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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操盘手吴三桂》
第一章 吴家那些事儿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这句话用在现代社会未免太武断，但用在古代封建社会那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封建社会的重大标志之一，就是你老子是干什么的，那你将来基本上就是干这个的啦。古时等级森严，人一生下来命运就被注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更能体会到有个好爸爸的妙处。
吴三桂没有一个做皇帝的爹，也没有一个做皇后的妈，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他想成龙或是成凤自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他爹也不是老鼠，所以他长大后也用不着去打洞。
似乎说了一大堆废话。那好，现在言归正传，来介绍一下吴三桂的出身。
吴三桂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确切地说是一个军官家庭，所以将来等待他的便是成年后的军事生涯。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吴三桂出生在中后所城一个普通军官家庭，字长白。他的父亲名叫吴襄，而他的生母死的很早，别说名字，连姓氏都没留下。这个可怜的女人未能看到他儿子后来发迹，出人头地，不过或许这也是种幸运，毕竟吴三桂的成功并不那么体面，始终背着个汉奸的骂名。
吴三桂的老爹吴襄后来又娶了一个老婆，这个女人很有名，她是辽西大将祖大寿的妹妹。吴三桂在家排行老二，他还有个哥哥叫吴三凤，有一个弟弟，叫吴三辅，据说还有两个妹妹。不过由于封建社会对女人一贯的歧视，以及女性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确实有限，关于他妹妹的情况和他老妈一样，也无从考证。
吴三桂的祖籍是安徽徽州，后先人迁居至江苏高邮，再后来，他的祖先又闯关东，到了关外，不过这些都是他出生以前的事了。
吴三桂出生的地方中后所，全称应叫中后千户所。明朝在整个辽东实行卫所制，大的叫卫，小的称所。中后所虽是一座巴掌大的小城，但所处位置却非常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距山海关不远，东距辽西重镇宁远不到百里，恰好居于两城之中间区域，交通便利，田地肥沃，商贾云集，又濒临辽东湾，军事价值很大。
吴三桂的先祖离开宁静安逸的江南老家，跑到兵荒马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的战乱之地，这很让人费解。当时，辽东是明朝重点防御的军事要地，此地时常跟蒙古及女真人处于交战状态，当地百姓的生活极为动荡，并且气候严寒，人口稀少，可谓苍凉至极。吴家先祖放弃安生的日子不过，跑到这等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难道是精神错乱不成？
其实，当时闯关东的不是有利可图，便是迫不得已。军人被派到此地是为了效忠皇上执行战备任务。犯了罪的人来此是为了接受惩罚做苦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了产的城市小手工业者来此是为了混口饭吃。而生意人则是看中当时朝廷准许在开原、铁岭、抚顺、宽甸等处开设马市，与关外渔猎民族进行互市。汉人需要关外的马匹、毛皮、人参、鹿茸等特产，而关外的民族需要关内出的茶叶、食盐、布匹、铁器等物。
吴氏祖先是迫于生计才迁到此处。吴家虽不是贫苦之家，但也谈不上富裕，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早年以养马、贩马为生。徽州历来有经商之风气，以经商致富为荣耀，徽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些人不顾路途风险，无所不至。马是战备军用物资，要发财自然要到这战乱之地，越乱越好，越乱才越有钱挣。所以说吴襄是发国难财一点也不为过。不过当时朝廷打仗需要大量的马匹，还真是需要像吴襄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主。
封建时代商人哪怕是再有钱社会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生意人再成功也还是个平头百姓，见了九品芝麻官都得恭敬地下跪磕头。吴襄想必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想出人头地。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是科举考试这条路，这科举分文举和武举，吴襄很爱看书，也有一定的文化，但文举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应试教育的产物，有文化和能不能考高分并没有必然联系，更何况就算考中了，从一个七品县令做起何时能熬出头，并且这关外的马匹生意也就做不成了，这太不符合吴襄敢冒险，善盘算的性格。最后吴襄毅然选择了武举这条路，他琢磨的是，现在是战乱时期，武官比文官更容易死，官死的多，升迁的机会自然也多，容易出头，顺带着在军内做马匹生意更是方便。
出于对兵荒马乱练武防身朴实的考虑，吴襄多年来在经商读书之余从来没有放弃过健身，而机会总是降临在有准备的人头上。天启二年（1621年）吴襄中武举进士。明王朝在最后的岁月虽然混蛋透顶，但在吴襄的工作分配问题上却做得非常明智，考虑到他从军前是养马贩马的，就没让他去做容易脚臭又容易在关外被猎杀的步兵，而是在辽东名将李成梁麾下，做了一名边防骑兵军官。
吴襄的顶头上司名叫祖大寿，祖家世居辽东，是宁远卫世将，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皆以军功发家。祖大寿于泰昌元年（1620年）出仕，初任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年）改任广宁中军游击。后与袁崇焕共事，因宁锦大捷立下大功，到崇祯元年（1628年）已升为前锋总兵。俗话说的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祖大寿地位的不断提高，祖家的男人差不多或大或小都弄了个官做做。他的兄弟、子侄等等，有做总兵的、有做副将、参将的、最小的也弄了个游击当当。祖家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到崇祯朝的时候，朝廷为表彰他们家的功劳，特在宁远城内建立了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
吴襄看看祖大寿家里那些人，虽算不上是废物，但也绝不会比他强，他心里那个酸劲就别提了。要是换做一般人少不得发发牢骚，自暴自弃什么的，可吴襄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不管心里怎么看不上祖家的那些人，可表面上对他们却极为恭敬。虽然军务繁忙，但总是抽时间前往祖家各处拜访，不但拜访男人还拜访女眷，他知道有时候床头风也是很管用的。当然上门是不能空手而去的，时间一久，感情投资逐渐起了作用。
吴襄当时只不过是个基层军官，与祖大寿可是差了好多级，祖大寿平时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部下。现在吴襄与祖家的人混熟了，祖家的人有意无意中自然会提起吴襄这么一个人来，一次两次可能没什么作用，次数多了，祖大寿潜意识中起码就有了这么一个印象。别看就是这么个印象，能让领导记住名字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那么多部下，领导哪能都认得，能记住你就是你的造化。
吴襄原本就不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走夫人路线的庸人，他无论是军事技能还是管理能力都是很出色的。祖大寿带了大半辈子兵，治军极为严格，他的部队可谓是虎狼之师，要不然在这苦寒之地，也撑不了这么多年。因为脑子中有了那么个印象，所以历次对下级军官的考核中，对吴襄自然就稍微留意了些。原本他也不是太在意的，下属巴结上司在那个时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巴结他和他家人的人多了去了，他也不是个个都提拔。况且这不比在关内，军队干的是玩命的活儿，从统帅到普通大兵都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哪里有个疏忽，那可能就是大伙都完蛋的事。藏书网要没那金刚钻本事，这关键岗位上还真不敢随随便便就放个人。
应该说吴襄没有让他的顶头上司白白留意，也没有白花那些银子。他在军队中的表现让祖大寿很满意，甚至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祖大寿觉得这小子是有些真本事的，军队里需要这样能干的人，并且这人还很忠心，对自己的家族亲戚又那么上心，有机会还是可以提拔提拔的。
吴襄死了老婆。作为自己最有能力的下属，他的个人生活竟然也得到了祖大寿的关注。祖大寿深知军人是否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支军队的稳定。他正好有个老大不小的妹妹，所谓女大不中留，也该嫁人啦。按理说像他这样的名门望族，家里的女孩子应该是不愁嫁的。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家是名门望族不错，但这名门望族不在京城，而是在这兵荒马乱的苦寒之地。当地的高官家庭也都是军人家庭，这铁打的衙门藏书网流水的官，人家可不像他们家盛名之下得世代驻守这里，都有各家的小算盘。在百姓和部下们眼中心中，这祖家世代受朝廷重用，受人仰慕。可在其他名门望族心中就不是那样想的啦，这古代高干子弟的婚姻都是政治性联姻，只要那个高官不打算造反，那么和军功贵族家联姻就基本没有什么用处。
这祖大寿的妹妹一直是高不成低不就，就这么活生生地给耽误了。妹妹嫁不出的原因祖大寿心里自然是明明白白的，但他是个军人，既务实，眼光又长远，他看来看去，就看中吴襄了。这小吴虽然没什么显赫的家世，本人社会地位也不高，但他有胆有识，是个可塑之才，如果好好加以栽培，将来必定是个将才。自己的妹妹总归是要嫁的，把妹妹嫁给吴襄，那小子自然是感激不尽，定当肝脑涂地地为自己卖命。多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为自己卖命没什么坏处，再说这军队中也是山头林立，培养自己的人将来总归有用得上的地方。
祖大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人，家中就像闹了场八级地震。祖大寿吃惊不小，这帮人平时没少得吴襄好处，怎么这时候全跑出来反对了。家人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觉得小吴配不上他们家，两家社会地位悬殊自不必说，那小吴还是死了老婆的男人，家里还有几个拖油瓶。祖家的姑娘嫁个二婚男人，一过门就给一帮小崽子当后妈，他们家可丢不起这个人。祖大寿看着乱哄哄满嘴喷吐沫的家人，暗暗咬了咬牙，这帮人靠着自己都混着一官半职，怎么就盯着眼前那点所谓的面子，将来要是关外真的大打起来，这帮人恐怕是不顶什么用的，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培养吴襄的决心。
祖大寿身为统帅，即使在自己家中也要保持为帅者的威严与德尚，他心中的这些想法终究无法摆在台面上说，所以当他面对家中的反对声时，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他家中有一个老管家，多年来深得他的信任。这做奴才的尤其是老奴才，往往察言观色，人情世故了熟于心。在祖大寿保持沉默时，他已然揣摩出主人的心意，一日午后借送茶的机会，他委婉地说出了祖大寿心中真实的想法，并主动请缨去做说客。祖大寿心中暗喜，表面却不露声色，什么也没说。没说就是默许，这老奴明白主人的意思，开始了自己的游说工作，不几日，便大功告成。
又过了几日，祖大寿让人将吴襄传入中军大帐，先是很随意地问了问士兵的训练情况，接着又问了吴襄对目前关外动态的看法。吴襄又是引经据典，就古论今，又是分析目前各方的实力对比及战备情况，可谓是理论联系实际，有分析有推断，祖大寿听了很是满意。
听完吴襄的汇报，他话锋一转，又问起吴襄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吴襄如实禀报，自己死了老婆，又要当差又要带孩子，家里没个女人料理，自己饮食不规律，身体其他地方还好，就是有点慢性胃炎。吴襄是个机灵人，上级领导忽然关心起自己的身体，虽然他一时还不明白领导的意图，但说话的分寸他还是心里有数的。做领导的一般平时都忙，不能经常对下属嘘寒问暖，所以当领导询问你身体情况的时候，千万别随意说自己什么事都没有，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那也太扫领导的兴了。当然也不能把自己说得百病缠身像个药罐子。这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也是效忠主子的信用卡，身体要是太差，领导以后就不愿意提拔你啦。
听了吴襄的介绍，祖大寿点头道：“我们当兵的苦啊，家里没个贤内助可不行。”说完这话，他顿了顿，端起茶碗喝了几口，喝完，用眼扫过吴襄一直没动过的茶碗，充满关怀地说你也喝啊。吴襄满脸喜悦地端起大帅赏的茶，趁着喝茶的工夫他的眼珠子直转，对于今天的召见及大帅说的那些话一直很纳闷，趁现在这工夫他赶紧理了理头绪。头绪还没理出来，大帅又发话了，只听祖大寿道：“这些年你的努力与辛苦我是看在眼里的，你们年轻人好好干必然是有前途的，只是大丈夫为朝廷效力，搏命沙场，家中没有一个贤妻那也是不行的，我看你也是个只懂带兵打仗不懂料理生活的人，我有个妹妹，我有心替你做主。”话说到这关键之处，祖大寿忽然停住了，只听得扑通一声，吴襄已跪倒在地，满含热泪不住地磕头，泣不成声地说道：“大帅之恩，末将纵是肝脑涂地也无法报答，我有何德何能让大帅如此操心体恤！”这祖大寿忽然停住话其实并不是被吴襄的举动及话语吓住了，而是觉得自己已不需要再说什么，下属要是聪明的话，领导话到一半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吴襄的反应全在祖大寿意料之中，祖大寿的想法吴襄也是全然明白，这聪明人和聪明人说话就是两个字——痛快！
这吴襄老跪在地上不起来，倒并不是像范进中举那样，乐极生悲。而是在这等恩赐面前他需要有个姿态，这时候他自己爬起来，显然是不合适的。祖大寿明白他的心，他知道这时候需要的是表现做上级做领导的大度与关怀，他将吴襄扶起来，用自己的衣袖亲自为其擦拭泪水，又将吴襄扶回椅子，将吴襄用过的茶碗递给他，连说喝点水喝点水。茶碗中还剩半碗水，吴襄低着头慢慢将水全部喝下，祖大寿则耐心地一直看着他微笑。
喝完水，吴襄单腿跪地，干脆利落地禀报：“末将还有军务，请大帅恩准卑职回营。”祖大寿也干脆利落道：“嗯，你回吧。”都是军人，对已定下的事情是不会再啰嗦的。
又过了数月，祖家选了个黄道吉日将女儿嫁给吴襄，拜堂成亲。吴家只是个小户人家，祖家原本怕将自家女儿嫁过去受苦，想让吴襄搬到祖家住，但还没把这事告诉吴襄，就被祖大寿否决了。他是军人也是男人，知道要让吴襄接受这个建议不难，但这种做法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伤害是巨大的，会在吴襄内心埋下怨恨的种子，这样一来就违背了他将妹妹嫁给他的初衷。后来祖大寿以部队福利分房的名义将城中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精心修缮后给这对新婚夫妻住。
人逢喜事精神爽，吴襄的婚后生活真的很爽，家中有大家闺秀出身的新婚老婆，在外顶头上司是自己的大舅哥，有这位大舅哥的大力支持，工作上自然是更加得心应手。可谓生活事业双丰收，令人艳羡。
没有过太久吴襄升官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没觉得意外，这次的官职是参将，又过了段时间他再次升官做到了都指挥使，镇守宁远。那会儿还没发明直升机，同僚们都说他是坐竹蜻蜓或是搭孔明灯升上来的。
吴襄终于明白只有上等人的生活才叫生活，下等人那不叫生活，只能叫活着。如今在外面他给别人下跪磕头的机会少了，而别人给他下跪磕头的次数却直线上升。这第二次婚姻带来的不仅仅是事业上的变化，生活也与以往大大的不同。如今的老婆是大家闺秀，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吴襄现在每晚总是有很多时间来读兵书，睡觉之前还能吃到夫人亲自做的夜宵。按吴襄某次酒后与同僚吹嘘的粗话来说那就是：“老子我如今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夜夜钻研兵法发奋图强，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苦，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点心与夜宵在桌上等我，老婆在床上等我，哈哈哈哈！”后来也不知道这事怎么传到祖大寿耳朵里了，某次家宴过后，祖大寿将这位妹夫悄悄拉到一边，点了点他，让他以后在外说话注意点，弄得吴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不好意思透顶。
祖家这次不仅仅是嫁出去个女儿，那嫁妆中还包括几大箱金银，还有丫鬟和男家丁。二婚后吴襄便再也没有干过家中的粗重活，现在有的是身强力壮想在主子面前表现的家丁们，只要他动动嘴，或是使个眼色，问题就都解决了。他的孩子们一日三餐顿顿准时丰盛，养的是白白胖胖。那些丫鬟们把这看作向主子表示效忠的途径，自是大大的尽心。还不仅仅如此，除了迫于女主子的存在，她们还不敢公然向吴襄投怀送抱外，其他只要是能表现的机会就从来不放过。像这样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在任何女人眼中都是极有魅力的，这样的男人能给她们带来安全感和荣耀。
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被朝廷任命为锦州总兵官。总兵官这个职务，在明朝已经是一个地区的最高军职了，是拥兵数万人的高级武将。崇祯六年（1633年），他又因为军功被授为都督同知，而吴三桂也在此时得到提拔。
官升得这么快，吴襄对祖大寿可谓是感激涕零，他对祖大寿的感情甚至比对他亲爹都要深。如今吴襄一人得道，吴家也有多人跟着他鸡九九藏书犬升天。这么说吧，吴氏家族凡是还能拿得出手的都在他的带领下走上官场。举个例子：吴三桂的哥哥吴三凤及姨夫裴国珍是祖大寿的部将，驻守大凌河，其他担任各种官职的更是多了去啦！通过联姻及多年的苦心经营，祖吴两家在整个辽西地区的声势地位极其显赫。那年头那地方，谁手上有兵权谁就狠，谁就是真理，他们不仅掌握着朝廷给的兵权，甚至还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有了这个以祖氏为首的军阀集团，亲戚、部属、心腹等等都紧紧地依附于这棵大树。他们分布辽西各地区，占据要津，手握着这一地区生杀予夺大权，可以这么说，这一地区已成为祖吴两家的地盘，甚至连皇帝都不敢轻易触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八旗兵避开袁崇焕的防区，直逼北京城下，并且很不体面地使了个反间计，令愚蠢多疑的崇祯皇帝做了件很混蛋的事，竟然将好心来救他的袁崇焕给抓了起来，还处以极刑。祖大寿是袁崇焕的下属，他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袁大帅都落了这么个下场，内心的动荡及惊恐是可想而知的。祖大寿干脆破罐子破摔，什么勤王大业他也顾不上了，直接带着自己的部队逃离北京，经山海关返回了宁远。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朝廷所依赖的边关大将，他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很不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的。不过从他个人的安危考虑，我们又是可以理解的。袁崇焕比他地位更高，比他对朝廷更忠，都落到这种下场，等待他的是什么，谁也不敢保证。他可不是酸儒，这种时候他想得很明白，不打吧，留在京城自然是死路一条，打吧，不管是输是赢，以崇祯逮捕袁崇焕的疯狂举动来看，他的脑子是否还正常都很难说。疯子干出任何违背常理的事都是有可能的，崇祯疯了，可他却清醒的很，三十六计走为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他在辽西的势力，这时候跑回自己地盘无疑是最明智的。
他这一跑，差点没把崇祯气死，崇祯在寝宫披头散发地拿着天子剑神神叨叨地嚷着我要杀了他杀了他。崇祯最宠信的宦官王承恩倒还算脑子清醒，忙劝着主子，向他分析祖大寿与袁崇焕大大的不同之处。袁崇焕不过是朝廷后来派去的官员，他所有的威望都是朝廷给的，哪天他不合朝廷心意了，自然是想抓就抓，想杀就杀。祖大寿可就不同了，他们家世代镇守辽西，家族势力是盘根错节，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真要动他，怕是朝廷还没拿到他脑袋，他就阵前倒戈，投了皇太极，而对于这种可能，朝廷是赌不起的。听了王承恩的话，崇祯不知道是被吓醒了，还是真的弄清楚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这个固执的人竟然难得地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你说怪不怪？
按照当时的律法，临阵脱逃，形同叛逆，必处以极刑，但这次却令朝廷大员们大感意外，崇祯不但没有怪罪、处罚祖大寿，还发下诏旨，极力安慰他。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皇太极攻打大凌河城，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祖大寿守城，后因军械粮草消耗殆尽而被迫投降。不过他倒也机灵，带着全部部下出城，前往皇太极的大本营，参加隆重的归降仪式，极大地满足了皇太极的虚荣心后，又以回锦州接家属以便解除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新政权卖命为借口，骑着皇太极送给他的关外千里良驹不但带着部下大摇大摆跑了回来，还趁着八旗军的疏忽把该城又重新夺了回来。
也不知道当时皇太极是怎么想的，究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已然是老大，谁都对他心服口服，还是为了笼络人心显示自己的胸襟宽广，所以才放虎归山。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这次他是被祖大寿狠狠忽悠了一回。皇太极领教了一回汉人的花花肠子，郁闷不已，那段时间他的口头禅就是：“坏！汉人是真坏！”他所带来的后遗症就是终清一代统治者对汉臣始终是不信任的，就算你做铁杆汉奸也没用。
回锦州后，令人费解的是祖大寿与皇太极竟然还有秘密书信往来。不过据估计这恐怕倒不是皇太极真的那么好说话，以关外民族的直率性格来说，他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将祖大寿碎尸万段而后快才对。与祖大寿继续保持来往应该是他手下汉臣们的主意，这帮人虽道德水准不咋的，可智商都不低。他们是赌定了以后祖大寿还有利用价值，所以给大家都留条退路，日后好相见。估计使出反间计搞死袁崇焕的也是这帮鸟人！这桩丑事被辽东巡抚丘禾嘉得知，即刻向朝廷密奏，这事在朝廷中可以说是半公开的秘密。现如今以皇上的脾气却能既往不咎，装做不知道，朝臣们觉得自己是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皇上了。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军与清军终于在松山（辽宁锦县松山）爆发决战，明军惨败，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又一次率部献城投降。按明律，他们的亲属都难逃干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此役的吴三桂，战斗才刚刚开始，就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以致明军全军覆没。事后，朝廷处死王朴，却仅给吴三桂降级处分。面对盘根错节的祖、吴辽西军功贵族集团，朝廷又一次妥协。辽西在袁崇焕死后朝廷就指着祖大寿啦，虽然这次祖大寿又一次不体面地投降，但看他以往的经历说不定哪天又反正了，朝廷对他还是抱有幻想的。更何况虽然他投降了，但许多与他有着万千关系的部将还留在明军阵营中，对于这些人更是不能把他们逼急，即使惩治一人，也恐激成大变，弄不好这些人就会把辽西作为一份大礼送给皇太极。
辽西要数谁势力大，第一是祖家，第二就得算吴家了。这两家是做了长期扎根边疆的准备的，他们既是当地的军政首长，又是当地的大地主，大财阀。靠着诸多特权及雄厚的财力，他们组建了只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吴家有三千骁勇强悍的家丁，他们都是由吴襄的子弟及子弟的兄弟、亲属等组成的，这三千人吃的是细酒肥羊，穿的是纨罗纻绮。尽管朝廷长久发不出饷，但他们照样过得很爽，这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他们得到吴家如此丰厚的赏赐，自然愿为吴家卖命死战。
吴家的财产主要是靠其权势巧取豪夺来的，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是守边的士卒及其耕种的土地。在明朝初期，朝廷就实行军屯制度，就是以驻防士卒就地屯田，不管是驻防内地，还是边关，每个士卒都由朝廷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自己耕种，自给自足，可免去百姓的负担及粮草运输的艰难。
本来镇守边关，保家卫国是无比光荣的事，但是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这些人不管是真有罪还是假有罪，总之是被加上各种稀奇古怪的罪名充军到边关，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还要从事繁重的农活，与其说他们是军人还不如说他们更像农奴。因为是戴罪之身，他们的份地随意被掠夺，他们的收获物更是可以随意被征收。到了明中叶以后，夺占士卒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仅以嘉靖八年（1529年）为例，就一连爆出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的掠夺行为。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时，就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八千顷，屯粮是二十万石。与永乐初年的二十五万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除了祖家、吴家这样的顶级家族外，其他各级武官将吏，也拥有很多土地。这些人靠剥削广大士卒，获取了大量财富，然后将部分资金转入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可谓是生财有道。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东至鸭绿江畔，北至开原，南抵大海之滨的旅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历史上，这里历来就是兵家用武之地。在吴三桂之前，出过威震辽东的名将李成梁父子、“铁面御史”何尔健、名垂青史的袁崇焕、首创海上雄师的毛文龙、一度主持辽东大计的王在晋等，包括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在这个军事舞台上施展过他们的才略。
明朝在辽东、西北与西面都与强悍的蒙古为邻，东北与东面毗邻女真，这也是整个明朝边防最为险要的地区。明朝自建国初期到末年，两百多年间，不惜血本，修边墙，筑城堡，建了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但令人费解的是明朝在此防备如此森严，却仍不能阻止蒙古、女真铁骑的侵扰。终明一代，这里一直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战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边地的特殊社会人文环境，造就了当地汉民的尚武精神。在明军中，此地出的士卒以剽悍善战而闻名，被誉为虎狼之师。在同后金的多次战役中，明朝从江南鱼米之乡调来的军队，可谓是屡战屡败。而后来袁崇焕改用当地人组成的部队，不但顶住了后金的猛烈进攻，还在大反攻中，接连大捷。
吴三桂出生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决定了他有一天必将走上老天为他准备的舞台——铁与血交织的军事斗争舞台，他的一生，都将在危险与战斗中度过。
他无疑是幸运的，出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尚武的观念从小就被注入到他的血液之中。在他幼年时，父亲就教他骑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所受的军事训练也越来越严格。吴三桂天资聪颖，也颇能吃苦，骑射进步很快。舅父祖大寿对他也很关心，不时加以指教。他经常出入军营，爱听军官士卒讲战斗故事，常常忘了回家。他从小钦佩军人，他的梦想就是将来长大成为一名将军，他最爱跟其他小朋友说的话，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孩子不是好孩子。
吴家几个孩子，吴襄最看好三桂，这既是因为他的聪慧和刻苦，也是因为他看中三桂从小做事有股狠劲，凡是决定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吴襄做了几十年的职业军人，深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事统帅光靠脑子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气质，那种气质就叫做狠。
锦州城外，北面丘陵、山岭绵延不尽，林木繁茂，常有飞禽走兽出没。吴襄在公务之余常带着孩子们来此狩猎，既是休闲又可锻炼孩子们的胆量与骑射。.9９ｌｉｂ?凭着吴襄的武艺每次总是大获而归。孩子们小的时候还没有能力打大的猎物，只能射些野兔和飞鸟。一日吴襄在百步外射中一头母狼，确认那母狼已不能动弹，便让孩子们上前将其解决。待孩子们上前时不知从何处钻出几只小狼崽子，狼崽子们爬到母狼身边，也许是知道老娘这回挂定了，想吃最后一口奶，争着上前吮吸奶头。不知道是觉得这景象太有趣，还是被触动，孩子们都没有张开他们的弓，只是看着这些狼。远处的吴襄笑了，虽然这多少让他有些扫兴，但他心想他们毕竟还是些孩子，还有着他们的童趣。
吴襄策马上前，笑着对孩子们说：“要不然把狼崽子带回去让你们玩玩吧。”其他孩子看着父亲慈祥的样子都笑了，唯独三桂紧锁眉头，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神情很奇怪。在他把头回过来之时，已搭弓上箭，眨眼间，一箭已出弦正中母狼眉心。吴襄惊讶，三桂的兄弟们惊愕，都望着他。在他们还没判断出三桂为何出此之举时，三桂又稳稳射出三箭，俱是正中眉心，三只小狼躺倒在它们母亲身旁。三桂微微笑了笑，低着头自顾自地说：“我们既然是来打猎的，那只要是猎物就该都打下，这母狼已死，它的孩子断是也活不下去了，与其让它们慢慢等死或是被其他野兽吃掉，不如现在一箭结果了它们，倒也痛快些。”三桂最小的弟弟弱弱地说：“父亲大人不是说可以把小狼崽子带回去养吗？”三桂抬头看了看天说道：“既已杀其母，何有留其子之理？若是把这些狼崽子带回去，将它们养大反而会祸害自己的家人。人有人命，兽有兽命，这也算是它们的命吧！”
这次狩猎的经历很快便被年幼的三桂忘去，但吴襄却永远记住了这一幕。自此之后，他暗中下定决心要全力培养这个儿子，他是吴家的根，是吴家传下去的命脉，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三桂的身上。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吴三桂茁壮成长，逐渐长成一翩翩少年。十七岁那年他参加武举考试，首次应考便中了，让他和家人喜出望外。中了武举后，吴三桂便取得了在军中任职的资格，开始了其一生铁与血交织的职业军人生涯。
第二章 三桂的处子秀
某年祖大寿带领部属出征，北进至建昌（辽宁凌源）。该城周围为多山、 4e18." >丘陵连绵之地势，西北面与内蒙古喀喇沁等部相接。当时皇太极绕道经内蒙古入关和撤退，建昌是必经之地。明军在此集结，准备截断后金兵归路，来场漂亮的伏击战。
一日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察，遭遇数万八旗兵。这支后金部队的头目仗着人多，竟想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让自己的部队围而不攻，想让这支明军小分队屈服投降。吴襄不甘心投降，决心突围。八旗兵看来是死了心要把这游戏玩下去，吴襄部往哪突，他们就往哪堵，只堵不打。这可把吴襄急死了也累坏了，几个回合下来，吴襄与部下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虽然多年来出生入死，在战场上也是多次死..里逃生，但吴襄觉得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不是因为懦弱，更不是因为怕死，而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不容易，好日子还没过够，官也还没做的够大，要是就这么死了，老天对他也太不公了。他不是死心眼，不是没想过投降，可他与祖大寿不同，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参将，对于后金来说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与宣传价值，他不会受到礼遇，更不会有机会耍个滑头全身而退。他没有机会见到后金的皇帝，可能当他放下武器后，就会被这些八旗兵像杀狗杀猪一般娱乐性地残酷弄死，他早有耳闻鞑子兵有杀人取乐的恶习，他也亲眼见过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就算侥幸活下来那也是成为八旗旗主们下贱的包衣奴才，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吴襄将随身携带的水囊中最后一点水一饮而尽，对着部下大喊道：
“弟兄们！天老大！我老二！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杀啊！”
此时的祖大寿站在城楼之上目睹着这一切，他不是冷漠不想救援，即使出于一个统帅在部下面前装装样子笼络人心的目的，他也该搭把手。但他清楚后金目前的实力，贸然冲出去，不但救不了吴襄，还会搭上自己，他不想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更何况八旗兵随时会攻城，目前守城尚且吃紧，若再派兵出援，这城池恐怕就难以守住了。吴襄跟了他这么多年，又是他的妹夫，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但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他在心中不住地摇头，不住地叹气，他想也许这就是命吧！
吴三桂此时也在城头，看见父亲陷入这般危急的境地，心急如焚。他跪在祖大寿面前，恳求发兵救援。祖大寿将他扶起，叹了口气道：“我与你父亲袍泽情深，多年来如同手足，我岂能不想救他，可眼前这形势——”祖大寿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望着远方仿佛变成一座雕像。听了祖大寿的话，吴三桂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他再次跪倒大声道：“舅父若有难处，三桂愿率家丁拼死救父！”说完不等祖大寿应允，便飞奔下城楼，城下有吴府家丁数十人，吴三桂大声喝道：“老爷有难，不怕死的跟我冲出去，想活的滚一边别挡了小爷的马！”这数十家丁虽说算是奴才，可这时竟没有一个含糊的，也难怪，这些人平日里被吴家好吃好喝的供养着，家中还有吴家赏赐的田地，几辈子吃穿不愁，如今虽然知道此番冲出去恐怕性命难保，但出来混总有出来混的规矩，所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平日里主家没亏待他们，现在要是了，名声臭了以后还怎么出来混９９ｌｉｂ?
。行至河北吴桥时孔有德与李九成商议，就这么点人出关作战跟送死也差不多了，自己死了不要紧，崇祯这个欺软怕硬有些心理不健康的皇帝不敢动关外那些军阀，肯定得拿他们出气，家人还得受牵连。现在朝廷既然已经混蛋到这种程度了，这山东又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田、有海，土地肥沃，人口也多，关内的官军又多以步兵为主，自己手上掌握的这支骑兵部队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战斗力强劲，不如搏一搏，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对天下宣布是明朝对不起自己，而不是自己对不起明朝，他们现在要为了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为明朝打工了，痛痛快快就两个字——造反。
骑兵到底快，他们以闪电战的方式率军回师山东，连下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次年（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又回师攻下登州（山东蓬莱），册封了一批他自己的官员。他本人倒也谦虚只是自称“都元帅”，封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
山东靠近京城，这些人如今造了反，令崇祯皇帝十分恐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官军会剿。不争气的官军连连惨败，朝野上下束手无策，一片大乱。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向朝廷奏请调战斗力较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部队来对付“叛军”。崇祯皇帝与朝廷众臣商议后决定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带领数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
宦官是皇帝的宫内奴仆，本不能参与政事。但自永乐朝时起用宦官，特别是到天启年间时，将宦官派出宫，置于军队之中，命他们监视各级将领的言行，凡军情必请示他们而后行，名曰：监军，高起潜就是其中的一个。崇祯即位后虽然镇压了魏忠贤集团，却继续指派太监监军。这次吴襄以“戴罪立功”的理由随总兵官出征，吴三桂也以游击将军的身份随大部队行动。
说老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有些不公平，不过在有些事上还真有点像。
八月十九日，吴襄部一上来就与孔有德部大打出手，战场位置在山东掖县城西，孔有德部不堪一击大败而逃。三十日，吴部推进至白马，双方又干了一仗，孔有德又输了，再次狼狈逃跑，躲到了登州。吴部乘胜追击，九月一日攻到登州城下，将该城迅速包围起来。孔有德抱着打出包围圈的幻想派兵突围，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亲自督战往外冲。结果不但没冲出去，还伤亡惨重。副元帅李九成身上被打成马蜂窝，中弹而亡。此时他们的处境可以说相当险恶。
此次因战场形势对吴襄极为有利，所以他也放手一搏，可以说是他有生以来打得最痛快的一次仗。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奏请朝廷恢复其总兵官职务，朝廷很快应允。
明军围城三个月的时候，城内孔有德部士气极其低落。孔有德看到再这么耗下去只能是坐以待毙，遂决定再冲一次，拼个鱼死网破。谁知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训的士卒，趁着夜色逃出城去，投了吴襄，将孔有德决定三日夜从城西门突围的消息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吴襄。
吴襄得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忙与监军高起潜、总兵官金国奇等人商议，决定分别埋伏，彻底解决孔有德部。还特地调来一个火器营埋伏于山前，专等孔有德的人马。
三日，天刚有些微亮，孔有德真的偷偷率军倾城而出，骑兵与步兵大约有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围。孔有德此时还傻乎乎地根本不知道突围计划已泄露，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率部而出。等进入埋伏圈，明军一下子涌出，一时间喊杀声四起，枪炮声大作，交战双方士卒拼杀在一起，战场上血肉横飞。孔有德部知道是中了埋伏，但犹做困兽之斗，虽冲不出吴部的四面堵截，无法突围，但仍然费力地退回城内。吴部杀至城下，本想一举破城，但孔部在这生死关头也是拼了老命，将滚石、檑木、点了火的煤油，凡是能用的一股脑全抛了下来。吴部久攻不克，伤亡也开始大了起来，吴襄心疼不已，令鸣金收兵。不过孔有德的命是真大，登州北面恰巧临海，吴部无法围堵。趁着吴部暂时收兵的机会，孔有德率９9ｌiｂ?余部连同家眷约万余人，搭乘数百艘船只，渡海到了辽东，投奔了皇太极。
吴部很快占领了已是空城的登州。算起来关外的野战军镇压叛乱，历时将近一年，吴襄在此次战役中，好歹是打出了个样子，让朝廷和他自己的面子上都好看。他不但官复原职，七月还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袭。当时吴三桂虽然年轻，资历较浅，但此次实战，为他以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也奠定了基础。
吴三桂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只会打打杀杀的粗人，他很勤奋也很好学。除了勤于练习骑射外，他还酷爱读书。从少年时起，他便养成了闻鸡鸣起床到半夜月亮高高升起才就寝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他很爱读史书，不断从古人那里汲取有用的思想与经验教训。他最喜欢史书中的这两句话：“仕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就是说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在封建时代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无非就是这些了，从吴三桂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的一生不但实现了这个梦想，并且远远超出。
有个好爸爸，再加上自己努力，想不春风得意都不行。崇祯八年（1635年），吴三桂二十三岁，被提为前锋右营参将，崇祯十一年（1638年）又被升为前锋右营副将，再差一步就能登上总兵官的宝座。
第四章 内外交困
吴三桂春风得意的时候，也是他和他父亲、舅舅、亲戚及诸多同事们的挂靠单位——“明朝有限公司”日落西山的时候。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县的一帮农民兄弟因为吃不饱饭和朝廷玩起了武装游戏。它虽然如同一根小烟头一样不起眼，但却很不幸地点燃了“明朝有限公司”的危险品仓库，明末农民兄弟全国大造反的序幕拉开了。其实自打崇祯初年起，各地武装起义就没断过，农民军深入到中原各地区，主要活动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地。后来成为农民起义军主要领袖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就是在这时候开始拉队伍扯大旗的，经过多年不断的战斗，他们的部队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到了崇祯九年（1636年），各地的农民起义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候的朝廷几乎是束手无策，各地官军也是疲于奔命。
内部出大乱子，外面也不让人省心。山海关外，满族建立起的政权，由努尔哈赤开创基业，到皇太极这一代，已变得很强大。皇太极于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在沈阳称帝，国号为“清”，他和他的兄弟子侄、文臣武将们野心勃勃地充满了对夺取全国政权的渴望。明朝此时只能凭借宁锦防线苦苦挣扎，勉强维持着关外的局面。
曾经在关外同清军多年浴血奋战的袁崇焕、熊廷弼、王化贞、孙承宗、杨镐、杜松、袁应泰、满桂、赵率教、毛文龙等一批将领统帅，不是早已战死疆场就是官场失意而遭排斥，还有更惨的则死于党争，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时关外只剩下祖氏、吴氏两大家族军阀，还始终坚守着。这两大家族之所以还没倒，不是因为运气，也不是因为皇帝的恩宠，而是因为他们的实力。
崇祯十二年（1638年）吴三桂二十七岁，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崇祯五年，他还只是个游击，而六年后，经游击升到参将，再到副将，最后由副将升到总兵，这个晋升速度，可以说是创造了明朝官场的记录。
自明清战争以来，宁远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兵的一大军事重镇，与锦州并重，是宁锦防线的重要一环。袁崇焕、孙承宗曾两次在此与清军大战并给清军以重创。袁崇焕冤死后，祖大寿继任守此，后又调到锦州驻防。吴三桂则在祖大寿之后，继续驻守宁远，这足以显示出朝廷对吴三桂的倚重。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监军、巡抚、道台等官都在此城设衙办公，三桂以总兵官驻守于此，这也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吴三桂升任总兵要职，等于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这也为他以后事业的飞黄腾达奠定了政治基础。他能有如此地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才能；二是家族方面的原因。他有一个好爸爸，还有一个好舅舅，自是不断能得到提携与栽培。再加上父亲吴襄深通官场之道，广交朝廷大员，编织起一张紧密的政治关系网，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上的顺利。吴三桂这次之所以能升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辽东巡抚方一藻推荐，再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并由他向朝廷奏请，最后经崇祯皇帝批准的。
这三个人，地位很是显赫。方一藻为辽东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为堂堂总督更是大权在握，而高起潜虽然说起来不是太好听，是宫中掌管御马的太监，但他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列诸将帅之上的“监军”。他们都与吴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方一藻刚刚升任辽东巡抚时，三桂“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洪承畴以兵部尚书衔出任蓟辽总督，吴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吴三桂与之“纳交最厚”。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朝末期，宦官头子们往往深得皇帝的信任，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是很难在朝廷立足的。整个明朝军队，将领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吴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不可不谓是一次高明的政治投机。自己本身能力出众，再加上这些靠山，吴三桂的晋升自是板上钉钉的事。
吴三桂年纪轻轻就登上如此高位，这应该很让现代人感叹甚至是嫉妒，但其实吴三桂的好运也来源于明朝确实需要他这么一个人。
鉴于当时关外局势的严峻，曾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等农民军苦战十余年的洪承畴此时被派到这里。洪承畴虽日后降了清，当了铁杆汉奸，但这个人确实是有能力的，可以说是一员干吏。他一上任便明察暗访了解各将领的作战能力，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士卒的训练及备战情况。这一查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当时的这支边防军虽然个别部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但总的来说情况不容乐观。而此时的清军是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发起进攻，留给明军的时间并不多，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加紧、加强训练及备战，弥补原来的种种不足，消除各种存在的隐患。
洪承畴是老江湖，深知练兵先选将的道理，而吴三桂正是此时被他看中并委以重任的。训练的重点被放在提高士卒的单兵作战能力，如劈杀格斗训练及熟练使用各种武器等，同时还有布阵及战术协同等合成科目的训练。担任练兵将领的人不仅需要通晓兵法，同时还要有实战经验。而吴三桂正是这样的人。
当时经朝廷批准，关外各部队分期抽出一部分人马在中后所及前屯卫两处进行轮训，训练事宜由吴三桂全权负责。吴三桂的部下董永显因胆勇超众，屡次建功而被提拔为参将以协助吴三桂。经过吴三桂的训练，士卒的战斗力明显提高，用了仅两年时间就训练出精兵三万余人。
在吴三桂升任总兵的第二年五月，明军与清军在今辽宁锦县杏山附近的夹马山打了一场遭遇战。当时在夹马山附近五里台居住的蒙古多罗特部民约有三十余家，六十余口人。他们因害怕明军的堵击而与清军秘密联系，请求清军前来接应保护。说来也巧，当时皇太极正在锦州一带视察，他命令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率他的近卫军约两千余人前去接应这些多罗特部民。这批清军为躲过明军的阻击，于十七日悄悄溜过锦州城，次日天还没亮便顺利到达五里台地区，后护送多罗特部民急速回返。不过他们运气不太好，黎明时分，被明军哨探发现，附近明朝驻军在辽东分练总兵刘肇基率领下出城截击。
当时准备截击的明军兵力约三千五百人左右，吴三桂在距此处十余里的松山附近驻防，一得到消息便出动三千人马赶来增援。同时锦州总兵祖大寿派游击戴明率步兵及骑兵七百余人也赶来会战。此时的明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
清郑亲王济尔哈朗见己方兵力不占优势，为避免被动挨打而避开城下明军步兵，引诱其骑兵出战，将所部撤退到离城九里的夹马山，摆好阵形等明军杀来。明骑兵很快便赶到，明军百余骑兵首先杀出阵来，济尔哈朗指挥还击。紧接着，济尔哈朗亲自率众将冲入阵中与明军做殊死搏杀。皇太极的近卫军皆不是吃素的，骁勇异常，更有济尔哈朗、多铎、阿达礼等皇亲国戚身先士卒，其士气之高昂，战斗力之强不可让人小视。此时明军虽也是奋力冲杀，但终究未能抵挡住对方的凶猛进攻。更糟糕的是清兵以吴三桂为目标，竟将他包围起来，吴三桂率部拼命冲杀，却始终无法突围，还好在关键时刻刘肇基及时援救，才使他脱离险境。
明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杏山城下，清军怕中埋伏，不敢恋战，遂回撤。明兵先前已吃了些亏，亦不敢追击。此战明军伤亡约千人左右，参将李得位，副将杨伦、周延州被清军俘虏，当场被砍了脑袋拿回去请功。好在此役清军伤亡不比明军少，明军这一仗算是打了个平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与明军交手的是清军精锐中的精锐——皇帝的近卫军，参考明清多年的交战史，这次打成这样明军也算不错了。
这一年的七月间，皇太极又对锦州这座军事重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三月，他便派遣济尔哈朗与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部进驻锦州北约九十里处的义州，为夺取锦州做好准备。他们一面筑城，一面屯种，与此同时，不断派兵骚扰锦州地区。这次清军的行动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急令各督抚做好备战准备工作。辽东巡抚与吴三桂、祖大寿、刘肇基等人商议对策，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对付清兵不能一味藏书网防守，要守攻兼顾，才能守得住。战也不能一味猛打猛杀，应采取多种作战方式，如奇袭、伏击等，才能见效。这一方针，成为此次明军作战的主导思想。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明军一反常态地开始对清兵主动出击，展开多种形式的进攻。七月八日夜，吴三桂指挥步、骑兵约五百余人奇袭锦州附近的清镶蓝旗营地。清贝子罗托等人仓促率兵出战，双方在夜色中展开一场厮杀。吴三桂的作战意图很明确，就是对清军进行骚扰。将大批清军引出后，吴三桂便引兵撤退。清军一时摸不清明军的底细，怕中埋伏，不敢追赶。据史料考证，此次战斗明军仅阵亡八人，作战时间也很短。却迫使清军移营，吴三桂用极小的代价达到了他的目的。
八日夜袭清军之后，蓟辽总督洪承畴会同吴三桂、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辽东总兵刘肇基商议，准备再组织一次对清军的进攻。为了此次行动另调山海关总兵马科率部助战。
十日夜，吴三桂、曹变蛟等各挑选数十员勇将，带领精锐骑兵进至离杏山城十里的山洼地埋伏，并派出哨探在周围山上潜伏瞭望。
第二天清晨，吴三桂率领副将以下将官五十余人从杏山城出发，骑兵冲锋在前，步兵持火器殿后，以备堵击。这时，担任侦察任务的大拨都司张成报告，清军两万余人从汤河子向西南奔来。吴三桂闻讯，即亲率副将于永绶、张鉴等领骑兵飞驰至五道岭，与事先埋伏在这里的明军会合。清军此时也已发现明军，他们向五道岭疾驰而来，直抵张官屯。这支清军实力非同一般，由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统领。他们根本没把明军放在眼里，战斗一开始清军就如蜂群般疯狂进攻，吴三桂毫不示弱，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明军呐喊着发起冲锋。
开战初期，清兵暂时失利，退至夹马山，明军官兵飞驰夹击，吴三桂挥军冲杀，士气益鼓，加上炮火轰击，枪箭交加，激战数回合，清兵便伤亡惨重。明军这一仗打得那叫一个痛快，为了争得功劳，明军士卒们纷纷下马割死伤清兵的首级。吴三桂此时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发现山头上还有大量清军骑兵，估计这是清军的接应部队。他担心部下 5fd9." >忙于割首级误事，急下令：不许下马，此战评功不用敌人脑袋，只以冲锋陷阵砍杀为功。见山下明军如此英勇，自己的部队却逐渐溃败，在山头接应的清军不敢出战，狼狈地赶着收尸车向北逃去。
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清军再次发动对锦州的围攻，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锦州被围后，一旦缺粮，便无法坚守下去，这让朝廷和前线将士都万分焦急。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吴三桂等商议，决定冒险向前方运粮。此时正逢春节，他们预想清军必料不到明军在此时会有所动作，吴三桂在正月初二、初三这两天，以牛骡驴车等共计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向前线出发。这次行动很成功，他们躲过清兵于次日中午，安全到达锦州，至当天晚上二更时便全部卸完。次日，空车又顺利地返回宁远。直到初九，清军才发现明军动向，出动两万余骑分为四股追击，由于遭明军炮击，清军未能得手。
吴三桂在冒死运粮这件事上，显示出他的胆略远在其他将领之上。在其他将领视运粮为吃力不讨好之事而互相推诿时，他却敢于承担责任，冒死一试，且一举成功，因而受到朝廷和众将领的赞扬。由于锦州得到了给养的补充，坚定了全城将士守城的信心，此后虽长期被清军围攻，他们却坚守了下来。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奇怪，吴三桂一向很聪明，为什么这次却揽下这苦差事？其实这也很好解释，正因为吴三桂的聪明，使他看出运粮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是没人肯做出头鸟的，到了最后无非就是上头硬派个人去执行。但他对自己的同僚实在太了解了，这些人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量去干这趟事儿，可如果军队断了粮大家都得完蛋，所以权衡再三吴三桂才自告奋勇地包下了这活儿。再说这次若是成功了，他也会得到朝廷的重视与赏识，同时还能在军队这个很看重资历的地方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来。
崇祯十四年，明军与清军在辽西的交战越来越频繁，双方死伤也是一次比一次惨烈，这一年爆发了关系到两支政权生死存亡的松山决战。
一如既往，这次大战是由一直处于攻势的清军发起的，自从天启初年袁崇焕构筑宁锦防线后，清军就一直无法随心所欲地长驱直入，而在大、小凌河之间徘徊不前长达十余年之久，这严重阻碍了清军意图夺下全国政权的计划。锦州与宁远这两座极具象征性的城池让无数清军梦断通往关内富庶地区之路。皇太极曾不止一次地试图打破明军的防御，但都没有成功。不过这些年来，皇太极在其他战场还是取得了不少胜利，在东边他打败了朝鲜，西边又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使之为清政权所用，此时的清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清政权得意的时候，也正是明朝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据史料记载，此时关内遭遇了“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虽然中国的老百姓历来以好脾气著称，但再好的脾气也有个底线，如今连饭都吃不饱了，忍了几千年的脾气也就一下子都爆发出来。明朝的老百姓这回都豁了出去，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饿急了的人是最虚弱的也是最可怕的，疲惫不堪的明朝军队被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领袖的农民军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关外，清军的连连进攻又使明朝政权备受煎熬。此时的明朝已经到了病危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清廷众臣们不禁欢呼：“今四方咸归，后患已绝，既无内顾之忧……试看南朝（指明朝）君臣将相，谁是敌手！”
老天总是眷顾做好充分准备的人，皇太极瞅准了当前这一大好时机，决心一举打破明清在辽西的长期僵持状态，突破点则选在了锦州。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清军首先在义州筑城、屯田、积粮饷，以此作为向锦州进兵的基地，次年三月，清军再次包围了锦州城。
清军在义州筑城屯田时，就引起了明朝上层的高度重视。他们很快弄清了清军的意图，那就是清军想逐步逼锦、围锦，然后再攻取战略要地松山。生死存亡之时，腐朽的明朝廷难得地高效率运转起来。崇祯十三年五月上旬，洪承畴奉命出山海关，驻守宁远，指挥各路兵马增援锦州，吴三桂也率部参加了此次行动。
洪承畴首先召集吴三桂及前屯卫总兵王廷臣、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商议解围锦州之事。接着洪承畴又亲自到锦州外围的军事要地松山勘察地势，窥察清军动态，他感到明军数量尚嫌不足，便向朝廷奏报需增兵至十五万。
十二月，经朝廷批准，同意增兵。于是，增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所部火速增援。不过即使加上已有兵力，此时明军也不过刚刚达到兵十万、马四万、骡一万。朝廷又做了最大努力，将总兵力增至十三万，同时令各镇总兵即刻出关，速会兵于宁远。
吴三桂对明军各部的情况非常了解，此次虽调集兵力十三万之众，但除了他，也就白广恩、马科所部还能与清军拼一拼。他此次率兵二万，从中选出精锐骑兵一千人，以五十人为一队，共分二十队，每队设一领骑官，计二十名。他把这二十名领骑官姓名分别书写在二十根竹签上，插在自己的靴筒上，遇到紧急情况，便信手从靴筒中取出一签，呼叫该领骑官，该领骑官即率本部，跟随他冲锋陷阵。吴三桂看明白的事，洪承畴自然也明白，他明白只有吴三桂与白广恩、马科所三将所部可独当一面，其余五将所部只有合力，才勉强可有一战。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下旬，洪承畴率军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除唐通外，其余七镇总兵各率部兵至松山城附近的东西石门，皆以分定营次，分别旗色，摆开阵势。在距松山南边数里的地方，自南向北布列步兵、战车及火器营，同时以骑兵组成两翼；在西石门，吴三桂部居左翼之首，按顺序，以下是王廷臣与杨国柱部；在东石门，曹变蛟部居右翼之首，以下则是白广恩、马科部；而王朴部居两翼之间，与右翼相连接。
此时围锦州的清步兵已部署在锦州与松山之间的乳峰山上，占据着极为有利的地形，而在东西石门处则埋伏了骑兵约两万人，意图伏击明军先头部队。
四月二十五日，明清两军在乳峰山上及山下、东西石门处展开了激战。明军派出精锐步兵，携带弓箭及火器，分别从山下东西两翼向山上的清兵发起进攻，山上的清军居高还击。明军因得到朝廷战后有丰厚赏赐的许诺，冒着冰雹般的箭弩与滚石冒死冲击山顶，经过浴血奋战而首先攻占近台高处。明军竖起旗帜放炮壮威，后续明军在此鼓舞下勇气倍增，喊杀声冲天，更是忘我敢死冲锋。此时被围在锦州城内的明军听到枪炮声与喊杀声，知道援军已到，祖大寿即率军出城南门，摆开阵势，与援兵遥相呼应，形成了内外夹击清兵之势。当明军攻上山与清军肉搏时，早已在山下埋伏的清骑兵自西石门杀出七八千人，居左翼的吴三桂率部迎敌厮杀，当即斩杀清骑兵十余人，一举挫败了清骑兵的攻势。在东石门，明火器营居东山险要之处实施精确轰击，极好地配合了步兵的进攻。
清军虽然历来比明军更敢玩命，但文明发展程度毕竟不如明朝，平时玩刀玩顺手了，直到被明军炸得血肉横飞才想起这玩意儿自己好像也有，不但有而且还是进口名牌货——“红衣牌”大炮。清军仿佛找到救命稻草似的连忙用黄牛把这些宝贝拉来，从东西两面向明军轰击。明军见鞑子竟然也有这些高级玩意儿很是吃了一惊，不过清军炮手的手艺实在是不敢恭维，老是打偏，能落到明军头上的并不多，明军炮手见对方是这等成色，马上又恢复了信心，继续猛烈炮轰清军。战斗就这样一直打到傍晚，双方都疲惫不堪，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清军被迫先行撤退。这场仗打完以后，洪承畴拟了个立功人员名单报给朝廷。在这张名单上，吴三桂被排在第一位，洪承畴还大肆赞扬其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此番斩获功多。并请求朝廷给予其升级嘉奖。
松山东西石门之战，明军虽然取得胜利，却仍未能解锦州之围。颇有战略眼光的洪承畴意识到恶战还在后头，向朝廷奏报：“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
洪承畴原主张且战且守，稳扎稳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战不能，粮饷不继，逼其放弃进攻计划。这个计划即使放在今日看也是非常合适的，但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力主速战速决，同时还责备他出关用师年余，费粮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对不住皇上与朝廷的信赖。这位愚蠢的尚书大人，还极力说服崇祯皇帝支持他的计划，令洪承畴即刻进兵。同时，他又任命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督促洪承畴尽早与清军决战。洪承畴看出这是个极度愚蠢，近乎自杀的计划，但迫于政治考虑还是无奈地放弃自己的方略。
洪承畴打心眼里看不起陈新甲，但这个计划是得到皇帝支持的，自己如果一味反对下去，以崇祯的脾气和智商，他很有可能落个袁崇焕的下场。而如果照着这个计划进行，虽然战败自己仍然难脱干系，但最起码可以保全身家性命，权衡再三，他选择了执行这个计划。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率部举行了援助锦州的誓师大会，并于二十八日进兵，次日抵达松山城。
自八月二日起，洪承畴乘着明军上次胜利的锐气，连连发动进攻，但战斗打响不久宣府总兵杨国柱就战死，他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替继续发起攻势，明军虽然损失很大，但同时也给清军造成重大压力。皇太极这段时间的心情极不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不多的挫折，这让他的自尊心极度难以接受，每日寝食难安。在他得到洪承畴率大军援锦的消息后，更是心急如焚，他带上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准备亲临前线，不分白昼急行六天，终于在七月十九日赶到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皇太极察看地形后，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从王宝山、寨儿山、长岭山、灰窑山、壮镇台、刘喜屯、向阴屯、南海口一线扎营，同时令士卒就地挖壕，用了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一下子便切断了明?军的饷道，将所有明军围困在松山城附近。狡猾的皇太极为防明军突围逃脱，又派兵包围了杏山，让明军无法撤退入城。此时塔山南到海边，北至山岭，以及宁远北的连山，明军的一切退路都被截断。明军此时已陷入绝境。
到了这般地步，即使是见过大场面的洪承畴此时也颇感惊慌，当天晚上，他召集各镇总兵官紧急商讨解困之策。商量来商量去，谁也没个高明的主张，没办法，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好主意，但最坏的主意肯定是坐着等死，最后还是洪承畴拍板准备明天与清军决一死战，生死由命。
二十日，各镇兵马一齐出动，与清军激战整整一天，胜负未分，明军仍在清军的包围圈中。二十一日，明军再次突围，但清军拼命拦截，明军终究还是未能突围。
当时，明军只带了三天的给养，眼见着就快弹尽粮绝，军心开始不稳。在这种形势下，洪承畴痛下决心，不是生就是死，置死地而后生，就此拼了。他召集手下将官，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担心粮饷不足，主张暂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而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但这实际上就是逃跑，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洪承畴明白若真是这样干，明军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斗志很快就会消失。虽然他明白杀出包围圈谈何容易，但还是鼓励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决意孤注。”
凭着自己的威望，洪承畴好不容易镇住了这些人，他让众将回营安排好突围的准备。
吴三桂一向是个机灵又务实的人，他回营后与众将士商议该如何突围。有一位刚投奔他不久的蒙古人献计道：“清军一向狡猾，对明军又摸底较深，估计此次他们会将主要兵力埋伏在小路，大路上反而兵力会较少。”吴三桂结合自己多年与清军交战的心得，觉得此人说的颇有道理。虽不是百分百肯定，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赌这么一把。
就在吴三桂做出拿今日之青春赌明天的重大抉择时，忽然听到一阵嘈杂声，他忙命帐外亲兵前去打探，不一会儿亲兵便回来禀报，原来这是大同总兵王朴未经上峰同意，为保全自身实力及身家性命，不顾军令，擅自率本部人马乘夜突围。而此时其他各镇总兵官一见这架势，唯恐跑晚了吃亏，谁也不愿等死，纷纷仓皇拔营，整个明军营地一片混乱。吴三桂对着夜空长叹一口气道：“哪里还像朝廷的军队，简直成了乌合之众！”感叹归感叹，他也不傻，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走晚了就死定了，连忙吩咐部下撤退。吴三桂的部队到底是训练有素，虽然撤退工作做的晚，但由于效率高，在整个撤退队伍中并不落后。他们一路朝大路奔去。
皇太极早料到明军那点出息，命清军做好了伏击准备。黑夜中，明军乱闯一气，各自为战，连最基本的协同掩护都没有，茫茫黑夜中谁也看不清谁，步兵被骑兵冲撞压死的也不在少数。当明军奔至壕沟时，遭到伏击清军的迎头砍杀，无数明军不是被当场杀死，就是因慌乱掉进壕沟成了任宰羔羊。此时大批明军无法突围，被清军逼至南海边，又恰遇涨潮，不习水性的很多明军士卒被潮水卷走，溺毙而亡。
吴三桂从大路杀出，直奔杏山城，他这一把真是赌对了，清军的大部分兵力，确如先前所料大都在小路待命伏击，大路上兵力并不多。吴三桂凭着自己的判断及好运气终于突破清军包围，顺利进入杏山城。不过这次虽然保住了命，却狼狈不堪，印信都落到清军手中。后来王朴、马科、唐通、李辅明、白广恩等人也奇迹般的逃出重围。张若麒逃至小凌河口，从海上乘船逃往宁远方向。曹变蛟、王廷臣未能突围，退回松山城，与洪承畴坚守不出。
皇太极继续部署兵力围歼明军残部。八月二十四日，他命内大臣宗室锡翰、国戚多尔济两人率济席哈、车尔布、巴兰、蒙古翁牛特、四子部落，分别埋伏于杏山明军突围必经之路的高桥（锦州西南）和桑噶尔寨堡，另派甲喇率京隋荪、格尔泰、郎球等将携三旗精锐护军协助堵截明军。当日，杏山明军自城中逃出，遭遇清军伏击，伤亡惨重。皇太极亲自赶到高桥东指挥战斗，他命令众将，如遇明军自杏山逃出，尾随追击，切不可使明军入城。同时他又派多罗贝勒多铎率贝勒罗洛宏、贝子博洛、内大臣图尔格携正白旗护军、翁牛特兵、锡翰、多尔济兵，继续设伏以等待杏山明军。
此时吴三桂、王朴感到杏山已危在旦夕，不可久留，于二十六日率部出城突围。埋伏于杏山的清军当即出击，吴三桂与王朴部且战且退，向高桥方向逃去。一路上清军伏兵不断，而身后清军又死咬不放。明军无心恋战，只图夺路逃命。清兵攻击极其猛烈，明兵四处溃逃。到傍晚时分，清军已将桑噶尔寨至海一线团团围住，吴三桂、王朴率残部乘夜逃跑，士卒死伤殆尽，吴三桂与王朴凭着手下士卒充当炮灰，侥幸冲出包围，逃到了宁远。
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战，短短数日，清军便大获全胜，歼灭明军五万三千余人，俘获马匹七千余头，骆驼六十余只，各式铠甲近万副。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军“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惨不忍睹。由于明军的惨败，松山、塔山、杏山、锦州四城连失，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此战的最严重后果就是直接危及了明朝的江山安危，明朝连失关外四城，使原本还算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崩溃之中。
明朝廷得此消息，大为震惊。按例，朝廷要追究丧地之责，吴三桂及其他各将领都难逃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八月末，崇祯皇帝却给吴三桂加升提督职衔，指示他收拾残局，把各镇残兵败卒重新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整编，以尽快扭转局势。跟好运的吴三桂比起来，王朴这次是倒了大霉，他被以临阵“首逃”之罪逮捕，法司开庭审讯。
这种形成鲜明对比且极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众御史上奏：“六镇（指逃回来的马科、王朴、唐通、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罪同，皆宜死。”他们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究其余五人是很不公平的。他们特别提到，“吴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提了一个建议：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定斩不饶，吴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唐通、李辅明、白广恩等贬秩，充为事官。这个折中的方案最后被崇祯批准，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五月十九日王朴被斩首，吴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八月末被处斩，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受到削籍的处分。
朝廷不治吴三桂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皇帝糊涂或是仁慈，这里面有多方的因素。首先吴氏在辽东已是地方上的一大实力派，松山大败后，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外确无更合适的人选来为朝廷看守这片残土。朝廷不但不敢杀吴三桂，甚至到了不敢得罪吴氏父子的地步，吴家对朝廷还是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的。而且吴氏父子多年苦心经营，朝廷中的靠山也不少，有这些人为其开脱，也起了很大作用。相比之下，王朴的地位不但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并且在朝廷中也没什么大的影响，更要命的是，虽然大家都跑，但出头鸟总是最招朝廷恨的，他带头逃跑，搅乱军心，起到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以致各镇总兵纷纷效尤。所以朝廷说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必按律处斩，也就没什么人帮他说话了。不过只杀王朴一人，而其他各帅只给了个降级的象征性处罚，这就足以看出吴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殊地位。
按照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战场上当逃兵都是极不光彩的，但相信吴三桂并不会这么想，在他内心一定会无比鄙视这种被他称为迂腐或是愚忠的观念，他和他的家族绝不会为任何不值得的原因献出身家性命。他是当了逃兵，并且这还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最后一次，他相信终有一天上苍会给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为乱世中能够改变历史，令举世瞩目的人物！
吴三桂一败再败，败得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朝廷仍对他给予信任和重用，在他被提升提督后，又授权宁远地区的部队都由他调遣。对此吴三桂并没暗自得意，他心里很明白，要是朝廷严格依大明律办事，他早该被剁上好几回了，朝廷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宽恕他，甚至给予重用，原因就只有一个，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可如果总是这样败下去，对于朝廷来说，留着他又有什么用呢？眼前最紧要的事就是集合被打散的散兵游勇，重新编制训练，早日形成战斗力，让这支部队成为他手上新的筹码。
到崇祯十五年初，吴三桂已训练出新部队万余人，加上同期其他各镇新练成的士卒，已近三万人。崇祯皇帝命钦差从遥远的北京带来他的圣旨，圣旨中训示诸将：“整练主官兵马，既有头绪，着枹冲锋破垒，有进无退，糜坚不抗，立解久困之围。”除此之外，崇祯还给了吴三桂一道专旨，命其“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庶几除凶雪耻。”崇祯把松山战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交给吴三桂，可见吴三桂这时已成为明朝在关外的唯一依靠了。而吴三桂依靠着重新组织训练出来的军队，继续坚守宁远。
为了显示自己的价值，吴三桂很需要一场胜利。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也就是松山之战后的第二年，他与另一位在战场上有着不光彩逃跑记录的将领白广恩组织了一次规模不算大的进攻。他们率兵四千余人进至塔山扎营，此时塔山已在清军的包围之中，吴三桂为打探清军虚实，命一部分兵力佯装进攻高桥，清军出动后，明军不战而退。
四天后，也就是三月八日，处在绝望中的祖大寿考虑再三，决定献城投降。他向围困锦州的清廷诸王打下包票：若他归顺后，清廷既往不咎，他能保证宁远也可让清军顺利得手。诸王准其降。锦州明军经过一年的死守，终于不战而降。拿下锦州后，清廷诸王与祖大寿商议该如何拿下宁远，最终的商议结果是：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明朝廷撤换，可乘其尚未被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拿下宁远。
不过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可打错了，他们太小看吴三桂了，以为他是和其他明朝将领一样胆怯无能之辈，而不知吴三桂是一头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可以变得极其凶狠的猛虎。此时的吴三桂根本就不想投降，这太不符合他的利益了。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曾派祖大寿的随从到宁远联络祖大寿的儿子，但守城将士已知祖大寿献城投降之事，不许来人入城。派去的人进不了城，只得在城下冲城头喊话套近乎，可没等他喊上两句，城头就放出两支箭来，不偏不倚直射入来人脚前的地面，守城将士大骂，若不是看在吴将军的面上，早就将来人射死了。
清军在夺取松山、锦州后认为，杏山、塔山破城也应该是很快的事了，皇太极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余里，骑兵朝发夕至。宁远原本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军攻守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清军面前，驻守此城的明军官兵日益感到形势的危急。明军最担心的是，清军随时可以直达城下，以围锦的同样战术来对付宁远。
清军内部确有人主张乘着大胜，迅速攻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雷兴、马国柱等汉官向皇太极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锦州之速也。”
不过虽然清廷中有此主张，明军所担心的事却并没有发生，因为皇太极还不打算乘胜攻取宁远，他过于自信地认为，被打怕了的，吓破胆的明军必然在极度惊慌失措之中，此刻宁远明军官兵已无心再与清军一战，只要他给予保障生命安全的承诺，这些人就会欢天喜地地来投降。他对手下格外交代在处理锦州明军及家属时，对于那些原属宁远等处的，一律“留养”保全，切不得伤害。从这一点来看皇太极还是有些政治头脑的，此时的他应当是看懂了一些汉人的史籍典故的。他想用招抚的政策，兵不血刃地拿下宁远，同时，他又派遣八旗兵驻扎在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清军将领：“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已到了四月间，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有投降的任何迹象，皇太极有些摸不着头脑。汉官张存仁献策，他不主张以军事上的压力促使宁远守军投降，而主张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安抚人心，打消守城明军的顾虑，招其来归。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松、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他还很无耻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皇太极感人的招降信，促使他和守城的将官们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并且经过考验的策略，他还特别提醒皇太极：“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皇无措之际，应速给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
皇太极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当即命其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守将写信招降。并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给围城的清军诸将，命他们亲自督促将招降书射上城楼。
参考史料推测，这应该是皇太极首次直接给吴三桂来信，他在信中劝吴三桂认清形势，乘时归顺。原文是这样写的：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吴大将军：
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松山副将夏承德先行纳款，率众来归，故彼眷属，并所部之人俱加留养，洪承畴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大乐等，因系将军之戚，姑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此正大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倘狐疑未决，不速来归，尔明国皇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乘机构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与迫而后归之松锦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否则，将军之全军已为我所取，印信已为我所夺，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曩者祖大寿之在锦州也，尔明国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耳。今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自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宇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兵，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今尔明国皇帝，虽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成否亦未可必，而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复开谕，将军其详虑而熟思之。
皇太极考虑得很周到，除了给吴三桂去信，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一封信，信件虽不如给吴三桂的那么长，但意思基本上差不多，信上他希望白广恩能开导吴三桂，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只要他们愿意献城，将给予优厚待遇。
发出这两封信后，皇太极还不放心，他又命目前凡在清军营中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私交深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兄长吴三凤、表兄胡弘先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同时吴三桂的好友，汉官邓长春、陈邦选、姜新等人也先后分别“遵旨”写出一封封“致明宁远总兵书”。
皇太极为了一个宁远竟然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真是煞费苦心。这些人的信在皇太极的授意下，都写得很实际，都是从个人的实际利益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苦相劝，写信的人中，除皇太极外，都是他的亲朋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对他都较为了解，这些人的话不能不说是有些杀伤力的。
此时是吴三桂有生以来处境最艰难的时刻，他已陷入最危险的处境之中，是战是降必须要作出抉择。多年来提携吴家的祖氏一门，从舅父祖大寿到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已降清。他的亲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袍泽情深的好友也都已入清廷为官。而在如此众多的亲属投降清廷的情况下，崇祯是否还能像以往那样容忍吴三桂？主疑臣危，自古而然！松山大战时，吴三桂临阵逃跑，士卒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唯吴三桂幸免，崇祯是不会真的宽恕他了，他只是想继续利用他罢了。目前吴三桂坚守宁远，兵力薄弱，如清军一旦真的兵临城下，刀兵相见，而明朝又无力发兵援救，那时，或是被迫降，或是极无意义地为明朝献身，除了这两个结果，别无他路。
在信中吴三桂的亲朋好友都劝他切不可冒傻气走这条绝路。皇太极也在信中说明，归降越早，功越大，而若是到了迫于形势而投降待遇则是完全不同的。所有这些，吴三桂都非常清楚，他从自己亲朋好友在清廷所受的优待看，还是能感觉到皇太极招降的诚意。皇太极此时向他发出归降的倡议，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非常恰当也非常体面的台阶，只要他同意，立刻就能让自己脱离这备受煎熬的险境。这一切，非常具有诱惑力。
但奇怪的是，在这么多人的信发出后，吴三桂始终没有任何回应，这让皇太极和吴三桂的亲朋好友都非常意外与大惑不解。原本他们都认为劝降吴三桂是很有把握的事，他们非常失望。
一直到了崇德七年十月，此时关外已是冬季，皇太极亲自指导下的吴三桂亲朋好友招降团的工作一点进展都没有，吴三桂依然沉默是金。皇太极觉得该是时候敲打敲打他了，他命自己的哥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再次开始对关内进行征讨，对吴三桂他也没有彻底放弃，又给吴三桂发出了劝降信，信中是这样写的：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皇太极这封信写得极为简短，但意思很是果断，他要吴三桂迅速作出回复。
同时皇太极又命祖大寿致信吴三桂，希望对吴氏父子有栽培之恩的祖大寿能打动他的心。祖大寿接了这个差事，也真是卖力，他不但仔细斟酌后给吴三桂写了封感人的信，还附上他自己从不离身的短刀一把，以作为信物。让我们来看一看祖大寿的文采：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而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
皇太极与祖大寿的招降信送往宁远，仍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不过，十一月初，吴三桂还是给出了个说法，那就是继续与清军打下去。据多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七十二匹、甲三十七副、弓三十九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深感于皇太极的厚待，他很不好意思这么继续吃闲饭混下去。他献计道：宜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前屯卫、中前所、中后所、沙后所诸城）最为上策。“彼（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还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氏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宁远失去支持，更容易被夺下。祖大寿说了这么一大堆，中心意思还是着眼于收降吴三桂。他自己在锦州投降时，曾夸下海口，保证说服吴三桂投降，但眼下这句话连他自己都觉得甚为可笑，使他很不好意思在清廷混。
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不久，正月十九日，他很意外地接到吴三桂手下一个叫索内的蒙古人送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史无记载，但祖大寿将吴三桂来信交给皇太极看了之后，皇太极立即给吴三桂去了一封长信。皇太极在信中说：
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我国自兴师征明以来，攻城略地，历有年所，明之将士，至今有能立功名，保身家全忠义者乎？非阵亡于我军，即受戮于尔主。军机一失，峻法随之，良将劲兵，殆将尽矣。将军知此，何为昧于从事，蹈覆车之辙哉！祖总兵初不携其妻子来归，今悔之无及，料将军亦所悉知。当祖总兵被围锦州时，明以各省镇兵倾国来援，一朝覆败，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俱已失守。今我军围困宁远，不知更有何处援兵，以解将军之厄耶？若不乘此时急图归顺，勉立功名，傥我国蒙天眷佑，南北两都，皆为我有，蕞尔宁远，岂能独立乎？逮至糗粮罄绝，阽危待毙之际，将军悔不可追矣！此非朕自为矜诩，实至论也。我国原以武力精强，言词谦逊者为贵，若徒为大言，又何益于胜负之数哉！将军试思之。
从皇太极的信中可以知道，吴三桂此时的心态是“犹豫未决”，意思就是说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
吴三桂在这个时候给祖大寿写信，确实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这时候关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已成气候。而关外清军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虽起因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同一个坚定的梦想，那就是进北京当皇帝，他们已经不谋而合地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
“明朝有限公司”挺了这么多年，这会算是熬到头了。这时凡是有点脑子的都能看出，它的轰然倒闭只是时间问题，凭吴三桂的智商料他不可能连这点政治嗅觉都没有。一年前，他对雪片般的劝降信睬都不睬，并不是对明朝的忠，而是不投降继续跟着老东家对他更有利。而现在回信，确实是他的自信有些许动摇。不过他依然很谨慎，他仅仅是恰到好处地在信中流露出那么一点点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皇太极需要的，也是他吴三桂需要的，他并不想把事情做绝，他依然把选择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回信算是给皇太极一个交代，一个台阶，这也让他吴三桂本人以后可进可退，不至于断了自己的退路。并且他还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让祖大寿及其他在清廷的亲朋好友日子好过一些，以后这些人或许还有相见时，看上去他的这点点动摇是所有人都需要的。他巧妙地透露出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虽然这种想法是真实的，但他透露出来的目的却是狡猾的。他虽然是婉言谢绝劝降，但又给人一种他已接受了那些劝降信中理由的感觉。
吴氏一门从来不是酸儒之家，但即便如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到了明代其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重名节被放在人生的第一位。汉人社会中的正统思想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无论皇帝是否昏庸，臣子们也得以忠心对上，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吴三桂心中对这一思想还是习惯性地有所顾忌。他虽在松山战败，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会轻易投降！汉族政权向来有轻“夷狄”的思想，作为“天朝”臣子，臣服于“夷人”，这是要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要使吴三桂屈尊于“夷人”之下，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做到。
第五章 抱得美人归
这吴三桂甭管名声是香还是臭，反正是位知名人士这肯定没错。一提吴三桂这个如雷贯耳的大名，无论是懂还是不懂历史的，这十有八九或口中或心中又得蹦出个人名来——陈圆圆。
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夏天，朝廷权贵田弘遇设家宴招待各路达官显贵，吴三桂也在其中。
在上一年的秋天，皇太极派他的兄长阿巴泰率大军征讨明朝，一直打到山东、河北等地。次年春，吴三桂奉命率部勤王，同他一起奉召的还有山海关总兵马科、山东总兵刘泽清等数镇兵马，由大学士周延儒督师。他们在螺山（怀柔县北）附近，同清军展开激烈厮杀，杀的是天昏地暗。吴三桂、马科所部在明军中表现较为抢眼，且屡有斩获，令崇祯皇帝颇为欣慰，遂于五月十二日指示兵部：“如各总兵入援，至近郊许陛见。”
十五日，崇祯把吴三桂、马科等召入宫中，在武英殿设宴，慰劳他们。崇祯一向是很看重吴三桂的，视其为坚守关外的保障，赏赐独厚，赐尚方剑，寄以重托。吴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诩也”。
这时，清军从冷口撤退，北京的警报终于解除。因边关防务的需要，吴三桂也不能久留京师，小歇后便准备返回宁远。这时恰逢京城富豪、皇亲国戚田弘遇请他到府上“观家乐”。
田弘遇是山西人，曾在扬州军中担任过千总等不高的职务。后娶扬州青楼女子吴氏为妻，后来他的养女被崇祯选入宫中为妃，深得崇祯宠爱，被封为皇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田弘遇也身价倍增，官封右都督。因为是皇亲，人送外号“田戚畹”。他倚仗养女得宠，“窃弄威权”，在京城中得罪了不少人，不过看在皇帝的面子上，也没什么人敢同他过不去。这个人虽不太地道，但还是有些政治头脑，他看到目前国势已到了很是危急的地步，农民军日益向京师逼近，这让他很忧虑，身家性命与家室财富是他最担心的。更糟糕的是田贵妃于崇祯十五年七月病逝，没了这个强有力的内援，加上深知自己得罪人太多，使他更感孤立。他看吴三桂年轻有为，又深受当今皇上器重，便有心结交，欲把他当做自己的靠山。这次吴三桂进京陛见圣上，正是大好时机。
吴三桂接到邀请，欣然前往。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吴三桂也看中田弘遇的权势，能得到这位皇亲的青睐，他也颇为高兴。长期战斗、生活在烽火连天、朝不保夕的关外，趁此进京之际，能到达官显贵府中听听悠扬的小曲，看看曼妙的歌舞，也是不错的休闲。
吴三桂来的那一天，田弘遇亲自在府门外迎接，让吴三桂受宠若惊。入府后更是恭请吴三桂位居上座，满桌子的各式珍馐，看得出都是精心准备的，他本人也是十分虔敬，频频敬酒。酒兴正浓时，唤出本府一群歌妓，个个艳丽妩媚，如天仙下凡，随着悠扬的丝竹声，吴三桂如入仙境。在这群歌妓中，为首的女子，天生丽质，却穿着素雅。其舞姿轻盈，飘飘欲飞，歌声清丽，恰似夜莺啼鸣，把吴三桂看得是神魂颠倒。田弘遇在边上察言观色，说道：“这就是京师名伎陈圆圆。”吴三桂叹道：“真是名不虚传，颇有倾国倾城之色啊！”田弘遇笑道：“自古英雄美女，我让这女子为将军斟酒。”陈圆圆给吴三桂斟酒时，吴三桂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人间少有的佳人，陈圆圆看吴三桂傻乎乎地直瞪着自己看，不禁也偷偷瞄了一眼这位朝廷的红人。这一瞄不要紧，直把吴三桂的骨头都瞄麻酥了。吴三桂在关外，长年忙于军务，忙于厮杀，成天听到的是战鼓号角之声，看到的是烽火台上不断升起的狼烟，血流成河的战场和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这让他很是疲惫。在这里，远离战场的京师繁华之地，他见到了一位他所能想象的世上最美丽的女子，不禁感慨万千。
陈圆圆是江苏武进县金牛里（即今奔牛镇）人，家境贫寒。其父每日走街串巷，出屯入村，卖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收入微薄，一家人勉强糊口。不过货郎这个职业，为了招揽生意，常需手摇铃鼓，口唱小曲，时间长了，他父亲养成了喜好歌曲的习惯。他还常招来有同样爱好的人在他家小住，家里常有十数人“日夜讴歌不辍”。不过这是一个需要花钱的爱好，本来挣钱就不多，家里还常招待这么些人，家境更为窘迫。陈.９９ｌｉb.
圆圆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受其父好歌的熏陶，她也唱得一口好曲。十八岁正当豆蔻年华时，入梨园学艺，每每她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她善唱弋阳腔，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角色，体态轻靡，说白便巧，小小年纪便已在苏州声名远扬。
有一年田弘遇携带众人去南海进香，沿途所经之地，非抢即夺。凡遇货船客载，皆掳掠一空。除了劫财劫物他还劫色，只要是听说有点姿色的，必千方百计弄到手。地方官吏惧其势力，谁也不敢多管闲事。田弘遇路经苏州时，派其手下到处搜罗美女。陈圆圆名声在外，自知大祸来临，便躲藏起来，让田弘遇一时也找寻不到。劫色从不花钱的田弘遇因仰陈圆圆之才色，竟不惜重金贿赂地方官员。地方上自知得罪不起这位爷，原本明抢也就这么抢了去，如今人家竟然还肯出钱，地方官只得多方打听查探，硬是将陈圆圆找了出来。
田弘遇原本是准备将陈圆圆进献给崇祯皇帝的，不过这些年诸事不顺，已将崇祯折磨得心智不９9lｉｂ?全，无心眷顾美色，田弘遇只得先把陈圆圆安置在自己府中。
这次为了结交实力派人物吴三桂，他让陈圆圆出面，又是轻歌曼舞，又是给吴三桂斟酒，而他则在暗中观察吴三桂的反应。他相信一句老话：英雄难过美人关。此时吴三桂已是心猿意马，田弘遇看在眼中，心中已明白了几分。他轻问吴三桂：“将军觉此女如何？”“真绝色女子也。”吴三桂回道。田弘遇笑道：“既如此，那将军今日就在我府中多玩些时候，我让圆圆多陪将军一会儿。”吴三桂听了很高兴，点头称是。不过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回到腥风血雨的关外前线，与这位绝色佳人天各一方，吴三桂又不禁黯然神伤起来，不由叹了口气。田弘遇心中自然明白吴三桂为何叹气，他假装问道：“是否是我招待不周，让将军不开心？”吴三国连忙答道：“非也，只是这些年在关外确实辛苦，今日难得在您府中如此快活，不禁心生感叹。”田弘遇道：“如今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全仰仗将军了，我没有其他好报答将军的，若将军不弃，我愿将此女子赠予将军，让其常伴将军左右，以解将军之苦。”吴三国知道这陈圆圆是一代名伎，不管在哪家府中都如同宝贝似的，没想到这田弘遇竟肯割爱，不禁有些吃惊。不过此时他心中完全被这意外的喜悦所占据，甚至连礼节性的推辞都忘掉，便忙起身向田弘遇作揖致谢。
如此绝代佳人，以后便可常伴左右，吴三桂喜不自胜。他自知与田弘遇交往并不深，就从崇祯所赏银两中拿出千金付给田弘遇。田弘遇虽然是想巴结吴三桂，但他也知道吴三桂内心的想法，反正只要人收了，就算他吴三桂领了情，吴三桂跟他一样都不是缺钱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没必要强求，他推辞了几下，便收下了银两。
当时吴三桂父亲尚未进京为官，所以吴家在京师也没有置办宅地，但他也不便把陈圆圆带到充满危险的关外，只好先让陈圆圆暂居在田弘遇家。陈圆圆此时已不是原先那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而是田府主人极力想结交的朝廷新贵、实力派人物吴三桂吴大将军的小妾，成为田府的座上客。
第六章 弃不弃宁远，这是个问题
吴三桂得了陈圆圆，也不免侠骨柔情，但关外警报不断，崇祯又催促吴三桂从速离京返宁远。他只得别了娇妾，赶赴关外。
松山决战，明军大败，清军连克松山、杏山、塔山、锦州四城，明朝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宁（远）锦（州）防线因此瓦解。锦州作为这条防线的中枢一节现已落入敌手，而宁远则孤零零地面对着清军的直接威胁。如今清军手中距宁远最近的城池是塔山，两城相距不过百里，骑兵奔袭用不了几个时辰，清军攻打宁远，已是不可避免。清军攻取锦州四城后，对明军已无顾忌，他们不但自由来往于四城之间，而且可以沿着大道，越过宁远，直达山海关。在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明朝还有前屯卫、中前所、中后所三城，但这三座城池兵力薄弱，防卫空虚，自保尚难，更谈不上对宁远的增援，宁远在事实上已成为一座孤城，它的命运似乎已被清军牢牢掌控。这是宁远自天启六年（1626年）以来，近二十年中最危险的时期，它能逃过此劫吗？
松山决战后，宁远已成为清军必攻的目标。但奇怪的是，此时辽西走廊呈现出极其反常的平静，未发现清军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任何迹象。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吴三桂隐约觉得这种平静很可能是一场更大规模战斗的前兆。
吴三桂非常明白宁远的危险境地，但多年浴血沙场的经历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临危不惧。他虽处孤危之地，但毕竟城池是易守难攻的，如今宁远还在他的手上，而朝廷也已全力加强宁远的防御。崇祯十五年四月初，在松山失守两个月后，崇祯任命原兵部左侍郎范志完为督师，总督辽东宁锦军务兼巡抚以收拾残局，稳住阵脚。四月十二日，崇祯更是亲自发下手谕，指示范志完“宁远守御以积峙粮饷”最为重要。松山战役后，明在关外仅剩前屯卫、中前所、中后所及宁远四城，若宁远失守，其他三城根本无可能守住，而若其他三城失守，宁远也很难独力支撑。因此，崇祯特别强调对宁远的防御，要兼顾其他三城，多积贮粮饷，做固守的准备。崇祯发帑金十二万，户部发银三十万两，再调天津漕米、钱粮陆续运至宁远。依指示这些钱粮将“酌量分贮各城，俾处处有备，庶保无虞”。四城原存贮的粮食，七成给三桂，三成给白广恩、李辅明所部。如吴三桂能招募到新兵，可按户给食。
在钱粮充足的情况下，吴三桂等将又向朝廷请示增拨弓箭、枪炮、盔甲等军需物资。四月二十日崇祯批示兵部：“即速察发。”兵部不敢迟缓，令兵杖局迅速筹办，由兵部差官“速解赴军前，以资援剿之需，万勿延缓”。
在短时间内，宁远就集结兵力三万余人，军需物资等也得到根本保障，防御能力自是大大增强。崇祯很清楚守住宁远的战略意义，凡是吴三桂所奏请，无不允准，他视吴三桂为辽西安危的保障。尽管此时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也闹得很凶，明朝廷的危机日益加深，但崇祯宁可调白广恩等将进关增援，也不让吴三桂离宁远一步，同时朝廷尽全力加强宁远的战备。
松山战役后到皇太极去世前，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中，清军对宁远一直没有发动像样的进攻。原因有多种，其一，皇太极希望利用祖大寿及其他降将与三桂的亲故关系劝其投降，可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宁远。另外他的父亲和他本人曾?
，这一仗真的打下来，清军是否愿意吐出到口的肥肉很难说，但事先把能准备好的，能做的工作都做到位，绝对是必须的。
李自成在京城过得并不愉快，每天都有数次快马飞报吴三桂募兵声言“规复京师”的消息，这让他心烦意乱，弄得他在百官多次“劝进”的情况下都无心登基。他很清楚如果吴三桂投向清政权，他们合力攻打北京，形势将对大顺政权极为不利。事已至此，他也只得把懊悔抛开，准备硬碰硬地与对手一决雌雄。
李自成召集手下将领与谋士商议，他意挥师山海关，但遭到众人反对。其中李岩提出：“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应该说这一提议还是颇有见地，并且是有可行性的，但却很不对李自成的脾气与口味，所以未能被采纳。深得李自成信赖的牛金星也进言：“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编师往击，未晚也。”宋献策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皇爷（指李自成）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
但此时这些意见，李自成统统都听不进去。原本李自成的想法是先下手为强，趁着吴三桂还没与清军联手打来，派手下将领带一支部队以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一举解决吴三桂。他心目中的合适人选是刘宗敏和李过。但可悲的是，这些当年的农民领袖们打进京城后迅速而果断地腐败起来，如今富贵了也怕死了，远无当年烂命一条时的勇猛与视死如归。四月十二日，李自成召集众臣再议攻打吴三桂之事，刘宗敏等人竟然没有来，派人去找也未找到。李自成哭笑不得，都是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也不能把他们砍了，李自成现在终于明藏书网率部出西安，北行至洛川县，稍事停留，以便他能对清军的两路进攻作出评估。根据侦查情报，吴三桂与阿济格部行军速度较慢，短时间内还赶不到，而潼关方面的形势却非常危急，他果断决定增援潼关。
潼关之战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打响，刘宗敏首战失利，延至次年正月，大顺军几次反攻，都被多铎部击退。这时，李自成得到北路清军已向西安推进的消息，他无奈之下，被迫撤回主力，回师西安。守潼关的大顺军将领马世耀眼见守城无望，一咬牙，投了降。清军于正月十三日，占领潼关。这是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十余天的苦战，大顺军再次遭到了失败。潼关失守，西安便失去了屏障，形势极为危急。
多铎部于十六日离开潼关，十八日到达西安城外。李自成失去了死守西安的决心与意志，于十三日下令烧毁宫室，然后率部撤出西安，出兰田口，奔商州而去。西安为清军所占领。当多铎占领西安时，吴三桂同阿济格、尚可喜部在途经宣府、大同时，把这两城镇的降兵尽数随征，搜刮无遗，兵力已达八万。他们还擅自出边至土默特、鄂尔多斯，绕道索取驼马，复转入边，收获可谓颇丰，但是，这却贻误了进军时间。本来他们的战略目标是，出大同，渡黄河，会同蒙古兵，取陕北的榆林、延安，击陕西大顺军之背。他们原本是先出征的，但现在却落在了后出征的多铎后边，为此受到了多尔衮的严厉斥责。
迟至年底，他们才率部由山西保德州（今保德）结筏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此时大顺军正迅速瓦解。降将唐通招抚了河堡营、唐家会下营、黄甫川、清水营、木瓜园、孤山镇、永兴、神木、大柏油堡、柏油堡、葭州（佳县）等处大顺军余部。降将王大业，差人招抚了自响水至宁塞等十一营堡。唯有榆林守将高一功，多年来深得李自成赏识与器重，为报知遇之恩，坚拒抵抗，拒不投降。榆林是陕西重镇，李自成令高一功镇守的目的就是要坚决阻击清军南下的步伐。阿济格、吴三桂眼见一时攻不下，怕误了行期，便于十二月三十日，任命随同出征的大同总兵姜瓖为总督，率领唐通、王大业等将继续围攻榆林，而他们则率主力南下。
唐通这厮是个圆滑之人，不想死卖力气去打，估计死打他也没这等胆量与本事。他给高一功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自己很佩服高将军的为人，也知道大顺军死守榆林，是为了防止清军南下，而如今清军大部队已走，剩下的部队只是想占领榆林而已。我唐通本人其实对这破地方并没啥兴趣，只是如今我换了老板，不比从前给“明朝有限公司”打工那么好混，如今的新单位“大清无限公司”纪律严格的很，我要是不把这破地方攻下，脑袋就得搬家，你高大哥大人有大量，反正你的任务也完成了，不如就把这榆林让给我好了！大家都有得活，岂不好？
高一功接到此信哭笑不得，不过根据侦查来的情况看，清军大部队确实已离开。高一功权衡再三，觉得再死守下去确实没多大意义，不如保存实力，以图日后再战。于是顺治二年正月十四日，高一功部悄悄撤出榆林。
十五日唐通率部进入榆林城。十六日，姜瓖、王大业也率部进入。接着到处招贴安民告示，这老百姓也真好糊弄，数日内，便有不下两万人返回城中。办完这些事儿，唐通奉命赴西安。
阿济格、吴三桂离开米脂，南下绥德，直奔延安。李自成侄儿李锦率部拼死抵御，双方相持不下。正在这紧要关头，高一功率部赶到延安，同李锦合兵一处，坚守延安。清军采取分道进逼战术，大顺军渐渐招架不住，二十多天后，被迫撤出。清军占领延安。在榆林、延安的受阻，也是阿济格进军迟缓的一个原因。
虽然阿济格所部误了进军时间，但他仍然给西安的大顺军造成了腹背之患，由于该路的清军日益逼近，李自成感受到了两路夹击的沉重压力，被迫决定撤离西安。
到二月间，多尔衮才接到阿济格发来的战报：自入边，八战皆捷，攻下陕西州县四城，投降的三十八城，共获白银千两，马三千余匹、骆驼四百余只。
拿下西安后，清廷高层欢呼“大业已成”，即令多铎迅速整装，照原定计划，向江南进军，对南明展开总攻击。征剿大顺军残部的任务交由阿济格完成，指令他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
阿济格自知进军缓慢已让多尔衮大怒，此次奉诏不敢怠慢，会同吴三桂等，尾随李自成，紧紧追赶。三月追入河南，李自成拔营南下，奔向湖北，抵襄阳，进驻武昌。
此城本为新封不久的明将宁南侯左良玉的藩地，李自成打到此地时，他恰好率本部人马离城，顺江东下，赴南京“清君侧”。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他的举动让人匪夷所思。这件事其实跟明末著名的奇案“真假太子案”有关。
当大顺军攻入北京时，俘获了明朝的太子，后带往山海关。当大顺军被吴、清联军击败后，这太子就没了下落。一年后，一位自称是太子的少年突然出现在浙江金华，后被当地官府护送至南京。经明朝老臣和太监辨识，有的说是真太子，有说是假太子。这朱由崧原本就很不希望这少年是真太子，要是真的，他就得挪挪屁股把宝贝龙椅让出来。所以他非常支持此少年为假冒太子的说法。因为皇帝开了口，原本持“真太子”说的大臣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少年便被打入天牢，朱由崧在这方面还真有点政治头脑，他下令严刑拷问，一定要让这少年自己承认是假冒的。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各镇守将那儿，这些人手中都有部队，自然也就多了些政治资本，所以不比南京文官那般唯唯诺诺。一些认定那少年为真太子的将领纷纷向朝廷上疏请求“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宁南侯左良玉便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对于上疏，朱由崧在批答中予以驳斥。左良玉很是不服，此时又碰上马士英裁他的兵饷，这进一步激怒了他。在部属的鼓动下，左良玉发布讨马士英檄文，并率本部人马赴南京“清君侧”。武昌成了一座空城，这让一直逃窜，疲惫不堪的李自成拣了个大便宜。大顺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全城，并改称此地为瑞符县。
阿济格、吴三桂部追杀到武昌，把城包围了起来。李自成命刘宗敏、田见秀指挥五千步骑兵出战，结果被清军击败。面对占有优势的清军，身心疲惫的大顺军将士无心作战，大量逃亡，不少人降了清。李自成觉得守住武昌已无希望，便弃城一路向东撤退。四月初，清军与吴三桂部，分水陆两路追至兴国州（湖北阳新县）附近的富池口，对大顺军进行偷袭，大顺军伤亡惨重，沿江奔向江西九江。同月下旬，至距九江四十里处安营扎寨。谁知清军很快赶到，大顺军被迫迎战，战斗中清军攻破大顺军老营，大顺军残部被彻底击垮，大批将领或阵亡或被俘，还有的主动降了清军。
阿济格、吴三桂率部自陕西而南，转而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剿抚并用，歼灭了大顺军主力，收降南明左光先之子左梦庚及其部属达十万余众。缴获军需及其他物资数以万计，可谓取得重大胜利。其中歼灭了大顺军主力，俘获刘宗敏、宋献策等重量级人物，是对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这一政权再也无力威胁清廷的存在。
刘宗敏是吴三桂杀父夺妻之大仇人，如今刘宗敏被俘，吴三桂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他原本想自己的这个要求，在阿济格那里应该不难得到同意，但最后阿济格却驳回了他的这个请求。其实刘宗敏终究是要杀的，是一刀弄死，还是千刀万刀折腾死，对于阿济格来说根本就无所谓，他原本也想给吴三桂个面子，把刘宗敏交给他算了，但是转念一想，吴三桂凌迟处死刘宗敏事小，但有必要提醒吴三桂他现在是给清廷打工的高级打工仔，无论打什么人还是杀什么人，都不是为了满足他吴三桂个人的愿望，而是为清廷的利益服务。当然这些话自是不会对吴三桂明说，对于吴三桂这些有着很大利用价值的高级汉奸，还是要讲礼数和策略的。他跟吴三桂说的话很漂亮也很巧妙，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国法规定，不得任意行刑。”
不过为了照顾吴三桂的感受，生怕吴三桂觉得刘宗敏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让他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难受，行刑很快便执行了，并且由吴三桂亲自担任监斩官，而且阿济格还送了吴三桂一份厚礼，那就是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这两人随同刘宗敏一起被处决。其他被俘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宋献策和左光先等都降了清。丞相牛金星父子虽然逃脱，但不久也都降了清。其子牛佺后被任命为黄州知府，又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在清统治下，最终寿终正寝。
大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李自成，在兴国州（湖北阳新县）附近的富池口被清军击溃后，率领残余部队约三万人向西南方撤退。为了迷惑追击清军，李自成大胆决定，部队交由手下指挥，撤往江西，而他自己只率二十八骑直插通山县，计划翻越九宫山到江西，与大部队会合。这个计划虽危险，但也颇高明，只是他的运气实在不好。当他来到通山县九宫山下，路经李家铺河滩时，忽然遭遇小股清军，李自成等边战边逃。最终随从全部战死，李自成孤身一人，单骑逃脱，沿着九宫山迤藏书网西一线羊肠山路向江西宁州方向逃去。慌乱中李自成经小源口，误入葫芦造。从九宫山口的李家铺到小源口，约三十五里，再前行七八里，便是长约两里许、两边山势峭壁、中有一线之通的葫芦造。从这条无人迹的沟中走出，面前有一岭，叫牛迹岭。李自成翻过此岭，正赶上大雨滂沱，只好下马，用手牵着马走，步履艰难地一步步登岭。从岭上下来，还要翻越小月山。山下是山里朱寨，是程姓的聚居地。李自成突然出现在山里朱寨墙外，惊动了山下程姓族人。就在这时，源口寨乡勇头目程九百领着一群乡勇，翻过小月山，前来追击李自成。因为到处是崎岖的山路，无法骑马，程九百就与李自成徒步厮杀。两人扭打在一起，滚到泥潭之中，李自成武艺高出一筹，将程九百打翻在地。他骑在程九百身上，想抽刀结果此人，但由于一路厮杀，刀上原就有血渍，加上刀鞘中又灌进了泥水，情急之中，竟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当口，程九百的外甥赶到，举起一把铲，照着李自成头部，便是狠狠一击，一代枭雄就这样死在一个无名小卒手上。
吴三桂自顺治元年十月下旬出征，到下令班师之日已达八个月。以八个月的时间，彻底歼灭大顺军二十余万，他对清廷的贡献无疑是非常大的。他所部行军路途最长，也最艰苦，除了开始阶段进军速度较慢，其后可谓进兵神速，基本上没有给大顺军喘息休整的机会，就彻底打垮了他们。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满朝振奋。
八月四日，阿济格、吴三桂班师回北京。
八月十日，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召阿济格、吴三桂及其他出征将领进宫朝见，赐宴于午门内。然后，赏给吴三桂、尚可喜上等朝衣各一袭，骏马各两匹，其余将领包括蒙古各部随征的将领，都赏赐了数量不等的金银衣物。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帅阿济格，不但没有受到赏赐，反而受到申斥，被议罪，削去王爵，降为郡王，剥夺王爵所属仆众，还罚银五千两。这都是因为他擅自出边，夺取驼马，误了行军时间，而被从严处罚。多尔衮仅仅处罚了阿济格，却对吴三桂、尚可喜不予追究，仍给予赏赐，而跟随多铎出征江南的孔有德、耿仲明各得金一百两，银各一万两，马各两匹，还有貂裘、蟒缎、朝衣各一袭，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多尔衮对汉官还是很加以笼络的。
当吴三桂班师回北京时，多铎已在两个多月前消灭了南明弘光政权。朱由崧被俘，各级将官二百余名、马步兵二十三万人归降。短短的七个多月时间，清军南北出击，势如破竹，消灭了大顺及南明政权，可以说清廷已基本控制了全国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战事将大为减少，无需再频繁调动大量的军队。此时多尔衮考虑到，再让吴三桂等异姓汉王和他们的部队留在北京城内，恐怕不是什么好事，他决定把这些人都打发回关外，各到原先驻防处屯戍。先是命吴三桂还镇锦州，十月，又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两人带部众回盛京（沈阳），尚可喜回故乡海州（辽宁海城市），指示他们各“厉兵秣马，以俟调遣”。
吴三桂为了笼络自己的部下，没忘了向清廷上疏，请求为其部属加官晋爵，准予世袭。原本在追击大顺军至固关返回北京后，他已为自己的部属请过功，而这次自九江班师，命其还镇锦州时，又一次请功邀赏，可谓有些得寸进尺。不过吴三桂很自信，他知道自己有这个资本。在上疏中他很直接地挑明，自己的部将有的官职还不够高，有的官职虽够了，但却还没得到世袭的特权，甚至个别还有遗漏而没有授职。
吴三桂不仅仅是一个好上司，还是一个好儿子。在为自己的部属争取到好前程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的父母及亲属发出大声呼吁。他向清廷提出，自己的父亲吴襄、两位母亲（继母）、弟弟吴三辅都被大顺军杀害，应从优给予抚恤。虽然南明曾主动提出给予，但被他义正严词地予以拒绝，现在向清廷提出申请，希望能给予批准。多尔衮很快批示吏部、兵部“详议具奏”。
吴三桂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前任老板崇祯，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恩于故主，在清廷为拉拢汉人，给崇祯修陵之即，他捐银一千两，以佐助修陵费用。多尔衮知道后，大为褒奖，指示“助工银两，照数察收”。
最后吴三桂又做了一件让别人摸不透的事，那就是向清廷请辞亲王之爵。这爵位原本是他征剿大顺军返京，回镇锦州前，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给他加封的。亲王爵位原只有爱新觉罗家族中战功卓著者才得以享有，他吴三桂一个汉人得此爵位，虽然辉煌无比，但难免会受到众多满人重臣的妒忌，使他处于众矢之的之境地，并且此次册封如此尊贵的爵位，很难说不是清廷对他的一次试探，所以吴三桂才下定决心，绝不接这个烫手山芋。
吴三桂在请辞“亲王”的奏折中写道：“臣倾心剿寇守关，不过臣子职分。荷蒙圣恩，特授王爵，又复蒙恩加称亲王，万难祗承，伏恳允辞‘亲’字，以安愚分。”多尔衮命各部大臣速议吴三桂的奏折，随后很快同意了吴三桂辞去亲王爵位的请求。清廷的举动恰好证明了原本就并非真心想给吴三桂这个爵位，本来册封，就是试探其是否忠心之举。吴三桂的果断再次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敏感，也为他赢得了清廷的进一步信任。此人确实是人精。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昔日曾是明清殊死较量的血腥战场，而在清入关后，这里留下一座座空城、废堡，一片凄凉之景。时隔两年多，吴三桂带着众多部属与家眷又回到了这片亲切的家乡。景色虽凄凉，但吴三桂的血却是热的，他对着荒野大喊：“我吴三桂又回来了！这里仍然是老子的地盘！”是啊，他吴三桂又回来了，他不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毕生的梦想就是做这片地界的土皇帝，生命不受威胁，自己的脑袋自己决定，痛痛快快地度过一生。如今他又９９ｌib?
月二十五日，永历帝的大限到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日子终于近了。上午十时，吴三桂亲自部署对永历帝行刑，他派纛章京吴国贵率亲兵前往永历帝被囚禁之处，将永历帝和太子，还有皇室王维恭之子抬出门首小庙中，吴国贵命人拿出弓弦，准备行刑。永历帝无比的平静，闭着眼睛一言不发，犹如一座雕像，太子虽才十二岁，但也毫无惧色，不住地大骂吴三桂：“黠贼！我朝何负于你？我父子何负于你？乃至此耶！”吴国贵命杨珅、夏国相用弓弦把永历父子和王维恭之子逐个勒死。永历帝终年三十八岁。永历帝父子遇难处，原称篦子坡，后因永历帝之死，百姓将其改称为“逼死坡”。处决完永历帝等三人，吴三桂命昆明县知县聂联甲亲运薪木至城北门外，将他们的遗体火化，并将尸灰四处抛撒在野外。
永历帝被处死时，滇人如丧考妣，罢市哀恸。各街市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据史书记载，当时风霾突地，屋瓦俱飞，霹雳三震，大雨倾注，空中有黑气如龙，蜿蜒而逝，军民无不悲悼。
二十八日，吴三桂派人押送永历帝太后、皇后与宫人等前往北京。在途中，这些人不愿苟活，皆自杀。
笔者查了一下资料，据说永历帝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史书上称其长得一表人才，气度非凡，生活也较为朴素，不饮酒，无声色犬马之好，喜闻和谈论忠义事，对母亲也很是孝敬。不过个人的能力上面还是欠缺了些，但这并不能全怪他自己，从小生活于王府深宅之中，未有历练，临危受命，自是难以力挽狂澜。所以他遇难时，才有如此多百姓为之动容。
灭了永历，吴三桂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康熙元年五月十一日，康熙亲自提出给吴三桂晋封亲王，命礼部准备“应行事宜”。
清朝拉拢汉人给其卖命还是很有一套的，从建国伊始，就有一项执行得很好的政策，那就是有功必有赏，并且对于封赏从不吝啬。从明朝那边投过来的人，皆照原级录用，一有勋劳，即升级加官，如平步青云。重赏之下必是勇夫辈出，大概是觉得值，有了奔头，那些从前在明朝阵营得过且过的将领们，现如今换了新东家，仿佛重新投胎做人一般，在军事上都有不俗的战绩，最后消灭明朝这个汉人政治实体的主要力量就是这些前明军将领的队伍。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头猛虎率领的一群绵羊绝对胜过一头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而与之相比，明朝统治者则吝啬许多，自从开国皇帝朱元璋灭了那些帮他打天下的老家伙后，这明朝就一直恪守坚持不封异性王的原则。在最危难的时候，为了哄吴三桂进京勤王，竟然只封了一个“平西伯”的爵位，真是小家子气十足，难怪没人愿意为其卖命。按清朝规定，只有宗室积大功者才能得亲王爵位，而吴三桂是得此爵位的第一个汉人，整个清朝历史上也只有他和后来的尚可喜两人得到这个爵位。统治者是最精于算计的，从来不白给什么，所以在此我们也就不难体会吴三桂对清朝开国所做的巨大贡献。
康熙元年六月三十日，康熙正式向吴三桂颁发晋封亲王的金册、金宝。金册详载吴三桂降清后所建立的功勋。
第十七章 扎根云南
康熙元年十二月，清廷把贵州也交给吴三桂全权打理。康熙（实即上是四位辅政大臣）指示吏部：“贵州接址云南，皆系边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
由此便形成了吴三桂据云贵、尚可喜据广东、耿继茂据福建的所谓“三藩”并立的局面。这“三藩”中，以吴三桂控制地域最大，军力最强。
整个清朝除了封了两位异姓汉人亲王外，另外还有三位“非亲之王”，合称“五王”。其中最先受封的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这三人被称为“三顺王”。他们是在清入关前天聪七年、八年间先后降清，而受封为王的。顺治六年，“三顺王”改封号，尚可喜为“平南王”，平定两广，藩守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在南下途中死于江南，其子耿继茂袭爵，后病死，其孙（耿继茂之子）耿精忠嗣继。孔有德为“定南王”，进军广西，于顺治九年兵败桂林，死后因无子承袭，爵除。而吴三桂则于顺治元年，在山海关降清，被封为“平西王”，后被晋封为亲王。原封爵四王，孔有德死后，剩下的“三王”各据藩地，称为“三藩”。最后一位是孙可望，他于顺治十四年降清，被封为“义王”，但这位王爷没有自己的领地，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作为。
生逢乱世，只能用实力说话。这些王爷们得到的一切，全靠自己挣来。虽然在历史上都被叫作降清，但“此降非彼降”。“三顺王”既不是战败被俘而降，也不是被清（后金）军包围，无路可逃而乞降，他们来降时都带着兵精马壮的部队、家口及大批物资，这是极有分量的。
这些王爷们虽然功劳颇大，但他们所领之地，却并不是封地。朝廷在给吴三桂晋封亲王的册印中说：“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这意思就很明白，本朝的封王与诸多前朝的分封制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朝仅在封王的名称上“特仿古制”。周朝以后的分封诸王，多各有自己的领地，王爷们在自己领地上拥有很多特权，王国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说是国中之国一点也不为过。但清朝之封王，虽地位崇高，但王爷们却没有封地，在政治上也没什么特权。当年皇太极所封三王分驻辽阳与海州（今辽宁海城），但此仅为军事意义上的驻地，并非封地。顺治帝时，仍然沿袭这一体制，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当大规模战争逐渐结束时，朝廷便把这些人陆续调往关外各自的家乡驻防。尚可喜于顺治二年自江西班师，还镇海州。孔有德与耿仲明还镇辽阳。与此同时，吴三桂灭了李自成后也班师回京，后出镇锦州，所部屯宁（远）、锦（州）、中右、中后、中前、前屯等清军入关后没有设防的遗弃城镇。
这之后，由于反清力量仍然非常活跃，使清廷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单靠满人要想牢牢统治住这片令人神往的热土，是极不现实的。他们需要一个了解当地情况，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能够担当此重任的自然是非这些汉人王爷们莫属了。
顺治三年，回到关外不过一年多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奉命再次南征。同年，吴三桂也接到西征的命令。后清廷命吴三桂留镇云南，并授予他兵权、财权，同时民事庶务、地方官员考核、甄别荐举、弹劾、罢斥及赏罚等权力，及其他地方一切事务，均授予裁决权，就连本省的督抚大员也置于他的监督之下。朝廷在授予汉人王爷们权力时，还特别规定：中央“内外各衙门不得掣肘”。吴三桂只对皇帝一人直接负责，“遵奉”皇帝的旨意行事。中央各部门对吴三桂所为只能是履行必要的手续，而不能干涉，更不许随便阻止。康熙帝即位之后，更是把贵州也交给了他，规定了享有同云南一样的权力。而对尚可喜、耿继茂二王也作了同吴三桂类似的规定。客观地说，这并非清朝统治集团的失误，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为了维护清廷的统治，这么做应该说还是有着很积极的意义的，但作为一柄双刃剑，这些汉人王爷手上的巨大权力，也给日后他们的反叛创造了条件。
清廷在授予汉人王爷们这些特权时，始终都强调此系临时办法，主要是考虑到云贵、两广、福建新近开辟，情况复杂，局势还不够稳定，不得已而行此暂时办法，希图借助他们的威望和兵力来尽快恢复和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也说明清廷对于手握重兵与大权的汉王们还是很有所顾忌的。
清廷虽顾忌，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没有办法采取积极有效的预..廖进中为铁骑左右将军。
除了军队系统，行政系统也有了新的任命：方光琛为吏曹，来度为户曹，钱点为礼曹，韩大任为兵曹，冯苏为刑曹，吕忝子为土曹，而郭昌为云南巡抚。“六曹”其实职责与明清两朝的六部相当，只是换了个称呼。从这个细节看，吴三桂应该是想革除与这两个朝廷的牵连。吴三桂的内心，是想建立自己的天地，从此再也不用为任何老板打工！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吴三桂自云南起兵北伐，向清朝展开了战略进攻。军队所用战旗皆为白色，步兵、骑兵均头戴白毡做成的帽子，表示为永历帝戴孝，不忘明朝旧恩。
吴三桂派吴国贵、夏国相率步骑为前锋，直指贵州。他亲自率马宝等诸将随后跟进。在此之前，他已派王屏藩率部攻取了四川、陕西。这个王屏藩很得吴三桂信任，他曾经说过：“王屏藩前去取四川，等同于我亲自去。”
马宝曾经请求率部攻打两广，吴三桂则说：“两广只需一辩士口舌可下，不烦派兵，我已派人前去游说。”
第二十一章 康熙的决断
古代通信不发达，那边吴三桂反了好些时日，这边朝廷才得到消息。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派往贵州备办吴三桂搬迁所需夫役粮草、船只的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萨穆哈，骑着马一路向京城狂奔，裤裆都被马鞍磨破。下了马，连滚带爬，进了兵部衙门，趴在地上，只说了句：“吴三桂反了！千真万确！”便昏了过去。这话实在太震撼了！兵部值班官员连忙用水泼醒他们。见了兵部尚书，他们赶紧将整个事情的经过进行了汇报。
这两人能捡回条命，回京城报信，也实属侥幸。当时党务礼、萨穆哈、户部郎中席兰泰、兵部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奉命前往贵州，为吴三桂搬迁置办船只、粮草。他们一到贵州，云贵总督甘文焜便告诉他们吴三桂在云南已反。甘文焜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消息，是因为贵州提督李本琛参与了吴三桂的叛乱，而此人又给贵州巡抚曹申吉写密信，相约起兵响应，不料此信被甘文焜意外截获。正好此时，党务礼一行到达，甘文焜连忙安排他们撤回北京，向朝廷报急。
在甘文焜的安排掩护下，这几人换了便服，偷偷溜出贵阳，直奔北京。但此时，吴三桂的密令已到，各处相继开始戒严。党务礼等行至镇远，被当地守军识破，遭到追杀。这几人一路狂奔，兵部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因所骑马匹脚力不济，以致被追兵抓住，随即被杀。而党务礼、萨穆哈两人则幸运地逃到沅州，出了吴三桂的势力范围，这才捡回条命。他们进入湖南境内后，才得到补充的驿马。日夜兼程，总算回到了北京。至于户部郎中席兰泰，则是因为当时他们一行在镇远只弄到四匹马，而席兰泰在五人中，骑术稍逊一些，所以才改乘船。满人以骑术见长，吴三桂的命令虽然是要求各处关口都严加盘查，但当地守军想当然地认为，满人骑马才是常理，所以对码头船只检查得十分松懈，从而使席兰泰乘船逃至常德，继而换乘驿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
在这五人工作组到达贵州之前，总督甘文焜得知吴三桂谋反的消息时，刚办完母亲的丧事，才返回贵阳不久。这个消息一时让他有些发懵，但他很快就恢复过来，派了族弟甘文烱进京报告。同时又写信给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向他通报云南的事变。接着紧急命令贵州提督李本琛，率部扼守盘江，但李本琛是吴三桂的人，他先以书信试探总督的态度。甘文焜不明就里，表示要誓死守住贵阳，此后李本琛便不再听候他调遣。而总督府的直属兵力，绝大多数已为李本琛收买，其余见大势已去，也纷纷开了小差。甘文烱倒是个死心眼，他先令自己的妻妾同府中七名妇女上吊自杀。又带着第四子甘国城，率十余名骑兵，赴镇远，打算招湖北兵士扼守险隘，阻击吴三桂的部队，不让其杀出贵州。
十二月八日，他们父子到达镇远，该地守城副将江义已投了吴三桂。他们无法进城，只好渡河。行至吉祥寺，江义所部把他们包围在寺内。甘文焜父子见无法逃出，遂朝北京方向，向康熙帝拜别，拔刀自刎。随从笔帖式和善、雅图也一同自尽。
康熙帝得知西南事变，震惊不已。刚开始他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后经多方核实，才终于接受了这一事实。
御前会议上，许多先前反对撤藩的大臣们，把矛头指向了主撤派。他们提出，惩处主撤派，也许可以平息这场事变。康熙帝倒也有魄力，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再惩处主撤派，已毫无意义。吴三桂既然已反，自然是不会回头。他对众臣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
康熙帝很清楚，对于吴三桂，朝廷只能是钢刀对钢刀，这是唯一，也是最管用的方法。
清廷迅速做出战略部署：
荆州（湖北江陵）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战略地位显著。吴三桂军必犯湖南，而荆州必先设防。康熙帝派前锋统领硕岱率大军，星夜前往，据守荆州。然后，由荆州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
为争取时间，由户部负责，预先在沿途出征将士停留处备下粮饷，保证硕岱兵到，粮饷亦到。康熙帝同时责成议政王大臣，安排大军及后续部队进发等问题。
此后康熙帝又不断制定作战方略：
一、调兵遣将，分守战略要地。在广西与贵州相邻地带，预先设防。立授驻防广西的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责成他们“统兵固守”。
二、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军四川，并指示：四川与滇省接壤，今吴三桂已反，你可率副都统一员、全部骑兵，星夜赴四川。凡自云南入川的险隘之地，都必须坚守。大兵不日即进剿云南，等我师临境，贼势渐分，如有可乘之机，你即与提督相机进讨。至于西安等处，朕当刻期遣发禁旅，前去驻防。在征调瓦尔喀进川后，又命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兵同瓦尔喀等由汉中入川，以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率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随同出征。
三、考虑到荆州地位极其重要，绝不能有任何闪失，康熙帝决定再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大量满洲八旗及部分汉军开赴荆州。为了激励这批出征将士，在出征兵士每人白银十两的额定标准外，再增加十两。委署章京的护军校、骁骑校以下，护军、拨什库、甲兵、弓匠以上，各赏银二十两，铁匠等夫役人员也各给银十两。
四、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为适中之地，分别集结部队，秣马以待，随时调遣或应援各邻近地区。此举既节省大军从北京南下的时间，又可避免将士长途劳累之苦。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
五、为应对战场形势，命直隶各省巡抚仍管兵务，各设左右两营，归巡抚直接统辖。
军事上，双方旗鼓相当，但政治上，清廷似乎更玩得转。
一、下令停撤平南王、靖南王两藩。康熙帝给这两王亲笔诏书，意思是说：朕闻云南作乱，靖南王相应固守地方，不必搬家，平南王亦如之。命前往广东、福建办理撤藩的钦差大臣梁清标、陈一炳回京。
二、原吴三桂部属文武官员，以及现仍在直隶各省，无论是在职的、闲住的，虽有父子兄弟现在云南的，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宜安心守职，无怀疑虑。
三、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暂行拘禁，待“事平”再作处置。
四、向各重要军镇通报吴三桂反叛之事，并指导其作战方略，安抚和鼓励他们守御地方。其中陕西省，因距京师甚近，又控驭西北边疆，直接关系到北京的安危，康熙帝特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发去紧急谕旨：要他们注意发现吴三桂散布的“伪札、伪书”，晓谕官兵、百姓，检举揭发，向上报告。并称赞他们是朝廷攫任的“股肱之臣”，捍御边疆，绥辑军民，惟他们是赖。
从以上可以看出，康熙帝虽年轻，但思想工作上还是很有一手的。
吴三桂的反叛，对清廷的冲击实在太大，以至于清廷差点忘了礼制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是里子比面子重要，所以清廷先只顾忙着部署军事了）。
好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终于回过神，下诏削除吴三桂的王爵，向云贵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发布通告，宣布平叛。并承诺：所有人只要能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子兄弟亲族人等，见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毋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
清廷的讨吴谕旨，与吴三桂的讨清檄文，自然内容是完全对立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往对方身上泼脏水。摆出一副自己把心都掏出的可怜样，而对方则完全是狼子野心，极?其不堪！
讨吴谕旨中，吴三桂为清朝开国立下的汗马功劳，肯定是看不到的，倒是清朝给予吴三桂的隆礼厚恩，被不厌其烦地一再提起。清廷撤藩，根本原因在于不放心吴三桂手中的军权，及其在藩地的实力，但谕旨却称吴三桂是自请撤藩，朝廷为照顾他年迈齿衰，不忍心让他久驻遐荒，故允其所请。一番肉麻之话，在今天读来，都直掉鸡皮疙瘩。
值得注意的是，吴三桂在讨清的檄文中，大谈他当年委曲求全借兵复仇的壮举，反复申明当时跟多尔衮订有立明太子的协议，谴责清朝违背诺言，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对于这个问题，清廷的讨吴谕旨没有做任何回应，可见吴三桂所说应该是事实。所以笔者再次提醒大家，对于历史事物，我们断不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随意给古人贴标签。历史中的人和事，往往并不是非黑即白。
道义上，双方分不出高低黑白。当然那只是旁９9lｉb?枝末节，生死存亡，说到底，还在于军事上的较量。
清廷的战略思路：是以荆州为固守要冲，以此死守，抵挡吴军北进正面之锋。以四川、陕西为侧翼，派八旗大军进入四川，防止叛军经四川进入陕西，从而威胁北京。以兖州、太原为南北东西的中继点，在此集结预备队，见机行事。广西方面，授孙延龄以兵权固守，以牵制吴军北进。清军此时，还是处在战略防守地位。
受到此次吴三桂反叛的教训，康熙帝紧急叫停了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这两藩的计划。为的是孤立吴三桂，同时也是一种无奈。若真撤了这两藩，等于是把广东、福建拱手让给吴三桂。不过效果如何，决定权此时已不在清廷手中。这得看尚藩与耿藩的智商与勇气了。清廷对于他们那是锦上添花，而他们对于清廷，则是雪中送炭，意义完全不同。
除了对两藩，在处理广西将军孙延龄的问题上，朝廷也体现了孤立吴三桂的意图。孙延龄原是定南王孔有德的属下，级别并不高，后被孔有德赏识，不断提拔，还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孔四贞嫁给了他，让他做了乘龙快婿。在孔有德死后，清廷为了笼络人心，特命孙延龄为“广西将军”，“掌管王旗”，驻桂林。不过这人肚中似乎没什么“大货”，平日里常有出格之举，都统王永年就揭发过他杀人等恶劣行径。撤三藩时，朝里不少人主张连同他一并撤了。广东道御史鞠珣，参劾孙延龄。奏文中，直 622a." >截了当地称其原是一个“标员”，“年齿素轻，位权未重”，只因他配定南王之女，才执掌该王所属军队。接着说他“终属外姓”，论名分他无承袭勋爵之理，论军心，“多有未肯帖服之情”。鞠珣又引述两广总督金光祖的奏疏中揭发.９9lｉb.
孙的许多不法事，他要求将孔四贞跟孙延龄“撤回京师”，孔有德所部官兵，或归并正黄旗，或分隶八旗，另派将军统辖。不过正因为孙延龄无才无能，朝廷觉得此人不成气候，所以当时忙着三藩的事，也就没动他。吴三桂一反，孙延龄一下子便成了“香饽饽”，康熙帝授他“抚蛮将军”之职，令其固守广西。
清廷似乎只将这次吴三桂的叛乱视为一个独立事件，这未免太低估吴三桂的能力了。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态势，也太疏于了解。
第二十二章 周王之怒
吴三桂北伐，第一个目标便是贵州，这里是他传统的势力范围，当地军政官员几乎全部归顺。
吴三桂命胡国柱留镇云南，而他亲自率部夺取贵州，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赶到贵阳。此之前，在贵州提督李本琛的配合下，马宝已先行入城。
贵州提督李本琛是甘肃西宁人，原明朝总兵官高杰的外甥。他原先是总督洪承畴的部下，官至游击。明亡后，弘光政权大学士史可法推荐他为总兵，隶属高杰。后来，高杰被李定国杀害，便任命他为提督，统其部属。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南征，李本琛率所部十余万人降清，以原职随大军渡江。平定江南后，他回到北京，被划入汉军正黄旗。顺治十年，他随洪承畴再次南下，协助洪经略五省。顺治十二年，加右都督，充任左标提督总兵官。顺治十四年，随洪承畴攻取贵州。顺治十六年，经洪承畴推荐，被任命为贵州提督，特加太子太保衔，以示朝廷的恩宠。在吴三桂主政云贵后，两人关系较为密切。当吴三桂辞请云贵之职时，此人还特地向朝廷上疏，陈述吴三桂功绩，恳请朝廷继续留任吴三桂。
作为贵州的军事长官，李本琛的归顺，不仅极具军事意义，政治上也有重大影响。吴三桂一到贵阳，就封他为“贵州总管大将军”之职。
随李本琛之后，贵州巡抚曹申吉也投了吴三桂。此人是山东安丘人，于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先授庶吉士，再改授内翰林院国史院编修，充任日讲官。此后，又外任多职，至康熙六年被提升为礼部侍郎，九月调任吏部右侍郎，次年，外放贵州巡抚之职。
除上述两人之外，黔西镇总兵官，辽东人王永清也叛清投吴。有赖于这些人的鼎力配合，吴三桂取贵州，可谓兵不血刃。
康熙十三年（1674年）开始，吴三桂正式称“周王”，废弃康熙年号，改周王元年。同时将原有清朝货币回炉重炼，自铸新币，名曰“利用通宝”。
云贵原本就是吴三桂的地盘，控制这两地，严格上说并不能算是什么胜利。吴三桂深知这一点，没有犹豫，继续挥师北上。他先派马宝、张国柱等由贵州进军湖南。令王屏藩进川，再攻陕西。马宝所部从镇远进入湖南境内，到达清浪卫，逼近沅州（湖南芷江）。?此处是贵州进入湖南的要地。在此之前，湖广总督蔡毓荣，曾派彝陵总兵徐治都、永州总兵李芝兰等率兵增援，但两部兵马迟迟未到。此时沅州只有总兵崔世录所部，形势危急。康熙帝紧急指示，要桑峨领兵火速赶往沅州，一定要守住沅州。但吴军神速，未等清廷援军赶到，便一举攻克沅州，总兵崔世录被俘。此一战，清军在澧州（澧县）与辰州（沅陵）之间的交通线完全被切断。
面对吴军的迅猛攻势，驻防长沙的偏沅巡抚卢震临敌怯战，擅自放弃长沙，退往岳州。康熙帝大怒，命拿下卢震治罪。为防止吴军攻武昌，康熙帝命都统觉罗朱满，领兵赶往武昌，加强防守，令其坚守不出。
在康熙帝的严厉督促下，清军向荆州集结。前锋统领硕岱部，于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抵达荆州。护军统领伊尔度齐、护军统领额司泰，分别于二月初一日、初二日率部到达荆州。二月初六日，又有都统觉罗巴尔布，率部抵达荆州。此后康熙帝命令他们拨出部分兵力，加强常德（今仍名）的防御。卢震虽然私自放弃长沙，不过吴军却未能及时赶到，所以此时，此地仍在清军之手。长沙是武昌咽喉之地，又为武冈（今仍名）、宝庆（邵阳）州郡水陆要道，且接壤粤西，清军没有丢失此地，真是造化。
吴三桂大军于正月十二日从贵阳开拔，二十日至镇远。他命总兵杨宝应进攻常德，而此人的父亲杨遇明正住在城内。杨遇明是锦州人，与吴家算是故交。他在明朝时一直做到守备之职，后来降清。先被任命为山东莱州游击，后因军功升至副将。顺治十二年，升任湖广常德镇总兵官。康熙元年，调任广东新安镇，不久就被提拔为广东提督。康熙九年五月，他告老还乡，在常德安家。而杨宝应在吴三桂藩下时，曾任云南知府。吴三桂起兵后，他被任命为总兵官。这次攻打常德，有其父亲做内应，打得十分顺手，一举拿下。守城军士死的死，逃的逃。知府翁应兆，最终选择归顺吴三桂。
二月初八，吴三桂命夏国相率部攻打常德以北的澧州。不过等他们赶到时，发现城头竟然挂着和他们一样的旗帜。正当他们纳闷时，只见一“斥候”骑马飞奔而出，这才知道，此地守军竟盼了他们许久，如今终于等到他们。而同时清军提督桑峨、总兵周邦宁率部赶到澧州城外，眼见城内城外，已是合兵一处，他们自知不是对手，只得先行退回荆州，向朝廷求援。
拿下澧州，吴军张国柱率部攻克衡州（衡阳市），然后进攻长沙。偏沅巡抚卢震逃走后，长沙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也不想留在此地，但无奈他们是军人，没法像行政官员卢震那样，容易找借口，所以只得留下守城，但兵力薄弱。吴军已抵城下，城内军士惶恐不已，士气低落，屡有开小差者。康熙帝命吏部、兵部传达他的旨意：“逆贼吴三桂虚声恫吓，以致巡抚卢震弃地潜逃，已行拏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称尽职，事平之日，从优加典。”
皇帝的话说得很动听，意思就是，只要你们能守住，必有重赏。要在平时，这帮大兵定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可现在如此危急的孤城之际，封赏的承诺，能起多大的作用？可能大家想的更多的，是到时有赏，是否还有命领？
吴三桂大军就在眼前，且正是用人之际。黄正卿、陈武衡这俩难兄难弟，一合计，还是吴老板更靠谱。索性心一横，决定跳槽，他们向吴军献了城池。
此番吴军收获不小，不但兵不血刃地取得长沙这块战略要地，并且原本配属长沙清军的兵船，也都全归了他们。吴三桂的大将张国柱与夏国相进驻长沙。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两城一失，战略优势瞬时转到了吴三桂一方。
打仗有时也和打牌一样，有顺风顺水之势。吴军于二月间，日夜兼程，突然杀至（辰州）城下。守城的清军见孤立无援，选择了投降。
三月初，吴军大将吴应期与张国柱以水陆大军并进，攻打洞庭湖之滨重镇岳州。大概“兵不血刃”是件很爽的事，这次他们先期就派人秘密潜入城内，进行策反。和参将李国栋谈妥条件，对方把岳州献了出来。
从康照十二年底吴军首陷沅州，到次年康熙十三年三月，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吴三桂大军所向披靡，连续拿下沅州、常德、辰州、长沙、衡州、岳州等战略重镇。而清军在军事上是一败涂地，毫无作为。吴>军所经之地，各府州县官吏非逃即降。连清朝兵部都惊呼：吴三桂反叛以来，湖南绿营官兵多附贼。
至此吴三桂顺利拿下整个湖南。
湖南人以倔强而闻名，而一江之隔的湖北人，则以精明著称。面对?将反清大业干得风生水起的吴三桂，精明的湖北人自然也很希望入股。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襄阳总兵杨来嘉在谷城（今仍名）宣布起兵，归顺吴三桂。此人是福建福州人，曾为延平郡王郑经的都督。于康熙元年降清。康熙三年，被任命为湖广襄阳（湖北襄樊市）总兵官。鉴于当时战区汉人将领归顺吴三桂的不在少数，康熙帝对这位杨总兵开始不放心起来。他密诏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要求密切监视其一举一动。要勒尔锦加强襄阳的防御，时刻提防杨来嘉。
康熙帝的预感还是蛮灵验的，当吴三桂大军攻下长沙时，杨来嘉与郧阳（今郧县）副将洪福密谋，在谷城起义。后因襄阳方面有所防备，他们的计划未能完全实施。
三月十九日，杨来嘉叛清后，曾与他合谋的郧阳副将洪福也起兵反清。在此之前，康熙帝曾提醒兵部：郧阳地介三省（陕西、河南、湖北），中多旷土，山谷拒塞，奸民易于啸聚，可能有与吴军相呼应的，或可能吴军乘间进犯，特提升佟国瑶为提督，驻于郧阳城内“弹压”。
在洪福起兵反清伊始，他便率部围攻郧阳提督衙门。提督佟国瑶只得同游击杜英，率三百余名标下亲兵，与数倍于己的对手激战。靠着总督府的高墙，这三百多人竟坚持到第二天。洪福因怕清廷援军赶来，没有再打下去，先行撤退。
对于清军来说，湖北的形势还不算最棘手的，四川才是水深火热之地。吴三桂起兵后，康熙帝非常关心四川的局势。他考虑到四川与云南接壤，吴军必然来犯，他先调遣了西安将军瓦尔喀，火速进川。指示他，凡自云南入川的险要之地，俱行坚守。此后，康熙帝又命都统赫叶及瑚里布、穆占，副都统廷布，率京营官兵赶赴四川。赫叶与赴荆州增援的勒尔锦同一天离京出征前，康熙帝亲行告祭礼，出西长安门，目送两人出征。又派内大臣，兵部、礼部诸大臣在郊外设酒饯行。如此高的规格，可见四川的重要性，及在康熙帝心中的地位。
而在赫叶等动身之时，四川巡抚罗森发出告急文书到京，报告全川军心不稳，许多人暗藏归顺吴三桂之意。康熙帝得此消息，心急如焚，下令催促这支远征军选轻骑先行，火速抵川。
不过京营的援军还未赶到四川，四川提督郑蛟麟与川北总兵谭弘已归顺吴三桂。郑蛟麟原为明朝都司，清未入关前，即在松山降了清，算是“资深汉奸”了。可资深的，未必就是铁杆的。吴三桂反清后，于康熙十三年正月，派王屏藩进军四川，并策动郑、谭二人起事。二人分析形势，觉得跟着吴三桂干，更有前途，于是暗中领命。那谭弘是四川万县人，原为明朝总兵官。顺治三年，谭弘与其弟谭诣、谭文都投靠了南明永历帝。谭弘被封为“新津侯”，他的两个弟弟也晋封公爵。谭氏三兄弟长期割据四川一方，势力颇为根深蒂固。一直到顺治十六年，谭弘、谭诣才降清，谭弘被封为“慕义侯”，任命为川北总兵官。
吴三桂封谭弘为“川北将军”，郑蛟麟为“总督将军”。
墙倒众人推，当年明朝尝过的滋味，如今也落到清朝头上。就在郑蛟麟与谭弘归顺吴三桂的同时，四川巡抚罗森、总兵吴之茂也叛清投了吴三桂。
罗森是直隶（河北）大兴人，于顺治四年中进士。曾做过江西湖东道、陕西督粮道、浙江按察使，后又升至陕西布政使。顺治十年，他由陕西布政使升迁至四川巡抚。而吴之茂是锦州人，与吴三桂是同乡。这两人归顺后，都得到吴三桂的重用。
四川的军政长官们都如此轻而易举地投吴，加上这些老长官们暗中的运动，那些属下官兵和各府州县官员也随之大批叛清。四川大部就这么落入吴三桂之手。
康熙帝被这帮人弄的没有脾气，心想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转念一想，没职业道德的人，自然有奶便是娘。堂堂皇帝，此危急时刻，也只能厚着脸皮出一下策：他一边督促瓦尔喀等继续向四川进军，一面让其有机会就联络郑蛟麟等，向他们传达朝廷的意思：“你等虽反叛，但朝廷仍念及你等从前效力，卓有成绩，一时出于被胁迫，也是情有可原。你在京的子孙家产并未按法没收和逮捕，可将朝廷派往四川的兵部郎中托必泰尽速遣还。否则，大兵压境，克复城池，后悔莫及。”
也许这帮人真的是有奶便是娘，但毕竟远奶解不了近渴，康熙帝的旨意，虽然几经周折，传达给了这些人，却没任何作用。
吴三桂的大军虽然一时还打不到京城，但他在军事上的持续利好消息，还是鼓舞了许多政治股民。他们坚信，未来必然是“吴牛清熊”。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的消息一传入京城，便立刻引起轰动。原本一些已打算安心当顺民的人，想法开始有了变化。一些怀有“复明”之志的人，开始秘密串联活动，准备在京城内暴动。有一个叫杨起隆的，自称是朱三太子，以此为号召，秘密组织起事。历史上确实有个朱三太子，此人是崇祯皇帝的第三子，不过明亡后，就再也没有此人的确切消息。后来不断有人以此身份重现江湖，也许其中有真的，也许全是假的，但这并不重要，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无论真假，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希望，一面旗帜。
杨起隆版的“朱三太子”，很有人气，他招募了许多人准备起事。核心层大约有一千多人，外围群众估计近万。吴三桂反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清廷此时的注意力全在吴三桂身上，京城内难免有所顾全不周。杨起隆与部众相约，以京城内外同时放火为号，聚众举事。杨的信徒，大多为城内下层百姓，其中又以满族贵族及官员的家奴为多，如镶黄旗监生郎廷枢的家人黄裁缝、正黄旗周全斌之子，周公直的家人陈益等人。
不过由于大多是未经训练的平民，所以保密工作做得差强人意。十二月二十二日，郎廷枢获知他们的秘密活动，当即捆了黄裁缝等四人，拿往旗主处。而几乎同时，周公直也来告密，说有三十余名生人集聚在他家，正在密谋造反。正黄旗都统图海、祖永烈等迅速带领官兵，前往缉拿。官兵包围了周公直的宅院，镶黄旗副都统纪哈里等也率官军赶来。
密谋起事的陈益等人发觉被官兵包围无法逃出，于是放火，寻机乘乱突围。镶黄旗拜他喇布勒哈番鄂克孙首先冲入院内，大队官兵跟进。经过一番战斗，未受过训练的陈益等三十余人全部被拿获。后又捕获首要人员李株及共谋者数百人。而杨起隆因藏匿很深，未能拿获。
为斩草除根，北京全城戒严，对百姓挨家挨户搜查。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
康熙帝责成刑部等衙门对被捕者进行审讯。据其供述：他们人数众多，以额前裹白布，身扎红带为记号。约定康熙十三年元旦之日在内城举事，趁各官员入朝时，各杀其主，被杀官员的官职即由该官的家奴充任。不料郎廷枢的家奴黄裁缝，于夜间喝醉了酒，胡言乱语，泄漏了机密。
后因叛徒告密，首领杨起隆被捕获，后凌迟处死（即俗称“千刀万剐”）。在他之下，李株、黄裁缝等九人依“谋反律”同样被凌迟处死，蔡文以下一百九十四人被斩。
在杨起隆事件之后四个月，康熙十三年四月初，朝廷又接到了河北总兵蔡禄密谋叛乱的紧急奏报。据称蔡禄被原襄阳总兵杨来嘉策动，准备起事，归顺吴三桂。蔡禄与杨来嘉原是郑成功的部下，郑成功去世后，他们率部降清，蔡禄被任命为河北总兵官。此番他被杨来嘉策反后，便开始制造火铳，购买骡马，准备行动。更为露骨的是，他竟命兵丁以捕鱼为名，身披铠甲而行，连当地百姓都觉得这不像捕鱼，而是军事演习。碰巧有一名叫关保的侍卫因故路过此地，据他所知，朝廷并未下令当地部队演习，顿觉蹊跷。回来后就将此事上报。后经察，那蔡禄确有反意。康熙帝命内大臣阿密达率领护军，赶往蔡禄驻防地怀庆。
阿密到达怀庆，对于这位内大臣的突然到访，蔡禄感觉大事不妙，拒不出城迎接。入城后，阿密达直奔蔡禄衙署，蔡禄的部队大都在城外，城内衙署的护军数目非常有限。虽然他在衙内拼死抵抗，还是没能挡住阿密达所率精锐部队的进攻。阿密达率部冲进衙署后，将蔡禄父子及其侄儿蔡鼎席与同谋者一并生擒。四月二十四日，这些人被押往北京。对于康熙帝来说，这是难得的胜利。他赞扬阿密达说：“你此行不过十天，就阻止了一场蓄谋的叛乱，朕深为欣慰。”
审讯中没费什么功夫，蔡禄等便供出计划投靠吴三桂之事。另外为了不激化矛盾，以防将更多人推向吴三桂那边，康熙帝特别交代，此事只惩处为首人员，其他人概不追究。随后蔡禄父子、侄儿和主要同谋者均被处斩，而从者“概不株连”。
杨起隆与蔡禄父子的两次谋叛事件，深深地震动了清朝统治集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天子脚下，自己身边，竟然会出这等事情。幸好偶然的因素，让他们及时发现。可是谁能保证老天爷每次都站在自己一边呢？看看那些被处斩的人犯，他们同样胆战心惊，因为差一点，掉脑袋的就是自己，而高高在上，站在监刑台上的就是那些人。
这种深深的担忧与恐惧，也牵连到吴应熊。虽然他已被拘禁，但对吴三桂的仇恨，还是让清朝统治集团对他时刻也不放心。三月九日，兵部尚书..
王熙上奏疏：“请诛逆子。”
吴应熊是康熙帝爷爷皇太极的女婿，与康熙父亲顺治帝是平辈。他迎娶了康熙帝的姑母，也就是说，论辈分，他还是康熙帝的姑父。以他父亲的所为，即使他本人没犯什么事，也够牵连杀头的。但因为他与皇室的关系，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杀他就有些牵强。当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皇帝要杀人，找点理由出来，并不是难事。
但吴三桂大军现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决，最终的结果如何，还很难预料。所以吴应熊的分量不轻，如果现在杀他，就等于过早把手中的王牌打了出去。而如果把这张牌留在手中，也许会有更合适打出的时候。
应该说，不仅康熙帝是这么想的，连吴三桂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自己在军事上，将清廷打得越疼，自己的儿孙也就越安全。
不过清廷这边杀吴应熊的压力还是蛮大的，继王熙之后，对朝政具有重要影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多次要求速将吴应熊正法。此时清廷内部，人心不稳，各人打着各人的算盘。战场上的一再失利，让那些原本就对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不满的保守派们天天嚷嚷着，要放弃中原，回到祖先兴起的关外之地。所谓祸起萧墙，内部的不团结与异心，往往是最可怕的。
取得中原统治权，是爱新觉罗家族几代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无数满人付出了热血，乃至生命，努尔哈赤更是在战场上被明军炮火所杀。康熙帝虽然年轻，却是有志之君，他绝不能容忍大清政权走回头路。
经过慎重考虑，康熙帝最终还是决计杀掉吴应熊。虽然这么早打出这张超级王牌，甚为可惜。但杀了他，也就彻底断绝了清廷与吴三桂之间妥协媾和的条件。自此之后，便是非你死即我亡，清廷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吴三桂族人，而吴三桂也同样不会放走清廷任何一个权贵，哪怕清廷重新退回关外，吴三桂也不会放过他们。没了退路，人心才会稳，才会死心塌地血战到底。
康熙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这么做。
康熙帝下旨：“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则行叛逆，煽乱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朕思乱臣贼子，孽由自作，刑章具在，众论佥同，朕亦不得而典贷之也。”原本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都是要被处凌迟极刑，但考虑到毕竟是皇家的亲戚，为了皇家的脸面，就给了他们一种比较体面的死法，施以绞刑。
吴应熊父子被处死后，清廷向全国发出公告。吴三桂得知这个消息，泣不成声，昏死过去。醒来后，只说了一句：“我不过只是想安度晚年，爱新觉罗氏为何如此歹毒，苦苦相逼，既如此想灭我，老夫就奉陪到底！”
吴三桂第一次尝到了清廷所带给他刻骨铭心的痛。而广大汉人民众，对这种痛，却已领教了数十年之久。
此番响应吴三桂起兵的，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其主要成员或骨干，来自明朝降将、李自成、张献忠、郑成功余部及南明残余势力。普通士兵也均是汉人，许多地方的汉人百姓也纷纷加入到后勤服务的队伍中。这些人中，有一些与吴三桂集团有直接的利益联系，而有些则根本没有，他们的加入，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被异族统治。
当时背叛清廷的重要官员有二十六人，其中二十人是原明朝降清官员，其余六人并未在明朝做过官，有两人还是清初进士。而各省布政使以下文职官员，叛清的有五百多人。
清入关虽已三十年，但从这些数据上看，它还是未取得民心。屠刀可以削去人的脑袋，却无法真正获得人心。吴三桂起兵叛清，虽是为一己之利，但以他的地位和实力，登高振臂一呼，则天下响应。而这也是该集团预先所想到的，也是他们敢于和清廷叫板的信心与筹码。
在历史大局面前，各阶层人等，所抱目的并不相同。如吴三桂只是为了维护其集团的安危与利益，从而起兵叛清。而另外一些人，始终不忘故国大明，他们趁此机会，欲反清复明，重建大明河山。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为报个人家仇，加入到这场战争中来。虽目标不一致，但在反清这个大主题上，他们却是一样的。
在历史这个大盘中，吴三桂无疑是一个优秀而精明的操盘手。他几乎代表了，勾起了，所有汉人的诉求。他点燃了广大汉人对清政权积怨已久的不满情绪，满足了清朝统治下，汉人普遍的反抗心理和要求。
第二十三章 意外与乱麻
一连丢了那么多地方，清廷的形势危急。吴三桂下一个目标会是哪里？康熙帝判断，广西地接云南、贵州，形同一体。吴三桂要打的必是此地无疑。
朝廷下令“抚蛮将军”孙延龄，坚守广西。此人虽品性不好，但朝廷对其恩宠有加，料想吴三桂也出不了更高的价。况且这孙延龄虽无藩王之名，却也如同地方军阀一般，他应该不愿屈居吴三桂之下。
康熙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朝廷给孙延龄、都统线国安、巡抚马雄镇、提督马雄等广西军政要员发出指示：“保固粤西，唯你们是赖。今大兵已抵武昌，倘贼犯武冈（湖南武冈）、宝庆（湖南邵阳），你们即率所部官兵，进剿叛军之后，大兵迎击于前。量此逆丑，自可克期扑灭。你们身在地方，必有确见，要同心协力，谋定而后行动，以副朕倚任之至意。事平之后，自将帅以至卒伍，朝廷都不吝重赏。凡有机.?
密军情，可报告给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
康熙帝原本的设想是，广西清军偷袭吴三桂大军后路，而清援军则正面攻击，形成夹击之势，将吴军主力歼灭于湖、粤之间。但老辣的吴三桂却撇下武冈、宝庆等地，直奔沅州、常德一线，而清军增援也迟迟没到，康熙帝的战略构想未能实现。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让康熙帝万万没想到是，二月二十七日，孙延龄竟然叛清，投了吴三桂。
孙延龄也是辽东人，其父孙龙原为孔有德手下的小官吏，后随孔有德降清。孔有德南下，留镇广西，其父也升为将领。后孔有德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孔四贞许配给延龄，不过此时孔小姐尚年幼，所以他们暂时未成婚。再后来，孔有德死在了桂林，孙延龄的父亲也战死。清廷特给予恤典，孙延龄袭了他父亲二等男爵之位，另加一等云骑尉，而孔小姐则得到朝廷赏银万两，每年俸禄视同郡王待遇。孔小姐长大后，便与孙延龄完了婚。康熙五年五月，康熙帝任命孙延龄为镇守广西将军，统辖孔有德旧部，驻守桂林。
孙延龄是典型的小人得志，在自己的地盘上，骄狂的很。凡本省武官任免，他都擅自做主。康熙十一年九月，御史马大任弹劾他随意任免武官。兵部奉康熙帝的意思驳斥了马大任的参劾（应该是为顾全大局）。而孙延龄反过来，却请旨要求严斥马大任。康熙十二年七月，他的部下都统王永年、副都统孟一茂、参领胡同春、李一第等人上疏举报：其贪污公款、纵容部下残害百姓、昼闭城门、乡民不敢入城等罪状。举报材料送到了广西总督金光祖手上，他据实上奏。
康熙帝派兵部侍郎勒德洪前去审理此案。这时，御使鞠珣乘机进言，说孙出身微贱，又属外姓，享有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的待遇，不知感恩图报，却胆敢为非作歹，委任其兄孙延基总管属下兵事，军心未服，已引起“讦告纷纷”。他请求将孙延龄调回北京，其属下兵士，或令归属八旗，或仍令驻守广西，另派一将官统辖。
康熙帝考虑到孙延龄已为王永年所揭发，现已派人前往桂林调查，应等待其调查结果，然后再议。
勒德洪到了桂林，很快查清王永年等举报的事情，大都属实。康熙帝再三考虑，没有对孙延龄治罪，只是警告一番了事。
经过此事，孙延龄和王永年是彻底翻了脸。吴三桂反清后，曾给孙延龄一封亲笔信，希望他能与自己共举大事。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为何没有受到惩处，其原因，孙延龄是很清楚的。他料定，若等天下大定，朝廷必然还是会对其下手。所以和吴三桂合作，也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细究起来，孙延龄与吴三桂还算是亲戚。孔有德当年曾与吴三桂联姻，将女儿孔四贞许配给吴三桂的次子。但其次子未成年就夭折了，吴三桂便认了孔四贞为干女儿。后来这位干女儿下嫁给了孙延龄，而孙自然也就成了吴三桂的干女婿。
除此之外，孙延龄归顺吴三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深知自己能这么受清廷及吴三桂待见，完全是自己手上有人有地盘，若这些都没有了，他就等于是个屁。而眼前，如果不归顺吴三桂，吴三桂大军必然要攻打他。自己的能耐自己清楚，他不是吴三桂的对手。大战之后，就算能保住命，逃回北京，清廷也不会给他什么好果子吃。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跟着吴三桂干算了！康熙十三年二月，孙延龄宣布叛清归吴。
二月二十八日这天，孙延龄假称开会，把所有将领都骗到府中。装模作样开完会，当将领们陆续离开时，孙延龄布置在府中的伏兵突然杀了出来。他的仇人王永年，第一个被杀。而副都统孟一茂、参领胡同春、李一第等三十余人随后也全部被歼。紧接着，孙延龄派兵包围了广西巡抚马雄镇衙署，将马雄镇全家围在里面。
马雄镇知情况不妙，让家人化装趁乱逃了出去，向朝廷报信。
孙延龄随即接到吴三桂要他攻打平乐等地的命令。
两广总督金光祖闻讯，派人火速进京报告。康熙帝下旨平叛，并悬赏孙延龄的部下，但凡有能将其擒斩者，优加爵赏，或以兵马城池纳款者，论功叙禄，或力有不逮，能自拔来归者，亦免罪收用。同时为了显示朝廷的宽厚，与孙有瓜葛者，无论是在京城，还是直隶各省，概不株连。
孙延龄叛清后，曾要求广西提督马雄从叛。这马雄虽然并不忠于清，但他历来看不起孙延龄这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孙延龄见马雄不听话，很是恼怒，发兵攻打柳州，却被击败。这马雄虽然打了胜仗，但他知道广西毕竟是孙的地盘，时间长了，估计也撑不下去，于是他赶忙联系吴三桂，要求归顺。第一次有人主动请降，吴三桂很高兴，他封马雄为“怀宁公”。广西都统线国安，很快也步其后尘降吴。
这时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已反，向江西展开了进攻，而吴三桂在湖南督战，与清军激战正酣，没有多余兵力进入广西。所以此时的广西，仍然是孙延龄说了算。他自称“安远大将军”，向广西平乐、梧州等各处发布命令，起兵反清。他收编了万羊山一带的土匪，派人前去整编，把他们分成五镇，每镇兵士两千人，纵容他们劫掠附近各县邑。他又自封为“安远王”。吴三桂给广西各州府颁发印信，授其党羽傅奇栋为广西巡抚，李迎春为布政使，程可则为按察使。
由于孙延龄及马雄、线国安等相继降吴，广西文武官员大都也归顺。有趣的是，虽然如今换了老板，在同一面旗帜下，孙延龄与马雄仍然一如既往，互相攻击。康熙十年十一月初，孙调兵前去征剿马雄，结果又被打败。
他们的内讧让老板吴三桂很恼火，也很担心。他多次调解两人的矛盾，却未有明显效果。吴三桂在湖南大战，很希望孙延龄 80fd." >能助一臂之力。但孙延龄“以部众不从”为由，多次拒绝。次数一多，吴三桂起了疑心，密令严密监视此人动向。
孙延龄是靠岳丈上的位，所以在家很怕老婆。孔四贞作为女性，对外面的事不大了解。她觉得自己的父亲在清朝是亲王，很受朝廷恩宠，一家人也享尽荣华富贵。所以对于老公叛清，她一直是反对的。
吴三桂手下，有一位“信胜将军”，名叫傅弘烈。此人虽在吴营，心却在清廷。他与孙延龄私交甚好，在他的鼓动，及夫人枕边风的作用下，孙延龄开始变得有些摇摆起来。
傅弘烈密书朝廷，称如果能赐敕赦免孙延龄罪，封孔四贞为郡主，他有信心说服孙延龄，从而摆平广西的事。
吴三桂在京城的眼线不是吃干饭的，孙延龄反复之事，很快被吴三桂得知。他让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明里是来调解孙延龄与马雄之间的矛盾，暗中却是要试探孙。若孙仍然不愿为吴三桂效力，那就果断除掉。吴世琮率军到了桂林，在城外安营扎寨，派人请孙延龄前来议事。孙延龄见是吴三桂的亲孙子，所以没有多心（暗杀的任务危险，一般不会让孙子干）。至于在城外，他估计是马雄怕他，所以不敢进城。想到这里，他还挺得意的。
在城外他见到吴世琮，但未见到马雄，吴世琮解释说，吴三桂更看重他，所以先让自己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话让孙觉得很有面子。两人谈了一会儿他和马雄的事，后来话题又转到要孙出兵一事上，孙照样找理由推脱，至此吴世琮也下定了除去孙的主意。谈完事，孙延龄告辞。刚出营门，便被兵士从背后一剑刺穿前胸，孙当即倒地身亡。
吴三桂与孔有德之间有交情，孔四贞又是个女流之辈，所以吴家并不打算难为她。吴世琮对她也很客气，不准部下伤害他。此后孔小姐及亲属都被护送到昆明妥善安置。吴三桂派大将李成栋留守桂林，而孙延龄的部属仍由孔有德旧部统辖。
烽烟四起，康熙帝是焦头烂额。一个又一个他未曾料到的人，都反叛于他。相对其他地方，福建方面应该还算平静。但康熙十三年三月，杭州将军图喇上奏：耿精忠踞福建反叛，福建总督范承谟被幽禁、福建巡抚刘秉政从叛。
耿精忠是耿藩的第三代王，他是耿仲明的长孙，耿继茂的长子。他于顺治十一年留京入侍，顺治帝把他大哥肃亲王豪格的女儿许配给他，封为硕额驸。康熙二年，耿继茂上奏朝廷，请求让耿精忠回福建学习军事。康熙十年，耿继茂因病奏请朝廷让耿精忠代理藩事，朝廷允准。耿继茂去世后，耿精忠袭了靖南王爵位。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出于各种原因，虽不是自愿，但也向朝廷上奏，请求撤藩回辽东。三桂起兵后，康熙帝停撤平南与靖南两藩，命他仍留镇福建。
吴三桂一起兵，便马上派人前往福州，联络耿精忠，希望耿藩与他一同起兵。对于撤藩，耿精忠同样很不爽，但谋反是大事，当时的形势还不明朗，对于吴三桂的拉拢，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吴三桂。只是承诺，自己绝对不会发兵攻打吴。四个月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吴军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时候，耿必须要表态，不做吴三桂的朋友，那就是他的敌人。最终他决定，起兵反清。
在左翼总兵曾养性、右翼总兵江元勋、参领白显忠、徐万耀、王世瑜、王振邦、蒋得等人的支持下，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耿精忠在福州宣布反清。
福建的主要官员都是耿家的嫡系，对于这些人的忠诚度，耿精忠并不担心。但福建总督范承谟的态度，他并没有把握。范承谟是范文程的次子，据说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代。对于范文程，有人说他是一代名臣，也有人说他是铁杆汉奸，不过他在清朝那边的资历确实是蛮深的，他应该是第一代为清（后金）效力的汉人知识分子。
范承谟于顺治九年中进士，初任庶吉士，升至秘书院学士。康熙七年，出任浙江巡抚，康熙十一年十月被提升为福建总督。福建总督原驻漳州，后因为将要撤藩，奉旨移驻福州。
吴三桂叛清后，范承谟怀疑耿精忠也有异心，于是奏请朝廷，要到沿海地区巡历，以便脱身。一旦情况有变，也可及时征调兵马。不过这事还没批下来，耿精忠就反了。
三月十五日早晨，耿精忠派人到范承谟的衙署请他前去商议事情。来人说：“王守制数月（指耿精忠的父亲去世，他守孝日未满），未亲理军务，今有海寇游荡，乘云南多事，萌发窥我之心，讹言四起，众情深惑。王今新接到固守地方的命令，不敢以私心废弃公事，愿与诸公会商护内防外之策。因为丧服未释，不便亲来就教，敬遣下员促驾前来。”不一会儿，福建巡抚刘秉政来约他同行。刘属汉军正红旗，初为直隶鸡泽县知县，顺治九年授云南道监察御史。此后升迁很快，到顺治十六年已升至宁夏巡抚，康熙五年补福建巡抚。
这个刘秉政是耿精忠的人，只不过外人还不知晓。此次耿精忠因担心范承谟不肯来，就让刘秉政来约他，以消除范承谟的戒心。
到了耿精忠哪里，耿倒也痛快，说自己反了，你老范怎么说，是跟我一起干，还是怎么的？
老范是忠于大清的，他毫不含糊，开口便骂，把耿精忠十八代祖宗都骂了出来。耿精忠被气得手都在发抖，他命人把其押下去，关在一间土室内。范承谟绝食十天，却没有死。耿精忠派巡抚刘秉政前来劝降，没想到饿了十天的范承谟却还有把子力气，趁刘秉政不备，竟勾了其一脚，刘立刻扑倒在地，摔得不轻。范承谟大笑：“逆贼本该死，我先夺其魄！”刘秉政没办法只得先回。耿精忠又派人问他：“听说你曾与杭州的水月和尚交游，还记得他曾给你写过什么话吗？”范承谟斥责说：“我家世代尊奉孔孟，忠孝大节，岂是死生所能夺！即使水月作过预言，也必以忠孝劝人，岂肯妄言祸福？你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善自为计，不要取灭族之祸。”耿精忠恼羞成怒，索性将范家五十余口人全部抓了起来。
耿精忠自称“总统天下兵马上将军”，蓄发易衣冠，改穿明朝服饰。私铸钱，名曰“裕民通宝”。他大封从叛的将领，封曾养性、白显忠、江元勋为将军，所属佐领黄国瑞、林芳孙、廖廷云、李似桂，护卫夏季旺、吕应计，长史陈仪、陈斌等一大批官员，都分授都督、总兵官等职。
耿精忠反了，清廷一时也拿他没办法，只得先削其王爵，发通告致讨，并悬赏及承诺：有能擒斩耿精忠，投献军前者，优加爵赏，或以兵马城池纳款者，论功叙录，或力有不逮，自拔来归者，亦免罪收用，其原系所属之人，现为直隶各省文武官员者，概从宽宥，虽有父子兄弟在福建者亦不株连。
对阵的两大集团，都很重视统战工作。吴三桂集团，对于清廷在地方的高级官员，一般能不杀的就不杀，劝其归顺。只要肯降，往往都是高官厚禄。而清廷对吴氏集团的政策，也是把为首者和手下一般官员、士卒区分开来，称这些人为被迫“从逆”。对这些人采取既打击、又招降的两手策略，恩威并施。
即使对于叛乱头子，康熙帝也加以区分对待。吴三桂为主，叛乱也因他而起，所以对于他，清廷是坚决予以打击，连他在京的儿子孙子也一并处死。而对于耿精忠，朝廷一面派“定南将军”希尔根统率大军由江西、“平南将军”赖塔由浙江、“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由广东等三路进剿。一面又说：其必系一时无知，堕人狡计，与吴三桂不同，故将吴三桂子孙正法，耿在京诸弟，照旧宽容，所属官兵并未加罪。而实际情况是，耿精忠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聚忠已被囚禁，其属下官员都被挂了起来，不再有任何实权。唯一的区别是，吴三桂的子孙被杀，而耿家的两个兄弟暂时还活着（能活多久，就难说了）。
康熙帝对耿精忠采取了招抚与镇压的两手策略，一面派使臣去福建招抚，一面派大军征讨。耿并不吃软的，他把清廷派去的使臣扣押。战事吃紧，清廷的兵力不足，只得调取北部边境的宣府、山海关等处兵马增援。
耿精忠与吴三桂有约定：双方配合作战，他主攻邻近的江西、浙江两省。并跟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联络，令其煽乱广东、广西，派人渡海，联络台湾郑氏，进攻大陆，承诺福建南部沿海均归郑氏。同时他还不忘联系琉球王国，索取军需，以为外援。他还未出兵，已向所属府州县和外省发出起兵檄文，福建全省邻近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地方军政官员纷纷响应。
耿精忠的加入，等于是为吴三桂开辟了东线第二战场，战略形势变得对清廷更为不利。到康熙十四年初，耿军已占据了大半个浙江。
此时台湾，郑成功已去世，掌权的是他的儿子郑经。虽然一直坚持明朝年号，号称反攻大陆，恢复大明，但因实力有限，内心也只盼望着能坚守台湾便好。
耿精忠约郑经反攻大陆，对于郑氏集团来说，这是件好事，他们倒也没那么大胃口，但清廷内乱对台湾却是极其有利的，这样可以少了许多军事上的压力，并且占据大陆沿海地区，可以建立台湾的战略缓冲地带。
台湾方面派大将冯国轩率上万人马，从福建沿海登陆，一下子便占领了漳州、海澄（海龙）、同安、绍安、泉州及建宁等处。有大小船一百余只，驻洛阳桥附近，招兵买马，号召当地青壮男入伍。
但耿、郑联盟，仅维系了数月。一方面耿精忠以盟主自居，向郑经发号施令，封郑经为“大将军”，并派人送去敕印（在他心中明朝已亡，台湾郑氏与他一样同为地方军阀）。而在郑经心中，自己仍然是大明堂堂的延平君王。
进据漳浦、海澄的郑经部队贴出布告，在声讨清朝窃据中原的一段文字之后，先赞吴三桂“隐忍滇黔，生聚训练，三十余年如一日，合千万姓为一家，静候天时，暗奉嗣主（指朱氏后裔），孤忠可鉴，大义不磨”。布告又说，吴三桂遣官“密令本将军致札郑、耿二王，共举义师，扶嗣主，戮（努）力王室，恢复神州，中兴之业已成”。但紧接话锋一转，指责耿精忠自三月十五日“建旗之后”，颁发指令“俱称敕旨”，皆用皇家专用的黄绫，“从不遵大明正统”。他既然“已无旧主之念”，怎能服万姓之心！因此，“不旬月间，上下解体”。布告称颂“郑王”本与他为“兄弟之国”，能“克全名节”，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虽处海外孤岛，而不剃发，“尊王朔”，“老存继主”，可谓“忠孝凛然”。我们本愿与耿王“屈体联合”，“齐驱并驾”，不料耿王“妄自尊大”，把我等视为“附庸”，“僭窃尊号”，已可见其人之心！布告中还提到，他们只“遵照吴王原檄布，中兴大义，惟郑王为盟主，复我大明三百余年之基业，澄清东南之半壁”。布告要求他们所占领的各地文武官员士绅百姓要“同思水木本源，共作王家柱石”。
军事上，反清集团打得非常顺利，但各个派系各有各的打算，这也就埋下了危机的伏笔，给清廷留下了机会。
从布告上看，台湾郑氏似乎并不了解吴三桂的底，但其实吴三桂虽然打着复明的口号，但同时也露骨地表露出建立自己政权的想法，这一点郑氏应该很清楚。他们也未必真心想恢复大明，只不过出于面子及实际利益考虑，在反清集团中，不愿受其他政权节制。至于为何尊吴贬耿，那是因为目前他们与耿氏有利益纠葛，而吴三桂与他们并无直接矛盾，所以才弄出了这么一个幌子。
耿精忠大概也看出了些端倪，虽然此前清廷很想拿下台湾，但眼下局势所迫，很可能会和郑氏达成某种幕后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郑氏会与清军联手夹击耿氏。
他向吴三桂求助，吴就派礼曹钱点到福建，为两家调解。台湾郑氏，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诉求，与吴、耿两家都不一致，他们的利益仅在于台湾及围绕着台湾的大陆沿海地区。所以对于这样的调解，他们没多大兴趣。郑经的大将刘国轩公开扬言称：“吾家在海外数十年，称奉明号，今吴号‘周’，耿称‘甲寅’。所以，我带兵来是要攻你们两家的。如你们归正奉明号，我不难进镇江，上南京，否则你们两家都是我的敌国！”钱点一听这话，傻了眼。原本他是来调解耿、郑两家矛盾的，现在才听出，其实郑跟吴也根本不是一路的。没办法，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只得无功而返。这边耿、郑军事同盟瓦解，那边清军加紧了对耿精忠的进攻。康熙十三年七月以后，清军在江西、浙江的战场形势发生转变，不但连连顶住了耿部的进攻，还反攻取得一些胜利。
得到这些喜讯，康熙帝长时以来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他批示：“比闻恢复婺源，良可嘉悦。尔等兵单，进克饶州，尤宜加意。”在夺取婺源时，清军又在江西与安徽交界的彭泽县大 8d25." >败耿军，“奋勇登城”，一举攻克。二十日，清军由婺源进取饶州，经乐平县，乘机恢复，进至鄱阳云吉峰下。大破叛军，逼饶州城下，叛军弃城逃，遁入鄱阳湖中。饶州复归清军。
此时清军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还不能过于乐观，因为战略形势未发生根本扭转。将领们上报的战况，往往是报喜不报忧。其真实情况是，双方应当是势均力敌，互有胜败，谁都无法吃掉对方。
耿精忠在与清军的多次交战中，消耗很大，他又不像吴三桂与台湾郑氏那样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只得向琉球寻求军需物资及火器方面的支持。琉球盛产硫磺，这是制造火药所不可缺少的原料。当时战场上，虽然冷兵器仍占主导地位，但火器已逐步开始普及。拥有精良的?
火器，越来越成为胜利的重要因素。
康熙十五年，耿精忠派特使到达琉球，他很有派头地写道：
总统兵马上将军令谕：予惟军兴之际，需用惟繁，内附之邦素称外海之名封，早识中华之大义，翊戴原无异视，尊攘谅有同心。予建义三年，提师四出，天南半壁，尽入版图，极北九边，尚烦绥靖。兹特差员前诣王国，采办硫磺，以佐军需，所望悉心指导，俾其趂候早归，庶藩屏兼资，而折冲有赖。他时入贡，伫待风帆，指日加封，游膺天眷。故谕。丙辰年五月十八日。
耿精忠并没有署吴三桂的周王年号，而以干支纪年。这表明他并不承认吴三桂的领导地位。反清的队伍谁都不服谁，仿佛又回到南明时期。
第二十四章 酒鬼的清醒
历史上有名的“三藩之乱”，我们只谈到两藩，还有一藩呢？
好，回过头盘点一下。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他并未动兵，但不动兵，不等于不动心，他始终关注着外部的局势。而包括清廷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也密切地注视着他。
尚可喜对撤藩也是不满的，不过他和耿经忠一样，对被撤藩后的个人命运，倒并没有太多担忧。因为实力与能力的关系，他们和吴三桂并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不太会有失去兵权后，被除掉的危险。
当撤藩的旨意传来时，虽然不太痛快，但尚可喜还是让属下打点行装，准备回老家养老。吴三桂一起兵，康熙帝就下令停止撤藩，于是尚可喜留在广州待命。
吴三桂起兵之时，派人专程前往福建、广东，策反两藩。耿藩与尚藩的态度却很暧昧，先前他们可是一样和吴三桂骂娘的，现在却不做声了。吴三桂心中暗笑，出头鸟让我当，有了好事，你们再分享，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后来耿藩迫于压力，加入了吴三桂阵营，而相对太平的广东，尚可喜却始终在观望。
康熙十三年四月，他更是把吴三桂的来使和约他起兵的书信，一并解往北京。康熙帝很感动，当即批示，予以嘉奖。并通知兵部，等事平之后，再行重赏。在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叛清后，尚可喜再次表态，跟这帮逆贼一刀两断。
尚可喜与耿精忠是儿女亲家。耿精忠是尚可喜长子尚之信夫人的哥哥，而尚可喜次子尚之孝的女儿又是耿精忠的儿媳，两家人的关系应该是很密切的。加上后来孙延龄造反时，在布告四方的檄文中，为了扩大影响，用了“三藩并变”这样的描述，尚可喜觉得很有必要为这些事，向朝廷表白一番。他写道：“孙延龄伪檄有‘三藩并变’之语，闽省又倏告变。臣与耿精忠本系姻娅，不能不踧踖于中。窃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余，虽至愚极陋，岂肯向逆贼求功名富贵乎？唯知捐躯矢志，竭力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
尚可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做法，和他自身的情况有密切关系。他此时已七十多岁，俗话说的好，人活七十古来稀，在那时七十多岁的人算是非常长寿的了。这么大年纪，说句不好听的，还能活多久，根本没有定数。从常理讲，一个快要OVER的人，还会想到什么荣华富贵，想到去造反吗？
尚可喜与吴三桂都是老辣之人，吴三桂的老辣，体现在他反清这件事上，而尚可喜的老辣，则体现在不反这件事上。
吴三桂是不得不反，而尚可喜是不得反。为什么？老尚跟着清军打了几十年的江山，清廷的综合实力，汉人政权间的钩心斗角，他是了然于心。别看吴三桂现在闹的猛，但他带给尚可喜的不是希望，而是回忆。清廷关外苦寒之地建立起的一支小政权，为何多年后，竟然能夺了大明江山？汉人并不是让满人打败的，而是让自己打败的。
如今的一幕，与南明时期何其相似！你方唱罢我登场。清廷取得江山，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必然。尚可喜坚信这一点，所以他不想反。他坚定地站在清廷一边，相信自己虽然会受到吴三桂的军事威胁，但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丢了藩地。原本就是要撤藩的，这些地盘丢了也没啥。只要忠于大清，全家还能有个好归宿，这便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尚可喜的忠诚（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聪明或圆滑），在此非常时期，足以让康熙帝感动不已。他对兵部官员说：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调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诚显著，深为可嘉。两广一应军机调遣，及固守地方事宜，著尚可喜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同力，务酌万全而行。
与吴三桂翻脸，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尚可喜虽老矣，却并不糊涂。他感到自己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恐怕难以应对以后的诸多变故。他想让儿子提前袭封他的王爵，主持军事。按礼制，长子尚之信自然是首选。他生于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时，已经三十九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此人长得虎背熊腰，天生神力，勇不可言。他十九岁进京，在皇帝身边侍奉。直到康熙十年，尚可喜因年老多病，向朝廷奏请，他才回到广东。他平时表现还不错，能在皇帝身边待那么多年，就足以证明。但是他有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喜欢喝酒。一旦喝醉，就如同换了个人，常常砸东西打人，弄得大家都很怕他。在面临选择继承人的问题时，尚可喜的心腹谋士金光进言：尚之信，虽英勇，但失稳重，若让他继承王爵，怕以后搞出什么事，连累全家，不如次子尚之孝更合适。
尚可喜仔细考虑后，觉得金光说的有道理，遂决定把爵位传给次子尚之孝。康熙十三年四月，尚可喜向朝廷奏言：
太宗皇帝时，袭职之子，不论年长，必选才能。今臣年逾七十，若不早决于生前，窃恐偾辕于异日。臣察众子中惟次子都统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战守缓急事宜，臣虽衰老，不能驰驱，然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指挥调度，断不至有误封疆也。
这种违反礼制的事，朝廷并没有细究。尚之信在北京待了那么久，估计他的另一面，皇帝多少还是知道的。朝廷很快批复，同意尚可喜的请求。
尚之信在北京辛辛苦苦那么多年，说穿了就是做人质。物质上虽然待遇很好，但精神上的苦闷，却不是其他人所能体会的。他酗酒，其实也是精神压力使然。苦熬了那么多年，最终继承人却不是自己，他的愤怒可想而知。而他的弟弟尚之孝知道哥哥的威猛，一时竟不敢要这个爵位。七月，广东巡抚刘秉权出面周旋，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说尚之孝请辞王爵，他的意见，如今“诸逆”鸱张，大兵进剿之时，平南王尚可喜精神强健，应令他照旧管事，等事平之后，再令尚之孝袭爵。康熙帝看到奏折，哑然失笑，知道是家庭内部矛盾，既然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同意了刘秉权的建议。
广东的地理位置，在广西与福建之间，北与湖南、江西相邻。孙延龄、耿精忠都已叛清，而吴三桂大军又集结于湖南境内，这就对尚可喜形成合围之势。对此尚可喜很是紧张，当他发现吴三桂两万人马屯扎黄沙河时，立即向朝廷奏报：“若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他请求就近调拨援兵，速来广东会同他一起剿灭“孙逆”。
康熙帝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等，率所部官兵急赴广东，同尚可喜商酌行事。同时，又指示尚可喜会同两广总督金光祖对付广西孙延龄，相度形势，有可剿之机，即可进剿。
有尚可喜主持大局，广东勉强维持着稳定。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广东潮州（今潮安）总兵刘进忠公开举兵叛乱。刘进忠是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人，原是明朝总兵官马得功部下，顺治二年随马得功在芜湖降了清军。后随军征战福建，被擢升为靖南王下左路镇标副将。康熙三年，又升任福建中路总兵官。康熙八年，又任潮州总兵官。此人与耿藩关系密切，当闻耿藩起事后，他派心腹杨希震赴福州，与耿精忠联络，耿精忠对其许以高官厚禄。刘进忠密谋造反之事，被同在城内的续顺公沈端侦知，他与游击李成功、张善继决意除去刘进忠。四月二十日，爆发激战，双方部队，逐巷逐巷争夺。最后沈端兵败被俘，李成功等被杀。耿精忠派漳浦总兵刘炎赶来增援。二十三日，刘炎部进入潮州城，控制住局势，刘进忠把沈端全家押往福建看管。耿精忠封刘进忠为“宁粤将军”。
对于刘进忠叛乱一事，尚可喜在第一时间向朝廷做了汇报。康熙帝指示兵部：“平南王尚可喜，累朝勋旧，久镇疆，劳绩茂著。自吴逆叛后，尤能笃守忠贞，殚心筹划，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之日，从优议叙。”
刘进忠大军杀入广东，意味着耿藩势力对广东的渗透，对于尚可喜来说，这是开了一个坏头。他派次子都统尚之孝领兵讨伐刘进忠，屡获胜利。于康熙十三年七月，收复了程乡、镇平（蕉岭）、平远（今平远附近）等县。
收复失地后，尚之孝又进入福建，攻占大埔县（今广东大埔北），抵达三河坝，并迅速逼近潮州。十月，尚可喜属下总兵官王国栋在潮州城下同刘进忠与郑氏联军激战，三战三捷。十一月，尚之孝进军潮州府，攻下东津笔架山、洗马桥等地。巡抚刘秉权、王国栋等攻破潮州城南，凤凰州木城两座、击毙都督金河臣等，歼灭叛军五千余人。副将何九衢收复潮州府澄海县（今仍名）。
这年十月，康熙帝命广东文武将吏都听平南王尚可喜节制。他对议政王诸臣说：自吴三桂叛逆以来，尚可喜为国抒忠，功绩茂著。当此广州军兴之际，凡总督、巡抚、提督以下各将吏都要听从可喜调遣，此后补授文武官员也皆由可喜选补奏报。至于一切调遣兵马及招抚事宜亦听尚可喜酌行。
清军一败再败，将领官员一降再降的情况下，还能有尚可喜这样的中流砥柱，这算得上是清廷之福了。这样的人自然要大大奖赏，让满朝以他为榜样。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下旨：特晋封尚可喜为亲王！
除吴三桂以外，尚可喜是汉人中唯一得此最高爵位者。在吴三桂叛清后，还能给一个汉人这么高的荣誉，可见尚可喜对清廷的重要性。
虽然尚可喜父子在广东干得很卖力，但对手也不断在给他们制造麻烦。广东各地武装“叛乱”不断，这其中既有刘进忠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也有原本隐藏在山中的“土寇”，乘乱出来捞一把，还有反抗残暴官吏的仁人志士。广东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
尚之孝率军围困潮州，刘进忠死守不出。关键时刻，台湾郑经派大将刘国轩、赵得胜、总兵何佑率众万余来救。尚之孝腹背受敌，只得退至普宁（今普宁北）。六月高州（今仍名）总兵祖泽清叛变。祖泽清是原明朝锦州总兵祖大寿的第四子，祖大寿一家于崇德六年降清。康熙六年，祖泽清由参领晋升为广东高、雷、廉总兵。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祖泽清与吴三桂是表兄弟。祖泽清投靠吴三桂后，收编了广西叛将马雄、董重民、李廷栋、王洪勋、郭义等，有部众数万人。连续攻陷雷、廉、德庆、开建、电白诸地，直抵新会、潮州。郑氏手下刘国轩与刘进忠合军，于大年夜攻破尚可喜的普宁大营，并乘胜追至惠州的博罗。新会与博罗（今仍名）可谓是广州的门户，此地一失，广州危矣。
尚可喜向朝廷紧急求援，称自己身体已撑不住，望朝廷另派大员来主持广东的工作。可是对广东，没有谁比尚可喜更了解，对广东，没有谁比尚可喜更有威信。康熙帝苦笑着看完奏折，只得好言相劝。一方面对他的病情和处境，给予深切的关怀和慰问，另一边作为皇帝，竟然说出了“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这样的话。让他另派一子赴潮州，而让尚之孝回广州协助他的工作。
广东看来真的是很危急，康熙帝的这道批示刚发出，又收到尚可喜的告急奏章：叛将马雄、董重民等，乘高、雷叛变，“益肆猖獗”。一部分满汉官兵已退驻肇庆，尚之孝所率官兵在潮州叛将刘进忠与郑军的压力下，都已退至惠州。尚可喜呼吁援兵“兼程”前来广东。正月初十时，康熙帝已下令从江西兵中抽调精锐，由副都统额赫纳率领，前往广东救援。康熙帝得到这份急奏后，指示兵部，令额赫纳“倍道速进”。
真佩服康熙帝的心理素质，笔者写这段时，额头都在冒汗。史料上未记载康熙帝是否冒汗，但记录了没隔几天，尚可喜又告急：称叛军进攻惠州、肇庆诸城，“省会危急。”
康熙帝紧急指示：“粤省要地，倘部踈失，为害不小。”令驻山东兖州的部分骑兵和蒙古兵调赴江宁（南京），而现驻江宁的骑兵，及驻防徽州、池州的满洲、蒙古兵，总计三千余人，虽数量不多，却都是精锐，由“平寇将军”哈尔哈齐统率领赶赴广东。康熙帝严令：“如有稽迟，坐以失误军机之罪。”
虽然康熙是个很勤奋的皇帝，尚可喜也是非常尽力的大臣，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康熙帝的指令还没到广东，广东的形势又进一步恶化。吴三桂调遣大军加紧对广东进攻，直指肇庆和广州。肇庆离广州不过二百里左右，骑兵快马加鞭一天足矣。而此时，尚可喜所辖总兵官苗文秀、副将吴启镇、游击李有才等又相继叛变，广州的形势更加危急。
吴三桂想逼尚可喜归顺，以他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也能叛清的话，影响将是相当巨大。如果他不降，吴三桂便决定彻底消灭他，并占领广东全省。因为广东与广西、湖南、福建三省相邻，而吴军已打到湖南，对吴三桂而言，如果广东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就犹如北伐的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大闹广东的，不仅仅是吴三桂，这块肉，人人都想咬一口。除了刘进忠、祖泽清等叛将，台湾郑经与广西耿精忠的部队也杀入广东，以致“粤东十郡，竟失其四”。而作为省会的广州也是危在旦夕。巨大的压力，让尚可喜的身体更加疲惫不堪，原有的病情也不断加重。他屡屡向朝廷求援，封赏鼓励的圣谕倒是很感人，可毕竟是精神原子弹，不能真顶用。眼见朝廷的援军迟迟未到，尚可喜近乎绝望。他在府中后院准备了薪柴，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自焚殉节。
吴家与尚家也算世交，吴三桂对其家里的情况也比较清楚，他知道尚之信对未能承袭爵位耿耿于怀。他一边不断施加军事压力，一边派人游说尚之信，表示只要他肯归顺，就封他为王，世守广东。
吴三桂的承诺应该还是很诱人的，对于尚之信，如果继续待在清朝这边，亲王的爵位只能是弟弟的，他什么也捞不着。但是否归顺吴三桂，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易能下的决定。他在北京十余年，侍奉皇帝周围，他虽不愚忠，但清廷的综合实力，他还是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到的。多年来，父亲也经常提到南明，汉人不团结，被逐个消灭的历史。他虽然喝了酒以后会犯混，但作为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人，整个国家的形势，他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的。但吴三桂大军已兵临城下，还有其他选择吗？
跟清廷一条道走到底，只能是城破家灭。这之后，哪怕朝廷给予再多的哀荣，对于死人来说，都是虚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全家。
忠清是死，反清也是死！到底该怎么办？
也许还有一条路，严格地说，并不能算路，只能叫走钢丝。汹涌的河流中藏有两条巨鳄，尚家走在上面，无论掉到哪一边，都会被吞噬，所以绝不能掉下去。不过两条虽都是吃人的鳄鱼，但位置却有不同。清廷离的远一些，而吴三桂却几乎就在脚下。走钢丝靠的不仅仅是勇气，还需要一些智慧。如果朝你脚下的那条鳄鱼扔点肥肉，给点甜头，是不是可以让他消停会儿，让你有机会走过眼前这道险境？
尚之信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决心赌一把。这一把必须赌，不赌也是个死，赌了也许还有一线生机，甚至有额外的收获，最起码可以杀掉仇人金光。自己之所以没能袭承爵位，就是因此人在旁挑唆。就算自己要死，也得先拉个垫背的。除了杀掉仇人，也许还能夺回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兵变，派兵包围了父亲府邸，软禁了尚可喜。他封锁各处，接管了平南王所有的权力，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的封号。病床上的尚可喜闻讯，气得晕了过去，似感末日已到。他想自杀，却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尚之信政变后，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皆听从他的号令。尚之信派人逮捕了金光，并迅速处死，终于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
在病床上躺了数月，尚可喜不见好转，家人已为其准备好了后事。十月二十九日，他回光返照，竟挣扎着爬了起来，喃喃自语道：“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他命诸子把朝廷所赐冠服取出来，穿戴好，向北叩头。然后对诸子说：“吾死后，必返殡海城（辽宁海城市）。魂魄有知，仍事先帝。”说完，溘然而逝，享年七十三岁。
直到第二年六月，康熙帝才得知尚可喜死讯，不胜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指示要给予“恩恤”。
酒鬼不喝酒的时候，办事比平时不喝酒的人更清醒，更有魄力。尚之信就是这样的。在兵变掌控全局后，他就派人“以丸书”（即以蜡丸裹封的奏疏）上奏清廷，说明自己的难处，称降吴实为迫不得已。他愿为朝廷做内应，一旦机会成熟，必为朝廷平定叛乱，效犬马之劳。
对于尚之信的陈情，康熙帝也弄不清真假，但毕竟可能不是真反，总好过那些不回头的人。他一方面下旨表示安抚，一方面恩威并施，暗示尚之信，对于他的认定，最终要看其所作所为。意思说的很明白，你若确为朝廷效力，朝廷是有数的，最后也不会为难你，你若是忽悠朝廷，那最后责任自负。
稳住了康熙和吴三桂之后，尚之信积极调整布防，逐渐稳住了阵脚。吴多次催他出兵庾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但他始终找各种借口，按兵不动。不过却很识相地拿出不少银子和物资支援吴三桂。银子和物资不会说话，清廷并不知这是谁家的东西。而吴三桂得了好处，加上尚之信也没有配合清廷（估计和对吴找的借口一样），背后对吴三桂捅刀子，所以吴也没有为难他。
第二十五章 陕甘那些事
吴三桂在云南起兵的时候，他在各地还有许多旧部。这些重要的力量，他自然不会放过。除了耿藩、尚藩、孙延龄等，还有两个重量级人物，分别是王辅臣和张勇。
王辅臣现在是陕西提督，驻守平凉（甘肃平凉）。张勇则是甘肃提督，驻守甘州（甘肃张掖）。其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个人关系更亲密些。云南援剿右营标下听用官汪士荣原为王辅臣部下，所以吴三桂就派他为特使，携带两封亲笔信和任命札二道，从间道赴平凉，都交给王辅臣，让他将其中的一封信和委任札转交张勇。
王辅臣、张勇可谓吴三桂布置在西北的两颗棋子。一旦他们响应，便可造成南北夹击清廷之势，具有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王与张手握重兵，其麾下部队有“西北狼”的别称。王与张驻防的地方，皆属战略要地和边防重镇。平凉为陕西与甘肃两省的适中之地。自明以来，山西、陕西向称京师“右臂”，与山海关外的辽东称为“左臂”，形成两个对应的战略区。王、张二人，足可以一举控制西北，而出平凉，举足便可进入陕、山，迅速逼近北京，从而对清廷构成巨大威胁。
此外王、张的兵力，又足以牵制住清军大批部队，让吴三桂在南方可以从容应战。而在东南沿海又有耿精忠的牵制，可谓东西、南北四面夹击。
吴三桂觉得，自己对这二人是有恩的，只要自己起兵，他们必然会响应。但事实并非他想的那么简单，吴三桂有恩于他们，无非就是功名利禄。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么好？那是将来用得着他们。但知道这两人好用的，不仅仅是吴三桂。精明不输于他的康熙帝，也同样会对王、张二人施以恩宠，而且只会给的更多。
王辅臣三年前，在京准备赴平凉上任时，康熙帝对他说：“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你去不可。”特命钦天监为他选择一个好日子动身，日期选在年内，而时已近年底，康熙帝又说：“行期已近，朕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就到了，你陪朕看过灯后再走。”又命钦天监再选择上元节99ｌｉｂ?后的吉日。
到临行这一天，康熙帝接见王辅臣，说了不少暖人心的话，又给了不少赏赐。御座前有条蟠龙豹尾枪，康熙帝指着枪说：“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必将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他物不足珍贵，唯把此枪赐给你。你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这话说的，把王辅臣感动得一塌糊涂，拜伏于地，痛哭流涕，久久不起，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
这么说王辅臣，他是爱康熙胜过爱吴三桂？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请允许笔者批评您一声：幼稚！要知道吴三桂也同样说过类似感人的话，王辅臣也同样做过如此痛哭流涕感恩状。
王辅臣爱谁？他最爱的是他自己！吴三桂与康熙也一样！
这年头历史剧拍的像言情片，历史人物之间拍的像“断背”，各位千万不要中毒。历史中的大佬哪个都不简单！
王辅臣收了书信，先让汪士荣休息，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好想了几天。要论功名利禄，朝廷自然是给的更多，跟吴三桂一起干，将来胜利了，无非也就是达到现在这个标准，况且其中还有许多风险。如今老吴在南方倒是风生水起，这南中国，原本就是清廷靠汉人打下的，吴的兴旺，倒也不算奇怪。而北中国，吴未必就能玩的转。想来想去，他觉得和吴做买卖没什么前途。于是命人捆了汪士荣.t>，连同信札，让儿子王继贞押解前往北京。
康熙十三年二月初，王继贞到了北京，面见康熙汇报，并把吴三桂的信札一并献上。康熙帝很高兴，连夸了他们父子忠心耿耿，随后将汪士荣处死。并指示兵部：
陕西提督王辅臣，久历戍行，劳绩素著，近举首反贼吴三桂所送伪劄，遣子奏闻，坚守臣节，益见忠贞，朕心深为嘉悦，前已有旨，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今应即行加恩，以彰激劝。
当即授给王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职，授其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
论做人，王辅臣这事做得不算漂亮，因为这事还牵扯到张勇。他没有和其通气，便向朝廷上奏。虽然也没有害张勇，但功劳却全是王的，让张失去一个表忠心的机会。
当然论做官，这事王辅臣做得漂亮。因为他并不知道张勇对这事的态度，与张勇通气，人情上倒是不缺，却给王自己带来风险。朝廷耳目众多，如果此事不直接向朝廷汇报，而是先跟张商量，这不是心怀不轨嘛？无论张勇选择站哪一边，他王辅臣都会很被动。张勇若为邀功，先向朝廷上奏，王辅臣的处境就会更危险。退一万步讲，即使归顺吴三桂，他张勇先给吴三桂打小报告，说你举棋不定，为这事还跟我商量，你说吴三桂会怎么想？
嘿嘿，做官与做人的标准竟然不一致！
王辅臣的苦衷，同为官员的张勇应该是可以想到的，但理解别人难，理解自己却很容易，这事让王辅臣与张勇之间自此有芥蒂。
恰逢此时，四川总兵官吴之茂叛清，他派人给张勇送去劝降信。张估计也把自己关在家里考虑来着，不过有王辅臣这样聪明的同僚为榜样，估计他考虑的时间会少很多。这回终于轮到他表忠心了，他把来使同“逆书”一并上交给康熙帝。康熙帝大为称赞，“命从优议叙”。
西北方向的王辅臣与张勇虽然没有反，但吴三桂的心思，却已很明显地展露在康熙帝面前。他觉得有必要派一得力大臣前去总揽一切事权，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最后他选中了刑部尚书莫洛，授以全权，经略陕西。康熙对兵部、吏部讲：陕西为边陲重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员辽阔，素称“疆”。“逆贼”吴三桂煽乱滇、黔，四川从逆，而山西“地处邻封”，恐有“奸徒”摇惑，以至人心不宁。虽有督抚、提镇等官各尽职守，但军务繁重，必须派遣一大臣，“假以便宜，相机行事，方可绥靖内外，保固边疆。”
之所以用莫洛，是因他曾任陕西总督，对当地情况较为了解，在官员与民众中也颇有威信。所以康熙帝决定特授经 7565." >略，率领满兵驻扎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一起制定有效措施。他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各将官，悉听节制，兵马粮饷也都听他调发，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由他选用，兵部、吏部不得从中掣肘，邻省用兵，应当救援的，酌量策应。如有军事行动，将军、总督要领兵前去。等湖广、四川地方平定，即命莫洛还朝。
为了增强莫洛的威信，便于他令行禁止，康熙帝特加莫洛武英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陕西经略，赐以敕印。
原本朝廷就驻有封疆大吏，这次再派莫洛前往，一是因此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不容有失。另一个原因却是台面下的。康熙帝何其精明，他知道王辅臣与张勇的“忠”所依赖的基础。有基础，自然也就是有前提的忠，这样的忠是要打问号的。
康熙帝对他们不放心，或者说得含蓄点、巧妙点，康熙帝是要辅导他们，帮助他们，做个名垂青史的忠臣，以防走错路，一失足成千古恨！
七月初，康熙帝给甘肃提督张勇发了一道指示：“秦省边陲重地，恐奸宄窃发，尔乃封疆大臣，朕所简任，可率所部总兵等官，固守地方，有为乱者，严行辑治，以副朕倚任股肱之意。”
请注意，张勇是甘肃提督，皇帝却让他关注陕西方面的形势，并给以指示，要其严防叛乱，这说明什么？尤其强调张勇是他亲自选任的，以示恩于他，这意思可就更耐人寻味了。
给了张勇密旨后，康熙帝命王辅臣同将军席卜臣等赴荆州增援。后因情况有变，指示王辅臣不必再去荆州，或者随将军赫叶等攻打四川保宁，或仍驻平凉，具体由莫洛酌遣。莫洛回奏，说四川“逆贼”正固守保宁，而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有“贼众盘踞”，前往增援的兵力不足，拟将增援的副都统吴国正和马一宝的军队派往广元。
就在这时，情况突变，叛军分三路来袭，包围了宁羌州（陕西宁强）。此地为清军入川的后路，康熙帝命莫洛速派兵增援。莫洛得到命令，随即指令部队，务必在宁羌州城外击溃叛军，迫使他们撤退。康熙帝考虑到宁羌的>?９９ｌib.重要性，唯恐有失，便命莫洛调副将雷继宗与王辅臣共同固守宁羌诸处。
随后莫洛率部进入四川，但在陕西汉中与四川保宁交界处受到阻击。四川叛军又攻占了七盘关与朝天关（两关在广元与宁羌州之间），切断了清军的补给线，驻广元的清军陷入困境，军心极其不稳。在略阳（今仍名），嘉陵江上的粮船又被叛军夺去。没了后勤支援，清军无法再向前推进，且处境危险。康熙急令莫洛与“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速从保宁回撤广元。并要莫洛等人亲自殿后，以便原驻广元的清军，安全撤回汉中，固守阳平（宁羌西北，略阳南）等处，歼除宁羌地区的叛军，整顿士马，再图恢复。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莫洛率部至宁羌州，驻南教场，与王辅臣兵营相距大约二里。初四日，王辅臣部突然发生骚乱，围攻莫洛大营。士兵们高喊要粮饷，要好马。莫洛只得命弓箭手击退兵变士兵，但这更加激怒了讨要粮饷的士兵。这一次，他们也使用了弓箭，还有火器。混战中，一颗火铳流弹击中莫洛，其当即倒地而亡。除莫洛外，其属下也大部分战死。剩下约两千多的后勤人员，均被王辅臣收降。
这场兵变来得非常突然，主要是因后勤方面的问题，导致军饷迟迟未到，拖欠了许多时日。军队的士气与忠诚是要靠钱来维系的，一旦拖欠军饷，必然发生兵变。王辅臣在军中还算是有威信的，因为有他在，所以才能拖到现在。要换个人带兵，估计早出事了。莫洛亲自统帅的部队大部分是旗人，而王辅臣的部下均是汉人，两者原本待遇就有所差别。其实，旗籍士兵断饷的日子并不比汉人士兵少，但八旗制度保证了旗籍士兵某种程度的信仰与忠诚。比如朝廷的制度明确了，旗人一辈子都有生活保障，所以一时的拖欠军饷，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打个比方，在清朝这个企业里，旗人好比是正式工，保险、养老金制度很完善，没有后顾之忧。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全员股份制的企业，旗籍士兵个个都是小股东，作为股东，他们自然更容易与企业风雨同舟。而汉人士兵就如同是临时工，做一天工拿一天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被解雇，对企业没有什么向心力。汉人部队早已军心不稳，而旗人部队似乎却没什么起伏，这让汉人士兵误以为旗人有军饷，唯独缺了他们。
起初，局面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汉人士兵们都是赤手空拳去讨要粮饷的，可能是对汉人天生的不信任感，旗人做出了过激反应，使用武力来对付汉人。这样一来，性质完全变了，局面也就不可收拾了。
面对这场突变，见过世面的王辅臣，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手底下的士兵就是他的本钱与筹码，面对愤怒的士兵，他也不得不选择，表示支持他们的举动（要是当兵的全都脱了军服，改当百姓去谋生，他王辅臣不管在清廷还是吴三桂那里都只是一个屁）。他率部兵自宁羌州撤至沔县（今陕西勉县西侧），一路上，刚收降的两千余人，几乎全部逃光。王辅臣又从沔县北上略阳，定西大将军董额随莫洛之后，撤至沔县，才得知王辅臣部哗变。他一边急忙退守汉中，一边迅速向朝廷奏报。但奏报上只提哗变之事，至于事出何因，以及莫洛的生死，他一无所知。
王辅臣部哗变，康熙怎么也想不到。虽然对于王的忠心，他多少是打一些问号的，但刚刚不久前王辅臣还向朝廷奏报了吴三桂联络其谋反之事，并抓了信使，让儿子亲自进京汇报。如果这些都是假的，是演戏，那他目的是什么？他儿子现在还在北京，这样做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康熙将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招来，告诉其父谋反的消息。王继贞愣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他回过神来，第一个反应就是，此消息会不是假的，是否是敌人的反间计。见他不信，康熙帝命人将陕西方面的奏报拿出来给他看。王继贞看罢，吓得直发抖，语无伦次地分辩些什么。康熙帝耐着性子听完，他大概的意思，其实和皇帝的疑惑也一样，那就是他老子实在没理由造反啊？
康熙帝其实召见他之前就想好了，见从王继贞那里确实问不出什么，便说：“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
康熙对王辅臣最终的去向，心中并不是太有底。若王与四川叛军会合，便可北进中原，长驱北京。而清军此时正汇集荆州，北方空虚，清廷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在王继贞之后，康熙帝又派科臣苏拜携带他的招抚谕旨前往陕西，会同总督哈占商酌，挑选干员，或亲去王辅臣处，或派他人代替，向王辅臣宣布朝廷旨意，招其归顺，并尽快安抚乱兵。
招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康熙帝也在做最坏的打算。首先加强了省会西安的兵力，以“保固秦省”。他把调往兴安等处的部队改调到西安，令他们“星夜奔赴”，不得迟误。但仍感兵力不足，而“京师禁旅，遣发颇多”，已无兵马可调。他决定再调蒙古兵，指示兵部：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三名官员，速征鄂尔多斯蒙古兵三千五百人，调归化城土默特兵七百人，皆赴西安驻守备征。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归化城土默特二部、四子部落、毛（茂明安）、吴喇忒三部，计七旗兵已启行。鄂尔多斯因天寒马瘦，先行备装，等待调发。康熙帝很担忧驻守广元（四川广元）、保宁的清军遭到王辅臣部打击，为保证这支生力军安全撤退到汉中，他特遣驻北京的八旗兵（每佐领三名）“速催起程”，赴西安协守。进驻西安的各支大军，酌置留兵守西安，其余全部赴定西大将军董鄂军前，接应广元、保宁的清军撤回汉中。
在发出上述指令后，康熙帝发现陕西兴安州（今安康）实为一战略要地，便对议政王大臣等人说：“此地西近汉中，北接潼关，东南直逼郧阳（湖北郧县），最为要地。”他命副都统穆舒浑、已任命为云贵总督的鄂善、副都统希福等部队，及增援的蒙古兵，“驰赴兴安”，共同防守汉中各处战略据点。
在这些都部署妥当后，康熙帝又加紧对王辅臣的招抚。在派出招抚专使之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再给王辅臣发出一道长篇敕谕。
康熙帝真的是一个很会做思想工作的皇帝，与其说这是一道敕谕，不如说是洗脑。写得是异乎寻常的感人，充满了温情，似乎要将对方融化。全文中没有一句指责王辅臣的话，所有的责任都由他自己来扛，自责没有知人善任，没有事先了解他和莫洛之间的矛盾。而莫洛的死，或许是其他原因造成，与王辅臣并无直接联系。所以之前的事，一概不予追究。只希望他回心转意，不辜负以往君臣间的情谊和朝廷的重托。
康熙帝并非感情泛滥，此时莫洛已死，追究是谁的责任已无意义。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王辅臣跑到敌人那一边。看得出这是一位有眼光，做大事不拘小节的君主。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十五日，王辅臣上了一份奏折，奏明兵变原因，表示自己还是忠于清廷的。他派遣莫洛部属，原任郎中祝表正携带，代为转达。而把儿子王继贞留下，没有让其再回北京。看样子，他虽没想反，但兵变却给他提了个醒，有些事情并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所以把儿子留下，以防万一。
同月二十四日，康熙帝做出批示：王辅臣率部回平凉驻防，一切事宜即照前已发谕旨执行，并且表示不追求王辅臣与部下的责任。康熙帝将此敕谕交祝表正，由他带回陕西，再向王辅臣招抚。
正在湖南指挥作战的吴三桂，一直盼着陕西王辅臣、张勇回信儿。如果他们能配合自己，必然会带动整个西北乃至中原响应，从而开辟新的战场，给清廷造成巨大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但一年过去了，他什么也没等到。他很纳闷，想不出这两人有什么理由不跟随自己，他甚至怀疑，清廷怕这两人有异心，已将他们除掉。但在康熙十三年底与次年正月之交，突然传来王辅臣兵变的消息，这对吴三桂来说，可谓是一个意外的利好消息。他赶紧拨出二十万两白银，铸“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印，交给投靠他的秦州知州巴三纲，由他转交王辅臣。
二十万两白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王辅臣可以不在乎（清廷完全可以出更高的价），但他手底下的大兵们，却很在乎这笔天上掉下的白花花银子。王辅臣所属部队驻扎的平凉地区，原本就属荒凉的边远地区，生活一向清苦的很。而如今朝廷又经常欠饷，吴三桂白银的到来，绝对比朝廷的空头支票更有诱惑力。吴三桂指示已入川的大将王屏藩和吴之茂由汉中出陇西，到处散布委以官职的文札，各种地方武装及回、蒙等少数民族纷纷响应。原本平静的西北地区，一下子热闹起来。
西北的热闹，对王辅臣的触动很大。此一时，彼一时。他原本就并非出自真情，效忠清廷，只是利益使然。如今吴三桂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日益增大，他就不得不重新掂量掂量。跟随吴三桂，同样是一条充满危险之路。但是忠于清廷，以眼下的形势看，未必就更有保证。
后勤不畅，粮饷经常得不到补充。别说打仗，连维持部队的稳定都会变得越来越难。吴三桂银子进军营的情形，王辅臣甚至都不敢回忆。士兵们恶狼般的眼神提醒他，只要价钱合适，时机合适，那帮大兵绝对不会对自己这位昔日老板留情。吴三桂想和他谈笔大买卖，自己如果不做，以吴三桂的魄力和财力，绝对可以在自己军中物色到合适的代理人。一想到这里，王辅臣就感到不寒而栗。上次兵变，皇帝的大度，确实令人感动。但这种大度，因何而起，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秋后算账的事，他不是没见过。郑成功的父亲就是这么上断头台的，他儿子还割据着沿海地区，这么有利用价值的人，说杀也就杀了。要是等天下太平了，他王辅臣还有多大价值？兵变身亡的莫洛，可不是只鸡，说杀就杀了。那可是朝廷的重臣，功勋贵戚，皇帝的左膀右臂。对于他的死，今后总得有个说法。到时自己能否逃脱干系，这又是一个问号。
王辅臣很想过太平日子，但时代却没有给他机会。他..必须做出抉择，他只能在刀尖上讨生活。思来想去，他终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为自己留条后路，他不再为清廷效力，但也不公开叛清。他想做棵墙头草，看看风向再说。他联络了秦州（甘肃天水），由略阳移至秦州，并摧毁了陕甘两省边界的凤县（今凤县西南）偏桥。派其部将王好文率部把守栈道，以致清军粮道不通，使得入守凤县的清兵以粮竭突围而走。王辅臣留下部分兵力协守秦州，自己率主力回到平凉。
康熙帝得知粮道被断一事，下诏斥责“定西大将军”董鄂等人：你们到了西安，没有随经略莫洛取道秦州，却经由栈道绕路而 8fdb." >进，托故马瘦，竟驻汉中，致使宁羌兵变，王辅臣回秦州时，你们又不跟踪追击，急忙回汉中，及至保宁军撤回，你们又仅留将军席卜臣守汉中，自统大军回了西安。已提醒你们，栈道险要，却不多留兵防守，竟让叛军据守，致使广元、朝天关等处又被叛军占领。这都是董鄂等人“退缩迟延”造成的，理应解除职务，但目前正临大敌之时，仍令董鄂平定秦州、平凉等地。
陕甘地区叛乱形势日益蔓延，清军节节败退。没有后勤补给，清军被迫退回西安。汉中、兴安等重镇已被王屏藩等占领。王辅臣向各地发出信函和任命文件，约会起兵。固原道（今宁夏固原）陈彭受巡抚之职，定边（陕西定边）副将朱龙受任为招抚总兵，还有巩昌（甘肃陇西）游击袁承梁以城叛，副将江有仓、参将潘瑀策动阶州（甘肃武都）、文县（甘肃今仍名）、洮州（甘肃临潭东）、岷州（甘肃岷县）叛变。临洮（今仍名）守备鲁文耀叛，甘肃省城兰州被游击董正巳策反，巡抚所属弁卒作乱，占据全城。
据甘肃提督张勇报告，甘肃方面最先跟吴三桂、王辅臣串通的就是董正巳。他差心腹先去秦州，跟知州巴三纲联络。其后，守备吴承印又串联鲁文耀、马洪，与王辅臣联系，表示愿同时起兵。兰州城千总杜士黄，充当马洪、吴承印的内应，煽动甘肃巡抚所属部队，密谋起事。秦州知州巴三纲派其弟巴五秘密潜入兰州，与任职布政司的笔帖式本家人巴锡密谋，白天在董正巳家，晚上居于巴锡家，逐个做巡抚所属游击、守备等军官的策反工作。
二月五日，王辅臣部向兰州进攻，董正巳等乘机夺占了全城，巡抚华善逃往凉州方向。兰州外控西垂，内接临（洮）、巩（昌），为秦中战略要地，此城一失，西北震动，许多城镇或叛或陷，还有一些城镇与乡村，被当地武装所把持。如三水、溶化、白水、浦城、韩城诸县，“土寇蜂起，掠劫乡村。”
陕西方面，各郡邑随之骚动，叛乱纷起。他们攻城略地，绥德、延安、花马池、靖边等相继失陷。
陕甘地区的多米诺骨牌，一倒而不可收拾。绝大多数地区的将吏都参加了叛乱，只有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西宁总兵王进宝、宁夏总兵陈福未叛。陕西全省只剩西安一府及邠、乾二州还在清军手中，甘肃仅保有辽西走廊一狭长地带。康熙十四年三月，康熙帝为表彰他们尽忠朝廷，特晋升张勇为“靖逆将军”、加孙思克左都督、加王进宝都督同知，提升陈福为陕西提督。四月，王辅臣派人带着吴三桂授给张勇的札印，再次前去劝降，授张勇为“陕西西路总管平远大将军”。张勇大怒，下令直接斩了来使。王辅臣给王进宝送去一封信，劝其归顺吴三桂，被王进宝断然拒绝。他们两人将此事上奏给康熙帝，康熙帝大悦，封张勇为“靖逆侯”、授王进宝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吴三桂又亲自发给王进宝札文，他把札文上交给朝廷。
王辅臣也曾表现得很是忠心，在他反后，康熙帝已对汉将没了信心。但陕甘地区只剩下区区几员大将可用，也只能暂时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通知兵部、吏部：甘肃省“凡总兵以下官员，听从张勇调遣、提拔、补授”。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制约，一切征剿事宜，均由张勇便宜行事。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突然发生兵变，张勇的心腹战将陈福被乱兵所杀。次年正月，康熙帝改调西宁总兵王进宝代替陈福，出任陕西提督，暂驻秦州，继续兼西宁总兵官。宁夏总兵官缺，责成张勇和巡抚华善推补。很快，张勇推荐他的旧部、现任天津总兵官的赵良栋担任此职。康熙帝应允，并把总兵官一职提为宁夏提督，考虑到军情吃紧，令他兼程上任。赵良栋卸任的天津总兵官，由陈福的弟弟、现任涿州参将陈奇，破格出任。赵良栋是甘肃宁夏人，勇猛过人，与张勇、王进宝并称为“河西三汉将”。后在.9９lｉｂ.张勇的统率下，与王辅臣反复激战，最终为清廷收复陕甘做出突出贡献。
第二十六章 北望长江
康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战火燃烧到蒙古草原。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着吴三桂反清大业的兴起，也兴兵造反。布尔尼为林丹汗后裔，后林丹汗被剿，朝廷扶植其子额哲为亲王，并将一公主嫁给他。这布尔尼虽为公主所生，与朝廷却不亲。他煽动蒙古各部造反，只有奈曼王扎木山等不多的人响应。四月六日，康熙帝命多罗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以大学士都统图海为副将军，护军统领哈克山、副都统吴丹、洪世禄同为军务参赞，率满洲八旗兵和蒙古诸部兵马讨伐布尔尼。
吴三桂还真有本事，高原反应都阻挡不住他，西藏受到他的蛊惑与收买，竟然也跟他坐到了一条船上，不时挑起与清廷的军事摩擦。此时全国，除关外的辽东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等少数地区还较稳定，其他已是遍地狼烟。
局势越来越危险，康熙帝甚至动了御驾亲征的念头。他对几位大学士说：“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首吴三桂。若吴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不攻自息，生民得安。”他要求他们跟议政王大臣密议，大臣们认为京师为根本重地，若皇帝出外亲征，倘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康熙帝接受众臣的意见，继续留在京城，掌控全局。
国内闹也就罢了，连一些境外小国，竟然也来凑热闹。康熙十三年七月，两广总督金光祖密报：“交趾（越南）知孙延龄叛逆，乘机蠢动，陈兵边界，其情叵测，请加防御。”康熙帝不得不增兵，“防守险隘”。
交趾国的意图有二，一是怕中国内战蔓延到该国，所以事先封锁边界，以防万一。二是看到中国内乱，心中痒痒，很想试试手气，看能不能捞点好处。
除了实际的交趾人，还有骄傲的朝鲜人。朝鲜李氏王朝，原是明朝藩属，因受清廷武力胁迫，不得不称臣，但内心一直不服。吴三桂起兵后，朝鲜国内的一些大臣和知识分子（儒生）上疏国王，要求乘时起兵，摆脱清廷的控制。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等，于康熙十三年（李氏显宗十五年）五月，相继上疏。大意是，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天下事变，近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
朝鲜国王深知清军的凶猛与清廷的厉害，若是翻脸，等清廷控制了局势，必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所以他想再观望一番。
内外交困，康熙帝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吴三桂最得意的时候。他起兵自云贵，开了一个好局。然后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隔江与清军大本营荆州对峙。吴三桂站在长江边，昂首北望，一片好风光已在眼前。
归纳起来就一个字：爽！
吴三桂大军随时可以渡江，江北百姓已经在盘算何时可以续起头发，恢复汉人衣冠。此时军事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吴三桂手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此时能立刻挥师北上，将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大都会顺应形势，加入到反清队伍中来。清廷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
但吴三桂大军进至松滋后，屯驻三个多月，却毫无渡江的迹象。集团内部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大惑不解，纷纷上书，要求打过江去。
吴三桂的看法却与众人不同，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认为虽然现在打了不少胜仗，但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根据地起兵，先天就有不足，各地响应者虽多，但目的并不一致，往往是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铁拳洪流。滇、黔、闽、两粤等取得主要胜利的地区，原本驻军就多属三藩的汉军、绿营兵，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多集中在北方，也就是说决定性的较量并未开始。一旦渡江，随着战事的深入，吴军的不足与软肋，将会逐渐显现，而清廷的优势则将逐渐发挥。
吴三桂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原本他就只想要一块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地盘，眼下预期目标已经实现。云贵地区是他的根基所在，北上则意味着将老本全部押上，虽可开创一番新天地，风险却实在不小。若一bbr>藏书网旦战事不顺，后路被掐断，则陷入两头不着边的危险尴尬境地。而屯兵长江以南，靠着这半壁江山，也能与清廷相抗衡。划江而治，算是一个虽不完美，却相对保险的结果。
战争有时很难让人琢磨，吴三桂划江而治的想法是理性的，也是高明的。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否?9９lib.认，这给清军集结兵力、加强布防，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战无常理吧。战争的天平，究竟因何而倾斜，军事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从古至今，都未有人解开。
至康熙十四年四月，康熙帝已初步完成了对各战略要地的兵力部署。
清军总兵力大约二十万人，而吴三桂的兵力，大多集中于湖南一带，加上出征四川、两广、江西，及留守云贵的兵力，总共约三十万人。
考虑到双方总兵力、后勤补给、战略纵深、所控地区资源、人口、经济等综合因素，双方短时间内应该都不可能吃掉对方，形成了对峙局面是必然的。
第二十七章 遍地对峙
从康熙十三年底开始，全国基本形成了三大战场的格局。正面战场，自然是吴三桂唱主角。他占据下的湖南，位于全国的中心。而王辅臣、王屏藩占据的四川与甘肃、陕西大部地区，则为右翼的西部战场。耿精忠占据福建，攻取浙江、江西，则为左翼的东部战场。吴军主力、精锐近二十万人分布在长沙、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几?个战略要地。另以七万兵力驻醴陵、长沙、萍乡等处，与江西的岳乐部清军对峙。吴三桂在边关多年，深知苗、壮等少数民族的勇猛，所以收买当地土司，率军前来助战。这支少数民族部队，人数虽不多，却有五十只大象。这些巨无霸，如同当今的主战坦克一样，令人生畏，势不可当。吴三桂还命人采伐贵州、湖南的山木，造楼船巨舰，称霸水上，并调拨四川、湖南的粮食以供军需。
吴三桂非常重视岳州，特派侄子吴应期，率数万精兵防守。
岳州不仅仅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之要冲。它位于洞庭湖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与陆地相连接。而洞庭湖与长江又是相通的，从洞庭湖，可直接进入长江。若从湖南出发，可谓水陆并进。知道岳州重要性的，自然不止吴三桂，康熙帝命令驻防部队“宜亟固守”，又派出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增援部队水陆兼行，速往协守，但未等清军动作，吴军已先发制人，夺取了此地。自此吴三桂以岳州为根据地，除了令吴应期加强防守外，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内外广筑防御工事。城外陆路一面，挖通了三道壕堑，筑堡垒，设陷坑、鹿角、挨牌，以阻挡清军骑兵攻城。在洞庭湖峡口处，攒立梢桩，以防清军战船进入湖内。同时，吴三桂又在澧州、石首（今仍名）、华容（今仍名）、松滋等处派驻藏书网重兵，与岳州成犄角之势。他还派使至岳州，向吴应期传达方略。吴三桂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长期固守湖南，才可以保障他与清廷划江而治的局面。
同样道理，清军要想收复失地，则必须拿下湖南，而岳州是第一关。岳州失陷后，康熙帝一再严令催促清军尽快夺回。康熙四年六月，他特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固山贝子章 泰、镇国公兰布，率蒙古兵四千、旗下兵丁的一半，攻取岳州。命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护军统领额司泰参赞军务。清军侦察岳州城防后，深感吴军“据守颇坚，难以进取”。康熙帝便改变作战计划，命令将军尼雅翰率部赶赴江西，与副都统甘渡部会合，并率袁临总兵赵应奎，由袁州进取长沙，夹攻岳州。
隔着长江，在岳州对面的是清军大本营荆州。康熙帝清楚，吴军若要北上，必在湖南渡江。因此，他力图凭借长江天险，在荆州布防，拦腰挡住吴军。不但如此，此地还可作为清军渡江反攻的基地。
在康熙帝的亲自指挥与调度下，清军增援部队不断进入荆州。他还命制造大量各种类型的船只，为将来渡江反攻做准备。他命令：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和其他有关将领速取岳州。康熙十三年七月，贝勒察尼、将军尼雅翰等，率满汉官兵、水陆齐进，向岳州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吴三桂之侄吴应期、廖进忠、马宝、张国柱、柯铎、高起隆等，率七万大军迎战。这场大战双方互有伤亡，但清军始终无法靠近岳州，只得先行撤退。
到了九月，康熙帝特派侍卫吴丹、塞扈立前去荆州，向将领们传达他的指示。看得出康熙帝非常不满，他特别强调，取得其他胜利不值得高兴，只有夺取岳州等城才是大喜事！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勒尔锦等统帅，瞻前顾后，进军迟缓。
康熙帝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把主要目标放到了吴三桂身上。只要吴三桂倒了，其他各处叛军便不攻自破。而要消灭吴三桂，就必先破岳州、长沙。
康熙十四年初，康熙帝指示兵部行文，转告正在荆州前线的贝勒尚善：“若岳州可取，即速进兵，如势有未便，不宜轻动。”尚善接到行文，立即回奏：正准备攻岳州的战具，岳州的吴军也加强了防御措施，部署周密，无懈可击。所以清军打算转移进攻路线，只是担心正值雨季，江水泛涨，营垒前后，都被水包围，而且双方船只相距很近，荆河口则在清营后侧，吴军又占据上游地段，不免令人担忧。他们想暂停进兵，以等待时机。
康熙帝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原令湖广总督蔡毓荣率兵前去增援，现仍回荆州待命。康熙帝指示：岳州卒难攻取，若不速取长沙，恐怕叛军又增强守备，先令分兵留守要害，速取长沙。
清军统帅岳乐提出，宜先剿除江西叛军，无后顾之忧，然后分防险要，率师前往。康熙帝的态度很坚决，夺取湖南，速灭吴三桂，刻不容缓，不能有任何动摇！是时，清“大兵全驻荆（州）、岳（州）”，正待发起总攻击。
清军势猛，吴三桂也不是吃素的。
一是在岳州、澧县水陆要冲地带部署重兵，阻击江北的荆州清军，使其不得渡江。
二是由长沙分兵，进入江西，力图打通与福建的通路，与耿精忠部会合。吴军连续攻取袁州、萍乡、安福、上高、新昌诸地。吴三桂命在长沙城外，筑木城为护卫，加强此城防御。康熙帝闻讯，急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统帅入江西，先后攻克上高、新昌、东乡、万年、安仁、新城诸县，再克广信、饶州。吴三桂女婿夏国相坚守萍乡，清军久攻不下，双方在江西打起了拉锯战。.９9ｌｉb.
康熙十四年五月，吴三桂从常德赶往松滋，亲自部署并指挥作战，他调来大批战船，布置在虎渡河（今仍名，属湖北省境）上游，直逼荆州清军。吴三桂在实地观察后发现，荆州城地势较为低洼，城南门外五里即长江。他突然心生一计，准备决堤以江水淹没荆州。不过清军在东、南、西三面皆筑有长堤，决堤之计并无十分把握，且一旦荆州被江水吞没，死的不仅仅是清军，更多无辜百姓也会枉送掉性命。吴三桂本无意渡江北上，消灭荆州清军，少一些军事上的压力，本是好事，可若是让众多无辜百姓遭殃，则负面影响太大。权衡再三，此计划未实行。
此计不成，又改用声东击西之计。他亲赴松滋指挥，摆出一副要大举进攻的架势，以吸引荆州的清军主力，暗地却派出岳州的部分精锐，进据宜昌（湖北宜昌市）东北的镇荆山，与王会、杨来嘉、洪福等，一起攻湖北的谷城（今仍名）、郧阳（郧县）、均州（郧县与均县之间）、南漳（今仍名）等地，目的是打通西北之路，与王辅臣合兵。但因清军贝勒察尼部的拼死阻击，此计未能成功。
吴三桂的攻势虽未成功，却让清军统帅感到心惊胆战，他们再次向朝廷求援。
但这一次，皇帝没有再信他们的一面之词。礼部员外郎王诏于康熙十三年三月随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到了荆州，参赞军务。他来此快两年了，对于此地的形势也已了然于心。他给康熙帝上了一道密折，说明了前线的真实情况。
康熙帝读此密折，勃然大怒，下旨严厉责备。并命令驻池州署副都统苏郎率蒙古兵一千至武昌，留下四百人，再抽调驻兵四百，共足一千人，速赴荆州。安亲王或由宁州入湖南，或由袁州进长沙，两者任选便宜而行。
没过几天，勒尔锦又急报：吴三桂在松滋县北山又添设了四营兵马，沿江一带，“贼船日增”，恐水陆齐犯荆州、彝陵。康熙帝紧急指示：荆州、彝陵等处，“关系紧要”，除了留兵防守襄阳、均州、南漳等处，由察尼率领余军“速赴荆州”。
八月末，吴军又调来万余人，增强松滋，荆州方面清军倍感压力。康熙帝担心吴军强攻渡江，以致荆州不保。他下令抽调进攻岳州的部分清军回师荆州，又命驻山东兖州的护军统领查汉太，率全部满汉官军，河南提督佟嶶年选标下火铳兵三千共赴荆州，归顺承郡王勒尔锦统率。
考虑到吴三桂才是根本，康熙帝指示：叛乱罪魁是吴三桂，不尽早消灭他，即使江西、福建之贼全部根除，于事有什么益处！他指示安亲王岳乐，拨出一定数量的官兵固守江西，冬月时“速取长沙”。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安亲王岳乐为进攻长沙，恳请康熙帝调拨绿营兵，称非汉兵不能攻击吴三桂之险阻，又非红衣炮不能破其营垒。于是康熙帝让熟使火器的提督赵国祚，统绿营兵三千，及屯垦都督陈平率部二千，赶赴岳乐军前，参加长沙攻城战。为清廷效力的洋人南怀仁，监造的大炮火力猛，射程远，又轻便，易于运输。康熙帝命，调二十门炮，护送至江西军中。同时又指示，不必等炮运到，速由吉安，或袁州进兵长沙。
康熙..帝决议要拿下长沙，他命令在荆州和岳州地区的各军将领，要精诚团结，夹击长沙。同时，要紧逼岳州，如有机会可乘，亦并取岳州。他告诫诸将领，此次行动不得有误。他提醒众将，驻荆、岳将近两年，“粮费师老，并未得尺寸之地，坐失事机，罪不胜数。”如再不发兵跟岳乐部配合夹击，你们的罪过就更大了。
就在清军大举进攻长沙之时，顺承郡王勒尔锦又请增兵，再发禁旅每佐领五名，“便可渡江剿贼。”康熙帝大怒，下诏斥责：勒尔锦一到荆州，便屯兵不进，使吴军从容得湖南。等清军齐聚，又不按期渡江，使吴军得以固守要害，进犯宜昌。究其根源，实由勒尔锦、参赞巴尔布、伊尔 5ea6." >度齐、硕岱等耽误时日，不急于讨贼，以致叛乱蔓延。在此之前，勒尔锦要渡江击贼，已按请求增添了满洲、蒙古兵数千，绿旗兵一万，仍“未得湖南尺寸之地”。现在又请增兵，是果真欲速灭贼寇吗？
看到这种情况，康熙帝果断解除了巴尔布、伊尔度齐、硕岱等人的参赞职务，留任效力赎罪。
从努尔哈赤建国，直到清入关后，都以皇帝的兄弟子侄做八旗旗主，掌兵权，汉将只能做副职。吴三桂起兵后，康熙帝遵守祖制，各军统帅，都选用皇家的人。勒尔锦是礼亲王代善的孙子勒克德浑之子。继勒尔锦派往荆州后，康熙加派尚善为“安远靖冠大将军”前往助战。此人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弟贝勒费扬武之子；派往江西的统帅“定远平冠大将军”安亲王岳乐，也是皇室子弟；由江宁（南京）派往江西助战的简亲王喇布，是济尔哈朗的孙子；派往浙江迎战耿精忠的“东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是代善的孙子；派到陕西平王辅臣之乱的“定西大将军”信郡王董鄂，是皇太极之弟多铎之子。难怪时人说：“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营兵。”
但这些皇室子弟，往往没有像父辈一样，经历过血腥的战场，勇气、经验俱缺。面对敌军的强烈攻势，往往表现得被动呆板。其中的一些人，如勒尔锦、贝勒察尼（多铎子）等，只知敛取地方督抚、司道县官员财物，“希图回家为富足之计”，一副发国难财的嘴脸。用汉人不放心，用自己人又不顶用，康熙帝非常痛苦。他不时地批评督导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堪大用，但效果甚微。可以说，吴三桂起兵初期的节节胜利，这些清廷的皇室贵胄，颇有贡献。
第二十八章 平定西北
当吴军与清军在正面战场对峙之时，左翼与右翼两个战场，双方则打得难解难分。
吴三桂曾试图打通与耿、王两部的交通线，使反清势力连成一片。但康熙帝看出了他的意图，派大军分别在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阻击吴军，使吴三桂、耿精忠、王辅臣始终未能会师。
相对于左翼，右翼的西部战场更加靠近京城。陕甘地区为西北边防重地，直接关系到北京的安全。对于这个心腹之患，康熙帝以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的手段，试图尽快平息王辅臣的叛乱。除去这个卧榻旁的猛虎，清廷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吴三桂。
康熙十四年底，宁夏兵变，提督陈福被害后，陕甘的形势更显紧迫。康熙帝认为陕西的叛乱，根子还是出在王辅臣的身上，只有攻陷他的老巢平凉，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康熙帝在招抚失败后，下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欲平陕西诸寇，必先取秦州。”秦州（甘肃天水）位于兰州、巩昌（甘肃陇西）、平凉、汉中等战略要地之间，靠近陕西。只要能夺取秦州，就能切断叛军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清军握有主动权。
秦州城高墙厚，要打下它，必须靠火力凶猛的红衣大炮。康熙帝命都统海尔图等，率兵护送红衣大炮至秦州。康熙十四年三月四日，“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鄂率大军将秦州包围。城内叛军在一万人左右，围城的清军大约有两万人。围城半月，四月二十日，从四川、平凉来救援的叛军万余人，与城内被困的部队里应外合，向清军展开攻势。清军靠着火力上的优势，将叛军击溃。其后，双方又屡有激战，但叛军始终未能击溃清军。战斗呈焦灼状时，清军总兵孙思克率部奉命从巩昌前来增援。这支部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胜利的天平，压向清军一方。城内的叛军，战斗意志崩溃，在总兵陈万策的带领下，出城投降。增援秦州的四川和平凉的叛军及城内的将领巴三纲等一并逃走。收复秦州后，董鄂即遣“振武将军”佛尼勒、内大臣坤巴图鲁、总兵孙思克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秦州附近的礼县、清水（今仍名）、伏羌（甘谷）、西和等县城。
收复秦州后，康熙帝派一部分清军开赴栈道，增援汉中。另一部开赴平凉南的陇州（陕西陇县）守卫。都统海尔图等护送红衣大炮，向平凉进发。
失去秦州，王辅臣大感震惊，急忙将兵力收缩至平凉固守。除平凉外，叛军还占据庆阳、定边、固原、延安、兰州等处，但基本属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在清军围困秦州的同时，已向兰州、巩昌叛军发动进攻。康熙十四年五月，西宁总兵王进宝部包围了兰州。兰州为“河西五郡咽喉”，叛军拼死防守。一个月来，清军数度将冲出城的叛军击溃，清军自身也伤亡惨重。因后勤补给通道被切断，叛军造木筏百余只，企图渡黄河突围。王进宝在黄河岸边埋下伏兵，叛军未能逃出。王进宝与布政按察使伊图派人到城下，宣谕朝廷的招抚政策，承诺如投降，即赦免一切过犯。叛军走投无路，六月二十七日，在总兵赵士升及原任布政使成额带领下，共计五千余人出城投降。
张勇亲自率部队包围了巩昌，王辅臣急派副将任国治等率三千人，由巩昌东门潜入城内增援。与原城内守军合兵一处，共计万余人，分四门杀出，直奔清军大营。城上城下炮声隆隆，激战中，双方都有不少人死于对方及己方的炮火下，清军游击张大选追至城下，中炮而死。
六月二十五日，“安西将军”穆占、总兵孙思克赶到巩昌增援，将城池团团围住。清军派已投降的陈万策、谢辉等人入城，宣谕康熙帝的赦免诏。叛军总兵陈科等率部出降。
六月二十九日，“平逆将军”都统毕力克图攻占延安，及延安府下辖的肤施、保安、安塞、宜川、延长、安定等县。陕甘边界重镇定边，也于六月初被清军收复。
清廷一边不断给西北叛军在军事上给予打击，一边加紧对王辅臣的招抚。康熙帝知道王不敢降，怕被秋后算账。于是在七月，给其发去一道敕谕，为其宽心。
数日后，王辅臣回奏康熙，仍称康熙为“皇上”，表现得很是恭谨。奏疏称：“皇上念及兵民，概从赦宥，但如何安抚，天语未及。在事兵将，未免瞻顾。”
王辅臣的这份奏疏，无疑是投石问路，康熙看出他已有降意，只是对朝廷的承诺还是不放心。鉴于王辅臣以往的反复，康熙帝并不急于再给他承诺，他深知“抚”的前提是，要拿得住对方的死穴。现在给他再好的保证，都不如军事上再来一次痛击，这样以后的思想工作就好做了。
康熙帝下令张勇、董鄂诸将，速行攻取平凉。同时，尽快破固原，以便夹攻平凉。但就在此时，兴安游击王可成等复叛，总兵党塞与道臣兴永朝开赴西安，将军席卜臣率部离汉中，不知去向。不久，得到席卜臣报告：因军粮告急，被迫离开汉中，于八月六日至西安。而兴安叛军已与四川叛军会师，攻破旧县关，直逼西安。南山“群盗”又从各处杀出。形势可谓急转直下。
形势的突变，令人猝不及防。康熙帝下诏严厉责备陕西总督哈占及诸将领，随后命令“诸将当益急攻平凉，勿得稍缓”。为保证攻取平凉，他令驻守榆林的土默特、鄂尔多斯兵“速赴西安”。
在康熙帝的严厉督促下，董鄂、毕力克图、阿密达等部已于八月十五日抵达平凉。但因兵力不足，所以包围得并不严密。这时，王辅臣命人从城楼给董鄂射下一封信，信中说：他曾派官员王起凤赴西安，谈判受降，已过两月，不见回来，因此士卒都很疑惧，以致不敢降。董鄂接到信，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斥责其迂腐，所谓兵贵神速，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应该先打了再说。把对方打痛了，也就不会再提那么多条件，自然也降得爽快。他严令“速行围城，务期剿灭”。至于王起凤，可以遣还平凉。
从奏报康熙帝，到接到回复，这里面有个时间差。同时也许是觉得兵不血刃，降伏对方功劳更大，也许是对己方兵力没有信心，怕强行攻城，将王辅臣逼上绝路，反而有失。董鄂部在平凉城下，就这么松散地围着。比起这位董大人，王辅臣可老辣许多。他一边加强城防，一边竟然还分出部分兵力，增援固原、庆阳等城叛军。庆阳叛军本来已接受朝廷招抚，但被王辅臣派遣的周养民部包围，又重新反水。
平凉告急，惊动了吴三桂。他深知此地的意义，连忙遣云贵地区数万名少数民族士兵，赶到平凉协助王辅臣，并命令四川叛军急援平凉。王屏藩接到命令，亲率大军开赴秦州，吴之茂率部出川，进入屯单家和等处，谭弘也率所部向平凉增援。还有兴安的叛军，也进犯商州大峪口。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清军从具有大好形势，到身陷险境，完全是因为董鄂到平凉日久，却“高坐不即攻取”，致使王辅臣敢于分兵援助其他处叛军，由于清军集结平凉，又招致四川叛军前来会战。如果能及早攻取平凉，那么叛军也就没了应援之念。
康熙帝质问董鄂：你们拥大军于平凉，所司何事？现在不攻取，更待何日？他又下了一道命令：速取平凉，剿除逆贼！
谁知知都统海尔图又汇报说：运炮的屯夫都逃跑了，请求从京师调发熟悉火炮的满汉军前来平凉。真是要把康熙帝气疯了，立刻解除海尔图参赞的军职，令董鄂仍遵前旨，速攻平凉。
九月二十三日，王辅臣突然下令部队出战，这出乎围城清军意料，清军仓促应战。双方刚一接触，清军副将贾从哲、游击张太经部便开始退缩，这样把清军的阵脚全部搅乱。清军伤亡不小，提督陈福等于二十八日退至灵州（甘肃灵武）。康熙帝阅战报后，批示将贾、张两人阵前斩首示众。并指示清军或攻取固原或会合大军取平凉，视具体情况而定。十二月，清军再攻平凉，克取第一关厢。离城三里许，在南山屯营。欲前进攻城，因沟深地险，难以下营，城未能速下。康熙９9ｌib?帝指示，叛军长据平凉，皆因有粮有恃无恐，如断其粮道，叛军自困。城西北通固原要路，你们要速断粮道以困之。
此时四川的叛军正向平凉方向进发，若他们与王辅臣会师，将给平>定陕西带来极大困难。同时还将影响到进剿湖南乃至整个战局。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康熙帝决定派遣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授以全权，总辖陕西满汉大军，前赴平凉，剿灭王辅臣。离京时，率每佐领护军二名，组成一支数千人的部队，增援围攻平凉的清军。在此之前，新授宁夏提督的赵良栋至京陛见，康熙帝命他兼程赴宁夏。同时，又授都统毕力克图为“平逆将军”，负责统辖现驻宁夏的满洲与蒙古兵，镇守地方。
图海，姓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任笔帖式加员外郎衔。顺治二年，改授国史院侍读。后被皇帝赏识，授秘书院学士，累升至宏文院学士、列议政大臣、加太子太保，管刑部尚书事。因犯律被革职，后又再次起用，授满洲都统。康熙二年，剿灭李自成余部郝摇旗、李来亨有功，屡屡获得升迁，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不久，察哈尔蒙古首领布尔尼叛乱，他又被任命为“副将军”，同“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鄂札率师征讨。他迅速平定布尔尼叛乱，被授予一等男爵位。
有关图海的任命，康熙帝对董鄂等陕西诸将是这么说的：我国家自创业以来，克敌攻城，必主帅奋勇先登，军士效死苦战，方能建树大功。而你们凡遇敌，大都观望不前，只叫士卒前驱冲阵，其督抚也多坐失机宜，故劳师匮饷，不见成效。因此特命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平凉，统率诸军。你们要痛改前非，殚心图效，若仍蹈前辙，一经图海指示参劾，必置重典！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二十六日，康熙帝接见图海，赐他御用之物，并为他举行隆重仪式，送他率部离京出征。
就在图海离京前后，陕甘形势变得更加危急。四川叛军正向巩昌、秦州逼近。其中，吴之茂所率川军已非常靠近秦州城。他屯兵于北山，阻断临巩之路。二月二十五日，陕西提督王进宝会同“振武将军”佛尼勒等向北山川军发动进攻。吴之茂率部迎战，被清军击败，属下总兵徐大仁被俘，另有四名总兵在交战中阵亡，还有二百余名参将、游击也都死于激战中。
三月初，王辅臣命总兵陈甲率步骑一万五千余人，杀至灵州，并命总兵李国良率军八千由靖宁赶来增援秦州。四月十六日，叛军万余人直犯通渭县，该城守将弃城而逃。自宁夏提督陈福被杀后，叛军进攻宁夏，堡镇多陷。
三月十七日，图海率部抵达平凉。他首先向广大兵士宣布康熙帝奖励的旨意，颁发赏银，明军令，申约束，军威大振。此时围攻平凉之清军，已达十万人马。
王辅臣之所以仍然不降，源于内心的恐惧，他始终拿不准，清廷是否会真的赦免他。
平凉城北，有一座山冈，叫虎山墩。站在这上面，可以俯视全城。此处也是平凉通往西北饷道的咽喉，王辅臣在这里布置了万余精兵，以策应平凉。
图海决定先夺下虎山墩。他说：“此平凉咽喉，得此则饷道绝，城不攻自下矣。”他随即命大队人马进攻虎山墩。叛军前为步兵，后为骑兵，布列火器挨牌迎战，向清军冲来。叛军居高临下，占据地理优势，清军攻得相当艰苦。从上午一直激战到午时，叛军总兵有二人阵亡，图海使用人海战术，命各部交替进攻，虽伤亡惨重，但最终夺得虎山墩。
清军把夺取的大炮和自带的重炮运到冈上，向城内发射，城内大乱。图海命幕客周昌进城劝降。周昌，字培公，荆门儒生，善计谋。他曾佐助“振武将军”吴丹有功，授以七品官录用。图海至潼关，他献上平凉策，被召为幕僚。王辅臣手下参将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与周昌是同乡，曾屡劝王辅臣投降。他们用蜡丸传书，密送周昌，转告图海。周昌自告奋勇冒死进城劝降，只有一个要求：母亲孙氏以父死殉节，他愿以身许国，为母请旌。图海感其壮烈，当即同意。特授以参议道名义前往。王辅臣迫于形势，最终听从了周昌的建议，派手下副将随周昌出城，面见图海，表示愿意投降。图海速派人进京请示，康熙帝颁发大赦令。六月六日，图海命周昌携带赦诏，再次进城抚慰。次日，王辅臣派龚荣遇率民众代表出城，向图海献平凉军民册。其子王继贞及总兵蔡元等上缴吴三桂的扎付二纸、“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一颗及各札文件。
王辅臣虽降，但他仍对朝廷的诚意深有疑虑，不肯出面见图海。六月十三日，图海再次派周昌与他的侄儿、前锋侍卫保定一起进城，极力劝说王辅臣。王最终于十五日出平城，亲自到图海营帐，“叩头谢恩”。图海与王辅臣“钻刀设誓，保其无他”。图海命副都统吴丹入城抚定，此后云南土司总兵陆道清等先后来降。
王辅臣降后，康熙帝履行诺言，恢复王辅臣原官，加太子太保，提升为“靖寇将军”，命其“立功赎罪”，他的部下将吏一律予以赦免。吴三桂遣发来助战的苗兵也同时投降，康熙帝令其皆回原籍，给予赏钱，与家人团聚。官员各加一级，从优升赏土司总兵陆道清为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投诚的黄九畴、临时委任的参议道周昌升为布政使，“发往湖南招抚”。周昌之母也得到旌表，遣官至祭，给银建场。
王辅臣的投降，是一个分水岭，陕甘局势急转直下，所有叛乱迎刃而解。奉命前来与王辅臣会合的吴之茂，得知平凉已破，于六月二十六日夜，率部从秦州退却。“振武将军”佛尼勒、张勇、王进宝统满汉大军随后追剿，至牡丹园大败吴部。继而追击，于西和县北山，给叛军以致命击。吴之茂带着十余名亲兵仓皇而逃。将军穆占也于六月二十七日进兵乐门，吴三桂麾下王屏藩逃跑，在红崖被清军击败，清军收复礼县。王辅臣任命的原固原巡抚陈彭、庆阳总兵周养民、嘉峪关总兵王好问、关山副将孔萌雄等，相继投降。八月三日，张勇等攻取了阶州，叛军总兵陈友功等献城投降。
关陇平定，四川叛军被逐出省，陕西只有汉中与兴安两处仍被叛军占领。康熙帝顾虑汉中、兴安转饷困难，命令暂停进攻，由图海率部赴湖南讨伐吴三桂。图海上疏，平凉等地，刚刚收复，人心未稳。若大军前往湖南，则陕西空虚，唯恐人心再变。于是康熙帝将图海与王辅臣留镇陕西，以前锋统领穆占佩带“征南将军印”，率陕西和河南满汉各军前往荆州，助剿吴三桂。
平定王辅臣陕甘之乱，屡有反复，很不容易。主要靠的还是张勇、王进宝、赵良栋等汉人将领。其所率部队，基本上也都为汉人。此战场之上，皇亲贵胄的不顶用，和这些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康熙帝不禁想起清朝开国之初，那时候的满人将领，都是勇猛无比，智勇双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消灭南明还有李自成余部，主要靠的还是那些前明的降将。他感慨汉人并不比满人差，只是缺乏英明的领袖。“自古汉人逆乱，亦唯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以汉治汉，是一剂良方。
清军在西北战场的胜利，不仅仅是解除了清廷卧榻旁的威胁，同时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让清廷从西北战场脱身，抽调兵力开赴湖南战场，加重了清廷胜利的筹码。
第二十九章 拿下耿藩
王辅臣被搞定了，耿精忠却还在蹦跶。他的思路是占领江西，跟吴三桂在湖南的大军连成一片，继而占领浙江，控制东南沿海地区，在长江下游地区，与吴三桂所占据的长江中游，成犄角之势。
如果耿精忠的部队进入江西、浙江，与吴三桂会师，将会使清军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康熙帝命清军死守各战略要地，一定要挡住耿军，使之不得入江浙。
算起来，耿精忠自康熙十三年三月起兵叛清，至年底，已连续攻占江浙二十余城。清军援兵陆续赶到，分占南昌、杭州、衢州、吉安、袁州、九江、金华、广信、饶州、建昌、萍乡等各战略要地。双方围绕着这些据点，展开拼死争夺，均是伤亡惨重。清军虽未能阻止耿军进入江浙，却减缓了其猛烈的攻势，使之最终未能进入湖南。吴三桂虽占领了联结江西与湖南的萍乡、吉安等要地，但始终无法与耿军会师。
康熙十四年，耿军与清军的交战愈演愈烈。年前，康熙帝已命康亲王杰书、将军希尔根分别由浙江、江西作速进剿闽境，命平南王尚可喜派部队克复潮州后，即发兵救援困守在漳浦的海澄公黄芳度。黄被台湾郑经的军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大陆已经够乱的了，要是台湾郑氏再掺和进来，那就更麻烦了。而要不让郑氏在大陆立足，就需要尽快平定福建。
清军开始进行反攻，除了解决福建，还要收复江浙失地。
江西吉安就像一块肥肉，馋得耿精忠直流口水，他一直没有放弃占有的打算。该郡万安县（今仍名），是“赣南水陆咽喉之地，贼寇出没靡常”。康熙十四年正月，清军先在这里给了叛军一顿痛击，而后双方不断展开拉锯战。
在此期间，浙江战场，双方也是打得难分难解。
江西的局势，虽有反复，但从五月下旬开始，清军逐步取得优势。
但敢于造反的，从来就没有省油的灯。清军攻克建昌后，本欲扫荡盘踞在建昌附近的叛军，于六月二十五日攻取石峡（建昌东，靠近福建省）。但因天气炎热，人困马乏，加上一连取得的胜利，让他们大意起来，以致中了耿军埋伏。全军损失惨重，只得退回新城。福建方面，清廷的海澄公黄芳度，仍坚守城池，台湾郑氏大军已猛攻一月有余。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城破，黄芳度全家遇害，漳州也被郑军攻占。
清军虽不断有损失，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对他们还是比较有利的。战局有利，康熙帝的胃口也被吊了起来。他想彻底解决掉福建，以便早日与吴三桂决战。他试着向耿精忠发出了招抚的信息。康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兵部报告：安亲王岳乐已遵圣旨，曾派陈廉前往福建再次劝告耿精忠接受朝廷招抚。
此一时，彼一时，耿被打疼了，也学得乖巧，这次他不但没有扣留使者，还送了银两和衣服，放其回来。并捎话说：我原本就是被总督范承谟逼反，并非真心要和朝廷作对，此番我愿意归顺，只是我的部下们，还很有顾虑，怕被追究，在清朝，我已是王爷，地位无以复加，我还有什么不满的，还有什么要追求的。范总督我并没有杀他，就是要留着他，来日见到皇上，与他当面对质。兵部分析耿精忠的话，认为“回答言语，并无悖谬之词，似有悔罪之心”。因此建议，继续招抚，可让其弟耿聚忠捧奉皇帝敕谕发往浙江康亲王杰书处，再商酌派人转送福建，重申朝廷已宽免其弟耿聚忠、耿昭忠及族中官员，一切亲属及耿精忠属下官兵之罪，向耿精忠“明白晓谕招抚”，促其投诚。看了兵部的报告，康熙帝当天就批复“依议速行”。
次日，康熙帝向耿精忠颁发一道敕谕。诏书由耿精忠之弟耿聚忠带往浙江。耿聚忠到了杭州，与杰书商定后，亲自去见耿精忠。不料行至衢州，耿精忠却拒不接纳。
耿精忠不傻，朝廷的过于宽厚与心急，反倒让他生疑。他虽屡受打击，但还未到山穷水尽之时，所以他还要再观望观望。
对于耿精忠的态度，康熙帝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平叛从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拒绝招抚，他就继续派援军，增强福建清军的实力。
在清军的不断..打击下，耿军日子越来越难过，为了补充给养，他们甚至开始劫掠老百姓。一个政权的基础便是百姓，做这等欺负百姓，伤天害理之事，只能加快自己的垮台。如此乱象，耿集团内部不少人士，也开始做好为自己留退路的打算。总兵张存率八千人马，驻扎顺昌，开始不听调遣。总兵罗元生统兵固守，邵武总兵彭世勋等按兵不动。他们已暗通清军，表示愿作内应。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傅喇塔誓师黄岩向温州进军，一路所向披靡。到达温州地区时，遭到曾养性的顽强抵抗。他凭江固守，竟然撑了数月。
康熙帝命李之芳部固守衢州、金华，傅喇塔继续进攻温州、处州。康亲王杰书从金华移师衢州，进攻福建。
计划虽好，但还得有人执行。领兵的皇室贵胄，畏首畏尾，迟迟不动。此时清军已发起长9９lib.
额楚部为前锋，发起冲击，并在山后埋下伏兵，断吴军退路。吴军遭重创，连吴世琮也身负重伤。南宁解围，清军控制广西全境。
清军用一年多的血战，换来对吴三桂的外线大包围。从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东南沿海至南部，形成了一个弧形包围圈。而西北方面王辅臣归降，与南部诸省又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四川的叛军，被清军切断了其与吴三桂大本营的交通线，已成孤军。陕西汉中、兴安的叛军同样无法联系上吴三桂，被剿已是定局。
外线包围完成后，清军开始忙着收内线，向湖南推进，南北夹攻：北攻岳州、长沙，南从广东、江西进兵，誓取衡州。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征南将军”穆占率部进至江西永新（今仍名），目标是临近江西省的湖南的茶陵（今仍名）。它是江西门户重地，有“江西通省、所系维在茶陵”之说。拿下此地，便可打开通向湖南之路。吴三桂大军于十一月六日进驻衡州（湖南衡阳）。茶陵在衡州的东边，两地距离很近，可水路直达。从茶陵乘船，顺洣水而下，经攸县，进入湘江，南行，便到了衡州。清军若取茶陵，便直接威胁到吴三桂的重镇衡州。十一月十四日，穆占率部自永新进军茶陵。如此重要的地方，吴军竟然未经战斗，便弃城而逃，吴三桂用人失察。穆占得到茶陵，命令都统宜理布等追剿吴军。吴军已逃入茶陵北，洣水岸边的攸县城（今仍名）。清军攻破城门，吴军再次弃城而逃。丢了茶陵，攸县也就守不住了。十二月十四日，都统觉罗画特等率清军攻克了湖南北部、邻近江西的平江（今仍名）。平江处岳州与长沙之间，清军在此，可轻易切断南北吴军之间的呼应。
茶陵、攸县是道大门，破了这个门，清军也就打开了从湖南东南部进兵的通道。穆占取茶陵、攸县后，又派兵攻取了茶陵南的酃县，击毙吴军总兵、副将等十余人。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前后，穆占连续攻克湖南郴州（郴县）、桂阳州（今仍名）、兴宁（资兴）、宜章等城镇，招抚吴将总兵王育民等人，收复临武（今仍名）、蓝山（今仍名）、嘉乐（今仍名）、桂阳（前一桂阳为州，此一桂阳为县，今汝城）、桂东（今仍名）等五县。再进军至永兴（今仍名）。茶陵等十余个州县，都在湖南东部、东南部至南部地区，地理上连为一片，与江西、广东、广西诸省临近，清军可以顺畅无阻由这些地方进入湖南。为了巩固战果，清军派重兵防守这十余个城镇。
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带给吴三桂集团上层的震撼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胜利时被有意无意掩饰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他的心腹大将高得捷，为人精明强干，所带之兵英勇善战，可谓劲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吴三桂之命，率大军进攻江西重镇吉安（今仍名）。此时，清军正全力进攻江西萍乡、袁州（宜春）两地。吴军乘机，对吉安发动了攻击。仅数日，高得捷便攻取吉安。康熙帝严令夺回，清军不惜血本，猛攻吉安，高得捷死守六个月，清军始终未能破城。
高得捷夺得战略要地吉安，切断了江西与广东的通道，使江西清军无法进入广东。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防守萍乡，被和硕安亲王岳乐统帅的大军攻破十二寨，被歼万余人，他本人弃印败逃。这原本是重罪，吴三桂权衡之下，并未严惩，引起许多将领的不满。
胡国柱有一心腹名叫韩大任，无论是职位还是能力均在高得捷之下。高得捷部攻陷吉安后，在清副将色勒故宅中，起获窖金数万两。为了巴结胡国柱，韩大任将此事报了上去。胡给高得捷去信说：“我兵缺饷，公所得窖金，可借支佐军。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将百倍偿还。”高得捷没办法，只得交出这笔钱。后查出是韩大任所为，遂对其非常憎恶。后来胡为韩大任在吴三桂面前说了不少好话，他被升为“扬威将军”。这样的事，自然是让高得捷不服。
韩大任能力差，为夺回吉安，简亲王喇布率江西总督董卫国等十万之众围困吉安。韩大任只是紧闭城门，却想不出任何破敌之策。
吴三桂得知吉安被围，急派大将马宝、陶继志、王绪率部增援。马宝先派人混进城，通报援兵消息。韩大任竟然听信清军反间计，称“我听说马帅已降清，你来真伪不可知”。来人说：“马帅已虑及此，临行，嘱我以‘棒槌’两字示信。”韩大任想了半天，来了一句：“马帅如真来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头发在，我当出面会他。”因江水受阻藏书网，马宝不能直达城下，而城中也无炮火接应，他不敢贸然前进，便向后撤。清军乘机追击，先攻王绪大营，马宝与陶继志救援，都被清军击败，只得先退还湖南。
此番援救失败后，吴军因受困于其他战场，已无力发兵再救。但吉安又是极重要的地方，若失守，将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吴三桂懊恼不已，恨不该用了韩大任这样的废物。吉安被清军围困二百多天后，城中断了粮草，韩大任决定弃城逃跑。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他率残部悄悄出城南门，渡白鹭洲。因手下部将知贸然突围，只能是送死，又知主将无能，便没有与其商量，而在突围之时，首先向清军发射大炮。睡梦中的清军没想到被困了二百多天的敌军竟有如此勇气，甚至怀疑吴军援兵赶到，混乱中，吴军奇迹般的逃了出去。韩大任不知手下的部署，被自己的炮火吓得从马上摔了下来，丢了几颗门牙，还好，命没有丢。
韩大任逃出吉安后，奔宁都、乐安诸处屯扎。又逃往万安、泰和等处，均未能守住，只得再逃往兴国宝石砦、永丰与庐陵之间，复奔阆川洞、白扬坳。
康熙帝虽知韩大任无用，但因是吴三桂亲信，觉得他身上或可能有重要的情报，遂指示简亲王喇布等，招抚此人。所以后来连韩大任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清军会死追他这支残部不放。
韩大任手下有无耻文人原名叫孙旭，后来觉得自己命不好，为了转运，改名叫王怀明。他随着韩大任东躲西藏，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事，遂劝韩早作打算。
康熙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在江西老虎洞，韩大任残部再次被清军击败，死六千余人。营寨被烧毁，总兵、副将等三百余人阵亡被俘。孙旭主动提出，前往清营请降。韩大任及其部将陈尧先、李懋珠等率官兵万余人至福州，向清军投降。康熙帝命将韩大任速送京师，也许是他真的供出了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康熙帝特赦了他的叛逆之罪，并给予良好待遇。三月，清军在万安、泰和等地歼灭韩大任失散的部众四万余，招抚总兵邱大成等三百余人、兵士四万余名。
吴三桂精明了一辈子，没想到竟然在这事上瞎了眼，他终于可以体会到，康熙帝在他叛清时的切腹之痛了！
韩大任虽无能，但地位颇高，他的投降，极具示范意义。同月又有吴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密派人至清营约降。林兴珠是吴三桂的亲军水师右翼将军，此人精通水战，他手下的洞庭湖水师，几次将清军水师击败。他先派部将杨廷言从湘潭到和硕安亲王岳乐军前，投致降书。准降后，岳乐即派副都统甘度海、阿进泰率兵前往湘潭接应。康熙帝得到奏报，当即从优封侯爵，授“建义将军”，留在岳乐军中助剿吴三桂。
林兴珠的投降，简直就是抄了吴三桂的老底。他熟悉湖南水道，掌握吴军水师机密，此次投降还带走了所属船只和大炮做见面礼。吴军在水师上的优势，一下子便被削去。
打仗真的是很费钱，吴三桂这样的阔佬也面临着无米之炊的危险。他虽占有半壁江山，但这些地方都在打仗，所以财政方面自然比较艰难。而清廷的大后方则无这样的忧虑。
他自起兵以来，云南、贵州经济储备逐渐用尽。兵荒马乱，加上自然灾害，收成不好，物价飞涨，一石米的价格竟然高达白银六两，盐价贵至每斤三四两。军需不足，就加税田亩，额征每亩至五六钱，又引起“民怨费疼”。为了广辟财源，又在云南丽江等地，凿山开矿，采取金银，役使苗人万人，土司多怨。当清军深入湖南境内，吴三桂命“筑垒挖壕，环营列栅，近郊阡陌，悉作战场。遍野榛芜，徒堪牧马”。这样造成土地荒废，粮食的缺口更大了。
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六十七岁，这是他反清的第五个年头。遥想五年之前，他振臂一呼，便天下响应，那是何等的气魄。而如今军事上的不断失利，让他倍感凄凉。
不知还能坚持多久，不管结局如何，毕竟自己曾经有过辉煌，想到这里，他又颇有些得意。五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他曾经占据了半个国家，与清廷抗衡。康熙是皇帝，继承于祖先。他祖先的皇帝位，谁能否认，没有他吴三桂的巨大功劳与心血？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吴三桂都配得上一顶皇冠。帝王之位，无疑是最高理想，最高境界。我还在等什么？吴三桂自问，我为明朝效力过，为清朝效力过，兢兢业业，对得起朝廷给予自己的，而如今我已人生暮年，是不是该给自己一个交代呢？
自此吴三桂有意无意地和下属谈起此事。下面的人心领神会，便相续劝其即皇帝位，以顺天意、民..意。
在众人的劝进下，吴三桂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先占卜吉日，选定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衡州继位。他的属下在市郊南狱之麓先筑一坛，置办御用仪仗、卤簿一应必用之物。因来不及建造宫殿朝房，便构庐舍万间为朝房，宫殿上的瓦来不及换成黄色的，就用漆涂抹。
三月一日这天，吴三桂头戴翼善冠，身穿大红衣，骑着马，出宫至郊外，登坛，行衮冕礼。正行礼间，忽然天阴，下起大雨来，仪仗、卤簿被雨水打湿。群臣正不知如何是好，却见吴三桂仰天长叹：“连老天都为我的勤勉，为我的不易，而感动！天哭了，天为我而哭！我是当之无愧的天子！”众臣感动不已，泣不成声。他们是为自己的皇上哭，也是为自己哭，为未来岌岌可危的命运哭，也是为追随皇帝多年，终成正果而哭。
吴三桂即皇帝位后，宣布国号为大周，从三月改元“昭武”，以衡州为都城，改名为“定天府”。他当了皇帝，属下也改易官称，逐一册封。首先封他的妻子张氏为皇后，封吴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加郭壮图为大学士，仍守云南。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为六曹六部。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晋升胡国柱、吴应期、吴国贵、吴世琮、马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屏藩为东宁侯，赐尚方剑。其余皆按等次晋爵。造新历，制新钱币，曰“昭武通宝”。还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举行乡试，选拔举人。反正一个封建皇朝应有的，他都没落下。
第三十一章 喋血水上
吴三桂占领湖南后，苦心经营。在常德、长沙、岳州、湘潭、衡州、长沙、岳州派驻重兵，力图稳固湖南，以此为基地，抗拒清军。他派侄儿吴应期守岳州，与江北荆州清军对峙。派大将马宝等守长沙、萍乡、醴陵，以抵抗江西的清军。称帝后又藏书网以衡州为都城，派女婿胡国柱、夏国相及吴国贵等聚守衡州。而他自己则不时前往长沙坐镇，督促激励部队。
岳州位于湖南东北部，北隔长江，与湖北相望，战略位置显著。而长沙是吴军的后勤基地，岳州等处粮饷全赖长沙水陆运送，吴水军所需的各种船只也是由长沙制造的。岳州与长沙互为依靠，可谓唇亡齿寒。吴三桂对长沙、岳州两地高度重视。凭此两地有洞庭湖与湘江之险，水陆之便，摆水师、列象阵，陆军与之相呼应，置火器、掘重壕、陷坑、鹿桩，坚固工事，护卫全城。但凡能想到的，吴三桂都做了准备。他很清楚，欲保住湖南，必得死守住长沙、岳州！
以康熙帝的战略眼光，他自然看得透，长沙与岳州的分量。他指出岳州、长沙势如两足，此蹶则彼不能独立。早在康熙十三年六月，他就命令将军根特巴图鲁、前锋统领舒恕等率军由江西袁州取长沙，令兵部部署大军取岳州。至十二月，督令大将军贝勒尚善等速取岳州。指示说：“若克复岳州，则人心自定，稍有迟缓，恐所在动摇，倍多可虞，贝勒等何日决战，宜审机决策，以期必得。”要求尚善就夺取岳州事赶快定议，向他报告。
但领兵的皇族贵胄们既缺乏勇气，又缺乏经验，所以总是拖来拖去。康熙帝也不时催促他们发起进攻。康熙十三年七月清军打了一次进攻岳州的战斗，但没有什么收获。到了康熙十五年三月九日，大将军贝勒尚善，率水陆大军攻打岳州，其水师进入洞庭湖，击败吴军水师。君山被清军夺取。在岳州城下，击退吴三桂的援军，俘获吴水军五十余艘船只。十八日，顺承郡王勒尔锦与诸大臣统率满洲、蒙古、汉军、绿营兵数万，从文村渡过长江。吴军势单，只得弃营撤退。清军在石首虎渡口焚毁吴军二营，水师杀至太平街泊营。
二十七日，清军与吴军在丰州（丰县）太平街激战，吴军溃败。此时，吴军主力都调往长沙增援。岳州兵力薄弱，这给了清军一个好时机。但清军渡江后，却显得比较松懈，给吴军以可乘之机。从松滋赶来的吴三桂援军，偷袭清军，清军不敌，放弃太平街退守荆州。清军水师也未能切断吴军后勤通道，战略优势又奇迹般地回到吴军之手。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清军又对岳州发动过两次进攻，但因岳州防守极其坚固，清军未取得战果。康熙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亲王岳乐统率大99ｌｉｂ?军攻克了萍乡和临近的醴陵，长沙近在眼前。康熙帝指示：“乘胜直取湖南，进取长沙。”他估计吴三桂必调部队增援长沙，可趁此机，速攻岳州。但勒尔锦等在岳州却攻城失败，康熙帝只得改变计划，命令尚善分兵由通城（湖北，今仍名）陆路增援，会合岳乐攻击长沙。尚善委派副都统阿进泰率八旗骑兵、蒙古骑兵与绿营兵，于四月二十六日从通城出发，前往长沙。
在勒尔锦等人率水陆清军渡江出击岳州之时，岳乐大军已于康熙十五年三月一日自江西进逼长沙。与此同时，另一支清军正围攻吉安。吴三桂从松滋亲率部队至长沙增援。有一个叫梁质人的，自江西吉安来长沙请求援兵。吴三桂把他留下，说：“你于壁上观看我军容，回去后告诉东方诸豪杰。”
清军扎营于长沙东，官山的后面。官山在长沙与浏阳（今仍名）之间。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至城西南，成半圆形，分兵十九路，绵延数十里。吴军在城西布阵，扎营在岳麓山，横亘数十里，气势颇为壮观。吴三桂本欲亲自同安亲王岳乐决战（估计也是做做样子，鼓舞一下士气），被众将所劝阻。于是吴三桂坐在谯楼上，亲自观战，并命梁质人陪同，亲身感受一下他大军的威武。
战斗伊始，吴三桂手下大将王绪，率部冲入清军营中。见有如此大胆的敌将，清军兵士立功心切，迅速合围上来。王绪部遂被清军所淹没。远远望去，只见得清军不断运动，却始终看不到吴军的旗帜。那谯楼上的梁质人，不禁紧张万分，死死盯着战场，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吴三桂瞟了他一眼，让人给他上了杯茶，说道：“梁先生，好戏还在后头，留点精神，不必急。”
梁质人拿起杯子，刚喝了口水，就听得远处传来火铳连发之声。随着声响望去，只见不断有清军倒地。包围圈则被硬生生地拉开一道口子，清军倒下的越来越多，口子也越开越大。只见王绪和他的部下杀奔了出来。吴三桂的侄儿吴应正、大将马宝、夏国相等也一并冲出搏杀。酣战中，吴应正中箭落马，夏国相急忙将把他救起，护送其归营。清军趁势追至城下，但此时侧面，忽然冲出一队巨象，清军目瞪口呆。这些兵士大多来自北方，从没见过这个东西，被惊得呆若木鸡，瞬间便被巨象踩成肉饼。清军阵势大乱，转眼间便溃不成军。梁质人扭头看了吴三桂一眼，只见得他正得意洋洋地捋着胡须，方知他先前那话的意思。连尝败绩的吴三桂此番之所以如此自信，请人观战，想必就是因为得了大象这等秘密武器。清军再能战，也敌不过这些庞然大物。
到了中午，战场上忽降大雨，双方均鸣金收兵。吴三桂虽然取得胜利，但他的侄子吴应正伤得很重，未能救得过来。此战双方投入兵力达十余万，吴军大胜三路。清军无力再进攻，便扎营掘壕，稳固阵地与吴军对峙。
从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上半年，康熙帝不断增兵岳州与长沙方向。
要想破长沙、岳州，战船非常重要。康熙帝指示，把攻岳州的沙船调到长沙，并命人就地伐木造船。偏沅巡抚韩世琦率所部赴长沙，帮助料理地方事务。为了激励士气，提高战力，康熙帝特动用国库银二十万两，充作犒兵与造船的费用。康熙十六年正月，命从京口发沙唬船六十只，随带炮械、水手、夫役，量配官兵护送至岳州。另外，安徽巡抚靳辅奉命送船，加上京口的六十只，已足一百只之数，送至岳乐军中。康熙十六年六月，命江宁巡抚督造乌船，限期务于八月内造成，送往岳州。但即使如此，吴军凭借着水师的优势，还是让清军占不得便宜。康熙帝得知前线清军船不足用，便于九月又下令增造战舰乌船六十只、沙船二百只。特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江南同督抚“速行督造”。至康熙十七年三月，已增造乌船一百只、沙船四百三十八只，加上岳州原有乌船，已“多于贼数倍”。
经屡次增援，清军在长沙及其邻近地区已聚结约十万大军，与吴军势均力敌。
清军分布在岳州、长沙等地的战马、舟船、火器与人员均已齐备。康熙帝屡下命令，催促向岳州、长沙发动进攻。康熙十六年五月三日，清军水师驶入洞庭湖，将军鄂鼐率大军驾驶战船二百余只，进取君山（今仍名，位岳阳西侧，洞庭湖中），吴军水师阻击。双方激战数日，清军始终未能突破吴军防线，只得被迫撤退。
康熙帝看得穿吴三桂，吴三桂也同样看得穿他。他很清楚清军誓取长沙、岳州的用意。这是两座互相依存的城池，如失掉长沙，岳州的后勤补给也就断了。而失了岳州，就等于给清水陆两军打开通道，长沙必不能久存。因此，只要长沙与岳州受到清军攻击，他便从各处调来大批援兵，不惜一切代价，死守两城。为了减轻这两地的压力，他以重兵出击，攻取了醴陵，窥测萍乡，断了清军岳乐部的后路，迫使清军从长沙撤出应援。另派出一支部队攻取了吉安，占据江西与湖南的门户。
互相看得透也是件颇为麻烦的事，你来我往，始终没有个头。康熙帝指示清军，务必要收复醴陵、吉安，固守萍乡。双方在这几块战略要地，拼得你死我活。吴三桂又派精兵取广东韶州、广西桂林，引诱清军来援，清军只得从长沙分出一部分八旗兵应援。穆占奉命赴乐昌等处，以断进犯韶州吴军的后路。岳乐则拨出一部兵力，防守刚刚收复的醴陵。
康熙十七年上半年，清军进入湖南东部与东南部，连夺茶陵、攸兴等十二座县城。又在东北部夺了平江、湘阴。康熙十七年三月，穆占部攻下郴州（郴县）、永兴（今仍名），以数万的兵力由永兴北上直取耒阳（今仍名）进逼衡州。
此时..吴三桂正在衡州，他急命大将马宝率部出战，马宝带军至永兴北六十里，在盐沙岭设伏。清军竟无察觉，大队人马进入谷口后，吴军先堵住谷口，再以火器从岭上据高攻击。清军退不得，又攻不得，万余人被全歼，都统宜理布、统领哈克三阵亡。吴军奔至永兴，晚上渡过耒水，在永兴城虚以扎营，蒙蔽清军，而以大部队偷袭郴州。驻营城外河南岸的清军大营被攻陷，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率残部退至郴州、永兴。清军两度失利，康熙帝非常恼怒，命硕岱等将官，戴罪留任。
吴军在战场上虽屡有胜绩，但总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这就难为了吴三桂，六十几岁的老头子，还得跑来跑去，不停地指挥督促战斗。一来是对部下的指挥能力不放心，二来也是对他们的忠诚没有信心。自明末以来，将领们大多抱着打工心态作战。战场形势顺利时，一切OK。一旦处于逆势，只要对方给出合适的条件，便免不得反水。吴三桂自己作为过来人，深知其中的玄妙。清军将领，只要是满人，虽有能力匮乏，经验不足者，但对本族，却有至死不渝的效忠之心。三藩起事以来，降者为数众多，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汉人。而满人却始终未出此现象。
为何汉人多，明却亡，而满人少，却清兴？吴三桂有时自己也觉得好笑，若是自己赢了，把满人赶回老家，实际上却是帮其维护民族的血性。若他们真要在中原待久了，时间长了，也就与汉人没什么不同了。所谓汉人，并不是一个血统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历史上不乏赫赫有名的铁血民族，可占据中原后，汉人未灭，这些民族却再也觅不得踪影。汉人的同化能力实在太强大了，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让汉人变得不屑于战斗。他们可以先被异族征服，而若干年后，异族却被他们同化。汉族永远都是汉族，而异族最终也会变成汉族，这是件很奇妙的事。忙着打战，这事儿吴三桂没时间想得太明白，他只是觉得这个时代很荒唐。
失去吉安后，清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大军在长沙五里山扎营。吴三桂亲自临阵督战，却未有胜果。撤退途中，清军紧追，幸亏预先埋伏了六头大象，清军才未敢继续追击。而他的女婿卫朴也死于此次战斗。
吴三桂的疲于奔命，还是有些功效的，只是治标不治本。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他已无力控制。战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无论双方投入兵力有多少，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两个人的博弈。这是一场老人与小伙子的较量，老人的优势是经验丰富，而小伙子则胜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精力充沛。博弈拖得越久，就越对小伙子越有利。老家伙能出的招都已经出了，没有搞定小伙子，小伙子却学到了他的本事。年纪大了，精力不济，自然也容易出昏招，最后，胜利的天平也就越来越倾向对方。
危急时，一个人的表现，也许未必是最正确的，却是最真实的。吴集团内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镇守岳州的大将吴应期是吴三桂的侄子，起兵时，谋士方光琛就提醒吴三桂：“吴应期妄自尊大，夏国相轻浮浅露，此二人必不可重用。”吴三桂虽赞同他的意见，但苦于无人可用（或者说太缺乏值得信任的人），所以对这两人，他还是委以重任。
为了长期坚守湖南，吴三桂在岳州积蓄了大量粮食，可备三年之用。作为战略储备，这些粮食，平时是不允许动用的。在荆州与岳州相持时期，商贾仍可以自由出入，只不过双方都设关抽税，用以佐助军需。当时，荆州米价一两一石，湖南银贱，只有三钱的价格。荆州盐贱，一钱一包，而湖南贵至三钱一包。两地商人看出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以五包盐换一石米。吴应期也想捞一笔，便不顾大局，用三钱之米换一两五钱之盐，他倒的米可是库存的军用物资。虽然人不能不吃盐，但是这盐毕竟不能当饭吃，等打起仗来，后勤补给一断，这就是要人命的事儿。有一个姓王的总兵，实在看不下去，便极力劝阻。吴应期恼怒，欲除之。该王总兵便带了三百人投了清军。
吴军中有一个叫林兴珠的大将，原是郑成功部下，精通水战。后来，他跟杜辉一起降了清。吴三桂打进湖南时。他们又都降了吴。吴三桂以他俩为帅，率水师镇守洞庭湖，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吴应期自恃权重位高，对林兴珠傲慢无礼，而林又看不上他，两人矛盾不断激化。吴应期向吴三桂打小报告，让吴三桂把林兴珠调到湘江。林大为不满，恰逢湘阴县知县因得罪马宝，有性命之忧，两人一拍即合。就在他们准备动身时，事情败露，急乱中，没来得及带家属一起走。此后便传来林兴珠儿子被杀，妻子发配云南的消息。林被清廷封赐侯爵，为了表示忠心，和为家属复仇，他把岳州城内外的防御情况全盘献出，助清军破岳州。
而杜辉因一次兵败，只身一人潜入湖底逃回，引起吴应期怀疑。杜辉有一子在清军中，暗中派人联络父亲，叫其归顺清军。此事泄露，杜辉虽未应允儿子，但仍被杀。杜的部将黄明出逃降清。
清军得知吴应期刚愎自用，随意枉杀。遂使出反间计，骗得他杀了不少自己人，这让众将士很是心寒。
清军围了长沙，切断其后勤补给后，岳州没了粮源，一下子陷入困境。
清军一边不停地进行军事打击，一边不断展开心理攻势。他们发出告示，说明形势，公布朝廷招降政策。对于普通兵士及下级官佐，清军鼓励他们尽早归顺，或临阵斩杀叛军头目来献，或交战时能按兵不动，暗相照应，此功亦为不小，都从优爵赏。如执迷不悟，一旦荡平，必“骈首就戮”处死。
除了利诱，还有威逼。给岳州百姓的布告写的明白，说清军没几天就要打进岳州了，严禁将粮米盐薪接济吴军，一经拿获，所犯村庄里的人全部处死，妻子分旗为奴。如吴军官前来需索百姓，即拿获清军前，不许隐匿。
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刚投清不久的“建义侯”林兴珠，发布告示，以自己为榜样，劝大家弃暗投明。林兴珠的话，夸大其词，作秀成分明显。但吴内部，确实军心不稳。在他之后，相继还有岳州总兵陈华、李超等降清。
林兴珠于康熙十七年三月降清后，献了破岳州之策。他提议清军战船数量充分，可拨出一半泊靠君山，以断常德之道，余下战船泊靠在香炉峡、扁山、布袋口等处，沿九贡山陆路扎营，截断长沙、衡州之通道。没了援兵与后勤补给，可逼降吴军。安亲王岳乐将此计划向康熙帝报告，当即获批准，特别嘱咐：水陆大军进攻岳州，既克之日，乘虚速取常德、澧州等城，勿令贼得为备。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林兴珠就好比是一把钥匙，帮助清军打开了胜利之门。此后战斗，清军不断取得优势。
更为可喜的是，清军还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那就是有传闻：吴三桂突然暴毙了！只是这消息一时还无法确认真假。康熙帝指示前线各将领：“若吴三桂已死，贼必内变，各路大军要乘时分路进剿。”
吴三桂是否死了，不能确定，但康熙帝的大将军尚善却死在了前线（据说是因工作压力太大，突发急症而亡）。他的职务由贝勒察尼等接替，康熙帝指示他们：“务水陆夹击，速取岳州。”
清军五月进入洞庭湖，至九月初，三个多月，激战多次，却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吴军收缩防线，不敢轻易出战。陆地上，清军围城，但始终未能将城彻底围住。清军占据各项优势，但将领的进取心却很是不足，似乎宁愿找一百个理由，证明自己不是懦夫，也不愿找一个理由证明自己是勇士。
九月初，吴军仅用二十余只小船，赴湘阴提取粮米和火药。经过清副都统德业立和提督周卜世的防区，他们共有战船一百三十只，却没 6709." >有出击。理由竟是担心三国时期，火烧赤壁的历史重演。康熙得报，批示：“三国是假，你等胆怯是真，尽信书，不如不看书！”他将二人革职留任，效力赎罪。将军鄂内总统军师，身为主将，却用“庸懦之徒”，致误大事，待事平之日，“从重议处”。..
有了康熙帝的严旨，将帅们像是补了钙，战场上开始变得主动起来。清军不断取得胜利，并逐渐掌控了全局。
到了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因不断的失败及严重缺粮，被围困住的岳州城内，吴军许多兵士相继潜逃投清。随后吴军游击刘鹏等文武官员七十五人接受招抚，投奔了清军。
其他人可以降，但吴应期的特殊身份，让他不能有此念。倒不是他很忠于自己的叔叔吴三桂，而是堂兄弟吴应熊的下场提示他，清廷是绝不会放过吴家人的。所以他可以逃，但绝不能降。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天还没亮，已与清军谈好条件的吴军官兵及家口数千人，分乘乌船十余艘，小船三十余艘，在清军的引导下，从高脚庙一带登岸。同一天归降的，还有吴军总兵王度冲、将军陈珀等。到了晚上，只见城内四处起火，这是吴应期下的令，他命人在城内各处点火。而他早已于下午四五时，便率一万多人的余部，从城中潜出。只不过火到现在才蔓延开来。他们逃向东南方向，清军追击二百余里，始终未能追上。次日，即十九日晨，蔡毓荣、桑格等率清军浩浩荡荡开进岳州城。
岳州在吴军手中坚守了五年，康熙帝在睡梦中无数次地见到过它，如今终于落入清廷之手。虽然盼了许久，但岳州却不是清军攻下的，还是吴军主动放弃的。虽说是胜利，但打了这么多年，付出那么多代价，只能算是惨胜。最后竟然还让“贼首”吴应期给跑了，他下旨斥责察尼。
第三十二章 吴三桂人生谢幕
衡州因为有了吴三桂，而变得闻名天下，这里是他的帝都，但在他的北面、东面、南面，都已布满了清军。吴三桂并不害怕，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战场度过的。他见过许多死人，也让许多活人变成了死人。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最终离开这个世界！人一出生，就注定要死亡。没有人可以逃脱。
活到快七十岁了，吴三桂知足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近七十年的人生，他从未真正地屈服，他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人可以摆布他，也没有人可以拿捏他。
建立了自己的皇朝，也许时间很短，如同彗星一般，但毕竟照亮过整个夜空。皇帝的宝座也坐过了，一生何求？
吴三桂为自己的人生，奋斗了终生，他对得起自己，没有白来这世界走一遭。我悄悄地来，却轰轰烈烈地走。我的人生是如此的精彩，历史也因我而更加精彩。也许我的人生并不圆满，但这世间的人生又何曾圆满过。别了我的人生，我即将谢幕，虽不带走一片云彩，但却留下一段传奇。
感叹归感叹，吴三桂从来不是一个让感叹消磨自己意志的人。直到去世的前两个月，即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他还在衡州亲自点将马宝，命其率数万人马南下，夺取战略重地永兴。两战两胜，大败清军。一战击毙清军都统宜里布、 62a4." >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军河外营地。一战大败清军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迫使清军退回郴州。马宝继续强攻永兴，直接危及郴州，这打乱了清军的部署。康熙帝只得重新调整兵力，加强对茶陵、攸县、安仁各处的防守，以免江西的形势发生反复。马宝部打得既猛又狠，眼看就要攻占永兴。偏在此时，吴三桂却死了，马宝只得放弃进攻，悄悄回撤。
吴三桂死前，亲自部署了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反攻。他派出胡国柱、夏国相率数 4e07." >万兵马，突入两广，接连取得胜利。尤其在广西收获更大，除梧州外，广西几乎全境被吴军夺回！只是吴三桂死了，才使形势有了变化。
当吴三桂在南线收获颇丰时，北部的岳州却陷入重围。岳州可谓湖南的屏障，屏障倒了，湖南的老底也就彻底露了出来。若清军渡江，吴军将相当被动。无奈他又开辟了两广战场，此时已无力北上增援岳州。但吴三桂毕竟就是吴三桂，这世间似乎没有任何事能难倒他，他一面授以侄子吴应期以方略，希望他能挡住清军，另一方面也做好了最坏打算。所谓丢一块，捡一块，此消彼长，他相信自己还是可以有一片天地能够安身立命的。清军掌握战略主动，他并不惊慌，更不害怕，他这辈子什么没经历过，玩的就是心跳。
六月，吴三桂后宫的张皇后病逝。对于结发妻子的离去，他很是悲伤。陪伴了他半辈子，如今就这么去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他从未让他的女人受过委屈，受过欺辱。当然这个女人指的是他的正室，对于爱妾陈圆圆，他始终是心存内疚的。不可轻信任何人，如果命运没有掌握在你自己手中，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吴三桂对于自己反清的举动，从未后悔。
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八月，吴三桂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对于这种病症，大家应该感到很陌生，首先祝贺各位身体健康，同时也说明老祖宗留下的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按中医学解释，中风是指突然昏倒，口眼歪斜，言语困难或半身不遂等症状。当然也可能不昏倒，不过上述症状还是会出现。中风还指外感风邪，也会出现口眼歪斜等症状。“噎嗝”也是一种症状，中医是这么解释的：“噎嗝”指食管狭窄，吃东西时感觉很痛，甚至吞咽梗塞，吃不进东西，更严重者连水都咽不下。即使在现代，这种病也让医生很头疼。在当时，就更麻烦了。
中风多由肝阴不足、肝阳偏亢、肝风内动，或暴怒伤肝，或嗜食油腻，痰热内壅、阳盛化风，或气血亏损、虚风内动所致。“噎嗝”多由气血大损、津液枯涸、气机郁结、痰淤凝阻而成。
这种病，与年纪、心情，用脑过度，身体疲劳等有极大关系。
前文提过，这是一场小伙子与老人家的博弈，越到后面，小伙子越占便宜。武林中有这么一句话：拳怕少壮，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也能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从某种角度说，吴三桂最终并不是失败者。当他去世时，虽然战场优势在清廷一方，但清廷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消灭吴三桂的政权。据笔者推测，以吴三桂的能力，只要他能健康地活下去，他就一直可以在自己的天地，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前几年有一部很火的，拍康熙帝的电视剧。记得其中有一段插曲，是唱“向天再借五百年”如何如何。幸好老天没借他五藏书网百年，要不然草民们又要多当五百年奴才了。
若是老天能借吴三桂五十年，康熙就算真的多活五百年，恐怕也没用！
传统上素来有“水土不服”这种说法，吴三桂是东北人，后来长期定居在云南，两地气候差异很大，但吴三桂身体却一直很好，这可能和遗传基因，及他行武出身，比较注意锻炼身体有关。
吴三桂生病后，虽然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无奈病情还是不断加重。他意识到自己已到最后时刻，便命手下立刻传孙子吴世璠来衡州，托付后事。
吴世璠远在云南，距衡州路途遥远，未等吴世璠到，吴三桂便于八月十八日病逝，享年六十七岁。
吴三桂的死，对于他所创立的政权来说，是极其沉重的打击。在他之后，无论能力还是威望，都没有人可与其比拟。
留在衡州的官员将领们密议后，决定派专使，紧急把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核心人物都召回衡州，共商大计。为防止吴三桂死讯泄露，导致军心不稳，他们命将衡州城门紧闭，禁止出入，并密不发丧。为掩人耳目，每天令随从照例给吴三桂进奉衣食，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一样。
四天后，正在永兴等处的胡国柱、马宝等接到密令，大感惊讶，只得率部立刻回撤衡州。吴国贵也差不多同时赶到。等所有人到齐了，城门才重新打开。
吴三桂的侄子、女婿，与心腹官员将领等，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并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吴世璠前来衡州即位。胡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等将领传达情况，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但郭壮图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云南为根本重地，吴三桂之所以去湖南，是为了亲自监督指挥作战，而吴世璠则没有这个必要（意思是他没这个能力，当然郭把话说得很含蓄）。他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但迎吴世璠去衡州，是诸位大佬集体商议后的结果，胡国柱不能轻易地因郭的意思就改变。所以他很为难，只得极力劝服。但郭壮图很坚决，认为可弃湖南，守险隘，只要保住云南便可。
郭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一方面为眼光所限，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大局观。吴三桂虽本意也只想要个云南就行，但保住云南，不等于说就只能在云南作战，而是要让云南这块后方基地，又或者说大本营，远离战火，在它四周筑起出一个战略纵深，才是最安全的。郭看吴军在其他地方作战不力，就有了守不住干脆不守的想法。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素，与他有同样想法的将领不止一个，这些倒是可以放到台面上来讲的。但另外有一个原因，却是他不太方便讲出的，那就是他未来国丈的地位问题。
郭壮图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吴世璠，吴三桂一死，吴世璠自然要即位。可问题是，小吴不止一个老婆，卫朴的女儿也同样嫁给了他。可皇后却只能有一个，为了给女儿还有自己争地位，郭显然是动了私心。
胡国柱最终没有办法，只得无奈离开云南。
胡国柱走后，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走向。他首先发表意见：“从前所为大误！今日大计，应该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吾辈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这个建议实在是过于冒险，吴国贵自己可能都不相信自己的话，之所以有如此豪言壮语，恐怕更多是想为自己提高威信。
这样的建议，自然不会有人支持。马宝首先就反对，其他人也都纷纷表示反对。
吴三桂死后，迟至十月才发丧。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送往常德。由此经贵州，回云南。吴世璠在贵阳，迎吴三桂灵柩，并在此即帝位。以贵阳府贡院为行宫，定次年为“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给其祖父上尊号“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吴三桂所定，对各将吏都有所封赏。封方光琛为大学士，郭壮图为国公，吴三桂的侄子，吴世璠的叔叔吴应期，晋封楚王。如郭壮图所愿，他的女儿，被立为皇后。吴世璠召顾命大臣曹申吉等人赴云南，只有曹申吉听调应命，其余皆托故不到。
吴三桂死后，诸将领虽否决了北上的建议，专力防守云贵，但也不想轻易丢掉湖南。毕竟老皇帝在这里是下了血本的，多块地盘也总是好的。吴三桂死后，吴军仿佛失了主心骨，军心士气一日不如一日。吴应期在康熙十八年正月放弃了岳州，弃城而逃。没了岳州，湖南危矣。荆州清军于正月二十七日一举渡江，吴军全线崩溃。
此后吴军不断溃败，以至最终丢失了湖南全境，其大部撤回云贵。
解决了湖南，康熙帝指示向四川叛军发起总攻。
对四川的总攻是从兴安、汉中开始的。康熙十八年（1679年）六月二十五日，康熙帝派大将军图海速取兴安，平定四川。八月，图海分四路进兵：图海与将军佛尼勒由兴安出击，总兵程福亮为后援，驻守旧县关等处。将军必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由略阳进兵，西宁总兵朱衣客为后援，驻守西河等地。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费雅达等由栈道进，延绥总兵高孟为后援，驻守宝鸡。宁夏提督赵良栋等由徽州经巴都山进兵。图海请定于九月四日四路并进，后改为十月初二日，先取汉中，康熙帝则命将军噶尔汉等自郧阳进取兴安。
虽然清军在四川不断取得胜利，但考虑到其地理形势较为险峻，有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属易守难攻之地。在吃完上面的肉后，对味道更好，却容易磕掉牙的骨头，康熙帝并没有急于去啃，而是先破其周邻省份，再命清军入川剿逆。孤立无援的叛军，显然不是清军的对手，清军收复兴安、汉中，再深入川中，直至解决四川全省。拿下四川，为清军攻入云贵又多提供了一条通道。
第三十三章 成王败寇
终于还是败了，吴三桂死后，吴集团不可逆转地陷入大溃败中，主力尽数退入云贵。
云贵是清军最后的目标，也是吴集团最后的诺亚方舟。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将军赵良栋奏请以湖广、广西、四川满汉大军分三路进取云贵。约期八月底，诸路齐进，直捣云南。康熙帝同意他的建议，开始调配军队。
失去云贵，吴集团迎来的将是彻底的覆灭。困兽犹斗，康熙帝深知，清军面对的将是最血腥最残酷的战斗。以往各个战场上，一些皇室贵胄们所表现的散漫、没有进取心，没有担当，让康熙帝既气愤又心有余悸。面对这最后的战斗，他开始犹豫起来，是不是该改一改祖制，让能者上，而让庸才靠边。
考虑再三，康熙帝决定，将顺承郡王勒尔锦、康亲王杰书、察尼等王贝勒都调回北京。回京后，勒尔锦、察尼及已故的尚善等王贝勒及其有关的一批将领都受到了严厉处分。
新任命的统帅如下：
第一路即中路，统帅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他是饶余亲王阿巴泰之孙、博和托之子。顺治八年（1651年）封镇国公，同年晋封固山贝子。九年，袭父爵，仍为贝子。吴三桂叛后，随大将军贝勒尚善，参赞军务，以敢战善计谋屡立战功。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康熙帝命安亲王岳乐解印回京，即以章泰接替岳乐，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随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湖广总督蔡毓荣被任命为“绥远将军”，总辖常德、武冈等处所有各省调拨官兵及湖广全省绿营兵马。总督董卫国、周有德、提督桑额、赵赖、周卜世，俱听其节制。湖南现有文武官员听其遴选，携赴军前调用。有功者，可具疏奏闻，论功行赏，如有临阵退缩、运粮违误者，副将、知府以下各官即以军法从事，副将以上各官，可指名飞章参劾。此路大军都到湖南沅州集结，由镇远一路取贵州。
第二路统帅为赖塔，他是额驸康果礼第四子。吴三桂叛时，他以都统被授为“平南将军”。先至浙江平叛，后至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驻防，屡次立下战功，为康熙帝所赏识。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授为“征南大将军”，统领广西满汉大军及选取驻广州清军精锐、原属平南王藩下的部分官兵，由广西南宁出师，速取云南。
第三路统帅为“勇略将军”赵良栋。他以“勇略茂著，操行廉洁”，深得康熙帝的欢心，于康熙十九年正月末，授予云贵总督仍兼将军，统领四川与陕西满汉及绿营兵，由四川分两路进兵，先取遵义，后进贵州。
此番征讨云贵，清廷共调满汉官兵合计四十余万，这差不多是清廷整个武装力量的半数了。康熙帝考虑到云贵山地多的地理特征，指示行军作战皆由绿营步兵居前，满骑继后。他启用汉官蔡毓荣征云贵，由他节制汉兵先进。
兵力上，清廷处于绝对优势。由于接连遭受重创，吴集团此时的兵力只剩下十多万。在康熙十四年时，留守云南的郭壮图竟因兵员紧张，不得不“括庄民为兵”。
经过充分准备，康熙十九年九月二日，清军各路大军，如期进剿。湖南一路的统帅，大将军章泰奏报：他所属部队已在沅州完成集结，决定由蔡毓荣等带领绿营兵，兵分三路，于九月十二日从沅州出发。他本人将率满汉兵于十八日随后启行，共取贵州。康熙帝批准此计划。同时通知广西、四川各将军、总督等出征将官，“俱令如期速行剿贼。”
清军即将发动总攻之时，却出了个意外。原本已平定的四川，又发生了叛乱。四川的叛乱是为了牵制清军，本意还在于保住云贵。主谋是郭壮图，他派胡国柱、马宝、王会、高启隆、夏国相等将领，突袭了四川的清军。原本吴军已明显处于劣势，被清军打得只有招架之功。但正因如此，清军也放松了警惕，以致于吴军偷袭得手，连续攻占泸州、叙州、永宁、建昌、仁怀等地。原本已降清的谭洪、彭时亨等将领，又率部再次叛清。夔州府百姓也随之而叛，谭洪率众至巫山，据守万县。
四川形势的反复，让康熙帝非常震惊，他除了敕令四川当地驻军平叛，还从进攻云贵的大军中，紧急抽调出部分满汉军对付叛乱。他派徐治都等将官会同将军噶尔汉等部，速赴夔州，执行剿贼任务。另遣将军王进宝等前往镇守战略要地保宁，兼守汉中诸处。谭洪、彭时亨在攻占永宁诸处之后，又攻陷涪州，两军合而为一，进至保宁附近地区，切断四川清军后勤通道。康熙帝派遣陕西总督哈占速增援保宁，但哈占以兵力不足为由，再请援兵。康熙帝指示护军统领佟佳等速往应援，甘肃巡抚、提督分兵固守略阳（陕西略阳）、阳平各处。四川大好局面，竟被如此搞砸，康熙帝痛斥守川诸将畏怯瞻顾，不竭力剿御所致。
四川的再度叛乱，显然打乱了从四川进军云贵的战略计划。出征云贵的赵良栋部，被改了任务，专力于平息谭洪等人的叛乱。好在清军兵力充沛，康熙帝两手同时抓，督令章泰、蔡毓荣、赖塔等仍按原定日期出师。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十二日，蔡毓荣部自沅州率先出师。沅州靠近贵州东部的湖南境内，有一河，名沅水（贵州境内段称沅河），可从沅州直通贵州镇远。清军便借助这条水道，迅速进入了贵州境内。在同后继部队大将军章泰部会合后，他们一起向镇远进发。守城的吴军将领张足法、杨应选等，没有选择抵抗，赶在清军到达的前一天夜里，悄悄撤退。清军于十月十二日接收了镇远府城，派出轻骑兵西追，收复偏桥（镇远西）等地。
康熙帝以七百里加急，将指令发到镇远。他指示：“镇远至贵阳，道平坦，料贼不守贵阳，必据鸡公背、铁索桥诸处。各将帅、大臣等，务同心协力，以济大事，速取贵阳，即分兵取遵义。”他同时特别提醒诸将：遵义是叛军的后路，突入四川的吴军，势必退归。因此，在川的各将领要乘势长驱，荡平疆圉。他还要求赖塔等部，统领广西满汉大军，速进云南。
章泰与蔡毓荣、董卫国、林兴珠等按康熙帝的指示，督率满汉大军直奔贵阳。他们从镇远出发，先后攻占清平等城镇，并于十月十七日大败吴将韩天福部，夺取了平越州，同时还收复平越西的新添、龙里（今仍名）两镇。贵阳已在眼前。章泰、蔡毓荣部，顾不得休息，急行军开进。于二十一日直抵贵阳城下。
在清军向贵阳进发时，吴世璠急召夏国相、高启隆、王会等，速从四川回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继续在四川作战。但吴军增援部队还未赶到，清军已进至贵阳郊区。吴世璠大惊，在叔父吴应期，将领刘国炳护送下，乘夜撤退回昆明。贵州省城贵阳就这么落入清军之手。吴世璠的大臣，位居侍郎之职的郭昌，及原任清提督李本琛，同大小文武官员一并投降。
章泰率部继续进攻，于十一月初，先后夺取了安顺、石阡、都匀、思南等城。平远（织金）知府郑开枢等献平远城归降。十日，清军又攻下永宁州，突至鸡公背。一万三千余吴军见守住无望，便焚烧盘江铁索桥后，撤走。盘江铁索桥是云贵间的咽喉，若被清军夺取，便可长驱直入，杀至昆明城下。普安土司龙天佑、永宁土司沙起龙、礼廷试等归顺清军，为表诚意，他们主动提出，愿为清军架设浮桥。
贵州似乎拿下的较为轻松，章泰、蔡毓荣等在贵阳休整了月余，已感无聊，正在等候新的命令。命令没等到，却等来平远府被吴军攻下的消息。这是吴世璠的杰作，他命高启隆为大将军，会同夏国相、王会、王永清、张足法等，共两万人马，出奇兵，一举攻陷平远府。清大将穆占率部反攻，于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将吴军击败，高启隆败逃，王会等率领部下投降。平远府再次被收复。康熙帝再次督促，速取云南。清军浩浩荡荡开赴昆明。
吴世璠逃回云南后，他的叔父吴应期向他发牢骚，把失败的一切责任，都推到方光琛身上，称其为“首祸”。吴世璠虽然年轻，倒是比这位叔父更有成色，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很有大将风度。从贵阳撤回云南的路上，他收容溃散兵士，得了约两千人。而吴应期则没有回到昆明，而是在交水（今曲靖附近交河）驻扎，他竟然想在此重新集结部队，但目的却不是对付清军，而是发动军事政变。吴世璠的岳父郭壮图此时在朝中握有实权，吴应期早就看他不顺眼，觉得此人能力缺乏，吴政权掌握在他手中，必要坏事。但他却不想想自己并不比那郭强多少，可谓半斤八两，并且那八两还不是指他。他的如意算盘，此时已被郭壮图掌握，郭干脆给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让手下心腹率兵假装增援贵州，到了交水后，借慰劳军队之名，将吴应期骗来，当场用绳索勒死。得知吴应期的死讯，郭壮图又立即在昆明把吴应期的两个儿子吴世琚和吴世珵一并勒死。
这个郭可谓不善，虽然是吴应期先想向他动手的，他的举动有自卫的意味。但吴应期毕竟是当朝皇叔，不是他这个国丈可以随意处决的，更何况吴应期的两个儿子并没有参与阴谋，他们与皇帝吴世璠是堂兄弟，郭的举动与谋反无异。郭有疑心，有野心，已彻底暴露无遗。郭的心狠手辣，让吴集团内部许多重要成员，感到不寒而栗。人心尽散，在这种状况下，在外部清军的重压下，郭的举动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在湖南刚平定时，康熙十八年五月，大将军察尼曾派人前往云南招抚郭壮图。信中说：将军平西王“属半子”，大权在将军掌握，而雄才大略又足以左提右挚，如能密图归正，将首推第一功，裂土分茅以酬。除此之外察尼同时还给夏国相一封招降信。这两封信当时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当时的形势，并不足以影响这两人坚守的决心。这一点康熙帝自然也清楚，他命令章泰尽速进兵，不得推诿延迟。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章泰起兵进发。
当章泰收复贵阳时，康熙帝下令，赖塔一路广西大军速由南宁出兵云南。康熙十九年十月下旬，赖塔奉命，率领大军从南宁出发，经田州（田阳）、泗城（凌云），抵西隆州（隆林各族自治县），于十一月十五日进入云南边境。吴将何继祖等聚兵万余，在离安笼所三十里，坚守石门坎隘口。此地高耸云天，羊肠石径，易守难攻。赖塔派都统贝勒希福、马奇等率前队清军先进攻，他与金光祖等诸将兵分两队，作为后继。次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一日，清军大败吴军，夺取了石门坎隘口，收复安笼所城，吴军总兵陈义魁等率众投降。
何继祖自石门坎败逃，至新城所，会合吴将詹养等，又聚兵两万余人据守黄草坝，并以大象迎战。二月二日，赖塔督率满汉清军发起攻击，从早上五六时战至午后二三时，终将吴军击败，夺取二十二营，俘获詹养、王有功及其部一千余人。赖塔率大军继续进军，从黄草坝开赴曲靖府，吴总兵尹士元、道员刘世忠等将吏，不战而降。清军攻占交水城，吴军大败而逃。
此后清军收复新城所、普安州。同时，穆占也收复了黔西、大定诸府州，俘虏了吴政权巡抚张维坚。为助军威，此人被直接斩于军前。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十五日，章泰部在交水城，与赖塔所率广西清军会合。
会师之后，清军两大主力，自交水分路齐进，于二月十九日进至昆明郊区四十里外，在归化寺附近扎营。寺西北金马山，正北鹦鹉山，寺左右石虎岗、城北山，都成了清军的壁垒。
二十一日，郭壮图派将军胡国柄、刘起龙、黄明率马步军万余人出城三十里迎战，并带了五只大象上阵。清军，章泰部位列于左，赖塔军排于右，战斗自早晨一直打到中午，这回大象也不管用了，吴军被击败，清军追至昆明城下，击毙胡国柄、刘起龙等将官九人，俘获吴军六百余。
虽然清军兵临城下，但吴世璠毫无降意。他父亲与兄弟的结果告诉他，无论是战还是降，横竖都是个死。所以他铁了心紧闭城门，等待在四川的马宝、夏国相、胡国柱等赶来增援。
吴集团苦心经营昆明多年，此城城防坚固，防守严密，并非清军可以轻易攻取。赖塔与章泰便决定掘壕围城，他们选择靠近城的南坝、萨石街、走马街、双塔寺、得胜桥、重关等处，扼吭立营，连营数十里。章泰还广布檄文和康熙帝旨意，派遣官员招降吴军将士。不久，大理府的“定远大将军”、“东平公”张国柱、姚安府的“亲军车骑后将军”刘汉章、临安吴军总兵徐衷明、李玉彬、范应泰等，以及永昌等各镇吴将纷纷投降。接着，吴将韩天福率官兵献武定府降清。还有从四川逃回的“亲军铁骑左将军”杨洪德，将军赵玉、杨开运、高启隆、刘魁等一大批将官，均率部至清营投降。
康熙帝得知在四川的吴将马宝等回援云南，果断指示，严令将军佛尼勒、赵良栋等各统官军“速行蹑击”，使之不得至云南，就地全歼。如不遵此令，有失军机，将以贻误军情重处。
马宝部、胡国柱部回援云南后，驻永宁的吴将宋国辅部势单力薄，自感无力死守，遂向清军请降。清军于三月十五日进入永宁城。
到了四月，四川叛军基本被歼灭。谭洪刚病死，余众已瓦解>。康熙帝下令，调将军噶尔汉同总督哈占、将军赵良栋率部速进云南。赵良栋接到命令，亲统绿营兵自雅州出发，哈占也于五月十一日进兵。
五月，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马宝、将军巴养元等从遵义杀回云南，在楚雄扎营。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康熙帝向马宝发出招降的谕旨，称只要其“悔罪归诚，将尔从前抗拒之罪俱行赦免，仍论功叙录……”对此，马宝没有接受。章泰派都统希福率部进攻，乌木山一战，马宝全军覆没。仅带领一百多人，逃到姚安山中。没有出路的他，最终与巴养元于七月五日至姚安府向清军投降。与马宝、巴养元一起投降的还有将军赵国祚、郑旺、李继业、总兵郎应基等。
马宝的投降很有特点，这个人似乎并不怕死。到姚安府这天，他身穿“幅巾深衣”，坐在八人抬的轿上，招摇过市。对人说：“我不出，必使很多人受连累，我不惜一死，是为了救一方百姓。”脸上毫无惧色。他被从姚安送到楚雄。清提督桑格敬他是条汉子，特出城迎接。
和马宝比，康熙帝就算不得是英雄了。政治向来不是英雄玩的。他命令凌迟处死马宝，谕旨说：“逆贼马宝，所在抗拒大兵，今无地可遁，力穷势迫，始来投诚。殊属可恶！所犯情罪重大，断不可宥。大将军贝子章泰等，其执马宝，拨官兵严解来京。”九月末，马宝在北京被处以凌迟酷刑。受刑时，他不发一声，至疼痛难忍时，才哼哼几声。最后，刀至洞胸，才大叫一声而死。头被割下示众。
吴氏集团另一个重要人物胡国柱及属将王叙等，从姚安逃散后，进入鹤庆（属云南，今仍名）、丽江（属云南，今仍名）一带山中。赵良栋、哈占奉旨搜拿。都统希福、提督桑额率兵追捕。
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及其部下，被清军打散，他带少数亲兵，进入广南（广西境内）。清军大将军章泰、赖塔檄令土官侬朋与防守临安总兵官李国梁率兵追击。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初，在西板桥，将夏国相包围。夏国相放弃抵抗，领着将军王永清、黄福、李攀龙、杨松魁等，来到清营，各缴帅印、官印投降。李攀龙等被斩于军前，夏国相因为是吴三桂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送往京城正法。
胡国柱一行逃到云龙州（云南云龙南）青里屋，清军都统希福紧追不舍。胡国柱自感难以逃脱，询问幕客王愈扩，王说：“君侯不见落花吗？或缤纷于裀席之上，或狼藉于泥土之中……”精辟啊！话还没有说完，胡国柱已明其意。他感叹道“说得是，说得是！先生爱我，敢不受命。”
次日，他做好自裁准备。对家人说：“我位至大臣，死是应当的，我只担心清军找不到我，而迁怒于你们。”他命随从将自己的决定告诉部下，随后在屋中自缢。吴军统帅之一王绪与李匡为他发丧，祭奠尽哀。这两人随后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分发给部下，让他们各自逃生去。最后命人堆积木柴，底下放进火药，两人就这么坐在柴堆上，纵情饮酒。至酒酣，王绪突然想起了什么，忙对随从说：“你快去，告诉我的两位如夫人，她们不必随我而去，还是赶紧逃生吧！”但随从回来却告诉他：“二位夫人已悬梁尽节了！”王绪慨然而叹：“可惜，我不能为她们立贞节碑，有负她们！”随即命人点火，一声巨响，两人化为灰烬。
在王绪与李匡自焚之后，将军王公良等率余部前往清营投降。
外援没有指望了，但吴世璠仍然坚守。他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虽有不祥的预感，但清军围城半年之久，却始终未能撼动昆明城，这似乎又让他有了某种希望。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围城之苦，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清军不服水土，生病的越来越多，非战斗性减员一直在上升。后勤补给始终不理想，吃不饱，军饷也欠了好些日子。
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十六日，康熙帝向围城的将士发布命令：“云南省城围困已久，若不速为克取，未免劳敝兵民，靡费粮饷。今逆贼外援已绝，株守孤城，穷迫已极。”若继续“迁延时日，待贼食尽，恐粮饷渐至于虚糜，兵丁亦苦于疾病”。他要求章泰、赖塔等“速行攻取云南省城”。特别提醒：清军中有不少是投诚的原吴军将吏士卒，可以让他们攻城建功，以赎前罪。
昆明被围了半年，城里的粮食也较为紧张，却没人饿死，所以才能死扛着不投降。其秘密就在于，此番围城并不严密。清军离城四十里安营远驻，一面临昆明湖，一面倚山。奇怪的是，可以为昆明城运送补给的昆明湖，南北百里，竟然都没有封锁。这并非清军大意疏忽，而是因为驻守这一带的安宁、晋宁、昆阳、呈贡四州县的清军，原本大都是吴三桂的旧部，他们中不少人的亲属都在昆明城内，自然不能看着困在城内的亲属忍饥挨饿。但这个不能说的秘密，最终被清军统帅部发现，他们撤换了驻守昆明湖一带的吴军旧部，改派八旗兵驻守，自此城内断了补给。
九月，赵良栋平定四川的叛乱后，率部渡过金沙江，经武定、绵竹，抵昆明，与章泰、赖塔两路大军会师。赵良栋力主断昆明水道，从速攻取。他命人在昆明池内置“横筏施楼橹”大船，设置水军，往来巡逻。到了十月，昆明城内已近断粮。赵良栋决定速攻，他说：“我等大军连营四布，不就近速战，等到日久，米粮不继，满兵无妨，绿旗兵何以存立？”这话道破了一个明规则下的潜规则，同样是为朝廷卖命，满洲八旗军的待遇却远远好于汉人的绿营兵，凡粮饷都优先满足满洲兵的需要。绿营兵待遇差不说，还得伺候这帮大爷，为他们做杂役什么的。所以攻城之事，拖得越久，绿营兵就越苦。不过章泰却不管这些，他还想，再等一等，等昆明城里的人都饿得站不起来了，他就可率军兵不血刃地拿下。他说：“皇上豢养的满洲兵，岂可轻进，委之于敌人？你的军队远道而来，也应休养一段时间，怎能让他们再受伤损！”
赵良栋见说不动章泰，便自率所部发动进攻。力战之后，夺取了土桥、新桥，至得胜桥，直抵昆明城下。见取得胜利，章泰又想抢功，他说：“你部已过度劳累，应先撤回，可叫总督蔡毓荣率兵据守。”赵良栋回绝说：“我兵死战所得之地，怎能交给他人看守！”章泰理亏，只得于十月八日，下令各军进兵，直至城下，围困数重。
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吴世璠都没有坐以待毙，这点很有他爷爷的风骨。他派军出城迎战，在归化寺附近激战多时，杀伤大量清军，但未能挡住清军。赖塔部进至银锭山，蔡毓荣夺重重关与太平桥，赵良栋、穆占、巡抚王继文夺玉皇阁。这三路大军，连续猛攻数日。
章泰在发起军事攻势时，仍然没有忘记开展政治攻势。清军从城下射出一封封招降书，眼见着弹尽粮绝，一些吴军将领开始动摇，准备献城求生。十月二十二日，吴将余从龙、吴成鳌悄悄出城投降，将城防图献给了清军统帅。章泰等人询问城内情况，降将如数供之。清军统帅信心大增，知昆明城已指日可破。章泰密派余从龙进城招抚。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将线国安、吴国柱、吴世吉，原任都统何进忠、林天擎等密谋，准备发动兵变，拿了吴世璠、郭壮图，献给清军，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当这些人率兵冲入皇宫时，吴世璠没有任何胆怯之色，大骂：“狗贼！乱臣贼子！”虽然只面对吴世璠这孤家寡人，这些将领竟无一人敢上前，满脸愧疚之色。吴世璠轻蔑地看了一眼这些人手中的刀剑，举刀自刎，死时方才十六岁。他的皇后郭氏投环自缢而亡，宫中从死的达百余人。兵变部队又闯入郭壮图家，杀死其心腹郭得胜。郭与儿子郭宗汾皆自刎而死。兵变部队继而抓了大学土方光琛及其子方学潜、侄子方学范，控制了全城。
次日，二十九日，兵变将领打开昆明城门，向清军投降。
十月三十日，穆占、马齐受章泰之命，率部进入昆明城，其余各部人马分守各城门。共收降吴世璠所属大小将吏五千余人、兵士三万余，缴获大金印十四颗、小金印七颗、银印九十二颗、金策八件。
清军受降后，如一群野兽四处劫掠，昆明城犹如陷入地狱。蔡毓荣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八面观音”，而穆占则夺了吴三桂的另一爱妾“四面观音”。
进城后，章泰、蔡毓荣、哈占、赵良栋等主要统帅商议，如何处理吴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最终决议：没收吴世璠家产，把他首级割下，传送京师示众。将“首谋（叛清）献计”的方光琛和他的儿子方学潜、侄子方学范，在军前凌迟处死。
这些人还制定了所谓处置“逆藩”人员条例：凡助贼肆恶、事迫投降的高启隆、张国柱、巴养元、郑旺、李继业等人皆处斩，妻女财产没收入官。将王永清、江义等人凌迟处藏书网死，他们的亲属一律处斩。
活人不放过，死人也难清静。清军入城后，便一直在搜寻吴三桂的灵柩，准备戮尸示众。但多日下来，却一直没有下落。拷打吴三桂身边昔日的随从，虽打死了许多人，却仍然没得到任何线索，倒不是他们骨头硬，估计是确实不知道。其实早在昆明城被围之时，吴世璠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将吴三桂的灵柩秘密藏在了一个稳妥之处，知道此事的人，随后都人间蒸发，此秘密之处就只有吴世璠自己知道。而现在他已死，清军不得要领，只得根据自己的推测，在可能的地方乱挖一气。起获了多座坟墓，但都不是吴三桂的。
不过后来吴三桂的一个侄子供出：吴三桂的遗体已焚化，骨灰匣藏在安福园石桥水底戽水。清军照此挖掘，果然找到一骨灰匣。然后将吴世璠的头与吴三桂的骨灰一并送到京师。其实这事很是蹊跷，吴世璠那么小心，就是不想让清军得到祖父的遗骨。他自然能想到家中子弟，若不幸落入清军之手，酷刑之下，什么都会招出来，所以这个藏骨灰匣之处，必是他有意透露，为的是掩饰真正的地方。他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爷爷，也是为了家人少受点罪。当然客观上，也帮了那些清军将领，让他们得以交差。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日，康熙帝下旨：“逆贼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吴世璠首级交与刑部悬挂示众。”另将已押送京师的夏国相凌迟处死，巴养元等五人斩首示众。
康熙帝大概也会疑惑，清军起获的遗骨是否真是老对手吴三桂的。但人死了，烧成灰都一样。只要让普天之下，知道吴贼不堪的下场就行。真与假将是永远的谜团，谜团不重要，重要的是清廷对天下有了交代。他们是彻底的胜利者，造反者绝没有好下场。
彻底消灭了吴三桂政治集团，这在当时被视为清廷的特大盛事。京内外百官纷纷上表庆贺，行贺礼。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二十日，“颁诏天下”，以庆祝胜利，及显示自己的骄傲与自豪。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也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帝王的胜利，仅仅只属于帝王，对后人而言，均只是历史长河中，浪花一两朵罢了。
第三十四章 影帝翻脸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坏蛋也起码得有三个帮，这个帮自然是帮凶。在康熙皇帝眼里，吴三桂以及即位的吴世璠虽然死了，但事情不能就这么算完。领头的自然是罪大恶极，可是没有那么一大批帮凶，他也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啊！
康熙帝不仅仅是皇帝，还是一位出色的影帝。他精彩的表演，为他赢得这场战争加分不少。战争期间，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吴三桂，康熙帝百般怀柔，百般宽大。吴三桂手下的那帮兄弟们，不管有多大的“罪”，不管你反了又降，降了又反，反反复复多少次，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康熙帝都只当以前什么都没发生过，只要你重新站回清廷这边，就仍当你是“好孩子”。康熙帝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决不食言，可昭之日月。”这些承诺，他并不仅仅是说说，而是统统白纸黑字，载入诏书之中。出来造反的，都不是“嫩货”，可谓个个老江湖。可就是这些老江湖，大多偏偏看不出年轻的康熙帝，竟是位手段辣狠的老千。要说这位老千，手段也并不高明。无非就是唱唱高调，说说好话，开出许多空头支票。
天上不会掉馅饼，这道理谁都知道，可为什么，当代社会，拙劣的电话诈骗，网络诈骗，能“麻翻”那么人？原因无外乎，这些骗术点中了人心的弱点——贪。当一个诱惑从天而降，人的潜意识便不由自主地排斥应有的怀疑，他们渴望，渴望这个诱惑是真实存在的，人们不愿意相信，那仅是个泡沫，不忍心把它亲手捏碎。那吴三桂的兄弟们贪的是什么呢？是荣华富贵，是功名利禄。康熙帝的谎言是那么美丽而又感性，比小S更具诱惑。参与三藩之乱，原本就是一场赌，可是赌徒输不起，愿赌却不愿服输。输便意味着死，多么可怕的噩梦。生活本应是那么美好，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应有尽有，可一转眼，发现结局却是黄粱一梦。
但康熙帝却给你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神话，你不但可以活下去，甚至还可以继续拥有原来的一切。输不起的赌徒，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吗？不，他们拒绝不了，他们更愿意相信美丽的谎言，因为至少，它看上去很美，而现实却是残酷得让人不敢想。二战美军名将巴顿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但他却一语命中生与死的真谛——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是的，说得没错，这才是真正的军人。那些相信神话的人不是军人，他们只是赌徒，他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资格，像军人一样有尊严地死去。
康熙要大开杀戒了，君无戏言，他不能自食其言，不能让天下看到他自扇耳光。所以他继续表演，只不过换了一张脸。他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他仍然是那个宽宏大量的君主，他赦免过的罪，绝不会再重新追究，就像他说的那样，以前的事，一笔勾销。但是万能的康熙帝，又发现了新的罪行。他很为难，只能痛下杀手。这怪不得他，只能怪那些人咎由自取。
跟随吴三桂起兵的人中，最有资历，最大牌的莫过于靖南王耿精忠了。他在福建起兵，给吴三桂以军事及政治上的巨大支持。康熙十五年，他投身于美丽的泡沫中，降清。康熙帝没有治他的罪，还恢复其靖南王爵，他的属下官职照旧。他感动地主动要求随大军征剿台湾，并在收复福建沿海的泉州、漳州后，驻守潮州。次年（康熙十六年）四月，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忠心，他把自己的儿子耿显祚送入京师侍奉皇帝，实则是做人质。
不过很遗憾，十一月，他藩下参领徐鸿弼、佐领刘延庆、护卫吕应晹、典仪陈良栋、护军苏云会等人联名向兵部揭发其“归顺后尚蓄逆谋”的罪行五款：（一）违背康亲王杰书之命，不全部供出“奸党”人员；（二）暗中勾结“海贼”（指台湾郑氏），互通音讯；（三）曾与叛将刘进忠“执手耳语”，说“乞降非所愿”；（四）暗令心腹储藏铅药，等待“异日取用”；（五）遣散旧兵归农，令他们各携武器走，不准留给征剿的清军。尤其是在投诚前杀死范承谟以灭口，足见其罪重大。
此时耿精忠的弟弟耿昭忠正在福州，得知此事后，为求自保，也以同样理由举报自己的兄长。
康熙帝演技高超，知道什么时候发力，什么时候隐忍。此时吴三桂集团还未剿灭，还不能对耿等人下手，所以他只当自己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最重要的是，他的泡泡还在等着更多的人一起来玩，所以他绝不能让别人看到那个泡泡爆了。他必须要稳住，那些有心降，但又怕秋后算账的那批人。
康熙十七年秋，皇帝给康亲王杰书发起一道密旨，说明不削耿精忠的王爵，是为了稳住他及其藩下之众。现在如下令让他进京，怕他生疑，变生意外。皇帝授意康亲王可暗示耿精忠，让.他自己主动提出进京陛见。这样做，不仅耿本人，同时其部属也不会生疑。康熙帝估计的很准，耿精忠果然于康熙十九年三月上疏，请求入京觐见。康熙帝批准，命马九玉为福州将军，接管靖南王藩下部队。耿精忠到京不久，其弟耿阳忠、耿聚忠为自保，联名揭发其叛逆罪行。
此时正当时，康熙帝不再手软，耿精忠一案交由法司进行审问。耿极力辩解，自陈他“归顺后，绝无叛志”。这并非狡辩，而是实情。但黑与白全在皇帝一人之手，在其授意下，法司将他定成叛逆罪，议决严处：应革去王爵，与其子耿显祚及心腹曾养性等人俱应凌迟处死，家产籍没。康熙没有立即批复，因为他想把所有逆党要犯捉拿到京时，一并“核议”。耿精忠暂时被看押起来，老虎入了笼，随时可以拔虎牙。
耿精忠的亲属都归旗，旧部在浙、闽当官的都还京，马九玉被解除职务归本旗。耿藩的势力就此彻底瓦解。
耿的归宿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是另一位藩王尚之信。康熙十九年三月，他的护卫张永祥、张士选也赴京举报其“谋叛事”。康熙帝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人，以巡视海疆的名义前往广东，调查尚之信的罪状。同时带张永祥、张士选同回广东，秘密询问总督金光祖。都督王国栋、尚之信的弟弟副都统尚之璋等人，也一并参与了揭发。有意思的是，揭发尚之信的还有他父亲的两位夫人舒氏、胡氏。大概她们认为是尚之信害死了自己的老公，让自己当了寡妇吧。此时，尚之信还在广西平叛，他要求撤回广州。康熙帝指示，宜昌阿等抵广州后，可详察具体情况，如应撤还，即报告说广州“不可无尚之信”，可以将他一人调还广州。嘱宜昌阿不要过多株连，如发生意外，可“酌便行事”。宜昌阿等钦差按上述旨意，离京南下。他们到了广州后，发现城内无满兵，便在半夜密调赖塔部满兵二千入广州，以防意外。
尚之信因为自觉三藩之乱，自己罪责其实并不大，并且重回清廷后，也是忠心耿耿，所以并没想到朝廷会对他动手。为了平叛广西，他提议会同镇南将军舒恕所部从贵县（广西贵县）、他同总督、提督由浔州（桂平）水陆进取武宣（广西武宣）。康熙帝批准了他的计划。尚之信很快夺取了武宣。
宜昌阿与王国栋等密谋，密令总督金光祖、提督折尔肯、总兵官班际盛、副都统金榜选等赴武宣逮捕尚之信。当尚之信听完金光祖宣读圣旨后，很是吃惊，但没有丝毫反抗，对拘捕很是配合。
尚之信被抓，其藩下都统王国栋为了捞一把，擅自行动，查封王府库藏，恣取资财，肆行无忌。藩下长史李天植等很鄙视这种落井下石之举，大斥此人：“你陷身旗奴，要不是先王（指尚可喜）赏识，破格提拔，岂能有今天？如今你既不替公（尚之信）辩白冤屈，又不遵旨将公送入京师听候勘问，却如此恣意妄为，是将图谋不轨。”随即将王国栋乱刀砍死。王国栋刚死，暗中监视尚之信的赖塔趁机动手，将尚之孝、李天植等一并逮捕。
李天植在审讯中敢做担当，坚称此事系自己一人所为，与尚之信等无关。但案件的性质，康熙帝早已定好调。最后判决：“同谋者”尚可喜之妻舒氏、胡氏从宽免死，并免家产籍没。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都从宽，革职枷责。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授亲王，从宽赐死。其余如李天植、尚之信弟尚之孝等都按律就地正法。
闰八月十七日，钦差奉命至广州，向尚之信宣读圣旨后，赐一条帛，令其自尽。上午七时许，尚之信气绝身亡，葬于广州城西报资寺后山下。他的弟弟尚之孝、长史李天植等人被押赴刑场斩首。尚之信等人的妻子都籍没入官。康熙又指示，尚之信所有资财，用来充作军饷。
尚之信死后，其平南王藩亦随之撤去。他所属的部队被编为十五佐领，划入“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驻守广东。还有三总兵标下官兵，裁去一部，其余留下镇守广州。康熙二十年冬，又将其属下旗员，撤还京师，另行安插。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日，康熙帝和他的议政王大臣们，讨论对耿精忠及其心腹的处置。议政王大臣们先拟了一个意见：将耿精忠，包括他的儿子在内，共十人凌迟处死，同党黄国瑞等十九人斩首。
康熙帝表示：“耿精忠身造罪孽，应当极刑。其子等都处以凌迟，亦有可怜悯之处，可否改为斩首？”
大学士明珠说：“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负恩谋反，且与安亲王书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
康熙帝没有立即下决定，而是着议政王大臣，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各部门官员共议。
二十日，议政王等大臣商量后表示：按康熙帝的意思办，最为妥当。具体如下：
革去耿精忠王爵，凌迟处死，其子耿显祚革去散佚大臣，处斩，部属徐文耀、王世瑜、白显中、江元勋、曾养性、王振帮、蒋得、刘进忠等均凌迟处死，黄国瑞、林芳孙、廖廷云、李似桂、夏季旺、吕应斗、武灏、司定猷、沈伟、郭景汾、罗万里、祖弘勋、陈仪、陈斌、吕八斩首。
耿精忠、刘进忠两人在处决后，被割下首级示众。
耿藩、尚藩死得窝囊。论名气与实力，紧随其后的要算王辅臣了。
这是一条汉子，他并没有什么野心，叛清实属偶然与无奈。他虽是个粗人，但却看得明白，对于自己的归宿没抱任何幻想。可谓死得响当当，从容而又壮烈。
当康熙二十年七月，清军正围困昆明时，康熙帝下诏，令他随经略图海进京“陛见”。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命人从库中取出银两，分成许多份，每份都写上部下姓名。剩下二万两，放在库中，封上印条，留下账簿一册，记载银两、杂物等项及数目，其余旧账全部烧掉。然后召集诸部属，他说：“你们随我很久，东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受了很多苦，现在我即将跟你们分别，你们都远走高飞吧！愿归田的归田，愿入伍的，速投别的军镇，谁也不要说曾在我这里待过。我之所以留了二万两银子，是因为朝廷必是知道我有些积蓄的，若一文不剩，朝廷必追查，以致牵连于你们，故我如此安排。”
在自己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还能如此细心体贴地为部下着想，部下们无不感动痛哭。在大部分下属都离开后，仍有数十人不愿离去。王辅臣见苦劝无用，便不再提这事。他们日夜饮酒，八月二十九日，他照旧同属下饮酒。饮到半夜，王辅臣突然摔掉酒杯说道：“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贵已极，前迫于众人，做了不义事，又做不成，今虽反正，但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属下跪在他面前，苦劝。王辅臣表示，如他们不从，就拔剑自刎。属下这才同意，依其法行事。到天亮时，就以“厥死”上报。朝廷的眼线最终还是知其真正死因，康熙帝考虑再三，觉得他这样死法也好，对他，对朝廷都有利，便没有再追究。
清廷放过死人王辅臣一马，但对他的遗属，却没有宽容，令停其世袭之职。他的儿子王继贞在父亲归降后，不仅官复原职，还被提拔为太仆寺卿，这时也被罢官，其家属归旗。
祖泽清，是明末辽东明将祖大寿第四子，他在广东高州响应吴三桂起兵。康熙十六年“归正”，次年又叛。尚之信奉命率部迎击，曾一夜驰行一百八十里抵高州。祖泽清携家口遁入山中。十八年四月，康熙帝明示：凡从属吴三桂叛的各处大小官员，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只要归降一概宽免。唯祖泽清父子受国家厚养，前叛时以为出于不得已，而降后复叛，可知他们父子“甘心从逆”，情罪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务令各路大军搜山擒获。
康熙帝这会儿不演戏了，显出自己的真性情？
非也！表示出宽宏仁慈是演戏，表现出疾恶如仇藏书网同样是演戏。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表现不同的东西，那是好演员的基本功。形势变了，康熙帝需要表现出杀伐决断，大义凛然。有了这杀伐决断，大义凛然，他先前的宽宏仁慈，那才叫宽宏仁慈。如果没有这杀伐决断，大义凛然，那只能叫无能与懦弱。平了三藩，他康熙还要做老大，混很多年，你叫他面子往哪儿搁？玩政治的无常性，一会儿鸽派，一会儿鹰派，说到底既不是鸽子也不是老鹰，而是真龙天子。现在知道皇帝是个嘛玩意儿了吧？
到了八月，祖泽清和他的儿子祖良梗等被清军搜出，押送京师。康熙十九年二月，父子都被凌迟处死，他几个儿子的家口也都被籍没为奴。
从康熙二十年年底攻下昆明后，至次年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康熙帝逐批处决了吴三桂属下已投降的将吏，他们是：原任贵州提督李本琛，以“从逆”论处，判磔刑。他的孙子李象乾、李象坤和民籍亲弟之子李济善、李济民一律处斩。
吴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即行处斩。原任清镇远副将、被吴三桂封为将军、镇远伯江义，以“情罪甚重”凌迟处死。以上被处死者的首级皆“悬示”。他们各自的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一并处斩，家产籍没，其妻及未成年之子，查交内务府，其余一般人员可分发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安插。
胡国柱、王绪、李匡已自缢、自焚死，他们的家属投降。康熙帝以胡国柱三人情罪重大，伊等子弟法难宽宥，悉行处斩，妻女、家口、财物籍没，送交内务府。
彭时亨、谭天秘先叛于四川，后投诚，复叛，情急归降，以罪恶重大，即凌迟正法，割首级示众。
按照康熙帝的旨意：凡逆属旧人，及副将以上，悉令进京。参将以下，分插四省（河南、湖广、江西、山东）。又补充规定：其云南或别省后投靠到藩下的，释放为民。吴三桂属下，副将以上的将官多达千名以上。而“逆属旧人”，是指吴三桂镇守东北时期，或入关为清廷打天下时期，投靠跟随他的那批人。这批人跟随吴三桂时间长，也较为忠心，所以对这些人，朝廷要格外予以警惕监管。
除了官员将领，清廷对吴三桂属下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也不放心。认为他们虽未直接领兵打仗，但他们的工作同样是为吴三桂效力。并且这些能工巧匠，留在地方，未免浪费，所以将他们全部迁移北京，为朝廷及皇家服务。
从以上事例，大家应该可以料到，被调往京城的原吴三桂属下副将以上的将领，结局应该是怎样的。他们没有被安排旅游，也没有被安排学习，最后统统人间蒸发。
对于吴三桂原来的属下，无论官职大小，甚至没有官职，也许死是一种更好的结局，一了百了。而活着却是生不如死，一辈子都是贱民，子子孙孙都是如此。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直至清末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铐在他们身上几百年的枷锁才被击碎。
笔者的话
虽然当时还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虽然统治阶层制定的价值观可笑而自私，但当吴三桂背叛了大明皇朝，留给他的 4fbf." >便是千古骂名。
虽然明已亡，吴三桂无旧主可效，虽然李自成是用着汉人名的党项人，虽然南明政权烂泥扶不上墙。几百年过去了，因吴三桂的多次跳槽，人们依然坚定而执着地认为，他是天生脑后长反骨的三姓家奴，更可恶的是，他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笔者不想为吴三桂声辩，也不想为吴三桂摘“帽”，很显然，这将是一场灾难。
我只是想与大家一同思考，在历史中，尤其是纷乱的转折时期，有实力，有机会，如吴三桂之流，他们效忠的究竟应该是什么？各位若有这样的实力和机遇，又会如何处之？
什么样的国民铸就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国家塑造什么样的国民。
先有鸡生蛋，还是先有蛋生鸡。看似简单，却是永远解不开的社会学之哥德巴赫猜想。
令人烦恼的是，究竟该审判他，还是让他发表演讲呢？
明朝你为何要腐败？满族人为何不待在你的家乡？历史不可以假设，也无法假设。
吴三桂没有选择，也不可以选择。
名号改了，实质没有变，封建皇朝一如既往，无论它叫阿明，还是叫阿清。
但我们却决不能再做阿Q。
历史很有趣，历史越来越娱乐化，看.历史如同看明星演唱会，你方唱罢我登场，看的是一个热闹，看的是一个闹腾。
但喧嚣之后，却是更多无名的空洞与哀愁。
历史是一面镜子，放在当代，映射的是从前，照耀的却是未来。千万不要让它变成哈哈镜，虽有趣，却有害。
历史是一团麻，太多的帝王将相，太多的军阀强人，但缔造它的草根，却始终缺席它的盛宴。
明朝皇帝、清朝皇帝、吴三桂，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极其幼稚的问题！
鲁迅先生说，对于中国历史，我只读出两个字：吃人！是啊，吃人，藏书网连骨头都没有吐出来。
吴三桂究竟如何定性？为何一定要定性？
为了显示我们道德上的优越感？我们应该有道德，但道德不是用来批判古人的。而是用来要求我们自己的。
吴三桂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
他看似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从为人打工，到自己当皇帝。直到去世，他缔造的政权都存在着。他是以皇帝的身份去的天堂或是地狱。
若老天再借他五十年，也许他会改变历史。但老天没有，他很公平，没有借吴三桂五十年，也没有借康熙五百年。这五十年与五百年对草民来说，都是无意义的。
吴三桂是成功的，作为实力相对较小的一方，在乱世中，他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将四两拨千斤用到了极致。
操弄历史大盘，独领风骚若干年，浮华过后一切归于尘土，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是我们习惯性的选择失忆？
选择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几百年前，即使吴三桂这样的历史强人，也只能随波逐流。若说他是强者，仅是因他抢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救生圈。
别了康熙，别了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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