焰
★“三位一体”极力阻止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行，赵四小姐期望用儿女亲情留住夫君，但张学良作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谁也拉不回他
★西安方面的担心变为现实：张学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无罪成有罪；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明为“赦免”实则已无限期扣张
杨虎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刚刚同意放蒋，张学良又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这个举动有点像旧戏 href='891/im'>《连环套》中窦尔敦摆队释（黄）天霸的情节，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怎样也无法联系在一起。何况，张学良面对的是毫无信义可言的蒋介石，送蒋之举确乎冒险。
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表示很不理解，他在事后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还一定要陪蒋走，出乎我的意料……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
中共在西安的代表也不赞成张学良的这个做法。周恩来认为张学良此举过于冲动，他叹息地说：“唉！张汉卿就是看 href='891/im'>《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博古也认为，张学良送蒋这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驱使下做出的一种行为。
张学良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如果蒋介石不讲信义此举的后果吗？
张学良当然不会不考虑，但是，为了实现抗日初衷，明知艰险，却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这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认为送蒋虽险但不失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谈，还能助蒋恢复威信，打击南京亲日派的气焰
对张学良来说送蒋并非仓促草率之举，而是考虑很久。在扣蒋之后，张学良就考虑送蒋问题。
12日上午，蒋介石被扣后被送到新城大楼。杨虎城不愿见蒋，张学良即对杨说：“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
当三方面商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之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想法更具体了。19日，张学良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电文中说：“当他（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
谈判期间，在东北军的一个干部会上，张学良向周恩来透露，他准备亲自送蒋回南京，周说：
我没有那个心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送蒋大可不必。
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
蒋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杀就是一个证明。
张学良听后未做任何表示。
周恩来不赞成送蒋，主要是从张学良的安全着想的，这时他还没有考虑张送蒋一旦被扣，对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对东北军、17路军这两支抗日军队，特别是约束蒋介石兑现在西安所有承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张学良看来，周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他的送蒋之举很高明。
一是有利于敦促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使蒋不至反悔。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允诺了他们的条件，但不是心甘情愿的，是被迫的；虽然蒋介石以人格担保履行自己的诺言，但那都是纸上的东西，即使签了字，也没有多大价值，他不想履行，“回去以后想撕毁还不是一样可以撕毁！现在他在这里，他命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何应钦不见得一定服从，我们强迫他下命令，他下了，何不听，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就是何执行了，兵暂时退了，他一回南京，重新下令出兵，兵又开回来，我们又奈何于他？”
因此，张学良认为，亲自送他回南京，使蒋介石看到，张是守信的，履行了此前讲过的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的诺言，以此敦促蒋介石也要信守对张的诺言。张学良说：“我亲自送他去，也是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二是能给蒋介石撑足面子，帮助其恢复领袖尊严。蒋介石是国民党的独裁领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虽然反对者不乏其人，但没有能够成事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却是个例外，这就使得独裁领袖的形象黯然失色。蒋介石被扣之后考虑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
被扣之初，他不与张对话，不改顽固立场，并给妻儿写下遗嘱，做出“宁可玉碎”的姿态，都是基于维护他的所谓领袖形象出发的。
端纳到西安后，随行的黄仁霖为了完成孔祥熙要他“亲眼看到蒋介石死活”的使命，与张学良反复磋商达成协议：黄可以见蒋，但只准说些问安和身体状况如何之类的话，否则黄便不能离开西安。蒋、黄都答应了张开出的条件。但张学良领着黄进入蒋的卧室后，蒋却违背约定。他倒是与黄没有说几句话，却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要黄带回南京，信中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即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写完后蒋介石当着众人的面连续念了3遍，意在使黄记在脑子里，即使此信被张、杨扣留，凭记忆回去后也能向宋口述。尽管这个小动作被张学良识破，黄仁霖见蒋后被留在西安，直到蒋获释后黄才获准离陕，但蒋介石此举做给外人看的还是维护其“领袖”的形象。
蒋介石被扣期间哭过几次，其中一次大哭就是为了他的领袖形象。那是在谈判达成后宋氏兄妹为蒋早日离陕绞尽脑汁之时，蒋介石说：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说罢，大哭。这次大哭是不是有意做给张学良看的另当别论，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自己的领袖尊严是很看重的。
张学良看透了蒋的这些心思，所以，他宁愿自己冒险，也要送蒋回去，成全蒋的虚荣。12月24日，张对东北军将领透露送蒋的决定后，将领们表示疑虑，就问他：“副司令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学良郑重地回答说：
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可以挫败亲日派的阴谋。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作出了武力讨伐张、杨的决定，力图挑起新的内战，从中渔利。几个回合下来，何发现事态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发展。在蒋被扣于西安、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已明确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有冯玉祥这位副委员长在旁，连暂代之名也没有给何应钦，而由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3人共同协商，军队则归何应钦指挥调遣。何应钦虽有指挥军队的实权，却不可能像蒋介石那样可以专权，因为他的权力仅在军事委员会内部，党政部门他无法问津，即便对于军事问题，他也只是7常委之一，许多重大事情必须由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集体作出决定，而不是何应钦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这个集体的决定，何应钦寸步难行。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明确规定：“自本日起，一切宣传均应绝对遵照本决议，不得稍有违背，其个人之言论与本案决议不合者，一概不得发表”。“以后商谈办法，应绝对遵照本案决议”。这样的格局已经十分显然，即使蒋介石死了，蒋留下的权力也是要分而享之，而不会全部落在他何应钦身上。
何自知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李宗仁、阎锡山相比，即使蒋介石有不测，他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龙袍加身。为了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占据主动，何应钦想到了汪精卫作为自己的合作者，他的布局是，先由汪掌党、政，自己握实权主军，等时机成熟再全面接班。
于是，何应钦致电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汪精卫收到国内的电报，喜出望外，急忙打电话预订12月22日回国的船票，并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置，盛赞“中央对此事一切决议，是应付事变的指南针”，宣告“要提前回国，共赴国难”。汪精卫急于回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何应钦，他有自己的考虑，即“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来代替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领导全国”。
何、汪的活动，已经昭然若揭。张学良想到，继续把蒋介石留在西安，这个人质会失去作用，而送蒋回去，则可以造成南京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掌握不了实权，“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
四是送蒋是日后张学良去南京与蒋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封疆大吏也是军政要员之一的张学良日后必然还要与蒋介石打交道，因而南京迟早要去。如果基于安全顾虑而不送蒋，将引起蒋的更大怀疑，日后被扣的可能性也将更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与政治对手斗争的历史上，扣留政治对手是蒋介石惯用的方法，1931年扣留胡汉民，1932年扣留李济深，1938年扣留并枪杀韩复榘……
避免被蒋扣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走李宗仁的路子，不去南京，不参加蒋介石组织的会议，保持半独立状态。胡汉民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常驻广州而拒不北上南京，从而保持了对蒋的牵制；韩复榘也效法李、胡的做法，但是，仅仅有一次没有顶住蒋氏的邀请，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军事会议，结果被扣于洛阳，随即被处决。汪精卫1936年年底抱着重新执政的期望从德国回国，先是住于上海，也是没有经得住蒋介石的邀请，回到南京，从此被蒋控制，所有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对于防遭蒋介石的毒手，毛泽东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在1936年8月，就致电张学良，说：鉴于两广事变的经验，南京是不能再去了。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去做，也不能效法李宗仁的路子。因为他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他与蒋介石还存在着一时无法割舍的联系，也就是说，他扣留蒋介石，是反对蒋的政策，却不反对蒋介石个人。他所设想的抗日，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日。这种以与蒋介石共事为基础所产生的政策指向，自然不可能预见与蒋氏决裂的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想象不去南京的情形。
张学良断言：不送蒋介石回南京，可以避免蒋介石扣他于一时，而不能永久躲避，蒋介石要抓他、杀他，随时都可以做到，与其处于被动地位，不如主动上门。
张说：“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们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走好得多。”
从与蒋介石日后共事角度考虑，张学良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西安事变决非小事，把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扣于西安，让他丢尽脸面，险些丧命，这等奇耻大辱，他能善罢甘休吗？他能对于此种羞辱不去计较吗？在如此情形之下，张、蒋合作共事的基础还存在吗？张学良以为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纯洁无私的，用心是善良的，但蒋介石能否也能以同样的心态对待张、杨呢？如果那样，他也就不是蒋介石了。这也就是张学良对蒋介石认识不够深刻、对此事考虑不够周详之处。
五是送蒋乃效法古人故事，演出流传千古的好戏。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化敌为友、握手言和、重义轻利的动人故事。2000年前的汉代，就有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的典故，那时，赵国大将廉颇对上卿蔺相如骄横无理，而蔺相如却一再退让，他认为，将相不和于国家社稷不利。后来廉颇悔悟，就身背荆杖，去见蔺相如，虚心认错，请求责罚，于是将相和睦，赵国更加强盛。
张学良显然是受到了古人的影响，12月24日，他亲口告诉卫队团团长孙铭九，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说：“人家是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么领导抗日。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
张学良自比廉颇并不为过，但蒋介石却不是蔺相如，他没有蔺相如的胸怀，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对于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清楚。他曾与其秘书栗又文讲过蒋的这样一则故事：
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钉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又退给许了，从此两人一直不睦。
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
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小，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
明知蒋介石不可能有蔺相如那样的胸襟，却仍然坚持再演一次现代“将相和”，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张学良认为，他有“三张王牌”使蒋不敢扣他：一有“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的团结，不仅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存在，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到西安的目的，就是拆散“三位一体”，以便各个击破，但“三位一体”的团结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三位一体”更加团结，更加牢固，这使张学良认为，有“三位一体”存在蒋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说：
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只要）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
二有回西安的交换条件。西安事变时，南京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如陈诚、卫立煌、万耀煌等以及几十架飞机同时被扣。张学良认为，只要不放走蒋介石的十几位大将和飞机，蒋就不敢扣他。张学良说：
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将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
三有他与蒋、孔、宋有良好的关系。张学良认为，他对蒋个人并无恶意，在释蒋问题上，孔祥熙和宋氏兄妹还欠着他的人情，何况蒋和宋氏兄妹对他的安全都有担保。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学良的这些所谓“王牌”最后都没有发挥足以使蒋不敢扣他的作用。他最为倚重的“三位一体”政治军事力量，在他走后，由于他自己的部队——东北军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张学良为首的领导核心，其他人指挥不动，加之蒋介石的拉拢和分化策略，很快使东北军瓦解。东北军是“三位一体”中最大的军事力量，它一分裂使17路军失去与中央军抗衡的基本条件。共产党纵然为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但毕竟无法插手两军的内部事务。“三位一体”被拆散，张学良的保护伞也就不复存在了。西安扣留的南京的军政大员和飞机，本来这是确保张学良安全返回的最后的筹码，但张学良却没有很好的使用，他一到洛阳就遵蒋介石令发电给杨虎城，指令放人；到南京不多久就又同意了南京提出的放回飞机的要求。这些事，在他还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都做了，从此也就彻底失去了安全保证。
★“三位一体”极力阻止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行，赵四小姐期望用儿女亲情留住夫君，但张学良作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谁也拉不回他
12月25日上午，尽管张、杨的会见不尽愉快，但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说和下，还是形成了马上放蒋的意见。但具体哪一天放蒋走，当时并未讨论。
张学良作出25日下午送蒋离开西安的决定，是在25日上午张、杨会谈之后。
虽然在25日早晨他已吩咐宋氏兄妹准备行装，但这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未决：杨虎城的态度。西安城由杨的军队把守，张的军队只有卫队团驻于西安城内。因此，释蒋问题从根本上讲还得由杨决定，杨的态度决定着能不能放蒋走，什么时间放蒋走。在与杨商谈前，张学良心想，如果杨虎城同意无条件释蒋，就好决定送蒋的具体时间了，如果杨不同意让蒋马上走，那就必须想别的办法秘密送蒋走。
幸运的是，这次商谈经过周的说服杨虎城同意马上释蒋。在杨虎城同意放行之后，张学良立即决定当天下午就送蒋离陕赴京。
这个决定是在秘密状态下作出的，知情者仅为蒋介石、宋氏兄妹、端纳、杨虎城和张的侍卫、副官及赵四小姐等。
杨虎城是这天下午2点多钟正式得到通知的。
张学良打电话把杨虎城请到家中，告诉他：“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定今天就送委员长去南京。”
杨听后愕然，虽然他已经同意放蒋，但没想到张学良竞这样匆忙，而且要亲自送蒋，这使杨不免对张的安危担心。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那么“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的团结、西安的好形势也将削弱甚或瓦解。因此就力劝张不要亲自送蒋了。
张说他决心已定。并解释说：不能不想到意外的发生，万一蒋真的出了差错，结局就不可收拾。杨虎城被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真情所打动，勉强同意了他的主张。
杨虎城问：“几天返回西安？”
张学良答：“争取三天之内回来，最迟也不超过5天，万一我回不来，今后东北军就完全归你指挥。”说到这里，张把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杨虎城。手令的内容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二十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这短短50个字的手令，接连出现了几次笔误：把“虎城”二字两次误写成“虎臣”，把“孝侯”错写成“孝候”。行文上也不规范，在落款之后，又额外加上一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这一句似应放在“指挥”的后面、“此致”之前，才顺理成章，合乎规范。至于手令中最后出现的类似“了”或“？”的墨迹，后人则无从考索其意。
这个手令的原件，是曾任张学良在承昌处的录事赵新华1983年提供的。赵是辽宁省新民县人，张学良南京被囚后，他被安排在于学忠的东北军留守处工作。1945年于学忠被调任别职，赵也随即提出辞职，临走时，于学忠让他拿点东西作为纪念，赵表示希望要一些张学良的东西。于学忠当即挑出几张张学良的照片和一份张学良离陕前的手令石印件，送给了赵新华。
赵新华如获至宝地把张学良的这些文物保存了半生，“文革”期间，这些文物虽然被视为“黑材料”而没收，但根据赵提供的线索，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是在辽宁省新民县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手令。
经过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鉴定，确认此手令是真实的，是迄今在中国内地发现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唯一手迹。同时这份手令也是张学良离陕前留下的最后一道命令。
透过这份手令可以看出，张学良作出送蒋决定以及送蒋到南京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极其仓促，思想斗争和心理态度也是非常激烈和复杂的。
第二个知道消息的是赵一荻，即赵四小姐。
赵一荻祖籍浙江兰溪县，1912年生于香港，是香港富商、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的四女，人称赵四小姐。1926年秋，张学良在统领安国军34军团赴河南作战时，经麾下秘书也是赵一荻姐夫的冯武越引见与赵邂逅相遇，并很快相爱，从而使他们的坚贞爱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传奇美谈。
1928年赵一荻与张学良开始共同生活。此时，张学良与年长于自己两岁的
李烈钧只能按照蒋介石圈定的结果组织审判！
1936年最后的一天，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接受公审。尽管宋一再解释，审判仅仅是个手续，但张学良心中依然窝火，因为此举对他十分不利，他在国人心目中一下子成为被告，从此他便失去主动权，任凭蒋介石宰割。在候审室，鹿钟麟与张学良握手后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还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说没有武器。
担任审判长的李烈钧，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谋部长。1922年张作霖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联络，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向把李烈钧视为长辈。此时，看到被告席上的张学良，李烈钧多少有些尴尬。他以张学良是陆军一级上将，又是未遂罪为由，在法庭上为张学良设了专座，并让人代他赶写照例应该询问的被审人年龄、籍贯等项目，以示优待。
上午10点审判正式开始。
李烈钧说：“我们准备了一份向您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意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学良说：“好，请给我看看。”
李烈钧准备提问的事项一共有8条，如：
不虞危害国民乎？何因出此？
当时你们聚会密谋此事的实情如何？党员官吏向中央提出建议，向来有一定程序，你难道不知道？
你即使有什么主张，理应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而不日你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发动事变，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在临潼竞派重兵将委员长行辕重重围困，用机关枪、步枪齐发如雨，是不是有残害统帅之心？
你在临潼劫持统帅，禁闭中央大员，残贤害善，这些行为，你都是首谋，你有什么可说的？
张学良阅后，一一作了回答。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张说：
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先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才不得不采用这一特殊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是为了要求委员长允许我们做抗日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关于送蒋回京的感想和到京后给蒋写“认罪书”，张说：
我这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堕我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罚，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承受。我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有错。
不等张学良说完，审判长即打断他的话，问道：“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不知道！”
审判长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指着“胁迫统帅”条款问道：“你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自己所为？”
张学良从容回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己承担，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说到这里，张学良反问李烈钧：“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
李答：“可以。”
张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答：“是的。”
张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和称帝，对吗？”
李答：“对！”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之举，就是为了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此语似是对此时的他无罪而被审的嘲弄。也是警示李烈钧：我张学良是无罪的！
尽管李烈钧深知张学良的苦衷，他来审张也是无奈，但他却不能容忍有损审判长和他本人尊严的言词出现在公堂之上。他再一次打断张学良的话，大声斥责：“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
朱培德、鹿钟麟两位审判官见李烈钧大动肝火，怕把事情闹僵，又照顾到李有高血压病，就建议休庭。
复庭之后，又审了几句，就草草宣布结案。
在会审记录呈送蒋介石后，很快蒋就把由陈布雷事先拟就的、以军委会军法处名义发布的判决书，送达高等军法会审判庭，命令宣布判决。判决书说：
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先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起罪责。核其行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法第271条第1项、第2项第302条第1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系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以陆海空刑法第15条、刑法第55条，及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从重处断。惟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兹依刑法第59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10年；并依刑法第37条第2项，褫夺公权5年。
整个审问和判决过程没超过2个小时。
宣判张学良刚刚几个小时，蒋介石就又耍阴谋，他呈文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特赦张学良。他还致信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要他转请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务必通过对张学良的特赦令。
1937年1月4日，林森召开国民政府会议，讨论赦免张学良案。在这次会上，围绕赦免张学良的问题，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戴季陶、居正主张对张学良处以极刑；冯玉祥因中原大战时与张学良的夙怨，也反对释放张学良。支持特赦的是宋子文，还有林森。虽然两方势均力敌，但因蒋介石事先有话，还是通过了对张的特赦。会后发布的特赦令，宣布：
张学良处有期徒刑10年，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下令恢复张学良的公权。
特赦张学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表面上看，张学良被判处的10年有期徒刑没有了，但实际上特赦令中“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一语，却使对张学良的判决由有期成为无期了。后来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52年之久，就是基于这一条规定。
蒋介石恩将仇报，软禁张学良半个多世纪，确属不仁。但亲日派和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对处置张学良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在讨论特赦张学良的那次会上，由于宋子文争辩，特赦令原案中“留京察看”一语被取消了，这说明对于张学良的处置还不是不可更改的。2月，顾祝同已经取得蒋介石同意，可以让张学良回陕西向东北军的部队训一次话，但是这件事也是居正以司法院长的身份给否定掉了。
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
第十二章 是战？是和？张、杨将军为国牺牲自我
★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问题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处在困境之中的杨虎城，决定以战促和，迫使蒋介石放张，中共支持这一战略设计
★东北军内部形成两派，少壮派主张与南京冲突到底，救出张学良；主和派主张接受南京的条件，徐图救张。“战”与“和”的冲突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坚持原则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
张学良送蒋回京后迟迟未归。
1936年12月26日下午1时许张学良飞抵南京，在洛阳换机后引发的些许不快并未使他想得更多，因而当他到达南京见到东北军的旧部荆有岩、鲁穆庭时仍掩饰不住他把天戳 4e86." >了个大窟窿的快意，一见面就兴奋地说：“（我）为国家的抗日办了一件大事，蒋先生答应一致抗日了”，“我明后天就要回去”。
27日上午，荆等再去看他，张学良说：“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迟几天走。”
按他在行前所下的手令说“最迟三五天”的期限，12月31日应是回西安最迟的时间了。但这一天，西安方面不仅没有张副司令回归的任何讯息，而且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坏消息：张学良将在南京受审。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元旦，这一消息得到确认。几天过后，虽然张学良被判的10年徒刑得到赦免，但赦免令却留下了一个超越法律的“尾巴”——“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什么叫“管束”？
此时的中华民国法典上找不到这个词汇。按照今天的说法，类似于“管教”，即对某些有罪行的人，由政府和群众监督教育，使之改过自新。但这种被管教的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只是他所从事的活动需要受到某些监督。而张学良显然不属这种类型，他自被宣判以后即失去了人身自由。
那么，对张学良的处置适用了什么法律呢？也就是说张学良今后的前途是什么呢？是继续被关押？还是能够被放出来？人们找不到法律依据，因而谁也说不清楚。
这不能不引起西安方面的极度不安。
引起西安方面不安的，还不光是张学良的安危问题。蒋介石还要彻底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迫使张、杨的部队完全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1月1日，蒋介石召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举行会议，确定西北问题的方针。会后，根据会上确定且由蒋介石提出的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以及“用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的行动策略，蒋介石立刻部署5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态势。
东线：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辖10个师，位于潼关以西至华阴、华县，沿陇海路西进；以陈诚为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辖10个师，位于第一集团军右翼，沿渭河北岸西进；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第五集团军，辖4个师，置于第一集团军左翼，在潼关以南的商、雒一带，从东南方向威逼西安。
西线：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和以朱绍良为总司令的第三集团军，位于陕甘边境，共有15个师，从西面对西安构成威胁。
东西两翼第1线部队共39个师，第2线部队约10个师。此外，以毛邦初为指挥官的空军部队也加入战斗序列。
蒋介石违背诺言，并以武力威胁逼迫西安屈服的行动意图，使西安方面极为气愤。于是，围绕如何反击南京的军事压迫，如何营救张学良返陕复职，西安向南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西安方面内部围绕是以战求和，还是以和避战的问题，也发生了争论和摩擦，而这些对于西安事变的结局，对于张、杨的个人命运都产生了影响。
围绕西安事变“善后”的斗争可谓是一波三折！
★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问题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处在困境之中的杨虎城，决定以战促和，迫使蒋介石放张，中共支持这一战略设计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西安事变如何进行善后便成为举世关注，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西安是他的“滑铁卢”，是他终生的屈辱。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不是张、杨个人，而是这两支部队，是在共产党主导下的“三位一体”。解决西安问题，必须拆解“三位一体”。
蒋介石对拆解“三位一体”设计的策略是：第一步，扣押张学良，使东北军群龙无首。第二步，对东北军和17路军进行分化，力图从两军内部打开缺口，弱化两军的力量。第三步，将两支部队调离陕甘，使之远离中共，再各个击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解决陕甘善后的四大目标：
一、整顿东北军和17路军，规定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部队与东北军和17路军进入国防准备位置，由国民党中央严加整顿充实。
二、更换人事组织，拟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陕西绥靖事宜，冯钦哉为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三、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17路军各划分驻地，分而治之，规定：
1．从潼关沿铁路至宝鸡再沿渭河至天水泰安线（含阆、朝邑、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西安、雒南、商县、兰田、三原、泾阳、咸阳、兴平、雩县、醴泉、武功、整厘、扶风、岐山、风翔、宝鸡、汧阳、陇县、清水、泰安、郡县、天水、通渭、甘谷等县），归国民党“中央军”驻防；
2．17路军直属各警备旅移驻止宁、枸邑、永寿、灵台、宁县、长武、彬县、麟游、乾县、淳化、耀县等县，孙蔚如部第17师移驻甘泉、富县、中部、宜君等县；
3．冯钦哉部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韩城、宜川等县；
4．东北军一律恢复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
5．现在黑城、镇海、原同、心城一带的国民党“中央军”，暂驻原地整理。
四、军需统一，陕甘各驻军的饷糈，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发给，在西安设军需局办理军需发行，由行营指导和监督。
上述四大目标，表面看起来是着眼和平解决陕甘善后的，但其实质是在和平的幌子下分化东北军、17路军，拆散“三位一体”联盟，实现“中央军”进驻陕西，并威胁红军，意在通过谈判达到用战争手段才能达到的目的。还以更换组织人事的手段，撇开张学良，用顾祝同代替张学良，将陕甘军政置于国民党中央的管辖之下；驻地划分是将东北军和17路军置于“中央军”的监视之下；军需统一则是要陷断东北军和17路军的军饷来源，阻止其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使其更加依赖国民党中央；而军事整顿只不过是削弱东北军和17路军的代名词而已。
为了使西安方面接受南京的条件，蒋介石于第二天又对上述方案作了两点补充：
（甲）东北军全部应先调集甘境，归王树常节制指挥，并负责整理。
（乙）17路军除准在西安酌留一部分外，余照昨电办理。
蒋介石回南京短短几天，就改变了在西安许下的条件，有人对他回到南京短短10天之内的“赖账”记录作了统计，大概有如下7条：
1．“中央军”自12月25日撤出潼关一条不但彻底抹了，而且还大量开进。
2．西北各省统由张、杨负责一条全抹了。
3．张学良已被扣押，保证他们安全的承诺不算数了。
4．蒋介石并没有按其在西安的承诺，辞掉行政院长；清除亲日派只是象征性的，何应钦还是军政部长；改组政府、容纳进步分子毫无动静。
5．召开救国会议一事根本未提。
6．蒋介石回京后也未下令释放“七君子”（“七七”抗战开始后“七君子”才取保释放，直到1939年1月高等法院才撤销起诉）。
7．“中央军”大兵压境，内战有重新爆发的危险。蒋介石在西安登机前曾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但回到南京不几天重又派出大军杀向西安，拉开重开内战的架势。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杨虎城此前对他的担忧是正确的。
面对蒋介石的武力威胁，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方面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此举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而西安的团结关键在于拥有重兵的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张被扣于南京，西安等于群龙无首。张学良临走前虽然将东北军的指挥之权赋予杨虎城，但对于只忠诚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来说，杨虎城作为一个外人是很难驾驭他们的；张学良同时把东北军的指挥重任交给于学忠，于虽然也是东北军的老人，但他的军事渊源是直系，他本人原籍并不在东北，而是山东，且他统率的部队远在甘肃，西安没有他一兵一卒，这些将领也不会听他的。杨虎城深知，救出张学良对于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对于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对于他个人的前途都是极其重要的。为了救出张学良，杨虎城作出了不惜与南京开战的决定。杨虎城认为：
不战，便无法支撑这个局面，更无法营救张学良。他希望渭南不撤兵，也不为戎首，作防御战，如果蒋介石不改变国策，不放张回来，便作战到底。打一仗，一方面可以使华北的宋、韩，广西的李、白，四川的刘湘有武力调停的借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蒋介石感到，不放张回西安，便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时，打一仗，也可以巩固两军内部，维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否则，各将领自寻出路，“三位一体”瓦解。就失去了争取张学良回西安的资本，他个人的前途也堪忧。
1月5日，在南京发布处理西安问题善后方案的当天，杨虎城领衔通电全国，斥责南京国民政府扣押张学良，派兵进攻陕西，挑起新的内战，表示对南京的进攻要坚决回击。通电说：
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请，业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及虎城等，深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所幸我委员长熟审冒渎，且更采及刍荛，此诚为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之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伟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虎城等及所属20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唉！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欣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怎当不额手称庆。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匪惟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零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做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胁迫。以虎城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心，究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然公评，青史自召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谏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这封电报不无讽刺地指出了蒋介石在西安曾对张、杨的许诺。特别是蒋曾接受八项救国主张，这是蒋介石最怕大白于世的秘密。把这一秘密披露出来，目的是对蒋介石造成一定压力，使其在撕毁于西安答应的条件时不能不有所顾虑。同时这种披露又借托赞誉的口气出现，表面上是赞扬蒋、批驳南京国民政府，实质上矛头直指此时正在奉化休息、遥控操纵局面的蒋介石。这一招使蒋介石虽很生气，又不好明里反对。
这一天，西安方面还由杨虎城领衔向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该电较之于上述通电更加直接地向蒋提出了放张的问题：
闻张副司令蒙钧座呈请特赦，明令已颁，政府扶持正义，宽大为怀，同深感慰！张副司令以仇耻百倍之身，爱国家、爱领袖、爱纪纲、爱信义，证以其毅然归罪之举，益见其舍身为国之诚。钧座矜其苦心，呈请特赦，并请责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赎，仰见为国惜才，仁言利溥，曷胜感戴！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对杨虎城接连拍发电报，抗议南京军事行动和扣留张学良，蒋介石不能不心生担忧，他所怕的是，如果把杨虎城逼急了，战端一起或是杨干脆投向中共，那他的计划就全落空了。于是，蒋急忙于1月7日复电杨虎城，向其委蛇说项：
中（蒋自称，下同）请国府特赦呈文，谅荷察阅。赦令中未提复权字样，当以主刑已赦，此节将来不难弥补。现国府明令有交军委会管束之语，闻开会时多数意见，均以此时留汉卿在京，即所以保全汉卿，而原谅与爱护之意，则绝无二致。中此时正在休假，不便于明令甫颁之际，向中央频频陈述，但对汉卿务从优待，勿使略感不便，稍缓即为续请，务望兄等放心！国事至此，惟有使救国主旨，贯彻于提高国家纪律之中，而地方元气与袍泽力量使整个安全，各无遗憾。故解决之道，必须公私兼顾，情理两安。愿兄等以信中正者信中央，更望陕中各将领均能体汉兄爱国家、爱纪纲之苦心以爱汉兄也。
13日，经蒋介石亲自修订的解决陕甘善后的方案，正式送到杨虎城手中。这个方案分甲、乙两案，供西安方面选择其一。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
二、第17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部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17路军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豫鄂皖之东北军。
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17路军总指挥，第17路军全部调往甘肃。
蒋介石对这一方案要求西安方面必须在1月16日之前，对接受甲案或是乙案作出选择。
这个方案是在蒋介石处理陕甘问题方针的主导下形成的，较之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含四项目标的善后方案，蒋在某些方面还是作了一定让步的。这个让步主要体现在对待杨虎城的17路军上。原方案人事任免已以行政院决议方式公布；部队防区划定为（一）商雒地区及陇海路（包括附近一些县如朝邑、泾阳、三原、周至、扶风、歧山等在内）与西兰公路上各县由“中央军”驻防；（二）17路军17师及各警备旅驻关中，冯钦哉部升为27路军，仍驻大荔、蒲城至宜川一线；（三）东北军恢复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现甲案是让17路军仍由杨虎城指挥，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并留一部驻西安，只是陇海线沿线由“中央军”驻防。这个方案显然是向杨虎城作了一点让步。
但是，这个让步也是有限的。只要一实行甲案，就抹掉了蒋介石“将西北交张、杨”的诺言，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一旦控制了西北首府西安与陇海铁路交通干线，对西安就不仅是威胁的问题了。
即使这样的让步，也有被囚中的张学良的贡献。张学良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依然十分关注西北局势。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告之他对处理陕甘善后的意见后，张学良抓住这一机会，立即呈蒋意见书，提出他对解决西安问题善后的主张。张学良提出的两个方案是：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商、萧之楚、万等军驻陕。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
关于虎城讲话问题，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
张学良这个方案，反映了他对解决西安事善后的诚意，同时探试蒋介石对西安及其对他个人的态度。蒋介石在最后定调形成的善后方案。部分地采纳了张学良的主张。比如，东北军调豫皖两省，杨虎城调甘肃，王树常的任用等，张的这些主张基本上都反映在了蒋介石的方案中。当然，张学良提出的由他出面与杨虎城面谈，整理部队的设想，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
杨虎城也看到这一方案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但他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使“三位一体”的团结得以维护，而自己的局部利益尚在其次。于是，经过与东北军与中共研究，杨虎城提出了他对解决事变善后问题的方案。内容如下：
一、
甲、维持中央威信问题：
（一）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接受中央命令。
（二）取消12月12日以后临时组织，恢复一切常态。
乙、张副司令出处问题：
A：
（1）设陕甘绥靖主任，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
（2）行营顾祝同主任驻洛阳。
B：
（1）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
（2）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顾祝同、杨虎城为副主任。
丙、军事善后问题：
（一）
A：
为免除国际间误会起见，潼关、华阴一带酌留“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各地由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驻，驻防地经三方协定后，呈请委员长批准。
B：
（1）东北军驻武威、兰州、成阳、固原、天水一带地区。
（2）17路军驻西安、泾阳、洛川、韩城、朝邑、华县、商县一带地区。
（3）红军驻延长、延川、肤施、部县、庆阳、淳化一带地区，一部驻雒南，另一部驻凉州以西。
（4）“中央军”护路部队最大限3至4团。
（二）东北军、17路军在委员长指挥之下，其用人行政及训练事宜由各本部全权处理。
（三）为免除国人疑惧起见，在承商期间，请委员长令何（应钦）部长停止“中央”各军前进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
附记：委员长在西安所采纳之各项具体救国方案，请负责实现。此外，关于一切善后所需军费及军队编制饷糈，另定方案办理。
二、
（一）给杨虎城以援绥名义率领17路军及东北军或骑兵军一部，组织援绥军（但此条仍恐有不完满处）。
（二）东北军开甘肃，17路军仍驻陕西，“中央军”驻潼关、汉中。
（三）为建设西北计，陕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至行营主任，拟请何雪竹、带肖之楚部驻西安。
杨虎城的这一方案，是针对蒋介石的方案而来的，并依蒋所提各款，一一提出自己的主张，目的在于解救张学良，使南京不能干涉西北行政，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并促蒋落实其在西安承诺的各条。这与蒋介石的方案相去甚远，势必被南京方面所拒绝。
在此前后，中共对杨虎城在张学良离陕之后与蒋周旋的对策采取了赞同和支持的态度。
蒋介石于12月25日离陕返京后，中共中央于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蒋介石获释后的形势和方针。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当天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致电中共北方局胡服（刘少奇），指出释蒋以后：
一方面估计到蒋系欲恢复其已丧失之威信与权力，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势力才能制裁已经膨胀之亲日势力……但另方面估计到日本与亲日派之压力，估计到英国之立场，蒋介石的改革内政、联共与对日抗战等基本问题上仍有动摇与延迟之可能。……彻底（改变）蒋介石之动摇地位，断绝其过去所谓抗日、亲日以外之第三条路，这还是要用很大努力的。
同时，中共中央明确当前的任务是：（一）宣传西安事变的胜利解决，号召全国团结抗战。（二）逼迫蒋介石实现在西安的承诺。（三）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四）继续推动各地方实力派与西安方面合作；推动南京国民政府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现改组政府。（五）扩大全国救亡运动。（六）巩固与发展党组织，以适应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有乐观的一面，但重点仍放在继续斗争以逼蒋抗日，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是有远见的。
周恩来对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之更加全面和完善。他在《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的电报中，向中共中央建议：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就是：
1．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2．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3．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4．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1．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2．亲日派遭受致命打击；
3．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动摇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1．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
2．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3．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4．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平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1．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2．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3．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4．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周恩来的建议深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的赞同。
在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给予正确判断、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时，蒋介石推翻他在西安作出的承诺、报复张、杨的姿态却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首先是扣押张学良，接着是抛出解决陕甘问题的方案。还为逼使西安方面就范，以大兵压迫，作出不服即战的姿态。
杨虎城决心一战，他高举营救张学良的旗帜，谋求在张学良的旗帜下团结东北军，进而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
中共认为杨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因为蒋介石解决陕甘善后方案之用意在于拆散“三位一体”，而只有张学良回西安，“三位一体”才能维持下去，因为在东北军中没有能够替代张学良的人选。只有“三位一体”团结起来，不管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的安危和前途才有保证。
中共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蒋介石在着手善后西北问题的同时，解决中共的问题也摆上日程。1月4日，陈立夫告之中共驻南京代表潘汉年：西北之善后，南京决取政治方式解决，希望中共置身事外，“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于双方谈判之进行”。陈立夫还委托张冲即日前往西安，接周恩来“从速秘密来京见蒋先生，面商一切”。这时，南京方面的用意已经十分明显，即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要同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分别进行，企图以此把红军从“三位一体”中分离出来。这不仅对东北军、17路军不利，对中共与红军自身也极其不利，而中共若置身西北善后事外，在道义上也对不起朋友。
于是，毛泽东当天即复电潘汉年，表示：“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有三个“先决办法”，一是“立即撤兵”，二是“立即释张”，三是“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维持西安商定之六个和平解决条件”。
在中共中央全力争取“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与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一起商定，由杨虎城领衔向南京方面发出抗议通电，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并以此向全国人民表明西安方面的态度和西安事变的真相，揭露蒋介石背信弃义，营救张学良回陕主持抗日大计。
为回击南京的军事挑衅，中共做好了与东北军、17路军一起坚决武装自卫的准备。并派周恩来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两友军拟汀了三方联合自卫作战方案。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电令红军主力迅速向关中集结。1月8日至9日，红一军团抵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集结于咸阳。10日，红二十七军也迅速布防于洛川等机动位置上。这期间，东北军、17路军也相应地在渭南、华阴、华县等地部署展开摆出了迎战阵势。
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军事行动方案，在短短几天内，联络友军将南进红军主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无线电器材等迅速补充完毕。
当红军参战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周恩来又亲临驻地看望部队官兵，向他们讲明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指战员的士气。
红军主力的上述行动，引起了南京及各方面的关注与震动。
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南京各界关注红军的动向，即可起到牵制蒋介石的作用。蒋介石本意也不是要用兵西北的。因为他知道，西安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已不允许他再打内战，他之所以要摆出打的架势，目的在使西安屈服他的条件。
西安方面也效仿红军的做法。1月8日，东北军、17路军126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誓将起来周旋，至死不悔”。9日，西北各界群众举行了10万军民参加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民众和东北军、17路军士兵义愤填膺，决整武装，坚决自卫之决心溢于言表。
亲眼目睹这次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的英籍新西兰著名记者贝特兰，在日后为英国《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撰写的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任何抗日活动无疑都会得到群众的支持。我甚至还感到：舍此而外从任何其他方面出发，要想成为一场群众运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蒋介石在奉化溪口接连收到南京报来的关于西安方面的情况，非常忌惮杨虎城及西安方面会不顾一切地行事。10日，他电令“中央军”驻豫甘准备进攻西安之部队：“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
★东北军内部形成两派，少壮派主张与南京冲突到底，救出张学良；主和派主张接受南京的条件，徐图救张。“战”与“和”的冲突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
杨虎城提出的代表“三位一体”利益，得到包括东北军和中共同意的善后方案，蒋介石却不同意。
南京方面看到这个方案最早是1月16日。是13，杨虎城派他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和东北军方面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等3人携带杨致蒋介石、何应钦的亲笔信和善后方案，来到南京。何应钦对鲍、米、李3人说：你们来了很好，委员长现在奉化，要你们明天去。
看完这个方案后，何应钦18日致电孔祥熙，认为西安的条件，“似已草人容共及陕甘特殊化问题，‘中央’势难以采纳。”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于“病榻”上召见了西安的信使鲍文樾等。鲍向蒋递上了杨致蒋的信和善后方案。杨给蒋的信主要是，要求释放张学良回陕，并敦促蒋销假回（南）京视事。
鲍文樾简要说明了东北军和17路军迫切要求张学良早日回西安处理善后。蒋介石回答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问题，是纪律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着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
鲍文樾又提出“中央军”向西安进逼的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如果不听国家调度，才要解决的。蒋并强调：西安方面必须按照甲、乙两案，择一执行。你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国家纪律，这是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的说法与做法，使耿直的鲍文樾无法接受。鲍想象不到，蒋身为一国领袖，却没有任何信义，明明是扣住少帅不放，硬说是少帅不愿回去，明明是自己公报私仇，硬说是维护国家纪纲。鲍文樾发誓从此不再与蒋周旋了，他认为与蒋谈下去已没必要，并于一气之下提前单独返回了西安。
18日下午，蒋介石又单独召见李志刚。蒋问李：“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
李回答：“自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答应的问题还没有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大量的‘中央军’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激愤，东北军、17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回来，他们要打仗。”
蒋介石听到此语，立即从病榻上翻身起来，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消灭他们。”
李志刚直率地说：“红军也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
蒋介石听到这里，把语气缓和下来，又重复一遍先前说过的话：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又说：“虎城与17路军有革命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回去你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我亲自写一封信给他，你带回去。”
19日，蒋介石写了一封2500字的长信给杨虎城，全盘否定西安方面的释张要求及所提的善后方案。他首先给杨虎城等扣上“不守军政，破坏统一”的大帽子，指出：“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
接着，蒋介石从3个方面指责西安方面的合理要求为不当：第一，指责西安方面不该怪他用兵西北。说，“‘中央’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西北”，‘中央军’不驻西北，投资则无安全感，一切建设无法继续，国防亦无保障，“‘中央’若放弃西北，即无异放弃国防……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第二，指责西安要求释放张学良不妥。蒋介石说：“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一日不得而乱扣帽子卸除。汉卿深知此意，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望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第三，指责西安方面的善后要求是“假此以遂其把持割据之私图……为保持军事与统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
在这封信中，蒋介石把西安方面对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主张都否定掉了：张学良回陕的问题，蒋介石一口否决“不可能”，并威胁说，如果西安方面孤行到底，张学良今后如何处置他就撒手不管了。东北军、17路军仍驻陕西问题，蒋介石以维护“中央”统一为由予以回绝。保持“三位一体”团结的问题，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不能容忍西北成为赤化的根据地。甚至还放出劫持统帅可以原谅、而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不能原谅的重话。
20日下午，李志刚等带着蒋介石的致杨虎城信回到西安。杨虎城立即召集两军军政人员开会，会上宣布了蒋介石给杨虎城的长信，李志刚报告了见蒋介石的情况。面对张学良不能回、陕甘不能留驻、“三位一体”将被拆散的局面，参加会议的众将领都是义愤填膺。东北军方面的人纷纷斥责蒋介石背信弃义、分化东北军与17路军的企图，表示决不能上当。孙蔚如亦表示，绝不能就任陕西省主席职。杜斌丞也说：“张先生不能回来，我们大家要坚决同蒋介石拼命。”会场上情绪激昂，约定第二天再作商量。
散会以后，李志刚留下继续与杨虎城讨论南京的势态及其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蒋介石对西北善后态度早已明确，杨为何还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事后人们才知晓，杨虎城在1月17日收到严庄的一封密电，透露出南京的新动态。密电说：
党方与言论束缚可稍去，但有限度。国民大会事当有决定。望对国策有表决，恐非时机。孔（所）制严密“中央”机构，以收行政效能，俾成国难政府，禁绝军人干政与安定地方，发达产业，藉作安内之基础三案，未必能提出。孔长行政院，尚未大定。宋不得长财，则人言凿凿。
西山（派）、政学（系）与汪（精卫）结合日深，非国家之福。蒋为所包围，旋转实费大力。
严的这封电报，不仅说明改组政府、开放言论困难重重，而且指出了蒋介石仍受亲日派包围，南京的政治空气依然十分凝重。这增加了杨对蒋介石反悔承诺的疑虑。杨虎城判断，蒋介石扣押张学良是推翻其在西安承诺的开始。
21日上午，杨虎城召集三方面负责人开会，继续讨论解决陕甘善后问题。杨首先介绍了西安代表见蒋的详情和他对此行的看法，然后围绕应蒋邀请再派李志刚去奉化与蒋交涉之问题展开讨论，最后以杨虎城的提议为基础形成了三点意见：一、要求张学良回陕；二、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三、看蒋介石有无转变国策的准备。
鉴于前两个问题，在第一次奉化之行中以及蒋致杨虎城的信中都已谈及，李志刚第二次奉化之行重点是了解蒋介石有无抗日的决心，而不再要求蒋介石撤兵释张了。这对西安来说，已经是又一次让步。
李志刚到达南京后，先后拜访了于右任、陈立夫、冯玉祥、何应钦等人。何应钦一贯亲日反共，在西安事变时又任讨逆军总司令，蒋介石回京后他为了表示效忠以谋自保，在宴请李志刚时，攻击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存心割据，而对今后政策闭口不言。陈立夫在西安事变中主和是为了保蒋，蒋介石回京后他继续反共，他见李志刚后，只问西安的情况，不谈国家前途。于右任虽宴请了李志刚，但他对潼关吃杨虎城闭门羹仍耿耿于怀，也不谈实质性问题。只有冯玉祥对时局作出了自己的正确估计，他说：“蒋介石今后还要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
23日，李志刚在戴笠陪同下乘汽车由南京去奉化，面见蒋介石。蒋问：“西安方面的意见怎样？”李志刚把杨虎城给蒋的信递送上去，而后说道：虎城和东北军、17路军负责人开了两次会，他们一致要求让张先生先回去。蒋介石摇头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回南京，我劝他不要来，他一定要来，我只好听他来，那时由他也由我。他到南京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他住在这里，你可以去看他，问他是不是那样？”
蒋介石这次还真的让李志刚去看望了张学良。张告诉李志刚：“蒋先生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国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
到这时，张学良终于明白，扣留他不放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出于蒋之本意。
李志刚在这次与蒋介石见面中，直言不讳地追问了蒋对抗日的态度。李说：“他们极关心委员长对抗日的政策问题。”蒋介石一听就来了气，几乎是狂吼着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演讲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你们也不懂得吗？”随后又转换语调对李志刚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蒋介石还再三嘱咐李志刚，把他的话立即电告杨虎城。
杨虎城在收到李志刚来电的同时，亦收到张学良19日的来信。张在信中表示，断不可以他个人的出处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指出：“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实行，以免夜长梦多，或者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他盼杨“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实行”。于是，三方面商定，按照张学良意见，接受甲案。杨虎城于24日致电蒋介石作出了同意甲案的表示，但此时蒋介石已将陕事交顾祝同全权处理。
22日至24日，蒋介石两次打电报给顾祝同和刘峙，交待谈判条件。这些条件，综合起来有七项：
一、“中央军”本月28日以前暂驻原防地。
二、东北军、17路军须于本月28日前撤至泾阳、成阳、雩县以西地区；徐海东、陈先瑞在陕南各部应同时撤至陕北。2月5日以前，“中央军”进至成阳至宝鸡一线，接防完毕。
三、“中央军”本月29日进驻西安与成阳之线。
四、东北军可酌留1师约3团至4团兵力暂驻西兰公路成阳至邪州一段。
五、17路军可酌留1团至2团兵力驻西安附近，但其驻地由行营指定，并于“中央军”到达西安时，17路军驻西安部队暂时集结于王曲与新城二地，以免误会。
六、张副司令之出处与名义，须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时另定之。
七、对第三者部队（指红军撰者注），准由杨主任秉承顾主任之意，设法接济。
西安与南京双方的谈判于1月24日正式拉开帷幕。西安方面的代表是米春霖、谢珂、李志刚，南京方面的谈判代表是顾祝同。第一次谈判，在潼关举行。这次谈判的重要问题，西安方面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商定，必要时邀请周恩来共同商讨。南京方面，以顾祝同和他的参谋长赵启骤为主，重要问题请示蒋介石。
当时，顾祝同在火车上办公。西安代表去时，他正集合各路司令官作出准备打仗的姿态。谢珂见状很不满意，首先作了措辞强硬的发言。他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17路军对此非常激愤，假若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
顾祝同说：“西安方面既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该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调度军队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拆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17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才进兵解决。”
谢珂又说：“在张学良将军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是不能西进的。”
双方各执一词，谈了3个小时毫无进展，最后商定两天之内可以继续谈判。
由于双方谈判一开始即出现僵局，顾祝同转而又与何柱国会谈。何柱国向他提出两点要求，都是关于军队布防的，一是在西兰公路上东北军驻一个军；西安附近17路军驻两个旅。顾祝同对此两点未表异议，并于其后向蒋介石发电请示两个问题：
一、红军移动时发给若干经费，总需30万（至少）至50万元。
二、西安事件中已用之费600万彼方请予核销，可否准许200万元。
此时，杨虎城对于和谈成功寄予很大期望。听完谈判代表的报告后，他说：“只要国家政策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他担心东北军以释放张学良为谈判先决条件，将把事情弄僵，于是加派曾在黄埔军校任外文秘书、与顾祝同有私交的17路军参议王宗山为谈判代表，以缓和谈判气氛，便于和顾祝同商谈。
蒋介石也急于使谈判取得成果。针对顾祝同的请示，他于1月25日上午9时，对潼关谈判提出七项要点：
一、东北军在西兰公路上可先驻4个团，待其移动完毕以后准再增2个团亦可。但成阳城内不可驻部队。
二、17路军在西安附近，于其他各部未移动完毕以前不能超过两团兵额。待各部移防完毕后，如有必要亦可酌增一、二团。惟其驻地仍须由行营指定令行。
三、第三者（红军）移动时，以30万元为度。
四、西安事件报销之费用，最多不得超过200万元。
五、17路军、东北军移动时，准发1个月伙食；待其移防完毕时，准再先发1个月。
六、张汉卿名义必待其部移防完毕后方能呈请，此时如果请求不惟无益，适增国民之反响，徒戾汉卿而已。
七、第一步，各部撤至西安、成阳以西日期，最迟不得超过本月30日；第二步，移防完毕不得超过下月10日。但东北军入甘路程较长，准予酌量展申，然亦不得过下月15日也。惟“中央军”接防陇海全线至宝鸡，必须于下月5日以前完毕。
对蒋介石提出的7项要点，杨虎城和中共未提疑问，东北军表示原则同意，但要求“先发表张之名义而后移动”，这使谈判进展又缓下来。26日，顾祝同通过何应钦向蒋报告：“商谈情形不能迅速开展，杨之态度并不如何坚持，第三者亦未出而捣乱，问题全在东北军。”而东北军内，“高级将领大体均可接受命令，但对下级不能妥为运用……军官中亦有态度甚恶者，均为下级居多。”
蒋介石对东北军持此态度甚为恼火。当天傍晚，他指示刘峙、顾祝同向东北军发出恫吓，声明：第二天中午前为谈判最后期限，届时如果还达不成协议，东北军还不撤退，即为和平破裂，“中央军”将开始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前方指挥部进行轰炸，而暂缓对西安新城目标的轰bbr>炸，以示区别。善于恩威并施、分化对手的蒋介石，在发出战争威胁时仍不忘制造对方内部的不和，以牵制对手。27日上午，蒋介石又致电东北军各将领，进行“劝说”，再次承诺：
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
不管蒋介石的承诺能否兑现，也不管人们对他的承诺有几分相信，但有了这一承诺对于化解在谈判中因张学良出处问题而出现的僵局总是有益的。
张学良对于因他的出处问题而使谈判陷于僵持也深表不安。27日，他急电东北军前方将领，要他们千万不能把他的出处问题作为接受甲案的先决条件。电文说：
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弟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即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
对于谈判陷入僵局，中共中央亦十分关切。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如确能停止战争，可保证让步。如要“出现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毛泽东在这次电报中还告知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无论是和或战，应由杨虎城、王以哲左派打定主意，我们应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与此同时，为加强党对西北善后的领导，中共中央还派出名义上仍在“负总责”的张闻天秘密到达西安。
毛泽东、张闻天的电令，使中共代表团对解决西北善后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叶剑英等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加入谈判。中共作为“三位一体”的一方不仅应该参与西北善后的谋划，而且中共作为一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加入善后谈判，对于推进谈判进程也是极为有益的。这一动议经过东北军的何柱国转报顾祝同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中共加入谈判以后，谈判很快取得突破，三方于第二天即1月28日，基本达成东北军在7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的协议，并决定执行甲案。在这个协议中，南京方面也作了局部让步，比如，进驻西安与潼关一线的“中央军”由12个团减为3个团，同意在三中全会前呈请恢复张学良公权，给以职务，让张学良来陕训话后部队移防等。同时明确，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仅限于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留待五届三中全会解决。
蒋介石一直把中共视为宿敌，顽同坚持“剿共”，但中共为了抗日的大局，为了避免内战重启，堪称以德报怨助蒋化解了僵局。
对此，蒋氏是心存感激的。周恩来抓住这一机会，以毛、周的名义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请潘设法向蒋介石传递中共的下列意思：
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中共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是，蒋必须同意：
（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供养。（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亲笔复恩来一信。
蒋介石表示同意中共意见，并于1月31日电告顾祝同：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元的经费；同时委托宋子文答复潘汉年：同意两党联合抗日。此后又同意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
对于西安方面与南京即将达成的和平协议，在东北军内部却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打还是和。
主和的是东北军的元老派，他们是师级以上的将官，以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为代表。主战的是少壮派，他们大都是抗日同志会的领导骨干，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为代表。
主和的元老派只有少数人，他们从和平解决事变这个大局出发，也争取释放张学良，但并不以此为先决条件。其中态度最坚决的是董英斌，他始终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王以哲忠于张学良，也尊重周恩来，倾向于接受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张学良被扣以后，面对西安方面群龙无首的局面，面对“中央军”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对南京特务的收买瓦解，元老派中也出现了各为自己打算的倾向，沈克、檀自新与蒋介石的密使打得火热，外界甚至还传出了于学忠已投靠南京的传闻。甘肃省财政厅长陈端也于1月9日向孔祥熙密报，称“于学忠已表示服从中央并建议作调解人”，故“中央军”对51军保持友好姿态。蒋介石于15日批准陈端的建议，并电令胡宗南与于学忠切实联络，避免冲突。
主和派的这些做法，使少壮派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元老派被蒋介石收买了，腐化了，营救张学良不力。
少壮派大都是张学良在武昌行营期间和到西安后提拔起来准备用以抗日的干部。其中，孙铭久是1935年调到参谋秘书处工作，管人事档案，后兼随从参谋，参与机要。应德田本是负责陪李杜去联络苏联的，因一时难以成行，才回武昌行营任秘书。张学良认为，打起仗来，既要依靠“拿杆儿”的老将，也要依靠少壮派这些联共抗日的先锋和骨干，两者不可或缺。因而对少壮派非常赏识，委以重任。张学良亲任会长的抗日同志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培养抗日骨干的少壮派的组织。在张学良培养提拔下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对张学良自是绝对忠诚。他们认为，不救回张学良一切无从谈起。
少壮派的成员虽然都是一些团、营职军官，但他们人数却很多。他们提出的“为释张学良不惜一战”等营救张学良的主张，在东北军内颇有市场，无人敢说“不”，也为广大的东北军官兵所赞同。
张学良从抗日准备出发，从东北军的发展出发，培养年轻一代军官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少壮派积极拥护联共抗日主张，在西安事变起到了先锋和骨干作用。但是，培养年轻干部的依托——抗日同志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少有具一定政治经验的军、师长加入。因而，少壮派在政治上把拥戴张学良看得高于一切，认识和处理问题就难免陷入简单化，自然也不会认同元老派的主和意向。
1月20日，蒋介石公开拒绝释放张学良后，少壮派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他们认为，蒋介石不肯释放张学良，只有走“打”的一条路。这时，一度曾经传出的东北军有人“拥王代张”的谣言又乘间兴起，这使少壮派确信主和的将领都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发起了营救张学良的签名运动。这个“签名运动”主张为了救出张学良不惜对南京方面作战，“战胜了可以使张学良获得自由，战败了就投靠红军”。应德田、孙铭久等带头签名，主战的少壮派随之响应。征集签名的活动延伸到渭南前线，团长以上的军官有100多人都签了名。团长们签了名，师长们也跟着签，最后有的军长也签了名。
签名的成功，使少壮派受到鼓舞，调子越唱越高，他们以此为据，宣扬对南京开战是东北军上下一致的主张。
在当时，选择甲案，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甲案，对东北军不利，因为甘肃是个穷乡僻壤之地；乙案对东北军有利，因为豫皖比较富庶。但是，接受甲案，意味着“三位一体”不被拆散；而选择乙案，意味着“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而现实是，只要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靠拢在一起，对西北局势的发展就有利，营救张学良回陕也是大有希望的。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周恩来建议杨虎城：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杨虎城及17路军的想法与周是一致的，张学良也是这个意见。
当然，选择甲案或者乙案也有风险。这就是不管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都意味着“三位一体”要让出西安这一战略要地。作出这一重大牺牲和让步之后，能否保证内战从此停止，抗日从此而起？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有这个顾虑。为此，毛泽东于1月21日电示潘汉年，要求蒋介石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和平解决后不会再有战争。
少壮派顾虑的不是这些重大战略问题上是否还起变化，他们紧盯的只是眼前救张问题能否马上实现。少壮派认为，无论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都不可能把张学良救回来。他们对接受哪个方案都反对，一心想要的是“开战救张”。
“开战救张”虽然从战略全局上看并不可取，但这一主张却很容易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取得共鸣与支持。元老派虽然主和有理，并握有兵权，但都怕背上不救张学良的骂名，而不敢公开讲反战问题。
杨虎城是西北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他原本是主张接受甲案而和平的。对战的问题，此前他取的是以战促和的态度，现在和平在即，选择战势必失去和平的机会。但是，他更担心如果采纳甲案，“中央军”开进西安后会对他报复，在张学良被扣之后他的这种心理负担进一步加重。杨虎城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与少壮派有着共鸣，并使少壮派从中看到了希望。
这样，劝说少壮派罢战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共的肩上。1月下旬，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来西安在张学良公馆大厅举行座谈会，邀请两军主和、主战的主要人物参加，做大家的工作。彭、任先后讲话，大致意思是：
（一）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瓜分殖民地。日本决心灭亡全中国。英、美虽与日本有矛盾，但尚无决心与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苏联虽是反对一切侵略，但重点是对西边的德国。我国面临亡国之祸，必须全民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共同抗日。
（二）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依据，也是当前的基本政策。
（三）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际上更依赖英美，在英美与日本有矛盾的时候，他仍有抗日的可能性，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正确的，更增大了这种可能性。蒋介石是可以抗日的，只要大家团结好，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张汉卿先生是可以回来的。
（四）目前形贽不宜用战争去解决问题，打仗可能引起更混乱的局面，更不利于张先生回来，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
彭、任两人谈了近两个钟头，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但大家均无表态。这种沉默，当然不意味着与会者的思想统一，而只能是信任和沟通的桥梁发生裂缝的表现。十年后，周恩来在对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及西安事变时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1月27日晚，周恩来邀请东北军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人，到金家巷张公馆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会谈伊始，少壮派即激烈地反对和平解决的方针，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撤兵，并要求红军予以支持。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也愿意早日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愿望。”“引起战争，对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就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么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张副司令前途，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最后，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张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但周恩来的这番话并没有说服东北军少壮派。苗剑秋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大哭大闹起来，边哭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那咱们就先破裂”这样的重话。孙铭久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跪下，请求红军出兵。
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送走少壮派天还没亮，南汉宸也赶到周恩来的住处。他向周报告了两则重大消息：一是孙铭久已经拟定了一个暗杀名单，内中不仅有主和派，还有共产党人。二是杨虎城态度有变。
原来，这天凌晨3点，杨虎城即把南汉宸从床上叫醒，对南说：“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这种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纯朋友关系，一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你们要暴动，蒋介石派韩振声来要我逮捕你，我不肯，宁愿抛开部队去日本，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潼关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拿着蒋介石的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战争的危险放你走。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现在回来的希望不大，他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显然，杨虎城的这番话，不仅是说给南汉宸本人的，也是说给中共代表团听的。否则，他不会深更半夜把南汉宸叫起来。同时，杨虎城此番话的背后，也还隐藏着更深的不便明说的意思：中共应当更多地帮助杨虎城摆脱困境，如果中共对杨帮助得不够，或者杨感到自己的安危没有保证的话，他将不再选择和平，而是可能会附和东北军少壮派的主张。
周恩来充分感受到杨虎城此番话的严重性，他吩咐南汉宸：你马上转告杨先生，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接着，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一起迅速赶到三原红军前敌司令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左权等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当前事态和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与会者认为，东北军和17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17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与他们协同打一仗。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打有两个前途：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
会后，周恩来和博古、彭德怀、张闻天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征求意见，并于当天收到毛泽东表示同意的回电。
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红军的决定告诉了杨虎城和少壮派。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
在中共这次紧急会议的前一天，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召开了由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由于王以哲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总部”中将参谋长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的前途也危险了。他主张接受甲案，和平解决善后。
何发言后，应德田起来发表了坚决反对和平解决的讲话，应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就不敢了。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并且说：“现在杨主任和17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中共代表团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红军也可以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反而胆小怕死吗？”与会人员在应德田发言的鼓动下，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会议决定：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之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切，决一死战！40多名与会军官都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不能执行渭南决议。但是，渭南决议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谁也没有理由擅自推翻这个决议。于是，他们想到了于学忠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就商议请于学忠回来，由于做出最后决定。
1月31日，于学忠被接回西安。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等5人，分别代表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最高级会议。应德田等少壮派在室外旁听。杨虎城作为西安方面的最高首长主持了会议。
首先发言的是于学忠，他表示：我的意见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打对我们是不利的。
为什么不能打呢？于学忠分析说：我们只顾对付东线的“中央军”，西线还没有怎么布置，而胡宗南的军队已经进至宝鸡，再加上我们内部檀自新、沈克两个师有不稳的消息，我们在军事上处于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势，因此，打仗不仅不应该，而且不能打。何况，主战的理由主要是副司令没回来，打仗就能够把张副司令打回来吗？我看不但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恐怕还害了他。
于学忠的和平姿态，与王以哲、何柱国的意见不谋而合。王、何随即表示赞同，并提出：先撤兵，服从中央的命令。
东北军3位大将意见一致的和平态度对杨虎城产生了影响，本来此前的几天里杨是一度转向主战的，这时也表示了接受和平解决的主张，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周恩来是最后的发言者。会议出现的如此结果他当然是高兴的，他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又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曾决定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和平解决的主张，全力支持你们打一仗。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是，会场外面“战”与“和”两派争执激烈，在会场之内却如此平静地通过了“一边倒”的主和的决议，这使周恩来感到十分不安。他严肃地提醒与会者：“请你们要注意内部团结和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在周恩来发言后会议作出决议：宜和不宜打，坚决促成和谈成功。这个决定，与两天前的渭南会议决议完全相反，这是一般人所没有料想到的，也使主战派大失所望。
遗憾的是，周的告诫并没有引起东北军将领的重视。2月1日上午，于学忠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开会，传达王宅会议精神。于宣布“按潼关谈判的协议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后，会场里鸦雀无声，于又说：“我受张氏父子两世之恩，打吧，怕打不回副司令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放声大哭，许多人也跟着痛哭流涕。
于学忠的解释未能使少壮派信服，他的哭诉也不能感动少壮派。这时，少壮派中情绪已经难以控制，特别是应德田、孙铭久等人，认定推翻渭南会议决定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是王、何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的结果。他们在官兵中宣传：“先撤兵是投降蒋介石的另一种形式”，并决定：铲除王、何，保留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总负责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的决定。
2月1日晚，少壮派在西安街头贴出了“除奸”的标语，并开始制作“反对和平”的袖章。
主和派及杨虎城均未深刻洞察严峻的形势，也未对少壮派采取防范措施，照常派李志刚前往潼关，准备与顾祝同签署协议，这等于火上加油，加速了少壮派走向极端的进程。
在得知李志刚即将前往潼关时，少壮派迅速调动部队一方面包围了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另一方面准备武装截留西安方面派往潼关的谈判代表，同时部署暗杀王、何的行动。
2日上午，应德田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的名义发出《告东北军将士书》，表示：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以谈，张副司令不回来只有拼命，用武力叫汉奸胆寒，迫使他们把张副司令送回来。
之后，应德田、孙铭久指挥总部卫队二营连长于文俊带一排人突然包围了王以哲家，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将王以哲枪杀。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总部参谋长徐方等也同时遇害。
卫队二营副营长商亚东带领的枪杀何柱国的人马也赶到了何的家中，因何事先已闻躲进杨虎城的官邸，而死里逃生。
这时，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同样地闯进了几名东北军的少壮派青年军人。他们直奔周恩来的办公室，见来者怒气冲冲的样子，周很快明白他们的来意，非常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周恩来义正词严的话，使这几名青年军官气焰顿敛，稍后他们一个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孙铭久赶到后，也跪地请罪。
但这已经晚了，王以哲被害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无法挽回的。它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导致了“三位一体”的解体。
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了，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信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线，驻渭南的部队当即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要为王以哲报仇。由于东北军过早地放弃了对“中央军”的牵制和阻挡，致使“中央军”长驱直入，乘虚开进渭南，继而向西安进逼。
孙铭久等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当杨虎城派人问他们如何自处时，他们都傻了眼。这时有许多人要杀他们的头，挖他们的心，来祭奠王以哲将军。2月3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3人经过彻夜商量，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3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尽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当机立断，不避嫌疑，立即派刘鼎将孙铭久等几个为首者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同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撤离西安。2月4日，在护送孙、应、苗离开西安后，杨虎城、于学忠敷衍故事，签发了通缉应德田等3人的通缉令。这样，就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从而也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杀害了王以哲，但动机还是想救张学良，所以不能随便地牺牲他们。周冒着风险救了这3人，但这3人却没有以自己抗日立功的行动回报周恩来。孙、应、苗在云阳红军前敌司令部待了一个月光景，就离开了陕北，后来都走上了投日歧途。
就在少壮派3名首领离开西安的前一天，刘多荃擅自将渭南前线部队北移高陵，与缪激流部靠拢，让开了陇海线正面阵地，并派副师长高云鹏电话通知潼关的“中央军”樊崧甫，要他们提前进军。
接着，刘多荃派人捕杀了于文俊血祭王以哲；又令105师1旅3团团长葛晏春诱杀了该旅旅长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与红军沟通的第一个使者，于1936年被提升为少将旅长，并未参与“二二”暗杀王以哲事件。刘多荃和缪澂流还逮捕了所属团长万毅、康鸿泰和在东北军中工作的中共特派员邹鲁风，逼走了团长陈大章和营长王甲昌、商同昌等人。
在此前后，东北军骑10师檀自新部于2月2日在蒲城叛变，投靠南京方面，并扣留了陕西警备3旅旅长孙友仁、蒲城民团司令韩世本，缴了民团的械。2月6日，东北军106师沈克又叛离东北军，扣留了陕西警备1旅旅长王俊，将该部缴械。2月8日，陕西警备2旅沈玺亭、唐德盈两团投向刘峙，将部队拖向河南。
这些变化说明，“三位一体”已呈裂解之势。
2月5日，东北军将领撇开17路军和红军，由于学忠、何柱国、缪潋流、刘多荃等4名军长参加，在高陵召开会议，决定不再走与红军、17路军联合的道路，放弃甲案，而决定接受乙案。确定乙案的同时，对保留东北军总部也表现了不感兴趣，这意味着东北军将彻底分裂了。
尽管这一决定在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中仍有不同意见，后来张学良也仍然坚持应接受甲案，以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但这位少帅已经无力左右他的部下了。因为在此前一天，即1937年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领衔7将领已经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并宣布了经与顾祝同谈判达成的四点协议：
1．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
2．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
3．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实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
4．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以备国用。
张学良只好让何柱国转告各部属：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他还对王卓然说：
我既然为抗日统一战线而牺牲，失掉自由，也绝对不惜生命而贯彻到底。要嘱告东北军东北将领及有关方面，要为贯彻我们的八项主张而努力。我希望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三方面能长期保持团结。但是要竭尽一切方法避免与南京军队冲突，我个人的自由与生死是小事……不要为争我个人的自由而与南京军队冲突。
1936年2月5日，东北军撤出了西安。6日，杨虎城回到三原。17路军于7日集结三原一带，西安新城只留下一个教导团，负责警卫省主席孙蔚如和38军军部。
2月8日，“中央军”36师宋希濂部和平进驻西安。10日，顾祝同进人西安，履行西安行营主任新职。
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至此正式落幕！
由于接受乙案，“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张学良复出从此没有可能，长期被软禁已经不可避免。张学良曾经设想，抗日战争一旦爆发，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届时他可能获得自由去领兵抗日。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张学良仍被幽禁在贵州。1946年11月，蒋介石下令将张学良解往台湾，蒋经国时期张学良仍被“严加管教”。直到1991年，他以91岁高龄始获台湾当局批准，赴美探亲。但是，北望大陆，依然“等是有家归未得”。
由于“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失去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抗衡蒋介石，3月初，蒋介石即威逼杨虎城辞职出国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基于抗日的愿望主动返国，但一踏上国土，即遭蒋介石软禁，1949年9月6日，在南京国民政府一朝覆亡，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宋绮云女士和两个子女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领导的两支部队，有着不同的命运。
张学良父子两代创建的东北军，撤到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后，很快被南京改编拆散，共编为6个军：第51军下辖113师、114师，军长于学忠；第57军下辖111师、112师，军长缪激流；第53军下辖116师、130师，军长万福麟；第49军下辖105师、109师，军长刘多荃；第67军下辖107师、108师，军长吴克仁；骑兵第2军下辖第3师、第4师、第6师，军长何柱国。
经过整编，51军的118师、110师，53军的119师，57军的120师、109师，67军的117师、129师，骑兵第2军的7师，分别被撤销番号或被调出。西安事变后叛离东北军的106师、骑兵第10师、炮兵第6旅、第8旅，均另立门户了。冯占海所部63军被撤销，仅保留第91师一个师的番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各部均开往抗日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67军107师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殆尽，军长、参谋长阵亡，蒋介石把这个军取消了番号，所属108师并入“中央军”25军。49军在武汉保卫战中也被取消了番号。51军、57军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失守后，这两个军到山东敌后战场作战，后来57军还是被取消了番号。至此，东北军中只有骑兵军成军建制仍在（于学忠之51军渊源来自直系军阀武装）。
从抗战发动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回到人民怀抱，东北军的历史实际终止。其间，东北军经过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优秀的民族精英，牢记张学良的嘱托，投身到人民怀抱。西安事变前，曾秘密会见过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的111师师长常恩多，对共产党的主张十分赞同。1937年年初，他即与红军总部接触，准备率部投奔红军，因中共考虑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没有成行。1942年秋，常得知自己病重不治，为使这支队伍走向光明，他指示郭维城冒险把被捕的共产党员万毅营救出狱，并与万毅一起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八三”起义，8月8日下午把该师大部拉到了抗日根据地，交给共产党，即于9日凌晨逝世。
吕正操，原系53军116师647团团长，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以后，他所在的691团开赴曹家务迎战日军。面对要其继续南撤的军令和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深受亡省亡家之恨的东北军，怎么也忍受不了国民党失败主义的指挥。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的小学校内，召开全团官兵代表大会，商讨抗日大计。他讲道：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是商讨咱们团今后命运的会议。近来时局令人心焦，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中央”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不但不能对抗日有所贡献，还有断送自己的危险。他指出：“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到冀中敌后打游击，现在，敌人后方空虚，有利于我们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顺利通过吕正操的提议：回师北上，同日军进行游击战。吕正操当众宣布：从现在起，691团的番号我们不用了，改为人民自卫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把这支部队全部拉人共产党，自此，这支部队声威远播，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苏联对日宣战后，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吕正操奉朱德总司令命令，率部由山西绥远两地出发，向察哈尔、热河进发。1945年8月31日，吕正操、林枫率领八路军第3纵队32团，以及可以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
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的，还有骑兵6师师长刘桂武、67军军长吴克仁。这两名将军最后血洒疆场，令人敬仰。
东北军中也有不少人在蒋介石的诱使下，与人民为敌。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东北军的108师不仅参与了这一事变，而且叶挺军长就是在赴108师谈判时被捕的。解放战争的3年中，东北军的大部也参与了内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殉葬品。
杨虎城所领导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被缩为38军，这支部队在1938年被改为第4集团军，下辖38、96两个军，仍由赵寿山、李兴中分任军长，孙蔚如任集团军总司令。七七事变后，38军大部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保定以北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忻口战役等。
1937年10月，赵寿山率17师坚守娘子关正面阵地，与日军血战13昼夜。之后，这支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离石县碛口一带进行整训，并得到八路军政治和军事上的帮助。此后，该部在山西洪洞、赵城及晋东南的长治、高平、晋城、阳城、垣曲一带开展游击战，编人第18集团军的战斗序列，直接受彭德怀将军指挥。
1938年11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4集团军，下辖两个军：38军，军长赵寿山，计有17师、55师；96军，军长李兴中，计有177师、新编14师。此后的两年多中，第4集团军一直战斗在中条山一带，先后11次粉碎日军的扫荡，并大量杀伤敌人，以致日军称为中条山是他们的“盲肠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称这支部队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在这期间，这支部队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部队中提出了“自觉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中共陕西省委派遣申敬之负责这支部队党的领导工作，一大批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38军军长赵寿山带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当然不能允许在他的军队中有共产党存在，曾多次组织抓捕共党分子，孙蔚如采取搪塞敷衍的办法加以掩护，赵寿山甚至以身家性命作保，使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都保了下来。
为彻底解决第4集团军亲共的问题，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先后将赵寿山、孙蔚如调离，而把这支部队再次缩编为一个军，缩编后的38军由14个团减为9个团，这次缩编及其此后进行的瓦解和撤换原17路军连以上军官的行动，促成了38军17师部队于1945年7月在河南洛宁县起义。毛泽东对这次起义给予很高评价，他致电说：欢迎你们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17师的起义，遂使蒋介石产生消灭38军55师的企图。1946年3月，蒋密令胡宗南把该师缩编为55旅，并令该部开赴新乡参加内战，而胡更在郑州、广武地区布置重兵，拟将该部于行军途中歼灭。原师长孔从洲发觉后，由孝义赶回55师驻地，于5月15日在巩县宣布起义。6月，当胡宗南再调原177师李振西部在辉县一带进攻解放军时，这支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吕元璧、薛生荣又一同领导了吕、薛两部的起义。同年8月8日两部在杨柳川会合，标志着杨虎城所部由17路军发展而来的38军大部实现了起义，进入人民阵营。
194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以杨虎城的38军为基础，组成西北民主抗日联军第38军，恢复17师、55师建制，任命：孔从洲为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刘威诚为副军长，王汝昭为参谋长，崔仲远为政治部主任。
从此，西北民主抗日联军第38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转战南北，先后参与了上党自卫战、平汉战役、白晋线战役、辉县战役、汤西战役、豫北战役。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后，参与豫西战役，豫西剿匪以及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并出色地完成了所负任务。
全国解放后，38军17师于1952年集体转业，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师，从事经济建设。这支部队在师长张复振率领下，开赴玉门油矿，进行石油钻探与开发，为建立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做出了贡献。后来，这支石油大军逐渐扩大，在开发建立克拉玛依、柴达木、大庆、川中、江汉、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的过程中，继续建立了不朽功勋！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坚持原则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
西安事变结束了，发动事变的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都相继退出政治中心。那么，有什么力量能促使蒋介石兑现承诺，对日抵抗呢？作为“三位一体”重要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本来，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已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他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南京谈判。但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1937年1月5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天，即致电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6日，毛泽东又致电潘汉年：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同志协商”。
面对中共的合理担心，蒋介石遂委托于2月8日进驻西安，出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
西安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怎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呢？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洛甫、毛泽东，明确提出五项原则，呈请中共中央审批：
关于谈判方针，我意：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主义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000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产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天就复电同意，并且补充说：“关于阶级斗争，本党当然遵守抗日救国之共同纲领，以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天职，引导中国人民为此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共同奋斗，但国民党在改善民众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方面亦需有切实之努力，因民众由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不堪痛苦而起的斗争，本党实无力禁止。”
在此半月前，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已经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共实现再次合作的条件。这几项条件和周恩来提出的谈判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西安谈判中的基本指导原则。
在确定谈判原则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欲达到的目的进行了认真研究，周恩来后来对研究的成果作出了这样的概括：“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取得这些承认后，竭诚促进举国团结并使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出动投入抗日御侮作战。
2月9日，也就是顾祝同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周恩来开始同他举行谈判。首次谈判持续了3天，对中共的要求，顾祝同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开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几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到会的中央委员170人。宋庆龄是自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以来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会上，以宋庆龄为首的抗日民主派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会议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紧急提案。18日，宋庆龄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实现孙中山遗嘱》的重要演讲，批判亲日派的“剿共”理论，指出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她愤慨地说：“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消耗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一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
宋庆龄的演讲和14人联名提案，对于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精卫也在会上发言，提交了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但这一反共媚日的立场在会上没能占据上风，会议的基调是团结抗日，他的主张只能成为废案。
在这次会议上《根绝赤祸案》获得了通过。这一决议案，实际上是对中共致三中全会电的系统回答，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意见，提出了4条对中共的要求，即：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4条与中共承诺的4项保证基本吻合，表明当时条件下两党利益的一致性，两党都能以抗日救国作为调整关系的前提。周恩来对此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允许我们在国统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尽管还埋伏了文章，但当时国民党确实停止“剿共”，准备抗日了。在三中全会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文检当局还悄悄通知报界，不要再使用“赤匪”的字样。
全会还通过了五届三中全会宣言。这个宣言仍有不少攻击中共主张的字眼，但“剿共”口号不再使用了，“抗战”一词也首度见之于国民党宣言。《宣言》这样强调：“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果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对内“唯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从而放弃了武力统一、“剿共”内战的政策。宣言的这些表示，实际上表明它接受了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的基本精神，因而，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转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毛泽东对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些方面的成果，也是给予肯定的。他指出：“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明示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中全会后，张冲抵达西安代表蒋介石继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从2月27日至3月4日，周、张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的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和人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六七万，计6个师，每师3个团，总指挥部除外。而蒋介石给张冲的底线是：“红军可以编三师9团，不可再加。”这就使谈判无法形成一致。后来，张冲又提出一个方案：红军主力编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显然，这一方案与中共的要求比较接近，张闻天、毛泽东于3月3日复电周恩来表示这一提议可以接受。但事过一天，南京又变卦了，缩回到蒋的底线上。于是，围绕蒋的底线，张、周再行协商，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将现有红军中最精壮者选编为4个步兵师，计4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二）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2个徒手工兵师，计2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率4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四）原有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直属队；（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
鉴于谈判达成共识，3月8日双方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这便是著名的“三八协议”。周把一个月来的谈判成果总结为三项十五条，这一草案提交给顾祝同后，被作了重大修改，在经顾改后的修正案中，服从“统一指挥”被改为“服从一切命令”；“陕甘宁行政区”被改为“地方行政区”；红军改编后由4个师变为3个师，由4万余人变为3万人。这绝不是文字的修改，而是实质的变动，目的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形势，认为，国民党提出的修正案，企图让中共服从蒋的一切命令，把陕甘宁划成3个苏区，缩小武装。这实际上是对红军的“收编”，中共绝不能接受实际上等于投降的改编。
既然在西安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中共中央旋即致电周恩来，改为赴宁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会谈前一天，周恩来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15条意见先交给了蒋介石。鉴于在西安谈判中同顾祝同的争执，在见到蒋介石后，周恩来在与蒋的谈判中特别强调了以下六个问题：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看了中共的谈判条件和周恩来的说明后，发表了谈话，其大意是：
（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要求中共“检讨过去政策，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诿过于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三）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方能有效”。他希望中共“要与他永远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四）要中共“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当听到周恩来“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的回答时，他要周恩来赶快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而周恩来再三问他有何具体办法时他则说没有，但表示要商量。
（五）“关于具体问题，他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在几个月后”，中共“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至于军队人数他也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愿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
中共中央对蒋的这一表态感到满意，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和拥护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
但两个月后，当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13个问题到达庐山，与蒋介石再次谈判时，蒋的态度比之两个月以前却后退了一大步。一是否定了在3个师以上设立司令部的承诺，二是公开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要求，三是对允许中共公开的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特别严重的是，在杭州谈判时，他让中共提出两党合作纲领，而这次会谈他却把周恩来交给他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抛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这个主张内容包括四条：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
显然，蒋介石是想利用同盟会这个组织把共产党融合到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周恩来当然就此表示不能同意。
但为达成国共两党正式合作，中共中央仍准备再次作出重大让步，并为此制订了与国民党谈判的新方案。新方案对两党合作问题，确定为：“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其组织原则，由我方拟出草案与蒋商定”；“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产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中共中央的目的是，“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
中共中央新的谈判方案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准备在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师暂编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000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7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其下各行政部门由我方推荐负责人选，将来由边区参议会推出，请行政院任命。县长及其下各局长，则由县议会选出。对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关于朱、毛外出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不拒绝外出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出。
新方案制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时候，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与蒋继续谈判。于是，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一行3人于7月4日到达西安，7月7日又飞抵上海。
就在7月7日这一天的晚上，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终于揭开战幕，日本华北驻军悍然向守卫北平郊区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宋哲元之第29军第37师奋起抵抗，中华民族举国抗战的号角正式吹响。
形势紧迫，为争取谈判尽快成功，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在这次谈判前，周恩来已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看，蒋对此反应冷淡。谈判中争执的焦点依然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直属行营管理，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周恩来为政治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表示：中共决不接受。
对此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有着同样的看法。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并令周等迅速北返。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红军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编为3个师，45000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另编地方保安1万人，高岗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
中共退出谈判，蒋介石非常着急。8月1日，张冲急电延安，称蒋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战火烧到南京国民政府所在的心脏地区。形势的急剧恶化，迫使蒋介石认识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前线共同抗日。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问题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柳暗花明的解决。
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历经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形势比人强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全民族的神圣抗战终于得以发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终于翻开了由衰败走向重新振兴的历史新页。
尾章 功乎？过乎？青史千秋有评说
★张、杨将军舍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蒋介石放弃执行十年的剿共内战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战图存的热浪席卷神州
★张、杨将军所期待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集中国力，投入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驰骋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两大战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日军构成夹击之势。中国的抗战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
西安事变结束后不到半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这次事变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比，有许多历史背景是相同的，比如，入侵的借口都是无故挑衅，采取的手段也都是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所不同的是，这次事变发生前，中国国内已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在这一政策影响和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旨在抗日救亡的西安事变也已获得和平解决，国共再次合作、举国抵御外侮的国内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日本帝国主义仅稍微开动其战争机器即可轻易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气势已一去不复返了。而西安事变期间经历50多天是继续“剿共”内战，还是团结抗日的严重斗争，最终促使国民党及其执掌的位居中枢地位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重大的政策转变，结束了持续十年的“剿共”内战，实行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新政策。这一不同点，使中国政府在日本的武力侵略面前开始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向对日奉行退让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次态度十分鲜明地表示：全力抗战，以战图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鲜明的应战姿态不仅一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侮每每逆来顺受的屈辱形象，而且博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在“二战”爆发后成为四大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为中华民族解救危亡和实现复兴，打下了一个基础；它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对日妥协的既定国策，改为致力国内实现和平、决意抵抗外侮、奋起抗日的路线；它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思维，同意着手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初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的影响是深远的。西安事变后，它的这些重要的历史作用，逐渐地显现出来……
★张、杨将军舍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蒋介石放弃执行十年的剿共内战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战图存的热浪席卷神州
七七事变爆发那天，蒋介石正在庐山。那里风景秀丽，清爽宜人。尤其夏天，它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是避暑的好去处，因而南京政要每年夏天都到这里办公和避暑。此时，蒋介石已经没有了这些雅兴，南京呈报过来的“特急电报”，报告了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的一切。
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比，蒋介石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那时，他给张学良的命令是：“不抵抗！”今次，他在当天即致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接着，他急电在重庆主持川康整军会议的何应钦：立即回京，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所有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
他还雪花般地向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40军军长庞炳勋、85师师长高桂滋发去急电，命令他们各率所部向石家庄集结。
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班开学典礼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部署发动举国一致的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他指出：“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刷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最后战斗的训练。”
这次讲话，蒋介石虽然点明对日问题及其对卢沟桥事件的态度，但是受训的文武官员们还是感觉耳目一新，预感到时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两天后，日本政府召开了五相会议，作出了出兵华北的决定，当天即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这一声明，宣布了日本已实行战争体制，公开宣示由两天前卢沟桥事变引发的中日战事已经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南京国民政府同日作出应对，进行军事部署。此时，中国可用于国防的战争储备物资，弹药只能供20个师作战3个月，粮秣只能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在中国北方就空军作战所需而言，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嫌准备不足。
为确保战争的需要，蒋介石就全面抗战事宜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以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全国军队统一配置，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津浦3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严令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和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29军需要弹药和物资，南京可以源源补充。还着手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全面抵抗的准备。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谈话，对中外公开宣示南京国民政府和他本人的抗战决心。蒋介石说：
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民族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只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之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尚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须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继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如果说，在上述谈话中蒋介石对于中日开战还留有一点余地的话，一个月后，在《国民政府对于现在中日局势发表声明》中，则明确地昭告世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以自卫抵抗暴力。
8月7日，蒋介石把上述抗战决心化为行动，这一天他召集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举行最高国防会议，并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实施全面抗战”；二、中国抗日战争“取持久消耗战略”。两天后，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蒋介石遂宣布：中国从此进行对日抗战。
又过两天，即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按照条例的规定，中国“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起全责任”的国防最高会议宣告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成员包括：“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其职责主要分为四项：（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
《国防最高会议条例》的颁布，使蒋介石拥有极大的权力，他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项“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会后第二天，根据蒋介石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再次举行国防会议，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指挥部，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增设秘书厅，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另外设立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组训6个部，分掌相关事宜。自此，国民党的政治会议暂停，新成立的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代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履行筹划抗战国策等功能。
在健全抗战的政治组织构架之后，亦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部署。8月15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抗战总动员令。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作战指导计划、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和作战指导方针，对抗战作出全面部署。这一部署突出了三点：一、“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别注意固守平绥路东要地”；二、“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三、“以最小限度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地”。按照这一战略要点，抗战最初的军队作战序列为：
第1战区，辖平汉、津浦两路北段地区，兵力组成为第1、第2、第14集团军，司令长官为程潜（后由蒋介石兼任）；
第2战区，辖晋、察、绥地区，兵力组成为第6、第7集团军及骑兵第1军，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第3战区，辖江苏、浙江地区，兵力组成为第8、第9、第10、第15集团军，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
第4战区，辖福建、广东地区，兵力组成为第4、第12集团军，司令长官为何应钦；
第5战区，辖山东地区，兵力组成为第5集团军，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后由李宗仁继任）。
对上述五大战区（包括后续组建的部队），国民党政府军投入作战力量达到200万人。陆军方面，抗战爆发前已有49个军，182个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达到170余万人。抗战爆发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方派系部队相继接受改编进入抗战军事序列的又有30万人。
海军方面，在战前已有舰艇100艘，其中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炮舰16艘，内河炮舰13艘，鱼雷艇及运输舰8艘，陆战队约3800人。全部舰艇编成4个舰队。第1舰队系沿海舰队，第2舰队为长江舰队，司令部均设在上海；第3舰队系东北海军，司令部驻威海卫；第4舰队系广东海军，司令部设在广州。此时的中国海军，尚比较落后，大多是从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不足以抗衡日本的现代化舰队。
空军方面，有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57架，全部由国外进口而来。
同强大的日军作战，军队数量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军队的战斗力要强。为把这支庞大而零散的军队整编成为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从1936年初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对陆军进行调整，计划在1938年编成60个调整师。调整后的师的建制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抗战爆发时，已经调整完毕50个步兵师。
在整编的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两广的桂系、华北的宋哲元的部队占据了较大份额。东北军依靠东北财富，不仅从国外购买武器，而且在沈阳有巨大的兵工厂，可自造武器装备自己，所以东北军的装备在当时是堪称上乘的，但东北军致命弱点是军官素质差，这就使它的装备优势大打折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这支军队进行整顿并悉数开赴抗日前线，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南方一带如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还有冀察的宋哲元等部，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他们因惧于以往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惜重金多方筹款购买武器，装备部队，因而这些部队也是有战斗力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装备落后，但其将领的指挥谋略、相互的协作精神、官兵的战斗精神等，则是国民党政府军所无法相比的。因而，战端开启后，红军也接受改编为3个师近5万人，成为国民革命军序列中政治素质最高、最有战斗力之一部。
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使全中国人民受到鼓舞。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旗帜鲜明地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29军，并立刻开放全国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勇气，并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国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由战争！”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七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并主动请缨：“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一周后，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下达命令：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各路红军将领立即汇集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军总部，商讨红军改编问题，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
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各社会名流包括华人华侨代表，都投身到拥护抗战、支援抗战的洪流之中。8月18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首肯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冀察当局，对日“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不许后退一步，必要时准备牺牲”是正确的；敦促冀察方面，要认识到丰台也是我们的领土，要像傅作义将军守绥远那样，收复失地，换来安定，这是光荣的历史，人民不会忘记；盛赞29军将士以卢沟桥为“坟墓”、以丰台为“兵房”的坚决信念，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东亚的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文明而战！”
★张、杨将军所期待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集中国力，投入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驰骋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两大战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日军构成夹击之势。中国的抗战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蒋介石于1927年春发动“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为时十年国共两党互相为敌。蒋氏“剿匪”十年，耗尽国力，不仅没有把共产党消灭，反而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逐渐坐大，从南国的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到北方的地方实力派一次又一次图谋倒蒋，蒋氏独裁政权多次出现险情。
蒋介石没有汲取内战导致国力赢弱的教训，顽固地坚持其错误政策，这给外敌以觊觎之机，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鼓励”，日本瞄准中国内部的乱局，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开始其对中国长达14年的野蛮侵略，并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6年间占据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共产党无可忍受，人民亦无可忍受，甚或国民党内部的爱国者也无可忍受。
西安事变就是在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西安事变终于使蒋介石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同共产党的内战尤其没有前途。南京国民政府及其蒋本人的政治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举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战略关系。
1938年10月中日武汉会战以后，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使侵华日军不能倾全力用兵于正面战场；而正面战场的维持存续也终使日军不能不始终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战，这也给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坚持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两大战场合组而成的中国抗日战场一直独力抵抗牵制着强大的日本侵略战争机器，使之无暇他顾，这实际上也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有力策应和贡献。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英、美、中共同对日宣战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日本虽然一开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暂时占据主动但很快即告丧失陷入战略守势。
然而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战场——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的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仍远远超过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总和。如果再把维持确保占领中国东北任务的关东军统计在内，那么在1941年12月前后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达138万人，占日军陆军总人数的65％。到1943年12月，中国战场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仅八路军、新四军在1941、1942年两年内，就作战4万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7万余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
八年抗战，惨烈非常，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成员，作为战胜日本反法西斯的主要交战国，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永垂青史、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让我们把历史定格在这一段收获胜利果实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作为中国代表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同其他8个反法西斯盟国的代表共同参加了这一盛况空前的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仪式。
上午8时30分，参加对日作战的9个盟国的签字代表团成员在签字仪式东道主美国代表陪同下依次拾级登上密苏里号上层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因为中国首先抗击日本侵略，并且奋战时间最长，因而得此殊荣。随他之后的是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他们身穿不同样式和颜色的军服，上面佩戴的各种勋章和绶带，红色、金色、褐色、橄榄色等五颜六色光耀人眼，也映得密苏里光可鉴人的甲板上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而战败的日本代表按照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要求，被安排在受降桌面前，沉默肃立5分钟等待受降。
之后，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日本代表首先签署投降书。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和战胜国9国代表按照盟军统帅部和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等国的顺序?，依次代表自己的国家在受降书上签字，接受日本的投降。
签字仪式之后，中国代表徐永昌面对记者发表了胜利感言。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诉它有过错误，它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看来，徐永昌将军的话是有远见的，也是有所指的。战后61年过去了，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包括个别政治家，尚未做到认真地反思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日本法西斯对人类正义所犯之罪过。
这一年的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也在南京中央军校旧址举行。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代表接受了日本侵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的投降。当日，中方向冈村宁次宣读了中国战区总司令部第1号令。命令说：从此日起，中国本部、台湾、安（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本陆海空军，全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不准接受日本政府的任何领导。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及中国战区各级日军司令部不复存在，代之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和各地联络部。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的任务为：执行或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并处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务，不得自行发布任何命令。
中方这一命令是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受降命令而发出的。在此前不久的8月17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签发第1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均应向中国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10月25日，日本将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当天，日本末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驻台军当局正式向中华民国第一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投降。至此，被日本以武力强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终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终于得以一朝洗雪。
而由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已于同年8月17日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投降，关东军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已随之一并灭亡，东北的主权亦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获知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的喜讯，已失去自由多年的张学良掩饰不了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他在九一八纪念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天气十分清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地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乡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虽然故乡的老乡们，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14年的教训，使得多少老乡们改换他们的头脑，促成了他们自发的精神，我衷心期待着解放了的故土，焕然一新。”
胜利的一天到来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又是付出多少难以计数的巨大代价！
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但中国人民以惨重民族牺牲换来的胜利日，终于成为中国近代以来从国势日渐衰微而走向重新振兴的转折点，张杨两将军理当笑慰，一抒胸中块垒。
虽然为了这一神圣抗战的发动，为了胜利到来的这一天，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民族英雄失去了个人自由。然而，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却使他们得偿企盼中华不惧和不受外侮的夙愿，更使他们希望中华强盛有日的愿景渐趋实现。
在历史的年轮进入21世纪的时候，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面貌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平稳快速增长，到2005年年底GDP总量已跨入世界前4名，中国的发展模式及成就举世瞩目，世人惊羡。
这期间，中共对于西安事变有着重要影响的3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于1976年逝世。
作为西安事变首要角色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退居台湾后也于1975年逝于台北。
而作为西安事变两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则以身殉道，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杀害，因而他虽曾感受过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即将浴火重生的喜悦，却无法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诞生，亲身感受中国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腾飞……
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将军却虽历经磨难而终享长寿，活到101岁，于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旅程。因而，他有机会看到抗战的胜利，看到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一步步迎来盛世。
看到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强大的中国人民正逐步奔向小康，张学良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从未后悔自己半个多世纪前作出的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发动西安事变这一历史选择。他虽然在西安事变后长期失去自由达54年，但爱国情怀却始终如一、坚如当初。
张学良将军在恢复自由前夕，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当回答记者就西安事变和两岸关系的提问时，他坦承：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那样做。接着，他应台湾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凌峰的邀请，为祖国大陆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题写了“神州风采”亲笔手书；还为祝贺他90岁寿辰写来贺信、拍来贺电的杨虎城长子、全国政协常委杨拯民，辽宁大学教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张德良及副会长周毅等亲笔题写了“爱人如己”的题词，并为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孙女邵黎黎书写了亲笔复信。
1991年6月，曾任国家铁道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吕正操，前往美国探望自己东北军时的老上级张学良，在探望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愿意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力。他说：“在我看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与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张学良还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得上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
1992年9月10日下午，张学良愉快地接受了祖国大陆4家新闻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考消息报》的联合采访。在海基会有关人士的陪同下，来自祖国内地的记者们走进位于台北阳明山北投复兴3路的张学良公馆。记者开宗明义地表示：祖国大陆最关心张学良的两件事，一是身体情况如何，二是对祖国统一的看法。张学良回答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脚有些疼，是骨刺，一碰就疼。他与夫人赵一荻“平时散散步，活动活动，有时外出兜兜风，玩玩，偶尔看看电视”。当谈到对和平统一祖国的前景时，张学良说：“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历史上我是从来都赞成统一的一个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为统一奔走得也很多了，现在老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当记者询问他对国共两党有无可能实现第三次合作的看法时，张学良表示：我祝合作成功。“现在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张学良还谈到了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说：“对于两岸的关系，我觉得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了，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我也不愿意谈政治敏感问题，慢慢来，我想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看乐观方面多。”
1993年四五月间，适逢中国花卉协会在北京联合主办第3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时任世界兰蕙交流协会荣誉会长的张学良，在台北为该博览会撰写了贺词，托率团赴大陆的世界兰蕙交流协会会长黄秀球先生带到北京。张学良还将自己培育了20多年的一盆名叫“爱国号”的兰花，一并带回北京，送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他在贺信中还写道：
兰艺自中国渡海，传至东瀛，进而又扩及世界园艺之林，国人应如何发扬它的幽光，以为复兴中华文化之一助，当有赖有心人士之共同努力。
人们终于明白，张学良以兰花回赠祖国，其意殷殷涵蕴着他对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期盼之情。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为中华民族做出如此巨大历史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全国解放前，中共曾多次做出营救他们的努力。1946年1月，国共两党刚一达成协议，宣布停战、和平建国，周恩来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蒋表面表示同意，但却给张学良开出了一个恢复自由的三个条件：一是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张下的不抵抗电报；三是释放后必须出洋。张学良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因而张之恢复自由也就自然作罢。至于杨虎城将军所受到的迫害更甚，诚如他对蒋之“睚眦必报”的判断。蒋对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其“丧失”所谓领袖尊严始终耿耿于怀，甚至将发动反人民内战终致失败的“原因”也记在张、杨两将军账上。而因杨虎城较张学良年长，蒋便认为张学良是受了中共与杨虎城的“蛊惑”。因而对杨将军恨之入骨，对回国请缨抗日的杨将军报以长期羁押，且待遇更恶，更不肯让杨将军重获自由而“放虎归山”。
1949年1月，蒋介石再次宣布“引退”，由李宗仁执行总统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寄希望于“划江而治”。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做了营救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李宗仁当即同意，并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置之不理，旨在恢复两将军自由的努力再度落空。而8个月后，杨虎城将军即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此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已陷入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中共加快了营救张学良的步伐，此时，蒋介石的嫡系张群在昆明被扣，毛泽东、周恩来遂决定用张群换回张学良。遗憾的是这一命令还未传到昆明，张群已被卢汉“义释”离滇，毛、周只能为失去这一营救张学良的天赐良机而仰天长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依然失去自由的张学良，中共中央仍通过各种管道与张学良建立联系。1961年年底，一封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密信，几经周折被送到张学良手中，张学良展念此信，上面赫然写着16个大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却寄托着中共对张学良这位“老朋友”的关心与期待。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离世前十几天，又专门找来时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的罗青长，再三嘱托他：“不要忘了台湾的朋友。”
2000年6月，已寓居美国的张学良将军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华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特意发去贺电向他热情祝贺。随同贺电送达美国的还有一盆插满100朵玫瑰与200朵康乃馨的花篮。当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也向张学良先生和赵一荻女士发去了贺电。两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共同为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祝寿，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及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贡献。指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９9lｉb.
矗立于北京郊区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其馆藏陈列中从来没有忽视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对实现举国抗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该馆就这段历史的总结性史实陈述如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利益至上的宽广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上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2006年初冬，在西安事变70周年前夕，由有关方面发起举行了“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祖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百余位学者聚会西安，讨论研究这一重大事件，纪念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贡献。
人们注意到，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的史学学者们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更加客观和趋于一致。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大家已经渐渐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两岸学者的诸多认识‘已经趋于一致’”。学者们还认为“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评判西安事变是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围绕‘西安事变’的探讨应该秉承研究历史的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时隔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70年之后，老红军黄华作为一名当时在红军总部所属后方司令部参与机要的历史目击者的身份，也以自己的亲身感悟对70年前发生的这场惊天事变作出了如下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事变时并没有预先告诉中共，但在事变发生之后连夜告知了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见解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当时面临民族危机的中国时局的转折点。在谈到张学良为什么要在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坚持送蒋回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时，黄华还认为：
张学良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之举，也不是意气用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惟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十艮之入骨。张学良踏上送蒋返宁和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距离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时光长河转眼即流逝过70有年。在70年后中华民族已然度过20世纪30年代那段民族危亡之秋、国势艰危时刻，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转折走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并已卓然有成之际。重新审视西安事变，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为转换艰危时局、发动举国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当然也会更加清晰和全面。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张学良、杨虎城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是的，那段历史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
今天，当年发动“西安事变”的要角、主角和配角们业已相继退出历史的舞台，但物是物非史家终有公论，千秋毁誉丹青自有评说，这不会以某人或某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而当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前进发展的历史轨迹时，只要是尊重历史事实避免偏见障目，人们就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转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载人中华民族的千秋史页，而凡为中国发展、民族振兴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们，人民和历史也将永远记住他们。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