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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实录》
序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在需要不断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追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对中国历史命运和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藏书网渡江等战略性战役。
这几大战役，不仅在当时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而且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面，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对今天的人们无疑仍是不可多得的教材，仍具有重大的激励和教育意义。
首先发起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其扼要情况是：1948年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同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部队共约55万人，分别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处于欲守无力、欲撤难舍的状态。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兵力有100余万人，占有明显优势。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发起辽沈战役。整个战役包括锦州攻坚战、辽西会战和解放沈阳、营口3个阶段。
东北野战军以6个纵队及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围攻锦州。10月1日攻克义县；14日对锦州市区发起总攻，经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万余人。与此同时，坚守塔山的部队阻击了从锦西1945年，百万苏军出兵东北
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这是苏、美、英三国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包括8次首脑全体会议、4次工作午餐或晚餐、多次外长会议。
时针指向1945年2月5日下午4时15分。
雅尔塔的沙皇宫殿在晚霞的照射下显得分外美丽。海水、山色，还有云朵、彩霞，这时已经融为一体了，来这里的人们都禁不住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此时的利瓦吉亚宫确实显得太漂亮了，以至于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我想在退休之后，用个人的名义把它买下来。”斯大林笑着回答说：“不谈这个问题。”可惜，罗斯福在退休之前就去世了。
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除了千岛群岛外，斯大林还要求日本归还它从沙俄手中夺走的其他权利。这些要求基本上符合开罗会议精神，所以，罗斯福也就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什么是开罗会议精神？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近郊的美纳饭店举行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就中国问题进行了商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赔偿，一部分可以用实物支付。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创办了很多工厂，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包括战舰、商船和铁路、车辆等，可以移交给中国。美中双方商定：日本从中国夺走的东北各省，包括辽东半岛，以及旅顺、大连在内，必须归还中国。
为了利于战后中美合作，蒋介石向罗斯福声明，他准备把旅顺交给中美两国共同使用。
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其中提到：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也无扩张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是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取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把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在宣言发表的头一天，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他完全同意《开罗宣言》和它的全部内容，并且声称满洲（东北）应当归还中国。
1943年底，美军在亚太地区同日军作战快两年了。美国人深感势单力薄，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在短期内打败日本。所以，美国迫切希望苏联出兵。
这年秋天，在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前夕，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迪恩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俄国在粉碎德国后如能投入对日作战，这对美英两国以最小的损失，更快、更彻底地击溃日本有重要的意义，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10月30日，即莫斯科外长会议闭幕的当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与会代表。宴会上，斯大林委托赫尔秘密转告罗斯福说：“在盟国打败德国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斯大林并没有提到出兵的交换条件。
1944年12月14日，罗斯福让哈里曼与斯大林商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此时的斯大林已经不再含蓄了，而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拿出一张地图，他的手从地图上指向东方，对美国大使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当归还苏联。”此外，斯大林还想得到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权，以及中东铁路，并希望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苏联提出的出兵条件，牺牲了中国的利益，这就自然不能拿到桌面上讨论了。2月8日，斯大林同罗斯福进行了秘密商谈。
一开始，罗斯福就表现出非常诚恳的态度。由于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作战中付出了很大伤亡，所以，罗斯福迫切希望苏联能够早日出兵。他对斯大林说，日本现在还有陆军400多万人，海军有120万人，6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飞机3000架；美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有160多万人，英军有60多万，有飞机6000架，军舰600多艘。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盟军的损失会很大。
斯大林握着烟斗，静静地听罗斯福倾述。他赞同罗斯福的话，“我们可以订一个出兵的时间表，我看打败了德国，再有3个月的准备，苏联就可以出兵远东。”
同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对日参战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继续说：“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听了斯大林的话，罗斯福显得很高兴。他对斯大林说：“关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政府会充分考虑的。”罗斯福打算接受对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领土要求。至于中国东北，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蒋介石愿意使旅顺和大连成为自由港。
斯大林将烟斗送到嘴里，很惬意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会议期间，我们三国应该就上述条件达成书面协议。”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
1945年2月10日，莫洛托夫将有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草案递给了哈里曼。当天，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举行会晤。对草案作了一些改动，成为协定的正式文本。商谈中，斯大林强调，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
作为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没有参加协定的制定，斯大林和罗斯福也没有同他商量。直到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上签字时，他才看到文本。
《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
（2）由于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以恢复，即：
甲、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
丙、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雅尔塔协定》的达成，最终促成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苏联红军的作战目标是日本关东军，斯大林的最终目的是要恢复沙俄在1904年战争中丢失的侵华权利。美英两国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却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蒋介石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却没有能够参加这次会议。《雅尔塔协定》签订1个月后，即3月12日，蒋介石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那里得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远东问题的建议。读了大使的电报后，蒋介石简直难以相信，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中国真的在雅尔塔被出卖了。”但是，蒋介石并不了解协定的具体内容。
1945年7月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国波茨坦讨论战后问题
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距离德国首都柏林30英里的小城波茨坦举行了一次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这是三大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所以称之为“终点”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对日作战问题。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东西。我在会议的最初几天里就从斯大林那里得到这种保证。”
8月6日，美国用原子弹袭击日本广岛，迫使日本不得不考虑接受无条件投降这个事实。
然而，就在日本还在犹豫，希望苏联给予调停之际，斯大林于8月7日下午4时30分，签署了苏联红军于9日0时对日本关东军实施进攻的命令，使得日本政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此时的日本军力如何呢？从1944年底开始，日本军部的强硬派便着手实施“本土决战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军部将在日本本土集结53个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坦克师团、7个独立坦克旅团、4个高射炮师团，总兵力达225万陆军和130多万海军。
在中国的东北，早在1931年，关东军就开始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14年间，关东军用刺刀逼着上百万中国劳工为其修筑了大量工事。
1933年，日本参谋本部作战科长铃木率道一行到东北察看了中苏边界线，决定在此布置三条防线：第一条防线为军事工事和军用通道；第二条防线为军事基地和特别通道；第三条防线为日本开拓团防线和移民道路。关东军还把中国东北与苏联接壤的北部和东部划为“北边地区”，作为一个大的军事基地。
为了修筑防御工事，日军抓来了大批中国劳工，用刺刀逼着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修筑工事。劳工病死后，尸体就被扔到山谷里，有的还没死也被扔了。为了保密，劳工们修好工事后，日军就将他们残忍地杀害。1944年，关东军强迫劳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修筑工事，完工后，日军将5000多名劳工全部杀死。据不完全统计，仅修建7项工程，关东军秘密杀死的劳工就达3万人之多。
14年来，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界修建了17个筑垒地域，总长达1000多公里，有8000多个永备工事。黑龙江沿岸是关东军的重点防御地带，这里的工事十分坚固。在这一带，关东军修筑了5个防御区。这些筑垒地域，有的地方正面宽达20到100公里，纵深达30到40公里。炮兵工事内的火炮全部是240至410毫米口径，工事顶层厚达十多米。在筑垒地域有410多个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的仓库、20个地下发电站、70多个通信枢纽、90多个地下给水库，以及大量暗道、防坦克障碍物，形成了一条宽40多公里、用以对付苏军的防御地带。
在兴凯湖、绥芬河一带，关东军修筑了强大的防御体系。位于虎头一带的防御筑垒地域，宽达100多公里，纵深40多公里。其中，永久性的火力点有222个，土木火力点190个，钢筋混凝土碉堡有25个，炮兵阵地有60多个。密山县筑垒地域位于兴凯湖边界北侧，工事分布在兴凯湖伸向东北腹地和横亘于中苏边界与穆棱河之间的山脊上。筑垒地域全长75公里，有5个抵抗枢纽组成，仅永久性火力点就达420个，还有127个钢筋混凝土掩体。珲春筑垒地域的火力点多达760个，炮兵阵地106个。绥芬河筑垒地域，正面宽达40多公里，纵深30多公里。
在东部的滨海地区，关东军共修筑了8个筑垒地域。在纵深150多公里的范围内，布置了3道防线。其中有4个筑垒地域设在北朝鲜，1个在库页岛。此外，关东军还在锦州、长春、吉林和四平等城市修建了防御阵地。
关东军在东北修建了20个空军基地、133处机场、200多个起降场、400个机场点，可容纳6000多架飞机。关东军还修建了150多座医院，拥有7.5万个床位，容纳55至60个师团的兵营，可供180至200个师团使用的粮食、弹药和燃料。
交通方面，关东军修建了长达13700多公里的铁路和22000多公里的公路。其中，通向中苏边界的铁路一昼夜可以发送90多列火车，可运送两个师团的兵力。
不过，关东军修筑的这些工事主要是用来进攻苏联的，其弱点在于工事太多，且紧靠国境，作为进攻时部队出击的掩体，而纵深防御工事显得很少。苏联红军一旦突破覆盖在外层的硬壳，就可以长驱直入软腹部。况且，这些工事的分布也不尽合理，主要集中在中苏边界的东部和北部。广大的西部地区，即中蒙边界工事却很少。关东军认为该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苏军不会从那里发起进攻。可是，事实证明关东军的判断存在着致命的失误。后来，苏军恰恰把这个地区当做主攻方向，结果关东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关东军司令部
到1945年8月，关东军可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连同北朝鲜的驻军在内，共有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90多万人，加上“满洲国”和内蒙古的15万多伪军，兵力达到120万人。
然而，此时的关东军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军之花”了。自日美开战之后，大批关东军被调往南方，先后共调走了13个师团。1945年年初，日本为了准备本土决战，又从关东军抽调了7个师团。至此，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差不多全部调走了。曾经在“九一八”事变中担任急先锋的第二师团被调到西南太平洋，结果在那里受到美军的重创。还有第一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在雷伊泰岛被盟军全歼。到苏联红军发动进攻时，关东军资格最老的师团要算第一○九师团，它也不过是一年前才编制成的。其余的师团都是当年组成的，而且还有许多老少兵和预备役人员。
关东军司令部设在长春，当时称新京。下辖第一、第三方面军，独立第四军，第二航空队和驻北朝鲜的第三十四军。为了对付苏联红军，关东军司令部将兵力作了如下部署：
第一方面军位于牡丹江，所以又称东满方面军，司令官为喜多城一大将。下辖第三军（司令官为白神中将）、第五军（司令官为清水中将）和方面军预备队，共10个步兵师团和1个步兵旅团，24万多人。兵力沿着苏联滨海地区国境线展开，主要布防于牡丹江、穆棱、敦化、图们、汪清、饶河、延吉、吉林等地，重点防卫区域是哈尔滨、珲春和牡丹江以东的吉林地区。
第三方面军位于奉天（沈阳），又称西满方面军，司令官为后宫淳大将。下辖第三十军（司令官为矢田中将）、第四十四军（司令官为本乡中将）和方面军预备队，共8个步兵师团、3个独立步兵旅团和1个坦克旅团，20多万人。兵力配置在长春、洮南和沈阳，有两个师团分布在蒙古西部边界，该方面军是关东军预备队，其职责是担任东北西部防务。
独立第四军位于齐齐哈尔，又称北满方面军，司令官为植村中将。辖3个步兵师团、4个独立步兵旅团，10万多人。兵力配置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满洲里、海拉尔和瑷珲（现已改写为爱辉），其职责是担负东北北部和西部的防务。独立第四军受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指挥，并得到关东军第二航空兵的协同作战。
关东军把对苏作战的第一、第二阶段战场放在中国东北，集中了90多万人的兵力。将第三阶段的作战放在北朝鲜，第十七方面军位于汉城，下辖第八军，共4个师团。
第三十四军位于北朝鲜的咸兴，负责朝鲜北部的防务。另有第五方面军，辖3个师团、1个独立旅团和1个独立步兵团，布置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此外，在张家口、绥远还有4至6个步兵师团的兵力可以配合关东军作战。
苏军先遣部队到达哈尔滨车站
在武器数量和配置上，关东军远远比不上苏联红军。由于“本土决战”需要，关东军的大批武器被运走。到苏联红军发动进攻时，关东军可使用的坦克只有160辆、飞机155架。
同苏联红军相比，关东军的武器在质量方面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关东军的坦克都是一些中型和轻型坦克，重量只有15吨左右，装配47毫米炮一门，甲板厚度为20至50毫米。
苏军的坦克多半是重型坦克，T34型坦克重量达32吨，是关东军的一倍多。装配85毫米炮一门，装甲厚度为35至70毫米。KB型坦克重达46吨，装配85毫米炮一门，装甲厚度为70至105毫米。NC2型坦克更厉害，装配了122毫米的重炮。
对于苏军的坦克，关东军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关东军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进攻！”苏联梅列茨科夫元帅毫不含糊地命令道。
8月9日0时10分，没有信号弹，也没有炮火掩护，别洛鲍罗多夫指挥红旗第一集团军6个师，冒着瓢泼大雨，分7支纵队，前面由坦克开道，沿着兴凯湖，在近80公里宽的密山筑垒地段上，向西和西北两个方向运动。顷刻间，千军万马一下子涌进了莽莽的原始大森林。
同一时间，苏军第五集团军12个步兵师，分成5条突击地带，顶着瓢泼大雨，在65公里宽地域上越过边界线。
第五集团军是远东第一方面军最强的一支部队，作为方面军左翼进攻主力，越过边界以后，向绥芬河方向快速推进。在第五集团军的正面是日军第五军，为阻止苏军的进攻，日军已经组织了几次反击。
第五集团军有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口径都在70毫米以上，还有400多门喀秋莎火箭炮，720辆坦克。大炮数量占整个方面军大炮总数的将近一半。
凌晨4时，位于东部边陲的绥芬河，天亮得特别早。夜间炮火漫布的硝烟，到凌晨还没有完全散去。
集团军司令员克雷洛夫将军正在掩体里观察日军的筑垒地域，集团军进攻受阻，是因为敌人的火力太猛。这些筑垒就像一颗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集团军前进的道路上，要想打开通道，必须实施强大的炮火，猛烈轰击筑垒地域。
“开始吧，”克雷洛夫对炮兵司令员格拉西莫夫中将说：“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等着瞧吧，德国人早已领教过我们的厉害，现在也该让日本人尝一尝。”格拉西莫夫显得很自豪。
顷刻间，3500门大炮一起怒吼，一发发炮弹曳着长长的火光，向日军筑垒地域飞去。炮弹在日军工事中爆炸，掀起一股股浓烟，日军的筑垒地域笼罩着一片火海。
一阵炮击之后，筑垒地域的日军大炮开始拼命还击。
几分钟后，苏军400多架轰炸机飞临筑垒上空，对准日军工事就一阵猛烈轰炸。第一轮轰炸后，又接着进行第二轮轰炸。苏军先后出动1600多架次飞机，对日军筑垒地域实施了4轮地毯式轰炸。
日军筑垒地域，堆积了十多米厚的土层，被苏军的大炮和飞机投下的炸弹削去了好几米。炮击还没有完全停下来，步兵开始出击了。
次日上午，第五集团军终于攻占了日军大型道路枢纽和强大筑垒要地——绥芬河。
8月9日凌晨，在中蒙边境。苏联和蒙古军队分三路出击：一路向南直扑海拉尔；一路从外蒙古向东进攻索伦；另一路是骑兵部队，通过戈壁后向南进攻。
9日清晨4时30分，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蒙古人民革命军的60多万大军，越过中蒙边境。达尼洛夫将军指挥第十七集团军从尤哥孜尔庙向赤峰突击，攻打关东军第四十四军左翼。柳德尼科夫将军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从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击关东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左翼，卢钦斯基将军指挥第三十六集团军从达乌里亚经海拉尔直奔齐齐哈尔，突击关东军第四军的中心地域。
苏军在后贝加尔地区集中了2400多辆坦克。让坦克穿越沙漠和大兴安岭，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克拉夫钦柯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是一支功勋卓着的部队，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
这天凌晨，一支内蒙古伪军骑兵正在沙漠上悠闲自在地巡逻。突然，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远处，一股巨大的风暴正向他们席卷而来。伪军骑兵起初以为是沙尘暴，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风暴渐渐变大，沙尘飞扬。原来这是一支庞大的坦克部队，正由西向东奔来。伪军骑兵一看大势不好，转身就往回跑。他们哪是苏军坦克部队的对手，除大部分被消灭外，只有少数人逃走了。
紧接着，普利耶夫将军指挥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开始从北部戈壁向多伦方向突击。这支骑兵机械化部队由苏军1个坦克旅、1个机械化旅、1个摩托化旅、1个骑兵师、1个近卫火箭炮团、1个防坦克旅和1个工兵营组成，还有乔巴山元帅指挥的蒙古人民军6个骑兵师、1个航空兵师、1个装甲旅、1个坦克团和1个炮兵团组成。他们的正面是日军两个步兵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和伪满蒙军队10个师的兵力。
苏蒙骑兵越过滚滚的沙漠，穿过坎坷不平的盐碱沼泽，然后奔驰在一望无垠的蒙古大草原上。当天，苏蒙骑兵在消灭了日伪国境守备队后，向多伦方向推进了55公里。先头部队挺进到那仁宝力格，消灭了蒙古德王的骑兵部队和那里的日军步兵。
8月10日，苏蒙骑兵到达宝尔陶苏木以北20公里处。随后，又穿越了一段沙漠地带，于8月11日抵达大兴安岭西麓。
苏蒙骑兵机械化部队在越过300多公里的沙漠后，直逼内蒙古商业重镇和军事要塞——多伦。作为军事重地，多伦扼守大兴安岭通往热河与黄河的要道。8月12日，苏蒙骑兵经过激战，夺取了多伦。
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作为攻击的第1梯队，在宽15至20多公里的沙漠上越过边界后，开足马力，快速向前推进。他们的任务是直指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沈阳，并攻击日军第四十四军的右翼。在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后面，是苏军第五十三集团军。
8月10日清晨，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所属第七十五坦克旅和第二六七坦克旅已经推进到石头河左岸。
8月13日晚，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向前推进了180公里，前锋直指长春西部重镇——洮南。
8月14日，苏军第二十六军的前锋已逼近牡丹江市。
经苏军一周的打击，日本防守东部边境的第一方面军损失惨重，第五军被苏军分割包围，其密山集团已被消灭。东部的筑垒地域也被苏军突破，牡丹江市完全暴露在苏军面前。
苏联红军向侵占我国东北的日军发起进攻
8月16日下午，在牡丹江日军第五军司令部里，清水上将呆呆地盯着地图。几年来，他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一夜之间几乎全部被苏军突破了，在牡丹江抵抗苏军的计划已成泡影。
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司令部里，一片狼藉。一群宪兵忙着将大大小小的箱子抬到卡车上，几个日军正在焚烧文件、密电，风一吹，满地都是烟灰。
苏军第二十二师从北面突入牡丹江市区。同时，第三○○师也攻占了牡丹江市东部地区。至下午5时，苏军东西两岸部队在市区会师。
晚上22时，别洛鲍罗多夫兴奋地向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报告：“牡丹江市已经被我们占领。”
至此，红旗第一集团军胜利地打开了通往哈尔滨的道路。
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后，一路所向披靡。面对苏军锐利的“向心攻击”，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顷刻间变成了“凄惨稻草人”。
8月11日，悬挂在关东军司令部大门上的菊花纹章忽然不见了。这天清晨，长春至通化的铁路上，火车往返的频率比往日快了好几倍。苏军越过边界的同时，出动飞机轰炸了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放在新京（长春）看来已经不安全了，于是，山田乙三决定将司令部搬到通化，准备到了那里再同苏军较量。
关东军在撤退时，还忘不了带上臭名昭着的七三一部队，生怕落在苏军手里。接到撤退命令后，七三一部队炸毁了所有营房，残忍地毒死了还活着的囚徒。这些囚徒，多半是被俘的八路军和在诺门坎被俘的苏联红军。在爆炸动物实验大楼时，那些携带疫菌的老鼠窜得到处都是，后来造成了关东地区鼠疫大流行。七三一部队干完这些丧尽天良的坏事后，从哈尔滨撤到朝鲜。日本战败后，堂堂的关东军司令及其下属均成了阶下囚，而血债累累的七三一部队却在石井四郎率领下从朝鲜平安地回到日本。原来石井四郎将细菌试验资料交给了美国人，以此换得了免于追究战犯责任的处分。
此外，关东军司令部还带走了伪满中央银行里的5亿货币，甚至掠去了4吨鸦片，就连大量白金、钻石也洗劫一空。在狼藉不堪的关东军司令部里，陆相阿南惟几于头一天发给关东军的“决战训示”被扔在了地上。
8月14日上午，关东军司令部还在研究日后的作战方针，午后就从“满洲国”通讯社得知，战争似乎要结束了。下午4时，通化关东军司令部接到留守在新京（长春）的第二课原野博起参谋的电话，说东京有重大事情相告，总司令官必须返回新京。于是，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急急忙忙地从通化赶往新京。到新京后，又接到大本营的电报：“明天15日正午，将有重要广播，请收听。”
重要广播究竟指什么，关东军一帮人并不清楚，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夜。8月15日中午12时，房间里的收音机打开了，关东军司令部全体官兵们肃立聆听了天皇的玉音广播。也许是太宁静的缘故，以至于眼泪落到地板上都能听得见“啪啪”的响声。下午2时，副参谋长兼第一课课长松村知胜少将奉命前往东京，去探个究竟。夜里9时，松村从东京打来电话，说大本营到现在还没有发出正式停战令。
不过，当天下午，大本营已经给关东军发出了“大陆命”第1381号，要关东军“停止积极进攻行动”。据此，关东军命令空军的飞机不要再起飞，但没有向地面部队发出停止抵抗的命令。
日本既已公布投降诏书，但莫斯科仍然命令它的部队不要停止战斗。斯大林接通了华西列夫斯基的电话，两人商量后，决定继续作战。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在《真理报》上发表如下声明：
1.日本天皇8月14日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出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日军武装部队依然继续抵抗。因此，日本武装部队还没有真正投降。
2.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武装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并放下武器，而且这一命令确实付诸实行时，日本武装部队才算投降。
3.有鉴于此，苏联远东武装力量将继续同日本作战。
被俘的关东军士兵
事到如今，莫斯科倒真的担心起日本投降了。因为苏军进入东北不过一周时间，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还没有拿到手。此时，蒋介石又在请求华盛顿将其军队运往东北，这就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斯大林对美国插手东北事务的担忧。莫斯科自然清楚，停战时的位置就是战后谈判的有力砝码。从战后远东的国际地位考虑，斯大林要想夺回沙皇在东北失去的利益，苏军就必须赶在美军进入东北之前占领各要地。
8月16日，苏军第三十五集团军逼近佳木斯至图们江铁路，截断了关东军独立第四军同牡丹江集团的联系。红旗第一集团军也于当天攻克牡丹江，歼灭关东军4万多人。
8月17日清晨，关东军停止抵抗的广播传到苏军驻地。下午，促使战争的结束，日本天皇向海陆军人发布了敕语：
“朕往日（1941年12月）对美英宣战，历三年又八月。其间，朕亲爱之陆海军人挺身效命，奋勇战斗于瘴疠不毛之原野，炎热狂涛之海洋，朕深嘉之。
现新有苏联参战，自内外各种形势观之，几乎战争之继续徒增祸害，终使帝国有丧失存在的基础之虞。虽然帝国陆海军之斗志尚为壮烈，然为保持维护我国光荣之国体，朕现欲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对毙命于锋镝、死于疫疠之众多忠勇将士，衷心哀悼，同时深信汝等军人之诚忠遗烈为万古国民之精粹。
汝等军人，克体朕意，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以期克服千辛万苦，忍所难忍，而遗国家以永远之基础。”
随即，皇族们被派往各地劝说军人投降。当天，竹田宫亲王奉命赶到东北传达圣旨，敦促 5173." >关东军向苏军投降。
下午5时，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的电报，称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交出武器。
晚上7时，日军飞机在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驻地投下两个信筒，内有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有关停战的请求。
当时，日军地面部队并没有放下武器，这些官兵们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的熏陶，拒绝当俘虏。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命令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立即派人赶往牡丹江，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只有当日军开始缴械投降时，苏军的军事行动才会停止。”
此后，战斗仍没有停止下来。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恢复了进攻，部队沿中东铁路向西推进，占领了海林镇。
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终于向所属各部下达了投降命令，并通知了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旋即，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各方面军“立即占领长春、奉天、吉林和哈尔滨这几个城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派出专门编组的装备精良的快速支队。”
1945年8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下令停止抵抗。图为日军军使打着白旗进入苏军阵地
8月18日以后，关东军有组织地大规模抵抗已经结束。苏军空降部队开始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哈尔滨、吉林等中心城市降落，赶在美军之前强占这些地区。在空降兵之后赶到的则是由坦克部队、机械化步兵、自行火炮部队组成的支队。
就在这天，红旗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横道河子。在那里，他们得到通知：关东军投降了。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投降命令还算及时，否则，在苏军强大攻势面前，不知日军还要葬送多少性命。
8月19日下午，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来到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梅列茨科夫元帅的指挥所，同苏军举行会谈。苏军提出了受降程序，并指定了受降时间、地点和行程路线。同时，苏军警告关东军，日军?必须有组织地缴械投降，而且俘虏的伙食起初由日军自行安排，部队连同伙房和存粮全部移交给苏军。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在场，他要求关东军所有部队的投降应在8月20日12时之前结束。
关东军的行动相当快，秦彦三郎刚从苏军指挥部回到新京（长春），日军独立第四集团军司令官村上就将整个东北日军的投降命令、将领名单连同哈尔滨日军守备队的材料送到苏军手里。
从8月19日这天起，关东军开始有组织地向苏军投降。当天拂晓，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飞抵关东军司令部。
当晚，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上的太阳旗换上了画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
8月20日，关东军第五军司令官清水带着5名将军来到牡丹江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指挥部，向苏军投降。苏军对他们进行了审讯。
清水的身材矮小，体态肥胖，蓄着一头的短发。此时的清水，脚穿高筒骑兵靴，就连当了俘虏还不忘佩戴勋章。但清水的表情流露出了满脸沮丧。
日本关东军部队在哈尔滨机场向苏联红军投降
8月20日下午，别洛鲍罗多夫率领红旗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到达哈尔滨，接受日军第四军的投降。他对翻译说：“我命令明天傍晚前完成解除武装的工作，并把所有的装备和技术兵器送往哈尔滨跑马场。此外，还应立即在部队内建立严格的纪律。”他特意强调：“从明天起，若在城内出现佩带武器的日军官兵，即按战时法予以惩处。”
8月22日，别洛鲍罗多夫指令日军第四军司令上村干男，要其命令全军停止作战行动，向苏军缴械投降，将装备及军队撤出哈尔滨市区，到郊区战俘营集中；停止日本军人在市区的一切单独或结伴行动；向苏军交出仓库、基地及其他军用物资；在行进途中保持军人纪律。
一天之内，关东军第四军及其直属部队，共4.3万人向苏军投降。但是，苏军仍在追剿藏匿于深山老林里的小股日军，这些都是特工队员。这项工作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直到9月初才结束。期间，发生了一些相当规模的战斗。那些不肯放下武器的日军，全部被歼。
从关东军开始投降之日起，尽管莫斯科大本营最高统帅部命令苏军在日军投降的地段上停止战斗，但实际上苏军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向预定地域推进。8月22日，苏军到达了他们向往已久的那块神圣土地——旅顺。
苏军自8月9日开始，至战争结束，共打了24天，其中大规模战斗只有11天。据苏方统计，苏军共击毙日军8.3万人，俘虏59万多人，其中有148名将领；缴获火炮1565门，迫击炮2139门，机枪1.2万挺，坦克600辆，飞机861架。苏军伤亡3.2万人，其中阵亡8000人。苏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及其主要城市。
延安总部的七道命令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一份报告上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还说，为了防止美蒋封锁长城一线，割断中国同苏联的联系，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15万到20万人，准备将来开到东北去，背倚苏联。为此，毛泽东建议，七大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应考虑选东北籍的同志。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
8月9日这天，苏军出击中国东北，事先延安并不知道。无论是苏联方面，还是周保中、刘亚楼这些在苏军工作的中国同志都没有向延安透露过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出兵东北，这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了，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英勇奋战，眼看就要胜利了。于是，8月9日毛泽东欣然提笔写道：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这几天，还有一个人也一直在忙个不停，那就是总司令朱德。不过，即使再忙，朱德依然是优哉游哉，处理起事情来，显得从容不迫，一派大将风度。
在朱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密电，上面说，蒋介石秘密召见了3位在“九一八”事变后逃离东北的将领，命令他们会同国民党官员到东北当接受大员。
蒋介石还命令华北、华东和华中的日伪军，如果没有他的指令，不得缴械、整编或并入其他部队。同时，他又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
8月10日。从这天的最后一刻到第二天晚上6时，18个小时之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是有关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的。
8月11日上午8时发布的第二号命令说：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中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一个小时后，朱德又签发了第三号命令：
为配合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内蒙及绥热察等地作战，并准备接受日、“蒙”敌伪投降，我命令：
一、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
二、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11日12时，朱德发布第六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
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8月12日。延安得到消息，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正在集结，打算将8万蒋介石军队运送到解放区，其中第一批军队是由美军装备和训练的新军。
同一天，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高低不平的黄土高原上，满山遍野都是桃树，熟透了的桃子，沉甸甸地挂满了树枝，白里透红。
现在，有人想摘桃子了，这可是胜利果实，决不能让人轻易拿去。对于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延安八路军总部当然置之不理。
当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晋察冀两个分局，命令他们：苏联红军不日可占领哈尔滨，外蒙古军队已经南下林西、突泉；我绥远部队务必全力歼灭傅作义之东进部队，晋北、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必迅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队及苏联红军。
同时，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山东分局的电报，指示万毅（原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师长，后来该师脱离国民党军队，受共产党领导）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8月13日，延安中央大礼堂张灯结彩，干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台下的干部们说：“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说到这里，台下一阵大笑。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对蒋介石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是我们。”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当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拒绝执行其错误命令：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宣布满洲日伪军只能向苏联政府军队投降，中国其他地区的日伪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军队投降。
实际上，这就等于剥夺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受降的权利。8年来，共产党的军队浴血奋战，牺牲无数生命，到头来连受降的权利都没有，岂非咄咄怪事！
这天，年过半百的朱德，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坐在椅子上正聚精会神地审阅发给苏、美、英三国的说帖。
这份说帖是中共中央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请他们转给各自的政府。朱德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权按照有关国际文件接受被其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对麦克阿瑟的命令表示抗议。说帖虽然是给苏、美、英三国政府的，但中国共产党主要还是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没有理会。
8月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让他收回错误的命令。电报说：
我站在中国及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率的军队配合英国、美国、苏联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所属各部：第十二、十三、十九军分区迅速夺取张家口、张北、多伦；冀热辽军区主力一部立即向辽宁、吉林挺进。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让聂荣臻留下来开了一个小会。周恩来连夜起草了一份文件，这是给晋察冀军区的。周恩来说：“你们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要高度重视东北，你们应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接到指示后，身在延安的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立即给察蒙骑兵支队发去一份电报。
蒋介石何以确定熊式辉为“东北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要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认为，既有美国的支持，又要条约的规定，接受东北不成问题。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更没有一点统治基础，同时又听说共产党正向东北派兵，要想收回东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北由谁来统管呢？
蒋介石思来想去，有一天，他问李宗仁：“你看接收东北谁最适当呢？”李宗仁当时认为，战后东北问题最为棘手，主持其事者，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见机行事，便向蒋推荐了黄绍竑。蒋介石听了，只是“哼”了一声，没有采纳。
当时，在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中，想当“东北王”的不乏其人。早在抗战末期，日本尚未投降时，国民党政学系就对东北跃跃欲试了。
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
日本一投降，政学系的大将，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代局长，并兼任中央银行董事长的熊式辉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接收东北计划方案”。这可解了蒋介石燃眉之急。
熊式辉，字天翼，号西广，1893年生于江西省安义县，家境贫寒。1916年，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奔到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麾下，被委任为第三十四团团副。1921年，经上司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推荐，被广东军政府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3年后，熊式辉从日本学成回国，投奔了广东革命政府。
北伐战争开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熊式辉策动北洋军第四师赖世璜起义。第四师起义后，蒋介石把第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任军长，熊式辉任党代表。
北伐军占领长沙后，第十四军奉命进攻赣州，牵制孙传芳的部队。在临川战斗中，该军有一名师长阵亡，赖世璜推荐熊式辉兼任师长，自此，熊式辉掌握了兵权，他对赖世璜感激不尽，改称赖为“恩兄”。然而不久，孙传芳部队大败十四军，北伐军总参谋长白崇禧前来追查战败责任，他二人互相推诿，各执一词，自此反目成仇。熊式辉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做寓公。
一天，熊式辉听部下告密说，赖世璜在与孙传芳部作战期间，孙传芳曾派人秘密诱劝赖倒戈，并允诺攻占南京后晋升赖为江西督军。此事虽无真凭实据，只是道听途说，熊式辉还是对赖反戈一击，立即报告给白崇禧，并无中生有诬告说赖世璜勾结孙传芳，想暗杀白崇禧。白崇禧与赖世璜本有宿怨，听了熊式辉的密报后，未经审查、核实，就以克扣军饷、贻误战机的莫须有罪名，枪毙了熊式辉的这位“恩兄”。不久，第十四军被缩编为第五师，熊式辉出任师长。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熊式辉探知蒋在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便向蒋介石发去一封密电：称“总司令既然引退，式辉亦不欲带兵，愿随左右，出国游历”。果然，蒋介石立即复电表示嘉许。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从上海前往南京，熊式辉带领他的部队沿沪宁线一路护送，深得蒋介石的欢心，被任命为淞沪卫戍司令，后于1931年又委任熊为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营主任，视为心腹。
熊式辉当了整整十年的江西省主席，日本侵入江西后，蒋介石把熊式辉调回南京，委任他为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代局长之职，并兼任中央银行董事长。在南京，熊式辉与张群等人过往甚密，并成为政学系的一员大将。
日本宣布投降后，熊式辉一眼就看中了东北，想把东北纳为自己的地盘。他与国民党政学系头目张群等人多次商议后，决定以中央设计局的名义，成立“东北复员委员会”，由熊式辉带领政学系的要员们去接收东北。该方案分为7个方面的内容：（一）将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改为九省（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二）在东北地区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三）从关内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期驻守东北；（四）对东北原有的伪军、杂牌部队进行收编整训，使其为己所用；（五）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六）对于东北的人事安排，应争取中间派、地方派的合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表面上要涂一层民主、联苏的掩护色彩；（七）同苏联政府进行外交协商，争取得到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支持。
这个方案来的正是时候，蒋介石看了甚为欣喜，连声夸奖熊式辉能主动替领袖分忧，“殊堪奖慰”。
1945年8月31日，正式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冯庸、张作相、王树翰、内蒙达王等人为委员；同时成立了经济委员会，由政学系的张嘉璈担任主任，王家桢、张振鹜等人为委员；以留苏12年的蒋介石之长子蒋经国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
按照熊式辉的建议，蒋介石正式命令划东北三省为九省，9月5日发布了九省二市主席、市长任职名单：辽宁省主席徐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安东省主席高惜冰、吉林省主席郑道儒、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合江省主席吴翰涛、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嫩江省主席济群、兴安省主席吴焕章；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大连市市长沈怡。
熊式辉得到蒋介石三条计策
1945年10月12日，雄心勃勃的熊式辉带着东北的接收大员们，乘4架美制C-47运输机来到长春。熊式辉一到长春，便召开东北行营高级会议，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的困难起于东北，我们的胜利也必须止于东北，贯彻于东北。”
1945年，蒋经国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赴长春与苏军洽商接收事宜
熊式辉等人打算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重申中国在东北三省之领土完整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的规定，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到达长春后，即大摆宴席，宴请苏联红军驻东北的高级将领。当时，苏联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回国，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出席了宴会。
宴会中，熊式辉向苏方提出，请苏联红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苏军参谋长微笑着告诉他们：你们来晚了，林彪和罗荣桓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已占领了整个东北，各地都已建立人民政权。苏联红军认为东北各地建立的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纯系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与苏联红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协助与干涉。熊式辉碰了一鼻子灰。
当蒋经国在一旁提出，派东北宣慰使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请苏军保护时，苏军参谋长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而对去沈阳和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而且，苏方还提出：“凡在苏军占领区内由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的要求。
苏军不予以协助，原定的接收计划无法实施，无奈之下，熊式辉于10月21日匆匆由长春返回重庆，向蒋介石请求对策。
共产党军队在苏军的默许和暗中帮助下大批出关，已使蒋介石异常焦急，再听到熊式辉汇报说苏军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从中阻挠，气得他拍着桌子大骂熊式辉无能。但骂归骂，东北还是要接收的。稍后，蒋介石给熊式辉出了三条计策：
（一）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把苏联在战利品的名义下，运走的东北工业设备及大量物资之事实及阻碍国民党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交苏联政府，并要求尊重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主权。
（二）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员迅速飞往长春，做好行政接收的各种准备。
（三）抽调国民党精锐部队，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蒋介石之所以作出以上决定，一是他认为苏军在东北的做法和要求，不一定反映苏联政府的政策，他决定由外交部以备忘录形式把东北情况通知苏联政府，希望苏方能够纠正。二是因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有权利接收，因此，他命令国民党部队即刻进入东北，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企图使苏军就范。
蒋介石在重庆亲自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要求苏方为国民党部队在营口、葫芦岛登陆提供安全保证。并且致电东北行营，强调目前第一要务，是要使国军迅速进入东北，否则拖延不决，国军将在东北无立足之地。
熊式辉得了蒋介石的三条计策，于10月26日返回长春，立即饬令东北九省的主席和市长迅速飞往长春。蒋经国再度向苏联提出“行政接收”的要求，蒋经国以中苏条约第七条“苏军进入东北三省后之行政问题，由中国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为依据，同苏军总部交涉行政接收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等地。
蒋介石一面向苏联施加压力，一面又做了另一套方案。当时在东北境内没有缴械的日伪军队各有10余万人，这些部队已向国民党投诚，只待国民党军队前去缴械。蒋介石想利用这20余万日伪军队与中共周旋，他认为中共在东北一两年内决不能消灭这20余万日伪军队。
11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上对东北的情况进行分析时说：“统帅部原定派3个军接收东北，后来又加派两个军，一共5个军。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5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最后他鼓励部属要格外奋勉，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11月17日，张嘉璈以东北行营代主任名义把东北的接收大员们召集到一起说：“1个多月来，迭经交涉，不但接收问题枝节横生，一再受阻，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现奉熊主任转蒋委员长命令，从今天下午起开始撤退，所有行营人员除留董彦平副参谋长及少数军事人员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名义仍留在长春与苏军联系外，所有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待命。”
张嘉璈最后悲凉地说：“人生有限，国运久长。你们大家不要灰心丧气，到北平静候指示吧。”
撤退之后，熊式辉在北平对张潜华、莫德惠等东北行营高级党政人员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外交上的一张王牌！”“而且必要时，我们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提交雅尔塔协定签字国去讨论、裁决。那时美英等我友邦定会施加压力，不愁斯大林不合作。”
同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把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发生困难的责任全部推到苏联及中共身上。
蒋介石的这几步棋果然奏效。斯大林并不想得罪美国，苏联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在努力恢复国力，因此，很怕再卷入新的战争。
杜鲁门政府“扶蒋反共”的抉择与援助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的上百万嫡系部队滞留在西南、西北地区，而其中最精锐的几十万美械装备部队被摆在中缅、中印边境。蒋介石根本无法向东北迅速出兵。
美国对于蒋介石的窘势是十分了解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杜鲁门奉行“扶蒋反共”对华政策的美国，很能体谅蒋介石的难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称：“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华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1945年8月12日，麦克阿瑟将军即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在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下令，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其后，面对中国境内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国共内战可能重新爆发的情况，据美国自己宣称，当时面临三种对华可能之抉择：（一）完全摆脱；（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摧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努力使双方得以妥协，以避免内战。
美国政府决不肯采取第一种方案，因为美国“民意”感到这“无异在我们从事有助的坚定努力前，放弃了我们的国际责任与我们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第二种方案，美国政府认为很能“吸人心目”，但是，“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没有能力摧毁共产党”，大战后，“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不得民心”，“在其他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则较它过去任何时期更为强大”，“只有靠美国的军力才能逐走共产党，美国人显然不会认可我们军队在1945年后肩负如此巨大的义务的”。这迫使美国政府不敢公开“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援助国民党政府，而采用了第三种方案。
为了控制中国，把中国变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扶持国民党，使其成为美国在中国的立脚点和反苏、反共的前锋。
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主要是通过延长《租借法》、提供各种贷款和派遣军事顾问团等形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租借法》规定：向盟国提供的租借物资，只供战时打击共同敌人之用。战争一结束，根据该法给予盟国的军事援助即应停止。“二战”结束后，美国即停止了向其他盟国运送“租借”物资，而在1945年11月15日，美国则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到1946年7月10日，即中国的全面内战爆发半个月后，美国政府再一次批准将按战时《租借法》援华的有效期推延至10月底（以后又继续推延）。
据美国政府公开承认：“自对日战事胜利以后，中国政府所接受之外援，达到22.54亿美元，其中美国以赠与及贷款方式供给90%，即略逾20亿美元。美国之援助在经济上与军事上各占一半。自对日战事胜利后，美援总数占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之50%以上，其中在中国政府预算上所占之比率，实超过战后美国给予任何西欧政府者。除此种赠与及贷款外，美国并赠以大量军用及民用之剩余物资，仅以名义上之价格售予中国政府。价值逾10亿美元之剩余物资仅以2.32亿美元售予中国政府。此外美国曾以军事顾问员协助中国政府，且‘遗弃’并移交相当数量之军用物资予中国，其数量殊难以美元计值。”
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
1946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向国民党派出约2000人的军事顾问团。这些美军顾问几乎遍及国民党军事机关的各个要害部门。国民党的陆、海、空军及联勤各总司令部均设有“美军顾问组”；国防部所属各厅、局及军事院校均派遣美军的首席顾问或顾问；在一些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也设立了顾问团的派出机构。
出了钱，派了军事顾问还不够，美国还直接派兵进驻中国，协助国民党军控制一些重要的港口、基地。截至1946年6月，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达9万人。其中有些部队甚至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
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15万人，重新装备了45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936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131艘；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以及第七舰队帮助输送到东北秦皇岛、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达54万人。
美国为什么要如此扶持蒋介石，当时看主要是国民党资产阶级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关系，其实主要还是美国霸权利益的需要。
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了与苏联抗衡，也为了称霸世界，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又因为中共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必然要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使中国成为其在远东对抗苏联的基地。否则，就无法阻止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最终蒋介石也可能归于失败。
然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并不积极执行国家这一既定方针，自从1944年9月来华后，他就大力推行援蒋内战政策，公开声明只同蒋介石合作。赫尔利因此而声名狼藉，不得不于1945年11月27日提出辞职。
赫尔利辞职后，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驻华特使。
马歇尔“调停”始末
马歇尔，1880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01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至1927年，马歇尔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执行官，代司令官。回国后，历任美国陆军大学教官、美军第三师第五旅旅长、陆军部作战司司长、副参谋长等职。1939年至1945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主要军事顾问，1944年底晋升为五星上将。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成功地调度了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美国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协调各军兵种以及同盟国的军队共同作战；曾随同美国总统出席过同盟国首脑魁北克、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国际会议，表现了卓越的组织和谈判才能。马歇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了如指掌，具有强烈的反苏意识，被认为“作风民主”、“秉公办事”，是担任美国驻华特使的最佳人选。
1945年底，美国政府任命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为总统特使 。
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借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与此同时，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往东北，并做好将国军运往华北的准备。其目的是贯彻“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这个既定方针。
马歇尔的飞机于1945年12月20日飞抵上海。他的老部下、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将军将他安排在上海最豪华的国泰饭店下榻。到达房间休息片刻后，马歇尔拿出总统指示信给魏德迈说：“请你看一下这个，并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魏德迈看完信后直率地说：“马歇尔将军，这您永远办不到，它行不通。”
“为什么行不通？”马歇尔带着惊愕的神情问道。
“国民党执掌着这里的一切权力，决不肯让出一丝一毫。而共产党则决心夺取这里的一切权力。把他们撮合到一起根本没门儿……我非常诚恳地告诉您，您到这里来执行的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魏德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马歇尔听后十分生气，厉声喝道：“魏德迈，我要让它行得通，而且，你一定要帮助我去完成使命！”
在魏德迈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听到马歇尔这样讲话，他只得小心翼翼地说：“我尽力帮助您，随时听您的吩咐。”
马歇尔在二次大战中克服了无数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次也是志在必得，没想到魏德迈在他到达的当天就泼冷水，他感到无法容忍。然而，更不幸的是，后来的结果恰恰被魏德迈言中了。
蒋介石对马歇尔来华是欢迎的。虽然国民党军在东北连连得手，但当时国民党军进攻中共解放区的部署还没有完成，如果拒绝马歇尔来华，可能会引起美国的不快，加之如果调停不成功，还可以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中共对马歇尔来华也是欢迎的。但同时也制定了明确的对美政策：“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不挑衅，对其错误的政策必须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须坚决抵抗。”
12月21日，马歇尔飞抵南京。当晚，蒋介石在小红山别墅接见了他。在会谈中蒋介石说：“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中国的统一，而取消中共自治性军队是中国统一的根本途径。”接着提出：“国军目前的策略是首先占领华北，只要那里有足够的军队就可以促使中共妥协。另外还要看能否调动更多的军队，这一点正是要与特使协商的。”
马歇尔听后坦率地声明，实现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与美国的对华援助是联系在一起的，除非采取明确的行动，给人以和平解决的希望，否则，美国人民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美国在华北的军事存在也不会长久。
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这些美国军队，一些地区马上会被共军占领。他感到这位特使咄咄逼人，遂将话题转到苏联侵略东北和赤化中国等问题上，把共产党的策略说成是苏联指使的结果，还把共产党军队在东北接收的日军投降后的武器装备，说成是“苏军已在满洲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他想利用苏美矛盾的逐渐激化，把中共和苏联联系起来，使这位具有浓重反苏战略意识的特使马歇尔将军在调停中倾向于他。蒋介石的话加重了马歇尔对苏联和中共关系的疑虑。
第二天，马歇尔飞抵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准备和中共代表会晤。周恩来到机场友好地迎接了他。马歇尔对周恩来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有资格也有义务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因此美国政府才派他到中国来。最后指出：“中国必须寻找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存在两支军队的局面——那意味着存在两个政府、两个国家。中国应该只有一支军队，而且这支军队是为国家服务的。”
周恩来明白马歇尔的意思：其一，让中共接受美国调解；其二，强调中国统一的关键是统一军队。于是，周恩来提出在“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不得援助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前提下，接受美国的调解。接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首先是立即无条件停战，其次是政府必须民主化。目前的一党政府是存在两支军队的根本原因。中共的原则立场是先建立民主政府，然后军队国家化。
马歇尔知道，作为调解人，必须做出公正的姿态，他说：“周将军所说的，正是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中所保证的。”
在马歇尔的不断努力下，12月27日，国共双方正式恢复谈判。对于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双方所属部队就地停战的要求，国民党未作正面答复，反而提出要恢复交通。国共双方和马歇尔都明白，如果不能保证双方军队驻于原地，恢复交通必然被优势的一方用于运输军队和物资，为向另一方进攻做准备。为解决这一问题，马歇尔综合双方的意见，提出一份备忘录：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除东北外，停止一切军事调动；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动；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的地位，马歇尔又分别会晤蒋介石和周恩来，主张无条件停战。
马歇尔认为，国军在华北的进攻不仅无法恢复交通，而且无力抽兵进入东北，是不符合美国战略意图的。因此，他拒绝为蒋介石向华北运兵，冻结美国控制的华北各港口，拒绝蒋要求的立即商谈整编军队的建议。这一下就切中了要害，蒋介石只好从命。
经过反复磋商，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问题。
1946年1月10日下午3时，国共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在怡园举行，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等4份文件。马歇尔作为美国政府代表，也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
停战协定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规定停战令于1月13日晚12时发放。随后，国共两党各向所属的部队发布了停战命令。此后，关内的战火一度基本平息下来。同一天，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开幕了，中国大地上又露出了和平的曙光。
蒋介石同意停战，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就在停战令发布的前3天，蒋介石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密电：
政治协商会议日内召开，停战令将在10日公布，13日生效。命你部迅即抢占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如有未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其尚有未缴械地区，应速令该地驻军施行缴械，免被奸军利用。行动务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关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颁布停战令的报道接到密令后，国民党各战区加紧行动。
尽管1月10日下达了停战令，但蒋介石自恃东北的军事发展形势对其有利，故不愿将东北的战事停止下来。在停战协议公布的同时，他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拒绝和中共谈判东北问题，反而在“接收主权”的掩护下，大肆向东北增兵。
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调集海军第七舰队所有的运输舰，从上海、广东、越南陆续运送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第六十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运到秦皇岛、葫芦岛登陆，继续扩大东北内战。
在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式上，蒋介石作出了关于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的4项诺言。在1月31日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5项决议。蒋介石在致闭幕词时保证，对各项方案，政府必然十分尊重。
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但毛泽东毕竟与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对于蒋介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作风是很了解的。
伴随着苏军从1946年3月11日开始由沈阳沿中长路逐步回撤，国共双方的冲突加剧了。
国民党当局掀起反苏浪潮后，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限制民主联军的行动。中共东北局抓住这个机会，从西满地区调黄克诚第三师主力迅速北上，由法库赶往四平。苏军在3月13日撤出四平，黄克诚就指挥他的两个旅及辽西军区保一旅，在17日半夜突然攻进四平城里。国民党辽北省长刘翰东带着4000保安队，还没打就当了俘虏。
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已日益强大，民主联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苏军撤走后，民主联军控制了东北90%的地区，国民党军的武力接收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方是为了和而战，一方是为了战而和，和与战之间，双方的实力在消长变化之中。马歇尔感到东北问题已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他认为，蒋介石对东北用兵，反而会使东北的局势对蒋不利。如果把东北问题也列入调处的范围，问题或许有些转机。
马歇尔再度同蒋介石交涉。这一次，蒋介石终于松口了，同意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但必须以5个条件加以限制。这5个条件是：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问题。
二、小组应伴随政府部队，避免出入苏军占领地。
三、小组前往冲突地点或国共军队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调处。小组应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指挥官及司令部。
四、国民党军受权在东北重建主权。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两侧30公里的狭长地带，实行单独管辖。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撤离国民党军为重建主权而必须占领的地区，包括煤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准开进苏军撤离地区实行占领。
蒋介石提出这5项条件，是想在谈判桌上获得从东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3月10日，马歇尔与周恩来的会谈时，转述了蒋介石这5项条件。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认为这5项条件的实质是国民党军队可以接受一切地区，要中共军队从任何地方撤出。周恩来提出了中共解决东北问题的原则是：
一、外交与内政分开，中共不介入外交，内政要协商。
二、军事和政治平等解决。政府军在东北只保留5个军的兵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
马歇尔担心国共为此事僵持不下，只得表示，此事以后再协商。
根据杜鲁门的要求，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
回国之后，马歇尔把时间都花在和政府官员商谈关于贷款给中国的问题，以及用船只和剩余物资援助中国等事项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只有靠中国复兴和经济状况的一般改善，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才能巩固，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苏共首先支持的是国民党
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表明斯大林支持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1945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斯大林会同意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确信，苏联是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民政府的。这种看法直到苏联与中国签订了支持国民政府的条约才开始改变。
对于国共两党问题，斯大林也准备参照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以中共加入国民政府的方式帮助蒋介石实现中国的统一，达到他自己说的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的目的。
正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收复失地时，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通过苏军延安情报组转来一封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如果再打内战，就有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电报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是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的主意。
接到这封电报，毛泽东非常生气，愤懑不平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说：这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
当天，毛泽东还给山东、平原、冀鲁豫和晋察冀4个分局发了电报，说：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军队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了李运昌率领3个团进入辽宁、冀东、冀察各有一部进入热河外，中央还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冀鲁豫调1个团、冀中调1个团，共4个团（每个团不少于1500人），并配备相当数量的地方干部由万毅率领开赴东北。山东两个团在10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同冀中和冀鲁豫两个团，开到热河边境待命。这4个团的任务是乘苏军占领东北期间同国民党争夺东北。
此外，毛泽东还准备从陕甘宁边区配备1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延安配备1个团，共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赴东北，同国民党一争高低。
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发来电报，要他到重庆去谈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极大不快。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不许他革命。
11年后，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还批评了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斯大林更多地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1945年他坚持主张同蒋介石讲和，特别是那时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的名义发来的密电，坚持要他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反对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可能会进行挑衅。但是，他不得不去，因为斯大林坚持要这么做。
其后，毛泽东在同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又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在最紧要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解散了，他还下命令，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与蒋介石讲和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
8月22日，斯大林又发来一封电报，内容与前一封电报差不多。斯大林告诉延安，莫斯科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计划，你们要采取和平态度，以积蓄力量，所以，毛泽东应该到重庆去谈判。
其实，这两封电报是斯大林应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发出的。斯大林还向毛泽东保证，他在重庆的安全由莫斯科和华盛顿负责。
21日以后，中共中央只好改变了原定的战略方针。在接到斯大林电报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一项新指示，决定取消8月20日确定的上海等地起义计划，指示说道：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维护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
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
斯大林发来的两封电报，大大出乎共产党的意料，以致共产党无法判明苏军占领区的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力争控制热、察两省，因为这两个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所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要他们抽调大批干部，由武装护送，到红军占领区建立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即使在苏联红军占领的城市，也应派干部去。如果苏联红军许可武装部队进入，我应派部队进驻。万一苏联红军有所顾虑，就应同他们很好地商量，并在苏联红军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明了苏联不允许共产党同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原因：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并受苏中条约的限制，不适合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果援助我们，美国就肯定支持蒋介石，这将损害国际和平，并可能引起新的世界大战。他举例说，这就像在欧洲，苏联只能帮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插手希腊，因为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国民党与共产党，如同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组织，前者有权，后者无权。所以，我们要准备走法国式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但是，毛泽东告诉大家，苏联还是真心援助共产党的。要看到问题的实质，不能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毛泽东相信，外交归外交，党的关系归党的关系，这是两码事。只要不使苏联在外交上感到为难，斯大林就会支持共产党。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毛泽东相信，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去东北工作。“如何工作？派干部去是确定的”，不过，“派军队去不能定，要看。”
毛泽东离开延安，刘少奇担起了进军东北的重任
1945年8月23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时局和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定下了应邀谈判的方针。毛泽东总结说：“我是否出去？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人开会。”
会议最后作出正式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刘少奇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8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各中央局发出电报通知：在毛泽东赴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就在这一天，简陋的延安机场降下了一架美式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一位器宇轩昂的外国人和一位戎装笔挺的中国人。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军张治中上将。他们是专程来迎接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
毛泽东就要走了。他把刘少奇请来，仔细地交代着方方面面的工作。两个人交谈了整整一天。
8月28日，刘少奇、朱德和上千干部群众，来到延安机场，为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行。
飞机徐徐驶离跑道，冲向蓝天。刘少奇仰望天空，目送毛泽东南行而去，深感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肩上。他既要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全面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进入有利战略态势，真可谓日理万机。
刘少奇到了他一生中又一个最紧张繁忙的时期。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谨慎细心地处理着诸方面的一件件大事。
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东北。东北三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丢给了日本人，国民党军队跑得精光。蒋介石现在又想重新控制东北，却是鞭长莫及。而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这几年在那里有了相当的基础，在东北和华北的接合部还建立有冀热辽根据地，可便于八路军出关。东北地域辽阔，工业、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一旦建成巩固的解放区，使华北和东北连成一片，将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斗争中处于极有利的战略地位。
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这一点。日本投降后，他也在抓住各种机会，利用中央政府的合法名义和同苏联订有条约的有利条件，在美国支援下加紧向东北空运部队，行政、军事、外交三管齐下，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东北。
这是战略部署的争夺，时间的比赛，就看谁调度、开动得快！
8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曾陆续抽调延安两个团、由原东北军万毅部组成的滨海支队、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以及冀中、冀鲁豫各1团，先后往东北开进。但由于交通不便，情况不明，特别是对苏联军队碍于中苏条约是否同意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尚不清楚，所以直到毛泽东赴重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奉命开往东北的部队大部分还在路途中。
毛泽东走后，刘少奇立即加紧调集部队和组织人员开赴东北。8月28日，他对从延安出发去东北的干部讲话说：上东北的人员要想方设法尽快进入东北，只要我们在那里有了工作，就可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资本。9月7日，他指示中共华中局，要他们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带队，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
9月11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共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
当时正在延安待命的八路军第三支队政委张启龙，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伍晋南等一批干部，中共中央原准备派他们南下去新四军第五师和广东工作，现在也掉转方向，改派去东北，即日起程。
延安突然飞来一架苏联专机
1945年9月14日，延安东关机场突然降落一架苏式小型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部队贝鲁罗索夫中校和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下旬曾克林带领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奉命开进东北，9月6日进驻沈阳，组成了由曾克林任司令员的沈阳卫戍司令部。他们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又是第一次接管大城市，孤军深入，缺乏经验，迫切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可偏偏他们的电台功率低，在出关后便不管用了，怎么摆弄也同延安联络不上。
正在犯难之际，他们获悉苏联红军派驻东北的前线总司令罗翁季·雅科夫列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也想派代表去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谈问题。冀热辽军区前委便决定曾克林搭乘苏军代表的飞机去延安，当面向中共中央请示。就这样，曾克林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一起飞到了延安。
据曾克林回忆，飞机从沈阳北陵机场起飞，当天在内蒙古多伦加油，在那里，他受到苏军的热情接待，并在苏军帐篷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到达延安。
师哲回忆说：“9月15日上午，延安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机上走下来我八路军沈阳市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和苏军一位上校卫斯别夫（贝鲁罗索夫中校）、一位少校翻译谢德明（谢季赫梅诺夫）。”
从师哲的回忆来看，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苏军要派人到延安来。“这位苏军军官对我八路军总部有一种神秘感。他们根本不了解延安的情况，也没有通信联络，仅凭曾克林的口头介绍，便飞来了。”
伍修权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央马上派人去机场迎接来人，因为已经看出来是苏联飞机。”
到机场迎接的是杨尚昆和伍修权。当天下午，彭真将他们带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巧得很，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研究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曾克林的到来，对“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走进窑洞里，曾克林见到了好几位中央首长，有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任弼时、张闻天。中央正在讨论向北发展的问题，急需了解东北的情况，曾克林的到来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刘少奇在会上说，为了争取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但对东北的情况不太了解。现在，东北的同志来了，就请他谈谈那里的情况。于是，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了他们从山海关到沈阳的经过。
接下来，刘少奇讲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意义。他说，东北是个战略要地，背靠苏联，那里交通方便，工业发达。我们的军队进去了，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晚上，政治局继续开会。偌大的窑洞，被几盏马灯照得通明。刘少奇强调，目前我党在东北的任务，就是坚决争取这一地区，在东北发展我们党的力量，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之机”。因此，取得东北，就成了“决定性的一环”。
贝鲁罗索夫同中央领导的谈话内容已无详细记载，但总体上还是有所反映。贝鲁罗索夫向朱德转达了苏方对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的正式意见：接红军大本营最高统帅部指示，蒋介石军队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必须按特别规定的时间；在苏联红军撤退之前，蒋介石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都不能进入东北。未经苏方许可而进入东北的蒋介石军队已被解除了武装。共产党的军队不应在东北公开活动，已经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共产党军队，请朱德总司令下命令让他们退出苏军已占领的地区。
看来，贝鲁罗索夫所说的同曾克林反映的情况差不多。曾克林也反应说，苏联人要他们退出长春、沈阳等大城市。不过，苏军对进入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还算相当客气的，至少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朱德答应了苏方的要求，同意共产党军队从较大的城市里撤出。同时，朱德也向苏方提出一项请求，希望苏军把热河和辽西交给中共。
已经进入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的八路军怎样撤出来呢？当时采取了极其灵活的策略，即公开地撤出来，再秘密地回去。大部分军队留在沈阳，小部分撤向农村。
在延安期间，贝鲁罗索夫还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谈话。贝鲁罗索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只要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同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甚至暗中对化名的共产党军队给予帮助。他还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方提出，希望延安派负责人去东北，以便就近协商苏军与中共军队的行动。贝鲁罗索夫告诉中共领导人：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无论如何在东北不能提“自治区”，也不能说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因为这样会给华盛顿和重庆以口实，从而使莫斯科在外交上陷入困境。
斯大林在东北问题上一波三折
在苏军进入东北的最初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对中共持两面态度。在公开场合下，斯大林冠冕堂皇地宣传，苏军在东北没有同中共军队接触，我也不准备同他们接触，相反，蒋介石可以派军队到东北来。但在秘密场合下，斯大林又是一种态度，中共军队不是喜欢农村吗，那你们还是到农村去吧，我们不反对。
1945年8月底，最早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中坐者）与苏军在山海关外会面
但是，总的看，当时斯大林对中共八路军的态度还是暧昧的。据曾克林介绍，关东军在东北遗留下许多武器弹药，苏军对八路军使用这些武器睁一眼闭一眼。十六军分区在山海关以日军武器装备了自己；在沈阳，曾克林率部看管的仓库里有“枪支10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先进的武器，所以“个个兴奋不已”，乘机打开仓库，“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1000多挺、还有15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
另还有一个好消息：1945年9月16日，苏蒙机械化军队代表克尼德涅夫将军通知八路军晋绥军区，要他们转告延安总部，因受苏中条约限制，苏军不能越出东北三省，他们必须退出察绥地区，八路军应该尽快来接收。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中国同苏联和外蒙古之间的联系，免得将来蒋介石军队占领这些地区后切断了双方的关系。这位将军希望八路军能够控制这些地区，如果需要的话，苏军可以提供武器。万一将来八路军不能抵抗蒋介石军队的进攻，还可以撤到中蒙边界，甚至可以撤到外蒙古境内。
到1945年9月中旬，莫斯科在东北的决策开始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倾斜。促使斯大林转变态度的原因是9月13日美军在青岛登陆，美国人的此举显然同斯大林把东北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相冲突。所以，斯大林不惜打破苏中条约的限制，利用中共同美国抗衡。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突然告知蒋介石政府，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于10月下旬从东北撤军，将于12月1日撤完。苏联政府已派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代表商谈苏军撤退和国民政府接管东北事宜，苏军代表将于10月10日至15日之间同中国代表在长春会晤。
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斯大林不愿看到的事情，这就是10月1日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秦皇岛登陆。而且，莫斯科还得知，美军军舰将运送蒋介石部队于10月10日前后在大连登陆。这一消息着实让斯大林吃惊不小。眼看美国人距东北只有一步之遥了，于是，莫斯科立即作出反应，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决定延缓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并支持共产党军队在东北扩展，以阻止美蒋在东北立足。
为了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发展，苏军于10月4日告知东北局，他们打算把存放在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吉林等地的日军武器交给中共军队，可以武装几十万人。
东北局领导听后大为振奋，立即报告了中央，说苏军“前门已开”，已许诺交给我们步枪3万枝、机枪100挺、大炮15门，他们确信，这个决定来自“远方”（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莫斯科的称呼），所以建议中央：“立即从各区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办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他们认为牺牲其他地方是值得的。
由于受中苏条约限制，美军无法进入东北。但是，9月底，美军军舰已在渤海游弋。而且，莫斯科得知美军舰已将国民党军队运送至大连登陆。苏联人显然不能容忍美国的做法，于是，10月7日，莫斯科一纸公文送到了蒋介石那里，提醒他：美军舰进入大连港，违反了苏中同盟条约有关大连港为自由港、任何兵舰不得进港的规定。几经交涉，莫斯科最终同意国民党军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但苏军事先又将这两个港口交给了共产党军队，并且，苏联人还警告蒋介石，如果国民党军队在这两处登陆，苏军将不能保证其安全。
随后，美舰驶入大连海域，美舰司令上岸与苏军交涉，请求登陆，但遭到苏军拒绝。美舰只好掉头南下，驶往秦皇岛，将国民党第十三军送到那里。不久，美军又将国民党第五十二军运往秦皇岛。不久，杜聿明率领部队从秦皇岛起程，向营口、葫芦岛驶去。因为这两个港口已被八路军控制，蒋军只好返回秦皇岛。
到了10月下旬，莫斯科在中国东北的政策又发生了不利于中共的变化。10月28日，苏军告知中共东北局，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苏军不能同美蒋军队发生冲突，如果美蒋军队登陆，苏军只能退让。如果中共军队抵抗，苏军将坐视不管。为此，苏军还撤走了驻防营口、葫芦岛的部队，将这两处交给了中共军队。
10月底至11月，莫斯科转向与重庆合作。本来，斯大林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展力量，只不过是想借助中共的力量对抗美蒋而已，并不是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况且，斯大林还在怀疑中共是民族主义者，甚至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在同蒋经国谈话时就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与他们不一致。”相反，莫斯科需要同重庆合作。在斯大林看来，苏联要想独占东北，还必须同蒋介石政府签订带有垄断性的东北经济合作协定。没有这样的协定，美国就会插手东北。
斯大林看不上中国共产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过低地估计了中共的力量，认为中共能否推翻蒋介石政府，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斯大林当然不会将赌注押在中共身上。对蒋介石来说，他要想取得东北，还需要苏联人的帮助。
1945年10月，莫斯科与重庆就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开始谈判。在此情况下，苏联在东北的天平开始向国民党一方倾斜。
东北局领导在哈尔滨召开军事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此外，斯大林还担心支持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引发美苏冲突。所以，当美国军舰将国民党军队运至营口、葫芦岛遭到八路军抵抗时，斯大林开始让步了。10月29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受命通知在长春的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莫斯科同意蒋介石军队在东北登陆。不久，马利诺夫斯基又向熊式辉许诺，苏联政府不愿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干扰了莫斯科同重庆之间的良好关系。
11月10日，苏军派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在撤退前5天将允许蒋介石军队进驻东北各大城市，在机场的中共军队不能同蒋军发生摩擦。两天后，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中共军队被迫撤离。
到11月26日，仅十几天的工夫，蒋介石军队连克山海关、绥中、兴城、锦州等地。毛泽东独占东北的决心受挫，形势变化如此之快，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这时，莫斯科与重庆又偏偏添乱。11月17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索性离开长春，跑到山海关。这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莫斯科担心会加剧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对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产生不利影响。于是，莫斯利立刻作出反应。11月17日，当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登飞机时，苏军代表慌忙赶到机场，向董彦平表示：莫斯科有令，苏军暂缓撤退，并加强城市警戒，以待蒋介石政府接受。同一天，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罗夫向蒋介石保证，苏联远东军不会给中共以任何帮助，并且重申：中国政府军可以立即进驻长春和沈阳，而且会得到苏军的支持。
莫斯科向国民党让步后，对中共就变得不那么友好了。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提出4点意见：1.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蒋介石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2.中共所属机关必须从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撤出；3.有苏军的地方中共军队不准进入，也不准同蒋介石军队作战；4.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不准作战。这实际上是限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发展，也就等于把东北拱手让给蒋介石。后来，彼得罗夫还就几个月前苏军在东北的行为向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道歉。
苏军的出尔反尔，给中共军队造成了很大不便。
在此稍前的10月，莫斯科同重庆开始了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为此，斯大林还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以改善双方的关系。此前，蒋介石同彼得罗夫有过一次秘密会谈，他请求苏军推迟撤出东北，以便在中共军队紧锣密鼓地向东北开进的情况下，保证有秩序地把东北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很赞赏这个建议，认为这有利于缓和莫斯科同重庆的关系。尽管斯大林意识到美蒋会联手控制东北，但他又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对峙，更不愿意公开地推翻雅尔塔体制，所以，在东北问题上，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力度就显得有限了。加之山海关失守，斯大林更加坚信，中共单凭自己的力量还不可能夺取并守住东北。所以，为了保住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东北所取得的利益，斯大林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美苏中三国关系。在此情况下，斯大林有可能在一定限度上屈服于美蒋外交上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同蒋介石政府合作的态度，并给美国人一点安抚。
11月29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分析了三国四方在东北的复杂关系，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东北局认为，由于我党及其武装力量在东北的发展，使蒋介石军队不能顺利进入东北接收政权，美国政府已向苏联发动了外交攻势，中苏外交关系陷入危机。这是一场全球性斗争。因此，必须在外交上稳定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为此，“我们必须迅速和完全地撤出大城市，撤退到没有苏联红军的地方，这样苏联在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就没有任何困难了，这是战胜美蒋外交攻势，挫败美国介入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
东北局同苏军的交往已深有体会。彭真（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陈云、伍修权等到达沈阳后，同苏军取得了联系。当时，驻沈阳的苏军是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设在长春，东北局通过沈阳苏军同长春苏军司令部保持联系，起初苏军对东北局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
伍修权是彭真同苏军见面时的翻译，他谈到了沈阳武器仓库的事情。据他回忆：“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十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收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受武器的部队已经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下弄得我们非常被动，出关的部队已将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预定得到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队上下都在埋怨。”
“在武器仓库里，还有大衣、服装、鞋帽等物资，非常之多。起初，刚到东北的部队还打开了日军仓库，取出了一批枪支和装备。可是苏军一变卦，没办法再拉，后来的部队就得不到了。”苏军的出尔反尔，给中共军队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11月19日，苏军要东北局撤出沈阳。次日，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提出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介石，有红军的地方，不准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
对此，伍修权回忆说：“苏联驻军正式向东北局提出，说根据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及周围地区，要我们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国民党后面有美国撑腰，也坚持要进沈阳。我们不赞成苏军这样做，结果引起了我们与苏军的一场争辩。同我们打交道的是苏军驻沈阳的少将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这个人很粗鲁，不会办外交，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说上面指示要我们退出沈阳。”
当时，彭真、伍修权同卡夫通辩论了一番，他们向苏军反复说明东北局不能撤出沈阳的理由。但是，卡夫通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莫斯科有指示，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你们必须撤走，如果你们不走，“我们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这下子惹恼了彭真，他抓住卡夫通的话，反驳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
结果，彭真同他大吵了一架。于是，11月20日，东北局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很快，中共中央答复他们说，这是苏联政策决定的，不能怪他们下级，他们只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我们只有服从”。苏军不仅要中共撤出大城市，而且还不准中共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
11月20日，中共松江省委与哈尔滨市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军队、机关、学校撤出哈尔滨的工作。第二天，刘亚楼从大连赶到哈尔滨，向陈云报告了3件事：1.苏联在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时曾提出中共在东北应该有一定的地位，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2.美国军舰在大连海面示威，苏军空运到大连1个师；3.苏方已下令不准其人员同我方接触。
陈云听完汇报，觉得事关重大，于当天报告了中共中央。晚上，陈云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哈尔滨苏军司令部，同卫戍司令卡扎科夫进行交涉，争取中共不撤出哈尔滨市。
时光转到了1946年初。原定苏军撤离东北的日期是2月1日，但到了2月中旬，苏军仍按兵不动。为什么？斯大林担心，一旦苏军撤离，美国的势力就会向东北渗透。为此，斯大林为找到一个理由，说天气不好，东北正在下雨。这样，莫斯科又把撤军时间推了一个月。
2月，莫斯科开始对重庆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政府同意苏联在东北扩大经济影响。结果这件事让美国人知道了，华盛顿谴责了莫斯科。为了使苏联在外交上陷入被动，2月11日，美英公布了《雅尔塔协定》。随后又利用报纸大肆炒作，说苏联不但不撤军，反而在东北问题上又提出了新要求。
这些报道果然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日益高涨，2月22日，重庆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7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
对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苏联并未表示不撤兵”，前两次因国民党政府的要求，苏联才决定延缓撤军。社论表示：“我们相信苏联必然愿意迅速克服困难，把驻军撤出东北。”至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社论说：“我们相信以信守条约义务着称的苏联政府，也决不会违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则。”
关于苏联撤军问题，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作了如下解释：因蒋介石军队开抵苏联红军驻防区域过于缓慢，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苏军指挥部只得延缓撤军。他还说：“中国政府曾屡次向苏军指挥部要求，等待中国军队到达后，苏军再行撤退。”此外，这位参谋长还为推迟撤军找到了包括“气候条件”、“煤炭缺乏”在内的很多理由。
3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照会，拒绝了苏联把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当作战利品的要求。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讲话，态度十分强硬，说凡在中国所有的日本公私财产，都应该作为赔偿，归国民政府所有。国民政府不同意苏联把这些财产当做“战利品”据为己有。当然，国民政府也不会答应以此作为撤军的交换条件。
3月1日的撤军期限又过去了，苏联军队还是没有撤走。蒋介石当然不高兴了，重庆于3月6日指责莫斯科违反了中苏条约。现在，蒋介石有了美国人撑腰，胆子大起来了，向莫斯科提出了撤军的正式要求。国民政府还利用其派往抚顺接收的代表张莘夫之死大做文章，在许多城市掀起反苏游行。苏军撤出一些地区后，留在那里的苏联公民遭到殴打和杀害。据马歇尔说，有30多名苏联公民在长春遭到蒋介石军队的殴打，有的被打死。
至此，斯大林终于明白了，他争取蒋介石政府，使其在美苏对峙中保持中立的企图已经破灭。几天后，蒋介石对马歇尔说，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因此，东北问题的解决还需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采取强硬的立场，“任何一点软弱都将意味着把满洲从中华民族中分割出去。”华盛顿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决心支持蒋介石政府在东北的地位。于是，美国国务院对苏军继续占领东北提出了抗议。
莫斯科很快作出反应，声称苏联军队已经开始撤离东北。3月12日，苏军撤出沈阳。3月22日，莫斯科就3月6日重庆提出的敦促苏联撤军的要求给予答复，宣布苏联军队将于4月底全部撤走。
促使苏联撤军的并不是中国人的抗议，而是西方谴责苏联推行扩展主义。这使斯大林极为恼火，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信号，表明美国想以“门户开放”为借口插足东北事务。对斯大林来说，他要想将美国势力排斥在东北之外，就必须采取强硬的政策。于是，斯大林又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开始加强中共在东北的地位。
3月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说苏联想在东北搞经济合作，但美蒋予以拒绝，甚至还煽动全国性的反苏运动。他分析说：当苏联与美蒋在满洲进行斗争的时候，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相信，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行动，苏联在东北的红军可能会更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毛泽东要求东北局尽快与“辰兄”联系。
谁知，“辰兄”的合作态度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3月8日，苏军告诉东北局，他们将撤出沈阳、吉林，中共可以采取行动。第二天，苏军又通知东北局：他们将于13日撤出沈阳，中共应该去占领，而且沈阳以南地区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苏军撤走的所有地区，中共可以自由进入。
苏军还声称，他们撤走的地方，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军队可以放手大打，哈尔滨等地应该坚决控制，不要让蒋介石军队开进来。为此，3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
3月22日，莫斯科通知重庆，苏军将于4月底以前全部撤退完毕。实际上，苏军以交通不便、流行瘟疫为借口，拖延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配合中共军队破坏北宁路以及沈阳附近的中长路，使中共军队能够接防苏军撤走的城市。
两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给东北局的电报，预计苏军撤退后，蒋介石必定会由沈阳出兵向北同中共军队争夺长春和哈尔滨，因此，“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毛泽东要求东北局速与“辰兄”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如果可以的话，毛泽东打算让周保中率部完成这一任务。同时，毛泽东还指示黄克诚、李富春确保对四平的控制。
4月上旬，苏军将关东军的武器仓库移交给中共军队。其中，有机枪上万挺、各种大炮上千门。苏军要求中共派大部队进占长、哈、齐城郊；派出小部队入城，以便在苏军撤退时，顺利夺取这三个城市。苏军这样做，显然是有莫斯科的指示。既然苏联不能独占东北，但斯大林也不愿眼睁睁地看到东北落入美蒋之手，所以，斯大林转而一想，倒不如让中国共产党占领东北。这样，美蒋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蒋介石在长春只有一些警察部队驻防，苏军只允许国民党正规军在其撤出之前3天才能入城，但苏军事先又不通知国民党具体的撤军日期，这就给了中共军队先下手为强的机会。苏军一撤走，中共军队即东北民主联军就向长春发起进攻。战斗中，中共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4月18日，民主联军占领长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高兴，于当天致电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
苏军于3月中旬开始撤退，到5月3日撤离完毕。苏军在撤退时，为了尽可能地都把撤出的地区交给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撤退前几天往往会通知中共。相反，国民党却不知道。结果，在苏军撤退时，中共军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主要占据了北平至长春铁路沿线地区和沈阳周围。当国民党军队向沈阳以南地区发动进攻时，苏军驻旅顺的第三十九集团军派代表同国民党军队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管辖区域以北8至10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国民党军队不得越过，而共产党军队却畅通无阻。此外，苏军还把旅大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利用大连的工业优势和便利的交通，在大连建立了兵工厂和军用物资生产厂，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运往东北和关内。
苏军在东北期间及撤退时，将大批武器弹药移交给了中共军队。除曾克林率领的第十六军分区拉出的一批武器弹药外，华西列夫斯基还提到，仅苏军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交给中共军队的武器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万挺机枪，680座仓库和松花江舰队的部分舰艇。此外，苏军还从朝鲜运来两军列武器给了中国共产党，又从大连向北满的中共军队运去50节车皮的武器。
在东北，中共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又背依苏联。此时，共产党已经具备同国民党一争高低的实力了。中共两年后即能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显然与苏联的援助有关。陈云在分析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时说：“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发送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尽管苏联受《雅尔塔协定》的制约，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病号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十多年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他从来没有在东北问题上埋怨过斯大林。
苏军撤离东北时带走了大批机器设备
1945年10月，莫斯科同国民党政府就经济合作问题开始谈判。但是，直到1946年3月，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双方的分歧在于：其一，东北日伪资产的归属。苏方坚持东北所有的日本资产全部作为苏军的战利品。国民党政府认为，在东北的日伪工矿企业均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品，一律归中国。其二，关于双方合作的范围。莫斯科坚持将日伪东北重工业株式会社和东北电业株式会社经营的各类企业全部纳入中苏经济合作项目。这实际上网罗了东北全部工矿企业，真正达到苏联垄断东北企业，防止美国插手东北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尽管没有完全同意，但是，为了换取莫斯科撤军及将东北主权移交给重庆政府，蒋介石答应拿出部分项目同苏联合作。
斯大林企图以中苏在经济合作为手段牵制美蒋，使蒋介石能够同莫斯科联手抗衡美国。但是，联美抗苏反共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而反共又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蒋介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甚至同意外蒙古独立，为的就是换取苏联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倒向苏联一边。而且，蒋介石心里清楚，想要反共仅靠苏联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同美国合作。因为苏联在东北问题上曾支持过中共，这就使蒋介石更加坚信，要依靠美国来对抗苏联。所以，斯大林打错了算盘。
1946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得知中苏正在进行东北经济合作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告诉蒋介石：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斯大林的要求，即使苏联推迟撤军也不能答应。
于是，重庆宣布：凡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为中国政府所有。结果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对，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罗夫提出强烈抗议，他告诉蒋介石：你们发布这样一个声明，“既无根据，也无效力。”苏联远东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坦率地说：“如果苏联能够得到中国东北日本重工业51％的股份，轻工业49％的股份，设备就可以留下来，否则将运回苏联。”
蒋介石担心苏联会拆走东北的机器设备，所以他“愿意把许多企业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利益给俄国人。”
这时，美国开始干涉了。哈里曼就此事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如果美国默许俄国人要求中国让出这些工矿企业中的利益以换取他们放弃战利品的要求，那么俄国就会控制满洲的工业和经济，从而严重影响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整个门户开放政策。”
2月9日，美国政府分别照会莫斯科和重庆，说中苏友好条约并没有给予苏联对工矿企业进行共管的权利。如果中苏就这些工矿企业达成某项协议，那就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就是对美国商业利益的歧视。照会不同意苏联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当做苏军战利品，说这些资产涉及战胜国的共同利益，应该由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
有美国人撑腰，蒋介石也就不在乎莫斯科了。3月下旬，双方终止谈判，中苏东北经济合作未能成功。于是，在延长撤军期间，苏联索性将中国东北日本企业的大批机器设备拆运回国。
早在张作霖父子期间，东北就已经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从“九一八”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年间，为了加快开发和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日本在东北的投资不少于20亿美元。在能源建设方面，日本在松花江上建立了小丰满水电站，在鸭绿江上建立了水丰水电站，在本溪、抚顺和阜新建造了火力发电厂，装机总量达18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为50亿度。整个东北地区，仅22万千伏的高压线路就达1万多公里。在钢铁生产方面，鞍山钢铁厂是东北最大的钢铁厂，年产80万吨钢。另外，沈阳、本溪等地的钢铁生产也有相当的规模。煤炭方面，东北是中国的煤炭基地，本溪、抚顺和阜新等地年产煤炭达2500万吨。
苏联出兵东北时，斯大林就盯上了东北的工业设备。苏军进入东北后，从国内带来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他们跟随苏军进入大城市和其他工业基地，大肆拆卸工业设备。自己的人手不够，就让被俘的日军技术人员帮忙。拆下来的设备被装进箱子里运往苏联，这些箱子也是利用东北的木材制作的。
中苏谈判失败后，苏军开始加速拆运工业设备，这些设备分两路运往苏联，一路从哈尔滨，另一路从大连。
据当时重庆考察团调查，苏联拆运的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8.58亿美元，如果加上拆装损坏的部分，则高达20亿美元。1946年1月，苏军还拆走了嫩（江）宁（年）铁路180多公里的铁轨。这条铁路在日本侵略东北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是中国人自己筹建的，后来被日本人侵占，根本算不上日本的资产。
苏军对机器设备是一种破坏性的搬迁。他们在拆卸发电厂时，因发动机和锅炉太大，无法搬运，就将厂房的墙壁推倒，然后运出发动机和锅炉。由于苏军搬走了抚顺煤矿的电力设备，结果井下抽水系统瘫痪，致使矿井被淹没。
因大批设备被拆走，许多工厂实际成了毫无内容的空壳，只得停产，往日充满生机的工业城市因此变得冷冷清清。
除拆走机器设备外，苏军还从银行里掠走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金条和5000多万元的东北货币。而且自己还在东北发行了10亿元的军用票，相反，苏军却容不得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行货币。
苏联人的行为自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不愉快的印象，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把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我国人民对‘老大哥’的友好感情。”
苏联人的行为还给美国人留下了把柄，在苏联人刚刚离开东北的时候，杜鲁门派出的调查团就来到东北，对苏军拆运机器设备一事进行调查。随后，美国人公布了调查报告，说苏联人拆走了100万千瓦以上的电力设备，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而且都是最新式的设备，留下的全是陈旧的。于是，美国人对苏联人说，你们的战争索赔也太高了。
就连蒋介石对此事也大为不悦。1946年6月，斯大林派苏联驻重庆武官罗申去见蒋经国，转达他对蒋介石的邀请：“斯大林大元帅邀请蒋委员长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等地会晤也可。”可是，蒋介石没有给斯大林面子，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邀请。
第二章 战略决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重心。
毛泽东曾经说：“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军占据东北，不但可以摆脱我军和根据地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态势，而且可以依靠东北发达的工业与丰富的物产，建设成我党我军巩固的战略基地，并以此为依托，与全国各解放区相配合，坐北面南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斗争，从而使我党我军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蒋介石也曾说，东北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接受东北是“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之一。为此，蒋介石不惜以损害中国主权为代价，来换取苏联承认其在东北的权利和使苏联承诺国民政府将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国民党认为，控制了东北，就可以南北夹击共产党的各个解放区，尽快消灭共产党。
因此，为占领东北，国共两党都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争分夺秒地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
毛泽东早在抗战中期就预计要集中八路军、新四军去东三省
毛泽东早就看好东北这片黑土地了。1942年7月9日，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就曾在一份电报中探讨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集中于东三省的问题。
毛泽东这样说道：“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必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作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一文）
1945年4月，在苏日中立条约中止后不久，毛泽东则更加关注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了。他在批转给晋察冀分局的一项指示中说：苏联中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经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配合苏联。现在即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
这一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又一次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要准备20到25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苏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东三省加热河：作者注）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6月9日，在中共“七大”会议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东北，指出：“东北是很重要，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选举修补中央委员会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及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好更巩固了。”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东北这一地区，这是由这个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从经济地位来看，东北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具有丰富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战略地位看，东北地区背靠苏联，西面与蒙古接壤，东南和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同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因此，如果中共控制东北，就可以变东北为可靠的战略后方，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军四面包围的被动状态，形成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一个革命的总根据地，以支持关内各解放区的斗争。相反，如果东北为国民党所占领，那它就能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关内各解放区。
毛泽东既然如此看重东北地区，那么在行动上，他必然有所表示。1945年8月10日，他给山东罗荣桓、黎玉等人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关东子弟兵“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两天以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山东分局的电报，指出：“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就在毛泽东把眼睛紧紧盯住东北，并有所行动的时刻，传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于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息。条约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苏联允许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中美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还明确表示，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中国。
这一消息犹如一盆冷水迎头泼来，使毛泽东非常失望。他感到东北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还去不去？毛泽东决定还是去。8月1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罗荣桓、黎玉、萧华的电报中指出：“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2500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1500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月22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派人打入满洲开展地方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为迅速争取满洲起见，分局应即抽调大批干部在苏联红军占领旅顺、大连之后，穿便衣到满洲去，进入建立地方党、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如果苏联红军能允许山东八路军部队进入满洲（先去交涉）肃清散敌与汉奸，则应从山东抽调部队用东北义勇军名义进入满洲。
在8月23日、26日两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东北问题时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 href='2645/im'>《毛泽东传》第7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中又指出：“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先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一切都安排好以后，8月2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负责中共中央工作。
刘少奇及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之经过
1945年9月14日，苏联特使贝鲁罗索夫与曾克林飞来延安，向中共中央通报苏共及斯大林关于中共军队如何进入东北的意见后，刘少奇在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讨论了苏方意见和东北工作。
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对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问题，刘少奇说：可采取三种方法：（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公开撤，秘密又去。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主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4个师到东北，还是去，方针是争取东北。为了照顾苏联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组织武装名义上不用八路军，但须使群众知道是八路军。
最后，刘少奇又提议，为实现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加强东北的领导，成立中共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林枫，当时任晋绥军区政委、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为委员，立即前往东北开展工作。这项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兵贵神速。第二天早晨，新的中共东北局领导成员彭真、陈云、伍修权和增派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便同贝鲁罗索夫、曾克林一起，乘他们来的那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东北。
新的战略部署一经确定，就要狠抓贯彻。9月15日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强大力量。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前去东北。100个团干部的分配为华中20个，山东30个，晋察冀25个，晋冀鲁豫25个。
向全党全军提出新的战略方针，以指导各解放区、各部队的统一协调行动，已是迫在眉睫。
时机成熟了。1945年9月17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写道：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以控制冀东、热河。
中共谈判代表团当天就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说：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又发来电报，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并提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政治局人员分散各地的情况下，全权委托中央书记处、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的意见显然相当重要。刘少奇一刻也没有拖延，立即于当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庆来电和战略方针、军事部署。
刘少奇首先在会上系统发言说，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控制张家口、山海关，使蒋介石军从陆路进入东北不可能。东北海岸只要5万人在渤海湾一段被我们控制，蒋军就上不了岸。东北局已去了，再派5万军队去，同时要各地配100个团的干部，马上就去。准备11、12月在冀东屯集5万兵，在苏军撤退时宣布八路军进东北。各地不要疏忽，还有两月多。15万兵力，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枪支粮食都搞好，我们就能控制东北，这时国共谈判就有希望。因此，我们要当做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方针。会议结束，刘少奇回到住的窑洞，顾不上休息，坐下来一连起草3份电报，连夜发出。
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一）略）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第二、第三份电报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其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其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
毛泽东也是高效率，连夜发来了回电，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部署，并且说，江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做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方针、部署、计划都定下来了，现在就是要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抓落实，一抓到底。
中共军队的大规模战略移动进入实际操作。
驻山东地区的部队在这次战略行动中任务最重，几乎全部要调往东北和冀东。1945年9月20日，刘少奇首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全部力量来完成当前任务，要在两个半月内在东北组织起20万至30万的作战部队，在冀东屯集5万至10万的军队，以阻止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时机紧迫，越快越好。望罗荣桓、肖华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很快到冀东。在林彪未到冀东前，中央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指示，紧急行动起来，迅速组织山东主力部队赴东北。本来林彪在中共七大闭幕后被派往山东，8月25日他搭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延安先到太行山，这时得到中共中央调令，也改道出山海关而去东北。
1945年7月1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纪念“七一”大会上传达党的“七大”精神
9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第二个指示是给中共华中局的。这时华中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是书记饶漱石、新四军军长陈毅。刘少奇指示他们：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苏南及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能迅速向东北开动。
这一天，刘少奇还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正式向山东、华中的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堵截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企图。命令山东军区派3万基干兵团，限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35万基干兵团，限20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
10月6日，刘少奇又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等，到山东后继续率该师兼程北进，开赴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由于任务紧急，组织工作繁重，交通工具奇缺，进度还是跟不上。如此下去，将痛失千载一时之机。刘少奇决定采取断然措施。9月29日，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东北的领导人：山东部队和干部，如从陆路进入东北，两个月也不能到达，那时国民党军队必将进入东北，所以必须不顾美舰巡逻，在胶东和辽东立即采取确实办法，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要在20天至一个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战略任务，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一环。
刘少奇紧盯不放，第二天又追发一电，提出更严厉、更严密的部署：
（一）万毅、吴克华立即带电台及工作人员到海岸附近去与胶东密取联络，接引部队和干部过海，邹大鹏立即带电台到庄河貔子窝一带与胶东联络，收集船只，到胶东接运部队，并筹集粮食。肖华应立即过海，以便指挥全军渡海及渡海后的部署。伍修权立即到旅大与苏军言明我军行动，并与万毅、吴克华、肖华联络。上述各人非至渡海任务全部完成，不派其他任务，并不得擅自离开。
（二）胶东指挥机关立即迁至海岸附近，与万、吴、邹、肖密取联络，全力组织渡海。必须渡过三至四万人，方能打开与支持东北局面。
（三）美军于今日在天津一带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能因此停止，应利用晚上分散上船，一晚到达旅大口外苏军防线内，再沿辽东海岸东行或北行至适当地点登陆。
（四）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望坚决完成此任务。
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部队移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由于东北军情紧急，10月17日，刘少奇又急电林彪，要他率领已到冀东的部队速开东北。与此同时，其他各解放区、各军区也在根据延安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布防。
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与措施
中共中央及刘少奇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与措施。
1、大力加强东北的自卫力量。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先后抽调各解放区的部分主力部队，陆续开赴东北地区。这些部队计有：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师、警备第三旅、山东滨海支队，由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带队前往东北；新四军第三师、冀热辽部队8个团、陕甘宁第三五九旅一部、警备第一旅、教导第二旅等部，共11万余人。
11月底，这些部队已全部到达东北地区。山东军区第一、第二、第七师、新四军第三师和晋冀鲁豫第二十一团，接收了阜新、黑山地区；晋绥第三十二团进驻法库地区；陕甘宁警备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晋察冀第三十一团驻扎在锦（州）承（德）铁路沿线；陕甘宁第三五九旅一部和山东滨海支队在沈（阳）吉（林）铁路沿线；山东军区第三师和警备第三旅在辽阳、鞍山、本溪地区；山东军区第五师和第六师在海城、庄河、安东（今丹东）地区。还有一部分抗日老部队在北满和东满地区。
11月底以后，中共中央又将晋冀鲁豫军区组成的25个团的架子，1000名干部增调到东北。
2、中共中央派出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率领近两万名干部到达东北，指挥作战和开展工作，并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11月4日，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部队。
3、动员和组织山东、晋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各解放区的军民，积极进行坚壁清野，破路阻敌，以歼缠扭打的战法，在沿平汉路、同蒲路、津浦路各线北进和沿平绥路东进的国民党军的前后左右，广泛地进行截击、腰击、尾追、偷袭、骚扰等，迟滞和消耗国民党军，延缓其行进速度，为先敌抢占东北赢得时间。
4、对东北工作及时提出明确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以主要力量建立东满、北满、西满根据地”，“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12月28日，中共中央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要求东北局把工作重心放在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
5、调整各战略区部署，集中能够机动的兵力，组成旅和纵队，组编野战军，形成拳头，以便在地方武装、民兵和游击队的配合下，以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配合东北的作战。
各战略区按照中央的指示，于9月下旬加速调整部署，新四军江南部队撤到江北，军部率部分主力进到山东；八路军南下支队及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到以桐柏县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全军共组建了27个野战纵队和6个野战旅。
这些部队组成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坚强防线，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在东北的作战。
6、为了解除进军东北干部的后顾之忧，尽量组织他们的家属一起到东北工作和作战。这些家属（包括他们的孩子）分别从延安或山东地区出发，许多人靠步行或骑马，进行数月长途行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东北。
当时，在延安的机关、单位也刮起一股“东北旋风”。根据统一安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学校、文艺团体、医疗后勤等单位，纷纷抽调大量人员，编成干部团开赴前线。1945年10月1日，又有一批300多人的干部队伍要出发开往东北，刘少奇亲自来为他们送行。
中共中央决定向北发展的同时，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任书记。这是彭真（左二）等东北局领导在研究作战方案
“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刘少奇用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开始了他对出征干部的送别演说。他做了个启发式的手势，接着说下去：“恩格斯是干什么的呢？列宁、斯大林，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
干部们被这个新鲜的问题所吸引，静静地等待着下文。刘少奇挥了一下手臂，坚定而热烈地说：“他们，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
出征队伍中气氛活跃起来。干部们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认真地听着刘少奇的每一句话：“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们自己才能最后解放，你们这次到东北去，同时是自己解放自己。”“你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去重新画地图，用你们自己的两只手，去插上我们新解放区的旗帜！”“你们到了东北，要靠什么呢？你们没有美式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汽车，暂时还没有铁道线和火车。你们就是有一条，这一条他们手里就没有：就是要紧紧地依靠马克思主义，紧密地依靠东北当地的人民。只要你们永远牢牢地记着，马克思是干什么的，那，同志们，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了！”
刘少奇短短的一席话，使出征干部们热血沸腾。当天，大家就满怀激情地起程奔赴东北前线。
不到两个月，控制东北的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中共军队达11万人，其中包括罗荣桓等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所部3.5万人。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有两万余名，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十名候补中央委员。
刘少奇在9月21日曾电示彭真、陈云，提出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以便组织大规模的正规军。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下辖10个军区。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军事大调动。大批中共主力部队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决策迅速北移，争得了控制热察、展开于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毛泽东选定林彪去东北的过程
经略东北，谁去执掌东北的帅印，据有关资料载，一开始并非林彪。毛泽东选定林彪去主政东北，是有一个过程的。
早在抗日战争末期，毛泽东考虑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患有严重的肾病，需要治疗和休息，打算让林彪去山东分担罗荣桓的部分工作。1945年6月9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说：“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罗荣桓传》第3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正式通知中央关于林彪去山东的决定：“林彪、肖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兼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荣桓因病必须休养时，林彪代理罗的职务，林、肖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林彪去山东，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一方面，山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历来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战略枢纽，抗战胜利后，又是进军东北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山东军区主力是由林彪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发展而来的。由林彪指挥他的老部队，自然有许多便利的条件。
就在林彪日夜兼程赶往山东的路上，9月12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请你们考虑是否派一个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去东北。”
对于这一人选，9月17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在9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并扩大冀热辽军区，林彪为司令，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
中共中央提出把林彪放在冀热辽，是从冀热辽的重要战略地位考虑的。位于东北大门口的冀热辽是时机成熟后出兵东北的重要的通道，同时，也是堵塞国民党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最直接的方向。
接到刘少奇9月19日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天复电同意罗荣桓和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并强调“以快为好”。
也就在这一天，刚刚风尘仆仆抵达濮阳的林彪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紧急电报，令正在赴山东的林彪、肖劲光、邓华、江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人转赴冀热辽。
这一变化对正在筹划赴山东后如何工作的林彪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林彪（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没有迟疑。9月22日，他给山东局、华中局并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电报，说：为了坚决执行军委的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军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肖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24日，林彪又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份电报，表示将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并告之动身的具体时间：“我与肖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25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9月26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林彪、肖劲光今日由冀鲁豫起身去冀东，约1个月可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林彪离开濮阳后，经河间、霸县，于10月18日夜越过北宁路，19日上午抵达香河以南。
就在林彪一路北上赶赴冀热辽的时候，东北局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原拟去东北的罗荣桓病情严重，加之又要指挥山东渡海部队赴东北，一时不能迅速去东北。这时，已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想到了林彪，决定让已经快到冀热辽的林彪去东北。
10月16日，他给刚赴东北不久的东北局书记彭真发去了一份电报，指出：大连为自由港，苏方已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旅顺亦不许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等处试探。“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20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肖劲光的电报，要他们两人均赴沈阳，愈快愈好。
26日，中共中央给高岗、洛甫（张闻天）发出了一份紧急电报，告诉他们：“林、肖决定去沈阳，程子华决定到热河指挥。”这就是说，原定到东北的东北局成员程子华赴热河接替了林彪，而原定赴热河的林彪则改去了东北。
林彪赴东北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45年8月25日，林彪等党政军高级领导20余人，登上了一架简陋的美国飞机，飞赴山西前线。之前，他先送走了叶群和1岁多的女儿林豆豆。
当天，美国运输机降落在晋东南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临时机场。
威震敌胆的八路军，其总部就设在这里。林彪在这里同妻子和女儿会合了。
林彪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住了大约1星期之后偕妻女，带着肖劲光一行继续骑马东行，赶赴山东根据地就任军区司令员。
9月19日，林彪一行到达河南濮阳境内，接到中央电报要他赴冀热辽。于是林彪一行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北上。
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到了河南滑县以西的地方，道路泥泞难行。面前横着一道铁轨，这便是平汉铁路。
铁路旁边耸立着一座阴森森的碉堡，里面有无敌人弄不清楚。
林彪低声下令：丢掉马车，一律骑马，快速通过铁路！
然而马队越过铁路时，从碉堡里射来了子弹。部下开枪还击，双方交起火来。冲过铁路便是一片花生地。马夫中弹负伤，马也受了惊。
一阵混乱后，枪声停息了。叶群这才发现，睡在马背上驮子里的小女儿林豆豆，还有同行的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都已经丢失了。
大伙儿赶快摸黑来回地找。可是半天也没找到。
叶群两眼发直，望着黑暗无边的天空和大地，无声而绝望地啜泣！
幸运的是，一位姓董的警卫员又摸回去找了一遍，在花生地里摸到一副马鞍，马鞍下面是熟睡着的林豆豆和李丹林。
原来是受惊的马把这两个小孩儿掀落到了花生地里。他们当时都已睡熟，竟然一声也没有哭。
越过平汉铁路以后，林彪一行在三河县暂住了几天。
在三河，林彪带了几位军事指挥人员察看了附近的地形，准备就此迎头痛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
此时，美军已经侵占了秦皇岛，正在为海运大批国民党部队进攻山海关做准备，因此中央军委决定，让林彪继续北行。
于是，林彪一行继续北行。10月上旬，他们历辛千苦，到达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东北局派火车到山海关来接。时间紧迫，林彪还没来得及举行一个出关仪式，就匆匆登上了火车。
火车至锦州，林彪听取了先期到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汇报，然后继续北进。
东北局机关设在位于沈阳市三经街的博物馆内。林彪一行抵达沈阳后，在这里与彭真等军政领导人员会合了。
10月31日，鉴于苏军不赞成东北部队用八路军名义，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东北的部队统一组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东北局书记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肖劲光兼任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出险招：借美一飞机将日后共和国的3位元帅和15位中将以上将领送往前线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与蒋军争夺东北，快速将在延安的高级指挥员送上前线，毛泽东和党中央用一架美机运送近20位高级将领去前线。对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曾回忆道：
这是在1945年8月25日从延安飞赴前线的一次飞行。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之外，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3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15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元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据有关资料记载，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8月，当中国人民还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中时，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时机抢夺胜利果实的蒋介石集团，迫不及待地把刀锋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此时，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军队的主要将领大多还在延安。为了回应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可能发动的内战，中共中央决定让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尽决返回各解放区开展工作。
用什么方式才能把在延安的高级将领最快捷、最安全地送往前线呢？从地面走，由延安到太行就得1个多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华中前线和东北了。再说也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况且途中还要经过国民党占领区和封锁线，安全也是大问题。
怎么办？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想到了负责中央外事工作的叶剑英与杨尚昆，立刻把他俩找来商议。然而，大家一时也没拿出个万全之策。
回去后，叶剑英和杨尚昆又一次认真地商量对策。一向以足智多谋着称的叶剑英，左思右想，向杨尚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说：“是不是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我军将领从延安送出去，当然这有风险。”杨尚昆听后，思忖了片刻，觉得在理：“参谋长，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这样做确实有点冒险，因为要送的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万一有个闪失，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历史责任啊！”最后，两人决定把这一方案向毛泽东汇报。
于是他俩赶紧来到毛泽东住处。听完他俩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又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最高统帅部全体成员到会磋商。大家从各个方面作了权衡，最后同意和批准了这一方案，并责成叶、杨尽快与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并付诸实施。但必须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叶剑英提到的美军观察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怎么想到要向他们求援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整个反法西斯战线处处传来捷报，而在中国却出现了国民党军豫湘桂大溃退。
同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英勇抵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于是，指挥这场战争的中心——延安，便成了举世瞩目、众望所归的地方。
1944年7月22日，由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共9人飞抵延安，第一次踏上了延安这块神奇的土地。不到20天，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也于8月7日抵达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事非常重视，决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这项工作，给予高规格的接待。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关心和外事组卓有成效的工作，bbr>使美军观察组深受感动。作为回报，美军观察组也为我党和军队提供了不少方便。如观察组在定期航班来往于延安和重庆给美军观察组供应物资的同时，也给我解放区托带了一些药品和电讯器材。解放区有关人员还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和重庆以及北平、上海等地。
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友好相处，协商共事，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互信，为中国共产党同美国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举办了一次气氛十分活跃而又非常融洽的聚会。中间休息时，杨尚昆不露声色地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提及了这件事。杨尚昆说：“我们有一批指挥员早些时候从前线回到了延安，现在急于要返回太行山麓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目前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有限，时间又紧，能否借你们的飞机将这些指挥员送到前线去？”因为是试探，老到的杨尚昆自然没有将这批指挥员的姓名、职务及其他有关情况透露出去。没想到，美军观察组负责人非常爽快，竟连他的上司都没有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1945年8月25日，美制道格拉斯运输机停靠在延安城郊东关机场上。
叶剑英、杨尚昆早早就来到机场。事先接到通知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各战区的主帅陆续来到飞机舷梯旁。这些将领们一个个十分高兴，似乎心里都在说，好家伙！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飞机，美国也借给我们。真是天助我也！他们背上降落伞，整理好行装，准备登机。
一架普普通通的外国飞机一下子集结了这么多的高级将领，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才有如此大的勇气和胆略。叶剑英、杨尚昆在机场与奔赴前线的将领亲切握手话别，反复说的是“一路平安”。可以看出，这次飞行在他们的心中占有着多么重的分量。
随着螺旋桨的转动，飞机开始滑行，不一会儿便顺利起飞了。飞机升到天空，叶剑英、杨尚昆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他俩同时在心底里默默祝福：愿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千万别出事，这架飞机上的人可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啊！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啊！
叶剑英、杨尚昆在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周恩来在焦急地等待着！党中央、中央军委最高统帅部在焦急地等待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走过，人们的心在一上一下地跳动。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飞行，飞机终于安全、平稳地降落在指定机场。
太行军区迅速将飞机已安全着陆的情况报告给了延安。到这时，叶剑英、杨尚昆才放下心来。他俩很快地又报告给了正在焦急等待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两位老战友四目相视，双手情不自禁地紧紧握在了一起。几乎同时发出赞叹声：叶剑英、杨尚昆为我党我军立了大功啊！
后来，叶剑英、杨尚昆又巧借这架飞机，把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刘澜涛、郑位三等高级将领和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党政要员分别送往山西灵丘和东北地区。
历史将永远记住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的成功合作！
威名远扬、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要求去东北
中央经略东北的战略决策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扬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要求到东北去。
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6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
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
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
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
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做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
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
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蒋介石武力接收东北的“第一步棋”
熊式辉的“接收东北计划方案”，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最初抢占东北的战略。蒋批准熊的“方案”并委任熊为东北行营主任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战略行动，第一步棋是选任杜聿明去东北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最初，蒋介石有意让张治中出任东北保安司令，但熊式辉表示反对。他自己跑去对杜聿明说：“根据‘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我们很快就可以收复东北，东北沦陷区将比华北、华中、华南收复的还要早。老头子已内定要我担任东北行营主任，军事由张治中负责。我和张治中合作不来，老头子说可以另选人。如果光亭（杜聿明的别号）兄能够同意的话，我这就去向老头子建议。”
熊式辉的话说得杜聿明（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怦然心动，但嘴上却假意推却说：“东北军事重要，外交错综复杂，我这个不学无术经验不足的人恐怕难以胜任。”
熊式辉知道杜聿明说的是客套话，回去就向蒋介石推荐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恰在此时，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但他自己在昆明也待不下去了。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于10月16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杜聿明，字光亭，1904年1月28日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杜家湾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3月，杜聿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与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为同学。杜聿明在第四次“围剿”中因攻占霍丘城有功，升为少将副师长。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中，他代替负伤的师长关麟征指挥全师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表现出良好的指挥才能。1939年夏，新十一军改编为第五军，年仅34岁的杜聿明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1939年冬，杜聿明率第五军参加了着名的昆仑关战役，与日军血战18天，展示了机械化兵团作战的威力，取得了最后胜利，杜聿明也因此成为抗战名将。1942年，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指挥第五军、第六军进入缅甸，在同古保卫战中第二○○师与日军血战11昼夜，歼日军5000余人，为中国远征军赢得了荣誉。1943年初，杜聿明从印度奉调回国，之后，奉蒋介石之命把“云南王”龙云赶下台。杜聿明虽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统辖云南境内的5个军，但云南的部队对他都恨之入骨，因此，当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他欣然接受。
在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的第四天，蒋介石把他找去，指示说：“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1945年10月24日，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先到南京拜见何应钦。何应钦十分头痛地对杜聿明说：“共产党现在到处捣乱，破坏我们的受降计划，平汉路新乡以北孙连仲的部队吃了大亏，津浦路方面也被阻在徐州附近。据报共军已从山东及山海关水陆两路进入东北，将来东北接收也是极其复杂的。你照委员长的指示先去接头，以后东北的事直接向委员长请示好了。”
第二天，杜聿明又跑到上海去见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代表蒋介石请求第七舰队帮助运送国民党军到东北。金开德慷慨大方，满口应允。他告诉杜聿明，第七舰队的运输舰、登陆舰均已准备完毕，马上就可以执行运送国民党军的任务。从上海起运的部队3天就可以到达秦皇岛港，在越南的第一方面军和昆明的远征军大约需要1周的时间可以运到东北各港口。杜聿明听了十分高兴，当晚就把与金开德接洽的结果报告了蒋介石。
有了美国人的大力支持，杜聿明觉得自己的腰杆粗壮了许多。他踌躇满志地来到东北，欲一展抱负。10月27日，杜聿明飞抵长春的当天晚上，就在参谋长赵家骧和蒋经国的陪同下，拜见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问题。蓝眼睛、高鼻梁的苏联元帅表现得非常友好、热情，他满脸笑意地对杜聿明说：“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杜聿明当即提出，请苏军在营口掩护他的部队登陆。马林诺夫斯基不但表示同意，还画了一幅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民党军登陆要旨，送给了杜聿明。临别之际，这位元帅一再表示，欢迎杜将军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共同过和平友好的生活。
次日，杜聿明兴高采烈地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复命，并将苏军送给他的地图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喜形于色，连声说好。他告诉杜聿明，已同美军顾问团商量好了，用美国军舰运送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到营口登陆，接收东北。现在十三军已运到了秦皇岛，五十二军正从越南起运。他命令杜聿明到秦皇岛乘美舰，指挥部队在营口登陆。
6天后，当杜聿明带着马林诺夫斯基送给他的“联络图”，搭乘美军第七舰队的军舰到营口与苏军联系时，才发现营口已由林彪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接收。杜聿明急急忙忙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营口的情况，蒋介石认为苏联人是有意耍弄自己，尴尬异常，窘态毕露。他恨得咬牙切齿，咆哮着说：“娘希匹！我们一定要打出关东去，不能把东北白白送给共产党！”
他问杜聿明：“光亭，你的意见如何？”
杜聿明顺着蒋介石的意思说：“既然不能和平接收，我们应不惜使用武力。我的意见是：第一，请校长迅速抽调10个军，在美军第七舰队的掩护下，在营口或葫芦岛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的共军，然后再回师关内作战；第二，请校长批准建立东北地方武装，东北九省可收编伪军成立11个保安支队，在整训之后，可以用来接替正规军的防务；第三，请校长委派东北九省的军事特派员，让他们深入各地发动地方武装，袭扰共军的后方。”
蒋介石听了杜聿明的计划后，想了想，说：“你的计划很好，但我一下子抽不出10个军，暂时只能给你调去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你就指挥这两个军从山海关打出去。成立保安支队的事情，可以交给熊主任核办。至于东北各省的军事特派员，就由你来选派任命吧。”
得到蒋介石授权的杜聿明杀气腾腾地赶到秦皇岛，准备指挥部队强行闯入关东。
内地通向东北的大门被国民党军打开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他决定指挥部队强攻，夺取山海关。
当时，为了阻止国民党军侵占东北，共产党军队主要分散在以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北满和东满地区，并依靠抗联部队开展工作。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准备向山海关大举进攻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到达东北的主力部队，“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队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国军”，并强调“战胜国军登陆是目前的中心一环”。
11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共东北局下达了11月的作战部署：“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国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国军，不使进沈阳。”同日，中央将指挥山海关、锦州地区作战的任务交给了李运昌，要求其“坚决歼灭北进之敌”。
李运昌部队最早进入东北，发展得很快，短短两个月，就发展到8万多人，而且是新枪新炮。不过，部队虽然不少，但多为新兵，战斗力不强，大部分部署在辽西地区，李运昌急电中央，请求速调杨国夫部来山海关增援。
11月初，山东渤海军分区司令兼第七师师长杨国夫率领第七师3个团共8000余人经长途跋涉，步行到山海关，不顾疲劳，就接管了正面防御。由于部队兵力少，防御的正面过于宽大，从东南海边到西北之九龙门、田家岗、黄土岭，长达50公里，正面防御中几乎没有纵深的预备队。各阵地均较薄弱，因此，国民党军队具有绝对的优势。
两军对峙，双方还都互不摸底。对峙了两天，杨国夫派出两个营向国民党军十三军八十九师阵地进攻。战士们深入到国民党军阵地内部，又扔手榴弹又打枪，引起国民党军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发生混战。共产党部队在缴获了1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后，趁着夜色从容撤回；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则轻重机枪乒乒乓乓地猛打了一夜，到天明后一清查，哪里有共军的影子，倒在地上的都是国军士兵的尸体。
国民党第十三军作试探性进攻，没想到，刚一上阵就损失了1个连。仅连长一人逃了回来。这个连长被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哆嗦，报告说：“共军从东北接收了日本的武器，又有沈阳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供应，他们战术神妙，火力非常强大；在攻打沙河阵地时，共军集中炮火将我连所在的村庄房屋工事在10分钟内就完全摧毁了，全连死伤殆尽，因而阵地失守。”
十三军军长石觉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杜聿明。杜听后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据他掌握的中共军队情况是武器破烂、没有火炮，对这个连长报告的情况很是怀疑。
杜聿明决定亲自督战。他集合第十三军的军长石觉以及师、团长们，在那个逃回来的连长带领下，到战场实地察看。到沙河后，杜聿明问那个连长是哪个村子被共军的炮火摧毁了？那个连长先说是北边的那个，可进村一看，没有一间房屋被炸毁，他又说是中间的村子，再进村查看，房子都好好的。杜聿明见有一位老农民在家中，就问他：“昨天晚上这里打得怎么样？”
“啊！打得好厉害！”老农回答。
杜问：“打仗时你在哪里？”
老农回答：“就在这间屋里。”
杜又问：“你怕不怕？”
“手榴弹打不倒这堵墙。八路军一来就把村庄包围了，你们老总慌忙跑出去，被手榴弹打死几个人，其余的都缴枪了。八路军打得可刁哩，从前日本鬼子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八路军……”老农民看了杜聿明一眼，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杜聿明听了老农民的话，又查看了弹痕，均是手榴弹的炸痕，判断昨夜与之交战的共军根本就没有大炮，很可能是昨晚驻守沙河的部队在遭到共军的袭击时，惊惶失措，引起内部混乱，自相残杀。
杜聿明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将那个慌报军情的连长处以死缓，令其立功赎罪，并重申战场纪律和蒋介石的“连坐法”。
杜聿明命令石觉以武力进行搜索，虏获中共人员以了解当前的情况。侦察结果使杜聿明增强了攻占山海关的决心。他亲自督促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在11月14日黄昏后向山海关发起全面攻击。
国民党军炮火震天，但因畏首畏尾，进展缓慢。激战3日，共产党军队终因兵力不敷分配，阵地被国民党军突破，随后，几个阵地相继失守。为争取主动，共产党军队主动撤退，国民党军进占山海关。
从内地通向东北的大门，就这样被国民党军打开了。
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决策的形成
占领山海关的第二天，杜聿明即决心在共军主力部队未赶到以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沿榆沈公路两侧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
11月的东北，已是寒风瑟瑟，共产党军队新到东北，粮食、棉衣、武器装备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很难再坚持下去，林彪决定将部队从山海关等战斗中撤出。
对此，李运昌在后来的回忆中是这样描述的：“从11月8日至16日，敌以7万人向山海关九门口正面进攻，激战多次均被我军击阻，乃以3个团出城子峪口，迂回山海关和九门口侧后，企图包围我军。我因兵力不足，无预备队阻击敌人，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不得已于11月16日撤出山海关。”
毛泽东得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后，立即电告李运昌、沙克：“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我主力黄克诚、梁兴初部集中锦州，时间至少3星期，多则两个月，望动员民众构筑多道防御工事。”“凡不得已放弃之地必须于放弃前破坏道路阻敌前进；破坏铁路必须采公私兼顾政策（使民众得木料铁轨等物）及将路基掘毁（掘成宽深之坑，使敌不易修复）。”
李运昌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感到很为难，他如实报告了情况：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共有正规部队1万人，除山东杨国夫师有战斗力外，他属下的冀东十九团、二十二团、驻葫芦岛的三十六团，战斗力都很差。
中共中央接到李运昌的报告后，改变了计划，11月7日发出了一个综合指示，命令李运昌、杨国夫部在锦州地区节节抗击，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又命令黄克诚、梁兴初迅速集结到锦西，“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右侧后突然攻击。”
杨国夫部刚从山海关撤退到绥中，杜聿明就派十三军追击而至，于是不得不临时部署抵抗。
国民党第十三军是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在抗战期间，一直未打过硬仗。他们一般是以小部队与敌军接触。听到炮声就撤退，虽然保存了实力，但部队的战斗力非常薄弱。
17日下午，杜聿明乘车赶到前线督战，忽见十三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掉头向后跑，说是奉军长的命令，前面发生情况，令退后5里。杜聿明立即找到石觉，石对杜说：“共军十分顽强，恐怕今天打不到绥中。”杜聿明观察后，即令石觉以预.备队向左翼包围攻击。杨国夫见情况不利，便主动撤退。杜聿明命令当日晚上必须占领绥中，因各部队正纷纷宿营歇夜，石觉不同意杜的命令，二人因此发生了争执。最后决定由石觉的前卫团先去侦察，再去追击。夜间12时左右，该团团长报告说已进入绥中，共军于黄昏后已全部撤走，于是，国民党军队于11月18日占领了绥中。
杜聿明到达绥中后，下令在绥中休整4天，同时以各种手段侦察中共情报。
撤退到兴城的共产党军队杨国夫部，伤亡、失散千余人，非常疲惫，战士们既无棉衣，又无鞋穿，战斗力大大减弱。
林彪查明情况后，感到以当时部队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就是基本作战条件都很差。于是，他致电军委和沈阳东北局的彭真、罗荣桓汇报前方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
11月22日，国民党军进攻兴城，杨国夫部奉命主动撒出。杜聿明又急令十三军沿锦榆公路攻击前进，五十二军二师向锦西、葫芦岛进攻，中共军队均主动撤离。这样，在11月22日这天，国民党军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3个要点，并紧逼锦州。
蒋介石对杜聿明连克三地，甚感欣慰，他连电嘉奖，鼓励他的部属“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的任务”。
杜聿明在占领了锦西后，挥师向锦州扑去。当时，守卫锦州的中共李运昌部队难以抗击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大军，林彪的主力部?队正在沿辽热边区向锦州方向前进，赶到锦州还需要几天时间。
22日，杜聿明下达进攻命令。24日，各兵团开始行动，李运昌部主动向黑山、阜新方向撤退。
11月26日早晨，国民党军队进占锦州。
从山海关之开战到进占锦州，杜聿明只用了10天。
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从表面上看，似乎十分有利，主力已进入东北，东北人民刚获得解放，群众参军的热情很高，部队发展很快。但实际情况却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东北严寒将至，最低温度会下降到零下40多度，而部队的被服很差，缺少鞋子和大衣。很多从华东（山东、江苏）去的战士受不了这种冻死人的天气，当时缺乏应付严寒的经验，指战员们吃了不少苦头。战士们开始乘火车时，不小心用手扶一下车门，手上的皮马上就被粘掉一层，有的战士脚被冻僵了，以为用热水烫可以缓解，可是却把脚趾烫掉了。而老百姓受了日伪人员和国民党多年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军队抱有敌视态度，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与帮助，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当时部队指挥系统不完备，调度不灵，不能组织较大的战役。在入伍的新兵中，夹杂着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混入中共部队，所以，部队虽然发展得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上是很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战斗力极弱。面对乘着美国的舰船、飞机、卡车，脚穿毛皮靴、身上裹着暖和大衣的国民党军美械部队，共产党军队劣势尽显。
随着国民党军进攻山海关的一声炮响，以及蒋介石以退为进的外交攻势，苏方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1945年11月10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告知他们准备在撤退的前5天让国民党军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空降，并准许国民党军来接收大城市。
19日，苏军又下通牒：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不准许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交战，共产党军队必须退出各大城市，必要时苏军不惜以武力驱散共产党军队。
毛泽东得知此情，责备“苏联不顾国际友情”。但为了不与苏联发生冲突，中共不得不表示服从苏方的决定。
共产党军队在与国民党军队开战后，因战斗力弱，不得不主动撤离，使杜聿明在10天内连得兴城、锦西、葫芦岛、锦州4个战略要地。
连失四地，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情况是万分焦急的。在锦州被占以后，毛泽东屡次致电林彪，命令他设法组织反击，把侵入北宁线锦榆的国民党军赶走，要他在东北打一胜仗，以鼓士气。
1945年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林彪一到东北，就发现东北的情况与曾克林所描述的相差甚远，部队连生存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应付国民党军队现代化武器的进攻呢。
当时黄克诚部赶到锦州附近，距林彪也就20里左右。梁兴初的师更近，就10里左右。可部队装备较好的也就是手榴弹、机关枪，再加上长途跋涉，精疲力竭，实在难以抵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
中央一再催促林彪组织反击，而偏偏林彪没有电报密码本。虽然各部队相距不远，但没有密码本，只听呼叫，谁也不知谁在哪儿，有的部队收到电报却无法译出，干着急。更糟的是没有地图。大军初入东北，人生地不熟，没有地图，别说打仗，就是行军也十分困难。而且，从外地来的部队联络不上，调不动，从南满赶来参战的部队，也在沈阳受阻。毛泽东的希望与东北部队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林彪考虑再三，决定将部队撤出。
1945年11月21日上午8时，林彪在锦西前线向延安和东北局发了封电报，汇报了当时部队的情况，请求中央准予撤退。林彪在电报中说：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敌）迂回包围时，（我）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准备与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时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给我们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屯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姜家屯转移以利于黄梁会合。
中共中央军委和东北局采纳了林彪的建议。
国民党的两个军把共产党军队逼得节节后退，蒋介石又与美军商量再调6个军进东北，当时，国民党兵力占到了绝对优势。而苏方此时又下令驱赶中共，使中共在东北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过分紧张的工作。毛泽东在11月中旬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他有时躺在床上，浑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入睡十分困难；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多次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集中一段时间治病休养。在毛泽东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东北形势万分紧急，11月2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东北局，指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国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国军斗争”。“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乡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24日，刘少奇又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
11月21日，苏军要求中共党政机关及部队撤出沈阳。25日，苏军又向中共驻沈阳机关、部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共人员24小时撤出沈阳，否则以武力驱逐之。
11月26日，东北局决定立即从沈阳撤出。
东北局撤出后，沈阳顿时一片混乱。暗中潜藏的敌人立即开始行动，包围中共机关，杀害中共干部、战士。有一些在中共政府机关和?公安队任职的人员，立即转向，成为哗变的组织者，也有一些在当地招募的新兵在混乱中叛变。
面对国民党大军的步步紧逼，苏军的强硬态度，以及后方的土匪猖狂暴乱，中共的十几万大军如何行动，怎样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急需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作出决定。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根据他在东北的实践经验，于11月30日，与张闻天和高岗联名提出《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报东北局并致中央。意见中说：“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中共中央也意识到，由于国际条件和实际情况，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可能完全拒绝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中共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陈云的主张，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
刘少奇连续发电报给东北局，要求东北局在部队退出大城市后，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并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要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
刘少奇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时，把这个精神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从此，“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成为当时东北开展工作的方针。
还在休养中的毛泽东对东北形势的发展也是牵肠挂肚，很不放心。12月下旬他的病情一有好转，便要人把1个多月中间东北和延安的往来电报统统调来，细细阅读。一番研究之后，毛泽东在休养所的病房里写了一篇对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再次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方针。他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179—1180页）
中共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东北形势逐渐改观。到12月底，军队已经扩编到27万多人。部队和干部分散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铺开，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清算汉奸、减租和开展生产，使东北根据地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1945年底国共两军在东北的编制、将领与实力
一、东北人民自治军战斗序列
（1945年12月）
总司令：林彪
第一副司令员：吕正操；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劲光；第三副司令员：李运昌；第四副司令员：周保中
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副政委：程子华
参谋长：肖劲光（兼）；第二参谋长：伍修权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直辖：
三师（新四军）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刘震 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一师（山东）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
二师（山东）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
三师（山东）师长兼政委：罗舜初
七师（山东）师长：杨国夫；政委：刘其人
三五九旅（陕甘宁）旅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
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
二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
三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欧阳文
锦热军区司令员：李运昌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
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副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唐凯；参谋长：谢甫生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员：万毅；政委：林枫，副政委：张启龙
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 政委：陶铸
辽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委：郭述申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政委：刘锡五
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 聂鹤亭；政委：张秀山
三江军区司令员：孙靖宇；政委：李范五
北安军区司令员：叶长庚
东北人民自治军于1945年10月31日正式成立，至同年12月，总兵力达27.49万余人。194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二、东北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1945年12月）
司令长官：杜聿明
副司令长官：梁华盛
参谋长：赵家骧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
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突击纵队司令：马师恭
忠义救国军司令：马励武
兵力每个军有2.8万至3万人，除列入序列之部队外，长官部还直属1个特务团，总兵力达15万人。
第三章 决战序曲
从1945年底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东北民主联军退出沈阳，至辽沈决战前，两年多的时间，是东北国共两军力量彼此消长的过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消灭了东北国民党军57万多人，并迫使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我军则由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仅各种火炮就多达2370余门。这些均为最后的决战打下了良好基础。而这一系列作战实际上是辽沈决战的序曲。
林彪对“和平”表示怀疑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向各自军队下达停战令。
此时，林彪在彰武一带手握梁兴初师和彭明治旅，密切关注着1946年新年后战局的演变。1月3日，他接到中央电令：
马歇尔将参加重庆国共谈判。关于立即停止内战有可能在不日实现。国民党企图在停战前占领热河，因此，热河的命运可能在最近决定。如我们能给蒋军以打击，迟滞蒋军前进，保住承德及其他要点在我手中，则我在热河仍可占优势地位；如我不能保住承德，则我在热河至多只能占领乡村。因此，最近数星期是决定热河命运的关键时刻，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也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热东及杨、苏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蒋军，保卫承德。只要你们能支持数星期的时间，对重庆谈判就有极大关系，望尽一切努力达成任务。
这份电报使林彪疑惑不解，毛泽东在不久前（12月8日）的电报中指示：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奋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方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实际上，在毛泽东此电发出前，林彪就是按照“分散兵力创建根据地”的思路部署兵力的。毛泽东的指示正是在综合林彪、陈云、罗荣桓、黄克诚等人的意见而确定的。
谁料马歇尔在重庆把橄榄枝一摇，一切都变了。蒋介石会接受和平？林彪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央1月3日的电报一来，林彪就表示怀疑。1月5日，他致电中央：
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此时，毛泽东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仍处于半工作半休养的状态，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见林彪对1月3日的电报表示怀疑，于是在1月6日回电：
林彪并告东北局：
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决定性的，在目前阶段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战。决战方面将由程（子华）、肖（克）部队担任，你们在阜新、义县方面虽起钳制作用，但要求你们须作有力之钳制。为此，你们应集中适当的兵力（可约两个旅）积极向义县、阜新间动作，求得消灭敌人一部，拖住敌人不能放胆西进，以帮助程肖决战方面争取时间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东北其他方面部队仍执行分散建立根据地之任务。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关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颁布停战令的报道
中央的电报口气如此坚决，不容林彪有丝毫怀疑，他只好集结兵力准备“最后一战”。
正在林彪积极做战前准备之时，国共双方于1月10日在重庆签署了停战令，此令于1月13日午夜正式生效。然而，蒋介石密令杜聿明：“停战令即将下，于13日午夜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以争取在焦点前夺得更多的战略要点。
杜聿明孤注一掷，将他手里的6个师全部撒出去，分兵冒进。当苏军同意1月15日蒋军接收沈阳时，杜聿明已无兵力去沈阳，只得于13日清晨将占领营口的兵力调往沈阳，这样一来，驻守营口的兵力只剩一个加强营。
东北人民自治军吴克华部随即展开反攻。战至午夜24时，吴克华按上级指示停火。此时，蒋军在营口市区只剩3个据点，已陷于重重包围。蒋军趁此机会想利用突然袭击手段杀出重围，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覆没的下场。到14日凌晨5时，营口市区的枪声归于沉寂，这座辽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又回到了人民手里。
杜聿明分兵冒进使其兵力处处薄弱，这是林彪早就盼望的局面。林彪在彰武附近的一所农家小院中又在面壁打坐，面对墙上的军用地图沉思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杜聿明已经破绽百出，战机的确太诱人了，这对一直高挂“免战牌”的林彪来说，有如压到极限的弹簧充满了反弹的欲望。可是恰在此时停战令下达了，他好似被突然带上了紧箍咒而万分痛苦。中央13日18时的电文让他更加痛苦，电文中说，“国民党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林彪感到这次停战是蒋介石玩弄的阴谋，按照停战令，蒋军仍可以接收主权为名调入东北，而民主联军方面既不能主动进攻，又不能破坏交通，一旦蒋军在东北积蓄了足够的力量，随时都可挑起战火，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林彪于1月15日致电中央和东北局：
依照中央13日18时电看来，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以口头上的民主诺言欺骗全国人民，以有名无实的和平空谈代替它的军队钳制我在华北的真实力量，从而束缚我之手脚，避免彼方在经过我8年创造之不可征服的群众战场与我作战，以便抽出主要力量，首先向我最薄弱之一环——东北进攻。尔后再以东北为依托，向我华北根据地南北夹击。以目前所知的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况，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以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指无根据地条件），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因此我意必须坚持彼在东北不停战则我在华北、华中也不停战。我们须深信而且具体想到敌进入我华北、华中无论多少，在我坚壁清野民兵到处放地雷封锁扰乱的情况下，再加以主力作主动有准备的进攻，则敌无论如何也必定会被消灭的。在我新的技术条件下，堡垒已可击破，因此，华北、华中将成为我消灭蒋军之大切肉机，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地考虑之。
林彪发完此电，随即向各部队下达了一份指令：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经过整整一天的思索，他认为此次停战只局限于关内，而关外是不可能平静的。国民党军要接收东北各地，就不可避免要与已在当地的中共力量发生冲突。他怕和平的空气会麻痹官兵们的意志，又于前电发出3小时后，再向各部下达如下指令：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涣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次日，中央对林彪15日电答复如下：
我们在月初及以前时期，能给杜以沉重打击，推动全国停战，保障和平，提高我在东北及国内国外地位是有利的。而在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杜聿明部又未继续进攻承德，我如主动的向杜部进攻，将受到国内国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蒋顽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在我们肩上，人民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于我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你们来电所说杜部分散），也只有暂时放弃不向杜部进攻，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
林彪接此电令，只能放弃主动攻击杜聿明的计划。1月17日，他率前指移驻秀水河子，他骑着战马在冰天雪地中缓缓徐行，依然显得那样沉静。此时，部队中已经有人在散布“林总畏战”的谣言。没有人知道他为了抑制心中那只好战的猛禽需要多大的毅力。自1937年平型关、广阳两次大捷至今，他已经整整8年没有尝过打胜仗的滋味了。
现在他只有等待杜聿明新的一轮进攻，从而为他创造战机，在自卫反击中将那只躁动不安的猛禽放纵于万里云空。
出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蒋介石利用停战之机，加紧向东北调派军队。1946年2月上旬，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编第六军在秦皇岛登陆，随即经北宁路抵达锦州。因肾病疼得直不起腰的杜聿明精神为之一振，决定恢复停顿了20多天的攻势。
2月9日，蒋军兵分三路向北宁路两侧地区的民主联军进攻。其中南路“扫荡”队新六军第二十二师向盘山、台安、辽中等县“扫荡”；中路“扫荡”队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向新民以东“扫荡”；北路“扫荡”队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向公主屯、秀水河子、鹜欢池等地“扫荡”。
此时，林彪率梁师和彭旅正在秀水河子一带休整练兵，敌人打上门来的消息使这位一向沉静的民主联军统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作战处长李作鹏将敌情标在墙上的地图上时，林彪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一句谚语差点脱口而出：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杜聿明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用5个营的兵力，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到秀水河子一带，妄图将此地的民主联军“扫荡”一空。林彪将炒黄豆嚼得咯咯响。
林彪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位于秀水河子以北、以南的山东军区第一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及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共7个团的兵力，围歼这股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
秀水河子是一个只有500余户人家的小镇，横亘东西的彰（武）法（库）公路把小镇分成了南北两半。镇上人家大都是围有土围墙的独立院落。东南地势平坦，西北地形起伏，秀水河因河而得名的小镇的南边流过。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加强团占领秀水河子后，以1个营进至秀水河子东20里的团山子，作为前哨警戒阵地，团的主力则聚集在秀水河子镇内。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出关以来第一次同国民党军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攻防战，林彪亲临前线观战，并任命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旅长彭明治和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梁兴初为这次战斗的正副指挥。彭明治和梁兴初经过研究，决定先消灭团山子的敌军。他们命令第七旅第十九团从正面攻击团山子，第二十团迂回到团山子以西，截断团山子敌军向秀水河子的退路。
2月11日晚，占据团山子的国民党军发现东北民主联军向其攻击后，立即沿彰法公路向秀水河子退缩，由于迂回的第二十团未能及时切断公路，使这股国民党军逃脱。随后，彭明治和梁兴初指挥部队将秀水河子团团围住。
2月12日中午，被包围在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以两个营的兵力向位于秀水河子以东的东西八家子、拉拉屯一线的第七旅第二十一团阵地发起进攻。第二十一团坚守阵地，吸引住这两个营的敌军，黄昏时分，第十九团和第二十团乘机向秀水河子镇发起攻击。因秀水河子周围地形开阔，易守难攻，进攻部队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火力的阻击，攻击未能奏效，被迫撤出战斗。
13日22时，月光照着皑皑白雪，秀水河子敌阵地轮廓分明。前线总指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旅长彭明治与梁兴初、梁必业和李作鹏的目光一齐从闹钟上移开，火光从炮兵阵地闪现，随即传来隆隆轰响，秀水河子敌军阵地顿时火光冲天。炮击之后，民主联军战士在军号声中发起了冲锋。
战斗一打响，林彪便钻出了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战况。这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心甘情愿地战斗，彭旅和梁师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也很有经验，这让他想起了以前的一一五师和红一军团。他的部队自井冈山以来一直是主力中的精锐。
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也很顽强，他们凭借其火力优势拼死抵抗，不断将照明弹射向夜空，现代战争改变了昼与夜的概念。林彪正思索着新技术条件的夜战战术，突然发现团团火球在冲锋队形中爆炸，许多战士变成了火人，他们惨叫着在雪地打滚。
“这是怎么回事？”林彪惊诧地问。
一个参谋想当然地说：“新式武器，大概是火箭炮。”
林彪见过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战后，他才从俘虏嘴里了解到这是120毫米迫击炮施放的燃烧弹。那位俘虏还说有一种更厉害的武器叫做火焰喷射器，但他们第十三军没有装备。林彪详细地询问了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及性能，问哪些部队装备了这种武器。俘虏说详细情况不清楚，估计新六军有。
林彪连忙让李作鹏注意与新六军作战时提防火焰喷射器。
战斗一直进行到14日清晨7时，秀水河子守敌1500人被全歼。这是民主联军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天亮了，枪声也渐渐消失了。林彪从雪地上爬起，用力拍打身上的雪屑，“真冷啊！”他长长地哈了一口气。
上午10时，林彪在一大堆战利品中听李作鹏汇报战果：
“林总，此次战斗毙伤敌500多人，俘敌800多人；缴获火炮38门，各种枪890余支，弹药7万余发，汽车32辆，电台2部。我伤亡771人。”
林彪听完汇报，心中默念，“古人云：敌死三千，我亡八百为胜仗；现我损失近八百，而歼敌只有千余，看来此战只算小胜。”
林彪转念一想，觉得秀水河子之战意义颇大，数月来不少人对他的战略思想不理解，认为他“一味避战”是“畏敌表现”。他扫视着几十辆缴获的汽车和车后拖挂的大炮，心想那些怀疑他的人该无话可说了。
他明白杜聿明决不会甘心，一定会前来报复，于是下令立即撤离战场。他和李作鹏同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兴冲冲地离开了秀水河子。在车上，林彪口授了一份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文：
……此次战斗，数月来战略战术思想上的怀疑，均取得不约而同的一致认识，证明过去敌集中兵力攻锦州及阜新时我不与敌决战是一个无形的重大胜利，否则今日局面甚狼狈与困难，更加确定了在战役上仍应采取待敌分散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战术上更确定了夜战的原则。不过经过此次胜利后敌士气下降及我本身条件逐渐改善，故今后打仗是可以较过去放手一点了，同时对非美械师及较弱的部队的打法应放手些，但在目前阶段上仍以稳打为主。以上经验教训待报。
林彪本以为秀水河子一战足以消除人们对他的怀疑，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在他麾下有无数打过大胜仗的战将，相比之下秀水河子之战的确显得“太小气”了。
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
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8年的实战经验，有不少人指挥过对日大反攻和大规模反顽作战。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杜聿明躺在锦州的病床上阅看第十三军的战报，当知一个整团被歼灭于秀水河子地区时，惊出一身冷汗。他对赵家骧说：“第十三军战斗力弱，长官指挥无能，让共军钻了空子。”
赵家骧颇为忧虑地说：“一个整团被歼恐非好兆头，我军控制现有地区已属不易，若接收整个东北，非调重兵不可。”
杜聿明点头道：“你拟一个电报，向委座申述，以秀水河子之战看来，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加兵力不可……”
2月16日，正月十五元宵之夜，进至沙岭“扫荡”的新六军第二十二师一部2000余人，突然陷入重围。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吴克华部踏着皑皑白雪发起猛烈攻势。新六军是蒋介石手里的5张王牌之一，全套美械装备，抗战时参加过远征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面对民主联军的强大攻势，新六军一面利用优势火力顽强阻击，一面构筑防御工事。工事构筑完毕，便龟缩一团，固守待援。战斗一直进行到18日深夜，民主联军硬是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次日晨，敌援军至，吴克华不得不下令撤退。
这一仗共毙伤敌军500余人，俘敌官兵900余人。
秀水河子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在节节后退的不利形势下，利用敌人轻敌冒进，精心策划的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也是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一部出关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死战四平与黄克诚心头14年未解之谜
四平，位于东北平原腹地，地处沈阳、长春之间，是中长、平齐、四梅3条铁路的交会点，处于东、西、南、北满的十字路口，兼之又是着名的粮食集散地。
四平，兵家必争之地！
“要控制东北，必须控制四平！”毛泽东这样看。
“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蒋介石如是说。
四平市地形平坦，没有防御的城垣。铁路从市中心通过，将城市分为道东区和道西区。城西有飞机场，城北是西辽河支流红嘴河，城东、南、北30里之外是起伏的丘陵，从地形看，四平根本无险可守。
1946年1月8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刘翰东，带着100余名官员快速进入四平，成立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刘翰东任省政府主席。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在苏军撤出后，解放四平。3月17日，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的两个团同保安一旅等部队，经过周密部署，从西、东、北3个方向向四平发起攻击。
经过10余小时的激战，3000守敌中逃跑了200多人，其余全部被歼。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匪首王大化、王耀东等被我军生擒活捉。
四平的解放，为正在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加重了砝码。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随即迁入四平城内。而蒋介石则称要重新夺回四平。
4月7日，四平外围的战斗打响了。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率领新一军，由昌图沿公路向西北的兴隆一带进军。此时，民主联军梁兴初的一师、黄克诚的三师八旅、万毅纵队共12个团的兵力已经集结在四平，做好了应战准备。
4月10日，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奉命赶到开原前线。他发现新一军正面的民主联军攻势并不凌厉，于是判断林彪在佯攻，是虚张声势，便命令大军继续向四平进击。
4月17日，敌新一军三十师占领了四平以南的山地。次日上午，敌三十八师进占老四平，下午占据泉眼车站。这样，郑洞国对四平城区形成了弧形包围。
4月18日，四平城区争夺战正式打响。
18日，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敌新一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四平近郊的海方屯、泊罗林子、鸭湖泡等阵地发起猛攻！
林彪在百里防线上，布署了6个师（旅）的兵力，顽强抵抗，与郑洞国形成对峙。
民主联军与敌激战1天，挫败敌部一军三十师的进攻，使其于黄昏时停止了攻击。
次日，郑洞国调整部署，兵分两路，一路直指铁路以西；一路继续攻击鸭湖泡。敌泼弹如水，我军阵地大部分被其炮火摧毁，但敌军直至黄昏收兵时，只占领了鸭湖泡一处阵地。
同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表示要在四平“决战至最后一人”！
20日，敌三十八师主力向北山阵地猛击。我北山守军血战1天，守住了阵地，但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2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
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
24日，国民党增援部队源源开往四平；同时，解放了长春后的东满军区主力部队，星夜兼程，南下四平。“东总”从南满、西满各军区调遣大批部队开往四平南部集结迎敌。
25日，郑洞国亲自督率敌新一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猛击三道林子及北山阵地。
我军阵地处在敌人炮火之中，平均每分钟落下炮弹400余发。我军七旅特务营一连2/3的指战员伤亡于炮火。
敌军向北山阵地连续发起9次冲锋，9次均被特务营击退。至夜间，我阵地上只剩下3人！
当晚，七旅预备队袭扰敌人一整夜，迫其彻夜未眠，天亮后无力组织新的攻势。
激战9天，至26日，郑洞国因伤亡惨重，久攻不下，加之民主联军不断反击，兵力不够，于是转攻为守，在我军阵前构筑工事。
林彪与郑洞国在四平形成对峙状态。
27日，毛泽东、中共中央致电林彪：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
（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1至两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林彪立即对守城部队重新部署，城内增加3个团的兵力，城外也增加了防守力量。这样，城里城外总兵力达14个师（旅）。
郑洞国要求杜聿明火速派兵增援四平，而杜聿明却不动声色命令郑洞国坚守待援，静候他扭转战局的惊世之举。
杜聿明经过近10天来的严密侦察，获悉本溪、四平两个战场共军有10多万兵力，但无论火力、战斗力，四平的共军都远胜于本溪方面，而且林彪本人也亲自坐镇四平指挥。
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解决本溪方面的战事，然后再全力对付四平的共军。
他一面电令郑洞国在四平坚守，切勿轻易出击，以拖住林彪的主力；一面集中敌新六军、五十二军等10万精锐大军，挥师南下，围攻本溪。
为了迷惑林彪，他在报纸上发了一则消息，宣称他已赴四平前线督战。
由于四平方面战斗激烈，将士伤亡惨重，加之敌军进击受挫，被迫由攻势转为守势，因此林彪判断，杜聿明必会火速调兵北上增援，于是下令守卫本溪的三纵，北上四平右翼的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工事，阻止廖耀湘的新六军北上四平。
27日，杜聿明命令廖耀湘率敌新六军，赵公武率敌五十二军，兵分两路，进击本溪。
本溪守军由于三纵９９ｌib?撤走，兵力顿感薄弱。
5月3日，本溪被攻占。
杜聿明随即将敌新六军、五十二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调向四平，使攻打四平的兵力增加到了10个师。
四平方面的敌军兵力陡增一倍！
从5月14日起，敌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保卫四平民主联军发起了猛烈的轮番进攻。
惊天动地的枪炮声，震撼着四平近郊的梨树村。参谋人员、收发人员、侦察员，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吵得沸沸扬扬。唯一安静的地方，是一间四壁挂满军用地图的民房。
林彪骑坐在一把木椅上，双肘压着椅背，紧盯着墙上的地图，沉思默想。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秘书季中权坐在他身后。林彪甩了甩发酸的手臂，念道：
“三五九旅，火速南下增援三纵，在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坚固工事，一定要阻止敌新六军北上。”
季中权飞快地草好电文，交给林彪过目。林彪一摆手，说：“拿去发吧。关键在于这着棋，一着失算，全盘皆输。”
季中权明白这份电文的分量，飞快地跑出去了。
程世才率三纵七旅、八旅以及三五九旅，抢修工事，严整以待新六军。
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14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
5月15日，杜聿明集中10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敌新六军先锋团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七旅阵地狂攻。廖耀湘亲监前线，指挥督战队，用美式冲锋枪将败退的先锋团逼回火线。
七旅与敌先锋团打得难分难解时，廖耀湘狡猾地将大部队偷偷摆在我七旅、八旅阵地的接合部，用600辆汽车装运部队强行通过。
三纵炮兵火力被七旅阵地吸引，当发现新六军主力的行动时，急忙转移炮火轰击，但敌人的车队已在射程之外，突破了三纵的防线！
新六军当晚进占哈福车站。第二天拂晓，军长廖耀湘就接到杜聿明的电话：
“一鼓作气拿下塔子山和三道林子！我已命令空军起飞，马上就可以支援你。”
廖耀湘传下命令：第一个冲上塔子山的，赏10万现大洋！
塔子山距离四平20里，扼四平防守之咽喉，可以俯瞰四平东北的全部阵地。这个山头面积虽然不足100平方米，其得失却关乎四平全局之安危。
5月17日，敌新六军向塔子山发起了猛烈进攻。
林彪在梨树村的指挥所里，不停地来回踱步。
“命令三师十旅火速东调，增援塔子山。”他向秘书口述使命。
塔子山守军浴血奋战十几个小时，杀伤大量敌人，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渐渐不支。敌新六军则从拂晓打到黄昏，从黄昏一直战至深夜，攻势一次比一次凌厉。
告急电传到林彪那里。他预感到四平即将落入敌手。为了减轻四平失守的灾难性后果，他不得不早作打算了。
这时已是5月18日凌晨，天就要亮了。
塔子山周围阵地基本都丢给了“不可一世”的敌新六军，激战仍在进行。
林彪面对地图思索。他预计敌军次日即可攻占塔子山，那时廖耀湘从后侧迂回，封死四平守军的退路，他直接指挥的十数万大军将陷于遭敌围歼的危险状态！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下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林彪当机立断，叫来作战处长，“命令七师于三道林子北山，七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我军全线撤退。”
5月18日半夜至19日凌晨，林彪率领保卫四平的民主联军，在夜色掩护下，相继悄悄地撤离了四平，撤退时组织严密，有条不紊，敌人毫无觉察。
至此，震动中外的四平保卫战结束了，历时32天。
四平保卫战虽未取胜，但却具有深远意义。
5月19日上午，毛泽东给林彪发来电报，对四平保卫战作了肯定：
“（一）四平我军坚守1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
（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
多年之后，韩先楚上将对四平战役作了客观和详细的分析：“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敌人1万余的战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地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我军动用不少兵力，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在兵力、火力并不得心应手的状态下，在那样长的战线上，打那样长的时间，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我军虽然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但付出了8000多战斗骨干伤亡的代价。由于我军果断地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千里大撤退，作战科长投敌，李作鹏差点挨林彪打
5月18日夜，当四平已成一座空城时，郑洞国丝毫不知，仍命令炮兵对城区工事彻夜狂轰滥炸。
当晚，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这位刚从英美大出风头归国的将军，正式抵四平前线到任。
19日清晨，孙立人亲自驾驶一辆坦克，率先冲向民主联军阵地，却未遇任何抵抗。密如蛛网的战壕里，没有一个共军。
此时，廖耀湘收到郑洞国电报，获悉林彪已率大军撤离。
当林彪的总部撤到四平以北的梨树村时，总部的一作战科长携实力统计、撤退计划叛逃，投向敌新六军。
据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接收东北周年纪念册》第十章中记载：“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现年27岁，自幼即随林彪至今十余年，曾参加共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嗣在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随林彪抵东北后，升任共军民主联军作战科长，为林彪新近重要部属。于5月19日国军进驻四平街时……向我军投诚来归。”
王继芳对国民党军来说可是个宝贝，他的脑袋和挎包里装满了共军的机密，包括共军的全部撤退计划。他向国民党方面交代了共军各部队的实际情况，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共军在四平之战后，主力受到很大损失，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并失去战斗力，目前正在向松花江以北撤退。
杜聿明一改以往谨慎的做法，命令新六军等以机械化部队为先导，大胆分兵冒进，紧追不舍。
于是，国民党军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兵力，步步为营，而是以多路平行纵队，坐着汽车开着坦克对撤退中的联军进行迂回包抄，有时甚至跑到联军的前面。国民党军空军也飞来助阵，在空中不停地扫射。民主联军此时被追击得疲惫不堪，顾不上夜行军，只要脚底跑得快，不让国民党军追上就行。有的部队被打散了，团不成团，连不成连；有的部队被分割成几段，与上级失去联系；有的部队边撤边打，几天几夜不得休息。
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国民党军一反常态，猛追猛打，无所顾忌？后来才知道是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出卖了部队。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示对王继芳的奖赏，授予他少将军衔，安排到军统特务机关工作。
这个叛徒并没有得到好的下场，1949年，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去台湾时，毛人凤将他丢在了大陆，不许他去台湾，王继芳只得隐匿下来。重庆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捕获，专程送到四野总部驻地武汉，公审后枪决。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画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8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1个师1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恒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与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15天内，硬着头皮把20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15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20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10万之众，于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50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洲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6000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6000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6000苏联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5个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北撤途中，国共两军形成平行并进，相互间不明情况，所以未出现大战。
5月22日，东北局撤出长春。
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
23日廖耀湘、陈明仁两军进占长春。
25日留在南满的四纵发起鞍（山）海（城）战役，包围了孤立无援的敌一八四师，迫其起义。四纵在南满的攻势，有力地牵制住了敌新一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使其无法北上。
林彪大军向松花江北撤退中，部队的建制一度出现混乱，战士找不到班长，连长找不到排长，暂时失去了战斗力。还有一些部队落在敌军后面，去向不明。部队极度疲劳，不断有人逃散，减员剧烈。
每到一地，林彪都要首先询问电台同中央及各部队联络的情况。到舒兰时，电台迟迟未到。林彪一查，原来是由于李作鹏占用了电台的吉普车的缘故。
他一言未发，叫秘书带他到李作鹏的住处。一进屋，看见李作鹏等正围在炕桌旁喝酒。他勃然大怒，一掌将酒桌掀翻在地，然后抄起一只挎包，去砸打李作鹏，经人劝阻，才没有打着。
林彪平时对一切都淡然处之，宠辱不惊，一向是泰然默然，但发起脾气来，也十分吓人。
6月3日，蒋介石亲赴长春慰劳有功将领，他发现拉法县城位于铁路和公路的交叉点上，认为是个战略要地，必须派一个加强团固守。
廖耀湘明知蒋介石这一招很不高明，但又不敢公开违抗“圣旨”，反正点子是老蒋出的，出了问题概不负责。
正处于困境中的林彪，终于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战机。他火速集结部队，突然包围了拉法。敌军一个加强团由于远离主力，孤军无援，很快就被一举全歼。
这是蒋介石亲自动手夹到林彪嘴边的一块肥肉，林彪当然毫不谦让，一口咬住，轻而易举就吞进了肚里。
林彪大军由此站稳了脚跟。
七七决议
杜聿明进占长春、永吉后，被迫将大量兵力用来分守许多大中城市，加之受南满我军三纵、四纵的牵制，使他首尾不能兼顾，他的部队不得不在松花江以南停下来，再也无力北上哈尔滨了。这样，哈尔滨仍旧控制在东北局手里。
6月6日，蒋介石为了休整部队，巩固已占城市，同中共签署了停火15天的协议，6月7日生效。
东北局为了充分利用这15天的停火时间，紧急作出了3项部署：
第一，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
第二，确定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
第三，剿灭土匪，巩固后方。
此时林彪仍在哈尔滨以南约100公里的五常地区。撤离四平、放弃长春以后，原以为哈尔滨、齐齐哈尔也可能失守，我军应向敌侧翼和后方运动，所以他留在五常，以便指挥大军。加之他北撤松花江时病倒，故没有北上哈尔滨。
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4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东北局接到中央指示电后，派高岗、谭政前往五常，接林彪到哈尔滨。
集中共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林彪，一路咳嗽着来到哈尔滨。
7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东北局党委已初步讨论的文件并形成决议，经中共中央修改批准，于7月7日正式公布，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大决议》。
林彪给第一位夫人刘新民（张梅）捎信，劝其另行择偶
《七大决议》通过后不久，罗荣桓偕夫人林月琴和两个孩子，前往莫斯科治病。
罗荣桓夫妇行前，林彪给了一封信，请他们捎给在莫斯科的刘新民。他在信中告诉刘新民，他已经同叶群结婚了，有1女1子，劝刘新民另行择偶。
刘新民接到这封信后，十分吃惊，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她无可奈何。
刘新民，别名叫张梅，陕北米脂人。米脂，是西北男人魂萦梦绕的地方。那里很穷，也很偏僻，但是却有一方好水土，是个盛出美女的“神仙福地”。米脂姑娘集江南秀媚与边塞健美于一身，皮肤白晳，面色红润，身材婀娜，体贴温柔，风情万种。从明代末年起，“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民谚就随李闯王的铁骑传遍天下。有一首“信天游”纯朴而又形象地描绘道：
蓝蓝的天空云铺的被，
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
弯弯的月亮风荡荡地吹，
清潭般的眼睛柳叶做的眉；
绿油油的麦叶黄灿灿的穗，
嫩生生的脸庞红嘟嘟的嘴；
尕妹妹一见没有法子睡，
揉碎了情哥哥的肝和肺。
张梅在米脂县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被公认为“陕北一枝花”。尽管林彪相貌平平，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气质，但他以自己巨大的声威、名气摘取了这朵塞北名花。
1938年3月2日，林彪被阎锡山士兵误击受伤。这年冬天，林彪在新婚妻子张梅陪同下辗转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要人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
库契诺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遐迩闻名。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闪亮，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白雪覆盖了树林，林中不时扑腾起一群群不知名的小鸟，尖叫着飞向天空。石径小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蜿蜒弯曲，隐入山间林野，夹道笔立的松树透发出一种类似薄荷的清香，一丝丝，一缕缕，沁人肺腑。最热闹的是围猎，人欢马嘶，兽突犬逐，歌声笑语，不绝于耳……呈现出一幅幅与国内战火横飞、满目疮痍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象，引起张梅极大的兴趣。
与张梅欢喜雀跃、兴奋激动的感受相反，到苏联后，林彪更加缺言少语。看到苏联人民安详、幸福、和平建设和生活的情景，他不由地想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想到挣扎在日寇铁蹄下的同胞，想到艰苦转战中的战友和军队。就像一匹久经战阵的军马，他渴望重返沙场，聆听硝烟弥漫中嘹亮的号角声和白刃相格的厮杀声。加上伤势严重，手术医治情况不理想，子弹伤及脊椎神经，恢复过程缓慢，还留下许多后遗症，林彪心情更加沉郁。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蹇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上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
越是浮躁，林彪就越是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个木雕，他把精力转向攻读英、法、德、俄等国着名军事家的着作，潜心研究军事理论。
1942年2月林彪伤愈回国，张梅留在莫斯科工作。随后，林彪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催促他尽早返归抗日前线。
4年之后，刘新民收到了林彪托罗荣桓带来的婚姻解体信。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一、东北民主联军战斗序列
（1946年3月）
总司令：林彪
政委：彭真，副政委：罗荣桓
副司令兼参谋长：肖劲光
副司令：周保中 吕正操
政治部副主任：陈正人 周桓
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政委：杨至诚
总部直属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
北满（原吉黑）军区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参谋长：李天佑
松江军区司令员：聂鹤亭，副司令员：李寿轩；政委：张秀山
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 政委：洛甫（张闻天）
北安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员：于天放 王钧；政委：王鹤寿，副政委：范式人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 政委：李大章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 政委：刘锡五
七师师长：杨国夫； 政委：刘其人
南满（原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副司令员：罗舜初（兼参谋长）曾克林；政委：肖华，第二政委：江华 唐凯；副参谋长：谢甫生
三纵队领导干部由辽东军区兼任
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
安东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副司令员：沙克；政委：林一山
辽南分区司令员：赵承金； 政委：陈一凡
东满（原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兼参谋长：陈光；政委：林枫，副政委：张启龙；副参谋长：钟人仿
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副司令员：刘西元；政委：吴溉之 ，副政委：王静；参谋长：陈波
吉东军区司令员：姜信泰；政委：唐天际
辽北军区司令员：万毅；政委：周赤萍
七纵队司令员：万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黄一平；政委：周赤萍
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黄克诚（后）；政委：李富春 黄克诚
嫩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副司令员：朱子休；政委：郭述申，副政委：邵式平；参谋长：白云
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参谋长：高鹏
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至3月，总兵力达33万人。
二、东北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
（1946年9月）
司令长官：杜聿明
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梁华盛 马占山
参谋长：赵家骧
1.第一绥靖区司令：孙渡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
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
暂十八师师长：许义俊，暂二十师师长：李韵涛，暂二十二师师长：龙泽汇
交警第十三总队司令：何际元
东北保安热北第一支队司令：泌布多尔济，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刘清霖，东北保安第四支队司令：于大川 ，秦葫港口司令部司令：何世礼
2.第二绥靖区司令：石觉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
第四师师长：骆振韶，第五十四师师长：史松泉，第八十九师师长：万宅仁
热辽边区指挥部司令：秦靖宇
东北保安骑兵第三支队司令：秦靖宇，东北保安第六支队司令：宋邦纬
3.第三绥靖区司令：赵公武
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第二师师长：刘玉章，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第一九五师师长：陈林达
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陈开文
东北保安第一支队司令：曾济民，东北保安第五支队司令：王华一，东北保安第十一支队司令：孟吉荣
4.第四绥靖区司令：孙立人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新三十师师长：唐守沼，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暂二十一师师长：陈耀，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
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司令：刘德溥
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司令：王家善
东北保安骑兵第二支队司令：尚其悦，东北保安第十二支队司令：朱广善，东北保安第十四支队司令：马锡麟，东北保安第十五支队司令：陈云普，
5.第五绥靖区司令：陈明仁
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第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第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第九十一师师长：赵琳，第六师师长：陈天喜
交警第十四总队司令：鲍步超
东北保安骑兵第一支队司令：李树藩，东北保安骑兵第四支队司令：包善一，东北保安第七支队司令：李振声，东北保安第八支队司令：王永清，东北保安第九支队司令：傅国政
6.总预备队司令：廖耀湘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新二十二师师长：李涛，新二○七师师长：罗又伦
第一旅旅长：陈大云，第二旅旅长：张超群
东北保安第十支队司令：赵蕴奇
保安司令长官部直辖部队：
第三师师长：王景南
第二快速纵队司令：罗又伦（兼）
伞兵第一大队司令：井庆爽
海军北巡第一舰队司令：刘孝鋆
装甲兵团兵团长：鲍薰南
东北义勇救国军总指挥部司令：王延堂
吉辽安边区指挥部司令：孔宪荣
东北保安第二支队司令：孔宪荣
第三兵站总监部司令：张元滨
从1945年末以来，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大量向东北运兵，一方面对敌伪军、警、宪以及土匪武装进行大量收编，到1946年9月，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增至50万人。
陈云做了一篇好“文章”
到了1946年底，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4个小县。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安东省委4个机关和两个纵队的主力部队近3万人，聚集在狭小的山沟角落里，粮食、弹药毫无着落。敌人4个师的兵力已经逼近，南满根据地处于空前险恶的境地。
11月初，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统一领导对敌斗争。
第四纵队到达六道江不久，即接辽东军区命令，让彭嘉庆率第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第三、第四纵队主力和军区机关准备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
12月11日，师以上的干部到七道江开会。由于陈云有事在临江，会议由肖劲光主持。议题是讨论“去”、“留”问题。即：放弃南满北上，还是坚持在南满继续斗争。
会上意见难以统一，先是议论，后是争论。“去”派和“留”派都能摆出一大堆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开了两天，闹了个僵局。这时接到敌情报告，敌一个师已到了梅河口，另一个师快到集安了。于是，纵队以上的干部继续开会讨论，纵队以下干部回部队准备打仗。
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大雪连夜赶到七道江。这位做文章的行家，一来就问：“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
大家七嘴八舌，一直议论到清晨3点散会为止，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讨论，陈云默不做声，根据各方面意见，不断修改他的“腹稿”，到了晚上，陈云已经胸有成竹，于是问：
“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
“看怎么放法，”彭嘉庆说，“要下决心放的话，长白山正面可以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以放一个军，本溪、抚顺外围可以放一个军，辽南方向也可以放一个军。”
“既然能放下这么多部队，”陈云果断地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要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大家见陈云已经拍板，就不争论了。陈云继续说：
“有人说长白山是瓜皮帽，别小看这个瓜皮帽，这是很有作用的。要是丢给了敌人，我们即使在北满打了胜仗，将来回来就困难了。只要长白山在我们手里，群众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我看南满不是没有文章可做，而是大有文章可做！”
陈云沉默了几分钟，喝了一口开水，让大家先去体会、消化。他见大家对此没有异议了，开始引导思考怎么“留”的问题。
在如何“留”的问题上，意见很快统一了。主张兵分两路，一路坚守原地，一路打到敌心脏地区活动。
肖劲光问：“谁能打出去？请自告奋勇。”
议论纷纷的会场一下子陷于沉默，肖劲光催了几次，无人表态。
“我们四纵刚打完新开岭战役，”彭嘉庆说，“伤病员还没处置好，新兵尚未补充，几千俘虏来不及消化，部队没有冬装。按理说不应轮到我们去，但为了顾全大局，如果领导上需要找们打出去，就是再困难我们也要尽力克服，保证完成任务。”
“好！由你们打出去。”陈云说，“你们四纵全部拉出来，到敌后大闹天宫，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你们需要什么，首先保证你们。”
肖劲光当即拍板：“俘虏未处理，交给其他部队处理；兵员不足，从地方部队抽调补充；没有冬衣，从三纵和军区机关抽补。”
“七道江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陈云做了一篇足以载入史册的好“文章”。
林彪以“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方针对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关内狼烟四起，到处是烽火一片。蒋介石感到兵力不足，计划调往东北的部队被关内战场死死地拖住了。东北国民党军打到松花江已疲惫不堪，无力过江，这使东北民主联军获得了4个月的休养生息之机，进行了剿匪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林彪在东北局干部调整后，成为东北党政军的一把手，他特别需要一位得力的、能与他相处很好的参谋长。林彪选中了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随苏军到东北工作的刘亚楼。
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专门研究东北战场的作战问题。会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鉴于兵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其核心内容是：由刚进入东北时的长驱直人，全线进攻，转变为局部地区的重点进攻，首先消灭南满的共军主力，占领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阻隔东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海上沟通，尔后再全力转兵北上，夺取北满地区，进而占领全东北。
蒋介石认为杜聿明的这一计划切实可行，当即予以批准。
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5个月之内打垮共军。
1946年底，杜聿明开始在东北实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国民党军连续向临江地区进犯，想把民主联军消灭在长白山下或赶出南满。东北战场在休战4个月后，又拉开了更大一轮战争的帷幕。
国民党军依靠美械装备的优势兵力，先后侵占安东、通化、宽甸、桓仁等重要城镇，最南端攻占到普兰店。与此同时，在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的两个军，加强各个要点的守备，并派出大批特务及小部队向中共占领区边缘袭扰蚕食，企图将民主联军压缩在北满，然后消灭，占领全东北。当时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包括热河）土地面积达29％以上，控制人口占总数的53%，在东北的进攻达到了顶点。
针对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中共东北局在七道江开会讨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会议上，陈云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像一条牛，这条牛身子是向北满去了，在南满留下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
经过一番讨论，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方针。
经中央批准，东北局决定成立辽东分局，派陈云、肖劲光赴南满，以加强领导，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南满）军区政委，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为了集中精力指挥作战，从10月起，林彪将他的前方指挥部移到了哈尔滨以南的双城。此后直到辽沈战役前夕，林彪在双城度过了两年战争生涯。
现在的双城县人武部，就是当年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旧址。
林彪每到一处，吩咐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合适的地方挂上地图。到了双城后，又多了一个吩咐，就是在窗外屋檐下挂上一只两尺多长的特制寒暑表。
天越冷，林彪出现在寒暑表前的次数就越频繁，有时连大衣也不披，就那么站着，看看寒暑表，再看看天地风雪，有时还把手伸进风雪中冻上一会儿。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但这还不够，林彪还要知天，知地，他每天做看地图的“功课”是要“知地”，现在看寒暑表是要“知天”。
10月31日他致电中央并告肖、江、程、罗：
……我们突然出现在松花江以南进攻，故敌必无力将驱逐，而在约1个月以后，彼如调兵向我进攻时，届时松花江已结冰使我运动甚为自由……
林彪走一步，看几步，算计极为精到。
为了配合南满战争，他决定利用冬季江河冰冻的条件，越过松花江南下，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杀歼分散之敌。驻在这一地区的敌人，是国民党王牌主力新一军。
从11月起，他不断派六纵等部队到江南侦察地形、敌情，对哪里驻有敌军，哪里有工事，河有多宽，水有多深，哪里有桥，能否通汽车，等等，均弄得一清二楚。
林彪移驻双城后，叶群仍住在哈尔滨。她每隔个把月带着孩子来双城住几天。有时候，别的同志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的哭泣声。
倘是一般的人，夫妇间闹点别扭，大家都会劝劝的。可这是林总家里啊！同志们都干着急。
在林彪的脑袋里飞转着的，是战争的轮子，除了军事以外，什么事他都无心顾及，显得漠然的样子。他将一切置之度外，兀然骑坐在木椅上，或者来回在地图、寒署表前踱步，心里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他不想交际，也不善交际，摒弃所有繁琐礼节。部下们来看望他时，他倒出炒黄豆，讲几句有关部队方面的话，就无话可说了。有事找参谋处的人，他开门见山问几句，或是交代几句，没有多余的话。
四保临江，三下江南
1946年12月17日，杜聿明集中6个师的兵力，由郑洞国统率，首次向南满根据地发动攻击。南满部队打响了一保临江战役。
为了配合南满作战，林彪亲自指挥北满我军主力，发动“一下江南”攻势。
1947年1月2日。零下40℃的严寒。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松花江“天堑变通途”。
我军冒着严寒向松花江以南挺进
林彪调集北满主力一纵、二纵、六纵，共12个师，越过松花江，兵锋所向，直指江南，迫使杜聿明南北两面作战。
松花江上，大军云集，密密麻麻，如履平地。北满主力自拉法之战后，半年没有真枪实弹打仗了，士气极盛，指战员们唱着的“顺口溜”在寒风中飘扬：
“革命军人志气高，天气再冷难不倒。”
“吃菜爱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
“新一军自称鹰，实际是狗熊，行动像乌龟，打仗像爬虫。”
过了松花江，部队开始隐蔽行进，数万大军悄无声息，只有咆哮的寒风，和踩在雪地上的嚓嚓声。
林彪命令：一纵一部进攻吉林以北的其塔木，那里驻有敌新一军一一三团一个营及辎重连、工兵排，还有两个保安中队；一纵其余部队进至其塔木和吉林、其塔木和九台之间，六纵进至其塔木至德惠之间，准备伏击敌之授军。
敌新一军的兵力部署为：三十八师师部及一一二团驻吉林地区；一一三团主力及1个保安团驻九台县；一一三团1个营驻其塔木。
1月5日黄昏，一纵三师包围了其塔木之敌，6日中午发起进攻。
6日，一纵一师在师长梁兴初率领下，连续3昼夜急行军，到达张麻子沟一带，奉命担负阻击可能由九台方向来援之敌的任务。
同日，一纵二师抵达乌拉街以北地区，担负伏击可能由吉林方向来援之敌的任务。
梁兴初率一师进驻张麻子沟一带各村落后，一律禁止任何人外出，以封锁消息。
侦察参谋李权、武道坤等爬上电线杆，戴上耳机，窃听九台至其塔木的电话。耳机里传来驻九台敌一一三团团长的声音：
“一营长，一定要坚守其塔木，军座已令我火速增援你们。我率全团及两个保安中队下午出发，今夜在芦家屯宿营，明天赶到你处。军座已令三十师的九十团今天从德惠出发……”
李权直奔师指挥所，向梁兴初报告这个情报。梁兴初立即向纵队和林彪汇报，然后带着几位团长，骑马到张麻子沟察看地形。梁兴初下令：
“我们就在这里布置一个“口袋”，一团埋伏在路西，二团埋伏在路东，三团由段家屯直插芦家屯，切敌退路。山炮营把炮架在吴家岗子山头，轰击敌人队形和装甲车。各团立即组织营、连干部勘察地形，布置战斗任务。”
7日拂晓，各团进入阵地。
中午12时，敌一一三团全部进入一师的口袋形伏击阵地。梁兴初一声令下，顿时枪炮齐发，敌一一三团阵脚大乱。
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一跃而起，发起冲锋，迅速将敌军分割包围，展开白刃格斗，敌重武器无法发挥作用。我军人多势众，七八个人对付一个敌人。
敌一一三团团长王东篱见大势已去，弃阵逃命，被一师一位警卫班长当场击毙。
激战持续两个多小时。
一师全歼敌新一军三十八师一一三团（欠一营）和两个保安中队，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12辆汽车。
“天下第一军”遭此重创，很不服气，一一三团二营营长孙蔚民被俘后，态度嚣张，扬言道：
“我们军座孙立人将军说过，新一军只打胜仗，不打败仗。你们的总司令林将军太不仗义，偷偷摸摸地打，要不我们摆开阵势，重新打一打试试！”
第二天，一纵三师攻克其塔木，全歼守敌。
与此同时，六纵在焦家岭伏击德惠驰援其塔木的敌新一军三十师九十团，激战两昼夜，敌九十团全军覆灭，二纵攻克了伏龙泉等地。
孙立人数日之间损失两个整团，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四处分散，致使林彪得以各个击破。
杜聿明得知林彪主力南下，北满兵力空虚，在孙立人等将领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对南满的进攻，调3个师北上驰援。林彪则命令部队转回江北休整。
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得悉“一下江南”胜利后，欣然命笔，在电文纸上一阵狂草：
林、高、彭：
最近北满、南满开始打胜仗，甚慰。包围其塔木一点，引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处无计的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的重要方法之一……
林彪北满主力撤回松花江北后，杜聿明又腾出手来二犯临江。
1月30日，杜聿明命令赵公武指挥4个师的兵力向南满出击。
号称“常胜军”的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孤军冒进。肖劲光指挥三纵七师、八师、九师数成优势兵力，冒着零下30℃的严寒长途奔袭，于2月5日将敌一九五师包围在高丽城子。
拂晓，尚在睡梦中的敌一九五师被肖劲光的大军进攻。由于我军缺乏重武器，火力不够猛，敌军凭借山炮营的掩护，向西南突出重围。
敌一九五师免遭围歼，但却丢掉了所有重武器和汽车等辎重。
敌一九五师突围后，前来增援的敌新六军二○七师三团不明真相，继续推进。肖劲光组织三纵主力，来了个大会餐”，把这块肥肉吃掉了。
南满部队激战9日，歼2000多人，取得了“二保临江”的胜利。
杜聿明十分恼怒。他无法理解4个师全套美式装备，作起战来却处于劣势。共军不打时四处运动，让你无法捕捉战机。国军一旦露出破绽，他们就蜂拥云集，局部地区内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国军焉有不败之理？
杜聿明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无能。他决定亲自出马，披挂上阵，欲与“用兵如神”的共军将领们试比高低。
2月16日，杜聿明亲自指挥七十一军九十一师，新六军二十二师，五十二军二师，一九五师，暂编二十师，共5个师，三犯南满。
杜聿明以为，只要整师出动，共军难以啃动。他于是将暂二十一师单独放在北部，作为诱饵，待共军去包围时，调集主力给以致命一击。
他万万没想到，援军主力还在半路上，暂二十一师就被共军干净利索地吃下了肚！
援军在运动中分散开了。肖劲光旋即猛扑过来，歼灭了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
2月22日晚，三纵全部和四纵十师猛攻敌九十一师、一九五师残部，击毙一九五师少将副师长何世雄。
当日，正当临江方面一败涂地时，杜聿明收到北面告急：林彪15万大军三度南下松花江！
杜聿明顿时慌了手脚，顾不得南满的残局了，挖东墙补西墙，急调新六军二十二师，北上增援孙立人。
为了配合南满部队的三保临江，林彪决定二下江南。
战前，他召集了军事会议。他对与会的指挥员们说：“目前必须打这一仗，必须准备付出很大代价打好这一仗，准备打他50天，打到气候，敌情及其他情况不可干时再罢手。”
他说，过去由于没有解决好群众这个天大的问题，没有家，没有站住脚，所以不敢放手同敌人打，而现在经过土改、剿匪，群众问题解决了，有了“家”了，而敌人在南满、北满之间可以机动的部队只有几个师，如果消灭掉敌人两个师，就可以使敌人无机动兵力再发动进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他说，以前在不利的时候，不打，要“等”，要“忍”，现在有利的时机出现了，就要“狠”打。
林彪命令六纵奔袭德惠东南的敌据点城子街，命令一纵、二纵准备打从九台、德惠出援之敌。
经过一下江南之战后，敌新一军的傲气已不复存在了。
21日夜，驻守城子街的敌新一军八十九团接到军长孙立人急电：“林彪所部15万共军正在渡江南下，命你部火速撤回长春。”
林彪获悉城子街之敌企图逃跑，立即越过纵队一级，直接命令离城子街敌军退路最近的二师，迅疾赶往城子街背后通九台的道路上去阻击逃敌。
22日拂晓，敌八十九团先头部队刚一撤出，便遭到二师迎头痛击，大部被歼，副团长负伤后率残部又缩回城里。
六纵主力当日赶到，将城子街团团围住，次日上午开始攻城。
敌团长曾举起望远镜一看，四面八方全是黑压压的共军。突围无望，只得固守待援。于是向师部连连告急，要求派兵增援，空投弹药。
国军被林彪的“围城打援”战搞怕了，谁也不敢增援。仅派两架飞机空投50箱弹药，结果有40箱飘出了城。
下午，敌军见大势已去，下令投降。孙立人丢了1个整团。
一纵围攻城子街时，九台、农安之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一纵随即跟踪追击。三师七团先头部队追至卡伦时，从一辆吉普车上活捉到两个美国佬，一个是柯林士少校，一个是芮克上尉。这两个美国军官成了美国帮蒋介石打内战的铁证。
2月28日，六纵及独二师包围了德惠。林彪将一纵、二纵及独一、三师共8个师的的兵力，部署在德惠至长春之间，用以打援。
29日拂晓，六纵主力在扫清德惠城的外围之后，开始攻城德惠城守军敌七十一军五十师，一面利用“城塞堡垒”（即在城区构筑许多互相连通支援的堡垒，用地下电话联系），顽强抗击，一面向杜聿明呼救。
六纵1个团曾一度冲入城内，但被城里纵横相加的堡垒射出来的密集火网大量杀伤，不得不退回城外。
林彪骑马来到德惠城下，绕城转了一圈，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此时，杜聿明已令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亲率主力八十七师、八十九师和3个保安支队北上，专解德惠之围，对外则虚张声势，宣称10万援军已乘车北进。杜聿明还下令打开小丰满水库的水闸，妄图将水灌到结冻的松花江上，切断林彪的退路，把大军阻隔在江南。
林彪很想吃掉德惠城里这城肥肉，只差一口就能吃掉一个整师了。然而，鉴于杜聿明已集中了大量兵力，为避免十几万大军陷于被动，他不得不决定停攻德惠，全部主力撤回江北休整。他挥了挥马鞭，下令：
“撤！”
二下江南之战中，林彪曾越过纵队直接指挥师，类似情况，在东北战场上多有出现，不但直接指挥师，有重要战斗，重要方向，有时他甚至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作战指挥电报，一般都是按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倒序”方式发出去。
后来在辽沈战役中，打廖耀湘兵团时，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却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陈赓大将曾风趣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陈赓曾任四兵团司令兼政委）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
当年在林彪麾下战斗过的老人都说，当时大家都对林彪佩服得不得了，对这种越级指挥没有谁说闲话，说他“独断专行”，那是后来的事儿。
有的老人还说：指挥错了，是独断专行；打了胜仗，还能说他是独断专行吗？
据说，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就经常这么干。不过，他的学生林彪却与之截然不同。林彪不会像他那样干，因此而将前线的军官们搞得无所适从，而是使部将们统一了部署，争取了时间，使部队形成了一只有力铁拳。林彪越级指挥，但并不是大包大揽，而是让部下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
林彪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减少电报传递的中间环节，以争取时间。他曾说：时间是一种力量，有时作战增加1个营、1个团都不能解决问题，而提早1个钟头就可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是进攻，就把敌人抓住了，如果你是退却，就能摆脱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争取1个钟头抵得上1个团，1个师的力量。
几位曾在东北战场上当过师长政委的老将军曾回忆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点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时、当地的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20分钟内就得将下面的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内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儿空也没有。
当林彪率北满主力15万大军撤向松花江北岸时，杜聿明为了给垂头丧气的将军们鼓气，就趁机宣传“战果”，在报纸和电台上宣称：
“德惠大捷，歼灭共军10万！”
好久没听到好消息的蒋介石欣喜若狂，便越过杜聿明，直接命令新一军、七十一军乘胜追歼江北共军。
敌新一军、七十一军在1个空军大队的配合下，分路北进，七十一军一部伸到了松花江以北。
杜聿明得知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内容，感到事态严重。他心里清楚，林彪在德惠不过损失1000多人。于是赶忙打电话给孙立人和陈明仁，命令他们立即撤回。
孙立人和陈明仁这两员出了名的“远征”大将，哪里肯依，执意要越过松花江，追歼林彪的部队。
杜聿明气极败坏，亲自赶到德惠，对孙、陈二将说：
“林彪是主动撤回江北的，现在他已经知道了我们兵力不多，有卷土重来之势。你们赶快撤回原防，准备对付林彪部队的下次进攻。”
不出杜聿明所料，林彪此时已经统率大军，三下江南，越过了松花江，向南展开攻势了。
其后杜聿明在连夜由德惠赶回长春时，其车队在途中与林彪的先头分队遭遇，双方交火。杜聿明命令小汽车冒险冲过封锁线，侥幸逃脱，随行的大卡车全部被截住了。
杜聿明逃回长春，立即命令廖耀湘新六军、石觉十三军火速北上，应付长春危局。
林彪得知敌军已经分散，令二纵、六纵回歼窜入江北之敌。敌七十一军见势不妙，慌忙缩回江南。
“远征名将”孙立人、陈明仁赶紧收缩部队。新一军、七十一军分别退向德惠、农安两城。林彪命令一纵、二纵、三纵三路主力大军勇猛追击。
3月9日，林彪得悉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正由靠山屯附近向农安撤退，便决定迅速奔袭，拟将其围歼于郭家屯地区。
一纵接到命令时，距预计歼敌地点郭家屯还有140里，而敌八十八师从靠山屯至郭家屯只有80里，一纵渡江3天来，一直长途奔袭，打了十几个小仗，将士们都很疲劳。指挥员们千方百计鼓舞士气。急行军途中，身强体壮的战士组成“双枪队”，一人背两支枪；文艺兵沿路打快板，唱顺口溜：
国民党兵力少，
南北满来回跑；
南满吹破他的头，
北满斩断他的腰；
让他来回跑几趟，
一筐豆子筛完了。
3月12日拂晓，一纵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将敌八十八师全部、八十七师一部铁桶般地围困在郭家屯附近地区，攻击迅速展开。
敌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只得戴上一顶钢盔，钻进一辆装甲车，冒死向南突围。
黄昏时分。围歼战结束，除师长韩增栋逃脱外，敌八十八师全部及敌八十七师一部悉被林彪部队歼灭。
林彪坐在木椅上，一边吃着炒黄豆，一边听着各纵队指挥员汇报战绩。他的前线指挥部跟以往一样，设在一简陋的农家小院里。这个精干的游动指挥机关，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像一艘机动灵活的舢板，总是选择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停泊。
纵队指挥员们的大嗓门震得薄薄的窗纸扑扑颤响。林彪站起身，大家马上安静下来。他面壁而立，一边盯着墙上的地图，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军战士奋勇杀敌，敌八十八师在郭家屯战斗中被我全歼
“松花江即将解冻。敌新六军、十三军调出了南满，陈云、肖劲光可以松口气了。现在还不到与杜聿明决战的时机。不过，快啦。立即行动，撤吧。”
当廖耀湘、石觉率两个军匆匆赶到北满时，林彪已经在吃掉敌八十八师后，又主动回撤了。与此同时，南满趁敌空虚之机发起反攻。三纵、四纵主力于3月上旬截断通化与沈阳的交通线，重重包围了孤守通化的敌一九五师。
沈阳的告急电雪片般飞向杜聿明。他只得命令新六军和十三军火速回师南满。
四保临江战役打响了。
郑洞国亲赴抚顺营盘车站，指挥7个师20个团东进，一则解通化之围，二则企图于临江决一死战，一举荡平南满“共匪”。
敌五十二军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抗日中，曾参加过远征作战，战功卓着。南满指挥员曾克林、韩先楚将其诱至歪石子山谷，一举围歼，粉碎了郑洞国的美梦。
三下江南战役，四保临江战役，东北民主联军歼敌共4万人，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机动兵力锐减，东北局面大变，国共两军攻守之势骤然互易，东北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杜聿明躺在病床上猛然意识到林彪下一个目标是四平
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已是春回大地，部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过短期休整，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援兵未到之际，发动大规模攻势，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南北被分割的局面，巩固和扩大解放区，改变东北战局。
1947年5月13月，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夏季攻势。联军从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和热河、冀东等6个方向，分头发起进攻。以南满、北满为主力，向长春、四平、吉林之间实施主要突击。集中优势兵力，针对分散据点防守薄弱之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在运动中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此时的杜聿明病情急剧加重，连日高烧不退，医生向他发出最后警告，再不及时治疗，将有瘫痪的危险。
蒋介石去电询问他的病情，要他马上离开东北，回内地治疗。
杜聿明感激涕零，但他坚决拒绝离开沈阳。他对蒋介石说：此时离开沈阳，离开东北，就是临阵逃亡，就是对总裁、对黄埔军之不忠不义，这绝不是黄埔军人之所为。
蒋介石很是感动，对着电话声音哽咽着连连说：“可嘉可嘉，不愧为我的好学生。我保证支持你。”
杜聿明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强支病体，继续指挥作战。他自喻此举，不是死而后已，也是呕心沥血。然而，杜聿明得到的却是东北国民党军来自四面八方的战败消息。
南满：
5月13日，民主联军三纵、四纵十师和独立师首先对沈阳、吉林铁路中段的山城镇、草市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军六十军一八二师一部、工兵第十团和交警部队共3000多人，还歼灭新六军二十二师1500人。民主联军三纵沿梅河口、四平铁路向西进攻，与北满主力会师，结束了南、北满的分割局面。
四纵包围了铁路交叉点梅河口，在三纵两个团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一八四师（继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后，国民党重建的一八四师）7100人，并俘师长。辽南独立一师攻克大石桥，全歼国民党军独立三师2200人。四纵主力连克通化、安东、本溪等十余城，国民党军纷纷弃城逃往沈阳。
北满：
民主联军一纵、二纵及独立一、二师，向长春以南铁路沿线进击。二纵在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指挥下，奔袭怀德，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团。接着围城打援，又包围了孤军冒进来援的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
民主联军以一股小部队直插八十八师司令部，第一枪就打死了师长韩增栋；另一股小部队袭击第七十一军司令部，又把军参谋长打死。联军在歼灭八十八师后，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率部去钻。陈明仁还不知道八十八师已被歼灭，率八十七师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联军的大口袋钻去。幸好杜聿明及时通知了他，他才急忙率部仓皇撤退，险些被包围。
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接连失利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坐针毡。1947年5月30日下午，他乘坐飞机匆匆赶到沈阳，视察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情况，随行的有俞济时等40多人。
蒋介石此次到东北，与1年前到东北截然不同，当时国民党刚接收东北，国民党军队节节胜利，共产党军队步步后退。而此时，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蒋介石的兵力已捉襟见肘。国民党军在前期占领了东北的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每占领一地，就要派兵驻守，因此，兵力日趋分散，较难组织大规模进攻，同时，分散的兵力也容易被民主联军吃掉。东北民主联军则度过了最困难的冬天，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得到了改善。
蒋介石在到达沈阳后的第二天早8点，即召见熊式辉、郑洞国、赵家骧等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员，面对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颓势，蒋介石决定一改杜聿明提出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制定了“重点防御，收缩兵力，维持现状”的方针。9点钟，又召见了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询问了东北各方面的情况。11点20分，蒋介石即乘飞机返回南京，此行东北匆匆仅19小时。
卧病在床的杜聿明感到很沮丧，民主联军下一步要打哪儿呢？他苦思冥想着。长久以来，杜聿明一直保持着收集共军消息、收听中共电台的习惯，这也是为了知己知彼吧。他把收音机打开，将频率调到共产党控制的哈尔滨台。收音机里传出了播音员的声音：
记者于前线某地会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将军，前线各处捷报不断传来。林总司令拿着刚收到的我军本日收复公主岭的捷报，含笑以回忆的神情对记者说：“去年的昨日我们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们消灭敌人两个师；去年今日，我们离开公主岭，今天我们又收复公主岭，恰恰是一周年了。”
接着他展开一幅东北人民自卫战争一周年的轮廓画，说：“这显然表示出一年来敌我力量的巨大变化。”他指出：“一年来东北人民自卫战争大体上分作三个阶段：从国军进攻东北到我军主动撤出四平，直至国军侵占安东、通化，这是敌我进退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里，我们是采取攻势防御，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将头等精锐的美械国军，歼灭了一部分，敌战斗力普遍受到大的损失；第二阶段是去冬今春我军三下江南，和敌人的四犯临江，这个时期的战争形势是拉锯式的，在这一来一往的几次战役中，我们歼灭了敌人的5个师，南满西满相继收复了9座城市，使敌人丧失了很大的机动力量，由主动渐趋被动；现在，我们已经由拉锯式的战争形势走向了全面反攻的新阶段……”。
杜聿明听了广播后，猛然意识到，林彪下一个目标是四平。杜聿明赶紧打电话给参谋长赵家骧：“赶快通知陈明仁，加强四平防御工事，收缩部队，共军下一步的攻势，可能是四平，不！肯定是四平。”
陈明仁接到电话后，马上召开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命令：构筑坚不可摧的“陈明仁防线”。
“陈明仁防线”
陈明仁视察完四平全城的地形地势和建筑布局规划时，惊喜万分。他发现，四平城内那沙俄时代的哥特式建筑和日占时代的东洋式建筑，竟是按照现代战争防御体系的要求来设计和建筑的。
陈明仁不禁要为去年共军失守四平感到遗憾，这么好的现代化防御体系共军竟没发现！他也为自己发现四平这个特性而暗自庆幸。陈明仁下令加紧构筑工事。
东北松软肥沃的黑土烧成砖竟是彤红彤红的，而这种红砖抗击抗压的强度，远远高于一般砖。用这种砖砌成的房子、楼房相当坚固，用这种砖和钢筋混凝土混合造的房子，更是结实。陈明仁用六○炮试着射击这种红砖混凝土墙，结果，炮弹在墙上只能炸开些小坑和小麻点，陈明仁欣喜异常。更让他高兴的是，四平不论是平房还是楼房，几乎全是用红砖建的。
为了构筑“陈明仁防线”，国民党军强行拆毁民房，抢夺市民的家具，强征大量劳动力，甚至使用大量的美援袋装粮食，修筑工事。
该防线以军部大楼为核心，以各部队驻地大楼为小支撑点和小核心，环绕市区四周和遍布市区四处，构筑起钢筋水泥结构和土木钢板结构鱼鳞式纵深集团地堡群。
各核心、各处支撑点之间和各集团地堡群之间，或打通房屋墙壁隐蔽相通或 4fee." >修筑交通盖沟相通联络。重要核心阵地，如军部、师部、团部大楼则筑有地道、地下室，每层楼屋内四角筑有地堡。
核心阵地前有卫星阵地，设有7道障碍：最外层为陷脚坑，第2层为弹脚之密集小木架，第3层是每隔十步一道铁丝网，网上系有小铃，第4层是鹿砦，第5层是矮土围，第6层是一丈多深的护城河，水底埋设木桩和绊索，第7层是一系列的交通壕、盖沟、地堡。
交通要道、主攻方向和核心阵地，主要支撑点之间遍埋地雷和拉火手榴弹，还架设了高压电网。
5个守备区依高低层次以美械轻重火炮和各种轻重火器编织成立体交叉多道火网。
全城基本做到楼皆工事、房皆碉堡、以沟代路，形成一个防御整体。做到交通阻绝，障碍重重，射界扫清，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一旦外围工事被突破，可以借核心和各支撑点工事恢复与确保防御。阵地内，指挥所、掩蔽部、粮弹器材贮存处等应有尽有，并配有电照明设备。
“陈明仁防线”完成时，陈明仁在军部召集团以上军官作战前训话，宣称“共军武器低劣，一无飞机、二少大炮，对铜墙铁壁的四平，必将一筹莫展”。
陈明仁还对专程到四平采访的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有这样钢铁般的核心阵地和外围坚强工事，四平的保卫是万无一失的！”
林彪凝望着地图上的四平，他要报仇雪恨。指战员们对失守四平始终耿耿于怀，他们说，蒋介石怎样吞下四平街，让他怎样吐出来。
民主联军估计国民党驻四平守军约两万人，而陈明仁又曾是手下败兵之将，认为这个仗好打。几个纵队司令好胜求战，林彪决定打，中共中央也同意东总于6月攻打四平。
民主联军四平攻坚战的部署是：
一纵：一、二师附炮兵一团之两个营，二团两个营、四团两个连向四平西南新立屯及海带屯之敌突击。
西满纵队：以两个主力师附炮兵两个连在四平西北突破，另一个师攻击外围据点。保证该纵队右翼安全。
第三师全部在东北角一面城附近突破。
十七师在南面佯攻，准备参加纵深战斗。
民主联军的战士们斗志昂扬，誓为保卫四平的烈士复仇。
林彪所获得的国民党军情况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当时驻守四平的国民党军是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和十三军的五十四师及6个保安团，总兵力达3.4万余人，由陈明仁统一指挥。由于四平市外围城镇梨树、八面城等地均已失守，第七十一军部队都龟缩到四平市内固守待援。四平铁路、公路交通已被切断，守军只靠伪满埋设的一条有线电话线路与沈阳联系。
国民党四平守军的部署为：八十七师担任铁西外围的防守；军部直属特务团担任核心工事的防守；五十四师一个团为机动部队，重炮营在铁东保安司令部院内占领阵地；辽北保安一、二团归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指挥，保一团担任二里的防守并派1个营保卫飞机场，保二团担任铁东水塔附近两个粮栈与保安司令部的防守；铁路局交警大队和辽北团管区3个大队，统归七十一军直接指挥。此外，还有由各县退到四平的残兵败将及自卫队等。
此时，四平已是孤城一座，陈明仁所指挥的部队又都是些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但陈明仁决心要坚守四平，原因有二：一是蒋介石命令要死守，必须服从命令；二是根据抗战8年的教训，凡是守不住一个地方的将领，都是杀了头的，而攻不下一个地方的，却没有人受到处分，为了保全性命，陈明仁不得不死守。
陈明仁采取日军死守的战法：不留退路，打到最后一个人，中途决不能撤退，撤退过程中必被消灭。他要求部队步步为营，层层设防，准备进行巷战。各部队只准在自己阵地内死守，不准离开，发现射界内有人，不论军民，一律枪杀。
为了守住四平，陈明仁还多次向下属各军发布十杀令：
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
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
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
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
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
六、不重保密，泄露军机者杀；
七、生死成败，不相救援者杀；
八、贻误通信，中断联络者杀；
九、不爱惜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
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陈明仁要所属部队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四平城风云再起，国共两党均已作好战略部署，就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第二次“驾临”东北不久，内战中最惨烈的战役在四平开始。
攻打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的机会”
从1946年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在历时3个半月的作战中，先后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万余人，缴获大批枪炮、车辆和作战物资，收复11座县城，并开辟了广大的农村根据地。
杜聿明在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后，被迫放弃“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停止对南满解放区的进攻，转而采取“内线作战，行持久之战略防御”的作战方针。东北战场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机：国民党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
1947年5月，为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场的形势，结束南满和北满解放区被侵害的局面，彻底粉碎杜聿明的“内线作战、持久防御”的作战计划，在关内人民解放军纷纷转入战略进攻、向外线出击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发起夏季攻势。
5月13日，按照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的命令，民主联军第一、第二纵队及独立第一、第二师，从长春以西插入新一军与第七十一军的接合部；第三、第四纵队及辽东军区一部向清原、梅河口方向突击，调动长春的新一军和四平的七十一军出来增援，以寻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拉开了东北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自5月13日至6月13日，经过一个月的作战，民主联军先后取得了怀德、梅河口等战斗的胜利，消灭了大量分散守备在小城市和孤立据点的国民党军。杜聿明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把力量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转入重点守备，力求巩固中长路和北宁路沿线较大的战略要点，以待援兵。如此一来，守卫在四平的陈明仁七十一军就完全陷于孤立之中。
为扩大夏季攻势的战果，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夺取战略要地四平，切断长春与沈阳之间的联系，使其孤悬两地，便于以后对其各个击破。
四平位于东北松辽平原的腹地，中长、平齐、四梅3条铁路在此交会，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1946年5月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后，陈明仁就率七十一军进驻了这座城市。
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是国民党军中为数极少的赫赫有名的战将。作战勇猛，桀骜不驯，疾恶如仇，这是陈明仁身上最显着的特点。在国民党军中有勇有谋的将领也有，但像陈明仁那样极有主见而又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意见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陈明仁率七十一军一进入四平，就意识到这个战略要地是国共双方必争之地，早晚会发生一场大战。因此，他亲自设计，亲自监工，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四平构筑了一个完整、坚固的防御体系，即“陈明仁防线。”
陈明仁的守城部署刚刚就绪，东北民主联军就兵临城下。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血战在四平爆发了！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根据所获得的情报，判断四平国民党守军的总兵力只有1.8万人，其中只有4个团有战斗力，且新兵居多，士气低落。于是，决定集中24个师的兵力，以7个师攻打四平城，另以17个师担任打击自南面的沈阳和北面的长春出动的援敌。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主联军的情报有误，过低地估计了四平守军的兵力和战斗力，也过低地估计了陈明仁，导致后来战斗的失利。
为攻打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并选定陈明仁第七十一军军部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计划先歼灭市区铁路以西的敌军，而后再攻击路东的守军。攻城部署是：第一纵队第一、第二师担任主攻任务，从四平西南的新立屯、海丰屯一带发起攻击；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为预备队；辽吉纵队突击方向在四平西北角；第一纵队第三师在四平东郊佯攻，以牵制敌人；攻城部队统一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指挥。
6月20日，当民主联军即将对四平发起攻击时，突然天降大雨。望着滂沱如注的暴雨，一名参谋向李天佑请示，是否推迟攻击时间？李天佑摆了摆手，语气坚定地说：“计划不变，通知部队按时发起攻击！”
晚8时整，3发红色信号弹穿透雨幕，飞上天空。民主联军的炮群开始向四平轰击，炸得四平外围阵地一片火海。四平守军万没想到，民主联军会冒着大雨发起攻击，一时间被打蒙了头，有的还没有钻进工事，就葬身在炮火中。28分钟后，一纵二师师长贺东生向李天佑报告：“我师已从西南角突进四平城内！”
民主联军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发起攻击，确实出乎陈明仁的意料。但他毕竟久经战阵，很快就从最初的惊恐中镇定下来。陈明仁发现，只有西南城角被民主联军突破，于是，马上调集一部分步兵和炮兵，向突进城内的二师反扑。
在陈明仁的指挥下，反击部队分成数股，在炮火掩护下，一波接一波，连续不断地向二师冲过来。国民党军反击的激烈程度是民主联军从未遇到过的，仅二师第五团第三连在一昼夜间就接连打退了国民党军的15次反击，四平西南角的许多路口和街道都被国民党兵的尸体填满了。李天佑后来感叹地说：“对于敌人可能的反击我们事先也估计到了，但激烈到这样的程度，的确未想到。”
坚韧顽强、英勇善战的二师指战员在付出重大牺牲后，打退了敌人的轮番反扑，不但巩固了突破口，还不断向四平城纵深发展。6月17日，邓华司令员指挥的辽吉纵队从西北角攻入四平，开辟了第二战场。为加强攻击力量，李天佑命令预备队六纵十七师派出一个团，归贺东生指挥，投入攻城战斗。民主联军的几路大军同城内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巷战，一步一步，非常艰难地向纵深推进。
辽吉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邢程是员虎将。他挽着衣袖，手中端着一支冲锋枪，亲率部队向前冲锋。当一团冲到一栋大红楼前时，楼内突然喷出团团火舌，冲在前面的一些战士相继中弹倒下，部队前进受阻。邢团长气得一把摔下头上的帽子，怒吼一声：“给我炸了它！”
但第一团携带的炸药包和其他爆破器材在攻击途中已用光了。邢团长令警卫连长带着一帮民工到城外飞机场去拆卸缴获的航空炸弹中的黄色炸药。警卫连长很快就从飞机场拆运来了5000多斤烈性炸药，邢团长命令第一连组织爆破。然而，一连在一夜间组织了11次爆破，竟然没有炸开一个缺口。
大红楼是四平交通宿舍大楼，是陈明仁精心设计的一个街垒据点，楼体由钢筋水泥砌成，异常坚固。最后，一连第八班副班长李广正带领一个爆破组，在40挺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进行第12次爆破。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把总共800斤炸药堆放到大红楼的墙角下，李广正点燃导火索后，快速翻滚着撤了回来。
“轰隆！”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四平全城震撼，大红楼的北半部被炸塌了。楼内的千余名敌军除了被炸死的，其余的都被震得四肢发麻，头脑发木，失去了抵抗能力。邢团长指挥部队乘势冲了上去，消灭了楼内的敌军。
四平车站也是陈明仁安插在路西的最坚固的据点之一。国民党军凭借坚固的工事，以机枪火力和炸弹，阻止了辽吉纵队第七团发起的两次攻击。七团第五连的24名勇士奉命组成12个爆破组，担任爆破敌人工事的任务。他们2人一组，抬着七八十斤重的炸药包，前赴后继地向车站冲去。一组，二组，三组……爆破组的战士们接二连三地倒在了攻击的路上，终于有2个爆破组冲过敌军的火力网，把炸药包送到车站票房下，把票房炸塌了一角，突击队由此冲进车站，歼灭了负隅顽抗的敌军。为拿下四平车站，七团付出了伤亡官兵200多人的高昂代价。
由于国民党守军抵抗十分顽强，民主联军的攻击部队在巷战中，只能用强攻、连续爆破等办法去逐楼逐屋地与敌人争夺。前进速度十分缓慢，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战斗到6月19日，一纵一师因伤亡较大，被迫撤出战斗，李天佑命令预备队六纵十七师接替一师的攻击任务。
为援助陈明仁坚守四平，杜聿明命令沈阳空军司令部昼夜不停，轮流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四平助战。东北的夏天白昼特别长，早晨3点多钟天就亮了，下午9点多时天才黑。敌军飞机整日不停地在四平上空盘旋，以重磅炸弹、燃烧弹、火箭炮等，对进攻的民主联军进行轰炸扫射。有时民主联军刚攻占一个阵地，敌机就集中全力进行轰击，甚至把与民主联军接壤的国民党守军的前沿阵地也列入轰炸范围。陈明仁后来对杜聿明说：“飞机在白天轰炸没有中断过2分钟，晚上夜航机又接班轰炸，因此七十一军能坚持到增援部队到达，是与空军的支援分不开的。”
四平攻坚战进行到6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已占四平3/5的市区，把陈明仁的部队压缩在路东几块狭窄的区域内，战斗越来越激烈。曾任国民党辽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的张广居，当年曾参加过四平战斗。他回忆说：
战况最激烈是解放军突过铁东的时候。6月23日深夜，解放军已将保二团阵地突破，双方格斗时余，后解放军撤走，阵地始转危为安。熊新民当时曾严令督阵，如放弃阵地，即以军法从事，侥幸算是应付过去了。在弹尽粮绝已无援军的千钧一发的时刻，陈明仁曾把军直属部队都用光了，最后把他的卫队都派到火线上……
在四平最危急的时刻，蒋介石为给陈明仁打气，派他的儿子蒋经国拿着他写给陈明仁及四平守军几位师长的亲笔信飞到东北。蒋大公子假惺惺地非要把信亲自送到陈明仁手中，熊式辉和杜聿明哪里敢让蒋大公子冒这么大的风险，左说右劝，最后派飞机把蒋介石的亲笔信空投到四平。
看到蒋介石在信中写的“四平一仗，关系党国命运，这正是汝等效忠党国的好时机”等字句，陈明仁明白这都是没用的废话。但他很清楚，四平虽说危在旦夕，但坚守下去，只要援兵一到，就有生存的希望；如果弃城突围，不是被民主联军消灭，就是被蒋介石问罪。陈明仁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心拼死固守。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盼郑洞国率援军能早日赶到四平。
蒋介石一接到陈明仁自四平发来的告急电后，立刻命令杜聿明：限6月30日以前必须解四平之围。杜聿明手里拿着蒋介石发来的急电，苦笑着对郑洞国说：“老头子不问青红皂白，就会坐在南京发号施令。解围？谈何容易，我手里哪来的兵呀！”
牢骚归牢骚，作为东北最高军事长官，杜聿明当然不会坐视四平丢失。他召集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和梁华盛、参谋长赵家骧等，商量如何为陈明仁解围。据郑洞国回忆，他们当时作了如下的部署：
杜聿明与我及高级幕僚研究了整个作战情况，杜认为本溪的解放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定以五十三军为主力，先扫荡本溪的解放军，以固沈阳门户，然后再集结可能集结的力量去解四平街之围。根据杜的这个决定，由我负责指挥对本溪的攻击。经过剧烈战斗后，6月20日前后攻下本溪。我到本溪布防完毕，即转到铁岭布置解四平街之围。当时我的部署如下：原在铁岭、开源一带布防之新六军，负责掩护九十三军及五十二军之一九五师在昌图集结（杜聿明命令限6月23日集结完毕）。五十三军在开始攻击后即迅速转用到中长路方面（该军目前暂留驻本溪以迷惑共军），开始攻击时间另行通知。
为给陈明仁解围，杜聿明也豁出了老本。他调集第五十三、第九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新六军以及重炮、战车等部队，统统拨归郑洞国指挥。
林彪原计划三五天内拿下四平，三五天过去了，四平仍在激战。林彪在双城的指挥所里嗅到了战场上的血腥气和硫磺硝烟味，他深深地感到，四平的战事是多么激烈。
多少年过后，参加过四平战役的民主联军战士回忆起这场战役时，不禁双唇颤抖地说：“好惨烈，好激烈，好壮烈哟……”
为援助陈明仁守卫四平，杜聿明命令沈阳空军司令部昼夜不停，轮流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四平助战。天上，国民党军飞机昼夜不停地在四平上空盘旋，重磅炸弹、燃烧弹、火箭炮等，倾泻在联军的阵地上；地上，暗堡、鹿砦、外壕，高楼上喷射出激烈的火焰。民主联军前进的道路上，洒满了战士们的鲜血。
民主联军攻入核心阵地，占领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部，陈明仁逃到了铁路东。原驻在道西的绥署及辽北省政府和各机关，都被迫撤迁到道东八十七师守备区内，躲在掩蔽部内喘息。没有跑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全部被俘。特务团长陈明信被从炸塌的大楼废墟中扒了出来，当了俘虏。道西遂被民主联军全部占领。
1947年6月11日至7月1日，我军围攻四平。
由道西至道东，只有一座不大的天桥，地势比较高，桥的两头各有一座坚固的桥头堡，桥底下又有两座暗堡，路上满布铁丝网、拒马等障碍物。守住天桥，是国民党军守住道东的关键，也就是守住四平的关键。这一回，陈明仁用了一个高招——撒豆成兵。国民党军在路上、桥上都撒了一层大豆，尽管民主联军战士几次冲杀，喊声震天。但脚踩大豆都滑倒在地，很难前进。国民党军则乘机在桥下暗堡中以密集火力扫射，民主联军伤亡惨重。
夜间，国民党军不断发射照明弹。民主联军大部队无法通过天桥向东发展。
就这样，双方在道西、道东相持了好几天。
林彪嘴里嚼着炒黄豆，在地图前踱来踱去。
战斗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攻守双方打得都很艰难。
到6月中旬，四平道西已被民主联军占领，陈明仁率残部继续坚守路东地区，守军伤亡过半。陈明仁电告杜聿明，准备“以身殉国”。
尽管陈明仁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七十一军也确实顶不住了，但民主联军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郑洞国率五十三军主力，在攻占本溪、巩固了沈阳门户后，率部赶到铁岭，部署兵力，开始北上解四平之围。
四平之战越来越残酷，国民党两路援军，南北对进逐渐逼近。民主联军不得不加强攻势。交战双方伤亡惨重。
国民党两路援军终于与担任打援的民主联军接上了火。而四平还有半座城在陈明仁手里。国民党军拼命顽抗，一时还难以攻下。
联军参谋长刘亚楼认为再坚持一两天，战局就会有所好转。林彪怕拿不下四平，使全军陷于被动，因此下定决心：撤！
林彪令部队假装围歼新六军，将郑洞国主力调开，然后，民主联军于6月30日，分批、有秩序地撤出了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至此落下帷幕。
四平战役，国民党军得手的原因在于，陈明仁作战指挥具有坚忍、刚强、沉着的胆气。他知道守军多是杂牌部队，战斗力差，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各部队只能死守，没有退路。危险关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向陈明仁建议突围，陈板起铁一般的脸色警告说：“如再有胆敢言突围者，以扰乱军心论处，立即枪毙！”七十一军副军长也说：“守在乌龟壳内，尚可勉强支持，如一离开，必将如鸟兽散。”
对于东北民主联军攻击四平受挫，国民党军将领作了这样的评论：
郑洞国说：“假如解放军于5月19日，在歼灭八十八师之后，乘胜向四平街攻击，当时国军在混乱的情况下，不仅四平街守不住，就是七十一军也有全部被歼灭的可能。由于解放军分兵攻击东丰、西丰、昌图、开源等地，四平街的国军得到将近1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的机会。”
国民党辽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张广居说：“假使解放军于怀德黑树林子歼灭八十八师后，长驱直入，唾手可得四平，而混乱的七十一军即有被全歼的可能（因为当时四平空虚，仅有一些地方部队，根本没有战斗力）。或者解放军于最后突过铁东，进展再迅速些，并另由其他方面再来个突破口，使国军腹背受攻，其据守五分之二的地区恐早已被解放了（因为国军伤亡过半，士气沮丧，弹尽粮绝）。由于解放军失掉了这两个胜利的机会，才迟至1948年春季始将四平彻底解放。”
林彪泪洒担架
攻打四平，林彪急躁轻敌，对敌情估计有误。后来他几次检讨攻打四平是他错下决心。
民主联军从四平撤退后，约有6000多伤员从前线运往后方。
运送伤员的列车路过双城，一副副担架，从火车上抬下来，整齐地摆放在月台上、广场上，准备抬往医院和医疗点。
每一副担架上，都有血。每一张军毯下，都露出一张失血苍白的年轻的脸。
伤员们静静地躺着，没有喊痛，也没有人呻吟。
这些伤员有的就留在双城，有的还要远去北满。
某部营长李绍山，在大虎山战斗中左臂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
担架的一小部分，被放在另一边。担架上的伤员全被军毯盖住了脸。他们已成为革命烈士。
林彪、罗荣桓疾步向前走着，当走近烈士担架时，他们摘下了头上的布军帽，越走越慢，到最边上一副担架时，似已迈不开步。
林彪蹲下身，轻轻揭开军毯的一角。这位烈士的伤在胸部，脸被揩抹得干干净净，军帽也戴得端端正正。小伙子不会超过20岁，长得很英俊。垫单上、军毯上满是血，缠满胸部的绷带上也满是血……
林彪久久地凝视着这张年轻的却已没有生气的脸，头重重地低垂着，紧攥着军帽的手在微微颤抖。罗荣桓用颤抖的手，轻轻握了握这位烈士已冰冷的僵硬的手，又默默地再看了看年轻英俊的脸，好久，才把军毯盖上。
林彪、罗荣桓向伤员的担架走去。
伤员们强撑起身，向林彪和罗荣桓打招呼：“首长、首长……”
一位浑身缠满绷带，只露出口鼻的伤员，苍白的嘴唇在蠕动。林彪向他走去，步履有些摇晃。林彪在担架旁一条腿半跪下，把脸、耳凑近伤员蠕动的口，连说了3次：“我是林彪，我是林彪……”
伤员的伤处已化脓溃烂，散发着浓浓的腥臭味。林彪凑得很近很近，这也许是这位战士生命最后的声音。也许是回光返照的最后一点气力，伤员的声音，居然能让周围的人都听得清。
他说：“首长，我们没有后退，没有后退。”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说了一遍又一遍。
声音渐渐弱了，直到发不出声音，他永远地去了。
林彪微微闭上双眼，人们看到，林彪的眼角渐渐渗出了泪花。
伤员生命最后的话语，并不是伤员自己的话，而是林彪对他，对官兵们一遍遍说过的，可以说是口号，可以说是指示，或者说是教导。他们冲锋陷阵时，耳畔曾一次次响起，激励着他们前赴后继。
林彪睁开了犹有泪花的双眼，默默地注视了好久那位伤员，说：“查一下他的家乡、姓名，记特等功。”
战争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然而，为了和平，不得不将战争进行到底。
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50天，歼灭国民党军8.3万人，收复城市42座，解放人口近千万，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联成一片。蒋介石想以武力控制东北的企图遭到沉重的打击。夏季攻势过后，民主联军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民主联军针对陈诚的秋季攻势计划
1947年8月初，正当熊式辉信心十足地整军经武之际，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他的东北行辕主任职务，命陈诚前去接任。熊式辉万没想到自己鞍前马后为蒋家父子奔波忙碌了大半生，最后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他后来愤恨不已地对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说：“我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老蒋令陈诚来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老蒋是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还再给他卖命呢？”
熊式辉回到南京后又被蒋介石臭骂了一通，嫌他没有把东北的事情办好。最后只给了他一个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虚衔。熊式辉彻底地失望了，心灰意冷地跑到香港，与几个朋友办了一个“海角钟声”诗社，此后他再也不过问政治，也不为蒋家父子卖命了。1974年1月，81岁的熊式辉孤寂地死在香港。
8月30日，陈诚出席了南京东北人士为他举行的欢送茶会。会上，他发表了赴东北之施政意见。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接到四平已经解围的电报，惊喜道：
“真是奇迹！陈明仁以劣势兵力顶住了比他强大六七倍的共军的攻击，这是黯然失色的黄埔将领中出现的希望之光。让陈明仁携夫人到南京，我要亲自为他授勋。”
当陈明仁携夫人到南京时，多疑的蒋介石听信了陈诚的谗言，不仅未能重用陈明仁，反而剥夺了他的兵权，给了他一个参议的闲职。当时有人举报陈明仁伙同部属贪污了大批库存的粮食。那是巷战正酣之时，陈明仁为了在城中抵挡潮水般的民主联军，情急之下打开仓库将一袋一袋粮食搬到街上筑垒工事。一些装有黄豆的麻袋使陈明仁得以步步为营。据说战后这些粮食再也没有入库，而是被私分了。陈诚为何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呢？
原来，陈诚嫌参谋总长的职务没有实惠，加上他在关内指挥作战屡战屡败，想到东北出出风头，同时可以捞点实惠。他认为杜聿明、陈明仁是他做“东北王”的障碍，因此，将他们设计“请”出了东北。
7月8日，杜聿明在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打击下，病情加重了，以重病之躯是无法应付东北日益混乱的局面，加上国内舆论的压力，杜聿明决定离开东北，到美国治病。
杜聿明到上海后不久，恰逢母亲的生日。他没料到宋美龄亲赴上海祝寿，感动之余，接受了宋美龄的挽留，取消了出国的计划。以待康复之日，为蒋介石再度效命疆场。
8月3日，陈诚正式接替熊式辉的职务，并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
第七十一军的将领全是陈明仁一手培植起来的。陈明仁一走，这些将领纷纷给老上司写信，向陈明仁表示，决不与陈诚合作，白为陈诚卖命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陈诚到东北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取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军事作战由东北行辕直接指挥。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就这样被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给解除了。又憋气又窝火的杜聿明尴尬地在上海医院住了将近1年，直到淮海战役爆发前夕，才被蒋介石重新起用。
陈诚赶跑了熊式辉，挤走了杜聿明，一个人独揽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一些对陈诚没有好感的国民党军将领私下里戏谑地说：“陈诚出马，一个顶俩。”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大志，大肆吹嘘说“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陈诚知道，在东北，军事重于政治，单单玩弄空洞的政治口号解决不了问题。东北问题最终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军队，更需要军队将领对他的支持。所以，他上任后，采取各种手法，讨好东北国民党军各部的高级将领。
在东北的国民党军中，廖耀湘的新六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属于最强的，号称是东北战场的“王牌军”。但新六军在四平解围战中，因在威远堡被东北民主联军击溃而遭到杜聿明的斥责。四平战役结束后，参战各部将领大都因作战有功而得到了勋章，唯独没有廖耀湘的份。陈诚一到东北，就向蒋介石作了专门申请，给廖耀湘和新六军的高级将领们补发勋章，并报请蒋介石批准，提升廖耀湘为兵团司令，以资拉拢。
蒋介石也一心想扶持陈诚在东北作出一点成绩来，对于他提出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陈诚听说阎锡山手下的原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富有守城经验，马上请求蒋介石把楚溪春从山西大同调到东北来，任沈阳防守司令。在扩编了大批部队后，陈诚还嫌东北兵力太少，又向蒋介石请求从苏北把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调到东北战场。这样，连同原在东北的新一、新六军、第十三、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六十、第七十一军和第九十三军，加上新增加的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总兵力在50万以上。与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大致相等。
同时，陈诚还以惩治腐败的名义，撤换了一批高级将领，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先后被陈诚以贪污为名免除了职务，改由他的亲信接任。陈诚还利用保安支队与交警总队合并的机会，把原来的9个保安区司令一起免了职，由他选派的人接任。当时，曾有人劝说陈诚道：“听说总长要将东北各保安司令都撤换了，这样做会有许多部队叛变投向共产党的。”
陈诚满不在乎，口气很硬地说：“谁要投共就让他去投，今天投共，明天我就缴他的枪。”
陈诚认为，杜聿明制定的“全面防御”计划过于消极，使东北的国民党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处境。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策划下，陈诚提出要在6个月内“恢复国军在东北的优势”、“收复满洲一切失地”，并制定了一个“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采取“依托重点，向外扩张，机动防御”的方针，准备在关内有更多的援军到达后，再全面转入进攻，以争取在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
按照这一计划和方针，陈诚以小部队向解放区进行渗透和扩张，同时重点在沈阳、营口、四平、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加强工事构筑，把主力兵团部署在长春、沈阳和沈阳到锦州之间，以军为单位进行守备，以加强对交通线的控制。为此，陈诚在中长路长春至营口一线配置了5个军：新一军驻守长春、德惠、农安、公主岭地区；新六军驻守铁岭、沈阳、抚顺；第七十一军驻守四平；第五十二军驻守营口、辽阳、本溪；第五十三军驻守昌图、西丰、开原。
在北宁线上，陈诚以锦州为重心，在沈阳至山海关地段上配置了第四十九、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等部队。其中，四十九军驻守锦州；九十三军驻守义县、朝阳、北票、阜新一带；一八四师驻扎于沟帮子、大虎山。此外，六十军主力配置于长春外围的吉林、九台地区；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配置于四平外围的梨树、八面城地区；第二○七师配置在沈阳东侧的抚顺、营盘之间；第十三军仍留在热河境内，配置于承德、平泉、隆化、丰宁地区。
针对国民党军的企图和军事部署，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赋予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任务，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发动秋季攻势，以求得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击陈诚的嚣张气焰，迫使国民党军处于更严重的困境中。
民主联军制定的秋季攻势作战方针是：先在南线开始攻击歼灭薄弱地区的敌军，调动中长路北段的守敌南下，为主力部队在北线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战机。具体作战部署是：（一）以第八、第九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一部进击北宁路锦榆段，吸引沈阳的国民党军南下增援；（二）以第七纵队向彰武、阜新、义县地区进攻，配合第八，第九纵队作战；第四纵队一部及南满独立第一师等部向辽阳、鞍山、大石桥一线分散的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以调动中长路北段的国民党军主力南下；（三）北线主力部队于长春、沈阳间展开攻击，相机夺取大中城市，彻底破坏铁路，并引诱吉林、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南下增援，以求得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而后突然包围、孤立吉林，围打援军并相机攻占吉林市；（四）待辽河结冰后，主力部队转移到北宁路锦沈段及中长路沈（阳）营（口）段作战。
鉴于国民党军畏惧被歼，行动变得十分小心谨慎，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在作战时，采取远距离奔袭、向敌占区渗透等多种战术，以迅猛突然的动作从几个方向同时包围歼灭分散之敌，创造围城打援、在运动中消灭敌军的战机。
9月上旬，当民主联军总部了解到国民党军五十师、暂二十二师已分别挺进至建昌以东地区时，立即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开展秋季攻势作战。9月13日夜，民主联军八纵在梨树沟门与敌军五十师遭遇，八纵立刻展开攻击，毙伤敌军1034人，将五十师主力击溃，其残部逃回绥中。
敌暂二十二师见势不妙，于9月15日慌忙掉头东逃。民主联军八纵第二十三师和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一师跟踪追击，于当天黄昏在杨杖子村附近抓住了暂二十二师，将其大部歼灭，共毙、伤、俘敌军3500余人。
陈诚出师不利，一开始就报销了2个师，打通锦承路的计划也因五十师和暂二十二师的惨败而受挫。气急败坏的陈诚又命令四十九军第七十九、第一○五师各派出2个团的主力部队，在军长王铁汉的指挥下，由锦州向杨杖子出击，企图继续实施打通锦承路的计划。
民主联军为诱敌深入，八纵主动西撤到新台边门西北地区，而以刚刚赶到的九纵隐蔽地前进至杨杖子以东，准备阻击锦西方向的援敌并截断敌四十九军的退路。9月19日，当王铁汉率四十九军迷迷糊糊行进到杨杖子地区时，被八纵主力和冀热辽军区独一师包围，民主联军冒雨连夜展开攻击。
陈诚听说四十九军在杨杖子地区被围，立时慌了手脚，急忙命令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派九十三军前去救援。九十三军与六十军都是云南部队，自被调到东北战场后，无论是杜聿明，还是陈诚，都与蒋介石一脉相承，唯恐这两支部队聚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变故，总是把九十三军和六十军分开使用，而且，几乎每次进攻都让这两支部队打头阵，因此引起这些云南籍官兵的极大反感，厌战情绪日益滋长蔓延。九十三军在接到救援四十九军的命令后，并不热心执行，行动起来慢慢腾腾的，在旧门和寺儿堡一线遇到民主联军九纵的阻击后，即驻足不前。
王铁汉在杨杖子苦苦支撑了两天，眼见救援无望，只好于9月22日下午命令部队向南突围，企图打开一条生路。结果，在民主联军八、九纵的穷追猛打下，除王铁汉率200余人侥幸逃出了包围外，其余的1.17万名官兵全部被歼，第一○五师师长于泽林也做了俘虏。第九十三军见王铁汉部已被民主联军歼灭，不等陈诚下命令，一溜烟儿就撤回到锦西、锦州地区。杨杖子战斗，民主联军创造了与敌军伤亡比1∶11的最新战绩。
陈诚两次想打通锦承路的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
快速破坏北宁路
杨杖子战斗胜利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乘胜挺进北宁路锦榆段。陈诚眼睁睁地看着民主联军的两个纵队，以异常轻松的姿态接连拔除了他安插在这一段铁路上的十余个据点，1000余名守军非死即伤。更让陈诚吃惊的是，民主联军竟发动了2.6万名民工，仅用两昼夜，便将锦州至山海关段的铁路全部拆毁，使北宁路陷于瘫痪。
在陈诚到东北之前，北宁路还是畅通的。本想大显身手的陈诚，上任不到两个月，就把北宁路给搞瘫痪了。沈阳的老百姓为此讽刺他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民主联军在辽西作战的连连胜利，特别是规模巨大的破袭北宁路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声势，使辽西和北宁路沿线的形势顿趋紧张。陈诚不得已，只好把他在东北战场唯一一支机动部队——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自铁岭紧急调运到辽西，增援锦州。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沈阳、四平间兵力不足，守备薄弱的局面。民主联军乘此机会，当即决定以第一、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协同作战，歼灭集结在昌图、开原和西丰地区的敌第五十三军。
陈诚这时才明白，他制定的所谓“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不但不能实现，就连杜聿明和熊式辉留给他的这些地盘，他也没有办法守住。
当初，熊式辉在离开沈阳时，曾愤愤不平、咬牙切齿地说：“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老蒋面前失掉的信用。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军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对付的，陈诚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你就等着瞧陈小鬼的好戏吧。”
熊式辉说的这些气话却不幸而言中了。
自1947年9月14日至11月5日，陈诚在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历时50天的秋季攻势作战中，共损失7万多官兵，其中正规军占60%，被生俘者占72%，被击毙或被俘的将、校级军官有94人。此外，还损失了各种口径的火炮1051门，各类枪械7.7万余支，战马5000余匹，还丢弃了15座城镇。此时，陈诚只能把全部兵力收缩在中长路和北宁路沿线的34座孤立的城镇里，他所控制的面积仅有6万平方公里，还不到东北全区总面积的14%。
秋季攻势结束后，民主联军开始休整。在此期间，由罗荣桓提议，经东北局报请中共中央，要求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
这时东北大地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罗荣桓忙于整补部队和进行“诉苦复仇”教育。林彪对部队不闻不问，依旧关在房里，像和尚打坐似地做他每日的“功课”。罗荣桓为了不打扰林彪“面壁”，让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把所有工作一肩挑起。
陈诚也在加紧整补、扩编部队。他以为冬季来临，严寒的气候会暂时阻止解放军的行动，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段时间他显得精神多了，整天昂首挺胸，看起来像高大了不少。尽管他是个矮个儿。
参谋长赵家骧整天忧心忡忡，但他不愿说真话而自讨没趣。只有他知道东北的冬天意味着什么！寒冷的天气和厚厚的积雪阻止不了解放军，他们是一群“亡命之徒”啊！
赵家骧面对窗外纷飞的大雪，独自喝着闷酒。他在心里暗暗咒骂陈诚：“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陈小鬼，你自以为比杜聿明高明，你得意去吧！这个冬天的大雪非把你活埋不可。”
1947年秋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一、东北民主联军战斗序列
（1947年6月）
司令员兼政委：林彪
副司令员：吕正操 周保中 肖劲光
副政委：彭真 罗荣桓 高岗 陈云
参谋长：刘亚楼，第二参谋长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后勤部政委：杨至诚
（一）野战军：
1.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作鹏，副司令员：梁兴初
一师师长：梁兴初，副师长：江拥辉；政委：梁必业；参谋长：丁甘如
二师师长：贺东生；政委：刘兴元；参谋长：叶健民
三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参谋长：曹章
2.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四师师长：陈金玉，副师长：胡继成；政委：李雪三
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凤吾；参谋长：王良太
六师师长：张天云，副师长：冯志湘；政委：吴信泉；参谋长：席庶民
3.第三纵队司令员：曾克林；政委：罗舜初；副司令员：曾国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西元
七师师长：邓岳，副师长：黄沛然；政委：李伯秋
八师师长：左叶，副师长：杨树元；政委：刘光涛；参谋长：叶荫庭
九师师长：徐国失；政委：谭开云 赵振洪；副师长兼参谋长：兰庭辉
4.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
十师师长：杜兴华，副师长：侯世奎；政委：葛燕章；参谋长：寇奎甫
十一师师长：蔡正国，副师长：周光；政委：李秉林；参谋长：杜彪
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参谋处长：李洪茂
5.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杨国夫；政委：赖传珠，副政委：刘其人；参谋长：阎捷三
十六师师长：王东保；政委：郭成柱；参谋长：黄炜华
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副师长：郑大林；政委：徐斌洲，副政委：孙正；参谋长：陈毅斋
十八师师长：王兆相，副师长：黄荣海；政委：陈德；参谋长：刘重桂
6.炮兵司令部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 ；副司令兼参谋长：匡裕民
7.骑兵司令部司令员：贺晋年；政委：张策；参谋长：朱子休
第一师师长：田维杨；政委：朱纪先
第二师师长：靳虎；政委：傅建章
（二）总部直属独立师：
第一师师长：刘转连，副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副政委：李信；参谋长：刘子云
第二师师长：温玉成；政委：李世安（后为张池明）
第三师师长：曹里怀；政委：伍晋南
第四师师长：王奎先；政委：栗在山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员：赖传珠 万毅；政委：陈正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副参谋长：钟人仿；政治部副主任：谭甫仁
延边分区司令员：金光侠，副司令员：徐绍华；政委：谢扶民；参谋长：王波
吉东分区司令员：邓克明；政委：邱会魁，副政委：刘俊秀；参谋长：张贤廷
吉南分区司令员：王效明；政委：杨尚奎 张百春
吉北分区司令员：曹里怀（兼），副司令员：雷震；政委：伍晋南（兼），副政委：李梦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俭珠
独立师师长：赖传珠（兼）；政委：唐天际（兼），副政委：孔石泉
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政委：陈云；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肖华；副司令员：程世才；参谋长：罗舜初 吴克华；政治部主任：莫文骅
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副司令员：肖永久；政委：林一山，副政委：李辉 陈一凡；参谋长：金振钟
安东军区司令员：沙克；政委：刘澜波；参谋长：肖剑飞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副司令员：解方；政委：白坚，副政委：刘培农；参谋长：王作藩
独立一师师长：吴瑞林（兼），副师长肖永久（兼）；政委：林一山（兼）；副政委：陈一凡（兼）
独立二师副师长：兰志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于金山；参谋长：茹夫一
独立三师师长：彭龙飞，副师长：刘子仪；副政委：刘振华；参谋长：曹日章
（三）总部直属军区：
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副司令员：李寿轩；政委：张秀山，副政委：钟子云；参谋长：熊伯涛，副参谋：长王元；政治部主任：黄文，政治部副主任：李世安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刘子奇，副司令员：田松；政委：何伟；参谋长：刘成模；政治部主任：邵衍，政治部副主任：李伟
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副政委：蔡斯烈；参谋长：高鹏；政治部主任：袁升平
一分区司令员：赵东寰；政委：吕明仁（后为刘瑞森）
二分区司令员：马骥；政委：杨易辰
三分区司令员：高体乾；政委：喻平
独立一师师长：王海山；政委：胡秉权
独立二师师长：那钦双合尔；政委：赵石
独立三师（原五师）师长：鄂伦日图；政委：克力更
独立四师（原西满直属独立师）师长兼政委：吴富善；参谋长：朱明清
合江军区司令员：陈伯钧，副司令员：李荆璞；政委：张启龙；参谋长：李英武，副参谋长：石敬平；政治部主任：卓雄，政治部副主任：张如屏
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员：关靖寰；政委：王鹤寿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副司令员：赵承金；政委：刘锡五；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冯志湘
冀察热辽军区（1947年4月15日划归东北局领导）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李运昌；政委：黄克诚，副政委兼主任：黄火青；参谋长：黄志勇
热河军区（领导干部由冀察热辽军区兼）
冀察热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委：刘道生，副政委：富致胜；参谋长：舒行
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副司令员：毕占云 谭国翰；政委：李楚离；参谋长：彭寿生
从1946年底至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得到了迅猛发展，建立了5个纵队，两个骑兵师，总部直属和地方军区直辖独立师12个，总兵力达51万人。
二、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1947年9月）
东北行辕主任：陈诚
东北行辕副主任：杜聿明 郑洞国 罗卓英
1.第一兵团司令：孙渡
九十三军军长：孙渡
暂十八师师长：景阳，暂二十师师长：王世高，暂二十二师师长：龙泽汇，暂五十七师师长：陈天喜
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一八四师师长：杨朝纶，暂二十一师师：长张仲祥，暂五十二师师长：刘伯中
秦葫港口司令部司令：何士礼
暂五十师师长：吴宝云，暂六十师师长：李应华
第一兵团司令部直辖：
保安第二支队（假称一七二师）司令：孔宪荣，东北保安独立一师师长：许家忠，保安第四支队（假称一七四师）司令：于大川，热北骑兵第九支队司令：泌布多尔济，交警第三总队司令：曹身奉，骑兵第三军司令：李自忠 秦靖宇
2.第二兵团司令：陈明仁
七十一军军长：刘安琪
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八十八师师长：彭锷，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暂五十一师师长：许颖
新一军军长：潘裕昆
新三十师师长：文小山，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五十师师长：杨温，暂五十六师师长：刘德
第二兵团司令部直辖：
保安第三支队（假称一七三师）司令：邓士富，保一旅旅长：张汉华，保二旅旅长：金赞中，骑兵独立第四支队（假称骑兵10师）司令：包善一
3.第三兵团司令：周福成
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
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一三○师师长：王理寰，暂三十师师长：刘德裕，暂五十五师师长：王天任
五十二军军长：梁恺
二师师长：罗怒涛，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一九五师师长：陈林达，暂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
第三兵团司令部直辖：
保安第一支队（假称一七一师）司令：孟吉荣，保安第二支队（假称一七七师）司令：高立人
4.第四兵团司令：廖耀湘
新六军军长：李涛
十四师师长：龙天武，新二十二师师长：罗英， 一六九师师长：郑庭笈，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二○七师师长：罗又伦
一旅旅长：陈大云，二旅旅长：张超群，三旅旅长：张片帆
骑兵第二军（直属行辕，暂归第四兵团指挥）军长：王照堃
骑三旅旅长：李荣春，骑四旅旅长：叶剑雄，保安第八支队（假称一七八师）司令：鄂成义，保安第五支队（假称一七五师）司令：刘少峰
5.东北行辕直辖部队：
十三军军长：石觉
四师师长：骆振韶，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八十九师师长：万宅仁，保安第六支队司：令林榴，暂四十九师（后改为四十九军）师长：王铁汉
二十六旅旅长：彭巩英，七十九旅旅长：乔文礼，一○五旅旅长：于泽林
暂五十三师师长：许庚阳，暂五十四师师长：马×选
沈阳防守司令部司令：楚溪春 姜汉卿
松北绥靖总指挥部司令：马占山
第六补给区司令部司令：×××
1947年8月陈诚被调任东北行辕主任后，撤销东北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部，将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整编，编成4个兵团12个军（师）45个师（旅），总兵力达54万人。
冬季攻势实施计划及其简要经过
1947年11月25日，为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出：“为了避免东北民主联军与当时其他党派组织的民主联军相混淆，使我党所领导的武装统一名称，确定从1948年1月1日起，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
在东北野战军组建之前，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认为处于不利战略态势下的陈诚，深怕其主力部队被各个歼灭，因而采取了“集中兵力，固守要点”的方针，将主要力量都集结到沈阳周围和北宁线的锦沈段，企图利用严寒的冬季，休整部队，加固工事，重点防御，以等待关内的援军到达之后再转守为攻。
基于上述的分析和判断，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趁国民党创伤未复、喘息未宁、准备不足、求援不得之际，利用江河结冰便于大部队行动等有利条件，发起冬季攻势作战，集中兵力攻打国民党军固守的大据点，并同时准备对付其前来救援的6至8个师，扩大东北战场的作战规模，使东北战局在1948年能得到全面的改观。
1947年11月16日，林彪、谭政、刘亚楼向各纵队发布了冬季攻势作战指示：
去年冬季，我军曾利用河流结冰失去障碍作用的期间，鼓起全军不怕艰苦的精神，我南北满部队实行了配合作战，结果不仅巩固了南满根据地，而且大量歼灭了敌人，造成了今年夏季和秋季作战胜利的基础。因此，今年冬季我们更必须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有利于我大兵团运动的宝贵时间，实行更大的兵力作战，我军将集中主力七八个纵队统一行动。对较大的目标，我们能集中四五个纵队攻城，还有力量打援；或集中六七个纵队打运动战，还有力量阻击敌人。
我军冒着风雪严寒向沈阳外围的彰武进军
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作战总的设想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陈诚的防御计划，并策应全国其他战场的作战。除在北满留一二个纵队牵制敌人外，把其余的七八个主力纵队集中在一起，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动攻势，力求歼灭国民党军7至8个师。
战役实施计划分成两步来进行：第一步，出击北宁线，歼灭沈阳到锦州沿线及其两侧的敌军；突击沈阳西、北，以主力纵队在沈阳以西、以北的法库、彰武、公主屯等地作战，引诱沈阳、锦州守军出来增援，乘机歼其一部，切断北宁路锦沈段。第二步，转兵辽南，歼灭辽阳、鞍山、营口之敌，断敌海上交通，彻底孤立沈阳。
1947年12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猛烈的冬季攻势。
东北人民解放军二纵、七纵、十纵二十九师，顶风冒雪进军沈阳外围，突然包围法库、彰武等城，并以一部兵力进击锦州、义县地区；一纵、三纵、六纵主力分别插入新民、法库、铁岭、沈阳之间，准备打援；十纵主力抵昌图、开原地区；四纵首先奔袭歼灭辽阳、本溪之间的分散之敌，然后进至辽中地区，会同主力作战。
16日，漫天风雪。陈诚得知法库突然被围，喃喃地问：“今天天气如何？”
参谋长赵家骧回答：“西北风4至6级，气温零下20℃至零下40℃。”
“共军是佯攻，还是……”陈诚惑然。
“杜司令长官马失前蹄正是在去年冬天。冬天是林彪最猖獗的时候，我军将士则要‘冬眠’，而共军是亡命之徒。”赵家骧盯着陈诚道，“应尽快命令新六军和新三军驰援法库吧，晚了就完啦。”
陈诚这才大梦初醒，慌忙打电话给廖耀湘和李涛，下达命令。赵家骧提醒道：“让他们路上当心点。围城打援是林彪惯用的战术。”
17日，七纵一部在法库以南歼灭驰援的敌新三军暂五十九师主力。
陈诚发觉林彪主力集结于沈阳门户，威胁他的大本营，便急令新一军、七十一军、五十三军、新五军等部分别由长春、四平、开原、锦州和辽南等地，往沈阳、铁岭、新民地区，加强沈阳外围防御。
林彪声东击西，以一个师佯攻法库，主力于23日突然包围彰武，28日发起总攻，仅5小时就歼灭敌四十九军七十九师9000余人。
接着，林彪命令部队连续作战一齐扑向沈阳四围的小据点。一时间，沈阳四周炮声连天，市内各级军政官员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安定军心民心，陈诚在1948年元旦发表《告东北军民书》，声称“作战准备完成，东北危险时期已过。”
公主屯战斗中的我高射炮阵地
1948年1月1日，陈诚调集5个军共15个师的兵力，在近100公里的正面，呈扇形向沈阳西北推进，兵分三路；新三军、新六军主力为右路；七十一军、新一军主力为中路；新五军为左路，由新民向法库进击。三路大军，齐头并进。
刘亚楼建议，集中兵力围歼敌人力量较弱的左路，即敌新五军。林彪点头同意。
1月2日，敌新五军在六纵引诱下至公主屯地区时，节节后退的六纵突然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顽强抗击敌步、炮、空的协同攻势。敌新五军猛攻3天，也无法前进一步。这时林彪大军各路纵队纷纷冲杀过来。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见势不妙，急电陈诚，提出放弃原计划，退守巨流河。陈诚举棋不定。郑洞国在一旁闷闷不语，他早看透了这位主帅的“英明果断”。等到陈诚同意陈林达的退守方案时，新五军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
东进到了天罗地网的阿林达，连连向陈诚、廖耀湘、刘安琪等求援。廖耀湘距离不远，但心存恐惧，畏缩不前，不敢贸然去解围。刘安琪率敌七十一军向左翼疾进，解放军将雪堆积起来打结实，浇上水，构成“冰坝”，以之为阵地，顽强阻止。
1月5日拂晓，东北民主联军已改称为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及3个炮兵团按照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部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新五军团团包围于公主屯地区。新五军遂依托村落构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是东北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自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他指挥新五军在东北战场多次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是民主联军的死对头。新五军的装备和战斗力在东北国民党军各部中也属上乘，他们占据公主屯、王道屯、文家台、黄家山等几个小村庄，进行顽强的抵抗。东北野战军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消灭了黄家山等村的敌军，直扑新五军军部所在地文家台村。
穷途末路的陈林达仍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竟然下令将新五军被打死的官兵尸体抬到前沿阵地，构筑一道“肉墙”来抵挡解放军的冲锋。最令人惨不忍睹的是一些还没有断气的重伤员，也被垒到了“肉墙”上。穷凶极恶的陈林达还组织所谓的“军官大队”，向解放军发起反扑，企图在包围圈上打开一道缺口，突围逃生。但他这种孤注一掷的顽抗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1月7日上午，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东北野战军向新五军发起总攻，一举将文家台村的敌军全部歼灭。中将军长陈林达、第四十三师少将师长留光天、第一九五师少将师长谢代蒸全都做了俘虏。
公主屯战役于7日下午结束，东北解放军一举全歼新五军第一九五、第四十三师，共2.02万人，其中俘军长陈林达以下1.3万人。
当得知新五军在公主屯被包围的消息后，陈诚惊得手忙脚乱。此时，他已没有初到东北时目空一切、独断专行的张狂气焰，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营救办法。据东北行辕参谋长赵家骧事后对杜聿明说：
“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豫不决，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6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可是陈诚下一道命令是比较简单的，而1个军的行动就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把军队调到沈阳的。新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消灭得干干净净。”
陈林达被俘后，在受审时曾感叹地说：“共产党军队作战，战术变化莫测，尤其是指战员的勇猛顽强，是无法比拟的。我经过数百次战斗，没有看见这样能打仗的部队。”
公主屯围歼战，东北野战军歼灭新五军军部和2个师，共2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新五军全军覆没，陈诚被吓得浑身发抖，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急忙发电报把蒋介石请到沈阳。1月8日，蒋介石一下飞机，就通知东北国民党军各部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到沈阳开会，追查新五军被歼的责任。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按照陈诚的密报，开口便骂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行动迟缓，救援不力，坐视新五军被共军歼灭，口口声声要对他们进行严惩。
廖耀湘和李涛不服气，双双站起来对蒋介石说：“报告总裁，卑职根本就没有接到救援新五军的命令。”
廖耀湘和李涛语惊四座。蒋介石以诧异的目光扫视了陈诚一眼，陈诚不安地在座椅上扭动了一下身子，推脱说：“我在部署完毕后，由行辕副主任罗卓英下发作战命令。”
罗卓英是陈诚的嫡系亲信，见蒋介石正看着自己，便站起身来，支支吾吾地说：“我是用电话通知的廖司令官和李军长。”
廖耀湘和李涛又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接到书面命令！”
蒋介石追问罗卓英：“如此重大的行动，为什么不下发书面作战命令？”
“这……”罗卓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大冷的冬天竟急出一脑门儿的热汗。
陈诚见蒋介石逼问得太紧，唯恐罗卓英吃不住劲，便站起来，故作沉痛地说：“新五军被共军歼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位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也发现陈诚对他隐瞒了实情，但他又不想处罚自己的这员爱将，便气哼哼地说：“仗正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论过。”说完，起身离席，会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陈诚与妻抱头痛哭，罗荣桓文评“教师爷”无能
新五军全军覆没，蒋介石第四次到东北，在沈阳召开藏书网会议。
蒋介石大骂一通，会议毫无结果，第二天即飞回北平。
蒋介石走了，陈诚见国民党军在东北前途暗淡，已斗志全无，悲观得竟与其妻抱头痛哭。据陈诚办公室某专员透露：蒋介石以专机送陈夫人去沈时，陈诚夫妇刚刚见面，即抱头痛哭，陈氏悲从中来，不禁破口大骂，说：“领袖派我来东北送死，还嫌不够，而今又要你来陪死，真是岂有此理！”由此足见陈诚斗志尽失，无复当初“3月内剿灭共匪”之气概。
陈诚见向北平乞援无望，东北战场上的形势对国民党军极为不利，自己也无回天之力，便急欲跳出东北这个大火坑。
他让夫人谭曼意去南京走“内线”。谭曼意是宋美龄的干女儿，两个女人私交非常深。宋美龄经干女儿一缠，心动了，对蒋介石说：
“辞修（陈诚的字）已经病得没法起床了，东北局面这样乱，赶快换个得力的人去应付。”
“陈诚很令人失望，在东北跟各将领关系不和，是该换了。”蒋介石道，“可谁能扭转东北的危局呢？”
“你看卫立煌怎么样？”宋美龄说。
“看来也只有他了。”蒋介石叹道，“可卫立煌是个不听话的人。”
卫立煌被召回南京，蒋介石让他去东北替换陈诚。
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前排右二）在沈阳视察军事
1月22日，卫立煌飞抵东北。陈诚于2月5日带郑洞国一起飞往南京，让郑洞国在蒋介石面前作证，说东北的危局是因各将领不服从命令造成的，并非他陈诚指挥无能。
陈诚逃离东北战场，引起舆论哗然。特别是东北的高级军政人员和地方知名人士议论纷纷：
“陈诚初来东北不可一世，到了紧要关头就溜之大吉，真是个大草包。”
“他说与沈阳共存亡，沈阳陷落就以手枪自杀，原来是骗我们自杀，他才不自杀呢！”
……
南京的舆论也越来越对陈诚不利，他只好请假到美国治病。
刚到上海，正逢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白崇禧作军事报告时，台下代表纷纷站起，大喊：
“杀陈诚以谢国人！”
“不让陈诚逃往美国！”
“到上海把陈诚扣起来，解京法办！”
“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窜到美国去吗？”
在台上作报告的白崇禧见状，高兴得笑了起来。近来美国人对蒋介石大失所望，正在培植第二势力，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早就被美国人看好。蒋介石对桂系势力的日益膨胀也非常警惕，曾私下对嫡系将领说：
“共产党想要我的命，可是李宗仁、白祟禧不仅想要我的命，还想要我的钱。”
“国大风波”吓得陈诚不敢出国，只好躲进上海联勤总部陆军医院，治他的老毛病十二指肠溃疡。
此时，杜聿明也在上海治病。他还是老习惯，每天收听共产党电台，还让人收集共产党的报纸。他要知己知彼。９9lｉb?现在他突然心血来潮，想了解一下共产党对陈诚离开东北的看法。
于是，他就看到了这篇由罗荣桓亲自修改敲定的《教师爷滚蛋了》：
5日晨10时13分，夜郎自大的常败匹夫陈诚，就夹起尾巴坐着美国飞机，逃出危巢沈阳了。历史是如此无情地嘲弄人，人们还清晰地记得，5个月前，陈诚奉了他的美国主子和贼头蒋介石的“圣旨”，出马东北时，他曾经像“打鱼杀家”中那个“教师爷”一样夸下海口，说什么：“只需6个月即可恢复东北优势”、“我们一定要从共军手中收复满洲一切失地”、“国军在东北的地位获得安全之前是不会回去的……”他决心要在东北住5年。然而曾几何时，这些特等牛皮不仅没有等到5年，仅仅只有5个月，就彻底地遭到破产。曾经跟着摇旗呐喊，捧场打气的蒋美通讯机关，如今也都偃旗息鼓，哑然无声了。如此一个可耻下场，今昔对比起来，真是何等尖锐的一个讽刺！
让我们替这位吹牛皮大家来算一算5个月来一笔无法交代的烂账：丧失城市18座，土地面积6.3万平方公里，人口550万，损兵折将128337名（其中将官30名），损失各种炮1164门，机步枪等59586支……这位常败将军不仅把他来到东北以后新添加的卖命本钱，四十九军和新五军都弄完了蛋，二十一师遭到歼灭性打击，而且还把一一六师等老本钱也都全部送了礼，将战火一直引到沈阳市郊，这就是这个“足智多谋”的蒋匪参谋总长“恢复东北优势”的卓着成绩。
……
杜聿明看完署名“东北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对夫人曹秀清说：
“你们共产党的文章，还是能抓住点子的。”
“你这个人怎么抱着老皇历不放，我早就脱离共产党啦！”曹秀清不满地说。
“我是开玩笑，”杜聿明笑道，“我和陈诚都栽在了东北，这回看卫立煌的啦。”
卫立煌，何许人？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1917年入孙中山卫队当兵，不久调许崇智部任排长。后因参加平息粤军叛变、东征等战役有功，由连长升至旅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中，卫立煌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任第十四军军长，指挥“围剿”鄂豫皖苏区。攻占苏区军政中心安徽金家寨，大受蒋介石嘉奖，将金家寨山镇升县，改名为“立煌”县。当时国内以人名命名的县只有两个，另一个就是中山县。1935年，在国民党五大上，卫立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初期，任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他指挥了山西忻口战役。狠挫了日军的锐气。
令蒋介石心里很不舒服的是，在抗战期间，卫立煌与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卫立煌到延安访问时，目睹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从心里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他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往来，互相帮助，协同抗日。
1943年秋，卫立煌接替陈诚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翌年5月，他率部进入缅甸，与史迪威将军率领的中美联军配合，经过血战，击溃日军，打通了中印公路。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下令以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了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当时，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许多人认为陆军总司令之职非卫立煌莫属。可蒋介石一向疑心病重，抗日战争胜利后，紧接着就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卫立煌虽然是国民党军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战绩卓着，资历很高，但其非黄埔出身，在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八路军过往甚密，自然被怀疑为“赤化”对象，不能信任，不能委以重任。蒋介石仅任命卫立煌为副总司令，委任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
卫立煌对蒋介石这种恶意惩治很是生气，赌气不办理交接手续，但蒋介石已剥夺了他带兵的权力，又用惯用的排除异己的手法，逼迫他携夫人韩权华和两个秘书出国考察。卫立煌出国考察，游历了近1年。
当东北国民党军被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之时，蒋介石想到了卫立煌。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都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论人事关系，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指挥过的，或者是他过去的老部下。
更为重要的是，卫立煌率领远征军打了胜仗，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最近又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军界关系不错，他如去东北，定能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因此，派卫立煌去东北，再合适不过了。
蒋介石连发数封电报催卫立煌回国。卫立煌于1947年12月从国外回到上海。蒋介石立刻召见了他。一见面，蒋介石就提出要派他去东北接替陈诚。
卫立煌连忙推辞说：“辞修（陈诚）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
蒋介石说：“他要是能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
卫立煌人虽在国外游历，但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对东北的情况也了解一些，知道那是一个大火坑，他自然不愿往里跳。所以，不管蒋介石如何劝说，卫立煌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辞不去。
蒋介石没有办法，就叫张群去劝驾。
张群是国民党政学系的首领，有名的巧舌如簧。他见到卫立煌，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讲，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但任凭张群怎样劝说，卫立煌就是不答应。
张群铩羽而归，蒋介石又派顾祝同去劝驾。
顾祝同与卫立煌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早在北伐之前他们两人就在一个师中服役，关系密切。但顾祝同与卫立煌谈了半天，也没有谈出一个结果来。
蒋介石见张、顾都不能劝动卫立煌，于是，又派出更多的说客轮番上门劝说。一时间，卫家门前车马如云，宾客盈门。
陈诚听说卫立煌不肯来接替他，急得如坐针毡，他的妻子谭曼意救夫心切，亲自跑到卫家去求情。谭曼意眼泪汪汪地对卫立煌说：“东北共军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子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都看不到。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请卫先生早日赴东北视事。”
当时，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也在场，谭曼意走后，她十分气愤地说：“救了你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你的替死鬼，这叫什么心理。”
卫立煌的老部下没有一个人赞成他去东北。
曾在第一战区任副官处长和远征军中将高参的陶振武对卫立煌说：“这是陈诚的金蝉脱壳之计。你对东北的形势是怎么估计的？你有什么把握？你和老蒋的关系，比以前去东北的熊、杜、陈三人怎么样？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搞出好结果，你去更不好办。依我的思见，最好是婉言谢绝。”
可此时卫立煌却转变了心意，他的回答大出陶振武的意料，卫立煌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得那么周到。”
陶振武默然而退，心中暗想：“卫老总不甘寂寞，贪迷做官到了这个程度，一定没有好结果，等着瞧吧。”
卫立煌想接手东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一位将军，没有哪个将军愿意离开军队而甘愿赋闲在家的。如果把东北搞得好，那他就是封疆大吏，蒋介石将不得不依靠他；如果搞得不好，凭他与共产党的交情，也不致坏到哪儿去。权衡一下，卫立煌做了两手准备。
卫立煌派人接来了东北军的旧军官、现任第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王理寰在远征军时一次作战失利，险些被枪毙，是卫立煌救了他一命。
卫立煌对王理寰说：“老蒋叫我到东北去跳火坑，我不想去，他一再派人来跟我谈，你看我能去吗？”
“东北已经不行了，你万万去不得。你最好去华北，不要去东北。”王理寰给卫立煌出主意。
卫立煌说：“东北丢了，华北也保不住。华北军队我不熟悉，指挥不灵，不像在东北的军队，大多数都是远征军的人，比较熟悉，使用方便。”
随后，卫立煌又向王理寰了解东北战局的现状、原东北军现在还剩多少人、归哪些人带领、与中央军嫡系部队有什么矛盾等情况。王理寰一一作答，最后告诉卫立煌：“你真要去的话，一定要向总裁要40万人马，不然这个仗没法打。”
王理寰又把他所了解的东北情形一一讲述给卫立煌，卫立煌听了叹了口气说：“国民党军队表面上好看，其实不禁打。我在山西就知道共产党的军队意志坚强，吃苦耐劳，上下一心。陈诚想到东北露一手，真是太不自量了。”
蒋介石听说卫立煌终于同意去东北任职，喜出望外，马上把卫立煌请到他的总统府，笑逐颜开地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现在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负责，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优先解决。”
卫立煌闷闷地听着，一声不吭。蒋介石以为他是怕负东北失利之责，便拍着胸脯向卫立煌保证说：“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这时才表现得十分踌躇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蒋介石马上说：“这个好办，我先给你调拨5个军，你看行不行？至于后勤补给方面，更不成问题，优先补给东北。”
卫立煌没想到蒋介石这一次竟这么痛快、大方，也不好再说什么，便点头答应下来：“那么，我先去看看再说吧。”
蒋介石见卫立煌答应去东北，非常高兴，立即提出他的作战计划。“北宁铁路联系华北和东北两个战区，极其重要。你到东北，最紧要的任务是打通北宁路，先从沈阳打到锦州。你只要把这条铁路打通，别的事情都好办了。”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郑洞国、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为了给陈诚留面子，先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代主任。
谁都知道东北是个大火坑，卫立煌为什么还要往火坑里跳呢？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卫立煌机要秘书的赵荣声作了如下的解释：
正在蒋管区报纸上刊登卫立煌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这条消息的时候，卫夫人韩权华愤怒万分，和卫立煌狠狠吵了一架。自从1945年他们结婚以来，一直和睦相处，相亲相敬，从来没有起过争执。这一回韩权华非常不高兴，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东北快要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哪知卫立煌却回答说：“要革命就不能怕死。干革命的人还能像你们教书的那样风平浪静？”
什么叫“革命”？韩权华听了更觉不顺耳。可是经过卫立煌一解释：“你忘了巴黎的事情吗？……”她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卫立煌和共产党方面有默契，遇到机会就要合作。她想起了卫立煌在巴黎派汪德昭通过某方向中国解放区发电报的事情。那一次起草代电稿子时，考虑把卫立煌的意见由中文翻成法文或者不是那么妥帖，曾让韩权华先把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再请汪德昭翻成法文的。这个电稿的内容她都历历在目。还有，在他们离开法国之前，他看见卫立煌和汪德昭各留一本密电码，派汪德昭继续设法与中国解放区通消息。想到这样一些事，韩权华对于卫立煌所谈的“干革命”，似乎有所理解了。但是，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之中，这个合作怎样进行？那是多么神秘和危险的事情！韩权华将信将疑，但对于卫立煌去东北，则不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了。
1月22日，卫立煌乘飞机抵达沈阳，走马上任，开始抽调人员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卫立煌到东北后，一开始也像陈诚一样，在整训部队、笼络人心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东北的国民党军中有许多人是卫立煌原来的老部下，他首先把原第十四军旧属陈铁找来，委任他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随后又把在长沙闲居的老部下彭杰如召到东北，任命为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副司令，还嘱咐彭杰如说：“我们十四军的老同事，你看还有哪些人，可以多找几个来，好帮帮我的忙。”
陈铁和彭杰如忧心忡忡地问卫立煌：“东北目前的局势非常严峻，我们都担心沈阳能否长期守下去，如果守不下去，我们将会撤退到哪里呢？”
卫立煌心事重重地说：“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的利益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
接着，卫立煌扳着手指头，诉说着沈阳必须固守的理由。说着，他以殷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二位得力的部下，说：“希望你们二位代表我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对于卫立煌话中的意思，陈铁和彭杰如自然是心领神会。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卫立煌一变过去陈诚排除异己的做法和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骄横态度，蓄意拉拢。杜聿明和陈诚在东北的原班人马，他都一律留用，使这些人乐于为自己效命。对于原东北军中的一些老将，如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等人则待之以上宾之礼，经常筵宴，邀请他们讨论东北问题，时时征询他们的意见，使他们乐意与自己合作。卫立煌的这些做法在军政界很得人心，赢得了这些人对他的一致称赞。
1948年3月13日，我军攻克四平，歼敌1.9万余人。
同时，卫立煌一方面催促蒋介石赶快给东北增调援军，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到处抓捕大批青壮年当兵，企图把前一阶段被东北野战军消灭的部队再重新整补起来。为安定军心，卫立煌还下令把各部队高级军官的家属用飞机运送到关内去，以免除这些将领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专心一意地打仗。
在制定作战方针时，陈诚失败的前车之鉴，使卫立煌更加稳重，经过一番研究后，他制定了“固点、连线、扩面”的作战方针。卫立煌对部下们解释说：“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
卫立煌为了“固点”，将吉林守军撤往长春。由于第七十一军主力调往了新民，四平防守空虚，解放军于3月9日进占吉林，13日攻克四平。
仍在上海养病的杜聿明昼夜挂着东北的局势。夫人曹秀清将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从地毯上拾起，揉成一团，说：“卫立煌比起你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嘛，他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
“林彪的冬季攻势刚结束，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本溪、锦州、抚顺几座‘孤岛’啦，“杜聿明感叹道，“卫将军当了陈诚的替死鬼，我真为他捏着一把汗哟！”
“你安心养病吧，别人升官发财也好，天灾人祸也好，都挨不着你的边，管他干什么？”曹秀清说。
“我不管还看什么报，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干什么？”杜聿明说，“校长待我不薄。料他马上就要请我出山啦。”
“你还去东北呀，卫立煌正找不到替死鬼呢！”曹秀清嚷道。
“我当然不会同意再去东北。”杜聿明笑道。
“那你要去哪里？”曹秀清问。
“校长可能会让我去徐州。”杜聿明说。
林彪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毛泽东问他：“一点两面”是什么意思？
通过1947年至1948年春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林彪指挥雄师数十万，纵横驰骋于东北大地，横扫千军如卷席，相继歼灭国民党杜聿明、陈诚、卫立煌3员名将麾下的40万兵力，收复城市77座，将解放区扩展到人口占东北总人数的86%，面积占东北全境的97%，缴获大批美式装备，迫使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
三大攻势中，蒋介石集团驰名中外的远征名将、爱将们在林彪的打击下，纷纷落马，败走麦城，他们率领的铁甲大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而林彪统率的东北大军如东北虎越战越强，日益强大。1947年夏季攻势后，组建了八、九、十纵队。1948年3月，在冬季攻势快要结束时，组建了五、十一、十二纵队。这样，加上炮兵纵队、铁道兵纵队和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至8月，正规部队达70万，加上地方部队，林彪麾下的东北大军共达103万。
从冬季攻势结束到辽沈战役开始，约有半年的时间，打仗较少。“东总”提出了“打长春，大练兵”的口号。部队进行了整训、练兵。这期间，林彪总结了历次作战特别是四平攻坚战的经验和教训。
一些当年曾经参加东北作战的老人回忆说，林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一打败仗，平时少言寡语的林彪讲起来可没完没了，使坏事变成好事。若没有四平的“走麦城”，辽沈战役前的攻坚战大练兵就不会搞得那么深入、彻底，锦州就不可能那么快攻打下来。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林彪曾3次站起来检讨，他说：“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你们没有责任，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另外，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军攻坚技术差，这也是由于我平时缺乏深入研究造成的。”
如此检讨，林彪在大会小会上都要坦然地大讲一番，目的是让全军上下从败仗中振作起来。怎样振作？把教训事无巨细地一条一款摆出来，摆深、摆透、摆个明明白白，然后对症下药，一条条、一款款地理出对策，反复加以提炼。一句话，就是赢要赢得明白，输要输得清楚。
林彪不但抓住自己不放，还注意吸取别的将领和部队过关斩将的经验。1946年9月12日，他拍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军委：
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间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诉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林
在总结作战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林彪提出一些战术，主要有：
一、四快一馒。四快指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溃退后追击要快。一慢指总攻发动时机要慢。慢的时间要用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火力、进行政治鼓动工作，休息。
四快一慢是攻四平教训的总结。攻四平时侦察敌情不仔细，未识破陈明仁借用了日本人的守城战术。另外，林彪认为发动总攻太匆忙了，没做到“一慢”，使很多将士牺牲在陈明仁坚城之中。
二、四组一队。四组是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一队是突击队。这同“三三制”一样，也是队形问题。林彪提出四组一队是解决攻城战巷战中的队形问题，并说明这种分组方法不受四个组的限制，可灵活运用。
三、三猛战术。三猛指猛打、猛冲、猛追。这在北伐战争时间的叶挺独立团就有了。
四、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一种是敌人守，要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如果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打不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打，拖住他，使他拖不起，然后准备好了再大打；再一种是敌人退，那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命令，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追就是了。
加上“一点两面”、“三三制”一共6个战术原则。
此外，林彪还注意战斗作风的养成。他认为，“作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是客观上存在的，可以说每个部队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作风”。他指出，作风的形成除了平时的政治与军事教育外，主要靠实际锻炼。他认为军队需要的作风，是战斗积极性很高，很勇敢，很顽强，动作迅速、能吃苦，严格执行命令，积极的独断专行，自动的协调动作。
在讲积极的独断专行时，他说：“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虽然没有执行命令，但却是服从了上级总的意图。这种意图就是增加胜利，减少失败，这是最高的原则”。“革命的军队应当发扬积极的独断专行，因为这是革命军队的特质。”
林彪指出，这种特质就是：当兵不是为了吃粮，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他说：“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对斗争，应当是很积极的。上面看到的事，我们干；上面没有看到的，应当干时我们也干。”
在东北战场上，把个人的生命看成是沧海一粟，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的奋战者和牺牲者，筑成了林彪的钢铁大军。
林彪的新名词开始连毛泽东都弄不懂，致电问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
林彪回复说：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包围办法，防止敌之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于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于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进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林彪要求部队要敢于刺刀见红，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去，以刺刀刺杀敌人，不敢以刺刀杀敌的不算是最勇敢的部队与战士，我军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
在林彪文雅瘦弱的躯体里，经常喷涌出铁与血的原则。
这些原则在打仗时还真管用。
“林总的重点主义”
林彪对吃穿从不讲究，如他所说的“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他吃的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工作、起居都是在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到火线上，不能说他怕死。
秀水河子战斗前，在法库，一个地主听说来了个“总司令”，请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炖白肉。瘦巴巴的林彪从不吃肥肉的，被劝不过，试着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谈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却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能到有钱人家吃饭了。
其实，林彪的心思根本不在吃穿住这些事上。他对指挥作战、对研究战争的艺术和技术简直着了迷，如痴如醉。打起仗来，一夜一夜地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哪个部队打到什么位置，他一眼就能从地图找到，还能一口气口述几封作战电报。为了打好每次战斗，他总是在踱步、思考，思考、踱步的循环往复中。尤其是在思考问题时，作战以外的一切事情在他心目中都不存在。
他专心作战，或骑坐木椅，或面对满壁地图一坐、一站就是半天。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对作战的部署、利害关系，都计算、权衡得极精、极绝。但对于与军事无关的一切人际、生活上的大小巨细之事，一概不予过问，漠不关心，毫不在乎。
罗荣桓深知林彪的这一特点，幽默地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
林彪不善言谈，与幽默更是天生无缘，从不与人开玩笑，但偶尔也冷不丁儿冒出一两句幽默的话来。
林彪不吸烟，不喝酒，不善交际，不爱玩，也不会玩，除了作战以外，他什么嗜好也没有。在双城，参谋长刘亚楼见他忙于军务，累得不行了，就拉他去打了两次猎，有时候还拉他到哈尔滨去跳舞，他有时去，有时不去。他舞姿平平，舞技根本不见长进。
有一次，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办盛大舞会，专门从双城将着名的“林彪将军”邀请来“增光添彩”。舞间，林彪邀请一个苏联女人，但她嫌林彪是个“三等残废”拒绝了他。林彪本人倒若无其事，他认为人家喜欢的是身强体壮的英俊男子，那是人家女人自己的事，正如我林彪不喜欢与人交往，就坦率地不与人应酬迎合一样，没有什么关系的。然而，在场的中苏双方其他高级官员们见到这种场面，都感到极为尴尬，舞会办得狼狈极了。苏联总领事气得大发雷霆，把他的女同胞臭骂了一顿。
自那以后，林彪基本上不跳舞了。
第四章 先打哪儿
经过1947年至1948年冬季攻势，东北野战军已无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锦州3点上选择大战来打。此时，林彪的对手卫立煌是一员资格比陈诚更老的将领。
卫立煌总兵力此时为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上地方杂牌部队，共计55万人。他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在长、沈、锦3个地区集中了重兵，具体部署为：长春，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10万军力驻守；沈阳及其卫星城市本溪、抚顺、铁岭、新民地区，30万兵力，由卫立煌直接指挥；锦州、锦西，15万兵力，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率领。
这三块都是硬骨头，到底从哪一块下口呢？林彪在双城指挥所里反复比较、思索。
此时，东北野战军当时已发展到12个步兵纵队36个师，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个坦克团，共7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33万人，总兵力达103万人。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构想。先打哪儿？毛泽东与前线总指挥官林彪意见不同。是先打长春还是南下北宁线、先打锦州？毛泽东与林彪有着不同的意见与争议，且一争就争了好几个月。
辽沈决战前敌我双方战斗序列
一、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
（1948年9月）
司令员：林彪
政委：罗荣桓
参谋长：刘亚楼
政治部主任：谭政
后勤部部长兼政委：钟赤兵
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政委：肖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独立一师师长：杨树元；政委：蔡炳臣
独立二师师长：左叶，副师长：师建章；政委：焦若愚；政治部主任：刘友光
独立三师师长：李金才；政委：兰庭辉；参谋长：李佩之；政治部主任：王屏
独立四师师长：王子仁 刘子仪；政委：方虎山；参谋长：卢哲用；政治部主任：洪林
独立五师师长：王家善，副师长：唐仕林；政委：谢甫生
独立六师师长：邓克明，副师长：金宇 马逸飞；政委：钟人仿，副政委：祝世凤；参谋长：刘苏；政治部主任江学彬
独立七师师长：罗华生，副师长：程启文 余勋光；政委：邱子明；参谋长：刘可天；政治部主任：童浩生
独立八师师长：王明贵，副师长：蔡久；政委：邹衍；政治部主任：桂生芳
独立九师师长：廖仲符，副师长：罗文华；政委：钟民，副政委兼主任：谭文邦；参谋长：冉泽
独立十师师长：赵东寰，副师长：邓忠仁；政委：崔国辉，副政委：蔡明；参谋长：王玉峰；政治部主任：江腾蛟
独立十一师师长：王效明，副师长：李德山；政委：宋景华；参谋长：康干生；政治部主任：王海清
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兼），副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黄克诚（兼）；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独立四师师长：李道之；政委：王晓生；参谋长：莫异明；政治部主任：侯全智
独立五师师长：赵文；政委：袁耐冬
独立六师师长：韩梅村，副师长：周志飞；政委：钟辉；政治部主任：邹日清
独立七师师长：陈宗坤；政委：谢明；副师长兼参谋长：杨力；副政委兼主任：曾凡有
独立八师师长：朱军；政委：陈志彬
炮兵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朱瑞，副司令员：邱创成 贾陶 苏进；副司令兼参谋长：匡裕民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员：曹里怀；政委兼主任：梁必业；参谋长：杨尚儒；政治部主任：吴岱
一师师长：江拥辉，副师长：杨大易；政委：黄玉昆；政治部主任：李继太
二师师长：贺东生，副师长：唐青山；政委：王树君；参谋长：李忠信；政治部主任：李欣
三师师长：刘贤权，副师长：曹灿章；政委：方国南；政治部主任：李伟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政委：吴法宪；参谋长：王良太 ；政治部主任：李雪三，政治部副主任：贺大增
四师师长：胡继成，副师长：郑本炎；政委：李世安；参谋长：蓝桥；政治部主任：沈铁兵
五师师长：吴国璋；政委：石瑛；参谋长：汪洋；政治部主任：晁福祥
六师师长：张竭诚，副师长：赵永夫；政委：李少元；政治部主任：吴书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曾国华 沙克；政委：罗舜初，副政委：刘西元；参谋长：何振亚；政治部主任：卓雄
七师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参谋长：荀在松；政治部主任：刘振华
八师师长：宁贤文，副师长：杨树元；政委：刘光涛；参谋长：叶荫庭；政治部主任：张玉华
九师师长：郑大林，副师长：张海棠；政委：李改；参谋长：祝顺明；政治部主任：郑为之
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胡奇才；政委：莫文骅，副政委兼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
十师师长：蔡正国；政委：李炳令；参谋长：张捷勋；政治部主任：何瑛
十一师师长：田维扬，副师长：刘善福；政委：吴保山；参谋长：郭家洛；政治部主任：李毅
十二师师长：江燮元，副师长：卢燕秋；政委：潘寿才；副政委兼主任：张秀川；参谋长：李洪茂
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副司令员：吴瑞林；政委：刘兴元，副政委兼主任：唐凯 ；参谋长：罗文；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十三师师长：徐国夫，副师长：翟毅东；政委：李辉；参谋长：苏克之；政治部主任：胡寅
十四师师长：彭龙飞；政委：丁国钰；参谋长：茹夫一；政治部主任：赵炳梓
十五师师长：王振祥；政委：何善远；政治部主任：车学藻
第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杨国夫 李作鹏；政委：赖传珠，副政委：刘其人；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
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兼），副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副师长兼参谋长：冯精华；政治部主任：刘锦屏
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副师长：李培功；政委：徐斌洲；参谋长：陈毅斋；政治部主任：杨伟
十八师师长：阎捷三，副师长：黄荣海；政委：袁克服；副政委兼主任：孙正；参谋长：周明国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吴富善，副政委兼主任：谭甫仁；参谋长：高体乾，副参谋长：张松涛
十九师师长：徐绍华，副师长：黄忠诚；政委：邓东哲；参谋长：邵震；政治部主任：姚国民
二十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钟明锋；政委：罗友荣；参谋长：张槐礼；政治部主任：姚仲康
二十一师师长：李化民，副师长：王春萱；政委：朱民亲；参谋长：杨骥
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副司令员：张天云；政委：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段德章，政治部副主任：林忠照
二十二师师长：吴烈，副师长：郑寿才；政委：谢明；参谋长：韩仰山；政治部主任：钟池
二十三师师长：钟明彪；政委：谢家祥，副政委兼主任：任荣；参谋长：孙晓水
二十四师师长：丁盛，副师长：吴瑞山；政委：韦祖珍；参谋长：刘江亭；政治部主任：任思忠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参谋长：袁渊；政治部主任：王逸群，政治部副主任：雷永通
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副师长兼参谋长：吴华；政治部主任：江洪海
二十六师师长：肖全夫；政委：李振声；参谋长：吴文华；政治部主任：周华彪
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副师长：朱日亮；政委：王文；参谋长：戴天翔；政治部主任：杨亚中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员：方强；政委：周赤萍；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孔石泉
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副师长：颜德明；政委：晏福生；副师长兼参谋长：刘子云；政治部主任：李大同
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副师长：蒋克诚；政委：陈法洪；政治部主任：彭庆云
三十师师长：叶健民；政委：张百春；参谋长：赵黎平；政治部主任：赵平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副司令员：周仁杰；政委：陈仁麒；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杨春甫，政治部副主任：李渤
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参谋长：宋映；政治部主任：李直
三十二师师长：李光辉，副师长：曾威；政委：刘禄常；副政委兼主任：武振刚
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兼），副师长：何廷一；政委：钟文法；参谋长：夏新民；政治部主任：吴彪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副司令员：熊伯涛；政委：袁升平；参谋长：王亢；政治部主任：陈志芳，政治部副主任：周彬
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政治部主任：高先贵
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副师长：李光汉；政委：栗在山；政治部主任：齐渭川
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副师长：郑贵卿；政委：王建中；参谋长：席庶民；政治部主任：沈东屏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兼）；政委：邱创成（兼），副政委：刘登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匡裕民（兼），副参谋长：张志毅；政治部主任：吴涛
铁道纵队局长：黄逸峰；第一副局长兼参谋长：李寿轩；第二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何伟；第三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武可久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组成单独的领导机关后，下辖两个兵团、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总兵力达70万人。
二、东北军区战斗序列
（1948年9月）
司令员兼政委：林彪
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陈云 李富春
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高岗；副司令员：吕正操 周保中 肖劲光
参谋长：刘亚楼 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司令部第一处处长：苏静，第一副处长：石敬平，第二副处长：丁甘如
第二局局长：曹祥仁，副局长：钱江
第三处处长：张瑞，副处长：程明陞；政委：朱虚之
第四处处长：何敬之
第二处长：胡云生
第五处处长：苏静（兼），第一副处长：赵维刚，第二副处长：刘成模
机要处处长：黄友凤，副处长：莫春和
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余再励，副部长：杜平
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副部长：陈亚丁
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副部长：佟磊 谢甫生
联络部部长：周桓（兼），副部长：王央公
秘书处处长：李林
后勤部部长：李富春，副部长：贺诚
秘书长：朱理治
政治部主任：周桓（兼），副主任：陈林
军工部部长：何长工，副部长：江泽民 韩振纪 王逢源
军需部部长：杨至诚，副部长：张永励 魏廷槐
经理部部长：陈林（兼），副部长：张济民
卫生部部长兼政委：贺诚（兼），副部长：戴济民
政治部主任：戴文彬，政治部副主任：周越华
军械部政委：张瑞德，副部长：刘岱
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兼），副校长：倪志亮，副政委：吴溉之，副教育长：曾国华
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兼），副校长：常乾坤；政委：吴溉之（兼），副政委：王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蒋少卿
工兵学校校长：唐哲明，副校长：李荫南 陈正峰；政委：李雪炎；政治部主任：王燕时
炮兵学校校长：贾陶（兼）；副教育长：廖政武；政治部主任：吕清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李运昌；政委：黄克诚，副政委：黄火青；参谋长：黄志勇，副参谋长：王智涛；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政治部副主任：刘随春
热河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兼）
热东（十八）分区司令员：周家美；政委：王国权
热中（十九）分区司令员：刘兴隆；政委：强晓初，副政委：曹德广；参谋长：田长江
热北（二十）分区司令员：罗云，副司令员：邱仁华
热辽（二十一）分区司令员：欧阳家祥，副司令员：徐乃斌；政委：马戴，副政委：孙文采 李东冶；政治部主任：王明正
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副司令员：谭国翰；政委：吴德，副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兼参谋长：彭寿生，副参谋长：杨文模；政治部主任：何兰阶
十二分区司令员：张书祥，副司令员：杨思禄
十三分区司令员：李雪瑞，副司令员：刘守仁；政委：王世煜；参谋长：江鸿照
十四分区司令员：曹致福，副司令员：张更生
十五分区政委：胡继宗，副司令员：陈云中，副政委：曹文斋
冀热察军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牛树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苏致胜；参谋长：刘凯 李灿
热西分区司令员：钟辉琨；政委：韩纯德，副政委：王平水
冀察分区政委：葛琛；副司令员：唐家礼；副政委：阎子庆；政治部主任：朱利
察北分区政委：梁振中，副司令员：乌献文，副政委：张健 苏克勤
骑兵师师长：何能彬，副师长：卜云龙；政委：林茂元；政治..部主任：刘克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泽（即乌兰夫），副司令员：王再天 那钦双合尔；参谋长：吉合；政治部主任：方知达，政治部副主：任廷懋
骑兵一师师长：王海山；政委：胡昭衡，副政委：旺丹；参谋长：额博勒图；政治部主任：德勒格尔
骑兵二师师长：白音布鲁格；政委：胡秉权，副政委：都固尔扎布；参谋长：丹森宁布；政治部主任：巴图
骑兵十师师长：孔飞，副师长：阿民布和；副政委：乌力吉那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昌
骑兵十一师师长：乌力吉那其尔，副师长：乌思启；政委：关保扎布，副政委：泌力格巴特尔；参谋长：杨森扎布
骑兵十六师师长：李秀山，副师长：寒峰；政委：刘景平；参谋长：云麟；政治部主任：陈赤虹
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政委：张策，副政委：李德仲；参谋长：朱子休；政治部主任：黄文，政治部副主任：季铁中
合江军区司令员：杨梅生，副司令员：李荆璞；政委：张启龙；政治部主任：李信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员：关靖寰；政委：王鹤寿 ；参谋长：李英武；政治部副主任：黄惠良
黑河分区司令员：王钧；政委：林一心；政治部主任：赵承丰
嫩江军区司令员：朱涤新，副司令员：赵承金 潘朔端；
政委：刘锡五；副司令兼参谋长：冯志湘；政治部主任：孙志勇
辽宁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副司令员：边章伍；政委：张秀山，副政委：林一山；参谋长：金振钟；政治部主任：谭开云，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冶
一分区司令员：叶声，副司令员：刘金山；政委：杨春茂；参谋长：叶心；政治部主任：黎映林
五分区司令员：翟毅东 李忠志，副司令员：杨春；政委：焦若愚；参谋长：蒋树
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第一副司令员：赵杰，第二副司令员：高鹏；政委：陶铸，副政委兼主任：彭嘉庆；参谋长：黄思沛；政治部副主任：邱先通
一分区政委：刘瑞森；副司令员：赖金池；副政委：冯志祥
三分区司令员：蔡斯烈；副司令兼参谋长：李士廉
五分区政委：刘莱夫；副政委兼主任：徐明
昭盟军事部部长：燕蔷，副部长：董庆云
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江华；参谋长：侯世奎；政治部主任：赵正洪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参谋长：雷震，副参谋长：邱会魁；政治部主任：刘惠农，政治部副主任：谢扶民
延边分区司令员：刘建平；政委：孔原；副司令兼参谋长：余能胜；政治部主任：马经儒
1948年9月7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野战军司、政、后分开，各专其责。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军区与野战军分开后，军区下辖1个二级军区（即冀察热辽军区）、12个三级军区、4所军事学校。军区所属各部总兵力达33万余人。
三、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1948年9月至11月）
东北“剿总”司令部
总司令：卫立煌
副总司令：杜聿明（10月）郑洞国 范汉杰 梁华盛 孙渡 万福麟 张作相 马占山 陈铁
参谋长：赵家骧
副参谋长：宋子英 郝家骏 姜汉卿 袁克征 彭杰如
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兼），副主任：贺奎；参谋长：唐云山 李汝和
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参谋长：董汉三
九十军军长：盛家兴，副军长：龙泽汇；参谋长：殷开本
暂十八师师长：景阳，副师长：许义浚 保如光
暂二十师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 赵景高
暂二十二师师长：李长雄，副师长：苏锦泰 赵思齐 瞿琢
一八四师师长：杨朝纶，副师长：舒秉权
新五军军长：刘云瀚，副军长：范玉书；参谋长：裴治镕
二十六师师长：张越群，副师长：何卓
暂五十师师长：罗先之
暂六十师师长：陈膺华，副师长陈琨
新八军军长：沈向奎；参谋长：李文昭
暂五十四师师长：黄建镛，副师长：张勋哉 云茂奎
暂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副师长：梁炳芳
八十八师师长：黄文徽
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参谋长：杨中藩
八师师长：周文韬，副师长：施有仁
暂五十七师师长：朱茂榛 廖楚藩
一九八师师长：张纯
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兼），副司令官：曾泽生 彭杰如；副参谋长杨友梅
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
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克立
暂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
暂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
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兼），参谋长：徐树民
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副师长：任孝宗
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副师长：李佐
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参谋长：蒋希斌，副参谋长：赵蕴奇
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兼），副军长：赵镇藩；参谋长：郭业儒
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副师长：王冠英
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副师长：毛芝荃
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副师长：夏时
六军军长：罗又伦，副军长：戴朴；参谋长：黄定兴
一九五师师长：罗莘求
二○七师师长：戴朴（兼），副师长：赵侠
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参谋长：杨焜
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副军长：杨焜（兼）；参谋长：李定陆
十四师师长：许颖，副师长：董觉民
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
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副师长：李平
新六军军长：李涛，副军长：刘建章；参谋长：黄有旭
新二十二师师长：罗英，副师长：周璞
暂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
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
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副军长：文小山；参谋长：陈时杰（代）
新三十师师长：文小山（兼），副师长：谭道善
五十师师长：杨温，副师长：罗锡畴 陈时杰 陈坚
暂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副师长：谢树挥 徐继章
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副军长：陈衡；参谋长：周声夏
七十九师师长：何际元，副师长：赵明义 陈星樵
一○五师师长：邹玉侦，副师长：袁冠南
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副军长：平尔鸣；参谋长：廖传枢
二师师长：平尔鸣 尹先甲 郭永和，副师长：罗永年
二十五师师长：李运成
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副军长：熊新民；参谋长：王多年
八十七师师长：黄炎，副师长：王卓超
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副师长：马鹤锋
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副司令官：刘春岭；参谋长：张伯权
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副军长：张琛；参谋长：谢义
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
一五一师师长：陈植，副师长：陶相甫
一五七师师长：何宝松
九十二军
二十一师师长：李荻秋，副师长：吴冠军
三十九军军长：王伯勋，副军长：程鹏；参谋长：张季
一○三师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
一四九师师长：张家宝，副师长：刘体仁
独立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副师长：郭栋
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司令：徐梁，副司令：王昭堃；参谋长：关邦杰
东北“剿总”直辖部队：
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张廷孟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梁序穗
交警第二总局局长：冯圣法
第六补给区司令：刘耀汉
军运指挥部指挥官：牛月村 黄克明
秦葫港口司令部司令：何世礼
松北五省绥靖区总司令：马占山（兼）
沈阳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梁华盛（兼）
东北国民党军经过卫立煌重新整编，至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共计14个军44个师（旅），14个特种兵团，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达55万余人。1948年10月间，第六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九十二军（实际只来1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调至葫芦岛，归第十七兵团指挥。此时东北国民党军为17个军51个师（旅），60余万人。
决战前夕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辽沈决战前，即于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西柏坡是一个小山村，滹沱河水从村前流过，沿河西上是太行山，顺流而下是华北大平原。抗日战争时期，西柏坡曾被誉为“抗日模范村”。
1947年3月，刘少奇、朱德依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将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刘少奇到达晋察冀边区后问聂荣臻：“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聂荣臻说：“这个传说出在平山，那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它的位置在太行山与华北大平原衔接的地方。从抗战开始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不过，平山的面积很大，东靠石家庄，西与山西接壤，中间或靠东一些为合适。”
5月，朱德派他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旺臣，从平山县城沿滹沱河逐村勘察后，一致看中了西柏坡村。这里依山傍水，处在山区与平原的接合部，能进能出，能攻能守。他们向刘少奇、朱德作了汇报。
6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村。7月12日，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6人正式成立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工校，校长为胡服，即刘少奇）。
在这之前，即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65名同志由城南庄到达西柏坡。5月27日，毛泽东又来到这里。五大书记会面后，中央前委、中央后委和中央工委自行撤销。为对外保密，称“劳动大学”，中央领导仍用过去的化名。
此时，毛泽东胸有宏略，情绪高昂，全身心地在关注全国战场的发展变化，决定与蒋介石展开决战，并且把首场决战放在东北。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号召。为此，会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500个旅，共歼敌750万人的宏伟目标，并规定了必须每年歼敌100个旅的任务。
他认为，由于军事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预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把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此时，与毛泽东心情相反，蒋介石坐在石头城里，愁思万缕，唉声叹气。一天他拄着手杖，披着那件避弹大氅，来到江边，低头沉思。这一阵局势更紧，洛阳、四平、周村等12个重要据点竟在一天之中同告失守，实在令人焦心，而这些失去的城镇中，四平、永吉、小丰满和洛阳且是有现代化永久防御工事的坚城；沭阳、涟水、阜宁是交通联络的中心据点；张店、周村是济南大城市的外围防线；永城是徐州外围的重要据点；莱芜、新泰、蒙阴是津浦路和胶济路交通干线的侧翼；延安与西安之间的甘泉、鄞县、中部、宜君等地在交通联络上都很重要，也都丢失了。
蒋介石望着长江，长叹一声，在警卫的护卫下来到中央训练团“训话”。一到会场，不待主席致词，就血脉贲张，声音颤抖，沉痛地说：“我们年年开会，月月开会，我不知道我们开会有什么用处！前方军事失利，各地行政腐败，再闹下去，我们明年今日能不能还在这里开会，都很难说。”
台下众官员大吃一惊。只见蒋介石眼都气红了，还在使劲地骂道：“如果你们再不改，不久之后，我就要做俘虏，你们也要做战犯，我们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你们为什么这样腐败颟顸，目无法纪！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敌人？他们决定做什么，就全心全力去做，认认真真地去做，而你们又怎样呢？”蒋介石右拳在桌上擂鼓似的敲着：“我们的党员奉命去做一件工作时，就只听其自然，甚至什么都不做，只知道以权谋私！”蒋介石越讲越有气，忽感到周身乏力，天旋地转，连忙示意侍卫架着他回家了。
蒋介石回到卧室，浑身发冷，心头更加颓唐。他缓缓起立，怅望窗外，感到未来的战场态势，将是：华北要变成今日的东北和西北，华中变成今日的华北，而华南变为今日的中原，正如长江浪涛，后浪推前浪，一个新的战场展开，而另一个旧的战场就告消逝。今天的东北战场，是一个个孤岛在沉没；今天的华中战场是由面而分割为片，再由片缩小为点，形成孤岛，这景象眼看就要接踵南移，“分区作战”也难以固守，发展到最后，又将如何呢？越想越感到愁眉不展，越感到对前途失去信心。
面对着如此动荡的战局和疲倦不支的身体，蒋介石颇想到庐山换换环境，但又感到此时此地离开首都，是否合适？而庐山是否安全，也成问题，越想越烦，越想越气。宋美龄对此却不以为然，她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不必怄气。美国总统在局势紧张时照样钓鱼打猎，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反给人一个安定的印象。至于庐山是否安全，我看不大靠得住。长江洪水成灾，上山瞧了不舒服，再说是否会影响交通，也很难说。不如到莫干山去散散心。”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就带着老婆、儿子前往杭州了。一路上，蒋介石沉言寡语，他突然感到近来自己老多了。正是：举目望去，乌云瘴气，展望未来，不堪设想。面对着眼下的败局，怎能不使他焦心如焚呢！
毛泽东“关门打狗”设想的提出
身居西柏坡的毛泽东，对东北决战，什么时间、打哪里，早在1948年2月7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从毛泽东在电报中的提法来看，“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当时还只是一种设想。毛泽东发这个电报的当时，东北我军的冬季攻势正在进行，攻占辽阳、鞍山、本溪、营口的战斗刚刚展开，沈阳、长春、锦州、四平、吉林等战略要地仍为国民党军固守，并且蒋介石新委任的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刚刚走马上任。
东北局势究竟朝何方发展？东北敌情有无变化？毛泽东从全国战局出发，预设了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两种可能，据此提出了东北我军作战的两个方向。毛泽东关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就是从这“两种可能”和“两个方向”出发进行战略思考和分析的必然结论。
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第一种可能，是撤离东北。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蒋介石决定不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蒋介石自身来说，仍持控制东北的妄想，一方面是从政治利益考虑，另一方面是不甘心东北的失败。从蒋介石手下的将领来说，就是怕负丢失东北的责任。从全国战局来说，人民解放军也没有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或者说人民解放军给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还没有达到迫使蒋介石从东北撤兵的程度。毛泽东在分析蒋介石决定不撤离东北时，当时主要是从军事方面考虑的，因此，毛泽东说：“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正是从军事方面考虑，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后便指出，如果东北我军在今后作战中再打几个大胜仗，如果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率领的晋察冀我军出平绥，出冀东，如果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渡江南进，在福建、浙江、江西诸省创建新的解放区，那么全国军事形势必将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毛泽东估计全国战局的改观为时不远，因此估计国民党从东北撤兵的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些。据此，毛泽东希望东北我军“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第二种可能，是固守东bbr>.北。毛泽东明确指出，“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这种可能中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国民党军队暂时能与我军抗衡，能够固守东北；二是东北我军强大得使东北国民党军无法撤离东北，能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毛泽东在分析此种可能时，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即排除了国民党军能够固守东北的可能性，而将东北我军能否强大得使东北国民党军无法撤出东北这个问题提到东北我军的面前。
依据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两种可能，毛泽东提出了东北我军今后作战的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是截断沈阳与长春的联系，孤立长春之敌，为消灭长春之敌创造条件。而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是孤立锦州之敌，为歼灭锦州之敌，关闭东北大门创造条件。
毛泽东关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尽管在当时是一种设想，但是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对全国战局和东北战场进行深层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从全国战局来看，战局正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蒋介石的各个战略集团正处在被人民解放军的分割之中，如果不封闭东北大门，而让东北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撤入关内华北、华东地区，就会使国民党的军队相对集中，使这些地区国民党军队所占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这无疑会增大这两个地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难度，从而延缓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如果关闭东北大门，不仅分割蒋介石战略集团的目的达到了，而且也缓解了华北、华东地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困难。
从东北战局来看，东北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关闭东北大门，将国民党东北军队予以各个歼灭。尽管东北我军的力量并没有占绝对优势，或许战场情况还有新的变化，但毛泽东的这一构想，体现了作为战略家的战略眼光，从毛泽东在电报中的分析来看，也体现了他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军事原则。
林彪为何执意要攻打长春？
哈尔滨往南火车第一个停车站，是一个叫双城的小镇。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就设在双城的一个青堂瓦舍、古色古香的大宅院里。东西两个跨院，西院为参谋长，东院住林彪。
林彪面对墙上地图，视线从长春移到锦州，再从锦州移到长春。然后背起手，在室内踱步沉思。每次大战之前，林彪都要在地图前长久地踱步沉思。
作为军事指挥员，他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想清楚。
长春距北满根据地较近。先打长春便于集中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如果敌人增援或突围，在漫长的300公里范围内，也便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下长春之后，解除了后顾之忧，更便于集中兵力向南作战。
但是，早在冬季攻势尚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为此，要考虑南线作战，首先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此方案，即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人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是中间突破，使两翼的卫立煌和傅作义均相互孤立。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总是从全局高度观察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东北，他想到华北，想到全中国。他的思路沿着连接东北、华北的北宁线铁路大动脉运动。
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咽喉要地，是其与华北联系的战略要冲。
可林彪对到敌人要害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有顾虑，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再像1947年攻四平一样，定将影响战局。如果打长春，可拖住沈阳的敌人。
四平攻坚失利的阴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林彪。
林彪在东北打的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西平攻坚战。
锦州有重兵把守，且工事坚固，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四平？
林彪认为锦州城防工整坚固，又有15万重兵把守，如果像夏季攻打四平那样，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将造成被动。四平撤退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部队基本上是轻装。要打15万人设防的锦州，必须有大规模的重武器和六七十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空或遭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将要丢给敌人，部队就难以安全撤离战场，而陷于危险境地。
林彪不愿冒险攻锦州，他认为长春之敌最弱，又离解放军后勤基地最近，长春与沈阳相距五六百公里，沈阳之敌出援困难，且远水难救近火。于是，林彪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打长春。那时林彪在东北已经树起了“军事权威”的形象，他确定的军事方案，一般是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虽然东北局对下一步军事行动进行了反复讨论，但是最终定下的还是林彪的方案。
4月18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署名的报告，可以说它主要反映了林彪对下一步作战考虑的结果。报告中说，东北野战军集结9个纵队，采取攻城打援手段，进行长春战役，第一步实行围城，如能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为防止锦州范汉杰兵团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林彪建议，晋察冀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牵制敌人，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仗。关于向南作战问题，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报告说：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实际上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适宜。他要把华北的部队也拉到他的指挥之下。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在林彪已不只一次。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听见部下有反对意见就发火，骂娘。
毛泽东把燃着的一支烟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道：“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他胆子太小，二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多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
周恩来看了一会儿电报，道：“主席，我看只能原则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道：“也只好如此了。”
在战役指挥上，毛泽东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因为他们对战场有实际感受。如果自己正确的意见一时不被下级接受，毛泽东总是耐心说服与等待。
毛泽东同意打长春，同时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实际上是批评林彪的畏难情绪。
5月下旬，林彪以两个纵队从东、西、南三面向长春攻击，歼敌6000余人，攻占郊区大房身机场。但由于守军设防坚固，解放军战斗组织不够周密，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没有实现预期目的。这时，才感到长春守敌的战斗力和防御工事比原来估计的要强，不是一个猛攻可以打下的。于是向中央军委报告说：经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议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的信心并不甚高，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
毛泽东亲笔起草给予林刘罗的指示电围，待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
林彪是军事家，对作战想得很细，心细如发。毛泽东是战略家，他考虑全局的需要，往往不过分拘泥于细节。
毛泽东凭着战略家的预感，认为只有南下北宁线，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华北的联系，全歼东北守军，才是上策。
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都感到锦州的重要。
6月5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正式攻长春；第二，以少数兵团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和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对长春以2至4个月较长时间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他们认为，执行第一个方案，目前还无把握，执行第二方案，将会遇到敌人集中不好打和粮食补给不足的困难。而第三方案除了多费去几个月时间外，没有其他坏处，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所以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
毛泽东复电基本上同意第三个方案，同时又一次力图把林彪的注意力引到南下作战上。他提醒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3至4个月的时间里，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批准一个与自己意见相悖的作战计划
林彪将作战方向指向长春，与毛泽东的构想相悖，但毛泽东还是批准了林彪攻打长春的计划。毛泽东为什么批准一个与自己的要求相悖的作战计划？
首先，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很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教育我军各级指挥员要充分尊重下级指挥员的意见，甚至尊重战士的意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这是我军战斗力不断提高的生生不息的源泉。自从林彪到东北战场指挥作战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很尊重林彪的意见，即使林彪不贯彻他的作战意图，毛泽东也未予计较。
其次，东北国民党军队撤离东北的态势尚不明显。蒋介石，特别是卫立煌有固守锦州、沈阳、长春三大城市以待时局发展的侥幸心理，或许攻打长春还不足以促使蒋介石痛下撤离东北的决心，卫立煌还可能从沈阳增援长春，东北我军可望围城打援。
第三，毛泽东的构想是一种战略决战的构想。尽管东北战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但全国性的战略决战的时机并不成熟，我军还处在战略进攻中。就是说，此时的毛泽东在筹划着战略决战，但并没有将战略决战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还在等待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军指挥员对战略决战认识的进一步提高。或者说毛泽东只是希望战局朝着有利于战略决战的方向发展。因此，当林彪等东北局领导人觉得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有利，并且可望攻克长春时，毛泽东就同意先打长春。
1948年4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明确表态：“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5页）还根据林彪等的建议，毛泽东派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率晋察冀我军“以3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并于同日向晋察冀野战军布置了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
但是，毛泽东在明确同意先打长春的同时，也对林彪等东北局领导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并且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关注战略决战的心情跃然纸上。
毛泽东对林彪南下拖延不决大为不满
1948年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将东北局常委新讨论后的作战方针报告了中央军委，认为长春守敌10万以上，工事坚固，粮食可依靠空运接济，我军攻长春和打援不能兼顾，因此主张“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并提议：“到8月中旬，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第十一、第九、第四纵队用牵袭手段包围和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五城主攻，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
1948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并告东北局，指出：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
南下作战方针是确定了，但是部队何时行动，林彪尚在瞻前顾后。最令他担心的是在南下作战时，受到沈阳卫立煌集团和北平傅作义集团的两面夹击。为此，林、罗、刘向中央军委建议：
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
之后又进一步建议：应调动和分散傅作义，但不宜由东北野战军先行调动傅军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我行动，调动傅部一两个军西去，以利于东北野战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东北野战军在8月底9月上旬才能出动，但如杨成武出动时间能提早，则东北野战军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毛泽东指出：
“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3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月10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
毛泽东要求林彪将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确定下来，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有些出人意料。
林彪报告军委说：“傅作义主力目前恰好也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故目前不能具体确定。”
只有杨成武部先动，东北野战军才动，林彪为自己提出了先决条件。
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分析了国民党军动向后，指出：“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藏书网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批评，但林彪仍不松口。
林彪坚持说：“敌人是将作新的行动，如不是打通沈锦路，则也有可能从锦州附近调兵增援华中。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30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雨势更猛，原估计8月15日左右可修好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雨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虽然有耐性，但对如此拖延不决，也有些被激怒了。8月12日晨，他给林、罗、刘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AAAA”级特急电报：
“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部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
“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3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下，林彪只能部署南下作战。
卫立煌偕东北将领一致反对蒋介石的计划
到了1948年8月，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手中虽掌握着55万人的庞大兵力，但被东北野战军分割在沈阳、长春、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战略要点内。由于北宁铁路被切断，营口又被解放军占领，长春、沈阳通向关内的交通均被切断，后勤补给完全依靠空中运输，物资供应根本就不能满足需要，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不得不承认：“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蒋介石也惊呼：“东北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军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形孤立，皆成瓮中之鳖。”
面对东北国民党军所处的困境，蒋介石、卫立煌对于如何摆脱困境，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方针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或者说直接顶上了牛。
当时，美国军事顾问团曾提出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蒋介石此时最关心的还是他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在全国各个战场连吃败仗，整个形势都十分不利，在南京都逐渐吃紧的情况下，把这些主力部队想法保存下来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蒋介石在与国防部反复研讨后，决定接受美国人的方案，把沈阳的主力部队全部撤到锦州，打通沈锦路，如果战局有利就继续留在东北作战；如果战局不利，就把几十万兵力撤退进关内。为此，蒋介石特意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及副厅长李树正到东北与卫立煌协商。
卫立煌坚决反对把沈阳的部队撤退到锦州，他对罗泽闿和李树正说：“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战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军沿途还要经过3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饶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后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打通沈锦路。”
罗泽闿和李树正说服不了卫立煌，便要求卫立煌直接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意见。于是，卫立煌派郑洞国与罗泽闿、李树正一起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阐明自己的主张。
郑洞国对蒋介石说：“卫总司令认为，共军已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经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国军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整补不可，否则一出沈阳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卫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锦线。”
蒋介石不同意卫立煌的意见，顽固地坚持要立即打通沈锦线，把沈阳的主力撤退到锦州。他告诉郑洞国，必要时可以放弃吉林和长春。最后，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对郑洞国说：“你回去转告卫总司令，立刻按照我定的计划执行。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从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
郑洞国垂头丧气返回沈阳，把蒋介石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卫立煌。卫立煌也很生气，他拿定主意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为了说服蒋介石同意自己固守沈阳，卫立煌召集众将领开会，把他与蒋介石的分歧和两种方案和盘端出，让大家讨论。与会将领都认为卫立煌的计划更符合东北战场的实际，一致主张不执行蒋介石的计划。于是，卫立煌又派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和第六军军长罗又伦去南京见蒋介石，转达东北将领们的意见，陈述利害得失。
蒋介石见东北将领一致反对他的计划，也顾虑到如不战而撤出长春、沈阳，在军事上、政治上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和影响，因而犹豫不决，勉强同意卫立煌暂不撤出沈阳。
赵家骧和罗又伦兴冲冲地回到沈阳，对卫立煌说：“这一回算是把老头子说服了，他同意我们暂时保持东北的现状，加紧补充训练部队，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将主力移至锦州。”
卫立煌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打算赶快将关内向东北增调的援兵运到胡芦岛登陆，并在锦州及沈阳附近大肆抓捕青年壮丁补充兵员，加紧训练，准备长期固守沈阳。
可是没过多久，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把卫立煌从沈阳召到南京，拟亲自说服卫立煌将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
3月22日，卫立煌飞抵南京的当晚，蒋介石就把他找去谈话。蒋介石对卫立煌说，沈阳、长春的交通已经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长期维持，所以还是把部队撤到锦州为好，在沈阳、长春只留少数部队防守就可以了。
卫立煌则仍持原来的观点，强调说，沈阳的部队残破不全，不经整补训练是无法打仗的，不但撤不到锦州，而且十有八九会在半途就被解放军消灭。两个人互不相让，各执己见。
最后，蒋介石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不多，汽油也不够用的，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
卫立煌跟随蒋介石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蒋介石有这样垂头丧气的窘态。他想了想，对蒋介石说：“只要你同意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由我自己负责。我想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解决运输问题。”
蒋介石听卫立煌这么一说，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急切地说道：“好！好！只要你对部队的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往锦州。但是，一俟补充训练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见蒋介石同意他的计划，回到住处就派人找来了他的补给司令刘耀汉，对他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请你赶快与美国顾问团洽商一下，请他们务必帮忙解决空中运输问题。”
刘耀汉是留美学生，抗战期间曾在外事局任翻译，经常与美国顾问打交道，深得他们的信任。刘耀汉连夜与美国军事顾问团进行联系，第二天便陪同卫立煌去拜会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一口答应由美军来负责解决空中运输问题。卫立煌兴冲冲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的顾虑解除了，便答应卫立煌按照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后，再主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见自己终于说动了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回沈阳去了。
蒋介石出尔反尔，决战开始还未定下决策
卫立煌3月底到南京，不但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到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持，兵员、装备、给养开始源源不断地运来。卫立煌和东北将领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开始整军经武，加紧训练部队。
但是，卫立煌在东北的整训刚进行了一个多月，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再次下令卫立煌把部队撤到锦州，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十分气愤。他担心再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不但说服不了他，恐怕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争执。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卫立煌让人把廖耀湘找来，对他说：“蒋总统曾经答应增派军队到东北，打通锦沈交通，并已增派第九军和第五十四军来到锦州。如要撤退沈阳主力，他应该实践诺言，先多派几个军到锦州来，向东打通锦沈交通，沈阳部队西去与东进的部队会师，再一同北上，把长春被围的部队拉出来，然后才能再议撤退。”
卫立煌分析说：“东北共军的主力部队就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监视沈阳与长春我军的行动，如果我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共军层层截断，分割围歼的危险。现在就从沈阳把主力撤退，无异是抛弃长春的守军，这消息一传出去，定会瓦解长春守军的斗志，长春马上就成问题。”
廖耀湘认为卫立煌说的有道理，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卫立煌趁机对他说：“我的意见和总统的决心有极大的差距，这个时候我不便去南京见他，一见面难免要发生争执，反而不妥。所以，我想请你替我去辛苦一趟，到南京面见总统，陈述一下我们的意见。”
廖耀湘认为卫立煌的主张是正确的，当即表示愿意替他到南京去说服蒋介石。卫立煌很高兴，派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与廖耀湘一同前往。廖耀湘后来回忆.９9ｌiｂ?当时进见蒋介石的情景说：
到南京后，蒋介石首先召见我。蒋介石告诉我，他之所以要撤退沈阳主力，首先是想在东北解放军未进攻锦州之前，先主动把沈阳主力撤往锦州；其次是当时国民党的空运能力有限，不能够负担沈阳十几万大军的补给。他还说长春守军的状况，使他感到非常苦恼。我把卫立煌的意见告诉他，尤其是卫立煌想把长春守军
廖耀湘拉出来的意见，对他似乎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蒋介石考虑了三四分钟之久，然后对我说，他本来打算另外抽调一些部队去东北，傅作义答应抽调一部分，他想再从山东抽调出一些队伍，但现在一时尚抽调不出来。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些时日。当天主要谈的问题，就止于此，以后又谈了有关补给与空运的问题。后来据罗泽闿说，蒋还想把由过去驻印军组成的沈阳主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转运至南京地区，做他的机动预备队，必要时用以巩固南京老巢。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我和赵家骧、罗又伦、罗泽闿4个人在他的私邸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他明白指示：“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个时候，但必须立即准备好，待抽调的军队到达后，即开始行动。沈阳地区的部队，必须按任务重新编组。”他决定把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编为防御兵团，担任沈阳的防卫；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和第五十二、第四十九、第七十一共6个军加第二○七师并附东北“剿总”直属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
我对兵团编组问题，向蒋介石陈述了两点意见：（一）这样彻底改组沈阳部队的编组，最好暂不发表，因泄漏出去会引起周福成及其他地方部队的不安，可把这个决定交赵家骧参谋长带回去转交卫立煌，在适当时机发表。（二）在机动兵团行动期间，沈阳还是机动兵团的后方和补给与空运的基地，绝不能发生意外。因之，我建议把第二○七师编入周福成的防御兵团，该师有3个旅，每旅3个团，实际上比一个军的力量小不了多少，且富于防御经验。这样可以增强沈阳的防御力量，也可以安定其他防守部队的军心。蒋介石认为我的这些建议合理，说：“可以这样办。”赵家骧提出如何安插刘安祺的问题，因为刘也是一个兵团，把他仅有的第七十一军编入机动兵团，那他就剩下一个兵团部了。蒋介石对罗泽闿说：“可下命令，把他（指刘安祺）调到青岛去充任青岛警备司令。”罗泽闿又提出：“万一在沈阳主力未撤退之前，共产党就打锦州，那沈阳主力应该如何行动？”我根据卫立煌的旨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关内迅速增兵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因为那里距离近，后方安全，翼侧有依托，补给无问题。沈阳部队应待葫芦岛与锦州部队会师后，东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东推进时，才能够西进与东进的部队会合，打通锦沈交通。”罗泽闿说：“如此，锦州可能发生意外危险。”我说：“解放军可能围城打援。沈阳主力如单独西出，背三条大河，侧敌前进，增援锦州，更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们两个人就争辩起来。罗泽闿当着蒋介石的面竟不客气地说：“将来东北战局，要由廖司令官负全部责任，因为全部精锐部队都掌握在你的手里。”这时赵家骧出来排解说：“这是卫总司令的责任，我们回去还要同卫总司令详细商量。”蒋介石当时也没有来得及详细思考，所以也未作别的指示，只是再补充一句：“这问题留待以后再详细研究。”
蒋介石见卫立煌屡次顶撞、拒不执行撤退锦州的计划，心中对他十分恼恨，有意把东北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廖耀湘，以架空卫立煌，使他不得不按自己的旨意办事。
廖耀湘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大个人的权力，便改变了原来支持卫立煌的态度，倒向了蒋介石。如此一来，不但蒋、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卫、廖之间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卫立煌害怕廖耀湘把沈阳主力都给拉走，坚决反对成立机动兵团。所以，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先后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梁华盛、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等东北将领到南京述职，想让他们担当打通沈锦线的任务，但这些人都不敢接受这一任务，寻找借口，予以推辞。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把1948年1月间刚刚成立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搬到锦州，让陆军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坐镇锦州，准备将东北的军权交给范汉杰，由他来承担打通沈锦线，把沈阳主力接到锦州的任务。
卫立煌怕范汉杰的边区司令部是归华北“剿总”与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把部队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便千方百计把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成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卫立煌主张把范汉杰的指挥所设在葫芦岛，蒋介石却主张设在锦州，范汉杰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不理睬卫立煌的命令，这样，又造成卫立煌与范汉杰之间的矛盾。
一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对此十分反感地说：“蒋介石指挥作战，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只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就可以得到胜利。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的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耀湘，后又属意于范汉杰，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东北的国民党军将领，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此，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一直拖到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
就在蒋介石与卫立煌围绕着“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还是“固守沈阳”争执不休、举棋不定之际，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与东北国民党军展开了最后的战略决战。
第五章 出击北宁线
经过几个月毛泽东对林彪的耐心说服工作，特别是经过试打长春之后，林彪终于同意南下北宁线了。这使得位于西柏坡的统帅部大松了一口气。然而，南边的敌人比长春的敌人更强大，南下就能取胜吗？似乎他不敢深想。就是这些思绪总在他脑子里打转转，使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极不如意的感觉萦绕在心头。
林彪接连发给军委的三封电报
7月末的一天下午。
“报告！”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林彪眉宇一紧，报告人站在身后，是作战参谋赵辉。
赵辉手里拿着电报恭敬地说：“首长，中央军委来电，指示大军南下后的攻击方向。”随着把电报递给林彪。
林彪想，眼下正是南下的准备阶段，虽然他已向中央军委报告于8月中旬开始行动，但那只是一种设想，8月中旬能否行动，那时还要看准备的情况。损耗的枪支弹药需要补足，部队减员需要充实，短缺的干部需要调整和提拔，雨季来了，雨具也需要准备吧！由攻打长春变成南下北宁线，这要转多大的思想弯子，政治动员也需要搞好吧！再说到了8月中旬，还要看那时的敌情有什么变化，尤其要看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把可能出关增援的傅作义部队钳死没有，更要看那时沈、锦、长三处之敌有什么动作，到那时又出现了可以攻打长春的转机也不一定。
总之，是南下、不南下、推迟南下，还说不清呢，此时就考虑南下后的作战方向，未免过早，不合时宜。
赵辉递过来的电报他没有接，用手一挡，说：“放到我的房间里去。”
赵辉说：“军委要我们报告意见。”
林彪说：“总要考虑一下嘛！”
8月1日，林彪又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算是对中央军委7月30日关于选择攻击方向问题的来电的回复。电文说：“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已完成，故我们不能攻锦州。”恰好与军委的意见顶牛儿。
接着，林彪又连续发了三封电报给军委。
第一封电报，8月6日19时发。内容：“为了达到分散傅作义，将傅部调一两个军向西去，以便我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因此不宜由我们先行动调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以杨成武先行动，调傅作义向西。”“我们拟歼北宁线上五城（北宁线上五城，指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之敌后，即攻承德。”“目前白城子、郑家屯、通辽等处河流暴涨，空前大水，铁路桥梁多处被冲，因此还不可能开始向西运输粮食，须待把桥梁修好。因此我们要在8月底9月上旬才能出动。但杨成武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第二封电报，8月8日10时发。内容：“近日来敌情似有新的变化。据报：原在北平以南之九十四军已于7月24日到达锦州。新八军近从华中方面又开回唐山及其以北地区。九十二军现进至滦县、卢龙、迁安之线，向我十一纵（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早已在唐山以北以东地区执行任务）进攻。十六军已到古冶、榛子镇一带。十三军也已集中承德。”“如以上消息确实，则傅作义的企图有三种可能：一为协同锦州方面部队与沈阳打通联系，甚至可能增援长春（在我攻长春条件下），或接长春之敌退却。一为预防我东北主力南下进攻北宁线或进攻承德。一为驱逐我十一纵，保证北宁线的安全和抢夺粮食。”
第三封电报，8月8日17时（与上封电报同日）发。内容：“傅作义部恰好业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因此，我杨成武部能于日内出发西进更好，否则，亦以愈早出发为好。”“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明眼人一看便知，林彪在拖延行动时间。他确实不愿意挥师北宁线。所谓8月中旬开始向北宁线开进，那实在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表态。他顾虑重重：一是敌情严重，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二是华北兵团是否能够配合好；三是粮食供应等诸多方面有困难。
人们似乎也应该谅解林彪，此次挥师南下与强敌决战，首当其冲的是他的部队，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后果都将由他来承担，在他眼里，这是步险棋。在这步险棋面前，心上压力最大、肩上责任最重的是谁，当然是他林彪。处在他的位置上，产生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顾虑似乎难免。
但对敌情和困难看得太重，则是高级将领应该忌讳的。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深夜齐聚作战室
8月9日深夜，西柏坡大雨如注。
滹沱河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河面上浊浪翻滚，漩涡打转，急湍的河水咆哮着，像匹野兽，想随时冲垮堤岸，也冲破黑夜，奔腾而去。
毛泽东从自己住的房子里冲出来，踩着泥泞的夜路，深一脚浅一步、一跐一滑地冒雨走向军委作战室。周恩来、朱德正在这里等他一起研究东北野战军的问题。
毛泽东一进门，朱德便吼着说：“主席，把我派去东北怎么样？我立马挥兵北宁线！”
周恩来也说：“是有点儿不像话了！”
正在此时，一个霹雷炸响在军委作战室的屋顶上。毛泽东扭头向屋外看去，屋外一片漆黑，雨水正冲刷着玻璃窗，恰似瓢泼。
“林彪还是不错。”毛泽东说，“他没有提出雨季过后再南下。”
朱德又吼着说：“林彪他爬过雪山没有，走过草地没有，下雨不打仗那算啥子军人，还叫不叫军队？”
周恩来说：“我看还是尽快发报，对他进行严厉驳斥和批评，迁就不得！”
毛泽东说：“同意。恩来起草电文吧。”
周恩来说：“还是主席起草，大家研究嘛！”
“也好。”毛泽东瞅了瞅参谋为他准备好的笔和纸，点燃一支香烟抽着，深思了一下，然后抓起笔来写道：
“……你们所说的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平古、平张、平保诸线。只要杨罗耿向平古、平张行动，除九十二军外，均将迅速缩回。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线。九十四军并无到锦州讯，第八军王伯勋部两个师（旅）由秦皇岛经上海到蚌埠，并无又回北宁线消息，只有九十二军确到滦县一带，你们以一部钳制该军，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
毛泽东写完，转过身子问大家：“怎么样？”
周恩来说：“应告诉他眼睛不要老盯着华北兵团，华北的事尽可放心，他们是配合你林彪的行动，他们是打小旗儿的。你按兵不动主角不出场，他们怎么配合？”
毛泽东再写：“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部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接着，他给大家又朗读了一遍。
朱德说：“没有意见，十万火急。”
周恩来也说：“立马急发。”
毛泽东最后在落款处签上：“中央军委1948年8月9日23时。”
林彪最后一封电报发于8月8日17时，这里是9日23时回电，确是十万火急。
天开始亮了，雨也渐渐小起来。通.９９lｉｂ.宵达旦指挥战斗的统帅们该休息了。可是，即使他们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能入睡吗？谁能猜出林彪还会向中央军委提出些什么问题拖延南下。
毛泽东对林彪的打法近乎发怒地说：“不行！”
西柏坡，毛泽东住处。
军事参谋手里拿着一纸电文走进来说：“主席，好消息！”
毛泽东转过身来，手里钳着香烟，问：“什么好消息，说说看。”
毛泽东旧居
参谋把电文向毛泽东递上，说：“东北大军除留十二纵及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外，其余主力全部于9月9日奔袭北宁线。现已有7个纵队和6个独立师部署在新民及沈、长线上，待机行动。”
确实是好消息。但毛泽东却没有高兴起来。他看了看参谋手中的电文，没有接，只是那深沉的目光在地上扫视了一圈，说：“只好如此吧，但愿不要再推迟了。”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说，“在东北主力开始南下的时候，请新华社发一消息，就说林彪主力正在长春外围加紧练兵，攻城在即。”
参谋说：“是。”
毛泽东指着参谋手里的电文：“上面还说了些什么？”
参谋说：“林司令员又提出在攻克北宁线上的几个县城后，转头打承德。”
“不行！”毛泽东面色严峻，当机立断地说，“他的主力不能离开北宁线去打承德！要打锦州！不能失控锦榆唐！”
这个林彪怎么就不明白，锦州是要害，一攻克锦州，卫立煌、傅作义就分割了，大门就关闭了，沈、长之敌就慌了，那时他就死定了，士气至少减少一半，他就是两面援锦，东西夹击，也是一种垂死挣扎的行为，我们也正好可以打援，在他无城防保护的情况下消灭他。有什么可怕的，啊？
参谋说：“周副主席和朱老总也是这个意见，还得劳主席起草电文。”
毛泽东坐在桌前，拾起毛笔，说：“这真是不厌其烦呀！”接着便又写起来。
写毕，毛泽东把电文递给参谋，说“请恩来、老总过目修正后急发”。
毛泽东批准林彪部署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方面，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设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冀机动。”
毛泽东还指出：“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5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7个纵队又6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顷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林、罗、刘完全同意毛泽东的部署。
毛泽东很高兴。9月10日，林、罗、刘遵照军委指示并依据他们对战役发起后敌情的可能变化，制定出了正式攻击锦州前的兵力部署：以第二、四、七、八、九、十一等6个纵队，3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奔袭北宁路锦州、唐山段各点上的敌人，首先拿下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5城，这是战役初战关键。以第一、三、六、五、十等5个纵队置沈阳以西和以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
9月10日至13日，各纵队按调整后的方案，先后向指定地点出发，大部徒步，小部火车运送。
百万大军暗度陈仓
万事俱备，只待进军命令。林彪在这时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几十万大军向南开进，如何保密？一旦敌人识破出击北宁线的企图，中途阻截，就会前功尽弃！
情报参谋们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林彪打电话给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陈龙，询问社会部是否掌握敌人的电台。陈龙说掌握一部。林彪即命刘亚楼找陈龙详谈。
刘亚楼冒雨到社会部，向社会部部长汪金祥和陈龙说明了要南下北宁线作战的部署。
“需要我们做什么？”陈龙急切地问。
“一○一（林彪）、一○二（罗荣桓）都叫我转达对你们和邹大鹏的表彰。在长春前线的司令员常夸你们的情报准确极了。长春的敌人几次要想突围，他们突围的方向、兵力，都搞得清清楚楚，我们一打一个着。”
汪金祥点了点头：“我们正在安排邹大鹏做长春六十一军曾泽生和沈阳五十三军周福成、赵国屏的工作。如果能争取他们火线起义就最好。”
“为打好辽西战役，情报工作可以全力配合。”陈龙说。
刘亚楼把草图推到陈龙面前：“你们看！目前在辽西一带我们只有二十几万人，要打这一仗，就得从北满、东满、西满向辽西调兵。这次战役共动用13个纵队、53个地方师，计70万人，再加上支前的民工，起码要超过百万。近百万大军调到辽西走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彰武、阜新一带阻击我们。这样一来，辽西会战的设想就难以实现。”
“我们手中有一部电台，敌人很信任，看来，得在这上面做文章。”陈龙沉默半晌后说道。
第二天早晨，汪金祥、陈龙来到了野司，汇报了连夜拟定的方案：调至少4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给敌人造成要进攻沈阳的假象。而去辽西的部队所有电台一律留在原地，照常收、发报，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关。社会部通过运用电台，向敌人传递假情报。部队向辽西进发，最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路经的村屯，都要实行严格的戒严，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消息。
“要4个师配合，戏唱的不小哇！”林彪耸起浓黑的双眉，望着刘亚楼：“我们从哪里拿？”
“可以从围长春的地方师抽调。”刘亚楼答道。
罗荣桓说：“4个师不算多，想要借箭还得几条草船呢！”
林彪点了点头：“这4个师，行军的时候要有气势，必要时可以打出野司的牌子”。
社会部掌握的电台，是敌特长春站所属潜伏哈尔滨的“二五七组”。陈龙亲自掌握这个电台，先是说策反了东野总部的一个参谋，然后发出真真假假的情报。
敌人查问长春外围4个师动向“二五七组”回电说：共军主力南下，目的是围困沈阳。
敌人发现解放军主力出现在辽西，“二五七组”又报称：辽西民主联军运动意向已探明，系奉调入关，准备协同华北野战军进攻赤峰和承德。
东北国民党军总部给“二五七组”发密电：“据称：敌酋林彪已经离哈，去向何处？望查。”陈龙让“二五七组”回电：“据悉三岔河设有‘前指’，有无敌酋林彪待查。”
此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野司、野政组成的野司指挥所列车，已于9月21日从双城出发。为了保密，火车先北开哈尔滨，短暂停留后，朝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了一段，然后突然掉头西返，沿滨州线经昂昂溪南下。到昂昂溪的时候，担任运输司令的郭维城为检查新修好的铁路，亲乘铁路轧道车在前面开道，指挥所的火车在后面跟进，指挥列车停在牤牛屯。
9月初，百万大军按南下计划向指定地点开进。上旬十一纵由建昌地区出发，进军秦皇岛、唐山段以北宁路。中旬，四纵由台安、鞍山地区，九纵由北镇地区，二纵由西丰、公主岭地区，一纵由九台地区，三纵由西丰、东丰地区，六纵由吉林地区，七纵由四平地区，八纵由八面城、大洼地区，五纵由清原地区，十二纵由长春以南，炮纵由西丰、烟筒山地区先后出发，向指定地点开进。下旬，十纵由开原、昌图地区向指定地点开进。
东野辽沈战役作战计划
至1948年9月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领导进行较长时间的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了共识，确立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个作战方针的基本要点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而后采取攻锦（州）打援军的手段，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9月10日，东北野战军拟定了辽沈战役作战计划，决定：
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北宁线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的敌军，切断关内外敌人联系。
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
具体部署是：（一）以韩先楚第三纵队、吴克华第四纵队、邓华第七纵队、段苏权第八纵队、詹才芳第九纵队、贺晋年第十一纵队，共6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第二纵队第五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的国民党各据点的守军，而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
（二）以李天佑第一纵队、刘震第二纵队（欠第五师）、万毅第五纵队、黄永胜第六纵队、梁兴初第十纵队等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春、沈阳之间，阻止沈阳之敌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打锦州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
（三）以钟伟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炮兵纵队1个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的敌军。
9月12日
1948年9月12日这一天，是个不应被历史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正式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这一天东北野战军各纵队按照作战部署，以奔袭动作向北宁线锦州外围诸据点发起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干净利索地拔除了石门、安山、后封台、昌黎、北戴河等国民党军把守的据点。
十一纵队并指挥冀察热辽骑兵师，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热河的冀察热辽独立四、六、八师，炮兵旅和两个独立团克绥中。
四、九纵队迅速切断义县与锦州的联系，包围了义县。
八纵歼葛文碑敌6个连，包围了薛家屯。
三纵及二纵五师接替四纵、九纵包围义县。四纵绕过锦州攻克兴城。
九纵以渗透战法，插向锦州以北，一部配合八纵歼灭了薛家屯敌两个团大部，并夺取了帽山屯和锦州以北诸高地。该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营一连，占领白老虎屯，在连长、指导员率领下，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和11辆坦克支援下的4个步兵团的5次反击，激战16小时，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一、二、五、六、十纵和炮纵主力，也于9月13日至16日，分别由九台、平岗、清原、伊通、开原、四平等地，进至锦州以北、新民以西地区待机。
锦州地区国民党守军范汉杰集团至此已被分割成数段。其中新编第五军位于秦皇岛、山海关；第五十四军位于锦西、葫芦岛；新编第八军和第九十三军据守在锦州。
北宁线打响后，蒋介石和卫立煌都寄希望于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东北野战军主力突然出现在北宁线上以及神速勇敢包围和分割敌人的战斗动作，使卫立煌大梦初醒。东北共军不是要攻打长春，怎么突然跑到北宁线来了？他马上猜出我军这是要关门打狗，表现出特别的惊慌。他连忙向南京蒋介石告急，说东北共军大有取锦模样，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锦州。
辽沈战役示意图
蒋介石哪里有心思顾及锦州，此时华东野战军正在攻打济南，济南的丢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解放军将逼近徐州进而逼近南京。所以他首先要顾及济南，直到9月24日济南被我攻克，也算给蒋介石放下个包袱，这时他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东北方面。
蒋介石也够匆忙的，就在9月24日我军攻克济南的同一天，他便马不停蹄急令卫立煌飞宁议事。在研究如何挽救东北战局的会议上，蒋介石力主沈阳出兵援锦，而卫立煌则坚决反对。他主张以沈阳为中心支撑东北局面，从沈阳出兵援锦，削弱沈阳防御力量，这怎么得了！
蒋介石反问：“那你说锦州怎么办？”
卫立煌说：“速令驻守长春的郑洞国（郑洞国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第一兵团司令官）撤至沈阳，这样一可增加沈阳防御实力；二，援锦兵力亦可解决。”
蒋介石沉思半晌，犹豫不决地说：“长春还是不要丢给共军吧！”
卫立煌说：“那就请总裁另外派兵援助锦州。”
蒋介石说：“我可以空运1个军去加强锦西和葫芦岛的兵力，从西面援锦，沈阳也要出兵从东面援锦，这样即可以东西对进，对威胁锦州的共军形成夹击局面，吃掉它，或者从锦州附近赶跑它！”
卫立煌没有回话。蒋介石一说就是东西对进，南北夹击，这样的话他听得多了，可是每一次都是遭共军夹击而被歼灭，哪一次曾经夹住过共军？好像在他卫某的记忆中还不曾有过。
蒋介石见卫立煌不表态，又说：“现在主要危险在锦州，你沈阳不是还平安无事吗？怎么不可以出兵援锦？把廖耀湘（廖耀湘，国民党军驻沈第九兵团司令官）调出去嘛！”
卫立煌说：“沈阳不要了？”
蒋介石说：“哪个说沈阳不要了？长、沈、锦我都要，哪一个也不能丢！要坚守长、沈、锦，以等待时机。现在丢掉哪一个，都会铸成大错。我把这些话先放在这里，将来你就知道了。”
卫立煌明白，蒋介石要等待的时机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到那时美国一打苏联，中国正好是美国可利用的基地或后方，特别是长、沈、锦乃至整个东北，对美国打胜苏联来说意义极大。到那个时候，美国就会帮助清除中国的共产党，可是你现在把什么都丢了，连个支撑点都没有了，那对未来的局势是多么不利呀！岂不是铸成大错。
说心里话，他卫立煌也希望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希望美国打胜。可是这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才能开打，是牛年还是马月？现在他只能望洋兴叹。这会儿最要紧的是锦州吃紧。锦州一吃紧，沈阳的安全感也就全没有了，你还叫沈阳出兵援锦，拆东墙补西墙，说句不好听的，这不简直是瞎胡闹吗？
卫立煌没有再反对沈阳出兵援锦，但蒋介石知道他内心是反对的。所以在商议之后，他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跟着卫立煌一起离宁飞沈。目的是监督卫立煌执行从沈阳出兵援锦，与葫芦岛、锦西方面援锦部队形成东西对进的作战计划。
刘亚楼骂邱会作：“饭桶”
9月25日，敌人从沈阳空运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当日，刘亚楼命令八纵用炮火封锁锦州机场，阻止空运援军的飞机降落。
26日，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来电：
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金屯机场已几年未用，西郊小岭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一个机场？
“乱弹琴，两个板桶！”刘亚楼气得暴跳如雷，“没用的机场要你们封锁干什么！”
“敌人正在空运！”林彪也脾气大发，“延误了2天时间！通报批评段苏权、邱会作！立即命令，改派九纵控制机场！”
27日，敌机仍频繁起降于锦州西效小岭机场。敌四十九军1个师空运锦州完毕。
28日，九纵1个炮兵营、炮纵部分兵力猛烈轰击锦州西郊机场，用强大火力将机场封锁。当时，机场上正兵慌马乱，大肚子运输机在紧张地卸下武器装备和兵员。突然间，炮火轰来，5架飞机当即中炮，起火焚毁。机场顿时乱作一团，士兵尖叫，汽车乱窜。从沈阳飞来的后续飞机，见机场上炮弹遍地开花，无法降落，盘旋了一阵，无可奈何飞回去。
30日，毛泽东来电：
歼敌2万，毁机5架，甚慰。望传令嘉奖。
电报同时批评了贻误了两天封锁机场时间的八纵部队，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这个纵队还发生了在战斗中一度丢失了阵地但没有及时报告的事件。
对此，林彪又大发脾气了。
罗荣桓说：“从这两件事来看，问题确实严重。毛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们应该认真执行，不然就会影响整个锦州作战任务。不过，我们应该去亲自检查一下。”
“一○一不能离开指挥所，我去吧。”刘亚楼说。
当夜，罗荣桓就带上秘书人员乘吉普车离开牤牛屯。路上遇到炮纵进入阵地，汽车拖带的野炮、榴炮塞满了公路，行进困难，40里的路程，几乎跑了一宿。罗荣桓说：“早知如此，还不如骑马。”
罗荣桓在这个纵队住了两天一夜，听了汇报，仔细检查了作战方案，然后找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谈了话。罗荣桓首先表扬他们在扫清锦州外围的战斗打得不错，为攻城创造了条件，然后说：“从丢失阵地不及时报告和封锁机场耽误了两天这两件事，你们应当很好地吸取教训。你们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丢失阵地已经不对了，不及时报告更是错误。你们想夺回阵地再报告，这怎么能行？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拖延了时间会贻误战机，影响整个战局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这不是件小事，你们要作深刻检查”。
纵队领导表示接受批评，作了检查。
攻义县，炮兵司令朱瑞踩响了一个地雷
9月29日，东北解放军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
林彪对先打锦州，还是先打山海关，一度犹豫不决，他向毛泽东发电：“打了义县、高桥、锦西、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敌人没撤，则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敌人撤了，再打锦州。”
毛泽东回电指示：“如能同时打山海关、锦州则同时打，否则集中兵力打锦州。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攻克锦州是有把握的。如果先打山海关，再回打锦州，劳师费时，给沈阳敌人以增援时间……”
很明显，毛泽东不同意打山海关。林彪这才定下先打锦州，9月28日电报中央军委：我七纵昨日已占高桥，俘敌500，至此锦州与锦西完成确实切断。……我们已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因锦州敌虽多但不强，易突破，易混乱，纵深战斗时间可能不甚长，且便于随时打沈阳来援之敌。如攻锦西则虽只有4个师，但五十四军战斗力较强，战斗时间可能不比锦州短，且不便于抽出打沈阳来援之敌。
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赞同：
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卫立煌赴宁与蒋顾何会商，27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10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此外，我军从9日出动至今，已21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10月1日前指发出给第一、二兵团，各纵、师，各军区、各独立师并抄发到团的战斗动员令：《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
欲图沈阳，先取锦州。
欲图锦州，先取义县。
如果说锦州是沈阳的大门，义县则是通往锦州的门户。义县位于锦州北面，距锦州45公里，是攻打锦州的必经要道。打下义县，从长春方面开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大部队，炮兵、坦克及物资辎重，才能长驱直入挺进锦州。
义县是座古城，有高10米、厚4米的城墙，城下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国民党军占领义县后，又修筑了永久、半永久的各种防御工事。守军是从云南调到东北来的国民党军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老兵多，颇有战斗力。从各方面情况看，义县易守难攻。
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决定：以第二纵队五师，第三纵队七师、八师、九师，以及炮纵主力，热河独立师共5万余人，统由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指挥，攻打义县。
韩先楚，湖北黄安人，1930年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就是一个敢打硬仗的指挥员。1946年任四纵副司令员，率部连克鞍山、海城、大石桥。在新开岭战役中，全歼国民党1个精锐师。1947年调任三纵司令员。韩先楚当时40来岁，个子不高，又黑又瘦，显得机灵精干。他左手有伤残，五指不能屈伸，但却爱打篮球，打得蛮不错。一到战前，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站在军用地图前长时间的思考。常常想出些出奇制胜的好点子。
三纵司令部已经摸清了义县城内敌情：守敌二十师是范汉杰的精锐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80％是美式装备。师长王世高有文化，懂军事，但骄横跋扈，刚愎自用。师参谋长专好女色。团、营、连长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上下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甚至为争夺一个什么“白小姐”从师头目到排长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士兵多是一些以欺压百姓为能事的兵痞和强行抓来的壮丁。
根据敌情和实地观察，韩先楚的决心部署是：五师、九师由南门以西向西城内并肩实施突破。五师先以部分兵力歼灭城西配水池一带外围之敌，得手后从城西南实施突破，而后向北发展，消灭西街之敌。九师以部分兵力扫清车站一带敌外围据点，从城南发起冲击，突破后向神社胡同以东、东大街以南发展进攻。八师首先扫清城东一带外围之敌，而后从东城门北侧进攻，突破后歼灭东大街以北之敌。七师为预备队，在城东南方，防止敌人逃窜。炮兵位于城东南。纵队指挥部设在城南距城约1000米的一个小山丘上。
炮兵司令朱瑞，戴着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带着炮司的人也来到前线。
“欢迎开路先锋！”纵队的同志高兴地说。
朱瑞跟韩司令员、罗政委开玩笑说：“我提前申请：打下义县，请把我那台破吉普车给换换新！”
9月26日，完成对义县的包围。
战前准备工作大量是挖工事。交通壕干线能开进汽车，支线能进担架，还有各部指挥所、各种掩蔽设施、地道等。由于敌人在城墙周围布满了地雷，部队一边排雷，一边挖工事，工作量很大。包装炸药，按25斤或50斤一包，装好导火索，用白布裹起来，还得现砍“丫”形树杈，以便绑炸药包使用。各部队广泛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干部战士研究攻城方法，献计献策。很多有效的办法都是战士们想出来的。
9月29日15时，炮兵开始对义县外围郑家屯、徐家坟实施炮火准备。
指挥所里，韩先楚举起望远镜朝敌阵地观察一会儿，掏出怀表看了看，扭头对朱瑞说：“时间到了！”
朱瑞拿起电话向炮兵发出命令：“全部大炮集火射击！”
一门门大炮吐着长长的火舌，一颗颗炮弹呼啸着飞向目标。霎时，敌阵地上烟尘翻滚，泥土夹杂着钢铁和血肉横飞。随着炮火的延伸，突击部队发起了冲击。激战中，挥动着驳壳枪的干部冲在最前面，战士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奋力拼杀。
国民党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解放军这样猛烈的炮火。
震耳欲聋的重炮声，使国民党军精神上受到很大震撼。
炮弹落在守军一团团部院子里，把掩蔽部震垮，把敌团长等压在里面，花了很大功夫才把土挖开爬出来。
这个团长赶紧下令大挖掩蔽部，连战马都转入地下掩藏。
国民党军的山炮炮弹早已打光，变成了哑巴。
9月29日，我军第四纵队攻占兴城，逼近锦州
9月30日蒋介石飞北平时，给王世高发来一个电报：“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范汉杰）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
被蒋介石称兄道弟弄昏了头的王世高，给团长们看电报，说：“我们义县打得很好，现在连委员长都重视了。只要我们能把解放军阻止在城墙外面，固守待援，保住义县，我们就算成功了。”
王世高严令团长、营长们：“务必督饬官兵，坚守阵地以尽全功。如有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有的团长派特务排在城墙巡逻督战，不准官兵退进城里。
最后一道防线是以城墙为基础，由地堡群、外壕及城面的障碍物组织起来的坚固的核心阵地。重要的地堡都派连长一级的在里面固守。企图通过这一番调整布置，能坚守10天左右以等待援军。
解放军发动几次猛攻，都被阻滞。守义县的国民党军打得很顽强，不愧是精锐师。
然而他们遇到的是朱瑞训练出来的炮兵和韩先楚指挥的部队。
在扫清外围之后，部队不顾作战疲劳，不顾敌机轰炸和炮火封锁，进行了大量的近迫土工作业，一条一条交通壕，一直挖到了义县城墙下。
王世高顶不住了。
30日晚12时，王世高把副师长、3个团长、政工处长、军需处长叫到掩蔽部里，说：“锦州已在吃紧，关内外援军一时无望，死守下去最后还是被消灭，只有突出重围，才有生路。解放军的兵力，正集中在锦州周围，义县北方一定空虚，我们突围到朝阳方面转向绥中、兴城一带再靠拢锦州。”大家瞪着眼沉默了几分钟之久，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一致赞成。决定10月1日天黑以后一起行动。军官家眷全部留在义县，由军需主任负责，判断解放军不会杀害家属。不能带走的重武器，全部破坏。尽可能携带弹药和粮秣。
他们还是慢了一步。
10月1日9时30分，解放军向县城发起总攻。
炮火准备先开始。随着信号弹升空，60多门大炮，引颈齐发，一排排炮弹倾泻在城墙上、地堡上，砖石腾空，烟尘弥漫，脚下的大地在不停地颤动，敌人的火力完全被压制，很快便摧毁了敌人城墙两侧的地堡。接着，又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城墙，经过1个小时40分钟的猛烈炮击，义县城东城门北300米处的城墙，终于被炸开了一个20余米宽的大缺口。
韩先楚瞪着血红的眼睛叫起来：“炮兵找得好！打得好！按预定时间发起总攻！”
炮火在延伸。部队乘机迅速地向城内发起了冲击。五师官兵打得很顽强，有个战士一条胳膊被打断了，鲜血淋漓，另一手仍拿着手榴弹往前冲！全师像猛虎捕食一样，很快解决了城西之敌。
战斗进展顺利。
但韩先楚还嫌慢。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和其他首长交代了一下，抓起了电话就向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请示：
“首长，我要到前面去看看！”
“不行，”肖司令员说：“你不能去！不是有作战参谋吗？让他去！”
这时，朱瑞司令员撂下望远镜，上前对韩先楚司令员和罗舜初政委说：“我到前面去看看！”
“不行！”韩先楚和罗舜初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打得正激烈，你不能去！”
朱瑞恳切地说：“我去看看城墙有多厚？多少炮弹才能打透，这种城墙到底怎样打法更好？弹着点还有些什么问题……”
朱瑞的理由是不能拒绝的。
韩、罗随后再三嘱咐：“注意安全！”
炮兵司令部其他人见朱司令员要到前面去，也都跟上来。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跟在后面。朱司令员不断地提醒身后的同志：“注意，沿着我的脚窝走，不要踩响地雷！”
敌人一挺机枪忽然从城门旁向这边扫射。人们急忙就地蹲下、卧倒。
朱瑞惦记着身后的同志，回头招呼，不料这一瞬间，踩响一个地雷。
“朱司令员，朱司令员！”随行人叫喊着，朱瑞倒在地上没有应声。
作战参谋含泪用电话将噩耗报告给韩司令员和罗政委。韩司令员颤声一连三遍问：“你是谁，怎么回事？”他几乎是哭着告诉罗政委，罗政委操起电话又让“复述一遍”。指挥部的人经历着巨大的悲恸。他们从司令部派出了担架，把朱司令员抬回放在自己的身旁，一边流泪一边指挥战斗。
进攻的火力更加猛烈。
朱瑞是东北解放战争乃至整个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干部。
知道朱瑞的，无不为之痛惜。
朱瑞刚40多岁，有学问，有修养，没架子，不骂人，是学者型的将军。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炮兵学校学习，论资格比林、罗还老，过去地位不比林、罗低，他曾自己要求降职。
到东北当炮兵学校校长，利用日军遗弃装备训练炮兵。漫山遍野捡“洋落”，小板凳一放就是课堂。炮校训练出了大批军事干部。
进城以后，朱瑞一家4口在牡丹江住一间房子。孩子的衣服都是大人旧衣服改的。
朱瑞爱干净，每天洗澡，冬夏都是冷水浴。
斗争铁面孔，待人热心肠。这是朱瑞的信条。
朱瑞是好人。好人命短，但不朽。中央军委曾将东北炮校命名为朱瑞炮校。
义县城垣已被攻破，五师肃清城西之敌，九师从南门进入，残敌向城东北大佛寺退缩。
韩先楚命令：“各师赶紧追赶，不许有一个敌人跑掉！”
守军师长王世高、团长以及少校以上的军官都成了俘虏。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师全体官兵7000多人，在解放军总攻开始以后，先后不过几个小时，就全部被歼灭。
义县战役，东北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九十三军暂二十师及1个骑兵支队共1万余人，生俘少将师长王世高、少将副师长韩润珍、上校团长赵振华等十多名将校级军官，从而彻底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
罗荣桓力阻林彪回师打长春
林彪、罗荣桓率东野指挥机关于10月1日乘火车南下。火车由双城先北上到哈尔滨，然后由江北联络线转向滨洲线。
他们在火车上得到前线战报，一喜一忧。喜的是解放军当日攻占义县，忧的是炮纵司令员朱瑞在义县战斗快结束时触雷牺牲。毛泽东闻讯后来电：“……军委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改为朱瑞炮兵学校。”
10月2日清晨，列车到达吉林省双辽县郑家屯附近，突然发现一架飞机由东而来。刘亚楼命令所有人员下车分散隐蔽。敌机盘旋了几圈，盲目扫射了一阵就飞走了。
“是不是继续前进？”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刘亚楼。
“机关人员在附近村庄分散隐蔽，注意防空。你们架好电台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有没有新情况。”刘亚楼说。
“为什么不走？”罗荣桓问。
“一○一决定的。”刘亚楼说。
一○一是林彪的代号。罗荣桓和刘亚楼的代号分别为：一○二和一○三。
晚上10时左右。尹健再次请示刘亚楼：
“一○三，是否可以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有新情况，要等军委回电再说，”刘亚楼低声说，“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的来电。”
“什么情况？”罗荣桓不解地问。
“前线来电，报告胡芦岛敌人新增援了4个师。一○一考虑部队只带了单程汽油，怕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坦克和重炮撤不走，易受沈阳、锦西、胡芦岛三方援敌夹击。”刘亚楼说，“一○一已经将“A”字特急电报军委。”
“把电文草稿拿来看看。”罗荣桓说。
尹健从机要科取来电文，罗荣桓一口气看完。电文说：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8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能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五十四军、九十五军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乘。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1.8万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5000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8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罗荣桓看着电报，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什么？”罗荣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4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阳、锦西、葫芦岛的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真是乱弹琴！我们得制止他！”罗荣桓忍不住怒吼一声。他面色严峻，气得两只手微微颤抖，顾不上洗脸，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一○一，你给军委发报，要9９ｌiｂ?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做主没感到什么不妥，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军又增派4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11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8个师，不是片刻之间拿得下来的。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你考虑过没有？”罗荣桓苦口婆心地劝林彪。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4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倔起来，还真不好办。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一○一，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分量。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关键看刘亚楼的态度了。林彪阴沉着脸，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好。”刘亚楼话虽不多，但干脆利落。
林彪又想了一会儿。不好再说什么，便叫来参谋，让参谋到机要室追回那份电报。参谋回来说：“机要室已将电报发出。”
“怎么办？”刘亚楼问两位军政首长。
林彪不说话。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拟攻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下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
罗荣桓知道他爱面子，就亲自起草了电稿，请他过目。电报稿开头一句写着：“前电作废。”林彪大笔一挥，将这句删去，吩咐秘书：“照发。”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两封给林彪的电报。
10月3日17时的电报写道：
林、罗、刘：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5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州部署已完毕……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8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拖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10月3日19时的电报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本日17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能倾巢援锦，对于你们的攻锦及打援的威胁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10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4至5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毛泽东发出以上两份急电后，收到了罗荣桓草拟的电报。毛泽东一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总算放下了，于10月4日6时回电：
3日9时电悉。
（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二）……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1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
……
（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3日9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六）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3日9时电部署做去。
前封电报中一连用了3个“不敢打”，就差把统兵百万的林彪说成是百无一用的“胆小鬼”。电报中措词之严厉，语气之严峻，用语之尖刻，在毛泽东起草的数万份电报中是绝无仅有的。
刘亚楼在机要室看完电报，苦笑一声，双手一摊：“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去，不然更糟。”
林彪犹豫不决，也有他的道理。
1.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
2.后方运输线太长。
3.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重创。
但罗荣桓更能从全局上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坚决阻拦林彪回师打长春，是非常正确的。或者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确实立了一功。十几年后，毛泽东在《七律·悼罗荣桓》一诗中有“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指的就是上述这件事。
卫立煌讨厌蒋介石
1948年10月1日，我东北野战军攻占义县之后，令蒋介石大吃一惊，在南京已坐卧不安，连忙于10月2日飞赴沈阳。这已是蒋介石抗日战争后为抢占东北的第五次到沈阳了。
东北“剿总”司令部。
副官长喘着气急慌地说：“报、报告总座，刚才从机场得知，总裁已从南京飞往沈阳，正在途中。”
卫立煌脸色突变。他刚才又为派廖耀湘兵团援锦事跟顾祝同顶了一会儿，怒气还没有消下去，这就又听说蒋介石要来沈阳。他吼叫着：“他来干什么？他会打机枪吗？他会开坦克吗？我这里需要的是兵，是兵！”
电话铃响了。副官长去接电话：“嗯，什么什么？……啊！啊！……”他轻轻放下耳机，说：“总座，总裁中途决定先飞北平，让你把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报告他。”
卫立煌说：“我的作战计划不修改，令郑洞国突围来沈，一可加强沈阳防务，二可解决援锦兵力。”
副官长说：“总裁怕是舍不得丢弃长春，日后东北有什么转机，那里也好有个依托。”
“什么转机？狗屁转机！美国能很快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我看不透。不靠自己而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靠得住吗？要我改变计划就这样改变，撤出长春，撤出沈阳，把兵力全集中到锦州和共军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打不过共军，就一块上葫芦岛登船入海。向共产党学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副官长说：“总裁哪肯放弃东北？”
卫立煌说：“谁肯放弃东北，我肯放弃东北？问题是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丢，最后让共军一个一个吃光了算。锦州算个屁！东北的中心城市是沈阳，从沈阳出兵援锦，把沈阳掏空，这沈阳一丢东北就算丢了，锦州就只有逃跑或挨歼的份儿，这不是明摆着吗？你把我的意思写成电报告诉老头子，就说依着我，东北丢了砍我的脑袋；不依着我，东北丢了活该，活该！”
“这……”副官长为难地，“总座，这怎么向总裁讲呀？”
这时卫立煌才沉静下来。他坐在沙发上，向后一靠，不无悲哀地说：“词句婉转些也好，我不是陈诚，不是杜聿明，甚至不及廖耀湘呀！”
副官长劝慰卫立煌：“总座当年在皖西剿共，曾为党国立下赫赫战功，现在仍有以你的名字命名的立煌县摆在那里，那是千古不朽的丰碑，想总裁他不会对你……”
卫立煌摆手制止副官长：“那算什么！”他长出了一口气，愤怨油然而生，“得宠未必要立什么功呀！”
沉思了好一会儿，他才直起身子，对副官长说：“你写！”
副官连忙备好了纸笔。
“我看什么也不要说了，只说……”他念道：“总裁勋鉴：我决心以总裁的作战计划为计划，长春、沈阳、锦州都坚守，誓死与共军决战到底。目前唯感兵力不足，深盼总裁急令华北傅作义部派遣15个师出榆关。卫俊如谨上。”
说完，他又无精打采地仰靠在沙发上。
“那廖耀湘援锦之事呢？总裁问得怕是这个。”
卫立煌说：“先这样应付一下，等他再逼，日后有什么情况再说。”
蒋介石专机途经锦州上空时，蒋介石向锦州投了一封亲笔信，命范汉杰根据当前情况，按规定的3个暗号，回答：
“决定突围”或“死守待援”或“不能守”。
范汉杰认为以锦州守军吸引解放军主力，而从沈阳和华北抽调两个兵团，在锦州城下决战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向蒋介石发出“死守待援”的信号。
蒋介石到达沈阳后，立即召集军事会议。赵家骧汇报了锦州目前的战局后，说：
“共军的炮火非常猛，据锦州方面情报说，大多是日本造山、野重炮，火力比淞沪抗战时日军的火力还要猛烈得多，他们采取交通壕迫近作业的战术，进展非常快。我认为锦州非常危险，有破城的可能。”
卫立煌说：“我认为锦州城防坚固，能够守住，共军的目的主要是打援，而不是攻城。如果我们将沈阳主力拉出去增援。正中共军下怀。我敢跟你们任何人打赌。攻击兵团一出辽西，必定会全军覆没。”
“辽西走廊有共军重兵集结，走这条路可能会让共军‘打援’得手，”廖耀湘说，“不如沿中长路打，以营口为依托，经盘山向西，同时从关内增兵葫芦岛、锦西，就近组织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增援成功固然理想，如果锦州万一失守，有营口海港也不至于使沈阳成为第二个长春。”
“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蒋介石霍地站起，厉声道：“锦州是不能丢的，锦州一丢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当务之急是组织西进兵团，由廖耀湘率沈阳主力西进增援锦州，同时从锦西、葫芦岛组织东进兵团，东西两路援军对进，方可解锦州之围。”
最后，蒋介石训斥道：“形势的发展实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唯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来生再见。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你们不听我的话哟！”
蒋介石停顿了一下，悲怆地说：“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蒋介石其他话没有实现，唯独这最后一句话，不幸言中了。听他训话的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后来果真被解放军一个个俘虏了。
晚间，蒋介石宴请沈阳各部队师长以上将领和辽宁省厅长以上官员在“剿总”会餐，餐后厅长以上人员离开，蒋介石对师长以上人员讲话，他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这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我军协同动作，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致柔）总司令、郭（忏）总司令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后，于3日下午返回北平。
将介石原本是来给部下打气，结果适得其反。他走后，沈阳的高级军官们都垂头丧气，感到日暮途穷。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问“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你说今天这一决定怎样？”
姜汉卿说：“完蛋更快一些。”
赵国屏问：“为什么？”
姜汉卿答：“老头子（指蒋介石）亲自指挥嘛！”
10月5日，蒋介石从天津塘沽登上“重庆”舰，亲赴葫芦岛指挥作战，6日在葫芦岛召开军事会议。7日再乘“重庆”舰返回天津，在舰上蒋介石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到处是灰尘，气得他大骂海军司令桂永清：
“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的！”
8日，蒋介石回到北平。
蒋介石被傅作义、杜聿明等气得脸发青
北平。蒋介石东城圆恩寺行宫。
蒋介石仰坐在藤制摇椅上，一前一后地压悠着。在他面前坐着来看望他的傅作义以及杜聿明和他的数名高级随员。
蒋介石在众人面前首先大骂卫立煌，说他是无能之辈，有辱使命，把东北搞成这种样子，辜负了党国的信任和期望。接着话题一转，又赞扬开了傅作义。说：“还是宜生智勇双全，指挥有方，能在被动局面下取得主动，党国就是少有这样的杰出将领，我对宜生十分钦佩，对华北的局势十分放心。”
照说用这样溢美之词赞扬人，容易使人坐不住、难为情。而傅作义则不喜不怒，不烦不躁，不急不慌，没听见似的。他稳稳地坐在沙发上，不言不语，脸上不白不红不紫，一点儿表情都没有。他已经猜透了，蒋介石此行是来要他出兵援锦的，他的心全在思考怎么应付蒋介石才能把援锦逃过去。
蒋介石又说了：“宜生（傅作义（1895-1974）抗战后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命令你兼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怎么样？”
“属下德疏才浅，不敢当此重任。”傅作义说。他依然没有感到震惊，这些都不过是讨论援锦前的铺垫而已。
“你还是兼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好，这样东北就有救了。”
“总裁过奖，只一个华北我就扛不动了。”
“东北对你期望很高。卫俊如也会欢迎你去。他情愿作第二总司令。”
“总裁还是不要太抬举我吧，我会让你失望的。”
“怎么会呢？”蒋介石沉默了一下说：“这么着吧，你不愿兼作东北剿匪总司令也可以，你派些兵援助一下行不行？”
“这个……”傅作义犹豫着。他知道已经进入正题了。
“他们要求你派出15个师，我看是多了些，10个师怎么样？”
傅作义满面愁容地说：“难呀！”
蒋介石又说：“7个师怎么样？”
傅作义说：“总裁知道华北战局，杨成武、杨得志搞得我焦头烂额，我的门前也是狂雪淹路呀！”
蒋介石很不高兴：“5个师怎么样？5个师总可以吧？”
傅作义不作回答，只是苦苦一笑。
蒋介石脸上阴云密布，和赞扬傅作义那会儿判若两人。他停了片刻，压了压火气，又说：“宜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是山西人吧？”
傅作义又是苦苦一笑。
蒋介石说：“你们山西人总是爱小，很难商量事情。难道你还能见死不救吗？再说，救邻如救己，东北不保，你华北怎么能够太平呢？”
傅作义说：“华北不太平，就会直接威胁中原，威胁南京。”
“对嘛！”蒋介石脸上吐出笑容，但忽而又感到傅作义话里有话，说：“嗯？难道你还想让我派兵支援华北？”
傅作义说：“不敢有此妄求。我不过奉劝总裁，不要拆了华北的墙去垒东北的柱脚罢了。”
“放肆！”蒋介石真的火了，“你最少抽5个师增援东北，5个师！再不能少了！你知道东北不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河决堤，洪水淹了他也要来冲你，冲我！……”他吼叫起来。
傅作义默不做声。
“现在你可以不回答我，好好想一想再回答我！”
傅作义依然是默默无言。
蒋介石见傅作义是这种态度，火气更大了。但他强加抑制。只见他站起来，慢慢走到穿衣镜前，捏着自己的下巴，深深地压了一口气。
镜子里，今年已经61岁的蒋介石，面孔上有阴郁，有急烦，有愤怒，还有愁苦和颓丧，就是没有舒爽和欣慰。
过了一会儿，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看着镜子里坐在沙发上的杜聿明，叫了一声：“光亭！”
杜聿明站起来说：“杜聿明在。”
“要不你去东北接替卫立煌执行我的作战计划，怎么样呀？”
杜聿明立正着说：“感谢校长重用。学生认为俊如兄情况熟悉，以俊如兄指挥为好。”
蒋介石说：“我要命令你去呢？”
杜聿明说：“学生实在不敢从命。”
蒋介石问：“你是不是对东北战局失去了信心？”
杜聿明说：“不！我对俊如兄信心百倍。”
这时，在蒋介石带来的高级随员中，有一位是他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他看到大家都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便说：“党国患难时刻，总裁甚是不易，大家还是多替总裁分忧为好。”
杜聿明一听，你算什么玩意儿，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也来教训老子？于是说：“我举荐老弟做俊如兄的参谋长，辅佐俊如兄，东北大有希望。”
俞济时顿觉十分尴尬，向蒋介石摊开两手，说：“总裁，你看这……”
“算啦算啦！”蒋介石说，“光亭若不计名誉，就去给俊如当副总司令，驻守葫芦岛，这样对俊如也有个照应。”
杜聿明说：“我现在是徐州剿匪副总司令。”
蒋介石说：“至于徐州方面的人选，先请顾总长考虑一下再说吧。”
就在这时，蒋介石的贴身副官从外面走进来，凑到蒋介石的耳边说：“顾总长来电，卫总司令给总裁的电报不是真话，经过多次劝告，他依然不同意廖耀湘出援锦州。卫说廖耀湘出援锦州是有去无回。”
蒋介石一听，突然火冒三丈，怒发冲冠，脸色发青吼道：“什么？反了他了！他说以我的作战计划为计划，简直是放屁！阳奉阴违，欺骗于我！准备飞机，北平事情办完后我要去沈阳！”稍后片刻，他又问他的贴身副官，“葫芦岛、锦西方面有什么情况，我令他们组织东进兵团救援锦州，他们组织了没有，组织得怎么样？”
贴身副官说：“西面情况倒可以放心，最近又增派新五军和九十五师去葫芦岛，以加强援锦实力。”
蒋介石微微点头。
手下人不听使唤，蒋介石心灰意冷，8日晚对傅作义说他有急事马上要去上海。
傅作义劝道：
“锦州危在旦夕，委员长还是留下督师援锦为重。”
“我只去一两天。”蒋介石仍坚持去上海。
原来是蒋经国在上海想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形势，发动了“廉政风暴”，逮捕了孔氏家族的贵公子孔令侃。宋美龄为救孔令侃急电蒋介石。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放走孔令侃，使蒋经国挽救经济形势的最后希望化为泡影。10月10日，金圆券一落千丈，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使国民党的经济先于军事而崩溃了。
第六章 攻锦州
锦州是关内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古称“山海要冲”。攻占锦州，可以封闭东北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锦州也是通向沈阳的门户。攻占锦州，也就打开了沈阳的大门。
几个月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对辽沈战役的方针及若干电报指示，反复强调攻占锦州。东北野战军自9月12日起，在攻占了昌黎及其以西地区，切断了敌锦州与唐山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到9月底攻占义县后，锦州之敌完全陷入了我军重围之中。
攻锦作战部署
清除锦州外围之敌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对部署又作了调整：
在肃清锦州外围据点的同时，我第四、十一纵队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将由锦西、葫芦岛北援的敌军9个师阻击于锦州以南30余里的塔山地区。这是塔山阵地上的战士日夜赶修工事，准备痛歼增援锦州的敌军
以二、三、七、八、九纵及六纵的第十七师共16个师和炮纵主力共25万兵力，攻歼锦州之敌。
以四纵、十一纵和两个独立师，由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统一指挥，位于锦西以北的塔山、虹螺岘（锦西旧城）一线，对付由锦西出援锦州之敌。
以独立八师在山海关附近积极行动，迷惑、牵制敌人。
以五纵、十纵、六纵（欠十七师）和一纵的第三师、独立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位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由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准备迎击廖耀湘指挥的西进援锦兵团。
以十二纵自长春地区南开到达通江口，待机转用于南面，牵制沈阳出援之敌。增调5个独立师，会同已担任围困长春任务的6个独立师、内蒙古骑兵第二师20个师的兵力，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指挥，继续围困长春之敌。
国民党锦州守将范汉杰及其防御部署
坐镇锦州的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陆军中将范汉杰。
范汉杰，1896年10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其父是乡村小学校的一名校长。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范汉杰就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任职，虽说从戎几十年没有什么骄人的战绩，但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而也颇受蒋介石的赏识，官职稳步上升，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第十师副师长、警备师师长、中央军事学校教育处长、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
范汉杰并不想到东北来，更不愿去锦州，他是被蒋介石硬逼着上任的。1948年1月，正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中清闲自在地担任副总司令职务的范汉杰，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他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到秦皇岛上任没多长时间，蒋介石看到卫立煌屡屡拂逆自己的意旨，便有心让范汉杰接替卫立煌掌管东北的军权，下令把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迁移到锦州，并给他头上又加了一个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头衔，冀热辽边区司令部随后也改为锦州指挥所。
范汉杰见陈诚、卫立煌等人都指挥不了东北的部队，自忖自己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不及陈、卫，再加上东北局势日益恶化，他感到十分惶恐，不愿到东北任职，便以家眷在广州尚待安置为借口，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不准范汉杰辞职，但给了他1个月的假，让他到广州去安置家属，并关照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对范汉杰的家眷予以照顾。
范汉杰拖延了1个月，还是被迫到锦州上任。上任不久，就与卫立煌在部队编组、人事调动等问题上产生了矛盾。范汉杰也知道卫立煌是害怕自己夺他的兵权，处处对自己提防。他认为将帅不和，难以作战，便再一次向蒋介石、顾祝同提出辞职，仍未获准。7月19日，范汉杰奉召到南京向蒋介石述职，在汇报完部队的情况后，陈述了一大堆理由，提出辞职。蒋介石听得不耐烦了，用手杖敲得地板“当当”响，训斥说：“你们都不干，让我怎么办？”说着，用手指着范汉杰的鼻子，严厉地命令说：“限你7月20日以前回到原防地去！”
范汉杰见辞职未准，心中虽十分苦闷，但多年来对蒋介石的忠诚，使得他“仍以军人服从为天职，在危难之际顾全大局，回到锦州继续供职备战”。
范汉杰到锦州后，首先用1周的时间视察了全城的工事防御情况。自从卫立煌到沈阳后，就命令“剿总”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设计、构筑锦州的城防工事。按照卫立煌的要求，城防工事应该是钢筋水泥结构的永久性堡垒，由总部发给水泥、钢筋等材料，由各军、师工兵部队的军官担任技术指导，按“剿总”的防御配备工事图施工。
“剿总”工兵指挥部的设计是，锦州城防工事以连为战斗单位，构筑一个坚固据点，由坑道闭锁式的子母碉堡构成，即使被四面包围，仍能独立作战。在连指挥所的掩蔽部里要储存足够的弹药、粮食，还要有厨房、厕所、卫生所等设备。阵地外围要挖宽深各2米的外壕，并架设铁丝网。但是，这一规模巨大的工程因没有充足的材料而没有完成。从5月开始到9月份解放军包围锦州，城防工事只按要求完成了三分之一。因缺少钢筋和水泥，大多数工事只是构筑了独立的水泥碉堡，最大的可以容纳一个班，最小的仅能容下一个步兵组。
范汉杰对锦州的城防工事大为失望且深感忧虑。不久，卫立煌在李贤的陪同下前来视察工事修筑情况，范汉杰当即向卫立煌提出，锦州城防工事进展速度太慢，而且质量低下，难以抵御解放军的进攻，要求多拨一些经费，特别是加速调运构筑工事急需的钢筋和水泥材料等。卫立煌视察后却很满意，对范汉杰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水泥工事？那时能打胜仗，现在有了这样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
卫立煌对范汉杰的要求置之不理，范汉杰后来愤恨不已地说：“这是国民党军队一贯夸大自己、轻视敌人、自欺欺人的作风。在防御配备图上画得非常美观，有坚固的工事设备和周密的火网编成。其实只是一张空纸，经不起风雨，一吹就破了。锦州所谓的现代化钢筋水泥工事，在解放军的31小时激烈战斗后，就全部毁灭了。”
当时在锦州城内及四周，归范汉杰指挥的部队主要有沈向奎的新八军（暂五十四、暂五十五、暂八十八师），盛家兴的第九十三军（暂十八、暂二十、暂二十二师），黄文徽第八十八师，第六兵团直属的杨朝纶第一八四师及锦州指挥所直属的野炮营、105榴弹炮连和1个战车连，总共为8个师，10万余人。在上述部队中，暂五十四、暂五十五师、八十八师和一八四师都是被东北解放军歼灭后又重新编成的。在这些部队中新兵居多，而且兵员也不充足，大多都未达到原有的编制数，如暂五十五师只有4000余人，还不及原来的一半兵力。
以如此残破不全的部队来担负守卫锦州的任务，范汉杰心里感到没有底，他只好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一起，以7个师的兵力守卫锦州，并作了如下的兵力部署：（一）暂五十四师担任锦州东面紫荆山至东南面松山的防守任务；暂五十五师担任南山防守任务；第七十九师担任女儿河东侧的高地——笔架山防守任务；（二）第六兵团直属第一八四师、第九十三军（欠暂二十师）担负锦州西面自女儿河车站西侧高地经188高地、二郎洞、合成燃烧厂、配水池至市政府一线的防务；（三）暂二十师防守义县；（四）第八十八师为锦州指挥所总预备队。
林彪、罗荣桓亲赴离锦州守敌近在咫尺的前线看地形
1948年10月初，林彪率野战军司令部由彰武出发，赶赴前线。野司作战处处长苏静从三纵回到总部，林、罗先问了朱瑞牺牲的情形，然后听取攻克义县的情况和经验。苏汇报了两点：一是义县守敌不如国民党嫡系部队守城的经验多，有时离开城防工事出击，被消灭。二是攻城部队采取挖壕接敌，一直挖到进攻出发地。这个经验产生于二纵五师，韩先楚司令员推广了他们的经验。由于部队借助交通壕接敌，便减少了伤亡，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打得比较顺利。
林、罗对两点表示首肯。林彪要苏静传达口头命令，要三纵及二纵五师立即连夜南下到锦州城北，做攻锦准备。
野战军前线司令部连夜进到锦州西北的牤牛屯，离锦州城约18公里。林、罗、刘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了对付援锦的处置：
锦西敌阵地北至塔山东南之大小东山，锦州敌阵地南至松山街附近村庄为止，两地间空隙只有30余里。林彪决定以第四纵队和十一纵队在此地区，采取攻势防御（不是运动防御）顽抗和消耗敌人，并控制主力准备在阵地前反击，乘胜扩大战果。另以两个独立师在锦西葫芦岛向敌侧后进攻，以拖住敌人。
沈阳之敌，有4个军到5个军兵力，在新民以南、辽河以东地区集结，大约亦必在我正式攻锦以后，才会出动。林彪拟以第十纵及第一纵的一个师（第三师）担任抗击该敌，以六纵2个师（欠第十七师），及五纵、十二纵全部担任策应十纵之作战，采取运动战方式，从敌人侧面打击敌人和争取时间。
攻锦战斗结束以后，锦西援敌可能缩回锦西原阵地，或在现地停止不敢再进。由沈阳南下的敌人则处于进退两难，此时则以攻锦主力回师歼灭南下的敌人，确保锦州。下一步再攻锦西，但如当时锦西出来的敌人被切断未及南退，则首先在阵地前歼灭锦西出来的敌人。
野司的观察指挥所设在锦州北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
林、罗、刘要去看地形，这是指挥员的习惯。作战参谋把地图、望远镜、车、马都准备好了。罗荣桓动过大手术，参谋们担心他翻山越岭，能否挺得住。
罗荣桓笑着说：“那有什么不得了，400多米的小山，我就不相信翻不过去，毛主席这次批评了我们野司指挥机关迟迟没有向锦州前移，致使我们眼光受到限制。我们既已到了锦州附近，怎么能光靠地图指挥而不亲自去看看地形呢？”
林彪不苟言笑，似乎没有睡醒，默默地走路。刘亚楼则兴高采烈地和参谋们说话。
10月14日11时，东北我军集中5个纵队的兵力向锦州守敌发起总攻，至15日18时，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万余人，活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解放了战略要城，完成了封闭沈阳敌军陆上南逃之路。这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右）、政治委员罗荣桓（左）、参谋长刘亚楼（中）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
东北的10月，秋高气爽。林、罗下了车，又乘马走了一段山路，爬上了帽儿山。站在山上极目远望，锦州全城及周围主要高地一目了然。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面听参谋人员汇报，一面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锦州周围的地形和环城工事。
突然间，空中响起一阵嗡嗡的响声，3架敌机从北面飞来，向帽儿山低空轰炸扫射，一颗炸弹落在山腰爆炸，掀起一片烟尘。
“攻城部队战前准备怎么样了，主攻各纵战斗情绪如何，有没有把握？”罗荣桓回过头来问刘亚楼。
“攻城准备都在积极地进行，部队情绪很高，攻下锦州城有信心。我们已把攻击义县挖交通沟的经验通报各纵，为了减少伤亡，要求总攻锦州的部队，在进入阵地后，抓紧挖交通沟。”
“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的威胁。”林彪还对锦西葫芦岛方面不放心。
“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已命令他们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我们还有十一纵。一共两个纵队及两个独立师，阻挡敌人，保证我们攻克锦州。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刘亚楼用坚定的口气回答说。
罗荣桓在看地形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在离开帽儿山时，对参谋们说：
“你们在山上很辛苦的，要注意轮流休息，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8日，林、刘又率阎仲川等少数人再次勘察地形，到帽儿山南面的山头115高地上，单独指示三纵司令员韩先楚，进一步明确了攻击目标和突破口，实地指示组织步炮协同等问题。林彪最关心的是攻锦的主要突击集团的地形和突击部署。他一再强调：“敌情是随时可以变动的，但地形是不会变的，指挥员首先切实把地形弄清楚，把突破口选好是很重要的一着。”林彪经过现地勘察，决定将突破口选在城北。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从城北作为重点突破，以求迅速打开突破口，以雄厚的兵力向敌人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乘敌溃败混乱，分割歼灭敌人。
苏静把义县攻城战的经验，特别是挖壕接敌的经验向林彪进一步作详细汇报。林彪听到采取近迫作业挖沟接敌时，问：“要用多少兵力挖？”
苏静说：“据五师参谋长说：“除尖刀连外，要用绝大部分的兵力日夜抢挖，多挖几条交通沟，直到冲锋出发地近前。”
林彪对这一经验极为重视，立即指示攻锦的各纵队、各师要充分发挥义县战斗中挖交通沟的经验，每个师需以6个营的兵力（2/3的兵力）全部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部队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绝不可只依少数部队挖交通沟。并指出，今后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这样，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
林彪对苏静说：“锦州地形有利于我发扬火力，攻取锦州看来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守住塔山一线阵地挡住援敌，你要到塔山告诉四纵的领导，希望他们死打硬拼坚决地守住阵地，创造模范的英勇顽强的防御战例。”
罗荣桓也对苏静说：“塔山这个方向很重要，有的部队打仗对部队伤亡大会有些顾虑，但这次不能怕大的伤亡，要坚决挡住。有些同志过去打这种防御战经验不多，我们考虑你要去四纵和他们研究并告诉他们这个仗要打好，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同我们联系。”
苏静明白了林、罗是担心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时动摇防御的决心，影响攻取锦州作战，影响战局。他遵照指示立即动身去四纵。
10月9日上午，林彪、罗荣桓来到位于锦州西北，距市中心仅3公里的二纵指挥所驻地观音洞。他们上午登上将不陡山，仔细地察看了地形，同二纵司令员刘震等一起在山上吃了午饭。
下午，林、罗向二纵几位领导干部再次明确了攻锦的战斗部署。
林彪问刘震：“你看是白天总攻好还是夜间总攻好？突破城防后，一夜能否解决战斗？”
罗荣桓进一步说明：“我们最担心是攻城不下，城防突不破，我军主力粘住，而敌东西两路援兵又上来了，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刘震说：“白天总攻，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炮兵的作用，而且我们的炮火已优势于敌人，白天能更好地摧毁敌城防工事。这次战斗担任攻击的5个纵队，只要有两三个纵队突破了敌城防，5个纵队就都能突入城内，这样一夜解决敌人是比较有把握的。只要城防一突破，就不至于打成胶着战。”
林、罗还询问了二纵对各师战斗任务的具体部署和准备情况。
刘震回答说：“我们确定以四师、六师肃清外围据点，五师担负对城防突破。”
林彪担心地问：“如果四师、六师对锦州外围敌据点不能及时肃清，将使总攻受到影响。能否让两个师同时突破，为五师创造条件？”
刘震又把炮火使用、土工作业及肃清外围据点的部署详细作了汇报，说明按计划可于13日黄昏前将敌外围据点肃清。
林、罗表示满意，并要刘震找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当面商谈并肩突破的协同问题。
刘震和韩先楚是老战友，他俩在参加红军队伍的初期，先同在一个班，后在一个营分任军政领导；尔后，虽不在一起工作，但战友的情谊很深，彼此的战斗作风都比较熟悉。他们协商后互相表示，按照总部的要求，根据两个纵队从西北攻锦的战斗准备情况，满怀信心，一定完成并肩突破任务。
锦州部署大体上已完成，林彪对攻城部队又作了区分：二、三两纵队与炮纵队的大部分炮火由北向南攻击，七、九两纵队配属炮纵火炮一部分由南向北攻击，八纵队配属一纵的炮团由东向西攻击。第一步消灭城东半部之敌，然后消灭西半部及飞机场之敌。一纵队（欠第三师）位于锦州与塔山之间，作为阻援及攻锦州之总预备队。经过勘察锦州城垣及外围的地形地貌和守敌的防御体系，规定以城北为主要突击重点。扫清外围据点后，随即以步炮协同打开城垣缺口迅速突击。林彪认为，战局的发展，可能演成前所未有的东北大决战。
锦州外围战几个镜头
镜头一：夺取大小紫荆山。该山是锦州城东面的险要屏障，与城西南4里远的南山（182.4高地）相对峙，中间有锦沈铁路、公路及小凌河穿过，是锦州东面的咽喉要道。守军对大、小紫荆山极为重视，由暂五十四师防守，修筑了各种野战工事及部分永久工事，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
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九团三营在炮火支持下向大紫荆山发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占领了大紫荆山主峰。6日，二十三师六十八团三营占领了大紫荆山南侧的小紫荆山。当日敌一个营乘火车出锦州，进到小紫荆山西南侧，在炮、空火力掩护下，向小紫荆山发起反冲击。由于防守部队思想麻痹，未做抗击敌反冲击的准备，小紫荆山又被敌夺去。敌又向大紫荆山阵地实施疯狂的反冲击，妄图重占大紫荆山。
第七十团一营三连顽强扼守，连续打退敌4次进攻，守住了高地。六十八团第三营总结了前次战斗的经验和丢失小紫荆山的教训，10日再次向小紫荆山发起进攻，经激战歼敌400余人，夺回了小紫荆山。
镜头二：攻占北大营。锦州东北角的北大营是敌重要据点，守敌是暂五十四师第三团第一营，周围地形开阔、工事坚固，并有多种副防御设施。八纵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为主攻，第七十二团为2梯队。11日晨1时实施炮火准备，北大营东北角敌地堡一个一个被摧毁，围墙被轰开，担任突击的部队勇猛突入缺口，不顾敌人火力层层封锁，直插敌核心阵地。经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北大营，毙敌百余名，其余守敌缴械投降。
镜头三：夺占八家子和被服厂。这八家子和被服厂是敌人在锦州东面的最后两个据点，由第二十三师负责攻占。第六十七团打八家子、第六十八团打被服厂，13日凌晨同时发起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第六十七团占领了八家子，歼敌暂五十四师第二团第三营500余人。该团前出到白梨街，直逼锦州城墙。敌当即组织炮火和城墙上的火力向他们射击，也发起了几次进攻，企图夺回白梨街，都被第六十七团挫败。第六十八团向被服厂发起攻击后，连续炸毁了被服厂东门外几个地堡，先头部队随即突入院内与敌短兵相接，激战两小时，才全部占领了被服厂。
镜头四：西山争夺战。八纵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在北大营西山的突破战斗颇为激烈。13日凌晨发起攻击，当时晨雾弥漫，能见度极差，炮火准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令爆破组冒着敌火力实施连续爆破，伤亡了不少人，才炸开了3道铁丝网，在敌障碍区开辟了两条通路。部队发起冲击，敌纵深炮火及前沿火力疯狂射击，封闭通路。第三营在攻击敌3号碉堡时，原晋察冀军区神枪手、战斗英雄、营长安全福及八九连连长相继牺牲，部队伤亡很大，攻击失利。第一营发展较快，第一连、第二连动作勇猛，仅5分钟就突入敌阵地，攻占了1号2号地堡群。但暂五十四师守敌连续实施反冲击。我军打退了敌人3次反冲击，并乘势占领了敌3号地堡群。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又抽调暂十八师的两个营在师长景阳的督战下发起了第4次反冲击。我一连只剩下17人，二连只剩下23人，弹药也消耗殆尽，情况十分严重。就在国民党军发起第5次反冲击时，团2梯队及时投入战斗，终于把敌人压下去。
镜头五：扫清“团管区”、“师管区”。二纵以四师和六师肃清外围之敌，五师担任突破任务。六师从右翼首先夺取合成燃料厂，然后扫清敌西北门外（“团管区”、“师管区”一线）各据点，直逼西北门西侧城下；四师从左翼先夺取12亩地，并扫清12亩地以前各据点（包括“团管区”、“师管区”东侧各据点，）直逼西北门东侧城下。同时，两个师沿自己的进攻地域，各挖一条直逼城西北门两侧的交通壕，以便五师突破城防和四六两个师进入纵深战斗，与三纵队协同从城北并肩突破，首先歼灭铁道以北和车站地区之敌，而后继续向纵深发展，分割歼灭锦州守敌。
刘震在纵队作战会议上强调：“敌人在锦州外围设置了坚固据点，特别是在城西北高地，有外围据点中最大的支撑点。四师和六师必须坚决按时肃清外围之敌。否则，将势必影响总攻，影响整个战斗的胜利。”
六师师长张竭诚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合成燃料厂、团管区、12亩地与其东侧的配水池和白老虎屯所据点相呼应，构成锦州城西北的一道重要屏障。这几个外围据点形成一个环形防御，周围遍布地堡，地堡之间还挖有连接的交通壕，地堡群外圈还有围墙，里面是铁丝网和鹿砦、梅花桩等障碍物。怪不得敌人吹嘘这一带的据点是“第二凡尔登”、“小马奇诺”防线。范汉杰想利用这一盾牌挡住解放军，特意从暂十八师、二十二师抽出两个精锐营防守。
张竭诚和政委李少元部署了本师突破外围的战斗任务：十八团负责攻占合成燃料厂；十七团除1个连向小凌河西岸佯动外，主要担任阻击敌暂十八师的增援，保障十八团右翼的安全，而后转为师的第1梯队随主攻部队进城作战，十六团负责攻占黑山团管区，师山炮营、特务营配属十八团作战，而后转属十六团最后攻占团管区。
10日晚，十八团三营利用地下土工作业接近到合成燃料厂北侧地堡群后，主动要求提前实施攻击，先拿下向西突出的核心据点，但因过壕梯子短，攻击部队涉水过壕，遭敌暗火力射击，未达目的。11日张竭诚到十八团和团长一起进行周密组织，再次发起攻击。在强有力的火力支援下，攻击部队前赴后继，连续爆破，排除地雷，摧毁30多座暗堡和地堡，打退敌人3次反冲击。经过激战将守敌三十四师五五○团1个营歼灭，占领了合成燃料厂。六师还摸索出山炮打敌钢筋水泥碉堡的方法，先用两发不上引信的炮弹打穿碉堡外壳，然后用一两发带上引信的炮弹就可摧毁这个碉堡，但3发炮弹必须打在一点上。纵队立即推广了这个方法。
四师师长胡继成、政委李世安将攻打12亩地的任务交给了十二团。该团在冲击至外壕时，遇到外壕深水的障碍，勇敢的战士用自己的身体作桥墩搭起一座座人桥，保障部队迅速攻克了敌人的据点。
城西北外围最大据点“团管区”地势较高，有外壕及铁丝网、鹿砦、梅花桩、地雷场等障碍物。守敌约1个团的兵力，凭借两座坚固楼房和地堡群组成防御体系。刘震令六师十六团从西北、西南，四师十二团从东面选两点突破，而后合击歼灭该敌。11、12日夜部队进行了紧张的近迫作业和战斗准备。挖了数条长达2500米的蛇形交通壕，一直延伸到敌前沿地堡40余米处。壕内可通行火炮，使攻击部队全部转入地下。13日10时开始炮火准备，10时30分发起冲击。十二团经过连续冲击，反复争夺，在东北角突破成功，并击退援敌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当敌1个营在坦克配合下进行反击时，团长颜文斌亲率1个连赶来将敌打退，并立即向纵深发展进攻。
六师副师长赵永夫到十六团指挥战斗，激烈战斗一开始即负伤。十六团副团长薛复礼带领3营冲击，爆破手们连续炸开了两个突破口，威力射击尚未停止，战士们便爬上了外壕，十几把刺刀碰到守敌的鼻尖上。三营迅猛向纵深打去，逐次争夺营房。干部战士已有不少伤亡，三营长赵先顺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部队。战士们冲杀过去，连续打退了敌人6次反冲锋，先后占领了4栋房子。二营、一营也分别向团管区的东部楼房区和西南部的敌人发起攻击。四连首先夺占了前两栋楼房，遭敌反击，五连六连迅速投入战斗，占领了团管区东南的楼房。二营4个营职干部3个负伤。一营沿三营路线投入战斗，全歼了团管区南部守敌。当天下午1时，部队全部占领团管区，歼灭1个团守敌。
接着，刘震司令员急令四师和六师攻占“师管区”。正当部队紧张准备攻击之际，“师管区”守敌慑于我军威力，放弃阵地向城内逃窜，十一团察觉后，即以一营跟踪追击，在城边截歼逃敌一部。至此，二纵夺取了城西北的敌外围据点，并挖通了两条直逼西北门两侧的交通壕。刘震向刘亚楼参谋长报告：13日可以完成肃清敌外围据点的任务。
镜头六：恶战配水池。在城北外围的配水池、亮马山上的大疙瘩，国民党军设置了两个大的强固据点。一东一西，成掎角之势，掩护着锦州城垣。特别是配水池据点，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控制着通往锦州的一条宽阔大道。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就曾将它作为锦州城的一个城防要塞，修筑了大量钢筋水泥永备工事和砖石结构的半永备工事。国民党军队又苦心经营3年，以大白楼为轴心，挖掘了内外两条深壕，架设3道铁丝网，铁丝网之间布满大小暗堡、机枪掩体、单人散兵坑。该据点守敌为暂编第二十二师的1个加强营，约800多人，都是老兵，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较强。守敌自以为配水池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防线。他们在大白楼上狂妄地写道：“配水池就是第二凡尔登”，“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汉”。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把攻打配水池的任务交给七师。
七师师长邓岳问二十团团长：“配水池你们打算让哪个营打？”
“准备叫二营打。”汤团长回答。
一营营长赵兴元一听急了：“还是交给我们打吧！四平攻坚战下来。我们快1年没捞着仗打了，战士们都憋得嗷嗷叫。这次不让我们当突击队，俺这个当营长的怎向战士们交代？”见团长不表态，他又转向师长：“我们一营你是了解的，打闻家台，打四平，我们积累了许多攻坚的经验。让我们打配水池，保证能攻得破，守得住，像块膏药似的粘住敌人，让他抖也抖不掉。”
师长笑了笑：“你这块‘膏药’没把敌人粘住，倒先粘上我啦。我没意见，你们定吧。”
团长、政委交换了一下意见：“那就你们一营上”。
一营战士们利用黑夜把交通壕挖到离敌阵地仅40多米的前沿。配水池外围的堑壕和交通壕又深又陡，不便攀登，他们又赶制了数十架木梯子。赵兴元只身进行了抵近侦察，绘制了敌人设防草图，对哪里有铁丝网，哪里有暗堡，哪里有壕沟，哪里有机枪掩体，哪里有单人散兵坑，都做了标记。
师政委李伯秋来到一营，问：“赵兴元，拿下配水池你有几分把握？作为一个指挥员，充满必胜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但也要多设想一些困难。炮火摧毁不彻底怎么办？正面攻击受挫怎么办？你们要多做几手准备呀！”
赵兴元把营里这些天战前准备的情况向政委作了详细汇报，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吧，政委。没有金钢钻，俺也不会揽这个瓷器活。”
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连指挥所，壕壁上贴着宣传鼓动快板诗：
同志们，准备好，大炮就要打响了；
炮声一停咱就上，配水池上立功劳。
赵营长问：“打配水池有信心吗？”
一个班长把烟蒂朝地下一扔：“营长，俺当兵这些年，硬骨头还啃过几块，别听敌人瞎诈唬，就算他们是‘铁打汉’可这回碰上了咱们这伙子章丘打铁匠，一锤子下去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配水池就是块铁疙瘩，我们也要把它砸个扁！
12日8时，随着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便是震耳的炮声，一排排炮弹夹着啸声扑向配水池，掀起了一股股烟尘。铁丝网、大白楼都被浓烟吞没了。
“出击！”伏在战壕里的战士乘着弥漫的硝烟，怒吼着向敌人扑去。三连和担任助攻的二连像两把利剑似的同时插向敌阵地。炮火虽然摧毁了配水池的地表工事，但暗堡里的机枪仍在吐着火舌，子弹雨点般地射向冲锋的战士。刚冲到外壕的三连一排被凶猛的火力压在壕坎下面，紧随其后的二排、三排进入外壕后，又触响了敌人的“航空炸弹”和地雷，随着几声巨响，十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中，前进一时受阻。
在我军强大炮火掩护下，突击部队冲向锦州城垣，主攻方向受挫，二连在助攻方向却发展顺利。几个爆破组用爆破筒和成捆的手榴弹，迅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突击排随后以迅速果断的动作占领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为向纵深进攻打开了缺口。
赵营长当机立断，将二连的突破口改为主攻方向，对后面的一连连长大声喊道：“把你们连统统拉上来，随我上去全力支援二连，巩固阵地，扩大战果。”营2梯队一连，沿着二连攻击的方向迅速插上，投入了战斗。赵营长带着通信员和电话兵，钻进了炮火硝烟中。没跑多远，就遇见两个战士架着教导员。教导员胸前的棉衣已被血殷红了一大片，肋骨被打断了两根，双手捂着伤口，张大嘴巴呼呼地喘着，挣扎着不下去。赵营长只好命令战士硬把他架下火线。
赵营长跑到最前面，爬出壕沟不远，就见前方仰躺着一个人，是吴传恩，浑身沾满了鲜血和泥土，蜷着一条腿，失去血色的脸上还挂着汗珠，手已经凉了。这个出身贫苦，赤着一双脚走进革命队伍的战士，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在四保临江的一次战斗中，他全身几十处受伤，右眼被炸瞎，脚趾被炸掉，仍顽强地坚持战斗，成为全师闻名的模范荣誉军人。
丢了红房子的敌人疯狂地反扑。炮弹、手榴弹、机关枪、冲锋枪等各种火力都集中到了红房子。房顶被炸塌了，墙壁被打穿了。红房子仅剩下千疮百孔光秃秃的四壁，浓烈的火药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二连增援上去了，贾连长挥着驳壳枪：“营长放心吧，有我们就有红房子，丢了红房子，我就不回来见你了。”
阵地争夺战打得艰难而又残酷。每一分钟都在流血，每一分钟都在伤亡。一群敌人刚被打下去，另一群敌人马上又反扑上来。但是，我们的战士却像一颗颗坚实的钢钉，牢牢地钉在阵地上，顽强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一个战士肚子炸穿了，肠子一下子流了出来。他推开前来救护的战友，忍着巨痛把肠子塞了回来。紧扎了一下腰带，抄起一挺机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呀——”的一声跳到墙外，朝围着红房子的敌群猛扫过去……
时针指向下午3点时，已打垮了敌人30多次反扑。阵地前敌人的尸体把齐腰深的交通壕填满了，壕内的水沟已是红红的血色，敌人穿的棉衣被炸得白絮飞舞。
战斗持续了近7个小时，一营伤亡也很大，壕沟里散乱地躺着100多名伤员。敌人把配水池上的残兵败将都纠集起来，进行最后的挣扎；又从城内调来1个营的兵力，在两架飞机和5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沿公路向一连、两连侧后迂回，配合守敌从两面夹击。一连、两连的弹药都快打完了，战士们紧张战斗了近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他们忍受着饥饿，拖着疲惫的身子顽强地支撑着，能坚持战斗的仅仅剩20几个人了。
在这形势严峻的时刻，电话兵终于接通了与团指挥所的电话。汤团长听了赵兴元的简要汇报后，问道：“老赵，你能不能守住？不行就往后收一收吧。”
“不！我们决不撤退一步！”赵兴元坚定地向团长表示，“配水池还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让我们下去，我怎么向全营交代？怎么对得起倒在这里的战友啊！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我们誓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的又一次反冲击被打垮了。此时，师团首长根据战场上的情况，重新调整了部署，把三营调了上来，在配水池的西南面实施突击。胜利的旗帜终于插在了大白楼的顶端。
配水池之战，是一营战斗历程中最硬最恶的一仗。8个多小时的殊死搏斗，歼敌千余人，而一营也伤亡了600多人，上级派来的4名随军记者也牺牲了3名。
战斗结束后，全营4个连队的炊事班把做好的饭菜挑上了阵地。一看只寥寥几个来吃饭，他们都抱在一起，悲痛地大哭起来，那悲怆的声音像一支挽歌，久久地在阵地上空回荡着。
塔山阻击战的战法决策、战前动员及其作战经过
塔山并不是山，是因一个叫塔山的村子而得名。塔山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山和光秃秃的白台山，是北宁线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北有条东西走向的丘陵。塔山中间为一条宽10余公里的狭长起伏地带，北宁铁路纵贯期间，是葫芦岛通往锦州的咽喉要道。
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必经之路就是塔山。只要突破塔山，用不了两个小时，国民党军即可进抵锦州，对攻城的解放军施行反包围。
东野意识到塔山的重要性，锦州能不能攻克，关键是能否守住塔山，赢得攻锦所必需的时间。
沈阳和锦、葫东西两路援军，可能使攻锦部队陷入夹击，像夹肉烧饼一样被吃掉。为确保攻克锦州，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第四、第十一纵队和热河独立第四、第六师及炮旅，布防于锦西县以北地区，坚决阻击锦西、葫芦岛之敌增援锦州。这一阻击战能否打好，关系到能否攻克锦州，关系到关起门来将东北敌军就地歼灭的战略方针能否实现。
第四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率领下，向塔山地区疾进，并于10月6日进入指定位置。
第十一纵队在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指挥下，未及休整，即按东总电令，向锦西开进，8日到达锦西城北的长宁山、台子沟、沙河营一线，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
我第四纵队某部副团长江雪山在塔山阵地上下达上级的战斗命令，要求坚守阵地，寸土不失，保证友军攻下锦州
守卫塔山，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以海拔261米的白台山为主要防御阵地。这样可居高临下，控制塔山堡；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塔山堡为主要防御阵地。因为塔山堡控制着公路和铁路，敌人不打下塔山堡，大部队及重武器就无法通过去增援锦州，它像门闩一样地锁住敌人。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以塔山堡为防御核心。
兵团决定：“把主要的兵力、火器，集中使用于保卫塔山的方向，在宽大防御正面尽量节省兵力和火器，掌握雄厚的突击力量和纵深的火力配系，将敌人的进攻束缚在塔山堡前狭窄的地域内，迫使敌人不能展开大的兵力，作宽大正面的进攻。兵力部署是：第四纵队的防御正面东自白台山脚，西至老边一线；独四师、独六师在西南面东窑站、双树堡、地藏寺、季家屯之线构筑防御阵地，在敌侧后牵制敌人。
林彪指示：“两锦敌人相距只20余里，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须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勇敢的攻势防线，以四纵一两个师兵力构筑工事，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近距离开火，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准备抵抗数十次猛烈进攻，待敌消耗疲劳进退两难之时，再集中十一纵全部及四纵一两个师兵力组织反突击，将敌大量歼灭于我阵地之外。”“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20公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罗荣桓对塔山守将用电话下达了政治动员令：
“街亭虽小，干系甚大。锦州与锦西相距40公里，全靠塔山东进兵团。否则锦州敌军就要跑掉，甚至使我围城部队陷于敌数路夹击中，锦州战役关键在塔山守不守得住，务必使每个干部、党员和全军上下明白，这一任务的重要性。”
刘亚楼在电话里对各师首长下了死命令：
“塔山丢了，你们提着脑袋来见我。”
第四纵队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党委发布了《告全纵指战员书》、《致全体党员信》。阵地遍插标语牌，上面写道：“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让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第十二师师长江燮元当众宣誓：“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为了保证锦州作战的胜利，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第十师政委李丙令在全体干部动员会上说：“为了粉碎敌人增援锦州的企图，我誓与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抛头颅洒热血而不后退一步！”
坚守塔山堡阵地的部队是四纵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
10月5日晚，四纵十二师师部。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和几个机关干部坐在油灯旁看地图，向骑马紧急赶到师部的三十四团团长焦玉山、政委江民风询问了部队的情况，而后向他们传达了总部命令及纵队和师首长的决心部署。
江师长说：“师决定你团守卫塔山，现在时间紧迫，任务很重，纵队首长命令部队在拂晓前赶到塔山，阻击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敌人。”江师长指着地图上用红铅笔圈好的打鱼山、高家滩、塔山桥、塔山堡说：“其中塔山堡是重点。你们到达指定地点后，尽快组织干部勘察地形，区分任务，并将兵力部署迅速报师。”
潘政委说：“你们团坚守塔山的任务很艰巨，又很光荣。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塔山阻击战是歼灭锦州守敌，攻占锦州的关键。能不能守住塔山，关系到我军能不能顺利打下锦州，关系到能不能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的大问题。你们三十四团过去在新开岭围歼战，鞍山、辽阳攻坚战，攻取本溪和老爷岭阻击战中都打得不错。师党委相信你们，希望你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战胜各种困难，完成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焦玉山、江民风表示：“坚决执行命令！”
6日拂晓前，三十四团一营进至塔山堡，三营进至高家滩和塔山桥，团警卫连二排进至打鱼山。二营为团预备队，隐蔽在塔山堡后背后钓鱼沟边。团指挥所设在塔山堡北侧高地。各营连进至指定位置后，立即紧张地勘察地形，抢修工事，挖防空、防炮洞。
7日上午，焦玉山带领全团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区分具体任务。在塔山山头上遇到来看地形的师长、政委和纵队胡奇才副司令员。首长指示他们抓紧抢修工事，一定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坚决守住塔山，保障主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焦玉山说：“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一步。”江师长说：“好，一言为定。”
8日上午，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和政委莫文骅带领全纵团以上干部到前沿勘察地形，下午在塔山堡开会，详细讨论了打法及兵力部署等问题。
四纵决心以伤亡1万人的代价来完成阻击任务。
10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国民党军的炮弹呼啸着在塔山阵地上爆炸了。守军三十四团一营阵地、三营阵地、警卫连阵地和团指挥所都遭到敌人猛烈的轰击。塔山堡、高家滩的民房一幢幢被打塌起火。山上的草木被烧着了，阵地上弥漫着炮火和硝烟。国民党军1个多营的兵力，趁夜暗落潮摸到警卫连二排打鱼山主要山头阵地，二排两个正副班长牺牲，1个排长和4个战士负伤，剩下的人撤到第2个山头坚守。焦玉山团长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已开始涨潮，打鱼山成了孤岛。他让参谋告诉警卫连：“要守住现有阵地，待黄昏落潮时，配合主力部队实施反击。”
吴克华司令员打电话命令：立即组织反击，坚决把阵地夺回来！”
天已大亮，“重庆号”巡洋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三十四团观察所。观察所里，团长、政委、通信员、电话员共7人，每个人都是满身泥土，有3人被炸伤。
从南面飞来9架敌机，在塔山堡、高家滩上空泻下了一串串重磅炸弹。顿时，阵地上硝烟滚滚，大部分工事被摧毁，铁轨枕木漫天飞舞。许多同志被震昏，有的耳鼻出血。国民党军步兵张牙舞爪，以集团队形哇啦哇啦往前冲。
“打！”守军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杀得国民党军滚的滚，爬的爬，横七竖八，一片一片倒毙在阵地前面。
敌人的后续梯队，被潜伏在饮马河南岸高甸子村的侦察组以突然猛烈的侧射火力打得伤亡惨重。国民党军当晚派1个营的兵力将这个小村烧光。
国民党军用约3个师的兵力轮番进攻，但伤亡惨重，被压制在海滩上和饮河滩里不敢动。太阳刚落山，焦团长立即发出反冲击信号。各反击分队像猛虎一样冲出掩体，杀向敌人……
10日下午，国民党总统府华北战地督察组长罗奇带领独立九十五师从塘沽港海运到达葫芦岛。九十五师是广东部队，战斗力强，号称“赵子龙师”。罗奇随即亲到前线查询了战况。他说：“锦州战事激烈，我代表总统来督战，主张加紧行动。”
罗奇把拿不下塔山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不肯出力。他主张第五十四军为第1梯队，全力进攻塔山，第二梯队为第六十七军，配置在第一梯队左后方，保障第五十四军的左翼侧安全，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位置于后为总预备队，罗奇说：“葫芦岛有4个军，沈阳西进有5个军，加上锦州的两个共有11个军的兵力，再加上海、空军的优势，无论在数量上和火力配备上我军都比共军占绝对优势，只要官兵用命，抱‘杀身成仁’的决心，是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的。”
阙汉骞深有感触地说：“我军口头上是强调海、空军优势及我兵力比共军多，但打起仗来，空军就没有派?t>飞机来，海军的炮兵协同也有限。说到陆军，我军是有11个军，但沈阳的西进兵团5个军远隔几百公里之外，锦州的两个军被解放军包围着，已不能与我军协同；烟台的第三十九军还没有到达，在葫芦岛的部队，还要担负锦西、葫芦岛的防务及海口交通，实际能使用于攻击的部队不到两个军的兵力。加上部队的缺额及伤亡……”
10月13日拂晓，国民党军向塔山、大台山阵地狂轰滥炸，开始更大规模的进攻，以4个师的兵力，采用中间钳制，两翼突破的战术，发起9次攻击。国民党军以整团的兵力组成梯队，由军官带头冲击，前面倒下去后面扑上来。守在塔山堡村头的一连，与敌人拼杀伤亡过大，一股敌人乘机突了进来。在这危急之际，一营副营长鲍仁川，越过敌人火力封锁，进入村内，组织一连文书、通信员等零星人员与敌人白刃格斗，顽强抗击。焦团长急令团预备队实施反击。二营看到信号，营长、教导员身先士卒，冲进塔山堡，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村子里烟雾腾腾，火光闪闪。二营教导员于厚德负伤倒下，几个战士去扶他，他大声叫着：“不要管我，快去消灭敌人。”3营长周丙义带着通信员和几名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和硝烟，跳出工事，端着刺刀，冲入敌群，用刺刀接连戳倒几个敌人，自己多处负伤，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经过20多分钟的逐屋争夺搏斗，将突进来的敌人全部消灭，恢复了前沿阵地。
铁路方向战斗更为激烈。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军独立九十五师部队，袒胸赤臂，身背大刀，端着机枪冲上来，如同一群海盗。十师二十八团一连临危不惧，全连剩下30多人，在身负重伤的指导员程远茂指挥下，英勇地守住了阵地。
二十团二营，阵地西南山头上，有敌人一个炮兵指挥所，居高临下。二营在反冲击时，受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很重。必须想方设法拔掉这个钉子，才能坚守住阵地。营教导员派六连一排机枪组长纪守法带机枪射手去完成这个任务。二营阵地距离敌炮兵指挥所较远，正面又是开阔地，硬冲是不行的。纪守法说：“教导员，我们3个人化装成敌军，混过去。趁敌人不备，绕上山头，给他们来个连窝端。”黄昏，在敌人又一次向我阵地进攻时，纪守法等3人混进敌群，端着机枪，冲进了敌炮兵指挥所，未等敌人反应过来，一阵扫射，敌人全部报销了。敌炮兵的“眼睛”被我们打瞎之后，火炮就失去了作用。纪守法等3人把敌炮兵指挥所拔掉之后，端着3挺机枪，兜着敌人的屁股后头打。3个人一个牺牲，一个负伤，纪守法回到阵地。
战士们说：“这里是塔山，不是长坂坡，让‘赵子龙师’尝尝解放军铁拳的厉害吧！”
“赵子龙师”师长受不了啦，打电话报告：“第一波部队几次冲上塔山阵地障碍物边缘，被塔山解放军火力所阻止，连头都抬不起来，伤亡很大，已进入胶着状态，陷于进退不能的境地。”林伟俦也说：“各师攻击受挫，营长以下官兵伤亡很大，死的没有人埋，伤的没有人救护，影响士气。”
罗奇仍叫嚣：“要不顾一切牺牲，非攻占塔山不可！”
下午，敌人的进攻更加猛烈。河滩上涌来密密麻麻的敌人，三营轻重武器一齐开火，给敌以很大杀伤。打退敌第四次进攻后，八连减员很多，弹尽粮绝。警卫连立即增援上去，随着连长一声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杀啊！”全连端起刺刀同敌人拚杀肉搏，刀光血影，喊杀震天，压制了敌人。
这一天，四纵防御阵地上遭国民党军大炮、重庆号上152毫米舰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落弹3万余发，守塔山部队击溃敌9次冲击，有的战士与敌拼刺刀十多次；两臂已麻木；战士们和敌人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用刀捅、用牙咬，滚打成一团。坚守桥头堡的七连八班全班9人，牺牲3人，6人负伤。三十四团1天战斗伤亡300多人。但他们守住了塔山阵地，岿然不动。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黄昏前，侯镜如令各部停止攻击，在阵地上调整补充粮弹，夜间派少数部队袭击解放军阵地。侯同罗奇在第六十二军指挥所召开军、师长会议，先由独立第九十五师朱师长报告，他说：“侦察地形时，看到塔山没有什么动静，以为塔山的共军兵力不多，阵地构筑也简陋。开始攻击前，我军炮兵集中对塔山猛轰，也没有发现目标。但当炮兵延伸射击，步兵前进到共军的有效射程里，共军突然集中火力向我攻击部队射击，这是在华北战场所没有遭遇过的。打得部队抬不起头，共军的障碍物破坏不了，我军无法前进，只有白白地牺牲。”其他各师长也同样地叫苦。
这时，罗奇严厉地说：“开会前接到总统来电：现在锦州战事非常激烈，要侯司令官坚决执行命令，这一战关系党国的存亡。我代表总统来督战，如有奉行命令不力者，将报请严办。”
各师长提出要空军多派飞机轮流助战，掩护步兵攻击；要海军舰上的大炮集中对塔山射击，要战车部队早日到达助战等。
14日上午5时30分，国民党军海军的152毫米大炮及各军、师炮兵集中火力向塔山阵地猛轰。接着战斗机、轰炸机到达，投下很多500磅重型炸弹。有两枚落在塔山河滩西岸国民党军独九十五师阵地附近，伤亡连长以下官兵20余人，该师官兵大骂空军盲目投弹，炸到自己头上来。独九十五师向塔山阵地中央，第六十二军1个师向塔山左翼高地，第五十四军第八师向塔山右翼铁路桥头堡猛烈攻击，反复冲锋，均遭解放军猛烈还击。
14日下午，前线枪炮声停息时，国民党军受伤官兵，源源运到葫芦岛和锦西县城，先后用轮船海运而走的就有3000多人。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过半。每团缩编起来仅及一个多营人，其余各部队也是伤亡甚重。这天晚上，侯镜如和罗奇又召集各军长、师长研究失败原因。大家都说塔山解放军阵地堡垒星罗棋布，铁丝网鹿砦纵深达十余公尺，是攻击前进的极大障碍。还说炸弹和炮弹没有摧毁解放军阵地工事及障碍物，各兵种得不到协同，在战斗中见不到飞机影子等等。最后罗奇说：“独九十五师伤亡过重，15日休息整理。改由第二十一师接替独立第九十五师的任务。”
当晚北平战车部队海运到达葫芦岛。罗奇又得意忘形地说：“有了水牛（指战车），打下塔山是不成问题了。”
15日，即锦州城破之日，锦西方面国民党军作了最后也是绝望的进攻。同时展开5个师，改变了先用炮火轰击的办法，而是利用拂晓，乘解放军连续作战疲劳困盹，突然偷袭，冲进了塔山阵地第一道战壕。罗奇在塔山以南高地上督战，看到独九十五师涌上塔山阵地，挥舞着马鞭子连声欢呼：“突破了！突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第二道堑壕爬进时，被守军一连巡逻警戒哨和两个送饭的炊事员发觉。他们一面与敌人搏斗，一面高声呼叫。这时一连连长带领战士们紧急应战，在工事里与敌人扭打，以短促火力杀伤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偷袭。冲入火网的敌两个连被迫投降。
敌人偷袭不成，即集中暂六十二师、一○三师、二十一师一部分兵力，分三路向我塔山阵地发起猛烈的集团冲锋。
坚守桥头堡的二十八团二连指导员鼓励战士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捅弯了用枪托，枪托打烂了用石头，石头砸完了用牙咬！我们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有人在就有阵地在！”敌人冲到第一道铁丝网边，他们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激战持续了3个多小时，只见铁丝网上、堑壕外面，到处是敌人的尸体。
守卫塔山的部队经过六昼夜的顽强奋战，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是宣传员们冒着炮火将上级颁发的“塔山英雄团”的奖旗送上火线
国民党军锦西的东进兵团被阻挡在塔山一线，不可越雷池一步。塔山阻击战，为主攻部队攻占锦州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阻援部队成绩突出的几个团，分别荣获了“塔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和“白台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林彪高兴地说：“是啊，没有想到他们打得这样好，打的是政治仗啊！打锦州的部队也都打得很好，打得很坚决，迅猛地向纵深发展。分割敌人，把敌人指挥系统打烂，胜利是出乎意料的啊！”
罗荣桓政委也笑着说：“唉呀，塔山这个仗啊，锦州这个仗啊，的确带有一定冒险性。因为打到敌人真正的要害处，敌人必然要在垂死中挣扎，尽可能集中他所能出动的兵力与我决战，以图破坏我们这个勇敢的作战计划。我们在历史上还没有打过这样的大仗。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啊！好在这次战前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新式整军运动大练兵，打下个好基础，展现了新面貌，它的威力在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了。经过这一仗的考验，可以说我军的战斗力已发展到了攻无不克、守无不固的新境界。”
蒋介石援锦企图破灭了，沮丧地说：“锦西、锦州仅距30多公里，以11个正规师的兵力不仅未能出援锦州，反遭惨重伤亡，实在出乎意料。”
塔山阵地前，国民党军遗下近7000多具尸体。
解放军也有近4000人的伤亡。
文学作品中形容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塔山是真实的景象。
夺取锦州城区的若干细节
锦州总攻开始了！
10月14日上午10时，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锦州城顿时一片火海。城墙、碉堡纷纷倒塌崩陷，铁丝网、梅花桩四散飞扬，护城壕也被轰平了。
二纵从惠安街、良安街之间揳入市区；三纵从伪省公署附近突破；七、九纵以中央大街为分界线，从大凌河街、女儿街、牡丹街、太子街突破；八纵从瓦斯会社东北角突破，插入市区。
二纵担任突破的五师13日夜即隐蔽进入攻城地域，部队冒敌猛烈的炮火连夜紧张地构筑了抵近射击的炮兵阵地和步兵突破冲击出发阵地。14日拂晓前，连以上指挥员均逼近敌前沿观察了地形，熟悉道路，弄清突破口的位置。各尖刀连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火炮都进入抵近射击阵地，完成了一切突破防线的准备工作。
我军坦克部队开上锦州战场
解放军坦克兵参战，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配属五师的坦克二连有8辆坦克，都是接收日军的破旧坦克经过修理拼装的，战士们叫它“老头坦克”。坦克中的通讯设备被日军拆掉了，靠坦克外面打信号旗联络。坦克兵多是新手，初次上阵难免紧张。坦克就像没有驯服的老牛，有时让它走它偏停，让它停它又走了。总攻发起时间还没到，有的坦克一发动就向前冲去，尖刀连的战士们喊“停下”，用镐头敲，坦克里也听不见，只好跟在坦克后面发起冲击。这“老头坦克”还真顶用，几辆坦克成后三角队形展开，用炮火交叉射击，不到一刻钟就把铁路大桥碉堡防御工事摧毁，掩护步兵连向城内进攻。
左翼十四团和右翼十五团并肩突破城垣防御。为了护送主突部队，及时打垮敌人的反冲击，刘震令炮兵进行3次延伸射击，第一次延伸150米，第二次延伸200米，第三次延伸250米，顺利地护送五师突破后进入纵深战斗。
五师师长吴国璋从电话里向刘震报告突破的情况：“十四团、十五团跨过铁路后，从惠安街、良安街向前发展，揳入市内。突入市区后，敌出动坦克、装甲车阻我前进，并实施密集的炮火拦阻。突破敌拦阻后，十四团向东猛插，攻占了国际仓库；十五团控制两条街道后，进至静安街，歼灭了据守在红十字医院顽抗的敌人。”
刘震令吴国璋：“迅速将师2梯队团投入战斗。四师、六师相继进入纵深战斗。3个师齐头前进，向市区东南发展进攻。进去的兵力越多越能扩大战果。总部要求我们尽快攻克锦州，打破蒋介石调兵遣将向锦州驰援的企图。”
忽然，城墙上竖起一面鲜红的大旗。旗帜在烟尘里飘摆。部队响起一片欢呼：“锦州突破了，冲啊！”
尖刀连一打进突破口就和敌人展开混战。
指挥所进入突破口时，十五团团长樊洪立即命令第2梯队营投入战斗，从南北大街往东打，迅速扩大战斗面，以便巩固突破口。突破口上，许多伤员和抢救人员争吵着，不下火线，一个负伤的战士，肠子流出来还在拼命往前爬，别人要抬他，他不干，坚决要爬到城里去：“没打到城里，刚到突破口，就被该死的炮弹打中了肚子。死也要死到城里去，我要前进！”
突破口，敌人死伤遍地，背包、水壶扔得到处皆是，钢盔在战士们脚下踢得来回滚动。尖刀连的战士，有的和几个敌人抱着死在一起，有的把刺刀扎在敌人身上还没 62d4." >拔出来就牺牲了。敌人顽强，解放军战士更顽强。冲锋信号发起3分钟，尖刀三连王德明第一个把胜利红旗插上了城头。敌人组织了几次反扑，尖刀连的战士把手榴弹、爆破筒都打光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后来敌人越上越多，滚在一起混战起来，终于把敌人一个营消灭了。
当尖刀十连冲入突破口，越过铁路路基向前冲击时，被西面一座坚固的敌碉堡中的两挺重机枪以密集的火网压制，八连、三连的指战员都被压制在铁路路基一侧，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伤亡在不断增加，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这时，十连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第一个抢到前面，向连长要求完成爆破任务。他脱下棉衣，卷起袖子，提起7尺多长的爆破筒，沿着路基滚、爬、跳、跑，飞快地接近碉堡。他在土坎前，先扔出两颗手榴弹，然后趁着爆炸烟雾一纵身贴近碉堡，把爆破筒插进不断喷火的碉堡枪眼，拉燃导火索，转身跳开。
不料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掉在地上，吱吱地冒烟。梁士英毫不犹豫地拾起爆破筒又塞进碉堡。他刚松开手，爆破筒又被推出1尺多长，眼看又将推出碉堡。此时导火索将尽，随时都会爆炸。
只见梁士英挺起粗壮的臂膀，死劲顶住爆破筒的底部，左脚抵住碉堡，右腿支撑着向前倾斜身体，像一尊钢浇铁铸的巨人钉在那里。碉堡里的敌人哇呀乱叫往外推爆破筒，梁士英岿然屹立，一动不动。
西北风吹着他的单军装簌簌抖动。战友们都喊他下来隐蔽。排长大喊：“梁士英，我命令你赶快回来！”梁士英扭过头，摆一摆手，好像要说“不能，”话音刚出，轰然一声，碉堡已经被炸得粉碎，他的身影也在迸裂的土石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梁士英是翻身农民，1946年参军，是二纵五师十五团三营机枪连的战士，曾多次立功。战役前，他调十连五班当战斗组长，十连担任尖刀连，二排又是尖刀排。梁士英牺牲附近的城门，后来被命名为“士英门”，锦州市人民公园里，耸立起一座高大的石塔，刻着“烈士梁士英之墓”光芒耀目的金字。
两个尖刀连完全站稳脚跟后，人员已经不多了。团长樊洪在进入突破口时，也负了伤，因流血过多，面色苍白，被送下火线，由政委陈绍昆代理指挥。
这时，从报话机上传来刘震司令员的命令：“十五团向高等法院地区进攻，配合友军歼灭敌军主力。”十五团转头向东，一营在左，二营在右……
十三团在团长张峰率领下从十四团、十五团之间加入战斗，对据守监狱的敌人实施攻击，歼敌千余人。当据守监狱的敌人向南突围时，十一团、十三团互相配合，前后夹击，将敌歼灭，张峰团长负伤。十一团二连在这次战斗中，采取大胆迂回、分割围歼及政治瓦解等手段，经20分钟激战，毙敌百余名，俘敌400余名。十团由惠安街向老城进攻，歼敌千余人。
战士们爬上锦州城垣西北角突破口
十四团在开德合烧锅大院遇敌顽抗。该团二营在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经40分钟激战，全歼敌1个团部和1个营，而后继续向东推进。团长薛剑强、政委任茂如先后负重伤，副团长王扶之负伤坚持指挥战斗。
六师尾随主攻部队，进入纵深作战。十七团进至市公署歼敌300余人，缴获装甲车、汽车各12辆、接着攻占了税务局大楼，歼敌1个营。十八团包围了邮电局，全歼守敌。该团政委王仲儒负伤。十六团尾随五师进入市内战斗，在铁路上歼灭敌人反冲击的两个连。尔后，在向纵深进攻中，配合三纵七师消灭了几股敌人。在攻城战斗中十七团副团长唐明牺牲。他是六师的一员战将，还很年轻，解放全东北的壮志未酬，就过早地离开人世。
锦州城南的突破任务，由七纵和九纵担任，由七纵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总攻发起后，七纵二十一师的突击连乘机冲出，越过了护城河，该连八班施放烟幕弹，以迷盲敌人，六班一跃登城。六十一团大部进入突破口，把红旗插到敌前沿阵地。到14时，第1梯队已全部进入新市区并向纵深发展，分别解决了牡丹街、和乐街、中央银行、陆军医院、电影院等处敌人。战士们在新式整军和战前训练中掌握的爆破技术，在城区巷战和歼灭高层建筑物守敌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市区战斗中，敌人大部被歼，只有部分残敌窜入老城。锦州老城有3丈高的城墙，守敌1.5万人，第1梯队两个师与二纵、三纵会师时，即从东、北两面包围了老城。十九师一部，在第一梯队攻入市区时即攻占锦州西关，该师主力也在进入市区之后，从南面包围了老城，邓华决定：十九师从老城东南角突破，二十一师为第2梯队。
15日14时开始炮火急袭，十九师五十七团首先从南门突破。15分钟后，五十六团也从城南角突破，快速向纵深发展。接着五十五团也投入纵深战斗。二十师大部也转自十九师突破地段进入纵深战斗。锦州老城，方圆不过4平方公里，惊慌失措的敌人拥挤得混乱不堪。两个师像两把尖刀插入敌群分割穿插，仅用3个半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
九纵和七纵并肩从锦州城南突破，九纵在右。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决定以二十五师、二十六师，担任突破任务。左翼二十六师，从中兴街至太子街之间突破；右翼二十六师，从太子街到牡丹街之间突破。两师于火车站附近与二、三纵会师。二十七师（欠控制飞机场之八十一团）为纵队预备队。
根据城南地形开阔和炮兵数量较少的情况，纵队决定以2梯队10个营的兵力，在女儿河和小凌河之间，经两昼夜苦战，挖交通沟6条，全长23万多延长米，将进攻出发阵地推进到了离城垣仅200多米的小凌河岸，并构筑突破团的指挥所隐蔽部和全部炮兵阵地，对保证迅速登地和减少伤亡起到了重大作用。
经过5分钟的炮火急袭，担任“尖刀连”的七十五团一连和七十六团五连同时发起冲击，涉过小凌河，不到10分钟就占领了突破口。詹才芳、李中权跟随在两个先头团后，师首长随先头营跟进，冒着敌机扫射轰炸和敌人火力射击指挥战斗。七十六团一营营长徐治华在强渡小凌河中壮烈牺牲。团政委皋峰在河中被敌化学迫击炮弹的冲击波冲出几十米，在危急中被警卫员救起。他穿着被冰冷河水浸透的棉衣立即爬上城垣指挥战斗。
二十六师遂以七十八团攻击医院大楼的敌人。该团三营插到医院大楼侧后，二营正面攻击，二营五连为突击连，连续爆破了9个地堡，12道铁丝网，9栋楼房，最后全歼守敌。15日拂晓，七十三团、七十六团、七十八团和友邻部队一齐攻入敌六兵团司令部，守敌大部被歼。
八纵由城东向西攻击，配合南北对进的主攻部队实施助攻。林彪曾指示：“你们纵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你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你们完成的任务就越好。”
八纵助攻正面宽大，锦州西面没有对进的部队，又无兄弟纵队并肩突击，缺少炮兵的火力支援，全纵队仅有小口径炮40余门。纵队领导决心把助攻任务当主攻任务来完成。具体部署是：主攻任务由师长吴烈、政委谢明指挥的第二十二师担任，纵队炮兵营及各师山炮支援战斗。从瓦斯会社东北角突破，首先攻占敌“剿总”指挥所，并在第二十四师配合下歼灭务本街、富贵街之敌，而后歼灭忠烈祠东南地区之敌，围歼敌六兵团司令部。第二十三师为纵队预备队，在第二十二师突破后，向西南方向前进，占领善和街、龙江街、松花街，而后继续攻击紫明区之敌。
总攻发起后，八纵的7个团先后进入城内与敌展开逐堡争夺战。
突破锦州城防后，向敌之纵深发展
六纵十七师在四平攻坚战中获得“攻坚老虎”的称号。这次打锦州，从四平调上来，刘亚楼参谋长命令该师为攻城总预备队，归三纵指挥。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兴冲冲地去见三纵首长要求具体任务。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见到了韩先楚司令员，从他那熬红的双眼中可以看出，兄弟部队在外围战斗中打得够艰苦的。韩司令员只寒暄了几句，就指着墙上的地图用坚定的语气和有力的手势对龙说：“敌剿总锦州指挥.?所和兵团司令部之间的铁路局，是锦州的心脏。待一打开突破口，你们这支攻坚老虎就要不顾一切地猛扑进去，把它掐住。”
总攻发起后，龙书金正站在韩司令员的指挥所里，看到三纵部队潮水般地向前涌去，兴奋地请示：“突破口撕开了，首长，我回去叫部队去吧！”
韩司令员同意了，龙书金一口气回师临时指挥所。参谋长告诉他：“因突破口太窄，部队过于拥挤，四十九团团长赵浩然指挥部队机动地绕到小北门一带冲进去了。”龙书金赶紧打电话通知五十、五十一团紧紧跟上。放下电话，他带着警卫连和一台步话机往东追去。
团长赵浩然把尖刀任务交给了八连，并向全连战士说：“上级把我们从老远的后方调来，就是要我们勇猛地穿插分割敌人，我们可不能给攻坚老虎的脸上抹黑。”八连副连长马绍先，是抗日时期的战斗英雄，激动地喊道：“团长，请放心吧！插不到铁路南边就不回来见你！”说罢，手一挥，领着突击排忽啦一下冲上去了。敌人的子弹打得铁轨冒着火星，叮当直响。突击排在敌人流弹横飞中，有的战士倒下了，但更多的战士却钻进了车皮，越过铁轨，在月台上同敌人拼起刺刀。连主力也很快跟上，消灭了1个连敌人的反扑。接着，乘胜向西南发展，一鼓作气，攻占10余座大楼，控制了铁道以南500余米宽的走廊，为团主力打开了前进的通路。
在解放锦州的战斗过程中，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五师，在少将师长安守仁的率领下，全师官兵3000余人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战至15日拂晓，各攻城部队先后在中央大街、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和邮局等地区胜利会师、歼灭了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残敌约1万多人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为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当日中午，林、罗、刘令七纵由西南攻击，二纵一部由东北攻击，乘胜突入老城，至18时，全歼残敌。
锦州之战，从10月14日10时至10月15日18时，历时31个小时。东北野战军全歼锦州10万国民党守军，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司令官范汉杰中将、冀热辽边区司令贺奎、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及少将31人。还有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张作相等。缴获各种火炮1121门，各种枪4.1万支（挺）、坦克8辆、飞机1架、汽车装甲车258台，击毁飞机11架。东北野战军自己伤亡2.4万人。
范汉杰、卢浚泉等逃命之路
锦州城破，范汉杰感到末日将临。
此前，10月6日，范汉杰曾召集兵团司令官及军长开紧急会议，决定锦州守军向锦西突围，与关内增援部队会师后，夹击塔山共军，然后回师北上，会合沈阳西进兵团与共军在锦州、沈阳间决战。范汉杰准备夜间行动，并分别报告了蒋介石、卫立煌。
卫立煌指示范汉杰：“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范汉杰不得已只好中止突围行动，继续在锦州与解放军作困兽斗，但弹药粮秣缺乏，已不能支持日益激烈的战斗。
10月9日，锦州正在退守两难之际，范汉杰、卢浚泉接蒋介石来电说：“锦州关系全局，请吾兄坚守待援”等。新编第八军军长沈向奎说：“老头子（蒋介石）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来称兄道弟，这就是他的办法。我来锦州只有十几天，看不到有什么好办法。”
范汉杰苦守待援，千呼万唤不见援兵到来。
解放军对锦州城发起总攻后，城市内围战更加激烈。守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锦州守军各部队一再要求补充弹药，而锦州兵站既无机步枪弹，又无炮弹。参谋长李汝和大骂负责后勤的第三处处长，该处长说：“弹药粮秣运到葫芦岛，即由东北‘剿总’控制，直接空运沈阳，所以锦州没有囤弹。”锦州第十兵站总监黄炳寰说：“锦州粮秣只能吃到10月20日左右，另外还有美国救济总署的一部分面粉，数目不详。”沈阳“剿总”每天空投弹药，大部分都投在锦州西北角和北面的解放军占领地区。
弹尽粮绝，将不同心，兵无斗志。
范汉杰恐慌了。
他决定去找卢浚泉商量如何撤逃。
第六兵团指挥所设在锦州新市区邮政局内，第九十三军指挥所也在这里，卢浚泉已移至地下室指挥。炮兵指挥官桂协华负责在屋顶天台上观察情况，只见前线步兵节节后退。他把这些情况报告卢浚泉，卢双眉愁锁，一言不发。
在地下室的走道上，幕僚及勤杂人员东倒西歪地坐卧着，意气消沉，暗自悲叹，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分外阴森，只电台一角发出“滴答滴答”的呼叫声。
卢浚泉从地下室向大门走上来，像是出来看看情况的样子。他一反过去对部下的那副尊严面孔，强掩内心的惊慌，以试探的口气问桂协华：“你看怎么办？”
桂协华看出他有想逃走的心意，大胆地对他说：“我看锦州是肯定完了，别无办法，只有突围出去。”
卢浚泉眉头一皱，低声说：“怎么突法？能突得出去？”
桂协华说：“几天来东南角都很沉寂，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枪声，我判断这个方向是个空隙部分。”他取出地图指给卢看，“从东南角突出去，女儿河水浅可以徒涉，渡过女儿河，继续向东南方越过南山，渡大凌河，找船到葫芦岛或秦皇岛。我判断这一路不会有敌人，只要部队小是可以成功的。”
卢浚泉说：“突出去怎么办？范汉杰的联络又断了，不知他那边的情况又是怎样，他不出去，我们出去了也逃不过中央那一关。最好是同范汉杰联络上，他同意了，那么出去后有他对中央负责，我们就好说话了。”
桂说：“时间紧迫，事不宜迟，要走就在今天下午天黑以前出动，黄昏后到达女儿河，趁暗渡河，下半夜有月色，趁月夜在明天拂晓可到达大凌河口。”
卢浚泉点头表示同意，并嘱咐桂：“不要声张出去，你一人暗中准备，再确实查明东南角的路上是否有敌人，设法把范汉杰接过来。”
“杀身成仁”是说给上边和下边听的，节骨眼上信奉的还是保命哲学。
英雄所见略同。懦夫所见也略同。
范汉杰不请自到，携带小老婆和参谋长李汝和、炮兵指挥官黄永安等随从人员十几人，像惊弓之鸟一样，仓皇进入地下室。在卢浚泉室内二人相商，约半小时后，卢出来对桂协华说，范已同意突围。
桂协华叫九十三军参谋长殷开本也走，他们私交很好，同是卢浚泉亲信中的失宠者。殷愤慨地说：“这种情况，出得去吗？是出去找死喽！”桂协华说：“出得去。”殷说：“出得去不死也要坐监，他们（指卢浚泉、范汉杰）出去有办法，我们出去干什么。盛老倌（指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也是这样想，他也不走，抵近了实在无法，只有把白旗扯出去。”
下午6时，桂协华、卢浚泉及副官李大年一伙在前，范汉杰携眷并参谋长李汝和等数十人随后，由侦察连手枪排约40余人护卫，从地下室东侧门进入交通壕，向城东南角窜去。他们沿交通壕行约1里多路，出壕转向东南角，走近一小院落，有一解放军战士向墙外了望发现他们，扔出一颗手榴弹，未爆炸，却吓得侦察连士兵向东北奔跑，队形顿乱。范汉杰、卢浚泉等绕道先奔向东南角爬上外围上墙，滑下土墙，穿过铁丝网，越过外壕，通过重重障碍物，到达女儿河边，这时已经入夜。
卢浚泉说：“已经出来了，过河后要分散成小股各走各的，把所有武器都丢在河里。不要再喊我司令官，改喊我老李、喊范主任做老刘。”
当时在河边乱作一团，后面枪声激烈，回头只见红色信号弹自东、西两方射向他们突围的方向，料是指示堵击。他们怕追兵赶来，纷纷徒涉过河，水深及腹下，上岸后分股向南山山麓摸去。快到山麓时，山腹上一阵枪响，南山上的解放军向山下围来，他们吓得东奔西逃。
卢浚泉、桂协华、李大年和卫士等5人，顺山脚向西跑约1里多路又向南来到一条小路上，走了约1里多路。卢浚泉停下来对桂协华说：“范汉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他不出去我们出去了也不行。”卢浚泉叫桂协华回去找一找，他们坐在原地等。
桂走回去约百多公尺，遇到范汉杰的参谋长李汝和，问：“范主任呢？”李说：“刚才枪一响，大家乱跑，范汉杰他们不知跑向哪里去了。我是跟在你后面追你们的。”
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在锦州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桂说：“卢先生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叫我来找范主任。”李说：“哪里找得着，山上的敌人都围下来了，不能再转去找了。赶快走吧，脱离险区要紧。”
李汝和又把上述情况对卢浚泉重述一遍，卢浚泉才无奈表示不再找了。他们一行6人沿山腹小路向南逃去。
他们绕过了三四处巡逻哨卡，拂晓时绕出大山，进入海边平原地带。天刚亮，从一个村庄旁经过，村东一条大河，判断是大凌河，想渡河，但无船，只好改变路线往南走到海边去。此时恐惧心情稍为平静，感到口渴肚饿，只得拔菜地里的白菜吃以充饥渴。卢浚泉一跛一跛地边吃边走。昔日威风凛凛，趋者如云，曾几何时，一旦兵败，临危逃走，惶惶如丧家之犬，亟亟如漏网之鱼。形容当时的范汉杰和卢浚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太阳已出山，他们发现右前大路上有解放军的10多辆大车装着物资由10多个骑兵护送往锦州方向去。他们恐被发现，急潜入高粱地内。卢浚泉的脚跟被皮鞋磨伤，行走困难，就在高粱地里的一个草棚内躲起来。卢叫桂协华设法找几套便衣，桂和卢的副官李大年在附近收割的农民处以3个小金元宝（三两）换得便衣5套，立即改装，又以军棉衣换得早饭一顿。
饭后已是正午12时左右，卢浚泉、李汝和在草棚内休息，其他人轮流警戒。和农民交谈中得知当地地名叫娘娘宫，离锦州50公里，到海边有30来里。这时，塔山方面的激烈炮声听得比较清楚，硝烟隐约可见。锦州方面也有炮声。下午3时左右，一声巨响，蘑菇状的爆烟由锦州上空升起，这是解放军在城内对守军核心工事实施的重量爆破。此后，锦州方向就没有炮声了。
卢浚泉、李汝和听到巨响，判断锦州已经完了。
解放军攻入锦州后，发现范汉杰、卢浚泉及另外一些重要军官化装潜逃。东北野战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在重要路口设立俘虏检查站，进行严密检查，如发现范汉杰及其他重要军官，要立即报告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卢浚泉感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向他们兜过来。
他催一行人说：“锦州完了敌人会出来扫荡，赶快走。”
他们离开草棚，分散走上大路。行约2里，由东南面飞来一架轰炸机，路上行人纷纷隐蔽，匆忙中糊里糊涂地走进村中。村中的老乡以怀疑的眼光注视他们。他们感到事情不妙，就转了个弯，往西端村口走去。刚出村口，就被解放军哨兵发现，哨兵喊道：“老乡！站住！哪儿来的，往哪儿去？”
桂协华故作镇静地回答说：“从沈阳逃难来的。”
一个带驳壳枪的解放军干部听了立即说：“一口云南腔，哪里是沈阳逃难来的，一定是由锦州跑出来的。”说着走近了他们，叫他们沿墙角坐下，问：“你们说，是哪个部队？干什么的？”
这一关是逃不过去了。桂协华假说是锦州八十八师辎重营的中尉排长。李大年回答是锦州铁路局的文书。李汝和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少校军需。卢浚泉也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少校军需。卢浚泉的卫兵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传令兵。这个干部对解放军战士说：“把他们带到连部去。”
卢浚泉等终于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到了连部，一右手用绷带兜着的解放军连长吩咐战士说：“给他们弄点热饭吃。”并叫他们坐在炕上暖暖身。又说：“我们解放军是优待俘虏的，不要怕。”接着叫他们把身上的东西拿出来检查。他们将身上的手表、水笔、金子、金元券和香烟拿了出来。连长看完后叫他们收起来，问：“武器呢？”他们说：“埋在半路上了。”
在伙房吃饭时，炊事员叫他们吃饱些，晚上还要走路，吃的是小米粥和面酱。下午6时，他们随解放军向锦州方向出发，夹在队伍中行进。
到了一个俘虏集中地。桂协华和李大年编到军官队，卢浚泉和李汝和都编在老弱队。桂趁乱走到卢浚泉身边，递给他一支手套，内装剩下的一两金子，对他说：“老倌，给你这支手套！”卢很紧张地说：“有些人认得我，他们会不会说出来我？”桂安慰他说：“不怕，多数士兵认不得你，军官队也只是连排长，有几人认得你，他们也不会说出来。”
被俘的第八十八师副师长认得兵团司令官并向解放军检举了他。
范汉杰与卢浚泉、李汝和等散失后，与副官、姨太太自行逃窜。他在松山东面山地找不着国民党军部队。附近村庄住满了解放军。锦州市内彻夜火光冲天，爆炸声终夜不绝。天亮前，范汉杰在松山东面一间小小的窝棚内住下，准备昼伏夜行。锦州已完全被解放军占领，市区大火还在燃烧，仍有断续的枪声。当市外松山各乡村的解放军向城内和向西移动之际，国民党空军飞机飞到锦州上空，用烟幕弹做信号，打圆圈后向南直飞多次，示意向南（锦西方向）突围。但是范汉杰并没有看到突围的部队。连按原计划护送他们的沈向奎军黄建镛部和景阳师，也没有跟上来。树倒猢狲散。他已是真正的光杆司令。虽有侍卫官和姨太太跟随，可他们只可以同享乐，又岂能共患难。
他们躲在一户农民家里，用金条在乡下换了几套农民衣服，改了装。他让侍卫官和姨太太先走，先到秦皇岛，然后坐火车到北平去找傅作义。他自己带着年轻女人走太显眼了。他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一些金条。
他没想到，侍卫官很快就被解放军查获，并供出他躲藏的地点：锦州东南20里的谷家窝棚。解放军加强了搜索和盘查。
第二天下午4时许，范汉杰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山地小道走去。当他走过西海口和高桥到锦州的公路时，被解放军的潜伏哨兵截获，当晚，随解放军移动。
范自思身为方面军的指挥官，丧师失地，难逃蒋介石的所谓“革命连坐法”，而同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罪恶，被俘之后，绝无幸免之理。为求速死，乃自报身份：“我是范汉杰。”他立即被辗转送到九纵司令部及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俘虏收容所。
14日晚潜逃，15日下午范汉杰和卢浚泉被九纵查获。当范汉杰和卢浚泉被押解送到牤牛屯东总司令部驻地时，刘亚楼高兴地跳起说：“范大头捉到了！”
林彪、罗荣桓找范汉杰谈话，询问战况和他的看法。范沮丧地说：“这一着（指打锦州）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中间断了。”又说：“你们攻锦作战，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我们走到哪里，炮火就跟到哪里，炮弹不断地落到我们指挥所的位置。你们部队的近迫挖壕作业很好，很熟练，我们从地面看不到部队的运作，无法组织射击和反击，这是我们未曾料到的。你们部队英勇作战，勇猛冲击，势难抵挡呀……”
卢浚泉在被俘之后，时刻想到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打了几年内战，现在被俘还有什么希望呢？没想到被俘次日，即受到林彪的接见。林彪问这位黄埔同学：“曾派人坐马车送给你一封信，没有收到吗？”卢说没有收到。
林彪又说：“你可以与第六十军通电。”卢浚泉即拟好给第六十军曾泽生军长的电报，大意是告知锦州守军已全部被歼。希望不要再抵抗了，也不可能再抗拒了。范、卢的生活医药得到很好的照顾，次日，即随同其他被俘师级以上军官押送哈尔滨。
此前，即15日早晨，驻葫芦岛的唐云山曾用无线电话与范联络，但始终联络不上。大家料定锦州是完了，弄不清范汉杰的下落。
港口司令部在葫芦岛有1营监护兵，负责看守码头仓库，兵都是由锦西、高桥、塔山一带招来的，地形非常熟，虽在黑夜也辨识得出路来。官长多是广东籍的，也愿为范出点力。他们想组成1连轻装便衣队，绕过火线，沿路分头向前边搜索，去接出范汉杰。唐云山说：“这是儿戏，没用，一来过不去火线，二来范如果突围，一定带着军队，还用得着你们么？”阙汉骞开玩笑地说：“第五十四军和共军贴住了，派不了部队。港口的监护营对范老总有感情，他们地方熟，穿过火线没问题，派出去没坏处。老唐你不愿意，莫非你这参谋长想当代理兵团司令官不成？”唐云山这才不开口。
找范汉杰的人还没派出，第六十二军阵地前线派人把范汉杰的老婆送上门来见陈铁和桂永清等人。范妻哭诉随范汉杰在锦州城破时向南逃走失散。她并说：“沿途所见共军队伍很整齐，人马枪炮很多，并不像过去所说的游击队那样。”
这些话引起了国民党军指挥官们的极大恐慌，怕解放军很快就来进攻葫芦岛。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写了一个条子给后勤机关：“奉谕给范太太送金元券1万元。”这就是失去范汉杰的代价。这还是事先没请示，郭忏做主的。
蒋介石自范汉杰被俘后，没有什么关注的表示。范汉杰老婆上船去天津时，她对港口司令讲：“听唐云山夫妇讲，老范凶多吉少。”言后泣不成声。港口司令劝慰说：“解放军有政策，不虐待俘虏。”
蒋介石把锦州失守的责任全怪罪到各将领头上，破口大骂
10月13、14日，东进兵团攻不下塔山，西进兵团又被迟滞于彰武、新立屯一带，锦州危在旦夕。
蒋介石在南京再也坐不住了，他亲率郭忏、邓文仪等从南京飞抵沈阳。这是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第七次来到东北。蒋介石认为东北的局势糟到这步田地，全在于将领不听话。为了实现挽救东北几十万大军的计划，他必须找一位又听从他命令又有能力的将领。这时，他又想到了杜聿明。当时杜被蒋介石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正准备去指挥部队向山东解放军发动攻击。
10月15日，锦州宣告解放
在蒋介石到达沈阳的当天，即派飞机把杜聿明接到沈阳。蒋介石对杜说：“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一封信，要他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又说“同时给郑洞国也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赶快突围，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杜聿明虽较能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但对蒋介石的做法也是有些想法。他认为，锦州、长春的守、弃关系到整个东北作战计划，蒋投信前不同卫立煌等各将领商议，已形成东北国军“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局势。锦州守（无决心）退（已被解放军包围，势不可能）两难。长春突围不成，反被消灭。共军可能集中全力围攻沈阳。杜聿明越想越恼火，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又因木已成舟，无法挽救，也就没说什么。
蒋介石一再征询杜聿明的意见，杜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于是蒋介石要杜聿明去找廖耀湘谈谈再说。
廖耀湘兵团经过几日激战后，于10月15日占领新立屯。
16日上午锦州情况已不明（事实上15日晚已解放），蒋介石分别召见各将领，并令杜聿明同廖耀湘到新立屯视察后向他陈述攻击共军的意见。
16日拂晓，当廖耀湘正要下达兵团主力继续向阜新推进命令时，得到锦州失守的消息，他当即命令各部停止待命。上午，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和邓文仪、侯腾等乘火车到达新民车站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和廖耀湘、郑庭笈等会面。午餐后，同廖耀湘乘汽车赴新立屯视察，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涛会面。
谈话中，廖耀湘先是吹嘘他在彰武截断共军的后路，在新立屯给共军以极大的打击，又说如果范汉杰守住锦州，空军空投补给，由葫芦岛、锦西协同辽西兵团向锦州之敌攻击是可以的。接着，廖耀湘却说：“锦州本晚电讯已断，恐怕已经完了。”
锦州既失，廖耀湘主张从营口撤退，杜聿明也同意廖的这一方案。其他各将领如潘裕昆、龙天武等皆认为锦州失守，不能再向西进，只有撤回沈阳或向营口撤退。杜聿明视察完毕，当日深夜返抵新民。
沈阳的卫立煌与赵家骧也认为，锦州失守，廖兵团再无西进的必要，应迅速撤回新民，否则又有被共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非攻锦州不可”的命令，又不敢独断专行，下令撤退。
蒋介石在获悉锦州范汉杰部被共军全歼后，立即飞往锦西。侯镜如、阙汉骞、罗奇等东进兵团的将领都到飞机场迎接。蒋介石平日习惯穿黑色斗篷，那天却披了件黄斗篷。他走下飞机，摘帽朝众人点了下头，霜白的鬓发在阳光下尤其醒目，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20岁。
蒋介石没吭一声，闷闷不乐地钻进小汽车，驶往葫芦岛茨山阙汉骞的军部。
蒋介石在五十四军军部听罗奇汇报攻击塔山受挫的情况，越听越气，他指着地图说：“塔山如此靠近，敌人怎能够这样快就做了这样多的坚固工事及障碍物来呢？阙军长驻在葫芦岛，早就应该发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进行阻挠破坏呢？”蒋介石越说越气，指着阙汉骞大骂：“你不是黄埔生，是蝗虫，是蝗虫！我要枪毙你！”
我军占领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
在场的将领们见蒋介石如此动怒，都吓得立正不动，谁也不敢出声。过了好一会儿，督察官罗奇才壮着胆子说：“官兵是用命的，两天来的攻击，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很重，现每团只编成1个步兵营。主要是战车部队及第三十九军没有到达，共军的工事构筑坚固，铁丝网鹿砦又多，又有纵深等。”又说：“据第六十二军林军长报告，今早从第八师阵地送来从锦州逃来的一个副团长，现在六十二军前进指挥所。”蒋介石马上说：“要林军长立刻派汽车送来。”
不久，由罗泽恺向那位副团长查询锦州的一切情况，空军也报告说锦州已无炮声，城内部队纷纷向城外移动。这时，蒋介石判断锦州被共军占领了。他亲自打电话给林伟俦询问前线情况，林伟俦回答说：“只有几个小高地发生小的战斗，阵地前线没有重大变化。”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好。”就没有说下去。
蒋介石把东进兵团没能攻破塔山的责任都怪罪到各将领头上，他破口大骂：“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3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浪费了炮弹。”而东进兵团各级指挥官则“怪蒋介石不明敌情、地形，强令向塔山攻坚，致遭无意义的牺牲”。
蒋介石发泄完后，走到军部大院草坪上散步。这时，侍卫送来一份电文。蒋介石看着电文，双手颤抖，眼眶噙满泪水。狠狠地说：“我跟他们拼了！”
蒋介石回到会议厅，侯镜如和阙汉骞请他去吃饭。他手一挥，怒喝道：“我不过你们的腐化生活！”
随即，蒋介石让侍卫找了一杯白开水，吃了几块饼干。他对侯镜如说：“共军必定伤亡惨重，不能再战了，你要跟廖耀湘协力，东西对进，夺回锦州。廖耀湘已经到了新立屯，这次你如果再搞不好，我非杀你的头不可！”
当日中午，蒋介石坐“美龄”号专机在3架战斗机掩护下，飞向北平。当飞机飞临塔山时，蒋介石的眼角不禁沁出晶莹的泪花，他让飞机环绕塔山上空两周后，无可奈何地向北平飞去。
第七章 解放长春
10月15日，东北我军攻克锦州，给长春国民党守军以很大震动。10月17日，长春守敌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长春守敌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投降。21日郑洞国率所属部队放下武器。长春遂告和平解放。
巧合：副帅对副帅，第一兵团对第一兵团，10万对10万
长春处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东南部，南依石碑岭，东滨伊通河，解放战争时期，市区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居民约40万。中长路纵贯市区南北，长图路、长白路横穿市区东西，是东北境内重要的交通枢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将长春改称“新京”，作为伪满洲国的“都城”，即成为全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战争时期，长春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冲。
我对中长路上敌之死城长春密集布防，实行久困重围，使敌陷入绝境。这是1948年6月，我围困长春的部队渡过辽河，逼近长春
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遂决定以十二纵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以及独立六师、七、八、九、十师共5个独立师和1个炮团为围城部队，组建了以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的围城指挥所。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领导即发布命令：“为完成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守敌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找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肖劲光回忆录》，第384页）为指挥及时、方便，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及长春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受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西地区队受十二纵首长直接指挥。6月25日，我围城部队开始了对长春守敌实施“久困长围”的斗争过程。
历史常常有某种巧合，这种巧合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色彩。肖劲光领导的长春围城指挥所于9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这样，肖劲光的职务便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而肖劲光率领部队所包围的长春守敌统帅郑洞国，则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这就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对峙于长春城下的，分别是国共两党东北战场的副帅；各自所统帅的部队，都称为第一兵团；在兵力上，都号称10万。
解放战争时期的肖劲光
肖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军事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委。1933年曾被王明为首的“左”倾党中央的排挤打击，受到错误处理，遵义会议后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抵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政委。东北解放后，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后南下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武汉、长沙后，兼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组建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7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郑洞国（1903-1991），湖南石门人，国民党陆军中将。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党军教导二团三营党代表；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参加北伐。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师师长，参加着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任国民党五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参加昆仑关战役，后升任第八军军长；1943年起，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新一军军长，后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1946年，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7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副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0月在长春战役中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从肖劲光和郑洞国的简历看，两位都是湖南人，且同年同月生，肖劲光仅年长10天。两位都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才分道扬镳。21年后在长春城下各统兵10万，决一雌雄。
不过，此时肖劲光与郑洞国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同。郑洞国是求生，力求固守或突围；而肖劲光则是“瓮中捉鳖”，不断紧缩包围圈，置郑洞国于死地而后快！双方围绕着军事、经济、政治，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从1948年6月25日起，解放军对长春正式实行长围久困，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三结合的办法。10万大军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
在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优待政策的感召下，长春守军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非嫡系到嫡系部队，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携械，整班整排整连地出城投诚。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到9月底，围城部队共接收投诚官兵1.35万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七分之一。其中新七军3700余人，第六十军3800余人，土杂部队6200余人。
锦州丢失时，蒋介石空投给郑洞国一封信
蒋介石在葫芦岛痛骂了阙汉骞等将领一顿后，又匆匆忙忙于10月15日经沈阳飞临长春上空，准备通知困守在这座孤城中的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
飞机在长春上空缓缓盘旋着，蒋介石凭窗向下观看，只见解放军修筑的围城工事一圈又一圈，纵横交错，把长春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死气沉沉，犹如一座没有人烟的空城。蒋介石长长叹了口气，命人给长春城内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发去了一封代电手令，内云：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莩，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15）日已来沈阳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10月15日巳时。
随手令一起投下的还有蒋介石给郑洞国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与电令大致相同，只不过语气要稍缓和一些。蒋介石在信中告诉郑洞国，他已命令整编第二○七师前往清原接应从长春突围出来的部队，他本人将在沈阳停留3天，等待郑洞国率部突围出来。
郑洞国看完电令和信件之后，仰天长叹一声，说道：“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当初，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后，卫立煌为避免永吉等地的部队被解放军一小块一小块全部吃光，下令把驻守在永吉的第六十军撤退到长春。郑洞国对此曾提出过异议，他认为长春距离沈阳、锦州的主力部队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极大。与其将来被解放军歼灭，还不如主动放弃长春，把长春的部队集中到沈阳和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卫立煌也赞同郑洞国的意见，但他不敢自做主张放弃长春，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顾忌放弃长春将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固守长春，还可以吸引解放军一部分兵力，以减轻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所以他坚决反对放弃长春。
由于蒋介石拒不听从郑洞国等人的意见，长春的10万国民党军失去了最后一次安全撤退的机会。而且，阴错阳差，偏偏郑洞国又被委派为长春的最高指挥官，这确实出乎郑洞国的意料，也是他所不情愿的。郑洞国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我来长春之前，许多朋友曾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还有人建议继续由梁华盛负责，或与锦州的范汉杰对调。我也曾把这些意见和卫立煌谈过。卫认为，梁华盛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睦，不适指挥作战，范汉杰情况不熟，只有我比较合适。后来我又想：长春固然危险，沈阳、锦州同样危险。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作为军人，还能怕危险么？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责？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着我。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打算，我认为有两个军（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为主力，加上地方部队，只要认真做好防御工事，利用时间整训部队，长春是可以守一个时期的。再就解放军方面看，用很大力量攻长春是不合算的，不如集中力量先打下沈阳、锦州，长春就成瓮中之鳖了。所以我判断，沈阳、锦州可能先长春而解放。到了那时，长春成了东北唯一孤点，我或者还有可能乘飞机离开，把善后问题交部下处理。这样，我不仅对蒋介石可以交代，就是对国内外的观感也比较好些，这是最好的前途。……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不满意的，但我却这样想：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对国民党政权的忠诚，使得这位以“敦实憨厚”着称的国民党军中将，别无选择地来到了注定要成为一座“死城”的长春。
其实，郑洞国收到蒋介石突围的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10月10日，蒋介石派飞机给郑洞国空投一纸命令，告诉他，已无法继续对长春空投粮食，命长春守军向东突围，然后转至抚顺以东的营盘，经营口退到沈阳。郑洞国接到命令后，马上找来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主要将领商量。这两个军的将领一致认为，长春被困了几个月，由于长期饥俄，营养不良，许多官兵腿脚浮肿得难以行走，不但突围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到沈阳还有七八百里的路程，哪能走得到呢？突围明摆着是死路一条。最后，郑洞国复电蒋介石，陈述了众将领们的意见，主张暂不突围。
两天后，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催促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郑洞国与大家商量之后，致电蒋介石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强行突围，长春的10万大军势必在中途被歼，仍不同意突围。
10月15日是郑洞国收到的蒋介石第三次命令他突围的电令。郑洞国手里拿着蒋介石发来的电令和亲笔信，如同捧着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表情痛苦，焦躁不安。
蒋介石的这几封电令，一封比一封语气严厉，第三封则干脆以“军法制裁”来威逼他执行突围的命令。郑洞国辗转反侧了一整夜，最终还是决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率部突围。
郑洞国回忆被围长春情况
到1948年10月上旬，被围困在长春城的郑洞国所属10万部队，已有1.4万人向解放军投降。郑洞国后来回忆说：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
10月19日，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一个军向我投诚，我遂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这是郑洞国（中）抵达哈尔滨时的情形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连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1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1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还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今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赌，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
曾任第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少将师长的陇耀是这样描述被围困中的长春城：
围困中的长春缺乏电力，工厂停工，电车停驶，照明无着，煤炭运不进来，烧不起暖气，连做饭用的燃料也只能靠挖柏油马路、拆高楼大厦来维持。尤其是粮食问题更为严重。10万守军的粮食依靠微弱的空投补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空投时常停顿。部队把军马都杀吃干净，士兵饿得头晕眼花，因饿而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战力大为减弱，士兵携械向解放军投诚的日有所闻。以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杨友梅为首的空运指挥部，对于空投粮食的分配，采取了厚彼薄此的办法。对蒋介石嫡系的新编第七军分得特别多，而对地方杂牌部队的第六十军则随便分给一点。各部队为了保命，把落在防区里粮食私自抢收藏匿，并派出搜购粮食的队伍，强行搜劫民间稀有的粮食。在抢掘俱穷的情况下，几十万长春市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树皮草根都被吃光，市区各公园里，尸积成堆，臭气熏天，甚至发生了卖人肉的惨事，真是惨绝人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泽生在解放军攻占锦州的第二天便率六十军起义了。
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经过
时任国民党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后来撰文，详述了率部起义的全过程，以下是节录：
1948年9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面黄饥瘦，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小孩子成群地在垃圾堆里寻食，为了一片腐烂了的菜叶而相互拼命撕抢。长春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大事，也是盘旋在全军官兵心里的大事。
22日晚上，我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当时的第六十军军部）的办公室，焦灼地踱来踱去，思索着部队的前途和出路。为了3万官兵和十多万老百姓的前途，我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想到这里，我看看手表已是9点钟，便拿起电话话筒，对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说：“白师长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10点钟一定到！”说完，又找暂编第二十一师陇耀师长。
10点钟，白、陇2位师长都乘车来到我这里。
两人都很奇怪：这样晚了，找他们来做什么？陇耀进屋就问我：“军长，有紧急情况？”我摇摇头，指着沙发请他们坐下。
白师长见我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就又关心地问我：“跟新七军又有冲突？”我说：“什么也不是，就是找你们来随便谈谈！”随便谈谈，谈什么？一时弄得他俩摸不着头脑，各自取火抽烟沉默着，等我讲话。
看他俩的样子，我一下也不知怎样开口。
过了好一阵，白肇学忍不住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我说：“不是有顾虑，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从何谈起。”陇耀插嘴问道：“什么事情呢！”我说：“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没等我说完，陇耀就说：“商议什么！军长怎样决定就怎样办嘛！”他的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
白师长低头不语，不知在想什么。本来我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但看白肇学的样子，就改变口气说：“这是关系全军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我又问：“肇学，你的意见如何？”他点头同意，说：“对，多研究，才能万全。”
而陇耀总是表现性急，说：“军座，你考虑的结果，意见如何？”我想，他俩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能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我们都经常交换意见，纵使我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耀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我们六十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然而，白肇学同意反蒋，但他提议把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他沉痛地说：“我年少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
我们反复地谈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人内心的伤痛，一直谈到下半夜3点钟。陇、白各执己见，争辩不已。我怕两人这样争辩下去有伤和气，就阻止说：“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5点钟了，我躺在床上，激动得不能入睡。早晨，很早我就乘车去一八二师，见白师长疲倦地斜倚在沙发上，满眼血丝，像害了一场大病。他看见我就想站起身来，我忙按他躺下。
他嘶哑地说：“从你那里回来，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我笑着问他：“想得如何？”他说：“没想好，我是决心不干军队了！”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心里不禁一阵怜惜。
我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你知道吗？”部队光荣的历史，更触动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说：“怎么不知道，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
我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他气愤地回答，“更坏！”我趁势进一步问他：“那你为啥不同意起义呢？”
他默默地望着我很久，突然挣起身来抓着我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
我一阵激动，忙用手擦去兴奋的热泪，紧握他的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临走时，我又交代他说：“以后，你、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的拟定起义的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当时，同第六十军一起防守长春的，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两军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第六十军守东半部，新七军守西半部。第六十军起义，首先就要对付郑洞国和新七军的阻挠破坏。
10月3、4两日，新七军在长春西面的绿园一带出击，作困兽斗，伤亡惨重，毫无进展。14日下午，郑洞国打电话把我找到兵团部，提出要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我想试探一下郑的态度，就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共军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
郑听了很不以为然，愤愤地问道：“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我仍然表示悲观地说：“反正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我谈的都是实际情况，郑洞国也感到不能反驳，只好不关痛痒地说了几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仍然坚持要我们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我看他要出击的决心很坚决，就没有再说下去。此时我心里想：起义，他是不会赞成的，现在绝不能让他知道。
第二天，我派第一八二师第五四五团去敷衍，在八里铺一带出击，配合新七军。
在出击行动中，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常来我的指挥所（康德面粉厂）打听情况。
7日，郑洞国到我的指挥所来，我坚决地向他提出：“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3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问李鸿，李鸿也说要撤。郑洞国只好同意说：“撤回来吧！”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叹气不止，事实已非常清楚：守，是等死；突围，根本无望；只有一条路——起义。
自从9月23日早上白肇学也表示拥护起义以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不断地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16日上午10时，我正在吃饭，副官报告：“郑司令官电话，请军长马上去。”我说：“告诉他，我在吃饭！”没过5分钟，电话铃又响，副官接电话，转身向我说：“郑司令官请军长讲话。”
我拿起听筒，郑洞国语调很急促地说：“曾军长，有要紧事，马上来一趟！”这时我心想：为什么这样急迫呢？
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故意拖延时间说：“我正在吃饭。”而郑还是坚持说：“情况很紧，你马上就来！”他愈催得急，我愈加疑惑。但眼前还得敷衍，不能不去，我只好回答说：“好嘛，我吃完这碗饭就走，可以吗？”他答应了。
等郑洞国放下电话，我立刻问白、陇师长郑洞国找过他们没有，他俩都吃了一惊，急忙问我是否联络的人出了事。
我告诉他们：“没出什么事，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能不防。”
他们说郑洞国没有要他们去，我才稍稍放一点心，便吩咐他俩：“我还是去兵团部。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我到兵团部刚一下车，郑洞国的副官就告诉我：“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去，准备着迎接最坏的事情，而表面上依然装得镇定自若。
我看完“代电”后，郑洞国又拿出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叫我看，并且沉重地说：“今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说完又在叹气，在办公室里不安地走来走去。
原来如此，我来前的一切担心，此时已全然消除。我把“代电”和蒋介石的信放在一旁，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他说：“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日四面出击，后天（18日）就突围。你的意见如何。”我说：“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郑听后默默不语。
我又问他：“计划从哪条路走呢？”他说：“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
对于他这样天真的想法，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你还想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啊！”郑洞国只是叹气，没有做什么表示。
深陷重围逃跑无望的长春守敌国民党第六十军，在我军迅速攻克锦州的威慑和政治争取之下，于10月17日由军长曾泽生率领宣告起义。这是我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中）、政治委员肖华（左）会见曾泽生将军（右）
我因为心里装着起义的事，无意在此滞留，默坐片刻，就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徐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见他点了点头，我随即离开。
从郑洞国那里出来后，我就坐车到了新七军军长李鸿那里，想劝他起义。李鸿正害伤寒发高烧。我从他的卧室出来，到会客室，又从会客室走进他的卧室，几进几出，犹豫不定，是否把我们要起义的事告诉他？转念一想：不行！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我们起义也没有联络妥当，不能轻率告诉他，自找麻烦。我头脑一清醒，就上车回军部了。
从李鸿处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而张秉昌和李峥先还是没有回城，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原定当天夜里就开始起义行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仍不见联络人回来。而郑洞国又布置当晚开始执行他的突围部署，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急。
好不容易熬到天将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终于推门进来。我忙上前握着他们的手，急迫地问道：“联络上了吧？”我着着他俩满脸喜色，马上又高兴地说：“一定是联络上了！”张秉昌笑着点点头，告诉我：“解放军欢迎我们起义！”
解放军接受我们起义了，我立刻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白、陇师长。陇师长在电话上兴奋地冲我喊道：“军座，现在就动手干吧！”我也激动地告诉他：“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给营以上军官讲话。”
在去暂编第二十一师之前，我按解放军的意见，又派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我们的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一步商谈有关起义行动诸事。
当我到了暂编第二十一师，营长以上军官都已到齐，挤满了一个小会议室。我由浅入深，以诱导的方式，从眼前的政治形势，讲到六十军与蒋介石嫡系的矛盾，然后说明了六十军的处境。最后我说：“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请楚，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办法，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讲话，使不少人（主要是营一级军官）感到意外。过了好一阵，没有人起来发言，大家都很拘束。我笑着问道：“你们发表意见，看该怎么办？”依然是沉默。
又过了一阵，有人大声说了一句：“军长怎么命令，就怎么办！”大家都随声附和：“对！军长下命令，我们就办！”我说：“不行，这不是下命令的事；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
大家坚持要我决定，我坚持要大家来商议决定。推来推去，延误了不少时间。
终于有人大胆地起来发言了。他主张“立即向沈阳突围”。
我当即否定了这个意见，说：“不行，我们走不到沈阳，就早被消灭了。”
有人打了头炮，发言渐渐活跃起来。有人主张：“尽忠报国，战至最后一人。”有人主张：“死守长春，等待援兵。”……就是没有人提议“起义”。
我环视满屋的人，大家都是云南袍泽，是被蒋介石强迫到东北来打内战的，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受尽了蒋介石嫡系的白眼，几年来又都在战场上吃了许多苦头，眼前又都是无路可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我了解他们，他们不提“起义”，并不是不愿意起义。
于是，我又更明显地启发说：“死守待援，无异于等死；蒋介石祸国殃民，对我们六十军欺凌宰割，和我们只有怨仇，毫无恩德。我们何苦给他‘尽忠报国’！该怎么办？大家还应多加考虑：”大家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主张起义，反对蒋介石，跟共产党走！”
此时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他身上，又转过来望望我的反应。
我马上肯定地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
会场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我问道：“你们同意起义吗？”都齐声回答：“同意！”陇、耀师长这时站起身来，面对我大声说：“报告军座，我们暂编第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
人们哗地站起来，我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宣布：六十军起义！陇耀师长立即指挥暂编第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从暂编第二十一师出来，我直接去第一八二师师部。我向白、陇两师长说：“暂编第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他们也一致表示拥护起义。随即该师也向新七军布防。
我命令白、陇两师长：“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我们有解放军做后盾，不怕他们！”
我从第一八二师回来，打电话给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李师长吗？有件事通知你。今晚11时，你带着3个团长，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我还着重嘱咐他：“一定要准时到达！”
我一直等到听见他和师部总机讲：“要三团部！”才放下电话，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把副官长张维鹏找来，对他说：“起义行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暂编第五十二师还没有安排。”
这个师是杜聿明派来监视我们的。李嵩平日就拒绝我过问他们师的事。他不会同意起义，更不会听从我的命令。但是暂编第五十二师又正驻在我们两个师中间，是我们起义的障碍。
现在，要让你去解决这件事情。张维鹏问：“怎样解决？”
我说：“我已经通知李嵩带着他的3个团长，11点钟到这里来开会，到时你就将他们扣留。告诉他们：六十军起义了，要他们命令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我行动。不然，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张维鹏站起来说：“懂了，我一定办好！”
夜10时，我正在向军部和直属部队营以上军官动员起义，副官向我报告说：“李师长和3个团长来了”我说：“你请副官长陪他们一会儿。”我又继续动员。11点多钟，张维鹏高兴地跑来报告：“军座，一切都办妥帖了。”他笑着对我讲了经过。按计划顺利地扣押了第五十二师的师长、团长，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也都规规矩矩地表示服从命令，随全军起义。
听完张维鹏的报告后，我立即抓起电话对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说：“做好行动准备，接到命令就开始行动！”他连声回答：“是！”而且把他对张维鹏表示的“服从指挥，拥护起义”的态度，又向我重复了一番。
随后，我又打电话问陇耀和白肇学，监视暂编第五十二师的兵力布置好了没有？他们说早已布置就绪。此时，对暂编第五十二师的控制有了一个眉目，我心里又多了一分轻松。
处理过暂编第五十二师的事，已经是后半夜的1点钟了。为能顺利地指挥全军起义行动，我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裕昌源面粉厂——第五四五团团部，这个团的团长朱光云，思想倾向进步，起义的态度很坚决。
在蜡烛光下我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信，总想劝他们与第六十军一致行动。给郑洞国的信原文是：
桂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谒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敬启。
给李鸿的信，内容基本一样。
17日晨，天尚未明，即派政工处长姜弼武把信先送郑洞国，后送李鸿。姜弼武回来后报告说：“见到郑洞国本人了，他们正在开会，乱糟糟的。郑洞国看完信回答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抵达哈尔滨车站时，受到群众的欢迎
上午，郑洞国派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长春市长尚传道、省府秘书长崔垂言来见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我的指挥位置，就叫他们到第五四六团团部，我在那里接见他们。
杨友梅见到我就赔笑说：“郑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派我们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我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尚传道忙接过去说：“郑司令官讲，过去哪些事情办得不好，请副司令官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请副司令官多做主张。总希望副司令官从长计议，顾全大局。”
我说：“六十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长春十几万老百姓，非与郑司令官有隙。假如郑司令官有这样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
杨友梅又说：“副司令官，军人这样做，是不够恰当吧！”我立刻很生气地驳斥他说：“你们说我背叛，对吗？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崔垂言见我变了脸，慌忙解围说：“杨参谋长的意思，是劝副司令官从长计议。”尚传道也在一旁帮腔：“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把我纠缠得很不耐烦。正在这时，有人报告我：解放军代表己经来了。
我急于回指挥所，于是很干脆地对杨友梅他们说：“我们已经决心起义。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他们愿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想先把六十军剿灭再突围，也只有听便！”
说完，我手向外一指说：“你们走吧！”临走时，杨友梅还讨好地说：“这些问题，我负责在下午答复副司令官。”
从第五四六团团部回到裕昌源，解放军代表刘浩正在等我。我们热情地紧握着手，刘浩说：“解放区军民，正忙着准备热烈欢迎你们呢！”
刘浩也是云南人，很直爽，很热情，谈了一阵我们就熟了。他笑着对我说：“曾军长，去年夏天六十军在吉林的时候，我就到过吉林，还和陇师长会面交谈过，那时我就劝你们起义。”我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如是耳！”相对笑了一阵，他又告诉我：“杨滨，就是给你当过副官长的杨重，现在长春外围，他让我问候你。”
杨重，是我过去的副官长兼特务营营长，1947年秋天才离开第六十军的。到这时，我才确实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从刘浩谈话里还知道：在六十军内，从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员不少，做了许多工作，连我设临时指挥所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共产党员，无怪乎团长朱光云拥护起义积极。原来，这次起义的发动十分顺利，得地下党的暗中帮助不少。
10月17日下午，刘浩陪我出城到了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唐天际将军对我表示热情的欢迎。我们抓紧时间，当面展开军用地图，把部队交防及撤向解放区后方的具体安排确定后，于黄昏时又赶回我的指挥所，立即布置当夜行动。入夜后，第六十军部队认真地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接防部队，我和刘浩乘车到各团巡视后，即随部队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休整。
天亮后，我们部队正走在路上，蒋介石就派飞机轰炸我们。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由于有所防备，部队既未惊慌混乱，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遭了殃。蒋介石的狠毒手段，更增添了官兵们的愤慨。我们进入解放区后，老百姓和解放军同志，早烧好了开水，做好了早饭，热情地迎接我们。
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及肖劲光、肖华等一兵团的首长，对我们这支起义部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官兵们都感到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无不十分激动。
1949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把我带的这支起义部队完整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我仍任军长。
新七军放下武器实录
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起义，大大出乎郑洞国的意料。10月16日晚，睡梦中的郑洞国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兵团司令部值班军官向他报告：六十军有异动。
郑洞国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急忙穿衣起床，打电话把这一情况通报给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令他设法弄清六十军的动向。
午夜时分，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等慌慌张张来到郑洞国的办公室报告说，六十军可能发生了突变，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
郑洞国为证实这一情况，亲自给六十军打电话，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就是没有人接。郑洞国预感六十军肯定是投向解放军去了，垂头丧气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去吧！”
史说有些紧张地问：“那突围的事怎么办？我的部队已按计划开始调动了。”
郑洞国苦笑了一下说：“现在还谈什么突围？你赶快命令部队立刻撤回原防地，并迅速向六十军防区派出警戒。”
在史说等走后，多少还有些不死心的郑洞国，一次又一次地往六十军军部挂电话，希望能得到确切的消息。电话最后总算是挂通了，接电话的是六十军政工处长姜弼武。姜弼武对郑洞国说：“司令官，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
郑洞国还想找曾泽生讲话，但被姜弼武给拒绝了。第二天，第六十军起义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春市。杨友梅、史说、龙国钧、长春市长尚传道等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打探消息。这时，姜弼武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给郑洞国送来了他的亲笔信。
郑洞国看完信后，心情复杂，明知大势已去，但仍一心想为蒋介石尽忠。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对姜弼武说：“信我留下了，恕不作复。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考虑，要我和他走一路，我不干！”
随后，郑洞国把这封信的内容电告了沈阳的卫立煌，并请示新七军该如何行动。10月17日下午，卫立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电令郑洞国于次日上午率部队从六十军防地向城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
郑洞国接到电令后，把新七军的主要将领和兵团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一起，研究突围计划。郑洞国后来讲述当时开会的情景说：
……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10月17日拂晓，我占领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后，市民主动向我军报告敌情
第六十军的起义，对新七军的官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0月18日晨，当新七军的官兵睁开眼睛后，惊讶地发现，长春市东半部市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已处于解放军枪口和大炮的直接威胁之下。新七军官兵的士气更加低落，思想上已被解除武装。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风翔神情沮丧地对自己的亲信说：“反正大势已去，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了，枪口朝着自己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无法再逃，除了起义、投降，就是死路。”
新七军军长李鸿（1903-1988），湖南湘阴人，1927年7月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任陆军教导师工兵连连长；1937年，淞沪会战中升任营长；1940年任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成新三十八师，李鸿任该师一一四团团长；1944年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的辉煌时期是在缅甸战场上，曾被誉为“东方蒙哥马利”、“常胜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鸿率新三十八师进入广州。1946年2月，李鸿奉命率新三十八师开赴东北，参加内战。1947年4月，李鸿任新一军副军长；同年8月，出任新七军军长，固守长春。1948年3月，六十军放弃吉林，移驻长春，形成新七军与六十军共同防守长春的局面。
在东北我军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过程中，特别是9月中旬辽沈战役的炮声打响后，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开始考虑起义的问题，并且迅速下定起义的决心后，便精心部署起义的问题。而新七军军长李鸿却病卧在床，不理军务，将军务交由副军长史说代理。
由于李鸿不理军务，所以当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军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时，其所属部队便各行其是了。
在解放军的包围进逼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新七军前沿阵地的官兵纷纷自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面对部队的混乱状况，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束手无策。正当他彷徨不定、一筹莫展之际，前来探望他的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杨治兴趁机进言说：“目前突围和困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声明率部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说和新七军的其他将领知道军心早已涣散，这个仗是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但他们又碍于郑洞国的面子，不敢自做主张放下武器。听杨治兴这么一说，史说不禁问道：“不知桂公意下如何？”
杨治兴因急于促进长春和平解放，根据郑洞国平日私下里对他说过的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以自己的判断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出面讲这种话呢？”
史说误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派来传递信息的，当即高兴地说：“既然桂公同意了，那一切都好办了！”
在新七军中层以下官兵主动与东北我军联系时，新七军上层将领并不是无动于衷。“史说将一切情况告诉了正在卧病的李鸿，李鸿也很惊慌，要史说召集全军营级以上的部队长开会讨论，征求大家意见，再作决定。”李鸿在此并没有表明或起义，或投诚的态度，而是将这个权力交给了营长以上的军官讨论会，由军官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驻长春的国民党新七军的官兵纷纷向我投诚
据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回忆，会议于上午10时召开，由史说主持，进行了两个钟头，主张继续突围的人和反对突围的人各执己见，彼此争论，得不出一致的意见。最后考虑到突围后可能的后果，便放弃了突围打算，同意放下武器。
据时任新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二团团长姚凤翔回忆，当晚新七军派代表与东北解放军进行了放下武器的商谈，所确定的内容大致是：新七军放下武器后，东北我军保证新七军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新七军官兵不参加群众斗争大会，东北我军保障新七军官兵不在群众大会上受斗争；保留新一军接收安插老弱和伤残官兵的农场，并允许自由耕种；新七军官兵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东北我军应给予工作，对不愿参加革命工作的，应遣送还乡；放下武器的部队，于19日上午在原地集结，听候接收；新七军各部队放下武器后，营以上军官在新七军军部大楼集合，连以下军官在新七军教导总队大楼集合，听候处理。
新七军代表彭克立、宁伟等人将商谈结果带回驻地后，已是19日清晨。
新七军立即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放下武器的命令。“其实各单位已经早就做好了放下武器的准备，甚至连眷属的行李也都捆好了，还有希望共军早点派代表到他们的单位去提前接收（姚凤翔：《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前后》，见《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91页）。
郑洞国的“体面投降”
新七军与解放军接洽投诚的事，郑洞国事前毫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被困在银行大楼里的郑洞国，此时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他把长春的情况向东北“剿总”作了报告，不久，奉蒋介石之命来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给自己的老友打来电报，告诉郑洞国，他准备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把他接出来，问他有无合适的降落地点。
郑洞国复电：“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亦不忍抛离部署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但郑洞国的部下却不愿跟随他“以死报命”。
在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后，东北我军是希望郑洞国率部起义或投诚的。特别是中央军委还考虑到：“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肖劲光回忆录》，第402页）。
毛泽东在17日致林彪等的电报中还提到：“郑洞国如能率部起义，可给以宽大待遇。如能公开宣布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站在我方，则可照六十军办法对待，以影响卫立煌全军。”（《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79页）周恩来于10月18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力劝郑洞国起义，其原文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1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以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10月18日。
周恩来拟了给郑洞国的电报后，毛泽东还专门致电林彪等，要林彪等充分认识逼迫和争取郑洞国起义的重要性。“望令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其一切可能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除派适当人员携恩来致郑洞国电，林彪及肖劲光亦可写信给他外，还应选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79-680页）由此足见我党我军争取郑洞国起义的诚挚态度。
10月19日晚8时，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派代表悄悄与解放军代表进行谈判，以不破坏武器、仓库等作保证，得到了解放军对他们集体缴枪的同意。当杨友梅把这一消息告诉郑洞国时，无力回天的郑洞国深深地低下了头，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为顾及自己的脸面，郑洞国要求把投诚的日期定在10月21日上午6时，并要求解放军在发表新闻时，不要说自己是投诚，而说是负伤被俘。
10月20日晚11时，“老实人”郑洞国编造了一份战报，给蒋介石拍去了最后一封诀别电，内云：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计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今晨及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突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恪尽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部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恪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
职郑洞国，10月20日夜11时亲叩。
10月21日凌晨，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按时到达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准备接受他们投诚。杨友梅命令特务团对空鸣枪，以示作了“最后的抵抗”，但很快就被解放军制止。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社后来所报道的所谓“发出最后一弹”。当解放军代表走进3楼会议室时，见有3个人坐在沙发上，便问道：“哪位是郑司令官？”
“我就是。”郑洞国缓缓地站起身来，神情有些紧张。
解放军代表客气地对他说：“我们的部队已经进来了，请郑司令官跟我走吧。”
蒋介石接到郑洞国的诀别电大受感动，命令全文在报纸上发表。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以一篇题为《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的新闻稿，报道了长春失陷的消息，内称：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300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就在南京政府大肆吹嘘郑洞国“发出最后一弹”，蒋介石大张旗鼓>地表彰为他“成仁”的郑洞国并要求众将领效仿时，放下武器的郑洞国却受到了肖劲光司令员和肖华政委的热情接见和款待。面对一桌丰盛的酒席，郑洞国的眼睛湿润了，喃喃自语：“好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
经过5个月的城内城外对峙，东北野战军兵不血刃，解放了具有坚固城防设施的长春。至此，辽沈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蒋介石共损失了第一、第六兵团和地方部队共计20余万人。
第八章 会战辽西
1948年10月16日，锦州被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当时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距离锦州还有150余公里。廖耀湘原本对援锦就不是很积极，现锦州既失，就没有必要再西进了。卫立煌也坚决反对廖耀湘兵团再西进，而同意其撤回沈阳。此时，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军当时在东北的颓势，坚持要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在葫芦岛方面东进兵团的策应下，全力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方向攻击前进，一举收复锦州。
蒋介石执意要收复锦州之谜
1948年10月18日夜，蒋介石躺在檀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如果乘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之机收复锦>州，就可以让毛泽东首尾难顾，一举成功。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令廖耀湘西进，与葫芦岛、锦西方面的部队合击共军夺取锦州，机不可失！
一夜未眠的蒋介石早晨从床上一爬起来，就吩咐他的随从人员电令卫立煌和杜聿明急飞北平议事。
二人在飞机上就猜定蒋介石定是催促廖耀湘出兵西进收复锦州。而他们两人都不同意打锦州，认为收复无望，只要廖耀湘一西进，北宁线上的几十万共军主力会一齐出动把廖耀湘包围并全歼，这是一步死棋；而且他们认为从党国利益着想不抗旨不行。
果然，蒋介石真就是向他们二位又提出廖耀湘出兵西进收复锦州的事，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傅作义也在场。
卫立煌说：“既然总裁问到我的想法，我不敢不从实禀报。我的意见还是以沈阳为中心，组织包括铁岭、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在内的防御体系，集中重兵固守。这样还可支撑东北局面，如使廖耀湘兵团西进收复锦州，途中必会被共军聚歼，结果是锦州没能收复，沈阳也变成空城，两头受损。”
说到此处，卫立煌抬眼看了看蒋介石，蒋介石正用一种骇人的目光盯着他，那目光就像猎鹰发现了猎物一般。他不敢再说下去。
就在这时，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送来一份电报给蒋介石看，那电报称：“校长钧鉴：曾叛李降，军心崩溃，粮尽弹绝，职负重伤，共军涌入，春城丧失。学生郑桂庭敬上。”
蒋介石知道长春丢了，拍案而起，但他没有骂街，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默默站立。他是在克制怒火呢，是在检讨失误呢，是在追思原委呢，还是在痛失嫡系呢？均不得知。
辽沈战役第二阶段：1948年10月20日至28日，我军在辽西全歼廖耀湘兵团。蒋介石为挽救其东北败局，不惜孤注一掷，以彰武之廖耀湘兵团和驻锦（西）、葫（芦岛）之部队倾巢南北对进，同时以沈阳驻军一部沿中长路南下，企图重占锦州，撤至关内。26日，我军将进至黑山、大虎山地区之廖耀湘兵团分割包围，至28日止全部歼灭。
长春失守也算是让蒋介石又丢掉一个包袱，再不为他们的前途担心了，再不操心给他们空降物资了，再不用一次又一次地写手令叫他们突围了。
过了许久，他才慢慢转过身来，问杜聿明：“你是什么打算？”
杜聿明不敢再重复卫立煌的意见，而是说：“我还不甚了解校长意图，是坚守东北还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我意大家都撤至营口登船入津；如果仍坚守东北，就先守卫沈阳，扩军整训，伺机再取锦州。”
“伺机？伺什么机？要伺多长时间？”蒋介石问。
杜聿明说：“学生只是有这样一个初步考虑。”
蒋介石又问傅作义：“宜生见解如何？”
说实心话，傅作义不愿意参加此种会议，研究东北的事情与他何干？再说大家意见又不统一，叫他说啥为好。
傅作义不愧为老奸巨猾，他谁也不得罪，只说：“事关重大，需再三考虑才是。”
蒋介石又来火儿了。他冲着卫立煌和杜聿明说：“我知道你们不想让廖耀湘与葫芦岛、锦西方面东西对进收复锦州。你们把共军看得太强大。廖耀湘兵团为国军精锐，且有空军海军配合。为什么只说共军优势而不说我们的优势？我们的空军、我们的炮火、我们的装备、我们的有素的训练，难道这就不是优势？怎么就敌不过共军？你们要守沈阳，那你们就守吧，我不管你们，粮食自己征募，枪炮自己制造，兵员自己扩充，票子也可以自己发。共产党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你们为什么不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你们不是人，没有长着脑袋？……”
蒋介石把话说到这份儿上，卫立煌、杜聿明便再也不吭声儿了……
后来杜聿明才弄清蒋介石为什么非要反攻锦州，终于揭开了不解之谜，他说：
原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灵机”一动，决定在东北的接收只到锦州为止，再不打算前进。我想起1945年10月20日前后我到了锦州，蒋介石接连电令我“非有命令再不准前进”，并指定东北行营也设在锦州。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也未明白告诉我他的企图，我还怪蒋介石不让我们军队乘胜前进是失策。
以后到1946年2月间，他完全听从美国主子的命令，将接收东北的军队由两个军（第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增加到了7个军（增调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七十一军）。现在蒋介石的反人民战争在人民面前整个失败了，他又回想起3年前的“灵机”，好像有了锦州就是他的胜利。他不考虑此时的敌情、地形，尤其是兵力悬殊的实际情况，当然更不了解毛泽东主席这时已牵着他的鼻子，要把他的部队牵到大凌河附近消灭的，所以他还是一意孤行，定要反攻锦州；任何人的意见只要不符合他的主观意图，他是不可能接受的。
杜聿明还总结道：
蒋介石所以定要收复锦州，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作战要素来策定他的战略首先是从他的主观唯心判断出发。自1945年12月间他决定部队到锦州就不再前进，以后在马歇尔鼓动下，又深入东北，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他想起他那时的决策还是正确的，因此决心收复锦州。
第二，他要确保锦州，争取美帝的援助，锦州失了，他无面目见他的主子。
第三，他把所谓王牌军的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估计得太高，把解放军估计得太低，并从唯武器论的观念出发，以为可以不计敌我的兵力、士气，用空军、大炮就能吓退解放军。
第四，他从经验主义出发、以为解放军过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主要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逢歼灭国民党军后即行撤退，所以他料定这一回解放军也要撤退。但是蒋介石不了解解放军现在正实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主席在1948年9月7日的电报中，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配合华北两兵团继续大量歼敌，“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如“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泽东主席根据战役发起后的战局，在10月10日电报中又指出：“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而蒋介石真像一头被毛泽东主席牵着鼻子走，要在哪里宰就牵往哪里宰的牛，辽沈战役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党东北将领与蒋介石的对话
19日，蒋介石与卫立煌、杜聿明谈东北下一步行动。直到下午5时仍无结果。
>藏书网杜聿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令东北国民党军迅速有计划地从营口撤退；一是以营口为后方，一部守沈阳，主力归廖耀湘指挥先转移到大虎山、黑山以南，将营口后方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如果攻击成功，则进而收复锦州；不成功，则逐次抵抗迅速向营口撤退。并先以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兵团撤退。蒋介石觉得杜聿明的第二方案还比较适合他的意图，马上表示同意。卫立煌则表现得很为难，闭口不言。
傅作义在屋里转来转去，也未做声。蒋介石一再问：“宜生看怎么样？”傅作义犹豫很久后只是说：“再权衡一下。”就这样一直拖到6点钟左右，傅作义说：“我还要约几个人吃饭。”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去吃饭，吃了饭再来开会。”
吃饭后，杜聿明说：“我腰痛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作义说他也不去了，卫立煌说他也不去了。于是大家分手告别，把蒋介石晾在那里。
晚间杜聿明想：东北已弄得不可收拾，危在旦夕。徐州方面，共军即将发动冬季攻势。如果再在北平待下去，势必又弄得一败涂地。东北可以不负责任，徐州不能不负责任。他打算第二天向蒋介石要求马上回徐州，对付解放军的冬季攻势。
蒋介石见当晚各将领都未到他那里开会，就派他的随从参军罗泽闿于午夜12时来找杜聿明，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你到东北去接卫立煌的事，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杜聿明很干脆地说：“我有病不能去。”
罗泽闿先给杜戴高帽子，说：“老头子认为东北只有你去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挽回败局。现在卫立煌和各将领都不听老头子的话，不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所以弄得一败再败。希望你去能替老头子多多分担点责任，为国家民族及个人着想，还是去好。”
杜聿明说：“卫俊如的能力见解都比我高，经验又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我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徐州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打得一塌糊涂。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法撒豆成兵，增加部队，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再遭一次失败，则南京亦危，我们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下定决策，要守就叫卫俊如守着，尚可能牵制东北共军主力不至于马上入关。如果不守东北，就干脆从营口撤退，免得一个一个都被共军吃掉，然后集中兵力巩固徐州，相机击破敌人的冬季攻势。”
两人越谈距离越大，直谈到午夜2时，罗泽闿未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就借老头子威胁说：“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
杜聿明说：“就是下命令来我也不去。”
罗见势成僵局，站起来就要走。杜聿明心中非常恼火，觉得罗不过是黄埔六期生，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也敢以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他，他躺到床上没有理罗。罗泽闿就这样没趣地走了。
罗泽闿走后杜聿明翻来覆去再也不能合眼，想来想去，觉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担心罗回去可能添油加醋地在老头子面前告他一状。于是在早上6点钟左右，就到蒋介石行邸。蒋介石在7点一刻起来就找罗参军，一会儿罗下来对杜说：“老头子要你去。”杜聿明立刻到蒋介石的会客厅，蒋正吃着早点，首先问：“你昨晚同罗参军谈得怎么样？”
杜聿明说：“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详细情况及意见已向罗参军说过了。我想我还是赶快回徐州去。”
蒋介石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锦州，一切都有办法。”
杜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打也得经过补充整训，才可以相机对敌攻击。”
蒋说：“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为什么不能打？我认为可以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
罗泽闿附和蒋介石的意旨说：“总统说得对，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可以同敌人决战。”
杜聿明挖苦罗泽闿说：“昔日秦王伐楚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信说：‘不过20万人。’又问王翦，翦说：‘信以兵20万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60万不可。’秦王以王翦老而怯，不如李信壮而勇，遂用李信，而罢王翦。罗参军既有这样的高见，认为目前可以与敌决战，请校长任用罗参军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既可不变指挥机构，更可以收速战速决的效果。”
罗泽闿听了大吃一惊，连称：“不能去，不能去”。
杜聿明这时反问蒋介石说：“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说：“六成把握总有。”
杜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才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
杜聿明考虑了很久，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我们的政策，就是说是不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的话，就干脆明令放弃沈阳速从营口撤退，预料共军二三日内尚不至于发现我军的企图。在二三日后即使敌人发现，我亦处于主动地位，边打边撤，有可能全师而归；将主力控制于锦西、葫芦岛、兴城间，先打通北宁路锦西、山海关段，然后补充整训完成，再大举进攻收复锦州。如果要东北的话，就必须先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等大据点，锦州与锦西战略上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然后以逸待劳，锐意整补。如共军先我发动攻势，我军应利用沈阳、锦州两大据点既设工事抗击并摧毁敌人的攻势，然后一举出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如果在我整补完毕，共军尚未发动攻势，我即主动发起攻击，亦可收复锦州。”
蒋介石听了杜的说明，尚未完全违背他必须收复锦州的愿望，就问：“这样你要多少时间？”
杜聿明说：“目前还不敢预定，要看兵员补充和训练的情况而定。如马上将东北所有损失的部队补齐，3个月后可能向敌人攻击，否则半年也不敢定。”
蒋介石说：“太久了，太久了！要赶快收复锦州，对我们有利。”
杜聿明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的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杜聿明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他在政治上经验丰富，又有现成的一套班底。我还是回徐州准备击破共军的攻势。”
蒋介石说：“我已决定要你到东北去，你应该听我的命令，赶快去接卫的事。”
杜聿明略加思索后说：“既然校长已决心命令学生去，学生当然要服从，希望校长以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同过去一样，中央统一计划，并要尽先补充兵员，充实装备，恢复已损失的各军、师部队，才可以完成收复锦州的计划。”
蒋介石这时大发雷霆，握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军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到呢？”
杜聿明说：“共军现在占有整个东北，而我们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我就是想要就地筹饷筹粮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学生并不是个巧妇，何以能担当这样大的使命呢？”
蒋介石又大发脾气，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说着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
杜聿明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走。等了1个多钟头，蒋介石又回来了，面带一丝笑容，一进客厅就说：“好！好！我们再谈谈！有什么意见再谈。”
杜聿明沉思了一下，说：“我刚才的意见没有说完全。校长栽培我到东北接卫的事，在个人讲是衷心感激的，也应该服从命令。可是从国家的剿共大计着想，目前我们作战的主力是靠的黄埔学生，我应该不计名利地位，以国家民族为重，服从命令……”杜不愿再到东北去，是感到在东北斗不过解放军，心中胆怯，怕被消灭掉，接着说：“在长春、锦州遭全军覆灭的是我们同学，如果再将沈阳送掉，势必舆论哗然，影响黄埔将领，影响校长的威信，甚至使校长无法重用黄埔同学，这是一。其次，东北胜败之局已定。而且卫守比我驾轻就熟。只要守住沈阳、锦西两大据点，可以牵制敌人80万大军，既可减轻华北压力，又可利用海路机动转运部队兵力，拱卫首都，增加徐州的兵力与敌人决战。第三，目前徐州之战胜负关系极大。原定攻击计划未能实施，如何以攻势防御击破敌人冬季攻势的计划也未定，因此，我觉得我有赶快回徐州的必要。”
蒋听了杜的话之后，把胡须抹了一下，未加可否，仍回到他原来的主观意图上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名位调到东北，任卫的副总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葫芦岛。你认为怎么样？”
我攻锦得胜之师潮水般地涌向辽西，在黑山、北镇、大虎山一带痛歼廖耀湘兵团
杜聿明无理由再推卸，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了。”
蒋介石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到葫芦岛去指挥。我叫空军马上给你运参谋人员去。你午后就同俊如一道去沈阳。”
杜聿明说：“我先到葫芦岛看看再说。”
蒋说：“你先到沈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把我的命令直接下达给他们两人，要周福成守沈阳，廖耀湘带现有的部队打黑山，收复锦州，并将第二○七师也归廖耀湘指挥，第五十二军还是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
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但是藏书网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他是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他的部属身上。如果放弃东北，激起舆论的谴责，他就法办某一将领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杜聿明愿意替蒋介石背过。于是说：“既然校长的意见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我去就同廖耀湘讲要他由新立屯向营口撤退？”
蒋介石说：“你们对共军的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击，共军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共军打不退，有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你照我的意见给廖耀湘下命令好了。”
杜聿明说：“最后命令还是交卫下达，我再同廖耀湘详细部署。”
蒋介石说：“你去替我给廖耀湘下命令，有我负责。我跟俊如说这一计划归你指挥。”
杜聿明觉得心慌意乱，有说不出的难过，又想：“算了罢，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坚持自己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就有杀头之罪。做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
10月20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杜聿明开会。蒋介石说：“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回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要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
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杜去，傅作义未发表意见。几个人面面相觑，各有难言之苦。
当晚，蒋介石即明令，派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
20日下午，杜聿明和卫立煌同机飞沈，在机上杜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杜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说：“研究研究再说。”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收复锦州，并谈了当日上午杜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卫立煌说：“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的反对，不分皂白地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杜聿明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
卫立煌考虑很久之后才说：“我们打电报到沈阳，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把蒋的口头命令讲给大家听，研究看如何办。”
午后6时左右卫立煌、杜聿明回到沈阳，杜仍住在卫的家中。晚饭后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等来到。在楼上卫的寝室外一间办公室里，杜聿明向廖、刘传达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要旨：（一）要廖耀湘以全力攻锦州，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二）廖兵团除现有兵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及骑兵重炮战车等）外，增加第六军第二○七师沿北宁线向黑山、大虎山之敌攻击前进，并确保营口后方交通补给线。（三）在廖兵团向黑山、锦州攻击的同时，第五十二军先占领营口，巩固海运补给基地，并与廖兵团联系。（四）第八兵团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及在沈阳的其他部队守沈阳。
刘玉章首先发表意见说：“目前辽南敌人不多，打营口无问题，但第五十三军守沈阳则恐怕守不久。将来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南下，营口也受威胁。”
杜聿明说：“你的行动要快，等长春敌人南下，我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
廖耀湘说：“辽西现有我军1个师。盘山敌人不多，营口后路无问题。”
最后，杜聿明说：“实行这一计划主要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
杜聿明请卫立煌向廖、刘指示，卫说：“蒋的命令要旨大体上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意见。”
接着大家同声慨叹地说：“不知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东北！”慨叹良久，廖、刘皆不同意放弃沈阳，但也没有顶回蒋介石的命令的表示。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敢顶回蒋的命今，不愿意承担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将领的一般心情。
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才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在这个小客厅里走来走去，不能安枕休息。杜聿明也同他一道转来转去，两人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出此下策，但始终揣摩不出道理。杜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的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卫立煌说：“沈阳怎么办呢？”
杜聿明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
卫立煌叹了口气未说什么。
杜聿明接着说：“最好请总座（指卫）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沈阳部队撤退，目前我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指蒋介石）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会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
卫立煌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
杜聿明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举，伤亡不大，我看也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
卫立煌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到沈阳。”
杜聿明说：“也好，马上交大伟（即赵家骧）去办。”
卫立煌马上就给赵家骧打电话布置了架桥任务。
卫立煌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巩固沈阳，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蒋介石的内心是决定放弃沈阳，但又不明确对卫指示，而要卫仅以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守沈阳。杜聿明奉蒋介石的指示，要在打锦州不可能时再令廖耀湘向营口撤退。但碍于同卫的私人情谊，卫又是杜的顶头总司令，既不愿违蒋之命，又不愿强卫之所难。蒋介石就是这样指挥作战，弄得各将领间矛盾重重，互相疑惧，无所适从。这样指挥是没有不失败的。
蒋介石指定杜的司令部设于葫芦岛。在杜聿明到葫芦岛以前，由徐州先派来设置司令部的僚属多人。这批人到达后，一窝蜂似的涌进了设在葫芦岛商船学校里的东北“剿总”陈铁的指挥所，决定杜的司令部就设置在这里，宣称杜即将到葫芦岛办公，要求陈铁和他的部属迅速让出房子，逼着陈铁迁到葫芦岛海关附近机关宿舍。
杜聿明手下的这批人态度强横，尤其是那个徐州“剿总”副官处长，还要把陈铁由补给机关领到的汽油扣下来，弄得陈铁啼笑皆非，感觉很窘。这个副官处长到处借汽车，号房子，要家具，海关、银行、招商局、盐务局、港务局都不胜其扰，叫他为“老营混子”，给杜引来很多反感。陈铁愤慨地说：“这批东西就叫做‘猴而冠者’，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姚杰如干脆托词牙痛请假溜回沈阳。
10月21日，杜聿明飞到锦西，他面色黄瘦，显得疲倦，带有病容。他坐上吉普车，腰腿很有些吃力，后座位靠一个暖水袋，驶向葫芦岛。
当日午后召集侯镜如和陈铁、阙汉骞、林伟俦、王伯勋等将领开会，杜聿明讲了蒋介石攻占锦州的命令要旨，并说廖耀湘兵团主力攻占彰武、新立屯后正继续向锦州挺进中，第五十二军已从辽西向营口进攻。他问到会各军长当面共军的兵力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应如何攻击才可打下锦州与廖耀湘兵团会师。
各将领都互相窥视，面有难色。有几个人说在塔山地区至少有3个纵队。锦州已失守，锦州的共军主力可以全部使用到葫芦岛方面来。阙汉骞说：“现在伤亡很重，如独立第九十五师每团只有1个营，1个师其实只有1个团，光守锦西、葫芦岛都有问题。同时，还要估计到共军攻下锦州后士气会更旺盛，武器、兵员补充更足，如果再要攻击，共军主力一反攻，恐怕连锦西、葫芦岛都难保。”
杜聿明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打笨仗，要打活仗，不是打死仗。过去迭次攻击塔山均遭惨败的原因就在此。攻塔山不能死攻，笨的战法牺牲大，不能完成任务。要寻找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扩张战果，包围到塔山敌人后方而歼灭之。”杜聿明还解释：“稳扎稳打的战法，最主要的是搜索警戒兵力要用得少，派得远，才可以预先了解敌情；打时兵力要集中，火力也要集中，以火力压火力，以速度压速度，一举击破敌人。”
对杜聿明的讲话，将领们半信半疑。最后杜聿明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决定以第六十二军对塔山实行佯攻，以第五十四军向老锦西道两侧高地攻击前进，将共军阵地摧毁后，即向右旋转，主力经锦西至锦州大道两侧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第六十二军包围消灭塔山共军；以第三十九军向邢家屯、大虹螺山攻击前进，掩护军之左侧背；以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独立第九十五师为预备队。随第五十四军后攻击前进。
23日开始攻击，军长阙汉骞、林伟俦亲赴前线指挥。
毛泽东完全赞成林彪等的作战意见
锦州被我军攻克后，如何歼灭沈阳之敌便提上了毛泽东的议事日程。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来看，东北我军主力位于锦州；国民党东进兵团位于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停步于彰武、新立屯地区。
我军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先歼国民党东进兵团，二是先歼国民党西进兵团。毛泽东仔细分析了战局，于17日，即我军攻克锦州后的第二天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东北我军先打锦、葫之敌。
林彪等结合东北战场的形势，对贯彻毛泽东的设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0月18日10时，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收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二天，就回电毛泽东：“蒋介石在锦州失守后，决定锦西、沈阳两方援军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同时又令长春之敌突围。我们预定诱沈敌南下后，再打大运动战，但昨日六十军起义，新七军被围，估计蒋军不敢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只有攻锦葫为好，目前正进行侦察准备。”
10月18日2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将侦察到的情况及根据情况作出的部署电告毛泽东：“17日，进占新立屯敌新一军，本日继续前进，我们决心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我十纵主力向沟帮子、黑山撤退，我五纵主力向阜新方向撤退。”
我强大兵团坚守阵地，顽强地阻击敌人，使企图夺路南逃之敌受阻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于19日回电林彪等：“17日新一军还是从新立屯向西前进，请查彰武、新民方面各军是否亦尚在向西前进。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况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3页）
毛泽东在肯定林彪等的分析和部署时，希望林彪等充分注意蒋介石改变计划的可能性。
10月19日14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根据对敌情可能变化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昨日进至新立屯以南之敌，如果仍按蒋介石计划向锦州继续前进，则我们来不及先歼锦、葫之敌，而只有先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前进之敌。如敌因长春守敌起义改变计划，不即向锦州前进，则我军稍加休整后，即攻锦、葫，或攻新立屯。”
林彪等一面分析侦察到的情况，一面对部队作出部署，我军北线部队向营口前进，六纵停止于彰武以东，五纵于18日退至阜新。这样安排，旨在不致于因敌情突变而措手不及。
毛泽东在收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报的当天，即回电林彪等，强调了林彪等在电报中忽略的问题，即沈阳敌决心撤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东北我军目前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第一兵团大部及十二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之退路。“目前为应急计，请你们考虑令十纵自大虎山进至营口筑工，该方有十纵、十二纵及6至7个独立师，形势就巩固了。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5页）
毛泽东希望东北我军“抓住廖耀湘攻击，使他走不脱，各个歼灭之”。考虑到沈敌决心撤退，东北我军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西和葫芦岛，所以，毛泽东明确电示：“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钳制目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5页）
从上述毛泽东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0月17日至19日3天来往电报所讨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与林彪的认识在趋于一致。毛泽东在17日将锦西、葫芦岛确定为攻击目标，到19时便改为钳制目标，明确提出要抓住廖耀湘攻击；林彪等18日提出两种可能，其中一种可能是打大运动战，至19日便提出先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前进之敌，即先歼灭廖耀湘。
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具体计划
毛泽东于10月20日凌晨4时回电，同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建议后，又于20日7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对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具体部署提出了意见。
1.以原对锦西、葫芦岛的防御部队即四纵、十一纵和三个独立师，仍任该方向的防御，不再增加兵力。
2.以一纵、二纵、三纵、五纵、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共9个纵队，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5个军。其办法是，以6个战斗力较强的纵队分割包围攻击敌3个军，即以两个纵队围歼敌1个军；另以两个纵队分割半包围敌另外两个军，即1个纵队半包围敌1个军，暂不攻击，只保证其不能增援和不能逃脱，待我军主力6个纵队歼灭敌主力3个军之后，再移师歼灭之；剩下的1个纵队为总预备队，随时加入主力方面之作战。毛泽东认为：“敌无强固工事，士气衰落，用我两个纵队围歼敌1个军是足够的。并且我主力包围敌3个军以后，可以不同时攻击3个军，可以先攻1个军或两个军，只要敌1个军被歼灭得差不多了，就可同时动手攻击3个军。”
3.宜以7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路，并且其中应有2至3个有较强战斗力的师。
4.应立即召集一次干部会议，对新的作战进行动员。
毛泽东关于歼灭廖耀湘兵团具体部署的意见，体现了他一贯的军事原则，即分割、包围，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然，对于毛泽东的战术原则，林彪等也运用自如。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关于具体部署，由你们根据情况相机处理。”可见毛泽东的意思是，他的意见只是供林彪等参考。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提出的建议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0日10时制定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具体部署：
1.原位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的部队：十纵并指挥一纵三师和内蒙骑兵一师，进至黑山、大虎山地区固守，如发现彰武、新立屯地区之敌有撤退迹象时，即不分昼夜，立即出发，插至新立屯以东之小东山、古台子之线，截断新立屯敌之退路；五纵在阜新广裕泉西南地区隐蔽，敌进则退，敌停我亦停，如发现敌有撤退征候时，即迅速插至新立屯以北，断敌退路；六纵暂在彰武东北地区隐蔽，准备待命突击，如发现敌撤退时，则应当机立断包围彰武之敌。林彪等要求上述各部队，切不可稍有疏忽和犹豫，切不可让新立屯、彰武之敌逃走，否则会丧失夺取伟大胜利的机会。
2.独立二师和附属的炮纵1个重炮营，以4天行程赶到营口布防，进行对付海陆两个方向的顽强防御。
3.位于锦州的部队：一纵、三纵、八纵和六纵十七师为第1梯队，于21日黄昏出发，分别向沟帮子、大虎山、黑山、白土厂边前进；二纵、七纵、九纵、炮纵为第2梯队，于22日出发，沿第1梯队之后尾跟进。林彪等要求以上各部队应以极秘密的动作，迅速行动，一切行动均以不致被敌机发现为原则。
4.四纵、十一纵和独立四师、六师，仍应利用渤海与大小虹螺岘山之间塔山一带阵地，继续抗击北上之敌。
东北人民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将丰足的军粮源源运往辽西战场
5.长春方面部队：十二纵经四平、昌图、开原，不顾疲劳，迅速全力插至铁岭以南，包围五十三军直属队及1个师，拖住沈阳、铁岭、抚顺、本溪地区敌人不能南下；第一兵团率各独立师，采取平行道路，迅速向通江口、开原、南城子之线急进，视情况，或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或接替十二纵包围铁岭之敌。林彪等要求以上各部队一律于夜间行动，并保守秘密，以免吓退彰武、新立屯等处之敌。
林彪等在部署中还提出，万一我军未能在新立屯、彰武抓住敌军，则在该敌转向营口撤退时，除留由长春附近南下之部队外，我军主力即在沟帮子迅速东进过辽河作战，在营口、牛庄之间歼灭该敌。
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林彪等立即召开一次干部会议，进行战役动员。然而在当时条件下，要将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召集在一起开会，是很难做到的。于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给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各师发出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
“动员令”指出：“目前敌人已表现极端恐慌与混乱，正准备放弃沈阳，企图向营口或向锦州、葫芦岛夺路南逃，从东北作总撤退。蒋介石亲到沈阳指挥，沈阳之敌倾巢西窜，进占彰武、新立屯一线，锦西、葫芦岛仍在陆续增兵并与我军对峙中，即为此种总撤退作准备。我军应趁敌人连遭惨败，恐慌混乱，企图作总撤退之时，乘胜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不让敌人逃出东北，争取连续的伟大胜利。”
“动员令”还要求：“各部决不可轻敌，不可因为打了胜仗漫不在意，必须像锦州战役一样，以勇猛果敢、前赴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罗荣桓军事文选》，第476页）。
林彪、罗荣桓等发出的政治动员令，对东北我军从政治上作了战役动员，以利东北我军各纵、各师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投入战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制定的围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部署，决心坚定，兵力集中，从围歼廖耀湘兵团来看，部署也可称得上周密。因此，毛泽东于21日在批准这个部署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你们二十日十时围歼廖兵团及其他各项部署，并无补充意见”（《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81页）。
但结合政治动员令来看作战部署，似乎政治动员令的气魄更大，把围歼沈阳之敌也包括在内了，而作战部署对沈阳之敌是采取牵制的方针。毛泽东在前几次电报中，要求林彪注意营口的防御，当高岗、伍修权提议十二纵加3个独立师即共6个师位于营口以北担任防御时，毛泽东还嫌不够，认为还要增加1个师，方能阻敌逃跑。但是，林彪等制定的作战部署却只安排1个独立师加1个重炮营负责营口的防御，并没有安排7个师，而毛泽东在审议和批准这个作战部署时，也忽略了这一点，以致后来出现“忽视对营口的控制是不小的失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27页）。
廖耀湘自己有一个不同于蒋、卫的方案
锦州之战早已偃旗息鼓，而廖兵团10万精兵仍徘徊在新立屯附近。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与侯镜如东进兵团配合，重新夺回锦州。而卫立煌则命令回师退守沈阳。蒋、卫争执不下，把廖耀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廖耀湘本人认为蒋、卫的方案都于己不利。重占锦州显然是天方夜谭，无异于自杀；退守沈阳会遭到重重包围，也无异于慢性自杀。廖耀湘自己拟定一个于己有利的方案，这正是毛泽东最担心的——攻占营口，夺取港口从海上逃跑。
廖耀湘知道这个方案会遭到上司的反对，只是秘密向他手下军长们交代。无论是攻锦州、退沈阳还是向营口逃跑，都必须拿下黑山。因此，廖耀湘做好了战斗准备，只待上司一声令下就扑向黑山。一旦占领黑山，至于是采取哪一种方案就由不得谁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将决定整个兵团的命运。
但是，夺取黑山，实现第一步计划的命令卫立煌却迟迟未敢下达。10月18日晚，廖耀湘打电话给卫立煌，说：“我已做好战斗准备，明天拂晓攻击黑山，可一举成功。”
“你先不要行动，”卫立煌说，“蒋总统急电让我明天去北平，见他之后再说。”
“请早作决策，军情如火，瞬息万变。”廖耀湘道。
“好吧，我见了蒋总统让他早拿主意。”卫立煌说。
廖耀湘急不可待，多次向沈阳打电话询问，而卫立煌到北平迟迟不归。廖耀湘无可奈何，只好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坚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
20日晚，卫立煌和杜聿明终于说服了蒋介石，放弃了重占锦州的计划。卫立煌回到沈阳才开始下令攻击黑山。
其实，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主要由新一军和新六军组成。国民党有5大美式机械化主力军，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其中两支。
刘亚楼要梁兴初坚守黑山三天
21日拂晓，向凤武率第七十军向黑山解放军阵地攻击。廖耀湘和向凤武首先认为黑山守军兵力不多，结果攻了一天，毫无进展。22日，廖耀湘命令新一军将所属重炮交给向凤武指挥，继续进攻黑山。这一天还是毫无进展。由于廖耀湘的轻敌，又耽误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当23日廖耀湘命令新一军投入战斗时，黑山守军已大大加强。梁兴初率第十纵队和1个独立师已进入黑山、大虎山，正严阵以待。
黑山、大虎山，北临高达千余米的医巫闾山脉，南接连绵90余公里的沼泽地区，北宁和大郑两条铁路、公路从这20里宽的狭长丘陵地带直穿关内。这宽仅20公里的狭长地区，是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走廊，是敌人大兵团行动的必经之路。
梁兴初把师长、政委们找来说：“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现在野司首长在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也在看着我们。打好了，不仅是标志着东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又一个‘10万主力军’被我们从他的军簿上一笔勾销；打坏了，10万大敌就将逃入关内，对我们整个解放战争，又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严重的任务面前，我们对待自己，难道还能有其他第二个要求么？没有了！要求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各师相继进入阵地。纵队周赤萍政委前往大虎山观察三十师防御阵地。梁兴初带作战科长到二十八师。
二十八师担任黑山区防御，西侧是大白台子，东侧是高家店，为一长达3000米的丘陵地带。丘陵地带突出部是其主要阵地——101高地，形势险要。梁兴初登上“101”高地，未预料到竟是一座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战士们艰难地挖着、刨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是一镐一个白点。梁兴初和贺庆积师长研究决定，集中全力做好表面工事，用大量土袋、铁轨，首先修成地面火力点，然后再挖凿散兵坑，加强阵地的副防御。
22日，廖耀湘改命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及第二○七师第三旅，继续进攻黑山。潘建议以该军新三十师从正面即北面参加黑山之攻击，以第五十师之一部附该军的骑兵团从西北面包围黑山并向黑山以西之正安堡（位于黑山通锦州的公路上）迂回黑山，以期截断黑山守军后方的交通联络，特别加强正面与东面进攻部队的炮火支援，以轻重炮兵的集中轰击，摧毁黑山守军之抵抗。
梁兴初是员虎将。深夜11时，二十八师侦察队送来“活舌头”一名，是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部的通信班长，衣袋里装满送往各团的“战斗命令”。梁兴初从中了解到敌人避开黑山正面阵地，将矛头指向侧翼高家屯。高家屯因阵地难修，工事较弱。梁兴初便亲自来到二十八师指挥所。指挥所设在城北高地的一个碉堡里。
24日晨6时，4架野马式敌机，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飞扑黑山城上空。随着凄厉刺耳的尖啸，炸弹成串地往下落，黑山城顿时被撕裂开了。与此同时，架设在张家窝棚方向的敌重炮群，也以暴雨般的炮火向高家屯一线遮头盖脑地打来。紧张、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高家屯一线激烈地进行着。国民党“党化部队”青年军二○七师第三旅，担任对高家屯冲击的主攻任务。八十四团二营在仅有一个山炮营的炮火支援下，坚守101、92、90等制高点，与敌人展开反复冲杀，顽强奋战。
敌人第一次冲锋被击退后，旋即以3个营的兵力，发起第二次猛攻。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下，山头工事大部残破坍塌，人员伤亡较大。但是“人在阵地在”的决心，鼓舞着二营战士，他们不怕烟熏火烧、伤筋折骨，从倒塌的战壕里纷纷跃起，以突然而又密集的火力，给敌人一次比一次更惨重的杀伤。
战斗持续到11时，高地前已留下数百具敌军的尸体。敌人被激怒了，集中所有重炮，向3处阵地暴雨般地倾泻炮弹。以1个半营连续猛攻高家屯石头山。守军六连一排在表面工事全被摧毁的石头山上，以机枪、手榴弹、石块、木棍，连续击退敌人3次冲锋。当敌人发起第4次冲锋时，阵地上只剩4个人。激战至14时半，阵地终于被敌人占据。
敌人很快又聚集1个营的兵力，向四连阵地发起猛攻。此时四连弹尽粮绝，前去增援的六连两个班在途中遭到炮火轰击，大部伤亡。团指挥所遂令四连撤出阵地。四连一排有6名战士未及撤出，阵地即遭敌人突破。一排长李永发为掩护全连撤退，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他身负3处重伤，仍坚持用刺刀拼倒5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
敌人在占领92高地后，马上出动两个营向101高地冲杀上来。此时101阵地已是弹坑累累，碎石成堆，几乎所有土木火力点都已坍塌。四、六连余部和营部通信班共20余人，就在这毫无依托的石头山上，利用弹坑滚进滚出，以密集的手榴弹连续击退敌人4次冲击。敌人不顾伤亡，纠集其残部以羊群般的队形，从3面合围上来。此刻，高地上只剩下5名战士，手榴弹已全部打光。在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后，101高地也被敌人占领。
梁兴初吼叫：“立即夺回101高地！”
贺师长回答：“坚决执行命令，马上组织反击！”
十纵二十八师贺师长沉着和果断，不给敌人丝毫的喘息机会，立即命令所属12门山炮，向占领101高地之敌轰击，又令八十二团一营、三营，统由八十四团团长蓝芹指挥，在炮火准备后，立即反击高家屯。
一营主要突击101高地，三营兵分两路，直奔高家屯石头山和92高地。借着滚滚尘烟，战士们飞速动作，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的敌人正待反抗，一排手榴弹立即落在他们头上。阵地上顿时刺刀飞舞，杀声震天，终于夺回了失掉的阵地。
梁兴初咬着他的铁板牙说：“明天，是决定的一天！我们头上挨的就一定是万磅炸弹，只要主力没有赶到，我们就一定坚决守住。今后的作战方案，不管哪个师都是这么一句话：‘丢了，马上拿回来！’”
我军在黑山阻击战中的炮兵阵地
在大炮、飞机掩护下，敌一六九师倾出全师兵力，以成团的密集队伍发起猛攻。一场激烈、残酷的阵地争夺战，立即在高家屯一线展开了。
石头山失守，一个排大部伤亡。
国民党军又以4个营的兵力由石头山向92高地攻击，八十二团二营五连连长、指导员相继阵亡，班、排长自动代理指挥，以密集火力连续击退敌人的两次冲击。此刻，五连阵地只剩下10余名战士了。当敌人以两个营分3路发起第3次冲锋时，五连战士机智沉着地把敌人放进30米内，突然投出成束手榴弹，杀伤敌人。敌人不顾伤亡，仍蜂拥而上。战士们拉响成束手榴弹，敌人成堆倒下，五连战士也全部壮烈牺牲。
八十二团全部和八十四团3营所有兵力，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分4路直扑高家屯。我八十二团一营主攻101高地；八十四团三营从两侧包围；八十二团二、三营则分成两路，直取高家屯石头山与92高地。全纵队都把愤怒和力量，放在二十八师这把弓上。4路队伍如同4支脱弦的利箭，笔直插向敌人的心脏。所有的山炮、迫击炮和步兵炮火，都朝着山背猛打，为他们“擂鼓”助威。八十二团一连在战斗英雄倪恩善率领下，担任夺取101高地的尖刀。他们是那样巧妙、灵活地避开敌人的机枪火力，三跑两跳就登上101高地的山腰。随着一连串轰隆隆巨响，战士张连发连破敌人4个机枪火力点，把红旗插上101山顶，接着又枪挑两个敌人，俘虏9个敌人。我八十四团二、三营也乘势攻上石头山与92高地。激战半小时，至6时50分，高家屯阵地终于全部收复。
从21日到25日，十纵队顽强阻击五倍于我之敌，敌人寸步未进。
廖耀湘“西进”的美梦，在黑山这座铁门下碰碎。就在十纵队顽强阻击的同时，东总林彪已令第八纵队东进台安，斩断了敌人逃向营口的退路；第五、第六纵队从新立屯南下关上了敌人窜回沈阳的大门。现在，廖耀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待我攻占锦州的主力北上，敌人马上就成为“网中之鱼”了！
活捉廖耀湘
26日，林彪电令梁兴初：“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一纵队副司令员曹里怀，率领着几个参谋人员，赶到十纵队商议追击部署。梁兴初紧紧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老曹！你们4天赶了300里，可真是大大地辛苦了！来吧，现在一盘‘肥肉’摆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哪块最‘肥’，就由你们随便挑吧！”曹里怀笑道：“我们一跑来就抢吃最肥的‘肉’，不是太没有礼貌了么？”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廖耀湘兵团确如一盘肥肉，摆在解放军几个纵队面前。
廖耀湘退走营口的计划彻底失败，进退维谷。这时卫立煌电令他迅速退回沈阳。兵团参谋长杨焜对廖说：“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卫立煌要你退沈阳，那你就依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是他要你这样做，责任由他承担”。
廖耀湘令新二十二师乘黑夜把第一线各团撤下来为先头师，于27日拂晓主力通过第四十九军军部所在地陈家窝棚，并在该军部队掩护下向老达房撤退。他自己同这个师的先头团行动。第四十九军军长指挥所属部队和新三军的第十四师，紧随新二十二师后尾撤退，第十四师与第四十九军各部撤退秩序与掩护秩序由郑庭笈自行决定。
廖耀湘这样一折腾，部队立时陷入混乱。情急之下，廖耀湘直接用明语指挥，这恰好为解放军指示了目标。解放军各主力纵队，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兵团展开了猛攻。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廖兵团撤退的行军纵队被解放军穿插、分割成碎块，分别包围。国民党军东躲西逃，狼奔豕突。那种惊慌、混乱、奔逃的情形，无法形容。
辽西会战中，我骑兵部队从侧翼迂回包围敌人
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等人也夹杂在这些乱窜、乱奔的人群中瞎跑。长官们大嚷：“你们不要跑，组织起来吧！帮我们突围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啊！”“司令官、军长都在这里，你们保护着出去，保证你们升官受赏！”他们喊得声嘶力竭，这些人还是不睬不理，奔逃如故。
善于指挥机械化兵团的廖耀湘，指挥不了这些溃逃的败军。在一个大的开阔地上，被围的人至少有数千人。还杂有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等。东边枪响，人群向西跑；西边枪响，人群又向东逃。廖耀湘等先是站在汽车门的两边，开着汽车跑，后来颠颠簸簸，又下车跟着跑。
敌人已溃不成军，满地遍野逃窜。解放军随即展开了政治攻势，高喊着：“蒋军兄弟们！廖耀湘兵团已经完蛋了，谁再抵抗就是死路一条，缴枪不杀，赶快投降，到我们这边来。”敌人成批成批地放下武器，纷纷投降。
解放军部队、机关、通信员、炊事员、饲养员，甚至宣传队、卫生队的女同志，都成了捉俘虏的英雄。作战科侯科长带着两名通信员由师里回纵队司令部时，路上遇到1营敌人，经过喊话，全营的士兵向他们投降了。
敌人的军官对侯科长说：“你们的俘虏政策我们知道，一切听你指挥，要我们就地放下武器也行，要我们到你指定的地方放下武器也行。”四五百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像驯服的羊群，乖乖地跟着侯科长向俘虏集中的地方走去。一次炊事班送饭回来，也押着二三百俘虏。
廖耀湘身边只带有新六军特务连不到两个排的兵。
廖耀湘后来回忆自己被俘时的狼狈相说：
我与李涛等4个人一同向南再徒涉饶阳河通盘山的那条水渠。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因涉水不慎，跃入一个没顶的深坑，大声呼唤，引来解放军巡逻队前来搜索，这时又把李涛冲散了。
最后只剩下我、周璞和新六军那个不知姓名的高参。我们三人再向南行动，绕过一处小树林，那里战斗稀疏进行，尔后，又绕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那里也有一小股国民党军队残部，尚在顽抗，大概就是早上随我一同向老达房前进的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残部。
天快拂晓，解放军向那个村庄猛烈炮击一阵之后，就冲进去了。
黎明后，发现到处都有解放军。我三人走到了一个外面似乎很平静的小村，一进村就发现有解放军的队伍，走在前面的那一个高参被俘。由于我和周璞与他保持有一点距离，此时天只微明，稍微远隔，尚看不清，所以解放军没有发现我二人。
我们立即傍墙角隐蔽地离开了那里。天大亮后，我与周璞钻进田野中的高粱秆堆里，隐匿了一天。夜晚再向南走了一段，白天仍在原野里隐蔽地点休息。
我们看到解放军仍纷纷向各方向运动，待解放军大队过尽了，我与周璞即向沈阳前进。但从田间小径上行走，既不能快，也很疲劳。
在途中遇到一个单独行动的老百姓，给以重金，买了一些便衣与食物，化了装继续向沈阳前进，希望在沈阳尚未解放之时到达。行抵辽河边，因渡河点有解放军或民兵，久不得渡。我们旁听路人谈话，知沈阳已解放。
我考虑再三，决心回头走，拟到葫芦岛国民党仍暂时控制的地区去。行至黑山以西，便被解放军查获。解放军以为周璞是一个普通的勤务兵，把他释放了。
经两天一夜激战，我军把蒋介石美械化的精锐部队12个师全部歼灭在辽西地区，生俘敌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以下8万余人。
兵败被擒的廖耀湘对林彪的战术十分恼火。他不敢朝林彪撒野，却把邪火对准了刘亚楼。
奉林彪、罗荣桓之命，刘亚楼设宴款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廖耀湘拒绝与他碰杯，气咻咻地质问道：“你们共军打的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相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刘亚楼话中有话地说：“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一句话戗得廖耀湘满脸通红，他恼羞成怒，抓住酒杯朝桌子掷得粉碎：“像你这样的‘洋八路’有几个，都是些‘土八路’，用些巫术来打仗。”
刘亚楼睥睨地瞥了他一眼，厉声训斥道：“廖将军，你不要以为自己上过美国军校，又有美械装备，就天下无敌了。这些统统靠不住。告诉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之一。”
刘亚楼回来把宴会风波讲给司令和政委听，两人都哈哈大笑。林彪说：“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讲究战术，但进入东北以来打过什么胜仗？！”
当蒋介石得知廖耀湘兵团被歼时
10月28日拂晓，辽西会战结束。在短短两天中，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计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俘虏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新一军副军长文小山等高级将领，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当蒋介石得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遭到解放军的围歼时，急忙于10月27日派专机把杜聿明从葫芦岛接到北平。
蒋介石尴尬异常、窘态毕露地对杜聿明说：“现在廖兵团电讯联系已经中断，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到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
杜聿明对蒋介石如此宠信罗泽闿，一味听从他那些不着边际的建议很是气愤，心想：上一次你听了罗泽闿的话，断送了廖耀湘兵团，如今你又要听从这个家伙出的鬼主意，再把葫芦岛的部队葬送掉。
杜聿明越想越恨罗泽闿，他便转向罗泽闿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惜，你没有考虑到调运输舰要用几天的时间？”
蒋介石听杜聿明说话的语气不对劲，也知道他与罗泽闿有芥蒂，怕他们两人闹起来，便接过话头说：“我想需要两三天吧。”
杜聿明又问：“由葫芦岛运送部队到营口要几天？”
蒋介石想了想说：“三四天差不多能运完。”
杜聿明冷笑了一声说：“很好。这就是说，要把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1个星期。在这1个星期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部队调过去，这不是等于白白送死吗？”
蒋介石哭丧着脸，口中喃喃自语：“难道廖兵团就这样完了吗？”
杜聿明看着神情颓丧、满面愁容的蒋介石，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怨恨交加的怜悯之情。他也知道，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在东北最大的本钱，廖兵团被歼，不仅影响东北战场，对全国战局的影响也是极大的。但他也感到回天乏术，不知该如何宽慰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不知所措之际，传来了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的消息，蒋介石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半天无语，混浊的双眼中掉下了两滴泪珠。
蒋介石在廖耀湘兵团被全歼后，把此次惨败的原因归咎于卫立煌和廖耀湘指挥不力。国民党当局“国防部”编写的《戡乱战史》一书中评述说：“当我西进兵团被包围切击之初，沈阳‘剿匪’总部势应以全力策应，使不致腹背受敌，其主力或可突围，但竟迄未援救，坐视孤军应战，以至覆没，似属不仁。”“加以部署错误，使全军陷于覆灭”。
然而，不论责任在谁，廖耀湘兵团被歼，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东北“剿总”副参谋长袁醒亚曾言简意赅地说过一句话：“廖兵团不但是中国最强的军队，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现在不到两天，便被歼灭干净，蒋介石还能指望什么呢？”
廖耀湘兵团的被歼，可以说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灭亡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蒋介石越想越生气，气得吐血不止，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第九章 攻克沈阳，奔袭营口
辽西战场上的枪炮声刚刚停息，林彪立即挥师东进，以第一、第二纵队快速奔袭沈阳；以第七、第八、第九纵队抢占营口，以堵住东北国民党军唯一的海上逃跑路线。
蒋介石突然变得非常“谦虚”起来
辽沈战役第三阶段：我军在辽西地区全歼敌廖耀湘兵团后，继续向沈阳、营口急进。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两城，歼敌14.9万余人。该线残敌除少部由营口乘舰逃窜外，余均被歼或投降。锦西、葫芦岛之敌继于3日开始从海上逃走。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这是我骑兵部队从辽西战场向沈阳前进
围歼廖兵团大战正酣时，林彪就已在部署下一步战事了。10月26日，他命令辽北各独立师向沈阳前进；28日，命令辽宁军区迅速占领辽河渡口，架桥准备大军过河进军沈阳。
28日，潘裕昆、龙天武两个军长只身逃回沈阳，杜聿明、卫立煌预感到林彪马上就要攻打沈阳和葫芦岛。次日，杜聿明飞抵葫芦岛。30日蒋介石派飞机带来亲笔信，要杜立即飞沈阳，制止混乱，调整防务。杜聿明飞上天后，接到沈阳来电话：“沈阳机场已乱，不能降落了。”
杜聿明掉头飞到北平，降落在西苑机场，见蒋介石正披着黑斗篷，匆匆走向“美龄”号。他立即奔过去，挡在蒋的面前。
“你怎么来了？”蒋介石惊问。
“学生有要事请示校长。沈阳保不住了。”
蒋介石此时再也没有往日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非常“谦虚”起来，甚至表现出言听计从的样子，一个劲地问杜聿明：“光亭，你看现在怎么办好？”
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杜聿明见这位大总统一副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模样，只好提醒说：“校长，依学生看来，目前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出来，能保住一点是一点。至于沈阳的部队能否撤出来还成问题。”
蒋介石马上说：“对，对，对。我马上叫桂永清准备船，沈阳叫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整编第二○七师死守。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后，你再回葫芦岛。”
杜聿明站起身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
“你赶快去，赶快去。”蒋介石催促说。
杜聿明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转回身向蒋介石请示说：“你对卫总司令还有什么交代的事没有？”
杜聿明实际上是在提醒蒋介石，是否通知卫立煌从沈阳撤出来，因为眼看沈阳就会被解放军包围攻占，晚了就出不来了。但蒋介石仿佛没听见一般，起身到另一间屋打电话去了。杜聿明心中罩上了一层阴影，很为卫立煌今后的命运担忧。
毛泽东对卫立煌集团文武兼用
东北野战军在向沈阳进逼时，西柏坡的统帅们在忙些什么？
毛泽东住处，周恩来在场。
毛泽东拿着一份沉甸甸的材料在看，这是一份东北野战军报来的伤亡统计表。“一定要给牺牲的同志修纪念塔！”他看完之后激动地说。
周恩来说：“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朱德拿一份电稿走进来：“刚接到东北电报，部队开始向沈阳进军。”他把电稿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稿给了周恩来：“沈阳有没有可能和平解放，像长春那样也好。”
周恩来的目光在电报上扫了一眼，说：“卫立煌这个人傲慢一些，但骁勇善战，很有才干，卖力‘剿共’很得蒋介石的赏识。但他不是黄埔生，只在湖北学兵营受过训练。在国民党派系里，他算不上嫡系，可以算准嫡系。但在担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后与蒋介石看法不一致，矛盾很深。然而他不可能放下武器，因为他欠下人民太多，可以说罪恶深重。周福成这个人倒可能放下武器，他原是张学良手下的一位师长，西安事变后他的部队被改编。蒋介石叫他当中央委员，那不过是一种策略。”
毛泽东说：“我看由你写封劝降书，用电报发去。”
周恩来说：“未尝不可。”
毛泽东说：“我们是又劝降又进军，文武兼用，以武为主。不管他们降不降，第一位的是疾速向沈阳进军！”
卫立煌成了蒋介石的丧家犬
北平。蒋介石的圆恩寺行邸。
东北即将丧失。这些天来，他为了保住东北而不思茶饭，每天只睡两三小时，有时甚至通宵难眠。现在东北行将落入共军之手，已无办法可以挽回，这样一来，他也就不那么操心了。于是他立马想飞南京。衣冠整好了，文明棍也拿在手上，立马要去飞机场，就在这时，杜聿明来了。
“你来做什么？”他问杜聿明。
杜聿明说：“我有急事大事报告校长。”
“什么急事大事？”
杜聿明说：“桂永清到现在也没有把船只如数调往葫芦岛。葫芦岛的军队撤不走呀！”
“我马上找桂永清说。”蒋介石又问，“沈阳情况怎么样？”
杜聿明说：“沈阳情况乱得很。”
蒋介石说：“你马上乘飞机去沈阳，帮助他们整理好防务再回葫芦岛。这个卫立煌，事情都坏在他手里了！”
杜聿明已经想到：辽西会战从头到尾虽为蒋介石一手指挥，但失败的责任蒋介石是不会负的，一定是由卫立煌承担罪责。
杜聿明飞往沈阳。当杜聿明走进卫立煌的办公室时，只见卫立煌心绪缭乱，坐卧不安，见了他后只是翻来覆去地说：“我早就向老头子说了，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画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吧！”
当杜聿明告诉卫立煌，蒋介石决定让周福成守沈阳时，卫立煌脸色阴沉，唉声叹气地说：“从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如何守法？”
“退到营口怎么样？”杜聿明问。
卫立煌摇了摇头，说：“共军在长春的几个纵队已经南下，退出去也会马上完蛋。”
杜聿明想了想，目前沈阳的部队确实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与卫立煌商量了一下，既然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不如还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叫周福成在沈阳死守好了。于是，他们命人叫来第八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他。
周福成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是这一次接受任务却很痛快，马上就回去部署了。
望着周福成的背影，赵家骧有些担心地说：“周福成今天有点不太正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总部的这些人员怎么办？”
杜聿明有些为难地说：“老头子只要周福成指挥部队死守沈阳，我问他对卫总司令有什么指示，他没有讲。你先回去作全盘部署，过几天看情况再说吧。”
杜聿明认为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攻打沈阳，接着就会打葫芦岛，蒋介石已明令葫芦岛部队的撤退由他来负责，所以，他无心再在沈阳多停留，第二天就乘飞机去葫芦岛，作撤退的安排部署。卫立煌因为没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只好继续留在沈阳。
蒋介石这个时候之所以把卫立煌留在沈阳，一方面是恨他不听自己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起个象征性的作用，表示在东北还有他的一个大将军，东北还控制在国民党的手里。
这时，蒋介石已对卫立煌产生了怀疑，派特务对他进行监视，卫立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南京报告。有时蒋介石嫌特务报告的不够及时，便直接打电话到东北“剿总”询问。有一次恰巧是赵家骧接的电话，蒋介石问：“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
赵家骧如实回答：“卫总司令端坐在总部，一言不发。”
还有一次蒋介石把电话打到了卫立煌的家里，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拿起电话说：“卫总司令还没有回来。”
蒋介石一听是女人的声音，没有说话就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宋美龄给韩权华打来电话说：“你是MandamWei？你怎么现在还在沈阳？太危险了，你不应在前线，我派飞机接你出来吧。”
当天，宋美龄就派飞机把韩权华接到了北平，后又转送回南京的家中。韩权华孤独一人，越想越不是滋味，她给宋美龄打电话说：“我是韩权华，已经平安回来了，向你报告。我们有两个孩子在北平，孩子问我：‘为什么把爸爸一个人丢在东北，你自己回来了？’我回来一想，我们一家死也应当死在一块，请你和总统说说，干脆把我们都送去，死也死在一块才好。”
宋美龄说：“你不知道？有过规定，军人家属不许到前方去。”
韩权华反驳说：“为什么我看见报纸上，总统到了哪里，夫人也跟到哪里呢？务必代表我们求求总统吧。”
宋美龄听韩权华这么一讲，也无话可说，便放下了电话。后来，如果不是杜聿明一再向蒋介石求情，卫立煌很有可能被留在沈阳，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卫立煌是在杜聿明再三请示和要求下，蒋介石才极不情愿地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吧。”
11月初，蒋介石依杜聿明的再三请求，派了1架飞机来接卫立煌。一听说有飞机来沈阳接人，大家蜂拥着奔向机场，都想搭乘这最后一架飞机逃命。机场顿时混乱不堪。
准备出逃的的军政要员、地方绅士bbr>藏书网，人山人海。警戒线旁，宪兵们全副武装，端着闪亮的刺刀。
一架运输机刚起飞，就被无线电话追了回来：“卫总司令要这架飞机！”
飞机还没有停稳，卫立煌的卫兵员立即涌上去，将机上的所有人拖的拖，抱的抱，抬的抬，一律撵了下来。机场上的军政要员们轰的一声，冲垮宪兵警戒线，涌向飞机。
卫立煌的警卫团守卫在跑道两侧，鸣枪示警。
卫立煌在警卫的簇拥下，率一帮大官僚，从候机厅里出来。他低着头，木然地走向飞机，耳旁尽是此起彼伏的绝望的狂嗥：
“卫老总，我是省行政委员！”
“卫老总，我是中将参议，带我走吧！”
“卫长官，我是保安司令啊！”
“卫将军……”
卫立煌登上了飞机。有个人不顾一切，将警卫团的最后防线冲垮了。这是嫩江省主席兼“剿总”秘书长彭济群，他拼命地朝飞机门口爬上去，被一脚蹬了个四仰八叉。
赵家骧到底是“足智多谋”的参谋长，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站在高处大声宣布：“大家不要慌，马上还有4架飞机来到，我现在宣布名单，哪些人乘第一架，哪些人乘第二架，哪些人乘第三架、第四架，等一会儿都按排定的座位乘机，我担保都能走得了，不要乱抢。”
在场的人都被赵家骧的这一诡计给欺骗了，机场上才没有发生骚乱，卫立煌这才得以脱身逃往葫芦岛。下了飞机见到了杜聿明，卫立煌感激地握住他的手，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着面了。”
临上飞机前，卫立煌紧紧地握住周福成的手说，“全五老弟，沈阳的担子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望好自为之吧！”
周福成说：“我全力以赴。”接着又问，“俊如兄此行是奔南京还是奔广州？”
卫立煌长叹一声：“南京、广州哪有我卫某的立足之地，奔天涯海角喽！”他心情悲伤，眼睛湿润，掏出手帕擦了擦眼。
周福成说：“老兄不必悲伤。找一个济闲之地度过晚年，比披甲为官要好。”
卫立煌说：“好不好的由它去吧！真没想到，我卫某杀东挡西，驰骋疆场，闯荡半生，却落得个如此下场。人生如梦真如梦，时间一去不复还呀！想当年我们都是些想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有识之士，奋身参加了国民革命，而今天却要被党国所唾弃，有家不能归，有亲不能投，有国不能待。全五老弟，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是我们走错了路呢，还是我们跟错了人呢？”
周福成说：“一言难尽呀！”
卫立煌说：“看在老相识的份儿上，我嘱咐老弟一句话：凡事都要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过去我们只为党国着想，党国哪一点为我们着想过？周恩来将军的信说，放下武器才有生路。这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呀！”
周福成说：“我想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俊如兄留下来不是更好吗？”
卫立煌说：“我和老弟不一样，共产党即使向我清算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够我拿三条命来抵偿，悔恨就悔恨在这里呀！”
周福成说：“那，老兄就多保重吧！”他紧紧地握住了卫立煌的手。“也许我们后会有期。”
“但愿！”卫立煌走上舷梯，回头向送行的属下挥手告别，珠泪滚落。
他还没有走到机舱门口，指挥飞机起飞的人员便跑过来说，刚接到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转来蒋总裁命令，要卫总司令立刻飞葫芦岛指挥。
飞葫芦岛指挥什么？那里有杜聿明指挥。分明是不想让他走。卸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以为自由了，没想到自己还在蒋介石手心里攥着。
周福成以后再没有见到过卫立煌。他去了葫芦岛。葫芦岛蒋军入海逃走后他没有跟去，他飞抵北平。这时蒋介石下了道手谕，令傅作义扣留他以追究其丢失东北的罪责。傅作义把手谕拿给卫立煌看，那手谕写道：“卫立煌对于指挥部署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失去东北，撤职查办，即着扣留。”
卫立煌说：“那就请傅总座执行吧。”
傅作义没有扣留他。傅说：“我今天扣留你，明天我被谁扣留？北平不是久留之地，你走吧！”
再以后听说卫立煌去了香港。为“剿共”奋斗一生，最后成了丧家犬了。
周福成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乘飞机逃跑后，留在沈阳的守军更加人心惶惶，谁也没有心思再打下去了。蒋介石部署守卫沈阳的兵力主要有第八兵团第五十三军、青年军整编第二○七师。城防部队的主力是周福成的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的前身是张作霖手下的大将万福麟率领的原东北军王永盛、于兆麟的两个旅，1933年在热河整编为第一三○师（师长朱鸿勋）和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后以这两个师为基础组建成第五十三军，由万福麟兼任军长。万福麟以东北军的元老自居，连张学良都不能插手过问五十三军事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五十三军在热河和华北作战时屡遭惨败，万福麟没办法，只好把军长一职交给对他唯命是从的师长周福成。
后来，周福成利用与陈诚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的关系，通过陈诚说情，把五十三军定为甲种军，纳入远征军序列。卫立煌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时，念及以前与张学良的关系，对五十三军格外关照，拨给其大量美械装备，周福成感激万分，称卫立煌是五十三军的“再生父母”。
作为一名杂牌军将领，周福成虽多年来备受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将领们的歧视和欺负，但他养成了逆来顺受、对蒋介石百依百顺的奴才本性。他在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全权负责防守沈阳城的命令后，一时利令智昏，口吐狂言说：“我受蒋总统委托，誓与沈阳城共存亡。我有两个月的粮食储备，还有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迫不得已时，总统有令，焦土作战，我要和沈阳城同归于尽。我受蒋总统的栽培，只听总统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当周福成听说卫立煌乘飞机逃跑的消息后，立刻给蒋介石发急电状告这位昔日的“恩人”：
特急（2007密）
大总统钧鉴：卫立煌总司令于30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
周福成卅晚。甲电。
周福成发这封电报的目的是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表示忠诚。蒋介石很快复电，让周福成代理卫立煌的职务。
官迷心窍的周福成为此洋洋得意地对自己的部下说：“蒋总统把东北交给我啦！只要守住了沈阳，国军调集兵力发起大反攻，到了那一天，咱们也坐坐这把‘东北王’的交椅。你们大家都不用怕，沈阳万一守不住了，美国人肯定出兵，到那时就会发生世界大战啦。实在不行，蒋总统有令，我们还可以焦土毁灭，什么也不留给共产党。”
第五十三军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忍不住劝说道：“焦土毁灭未免太惨无人道了，东北毕竟是我们的老家，于心何忍。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还是多想想吧。”
周福成不以为然，训斥王理寰说：“打仗还能顾虑那么多。王理寰，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当年抗战打日本鬼子时，你在塔岗战役被打坏了一只眼睛还指挥作战，今天为什么这样泄气？”
王理寰说：“塔岗是抗战，现在是内战，都这个时候了谁还愿给蒋介石打天下。”
周福成一听王理寰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拍着桌子喝斥道：“王理寰你疯啦！赶快回去，把阵地整理好，否则我要处置你！”
一意孤行的周福成接替卫立煌的职务后，任命官员，不断发号施令，布置防务，自不量力地还想同解放军在沈阳较量一番。然而，他的部下远比他要清醒明智得多，他们都不愿跟着周福成白白地替蒋介石送死。当东北野战军快速向沈阳逼近时，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一三○师师长王理寰等开始酝酿起义或向解放军投诚。
周福成的沈阳防御部署
国民党军队自从1946年3月占领沈阳后，便对沈阳苦心经营，在外围修筑了大量工事，碉堡、地堡全是用钢筋水泥筑成的所谓“永久性工事”。
碉堡、地堡又分为子堡和母堡，敌军在每个子堡里放一个班，在母堡里放一个排，一个连组成一个碉堡群，列成梅花状，可以互相实施火力支援和兵力增援。各个碉堡群内外的各种明暗火力、交叉火力、倒打火力绵密成网，白天很难接近。
在纵深，敌军由战车团组成机动部队，随时可以向前沿阵地增援和反扑。周福成自恃沈阳工事坚固，可以固守待援。
蒋介石坚持令沈阳主力西援锦州，廖耀湘率沈阳主力出沈阳后，卫立煌对沈阳的防御重新作了调整。
防御兵力共13万多人，其防守阵地为：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由东陵南端河岸起（浑河不包含在内），经陵园东侧到山嘴村东北角止；五十三军暂编三十师由山嘴子村东北起至赵家沟村南高地止；五十三军一一六师由赵家沟村南起至文官屯东端止；五十三军一三○师由文官屯东端起经道义屯至裕国车站止（车站不在内）；青年军二○七师由裕国车站起经于洪屯车站到揽军屯止；东北守备第二纵队由揽军屯东端起至浑河岸边止；东北守备第一纵队沿浑河北岸警戒，西接第二纵队，东至东陵南端止；骑兵王昭堃部在浑河以南的白塔堡至苏家屯之线上警戒。
从防御部署看，可谓是在沈阳四周设立了一道纵深配置、环环相扣的防线。
东野进攻沈阳的决策、部署与行动
毛泽东、林彪等在商讨围歼廖耀湘兵团时，就对歼灭沈阳之敌作了考虑。当时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沈阳之敌增援廖耀湘兵团；二是沈阳之敌撤逃营口。
毛泽东在10月20日凌晨4时给林彪等的电报中，针对第一种可能，曾建议林彪部署肖劲光、肖华率几个独立师，插向法库、彰武、新民，阻击沈阳之敌增援。
针对第二种可能，毛泽东认为高岗、伍修权的计划甚为必要。
高岗、伍修权曾建议十二纵率3个独立师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原，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军向营口的退路。
毛泽东建议林彪等电令高岗、伍修权“照此速办，愈快愈好”。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都估计到，沈阳敌人向营口撤逃的可能性比较大。毛泽东十分关注堵塞敌军向营口的退路，而林彪当时精力主要集中于歼灭辽西的廖耀湘兵团，对沈阳之敌退逃营口的可能性也许重视的程度还不够。
应当说，卫立煌固守沈阳的决心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林彪注意力的不够。我军辽西围歼战打响后，沈阳守敌不仅未增援辽西，也未向营口撤逃，反而令廖耀湘兵团向沈阳撤退，令已占领营口的五十二军回援沈阳。这就为我军歼灭廖耀湘兵团后攻歼沈阳之敌准备了时间。
歼灭廖耀湘兵团后，卫立煌收缩和集中兵力防守沈阳，而林彪却已将攻击目标指向沈阳。
10月27日，林彪在辽西围歼战即将结束时，即已部署我军一纵、二纵于28日向沈阳急进，攻歼沈阳敌军的部署业已就绪。
按照林彪的部署，我军一纵、二纵会同从长春南下的十二纵和辽南独立师攻歼沈阳之敌。
在我军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十二纵和辽南独立师为牵制沈阳之敌，就进抵沈阳地区。据原国民党新一军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回忆：“长春解放以后，辽北方面的解放军立即全部南下，向沈阳急进，约在10月26日先头部队已到达沈阳郊区。那时在沈阳城东北方面仅有刚刚到达的第二○七师一个团的兵力，仓促进入阵地担任防御，以致防线被突破，一部分解放军突进到山嘴子、山梨红电附近。沈阳城顿呈紧张，卫立煌更是恐慌万分。”（许赓扬：《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45页）
十二纵及辽南独立师接到林彪等的电令后，日夜兼程向沈阳进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毛泽东所关注的是堵塞沈阳敌军向营口的退路，所以，十二纵率3个独立师的行动方向最初是鞍山和海城。接到林彪等的电令后，因四平至清原的铁路已被我破坏，不及修复，十二纵司令员钟伟只好率十二纵取直径沿中长路南下，日夜兼程，经过三天三夜和一个上午，行程650华里，于25日抵达铁岭地区。
我军通过新民县巨流河大桥，向沈阳逼进
正准备经沈阳以东直插海城时，林彪等又电令钟伟：十二纵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十二纵遂留下三十六师打铁岭，主力经铁岭和沈阳之间分两路向巨流河前进。
27日，十二纵三十六师解放铁岭。28日，钟伟又连接林彪电令：不管铁岭的五十三军是否消灭，迅速向浑河铁桥及沈阳以南急进，截断沈敌南逃的退路。
是日黄昏，钟伟率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分两路并进，直插沈南。当行进至沈阳北新城堡一带时，发现了从铁岭逃出的敌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师直率两个团和东北守备第一纵队在铁甲车掩护下，沿铁路线附近向沈阳逃窜。
钟伟得知情况后作了分析：如果放过此敌，不仅会增强沈阳敌军的防守力量，而且还会促其下决心弃城南逃；如果能迅速歼灭此敌，则对拖住沈敌，或者直接攻取沈阳，都是有利的。
钟伟依据分析，当机立断，歼灭该敌，做到既积极执行林彪关于向沈南急进的指示，又顺路扫清残敌。
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虏敌少将守备司令彭定一以下4000余人。部队未及打扫战场，就直奔沈阳。
为提高行进速度，十二纵主力仍分做两路并行，一路上又歼灭了全胜堡和大兴屯之敌。经过铁岭、新城堡、全胜堡、大兴屯之战后，沈阳以北、以西之敌已被我军肃清。在肃清上述各点之敌后，十二纵主力绕过沈阳，于31日晨进抵沈阳以南的浑河岸边，并徒涉水深没腰、寒冷刺骨的浑河后，跑步进抵苏家屯以南地域。十二纵三十六师也抵浑河北岸。
此时，钟伟获悉，我军七纵、八纵同时东渡辽河，正兼程横截鞍山、辽阳、海城一线之敌；九纵和辽南独立二师已追向营口，准备攻歼营口之敌，堵住敌人从海上逃窜的出口。
自长春南下的各独立师也已先后进抵沈阳北郊和东郊。我军一纵、二纵正自新民猛扑沈阳。东北我军已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合围。
在此种情况下，钟伟认为十二纵继续执行原命令南下已无实际意义，于是便命令部队停止南进，准备攻击沈阳，同时电报林彪，要求批准十二纵回师攻打沈阳。
1小时后，林彪复电同意。实际上，钟伟未等林彪批准，就下达了作战命令：三十六师沿浑河北岸向沈阳推进，并策应主力北渡浑河；南满独立一师、三师、四师三个独立师从沈阳东面向沈阳逼近；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沿苏家屯铁路向沈阳攻击前进，三十四师首先攻占沈南制高点莫子山和白堡塔，再向浑河发展，并以炮火压制浑河机场；三十五师首先攻占沈南最大的火车站——苏家屯，然后沿铁路向浑河铁桥发展，相机夺取浑河铁桥。
钟伟曾在三下江南时，敢于违抗林彪的命令打胜仗，并得到林彪的嘉奖。这次攻打沈阳，钟伟又表现了这种作风。钟伟在军事上表现出了与林彪进军东北初期类似的主动性，报告归报告，行动归行动，只要认定是正确的，相信会得到上级的支持。所不同的是，林彪当时的举动是撤退，而钟伟此时的举动是进攻。
林彪批准钟伟的要求后，钟伟率十二纵及3个独立师于31日下午开始向沈阳攻击前进，打响了攻克沈阳的第一枪。
我军从辽西北上的二纵、一纵接到林彪电令后，于28日向沈阳急进。二纵在前，一纵紧跟其后，沿途作战，29日解放新民。31日，二纵、一纵相继进抵沈阳西郊，与沈阳以南我军十二纵及3个独立师，以及沈阳以北由肖劲光指挥的由开原南下的5个独立师，形成对沈阳的包围，并相继展开战斗。
十二纵从苏家屯向沈阳发起攻击。苏家屯距沈阳30华里，是从南面进入沈阳的重要通道。沈南浑河沿岸由敌东北第二守备纵队担任警戒，敌二○七师从辽阳、抚顺撤回沈阳后，即在沈阳西南一线驻守布防。
该师是蒋经国亲自组建起来的一支所谓党化了的部队，成员多系学生出身，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较深，战斗力较强。
十二纵三十五师前卫一○四团进至苏家屯西之格家屯时，首先就与苏家屯敌派出之警戒部队打响，从俘虏口中得知，苏家屯驻有敌二○七师暂编十四团团部和两个营。
我军十二纵三十五师一○四团和一○五团各展开一个营，从东西两面包围敌人，并派出一部兵力炸断苏家屯至高楼子铁路，准备打由沈阳来援之敌。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7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近40挺等武器。
我步兵迅速扫清沈阳外围，战车部队急速向市区开进
此后，我三十五师调整部署，以一○五团为前卫，继续沿铁路向北搜索前进。当进至下河湾、三间房一线时，我军遇到敌军的顽强阻击，伤亡较大。
从俘虏口中得知，此处守敌为二○七师二旅四团，配有120重迫炮3门，战防炮5门，为沈阳以南之主要防御地带。这里碉堡三五成群，每百米筑有永久性工事一座，村头、巷口重要地段设有暗堡，阵地之间交通壕贯通，还有铁丝网等副防御设施。主阵地前地形开阔，不便于接近攻击。更让我军三十五师难以对付的是守敌的“行动碉堡”，他们打一打，换个地方，既不易接近，又不易被炮火击中。
“活动碉堡”是由3厘米厚的钢板构成的乌龟壳，里面配备了两挺轻机枪和一个班的兵力，内壁还装有4个轮子，依靠人力可以左右移动，就像一部没有发动机的装甲车。所以，我三十五师一○五团多次攻击，均未奏效。
正当十二纵司令员钟伟进退两难之际，我军主力二纵五师一个团赶到了苏家屯。
钟伟遂安排三十五师一○三团协助五师十三团攻歼该敌。11月1日凌晨4时，钟伟集中12个山野炮兵连、6个迫击炮连和所有六○炮，向敌军火力点连续炮击，攻击部队奋勇拼杀，终于歼灭敌二○七师二旅四团，敲开了沈阳的南大门。
我军一纵在司令员李天佑指挥下，于10月31日深夜，向国民党主要防区——铁西区发起攻击。
我军二纵在司令员刘震指挥下，用5个团的兵力齐头并进，从杨士屯、张士屯、中红旗台一线展开攻击。
正当我军一纵、二纵、十二纵及各独立师向沈阳发起攻击时，林彪于31日下达了总攻沈阳的命令。林彪命令：一纵、二纵为主攻，由二纵司令员刘震统一指挥，由西部与西北部向沈阳市区突破；十二纵由城南突破；肖劲光兵团所属各独立师由东部和北部突破。
一纵司令员接到命令后，立即打电话给刘震：老刘，我们部队到齐了，总部命令由你统一指挥。刘震说：现在战局的发展不需要统一部署了，你们从皇姑屯进城，赶紧肃清残敌抓俘虏吧！
轻取沈阳城
.
11月1日拂晓，我军向沈阳发起总攻！
一纵进攻的大炮一响，就打上了守敌主力二○七师一部。敌二○七师豁命死守，重炮还击，坦克拦截。李天佑见主攻方向受阻，竟把纵队指挥所设在了向铁西区方向进攻的九团团部，冒着枪林弹雨亲临一线指挥部队猛打猛冲，终于冲垮了守敌的第一道防线。上午10时，一纵向沈阳城内进击。
二纵在拂晓前，顺利地突破了守敌的第一道防线，从铁西区由西北向东南纵深进击。
当一纵、二纵从铁西区突破后，十二纵也从城南杀开了一条血路，逼进城内。
市区的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到处是成帮结队的溃兵，或打着白旗，或脖子上缠着红布带，主动打听解放军的位置，要求投降。一些军官则开着吉普车满城乱转，找解放军去他们的兵营受降。
第十二纵队一个班分为3个战斗小组，分别爬上3辆吉普车，闯到3个兵营受降。每个兵营兵力少则有二三百人，多则七八百人。一见吉普车载着解放军，一齐高呼：
“解放军来人了，快出来缴枪。”
几百人蜂拥而上，将吉普车团团围住，纷纷问：
“枪缴到哪儿？”
吉普车上的战士随便朝东一指，很威风地说：
我军占领沈阳车站
“枪堆到那里，码整齐！”
俘虏纷纷往东拥，将枪码成了一座小山垛。解放军战士又往西一指：
“人都到那边集合！”
俘虏缴完枪，纷纷跑到西边集合。排好队形后，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解放军，等待发落。三四个解放军战士也不知下文该怎么做了，扎成一堆小声商量起来。最后决定派一名战士带着那辆吉普车去找上级请示。偌大一个沈阳市，战士不知上级在哪条街，指挥司机一时东一时西，逛了一整天街，兵营里的俘虏早饿得咕咕叫了。有的怯生生地嚷道：
“共军大哥，有吃的吗？”
“不是派人联系去了吗？”解放军战士说，“联系上了饭就来啦！”
左等右等那个战士还没来，急得两三个战士脑门儿直冒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时间长了，这帮俘虏难说不生事。
最后，冲进一群解放军，高呼：“缴枪不杀！”
“别开枪啦，我们早就缴枪啦！”俘虏们吓得连忙乱喊。
第一纵队有一名战士，只身冲进市中心的“剿总”战车团大院。战车上的国民党兵见状高呼：
“解放军来了！”
“不许动！”解放军战士端着枪吼道。
“我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有的国民党士兵说。
“我们没放过一炮，不信你来验炮口。”
解放军战士仔细一看，汽车、装甲车、坦克整整齐齐地排着，驾驶员笔挺地站在一旁，等待接收。
第一纵队第三师第八团团长宋文洪带着3名参谋长开着吉普车，在五义路见一个大胖子挥着白旗，站在公路中央，拦住去路。
吉普车停下来，大胖子点头哈腰地说：
“我是高射炮团的副团长，团长缺编，我是头儿。总算把贵军盼来了，快去我们团受降吧。”
宋文洪载着大胖子开进一所大院。大胖子先将“共军长官”们引进办公室，摆上酒菜，大献殷勤。宋文洪说：“先办完投降手续再说。”
“好的，好的，”大胖子点头哈腰，“请跟我来。”
大胖子打开一楼一个大房间，里面堆满了美式卡宾枪。又打开二楼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400多名赤手空拳的士兵。
第一纵队第三师第八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正在大街上追赶队伍，迎面跑来一名战士，说：“主任，快来，有一个营的敌人要投降。”
张镇铭跟着那名战士来到敌坦克营门口，只见一名军官大吼一声：
“立正”！
院子里有八九十名国民党士兵，列着整齐的队伍，像搞阅兵式似的，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军官跑步奔向张镇铭，突然双脚一磕，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地说：
“报告长官，坦克营实到官兵84名，实有坦克8辆，正式向贵军投降。副营长王建业。”
张镇铭也规规矩矩回了个礼，说：“营长何在？”
“本营营长于凌晨5时30分逃跑啦。”王建业道。
“坦克是否完好？”张镇铭问。
“坦克完好无损，贵军投降条件上规定不准破坏武器装备。”王建业说。
11月1日中午，解放军打到银行大楼。周福成率第八兵团机关300多人正式投降。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让周福成命令仍在顽抗的青年军二○七师投降。
二○七师在东大营和乔家窝棚已经顽抗了两昼夜，他们对周福成的命令置若罔闻。刘震气得大吼：“坚决彻底歼灭它！”
11月2日，青年军二○七师在我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打击下，终于遭到覆灭的下场。至此，沈阳全部解放，13万国民党守军被全歼。
沈阳城守军成军成师地起义、投降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驻沈阳的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机关和部队，如风卷残云，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而且争先恐后，唯恐坐不上末班车。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驻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解放军进城时，东北“剿总”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机关有些人员已躲在家中或逃走。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一○六团三营在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和师长沈启贤的率领下，首先进入东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大楼，国民党官兵站立两侧，根本无抵抗。办公室内文件、地图及其他物品均未受毁坏。
解放军进入大楼后，周彬即见到了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袁克征，袁提出要同解放军进行谈判，明确要求“剿总”机关人员起义。周彬表示不同意，令其交枪，双方发生争议。周彬当即电话请示进攻沈阳的总指挥、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刘震指示部队坚决让该部投降。袁克征提出要求会见东北野战军最高领导人，仍坚持要求起义。双方争执近两个小时后，周彬让袁克征回去和同事们商议，限1小时答复。袁回去商议后不到1小时回来见周彬，明确回答：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保证将官们的安全。周彬则明确保证其安全。袁克征回去后就令尚在“剿总”机关的官兵放下武器投诚。
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驻沈阳大西门里原中国银行，辖第五十三军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沈阳临解放前，卫立煌逃离沈阳，驻沈的国民党部队统由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解放军进攻沈阳，周福成在无奈情况下放弃指挥，离职出走，第八兵团司令部已失去总指挥。参谋长蒋希斌令兵团参谋处通知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来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立即指示参谋科用电话下达要求各部队遵照执行。11月1日上午，独立一师师长管松涛带第三团进入兵团司令部，根本未遇抵抗。第八兵团司令部官兵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沈阳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仍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中将兼任，少将副军长赵国屏，少将参谋长郭业儒，下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师和暂编第三十师。军部驻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总兵力约4万人。
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早就和中共地下工作有联系，准备起义。10月31日晚，赵国屏指示军参谋处向全军各部队下达命令：放下武器，不准抵抗。11月1日上午，赵又通知军部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集中军部开会，赵亲自主持。他讲了放下武器投诚的意见，并说：“解放军今天进城，大家都来迎接。”这时，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参谋长张万玉已进入该军军部，与赵国屏谈妥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11月2日上午，赵国屏又召集军机关处、室负责人以上会议，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罗春生参加，主要布置向解放军办理接交之事。罗在指令他们要认真办理移交后，宣传了解放军的政策。之后，该军机关和直属队都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等部队作了移交。
国民党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和王化一等策动联合起义未成。解放军进城前夕，王再派人与中共沈阳市工委联系，找到了在中共沈阳市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说：“王理寰师长渴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率全师投诚，但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熟人吧？你给挂个钩怎样？”
当天晚上，王襄忱立即去找党的领导人刘光亚汇报。组织上连夜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决定立即组成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准备同第一三○师王理寰洽谈。
10月29日上午，刘光亚、王襄忱等5人到一三○师师部谈判，王理寰在门口迎接，并说：“鄙人代表一三○师全体官兵，向贵党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敬意。本人戎马半生，备尝辛酸，如今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向贵军投诚。今后我宁愿解甲归田，也绝不做千古罪人！”
刘光亚说：“王师长，你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一切请你放心。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下弃暗投明表示欢迎。”接着，开始了具体谈判。
谈妥后，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让王理寰立即用电话向所属各团、营下达命令，王当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刘光亚则通过一三○师阵地到虎石台找到了解放军独立四师（又称李红光支队），向师首长作了汇报。该师领导向辽北军区请示后提出：不许开火，让出阵地，向指定地点集结，收缴武器。由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城工部联络员送解放军各部队一个通知，并抄送一三○师一份。通知内容是：“前线负责同志，五十三军一三○师驻地为大韩屯、八家子、罗家坟、沙河子、下坎子一带，停战谈判已与军区谈妥，现在待总部命令，向指定地点集结中，希勿发生误会。城工部，文山，10月31日。”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沈阳市北郊大洼附近时，遇到了国民党暂三十师的部队。31日凌晨，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派该团二营副营长曹翰奇出来找到解放军独立一师指挥所，见到师长管松涛、政委马毅之、政治部主任郑效峰，他代表师长张儒彬要求停火谈判。独一师派宣传科长陆荧代表去暂三十师同师长张儒彬谈判，最后达成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协议。接着，张儒彬打电话把3个团长找来，令各部队脖子上扎围白毛布，快到北大营集结。11月1日早晨，暂三十师3个团官兵均放下武器，到北大营集结完毕。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望花台、大洼、二洼一带时，开始受到国民党军一一六师部队的阻击。30日夜，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急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不抵抗。会后，各部队将在工事里的人员撤回，在驻地门上挂起白旗。该师指挥所后撤至北大营。11月1日，解放军独立一师第二团前进至北大营其师指挥所时，该团参谋长李长宽同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相见商谈，刘同意放下武器，部队在北大营集结。在此之前第一一六师留驻铁岭的三四六团与解放军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达成停火协议，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陈志方和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派来代表进行了谈判。三四六团全部交枪，被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接收。
原国民党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师），驻沈阳市市内南五马路。当时担任铁西区和于洪区一带的防务。总人数约8000多人。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受五十三军的影响，不愿与解放军顽抗。他们向部下交代：“当解放军接近时不准开枪，要想尽一切办法与解放军联系。”第三团团长关庆厚和中共的地下工作关系李极栋（化名白栋）取得了联系。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进入沈阳铁西区时，第二守备总队派代表打着白旗找到解放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要求“火线起义”，邀十四团派代表去该总队司令部谈判。十四团遂派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团作战股长、通信股长等多人前去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毛芝荃、佟道提出：（一）要求解放军停止攻击；（二）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王佐邦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部队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双方发生争议。这是谈判时的一段“插曲”。下午2时许，解放军十四团小分队靠近总队司令部，令其警卫排放下了武器。这时，毛芝荃等人同意放下武器，交出了防御部署图。该总队司令部和各团、直属分队官兵先后放下了武器。
11月1日晚，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许长庚随部队到市区后，带领警卫人员进入沈阳市警备司令部，驻地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不加阻拦，进到楼内也未有低抗。100多名军官早已在一楼走廊两侧站立，桌子上摆放着枪支等武器。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手捧花名册交给许长庚，提出交枪，请解放军清点接收。许长庚尚觉得自己只带一名警卫员不便正式接受，说：“你们先等着，我去找部队来。”许从该司令部大楼出来后，就近找到三十六师一○八团，来人将警备司令部全部人员接收。
国民党军新编骑兵司令部是由原满、蒙骑兵和地方保安骑兵支队、独立团、营等编成的杂牌军部队。司令部驻沈阳市郊新城子，中将司令官徐梁（兼国民党辽北省主席），中将副司令王照堃，官兵约7000多人。副司令王照堃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是张学良旧部，他任骑兵第六师师长时，曾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表示不满，西安事变后不受蒋介石重用，故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王照堃与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王任骑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吕正操曾给他捎过书信，对王进行政治争取。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和吕正操由哈尔滨派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阚福培（化名韩福，曾和吕正操、王照堃是东北讲.武堂同学）到沈阳重点做王照堃的工作，策动王视机率部起义，阚就在王的家中吃住，王照堃给阚多方协助，掩护他的秘密活动。
10月下旬，王照堃率领的骑兵司令部和骑兵部队残部共1000多人，从辽西黑山、彰武往沈阳仓皇溃退。10月28日，当行进至新民县兴隆店附近时，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李聚奎率领的近百名后勤机关人员相遇。后勤部供应部部长唐湘风首先发现骑兵部队，即令他们停止前进，王照堃和参谋长张麟阁来见唐湘风要求起义。
李聚奎得到报告后令其部队原地待命，让王照堃和张麟阁来商谈。当晚，王、张来见李聚奎，进行了晤谈，王照堃要求起义，李聚奎不同意起义，令其放下武器。李让张麟阁回去把队伍集合好，不许乱走动，等着交枪。王照堃仍留在李聚奎处，继续交谈。
29日凌晨，后勤部作战处长尹健从巨流河铁桥处调来了过桥前进的4个连队（东北总部炮兵旅两个连、一纵队两个步兵连），很快将骑兵部队武器收缴。骑兵部队的士兵由解放军一纵队和炮兵部队带走。李聚奎和后勤机关人员带着骑兵部队的约200名军官来沈阳。将这些军官交给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接收。
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约8000人，驻沈阳市和平区同泽街147号。该总队属杂牌军，主要任务是配合正规军防守沈阳。少将总队长秦祥征，少将副总队长王凤起，少将参谋长白澄。副总队长王凤起的妻子富平当时是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秘密派到沈阳做争取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受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领导。
10月下旬，王凤起和秦祥征等人即酝酿起义，并与中共沈阳市工委城工部商谈，规定了联系的旗号及昼间、夜间信号联络方法，并由地工人员发给带有“高觉”两个大字的识别臂章30余个，做了迎接解放军的具体准备。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一纵队三师八团一营教导员郝建岳带领该营二连部队前进至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该总队未抵抗，楼上挂着白旗，派人在门口迎候。郝建岳和二连政治指导员莱阳春等进入该总队部办公室，总队长秦祥征，副总队长王凤起和参谋长白澄要求起义，郝、莱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放下武器。
双方有争议难以商定，后八团政委余琳和该总队秦、王、白及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邱立嵉等人乘车去铁西接一纵三师师长刘贤权到该总队司令部，同秦、王、白、邱等商定，该总队放下武器，到市郊集结。秦祥征、王凤起、白澄各去1个团督办交枪，官兵徒手集合。是日夜，该总队全体官兵按解放军指令开赴沈阳市西南郊的上沙坨子、李官屯、富官屯暂住。后其官兵由一纵队政治部分别作了安置。
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不愿再战，同师副官处主任左祁和一团团长罗规一起商议确定，当解放军到来时不抵抗，把人员、武器集中起来交给解放军。11月1日下午，解放军第二纵队四师十二团，进入沈阳市到达暂编第五十九师驻地，根本未遇抵抗。
十二团参谋长程国藩带领一营一连和机枪连进入该师师部，师长梁铁豹正与一些团职军官约20人开会，商议与解放军接洽之事，梁见程国藩等人进入即提出要找解放军负责人商谈，程国藩遂向四师师长胡继成及纵队副参谋长王良太作了报告。
胡继成师长很快来到五十九师师部，见到梁铁豹等人后，令他们立即放下武器。梁铁豹要求起义遭拒绝，胡继成师长说：“一定保证你们官兵和家属们的安全，私人财物保证不没收。”最后，五十九师同意放下武器投诚。
如同堤坝决口，国民党军举白旗投降者接踵而来：
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空运锦州未成的二三六团投降；
独立炮兵第十六团投降；
空军高射炮第六团投降；
独立装甲兵团投降；
独立炮兵第七团投降；
重迫击炮第十一团投降；
炮兵第十二团投降；
独立铁甲车第三大队投降；
独立战车第三团第一营投降；
国民党军独立辎重汽车第十七团投降；
联勤总司令部第六补给区司令部投降……
坦克、装甲车、火炮、汽车等排列整整齐齐，各种弹药物资堆积如山！
国民党沈阳守军最高指挥官周福成也被俘投降。
周福成是怎样被俘的
10月31日晚，周福成已感到四面楚歌，无法维持局面，为了将沈阳失守的责任嫁祸于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周福成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密电：
十万火急（2116）
大总统亲密，王理寰已叛乱，现在解决中，如何再陈。
五十三军周福成卅晚。乙电
10月31日10时左右，周福成见大势已去，就给赵国屏留下一封信，内称：“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罢。我走了。”遂化装成商人，带着几个随从，悄悄溜出他的兵团司令部，移住世合公银行内，不闻不问，听其自然。
31日下午4时许，二纵六师前卫团十六团首先从铁西突入市区。该团前卫连一连连长黄达宣、指导员苏福林各带两个排，沿两洞桥、中山路、马路湾经一夜搜索，直插故宫一带，进入老城。团主力也陆续展开。
11月1日拂晓，黄达宣在大西门里靠故宫不远处，突然看到路南一座小楼院里（世合公银行）出来两个人，小心翼翼，一见有人来又缩回去了。黄达宣脑子里一闪：可能是敌人。
这时路边一个老太太告诉他们，这个世合公银行楼上有一个国民党大官。他立即向在路北搜索的苏指导员等人喊了一声：“前面有敌人！”接着就带人闯进院内。
蒋军士兵发现他们进了院，并不开枪，只是躲躲闪闪往小楼里退。这个院不大，楼下有3间屋子，一个车库。
黄达宣和苏福林在隐蔽处交换了一个眼色，感到这里边有文章，可能有大官吧，立即指挥部队将小楼包围了起来。并派人将情况向营里报告。
马志高营长指示：“要把那个小楼包围得严严的，不管是什么人，不能跑掉一个。如果确实有国民党大官，要抓活的。我立即去你们连。”
包围好小楼，黄达宣开始喊话：“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缴枪不杀，不然就要炸楼啦！”
楼内敌人听后并未答语，也不开枪，院内死一般沉寂。
黄见势一招手带几名战士尾随蒋军士兵进入楼内。
战士们闯进一个大房间里：“缴枪不杀！”首先把大约30多人的警卫排解决了。此时又见几个敌兵哆哆嗦嗦地躲在楼梯拐角处，黄达宣高喊：“快出来投降！”“你们的长官在哪里？
只见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士兵探出身来用手指了指楼上，黄连长明白了。
他与苏指导员布置战士们封锁好楼门、楼窗和走廊，然后自己带领几名战士，飞快冲到楼上。
上面也是三四个房间，几个人分头封锁好每个门口。这时，从中间一个房间走出个副官模样的人。
黄连长上去一把猛然将他拽到跟前，用手枪抵住喝问：“你们的长官在哪里？”这个家伙胆子大一点，好像早有准备。他忙摆手说：“不要这样，请跟我来，长官都在里面，我们投降。”
黄见到对方毫无抵抗之意，就带几个战士随他跨进门里，几支枪口同时对准了屋里的人：“不许动！”
这时，只见一个外披大衣内着便衣的中年从人堆里走出来，木然而立，朝着拿手枪的黄达宣低声说：“我是周福成。”
接着，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走出来，文质彬彬地说：“鄙人是苏炳文（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
接着苏炳文含糊其词地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和你们三纵队（即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
黄达宣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于是打断他的话说：“情况我们可以向上反映。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先把枪都交出来吧。”
与此同时，楼内楼外周福成的参谋、警卫等随从人员也都被缴了械。一切进展得很顺利。
这时，一营长马志高赶到。
黄达宣带苏炳文来见马营长，介绍说：“这是我们马营长。”
1948年11月2日，我军进入沈阳市
苏炳文向马营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说：“兄弟苏炳文，是中将高参室主任。现在在楼里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卫立煌逃跑前，任命周福成为东北‘剿总’副司令，负责指挥。兄弟正在劝他起义。”
马志高一听，吃了一惊：想不到真的摸到了敌人的老窝。便严厉对他说：“起什么义？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赶快投降？”
苏炳文说：“是，是，是。我回去再劝他。可是现在他还想不通，口口声声说对不起蒋委员长。”
马说：“他对得起老百姓吗？叫他马上投降。不然，立即把大楼炸掉！”
苏连忙说：“请马营长别着急，我回去就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不过得给我一点时间。”
说话间，苏炳文还表明他过去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情。由于时间紧迫，马志高向他摆了摆手，说：“限你10分钟，劝他投降。不然，我们就动手了。”
苏一副哀求的样子：“10分钟太短了，怕说不通他。”
马说：“给你20分钟。别啰唆了，快去吧！”
苏无奈，只好和黄连长一道出去了。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黄连长带着苏炳文兴冲冲地返回来了。
黄连长大声说：“营长，敌人投降了。”
马志高顺便把敌人投降的消息告诉了团里，对黄连长一挥手，说：“走，咱们看看去。”说完，来到世合公银行。
进了楼，只见几十个国民党兵排列在走廊里，一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苏炳文领着他们径直来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屋里光线很暗，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物品。靠近墙角处摆着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有两瓶外国酒和一些没有吃完的绿色包装的军用罐头，还有几部电话，电话线交错地散落在地面上。
屋子正中站着一个人，50上下的年纪，穿着黑色的呢子大衣。他好像很冷，整个身子紧缩在大衣里，头上带着一顶深色的礼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罩住了眼睛，以致看不清他的面目。他耷拉着脑袋，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这时，苏炳文紧赶上前几步，用手碰了碰周福成，说：“这是民主联军的马营长。”
那个人慢慢地抬起了头，把帽子向上推了推，向马点了一下头，说：“我是周福成。”
周福成的脸色灰白，目光呆滞。
一个战士把一支手枪递给马志高，说：“营长，这是他的手枪。”
马志高接过来，这是一支镶着象牙把，造得很精致的左轮手枪。马掂了掂这支枪，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二○七师残部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下命令让他们投降。”
周福成再一次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二○七师我指挥不动。”
苏炳文也说：“二○七师是青年军，不听他的。”
随后，一营派1个班端着刺刀将周、苏等押送到十六团团部。周等以为情况不妙，特别是周福成吓得直发抖。所以，当薛复礼团长和杨弃政委询间其身份时，周、苏吞吞吐吐，就是不敢实说。于是，薛用电话报告：“我们抓了几个大官，也问不清楚，马上派人给师部送去。顺便还给你们师领导送去5支快慢机手枪，就是从这伙人身上缴的。”
张竭诚师长和李少元政委、杨启轩参谋长接见了周福成和苏炳文。当杨启轩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师长、政委”时，周、苏二人的紧张情绪明显地有所放松。当张、李以礼相待去和他们握手时，他们先是惊诧，后是僵硬地点头哈腰把两只手都伸过来了。
俘获了兵团司令周福成和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大家都很高兴。
张竭诚操起电话先告诉还蒙在鼓里的薛复礼：“老薛呀，大功一件啊！你知道你们捉到的是谁吗？是周福成！还有那个姓苏的，是中将高参！”
薛大声说：“那他怎么不早和我们说，都投降了还摆什么臭架子。”
张竭诚说：“不是的，人家有顾虑吗。你们一营弄1个班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押送，把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怕你杀头咧！”
对周福成和苏炳文，给予了宽待。张竭诚和李少元经斟酌，还请周、苏二人吃了顿饭。虽说菜并不丰盛，已使惊魂未定的周福成和苏炳文感激涕零了。
他们边吃边谈。周说他是于10月30日从兵团部所在地中国银行转移到世合公银行放弃指挥的。他还提到第五十三师起义之事，说该师许师长等与辽北军区早有联系。这时，苏炳文插上来说：“听说他们联系起义的人已经派出，还不知情况如何，你们的部队就很快地进城了。”
张竭诚说：“我们不知道此事，战时情况紧急，变化快，一时也无法联系。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们的部队真有诚意早点起义，何必我们动这么大的干戈呢？”
苏炳文欠身说：“鄙人十分遗憾！”周福成没话找话地说了句：“贵军辛苦了！”
为了消除周和苏的顾虑，张竭诚开门见山地说：“我军对放下武器的人历来是一律优待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看，我们今天对你们怎么样？从战士到我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李政委、杨参谋长，对你们怎样，打了吗？搜腰包了吗？”
周福成连忙说：“没有，没有。”苏炳文也点头赞叹：“仁至义尽，仁至义尽！”
张竭诚接着说：“反过来，你们再想想，你们抓住我们共产党人、民主联军又是怎样对待的呢？”
苏炳文急忙说：“天壤之别。我等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
吃着说着，周、苏二人已不显得那么紧张了。周起身说：“我斗胆请求贵军能对我的部下恩赐宽待。”
李少元政委一摆手说：“请坐。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交谈中，张竭诚他们发现周福成话里话外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于是和李少元你一言我一语，给这二位讲起了3年东北解放战争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讲到眼前东北全境即告解放，蒋军于全国也已从优势转为劣势。只讲得周、苏连连点头。
攻沈阳之战果
沈阳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两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共1345万人，俘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以下将级军官106名。
林彪的“失着”
正当辽西会战激烈进行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乘机占领了营口。这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事。因为廖耀湘兵团虽陷于重重包围，但并未遭到全歼，而沈阳还有十几万敌军。敌军很可能实施从营口总撤退。这样一来，就不能达到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彻底就地歼灭的战略目标。而且从营口撤退的敌军将会增加关内战场我军的压力。突然之间在对峙的局面下一方徒增数万，甚至数十万兵力，将会造成难以预计的后果。
10月25日，廖耀湘因黑山遇阻，准备悄悄经台安、大洼，直奔营口。这个计划不久就被林彪看破并及时粉碎了。幸亏我各纵队奔袭神速、果断，否则，廖兵团就有可能从营口逃脱。毛泽东在这天致电批评林彪：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一部于24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林彪的这个“失着”，本来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即沈阳十几万敌军倾巢而动，经辽阳逃往营口。但是卫立煌的“瞎指挥”却大大消除了这个“失着”的副作用。
当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时，第五十三军的先头部队也进了辽阳、鞍山。卫立煌此时仍幻想死守沈阳，命令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军退回沈阳，以加强沈阳防务。
第五十三军先头部队两个师盲目执行了卫立煌的命令，撤回沈阳后即遭解放军围歼。在营口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动了点脑筋，觉得在营口比沈阳安全得多，加上有杜聿明的支持，于是抗命不撤，待在营口天天盼杜聿明派船来将他的部队接出东北这个大冰窟窿。
10月27日，林彪为弥补他的“失着”，在围歼廖兵团之战进入尾声时，命令第九纵队和南满独二师东渡辽河，直扑营口。
第九纵队在攻克锦州之后，旋即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会战，10月26日经6昼夜强行军抵达大虎山附近。此时，辽西会战已经到了收尾阶段，第九纵队只有前卫第二十六师赶上了战斗，仗没怎么大打，功劳却不算小：活捉了敌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10月27日接到奔袭营口的命令，纵队司令员詹才芳立即将后队改前队，向台安奔去。第二十五师变成了前卫，第二十六师断后，强行军6昼夜的部队又开始了新的强行军。
辽南一带河流纵横，船只、桥梁大多被破坏了。詹才芳命令大河架浮桥，小河就蹚过去。从纵队首长到士兵，人人一身水一身泥，走着走着，身上热气腾腾，衣服又干了。
许多战士边走边打瞌睡，为了避免掉队，有的连每班发根绳子，班长牵着绳头，班副捏着绳尾，战士在中间扶着跌跌撞撞朝前走。
纵队政委李中权见状，让人传令：
“打下营口，让大家睡足。”
詹才芳乘的吉普车轧着地雷，被爆炸的气浪掀得老远。车尾炸得千疮百孔，但无人受伤。工兵探测到了地雷，来不及排除，只用石灰做记号，时间一长，记号模糊了，却让司令员虚惊一场。
10月30日，前卫第二十五师到达营口远郊，开始与敌交战。在前石桥子遇到敌坚固据点。詹才芳立即命令第二十五师以一个团的兵力攻打该据点，主力继续向营口以东前进。
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1个连的兵力，一举突入前石桥子，却遭到敌强大火力的伏击。该连伤亡很大，匆匆退出村子。
师长曾雍雅亲自赶到现场，发现地形于己十分不利，而且敌人兵力多少、战斗力情况不了解，下令停止攻击，将部队撤回后石桥子。
部队极度疲劳，一停下来倒头便睡，放松了警戒。当夜敌以两个营的兵力偷袭，使第七十三团第一营遭到重大伤亡。
国民党军从营口溃退
10月31日，桂永清派来的几只登陆艇和1艘商船抵达营口港外，但正逢落潮，水浅不能靠岸。刘玉章站在码头上，望着海上的船只，听着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忧心如焚。
第二天登陆艇和商船终于靠岸，3万多人靠这几条船运输，远远不够。刘玉章决定破坏车辆，打死马匹，将人员强行“塞”上船。
刘玉章将撤退计划向各师传达，并命令外围据点留30个排哨，每哨安电话1部，在适当位置隐蔽卡车1辆，各排哨依现有工事掩护主力撤离，待大部队登船后，各哨同时后撤，乘卡车直奔码头。整个计划于当晚实施。
当天下午，解放军第九纵队各师相继抵达营口郊外。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和政委李中权商量，准备立即对敌发起攻击。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第五十二军想从海上溜走，如果按总部命令等第七、第八纵队赶到后再攻击，恐怕来不及了。
解放军的攻击遭到刘玉章的反击。由于第九纵队各部的重武器还没有跟上，加上长途强行军战士疲劳，被敌人反击得手。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于黄昏时向大石桥转移。刘玉章命令部队迅速撤出阵地，连夜赶到码头上船。
刘玉章和参谋长廖传枢上了舰队司令官马纪壮的旗舰。时值落潮，无法起航，要等第二天拂晓涨潮才能出海。
第五十二军第二师纷纷抢登一艘大型运输船。炮兵营最先上船，进了舱底，底舱因曾运过汽油，地板上有不少漏油。有人因天黑无灯，点了一支蜡烛。
上船的人越来越多，通信营上完了，接着是师部，最后是步兵团。船身因严重超载下沉，底部触地，开始倾斜。海军要求人往外侧疏散，无人理会。底舱的那支 8721." >蜡烛倒地，引起大火。
火势迅速蔓延，将炮兵营大部烧死，上面的通信营和师部人员纷纷跳海，步兵团上船的掉头后撤，没上船的仍往前挤，又造成许多人落海。
我军强渡辽河，追歼向营口逃窜之敌
运输船报废了，第二师师长尹先甲只顾自身逃命，混上了另一艘船，而他的部队站在岸上无人去管。
刘玉章只好派人通知第二师的两个团长自行找船去葫芦岛。
11月2日凌晨5时，刘玉章率第五十二军一部兵力乘船逃走。7时，解放军向营口市区发起总攻。守军迅速崩溃，解放军长驱直入，一直攻到码头。
第五十二军第二师搜集到大量帆船和一艘运输船，刚刚驶离码头，就遭到解放军的猛烈炮击。运输船中弹沉没，3000士兵葬身海底，帆船也大部被击沉。
第二师一个整师只有五六百人乘帆船逃往葫芦岛，余下全部被歼。
刘玉章到达葫芦岛，杜聿明正站在码头指挥第五十二军残部卸船。二人相见，抱头痛哭。刘玉章说：“五十二军损失太惨啦！”
“你不要太伤心，”杜聿明安慰道，“我把新六军暂六十二师刘梓皋部建制拨给你。”
杜聿明召集葫芦岛守军将领，商讨撤退事宜。各军、师都想先走，吵吵嚷嚷争论了半天。
“沈阳沦陷的消息已经证实，”杜聿明说，“我和大家心情一样，想急于将部队安全撤走，但是各位必须镇静，要临危不乱。”
“干脆走陆路，由山海关到冀东，”阙汉骞道。
“陆路不安全，还是走海路好。”刘玉章道。
“海上固然安全，“侯镜如说，“但船来慢了，后面担负掩护的部队就会丢给共产党。”
“大家别争了，”杜聿明说，“还是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吧，从海上撤。”
“我们往哪里撤？是华北吗？”侯镜如问。
“我现在不知道，”杜聿明说，“等委员长决定吧。”
会议一散，侯镜如单独对杜聿明说，“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光亭兄应该当机立断，该断不断大祸临头，廖耀湘就是吃的这个亏。”
“你说该怎么办？”杜聿明问。
“你应该下决心，带我们从陆路走，等船谁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桂永清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营口五十二军损失过半，就是吃了船来得慢来得少的亏。”侯镜如说。
“不要急，老兄！”杜聿明握着侯镜如的手说，“一字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共军吃掉的。等船来了，我让你的部队先走，好不好？”
侯镜如走后，蒋介石派国防部一位副厅长从南京带来一份《徐蚌会战计划》和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
“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
“我同意此案，但须将葫芦岛的部队撤完后才能动身。”杜聿明对许副厅长说。
许副厅长走后，杜聿明立即给蒋介石发电，要求将葫芦岛的部队，全部撤往蚌埠。杜聿明想亲手控制这些部队，以利他进行徐蚌会战。
蒋介石回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
因为葫芦岛的部队有一半属于华北“剿总”建制。第二天蒋介石来电：“华北情况吃紧，原属华北‘剿总’之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及独立九二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杜聿明开始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撤离葫芦岛。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给前方担任掩护的部队下达向共军搜索前进的命令，给后方准备撤退的部队下达向某地转移的命令，等部队到了码头，再下达上船的命令。
杜聿明的这一套连老奸巨猾的罗奇也蒙在鼓里。独立九十五师撤退时，杜聿明的命令是：
“据报营口方面第五十二军之一部，本日凌晨已击退正面之敌，正向田庄方向前进中。该师即由葫芦岛船运营口增援第五十二军的作战，限6日18时登船完毕。”
罗奇接到命令时，打电话问港口司令部：
“怎么把部队往营口运，搞错没有？”
“上船吧，杜司令官亲笔签署的，怎么会搞错。”港口司令回答。
罗奇上船起锚后，杜聿明亲自用无线电话指示：
“独立九十五师立即开赴秦皇岛，仍归华北‘剿总’建制。”
杜聿明一面指挥部队撤退，一面布置破坏锦西、葫芦岛设施。能运走的机器、装备一齐运走，运不走的全部破坏。
杜聿明的计划因工人的护厂运动，大打了折扣。对港口设施和码头的破坏，也因桂永清的敷衍塞责，未能实施。桂永清命人将大量TNT炸药堆放在码头上，待最后一艘船驶离后，用舰炮轰击引爆炸药。但桂永清本人提前乘“重庆”舰先走了，留下一艘炮舰执行这一使命。
炮舰怕遭解放军炮击，朝码头开了几炮就匆匆溜走了。TNT炸药并未引爆。
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是第五十四军第八师。当第八师撤退到锦西机场时，杜聿明正站在飞机跑道旁，对从他面前匆匆经过的官兵说：
“不要慌，沉着点，保持队形。”
第八师的部队远远撤离了机场，杜聿明才放心地上了飞机。
杜聿明后来对当时撤退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
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离开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将无法撤退。众说纷纭，最后我决定还是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散会后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到什么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说：“不要急，老兄！一字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吃掉的。船来了，我先送你的部队走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开会之时，蒋介石到南京后已要国防部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亲自送来，并带一封亲笔信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蒋介石这时是这样的客气）。我见计划中规定的徐州主力撤退到淮河以南守备，认为这样以守为攻，尚有可为。但我又不愿意负放弃徐州之责。因之复信中略说：“我同意此案，但须将葫芦岛部队指挥撤退完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峙总司令迅速将部队调至蚌埠，否则有被共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正因为我存在着这样一种私心，同时也判断东北解放军一入关，华北不能久守，增加几个军也不可能挡住解放军的攻势。因此，我电蒋介石申述利害，要求将葫芦岛部队全部撤到蚌埠，希望自己将来到蚌埠可以多掌握一些部队。蒋复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过了一天，蒋介石来电略说：“华北情况吃紧，原调华北‘剿总’之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我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开始部署葫芦岛的撤退工作。为了缩短海运的日期，同侯镜如商量先将华北各军运至秦皇岛，然后再运其余部队。侯十分同意。
在这期间，我交代工兵参谋王传德（圣？）筹划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等，并接见过锦西发电厂厂长等负责人，指示他们必须彻底破坏。关于葫芦岛的自来水塔及码头等与桂永清协定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
在组织撤退的这几天，葫芦岛的官兵恐慌不安，怕解放军一来，无法逃命。锦西、葫芦岛的后勤机关部队以及行政人员尤为恐慌。这个来说有重要机器奉到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先撤退，那个来说有档案文件必须让他先走，整天一群一群地拥挤到边区司令部门口争吵不休。我怕泄露机密，被解放军牵住逃不掉，下令时，声东击西，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解放军搜索攻击，给后方部队的命令说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葫芦岛码头上，再给上船的命令。到11月8日上午最后一批船到齐，我才由锦西机场同空军地勤人员一道逃往北平。
到11月8日，杜聿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葫芦岛上的部队安全撤退到秦皇岛。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
清点东北人民解放军战果
辽沈战役是国共双方军队进行的第一个战略决战。
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10日，历经52天的辽沈战役决战，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部、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整师，以及特种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共计47.2万人；俘将官186名；缴获火炮4709门、掷弹筒234具、重机枪2387挺、轻机枪109万挺、高射机枪6挺、冲锋枪183万支、战防枪71支、步枪1518万支、短枪4957支、信号枪142支、枪榴筒280个、各种炮弹41.9万发、子弹2482万发；击落飞机11架，缴获飞机16架、坦克76辆、铁甲车151辆、火车头348辆、车皮1380节、汽车2170辆，击毁装甲车6辆，击沉军舰1艘、军用船22艘；收复大中城市14座，解放了东北全境。
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卫立煌
11月6日，《东北日报》发表《庆祝东北解放）的社论，指出：“沈阳及东北全部解放，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所竭力投掷到东北来的血腥赌注，是全部输光了。”
蒋介石亲自发动的内战战火终于烧掉了他开赴东北的几十万精锐部队，蒋介石把失败的责任完全都推到了卫立煌身上，11月10日，蒋介石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蒋介石在下这道命令时，完全忘记了在请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时，自己曾拍着胸脯向卫保证说：“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惩办一个卫立煌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军的整个败局，在辽沈战役结束的第四天，解放军又发起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蒋介石又急急忙忙飞到徐州去“御驾亲征”。在以后的战斗中，蒋介石已是众叛亲离，终究被自己点燃的内战之火烧得逃离了大陆，跑到台湾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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