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渡江战役实录》 序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在需要不断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追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对中国历史命运和
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略性战役。 这几大战役，不仅在当时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而且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面，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对今天的人们无疑仍是不可多得的教材，仍具有重大的激励和教育意义。 渡江战役的扼要情况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逼近长江，蒋介石一面玩弄和平阴谋，一面加强长江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南进。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空前规模的渡江作战。4月20日晚20时，人民藏书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分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发起渡江战役。中突击集团35万人在谭震林指挥下，首先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西突击集团35万人在刘伯承指挥下，在九江、安庆间实施突破；东突击集团在粟裕指挥下，在镇江、江阴间实施突破。22日，国民党军开始全线退却。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接着，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江南胜利进军，5月3日解放杭州，22日解放南昌，27日解放上海。在此期间.９9liｂ?，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在湖北团风至武穴地段强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和汉阳，并争取了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2万人起义。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3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3省部分地区，为进一步向福建及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基础。 这一战略性决战，距今已近60年，人们对其上述概况基本上是了解的，而对那些重要的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史料，或许并不完全清楚，诸如：毛泽东是怎样不允许“南北朝”历史重演的，李宗仁、蒋介石“谋和”究竟是真是假，斯大林是否劝阻过中共打过长江的计划，渡江前有没有对付美国出兵干涉的准备，国民党长江布防的重点是在南京还是在上海，“紫石英号”事件是咋回事，国民党守江部队为什么兵败如山倒…… 这些细节和内幕对于人们去较详细地了解这次战役的来龙去脉，熟识我军统帅高超的智慧、谋略及指挥艺术，感知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等，也许更有意义。故，本书以《渡江战役实录》为名，选择一些人们也许不太熟悉的视点，作全方位的细致的描述。 本书侧重交代在这99lib?次战役中国共两党的斗争策略、战役决策、遣将用兵，特别是国民党军如何失败、人民解放军如何战胜的某些细节。当然，也并非是描写某些不能公开的内部秘密。 记叙历史必须尊重历史，不能有半点虚假和随意。本书虽然采取的是纪实文学的笔法，但依据的都是有权威的史料，情节和事实都是有根有据的。为此，我们参考了大量相关军史、战史资料和论著。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史料（附后）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2006年12月于北京 第一章 对峙长江 长江，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素有“天堑”之称。斗转星移，历史的车轮滚到了公元1949年初，是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后直逼长江北岸。而此时的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扶大厦之将倾，国民党一面要求与中共“和谈”，一面加紧布防长江，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阻止解放军过江，使其保持江南半壁，使中国重走南北朝的老路。然而，历史会重演吗？ 回答肯定是不会的！因为，此时的中共统帅，已不是三国的曹操、前秦的苻坚了，此时的人民解放军也已不是曹军和前秦之军了。

两组令人振奋的数字

第一组数字是反映国民党的。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虽然还有204万人，但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胡宗南和马步芳的部分部队尚未受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打击，其余大多是新组建的，或是被歼甚至多次被歼后又拼凑补充起来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弱。他们分散在西起新疆、东至台湾的漫长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在经济上，蒋介石集团面临总崩溃的绝境。1948年轻、重工业比抗战前分别减少30％与70％，农村土地荒芜面积占耕地面积的近40％。财源枯竭，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而财政收入仅及其支出的5％左右。特别是蒋介石下令将国库所存的黄金、银元、美钞全部运台，不久前取代“法币”发行的“金圆券”急剧贬值，加速了金融崩溃。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破产，国统区广大人民陷于失业、贫困、饥饿的深渊。 另一组数字是表明共产党的。 人民解放军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两年半的作战，至1949年1月，总兵力已由解放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增加到358万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218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有了一定规模的铁道、工程、装甲、通信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士气更为旺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国民党军都占有绝对优势。 同样还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是一片兴旺景象。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了的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已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经过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解放区，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日益畅通，财政经济有了增长，社会秩序安定，市场贸易活跃。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热情地支援前线，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是自愿还是被“逼宫”

鉴于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殆尽，大半江山丢失，眼看南京风雨飘摇，蒋介石焦头烂额，心灰意懒，国民党内各派及数个省份要求蒋介石下野。 这可能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了。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2日。 1926年蒋介石与夫人陈洁如 第二次是1930年12月15日。 此时的蒋介石回天乏术，但又不想就这么下台，同时，历来支持他的美国，此时对他也失去了耐心和兴趣。何去何从？蒋介石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也如一团乱麻越理越乱。 早在1948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年底，华盛顿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均透露，白宫方面“与对外政策有关的人士”认为“委员长”应该让位于别人，只要他在一天，美国便不会为中国做什么事。美国国务院也一再放出风声，只要蒋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国增加援助。 为了搞清美国的意图，蒋介石除了派宋美龄赴美外，又派他的新闻局长董显光到美国，并派张群会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明里暗示希望蒋下台。 “戡乱失败”，“美援”又无望，战略决战又要灾难临头。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中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真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 蒋介石身陷绝境，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造逼蒋“下野谋和”的舆论。 12月24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邀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和平，“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蒋介石不予理睬。 12月30日，白崇禧再致电蒋介石，重申“和谈”主张。 李宗仁亦随即提出其“和谈”主张： （一）蒋总统下野； （二）释放政治犯； （三）言论集会自由； （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 （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成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说：“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就在这前两天，即12月28日，南京，蒋介石总统府。 张治中、张群、吴忠信3人面带难色，望着背手而立的蒋介石。 蒋介石火气很大：“白崇禧是在‘逼宫’，他是和李宗仁串通好的。礼卿（吴忠信字），白崇禧在武汉说些什么？” 吴忠信欲言又止。 蒋介石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嘛，让大家都听听。” 吴忠信战战兢兢地说：“他说，非蒋下野不能‘和谈’，蒋应该让别人来谈‘和’。” 蒋介石转过身，心中的火气又冒出来了：“你们听听，这不是‘逼宫’，又是什么？” 张治中坐在一旁，他见惯了蒋介石发火的场面，对此既不感到惊讶，也不感到紧张，用他特有的平静劝蒋介石说：“总统，白崇禧是不是‘逼宫’，我不敢说，但这件事副总统并不知道。白是将电报拍给我和岳军（张群字）的，李副总统没有见到。”张治中说完，把目光转向张群。张群点点头。 蒋介石并没有由此消除对李宗仁的恼恨，他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就萌生过干掉李的念头。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的消息，竟在盛怒之下，一脚把收音机踢翻，并说：“要不是行宪时期，简直可以枪毙李宗仁。” 不过，蒋介石这个人城府很深，他在私下里对人采取无情打击，但在表面上却仍装出一副宽厚的样子。他对张治中说：“我想德邻（李宗仁字）不该如此着急，前几天我已让礼卿告诉他，我不想干了，让他出山，让他来应付眼前的局面。” “今天的局面，都是他们搞的鬼。”蒋介石觉得最近半年，让他不高兴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战场上损兵折将，外交上失去美国的支持，现在内部又面临着一场危机，这一切把他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2月31日夜，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内张灯结彩，一辆辆高级轿车驶入。与西柏坡相比，这里的新年气氛要浓烈得多，但是人们的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新年的快乐。没有欢声，也没有笑语。 晚7时，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40多人应邀来到了宫邸。他们是来参加蒋介石举行的除夕便餐。 便餐很丰盛，但谁也没有胃口下咽。饭后，蒋介石向大家发表讲话，他的语调很低沉。蒋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的意见。” 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 又道：“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遭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决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两千多字的文告，张群一口气读完。接下来全场一片沉静。 蒋介石问坐在右边的李宗仁：“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没料到蒋介石有此一问，匆忙地回答了一句：“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这时，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先后发言。他们不同意蒋介石下野，反对发表这个文告。谷说：“总统不能有下野谋和的意向，否则会对人心士气发生重大影响。” 他的话刚一落音，就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这些人要求蒋介石早日下野。两派立即展开了争论。见双方争论不休，蒋介石憋了数天的怒火终于冲天而出。他大声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娘希匹，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蒋气得两只眼珠子都瞪了出来，他原期望在他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之后，他的嫡系、他的心腹，乃至党内的其他人士会挽留他，以便帮助他渡过一场危机，给国内和美国人造成一种“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他的部下、党内的同志们不让他下台”的印象。 但是蒋介石失望了。白崇禧在武汉逼他，张轸在河南也通电要他下野，他鞭长莫及。现在竟有人当着他的面叫他下野，他岂能容忍。蒋介石恼怒地对张群叫道：“有关我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愤然离席而去，留下40位大员面面相觑。 第二天，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了。这一天，蒋在总统府“团拜会”仪式结束后，将李宗仁邀到一间休息室。蒋对李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字）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至此，蒋介石终于认识到，一方面，他如不下野，国民党内许多人不答应；另一方面，共产党又要大军压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在台上度日如年，倒不如退居幕后，以党领政。 1月4日，蒋介石将一切下野后的事都安置妥当，御驾亲征傅厚岗，当面拜访李宗仁，请李宗仁出来维持局面，以便自己“引退”。 李宗仁听说蒋介石到了，赶忙出去迎接。对于蒋的亲临，李甚感不安，过去总是蒋“召见”李，现在蒋移樽就教，似乎对李来说并非是一个好的兆头。 两人略微寒暄了几句后，蒋就直接把话题引到他的“引退”上面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展开了舌战。 蒋介石：“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李宗仁：“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介石：“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李宗仁：“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介石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宗仁：“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介石：“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李宗仁：“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蒋介石：“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蒋此话道出了他的动机，原来他让李宗仁出来，只是要他作为一张缓和共军进攻的挡箭牌。 李宗仁：“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担此事的。” 蒋介石：“我支持你。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样紧。” 李坚持不答应，这一天的谈话没有结果。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找李宗仁谈话。 蒋介石：“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不干也得干。” 李宗仁：“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和我讲和。”蒋介石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李宗仁：“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鼓励李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李宗仁坚辞。 李宗仁之所以几次三番没有答应蒋介石，是因为他当时心中有几点顾虑。第一，他不知道蒋的真实意图，是完全撒手不干，还是让他临时应付一下，若是后者，李宗仁当然不愿干下去，他不愿充当蒋的替死鬼；第二，李宗仁得知蒋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果真如此，他在大陆还有什么前途；第三，面对目前的烂摊子，李宗仁确实感到无法应付，现在和共产党人和谈，只能是为再战拖延一下时间，不可能得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月6日，蒋介石总统府。 蒋介石疲惫地坐在椅子上。蒋经国走了进来。 “经国，光亭（杜聿明字）突围有什么消息？”蒋介石有气无力地问。 “没有消息。”蒋经国答。 蒋介石索性闭上眼睛，说：“凶多吉少，几十万大军，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尚且守不住，何谈突围？” 蒋经国：“父亲，照此下去，江北看来不保，退守长江能行吗？” 蒋介石：“长江也难守住。” 蒋经国：“那整个大陆岂不落入共党之手。” 蒋介石睁开眼睛，“不能轻易撒手，我们还有百十万军队，就让他们在大陆和共军打好了。台湾，只要有一些海、空军足可以守住，要不了那么多人。不过，如果李德邻能同中共和谈，拖到四五月份，长江汛期来临，那时中共再想渡江就很困难了。” 蒋经国自从苏联回国，跟在这位总统父亲身边，着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他仍觉得不能理解这位父亲。他已经在内战中输掉了几百万军队，现在即将下野成为一介草民，可却能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蒋经国忍不住问：“即使共军几个月不过江，长江就能守住吗？” 蒋介石似乎来了精神，他站起身，边踱着步边说：“5月份之前共军若不渡江，则受长江汛期的影响，势必只能等到10月份以后。而到那时，我们的长江防线就会很坚固了。同时，我们后方的几个编练司令部还会提供100多万新军来加强江防。到那时，江南、江北，国共就要平分秋色了。” “要是共军立即渡江，长江防线不保，那我们是去台湾吗？”蒋经国问。 听到这话，蒋介石喜悦的眼神立即化作凶光，他拿起靠在壁炉旁的手杖，使劲地敲打着地面，咬着假牙说：“到了台湾，我也要反攻大陆。” 正在父子二人谈论未来的时候，张群走进来。“总统，新华社对新年文告发表了一篇评论，听说是毛泽东写的。” 蒋介石：“毛泽东的文章？什么题目？” 张群犹豫，欲言又止。蒋经国见状，伸手取过报纸，一眼瞥见5个大字，顿觉舌头在嘴里打转。 蒋介石催促说：“说呀！” 张群说：“毛泽东文章的标题是：评战犯求和。” 听到“战犯”二字，蒋介石觉得有一口气憋到了心里。好在他几十年来，受过的打击也不少，所以能将满腹的气恼藏于心底，表面却很平静地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经国，念念毛泽东的文章，听听他怎么说。” 蒋经国念道：“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 念了一会儿，蒋经国抬头看看蒋介石，没见他有什么反应，就又念道：“‘军队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子，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 毛泽东逐一批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中的论点。最后，毛泽东在文中说：“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蒋介石表面没露声色，但他心里却似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他对毛泽东的戏骂很是气愤，默默地在心里回骂着“娘希匹”。同时也为毛泽东在文章中，把他的想法一一说破而感到既钦佩又恼恨。 室内异常沉静，也不知过了多久，蒋介石开口了，他对蒋经国说：“你同苏联人比较熟，能不能和他们联系一下。” 蒋经国说：“父亲为何此时要同苏联人打交道？” 蒋介石说：“美国人已经靠不住了，我想了解苏联人是什么想法。” 蒋经国答道：“明天我就去找一下罗申。” 蒋介石又说：“叫礼卿过来，让他给白崇禧发电报，就说我同意他的和谈倡议。” 蒋介石度日如年，每天寝食难安。 1月9日，他得知杜聿明已大部被歼，更加心神不定。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3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商讨能否运用外交促进和谈到来，蒋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他们施加影响。但是，因为美国希望早日见到蒋下台，对吴的建议婉言拒绝，苏、英、法也仿效美国的态度。蒋介石的这一努力又告失败。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在声明中表明，毛泽东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共产党所列战犯名单上，共有战犯40多人，蒋介石排在头号。蒋介石知道，他已经无法继续把持总统之位。但是，他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会硬撑下去，决不愿在别人的强求之下，不光彩地下台。

蒋介石的“下野会议”与伤别金陵

1月17日，李宗仁见蒋仍无明确公开下野之意，即派特使飞赴武汉，约白崇禧共同准备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迫蒋下台。 要和谈，蒋就必须下台，这一点蒋很清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蒋希望出现一次和谈的机会，以摆脱他的军事困境，强化长江防线，实现“划江而治”，所以他才最终决定下野。 1月19日，蒋于总统府召开“御前会议”，孙科、张治中、张群、吴忠信、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人参加。 这个“御前会议”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蒋介石的“下野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蒋一个个地问，当问到刚上任的行政院院长吴铁城时，吴说：“此事关系重大，是否要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 蒋原希望他们挽留他，最起码也得说几句宽慰的话，可现在他们竟以沉默来抵制。蒋感到怒火中烧，就把一肚子的气发到吴铁城身上，对吴愤然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大门了！” 陈立夫跟随蒋很久，此时他眼泪汪汪地说：“总统……” 蒋介石不愿意再听他们说些没用的话，猛然站起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方案，下野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的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说完，蒋就离开座位。 1月21日，蒋介石总统府。 上午10时许，百余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云集蒋官邸，参加紧急会议。会场一片沉寂，空气极为凝重。 蒋首先发言，他的语调很低沉，充满了悲伤。他在对目前的局面作了详细分析之后，最后说：“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陷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之时，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5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同心合力支持德邻，挽救党国危机。” 蒋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等蒋说完，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 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起立忍泪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摇摇头：“不可能了，我决心已下。” 说罢，蒋介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拟好的文稿，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来签个字罢。” 在四周一片呜咽声之中，李宗仁没有把文稿看完，就不假思索地在上面签上了名字。他哪曾想蒋介石在此时还对他留了一手，为他布好了一个陷阱。 大家见蒋下野已成定局，就将话题转到今后的和谈问题上。可蒋不愿再听这方面的讨论，没有多久就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起身，恭敬地问蒋：“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去送行。” 蒋说：“我下午还有要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已走向门外。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从人群走出，喊道：“总统！总统！” “什么事？蒋介石稍作停留。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向后一摆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快步走了。 拖着一大把胡须的70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下，慢慢地走回。众人见状，黯然离开。 蒋介石从总统府出来，驱车来到中山陵，一步一步地爬上高高台阶。蒋面孔严肃地站在孙中山陵前，默默无语，心中万分悲伤。 出来的路上，蒋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 告别中山陵，蒋驱车到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杭州。在飞机起飞后，蒋令驾驶员绕南京城上空盘旋一周。望着机翼下古老的石头城，蒋似乎从“金陵春梦”中醒来。然而，此时已经太晚了，蒋介石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到南京。

蒋介石“隐退”后至少从三个方面继续掌控大权

首先在人事安排上，蒋介石任命了大批心腹、亲信执掌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东南、西南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 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 方天为江西省主席； 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 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使南京直接置于汤恩伯的控制之下。 其次在经济方面，派蒋经国“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蒋介石还面见俞鸿钧等。俞奉命将国库价值5亿美元之巨的黄金、白银、外汇移存台湾；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 再次，在军事方面，“独自研讨津浦以及长江北岸之布防”，“决定将北平各军，由空运撤至青岛”，并定于1月13日“开始实施”，因遭傅作义拒绝而未能实现；还拟出一份利用“和谈”争取3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个师200万人的计划，以便卷土重来。此外，还在溪口设置了大功率电台和通信网，以便在“引退”后遥控指挥。 就在平津前线解放军首长同傅作义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这一天，即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先后“约宴”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以及与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即席报告决心‘引退’，并出示同李副总统之联名宣言。”称“战争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以万一。” 于是，在“行宪国大”当选总统刚满9个月的蒋介石，就此“引退”了。 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回到他的家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但他仍然牢牢地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控制着党政军大权。他仍然在竭尽全力地与毛泽东进行在大陆上的最后较量。

毛泽东深情撰写新年献词

1949年元旦就要到了，毛泽东想起了答应过新华社，要为他们写一篇新年献词。 毛泽东从西柏坡村边回到了办公室。 毛泽东住的院子有两间北房。里间大约有16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小沙发，一个茶几，一个小衣柜。相通的外间稍微大一些，约有20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套沙发，还有圆桌、茶几和一张藤椅，墙上挂满了地图。 回到办公室后，毛泽东面对无数次凝视过的地图，点燃起一支香烟。他从南向北，又从东向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回顾中国革命的漫长历程，现在终于彻底改变了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渐渐地，毛泽东顿觉文思如泉，转身坐到地图对面的书桌前，掐灭香烟，提笔饱蘸浓墨，挥笔疾书。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一口气写下近千言，对两年多的战争历程如数家珍般的一一道出，然后他写道：“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毛泽东笔走龙蛇，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个小时。打量着厚厚的一沓文稿，他想，该告诉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将做些什么。 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做些什么呢？ 毛泽东搁下笔，抬头凝视地图。这张地图曾经激发起毛泽东无数的灵感。地图上，蓝色圈圈已经不多了，剩下的一些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敌，由于有长江天险阻隔，毛泽东却甚感担忧。 在毛泽东眼里，长江不能成为分界线！ 身为战略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鲜明地提醒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着名的警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写完一沓文稿，毛泽东搁下笔，点燃一支香烟，又一次凝视起墙上的地图，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长江以北已经大部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将是解放长江以南的广袤国土。 毛泽东在献词里宣布：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早在1947年7月就提出了渡江作战的构想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示意图 最早在1947年7月，毛泽东就提出来了渡江战役的战略构想。1947年下半年，当他在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就考虑到将已经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 这年的7月23日，军委在《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的电文中提出，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叶纵陶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进行整补和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设想，要华东局考虑。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 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在8月6日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和8月7日致刘邓并告陈粟的电报中，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6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此电实际上暂时改变了7月23日要叶飞、陶勇率第一、第四纵队分兵渡江南下的计划。随后，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停止执行第一、第四纵队渡江南下闽浙赣之计划。 毛泽东对他经过缜密思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着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渐扩展，使得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逐步跃进和巩固，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1948年1月上旬，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1947年7月以来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我军作战>９９ｌｉb.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毛泽东在与陈毅的交谈中，又一次说到南渡长江的问题。 当时，刘邓、陈粟、陈谢3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1947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3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3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3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分力量向东。“3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1月26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1948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这是1948年的1月27日。 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3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有3个方案……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1年之久，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电报上还说，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 阅完电报，粟裕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中央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对中原战场、华东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于是，粟裕一边与陈士榘、唐亮等商讨部署，一边将军委的指示迅速传达到部队。 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于1947年8月22日，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垣曲、济源间及茅津渡江以东地段，强渡黄河，跨过陇海路，挺进豫西地区。转战两个月，先后解放县城10余座，歼敌4万余人，完成了在豫陕鄂边区的战略展开。 这是我军在灵宝外围进行战斗 时隔三天的1月31日，粟裕给军委回电，汇报了研究贯彻军委指示的意见和部队的状况，并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即将叶、王、陶纵队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纵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两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 粟裕还建议：将目前在中原的3支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散（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3个地区寻机歼敌，争取在短期内打几个歼灭战，取得较大胜利。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及技术上对敌人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以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对于渡江路线，粟裕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武汉以西渡江，好处是江面狭小，易于渡过，易于阻击蒋军兵舰，缺点是到闽浙赣远，一路去要减员一半。二是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南京至江阴之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缺点是江面宽防御严，好处是江南江北我群众基础好，叶、王、陶纵的干部熟悉，渡江后主力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并致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 “（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3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2万补充叶王陶3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至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二）三、八、十、十一等4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中央五大书记与前线两位老总笑谈渡江

1949年元旦前夕，两辆沾满泥浆的吉普车从淮海前线一直向西柏坡开来，车上坐着的是两大野战军的司令员。 车停在一座大院前。车门打开，刘伯承和陈毅走了出来。他们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整整衣服，谈笑着向院里走去。 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非常热闹，俩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推开了门，只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个个谈笑风生。 刘伯承、陈毅一走进大门就说：“来晚喽，来晚喽。” 众人纷纷起身，互道问候。毛泽东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们正等着你们来谈谈渡江作战的打算呢。快坐下吧。” 二人入座后，朱德说：“伯承，陈毅，我们刚才正在谈论，打完淮海后，你们下一步怎么办？二位对渡江作战有什么考虑？” 刘伯承扶扶眼镜，慢慢地说：“总前委5个人已经研究过了，一等吃掉杜聿明，大部队就可以向南开进，准备渡江。现在就是时间紧一点，部队很疲劳，需要抓紧时间结束淮海战役。” “让你们晚一点消灭杜聿明，主要是考虑到平津方面，打早了，傅作义就有可能逃跑。”毛泽东笑着说。 “这一点我们明白。” 周恩来坐在一张旧沙发里，这时将身子向前倾了倾，问道：“你们对渡江作战有什么具体想法？有问题吗？” 刘伯承说：“在军事上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与挺进大别山那时相比，我们这次非常主动。” 陈毅笑呵呵地说：“我看得天下没有问题，”说完这一句，他的脸色又认真起来，“可是，治天下有点难。今后向南发展，解放的土地和城市多了，看来缺少接管地方的干部。这一点请中央尽早考虑，给我们准备一批地方党及军区的配备。” “陈老总不必担心，打下地方，总会有人去管理的。你就可以管理嘛！”刘少奇在一旁说。 毛泽东接过刘少奇的话，对陈毅说：“等上海解放了，让你当个市长怎么样？” 陈毅说：“有伯承，让他去吧。” “伯承还有南京嘛。”朱德笑着说。在中共军事家的眼里，似乎南京、上海已在掌握之中。 毛泽东弯腰从面前的火盆里取出一块红炭，点燃香烟，说：“我们是一定要打过长江去的，中国不能成为‘南北朝’，不能分裂，分裂就要受外人欺负，要统一成为一个整体。” 大家都没有说话。毛泽东抽了两口烟后，继续说：“到南方去作战，我们有不利条件：那里最广大区域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党的组织还不强大，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左手叉腰，右手夹着香烟，走了几步说：“可是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啊！比如，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当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之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高的威信；南方有许多老革命根据地，现在又有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刘伯承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听毛泽东讲话，见主席此时稍有停顿，就问：“主席，美国有没有可能出兵？” 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毅 没等毛泽东回答，陈毅抢先说：“美国鬼子出兵，我们也不怕。” 毛泽东思虑一会儿，站起身走到地图前说：“我们要防止美国出兵，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沿海若干城市，并同我们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这一种计算现在不要放弃，否则事变万一到来，我们就会手足无措。” 毛泽东将语气缓和下来，接着又说：“不过，现在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改变，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合法的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任弼时始终默默地坐着，这时却说：“苏联人对我们渡江作战好像不大赞同。” 毛泽东一时没有说话。 刘少奇说：“据说斯大林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再打下去，罗申大使还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来往频繁。”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去管他们，我们中国人走自己的路！”

大将军粟裕面对渡江是如何想的

淮海战役刚结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粟裕便把眼光落在了长江之上。 “要进行渡江作战了”，粟裕心想。去年底，刘、陈两位老总去西柏坡前，总前委5个人第一次聚到一起，粟裕见到了井冈山分手后，17年没见面的刘伯承。在那次总前委会议上，他们研究的已经不是淮海战役的问题，而是何时进行渡江。 粟裕想：“主席对渡江作战非常重视，等两位老总回来后，一定要开始进行渡江的准备。”想到渡江，粟裕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将近一年之前。 那是1948年三四月间，粟裕在接到中央电令他亲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一直在思考渡江作战问题。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解放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 当时，粟裕认为渡江有许多不利因素。“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解放军实施围追堵截。而解放军则远离其大后方根据地，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将无力攻取大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 对这种情况，粟裕有着亲身体验。早在1934年，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当时粟裕任参谋长。抗日先遣队一路转战闽浙赣，行程2500多公里。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已减员二分之一。 粟裕把他的想法电告了中央，中央和毛泽东对粟裕的建议很重视，立即来电要陈毅与粟裕两人前去阜平县城南庄一商渡江之事。当时，粟裕很紧张，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大胆”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城南庄，毛泽东对他说：“粟裕，你‘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歼灭战’的想法很好，再具体说说。” 粟裕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几个月来反复考虑的各种情况。他说，在中原地区，可以大量歼敌，诱使敌人同解放军进行决战，这样就可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为而后的南下作战创造条件。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听了粟裕的报告后，当即进行了研究，最后同意了粟裕的方案。 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粟裕一听此话，感到非常突然，连忙再三请求：“主席，华野没有陈老总不行，我们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您还是让陈老总回华野吧！”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 “陈老总，您还是回华野吧。”粟裕望着陈毅说，他希望能得到陈毅的支持。 陈毅说：“我把一切交给党了，党叫干啥就干啥。” 最后，粟裕一再请求：“主席，陈老总人走可以，但要保留他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沉思会儿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也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陈毅走后，你就任华野的代司令员代政委。” 自此后，粟裕指挥着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在中野密切的配合下，把国民党的100多万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想到此，粟裕如释重负。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渡江作战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粟裕觉得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地图，准备渡江作战的方案。他在心里说：“刘、陈两位老总一回来，渡江作战就要拉开序幕了。” 在此之前，粟裕已经三过长江，两次由南向北，一次由北向南。向北，是处于劣势，为了保存实力，寻求发展；向南，则处于主动，实现发展。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黄桥驻军发动进攻，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 这是参加黄桥反顽战役的部队（骑马第一人陈毅，骑马第二人粟裕） 粟裕的第一次渡江是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他们想把江南新四军赶过长江，赶到敌后，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这条“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江南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当时，新四军在江南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的新四军军部率领，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 1940年3月，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调集5个师、1个旅，连同地方保安部队约18个团的兵力，切断了两支部队的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但是，项英却没有认识到此种局面的危险，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在此种情况下，陈、粟眼见皖南、苏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他们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 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两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之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两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山区全军覆没。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太平洋岛屿，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共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而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然没有组织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率领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要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使这么多人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 粟裕考虑再三，只得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向江边挺进，终于在傍晚赶到了江边，在离江不远处的小村宿营。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条件不利，所以日军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 12月27日晚，粟裕率几千人乘小木船渡江，但是由于人多船少，来不及运送第二梯队，天就亮了。好在新四军稳住了十几名厂警之类的地方武装，日军没有发觉，28日晚，后续1个营仍然利用这个渡口安然偷渡成功。 粟裕的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距上次南渡约10个月。 9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却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受降，形势逼人，必须争取先机。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于9月19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 此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蒋介石不断加强对苏北、山东的进攻，迫使粟裕领兵逐渐后撤，一直退到了黄河以北。 但是，粟裕以空间换取了主动，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鲁南大捷、豫东大捷、攻克济南等一系列战役的大胜。这样，粟裕领兵又打回苏北，一场淮海决战，终于将蒋介石在江北的主力歼灭光，他将再次渡江作战。 第四次渡江作战更困难了，粟裕面对的长江不仅仅是敌人的封锁，而是具有纵深的防线。偷渡不行了，只能强攻，与敌人展开决战。这次南下渡江作战，将是他最后一次渡江作战，因为这一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会迅速土崩瓦解。

为什么说李宗仁代总统不过是蒋介石的挡箭牌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无奈又极不情愿地让李宗仁代他行使总统职权。事实上，李宗仁的上任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挡箭牌而已。这一是因为蒋介石下野时并没有把实权交给他，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二是李宗仁历来就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两人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早在1927年桂系就曾联系其他反蒋派“逼宫”，迫使蒋介石第一次下野。1929年蒋桂战争中，桂系被蒋介石打败，盘踞广西一隅，伺机再起。1930年冯玉样、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势加入反蒋联合阵线。但由于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彻底失败，桂系又缩回广西。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记中央。然而，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仍此起彼伏。尤其自1948年3月到5月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以后，二者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蒋介石认为，李宗仁若选为副总统，对他的威胁是很大的，因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在对中共战事节节失利的局势下，桂系大有伺机取而代之的可能。蒋介石对黄埔一期学生贺衷寒说：“你们要知道，自从李宗仁决定竞选之后，这件事对校长（蒋自称）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你们一定要明白校长的苦心啊！”因此，蒋介石不惜一切手段打击李宗仁。他先指派于右任、居正、吴稚晖、张群、陈果夫、孙科、吴忠信等一帮国民党显要人物一齐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毫无效果，李宗仁仍坚持己见。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拉下脸面亲自找李宗仁谈话： “德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孙科）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还是自动放弃的好。”虽然心里愤愤不平，但蒋介石还是调整了一下心情，尽量使口气平缓一些。 “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李宗仁一改过去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这回，连讲话的口气都变了。他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求，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能当选吗？”蒋介石说。 “这倒很难说！”李宗仁恼火地甩出这么一句。 “你一定选不上！”在国府里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用这种态度讲话，蒋介石显然动怒了。 “你看吧！我可能选得上！”李宗仁不客气地反驳。 “你一定选不上，一定选不上！”他满面愠怒，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地说。 李宗仁也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上！” 蒋介石哪曾受过这种气？他气得喘着粗气来回走个不停，“哼……” 一直到自己的房间，蒋介石嘴里还在不停地大骂：“混账！娘希匹。” 1948年4月29日。南京总统府。 5月20日，举行新科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在着装上，蒋介石巧妙地将了李宗仁一军 这天是副总统选举的日子。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内早早打开了收音机，紧张地守候在旁边。收音机正在播送选举的情形。蒋介石呷了一口咖啡，立即放下杯子，屏息静听收音机里女播音员那嗲声嗲气的广播。当收音机里播出李宗仁获胜的消息时，蒋介石怒骂一声“娘希匹”，随即站起身，抬起脚，只听“啪”的一声，便将收音机踢翻在地。 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事前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接蒋总统手谕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 当21响礼炮响过，典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穿的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服装，着中式长袍马褂，显得非常庄严、斯文。而身穿军服的副总统李宗仁，站在蒋介石的身旁，活像个大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使李宗仁很难堪。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蒋介石视桂系为国民党内部对他威胁最大的势力。 出于打击桂系势力，1948年6月1日，蒋介石突然免去了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吃酒看戏，拒不到武汉就职。桂系内部也因此发生混乱。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板着面孔对程思远说：“思远，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黄绍竑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对黄便冷落起来，重要的会议和宴会都没有黄的份了。1948年的端午节，蒋介石夫妇与长公子经国设家宴，只邀请了3位客人：张群、吴忠信，另一位竟是黄绍竑。席间，素不饮酒的蒋介石举杯向黄绍竑敬酒，这使黄很诧异。饭后蒋介石对黄绍竑说：“想请季宽（黄绍竑号）先生去劝劝健生（白崇禧号）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蒋介石进一步又讲：“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黄绍竑答应了，于是蒋介石派专机由蒋经国陪同黄去上海。 在蒋介石看来，白崇禧是很能打仗的将领，在党国危机之际，他还是要利用桂系的军事力量来助他“剿共”。 黄绍竑在上海对白崇禧费了一番口舌，将其说动了。黄绍竑说的大意是：你与李宗仁都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岂不等于做了蒋介石的笼中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正可掌握一些军队，尤其要抓回广西的军队。武汉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逼蒋介石下台，届时李宗仁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桂系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白崇禧这才走马上任，去武汉做握有5省军柄的“华中剿总”的封疆大吏去了。果然半年之后，就发生了白崇禧通电胁迫蒋介石下野，重演了1927年桂系逼宫的故事。 1949年1月21日下午，李宗仁从蒋介石邸参加完紧急会议后回来，一直在客厅里踱步。累了，他就稍坐片刻。李宗仁感到此时肩头有千钧重担，背负着整个国民党的兴衰存亡。 他想：“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又想起在北伐时，他率国民革命第七军强渡汨罗江，进逼贺胜桥，直捣吴佩孚老巢武汉，继又攻打孙传芳。他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时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能接受吗？” 是“战”？是“和”？是“降”？李宗仁的头脑里被这3个字搅成一锅粥了。 “战”必败。李宗仁对战没有信心，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解放军三大战役取胜，攻无不克，势如破竹，锐气正盛，长江怎能阻其南下的气势。 “和”不了。军事上没有平等对抗的实力，不可能达成与己有利的和平局面，要“和”只有“降”。 然而，“降”不得！中国的传统，历来对降将鄙视万分，“不成功，则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都是祖训。 李宗仁瞻前顾后，感到无法收拾这一残局，也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李宗仁稍微定下心神，准备赴汤蹈火，冒死不辞之时，张群打来电话：“德邻兄，总裁走时留下一个文告，他说让你过目后发表，你看我是否现在过来。” “不必了，还是我去你处吧。”李宗仁说。张群是蒋的心腹，为了拉拢他，李宗仁屈尊驱车前往张群住宅。 文告不长，只有400多字。李宗仁坐下细看全文，觉得其中有许多不妥之处，遂放下文告，对张群说：“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之词，与总统允诺我‘继任’大有出入。” 张群拿起文告说：“文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对这一句有不同意见，他说：“我认为在‘于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字，蒋是让我‘继任’，而不是让我‘代行’。” 张群说：“宪法中并没有规定，要求明确写上‘引退’或‘辞职’。” 李宗仁反驳说：“宪法第四十九条说：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责。蒋先生这里只引用该条款的下半段，恐多有不妥，我这样上台名不正，言亦不顺。” “德邻兄，现在时事如此，还苛求什么名正言顺。”张群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李宗仁坚持不同意文告中的条款：“名不正，言不顺，我怎么行使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我都无法贯彻主张。当然，蒋先生这样做，也许是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让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 张群辩解说：“总裁不是这样的人。” 李宗仁轻蔑地一笑，表示他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他说：“那也未必。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宪法第四十九条，‘缺位’与‘因故不能视事’有着本质的区别。缺位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应由副总统继任，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则副总统便是代行。所以，我认为应该将‘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说：“德邻兄，你怎么咬文嚼字起来了。这样吧，我们将司法院长王宠惠找来，听听他的意见。” 见无法说服张群，李宗仁心想让王院长来也好，他从法律角度出发，说话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为了让这件事有一个公断，李宗仁又让吴忠信、张治中也来了。 三人迅速赶到后，王院长根据宪法程序，解释说：“此文告确有不妥之处，如不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没法，只好给已去杭州的蒋介石打电话，请求蒋介石处理。 蒋在电话里对张群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吧，直至他满意为止。” 李宗仁见此，认为事情已经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不禁为自己胜了第一个回合而高兴。 可是第二天，各报都发表了蒋介石的文告。李宗仁在家里拿着登有文告的报纸大发雷霆，因为报上的文告仍是原样，并没有改过。 更使李宗仁气愤的是在蒋介石的文告旁边，还有一份以他名义写的文告。这份文告就是昨日在充满哀伤的气氛中，他没有来得及细看，而草草签字的。文告中写道：“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鹰兹得任，曷胜惶恐。……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 图为总统官印，是总统权力的象征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 文中一口一句“宗仁”，还说什么“代行总统职权”，“不容辞谢”等等，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有意安排，着实让李宗仁觉得可恶。 这天夜里，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面两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民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大印，而李宗仁却对此一无所知。 李宗仁看到该通令后，立即把吴忠信找来，气愤地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竟然顶撞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李宗仁冷冷地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李宗仁气恼已极。即使他只是个“代总统”，也没有政府的秘书长不听他话的道理，没想到吴忠信竟拿蒋介石来压他。 吴忠信也不怕这位“代总统”，他并不想占着这个秘书长的位子。他当秘书长只是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扶李宗仁上台”，现在任务完成了，他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解释几句，以免李宗仁把账算到他的头上。他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我又怎能不办？！” 李宗仁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吴忠信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这里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身边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以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 李宗仁无话可说。看来他在同蒋介石较量的第一回合中，不但没有取胜，反倒成了蒋手中的玩物。 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儿戏，他一边辞掉国民政府的总统，一边又挂出国民党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介石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但仍主持中常会，凌驾于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空头的名份，其实并无指挥全局的权力。

渡江前是否有应对美国出兵干涉的准备

在第二次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美国都是国民党军队的最大支持者。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特别是在三大战略决战中，美国都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积极支持者。我军渡江跨海作战既无装备又无经验，而美军则有更多的优势，加上它一贯支持蒋介石，那么，在我渡江作战中，美国是否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呢？我军是否有应对美国干涉我内政的准备呢？ 抗战胜利后，美国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并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对华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扶植蒋介石政权作为其在远东的统治工具，并通过军事经济援蒋而深深卷入了中国内战。据美国政府供认，自抗战胜利至1949年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发表，美国一共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2254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这里并不包括遣送日俘、美国海军陆战队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等方面给予的援助。美国明知蒋介石政权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却仍然助纣为虐，这就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宣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在此形势下，美国为挽救蒋家的覆灭并维护其在华利益，会不会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这是中共中央必须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在其《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讲道：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臭了，比在西欧还臭。但我们有些人怕的心里并未解决，看不见的东西就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这还需要继续解释。这几年证明，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政策不乱搞，不损害侨民，他就没有借口…… 罗荣桓：“美国这时可能在青（岛）、沪（上海）、穗（广州）增加陆战队，暂观风向。这在部队中是必须回答的，但很难回答。” 毛泽东大手一挥：“很希望美出兵30个师，每师15000人，我歼灭之，这对世界无产阶级帮助很大。美兵不会较杜聿明为凶！” 罗荣桓：“沈阳解放，普遍发生偏安思想，甚至连关内去的干部也有这种思想。入关后即说，打了国民党，还有美国。这是对于树立必胜信心及世界民主力量和美国不可怕的系统宣传不够。” 毛泽东又说道：“现应宣传准备美出兵30万，我再消灭之！” 至此，我准备渡江的大军，不仅有做好打倒国民党，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准备，同时也在积极做好应对美国可能军事干涉的准备。

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和谈问题由意见分歧到一致的过程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作为继列宁之后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首领，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有着不解之缘。他与毛泽东之间确有一些恩恩怨怨。 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曾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那时的斯大林，几乎成了美蒋的说客，在中共眼里的形象并不十分光彩。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担心中国内战会破坏雅尔塔格局，导致美国卷入，危害苏联的既得利益。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英、苏就在雅尔塔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为尊重对方的利益，美苏达成默契——由美国说服蒋介石承认苏联在华攫取的权益，苏联则同意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由国民党政府吸收各民主党派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负责说服中共加入。据此，美国于战后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使苏联得到了在雅尔塔交易中应该得到的东西。斯大林也履行诺言，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刚一签订，斯大林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要求对蒋谈判，不仅周恩来要去，毛泽东也要去。这就难怪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不许革命”！ 然而，美苏战时的同盟关系很快结束，代之以激烈的竞争角逐！当乘坐美国军舰的国民党军为接收东北主权要求在大连登陆时，苏联怀疑美国要染指中国东北，遂开始改变对美蒋的态度，并以大连是国际自由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此后，随着苏联要求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合作遭到拒绝，美苏冷战的开始，斯大林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 冷战开始后，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及美国大力扶植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东边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上挑起事端，苏联很希望能在远东找一个帮手。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使苏联看到了希望——中共是其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 为此，从1948年开始苏联加大了对中共支援的力度。应中共东北局的请求，苏联除了增加与东北解放区的贸易额、掩护中共在大连地区的发展、援助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外，还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设备，帮助修复铁路和桥梁，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力地保证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对于苏联帮助中共的目的，莫斯科给苏军远东马加纳罗夫中将的电报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从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共同的利益将苏联和中共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从听从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承认蒋介石是具有统一中国之资格的唯一领袖，到联合中共对抗美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固然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对中国革命也不是坏事。但对中苏两党来说，其中的是非曲直，斯大林总得有个说法才是。对此，斯大林的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公允。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讲：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局势。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苏联的看法，但他们回到中国做起来就满不是这回事了。他们集结了力量，组织了军队。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正在打垮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至此，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战后初期的这段恩怨，在后人看来应该就此了结。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战略决战后，中共的战略方针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再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与国民党搞什么和谈，以免革命出现曲折。为此，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公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战犯名单；194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1月5日，针对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拒绝了蒋介石的和谈要求；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这一系列重大步骤，足以证明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闭幕两天，即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从莫斯科发来了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电报。 原来，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将请求出面斡旋国共和谈的照会递交美、英、法、苏驻华使馆后，次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这一照会发回国内。 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说： 苏联政府在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关于要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冲突的照会。从所有的情况看，南京政府的建议是美国授意的。南京建议的目的是想向世人宣布，他们是希望和平的，而如果中共拒绝和谈则说明它是好战的。对南京政府的照会，我们想作如下答复：苏联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进行调解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中共是否愿意接受苏联调停？南京政府需要首先征求中共方面赞同苏联调停。如果南京政府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的答复应大致如下：中共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但内战不是由中共挑起的，南京政府必须承担战争的责任；中共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内战的战犯们不能参加；中共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共特别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中国内战的国家不能居中调停，因为这样的国家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不可能中立和客观。 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有两点意思是清楚的：第一，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第二，谈判必须由国共双方直接进行，不要任何外国人参加。至于有没有隐含第三点意思，即如果中共需要外国人居间调停，苏联乐意为之，但美国绝对不能参加却颇耐人寻味，也是最容易产生歧异、引起误会的地方。 为了把电报的意思说清楚，11日斯大林又向毛泽东发了补充电报：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南京政府意见的答复，旨在阻挠和谈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国民党是不会和谈的。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估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谈，国民党反而变成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日的和谈阴谋将被戳穿，而你们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了。 斯大林10日的电报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毛泽东于12日致电斯大林：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照会应这样答复：“苏联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现在我们倾向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为使中国人民尽快得到真正的和平，南京政府要无条件投降。如果进行和谈，同邵力子等人建立联合政府，将会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我们的队伍中造成极大的混乱，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在目前形势下，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 这样，是否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成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分歧的焦点。斯大林就此于14日致电毛泽东：毫无疑问藏书网，南京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并不是想与中共实现和平，而是要求暂时休战，以获得喘息，进而整顿军队，加强长江南岸防御工事，从美国运送装备，积蓄力量，然后撕毁停战协定，袭击人民解放军，并将谈判破裂归咎于共产党。然而，同诚实的人打交道直言不讳是好的，但如果同政治骗子打交道直言不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共产党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了国民党，并可能为美国组织大国武装干涉，就像1918—1921年西方14国对俄国的军事干涉那样，提供口实。 然而，就在斯大林发出14日电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收到了他11日的补充电报，并于14日致电斯大林：我高兴地收到您1月11日补充电报。我们与你们的基本方针（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地谈判、将革命战争继续进行到底）完全一致。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和平建议中反动的五项条件而提出的。 斯大林收到毛泽东14日的电报后，次日复电毛泽东：从该报中看出，我们间关于南京和平建议问题的观点已取得了一致，中共已开始了“和平”运动。所以，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中共14日公布的八项和谈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在南京政府看来，简直是叫它无条件投降。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的意见，苏联政府于1月17日复函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照会中所说的调停是适宜的，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 在国共和谈问题上，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调整策略，接受和谈，以剥夺美国出兵干涉的借口，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变。在中国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为对抗美蒋，中共、苏共联手，配合默契，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想法渐趋一致。 第二章 真和假和 国共两党在长江两岸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共产党不怕决战，辽沈决战、淮海决战、平冿决战，共产党连战皆捷，士气正旺。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共产党人正要乘胜追击，蒋介石、国民党就要丧失对中国的最后统治。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蒋介石暂时放弃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的纷争，支持何应钦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长，希望李氏能用和谈帮他挡住共产党百万大军南下，维系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蒋介石“求和”、“引退”，但随时准备走到前台，同毛泽东作困兽之斗。李宗仁积极“谋和”，但他的意图是在于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 毛泽东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也同意在他1月14日对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 蒋、李的“谋和”虽互相拆台，但在备战、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这次“和平谈判”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能被蒋介石、李宗仁和谈烟幕迷惑吗？毛泽东跟蒋介石已打了20多年交道，太知道他的阴谋了。至于李宗仁的心术，毛泽东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是真和谈求真和平，共产党是欢迎的，而如果是以和谈为幌子，企图划江而治或延缓解放军过江，那他们的算盘就打错了。

白崇禧首倡和议

1948年冬，正当淮海战役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军政要员中的一部分人见大势已去，即产生了与中共重启和谈之门的念头，1948年12月24日，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桂系首领白崇禧在汉口首倡和议，致电新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及张群、张治中、程思远并转蒋介石，声称：“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崩溃。”要求恢复与中共的和谈。 同时提出和谈建议三点：（一）请美、英、苏出面调处斡旋；（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三）双方军队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12月30日，白氏再电，重申：“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也先后在私下进行和谈活动，甚至公开通电，声称要蒋介石下野以救局面。 至于蒋介石，他对国民党内部的和谈空气虽心甚恶之，一度却保持沉默，未作公开姿态，同时暗中加紧布置退路，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将大批黄金美钞移台，并要美国将军援物资装备直运台湾；又派长子经国等人前往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经营，准备退居幕后，继续操纵政局。

中共的和谈立场与方针

对于南京政府上层内部这种非正式和谈空气，中共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亦在前茅。 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题的新年献词，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1949年的主要任务。文章还对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美国在此时散布和谈空气以及欲将中国革命止于半途的“中间势力”进行了批驳，断言将“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被迫发表新年文告，宣布求和。但在整个文告的字里行间，却仍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以极无理的条件，极傲慢的态度“宽容”中国共产党人的“叛乱”。他提出保留国民政府现行宪法、法统和武装力量等五项和谈条件，还扬言这是“对共产党人诚意的试验”，“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欲将内战的罪责强加于中国共产党身上。蒋介石之真实意图，固为延续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迎合日益高涨的和平呼声，也为将和谈旗帜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手中夺回，并换取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赞助，此种求和，实则以守为攻，欺世盗名。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1月4日，毛泽东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所提五项和谈条件逐一驳斥。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方面指出蒋介石的和谈五项条件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又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声明公布了八项和谈条件。 声明在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局，主和派代表李宗仁即将登台时发表，表明中共对和谈态度的重大改变，国共双方在蒋介石下野后重启和谈大门是有可能的。这一声明也是以后中共在整个和谈中的基本立场。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对国共和谈的方针，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及其他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部分人员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等，加入了政策的灵活性，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和谈方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应和谈之运而生，上台伊始，即急于做出谋和的积极姿态。就在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李氏在其就职文告中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1月31日，李赴上海，与由南京避沪的部分行政院官员聚会，又与沪上各界头面人物多次会晤，几经周折，决定派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邵力子为私人代表，2月13日飞北平作和谈试探。与此同时，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制止特务活动等七项和平措施。这在当时也确有其积极的意义，至此，国共和谈有了一个共认的基点，至少在形式上和谈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求和的真正目的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纪念孙中山会上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后，面临着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亟待处理： 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 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人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 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此时的国民党当局，无论是蛰居溪口幕后指挥的蒋介石，还是在台前操办和谈的南京李宗仁、汉口白崇禧，对此次国共和谈均无把握，亦各有打算，他们通过和谈所想达到的目的，只是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分裂格局，而最终利用江南丰厚的民力、财力资源卷土重来，再与共产党人逐鹿中原。 当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人称“和平将军”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往溪口晋见蒋介石，请示和谈方略。张氏提出，希望通过和谈，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蒋当即首肯。（《张治中回忆录》下卷第787页） 此时的李宗仁，虽以求和为己任，但他也深知，以目前国内局势、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而论，战既不能，和亦非易，且名居中共所列战犯之前列，惊恐自不待言。故总想讨价还价，保住东南半壁江山，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拖延办法。李宗仁的这种犹豫于战和之间，实为备战谋和的态度，使主战派的气焰益炽，这就形成了国民党一面北上谋和，一面扬言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的拒和怪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既未被国民党的和谈烟幕所迷惑，也未被国民党穷兵黩武、负隅顽抗的气焰所吓倒。和谈无论是否成功，人民解放军都是要渡江南进的，而并不理会国民党方面以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为条件（国民政府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已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4月，人民解放军东、西、中集团军，三路大军云集江北，渡江战役之箭已在弦上。 尽管中共对国民党当局内部对国共和谈态度分歧看得很清楚，在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军事上也有完全把握实现渡江战役的一举成功，但以民族大义为重，减轻战患损失，给和平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环境，也为使更多善良的热爱和平的人们看清，究竟是谁要坚持将内战打下去，因此在充分准备之后，并未立即向国民党军队的江防攻击，而是给国民党当局以足够的时间考虑得失。为此，人民解放军放弃了发起渡江战役的最佳时机，克服了大军云集造成的粮草不继、交通不畅等严重困难，一再耐心等待。

张治中溪口求和谈方略

李宗仁处在被蒋介石架空和孤立的境遇，请来了张治中。 张治中是国民党主和派的中心人物，蒋介石下野后，白崇禧曾向李宗仁推荐他出任行政院长，但张力辞不就。张深知蒋介石幕后操纵，府院分离，李宗仁的地位非常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因此暂不作回京之想，连和谈代表也辞去了。 2月14日，李宗仁邀何应钦入京，即连电张治中返京，以加强政治地位，但张终不应命。后李又嘱程思远写一封长信给张，内有“李之上台主政，唯欲实现和平，而和谈能否成功，唯张是赖，张若不出，如苍生何”等语，在此函电交张下，张于2月20日由兰州返回南京。 张治中到南京耳闻目睹，果如他事前所料，蒋介石是下野了，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联络，特别是各地高级将领络绎不绝来到溪口。而李宗仁发出的指令，形同白纸，他发表的七项施政措施，特别是释放政治犯，释放全国民众最关心的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实现不了。李宗仁左右的人也很愤慨地发牢骚。 张治中看这情形不对，时局艰难，党国危机，蒋介石以下野之身仍在背后弄权，国亡无日了。于是张治中便动了劝蒋介石出国的念头，以便李宗仁放手去做，促进和平，这样对蒋也属有利。张把他的想法和李宗仁、张群、吴铁城、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过，他们都表示同意，并且作了一个准备。张便和吴忠信去溪口见蒋介石。 3月2日中午时分，一架飞机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张治中，另一位是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 几乎与此同时，从宁波方向开出的一辆轿车也抵达栎社机场，车上坐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他将和张治中、吴忠信一道往溪口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张治中等。 屈武与蒋经国是好友，他们曾一起在苏联留学。现在他俩坐在一辆轿车里十分亲热地攀谈。蒋经国问：“你不是在新疆吗？怎么也来了？” “经国兄，bbr>.是文白先生叫我来的，说是李代总统要我为和谈奔走一下。这件事举国上下都十分关心呀！” 蒋经国侧脸问道：“你就是为这件事从新疆来的？” “是呀！” 蒋经国正色道：“你以为同共党和谈，能谈成吗？” “这个……” “我告诉你，和谈是绝不可能的！德公他们这样做，完全不懂得美国的真正意图！” 屈武说：“蒋先生在文告中不是讲要和谈吗？” 蒋经国诡秘地冷笑了一声说：“如果要同共产党和谈，那么美国仍会支持我父亲的。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都在苏俄学习过他们的理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一席话说得屈武心凉半截，他心中明白，这次到溪口来，是虚此一行了。 张治中这次到溪口，与蒋介石足足谈了5天，又盘桓了3天，才返回南京。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3月29日，同行的还有屈武。因为和谈代表要在4月1日飞往北平，在北上以前，必须把南京政府对于进行和谈商定的和谈腹案这件大事向蒋介石汇报。 “有此必要吗？”屈武问张治中。 “这样大的事，必须有老头子点头才行。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中。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签下了协议也没有用。” 张治中和屈武这次到溪口，从气氛上感到与上次大不相同，给人有某种神秘感。有不少人到了溪口，有人露面，有人没有露面，他们好像在干什么重大的事情似的。 蒋介石在慈庵接见了张治中、屈武，态度很冷淡。张把“腹案”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一遍，把文稿放下，笑道： “嗯，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巨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 张治中二到溪口，为什么遭到冷遇？蒋经国在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张治中以其即将赴平，特于昨天电呈父亲，要前来溪口当面报告政府所定的和谈腹案。父亲说‘他来不来无所谓’。今天他竟然来到溪口了。父亲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只邀请他游览溪口附近的风景。我对张的理解也很深，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投机人物，一切已经成了定型，所以不愿同他多谈。 张治中的准备投降，我们老早预料到的。他前在南京托人向父亲转陈建议：希望父亲早日‘出洋’。他的理由是：一、可避免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的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四、可以增长见闻。张之此种建议，好像是为共党借箸代筹，不但是毛泽东所乐意的，同时也是李宗仁及其左右所乐意的。” 蒋氏父子对张治中等国民党内远见卓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并不领情。30日，张治中等由蒋经国陪同离开溪口到栎社飞机场。蒋经国还和屈武同车，分手时他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回到南京时，屈武把蒋经国的话告诉了张治中，张呆了一下，老大的不高兴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当面质问呀，他父亲说一切要当心，他却说死无葬身之地，这像什么话？”

李宗仁政府的和谈“腹案”

蒋介石“下野”后，何应钦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长。 3月12日，何应钦内阁一成立，李宗仁就让他赶紧组织一个正式的和谈代表团。何应钦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并且通过电话和在溪口的蒋介石商洽后，终于在3月底定下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组成名单。团长：张治中，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 正式代表团成立以后，何应钦组织他们和一些内阁成员，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最终形成一个和谈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腹案”内容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家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李宗仁、何应钦等经过反复研究所拟定的“和谈腹案”，实质上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他们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实现其“隔长江而分治”的梦想。“腹案”的两个关键点：（一）就地停战；（二）隔江而治，是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的共同点，蒋介石是同意的。

李宗仁谋和背后的长江防守

蒋介石把李宗仁推出前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以争取喘息的时间，准备凭借长江天险，重整军备，加强防务，待机反扑；而李宗仁在大唱“和平、和谈”高调的同时，也在暗中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和准备。 3月31日晚，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宴会刚一结束，他就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加强长江防线的守备力量。当时参加这一重要军事会议的宋希濂揭露说： ……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12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10万，在目前形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疆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是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 第三，10个美械师的分配。1948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起150万至200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作垂死挣扎。他于是年10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国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10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12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2、3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 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4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2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亟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说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4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来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

北平第一次和谈

4月1日下午2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空中行宫”号专机飞抵北平。成员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顾问有屈武、刘仲容、李俊龙、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员共20余人。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到达。 这天，李宗仁、何应钦和立法委员们都到机场送行了。这些欢送者在心里希望和谈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天王号”专机在云海中穿行，张治中闭目坐在椅子上，他在心里想着李宗仁的一句话：“死马当做活马医。” 当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黄绍竑提议：“在地面上游北平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让大家仔细看看。” 飞机在北平上空兜了一圈后，在西苑机场着陆了。一下飞机，只见迎接他们的人寥寥无几，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显然规格比较低。 张治中和代表们心里非常纳闷：“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来？”周是中共的首席代表，又与张治中的关系甚好，代表们在飞机上就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来迎接的。 南京政府代表团被接到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下榻。 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设便宴款待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饭后，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 周恩来一开始的态度就十分严肃，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逼视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问，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 周恩来没等张治中多考虑，接着又说：“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没料到周恩来对他去溪口的反应如此强烈，仓促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要我去。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出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6位代表除了章士钊，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嘛，只好我去了。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作用。”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要真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周先生未免也太挑剔了吧，我去看蒋，这是我们国民党自己的事。” “但这是影响国共和谈的事。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你们要的是假和平。”周反驳说。 “我受李宗仁先生委托到北平来谈判，当然是为了国家民族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不是你们所说的假和平。”张治中说。 “今天在南京发生的流血惨案，就是证明。学生要求南京当局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文白先生，在率领代表团来北平即将开始谈判时，发生这件惨案，不能不令我们怀疑南京当局和谈的诚意。”周的这番话使张治中无法回答，他表示要用电话联系，查明究竟。 双方情绪缓和下来，谈判进入正题时，南京代表拿不出正式方案。对此，中共早有所料，于是中共方面提议，用个别对话形式，听对方意见，5天内提出成熟的方案。 双方代表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基本就绪，并认为按前方的军情，谈判应加快步伐。 张治中同意如此安排。 此后，双方代表从2日至7日，继续个别谈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从4月8日开始，毛泽东分别会见国民党和谈代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刘斐，第四天李蒸、卢郁文。

毛泽东接见张治中等人

4月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治中来去接送，举行欢迎欢送会，还把全家暂迁他处，将自己“桂园”和服务人员让给毛泽东使用。 这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讨论了许多问题。 张治中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黄绍竑、刘斐。 当黄、刘乘坐的汽车来到双清别墅门前，毛泽东已站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毛泽东便亲自来到汽车跟前，迎上来同两人握手。黄、刘二人见毛泽东如此诚挚热忱，以礼待人，不禁想起了昨天晚饭时，张治中对他们说的一席话：“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就会懂得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很亲切地问他们：“北平风沙大，气候干燥，你们两个都是南方人吧？过得惯不惯？听说季宽（黄绍竑号）先生心脏病犯了，要好好休息，莫累着了。” 黄、刘感谢毛泽东对他们的关心。 毛泽东又问：“季宽先生是广西哪里人？” 黄绍竑答：“广西容县。” 毛泽东说：“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前天与文白先生谈，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李德邻先生虽不是容县人，也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 毛泽东又转问刘斐：“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是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黄、刘二人见毛泽东的态度很亲切、随和，顿释紧张。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嘛。只要李宗仁这次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黄绍竑说：“李德邻现在搞和谈，有许多阻力。背后有个蒋介石，德公什么事也做不了主。国民党的事都坏在蒋介石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身上。”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毛泽东接着说：“不过，李宗仁确有难处，他现在是六亲无靠。” 黄绍竑和刘斐听毛泽东这样说，都来了兴趣，问道：“哪六亲无靠？” 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俩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起身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刘二人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与二人无拘无束地交谈着，一直谈到午饭开始。 在饭桌上，刘斐就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巧妙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不明白刘的话中意思，如实地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接着又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爱打平和？” 毛泽东立即笑了，连忙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周恩来接见李宗仁联络官黄启汉及黄的宁汉之行

4月3日上午，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 周恩来对黄启汉说：“我们希望你回一趟南京，把我们的几点具体意见转告德邻和健生两位先生。” 黄启汉立即答应。接着周恩来说：“请转告他们：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第三，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第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1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黄启汉很感动。他于当天下午就乘飞机飞回南京。下午6时住进了傅厚岗69号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见到他后，问道：“北平的和谈情况怎么样？” 黄启汉把南京和谈代表团的活动情况，以及周恩来的一席话一股脑儿地说出来。李宗仁听得很认真，偶尔还露出一丝微笑。他觉得奋斗了几个月的和谈，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 随后，李宗仁对黄启汉说：“你去武汉看看健生，把和谈的情况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 4月5日，黄启汉在汉口见到白崇禧。 听完黄启汉对和谈情况的一番介绍后，白崇禧把黄领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说：“你看看，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了方便之门。” 黄说：“长江这样长，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 白崇禧想了想说：“这样吧，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一七四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 接着，白崇禧又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多了。” 黄启汉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说过，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决不答应。” 桂系的中坚分子李品仙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 黄启汉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有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说完这句话，黄进一步向白崇禧进言：“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沉思一会儿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了。” 黄启汉在汉口的几天，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 就在黄启汉去武汉的当天，又一个“神秘使者”从北平飞到南京。他就是毛泽东向他保证能够安全返回北平的刘仲容。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几天以后，4月5日午后，刘仲容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行4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北平，于当天暮色苍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4月9日上午，白崇禧得知刘仲容从北平回来，立即飞到南京，了解和谈的最新情况。黄启汉同机回到南京，他没有去白的公馆，而是先到了傅厚岗。 李宗仁见到黄启汉，就问：“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 黄启汉说：“没有什么结果。健生一定要实现‘体面的和平’，实现‘划江而治’，不让解放军渡江。” 李宗仁说：“过江看来不能接受。” 黄启汉说：“这次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商量商量。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李宗仁听黄的一番话也有道理，他们同蒋介石不一样，蒋在台湾还有一块立足之地，大陆上住不下去，他可以到小岛上去。蒋已经把大量的钱财运去了，可他李宗仁有什么退路呢？李宗仁心想：“要是真打起来，长江防线一被突破，他李宗仁往哪里去呢？”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4人在小会客室里密谈至深夜。第二天早晨，黄问李宗仁：“德公，昨夜商量得怎么样？” 李宗仁的情绪很不好，他冷冷地答：“没有怎么样。” 黄又问：“那调一个师的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 提起这件事，也许触动了李宗仁的某根神经，他立刻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李又说：“就说要调来，我也不能做主。” 4月10日，李宗仁让程思远替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乘专机飞宁波带给蒋介石，因天气恶劣，飞行1小时后又折回，第二天才去溪口。 4月11日，李宗仁同意刘仲容再去北平。李说：“你去吧，看毛先生那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李宗仁的“卯阳电”与毛泽东的复电

1949年4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文章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继续说：“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 李宗仁听了这篇措辞强烈的广播，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在李宗仁发呆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来了，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3个月到6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是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李宗仁闻言道：“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美国大使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月7日晚11点给北平去了电报。全文如下：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 四月七日（卯阳）印 李宗仁的“卯阳电”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解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但是，这样的花招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 第二天，毛泽东对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求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4月9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后，无不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代谈判底限

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铺开信纸开始给周恩来写信。 周恩来同志： 今天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5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4要员（李宗仁、于右任、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6人都同意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3代表及4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信，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9时开正式会议。

张治中谏言蒋介石

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去溪口，劝蒋出国，到北平以后，更痛感蒋的留居国内，实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再去信，痛陈利害，摘录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特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已，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唯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官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也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蒋阅此信，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改弦更张之意。

《国内和平协定》产生经过

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和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晚上9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代表后边各放3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 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以周恩来、林伯渠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4月1日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美蒋求和的阴谋彻底破产。 这是我党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和谈会上发言 接着，周恩来又对《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他表示愿就中共所提出的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4月14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了40余处修改意见，提出一个修正案。张治中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 第二天，4月15日晚上7时，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并定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张治中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严肃地点点头，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也好，干脆！” 接着，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团用两个小时时间研究最后定案。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说明。他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但无论签或不签，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立即渡江。” 周恩来最后的宣布，令国民党代表团个个心惊震荡。 张治中缓缓地站起身，说：“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这样，我们代表团同仁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和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 说到此，他略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是谁非，谁得谁失，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 张治中关于“兄弟之争”的一段话，模糊了国共争战的实质，与共产党人的立场格格不入。 对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立即起身反驳。他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如果说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周恩来还说：“昨天文白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最后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因此，我必须在这个协定的文本以外，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的问题，还再提出几点。”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五点补充意见。 第一点，人民解放军就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说在协定签字之后，永远不再有内战，而不是说在协定签字之前，就可以宣布停战。但有一个临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南京代表团到了北平，而代表团诸位也是南京政府中主和的人士、热心和平的人士，这是我们素来知道的，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意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过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第二点，为了保证协议签字以后有效实施，我们必须渡江接收。这一点，已经口头的、书面的和文白先生说过，就是要在长江下游的扬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8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管这10个县的地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的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敢于称兵作乱的，我们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 第三点，至于其他地区，像刚才所提到的苏、浙、皖、湘、鄂、陕、陇东等地如何接收，那就要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下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那么为了要协同讨平它，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受约束在这10个县份之内，我们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动作。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共代表团所提这一和平协定定案的回答，我们愿意等到20日。 说完了5点补充意见，周恩来又说：“有许多朋友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时候是很硬的，不过我们也是根据原则性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是从四面八方讲敷衍，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最后，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张治中对和谈协定，当然已经无法再说些什么。周恩来的讲话，在他看来，意味着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作了最后通牒，这与顽固分子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他预料南京政府不会接受这个协定，但是他还是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其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会议于10点20分结束，正式会谈也告停止。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与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解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

国民党中常委的秘密会议

4月16日上午10时，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请示。他们步下飞机时，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正翘首迎候在机场。 在南京、在溪口，为时两天关于《国内和平协定》的讨论，在国民党内，在蒋、桂两派之间，不啻引起一场大地震。国民党政要人物的嘴脸都得到充分展示。 黄绍竑走进总统府官邸客厅，刚一落座，白崇禧便一把将文件抢到手，坐到一边看起来。黄只好先向在座诸位大略介绍和谈情况。当白崇禧看完后，“吧”地将文件拍在地上，怒气冲冲地指着黄绍竑说：“真难为你呀，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说完拂袖而去。 第二天，桂系集团要员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时，又指责黄说：“季宽，你们走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你们在与中共谈判时，为什么要违背这个基本立场？这哪里是和平协定，简直是投降协定！张文白怎么这样糊涂？这个协定没有什么讨论的，他们要过江，就打！”这时候，白崇禧已得到蒋介石送给他的黄金，他已完全倒向蒋介石死硬派一边。他狠狠地说：“我就不信，共军能插翅飞过长江！” 4月19日，国民党中常委讨论会在国防部会议厅秘密举行，会上将对和平协定做最后的决定。会议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以及几位部长，还有刚从太原逃出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会议。但是，白崇禧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 黄绍竑首先作和谈情况介绍的报告，话刚讲到一半，吴铁城就拍案怒吼，反对签订和平协定。 吴铁城慷慨激昂地说：“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平不能离开中常委那个和谈的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自和对方讨价还价，这是不应该的。”他气势汹汹地质问：“宪法乃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保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子的国家？！” 国民党元老、屈武的岳父于右任则声泪俱下地说：“我活到如今，想不到会碰到这种日子，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太不够，太不够了！多少年来，一个革命的政党反而变成革命对象，这已经使人痛心！而今日之下，面临紧要关头，受到中共绝大压力，承认固然不可以，不承认又没有这个力量，到了这个地步，上不上，下不下，进退维谷，简直使我痛心之极！” 于右任一番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有的人哭泣，有的人跳脚，有的人长吁短叹，有的人破口大骂，大家都为“上不上，下不下”的处境悲伤，秘密会议乱成一团。 这时，外交部长朱家骅站起来说：“各位，事到如今，还是请多动动脑筋吧！签字吧，蒋先生不会同意，我们这里人也不赞成。不签字吧，北平方面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不同意，那个反对，唯一的结果就是再拼一下。然而，再拼一下的结果又将如何呢？” 朱家骅悲怆地发问，又使会议陷入沉默，谁也能料到，但谁也料不准再拼一下的结果会如何。最尴尬的是代总统李宗仁，会议开了4个多小时，他一直枯坐着，一言不发。不过他能说什么呢，又有谁能听呢？ 再争吵谩骂下去于事无补，主持会议的何应钦也算聪明，及时打住，他总结道：“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中常委关于和谈声明的。共方协定的前言，全属对政府和本党的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对于这个协定，我的意见不能签，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何应钦已经做了结论，但他不忘将李宗仁一军。 李宗仁被将得目瞪口呆，张口不得，但身在其位，又不能不表态，只得硬着头皮说：“我没有回天之力。是战是和，我无能为力。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那我也没有办法。” 和谈已到如此地步，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他当上了副总统，便打起了和谈的旗帜。关于和谈，他心中有自己的算盘。他认为美国支持他求和，蒋介石也表示不妨碍他搞和谈，因此他把和谈的价码摆得很高，对和谈的期望寄予了非分之想。

当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时

4月17日，张群携《国内和平协定》文本飞往溪口。 蒋介石坐镇溪口，敏感地注视着北平进行的国共和谈。北平和谈进展情况，南京李宗仁的一举一动，蒋全都了如指掌。为使北平国共和谈纳入蒋记轨道，迭电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军负之。” 张群到了溪口，蒋介石阅罢《国内和平协定》，气得暴跳如雷，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蒋介石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临时会议，并邀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参加，由孙科听取吴铁城关于和谈经过及中共提出《国内和平协定》与政府复文的报告后，通过国民党对《国内和平协定》决不能接受的声明，并即电达李宗仁、何应钦。 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长于天放举行记者招待会。 有记者问：“和谈前景如何？” 于天放说：“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 有记者问：“广州方面和南京总统府对《国内和平协定》持什么态度？” 于天放说：“广州方面和南京方面的意见，现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憋了几个月的蒋介石，终于强硬地行动起来了。他把南京的李宗仁撇在一边，命令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给前方将领打电话，部署最后一拼： “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一定守住长江天险！” “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告诉胡宗南、宋希濂，西南半壁就靠他们支撑了！” “告诉孙立人，新兵训练加紧进行，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蒋介石恶狠狠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也发布了一个命令，即4月21日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独立。” 4月22日，蒋介石约李宗仁、何应钦举行杭州会谈。 会上，蒋介石问李宗仁：“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回答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布置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李宗仁随即提到3个月来的教训，对蒋表示：“和平方针既告失败，请示蒋总裁复职。” 蒋介石声言：“今日只讨论时局之政策，不涉及人事之变动。”一句话将李宗仁搪塞过去。 蒋介石提议在中央常委会之下设“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介石当主席，李宗仁当副主席，今后党的重大决策，先提“非常委员会”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在座诸人都附和蒋的提议，似乎事先已有默契，李在当时不便反对，但后来到桂林后始提出异议。 杭州会谈对当前时局及政府今后政策，作出下列决议：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 （二）在军事方面，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挥。 此外，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23日从南京迁往广州。 会后，李宗仁飞返南京。 第三章 国民党长江布防 国民党军为阻止我军渡江南进，到1949年4月初为止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千公里的地段上。另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陆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有可能对我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长江，在历史上确曾是难为逾越的天堑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四五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余厘米，如遇大海潮，则入海地段江水倒流。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南史·孔范传》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面对长江，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一诗中也发出了“金陵空壮观，天堑静波澜”的感慨。正因为长江地形险要，难以逾越，人杰地灵并享有“鱼米之乡”、“丝茶之府”美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遂成为一些王朝称雄割据的场所和落难王朝的栖息地。南京虎踞龙盘，三国时期的东吴，落难王朝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以及明初都在此建都。杭州风景优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和落难王朝南宋皆建都于此。 天堑的阻隔，的确在客观上给历代英雄豪杰完成统一大业增加了难度，他们有的为此兵败而饮恨终生。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后，率20余万大军南下，结果被孙权、刘备的5万联军在赤壁打败，退回北方。赤壁之战，确立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90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消灭东晋，但为谢玄率领的8万晋军击败于淝水。淝水之战的地点虽不在长江边而在淮河边，但守江必守淮，东晋进行此战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确保江南。而淝水之战的结果，则导致了南北朝局面的形成。 长江虽难以逾越，但也绝非不能通过的鸿沟，它虽为阻碍中国统一的某种不利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了全国；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长达169年的南北朝局面；公元979年，北宋先后削平南唐、吴越等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到了元、明、清3朝，中国也很快归入一统。历史昭示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长江虽为一些封建王朝保持江南一隅的天然屏障，但它无法阻止中国的统一；从历史的长河中看，长江从来也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蒋介石在溪口的长江防务部署与绝密作战计划

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的第4天，1949年的1月25日，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召集到溪口，开了一次小规模的军事会议，部署长江防务。这是背着李宗仁、白崇禧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 蒋介石说：“我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他们去管，其兵力大约有40个师，湖口以东归汤恩伯，大概有75个师，45万人。” 蒋又冲着顾祝同说：“墨三，会后你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湖口以东的作战计划不用告诉他们。” 蒋又接着说：“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用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必要时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蒋介石面对汤恩伯说：“你在南京孝陵卫总部指挥所，要经常控制一二百辆卡车，以便随时使用。你要把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沪杭。” 蒋还对汤恩伯说：“江宁要塞的大炮，你要秘密拆运去上海。” 蒋说到这里，又怒火上升，大骂桂系，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 最后，蒋介石给与会者打气说：“我们要争取一年时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能支持一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起来。” 蒋的几位部下，对于能否打起世界大战，说不准，他们对于在京沪杭支持一年，有怀疑。但他们谁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谈不同看法。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前，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九江以东之江南广大地区所有武装部队均归其掌握，担任长江防守及后方治安之维持。所辖计有： 正规部队：21个军，下辖60个师，177个步兵团，一个军属炮兵团和一个军属骑兵团。 准正规部队：7个交警总队、3个宪兵团、3个高级指挥部特务团、1个总统府警卫团。 特种部队：1个装甲车团、1个战车团。 要塞部队：江阴、江宁、吴淞3个要塞所属共3个要塞炮总台（每总台相当于一个步兵团）。 保安部队：1个保安旅、2个保安总队（相当于师）、6个县保安团。 警察部队：3个警察总队、1个水警总队（均相当于团）、2个水警分局（共4000余人，舰艇若干）。 海军2个舰队。 空军3个大队。全部兵力共计70万，大炮500门。 蒋军这些正规部队一般素质低劣，能作战者甚少。其中战斗力较强的有五十四军、二十八军、五十二军等8个军。其余皆散兵游勇，乌合之众。 无论其军事实力如何，蒋介石也不忘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丝毫也没有放松对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控制。他在溪口 8001." >老家设立了7座电台，随时对各地的部队进行遥控指挥。国民党军政要员们更是川流不息地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商讨对策。蒋介石利用李宗仁进行的“和平”攻势，掩盖其求和备战的真实意图，企图在3个月至6个月内，恢复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并在暗中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扩军备战计划。 蒋介石制定的这个庞大的扩军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1）全部恢复国民党军原有的120个军的建制和番号，编组成400个师，把已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各军、师分别在各省重新编组起来。如，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的原黄伯韬兵团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由广东省负责重新组建起来；原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在衢州重建。 （2）加紧在各地征兵募兵，企图在短期内征募兵员250万人。根据蒋介石的这一计划，薛岳准备把广东省保安团扩编为5个保安师，朱绍良拟在3个月内编组成5个军，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则计划在西南编组18个军。 （3）已经退役及转业的各级军官被重新征召回来服役。 （4）组建新的以轻型战车为主的装甲兵团。 （5）扩充空军，并准备邀请美国人以志愿兵的名义参加国民党空军。

国民党军江防战斗序列之一

京沪杭警备司令部 总司令官：汤恩伯 副总司令官：冷欣 周碞 刘汝明 宋忠一 丁治磐 李延年 宣铁吾 陈大庆 张世希 淞沪警备司令部 司令：陈大庆； 副司令：李楚沄 周力行 刘昌义 淞沪防卫司令部 司令：石觉 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 副军长 张止戈 第二○二师 第二○四师 第二○八师 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 副军长 平尔鸣 第二师 第二十五师 第二九六师 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 副军长：徐达 第六师 第十六师 第九十六师 吴淞要塞司令：傅克先 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 副司令官：顾锡九 刘昌义 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 副军长 纪毓智 第一八二师 第三○八师 第三三四师 暂编第七师 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 副军长：凌铄御 第一四五师 第一四六师 第二三○师 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 副军长：董继陶 第四十一师 第一一三师 暂编第四师 第四军军长：王作华； 副军长李子亮 第五十九师 第九十师 第二八六师 暂编第一军军长：董继陶； 副军长不详 江阴要塞司令 戴戎光 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张耀明； 副总司令：覃异之 陈沛 第四十五军军长：陈沛； 副军长陈阵 朱式勤 第七十九师 第一○二师 第三一二师 第二十八军军长：刘秉哲；副军长刘建伟 丁俊 第五十二师 第八十师 第一九五师 江宁要塞司令：胡雄； 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 副军长：周文藩 第八师 第一九八师 第二九一师 第九十九军军长：胡长青； 副军长：刘建修 王琛 第九十二师 第九十九师 第二六八师 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 副司令官：梁栋新 第七绥靖区司令官：张世希； 副司令官：唐云山 马师恭 曾振 第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 副军长：苏时 第十三师 第一八五师 第二三八师 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 副军长陈亲民 第一三三师 第一三四师 第八十八军军长：杨宝毂； 副军长：赵化龙 盛岳 第四十九师 第一四九师 第三一三师 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 副司令官：曹福林 刘汝珍 米文和 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副军长：白耀先 陈宇书 第二十九师 第七十四师 第一八一师 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 副军长：金定洲 肖续武 第七十五师 第一四一师 第二一二师 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 副军长：王振声 陈新起 第八十一师 第一一九师 第一四三师 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 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沄 第二二○师 第二二一师 第二二二师 第一○六军军长：王修身； 副军长：曾纪瑞 第一九二师 第二八一师 第二八二师 第九编练司令部司令：张雪中 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 第十五师 第七十七师 第三一六师 暂编第八师 第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 副军长：叶修 第五十一师 第五十七师 第五十八师 暂编第二师 暂编第三师 第八十五军军长：吴求剑； 副军长：苟吉堂 第二十三师 第一一○师 第二一六师 第十八军军长：胡琏； 副军长：高魁元 肖锐 第十一师 第十四师 第一一八师 第六十七军军长：刘廉一； 副军长：曾潜英 第二一八师 第二一九师 第二八五师 第十二军军长：舒荣； 副军长：张树喻 第二○三师 第二二四师 第二五三师 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 空军驻南京、上海部队

国民党军江防战斗序列之二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长官：白崇禧 副长官：李品仙 夏威 张轸 宋希濂 徐祖贻 陈明仁 第十兵团司令官：夏威； 副司令官：徐启明 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 副军长：诸葛曙 第一七四师 第一八八师 第二三六师 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 第三○四师 第三○五师 第三○六师 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 第七军军长：李本一； 副军长：朱乃瑞 第一七一师 第一七二师 第二二四师 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 副军长：黄建猷 第一三八师 第一七五师 第一七六 5e08." >师 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 副司令官：赵子立 朱其平 第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 第三○九师 第三一○师 第一二八军军长：辛少亭； 副军长：裴毓华 第三一一师 第三一二师 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 副军长：鲁元 第一八三师 第二二六师 第二六五师 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霍揆彰； 副司令官：丁德隆 丁绍东 第九十七军军长：蒋当翊； 副军长：段海洲 第三十三师 第八十二师 第一○三军军长：王中柱； 副军长：黄一华 第三七四师 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宋希濂； 副司令官：方靖 沈静 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 钟彬（后）； 副司令官：李浡 第十五军军长：刘平； 副军..长：廖剑夫 第六十四师 第一六○师 第二四三师 第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 方靖（后）； 副军长：甘登俊 第九十八师 第一九四师 第一九九师 第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 副军长：丁树中 第二一七师 第三四五师 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 第二军军长：陈克非； 副军长：尹作干 第九师 第七十六师 第一六四师 第一二四军军长：赵援 第六十师 第二二三师 第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 第五十四师 第二九八师 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 第二十九军军长：陈明仁； 副军长：刘动浩 第一七九师 第二三四师 第三○七师 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 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八师 海军江防舰队 空军驻武汉部队 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刘昉

蒋介石的江防企图

国民党军统帅部依据蒋介石的意图，决心将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两大集团共70万人，以及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空军4个大队，在东起上海、西至湖北宜昌段的沿江`地带和浙赣以北地域设防。以一部兵力前出汉口至江阴段长江北岸，控制江北若干桥头堡和江心洲，主力沿南岸布防，将主要防御方向置于江阴以西、南京以东地段，并在战役纵深控制一定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依托既设阵地，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量杀伤解放军于江面，或反击歼灭解放军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退守上海及浙赣铁路一线，继续组织抵抗。其长江防御的具体部署为： （一）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所属之25个军，约45万人，在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区及浙赣线以北地区布防，组成两道防线。沿江为第一道防线，共18个军，其中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第三十七、第七十五、第五十二军，担任金山卫、吴淞口至白茆口段的防御；第一绥靖区所辖第一二三、第二十一、第五十一９９lｉｂ?t>、第四军，担任白茆口至镇江段的防御，第五十四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战役预备队；第六兵团和首都卫戍总部所辖第四十五、第二十八、第九十九军，担任镇江以西之桥头镇至马鞍山段的防御，置重点于南京及浦口、浦镇地区；第七绥靖区所辖第六十六、第二十、第八十八军，担任马鞍山至铜陵段的防御，另以第十七兵团的第一○六军位于泾县、宁国地区为预备队；第八兵团所辖第五十五、第九十六、第六十八军，担任铜陵至湖口段的防御。 担任上述江防任务的第一梯队，分别以一部兵力控制长江北岸若干要点及江心洲。第二道防线布设于浙赣线及浙东地区，沿该线及其以南地区共7个军，即第七十三、第八十七、第七十四、第八十五、第十八、第六十七、第十二军，担任纵深防御。 （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15个军，约25万人，在湖口至宜昌段沿江地区布防。其中10个军直接担任江防，5个军担任长沙、南昌、九江、安庆等地防御。 （三）海军第二舰队，辖各种舰艇89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辖各种舰艇44艘，位于长江中游。配置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空军4个大队，共有作战飞机300余架。海空军担负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的任务。 此外，停泊在吴淞口和长江口的美、英军舰，也有可能对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干涉和袭扰。

汤恩伯的江防指导要领

汤恩伯根据蒋介石的作战方针，策定长江防御要领。他就具体作战方案向蒋介石汇报说：“根据总裁批准的作战方针，我们决定长江防线指导要领如下： 1、共军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阙汉骞的五十四军、胡长青的九十九军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王克俊的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次抵抗，直到退至上海。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以确保淞沪地带。 2、共军如由皖南渡江时，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的第六十六军、二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各部队应独立作战。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的第九十六军、刘汝珍的第六十八军应伺机反扑。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以确保浙赣线的安全。南京以东部队，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再退守淞沪。 3、共军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汤恩伯向蒋介石誓言：“总裁放心，长江防线固若金汤。我们还在长江方向部署了机动部队，如共军由镇江、南京段渡江，我军可以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各部队当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节抵抗，退至上海，然后以海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蒋介石在地图上比画了一阵，表示很满意。他笑着说：“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只不过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但深谙军情的李宗仁却知道长江防线是怎样的捉襟见肘。他认为汤恩伯按蒋介石旨意部署的长江防线，是“最不堪想象”的愚蠢的部署。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说： “汤氏把30万精锐部队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蒋介石虽然作了放弃大陆确保台湾的打算，但他还是很看重长江防线，蒋介石在溪口命令汤恩伯：“你给我好好打，一定要守住长江天堑！”

汤恩伯的具体江防部署

根据上述作战指导要领，汤恩伯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所辖的兵力作了如下的部署： （一）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陈大庆，下辖罗泽闿第三十七军、刘玉章第五十二军、吴仲直第七十五军、朱致一第九十五师和马志超交警总队4个团。防区为白茆口、昆山、青浦、嘉兴、嘉善、浦东之线，任务是以有力一部守备金山卫、奉贤、南汇，特别警戒上海市区。 （二）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丁治磐，下辖顾锡九第一二三军、王克俊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第五十一军、王作华第四军、董继陶暂编第一军。其主要任务是以有力部队确保八圩港至仪征各桥头堡阵地，以一部守备白茆口至沙头峰之江防，并确保浒浦、福山、鹿苑镇、杨舍、江阴，孟河、大港、镇江、高资、桥头各据点。对鹿苑镇北之夹江洲岛、扬中、新码头、瓜洲、礼州、义渡局特别警戒。该绥靖区另以一部迅速肃清茅山、苏浙边区及太湖区之游击队。防区东至白茆口、昆山，西至镇江与南京间之桥头镇。 （三）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张耀明，下辖陈沛第四十五军、刘秉哲第二十八军，其防守任务是以一部巩固大海、乌江镇各桥头阵地。江南地段，迅速加强工事。以一部守备桥头镇至铜井镇间的江防，并确保龙潭、栖霞及大胜关。对新州车站附近江岸应特别警戒。 （四）第七绥靖区，司令长官张世希，下辖罗贤达第六十六军、杨干才第二十军、杨宝毂第八十八军。以一部守备铜井镇至铜陵镇间之江防，确保采石、当涂、芜湖。对荻港附近之江面特别警戒。控制有力部队于芜湖繁昌机动。对各桥头堡阵地、江心洲，须派必要部队占领。防区东至钢井，西至钢陵。 （五）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下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第九十六军和刘汝珍第六十八军，担任铜陵至湖口之江防，各桥头堡阵地派有力部队确保之。 （六）机动兵团由汤恩伯直接指挥，包括驻守在丹阳的阙汉骞第五十四军和驻守龙潭的胡长青第九十九军。 在作完兵力部署之后，汤恩伯严令各部队立即在各自的防区修筑江防工事。汤恩伯还按战略、战术的考虑，要求各部队在修筑工事时要按不同作战要求，分为甲级、乙级、丙级3类。甲级据点工事，由国防部统一计划，决定位置，构筑永久性工事，要求在江防作战中，能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孤立坚守，作为战略反攻部队支撑点。乙级据点由防守部队军、师级选择决定，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各据点间要修筑简易公路，相互联系，在战斗中能独立支撑一定的时间。丙级工事由江防部队师、团选定，构筑强度较大的野战工事。修筑这些工事所需的材料、人工、经费都由当地老百姓负担。许多军官借此机会，以修筑工事为名，大肆搜刮民财，把长江南岸沿江地区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声载道。 汤恩伯还不断到各部队视察，督促沿江部队加紧备战。他在常州召集京沪线守备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为他们打气说：“我们一定要守住长江，才能扭转局势。长江虽然是天险，要没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和精干的部队，还是不行的。比如说，口马善走，蒙古马性急，要是没有善于骑术的人，就不能发挥这些马的长处；长江的江面再宽，水流再急，如无精兵固守，也是枉然。今天长江对我们来说，是生与死的关键，守江各部队，决不能麻痹大意。共军一贯不打阵地战，他们长于奇袭，我们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兵舰，岸上有要塞，炮火优于共军，对民船偷渡不足为虑，所以守住长江，阻止共军渡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汤恩伯还恐吓那些高级将领们说：“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我们大家除了坚决死战之外，已没有别的出路。” 汤恩伯表面上强硬，口口声声一定要守住长江，私下里却对自己的亲信唉声叹气地说：“从湖口到上海共790多公里，只有18个军，光靠军队防守是不够的。如果不打徐蚌会战，今天我们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见战略决策的错误，影响太大了。”

南京高层“半夜过坟地唱歌”

江防部署最后敲定后，尽管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守江毫无信心，但他们还是开动宣传机器，召开各种会议，给下级官兵提神儿打气儿。 1949年3月上旬，汤恩伯到第一绥靖区视察，丁治磐请他给独立团长以上军官讲话。汤说：“外传的和平不可靠，决不可轻信和平，应加紧备战。现在我们的后备军已经建立起来了，整训几个月，就可以投入使用。我们有长江天险，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有现代化装备，有美国援助，对确保江南应具有坚定的信心。要准备共军4月渡江，如果它4月不来，我们5、6月就可以渡江反攻了！” 3月上旬，国防部新闻局中将局长邓文仪到浦镇，对第二十八军官兵讲道：“只要我们坚守江防6个月，国际形势一定起变化，英美不会看到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现在美苏冲突尖锐，大战迫在眉睫，中国问题与世界反共联系在一起。目前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若要按照共党的条件，就是向共党投降，我们大家只好逃到国外当白华，别无其他出路。至于白华的滋味，白俄流落在中国的悲惨情形，应引以为鉴。此路不走，只有作战到底，死里求生。你们二十八军扞卫首都门户，责任重大，关系国家存亡，这是军人报国的最好机会。只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后援部队没有问题。我们尚有20个后备旅，装备精良，拥有现代化装备，随时可以增援你们。” 3月底，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南京附近部队的师长开会，会上军令部长徐永昌吹嘘长江防线固若金汤：“我们现在有这样强大的海空军力量，有这样的长江天险，如果共产党军队还能渡过，那真是天意了。”国防部次长秦德纯也跟着叫嚷：“长江自古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更何况共产党？除非它是天兵天将！” 其实，汤恩伯、徐永昌、秦德纯等人的慷慨激昂，不过是半夜过坟地唱歌——自己给自己壮胆儿，国民党第八十八军副师长欧阳秉琰的回忆，倒是说出了当时江防的真情。 1949年二三月间，欧阳秉琰从芜湖乘车沿江西上，经过第八十八军第三一三师阵地时，见河滩上正在构筑工事，却很少看到加掩盖的火力点和交通壕，并且都是一线配备，没有纵深，也没有看到坚固的据点工事。同车的第八十八军一位处长说：“苏维中真糟糕，啥也不管！这些据点，几炮就完蛋啦，有啥用？他们的警戒更马虎哩，前几天传说黑沙洲发现有几个人，他们去搜索没找到个影子。洲上芦苇丛生，藏多少人也容易。他们在洲上放的警戒是天明放出去，傍晚收回来，夜间没有人，共产党夜间占领了，他们也不会晓得。共军将来渡江作战，当然要先占江心洲做跳板。黑沙洲离这岸最近，占领它就等于渡江成功。他们的长官夜间聚赌，白天睡觉，什么也不管。” 欧阳秉琰到第三一三师部后，同师长苏维中谈起江防计划，苏叫苦说：“啥计划！共军从哪儿来，哪儿就是我的重点。一排人，一连人，都可形成重点。一营、一团人过来，保管渡江完全成功，谁也没有办法再给打回去。”欧阳问：“那你准备怎么办呢？”苏说：“那时，只有我一个人顶上去！100多里的正面，不要说江心黑沙洲纵横那么大，光在岸上放警戒，一个师有几个人？咋摆？何况又都是新兵！赌运气吧，共军不从我正面渡江，我算守住了，从我这正面渡江，守不住是我的责任，只有听候法办！——恐怕那时也不可能再法办啦！”

顾祝同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

1949年4月初，南京，国防部作战室。参谋总长顾祝同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 汤恩伯的军事部署在会议上引起争论，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激烈反对。 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安徽无为县人，他在会上打趣说：“从家乡那里得知，共产党的渡江部队挨家收集夜壶，准备放在船上，渡江时当油灯照明用。”他的话引得在座的人大笑不止，唯有汤恩伯毫无表情。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说：“诸位以此作为笑话轻松一下，却万不可轻敌，共军诡计多端，必须加以防范。我们海军倒不怕他有灯，怕的是他偷渡。”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站起来说：“诸位不必过虑，长江自古天堑，曹操、苻坚都渡不过去，何况连兵舰都没有的共产党呢，除非他是天兵天将。” 联勤副总司令张秉钧说：“我们是否应该研究一下，我们沿江守备的兵力如何？据我所知，每个师的兵力不到5000人，以三分之一作沿江一线配备，不过1500人，再除去连营预备队，则真正在一线警卫江防的不足1000人，这样怎能守得住？” 伤兵管理处处长魏益山赞同，他说：“还是应该采取全部直接配备，也不要什么预备队了，乘共军半渡而歼灭其主力。我们有海军、空军，优势无论如何还在我们这边。只是，我们得弄清共军渡江的主渡方向。” 顾祝同点头说：“那我们先判断一下共军的主渡方向。” 国防部情报厅厅长侯腾接口说：“依据种种情报，共军的主要渡江方向是在瓜洲、扬中方面。” 作战厅长蔡文治不屑地打断侯腾的发言，站起身，来到地图前，极为自信地说：“根据共军行动征候，主渡方向应在荻港，换句话说是在南京的上游而不在南京的下游。因为荻港渡江容易，而渡江之后，共军则可以从繁昌、宜城直下长兴、嘉兴，将我军的主力逼退至常州、嘉兴、上海三角地区，这个态势显然对共军有利，对我们则非常艰难。那时候，我们将因为主力被困于常、嘉、沪而不得不敞开江西、浙江大门，任敌纵横。我决不同意这样的作战指导。与其这样，不如将主力控制在芜湖、宣城、郎溪，而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这样能逐次抵抗，使敌不能一举深入，还可能配合华中部队与共军做一次最后胜负的决战。” 蔡文治话锋一转，将身体转向沉默着的汤恩伯：“可是据汤总司令的战报，他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汤总司令欲控制主力于京沪铁路沿线，这分明是自投罗网，第三厅不能同意！” 顾祝同马上插话：“这话说得有道理，汤总司令可以参考。” 整整3个小时会议，汤恩伯一言不发。 蔡文治提出国军的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游延伸。因为这一段江面窄，北岸支流多，共军所征集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的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流，共军不易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这一方案当即得到李宗仁、何应钦和顾祝同的支持。 轮到汤恩伯发言，他对这个方案表示不以为然。他说：“首先，这个方案违背总裁的意旨。”然后，汤恩伯提出：“将江防守军的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核心集中防守，简言之，就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当即反对：“这是自杀政策。就战略、战术看，我想，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你放弃长江守上海是上策。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总参谋长都同意我们三厅的作战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我的方案是总裁制定的，我只为总裁负责。”汤恩伯不冷不热地说。 “总裁已经下野，你不要以此压人。你违抗总参谋长的作战计划，我问你，如果共军大举渡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蔡文治穷追不舍。 参加会议的除少数当事者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蒋介石“长江防御战”的真正底牌：战场仅仅是在上海，首都南京将被牺牲。现在令汤恩伯棘手的是，自李宗仁代理总统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策划南京防卫计划，大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味道。而汤恩伯自上任起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将南京周围沿江要塞的大口径江防炮秘密拆运到了上海，他手中始终控制着200辆美式大卡车，随时准备把设在南京孝陵卫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撤退到上海去。 由于蔡文治等人并不知道蒋介石的这个计划，所以他们都赞同李宗仁的主张，一再强调要以重兵保卫南京。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既不能同意蔡文治等人的主张，又不便讲出蒋介石的计划，处于两难之中。 汤恩伯将桌子一拍：“大胆！什么守江不守江的，我枪毙你……”说着，把文件一推冲出会场。 第四章 人民解放军渡江部署与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2月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十二兵团）及华东、中原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共约12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的统一领导下，准备于三四月间发起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及苏南、皖南、浙江、赣北、鄂北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毛泽东密电总前委

早在围歼黄维时的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电示由刘伯承、陈毅参加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黄维兵团歼灭后，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计划，进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 毛泽东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提交总前委讨论。此电报机密度极高，只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责成邓小平在开会时给粟裕、谭震林一阅，阅后烧毁。 毛泽东的方针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华野、中野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一部”。 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17日，毛泽东电示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当晚，刘、陈、邓驱车去华野指挥所。淮海总前委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议题却是渡江。 19日，刘、陈北上，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已是1948年底，此时，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 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实施中央的方针和任务，中原局于1月底在商丘召开了扩大会议，华野前委也于1月中旬和2月底在徐州北面的贾汪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 陈毅从中央南返，1月22日在徐州附近与粟裕会面，同去贾汪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这就是第一次贾汪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于1月中旬召开，由陈毅传达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的内容，并于25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作了报告。参加贾汪会议的干部，讨论了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49年的任务和陈毅的报告。会议通过学习和讨论，作出了《关于拥护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任务决议的决议》，确定了1949年的6项任务。

商丘会议和贾汪会议

1949年1月26日，陈毅赶往商丘会见了邓小平。 陈、邓决定立即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此会即为“商丘会议”。 商丘会议于1月29日召开，开了3天。会议由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他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 邓小平着重结合中原同党政军机关工作中和干部中的某些思想情况，主要是对在新解放区和城市中执行政策上的右倾现象，进行了检查，批评了某些干部对形势认识上的右倾思想和开始出现的麻痹情绪以及盲目轻敌的错误思想，帮助广大干部树立敢于渡江作战，敢于向全国进军的信心和不怕任何困难的决心。 1949年春，根据战争的发展和向全国进军的需要，全军各部队遵照进军的需要，陆续进行整编。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分别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其他部队也先后进行了整编。 这是我军某部正在召开整编大会 邓小平号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进行整训，从思想、物质和军事方面为渡江作战做好准备，还号召中原局全体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兢兢业业搞好工作，努力生产，拿出最大的力量巩固和建设解放区，做好横渡长江的后勤保障。 商丘会议后，陈毅、邓小平又在2月8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的负责人都参加，具体研究了渡江的问题、渡江的部署，拟以三野全军和二野1个兵团共5个兵团的兵力，采取从江阴扬中、南京中西、芜湖东西、铜陵贵池、安庆东西，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战法。 二野中的另两个兵团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 这种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部署后来没有很大变化，为以后《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奠定了基础。渡江时间初定3月底，会议考虑的，这时节雨季未来，春汛未发。 就在2月8日这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二野和三野发了一个电报，即“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原来，在2月4日，总前委以二野和三野司令部的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报告了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军队正在加紧休整，后勤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在充分准备之后，两大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时间，由4月提前到3月。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此报告在电报中作了答复：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 961f." >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都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担负在自己身上。 复电还指出：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横渡长江进军江南以后，要占领许多城市和广大的乡村。中央特别强调研究农村，学习农村政策。南方的农村和北方老区的农村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在新区工作，会遇到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学习。 复电特别注意强调学习城市工作，指出如果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将来解放江南的广大城市以后，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第三野战军辖15个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是淮海战役前夕，陈毅司令员驱车前往参加研究、部署作战问题的第一次贾汪会议 因此，复电要求二野和三野，一方面不放松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在2月和3月两个月内，加紧休整和学习政策，又由于国民党此时正发动和平攻势，我党不得不认真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这样一来，总前委提前渡江的计划，就向后推迟了。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个电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电报。这个电报不仅发给了第二野和三野，同时发给了各野战军和各中央局。这个电报所提出的问题，是全国党、政、军工作的方向和重心，即全党的工作即将发生转折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月以后，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党的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就作为全党的决议定了下来。 这个重要电报发到二野后，二野在商丘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进行了贯彻。三野前委根据中央电报的指示精神，又在贾汪召开了第二次临时扩大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 2月11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此时，刘伯承由石家庄到了商丘，刘、陈、邓会商后，陈毅于13日赴徐州，再次召开三野第二次贾汪会议。接着，按中央指示，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也移驻徐州，和总前委、三野前委在一起布置南进渡江。刘、邓、饶、粟、谭等也来到徐州。 第二次贾汪会议于2月18日开始。19日，陈毅作了党的新区政策的报告。当晚，他和谭震林召集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预备命令。

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100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第二天，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正在讨论，毛泽东走了进来。众人纷纷站起身，给毛泽东让座。 毛泽东坐下后说：“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你们对今后的军事形势有什么看法？” “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100多万军队的方式，不外有天津、北平、绥远3种。可是，如果我们同国民党和谈成功，那么将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呢？” 毛泽东语调平缓地说：“我们希望全面和谈成功，不过啊，对国民党不能抱有过高的希望。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再打内战了，所以要我说，今后全面和平不能成功，但局部的和平还是存在的。你们对各种问题要灵活掌握，争取多用北平的方式解决敌人。” 邓小平说：“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您的这一席话对我们在渡江作战中很有指导。” 毛泽东笑了笑，用手一指陈毅说：“是陈毅逼出来的哟，他上次来向我们要干部，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干部。现在为你们南下，好几个月只准备了53000多个干部，远远不够用。” 陈毅也笑道：“这下够用喽，我们两个野战军，再加上地方武装，有100多万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陈毅说：“你们要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慢慢地实行这种任务的转化。我们过去是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你们到南方去作战，要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 为了适应向全国进军的需要，我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批示，于1949年春实行统一编制： 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当年6月份组成第一、第二兵团。），辖7个军；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兼司令员和政委。 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三、四、五等3个兵团共9个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 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等4个兵团共15个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饶漱石任政委。 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4个兵团共12个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 华北的第一、二、三兵团依次编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共9个军；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华北军区3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加上各军区所辖的5个军，此时全军共16个兵团57个军。 在这次会议后，即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和军委机关迁往北平。

总前委首长商议渡江大计

1949年3月下旬，总前委进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渡江会议就在这大半是土墙茅舍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主持会议，他首先说：“陈老总、谭震林同志和我这次去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渡江问题特别关心，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长江与黄河不同，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我们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蒋匪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非架设及增修桥梁，部队不易通过，对部队展开运动阻碍大。所以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具体详尽地组织侦察，以利于部队行动。” “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地为了增加土地面积等方面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如南通狼山原距江岸数里，现在则由江水冲至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均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多沙质。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此外，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过去，二野、三野都进行过渡黄河作战，但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则是‘面善心恶’。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江水因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第二野战军辖9个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这是1949年进军大西南时的第二野战军指挥部。 左起：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刘伯承司令员 “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船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另放桌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不得丝毫紊乱，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枪打，不得惹祸；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经过一番研究后，邓小平说：“长江有长江的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 粟裕接过话头说：“渡江看来不是很简单的。过去我几次渡过江，但那都是在有敌情顾虑下的小规模偷渡，与这次大规模强渡不同。敌人在长江南岸构筑了许多工事，有些要塞还相当坚固，如京浦以东至海门有吴淞、江阴、马垱、江宁等要塞，这些要塞不太容易突破。”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登上对岸，首先可以不进攻这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间为宜。”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同志刚才说的，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将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我们大军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可是，这几天刘老总正在组织部队向江北岸开进，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不过他有一份针对长江的渡江作战研究，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听。” “刘老总可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的，他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邓小平风趣地说。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加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刘伯承在文章的开头就抛出一大堆..问题，像一把把钩子勾住了在座司令们的心。刘伯承在文章中又说道： “（一）敌人会估计到我们一路从西安直取重庆，一路沿平汉路取武汉，一路沿津浦路攻南京，一路沿运河攫取京沪之线，因此他们必须从四川防到上海，数千里江防，守备必然困难，只能作重点主要线的防御。果如此，则空隙甚大，利于我们主要方向作佯渡，吸引敌人，主渡正面选择于甲乙重点之间的薄弱地段，抗战时期偷渡长江就常用此法。我们的基本战法是采取宽大正面的、数百公里的、同一时间的、夜间横渡。这样就能打乱敌人的防御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些部队遭受阻碍，但大部分，如组织周密，准备充分，可以强渡成功。 “（二）敌人为节约兵力，必然加强辅助防御，可能在薄弱处和估计渡江地段，敷设水雷，加强对河岸的封锁，采用日伪军时期的做法，在沿江做竹篱笆，每距数里设筑碉堡、高坝、缩小交通港口、封锁消息、隔绝南北交通，岸上可能埋设地雷，所有船只紧靠南岸行驶。为此，我们必须学会破障的方法。 “（三）关于渡江工具问题。先头部队必须大部使用摩托工具，以求迅速登岸，估计敌人可能将北岸市镇港口摩托渡河器材搬走，我们数个兵团同时渡江，此项工具必然不够，因此除有者须积极加以修配，组织技术人员训练外，还须作第二种准备，即须注意缴获收集控制，即使是商人贸易船只，亦不准走开，或拆卸埋藏，应尽行登记听候调用。同时准备一批装备附件，于必要时即拆卸部分汽车及其他可用的引擎备用。大量工具主要依靠于北岸支流、湖泊、港口，加强对渡船、生意船、渔船等的征用，其次是第一梯队登陆胜利后，南岸船只放过来，这个工具问题成为强渡准备之中的主要工作，必须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进行调查统计及作使用上的思想准备。 “（四）敌必将使用仅存的飞机活跃于长江的上空，这个问题亦不可忽视。但敌人的矛盾不能克服的是飞机太少，长江太长了，将置重点于哪一段呢？为此我们仍有很多可利用的条件：一个是夜间渡河，使飞机减低效能；一个是我们控制了整个北岸，很多支流港湾均可集结工具与隐蔽部队，采取一切消极手段减少损害，但另一种办法是所有高射武器及轻重机枪，有组织地进行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这主要是使用于白天以保卫我之渡河工具及码头与部队集结地区（据了解敌人飞机已不多，且已过时，原在徐州的三大队只有18架飞机，现已去南昌）。部队于准备过程中均可作专门演习。 “（五）如何对付敌人的舰艇？敌人可能会将商轮征作战艇及巡逻之用，加上海军的军舰，如此则数量当不是少数，但是商船缺少作战装置，对我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调查、鉴别，并对部队进行教育。敌人的防线太长，力量必然分散，如不分散，我们就专钻空子，这是敌人无法弥补的困难。我们以夜间渡河可使敌人此种武器大半失效，夜间视界困难，我们的渡河工具下水以后如水鸥样浮游目标，故炮火命中困难。另外我还有几种手段对付之，我以无数炮兵分队（可用不过江的部队所属炮兵）分置于一、二日行程之处，在我一翼或两翼行警戒，测好距离，不论日夜只要发现敌之舰队即行射击。以钳制威胁作第一线掩护。”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下面的兵团司令们个个听得入了迷，这些事有些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于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 可是，书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大伙儿这才笑着合上笔记本，活动活动手指。 总前委扩大会开了四五天，参谋处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京沪杭作战纲要》，经邓、陈审阅，最后由邓小平修改定稿。

渡江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专门找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初步定下了4月10日为发起渡江的时间。 3月下旬的渡江会议初步确定的基本内容是： 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 三野之七、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金河口之间渡江； 三野之八、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三野4个兵团共15个军65万人（加上四野的第十二兵团部队，我投入渡江战役的兵力达120余万大军）。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 负责领导指挥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委员）、邓小平（书记）、刘伯承（常委）、陈毅（常委）、谭震林（委员） 这样部署，其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 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集结兵力以攻击我一路的可能，所以必须做好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瑶岗村。各突击集团指挥部也分赴桐城、无为、泰州。 但是，渡江的日期，以及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却颇费斟酌，这些问题，在指挥中枢的陈毅是有责任多作考虑的。 不久之后，由于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有进展，国民党有签字的可能，如能签字，则战斗渡江可成为和平渡江，意义很大。但毛泽东估计渡江时间必将因此而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拟将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总前委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4月底至5月初。为此，毛泽东电询总前委：这样推迟，有何不利？ 渡江时机，这正是邓小平、陈毅着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环节之一。他们立即搜集各方意见，并亲自作调查。意见都相当严峻： 二野：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且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也已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至于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向毛泽东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坚持政治斗争必需，又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下，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毛泽东在电文中还特别指示邓小平、陈毅：“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和陈毅却有不同看法。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这是一篇充分相信干部并致力提高觉悟的好文章。确是邓小平、陈毅的风格。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后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电文邓小平、陈毅于4月12日下达并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充分尊重邓小平、陈毅的意见，于4月14日复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此后，关于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反复商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终于在4月18日9时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邓小平亲拟的战役实施纲要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赋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的任务是，如果南京政府不愿意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就应打过长江去，捣毁国民党的老巢——解放南京，解放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然后乘胜向东南各省进军，进而解放全中国。 为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具体组织指挥二野和三野主力以及四野的先遣兵团即第十二兵团，江汉军区、桐柏军区、鄂豫军区等3个军区作战。要求以上部队按照总前委的统一部署，协同作战。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坐镇合肥司令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敌人的江防特点和兵力部署，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如下：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拟制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甲、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4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18个军49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6个军23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4个到5个军。 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丙、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 （一）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五）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丁、我军的作战纲领： （一）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二）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丙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三）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四）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4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京沪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1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五）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六）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决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七）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戊、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 （一）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6个军及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第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二）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 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粟、张，即粟裕、张震）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三）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1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部署，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四）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己、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4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张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 庚、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两野战军自行命令规定之。 辛、这是战役的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 总前委 寅世 《纲要》对我军参战部队的具体作战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保证战役计划的实现，总前委决定将两大野战军划分为3个作战集团，即西集团、中集团和东集团。 西集团由二野3个兵团和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共35万余人；中集团由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和榴弹炮兵第二、四团及第一团1个营，还有骑兵团组成，共30余万人；东集团由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和榴弹炮兵第五、第六团以及苏北军区3个警卫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共35万人（这3个作战集团又称西路大军、中路大军、东路大军）。 3路大军的具体部署大致如下。 西集团由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在湖口和枞阳镇之间渡江。 第三兵团在枞阳镇至安庆以东地段渡江，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第四兵团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 3个兵团渡江以后，要以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沿江之敌。得手后，第三兵团首先消灭殷家汇的敌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第五兵团渡江后快速沿景德镇、婺源前进，占领衢县江山段铁路。要求该兵团抢在第三兵团之前完成此任务，以保证截断敌人的退路。第四兵团渡江后，则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的任务，监视芜湖的敌人，并准备进攻和占领南京。 东集团，由粟裕和张震率领三野司令部，直接指挥渡江作战。渡江地段为黄港至口岸之间和三江营至京口之间。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命令一部兵力积极佯攻两浦敌人吸引南京之敌，以保证渡江作战成功。 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根，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作有后方的迅速推进，控制宁沪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南京、镇江和芜湖的敌人。 中集团，由谭震林组织指挥，在裕溪口至姚沟段和姚沟至枞阳镇段实行渡江作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和和县地段上进行佯渡，牵制和迷惑芜湖的敌人。 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人主力的包围。 东集团和中集团从南京的两侧实行渡江。渡江以后，两个集团对敌人实行钳形包围态势，力求从东西两个方面，向中心压缩，把敌人包围在广德、长兴以北地区，并夺取南京。此着胜利以后，再向上海、浙江、福建进军，协同西集团消灭向纵深逃窜之敌。 四野的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约20余万人，一部分兵力进占浠水、薪春、黄梅等敌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保证西集团渡江作战的右翼安全；另一部分兵力进占武汉的外围据点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地段渡江南进。 以上从湖口至张黄港地段，敌我总兵力的对比为1∶2.2，在强渡地段八圩港（江阴）至口岸（扬中）地段，敌我兵力对比为1∶3。这样，我军在主要攻击方向上的兵力，相当于敌人的2至3倍。在整个渡江作战中，我军参战主力部队为120余万人。这个数字是出乎敌人意料的。

刘伯承制定并下发的渡江注意事项

3月底的一天，安徽六安。 刘伯承一走进办公室，就坐下休息。警卫人员把他的行李搬进隔壁一间刚腾出来的教师宿舍，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就住在这里。 长征结束后的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 汪荣华是六安赫家集人，早在六合起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这次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然更加高兴。在六安停留的几天里，许多战友、亲属前来看她，忙得她不亦乐乎。 虽然没有去蚌埠参加总前委扩大会，可是刘伯承却一点也没有清闲，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人住下，身体不动了，可脑子却又转开，思考起他的作战理论。 刘伯承不仅是一个非常善战的高级指挥员，而且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所以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没让他当太长时间的南京市市长，而是命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的一所高等院校——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在六安休息几天，刘伯承还在继续研究渡江战术问题。他整天伏案工作，直到3月30日，刘伯承完成了由十点构成的渡江战术指示。他在这份指示里，对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预想，并指出了解决的办法。 渡江战术注意事项： 《渡江作战之研究》与《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前已发作教材，兹据最近情况特提出以下战术注意事项： 其一，敌人在长江北岸以桥头堡、要塞及江心洲支点等构成的掩护阵地，其企图是及早察明我渡江部署，堵我渡江出口，配合其舰队、飞机迟阻我渡江行动，以掩护江南主阵地的防御实施。 其二，我们从事于渡江的战术训练，船筏及其他器材的搜集，特别是侦察实施等，首先要把敌人的江>?9９ｌiｂ.北掩护阵地扫除，直达江边，才能进一步作切实的准备。此时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以望远镜（夜间则听音响）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的基础。这种观察的侦察与战斗的侦察结合起来，作用更大。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 其三，在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支撑点时，特别对妨害我主要渡江点之敌，力求截断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歼，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后的抵抗力。如敌人所守备的地点，不妨碍我主要的渡江作战，或其重兵固守难攻之时，则暂以一部兵力封锁之。 其四，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 其五，对敌人堵塞我船筏出口的障碍物，或直接排除之，或另辟水沟驶出船筏，或推船筏翻过坝头出江，均须依据具体情况而决定之。但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又容易出航。 其六，因长江及其两岸地形经常变迁，故不能专靠地图，必须实地侦察，进行判断，而善于利用之。 （一）江幅狭窄部容易漕渡，且便于我岸火力掩护，但一般流速大。 （二）江幅过宽，则与上项相反。如江中有浅底，特别是有错综罗列的江洲，则敌人舰队受到一定航路的限制，易遭我炮击，故只能以小艇游击。这些江洲我应分别夺取之，而以火力互相掩护，逐步跃渡长江，或仅据江洲作为掩护渡江的阵地。 （三）江身弯曲部向我岸鼓出者，可以组织交叉火力，掩护渡江。 （四）南岸常有淤泥，特别在敌短兵火力下不易登岸，这要我们善于组织战斗，并铺上芦苇或木板通过之。 （五）南岸湖沼限制我登陆机动，我只能用之作为掩护阵地。我在登陆后，必须向无障碍地带机动。 （六）如登岸处急峻，则先头部队须带绳子、梯子攀登之，而后即修筑码头与通路。 其七，当我占领南岸掩护阵地时，我炮兵应先以一部转移到南岸阵地，支援部队向前进展，压制坦克活动，拦阻敌人逆袭；或炮击敌舰，掩护渡江。此时两岸的对空射击，应能确实掩护渡江。 其八，各路渡江军队应以宽正面而有重点地（对敌弱点）同时渡江。一达南岸，即控制要点，首先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其主力接着（即主要地）放胆向指定地点进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歼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部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随伴炮兵并大量发扬飞雷（注：即以迫击炮或抛射筒发射炸药包，炸毁敌工事）与爆炸的威力。 其九，我军一达南岸，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其十，在渡江作战向江南进军中，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必须与战斗密切配合实施，以达到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之目的。 刘伯承将这份战术指示交给参谋长李达，对他说：“将它印一些，下发到团一级指挥员。我们要让每一个指挥员打明白仗，要让他们在战斗之前就知道如何去战斗，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牺牲。”

向江边挺进之简况

对邓小平亲拟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央军委于4月3日复电同意。此后，为便于指挥二野、三野渡江，主持全局，并便利与驻桐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联络和就近照顾第七、第九兵团，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率华东局、总前委和华东军区机关，于4月3日后由孙家圩子南移肥东县撮镇的瑶岗村；粟裕、张震则率三野指挥机关于4月4日东移泰州的白马庙，以便统一指挥东、中集团渡江。 三野、二野的部队有计划地向长江沿岸挺进！ 江北的条条公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着雄壮的战歌： …… 血战两年半， 胜利在眼前， 长江南的父老姊妹们， 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 …… 沿江地区的船户将隐蔽大水底的船只拉出来，支援我军渡江 成千上万的民工，推着小车，赶着牛车，抬着担架，浩浩荡荡地跟着大军向南前进！ 在宿营地，在行军的行列里，时时都可听到战士们的议论： “这回蒋介石算是叫咱们给打趴了，所以才打出和平旗号。” “吃人的狼，还能改掉本性？指导员说，蒋介石表面上下台了，换上个李宗仁，暗地里却在组织部队，想争取3到6个月的时间，编400个师，再来和咱们干！” “说干就干！马上打过长江去，干它个窝底朝天！ “可上级讲，到江边还要准备。”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1949年4月20日至23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先后发起渡江战役。第三野战军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首先登上长江南岸；第三野战军八、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和第二野战军三、四、五兵团组成的西集团与中集团同时渡江。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迅速突破敌人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无锡、镇江等城，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这是渡江战役期间，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领导同志合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左二）、政委饶漱石（左一）、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左五）、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左三） “准备个啥？抗战时长江咱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啥样不知道？蒋介石剩下的三等残废部队还禁得住打？我要是粟司令，下令大军南下！我们第一梯队，刘邓第二梯队，一直打广东，没人配合也行！” 部队越往南走，对长江的议论开始增多： “听说10个黄河也抵不上1条长江，‘长江无风三尺浪，一个浪比船还高’！” “是呀，我也听说长江有80里路宽，水有几十丈深，轮船开过将江水划成一条深沟，一个钟头也合不拢！” “江无底，海无边，秤砣落地得三天嘛！” “听说江猪非常厉害，不仅吃人，成群结队还能把船拱翻！” “江里还有九里十三矶，船撞上就沉！” “难怪曹操当年83万大军都过不了长江！” 经过长途跋涉，部队来到江边。面对长江，干部、战士一个个心潮澎湃，自然又是一番感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长江，气势真够大的。” “嗨！长江原来才5里宽，就是爬也能爬过去！” “江面水流平稳，哪有什么浪！” “国民党不是有军舰吗？怎么也看不到？” 经过有组织的“看水”，干部、战士对长江的恐惧心理顿消大半。 为了解决干部、战士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坚定广大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部队到达江边后再次进行思想动员，并请来在江边生活多年的老船工，介绍江情、水情，讲江猪是一种什么动物（大概就是中华鲟），九里十三矶（礁石滩）并没有那么可怕。各军还结合渡江任务召开了英模表彰会、思想检讨会。经过以上工作，部队士气更加高涨。第二十军第一七二团的一个干部讲：“渡江时我脸孔一直向南，万一牺牲，如发现我脸孔朝北，可以开除我的党籍！” 陈赓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军到达江边最晚。然而，他们奉命绕道大别山，演了一场“牵白打汤”的好戏。3月25日，第十三军攻占麻城，打跑了白崇禧集团的第七军。麻城战斗与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先遣兵团直逼信阳的行动，使白崇禧误认为解放军要拿他首先开刀，急忙把夏威的第八绥靖区主力从安庆地区西调九江、武穴、黄梅。白崇禧“让路”，为解放军渡江南进、歼灭汤恩伯集团创造了条件。

渡江部队是怎样解决船与渡的问题的

渡江必须有船，有船还得有会撑船的人。因此，部队到达江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筹集船只，动员船工。 经过一番宣传动员，不少渔民献出了自己的船。但有些船主对这些宣传不感兴趣，有的竟将船只开进湖里隐藏起来。这些船主，多是跑江湖的人，他们控制船工，由于吃过受骗的亏，对生人的话不轻信，但重感情，讲义气，喜交朋友，爱办光彩事，愿听大官讲话。 第二野战军通过安徽桐城西北山区向长江进发 针对这些特点，部队改变工作方法，与船主、船工搞联欢，军长、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出面讲话动员，号召他们参战立功。三野还印发了《渡江船工光荣证》，有的军还印了《船工立功证》。这些都有力激发了船主、船工的积极性。 第九兵团还明确宣布：船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由部队按制度供给，船工每天发粮老秤3斤半，家属大人2斤，6岁以下小孩1斤；伤者给予治疗，工资照发；残废者，跟部队人员一样，发给荣军证；牺牲者，给予抚恤，安置其家属；船打坏了，坏多少赔多少，整个坏了赔新船。 后顾之忧解除，许多人争着报名当船工，船主也自动把隐藏在湖里的船只交给部队，把沉入河底湖底的船又打捞上来。敞开衣襟的船工们，握拳捶胸，吐出肺腑之言：“有我们在，就有船在，不把你们送过江，还算什么闯江湖的汉子！” 就这样，二野、三野一共筹集各型船只9400多条，平均每个第一梯队军拥有大小船只500多条，一次可运1万多人。 有了船，部队即开始进行游泳、乘船的“试水”训练。早春的沿江地带，乍暖还寒，河水冰冷刺骨，但干部、战士却整天扑腾在河湖池塘里，不少人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大部分北方来的“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并学会了划桨、撑船、自救互救等技能。 接着，部队又进行上船下船、航行编队、通信联络、水上射击、登陆突破等战术演练。二野、三野都发出指示，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有进无退、英勇顽强、独立自主、配合友邻的战术思想，以及分散登陆、集中作战，先登陆先突击，小群动作，大胆猛插的战术原则和动作要领。 据此，部队间展开比赛，看谁的成绩好。他们从河里练到湖里，又从湖里练到长江。第二十一军第一八五团3小时横渡巢湖35公里，靠岸登陆全团仅用了5分钟！ 训练出成绩，训练还出发明创造。一个战士的不慎落水，引发了大家对自制救生圈的思考。不久，各种各样的救生圈制造出来了！ 4月9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向三野和第四、第五兵团各军通报： “我十二军渡江演习以廿斤稻草捆绑成圈试渡成功。因其面积小，又能露出胸部，战士在渡江时尚可射击。稻草圈浸水12小时，仍可使用。现正试以3个草圈连成品字形，以便互助小组协同前进，试行结果续报。” 4月14日，张震也将第十兵团在内河试验成功的救生圈通报二野： “甲、用9斤至10斤蒲芦苇或小麦秸，扎成一个一米三至一米五长之三角形（后一角须加一细棒），中间加150公分圆圈（用布裹住正合适人腰粗）。为增加抗力，草把圆圈应较人身体稍大些，缚于三角内，使用时使身体置于草圈中央。 “乙、以火油箱两只，用绳布捆扎于腰部。 “丙、以5个猪尿泡吹充气，勾结于腰间。 “丁、以油布（美式油布最好）缝成车轮胎形圈袋（较人身体较大些），内部塞满乱稻草（最好睡过）并藏空气，将圈袋套于人胸部。 “戊、以毛竹筒4个（每个一竹节）勾结于腰间（毛竹筒是去竹青皮，较轻，浮力大），试验结果，其浮力会浮水者能托一支机枪射击，不会水者能托一支步枪射击，浮水面与人之胸部，运动自如。 “上述各材料易取且廉，也易制，轻便好带，现该兵团正普遍自制使用。” 我军干部向当地船户进行动员，宣传我军渡江作战的伟大意义 各种救生圈的试制成功，对担心落水而又不大会游泳的战士无疑是一个福音。 船被枪弹击穿漏水怎么办？这又是战士们担心的一个问题。通过实验，他们找到了用棉絮塞船补漏的好方法。 此外，三野部队还把汽车发动机安装在木船上，把船改装成土炮艇、冲锋舟。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部队到达江边后，侦察人员把用望远镜观察到的对岸情况及国民党军舰的活动，一一记录在案。但这样侦察到的情况毕竟十分有限。于是，部队开始想法去对岸侦察。 4月8日，二野第十五军组织5名水手，乘1只小船，携带1挺轻机枪、2支步枪，到对岸侦察国民党军的火力配备情况。经46分钟划行，船距南岸只剩250米。这时，因在月光下被守军发现。守军即以轻重枪猛烈射击，船上的机枪、步枪也随之开火。小船顺水向东漂流了1里多，然后返回北岸。这5名水手不仅摸清了国民党军的火力情况，而且自己毫无损失。他们的行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信心！ 在渡江侦察方面，第二十七军做得最为出色。为搞清对岸的情况，他们连续组织侦察兵偷渡10次，8次成功，共捕捉国民党军30多人，从俘虏的口供中得到不少情况。 在以上偷渡过程中，侦察英雄齐进虎等3名侦察员，在黑沙洲登岸时被发现。他们索性弃船潜入洲内，与守军周旋了8天8夜。渴了，喝口长江水；饿了，吃把蚕豆叶。就这样，摸清了洲上守军布防详情，最后坐着木盆返回江北。 在以上10次偷渡的基础上，第二十七军为了及时而周详掌握对岸守军的变化情况，决定由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现名章尘）、军侦察科长幕思荣、侦察营教导员车仁顺等率1个加强营，组成“先遣渡江大队”，携带电台，潜入江南。这一方案得到上级批准。 4月6日晚，他们分两路渡江，登陆后进入南陵、繁昌、铜陵3县交界的山区，并迅速与皖南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展开敌后侦察。“渡江先遣大队”不仅向军部提供了重要情报，而且使守军寝食不安，草木皆兵，对其的心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第二十四军主力渡江后，他们又返回部队参加战斗。电影《渡江侦察记》反映的就是“渡江先遣大队”的情况。 国民党军在江北设立的桥头堡，封锁渡口、河流，是解放军渡江的严重障碍。为此，各部队在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以第二梯队发起攻占桥头堡的战斗。至4月19日，除安庆、西梁山、扬中沙洲、浦口、浦镇等少数几个据点外，其余全部被拔除。 其中，二野不打安庆是一个明智的举措。安庆位于长江北岸，它南濒长江，东有断塘湖，西有石门湖，城北有两道山丘，易守难攻。白崇禧以其第四十六军的第一七四师在此把守。为拔掉这个钉子，二野曾以第十一军攻城。但十一军攻下城北第一道山丘后，即与守军在第二道山丘相持。4月初刘伯承到安庆察看地形，发现该城丘陵、沼泽交错，不利于攻坚，遂由第十军围困、监视安庆守军，撤下第十一军参加渡江准备。 渡江时间日益临近，将船只送入长江成了大问题！ 解放军的船只多在内湖、内河，但内湖、内河的出口或入江处，多被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在这种情况下，陆地行舟，将船抬入长江是一个办法。但这样既浪费人力物力，又容易损坏船只、暴露目标。于是，部队在群众的帮助下，开渠灌水，掘堤引渡，拉船翻坝，将船隐蔽入江。 到4月初，后勤部门给部队补充了3至4个基数的弹药，人民群众为部队备足了1个月的粮食，山东、苏北、皖北的群众组建了几十个民工随军团，确保部队打到哪里，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 至此，渡江作战准备已全部完成。

毛泽东、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向各野战军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在严正指出了南京政府拒绝和平协定签字的顽固态度以后，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出了向全国进军命令。 这是一道扭转乾坤的战斗动员令！ 这是一道埋葬蒋家王朝的进军令！ 命令写着：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当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受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99ｌib?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凡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五章 “紫石英”号事件 渡江战役开始的当天，即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本来估计渡江时美国找麻烦的可能性最大，却没料到英国的4艘军舰，其中包括其护卫驱逐舰Ameth.yst（紫石英）号、远东舰队近万吨级的旗舰，接二连三地闯入人民解放军的防区，从而导致了历时两天的3次“水陆大战”，这就是“紫石英”号事件。

“紫石英”贸然闯入解放军控制的江面

1949年4月20日，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 这一天，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虎踞长江北岸，蓄势待发；守卫在长江南岸的75万国民党军队，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双方剑拔弩张，决定南京政府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搏斗已经不可避免。 这一天的清晨，没有风，没有雨，仲春时节的长江静悄悄。积聚着的巨大能量，正不断靠近临界点，等待着爆发。 从拂晓时分开始，解放军渡江部队东路大军指挥部接到前沿部队的报告：有一艘不明国籍的外国军舰，在茫茫白雾的掩护下，由东向西溯流航行，驶过靖江水域，来到江阴与八圩港之间的航道上，随后又驶抵扬州东南20公里的三江营水域，相继闯入了渡江部队东路大军第十兵团和第八兵团的防区。 在这非常时刻与非常地点，身份莫测的“不速之客”到底要来干什么呢？ 配属第十兵团作战的三野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六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肖永福，带着观测排排长柳运荃、观测班班长高日彰，乘着一只小舢板过六圩港，对侧翼观察所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后，登上舢板返回连部。此时，江面飘浮着一层白茫茫的薄雾，能见度很低。 按照炮团领导的部署，三连的主要任务恰好是打兵舰。当天，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密和防空需要，全连的火炮暂时隐蔽在阵地后边的小树林里，要到晚上才进入构筑好的工事。肖永福获得营长批准射击的命令后，火速向一排转达了命令。一门大炮立即掀掉伪装，挂上大卡车，直奔设在江边的发射工事而来。 可惜！晨雾未散，远距离观察有困难。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这艘来历不明的兵舰，很快越过三连阵地的正面，驶往南京方向，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之中，鸣炮警告已失去了意义。 第一营王坤廷营长及时向马达卫团长报告了有兵舰溯流上驶的情况。马团长说：“往上游开不要紧，沿江都有我们的炮阵地，只要雾散了，随时都可以打。你们要加强观察，一有新的可疑目标，力求提早发现。如果是开往下游的兵舰，要尽快识别国籍。遇上外国兵舰，鸣炮警告没有反应甚至敢向我们开炮，就要坚决还击。若是国民党的兵舰，就更不要客气，务求击沉，绝不能让它逃掉。” 王坤廷营长迅速把团长的这一指示向全营指挥员作了传达。 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在西邻的炮三团一营和三营阵地上，先后响起了隆隆炮声。一场意外的“水陆炮战”开始了。 随着江面的迷雾散尽，终于显露了兵舰上的国旗。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悍然闯入我长江防区并向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炮的兵舰，既不是国民党兵舰，也不是美国兵舰，竟然是老牌海上霸王——大英帝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紫石英”号护卫驱逐舰。 对于我军的炮击，“紫石英”不予理睬，继续西驶。于是，我炮三团又开了一炮，炮弹落在“紫石英”前方30米处。这时，“紫石英”开炮了，它一面开炮一面西驶，于9时进入三江营地段。 当天早晨，炮三团团长李安邦和政委康矛召奉命去八兵团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在离开团指挥所前，左邻炮六团在下游发现可疑军舰的情况通报，已由上级转告炮三团指挥所，李安邦团长和康茅召政委便遵照陈锐霆司令员和张凯政委的指示精神，向团部值班指挥员和营连干部明确地交代了应当采取的对策： 一、假如发现外国军舰，凡是不听我军警告停止航行，可以不再警告，立刻射击； 二、对敌舰射击，以位于各连中心的火炮为基准，施行齐射，运用交叉火力，争取头一个齐射就命中目标； 三、榴弹炮弹要用全装药，加强射速和穿透力。瞄准和射击动作要快，对军舰的指挥塔、炮塔等重要目标可以不计提前量，穿甲弹主要射击吃水线以下的机舱和弹药舱等要害部位。 按照这三点具体指示，驻守在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两个炮兵连，毫不犹豫地向“紫石英”号展开猛烈还击。与此同时，相邻的炮一团也主动投入了战斗。

“紫石英”号挂起了白旗

三江营以乳状形伸入长江，造成此处江面狭窄。配属第八兵团的三野特纵炮三团在该处配置炮一连、炮七连，共配备日式75野炮和105榴弹炮各3门。 当“紫石英”进入三江营狭口和弯道后，立即受到炮一、炮七连的前后夹击。“紫石英”虽装备6门大口径火炮，也无法压制解放军炮兵的准确射击。一番激战后，“紫石英”炮塔被毁，指挥台被击中，舰长斯金勒（Skinner）少校重伤殒命，副舰长威士敦（Weston）上尉也伤势不轻。“紫石英”航向失控，越出航道搁浅于三江营对岸，慌忙升起一件白衬衣，解放军遂停止炮击。 少顷，“紫石英”又把白衬衣降下，复悬英国旗。解放军遂继续炮击，迫其再悬白旗。这次，“紫石英”深恐解放军看不见，连挂3面白旗，解放军又停止射击。此时，该舰已中弹30余发，舰上水手60余名弃船跳入江中，泅登南岸，后来乘火车到达上海。 在这次“水陆大战”中，要不是解放军缺少破甲弹及延期信管，“紫石英”早被击沉！

英舰逃往江阴、上海

然而，英国远东舰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天下午1点半，原来停泊在南京的英国驱逐舰sd（伴侣）号，由西向东，驶进三江营地段，增援“紫石英”号。“伴侣”号的到来，立刻招致了一连、七连的炮击。“伴侣”连中5弹后，全速下驶脱离了解放军的火网。然后，该舰又掉头沿北岸上驶，利用解放军炮兵掩体与江岸形成的死角，击毁了解放军野炮2门。但当该舰越过乳形岸边时，又被解放军的榴弹炮穿透其联装主炮，击毁其指挥塔，舰长罗伯臣（Robertson）中校受伤。“伴侣”号乃急忙掉头向东，但在转舵之际又中弹累累。就这样，“伴侣”号带着满身创伤，逃往江阴。 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部收到其两艘军舰在长江受伤的报告时，总司令布朗特（PatriK Blind）海军上将正在伦敦。为报复解放军，副总司令梅登（Madden）海军中将亲率旗舰“伦敦”号和快速舰“黑天鹅”号，由上海赶赴长江出事地区。 21日上午，梅登率“伦敦”、“黑天鹅”两舰从江阴出发，缓慢溯江西上，并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北岸情况。至下午4时，英舰进入第二十三军防区，这时距解放军东集团发起渡江作战只剩2小时！ 时不我待。配属第十兵团的三野特纵炮六团奉命向“伦敦”、“黑天鹅”发起炮击。英舰用大口径舰炮还击。顿时，江面上弹飞如雨，水柱冲天。霎时，一发美制榴弹击中“伦敦”号的指挥台，舰长卡札勒（Cazalat）上校当场受伤，炮弹的碎片还撕破了梅登中将洁白的海军制服。在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英舰逃往上海。 经过3决战斗，双方公布的伤亡情况是：英方“紫石英”号舰长阵亡，副舰长负伤，船员死亡17名、负伤20名；“伴侣”号舰长负伤，船员死亡20名、负伤15名；“伦敦”号舰长负伤，船员死亡15名、负伤13名；“黑天鹅”号船员负伤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252人，损失野炮2门。

扬子江炮声震动了西方世界

4月20日，在长江出现的是英国军舰，而不是美国军舰，出乎人们的意料。由于国民党有一支力量不大的海军舰队，所以解放军的炮兵事先就做好了作战准备，但没有想到却是与英国的军舰交上了火。 扬子江上的炮声，震动了西方世界，引起国际舆论的严重关注。路透社4月21日发自纽约的综合报道称：共军在扬子江炮轰4艘英国军舰，在美国引起了轰动。美国权威方面对英国海军伤亡之惨重感到震惊。所有的纽约报纸都以最大号字体发表了这一新闻。 法国报纸均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扬子江的炮声更震动了英伦三岛，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军队敢向我们开炮还击！” 一场小小的炮击，点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英国之间的首次外交较量！ 4月2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 前首相丘吉尔口出狂言，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上海去……实行武力报复”。 4月30日，毛泽东亲笔起草谴责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也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声明说：“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先生的狂妄声明。……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人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

毛泽东夸奖陶勇“鲁莽”

“紫石英”号事件后，三野司令员陈毅曾专门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为自己的部下担心，生怕主席批评陶勇“鲁莽”。 1949年5-8月在镇江与英国海军代表谈判。左一为康茅召（三野特纵炮三团政委），中间为三野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将军，右一为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少校舰长克仁斯 谁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对陶勇的忠勇果敢大加褒奖。后来还说：“既然他那么喜欢打兵舰，以后就让他干海军吧！”新中国成立后，陶勇担任了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当时，“紫石英”号舰受伤滞留在镇江以东的江面上，英国为了让解放军释放该舰，曾试用了许多渠道。英远东舰队总司令表示，他愿意到华北的任何一个港口，去会见朱德总司令，协商解决问题。前英国首相，驻华特别代表魏亚特爵士利用与周恩来的旧交，也来电斡旋。 由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所以不便同英国使馆发生正式关系。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此事由第三野战军与英国海军谈判解决。 第三野战军谈判代表团在谈判时，要求英国海军舰队履行下述职责：①承认英国军舰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②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当地人民所受之损失；③我方准备在英方履行上述责任之后，即与英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撤离长江的办法；④本备忘录所列各项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 当然，英方的态度与此要求相差甚远，谈判难以进行下去。

“紫石英”逃出长江

鉴于英当局并无谈判的诚意，而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共都处于有利地位，国际舆论也对中共有利。所以，中共此时决定不与英国拖延下去，不必与它长期纠缠。此时，第三野战军在沿江的几个高级司令部中，下达了一项秘密的命令：如“紫石英”号舰逃走，我沿江部队可装作不知，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紫石英”号被我军击伤后搁浅俘获 可是后来，解放军又获悉，英国要派驱逐舰潜入长江，劫走“紫石英”号。为了不让英方肆意妄为，三野司令部又宣布原先对“紫石英”号舰东逃不予拦截的命令作废，重申如英舰溯江劫走“紫石英”号舰，或该舰擅自逃走，定予坚决打击。 就这样，“紫石号”舰在长江上停泊了100天，直到7月30日晚，才很不光彩地逃走。 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舰趁“江陵解放号”客轮例行航班经过英舰下驶上海之际，英舰假冒我客轮桅灯，尾随“江陵解放号”行进。解放军监视哨发现“紫石英”下驶后，立即通知二十五军驻大港的炮兵。9时15分，大港炮兵向“紫石英”发炮警告停驶，英舰亦开炮还击，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舰在弹雨中赶上“江陵解放号”，并强行傍该轮左弦行驶，而将“江陵解放号”作为掩蔽，使这艘从事和平航运的客轮及其数百名乘客处于弹雨交织之下。“江陵解放号”不幸遭受炮击，中弹下沉，火焚和水溺使乘客伤亡惨重。 “紫石英”在接近江阴前，停机熄灯顺流下漂，当时台风大作，江水猛涨，江阴的某些炮兵阵地临时移往高地，竟未能发现英舰漂流而过。 “紫石英”舰继续东逃时，天色已曙。该舰竟将一艘黎明摆渡的木船撞为两段，乘客翻滚落水，死伤甚众。“紫石英”避开吴淞口航道，从崇明岛北口逃出长江。 第六章 百万雄师过大江 公元1949年4月20日20时，即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的当天，中国民人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顿时，长江北岸，万炮齐发；长江江面上，千帆竞渡。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在肖劲光率领下，向白崇禧部在江北的汉川、孝感、黄陂、新洲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作战。

渡江发起时中共统帅们在干什么

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合肥东南瑶岗村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在中集团指挥官谭震林的司令部里，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时刻的降临！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渡江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无线电话筒，雷霆万钧地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 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

中集团渡江实况

二野、三野的渡江部队分东集团、中集团和西集团。东集团和中集团为三野，西集团为二野。 20日20时，中集团在安徽省的枞阳镇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冲击。从长江地形来说，这一带江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江心洲，对渡江十分有利。 长江北岸万炮齐发，大地震颤。密集的炮弹拖着簇簇火光在暮色苍茫的天空划出无数道明亮的光弧，飞向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咆哮的江水在炮火的照耀下犹如殷红的血液。顷刻间，南岸滩头，火光闪闪，浓烟滚滚，腾起烟柱直冲星空。在我军炮火猛烈轰击的当儿，三野七、九兵团第一线部队的战船启航了，真是桅杆如林，帆篷蔽天，上万艘木船乘风破浪，向南岸疾驶。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要求，各个军、师、团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派到第一梯队去，不留后手，并要求全军指战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 谭震林在第一梯队就派出了4个军，即七兵团二十一、二十四军，九兵团二十五、二十七军。 长江两岸炮声撼天动地，江水在咆哮，各个突击队的战船，已经隐蔽地越过长江中流，迅速朝南岸靠近，指战员们手握武器，时刻准备向敌人射击。 半个小时之后，冲在最前面的船只接近南岸，敌人发现后组织密集的火力拼命射击，企图把突击队压制在水面上，突击队员们没有别的选择，嘶喊着边射击边迎着火力上，有的跳下水去，搂住船头，让战友们从身上踏过去，不少人中弹，船上的人落入水中，沉落江底…… 先头部队终于登上南岸，经过短促激烈地战斗，粉碎了敌军的反抗，建立起滩头阵地。二十七军占领了矶头山、大盖山等沿江阵地。二十五军占领了岳山、羊山尖等沿江阵地。二十四军占领了铜陵，随后与二十一军会师大通。掩护后续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 第一梯队4个军在我强大炮兵的掩护下，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5个江心洲，雄师进逼南岸，迅速突破敌人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打响了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第一枪。 在这黑沉沉的夜晚，解放军来得如此迅速，以震破敌胆的英雄气概，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据后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说：渡江的9９ｌiｂ?先头船最快的只用了一刻钟。成为“渡江第一船”。 在这黑沉沉的夜晚，敌人闻风丧胆，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 三野中集团首批渡江的指战员为了加快船速，他们在黑夜中摘下钢盔，操起铁锹协助船工划水。在渡江中敌人向江面射击，船工首当其冲负了伤，战士们接上去，人伤船不停。战士们负了伤，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坚持摇橹。 船被敌弹击穿漏水，战士们将身上衣服一脱，将背包一解，拿起衣服、棉被就往上堵，有的战士竟然站在船工前面，以身体当掩护，渡江指战员们只有一个心愿： 快速前进，夺取胜利！ 三野渡江第一梯队，在渡江中也遭到了蒋海军江防舰队的阻击，敌人出动了安东、美亨、太平、楚同等中小型炮艇拦江截击，但是被我人民解放军强烈的炮火轰得晕头转向。渡江部队驶着木船靠近敌舰，用手榴弹进行还击，打得敌舰弹痕累累，被迫向铜陵、芜湖方向逃离。 三野渡江第一梯队，分乘的有数千只木船，时逢西北风，船借风力，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劈波斩浪，飞向南岸。按照规定，跟着渡江第一船的兵力到了江南，立即点灯报信。这时，数十里长江南岸上，红灯闪烁，宛如璀璨群星，占领滩头阵地的先遣部队，有的还在山头、高坡燃起一堆堆篝火，红灯篝火、交相辉映，把渡江胜利的捷报传向大江南北。 三野中集团突破长江防线后，立即向纵深发展，先后占领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此时，汤恩伯命令敌九十九军前来阻击，但敌军还没有完全抵达，便有的被歼，有的向杭州逃窜。 由于三野中集团神奇般首先突破长江天堑的决口，在不到24小时内，人民解放军就有30万人打了过去！ 战役发起前，军委和总前委曾经下达了干部要提前指挥的指示，规定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根据这一原则，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二十五军军长成均、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随着突击队过江。 许多年过去了，聂凤智将军依然记得当年他登上南岸的情景。他生前回忆道： 那天夜里，风扫薄云，现出一轮明月，照耀着江面和更远一些的山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面前的景象也许会使人感觉置身在一幅油画中。聂凤智将军回首江面，他看到不远处数不清的船只争相在激流中勇渡，帆影重叠，火光闪闪……这是一幅十分壮观的景象，内中也饱含着诗情画意。 聂凤智紧皱的眉头放松了。雄师飞渡的场景激荡着他的心胸，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一份电文：“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只有12个字。这是聂凤智将军有生以来拍得最短的一封电报，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份电报。 21日凌晨，值班参谋向粟裕代司令员报告说：“聂军长来电报了。” 粟裕一听聂凤智发来电报，急忙说：“快念！” 值班参谋重复念了一遍，说：“就这么一句。” “这么简单。”粟裕有点遗憾。他从值班参谋手里拿过电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心里猛地一喜。第二十七军是中集团的主力军之一，聂凤智既然“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这说明这个军在江南已经站稳脚，敌人的江防已被突破。 这份短短的电报，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东集团渡江实况

在中集团渡江成功之后，21日夜晚，三野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的望江段，同时发起强大的攻击，三野东集团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登上了南岸。我中、东、西三个集团雄师横渡，军威大震，如同倒海翻江！ 东线，敌人守备的重点是在江阴地段，只要攻占了江阴，就可实现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判断的第5种情况，即敌人完全混乱。 我东集团部队奋勇渡江，当地船工积极为我渡船掌舵 江阴，东倚上海，西近南京，南靠沪宁铁路。占领了江阴及其附近的常州、无锡，就将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块，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就使沪宁大动脉动不起来。江阴，是连接芜湖的“弓弦”东端，占领了江阴，中集团、东集团就可分别从“弓弦”两端沿捷径对进，堵住驻守在“弓背”上的南京、镇江、芜湖之敌南逃之路。江阴要塞号称江防门户，占领了江阴，就从江南、江北封锁了长江，上游敌舰无法东逃，下游敌舰无法西援。江阴是国民党江防的重点，放心的地段，攻占了江阴，必将使其震惊，先从精神上崩溃。 那么，攻占江阴，致东线敌人迅速、全线崩溃后，究竟在何地、采取什么方式聚歼敌人呢？ 粟裕认为最好是将敌人逼到宜兴、郎溪、广德、长兴之间地区，在野战中将其歼灭。从地图上测算，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敌军撤逃约4至5天就可到达。 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西侧，到达宜兴约80公里，如果攻击顺利，需用2至3天时间；到达长兴约130公里，则需要4至5天时间，中集团从渡江地域到广德、长兴，约180至220公里，进展顺利，也得5至6天时间才能到达。从需要时间来说，敌我双方差不多。谁能争得时间，抢先到达宜兴、长兴、广德，谁就赢得了主动。如果敌人先到达，就逃出了合围圈。如果我军先到达，敌人就将成为瓮中之鳖。 要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除了部队迅速猛进之外，还必须在渡江的同时，在敌人还没有撤退之前，就提前预作追歼逃敌的准备。 粟裕感到有必要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提出这个建议。他立即找来参谋长张震，讲述自己的想法，张震当即表示拥护。 于是，给总前委和军委的电报，以粟、张两人的名义发出了。 电报首先陈述了对敌情的分析：“截至现在，我七、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布置，仅由各守备部队局部反击，抵抗甚弱。其第二线部队，仅一○六军主力集中宁国附近，一九二军集结泾县、茂林之线，其后续部队则更空虚。如皖南地方部队及保安旅之起义，则该军可能被钳制，且战力甚弱。东线，自我先后攻占桥头堡后，敌已于号日（20日）中午前作新的调整。”接着介绍敌二十一、五十一、五十四、一二三军部署调整情况。“如此，敌虽然加强了一线守备，但第二线则较空虚。” 电报在分析敌人态势之后，引出结论性的重要判断：“依据上述情况，我军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紊乱，尤以南京上游敌机动兵力既少又弱，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 紧接着，电报就如何分割包围逃敌提出如下建议：“（一）九兵团过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青弋江、宣城、十字铺之线及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退路，以达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力求该兵团先头部队于宥日（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二）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感日（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如残敌顽抗，可留置一部围歼之。（三）十兵团四个军决定本晚大部南渡，求得控制江阴，歼灭二十一军主力。不论敌之抵抗程度如何，已令二十三军、二十八军各以1个侦察营向宜兴、金坛挺进，而后二十八军直出宜兴，二十三军策应八兵团渡江后，即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溧阳挺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则于澄、锡、常地区，依情况发展转用。并以本部教导师主力配合警八旅攻歼八圩港之一四五师主力后，控制江阴，警八旅控制无锡，警六旅主力控制武进，以1个团控制戚墅堰。（四）八兵团以二十军及二十六军1个师，本晚攻占扬中，养日（22日）晚强渡夹江，而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三十四军南渡攻占镇江，而后待命会攻南京。三十四军本晚攻占南新洲，以炮火封锁京沪铁路，三十五军今晨已攻占江浦，并以一部控制新河口，封锁江面，主力本晚向浦口外围攻击。” 电报最后说：“以上是否妥当？如同意，请令七、九兵团执行。请即示。” 粟裕尽管深信自己的判断准确可靠，但在没有兑现之前，他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他深深感到，敌人会不会迅速全线崩溃，就看十兵团能不能一举胜利突破江阴地段，插向敌之纵深。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一再向十兵团司令员叶飞说明这个要害，一再叮咛叶飞：要随第一梯队渡江，直接掌握战场情况，实施强有力的直接指挥。 东突击集团面对的江防是国民党整个江防线上最强大的，特别是浦口到江阴一段，不但有闻名的江阴要塞，林遵统率的海防第二舰队也全部集中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看家的最后两件法宝。同时，江岸守备兵力也十分雄厚，是按江北、江中、江南三线配置，也就是江北有桥头阵地，江心洲有据点，南岸有沿江守备部队，还有强大的纵深配备。国民党吹嘘这段江防是钢铁防线，要突破如此坚固的防线，确非易事。 我军东突击集团主将、十兵团司令叶飞将突破口选在江阴，原因很简单，这里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段，江面只有1500米宽。往东，江面豁然开阔，木船漂泊一夜也很难抵达对岸建立滩头阵地。往西，离南京太近，敌江防兵力较强，特别是有敌第二舰队陈兵该段江面。 江阴为京沪锁钥，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重兵防守的要地，蒋介石对这里也极为重视。到1949年春，江阴要塞兵力达7000人，设有总炮台1座，大炮台3座，游动炮团1个，有远程要塞炮70门，加农榴弹炮36门，担负着从张家港至黄田港60华里的江防。纵观江阴要塞，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港口有木桩铁丝网，江面有舰只，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可谓江上雄关。难怪国民党国防部吹嘘说：“江阴防线是立体防线，共军插翅也难以过江。” 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和美军顾问团只看见了江阴要塞强大的武器装备，看不见国民党的军心士气，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在渡江战役前夕，要塞的实际控制权早已落入共产党之手。 早在1947年，以陈丕显为书记的中共华中工委便已遣人打入要塞，同年11月，在要塞内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在江阴城内还建立了联络站。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夕，在华中工委领导下，不仅把党组织扩大了，而且还把一大批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要塞司令戴戎光基本被架空，只等时机一到，整个要塞便可掉转炮口。江阴要塞已成为埋在国民党千里江防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3月，华中工委及时把江阴要塞的地下组织关系转交给了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把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澄明接到兵团部，亲自听取汇报。王澄明是粟裕点的将，主持要塞的起义工作，在济南战役时，就是他成功地策划吴化文部的起义，是一位秘密战线的无名英雄。 叶飞听完情况汇报，指示说：“你和江阴要塞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至4个港口，不打枪，不放炮，迎接我军登陆。” 韦国清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渡江的第一功，其他事情我们办。在方法上，注意要他们掌握几个连长、排长，利用他们把兄弟关系掌握一些关键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些，可以这么说：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当俘虏大家一起当。不要因为胜利在望，麻痹大意，暴露自己，以致前功尽弃。” 叶飞补充说：“通知要塞地下党的同志，兵团党委决定起义工作由你负责。” 4月20日，国民党已获得情报，解放军即将渡江，戴戎光接到第一绥区司令丁治磐“立即准备作战”的命令后，从江阴城住进要塞，坐镇黄山炮台总台指挥所，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要塞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我军的总攻开始了，首先要拔除江阴对岸的桥头堡八圩港阵地。八圩港守军是二十一军一四五师，战斗打响后，师参谋长立即要求要塞给于炮火支援，戴戎光下令开炮，唐秉琳不慌不忙，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减缩400米火力实施射击。随着一声令下，炮台在一阵轰鸣中震颤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对岸，顷刻间，八圩港一片火光冲天，鬼哭狼嚎。一四五师师长在对讲机里破口大骂：“妈的，你们的炮弹全落在老子头上了，唐秉琳，你的炮是怎么打的？” 汤恩伯接到上述情况报告，大吃一惊。他鉴于要塞若有闪失，整个江防不攻自破，急忙给戴戎光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要戴立即追查。唐秉琳振振有词：“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戴戎光一向视唐秉琳为亲信，况且战斗已经打响，怎么查究？戴戎光把此事撂在了一边，只顾对付解放军渡江。 21日19时30分，在我中集团突破长江天险之后，东集团和西集团同时发起渡江。20时，八圩港的江面上夜色沉沉，几艘木船神不知鬼不觉踏浪而来，在江阴城外长山北麓悄然靠岸。与此同时，在长山东侧的肖山江岸，也有几艘木船靠岸，这是叶飞兵团的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军派出的先头部队。 就在先头部队在南岸得手之际，北岸发起了总攻击。戴戎光急命唐秉琳开炮，封锁对岸的新港。 唐秉琳得到开炮的命令，见解放军先头部队还未占领黄山总炮台，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便命令丁佩基执行“佯动射击计划”，同时命令通信连长李容有和王刚，剪断江阴要塞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命令沿江步、炮部队立即撤出阵地，一律佩戴识别标记向黄山营房集中。 炮台的大炮开始射击了，一发发没装引信的炮弹漫无目标地发射出去。戴戎光坐在总指挥所，听着一声声没有回音的炮声，立即觉得事情不妙。“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纯粹是在给共军放礼炮！”他抓起电话，不通；大声叫卫士，没有应，顿时头脑“嗡”的一声响。 当唐秉琳提着枪冲进指挥所时，戴戎光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明白，目光盯着他曾经那么信赖的部属唐秉琳怔怔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地下党员、政治交通员吴铭朗声宣布：“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经宣布战场起义，现在要你缴械投降。” 戴戎光像一堆烂泥瘫倒在地上。 我军强大炮兵掩护步兵强渡长江 北岸，我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迅速登舟启船，船如云人如潮，千帆竞发，不可阻挡。 渡江进展比预想的顺利。但是时隔不久，前方进展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少。 粟裕再三催促要尽快与叶飞取得联系。但4个小时过去，仍没有沟通联络。叶飞下落不明，前方战况也不明。在这关键时刻，关键地段，与关键人物联系不上，粟裕焦急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报务员也忙得满头大汗，多方查询，就是不见回答。22日，晨曦微露，粟裕才收到叶飞发来的报告：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军全部，三十一军一部，已胜利南渡，分别击垮了当面之敌，建立以江阴为中心的正面宽50余公里、纵深10余公里的巩固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迅猛发展。 对此，叶飞后来回忆道：因注意力集中在指挥渡江和登陆作战行动上，以至在登上指挥船时，竟忘了带上电台和报务员，直到踏上长江南岸时，才发现电台没有跟上来。 在二十八、二十九军随叶飞司令员从张黄港至龙稍港强渡长江，占据江阴、高港的同时，二十、二十三、二十六军，自龙稍港至七圩也强渡长江成功，一踏上江南大地，急速地向南，追歼逃敌。 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起攻击，最先夺取的是江浦，然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浦镇前进。 占领浦镇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敌人在遭到包围后，进行疯狂地反扑，坦克、装甲车轮番向解放军冲击，双方在浦镇以北的山地上，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夜，22日清晨，敌人才向江边逃跑。 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扫清了江北守敌，积极找船，准备越过长江，追歼逃敌，从北面向南京发起进攻。 此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大多已逃之夭夭。 4月23日晚，解放军首先从南京东面的和平门进入南京。第三十五军一○四师进占狮子山、清凉山制高点；第一○五师沿中山北路前进，经过新街口到中山门，占领中山门、城外高地，光华门外机场和市中心区。 24日凌晨3点，国民党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战士冲了进去，降下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的上空猎猎飘扬。 陈毅随后赶到了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坐过的总统办公桌后边的巨大椅子上，使劲颠了颠，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吟毕，陈毅要通了北平的长途电话，在总统府向毛泽东报捷。

西集团渡江简况

渡江西集团为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第十、十一、十二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十七、十八军，以及地方部队共35万人。 渡船上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炮火奋勇前进 第二野战军渡江突破地段，处于汤恩伯集团的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3个军8个师约4万人，敌纵深地仅有十七兵团侯镜如部两个军配在歙县至宁国地区。整个渡江地段敌兵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我游击队活动，成为我有利突击方向。但白崇禧置主力于我渡江地段的右侧背，严重威胁我侧背安全，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湖、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 经强大炮火准备后，担任第一梯队的第十二、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军相继登船起渡，数千只木船竞相南驶，直逼对岸。 守敌集中火力疯狂拦截，江面上水柱四起，部分船只中弹，渡江突击部队临危不乱，以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争当登陆第一船的坚强意志，英勇顽强，奋力航进。 仅仅15至30分钟，先头部队便突破国民党军江防。第十二、第十一军在乌沙闸以西，第十六军在黄石矶及其以南，第十五军在香口附近，第十三军在马当附近分别登上南岸，抢占了滩头阵地。各军后续部队源源南渡，对敌实施连续突击，守敌纷纷溃逃。各军各师密切协同，迅速向左右两翼及纵深扩张。 至当晚21时，该集团已渡过十六个团，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10余公里的陆上阵地。 渡江跟进的第二梯队第十四、第十七、第十八军登岸后，以迅猛的动作向敌纵深挺进。至23日，该集团连克彭泽、马垱、高坦、至德、贵池等地，歼灭守敌一部。担任监视安庆国民党守军的第十军，趁安庆守敌混乱撤逃之际，于22日晚占领了这座安徽省会城市。 第二野战军渡江那天，刘司令员一夜未眠。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的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过渡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支援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兜击之。” 部队根据刘司令员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了对敌人的连续攻击。

陈赓率部隔断汤、白联系

陈赓兵团原定任务是要攻占南京，接管南京。这时刘邓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后演变为溃乱的趋势，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线。于是，取消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为直出上饶、弋阳地区，早日切断浙赣线，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隔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为了不失战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刘邓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兼程 524d." >前进，勿使敌逃脱。”刘伯承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地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惶，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不为辎重及小的俘获所拖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 连日来，陈赓率第四兵团一路追击，毫不停滞。 陈赓在渡江战役期间，记下了一本日记。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中写道：“渡江作战，完成历史任务，对此壮举，不能无记，决心写下去。待记”。 在追击溃敌过程中，陈赓没有中断日记写作。下面我们就从他的日记里摘录几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第四兵团追歼逃敌的过程。 4月27日。敌六十八军拼命向南逃跑，陈赓令秦、周两军兼程追击，务求尽歼此敌。 4月28日。陈赓率军拂晓出发，只见敌前日亦循此路南退，状极狼狈：汽车弃道，无人过问，死马横路，人皆掩鼻以过。敌军官太太们携幼扶杖，蓬头垢面，已经落到后面。陈赓车至永丰镇，此处满街狼藉，十室十空。见解放军到来，妇女三三两两从山上归来，诉说蒋军的残酷无道。镇上妇女，上自五十老妇，下至十四幼女，备受蒋军拷打或蹂躏。我休息的一家，家颇小康，妇亦温良，丈夫被拉夫，至今未归；衣物粮食，被抢一空，她本人亦受蒋军糟踏，言之泪已夺眶而出，令人惨然！ 4月29日。大雨倾盆，部队仍挺进追敌。十五军在乐平南俘敌300余。 4月30日。陈赓命令各军不顾一切，兼程追敌，求得尽歼刘汝明部。 5月1日。周军在乐平南之株山桥，俘敌2000余人。秦军亦赶上敌人，战况不明。 5月2日。周军行动积极，终于赶上敌军，俘敌3000余人，活捉两个师长、1个师管区司令。仍令该军继续向浙赣线挺进。 在向景德镇前进途中，陈赓看见公路两侧行军的部队军容不整，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打着伞，有的还在枪上挑菜挂肉。他很是生气，停下车，让彭一坤去前面找这个部队的指挥员。 彭一坤赶到前面小村，适逢他们在那里休息，一打听，是别的兵团部队，便对他们说：“陈赓司令员看到你们部队军容不整，很不高兴，一会儿他来了，你们只有检讨，别的不要说。” 带队的团长一听陈赓到了，紧张起来。他赶紧派人四处通知，整顿部队的军容。 刚做完这一切，陈赓就到了。他一下车就批评这位团长：“我们这是在新区，一定要注意军容风纪！你们虽不是我们兵团的，但我也要批评你们！雨伞是防雨的嘛！枪怎么能用来挂肉呢？太不像话了！这会给新区人民造成多不好的影响！”陈赓的话毫不客气。 “首长，我们错了。我们是转移宿营地的，出发前没有很好检查。”带队的团长小心翼翼地报告。 陈赓说：“没有检查就不好，你回去向你们的司令员和政委报告，就说我陈赓批评你们了！今后我见到他们也会讲这件事的。你们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要检讨！”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时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 这篇电讯稿是毛泽东亲手所写。 24日，解放军战士冲进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陈毅就在总统办公室里打电话向毛泽东报捷。 当毛泽东接完陈毅的电话后，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吟诗一首：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渡江战役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后，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和华东、中原军区各一部，在长江下游武汉至江阴段、京沪杭三角地带以及皖南、赣东北、闽北、浙江等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巨大规模的战役。渡江战役从1949年4月20日开始，至6月1日结束，共歼敌43.7万余人。是役，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的企图，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城市及苏南、浙江、闽北、鄂东南、赣东北等广大地区，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这是当时报纸上报道我军1949年4月20日以30万大军突破敌人江防，胜利渡过长江的消息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东、西两集团一渡江，国民党军全线告急，上下惊慌。蒋介石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叫喊：“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共军渡过江来！”但是告急的电话、失利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蒋介石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又传来了：“江阴要塞失守了，要塞司令戴戎光被共军俘虏了！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也带着25艘舰艇投到共军方面去了！” 国民党军全线撤退，给我军带来了大好的战机。粟裕便紧紧抓住它，迅速将指挥重心转移到追歼逃敌上来。

林则徐侄孙林遵率舰队起义经过

国民党长江防守第二舰队司令官叫林遵，福建人，是抗英英雄林则徐侄孙。他率领的这个舰队有“惠安”、“吉安”、“营口”3艘护航驱逐舰；“安东”、“永绥”、“江犀”3艘炮舰以及其他两个炮艇队。后来又调来3艘“永”字号军舰驶进长江，归林遵领导。 淮海战役后，这支舰队被派到长江游弋，国民党把它当做“水上活动堡垒”，阻止解放军过江。 他们承担的任务是，东起江阴，西至江西湖口500多公里长的防线。500多公里分为5个防区。每个防区指定一个舰长兼任防区舰艇指挥官。为了实现陆、海联合作战，舰艇防区又归属所在陆军最高司令官领导，构成水陆防御体系。妄图用强大的火力，杀伤解放军于江面。 4月19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匆匆忙忙登上第二舰队的旗舰“惠安”号，亲自给林遵口授命令： “芜湖方面吃紧，你赶快上去督战，组织上游的舰艇，配合陆军阻击共军过江！”这个桂永清是陆军出身，对海军狗屁不通，他为人奸诈，巴结老蒋混了个海军总司令头衔。他一脸横肉，脑满肠肥，人们管他叫“桂肿”（总）。 这时，林遵听后说：“总座通报这个消息，使我耳聪目明，知道共军的动向，但是，这条‘惠安’舰主机出了故障，一时半时还修不好。” “这个我知道，‘惠安’开不动，你也得去，坐‘美盛’舰去，到芜湖换乘‘永嘉’当指挥舰！”桂永清说得斩钉截铁，倒真有一副“军令如山”的架势。 林遵（原第二舰队司令）从桂永清话里和他的慌张的神色中，已经感觉到局势的确很严峻了，如果推说不去，不仅会闹成僵局，一旦在他盛怒之下被撤职查办，以抗拒军令论处，将会误整个舰队的大事。 这里所指的大事，就是林遵因厌恶国民党，早已秘密地与江北的解放军联系上了，看准时机，率领舰队起义，投向光明。 林遵考虑了一番然后表示说： “既然情况紧急，那我就晚上走吧。” 桂永清一脸怒气，用手一挡说： “不是等到晚上，而是限你下午4点前就去。” 林遵此时看了看表，已经快到下午1点了，他向桂永清敬了个礼说：“总座，我坚决执行命令！”说完就离开“惠安”舰，带着他的参谋人员来到“美盛”舰。 “美盛”号，是一艘中型登陆舰，排水量900吨左右，上下两层甲板，舰有两扇由液压控制开关的大门，作战时可装载数百名步兵登陆。此舰为美国造，配备有较强的火力。 “美盛”号舰长易元方，海军少校，青岛海军学校毕业，他看到林司令来到他们舰，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趟出去一定是执行重要任务。他将林司令请进舰长室，向他报告现在舰的机动情况。林遵听了很满意，接着说： “从种种情况看，共军肯定会有大动作，说不定就在今晚渡江。今晚往上走可能同他们有接触，你告诉全体官兵，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开炮。” 易元方，一向为人正直、处事谨慎，平时对林遵非常尊敬。对司令官下的命令当然要无条件地执行。他问： “林司令，什么时候起航？” “总座命令下午4点！” “4点？”易元方心里咯噔一下，想：眼下“共军”饮马长江，“国军”南岸对峙，白天舰在江心走，只要一方开炮，他们就处于两面夹击。易舰长想到这里向林遵说： “司令，4点钟是不是时间早了点，大白天的，路上挨揍。” “这是作战命令，我们怎么能讨价还价？”林遵严肃地说。 林遵何尝不考虑这个问题，他是个老练的海上指挥官，按照“美盛”舰的航速，每小时8节计算，从下关码头往上靠南岸驶两个多小时，这一带不会有什么情况。两个小时之后就快要天黑了，挨揍的可能性就少了。 军舰溯江而上，林遵站在驾驶台上，只听见舰尾发出主机隆隆的声响，螺旋桨在黑夜中掀起一束束白色浪花。4月的江风还夹着凉意，一阵阵向驾驶台掠过。 经过一夜的航行，“美盛”舰于20日凌晨到达安徽芜湖，林遵将军上了“永嘉”舰。 林遵在芜湖与国民军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周旋两天后，即4月22日凌晨，带领“永嘉”舰以每小时8节航速返南京。22日天大亮，林遵径直走进南京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只见一个个办公室大门洞开，破家具东倒西歪，满地都是碎纸片。 停泊在芜湖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舰艇 林遵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办公室。桌上点着两支蜡烛，发出摇摇晃晃的荧光，房子里很凌乱，一副战败的景象。桂永清背着双手，在室内走来走去，看见林遵进来，马上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啊！你可来了。我等了好久了！” 没等林遵坐下，桂永清就说：“国民政府已迁到广州，总部今天也要迁往广州。我马上就要飞上海了，现在我把在南京的舰艇集中起来，交给你指挥。你务必于今日傍晚驶离南京，把舰队带到上海。这是党国和总统交给你的重任，应为党国效忠！” 林遵马上回答说：“在南京的各种舰艇如此庞杂，情况悬殊，想全部都带到上海，实在力所不能啦！” 桂永清又说：“那么，一些性能老旧的、负伤严重的舰艇，我授权你酌情处置，根据情况把他们沉没，其余的一定要在今晚离开南京去上海，不得延误。我将电请空军掩护你们冲过江阴。” 桂永清已经做了一些让步，觉得林遵应该遵命照办了，可是林遵仍然面带难色。停了一会儿，林遵严肃地对桂永清说：“舰队撤往上海，责任重大。我才疏学浅，实在难以单独承担此重任，恭请总座亲临舰队坐镇。” 桂永清没有想到林遵会如此“将”他一军，愣了一愣，把眼镜向鼻梁上推了推，忽然严厉地说道：“总裁有令，要我今晨即飞上海转奉化，共商国事，不宜在舰队耽搁，以免贻误军国大事。” 说罢，又装出笑脸，看了一下在旁的海军总部参谋长周宪章、作战署署长王天池二人，对林遵说：“林遵司令，指挥若定，屡建奇功。这一次率舰队东下，定然不负重任，一定马到成功！待林司令到达上海时，我们当亲赴码头迎接，摆宴庆功。” 周宪章、王天池也陪着笑脸，顺着桂永清的意向，向林遵奉承吹捧了一番。 此刻天已快亮，桂永清一行，踏着满地撕碎的公文纸片，一步一步走向就要封闭的总部大门。跟在桂永清身后的人都在想，总司令真的要同林遵一起去到舰队指挥打仗了。 可是，刚走出总部大门，桂的副官吴家荀抢先两步，早把停在门口的轿车门拉开，说了一声：“请！”只见桂永清一头钻进汽车，吴家荀也钻进去，随手“咚”的一声关上车门，对司机说道：“快！直开飞机场！” 周宪章、王天池、林遵等人，眼看桂永清的汽车向飞机场疾驰而去，你望我，我望你，面面相觑，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各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散去。 周、王回到总部办公室，准备马上离开南京。林遵回到舰队上去了。 林遵回到“永嘉”号旗舰不多一会，突然接到桂永清派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着你率队于23日傍晚驶离南京。江阴炮台已于21日易手，已命空军轰炸，并派空军掩护你们下驶。你们务必于23日夜间离开此地，以免空军发生误会。”这最后一句，“以免空军发生误会”的话，是对林遵的一种恫吓，意思是你们如果不愿去上海，我就要用飞机来轰炸你们的舰艇。 林遵看完信，立即命“永嘉”舰在南京笆斗山抛锚，并通知各舰艇到笆斗山集中待命。少顷，11艘军舰和2个炮艇队（有炮艇50余只），都密密麻麻地停在笆斗山江面，樯桅林立，蔚为壮观。 “太原”号舰舰长兼炮艇队队长陈务笃，走上驾驶台，眼望浦口、镇江方面，但见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知道北岸蒋军八十八军残部正在进行抵抗。忽然，见“永嘉”号旗舰发出信号，要各舰长、炮艇队队长去开会。于是陈务笃立即乘炮艇，并顺路约“安东”、“楚日”两舰舰长一起，前往“永嘉”旗舰开会。 林遵率领的第二舰队，总共有20多艘军舰和近60只炮艇，原防地是江阴至安庆约500公里的江面。 会议开始，林遵介绍了当前的情况，也把会见桂永清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他说：“目前情况是：江北仪征、三江营一带有共军强大的炮兵阵地；江阴要塞炮台已易手；‘营口’舰失踪，估计已投奔共军。我们要下驶上海，上述三关是很难过的。” 然后，他对大家说：“总司令说只要我能把大家带下去，哪怕只剩下一条船到上海，就向总裁保荐，提升我为中将副司令，并授我青天白日勋章哩！我恳求周参谋长和王署长上舰坐镇，他们拒绝我的要求。现在，总司令赶飞机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林遵强调说：“我们这么多舰艇，性能不一，情况各异，事关大家切身安危和全体官兵的前途。我特邀大家来共商问题，请各位慎重考虑，我将聆听大家的意见。” 各舰舰长纷纷议论起来，讨论如何过“三关”问题。 有人主张把陈旧而航速太慢的“楚日”、“永绩”两舰毁沉，使舰队轻捷前进。 有人主张军舰并靠航行，可提高航速和缩短序列长度，但又因一条行动笨拙而价值昂贵的修理舰“兴安”号不好处理而作罢。 有人说：“过‘三关’不难，南岸的江阴炮台当年是防敌舰逆流而上设计的，炮口是对下游，我们顺流而下，威胁不大，只一条‘营口’舰投共，哪能阻挡我们整个舰队；至于北岸仪征、三江营共军的炮兵阵地，我们可以用优势火力压住它。” “不行，夜间百炮轰击，必使老百姓遭殃，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打仗嘛，人员有点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打日本鬼子，打侵略者造成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打内战自相残杀就不应该！” 众人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起义的主张，说：“海军应当退出党派之争，把军舰交出去，举行战场起义，接受中共提出的局部和平。” 几个死硬派立即起来反对，他们说：“交出军舰就成了俘虏，当俘虏是可耻的。战场起义实际上就是叛变投敌，我们应当忠党爱国，共赴国难，要讲仁义，讲道德，不该做历史的罪人。” “什么仁义道德？！蒋介石自己躲到安全的地方，却要我们在前面当炮灰，这能叫‘仁’吗？桂永清在此危难之时，坐飞机逃跑了，丢下我们不管，这能算‘义’吗？我反正不想干了，我有技术，会开船，以后还可以开商船过日子，何必今天冒险冲‘三关’呢？”一位舰长说。 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第二舰队一部 林遵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倾听着各方面的争执。争了一段时间后，林遵心里有底了，与会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走，有三分之一的人要留，有三分之一的人犹豫不决，没有表态。 正在这时，值日官报告：“‘永定’、‘吉安’、‘江犀’、‘联光’4艘舰只从安庆上游开下来了。” 林遵立即派小艇把4位舰长接到“永嘉”号上，将辩论的情况对他们略加介绍，然后说：“听听你们4位的高见。” “永定”舰舰长说：“打内战，当炮灰，确实令人痛恨。最可恨的是海军部不管我们死活，我舰在安庆就有人受伤，无处医治。昨天，我们从安庆下来，在路上又挨了几炮，一炮正打中驾驶台，好几个人受伤，缺乏医护人员抢救，又没有止痛药。”说到这里，他蒙头放声大哭起来。 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许多人陷入深深的哀愁之中，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 “吉安”舰舰长打破沉寂，说道：“我老婆孩子还在南京，不晓得现在怎样了？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我是不走了，我不能丢下她们，也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了。” “联光”号舰长接着发起了牢骚：“桂永清真他妈的不是东西，要我们卖命，要我们当炮灰，却不管我们死活。他把我们丢在安庆，连4月份每人6块袁大头的伙食费到现在还不给我们，真是岂有此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狠狠地拍着桌子。 这3位舰长的发言，立即改变了会场上的风向，使要求留下起义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原来反对起义的也顺风使舵，表示不愿跟国民党跑了。但是，又有人顾虑会不会引起英、美、苏等国的干涉，因为已有多艘英国军舰由上海上驶，企图阻止解放军在长江下游渡江，并有消息说，英国军舰同中共军队已经交上了火。会场一时冷了下来。 这时，林遵的参谋长戴熙愉向大家说：“我建议来一个民意测验，用无记名的方式来测验一下每个人的意愿，以定去留，大家看好不好？”众人没有异议。戴早就准备好了票，立即发给大家。 投票完了后，林遵用检票的空隙，对一些有影响的舰长进行个别探询。林问主张起义的“太原”舰舰长陈务笃：“你投什么票？” 陈答道：“我投空白票。” 林很诧异地又问道；“我听你在会上发言，多次主张留下来，为什么投空白票？” 陈说：“大家这样激烈争论，你却一直未表态。我的态度很明白，投票主要测验那些还未表示意见的人。我投不投票，没啥子关系。所以投了空白票。” 林又问：“那你是愿意留下来起义的？” 陈反问道：“林司令是不是愿意领导大家起义呢？” 林遵很干脆地说：“当然！” 陈马上说：“那我当然也留下来起义。”随之，陈又带笑地问林遵一句：“司令，中将副司令、青天白日勋章，你都不要了？” 林遵哈哈大笑，说：“那是桂永清的鬼花招，能算数吗？” 陈务笃一本正经地说：“司令率领我们起义，我们由衷地拥护，我说话是算数的，请司令放心吧！” 林遵点点头，同陈务笃握了握手，又去找别的舰长探问去了。 复会后，林遵宣布说：“经过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现在又投票测验，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参加投票的16位舰长，两位炮艇艇长，共18人。检票结果：赞成起义的10票，反对起义的2票，弃权的6票，说明大多数人愿意留下起义。我曾个别征询一些人的意见，弃权的6票中，有的是愿意起义的，有的则是愿意随大多数人行动。至于两位投反对票的人也表示，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要留下，他们也不固执己见。” 林遵又严肃地对大家说：“起义与否，是关系到各位和全舰官兵前途的大事，一定要自愿，绝不能勉强。假如哪一位现在还想走，那还是可以的，决不强留。各人命运由各人自己决定嘛！” 经过最后讨论，林遵宣布4件事：第一，请吴建安和张家宝两位舰长拟稿，写信与解放军联系；并由吴与参谋长戴熙愉商量，派人送信。第二，各舰电台暂不与总部断绝联系，会议情况不要让部队知道。第三，各舰锚泊太密集，今晚就需要调整疏散，以防意外。第四，凡从安庆下来的船只，4月份未领到伙食费的，现在舰队司令部尚有部分余款，回去后可叫军需官带花名册来领。 送走各位舰长，林遵心里盘算着今后的生活如何开始。突然参谋长戴熙愉过来对他说：“司令，‘永嘉’舰是桂永清从美国接回的新舰，军官多是桂的死党，一时迫于形势不得不听从起义的决定，但靠不住。” 林遵听了觉得有理，乃悄悄地从“太原”舰调来一只炮艇，乘炮艇回到原来旗舰“惠安”号上。可是离开“永嘉”舰时，忘记降下司令旗，到“惠安”号后又没有升起司令旗，这一疏忽，铸成大错。 当日傍晚，“永嘉”舰盗用旗舰名义，发出“各舰启锚，准备开航的信号”，许多舰长误认为是林遵司令的命令，顿时下令各自的军舰升火启锚，一时整个笆斗山江面浓烟滚滚，气笛响成一片。 “太原”舰舰长陈务笃一听大惊，知道发生了突变，急忙奔上驾驶台。陈务笃发现，十几艘军舰的烟囱都冒着黑烟，有的主机已发出隆隆的响声，有的正在起锚。他向上游看去，但见“永嘉”号上还挂着令旗，桅杆上挂着：“紧急起锚，准备起航”的旗号，它的闪光信号灯，正在频繁地和几条舰通信。 在“永嘉”舰旗号的命令下，很多舰发出了战斗警报，站了炮位，汽笛响成一片。陈务笃向前望去，只见“永嘉”号起锚尚未出水，舰艄翻起巨大浪花，它斜着舰身急速地调过头来，桅杆上又升起一串“跟我走”的旗号，接着它以极快的速度向下游驶去。“永修”、“永定”、“美亨”、“武宁”、“永绥”、“美盛”，也都随之而去，一艘艘像疾风一样，掠过“太原”号右舷，向东疾驶。只有“楚日”号最慢，起锚后，徐徐驶向“太原”号的右舷，舰长站在船头对“太原”号大喊：“老陈，你怎么还不起锚呀？” 陈务笃大声地问道：“你们上哪里去呀？” 对方大声回答：“下去呀！司令都走了，你还不走吗？” 陈大声说：“司令没有走，司令在‘惠安’舰上，你们不要走！” “司令在‘永嘉’上，你没看见‘永嘉’挂的司令旗吗？” 陈务笃知道各舰发生了误会，上了“永嘉”号舰长的当，立即乘炮艇前往“惠安”舰，去见林遵。林遵正站在舷侧，一见陈务笃便说道：“你没走，我很高兴。你没走，我是没想到的呀！” 陈说：“说话算数，人要讲信义嘛！决定起义，怎么他们又都跑了呢？” 林遵把手一摊说：“不晓得啦！” 陈务笃说：“我看坏就坏在司令搬到‘惠安’号时，没有降下‘永嘉’上的令旗，而‘惠安’上又没有及时升起令旗，有些舰长就误会了，以为司令还在‘永嘉’上呢。‘永嘉’一跑，很多舰只就盲从，像‘楚日’舰就是这样。”陈务笃又将“楚日”舰经过他时，舰长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林遵一听如梦初醒，后悔不已。这时，参谋长戴熙愉急忙建议道：“假如是误会，我们就用报话机叫他们，也许能把他们叫回来。” 林遵说：“那好哇！你快通知报务员，用报话机叫他们回来。” 陈务笃说：“司令自己叫，不然他们不相信。” 于是，林遵就用报话机喊话，叫各舰立即回来。听到司令的喊话的声音，那些尚未走远的受骗上当的舰艇都调转方向，驶回来了。 当天晚上，林遵派参谋长戴熙愉亲去浦口，找到了三野三十五军联络部长张普生。张普生握着戴的手说：“我们知道你们起义，可是到处找不到你们。现在你们来了，我们热烈欢迎！”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惠安”、“江犀”、“联光”、“太原”、“吉安”、“永绥”、“楚日”、“安东”、“美盛”9艘军舰和第一、第二两个机动炮艇队宣告战场起义，弃暗投明。 随后，由于飞机轰炸，各舰按照指示拆下轻武器和仪表，起义人员撤到旧海军总部。不久，这些军舰都被飞机炸沉。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立，林遵任第一副司令。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1974年任东海舰队副司令。1979年7月病逝于上海。

蒋介石的杭州机场会议

江阴要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通知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速到杭州机场开会。4月22日清晨，李宗仁偕同何应钦、白崇禧、翁文灏、张群、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吴忠信、黄少谷等飞往杭州，人人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齐集笕桥空军学校会议室内。在凝重的气氛中，翁文灏低声问李宗仁：“自从政变以后，3个多月来，你还是第一次同他见面，还主张打下去吗？” 李宗仁也低声说：“不，不，不能说是政变，给他们听到，我又吃不消了。”他苦笑：“至于打下去，翁者有高见吗？” 翁文灏忙摇手说：“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我只是奉命前来。”正说着，蒋介石拖着病弱的身体，手持拐杖缓步而来，蒋经国、陶希圣左右侍候，背后一大堆侍卫官。双方一番寒暄，两旁坐下，蒋介石朝众人苦笑一声，强打精神说道：“现在，这个，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到的了。我以为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大西南大后方做基地，还有几百万人，还有海空精兵，比共军当年在延安时好得多，而且我们还有美国援助，大家，大家不必灰心。” 众人闻言，齐在心头叹气。接着讨论南京，上海要不要守？结果讨论纷纭，最后蒋介石说：“这样吧，守南京似乎不易，上海非守不可，我们在上海的准备，共产党有300万人马也攻不进，我认为应该守住上海，以及沪杭路一带。”他吃力地说：“长江，给他们过了；钱塘江无论如何要守住！浙赣路，是我们今天的主要防线，大家有什么意见？” 何应钦叫嚷道：“我们要抵抗到底！” 蒋介石说：“对于共军不是抵抗到底，而是戡乱到底。” 李宗仁说：“我认为今日之下，过去我们苦守据点的战略该检查检查，是否合适。守据点本来不错，无奈一个个据点都给对方吃掉，这就说明了这个战略毛病百出！我主张从今以后要同共产党从事机动作战，再也不能打阵地战了。”何应钦对此也表示赞同，主张今后以打运动战为宜。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意见却不以为然，反问道：“那么南京非放弃不可了？” 李宗仁硬着头皮反问：“如果不放弃，汤司令有妙计可以挽回劣势吗？” “今天不是个人问题了，”蒋介石知道李宗仁同汤恩伯之间的摩擦，冷冷地说，“李代总统都不能想个办法守住长江，汤司令怕更没用！” 会议正在进行期间，前方又打来电话报告说：“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撤，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随即命令：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这仍是他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 会后，蒋介石又同李宗仁进行了单独谈话： 蒋：南京沦陷后你准备去哪儿？ 李：我？当然去广州啦。 蒋：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讨一次。 蒋：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不论你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4月22日傍晚，李宗仁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枪炮声。李代总统在南京的这最后一夜，“辗转反侧，未能成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就乘飞机逃亡桂林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黄，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2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在人群夹道欢呼声中进入南京城。码头的里里外外拥满了欢迎的人群，穿着各式服装的工人与市民，男男女女的大、中学生，还有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迎着解放军夹道欢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同志们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庄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沿着中山马路阔步行进。太阳高高地升起在紫金山上空。马路两旁满是欢迎的人群。许多楼房的窗口，探出人头，露出一张张的笑脸。有人向解放军挥手，有人扔出雪片似的花纸；许多工人、学生热情地跑上来，和战士们握手，他们激动地说：“天天盼，夜夜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三首长齐聚总统府

25日这一天，中山门两旁人山人海，红旗如林，锣鼓震天。学生们扭着秧歌舞，打着腰鼓；工人们举着“天亮了！”、“解放了！”的标语。鞭炮在空中炸响，彩花在头上散落，人们潮水般的涌向街头，欢迎人民的队伍，?庆祝南京解放。 4月27日，总前委领导人邓小平、陈毅来到南京，总前委机关也从合肥移驻南京城。 4月28日，总前委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可是，此时的刘伯承却还正在匆匆赶往南京的路上，他没有想到南京解放得如此顺利。 1949年4月23日，我军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覆灭。 这是我军占领国民党总统府的情形 4月29日，刘伯承风尘仆仆从安徽桐城第二野战军指挥所赶到浦口，望着苍茫之中的扬子江，刘伯承感慨万千。想不到国民党军队这么不堪一击，原来总前委决定，陈赓的第四兵团协同进攻南京，可是现在只从正面一打，南京就解放了。 刘伯承一行人踏上轮渡，登上南岸。由于临行仓促，没有事前与南京守备部队取得联系，所以一下船却不知该去何处。他们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等到大家上了车，警卫员突然拍着右额大叫一声：“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 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他略一沉思，果断地说：“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 果然，一到总统府，就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亲自坐车赶来。两人一见面，陈毅就说：“想不到你这个南京市长，乘公共汽车来上任，对不起得很。”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落。 邓小平代表华东局讲话。 陈毅代表第三野战军讲话。 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讲话。 刘伯承说：“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来了！然而，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 5月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大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块印着“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刘伯承见此点头表示满意，诙谐地说：“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 当天，刘伯承专门召集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开会，发表了一篇精彩的就职演讲。 面对即将管理南京的数十名干部，刘伯承说：“南京在4月23日解放，从这一天起，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就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因此，23日这一天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抵抗结束了，但是斗争仍然非常尖锐。刘伯承谈到这些，语调变得严肃起来。他说：“现在我们是胜利了，敌人是失败了，但敌人失败不等于完全停止抵抗，相反地，是企图从各方面继续抵抗。现在敌人一般是由集中的公开的转为分散的和隐蔽的斗争形式，来反对中国人民争取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国家。尤其是南京解放不久，潜伏的敌特会用各种办法来反对人民的统治，如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利用各种合法名目一面掩护活动，一面破坏我们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所以在军事管制中必须加强警惕。不仅要注意公开拿枪的敌人，而且要注意隐蔽的不拿枪的敌人，以确保人民民主秩序迅速建立。” 解放军占领南京，没有费多大的力气，然而要把南京建设好可不那么简单。解放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鲸吞豪夺的指挥中枢，成为畸形的、消费型的城市。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公务人员闲散街头，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比比皆是。 作为南京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刘伯承对大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我们今后要做什么？首先是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自然，我们军管会首先要把南京顺利地接下来才能好好地管，而管就要把官僚庞大消费的南京逐渐变为人民生产的南京，这就是如何实行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经济纲领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刘伯承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工作人员中滋长起来的严重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傲蜕化的现象已经发生。……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在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要以此作为教训，丝毫不能放松，让它们发展。” 刘伯承平稳而又洪亮的声音，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聆听者一致称赞这是一篇出色的“就职演讲”，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至应注意克服的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进行了阐述。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觉得，刘伯承的施政报告一如他打仗时发布的作战命令，敌情、我情、任务、条件、薄弱环节，交代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后该怎样去执行和落实。另外一部分来自地下党的干部，则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对政情民风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南京市长遴选得人！南京的治理与建设大有希望！ 三位老帅齐聚总统府，他们站在蒋介石办公室桌前，都感慨万千。邓小平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发动了全面内战，使数百万军民无辜死于战火。陈毅接着说，蒋介石这个头号战犯当之无愧。刘伯承接着说，我们站在这里，就像到了杀人魔窟，马上就要把此地变成人民政府的办公地。 紧接着，他们三人环视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里是201号室，共有3间。东为蒋介石的休息室和卫生间。休息室不大，内放一张藤椅。卫生间的地面贴有特制的蓝白相间的马赛克，与国民党旗的青天白日色调相一致。墙体贴白瓷砖，配有美国进口的浴缸、洗脸池和抽水马桶。装修简洁，做工精细。中间一间为总统会客室，四周均是嵌入墙体的博古架和文件柜。正中悬木叶吊扇，四周挂磨砂吊灯。西一间为办公室，墙体全部嵌入博古架。大套间的对面，是一个小套间，布局与大套间相似。两间带一卫生间，但只有橱柜而没有博古架。卫生间的地砖也是彩色的，整个格调与总统办公室套间截然不同。据说，这是蒋介石为他的夫人准备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在这里办公。当了代总统，他也很知趣，没有往201号搬。

顾祝同上海作战会议检讨江防失败之原因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是1949年春国民党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全国大陆而拼凑起来的一条军事防线。它西起三峡口外的宜昌，东至长江入海口的横沙，全长1800余公里，是世界战争史上依托江河设置的最长的一条防线。 国民党方面大肆吹嘘这条防线，说它是“比马其顿防线还要坚固的现代陆海空立体防线”，“可代替300万军队”作战。 他们认为“共军一无军舰，二无飞机，仅靠一些人工摇橹划桨的木船，要渡过长江天险，那比登天还难”。 然而，当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后，仅用不到36小时，这条“固若金汤”的立体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800余公里的大口子。 1949年4月中下旬的渡江战役中，京沪杭地区蒋军被歼总计：7个军部、19个整师、3个独立团、非正规军有1个旅、3个总队、1个团、1个要塞炮兵总台、1个守备大队、2个水警分局。以上各部估计约30万人。 长江防线一触即溃，使国民党内的一些大员也感到意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顾祝同又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这次会议不是研讨上海防务，由于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会上首先向汤恩伯发难，所以形成了追查长江防线崩溃责任的会议。 一开始，汤恩伯遮遮掩掩，推脱搪塞，不想把事实真相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后来被追得没了退路，才拿出蒋介石的手令。据当事人记述： 会议一开始，顾祝同的开会报告还没完，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即抢先起立说：“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上次再三说，敌人一定从荻港渡江。如果把我军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沿线上，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开放，敌可长驱直入，连各机关逃走都没有部队保护。何况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是预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 他气呼呼地一边说着，一边两手扯军服衣襟的下边，猛向左右两边一撕，把军服上五颗扣子拉断了线，扣子飞满了会场，接着大声哭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惊愕，顾祝同安慰他说：“蔡厅长，你沉静一点，有话慢慢说。” 汤恩伯马上愤怒地站起来，指着蔡说：“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汤曾当过军校大队长，蔡系其学生，有师生之谊） 蔡怒斥汤说：“你还有脸摆出你的老师臭架子来吗？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没有哪一个人再承认你是个军人了！” 汤追问：“军人应该怎么样？不是要服从命令吗？” 蔡说：“是呀！我一个小厅长算不得什么，可是我以总长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服从？” “别吵了！”汤恩伯大声断喝，随即拿出蒋介石的手令。 汤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总裁命令的，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来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 他把手中的一张纸晃了晃，接着宣读蒋介石的命令，内容大要是说：上海存有约值3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命令吴国祯请假，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抵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是问。 大家听了蒋介石亲笔手令后，都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汤恩伯又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陈如初（陈良）怕我守不住，每船装重了一点，以至‘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触礁覆沉，因而我和陈如初都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惩办。你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难吗？依你的计划，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时间，试问这责任由谁负?？” 汤恩伯又接着说：“奉命保守机密，不敢随便泄露。今天不是这小子发狂（指蔡文治），我还不给你们看的。算了吧！总裁无意久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金银运完就了事。这责任由我来负。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先请到广东吧，免得在此碍我的手脚，必要时还要保护你们。”当时连平日以含蓄修养见称的顾祝同也为之面红耳赤，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次会议彻底暴露了长江防线顷刻崩溃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在部署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埋下了崩溃的因素，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腐朽，注定了长江防线的迅速崩溃。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从军事角度深究，国民党军队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致命因素决定了其防线必然迅速土崩瓦解的趋势。军事评论家曹剑波指出： （一）防线过长，兵力不足，部署不当。 在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国民党共部署了40个军、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江防部队只有81个师，平均每个师的防御正面宽达222公里，国民党军1个师大体需抗击人民解放军2个师。 防线长，兵力少，素质差。国民党军理应集中重点守备那些最便于解放军突破和登岸、及登岸后又最便于解放军大兵团展开并向纵深扩张战果的地方。 以长江下游而论，长江由西南流向东北，流经南京、镇江后折向东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弧。新港以下约150公里的地段江面宽达10余公里，风浪高达50余厘米，不便于大部队渡江作战。 新港以上，特别是芜湖以上，江面宽均在2公里以内，湾道多、小岛多，北岸有许多湖泊与大江相通，便于解放军隐蔽渡船，便于解放军利用湾道与江心洲突破敌人防御；而南岸湖泊较少，便于大兵团渡江后扩张滩头阵地，并向纵深穿插。国民党军理应把防守重点放在新港以上地区，特别是安庆至芜湖与镇江至江阴地段。因解放军一旦在这两地段突破长江防线，很容易利用长江向北弯曲的弧形，对芜湖、马鞍山、南京和镇江地区的国民党达成战役上的合围之势。 然而，国民党军却在安庆至芜湖200公里的地段上只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担任第一线防御。而且，这10个师中有7个师是由打仗比较滑头的西北军将领刘汝明指挥的非蒋系部队，另一个军，即第八十八军虽是蒋嫡系部队，却是被歼后新组建的部队，可是在新港以东不便于我军渡江的那150余公里地段上，国民党却部署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 （二）机构层次多，指挥紊乱，贻误战机。 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十分庞杂，担任长江防务任务的陆海空军各有一套指挥系统，谁也指挥不了谁，没有军兵种战役协同计划，各特种兵也未与第一线守备部队建立直接支援关系，完全靠层层申请才能得到炮兵和海、空军的火力支援。正因如此，在解放军渡江的整个突破过程中，敌江防部队指挥紊乱，火力不协调，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国民党军的指挥层次多，各军、师上面有绥区司令部，兵团、绥区、警备司令部上面有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司令部，有的兵团上面又加设了一个绥靖公署司令部，各绥区、兵团、警备区同时还受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挥，正在编练的军和师除了受编练司令部指挥外，还要受作战方向上的绥区和兵团司令部指挥。重叠烦琐的指挥机构使国民党军令出多头，无所适从，加之通信联络不畅，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传递。 例如解放军4月20日晚开始渡江，消息传到汤恩伯耳中时已是21日上午，我军已突破了枞阳至裕溪口地段的防线。汤恩伯急令第二线部队向前增援，阻止我军渡江，命令传到第二线部队时已是下午，解放军已占领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敌二线部队有的正在被歼击之中。 4月21日晚，解放军东集团主力在江阴地区渡江，敌江阴要塞的部队已经起义，而负责向该方向增援的第五十四军到22日中午才得知解放军已经渡江，结果先头一个师在向前机动的途中被解放军包围歼灭。 （三）三军分离，各自为政，自保实力。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另一原因是三军分离，各自为政，各怀私心，自保实力。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不仅汤恩伯指挥不动，就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指挥不动，而海、空军的舰船、飞机，只听本系统长官的指挥，陆军根本调不动他们。陆军需要海、空军支援时，必须逐级申请，最后由海、空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国民党军中，就连嫡系部队之间，也是以邻为壑，自保实力，见死不救的，根本没有什么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概念。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已进到南京对岸的浦口、浦镇地区。身为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尚在南京。他不但不令停泊在笆斗山江面的第二舰队40艘舰艇以舰炮火力支援守军作战，反而令舰队司令林遵把舰队带出长江口，并许愿只要把舰队带出去了，就保举林遵为海军副总司令。因而，尽管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和军舰，但没有合同作战的意识，也是无济于事的，立体防线不过是种虚幻的梦境而已。 （四）消极防御，单纯防守，被动待毙。 消极防御历来是兵家所忌。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没有一个有头脑的军事家赞成消极防御的。渡江战役中，国民党在兵力上虽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海、空军方面却占据着独家垄断的绝对优势。如果国民党军能够利用这种优势，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的方针，至少可以给解放军制造很多麻烦，延缓长江防线崩溃的时间。 例如，可以利用空军袭击解放军深远纵深集结的船只，利用海军的舰炮和防线上的岸炮突击解放军浅近纵深中隐蔽在江湾、汊河中的船只，破坏解放军的渡江准备，这在当时解放军没有空军，防守力量薄弱，没有海军，不能与敌舰在水上作战，正面太宽，火炮不能封锁整个长江江南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从解放军推进到长江北岸起，到解放军全面突破长江防线止，国民党的空军未能对解放军集结在内湖、汊河上的船只造成过严重的威胁；国民党的海军舰艇多分散于整个长江江面上，只负责一般的巡逻任务，没有集中舰队，以强大的舰炮火力突击我在江北的渡江设施。在整个长江防线上，除了地面部队积极构筑江防工事，设置江防障碍物外，海、空军好像无事可做。 这种单纯防守，缺少陆、海、空协同作战的消极防御，是国民党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七章 追歼逃敌，截断浙赣线 渡江战役第二阶段：1949年4月24日至5月11日，我各路大军渡江之后展开追击作战。中、东两个集团以吴兴、长兴地区为目标，展开强大的钳形攻势，日夜兼程，冒雨前进，27日午夜会师于吴兴地区，封闭了合围口，将由芜湖、南京、镇江南逃之敌5个军合围于郎溪、广德地区，29日全歼该敌，并相继解放苏州、杭州。我西集团为截断浙赣线，断敌退路，以歙县、上饶、贵溪为目标，多路向南追击。 第二、第三野战军多路突破敌人长江防线之后，汤恩伯见大势已去，慌忙于22日下午下令全线撤退，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铁路撤退，芜湖以东、常州以西部队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部队向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在浙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防御。 总前委依据敌情的变化，决心乘胜追击，扩大预定的战役规模，以第三野战军解决宁沪杭地区之敌，以第二野战军三、四、五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拊敌侧背，切断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战略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合围歼灭逃敌，粉碎汤恩伯集团利用浙赣线组织纵深防御的企图。

粟裕、张震连发3个命令：追歼南逃之敌

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后，总前委鉴于渡江任务业已完成，于22日中午发出指示，要求东、中集团迅速打通东、西联系，割裂南京周围地区的国民党军，并规定从即日起第七、第九兵团归粟裕直接指挥。 解放军渡江之初，汤恩伯曾下令部队坚决抵抗。为此，他把第九十九军调往芜湖，又把第五十四军调往江阴以西的迂塘一线。然而，两个机动军都用上了，却仍然不能遏止解放军的推进。东、中集团向无锡、宣城迅速发展，对南京周围地区的钳形包围正逐渐形成。 为避免数十万大军再次成为解放军的口中餐，汤恩伯被迫于22日夜下令：扬中以东的第五十四、第五十一、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向上海撤退；镇江以西的12个军（第四、第九十九、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第二十、第八十八、第五十五、第九十六、第六十八、第一○六、第七十三军）分别向杭州及浙赣线撤退。 但是，偌大的部队临时撤退谈何容易！特别是南京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大都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各军争相夺路，拥挤不堪，行动迟缓，这就为解放军追歼国民党军提供了条件。 时不我待。粟裕、张震于4月22、23、24日连续发出命令：第九兵团主力沿南陵、十字铺、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方向疾进；第七兵团除二十四军随第九兵团向东追击外，主力进至宣城、宁国、广德地区，待命参加围歼由南京、镇江、芜湖南逃之国民党军，并相机占领杭州；第十兵团主力并附第八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六军，自常州、丹阳地区沿太湖西侧向长兴、吴兴方向猛追，以求与第九兵团会师，切断京杭公路，围歼南逃之国民党军。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不顾渡江的疲劳，奋勇前进。于是，一场追歼战开始了！

李宗仁等仓皇逃离南京

李宗仁于4月22日参加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的会议后，即返回南京。 李宗仁一到南京，直奔总统府办公室。在总统府，他下达了最后一条紧急撤退令：总统府所属各院、部、会、署等中央一级机关一律于23日全部撤到上海，再转广州办公。 李宗仁环顾总统府办公室，空空落落。巨大的失落感和被蒋介石愚弄的烦恼罩着他。 李宗仁拿起电话，叫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喂，汤总司令吗？我是李宗仁。” “啊！李代总统，您好！有何指示？” “外面战况如何？请你简要说明一下。” “报告李代总统，共军已逼近城郊，今晚或许可以平安过去，明天的安全就难保证了。” 李宗仁手拿话筒，无言以对。汤恩伯提醒李宗仁说：“李代总统，共军说进城就进城，我劝您赶快离开，至迟明天清晨离开南京，否则，我难以保证您的安全。” 放下电话，李宗仁看着桌上的台历发呆。台历正好翻到“4月22日，农历己丑年3月25日，星期五”。李宗仁在南京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情景如何，他后来回忆道：“这天晚上，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也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睡。” 夜幕下的总统府，大铁门紧闭，前院空荡荡的，早已是人走房空，到处飘散着纸张文件，还不时冒着缕缕青烟，只有几个房间还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光。月色无光，星星眨眼，多少离情别恨，一齐涌上心头。此情此景，在总统府度过最后一夜的代总统李宗仁，以及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们，他们的心境如何呢？一位南京政府官员方北雁写有一首诗《南京吟》： 狂风暴雨泼金陵，亿万幽灵哭旧京。 此日六朝金粉地，不堪僧侣挂青灯。 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李宗仁车抵机场时，专机马达亦已发动。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转翼向西南飞去，斯时东方既白。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李宗仁的专机离开不久，国民党的大员们顾祝同、徐永昌、黄少谷、林蔚、蔡文治等陆续登机飞赴杭州。经过一片忙碌，直到上午10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上层官员送离大校场军用机场后，才登上最后一架飞机。 这些国民党军政大员们带着惊恐、沮丧、沉重的心情，仓皇逃走了。刚刚离开的国防部副部长林蔚，追随蒋介石20余年，是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此人一向言语慎重。可是近来当他谈到前途时，竟也摇头叹息，牢骚满腹。他对同事们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20余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也随时把手枪带在身边，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 不久前，站在小营空军总部的台阶上的周至柔曾沉痛地对他北伐时期的老朋友、棋友宋希濂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是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3年的工夫，就会失败到这种程度，真是像做梦一样。” 他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的，看来得让给共产党住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何止这些？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的数以千计的新洋楼，各式各样，美轮美奂，争妍斗奇，除少数属于外国使馆的外，绝大多数都是国民政府的达官要人的住宅，这些住宅也不得不留给共产党了。” 滞留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原定4月23日凌晨才开始撤退，可是由于各单位争先恐后，道路拥挤不堪，直到4时也没能走动，清晨6时才开始陆续离开南京城。京杭国道已是水泄不通。此时，从南京撤出的军队、机关、市民、学生、团体及各行各业的人漫山遍野，人山人海。不时有因抢道而发出的枪声，秩序异常混乱。 南京城内已经没有任何抵抗。

三野：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

我军一部渡过长江，解放了安徽省芜湖。 这是我警卫战士守卫在芜湖市人民政府门前 24日凌晨，中集团第二十五军的先头第七十四师刚到达湾址（今芜湖县城），国民党军黑压压的一片，犹如一窝蜂似的由北向南扑来。在师长张怀忠的指挥下，第七十四师顶着瓢泼大雨，忍着饥饿，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死死守住了桂花树山、皂角山、芳山镇等阵地，关闭了敌人南逃的大门。天亮后，从俘虏口中得知，这批敌人为第二十军全部、第九十九军一部和1个保安旅。军部遂决心将其全歼，并命令第七十四师继续阻敌南逃，以第七十五师插至敌侧后。下午3时，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发起猛攻，顿时湾址上空硝烟翻滚，隆隆的枪炮声，“缴枪不杀”的喊声，交织回荡在山谷中。密密麻麻的敌人乱作一团，狼奔豕突。战至黄昏，第二十五军共歼灭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部及第一三三、第一三四师全部，第九十九军及保安9９ｌｉb?第四旅各一部1.3万余人，击毙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 第二十军以为绕开京杭国道，就可以逃脱，没想到还是被包了饺子。被俘第一三三师师长景嘉谟说：“真没想到我们坐着汽车跑，连饭也没吃得上，就被你们包围了，我们想突围出去，结果军长也送了命。” 战后，第二十五军又连夜向宣城、广德前进。 在这次追击作战中，能否抓住敌人，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关键在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和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能否及时赶到吴兴，完成战役合围。 第二十八军过江后，23日攻占戚墅堰，切断了京沪铁路，接着奉命南下于25日解放宜兴，26日在宜兴以西地区堵住并俘虏国民党军及其家属近万人。为完成迂回任务，第二十八军不为小敌所阻，27日占领长兴，28日占领吴兴。 第二十七军渡江后边打边走，先后歼灭国民党第九十九、第八十八、第二十军及联勤总部各一部。部队到达誓节渡后，桐汭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涉水不成，船又难觅。好在当地盛产毛竹，部队即与当地老百姓一齐动手，编扎竹筏，运送部队过河。就这样，第二十七军不顾艰难险阻，日夜穷追，没吃一顿饱饭，8天连克洪林桥、广德等8城，长驱800余里，28日下午2时与第二十八军在吴兴的虹星桥胜利会师。 在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封闭包围圈的同时，东集团的其他各军迅速南下，纷纷歼敌。第二十三军26日在溧阳以南截歼国民党第四、第二十八、第五十一军各一部，俘虏9000余人。第二十军在溧阳以西地区截歼国民党第二十八、第四十五军及联勤总部各一部，俘虏1.2万人。第二十六军在句容以南地区追歼7000余人。 中集团东进，东集团南下，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又切断了京杭国道，占领了吴兴，国民党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四、第六十六军大部及第五十一、第九十九军各一部8万余人，走投无路，被包围于郎溪、广德地区。 28日，粟裕、张震决定：由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统一指挥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第二十、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歼灭被围国民党军。宋、郭遂即命令参战部队：各军同心协力，不怕打乱建制，实施多路向心突击，猛插猛打，哪里有敌就往哪里打，务求全歼被围之敌！ 在广德围歼战中，敌人溃不成军，纷纷向我投降 总攻开始后，第二十五军以3个师齐头并进，向广德以北的门口塘地区猛插猛打，敌人东奔西突，四处碰壁，战至29日上午，共歼国民党军9000余人。 28日5时，第三十三军在张克侠的指挥下，对广德东北地区的国民党第六十六军主力发起攻击，战至晚9时共歼敌1.1万人。29日又在独山镇俘敌千余人。 第三十一军自28日上午11时至29日下午13时，在广德东北的流洞桥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五、第二十八、第四、第六十六军各一部，俘第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以下6124人。自渡江以来，第三十一军共俘敌16237人。 第二十三军在南下归建途中，28日在长兴县白岘镇追歼敌3000人，29日在流洞桥地区俘国民党第四、第二十八、第五十一、第六十六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 第二十四军在北上归建途中，在泗安附近歼灭国民党第四军一部，俘副军长李子亮以下7000余人。 腾海清至29日，郎广围歼战胜利结束。解放军快刀斩乱麻，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余或乘隙逃脱，或化装潜伏。但散落民间的国民党军，解放后在当地群众的检举下，又一一被挖了出来。 在郎广围歼战进行的同时，第七兵团以第二十一军为先头向杭州挺进。4月30日，第二十一军占领孝丰。 这时，驻守杭州的国民党第八十五军和四十五军残部，准备撤退。5月1日，第二十一军又奉命占领余杭，迫近杭州。 在余杭，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召集各师师长研究了攻占杭州的方案，确定：第六十一师沿杭徽（州）公路下插市区，占领火车站；第六十二师沿杭富（阳）公路抢占钱塘江大桥，占领伪省政府。会后，滕海清还再三叮嘱第六十二师师长周纯麟：“保护好钱塘江大桥，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抢占大桥，坚决制止敌人对大桥的破坏。” 5月2日，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师两路向杭州进逼。3日拂晓，第六十一师向杭州发起进攻，12时占领火车站，下午冲进市区。 与此同时，第六十二师于当日拂晓攀登上五云山峰，像神兵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钱塘江畔。担任主攻的第一八五团第二营，顺江边的杭富公路直取大桥。大桥的西南面是六和塔。国民党军利用这一制高点，以密集火力实施封锁。二营指战员猛扑过去，仅半个小时就攻占了六和塔据点，接着又一鼓作气拿下大桥北侧的桥头堡，截获了10余辆南逃的汽车。随即，该营又利用大桥的双层结构，上下掩护，交互向桥南守军攻击前进。守军见势不妙，仓皇点燃炸药南逃。但由于药量不大，大桥只是受了点轻伤，敌人炸毁大桥的企图没能得逞。14时30分，大桥被二营占领。

二野：斩断浙赣线

刘伯承于5月7日下达了《组织轻装部队继续追歼逃敌的指示》。 各部队充分利用已有和新缴获的汽车等交通工具，组织轻装部队以每日80华里，甚至超过百里的速度，翻山越岭，向南猛追、猛冲、猛打，大量歼敌。 陈锡联指挥的第三兵团，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根据总前委的指示，第十军负责安庆、芜湖的接管工作并维护后方交通。这样，该兵团参加追击作战的只有第十一、第十二两个军。 24日，第十一军的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师和第十军的第二十九师，将由安庆南逃的桂系第一七四师包围于吴田铺、牌楼街地区。战至当日16时，第一七四师除师直和第七○七团少数逃跑外，其余近6000人全部被歼。自刘邓大军1947年8月底挺进大别山以来，桂系一直是二野部队的强硬对手。这次歼灭了其第一七四师，广大指战员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战士们形容这次战斗时说：“仇敌相逢眼更红，一鼓作气打冲锋，消灭了一七四师，多年的怨恨一扫空！” 第十二军经4天追击，28日在徽州附近截歼国民党第一○六军第二八二师3000余人。 此后，第十一、第十二军在“不为小敌所纠缠，不为群敌所迷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城镇所抑留”的积极歼敌思想的指导下，向东南迅猛追击。5月6日，两军主力合击金华，同日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占领龙游。次日，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在李德生师长的率领下，与三野部队会师于诸暨城下。接着，两军分别派出轻装部队越过浙赣线，向嵊县、丽水、松阳、云和方向追击。至5月15日，三兵团部队进至嵊县、青山、景宁、龙泉一线，追击作战遂告结束。 三兵团从4月21日至5月15日，从长江打到东海边，前进750余公里，解放县城32座，歼敌6.5万余人。 由杨勇、苏振华指挥的五兵团，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从25日开始，第十六、第十七军沿景德镇、婺源向浙赣线挺进，第十八军由殷家汇取道祁门向开化挺进。 5月1日，第十六军在婺源歼灭国民党第九十六军第一四一师3000余人，6日攻占衢州。当日，该军第四十六师政委范阳春和第一三八团团长韩国锦率第一三八团直扑江山，又一举歼灭城内第一四一师残部及交警总队5000余人，活捉师长刘清鄂，缴获火炮57门，各种枪6200余支，汽车300余辆。 第十七军在挺进衢州途中及三塘、贺村等战斗中，先后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缴获汽车90余辆。第十八军于5月5日至7日，在婺源东北马金岭地区，一举歼灭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率领的省保安司令部及保三旅7000余人，活捉张义纯。 为扩张战果，5月>９9lib.8日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和军侦察营由衢州出发，23小时急行军200华里，赶至浙南小梅地区，歼敌李延年部暂编第三师2100余人。5月18日，军侦察营在渭田地区黄元村一举突入敌第五十七师师部，以伤亡10余人的代价，歼敌2000余人。与此同时，第十七军第五十一师向闽北进击，15日解放浦城，随后南下建瓯，在闽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古田、政和、松溪、尤溪等县城，歼敌3000余人。 第四兵团以第十五军为左纵队，以第十三、第十四军为右纵队向上饶东西地区进击。为追歼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陈赓命令各军加速前进。4月29日，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在乐平以南的朱仙桥一线追上了第六十八军第一一九师，次日歼其3000余人，活捉该师师长张勋亭和桂系第一七四师师长吴炳盟。5月3日，第十三军第三十八师首先攻入上饶城，接着与第三十九师一起在城南歼灭第六十八军第八十一师3000余人。第十五军在军长秦基伟的指挥下，以每日40公里以上的速度向南疾驰，5月4日在德兴歼灭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2400余人。第十四军于5月5日进占鹰潭、东乡。至此，第六十八军大部被歼。 为扩张战果，第十五军又以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向闽北追击，第十四军分兵两路向南城、临川追击。第四十四师以两天135公里的强行军，于5月10日攻占建阳，接着又以两天115公里的速度攻占国民党建瓯闽北空军基地，俘敌第五十五军及交警支队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由崇安南下的第四十五师，以勇猛迅速的动作直插吉水，俘敌京沪军官教导团、交警大队2000余人。接着，第四十四师利用刚刚缴获的汽车追击逃敌，并于14日解放南平。十五军的快速追击，受到野司的表扬。陈赓也十分高兴地说：秦基伟指挥有方，能机动灵活地捕捉战机，十五军已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了。 四兵团连续作战一个月，行程1500余里，歼敌2.4万余人。 在一个月的渡江追击作战中，二野斩断了浙赣路，出击闽北，解放南昌，远远超过了京沪杭战役预定的作战范围。5月31日，刘伯承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对二野突破长江防线，直趋浙赣线以达赣闽、扩大了预定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等经验作了专门总结：“先是，四兵团在麻城的战斗，使白崇禧误认为我将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随后又有我十二兵团直逼信阳南下），而将安庆夏威军之主力西调九江、武穴，便利了我渡江作战。我们曾抓紧梅汛前长江水小、南风未发的季节，利用了北岸诸湖取得船只，并就此使北方战士预习渡江。停止了先攻安庆，将积蓄之精力专注于突破南岸阵地。特别是与三野在宽正面上同时平行渡江，使敌人防不胜防，一点突破，全线震动。”“我们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协力突破江防以进行京沪杭会战，乃摧毁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相结合的统治基础的稳健办法。我们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混乱的趋势，黄山、鄱阳湖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曾报告总前委，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先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即可以割断蒋、桂之联系，放松桂系，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以上行动与三野夺取杭州、进攻上海亦较密切，也造成了今后对赣西与闽南机动的便利条件。”

四野：先遣兵团千里追穷寇

在二野、三野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渡江的时候，四野先遣兵团（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沛然（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瑞等，却在河南与湖北交界之鸡公山脚下的一座别墅里“谈天说地”。 实际上，先遣兵团肩负着牵制白崇禧集团，使其不敢向东增援，以利二野三野渡江、夺取沪宁杭等地的战略任务，因此他们身上的担子并不轻。 早在2月间，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东北野战军的这一神圣使命，林彪、罗荣桓以第十二兵团部率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和炮兵第一团、后勤部第二分部及工兵第一团（2个工兵营）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南下。全兵团共约12万人。 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为配合西线我军作战，牵制白崇禧集团，先后解放了湖北省浠水、黄海、荆门、汉川等地，并相继向长江挺进。 这是第四野战军一部在山区追击敌人 2月25日，先遣兵团从平津地区出发。第四十军由通县的马驹桥沿（北）平汉（口）公路向郑州前进，第四十三军由廊坊的马头镇沿（北）平大（名）公路向开封前进，十二兵团部、炮兵第一团及第四十、第四十三军的炮兵团则乘火车从天津经徐州到达开封。 肖劲光率部出发后，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先遣兵团的任务及指挥关系，并于3月20日致电肖陈解潘，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 6c5f." >江。”因此，“肖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为协调先遣兵团与桐柏、江汉、豫鄂3个军区的关系，二野明令3个军区受先遣兵团指挥。 根据刘邓的指示，先遣兵团调整部署，以主力沿平汉铁路东侧向南疾进。第四十军于3月30日收复驻马店，?99lｉb.4月2日解放信阳。第四十三军进入大别山后，4月5日解放宣化店、河口、黄安，与鄂豫军区部队胜利会师。 与此同时，位于平汉路西侧由王宏坤领导的桐柏军区和由张才千领导的江汉军区，在先遣兵团的指挥下，集中了5个旅的兵力，对驻守花园的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一师的两个团发起攻击，歼其第五一二团2100余人。 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河南及湖北北部的白崇禧部纷纷南逃。4月上旬，先遣兵团进入湖北境内，与桐柏、江汉军区部队相配合，乘胜歼敌，先后解放了花园、汉川、应山、广水和鄂东的浠水等广大地区，迫使白崇禧把其第三兵团从赣北调往武汉地区，保证了二野的侧翼安全，实现了中央军委规定的“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的目标。 信阳解放后，第十二兵团部移驻湖北与河南交界的鸡公山。小小的鸡公山车站成了兵团的司令部，肖劲光等兵团领导则住进一座离车站不远的别墅。 “迫近汉口”的目标.虽然实现，但“麻烦事”也就来了。 由于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到达北平，中共的“联桂反蒋”也就到了具体实施阶段。双方商定：桂系在安庆及安庆至黄岗一线的部队限4月10日前撤退完毕，在黄安、麻城、浠水、武穴等地的部队同样撤退，由解放军进驻；黄冈、团风、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解放军暂不进占，已占者一律不动。 据此，中央军委于4月5日致电二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和先遣兵团的肖劲光、陈伯钧，要他们分别派人去白崇禧部队联络。然而，有回音的只有安庆问题。李宗仁、白崇禧称：和谈未成，从先安庆撤军对外不好交代，桂系在安庆的第一七四师倒是可以撤出，但目前尚抽不出其他部队去安庆。就这样，桂系关于双方驻军问题承诺一个也没有兑现。 对李宗仁、白祟禧的争取，毛泽东可谓仁至义尽。但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桂系的“联共”谎言也就被彻底戳穿。 4月28日，中央军委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肖劲光、陈伯钧：“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 此时，南京已经解放，二野、三野正对汤恩伯集团发起全面追歼，先遣兵团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业已完成。与此同时，四野主力已于4月11日由平津地区出发，正在郑州、开封一线集结，进军中南的行动已经开始。为此，在4月28日的电报中，中央军委还特别指出：“从电到日起，肖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张李对肖陈的全部指挥关系。”此后，第十二兵团归建四野，不再归二野指挥，其作战行动也就属于四野进军中南的范畴。 随着四野主力向湖北挺进，中央军委开始考虑四野80万大军的作战、吃饭问题。5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肖克：“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住困难必多。又根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前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10日，林彪、肖克复电中央军委：“我们完全同意极力使我军提前渡江，并实行先头先渡江的办法，而不必等待全军到达北岸后再渡。”同日，林彪、肖克还致电肖劲光、陈伯钧：“你们先头两个军（共8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 遵照四野的指示，先遣兵团于5月11日向江边挺进，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至14日，第四十三军一三五师及第四十军一二○师肃清了团风至武穴间江北的敌人，15日第四十三军分由团风、矮林铺、兰溪、蕲春、田家镇等地渡江，迫黄石港等地的第一○六军5个营起义。 白崇禧见四野先遣兵团开始渡江，陈赓兵团正准备渡赣江西进抄其后路，遂下令部队从湖北撤退。第四十三军冒雨追击，先后解放鄂城、大冶、阳新、瑞安、德安，至24日进至永修、安义。 与此同时，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15日肃清了标子湾、刘家庙一带守军，16日拂晓进至滠口时，发现汉口守军已弃城逃跑，遂于当日解放汉口。第一二○、第一三五师16日下午渡江后，第一三五师1个团于17日下午进入武昌，同日江汉部队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接着，第四十军向鄂南追击，至25日先后进占贺胜桥、咸宁、汀泗桥、通山、崇宁、通城、蒲圻，渡江作战结束。 在先遣兵团发起渡江的同时，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干群兵团司令官张轸，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争取下，率第一二八军及第一二八军第三○九师共2万余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该部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 汉浔间渡江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3.6万余人，解放了鄂东、鄂南、赣北广大地区，为四野主力渡江、求歼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条件。 第八章 会攻上海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过长江，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杭州至东乡段割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之联系的情况下，国民党军慌忙收缩兵力，图作垂死挣扎。龟缩于上海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在蒋介石的亲自督令下，企图凭借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兵力，依托纵深数十里的4000多个永备型工事为骨干组成的防御阵地负隅顽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并阴谋大肆破坏上海，挑起国际事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 为粉碎汤恩伯集团的企图，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确定：第三野战军以主力围歼淞沪地区之敌，攻占上海；另以一部兵力继续向浙江东南部进军，解放浙江全省。第二野战军主力在浙赣铁路金华、东乡段休整，为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第三野战军围歼上海之敌；另以一部兵力支援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渡江作战，并协同该兵团向南浔线突击，相机进占南昌。

当时的上海滩是什么情形

1949年春天，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大上海，失却了昔日的繁华魅力。前线不断战败的消息惊得国民党军政要员、上海的商贾巨富以及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惶惶不可终日。 满街的鹿砦、沙包，各种街头工事和云集在上海四郊的20多万国民党军队清楚地告诉人们，上海将有一场难以避免的战火。对战争的恐惧及四处横行的国民党军、警、宪，像铺天盖地的瘟疫一般，在上海掀起了一阵阵混乱、溃逃的狂潮。机场、港口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机票、船票早已脱销。有本事的人怀揣金条四处奔波，为的是能得到一张早日离开的机票、船票。此时的上海人早已熟悉了战争，更熟悉了逃难。 上海，就是这么一块神奇之地。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商埠、最大的都市，却也是战争频繁光顾之地。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这里曾爆发了炽烈的战火。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之后一个多月，“八一三”淞沪会战又把这里打得天翻地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浦江两岸，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市民们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他们盼望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道路。从此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然而希望很快成了泡影，等待他们的却是国民党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和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烈火。 抗战胜利的枪声刚停，硝烟未散，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抢夺胜利果实。为防止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保证自己的“接受”，蒋介石不惜任命汉奸、伪上海市长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并在美军的配合下紧急空运军队，与日伪军联合进攻解放区。 当时上海几百座仓库囤满了日军搜刮的无数战略物资，加上日伪产业，总值在1万亿元法币以上。眨眼间，上海出现了“饥鹰满天飞，饿虎遍地滚”的场面。前者指后方飞来的接受者，后者则指原在上海的所谓“抗日英雄”、“地下工作者”。 首先登上“劫收”舞台的便是这批熟悉上海的党棍、特务、流氓和由汉奸摇身一变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择肥而噬，人人暴发。 第二轮赶到的则是掌握现代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队系统，如淞沪警备司令部、海军部等，他们以军人特有的“干练”草草结束了受降仪式，转而迅速地撑满自己的腰包。 第三轮才是国民党政府委派的接受大员。他们手持上方宝剑，也不甘落后，全力以赴地参与劫夺、贪污、敲诈，甚至为分赃不均而与前两者兵戎相见。 劫收者的主要目标：一是日伪财产，二是市民住宅、汽车和财产，三是民族工商业。其首要者为房产、黄金。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50万两准备金被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捷足先登、抢掠一空。大到工厂、医院，小到房屋、文物，经过他的手便落入私囊，不知所终，连其副官也成巨富。市长钱大钧因热衷于“劫收”而被上海人民称为“钱大钓”。 当权者还利用沪渝两地黄金黑市的差价，将劫得的无数金银财宝每天空运重庆，转手抛出，大发其财。后来当上海物价上涨，黑市价高过重庆时，又如此这般空运回沪再次投机。大人物如此，小官吏们则上行下效，利用职务之便，浑水摸鱼、监守自盗、瞒天过海、隐漏私吞。白天各仓库死气沉沉，入夜则灯火通明，整批整箱地偷运盗买。如此作为，使得人人皆知国民党“有官皆贪，无吏不污”。 国民党内某些特大官僚资本集团，眼见上海肥肉被瓜分，无不眼红心焦，很快也以财政金融工业接收大员的身份挤入上海，大刀阔斧地鲸吞金融工业机构。他们的眼光主要瞄准企业，特日伪强租占用的中国企业一口吞下，然后标价，由自己中标盘下产权。官僚资本一下子在上海劫得470多家企业，占全国官僚资本企业总数的80％；对民族工商业，则强迫其让出股权，以增资、贷款等巧取豪夺的手段控制管理大权。 所有这些“劫收”大员无不空手而来、满载而去。上海民众说他们人人“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个个“五子登科”（条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 除了经济上的搜刮、劫夺外，国民党当局还在政治上包庇汉奸，歧视收复区人民，加强独裁统治。他们利用日伪“维持治安”，为打内战又大量收编伪军；对于一般汉奸、军统特务和司法当局则公开标价，得钱买放。上海群众讥之为“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当局对收复区的人民则百般歧视，将工人、学生、职员等一概被斥为伪工人、伪学生、伪职员。对青年学生进行“甄审”，否认学籍，规定须经一年思想训练，否则剥夺他们继续升学的权利。对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内迁工厂回沪的工人和厂主，国民党当局则不闻不问，一味以高压来弹压要求工作的失业工人。 抗战胜利时，上海人民曾欢呼“天亮了”。然而，他们看到的只是独裁日甚，内战四起；接收大员中饱私囊，大小汉奸逍遥法外；物价飞涨、企业倒闭、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上海人民叹息：“天上来，地上来，平民百姓活不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眼下，蒋介石、汤恩伯又把20多万国民党军队放到了上海滩，摆出了一副大打的架势。

蒋介石从上海等地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珠宝、文物等到台湾

早在辽沈战役发起时，蒋介石就开始准备后路了。他将陈诚派到台湾之后，就着手计划并实施将大陆的财富、重要战略物资朝台湾运了。 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呼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着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竟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有企业”，拥有职员3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以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所以资源委员会成了蒋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他决不能把这些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个大厂分别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共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这以后，每当夜幕降临时，经常有神秘的兵舰停泊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船上烟囱冒着烟，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实行严格管制，任何船只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这就是蒋介石偷运国库金银的情景。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个月，蒋介石的偷运工作达到了高潮。这时蒋介石偷运的不再仅限于黄金、白银、美钞，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甚至化学原料、药品等。总之，一切有用的东西他都想搬。这期间，他从上海抢运了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 直到5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已打到市郊临近市区了，蒋介石仍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蒋经国飞回上海再抢运一批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已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爆炸后的烟尘，飞机无法降落。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归，并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只好缩手。 蒋经国又在《我的父亲》一书中披露：1948年底，当国民党军从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蒋介石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上海去，要他们设法把上海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全部运到台湾去。临行的时候，蒋介石再三嘱咐蒋经国： “千万要保守机密，不可泄露一点消息。” 因为蒋介石早已预料到，李宗仁一定要以国库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蒋其实是怕李宗仁阻止他们运走黄金。 蒋经国等人秘密潜入上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一批黄金运到了台湾。蒋经国后来评论说：“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形势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粮饷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蒋介石盗运走多少黄金、银元、美元？蒋介石下野之后，亲笔写下一个手令，由蒋经国面交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吴嵩庆，命中央银行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出。 吴嵩庆，浙江镇海人，是蒋介石的同乡，他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懂外语，抗战时曾在航空委员会当过秘书，财务处长等职，通过侍从室和宋美龄拉上了关系。后来，在是训团高级党政受训，参加了陈立夫的“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同CC关系密切，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蒋介石对吴嵩庆下令：所有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掌握，吴对蒋本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分配等事项，必须有蒋介石的亲笔批示。 吴嵩庆究竟从中央银行提出多少呢？据吴嵩庆的中校秘书詹特芳记述： 1.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吴嵩庆亲口说的）。蒋介石和他周围的人都非常清楚，淮海战役后，虽然也作了些固守江南，确保上海，成立南昌行营以及经营西南等花招用以自欺欺人，而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元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政府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 2.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约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介石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的吗（可那4200两，一直未动）？ 3.银元：约计3000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间，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李光烈等，但他们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蒋介石是怎样把黄金运走的呢？ 美国人斯特林·席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写道： “蒋介石劫夺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上海外滩，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中国银行的若干主管打开了金库，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重金贿赂，并获准搭乘这艘等待的货船逃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包括南京路和外滩的一部分。从黑暗之中，不时传来‘苦力’搬运重物时的嗨嗨声。每一个人都用扁担挑着两大包东西。在水银灯下，他们像食尸鬼般的在银行和货船之间来回奔跑。一位英国记者乔治·梵正在办公室里写稿，偷偷看到整个过程，不禁大吃一惊。当他恍然大悟是怎么回事时，就用怪异的哲学语句打电报回伦敦总社：‘中国所有的黄金，正被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斯特林·席格雷夫的描述有新闻记者的合理想象。事实如詹特芳记述，是用海军舰只运到台湾的，当然这件事既然要背着李宗仁干，又是大批贵重的硬通货，因此派大批军警戒严是少不了的。 在短短的3个月里，中央银行金库中一批批的金银终于安全启运台湾。 目前重要的工作是将留在上海的大批重工机器、轻工原料和棉纺、药品、纸张、化工等物资火速抢运台湾，这是蒋介石眼下除黄金、白银外最关心的东西。 蒋介石反复地讲：“要想重新复兴一个政权，没有经济实力不行。士兵没有粮饷就会造反，老百姓没有吃的、穿的也要造反，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就要完蛋。” 蒋介石追问上海市长陈良：“共军已经濒临上海附近待命集结，估计不出半个月就会有大的军事行动。初如，上海待运的物资还有多少？” 陈良答：“各中央机关存放在上海的物资为数甚多，本以为江防之战能够赢得一些时间，未料，这么快就……现在又加上各机关撤退，交通工具更缺，所以，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很难将这批物资运完。” 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这里有没有表册统计，我看一看。” 陈良立即呈上了一份表册和报告： 甲——疏运物资种类： 存放黄金的台湾山区 1.中纺公司及该公司已交国防部尚未运出之纱布； 2.中信局之敌伪珠宝及中央银行寄存该局之日本赔偿铜元； 3.中央银行业务局之德孚颜料； 4.中央造币厂铜块及日本赔偿铜元； 5.交通部之通信器材及铁道器材； 6.资源委员会之化学原料、金属器材及矿属油料； 7.物资供应局之紫铜锭及其他贵重物资； 8.美援花纱布联营处之纱布； 9.卫生药品200吨及吉普车； 10.社会部国际儿童资金救济物资500余吨，布16万匹及卡车200辆； 11.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之重要物资。 乙——关于疏运办法： （略） 蒋介石用手指着甲款的第二条，转身问随侍一边的蒋经国：“中央信托局的那箱子珠宝解决了没有？” 蒋经国有些嗫嚅，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尤其自出现贾亦斌倒戈之事后，他见到父亲时更觉得紧张和窘迫。见父亲追问这箱子珠宝，一时间竟然不知怎样开口。 2月10日，当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被运走之后，蒋介石又想起抗战胜利时没收的汉奸财产，这只一直存放在中央信托局的箱子里的珠宝价值一二百万美元。他马上派蒋经国到上海去提取这只箱子。 可是，抢运黄金的事已经引起李宗仁的警觉，他下令中央信托局不准移动这批珠宝。蒋经国到上海交涉了几次，信托局干脆将掌管保险箱钥匙的人派往香港，使蒋经国无法将这箱珠宝提走。 见父亲又问起，蒋经国说：“据我所知，这箱子珠宝已经被用去不少，顶多也就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必为这区区之物同人家伤了和气？” 蒋介石勃然大怒：“你懂什么？古人云，无粮不聚兵！到了台湾，等到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

蒋介石从溪口窜回上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都”的失陷对蒋介石来说又是一沉重的打击！ 4月24日中午，“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蒋经国问：“我们去哪里？” 蒋介石沉黙不语。 蒋经国令“太康号”军舰做好起航准备。这一晚上，“太康号”的舰长黎玉玺中校问蒋经国：“你知不知道领袖明天去什么地方？” 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来看，目的地无非两个地方，一是台湾基隆，一是福建厦门。” 黎玉玺附和道：“我看也就是这两个地方。” 4月24日中午，蒋经国将妻子蒋方良及儿女送到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4月25日清晨，蒋氏父子就到慈庵墓庐与蒋母告别。然后双双走上凤凰山顶，对故乡作了最后一次眺望。蒋介石此时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但此时的蒋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父子两代均未能实现誓言。 下午3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以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了家乡。这个家乡观念极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家乡或祭祖上坟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乡看它一眼。 车到象山港时，“太康”号兵船早已停泊在那里。蒋介石登上军舰后，下令坐舰驶往上海。同行的人这才明白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1949年5月21日）。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 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 “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战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20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政策与主张，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听到这儿，蒋介石怒不可遏：“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途经宁波时，蒋介石命令稍作停留，他惦念着宁波城里一座自己的住宅。 但这次蒋介石却没有上岸光顾自己的住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抵达宁波。 4月26日上午，蒋介石的座舰驶进了上海吴凇口，宽阔的水面逐渐变窄，远处隐约可见上海一幢幢林立的高楼大厦。 复兴岛位于上海东南角，是个三面环水、一面连接上海市区的半岛。蒋介石的“行宫”是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原先是海关为外籍海员度假休闲所修建。蒋介石到达前一天，岛上宣布戒严，原先设在岛上的渔业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体职工都在蒋介石到来之前被清除出岛。 蒋介石到达复兴岛的当天，分别接见了由南京撤退到上海的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党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 蒋介石于危急时刻来到上海，不为别的，只为了督促部下：“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

蒋介石大骂汤恩伯“饭桶”

解放军飞越长江，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在南京待不下去了。4月25日，他辗转杭州，带着他们逃到了上海。 长江防线转眼崩溃，让他万般尴尬，更糟糕的是，江阴要塞不战而降，致使后路被断，南京左右两侧的10余万国民党军无法回撤上海。身为部队总司令，这种无能甚至可以说是失职，真让他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汤恩伯前脚刚在上海落地，后脚就传来蒋介石到上海督阵的消息，他真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代，要知道他汤恩伯完全是“老头子”一手提拔起来的呀！ 在国民党官场内，汤恩伯是以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对上敢顶，对下敢压出名的。在蒋氏王朝在大陆行将垮台之前，他是少数几个仍对蒋家忠心耿耿中的一员。 1924年蒋介石就任太平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到上海后不久，他就召见了汤恩伯，直截了当地问汤恩伯：“在上海坚守一个月，有没有困难？” 汤恩伯：“从最新情报分析，共军有可能在5月上旬即发起外围攻势。就目前防御情况看，一个月，压力会很大。” 蒋介石的脸色骤变：“你们花那么多钱造的工事不是固若金汤吗？一个月，我只要你们守一个月！” 汤恩伯：“从不久前江防的情况看，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再发生江阴要塞事件……” 蒋介石脸色阴郁，大声吼道：“都是饭桶！饭桶！” 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想到眼下即将开始的上海之战，能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呢？他深吸了一口气，又立刻摆出一副宽容的样子，对汤恩伯说道：“你回去吧，抓紧上海的防务准备，要有与共产党打下去的决心。对你，我还是信任的。” 从蒋介石那里回去，汤恩伯“咚咚”直跳的心平稳了一点，暂时打消了不安情绪，不得不强打起精神，继续忙他的淞沪决战。

汤恩伯面呈蒋介石“要让上海成为‘斯大林格勒’第二”的计划

蒋介石将汤恩伯臭骂一通之后，急不可待地问：“上海的防守准备得如何？” 汤恩伯小心地回答：“根据总裁以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的作战方针，我们已初步拟定了一份详细的上海防守计划，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计划书，只见上面写着： “对共军进攻淞沪主攻方向判断：共军一定是沿着京沪铁路而来，攻击重点指向吴淞地区，目的是截断我海上运载线和国军退路，而后将从以下三方向进攻上海。一、由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攻取市区；二、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而后西渡黄浦江，攻占吴淞，切断海上退路，再攻取市区；三、沿长江边直取吴淞，控制要塞，而后由北向西南，攻取市区。 “守备淞沪方针：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机动灵活控制。为此设定三道北——南垂直防线：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周家桥、漕河泾、黩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第三条防线，即为核心防线。 “守备淞沪指导要领：凭借坚固工事及有利地形，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利用碉堡群工事，按团、营、连逐级构成抵抗中心，实行步步抵抗，结合优势火力，消耗敌人攻击力量，然后相机以强大的控制兵团进行局部出击，摧毁敌之攻势。为确保吴淞，维护海上运输交通及后路的安全，以有力兵团配置于沪西北地区，并加强该地区之工事设施与海军及要塞炮之火力支援。浦东方面，必要时实行泛滥，节约兵力以加强浦西地区之作战。最后如战况失利，不得已时，退守市区核心据点，继续抵抗，以待时机。 “阵地编成概要：整个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带、外围阵地及市区核心阵地三部分构成。主阵地带——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洛阳桥、北新泾、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洋泾镇、塘桥镇、杨思镇至黄埔江边。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3至6公里，纵深内密布子母堡群，每堡至少半个班或一个班，有的为永久性的，有的为半永久性，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明沟暗壕相连。为更好发挥活动式子母堡群火力威力，大部分地堡的射孔平行于地面，并在地堡上铺设草皮、庄稼等伪装。目的使共军部队临到近前发现工事却无法后退，使其所谓人海战术在这数百米范围内遭到最大的杀伤。另母堡内暗设多层火力射孔，居高临下，以保证在数百米范围内有效地控制各子堡的火力。母堡和子堡都设四面射孔，以便少数共军冲破火力网向前扩展时仍能从后面将其杀伤；另外，主阵地带内所有车站、飞机场、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均构成抵抗据点。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河、嘉定、南翔、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一线；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一线。市区核心阵地——是利用高大坚固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已选定有：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克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剧院、贝当公寓、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沪饭店、哈同公寓、苏州河北的百老汇、北站大楼、国防医院、原警备司令部大厦、邮政工人公寓、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军队配置方案（暂定）：将整个淞沪地区划分为沪西北（黄浦江以西、京沪路以北），沪西南（黄浦江以西、京沪路以南）及浦东3个守备区，各以一个军为基干担任守备，以沪西北为重点守备区，以有力部队控制大场、江湾、真如地区，直接支援沪西北守备区之作战。另外，视必要增设一个市区守备兵团，守备核心阵地。” 尽管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绞尽了脑汁，但蒋介石看后仍不满意：“虽然上海地形易守难攻，工事准备也较周密，但当年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等地形如何？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洛阳的工事也可谓固若金汤。结果怎样？济南的内城墙怎样？高而厚，城墙上筑有三层射击装备并筑有消灭死角的侧击掩体，城墙上下可以构成严密的火网，结果怎样？上海的工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汤恩伯说：“济南战事若没有叛逆吴化文投向共产党，打开城墙缺口，本可以安然无恙。而洛阳固然有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但他们为防御共军人海战术，只注意地堡在作战时的相对独立，虽然，各据点间也编制成火力网，并有上、中、下3层的射击射孔，用以瞰制射击和水平射击以及防御共军云梯越壕、爆破攻击、坑道攻击的壕底射击，这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但不妥的是容易一处被破处处被破，而共军战术的一大特点恰恰是分割、切碎以吞食。因此，淞沪决战的阵地防御已经充分吸取前者之长处，并弥补了其之不足。” 蒋介石又问：“计划书上说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其余兵种如何运用？” 汤恩伯：“已命令各兵种司令作了计划，现已呈报上来。关于海军运用要旨，根据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报告：海军第一舰队与吴淞要塞炮兵配合，负责吴淞、高桥两岸地区的炮战及对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援，并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的畅通。” 蒋介石点了点头：“这很重要。” 汤恩伯继续说：“关于空军运用方法，空军司令周至柔已表态；空军将以4个大队，140架飞机，每日分3批，昼夜不停轮番协同地面作战。并已准备大批照明弹，防止共军趁夜间偷袭。空军基地除上海各机场外，还准备必要时利用闽、浙和盟军的‘海上基地’（即美国航空母舰）。至于炮兵运用要旨：炮兵司令邵百昌已报告说：总计各独立炮兵团和军、师炮兵共有大小口径炮约500门，准备每炮配弹300发，以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有炮5门为原则进行配备，在阵地前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至于装甲兵运用要旨：二公子（蒋纬国，装甲车副司令兼参谋长）认为，战车及装甲车部队作为总预备队使用为好。因为他认为以往作战，敌人每突破阵地一点，就引起全线动摇；这次要吸取这些教训，只要各步兵部队各自守住阵地，阻止突破或恢复突破口的任务就交由他们装甲车部队担任。” 最后汤恩伯又悄悄地说：“必要时我们还准备把浦东战场从川沙到金山一段用海水完全封锁起来，节约兵力投入浦西作战。” 蒋介石听了，忙说：“注意保密。” 汤恩伯这里说的是“浦东泛区”问题。关于毁堤阻止敌军前进，蒋介石早就很有经验了。抗战初期，为了迟滞日军的西进侵南，蒋介石就曾下令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日军没有阻止住，人民却遭受了大灾。汤恩伯此时也想效仿蒋介石的一套。到了5月7日，汤恩伯总部派出爆破技术总队长杜长城率人至埔东，会同三十七军参谋长李友杰、工兵营长漆有仁及浦东沿海支队司令耿子仁等进行侦察，决定以奉贤乍林地段海堤作为爆破点，并运去了一车黄色炸药，具体爆破时间定在5月18日大海潮到来之时，后因人民解放军于14日已解放了该区，汤恩伯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汤恩伯的“战令”、陈大庆的“紧急治安”与大逮捕、大屠杀

逃到上海的汤恩伯、防守上海的陈大庆以及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军统，风声鹤唳，到处抓人杀人，一时间使上海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4月25日，南京解放第3天，汤恩伯从南京经杭州辗转来到上海。同一日，汤恩伯就颁布了杀气腾腾的“战令”十条： “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 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 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 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 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 六、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 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 八、贻误通信，致失联络者杀； 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 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汤恩伯命令此“战令”以石印印发至营。 颁布完了“战令”，汤恩伯似觉还不够，又下令在部队中重新实行“官兵连坐法”、“士兵联保切结办法”、“保密法”、“防谍法”等，其中防谍法特别规定，凡发现“匪谍”及“通敌”人员，即由部队长就地处决，严格要求执行。 指挥上海防守作战的机构有3个。1949年1月前上海原设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由跟随汤恩伯多年的亲信陈大庆出任司令，统一指挥市区警备及淞沪防务。3月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上海，对淞沪防务直接进行指挥。4月下旬，上海又成立了另一个“淞沪防卫司令部”，由汤恩伯的干儿子石觉任司令。在以后的实际作战中，“淞沪防卫司令部”未有任何作为，这个机构完全是汤恩伯因人设事，为安置石觉而设立的。 在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而费尽心机之时，淞沪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一刻也未曾闲着。 4月24日，陈大庆命令国民党第三五三师师长欧孝全统一指挥第三五三师和宪兵第九团、吴淞要塞守备总队、交通警察第二总队、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装甲兵第四营，担任上海市中心区之警备，并限令在4月25日午后6时前控制各学校、工厂、仓库、公共事业、木城、桥梁码头，占领市区内各要点，坚固建筑物制高点，并严加守备。 同一日，陈大庆命令下属在上海市大街小巷，贴满上海市“紧急治安”条例： “一、造谣惑众者处死刑。 二、集中暴动者处死刑。 三、怠工罢工者处死刑。 四、鼓动学潮者处死刑。 五、盗窃抢劫者处死刑。 六、扰乱金融者处死刑。 七、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 八、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 4月27日，陈大庆又签署第720号代电，要求上海市政府于3日内对各社团再进行一次总清查，就平日所得侦察记录务期肃清内部，以测安全；同时签署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 “（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 （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 （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 （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 5月2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官，指挥交警第一旅（含交警第五、六、十八等3个总队）及交第二、十五总队，于5月1日前接防完毕；正从宁波开来的交第八、九、十二总队和上海市区宪警及“民兵武装”担任社会秩序的维持、要点要线的控制以及镇压市区可能出现的“暴动”和骚乱。 其中一个大队开赴闵行，以确保该处渡口，控制所有渡船。 上海市区守备兵团副指挥官为毛森。 在毛森的直接指挥下，上海市警察总局制定了应变计划并完成了部署。 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奉命于4月26日下午6时前分别担任本城区内重要公用事业及仓库的监护。 第一总队所部署的沪南区——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等6分局辖区的各地区队都已经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战斗体，截至26日下午6时，已经占领老西门华商电气公司办事处、方九霞银楼、生活医院等建筑物；占领中华路、黄家码头附近的建筑物；并在防守区域内建立多个防御据点——茂名南路长乐路18层楼、复旦大学制高点、宛平路衡山路比伽利公寓制高点、衡山路高安路华盛顿公寓制高点，上述建筑物被占领后，建筑物四周道路皆已堵塞，并配备简单的工事。 第二总队部署在沪东区，该区的公用事业、工厂仓库甚多，最重要的是中纺公司，其次还有美商电力厂、英商自来水厂、煤气厂、电车厂、交通公司等。 沪东区的守备分为四大据点，并掌握有力之机动部队，控制要道、桥梁及黄浦江面，在各防御工事处备有铁丝网、拒马、沙囊活动碉堡。在火力配备上，对交叉要道均构成可以斜射、侧射、消灭死角的配置。 第一据点——以榆林路分局建筑为中心（包括自来水公司等）构成。 第二据点——以唐山路附近建筑物为中心构成。 第三据点——以杨树浦分局、杨树浦电力公司、煤气厂为主构成。 第四据点——以提篮桥警察医院、监狱仓库为主构成。 机动车队为区预备队，指挥地点在榆林分局附近。各区间的联络暂时还以电话为主，一旦电话中断，将以无线电传达。 各机动车队、骑巡队、飞行堡垒仍属总局掌握。 同一时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被蒋介石召到复兴岛。蒋介石要亲自向他布置该局的潜伏和暗杀工作。 蒋介石对毛人凤说：“出于大上海保卫战的考虑，保密局上海站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上海还有些实业界、金融界、社会名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看来他们是不想走的。你要监视他们，并马上造出名册，决不能把他们留给共产党。至于那些专门和政府捣乱的所谓民主党派分子，能解决的就解决，张澜、罗隆基、史良都在上海，要将他们都监视起来，到时候全部解决。你务必在上海亲自监督各项事宜。” 很快，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118号家中会见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 毛人凤对毛森说：“老头子这次来，脾气大极了。刚才找我去，要我协助汤恩伯陈良两位抢运物资，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船只，并要我集中上海、宁波一带的交通警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统归汤恩伯指挥，其中两个总队担任护送物资的工作。另外还命令我们监视上海的资本家，不让他们将物资偷运香港等地。可资本家又不是傻子，大部分早在去年12月就逃到香港，就连杜月笙这几天也动身去了香港，真难办。关于物资和船只的事我让黄加持他们去办，其他各项事宜也都分配下去了。现在还有一件较重要也颇棘手的事，老头子认为非你莫属。” 毛森：“请局座明示，我一定尽力完成。” “老头子说，我们过去的教训就是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过于仁慈，一句话我们杀人还太少。这次，总裁特别说明，凡有嫌疑者一律逮捕，对民盟的张澜、罗隆基等立即予以监视，等接到命令迅速解决，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毛森：“请局座放心。” 毛森，保密局系统着名的“三毛”之一。1949年3月，正式进入上海福州路警察总局大楼办公。以办事效率高、心狠手辣着称。上任不到一个月，毛森就破获了自中共“李白台”之后又一座中共秘密电台“秦鸿钧台”。当时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一共只有3座。 接到任务后的毛森很快就行动起来。 监视史良的秘密报告发出。 逮捕民主同盟领袖张澜、罗隆基的命令发出。 一份份黑名单迅速排出，分布于全市的暗杀行动小组也随着黑名单分别就位。 一时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警车鸣笛横冲直撞，特务四处捕人。4月26日，上海市14所大专院校共逮捕学生356人。 进入5月后，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国民党刽子手屠杀的枪声。 一时间，公园、闹市如虹口公园、大世界，都成了刑场。 5月7日，浦东戚家庙。中共地下党员秦鸿钧、张困斋、李白等13人被国民党处以死刑。 截至5月20日黄昏毛森出逃，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里，至少屠杀了2000至4000人。 毛森逃走时，仍不忘屠杀革命志士。5月20日，他带着自己的卫队，在警察局的天井里就杀了9名政治犯。 疯狂的大屠杀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这群困兽临死前垂死挣扎的病态心理。 毛森大逮捕、大屠杀之际，上海市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也不甘落后。5月初，陈大庆又做出惊人之举，颁布《奖励检举共匪办法》。陈大庆认为，有了这个《办法》，共匪在上海该是待不下去了。 上海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

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最后一次作战会议

5月11日晚，上海战役前一夜，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灯火通明，这儿正召开作战会议。 汤恩伯到达台湾后留影 参加人员有：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第十二军军长舒荣、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炮兵司令邵百昌、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交警总队队长马志超、补给区司令黄壮怀、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部司令石觉、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自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警察局局长毛森以及各部部长、各处处长等70余人。 汤恩伯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他说：“今天召集诸位是因为情况紧急。据可靠情报，共军近日已有行动，估计不出两天战斗会打响……各位都准备得如何？我想告诉大家，总裁的兵舰就在吴淞口外，他将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总裁要我务必转告各位，国军在上海一定要好好打一打，美国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表态，只要我们坚持3个月到半年，美国一定出兵！到那时，局势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汤恩伯停了停，看了周自强一眼，说：“自强，把这几天共军情报给大家通报一下。” 周自强站了起来，拿着教鞭走向地图，说道：“据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处一科提供的共匪陈毅第三野战军各军目前所在位置如下： “三十一军——太仓、常熟间地区。 “二十六军——昆山以西铁路两侧（该军第七十七、七十八师各一部曾在8日以炮火向我阵地进犯，迄9日2时许旋即沉寂）。 “二十八军——苏州附近。 “二十九军——吴江迄嘉兴公路两侧及嘉兴以东地区。 “二十军、二十三军——主力吴兴、长兴间地区，一部吴兴以东震泽、南浔一带。 “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三十军——孝丰、余杭及杭州一带，一部踞萧山附近。 “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四军——似集结于太平、石埭间地区。 “以上是敌方情况。 “关于我军目前部署分配如下： “外围阵地：浦西方面由顾锡久军长的一二三军驻守。浦东方面，则由五十一军王秉钺军长部防守。 “主阵地：沪西北方面包括狮子林、月浦、杨行、浏浦由五十二军刘玉章军长部固守；五十四军阙汉骞军长部则担任沪西部包括大场、真如、北新泾等地的防守；吴仲直军长所部七十五军则固守沪南及西南部即虹桥、梅花弄、龙华；浦东南部杨思、塘桥、洋泾一带由三十七军罗泽闿军长部担任防守；浦东北部的高桥由十二军舒荣军长部固守。 “核心阵地：由二十一军、九十九师、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其中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驻扎江湾地区。 “目前，徐庭瑶司令、蒋纬国副司令率领的装甲军部队之控制四川路以北通往吴淞港口的要道。” 周自强讲完，然后低声问汤恩伯：“司令还有什么意见？” 汤恩伯说：“五十一军王秉钺部调浦东川沙、接替三十七军防守。三十七军在浦东的防守向内收宿。好了，今天的部署就到这儿。总之，诸位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挽危局。”

毛泽东同军委其他领导谈解放上海

1949年4月底的一天，距南京解放一周过去了，这天毛泽东同军委其他领导聚在一起。毛泽东说：“想不到形势发展这样快，下一步要考虑解放上海了。” 周恩来说：“上海是我党的诞生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下可以回到人民的怀抱。” 刘少奇说：“上海也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是冒险家的乐园。那里情况很复杂，现在还有好几万外侨。” “上海可是我国工业精华的所在，千万不能打烂了。”任弼时担心地说，“现在看来，打下上海不算问题，难就难在要使这个大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并且管好它。” 朱德说：“总前委已经来电询问，何时可以对上海发起进攻。” 毛泽东说：“解放上海，主要不是军事问题。上海已成孤岛，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何时向上海发起进攻，主要是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是国际上的问题，要做充分准备！” 毛泽东接着说：“解放上海必须考虑：第一，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介入，实行直接武装干涉。这个危险是存在的。上海是我国的第一大城市，‘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蒋介石准备在上海进行最后赌博，拉美国下水。第二，解放上海，必须完整保存这个城市，不致使上海受到破坏。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第三，解放上海，必须把这个全国的第一大城市接收好、管理好。” 这次会后，中央军委给总前委、华东局和粟裕、张震发出一封电报，要求他们：“上海在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领，以便有10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在5月10日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工作主要地应放在这一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3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1个月时间令部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10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20天或1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裕、张震注意。”

陈毅给准备接管上海的数百名干部作报告

5月10日，在江苏丹阳的一座大庙里，数百名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端坐在背包上，聆听着陈毅作报告。 1949年5月27日，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军管会主任 陈毅说：“我们4月21日进军江南，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占领杭州，4日占领上饶……整个渡江作战任务已很快完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战争，老百姓走路也没有这么快，10天光景进军1000多里，横渡一条大江，而且将敌人的部队大部歼灭。 “敌人有21个军，其中10个全歼，7个残破不堪，只有上海现有的几个军比较好，这与我们原先的估计大有出入，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我们原先估计，江要渡几天，可能不打退下来，就是渡过江去了，也可能占领滩头阵地。我们原先准备6月初打下南京及苏州等地。如此迅速出乎意料，这证明我军之强大无敌，敌人之腐败不堪，敌人不敢抵抗，我军威力达到高峰，表示了大革命的胜利。” 陈毅对渡江作战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然后就将话题转到接管上海上来。“下面谈谈进入上海的问题。对进占上海我们要有革命的信心，要有谨慎虚心的态度。 “我们的同志有一个偏向，谈到进北平、天津、上海，就怕麻烦，不愿意去，说进城麻烦。民主人士也说我们进城搞工业不行，他们估量我们搞不好。帝国主义也如此估量我们，两眼望着。蒋介石及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打败了，他们想要我们进南京、上海搞不好，来捞政治资本。 “中国革命发展到现阶段，根据主客观力量，全中国问题能解决，上海问题难道不能解决？但仅有这种态度、信心还不够，还要有另一种态度。因为我们对这些不熟悉。上海是个帝国主义的吞吐港，有青红帮、反动势力等，很复杂，诸如此类，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口要吃饭，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单就每天的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 “同志们，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我们要把自己的行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汪伪比较一下，谁是为人民的？ “我们要表示解放军是一支好军队，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进城要表现虚心谨慎，要表现这方面的勇敢。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是不能‘野’的。下面我强调几条入城纪律： “第一，对敌人、特务、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暗杀分子，我们要斗争，消灭他们，随时准备开火。另一方面，对开明士绅、资本家、外国人要很客气，要团结，要争取。我们解放军除西藏外，全国都到过，可是说不定到上海被人打倒在地上。上海这个地方随便打死几个人是平常的事，无人过问。我们农村同志到上海，无异进入八阵图。在农村里，随便进入人家去，老百姓欢迎，谁也不会不欢迎。在上海你随便进入人家，就可能会被人弄死。所以，我们进城后越小心越好。我们在三五个月后搞好了，群众组织起来了，我们再观光，看看大上海。上海大的工厂、学校等都是值得一看的。我决定到上海后，起初不出去，就说是怕死也好。 “第二，尽量做到我们部队不入市中心，驻郊外，否则会引起混乱。我们要派专门训练的队伍配合干部进城接收，分配好驻地，看好房屋。重行李都不入城，城内没有房屋可住、可让。自由进驻是危险的。南京有一个营长带二十几个人去游中山陵，车翻了，伤8人，死3人，这是自己倒霉，一时也弄不清楚，我们能判车夫什么罪呢？参观可以，也应该，但要有秩序。 “第三，外交问题。上海有7万多外国人，满街都可碰见。我们同志对外国人有一个反抗情绪，不像国民党那种奴隶样子，这是好的。但我们同志有些是盲目的，不懂得外国人有多少种，有敌、友，有帝国主义、非帝国主义，假如笼统反对就糟了。南京有一个营长闯入司徒雷登房子，这并不表示我们同志勇敢，反而是愚蠢。……今后除了指定的外交人员外，一切同志不准与外国人发生关系。” 陈毅又引经据典，说：“部队进城后，不入民宅。” 听到此话，底下有人小声地议论：“那怎么行，遇到下雨，有了病号怎么办？” 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据说，毛泽东对陈毅的这一做法大加赞赏，曾连声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中共中央规定部队入城后遵守的纪律

解放军自渡江之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20天左右的时间，席卷了几十座大中城市，上千个中小城镇。为了接管好刚解放的城市，中共中央向各部队下达了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此项指示共有十二条内容：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露宿于街头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共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 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 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 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需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 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根绝。 七、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房屋建筑，其家具设备（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抽水马桶等）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 八、解放军之骡马大车不得进城，必须入城者，可在将所运输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应出城，在郊外择地关喂，禁止在市区内关喂，禁止在市内树上拴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必须驻城市的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市外组织马场喂养。 九、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试枪者，须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 十、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假制度。 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 十二、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马上就要围攻上海时，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叫停

1949年5月2日，粟裕率参谋长张震及三野指挥机关进抵古城苏州开设前线指挥部。与此同时，肩负解放上海重任的三野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第九兵团，叶飞、韦国清指挥的第十兵团共6个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抬眼望去，上海已近在眼前，连战连捷的九、十两兵团10多万解放大军，人人士气高昂，摩拳擦掌，急不可待地盼着迅速拿下上海，领略一下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庐山真面目。 但是就在九、十兵团马不停蹄地扑向上海时，正在苏州城里紧急部署解放上海的粟裕、张震等三野指挥员，突然收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第三野战军暂时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裕、张震注意。” 上海在即，毛泽东却招手忽叫暂停。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粟裕、张震在离上海城的不远处勒住战马，让10多万大军就地转入战前准备。在一般人看来，此时，只要乘胜追击，解放军定能迅速攻占上海。 关键时刻为什么不让三野立即进攻上海，甚至不让靠近上海呢？有的同志最初感到有些意外，但很快就懂得中央军委这么做的奥妙所在。 从外部因素说，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并不怕美国出兵干涉，并且在兵力部署上已有所准备，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须进一步准备，以防万一。 当然，毛泽东不但考虑到了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内部的需要。 3月下旬，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去北平时，曾经与周恩来有过一段风趣的对话。 临登车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走，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用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信心十足地起程了。 眼下，毛泽东更多地是考虑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上海站住脚。他知道，要想在上海解放后接管好这座大城市，需要有一段时间做好各项接管准备工作。为此，中央很早就开始着手准备。1949年4月间，在香港的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及其有关人员来到北平，毛泽东多次与他们商谈有关上海的接管问题。 每次，毛泽东都问得很细：上海工人阶级有多少？资产阶级有多少？有多少失业工人？上海每月需要多少燃料和电力？每月需要多少粮食？供应上海的粮食、燃料、原料需要多少运输工具？就连上海的垃圾及粪便如何处理都一一过问。 在准备接管的过程中，党的城市政策教育，甚至包括理顺一些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的工作，都要有一定的时间进行。 比如，过去在农村中依靠的是贫雇农，到城市里依靠谁呢？是城市贫民吗？显然不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接管江南城市”的基本原则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到我们这一边。” 由于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刚刚转向城市的一些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方法有些简单化，有的将城市中烫发、抹口红的女人都称做是资产阶级女人，将穿西装的男人统统打入“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的行列。个别的战士还认为：“我们北方的地主，吃的穿的还不如南方城里的普通人。”针对这些不同程度的思想认识问题，各级领导不得不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的部队进行教育，以让干部战士逐步了解熟悉南方的生活。 在这期间，还发生一些事件，也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4月27日，他在一份电报中指出，某部到南京的第二天，擅自派兵进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他要求将经过情形速查明电告，以凭核办。在接到有关这个部队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报告后，他又立即批示转发，要“各军、各师以资警惕”，并说，从这个部队“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这个部队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全军外，应向全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 尽管各项准备工作一直在抓紧进行，但由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超过预期的速度，使得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未及同步完成。 4月30日，总前委在给中央的一份复电中称：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做适当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加以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因缺乏运输工具则更难克服。粮食在南京无大问题，估计杭州也无大问题，上海还不知有无存粮。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进城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中央军委同意总前委的建议，毛泽东在5月3日的一封电报中要求各部队利用进军上海前的“10天内”“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

粟裕、张震等提出打上海的三种方案

在5月初，粟裕率三野指挥机关进至苏州后，粟裕与张震等人经过几日的权衡研究，分析了打上海的三种方案： 其一是围困。这是一种不费枪弹，从物质和精神上摧垮对方的有效手段。解放战争期间，这种方法在许多内地城市都采用过，也曾收到过较好的效果。但这种方法却很容易使被困城市的市民受到较大伤害。国民党军手中有枪，天上有飞机接济，他们总能支撑得更持久些。 就上海而言，这种围困的战法更是不利。上海是一座近600万人的大城市，又是国际观瞻所在，吃的、用的主要靠外地运入。长期围困，粮、煤断绝，水也成了问题。而国民党军控制有海上通道，无法围死。另外，全国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国民党残敌，长期围困，分兵费力，显然为全国解放形势所不许。 多方考虑利弊，粟裕自己摇头了。 其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从这里进攻，可避开敌人防御的重点，从弱处开刀，攻击将会更顺利些，部队的伤亡可能会少一些。但问题在于这将不可避免地会把国民党军主力吸引过来，使市区成了主战场。这不符合中央军委关于“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过来”的指示。在军事会议上，粟裕解释说，当年“八一三”淞沪之战，日本人用这种战法曾把闸北区打了个稀巴烂。日本人不心疼，我们心疼。粟裕又否定了这个打法。 其三是两翼迂回，重兵钳击吴淞口。即宋时轮兵团由东线和叶飞兵团由西线分进合击，分别从上海郊区东西两个方向向吴淞前进，会师吴淞口。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口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而采取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 粟裕把三种方案同时上报中央，同时谈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北平，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认真研究后，同意了第三种方案。 毛泽东甚至更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上海问题。此前，中央情报部门已获悉“上海可能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甚至将起义的时间、地点、部队、起义将领等都详细报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自然对和平解放上海表现出极大的热心。 后来，“大规模武装起义”因故未能实现，还是依靠军事手段为主解决问题。 为了军事上的绝对把握，第三野战军前委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密切联系，商请他们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过程中，为解放军提供敌人设防部署情况。不久，上海地下党转来最新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要图，张震即令复制，下发第九、十兵团。 5月5日，中央军委指示“陈饶粟：据上海吴文义（即吴克坚）几次报告，敌人正撤走上海物资，我们判断撤运物资是确实的，在短期内似难以撤走很多物资，但时间拖长，则撤走物资可能较多。 “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5月10日以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人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占领上海。” 5月6日，军委再次发电：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5月10日）以后，辰删（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 在这份电报中，中央考虑：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中央还电令迅速向杭州以南前进的第7兵团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中央指出，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毛泽东特别请粟、张注意：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尽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5月7日，粟裕和张震等人研究后，正式向中央军委上报作战方案：由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辖第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军），配属炮兵第五、六团和工兵1个营，从苏州、常州地区由西向东，首先向太仓、吴淞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而后即从西北方向向上海市区突击，协同第九兵团解放上海。由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军），配属炮兵第四团，自硖石、桐乡地区北上，首先向黄浦江东岸之敌实施攻击，协同第十兵团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而后由东、南、西三面向上海市区突击，与第十兵团协同解放上海。 5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张震：（一）同意7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5月9日清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起草完成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于是，一场解放大上海的战斗终于要打响了！

《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5月10日，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4人署名发布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作战命令》分析了当面敌人的主要情况，指明了第三野战军各兵团的具体任务，特别对直接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九、第十兵团的作战任务作了详细地布置： 第三野战军发布的渡江作战命令 ……决以九、十兵团并二十六军首先包围上海，截断敌之一切逃路，封闭上海物资之窃运，进而全歼该敌或迫敌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待命进入上海市区。兹将各部任务区分如下： （一）十兵团（欠三十一军）并指挥二十六、三十三军，附特纵炮五团、炮六团并工兵1个营，应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之出口船只运输，其余应分割歼灭昆山、安亭镇、太仓、嘉定地区之敌，而后即控制该带阵地，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九兵团会攻上海。内定： 1.以二十九军（欠1个师于吴兴地区开辟地方工作）、二十八军（欠1个师担任苏州城防）主力附炮五、六团，应于12日晚，由吴市（二十八军）、常熟、支塘（二十九军）地区出动，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如吴淞、宝山一时难于攻占，暂以一部监视之，而应以得力一部配合炮兵由吴淞与江湾之间揳入黄浦江边攻占殷行镇，切实封锁黄浦江（二十八军并派一部控制太仓、嘉定、田湾、殷行镇及其以北地区），而后待命配合二十六军向上海攻击， 2.二十六军第一步应于13日控制昆山、安亭镇（并首先以一部抢占昆山东大铁桥）策应二十八军主力作战，掩护其侧背之安全，而后待命沿京沪路苏州河左岸向上海攻击。 3.三十三军应于15日集结常熟地区，准备接替担任太仓、嘉定、宝山、吴淞之警备任务，以便二十八、二十九军参加攻沪，或开赴吴兴、吴江、苏州地区开辟地方工作。 以上各部具体部署，统由叶（飞）司令、陈（庆先）参谋长决定之。 （二）九兵团（欠三十三军）并指挥三十一军附炮四团，应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沪向东南逃窜之退路，并割歼嘉善地区之敌，其余主力视机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区，而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会攻上海。内定： 1.二十七军应于14日晚集结嘉善（有敌则袭歼之），并控制大东浜铁桥，监视松江、青浦之敌。如该敌撤走时（确实逃走），应即进至青浦以东、泗泾镇以西地区，待命沿苏州河以南攻占上海。 2.二十军应于14日攻歼平湖、金山卫之敌，并以一部控制待交三十一军接替，而后即集结松江以南、黄浦江右岸。如松江敌逃走，应即控制松江，待命沿铁路向老法租界以南及南市攻击。 3.三十一军应于15日接替二十军之平湖、金山卫地区之防务，封闭沪敌南逃退路，其主力（担任三十军二梯队）应适时尾三十军之后，加入浦东作战。 4.三十军应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歼灭该地区之敌，确实控制该线阵地，截断上海敌之海上一切逃路，其先头部队力求16日晚占领川沙。 以上各部具体部署，由宋（时轮）司令、郭（化若）政委、覃（健）参谋长决定之。 （三）作战分界线：苏州河，即吴淞江（不含）以南及浦东属九兵团，苏州河（含）以北及闸北吴淞属十兵团。 《作战命令》还明确了各军在完成占领上海后的警备任务分工。最后，《命令》列了两点注意事项： （一）在我开进或攻占指定地区后，敌人溃乱或和平解决时，我各部应按警备区分，以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进入上海市区，其余各部均不得进入上海市区，在攻占上海时，除担任市区警备3个军外，其余应于战斗结束后24小时内撤出市区。 （二）各部应教育所部切实执行本部5月8日电关于入城警备规定。 三野发布的作战命令似无数支火炬传向严阵以待的战斗部队，把广大指战员高涨的战斗火焰烧得更旺。各军指战员克服连日阴雨、道路泥泞、时间紧迫等困难，按照《作战命令》要求，迅速进至战斗出发地待命。

叶飞率西路军向吴淞口、宝山攻击

渡江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5月12日至6月2日，我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发起上海战役，并调七、八兵团一部及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增援，至5月27日，守敌除汤恩伯率5万人由海上逃跑外，其余15万人全部就歼，上海宣告解放。6月2日，我军又乘胜解放了长江口的崇明岛。在此期间，第二兵团解放了宁波、温州等浙东、浙南广大地区。5月14日，我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开始在武汉以东的团风、武穴地区突破敌人江防，至17日解放武汉三镇。第二野战军为配合第三、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作战，先后解放了南昌、九江、南平、建瓯等赣中、闽北广大地区。这是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部署淞沪战斗 在江苏常熟的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接到三野的作战命令后，召集十兵团下属各军领导，下达作战命令：除第三十三军作为预备队，在战役打响后，由常熟开赴嘉定地区待命外，其余二十九军、二十八军、二十六军都参加进攻吴淞的战斗。其中，二十九军（欠2个团）附特纵炮八团全部，3个工兵连及第三十一军之92步兵炮5门，担任攻歼吴淞、宝山之守敌，并封锁黄浦江截断上海敌水上逃窜退路之任务。 按命令，二十九军应于12日上午8时前进抵岳王市西泾营为中心集结，并派一部于12日下午6时前完成攻占浏河镇，12日下午6时半自该地出发，迅速东进。该军主力应于13日上午拂晓前完全包围月浦，并限于13日下午6时完全夺取该点及狮子林炮台，同时以一部兵力于13日下午8时前攻歼潘家桥站，13日下午6时自该地向吴淞镇攻击前进，务于当日下午12时前完成对吴淞镇的包围，并派一部主力于14日拂晓前确实夺取吴淞以南之张华浜车站及海军医院，向殷行警戒，准备迎击由上海市北援之敌，待攻击吴淞得手后，即北攻宝山城。 第二十八军、二十六军位于第二十九军右翼，配合第二十九军完成作战任务。 下达完作战命令后，叶飞和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告别。 想到第二十九军即将出征，叶飞心里充满了复杂情感。他很清醒，这次上海外围战役，在西线兵团中，二十九军担任作战任务最艰巨。第二十九军的作战位置位于上海外围的最北端，而它的北边沿线就是长江。在上海近代发生的几次战争中，这紧靠长江的一线——浏河、狮子林、月浦……历来都是最残酷的战场。 叶飞关心地问：“部队还有什么困难。” 胡炳云说：“有困难不怕，可以克服。” 叶飞：“部队情绪如何？” 胡炳云：“士气很高。” 叶飞：“出发后，随时保持和前指的联络，有情况直接向我报告。” 胡炳云临上车时>，叶飞又叮嘱：“一定要注意当面敌人的动向，判断情况要准确，组织战斗要缜密，一定要保持你们当年老七纵在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 胡炳云：“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打好淞沪这一仗。” 5月10日晚，第二十九军冒着蒙蒙细雨从常熟经支塘镇、东塘墅一线向浏河开进。 同日，第二十八军（欠位于浙江海台地区担任军管的第八十二师师部及2个团）在朱绍清军长的率领下从吴江县踏上了上海战役外围作战的征途。 与此同时，临时归属第十兵团的第八兵团第二十六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三十三军也都先后到了集结地。 在月浦、刘行，二十九军遇到了敌人的猛烈抵抗。 月浦镇与北面的狮子林炮台、南面的杨行据点，连成一体，互为掎角，遇到攻击，随时可以互相支援。因此，敌人视之为吴淞、宝山防御阵地的西大门。要歼灭吴淞、宝山守敌，必须首先从这里下斧，破门而入，攻占月浦。 13日黄昏，军长胡炳云指挥二十九军勇不可挡地向月浦街前沿阵地冲击。 敌人陆上、舰上几百门大炮一齐开火，封锁我前进的道路；敌机也轮番轰炸，弹如雨下；隐蔽在树林、草堆和坟包中的所有敌堡，喷射出密集的子弹，犹如无数条毒蛇在喷吐着毒焰。前进的道路被敌人强大的火力封锁住了。 二十九军的干部、战士们前仆后继。1个团打得只剩下几百个人，团长吴文杰、政治部主任王里，率领战士们向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结果2人也牺牲在敌人的阵地前。 解放军毫不畏惧地在弹雨中奋勇前进。他们趁着夜暗，攻占了月浦的前沿阵地。敌我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第二天，双方僵持着。 14日傍晚，二十九军组织起新的攻击。二六○团政委肖卡、副团长梅永熙和参谋长李仲英，将120余名战士分成3个突击队，分头向月浦镇中心防御阵地攻击。二五三团、二六一团也从不同的方向向月浦镇突进。 是夜10时，解放军占领月浦。 15日，敌人开始了反扑。一大早，停泊在江面上的10余艘敌舰，向二十九军刚占领的月浦阵地进行猛烈的炮击，敌机也不断轰炸扫射。之后，2个连的敌人，在4辆坦克的掩护下，朝月浦镇冲过来。 这一天，从早晨到黄昏，敌人一共向月浦冲击了5次。解放军打退了敌人5次冲击。 方圆不过数里的月浦镇，在战火中房倒屋坍，砖瓦四飞，变成了一片废墟。 此后的几天，战斗非常激烈。解放军每夺一堡，每占一点，都需经过浴血苦战，反复争夺。 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率领部队与二十九军同时投入战斗。他们一路冒着大雨，踏着泥泞，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向杨行、刘行敌主阵地攻击前进。 这一带也是敌人主要设防地带，工事坚固。许多攻击部队，对敌人坚固、低下的地堡和多种复杂的障碍设施不了解，有的把地堡当做土堆，盲目地发起攻击，因而伤亡较大，进展不快。 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了长期的修筑。日本侵略军两次攻打上海，都是在刘行、月浦、杨行一线永久性设防地带受阻碰钉子，不得不“3次更换大将”，从侧翼包抄后才得手。日本人占领的后期，为了防御美军的可能登陆，又改造和修筑了原有的工事。1949年1月开始，汤恩伯加紧修筑了钢筋水泥的碉堡群。 我国的城市设防，最坚固的莫过于上海。所以，汤恩伯在上海大肆吹嘘，说他在上海建成的工事是攻不破、摧不毁的“钢铁工事”，也有他的道理。 经过13日晚至14日拂晓对月浦、杨行的彻夜激战，不但正面攻击受阻，而且翼侧也穿插不进去。粟裕、张震、叶飞等人此时认识到，解放军已进入敌人永久性设防的要塞工事地域，由狮子林、月浦、杨行、浏行到吴淞口距离六七十公里，要一天之内攻克这一要塞地域到达吴淞口，是完全不可能的。 进攻上海前，由于看到国民党军队有长江天险所依靠，仍然不堪一击，都以为敌人只要受到最后一击，就会吓得逃命，没想到在上海会遇到敌人如此激烈的抵抗。此时冷静下来，不禁恍然大悟：敌人作战的根本意图不是坚守长江，而是死守上海。上海的守敌哪里有什么投降的征候，相反却凭借其永久性的设防要塞工事，顽强抵抗。 通过两天的战斗来看，守卫上海的敌人是所剩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加之有坚固阵地做依托，解放军每歼敌1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 敌人将防御区域内一棵棵树木砍光，一幢幢房屋推平，以扫清射界。地堡前布设有鹿砦、竹木钉、地雷、外壕等3至6道障碍。防御阵地的火力配系很强，每一子母堡群有1个排或2个班守备，母堡配置重机枪，子堡配置轻机枪。敌人的防守也很沉着，解放军不攻近火力网内，他们就不开火。 粟裕、张震经过研究，只好改变部署，于5月16日向作战部队下达了5点新的战术指示： （一）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接合部与较弱之敌攻击，揳入敌之纵深，而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太原战役此种方法收效很大。 （二）集中兵力（而应是小群动作群群攻击），尤应集中火力（实行压制射击与破坏射击）与发射筒相结合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地攻击，这样使敌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敌已测量好之火力封锁。 （三）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 （四）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与歼灭敌之反击部队和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集团守备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五）指定对空射击部队。 指示下达后，各部队改变了战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7日，二十八军肃清刘行残敌，19日攻下国际电台，向吴淞推进。

宋时轮率部战浦东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在司令部驻地南浔接到三野作战命令后，先后召开兵团党委常委会和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总前委和三野前委的指示。 宋时轮身着一套朴素的灰布军装，他那整洁、笔挺的仪表充分展示出久经沙场、富有经验的军人气质。他站在一幅硕大的军事挂图前，布置作战任务：三野司令部赋予我们九兵团的任务是从右翼向上海东南方向包围，控制青浦、松江以西地区后，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围攻上海。我们的三十、三十一军将重点承担浦东的作战。浦东是上海市区通往海上的交通要道，是上海守敌从海上逃走的必经之路。三十军应首先拿下川沙、白龙港，封住敌人的海上逃路。三十一军应以一部接替二十军平湖、金山卫地区防务，封闭上海守敌南逃退路，主力作为二梯队，尾30军之后加入浦东作战。 会后，宋司令、郭政委特地留下三十军军长谢振华、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询问他们有何困难。 周军长谦逊地说：“我们一定按兵团首长的要求，协助三十军拿下浦东，卡住敌人的海上逃路。” 时年还不到三十二周岁的谢军长，还带有当年“红小鬼”那种脾气，在上级首长面前说话总是那么简洁、干脆。他只说了一句“坚决完成任务！”就敬了个礼，转身上车，匆匆离开南浔。 浦东，位于上海市南北纵贯的黄浦江以东，东抵大海，北接长江口。其地形南宽北窄，似一只巨脚踏在东海之滨。这里系平原水网地带，没有坚固桥梁，不便大型车辆机动。对上海守军来说，浦东是其海上退路的重要通道。尤其是位于“脚趾”处的高桥，北靠长江口，西临黄浦江，是控扼黄浦江口的要地。 守军把该地作为浦东防御体系的心脏，在此筑有永久性防御阵地，设了数道坚固防线。周浦、川沙、北蔡等地亦是浦东地区的重要防御据点。汤恩伯为保障海上退路的畅通，早在浦东中部部署三十七军防守，特地将自己的亲信部队十二军放在高桥地区。 5月12日晨，汤恩伯又电令亲信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要他于13日前率部开抵川沙，“接替三十七军川沙至三九港之间的防务，加强工事，坚固守备。” 按原先计划，汤恩伯准备于5月18日趁大潮时炸毁奉贤（今南桥）柘林海堤，水淹浦东南部，阻止我军从浦东钳击吴淞口。后得知我军已于12日向浦东逼近，来不及下手，只好赶紧调五十一军去加强川沙一线防备。 就在汤恩伯改变计划，匆匆调兵之时，我军两支劲旅似两把锋利的钢刀迅速向浦东插去。5月13日下午，三十军军长谢振华率军指挥所及第一梯队八十八、八十九师从浙江平湖出发，由西向东分两路沿公路、海堤向浦东疾进。沿途边战边行，于14日攻占金山卫、奉贤、南汇诸镇。15日晨，先头部队八十八面威风师主力大胆越过川沙，插入守军背后，截断敌五十一军和十二军的联系，孤立川沙守军。是日上午，八十九、八十八、九十师各1个团对川沙发起攻击。川沙守军是刚调来的五十一军一部和当地土顽部队，不足千人。善于夜战、近战的我军从两翼包抄，迅猛攻击。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攻占了川沙县城，歼敌700余人。 三十军一部占领川沙后，谢军长即令主力部队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立足未稳的敌五十一军仓皇应战，纷纷后缩。战至15日午夜，我军已把敌五十一军及暂编第八师完全包围在陈家宅、林家码头、白龙港、三九港一带，东西只有4公里、南北仅5公里的狭窄地域内，等待他们的只有被歼的命运。 在三十一军激战川沙之时，另一支劲旅三十一军亦长途奔驰，插向浦东。三十一军，按原计划是准备担负接管上海市区的任务。由于战局变化，三野前指决定让该军改归九兵团指挥，参加浦东作战。5月8日，该军军长周志坚、政委廖海光接兵团指挥部命令，要其率部立即投入浦东作战，攻占周浦，会同三十军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封锁黄浦江，切断敌人海上退路。任务紧迫，周军长、廖政委立即改变部署，指挥全军冒雨挺进，昼夜兼程，边走边动员，边走边做战斗准备，直奔浦东。14日，部队到达奉贤、南汇一带，进行攻击准备。周军长分析了浦东的敌情和地形特点，决定采取突然袭击、中间突破的战术手段，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命令九十一师直取周浦镇，得手后向高桥攻击前进；九十六师沿南汇、川沙公路攻占新陆，然后向高行、金家桥、东沟镇方向进攻；九十二师两个团作为预备队，尾随九十一师前进，必要时投入战斗。 周浦镇是敌浦东外围阵地的一个重要据点，守军为敌三十七军二○四师六一二团（欠1个营）和海防支队保安一、二旅，约3000人。 为打好浦东作战第一仗，九十一师领导决定由在济南战役中立有赫赫战功的二七一团，即“济南第二团”担任主攻，由周浦镇西北实施突击。 二七二团从镇西南，二七三团从正南配合攻击。5月15日下午，各团乘阴雨天气，快速隐蔽前进。恰巧敌二○四师正与海防支队换防，没有发觉我军行动。当夜我二七一团在夜幕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萧家楼、天花庵车站之敌，插到周浦镇北面，切断敌退路，会同二七二、二七三团包围了周浦守敌。 16日凌晨，二七一团首先从镇西车站突破，歼敌300余人，迅即向纵深发展。二七三团也歼灭了朱家宅一带地堡里的敌人，由镇东南突破敌人防线，在巷战中大胆穿插，分割敌人。二三二团亦击退敌人多次反击，相继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入镇内。敌人遭我军多路攻击，难以抵抗，大部被歼。 一部退守镇内“中山电气公司”大楼，依托坚固建筑物负隅顽抗。各团相继包围该楼，在二七一团参谋长郑戈统一指挥下，协同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残敌，俘海防支队司令耿子仁、参谋长谢元良及保安二旅旅长孙元惠以下2280余人。三十一军浦东首战告捷，指战员们为之振奋。

《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5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出向上海攻击的命令。 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京字第4号 一、我九、十兵团并二十六军自5月12日发起对淞沪外围敌作战以来，在浦东地区我已顺利占领奉贤、南汇、川沙、王家港镇、顾家路镇，控制高桥镇以南之沿海线，截断沪敌向东海逃窜之港口，并向黄浦江推进至高行镇、林家宅、东沟镇、庆宁寺、金家桥、张家栅镇、北蔡镇、周浦镇、林塘镇之线；在沪西地区我已经占领莘庄镇、七宝镇、南翔镇之线，并于浏行、杨行、月浦之线与敌对峙中。旬日以来，歼敌五十一军残部，并暂八师全部，三○八师大部，以及海防支队、保安旅等3万人（俘15万余人）；我各部均已逼近淞沪市区，进入敌主阵地作战，敌人已完全收缩以市区及吴淞、高桥为核心之守备计划，而敌守备重点是以浦西重于浦东，以苏州河北重于苏州河南，企图控制吴淞、大场、江湾、新上海以及机场为核心阵地，保持海上退路，借永久设防工事以消耗我军，妄图继续榨尽上海资财，阻滞我军迅速进入上海市区，唯汤恩伯各部经我严重打击后，其守备信心已呈动摇，正一面扼守要点，一面抢运资财中。 二、我为提早夺取上海，保护物资，以便迅速接管进行建设，决以九、十兵团并八兵团之二十五军（其二十四军主力应集结宁郊待命参战）、二十六军，七兵团之二十三军并特种兵纵队全部逐步攻击上海，首先夺取浦东，封锁黄浦江敌之交通逃路，威胁上海侧翼，而后攻占苏州河以南之市区，同时攻占吴淞、宝山，完成对敌包围，最后会攻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汇湾为中心地区之敌。兹将各部任务区分如下： （一）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黄浦江交通与海上之逃路。内定： 1.以三十、三十一军全部并二十军主力继续割歼黄浦江右岸之敌，控制江岸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黄浦江面，截阻敌从水上一切退路。 2.以二十三军（应于5月23日到达松江集结）、二十七军、二十军一部完成对苏州河南上海市区之攻击准备，并以炮火冻结机场，以积极动作钳制浦西之敌，策应浦东作战。 以上5个军统归九兵团宋司令员、覃参谋长指挥，具体部署由宋覃决定之。 3.以二十五军（附二十四军山炮团，5月23日进至太仓集结，而后开进位置由十兵团指定之）、二十九军完成攻击吴淞、宝山之准备。 4.以二十八、三十三、二十六军完成攻击吴淞、江湾、大场、真如地区敌之准备。 以上5个军统一归十兵团叶司令员、陈参谋长指挥，其具体部署由叶陈决定之。第一阶段任务限于5月25日前完成，但十兵团所指挥各军应尽量迫近市区与交通壕作业，选敌弱点攻击，制造我第二阶段作战有利条件。 （二）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之上海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之包围，内定： 1.二十五军（附二十四军山炮团）、二十九军全力攻占宝山、吴淞，并控制沿岸要塞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吴淞口，截断敌人水面交通逃路，并与黄浦江右岸三十、三十一军阵地构成火力联系，切实遮断封锁黄浦江口敌之水上退路。 会攻上海（20） 2.以二十八军首先割歼杨行地区之敌，而后揳入吴淞、江湾之间地区，保障二十五军、二十九军攻占吴淞、宝山侧背安全，三十三军由刘行向东南攻击前进，揳入杨行至大场至江湾地区；二十六军由南翔沿铁路向东揳入大场至杨家桥及杨家桥至真如地区，力求与苏州河南之二十七军打通联系。以上5个军具体部署由叶陈决定之。 3.以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军全部由黄浦江与苏州河之间地区，由南及西南向东北攻击前进，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全部，力求揳入纵深分割歼灭。而后组织警备部队（以不超过2个师兵力）控制市区，主力应完成渡苏州河配合十兵团围歼苏州河北敌之攻击准备，或尾敌追击抢占北岸桥头堡，以利北岸之作战。 4.以三十、三十一军应于黄浦江右岸组织炮火，除严密封锁黄浦江面敌之交通外，并应以必要炮火压制钳制黄浦江左岸之敌，直接配合攻击吴淞、宝山及苏州河南市之各部作战，并应加强白龙港、徐码头线警戒，防止敌舰扰乱，以上5个军部署具体由宋郭覃决定之。 第二阶段任务：内定于5月27日发起，但第一、二阶段战斗分界线按京字第3号命令不变。 （三）第三阶段：最后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内定： 1.十兵团除以一部分兵力控制宝山、吴淞阵地，组织炮火封锁黄浦江口，防敌人东逃及防敌舰进扰外，集中主力由北向南及由西向东攻击。 2.九兵团以一部控制浦东地区及苏州河南市区，并组织必要炮火协同十兵团沿江左岸阵地封锁黄浦江口水面交通外，集中主力由南向北及由西南向东北攻击。 战斗分界线：殷行区、江湾区、阐北区（含）以东以南属九兵团，以西以北属十兵团。 （四）特纵炮兵配属： ［略］ 三、本部仍往苏州指挥。 注意事项： ［略］ 此令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 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 1949年5月21日12时于苏州本部

总攻开始后的记录

《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下发后，三野首长决定5月23日晚，从四面八方对负隅顽抗的上海守军发起总攻。 浦东战区。5月23日，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转达第三野战军命令：由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第三十、三十一军沿海岸、江岸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切断敌人海上退路。 被军部参谋李华评价为“绝对聪明”的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接到负责指挥向高桥实施总攻命令后于当晚在军指挥所和姚运良副军长一起，请来第三十军管副军长饶守坤及两军的师长等作战有关人员，就高桥作战召开战前会议。 这之前，第三十一军已攻下金家桥镇。 在会上，周志坚先简单介绍了九兵团所赋予的任务，然后说：“这几天下来，我军经过连续作战，伤亡很大。敌人一边是江上封锁，一边是坦克，如果我们两个军依然沿海岸、黄浦江岸实施钳形攻击，就不可能集中兵力迅速占领高桥，插向三叉港，封锁吴淞口。因此，我们能否采用中间突破的手段直接攻打高桥，请同志们研究。”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攻打高桥的战术定下来了：集中兵力，中央突破。 西线兵团。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攻击上海的命令一经发出，所属各部即开始对所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一时间，枪炮声大作，震耳欲聋。 5月21日7时30分，为了保住失去月浦街后，屏障吴淞和宝山的最后一个支撑点，位于月浦镇东南的25-32高地，汤恩伯命所部兵分3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月浦镇东南的27-1高地发起反攻。 阵地在敌强大攻击之下失守。 5月22日，我军肃清上海外围之敌，部分突入敌主阵地。 这是我军在上海市郊与浦东游击队会师 同日，担负主攻25-32高地任务的第二五三团在牺牲69名战士后，向前艰难前进1公里。 5月22日，第二五三团完成迫近作业，将战壕挖至距25-32高地200~300米处。 5月23日清晨8时，敌人向第二五三团阵地实施陆、舰、空全方位炮击，第二五三团伤亡惨重。 5月22日，苏州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粟裕、张震接到情报：汤恩伯和陈大庆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敌人正渡河北去，向吴淞收缩。根据以上情况，粟裕、张震断定敌人将撤出上海，于是命令：全线所有部队于当晚发起攻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击计划，同时进行。 浦东战场。5月23日，位于第三十一军右翼的谢振华第三十军重炮团赶至黄家湾以西地区，对高桥以东海面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7艘，其余敌舰逃遁，这样第三十军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5月24日，刘飞第二十军主力占领浦东市区，之后集结高昌庙渡口，准备西渡浦江，攻占上海南市。 5月24日夜，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突入高桥镇东前沿。 5月25日晚18时30分，第三十一军从正南方向向高桥发起攻击，一时间，万炮齐发，火光飞腾，烟柱冲天。跟着，小包炸药不断在敌堡前连续爆炸，响声此起彼伏。突击队员们立即穿越层层敌堡——有的战士不管侧翼和背后地堡敌人的火力怎样射击，干脆从堡群的隙间向前冲。有些地堡来不及解决，就留下一部分兵力予以监守，大部队则继续攻击前进。与此同时，第三十军正奉命由高桥镇东向西钳形配合。战至午夜，第三十军攻占承园敌第十二军军部。 浦东守敌全线崩溃，纷纷向三岔港、德士古码头、吴凇口外边逃窜。 西线战场。5月22日，第三十三军奉命率第九十九、九十八师、军山炮营配合第二十八军共同担任攻歼杨行守敌的任务。很快，九十七、九十八师进入指定阵地，并于24日向杨行镇外围阵地发起攻击，并突破敌阵地。 5月23日，第二十军也向杨行外围张宅发起攻击。经过几天激战，5月26日凌晨，杨行一带残敌向吴淞收缩。第二十八军的第八十三师沿蕴澡浜北岸向东攻击前进。第八十四师沿杨行至吴淞的公路追击。 5月26日上午9时，张克侠、韩念龙率领的第三十三军与第二十八军会合吴淞。 5月25日夜，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及第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开始全面出击。各种火炮齐声吼叫，巨大的轰鸣震耳欲聋。第二十九军的出击线距宝山县城仅5公里，距吴淞口不到10公里。出击令一下，人人奋勇当先，潮水般向宝山、吴淞门方向席卷而去。26日拂晓，第八十五师胜利占领宝山县城，俘敌7000余人，并缴获江面敌舰一艘。与此同时，第八十六师一部和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全部，在拔掉前进通道口敌堡以后，迅速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插吴淞镇。守敌一触即溃，吴淞镇被攻克。 浦东、西线战斗正激烈进行之时，策应西线主力作战的第二十六军一刻也未空闲；自5月18日起，该军对困守刘行以南至南翔以东一线的敌阵地开展了“剥竹笋、削萝卜”式的攻击。5月23日夜，部队加紧对浏行、大场、真如外围敌人展开攻击，以钳形攻势向市区逼近。5月25日下午2时，第二十六军沿京沪铁路两侧向真如发起攻击，1小时后，占领真如国际无线电台；凌晨2时，解放真如，歼敌近5000余名。这之后二十六军直插大场，不久占领大场飞机场并向江湾发展。5月16日，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包围了敌第二十一军残部，这些已被抛弃，被解放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国民党军队在包围圈里狼奔豕突，敌高级参谋周屏中亲自前往解放军第二二六团三营阵地交涉投降事宜。当第二二七团二营按计划行进到西新桥的西郊时，只见公路两侧的钢筋水泥地堡上，各个村镇街头的树干上，到外挂起了白毛巾或白被单；许多国民党军的官兵实在找不到白色的东西，就把军帽翻过来顶在头上，表示投降。五连的战士威武地屹立在西新桥头、桥下，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的官兵带着私人财物分别列队，有秩序地放下了武器。 上海外围战役即将结束之际，准备参加上海市区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十三、二十七军也已分别进入攻击位置。

蒋介石在复兴岛险被活捉，上海起义功败垂成

蒋介石从溪口来到上海，蜗居在复兴岛。 复兴岛位于吴淞口，这里风急浪涌，犹如一叶孤舟，漂浮在海上。 眼看上海不保，蒋介石终日烦躁不安，以至到各处视察已失去往日的风度，讲话语无伦次。入夜，他独自伫立在标满各色箭头、画满各色圆圈的军用地图前，更加沮丧。与共军回旋的余地已经无多，很快就要被赶下大海。各处传来的都是坏消息，使他一日数惊恐。时近半夜，仍反接着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毫无睡意。 他口里喃喃自语：“不必害怕，莫退，莫退，前进。”是向上帝祈祷，还是在给自己壮胆？ 正在这时，一个“活捉蒋介石”的计划，已经酝酿成熟。 上海东体育馆路20号，一幢幽静的小洋房。这座房子是当年汉奸陈公博买给他的小姨太太的，小楼矗立在一片绿色的田野中，附近有当年中国第一条外国人修的铁路，这条上海至吴淞铁路的铁轨已经残破不全。洋房的铁门上挂有“私人住宅，不得滋扰”的纸标，上面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大红官印。就在这座楼的小阁楼上，国民党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和驻守江湾国民党军一三二师师长李锡佑以及王亚文等，经过秘密串联，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拟定上海市区武装起义计划。 时间：5月16日上午10时。 起义军临时司令部设在吉祥路121号。 起义军司令部组成：张权为起义军司令员、王亚文为政治委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联络员为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者陈约珥。 行动计划：起义令一经发布，驻扎在西体育馆路的国民党军炮兵第五十一团团长刘仲泉率部首先占领四川路迪士高大楼，以此为基点向通往吴淞方向的咽喉要道蕴藻浜、张华浜扩展，以便和16日到达吴淞的人民解放军西线兵团里应外合。刘仲泉团是起义军中一支有战斗力的机械化炮兵团。 王秉钺的五十一军、驻扎在市区的钟勉的摩托化团将在战斗打响后配合出击。李锡佑的一三二师则在江湾一线负责接应。驻杨舍营的王挽危师就地发起攻击。 驻浦东前线青年军第三十七军第二○九师师长方懋凯是张权的学生，他们已达成默契，一旦起义发动，即开放阵地，引解放军进入。 邵伯昌的炮兵封锁吴淞，拦截从水陆逃跑的蒋军。 为掐断海上逃路，张权布置由他单线联系的“陈舰长”在起义发起时，即在吴淞口狭窄处炸舰设障，封锁吴淞口水道，使停泊在吴淞水面上的国民党的舰只无法起航。 郑振华则重点组织力量破坏飞机场，使国民党的飞机无法起飞。 张权率精兵一部，强攻北四川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得手之后于楼顶高悬白旗，以扰乱军心，然后与解放军会合，包围复兴岛，活捉蒋介石。 这是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这一起义行动如果得以实施，必将打乱国民党上海市区的防御，控制咽喉要道，和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达到迫使上海守敌投降，和平解放上海的目的。 起义组织指挥者张权，河北武强人，1917年考入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第13期攻读炮科。1923年学成回国后，在孙传芳部任职，因上书劝孙传芳救国救民，勿败国害民，被孙解职。1925年投奔程潜部。北伐开始，张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副师长、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张权组织中国第一个机械化炮兵团，以后又陆续建立了8个炮兵团，张权首任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创始人。张权从实践需要出发，严加督察训练，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顾问，1941年，军事委员会校阅团前来检视，满意而归。 军训部长白崇禧向蒋介石汇报说：“我战车防御教导总队长张权，领导有方，自奉俭朴，整军严格，训练好……”蒋介石很高兴，召见了张权，勉励了一番，晋升他为中将。 训练结束后，战车防御部队分布于全国各战区，凡大规模战役，无不参与。特别在滇缅战役中，取得了击毁日寇坦克20余辆的辉煌战绩，张权由此名声大震。 这位抗日名将与共产党早有渊源，林伯渠任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与张权时相往来，过从甚密，张权对林伯渠的博学、为人深为敬仰，呼为“老师”。“四一二”政变，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林伯渠曾劝说六军军长程潜将蒋介石杀掉，并请张权参与其事。张权欣然允诺说：“此民贼独夫不去，国无宁日。”可惜程潜畏首畏尾，不作决断，致错失良机。国民党通过《清党原则》后，密令张权将所部共产党员押解南京处决，他不避风险，暗中送走周保中等中共人士。 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不断制造摩擦，张权愤恨不已，曾对友人说：“当局执迷不悟，热衷于内战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其罪恶无异于投敌之汉奸国贼。” 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在渝进行统战工作，一段时间里，张权在重庆筹组机械化师，常被邀去曾家岩50号中共办事处做客，与中共领导人促膝谈心，纵论时局，情谊日深。张曾出自肺腑之言说：“北伐时祖涵（林伯渠字）公是我老师，周、董两位亦师亦友，愿唯两位马首是瞻，为抗日救国大业竭尽忠诚。” 一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往访张权，寒暄过后说：“栩东（张权字）事必躬亲，极为辛苦，今给你介绍一个人来，为兄充任秘书如何？”他见张权点头允诺，紧接着说：“此人名王亚文，西南联大毕业，不只精于文牍，且热诚爱国，由周恩来先生所推荐。” “是周先生介绍的，竭诚欢迎。”张权惊喜地说。 留沪领导秘密斗争，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右起：刘长胜、沙文汉、张承宗、吴克坚 周恩来、董必武知张权自北伐战争起，就与共产党结缘，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的政策深为不满，是完全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派中共党员王亚文担任他的秘书，意在进一步影响他，团结他，争取他站到人民这边来。从此以后，王亚文以上校秘书的身份，追随张权左右，两人推心置腹，合作共事了3年多。 其间，张权曾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亚文请示后转告说：“张将军在国民党军队中身居要职，可利用合法身份为我党多做工作，较之加入我党作用更大。”张权极表赞同说：“言之有理，本人绝对服从。” 1948年底，张权到了上海，任联勤总司令部中将视察员。中共上海局指示王亚文与他取得联系。王亚文要张权对国民党军长江防务作全面了解，以利解放军顺利横渡长江，张权爽快答应。 他以检查军需给养为名，组织视察团，自任团长，乘车自芜湖出发，沿扬子江南岸西行，将所有的江防部队的驻防地段、番号、工事、火力点，各类武器的种类、数量、位置、方位都一一记下。 江防重点地段在江阴，为了详尽了解江阴要塞的江防，他设下一条妙计。原来这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挪用公款，暗吃空额，走私贩卖，收受贿赂，敲诈民财的事屡有发生，百姓怨声载道。张权一到江阴，戴戎光做贼心虚，担心劣迹败露，便大献殷勤，设盛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张权说： “眼下已临与共军决战的非常时期，戴司令的胆子真够大的了，那些事若是被总裁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抗战时期，孔家小姐的意中姑爷林世良，不是因为走私被委员长下令枪毙的吗？” “说的是，说的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兄弟一定铭记不忘。”戴戎光如鸡啄米般频频点头。他连家也不回，直达司令部，招来心腹，郑重交代后，分赴各防地布置：明日一定要军容整齐，各守各位，违令者格杀勿论！尽管这样，他还是放心不下，又亲自给各处打了电话，吆五喝六地忙了大半夜。还准备了一份厚礼，意在塞住张权的嘴。 次日早餐毕，张权由戴戎光陪同，去前线视察。每至一防区，戴戎光便将各级官佐召来，先汇报，后实地查看，诸如明堡暗堡各多少，方位如何，兵员若干，火炮几门，机枪几挺，乃至火炮口径、战壕形状长度等，巨细必问。张权耳听手记，显得十分严肃认真，不费吹灰之力，弄清了江阴要塞区的“江防”。 回到上海，张权和王亚文夫妇紧张地工作了3天3夜，将张权沿途所记，画的无数小纸片，一一铺在地板上，粘成一个巨大的军用地图，又将视察得到的军事情报在图上一一标明。在这份《长江沿岸江防图》上，还附有张权将军对军情的分析和建议。 张权认为，从长江上游湖口到上海近800里的防线上，蒋介石分配的兵力不足20个军，各军的装备和士气有很大差别。如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第一二三军顾锡九部都属蒋介石的嫡系，全副美式武装，补给也优于其他部队。而湖口到当涂采石矶一线，虽是正面防线，但驻防的是杂牌刘汝明率领的原西北军，如第五十五军曹福林、第六十八军刘汝珍，建制残缺不全，武器装备陈旧，士气低落。张权在图上特地标明了这一段是薄弱环节，完全可以用来作为突破口，由采石矶出击，渡江后可在当涂、铜陵、繁昌一带突破，然后集中兵力挥师东下，直插南京。 “江防图”绘制毕，张权交付王亚文，通过地下党转送解放军渡江战役前敌指挥部。4月20日夜，谭震林指挥中集团按照张权建议的突破点渡过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渡江战役的胜利，张权功不可没。 5月15日，武装起义的前一天。早晨，李锡佑来了，张权和他在小阁楼里就一三二师起义一事进行密谈。李锡佑是张权黄埔15期的同学，在结拜兄弟中李锡佑排行老三，他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喜欢打麻将、泡舞场，但对起义的态度是明朗的。 李锡佑单线联系的对象是第一三二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当张权问张贤是否可靠时，李锡佑说： “对别人我不敢说绝对可靠，但对张贤我完全可以说，他一度穷困潦倒，都是我多次接济，我对他有恩。1948年底，我在阜阳十四绥靖区司令部任第四处少将处长时，他正失业，我让他到处里当了中校参谋。年底，我组建第一纵队并担任司令，张贤又到我部当中校科长，就连他现在的职位都是我给他谋的，他对我可谓忠诚。” 就在张权家里，李锡佑就起义具体细节给张贤写了一封密信。张权拿过信说：“从安全考虑，你不要再去江湾，这封信由我派人送去。” 送信人秦然轩上校是张权的可靠助手，在上海港口司令部任仓库主任，担任传递密件、沟通联络工作。秦然轩驱车去江湾，将信送到张贤手中。 英雄也有失算时，张权被叛徒出卖了。叛徒是谁？张贤。这个忘恩负义之徒，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惜出卖灵魂，去向毛森告密。 上海警察局长毛森电报：“据一三二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密报，张权与中共地下党相勾结，策动一三二师等部队，阴谋在16日暴动，与共军内外夹击，夺取大上海，并计划包围复兴岛，截留军舰，封住吴淞口航道，活捉蒋介石。” 蒋介石看完电报，脸色吓成死灰色。他暗自庆幸又躲过一劫，此前几天已经乘“江静”轮悄悄离开上海，逃到海上。蒋介石又气又怕又恨，猛地把桌子上的一只茶杯摔在地上，砰的一声，水花四溅。“娘希匹，张权也要落井下石，想抓我到共产党那去报功，没那么容易。”接着命令道：“给毛森回电，立即行动，把张权抓起来。迅速查清张权同党，务必一网打尽！” 由于张贤出卖，张权、李锡佑、秦然轩被捕，各路起义队伍失去指挥，无法行动，功败垂成，上海起义流产。 上海解放后，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与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胜利会师 在监狱里，张权遭严刑逼供，鞭、打、压，无所不用，至体无完肤，几番死去活来。张权坚贞不屈，始终咬紧牙关，对起义计划及有关人员一无吐露，只以一句话回答：“此系我一人所为，好汉做事好汉当，给我一死便了。” 他在牢房慢声长吟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琅琅诗声，在狱中久久回响。 毛森使尽浑身解数，7日已过，仍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再向蒋介石禀报。这时，解放军已夺取了上海外围阵地，正准备向市区发起总攻击。败绩接踵，眼看上海难守，蒋介石又急又恼，得到毛森的报告，下令：“马上处决，立即执行。” 5月21日傍晚6时，市郊炮声已隐约可闻，南京路、西藏路两侧，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一辆吉普车从老闸捕房疯狂地驰到大新公司，即今上海市中百一店门口，戛然而止，接着全副武装的军警从车里推出两个四五十岁的壮实汉子来。行刑队要他们跪下，可是他们昂首挺胸，置之不理。 顿时，街上行人蜂拥而来，只见那两个“犯人”身着“国军”军装，两臂反绑，脑后插着“银元贩子”字样的纸标。其中一个近50岁的“犯人”要求向周围群众讲话，被拒绝，即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成功万岁！”行刑队惊慌失措，开枪射击，那个“犯人”应声倒地。“出师未捷身先死”，离上海解放只有6天，张权惨遭杀害，将军在黎明前死去。 5月27日，张权牺牲后的第6天，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7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出具公函证明，追认张权为革命烈士。 上海解放后，王亚文在《解放日报》着文追忆张权业绩，要求捉拿出卖烈士、破坏上海起义的凶手张贤。 张贤因告密有功，蒋介石宣布他从中校科长提升为上校一三二师师长，支少将薪水，赏给银元5000块。张贤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地说：“卑职誓必忠于总裁，与共军血战到底，不成功，便成仁！”随即带着一三二师，连夜开赴黄埔码头至复兴岛一线驻防。 5月25日夜，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市区，向苏州河北岸推进。张贤所部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稍一接触，便四散溃逃，作鸟兽散。这个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的小人，混在乱军中逃之夭夭。他溜进一条弄堂，佯装解手，钻进厕所，四顾无人，慌忙脱下军装，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便衣，潜离上海，逃去杭州，化名张斯屏，潜藏了下来。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7年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一封检举材料，查出张斯屏就是破坏上海起义、出卖张权将军的罪魁祸首张贤。195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张贤死刑。龙华刑场上一声枪响，结束了张贤罪恶的一生。

上海大逃亡侧记

我三野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市区发起总攻后，国民党上海守军从蒋介石开始，自上而下纷纷各自逃命了。 口口声声要坚守大上海6个月，要与上海“共存亡”的蒋介石和汤恩伯，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仅用了不到十多天的时间就攻占了上海外围阵地，并从部分地区突进了市区。他们顿时慌了手脚，蒋介石急忙从复兴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汤恩伯也于5月24日下午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转移到停泊在吴淞口的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 眼见上海是守不住了，蒋介石授意汤恩伯想办法把嫡系部队从上海撤退出来，以保存所剩不多的残余力量。 于是，汤恩伯秘密指示嫡系各军及特种兵部队悄悄向吴淞口码头转移，准备登船撤退。截至5月26日，除第三十七军被解放军分割在苏州河北岸未接到撤退命令外，属于蒋介石嫡系的第十二、第五十二、第五十四军已先后登船撤离了上海。 为掩护嫡系部队撤退，汤恩伯玩弄花招，把一些杂牌部队派到第一线去接替预计要撤退的嫡系部队的防务。5月24日夜，汤恩伯以调整部署的名义，下令将非嫡系的第二十一军与嫡系第五十二军换防。二十一军奉命于第二天拂晓前接替了五十二军在月浦、杨行地区的防务。 在接防过程中，二十一军途经江湾、吴淞道，看到这里人山人海，车辆物资堆积如山，秩序非常混乱。他们虽然知道情况紧张，但还未察觉出汤恩伯和五十二军已准备逃跑，因此非常认真地执行汤恩伯的命令，到了前线后就连夜加固工事，当解放军发起进攻时，他们还作了顽强抵抗。 直到第二天晚8时，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得知汤恩伯的逃跑计划后，急忙用电话通知二十一军各师、团长以开会名义到军部集合，然后抛下部队，带着这些亲信登船逃走了。这时，在前线的二十一军官兵仍被蒙在鼓里，还在进行徒劳无益的抵抗。直到汤恩伯派到二十一军担任联络的高参周屏中到各团进行劝降，这些官兵们才知道汤恩伯和他们的军长、师长、团长抛弃他们逃走了。他们气愤地破口大骂，随即停止抵抗，在周屏中的联系下，向解放军集体缴械投降。 关于撤退的蒋军嫡系部队的狼狈混乱情形，从第五十四军第二九一师的局部情况中，可见一斑。5月25日中午，二九一师奉命由浦西大场阵地开赴江湾、吴淞间的张华浜码头上船，并限令在下午8时以前赶到。二九一师师长吴世英接到命令后，马上集合所属团长、营长，对他们说：“现在情况紧急，我们马上就要走了。根据上司的命令，在阵地上的只救营长以上军官，部队都不管了。能带走的部队都要轻装。不能带走的骡马、弹药、行李等一律销毁，不要被共军利用，部队行动愈快愈好。” 这些团、营长接到命令后，立刻回去集合起部队，夺路向张华浜码头疾进。由于沿途道路被车辆、物资和乱军拥塞住，二九一师官兵在中途被冲散走失了不少。二九一师第八七三团团长何轩叶率部在逃跑中，见市郊到处都有房屋焚烧，溃散官兵像热锅上的蚂蚁，部队在离码头十几里处就被堵得走不动了。何轩叶干脆抛弃部队，和副团长、几位营长带着一个警卫班向着码头冲去，挤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跑到码头上。这时，张华浜码头已在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许多船只为躲避炮击都开到吴淞口外去了。何轩叶等人只找到一艘机器有故障的登陆艇，不管三七二十一，与千余名溃兵一起拥上船，强行开船。结果，这艘登陆艇行驶到吴淞口就搁浅了。何轩叶等人终未能逃走，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汤恩伯为便于自己脱身，任命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兼任淞沪警备副司令，想把他留下来当自己的替死鬼。汤恩伯原来还担心刘昌义不肯干，刘昌义却出人意外地答应下来，而且表现得非常积极。心中窃喜不已的汤恩伯哪里料到，刘昌义此时已派人与解放军暗中联系，准备火线起义。 刘昌义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从17岁开始就投身军旅，在国民党军中几经浮沉，早就对蒋介石心灰意冷。自他被调到上海后，经民主人士刘云昭介绍，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亦称“地下民革”）的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进行秘密会晤，并经其介绍，加入了民革。王葆真动员刘昌义寻找机会，想法抓住一部分兵权，然后举行反蒋起义。 5月16日，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外围阵地发起进攻后，第五十一军主力在浦东白龙港被解放军歼灭。消息传来，刘昌义心中为之一动，便主动去找汤恩伯，对他说：“王秉钺被俘了，五十一军没有军长部队很乱，应当有一个人去招呼。” 汤恩伯当即委任刘昌义为第五十一军军长，命令他去收容五十一军残余部队。刘昌义最后只收容起五十一军残部两个团。5月22日，汤恩伯又下令委任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把苏州河南的第五十一、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等杂牌部队都留给刘昌义指挥，组成北兵团。刘昌义心里十分清楚，所谓的北兵团不过是为掩护汤恩伯逃跑的“替死兵团”罢了。留给他的这几支部队，一二三军是苏北民团改编的，二十一军是四川部队，五十一军是东北军，都屡经解放军打击，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由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和汤恩伯准备逃跑，这在客观上给刘昌义创造了起义的机会。所以，刘昌义还是毫不犹疑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在此之前，王葆真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此时刘昌义忧心如焚的是不知如何与解放军联系。最后还是刘云昭提醒他：可派一个得力助手直接与解放军前线指挥员联系，千万不可错过机会！刘昌义接受了刘云昭的建议，马上派自己的贴身副官刘凤德设法与解放军取得联系。 5月23日夜，解放军全线发起总攻。到第二天黄昏时分，解放军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七军分3路突进了市区。解放军各部队趁着夜幕，组成多支突击分队，采用“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很快就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主要市区。为保全城市，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规定在市区内作战不准开炮，不准用炸药包。因此，退守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凭借高楼大厦，居高临下，依托一条苏州河，严密地封锁了河面和南岸的街道、建筑，解放军前进的锋芒被阻于苏州河南岸。 就在此时，刘昌义派去与解放军联系的副官刘凤德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接上了关系。刘昌义随后与解放军第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和田云樵等举行了会谈。刘昌义对罗维道说：“贵党、贵军的政策我是了解的，请诸位转告陈毅将军，我要求率部起义。” 经过一番交谈，刘昌义与罗维道签订了一项协议：刘昌义部停止一切抵抗，接受解放军编制。事后，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曾紧紧握着刘昌义的手说：“刘将军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在刘昌义的率领下，国民党第二十一、第五十一、第一二三军残部共4万余人于5月26日在真如、大场等地起义。解放军顺利突破苏州河防线，进攻到北岸。随后，三野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对吴淞要塞、狮子林炮台等残敌据点发起最后进攻，于5月27日解放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人民解放军从4月20日渡江到5月27日占领上海，仅用了37天，比原先预计的时间缩短了一半。此役，解放军以伤亡2.5万人（其中攻打上海时伤亡1.7万人）的代价，消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蒋介石在长江以南最大的一支战略力量宣告覆灭。 尾声 大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继续乘胜追击，二野、三野、四野横扫残敌如卷席。国民党上层是树倒猢狲散，部队是狼狈逃窜，恰似过街的老鼠。

蒋介石逃到台湾

（1949年）5月7日晨6时，蒋介石登上“江静”轮，从吴淞口离开上海。 5月12日，“江静”轮达舟山。这一天，蒋介石在海天孤岛上，眼望大陆，开始反省他过去的江山得失之处。他此时深感过去的部下和文武官员们，多是空言不实，麻木不仁，徇情任私，官僚作风，致使他的蒋氏王朝，一朝瓦解。 5月15日，解放军全面进攻上海，势在必得。蒋介石对上海的防御很是担心，他让蒋经国飞到上海，了解战况。 蒋经国次日上午飞回定海，向蒋介石汇报。当日，蒋介石到金塘岛拜见如果法师塑像，也许是受到佛祖的启示，他已对上海，乃至整个大陆的防守失去了希望，决计去台湾了。 17日下午，蒋介石一行人自定海机场起飞，于4时50分到马公岛，住马公岛城外宾馆。蒋于此游览胜景寺庙，同时，接见来访大员。 5月27日，蒋介石得知上海全部解放。 次日，蒋自马公岛飞抵台湾冈山，再转高雄寿山。于此拟定防台计划，以舟山、马祖、金门一线为前哨，也为“反攻复国”桥 6881." >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树倒猢狲散

5月24日，汤恩伯率兵从吴淞口，登上兵舰，狼狈向福建逃窜。汤逃至福建后，任厦门绥靖总司令。 是年9月，叶飞兵团兵临厦门。汤恩伯身为败军之将，不敢言战，遂于10月2日向蒋介石提出撤出厦门。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没有同意。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帷幕。到16日黄昏，守敌彻底崩溃。汤恩伯知人势已去，带着一部分人乘小艇逃到金门。 李宗仁于5月8日自桂林飞抵广州，又经受了一场内阁危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满自己处于无权的地位而愤然辞职，阎锡山接替其职位。此外，李宗仁还换了一批内阁成员。 7月14日，蒋介石忽自台北率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张道藩、谷正纲等26人，飞至广州。蒋介石在此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取代中政会，主席为蒋介石，李宗仁为副主席。会议在蒋的一手控制下进行，最后决定：“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先经过其决议通过，方为有效。 这样，李宗仁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了。 10月初，解放军进逼广东。13日，李宗仁离开一片混乱的广州，飞桂林，旋至重庆。国民党政府只好又从广州迁往重庆。 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后，要求蒋介石“夏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11月初，只好借外出“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对政府要其速回的电文?置之不理。 不久，李宗仁又以治病就医为名飞往香港。12月初，他带着满腔失望情绪离开中国，去美国医治胃出血，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6年漫长的流亡生活。 长江防线溃败后，白崇禧带着部将撤到湖南，将总部迁至长沙。可是，由于此时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省主席陈明仁准备举行起义，他不得不将总部迁至衡阳。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给撤退中的白崇禧又一次严重的打击。 10月上旬，白崇禧在衡宝同解放军决战，被歼近5万人。此时，白崇禧本想退往广东，占据出海口，但由于蒋军嫡系所迫，只好率部退回桂系老家广西。 广西战役第二阶段：敌白崇禧主力被歼后，残敌由南宁及奥、桂边地区窜向钦县，企图由海上逃走。自1949年12月3日至8日，经我军追击，分别将敌歼于桂境及奥、桂边地区。 这是各路大军并肩追歼逃敌 在广西，白崇禧经过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白崇禧此时还不甘心失败，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解放军完全不理会白崇禧的临时部署，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办法，占领了他的后方，对其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2月1日，白崇禧的两个兵团被围歼于博白地区。 4日，解放军解放南宁，白崇禧率部企图逃往海南岛。 7日，解放军攻占钦州，封闭了白崇禧南逃的海口。 14日，解放军攻占镇南关（友谊关），控制了中越边境。 至此，白崇禧部除万余人逃往越南外，17万多人被歼。白崇禧本人先逃至海南岛，后又乘飞机逃至台湾。 1950年，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与汤恩伯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三大野战军横扫残敌如卷席

解放上海后，陈毅、粟裕、张震等决定，以第八兵团继续担任南京、镇江警备任务，并清剿苏南、皖南残匪；以第七兵团主力担任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一部保卫海防和担任城市警备；以第九兵团担任上海市警备及淞沪地区海防，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十兵团部率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执行进军福建的任务。 向贵州进军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和十军由湘西出发，直出贵州，迂回川境之敌。15日解放贵阳、思南等地，至12月初，前出川南的泸州、纳溪、合江、自贡等地。这是某部徒涉沅水向贵州前进第十兵团休整1个月，于7月2日开始向福建挺进。26日到达建阳、建瓯、南平地区。 8月6日，十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福州开进，经过5天急行军，隐蔽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发起战斗，17日解放福州。 9月初，十兵团主力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19日发起漳厦战役。至25日，控制了夺取厦门的有利阵地。攻击部队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于10月10日至13日先后攻占大、小嶝岛。15日黄昏，主力发起厦门战斗，至16日下午，登上厦门岛。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9月初，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开始向西南进军。第五兵团由上饶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开进；第3兵团和野战军领率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车运郑州，然后秘密经孝感、武汉等地向常德、江陵之线开进。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向贵州境内的敌人发起攻击，此举大出守敌所料，宋希濂率部慌忙西撤。15日，贵阳解放；21日，黔北重镇遵义获得新生。 11月28日，三兵团主力将宋希濂部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29日晚，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 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于12月9日率领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 成都战役1949年12月2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十八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成都战役。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已前出至简阳、乐山、邛崃等地，第十八兵团等部追击胡宗南集团也进至成都附近。国民党军第十五、十六、第二十、第七和第十八兵团举行起义，余敌在我猛烈围攻下迅速就歼。 这是十八兵团部队通过川北之剑门天险，向成都挺进 12月21日，董宗珩率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成都守敌此时开始瓦解。胡宗南为稳定军心，赶忙召开军以上指挥官紧急会议，叫喊“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还说“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拼命鼓动部属顽抗到底。可是，会议的第二天，他就悄悄乘飞机溜到海南岛去了。 胡宗南一走，国民党军队顿时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25日至27日，敌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相继在彭县、德阳、成都地区宣布起义。 这样，解放军不战而下成都。进军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 10月14日，陈赓指挥东路军三面包围广州，当晚解放该城。 在三路大军的围攻下，白崇禧部队也于12月中旬在广西境内被歼。 1950年4月16日，第四十、四十三军分西、东?99lｉｂ?两路，从雷州半岛并肩南渡琼州海峡。在琼崖纵队和事先偷渡上岛的解放军配合下，两路大军占稳了脚跟。 23日，解放军攻占海口，守军司令薛岳飞逃台湾。

邓小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作大快人心的报告

1949年8月4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邓小平从上海赶到北平，向代表们作了一个报告，题为《从渡江到占领上海》。这个报告对整个渡江作战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对渡江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和胜利的意义作了总结。报告说：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渡江作战是从4月20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 在漫长的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在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 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1000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45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70万人）。45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如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4月20日夜开始，24小时内大体上30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 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在4月23日占领。到5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1500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的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么惊人的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5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 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20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5月27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1个月零7天，消灭敌人40余万人。我方伤亡2.5万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1.7万人，在渡江时遭敌轰炸等共伤亡8000人。我们曾有1个兵团俘虏了敌人6万，自己损失1100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外： 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压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 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8至12人，大者50人，最大者100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60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首使用2100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1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团长、师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1万只，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到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做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持，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持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劳作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中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1.5亿斤，其中80%是沿江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权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40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不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3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 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危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我们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 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2万万人口，但国民党40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凶焰收起来。 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2万多名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的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战绩、损耗统计表

一.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战绩统计表： 1.歼敌兵力： 毙伤28144；俘虏322313；起义投诚85558，合计436015人。 2.主要缴获： 要塞加农炮17门枪榴、掷弹筒2084具；山野榴炮286门，各种炮弹359835发；步兵、战防炮226门，各种枪弹28793732发；高射炮4门，坦克、装甲车123辆；轻重迫击炮2426门，汽车2171辆； 轻重机枪14356，挺舰艇（船）220艘； 长短枪179771支，马匹6250匹；火箭筒318具，电台160部。 3.击毁、击伤： 飞机3架，汽车9辆；坦克、装甲车11辆，舰艇（船）37艘； 二、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损耗统计表 1.伤、亡 阵亡10553，负伤35448，其他减员3877；合计49878人。 2.损、耗 山野、步兵炮5门，各种炮>9９liｂ?弹164577发；轻重迫击炮68门，各种枪弹7579084发；轻重机枪412挺，手榴弹88655枚； 长短枪2433支，炸药26559公斤。

渡江战役国民党军被歼部队番号（包括起义、投诚）统计表

渡江战役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番号（包括起义、投诚）统计表 一、正规部队 1.歼灭、全歼 8个军部：第四、第二十、第二十八、第三十七、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六十六、第一○六军军部 3个师部：第一一九、第二六八、第二八一师师部 32个师：第十三、第四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第八十、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七、第一○二、第一○三、第一一三、第一三二、第一三三、第一三四、第一四一、第一四三、第一四九、第一七四、第一八五、第一九二、第二○二、第二○三、第二○四、第二○九、第二三四、第三○三、第三一三、第三一八、暂编三、暂编四、暂编七、暂编八师。 另8个团大部 4个军部：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七十五、第八十八军军部 5个师：第六、第十六、第九十五、第三二四、第三五三师 一部 13个师：第二十三、第二十九、第四十五、第四十九、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九十九、第二一二、第二一八、第二三六、第二八一、第三○四、第三○五师 2.起义 1个军部：第一二八军军部 4个师：第二八二、第三○九、第三一二、第三一四师。 3.投诚 1个军部：第六十八军军部。 9个师：第八十一、第一一○、第一四五、第一四六、第一八二、第二三○、第三○八、第三三四、暂编二师。另3个团。 二、非正规部队 歼灭：交警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总队，江苏保安第一、第二旅，安徽保安第三旅旅部，保安第三旅之第四团、保安第五旅之第十四、第十六团等十二个保安团，联勤总部警卫团，伪总统警卫团、第九编练司令部荣誉二团，京沪杭护路队军官教导团、江宁要塞守备总队。 起义：江阴要塞守备总队，2个自卫团，1个保安团。 投诚：5个保安团、1个自卫总团。 附录 亲历者说 战争是血与火的搏斗，最令人难以忘记。参加指挥这次渡江作战的二野、三野和四野一部分高级指挥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撰写了大量回忆录，他们在谈到渡江作战的一般情况的同时，以亲历者的感受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这里辑录几篇，以飨读者。

渡江计划曾改变4次

粟裕在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委员、三野副司令、渡江战役东集团总指挥，他在回忆渡江战役中说：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5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4个月至8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7月13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1949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4日提出华野“争取夺取徐州”，9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1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伯韬和海州、两淮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5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1949年1月休整，2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3月至7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1948年12月12日，军委决定大约在1949年5月或6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黄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订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我党的“八项条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实现真正和平的条件，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方面民主人士，于1949年1月24日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支持毛泽东主席的声明。这是1949年2月25日，在北平东站欢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方面民主人士抵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左起：叶剑英、罗荣桓、彭真、薄一波、林彪、聂荣臻、董必武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3个兵团在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最为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将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1948年11月8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伯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9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而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12月12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12月17日开会对中央12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濒临总崩溃的境地。 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495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已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150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士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120多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218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士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5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2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实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月14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3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用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面对上述总形势，我作了一些设想：从经营发展建设江南出发，渡江以和平的方式为最好，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天津方式，立足于以战斗方式去解决问题。在用战斗方式解决问题时，还要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并尽量不使敌军流散，力争聚歼，以减少蒋军流散为匪的祸害。为此，在战役中应力争做到：在渡江前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加强侦察和训练，尽量减少渡江的伤亡，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突破江防后，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我们不能采取虽然消灭了敌人，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把上海等大城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打过长江去 从1949年1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800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54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21个师。白崇禧指挥的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27个师，在第二线上有13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130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300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处达10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是陌生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3次渡过长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这一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取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条件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天候等进行仔细地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地计算；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可以说从1948年初就开始了。那时为了执行中央军委要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我派出一个加强营，带了40挺轻机枪和全营武装，还带了200余名干部前往皖南。另请中原局派出一批干部到皖江地区和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工作。以后我们又派出10个营，组成以孙仲德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的先遣纵队，并随带部分地方干部南下江边工作。在江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作了详细调查，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我又请东北代为购置一些引擎，将民船改装汽船。这些工作对大部队顺利过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未立即开往江边，而是开赴徐州和海州地区整训，以免大军集结江边的时间过长，粮食供应困难，被迫大量北粮南调，浪费人力物力。在整训期间，我们全面部署了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兵团为单位组织军、师干部率侦察队先期赴江边侦查、了解情况。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1月8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各兵团于3月上旬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进行深入具体的准备。至4月初，全军已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8000余只，自制了一部分汽船和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从部队挑选和训练了数千名水手，满足了载运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为了提高船工参战的积极性，召开了船工誓师大会，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与此同时，军民共同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了顺利地航渡和成功地突破敌防线的滩头阵地，各部队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了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战术、技术演练。并利用黑夜在长江中组织试航。各军均派出侦察部队过江对南岸地形进行实地侦察，并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 我们还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毙伤俘敌军44.3万余人（内起义投诚44万多人），我方伤亡10.5万余人。由于我军执行在强大政治工作保证下的即俘即补政策，部队增补了大量解放战士，到1949年1月，我军已由淮海战役前的42万人发展为55万多人。经过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和谭震林分任副司令、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每个兵团下辖4个军，特种兵纵队直属野战军。通过整编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干部和兵员，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2月上旬，总前委初步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1个兵团（第三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在江阴、扬州段；第八兵团在南京东西段；第九兵团在芜湖东西段；第七兵团在铜陵、贵池段；二野第三兵团在安庆东西段。以二野之第四、第五兵团的5个军为总预备队。同时，建议第四野战军派3个军10余万人迅速南下，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崇禧集团。 3月31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９９lｉｂ.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4月3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判断了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产生的4种变化，并据此确定了我军的作战纲领和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纲要还指出：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之第七、第九兵团应与三野之第八、第十兵团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为全战役之关键。 总前委统一部署：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两集团（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 我和张震同志于4月1日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冒着春雨东移，于4月5日到达泰州东南的白马庙。 为了实现总前委确定的战役意图，我把选择突破地段和向敌纵深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对三野负责的正面和任务进一步作了仔细的考虑。为达成迅速包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东集团渡江后必须以主力揳入南京与上海之间，切断京沪铁路，这样可把汤恩伯的防御体系拦腰砍成两段。而长江的走向，在京沪间，以江阴为中心，有一个向南突出的弯道，我十兵团以选择江阴东西地段突破最为有利，突破之后，可以最近的距离，直插金坛、宜兴、吴兴地区，切断南京、镇江之敌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通路。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从裕溪口至铜陵段突破江防之后，必须作远距离迂回，向宣城、广德、吴兴地区急进，争取在吴兴地区与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会合，封闭合围口，将芜湖、南京、镇江江防及守城之敌兜住，再图歼灭，如其弃城而逃，则可将其歼灭于郎溪、广德、长兴一带，不使其进入杭州等城市。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我们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的第十、第八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指挥。 4月6日，我们召集第八、第十两兵团军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战役指导思想，明确了东集团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并对渡江后战役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我提出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相应的对策：（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 95f4." >间与我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的结局来。同时，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和东集团打通联系。（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三）我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配合中集团，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也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在这三种可能的情况中，我们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为第一种情况出现做好准备。 通过研究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战役预定4月15日发起。 4月8日下午，我与张震同志联名下达了对东集团渡江作战部署的指示。规定：“我八、十兵团主力决于扬中至护漕港（江阴东南段）强渡，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钳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纵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南渡3个军或4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打击敌之反击，而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而后作战。”这一指示在下达东集团的同时，还通报了谭震林同志和中集团，并要求东集团拟制具体实施计划上报。 4月10日，军委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粟（裕）发来电报说：“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我当即召集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报告了长江下游水情——如延长一月，则江水上涨，又临雨季，现我方小船占三分之二，江水上涨情况下难于在江中行驶，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引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如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总前委则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于11日复电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4月12日，我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以20日前后为最好”。4月18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二、三野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当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指出：“整个战役从20日晚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总前委还估计，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月20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20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第一梯队4个军（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21时许，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逼近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21日我军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我中集团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派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援，增援部队进抵宣城，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第九十九军即向杭州逃窜。22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已达50公里。23日，中集团第二梯队的各军也全部渡到南岸。 21日夜晚，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22日中午进抵百丈镇、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进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占领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23日，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22日占领扬中岛，23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该兵团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23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李宗仁率领下，已仓皇撤向广州。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由马当至贵池段强渡成功，占领了贵池、彭泽等，主力直趋浙赣线，迅速割裂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往上海。 在我军渡江之际，英帝国主义悍然派出军舰于20、21两日两次驶入我东集团渡江地段，炮击我军阵地。我军强大炮兵予以有力回击，将其“紫石英”号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后于7月30日午夜逃跑），其余舰只被迫缩回上海。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达22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大意义，正如中共中央的贺电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我军神猛迅速，一举突破江防。敌人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此时，关键是能否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21日19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并建议第九兵团渡江后，除以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四兵团外，主力应不为小敌所阻，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即南京至杭的公路），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力求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次日，接到中集团22日11时对第七、第九兵团的作战部署电，指示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于24日占领南陵、青弋江、湾沚镇，并包围宣城后，25日集结休整一天，以便骡马赶上，26日继续东进，于28日10时至郎溪附近。第七兵团则于29日进至广德附近。这时，我们判断敌人主力将向杭州撤退。为迅速切断“京杭国道”这条公路，不使敌人主力退向杭州，并达成对敌人之围歼，我与张震同志认为必须加速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立即于22日17时发电给第七、第九兵团：令第九兵团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七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谭震林同志并报告了总前委。23日总前委复电同意。 22日夜，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开始向杭州撤退，芜湖以西至湖口地区之敌向浙赣线撤退，常州以东之敌向上海收缩，出现了我们估计的第三种情况。这时，我把指挥的重点，转到追歼逃敌上来，全神贯注指挥东集团和中集团的部队在广德、长兴、吴兴一带会师，封闭合围口，将向杭州及浙赣线溃退之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及长兴地区。 我军在追击南逃之敌途中，通过皖南青弋江 我在地图上反复测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要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与拦阻，其速度必受影响，故估计需4至5天才能到达。我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50至80公里，如果发展顺利，仅用2至3天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路。再用1至2天的时间，就可以在长兴地区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路。我中集团从渡江地区向东到广德、长兴地区约150至200公里，这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地区，干部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我军善于吃苦耐劳，猛打猛追，故有4至5天的时间，也可以到达那里切断南京到杭州的通路。 23日晚至24日晨，我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疾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疾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疾进，务于25、26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区担任警备任务。 为及时指挥追歼战，我率领指挥机关于26日进驻常州。 追击战要求“快速”。我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我军所过之处，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夹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把稻草铺在泥路上，以防战士滑倒，用木板和小船加固破烂的小桥，以便我军顺利通过，群众的这种热情，又给我们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所以经过长途跋涉的战士们，虽然脚底下已起了大大小小的泡，但仍然满怀豪情，一脚泥、一脚水地追赶敌人。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 25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第二十三军于同日黄昏占领溧阳，南京至杭州公路遂被我切断。敌人不敢再沿京杭公路退却，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窜，妄想突出重围。26日我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到郎、广地区；同日我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27日，中集团之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就封闭了合围口，把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10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29日上午，将敌全部歼灭。 这是一大胜利，因为如果不将这10万敌军歼灭，让它进入杭州，这座闻名中外的秀丽古城将遭受一场浩劫。当时我还很担心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受到破坏。所以再三嘱咐要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先头部队到达时，敌人来不及爆炸大桥就为我消灭了。三野在郎广围歼战中加上在长江南岸边及追击途中歼灭的敌人共139万余人。江防之敌仅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在我追击部队到达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我第七兵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进占浙江省会杭州。5月4日至7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 郎广围歼战结束之后，我就把指挥的重点转到攻占上海这方面上来了。 5月初，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我和张震同志率领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要求我第三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战，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8个军，25个师，加上军舰30余艘，飞机120余架，共约20万人。 守备上海的敌军妄图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敌人的防御阵地，分为警戒阵地、主阵地、中心要点工事。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3至6公里。中心要点工事包括国际饭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即现在的上海大厦）等32座建筑物。整个上海，仅钢骨水泥的碉堡，就有4000余个。这些工事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的，后来日本人、国民党军又加修过。 敌军将上海划分为沪西北、沪西南、浦东三个守备区。具体配置是：第一二三军及暂编第八师驻守太仓、昆山、青浦、嘉兴、平湖、金山卫之线；第五十二军驻守月浦、浏行、吴淞、宝山等地；第五十四军驻守真如、大场；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驻守江湾等地；第七十五军驻守虹桥、龙华；第三十七军驻守周浦及浦东市区和南汇之线；第十二军驻守高桥、高行地区；第五十一军残部及5个交警总队驻守市区。从敌人兵力部署上来看，其防御的重点是浦西市郊之吴淞、月浦、浏行、大场和浦东区之高桥、高行地区，借以保障吴淞和市区，维护其出海通路。在这些地区以钢骨水泥的碉堡为骨干，结合大量的土木结构的工事和蜘蛛网式的堑壕，外设多层障碍物，构成纵深达到3公里的防御地带。为了扫清射界，平毁了距阵地1公里以内的房屋和树木。这些地区，靠近长江，可以得到舰炮的直接火力支援。而市区和沪西南则是敌人防御的薄弱部分。 我们打上海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我们的一切作战部署及战法，都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打上海有三种方法可选择：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而且我军渡江以后，应力争迅速解放全中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不可取。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此，此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为此，此案是我设想的最佳方案。 为了不打烂城市，当时我们还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尚未做好，我们不得不推迟了攻占上海的时间，敌人却利用时间在上海大肆抢劫物资从海上运走。5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为了阻止敌人劫运物资，可先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切断敌劫运物资和退逃之路。但不改变推迟占领上诲的计划，要我们部署进行。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我们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我们于5月7日巳时上报了作战方案：以第二十九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并预定12日、13日发起攻击。5月8日，军委给我和张震同志的复电说：“（一）同意七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了总前委。 根据军委指示，我于5月10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战役预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日起，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兵力部署是：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指挥8个军（以后又增调第二十三、第二十五军配属给第九、第十兵团）及特纵炮兵一部，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第十兵团之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军攻占宝山、吴淞；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安亭；第三十三军集结常熟地区，为兵团预备队。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九兵团围攻上海。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攻占平湖、金山卫，打开向浦东前进的通路；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向浦东挺进，协同第十兵团钳击吴淞；第二十七军集结嘉善地区。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十兵团围攻上海。 5月12日，第二十九军占领浏河，当晚向月浦进击；第二十八军占领太仓、罗店等地，继续向杨行、浏行进击；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13、14两日，我军连续向月浦、杨行、浏行之敌猛烈攻击。但敌钢骨水泥碉堡林立，构成了许多子母堡群，并配以众多的副防御障碍。以这些子母堡群为核心，筑成多道阵地，依托阵地进行顽抗。我军攻克一个地堡群，往往要付出重大代价。而且敌在海军舰炮、空军飞机的支援下，以坦克、装甲车为掩护，频繁对我军发起反冲击，因此争夺十分激烈。15日，敌又调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增援。经几天激战，虽然我军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没有大的进展，仍对峙在月浦、杨行、浏行一带。 我仔细地考虑了这种情况，觉得要加快战斗进程，就必须以锥形队形力求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透入敌之纵深。因此，16日我们调整了部署，并且下达了战术指示，指出：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敌突出、薄弱部与接合部，揳入其纵深，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轰击其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充分发挥炸药的作用，以炸药包开路；发挥孤胆精神，纠正集团进攻的方式。我进攻吴淞外围的部队，研究了这一指示，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十八军以小的伤亡，攻占了刘行等要点；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街区。 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于12日攻占平湖、金山卫后，进至松江地区，第二十七军进攻青浦以东地区；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于14日攻占奉贤、南汇，15日攻占川沙，16日攻占周浦，18日逼近高桥。19日后，敌调其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在飞机及舰炮支援下，对我军频繁地进行反击。因这一地区河流多，桥梁多被敌人破坏，我炮兵跟不上去，仅靠轻火器与敌反复冲杀，部队伤亡较大。23日，我炮兵赶到，对高桥以东海南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7艘，余舰逃逸，我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自我钳击吴淞以来，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来吴淞及高桥3个军，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很有利的，完全符合我们在战前的设想。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而市区虽然已经空虚，因受接管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5月18日辰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揳入吴淞，而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而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揳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唯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5月23日晚，我军向上海敌军发起总攻，迅速占领市区。这是我军占领黄浦江堤，继续向纵深发展 当日，总前委复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19日，又得到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于是，我们制定了总攻的部署，并于21日午时上报了军委。部署将总攻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为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这个部署上报后，军委于22日复示：同意21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23日，我侦悉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5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判断敌将撤离上海，便决定当晚发起总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击计划，同时进行。 24日，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第二十七军攻占虹桥及徐家汇车站；第二十九军攻占月浦南郊之小高地。敌为保住海上的逃路，以4个营的兵力在8辆坦克支援下，向我月浦南郊之小高地反扑，并将已调至高桥的第七十五军1个师，调回月浦增援，但未能阻止我军之攻势。 24日夜，第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第二十三军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二十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攻入市区。25日晨，我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当晚第三十、第三十一行军攻克高桥。敌殿后部队指挥官派员与我接洽投降。我一面派人与其接洽，一面令各部迅速向各攻击点猛插。 26日，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27日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赋予我第三野战军的任务全部完成。 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吴淞口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较长。但在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较短，这样既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上海党组织的作用，上海党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强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帮助采购、转运了大量物资、药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上海的解放中，他们更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上海的枪声刚停，我们接管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在地方党和群众配合下，按系统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参战部队，除担负警备任务者外，立即撤离了市区。进入市区的机关和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坚决执行约法八章，并把后方置于15公里路之外。当时正值黄梅雨季，部队露宿于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吃的是从15公里路外送来的冷饭。在币制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购买物品。同时积极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为，打击敌特破坏活动，收容散兵游勇；保护公共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国侨民等。我军的这些行为，得到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赞扬，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所以说上海战役我军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上海解放是继南京解放后又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它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时评所指出的：上海解放，表示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国民党20余年的反动统治；也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因此，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战前是如何准备的

李达是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在渡江战役中，他协助刘伯承司令员主要担负渡江西集团的指挥。就渡江战役前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他回忆说：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李达 中共中央在1月上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总前委于2月9日召开专门会议，根据毛主席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南等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部署、战术、准备及支前等问题。 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为适应今后的艰巨任务，我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于1949年2月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张际春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担任参谋长。2月1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伯承、小平、际春、陈赓、李达等5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小平为书记。 经过此次整编，第二野战军达到28万余人，有各种火炮1500门。整编后，二野即脱离中原军区建制，投入渡?９9ｌib?江作战的准备。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是分割南北的天然屏障。国民党一面和谈，一面将主力部队布防在长江沿岸，在依赖黄河天险失败之后，又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汤恩伯集团所辖75个师45万人，其中有50多个师直接担任由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岸要点，主力则在京沪地带。其余20多个师分置于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仅有10个师可以机动。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白崇禧所辖有40个师25万人，其中27个师直接担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的守备任务，另以13个师配置于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 此外，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和空军主力分别配属汤、白两集团，构成了陆海空联合防线。再加上天险长江，恰似“铜墙铁壁”一般。 刘伯承司令员编译的《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赶在渡江战役之前出版了。刘司令员在该书的前言中，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他说：“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机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如此做，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为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基干军的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如何斩断这个“死蛇阵”呢？刘司令员认为，“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这些精辟分析，为我二野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 一、关于技术准备和物质准备问题。这是确保渡江作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中共中央和刘邓首长早就交代我们司令部进行侦察和收集资料了。还是在挺进大别山的初期，中央曾指示我军派一支部队秘密渡过长江，在南岸揳入一颗钉子，并侦察敌情。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商定成立一个独立旅，配属3个团，以张体学任旅长，鲍先志任政委，谭善和任副政委，到皖南一带活动，公开打出的番号是十六军。他们在老根据地的黄梅、广济（武穴）活动，相机渡江。但由于敌军江防很严密，他们无法偷渡。经请示中央后，又调该旅返回鄂豫军区。但他们也不虚此行，初步摸清了这一带的江防情况，完成了早期侦察任务。 刘司令员自己在大别山的时候，常常抽暇在地图上以汉水模拟长江，研究强渡作战的战术和技术问题；在淮海战役中，他也没有间断对渡江战役的考虑。所以，当他撰写《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编译前言时，就着重写了突破江防的问题。 在1949年2月9日的总前委会议上，与会同志首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问题，均认为“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4月初长江一带水位低、雨水少，便于作战。如早于此时，我军各项工作的准备都来不及；晚于此时，国民党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则会有更多的准备。而且水位上涨，到5月的桃汛期，风浪可达半米多高，对不习水性的北方籍战士极为不利。然而，即使3月底渡江，我野的困难仍然不少。如弹药，三野仅有携行基数；而二野则连携行基数也没有。通信器材和药品也很缺乏。再如渡江作战用的地图，三野已有的不足自用；二野则一份也没有。汽车，三野、二野都已经有了上千辆，但二野却没有汽油。而二野更困难的，则是粮食严重不足。当时还不知到江北岸后竟找不到一只船。这些，都必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准备好，其艰巨程度可以想见。 在各项准备工作中，对长江两岸的侦察是首要的。刘司令员非常注重皖南山地的交通、物资、粮食供应状况，布置我们设法和胡明等同志领导的皖南游击队联系，请他们提供这一地区的有关情况，如有多少条道路，能容纳多少部队吃饭等问题。 还是在1949年1月，我秘密工作人员就设法搞到了一份美蒋联合绘制的长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图。我派情报处的同志取回后，呈送了刘邓首长。经研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作用很大。但当时我们对图上的水文符号还识别不了，就让情报处的同志拿到开封市水利部门，请专家帮助识别，由情报处一一注明后，又由作战处翻印了若干份，发往各部队，进一步作实地考察和订正。 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皖南游击队派专人来到野司，接应我们渡江，一直跟我们到舒城。刘司令员（这时邓政委在总前委）听了他的汇报后，又让我们和他详细谈谈，把东南数省的交通、居民点的人口密度、社会情况、粮食供应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这样，经过向皖南游击队的同志了解情况，再加上从其他途径收集的资料，我们绘制了东南数省的兵要地志图，由情报处在桐城找了一家印刷所石印一批，记得大约是在4月15日前发到部队团营级的。从此，我们开始有了渡江作战的行动路线图。 通过上述调查，说明二野3个兵团突破江防后，都经皖南插下去，也是可以容纳得下的。这对于总前委定下战役决心，和各部队负责人关于怎样过江及过江以后的行动，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作战室里指挥渡江战役 3月8日，已经到中央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陈毅、邓小平同志给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发来电报，转告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即使我军事行动与南京集团的谈判密切配合，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4月10日左右发起。我们商定，华野、中野各部，务于4月8日进至江边，10日夜开始渡江作战。”并嘱“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集中力量进行有关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 根据这一指示，刘司令员交代我加紧组织司令部各业务处进行侦察、测绘、通信联络、工兵作业以及后勤和江上救护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及时地完成了各项准备。司令部还草拟了《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呈送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张副政委审定后，于1949年3月30日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通报的形式下发部队。《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共有10项，其中关于准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准备渡江的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容易出航”；“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渡口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 具体准备工作是十分细致和复杂的。 先以船只的准备为例。当我十一、十五两个先遣军于3月27日到达江北岸时，沿江各种船只已被敌人劫持一空，船民也被迫四散逃避。很多北方籍战士对南方不了解，看到既无船只又无其他渡江器材，一时产生了恐惧心理；有的战士不知从哪里听说长江一带的蚊子有一寸多长，“3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肉”；还有的怕“被打死在江里喂鱼”，等等。为解除他们的顾虑，各部队及时聘请驻地居民介绍长江水性，组织南北方战士座谈会，并轮流到江边观察对岸情况，练习游泳、划船和试制救生圈。从而掀起了一个筹集船只、引船入江和水上练兵的热潮。如十二军在渡江演习中，曾以20斤稻草捆成一只救生圈，在水中浸泡12个小时后仍可使用，战士可露出胸部射击。 在物资、船只准备有了眉目之时，刘司令员指示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攻打一个有敌军江防据点的江心洲——铁板洲，作一次实战演习，以取得经验。铁板洲上有敌第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和第五连共300余人，筑有地堡工事。我三十五师由一○四团组成突击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乘带有云梯的船只，仅以7分钟即登上洲岸，无一伤亡，35分钟结束战斗，全歼守敌。 4月9日，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将这一经验上报军委、总前委，并告三野。三十五师在夺取铁板洲时，“每人携带做好的一个稻草救生圈（18至20斤），减少战士顾虑。每人准备数个竹尖和棉花，便于堵塞子弹孔。”还有的部队利用竹筒做救生圈，装置了救护舟筏。这些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的救生器材，在渡江作战时虽然使用不多，但对增强北方籍战士的安全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船只的筹集工作，是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组成管理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在附近湖泊进行的。对于船民，一方面从政治上启发他们，一方面适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有些部队还动员了一些船帮头和保甲长，利用了一些关系，把已被敌人押至南岸的船只又拖回北岸。部队对船工和水手照顾得很好，开饭时为他们找碗，给他们送香烟，尊称他们为师傅，很快就建立了感情，成为真正“同舟共济”的战友。这样，仅在半个月内，就在沿江居民的协助下，搜集、打捞、修补船只达1428只（大船能载百人左右，小船可载10人左右），动员船工2000余名。由于船只多在内湖，而内湖出口又为敌军炮火所封锁，大家便创造了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把所有的船只从几十里外的内湖，翻过数道堤坝引入长江，然后又挖掘了隐蔽的船坞。船只解决后，部队又在内湖和夹江上昼夜进行水上训练。从上船下船、船只操纵、救生器材的试验、水上射击，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直至分队综合演习，都比较熟练了。据我们4月15日的统计，二野第一线部队?水手和民兵水手已有4410人，每次可渡30500人。 当上述准备工作就绪后，各兵团、军、师党委向渡江突击队授了旗，向船工和部队水手颁发了荣誉证件，号召大家“在渡江作战中为人民立新功”。 参战部队的各级司令部根据野司的安排，均于江岸设立了观察所，组织了敌前侦察，加强对长江水文、气象的观察和调查，选定了起渡点和登陆地段，并设立了渡口指挥所，组织指挥员进行沙盘作业。 再谈谈物资的筹备。这项工作是艰巨而又繁重的，由于华东局和中原局负责同志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及时有效地保障了部队的供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后勤部门在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安徽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合肥、蚌埠设立了办事处，沿途设立了兵站及集结地，建立了4条补给线。安徽、湖北、河南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部队架桥、修路，在部队进军途中设立了招待站，还组织了随军渡江的民工团。在合肥、六安至安庆的路上，有数10万浩浩荡荡的民工“海潮似的”（刘伯承语）日夜赶送军粮。皖北人民群众提出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的口号，竭尽全力支援渡江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是人民群众“送”过长江的。 至于支前和运输的工作量有多大，我手头尚无确切的数字。仅以安徽省为例，省委曾动员服务半年的担架3000副，服务3个月的挑工1.2万人；仅六安桐城两地就征收了1亿斤大米。刘司令员曾说：“沿江居民省出了自己的粮食给军队吃，他们的贡献极大，感人极深。”另外，汽油、弹药、服装等物资，也都是依靠地方向前线运送的。这里，我引用一份1949年3月9日，刘司令员和我给“军委（转陈邓）、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也可见一斑： “一、统筹解决汽油及零件之补充，并在蚌埠、合肥设库分发。立请调拨500到1000桶汽油应急。另请天津筹拨400辆（汽车）的备份零件。 大批弹药由淮河运往长江北岸，支援渡江战役 二、3月份经费之未领足数，请军委直接速送蚌埠。4、5两月份经费酌量拨三分之二现洋、三分之一人民币券，于寅哿（3月20日）前送蚌，以便能在过江前送到部队。中原军区现洋请就近拨交我们。 三、运送十分困难（特别在南方脱离铁道条件下）。我们虽全力以赴，但只能担任渡江前之第一线运送。故请中原局、华东局分送正阳关及合肥转交我们。 四、……我们尚差5万套血衣、5万套俘虏单衣、5万套衬衣。今后这类供应品由我们随军购买抑由华东转发，请速确定。” 到开始渡江前，向前线运送的弹药是4个基数，补给的携带粮是每人5日份，而且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些事迹，无论是在支前工作上，还是在军事交通史上，都是应该重重地写上一笔的。 二、关于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当时部队存在的思想上的问题，主要是对和谈的认识，如：国民党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了，还要不要过江？会不会搞“南北朝”？如果美国出兵干涉怎么办？为了统一认识，牢固树立“敢于胜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1949年1月10日，曾以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的名义颁发了《野战军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大纲》，提出要“根据新华社新年献词进行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必须彻底清算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关头，可能产生的各种各式的动摇思想”。 政治整训的目的，主要是教育指战员认清政治谈判和军事斗争是密切联系的两种手段，国民党政府并非真心和平，只是因为打不过我们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国民党政府在协议上签字与否，我们都是要过江的。决不能在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给某些反动政客和军阀以喘息之机。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头脑清醒，不可松懈斗志。 陈赓同志曾经把和谈看做是对国民党的又一攻势，并且“不啻增加我百万大军力量”。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都对我们有利。和谈，势必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巨大变化与动摇。因此，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次震撼。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也知道是因为打不过共产党才和谈的，如果谈判破裂，就更加瓦解了他们的士气。我们过江后敌军的迅速溃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的问题，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战员们也有了思想准备，立足于他们出兵，有备无患。而且，只有我们做了准备，美国才不会轻易出兵。 解决了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士气就日益高涨了。于是，“不让反革命有喘息余地，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全国革命胜利，为人民立大功”等口号，就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关于组织准备，总前委在渡江前下发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了连队的党组织建设问题。这在以往几大战役中是没有过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部队整编后，解放战士在部队中的成分很大，和新参军的翻身农民对比，达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入伍较晚的战士，有的出征前几天才到部队，没有赶上渡江政治教育。这当中有些北方籍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到南方去，曾发生逃离队伍的现象。再一个原因，就是渡江作战是以船、战斗小组为基本单位的，和以往的战役有所不同，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做到统一，这对于拥有一两千只船的大部队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基于这些原因，只有健全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才能保证部队的巩固、纪律和行动的统一。这些，在渡江前是基本做到了。

“钳白打汤”的决策

李达还回顾了这次战役中的决策问题。 在1949年2月9日的总前委会议上，大家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蒋介石集团与桂系的矛盾，以二野、三野近百万人（渡江作战时，加上军区部队共百万人）的优势兵力突击汤集团，钳制白集团，以强大的震撼力量，使敌军闻风丧胆；并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如美国可能的挑衅或武装干涉，这是最稳健的作战方针。这就是“钳白打汤”。 总前委曾确定：以三野的4个兵团和二野的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的任务区分是：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二野的一个兵团任安庆东西段。 第二野战军拟制的渡江作战部署电 二野的另外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 预定的突破重点，则拟在芜湖、安庆地段。 会后，总前委发出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汤、白两集团在长江鼓向北岸的突出部的汉口、浦口，各有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在安庆摆了一个军。浦口为三野的当面，二野当面之敌主要是白集团；刘汝明的部队不多，其前哨部队放在江心洲。白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伸出警戒部队（小部队），在江北也不少，而在麻城及其南面的城镇到处皆是。当三野已经收集到一些船只时，二野还两手空空。我们要准备船只，就必须消灭这些伸到江北的警戒部队。 为此，刘、邓首长考虑了三着棋： 第一着，是从2月初开始，以王宏坤部带领桐柏、江汉军区的部队，到武汉、沙市、宜昌之间，吸引白集团西顾，以减轻二野主力正面的压力。 第二着，陈赓的四兵团向南开进，有意让绕道麻城，打跑了白集团第七军的部队，攻占了麻城。之后，总前委和刘司令员便让四兵团停留在此地达一周之久，并派出小部队佯动，传风准备打九江。 刘邓首长考虑光这两着给敌军的压力还不够，还必须请军委批准以四野先遣兵团迅速南下，钳制白集团，这是第三着。当四野十二兵团率第四十、第四十三军10万余人组成先遣兵团顺平汉线火速南下，攻取信阳，直逼广水、宣化店，使二野右翼的安全确有保障时，四兵团主力才继续向指定地点开进。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时，白崇禧也派了私人代表到中原局洽谈。 按这时的局势，我们分析白集团是不会受蒋介石调遣的，他们守不住武汉，必退衡阳再退广西（他们后来也是按这条路线退的）。还有一个地理上的因素，就是汤、白两集团之间隔着一个鄱阳湖，两侧山脉多为南北走向，不便于大部队东西运动、互相支援。 有鉴于此，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策略是钳制白崇禧集团，打击汤恩伯集团。这样，对白、汤既有所区别，又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歼重点之敌的原则。 在渡江作战的准备中，还有一个打不打安庆的问题。 当四野先遣兵团和四兵团完成了预定的一系列佯动之后，白崇禧误认为我军将抄袭武汉，将其第四十六军主力向武汉、九江收缩，留第一七四师驻守安庆。于是，我先遣军就势解放了太湖、潜山、望江等地。至此，我主力兵团3月初分别由阜阳、沈丘、漯河地区南进，4月初已相继到达长江北岸。 安庆守敌是白崇禧集团在江北的一个钉子，对二野渡江是一个威胁。开始，确定由三兵团第十一军把安庆打下来，拔掉这个钉子。 对于打不打安庆，刘司令员一直有所考虑。4月3日，我二野前指到达舒城后，刘司令员打算去前线看一下再决定打还是不打。我陪他去了，到安庆周围和东西段都看了一下，发现这一带丘陵和沼泽交错，不利于攻坚。而且日军占领安庆时，曾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和工事。经过观察，在安庆的东西两段都可以渡江，只要看住安庆守敌不出来“干扰”即可。而打安庆，势必要攻坚，既耗时，又会过多地牵扯兵力。于是，刘司令员下决心改由第十军围困和监视安庆守敌，换下十一军参加渡江作战。 4月4日，刘司令员商得邓政委同意后，下达了《关于三兵团暂不攻安庆，各兵团积蓄精力进行渡江作战的指示》，确定： 一、暂不攻安庆，积蓄精力于渡江作战。 二、以十五军、十六军由望江至安庆西关段渡江。 三、以三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矶头段渡江。 四、五兵团主力集于桐城、高河埠伺机续渡江。 至于安庆守敌，我主力过江后再收拾他们也来得及。 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1949年4月1日下达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开始遂行本战役”；以全歼或大部歼灭汤恩伯集团在上海至安庆段的守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0万人左右）和控制浙赣线的敌军（计有6个军23个师），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战役目标。 《纲要》规定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东西两个作战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之间渡江；第二野战军在马垱至贵池间渡江。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三野东西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完成钳形合围。二野密切协同三野，适时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以主力一部速出衢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和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同时，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的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归二野统一指挥，担任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我二野的渡江地段，为汤、白两集团的接合部，处于汤集团的左侧背。守敌是老对手刘汝明的第八兵团3个军8个师，约4万余人。其六十八军军部位于至德，所属3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五十五军军部位于贵池，所属1个师位于马沙闸至贵池段，两个师位于三野部队渡江正面的铜陵、青阳地段；九十六军军部位于殷家汇，所属两个师分布在吉阳大渡口至乌沙闸线。敌纵深地区仅有第十七兵困侯镜如率的两个军在歙县至宁国地区。 我渡江地段敌军兵力较弱，敌机动部队较少，而且有皖南游击队策应，对我突击渡江是有利的。但是，白集团的主力位于我预定渡江地段的右侧背，是一严重威胁。 总前委根据敌军的这一态势，确定战役首先抓紧突破江防，渡江后我二野密切协同三野行动，以保障其钳形突击的成功。具体部署是：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垱间宽约100公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段为突破重点；第三兵团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然后速沿浮梁、婺源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垱间渡江，然后沿江东下，接替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攻占南京之战。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在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牵制白集团，策应二野渡江作战。 4月8日，第二野战军依照《纲要》的规定，下达了《渡江作战基本命令》。

江阴要塞策反记

吴铭是我党一名地下工作者，曾参加了我军渡江战役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的全过程，他对这次策反作了如下回忆： 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春，经华中党组织的长期工作，地下党员唐秉琳、唐秉煜和吴广文已分别打入了江阴要塞并担任了与要塞有关的重要职务。唐秉琳已任江阴炮台总台长。唐秉煜先在国防部三厅担任负责士兵和要塞业务的上尉参谋，后任要塞工兵营长。吴广文担任要塞守备总队总队长。同时，华中五地委又派唐仲衡在江阴城中建立了联络点。 1948年秋，党组织派去江阴要塞联络的唐坚华，路经苏北敌据点时突遭国民党特务逮捕，久押不放，原因不明。为确定下一步工作对策，组织上决定派我参加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 我按指定时间到了华中公安处，由公安处处长宋学武及负责敌区工作的江华同志找我谈话。宋学武向我指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我要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江华同志向我简要而明确地介绍了要塞情况及预先约定的接头地点和办法。他说：“江阴要塞已有3位地下工作同志，即唐秉琳、唐秉煜和吴广文，江阴城内也已建立联络点，由唐仲衡负责，唐全家都住在联络点内。你按照约定的口号到联络点去接关系。唐坚华被捕后情况不明，江阴要塞的工作有无影响也不了解，因此急需你前往接关系，了解最近的情况。”江华凭他长期从事敌区工作的经验，也能理解我的心情，所以没说更多的话。我也意识到江华所说的“情况不明”所包含的各种含义。根据搞地下工作的原则，我对领导没有介绍的问题，也不便追问。 江华最后向我明确指出：“江阴要塞地下工作同志的情况，接关系的办法，及今后联系等，由华中公安处领导。而策反的军事任务，由苏北军区管文蔚司令负责。”接着，江华陪我去司令部把我介绍给管文蔚，由管单独与我及江华同志谈话。管文蔚说：“你这次去江阴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在江阴要塞进行策反，任务很重要，要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你先去接关系，了解情况，回来汇报后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管文蔚还明确这一工作由他亲自领导。动身去江南前，江华还要我去盐城华中行政学院找唐君照同志了解唐秉琳、唐秉煜与吴广文3人的情况。唐秉琳、唐秉煜都是唐君照的胞弟，吴广文是唐君照的同学，还一起参加过大革命。 江北的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即赶赴江南。到南京后，先找到我哥哥吴志清，他在国民党考试院院长办公室搞收发文书工作，是我在苏中九地委联络部工作时建立的联络对象，曾为我军提供过国民党的机密情报。他见我又来到南京，很高兴，说已收集了不少资料要交给我。我说：“这些资料今后有机会再拿。我这次要去无锡、苏州、常熟、江阴一带有些工作。你给我写一个考试院的证明。”很快，证明拟就，并盖了大印，内容是：“兹有我院工作人员吴铭奉派去无锡、苏州、江阴等地有重要任务，希沿途军警予以便利及保护。” 到了江阴，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关系。那天上午，我首先按照地址，在江阴城内比较冷僻的一条街上，找到了联络点。房屋是一座老式的三幢房大院，联络点就在中间一间房。我轻轻敲了几下门，出来一位中年人对了暗号。房里的人知道我是从苏北家里来的，空气立刻活跃了起来，大家都面露喜色。联络点的负责人唐仲衡，原在苏北当中学教师，因他是要塞唐秉琳的同乡和亲戚，所以组织上派他去江阴建立联络点。为了更好掩护工作，唐的一家，包括老母亲、爱人、女儿等全都搬到江阴。关系接上后，我就住在联络点里，开始了解情况的工作。 我通过联络点的唐仲衡，分别找地下工作同志进行了个别交谈。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又发展了游炮团团长王德容。江阴要塞的地下工作同志已有4人。 要塞的兵力和装备 江阴要塞国民党守军的情况是：要塞原任司令是孔庆桂，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准备固守长江，因此决定在江阴要塞换上可靠的少壮派军人来接替年老体弱的孔庆桂。唐秉琳、唐秉煜分析了情况，认为如果调来了一个不熟悉的人，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开展很不利。当时，在国民党陆军总部任少将军械处长的戴戎光，是苏北阜宁人，与唐秉琳、唐秉煜是同乡，相处较熟；而且戴戎光与顾祝同的关系较好。于是，唐秉琳、唐秉煜积极活动，支持戴戎光来江阴要塞接替孔庆桂。戴由于上有顾祝同撑腰，下有要塞人的活动，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江阴要塞司令。戴在上任前，蒋介石还亲自予以接见，要他很好地坚守江防。 江阴要塞的建制和装备为，1个炮兵总台（相当1个重炮团），配备德国、美国重炮40多门和小口径直射火炮18门；1个守备总队（相当于1个加强步兵团）；1个游动炮兵团，配备五七战防炮36门；1个工兵营。司令部下面还有直属分队，探照灯队等。要塞担负着由黄田港——黄山——尖山——张家港以东包括双山沙约25公里长江正面的守备任务，可以重炮火力支援江北八圩港二十一军桥头堡，控制江面，防止解放军偷渡，同时检查来往船只。由于江阴江面狭窄，黄山炮台地形险要，所以被国民党视为首都南京的可靠屏障。因此江阴要塞的建制直属国防部领导；同时因江阴要塞是京沪间的重要防卫作战力量，又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指挥。 江阴要塞的内部情况是，戴戎光取代孔庆桂后，要塞的中上层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的，较长时间地接受过国民党的政治熏陶和军事训练。中层骨干中有些是军官学校毕业，也有行伍出身。戴戎光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收编了苏北盐阜一带的土匪还乡团。士兵中，苏北地区的土匪、还乡团和从上海招来的地痞、流氓占半数以上，也有抓来的壮丁。如守备总队第三大队，大都是由戴戎光收容的苏北土匪、还乡团组成。在苏北血债累累的曹炳三，就担任了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又如工兵营，是戴戎光收编的黄桥自卫队以及从上海招来的地痞流氓还乡团组成的。 为了顺利地开展策反，地下工作同志利用戴戎光来江阴后不断扩充实力的机会，有意识地物色了一些有正义感，与我们关系好，在国民党内被排斥，但又与戴有同学、同事、同乡等关系的人分来炮台工作，以充实壮大力量。 二下江阴 通过以上情况的了解，说明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并没有因唐坚华被捕而受影响。当时淮海战役已胜利结束，我大军正源源南进，准备横渡长江，我立即回到苏北汇报情况。我回到解放区后，江华告诉我，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已由苏北军区司令部转到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部。江华指示我直接去十兵团司令部找韦国清政委与叶飞司令。我到姜堰找到了十兵团司令部，韦国清政委与叶飞司令见到我非常高兴，安排我在司令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单独住，还关照要关心我的生活。 兵团首长在繁忙的军务中很快安排了我的汇报时间，二位首长认真耐心地听完后，还询问了许多关于江阴要塞的情况。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工作的策略与方法。汇报完毕，二位首长指示：“大军渡江时间不会太长了，江阴要塞策反的同志要抓紧时间，做好各种准备，确实完成迎接解放军胜利渡江的任务。”并说今后我的工作由他们二人亲自领导，不得向任何其他人谈。 我回到江阴后，向同志们传达了解放区的情况，并转告兵团首长“渡江时间不会太久、我们要加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的指示，大家听了都很兴奋。他们又迫切地问我：“在苏北见到唐秉煜没有？秉煜为什么还不回来，是否出了什么事？”我听了感到十分意外。原来，我去苏北时，江阴传来淮海战役全面胜利的大好消息，要塞同志很兴奋，以为解放大军会很快过江，而国民党又宣布全面封江，因此同志们担心我在路上出事，就决定由唐秉煜再去苏北联系。 唐秉煜在国防部三厅当参谋，他向国防部请了假，说是去江阴探亲，原预料很快会回来，但形势变化快，国防部要转移，因此电报、电话紧催唐秉煜回南京，还派了科长到江阴来找。唐秉琳接待后，推说唐秉煜有病在苏州医院，而国防部又向苏州医院询问唐秉煜的病情，也没找到，大家焦急万分。正在这时，唐秉煜安全回到了江阴。我们进行了一些事后的弥补工作，消除了国防部及戴戎光的怀疑，平息了一场虚惊。 唐秉煜谈了这次去苏北盐城找到其兄唐君照，由他陪同去见了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的情况，同时还介绍并经管司令批准游炮团长王德容的入党问题。 我们根据十兵团首长的指示，分析研究了要塞的具体情况。要塞司令戴戎光调来江阴后，一方面感恩蒋介石、顾祝同对他的重用，同时也趁机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我们要抓住戴的弱点，利用矛盾。如我们抓住他要大力扩充人员的有利时机，设法提名与戴有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人，到要塞担任要职。又如戴来江阴要塞后，千方百计地捞钱，吃空名，挪用公款，做生意，私放船过江等。这些事，我们很清楚，与戴是“心照不宣”。戴与江苏省主席丁治磐以及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县政府、自卫队之间，在向人民摊粮派草收捐等方面矛盾重重，我们则在口头上支持戴，以取得他的信任。 在江阴要塞开展策反工作，抓实力是首要任务。我们已抓了炮台总台长、守备总队长、游动炮兵团及国防部作战部门负责要塞业务等，还包括所有分台，参谋长梅含章也是同情我们的。同时，抓紧对江阴要塞特务机构政工室的工作，通过唐仲衡把同学女儿何漪调来要塞担任上尉秘书工作，后又设法把何安排到政工室当秘书，经过教育启发，她也能及时把敌人的活动情况向我们反映。 我们在上层的工作比较成功，在中下级军官中也下了不少功夫。我们在国民党军官总队中有意识地物色与我们比较熟悉、关系较好的对象，通过关系调到要塞来，如炮台大台长孟怀高、游炮团一营营长杨明光、工兵营副营长龙潜、通信连副连长李容南等。 渡江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们的工作也一步步深入，并取得成效。因此，大家情绪高涨，要求任务更加迫切，所以，经常流露出急躁情绪，频繁地找人谈话。为了壮大力量，又不暴露自己，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主要由唐秉琳等4人去做上层工作，并明确暂不在上层军官中发展，工作重点集中在中下级军官中，进行分别排队，逐个分析，一个不漏，区别情况。 往返途中的奇遇 我们在江阴要塞的工作既积极又稳妥，且富有成效。为此急需回江北请示汇报。但长江封锁，无法通行。我们想尽办法，终于物色到了一只苏北贩货来江南被封在张家港的商船，船主与几个小商贩都是新港的。我以走私商人名义，要求搭乘去新港，并说军方由我联系。正谈着，吴广文精心安排好的一位连长带了4个士兵，以拉差装运军草为名，对这条船强行拉差，命令把船开出张家港。 船到双山沙后，士兵们离船上岸向芦苇荡走，边走边嚷快来搬草。我心中有数，马上要船老大拉篷向新港开。这时，士兵在后面开了枪，我们趁着顺风顺水向北岸飞驶。 不一会儿，已是新港在望，大家庆幸“脱离”虎口。新港的居民与解放军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船靠岸。我急切地跳上岸，直奔站岗的解放军士兵，询问兵团司令部在哪里。找到司令部后，见到了韦国清与叶飞，连夜进行了汇报。 我在新港住了几天，司令部通知我过江交通事宜已准备好了，把我带去介绍给焦康寿见面。焦是中共江南工委领导成员之一，也是江阴县委书记。我这次回江南，是利用一条长期的交通线。第二天深夜焦康寿在新港长江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把我介绍给交通员说：“这是吴铭同志，你今后专与他联系。”并要我们自己约好经常联系的地点与方法。我们约定，在江阴张家港东面的凉亭里联系。 出发后，我抱着好奇的想法，看交通员究竟怎样把我送过长江。船上除船工和交通员外，只有我一人乘坐。交通员说声开船，船就直向江南驶去，很快就到了芦苇荡，这就是双山沙。交通员领我上了岸，从容地沿着小道向南走，忽听见前面碉堡里大声呼唤“口令”。交通员回答：“我。”你是谁？”“捉鱼的。”经过碉堡时，交通员还与碉堡里打招呼。交通员的家就在碉堡边上，我当夜就住在他家。 第二天，我与交通员来到凉亭，明确约定今后每隔一天即在此接头，风雨无阻。从此，我每天把了解的情况写下来，来到凉亭请交通员送回新港，并约好，如我要回去，前一天预约。回到江阴后，有一天，唐仲衡拿来一张小报《正气日报》给我看，指着一条花边新闻说要赶快想办法。我一看，《正气日报》登了一则消息，内容是：“……据有关消息，江阴要塞有人通新四军，必须引起注意……”唐仲衡担心我们可能暴露了。这件意外事件，我们都感到突然。 过去，我没有注意在江阴出版的《正气日报》，我问唐仲衡《正气日报》的来历。唐说是县党部的机关报。我联想到丁治磐为了与江阴要塞戴戎光争权夺利，破格派了一名亲信少将军官充当江阴县长。我们冷静地分析，这条新闻公开登在国民党党报上，肯定不是特务组织，哪有特务发现线索随便在报上登的。我认为这是丁治磐、江阴县党部、县政府与江阴要塞矛盾的公开暴露，这正说明国民党特务没有掌握我们的材料。我还联想到过去丁治磐曾向戴戎光询问唐秉琳是否可靠的情况，是不是特务“投石问路”？因此，我们冷静了下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汤恩伯、丁治磐的战前视察 蒋介石在奉化召开军事会议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常州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召开师长和特种兵团长以上人员军事会议，戴称病未去，由王德容、唐秉琳参加。会后，汤特地召见了王德容与唐秉琳，问及要塞设防情况，并说：“要塞是京沪江防的支撑点，火力要加强，一定要有机动炮兵策应东西两翼才行……”王德容向他报告了情况，一味叫苦说：“要兵没有兵，要机械没有机械，修工事缺材料，搞通信无器材，真不好办哪！”汤说：“现在是困难呀！兵你们自己招嘛，招多少是多少。武器正在要求美国援助，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先把日本和台湾的运点来用嘛，工事叫工兵指挥部在订制的美国活动堡垒中拨点给你们，其余的你们自己修筑，通信器材我回去叫港口司令部拨发，还要弄点地雷，必要时把便于登陆的地点都布上雷。”唐与王随口应付。后来，汤开的这些支票，除了从台湾运来了游动炮兵的火炮，以及上海运来的18门直射小口径火炮和2000枚地雷外，其他都没有兑现，相反，还从炮兵总台调走一个重炮营去上海加强防务。 1949年春，汤恩伯亲自来江阴要塞视察。在戴戎光和唐秉琳陪同下，先到黄山炮台。汤用望远镜了望北岸，二十一军一四五师正在修筑八圩港一带的工事，汤问炮台火力能不能有效地支援。唐秉琳马上打开随身带的“火力配备图”向他报告，他一面听一面点头说：“好！好！”然后向东视察每一炮位，似乎比较满意。到了东边大台视察所里，汤指示戴戎光说：“大口径重炮火力配置得不错，小口径炮部署在半山腰上，这不好，要直接靠浅水配置，打木船就方便了。”又说：“步兵防御工事还未动手，要赶快修。”汤视察炮台后，就匆忙赶回无锡去了。 汤恩伯视察后不久，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也来视察。他轻车简从悄悄地到了要塞。戴戎光见他来得突然，有些疑惑，但因指挥关系，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丁仍由戴和唐秉琳陪同，从西到东看一遍。在总台指挥所，丁治磐问戴兵力布置和作战方案的情况，戴说不清，丁又转问唐秉琳。唐拉开幕布把火力配备图、测地要图、目标指示图、协同计划等一一汇报。丁又视察各台，转到了黄山背后，向戴说：“我已三令五申叫你们加强工事，可现在还是一动未动。”戴说：“总座（指汤恩伯）说给我们活动堡垒，到现在还没有领到，要木料没木料，要人没人。”把丁治磐顶了回去，视察不欢而散。 1949年4月初，汤恩伯由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陪同，再次来到要塞。晚上，他们一行来到城内的要塞司令部，又找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晚饭后，汤恩伯、顾锡九、王克俊、戴戎光召集了要塞几位团长一同在作战室开会。汤恩伯作了一番动员后，问大家准备得如何？顾、王、戴作了汇报。汤又说：“兵力确实不足，要向总裁建议调台湾新军来加强。”并用手指着图说：“我已要五十二军刘军长将主力从苏州向常熟方向推近，策应一二三军；五十四军从常州向东靠，以策应二十一军。”汤恩伯认为，八圩港桥头堡有要塞炮台的火力掩护，没有问题。又说狼山桥头堡炮兵火力薄弱，一二三军要把师属炮兵多调过去一些。汤最后说：“要塞工事不要指望活动堡垒了，应就地取材，自己征用。”讲完就走，说还要到芜湖方面去。他边走边指示戴戎光迅速征用大木船装上石块，把北岸大小港口用沉船堵塞，越快越好。 难忘的4月20日 从一系列视察和汤恩伯的迫切心情看，我们估计渡江就要开始了。根据汤恩伯布置的任务，我们向戴戎光建议，尽快向港口司令部领款征得木材后去变卖。领款时来个宣传，装做要沉船的样子，但一砖一石也不往水里扔。戴戎光倒也乐意接受了。 为了确保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要塞的地下工作者向解放军十兵团提出，能否派得力的军事干部到江南来加强力量。十兵团很快就决定派遣4名同志，他们是李干（团级干部）和3位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为加强联络，还专门派了王澂明科长携带一部电台设在江北新港，每天由交通员将要塞的情报送到江北，再发往总部。 在我回江北的一次汇报中，韦国清和叶飞还把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两位军长找来同我见面，说：“今后就是他们两个军渡江。”我向两位军长汇报了江阴的情况，并研究了4位同志在江南的具体任务。 我们对渡江点在江阴心中是有数的，但一次汇报中，叶飞对张家港西的长山问得特别仔细。我当即介绍，长山有5公里路长，整个长山都不高，山上没有防御设施等等。叶飞说：“我就要这个地方。”我回话：“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 4位同志到达江阴后，我同唐秉琳、吴广文商量，决定把李干安置在炮台总台唐秉琳身边当勤务兵，王刚在炮台当兵，陆德荣在游炮团团部，徐以逊在守备总队。李干等4位同志到江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4月20日，我因临时外出后回到了江阴，看到王澂明也来了，他们告诉我，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4月17日，美军顾问视察炮台，决定缩短防线。我认为，这个变化对我们渡江影响不大，因为5公里长山过去一直没有修工事，二十一军在山上无法防守，如按期渡江，对我军登陆不会有大的影响。 王澂明同志来江阴后，我们商讨如何迎接与配合大军渡江的办法更具体了：江北发动渡江炮击后，在江南燃3堆大火作为接应信号，这事具体由徐以逊负责；联络记号是在左臂上加一白布条；当天口令为“上海部队”；我们全体地下工作同志都要紧急动员起来，唐秉琳、唐秉煜、王德容等人分头向依靠力量打招呼，对中间力量进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等教育。 20日下午，大家都早已回到各自岗位，我与王澂明、陆德荣在游炮团团部与王德容一起等待着横渡长江的第一声炮响。终于，江北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军开始渡江了。我换上了要塞士兵的军装，王澂明要我去总台，帮助唐秉琳、唐秉煜共同掌握炮台。我一个人摸黑到了总台，唐秉琳要我注意不要给人认出来。 总台指挥所里十分忙乱，报话机、电话机使用频繁，都在互相打听消息，但实际情况如何谁也说不清楚。这时，王澂明来电话，说他代表第三野战军下达命令，要唐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不许打炮。唐秉琳告诉我：“国民党二十一军打来电话，问炮台为什么不打炮？”我说：“你告诉他现在情况不明，炮向哪里打？问问他们掌握了什么情况？”二十一军也说情况不明。 江北响起炮声不久，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来到总台，唐秉煜陪他到台长办公室休息。唐告诉戴，有什么情况会及时向他汇报的。 过了不久，二十一军又来电话说：“目标不明确，打几炮助助威也好。”我与唐秉琳商量，既然要我们打炮助威，炮再不响也不好办。于是，第一个目标是江北的八圩港，那里驻有二十一军的两个团，是他们在江北的桥头堡。但是我们又考虑到，解放军渡江情况还不清楚，如只打八圩港太明显。因此改变决定，向港北面的小孤山打两炮，这是解放军后方，没有部队。唐秉琳下达了命令，只听到轰隆隆响了几炮。马上，电话里又传来了二十一军急促的声音：“为什么打到二十一军头上？”唐告诉他：“我们早就说情况不明，不能开炮，你们一定要打炮助威。”我们知道这是二十一军在江北八圩港的两个团，准备向江南逃跑，被我们大炮打中了。二十一军已领教了我们大炮的威力，在电话里直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国民党的军舰，这时也已成惊弓之鸟。“中山”舰躲在黄山脚下，经常用报话机向我们探听情况，唐也与之联系。我与唐秉琳商量能否把“中山”舰也争取过来。在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英国的“紫石英”、“黑天鹅”、“伴侣”号等军舰。在后来报话机联系时，我们请“中山”舰派军官乘小船来要塞炮台商议今后行动，“中山”舰表面同意派人来炮台，但却悄悄地溜了。“黑天鹅”、“伴侣”号也逃之夭夭，只有“紫石英”号被打伤走不动了。 这时，戴戎光接了一个电话。听完电话，他神色十分不安。唐秉琳知道是顾祝同打来的，就问戴：“电话听得清楚吗？总长有什么指示？”戴叹口气：“丁治磐真狠毒，在总长那里告了状，说我不听他指挥，总长在电话里说：再不听指挥，就要枪毙。丁是要我的脑袋。”过了一会儿，戴有气无力地说：“总长命令：立功重赏，歼敌一个班，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赏多少……官可以连升三级。”说完，还要我们逐级向下传。 过了一会儿，唐秉琳接了一个电话，只听到他说：“是，是。”放下话筒，戴就问谁的电话，唐说：“是丁司令官的电话，丁指示要我们注意，防止敌人声东击西。” 过不多久，我们已清楚地了解到，解放军已全线过江，国民党军狼狈向南溃退。我们立即把大炮指向溃逃的二十一军开火。二十一军还来电话：“为什么又打到我们头上了？”唐秉琳在电话里回答：“共军已过江，正向南进军，我们用炮火追击。”二十一军要我们不要再向他们打炮。事后才知道，二十一军边逃边骂，说要塞大炮打垮了二十一军。 江阴要塞的新生 夜21时许，唐秉煜把早已参加我们地下工作的要塞通信连副连长李容有叫到山坡上，要他立即切断电话线。不到5分钟，戴戎光与上下联系的通信线路全部被切断，报话机也落入我们手中。要塞的实权全部被我们掌握。 在黄山指挥所里，戴戎光在床上躺了片刻，忽然一翻身起来走出指挥所，向江面了望着。忽然，他狂叫起来：“船！船！共军过江了，开炮！向共军开炮！唐秉琳哪里去了？再不开炮我要他的脑袋。”在他身边的唐秉煜答了腔：“现在还看不清楚，是船还是水波的影子，摸不准，空放炮，浪费炮弹。”而在炮台指挥所，我们用大炮轰击着溃逃的国民党军。 我们知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在炮台附近布防。这时，有人向唐秉琳汇报说山下发现共军，要唐秉琳下命令抵抗。唐秉琳大声说，不许随便打枪，是自己人，不要误会。 负责接防黄山炮台的部队是由陆德荣同志带路的。陆前往长山张家港附近，按照约好的办法，用手电筒划了3个圈，对方也按陆的办法回答。走近一看，原来是国民党二十一军，他们立即把陆扣押。正好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救了陆德荣。陆马上带了部队来到黄山。要塞部队看到有解放军上山，有的想抵抗，但唐秉琳、唐秉煜以及争取过来的要塞营、连级干部立刻制止，解放军顺利地上了黄山。 21日凌晨3点多钟，唐秉煜、李干和我在指挥所外面开了个小会。唐秉煜说是动手的时候了，要我代表地下党向戴戎光宣布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举行起义，命令戴戎光缴枪投降，他负责收拾戴的警卫班，李干负责掩护我的行动。 会开了几分钟，大家就分头行动。唐秉煜以两挺机枪正对着指挥所封锁了进出口，自己提了双膛火的手枪，捷步走到了指挥所门口，4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跟着唐秉煜进入指挥所，控制了掩蔽部的通道，严密监视着戴戎光警卫班的一举一动。 唐秉煜把戴叫到我面前，向戴介绍说：“这是吴铭同志，是解放军驻要塞的代表。”接着，我对他说：“我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现在我要送你到安全的地方去。”戴戎光开始感到很突然，接着他以颤抖的声音说：“我跟贵军从没有交过战，我对贵军向来是友好的。”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不必多说了。”戴还说：“听说江阴城还没有解决。”我很严肃地向他说：“我军早已直插京沪线，江阴城不在话下，城内国民党如不投降，将全部消灭。”戴说：“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缴械吧！”当即将所佩带的左轮手枪和子弹袋交出，几个卫士也放下了枪。唐秉煜命令他留在指挥所，不准乱动。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接着，唐秉煜对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思想动员。大局已定后，唐秉琳等召集全体要塞部队在射击场上宣布起义行动。解放军二十九军和要塞部队胜利会师，会场上一片欢腾。 4月21日上午11时，工兵营副营长突来报告，说有少数人不同意起义，企图把全营拉跑。唐秉煜当即命令该副营长指挥队伍集合在黄山脚下的一个打谷场，架枪后听候训示。随后由营长唐秉煜同志向全营宣告要塞已战场起义，并进行动员。工兵营才平息下来。与此同时，游动炮团第一营长杨明光被两个顽固的连长劫持，率领全营轻装外逃，唐秉琳立即派徐以逊将他们追上劝说归队。 要塞起义后，我们亲眼看到，第三野战军官兵，浩浩荡荡地从江阴要塞东西两侧，特别是从长山、张家港等地顺利渡江到达江南，直向杭州和南京插去，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

战旗是怎样插上伪总统府门楼上的

陈士榘上将是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渡江战役中位于东集团。他饶有兴趣地回顾了第八兵团渡江后占领伪总统府，并将战旗插上其门楼上的经过，他说： 淮海战役中的陈士榘 1949年4月24日清晨，毛主席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凝神阅视南京解放的捷报，遥望南天，百感交集。他老人家欣然命笔，写下了着名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个占领南京的部队，正是我八兵团所属三十五军的英雄战士。他们把革命的红旗插到了伪总统府的门楼上。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华东野战军总部移驻徐州西南大北望。陈毅同志找我谈话，要我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并就兵团领导班子组成问题征求了我的意见。1月15日，根据军委决定，我调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职务，负责组建第八兵团。兵团主要领导有：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委（我军渡江以后才到任），江渭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兵团下属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三十四军共4个军。1月31日，第八兵团部进驻徐州原刘峙公馆，正式开始办公。 2月4日，兵团部自徐州乘车南下，移驻蚌埠，组织部队整训。3月5日，又进驻滁县，指挥部队备战。滁县曾经是国民党军“首都卫戍区总部指挥所”所在地。当淮海战役杜聿明部被歼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仓皇南逃经过这里。3月下旬，我在这里欣然会见了国民党军起义将军王晏清（原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他曾经是率领3个团（1个团保卫蒋介石，1个团保卫顾祝同，1个团保卫总统府）的“御林军”师长。在我军渡江前的关键时刻，毅然率部起义，走向光明。王起义后，首先同他接谈的是兵团作战科副科长金子谷。接着，我接见了王。当王晏清郑重地向我呈交“南京城防图”时，我不仅赞赏这位年轻将领的胆识和勇气，同时对渡江作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这份“城防图”，为我兵团即将进行的“攻占两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月3日，兵团部离滁县，经六合、天长，于5日进驻扬州，指挥部队渡江。 扬州是我国着名的古文化城市之一，时值农历阳春三月，扬州柳绿竹青，菜花香溢扑面，大地披金点翠，一派盎然春色，令人赏心悦目。这使我想起了大诗人李白诗篇中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但此时此刻，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铁蹄践踏之下，江南人民在殷切地盼望着自由和解放。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使我无暇欣赏这美景，而倾心考虑着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到达扬州当晚，我同江渭清同志带领情报股长张剑赴泰州白马庙野战军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 20日，兵团部移至大桥镇，进入渡江作战的指挥位置。由作战股长姚杰拟写了渡江作战命令，经我签字署名后下发各军。 渡江准备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保持其江南半壁河山，以便卷土重来的目的，在玩弄“和平”阴谋的同时，加紧布置其长江防御。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800余公里的地段（重点在宁沪路），设一、二两道防线；并以江防舰队及第二舰队位于长江中下游，以300多飞机置于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这就是被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陆海空立体防线。此外，美、英帝国主义舰艇停泊江中，有干涉我军渡江征候。 针对敌人的反革命两手，党中央、毛主席为迅速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一面通过和谈，争取和平渡江，并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一面指示人民解放军加紧战斗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顽抗的一切国民党军，并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统一指挥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地区，捣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 根据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及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命令，我兵团在渡江作战序列中划入东集团，东邻第十兵团，西接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军、二十六军、三十四军、三十五军共4个军，及苏北警备第七旅、特纵炮兵第三团和炮一团1个营。兵团进攻正面西自金河口、全椒、滁县，东到扬中、埤城、丹阳一线。包括南京、镇江、浦口、马鞍山等敌人重点设防城市，守备敌军为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九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四、第四军等共6个军。这就是说，我兵团必须在敌人重点设防、长达28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展开渡江作战，任务十分艰巨。 在战役编组上，原属我兵团建制的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军分别转隶给第七、第九兵团的作战序列。原属第七兵团的三十五军和第九兵团的二十军则划归我兵团的作战序列。这是粟裕同志考虑到这几个军的历史沿革和作战特点而决定的。第二十四军抗战时期曾长期在江南战斗，善于山地战；第二十五军原系新四军淮南、皖江的部队，对那一带民情、地形都很熟悉；第二十军是苏中部队，也在江南打过仗。第三十五军最先进入南京、浦口对面的阵地。 我军向南进军的最大障碍自然是素称天堑的长江，守敌战斗力较弱，缺乏纵深配备，但有海空军支援；我军则没有现代渡江工具，只能以木帆船为主要远载工具实施渡江，渡江后后勤支援可能一时跟不上。面对这些现实困难，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充分做好战前准备。为此，2月底3月初，我兵团各军便进至沿江一线，先后拔除江北岸多处敌前哨据点，展开了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第一，把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摆在首位。依据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和1949年任务的指示，结合传达贾汪会议精神，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和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加强组织纪律和政策观念，从而为我军渡江南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大力从事船只收集和管理工作。至4月初，第一梯队渡江各军平均收集各种类型的木船500至600只，加上一部分自制的用以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木排和机帆船等，均按战斗需要分配到各部队。基本上满足了渡江第一梯队师、团的乘载问题，解决了我军渡江的航运工具。 第三，进行渡江训练。渡江作战成功的关键，在于顺利航渡，成功地突破敌人的滩头阵地。为此，各部队组织指战员练习游泳、划船和使用各种自制救生器材；介绍长江水性特点，反复练习上下船、航渡、水上射击、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动作；组织黑夜江中航行，按“每条船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的原则，配备了船工、水手，调整了火器，进行了战斗编组。从而解决了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问题。 第四，组织渡江侦察。二十军在军参谋长廖政国指挥下，组织了一支800余人的渡江侦察支队，同苏北第二军分区和该区江南工作委员会共同组织侦察指挥所。侦察人员在人民群众掩护下，勇敢机智，灵活果断，潜入南岸敌纵深，以明查暗访、捕捉俘虏等方法，查明了扬中以东沙头嘴至龙稍港段长江南北两岸40公里的敌情、工事、兵力部署等等，为渡江作战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 第五，做好船工工作。水手和船只是实施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各部队团以上机关分别成立了船只管理机构，并从部队中抽出一批优秀战士担任水手，同船工编组在一起。在政治上作为船工的骨干，在技术上拜船工为师互帮互学，教学相长，提高了船工的政治觉悟，增强了军民团结和共同完成渡江作战任务的决心。 第六，充分做好后勤准备工作。华东支前委员会对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支前供应工作，作了统一部署和安排，动员广大人民进行筑路、修桥、疏河、开渠、架设长途电话线路、筹集运送粮草军需用品等。并给我兵团各军配属了民工团，随军服务。 经过政治、军事、后勤等一系列的充分准备，我军上下士气高昂，信心十足，绣织在毛巾、挂包、碗袋上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彩色字样，格外令人醒目。 突破江防 由于国共两党的和谈，使得渡江作战的军事斗争必须紧密配合“和平谈判”的政治斗争。为此，我兵团的作战方案几经变化。2月25日，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的谈判，曾受命拟定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计划。军委指出，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大约在3月20日后举行，炮击准备应在3月20日完成。据此，我们拟定了包括狮子山炮台、飞机场、几个兵营和伪总统府等军事目标为重点的炮击方案。鉴于南京是六朝古都，中央军委明确规定，如谈判顺利解决，则不攻浦口；如不顺利，须施加军事压力，则应及时攻占浦口。攻击时间，应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或后一天，而不要过早。至于攻占浦口、浦镇后，是否炮击南京，则要看谈判进展情况如何，再行决定。直至3月27日，中央军委经缜密考虑后，又决定取消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计划。 我兵团渡江作战实施，主要由左翼两个军（二十军、二十六军）担任突破江防；右翼两个军（三十四军、三十五军）首先担任监视南京、镇江之守敌，而后视情渡江。第二十军在第二十六军一部配合下，为渡江作战第一梯队，自三江营至龙稍港段强渡长江，登陆扬中，而后渡夹江，经埤城、辛丰、上塘等地向镇江、丹阳地区进攻，截断沪宁铁路线。当面之敌为：扬中三茅镇第四十一师师部率一二三团；镇江周围为第四军；孟河为五十一军军部。第二十六军主力和第三十四军为渡江第二梯队。 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我军遵照毛工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千帆竞渡，揭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当晚，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首先在裕溪口至枞阳镇段展开渡江作战。21日晚，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在江阴至三江营段同时扬帆突击，我第二十军之第一梯队以五十八师为右翼，以五十九师为左翼，第六十师为军二梯队。各梯队均以足够炮火封锁江面，拦截敌舰，掩护我军渡江。21日晚18时，正当我部按既定部署集结准备发起战斗之际，风向突变，东北风骤起。我五十八师船只被风浪所阻，五十九师第一梯队第一七七团船只被大风吹散。其中二、三营与师、团失去联系。但我各级指挥员迎风破浪，沉着指挥。二、三营奋力登陆时，遭敌猛烈反击，情况紧急，当时五连指导员周文江振臂高呼：“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全连顽强战斗，固守滩头，打垮敌人一个营的多次反击。一七五团二营于东兴滩附近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奋勇前进，连续夺取6个碉堡并插上红旗。第五连二班的船桅杆被狂风吹断，船身中弹漏水，在一位船工牺牲的关键时刻，另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船工，勇立艄位，摇橹前进，并鼓励战士们沉着应战，但又不幸中弹牺牲，全班只剩4人，弃船泅渡，冲向敌阵，终于夺取了滩头阵地。我军民协力迎敌，劈风斩浪，按预定计划登陆扬中，敌人纷纷渡夹江南逃。二十六军和三十四军相继渡过长江。 4月23日晚，我各部队先后进至丹阳、吕城，与攻占镇江、常州的兄弟部队会合，截断了连接南京、上海的交通大动脉沪宁铁路，并对溃逃之敌展开猛烈追击。根据野司的指示，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六军均转归第十兵团统一指挥参加追击，围歼逃入郎、广山区之敌重兵集团。 占领南京 就在南京东西两线我军大举渡江的同时，为及时解放南京，保护古城，中央军委当即改变了暂时“不攻两浦”的计划，野司命令我兵团立即以三十五军向三浦（江浦、浦镇、浦口）进攻，肃清江北桥头堡，直取南京。这就是渡江作战中的“三浦战役”，任务下达后，我第三十五军广大官兵群情激昂，感到无比自豪，决心要在最后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中立功。 当时控制南京长江北岸三浦一线的是敌李延年兵团之主力第二十八军，以江浦、浦镇、浦口互为掎角，利用地形构筑坚固防线，企图阻止我军逼近江岸。4月20日16时，三十五军在三十四军和其他兄弟部队及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涉过滁河，跨过老山，跑步向浦镇、十里桥、江浦县城等作战地区接近。21日零时，我军强大的炮火先后向江浦、浦镇发起轰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我一○三师全歼江浦守敌，占领江浦县城；一○四师扫清了浦口前沿阵地，予敌重创；一○五师越过乌衣东南大片水网地带，沿东葛至浦镇的公路两侧直插浦镇。这时，我中路大军强渡长江成功的胜利捷报使战士们倍受鼓舞，他们越战越勇，先后占领了浦镇以西的大顶山、二顶山（即定山）制高点，接着与敌展开了逐个山头、逐个碉堡的争夺战。两浦守敌大部被歼，残敌仓皇过江，逃回南京。22日清晨，浦镇、浦口全部解放。遥望南京，一片混乱。 浦口对岸下关一带，敌特残匪大肆烧杀抢掠，下关车站和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为了早日解放南京，保护古城，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军必须尽快渡江。而江北的船只均已被敌人掠夺到南岸。4月23日黎明，一○四师即派人四处寻找船只。这天下午，他们终于在三河乡桥北村的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一条载重一百二三十担的木船及船主童达兴。师参谋长张绍安请他帮助解放军渡江。老船工一听便笑了，他一不收钢洋，二不讲条件，欣然答应，并在老江口找一位贫苦的船工当助手。黄昏后，便载上侦察连指导员杨绍津和6位战士自南京石油公司浦口储蓄所（即南京造纸厂所在地）出发，军民合作，撑篙摇橹，逆水而上。船到南岸石油公司码头附近被国民党警察发现，战士们当即开枪将其击毙，于是便在下关煤港顺利登岸。童达兴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大江南北6趟，渡送了一个连安全过江，使第三十五军的侦察干部和先遣分队与南京地下党组织及时接上关系。他的英雄行为受到我军指战员的高度赞扬。南京解放后，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和华东支前委员会为童达兴颁发了“功劳船”证书。 恰在这时，由南京地下党组织下关电厂工人机智地保护下来的“京电”号火轮正在等待迎接我军。当北岸群众用木船将我侦察人员送上南岸取得联系后，电厂工人立即升火，驶往北岸。与此同时，机务段轮渡所工人在反搬迁斗争中保存下来的火车轮渡和“凌平”号、“港平”号拖轮也相继升火启动。北岸栈桥修复后，“浦口”号也及时投入渡运。24日拂晓，下关水上警运会共产党员林大宗与警察头目斗智斗勇，组织起100多人的“水上挺进队”，将8艘巡逻艇从护城河开出，浩浩荡荡，开往浦口迎渡解放军。同时，地下党员和工人群众，四处奔走收集船只，上江、下江、内河的木船，民生、福记两个轮船公司和招商局、铁路轮渡所等处的大小船只，也投入迎渡我军的行列。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情况下，无所畏惧，驾驶各种船只破浪往返，终于使我三十五军顺利渡江，完成了解放南京的光荣任务。 4月23日午夜，第三十五军一○三师三一二团的勇士们高举着红旗，跨越国府路（今长江路），直下伪总统府，把鲜红的红旗牢牢地插在总统府门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一片斥责声中跌落下来，淹没在人群里。霎时间，南京一片欢腾，一支支由南京地下党员带领的欢迎队伍涌向总统府附近，争睹插在南京的第一面红旗和护旗的解放军。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支解放南京的队伍，就是8个月前济南战役中吴化文军长率领起义的部队同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编后新生的原国民党部队在这里参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我三十五军一○四师从南京左侧直下紫金山、中山陵，从东侧控制了南京城；一○三师从右侧直插清凉山、五台山等制高点，从西侧控制了下关江面；一○五师直向南京市中心，占领新街口、中山门一线市区。当朝阳的金晖撒满钟山时，南京换了人间，中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90年5月，我专程来到浦口，踏着当年渡江英雄们的足迹，寻找老船工童达兴。可惜他已于1982年去世，这使我深感遗憾。令人欣慰的是，南京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些渡江的功臣和英雄。1979年落成的下关渡江纪念碑，已成为渡江英雄们永立在南京人民心中的历史丰碑。 接管南京 我兵团参加接管南京的任务是临时作出的，原计划是由陈赓四兵团担任的。由于敌人撤得很快，南京迅即解放。而陈赓4兵团尚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望江地段，如向南京转进，至少需半个月。刘伯承同志当即报告总前委确定：“南京城防由陈（士榘）袁（仲贤）八兵团以两个军担任之。陈、袁任警备司令、政委。” 23日深夜12时，南京被我解放的消息传来，兵团部一片欢腾。我怀着胜利的喜悦，同江渭清同志乘坐一条船，率兵团部渡夹江到姚家桥，又赶到镇江乘列车直抵南京“国府路站”。江渭清同志特别兴奋，他当年任苏南特委书记时，往来南京，只能化装，暗中行动，眼看着处于黑暗统治中的南京人民遭受蹂躏，而无力解救，愤然无比。而今，他亲自率领的解放军真正解放了南京。其喜悦之情，可以理解，可以想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南京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当我们步出火车车厢时，他便昂首阔步踏在南京的大地上。 我们率八兵团部到达南京，在总统府下车。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正率部等候迎接。面对他们庄重的军礼，激动的笑脸，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表示祝贺。在那瞬间，无需用更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胜利的喜悦激荡在一张张笑脸上。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大步跨入总统府。“总统办公室”的陈设并无惊人之处，令人瞩目的倒是办公桌上的一台日历和一张总统宝座高脚椅。日历的时间依然停留在“4月23日”的页面上，可能是有意要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国民党最高军政机关逃离南京的一天。中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4月27日、29日，陈毅、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同志分别率总前委及二野机关，先后进驻南京AB大楼。为了维持南京的社会治安，保卫南京市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我兵团便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兵团部，一部分是新建的南京警备区。警备司令部设在原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位于中山北路大方巷附近。这一带是国民党党政机关比较集中的城区。我作为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袁仲贤、江渭清同志分别兼任警备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二野保卫部长周兴同志为警备区副司令员，何以祥兼任警备区参谋长。4月28日，以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南京市军管会正式成立。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市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李达、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徐平羽、王明远等16人组成，以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5人为常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随着政权的建立，全市警卫治安、接收管理、基层建设等项工作走向正轨，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恢复正常。 从4月23日起，南京市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以各种方式来欢迎自己的队伍，庆祝南京的解放。在通往下关的主要街道上，几乎贴满了欢迎的大标语。24日清晨，凡是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夹道欢迎的人群和热烈的掌声，他们有工人、店员、学生、市民，男女老幼，手执自制的红旗和各色彩旗，组成了旗的海洋。在吉兆营中山路大道旁密集的欢迎队伍中，有个身材纤细、穿着讲究的青年妇女，怀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她俊俏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润，漂亮的大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她叫丁明俊。从1948年以来，她冒着生命危险，协同在国民党国防部供职的丈夫，精心安排，巧妙伪装，曾多次掩护我地下党的领导人和联络人员，并一次次将重要情报藏在婴儿的襁褓之中，送给党的组织。她的家，名为“国民党军官公馆”，实为“共产党地下之家”。而今，当她日夜奔忙、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终于来到眼前时，从心中仅仅发出“欢迎”两个字。便哽咽得说不出来了。 中央大学的师生兵分多路，五彩缤纷，数路队伍直奔下关迎接解放军。另一部分师生出了高价给印刷厂老板，昼夜改版《中大人报》，于4月23日晚用醒目的红色，套红报头赶印出欢迎解放军、欢庆南京解放特刊号，散发于整个南京城。金陵大学的师生以“护校迎解放”的神圣责任感，正在紧张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准备工作。4月24日早晨6点钟，当他们得知我先头部队已占领总统府的喜讯时，全校锣鼓齐鸣，一片欢腾，歌咏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和他们专门谱写的欢迎歌曲：“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顿时，嘹亮的歌声，雄壮的进行曲，豪放的腰鼓声，以及“金大之声”动人心弦的广播声，形成一首强大的交响乐奏鸣曲，激荡着金大校园。师生们忘记了整夜的疲劳，涌向鼓楼广场，看到一支露宿街头正在整理行装的部队，情不自禁地惊呼道：“这就是我们的解放军啊！”“欢迎解放军，你们辛苦了！” 在众多的欢迎人群中，有一支最为壮观的队伍，这就是由原国民党军海军第二舰队林遵司令率领的起义官兵们。4月27日早晨6点半钟以前，他们就把舰体的各个部位擦洗得特别干净，人人都换上整洁的军服，在甲板上排起整齐的队伍，第一次举行最隆重的升旗典礼。当军号奏起升旗的乐曲时，全舰官兵庄严地目视着第一面红旗冉冉升起，直达桅杆顶端。待各舰红旗升起后，以旗舰“惠安”号为首，驶离笆斗山，在大江中列队，向南京下关驶去。浩浩荡荡，9艘军舰，16只炮艇，25面红旗，迎着朝阳，乘风破浪前进，显得格外壮观绚丽。8时整，当我以八兵团司令员的身份前往检阅和接收的时候，全部舰艇已经靠上下关海军码头，官兵在红旗下列队欢迎，振臂高呼。我步上码头，同林遵等同志一一握手，热烈祝贺他们在关键时刻决然举义长江，踏上一条光明之路。在林遵同志的引导下，我察看了各舰。在驾驶室，我看到罗经、舵轮等都擦拭得锃光照人，各种仪表保存如新。我甚为赞赏，官兵们的爱舰之心，足以表明其一片爱国之情。我仔细地询问了舰艇官兵们的生活情况以及想法和要求。由于敌人的飞机已经侦察过，将会很快进行轰炸。我当即把大家集中在会议室，告诉他们：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舰艇和人员，尤其是人的安全。敌人要轰炸是不让我们有海军，但我们一定要建设自己的海军。然后我指示他们尽快离开码头，疏散隐蔽，进行防空。我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热情迫，使他们深深感受到党的关怀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25面红旗分成数路，向各隐蔽地驶去，各个舰艇的官兵们，仍然待在红旗下面，表现出他们保护舰艇、保卫红旗的决心。 这时候，整个南京城和长江江面上，红旗飘扬，彩旗飞舞，欢声四起，南京真的解放了！ 胜利会师 南京各阶层人士发自内心的欢呼声，是渴望已久的，也是南京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必然结果。 4月24日南京解放的清晨，在中山东路励志社三十五军军部门口，从一辆吉普车上走下来一个身着旗袍的女同志，年龄约30岁上下，她双目炯炯，英姿焕发，当见到军政委何克希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说道：“我们会师了！”（他们二人原在浙东游击区一起参加抗日战争）何克希同志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南京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说话间她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激动地说道：“陈司令员，总算把你们盼来了！”当时，我深深地被这位巾帼英雄的热情坦诚及其出色工作所感动，会师南京，有许多话要说。41年后，1990年5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再次见到陈修良同志时，便情不自禁地问她道：“你当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开展地下工作，很危险，不怕吗？”时已80开外的陈修良豪爽的一笑，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准备死，我是不怕的！” 一句话道出了这位地下党的组织领导者和广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他们像一把钢刀一样牢牢地插入敌人的心脏，在特务如毛、警察如网的南京市组织了强大的第二战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8年10月，中共南京市委就遵照中央上海局关于整顿党的组织，深入敌人心脏有效地发挥第二战线的作用，为彻底解放京沪和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管而斗争的指示，进一步整顿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在巩固已成立的工委、学委、公务员工委等工作机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文化工委、警员工委、银钱业工委、店员工委、中教工委等。特别加强了敌人心脏机关、重要工矿企业和情报工作部、策反工作部的力量，充分发挥了地下战斗堡垒的作用。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中，以及保密局、国防部甚至美军顾问团内，都发展和安插了地下党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敌人的重要情报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数量表》等，及时送往我军，其中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都保密的京沪杭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也在我军掌握之中，从而为我军渡江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南京地下党组织多次成功地策动敌人陆海空军及警察起义，震惊了敌人营垒，有效地配合了我军渡江作战。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新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官兵574人举行起义，并将南京城防图献给我军，在国民党上层军官和部队中引起极大的波动和惊恐。 下关狮子山江宁要塞第一炮台，是我解放南京的主要障碍之一。4月23日，当我三十五军攻占浦口即将登陆下关时，地下党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毅然命令撤退，一炮不发，带领士兵和武器投向我军。 4月22日上午，南京大校场机场通信联络台和指挥降落的塔台全体人员，在地下党员、电台台长罗贤朴带领下起义，致使机场通信联络中断，敌人无法乘飞机逃跑，造成敌人一片混乱。 4月23日，驻江阴至安庆一线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南京东北笆斗山附近江面率舰起义，解除了我军渡江作战的直接威胁，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称赞为“长江江面上的壮举”。 南京地下党策动的这些投诚起义，像一发发重磅炮弹在敌营爆炸，在敌人的长江立体防线上撕开了一个个口子，使其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有力地配合了我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军事行动，大大减少了我军损失。 南京地下党以严密的组织工作和英勇果敢的行动，不仅为我军顺利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保护城市，维持治安，接管和建设南京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民党军撤退时，曾指使其军特人员对车站、码头、粮库、电厂、电台等重要设施进行破坏，伺机纵火焚烧机关，并从监狱放出流氓、地痞趁火打劫，扰乱社会治安。为了保护古城南京和人民群众，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周密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城内由工人、苦力、店员组成的自卫队即达8000多人；在敌人内部控制警察2000多人。南京市店员工委组成的500余人的义务警察队，联防巡逻，制止坏人抢劫，保护了从新街口到太平路、夫子庙一带的商业中心。 还有两支特别队伍，武装起来走上街头。一支是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工人纠察总队，又称人民民主保卫队。这些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利用搜缴和敌军丢弃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主人翁的身份首次走向社会。在敌军逃跑乘机进行破坏和抢劫时，他们主动出来，勇敢战斗，维持了社会治安，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支是在警运会领导下由2000多名警员组成的人民警察总队。他们在市区和郊区都明确划定警戒区域，巡逻放哨。在工人纠察总队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在敌人逃跑时制造的混乱中，我们很快控制了局势，保护了银行、金库、电厂、自来水厂、面粉厂、明故宫飞机场和广播电台、中央大学以及重要物资仓库、码头等，及时平息地痞流氓帮会头子的破坏捣乱活动，并破获了有关驻华使馆的盗窃案。他们还协同我军追歼逃敌，解除敌特武装等等。 南京市各阶层人士还自愿组织起来，保卫城市，令人感动。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吴贻芳女士利用自己的影响，临时组织了治委会，维持社会治安，并调集大批车辆，包括一些大使馆的汽车，迎接我解放军入城。南京市工委及时汇编成10多万字的《南京概况》，使我军准确掌握了国民政府各院、部机构，军、警、宪等军事机构和反动政党组织，以及重要工商、文化、社会公用事业和外侨方面的情况，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国民党溃逃、我军尚未入城的关键时刻，南京市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对敌人的破坏和威胁，周密组织，英勇战斗，牢牢控制和保卫了南京。除了下关车站和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被敌人烧掉一部分外，南京古城被完整地保护下来，城内自来水正常供应，下关电厂照常发电，电讯畅通，南京解放的消息首先通过电话传到了北京。4月25日，全市店铺开始正常营业，交通干线岗位恢复管理。这一切，显示着南京人民新生活的开始。 在解放南京的伟大战斗中，南京地下党和各界人民群众，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南京新生 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出色工作和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表达了对党和军队的信赖和希望，也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原来只会同敌人刀枪相对的军事斗争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相互交错的复杂斗争。 4月20日至21日。当我军攻占江北岸敌桥头堡据点准备大举渡江时，侵入我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海军突然向我开炮，造成我军伤亡250多人。我军当即还击，“紫石英”号被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的江面上，其余3艘向江阴以东逃去。“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世界。英共报纸和英国舆论界纷纷抨击英国政府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袁仲贤政委作为代表和康茅召同志等，多次同英方进行谈判，要求英方承认错误，赔偿损失。但英国政府态度狡猾，拒不承认错误。在谈判进行中，竟不顾我方警告，指使“紫石英”号乘机逃跑。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扞卫国家主权不畏强暴的原则立场和灵活的斗争策略。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4月25日，在南京又发生了一起误入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事件。这天早晨，一○三师三○七团一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信员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不慎误入美国大使馆。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进来，暴跳如雷，大声叫道：“你们到大使馆干什么？”谢营长突然见这个洋人，又如此粗暴，脑海中便涌现出帝国主义分子多次入侵中国，进行割地赔款，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气得嘴唇颤抖，脸色发青，便以牙还牙，愤怒斥责。幸亏教导员王怀晋及时赶来，缓和了事态。这天晚上，美国之音播出了“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中央感到吃惊，毛主席指示我和江渭清同志查处此事。并电示总前委：“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入侵司徒雷登住室一事做得不好……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根据主席指示，在调查这一外交违纪事件中，我们深深感到斗争的复杂性及其微妙所在。处理和处分一两个人是容易的，但要真正转变思想，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是要花力气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指示下，我们一面派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方进行谈判沟通，一面对部队全面进行外交政策和外事纪律的教育。黄华同志有外交斗争经验，他沉着冷静，妥善处理了这件事。鉴于当时美、英等国驻华使馆并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他们的汽车到处转，探听我军情况，甚至有意挑衅，我们立即印发了有关国家的国旗发到部队，加强外事政策纪律教育，并通过电台、报刊、布告等方式广泛宣传党的外交政策，宣布外侨必须遵守的规定和外事纪律，使我军在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由于南京是敌人长期统治的政治中心，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逃跑后，公开的敌人没有了，但暗藏的敌人仍然存在，并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有一次，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同志去中央大学讲政治课，敌特分子就以暗杀相威胁。要肃清敌人长期灌输的反动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更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进入南京后，确有少数同志眼花缭乱，精神不振。历史经验表明，一支军队在思想上的涣散和消沉比丢掉武器更可怕，我们十分重视揭露敌人的破坏手段和罪行，并通过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取缔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组织和中统、军统等法西斯特务组织，没收其所有公产和档案，令其成员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进一步瓦解了反动阵营。同时，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认清新的斗争形势，牢记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明确我军由农村转向城市，保卫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这是一副清醒剂，使那些在南京的花花世界的诱惑中，滋长享乐思想，放松革命警惕的同志，重新振作和警觉起来，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部队在频繁调动和换防中，按照警备区将南京划分为6个警戒区的命令，各部队情绪高涨，纪律严明，严守岗位，使妄图捣乱的敌人无可乘之机。 步兵乘汽车进入南京 搞好南京的接管工作，同样有个转变思想的问题。参加接管工作的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都在接管工作中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和不协调现象。我们中间包括有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耐心，不了解秘密工作的特点，对地下党的同志看不惯，甚至产生怀疑。中共南京市委专门研究了这些情况，并及时作出了相应指示，要求接管的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主动了解地下党员同志，双方共同努力，做到从组织上、政策上和思想上三方面的真正会师。南京市委于5月23日向中央、华东局写出报告。毛主席对这个报告很重视，当天就批转华中局、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毛主席批示对大家鼓舞很大，在以后的接管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能主动协调，齐心贯彻市和委关于《今后接管工作的意见》和有关政策规定，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复杂的接管工作，为恢复发展生产、建设南京奠定了基础。这是解放南京后的一个大胜利。 占领和接管南京，同时必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对此，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同志的思想非常明确，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多次找南京宣传文教知识界的朋友谈话，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在宴请赴北京开会的沪宁文艺界代表团时，刘伯承同志深情地说道：“革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在这里会师。除了有解放军的流血作战，也有文化界朋友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力量斗争的总结果……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我们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文化！各位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压迫下，不得不用打游击的办法，今后有条件打正规战了。”为肃清反动思想文化的余毒，我们发出通告，对南京过去的报纸、通讯社一律进行清理登记，任何新建立的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批准，不予承认和存在。从而取缔了一批反动报刊，出版了我们自己的《新华日报》（南京版）。同时开办了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新中国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真正打起了“正规战”。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封锁包围的重重困难中，全体军民大力开展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正确贯彻毛主席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在城里合理兼顾各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公职人员过高或过低的工资，调节资方的合理收入，加强农村工作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打破了城乡封锁，古老的南京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一个晴日里，我兴奋地登上雄伟的钟山，举目望去，明孝陵前梅花山的景色格外引人注目，几十种数千株春梅、樱花、茶花争香斗艳，沁人心扉，向人民绽开欢迎的笑脸。我不禁赞道：美哉，南京！俯瞰秣陵景色，钟山与石头山上的石头城遥相对峙，俨然如两座天然城堡，扼守着秣陵门户。我又不禁赞道：雄哉，南京！远在三国时期，诸葛亮联吴抗曹，出使东吴，登临石头城，观其险势，曾惊叹道：“钟山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此，龙盘虎踞便成为南京的代名词，钟山也因此名传遐迩。自晋朝以来，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和明朝历代帝王建都南京，大展其虎踞龙盘之威。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最终只能为人民所唾弃。他们的一座座王朝大厦和陵墓，成为改朝换代的历史标记，就连标榜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一旦建起独裁的王朝，也如流星闪过，22年金陵梦，一朝破灭换乾坤。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创建人民自己的新生活。 钟山巍巍，繁花似锦，苍然如翠。在一轮红日映照下，焕发着盎然春色。南京终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人民的新南京从些诞生了！

渡江中的“混江龙”、“凯旋门”，追歼路上的猛虎雄师

鲍先志是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一军政委，渡江作战时位处西集团，他回忆这次渡江作战，追歼逃敌的情况时说： 1949年3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挺进了！ （一）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代，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半，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姊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地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二野三兵团十一军，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3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包围了盘踞在安庆的蒋军一七四师。4月8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将解放安庆的任务交给友军，领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枞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早在淮海战役刚结束时，国民党反动派就玩起了“和平谈判”的阴谋，妄想利用长江天险，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阻隔在长江北岸，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旗鼓，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但是，其鬼把戏早就被我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1月14日，毛主席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强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政府的“和平”骗局，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中央在准备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指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毛主席的声明，鼓舞着我们，武装了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经成为全军指战员坚定不移的决心。请战书、保证书里写着这个誓词，枪杆子上贴着这样的豪言，驻地的墙头上写着这样的壮语。在驻地的营房中，在进军的行列里，时时可以听到战士们在议论： “蒋介石叫咱们给打得趴下来了，想喘口气，养养伤，再来害人哪！” “要和平谈判，他就得老老实实接受咱们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 “吃人的狼，还能改掉狼性？！”指导员说：“蒋介石表面下了台，换上个李宗仁，暗地里却在组织部队，想争取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编400个师，再来和咱们干！” “说干就干！马上打过长江去，干它个窝底朝天！” 我们十一军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在师长赵兰田，政委周维率领下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在师长童国贵、政委高治国率领下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组织炮火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不堪蒋军的迫害，纷纷跑反去了。这时，我们除了存在缺少物资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生长在太行山、大别山和冀鲁平原，原是晋冀鲁豫和中原根据地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在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宽、多长、多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哩！”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们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风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30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着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就纷纷拉着战士们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国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就犹如猛虎插翅，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二） 4月间，天气依然很冷，阵阵江风吹来，使人哆嗦。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是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里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但是，要完成渡江任务，决不能指望平平稳稳地把几万人马用船装过江去。我们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几道江防。一当我军万箭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用各种火力来阻挠我们前进。波涛汹涌的长江，那时将是弹雨纷飞、炮火迸裂、水柱冲天的战场。我们是要迎着敌人，冒着炮火，淋着弹雨，奋勇地打过长江去的。为了减少伤亡，避免部队在江面上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用强大的火力压制敌人的江防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各部队组织了火力队，兵团首长支援了我军几个炮兵团。各种口径的大炮，源源不断地拖上了沿江阵地；在浓密的树丛中，在深入地下的炮兵工事里，炮身挺立，威武地昂着脖子。时代不同了，如今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的年景了；今天，我们有着强大的炮火，每门炮最少有100发以上的炮弹。在我们这个突破口上，准备要在敌人阵地上落4000发以上的炮弹。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打得敌人阵地上烟雾弥漫、工事碎裂，让敌人领教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我军炮兵指挥员、炮手、瞄准手，对敌人的江防阵地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摸清了敌人的火力位置、兵力配备的厚度，而后进行了炮火分工，确定目标，校正射向。我们还把全军的战防炮、迫击炮等集中在马家沟至前江口一线，划区分段来对付敌人可能出动的兵舰。 要迅速渡过长江。以最快的动作扑上长江南岸的敌人阵地，还必须加快船速，使船队缩短在江面上航行的时间。可是，我们的船只，都是渔民的风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要能把这些风船都变成机器操纵的轮船，该有多好啊！是幻想吗？不，这是现实。一场轰轰烈烈的军事民主运动展开了。全体指战员响应党委号召，纷纷开会研究，人人献计献策，个个搞发明创造。许多指战员白天黑夜地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了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4块长约1米、宽约1.3米的木板做水叶子，套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这个办法立刻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全力支持。樊瑞来在3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夜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结构更趋完善，巩固了土轮船的几大优越性，航速每小时7公里，估计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20分钟。这对渡江战役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工程师、工人都是身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当船只准备就绪，新的困难又摆在了面前：收集了几百只船，集中隐蔽在内湖塘里；三十一师的起渡点在鸭儿沟，而他们的船却在离江十余里的石塘湖中。内湖与长江之间，相隔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怎样使船翻过大堤，进入长江，一时成为最使人忧虑的难题。各级党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有人提议将大船从陆地运到堤下，然后翻过大堤，送到江里去。要知道，数百只船每只船几百斤重，在陆地上抬运十几里路，还要翻越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的人力、物力浩大，时间不允许，而且会损毁船只，更何况这种行动极易暴露军事目标，为江对岸的敌人所发现。据说，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军曾经使用过这个办法。但是，这毕竟是19世纪的古老办法了。部队经过民主讨论，发动广大指战员提意见，立刻涌现出了千百条办法。其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被党委采纳了。这同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突击抢修引河，三十一师党委决定以九十三团为主力，加上全部炮兵、工兵、警卫部队，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光荣任务。7日夜晚，疏通航路、保证船只顺利入江的引河工程开工了。同志们扛着铁锹、铁镐、铁耙，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来工地。他们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铁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指战员们发扬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排与排、班与班以及个人之间，展开了友谊的劳动竞赛。第3天，工程挖出了水，黑泥糊烂，深度齐腰。据说这是古老的江底。哪管污泥臭气冲鼻，哪顾得天空下着麻秆子雨，大家就陷在泥水里干。战士们脱光衣服，边干边打趣说：“同志哥，干脆洗个冷水澡。”干部们以身作则，跳到泥水中，和战士们一起干开了。他们没有工具，就用双手捧着稀泥往上摔。江堤的土质是一层泥一层沙，每当快要挖成功的时候。两旁高坝上的泥沙，便哗哗啦啦塌下来。有的同志被压伤了，大家毫不灰心，再修再干，并且得出经验，采取加宽上面、减轻压力的办法，挖成了梯盖形，又在引河两旁梯盖形的堤坝上，钉上木桩、竹篾，扎上席子，以使它牢固。无论是月光明亮的夜晚，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整整13个昼夜，5000多名英雄终于将一条长达50米，深7.8米，上宽14米，下宽37米的引河修成了。仅两旁的堤坝上，就打了大小570个木桩，扎了15大捆竹蔑、302条草席。 这正是4月19日黄昏。江水缓缓地流入引河。20日夜，部队在引河两岸排列成行，拉着纤绳，吭唷嗨呵地呼喊着，将一只只船从内湖牵进引河。当木船一只接一只滑过引河，进入江口的掩蔽部时，战士们在江堤上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跃欢呼。这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进军令了！ （三） 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那么，就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强大的铁拳去砸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了。 4月20日，在鸭儿沟，铁板洲的各路部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当夕阳的余晖在浩荡的江面上闪烁着耀眼的粼光时，各部队分别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 三十三师突击营的全体英雄们，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整整齐齐地围坐在铁板洲的绿荫丛中。一面面红色锦旗悬挂在树梢间，简短有力的彩色标语贴满了会场内外的树杆、石块，翠绿的树枝上掩映着一串串、一篮篮鲜艳的英雄花。主席台上，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面辉煌壮丽的大红旗，迎着晚风飘扬，几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雄赳赳地护卫着它。这面红旗，是上级首长授给突击营的。战士们把它看做是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他们决心不惜一切，包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把它插上长江南岸的锦绣河山！ 在雄壮嘹亮的军乐声中，全场肃立。英雄们睁大了眼睛，凝视着主席台。曾绍山军长代表军党委讲话说：“同志们，这次渡江，咱们刘司令员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保证，立下了‘军令状’，咱们每个指战员也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胜利和前进！” 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使全体突击队员热血沸腾，斗志昂扬。霎时间，铁板洲出现了拳头和枪杆子的海洋，口号声遮盖了惊涛骇浪： “困难吓不倒我们，长江天险挡不住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定要把红旗插上长江南岸！” “英雄比英雄，江南会英雄；人人当英雄，江南立大功！” 英雄们的吼声震荡着辽阔的田野。树林中的飞鸟也在为英雄们的凌云壮志而狂欢起舞，拍打着翅膀，迎着云层，飞向江南，去向那沉沦在苦海中的江南人民报喜，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要打过长江，来拯救他们了！ 夜色降临。阵阵晚风吹散了浮云，夜空闪烁着亿万颗银星。战士们依然聚集在会场上，三五成群，侃侃而谈。夜深了，英雄们的决心和誓言还没有表尽。想到伟大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蒋介石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人民即将彻底解放，战士们怎能够静下心来安睡呢？ 当铁板洲的突击英雄们还在倾诉衷肠的时候，鸭儿沟部队的誓师大会也进入了高潮。挤在祠堂里的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胸前戴着大红花。祝贺献礼的人群还在不停地从大门外拥进来。直属队和当地的群众抬着香烟、点心、毛巾、鞋袜等各种慰劳品，分送给每个突击队员。宣传队员们还演出了精彩的节目。突击队员们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崇高的荣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抿着嘴，红着睑，紧紧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手。这无言的表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英雄们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托付。 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终于来到了！ 4月21日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头，江面上飘荡着乳白色的晨雾。沿江阵地上，这时已忙得不可开交了。 我军某团指战员登船技术熟练，在三分钟内全部登船完毕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渡江命令，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了每个指战员的心中。战士们纷纷拿着彩色传单，反复诵读着《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字句：“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各个突击出发地、船只起渡点，忽然间出现了好几座松柏搭成的彩楼门。这些“英雄门”、“凯旋门”，是宣传队员们和文工团员们连夜扎起来的。然而，呈现在你面前的更加雄伟的景象，是沿江阵地上那威武的炮群。各种口径的大炮，卸去了伪装，高高昂起炮口，晶晶闪亮地排列着。炮兵战士们头戴钢盔，精神焕发地从瞄准镜里做最后测定目标或者用劲儿地擦拭着炮弹、炮瞠和各种装备。当你走近他们身边，每一个炮兵战士都能十分准确地告诉你，这门炮的任务是什么，准备打多少发炮弹，末了还加上一句：“保证掩护步兵老大哥打过长江！” 下午4时。天气晴朗，太阳照着平静的江面。在这庄严的时刻，我和军指挥所的同志们站在铁板洲阵地上，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少顷，突击勇士们头戴钢盔，背负行囊，手提着枪，激动地通过“凯旋门”，开始登船了。水手们立刻忙着竖桅拉帆，架橹整舵。岸上的炮兵战士更是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就要向敌人发起压制射击，以雷霆万钧的强大炮火，拉开雄师渡江的序幕！文工团员们站在高高的鼓动棚上，打起呱嗒板，提高嗓门说快板。军乐队员手持金光闪闪的乐器，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江岸上。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以雄壮的乐曲鼓励勇士们渡过波浪滚滚的长江天险…… 下午5时5分，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长江两岸的人们——一发炮弹呼啸过江，在对岸敌人陈家坟阵地上爆炸了。随着这个信号，我强大炮火同时开始射击，每一门大炮都迸裂出火花，炮弹犹如狂风骤雨一般，飞过江面，结结实实地落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开花。站在江边，不用望远镜，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烟雾、火光、尘土把对岸乌沙头、陈家坟一线敌人阵地折腾得天翻地覆。我们江边所有的人们面对这气势磅礴的景象，都兴奋地蹦跳欢呼。在滚滚如雷的炮声中，忽然响起悠扬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大家随着军乐的节奏而放声歌唱…… 我看看手表，时针正指晚6点。开始突击的时刻到了！曾绍山军长正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炮兵射击和步兵突击。从长江边各条引河里，呼啦啦飞出百来只“土轮船”，整整齐齐地排开队列，冒着敌人的炮火，迎着冲天的水柱，向长江南岸疾驶。与此同时，我强大炮群进行了更加密集的射击。炮兵指挥员钻出指挥所，一手拿着电话耳机，一手挥舞着红色的指挥旗，双眼圆睁睁地望着船队，望着江南，高声命令：“连续发射。预备——放！”炮手、装填手脱去军衣，浑身冒着热汗，不停地装弹发射。炮弹狂风骤雨般倾泻到敌人阵地上，真是惊天动地。滚滚黑烟不断升高，扩展开来，凝聚成长达数里、高达几丈的巨大烟幕。几十分钟之后，先头突击船靠近了长江南岸。几十只突击船的船头上发射出了连珠般的机关枪弹和投出了一串串手榴弹。有的船只被敌人的炮火打翻了，勇士们纷纷跃入长江，依凭着救生圈和熟练的凫水技术，一手划水前进，一手举枪射击。紧接着，作为第二梯队的大帆船也一批批靠近江南岸。 江北岸的同志们抑制着紧张的焦急的心情，注视着江南岸的战况，等待着那伟大的决定性的时刻。忽然，在江南岸，穿过浓密的烟雾，腾空升起两颗绿色的信号弹，突击队登岸了！军乐队立刻奏起《胜利进行曲》，“凯旋门”上升起了红旗，文工团敲锣打鼓，人民热烈欢呼，许多干部和战士面对着宽阔的长江，激动得热泪盈眶！ 长江，波澜壮阔的长江！自古以来，在你面前经历过多少战争。有多少壮士为了谋求解放，反抗黑暗的帝王统治，揭竿而起，率领义兵，在你面前演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剧！但是，又有多少壮士的鲜血和头颅洒落在你那翻滚的浪涛中，给历代子孙留下了悲壮的颂歌…… 长江，多灾多难的长江！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玷污了你那纯洁的江水，日本侵略者屠杀的无数中国同胞的尸骨沉入你那深渊，美、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在你的身上蛮横行驶，任意开枪放炮…… 我军一部抵达长江南岸 长江啊！今天，黑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祖国大江南北，要永见光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摇摇欲坠；压迫中国人民的最后一个王朝，即将彻底崩溃！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正义革命战争的结果。 夕阳西沉，满天烧起了火红的晚霞，有如千万面红旗在蓝天飘动。当苍茫的暮色笼罩了长江时，枪炮声已经向长江南岸的山峦、原野伸展开去。敌人开始全线溃逃。突击队的勇士们利剑般砍向敌人，后续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溃敌压去。 第一批突击船只返航了，船身上弹痕累累，留下了许多光荣的创伤。船老大和水手们满面红光，胜利地欢笑着，招呼大军继续登船。曾军长和我以及指挥所的同志们跳上船去。江风阵阵吹来，夹着浓厚的火药味。我伫立船头，望着江南的群山原野，胜利的喜悦就像长江的波浪一般在我的心头汹涌着。渡江成功了，但这还只是伟大胜利的第一步。我联想到毛主席的指示：将革命进行到底。辽阔的江南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里还有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几万万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令，奋勇前进，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军队。 （四） 我突破了长江天险，驻守江防的国民党军队立即土崩瓦解，狼狈溃逃。皖南的条条道路上，到处是衣衫槛褛、缺鞋少帽的散兵游勇，到处是敌人遗弃的皮瘦毛长马匹、档案文件、弹药辎重、衣被棉絮、锅碗瓢盆，以及女人的照片、高跟皮鞋、胭脂花粉。我军所至，溃军无不惊慌失措。一窝蒋兵来到名叫高坦的村子里，想饱饱肚子，刚刚做熟两锅米饭，忽听得山头上的哨兵大喊一声“来啦！”就不问青红皂白，哄然一声四处鼠窜。另一群蒋军在七里镇正在烫一只从老乡那儿抢来的肥猪，突然一声枪响，吓得丢下肥猪拔腿就跑。 在皖南水网地带行进 敌人脚底板抹油，流窜得这样快，就增加了我们追歼任务的艰巨性。皖南是个多山多水的丘陵地带，这时正是黄梅雨季，三天两头洒落着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忽儿又春雷滚动，霎时倾盆暴雨，山洪暴发……这些都给大部队进军带来了困难。我部的任务是追歼溃敌九十六军、九十八军、一七四师等，从皖南直插到浙赣路，解放沿途各城镇及大片乡村。上级要求我们在敌人溃败之时，迅速、坚决、彻底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鉴于新的情况和任务，军党委当即召开会议，提出新的战斗口号，树立追击战思想。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术思想，敢于以少胜多，独立歼敌，做到一人打几个和三猛（猛打、猛冲、猛追）、三快（眼快、手快、脚快）；要求全体指战员以雷厉风行之势，追歼溃敌，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大小城镇所阻留；不怕山高路窄、人困马乏；不顾狂风暴雨、烈日当空；不怕挨饿吃苦，狠狠地追，猛猛地打，直到把溃敌消灭干净。同时，党委要求每个指战员都明白当前敌人兵败如山倒的特点，必须善于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攻心为上，瓦解敌人，使敌人纷纷归降。 我部追击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贵池县的殷家汇。那儿曾经是敌九十六军军部驻地。 夜色漆黑，大家臂膀上都扎了白毛巾，以便于互相联络。大雨不停，道路泥泞，部队冒雨摸黑奋勇前进。从渡江前夜开始，已经3个夜晚没有睡觉了，稍一休息，那管大雨纷纷，四处污泥，大家倒在地上就呼呼噜噜打起盹来。可是一声喊：“走！”个个又抖擞精神，拔腿就走，毫不含糊。战士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知道自己担负着解放江南人民的重任，早一天到达一个地方，就能早一天解除那里人民的痛苦。 雨住了。东方渐渐发白，阴沉沉的天空忽然露出了蓝色的天窗。一轮鲜红的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万道金光普照着山川绿野和水渍汪汪的大地。 上午8时，先头部队按时到达殷家汇。殷家汇本是一座繁荣的小镇，可惜已被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掠夺得满目疮痍。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的大军来到，立即拥到镇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表示欢迎。街道上每家商店的门口都摆了一张张小长方桌，上面搁满了茶水、纸烟。粉墙上、门板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到处写着：“欢迎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军！” 部队进入殷家汇的街道，当地的居民端水递茶，殷勤接待。有一位老大娘，双手捧着一碗清凉的香茶送到战士的面前，满脸笑容地说：“白天望太阳，晚上望月亮，一天望到晚，望解放军来搭救我们，现在总算盼到了。大军同志，快喝掉这碗水，南面不远就是蒋军！” 一个挽着半截裤腿的老爷爷拄着拐棍从人群里走出来，抖动着灰白色的胡子说：“大军同志，你们不来，老百姓快死了！你们一来，老百姓就活了！” 一刹那间，宣传队员已经把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布告和印着大红字的胜利捷报贴上了墙头。学生、店员、居民簇拥着观看，市场上活跃起来了。 殷家汇焕然一新。家家户户都说昨天和今朝是两个世界。小孩子们蹦呀跳呀的，唱着刚刚从大军叔叔那里学来的歌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部队像流水一样通过殷家汇继续向南挺进。南方传来了阵阵炮声，部队立即跑步往南猛插。 进驻段家汇的部队在群众的带领下马上进行搜索。敌人是昨天后半夜离开这儿的，丢下了大批的枪械物资。街南边的广场上有3辆满载汽油的大卡车。电信局东边还有3辆装满弹药的胶轮大车，牲口还套在辕上，车板下用麻绳捆着几头不知从哪个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大肥猪。电信局右侧的一座小屋子里是个军械库，里边堆满了步枪、子弹、炮弹、军服。这些缴获品统统由搜索部队派人负责看守，完整无损。 当天，我们军指挥所在殷家汇扎营，立即收到了各追击部队奋勇歼敌的胜利战报。这些胜利，完全证明党委确定的关于追击战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个指战员的心灵中去了。战士们高度发扬了孤胆作战、主动歼敌的精神，继横渡长江的伟大胜利后，又创造了一连串的以少胜多的惊人战绩。 我们军有6个战士追击敌人到达殷家汇东南4公里地的半里铺时，天已大黑。忽然，迎面涌来一大群黑影，步伐急促，气喘吁吁，犹如丧家之犬。战士们断定这是敌人。他们只有6个人，敌人却有好几百，怎么办？ “哪个部队的？”一个战士向黑压压的人群大声喝问。 “我们……保安四团……突击第二大队……”有一个敌人（听声音是个当官的）颤颤抖抖地回答。 我们那6个战士齐声高呼：“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这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谁敢顽抗，坚决消灭！缴枪投降，优待不杀！” 这一阵突如其来的吼声，使这群又饥又饿、毫无斗志的敌人吓破了胆，顿时像被谁捅破了的蜂窝里的马蜂，你推我撞，东奔西窜，呼呼啦啦逃起命来。 战士们又齐声大喝：“四面都是人民解放军，你们往哪里逃？只有缴枪，没有别的出路！”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敌人，完全被慑服住了，乖乖地把枪丢在地上，排起队来举手投降了。 我们那6个战士摸着黑清点了一下，共俘敌人398名，缴步枪百余支，轻机枪12挺，重机枪1挺，还有4门60小炮。等大部队赶到，他们把俘虏和缴获的枪支弹药如数交上，又再往南追歼敌人。 当晚午夜，我们军部突然接到情报：蒋军一七四师弃掉安庆，溃退到了殷家汇附近；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被我九十三团三营阻挡在松岭一线。这是个良好的战机。我们军指挥所除令一个师继续追歼逃敌九十六军之外，立刻调集另外两个师的主力，形成钳形之势，围歼一七四师。各路部队以最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合围的任务。几小时后，我们便发起了总攻。战士们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一七四师进行了勇猛的冲击。不到几个钟头，就把这个与我们在大别山为敌多年的桂系部队的王牌歼灭得一干二净。战士们形容这次战斗时说：“仇敌相逢眼更红，一鼓作气打冲锋，消灭了一七四师，多年的怨恨一扫空！” 天亮后，大批俘虏兵垂头丧气，穿着沾满污泥、破烂不堪的军衣，有的赤着脚，有的掉了帽，活像一串串大龙虾，被我们的战士押解下来。这支国民党的“反共劲旅”，终于在我们刘邓大军的铁拳下，结束了它可耻的寿命。 （五） 我们围歼了一七四师，又乘胜向南追击。出了殷家汇，满地是国民党溃军遗弃的辎重、尸体和奄奄一息倒卧路旁的伤兵。这些辎重和伤兵倒给我们指引了追击的目标。 由于国民党溃军的疯狂抢劫，我们所到的各个村镇都是一片凄凉空旷的惨象。家家户户被散兵游勇抢劫得乱七八糟，满街满地的稻草、门板，满屋满院的粪便、猪毛，没煮熟的夹生饭，刚抢来的大青菜，猪脚、羊头、鸡爪、鸭毛到处都是，还有许多被惨杀的群众倒卧在血泊和泥水中。 沿途这些景象更激起了我军战士们的无比愤怒。他们个个咬牙切齿，誓为人民报仇雪恨。脚起泡了，不管它，走；肩膀肿了，忍着点，赶。为了早日解救人民出苦海，早日消灭残余蒋军，部队日夜兼程前进。渴了，喝碗凉溪水；饿了，吞把干炒米。从军、师指挥员，到连队每个战士，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追击！追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余地，不叫敌人有残害人民的空隙。 4月25日大清早，我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皖南大洪岭下。 大洪岭位于祁门县以北50余里处，是黄山山脉的一隅，上七里下八里。这里悬崖绝壁，巍峨险要，莫说有敌人防守，就是平常行军通过也是非常艰难的。山上除了一条石砌的阶梯小道之外，满眼是茂盛的森林，浓密的灌木丛，还有一片一片的毛竹林和一人多高的野草。从山下望不见山顶，山腰又为雾腾腾的白云所遮隐。 狼狈溃逃、疲惫不堪的敌九十六军，妄想借大洪岭的天险，阻拦我军前进，以便得个喘息的机会，养养神，饱饱肚，睡睡觉，整理一下残部再退再逃。因此，他们抢占了大洪岭，控制了大洪岭的主峰及各个要隘，在上面布置了相当强大的兵力和火器，把独有的一条山路封锁得严严实实。 但是，敌人估计错了！他们不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部队。我们本来就是太行山上的抗日健儿，又是大别山上的猛虎雄狮。战士们不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还有非常灵巧的战术手段，善于山地作战。因此，小小的一个大洪岭，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们的先头部队见正面受阻不便强攻，立即改道而行，从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攀登上了悬崖绝壁，钻过了深山密林，突然迂回到敌人主峰的两侧，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一口气攻下了这座险峻的大洪岭，为后继部队开辟了畅通的道路。 敌九十六军残部看见我先头部队迂回到主峰的两侧，慌忙丢下大洪岭往南逃窜。南山脚下，又震响着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机关枪声。 部队又像条长龙似的翻山越岭了…… 大洪岭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山道十分光滑难行。我们的骡马、后勤辎重非常艰难地翻越大洪岭崎岖的山路。我们军部接到各师团的报告，部队里许多匹骡马都跌伤了蹄，战士们就把炮架、电台、弹药、器材从牲口的背上卸下来，扛在自己的肩头。 战士们的负荷加重了，但是，他们还是勇往直前，边走边唱： 不怕饥饿和疲劳， 铁腿追歼大赛跑， 多捉俘虏多缴枪， 要为人民立功劳。 我军在与安徽铜陵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大队会师后，将机枪送给游击队员 部队在大洪岭延绵的山峰上前进的时候，忽然从山谷两旁的密林里拥出了许多身上穿着黑色军衣，脚登草鞋，头戴斗笠，肩背土枪、鸟铳、红缨枪、大刀片的人。他们提着茶水桶，捧着山果子，拥上前来慰劳我们。 奇怪，这是什么部队？战士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这些热情的人。 原来，这就是坚持在敌后进行了多年艰苦斗争的皖南游击队。他们听说大军渡江，就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游击队政委苏帅仁同志和队长查得富同志的率领下，赶到大洪岭来和我们会师。 皖南游击队的同志非常热情，一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帮助部队干开了工作。查队长亲自带领游击队员上火线去抬伤员，苏政委立刻将皖南的敌情、地形、民情风俗向我们作了全面的介绍。有了游击队的配合，我们好像增加了一对眼睛，增加了一双手臂，办什么事都方便多了。 皖南游击队与我们会师后，因为接受了留在原地肃清残敌的任务，很快又和我们分手了。我们大家虽然相聚的时间很短，但是，彼此之间已结成了亲密友谊。临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我们送了一些好枪好弹给他们。游击队员们快活得跳了起来，纷纷说：“老大哥给了我们好武器，肃清残敌就更有把握了！” 在游击队的夹道欢送下，部队又继续往南猛插。 在行军途中，我们见到数不清的蒋军官兵、眷属拄着拐杖，挑着大皮箱，胸前别着个红“十”字，手上拿着解放军发给的“释放证”向北走去。这批为蒋介石卖命流血、又被蒋介石遗弃的官兵们，都为他们自己的悲惨下场流露出了哀怨之情。幸亏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俘虏政策，给他们指明了新的生活道路，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各自回家去。否则，他们只好远离他乡沿途求乞，或者是无声无息地倒毙路旁。 部队插过祁门、屯溪，直向浙赣路前进。在屯溪，我们又兵分两路，一个师向东直插浙江名城金华；另一个师继续由东向南进军，跨过浙赣路，直向龙游、衢县、云和等县，再进至江西上饶一线。 5月6日，我们向龙游挺进的先头部队刚刚爬过大喂岭，就截住了敌九十六军的尾巴。先头部队的战士们忘记了连续行军的疲劳，一见有鱼可抓，马上精神抖擞，来了个猛打猛冲，一刀斩断了浙赣铁路，解放了龙游城车站。 龙游城麇集着蒋军七十三、七十四、九十六等好几个军的残部。一个小小的山城，被挤得水泄不通。龙游城中简直乱了套，殴斗，争吵，拉夫，抢劫，残杀，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正当敌人在城内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们已经集结好队伍发起攻击。一阵枪响，城内的敌人惊慌失措，还没有看见我军的人影，又脚底抹油，闻风而逃了。 晚上9时左右，我军三十二师九十四团三营兵分三路插入龙游。入城时，各条大街上的残敌还在你推我挤地抢上汽车。战士们大喝一声：“缴枪不杀！”600余蒋军一枪未发，全部当了俘虏。 龙游城内的居民，从门缝中望见满街满巷挤满了整整齐齐、穿草绿色军服的部队，个个态度和蔼，年轻力壮，知道这一定就是久闻大名的人民解放军了。他们立即把大门打开，涌上街来。街上还有许多工人兄弟手提灯笼迎上来，高声说道：“大军同志，我们是代表龙游人民来迎接解放军的。4天前，我们就知道你们要来了。我们汽车工人把车上发动机上的小零件都卸了，谁也不愿给那些坏蛋们开车。没有饭吃，我们就卖衣服买米……” 一霎时，满街满巷人声鼎沸，灯火通明。沉睡在黑暗中的龙游城一下子变得灯光灿烂。人民自动带着解放军到处搜索残敌及敌人遗下的物资。 “喏，前面是仓库，有不少粮食弹药。” “同志，团管区还有敌人一个排。那里藏有枪，还存有许多抢来的粮食……” 在龙游人民的协助下，我们的前卫部队搜索到了许多残敌和武器。整个龙游城的人民，也和我们一样一夜没有合眼。 在敌人快要溃退之前，龙游城内有许多国民党的退伍军官和还有点头脑的现役军人眼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势已去，不愿再作无谓的牺牲。他们在龙游城内匆匆忙忙成立了一个“华北同乡会”，推选一个辽宁籍的退伍军官当会长。这个同乡会到处出榜收容人员，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入城时缴枪保命。许多不愿再当炮灰的蒋军听说成立了同乡会，马上报名参加。一下子“同乡会”就收罗了上千人枪。 我军入城后，“同乡会”的负责人就主动前来商谈缴枪的事情。细细一清点，共有1800多人。名义上是“华北同乡会”，实际上会员的籍贯远远不限于华北籍，其中还有安徽、河南、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人。武器有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还有180多支步枪。真是一盘丰盛的大拼盘哩！ 天明后，我军九十四团的涂学忠团长又发出了追击敌人的命令。汽车工人一听说部队又要前进，马上动手把汽车完全抢修好了。不到两个钟点的工夫，30多辆大卡车就呜呜地开到马路上。汽车工人拉开嗓门高声喊着：“大军同志，快上车，坐着汽车去追击蒋军吧！” 6点钟，载满人民解放军的汽车嘟嘟地响着，顺着碧（湖）龙（游）公路疾驰前进。战士们坐在车上一边警惕地监视着前方，一边轻声地哼起雄壮的进行曲： 在那广大的城市里， 人民欢呼伟大的胜利； 在那辽阔的农村里， 人民欢呼伟大的胜利。 江南战场，千里平原， 滚卷着解放战争的暴风雨； 两大野战军的无敌铁流， 四面八方，给敌人投下了毁灭的打击！ …… 各路追击部队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南进军。战果越来越丰硕。大部分部队都由步行改乘汽车，用敌人丢弃的车辆做我们追歼溃敌的交通工具。只几天的工夫，我军就解放了浙南全境。战士们的足迹直踏到东海边上。衢县、云和、遂昌、永嘉、金华、丽水、青田等城市头上都飘扬起了红色的大旗。到处是一片人民庆祝解放的歌声。

侯镜如口述上海战败

在我渡江战役中，侯镜如为国民党江防守备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他后来讲述了当时汤恩伯上海防守部署等情况： 汤恩伯在上海做坚守的准备，构筑了防御工事，其防御准备概要如下： （一）对解放军进攻淞沪时，主攻方向之判断：1.由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攻取市区；2.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而后西渡黄浦江，攻占吴淞，切断上海退路，再攻取市区；3.沿长江边直攻吴淞，控制要塞，而后由北向南，攻取市区。 （二）守备淞沪之方针：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达到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机动灵活使用。 （三）守备要领：沿月浦、杨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之线，向后3000米纵深为主阵地。 （四）阵地编成： 1.外围阵地：以南翔镇、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并于上述4点各构筑团的据点阵地。以川沙城至北蔡镇之线为浦东之外围阵地，并于上述两点各构筑团的据点阵地。另在崇明岛及吴淞口外7个小岛上，共设置200个水泥活动堡。 2.主阵地：浦西方面，由吴淞以西之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杨行、浏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直至黄浦江边之线，其中以宝山城、杨行、浏行、庙行、大场、真如、杨家桥、虹桥为重点，每个重点各构筑一个团的阵地。浦东方面，由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塘桥之线，每点构筑一个团的阵地。 在主阵地中，以大场、真如最为坚固，以南市及浦东最为薄弱。另在主阵地纵深之东站及机场，均筑有独立据点之工事。 3.核心阵地：利用市区内高大建筑物（如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央银行、市政府、警察局、法国兵营等），作为坚固之抵抗据点。在市区内各街道要冲，以水泥活动堡及沙袋构成抵抗工事。 （五）兵力及防御部署：防守上海之兵力，除原在上海之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五师及马志超部的4个交警总队（相当4个团）外，并增加由浙东调来的第十二军（舒荣）、由镇江以东逃来的第二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二三军、九十九师（后改称第九十九军，仍以第九十九师为主）、暂八师以及重新拼凑而成的第五十一军。其防御部署概要如下： 1.外围阵地：第一二八军（附暂编第八师）守备浦西方面各外围据点。第五十一军守备浦东方面各外围据点。此外则于太仓、崑山、浏河、嘉定、青浦、松江、嘉善、平湖、台浦、金山卫、南汇等地，派出小部队。 2.主阵地：第五十二军担任沪西北地区（狮子林、月浦、杨行、浏行）之守备；第五十四军担任沪西部（大场、真如、北新泾）之守备；第七十五军（附九十五师）担任沪南及西南部（虹桥、梅家弄、龙华）之守备；第三十七军（欠第二○四师）担任浦东南部（杨思、塘桥、洋泾）之守备；第十二军担任浦东北部（高行、高桥）之守备。 3.核心阵地：由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九师、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其中第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在江湾地区。 上海防御战斗及撤退：5月4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等已集结于上海外围，形成半圆形之态势。 12日起，在解放军第九、第十兵团围攻之下，浏河、太仓、崑山、嘉定、平湖等外围据点，均发生激战。14日，解放军一部向第五十二军防守之狮子林、月浦、杨行、浏行之线全面进攻，战况很激烈，解放军受相当损失。 汤恩伯大肆宣传所谓大捷，强迫上海工商界慰劳蒋军，发青天白日勋章给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并在国际饭店举行庆功大会，招待各军战斗“英雄”。其中第五十二军的“英雄”最多，约220名，目的在鼓舞士气、安定人心。至16日，守外围阵地之第五十一军、第一二三军，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损失，尤以第一二三军损失最为惨重，先后放弃了外围阵地。 5月17日战况最为激烈，汤恩伯调控主阵地的部署如下：浦东地区，增加第五十四军之第一九八师，与原在浦东之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一军残部组成浦东兵团，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其兵力配备如下：第三十七军担任洋泾镇及其以南地域之守备；第十二军及第五十一军残部担任高行、高桥地域之守备；第一九八师为机动部队。 浦西地区，由石觉直接指挥各军防守。其兵力配备如下：第七十五军（附第九十五师及暂八师）担任苏州河以南地域之守备；第五十四军（欠第一九八师）担任真如、大场之守备；第二十一军主力及第九十九师统归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指挥，担任浏行、月浦地域之守备；第五十二军担任吴淞要塞地域之守备；第一二三军残部及第二十一军之一部在江湾地域。 5月17日以后，浦东方面的战斗愈形激烈。蒋军拼死挣扎，每一阵地之得失，常反复冲杀争夺，直至无力反击而后已。5月20日前后，防守高桥之第十二军，大部被歼。21日，上海对外航空联络中断，蒋军出海通路亦遭受威胁。汤恩伯为了保障退路安全，于5月22日以交警总队接替七十五军苏州河之阵地，抽出七十五军增强高桥方面之防御。 23日，汤恩伯以5个团的兵力，在金家桥一带与解放军展开主力战，作最后之挣扎，反复冲杀，伤亡枕藉。同日，解放军乘交警总队接防不久之弱点，一举攻入苏州河以南市区。汤恩伯、石觉等甚为震惊，把指挥所搬到吴淞要塞，做逃跑准备。24日，防守浦东洋泾镇之第三十七军，在解放军沉重打击下，放弃阵地，逃过浦江以西。25日，守备高桥之第十二军及第七十五军一部被歼，高桥为解放军攻克。26日，苏州河以北市区，大场、江湾、吴淞各地，相继为解放军攻克。 1927年，汤恩伯在国民革命军任职时摄于江西九江 蒋军第二十一军大部、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二军一部、第一二三军主力被歼。汤恩伯仓皇率第五十四军及第十二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五军之主力、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两个军部，向舟山群岛逃走（原驻崇明岛之第二○四师已先开台湾）。 汤在临撤退前，派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指挥第二十一军及第一二三军残部担任掩护。实际是把杂牌部队及非嫡系将领作为替死鬼。后来刘昌义率领这些部队投降了解放军。汤恩伯的撤退是很忙乱的，有许多部队都未接到通知。听说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为此在台湾曾和汤恩伯打了一场官司。 我们与汤恩伯都是在国民党政权下多年的同事，汤在作战指挥上的拙劣，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战前细心，枪响忙乱。他的感情易于冲动，每每为局部战况所眩惑，一再改变决心，打乱整个作战计划。这次京、沪、杭战役，又一次证明他指挥之拙劣。 4月20日夜间，芜湖方面告急，他不就近使用第一○六军增援，却从沪宁线上把九十九军调去，削弱重点防区的机动力量。结果援军未到，前线已垮，使增援部队与垮下来的部队混在一起同被歼灭。 21日晚，江阴要塞发生意外情况时，机动部队只有五十四军之2个师（1个师临时被汤指派去接替第五十一军30公里长的江防），大大削弱了反击的力量。说明他在战役行动上违反了原定的战略方针，因而处于忙乱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出解放军指挥的英明，先在芜湖地段猛打，吸引蒋军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方面，21日晚以奇袭手段夺取江阴要塞，迫使蒋军全线撤退，从而在追击中歼灭之。这又一次证明解放军的战略思想，不仅善于指挥自己的部队，而且善于调动敌人的部队。 在上海战役中，一面猛打浦东，又善于利用交警总队新接防的弱点，一举突破蒋军苏州河阵地，充分发挥解放军勇猛、机智的优点，善于抓住有利时间，选择有利地点，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造成全局性的胜利。且不谈政治上的因素，仅就指挥优劣相对比这一点说蒋军必败无疑。

国民党军从上海溃逃的情况

王楚英是当时国民党军江防第五十二军二九六师代理参谋长，他后来讲述了国民党上海守军溃逃的情况。 就我所知，国民党军从上海溃逃的情况是： 5月23日上午，正当汤恩伯大肆吹嘘“浦东大捷”之际（王注：其实是这天拂晓，阙汉骞集中第七十五军、第九十九军和第一九八师共15个团，反攻张桥和金桥，经过激战，只重创解放军1个团，夺回了该地；嗣因解放军抄袭高行，阙汉骞挥师回援，张桥、金桥遂得而复失），第三十七军据守的杨家渡、塘桥、杨思等处阵地被突破，沪西真如、屈家桥、程家桥、虹桥、漕河泾也相继被解放军突破，战斗已在市区边缘地带激烈地进行中，战局急转直下，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仍然坐镇在复兴岛上的蒋介石，见势不妙，遂决定从上海撤退。他一面急电台湾、福州、青岛火速派船到上海接运撤退的部队；一面命令汤恩伯着手组织上海的部队机关向舟山、台湾等地撤退。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利用已经集中在上海的船舰，尽先将尚未抢运完毕的黄金白银和重要物资以及坦克、重炮等，撤往台湾。第一线作战部队应坚守现阵地，尽力击退解放军的进攻，确保机场和港口码头的安全，待青岛、福州、台湾的船舶到达后，陆续撤退。 23日中午，蒋介石在桂永清等人的护卫下，登上了太康号兵舰，悄悄地逃离上海，驶达定海，换乘飞机前往台北，旋移驻高雄要塞内的寿山。 汤恩伯受命后立即调整部署、以阙汉骞兵团（辖第十二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九军和第一九八师）固守庆宁寺、高行、东沟、高桥地区，尽力阻止解放军迫近黄浦江；命令郭履洲兵团（由交警部队组成），重新整顿部队，据守曹家渡、周家桥至徐家汇一带市区阵地；命令淞沪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刘昌义兼第五十一军军长，指挥该军及第一二三军据守苏州河以北真如、大场及其以东地区；命令第三十七军于23日午夜以后开始撤到黄浦江西岸，据守杨树浦、东大名路、东北渡桥、苏州河东首北岸地区；命令刘玉章指挥第五十二军和第二十一军，加强浏行、杨行、月浦、狮子林地区的防御，应经常组织部队反击，以牵制解放军在南翼和东线的行动。 24日，汤恩伯命令炮兵部队、装甲兵部队等特种兵，借口“变换阵地”，纷纷从战场撤出，偷偷地向虹江码头、张华滨码头、吴淞码头集中，先后登上了海军登陆艇和运输船舰，到25日傍晚，才开出吴淞口，驶向台湾。汤同时命令杜长城的技术总队在大场及江湾机场布雷。所有海、空军、联勤及其他机关均于25日夜开始撤退。 24日刘玉章曾组织部队向盛桥、罗店一线出击，先后夺回了该地。阙汉骞在高桥、高行等地同解放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阵地失而复得者再；第三十七军陆续撤到黄浦江西岸，与解放军隔江对峙；据守沪西市郊边缘阵地的郭履洲兵团遭到解放军的进攻，多处阵地被突破，遂纷纷向市内撤退，一部退守苏州河北岸恒丰路以西地区。 另一部退守徐家汇地区。据守真如、大场地区的第一二三军也遭到解放军的进攻，退守苏州河西岸到彭浦一带。战斗正在市区进行。除杨行、月浦地区外，汤恩伯的上海防御体系，已被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所摧毁，已经是支离破碎，如大厦将倾，而难以支撑了。 25日晨，汤恩伯、石觉、陈大庆等人带着电台、参谋机要人员，在警卫部队的护卫下，乘车来到吴淞镇，涌进了第五十二军指挥所，立即召集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的军、师长开会，布置部队撤退事宜。当时汤恩伯还亲书“手令”一道，密封后由第五十二军派一参谋送给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 据刘玉章说，汤恩伯给罗泽闿的“手令”内容，是命令第三十七军坚守到26日午后，方可撤到虹江码头上船。第五十二军的这名参谋在武装护送下，于25日中午，方在杨树浦大连路上一所学校里找到罗泽闿，当面递交了汤恩伯的“手令”。这位参谋叫颜鲁笙，河南项城人，军校第18期毕业的，当时在第五十二军军部第二科任上尉参谋，已随军逃往台湾。 这天早晨，汤恩伯在吴淞镇第五十二军指挥所，当着刘玉章、李运成、侯程达、郭永、李有洪、刘梓皋、王克俊、李荣前、李志熙等人的面，宣布了蒋介石的决心：为了保存实力，将上海守军向舟山和台湾转移。汤恩伯要求第二十一军和第五十二军（统归刘玉章指挥）坚守现阵地，掩护市区及浦东地区各部队的撤退。并要刘玉章经常主动派部队向解放军进攻，借以迷惑敌人；倘若遭到解放军的进攻，刘须尽力将其击退。汤恩伯还规定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的后方部队应于26日上午开始上船，其第一线部队的撤退，必须另候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当时分配给第五十二军的有4艘货轮，分配给第二十一军的有3艘商船（客轮），其中分给第一九六师的是一条排水量为5000多吨的货轮“大公号”。汤恩伯布置完毕，即登上了太湖号兵舰，在吴淞口继续指挥。 刘玉章等到汤恩伯走后，立即命令李运成率领各师的副师长，带着军部和各师的警卫营、工兵营前往吴淞海军码头，接收、分配载运部队撤退的船舶，并派部队看守；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将伤病官员、行李辎重（实际上多数是军师长们的私人财产，例如大箱大箱的银元）和非战斗官兵送上船去。还在码头区设置警戒，管制交通，防止解放军地下人员混入，进行破坏（因为第五十二军1948年冬从营口撤退时，曾发生轮船锅炉爆炸，造成千余人葬身海底的惨事）。 与此同时，刘玉章命令刘梓皋指挥第七十四团向盛桥、浏河附近搜索扫荡，另派第二十一军的第一四五师向罗店、嘉定方面搜索扫荡。 25日傍晚（夜幕降临后）第五十二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及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一军及第一四六师都偷偷地开始向吴淞海军码头集中，抢先上船。据在现场指挥的刘明奎（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少将副师长）到台湾后对我说：“我曾在美国电影里看见英国人于1940年5月27日，由法国北部港口敦刻尔克仓皇撤退的狼狈情景。但是，5月25日到26日深夜，在吴淞海军码头，我看见撤退的官兵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打着、挤着上船的惨状，却大大地超过了敦刻尔克撤退时的混乱和悲惨的情景。”刘明奎还十分愤慨地痛斥一些国民党“要人”，丧尽天良，不顾重伤官兵的小命和安全，把他们抛弃在码头上，任人践踏；却派武装士兵把自己的亲友和私人财物，强行装船逃台。当时，上海秩序极其混乱，指挥完全失灵，码头上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或者从别人的头上向船上爬去，或用力（有的用枪撞开人墙），硬向船上冲，冲上船后，再从船上放下软梯、吊绳等，供等在岸上的人攀绳而上，其中有些人因互相争夺拥挤以致中途绳断，坠入江中，葬身鱼腹；有的人好不容易挤到了栈桥上或趸船上却被挤下江去；有的人则被挤倒在地被人群践踏致死。还有一些在岸上不能上船的人竟跳下江去，游到船的另外一侧（靠码头的另一侧）再向船上抛绳，然后顺着绳子向船上爬去。有一些上不了船的官兵，竟在码头上向船上射击，以发泄他们的愤怒，企图要船上的人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结果迫使船上的人只好开枪还击，妄图压制，以致船上和岸上变成了“敌人”，互相射击，自相残杀，造成流血，迫使有的船不得不提前启锚开航；因而使那些攀在船舷边想向船上爬的人，和挤到了栈桥上正向船上冲的人，都纷纷落水丧命；也使得等在岸上无法上船的官兵，更加气愤，不但用机枪向船上扫射，还用60炮向船上打。这种情景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据我所知，汤恩伯曾于5月28日下午，在定海港内他所乘坐的太湖号兵舰上，召集各军师长开会（他派出几艘海军的汽艇和登陆艇，分别开到各条船旁，去接运各军师长到太湖号上开会。因各部队所乘的船舶在28日中午，已基本上全部到达定海港集中）。会上检查了各部队现有人员和装备的情况，并规定各部队应自行派船将分乘在其他船上的官兵，接回各该部的轮船上，归还建制。汤恩伯在会上宣布蒋介石的命令如下： 1.由丁治磐指挥暂一军、第一二三军及原一绥区所辖的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保警部队等，驻守嵊泗和岱山岛地区； 2.由周碞指挥第七十五军及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二师，驻守舟山岛及其周围岛屿； 3.上述丁、周两部统归石觉指挥之，并须设法收容由大陆逃出的官兵； 4.吴淞要塞所属部队即开厦门，与厦门要塞合并； 5.各特种兵部队，如：装甲兵、炮兵、工兵、通信兵、铁道兵、技术总队、汽车部队（少量）均开赴基隆登陆，听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安排； 6.第十二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一军的残部及零星官兵，以及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九军等部队立即启航开赴台湾，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报到，受其指挥区处，登陆港口均为基隆港； 7.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暂改为国防部厦门指挥所，由汤恩伯任主任，立即开赴厦门，指挥并整顿已经到达龙岩、漳州、泉州地区的部队； 8.派陈大庆和毛森分赴浙江、福建沿海岛屿考察，并就地组织地方的反共武装，收容整顿由大陆逃到岛上的部队，向国防部提出报告； 9.其他由上海撤到舟山的机关和零星人员（包括最后抢运出来的物资和设备）一律随船开赴基隆登陆，由京沪杭警备总部派得力人员统率，造具名册，分别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和台湾省政府移交，由台湾警备总部和省政府接收安置。 汤恩伯同时要求各部队，利用定海港停泊补充给养的机会，抓紧收容整顿。 第五十二军第二九六师和第二十一军的第一四五师，都是在5月26日深夜才开始撤出第一线阵地（狮子林、月浦、浏行、杨行一带）的掩护部队，尤其是第二九六师更是“殿后的殿后”部队，直到5月27日晨1时许，汤恩伯方发来电报，命令第二九六师弃置留在码头上没有上船的官兵（各个部队都有，人数成千上万，根本无法估计），立即放锚开航，驶赴定海集中。第二九六师所乘的“大公号”轮船（载重5000吨）离开吴淞海军码头时，它已是最后的一艘船了。当时，在黄浦江内已没有其他的轮船，只有一些木船和舢板在拼命地向“大公号”轮船划来，由于“大公号”轮船已开足了马力向海里疾驶，那些呼救和追赶来的木船与舢板，始终无法赶上，渐渐地落后很远了。我站在甲板上了望，看到从张华滨到虹江码头一带，熊熊的大火正在燃烧，吴淞镇、宝山县、高桥镇、杨树浦等地也是爆炸声时起，火光冲天。我心中不禁黯然神伤，倍觉凄楚，心想上海已处在燃烧之中，总算迎来了光明；而我们却正在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前面一片漆黑，前途渺渺茫茫，正是命运难卜，归宿无处，黎明不至，黑夜难了啊。 5月29日，汤恩伯命令第二九六师仍乘“大公号”轮船，首先从定海启锚，向基隆进发。6月1日晨5时，第二九六师所乘的“大公号”轮船，作为由上海撤退到台湾的先头部队的第一艘船，在汹涌的波涛和晨光熹微中，驶近基隆港外。 6月1日上午9时顷，第二九六师乘坐的“大公号”轮船，被引到西岸码头停靠。基隆要塞兼港口司令刘翼峰受陈诚之命，派他的参谋长驱车来到码头，迎接第二九六师。在岸上还有一大群持着鲜花和彩旗的欢迎队伍，内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学生和职员，也有各界代表。挂在码头上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奋战上海的国军将士”，还贴了许多欢迎标语。刘梓皋（第二九六师师长）、卢禹鼎（第二九六师副师长）、王楚英（第二九六师参谋长）、徐奚若（第八八六团团长）、李盛（第八八七团团长）、马荣相（第八八八团团长）等人和部分官兵，已列队站在舷梯两侧，迎接走上船来的基隆要塞参谋长黄幼勉、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苏昭文和一些“基隆市各界代表”。送走了“基隆各界劳军代表”后，黄幼勉和苏昭文向刘梓皋及副师长各团长等传达了陈诚的指示： 1.严格整饬军风纪，整肃军容，官兵不要任意上街，奉准外出者应服装整齐，佩戴标志，礼节周到，禁带武器，禁入娼寮； 2.不准进入民房； 3.不准强买，必须按规定给价； 4.不准同民众发生纠纷； 5.要尊重台湾民众的风俗习惯； 6.要严格遵守公共秩序。 当时指定第二九六师下船后，就近在基隆火车站附近的几所学校里住宿，等待火车运往新竹等地集中。当我们从定海出发之前，汤恩伯曾一再叮嘱刘梓皋：“一定要把部队整顿好了才上岸，一定要给台湾民众带去好的印象，为上海地区的部队争点光彩。”汤恩伯说，派第二九六师作为先头部队，第一个在基隆登陆，就是为着这个目的。在汤恩伯看来，第二九六师人员装备是上海撤退出来的各师中最齐全的一个师，并且是在上海打得最好的一个师，是蒋介石明令嘉奖过的部队，还是陈诚在东北时就很熟悉的部队，因之汤恩伯就选定了第二九六师做先头部队，第一批在基隆上岸。 我现在还记得由上海撤退到台湾的部队一般情况。 撤到台湾的部队番号是：第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十七军（该军部队建制已乱，分乘各船逃到台湾，经收容集中后，尚有零星官兵约4000多人，不过该军的军长罗泽闿、师长方懋锴、王大均、万宅仁等都已随船或绕道香港逃回台湾）、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九军、第八十七军和第二○八师等（特种兵部队都较完整，故未列）。 各军撤退到台湾的实际人数，多少不一，其中以第五十二军的第二九六师人数最多，达7000余人，第二师有5000多人，第二十五师只有3000余人，第五十二军军部及直属队约4000人，全军约两万多人。第五十四军全军约15000多人，其中以第八师人数较多，约达5000余人。第二十一军基本上保持着两个师的建制，尚有官兵约7000余人。第十二军由高桥撤退时损失较大，撤退到台湾后经过收容集中，仍只有4000多人。第九十九军及由杭州经宁波、定海撤到台湾的第八十七军大约8000~9000人，这两个军共约17000~18000人（后来这两个军合编为第八十七军）。先期由崇明岛撤到台湾的第二○八师约7000多人。 由上海撤退到台湾的部队，于6月下旬到7月间经过点验，核实人数（在点验中各部队都有互相借兵冒名顶替的事情），然后进行整编，当时的情况是：第二十一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撤销番号，人员装备拨补其他部队，其中第二十一军保留军官，由军长王克俊率领回四川重建。九十九军番号撤销，与第八十七军合编，由邹鹏奇任第八十七军军长，辖第九十九、第二○四、第二○八3个师。此外，保留第五十二军，仍辖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二九六师，还保留第五十四军，仍辖第八师、第一九八师和第二九一师，这两个军都得到人员装备的补充。 由上海和杭州撤退到舟山群岛和嵊泗列岛的部队，有第七十五军、第一二三军、暂第一军、第一○二师和浙江、江苏两个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等单位，共计约3万人。 撤退到舟山和台湾的部队中，没有第五十一军的番号。但在舟山和台湾都收容有原第五十一军的官兵（自行撤退上船，逃到舟山和台湾），共计约有3000余人。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出来的部队（除特种兵如：装甲兵、炮兵、工兵、铁道兵、通信兵、汽车兵、技术总队、要塞外），总计约达11万余人，后来在舟山编成为第七十五军和1个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番号名为海上突击总队，辖6个支队，约1万人），在台湾编成了3个军，即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八十七军，每个军的总人数都在2.5万人左右，其中第五十二军人员最多，经过整补后达3.3万人（二九六师没有调出之时，曾由湖南招收4000余人，补充该军。另由第二十一军抽调了几千人充实该军），但是到了1949年9月，第五十二军的第二九六师却调往小金门，编入第五军建制。 主要参考资料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二、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李丰祝·毛泽东指挥大决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覃章明·毛泽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许农合·八一进行曲·长征出版社，1999 解力夫·解放战争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张福兴·兵败大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袁德金·军事家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张明金等·将军在歧路·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朱少军·决定中国命运之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余玮·魅力陈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何仲山等·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齐人等·毛泽东挥师渡江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黄颇?·毛泽东用兵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刘济昆（香港）·毛泽东兵法·巴蜀书庄，1992 锣钟馨·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1984 叶永烈·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1997 王幸生·元勋奇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刘汉等·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 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长城出版社，2002 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庆山等·国民党治军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 丁炳生等·第三野战军征战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文思·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李玉·渡江战役大写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温瑞茂·大江东去——渡江战役·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张军赋等·中国雄师，第二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边霞遐·“紫石英”号事件之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乔章·鏖战 4e0a." >上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江苏党史资料专辑·渡江战役史实新探，1989 张灵武等·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张鸣·钟山风雨——百万雄师下江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翟唯佳等·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全书结束！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