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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锁的房间》
第一章
圣玛莉亚教堂的钟刚敲了两下，她正好从沃尔玛·尤克斯街上的地铁车站出来。在赶往玛莉亚广场之前，她停下来点了一支烟。
教堂喧闹的钟声回响着，令她回想起童年时那些阴沉的星期日。她在离圣玛莉亚教堂仅仅数个街区的地方出生、长大；而这个教堂也是她受洗和接受坚信礼的地方——受坚信礼已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有关坚信礼的课，她所能记得的只有她问教区牧99lib.
师：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p，1849－1912，瑞典小说、剧作、随笔作家）描写圣玛莉亚教堂的钟声有“忧郁的旋律”是什么意思？但是她无法想起他是怎么回答的。
烈日照在她的背上，穿过圣包斯街之后她放慢了脚步，她不希望弄得汗水淋漓的。突然她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的紧张，她后悔在离家之前没有带些镇静剂。
走到广场中央泉水旁边，她把手帕浸在冰凉的水里，然后走到树阴下的板凳上坐着。她脱掉眼镜，用湿的手帕擦了擦脸，再用浅蓝色衬衫的衣角擦了擦眼镜，然后再戴上。那两片大镜片反射着日光，将她上半边的脸给遮住。她将宽边蓝色的丁尼布帽拿了下来，撩起及肩的金色直发，然后用手帕擦着后颈。之后她戴上帽子，把它拉低到眉毛上，静静地坐着。她的手帕在手里捏成了一团。
过了一会儿，她把手帕摊在长凳上，双手在牛仔裤上摩擦。她看了看手表：两点半。在出发之前还有几分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
时钟走到两点四十五分时，她打开膝上那个深绿色帆布肩袋的上盖，拿起手帕；它现在已经完全干了，她没有折叠，直接把它放进袋子里。然后她站起来，把袋子的背带穿过右肩，开始前进。
快到韩斯街时，她有些紧张；一切都没问题的，她对自己说。
今天是星期五，六月的最后一天，对许多人来说，暑假才刚开始。在韩斯街以及两侧的人行道上，人、车川流不息。走出广场后她左转走进房子的阴影里。
她希望自己选择今天是明智的。在权衡得失之后，她知道自己最好将计划延到下个星期，但这没有什么影响，她并不希望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
她比计划中早到了些，所以在街道另一边的树阴下站了一会儿，观察对街那扇反射着日光的大窗。来往的车辆不时地遮住她的视线，不过她仍注意到，窗帘是拉上的。
她假装在逛街，慢慢地在人行道上来回走着。虽然旁边一家表店外挂着一面大钟，她还是低着头看自己的表，同时不断注意对街的状况。
两点五十五分，她走向街口的行人穿越道；四分钟后，她已站在银行的门外。
推开大门之前，她掀起袋子的上盖。走进银行后，她的视线扫过整个办公室，这是一家瑞典大银行的分行。这间办公室形状狭长，前面只有大门和一扇窗户；右手边的柜台从窗户一直连到另一头的墙边，左手边有四张桌子固定在墙上；而更后面是一张圆形的矮桌和两张铺有红色方格布的凳子。最里面是楼梯，非常陡峭的楼梯，向下延伸到地下室，那儿应该是银行的保险箱存放室。
只有一个客户在她之前进来，一个男子。他正在柜台前面把钱和一些文件装进公事包内。柜台后方则坐着两个女办事员，更里面则是一个男办事员，他正站着翻阅卡片。
她走到一张书桌前，从袋子外面的口袋里找出一枝笔，同时用余光看着那个拎着公事包的客户走出门外。她从架子上拿出一张存款单，在上面开始涂鸦。过了一会儿，她看到男办事员走到门口把门锁上，然后弯下腰去松开那个钩住内门的钩子。当门发出刺耳的声音并关上时，他又走回柜台后面。
她从袋子里拿出手帕，然后左手拿着手帕，右手拿着存款单，假装在擦鼻子并走向柜台。
然后她将存款单塞进袋子中，并拿出一只空的尼龙购物袋放在柜台上。接着，她拿出一把枪指着那个女办事员，用手帕遮着嘴说：
“这是抢劫。这把枪里面有子弹，如果你给我找麻烦的话我会开枪。把你所有的钱装进这个袋子里。”
那个女人在柜台后面，注视着她，慢慢地拿起尼龙袋子，把它放在面前。另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也停下动作，将手慢慢地放了下来，她张开了嘴好像要说些什么，可是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柜台里面的那个男人站在书桌后面突然动了一下。
她立即把枪指向他并且大叫：
“不要动！把你的手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
她不耐烦地对面前那个受到惊吓而僵硬的女人挥舞着枪，继续说道：
“赶快把钱放进去！全部都放进去！”
那出纳员开始把一叠叠的钞票放进袋子里。装完后，她把袋子放到柜台上。突然，那个在书桌后面的男人说：
“你无法脱身的，警察会——”
“闭嘴！”她尖叫。
然后她把手帕丢进打开的袋子里，抓起尼龙购物袋。那个袋子的感觉很好，也很重。她慢慢地退到门口，枪口轮流指着每一个银行里的员工。
突然，一个人从房间另一边的楼梯口冲向她。那个人很高，有一头金发，穿着平整的裤子和有金钮扣的蓝色运动上衣，胸部的口袋上还缝有一枚金色的徽章。
一声九九藏书巨大的枪响震动了整个办公室，而且不断地回响着。她的手臂猛然弹向天花板，同时她看见那个穿着运动上衣的人向后倒下。他的鞋子很新而且是白色的，鞋底是红色的，很厚，还有凹槽。直到他的头敲到地板并发出可怕的撞击声后，她才意识到她射中他了。
她把手枪丢进袋子，充血的双眼注视着柜台后那三.９９liｂ? 个吓呆了的人。然后她冲到门口，慌乱地打开门锁。在冲到街上之前她有一段时间思考——慢下来，我必须完全冷静地走出去——但是一走到人行道上，她就开始向十字路口半跑起来。
她没有看到身边的人群，她只意识到自己不断地撞到一些人.99lib. ，还有耳边回响着的枪声。
她转过街角，然后开始快跑了起来，手中的购物袋和沉重的背包不断地冲撞她的臀部。匆忙地推开儿时住所的大门后，她循着熟悉的道路进到院子里。她检查一下自己，然后开始步行，穿过露台的门廊后，她直接进到另一个后院中，走下陡斜的楼梯进到地窖，并坐在最下面的阶梯上。
她试着将尼龙购物袋塞进袋子里盖住手枪，但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她脱掉帽子、眼镜和金色的假发，把它们全部挤进肩袋里。她本身的头发是黑色的，而且是短发。她站起来，解开99lib.衬衫的扣子并脱下来，把它也放进袋子里。在衬衫里面她还穿着一件短袖黑色的棉毛衣。在把袋子甩上左肩后，她拣起尼龙购物袋，并走上楼梯回到院子里。她爬过几面墙，最后终于到了街区另一端的街上。
然后她走进一家小杂货店，买了二公升的牛奶，将那些纸盒放在大纸袋内，再把尼龙购物袋放在上面。
之后她走到斯卢森，再搭乘地铁回家。
第二章
甘瓦德·拉森开着他自己的车到达了犯罪现场，那是辆红色的BMW，在瑞典这种车并不多见；而在许多人眼里，这种车对一位探员来说也太豪华了些，尤其是他上班时还开着它。
这个美丽的星期五午后，他正坐上车准备回家，而埃那·隆却跑到警察总部来，破坏了他想在博尔默拉的家中度过一个安宁夜晚的计划。埃那·隆也是国家刑事小组里的探员，而且很可能是甘瓦德·拉森惟一的朋友，所以在他说他很抱歉但是甘瓦德·拉森必须牺牲这个晚上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的。
隆开了一辆警车去韩斯街，他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有几辆车和一些人从南区赶到，而且甘瓦德·拉森也已经在银行里面了。
银行外面聚集了一小群人，而当隆穿过人行道的时候，一个原来站在那里看着围观人群的巡逻警察走过来对他说：
“我找到几个证人，他们说他们听到枪声。我要怎么处理他们？”
“把他们留下来，”隆说，“然后把人群驱散。”
巡逻警察点点头，而隆则继续走进银行里。
柜台和书桌之间的大理石地板上躺着死者，他的双臂张开着，左膝则是弯曲的。一只裤管向上滑了一截，露出雪白的奥龙短袜，上面还绣有深蓝色的铁锚；还有一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腿，腿上有些金色的毛。子弹正好击中他的脸部，所以血和脑浆都从脑后溅了出来。
银行藏书网的行员都坐在房间最里面的角落，在他们前面，甘瓦德·拉森一条腿跨在书桌的一角半站半坐着；一位女士正在用尖锐及愤怒的声调描述着，而他则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甘瓦德·拉森看到隆后，就举起他的右手掌对那个女人示意，她一句话还没说完，但也立即停了下来。甘瓦德·拉森站了起来，走到柜台后面，手里还拿着笔记本，到隆那儿去。他的头朝那个躺在地板上的男人点了一下，说；
“他实在不太好看。如果你留在这里，我就可以带那些证人到别的地方，也许会到罗沙仑兹街那个老警局去，那你就能在这里安静地做事了。”
隆点点头：
“他们说是一个女孩子干的，”他说。“而且她是带着现金离开的，有人看到她往哪个方向逃走吗？”
“反正银行里的人都不知道就是了，九九藏书”甘瓦德·拉森说。“有个家伙站在外面，他确定看见一辆汽车开走，但是他没有看到车牌号码，也不确定是什么车型，所以我没有多问什么。我晚些会再找他问话。”
“这是谁？”隆对着那个死人微微地点个头问道。
“一个想当英雄的白?9９ｌｉb.痴。他整个人要扑向抢匪，而当然，在极度惊慌下她开了枪。他是银行的一个客户，行员都认识他。他刚好在这儿处理他的保险箱，而且从那儿的楼梯走上来，又刚好遇到这件事。”甘瓦德·拉森看了看他的笔记本。“他是一个健身协会的主任，名字是葛登。”
“他大概以为自己是‘闪电高登’。”隆说。
甘瓦德·拉森露出了一个质疑的眼神，隆的脸红了起来，然后换个话题说：
“噢，我猜想那个东西里面可能会有她。”他指着挂在天花板上的摄影机。
“如果它的焦距够清楚，里面也有底片的话，”甘瓦德·拉森有些怀疑地说，“而且还要出纳员记得去按按钮。”
时下多数瑞典的银行都装有摄影机，只要柜台边的出纳员踩地板上的按钮它就会拍照，这也是行员遇到抢劫时惟一要做的事情。由于近来携械的银行劫案越来越多，银行遂下令行员在遇劫时顺从劫匪的要求，且基本上不要有任何想要阻止劫匪的行动，以避免自己的生命受到伤害。这个命令可能会让人以为银行是基于人道或顾及行员安全而有此要求，其实不然，它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对银行和保险公司而言，让抢匪带着他们的钱逃离现场，比赔偿损害或因人员伤害而要负担其本身甚至其家庭的生活所需——如果有人受到伤害或被杀，这种情况就非常可能成真——还要来得便宜。
现在法医来了，隆就到他的车子里去拿处理凶杀案用的袋子。他都是用古老的方法来办案，而这也常常奏效。甘瓦德·拉森走了出去，准备到罗沙仑兹街上的老警察局，他还带着银行的行员及四个自称藏书网是目击者的证人。
他借到一间询问室。进去之后他脱掉小山羊皮夹克，把它吊在椅背上，然后开始初步的调查。刚开始时，三个先被询问的银行雇员，说词非常一致；但是后来那四个证人的陈述就有些各说各的了。
第一个证人是个四十二岁的男子。当枪声响起的时候他正站在距离银行五码的商店门口，他看到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和太阳眼镜的女孩冲过去；而根据他的说法，半分钟后他看到街道上有一辆绿色的旅行车，大概是欧宝，从十五码外的人行道冲出来。那辆车很快地开往赫恩斯普兰的方向，然后就不见了。而他想他看到那个戴着帽子的女孩坐在后座。他来不及看汽车的车牌号码，但是他相信它是“AB”开头的车牌。
下一个证人是一个女人，女装店的老板。她听到枪声的时候就站在店门口，她的店与银行只隔着一面墙。刚开始她以为声音是从店里餐具室传出来的，她担心是瓦斯炉爆炸，所以冲到里面去；而发现没有事情后，她又回到店门口。后来她看到一辆蓝色的大车猛然转进车阵中（还听到轮胎摩擦的声音），就在同时，一个女人从银行出来，并且大叫说有人中弹了。她没有看清楚车里坐的人，也不知道车号；但是她说那看来有些像计程车。
第三个证人是三十二岁的铁匠，他的描述比较详尽。他没有听到枪声，或至少没注意到。当那个女孩从银行出来的时候他正沿人行道走着，她很匆忙，所以她跑过他身边时推了他一下。他没有看到她的脸，但是猜测她的年龄大约是三十岁左右。她穿着蓝色的裤子、衬衫，戴着帽子，还拿着一个黑色的袋子。他看到她坐进一辆标有“A”的车子里，车牌号码里有两个三，那是一辆淡黄色的雷诺十六。一个瘦瘦的男人，大概二十到二十五岁，坐在驾驶座上，他有一头长而直的黑发，而且穿着短袖的棉花圆领汗衫，他的脸苍白得吓人。另外一个男人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他站在人行道上为那个女孩打开后门，而关上后面的门之后，他就坐到驾驶旁边的座位上。这个男人的体格很好，大约五呎十时，有一头灰发，又乱又多；他的肤色红润，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裤，外八字腿，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圆领衫，上面有一些亮亮的东西。那辆车回转过后就向斯卢森的方向消失了。.99ｌiｂ?
听完这个证词后，甘瓦德·拉森觉得有些迷惑。在叫最后一个证人进来之前，他仔细地读着笔记本。
最后这个证人应该有五十岁了，他是制表的工匠。他当时正坐在他的汽车里，就在银行外头，他在等他的妻子，而她正在街道另一头的鞋店里。他的窗子是开着的，而且也听到了枪声，但是他没有任何动作，因为在韩斯街这样熙熙攘攘的街上，到处都是噪音。他在三点五分的时候看到那个女人从银行出来。他没有注意到她的长相，因为她似乎非常匆忙，连撞到了一位中年女士后也来不及道歉；而他认为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人，总是匆匆忙忙的，而且不太友善。他本身是从索德塔莱来的。那个女人穿着长裤，头上戴着一顶会让人联想到牛仔的帽子，而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购物袋。她跑到下一个街口之后就在转角附近消失了。没有，她没有坐进任何的汽车，她也没有停下来过，她直接跑到街角就消失了。
甘瓦德·拉森打电话说明了在雷诺汽车里那两个男人的特征，然后站起来，整理好纸张，看了看时钟，已经六点了。他觉得自己做了许多无用功。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巡逻警察就已经说过目击者对汽车有许多不同的描述，除此之外，每一个证人对整个过程的描述也都不太一致。毫无头绪，当然，就像平常一样。
有一阵子他在犹豫是否应该留下最后那个证人，但是他还是放弃了这个主意。每个人似乎都急切地想要回到家里，老实说，他才是最心急的，虽然这可能是奢望。所以他还是让所有的证人回去了。
穿上夹克后，他回到银行。
那个勇敢的健身教练的尸体已经移走了。一个年轻的无线电通讯巡逻警察从汽车里出来，礼貌地通知他探员隆正在他的办公室等着他。甘瓦德·拉森叹了一口气，然后走向他的车子。
第三章
他很惊讶自己还活着。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过去整整十五个月里，每天他都带着相同的困惑醒来：怎么我还活着？
每次醒来之前他都会做梦，这已经持续十五个月了。虽然梦境经常改变，不过还是有相同的模式：他骑着车，凛烈的寒风扯着他的头发，他正在飞驰，身体向前倾斜。然后他又沿着铁路月台跑，他看到前面有个男人提起枪来，他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个男人是查尔斯·古托。武器是神射手用的枪，一把哈默里国际牌的。那个男人刚扣下扳机，他就扑身向前用他的身体挡住子弹，那颗子弹像个重锤似的打中了他，就在他的胸口上。显然他是要牺牲自己。然而在同时他意识到他的行动是毫无作用的，总统已经蜷缩地躺在地上，那顶光滑的帽子从他的头上翻落，并且在旁边滚动，画出一个半圆。
每次都一藏书网样，他总在子弹打中他的时候醒来。刚开始一片漆黑，一股灼热感扫过他的脑部；然后他张开眼睛。
马丁·贝克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他的床上看着天花板。房间很明亮，他想着那个梦。它似乎没有特别的意义，至少对这个版本而言；除此之外，这个梦充满了荒谬的情节。例如那一把枪，它应该是左轮或者德林加枪；还有加菲尔德怎么可能躺在那里，还伤得那么重，尤其是在他已经用他的胸部挡住子弹之后？
他记不起来那个凶手究竟长什么样子。就算他曾经看到过那个男人的相片，那些影像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通常古托的眼睛是蓝色的，髭须则是金黄色的，还有整个梳向后方油亮的头发；但是今天他几乎就像是一个演员，扮演着一个著名的角色。他马上想到是哪一个角色——在《驿马车》（Stage－Coach，美国1939年发行的经典西部名片，由约翰·韦.９9ｌｉｂ?思主演）里的赌徒约翰·加罗汀，这真是浪漫得令人惊讶。
不过他的胸膛里多了一颗子弹，那马上就让这种诗意破灭了。他从以往的经验中知道许多事情，如果这颗子弹贯穿右肺然后停在脊骨附近，那一定会造成间歇性地疼痛，以后也会时常酸痛。
但是在梦中也还是有与现实吻合的事情，就如神射手的那把枪。它曾经属于一个有蓝眼睛、金色的髭须、头发也向后梳的巡逻警察。他们在一个寒冷、黑暗的春日，在一间房子的屋顶碰过面；他们之间没有交谈，只有一发子弹。
那天傍晚他在一间四面都是白墙的房间里醒来——更明白地说是在卡勒林斯卡医院的胸腔科里。他们告诉他他没有生命危险。虽然如此，他还是问自己，怎么还活着？
后来他们说这个伤不会再威胁到他的性命，只是子弹的位置不太好。他注意到了，虽然不甚感激那个用词——“不会再”。那些外科医生在将异物从他的身体拿出来之前，已经检视了好几个星期的Ⅹ光片，然后他们说这个伤绝对不会给他的生命带来任何危险，相反的，他正在逐渐康复——他可以轻松地把东西提起来，但是从此以后他不再相信他们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挑轻松的案子，他也没有选择。
现在他们说他已经完全恢复了，不过这一回也一样有个附注：生理上而言。此外他不能抽烟。他的气管原本就不太好，而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肺更是雪上加霜。伤口愈合之后，在疤痕附近就出现了一些诡异的痕迹。
马丁·贝克下了床。他穿过起居室走到走廊上，拾起门口地垫上的报纸，然后进到厨房；同时他的眼光扫过了头版的标题。外面的天气不错，而且根据天气预报员的说法，这种天气会持续下去。然而除了天气，一如往常地，其他的事情却是一日不如一日。把报纸放到餐桌上之后，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罐优格。它的味道依旧，不算很好，也不怎么坏就是了，只是有点发霉、人工的味道。那个纸盒大概放太久了，可能在他买回来之前它就已经放很久了——从前在斯德哥尔摩，你不必费很多精神和钱就可以买到新鲜的东西，但是那种好景早已不再。他接着到了浴室。在洗脸、刷牙之后他回到卧室收拾床铺，脱掉他的睡裤，开始着装。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环顾他的屋子。这是柯普曼街上一栋建筑的顶楼，在旧市区里。大多数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人称它为“梦幻之屋”。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多，而且他还记得以往的日子是多么的舒适，直到在屋顶上的那个春日。
如今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封闭和孤单，即使仍有人偶尔来访。这应该不是公寓的问题。最近他时常发觉自己有幽闭恐惧症，即使当他在户外时也是。
他有种莫名的冲动想要根烟。没错，那些医生曾经告诫他必须戒烟九九藏书
，但是他没放在心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习惯抽的国家烟草公司的烟停产了。现在市场上完全没有硬纸的过滤烟了，有两三回他尝试其他牌子的烟，但是就是不习惯。他系着领带，眼光瞄过他的模型船。有三艘模型船放在床上方的书架上，二艘成品，一艘半成品。他从八年多前就开始组合，但是从去年四月开始他就没再碰过这些东西了。
从那时起，这些船上就开始堆了灰尘。他的女儿曾经提过几次要把它们处理掉，不过他都叫她不要动。
现在是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号上午八点三十分，星期一，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正要回到工作岗位上。
他仍是一个警察——准确地说是刑事组长，国家凶杀组的头头。
马丁·贝克穿上他的夹克，把报纸放到口袋里，打算坐地铁时看——这不过是他重新开始的过程中，一个例行的工作罢了。
顶着日光沿史凯普斯本走，他吸进了污浊的空气。他觉得自己老了，也变虚弱了，但是这些都没有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相反的，他似乎非常健康且精力充沛，同时他的行动迅速且顺畅。他是个高大、黝黑的男人，有坚毅的下巴，在宽广的额头下是一对灰蓝色、冷静的眼睛。马丁·贝克已经四十九岁，不久就要五十了，但是大多数的人会以为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第四章
现在维斯保加路上南区警察总部的这个房间，证实了某个人仍然是凶杀组的领导人。虽然它干净且整齐，而且还有人不厌其烦地放了一瓶蓝色的矢车菊和延命菊在书桌上，但一切隐隐让人觉得不太对劲——虽然令人一目了然却有些肤浅，带点整洁、舒适的感觉，尤其是书桌抽屉。很明显有人曾经清出许多的东西，但是还是有很多物件遗留下来。像很久以前的计程车收据和电影票，坏掉的原子笔和空的糖果纸，在一些笔筒里还有回纹针做的菊形花9９ｌib?环、橡皮圈、一大堆糖和一抽屉的雏菊链。还有两抽屉的湿纸巾、一包可丽舒面纸、三个面纸盒，还有一只坏掉的伊蕾塔手表；另外还有几叠笔记纸，上面散乱的写了一堆记录，字迹大而清楚。
马丁·贝克四处逛了逛，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是老面孔，但有些不是。现在他在书桌前坐下，看着那只手表。它已经完全不能用了，表面都是雾气，而且他摇动那只表的时候，从表壳里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好像里面的螺丝全都松掉似的。
李那特·库尔保敲了敲门，走进来。
“嗨！”他说，“欢迎你回来。”
“谢谢。这是你的手表吗？”
“是的。”库尔保微愠地说。“不小心把它放到洗衣机里去，我忘了把口袋掏空。”他看了看他，不好意思地继续说道：“其实我上个星期五曾经试着修理，不过有人来找我。唉，你知道的……”
马丁·贝克点着头。库尔保是他在漫长的复原期里最常见到的人，而且他们之间也没什么新的话题。
“你节食的效果如何？”
“很好，”库尔保说。“我今天早上减了一磅，从二二九减到二二八。”
“所以你从开始到现在只轻了二十磅？”
“十七磅而已，”这似乎伤了库尔保的自尊。他耸耸肩，继续抱怨道：“这真是太差劲了，所有的计划都只能顺其自然。而且耿只会嘲笑我，波迪尔也是。对了，你好吗？”
“还好。”
库尔保皱起了眉头，但是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拉开公事包的拉链，拿出一个淡红色的塑胶夹。里面的报告似乎不会太厚，也许三十页吧。
“那是什么？”
“姑且称它为一个礼物吧。”
“谁拿来的？”
“我啊！不过不是啦，是甘瓦德·拉森和隆，他们认为这非常可笑。”
库尔保把档案放在桌上，然后说：
“不幸的是我必须走了。”
“干嘛？”
“N.P.B”
指的是国家警察局。
“为什么？”
“为了这些可恶的银行抢匪啊！”
“那有特别的小组去处理。”
“特别小组需要人手。上个星期五又有一个愚蠢的家伙被枪杀了。”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
“所以州警局立即决定要加强特别小组。”
“要你去？”
“不是，”库尔保说。“实际上，我认为是要你去。但是命令上个星期五下来的时候我刚好在当班，所以我就自己做决定了。”
“你的意思是？”
“也就是赦免你离开精神病院，然后让我自己加入特别小.99lib.组。”
“谢谢。”
马丁·贝克是真心的。加入特别小组也就暗示着每天都要面对一堆人的审问，例如，警察署长、至少两个部门的头子、相关的督察长和其他说得天花乱坠的非专业人士。库尔保自动地扛下了这些。
“嗯，”库尔保说，“不过我拿到这个。”
他用那只肥厚的食指指着档案夹。
“是什么？”
“一件案子，”库尔保说。“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不是银行抢劫之类的，只可惜……”
“什么？”
“你不看侦探小说。”
“怎么说？”
“因为如果你看过，你就会更觉得有趣了。隆和甘瓦德·拉森认为每个人都会看侦探小说，实际上那只是他们。但是现在他们遇到的问题太多了，所以他们在找人为他们处理琐事，只要有人愿意做就行。这件事只需要动脑筋，只要坐着想就可以了。”
“好吧，我会看一看，”马丁·贝克不为所动地说。
“报纸根本没有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好奇吗？”
“当然，再见。”
“回头见。”库尔保说。
出了门后他停下来站了几秒钟，皱着眉头。然后他困惑地摇了摇头，走到电梯那儿。
第五章
马丁·贝克说他对那些红夹子里的档案内容很好奇，其实不然。事实上这一点也不吸引他。那为什么他给了一个令人混淆、被误导的答案？为了要让库尔保高兴？不可能。为了要欺骗他？这个想法太牵强了。他没有理由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们彼此的了解太深，也交往很多年了；此外库尔保是他所遇见的最不易受骗的男人。也许是要欺骗他自己？虽然这有些荒谬。
马丁·贝克在收拾办公室的同时，仍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整理完抽屉后他开始调整室内的物件。把椅子移动一下，调书桌的方向，把档案柜向门那儿移了几寸。他将桌灯的螺丝转下来，把灯摆在书桌右手边的角落。显然他的代理者比较喜欢把它摆在左边，要不然就是它一直都是这样的。对于小事，库尔保时常是随兴而为，但如果是重要的事情，他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例如他迟至四十二岁才结婚，只为了要找寻一个完美的妻子。他一直等到那一个女子出现为止。
马丁·贝克则全然不同，他有个二十多年不成功的婚姻，与一个看来绝对不是他梦中人的人结婚。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离婚了，他想自己一定拖太久了。
这六个月里，在思考过一切后，他有时会怀疑离婚是不是一个错误。可能一个唠叨、烦人的妻子还是比没有妻子来得好些吧？
唉，想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他拿起花瓶中的花给了一位秘书，这个举动似乎令她很高兴。马丁·贝克坐回桌前，并且看了看四周，所有的东西都归位了。
他是否想向自己证明一切都没有改变？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要尽快忘记它，他把红色的档案夹拉了过来。塑胶夹是透明的，所以他立刻看见这份档案是关于凶杀案的。这无所谓，处理凶杀案是他专业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案子发生在哪里？保斯街五十七号，几乎就在警察总部的门口。
通常他会说这与他或他的部门无关，这是斯德哥尔摩刑事调查局的事。有一刻，他有拿起电话的冲动，想找昆斯荷曼那里随便一个人，问问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就把它装进信封里退回给寄件人。他冲动地想要采取强硬和严肃的做法——这种冲动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他必须用尽所有的力气去把它压抑下来。他看了看时钟以转移注意力。已经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但是他不饿。
马丁·贝克站起身，到盥洗室喝了一杯温水。
走回办公室的时候他注意到里面的温度变高了，而且有怪味。不过他没有脱掉夹克或松开衣领。他坐下来，拿出那些报告来看。
二十八年来的警察生涯教了他许多事，包括看报告的技巧如快速过滤重复和琐碎的事，也就是找出特定作案模式的能力——如果真有这种能力的话。
花了不到一小时他就仔细地看完整份文件了。大部分写得很差劲，有一些根本让人看不懂，而且有一些地方特别烂。他马上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了：埃那·隆警官。客气一点说，他似乎是在模仿他的同事藏书网，这位同事在其有名的例行交通报告中，曾写下诸如“街灯亮起，夜幕笼罩”之类的废话。
马丁·贝克又翻了翻那份报告，偶尔在某些部分停下来仔细看看内容。然后他放下报告，手肘撑着书桌，额头埋在手掌内。他皱着眉头，想着那些较明显的片段。
故事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每天都会看见却令人厌恶的：
十五天以前，也就是六月十八号，星期日，昆斯荷曼保斯街五十七号的住户曾经叫警察去那儿一趟。根据记录，电话是下午两点十九分打的。约两小时后，两个巡逻警察开着车到达那个地点。保斯街上大部分的房子距离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都不到九分钟的路程。不过这些耽搁是很容易理解的。首都的警力严重不足，而且刚好遇到放假期间，又是星期日；再说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非常紧急。那两个巡逻警察，卡尔·克力斯辰森和肯尼思·卡斯穆，也已经到过那里，也和打电话来的人谈过了。那是一个女人，她住在面向街道的二楼，她告诉他们，这几天她都被楼梯间那股难闻的味道呛得很难受，她怀疑这个味道不寻常。
那两个巡逻警察马上就注意到那种气味。卡斯穆认定它是腐臭的东西造成的，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气味非常类似腐烂的肉所发出的恶臭。仔细用鼻子找了一会儿（也是卡斯穆），他领着那些人到了公寓一楼的门口。根据可靠的说法，这是单间的套房，一个年约六十五岁的男人住了一段时间，他的名字可能是卡尔·爱德温·斯维瓦。在门铃下面的硬纸板上有一块手写的名牌，上面有这个名字。由于这种味道可能表示有人自杀或自然死亡，或只是一只死狗.9９ｌｉｂ?（还是卡斯穆说的），或可能是个病人或求救无援的人，所以他们决定强行进入房间里。门铃似乎是坏了，而敲了几次门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们尝试找房东或其他像守卫或管理员等可能有钥匙的人，可是都找不到。
结果那两个警察请求破门而入受到批准，于是就去请锁匠来，这又耽搁了半小时。
锁匠到了之后，发现门锁不能用铁橇穿过去，而且也没有投递邮件的缝孔。结果用了些特别的工具终于把门锁撬了下来，但还是不能把门打开。
现在已经超过克力斯辰森和卡斯穆平常下班的时间了，他们再次请求直接把门撞开。他们还问是否刑事调查局的人最好不要介入，结果他们收到很简要的回答说其他人都没空。而锁匠这时觉得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就先离开。
到了下午七点，卡斯穆和克力斯辰森.99lib.
非常难以理解，这也许是为什么它会被冰冻起来的原因。就他所了解，这些文件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到埃那·隆的手上；也是到了那里它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马丁·贝克拉近电话，打了许久以来第一个跟工作有关的电话。他拿起话筒，右手拨着号码，同时坐下。他忘记了国立法医研究院的电话号码，所以先找了一下。
验尸员似乎感到很惊讶。
“当然，”她说，“我当然记得，报告是两个星期以前送出去的。”
“我知道。”
“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
他想这可能有些伤害到她了。
“只有一些事我不太了解。根据你的报告，这个问题人物是自杀的。”
“是啊。”
“方式呢？”
“我的表达能力真的那么差吗？”
“哦，不是，不是这样的。”
“那你到底不了解什么？”
“只有一点点，老实说；而这，当然，是由于我自己的无知。”
“你是指里面的用词？”
“这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缺乏医学知识，”她略感安慰，“总是会遇到这类麻烦。”
她的声音很轻，而且很清楚。当然还很年轻。
有好一阵子马丁·贝克沉默地坐着。此刻他应该要说：“我亲爱的小姐，这份报告不是给病理学家看的，它是要给另外一些人看的。既然是市警局请你做的，你就应该用一般警官可以看得懂的文字来写。”
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呢？
他的思绪被验尸员打断，那个验尸员说：
“喂，你还在吗？”
“是的，我还在。”
“你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问吗？”
“是的。首先我想要知道，你是根据什么判断这是自杀。”
当她回答的时候声音变小了些，且略带惊讶：
“我亲爱的先生，我们是从警察那儿接收这具尸体的。在进行解剖之前，我与那个我想应该是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在电话里接触过。他说这是例行工作，他只想知道一件事。”
“什么？”
“那个人是不是自杀的。”
马丁·贝克快受不了了，他用手揉了揉胸口。子弹穿过去的地方有时还是会痛。医生说这是心理或心情引起的，只要他的潜意识能忘掉过去，自然就会痊愈。而此刻，就是现在，这深深刺激了他，这是他潜意识里几乎毫不在乎的事呀！
那个警官这样做犯了基本的错误。一般来说，解剖之前警方不应给任何的暗示。让法庭专家知道警方所猜测的死因算是玩忽职守的，尤其在病理学家是这么年轻且没有经验的情形下。
“你知道那个警官的名字吗？”
“是亚道·加斯塔森警官，我印象中，他是负责的人。他似乎很有经验，也知道自己面对什么。”
马丁·贝克没听说过亚道·加斯塔森警官，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说：
“所以那个警官给了你一些指示？”
“也可以这么说，是的！无论如何，那个警官很清楚地表示他怀疑这是自杀的案子。”
“我知道了。”
“自杀的意思，你应该知道，就是有人杀了他自己。”
贝克没有回答她，他反而问：
“验尸过程很困难吗？”
“还好啦，除了外观的一些改变，这多少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麻烦。”
他怀疑她到底验过多少尸体？但是他压住这些话。
“你花了很多时间吗？”
“一点也不。既然只要知道是自杀还是急性疾病，我直接就打开他的胸腔了。”
“为什么？”
“死者是个中年男人。”
“你为什么假定他是突然死亡的？”
“那个警官让我觉得是这样。”
“他是怎么做的？”
“他直接点出来的，似乎如此。”
“他说什么？”
“’那个男子要不就是自行了结，要不就是得了心脏病‘，类似这样。”
他在心中暗自叫道：又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谁说斯维瓦在濒临死亡之前不可能已经瘫在那里，或无助的躺了好几天？
“是的，所以你打开他的胸膛。”
“是的，而且问题几乎立刻就有了答案。无疑地，其中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自杀？”
“当然。”
“方式？”
“他向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子弹还留在胸腔里。”
“子弹打中心脏了吗？”
“总之非常接近，最严重的是伤到了大动脉。”她简短地停了一下，稍微不耐烦地说：“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是的。”马丁·贝克小心地提出他下一个问题。“你验过许多枪伤吗？”
“够多了，我想。无论如何这个案子并不算复杂。”
她这辈子究竟验过多少被枪杀死者的伤口？三个，二个，或者只有一个？
那个验尸员也许感觉到他不出声是在怀疑，所以解释道：
“内战期间我在乔丹工作，那是两年前的事了。在那里，枪伤是从来没有少过的。”
“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多自杀的。”
“是没有，不太多。”
“嗯，事情是这样——”马丁·贝克说，“很少有人自杀是瞄准心脏的，大多数的人都是瞄准嘴巴，也有些人是瞄准太阳穴。”
“可能吧，但是这个家伙绝不是我碰到过的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以前在学心理学的时候听过，人们自杀的时候——尤其是比较浪漫的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本能会瞄准他们的心脏，显然这是很普遍的倾向。”
“你认为斯维瓦中弹后还能活多久？”
“不99lib.会太久。一分钟，也许二或三分钟。他内出血很严重，要我推测的话，我会猜一分钟，就算不对也差不多了。这很要紧吗？”
“也许不很重要，但是还有其他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六月二十号尸体还在你这儿？”
“是的，没错。”
“你认为那个时候他死了多久？”
“嗯……”
“你的报告中对这一点只是含糊的带过而已。”
“事实上这很难说，也许比较有经验的病理专家能给你更精确的答案。”
“那依你看呢？”
“至少二个月，但是……”
“但是？”
“但是这还要看情况而定，例如死者所处的环境，温暖、潮湿的空气会造成很大的差异。如果尸体被暴露在高热下，就会使研判的时间变得较短；另一方面，如果腐败得很厉害，我是说……”
“那子弹穿进去的伤口呢？”
“组织分解的工作也让这?９9ｌiｂ?个问题变得很困难。”
“枪是直接接触到身体的吗？”
“依我看来并没有。但是我可能是错的，我必须强调这一点。”
“那你的看法呢？”
“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毕竟他有两种选择，不是吗？”
“当然，”马丁·贝克说。“你说的没错。”
“他可以把枪抵着自己然后扣下扳机；不然就是把枪反转，手臂伸直。不过这样的话我想他必须用拇指来扣扳机。”
“的确是。所以这是你的想法？”
“是的，但是这些都是很保守的猜测。要确定枪是否抵着身体的确有些困难；尤其是尸体已经经过这么多改变之后。”
“我了解了。”
“不过现在换成是我有点问题了。”那个女孩轻声地说。“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他是怎么开枪的真有那么重要吗？”
“是的，似乎如此。斯维瓦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家中；而所有的窗户和门都是从里面关上的，他躺在一个电热器旁边。”
“这就可以解释尸体为什么腐烂得这么严重了。”她说。“假使那样的话一个月可能就够了。”
“真的吗？”
“是的，而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找不到直接被击中时应该会有的焦痕了。”
“原来如此。”马丁·贝克说。“谢谢你的帮忙。”
“哦，小事一桩。如果还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打电话来。”
“再见。”
他放下电话。她真是狡辩的老手，一下子就只剩下一个谜团尚待解开。不过还是非常令人疑惑。斯维瓦不可能自杀——不用枪却能把自己射杀，这可不容易。
那保斯街的套房里根本没有任何武器。
第七章
马丁·贝克继续打着电话。他想找最早被叫到保斯街的那两个无线电巡逻警察，可是都找不到，他们似乎正在值勤。在问了许多人之后他才弄清楚，其中一个人正在休假，而另一个人则到地方法院作证，所以也没有来上班。甘瓦德·拉森正在开会，而埃那·隆刚接到电话出去了。
马丁·贝克等了很久之后才和那个最后把报告送到凶杀组的刑事警官联系上，报告送来时已经是二十六号，星期一的事了。马丁·贝克觉得他不得不问：
“那份验尸报告真的早在那个星期三就送到了吗？”
那个男人回答的声音很明显地在发抖：
“我也不太确定，我也是一直到星期五才看到报告的。”
马丁·贝克没说什么，他在等某种解释。警官说：
“在这一区里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除了最紧急的事件之外，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其他的小事。报告一直堆在桌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多。”
“所以……在这之前都没有人看过验尸报告？”
“有，我的主管看了。星期五早上他还问我是谁处理那把枪的。”
“什么枪？”
“斯维瓦自杀用的枪。我是不知道这回事啦，但是我想是那些打电话来的巡逻警察中的一个找到的。”
“我手边正好有他们的报告，”马丁·贝克说。“如果屋子里有枪的话，里面应该提到一些才对。”
“我想那个巡警应该不致于犯错。”
那个男人防备起来。他是在为他们的人辩护，而且不难知道是为什么。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社会大众对警察的批评与日俱增，警民间的关系也大不如前，而且工作的负担又几乎增加了两倍，结果许多警察放弃了工作，而很不幸，这些人大概都是最好的。尽管瑞典失业情形非常严重，但要找到新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培训中心的规模也比以前缩减许多。那些仍留下来的警察更觉得他们应该团结起来。藏书网 要先去弄清楚这些警察到底做了些什么，这常常比你调查案子的真相还来得困难。
四点零五分，亚道·加斯塔森走了进来。马丁·贝克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但是他一看到这个男人就认出他来了：骨瘦如柴的家伙，大约三十岁，黑发，有种难缠、冷漠的神情，马丁·贝克想起稍早在斯德哥尔摩刑事局里单调的房间中，还有一些不算正式的场合里见过他。
“请坐。”
加斯塔森坐到最好的一张椅子里，翘起了腿，然后拿出雪茄，点燃了后说：
“很疯狂的故事，哦？你想要知道什么？”
马丁·贝克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原子笔在手里不停地转着。然后他说：
“你是什么时候到保斯街的？”
“晚上，大约十点。”
“那当时情况如何？”
“非常可怕，到处都是白色的大蛆，臭气冲天，其中一个巡逻警察还在大厅里吐了。”
“那些警察在哪里？”
“一个人在门外看着，另一个坐在汽车里面。”
“他们一直都守着门吗？”
“是呀，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
“那你做了些什么？”
“我直接进去，然后看了一眼。实在恐怖极了，就像我刚说的。这可能是刑事局的事，谁知道呢。”
“但是你的结论却不是这样？”
“当然，毕竟这件事就像白日一样的清楚。门是从里面用三四种方式锁住的，那些家伙花了许多力气才进到里面去。而且窗户锁着，窗帘也是拉下来的。”
“窗户当时还关着吗？”
“没有，很明显是他们进来的时候把它打开的，要不然没有防毒面具根本没有人能呆在那里。”
“你在那里多久？”
“没几分钟，不过足够让我知道这不需要刑事局来处理，不是自杀就是自然死亡的。所以剩下的就交给市警局了。”
马丁·贝克翻了翻那份报告。
“这里面没有列出任何你们找到的物品。”他说。
“没有吗？噢，我想应该要有人想到才对。不过这也没什么，那个老家伙也不会有什么东西，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一张床吧，我想，小厨房里还有一些垃圾而已。”
“可是你还是在四周看了一看？”
“当然，我在做下一步之前每件东西都检查过了。”
“做什么？”
“什么？你的意思是……”
“在你下一步做什么之前？”
“当然是移开尸体啊！我们一定要解剖那个老男人，不是吗？即使他是自杀的，我们还是必须剖开他，这是规定。”
“你能总结你观察的结果吗？”
“当然，很简单。尸体大约距窗户三码左右。”
“大约？”
“是的，事实上当时我身上没有码尺。它看起来大概放了两个月了，也就是说腐烂得很厉害了。房间里有两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张床。”
“两张椅子？”
“是的。”
“刚才你说一张。”
“哦？是吗？反正我想是两张。然后有一些旧报纸和书；小厨房里有几个炖锅和咖啡壶，就像平常人有的一样。”
“平常人有的？”
“是啊，一个开罐器、刀叉、垃圾桶等等。”
“我懂了。地板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我是说除了尸体以外。我问那两个巡逻警察，他们说他们也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我问那两个小鬼，他们说没有。没有别人进过那里，除了我和他们两个。然后那些开着拖车的家伙就来了，他们把尸体装进塑胶袋里就带走了。”
“然后就知道99lib?斯维瓦的死因了。”
“当然，没错。他对自己开了一枪，令人费解，我觉得。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那支枪的？”
“你没有合理的解释？”
“没有。这整件事实在蠢到家了，就像我说的，一个无解的案子。这不常发生，哦？”
“那两个巡逻警察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他们只看到死者，还有那个完全封闭的地方。如果有枪的话，他们或是我一定会看到。无论如何，它也只会掉在死掉那个家伙旁边的地板上。”
“你知道死者是谁吗？”
“当然。他的名字是斯维瓦，不是吗？就写在门牌上。你一看就知道他是那一种的人。”
“哪一种？”
“嗯，社会上常见的人，老酒鬼，大概，那种常常害死自己的人；如果不是喝到死掉，就是得心脏病或诸如此类的事。”
“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了，这已经超过我们所能了解的了，就像我说的，无解的谜团。我想就算是你也解决不了的。无论如何，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办。”
“可能。”
“是的，我想是。我现在能走了吗？”
“还不行。”马丁·贝克说。
“我知道的都说完了。”亚道·加斯塔森在烟灰缸里捻熄了雪茄说。
马丁·贝克起身走向窗户，背对他的客人站着。
“我有些事要说。”他说。
“哦？什么事？”
“有不少的事。我想先说的是有一些犯罪专家上个星期检查了那个地方。虽然现场所有的东西都被破坏了，他们还是立刻就在地毯上发现一大块和二块较小的血迹。你看到过任何血迹吗？”
“没有，我没有找到任何血迹。”
“很显然你没有看到。你找到什么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个案子似乎相当清楚。”
“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些血迹，那我想你应该也错过其他的东西了。”
“不管怎么样，那里没有枪是真的。”
“你注意到死者的穿着吗？”
“没有，我没有仔细看，反正腐烂得很厉害就是了，也就是一堆破布吧，我猜。反正这也没有什么差别。”
“你立刻注意到的是死者是穷人，而且是个孤单的人，你绝不会认为他是某个协会里赫赫有名的会员。”
“当然。如果你看过的酒鬼、受救济的人和我一样多的时候……
“怎么样呢？”
“是的，嗯，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个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了。”
马丁·贝克怀疑加斯塔森是否真的是这样想。他大声地说：
“假如死者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也许你就会比较认真了？”
“是的，在这种案子里你必须小心自己的言行。事实上我们有一大堆的案子要处理。”他向四周看了看。“你可能不清楚，我们的工作都已经超过负荷了，你不能每次碰到一个死掉的酒鬼都去扮演福尔摩斯。还有别的事吗？”
“是的，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说你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实在是糟透了。”
“什么？”
加斯塔森站了起来，突然他觉得马丁·贝克是在破坏他的事业——也许是认真的。
“等一下，”他说，“只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些血迹，也没有看到枪……”
“粗心这个罪并不严重，”马丁·贝克说。“虽然这也是不可原谅的。举例来说，你叫来验尸员，而且告诉她一个以错误且先人为主的观念为基础的指示。再进一步，你误导了那两个巡逻警察，让他们以为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所以你只需要走进房间，向四周随便看看，然后就把全部的物件都清除掉；而在宣称这不需要做刑事调查之后，你就让他们把尸体搬走了，连一张相片也没照。”
“但是，天哪，”加斯塔森说，“那个老家伙一定是自己了结的。”
马丁·贝克转过头来盯着他。
“这些是正式的批评吗？”加斯塔森说，有些惊慌。
“是的，非常正式的，保重。”
“等一下，我会竭尽所能……”
马丁·贝克摇了摇头。然后那个男人就离开了，他似乎很担心，在门关闭之前有一段时间，马丁·贝克听到他吐出：
“老不修……”
显然亚道·加斯塔森应该不会再是刑事警官了，甚至也不能当警察了。他实在没有天分，也很鲁莽，又自负，而且用全然错误的方式去完成他的工作。最好的警力总是被调进刑事局里，现在大概还是一样吧。
如果像他这样的人早在十年前就毕业而且成为刑警，那真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马丁·贝克觉得他第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明天他会独自去看看那个上了锁的房子。他今晚要做什么？吃些东西，随便什么；然后坐着翻翻他应该读的书。再孤独地躺在床上等待睡着，感觉黑暗渐渐围拢过来……
在自己那间上了锁的房间。
第八章
埃那·隆是那种不安于室的人，他选择警察这个行业是因为他可以时常在外奔波。但随着时间过去，他也不断地升了职，上班时间被绑在桌子前面无法走动的时间也变长了，而他呼吸新鲜空气——斯德哥尔摩的空气还称得上新鲜——的机会也就很稀少了；他想要回到拉普兰去度假，再感受一下山野的生活已不太可能。事实上他憎恨斯德哥尔摩。虽然只有四十五岁，他已经开始思考退休的事了，想着何时再回到阿耶普罗的家里卖杂货。
他的年假快到了，他自己也开始期待；但如果银行的案子无法理出个头绪，他们随时都可能要求他牺牲这个假期。
为了要努力让调查有些结果，他决定这个星期一晚上亲自开车到索伦帝纳去和一个目击者谈谈，所以也就不能陪他的妻子回瓦林比了。
不只是因为他说过要查访这个目击者（虽然他很有可能接到刑事局的例行传唤），也是因为他也急切地想澄清甘瓦德·拉森的疑虑，也就是他和扬达是否曾经有过争执。
“当然没有，绝对没有。”隆说。
99ｌiｂ.隆要去见的这个男人就是那个三十二岁的铁匠。甘瓦德·拉森已经问过他他在韩斯街银行外所目睹的事了。他名叫史丹·斯瓦根，独自住在松加瓦根一间半分离式的房子里。他正在屋子前的小花园里浇着玫瑰花丛。一看到隆从车子里出来，他就放下浇水用的壶，跑来打开大门。他把手在裤子上抹了抹后，才伸出来和隆握了握。他跑上阶梯去帮隆开门。
房子不大，一楼除了厨房和走廊，还有一间房间，门歪斜着。屋子里空空的。那个男人看出了隆的疑问。
“我老婆和我刚离婚。”他解释道。“她带走了一些家具，所以目前暂时还很乱，不过我们可以上楼去。”
楼上是一间很大的房间，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壁炉，前面有一张白色的矮桌子，旁边是几张破旧的扶手椅。隆坐下来，不过那个人还是站着。
“你要喝些什么吗？”他问道。“我可以热些咖啡。我想冰箱里也还有一些啤酒。”
“谢谢，和你一样的就可以了。”隆说。
“那我们就喝啤酒吧。”那个人说。
他跑下楼去，隆听到他在厨房里弄出很大的声音。
隆环视了一下这个房间。没有几件家具，有一组音响，还有几本书。在火炉旁边的篮子里有一些报纸，有《每日新闻》、《我们》、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今天》，还有《金属工人报》。
史丹·斯瓦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和两罐啤酒，他把它们放在桌上。他是个精瘦的家伙，有一头火红的乱发，而长度在隆的眼里还算正常。他的脸上有很多雀斑，还挂着率真的笑容。把酒打开来倒在杯子里之后，他在隆的对面坐下，然后拿起杯子九九藏书有什么关联却没有人真的清楚。
更严重的是银行并非惟一的目标，一般大众被抢的例子也有大幅增加的趋势，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人被袭击，在街上、在广场上、在商店里、在地铁中、甚或在家里，真的是到处都有可能。可是抢银行被认为是其中最严重的，攻击属于社会大众的银行就是向公众权力挑战。
现存的社会体系显然已经是不可行了，除非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良心的，它才有可能正常地运作。但是即便是警察也做不到这一点。过去这两年来单单斯德哥尔摩所积压的调查案件就多达二十二万件；而即使是非常重大的案件（虽然只占一小部分），也只有四分之一被侦破。
而事到如今，那些应该为此负全责的人也无能为力了，他们只会摇头叹息，摆出一副已尽人事的模样。有好一阵子，大家都在相互指责，而现在已经找不到对象去责怪了。最近有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就是大家应该少喝些啤酒。然而在瑞典，啤酒的消耗量已经算是非常低的了。由此也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国家最高决策当局的思考方式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了。
有件事是很明显的：警方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自从一九六五年实行国有化以来，所有的警力收归一个单位指挥，而从一开始，领导者的位子就已经被一个不适合的人坐上了。
长久以来，许多分析家及研究人员不断地想要了解国家警察总署主导人的基本理念。这当然是个无解的问题。其实警察署长所遵行的教条，就是绝不容许任何事情泄漏出去，因此他是绝对不会给你任何答案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非常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他讲话的内容即使是修饰得文辞并茂，也索然无味。
几年前曾有警方的人员发现一种篡改犯罪统计数字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却不易马上被识破；它不是直接做假，只是误导大众的注意。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要求更多的武装和精良的警力，对一般案件要求更多的技术支援，对特殊案件则要求更强大的火力，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夸大警方所面临的危险。而由于这类说词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说服力，所以他们才寻找另一种方式：篡改统计数字。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六十年代后期发动的政治示威游行中，给了他们更容易捏造数据的机会。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却受到暴力的反制，他们除了一些标语和本身的信念外，根本没有带其他的东西，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催泪瓦斯、强力水柱和橡胶警棍。这些非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很少不是以喧嚣及混乱的场面结束的。那些只不过想要自卫的人被拉扯、被逮九九藏书
她把手掌弯成杯状放在雪茄下方，然后手指轻轻一弹就把前面一截烟灰弹到手里。他装作没看到。过了一会儿他喝光了威士忌，马上又再叫了一杯。他面无表情，严峻的眼光瞄着那个女郎身后的某个地方。他的眼睛其实根本没有瞄过她；他只是站在那儿，就如同别人形容的那样——不动如山。就连莫伦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在等他看向这个方向。
一个瘦小而古板的男九九藏书 人走了过来，他穿着不合身的灰色西装和白色尼龙衬衫，还打着一条酒红色的领带。他坐在他们旁边的椅子上。他的脸很圆，而且红润，在无框的眼镜后面是一双蓝色的大眼；微卷的头发是旁分的，而且剪得很短。
莫斯壮和莫伦分别瞥了他一眼，然后就回头去观察吧台那个有詹姆士·庞德风格的人。
过了一会儿，在他们身旁坐下的那个人和他们低声说了些话，刚开始他们还不晓得他是在和他们说话——过了一会儿之后他们才弄清楚，原来眼前这个温顺的人才是古斯达夫·豪瑟，而不是吧台那边那个人。
稍后他们离开了马格诺里亚酒吧。
莫斯壮和莫伦愣愣地跟着豪瑟。他披上一件墨绿色的皮大衣，戴着一顶泰伦尼帽走在前面，领着他们到霍夫的公寓。
霍夫大约三十出头，是个开朗的人。他介绍了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两个小孩，还有一只腊肠狗。稍晚，这四个男人一起出去吃晚餐，并谈论他们共同的嗜好。霍夫和豪瑟在这行里已是经验老到，而且各自拥有几项特殊且有用的专长。此外在被判了四年刑而如今好不容易出来了之后，他们正野心勃勃，蠢蠢欲动。
和他们的新伙伴相处了三天之后，莫斯壮和莫伦回到住处继续为这一次的大买卖做准备。那两个德国人保证他们会做好准备，到时候一定会出现。
七月四号，星期二，一切都已就绪，星期三他们到达瑞典。
豪瑟从卓格开车，再搭早上的渡轮到林罕，他们约定好他要在斯凯普布隆接霍夫；而霍夫则搭欧罗桑公司的船在中午先到那儿。
霍夫从未到过瑞典，也不知道瑞典警察的穿着是什么样子，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在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有些迷惑，行为有些诡异的原因。当他从阿布萨龙号的船梯上走下来的时候，一个穿着制服的旅客服务人员走向他，霍夫立即认为那个穿制服的男人是警察，一定是风声走漏了，所以他们要来逮捕他。
就在同时，他看到豪瑟坐在停于对街的轿车中，开着引擎等他。惊慌之下霍夫拿出他的枪，指着那个惊讶的服务人员。那个人的未婚妻刚好在阿布萨龙号的自助餐部门做事，他只是来找她而已。在所.99lib.t>有的人都还来不及反应之前，霍夫跳过停车位和人行道之间的路障，穿过几部汽车，又跳过另外一边的路障。其间他还在两部大拖车之间滑倒，枪也掉了，最后他钻进了豪瑟的车里。
豪瑟看到霍夫向他冲过来，便很快地打开车门，而且在他跑到之前就已经让汽车开始滑动；然后霍夫的脚在油门上猛踩，在所有的人都还来不及看见汽车的牌照号码之前，他们就在转角附近消失了。他一直开着，直到确信没有人要拦住他，也没有人跟踪他为止。
第十六章
众所周知，好运和恶运总是此消彼长，所以当一个人走了霉运，一定有另外一个人在走好运；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莫里森自认为好运和恶运他都负担不起，所以他很少去碰运气。
他所有的行动都有双重的保全计划，都是他独自设计的，除非是许多不同的恶运在最不99lib. 和其他的人走在一起。在人行道上距离他五码的地方，两个看起来畏畏缩缩的警察双手背在后面站着。交通状况一如往常——也就是说非常地拥挤——空气中充满了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废气。
最后绿灯亮了，大家就开始推挤，想要打败其他过马路的人。有个人不小心撞到那位老太太，老太太很害怕地说：
“我没有戴眼镜所以看不清楚；不过现在是绿灯，不是吗？”
“是的，”莫里森亲切地说。“我帮你过马路，女士。”
经验告诉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通常会得到一些好处。
“真是谢谢你，”老太太说。“现在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这些老人了。”
“我没什么事。”莫里森说。
他轻轻地扶着她的手臂带她过马路。他们才走了三码的距离，另一个行人匆匆忙忙地又撞到那个老人，所以她跌了一下。正当莫里森扶着她以免她跌倒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喊叫道：
“嘿，你！”
他抬起头来，看见那个女交警指着他并且大呼小叫：
“警察！警察！”
老太太向四周看了看，有些不知所措。
“抓住那个小偷！”那个交通警察大叫。
莫里森皱了皱眉头，但是仍旧静静地站着。
“什么？”那个女士说，“怎么了？”然后也跟着叫道：“小偷！小偷？”
那两个警察冲了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九九藏书个警察严肃地问道。
因为他说话有一种纳尔奇语的哭调，所以很难发出干这行的人应该有的那种严厉、尖锐的声调。
“扒手！”那个女交警喊着，手指着他。“他想要偷老太太的手提包。”
莫里森看着他的对手，心里有一个声音说：“闭上你的狗嘴，你这个该死的免崽子。”
他大声地说：
“对不起，这一定有一些误会。”
那个交通警察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年纪大约二十五岁。她想要设法将那张不怎么好看的脸弄得漂亮些，所以在上面画了口红也扑了粉，不过适得其反。
“我亲眼看见的。”她说。
“什么？”那个老女人说。“小偷在哪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那两个巡逻警察同声说。
莫里森仍然保持冷静。
“这全都是误会。”他说。
“这个绅士只是要帮我过马路。”老女人说。
“假装要帮助你才对。”金发的女警说。“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他拿了这个老女人的……我是说老太太的袋子，所以她刚才差一点跌倒。”
“你误会了，”莫里森说。“是另外一个人不小心撞到她。我只是扶住她，免得她跌倒而受伤。”
“你这一招已经没有用了。”那个交通警察顽固地说。
那两个巡警互相交换了一个询问的眼神。有权威性的那一个很明显比较有经验，也比较积极，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采取了一个恰当的做法：
“你最好跟我们来一趟。”他停了一99lib?下，“你们三个都要，嫌疑犯、证人和原告。”
那个老太太似乎完全不知所措，那个交通警察的兴趣也立刻消失了。
莫里森也变得非常畏怯。
“这完全是误会，”他说，“当然，那些在街上游荡的抢匪常常做这种事，我不反对跟你去一趟。”
“到底怎么回事？”老太太问。“我们要去哪里？”
“到局里。”那个有权威性的警察说。
“局里？”
“警察局。”
他们一群人在过往行人的注视下离开了。
“我可能看错了。”金发女郎犹豫地说。
平常都是她记下别人的名字和车号，所以她不习惯被别人记下自己的名字。
“没有关系，”莫里森温和地说。“你保持锐利的眼光是对的，尤其在这样的地方。”
警察们在铁路车站旁边刚好有一间办公室，平时他们可以在这儿喝喝咖啡；而有时候也可以暂时作为拘留犯人的拘留所。
那些程序很复杂，首先是记下证人以及那怀疑被抢的老太太的名字和住址。
“我想我弄错了，”那个证人紧张地说，“而且我还有工作要做。”
“我们得把这事弄清楚。”比较有经验的警察说。“搜他口袋，肯尼思。”
那个纳尔奇男人开始搜莫里森的身，找到几件随身的物品。同时另一边的问话继续着。
“你的名字，先生？”
“亚那·连纳·荷姆，”莫里森说，“大家都叫我连纳。”
“你的住址？”
“维克街六号。”
“对，名字没错，”另一个巡逻警察说。“他的驾照上写着，所以应该没错。他名字是亚那·连纳·荷姆，完全正确。”
然后那个问话的人转向老太太。
“你少了什么东西吗，女士？”
“没有。
“我快要受不了。”金发女郎尖声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那跟这件事无关。”巡逻警察坦率地说。
“哦，不要紧张。”莫里森说，然后他坐了下来。
“你少了什么东西吗，女士？”
“没有，你已经问过了。”
“你身上带了多少钱，女士？”
“我的钱包里有六百三十五元，然后还有提款卡和老人年金卡。”
“那些东西还在吗？”
“当然。”
巡逻警察合起他的笔记本，看着眼前的这一群人说：
“这件事件大概就这样了，你们两个可以离开，荷姆留下。”
莫里森把他的东西放进口袋里。那个购物袋就放在门边，一根黄瓜和六个大黄叶菜茎凸了出来。
“购物袋里面是什么？”警察问他。
“一些食物。”
“真的吗？你最好也检查一下，肯尼思。”
那个纳尔奇男人开始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门边那张他们下班后用来放帽子和腰带的长凳上。莫里森什么也没说，他静静地看着他。
“是的，”肯尼思说，“袋子里是吃的，就和荷姆先生说的一样。面包、奶油、乳酪、大黄叶菜和咖啡……还有，是的，没错，和荷姆说的一样。”
“噢，”他的同事说，“那么这件事就这样了。你可以把东西放回去了，肯尼思。”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对莫里森说：
“这样吧，荷姆先生，这是个不小心发生的事。可是你应该了解，我们警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们很抱歉把你当成了罪犯，希望我们没有让你感到不便。”
“绝对不会的，”莫里森说，“你当然也有你的责任。”
“那么再见了，荷姆先生。”
“再见，再见。”
门打开来，另外一个警察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蓝灰色的工作服，前面还牵着一只狼犬，他手里还有一瓶汽水。
“受不了，外面真是热。”他说着，然后把帽子丢到长椅上，“坐下，杰克。”
他松开领口的扣子，把瓶子拿到嘴边。然后他停了一下，再一次生气地说：
“坐下，杰克！”
那只狗坐下了，可是立刻又跳了起来，嗅着那个靠着墙壁的袋子，莫里森向门口走去。
“噢，再见，荷姆先生。”肯尼思说。
“再见，再见。”莫里森说。
这时那只狗的头完全埋进了袋子里面，莫里森左手打开门，右手去拿袋子，可是那只狗开始狂吠。
“等一会儿！”穿工作服的警察说。
他的同事看着他，满脸疑惑。莫里森推开那只狗的头，然后拣起袋子。
“不要动！”
这位进来的警察说，他把瓶子放在长椅上。
“什么？”莫里森问道。
“这是缉毒犬。”
那个警察说着，同时将手移向他腰间的枪。
第十七章
缉毒组的头头叫做韩利克·杰可布森。他做这个工作已经快十年了，而且常常是在极端的压力之下工作，每个人都认为他应该得胃溃疡或神经紧张，或成为喋喋不休的人。但是他这个单位只处理重大案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件真正让他烦恼的事。
他正对着那一些切开而且中空的乳酪条沉思。他的面前还有一个装着东西的袋子和一堆安非他命胶囊。他的一个助手也在那里切着大黄叶菜。
在他面前坐着的是莫里森。他表面上看来很冷静，但是内心却正在翻腾。他的双重保全计划竟然在最不可能和最白痴的情形下被攻破了！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发生一次他还可以接受，但是类似的事在数个月之前就已经在他身上发生过了，这是第二次。这个星期他应该会中十三张国家足球比赛的彩票。
能说的他都已经说了，例如，这个来路不明的购物袋不是他的；或那是一个陌生人在中央车站交给他的，他要把它交给玛莉亚广场上的另外一个陌生人；他的确知道这笔交易有些诡异，可是他没办法抵抗那个陌生人给他的一百块钱。
杰可布森只是听着，没有打断他或做任何评论，但是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被说服的样子。他说：
“唉，荷姆，你会被关进拘留所，就像我说过的；而明天早晨大概就会被正式逮捕。你可以打一个电话，不过这对调查并没有任何影响。”
“你是说真的吗？”莫里森谦逊地说。
“这要看你所谓’真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等着看，看他们会从你家里搜出什么东西来。”
莫里森非常清楚他们会从维克街上的套房发现什么，也不过就是几件家具和旧衣服，所以他并不在意。他们问他哪一把钥匙才是开门锁用的，他表现得很高傲，而且没有打算回答他。这样他在耶尔德特区阿姆菲德斯街上的另一个住处仍会非常安全，那些笨警察和讨厌的四脚动物根本没法找到那儿。
“会要罚款吗？”他谦逊地问。
“不，不会的，老家伙，”杰可布森说。“我确定你会被关进监狱里去，所以你99lib?的处境相当不利。对了，你要咖啡吗？”
“谢谢，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要一杯茶。”
莫里森正在做最坏的打算，他的处境比杰可布森猜的还要坏。事实上他在警察局里留有指纹记录，电脑很快会挑出一张卡片，上面的名字不是“连纳·荷姆”，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99lib.t>一些会引出许多问题的东西，而这些问题他将很难找到适当的回答。他们喝着茶和咖啡，而且吃了半块蛋糕。那个助手则神情专注，像是专业的外科医生一样，严肃地用小刀将黄瓜切成薄片。
“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他说。
杰可布森慢慢地点着头，咬了一口蛋糕后说：
“你不必担心，这没有任何影响。”
莫里森心里已经做好打算。没错，他是完了，但是他绝对不是毫无机会。在他被宣告失败之前，他必须采取行动——在查证单位把资料放到杰可布森桌上之前；在那之后就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了，不论他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没有用。他放下纸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音调说：
“我认输了，我不会再玩把戏了。”
“谢谢。”杰可布森平静地说。
“我的名字不是荷姆。”
“不是吗？”
“不是，我是这么称呼我自己，但那不是我的真名。”
“那你叫什么？”
“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Filip Faithful Mauritzon）。”
“这个名字不会让你觉得惭愧吗？”
“这倒是真的。我被关过一两次，很久以前了。一旦你被判过刑，大家就都知道了，你应该也晓得。”
“是啊！”
“人们知道你被99lib?森的问话。”
布多沙一定是在门边偷听。门一下子就弹开了，然后他一头栽进来。
“跟我走。”他说。
“马上？”
“我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谈。”布多沙说。
“当然，”莫里森说。“这是我的荣幸。”
“我向你保证。”布多沙说。“再见，杰可布森。”
杰可布森没说什么，他视若无睹，他已经很习惯这种事了。
十分钟后，莫里森无疑成为特别小组办公室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人。他找了一张最舒服的椅子坐下，身旁全是一些著名的刑事警察。
库尔保看着他的购物单说：
“一打内裤和十五双短袜，大概是谁要用的？”
“莫伦要两双，而其他的都是另一个家伙要的，我想。”
“莫斯壮这个家伙吃内衣裤吗？”
“我想不是，不过他换衣服后总是把旧的丢掉。他还喜欢一种特别的样式，法国的牌子，只有在莫里斯才买得到。”
“有那样的习惯，难怪他必须抢银行！”
隆非常疑惑地说：
“对了，什么是天体观测仪？”
“有点旧式的六分仪，虽然有点不太一样。”甘瓦德·拉森回答他，然后他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两个男人需要四个唐老鸭面具？”
“不要问我，他们已经有两个了，那些是我上个星期买的。”
隆想了一下说：
“是的，’六盒九‘是什么？”
“一种特别的避孕用具，”莫里森厌烦地说。“你把它们戴上去的时候，看起来就有点像警棍，有深蓝色的制服和粉红色的大鼻子。”
“不要再对这张纸伤脑筋了，”布多沙·奥森和蔼地说。“不需要莫里森先生帮我们的忙，我们自己做得来。”
“我们可以吗？”库尔保认真地问。99ｌｉｂ?
“不只这样，让我们反过来给他们狠狠地一击。”布多沙说。
他像是有了好主意似的拍着双手。他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兵力：除了库尔保、隆和甘瓦德·拉森之外，这个小组还有两个比较年轻的刑事警官，一个是使用催泪瓦斯的专家，一个电脑处理员，还有一个无能的巡逻警察，名字是波·札区里森。每个人都觉得有没有他都无所谓，所以他可以配合所有的特别小组，即使现在人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自从看过那部怪异的影片之后，警察署长和其他高层人员就没有再出现或有任何命令了，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现在我们预演一遍。”布多沙说。“六点整莫里森会按门铃。我们可以再听一遍那个信号吗？”
库尔保轻轻敲着桌子。
莫里森点头。
“没错。”他说。
然后他再敲一次。
“至少听起来没错。”
先是一短声，然后一长声；停一下，再四短声；再停一下，再一长声；然后马上是一短声。
“我绝对学不会那种节奏的。”札区里森垂头丧气地说。
“我们会试试看，然后让你做其他的工作。”布多沙说。
“要做什么？”甘瓦德·拉森问。
他是小组里惟一和札区里森合作过的人，他们合作得不是很好。
“那我要做什么？”电脑员问道。
“对了，事实上我从上星期一开始就在想这件事，”布多沙说。“谁叫你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某个指挥官叫我来的。”
“也许你可以做些事，”甘瓦德·拉森说。“例如告诉我押什么号码才会中彩金。”
“那是不可能的，”专家抑郁地说。“我每个星期都试，已经试了一年了。”
“让我们假设当时的情况。”布多沙说，“谁要去按门铃？”
“库尔保。”甘瓦德·拉森说。
“没错，很完美。莫斯壮开门，他以为是莫里森带着天体观测仪和内衣裤还有其他的东西，不过他看到的是……”
“我们。”隆严肃地说。
“完全正确。”布多沙说。“他和莫伦会非常困惑，他们可能会编一些故事。想想他们脸上的表情！”他在房间里踱步，自以为是地微笑着。“.99lib.然后想象罗斯会如何地害怕！把他们一网打尽。”有一阵子，布多沙被这些想法冲昏了头，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理智，继续说道：“惟一的问题是莫斯壮和莫伦有武器。”
甘瓦德·拉森不在意地耸耸肩。
“这没有多大的关系。”库尔保说。
如果真的开打，他和甘瓦德·拉森就可以好好地打一仗。不过莫斯壮和莫伦大概不会有任何反抗，尤其当他们看见敌人的火力的时候。
布多沙打断库尔保的幻想，他说：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可能会不顾一切地杀出一条生路。这也就是你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他指着催泪瓦斯专家说，专家点点头。
“我们还会有一个人和一只狗在门外。”布多沙说。“狗可以攻击……”
“这要怎么做？”甘瓦德·拉森说，“要让那只狗戴着防毒面具吗？”
“好主意。”莫里森说。
每个人都暧昧地注视着他。
“所以，”布多沙说，“第一种可能性：莫斯壮和莫伦想试着反抗，但是在狗的攻击和催泪瓦斯的作用下，他们被击败。”
“两种方式同时并用？”库尔保怀疑地说。
不过现在布多沙正说得兴起，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个异议。
“第二种可能性：莫斯壮和莫伦不会做任何反抗。警察带着手枪强行进入他们的房子，并且包围他们。”
“我不会带枪的。”库尔保说。
他很有原则的，拒绝带手枪。
这时候布多沙几乎陷入自己浪漫的想象中：
“那两个罪犯被解除武器，而且被铐上手铐；接着我亲自进去跟他们说他们被逮捕了，然后他们被押走。”他幻想着这些美好的景象。然后他继续编造说：“然后我们有第三种有趣的可能性：莫斯壮和莫伦根本不开门，他们非常谨慎，仔细听着门铃的信号。现在让我们考虑这种状况。如果他们没有回应，莫里森说他们的约定是他先走开，到附近等候，准十二分钟后再回来，重复相同的信号。所以我们也一样，等十二分钟再按铃，然后不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第二种情况会发生。这个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库尔保和拉森相互交换了会心的一瞥。
“再来是第四个。”布多沙开始说。
但是库尔保打断他说：
“其他的也不过就是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我必须考虑全盘的状况。第四种选择是莫斯壮和莫伦还是不开门，假使那样的话你们就冲门，然后——”
“然后把我们的枪预备好，包围那些罪犯。”拉森说完后叹了一口气。
“完全正确，”布多沙说。“事情就是这样，然后我走进房间里拘捕他们。太完美了！你们回想一下，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了，对吗？”
有一阵子的沉默。然后札区里森喃喃地说：
“第五种选择：那些歹徒打开门，然后用他们的轻机关枪对我们扫射，之后扬长而去。”
“白痴。”拉森说。“首先，莫斯壮和莫伦被捕过很多次，没有一次有人受伤。还有，他们只有两个人，而在门外会有六个警察和一只狗，楼梯上还有十个人，有二十个人会在街上，地方检查官也会在阁楼或他觉得适合他出现的地方。”
札区里森看起来有些丧气，但是还是忍不住冒出最后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无法确定任何事情。”
“我也要去吗？”电脑员问道。
“不用。”布多沙说。“我找不到什么事让你做。”
“没有机器你就没有用了。”库尔保说。
“也许我们可以用吊车帮他吊过去。”甘瓦德·拉森说。
“你们都清楚公寓的配置和所有的入口和出口了，”布多沙总结说，“我们已经小心地观察那栋房子三个小时了。一如预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莫斯壮和莫伦不可能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各位，我们准备好了。”
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古董表，打开表盖，然后说：
“我们三十二分钟后出发。”
“他们不可能从窗户逃走吗？”札区里森提议说。
“我看没问题。”甘瓦德·拉森说。“公寓四面都是高墙，你也知道的，而且那里没有逃生梯。”
“那是第六种可能。”札区里森说。
布多沙现在转向莫里森，莫里森冷漠地看着他们争辩。
“我想你不会介意跟我们一起去吧，莫里森先生？也许你想要见见你的朋友？”
莫里森耸了耸肩，还有些发抖。
“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把你放在一个不错又安静的地方，直到整个事件解决。毕竟你是个商人嘛，莫里森先生，而且你也应该了解，就某方面来说，我也是。如果我发现你戏弄我们的话，我们谈判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莫里森点点头。
“好。”他说，“可是我真的知道他们在那里。”
“我认为莫里森是个该死的叛徒。”甘瓦德·拉森并没有针对任何人说道。
库尔保和隆再次研究公寓的平面图。这张图是根据莫里森的描述画的，而且很正确。库尔保将纸折好，然后放进口袋里。
“好吧，我们可以出发了。”他说。
莫里森提高声音说：
“站在朋友的立场，我只想说，莫斯壮和莫伦比你们想的还要危险得多。他们一定会试着反抗，然后杀出一条路，所以不要冒任何的危险。”
甘瓦德·拉森冷峻地看着莫里森说：
“你根本就是想要我们当场击毙你那两个朋友，这样你后半辈子就不必担心被他们给杀了。”
“我只是要警告你，”莫里森说。“没有必要攻击他们。”
“算了吧，你这只该死的猪。”甘瓦德·森说。
他极不愿和他瞧不起的人称兄道弟，而且对每个人都一样，不论是线民或国家警察局的成员。
“一切都已就绪，”布多沙掩藏不住心中的激动说：“行动开始了。我们出发吧！”
丹维克悬崖上的房子全都如预期一般，莫里森所说的似乎都吻合，例如那个名字“安德生”，就挂在门牌上。
甘瓦德·拉森和隆分别站在门的两侧，紧靠着墙壁。两个人手里都有枪：甘瓦德·拉森拿的是他自己的史密斯伟森点三八，隆则握着他平常用的七点六五公厘华塞。库尔保站在他们中间，他身后的楼梯上站满了人：札区里森和拿着催泪瓦斯枪的男人，驯犬师和狗，那两个新来的刑事警官，加上几个穿着制服的巡逻警察，他们拿着轻机关枪，穿着防弹背心。布多沙·奥森则大概是在电梯里。
一个到处都是枪的世界，库尔保想着。他的眼睛看着甘瓦德·拉森手上那只表的分针，而他自己，当然，没有任何武器。
还有三十四秒，甘瓦德·拉森的表很名贵，所以总是保持准确的时间。
库尔保一点也不害怕，他当警察已经太久了，所以不怕莫斯壮和莫伦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他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应该也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内衣裤的补给和一大堆鹅肝酱和俄国鱼子酱吧。
十六秒。
他们其中一个人，大概是莫伦，显然是一个美食主义者——如果莫里森的话可以相信的话。库尔保相当了解这种倾向，他自己就是一个爱吃好东西的人。
八秒。
如果莫伦和莫斯壮被铐上手铐带走，那些美味的小鱼会如何？也许他可以从莫伦那儿便宜地买过来？或是会被当作赃物而没收？
二秒。
俄国鱼子酱，那种有金色盖子的，李那特·库尔保想着。
一秒，
零秒。
他把右手食指放在门铃上：非常短的一声——长声——停——短声——短声——短声——短声——停——长声——非常短的一声。
每个人都在等。
有的人甚至可以听见他的呼吸声。
鞋咯吱作响。
札区里森不知道为什么让他的枪发出了声响，枪怎么会嘎嘎作响？
嘎嘎枪。有趣的字，库尔保想。他的胃发出隆隆声，大概是想到俄国鱼子酱的关系，这总是会让人联想起阿帕契犬。
但是只有这些。在这两分钟里，里面的人没有对铃声做任何的反应。依照计划，他们现在要再等十分钟，然后再按铃。
库尔保举起右手，指示后面的人撤退。只有札区里森、那只狗、驯犬师，还有催泪瓦斯专家在那儿。前面三者跑上楼梯，其余的则往下去。隆和甘瓦德·拉森留在原地不动。
库尔保非常清楚计划的细节，但是他也知道甘瓦德·拉森绝对不会照计划行事，所以他悄悄地朝一边移动。
甘瓦德·拉森也移到门前，打量着里面的情形。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甘瓦德·拉森有一种把门撞开的冲动，库尔保想。真的，他几乎每次都会成功，但是库尔保在原则上并不喜欢这种做法。所以他摇了摇头，做了一个否定的表情。
就如他预期的，甘瓦德·拉森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反而向后退，用右肩顶着墙壁。
隆似乎也在打同样的主意。
甘瓦德·拉森弯下腰，左肩朝前，预备好要冲门——一个活生生的破城槌，六呎三又二分之一时，两百三十八磅重。
到了这个地步，库尔保当然也义不容辞，一定要冲了，然而没有一个人能预见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甘瓦德·拉森向前飞了出去，而这门好像从来不曾存在似的，以飞快的速度弹开。
由于一点阻力都没有，甘瓦德·拉森直冲了出去，连刹车的机会都没有；他完全失去平衡，而且全身都向前倾，就像个高速的起重机一样。他的头直接撞到房间另一头的窗框，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像一块巨大的泥块一样，遵守着万有引力定律；他翻了几转，但是很不幸地转错了方向，他的背部朝向窗玻璃，混着一堆碎裂的玻璃向后跌出去。
在最后一刻他才丢掉枪，用他的大手抓住突出的窗架，身体大部分都吊在五层楼高的窗户外头——他不顾一切地用右手和右脚钩着，鲜血从他手上的伤口里涌出，他的裤管也开始变成红色的。
隆的动作不算很快，但是他的脚仍然在门再次伴随着铰链尖锐的声响关上前跨过了门槛；整个门撞到了他的额头，他向后倒去，跌在地上，枪也掉了。
当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在和隆互撞之后——库尔保也冲进房子里面。他匆匆地环顾一下房间，里面惟一有人的迹象的就是甘瓦德·拉森的一只手和他的右小腿。库尔保跑向前，用两只手抓住那只腿。
甘瓦德·拉森立即有坠楼身亡的危险。库尔保用身体大部分的重量压住那只腿，再用右手抓住他同事不断挥动的左臂；有几秒钟，重量的比例好像不对了，他们两人都有跌出窗户去的危险，但是甘瓦德·拉森割伤的右手没有放松，用尽他所有的力气死撑。最后库尔保终于把那个陷于困境的同事给拉了进来。虽然衣衫都割破了，全身也都是血，但他至少暂时是安全的了。
隆还没有失去意识，他爬过门槛，同时摸索着刚才跌倒时丢掉的枪。
后来出现的是札区里森，狗也立刻跳了进来。札区里森看见旁边正在爬行的隆，他的枪就在地上，而他额头上的血不断地滴在枪上。他也看见库尔保和甘瓦德·拉森血迹斑斑地纠缠在窗边，没有任何动作。
札区里森大叫：
“不要动！警察！”
然后他扣下扳机，一颗子弹射中天花板上的灯，白色玻璃球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然后他转过来，向那只狗开了一枪。那只畜牲立刻坐了下去，发出一阵痛彻心扉的叫声。札区里森的第三发子弹穿过浴室开着的门，贯穿热水管，一条长长的热水柱喷入房间里。他又开了一枪，但是没有击发，他的枪机卡死了。
驯犬师冲了进来，红着双眼。
“这个混蛋杀了’小子‘！”
他痛心地喊道，并掏出他的枪，他挥舞着它，想找个能够发泄的对象。
那只狗的叫声更加凄厉了。
一个巡逻警察穿着蓝绿色的防弹背心，还拿着一挺上膛的轻机关枪冲进门来；他绊到隆，而且笨重地摔倒在地板上，他的武器飞过木条镶花的地板。那只狗明显受了不轻的伤，它用牙齿咬住他的一条腿，巡逻警察开始大声求救。
而现在库尔保和甘瓦德·拉森才刚爬回屋里。他们全身都是伤，而且筋疲力竭，但是两个人清楚地知道两件事，A：公寓里没有别人，莫斯壮或莫伦都不在，更没有其他的人；B：门没有上锁，甚至没有关好。
从浴室喷出来的水柱沸腾地冒着蒸汽，它正好打在札区里森的脸上。
穿着防弹背心的巡警爬向他的轻机关枪，那只狗仍不放弃地追随在他身后，喷着气，牙齿深深地陷入他那只结实但受了伤的腿里。
忽地，甘瓦德·拉森举起他满是鲜血的手，吼道：
“不要！”
说时迟那时快，催泪瓦斯专家从那扇门外很快地投掷了两枚手榴弹进来，它们就掉在隆和驯犬师之间的地板上，立刻炸了开来。
某个人又开了最后一枪——到底是谁没有人确知，也许是驯犬师。那颗子弹擦过离库尔保膝盖半寸的加热器，然后呼啸地穿进楼梯间，打中放催泪瓦斯的人的肩膀。
库尔保试着大叫：“我们投降！我们投降！”，但是他只发出沙哑的嘎嘎声。
很快地，催泪瓦斯混合着蒸汽和手榴弹爆炸后的烟雾，充满了整个房间，没有人看得见其他的人。里面六个男人和一只狗在呻吟、叫喊和咳嗽。
外面，在楼梯上，催泪瓦斯专家坐在地上哀吟，他用右手压着左肩。
布多沙·奥森愤怒地从楼上冲过来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那个充满了雾气的房间里传来阵阵哀号、狗挣扎的叫声、求救的呼叫，还有人大声咒骂着。
“停止所有的行动！”
布多沙嘶哑地下了这个命令，因为他开始咳嗽、流泪。那一团雾气渐渐向他逼近，使得他必须退到楼上，现在连门在哪儿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他挺起腰杆说：
“莫斯壮、莫伦，”他以一种极具权威的声音说着，而泪水不断地流到脸上。“丢掉你们的枪，把双手举起来。你们被逮捕了！”
第十九章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星期四早晨，特别小组的每个成员脸色都很苍白，却都很镇定；总部里的气氛则非常凝重。经过昨天的事件之后，没有人笑得出来，尤其是甘瓦德·拉森。也许在电影中有某一段滑稽画面是有人冲出窗外高挂在五层楼高的地方，但在现实中这一点也不好笑，手和衣服被撕裂也不怎么有趣。
的确，甘瓦德最在意的是他的衣服。他总是仔细地从衣橱中挑选合适的衣服，他的衣橱也花掉他不少薪水。而现在，又一次地，他一些贵重的衣服成为执勤中的牺牲品。
埃那·隆也高兴不起来，甚至库尔保也无法拿那种滑稽的状况开玩笑——虽然那真的是很滑稽。当时那种紧张的情绪此刻仍旧非常清晰，那时他真的相信他和甘瓦德·拉森在摔到地上变成肉饼之前只有五秒钟好活了。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库尔保不相信天上有一个很庞大的警察总部，里面住着有翅膀的刑警。
虽然在事前他们非常详细地分析过丹维克悬崖枪战的细节，不过他们撰写的报告却含糊不清。那是库尔保写的。
只是他们人员的折损就摆在眼前：三个人被送进医院，不过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催泪瓦斯专家只是受了皮肉伤。札区里森的脸被烧伤，医生说他受到惊吓，似乎有些“精神不正常”，还发现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他的认识不多，所以高估了他的智力——要再低估似乎已经不太容易。被狗咬到的巡逻警察希望能请几个星期的病假，肌肉裂伤和肌腱受伤是不容易治愈的。
最严重的是那只狗，兽医院外科诊所的报告说，虽然他们已经将子弹取出，但还是必须将它留下来观察，看看是否有感染的现象；不过“小子”很年轻也很强壮，他们认为它的情况大致上令人满意。任何一个熟悉兽医院专用术语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就代表希望渺茫。
埃那·隆的额头上有一大片绷带和两块瘀血，而上天还带给他红鼻子这个附加的礼物。
甘瓦德·拉森真的应该留在家里。右手和膝盖紧紧地缠着绷带，实在是不适宜再来上班，何况他的头上也肿了一块。
对库尔保而言，虽然头痛，情绪也不好（在他看来，是因为战场上不新鲜的空气所致），但算是情况比较好的一个。主要由白兰地、阿斯匹林和他妻子温柔、仔细的关怀所组成的特效药，发挥了正面——虽然很短暂——的功效。
敌人的损失则不值得一提。他们甚至不在战场上。他们损失了几件物品、一卷卫生纸、一盒装着线轴的纸盒、二罐越橘果酱和几件用过的内衣裤。连布多沙·奥森也无法宣称这是一种胜利。而且这也不会对莫斯壮和莫伦造成任何不便，或妨碍他们未来的行动。
八点五十二分，布多沙·奥森像阵风似地走进门来。他已经参加了两个晨间会议，一个在国家警察局，另一个是与诈欺组的人会谈。而现在他很实在、很真实地出现在这儿。
“早早早，”他愉快地大叫。“喂，兄弟们，你们都好吗？”
这些兄弟变得比平常更像中年人，他们没有人回应。
“罗斯昨天耍了一些聪明的手段。”奥森说，“但是我们也不必气馁，就看成是我们损失了几个主教和小卒吧。”
“我看比较像是没棋好下了。”
库尔保说，他是西洋棋高手。
“但是现在正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布多沙叫道。“把莫里森抓来，给他一点压力！一定是他在耍我们！他现在一定很害怕，男士们，很害怕！他知道莫斯壮和莫伦现在要他见血，而此刻我们能采取的最佳行动就是放他走。他应该也知道。”
隆、库尔保和甘瓦德·拉森红着眼注视着他们的头头，他们不愿意再次按照莫里森的指示行动。
布多沙很仔细地打量他们。他也一样双眼红肿。
“我昨晚在想一件事，兄弟们，”他说，“你们认为如何？我们是不是该找些年纪比较轻、比较有活力的警察来支援？我是说，像碰到昨天那种情况时！”
在简短的停了一下之后，他又说：
“我们实在不应该让体力已经衰退、又身居要职的中年人像这样冲锋陷阵、开枪撞门的。”
甘瓦德·拉森长叹了一口气，头也更低了些，他的样子就像是背上被别人插了一把刀进去。
是的，库尔保在想，这的确没错。但是下一秒钟他觉得愤怒——中年的？体力衰退？什么跟什么嘛！
隆在喃喃自语。
“你说什么，埃那？”布多沙和蔼地问他。
“噢，那不是我们开的枪。”
“是没错，”布多沙说，“是没错。好吧，我们现在必须重整旗鼓，带莫里森进来！”
莫里森在那个小笼子里关了一个晚上，他觉得比平常还要舒适。因为他有自己的澡盆还有一条毛毯，警卫还会问他要不要喝水。
莫里森对这些安排毫无怨言，而且警卫还藏书网 说他睡得非常地香，不像前一晚他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们告诉他莫斯壮和莫伦根本不在那里的时候，他似乎感到怀疑，但并不惊讶。
刑事局的调查显示他们刚离开那里。他们在那里找到许多那两个男人的指纹，还找到莫里森右手拇指和食指的指纹，在一个果酱瓶上。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布多沙·奥森问道。
“知道，”甘瓦德·拉森说，“代表他和一罐越橘果酱有关。”
“对了！”布多沙兴奋地说。“事实上我们掌握有对付他的证据，可以拿到法院里去的证据，不过我想的不是这个。”
“那你到底在想什么？”
“这表示莫里森说的是事实，而且他还可以告诉我们其他他知道的事情。”
“是啊，特别是关于莫斯壮和莫伦的事。”
“就是这样。好戏才刚刚开始，对吧？”
莫里森再一次坐在他们当中，同样不起眼、矮小，一板一眼地坐在那儿。
“嗯，我亲爱的莫里森先生，”布多沙友善地说。“事情并未如我们所预期的。”
莫里森摇了摇头。
“很奇怪，”他说，“我搞不懂，他们一定有第六感。”
“第六感。”布多沙又开始幻想，“是的，有时候你必须相信它。现在如果罗斯……”
“那是谁？”
“没有，莫里森先生，没有，我只是在对自己说话。只是还有一件事困扰着我。我们私下的协议还没扯平，我已经帮了你一个大忙，莫里森先生，而我还在等，就像现在，等一些补偿。”
莫里森深思了一会儿。最后他说：
“你是说我还是无法恢复自由？”
“这个嘛，”布多沙说，“是，也不是。整体说来，贩毒是种严重的罪，我想，莫里森先生，你至少会……”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数着他的手指。“好吧，我想我可以保证八个月，或至少六个月。”
莫里森平静地注视着他。
“但是另一方面，”布多沙的语调变得比较有生气地继续说道：“我这一回已经答应免除你的罪了，不是吗？那我得要求交换一些情报。”布多沙挺直他的背，双手在他面前合十，然后残忍地说：“换句话说，如果你不立刻吐出你知道有关莫斯壮和莫伦的一切，我们会把你当成共谋，我们在桌子上发现你的指纹。我们会把你送回给杰可布森，还有，我们会让你在这里有一顿好打。”
甘瓦德很感激地看着这个特别小组的头子，并且说：
“啊，这对我来说将会是种享受……”然后他没有再说下去。
莫里森眼睛眨都藏书网没有眨一下。
“好吧，”他说，“我有一些情况可能对找到莫斯壮和莫伦有帮助……而且可能还可以帮你们解决其他的案子。”
布多沙·奥森的眼睛为之一亮。
“很有趣，莫里森先生！这个小小的甜头是什么？”
莫里森看着甘瓦德·拉森说：
“它很简单，就连你的猫都可以解决它。”
“我的猫。”
“是啊，但是如果你又弄砸了可别怪我。”
“我亲爱的莫里森先生，不要说这些刺耳的话！我们全都和你一样想抓到这两个家伙，但是老天爷，你究竟知道他们些什么？”
“他们下一个行动的计划，”莫里森低声地说，“时间表和整个细节。”
地方检查官奥森的眼珠子几乎要跳了出来，他马上冲到莫里森的椅子旁边，像个疯子似地叫道：
“告诉我们，莫里森先生！把秘密说出来！你已经自由了！如果你要的话我们甚至会派警察保护你。但是告诉我们，莫里森先生，请告诉我们一切！”
特别小组的其他人也被他的好奇心传染，不安地站在凳子旁边。
“好吧，”莫里森没有吊他们的胃口，他直接地说：“我只答应帮莫斯壮和莫伦做某些事情，像买东西等等。他们并不急着到外面去，你知道吗？我只是每天到伯卡区的一家雪茄店去拿莫伦的信件。”
“哪一家雪茄店？”库尔保立刻问道。
“哦，告诉你也无妨，虽然不会对你有任何帮助。我已经查过了，一个老妇人在看店，而信每次都是由不同的老头子拿来的。”
“哦？”布多沙说。“信？什么信？有多少封？”
“全部只有三封。”莫里森说。
“都是你拿给他们的？”
“是的，可是我都会先打开来看看。”
“莫伦没有注意到吗？”
“没有，人们不会注意到我打开他们的信。我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处理方法，你知道吗？化学的方法。”
“当然。那些信里头写些什么？”
布多沙根本站不住，他像是肥胖的短脚鸡在火热的烤架上乱跳一样地走来走去。
“前两封信并没有什么。大概是说一个被称为’H‘的家伙，而这个’H‘要到一个被称为’Q‘的地方，诸如此类的事情。只是很短的信，有点像是密码。我把信封再粘回去，然后再交给莫伦。”
’“那第三封呢？”
“第三封是前天来的，也是最有趣的，的确。就是他们下一个行动的计划表，就如同我刚才说的，详细的行动计划。”
“你把信交给莫伦了？”
“是的，三大张的纸，我当然要把它们交给莫伦。但是我先复印了一份，放在安全的地方。”
“哦，我亲爱的莫里森先生，”布多沙难掩兴奋地说，“你把它放在哪儿？你需要多久才能拿到它？”
“你自己就可以去拿，我不想去做这件事。”
“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它在哪里的时候。”
“那到底在哪里？”
“不要紧张，”莫里森说。“我说的绝对是真的，你不必担心。但是首先我有几个要求。”
“什么？”
“第一，那封杰可布森寄来的信，你口袋里的那一封，上面要说我没有被怀疑贩毒，而且先前的调查缺乏足够的证据等等。”
“当然，马上照办，”布多沙把手伸进内袋说。
“还有，我要另一份文件，上面有你的签名，说明有关我成为莫斯壮和莫伦的共谋这件事，在调查之后我非常合作等等。”
布多沙·奥森飞奔到他的打字员那儿，不到两分钟那份文件就准备好了。莫里森拿着它们，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说：
“好，它的复本在雪诺顿。”
“饭店？”
“是的，我把它寄到那里，还在办事员那儿，有信箱。”
“用什么名字？”
“会计师菲利普·布兰登保。”莫里森腼腆地说。
他们都很惊讶地看着他，布多沙说：
“哦，我亲爱的莫里森先生，我真钦佩你！真的钦佩！你愿不愿意到隔壁房间里坐会儿？你可以喝杯咖啡，吃些丹麦蛋糕。”
“我喝茶，谢谢。”莫里森说。
“茶。”布多沙心不在焉地说。“埃那，你是不是可以帮莫里森先生倒杯茶，顺便拿几块丹麦蛋糕……再……找一些伴来。”
隆和莫里森走了出去。没一会儿隆又走回来。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库尔保说。
“去拿信，”布多沙说：“动作要快！最简单的方法是你们其中一个人到那里，然后说你是布兰登保，来拿邮件的。就是你吧，甘瓦德。”
甘瓦德·拉森蓝色的双眼直视着他。
“我？你休想。如果要我去做，我宁愿辞职。”
“那就是你了，埃那。如果我们实话实说会让他们大惊小怪的。也许他们会拒绝交出会计师的信件，那我们就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没错，”隆说。“菲利普·布兰登保，一个会计师，在这里，刚才莫里森给了我名片。他把一些名片藏在皮夹的秘密夹层，它们看起来很重要。”
那张名片是用浅灰色的纸张印的，角落上还有银色的字母。
“去吧，”布多沙不耐烦地说，“好好干！”
隆走了出去。
“有件事很奇怪，”库尔保说，“如果我十几年来都在同一家杂货店买东西，然后有一天要去赊一品脱的牛奶，他们会拒绝。但是如果像莫里森这样的家伙走进城里最高级的珠宝店，说他是梅力克士森德爵士，那他走出来的时候，手里可能会拿着两条钻戒和十条珍珠项链。”
“唉，事情就是这样，”甘瓦德·拉森说，“我们是活在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中……非常单纯，非常.99lib.简单。”
布多沙·奥森心不在焉地点着头，他对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兴趣。
办事员看着他手上的那封信，然后看了看那张名片，最后才看着隆。
“你真的是布兰登保会计师吗？”他满腹怀疑地问道。
“当然，”隆紧张地说，“差不多是，其实我是他的助理。”
“啊，”办事员说，“这样是吗？信在这里。请告诉会计师我们非常高兴有他这个顾客。”
每个认识布多沙·奥森的人大概都会觉得他病得非常严重，或至少失去理智了。他这种飘飘欲仙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他内心里有种异常宁静的感觉，只不过没有溢于言表，但是他的表现——或应该说他的表情和行为，却是无法掩饰的。要他坐着不动超过三秒钟是非常困难的，他几乎是在房间里飘浮，仿佛那套皱了的蓝色西装里装的不是一位地方检查官，而是一艘齐柏林飞船，而他丰满的身体里则充满了氦气。
结果那个小小的惊喜变成一件艰辛的工作。一方面，那三张写给“会计师”的信令人百思不解。库尔保、隆和甘瓦德·拉森一个小时前就拿到了这封信，然而到现在他们还在钻研其中的奥秘。
没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特别小组桌上这张直接复印下来的信，的确是莫斯壮和莫伦下一个银行抢劫行动的全盘计划。这不是普通的抢劫，而是一件完美的工程，一个他们期待了几个星期的行动。而现在，突然地，他们几乎知道了一切！它会在星期五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发生。可能是七号的星期五，也就是明天，不然就是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七月十四号那个星期五。
他们希望是下个星期，这样他们还有整整一个星期可以准备，充分地把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况都想好，但是即使莫斯壮和莫伦现在就做了，由这封信所提供的细节也足以让警方打乱他们的计划，让他们束手就擒。
其中一张纸上画着详细的银行平面图，每个细节都标示了出来，似乎还包括一切相关的实际状况，指出哪些人应该站在哪个位置、车子停的地点和离城的路径。全部都详细地写在里面。
布多沙·奥森知道斯德哥尔摩所有的银行，只需瞧一眼那张平面图，他就能够说出他们想抢的是哪一家银行：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最大、最现代化的一家。
这个计划虽然单纯但却非常精巧，所以只可能是一个人想出来的——华纳·罗斯，这一点布多沙非常确信。
他们的行动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
首先是玩分散注意力的游戏；其次是预防的手段，目标指向他们主要的敌人，也就是警察；第三部分才是主要目的，抢夺。
为了要贯彻他们的计划，莫斯壮和莫伦至少需要四种支援人手。其中两个人甚至直接指名道姓：豪瑟和霍夫，从信中来看，他们在突击行动中的任务可能是把风；另外两个——也可能超过两个人——可能负责分散注意力和预防两方面，他们被称为“企业家”。
分散注意力的动作是在两点四十分开始，在罗沙仑兹街上，城镇的南边，其中至少包括两辆汽车和大量的炸药。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要尽量吸引警方的注意，最好让所有在市中心和南方市郊的巡逻车都过去。到底要怎么做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从这里似乎可以假设他们是要引爆加油站或是一间房子，负责的人是“企业家A”。
一分钟之后，根据正确的战术，预防的行动展开。这个部分非常具有巧思，同时也非常鲁莽。城中会变成一片混乱，所有的出路和昆斯荷曼警察局预备的急备车辆都会被困住。要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如果市警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一定会掉进这个陷阱里。这个方案则交由“企业家B”来执行。
在两点四十五分，假定这两个主要的行动都根据计划成功地展开，无疑地，机动警力大部分会陷入罗沙仑兹街上的混乱中，即市郊的南边；而预备的紧急人员会被困在昆斯荷曼市警局大楼里。
这时候，莫斯壮和莫伦，在身份来知的霍夫和豪瑟的协助下，会对银行进行突袭，在没有警察干扰的情况下完成这部分工作。
然后就是期待已久的工作，一个真正的大事业。
他们会利用两辆交通工具逃逸，然后再分别换乘四辆车，每辆车都只有一个人开。考虑到可能所有机动警力会被引诱到城南，而其余的警察会被牵制在昆斯荷曼，这四辆汽车都会往北方撤退。
就连他们的战利品多寡都完整地记在里面。总数约有两百五十万瑞典币。由最后这一个细节可以知道行动是在十四号的星期五，因为和银行联系后的结果显示，那一天在所有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这个数目很容易达到；而如果是明天，他们的收获至少会减少一半。
大部分的指示都是以简单的瑞典文，或至少很容易了解的文字写的。
“‘吉思有长胡须’，”库尔保说，“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反纳粹游击队用的通讯密码。”他看见隆疑惑的眼神豁然开朗。“它意思很简单：‘没有问题，兄弟们，我们干吧！”’
“最后那一段也够明白的，”甘瓦德·拉森说。“‘弃船’，这是莫里森没有料到的：命令他们立刻离开。也就是为什么房子里是空的的原因。大概罗斯已经开始怀疑莫里森，所以叫他们换一个隐身之处。”
“后面还接着一个字‘米兰’，”库尔保说，“那是什么意思？”
“在米兰碰面，然后分赃，”布多沙立刻接口，“但是就目前情形看来，他们连银行都走不出去——如果我们让他们先闯进去的话。游戏是我们在控制。”
“的确，”库尔保说。“应该是这样的。”
知道了这些，他们很容易制定对策：无论罗沙仑兹街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去管它；至于昆斯荷曼街上的急备车辆，只要确定歹徒采取预防行动的时候，它们不在那里就行了，而且相反的，要把它们安置在银行附近的战略点上。
“嗯，”布多沙像是在对自己说，“这显然是华纳·罗斯拟定的计划。但是我们怎么证明呢？”
“也许可以找打字员？”隆说。
“这是用电子打字机打的，几乎不可能知道是哪一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且他也不可能发生印刷上的错误。所以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推到他身上？”
“这种小事你当然可以解决的，”库尔保说。“你是地方检察官嘛！你的工作不就是控告别人，把他们关起来吗？即使他们是无辜的。”
“但是华纳·罗斯是有罪的。”布多沙说。
“我们要怎么处理莫里森？”甘瓦德·拉森问。
“当然是放他走。”布多沙心不在焉地说。“他已经被利用完，可以把他踢出去了。”
“是吗？我怀疑。”甘瓦德·拉森暧昧地说。
“下个星期五，”布多沙开始做白日梦。“它正在等着我们！”
“是啊，好好地想吧。”甘瓦德啦森粗哑地说。
电话铃响，瓦林比发生银行抢劫。
这件银行抢劫案根本不值得一提。一把玩具枪抢了五万元，一个小时之后，抢劫犯在休姆加登公园被发现，他喝得醉醺醺的，还一边撒钞票。但至少他还有时间去喝个烂醉，然后才被一个野心勃勃的巡逻警察开枪射中腿部。特别小组连门都没有出去就把这件事摆平了。
“你认为罗斯可能躲在幕后？”甘瓦德·拉森不怀好意地问。
“嗯，”布多沙对这种问题很感兴趣，他说：“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向。间接来说，罗斯是有罪的，他计划的银行抢劫案给了许多不是这块料的人抢银行的想法，所以间接地，我认为，你可以说……”
“哦，天哪，”甘瓦德·拉森说。“欲加之罪，是吗？”
隆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坐着很久没见的人，马丁·贝克。
“哈罗，”贝克说，“刚打完仗？”
“就是啊，”隆说，“间接的。”
“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隆含糊地说。“现在很多事情都很诡异。你来要做什么？”
第二十章
埃那·隆的办公室是在昆斯荷曼街市警局大楼靠后面的地方。他可以看到.99lib.窗户外地上的那个大洞——在那里，一栋国家警察局大楼将会按照时间进度表慢慢地盖起来，然后遮住这里的视野。从这个超现代雕塑中，斯德哥尔摩警方会将他们的触角向每个方向延伸，紧紧掌握住瑞典那些无精打采的市民，或至少某些市民，毕竟他们不会全都移民或自杀。
新的警察局兴建的地点和它庞大的体积曾经被猛烈地抨击，但是警方总有他们的办法——只要能让大楼盖起来。
这些警察，或是更明白地说，一些在高位的人，他们实际上寻求的是权力，这是近几年来秘密主导整个警方行动的理念。因为警察从未在瑞典的政治环境中成为独立的权力决定因素，因此只有少数人了解整个权力核心的想法。也就是为了争权夺利，所以最近几年里警察才会有种种反常且令人不能理解的、永无止境的掠夺行为。
这栋新的建筑物便代表新权力的重要象征。从这里，中央集权主义再次兴起；它也是对抗当地——在这里可以看作是瑞典这个国家——圈外人耳目的城堡。在这当中有一个想法很重要：瑞典人民始终在嘲笑警察，而不久就没有人会再嘲笑了。他们大概是这样期待着。
然而除了对少数几个人，所有这一切已不再是一种虔诚的热望；如果碰巧走了好运，而且还有适当的政治上的援助，就有可能酝酿出一个恐怖内阁。不过，目前昆斯荷曼岩地上还只挖了一个大洞。
从隆的窗户仍然可以看到保斯街和库诺保公园茂盛的树木。
马丁·贝克从隆的书桌那儿走到窗边站着。从这儿他可以看到卡尔·爱得温·斯维瓦住的那栋房子的窗户。他的心脏被一颗子弹穿过，躺在那儿两个月，没有一个人知道。
“在你成为银行抢劫案专家之前，你调查过一件凶杀案，”马丁·贝克说，“死者的名字叫做斯维瓦。”
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专家！”他说。“哦，天啊！”
隆不是那种不庄重的人，但是他的气质和马丁·贝克迥然不同，所以他们总是很难在一起合作。
“是的，没错，”隆说，“我被调差之前是在处理那件案子。”
“调差？”
“是啊，调到这个特别小组。”
马丁·贝克觉得头很痛，几乎要昏了过去——也许是因为隆下意识地用了一个军事专门术语。从两年前他就不曾用过这种说法了。
“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吗？”马丁·贝克问道。
隆用拇指摸了摸他红色的鼻子说：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这档子事，你知道吗？你问这要干嘛？”
“因为你大概也知道，这件案子已经转给我了——当作是在治疗吧，我想。”
“噢，”隆说，“那只是个无聊的案子。刚开始看起来像是侦探故事，一个老头在反锁的房间里被枪杀，然后……”
他突然沉默了下来，好像是为某件事感到惭愧。这也是他吊人胃口的把戏之一，你必须一直求他。
“你要说什么？”
“噢，甘瓦德说我应该马上逮捕我自己。”
“哦？为什么？”
“因为我是嫌疑犯。你不知道吗？也可能是我开枪杀了他，在这里，从我的房间，从窗户开枪。”
马丁·贝克什么也没说。隆马上变得不肯定地说：
“嗯，当然他只是在开玩笑。何况斯维瓦的窗户从里面关着，窗帘是拉下的，窗棱也没有被打破，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枪法很差。有一次我连二十五码以外的一头鹿都没打中。从那一次之后，我的父亲就不再让我玩枪了，我只能背着他的热水瓶和白兰地酒，还有三明治，所以……”
“嗯？”
“你看，从这里到那里的距离大概有八百尺。一个用来福枪射击，却连二十五码外的鹿都打不中的人，当然不可能从这里用手枪杀了他。噢，我的意思不是……对不起……”
“你不是什么意思？”
“唉，这对你可能没什么帮助，在这里扯一些关于枪和射击之类的事。”
“没有关系。那件案子你究竟花了多少功夫？”
“只做了一点点。我说过了，我做了些调查，但是在那之前已经有人把那里弄得乱七八糟了。然后我打电话给检验单位，问他们有没有人用石蜡做斯维瓦的手纹鉴定，结果是没有人做过；而且更糟糕的是……”
“什么？”
“噢，尸体被抬走，还烧成了灰，真是个完美的故事。真是个烂调查！”
“你调查过斯维瓦的背景吗？”
“调查过，只是还没有那么深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试着找到答案。”
“是什么？”
“嗯，如果他是中弹身亡的，一定找得到子弹。但是我没有听说有任何弹道检验的结果，明白吗？所以我打电话给那个做解剖的家伙，嗅，其实是个女孩。她说她发现有一颗子弹，而且把它装进入一个信封里面，然后放到某个地方。真是个粗心的家伙。”
“然后？”
“她找不到了！就是那个信封。我告诉她一定要找到，然后要送去做弹道试验。之后案子就不是我在管了。”
马丁·贝克望着保斯街上那一排高楼，用右手摸着鼻梁沉思。
“埃那，”他说，“你个人觉得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你的看法如何？”
一个警察只会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对正式的调查结果发表他个人的意见。马丁·贝克和隆，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隆坐着沉默了一段时间，显然他脑中正想着的事情并不太愉快。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样说吧，我相信当巡逻警察把门打开的时候，公寓里有一把左轮枪。”
为什么是左轮？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弹匣。虽然如此，隆的思路还是很清楚的。那把左轮一定掉在地板上某个位置上，例如在尸体的下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尸体移走之前，不论是巡警或是加斯塔森都应该没有发现它。而现在也无法确定在尸体移走之后，他们是否检查过地板。
“你知道亚道·加斯塔森吗？”
“当然知道。”隆在他的椅子上有些局促不安。
但是马丁·贝克不再继续追问不愉快的事。他换了个话题：
“埃那，还有一点很重要。”
“什么？”
“你有机会跟克力斯辰森和卡斯穆说话吗？我星期一来这里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人当班；而现在一个人去度假，一个人请假。”
“当然，我把他们两个人叫到办公室来过。”隆说。
“那么，他们说了什么？”
“当然他们还是根据所写的报告说，从打开门一直到离开，只有五个人进去过。”
“也就是他们两个、加斯塔森，还有那两个把尸体搬走的人？”
“没错。”
“你问过他们是否检查过尸体底下吗？”
“当然。卡斯穆说他检查过，而克力斯辰森则一直呕吐，所以他大概留在外面。”
马丁·贝克此刻不再犹豫，他紧接着问：
“你认为卡斯穆在说谎？”
隆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思索该如何回答。他已经透露“A”的解答了，马丁·贝克想，所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他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不说出“B”。
隆抚着他额头上的绷带说：
“我以前就听说你不是个好慧的家伙，而且很难相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噢，那些人说得没错。”
“所以你现在就当个乖宝宝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是心理学家，所以不能对证人做任何批评。”隆说。“但是就我的感觉，卡斯穆说的似乎是事实。”
“你的逻辑不对了，”马丁·贝克冷淡地说，“为什么你一方面相信那把左轮枪应该在房间里，而同时又说你觉得那个巡警说的是事实？”
“因为没有其他99lib.的解释了。”隆说。“就是这么简单。”
“好吧，埃那，其实我也相信卡斯穆说的是实话。”
“可是你不是说你没有跟他说过话吗？”隆惊讶地说。
“我可没这么说过。其实我上个星期二和卡斯穆谈过，只是我和他谈的时候，他的心情不像你和他谈的时候那么平静。”
隆有种被骗的感觉。
“你真是难以捉摸，”他说。
他拉开书桌中央的抽屉，拿出一本用夹环钉起来的笔记本。他翻了一下，然后撕下其中一页拿给马丁·贝克。
“我还有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资料。”他说。“斯维瓦到昆斯荷曼并没有多久，我查过他以前住的地方，可是后来我就不再管这件事。无论如何，这是地址，就给你吧。”
马丁·贝克看着那张纸。上面写着一个人和图尔街上的一个住址——那一区为了某个理由，曾经被称为“西伯利亚”。他将那张纸折好并放进口袋里。
“谢谢你，埃那。”
隆没有说什么。
“再见。”马丁·贝克说。
隆只是简单地点点头。
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特别好过，而现在似乎又更加恶化了一些。
马丁·贝克离开隆的办公室，不久后就走出那栋大楼。他快步穿过城镇，沿着昆斯荷曼街，然后在孔斯本转到昆斯街，再到斯维瓦根，再转往北方。
其实他可以说些好听或至少友善的话，这样很快就可以增进他和隆之间的关系。他有这么做的理由。对斯维瓦死因的调查从一开始就是一片混乱，而从隆接下这个案子之后，他便快速地把它处理掉，还做了些完美的修正。
隆应该立刻就察觉到尸体底下会有一把左轮，也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说明一切。尸体被移走之后卡斯穆真的检查过地板吗？如果没有也不能责怪他。加斯塔森身为卡斯穆的上司，也曾经到过现场，并装出自信的样子对整个情况做了一番解释，这让那两个巡警的责任小了些。
假如卡斯穆没有检查，那么事情立刻就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尸体被抬走之后，那两个人就查封了房子然后离开。但是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案子里，“查封”代表什么？
因为警方一定要将门上的铰链撬开才能够闯进屋子里，因此势必有些破坏；那么查封也不过就是将一条封条紧紧地贴在门柱之间，然后再挂上一张告示牌，上面写着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又是根据某条法令而查封的。当然，这实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在之后的几天里，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去，而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已经被移动过，例如一把枪。
而从这一切可以猜出：首先，卡斯穆故意编造了一个谎言，而且，这进一步暗示他非常善于说谎，不但骗了隆，就连马丁·贝克都相信了他的话。隆和马丁·贝克在这方面都已是老手，大家都认为他们两个人不容易受骗。
其次，如果斯维瓦真的对自己开枪，为什么有人要花这么大力气去偷那把枪？这很明显非常矛盾。何况那个男人是在一间被反锁的房间里被发现的，更糟糕的是找不到任何武器。
斯维瓦似乎没有亲近的亲戚，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任何朋友。如果没有人认识他，谁会对他的死亡有兴趣？
马丁·贝克感觉到他必须多搜集些资料以便拓宽自己的思路。而这其中，他必须先调查一件与六月十八号那个星期日发生的事有关的细节。但是在这之前他要先对卡尔·爱德温·斯维瓦这个人多作一些了解。
在那一张纸上，隆给他的那张纸上，不只写着一个在“西伯利亚”的地址，还有另外一些随手写下的记录——一个名字：女房东，李·尼尔森。
马丁·贝克到了图尔街上的一栋房子前面。他匆匆地看了一下门口的名牌，知道女房东也住在这栋楼里面。这点蛮值得注意的，也许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好运。
他爬上三楼，然后按了电铃。
第二十一章
这部卡车是灰色的，上面除了车牌以外没有任何的标记，那些开着卡车的男人穿的工作服颜色几乎和卡车一模一样。从他们的外表根本猜不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可能是任何一类的工人，也可能是市政府的员工，而事实上正是这样。
现在是傍晚接近六点钟，再过十五分钟如果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工作，回家逗逗孩子，然后坐在电视前休息。
马丁·贝克在图尔街要找的人都不在家，但是他找到了这两个人。他们正坐在他们的福斯货车旁边喝着瓶装啤酒。那辆车上传出阵阵消毒药水刺鼻的气味，但还是有另外一种味道是任何化学药品也无法掩盖的。车的后门开着，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两个人要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把车子里的味道吹掉。
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这两个男人有一种特殊的功用。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清除那些自杀者或用其他方式离开这种生活、而换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去的人。
有少数人，例如消防员和警察，还有某些新闻记者或其他眼尖的人，对这种灰色的卡车相当熟悉。当他们看见它在街上奔驰的时候，就知道有些不对劲了。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它只是一种处理特殊状况的交通工具而已。但无论如何，实在没有理由让这些消沉的人们再受到更多的惊吓了。
像许多其他从事特定工作的人一样，这些人在工作来临时默默地守着本分，保持泰然；他们很少或从不曾在社会福利这部机器里过分夸大他们的角色。他们差不多只和自己人讨论。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大部分的人听到他们的话之后的反应是非常负面的，特别是在一些愉快的场合，例如和朋友在一起时，或者和妻子在咖啡桌前聊天时。
他们虽然每天都要和警察接触，但收到的总是一些平凡无奇的命令。因此一位刑事组长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甚至还约他们出来，的确让他们感到兴奋。
那两个人当中比较多话的那个用手背抹了抹嘴，然后说：
“没错，我记得那件事，在保斯街不是吗？”
“是啊。”
“那个名宇我不太记得了。你说是史多？”
“不是，是斯维瓦。”
“我没什么印象，我们通常是不管名字的。”
“我了解。”
“那也是一个星期日。星期日总是比较忙碌，你知道吗？”
“你记得我说的那个警察吗？肯尼思·卡斯穆？”
“不记得了，名字对我根本没有意义，但是我记得那个直瞪着看的警察。”
“在你去抬尸体的时候？”
那个人点点头。
“是的，我们认为他是里面比较难缠的。”
“哦，为什么？”
“警察有两类，你知道吗？一种是会吐的，另一种不会。那个家伙甚至连鼻子都不遮一下。”
“所以他一直都在那里？”
“当然，我刚才说过了，不是吗？他可以他妈的确定我们没有偷懒，就为这么回事。”
另一个人吃吃地笑着，然后喝了一口啤酒。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要问什么？”
“你抬起尸体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底下有任何东西？任何物品？”
“会有什么东西吗？”
“像一把自动手枪，或是左轮。”
那个人突然大笑起来。
“枪或左轮，”他高声说，“这有什么差别？”
“左轮有一个可以转动的枪膛，而且是用机械装置带动的。”
“就像牛仔带的，哦？”
“没错，就像那种。这是没有什么差别，主要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武器压在死者身体下面。”
“你听好，组长，这个家伙是个中年人。”
“中年人？”
“是啊，大约死了两个月。”
马丁·贝克点点头。
“我们把他抬到塑胶布上面，然后我把盖布的边封起来，亚那就清扫地板上的那些蛆。我们通常会把它们丢进一个装有杀虫剂的袋子里面，当场解决它们。”
“哦？”
“所以如果亚那用竿子清扫的时候，他一定会注意到，是吗？”
亚那点点头吃吃地笑着，最后一滴啤酒也流进了他的喉咙里。
“我当然会看到。”他咳了一下。
“所以……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何况那个巡逻警察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事实上我们把尸体放到锌盒里面离开之后，他还在那里，对吧，亚那？”
“我跟你打包票。”亚那说。
“你似乎相当自信。”
“真的吗？我们其实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在那个客户的身子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嗯，除了一块漂亮的yiamortuo'rum（为拉丁文）。”
“那是什么？”
“尸虫。”
“你确定？”
“相当确定。”
“谢谢。”马丁·贝克说。
然后他就离开了。
那两个穿着灰色工作服的男人继续聊着。
“你把他给唬倒了。”亚那说。
“怎么说？”
“就是刚才讲的希腊文啊！他们这种大人物总是认为我们这群没有用的人，除了包一包腐烂的尸体之外什么都不会。”
前座的行动电话响了。亚那拿起电话，抱怨了一下，然后放下来。
“真该死。”他说，“又一个混帐把自己吊死了。”
“哦，这样。”他的同事说。
“老实说，我一直不了解这些家伙为什么要吊死自己。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
“唉，算了吧，快走啦。”
就技术上来说，马丁·贝克至今才弄清楚有关保斯街上99lib.这个神秘死亡案件的一切细节，至少已经弄清楚警方采取了哪些调查工作。但是还有一个重点：要拿到弹道调查报告，如果有的话。
虽然他花了不少功夫调查死者，但是有关斯维瓦这个人，他知道的还是很少。
星期三攻击莫斯壮和莫伦住所的那件事，马丁·贝克并不关心；他也不知道有关银行抢劫或那些特别小组有什么困难和难言之隐。他为这一点感到庆幸。星期二下午在查访斯维瓦的房子之后，他曾经到昆斯荷曼街的中央警察局，在那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有空招呼他。因此他就到国家警察局去。在那里他听到一个谣言，刚一听到他觉得很荒谬；但是在仔细地思考过后，他觉得很难过。
谣传说他要高升了。但是做什么？督察长，委员，区长？也许只是变得比较健康、比较有钱、朋友比较多吧？
然而这不是重点，大概这些假设都只是毫无根据的闲话。
他最近一次调升是在一九六七年，担任刑事组长；但是没有理由被调到更高的位子上。如果是在最初几年，毫无疑问地他可能在四或五年里再次调升。
每个人都知道，在官僚体系下，你必须彻底熟捻关于薪水和升官这类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抱着嫉妒的眼光盯着自己和别人的机会。
这种谣言是怎么开始的？在背后一定有些理由。但是是什么？就他的想法，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可能是他们要让他当不成国家刑事小组的头头；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把他丢进官僚体系之内，让他坐进楼上那些位子——毕竟这是最常见的用来除掉不顺眼或明显没有能力的官员的办法。然而这不大可能。没错，在国家警察局里他有些敌人，但是他对他们根本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大概就势必要让库尔保升官来接他的位子，而这是他们相当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第二种解释似乎就比较有可能了。但是不幸地，这种想法是会使所有人颜面尽失。十五个月前他经历了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的危机，也是瑞典近代历史中惟一一个老警官曾发生的事——被一个所谓的罪犯开枪击中。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许多注意，而且他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视他为圣人，虽然他没有那么清高。然而众所周知的，在警察圈中，英雄就如凤毛麟角一般，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夸大了这出戏的剧情的原因。
所以，现在有个英雄在面前，他们能拿这个英雄怎么办？他已经获得了一面奖章了，所以现在能做的只有让他升官了。
马丁·贝克自己曾经有充分的时间去分析一九七一年四月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老早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做错了。不只是道德上，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也是。他也了解在自己有这个想法之前，他的许多同事就已经这么认为了。他的行动就像个白痴，所以才会被击中；而且就因为如此，他们到现在才肯给他一个比较高、要负责任的位子。
他在星期二傍晚曾经思考过自己的处境，然而一回到维斯保加他的书桌前坐下，他立刻就不再想它了。星期三，他冷眼、无情但却有系统地投入斯维瓦这个案子里。他独自坐在房间里，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查。
有一阵子他告诉自己，这应该是他目前所能希求最好的情况了：在情况还算不错的时候跳出工作，被分派来独自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留恋。为了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也许他所从事的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常常发现自己是孤独的，而现在似乎更是变成了一个隐士，丝毫没有找个伙伴的欲望或任何打破僵局的意思。他是不是快要变成一个工作的机器了，封闭在锅盖之下——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玻璃圆顶中？
以他职业性眼光来看，目前这个案子会发展到什么情况他一点也不忧心；他可能会弄清楚，也可能不会。他的部门在谋杀和一般杀人案件上的破案率算很高的，这是由于大多数的案子都不复杂，而且那些伏罪的人通常都会被关起来。
除此之外，国家刑事小组的装备也比较齐全。整个警力中，拥有丰富的资源与直接面对罪犯的只有安全警察，而他们仍旧在搜集共产主义者的名册，同时固执地忽视许多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兴起，除此之外他们真的是一无是处。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凭空想象政治犯罪并且评估潜在的安全风险，以便有些事情可以做，因此他们那些活动的结果正如预期的，可笑至极。然而安全警察可视为是策略性的政治后盾，用来对抗不听话的思想家，而且到时候他们的行为就不再是可笑的了。
当然国家刑事小组也有失败的时候。调查陷入胶着，最后只能归档。通常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案子的罪犯是谁，但是罪犯一定会坚决否认，所以也就无法被定罪。这类暴力犯罪的方式越原始，证据通常也就越少。
马丁·贝克最近一次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例子。拉普兰的一个老男人用斧头杀了与他同年的妻子，动机是他与女管家有了暧昧的关系。管家的年纪较轻，而且她受不了他太太的唠叨和妒嫉心。在杀死她之后，他将尸体藏在放木柴的小屋子里。因为时逢冬季，气候非常的差，所以他等了大约两个月才拆下一扇门放在雪橇上，将她的尸体载到最近的村庄去；那里距离他的农场有十二里，而且根本没有路。因此到了那里，他宣称那个老女人是自己跌倒以后头撞到火炉，因为天气实在太寒冷，所以他无法早些带她到村里来医治。那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谎言，但那个男人坚持这种说法，他的管家也是。当地警察外行的调查方式又破坏了所有犯罪的痕迹，所以他们请求外来的援助。马丁·贝克花了两个星期呆在一间奇怪的旅馆里，但最后仍无功而返。白天，他质问那个凶手；到了晚上，他坐在旅馆的交谊厅里，听着当地人在他的背后嘲笑他。然而这种是非颠倒的处境是非常例外的。
斯维瓦的故事比较奇特，和马丁·贝克以往处理过的案子不太相同。这应该是很刺激的一件事，但是他不是个喜欢解谜的人，所以丝毫不觉得刺激。
他星期三做内部调查的工作没有什么成效，以往捉到的罪犯的档案也没有任何有关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资料；这些只能断定他从来没有因犯罪而留下任何记录。但是有许多违反法律的人根本没有到过法院——这似乎已偏离制定法律的原意了。法律就是要保护社会中某些社会阶层的人，维护他们被模糊化的利益，但是现在看起来怎么会变得千疮百孔？
国家酒类与文化局的报告中也没有任何资料。这可以假定斯维瓦还不算是个酒鬼。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关当局一定会对他喝酒的习惯进行调查。如果是上流社会的人喝酒，会被视为一种“文化”；而其他阶层的小市民如果有这种需求，立刻会被当作是酒鬼或是个案，需要关心和保护。但调查完之后他们既得不到关心也得不到保护。
斯维瓦成年之后就担任仓库管理员这个工作，而他最后是在一家快递公司上班。他的背受过伤，这在他从事的这个职业里是常见的事，因而在他五十六岁的时候，主管就认为他已经不适合这份工作而将他辞退。
从那时起，他只靠退休金一天拖过一天，也就是说他只靠连锁商店卖给他的大量狗食和猫食维生。
在他的储藏室中，那半罐贴着“喵喵牌”标签的猫食，是惟一看起来可以吃的东西。
有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显示，斯维瓦是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他的父母在四十多岁时就过世；而且他没结过婚，也没有抚养过任何人。他的资料还没有转给福利局，在他最后工作的那家公司里也没有人记得他。
诊断出他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医生写了一些诊断说明说，这个病人不能从事体力工作，年龄太大所以也不能再接受训练。另外斯维瓦也说过他没有意思继续工作下去，“因为这份工作似乎毫无意义”。
也许想要找出是谁杀了他，而找到之后还要知道是为什么，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到底是如何被杀的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试着找到凶手，然后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现在是星期四，太阳快下山了。他才离开那两个人和那辆发出刺鼻药水味的卡车不到一个小时。马丁·贝克回到图尔街的屋子里做了些新的尝试。今天的工作应该结束了，但是他不想回家。所以他又爬了两层楼，然后休息片刻等他的呼吸恢复。这时候，他看着那个椭圆形的珐琅门牌，白色的底面上有绿色的字：李·尼尔森。
外面没有门铃，只有一条铃绳。他拉了一下，然后等着。里面传出门铃发出的叮当声，可是没有任何回应。
这是栋老旧的房子，从门上的毛玻璃可以看见玄关的灯是亮着的，这表示有人在家，他以前来的时候里面都是暗的。
一段恰当的时间之后，他再拉了那条铃绳一次。那种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再次响起，里面也传出有人拖着脚步过来的声音，他隔着那面不透明的玻璃隐约看见一个人影。
多年执勤的经验让马丁·贝克可以很快地判断出一个人的个性、反应，用专业的术语来说是“初步的描述”。
来开门的女人最多三十五岁，但是直觉告诉他，她实际上可能多个一两岁。她不高，大约是五呎二时，他猜想。虽然有结实的身体，但她给人的印象是柔弱、秾纤合度，而不是丰满或过于笨拙；她的体型强硕，但有些不协调。她的眼睛是蓝色的，眼神锐利而且直接，她直视他的眼睛，就像是可以猜透他的心思，无论他是在想什么。
她有一头金色的直发，剪得很短，它们现在还是湿的，而且有点乱；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味，很可能是植物性洗发精的味道。她穿着短袖开襟的织线羊毛上衣和一条褪色的、应该洗过无数次的牛仔裤；羊毛上衣应该是刚穿上不久，有许多水滴溅到肩膀和胸部附近。她的肩膀比较宽，臀部较小，从脖子到手臂都让阳光晒得很均匀；她的脚短而薄，脚趾很直——像是常常穿凉鞋或木展，更可能是经常没有穿鞋。
他意识到自己正用职业性的眼光检视着她的脚，就好像在检查血迹或尸首上的痕迹一样，所以他赶快将眼光回到她的脸上。
那双眼睛现在正在搜索，她的眉毛微蹙。
“我正在洗头发。”她说。
她的声音沙哑，也许是感冒了，或是常常抽烟；或是她的声音原本就这样。
他点点头。
“我大声地说了’进来‘两次。门没有锁，我在家的时候通常都不锁门的，除非我想要一个人静静。你没有听到我在喊吗？”
“没有。你是李·尼尔森吗？”
“是啊，你是警察，哦？”
马丁·贝克的观察力非常地好，他遇到过的人当中，只有他的上司可以和他媲美。而只不过几秒钟，她就可以正确地知道他的来历，而且从她的眼神中，她好像已经把他打量清楚了。不过这还有待观察。
她之所以能很快猜出他的身份，当然，可能是因为她预料到会有警察来找她；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当他取出皮夹，拿出他的证件的时候，她说：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名字。该死，嘿，进来吧！我想这里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我们俩该不会想站在楼梯上说话吧。”
马丁·贝克稍微感觉到他的戒心松懈了些，但是这种情形真的很少在他身上发生。
她突然转身走进屋里。刚开始，它的大小和布置让他不自在，但是这个房间里零星地安置着一些令人愉悦的家具。一些孩子的图画用大头针固定在墙上，显示她有一个家庭；除此之外，墙壁上的装饰很杂乱，有油画和普通的图画，有放在椭圆形相框里的旧相片，还有一些剪报和海报——其中还有列宁和毛泽东的肖像，不过这些在他看来大概并没有政治上的涵意。房间里还有许多书，有些在书架上，有些则随手丢在一旁。她有许多录音带和一套音响，两台看来年代久远、且经常使用的打字机；还有一大堆的文件，大部分都装订好并叠成一摞，看起来像是警方的报告。他猜想这些是她的笔记之类的东西，而她可能正在进行一些研究。
他跟着她进去，穿过一个可能是婴儿房的房间，只是床上非常的整齐，所以平常住在这个房间的人目前应该不在才对。噢，现在是夏天了。那些负担得起的父母亲都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了，远离城市污浊的空气和荒谬的生活。
她回过头来瞥了他一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然后她说：
“你介意我们到厨房坐吗？如果你介意的话只管说一声。”
她说话的语调不算很友善，但也不怀任何敌意。
“我一点也不介意。”
“那请坐。”
他们走进厨房，然后他在一张大圆桌旁坐下。这里有六张造型各不相同的椅子，颜色令人感到愉快；房间里的颜色更多。
“等一下。”她说。
她似乎有些紧张不安，但力持镇定。在壁炉前有一双木展，她穿上后走开了。他听到她忙活着什么，还听到电动马达起动的声音，她说：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贝克，马丁·贝克。”
“你是警察？”
“没错。”
“哪一种？”
“刑警。”
“职俸等级二十五点？”
“二十七。”
“看起来还不错嘛。”
“对，不算太差。”
“那么我该怎么称呼你？”
“刑事组长。”
马达声音停下来，他听过这种声音，于是立刻明白她在做什么：用真空吸尘器吹干她的头发。
“李，”她说，“我的名字。当然不必我说，门上就写着我的名字。”
厨房很大，就像以前的旧房子一样，因此尽管有桌子和许多椅子，还有瓦斯炉、洗碗机、电冰箱、冰柜等，房间里还是留有许多空间。水槽上有一个架子摆着锅子和茶壶，下面则用钉子吊着许多天然的物品：像艾草和麝香草之类植物的树枝。一些野莓、几条干燥的蕈和三串大蒜（它可以制造一种气氛，而且还会发出芬芳的气味，是一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艾草和野莓是配白兰地酒的绝佳点心；而麝香属的植物可以加进豌豆汤中——虽然贝克以前还可以尽情享有瑞典佳肴的时候比较喜欢甜的墨角兰属植物；如果知道如何处理，蕈类也是不错的。不过那串大蒜大概只是装饰用的，因为那种数量足够任何正常人吃一辈子了。
她回到厨房，梳着她的头发，立刻注意到他在看什么。她说：
“防吸血鬼用的。”
“大蒜？”
“是啊！你没看过那些电影吗？彼得·古勋知道所有有关吸血鬼的事。”
她把湿的羊毛上衣换掉，穿上一件无袖青绿色的衣服，看起来就像个小女生。他注意到她的腋下有金色的毛，小巧的胸部似乎不需要穿胸罩，事实上她也没有穿，她的乳头清楚地在布料之下隐约呈现。
“警察，”她说，“刑事组长。”她用她一贯直接的眼光看着他，并皱着眉头：“我没有想到是一个薪水有两万七的警官来访。”
“是不寻常，不寻常。”他说。
她坐到桌子上，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咬着指关节。
马丁·贝克知道他可以起个头了。他说：
“如果我预料的没错，你对警察的印象是不太好的。”
她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说：
“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对他们会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有谁可以。不过我知道他们会引起许多人的苦楚和不悦。”
“那样的话我会尽可能减少我带给你的困扰，尼尔森太太。”
“李，”她说，“每个人都叫我李。”
“如果我的资料没错，你是这栋大楼的所有人，是吗？”
“是的，我几年前继承来的。但是这里没有什么警察会感兴趣的事，没有吸毒者，没有赌场，更没有什么妓女或小偷。”她喘了口气。“也许偶尔有些颠覆性的活动，精神上的犯罪吧，可是你不管政治上的事吧？”
“你怎么这样肯定？”
她突然发自内心地笑了笑，很愉快、灿烂的笑容。
“我又不是聋子。”她说。
马丁·贝克心里想，不，当然不是。他大声地说：
“你是对的，我只管暴力犯罪、谋杀和一般的杀人案。”
“我们这里这两种案子都没有，过去三年来甚至连打斗都没有，虽然去年冬季曾有人强行进入顶楼，而且偷走许多没有用的东西。要不是保险公司坚持，我甚至不想找警察来。不过也没有警察来过，他们没有时间管这种事，但是保险公司还是付了钱。通知警察很明显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她抓了抓脖子，然后说：
“好吧，你还９9ｌiｂ?想要知道些什么？”
“谈谈你的一个房客。”
她扬起眉毛。
“我的房客？”
她特别强调“我的”那个字眼，似乎非常困惑、惊讶。
“现在已经不算是了。”他说。
“去年只有一个人搬了出去。”
“斯维瓦。”
“对，有个叫斯维瓦的住在这里，他去年春天搬出去了。他怎么了？”
“他死了。”
“是谁对他做了什么吗？”
“对他开了一枪。”
“谁？”
“他可能是自杀的，我们也不确定。”
“我们可不可以轻松点？”
“随你便。不过你说轻松点是什么意思？称呼彼此的教名吗？”
那个女人摇了摇头说：
“我不喜欢正式的问话，我厌恶那种感觉。当然如果有必要，我也能装出不在乎的样子，我可以卖弄风骚，擦上眼影和口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马丁·贝克觉得有些不能自己。
突然她说：
“要不要喝杯茶？喝茶不错耶！”
虽然他很想要杯茶，但是他说：
“不要麻烦了，我不需要什么。”
“乱讲，”她说，“天气那么热。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帮你弄些吃的，烤三明治应该不错。”
他立刻感觉到自己也想来一个，在他能开口说不要之前，她继续蝶蝶不休地说着：
“要不了十分钟的，我弄吃的手脚很快，一点也不麻烦，而且会弄得很好吃。做什么就要像什么，虽然生活品质是越来越差了，但是你总该煮点好吃的东西来慰劳一下自己。把茶和三明治放进烤箱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聊天了。”
要拒绝似乎不太可能。他开始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倔强，难以抗拒的坚强意志。
“好吧，谢谢。”他顺从地说。
在他还没有说出这句话前，她已经开始忙碌了，她弄出许多声音，但是速度和效率却很惊人。其实他从没遇到过像这样的事，至少在瑞典没有。
在那七分钟里她忙着弄吃的，没有时间说话。六份夹有番茄薄片和乳酪粉的热三明治和一大壶茶，他看着她当场做出一份点心，心想她到底是几岁了。
就在这时，她坐到他面前说：
“三十七，虽然很多人认为我年轻些。”
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在想这个，不是吗？吃吧！”
味道不错。
“我总是感到饥饿，”她说，“我一天吃十到十二餐。”
每天吃十到十二餐的人通常很难维持体重。
“我吃那么多也没变胖，”她说，“其实根本没有差别。多个一磅不会让你改变太多，我还是我；不过我如果没吃东西就会受不了。”
她一下就吞下三份三明治。马丁·贝克吃了一块，犹豫了几秒钟，又吃了一块。
“我想你对斯维瓦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没错，可以这么说。”
他们似乎是心有灵犀，而很奇怪地，他们都不会感到惊讶，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是有些不对劲是吗？”他说。
“是的，”李说，“他是个奇怪的人，没错，真的很奇怪。你弄不清楚他的来历，所以老实说，当他搬出去的时候我很高兴。对了，他怎么死的？”
“他是上个月十八号在他的住处被发现的。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亡至少六个星期了，可能更久，据推测可能有两个月。”
她摇摇头说：
“他妈的，我不想知道细节，我对太过于血腥的事情很敏感，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听到后常常会梦到它们。”
他想说他不会做太多不必要的描述，但又觉得说这些是多余的。
反而是她说：
“总之，有件事错不了。”
“哦，什么？”
“如果他还住在这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不会？为什么？”
“因为我不容许它发生。”
她用一只手撑住下巴，鼻子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注意到她有相当大的鼻子和强壮的手掌，指甲也很短。她正严肃地看着他。
然后她又突然站起来，在架子上摸来摸去的，最后找到一盒火柴和一包香烟。她点着一枝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她捻熄那枝烟，吃掉最后一块三明治，再把手肘放在膝盖上，头低低地坐在那儿。她瞄了他一眼，然后说：
“我或许也无法阻止他的死亡，但是他不会躺在那儿两个月而没有被人注意到，至少，有我在，甚至不会超过两天。”
马丁·贝克没有说什么。她说的当然是事实。
“在这个国家里，房东是上帝创造的废人，”她说，“但是这个社会鼓励他们关心别人。”
他咬着下唇，马丁·贝克从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政治理念，也总是避免谈论政治话题。
“不谈政治，哦？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谈政治。”她说，“只是我不巧就是一个房东……是不小心当上的。我继承了这个垃圾堆，刚才也说过，事实上它是栋不错的公寓，但是我继承下来然后搬进来的时候，它真的是像个猪窝一样。我的父亲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换过一个灯泡，或修过一扇破掉的窗户。他住的地方离这里有好几里远，而且他只对收租金和把那些没有准时付房租的房客赶走有兴趣。然后他把那些房间分割成许多床位，用高得离谱的价钱租给外国人和一些别无选择的人。他们不得不找个栖身之处，不是吗？几乎所有的旧房子都差不多是这样。”
马丁·贝克听到有人打开前门进来。那个女人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一个女孩进了厨房，她穿着便服，手里还拿着一个包包。
“嗯，”她说，“我可以用洗衣机吗？”
“当然，请便。”
那个女孩没有注意到马丁·贝克，还是李开口说：
“我想你们并不认识，这是……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再说一次好吗？”
马丁·贝克站起来和她握手。
“马丁。”他说。
“英吉拉。”女孩说。
“她刚刚搬进来，”李说：“住在斯维瓦以前住的那一间。”她转向那个拿着包包的女孩。“住得怎么样？”
“一切都很好，”女孩说。“可是马桶今天又出问题了。”
“妈的，我明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水管工人来。”
“除了这个，一切都很好。对了……”
“什么？”
“我没有洗衣粉。”
“就在沐浴乳后面。”
?９9lｉb?t>“我真是没脑筋。”
“别这样，别为这种小事烦心。你改天可能还能帮我一些小忙呢，例如帮我锁上后门。”
“你真好。”那个女孩进了浴室。
李藏书网以他们搭电梯到底楼，再走到地下室。比较大那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防火门的锁。
他们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短的走廊，两边都有门。打开右边的门，他们看到的是垃圾间。这栋大楼有垃圾滑道，在开口处有一个有轮子的金属箱，里面套着黄色的大塑胶袋；旁边还有三个套有塑胶袋的铁箱，有一个装满了垃圾，另外两个则是空的，它们都靠墙放着，在一个角落上放着扫把和畚箕。
另一边的门锁着，从门口的牌子可以知道那是洗衣室。走廊底端是一条横的通道，分别向两边延伸，靠墙壁有一排柜子，格子上都有不同类型的挂锁。
库尔保和拉森用比较小的钥匙一个一个试，最后终于找到正确的锁。莫里森的柜子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老旧、没有喷嘴的真空吸尘器，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大盒子。库尔保把锁拿起来，而拉森则打开真空吸尘器查看里面有什么。
“空的。”他说。
库尔保打９9liｂ.开盒子的盖子说：
“可是这里面有东西，打开来看看。”
盒子里面是十四瓶还没开过的一百三十年保证的帕里序伏特加酒、四卷卡带、一个电吹风机和六个电动刮胡刀。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而且还没有拆封。
“走私。”拉森说。“不然就是赃物。”
“这应当是他交换来的东西，”库尔保说。“我可以拿走伏特加酒，但是我想我们最好维持原状。”
他关上盒子，并且把它锁上。然后他们从原路出去。
“唉，至少我们发现了一些事。”库尔保说。“但是不足以满足布多沙。我想我们应该把钥匙放回原处然后离开，在这里也找不到什么了。”
“谨慎的混蛋，莫里森。”拉森说。“他也许另外还有间房子。”
他停了下来，点头示意通道另一头的门。那些门上用红的油漆写着“防空洞”。
“我们去看看那是不是开着的，”他说。“反正我们已经来这儿了。”
门是开着的。这个防空洞似乎是用来放脚踏车和堆普通垃圾的，在脚踏车和几辆马达被拆掉的机车旁边放着一些婴儿车、雪撬和有轮子的老式平底雪橇；一个木工台靠墙放着，在它下方的地板上有两个窗框，里面没有玻璃；有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大铁钉、几个扫帚、雪铲和两个干草叉。
“我到像这样的地方总是会有幽闭恐惧症。”库尔保说。“在战争期间我们有时候做空袭练习，我总是坐着，想象躲在一栋被轰炸的建筑物底下而且再也出不来是什么感觉。恐怖极了”
他看了看四周。在长椅后面的角落有一个旧木箱，它的前面写着两个几乎看不见的字：“沙子”，在盖子上是一个镀锌的桶子。
“你看。”他说，“战争时留下来装沙子的桶子。”
他走过去搬开桶子，并打开装沙箱的盖子。
“里面还有一些沙子。”他说。
“我们用不到的，”拉森说，“而且这也没办法扑灭燃烧弹的火。咦，这是什么？”
库尔保弯下腰去，把手伸进去拿出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在长椅上。那是一个绿色的美军用的肩袋。
库尔保打开背包，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工作台上：有皱了的浅蓝色衬衫、金色的假发、蓝色宽边的丁尼布帽、一副太阳眼镜和一把枪——四五口径的骆马自动手枪。
第二十四章
相片里的那个女孩叫莫妮塔，三年前她在莫哈的防波堤上被照相的那个夏天还不认识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莫哈是斯德哥尔摩阿契佩拉哥的一个小岛。
那是她和彼得六年婚姻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夏季。在那年秋天，他遇到另外一个女人，而圣诞节过后他就离开莫妮塔和他们五岁大的女儿莫娜。由于他的不忠，所以她没有任何要求，很快就办好离婚手续——他急着要和那个新欢结婚，因为离婚手续办好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莫妮塔保有赫卡兰根市郊那所房子，而且在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彼得放弃与女儿见面，后来他还停止了应该支付给孩子的生活费用。
离婚不只让莫妮塔的财务状况急速恶化，也迫使她停止了她刚恢复的课程，而这是整个过程中最令她沮丧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开始觉得自己缺乏教育是种残缺。她始终不曾真正有上课或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她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想要休息一年，然后再进专科去念书，但是那一年结束之前，她遇见彼得。他们很快就结婚，而她接受高等教育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次年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彼得也开始念夜校，一直到他念完之后（就在他们离婚的前一年），才能轮到她去念书。彼得离开她之后，她上课的计划就被破坏了，要找个全职的保姆是不可能的，而即使找到了，她也付不起这个费用。
女儿出生后最初两年，莫妮塔留在家里带孩子，但是在女儿可以送到幼儿中心后，她开始上班。刚开始，也就是在她离开学校之后那个月，到送孩子去幼儿中心的那几个星期间，她换过好几个不同的工作。在那几年间，她做过秘书，在超级市场算过帐，做过仓库的办事出纳员、女工和服务生。她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只要她觉得不高兴或是感觉到她需要变化，她就会辞职再找一个新的工作。
中断了两年之后，她又开始找工作。她发现劳力市场变得紧缩，而且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让她选择，何况她缺乏职业教育，也没有什么技术，所以只能做些待遇差、不需技术的工作。现在就算工作内容很令人厌烦，她也不能随便换工作。但是当她再次开始上学之后，未来似乎变得比较有希望，生产线上那些单调、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变得比较能让人接受。
三年来她一直呆在斯德哥尔摩南方市郊的一家化学工厂。但是离婚之后，她独自扶养她的女儿，所以她被迫要找一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仿惶无助。在很突然且绝望的情况下，她辞掉原来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而同时，失业率也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以致于有专科或更高学历的人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所需学历不高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拿到失业保险救助金，等于是有一项稳定的收入，但她却逐渐变得沮丧起来。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的衣服就花掉了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帐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可以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虽然他抱怨说现在他还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他还是给了她五百元，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年那个秋天，除了在一个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又在一家大面包店外捡了几个星期的树叶之外，莫妮塔在那段期间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觉得找不到工作有什么不愉快的。早上可以和莫娜一起睡得很晚，感觉相当不错，如果她不为金钱这类的事烦心、沮丧的话，她不觉得没有工作有什么好烦恼的。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没了。如果一个人浪费时间、精力，又背负了一身的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和获得满腹学问后那种阿Q式的满足感，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此外她开始思考，在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时，除了得到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
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的姊姊。他们的父母在五年前的汽车事故中双双身亡，而这个姊姊是她惟一的近亲。他们的父母去世之后，到她姊姊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之间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她父母的结婚戒指和一些她继承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在过完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活。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二十五岁的生日。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回想在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后的六年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是个正面的现象；但是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也过得比较苦，这些是比较负面的；尤其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就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距离其他人非常远，每个人也都似乎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有自己的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的情况。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远，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将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或其他的人会来看看她，但是到赫卡兰根来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他们不久就懒得跑了；加上她时常打扮得很邋遢又很沮丧，可能这些印象把她的朋友给吓跑了。
她常常和她的女儿走很长的路到图书馆，然后抱回许多书。在莫娜睡觉之后那段沉默、孤独的时间里，只有书本陪伴着她。她的电话很少，她自己也没有什么打电话的对象，所以当电话线路因为她没有付费而被切断时，她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差异。她觉得自己像个被关在家里的囚犯，而逐渐地，这种监禁的情况像是一种保护，她那栋阴沉的房子之外的世界似乎变得虚幻和遥远了。
有些夜晚，她读书读烦了，精神又太紧张而无法入睡，她只好在起居间和厨房之间无目的地游荡，这时她会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她必须发泄一下，而她心中的那道堤防会崩溃，她的想法会变得很疯狂。
她时常想到要自杀。许多次她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焦虑，只是想到她的孩子才使她没有了结自己这一生。
她也非常担心孩子。每当想到女儿的未来，她就会流下无助的眼泪。她希望她的孩子在一个暖和、有安全感、有人性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一个有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的竞争压力，但是不会因此而让每个人都变成敌人的地方，在那里，“买”和“拥有”不代表快乐。她希望给她的孩子一个发展人格的机会，而不是一头就栽进眼前这个封闭的社会里。她希望她的孩子享受工作的快乐，和别人分享生活，有安全感，有自尊。
她只是希望她女儿具有生存的基本权利，这并不算过分；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只要她们继续住在瑞典，女儿绝对无法了解自己竟然可以拥有这些权利。然而她想不出要如何弄到钱去移民。她的绝望和沮丧变成认命和淡漠。
当她从奥斯陆回来之后，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努力让情况有所改变。为了要扩大自己的空间，也为了避免莫娜变得大孤立，她尝试——第十次——让她到公寓附近的幼儿中心上课。让她惊讶的是竟然有空位，莫娜可以立即开始上课。
莫妮塔开始不时地看求职栏的广告，并且询问工作情况。整个过程中她不断酝酿一个主要的问题：她可以做什么来换取一些金钱？她知道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情形将会需要很多钱，她要赚到出国所有的费用。她越来越不甘心，并且开始憎恨这个社会，它不断地夸耀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景象，而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权利就只是在运转的机器中重复单调的工作。
她脑子里不断地想着一些赚钱的方式。她发现这是个无解的问题，用正当的管道是完全不可能赚这么多钱的；就算她有工作，扣掉所得税、租金和食物的开销后也所剩无几。
她赌足球彩票赢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但藏书网是，每个星期她还是继续买三十二张的联票，只是要继续保持希望。
她没有一个可以期待会将财产留给她的亲戚朋友；当然也不可能有个病得很严重的百万富翁要跟她结婚，然后在新婚之夜突然暴毙。
当然有的女孩当妓女赚了不少钱，她就认识这样一个人。现在你根本不必站在街上拉客，你只要说自己是模特儿，再租一间工作室，或到按摩院或优雅的色情俱乐部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她发现这种想法实在太低俗了。
那么惟一的方法，就是偷。但是怎么做？又在哪里？毕竟她太老了，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计划。所以她决定暂时找一个正当的工作，这件事比她预期的容易得多。
她在市中心一家忙得出名的餐厅里当服务生。她上班的时间很短，但是很合适，而且做得好的话还可能有不少小费。这家餐厅中的一个常客就是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
有一天他坐在餐厅里，就像一个无关重要、但是行事合宜的短小男人，坐在一张莫妮塔服务的桌子上。他点了猪肉和一杯鸡尾酒，表现得很友善，点菜的时候还开她的玩笑，但是他并不是特别想引起莫妮塔的注意。而同样地，莫妮塔也不会想要引起莫里森的兴趣，至少那个时候没有。
莫妮塔的外表，她自己也逐渐意识到，是很平常的。和她见过面的人只有一个或两个在下次再见面时会认出她。她有黑色的头发、灰蓝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和普通的身材。她的身高中等——五呎五吋——体格正常，大约一百三十磅重。有的男人会觉得她很美，但那是他们认识她之后说的。
莫里森这一个星期第三次坐在她的桌子上的时候，莫妮塔认出了他，而且猜想他会点香肠和煮熟的马铃薯，上一次他吃的是猪肉烤薄饼。
他真的点了香肠，也点了一杯牛奶。当她把东西端来给他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看着她说：
“你一定是新来的吧，小姐？”
她点点头。这不是他第一次对她说话，但是她习惯不告诉别人她的姓名，而且她穿着制服更让人认不出来。
她将帐单拿来的时候，他给了她不少小费，而且说：
“希望你会喜欢这里，小姐，因为我是如此；而且这里的食物不错，所以好好做吧！”
在离开之前，他友善地对她眨眼。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莫妮塔一直注意这个矮小的男人。他总是点最简单的食物，而且从不喝牛奶以外的东西。他开始习惯于挑一张她负责的桌子，在入席之前他习惯在门边观察一下，看看到底哪一些是她正在服务的桌子，这使她感到受宠若惊。
她不觉得自己是个服务周到的服务生，面对挑剔或不耐烦的客人，她发现自己很难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每当有客人大吼大叫，她一定会回嘴；她也有分神的习惯，时常会烦心和健忘。但另一方面她身体强壮，而且手脚很快，对她看得顺眼的客人会很友善，不像一些谄媚又愚蠢的女孩一样。
每一次莫里森来了之后，她都会和他说几句话。渐渐地她把他视为熟客，他的彬彬有礼有些老调（与他表达出来对天地之间事物简洁的看法似乎不太协调），却令她着迷。
虽然莫妮塔对新的工作并不满意，但整体来说还不算太坏。她的工作在幼儿中心关闭之前可以结束，所以她能够准时去接莫娜。而且她不再感到那么孤单，虽然她还是抱着相同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希望有一天能够离开瑞典，到一个气候比较恰人的地方。现在莫娜已经在幼儿中心里找到几个新的玩伴，每天早上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上学；她最好的朋友就和她们住在同一栋大楼里，所以莫妮塔有机会认识她的父母——他们很年轻，也很友善。如果晚上有事情，他们会相互照料彼此的女儿。有几次莫娜的玩伴还在她们家过夜，而莫娜也有两次在她朋友那儿睡觉——虽然有了空档，莫妮塔也没什么好做的，不过就是到镇上看个电影罢了，但是，这种安排让她有了自由的感觉，而这也引致后来的发展。
四月的某一天，她在新环境里工作两个多月之后的某一天，她站在那里，双手在围裙底下交握着，做着白日梦。莫里森招呼她过去。她走过去，看着他那一碟几乎没有动过的豌豆汤问道：
“汤有什么问题吗？”
“汤很好，就像平常一样。”莫里森说。“但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每天坐在这里填塞一些食物，而你却总是在工作。我想要问，我是否能够邀请你一起出去吃个饭，改变一下。晚上，当然，在你有空的时候，例如，明天如何？”
莫妮塔没有犹豫很久。她很久以前就认为他是个诚实、朴素和努力工作的人，虽然有点怪，但当然不算危险人物，甚至相当完美。此外，他这种行动其实早有征兆了，而且她已经决定好当他问她的时候要如何回答。所以她说：
“哦，这样啊，为什么不呢？”
在和莫里森共度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后；莫妮塔只需要调整她对莫里森的两个印象：他不是绝对不喝酒的人；而且可以说他也不是个很努力工作的人。但是这两件事都不会减损她对他的好感，的确，她发现他真的很有趣。
那个春天，他们一起到餐厅吃过几次饭。每一次莫妮塔都以友善但是坚定的态度拒绝莫里森邀请她到他家喝个睡前酒的提议；她也不让他到赫卡兰根看到她的家。
那年夏天刚开始的时候，她没有再见到他。而且七月里有两个星期她和她的姊姊一起到挪威度假。
她回来之后的第一天，莫里森就出现了，坐在他平常坐的桌子上。那天傍晚他们再一次见面，这一回莫妮塔跟他回到阿姆菲德斯街的家中。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上床，莫妮塔发现他在床上就像平常一样地和善。
他们的关系变成相互的满足。莫里森的要求不多，而且很少在她不愿意的时候还坚持要见面，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两三次。他对她很体贴，而且他们发现彼此的想法很接近。
就她而言，她同样端吃的给他。他极端地沉99lib.默，例如，他从不提他究竟是做什么的，或他如何维生。虽然她有疑问，但却从不提出来。她也不希望他太妨碍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有关莫娜的事。所以她小心地不要过问他的事，他似乎也不会特别嫉妒什么——和她一样。可能他知道他是她惟一的男人，不然就是他不在乎她是否与其他的男人约会。他也不曾过问她以前的事。
到了秋天，他们到城外的时间减少了，他们比较喜欢呆在他那儿。在那里他们有好东西吃，而且可以一起在床上度过大部分的时间。
时常莫里森会消失一阵子做商务旅行，不过他从来不提起要到哪里或是做什么生意。莫妮塔并不笨，她不久就意识到他的活动一定和犯罪有关。但是她告诉自己他基本上是个有分寸和诚实的人，她认为他犯的罪应该是没有伤害性的。她把他当作是罗宾汉，从有钱人那儿偷钱出来接济穷人。她绝想不到他是个贩卖人口的白人，而且还把毒品卖给孩子们。一有机会她就不讳言地试着让他知道她并非那么食古不化，从有钱人身上偷骗点东西，或从这个吃人的社会里得到些好处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希望这种做法能让他，如果可能的话，吐出一些他的秘密。
而的确，在圣诞节前后，莫里森发现他不得不让莫妮塔参与一些他的工作。在莫里森从事的这种行业中，圣诞节总是非常忙碌的，而现在由于他对这份工作的狂热，他不愿错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他接下的工作量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的确，他一个人是绝对做不来的：在圣诞节之后一笔复杂的交易需要他到汉堡市一趟，然而他又已经允诺那几天要送货到奥斯陆的福尼布机场。莫妮塔刚好和以前一样要到奥斯陆去过圣诞节，这诱使他要求她充当他的同伙，而且替他去送信。这种工作没有什么大风险，但是关于递送方式的安排，非常不寻常且牵涉甚广，所以他根本不能骗她说她要送的只是一般的圣诞礼物。他告诉她详细的过程，但是他也知道她对毒品的不屑，所以只跟她说包裹里面是一些伪造的邮局文件。
莫妮塔没有理由拒绝帮他，而且这份工作也并不复杂。他替她付了旅费，而且给了她几百元当作酬劳。
这笔意外之财来得很容易，也如一场及时雨一般纤解了她的困境，她应该会食髓知味才对。但莫妮塔仔细考虑过之后认为以后如果还有类似的工作，还是应该先弄清楚。
她拒绝不了金钱，但是如果有可能会因此而入狱，她至少要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她很后悔没有偷看一下包裹里面是什么，也开始怀疑莫里森骗了她。下次他再要求她当他的地下工作人员，她一定要拒绝。拿着一个神秘的包裹到处跑，而里面装的可能是鸦片，也可能是定时炸弹，这绝非她愿意的。
莫里森一定也了解，所以他没有再要求她做什么。虽然他的态度和以前没什么不同，但随着时间过去她开始注意到从前没有注意的一些事。她发现他时常说谎，那是非常不必要的，她从不过问他做的事，也不会逼问他什么。她更开始怀疑他不是劫富济贫的小偷，反而是个会为钱做任何事的卑微罪犯。
隔年的第一个月，他们见面的时间减少了。不仅是因为莫妮塔拒绝他，也是因为莫里森变得异常地忙碌，时常要出远门。
莫妮塔不认为他是对她感到厌烦了，只要他晚上有时间，他都非常希望能和她在一起共度良宵。有一次她在他那儿时，碰巧他有一些访客，那是四月初的一个晚上。他的.99lib.客人叫做莫斯壮和莫伦，他们的年纪比莫里森轻，而且似乎是他生意上的同事。她对其中一个人有特别的好感，但是他们后来就没有再见过面。
对莫妮塔而言，一九七一年的冬季是非常严酷的。她原来工作的餐厅换了老板，也变成一家酒馆；他们没有努力去吸引新的客人，又失去从前的顾客，最后只能裁员，将原有的地方变成宾果游乐场。现在她又失业了。莫娜白天都在幼儿中心，到了周末又会和她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她比以前更感到孤单。
她觉得自己无法断绝和莫里森的关系，这令她很生气，而看不到他更增加了她的愤怒。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还是能尽情地享受，他是这个世界上除了莫娜之外惟一需要她的人，他明显爱上她了——这当然让她很高兴。
有的时候白天没有事，而又知道他不会在家的时候，她会到阿姆菲德斯街上他的房子。她喜欢独自坐在那里，看书、听音乐或只是沉浸在属于他的事物之中。虽然她应该已经习惯了里面的摆设，但是对她而言它们还是有些陌生；除了几本书和一些卡带，那里面的东西都是她不敢奢求的。然而很奇妙的，她觉得那儿就好像是自己的家一样。
他没有给过她屋子的钥匙，那是有一次他借给她的时候她拿去复制的。这是她惟一未经他允许而做的事，刚开始这的确让她的良心不安。
她总是小心不要留下来过的痕迹，而且只有当她非常确信他不在的时候她才会去那里。如果他知道了会有什么反.99lib.应？有的时候她当然会偷偷地到处乱翻，但是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的物品。她拿这把复制的钥匙并不是为了查探，只是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隐蔽处所——没有人会找她，也没有人对她的来去有兴趣。虽然如此，这里还是给她一种很难亲近的感觉，一种主导一切的感觉。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玩捉迷藏的时候，她总是会挑一个全世界没有人能够找到她的地方躲起来。如果她要求的话，他应该会给她一把钥匙，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乐趣了。
四月中旬的某一天，莫妮塔觉得坐立不安、心情烦躁，于是她就到阿姆菲德斯街的房子里去。她想要坐在莫里森那张最丑陋、却也是最舒服的扶手椅上，然后放着韦瓦第的音乐，希望忘却世间的一切，让这种美好的、祥和的感觉紧紧地包围她。
莫里森到西班牙去了，要到隔天才会回来。
她将外套和肩袋挂在走廊的吊架上，然后一边走入客厅，一边拿出香烟和火柴。房间里和平常一样整齐。莫里森总是自己动手收拾房间，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有一次她问他为什么不雇用佣人，他回答说他喜欢收拾东西，所以不想将这份快乐和别人分享。
她把烟和火柴放在扶手椅宽大的扶手上，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放电唱机，她放的是《四季》。在韦瓦第第一乐章的音乐声中，她走进厨房从壁橱里拿出一个烟灰缸，然后拿着它回到客厅。她整个人蜷曲在扶手椅中，烟灰缸就放在扶手上。
她想着莫里森和他们这种暧昧不明的关系。虽然他们认识一年了，对彼此的了解并没有跟着加深，关系也不成熟，这不是她所期望的。她记不起来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谈些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没有谈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吧！现在她坐在他最喜爱的椅子上，看着那个放满了可笑的小花瓶和小罐子的书架，她觉得他的个性相当异常，非常荒谬。第一百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她会为这个男人而烦恼？为什么不替自己找个更合适的男人？
她点了根烟，将烟吐向天花板形成一缕白色的烟柱。她觉得自己必须停止这些不智的想法，以免又跌入低潮。
她让自己舒服地躺在椅子里，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手慢慢地随着音乐摆动。到了慢板的时候她敲着烟灰缸，结果它不小心跌落到地板上打碎了。
“该死，”她喃喃自语。
她起身走进厨房，打开水槽底下的橱子，摸索着刷子，它通常都摆在塑胶垃圾袋的右边，但是现在却不在那里。所以她弯下身去看，刷子原来倒了下来。当她要去拿的时候，她瞥见一个公事包。那个公事包就放在塑胶垃圾袋后面，看起来很旧，磨损得也很严重。她以前没有看到过这个公事包，他一定是放在那儿，准备拿到地下室去。它看起来太大了，应该放不进垃圾滑道里。
这时她注意到公事包被一条粗绳子缠绕了好几圈，上面还打了许多活结。她把公事包提出来，放在厨房的地板上。它很沉重。
她很好奇。所以她很小心地解开那些结，努力记住那些结的打法；然后她解开那条绳子，打开公事包。
里面装满了石头，平板状的黑页岩，她认得这种岩石，她依稀记得最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些石头。她皱着眉头，伸直了腰，把烟蒂丢进水槽里，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个公事包。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旧公事包里装满了石头，还用绳子绑好，放在水槽底下呢？
她更为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公事包。真皮的，它刚买来的时候应该很有品位，价钱应该也不低。她打开盖子检查，没有名字。然后她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人用锐利的小刀或剃刀把底部四个角切开来过，而且这好像是最近的事，那个切口的面相当新。
突然她想到他本来要怎么处理这个公事包：把它丢到海里。为什么？她弯下身去把那些页岩拿出来，她把它们放在地板上叠成一堆，这时她想起在哪里看过这些石头。在走廊里，就在花园门口边上，那边原本有一堆这样的石堆，它们本来是用来将花园围住的。他一定是从那儿搬过来的。
她正在想里面不可能还留有什么，手指就碰到一个坚硬且光滑的东西。她把它拿出来，然后站在那里，双手捧着它，开始沉思。慢慢地，她知道长久以来一直藏在心里的想法——虽然她不愿意承认——终于成真了。
从这个黑色的金属上，也许，她得到了解脱，她终于明白了。
这把枪大约有七时半长，大口径的，而且有沉重的枪托。在闪烁着蓝光的钢柄上刻着名字：骆马。她用手掂了掂那把武器，它很沉重。
莫妮塔走到衣帽间，把枪放进她的袋子里。然后她回到厨房，把石头放回公事包内，也把绳子绑回原来的样子——尽量和原来的结一模一样——最后，她把公事包放回原处。
她拿了刷子把客厅里的烟灰缸碎片扫干净，然后拿到走廊的垃圾滑道丢掉。做完之后她关掉电唱机，把唱片放回原处，然后走到厨房，把烟蒂丢到水槽里，打开水龙头把它冲掉。然后她穿上外套，把袋子的上盖盖好，背到肩上。在离开公寓之前，她很快地看过每一个房间，以确定一切物品都归位了。她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然后用力关上门，走下楼去。
在回家的路上，她计划认真地做一点事情。
第二十五章
七月七日星期五早晨，甘瓦德·拉森很早就起床了。也不是太阳一出来他就起床了，这样也太早了些。这一天在瑞典叫做“卡拉司”，太阳会在凌晨两点四十九分就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地平线上了。
六点半时他洗了个澡，然后吃早餐、着装。一个半钟头后，他已经站在索伦蒂娜区松加瓦根一栋小房子前的台阶上。埃那·隆四天前已经来拜访过这里。
这是所有的事情都将会同时发生的那个星期五。莫里森再一次面对布多沙·奥森，这一次他们就不像上次那么热忱了。也许这就是他们逮到莫斯壮和莫伦，并破坏他们庞大的计划的时刻。
但是在特别小组行动之前，甘瓦德·拉森心里有一件事情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一个礼拜。那是他在一本闲书上看到的，也许只是件小事，但却很恼人。他９９lｉｂ. 错。”
“噢，东西在转运的时候当然会损坏，这很正常嘛！你知道我们每年处理多少吨的货物吗？”
一个修辞学上的问题。他们所要求的是尽快摆脱他，但是他不会轻易放手。
“现在确实如此，有了那些新的系统，东西不容易损坏了。不过一旦真的弄坏了，赔偿的金额则更高。那些运货的卡车……”
马丁·贝克对那些运货的卡车并没有兴趣，他所好奇的是斯维瓦在这里时所发生的事。
“六年以前？”
“是的，或更早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吧。”
“要我回答那样的问题实在非常没道理。我已经说过，在那些旧仓库里货物时常受到损坏，有的时候整个箱子都摔破了。不过反正保险公司都会赔偿那些损失，很少会叫仓库管理员来赔的。偶尔，我想，是有人因而被开除，不过通常都是那些临时工。不管怎么样，意外是无法避免的。”
他也不想知道谁被开除过。他要问的是是否有任何曾经发生过的毁损记录？而如果有，又是谁做的？
“当然有，都是工头在记录，他们会在仓库的日记簿上做笔记。”
“日记簿还在这里吗？”
“可能在。”
“那样的话，在哪里？”
“在阁楼的一些旧盒子里。要找到它们简直不太可能，至少不会像变魔术那样直接从袖口变出来。”
这家公司很大，它的总公司就在这栋旧市区的大楼中，他们收起来的旧文件大概有好几吨。但是马丁·贝克还是坚持要拿到，所以他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不过他并不介意受到这种对待。在简短的争辩了“不可能”这个形容词的真实意义之后，办公室里的人们意识到，最容易摆脱他的方法大概就是照他的话去做。
他们叫一个年轻人去阁楼上帮他找。似乎还不到两分钟他就空手而回，脸上一片漠然。马丁·贝克注意到那个年轻人的夹克连灰尘都没有沾上。他说要自己再和他上去一次。
阁楼上非常热，灰尘飞扬得像雾一样，要不是这样的话，一切都应该很容易。一个半钟头之后他们找到了那个盒子。日记簿和分类帐册是老式布装的本子，硬纸板做的封面已经裂开。上面的标签标示出不同的仓库的号码和年份。翻遍了整个阁楼，他们总共找到五本号码及日期都正确的册子——从一九六五后半年到一九六六９9lib?年最初六个月的记录。
那个年轻的办事员现在看起来就没那么干净了，他的夹克绝对需要送洗，灰尘混合着汗水一条条地在他的脸上流下。
回到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惊讶且厌恶地看着那些日记簿。不，他们不想要写什么收据，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会不会将它们还回来。
“我真的希望没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马丁·贝克愉快地说。
在他出门前，他们用倦怠的眼神护送他离开，而他的腋下夹着他的战利品。
他并不想将国家“最大的公众服务部门”这种概念宣传出去。警察署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这般称呼警察单位，已经引起过一阵大慌乱了——在警方本身尤其如此。
在维斯保加，马丁·贝克把那些册子拿到浴室里翻阅着；然后他洗了个澡，回到他的办公室并坐下来继续读着。他开始读的时候是三点钟；到了五点，他觉得已经看够了。
虽然对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本帐册非常难以理解，但还是可以看出这个仓储分类帐册做得的确不错。每天的进出记录都很详尽，货物处理的量也用简单的符号记录下来。
而马丁·贝克想要找的东西也在里面，经过不等的时间间隔，总会有一些货物损坏的记录，例如：
转运毁坏货：一箱汤汁，收货厂商思凡博格，胡佛思塔街十六号，索拉。
像这样的一笔记录就列出了商品的类型及它是要送给谁的。不过上面都没有写明损坏的程度。货品的特性或是谁弄坏的。
当然，像如此的意外事件并不常发生，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酒、食品和其他的消费性产品。
马丁·贝克将所有的损坏报告记到他自己的笔记簿里，包括日期。一共有大约五十笔记录。他抄完那些分类帐册之后，把那一整叠册子搬到办公室里，然后在上面压了一张纸条，写上要将这些册子寄回运输公司。在最上面他放了一张警方用的白色卡片，上面印着“谢谢你的帮忙！贝克。”
在到地下铁道车站的路上，他想着这个动作会给运输公司另一个工作做。这种残酷的想法勾起他小时候一些快乐时光的回忆，这令他有些惊讶。
在等那些被弄得破破烂烂的地铁火车的时候，他想象着那些现代的运货卡车长得是什么样子。要打开一个装满白兰地酒的不锈钢容器，然后把酒瓶砸个粉碎以将碎片收集到桶子和汽油桶里，用现在的方式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今天那些歹徒组成的联合组织几乎可能利用那些桶子走私任何东西，而且其实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在进行。海关对这些行为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因此他们只能抓那些一无所知、可怜的旅客，而他们所犯的错可能只是带了几条未申报的香烟，或行李里多了瓶威士忌酒。
他在中央车站换了一辆火车，然后在商业学院下车。
到了塞卜鲁斯街上的州立酒品商店中，柜台后面那个女人怀疑地注视着他的夹克。刚才在地铁里的一阵冲刺，弄得衣服上面都是灰，而且皱巴巴的。
“我想买几瓶红酒，谢谢。”他说。
她的手立刻放到柜台下面去按那个红色控制灯的按钮。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她严厉地说。
他拿出证件后她有些脸红，就像说了一个非常愚蠢和下流的笑话似的。
然后他到李那儿。
拉了一下门铃后，马丁·贝克试了一下门是否开着。它是锁着的，但是里面客厅的灯是亮着的。过了大约半分钟之后他又拉了一次铃。
她走出来开了门。今天她穿着褐色灯芯绒的裤子，上身是一件淡紫色的内衫，一直掉到她的大腿上，看起来很有趣。
“哦，是你，是吗？”她急躁地说。
“是的。我可以进去吗？”
她看着他说：
“可以啊！”
然后她转过身去。
他跟在后面进到客厅。她走了两步之后停了下来站在那里低着头。她回头去将门锁打开，然后又改变主意把它锁上。之后她走在前面到厨房里去。
“我买了几瓶酒。”
“放在壁橱里。”
她一边说，一边坐在餐桌旁。桌上放着两本打开的书、一些纸，还有一支钢笔和粉红色的擦子。他把酒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到一边。
她斜着眼看着他，很困扰地说：
“什么事让你想要买这么贵的酒来？”
他坐在她的对面。她直视他说：
“是斯维瓦，哦？”
“不是，”他立即接口说。“虽然我正想用他当借口。”
“你还需要借口啊？”
“是啊。
“没有关系，”她说，“那我们就喝些茶吧。”她将桌上的书推开，拿出锅和铲子开始弄着。“其实我今天晚上刚想要念书。”她说。“不过没有关系，独自一人在家实在是他妈的难过。吃过晚餐了吗？”
“还没有。”
“还好，那我就弄些东西来吃。”她双腿大开地站着，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搔着脖子。“我有米，”她说。“这应该就可以了。我可以煮一些米，然后拌些佐料，这样味道应该就不错了。”
“是啊，听起来不错。”
“不过这要花点时间，也许二十分钟吧。我们可以先喝点茶。”
她拿出几个杯子，倒上茶，然后坐下。她用双手捧着杯子，然后将茶吹凉，同时她穿过那层雾气注视着他——仍然有点恶意。
“对了，你说的有关斯维瓦的事很正确，他在银行里有些钱，相当多。”
“嗯。”
“有人每个月付他七百五十元。你能想到有谁会这样做吗？”
“不知道，他谁也不认识，不是吗？”
“他为什么搬出去？”
她耸耸肩。
“我惟一能想到的解释是他不喜欢这里。他是个奇怪的家伙，好几次他都抱怨我晚上不把靠街道的门锁上。我猜他以为整栋房子纯粹是为他盖的。”
“是啊，那应该就对了。”
她沉默地坐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她说：
“什么东西对了？关于斯维瓦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趣，”马丁·贝克说。“一定是有人开枪杀了他。”
“怪了，”她说，“告诉我细节。”
她又开始对着炖锅忙碌了起来，但是同时她仔细地听着他说的话。偶尔，虽然她没有打断他，但是她会皱眉头。当他说完之后，她爆笑出来。
“真令人感到惊讶！”她说。“你没有看过侦探小说吗？”
“没有。”
“我读过成堆的侦探小说，各式各类的，而且每次刚刚读完就忘了大半的内容。不过你说的情形是很典型的情节。一个从里面上了锁的房间——很多故事都是以此为主轴，我不久前才读过一本。等一下，拿出几个碗来，再从架子上拿些豆子过来，把桌子摆好。”
他尽量照她的话做好。她离开厨房几分钟，回来的时候她的手里多了一本杂志。她把杂志放在碗旁边，把食物用汤匙舀出来。
“吃吧，”她下了命令，“趁热。”
“味道不错。”他说。
“嗯，”她说，“又成功了。”她吃了一大口，然后看着杂志说：“听听这个：’上锁的房间：一份研究‘。有三种可能性，A、B和C”“”。“”“A：罪行是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犯下的，而那个房间是真的、确实锁上的；而且凶手从房间里消失，因为根本没有凶手。B：罪行是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犯下的，房间看似被密封起来，但是有一些取巧的方式可以出来。C：凶手在房间里面杀了人，而他躲在里面。”
她又舀起一些食物。
“C的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她说。“没有人能躲在里面两个月，只吃半罐猫食维生。但是还有许多小节，例如A5：凶手靠动物杀人的，或B2：有人将门上的铰链卸下，门锁和链子原封不动，之后再将铰链锁回去。”
“这是谁写的？”
她看了看。
“作者的名字是葛恩·桑禾姆，他有引用别人的内容。A7也不错：利用错觉杀人，借由时序上的错觉。A9也是不错的变化：受害人在别处受到致命的伤害，然后在死亡之前回到令人不解的房间，并且锁上门。你自己看吧！”
她把杂志交给他。马丁·贝克翻了一下，然后放到一旁。
“谁洗盘子？”她问道。
他站起来并且开始清桌子。
她把脚举起来放到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
“毕竟你才是刑警。”她说，“发生不寻常的案子你应当很兴奋才对。你认为是凶手打电话给医院的吗？”
“不知道。”
“我觉得很有可能。”她耸耸肩：“当然这样整件事就单纯多了。”她说。
“大概吧。”
他听到有人在前门，但是门铃没有响，她也没有动作。这里自有一套行事的标准，如果她想要安静，她会把自己锁在房里；如果有人有重要的事，就可以按门铃。然而这套标准需要一个人对邻居有信任感。马丁·贝克坐了下来。
“也许我们可以尝一尝那些名贵的酒。”她说。
那些酒的确不错，他们两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
“你怎么受得了，当警察？”
“哦，我通常都会……”
“我们改天再谈吧。”
“他们正在考虑升我做委员。”
“而你并不想被升上去。”她斩钉截铁地说。
过了一会儿她问他：
“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我这里有各种你想得出来的音乐。”
他们走到放着电唱机和各样扶手椅的房间。她放了些音乐。
“把夹克脱掉，真受不了你。”她说。“还有鞋子。”
她开了第二瓶酒。但是这一回他们喝得比较慢。
“我出现的时候你似乎有些不高兴。”他说。
“是也不是。”
他们相对无言。她稍后的举止是有些意义的，她不是随便的人。她知道他了解，他也了解她知道。马丁·贝克啜了一口酒，此刻他不会因自己感到快乐而觉得羞耻，他偷看着她，看她坐在那里脸上带着羞赧的表情，手肘抵着矮桌。
“想玩玩拼圆吗？”她说。
“我在家还摆着一个不错的拼圆。”他说。“旧的’伊丽莎白皇后‘。”
这是真的，那是他几年前买的，但是买回来后就没再拿出来了。
“下次来的时候带来。”她说。
她突然很快地换了一个姿势，她的腿盘了起来，双手撑着下巴。她说：
“也许你应该知道，我暂时不适合和你有关系。”
他很快地看了她一眼。而她继续说：
“你知道的，女人嘛……容易被传染等等的。”
马丁·贝克点点头。
“我的性生活并不怎么有趣。”她说。“你的呢？”
“早就没了。”
“真不幸。”她说。
她换了一张唱片，然后他们又喝了一些酒。
他打了个哈欠。
“你累了。”她说。
他没说什么。
“你好像并不想回家。没有关系，就不要回家。”然后她继续说：“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应该试试念得晚一点。我也不喜欢这件烂内衫，很紧，看起来又愚蠢。”
她把身上的衣服剥掉，丢在地板上，然后穿上一件暗红色的法兰绒睡袍。那件睡袍一直延伸到她的脚跟，而且看起来非常奇怪。
她换衣服的时候，他观察她，觉得非常有趣。
裸身的她就和他想象中的一样：身材匀称、强壮、结实，一头直发，微凹的小腹，平坦的胸部，大而呈淡褐色的乳头。
他没注意到她有没有疤痕、痣或其他的特征。
“你为什么不躺下来休息片刻？”她说。“你真的累坏了。”
马丁·贝克顺从她的话。他真的累坏了，而且几乎立即就睡着了。他最后看见的一幕是她坐到桌旁，她的一头金发沉落到书上。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正低着头看他。她说：
“该醒来了，已经十二点了，我快饿坏了。下去把大门锁上好吗？我来把三明治放在烤箱里热一热。钥匙就挂在门左边，有串绿线的。”
第二十七章
莫斯壮和莫伦在七月十四日那个星期五抢了银行。两点四十五分，他们戴着唐老鸭面具并肩穿过那扇门，手上戴着塑胶手套，穿着橘色宽松的裤子。
他们手里拿着大口径的枪，而莫伦一进门就向天花板开了一枪，然后在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用蹩脚的瑞典活喊道：
“这是抢劫！”
豪瑟和霍夫穿着平常外出的衣服，头上戴着黑色的面罩，上面挖了两个孔刚好露出他们的眼睛。豪瑟拿着一把毛瑟枪，而霍夫则配备了一把锯短的马里沙鸟枪。他们站在门边以维持逃到车子上的退路畅通。
霍夫将散弹枪的枪口左右摆着以警告外面的人离开；同时豪瑟站在计划中的战略位置，一方面可以向银行里面射击，一方面可以向外开枪。
这时莫斯壮和莫伦开始有系统地将所有抽屉里的现金倒出来。
从来没有一个计划执行得如此完美，如此精确。
五分钟前，一辆旧汽车在城南边罗沙仑兹街外面的停车场上爆炸。在爆发之后，立刻有人向不同的方向扫射，旁边还有一栋房子冒出火焰。弄出这些事件的企业家A跑过一条巷子到了下一条街上，钻进他的汽车里开回家去。
一分钟之后，一辆偷来的搬家卡车倒退斜插入中央警察局大楼的车道上，而且在那里出故障了。车的后面大开，浸了油棉花的硬纸盒掉了出来，立刻着了火。
与此同时，企业家B平静地走在人行道上，着起来似乎与这场混乱毫无关系。
没错，一切都精确地照计划在进行，每个环节都连结得恰到好处，完全根据时间表走。
从警察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一切都完全如他们所预期，一切都和他们想见的一般，一切都在恰当的时间发生。
只是有一个小问题。
莫斯壮和莫伦没有抢斯德哥尔摩市里的银行，他们抢的银行距离那儿四百多里远，在马尔摩。
马尔摩刑事局的皮·梅森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喝咖啡。从他那里可以看到停车场。而当爆炸发生而且大量的烟雾从车道上滚滚飘来的时候，他吃的丹麦蛋糕便在他的喉咙上。而在同时，班尼·史加，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尽管他在工作上极具野心，还是无法升为刑警——他用力推开门，大吼着警铃响了。而在罗沙会兹街也有炸弹爆炸，同时有人报案说那里还发生了大火，至少有一栋建筑物被吞没在熊熊烈火之中。
虽然史加在马尔摩已经住了三年半，但他还是第一次听到罗沙仑兹街这个街名，而且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但是皮·梅森知道，他对这个城镇是了如指掌。只是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那个被遗忘的街道上会发生爆炸，还是在一个叫索菲兰的宁静地区。
然而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他和其他的警察一样根本没有机会思考。当所有可调配的人员冲向南方的时候，警察总部的头头似乎被吓呆了。而他们过了一阵子才意识到那些战略性的后备支援已经被困在停车场里，所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坐计程车或私人的车子到罗沙仑兹街去的，车子里面都没有无线电。
梅森是在三点零七分到那儿的。在他之前，市立消防队早已到达并控制了火场。很显然这整件事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因为在这个空旷的停车场上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损失。这时候警察大多数都已聚集在这个区域内，但是除了一辆毁坏得很严重的旧汽车外，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八分钟后，一个摩托车警察收到一份无线电公文，上面说市中心的一家银行被抢了。
不过这个时候莫斯壮和莫伦早已离开马尔摩。他们大摇大摆地开着一辆蓝色的菲亚特离开银行，但是没有警车在后面追他们；五分钟后他们分乘两辆准备好的汽车向不同的方向逃开。
在这之后不久，警察才解决了他们停车场里的混乱，移开那辆搬家的卡车和那些麻烦的纸盒；而出城的各个道路也设了路障。他们发出全国性的警讯，开始搜寻那辆用来逃离现场的车子。
三天之后，车子在船坞附近的仓库旁被发现，里面还有工作裤、唐老鸭面具、塑胶手套、枪和各种不同的衣物。
豪瑟和霍夫干了这一票后，一大笔酬劳存进了他们妻子的支票户头里。其实在莫斯壮和莫伦逃离之后，他们还在银行外警戒了将近十分钟，一直等到警察出现后他们才离开。而这时候，两个巡逻警察刚好巡逻经过银行门口，他们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他们除了处理学校里的孩子当众喝酒这类小事外，几乎没任何处理紧急事件的经验；而且他们惟一会做的只是扯着喉咙大喊大叫，为自己开一条路。在马尔摩，几乎没有警察不是在大吼大叫的，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听他们的话。
豪瑟甚至还全身而退，这样的情形出乎意料，尤其是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意外。没多久他就从海森堡和海森格离开瑞典，根本没有被盘问。
然而霍夫却被逮捕。这要归究于他无意的疏忽。三点五十五分，他搭上马莫斯号渡船，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和领带，还有一顶黑色三K党的帽子——他有点心不在焉，所以忘记把它脱下来。警察和海关人员以为船上在举行化装舞会，所以让他通过。但是船上的工作人员觉得他有点奇怪，所以到了菲哈尼，他被交给一位已到中年、没有武器的丹麦警察。当他把犯人带到菲哈尼车站里的一间小房间，搜出那人身上带的两把上膛的枪、刺刀和最新的手榴弹时，他手上的那罐啤酒差点掉了下来。不过这个丹麦人立刻就回过神来。逮捕到一个取这种名字的犯人让他感到莫名的兴奋。“豪夫”，在丹麦文中表示“饮食店”。
除了一张到法兰克福的船票外，霍夫身上还有不少钱，精确地说，有四十元德国马克、两张丹麦十元纸钞和瑞士币四块钱，这是他那儿所能找到的战利品。
这使得银行的损失减少到一百六十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六元六十五分。
而这时，在斯德哥尔摩正发生着一件无法理解的事，而心情最坏的无非是埃那·隆了。
他连同六个巡逻警察被安排到不太重要的工作上，在罗沙仑兹街上监视并逮捕企业家A。而由于街道相当长，所以他尽可能有效地将手上有限的人力做适当的安排：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作为机动部队，其他的人则沿着街道占据战略点。布多沙·奥森告诉他不要紧张，尤其是无论发生什么事绝对不要失去他的理智。
两点三十八分，他站在巴格斯古凡对面的人行道上，感觉相当平静。这时有两个年轻人向他走来，他们的外表就如同时下大多数人，很肮脏的。
“有火吗？”他们其中一个人问他。
“当然，没有。”隆平和地说。“我是说，我没有，没有。”
下一刻，一把匕首抵着他的肚子，而一条车链则绕在他的头上，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别动！你这个满手血腥、他妈的该死的警察。”那个拿着匕首的年轻男人说，而他紧接着又对他的同伙说：“你拿他的皮夹，我拿他的手表和项链，然后我们可以把他切成块。”
隆向来不喜欢练柔道或空手道，但是他还记得一些以前在健身房学的动作。
他一伸脚就踢倒了那个拿着匕首的家伙，他跌坐在地上满脸惊讶；而另一个人就没那么好对付了，虽然隆尽可能迅速地转过头去，但是他的右耳还是被脚踏车链重重地打中。他一把抓住第二个攻击者，和他一起跌倒在人行道上；然后他的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
“算是你生前最后一次还手了，你这个混蛋。”拿着匕首的家伙愤怒地说。
当机动部队赶到，而且隆也清醒过来时，巡逻警察已经用警棍和枪柄给过那两个昏倒在地上的恶棍一顿好打，而且铐上手铐。
拿脚踏车链的那一个人先醒了过来。血从他的脸上流下，他向四周看了看，然后装作没事地说：
“发生了什么事？”
“你掉进了警察设的圈套里，年轻人。”其中一个巡逻警察说。
“圈套？为我们设的吗？你疯了，我只是和警察开个小玩笑罢了。”
隆的头上又多了一个肿块，是这一天中特别小组里惟一受到肉体伤害的成员；其他人受的则纯粹是心理上的创伤。
在一辆灰色、装备有最先进设备的公共汽车上，布多沙·奥森兴奋得几乎不能坐定下来——这里是他的行动总部——这件事严重地扰乱了无线电操作员的心，也扰乱了库尔保。
两点四十五分，紧张的情绪到达巅峰，每一秒似乎都很漫长，令人难以忍受。
三点整，银行的人员开始准备关门，银行内部庞大的警察人员，由拉森领导的，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开始觉得非常茫然，但是布多沙·奥森说：
“各位，他们只是暂.99lib.t>时欺骗我们。华纳·罗斯已经猜到我们已经晓得他们的计划，而且希望我们会放弃。他会叫莫斯壮和莫伦下个星期五再行动，也就是一个星期后的今天。没关系，是他在浪费时间，不是我们。”
三点三十分，第一个让人忧心的报告进来了。这个消息非常危急，所以他们全部立刻撤回到昆斯荷曼去，在那里等候进一步的发展。之后的几个小时里，电报机不停地打出新的消息。
逐渐地，整个情况明朗了，虽然这花了点时间。
“’米兰‘显然不是你所想的意思。”库尔保冷淡地说。
“不是，”布多沙说。“马尔摩。这实在很聪明。”
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他终于肯安静坐下来了。
“谁知道马尔摩那里的街道竟然和这里有相同的名字。”拉森说。
“而且那里的新银行还和这里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内部设计。”库尔保说。
“我们早该知道的，各位，”布多沙大声说道。“罗斯就知道。所有的银行都用相同的设计是比较省钱的作法。罗斯是让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吃了一次亏，但是下一次他就逃不掉了，我们只需要等下次他再作案。”
布多沙看来已经恢复生气了，他站起来说：
“华纳·罗斯在哪里？”
“在伊斯坦堡。”拉森说。“他这几天休假，所以到那里休息个够。”
“那当然，”库尔保说，“你想莫斯壮和莫他会到哪儿去度假？”
“到哪儿都没有差别，”这又勾起布多沙的旧怨，他说：“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过不了多久他们会再回来的，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你真的这样想？”库尔保暧昧地说。
情况已不再那么神秘，但是时候也晚了。
莫斯壮已经在日内瓦的一家旅馆里，他在那里有个登记了三星期的房间。
莫伦现在在苏黎士，不过他明天就要启程到南美洲。
当他们在换车的小屋前停留的时候，他们没有时间多谈。
“不要把你辛苦赚来的钱随便花在内衣裤和那些烂女人身上。”
莫伦劝告他。
“钱真是够多了！”莫斯壮说。“那这些武器怎么办？”
“把它存放到银行里啦，当然。”莫伦说。“还能放到哪儿？”
大约一天后，华纳·罗斯坐在伊斯坦堡希尔顿饭店的吧台上喝着鸡尾酒，读着《先锋报》。这是第一次他想要看看报纸上有关自己的新闻。报导只占一个栏位，相当短，在简短的标题之后写着：“瑞典银行被抢”。文章里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例如钱的数量：至少五十万元。还有一则不太重要的消息：“一个瑞典警察的发言人今天说他们知道这个突击行动是哪个组织所做的。”
再下来一点是另外一则瑞典的新闻：“监狱大逃亡。十五个危险的银行抢匪今天从瑞典最严密的古姆拉监狱逃脱。”
布多沙·奥森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正与他的妻子躺在床上，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同床。他立刻跳了起来，他开始在卧室里走来走去，高声地重复说着相同的话：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么巧？这是生死的战争！现在，我们必须奋战到死！”
同一个星期五，马丁·贝克在五点十五分到达图尔街的那栋房子。他的腋下夹着拼图游戏，而手上提着一袋从国家酒品专卖店买来的酒。他在一楼碰到李。她拎着红木展走下楼梯，身上除了淡紫色开襟的长毛衣外别无他物。她两只手里各提着一袋垃圾。
“嗨！”她说。“真高兴你来了，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让我来。”他说。
“只是些垃圾而已，”她说。“况且你已经没有手了。那是拼图吗？”
“是啊！”
“太好了。帮我开门，好吗？”
他把院子的门打开，然后看着她走到垃圾桶那儿。她的腿和其他的部分一样，结实、强壮、匀称。垃圾桶的盖子“碰”的一声关了起来，然后她转身跑了回来。她跑起来就像个运动健将一样，直线向前，头低低的，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她上楼时也是小跑步，所以他必须一步几个阶梯地跳才能赶得上她。
有两个人坐在厨房里喝着茶，其中之一是名叫英吉拉的女孩，另一个是他不认识的人。
“你要给我看什么？”
“在这里，”她说，“过来。”
他跟着她走过去。
她指着一扇门。
“就是那儿，”她说，“一个上了锁的房间。”
“婴儿房？”
“错不了。”她说。“里面没有人，而且它是从内部被锁起来的。”
他注视着她。今天她看起来很快乐，而且是极端的健康。她开始笑了起来，沙哑但真心的笑声。
“孩子从里面上了挂勾，”她说，“我自己装上的。毕竟他们也会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刻。”
“但是他们不在家。”
“你真笨，”她说，“我刚在那里用吸尘器清理房间，当我出来的时候把门猛然关上。也许太用力了点，所以钩子向上飞了起来，而且掉进扣环中，现在我打不开了。”
他打量了一下那扇门，它是向外开的，但是现在似乎不可能打开了。
“钩子在门上面，而扣环是在门梁上。”她说。“两个都是用金属制成的。”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打开它。”
她耸耸肩说：
“用蛮力吧，我想，都交给你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栋房子里需要有男人的原因，就像他们说的。”
他站在那里看起来一定不是普通的呆，因为她又开始笑了。然后她用手背在他的脸颊抚摸，她说：
“不必伤脑筋了，我自己就可以搞定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间上了锁的房间，属于哪一节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不能把东西从隙缝中穿过去吗？”
“门上面没有什么隙缝。我说了那是我装上去的，我亲自做的。”
那是真的，门上面连半吋的空隙都没有。
她抓住门把，把右脚的鞋子踢掉，用脚抵住门框。
“不，撑着。”他说。“让我来。”
“好吧。”
她说完就出去和厨房里其他的人聊天。
马丁·贝克花了一段时间打量这扇门，然后用和她相同的方法，脚抵着门框，然后抓住门把。那个门把似乎很旧也很脏。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可用了，除非你想将铰链上的钉子弄断。
刚开始他没有用尽全力，但第二次他就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直到第五次才成功。那些螺丝钉伴着叽叽声从破裂的木材中被拉出来。
被拉出来的是钩子上的螺丝钉，但是扣环还是牢牢地固定在门框上。扣环是钉在一个有四个孔的铁板上，而钩子还钩在扣环里；钩子也很粗，似乎不可能弄弯，大概是不锈钢做的。
马丁·贝克向四周看了看。婴儿房里是空的，而里面的窗户紧紧地关着。
为了要将钩子再固定住，钩子和扣环都必须移动大约一时左右，因为原来锁螺丝的木头已经被弄坏了。
他走进厨房去，每个人都在讲话，讨论越南的集体屠杀。
“李，”他说，“你的工具放在哪里？”
“在柜子里。”
她手上都是东西，所以用脚比了比。她正在向一个人示范用钩针织衣服。
他找到螺丝起子和锥子。
“不急，”她说。“拿个杯子来坐下，安娜已经烤好圆面包了。”
他坐下来吃了刚烤好的圆面包。虽然他听着她们谈论的内容，但是脑袋里想的却是别的东西。然后他又开始想别的事情。
他静静地坐着，听着记忆的录音机在放着带子——十一天前的一段对话。
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大楼里的走廊里的对话，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星期二。
马丁·贝克：所以当你弄开那个木框，而且把门撬开的时候，你就进到屋子里了。
肯尼思·卡斯穆：是的。
马：谁第一个进去的？
肯：是我。克力斯辰森觉得味道很恶心。
马：你做了些什么？应该说，你进去之后做了些什么？
肯：里面的味道很可怕。光线相当昏暗，但是我可以看到尸体在地板上，离窗户二或三码。
马：然后呢？试着回想一下所有的细节。
肯：在那里几乎不能呼吸。我在尸体旁边转了转，又到窗户那儿看了一下。
马：窗户关着吗？
肯：没错，而且窗帘是放下来的。我试着要把它拉起来，但是拉不起来，弹簧已经松了，但是我想最好把它打开好透透气。
马：然后你怎么办？
肯：我把窗帘推向一旁，并且打开窗户。后来我把窗帘卷起来并且把弹簧拿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
马：窗户是锁着的？
肯：没错，至少有一个钩子是钩着的。我把它移开，然后打开窗户。
马：你还记得是上面还是下面的钩子是钩着的吗？
肯：我不太确定，上面的吧，我想。我不记得下面那一个长得什么样子了，我想我把它打开……不，我不确定。
马：不过你确定窗户是从里面锁上的？
肯：是的，百分之一百的确定，非常确定。
李故意在他小腿上踢了一下。
“吃个圆面包吧，真是的。”她说。
“李，”他说，“你有手电筒吗？”
“有啊，就挂在洗碗槽旁边壁橱的钉子上。”
“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
“那我要出去片刻，我很快就会回来把门修好。”
“好，”她说，“再见。”
“再见。”马丁·贝克说。
他拿了手电筒，然后叫了辆计程车到保斯街去。
他在人行道上站了片刻，看了看在另一头街道上的窗户。然后他转过身去。在后面的山坡上是库诺保公园，山坡非常陡峭而且是岩石，还有一些树丛覆盖在上面。
他向上爬，直到他到了一个面对窗户的位置。他所在的高度几乎和那扇窗户平行，而且距离最多只有二十五码。他拿出一支原子笔指着窗户那块黑色的长方形区域。窗帘又被拉下来了。那个房东感到非常烦恼，因为那间屋子一直要到警察允许之后才能再出租。
马丁·贝克绕着那儿走动，直到他发现一个最好的地点。他不算是神射手，但是如果他的原子笔是一把点四五的手枪，他一定可以击中任何一个站在窗边的人。对这一点他非常自信。
这里是个躲藏的好地点，四月中旬植物都长得非常茂盛；不过就算不是躲在这里也不容易被发现，只要你躲着不动。
现在是大白天，到了晚上街道上的灯光应该是够亮的，但是黑暗对一个站在山坡上的人而言总是一种很好的伪装。不管怎么样，一个人不可能不用消音器而从这里开枪。
他再次仔细考虑哪一个地点是最有利的。以那儿为起点，他开始搜寻。只有少数几个人从下面走过，其中也有人听到他发出的声音而停下来朝那些矮树丛看了看，但只有一下子而已，然后他们就加快脚步离开，深怕自己被牵连进某事。
他有系统地搜寻着，他先向右边找，几乎所有自动手枪的弹壳都是向右边弹出的，但是多远？又在什么方向？这是件需要耐性的工作。他趴在地上，很庆幸自己带有手电筒。马丁·贝克不打算放弃，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打算放弃。
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之后他找到了空的弹壳。它掉在二块石头间，又被树叶和灰尘盖着。四月以来下了不少雨，狗和其他动物也在上面践踏过，当然还有些人也是——例如那些故意在公共场所喝光他们的啤酒而违法的人。
他拣起那个黄铜做的圆筒，把它包在手帕里，然后放进口袋。
然后他沿着保斯街向东走，在市政大楼附近他找了一辆计程车到犯罪学实验室。这个时候他们大概已经休息了，但是他猜想应该还有人在那里，时下总是有人会加班工作。但是他可能必须费一番唇舌才能说服某个人收下他的发现。
还好，最后他终于说服了那个人。他把它放在一个塑胶盒子里，小心地填写上面的卡片，详述一切的资料。
“你一定是非常急着要得到答案吧？”其中一个加班的技师说。
“也不是啦，”马丁·贝克说。“事实上一点也不急。只要你有时间的时候帮我检验一下，我就很感谢了。”
那个技师看了一下这弹壳，思考了一阵。从上面应该得不到什么资讯，它已经被压扁了，而且都是灰尘，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的希望。
“既然你这样说，”技师说，“我会尽快帮你看看。每个进来的人都说他们必须马上要结果，我们已经厌烦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他觉得应该打个电话给李。
“嗯，”她说。“我现在一个人在家。大门锁上了，不过我可以把钥匙丢下去给你。”
“我会把门修好。”
“我已经弄好了。你的工作做完了吗？”
“是啊！”
“好，那你可以在一个半钟头后到这里。”
“差不多。”
“只要在人行道上叫一声就可以了，我听得到。”
刚过十一点他就到了那里，然后吹了一声口哨。刚开始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她亲自下来开门，光着脚，穿着大红色的睡袍。
到了厨房里她说：
“你用手电筒了吗？”
“用了，电池都快被我用光了。”
“要开瓶酒吗？对了，你吃过了吗？”
“没有。”
“这样不好喔！我来弄点东西，一下子就好了，你应该很饿。”
饿，是的，也许是吧！
“斯维瓦的事怎么样了？”
“似乎越来越清楚了。”
“真的吗？快告诉我，我真的很好奇。”
到了一点钟，酒瓶已经空了。她打着哈欠。
“对了，”她说，“我明天要出城一阵子。星期一，也许星期二才回来。”
他差点脱口说：“那我现在得藏书网 走了。”
“你不想回家。”她说。
“不。
“那你就睡在这里吧。”
他点点头。她说：
“不过和我睡同一张床得有心理准备，我会踢来踢去的，即使是睡熟了以后。”
他脱下衣服上床。
“你希望我脱掉这件漂亮的睡袍吗？”她说。
“当然。”
“好吧。”
她照做了，然后在他旁边躺下。
“只能到此为止。”她说。
他想起这是两年多来他第一次和别人分享同一张床。马丁·贝克没有回答她，她身子很暖和也很靠近他。
“我们没有时间玩拼图了，”她说。“等下个星期吧！”
后来他就睡着了。
第二十八章
星期一早晨，马丁·贝克自言自语地出现在维斯保加。他穿过走廊时，一个办事员惊讶地注视着他。
整个周末他都觉得很舒服，虽然只有一个人过。事实上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这么乐观是什么时候的事。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夏季还不算太坏。
他冲破斯维瓦那个上锁的房间的同时，也冲破了自己的牢笼。
他将那些从仓库帐册上抄下来的摘要摊开来，在一些大人物的名字旁边加上检查标记。然后他开始打电话。
保险公司有一件最要紧的工作：要赚最多的钱，所以他们会让他们的人员拉长耳朵探听消息。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井然有序地保存好他们的所有的文件，以防一个惊慌的疯子来敲诈他们，妨碍他们赚取利润。时下这种疯狂的行为已经变得非常不近人情。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
他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对付他们，就像他星期五傍晚对付实验室里那个技师一样；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装腔作势，给他们更大的压力，这对一个看来像是某个部门的官僚而言这通常会有用。身为警察，你很难叫其他的警察快一点，但是对其他的人，这种要挟非常好用。
“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这很紧急吗？”
“的确非常紧急！你一定要帮我弄好。”
“你直属的上司是谁？”
总会有诸如此类的问题。
答案一个个地冒了出来，而他一一将它们记下来：补偿给付、案件结案、被保险人死亡。
马丁·贝克不断打电话、记笔记，那些帐册的旁边已经写满了东西，而他当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在他打第八个电话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地说：
“公司收到保险金之后，那些毁坏的商品都怎么处理？”
“我们当然要检查一下，如果还可以使用的，我们就廉价卖给员工。”
对，没错！而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利润，当然。
突然他记起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些经验。大约二十几年以前，就在他结婚后不久，他的日子非常难过。在英嘉——成就这段婚姻的主因——出生前，他的妻子曾经在保险公司工作，在那里她常９９lib? 常可以买到很多折价的肉汤罐头，味道不是一般的差，罐子也常在运送的时候被敲得歪七扭八的。他们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月都靠那些罐头维生；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不喜欢喝肉汤。也许卡尔·斯维瓦或是一些专家已经尝过那些难喝的液体，而且发现它不适合人类。
马丁·贝克还没拨第九个电话，突然电话就响了起来。是有人找他要东西，当然那不可能是……
“喂，我是贝克。”
“喂，我是亚姆。”
“哈啰，真高兴你打电话来。”
“是啊，不过你那里似乎很忙。不管这些了，我只是想帮你最后一个忙。”
“最后一个忙？”
“在你升为委员之前。我知道你已经找到弹壳了。”
“你看到了吗？”
“你以为我打电话来是做什么的？”亚姆不悦地说。“我们可没有时间打电话闲聊。”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马丁·贝克想，如果亚姆打电话来，那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通常你只能收到他写的条子。马丁大声地说：
“你真是好心。”
“你说的没错。”亚姆同意他的话。“是这样的，你拿来的那个弹壳已经磨损得相当严重，很难从上面发现什么。”
“我了解。”
“我才不相信你了解。我猜你想要知道它是否与自杀用的那颗子弹吻合？”
“没错。”
一阵静默。
“没错，”马丁·贝克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它们非常吻合。”亚姆说。
“真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绝对没错，我们可不是随便猜猜而已。”
“对不起。”
“我想你没有找到那把枪吧？”
“没有，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就这么巧，”亚姆冷淡地说，“它现在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在昆斯荷曼街特别小组的巢穴里，正是一片愁云惨雾。
布多沙·奥森匆匆赶到国家警察局去请示。国家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不准将消息外传，而奥森非常急切地想弄清楚是什么事情不能外传。
库尔保、隆、拉森三个人都沉默地坐着，他们的坐姿让人想起罗丹的“思考者”。
有人敲了敲门，而几乎同时，马丁·贝克已经站在房间里了。
“嗨！”他说。
“嗨！”库尔保说。
隆点点头，而拉森则没有反应。
“你们看起来似乎不太高兴。”
库尔保看着他的老朋友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没有人会自愿一到这里来。”
“的确，除非有人给了我错误的信息。你们这里有个痞子叫莫里森的。”
“是啊，”隆说，“韩斯街那个案子的凶手。”
“你找他做什么？”库尔保质疑地说。
“只是想和他见个面。”
“干嘛？”
“想和他谈谈——我想他应该会吐出些东西。”
“这我就不太确定了。”库尔保说。“他是个大嘴巴，但是没有用在正道上。”
“他不承认吗？”
“可想而知他不会。但是依照目前我们手上的证据，他是跑不掉了。我们已经在他住的房子里找到他作案时戴的面具，还有凶器；而且我们也证明那是他的。”
“哦？”
“枪上的编号被磨掉了；而金属上的磨痕与他住处的研磨机所磨出来的痕迹，在显微镜下的结果非常吻合。罪证确凿！但是他还是一直否认。”
“对啊，而且证人也指认了他。”隆说。
“这样……”
库尔保开了口，但是并没有马上接下去。他在电话上按了按，并对话筒大声下了几个命令。
“他们现在就带他下来。”
“我可以在哪里和他谈谈呢？”
“用我的房间。”隆说。
“好好问问那个白痴吧，”拉森说，“他是我们仅有的了。”
不到五分钟，莫里森就出现了，还和另一个警察铐在一起。
“这似乎是多余的，”马丁·贝克说。“我们只是谈谈话罢了，打开手铐然后到外面等一下。”
警卫打开了手铐，莫里森紧张地抚着他的右手腕。
“请坐。”马丁·贝克说。
他们在书桌旁相对而坐。
马丁·贝克以前没有见过莫里森，但是他注意到这个男人似乎情绪非常激动，也非常紧张，一副快要崩溃的样子。这并不令他感到惊讶。
也许他们曾经给他一顿好打，也许没有。有时候，那些杀人犯被捕之后精神状况都不太稳定，而且会失去理性。
“我是替死鬼而已。”莫里森尖声说。“那些警察或者别人在我家布置了一些伪证。那家银行被抢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城里，可是连我自己的律师都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
“你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吗？”
“不是。你为什么这样问？”
“你说’布置‘，这不是瑞典的用语。”
“噢，要不然你要怎么说呢？那些警察冲进你家而且放了一顶假发、太阳眼镜、还有枪，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然后他们假装当场人赃俱获？我发誓我从来没抢过银行。但是连我的律师都说我没有翻身的机会，你还要我说什么？承认我杀了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我快要发狂了。”
马丁·贝克把手伸到书桌底下按了一下按钮。隆的书桌是新的，上面狡猾地装配了内藏式的录音机。
“九九藏书事实上，”马丁·贝克说，“我和那些事毫无关系。”
“是吗？”
“是，毫无关联。”
“那你想要干嘛？”
“谈点别的。”
“还能有什么？”
“一个我想你非常熟悉的往事。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的，一箱西班牙利口酒。”
“什么？”
“事实上我已经查过所有的文件。你合法进口了一箱利口酒，说那是要给客户的，而且付了钱，付了所有的钱，包括装箱。对吗？”
莫里森没有回答他。马丁·贝克抬头看见那个家伙正张着口，满脸震惊。
“我已经搜集到所有的资料了。”马丁·贝克重复道。“所以我假定它是正确的。”
“是的，”莫里森终于说话：“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根本没收到什么订单。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那个箱子在转运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
“是的，虽然我并不认为那是件意外。”
“对，你说的对。我相信那个仓库管理员，叫斯维瓦吧，是故意打破的。”
“你说得真对，事情就这样。”
“嗯，”马丁·贝克说，“我想你对这些事也厌烦了，也许你不想谈这个老故事？”
过了很久，莫里森才说：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说些我真的做过的事可能比较好些，要不然我会发疯。”
“那就如你所愿吧！”马丁·贝克说。“现在，依我看来，那些瓶子里装的不是利口酒。”
“目前为止你还是对的。”
“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那些瓶子是在西班牙装箱的，虽然看起来像是酒，可是其实是制造吗啡的原料。那个时候那是非常普遍的东西，运这些东西的利润很不错。”
“是的，但是就我所知，走私这种不当的东西——因为它是不当的——是很重的罪。”
“你说得对。”
莫里森说，他的态度就好像那时候也这么认为似的。
“然后，我有理由相信你被这个斯维瓦勒索。”
莫里森没有说话。马丁·贝克耸耸肩说：
“我已经说过，你可以不回答。”
莫里森又开始有些紧张，他慢慢地改变了坐姿，但是他的手没有移动。
他们一定是对他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压力，马丁·贝克这样想，而且有些惊讶。他知道库尔保用的方法，而且知道它们大都很人道的。
“我会回答你，”莫里森说。“不要停，这些事实可以让我回到现实。”
“你每个月付斯维瓦七百五十元。”
“他想要一千，我说五百，七百五十是妥协后的价钱。”
“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全部的实情，”马丁·贝克说。“还是你有什么事不清楚，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你真的这样想？”莫里森说，他的脸抽动了一下，喃喃自语地说：“可能吗？”
“真的。”马丁·贝克说。
“你也以为我是神经病吗？”莫里森突然问他。
“没有。为什么我应该这么认为？”
“每个人似乎都以为我发疯了，连我自己都快相信是这样了。”
“只要告诉我真相，”马丁·贝克说。“一切当然都会有解释。所以……斯维瓦压榨你。”
“他是个吸血鬼，”莫里森说。“那时候我不能被捉到。我以前被关过，还有一些没有定罪的案底，而且被监视。当然你应该知道这些的。”
马丁·贝克没说什么，其实他还没有仔细查过莫里森的犯罪记录。
“唉，”莫里森说，“一个月七百五十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年九千嘛，光那个箱子里的东西就比那多多了。”他想了一下，然后惊愕地说：“我搞不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事情都会建档。”马丁·贝克和蔼可亲地说。
“但是那些混球每个礼拜都会打破一大堆箱子。”莫里森说。
“没错，可是你是惟一没有要求任何赔偿的人。”
“这是真的，我还必须求他们不要来，要不然那些保险鉴定员会来东看西看的。一个斯维瓦就已经够了。”
“我了解。而你继续付他钱。”
“大概一年吧，我想不理他了，但是只要我迟几天汇钱，那个老家伙就来恐吓我，而我做的事都是不能见人的。”
“你可以告斯维瓦勒索。”
“是啊，然后自己进去蹲几年牢。不，我只能做一件事——付钱。那个混蛋放弃了他的工作，把我当成他的退休基金。”
“而最后你受够了？”
“是的，”莫里森紧张地拧着手帕。“我只告诉你，”他说，“你应该不知道我付了多少钱给他吧？”
“我知道，五万四千元。”
“你似乎知道所有的事。”莫里森说。“喂，你能不能接替那些疯子来办这件银行抢案啊？”
“这也许有点困难。”马丁·贝克说。“可是你也不是乖乖地就付钱吧，是吗？你偶尔也吓吓他吧？”
“你怎么知道？大概一年前，我开始计算这些年来付给那个贼的钱。去年冬季我去找过他。”
“真的？”
“我在城里和他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再这样了。但是那个老顽固只是说，如果我不准时付钱，后果自己负责。”
“他会怎么样？”
“他会立刻冲进警察局。当然利口酒那件事已经是陈年往事，可是我其他的事就逃不过警察的眼睛了。我在从事的也不是什么合法的事，何况我发现很难解释为什么要一直付他钱。”
“无论如何，斯维瓦告诉你一些事好让你平静下来，不是吗？他说他快死了。”
莫里森沉默地坐了好长一会儿。
“斯维瓦告诉过你这些事吗？还是你从档案上看到的？”
“都不是。”
“那你是会读心术还是什么的啰？”
马丁·贝克摇摇头。
“那你怎么会知道每个细节？他说他得了癌症，而且可能活不过六个月；无论如何，我猜他被吓倒了。而我想，反正六年都过了，六个月一下也就过了。”
“你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是在二月，他在哭，而且在抱怨。你大概以为我和他有点亲戚关系。他说他正要去医院——去’死穴‘，他这样说的，其实是放射科诊所。他似乎完蛋了，一切都要过去了，我自己这样想着。”
“但是你打电话去医院查问？”
“是的，他不在那里，他们说他是到南区的一家诊所。然后我开始怀疑事情有些蹊跷。”
“我晓得，所以你打给那里的医生，说斯维瓦是你的叔父。”
“今天好像不是我来告诉你什么事情的，不是吗？到现在为止，我说的任何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
“哦，不是的……”
“什么不了解？”
“例如，你用了什么名字？”
“斯维瓦，当然，要说是那个混蛋的侄子，我一定得说我叫斯维瓦。你没想到吗？”莫里森既兴奋又惊讶地看着马丁·贝克。
“不，事实上我没想过，你看吧！”
某种感情在他们之间开始萌生。
“我找到的那个医生说老家伙很健康，而且再活个二十年也不成问题。我算了算……”他沉默了下来。
马丁·贝克很快地算了一下说：
“这意味着十八万多。”
“对，没错。我投降了，你比我聪明多了。那一天我又付了三月份的钱，这样存款单才会在他回家的时候就寄到。同时……噢，你知道我还做了什么吗？”
“你决定这是最后一次付钱给他。”
“说对了。我听到他星期六还要去医院，所以在他一走进商店去买猫食的时候，我抓住他，而且告诉他一切都要结束了。但是他还是一样顽强，说如果下个月十二号他没有收到银行的通知单的话，我会知道有什么结果。不过他被我吓坏了。你应该知道他后来怎么了？”
“他搬家了。”
“当然你也知道这事……以及我后来做的事吧？”
“是的。”
沉默了一会儿，马丁·贝克感到录音机好像完全没有声音了。在两人会面以前，他曾经检查它是否还能用，而且换上新的带子。现在他必须想一个策略。
马丁·贝克说：
“没错，我也知道这些，刚才说过了。大致来说，我们这次的谈话可以告一个段落。”
莫里森看起来很明显有些不安。
“等一会儿。”他说。“你真的了解吗？”
“是啊！”
“你了解，我却不了解。他妈的，我甚至不知道那个老家伙是生是死，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
“恐怖的地方？”
“是呀，从那时起一切都……是的，都不对劲了，你可以这样说。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因为一件莫须有的罪被判极刑了，而这里的人都他妈的没有一点羞耻心。”
“你是斯马兰人。”
“是啊，你到现在才知道？”
“对啊！”
“真奇怪，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好吧，后来我做了什么？”
“首先你查出斯维瓦的新住处在哪儿。”
“对，非常简单。我跟踪他几天，注意他出去的时间等等。他不常出门，而且他窗户的帘子总是拉起来的，就算晚上出去也是一样。我也查过那个了……”
“查过”，这是个通用的说法，每个人都常用到的，从小孩子开始，然后几乎每个瑞典人都会说了；有时候连马丁·贝克都在用，虽然他总是试着尽量说纯粹的瑞典话。
“你觉得自己真的吓倒斯维瓦了，而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你会杀了他。”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不过要杀他很难，所以我想出一个简单的方法。当然你已经知道我说的方法了？”
“你想在他打开或关上窗户的时候开枪杀他。”
“你很聪明嘛！你知道，那是惟一看得到他的时间。而且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明显你知道在哪里。”
马丁·贝克点头。
“我说嘛！如果你不想进到屋子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到：就是另一头街上公园里的斜坡。斯维瓦每天晚上九点钟就会来打开他的窗户，到了十点就会来关上。所以我在那里对那个老家伙开枪。”
“哪一天？”
“十七号，星期一——我原本应该去银行的，以前都是这样——晚上十点。再来就是恐怖的地方了。你不相信我？该死，我没办法证明。不过先让我确定一下，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武器吗？”
“知道，点四五的自动手枪——骆马9A型。”
莫里森用手抱头说：
“你真的是厉害，我原本还以为你不可能知道，可是你查出来了，真是厉害。”
“为了开枪的时候不被别人注意到，你还在上面加了消音器。”
莫里森点点头，他非常吃惊。
“我猜是你自己装上去的，一般型的，只能用一次。”
“对，对，说得没错！”莫里森说。“说得没错，没错，没错！现在请你告诉我后来发生的事。”
“你先说，”马丁·贝克说，“我再来补充。”
“噢。我到了那里，开我自己的汽车去的。天很暗，四下无人，屋子里有灯光，窗户是开着的，窗帘是放下来的。我在斜坡上找了一个位置。过了几分钟之后我看了看手表：九点五十八分。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该死的老头推开窗帘，出现在窗户边上，我猜他以为自己还能将窗户关上呢。一切发生的时候我都还不是很确定要不要这样做，我想你知道。”
“你还没下定决心是要杀了斯维瓦，还是开一枪警告他一下。”
“这是真的。”莫里森沮丧地说。“你也知道，这是真的。毕竟这些事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这里就没有别人知道。”他用指关节敲着自己的额头。
“但是在那一瞬间，你下了决心。”
“是啊，看到他站在那里，我想杀了他是一劳永逸的方法，所以我开枪了。”
他沉默了。
“发生了什么事？”
“唉，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大概不可能失手吧？虽然刚开始我是这么想。他消失了，而且我看到窗户好像被关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窗帘也放下来。一切看起来都和平常一样。”
“然后你怎么样？”
“我开车回家。我还能做别的吗？然后每天我都看报纸，不过好像都没有相关的消息。一切都令人不解——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不过那和我现在想的不一样。”
“你开枪的时候斯维瓦站在哪里？”
“他靠着窗边，而且他的右手举起来。他应该是一手握拳抓住窗钩，而另一只手扶着墙。”
“你从哪里来的枪？”
“我有一些朋友从国外买回一些武器，有输出执照的。我替他们安排将枪枝带进来，后来想想自己有把枪也不错，所以我又向他们买了一把手枪。我对枪不太在行，只是觉得带着它看起来很成风。”
“你确定打中斯维瓦了吗？”
“当然。世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其后的事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他？我曾经开车经过那儿，从窗户观察里面的动静，而它总是关着，窗帘也还是拉下的。所以我开始怀疑我到底有没有打中他。不过此后最怪异的事发生了，哦，天哪，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一件事我了解！现在突然有个你出现在这里，而且知道一切的事。”
“我想有一些事我可以解释。”马丁·贝克说。
“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算是交换？”
“当然，你问吧！”
“我想先知道，我击中那个混蛋了吗？”
“是的，你当场杀了他。”
“那好。我刚开始还以为他人在这里，就坐在隔壁的房间里读报纸，还笑到肚子痛。”
“所以，”马丁·贝克严肃地说，“你已经犯下了谋杀罪。”
“我想是吧！”莫里森漫不经心地说，“我的那些兄弟们也是这么说的，尤其是我的律师。”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死？报纸上连一行字都没有。”
“斯维瓦一直到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刚开始从现场观察我们还以为他是自杀的。”
“自杀？”
“是的，有时某些警察也是很粗心的。子弹直接从前面打进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当时是俯身向前的；而且那个房间从内部被锁住，窗户也是。”
“他一定是在跌倒的时候拉到的，所以钩子才会掉到扣环里面。”
“我也是这么想的，大概是这样吧！被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击中，人通常会后退好几码，就算斯维瓦抓得不是很紧，窗子用力关上的时候，钩子也可能自己就掉了进去。我看过类似的事，而且就是最近。”马丁·贝克对自己笑了笑；“所以整件事都弄清楚了。”他说。
“弄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我开枪之前在想什么？”
“这个嘛，”马丁·贝克说，“纯粹是猜测。你还要问什么吗？”
莫里森惊愕地注视着他。
“还要问什么？你是在捉弄我吗？”
“绝对不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解释这些：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把枪放在一个旧袋子里，还装了石头，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妈的用吃奶的力气摇了一阵后，再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已把灭音器拿掉，把它敲扁。它是只能用一次，但我不是自己装的；就像你说的，它是和自动手枪一起买的。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到车站，再坐火车到索德塔。在路上我走进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把灭音器丢进垃圾滑道里。我甚至想不起是哪一栋房子。在索德塔我上了我自己的游艇——我一直放在那儿——我开着游艇在那个晚上回到斯德哥尔摩。第二天我拿着那个装着自动手枪的袋子上船，开到海上，到维克斯岛，而且在半路上把袋子丢到海里，在海道上最深的地方。”
马丁·贝克皱着眉头。
“我确定自己只有做这些。”莫里森激动地说。“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人能闯进我的屋子，我没有给任何人钥匙。而且我要干掉斯维瓦之前，只告诉几个认识我、且知道我住哪儿的人我要去西班牙。”
“是吗？”
“可是妈的，你就坐在那里，还知道一切。你知道关于自动手枪的事，而它很明显已经沉在海洋的最深处了；你也知道有关灭音器的事。你能不能好心一点，帮我解释这一切。”
马丁·贝克思考了一下，然后他说：
“你一定有些地方说错了。”
“错了？我不是已经全都告诉你了吗？妈的，我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不是吗？还是……”莫里森开始奸笑，而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说：“你只是在骗我！你别想骗我在法庭上重复这些话。”
那个男人又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
马丁·贝克站起身把门打开，挥手叫值勤的警卫进来。他说：
“我问完了，暂时。”
莫里森被带出去，还不停地笑着，听起来让人不太愉快。
马丁·贝克打开书桌的抽屉，把录音带其余的部分卷完，然后拿出来，走到特别小组的办公室。隆和库尔保还在那里。
“怎么样，”库尔保说，“你喜欢莫里森吗？”
“不怎么样，但是他杀了人。”
“这次他又杀了谁？”
“斯维瓦。”
“真的吗？”
“如假包换。”
“哦，录音带。”隆说。“是从我的录音机上录下来的吗？”
“是的。”
“那对你没有什么用，它坏掉了。”
“可是我试过。”
“是啊，刚开始两分钟还能用，之后你就只能听到吱吱叫的声音，明天工人才会来修理。”
“哦。”马丁·贝克看着录音带说；“没有关系，莫里森还是逃不掉，而且还有现场的证据。我们已经确定他和杀人用的武器有关联，就像先前库尔保说的。亚姆告诉过你还有一个消音器吗？”
“有，”库尔保边说边打哈欠。“可是在银行他没有用。你看起来怎么那么奇怪？”
“关于莫里森还有些事很奇怪。”马丁·贝克说。“有些事我还是弄不懂。”
“你还要求什么？”库尔保说。“完全洞察人性吗？你要写犯罪学的专题吗？”
“再见，”马丁·贝克说，之后他就离开。
“嗯，”隆说，“他当上委员之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研究的。”
莫里森被带到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被控谋杀、一般杀人、武装抢劫、贩卖毒品和其他的案件。
对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无罪，对每个问题他都回答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警察是拿他来做替罪的羔羊，而且布置了所有的证据。
布多沙·奥森的姿态摆得很高，被告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逼入绝境，在审理的过程中，检察官甚至将一般杀人罪改判成二级谋杀。
只开庭三天，法官就定下判决：莫里森因为枪杀那个健身协会主任及韩斯街银行的抢劫案被判终身监禁。其他的案子也被判有罪，包括被指控为莫斯壮和莫伦的同谋。
另一方面，他被控谋杀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罪则没有成立。因为他的辩护律师——虽然刚开始时有了先人为主的想法，有些感情用事，但后来突然清醒——对当时那种情况下搜集的证据大加鞑伐。此外他还传了自己请的专家，对弹道的比对过程提出怀疑，声称弹壳已经遭到严重的毁损，根本不能说一定是从莫里森的自动手枪里发射出来的。
马丁·贝克也出庭作证，但是他所说的事充满了漏洞，而且是建立在一些荒谬的假设上。
从所谓正义的角度来看，那并没有什么差异，莫里森被判一个或是两个谋杀罪，对结果都没有影响。在瑞典，无期徒刑是法官所能裁定的最严酷的刑罚。
莫里森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听他的判决。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一直有些奇怪的举动。
当法官问被告是否了解对他的判决的时候，莫里森摇了摇头。
“基本上这表示你已经被判定抢了韩斯街的银行和杀了葛登先生——那个健身协会主任——这两项罪名。另外法院已经宣告你谋杀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指控无罪。整体来说，你已经被判终身监禁，而且在终结书送出和上诉之后就会被送进监狱。”
当警卫把他带走的时候，莫里森笑了起来。注意到这件事的人都觉得他既不后悔，也不尊重法律或法院，是个极端麻木不仁的罪犯。
莫妮塔正坐在旅馆大厅里一个绿意盎然的角落，她的膝上放着一本成人教育课程的意大利文法书。
在下面花园中的小竹林里，莫娜正和她的新玩伴玩耍，他们就坐在林中稀疏的阳光下。而莫妮塔听着他们愉悦、快活的声音，非常惊讶孩子们即使不了解彼此所说的语言，也能轻易地沟通。莫娜已经学会好几个单字，而且莫妮塔也确信她的女儿学这个饶舌的外国语言一定会比她快。事实上她已经快要放弃了。
在这家旅馆，她用一点英语和少数几句德语就可以过得去了，但是她想和旅馆人员之外的人谈话，这就是为什么她开始学意大利话的原因。意大利话似乎比斯洛芬尼亚语好学，而且他们现在就在意大利的边界附近，所以她希望她将来会用得上。
天气出奇地热，虽然她是坐在树阴下，而且十五分钟前才洗完今天早上的第四次澡，但是这种气温还是让她觉得昏昏欲睡。她合上书，把它放进椅子旁边的手提包里。
在旅馆花园外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上，轻装便服的观光客人来回穿梭着，其中有许多是瑞典人，似乎太多了点，莫妮塔想。要在人群中区别那些小镇里的居民非常容易，他们走动的时候非常自然，而且知道自己要到哪儿。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搬着不同的东西：装着蛋或水果的篮子、从码头面包店运来的黑面包、钓鱼用的捕网或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头上顶着刚屠宰的猪走过去。大部分的老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
她叫了莫娜一声，莫娜跑过来，她的新朋友跟在她后面。
“我想我们应该去散散步。”莫妮塔说。“只要走到罗沙塔的房子那儿再回来。你要去吗？”
“我一定要去吗？”莫娜说。
“不，当然不是。如果你想留在这里玩也可以，我一会儿就会回来。”
莫妮塔开始向旅馆后面的山丘出发。
罗沙塔的房子建在山腰上，从旅馆散步到那儿大约要十五分钟。虽然罗沙塔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但是大家还是这么称呼它。现在这栋房子归她三个儿子所有，他们在城里也都有自己的房子。
莫妮塔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和他们兄弟中最年长的一个认识了。他在港口附近经营一家酒馆，而他的女儿也是莫娜最喜欢的玩伴。虽然莫妮塔现在已经认识了他们家里所有的成员，但是她只能和那个男的聊上几句，因为他曾做过船员，可以说流利的英语。这么快就能在镇里交到朋友让她觉得很欣慰，但是最令她高兴的，是她已经安排好在那个秋天租下罗沙塔的房子。现在住在那里的美国人只呆完这个夏天，之后他们就要回家去了；而既然到明年夏天之前那栋房子还没有说好要给其他的人住，那个冬季她和莫娜就可以住在那儿。
罗沙塔的房子外墙是白色的，非常宽敞，也很舒服，位于一片大花园中，而且视野辽阔，从这里的山上可以俯瞰港口和海湾。
有的时候莫妮塔会在花园里停留片刻，坐下来和那个美国人聊天。他以前是一名军官，退休后就住在这栋房子里写他的回忆录。
莫妮塔走上斜坡的时候，又回想起那些将她带到这里来的过程。过去这三个星期来她不知道想过多少次，而且每次想起这些都令她感到惊讶，惊讶于一旦她决定要做，一切都进行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地简单。她也无法忘怀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她曾经杀过人。但是无疑地，随着时间过去，她逐渐忘却那个无心、但是必要的一击——那一声枪声在她失眠的夜晚，还是会不断在她耳边回响。
在菲利普·莫里森家厨房水槽的橱子里发现枪，是一切的开始。事实上当她站在厨房里，手中握着那把自动手枪的时候，她就已经下定决心了。之后她花了二个半月制定行动的计划，并且树立她的信心。那十个星期里，她脑中想的只有这件事。
最后她行动的时候，还考虑过每种可能的情况，包括她还在银行里面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况。
她没有考虑到的是，可能自己会受到惊吓。而这正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她对枪是一无所知，而且她本来只是计划拿枪来吓人的，所以她根本没有真正仔细检查过它。它会突然击发，就那样击发，是她始料未及的。
看到那个男人向她扑来，她下意识地扣下扳机，她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枪的。看到他倒下，也意识到她做了什么，把她吓得几乎失去控制。她很惊讶自己还能想到一定要照计划行事；虽然如此，她的内心其实已经被吓呆了。
坐地铁回家之后，她把袋子和钱都藏在莫娜的衣服堆里。那是她前一天就弄好的。
但是在那之后她开始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她换过衣服和凉鞋；她搭计程车到阿姆菲德斯街。这不是她最初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忽然她觉得莫里森必须对她杀人这个罪行负大半的责任，所以她故意把枪放回原来她发现的地方。
但是当她再一次站在他的厨房的时候，她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很不妥当的，她感到非常惊慌而逃跑。到了地下室，她注意到门是开的，她刚要打开门，把那个袋子丢到垃圾堆里的时候，听到一些声音，她知道那是收垃圾的人来清理那些垃圾桶。所以她又跑进通道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有一间类似储藏室的地方，她将袋子藏在角落上的一个木箱里面。等到那些收垃圾的人用力将门关上之后才出来，然后快速离开那栋大楼。
她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瑞典。
莫妮塔一直梦想着到威尼斯。而在她抢了银行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她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那儿，和莫娜。她们只停留了两天，因为旅馆实在很难找，而那里的热是很闷的，再加上运河发出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她想她们可以等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再来。
之后她们搭乘火车到的港，再转到南斯拉夫的一个小镇，伊斯特里亚镇，也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在旅馆的衣橱里放着一个尼龙大袋子，里面放了八万七千元的瑞典纸币，她想过好几次应该把它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哪一天应该到的港去，找家银行把钱存进去。
那个美国人不在，于是莫妮塔走到花园里靠着一棵树坐下，她请那一定是棵松树。
她把腿缩起来，下巴顶着膝盖，眼睛注视着亚得里亚海。
今天的天气异常地清明，她可以看到海平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汽艇正要进港。
现在是正午，烈日照着下面的岩石和白色的海岸，蓝色闪耀的海湾看似在向她招手。不一会儿，她就要奔向那里去游泳。
在警察总署大楼最陈旧的一个角落的一个房间里，警察署长召督察长莫姆去那儿。阳光正投射在他那覆盆子般的红色地毯上，形成一个歪斜的菱形，而且从紧闭的窗户外传来地铁工程微弱的噪音。他们正在讨论马丁·贝克。
“其实你所处的地位比较适合对他的表现做评论，不仅是在他请病假的这段时间，对他来上班的这两个星期也是。”署长说。“你觉得他如何？”
“那要看你指的是什么了。”莫姆说。“你是指他的健康状况吗？”
“医生才能判断他身体状况的好坏，就我了解，他已经完全复原了。我指的是你觉得他的心理九九藏书状况可不可以。”
督察长莫姆用手抚着他那已经梳得非常整齐的头发。
“嗯，”他说。“这很难说……”
房间里一阵沉默，署长在等他继续说下去，他略为不耐烦地说：
“我不是在问你他精神方面详细的分析结果，我只是要你告诉我，你对他的表现有什么印象。”
“我也并不常和他见面啊，长官。”莫姆回避说。
“可是你和他接触的机会比我多。”署长语意甚坚地说。“他还是老样子吗？”
“你是说和他受伤之前比吗？不，也许不一样了。不过，当然，他这段时间都在休养，也没有工作，也许要花一些时间他才能恢复往日的雄风。”
“你认为他变得怎么样了？”
莫姆以一种不确定的眼神看了他的老板一眼，然后说：
“嗯，没有变得更好就是了。当然他还是有些奇怪，也不容易被看透；而当然，他还是时常喜欢把事情揽到自己头上。”
警察署长倾身过去，皱着眉头说：
“你认为这样吗？好吧，我想是真的，但是现在看来他的工作成效还是不错的。你是在暗示，他独断的作风更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