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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
第一章
警政署长露出微笑。
他那纯真少年般的迷人笑容通常只留给传媒和电视，甚少施舍给圈内的核心成员，例如警政署的督察斯蒂格·马尔姆、安全局长埃里克·麦勒和国家凶杀组的组长马丁·贝克。
这三人当中只有一人报以微笑——斯蒂格·马尔姆有一口漂亮的白齿，所以他喜欢笑，借以炫耀那口好牙。多年来他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各式各样的招牌微笑，而他此刻正在施展的这种只有巴结谄媚足以形容。
安全局长压下一个哈欠，马丁·贝克则擤了擤鼻子。
现在才早上七点半，正是署长最喜欢召开临时会议的时间，不过这不表示他习惯在这个时间到办公室。他通常要等到快中午才现身，即使是露了脸，连他最亲近的同事也往往不得其门而入。“我的办公室是我的城堡”，这句格言简直像是刻在他的门板上，而它也确实是座牢不可破的堡垒，由一个训练有素的秘书护卫着，一条名副其实的“龙”。
这天早上，他展示的是他春风拂面、和蔼可亲的一面。他甚至准备了一热水瓶的咖啡和瓷杯，而不是平常用的塑料马克杯。
斯蒂格·马尔姆起身，替大家倒咖啡。
马丁·贝克知道，他一定会先压压西装裤的折线，然后扬起一只手轻抚修剪得宜的波浪头发，接着才会屈身坐下。
斯蒂格·马尔姆是他的顶头上司，可是马丁·贝克对他一点儿敬意也没有。他自鸣得意的卖弄潇洒，以及对长官明遮暗露的拍马逢迎，已经变成他的注册商标，这点马丁·贝克早已不以为然，现在更以愚蠢视之。真正让他气恼，也常造成工作阳碍的，是这个人的顽固不化和缺乏自省，这种欠缺就跟他对警察实务的一无所知一样，是具有全面毁灭性的。他能够升到这样的职位是拜他的野心和政治风向正确之赐，外加某种程度的行政能力。
安全局长在咖啡里放了四颗方糖，拿汤匙搅了搅，咕噜咕噜喝下肚。
马尔姆的咖啡没放糖，他喝得小心翼翼，就像对待他的苗条身材一样。
马丁·贝克觉得不舒服，这么早他还不想喝咖啡。
警政署长又是糖又是奶精，端起杯子的时候还屈起小指。
他一饮而尽，接着把杯子往旁边一推，把一直放在漆亮会议桌角的绿色卷宗拉过来。
“来吧，”他说，再次露出微笑。“先喝咖啡，然后开始工作。”
马丁·贝克苦着脸看着自己那杯动也没动的咖啡，心里很想喝杯冰牛奶。
“马丁，你还好吧？”署长说，声音里透着假惺惺的同情。
“你的气色不好。你该不是又打算生病了吧？你知道我们可不能没有你。”
马丁并没有打算生病，他是已经病了。他和他那个二十二岁的女儿以及她的男友一起喝酒喝到凌晨三点半，心中清楚自己现在看来跟鬼一样。不过他可不准备和上司讨论他这自找的病痛，再说他认为“又”这个字用得实在不公平。他在三月初的确因为感冒发高烧请了三天假，但今天已经是五月七号了。
“没有，”他说，“我没事，有点儿感冒，如此而已。”
“你的气色实在很差。”斯蒂格·马尔姆说，声音里连假惺惺的同情都没有，只有谴责。“真的很差。”
他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向马丁·贝克，马丁·贝克觉得火气直往上冒，开口说道：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没事。我想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讨论我的气色或是健康状况吧。”
“没错，”署长说，“我们谈正事吧。”
他打开绿色卷宗。从顶多三四页纸张的内容看来，今天这场会议不会拖得太久。
文件的最上头是一封打印的信，龙飞凤舞的签名下盖着一个斗大的绿色橡皮戳记，马丁·贝克从他坐的地方看不清楚信上印着什么。
“各位应该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在国宾来访期间的敏感情况下，我们在安全措施方面的经验不太足——在这些场合中，可想而知会有火爆激烈的示威游行，也可能有计划完善或松散的暗杀行动发生。”署长说，自动恢复他在公开场合露面之际的一贯浮夸风格。
斯蒂格·马尔姆喃喃应和，马丁·贝克没吭声，可是埃里克·麦勒提出异议。
“说起来，我们也不是那么没经验，是吧？赫鲁晓夫来访平安而归，只是不知谁在皇宫台阶前放了一只涂了红漆的猪而已。柯西金。之行也是，无论是行程计划还是安全防护，都是井井有条。还有环保会议，虽然这个例子也许稍有不同。”
“没错，当然，可是这一回我们面对的问题比较棘手。我是指预定十一月底来访的一位美国参议员。请容我这么比方，这档事有可能变成一个烫手山芋。我们从来没接待过从美国来的重量级人物，这回可碰到了。日期已定，我也接到了若干指示。我们必须及早准备，而且要做到滴水不漏。我们得有万全的准备才行。”
署长不再微笑。
“这一回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面对的挑战可能要比扔鸡蛋激烈得多。”他又加上一句，口气甚是严厉。“埃里克，这点你该牢牢记住。”
“我们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埃里克·麦勒说。
署长耸耸肩。
“没错，是可以预防到某种程度，”他说，“可是我们不能把所有可能惹麻烦的人都除掉或是关起来，这点你跟我一样清楚。我已经接到命令，你不久也会接到。”
我已经接到了命令，马丁·贝克苦着脸想。他还在努力辨识绿色卷宗内那封信的抬头。他认为有个词看起来是“警察”或“警务”。他双眼酸痛，舌头又麻又干，像砂纸一般。他不情不愿地啜了一小口苦咖啡。
“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署长说，“我今天要讨论的，是这封信。”他用食指轻轻敲着摊在卷宗里的那张纸。“这和我们眼前的问题息息相关。”
他把信递给斯蒂格·马尔姆，等全桌的人都传阅了，才继续说下去。
“各位都看到了，这是一份邀请函。这个国家即将有国宾到访，我们要求派个观察员去观摩，这是他们的回复。由于到访的总统在这个国不是很受欢迎，他们当然会采取最严密的措施来保护他。就像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这个国家平日就得应付很多刺杀行动，行刺的对象包括本国和外国的政治人物。因此，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我想他们的警力和安全措施在这方面可说是最有水平的。只要好好研究他们的方法和程序，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马丁·贝克把信浏览了一遍。信是英文写的，遣辞用字非常正式、客气。某国元首将于六月五日到访，距今已经不到一个月，欢迎瑞典警方代表提前两周到达，以便研究前期工作中最重要的几个部分。签名的笔迹很优雅，可是完全无法辨识，不过看看印刷字体便一目了然。那是个西班牙名字，很长，透着几分尊贵和独特。
署长把信放回绿色卷宗内，说道：
“问题是，我们派谁去？”
斯蒂格·马尔姆若有所思地抬眼望向天花板，不过一声也没吭。
马丁·贝克真怕自己被提名。若是早个五年，在他结束那段不幸婚姻之前，对于这样一个可以让他离家一阵的任务，他会欣然前往。可是现在，他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出９９lｉb?
国，所以他赶忙说道：
“这个差事和国家安全事务关系更紧密，对吧？”
“我不能去，”麦勒说，“第一，局里我走不开，A部门有些重新编制的问题得花时间；第二，我们已是这方面的专家，派个对安全事务不熟悉的人去比较实用，比如说，刑事局或是一般警政部门的人。不管派谁去，回来后把他学到的教给我们就可以了，这样对所有的人都好。”
署长点点头。
“没错，你说得有道理，埃里克，”他说，“就像你说的，我们目前少不了你，还有你，马丁。”
马丁·贝克暗自松了一口气。
“更何况，我不会西班牙语。”安全局长说。
“他妈的，谁会？”马尔姆说，脸上依然带着笑容。他知道署长的卡斯蒂利亚语。也不行。
“我知道有个人会。”马丁·贝克说。
马尔姆扬起眉毛。
“谁？是刑事局的人？”
“是的，贡瓦尔·拉尔森。”
马尔姆的眉毛又挑高了一公分，接着露出不可思议的微笑，说：“可是我们不能派他去，各位说是不是？”
“为什么不能？”马丁·贝克说，“我认为派他去很合适。”
他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带有几分怒气。他通常不会挺身替贡瓦尔·拉尔森说话，可是马尔姆的口气惹毛了他，而且他习惯于跟马尔姆作对，几乎是反射性地还击。
“他什么事都做不好，根本不能代表警方。”马尔姆说。
“他真的会说西班牙语？”署长问，口气中透着怀疑。“他在哪儿学的？”
“他当船员的时候去过很多说西班牙语的国家，”马丁·贝克说，“我们现在谈的城市是个大海港，他一定去过。他也会说英语、法语、德语，而且都很流利，还会一点儿俄语。你去看他的档案就知道。”
“不管怎么说，他反正是一无是处。”斯蒂格·马尔姆坚持不让。
署长似乎陷入思考。
“我会去看他的简历，”他说，“事实上，我也想过找他。没错，他的行为是有点儿粗俗，而且实在不听话。不过无可否认，他是我们最好的警察之，即使他向来不服从命令，也不遵守规定。”他转向安全局长说：“埃里克，你怎么看？你觉得他合适吗？”
“呃，我不是很喜欢他，不过大体来说，我不反对。”
马尔姆看来怏怏不乐，“我认为派他去根本就不合适，”他说，“他会给瑞典警察丢脸。他的行为举止像个粗人，说话根本不像是在船上管过事的人，倒像个码头工人。”
“说不定他说西班牙语的时候就不会了，”马丁·贝克说，“无论如何，虽然他说话有点儿口没遮拦，但至少他会看场合。”
严格说来，这话并不准确。马丁·贝克最近听说，贡瓦尔·拉尔森当着马尔姆的面叫他“不可一世的混蛋”。幸好，马尔姆并不了解这个称号是封给他的。
署长对马尔姆的反对似乎不太在意。
“这个主意也许行得通，”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他的粗野不文在这件事上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表现得很规矩。他的背景比大多数的人都合适。他出身于有文化的富裕人家，受过最好的教育和教养，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表现才算恰当。这种教养会自然流露，就算他努力遮掩也遮不住。”
“随你怎么说。”马尔姆咕哝道。
马丁·贝克觉得斯蒂格·马尔姆很想出这趟差，可是甚至没有任何人征求他的意见，因此他十分气恼。马丁·贝克则认为让贡瓦尔·拉尔森消失一阵也不错，因为那个人不受同事欢迎，兴风作浪的本事真是超乎寻常。
署长对这个念头还不十分坚定，马丁·贝克于是使劲敲边鼓。
“我想我们应该派贡瓦尔·拉尔森去，这桩差事所需要的资格他都具备。”
“我注意到，他很重视自己的仪表，”署长说，“他的衣着显示出良好的品位以及对品质的坚持，这点势必会给人一个好印象。”
“确实，”马丁·贝克说，“这是细枝末节，不过很重要。”
他知道自己的衣着很难称得上有品位。他的长裤没烫，显得非常宽松，毛衣领口因为洗过太多次，变得又宽又垮，粗呢夹克不但破旧，还少了一颗纽扣。
“制暴组的人手充裕，拉尔森缺席个几个星期应该还应付得来，”署长说，“还是各位有别的建议？”
大家都摇头。连马尔姆似乎也领悟到和贡瓦尔·拉尔森保持一段时间的安全距离颇有益处。埃里克·麦勒又打了个哈欠，显然很高兴会议即将结束。
署长站起身，合上卷宗。
“那好，”他说，“我们都同意了。我会亲自把我们的决定告诉拉尔森。”
贡瓦尔·拉尔森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太兴奋，也不觉得出这趟任务有多么受宠若惊。他镇静自若，明显想保持着自尊，不过他并不是浑然不知某些99lib.同事在他出差期间将如释重负，唯一的遗憾是他不能永远离职。他知道他警界中的朋友屈指可数。就他所知，他的朋友只有一个。他也知道自己在众人眼里是个桀骛不驯的麻烦人物，工作常是岌岌乎殆哉，饭碗随时可能不保。
但这些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苦恼。换做其他同阶层或薪资的警察，对于被停职甚或开除这种如影随形的威胁，多少会感到焦虑，可是贡瓦尔·拉尔森从来没有为这个问题失眠过。他未婚，无儿无女，孤家寡人一个，而且和家人早已断绝往来一一他打心底看不起他们那种势利眼的上流阶级生活。当警察的这些年，他常考虑要不要重操旧业。而今他已年近半百，自知大概永远无法回到海上了。
随着启程日期越来越近，贡瓦尔·拉尔森发现他对这趟任务其实是满心接受的。这趟任务虽被视为事关重大，不过也想不出有何特别困难之处。拜它之赐，他至少有两个星期可以换换口味。他开始期盼这次出行，就像期待假期一般。
临行前夕，贡瓦尔·拉尔森全身只穿一件内裤站在卧室里，凝视着自己在衣橱门上长镜中的身影。他很喜欢这种内裤的式样，蓝底衬着黄色的麋鹿，这样的内裤他还有五条。他又买了半打同款式的内裤，只是换成绿底配红色麋鹿，全部已经包好，放在床上那只摊开的猪皮大衣箱里。
贡瓦尔·拉尔森身高超过六英尺，他大手大脚、魁梧有力，浑身都是肌肉。他刚洗完澡，照例踏上浴室中的磅秤，指针指着两百二十四磅。过去四年，也可能是五年吧，他已经增加了二十磅，他不高兴地看着内裤松紧带上那圈肥肉。
他缩起小腹，心想自己应该多去几趟警察局附设的体育馆，要不就等游泳池完工后开始去游泳。
不过，除了腰上的“救生圈”，他对自己的外表颇为满意。
他四十九岁了，可是头发又浓又密，发际并没有往后退到让额头显得太高，他的额头照样很低，上面横着两道粗粗的皱纹。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头金发就算长了白发也看不出来。现在湿发才梳好，顺服而光滑柔亮地贴在他的大头颅上，不过等到吹干之后，它就会变得七横八竖，不听话。他的眉毛又粗又浓，颜色跟头发一样是金黄色的。鼻子大而有型，配上宽鼻孔。
浅淡的瓷蓝色眼珠放在满是横肉的脸上显得很小，而且互相离得近了些，有时候当他眼神茫然时，会让人误以为他智商很低。
可是他一生气——对他来说这是家常便饭——双目之间就会出现一道愤怒的皱折，这时那双蓝眼珠不但会让最顽强的罪犯不寒而栗，也往往直捣部属的心底。
唯一没有吃过这种苦头的人是埃纳尔·勒恩，他是贡瓦尔在斯德哥尔摩制暴组的同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勒恩是北方人，沉静寡言，永远流着鼻涕的红鼻头在脸上显得异常突出，所以别人注意不到他的其他的五官。他的内心对家乡——位于拉普兰的阿耶普洛，怀有一股永不熄灭的思念。
贡瓦尔·拉尔森和勒恩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两人几乎每天见面，可是闲暇时也常是焦不离孟。只要可能，他们会一起请假到阿耶普洛去，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钓鱼上。两人的个性南辕北辙，所以他们的同事都不能理解他们的友谊，更有不少人纳闷，淡泊恬静、惜字如金的勒恩怎么可能让暴烈成性的贡瓦尔·拉尔森变成一只温顺听话的小绵羊。
现在，贡瓦尔·拉尔森开始检视他满满的衣柜中那排西装。
他很清楚那个国家的气候，他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他曾在那里待过好几个星期，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如果他得忍受那样的高温，就要轻装上阵，而他只有两套算是凉爽的西装。
为保险起见，他一一试穿，却沮丧地发现第一套根本就穿不下，而第二套的长裤拉链得用力外加深呼吸才拉得上。大腿部分也紧。外套至少不费力气就能扣上，不过肩膀绷得紧紧的，如果他不想让行动受限，缝线就会崩裂。
他把那套无用武之地的西装挂回衣柜，将另一套横放在衣箱盖上。这一套只能凑合着穿了，这是他四年前订做的，埃及棉的料子，牛轧糖颜色配上白色细条纹的花样。
三条卡其长裤、一件山东绸外套，再加上那套过紧的西装，他算是收拾完了。他在箱盖的内袋里放了一本喜爱的小说，接着合上箱盖，扣紧宽束带的铜环，上锁后提到客厅。
他很爱惜自己的BMW，不愿让它放在机场停车场内，所以隔天早晨埃纳尔·勒恩会开车来接他，送他到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机场。就跟大多数瑞典机场一样，阿兰达也是个阴郁的、好像放错了地方的建筑，让怀着期望而来的旅客对瑞典的观感更别扭。
贡瓦尔·拉尔森把那条黄蓝两色的麋鹿内裤丢进浴室的脏衣篮，套上睡衣就上床了。旅行的兴奋没让他受罪，他几乎一沾枕就睡着了。
第二章
那位安检专家的身高还不到贡瓦尔·拉尔森上臂的一半，不过他一身浅蓝西装配上烫得笔挺的醒目长裤，整个人显得非常利落优雅。为了配这套西装，他穿了一件粉红衬衫，鱼雷形状、擦得发亮的黑皮鞋，紫罗兰色的领带。他的头发几近墨黑，浅褐色的皮肤，一双橄榄绿的眼睛。唯一不配套的是他左腋下突出的手枪枪套。这位安检专家叫弗朗西斯科·巴拉蒙戴·卡萨凡蒂斯·拉利纳加，出身于一个至为尊贵的家族。
弗朗西斯科·巴拉蒙戴·卡萨凡蒂斯·拉利纳加把安全图摊在楼梯栏杆上，不过贡瓦尔·拉尔森没去看它，反而去看自己的西装。这套西装花了警察部门的裁缝师七天时间，效果卓然，因为瑞典的裁缝水准甚高。裁缝和他唯一的分歧，是肩膀枪套的位置。裁缝认为缝在那里理所当然，可是贡瓦尔·拉尔森从来就不用肩部枪套。他的枪都别在腰带的一个夹带上。当然，如今他身在异国，就没带武器，不过他在斯德哥尔摩会用得到这套西装。短暂的争执后，当然是他胜利。不然还能怎么样？他带着深深的满意望着剪裁合度的裤管，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这才举目四顾，环视周围。
他们站在旅馆的八楼上，一个精挑细选的位置。车队会从阳台下经过，停在当地政府大厦的一条街外。贡瓦尔·拉尔森礼貌地看着安全图，不过兴致不大，因为他已经对整个计划了然于胸。他知道那天早上港口会全面封锁，民用机场也关闭起来，因为总统专机已在这里降落。
旅馆正前方就是港口和一片碧蓝的海。几艘大型客轮和货船正停靠在外港边上。唯一在移动的是内港里的一艘战舰、一艘护航舰和几条警用船。港口过来是一条公共车道，路边种着成排的椰子树和金合欢。马路对面排着一列出租车，再过去则是一列彩色马车。所有这些都经过彻底检查。
除了在道路两侧排一列的军警宪兵，该区的每个人都通过了那种大机场安装的金属探测器的检测。
宪兵的制服是绿色的，军警则是一身蓝灰；宪兵穿靴子，军警则是高统皮鞋。
贡瓦尔·拉尔森想叹气，不过按捺住了。他已经在早上预演时跟着替身沿着这条大街走过一次。当时一切都已就绪，除了尊贵的总统本人。
车队的组成如下：首先是十五个受过特殊训练的秘密警察组成的摩托车队。接着是同样人数的、来自正规警力的摩托车警，后头跟着两辆汽车，里头坐着安全人员。然后是总统的车，一辆装备有蓝色防弹玻璃的黑色卡迪拉克。(替身排演时，贡瓦尔·拉尔森以观礼的身份坐在后座，这无疑是项殊荣。)接着依照美国模式，后头接着一辆坐满安全人员的敞篷车，之后是更多的摩托车警，最后则是广播电台的转播车和其他拥有授权的媒体采访车。除此之外，从机场出.99lib. 来的一路上，处处都布有非军方的安全人员。
所有的街灯都饰有来访总统的照片。路线颇长，真的很长，贡瓦尔·拉尔森已开始对那个脖子短粗、胖脸上戴着黑色钢边眼镜的大脑袋感到厌烦。
这是地面保护，空中则由三层陆军直升机组主导，每一组都有三架直升机。除此之外，还有一群战斗机组忽前忽后横扫而过，护卫着上空。
整个行动周详得近乎完美，要说会发生令人不快的意外，应该是杞人忧天。
午后的热气，含蓄点儿说，是让人喘不过气。贡瓦尔·拉尔森在流汗，不过还不至于汗如雨下。他已想不出什么地方可能出错。事前准备详尽周全不说，光是计划部署就进行了好几个月。他们还特别指派了一个小组针对计划挑错，也做了多项修正。何况这个国家的暗杀活动不知有多少次了，却一回都没有成功过，所以瑞典警政署长说他们在这方面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专家，这话应该没错。
午后二点四十五分，弗朗西斯科·巴拉蒙戴·卡萨凡蒂斯·拉利纳加看了腕表一眼，说：
“我推算，还有二十一分钟。”
根本就没有必要派个会说西班牙语的代表来。这位安检专家一口纯正的英语，用字遣词就跟贝尔格维亚区。那些最高尚的俱乐部会员一样。
贡瓦尔·拉尔森也看看自己的手表，点了点头。目前的时间，说得精确些，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四十六分二十五秒。
海港的入口外，那艘护航舰正掉过头去，等着发出迎宾的鸣笛声，其实它唯一的任务就是这个。宽阔道路的上空，八架战斗机在蔚蓝的天际蜿蜒划出几条不整齐的白线。
贡瓦尔·拉尔森举目四望。马路那边是个巨大的红砖斗牛场，配着红白相间的灰泥圆形拱廊。往另一个方向看，一座高大喷泉才刚启动，射出五颜六色的水柱。接待国今年整年严重干旱，喷泉——这不是唯一的一座——要在特殊的盛大场合才能启动。
现99lib?在，他们听到了直升机的嗡鸣，还有摩托车队的警笛。
贡瓦尔·拉尔森看看时间。车队似乎提早出动了。他的蓝眼睛扫过港口，注意到所有的警察船只都已开始行动。海港的建筑和他跑船时看到的大同小异，只是船只全不一样了。超级油轮、货柜船、觉得车比乘客更重要的大型渡轮，在他眼里尽是陌生的景象，和当年他看到的大为不同。
贡瓦尔·拉尔森不是唯一注意到程序比预定时间提早开始的人。卡萨凡蒂斯·拉利纳加迅速而冷静地对着无线电通话，他对这位金发客人微笑，目光却越过光彩闪耀的喷泉不断张望，因为头一批受过持殊训练的秘密警察摩托车队已经出现在绿色制服的宪兵队伍中间。
贡瓦尔·拉尔森移开目光。就在他们近旁，一个抽着雪茄的安全人员沿着街道中央来回踱步，一面留意部署在邻近建筑屋顶上的狙击手。那排宪兵背后还是那列车身漆有蓝色条纹的出租车，前头则是黄黑相间的敞篷马车。坐在包厢上的马夫也是一一身黄黑，绕在马儿额头上的彩带也插着黄黑羽饰。
再往后看，是椰子树和金合欢，外加几排好奇的群众。其中有几个人举着唯一经当局许可的牌子，也就是那个脖子短粗、胖脸上戴着黑色钢边眼镜的外宾的相片。这位总统并不是个很受欢迎的访客。
摩托车队行进的速度很快。安全人员的车辆已经出现在露台下。安检专家对贡瓦尔·拉尔森露出微笑，放心地点点头，开始收拾文件。
就在这时候，地面突然裂开，几乎就在防弹卡迪拉克的正下方。
两个男人被一波冲击力推得往后仰倒，不过贡瓦尔·拉尔森就算别的本事没有，强壮有力可是不在话下。他双手紧紧抓住楼梯栏杆，一面抬头往前看。
路面像火山一般开了个大洞，几道冒着浓烟的火柱直往上蹿，大概有一百五十英尺高。火柱顶端什么东西都有，最明显的是防弹卡迪拉克的后半截，。一部头下尾上、车身漆有蓝条纹的黑色出租车，半匹额头彩带上插着黄黑羽毛的马，一条穿着黑色靴子还挂着一片绿色制眼布料的腿，和一条指间央着一截雪茄的胳博。
一大团着火、没着火的东西雨点般朝他劈头盖脸砸下来，贡瓦尔·拉尔森低头闪躲。他才想到自己的新西装，胸口就被什么东西猛然击中，力量大得把他直往后推，他撞上了露台的大理石壁砖。
爆炸的巨响终于停歇。在人声被救护车的笛声和救火车的尖叫声淹没之前，哭喊、呼救、哀泣声不绝于耳，还有一个人歇斯底里地指天骂地。
贡瓦尔·拉尔森站起身子，发现自己没怎幺受伤，这才左右张望，看是什么东西把他击倒在地。那东西就在他脚下。
连着一截短粗脖予的胖脸。怪的是，它依然戴着那副黑色钢边眼镜。
安检专家也颤巍巍地站起来，显然没有受伤，只是丧失了一部分的优雅。他带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瞪着那颗恼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贡瓦尔·拉尔森低头去看西装。全毁了。
“妈的。”他说。
他接着去看脚边的那颗脑袋。
“说不定我该把它带回家，”他自言自语道，“当个纪念品。”
弗朗西斯科·巴拉蒙戴·卡萨凡蒂斯·拉利纳加望着他的客人，眼神迷惑。
“惨不忍睹。”他说。
“是的，一点儿没错。”贡瓦尔·拉尔森说。
弗朗西斯科·巴拉蒙戴·卡萨凡蒂斯·拉利纳加看来非常不高兴，贡瓦尔·拉尔森觉得自己有义务补上两句：
“可是没人能怪罪于你。再怎么说，他那颗脑袋原本就丑得离谱。”
第三章
正当贡瓦尔·拉尔森在旅馆露台观看那幅美妙景象的同时，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儿瑞贝卡·林德正在斯德哥尔摩的法庭受审，罪名是持械抢劫银行。
负责本案的检察官是“推土机”奥尔松，多年来他俨然已成为持械抢劫案的司法专家。然而持械抢劫的风潮正在全国各地如瘟疫般蔓延开来，也因为如此，他是个几乎没有时间回家的可怜虫。举个例子，他老婆在他枕头上放了张简短的字条后离开了他，可是整整过了三个星期他才发现。不过这件事影响不大，他以一贯的高效率，在三天内又替自己找了个妻子。他的新任妻子是他的秘书，对他仰慕得五体九九藏书投地、毫无保留。当然，从那天开始，他的西装也不再那么皱了。
这一天他无声无息地来到法庭，离审判开始还有两分钟。
他是个肥胖但脚步轻盈的矮胖子，五官颇有喜剧感，动作灵活生动。他身上永远是光鲜的粉红衬衫，配上俗气得要命的领带，贡瓦尔·拉尔森曾经在他的特别小组中待过，差点儿没被他的领带逼疯。
“推七机”朝空空荡荡、暖气不足的法庭外室望了望，发现里面坐着五个人，其中除了他自己传唤的证人以外，有个人现身在此令他大感惊讶。那人正是警政署凶杀组的组长。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他问马丁·贝克。
“我被传唤来当证人。”
“被准传唤？”
“辩方。”
“辩方？什么意思？”
“是布莱钦，辩护律师，”马丁·贝克说，“可见，他接了这个案子。”
“‘压路机’啊。”“推土机”说，明显带着肝火。“今天我已经开了三个会、抓了两个人，这不可好，恐怕这一下午我都得坐着听那台‘压路机’大放厥词。你对这起案子有什么了解？”
“不多，不过布莱钦的话让我觉得我该出庭才对。目前我没有特别的情报可以告诉你。”
“你们凶杀组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作。”“推土机”说，“我有三十九个案子待处理，还有同样多的案子暂时压着。你应该跟着我工作一阵，就明白了。”
“推土机”几乎每案必胜，当然也有几桩数得出来的例外。
不过这句话，对这位司法大将来说并不怎么中听。
“不过我们会有个开心的下午，”奥尔松说，“‘压路机’绝对会让你有好戏可看。”
两人的对话因为宣布开庭而中断。除了一个重要人物之外，相关人等纷纷鱼贯进入法庭——瑞典首都司法大楼里一个相当阴沉的空间。这间法庭的窗户大而堂皇——虽然这不能当做借口，不过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看来很久不曾清洁过。
法官、助理法官和七名陪审团员坐在长长的法案后面，庄严地望着法庭。
被告从一个小边门被带了进来，她是个长发披肩的金发女孩儿，嘴唇紧绷，棕色的眼眸十分冷漠。她穿着浅绿色绣花长衣，质料轻薄，脚下是黑色木匠包头拖鞋。
大家纷纷就座。
法官转向坐在左侧被告席上的女孩儿，问道：
“本案的被告是瑞贝卡·林德。你是瑞贝卡·林德吗？”
“是。”
“能不能请你大声点？”
“好。”
“你的生日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日？”
“是。”
“我必须请被告说话大声一点。”他的语气仿佛这句话是必要的仪式，确实也是，因为这间法庭的音响设备很差。
“被告律师希德伯·布莱钦似乎有事耽误了，”他接着又说，“在等他的同时，我们可以先召集证人。检方有两个证人：银行出纳克里斯丁·弗兰森和助理警员肯尼斯·克瓦斯特莫。辩方传唤的证人如下：警政署凶杀组组长马丁·贝克、助理警员克勒·克里斯蒂安松、银行主管朗福德·邦迪生，以及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辩护律师还找了一家企业负责人华特·裴楚斯出庭作证，不过他说他无法出席，还声明他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陪审团里有人窃笑。
“现在，证人可以离席了。”
在这种场合向来穿警察制服长裤、黑皮鞋外加刺眼运动夹克的两名警员随同马丁·贝克、银行主管、家政老师、银行出纳一起拥出法庭，进入休息室。法庭上只有被告、警卫和一名旁听者留下。
“推土机”埋首看了两分钟文件后，抬起头好奇地打量那个旁听的人。他揣测那个女人约莫三十五岁。她坐在长椅上，面前摊着一本速记簿，身高比一般人略矮，留着不是太长的平直金发。她穿着退色的牛仔裤、说不出颜色的衬衫、凉鞋，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双足宽宽大大的，脚趾平直，透过衬衫明显看得到她胸部平坦，乳头却很大。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张棱角分明、有着倔强鼻梁和锐利眼神的小脸。她的眼神锐利如芒，正射向在场的人，在被告和“推土机”身上尤其停驻良久。她看奥尔松的目光实在刺人，这位检察官不得不起身拿起一杯水，移座纠她的背后。但她立刻回头，和他四目相对。
她不是住性方面会吸引他的那种女人，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不过他非常好奇，她在床上会是什么模样。从背影望去，他看得出来她的肌肉紧实细密，一丝赘肉也没有。
如果他去问正伫立在休息室一角的马丁·贝克，说不定可以探听到一些端倪。例如，他会知道她三十九岁了，不是三十五；她有社会学的深厚背景，目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事实上，马丁·贝克对她所知甚多，不过他愿意说出口的少之又少，因为那些多半是具有私密性质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他可能只会说，她的名字是雷亚·尼尔森。
预定开庭的时间过了二十二分钟后，法庭的门猛然被人推开，“压路机”出现了。他一一手捻着一支点燃的雪茄，一手拿着文件。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着文件，非得法官故意清了三次嗓子，他才漫不经心地把雪茄递给庭务员，让他拿到外面去。
“布莱钦先生现在到了，”法官话里带刺。“本案即将开庭审理，请问还有没有人反对？”
“推土机”摇摇头，说：“没有，当然没有。就我所知是没有。”
布莱钦站起身，走到法庭中央。他比法庭内任何人的年纪都大，除了德高望重之外，他的大肚腩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衣着品位之差、之不合时宜也是出了名的，他吃东西掉在背心上的残渣可让一只不挑剔的猫饱餐一顿。长长的静默后，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推土机”一眼，终于说道：
“这位姑娘根本不该被送上法庭。除了这件事，我别无反对意见。我的发言纯粹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
“现在，请检方陈述起诉要旨。”法官说。
“推土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低着头开始绕着桌子踱步。
他的文件摊在桌上。
“本人谨陈述如下：瑞贝卡·林德于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持械抢劫PK银行的仲夏夜广场分行，事后又因为抗拒拘捕她的警官而犯下袭警罪。”
“被告可有话说？”
“被告主张无罪，”布莱钦说，“因此，本人的职责就是否定这一切的——胡言乱语。”他转身面对“推土机”，用哀伤的口吻说：“迫害清白的人是什么滋味？瑞贝卡就跟长在地上的胡萝卜一样，清清白白。”
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想象这幅新奇的景象。法官终于开口说道：
“这点该由本庭来决定，不是吗？”
“很不幸，是的。”“压路机”答道。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法官说，口气甚是严峻。“现在，请奥尔松先生说明案情。”
“推土机”望向旁听的女人，而她也老实不客气地回敬，目光咄咄逼人。他只得把目光移开，先是瞥了布莱钦一眼，接着越过法官、助理法官和陪审团，盯住被告。瑞贝卡·林德的目光则像是飘在空中，远离这些疯狂的官僚语言和是非之争。“推土机”双手背在身后，开始走来走去。
“瑞贝卡，”他的语气很和善，“很不幸，你的遭遇就是时下许多年轻人的遭遇。我们齐聚在此，是为了要帮助你——我想我直呼你的名字没关系吧？”
瑞贝卡似乎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这也算是问题的话。
“就技术上而言，这是个一目了然的案子，几乎不需讨论。正如审讯时所显见的——”
仿佛沉浸在个人思绪中的布莱钦，这时突然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支粗大的雪茄，指着“推土机”的胸膛喊：
“我反对？审讯的时候我不在，也没有任何律师在场。这位姑娘，卡米拉·朗德，根本没有被告知她的法律权益吧？”
“是瑞贝卡·林德。”助理法官说。
“对，对。”“压路机”不耐烦地说，“因此，拘捕她是违法的。”
“完全不违法。”“推土机”说，“有人问过瑞贝卡了，是她自己说无所谓的。说实在也真的无所谓。我马上就会让各位看到，这案子就像水晶一样清清楚楚。”
“审讯本身就已违法。”“压路机”说得斩钉截铁。“请把我的反对意见笔录在案。”
“来，瑞贝卡，”“推土机”说，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这是他的重要资产。“且让我们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把来龙去脉梳理一番，让大家知道五月二十二日这天你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你抢了一家银行，这当然是因为你走投无路又欠考虑，后来又殴打了一名警察。”
“我反对检方的遣词用字。”“压路机”说，“我要向庭上提出抗议，检方对我本人和这位姑娘的态度都很恶劣。”
“推土机”头一回显出不耐烦，不过他很快就打起精神，恢复自若的神态，接着义是手势又是微笑的，把案情从头说到尾——尽管布莱钦打断他不下四十二次，而且是以令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抗议为之。
简单说来，案情是这样的：五月二十二日午后不到两点，瑞贝卡·林德踏进PK银行的仲夏夜广场分行，走向一名柜台工作人员。她把身上的一个大肩袋放在柜台上，接着就开口要钱。那个工作人员注意到地带着一把大砍刀，于是一面把一捆捆总计多达五千克朗的钞票往袋子里塞，一面用脚踏下按钮，启动警铃。瑞贝卡·林德还没来得及带着战利品离开银行，第一辆巡逻警车就赶到了。两名实枪荷弹的警员进入银行夺下抢劫犯的武器，这时候一阵混乱，钞票散落一地。警方逮捕了抢劫犯，犯罪嫌疑人奋力抵抗，致使警员的制服受损。两名警员后来把她送到国王岛街警察局。这名抢劫犯，经查明为十八岁的瑞贝卡·林德，她先是被带到刑事警察局的执勤办公室，接着被转送到和银行抢劫案相关的特殊部门。她立刻以疑似持械抢劫和袭警的罪名遭到起诉，隔天正式被提审，在斯德哥尔摩的巡回法庭上接受了一场短得出奇的讯问。
“推土机”承认，这次提审确实没有遵守某些司法程序，不过他同时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这无关紧要。瑞贝卡·林德对自己的辩护不但毫不关心，而且当场承认，她去银行就是去要钱的。
每个人都开始偷眼看时钟，可是“推土机”不同意休庭，反而立刻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银行出纳克里斯丁·弗兰森上场。她的证词很短，证实了适才奥尔松说的每一句话。
“推土机”问：“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她是来抢劫的？”
“她把宿袋往柜台上一放并开口要钱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然后我看到那把刀子，它看来很危险，是一种刺刀。”
“你为什么会把钱交给她？”
“我们受到指示，_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抵抗，抢劫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这是实情。万一员工受了伤，银行必须支付保险费和高昂的赔偿金，它当然不愿意冒这个险。
突然一阵雷鸣，庄严的法庭整个为之震动。其实那是希德伯·布莱钦在打饱嗝。这种景象并不少见，而这也是他绰号的众多由来之一。
“辩方可有问题？”
“压路机”摇摇头。他正忙着在一张纸上写字。
“推上机”传唤下一个证人。
肯尼斯·克瓦斯特莫站上证人席，他费了好大工夫才把誓词念完。他的证词从照本宣科开始：专职助理警员，一九四二年于阿维卡出生；最初在索尔纳区担任巡逻警察，后来调到斯德哥尔摩。
“推土机”不太明智地说：
“用你自己的话说一遍。”
“说什么？”
“当然是事情的经过。”
“好的，”克瓦斯特莫说，“她就站在那里，那个女凶手。哦，当然，她原本无意杀人。嗯，克勒就跟平常一样，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就奋不顾身向她扑去，像豹子一样。”
那幅景象想起来真是令人不忍卒睹。克瓦斯特莫是个没有身材可言的大块头，迟钝肥胖的下半身，肉滚滚的五官，脖子粗得像牛。
“她正想拔出刀来，我就抓住了她的右手，然后我告诉她被捕了，于是就逮捕了她。我得抱着她才能把她拖到车上，她在后座激烈抗拒，结果就变成袭警，因为我的一个肩章几乎整个被她扯掉了，我老婆帮我缝回去的时候很生气，因为她本来是要看电视的。还有我制眼的一个纽扣也几乎掉了下来，而她没有蓝线，我是指安娜·葛瑞塔，我的妻了。我们出了银行后，克勒开车带我们到局里去。后来就没什么了，除了她骂我是猪一一不过这对警察来说其实不算污辱。被骂是猪不至于对警察构成不敬或藐视——我的意思是，不管对承办本案的警官个人，也就是我，或是对全体警方来说都是这佯的，对不对？骂我猪的人就是她，坐在那边那个。”他指向瑞贝卡。林德。
就在这位警员表演他的叙述能力之际，“推土机”一直注视着那个旁听的女人，适才她忙着做笔记，现在则手肘放在大腿上，双手支着下巴，专注的眼神不断在布莱钦和瑞贝卡之间来回。她露出苦恼的神情，或者说是深深的不安。她弯下腰，一面咬着手指甲，一面伸出另一手去挠脚踝。现在她的目光停在布莱钦身上，半开半闭的蓝色眼眸里半是无可奈何，半是微弱的希望。
希德伯·布莱钦似乎心不在焉，完全看不出他到底有没有听进一个字的证词。
“没有问题。”他说。
“推土机”很满意。就像他开头所说那样，这个案子一目了然。唯一的缺憾是费时太久。法官提议休庭一小时，他忙不迭地点头同意，踩着轻快的小碎步冲向门口。
马丁·贝克和雷亚·尼尔森利用休息时间去了趟雅玛兰蒂饭店。享用完三明治和啤酒后，他们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马丁·贝克先前已经郁闷了好几个钟头。他到局里跟勒恩和斯滕伦格伦待了一阵，不过似乎收获不多。他向来就不喜欢斯滕伦格伦，和勒恩的关系也很复杂。简单的事实就是，他在国王岛街警察局已经没有朋友了；不管是这里还是警政署，总有一部分人敬佩他，一部分人讨厌他，而第三部分——也是人数最多的——明白说就是嫉妒他。在瓦斯贝加也是，自从伦纳特·科尔贝里离开后，他就没有朋友了。本尼·斯卡基请调过来，在马丁·贝克的推荐下获准了。两人关系不错，不过距离真正交心还有一大步。有时候他就只是坐着望着空气发呆，希望科尔贝里能够回来。说句百分之百的老实话——他现在要这么坦白并不困难——他想念科尔贝里的程度就像是哀悼自己的孩子或逝去的亲人一般。
他在勒恩的房间坐着聊了一会儿，勒恩显得漫不经心，而且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不知道贡瓦尔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勒恩说，“我真想跟他交换。斗牛、棕榈树，晚餐还可以报公账，天哪天哪！”
勒恩还真有本事让马丁·贝克感到良心不安。这人比任何人更需要鼓励，为什么不让他出这趟差？
你没办法跟勒恩说实话，你不能说他之所以被排除在候选名单外，纯粹是因为他们认为不能派个老在流鼻涕的北方佬出去。还有，他外表出了名的土气；还有，他那一口英语，说得再委婉，也只能算勉强合格。
可是，勒恩是个好警察。他一开始什么优势也没有，可是现在，他无疑是局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跟平常一样，马丁·贝克想找些鼓励的话说，可是终究没找到，没多久他就离开了。
现在他跟雷亚坐在一起，坦白说，心境完全不同，唯一的问题是她看来很忧伤。
“这场审判，”她说，“天哪，真让人泄气。还有那些做决定的人。那个检察官简直是个小丑。还有，他看我的那副模样，就像没见过女人似的。”
“‘推土机’，”马丁·贝克说，“见过无数的女人。再说，他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还有那个辩护律师，连自己当事人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个姑娘一点儿希望也没有。”
“事情还没结束呢。‘推土机’几乎每场官司都能赢，可是偶尔也会马失前蹄，而且总是栽在布莱钦手里。你还记得斯韦德那起案子吗？”
“我还记不记得？”雷亚说，一面发出粗犷的笑声。“那就是你第一次到我那里的原因。上锁的房间，诸如此类的。快两年了。我怎么可能忘记？”
她看来很快乐，而什么也比不上她快乐更能让马丁·贝克快乐。从那时起至今，他们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充满了聊天、嫉妒、拌嘴、信任、陪伴，而且不乏美妙的性爱。虽然他已年过半百，自认什么都经历过了，可是依然对她打开了心房。他希望她对这段感情也有同样的感受，不过这一点他没什么把握。
两人当中她不但身体更强健，思想也很开放，而且应该比他聪明，总之脑筋动得比他快。她缺点不少，别的不说，动不动烦躁气恼就是一个，可是他爱她所有的缺点。这话听来也许愚蠢或是过于浪漫，不过他找不出更好的话来形容。
他凝视着她，领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对她怀有嫉妒的情绪。
她脱去凉鞋，两只赤足在椅子底下互相摩挲，大乳头在衣服下凸着，衬衫纽扣随意扣着，时不时就弯下腰去挠自己的脚踝。她属于她自己而不属于他，这大概就是她最大的优点。
她的脸上现出烦恼的神色，焦虑和厌恶浮在与众不同的五官上。
“我对法律懂得不多，”她说，这话并不准确。“可是这起案子显然是输了。你作证的时候可不可以说点儿什么来扭转大局？”
“很难，我连他要我干什么都不知道。”
“其他的辩方证人好像都没用处。银行主管、家政教师、一个警察。这些人当时在场吗？”
“嗯，克里斯蒂安松在。就是他驾驶巡逻车的。”
“他是不是跟另一个警察一样笨？”
“没错。”
“那我想这件案子不可能在最终答辩时转败为胜，我是指辩护律师的最终答辩，对吧？”
马丁·贝克微微一笑，他早该知道她会陷得这么深。
“对，看来是不可能。不过你确定辩方应该胜诉，瑞贝卡是清白的？”
“调查过程乱得像一团垃圾。案子应该交回给警方才对。什么都没好好调查过。光为这一点，我就恨警察。他们连一半都没调查完就转交给地方检查署。还有那个检察官，昂首阔步走来走去的模样，活像一只站在垃圾堆上的火鸡。而那些有权做出判决的人只会呆坐在那儿，因为他们是政治上的废物，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在很多方面，她说得都没错。那些陪审团的团员都是从政党大缸的底层挖出来的，他们不是检察官的朋友，就是被根本瞧不起他们的强势法官牵着鼻子走。
“我知道这话听来奇怪，”马丁·贝克说，“不过我想你是小看了布莱钦。”
走回法庭的短短几步路上，雷亚突然握住他的手。她很少这样，她这么做一定是表示她很担心或情绪紧绷。她的手就跟她全身上下一样，强壮又可靠。
“推土机”和他们同时步入休息室，这时离重新开庭只剩一分钟了。
“瓦萨路的银行抢劫案都解决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可是我们又有两起新案子，其中一起——”他的目光落在克瓦斯特莫身上，前面那句还没说完就插入下一句。“你可以回家了，”他告诉克瓦斯特莫，“要不就回去上班。就当帮我一个忙。”
这是“推土机”把人撵走的方式。
“什么？”克瓦斯特莫说。
“你可以回去上班了，”“推土机”说，“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岗位。”
“我的证词可把那个小妞整惨了，对吧？”克瓦斯特莫说。
“没错，”“推土机”说，“你说得好极了。”
克瓦斯特莫走了，继续和其他的帮派分子奋战去了。
重新开庭后，本案继续审理。
布莱钦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上场，银行主管朗福德·邦迪生。行礼如仪后，布莱钦突然用他那根没点燃的雪茄指向证人，一副审判官的腔调：
“你可曾见过瑞贝卡·林德？”
“见过。”
“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月前。那位小姐来到我们银行的总行。她穿着跟现在一样的衣服，不过当时她抱着_个婴儿，放在她胸前一个类似马甲的东西里。”
“而你接见了她？”
“是的，我当时正好有空，而且我对时下的年轻人很有兴趣。”
“尤其是女人？”
“是的，我不讳言这一点。”
“邦迪生先生，你几岁？”
“五十九。”
“瑞贝卡·林德来干什么？”
“她来借钱。很显然，她对最简单的财务知识一点儿都不了解。有人告诉她银行可以借钱给人家，所以她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大银行来，要求见银行经理。”
“那你怎么回答她？”
“我说银行是商业机构，没有利息和抵押品是不借钱给别人的。她回答我，说她有一只山羊和三只猫。”
“她为什么要借钱？”
“她要去美国。要去美国什么地方她不知道，也不知道到了美国以后要干什么。不过她有地址，她说的。”
“她还说了什么？”
“她问有没有哪家银行不那么商业化，是由人民所拥有，一般人如果需要用钱就可以去拿的？我回答她——其实是开玩笑的成分居多——我说信用银行，也就是现在的PK银行，表面上是由国家拥有，所以照理说是由人民所拥有。她对这个答复似乎很满意。”
“压路机”走近证人，拿雪茄往他胸口一戳，问道：
“你还说了什么？”
邦迪生先生没有回答，最后法官说：
“邦迪生先生，你刚才发过誓。不过如果某些问题会泄漏你的犯罪行为，你可以不必作答。”
“是，”邦迪生说，显然心不甘情不愿。“年轻姑娘对我有兴趣，我对她们也是。我向她提议，说我可以为她解决短期困难。”
他望望四周，只看到雷亚·尼尔森那两道杀得死人的目光，以及“推土机”深埋于文件中的闪亮秃顶。
“瑞贝卡·林德怎么说？藏书网”
“我不记得了。反正什么事也没发生。”
“压路机”回到桌边。他在文件堆中摸索，一面说道：
“瑞贝卡在警方讯问的时候说‘我讨厌龌龊的老男人’和‘我认为你很恶心’。”
“压路机”又高声重复了一遍“龌龊的老男人”，接着雪茄一挥，表示就他的部分而言，讯问已经结束。
“我不明白这件事和本案有什么关系。”“推土机”说，连头都没抬。
证人走下证人席，一副受伤的神情。
接着是马丁一贝克上场，同样行礼如仪，不过现在“推土机”显然专心得多，饶有兴趣地听着辩方发问。
“昨天，”例行程序完毕后，“压路机”开口说道，“我得知有个叫做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的人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贝克组长，你大概还记得，毛里松是一年半前因为一桩持械抢劫银行的谋杀案而被定罪的，该案的检察官就是我们这位恐怕学术不精的朋友奥尔松先生，当时他的职务名称是王室检察官，而我本人承担的，则是吃力不讨好、在专业上又担负道德责任的辩护工作，也就是为那位我们定性为的‘罪犯’毛里松做辩护。现在，我只有一个问题：贝克组长，你认为毛里松在那桩银行抢劫案和因它而起的命案中是否有罪？还有，从你警察的观点来看，你对这位检察官奥尔松先生的调查过程是否满意？”
“不满意。”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的脸颊飞上一抹红晕，不但和他的衬衫相互辉映，也让他那条绘着金色美人鱼和草裙舞舞娘的畸形领带更为醒目，不过他还是露出开心的笑容说：
“本人也有个问题要问。贝克组长，你有没有参与那宗银行谋杀案的调查？”
“没有。”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两手在眼前用力一拍，接着点点头，表示他很满意。
马丁·贝克走下证人席，走到雷亚身边坐下。他揉着她的金发，却换来一个白眼。
“我还以为会有多精彩。”她说。
“我可没这么想过。”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看在眼里，简直快被好奇心逼疯了。“压路机”
却似乎浑然不觉。他步履蹒跚地走到“推土机”身后的窗边，在玻璃上写下两个字：白痴。
然后他开口说：
“我要传唤我的下一个证人，助理警员克勒·克里斯蒂安松。”
克里斯蒂安松被带了进来。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最近才悟出一个结论：警界是个自成一格的阶级体系，地位高的人总是随心所欲，这并不是为了剥削任何人，纯粹只是为了让属下的日子有如炼狱。
经过冗长的等候，“压路机”终于转过身，开始在庭内来回踱步。“推土机”也是，可是步调截然不同，因此这两人看来就像是两个怪异的卫兵在执勤。终于，“压路机”长叹一口气，开始他的讯问。
“根据我的资料，你已经当了十五年警察。”
“是的。”
“你的上司认为你懒惰、没头脑，不过人很诚实，大体说来，就跟斯德哥尔摩警察局的其他同仁一样，都很胜任一也可以说都不胜任。”
“抗议！抗议！”“推土机”大叫，“辩护律师侮辱证人。”
“是吗？”“压路机”说，“如果我说我们这位检察官就像个齐柏林飞船，是我国甚至全世界最有趣、最口若悬河的气囊，这话就没有任何侮辱意味，对不对？我其实不是说我们的检察官真是那样，而就这位证人而言，我只是指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警员，就跟保卫本市的其他警员一样能干、一样有头脑。我只是想将他卓越的资历和良好的判断能力介绍出来而已。”
雷亚·尼尔森纵声大笑，马丁·贝克用右手覆上她的左手，她笑得更大声了。法官提醒旁观者要保持肃静，接着带着腽怒的神情，转头望向两位律师。“推土机”望着雷亚，专心得几乎没听到诘问的开头。
“压路机”却毫无反应。他问：
“你是第一个进入银行的人？”
“不是。”
“你抓住了那个叫瑞贝卡·奥尔松的姑娘？”
“不是。”
“我的意思是瑞贝卡·林德。”
卿众一阵窃笑。
“压路机”说：“那你都干了什么？”
“我抓住另一个。”
“有两个姑娘在抢劫现场？”
“是的。”
“为什么你要抓住她？”
克里斯蒂安松想了想。
“这样她才不会掉下去。”
“这另一个姑娘几岁？”
“大概四个月大。”
“克瓦斯特莫抓住了瑞贝卡·林德？”
“是的。”
“你会不会认为，他在抓她的时候使用了暴力或是过于用力？”
“我不懂辩方律师葫芦里在卖什么药。”“推土机”嘲讽地说。
“我的意思是，克瓦斯特莫——就是我们今天稍早看到的那位——”“压路机”在文件堆中摸索了好一阵。“找到了，”他说，“克瓦斯特莫体重超过两百磅。别的不说，他是个空手道高手，也是摔跤好手。他的上司认为他是个非常专注而热心的人。不过，提供这项证词的诺曼·哈松探员也说，克瓦斯特莫对职责往往过于热心，所以很多被捕的人抱怨说，克瓦斯特莫对他们施以暴力。他的证词还说，肯尼斯·克瓦斯特莫曾经受过好几次申斥，而且他的表达能力还需要很好地提高。…压路机”放下文件，说：“现在请证人回答问题：克瓦斯特莫有没有使用暴力？”
“有，”克里斯蒂安松说，“你可以这么说。”
经验告诉他，职责所在不能说谎，至少不能说太多或太常说，更何况，他不喜欢克瓦斯特莫。
“你看护着那个小孩子？”
“是的，我不得不照顾她。瑞贝卡把她包在一个类似马甲的东西里抱着，克瓦斯特莫把刀子从她身上夺走的时候，她差点儿失手让孩子摔下来。”
“瑞贝卡可有任何抵抗？”
“没有。我接过孩子的时候，她只说：‘小心，别让她摔下来！’”
“事情的经过似乎够清楚了……”“压路机”说，“我回头会再来谈克瓦斯特莫是否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现在，我要问另一件事——”
“好的。”克里斯蒂安松说。
“既然负责保护银行钱财的专业部门没有人到达犯罪现场——”“压路机”说到这里突然顿住，意味深长地望了检察官一眼。
“我们已经工作得没日没夜，”“推土机”说，“而且这种案子多得要命，本案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案子。”
“这就表示一开始的讯问是由在场的警察所主导的，”“压路机”说，“是谁跟银行职员问话的？”
“是我。”克里斯蒂安松说。
“她怎么说？”
“她说那个姑娘抱着马甲里的孩子走到柜台，把肩袋往大理石柜台一放。那个职员一眼就看到刀子，于是开始往袋子里塞钱。”
“瑞贝卡把刀子掏出来了吗？”
“没有。她把刀子插在腰带上，她背后的腰带。”
“那个女职员怎么看得见刀子？”
“我不知道。对了，她是在后来瑞贝卡转过身去时看到的，然后她就大叫：‘刀子，刀子，她有刀子！’”
“那是一把刺刀，还是一把匕首？”
“不是，看来好像是一把菜刀。就像你在家里用的那种。”
“瑞贝卡怎么对工作人员说？”
“她什么也没说。反正当时是什么也没说。后来他们才说她一面大笑一面说：‘我不知道借钱这么容易。’然后她又说：‘我想我该留个收据之类的吧。’”
“那些钱好像散落了一地，”“压路机”说，“怎么会这样？”
“噢，我们在等待支援的时候，克瓦斯特莫站着抓住那个姑娘不放。后来工作人员就开始数钞票，看钱有没有少。克瓦斯特莫就大叫：‘住手，这是违法的。’”
“然后呢？”
“然后他又叫：‘克勒，别让任何人碰那笔赃款。’我当时抱着孩子，所以只抓得到袋子的一头，结果不小心就把袋子摔到地上了。里头多半是小面额的钞票，所以飞得到处都是。呃，后来又来了一辆巡逻警车，我们把孩子交给他们，然后就把犯人带到国王岛街的警察局去。我开车，克瓦斯特莫跟那个姑娘坐在后座。”
“后座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的，有一点儿问题。一开始她大哭，想知道我们把她的孩子怎样了。后来她越哭声音越大，克瓦斯特莫就想给她戴上手铐。”
“你有没有说什么？”
“说了。我说我觉得她不需要戴手铐。克瓦斯特莫的块头有她两倍大，而且她一点儿也没有抵抗。”
“你在车上还说了什么？”
好几分钟，克里斯蒂安松就这么静静坐着，“压路机”也静静等待。
克里斯蒂安松瞪着自己的裤管，心虚地四下望了望，这才说出口：
“我说：‘肯尼斯，你不要打她。’”
其他的就好办了。“压路机”站起身，走到克里斯蒂安松身边。
“肯尼斯·克瓦斯特莫通常都会打被他逮捕的人？”
“他打过。”
“你有没有看到克瓦斯特莫的肩章和那一颗差点儿掉下来的纽扣？”
“是的，他提到过。他说他老婆不好好整理他的东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
“现在该检方质询。”“压路机”轻声说。
“推土机”注视着克里斯蒂安松的眼睛，久久没有移开。到底有多少案子是毁在一些笨警察的手上的？而其中又有多少被挽回了？
“本人没有问题。”“推土机”小声说道，接着仿佛附带一提似的说：“检方撤销被告袭警的罪名。”
接下来布莱钦要求庭讯暂停，他利用这段时间点燃第一支雪茄，蹒跚走向遥远的洗手间。片刻后他回来了，站着跟雷亚·尼尔森说话。
“你交往的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啊？”“推土机”问马丁·贝克，“她先是在庭讯进行之间嘲笑我，现在又站在那里跟‘压路机’聊天。每个人都知道‘压路机’的口臭可以把五十码外的长臂猿熏倒。”
“都是些好女人，”马丁·贝克回答，“或者说，这位是个好女人。”
“噢，你又结婚了？我也是，这样生活多点儿乐趣。”
雷亚走向他们俩。
“雷亚，”马丁·贝克说，“这位是资深检察官奥尔松先生。”
“我想也是。”
“大家部叫他‘推土机’，”马丁·贝克说完，转向奥尔松。
“我想你这起案子不太顺利。”
“没错，已经垮了一半，”“推土机”说，“不过另外一半会固守到底。要不要赌一瓶威士忌？”
这时重新开庭的宣告传来，“推土机”匆匆走进法庭。
辩护律师传唤下一个证人上来，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一位年约五十、全身晒成古铜色的女人。
“压路机”一直在整理文件，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要的资料。
他说：
“瑞贝卡在学校的表现并不好。她因为分数太低升不上中学，十六岁的时候就休学了。不过，她是不是所有的科目都一一样糟呢？”
“她在我教的科目上表现就很好，”证人说，“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瑞贝卡很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在蔬菜和天然食品方面。她知道我们目前的饮食很有问题，超市出售的食品或多或少都受到污染。瑞贝卡很早就体会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她自己种菜，看到有野生植物时也会采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腰上总是带着一把园艺刀。我跟瑞贝卡聊过许多。”
“聊有机萝卜？”“压路机”打了个九九藏书哈欠。
“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不过我想说的是，瑞贝卡是个健全的孩子，她受的教育或许有限，不过那是她理性选择的结果。她不想让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东西造成大脑的负担。她唯一有兴趣的事情是拯救自然环境，以免它被破坏殆尽。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只觉得这个社会非常难以理解，领导者不是罪犯就是疯予。”
“没有问题了。”“压路机”说。
他显得意兴阑珊，仿佛除了回家外什么都没兴趣。
“我对那把刀有兴趣。”
“推土机”一面说，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走到法官桌前，拿起那把_刀。
“这是一把普通的园艺用刀，”希娣玛莉·魏伦说，“就是她一向在用的那种。谁都看得出来，刀柄都磨旧了，刀刃也用过很多次。”
“话说回来，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推土机”说。
“我完全不同意。我都不会用那把刀子去杀一只麻雀。瑞贝卡跟我一样反对暴力。她不明白怎么会发生暴力，她连打别人一个耳光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话说回来，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推土机”说，一面挥舞着刀。
不过他自己似乎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信，虽然他对证人微笑着，却也不得不用尽所有的宽容，才能以他那远近驰名的幽默感承受住她下面说的那句话。
“那表示你这人不是居心恶毒就是智力有问题，”证人说，“你抽烟吗？喝酒吗？”
“我没问题了。”“推土机”说。
“讯问结束，”法官说，“在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和最终答辩之前，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
布莱钦步履维艰地走向法官桌前，一面咂着嘴唇。
“所谓被告人格评估报告不外是照本宣科而已，它的目的只是让写报告的人赚五十克朗的报酬。因此，我想——也希望其他有责任感的人支持我——问瑞贝卡本人几个问题。”
他第一次转身面向被告。
“瑞典国王叫什么名字？”
连“推土机”都面露惊讶。
“我不知道，”瑞贝卡·林德说，“我一定要知道吗？”
“不必，”“压路机”说，“你不必知道。你知道我国首相的名字吗？”
“不知道。首相是什么人？”
“他是政府的行政首长，也是我国政治人物的龙头。”
“那他就是坏人，”瑞贝卡·林德说，“我知道瑞典在斯科讷省的巴撤巴可设立了一个原子能发电厂，距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只有二十五公里。他们说环境遭到破坏都是政府的错。”
“瑞贝卡，”“推土机”说，口气和善。“你连首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原子能发电厂这种事？”
“我的朋友都会谈这种事情，不过他们对政治没兴趣。”
“压路机”给大家时间会过意来，接着才开口说道：
“在你去见那位银行主管之前——他的名字很不幸我忘了，说不定永远也记不得了——你可曾去过银行？”
“没有，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
“去干什么？银行是有钱人去的，我和我的朋友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可是你终究还是去了，”“压路机”说，“为什么？”
“因为我要用钱。我有个朋友说，你可以找银行去借钱，所以当那个奇怪的银行经理说这里有银行是由人民所拥有时，我就想，大概可以从那里拿到一点儿钱。”
“当你去PK银行时，你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他们手里借到钱？”
“是的，可是我很惊讶，借钱怎么这么容易？我根本还没来得及说我需要多少钱。”
“推土机”现在已看出辩方采取的策略，连忙插手阻拦。
“瑞贝卡，”他说，笑容挂在脸上，“有些事情我怎么也想不通。今日的大众传播如此普遍，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最简单的社会现状？”
“你的社会又不是我的。”瑞贝卡·林德回答。
“你错了，瑞贝卡，”“推土机”说，“我们都住在这个国家，它的好坏你我都有责任。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报道，而且完全不知道报上写些什么。”
“我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而且我看报只看星座运势。”
“可是你受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不是吗？”
“学校只教给我们一堆无用的垃圾，我根本没听进去。”
“可是，钱，”“推土机”说，“钱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
“我没兴趣。”
“那你哪里来的钱过日子？”
“福利救济金，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的钱很少。”
法官接着念出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内容并不像布莱钦料想的那么无趣。
瑞贝卡·林德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成长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家小建筑公司的营业处经理，家庭环境良好，可是瑞贝卡很早就开始反抗父母，这股反抗精神在十六岁时到达高潮。她对上学毫无兴趣，初中读完就休学了。她的老师都认为她的知识贫乏得惊人，虽然智力不差，她的心态却很怪异，与现实严重脱节。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兴趣工作。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在家的日子越来越难捱，她就搬了出去。她父亲被调查员找去问话时，还说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她还有其他不那么令他们失望的兄弟姊妹。
最开始她住在一问乡下小屋，这是她向一个朋友以一笔类似永久性的贷款租来的，后来她又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租到一间不供应热水的小套房。一九七三年年初，她遇到一个叫做吉姆·阿斯圭的美国逃兵，随即搬去和他同居。不久瑞贝卡就怀孕了，在自己的意愿下，一九七四年一月生下了女儿卡米拉。柯斯圭想工作，可是一个也找不到，因为他蓄长发，又是个外国人。他在瑞典这几年唯一做过的工作，是某年夏天在往来芬兰的渡轮上当了两个星期的洗碗工。而且，他很渴望回美国去。他有工作经验，认为自己一旦回到故乡，替自己和家人安排个出路应该不成问题。
二月初的时候，柯斯圭主动和美国大使馆联络，说他自愿归国，条件是政府要给他若干保证。他们因为急着要他回国，答应他只会给他形式上的惩罚。
柯斯圭于二月十二日飞回美国。由于男友的父母答应出钱接济她，瑞贝卡本想三月份就可以去，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柯斯圭却没有只言片语捎来。她去社会福利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柯斯圭是外国人，他们也无能为力。瑞贝卡于是决定靠一己之力飞去美国，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筹措旅费，她转而求助银行，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
人格评估报告基本上有利于被告。它指出瑞贝卡是个很好的母亲，既未堕落沉沦，也不曾显露任何犯罪倾向。她具有无可质疑的诚实本性，只是对这个世界存有不切实际的心态，轻易就会上当受骗。关于柯斯圭也有一段简短的评估报告。报告上指出，他是个有目标的年轻人，他没打算规避责任，并相信在美国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未来。
“推土机”站起身，准备最终答辩。
雷亚两眼半睁半闭，打量着他。除了他那一身无可救药的衣着打扮，这人浑身散发出无比强烈的自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极为专注热心。他已经看穿“压路机”的辩护策略，不过他没打算让自己的行动受到影响。相反，他以言简意赅的言辞，固守着先前的论点。他挺着胸膛——其实挺出的多半是肚子，低头望着他那双没有上油的棕色皮鞋，用动听的声音说道：
“我只打算重复几项业经证实的事实做为最终答辩。瑞贝卡·林德带着一把刀和一个打算装战利品的宽大肩袋走进PK银行。以我对这类较为单纯的银行抢劫案——事实上，去年就发生了数百起——的丰富经验，我相信瑞贝卡的行为就是遵照这种模式，而由于欠缺经验她立刻就遭到了逮捕。我个人对被告甚为同情，这么年轻就禁不起诱惑，任由自己犯下这样的重罪。话说回来，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有义务为这样的罪行请求处以无期徒刑。先前大家在法庭上看到的证据是不容辩驳的，再多的辩解也抵赖不了。”
“推土机”摸摸领带，做出结语：
“本人兹将本案交由法庭裁决。”
“辩护律师准备好最终答辩了吗？”
“压路机”显然根本没准备好。他在完全不曾整理过的文件里摸索一通，对着没点燃的雪茄瞪了好半晌，将它放入口袋，接着环视整个法庭，以怪异的眼神一一注视着在场的每个人，就好像从未见过这些人似的。之后他才站起身子，蹒跚着在法官面前走来走去。
他终于开口了：
“正如我先前指出的，这位被放在被告席——或许我该说是被告椅——上的姑娘是无辜的，因此发言为她辩护大体来说并无必要。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每个人都紧张地暗自思量，不知道“压路机”所.99lib.谓的“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压路机”解开外套纽扣，如释重负地打了个饱嗝，肚子往外一挺，说：
“正如检方所指出的，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银行抢劫案。大家对这些抢劫案的争相报道，再加上警方往往令人瞠目结舌的防范措施，不但造就了这位检察官的知名度，也造成了普遍的歇斯底里。”
“压路机”顿了顿，双眼盯着地板，像是凝神思索，接着又说：
“瑞贝卡·林德从来没有从这个社会得到过多少帮助或快乐。学校、父母、整个上一辈的人对她都不曾提供过支持或鼓励。她不愿置身于当前的法律制度之下，说实在的，并不能怪她。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不同的是，她试过找工作，可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没有工作可以给她。我很想说明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想还是克制点儿好。
“不管怎么说，她后来发现自己陷于困境，于是转向银行求助。她对银行的运作没有丝毫概念，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PK银行比较不那么资本主义，或者说它是人民所拥有的。
“银行职员一看到瑞贝卡，当时就认为这个姑娘是来抢劫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懂这样的人跑到银行来干什么，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新近无数指示的刺激，这阵子这类指示多得有如排山倒海。她立刻按下警铃，开始将钱塞进瑞贝卡放在柜台上的袋子里。结果呢？唉，这位检察官和远近驰名的侦查员连人影都没出现，因为他们没时间去管这种无所谓的小案子，反倒来了两个开巡逻车的警察。其中一个，根据他自己的说辞，像只豹子一样扑向这个姑娘，另一个则是不小心把钱洒了一地。除了这个贡献外，他还询问了银行职员。从问话当中，我们知道瑞贝卡根本没有威胁银行人员，也没向她要钱。整个事件只能称之为误会。瑞贝卡的行径堪称天真，可是，正如各位所知，天真并不是罪。”
“压路机”缓慢而艰难地走回座位，审视文件后，背对着法官和陪审团说：
“本人谨请求庭上将瑞贝卡·林德当庭释放，并且撤销她被起诉的罪名。我没有其他的请求，因为只要有点儿头脑的人一定看得出来她是清白的，不可能有第二种判决结果。”
法庭的决议来得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宣判了结果。
庭上宣布瑞贝卡·林德重获自由，立刻释放，不过那两项罪名并没有撤销，这表示检方还可以上诉。五名陪审员投票赞成释放被告，两名反对，法官则建议以有罪定案。
马丁·贝克和雷亚走出法庭，奥尔松赶上他们俩，说道：
“你看，要是你刚才动作快一点儿，就赢了一瓶威士忌。”
“你打算上诉吗？”
“不。你以为我没其他事干，会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案予花一整天在高等法院跟‘压路机’唇枪舌剑？”
他匆匆离去。
“压路机”走向他们，似乎更加举步维艰。
“谢谢你出庭，”他说，“愿意这样做的人不多。”
“我想我懂得你的想法。”马丁·贝克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布莱钦说，“很多人懂得我的想法，可是出来支持它的人少之又少。”
“压路机”一面剪下雪茄的烟头，一面若有所思地看着雷亚。
“我在休息时间和这位小姐还是女士一一呃，我忘了贵姓——有过一段很有趣也很有收获的对话。”
“她姓尼尔森。”马丁·贝克说，“雷亚·尼尔森。”
“谢谢提醒，”“压路机”说，语气中透着几许热情。“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因为记人姓名这种事，我大概不会输掉这么多案子。总而言之，尼尔森女士应该进入法律这一行。她在一分钟内就对案情做出分析，还得出那位检察官花费数月才能得到的结论——如果他有那个脑筋的话。”
“嗯，”马丁·贝克说，“如果‘推土机’想上诉，他在高等法院不太可能输。”
“噢，”“压路机”说，“你必须想到对手的心理。如果‘推土机’一开始就输了，他绝不会上诉。”
“为什么？”雷亚问。
“这有损他的形象。他已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做其他事。再说，如果所有的检察官都像‘推土机’一样战无不胜，瑞典有一半的人口都会被关在监狱里。”
雷亚做了个鬼脸。
“再次谢谢你。”“压路机”说完，蹒跚走开。
马丁·贝克带着沉思的神情望着他远去，这才转身对雷亚说。
“你想去哪儿？”
“回家。”
“你家还是我家？”
“你家，我开始觉得已经离开很久了。”
准确说，好久是指四天前。
第四章
马丁·贝克住在旧斯坦的科曼街上，距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非常近。耶座建筑维护得很好，甚至有电梯，可说是人人心目中的理想公寓——当然，这不包括那一小撮在盐湖村或迪尔思摩等高级住宅区坐拥别墅、大花园、游泳池的势利之辈。他能找到这地方算是运气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靠贿赂、贪污这类旁门左道住进来的，换句话说，他没有利用警察的特权。拜这股运气之赐，他鼓足勇气挣脱了捆绑他十八年的不快乐婚姻。
然后，他的运气用完了。他被屋顶上的一个疯子射中胸口。过了一年出院后，他曾经遭受冷落，也对工作厌烦之至，而且想到要在四壁挂着知名油画、铺有地毯的办公室里的旋转椅上千到退休，他就不寒而栗。
不过，这样的几率已是微乎其微。警察高层似乎认为，就算他脑子没坏掉，要和他共事也非常困难。所以马丁·贝克变成了国家凶杀组的头头，除非这个历史悠久但效率奇佳的组织被废除，不然他会做到退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凶杀组之所以招致物议，竟然是因为它的效率耀眼。有人说风凉话，说它破案率奇高是因为人员素质太高、案件太少。
除此之外，高层也有人对马丁·贝克看不顺眼。甚至通过各种不当渠道散播小道消息，说马丁·贝克劝瑞典警界的好手伦纳特·科尔贝里放弃警职，跑到陆军博物馆去当个兼职的左轮枪分类员，因此，可怜的科尔贝里太太不得不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
马丁·贝克很少真正动气，不过当他听到这段传言，差点儿没跑到那家伙面前一拳打烂他的下巴。事实上，科尔贝里辞职，每个人都是受惠者。科尔贝里摆脱了那份厌恶的工作，也有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而他的妻儿也都乐于多见到他。另一个受益者是本尼·斯卡基，他接下科尔贝里的职务，有望得到更多的功勋，朝毕生志愿更迈进一步：升迁为警界的首长。警政署的若干成员，受惠的程度也不遑多让。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科尔贝里是个好警察，却也掩饰不了一个事实：他是个“麻烦人物”，很会“制造纷乱”。这么分析下来，想念科尔贝里的其实只有一人，那就是马丁·贝克。
两年前出院后，他有一些情绪困扰，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与落寞。那件他用来当成职业治疗的案子极为特殊，活像是从侦探小说里直接搬下来的场景。一个上锁的房间，扑朔迷离的侦察过程，令人无法满意的结果。他常觉得坐在那个上锁的房间里的人是他自己，而不是一具无生命的尸体。
他找到了凶手，而虽然“推土机”在审判中以银行抢劫案以及相关命案把凶手起诉定罪，可是那人其实是完全清白的，正如布莱钦今早所言。之后他发现“推土机”有点儿棘手，因为整件事情修来改去，都是奥尔松刻意的操纵，不过他们的交情其实不坏。马丁·贝克并不讨厌“推土饥”，他甚至喜欢跟他说话，虽然他也乐于在这位检察官的案件中当个绊脚石，就像他今早所为。
不过，好运再度降临——它化身为雷亚·尼尔森而来。他见到她才不到十分钟，就发现自己备受吸引，而她也毫不隐瞒对他的好感。对他来说，与她邂逅的最大意义或许是，至少一开始是，他终于遇到一个能立刻领会他心思的人，而且这人的想法、欲念、尚未出口的问题全都清楚写在脸上，没有误解，也不必有错综复杂的联想。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两人经常见面，不过只在她的寓所。
她在突利路拥有一栋公寓，自住之外也招租房客，去年开始生意每况愈下，快成了人民公社。
好几个星期过去，她才开始到他科曼街的住所来。那天晚上她下厨做晚餐，因为美食是她的兴趣。那天晚上她也显露了其他兴趣，而且发现两人颇有雷同。
那一晚甚是美妙。对马丁·贝克来说，恐怕是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一次。
翌日早晨他们共进早餐，马丁·贝克一面准备碗盘一面看她穿衣。他看过她裸体不下数次，不过他强烈感受到，要他看腻恐怕得等多年以后。雷亚·尼尔森颇为强健，体态匀称，说她壮实也不为过，而她的躯体更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敏捷与和谐，正如她不同于一般人的五官，深邃浓烈，非常有个人特色。他最喜欢她身上的五样东西，那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五样：不妥协的蓝眼眸、圆而平的胸部、浅棕色的大乳头、耻骨处一团漂亮的耻毛，以及一双脚。
雷亚发出粗犷的笑声。
“继续看吧，”九九藏书她说，“有时候被人看还真开心。”说着拉上长裤。
没多久，两人烤面包抹橘子酱配茶，就这么吃着早餐。她看来有心事，马丁·贝克知道为什么。他自己也很苦恼。
几分钟后她离去，告别时她说：
“谢谢你，这么棒的一夜。”
“谢谢你自己吧。”
“我会打电话给你，”雷亚说，“不过要是你觉得度日如年，那就打给我。”她又现出若有所思的烦恼神色，接着双脚往红色木屐里一套，突然冒出一句：“再见了。再谢一次。”
马丁·贝克那天没事。她离开后他冲了个澡，换上睡袍躺在床上。他依然觉得困惑。他起身离床，望着镜中的自己。谁也不能否认，他看来真不像四十九岁，可是你也得承认，他确实四十九了。在他自己看来，他的外表多少年来都没有明显的改变，颀长的身材，淡黄的皮肤，宽大的下颚。头发既无变白的迹象，发际线也没有往后退。
这一切是幻觉吗？还是因为他希望自己保持这样？
他又回到床上，仰面躺着，双手交握枕在脑后。
他刚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话说回来，他也制造了一道看似没有答案的难题。和雷亚鱼水交欢的滋味妙不可言。可是，真实的她是什么模样？他不确定自己愿不愿意把那句话说出口，或许他应该说出来。不是有个人说过，住在突利路那栋房子里的是什么？半是女人，半是暴徒。
蠢话，可是很贴切。
昨夜的缠绵滋味如何？
就肉体而言，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不过，他这方面的经验其实不多。
她是什么样的人？他必须先回答这个，才能进到核心问题。
她认为两人在一起很有趣。有时候她会大笑，有时候他又以为她在哭。
目前一切都好，可是他的思绪突然一转。
没有用的，阻力太多了。
我比她大十三岁，我们都离过婚。
两个人都有孩子，就算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洛夫十九岁，英格丽就快二十三了，她的孩子却都还小。
我六十岁准备退休时，她才四十七。
行不通的。
马丁·贝克没有打电话给她。一天天过去，那夜过后一个星期，他的电话在早上七点半尖声响起。
“嗨。”雷亚说。
“嗨。谢谢你上星期的那一天。”
“彼此彼此。你很忙吗？”
“一点儿也不忙。”
“老天，当警察的一定忙，”雷亚说，“对了，你什么时候需要去上班？”
“我的公寓平静无事，不过到了市区情况就会截然不同。”
“多谢，我知道街上是什么样子。”她顿了顿，干咳一声，这才说道：“现在说话方便吗？”
“我想可以。”
“那好。只要你说个时间，我都可以出来。最好在你家。”
“或许我们可以出去吃点儿东西。”马丁·贝克说。
“对，”她说，不过语气颇为踌躇。“或许吧。这年头穿木屐出去吃东西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我晚上七点钟到。”
对他们两人来说，这段对话虽然简短，却举足轻重。他们的思绪总是跑在同样的轨道上，照理说这回也是。或许两人在这桩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会有类似的看法。
雷亚七点钟准时到达。她踢掉红木屐，踮起脚去吻他。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问。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因为你思考之后，”她说，“觉得不会有好结果？”
“大致如此。”
“大致如此？”
“确实如此。”他说。
“所以我们不能同居、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或是做其他的蠢事。要不然事情会变得太复杂，一段美好的恋情很可能变得万劫不复、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没错，”他说，“你或许说得对，不管我多么不想承认。”
她清澈、奇异、淡蓝色的眼眸直望进马丁·贝克的眼底。
“你不想承认吗？”
“对，可是我得承认。”
一时之间，她似乎无法自持。她走到窗口，把窗帘往旁边一撩，含糊地说了什么，而他完全听不清楚。几秒钟后她说话了，依然没有转过头来：
“我刚才说我爱你。我现在很爱你，而且可能会爱你很久。”
马丁·贝克觉得手足无措。他走过去，张开双臂揽住她。
她随即从他的怀抱里扬起脸蛋，说：
“我的意思是，我表明了我的立场，而且会继续表明，直到我们两人都愿意把话说清楚。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
“有。”马丁·贝克说，“那我们要不要出去吃东西？”
他们很少出外吃饭，这回他们去了一家很贵的餐馆，招待和领班带着嫌恶的眼神看着雷亚的木屐。事后他们走路回家，又躺在同样的床上，虽然两人事前都没有这样的打算。
就这样，快两年了，雷亚·尼尔森来过科曼街无数次。她当然多少在房子里留下了记号，尤其是厨房，它现在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她还在床头贴了一张毛泽东的海报。马丁·贝克对政治从不发表意见，这一回仍是一个字也没说。倒是雷亚说：
“如果哪个人要替你写一篇家居专访，你或许得把它拿下来，如果你没胆子把它留在那里的话。”
马丁·贝克没答腔，可是想到那张海报可能会触怒某些人，他当时就决定让它留在那儿。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他们一进马丁·贝克的屋子，雷亚立刻脱掉凉鞋。
“该死的鞋带，磨脚，”她说，“不过一两个礼拜后就会适应了。”说完她把凉鞋往旁边一扔。“轻松多了，”她说，“你今天表现很不错。有几个警察会答应作证回答这些问题？”
马丁·贝克还是不出声。
“一个也不会，”雷亚说，“而且你的证词扭转了整个局势。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她仔细端详自己的脚，说：“漂亮的凉鞋，可是磨死人了。脱掉的感觉真好。”
“如果你喜欢，可以把其他的也脱掉。”马丁·贝克说。
他认识这女人够久，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她会立刻剥掉全身的衣服，要不就是开始谈完全不相干的事。
雷亚瞥了他一眼。有时候她的眼眸看来特别明亮，他想。
她张口想说什么，只是话没说出口，反而一把剥掉身上的衬衫和牛仔裤，在马丁·贝克还没来得及解开外套纽扣之前，她的衣服已经摊在地板上，自己裸着身子躺在床上。
“老天，你脱衣服可真慢。”她说，嗤笑着。
她的心情突然变了，她的好心情也显露在她的姿势上：整个人面朝上仰躺，双腿直伸大张，这是她认为最有乐趣的姿势，不过这并不代表她向来或常常认为这是最好的姿势。
他们同时到达高潮，这一天的必然结果。
雷亚在衣柜中摸出一件淡紫色的针织毛衣，这显然是她最喜欢的一件衣服，没有它就失了她的完整性，所以她很难把它留在突利路。毛衣还没穿上，她已经开始谈起食物来。
“来份热腾腾的三明治怎么样？三个？还是五个？我买了各式各样的作料、火腿、鹅肝酱，还有会是你这辈子吃过的最棒的特级乳酪。”
“我相信。”马丁·贝克说。
他站在窗边，听着清晰的警笛声，虽然他住的地方非常僻静。
“五分钟就好了。”雷亚说。
每一回他们睡在一起，都是同样的情形。事后她会立刻变得极度饥饿。有时候她简直迫不及待，光着身体就冲到厨房去做吃的。她对美食的偏好毫不妥协。
马丁·贝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正好相反。确实，他和妻子才离婚胃痛似乎就不治而愈。他很难断定自己的胃痛是因为妻子怪异的烹饪还是心理作祟引起的，不过在热量方面他依然很容易满足——尤其是值勤或雷亚不在身边时，几个奶酪三明治外加一两杯牛奶就可以打发。
不过，雷亚热腾腾的三明治实在很难抗拒。马丁·贝克吃了三个，又喝了两瓶啤酒。雷亚则狼吞虎咽了七个，灌了半瓶红酒，十五分钟后她又饿得开始搜刮冰箱，找更多的东西吃。
“你要不要留下来过夜？”马丁·贝克问。
“噢，好啊，”她说，“今天像是那样的日子。”
“什么样的日子？”
“当然是适合我们两个的日子。”
“噢，那样的日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庆祝瑞典国庆，还有国王命名节。等我们醒来，我们必须想点儿有创意的事情做。”
“噢，我想那可以安排。”
雷亚蜷在扶手椅上。多数人会觉得她那种奇怪的姿势和那件怪里怪气的毛衣很滑稽，可是马丁·贝克不这么想。过了一会她看似睡着了，可是这时她又开口说话了。
“你刚才强暴我的时候我正有话想说，现在我想起来了。”
“是吗？你想说什么？”
“那个女孩儿，瑞贝卡·林德，她会怎么样？”
“没怎么样。他们会放了她。”
“有时候你说话可真蠢。我知道他们已经放了她，问题是，她的心理会不会怎佯，她能照顾自己吗？”
“噢，我想可以吧。她不像时下同龄的年轻人那般麻木又被动。至于那场审判——”
“对了，那场审判。她从那场审判中学到了什么？大概只学到，你什么都没做，却可能被逮捕甚至被送去坐牢。”雷亚蹙起眉头。“我很替那女孩儿担心。在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社会，制度又和你格格不入，你很难靠自己过日子。”
“据我了解，那个美国男孩儿还不坏，真心想照颐她。”“说不定他根本照顾不了她。”雷亚边说边摇头。
马丁·贝克默默望着她，半晌才说：
“我很想反驳你，可是其实我看到那女孩儿的时候也挺担心的。然而，很不幸，我们帮不了她多少忙。当然，我们可以私下帮助她，用钱接济她，不过我想她不会接受那样的帮助，再说我根本没有钱给她。”
雷亚挠后颈挠了好一阵。
“你说得对，”她说，“我想她是那种不会接受施合的人，她连去社会福利局都不愿意。或许她会去找份工作，可是她永远也不会找到。”她打了个哈欠。“我没有力气再想了，”她说，“不过有件事很清楚。瑞贝卡·林德在这块土地上绝对不会成名。”
这话她说错了。没多久她就睡着了。
马丁·贝克走进厨房，清洗碗盘整理东西。雷亚醒过来时他还在厨房，他听到她扭开电视。她自己家不买电视，应该是考虑到孩子的关系，不过偶尔她也喜欢看看他的电视。他听到她的叫声，于是放下手边的事，走进卧室。
“现在正在播新闻快报。”她说。
他错过了开头，不过主题依然清楚，新闻主播的声音听来庄严肃穆。
“暗杀发生在抵达皇宫之前。正当车队通过之际，威力极为强大的炸药自街道地下引爆，来访的总统和防弹车中的其他乘客当场丧生，被炸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汽车被抛到附近一座大楼顶端。许多人在这场爆炸中丧命，其中好几名是安全人员，还有当地的老百姓。该市警察首长宣布，目前确定已有十六人丧生，不过最后的数字很可能会高出许多。他同时强调，这次国宾到访的保安措施至为严密，堪称该国历史之最。暗杀事件发生后，法国一家广播电台立即报道，指出一个名为ULAG的国际恐怖组织已经承认，此次突击行动是他们所为。”
主播拿起电话，仔细听了数秒后说：
“现在，我们要播放一段由卫星转播的影片，这是美国一家电视公司制作的，它全程转播了这次国宾访问，没想到却以悲剧收场。”
广播影像很差，可是画面仍然令人反胃欲吐，根本就不应该播放。
一开始是总统99lib.
座机抵达的画面，这位贵宾正对着接机的人群挥手，一脸的蠢相。接着他无精打采地检阅了仪仗队，与主人寒暄问候时脸上的笑容也僵硬如水泥。接下来是一些车队的画面。安全措施似乎非常严密，没有出错的可能。
接着是这段影片的高潮。这家电视公司似乎是出于策略考虑或是幸运吧，他们在那个地点安排了一个摄影师。如果他的位置再近个五十码，恐怕如今已不在人世。反过来说，如果他再远个五十码，恐怕什么精彩画面也拍不到。一切都在电光石火问发生：一开始是冲天的巨大浓烟，汽车、动物、人体全都被抛到半空，四分五裂的血肉之躯被一团有如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的浓烟所吞没。接着摄影师左右摇镜头，拍摄周围的景物，那是个漂亮的场景，喷泉正喷出水柱，还有一条椰树成行的林荫大道。接着一团可怕的黑影扑到眼前，它可能是一辆汽车的一部分再加上不久前还活生生的一个人。
播报影片的记者从头到尾喋喋不休，以似乎只有美国记者才有的热切而兴奋的语气评论个没完，仿佛因为刚刚目睹了世界末日而欢欣鼓舞。
“噢，老天，”雷亚说着，一面把脸埋进抱枕。“我们居住的是个什么样的可怕世界。”
对马丁·贝克来说，这件事情更令他难受。
瑞典的新闻播报员又一次出现，他说：
“我们刚接获消息，暗杀现场有一位瑞典警方派去的特别观察员，斯德哥尔摩制暴组的贡瓦尔·拉尔森探员。”
荧幕上出现贡瓦尔·拉尔森一幅静止的画面，看起来有些弱智，而且他的名字，跟往常一样又拼错了。
“遗憾的是，目前拉尔森探员的下落如何，我们毫无线索。接下来的新闻报道是广播电台正常时段播出的新闻。”
“他妈的，”马丁·贝克说，“真是他妈的。”
“怎么回事？”雷亚问道。
“贡瓦尔，只要有狗屎的地方他一定会踩到。”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他。”
“我喜欢他，虽然我不常.９９lib.挂在嘴上。”
“你心里想什么就应该说出来，”雷亚说，“来，我们睡觉去。”
二十分钟后，他已经面颊贴着她的肩膀，沉沉进入梦乡。
她的肩头很快就麻木了，接着是整只手臂。她没有移动，只是清醒地躺在黑暗中，爱恋着他。
第五章
从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开出的最后一班夜车停在罗特布鲁，这一站只有一个人下车。
那人一身深蓝色牛仔装，脚穿黑色球鞋，快步走过月台和台阶，可是一等到车站明亮的灯光被抛在身后，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他继续不疾不徐地走着，穿过郊区地带较为老的别墅区，经过篱笆、矮墙和围着各家花园的美观树篱。夜凉如水，可是非常安静，空气中充满花香。
这是天色最暗的子夜时分，离夏天只有两个礼拜，墨蓝的六月天空低低地笼罩在他的头顶上。
道路两旁的房屋漆黑安静，唯一的声响是那人的橡胶球鞋踩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
在火车上，他一路魂不守合、紧张不安，可是现在他已冷静下来，放松心情，任由思绪驰骋。他的脑海闪过芬兰诗人艾尔默·迪托尼尔斯的一首诗，节奏正好配合他的脚步：
沿着道路小心行走，
但千万别去数算你的步子，
因为恐惧会让你却步。
他偶尔也尝试作诗填词，他不在乎结果如何，他喜欢读诗，对喜爱的诗作也能默背不少。
他一面走，一面紧握着那根一英尺长、塞在牛仔外套右手袖子里的厚实铁棒。
穿过宏波达瓦，他慢慢靠近住宅区，他的步伐更加小心翼翼，神态也更警惕了。到目前为止，他没遇见一个人，眼看目标在望，他希望在达到目的地之前，运气不要用完。他觉得在这个地区比较容易曝光，因为花园都盖在屋宅后面，房前只有窄长的花圃，而人行道的花床、灌木、树篱都过于低矮，不足以提供掩护。
道路两旁的房屋只有颜色不同，一边全部漆成黄色，另一边则一概红色。至于外观则一模一样，都是两层楼的木屋，复斜式的屋顶。房屋之间都有个车库或工具间，挤在中间像是连接，又像是分隔。
那人的目标是这排住宅最远的那栋。建筑物到此为止，再过去就是田野和草原了。他迅速钻进街角一栋房屋的车库，两眼逡巡，打量着马路和各家的阳台。他没看到任何人。
那个车库没有门，也没停放汽车，只有一辆女用脚踏车靠在人口门廊的墙壁上，正对着一个大垃圾桶。再往前看，墙壁尽头矗立着两个很大的板条箱。他原本很担心有人会把箱子移走。这是他事前就选好的，因为很难再找到这么理想的藏身之地。
两个大木箱和墙壁之间的空间很窄，不过足够他侧身挤进去。他屈身躲在这两个和棺材大小相仿的结实的松木箱后头，等到确定自己完全藏好，这才从袖中拿出铁棒来。他俯卧在湿冷的水泥地上，左臂屈起，脸埋在臂弯中，右手紧握着的铁棒依然带有身体的余温。现在他只需等待，因为外头的夏夜天空已经慢慢透出光亮。
他被鸟儿的啁啾声吵醒。他屈膝跪起，看看手表。快四点半了。太阳刚刚升起，他还得等上四个钟头。
将近六点，屋内开始有声响传来。那些声音时断时续，很微弱，木箱后的男人真想把耳朵贴到墙壁上听个仔细，可是他不敢，害怕被路人看到。从两个木箱问的缝隙中，他可以看到一小段马路和对面的房子。一辆车开了过去，接着他又听到附近有引擎启动，不久又是一辆车开过。
六点半，他听到墙壁那面有脚步声，像是有人穿着厚底木屐。踢踏声不断消失又响起，如此好几回后，他听到一个低沉的女声清楚地说：“再见，我走了。你今天晚上会不会打电话给我？”
他没听清楚回答，只听到前门开了又关上。他动也不动，一只眼紧紧贴着木箱的缝隙。
穿着木屐的女人走进车库。他看不到她，只听到她“喀嚓”
一声打开脚踏车锁，接着是踩在石径走向马路的沙沙声。他唯一瞥见的是她骑单车经过时的身影：白色长裤，黑色长发。
他看着马路对面的房子。他只能看到一扇窗户，百叶窗是放下的。他的左臂紧紧夹住外套里的铁棒，从木箱后头走出三步，一只耳朵贴上墙壁细听，眼睛依然盯着马路。一开始他什么也没听见，不久就听到有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处。
路上空无一人。远处传来狗吠和柴油引擎的轰鸣，但是附近却安静得很。他戴上一直卷在外套口袋里的手套，迅速沿着车库墙壁行至屋角，一只手把前阳台的门把手一压。
不出他所料，门没锁。
他让门开着，听到楼上传来脚步声，就立刻往依然空旷的马路上扫了一眼，随即溜了进去。
瓷砖阳台比铺着拼花地板的走道要低一截，他站在阳台上往右看，视线穿过走道，望进偌大的客厅。这问房子的格局他已经摸得很熟了。右手边有三道门，中间那扇洞开的是厨房，浴室在走道左侧的最后一间，接着是通往二楼的阶梯。再过去是客厅的一部分，不过他看不到，只知道它面向后头的花园。
他的左边悬挂着一排外出服，衣服下头的瓷砖地板上排放着橡胶长靴、几双凉鞋和皮鞋。正前方，也就是阳台门的正对面，又是另一道门。他打开这扇门，进去后无声无息地把它关上。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储藏室兼设施间的地方。供应中央暖气的锅炉、洗衣机、烘干机及抽水马达沿着暖气设备后的一面墙壁并排放着，另一面墙壁则靠着两个大橱柜和一张工作长椅。他往橱柜里瞥了一眼，一个柜子里挂着一套滑雪装、一件羊皮外套和几件很少穿到或是夏天用不上的衣物。另一个柜子里是几卷壁纸和一大桶白色油漆。
楼上的声响停了。男人右手握着铁棒，把门打开一条缝，侧耳倾听。
楼梯上突然响起下楼的脚步声，他急忙关上门，但是依然留在原地未动，一只耳贴在门上。现在脚步声没那么清楚了，或许是因为外头那个人不是打赤脚就是穿着袜子。
厨房一阵叮当作响，像是一个盘子掉落在地上。
一阵静默。
接着是脚步走近的声音。男人把铁棒握得更紧了，可是他旋即松开，因为他听到浴室的门打开，接着是马桶冲水的声音。
他又把门打开一条缝，向外窥望。除了哗啦的水流声，他还听到一种怪异的声音，像是有人一面唱歌一面刷牙。接着是漱口、清喉咙和吐水声。歌声又起，这回更清楚，也更有力。虽然频频走音，他依然听得出那首歌的曲调——起码二十五年没听过了。这首歌应该叫《马赛姑娘》，他想。
“一个漆黑的夜晚，地中海的月光下，我静静躺在巷弄里，那个旧港湾的边上……”
浴室传来声响，有人转开了莲蓬头。
男人走出房门，蹑手蹑脚地潜到半开的浴室门前。冲水的喧哗并没有将歌声淹没，还时不时夹杂着擤鼻涕、喷鼻息、喘气的声音。
男人一手握着铁棒，往浴室里张望。他看到一个光溜溜的背脊，肩胛骨之间和照理说是腰的地方挂着两团肥肉。他看到那人扁平的屁股在两条大腿上颤动着，还看到他膝盖窝突出的筋脉及长满疖子的小腿肚。他看着那人肥厚的脖子，和几根稀疏头发中闪着淡红光亮的脑袋瓜。他一面看，一面步步逼近站着淋浴的男人，心中充满了嫌恶和憎恨。他高高举起铁棒，带着满腔的仇恨力量，一下打碎了那人的恼袋。
胖男人的双脚在湿滑的磁砖上往后滑，脸朝下摔倒，头颅重重撞在浴缸边上。他整个身躯在莲蓬头下先撞出一声巨响，这才停息下来。
凶手弯下身子关上水龙头，看着鲜血和脑浆夹杂着水流一起灌入被死者的大脚趾挡住了一半的排水口。男人一阵恶心，抓起一条毛巾擦拭凶器，接着把毛巾往尸体头部一扔，铁棒往外套湿透的袖口一插，接着关上浴室门，走进客厅，打开了通往花园的玻璃门。花园草坪连接着一片广阔的田野，围绕了整个住宅区。
他踏上空旷的田野，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了另一头的树林边。一条被人踏出来的小路斜穿过田野间，他沿着小路前行。
再远处就是耕地了，嫩绿的新苗刚萌芽。他没回头，不过借着左眼的眼角余光，他可以感受到一排排的房屋，家家都有尖尖的斜角屋顶和亮闪闪的窗户。每一扇窗户都像一只眼睛，冷冷地瞪着他。前头的小石坡有着茂密的树丛，眼看树林在望，他走出小径，钻进树林。他奋力在长着尖刺的黑刺李树丛中摸索前进，这时他的铁棒滑出袖口，落人了纠结蔓生的矮树当中，跟他的人影一样消失不见了。
马丁·贝克一人独坐家中，一面听着雷亚的唱片，一面翻阅一本《经度》杂志。雷亚和他的音乐品味并不相同，不过两个人都喜欢歌手娜妮·波瑞丝，常常放她的唱片来听。
现在是晚上七点四十五分，他本想早早上床睡觉。雷亚参加孩子学校的亲师联谊会去了，再说那天早上两人已经用满意的方式庆祝过瑞典的国庆日了。
《我想念你》的歌曲才唱到一半，电话铃响了。他知道不可能是雷亚，所以慢条斯理地去接。原来是默斯塔区的巴森探长。很多人都叫他默斯塔的巴斯达，马丁·贝克觉得这个绰号很幼稚，就一直称他为默斯塔的巴森。
“我先打电话给执勤官，”巴森说，“他认为现在打电话给你无妨。我们这里的罗特布鲁出了命案，显然是谋杀。凶手用了很大的力气，一棒子打碎了死者的后脑勺。”
“死者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在哪儿？”
“出事地点是坦尼斯瓦街的一栋建筑里。屋主是个女人，显然是那人的情妇，她五点钟左右回到家时，发现他死在浴缸里。据她说，她早上六点半离去的时候他还活着。”
“你在那里待多久了？”
“她是五点三十五分打来报警电话的，”巴森说，“我们到达现场已几乎整整两个小时了。”他顿了顿，接着又说：“这起案子我们自己也能处理，不过我想还是尽早跟你说一声的好。目前很难说案情会有多复杂。凶器还没找到。”
“你希望我们插手？”马丁·贝克问。
“我知道你目前手边没有案子，要不然我绝不会来打扰你。我需要你的建议，而且听说你通常喜欢趁案子还新鲜的时候办案。”
巴森的语气听来不太有把握。他佩服所有的名人，马丁·贝克算是其中一个，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佩服他的专业技巧。
“没错，”马丁·贝克说，“你做得很对。我很高兴你这么快就打电话通知我。”这是实情。乡下的警察通常都过了太久才打电话到警政署凶杀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技巧，错误估计了调查范围，也或许是想给斯德哥尔摩的专.９９lｉｂ?家一记闷棍，自己享有破案的荣耀。等到他们终于承认自己能力不足，等到马丁·贝克和属下赶到现场时，面对的情况往往是所有的线索已遭破坏，报告没有一份合格，证人又已忘记当时的情景，而犯罪嫌疑人早就跑到塔西提岛落脚定居，要不就是已经寿终正寝。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巴森说，显然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动身。我要先打电话给科——斯卡基，看他能不能开车带我过去。”
马丁·贝克的直接反应仍是打电话给科尔贝里。他想，自己或许潜意识里还没接受两人已经不再共事的事实。在科尔贝里辞职后的头几个月，他在紧急时刻还真打过好几回电话给他。
本尼·斯卡基在家，跟平常一样，他的声音透着热切和兴奋。他和妻子莫妮卡带着一岁大的女儿住在斯德哥尔摩南区。
他答应七分钟之内赶到科曼街，到时候马丁·贝克会在楼下等他。整整七分钟后，斯卡基开着他的萨博车到了。
在开往罗特布鲁的路上，他说：
“贡瓦尔的事你听说了吧？你知道他的肚子被那个总统的脑袋击中的事儿吧？”
马丁·贝克听说了。他说：
“这样逃过一劫，他算够走运的了。”
本尼·斯卡基默默开了一段路，才开口说：
“我在想贡瓦尔的衣服。他总是把衣服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最后总是会毁掉。当时他一定全身是血。”
“一定是，”马丁·贝克说，“可是他能死里逃生，所以还是略胜一筹。”
“确实是。”斯卡基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
本尼·斯卡基三十五岁，过去六年来常常跟着马丁·贝克做事。他对伦纳特·科里贝尔和马丁·贝克的办案手法用心观察、仔细研究，自认已经学会犯罪方面的所有基本知识。他也注意到科尔贝里和马丁·贝克之间有种特别的默契，两人轻易就能看出对方的心思。他知道自己和马丁·贝克绝不可能培养出这种默契，也知道在马丁·贝克眼中，他只是科尔贝里的一个劣质替代品。这种想法常常让他在和马丁·贝克相处时缺乏自信。
马丁·贝克很能体会斯卡基的感受，因此不但极力鼓励，同时处处对他的努力表示欣赏。相识这些年来，他看着他长大成熟，知道他工作勤奋，不但平步青云，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警察。斯卡基利用余暇定期锻炼身体，练习瞄准射击，不断进修法律、社会学、心理学，对警界.99lib.的动静也随时保持耳聪目明，无论是专业技术还是体制变迁。
斯卡基也是个好司机，他对斯德哥尔摩和周围新兴郊区的熟悉程度，比起出租车司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轻易就找到了罗特布鲁的案发地点，在坦尼斯瓦街一排车辆的末尾停下车来。
几个媒体记者已经到达，不过目前正被数个穿着便衣的警察挡驾。那些警察站在他们车旁不断跟他们说话。几个摄影记者立刻认出马丁·贝克，跑上来猛按快门。通往凶宅的车道和车库都被封锁了，执勤警员敬礼，让马丁·贝克和斯卡基过去。
屋内，各路人马忙得不可开交。犯罪实验室的人正辛勤工作，一个男人蹲在走道上，在电话机旁一个低矮桌灯上采集指纹，灯光映照出另一个房间里一位摄影师的身影。
巴森探长走向马丁·贝克和斯卡基。
“你们动作真快，”他说，“要不要先看看浴室？”
浴室里的男人看起来惨不忍睹，马丁·贝克和斯卡基做完必要的检查后就出来了，一秒钟也不想多待。
“医生刚离开，”巴森说，“他说那男人死了至少八个小时，最多不超过十五个小时，那一击当场就让他毙命，医生认为凶器不是铁棍就是铁撬，或者是类似的东西。”
“他是什么人？”马丁·贝克说，头往浴室一点。
巴森叹了口气。
“很不幸，是晚报最爱生吞活剥、连骨头也不剩的那号人物。华特·裴楚斯，电影导演。”
“老天。”马丁·贝克说。
“又名沃.9９ｌiｂ?特·裴楚斯·彼得森，电影导演，他的文件里是这么写的。他的衣服、皮夹、公文包都在卧室里。”
几个站在一旁等着收尸的人不耐烦了，马丁·贝克、巴森和斯卡基于是步人客厅，让出走道的路来。
“住在这里的女人现在在哪儿？”马丁·贝克问，“还有，她是什么人？可别告诉我她是电影明星。”
“谢天谢地，她不是，”巴森说，“她在楼上。我们有个人正在跟她谈话。她叫茉德·朗丁。四十二岁，在一家美容院工作。”
“她看起来怎么样？”斯卡基问，“有没有很震惊？”
“这个嘛，”巴森说，“说受到惊吓似乎比较贴切。我想她现在应该平静下来了。她今天晚上不能睡在这里，不过她说处理完这边的事后，她市区有朋友可以让她借住。”
“你们有没有问过邻居？”马丁·贝克说。
“我们只跟左右两家的邻居谈过，还有对面那一家。没有人听到或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不过，我们明天会沿着这条路挨家挨户问，说不定还得把罗特布鲁这个地区所有的人都问遍。这种地方大家彼此都认识——孩子上同一所学校，大人去同样的商店买东西，没车的人都搭同样的巴士和火车。”
“可是这个叫华特·裴楚斯的，他也住这里？”本尼·斯卡基问。
“不，”巴森回答，“他一个星期会过来几趟，陪这位叫朗丁的女士过夜。他自己和妻子、三个孩子住在迪尔思摩。”
“通知他家人了没？”马丁·贝克问。
“通知了，”巴森说，“我们运气好——他的公文包里有一张私人医生的收据。我们打电话过去，那人似乎是他们的家庭医生，跟全家人都熟。他自告奋勇要转告死者的家人，同时帮忙照料。”
“那好，”马丁·贝克说，“我们明天也得去问问他们。现在有点儿晚，把这里的事做完就行了。”
巴森看看腕表。
“九点半，”他说，“还不算太晚。不过你说得也对，我们最好让他的家人安静一阵。”
巴森是个高瘦个子，雪白的头发和满脸的雀斑让他的脸色看来总像是被太阳晒成了浅褐色。他有着窄而长的鹰钩鼻和薄唇，加上轻手轻脚、刻意而优雅的举止，给人一种贵族的感觉。
“我想跟茉德·朗丁谈谈，”马丁·贝克说，“你刚才说楼上有个人在陪她。我现在上去方便吗？”
“当然可以，”巴森说，“没问题。你是老板，所以请自便。”
他们听到屋外传来一阵鼓噪。巴森走进厨房，往窗外张望。
“该死的记者，”他说，“就跟秃鹰一样。我最好出去跟他们说几句话。”
他朝前门走去，姿态庄严，神色肃然。
“你可以四处看看。”马丁·贝克对斯卡基说。
斯卡基点点头，走到书柜处，开始研究起书名来。
马丁·贝克走上楼梯，来到一间铺满白色地毯、格局方正的大房间。里头有八张浅色的真皮扶手椅，绕着一张巨大的圆形玻璃桌。一套非常复杂显然也非常昂贵的音响靠墙而立，漆成白色的音箱坐落在四个角落里。天花板有棱有角，从那扇大窗望出去是屋后宁静的乡村景色，空旷的田野过去，是绿荫不断变换着深浅的树林。
房间只有一道门，是关着的。马丁·贝克听到里头传来嗫嚅耳语。他敲敲门，走进房间。
房里有两个女人坐在罩着类似毛皮材质床单的双人床上。
她们静下来，抬头看着站在门口的马丁·贝克。
其中一个女人身材壮硕，比另一个高大许多。她五官鲜明，黑色眼珠，亮闪闪的中分直发披在背后。另一个女人则是苗条而凹凸有致，灵活的棕色眼眸，一头超短的黑发。
“马丁，”她说，“嗨，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马丁·贝克也很意外，迟疑片刻才回答。
“嗨，奥萨，”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巴森只说他有个人在楼上。”
“噢，”奥萨·托雷尔说，“他把他手下的人都称做‘我的人’，女的也一样。”
她转过身去，面向另外那个女人。
“茉德，这是贝克探长。他是警政署凶杀组的组长。”
那女人对马丁·贝克点点头，他也点头回礼。遇到奥萨让他很意外，此刻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五年前，他差一点儿就爱上了她。
他和她是八年前认识的。当时她的未婚夫奥克·斯滕斯特伦是他一个很年轻的同事，后来中枪殉职，和另外八个人一同丧生在一辆巴士上。奥萨为他哀伤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决定加入警界。她现在在默斯塔担任巴森的助手。
五年前在马尔默的一个夏夜，马丁·贝克与奥萨同眠共枕过。那一夜甚是美好，不过两人前后就只有那么一次。他很庆幸是这样的。奥萨是个好姑娘，每当他们因公见面，总是像朋友一般保持良好的情谊，可是在雷亚之后，其他的女人再也无法撩起他的性欲。奥萨依然未婚，显然全心投入工作，而且已经变成一个能干的女警。
“你下去找巴森，好吗？”马丁·贝克说，“他在楼下应该很需要你。”
奥萨点点头，开心地走了。
马丁·贝克深知奥萨的聪明，尤其懂得如何跟办案的对象培养感情，所以他想，自己和茉德·朗丁的谈话应该简短些。
“发生了这种事，我想你一定很难过也很疲倦，”他说，“我不会打扰你太久，不过我希望知道你和裴楚斯先生的关系。你们认识多久了？”
茉德·朗丁把头发别在耳后，双眼盯着他。
“一年了，”她说，“我们在一个派对中认识，之后他约我出去吃过几次饭。那时候是舂天，到了夏天，他开始拍片，就给了我一个化妆师的工作。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来往。”
“可是你现在并没有替他工作吧？”马丁·贝克问，“你为他工作有多久？”
“就那部电影而已。后来他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始制作新片，所以我在一家美容院找到了工作，还不错。”
“你们合作的是什么样的电影？”
“那是一部在海外才看得到的电影，没有在瑞典上映过。”
“片名是什么？”
“《午夜阳光之爱》。”
“你和裴楚斯多久见一次面？”
“大概一星期一次，有时候一星期两次。通常他会来这里，不过有时候我们也会外出吃饭跳舞。”
“他妻子知道你们的事吗？”
“知道。不过她无所谓，只要他不离婚就好。”
“他打算跟她离婚吗？”
“有时候会，刚开始的时候。不过，我想他认为保持现状也不错。”
“你的想法呢？你对现状满意吗？”
“如果他向我求婚，我可能不会拒绝，不过大体来说，我认为保持这样也不错。他人很好，也很慷慨。”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关于谁.９９ｌｉb?杀了他这件事？”
茉德·朗丁摇摇头。
“我一点儿想法也没有，”她说，“这简直是丧心病狂。我不能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她静默了一会儿，他仔细端详她。她似乎镇定得出奇。
“他还在楼下吗？”她终于开口问道。
“不，他已经不在楼下了。”
“这么说，我可以留在这里过夜了？”
“不行，我们还没调查完。”
她黯然地看着他，耸耸肩。
“没关系，”她说，“我可以到城里过夜。”
“你今天早上离开的时候，他看来怎么样？”马丁·贝克问。
“跟平常一样，没什么特别。我通常都比他早离开，他不喜欢早上赶来赶去的。有时候我们会一起进城。他进城一向都搭出租车，而我通常都是骑单车到车站坐火车。”
“他为什么要搭出租车？他自己有车，不是吗？”
“他不喜欢开车。他有一部宾利，不过多半是别人接送他。”
“别人？什么人？”
“他老婆，或是他公司的人。那个替他整理花园的人有时候也开。”
“他的公司有几个员工？”
“只有三个。一个人管账，一个秘书，还有一个负责合同和销售之类的。他制作电影的时候会多雇几个人手，看需求而定。”
“他都制作什么性质的电影？”
“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坦白说，都是色情片，不过很有艺术性。他曾经拍过一部很有抱负的电影，演员一流，各方面都很严谨，是根据一本著名的小说改编的，我记得在某个影展里还得过奖。不过那部片子没替他赚到多少钱。”
“现在，他靠那些影片赚了很多钱？”
“没错，很多很多的钱。他替我买了这栋房子。你陔去他位于迪尔思摩的住宅看看。那是一栋真正的别墅，有个很大的花园，游泳池等应有尽有。”
马丁·贝克慢慢地了解到华特·裴楚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对于他身边的这个女人，他没有把握。
“你爱他吗？”他问。
茉德·朗丁望了他一眼，似乎觉得这问题很好笑。
“坦白说，不，我并不爱他。不过他对我很好，很宠我，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干涉我的事。”
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他长得并不好看，也不是个好情人。他性功能有问题，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我嫁过一个真正的男人，婚姻维持了八年。五年前，他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那么，除了裴楚斯之外，你还有别的男人？”
“是的，有时候，如果遇到我喜欢的。”
“而他从来不会嫉妒？”
“不会，不过他要我告诉他我跟别人做爱的细节，而且要巨细靡遗。他喜欢那一套。为了让他高兴，我总是编一大堆。”
马丁·贝克看着茉德·朗丁，她坐得笔直，平静地迎视他的眼神。
“可不可以说，你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他的钱？”他说。
“没错，你可以这么说。不过我可没把自己看成是娼妓，就算你是这么看我。我对钱的需求很大。我喜欢一些钱才买得到的好东西。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又没有显赫的学历，除非靠男人，否则很难有钱。如果我算是娼妓，那么大部分已婚的女人都是。”
马丁·贝克站起身。
“谢谢你愿意跟我谈话，而且这么诚实。”
“你不需要为这个谢我，我一向很诚实。我可以去找我的朋友了吗？我很累了。”
“当然。不过你得告诉巴森探长要怎么联络你，好吗？”
茉德·朗丁站起来，拎起一个一直放在床头的白色真皮小提包。马丁·贝克目送她离开房间。她背脊挺得笔直，看来冷静而理智。她修长、充满活力的身躯均匀而结实，比起那个又肥又矮的电影导演来，势必高出整整一个头。
他想到她刚才说，钱可以买到很多好东西。华特·裴楚斯确实用他的钱买到了一个漂亮的好女人。
第六章
明确的医学报告出炉，将华特·裴楚斯的死亡时间锁定在早晨六点到九点之间。茉德·朗丁说，她六点半离家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这点无可怀疑。不管是奥萨·托雷尔还是马丁·贝克，都认为她和这起命案没有任何关系。
前门没锁，所以有人潜入屋内把正在洗澡的裴楚斯吓了一跳并非难事，可是凶手是如何到达现场而没有被人看见这点就比较费解。这人最可能是开车过来，要不就是搭火车，但奇怪的是，邻近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大家都互相认识或是至少知道邻居和彼此车型的地区，照理说在六点半到九点之间被人看见的几率最大。这是所有人最活跃的时段——男人出门上班，孩子走路上学，留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开始清扫或整理花园。
然而，虽然警方挨家挨户敲门询问了好几天，几乎问遍了罗特布鲁区的居民，就是没有人注意到任何人或是和命案有关的蛛丝马迹。巴森和他的“人”——主要就是指奥萨·托雷尔，推测凶手就住在附近，但也没查到认识裴楚九九藏书斯或是有动机杀害他的人。
马丁·贝克和本尼·斯卡基则把时间花费在弄清华特·裴楚斯的私人生活、职业活动和财务状况上。最后这一项尤其困难，几乎在黑暗中摸索。华特·裴楚斯似乎涉及大笔逃税。他的影片一概卖到海外，想来在瑞士银行里的存款颇为丰厚。毫无疑问，他在作账和报税方面一定动了手脚，要不就是雇了高明的法律顾问。马丁·贝克对于这类逃税勾当一无所知，正好乐得让这方面的专家去查清真相。
裴楚斯影业公司的办公室在尼伯罗格街上。那间办公室过去是个公寓，改装后装潢得漂漂亮亮的，有六个房间，一个厨房。三名员工都有自己的办公室，现代化的办公家具配上贴着瓷砖的火炉、橡木墙壁和灰石天花板，感觉出奇地不协调。华特·裴楚斯自己占据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房间，里头有一张兰花楹木做的巨型办公桌，还有高高的窗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容纳十人的放映室，另外一问似乎是档案室和储藏室。
马丁·贝克和斯卡基花了好几个早上坐在放映室里，试图为华特·裴楚斯的制片事业做一番评估。他们把一部片子从头看到尾，加上另外七部的精华版，结果一部比一部令人咂舌。斯卡基一开始还因为不好意思而局促难安，可是没多久就开始打哈欠。那些片了的拍摄技巧十分拙劣，茉德·朗丁说片子“很有艺术性”不只是夸张，简直是睁眼说瞎话。马丁·贝克心想，在这方面她并不诚实，除非她一点儿判断能力都没有。
那些演员——如果能用这个词汇来形容那一群出现在银幕上却显然是业余的圈外人的话——大部分是赤身露体。就算有人穿着衣服，目的也是为了尽快把它脱掉。
所有的影片中，有三个十来岁的少女不断出现——有时是个别出现，有时则是一起出现在同一部影片中。其中一位似乎尴尬得很，当她蠕动着舌头、卖弄着眼神，身躯显然遵照摄影机后头某人的指示而像条鳗鱼般扭来扭去之际，时不时会惶惶不安地瞥向镜头。年轻的男主角除了一个是黑发外，其他清一色是金发俊男，体格健美。道具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动作都在同一张老沙发上拍摄，只是沙发套偶尔会换。
似乎只有一部片子还算有情节可言，也就是茉德·朗丁提到的那部《午夜阳光之爱》。片子应该是在斯德哥尔摩的外岛上拍的。一开始主角就现了身，是个年约十五岁的女孩儿，划着独木舟来到一个小岛，打算以瑞典的传统方式庆祝仲夏。她带来一个野餐篮，里头有一瓶阿瓜维特酒。、几个玻璃杯、碗盘、银器、一条麻质的白色桌巾、一棵莴苣和一条面包。
把野餐篮和一根钓竿带上岸后，女孩儿立刻罗衫褪尽，嘴巴张开，眼睛低垂，用奇怪而缓慢的动作搔首弄姿起来。接着她在水边坐下，双腿张开，开始用那根鱼竿的把手自慰。在一甩头又放出几声呻吟后，她用灵活的身手抛出鱼线，立刻钓上来一条巨大的死鲑鱼。有了这样的收获，她开心地在石头间跳来跳去，时而张腿，时而扭臀，还挺着胸脯。好一阵子之后，她用在岸边摊放的漂流木，快速生起了很旺的篝火，然后把那条鱼放在火上的烤肉叉上。接着她摊开桌巾，在一个像是香槟酒杯的东西里倒入阿瓜维特酒。
她正喝着酒，一个全身赤裸的金发青年出现在海面上。她邀他共餐，杯觥交错之下——两人共饮一杯酒——他们将鲑鱼吃下肚，那玩意这会儿已经烤好而且切成薄片了。虽然太阳依然高挂在天空，但夜晚已经降临，这对年轻男女于是绕着篝火，开始跳一种仪式般的舞蹈。接着两人手牵手走向小岛碧绿的草原，正好发现一个干草堆，接下去的十五分钟，两人以二十种不同的姿势不断交媾。最后一幕，两个年轻人慢慢走进铺满阳光、金光灿烂的海面。
本片结束。
裴楚斯影业公司的行销经理建议他们多看几部同一类型的影片，例如《瑞典爱与欲》、《瑞典夏娃的三夜春宵》，可是马丁·贝克和斯卡基已经看够了，婉拒了他。据那位经理说，《午夜阳光之爱》是该公司最热门的大片，版权已经卖到八个国家，一开始就现身的女孩儿目前就在其中一个国家拓展演艺事业，是哪个国家马丁·贝克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意大利吧。经理还告诉他们，裴楚斯先生已经安排另一个女孩儿和一家德国公司合作，所以那些女孩子收入囊中的酬劳很可能远远超过一千克朗的一般行情。
马丁·贝克决定把斯卡基留在裴楚斯影业公司继续摸摸弄弄，自己则离开去拜望死者的家人。他星期五已经打过电话到迪尔思唪的裴楚斯家，可是只和家庭医生说了话，医生简洁而权威地告诉他，裴楚斯太太的现状并不适于见客，更别说是警察。医生说得开门见山：如果他不让那位可怜的遗孀起码过个安静的周末，那他就是残忍无情。
现在周末已过，这天是七月十日，当马丁·贝克走出影业公司来到尼伯罗格街上，阳光正灿烂。夏天才刚开始，假期已经到来，人行道上挤满了人群，个个带着程度不一的亢奋。他走到路的尽头，朝厄斯特广场行进，到了第七管区的新警察局，他走进去，上楼借打了一个电话。
裴楚斯家里的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她要他稍待，结果老半天才回来，说裴楚斯太太巳准备好接见他，条件是他不能停留太久。
他保证不会久留，接着就叫了辆出租车。
裴楚斯位于迪尔思摩的那栋豪宅被一个公园般的大花园围在中央，通往院内的车道上种着成排高耸的白杨。高大厚重的铁门开着，出租车司机问要不要开进去，马丁·贝克说停在铁门外就好。他付了钱，踏出车门。
马丁·贝克走在车道上，一边端详着别墅和周围的环境。
沿路的树篱很高很密，都经过仔细修剪，颇具美感。进入树篱后，车道一分为二，一条继续向右延伸，通往一个大车库。偌大的花园看来维护得极好，草坪上有数条狭窄的石径蜿蜒在矮树丛和花坛之间，从白杨的高度和果树的年龄看来，整栋建筑的格局应该是多年前的设计。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照理说你会看到一栋古屋坐落其中，就像这种富人区常见的老宅邸，可是马丁·贝克沿着新挖的石径而行，迎面所见却是一栋现代化的两层建筑，平直的屋顶，巨大的窗户。
他手指还没来得及按上电铃，一个穿着黑衣、裹着白色围裙的中年女人就为他开了门。她一语不发地在前带路，两人穿过一个大厅，经过一个宽大楼梯又走过两个房间，她终于在一个拱形的宽大入口前停下脚步。拱门开向一个满是阳光的房间，最远的一道墙整面都是玻璃。
经过抛光处理的松木地板设计成下陷式样，马丁·贝克没看到那一级台阶，等于是跌进房间去的。华持·裴楚斯的遗孀正等着他，倚在那面玻璃墙边.99lib.角的一张阳台躺椅上。外头的露台上排着好几张同样的躺椅，就像游轮上的日光甲板。
“去！”她边说边挥手遣走那个一身黑衣的女人，就像挥走一只苍蝇。
女人转身离开，裴楚斯太太又变了心意，说：“先别走，等一等。”
她望着马丁·贝克问：“组长，你想喝点儿什么吗？咖啡、茶、啤酒？还是来一杯？我自己要一杯雪利。”
“谢谢，”马丁·贝克说，“啤酒就很好。”
“一杯啤酒，一大杯雪利，”她用命令的口吻吩咐道，“还有，彼得森太太，请拿些荷兰乳酪饼干来。”
马丁·贝克心里暗自称奇，华特·裴楚斯·彼得森的遗孀和她的女仆姓氏竟然相同，还是这种幸好人数稀少的管家职业时下都是这个称呼？这两个女人的年纪一定不相上下。
他事前已经调出裴楚斯太太的背景资料，知道她的娘家也姓彼得森，教名是克莉丝提娜·艾蜜拉，虽然她这些年自称为克莉丝。她今年五十七岁，嫁给裴楚斯已有二十八年。她年轻时做过办公室工作，婚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在裴楚斯经营的一家电影公司当秘书。至于华特·裴楚斯这位电影导演，当时算是个新崛起的人物，多年来一直以沃特·彼得森为人所知，他做过改装二手车的勾当，一个获利丰厚不过不算是光明正大的行业，后来政府对这个行业的管控趋于严格，他只好另谋出路。
马丁·贝克站在房间中央注视着躺椅上的女人。她染过头发，化妆下透着日晒的痕迹，剪裁合度的黑色麻九九藏书
质长裤上罩着同色的山东绸缎衬衫。她非常之瘦，时髦波浪发型下的脸庞显得痛苦而疲惫。
他走近她，一面说着安慰和必须打扰的道歉话，这套台词他不知已经用过多少回，她则优雅地伸出一只满是皱纹的小手。
他其实有点儿手足无措——角落里的躺椅是唯一的一张椅子。不过，她终于站起身，走向摆放在房间中央的两张巨大皮质沙发，沙发一左一右，中问是一张大理石面的长桌。她坐进一张沙发的一角，马丁·贝克随即在她对面坐下。
那道玻璃墙配有拉门，墙外有个铺着瓷砖的露台，下头是个游泳池。游泳池过去，大片草坪斜铺而下，连接着离房子五十码外的一排高大桦树。浓密平整的草坪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花床。透过如烟如雾的桦树丛，他可以瞥见瓦他湖一抹蓝色的水面。
“很美的风景，对不对？”克莉丝·裴楚斯顺着马丁·贝克的视线望去，说道：“很可惜九九藏书，湖边那块地不属于我们，要不然我会把桦树砍掉，好把湖景看得清楚些。”
“桦树也很漂亮。”马丁·贝克说。
彼得森太太走进来，把托盘放在桌上，递给马丁·贝克一杯啤酒，又把一大杯雪利酒和一盘乳酪饼干放在裴楚斯太太面前。她拿起托盘离开了房间，从头到尾一声也没吭。
裴楚斯太太拿起酒杯，啜饮前先对马丁·贝克点了点头。
接着她放下酒杯，说道：
“我们一直都很喜欢这里。六年前买下这块地的时候，房子简直破得可怕，后来我们把它铲平了，盖上了现在这拣。这是华特一个建筑师朋友替我们设计的。”
马丁·贝克相信，住在原来的老宅里一定比现在愉快些。
到目前为止，他只见到这房子的空洞和冷漠，而过度现代且势必所费不赀的装潢设计，似乎也是炫耀的目的多于舒适和温暖。
“这么大的窗户，冬天不是很冷吗？”马丁·贝克拉家常般问道。
“噢，不会，我们的天花板有循环暖气，地板下也有暖气管。连露台都有。再说我们冬大不常住在这里。我们会去比较温暖的地方，像是希腊、葡萄牙的阿尔加夫或非洲。”
马丁·贝克有种感觉，眼前这个女人还没领悟到，她的，丰活已绎起了变化。也或许，这个变化并不是那么大。她失去了丈夫，可是他的钱还在；说不定她还巴不得他早死。毕竟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即使是谋杀。
“你和你丈夫的感情如何？”他问。
她惊讶地望着他，仿佛以为他是专程来谈房子、景色和国外旅行的，结果却不是。
“非常好，”她说，“我们结婚二十八年了，还有三个孩子。光是这样就足以维系婚姻。”
“可是这并不代表婚姻幸福，”马丁·贝克说，“对不对？”
“这么多年下来，人会彼此习惯，会懂得适应，对于彼此的缺点会睁只眼闭只眼，”她说，“难道你相信世界上还有真正幸福的婚姻？至少我们的婚姻没有摩擦，而且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想过要离婚。”
“你对你丈夫的事知道得多不多？”
“一无所知。我对我丈夫的电影公司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而且他生意上的事我从不插手。”
“你对你丈夫制作的影片有什么想法？”
“那些片子我从来没看过。当然，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片子，不过我没有偏见，也不想发表意见。华特工作很努力，他尽量给我和孩子过好日子。我们的大儿子二十六岁了，他是海军军官，回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都会住存这里，不过通常都在海上或是卡尔斯克鲁纳海港。佩尔二十二岁，很有艺术天分，他也想从事电影工作，不过时机不好，现在去到处旅行，累积经验和人脉。楼上有他房间，不出国的时候就住存家里。我上回打电报给他，地址是发到西班牙，不过还没收到他的回音，所以我甚至不知道他晓不晓得他爸爸已经死了。”
她从桌上的一个银盒里取出一根烟，又从桌上取了一个也是银制的、又大叉丑的打火机点上火。
“最小的是娣娣。她才十九岁，不过已经是个很有名的摄影模特儿。她一部分时间住家里，有时候也会到她旧斯坦自己的小窝里住。她现在不在，要不然你可以见见她，她非常漂亮。”
“我相信她一定很漂亮。”马丁·贝克礼貌地说，心想如果她真的漂亮，那一定不像她爸爸。
“就算你对你丈夫的事业没兴趣，一定也见过他生意上的朋友吧。”他说。
克莉丝·裴楚斯抬起手指抚了抚头发，笞道：
“没错，我是见过。我们这里常常举办晚宴，招待各种各样的演艺界人士。别处的派对、招待会也是不计其数。华特是非去不可，不过最近我几乎都不跟着去了。”
“为什么？”
裴楚斯太太望向窗外。
“我不想去，”她说，“老是有一大堆我不认识的人，还有好多跟我没有共同话题的年轻人。华特也认为我不是非去不可。我有自己的朋友，我宁可跟他们在一起。”
换句话说，华特·裴楚斯并不希望他五十七岁的妻子陪他出现在可以遇到众多豆蔻年华少女的派对上。他六十二岁，又肥又丑外加性无能，电影制片人的光环也慢慢消退，可是在某些圈子里他依然靠着那部得奖的制作颇混得开，那部普遍被认为是深具雄心的艺术之作。演艺圈的吸引力太大，无数的年轻姑娘为了投身其中，已经准备做出任何牺牲，即使自甘堕落也在所不惜。
“裴楚斯太太，我想你应该想过可能是什么人杀了你丈夫吧？”马丁·贝克说。
“我只想到这一定是哪个丧心病狂的人下的毒手。这种人到现在还逍遥法外，太可怕了。”
“有没有人和他很亲近而且有动机一一”
她睫然打断了他，这是她头一回动了肝火。
“除了不折不扣的神经病，没有人会做出这种事来，我们的朋友当中没有这种疯子。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丈夫，不可能有人这么恨他。”
“我无意批评你丈夫或是你们的朋友，”马丁·贝克说，“我只是想，他会不会被什么人威胁，或是什么人觉得被他欺负过一”
她再次打断他。
“华特待人不坏，他很仁慈，对所有的员工都尽心照顾。他工作的环境非常险恶，你往往得做出一些绝情的事才不至于被拖下水，有时候他这么说。可是如果你认为他待人恶劣到那种地步，那就太可笑了。”
她把杯中的雪利酒一饮而尽，又点上另一根烟。马丁·贝克等她冷静下来。
他的视线透过玻璃墙，望向屋外。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正穿过草坪。
“有人来了。”马丁·贝克说。
裴楚斯太太瞥了那男人一眼。
“那是海斯卓，我们的园丁。”她说。
一身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在游泳池边右转，消失在他们的视线外。
“除了彼得森太太和海斯卓，还有没有其他人为你们工作？”
“没有。彼得森太太负责家务，每星期我们会请人帮忙打扫，一周两次。当然，举办晚宴的时候我们会多雇用几个人。海斯卓不只是我们的园丁，他也替附近好几户人家照顾花园。他并不住在这里，他住在隔壁的一个小屋里。”
“你们的汽车也由他照顾吗？”
她点点头。
“华特讨厌开车，所以海斯卓只好兼任司机。有时候我会跟华特同时进城，不过我宁愿开自己的车去，而华特喜欢坐那部宾利。”
“你丈夫可曾自己开过车？”
她用手指摸着酒杯，眼神望向门口。接着她站起身，说：
“我得把彼得森太太叫来。这房子唯一的毛病，是没有连到厨房的唤铃。”
她走出房间，他听到她叫唤彼得森太太，要她把雪利酒瓶整个端来。接着她走回房间，坐回沙发上。
马丁·贝克耐心等着，直到彼得森太太把酒瓶放在桌上离开了房间，下一个问题才问出口。他啜饮了一小口那杯已经变暧变淡的啤酒，然后说：
“裴楚斯太太，你可知道你丈夫和别的女人有染？”
她两眼直视着他，立刻回答道：
“我当然知道他被杀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当他的情妇已经一两年了。我想他没有别的女人，一两次露水之情或许有，可是他毕竟不年轻了。我告诉过你，我没有任何偏见，所以我让华特随他高兴过日子。”
“你见过茉德·朗丁吗？”
“没有，而且我也不想见。华特对低贱的女人特别有兴趣，我想朗丁女士应该也是那一类人。”
“你自己可曾和别的男人有染？”马丁·贝克问。
她注视着他，半晌才说：
“我不认为这和命案有任何关系。”
“有关系，否则我不会问。”
“如果你认为我有个情人因为嫉妒而杀了华特，我可以告诉你，你错了。事实上，多年来我是有个情人，可是他不但和我丈夫是好朋友，而且华特也接受我们的恋情，只要彼此不张扬就好。我不会告诉你那人的名字。”
“你不一定要告诉我。”马丁·贝克说。
克莉丝·裴楚斯用手背抚抚额头，闭上眼睛。那动作看来颇像在演戏。他注意到，她戴着假睫毛。
“现在，我必须请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她说，“我真的不喜欢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讨论华特和我的私生活。”
“对不起，可是我的职责是找出谋杀你丈夫的凶手，不管那人是谁。为了查清他的被害动机，我不得不问那些冒昧的问题。”
“你在电话上答应我不会久留。”她说得直截了当。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马丁·贝克说，“不过我很可能会再来，要不就是派我的同事来。如果是那样，我会先以电话通知。”
“好好好。”裴楚斯太太不耐烦地说。
他站起身，她再度优雅地伸出手来。
他穿过拱门，这回没有被那个低了一截的台阶绊倒，他听到酒瓶的咕噜声，是她又替自己倒了一杯雪利酒。
彼得森太太人一定在楼上。他听得到她的脚步声，还有吸尘器的低呜。四处不见园丁的踪影，车库的门是关着的。他走出铁门，看到铁门栏杆上装着摄像头，应该是连到屋内某个感应器上。这就解释了彼得森太太怎么会没等他按铃就让他进了门。
他经过相邻的小屋，透过铁门的栅栏看到了园丁海斯卓。
他停下脚步，想进去跟他说说话，可是先前一直弯着腰在草坪上干活的男人突然挺直身子，快步走开了。“咻”的一声，一个洒水器开始抛出优美的水柱，罩向浓密的草地。
马丁·贝克继续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他想到雷亚，想到两人见面时要如何对她形容裴楚斯这家人。他料准了她会怎么说。
第七章
仲夏节的隔天，一个年轻人走进默斯塔警察局，交给执勤警官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纸包里是个又长又细的重物。
罗特布鲁的命案已经发生十九天了，调查可说是一无所获。鉴识结果也乏善可陈，找到的指纹不是属于华特·裴楚斯、茉德·朗丁和她的朋友的，就是有正当理由进入房内的人。唯一可能和凶手有关系的，是在通往花园那道玻璃门外找到的一个模糊脚印。
裴楚斯的家人、员工、明友、邻居不知被问过了多少个问题，而随着资料越积越多，华特·裴楚斯的真面目也越来越清晰。在慷慨的表面背后，他是个冷酷无情、为达一己目的可以翻脸如翻书的男人。他毫无原则可言，尤其在做生意时，因此树敌众多，可是和他最亲近、被认为最有动机杀害他的人，在案发时间都有不在场证明。除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没有人会因为他的死获得金钱利益。
执勤官将包裹交给巴森探长，探长打开看了一眼，就把年轻人唤进办公室。
“这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把它交给我们？”他说，一面指着那根裹在报纸里的铁棒。
“我是在罗特布鲁捡到的，”年轻人说，“我想说不定跟裴楚斯的命案有关。我在报上看过这起命案的报道，报上说凶器还没找到。我有个朋友住在案发凶宅的九九藏书马路对面，我昨天晚上在他家过夜。我们谈到那起命案，当然还有其他拉拉杂杂的事，所以当我今天早上发现这东西的时候，我想说不定它就是凶器。而且，我想我应该把它送交警方才对。”他一脸热切地望着巴森，迟疑了一会又说：“为了安全的理由，谁知道呢。”
巴森点点头。几天前有个女人也用邮包寄来一个扳手，里头还附了一封信，指控她的邻居就是命案凶手。那扳手是她在邻居的车库里发现的，上头有血迹，再加上这个邻居以前也杀过人，所以她认为警方只要过来把他带走就可以破案，她这么写着。巴森调查之后，发现那女人精神异常，有妄想症，深信那个邻居杀了她已经失踪三个月的猫。他还发现，扳手上的血迹其实是红色油漆。
年轻人用犹豫的眼神望着他，因此巴森用友善的口气说：
“谢谢你来这趟。鉴于需要，你能不能把你找到这东西的位置告诉我们？”
“哦，没问题。我在地上插了一根竿子，以防万一。”
“很好，”巴森说，“非常聪明。麻烦你到外头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要是需要你帮忙，我们会联络你。”
一个小时后，包裹已经送到马丁·贝克的办公桌上。他仔细看了铁棒，再看看被害人碎裂头颅的放大照，接着拿起话筒，拨到索尔纳的国家犯罪实验室。他要求跟实验室主任奥斯卡·耶尔默说话。
耶尔默的语气像是不耐烦，不过他向来如此。
“这回又是什么事？”他说。
“一根铁棒，”马丁·贝克说，“就我看，很可能是用来杀害华特·裴楚斯的凶器。我知道你工作很多，不过如果你能尽快处理，我会感激不尽。可以吗？”
“尽快处理！”耶尔默说，“我们这里的工作多得到圣诞节都做不完，而且每一样都必须尽快处理。不过，你把它送来吧。除了例行项目，你还要九九藏书我特别做什么吗？”
“没有，只要例行项目就好。看它和伤口是否吻合，或是任何蛛丝马迹都好。那根铁棒留在户外好一阵子了，或许很难找出什么线索，不过你尽力就是。”
耶尔默像是受到了冒犯，他回答：
“我们一向都很尽力。”
“我知道，”马丁·贝克赶紧接口，“我这就把东西送过去。”
“做完后我打电话给你。”耶尔默说。
四个小时后，马丁·贝克正整理桌子打算回家，耶尔默的电话来了。
“我是耶尔默，”他说，“没错，完全吻合。上头只有极少的血迹和脑浆，不过我还是想办法确认了血型。就是它了。”
“干得好，耶尔默。还有其他发现吗？”
“还有一点棉纤维。事实上是两种纤维，一些是白色的，可能是从擦拭血迹的毛巾上掉落的。另一种是深蓝色，可能来自凶手的衣服。”
“太漂亮了，奥斯卡。”马丁·贝克说。
“铁棒长四百二十四毫米，直径三十三毫米，八角状，熟铁材质，从锈蚀的程度看，它放在户外少说也有好几年了，说不定一直就放在户外。它是手工铸造的，两端都有铸痕。”
“和什么东西铸在一起？你可不可能知道它原本是做什么用的？”
“那东西看来很老，说不定有六七十年了。可能是某一类的栏杆。”
“你确定它就是杀害华特·裴楚斯的凶器？”
“绝对是，”耶尔默说，“不幸的是，它的表面太粗糙，不可能采到任何指纹。”
“那我们只好不靠指纹了。”马丁·贝克说。
他谢谢耶尔默，对方嘟哝一声，挂了电话。
马丁·贝克打电话到默斯塔给巴森，把耶尔默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是往前走了一步，”巴森说，“我们最好派几个人到那一带做全面搜索。这倒不是说我认为这么做会有多大用处，毕竟事情过了这么久，可是话说回来——”
“你知道那根铁棒的确切地点吗？”马丁·贝克问。
“找到它的年轻人在那个地点做了记号，我现在就打电讵给他。你要不要过来瞧瞧？”
“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出发，我立刻就来。”
马丁·贝克回头继续整理文件和档案，桌上算是慢慢理出了一个秩序。接着他往倚背一靠，打开奥萨·托雷尔今早交给他的档案。档案里是一份她和两个认识华特·裴楚斯的姑娘的访谈报告。其中一个女孩儿显然是奥萨稍早在犯罪小组任职时认识的。
大体而言，两位姑娘的说法颇为一致。她们对裴楚斯既无褒辞，对于他的死亡似乎也不感到哀戚和遗憾。关于他的特点，两人尤其异口同声——裴楚斯是个极端吝啬的人。比如说，他从来没有请她们吃过一顿饭、喝杯鸡尾酒，连一包香烟或一条糖果都不曾送过。他倒是带过她们之中的一个去看过电影，不过她也指出，那是因为他有那场电影的免费票。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给她们，要她们到他的办公室去，而且永远是在员工都下班回家后的夜晚，两位姑娘一致表示，他的性能力令人摇头。他几乎是屡试不举，而在他办公室的那些所谓的激情时光，不但总是没能成功，也没有让他大方一点儿。有那么一两回，在经过冗长、累人、徒劳无功的努力后，他给她们出租车钱回家，可是多半时候他只是挥手遣走她们，独自在得不到性满足的悲愁中哀嚎。
两个女孩儿之所以愿意跟他来往，原因之一是他在酒和麻醉品的供给上很大方。他有个存货丰富的吧台，而且总有一堆大麻烟、大麻供应。另一个理由，是他每每信誓旦旦地答应让她们在未来的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带她们去旅行、去戛纳影展、过名利双收的奢华生活。
其中一个女孩儿六个月前就和他断了往来，另一个则是在他死前几天还跟他在一起。她承认一开始是自己笨，竟然相信他的承诺，不过她已慢慢领悟到他是在利用她。最后一次见面后，她对他厌恨已极，决定下回他再来电，一定要好好骂他几句脏话，再狠狠挂他的电话。现在，她再也不必为这个操心了。
她对华特·裴楚斯的哀悼词确实嗅不出一丝丝的温暖。奥萨将把她说的话记录在报告上：“你可以引述我这些话。说我心很好，愿意在那个王八蛋的坟墓上跳艳舞，如果有人愿意费事替他挖个坑的话。”奥萨在报告上还附了一张纸条。马丁·贝克取下别针，上头写着：
马丁：
这女孩儿有毒瘾——缉毒组还不知道——她的毒瘾症状显示出让她上瘾的是比大麻更烈的东西。她否认裴楚提供她大麻以外的毒品，这应该值得调查吧？
马丁·贝克把纸条放进办公桌抽屉，合上档案走到窗边，双手插在口袋里，凭窗伫立。他想到奥萨的暗示：华特·裴楚斯和目前正稳定增长的毒品交易或许有关。这为本案的调查另辟了一条新思路，不过也可能会让事情更加复杂。在裴楚斯的办公室及住宅没有发现和毒品有关的东西，话说回来，当初他们也没用心去找。现在，他必须把缉毒小组拉进来，看他们能发现什么。
电话铃响，是默斯塔的巴森探长，告诉他已经联络到那个年轻人，他愿意带他们去找到铁棒的位置，稍后就要开车出发。
马丁·贝克答应过去，接着就去找斯卡基，可是斯卡基已经回家，或是出外办杂事去了。他拿起话筒想叫辆出租车，接着心意一改，拨了个电话到警察局车库。搭出租车到罗特布鲁来回要一百克朗，而他这个月的出租车费收据已经厚得吓人了。
他非常不愿意开车，除非迫不得已，而这一回他别无选择。他搭电梯下楼到车库，一辆黑色的大众已在等着他。
巴森在罗特布鲁约好的地方等着，两人随同那个年轻人穿过田野，来到黑刺李树林，也就是找到铁棒的树丛。天气变得更坏了，又湿又冷，向晚的天空里，低压压的乌云蓄满了雨水。
马丁·贝克举目远眺，朝田野对面的那排房子望去。
“奇怪他竟会走这条路，很容易被人99lib?看到的。”
“或许他是自己开车来，停在因古平路，”巴森说，“我想我们可以人人那里着手，明天把这里到那条路的地面搜寻一遍。”
“就要下雨了，”马丁·贝克说，“而且离案发快三个星期了，要找到线索似乎绝无可能。”
他双脚冰冷，很想回家跟雷亚在一起。是什么人谋杀了华特·裴楚斯？黑剌李树丛对这个问号并没有提供藏书网任何答案，而且天色越来越暗了。
“我们走吧。”他说，开始往停车的方向走。
他开车直奔突利路。趁着雷亚在厨房里煎小炸肉卷时，他躺在浴缸里，想着如何安排隔天的工作。
他必须通知缉毒组，让他们插手这件事。
裴楚斯的办公室、他位于迪尔思摩的豪宅和茉德·朗丁的住处，都得彻底搜索一遍。
本尼·斯卡基必须花一整天找出裴楚斯是否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通讯地址，或是用假名租用的房子或地产。
对和奥萨谈过话的那个姑娘必须施加点儿压力，这差事可以交给缉毒组。
至于自己，他想再去裴楚斯家一趟，与彼得森太太和园丁海斯卓谈谈，不过这事不急。明天他必须留在办公室。奥萨可以去跟迪尔思摩那些人谈。不知道奥萨在忙什么，他一整天都没见到她的人影。
“做好了，”雷亚的喊叫声传来，“你要喝红酒还是啤酒？”
“啤酒，多谢。”他喊道。
他爬出浴缸，不再想明天的事。
第八章
警政署长对贡瓦尔·拉尔森微笑着，可是笑容里没有他纯真少年般的迷人魅力。他只是露出两排白牙，以及对这位访客毫不掩饰的厌恶。斯蒂格·马尔姆站在老位置，也就是跟在他老板的肩后，努力装作若无其事，似乎这一切跟他毫无关系。
马尔姆之所以能升到目前的职位，是因为善用所谓职场的钻营手段，用更直接的词汇来说，就是逢迎拍马。他深知得罪某些高层的后果有多严重，可是他也知道对某些部属压制得太强，下场也会很惨。风水轮流转，说不准哪天轮到他们来压他。
所以到目前为止，他总是静观其变，然后见风使舵。
署长的双手先是抬起一两英寸，接着又平放在桌上。
“噢，拉尔森，”他说，“不必我们告诉你，你能逃过那场恐怖事件而且未受重伤，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多高兴。”
贡瓦尔·拉尔森瞥了马尔姆一眼，马尔姆一点儿高兴的表情也没有。可是马尔姆看到拉尔森在看他，立刻亡羊补牢地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是啊，拉尔森，确实如此，”他说，“那天早上你还真把我们给急坏了。”
署长回过头，冷冷地望了他的副手一眼，马尔姆立刻察觉到，自己演得过火了些。他立刻缩减笑容，两眼下望，心里沮丧地想：不管我怎么做都不对。
他有充足的理由如此愤世嫉俗。如果他或署长犯了一点儿小错，不但晚报整个头版都会大肆报道，而且挨骂的一定是他。
反过来说，要是哪个部属犯了错，也是他被骂得满头包。要是马尔姆有点儿骨气，或许就不会这样，可是他的智力想不到这么远。
不知何故总认为长长的停顿可以增加威严的署长，这时开口说：
“有件事有点儿奇怪。你在暗杀事件发生后，在那里待了十一天。你的回程机票是订在事发隔天，所以你应该在六月六日回国，可是你到了十八日才回来。这个你怎么解释？”
贡瓦尔·拉尔森早已备妥答案。
“我订做了一套西装。”他说。
“做一套西装要十一天？”署长问，口气里尽是惊讶。
“没错，如果衣服要做得好的话。当然，衣服是可以做得快一些，可是势必会有些地方不尽完美。”
“嗯，”署长说，语气透着恼怒。“你该知道，我们有财务制度，西装这种东西是很难纳入预算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在这里买一套新西装就算了？”
“我从来不买西装，”贡瓦尔·拉尔森说，“我的西装都是订做的。而且欧洲的裁缝师傅没有一个可以达到我的标准。既然我在那儿，而且必须等到西装做好，我便趁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了一番。”
“听来没有什么必要，”署长说，“事发现场的警察已经调查得够彻底了。事实上，你还在国外时他们已把所有资料送了过来，所以他们给你的恐怕只是媒体报道。”
“依我个人之见，我相信他们的安全部门犯了几个错误，”
贡瓦尔·拉尔森说，“而且警方的结论也不正确，特别是几个重要细节。我办公室有一份报告，是我离开前他们给我的。”
房内一阵沉默。马尔姆冒了个险，开口说：
“这事对十一月的贵宾来访可能颇为重要。”
“错，斯蒂格，”他的老板说，“不是颇为重要，而是极为重要。我们必须马上召开会议。”
“一点儿也不错。”马尔姆说。他最擅长开会。会议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会议，什么也做不成，整个社会就此分崩离析。
“那我们该找谁来开会？”马尔姆已经站在电话旁边。
署长陷入深思。贡瓦尔·拉尔森在一旁扳弄着自己巨大的手指，扳得一根根指节喀喀作响。
“当然，贡瓦尔必须出席，为大家说明事件始末。”马尔姆说，口气带着催促。
“经过这场事件，他是应该以专家的姿态出席，”署长说，“不过我想的是别的事。特别小组的成员还没有选出。没错，我们是有不少时间，可是这是个重大而费力的任务。我想，现在正是召集几个关键人物成立小组的时候。”
“安全局长。”
“没错，当然，他显然必须在场。还有一般警务的主管和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局长。”
贡瓦尔·拉尔森打了个哈欠。每当他想到市警察局局长，想到他的丝质领带和他麾下的那一大群笨蛋，总是疲倦得要死，还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发自内心的恐惧。
９9ｌｉｂ?
署长继续说道：
“我们还需要各种专家。我们必须向陆军和空军借调设备和人力。说不定海军也要。当然，不管发生什么事，终极责任只在一个人身上——我。不过，还有一件事。如果我们现在就准备招揽这些专才，之后再逐渐增添人手，例如心理作战方面的，那么我们一开始就得有个行动负责人。这人得是个经验丰富的警察，也得是个能干的行政人才。他必须能够整合所有的人力，再加上对犯罪嗅觉敏锐，还得擅长心理分析。这人会是谁？”
署长看着贡瓦尔·拉尔森。拉尔森没开口，只是点点头，仿佛答案已昭然若揭。
斯蒂格·马尔姆不自觉地挺直腰杆。答案确实昭然若揭，他想。除了他自己，还有谁够格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他也当过某次行动的总指挥官９９ｌiｂ?t>，虽然那次行动最后以一败涂地告终，但那只能归咎于运气不好和巧合。
“贝克。”贡瓦尔·拉尔森说。
“正是，”署长说，“马丁·贝克。他是我们的人。”尤其是如果事情出了差错的话，他想。他朗声说：“不论如何，最后的责任归属，我是责无旁贷。”
这句话听来并无不妥。不过他自忖，如果换另一个说法，例如“最终极的责任无论如何都会落在我的肩上”，会不会效果更好？
“我们何不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署长询问的目光望向马尔姆。
“贝克正在办案，”马尔姆说，极力冷静自持。“事实上，他是我的手下，属于我那个部门。”
“噢，原来凶杀组有案子在办？”署长说，“啊，我相信他会拨出时间来的。反正凶杀组说不定很快就不需要存在了。”
“我手上也有十一个案子。”贡瓦尔·拉尔森说。
“你又不属于我的部门。”斯蒂格·马尔姆说。
“确实，感谢好心的老天保佑。”
除了麦勒，每个人都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会场。斯蒂格·马尔姆和贡瓦尔·拉尔森互相打了招呼，也一同问候了署长，只是语气不怎么热情，话说回来，这不是他们在这个阴沉七月天的第一次见面。马丁·贝克也来了，穿着牛仔外套和宽松的长裤，而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局长依旧是白色丝领带配一身劲装。
只有麦勒不见人影。
大家围着会议桌就座，署长注意到缺了一人，说了几句聪明话：
“麦勒去哪儿了？没有他我们没办法开始。你们也知道，只要牵涉到安全事务，说有多麻烦就有多麻烦。”
埃里克·麦勒是一般简称为“安全局”的国家安全局的龙头，不过他到底负责什么事务，搞不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国家安全局一点儿也不特别，它所雇用的八百个人，只把时间花在两件事上：第一，揭发并逮捕外国间谍；第二，颠覆有危及国家安全嫌疑的组织和团体。可是这么多年来，它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混乱，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安全局唯一的职责就是登记并迫害有左翼思想的人，简言之，就是让那些人的日子不好过。
到最后安全局走火人魔，竞给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也建立起秘密档案来，这使得理当是施行社会主义的政府尴尬得不行。
麦勒比预定时间迟了三十三分钟到达会议室。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
不管麦勒是间谍还是反间谍还是什么特务，要让他伪装可谓难之又难。他的岁数和别人差不多，吨位却大得多，两只大耳朵以令人侧目的角度向外伸出，秃顶上还绕着一圈杂草般的红棕色头发。在场的人跟他都不熟，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向来独来独往。
整桌人中唯一打心底看不起麦勒的贡瓦尔·拉尔森，这时开口嘲弄道：
“你们那些克罗埃西亚的恐怖分子朋友干得怎么样了？你们周六下午是不是还会在花园里举行茶会？”
可是这位秘密警察首长喘得连话都答不了。
警政署长随即宣告会议开始，他先以那位不怎么受欢迎的美国参议员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来访破题，接着又说贡瓦尔·拉尔森从他的海外进修之旅带回一些有趣而且有用的资讯。
他谈到此项保安任务的困难，又说它对警方的威信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接着他列举出几个在场人员将被指派到的特殊任务。
可惜，我没把那颗头颅泡在福尔马林罐里带回来，贡瓦尔·拉尔森想，那才是真正有趣而且有用的资汛。
听到自己被指派为行动小组负责人时，马丁·贝克正打着哈欠，他极力压下哈欠，说：
“请等一下。你是在说我吗？”
“正是，马丁，”署长诚恳地说，“这不也算是一种预防性的谋杀调查吗？你需要任何资源我们都给，喜欢选谁当你的幕僚就选谁，只要你认为胜任。”
马丁·贝克本想摇头拒绝，继而一想，老天，他其实可以直接命令我接下这个任务的。他注意到一旁的贡瓦尔·拉尔森在用手时戳他，于是转头面向拉尔森。
贡瓦尔·拉尔森低声说道：
“你告诉他，你会负责安全小组成员人选、前期调查和远距离的安全措施。”
“怎么个负责人选？”
“利用凶杀组和制暴组的人力。条件是，近距离的安全措施要找别人负责，像是确保没有人会突然冒出来拿砖头什么的把参议员的脑袋砸烂。”
“两位，请不要窃窃私语，有话大声说出来。”署长说。
贡瓦尔·拉尔森迅速看了马丁·贝克一眼，高声说道：
“贝克和我在想，如果以凶杀组和制暴组的人力为主，我们可以担负起所有远距离安全的协调行动、预防措施等等。可是最好不要让我们处理近距离的安全防护。这个任务似乎是专门为麦勒和他的手下设置的。”
署长清清喉咙，说：
“麦勒，你说呢？”
“好，”麦勒说，“这部分就由我们来负责吧。”
他还是气喘如牛。
“这个差事简单得令人羞愧，”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是我，只要在这个城里找二十个最笨的警察就可以做到。而麦勒毕竟有好几百个伪装在树林里的笨瓜可用。我听说其中一个曾经把首相在进行五月节庆演说的镜头照下来，还打报告说，首相似乎是个危险的共产党。”
“闭嘴，拉尔森，”署长说，“够了。贝克，这么说这工作你接了？”
马丁·贝克叹口气，但是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可以预见眼前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它复杂的并发症——开不完的会、爱凑热闹的政客，还有什么浑水都要趟的军方。不过，对这样一个直接命令他其实无从说不，而且贡瓦尔·拉尔森对整件事情的处理似乎相当有谱。他已经成功摆脱了秘密警察，这是可喜可贺的事。
“在我继续往下说之前，我想知道一件事，”署长说，“一件我们的明友麦勒应该可以回答的事。”
“噢，是的。”特务头子一面点头，一面打开公文包。
“那个叫做UGH还是什么名字的组织，我们对它知道多少？”
“那个组织不叫UGH。”麦勒说，一面摸着头发。
“应该这样叫才对。”贡瓦尔·拉尔森说。
署长爆发出大笑。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他，除了贡瓦尔·拉尔森。
“那个组织叫做ULAG。”马尔姆说。
“对，就是这名字，”署长说，“我们对它知道多少？”
麦勒从档案中抽出一张纸，很干脆地说：
“其实是一无所知。换句话说，我们只知道他们策划过几次暗杀行动，第一次是去年的三月，哥斯达黎加总统在特古西加尔巴。踏出机舱时被枪杀。那次暗杀事前谁也没有料到，所以安全措施似乎并不完善。要不是ULAG自己跑出来承担责任，大家还不知是哪个疯子所为。”
“枪杀？”马丁·贝克问。
“对，显然是一个藏在厢型车里的狙击手在远距离外下的手。警察试图抓捕，可是没有成功。”
“下一次呢？”
“发生在马拉维，两个非洲国家的总理正在会谈，讨论边境争议的问题。整个建筑物突然爆炸，至少有四卜人丧生。事情发生在九月，当时安检措施极为严密。”
麦勒抹去额头上的汗珠。贡瓦尔·拉尔森带着得意暗想，自己的模样比起他来实在好得太多。
“之后，该组织在隔年元月又实施了两次刺杀行动。第一场，是北越一个总理、一名将军和他三个部属的座驾遭到迫击炮轰击，五人全部丧生。当时他们正在开会途中，打算和某些南越首领会面协商，那部汽车甚至有军队护航。
“才过了一个星期，该组织再度出击，地点在印度北方的某个省份。该省省长一进入火车站，至少有五个人就向火车和车站建筑物丢掷手榴弹，接着用机关枪扫射。这是迄今为止这些恐怖分子最血腥的一次攻击。当时有数百名学生集合存火车站欢迎省长到来，约有五十名因此丢了性命。在场所有的警察和安全人员不是死就是重伤，省长被炸成碎片。这也是至今唯一一起作案者遭人目击的攻击事件。他们戴着面罩，身穿某种突击队的制服，事后分乘好几辆汽车逃逸，从此无影无踪。
“接下来，三月份在日本又发生了一桩，一个名气响亮但备受争议的政客到一所学校视察。这次也一样，建筑物被炸毁，这名政客连同为数可观的群众都丢了性命。”
“你对ULAG只知道这么多？”马丁·贝克问。
“对。”
“这份摘要是你亲自准备的吗？”
“不是。”
“你是什.99lib.t>么时候拿到的？”
“大概两星期前。”
“我可不可以问问，这份摘要是准给你的？”贡瓦尔·拉尔森问。
“可以，你尽管问，不过我不一定给你答案。”
不过，答案反正他们都知道了。麦勒于是以忍辱负重的表情说：
“是美国中情局。我们和美国交换情报并不是秘密。”
“这么说，我国的安全局在此之前对ULAG一无所知？”
马丁·贝克问。
“对，”麦勒说，“知道的不会比报上的报道多。它不像是个共产党组织。”
“也不是阿拉伯团体。”贡瓦尔·拉尔森说。
“现在，让我们听听拉尔森的意见，”署长说，“对于这个ULAG还是什么名字来着的组织，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所了解的ULAG，就是麦勒写在纸上的那些，但是再多一点点。关于六月五日的刺杀行动，调查过程我多半都参与了，而我只打算指出一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情报部门做的工作，绝对不只是把美国中情局提供的印刷资料照本宣科而已。”
“拉尔森，不要那么拐弯抹角。”马丁·贝克说。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睛杀行动，很容易就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拉尔森说，“例如，每一起事件的矛头都指向知名政治人物，而这些政治人物除了名气外，别无共同之处。被杀的哥斯达黎加总统算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那两个非洲总珲则是民族主义者。而那些越南人和麦勒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不是北越人，而是跟南越的临时政府有关——他们是共产党。被炸死的印度省长是个偏向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那个日本政客则是极端的保守派。至于在我眼前被杀的那个总统，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厉行独裁已经好多年。无论你左翻右看，都毫无政治模式可言。不管是我还是我认识的人，没有人能对这一点提出任何解释。”
“他们可能是奉他人之命行事。”马丁·贝克说。
“这我也想过，不过可能性微乎其微，总之就是没有道理可言。我还想到另一件事：所有的刺杀行动都计划周密、执行完善。他们所有的手段都用过，而且每一种方式都达到了百分百的效果。这些人是行家，是极度危险的人物。他们显然训练有素、知识丰富，而且似乎拥有可观的资源任其取用。这些人一定有个基地之类的。”
“在哪里呢？”马丁·贝克问。
“我不知道。我可以猜，不过还是不要的好。总之，不管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很难想象，有什么会比一个每次暗杀行动都成功的恐怖组织还可怕。”
“告诉大家，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署长说。
“我也是想了好久才想通的，”贡瓦尔·拉尔森说，“爆炸的威力非常之强。除了那个贵宾总统和州长，还有二十六个人丧命——多半是警察和安全人员，但也包括好几个出租车司机和马车车夫，因为他们的车都停在现场附近。甚至走在另一条街上的一个行人也遭了殃，因为汽车残骸击中了那人的头。爆炸威力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炸弹放置在该市一条主要的煤气管道当中，所以一定有人在颇远的地方用无线电引爆了它。”
“你觉得警方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马丁·贝克问。
“整个安全计划倒是没有什么不妥，”贡瓦尔·拉尔森说，“大体上跟美国特勤处在肯尼迪总统被刺后所部署的一样。不过他们不该在事前公布车队的路线，因为这位贵客显然不受欢迎。”
“可是如果不公布车队路线，大家就没有机会对贵宾挥旗欢迎了。”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首长说。
“而且不断改换车队路线实在太折磨人，”麦勒说，“我还记得赫鲁晓夫来这里访问时造成的骚动。”
“我好像记得他离开时说过，他走遍全世界也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的后背。”马丁·贝克说。
“那是他自己的错，”麦勒说，“他连害怕的念头都没有。”
“另一个错误是，他们的防范机制起动得太晚，”拉尔森说，“他们到国宾访问前两天才开始控制港口和机场。可是ULAG那些杀手好几个星期前就混进来了。”
“这纯粹是臆测。”麦勒说。
“不，该国警方归纳出不少耐人寻味的资料。还有，印度暗杀事件的资料并不像你拿出来的那么乏善可陈。一个当时身受重伤而后殉职的警察说，恐怖分子其实并没有戴面罩，他们只戴着某种安全帽，类似建筑工人戴的那种。他还说他很确定他看到的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欧洲人，身材高大，约三十岁。这人跳进汽车时不小心掉落了安全帽，这个受伤的警察看到他有金色的头发和鬓角。印度警察在事后当然检查了所有离境的旅客，尤其是外国人，结果发现一个相貌吻合的人。那人持有罗德西亚。护照，警方把他的姓名记了下来。可是当时还在医院的警察是在隔天才说出那人的相貌特征，结果那人已经逃之天天。至于罗德西亚，他们的官方说没听过那个名字。”
“至少.99lib.是条线索。”马丁·贝克说。
“我去的那个国家的安全部门，过去从来不曾和印度警方有过接触，不过他们对所有离境的人都做了记录，后来发现其中一人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和同一本护照。那本护照十之八九是伪造的，名字也是。”
“他用的是什么名字？”马丁·贝克问。
“雷哈德·海瑞奇。”贡瓦尔·拉尔森说。
署长清清喉咙。
“这个ULAG似乎很可恶。”
“我们该如何防范用无线电控制炸弹的人呢？”麦勒闷闷不乐地说。
“我想我们应该有办法，”贡瓦尔·拉尔森说，“只要你把近距离的安全措施做好。”
“要是我们突然都被炸上了天，”安全局长说，“那我们怎么保护他？”
“别担心炸弹的事，我们会处理。”
“我想到一件事，”马丁·贝克说，“如果远距离的安全措施确实发挥了效果，那么不管是什么人引爆炸弹，都不可能到看见现场的动静。”
“我相信他一定不在附近。”贡瓦尔·拉尔森说。
“他可不可能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同伙呢？”
“我想不会。”
“那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启动炸弹呢？”
“我的想法是，他只要收听广播或是看电视就行了。有国宾到访，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会全程现场转播。大部分国家在有特殊盛事的时候都会这么做。我们知道，ULAG的袭击目标都是非常出名的政治人物，而且受害者都在进行特殊或是盛大隆重的活动，例如正在出访友邦。他们跃跃欲试的就是这样的场合。”
“那我们要怎么防范？”麦勒说，“要不要我把那些疯子全抓起来？”
“不用，”贡瓦尔·拉尔森说，“无论什么人想上街示威都可以。”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市警察局局长说，“那我们就得把全国的警察都调过来。麦克纳马拉。几年前本来要访问哥本哈根，后来不得不取消，因为他听说那里可能有示威游行。两年前里根在丹麦的皇家游艇上午餐，结果报上几乎只字未提。他是私人访问，完全不想曝光——这是他自己说的。想想看，要是里根——”
“如果那天我有空，搞不好我会亲自走上街头，向这个混账议员示威抗议，”贡瓦尔·拉尔森说，“那家伙比里根还混蛋得多。”
除了似乎兀自沉浸在个人思绪中的马丁·贝克，每个人都以严峻和不可置信的眼光望着贡瓦尔·拉尔森。每个人都在想：这人真的适合这样的任务吗？
署长最后断定，拉尔森很可能是在说笑。
“这场会议收获颇丰，”他说，“我想我们思路的方向是正确的。谢谢你们，每一位都是。”
马丁·贝克沉思完毕，转向麦勒。
“上级指派给我这个任务，我也接受了，这表示你必须服从我的指示。我的第一条指示是：不准扣押任何一个政治立场跟你不同的人，除非你有不得已的理由，或经过我们其他人的同意，尤其是我。你身负一项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近距离的安全措施，我希望你要恪尽职守。你得努力记住，人民有示威的权利，我禁止你使用任何有挑衅性和不必要的武力。所有的示威活动要处理得当，而且你要跟斯德哥尔摩的各部门首长和正规警力配合。所有的计划必须呈交给我过目。”
“可是国内那些颠覆分子怎么办？难道你要我坐视不管？”
“就我所知，那些颠覆分子只是你想象出来的产物，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的首要职责是近距离保护那位美国参议员。示威游行在所难免，可是绝对不能以武力驱散。只要正规警方接获的指示是合理的，就不会横生枝节。你所有的计划都要让我知道。当然，你可以自由调用你那八百名特务，只要合法就好。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是很清楚，”麦勒说，“不过我想你也知道，我可以越过你的指令行事，只要我认为必要。”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局长走到墙壁的镜子前，开始调整他白色的丝领带。
“各位，”署长说，“会议到此结束。务实工作可以展开了。我对你们每一位都有充分的信心。”
那天稍晚，埃里克·麦勒来找马丁·贝克，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当时马丁·贝克还在国王岛街，虽然他应该在瓦斯贝加南警察局总部的办公室，要不就在罗特布鲁或是迪尔思摩。他急着赶在新任务开始前把裴楚斯命案解决掉，以免到时候占用太多时间，而他对本尼·斯卡基的信心依然远远不及对伦纳特·科尔贝里的信任。科尔贝里是侦查犯罪的高手，做事有条有理，又很有想法。马丁·贝克有时候甚至觉得，科尔贝里在很多方面比他更适合当警察。
斯卡基旺盛的进取心和精力没什么不好，不过他始终不曾显露出令人瞩目的才干，看来永远也不会光芒四射。以他相对年轻的岁数而言，他大有发挥或成长的空间——他才三十五岁，已经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毅力和全然的大无畏精神——可是要马丁·贝克以百分之百的信心把困难的案件交给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话说回来，本尼·斯卡基和奥萨·托雷尔搭档起来相当不错，只要默斯塔的巴森别太限制他们，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可是，再过不久他就得把斯卡基暂调到这个新任务上，到时候凶杀组的人手就更不足了。他自己是有能力同时兼顾两桩复杂的案件，可是他怀疑斯卡基是不是也能胜任。
就他所知，他的双重任务已经开始。他们已经讨论过总部的设立地点——一如斯蒂格·马尔姆以军事用语所称的“指挥总部”——而现在，他一面和贡瓦尔·拉尔森讨论着护送队伍的筹建事宜，一面想着迪尔思摩的别墅。
两人正讨论着，一阵敲门声后，麦勒走进房间，肚子似乎更大了，模样也更像狐狸。他视若无睹地望望贡瓦尔·拉尔森，接着目光转向马丁·贝克。
“我相信你已经思考过护送车队的模式了？”
“你是不是在这里也装了窃听器？”贡瓦尔·拉尔森说。
麦勒完全没有理会他的话。埃里克·麦勒这人不会大惊小怪。如果不是这样，他大概也不会当上安全局的头头。
“我有个主意。”他说。
“真的？”贡瓦尔·拉尔森说。
“我想，那位来访的参议员应该会乘坐防弹的礼宾车吧？”
麦勒说，依然只对着马丁·贝克。
“没错。”
“如果是这佯，我的想法是：安排别人半在防弹车上，让参议员坐在一辆不那么显眼的车子里，例如警车，然后远远地跟在后面。”
“你要安排谁去坐防弹车？”贡瓦尔·拉尔森说。
麦勒耸耸肩。
“噢，谁都可以。”
“老套，”贡瓦尔·拉尔森说，“你他妈的真有这么愤世嫉俗……”
马丁·贝克眼看贡瓦尔·拉尔森真要发火了，赶紧缓和气氛。
“这不是个新奇的点子，以前用过很多次，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以目前这个情况，我们不可能这么做。参议员自己希望坐在防弹车上，而且电视转播一定会播出他踏入车门的镜头。”
“这里头有很多花招可耍。”麦勒说。
“这我们知道，”马丁·贝克说，“不过我们对那些花招没兴趣。”
“噢，我懂了，”麦勒说，“那再见了。”
他就这么走了。
贡瓦尔·拉尔森的脸色慢慢恢复正常。
“耍花招。”他说。
“跟麦勒这种人生气没有用，”马丁·贝克说，“他完全不受影响，这就像往猪油上倒水一样。现在，我真的得赶回瓦斯贝加去了。”
第九章
一天又一天，转眼几个星期过去。跟往年一样，大家引颈期盼的夏天似乎过得特别快。
只是现在还是盛夏的七月，而且依然湿冷、落雨不断，太阳还是惊鸿一现。
马丁·贝克没有时间注意天气。他忙得不可开交，有些日子甚至没有离开办公室。他通常都留到很晚，九九藏书有个女儿，对不对？”马丁·贝克说。
“对，可是她已经不住这里了。她出了什么事吗？”他侧身半对着他们，手中抚弄着工作椅上的工具。
“据我们所知没有。我们只是想跟你谈谈你女儿，”马丁·贝克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安静地说说话？”
“可以到我家去，”海斯卓说，“我先把这玩意儿脱掉。”
海斯卓脱下工作服挂在铁钉上，奥萨和马丁·贝克等着他。他在工作服下穿着蓝色牛仔裤和黑衬衫，袖子卷起，腰间是一条宽大的皮带，有着马蹄形的大铜环扣。
雨停了，可是大颗的雨滴，依旧穿过小屋旁核桃树的枝干，不断落下。
外面的门没锁。海斯卓推开门，在台阶上等着，让奥萨和马丁·贝克进入门廊。接着他走在前头，领着他们走进客厅。
房子不大，可以从半开的门看到卧室。除了卧房和从门廊处一眼就可以望见的小厨房，这座小屋没有其他房间，沙发和两张不成套的扶手椅几乎占满了整个客厅。一台老式电视机立在角落，一面墙靠着自制的书架，架上的书摆了半满。
奥萨走到沙发旁坐下，海斯卓消失在厨房，马丁·贝克趁机把那些书名浏览了一遍，其中有不少经典名作，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斯特林堡。，还有数量惊人的诗集——除了好几本文选和诗词社团的出版物外，还有多位著名诗人，像奈尔·菲林、艾尔摩·狄克托尼厄斯及伊蒂丝·索德葛兰。等人的精装本作品集。
海斯卓打开厨房水龙头，没多久之后就出现在门边，双手拿着一条脏毛巾擦拭着。
“要不要煮点儿茶喝？”他说，“我只有茶可以招待。我不喝咖啡，所以家里没有。”
“你别麻烦了。”奥萨说。
“我自己也想喝一点儿。”海斯卓说。
“那喝茶就很好。”奥萨说。
海斯卓回到厨房，马丁·贝克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桌上摊着一本打开的书。他把书翻过来，是洛夫·帕兰写的《对狗辈的训示》。华特·裴楚斯这个园丁的文学品位显然不俗。
海斯卓从厨房拿来几个马克杯、糖罐、一罐牛奶，放在桌上后又钻回厨房，回来时手上端着茶壶。他在另一张扶手椅上坐下，从牛仔裤口袋掏出一包压扁的香烟和一盒火柴，他点上一根烟，为客人倒好茶，这才看着马丁·贝克。
“你说你要跟我谈谈我女儿。”
“是的，”马丁·贝克说，“她现在在哪儿？”
“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时，她是在哥本哈根。”
“她在那里干什么？”奥萨问，“她有工作吗？”
“我不太清楚。”海斯卓说，两眼望着熏黄的手指间的香烟。
“你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什么时候？”马丁·贝克问。
海斯卓没有立刻作答。
“我其实根本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他终于说，“不过我前一阵子南下找过她。春天的时候。”
“那时候她在干什么？”奥萨问，“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男人？”
海斯卓笑得很苦。
“可以这么说，而且不止一个。”
“你是说，她——”
“她是妓女？没错。”他打断她，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换句话说，她是站街女郎，她就靠这个生活。我是通过社会服务机构找到她的，可是她消沉得厉害。她不想跟我有任何瓜葛，我劝她回家，可是她不肯。”他顿了顿，手指抚摸着香烟。
“她就要满二十岁了，所以没有人能阻止她过自己的生活。”
“你是独自把她养大的，对不对？”
马丁·贝克默默地坐着，让奥萨引导谈话。
“对，琪琪才一个月大我妻子就死了。那时候我们不住在这里，我们住在城里。”
奥萨点点头，他继续说下去。
“我妻子莫娜是自杀的，医生说是因为产后忧郁症之类的。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当然，我知道她很忧郁很沮丧，可是我以为她是担心没钱和将来的种种，担心怎么养孩子。”
“你那时候从事什么工作？”
“我是教堂的管事。那时候我二十三岁，不过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父亲是垃圾工人，我妈妈时不时做点儿清洁零工，我只好一毕业就开始工作。我做过打杂的，也在一家仓库工作过，诸如此类的。家境不好，我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所以我们很需要钱。”
“你怎么会当上园丁的？”
“后来我到一家卡车农场工作。老板人不错，他收我当学徒，还替我出学费，让我去学开车、考驾驶执照。他有辆卡车，我负责开车送蔬菜水果到克拉拉市场。”
海斯卓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捻熄在烟灰缸里。
“一面工作一面又要照顾孩子，你怎么应付得来？”奥萨问。
马丁·贝克只是默默喝着茶，一面竖起耳朵听。
“我没有别的选择，”海斯卓说，“她小的时候，我到哪儿都带着她。后来她上学了，下午放学后只好一个人在家。这不是养孩子的好方式，可是我没有选择。”他喝了一口茶，以悲苦的语气加了一句：“后果你们也看到了。”
“你是什么时候搬到迪尔思摩来的？”奥萨问。
“我是十年前找到这份工作的。当时的东家说，只要我照顾这里的花园，就有免费的房子可住。后来我又在其他好几个地方找到园艺工作，所以我们过得挺不错的。我本来以为搬到这地方对琪琪有好处，学校好，朋友素质也高。不过，我想对她来说，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她同学的爸妈个个有钱，住的也都是豪宅大院，她觉得我们这种寒酸的生活很丢脸。她从来没有带朋友来过家里。”
“裴楚斯家有个女儿跟琪琪差不多大，两个女孩儿处得好吗？毕竟是邻居。”
海斯卓耸耸肩。
“她们是同班同学，可是出了学校从来没有在一起玩过。裴楚斯家的女儿看不起琪琪，事实上，她们全家都看不起她。”
“你也是裴楚斯的司机？”
“那其实不是我的工作，不过我常常开车送他出门。当初裴楚斯家搬到这里时，他们雇我当园丁，可是从来没说过要我当司机。不过我照顾车子，他们也多付了我一些钱。”
“你开车送裴楚斯去过哪些地方？”
“他的办公室，还有他在城里办事情的一些地方。有时候我也会送他们夫妻去参加宴会。”
“你可曾开车送他去罗特布鲁？”
“有几次，三四次吧。”
“你认为裴楚斯先生这人怎么样？”
“我对他没有任何看法，他只是我的雇主之一。”
奥萨想了想，又问：
“你替他工作了六年，对不对？”
海斯卓点点头。
“对，差不多，自从他们在这里盖房子以后。”
“那你一定跟他谈过很多话，比如说在车上。”
海斯卓摇头。
“我们在车上几乎从不交谈。即使有交谈，多半也是谈花园该怎么整理之类的。”
“你知道裴楚斯先生拍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吗？”
“我从来没看过。我这辈子几乎没进过电影院。”
“你知道你女儿曾经在他的一部电影中演出吗？”
海斯卓还是摇头。
“不知道。”他回答得很简洁。
奥萨注视着他，可是他的回避了她的眼神。过了一阵，他问：
“是客串吗？”
“她演的是色情片。”奥萨说。
海斯卓立刻望了她一眼。
“这个我不知道。”
奥萨看着他，半晌才说：
“你一定很爱你的女儿，说不定超过大部分当父亲的。她一定也很爱你。你们只有彼此。”
海斯卓点点头。
“是啊，我们只有彼此。她小的时候，我完全是为她而活。”
他直起腰杆，又点燃一支烟。
“可是现在她长大了，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不会再想去干涉她的生活了。”
“裴楚斯先生遇害那天早上你在干什么？”
“我想我是在这里。”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天吧——六月六日星期四？”
“我通常都在这里，也通常很早就开始工作，所以那天很可能就跟平常一样。”
“有没有人能替你证明？例如你某个雇主？”
“我不知道。这种工作相当独立自主。只要我把该做的做好，谁也不会管我什么时候做。我通常八点钟就开始工作。”他顿了顿，又说：“我没有杀他。我没有理由杀他，”
“你或许没有杀他，”马丁·贝克良久以来初次开口，“不过，如果有人可以证实六月六日早上你在这里，会更好。”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帮我证实。我一个人住，如果不在花园，通常就在工作室，总有东西需要修理。”
“我们可能得去找你那些雇主谈谈，还有某些那天可能见到你的人，”马丁·贝克说，“只是为了确定。”
海斯卓耸耸肩。
“事情过去很久了，”他说，“我不记得那天早上我到底在干了什么。”
“确实，恐怕你不会记得了。”马丁·贝克说。
“你在哥本哈根看到你女儿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奥萨问。
“没什么特别的，”海斯卓回答，“她住在一间小套房里，也就是她接客的地方。这是她直截了当告诉我的。她也出去试镜想拍电影，说她接客只是暂时的，可是她其实不觉得当妓女有什么不好，因为收入很不错，不过她说一等到她拿到电影的角色，她就不当妓女了。她答应我要写信来，可是我一直没收到。就这样。一个小时后她就把我打发走，还说她不想回家跟我同住，又说我没有必要再去看她。其实我也不打算再去。就我而言，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我只能接受现实。”
“她离家多久了？”
“噢，她一毕业就离开了，跟一些朋友住在城里。她有时候会回来看我，只是不常。后来她就完全失去了踪影，过了好久我才知道她去了哥本哈根。”
“你知道她跟裴楚斯先生的关系吗？”
“关系？噢，他们之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或许她在某部电影中有个角色，可是除此之外，她在他眼里只是园丁的女儿，在裴楚斯家其他人眼里也一样。我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不愿意待在这样一个势利的地方，如果你没钱，每个人都看不起你。”
“你知道那边那栋房子现在有人在家吗？”马丁·贝克问，“或许我可以去问问，有没有人在那天早上看到你。”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海斯卓说，“你可以去问问。不过我想他们不会记录我的行踪。”
马丁·贝克朝奥萨眨眨眼，站起身来。奥萨心领神会，替自己和海斯卓又倒了一杯茶，然后往沙发椅背一靠。
那栋房子的女主人在家，至于马丁·贝克的问题，她的回答是：确实，她并没有记录园丁的工作时问，只要他把该做的事做好就行。她还提醒他，那个园丁不只替他们一家做事，他还兼做好几户人家，而且一向来去自由。
马丁·贝克谢过她后便告辞离开，穿过花园往海斯卓小屋的方向走。他知道奥萨很善于套话，心想留她一人应付海斯卓应该比较好。
他停下脚步，朝车库里头张望，车库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备胎、一截卷起的水管、一个大汽油罐。工作室的门开了一条缝，所以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海斯卓正在制作的车床，被螺丝钉固定在工作椅上。一面墙上挂着各种园艺用品，工作长椅上方的钩子和铁钉上悬挂着多种工具。一进门的地方放着一台电动除草机，再过去一些，靠在墙上的，是一排才漆好的温室框架。
马丁·贝克站在工作椅旁边，食指摸着刚刨平的松木模具，突然看到角落有样东西，被一堆黑色塑料袋遮住了一半，他走过去，把那东西拉出来一看，是个正方形的熟铁窗架，坚固的框架上铸有四根八角形的铁棒。框架中间空了一大片，从两端粗砺的表面看来，本来应该有第五根铁棒才对。
马丁·贝克拿起窗架，回到海斯卓的小屋。
马丁·贝克进门的时候，奥萨正端着茶和海斯卓闲坐聊天，看到他手上的东西，她顿时静默下来。
“我在你的工作室找到了这个。”马丁·贝克说。
“是裴楚斯家盖新房子的时候，我从原来的老宅拿过来的，”海斯卓说，“是从老宅地窖窗户上拆下来的。我以为我会用得到，可是拿来后就一直放着。”
“你确实为它找到了用途，是吧？”马丁·贝克说。
海斯卓没有回答。他转头面向桌子，小心地捻熄烟头。
“上头有根铁棒不见了。”马丁·贝克说。
“那本来就不见了。”海斯卓说。
“我想不是，”马丁·贝克说，“我想你最好跟我们走一趟，好澄清这件事。”
海斯卓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接着他站起身，走进门廊，穿上夹克。他走在两人前头，穿过铁门。在马丁·贝克把窗架放进车厢的时候，他安静地在车旁等候。
奥萨开车，他和马丁·贝克并肩坐在后座。
前往警察局的这段路上，没有人开口说过一个字。
第十章
将近三小时后，斯图雷·海斯卓才俯首认罪，承认谋杀了华特·裴楚斯。
马丁·贝克在海斯卓工作室找到的窗架上缺失的那根铁棒，就是凶器。要证实这一点并没有花很多时间。然而，即使看到这样的铁证，海斯卓反反复复还是那句老话：铁棒在他六年前拿到窗架的时候就不见了，任何人都可能拿去。
茉德·朗丁住宅车库里那个木箱后头的沙土，之前已拿去鉴定，查到了几个清楚的扣环印子，正是海斯卓皮带上的那种，可能是他俯卧在地等待时印上去的。鉴定报告也查出几枚脚印，虽然和在花园采集到的脚印同样不完整而模糊，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来自在海斯卓衣橱里找到的那双球鞋的鞋底。实验室还发现几根毛发，和一些深蓝色的棉布纤维。
尽管马丁·贝克很有耐心地把证物摊出并解释，指出斯图雷·海斯卓作案的证据越来越确凿，可是海斯卓也很有耐心地不断否认。他不多话，只是猛摇头，香烟一根接一根。
马丁·贝克叫人送来茶点和香烟，可是海斯卓什么也不想吃。
又开始下雨了。单调的噼啪声敲打在窗玻璃上，办公室里烟雾弥漫、灯光灰暗，制造出一种奇异的氖围，仿佛这房问遗世独立，时间都不存在了。马丁·贝克望着眼前的男人，试着和他谈他的童年、壮年，谈他的奋斗和孩子，谈他的藏书、对女儿的感情和他的工作。一开始那人还带着顽抗的口吻应答几声，可是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现在他干脆就这么呆坐着，肩膀低垂，忧伤的眼睛直视着地板。
马丁·贝克也默默地坐着，等待着。
海斯卓终于挺起腰，看着马丁·贝克。
“我其实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说，“他毁了我女儿，我恨他，说有多恨就有多恨。”
他沉默半晌，垂下目光看着自己的双手。龟裂粗短的指甲边缘塞着泥土。接着他抬起眼睛，望向窗外的滂沱大雨。
“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恨他。”他说。
既然他已决定开口说话，马丁·九九藏书贝克只消时不时插上一两句问话就好。
他说，从哥本哈根回来的路上，他决定要杀了裴楚斯。他女儿告诉他裴楚斯怎么对待她的，她的故事听在他耳朵里简直是晴天霹雳。
早在琪琪上学的时候，裴楚斯就把她诱引到他的办公室。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不敢再去，可是他告诉她，她的魅力世上少有，气质独一无二，还保证她若是在他的电影里扮演一个角色，一定会一炮而红。
她第一次去找他，他就拿大麻给她抽。她继续去找他，不久他就换成拿安非他命和海洛因给她吸食。过了一段时间，她已经离不开他了，才答应在他的片子里演出，只要他肯供应毒品。
她毕业离开家门的时候已经染上毒瘾，光靠裴楚斯的供应早已不够。她搬去和其他的毒犯同住，因为必须付钱买毒品，后来沦落到当妓女。最后她跟一群年轻人一起到了哥本哈根，也就是她当时住的小公寓。
当她的父亲找上门来，她不讳言自己的毒瘾已经深得无可救药，还说她绝对不想改变。她的毒瘾越来越大，她得很努力工作才供应得起。
他极力劝女儿跟他回家，找个戒毒所治疗，可是她说她不想活那么久，在毒品害死她之前，就这么过一天算一天吧，而且她认为那天不会太久了。
一开始海斯卓很白责，可是当他想到在华特·裴楚斯染.99lib.指女儿之前她是多么可爱而有才华后，他慢慢领悟到，这全是裴楚斯的错。
海斯卓知道裴楚斯固定会去茉德·朗丁的住所，便决定就在那里下手。他开始跟踪裴楚斯到罗特布鲁，不久就发现，裴楚斯早上常会在屋子里独自待上一段时间。
六月六日晚上，他得知裴楚斯又要去找茉德·朗丁，就搭火车到罗特布鲁，躲在车库里静候到清晨，接着潜入屋内杀了裴楚斯。
他唯一后悔的是，那家伙到死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由于凶器的限制，他不得不给裴楚斯来个猝不及防。要是他有枪可以?9９ｌｉb.威胁他，他会先告诉他他打算杀了他，以及为什么要杀他。
海斯卓从后门离开，穿过田野、树林和一座杂草丛生的旧花园后，接着转到因古平路。他从这里折回火车站，坐火车到中央车站，接着搭巴士到东站，再乘坐火车回到迪尔思摩的家。
就这样。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杀人，”斯图雷·海斯卓说，“可是我看到我女儿活得那样猪狗不如，还得看那个脑满肠肥的猪猡到处趾高气扬，我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我下定决心后，有一度甚至快乐起来。”
“可是杀了他，对你女儿并没有帮助。”马丁·贝克说。
“是没帮助。什么也帮不了她，也帮不了我。”
海斯卓静静坐了一会儿，又说：
“或许我们一开始就注定会万劫不复，我是说琪琪和我。不过，我还是认为我做得对。再怎么说，他也不能害别人了。”
马丁·贝克坐着，凝视着显得困顿疲惫可是相当平静的海斯卓。两个人什么也没说。马丁·贝克终于关掉已转了一个小时的录音机，站起身来。
“那，我们走吧。”他说。
海斯卓立即起身，赶在马丁·贝克之前走向门口。
第十一章
八月中旬，瑞贝卡·林德被逐出她位于斯德哥尔摩城南的公寓。
那栋公寓陈旧破败，现在即将拆除，盖上新的公寓住宅，到时候只要装上各种表面现代但其实偷工减料的设备，再加上品质欠佳可是看来豪华的多余装潢，房东的租金至少可以提高到目前的三倍。
林德在一个月前接到通知，期满后就带着小女儿和仅有的级样财产，跟着几个朋友住进同一地区一问同样破旧也同样而临拆除命运的大公寓。
瑞贝卡分到女佣房，她的家具包括一张床垫，四个可充当架子的红包彩釉大啤酒桶，一个装床单、毛巾：衣物的大篮子，和吉姆在离开前亲手为卡米拉敞的小床。她在卡米拉的床底塞了一只小皮箱，那是她当初离家时带出来的，可是从来不曾打开过。99ｌｉｂ?里头装着她上学时的图画、照片、信件，另外还有一些她从姨婆那里继承来的小杂物，全都包在一块颇有年头的绣花布里。
头上有屋藏书网顶可以遮风挡雨，瑞贝卡已经很满足。她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也喜欢自己的小房间，它面向一个大庭院，院里有两株伸展着枝干的大树，浓荫如盖。她还在等吉姆的音讯。有个朋友劝她忘了他，她冷静地回答说，她很了解他，深信他不会一句解释也没有就抛弃了她。
可是在内心，她开始觉得他一定出了事，而且这股焦虑与日俱增。在她?99ｌiｂ?试图向银行借钱去美国结果反遭厄运之前，她也曾按照他留给她的地址，写信给吉姆的父母，可是也没收到回音。要她写一封完整的信颇为困难。她在学校学过英文，和吉姆在一起的那一年也进步颇多，可是拼写仍然令她非常头痛。
一天晚上，卡米拉睡着了，瑞贝卡盘腿端坐在床垫上，女吐利用啤酒桶当桌子，又写了一封信给吉姆的父母。
她写得很慢，尽可能把每个字写清楚。
亲爱的柯斯圭先生和太大：
自从吉姆在一个月离开我和我门的女儿卡米拉，我就没有再接到他肖息。已经过去五个月了。你门知道他在哪里吗？我很单心他，要是你门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是不是之道他怎么了，那就好了。我之道他能的话一宁合写信给我因为他导个很好很成实的人，他很爱我和我门的小女儿。她现再六个月大，是个很建康也很票亮的小姑娘。柯斯圭先生和太大，清你门写信给我，告诉我吉姆怎么了。很谢谢，加上问候。
瑞贝卡·林德上.99lib.
接下来，她只有等待。秋天很快就来了，那个原本要住她房间的人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她不得不再次搬家。她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不过她希望找到地方跟朋友一起住。
就在瑞贝卡搬家前夕，吉姆父母的来信到了。
吉姆的母亲写道，他们最近搬到了另一个州，离原来住的地方很远。吉姆的刑罚并末照当初当局答应过的徒具形式而已。
他因为逃兵罪，被判处四年监禁。他们不能去看他，因为监狱太远，不过他们可以写信给他。他们认为监狱会审查他的信件，这就是瑞贝卡收不到他的信件的原因。瑞贝卡可以试着写信给他，不过他母亲不能肯定信件会到达他手上。而无论是对吉姆、瑞贝卡或孩子，他们都没有能力帮忙，因为吉姆的父亲重病在身，医药治疗很是昂贵。
瑞贝卡仔细地把信看了好几遍，可是唯一真正进入她脑海的是“四年监禁”。
卡米拉已经在地板的床垫上睡着了。她在她身旁躺下，紧拥着女儿哭了起来。
瑞贝卡那天晚上没有睡觉，直到天色发白她才勉强睡着，睡没多久，就被卡米拉吵醒99lib.哥拉战事的人，但即使是这些人也来自多种不同国籍，后来该组织就从许多国家招募新血强化力量，包括一些奉行极端民族主义、还觉得施行恐怖是为国家效忠的日本人。
雷哈德·海伊特是他那一期训练营中的佼佼者，因此他很够格自诩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十大人物，一个他向往无比的名号。
除了这个身份外，他其实是个相貌英俊、教养良好、以工作为乐趣的人。
海伊特入境三天后，该组织的两个日本人也来到斯德哥尔摩。他们是取道芬兰，搭乘一艘从玛丽港。出发的豪华邮轮入关，其中一个日本人问值班的护照警察，距离最近的色情电影院在哪里，他们想看漂亮的瑞典姑娘演戏。警察一边面带不屑地听着，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他们的假护照上盖了章。
哪儿有漂亮的瑞典姑娘？这同样的问题，也让海关人员在他们的行李上草草用粉笔划了个过关的标志。
“我们应该有一些日文和英文的旅藏书网游小册子，把那些娼妓和色情俱乐部的地址印在上面，到时候塞给那些小日本白痴就行了。”海关人员对他的同事说。
“你这是种族歧视，”排队群众中有个年轻人叫道，“你难道不知道，因种族和肤色给予差别待遇是违法的？”
趁着他们在争执，第二个日本人的行李没经过检查也过关了。这人是个彪形大汉，两个手掌硬得像木板。
这两个日本人曾经参与印度的恐怖事件，不过和拉丁美汕的暗杀无关。雷哈德·海伊特知道他们非常称职——冷酷无情，可靠度百分之百。不过，跟他们住在一起真够无聊的。他们很少说话，光知道用一堆小棋子玩一种令人满头雾水的游戏。两人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根本分辨不出谁输谁赢，连游戏结束没，或是隔天要不要再继续，都搞不清楚。
日本人以前来过斯德哥尔摩，海伊特则是初到此地，所以头几天他到处逛，好对这个城市有个整体印象。他租了一辆车，用的是英国公民安德鲁·布莱克的身份证明。
一星期后，他从货运站收到一个大木箱，是用一般邮件寄来的。它显然没有经过检查就通过了海关，所以他也不必为隧后寄到的两个木箱操心。这几个木箱过一段时间后，会寄回绐寄件人。
收到木箱后不久，他就走进国王岛街的一个办公室，自稀是荷兰一家建筑承包商的代表，买到了该市地下铁、地下水管道、电气系统和煤气管道的完整地图。这次联络是事前就安排好的，买卖双方早先就有信件往来，卖主回信时已附了一张催价单。
十月三十一日，雷哈德·海伊特来到瑞典已经十七天了。
两个日本人还在玩他们的游戏，偶尔会去厨房烹煮一些奇怪能食物。那些材料好像是他们在市内的普通商店里买来的。
所有的资料和装备俱已备妥，离美国参议员来访还有三个星期。雷哈德·海伊特驱车到阿兰达国际机场，兴味索然地看了几眼又开回来，这位美国知名人物的行进路线似乎非常明了。９9ｌiｂ?
海伊特经过皇宫，突然一个掉头，把车子停在史洛特贝肯。
他拿出斯德哥尔摩市地图，接着就像所有的观光客一样，走下阶台，停下脚步举目四望，观望良久。
不管他选用什么方式，无可置疑这是个绝佳的地点。他多少已经决定要用炸弹，不过它涉及一个风险：国王很可能会同时丧命。上级完全没有提到国王该怎么处理，而且不知何故，海伊特自己也难以接受。国王有他的特殊地位。他又看了看皇宫，只觉得它是一堆笨重丑陋的石头。既然已经过了马路，他决定把车留在原来停车的地方，走一段短路穿过旧斯坦。这是整个城市中他唯一喜欢的部分。
雷哈德·海伊特一直走，来到斯托格街。他细细看了邦克柏抽水站，再继续沿着科曼街往东走，突然一个女人从眼前的巷子出来，走在他前面。
他心想，斯堪的纳维亚的女人不都是身材高挑、一头金发吗？他丹麦籍的母亲就是，可是这个女人明显很矮，而且肩膀很宽。她留着平直的金发，穿着红色橡胶雨靴、牛仔裤及带有风帽的黑色粗呢大衣，两手深深插在口袋里。她低着头往前走，步伐坚定，速度跟他一模一样。
他在她身后沿着波哈斯街继续走了几码，她突然转过头来，仿佛察觉被人跟踪似的望着他，她眯着眼，眼眸跟他自己的一样湛蓝。她故意看着他，看到他握在手上折叠好的地图，这才往旁边跨一步，让他先过。
他回到车上后，又看到正大步走向斯克邦街的她。她一度朝他的方向望过来，是快速而带着打量的一瞥。不知何故，他又想起自己丹麦籍的母亲，她依然在世，住在南非纳塔尔省首府彼德马里茨堡附近，等他们完成这次任务，他一定要回去看看她。
这一天，他也打了通电话给该组织的无线电专家，一个早已在哥本哈根待命的法国人。海伊特要他最晚在十一月十四日抵达斯德哥尔摩，入境的方式基本跟上回一样。
隔周的星期一，雷哈德·海伊特实在厌烦了他那两个沉默寡言、下棋下个没完的日本同事，决定去找个女人。找女人这件事背离了常规，他以前在预备行动阶段从来不曾接近女色。如今他有心去找女人，却发现斯德哥尔摩娼妓多得令他皱眉，尤其是为了买毒品什么都愿意做的十来岁的少女，更是比比皆是。
观察一阵之后，他步人市中心一家高档旅馆，走进酒吧间。
海伊特从不喝酒，不过偶尔会来上一杯加料的番茄汁。他一边喝饮料，一边想着自己要找个什么样的女人。最好是二十五岁左右、身材苗条、金色偏灰的头发。他自己今年三十岁，不过偏执于二十五这个数字。他绝对不考虑职业妇女或是在企业上班的女人。他对漂亮的瑞典女孩儿已不再信任，她们似乎只是个神话，就像瑞典政府宣传的许多谎言一样。
当他啜饮着第二杯加味的番茄汁时，一个女人走进来，在吧台另一头坐下。她喝的似乎是柳橙汁，杯里飘着一颗红樱桃，杯口镶着一片切得利落漂亮的柠檬。
两人彼此对望了好几眼，透露出共同的兴趣，海伊特决定请酒保去问问她，能不能请她喝一杯。她回说好。没多久，她身旁的高脚凳空了出来，他带着询问的眼光望望空座椅，这回她也点了头。
他挪座过去，以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聊了约莫半小时，逗得她颇为开心。他自称是丹麦的工程师，名叫雷哈德·约根森——尽可能说真话永远是最简单的上上策，他母亲的娘家姓氏就是约根森。她说她叫露丝·萨孟森。他立刻问她的年龄，她回答二十五岁。这女人几近十全十美：她的头发不是金黄色而是近乎灰色，还有一对碧蓝的眼眸。她的身材修长、苗条、曲线玲珑。
他花了十五分钟，得知她来这问酒吧的目的和他一模一样。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他们只要走出门，要旅馆小厮帮忙叫辆出租车就好。
通常上酒吧的女人都有女性朋友作伴，露丝·萨孟森也不例外，她那位朋友正在和同桌的一个男人说话。在两人等出租车的当儿，海伊特礼貌地跟她闲聊了两句。
他选了个好对象，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数小时后他趁空档问了个问题。他先约略提了些自己的事和旅行见闻，接着问：
“你从事什么工作？”
她借他香烟的火，自己点上一根，吐出一团烟雾后才说：
“我在警事部门做事。”
“警事部门？”他说，“你是警察？”
“是的，我们称为助理警员。”
“这份工作有趣吗？”
“不见得天天都很刺激，”她说，“我工作的部门叫做调查局。”
他什么也没说，心里却是惊讶万分，不过在他眼里，这反而让她变得更有意思了。
“我先前是故意不提的，”她又加上一句，“如果你说你是警察，有些人的反应会很怪异。”
“真可笑。”海伊特说，一面把她搂得更近。
直到翌晨七点钟，他才回到日本伙伴的身边。他们谴责地望着他，接着又回床上睡觉去了。
第十四章
贡瓦尔·拉尔森看着自己的新西装。
如果他在那个重要的日子穿上它，会不会是个恶兆？他会不会被那个可恶参议员的大肠小肠罩着满身满脸？不无可能。带着嫌恶的心情，他马上决定，下星期四一定要穿上这套西装。
今天.99lib.他还是平日的那身打扮——毛里夹克、棕色长裤、厚重的丹麦休闲鞋，带着皱折纹理的橡胶鞋底——他看着镜子摇摇头，接着就出门上班去。
贡瓦尔·拉尔森不喜欢变老。他就快五十了，越来越常自问人生的目的伺在。把遗产浪掷殆尽是很好玩，无论对自己还是别人都值得记上一笔。他喜欢当海军的那段日子，更喜欢商船上的生活，可是他到底为什么会当上警察，主动把自己推到一个常与个人信念背道而驰的位置上呢？
答案很简单。凭他七零八落的学校教育，那是他唯一找得到的工作，还有，当时他想做个有用的人。只是，他成功了吗？
还有，他为什么不结婚？他曾经有的是机会，只是现在都太晚了。
不管怎么说，问这种问题未免太不是时候。
他到达大楼后停好车，乘坐电梯直接上到暴力组办公室，亦即特别小组的总部。这些办公室已破旧不堪，壁纸斑驳脱落不说，在窗外不断增高的新警局大楼的压力下，整个建筑好像随时都有崩塌之虞。
贡瓦尔·拉尔森看墙上的钟。八点零三分。今天是十一月十四日，离那个大日子还有整整一个星期。
这个指挥总部有四个房间可用，马丁·贝克通常都在，贡瓦尔·拉尔森和埃纳尔·勒恩也几乎都在，本尼·斯卡基和弗雷德里克·梅兰德也是，梅兰德是窃盗组的探长，不过在国家凶杀组和制暴组也有多年的工作经历。
梅兰德是个怪人，也是个无价的资产。他的记忆力就像电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资料只要经过他的脑袋，各种错误、重复的指令等等都会被筛掉，一个不漏。个头高大、性情温和的他，年纪比其他人稍大，多半时候只是坐着研究文件、摆弄烟斗，如果办公桌后头找不到他，那么铁定就在厕所。这是斯德哥尔摩一半警察都知道的事实，而且视之为天大的笑话。
贡瓦尔·拉尔森对勒恩点点头，这才进入马丁·贝克的办公室。马丁·贝克坐在办公桌上，一面晃荡着双腿打电话，一面翻着眼前厚厚的一沓报告。
“再见。”他说，随即挂上话筒。
贡瓦尔·拉尔森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
“空军。”马丁·贝克说。
“哼。”贡瓦尔·拉尔森说。
“没错，我刚才就是想这样回答他们，只是语气比较委婉。他们想知道我们需不需要战斗机。”
“那你怎么说？”
“我就说，我们根本不需要飞机。”
“你真的这么说？”
“没错，那位将军有点儿冒火。‘飞机’显然不怎么好听。”
“这就像是把一艘船的甲板叫地板一样。”
“噢，真有这么糟？”马丁·贝克说，“要是他再打电话来，那我得向他道歉。”
他看了看手表显示的日期，说：
“你那些ULAG的朋友好像还没露面。”
这一两个星期以来，边界管制和入境的交通路线检查得非常严格。
“嗯。”
“这是肯定句吗？”马丁·贝克问。
贡瓦尔·拉尔森在房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终于开口说道：
“我想我们应该假设他们已经到了。”
“可是他们一定有好几个人。你真的认为他们已经全都潜入进来，可是一个都没有被抓住？”
“听来似乎很玄，”贡瓦尔·拉尔森说，“可是——”他没有说下去。
“当然，他们是有可能在边境检查展开之前就进来了。”马丁·贝克说。
“对，”贡瓦尔·拉尔森说，“是有这个可能。”
故意转移话题似的，马丁·贝克问：
“你昨天有没有看到有趣的影片？”
贡瓦尔·拉尔森被分派到一个任务：把情报部门手上好几部关于国宾访问的影片好好研究一番。
“有，”贡瓦尔·拉尔森说，“我注意到，尼克松在贝尔格莱德时，跟他的同路人铁托。在都柏林一样，坐的都是敞篷车。尼克松和瓦勒拉。乘坐的是劳斯莱斯的古典敝篷车。从影片中看来，只有一个安全人员随行。反观基辛格去罗马访问的时候，几乎半个意大利都被封锁。”
“他们有没有把那部经典名片放给你看——《教皇的耶路撒冷之行》？”
“有，不过很不幸，我以前就看过了。”
教皇的耶路撒冷之旅是由约旦的国家安全部门负责，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糟到或许堪称史无前例的地步。即使是斯蒂格·马尔姆也不可能做到这等程度。
电话铃响。
“我是贝克。”
“嗨，”瑞典保安警察首长说，“我送过去的文件你看了没有？”
“我正在看。”
“那你应该知道，那几天瑞典其他地区的正规警力会有点儿不足。”
“我看得出来。”
“我只是希望你知道。”
“那不是我的事。你去问署长，看他是不是了解。”
“好，我打电话给马尔姆。”
勒恩走进房间，红鼻头上戴着他的阅读眼镜，手上拿着一张纸。
“我在我桌上找到这份CS名单——”
“那份名单应该放在我的‘收件卷宗’篮里才对，”贡瓦尔·拉尔森说，“你就放在那里吧。不过，到底是哪个臭家伙动了我的东西？”
“不是我。”勒恩说。
“那是什么名单？”马丁·贝克问。
“那天在执勤室里执勤的人员名单，”贡瓦尔·拉尔森说，“就是那些最好让他们坐在执勤室里玩叉又圈圈游戏的人，如果你懂我意思。”
马丁·贝克从勒恩的手上拿过名单看了看。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堆并不令人意外的名字：波·萨克里松、肯尼斯·克瓦斯特莫、克勒·克里斯蒂安松、维克托·保尔松、阿道夫·古斯塔夫松、理查德·乌尔霍尔姆等等。
“我非常了解你的意思，”马丁·贝克说，“让他们值勤似乎是个绝佳的主意。不过，CS代表什么？”
“蠢蛋小组(clod squad)，”贡瓦尔·拉尔森说，“我不想表达得太直接。”
大家走进一个较大的房间，也就是勒恩和梅兰德的办公室。墙上已经用大头针钉好一大幅斯德哥尔摩的市区地图，上头划着车队的初期路线。和大多数的指挥中心一样，这间办公室也是乱哄哄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不时有人拿着内装公文的牛皮纸袋进进出出。
梅兰德正对着话筒说话，烟斗一直没离嘴。他一看到他们就说：“噢，他刚进来。”随即一言不发地把话筒交给马丁·贝克。
“我是贝克。”
“真高兴找到你了。”斯蒂格·马尔姆说。
“噢。”
“对了，恭喜你破了裴楚斯的命案，漂亮极了。”
这话说得有点儿晚，而且过于夸张。
“谢谢，”马丁·贝克说，“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这件事？”
“不是，”马尔姆说，“很遗憾，并不是。”
“那是什么事？”
“空军的头头刚才打电话给署长。”
动作真快，马丁·贝克心想，他大声说：
“然后呢？”
“那位将军好像——”
“很生气？”
“噢，我不妨说，他好像对警方在这件事情上的合作意愿很感失望。”
“我懂了。”
马尔姆尴尬地清清喉咙。
“你感冒了吗？”
多么糟糕的长官，马丁·贝克心想，不过他立刻想到，其实现在情况正好相反，他可以把自己视为马尔姆的长官，于是说道：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你到底有什么事？”
“噢，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和国防部门的关系很敏感也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和那些国防部门的对话，可以多一点儿愿意合作的感觉的话，那是最好。当然，你知道，这可不是我说的。”
马丁·贝克笑了。
“那是谁说的？现在是哪个答录机在说话吗？”
“马丁，”马尔姆说，语气中带着恳求。“你知道我的处境很为难。这不容易——”
“好吧，”马丁·贝克说，“还有其他事吗？”
“目前没有。”
“那就再见了”
“再见。”
电话再次响起。梅兰德接了，这回是麦勒，想谈谈他对抗那些所谓“颠覆力量”——简单说，就是共产党——的心得。他们让梅兰德去处理。这种事他做来最得心应手，无论对方说什么，他的回复一概简洁又有耐眭，从来不转移话题，也绝不提高嗓门。等到对话完毕，对方说等于没说，可是因为得到了仁慈的对待，所以也没得抱怨。
其他人在研究车队路线。
参议员的访问行程很简单。那架每天会由特选的机械师检查个十遍的专机，将于下午一点钟抵达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机场。瑞典政府的代表会在停机坪和他见面，一起走到贵宾室。政府婉拒了以仪仗队欢迎的提议，因此他们会双双踏人防弹车，开到位于赛耶广场的国会大楼。当天下午，参议员和四名带领战舰停靠在奥斯陆港口的美国海军军官将会献上花圈，纪念已经辞世的国王。
这项对已逝君王的致敬仪式曾经掀起轩然大波。这一切要回溯到一开始，参议员被问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时。他答复说，想对新近驾崩的国王致敬，因为不只是他本人，连广大的美国人民也认为这位国王是当代最伟大的瑞典人。
对于这项要求，没有人觉得特别高兴。当初老王驾崩、新王宣布就位时爆发的的强烈忠君思潮，还让好几位部长受到了些许惊吓。他们认为这个要求逾越了尺度，于是通过外交渠道问那位参议员，他所谓的“新近”是什么意思(古斯塔夫六世辞世已经超过一年)，并且强烈暗示，瑞典政府对他向过世君王致敬的仪式并无兴趣。可是参议员不肯退让，他死也要献上花圈，反正就是非这么做不可。
美国大使馆订做了一个花圈，竞大到要动用到两家花圈公司才做得来。参议员亲自决定了花圈的大小，以及用什么样的鲜花。幸亏十一月十二日抵达斯德哥尔摩的四位海军军官个个是运动员体格，每个人不穿鞋的身高都超过六英尺。
这倒算是有点儿远见，因为个头小的人恐怕搬不动这座小山一般的花圈。
经过漫长的、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后，首相终于答应出席致敬仪式。仪式过后，车队会继续开向国会大楼。当天下午，这位贵宾会接见一堆部会首长，进行一场非正式的政治讨论。
晚间，政府会在斯陀马斯特花园设宴，好让在野党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也有机会和这位差点儿成为美国总统的大人物说说话。事实99lib?上，瑞典左派的领袖一一也就是共产党的主席，已经拒绝和他同席用餐的邀约，这位参议员的政治威力可见一斑。
国宴完毕，参议员将下榻于美国大使馆的贵宾寓所。
隔天星期五的行程就短多了。国王将在皇宫设午宴招待贵宾。皇室的幕僚长还没有宣布该如何筹划，不过初步的安排是：国王走出皇宫，在罗格阶台上欢迎贵宾到来，之后再双双进入宫内。
午宴后，参议员在一两位政府官员的陪同下，驱车直奔阿兰达机场，双方道别后飞回家去。行程到此结束。
这样的行程毫无特别复杂或出奇之处。整个行程都会在报上披露，包括实际的行进路线。从贵宾抵达、车队进入市区、献花圈仪式乃至于和国王会面，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会一路做现场报道。事实上，把这么多的高层、低层警察全都拉进来保护一个人，实在荒谬可笑。
梅兰德结束了电话，起身走向地图前的伙伴。
“嗯，”他说，“跟你们几位一样，我已经把这个破坏组织的资料都看了。”
“如果是你，你会在什么地点放置炸药？”马丁·贝克问道。
梅兰德点燃烟斗，以坚忍的表情说道：
“你们几位呢？你们会在什么地点放置这个假想的炸弹？”
五根食指不约而同地举起，落在市区地图的同一个点上。
“噢，老天，老天。”勒恩说。
他们都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终于，贡瓦尔·拉尔森开口说道：
“如果我们五个人得出的结论都一样，那事情可是大大的不妙。”
马丁·贝克往旁走了几步，手肘支在靠墙的档案柜上说：
“弗雷德里克、本尼、埃纳尔、贡瓦尔，我要你们在十分钟内写下你们选这个地点的理由。还有，我要你们分头写。我自己也会写一份。简短点儿。”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他任由它响，拿出一张纸，夹入打字机，用左右两手的食指开始打字：
如果ULAG企图进行暗杀，所有的线索都显示，他们会利用遥控炸弹的手段。以我们目前的安全措施，在煤气总管道中埋藏炸弹似乎最难防范。另外，要达到最有力的爆炸效果，这也是最好的方式。我个人的想法，最可能的埋藏地点是从机场进入斯德哥尔摩市区的途中。要让车队改变路线太费周章，尤其以警力的部署而言。这个地点有很多地下坑道和通道，首要的就是正在兴建的地下铁运输系统，其次是地下水管道系统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支线。这一地区可以借由很多条街道的水流线到达，另外还有许多入口，只要熟悉本市地下交通网络的人都进得去。他们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放置炸药，这一点我们应该考虑到，还要努力找出这些位置来。
贝克
马丁·贝克还没写完，斯卡基就拿着自己的报告进来了。
梅兰德和贡瓦尔·拉尔森跟着进来。勒恩最后一个交卷。他那份报告花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写完。他不是当作家的料。
大家的观点大同小异，不过勒恩的报告最值得一读。他是这么写的：
地下道的炸弹客，就算他用无线电引爆，也得把炸弹放在一个有煤气总管线的地方。我刚才指出的地点就有好几个(五个)，要是他把炸弹放在那附近，那他就得像地鼠一样自己挖个隧道，要不就是利用已经有的地下通道。就像我指出的那个地方，已经有限多挖好的通道，所以要是炸弹像贡瓦尔说的那么小，那我们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如果我们目前不想召集一大堆地下警察来成立一个地下突击队的话，而且他们叉没有经验，所以可能毫无用处。.99lib.
副组长，埃纳尔·勒思
另：我们并不知道地下道里有没有用炸弹企图暗杀的恐怖分子，如果有，不管是地面警察还是地下警察都无法对付他们，不过他们可以游泳进入下水道，那么我们也得成立一个由蛙人组成的下水道突击队。
马丁·贝克面无笑容地大声念出内容，报告的作者显得局促不安。马丁·贝克念完，把它放在最上头。
勒恩的思路清楚，可是写作能力差强人意。也许这就是他一直无法升迁到探长的原因。有时候他的报告会被一些不怀好意的家伙故意传来传去，引起哄堂大笑。他们说，警员写的报告确实常常不知所云，可是勒恩是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照理说应该写得好一些。
马丁·贝克走到小冰箱旁，喝了一杯水，接着用一只手肘撑着档案柜的老姿势站着，一面挠头一面说：
“本尼，请你告诉总机，我们现在不接电话，也拒绝访客。不管是什么人。”
本尼照办，不过又问了一声：
“如果是署长或马尔姆呢？”
“那我们就把马尔姆踢出去。”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是署长，他可以自己玩儿。我办公桌抽屉里有一副扑克牌，其实是勒恩的，不过他也是从奥克·斯滕斯特伦那里继承过来的。”
“好了，”马丁·贝克说，“首先，贡瓦尔有话要对我们说。”
“是关于ULAG的炸弹技巧，”贡瓦尔·拉尔森说，“六月五日的暗杀行动后，该国警方的爆破小组伙同陆军一群专家，立刻着手在该市的主要煤气管线中搜索其他的炸药，结果找到两枚没有引爆的炸弹。这些炸弹非常之小，而且藏得非常巧妙，其中一枚花了三个月才找到，另一枚则是直到上星期才找到。两枚炸弹都埋在次日车队的规划路线上，爆破小组等于是一点一点慢慢往前挖才挖到的。比之于ULAG当初在阿尔及利亚使用的塑料炸弹，这两枚炸弹改良了很多，而无线电的控制装置，也是非常精密。”
他沉默下来。
马丁·贝克说：
“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要谈点儿别的，这件事我们绝对要保密，而且只有我们五个在场的人知道——只有一个例外，不过我们等下再说，”
讨论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事后，马丁·贝克极为满意，这真是个好团队，虽然某些成员对于彼此存有若干成见。他不时得为自己的想法解释一番，这照例又触动了他对科尔贝里的思念。
斯卡基去查刚才有没有人打电话来。名单洋洋洒洒一大串：警政署长、斯德哥尔孽市长、武装部队总司令、陆军参谋总长、国王的助理、瑞典广播电台的负责人、马尔姆、司法部长、保守党主席、保安警察首长、十家不同的报社、美国大使、默斯塔警察局局长、首相的秘书、国会大楼的安全警卫长、伦纳特·科尔贝里、奥萨·托雷尔、公共检察官、雷亚·尼尔森和十一个不知名的市民。
马丁·贝克愁眉苦脸地看着这份名单，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里头多少会有点儿麻烦，说不定还不少。
他的食指沿着长长的名单往下走，最后把电话拉过来，拨了雷亚的号码。
“嗨，”她的声音很开心。“我有没有打扰你？”
“你永远不会打扰我。”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回来？”
“要，不过可能很晚，”
“多晚？”
“十点、十一点吧，大概是那时候。”
“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没有？”她用质问的口气说。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什么都没吃，嗯？别忘了，我们讲好要说真话的。”
“你猜对了，跟平常一样。”
“那就回我这里来。如果可能，早半个钟头打电话给我。我不希望你还没抓住那个混蛋就饿死了。”
“好，要乖。”
“你也是。”
五人分了名单的其他部分，不少电话是三两下就应付完毕了，有些却是又臭又长。贡瓦尔·拉尔森选了马尔姆。
“你要干吗？”一接通，他劈头就问马尔姆。
“贝克好像在怪罪我们，因为我们从乡下调来很多警察，保安警察的首长一两个钟头前，还因为这件事情打电话给我。”
“所以昵？”
“我们总署这里只想指出一点：你们没有理由干涉还未发生的案件。”
“我们这么做了吗？”
“署长认为责任归属很重要。要是别处发生了犯罪，那不是我们的错，跟总署没有任何关系。”
“太棒了，”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我在总署，我一定会把防范措施做好。你们的人在干什么？你们以为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
“那好，我会打电话给首相。”
“什么？”
“我的话你听得很清楚。再见。”
贡瓦尔·拉尔森从来没有跟任何政府官员说过话，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可是此刻在一股冲动下，他拨了电话到司法部。他的电话被直接转给司法部长。
“午安，”他说，“我姓拉尔森，我是警方的人，我负责美国参议员来访的安全事宜。”
“午安，我听说过你的大名。”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虽然我认为那是无聊又无意义的讨论。那就是，下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因古平和北市之类的乡下地区，不会有一个警察。这是谁的错？”
“然后呢？”
“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有个答案，这样我就不用再跟不同的白痴辩论了。”
“原来如此。当然，政府要负完全责任。我认为把责任推到某个人身上没有道理，不管这个人是谁——就算是当初坚持要请这位贵宾来访的家伙。我个人会特别提醒警政署，要他们一定尽全力对那些警力缺乏的地区加强犯罪的防范。”
“太好了，”贡瓦尔·拉尔森说，“我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再见。”
“等一下，”司法部长说，“我也亲自打过电话，希望知道目前第一线安全防护的情况如何。”
“我们认为目前的安全措施很好，”贡瓦尔·拉尔森说，“我们正依照一个明确，但很灵活的计划行事。”
“太好了。”
贡瓦尔·拉尔森心想，这人听来颇为明事理。话说回来，这位司法部长在众多职业政客当中，确实是个令人眼睛一亮的特例。只是有其他政客掌舵，这个国家迟早会走上一条漫长的下坡路，这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事。
那一天还有无数的对话，多半了无意义。送档案的职员进进出出，川流不息。
晚上十点左右，有人送交一份档案给贡瓦尔·拉尔森，里面的内容让他双手抱着头，几乎有半个小时坐着动也不动。
斯卡基和马丁·贝克还在办公室，不过正准备回家，贡瓦尔·拉尔森不想破坏这个夜晚，一开始想什么也不提，隔天再说。可是他随即改变了心意，一语不发地把档案递给马丁·贝克。而马丁·贝克也同样面无表情地将它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
那天晚上，马丁·贝克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才到突利路雷亚的寓所。
他拿出自己的钥匙打开临街的大门，接着怛上两级台阶，用他们说好的暗号按下门铃。
雷亚有他公寓的钥匙，可是他没有她的。马丁·贝克不认为有此必要，因为如果她不在，他没有理由过来，而如果她在家，通常都不锁门。
约莫过了三十秒，她光着脚冲出来开门。她看来漂亮极了，除了一件柔软蓬松、长度盖住一半臀部的蓝灰色运动衫，其他什么也没穿。
“要命，”她说，“你没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刚做了一些菜，要在烤箱里烤半个钟头。”
等他进屋来，她又说：
“老天，你看起来很累。要不要来个桑拿？会让你放松下来。”
去年雷亚在地下室为房客加盖了一间桑拿室。如果她个人要用，只要在地下室门口贴张纸条就好。
趁着雷亚忙着准备桑拿，马丁·贝克换上一件一直挂在卧室衣橱里的旧睡袍。很好的桑拿，又干又烫。
大部分的人会静静坐着享受热气，可是雷亚不是那种人。
“你那个特别任务怎么样了？”她问。
“还不错，我想，可是——”
“可是什么？”
“还很难说。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
“想想看，竟然邀请那个于句养的来这里访问，”雷亚说，“还有多久？一一个星期？我是说距离他来访？”
“一星期都不到，下星期四。”
“收音机或电视会不会转播？”
“都会转播。”
“我会到科曼街去看看。”
“你不去示威抗议了吗？”
“大概吧，”她隋绪化地说，“我应该去的。或许示威我认为嫌老了点儿。情况和几年前不一样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ULAG的组织？”
“我在报上看过一些报道，他们的宗旨好像很模糊。你认为他们会在这里滋事？”
“有可能。”
“听起来很危险。”
“非常危险。”
“你热够了吗？”
温度计的指针快到摄氏一百度了。她舀了几盆水倒在石头上，一股难以忍受却又十分舒服的热气从天花板上罩顶而下。
两人接着去冲澡，拿毛巾互相擦干。
回到楼上屋子，诱人的香味从厨房里飘出。
“闻起来是熟了，”她说，“你有力气摆桌子吗？”
他只有力气做这个了——当然，吃东西除外。
食物很美味。他吃了很多，他很久没吃那么多了。接着他默默地坐了一会，酒杯拿在手上。
她看着他。
“你看起来累坏了，去睡觉。”
马丁·贝克真是累坏了。一整天马不停蹄地打电活和开会协调，令他精疲力尽。可是不知怎地，他不想现在就上床睡觉。
他觉得在这个有着大蒜串、艾草、百里香和野莓的厨房里很舒服。过了一会儿，他说：
“雷亚？”
“什么事？”
“你觉得我接这个工作有没有错？”
她想了很久才回答：
“分析起来会比较复杂。不过我理解你那个朋友为什么辞职。”
“他叫科尔贝里。”
“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也喜欢他妻子，我还认为，他辞职是对的99lib.当一名政客。他提高了说话的声音：
“我藏书网们认为这次不应该再演变成暴力事件。而且你们的计划也有一个根本的缺陷。”
“什么缺陷？”
“北欧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为了确保北欧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斯堪的纳维亚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了他们可使用护照畅行无阻。像阻止丹麦示威人士入境瑞典这种事，可以说违反了斯堪的纳维亚合作协定，并公然违背北欧议会公约。瑞典也签署了这项公约，这点可能不需要我提醒你吧？”
“斯堪的纳维亚合作协定，哈！”麦勒说，“我们在哥本哈根盖核能发电厂时可没征求丹麦人民同意呢。上个礼拜我就在那儿，发现站在北港火车站，就可以把坐落在巴撒巴可的核能发电厂看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必走近便能一览无遗。”
“你认为这件事不对吗？”贡瓦尔·拉尔森问。
“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不是我分内之事，”安全局长说，“只是贝克坐在那里谈起了斯堪的纳维亚合作协定，我凑巧想到这件事。”
他起身转向马丁·贝克，肚皮几乎碰到对方的身体。
“你还是不同意？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
“绝对不同意。”马丁·贝克说，“这点我们不会动摇。”
“我想你知道你还有几位顶头上司。”
“目前没有。”马丁·贝克说，“我想这件事我不必听命于任何人。”
“各位先生，你们目前可以说是非常固执己见。”麦勒阴沉地说，“不过你们的想法会改变的，也许很快就会改变。”
说罢，埃里克·麦勒拂袖而去。
“他在干吗？”本尼·斯卡基问。
贡瓦尔·拉尔森耸耸肩。
“他可能是去向马尔姆和警政署长求救吧。我们过会儿就会知道了。”
他们并没久等。
十五分钟后，电话响起。斯卡基接起电话。
“是督察长。”他一手遮住话筒说道。
贡瓦尔·拉尔森把电话接了过去。
“我是马尔姆。埃里克·麦勒刚才来这儿了。他说你们根本不重视他的意见。”
“叫麦勒扯他的淡去吧。”贡瓦尔·拉尔森说，“那么，署长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署长？他在他的避暑小木屋里，昨天晚上搭机南下的。”
警政署长的避暑小木屋坐落在野生动物保护区，人人都认为这点相当奇怪，许多人更视其为笑柄。
“他现在正坐在那里‘备感压力’吗？”贡瓦尔·拉尔森问道。
“是的。他昨天很累，也很生气。他说要在宁静祥和的情况下思考这整件事，责任感压迫着他。”
“放屁！”贡瓦尔·拉尔森说。
“你说脏话，拉尔森。总之，署长的精神状况不大好。”
“他影响到你了吗？”
一阵沉默，随后马尔姆说：
“是的。”
“你试过那个窑子的笑话了吗？或者那个糖果的？”
“试了，可是他根本没笑。”
“一定是你的表达方式不对。”贡瓦尔·拉尔森说。
马丁·贝克和斯卡基听着贡瓦尔·拉尔森说的话，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
“有可能。”马尔姆说，“我想说的是，麦勒无论如何都是这个国家的安全首长，没人能拒绝他。”
“真的吗？我才不尿他那一壶呢。”
“我个人认为你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你这话当真？这事由我们负责，不是吗？”
“反正，他现在已经直接去中央报告了。我的意思是，身为这个团队的沟通者，我应该通知你们这件事。”
“没错。”贡瓦尔·拉尔森说，“你做得很好。谢谢。”
他放下话筒。其他人满腹疑问地望着他。
“警政署长此刻正在他的避暑小木屋反省他的责任问题，屋外可能有一架警用直升机等候着他，麦勒则在前往中央的途中。”
“嗯。”马丁·贝克说。
“糖果的笑话是怎么回事？”斯卡基问。
“这事蠢得不值得再提，而且一言难尽。”贡瓦尔·拉尔森简短地说。
他看了一下腕表。
“假如我们想准时的话，现在就得出发了。”他对马丁·贝克说。
马丁·贝克点点头并穿上夹克。他们随即出发。出门时马丁·贝克问梅兰德：
“麦勒的贴身保护计划你看了没？”
“我刚看完。”
“如何呢？”
梅兰德敲敲烟斗。
“看起来没有问题。”他说。
“你一向很厉害。”贡瓦尔·拉尔森说，“不过要是我，我会再检查一遍。”
“我正打算这么做。”梅兰德说。
两个小时后斯蒂格·马尔姆来电，办公室只有本尼·斯卡基一人。梅兰德在洗手间，勒恩出去办事了。
“我是斯卡基侦查员。”
“我是马尔姆督察长。请贝克或拉尔森接电话。”
“他们正在开会。”
“在哪儿开会？”
“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我知道啊。”斯卡基口气很凶地说，“可是我不能告诉你。”
“年轻人，”马尔姆一肚子火说，“请记住你的职位等级，而且别忘了你归我管。”
“目前不是。”斯卡基答道，并没有被吓倒。
“贝克和拉尔森在哪儿？”
“我不告诉你。”
“那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可以来接电话？例如埃纳尔·勒恩？”
“他出去办事了。”
“办什么事？”
“这我也不能告诉你。”斯卡基说，“抱歉。”
“等到真找到理由时你再来说抱歉吧。”马尔姆气冲冲地说，“可能要不了多久了。”
说完，他把话筒摔了回去。
斯卡基扮了个鬼脸并将电话挂好。
电话又响了起来。
“我是斯卡基侦查员。”
“这我听得出来，”马尔姆冷冷地说，“你是不是可以帮我留话给贝克组长？”
“当然可以。”斯卡基羞怯地说。
“我从中央那儿得知了下面这个第一手消息，”斯蒂格·马尔姆态度高傲地说，“安全局长去见了司法部长，表示他对贝克今早给他的回答感到不满。不过司法部长把他的问题扔回特别小组处理，同时告诉他说，他不干涉警方的事情。麦勒局长因此不得不直接去找总理，总理起初有些质疑，但和司法部长讨论过后，两人持相同的结论。懂了吗？”
“是的，懂了。”斯卡基说。
“贝克或拉尔森回来之后，我立刻要和他们谈另外一件事情。至于你呢，你可以想想忤逆上司后，自己该如何收拾场面。再见。”
马丁·贝克和贡瓦尔·拉尔森直到傍晚才回来。两人闭口不提出门办了什么事情。
埃纳尔·勒恩当天没再进办公室，他的特别任务需要时间处理。
访客及电话不断涌进。
国王的侍卫官通知说，参议员走进皇宫的北面楼梯时，国王会走到城堡前的罗格阶台会见他。
马丁·贝克反对这项安排，表示这没有减轻安全活动的负担，尤其对远距离保护计划更无帮助，但侍卫官只是简短地回答说，国王并不害怕。
五点整，来了个超级不速之客。门被用力推开，“推土机”
低着头闯进来，活像一头披挂上阵、赶往斗牛场的公牛。
他的打扮一如既往：皱巴巴的紫蓝色外套、粉红色衬衫及一条富有想象力的领带。
梅兰德根本不搭理他，但贡瓦尔·拉尔森就像坐到一块不舒服的地方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问奥尔松：
“你他妈的来这里干吗？”
“马尔姆督察长要我抽空来这里一趟。”“推土机”开心地说，“他认为有些法律问题，你们可能需要人帮忙理出头绪。”
他轻决地走到墙上的地图前，仔细研究了一下，随后拍手并突然大喊：
“小伙子们，你们好吗？”
连马丁·贝克也被这场骚动吸引过来。他按捺着性子看着这位访客，语气非常平静地说：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没出现什么法律问题。不过，知道有问题的话可以找你，这真是让我们安心。”
“太好了！”“推土机”说，“太好了！”
“华纳·罗斯在哪儿？”贡瓦尔·拉尔森问道。
“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所以我料想他随时会出击。唯一的问题是，周四和周五我的银行抢劫案小组成员必须减少一半。是谁占用了这些人手呢？没错，正是你们和你们的保护措施。各位先生，这几天可难熬啦，相信我的话。可是我们可以应付的，我们习惯了。”
他环视整个办公室，愉快地说：
“祝你们好运！小伙子们！”
然后他冲向门口，迅速消失，众人连向他点头道再见也来不及。
“该死。”贡瓦尔·拉尔森说，“一定是马尔姆那个大蠢蛋把‘推土机’也派过来了。”
“我们不必顾虑他。”马丁·贝克面无表情地说。
由于国王宣布的那项计划，一切因此变得相当清楚。
整件事情将发布在媒体上，连车队路线也不例外。唯一保持神秘感的是高层政客之间的对话及其结论，通常一切结束之后，官方会公布一篇平淡无奇、毫无价值的公报。
广播电台及电视台会实况转播贵客莅临的盛况、车队进城、献花环典礼及与国王的会晤等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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