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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笑的警察》
第一章
十一月十三号晚上，斯德哥尔摩大雨滂沱。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正下着国际象棋。他们在科尔贝里的公寓里，离南边郊区的斯卡玛布林地铁站不远。最近几天没发生什么大事，因此他们两人都休假。
马丁·贝克棋下得很糟，但还是照下不误。科尔贝里有个刚满两个月的女儿，这天晚上他被迫带孩子；而马丁·贝克则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愿回家。天气糟透了。倾盆大雨哗啦哗啦地冲刷过屋顶，打在窗户上，街头几乎杳无人迹。少数几个人显然是有要事在身，才不得不在这种晚上出门。
位于滨海大道的美国大使馆外面，以及通往此地的几条街道上，沿路有四百一十二名警察正和人数大约两倍的示威者对抗。警方配备有催泪瓦斯弹、手枪、警鞭、警棍、警车、摩托车、短波无线电、电池驱动的扩音器、镇暴犬和歇斯底里的马匹。示威者则带着一封信和被大雨渐渐湿透的纸板标语牌。要将这些示威者视为同一批人马有点困难，因为群众里男女老少都有：身穿牛仔裤粗呢外套的十三岁女孩，认真严肃的政治系学生，鼓噪煽动群众的人士，以闹事为职业的家伙，此外竟还有一位八十五高龄、戴着贝雷帽、撑着蓝色丝制雨伞的奶奶级艺９9ｌib? 给大使，”科尔贝里说，“不过是一封信嘛，寄去不就算了？”
“寄去就没有这场热闹了。”
“是没有，但话说回来，这种事真是蠢得丢脸。”
“的确。”马丁·贝克同意。
他戴上帽子，穿了外套准备走人。科尔贝里很快站起来。
“我跟你一起出去。”他说。
“出去干吗？”
“哦，散散步。”
“这种天气散什么步？”
“我喜欢下雨。”科尔贝里说，并穿上深蓝色的毛葛雨衣。
“我一个人感冒还不够吗？”马丁·贝克说。
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是警察。他们隶属于凶杀组，目前没有什么案子要办，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很闲。
市中心街上没有警察的影子。倘若中央车站外面有个老太太正等着巡逻警员过来敬礼，然后笑着扶她过马路，那么她的愿望可要落空了。此刻就算有人用砖头砸破商店橱窗玻璃，也用不着担心尖厉的巡逻车警笛会突然打断他的好事。
警方正忙着昵。
一个星期前警察局长公开表示，目前许多警方的例行职责都不得不暂停，因为他们必须保护美国大使，不让讨厌约翰逊总统和越战的人所投递的信件和其他玩意儿威胁到他。
伦纳特·科尔贝里侦查员也不喜欢约翰逊总统和越战，但他倒真喜欢下雨时在城里散步。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雨仍旧下着，示威行动差不多已经解散了。
就在此刻，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八宗命案和一宗谋杀未遂的案件。
第二章
下雨了，他想着，泄气地望向窗外。十一月那黑暗和冰冷的倾盆大雨。这正是冬天来临的前兆。不久就会开始下雪了。
目前城里没有任何东西特别吸引人，尤其是这条街上光秃秃的树和巨大陈旧的公寓楼房。一条荒凉的街道，从一开始就规划错误，完全弄拧了。这条街并不真的通往任何地方，也从来没有通往过某地，它就只是在这儿，成了某个堂皇都市计划的阴郁纪念品。这儿没有亮着灯的商店?99lib.橱窗，人行道上也没有行人，只有没了叶子的大树和街灯，后者冰冷的白光映照在地上的积水和打湿的汽车顶上。
之前他在雨中蹒跚行走了许久，头发和长裤都浸透了，现在他感觉到脚踝上的湿意，冰冷的水还沿着脖子一路滴到肩胛骨上。
他解开雨衣最上面的两颗纽扣，把手伸进上衣里面，摸着手枪的枪柄。那玩意儿摸起来也是又冷又湿。
摸到枪，这个穿着深蓝毛葛雨衣的男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试图想点儿别的。比方说五个月前他去安德瑞兹度假时的旅馆阳台；比方说那沉重凝滞的热气，码头上灿烂的阳光，渔船和港湾对面那山峦上方的无垠蓝天。
然后他想到，每年这个时候那儿八成也在下雨，而且屋子里没有中央暖气，只有壁炉。
车子已经不在同一条街上了，而且他很快又得出去淋雨。
他听见后面有人下了阶梯，知道是那个在十二站之前，市中心的克拉拉.99ｌiｂ. 堡路奥伦斯百货公司外面上车的人。
下雨，他想，我不喜欢雨，事实上我痛恨雨；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升官，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不待在家里的床上跟……
这是他最后一个念头。
这是一辆红色的双层公车，外面车顶是乳白色，里面天花板是灰色。这种公车是利兰亚特兰型，英国制造，但驾驶座配合了瑞典靠右行驶的车道，两个月前才引进的。这天晚上它往返于斯德哥尔摩的四十七号公车路线，从动物园岛的贝尔曼斯洛到卡尔贝里路，然后再原路折返。现在车正朝西北前进，接近北站街的终点站，那里离斯德哥尔摩和索尔纳的分界线只有几码之遥。
索尔纳是斯德哥尔摩的郊区，也是个独立的市政单位，然而两者之间的分隔只是地图上的虚线而已。
这辆红色公车体积很大，超过三十六英尺长，将近十五英尺高，重十五吨有余。它在两排没有叶子的路树之间，沿着荒凉的卡尔贝里路轰隆隆地行驶，车头大灯亮着，雾气迷蒙的窗户让车子从外面看起来温暖舒适。接着它向右转到北丘路上，引擎声也随着下坡而变小。雨打在车顶和窗户上，车子99lib?沉重执拗地往下行驶，轮胎激起哗啦啦的小瀑布。
坡道终止之处道路也戛然而止。公车接下来得转个三十度的弯到北站街，然后再开三百码抵达终点站。
这个时候，唯一看见这辆公车的人正在北丘路上方一百五十多码的高处，紧贴公寓墙壁站着。这人是九九藏书个夜贼，正打算敲破一扇窗。他之所以注意到这辆公车，是因为希望它快点开过去，所以贴墙站着等待。
他看见公车在转角处放慢速度，打着方向灯开始往左转，然后就消失在视线之外。雨下得更大了。这人出手打破玻璃。
他没看见的是，公车并没有转过弯去。
这辆红色的双层公车在转弯的过程中似乎停了一下。接着就直直穿越马路，开到人行道上，一头冲进北站街和荒芜的堆栈场中间的铁丝网。
然后车停了。
引擎熄了火，但车头大灯仍旧亮着，车里的灯也是。
满是雾气的窗户在寒冷的黑暗中仍显明亮温馨。
大雨继续打在金属车顶上。
此刻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号，晚上十一点三分。
地点是在斯德哥尔摩。
第三章
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是索尔纳的无线电巡逻警员。
在他们十分平凡的警员生涯中，逮捕过好几千个醉汉、几十个窃贼，还曾经抓到一个恶名昭彰的性变态，当时他正打算攻击并谋杀一个六岁女孩儿。因此他们俩算是救了那女孩儿一命。这事儿距今还不满五个月，虽然纯属侥幸，但他们可打算要拿这丰功伟业一直炫耀下去。
这天晚上他们没抓任何人，只一人抓了一瓶啤酒。这似乎是违反规定的，因此最好假装没发生。
快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收到无线电呼叫，开车前往胡瓦斯塔郊区的教堂街，有人发现公寓门前台阶上倒着一个好像９9ｌｉｂ.死掉的人。他们花了三分钟就开到现场。
临街的公寓大门前，的确有个穿着破旧黑长裤、烂鞋和邋遢黑白外套的家伙俯卧在地。门内亮着灯的走道里站着一个穿拖鞋和睡衣的老女人。
显然投诉的人就是她。她隔着玻璃门对他们指手画脚，然后把门打开几英寸，从缝隙中伸出手，指向那个一动也不动的人形。
“啊哈，这是怎么回事？”克里斯蒂安松说。
卡凡特弯腰闻了一下。
“醉昏了，”他极端嫌恶地说，“帮我一下，克勒。”
“等一下。”克里斯蒂安松说。
“呃？”
“你认识这个人吗，太太？”克里斯蒂安松还算礼貌地问。
“应该认识。”
“他住在哪里？”
女人指向走道里面三码之处的一扇门。
“那里.99ｌｉb.。他要开大门锁的时候睡着了。”
“哦，没错，他手上还拿着钥匙。”克里斯蒂安松说着抓抓头皮。“他自己一个人住吗？”
“谁会跟这种死老头住在一起？”这位女士说。
“你要干吗？”卡凡特怀疑地问道。
克里斯蒂安松没有回答。他弯身从此人手中取过钥匙，然后以长年练就的手法一把将醉汉扯起来，用膝盖顶开大门，把人拖进公寓里。女人杵在一旁，卡凡特则站在外面的台阶上。两人都带着不赞同的神情望着这一幕，但并未干预。
克里斯蒂安松开了门，打开房间里的灯，扯下醉汉潮湿的外套。醉汉蹒跚前行一步，倒在床上，喃喃道：
“谢了，小姐。”
然后他翻个身睡着了。克里斯蒂安松把钥匙放在床边的餐椅上，熄灯关门，出去回到警车上。
“晚安，太太。”他说。
女人紧抿着唇瞪着他，一甩头进去了。
克里斯蒂安松这么做并非出于同胞爱，而是因为他懒。
卡凡特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们俩都还在马尔默当普通的街头巡逻警员时，他就多次看见克里斯蒂安松在街上带着醉汉往前走，甚至不惜过桥，只为了要把他们送到另一个分局的管区去。
卡凡特坐在驾驶座上。他发动车子，酸溜溜地说：
“席芙老是说我懒，她应该看看你。”
席芙是卡凡特的老婆，同时也是他最喜爱而且常常是唯一的话题。
“我干吗要白白被人吐得一身？”克里斯蒂安松一派聪明人的口吻。
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身材和外表很像。他们俩都六英尺一英寸高，金发，宽肩蓝眼，但性情大不相同，意见也常常相左。这就是他们俩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之一。
卡凡特正直不阿，他从不对看见的事情妥协，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可是个尽量眼不见为净的专家。
他在沉闷的静默中沿着一条蜿蜒的道路慢慢开车，这条路从胡瓦斯塔经过警察学校，然后通过一处社区花园地，途经铁路博物馆、国家细菌实验室、启明学校，然后曲折穿越广阔的大学区里面的各学院，最后经过铁路行政局到托姆特博达街。
这是一条经过深思熟虑的高明路线，所经之处几乎可以保证不会有人。他们一路上没有碰到别的车子，总共只看见两个活物，首先是一只猫，接着是另一只猫。
他们开到托姆特博达街尽头时，卡凡特把车停下，让引擎空转，散热器离斯德哥尔摩市区界线只有一码，然后考虑要如何安排剩下来的工作时间。
我就看你是否脸皮厚到敢掉头从原路开回去，克里斯蒂安松心想。他大声说道：
“借我十克朗好吗？”
卡凡特点点头，从胸前口袋掏出皮夹，看九九藏书也不看就把钞票递给伙伴。与此同时他很快做了决定。如果越过市区界线，沿着东北方向的北站街开五百码，那就只要在斯德哥尔摩巡逻两分钟就可以了。然后直接转向尤金尼亚街，经过医院，穿越绿地公园，沿着城北墓园开，最后回到警察局，届时他们已经下班了，而沿路碰到任何人的机会小之又小。
车子开进斯德哥尔摩，左转到北站街上。
克里斯蒂安松将十克朗钞票塞进口袋，打了个呵欠。然后他看着外面的大雨，说道：
“那边。朝这里有个王八蛋跑过来了。”
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都来自南方的斯科讷省，他们使用词汇的顺序令人不敢恭维。
“还带了一只狗。”克里斯蒂安松说。“他在跟我们挥手。”
“那一桌不归我管。”卡凡特说。
那是一只小得令人觉得可笑的狗，它根本就是被那个人拖着掠过地上的积水。遛狗的人冲到路中央，挡在车子前面。
“妈的！”卡凡特咒道，猛踩刹车。
他摇下车窗吼叫：
“你这样跑到路中间是什么意思？”
“那边……那边有一辆公车……”那人指着对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那又怎样？”卡凡特粗鲁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拖着这只狗？这是虐待动物。”
“发生……发生了意外。”
“好吧，我们去处理。”卡凡特不耐烦地说，“走开。”
他继续往前开。
“以后不要再这样拦车了！”他回过头叫道。
克里斯蒂安松直直地瞪着前方的雨。
“没错，”他认命地说，“公车开到人行道上了。一辆双层公车。”
“灯还都亮着，”卡凡特说，“前门也开着。克勒，出去看一下。”
他停在公车后方，车身与公车呈直角。克里斯蒂安松开了车门，不自觉地拉直肩上的皮带，自言自语道：
“啊哈，这是怎么回事？”
他和卡凡特一样穿着长靴和有金色纽扣的皮夹克，腰上佩着警棍和手枪。
卡凡特坐在车里，望着克里斯蒂安松悠闲地走向公车敞开的前门。
卡凡特看见他抓住扶手栏杆，懒洋洋地跨上台阶探头到公车里面。接着他惊呼一声，很快蹲下来，右手伸向枪套。
卡凡特反应迅速。他只花了一秒钟就启动警车顶上的红灯、探照灯和一闪一闪的橘色灯。
卡凡特打开车门冲进大雨中时，克里斯蒂安松仍旧蹲在公车旁边。即便如此，卡凡特还是抽出他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沃尔特手枪，打开了保险栓，甚至还瞥了一下表。
表上的时间是十一点十三分。
第四章
第一个抵达北站街的资深警员是贡瓦尔·拉尔森。
他本来坐在国王岛街警察局内自己的桌前，翻阅.99lib.枯燥冗长的报告，无精打采到了极点，而且第无数次想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干脆回家算了。
在“大家”这个类别里包含了局长、副局长、几位督察和警探，由于那场结局皆大欢喜的暴动，这些人还在楼梯和走廊上来回奔走。等这些人觉得可以下班回家了，他也会尽快照办。
电话响了。他咕哝一声拿起话筒。
“喂，我是拉尔森。”
“这里是无线电管制中心。一个索尔纳的无线电巡逻警员在北站街发现一辆公车，里面全是尸体。”
贡瓦尔·拉尔森瞥向墙上的电子钟，十一点十八分。他说：
“索尔九九藏书
纳的无线电巡逻员怎么会在斯德哥尔摩发现全是尸体的公车？”
贡瓦尔·拉尔森是斯德哥尔摩凶杀组的侦查员。他性情刚愎，并不是最受欢迎的警员。
但他从不浪费时间，因此第一个抵达现场的是他。
他拉起手刹，翻起外套的领子，走进雨中。他看见九九藏书一辆红色的双层公车开到人行道上，车头冲破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
他还看见一辆黑色的普利茅斯。，挡泥板是白色的，车门上以白色的粗体字写着“警察”。车子的紧急灯亮着，在探照灯的锥形光束中站着两个拿手枪的警员。两人脸色都苍白异常。其中一人的皮夹克前面沾了呕吐物，正困窘地用湿透的手帕擦拭胸口。
“出了什么事？”贡瓦尔·拉尔森问。
“里面……里面有好多尸体。”其中一个警员说。
“对，”另一人说，“没错，好多。还有一堆弹壳。”
“有一个人还没死。”
“还有个警察。”
“警察？”贡瓦尔·拉尔森问。
“对，一个刑事调查部门的人。”
“我们认识他。他在瓦斯贝加办案。凶杀组的。”
“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穿着一件蓝色雨衣。他死了。”
两个无线电巡逻警员一起开口，声音小小的，而且神色不安。
他们身材并不矮小，但是一站在贡瓦尔·拉尔森旁边，就显得没那么壮硕了。
贡瓦尔·拉尔森有六英尺五英寸高，将近两百二十磅重。他的肩膀跟职业重量级拳击手一样宽，有一双多毛的大手。他后梳的金发已经湿得滴水了。
众多警笛的尖响划破了淅沥的雨声。警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贡瓦尔。拉尔森竖起耳朵，说：
“这里是索尔纳吗？”
“刚好在市区界线上。”卡凡特贼贼地说。
贡瓦尔·拉尔森蓝色的眼睛毫无表情地从克里斯森望向卡凡特。然后他大步走向公车。
“里面……里面一团糟。”克里斯森说。
贡瓦尔·拉尔森没有碰公车。他把头伸进打开的车门向里张望。
“没错，”他沉稳地说，“的确一团糟。”
第五章
马丁·贝克的公寓在巴卡莫森。他在自家门口停下，脱下雨衣，在楼梯间甩掉雨水，才把雨衣挂起来，关上门。
门廊很暗，但他没开灯。他看见女儿的房门底下透出一道光线，听见收音机还是唱机在里面响着。他敲门进去。
他的女儿叫英格丽，今年十六岁。最近她成熟了些，马丁·贝克和她处得比以前好多了。英格丽是个平静务实而且聪明的孩子，马丁喜欢跟她聊天。她在念综合中学的最高年级，学业难不倒她，但她可不是以前他们说的那种书呆子。
英格丽靠在床上看书。床边的唱机在放唱片。不是流行音乐99lib?，而是古典音乐，他猜是贝多芬。
“嗨，”他说，“还不想睡？”
他停了下来。自己说的话如此空洞让他简直无法动弹。有一瞬间，他想到过去十年来在这间屋子里说过的所有零碎琐事。
英格丽放下书，关掉唱机。
“嗨，爸。你说什么？”
他摇摇头。
“老天，你的腿好湿，”女孩儿说，“外面雨下得那么大吗？”
“倾盆大雨。你妈和洛夫睡了吗？”
“我想是吧。吃完晚饭妈就把洛夫裹得紧紧的，叫他上床睡觉。妈说他感冒了。”
马丁·贝克坐在床上。
“他没感冒吗？”
“我觉得他看起来没事。但他乖乖上床了，或许以为这样明天就不用上学了。”
“你好像很用功。在念什么？”
“法文，明天要小考。要问我吗？”
“恐怕没什么用。法文不是我的拿手科目。早点睡吧。”
他站起来，女孩儿听话地往下缩进被子里。他替她盖好被子，走出去关门前听见她低语：
“祝我明天好运。”
“晚安。”
他在黑暗中走到厨房，在窗边站了一会儿。雨现在似乎比较小了，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厨房窗户不在风口的缘故。马丁·贝克想知道美国大使馆前的示威情况如何，明天报纸是会以粗暴挑衅还是笨拙无能来描述警方的行为。总之都会是批评的口吻。
他自有记忆以来一直都拥护警方，所以马丁·贝克只肯对自己承认，这些批评虽然有点一面倒，但大多情有可原。他想到英格丽几星期前某天晚上说的话。她有许多同学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加聚会和示威，其中大部分人都很讨厌警察。她说小时候她可以很骄傲地在学校炫耀说爸爸是警.99lib.察，但现在宁可不提了。她并不是觉得丢脸，而是因为她常会被拖去讨论，以期为全体警察辩护。这当然很可笑，但事情就是这样。
马丁·贝克走到客厅，在妻子卧房门口驻足，听见她微微的鼾声。他小心地拖出沙发床，打开壁灯，拉上窗帘。他不久前买了沙发，搬出共用的卧房，借口是这样他晚回家时就不会打搅妻子。她反对过，说有时他必须彻夜工作然后在白天补觉，她可不希望他躺在这里睡乱了客厅。他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去睡乱卧房，反正白天大部分时间她都不在那里。现在他睡客厅已经一个月了，而且很喜欢这样。
他的妻子叫英雅。
多年来两人相处每况愈下，不必跟她同床共枕真是松了一口气。这种感觉有时让马丁良心不安，但在结婚十七年之后，他似乎无力改变任何事，而且他早就放弃追究这到底是谁的过错。
马丁·贝克忍住一阵咳嗽，脱下湿长裤挂在电暧炉附近的椅背上。他坐在沙发上脱袜子，想到科尔贝里之所以半夜在雨中散步，可能是因为他的婚姻也陷入了一成不变的厌倦感之中。
这么快吗？科尔贝里结婚才十八个月而已。
第一只袜子还没脱下，他就否定了这个念头。伦纳特和葛恩在一起很幸福，这点毫无疑问。更何况这关他什么事？
他光着身子站起来走到客厅另一端的书架前，看了好久才选了一本。这是英国老外交家尤金。米林顿一德雷克爵士的书，内容是讲施佩伯爵号战舰和拉普拉塔之役。他在约一年前买了这本二手书，一直没时间看。他爬到床上，带着罪恶感轻咳着翻开书，然后发现没香烟了。沙发床的好处之一就是现在他可以在床上抽烟，不必担心会有什么麻烦。
他又起身，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潮湿压扁的烟，把烟一根根摊在床边桌上晾干，选了一根看起来最容易点燃的。他叼着烟，一条腿才刚放到床上，电话便响了。
电话在客厅外的走廊上。六个月前他已申请一部分机装在客厅，但他知道电话公司的办事效率，即使再等六个月后分机才装好，就算他走运了。
他很快走过去，在第二声铃还没响完前就拿起话筒。
“我是贝克。”
“贝克督察吗？”
他不认识这个声音。
“我是。”
“这是无线电管制中心。一辆四十七路公车在终点站附近的北站街出了意外，有好几个乘客死亡。请你立刻去现场。”
马丁·贝克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人家在开他的玩笑，或是.9９lｉｂ?某个对头要找麻烦，试图骗他再出去淋雨。
“谁通报的？”他问。
“第五分局的哈松。已经通知哈马尔督察长了。”
“多少人死亡？”
“他们还不确定。至少六个。”
“逮捕了什么人吗？”
“据我所知没有。”
马丁·贝克心想，我顺道去接科尔贝里，希望叫得到出租车。他说：
“好，我立刻去。”
“哦，督察……”
“什么事？”
“死者里面……似乎有一个你们的人。”
马丁·贝克紧抓住话筒。九九藏书
“谁？”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提名字。”
马丁·贝克摔下话筒，把头靠在墙上。伦纳特！一定是他。
他见了什么鬼下雨还要出门？他在四十七路公车上干吗？不，不会是科尔贝里，一定是弄错了。
他拿起话筒拨了科尔贝里的号码。另一端铃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五声。
“科尔贝里家。”
是葛恩睡意沉沉的声音。马丁·贝克试图平静自然地说：
“嗨，伦纳特在吗？”
他似乎听见葛恩坐起来时床的吱嘎声，似乎过了非常久她才回答。
“不在，至少不在床上。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我以为你们俩都在这里。”
“我回家时他跟我一起出门，去散步。你确定他不在家吗？”
“可能在厨房。等一下，我去看看。”
又过了似乎一辈子她才回来。
“马丁，他不在家。”
现在她的语气听起来很担心。
“他到哪儿去了？”她说，“天气这么坏。”
“我想他只是出去透透气。我也刚回家，所以他出去没多久。别担心。”
“要不要他回来后打电话给你？”
她似乎安心了。
“不用了，没什么要紧事。好好睡，晚安。”
他放下话筒，突然觉得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他又拿起电话，心想得打给某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赶去现场。他拨了最近的出租车招呼站专线，立刻叫了一辆车。
马丁·贝克干警察这一行已经二十三年了，在这期间有几位同僚殉职，每次发生这种事他都非常难过，内心深处他知道警察这一行越来越危险，下一次可能就轮到自己。但科尔贝里对他而言不只是个同事而已，多年来他们在工作上仰赖日深。
他们彼此互补，而且学会了不必浪费言辞，就能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觉。科尔贝里十八个月前结婚，搬到斯卡玛布林时，他们住的地方变近了，不上班的时候也会相约碰面。
科尔贝里不久之前在罕见的沮丧时刻说过：
“如果你不在，天知道我会不会继续干下去。”
马丁·贝克心中想着这句话，穿上湿雨衣冲下楼梯，出租车正在等他。
第六章
虽然夜已深，而且下着大雨，但还是有一堆人聚集在卡尔贝里路的封锁线外。马丁·贝克下出租车时他们好奇地瞪着他。
披着黑色挡雨斗篷的年轻巡警粗暴地要拦马丁，但另一个警察抓住巡警的手臂，敬了个礼。
有个穿浅色短雨衣、身材矮小的人挡在马丁·贝克前面说：
“请接受我致哀，督察。我刚刚听说有一个你的手下——”
马丁·贝克的眼神让那人噤若寒蝉。
他知道这个家伙是何许人，而且非常讨厌他。这人是个自由投稿的新闻从业人员，自称为犯罪报道记者。他的专长是报道谋杀案，内容则充满了令人作呕的煽动性文字和错误的细节描述。事实上只有最烂的周报才会刊登这种东西。
这人悄悄溜开。马丁·贝克跨过绳子，他看见前方不远处索尔广场方向围起了另一处范围较小的警戒区。围九九藏书
伦？凶杀组的？
答：对。
几个记者试图挤向门口，但贡瓦尔·拉尔森再度举起手。
“请不要进进出出，谢谢，”他说，“还有其他问题吗？”
问：斯滕斯特伦警察是公车上的乘客吗？
答：他并不是司机。
问：你们认为他只是偶然搭上这班公车的吗？
答：不知道。
问：这个问题是问你个人的：死者中有刑事部门的人，这你是否觉得完全是偶然？
答：我不是来这里发表个人意见的。
问：发生这件事之前，斯滕斯特伦警员是否在进行任何特殊的调查？
答：不知道。
问：他昨夜值勤吗？
答：没有。
问：他休假？
答：对。
问：那他一定是偶然搭上公车的。你能提供其他死者的名字吗？
答：不能。
问：这是瑞典发生的第一宗集体谋杀案。最近几年国外发生了好几件类似的事件。你认为这种疯狂的行为可能是受到国外，比方说美国的影响吗？
答：不知道。
问：警方是否认为凶手是个藉望引起注意的疯子？
答：这是一种理论。
问：是的，但这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警方是否根据这种理论办案？
答：所有线索和可能性我们都会加以调查。
问：有多少死者是女性？
答：两位。
问：那么其他六位是男性？
答：是的。
问：包括公车司机和斯滕斯特伦警员在内？
答：对。
问：等一下。我们获得的消息说，在警方架设封锁线之前，公车上有一个生还者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了。
答：哦？
问：是真的吗？
答：下一个问题。
问：你显然是最先抵达现场的警察之一？
答：对。
问：你何时到达的？
答：十一点二十五分。
问：当时公车里面看起来怎样？
答：你觉得呢？
问：你觉得那是你生平见过最可怕的景象吗？
贡瓦尔·拉尔森神情茫然地望着发问者。那人是个年轻男子，戴着圆框的金丝边眼镜，留着不太整齐的红胡子。最后拉尔森说：
“我不觉得。”
这个回答引起了一些困惑。一位女记者皱起眉头，难以置信地说：
“这是什.９９ｌｉｂ?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意思。”
在加入警方以前，贡瓦尔·拉尔森是海军水兵。一九四三年八月，他参与了清理野狼号潜水艇的工作，野狼号撞上水雷，沉在海底三个月之后才打捞上来。殉职的三十三名水手中有几位跟他一起受过训。大战之后，他也参与协助从雷涅斯拉特军营引渡波罗的海诸国的通敌者。他见过从德国集中营里遣返回国的人，大部分都是妇女，而且存活下来的不多。
然而，他看不出为何要跟这群.99lib.t>年轻记者解释，于是简洁地说：
“还有其他问题吗？”
“警方接触过任何目睹这次事件的证人吗？”
“没有。”
“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市内发生了集体谋杀案，八个人遇害。警方要说的就只有这些？”
“对。”
记者会就此结束。
第九章
勒恩带着乘客名单进来了好一会儿，房里的人才注意到他。
马丁·贝克、科尔贝里、梅兰德和贡瓦尔·拉尔森围着一张摆满现场照片的桌子，藏书网 勒恩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说：
“准备好了，名单。”
他出身于北方的阿耶普洛，虽然已经在斯德哥尔摩住了二十多年，但仍在使用瑞典北部的方言。
他把名单放在桌角，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别这样吓人。”科尔贝里说。
房间里一直鸦雀无声，勒恩的声音吓了他一跳。
“好，咱们来瞧瞧。”贡瓦尔·拉尔森不耐烦地说道，伸手去拿名单。
他研读了一会儿，然后递回给勒恩。
“我没见过写得这么臭的字。你自己看得懂吗？你没打几份副本？”
“打了。”勒恩回答，“待会儿就给你们。”
“好吧。”科尔贝里说，“念出来。”
勒恩戴上眼镜，清清喉咙。他看着手中的名单。
“八个死者中有四个人住在终点站附近，”他开口说，“生还者也住在那里。”
“照顺序一个个来。”马丁·贝克说。
“好，第一个是司机。他颈背上中了两枪，后脑一枪，应该是立刻死亡。”
马丁·贝克用不着看勒恩从桌上找出来的那张相片，他清楚记得驾驶座上那个人的模样。
“司机叫古斯塔夫·本特森，四十八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住在伊涅朵路五号。他的家人已经接获通知。这是他当天最后一趟车，本来等乘客在终点站下车后，他就会把车开到林达根街的翁斯堡停车场。车费袋里的钱都没动过，他的皮夹里有一百二十克朗。”
他从眼镜上缘望向其他人。
“目前关于他的资料只有这些。”
“继续。”梅兰德说。
“我照草图上的顺序说好了。第二个是奥克·斯滕斯特伦。背部五枪，右肩从侧面中了一枪，可能是反弹的子弹。他二十九岁，住在——”
贡瓦尔·拉尔森打断他.99lib.。
“跳过这段。我们知道他住哪儿。”
“我不知道。”勒恩说。
“继续。”梅兰德说。
勒恩清清喉咙。
“他住在柴豪夫路，未婚妻——”
“他们没订婚。不久前我才问过他。”
马丁·贝克不悦地瞥了贡瓦尔·拉尔森一眼，点头对勒恩示意继续。
“奥萨·托雷尔，二十四岁，在旅行社上班。”
他很快瞥了贡瓦尔·拉尔森一眼，说道：
“他们同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通知她。”
梅兰德取出口中的烟斗说：
“通知了。”
桌边的五个人都看着斯滕斯特伦尸体残破的照片。他们已经看过了，宁愿不要再看一遍。
“他右手握着警枪，枪上了膛，但并没有发射。他口袋里的皮夹有三十七克朗、身份证、一张奥萨。托雷尔的照片、一封他母亲写来的信和几张收据。同时还有驾照、笔记本、笔和一串钥匙。等实验室的人检验完毕，这些都会还给我们。我可以继续吗？”
“请。”科尔贝里说。
“斯滕斯特伦旁边座位上的女孩子叫布里特·丹尼尔松，二十八岁，未婚，在主日医院上班。她是有执照的护士。”
“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一起的。”贡瓦尔·拉尔森说，“或许他在外面找乐子也说不定。”
勒恩不赞同地看着他。
“我们最好查清楚。”科尔贝里说。
“她和另外一个主日医院的护士一起住在卡尔贝里街八十七号。她的室友莫妮卡。格兰霍恩说，布里特。丹尼尔松是从医院搭公车直接回家的。她太阳穴中弹，一枪毙命。公车上中一颗子弹的只有她。她的皮包里有三十八件不同的东西。我要一一说明吗？”
“老天，不用了。”贡瓦尔·拉尔森说。
“草图上的第四个人是生还者阿尔方斯。什未林。他仰天躺在后方两排椅子中央的走道上。你们知道他的伤势。腹部中枪，一颗子弹卡在心脏附近。他四十三岁，自己一人住在北站街一一七号，在市政府的公路局上班。对了，他的情况如何？”
“还在昏迷中。”马丁·贝克说，“医生认为他有希望清醒过来。但就算他醒了，医生也不确定他能不能说话，甚至是不是记得任何事。”
“肚子里有子弹会妨碍你说话吗？”贡瓦尔·拉尔森说。
“是惊吓。”马丁·贝克说。
他把椅子往后推，直起身子，然后点燃一根烟，站在草图前面。
“角落这个人呢？”他说，“第八号？”
他指向公车最后面右手边的座位。勒恩查看名单。
“他中了八颗子弹。胸部和腹部。这是个阿拉伯人，叫穆罕默德·布西，阿尔及利亚公民，三十六岁，在瑞典没有亲戚。他住在北站街的99lib.寄宿公寓，显然是下班之后回家。他在代沙路的锯齿烧烤餐厅工作。目前没有他进一步的资料。”
“阿拉伯，”贡瓦尔·拉尔森说，“那个地方不是一天到晚有一堆枪击案吗？”
“你的政治常识太糟了，”科尔贝里说，“你应该申请调到警安会去。”
“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家警察委员会安全部门’。”贡瓦尔·拉尔森说。
勒恩站起来，从照片堆中找出一两张，排在桌面上。
“我们没办法辨认出这位无名氏，”他说，“第六号。他坐在中央车门后方靠外面的座位，中了六颗子弹。他口袋里有火柴盒擦燃的那一面、一包比尔香烟、一张公车票和一千八百二十三克朗现金。就这样。”
“那是很多钱。”梅兰德沉思道。
他们倾身靠向桌面，研究这不知名人士的照片。他瘫在座位上，双臂伸开，左脚在走道上，外套前胸全是血。他没有脸。
“操，太惨了。”贡瓦尔·拉尔森说，“他的亲娘也认不出他来。”
马丁·贝克回去研究墙上的草图。他伸出左手说：
“我不排除有两个的可能性。”
其他人望着他。
“两个什么？”贡瓦尔·拉尔森问。
“两个枪手。看看这些乘客，他们都没有离开座位，除了生还者；而他可能是中枪之后往前趴到地上的。”
“两个疯子？”贡瓦尔·拉尔森怀疑地说，“在同一时间？”
科尔贝里走过去站在马丁·贝克旁边。
“你是说，要是凶手只有一人的话，应该会有人及时反应？嗯，或许吧。但凶手只是开枪扫射而已。一切发生得很快，而且当时乘客可能都在打盹——”
“要继续念乘客名单吗？等我们查出武器是一把还是两把，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当然，”马丁·贝克说，“埃纳尔，继续吧。”
“第七号是个叫做约翰·谢尔斯特伦的工头。他坐在无名氏的旁边，五十二岁，已婚，住在卡尔贝里街八十九号。据他的妻子说，他是从席贝莉街的工厂加班回来。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只差在回家路上吃了一肚子枪子儿。”贡瓦尔·拉尔森说。
“中央车门前方的靠窗座位上是约斯塔·阿萨尔松，第八号，四十二岁。脑袋被轰掉了一半。他住在戴涅街四十号的住家兼办公室，和弟弟一起做进出口贸易。他老婆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班公车上。根据她的说法，他应该在纳法路参加俱乐部的聚会。”
“啊哈，”贡瓦尔·拉尔森说，“出去偷腥了。”
“是，的确有这种迹象。他的手提箱里有一瓶威士忌，黑牌的强尼沃克。”
“啊哈。”科尔贝里说，他是个老饕。
“除此之外他还带了不少保险套，”勒恩说，“手提箱的夹袋里有七个。还有一本支票簿和八百多克朗现金。”
“为什么是七个？”贡瓦尔·拉尔森问。
门打开了，埃克探头进来。
“哈马尔说要你们在十五分钟之后到他办公室去。也就是谠十点四十五分。做简报。”
他走开了。
“好，我们继续。”马丁·贝克说。
“说到哪里了？”
“有七个保险套的男人。”贡瓦尔·拉尔森说。
“关于这个人，还有其他可说的吗？”马丁·贝克问。
勒恩瞥向自己鬼画符似的名单。
“我想没了。”
“那就下一个。”马丁·贝克坐在贡瓦尔·拉尔森的桌上说。
“第九号坐在阿萨尔松前面第二个座位。希尔杜·约翰松女士，六十八岁，住在北站街一百一十号。肩膀中弹，脖子被打穿。她有个出嫁的女儿住在费斯曼纳街，她替女儿看完孩子从那里回家。”
勒恩把名单折起来塞进外套口袋。
“就这些人。”他说。
贡瓦尔·拉尔森叹了口气，把照片整齐地分成九叠。
梅兰德放下烟斗，咕哝一声出去上厕所。
科尔贝里往后靠，翘起椅子的前脚。
“我们从这一切里头到底知道了些什么？一个寻常的晚上，在一辆平常的公车上，有九个很普通的人毫无理由地被冲锋枪干掉了。除了那个身份不明的人之外，我看不出哪一个人不对劲儿。”
“有一个。”马丁·贝克说，“斯滕斯特伦。他在公车上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
一个小时之后，哈马尔问马丁·贝克同样的问题。
哈马尔召集了一个特殊调查小组，从现在开始，这个小组将全力侦办这起公车谋杀案。小组成员包括十七位经验丰富的刑事人员，由哈马尔领头。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同时也负责这项调查。
所有已知的事实都仔细研究过了，也分析了形势，任务便分派出去。简报结束，除了马丁·贝克和科尔贝99lib?里以外的人都出去了以后，哈马尔说：
“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
“不知道。”马丁·贝克回答。
“似乎也没人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你们知道吗？”
科尔贝里双手一摊，耸耸肩。
“完全不知道。我是说除了例行公事之外。照理来说应该没在忙什么。”
“最近我们很清闲，”马丁·贝克说，“他休了不少假。之前他加了很多班，所以当然该让他休假。”
哈马尔双眉紧皱沉思着，手指在桌边嗒嗒地敲，然后他说。
“谁通知他的未婚妻？”
“梅兰德。”科尔贝里说。
“我想该有人尽快去和她谈谈，”哈马九九藏书尔说，“她一定知道斯滕斯特伦在干什么。”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加上一句：“除非他……”
他沉默下来。
“除非什么？”马丁·贝克问。
“你的意思是，除非他和公车上那个护士在一起？”科尔贝里道。
哈马尔一言不发。
“或是正要去找别的女人。”科尔贝里说。
哈马尔点点头。
“去查清楚。”他说。
第十章
国王岛街警察局外头站着两个巴不得自己能在别处的人。
他们穿戴着警帽和金色纽扣的皮夹克，肩上的皮带横过胸前，腰间佩着手枪和警棍。这两人是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
一位穿着齐整的年长女士迎向他们，问道：
“对不起，叶奈街要怎么走？”
“这位太太，我不知道。”卡凡特说，“问警察吧，那边有一个。”
女人张口结舌地望着他。
“我们对这里不熟。”克里斯蒂安松很快解释。
他们走上台阶时，那位女士还盯着他们看。
“你想他们找我们要干吗？”克里斯蒂安松焦急地问。
“当然是要听我们的证词啦。”卡凡特回道，“是我们发现的，不是吗？”
“没错，”克里斯蒂安松说，“但是——”
“不要但是了，克勒。进电梯去。”
他们在三楼碰见科尔贝里。心不在焉的他阴郁地跟他们点点头，然后打开一扇门说：
“贡瓦尔·索尔纳来的那两个家伙到了。”
“叫他们等着。”办公室里的声音说。
“等吧。”科尔贝里说，然后走掉了。
他们等了二十分钟后，卡凡特振作起来说：
“这他妈的到底是要干吗？我们应该在休假，我答应席芙，她去看医生的时候我负责带孩子。”
“你说过了。”克里斯蒂安松沮丧地说。
“她说她的那里有点儿怪怪的——”
“对，这你也说过了。”克里斯蒂安松喃喃道。
“这下她可能又要大发雷霆了。”卡凡特说，“我搞不懂现在的女人。而且她看起来糟透了。夏思婷的屁股也变大了吗？”
克里斯蒂安松没回答。
夏思婷是他老婆，他不喜欢讨论她。
卡凡特似乎不在乎。
五分钟之后，贡瓦尔·拉尔森打开门，简短地说：
“进来。”
他们进去坐下。贡瓦尔·拉尔森挑剔地打量他们。
“请坐。”
“我们已经坐下了。”克里斯蒂安松实事求是地说。
卡凡特用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他。他开始察觉到有麻烦了。
贡瓦尔·拉尔森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桌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你们俩当警察多久了？”
“八年。”卡凡特说。
贡瓦尔·拉尔森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研究了半天。
“你识字吗？”他问。
“当然。”克里斯蒂安松在卡凡特来不及制止前说道。
“那就给我看看这个。”
贡瓦尔·拉尔森把纸推过桌面。
“你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吗？还是要我解释？”
克里斯蒂安松摇摇头。
“我很乐意解释。”贡瓦尔·拉尔森说，“这是犯罪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上面显示有两个穿着十二号鞋子的家伙，在整辆该死的公车上层和下层，留下总共大约一百个脚印。你觉得这两个人是谁？”
没有回答。
“我可以进一步解释，不久前我跟实验室的专家谈过，他说现场看起来像是有一群河马在那里晃荡了几小时。这位专家认为一群为数只有两名的人类，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消灭了所有的证据，这真是不可思议。”
卡凡特开始生气了，他冷冷地瞪着桌后的人。
“既然河马或其他动物通常不会携带武器到处走，”贡瓦尔·拉尔森的声音甜得像是掺了蜜。“可见，是有人在公车里用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沃尔特手枪开了一枪——确切来说，是朝前车门的台阶上方射击。你们觉得是谁开的枪？”
“是我们，”克里斯蒂安松说，“其实是我。”
“哦，真的吗？你开枪要打什么？”
克里斯蒂安松悲惨地抓抓脖子。
“没有。”他说。
“那是警告性射击。”卡凡特说。
“警告谁？”
“我们想凶手可能还在公车上，躲在上层。”克里斯蒂安松说。
“结果有吗？”
“没有。”卡凡特说。
“你怎么知道？在开枪之后你们干了什么事？”
“我们上去查看。”克里斯蒂安松说。
“上面没人。”卡凡特说。
贡瓦尔·拉尔森瞪着他们足足半分钟。然后他“砰”一声猛拍桌子，怒吼起来。
“所以你们俩都上去了！他妈的你们怎么这么蠢？”
“我们是从不同的方向上去的，”卡凡特为己方辩护。“我从后面的阶梯上去，克里斯蒂安松走前面。”
“这样在上层的人才不会逃掉。”克里斯蒂安松说，试图让情况好转。
“老天爷，上面根本没人！你们只是摧毁了整辆公车上的每一个脚印！更不要说外面！你们干吗要在尸体之间踩来踩去？让现场更恶心吗？”
“看是不是有人还活着。”克里斯蒂安松说。
他脸色发白，吞了一下口水。
“别又吐了，克勒。”卡凡特责怪他。
门打开了，马丁·贝克走进来。克里斯蒂安松立刻起立，过一会儿卡凡特也站起来。
马丁·贝克对他们点点头，疑惑地望着贡瓦尔·拉尔森。
“是你在大吼大叫吗？吼这两个小子没有帮助吧。”
“有帮助，”贡瓦尔·拉尔森反唇相讥，“这会有建设性。”
“建设性？”
“正是。这两个白痴……”他停顿下来，修正自己的措辞。
“这两位同僚是我们唯一的证人。听好了，你们两个。你们到达现场是什么时候？”
“十一点十三分，”卡凡特说，“我看了表。”
“而我则坐在现在这个地方。”贡瓦尔·拉尔森说，“我在十一点十八分接到电话。如果我宽松地说你们搞无线电搞了半分钟，而无线电管制中心花了十五秒联络我，那还剩下四分多钟。这段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这个嘛……”卡凡特说。
“你们像中了毒的老鼠一样四处乱窜，踩在别人的血和脑浆上，移动尸体，天知道还做了什么。整整四分钟。”
“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建设性——”
马丁·贝克开口，但贡瓦尔·拉尔森打断他。
“等一下。先不提这些智障花了四分钟摧毁证据，他们的确在十一点十三分抵达现场。而且他们不是自愿前去的，是有个人发现了公车，然后告诉他们的。对不对？”
“对。”卡凡特说。
“那个遛狗的家伙。”克里斯蒂安松说。
“正是。这个人来报警，但他们甚至没问人家的名字。如果不是这人今天自动出现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你们看见这个遛狗的人是什么时候？”
“这个嘛……”卡凡特说。
“大概在我们找到公车前的两分钟。”克里斯蒂安松说，低头望着靴子。
“正是，因为根据这人的证词，你们俩浪费了至少一分钟坐在车子里，无礼地对他吼叫，吼些狗呀什么的。我说错了吗？”
“没有。”克里斯蒂安松喃喃道。
“因此你们接到消息的时候，大约是十一点十分或十一分。这人拦下你们的时候，你们距离公车有多远？”
“大约三百码。”卡凡特说。
“没错，没错，”贡瓦尔·拉尔森说，“由于这位先生已经七十岁了，还拖着一只生病的腊肠狗——”
“生病？”卡凡特惊讶地说。
“正是，”贡瓦尔·拉尔森回道，“那只该死的狗椎间盘移位，后腿几乎不能动。”
“我终于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马丁·贝克说。
“嗯。今天我让这位先生循原路走了一遍，也带着他的狗。叫他走了三趟。狗就不行了”
“这是虐待动物。”卡凡特义愤地说。
马丁·贝克惊讶且充满兴味地望了他一眼。
“在任何情况下，这对搭档都无法在三分钟之内走完这段路，无论怎么赶都不行。也就是说，这位先生最迟一定是在十一点七分看见公车的。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屠杀发生在那之前的三到四分钟。”
“你怎么知道？”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异口同声。
“关你们屁事。”贡瓦尔·拉尔森反驳。
“因为斯滕斯特伦警员的表，”马丁·贝克说，“一颗子弹打穿他胸口，停在右手?９9ｌiｂ?瓦尔·拉尔森问。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你刚才要说什么？”科尔贝里问，“‘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斯滕斯特伦没有时间开枪。”马丁·贝克说。
其他人惊讶地望着他。
“嗯哼。”贡瓦尔·拉尔森说。
“对，对，你们两个都没错……”马丁·贝克迟疑地说，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按摩鼻根。
哈马尔打开门走进来，埃克和一个检察官办公室来的人跟在后面。
“重建犯案现场，”他突兀地说，“所有电话都不接。你们准备好了吗？”
马丁·贝克心情低落地望着他。斯滕斯特伦进房间的习惯跟他一模一样，总是出奇不意，而且从不敲门，几乎从不。这令人非常恼怒。
“你拿着什么？”贡瓦尔·拉尔森问，“晚报？”
“是的，”哈马尔回答，“非常振奋人心。”
他扬着手中的报纸，充满敌意地瞪了他们一眼。标题是黑色的大字，但报道却没有什么内容。
“我引述报上的话，”哈马尔说，“‘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谋杀案’，斯德哥尔摩凶杀组的刑事调查人员贡瓦尔·拉尔森说道。他还说：‘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凄惨的景象！！’后面加了两个惊叹号。”
贡瓦尔·拉尔森重重地跌回椅子里，皱起眉头。
“你可有伴呢，”哈马尔说，“司法部长也超越了自己以前的表现。这股蔑视法律的风气和犯罪心态必须加以阻止。警方已经投入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将尽快逮捕犯人。”他举目四顾。
说道：“原来这些就是我们的资源。”
马丁·贝克擤鼻涕。
“‘本国最优秀的犯罪专家已经有超过百人直接参与调查’”
哈马尔继续念，“‘这是本国犯罪史上最大的侦查团队。’”
科尔贝里叹了口气，抓抓头皮。
“政客。”哈马尔喃喃自语。
他把报纸扔到桌上。
“米兰德在哪里？”
“跟心理学家咨商。”科尔贝里说。
“隆恩呢？”
“在医院。”
“医院方面有任何消息吗？”
马丁·贝克摇头。
“他们还在动手术。”他说。
“好吧，”哈马尔说，“重建现场。”
科尔贝里翻阅手上的文件。
“公车在十点钟左右离开贝尔曼斯洛。”他说。
“左右？”
“是的。全部的公车时刻表都被滨海大道上的示威搞乱了。车子因为交通阻塞或者警方封锁而动弹不得，由于脱班情形严重，司机都得到指示，不要管发车时间，到了终点站就直接开回去。”
“用无线电通知的吗？”
“对。这项指示已经在九点钟过后，通过斯德哥尔摩交通局的频道通知四十七路公车的司机了。”
“继续。”
“我们假设也有其他乘客搭了这辆公车的部分路段。但目前我们还没找到这样的证人。”
“他们会出现的。”哈马尔说，他指着报纸，加上一句：“看见这份报道以后。”
“斯滕斯特伦的表停在十一点三分三十七秒，”科尔贝里毫无表情地继续，“有理由假设枪击是在那时发生的。”
“第一枪还是最后一枪？”哈马尔问。
“第一枪。”马丁·贝克说。
他转向墙上的草图，将右手食指放在刚刚画的又上面。
“我们假设凶手站在这里，”他说，“在下车门的前面。”
“你们基于什么这样假设？”
“弹道分析。子弹的弹壳和尸体位置之间的关系。”
“好。继续。”
“我们也假设凶手扫射了三次。第一轮从左到右，所有坐在公车前面的人都被击中——也就是草图上的一、二、三、八和九号。一号是司机，二号是斯滕斯特伦。”
“然后呢？”
“然后他转身，可能是朝右转，对公车后面的四个人又扫了一轮，也是从左到右，打死了五、六和七号，四号什未林则受了重伤。什未林仰天躺在走道的后端。我们认为这表示他原来坐在左边纵向的座位上，他有时间站起来，因此应该是最后被打中的。”
“第三轮呢？”
“朝前方扫射，”马丁·贝克说，“这次从右到左。”
“武器一定是冲锋枪？”
“是的，”科尔贝里说，“非常有可能。如果那是典犁的军用枪——”
“等一下，”哈马尔打断他说，“这花了多久时间？往前射击，往右扫射，向后射击，枪口再朝前，把弹匣里的子弹打光？”
“我们还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种武器——”科尔贝里开口说，但是贡瓦尔。
拉尔森打断了他。
“大约十秒。”
“他怎么离开公车的？”哈马尔问。
马丁·贝克朝埃克点点头说：
“该你了。”
埃克用手拢拢银发，清.99ｌｉｂ.也停了。
没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官方说法就是：“调查的状况并未改变。”
那位在御林军医院濒死的生还者仍旧濒临死亡。
一整个下午有二十位好心的证人出现。后来发现其中十九位其实搭的是别班公车。
剩下的唯一一位证人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她在新桥广场上车，坐了三站，然后在赛耶市场换搭地铁。她说有几个乘客跟她一起下车。这情形是很有可能的。她尽力认出了司机，但仅此而已。
科尔贝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不停瞥向门口，仿佛预期会有人打开门冲进来。
马丁·贝克站在墙上张贴的几张图前面。他双手交握在背后，慢慢地前后摇晃身体，这是他多年前当巡逻警员时养成的坏习惯，一直都改不掉。
他们把西装外套挂在椅背上，卷起了袖子。科尔贝里的领带扔在桌上，虽然房里并不怎么暖和，但他脸上和腋下却都在出汗。马丁·贝克猛咳了好长一阵子，然后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继续研究草图。
科尔贝里停下脚步，挑剔地望着他，说道：
“你的声音听起来糟透了。”
“你越来越像我老婆。”
就在此时，哈马尔打开门走进来。
“拉尔森和梅兰德呢？”
“回家了。”
“勒恩呢？”
“在医院。”
“对，没错。有消息吗？”
科尔贝里摇头。
“你们明天就兵强马壮了。”
“兵强马壮？”
“支援的人手，从别处调来的。”哈马尔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暧昧地加上一句：“他们认为这是必要的。”
马丁·贝克小心翼翼地擤鼻涕。
“是谁？”科尔贝里问，“还是该说，是些什么人？”
“一个叫蒙松的家伙明天会从马尔默上来。你们认识他吗？”
“我见过他九九藏书 地接着说，“这听起来很糟糕，但我已经说过的许多话和即将要说的话也同样糟糕。事实是奥克因为错过了侦查而不痛快。他野心很大，几乎到了过分的程度。我知道他一直梦想着要破一件其他人都忽略的大案子。此外，他比你们都年轻得多，而且在早期的时候，他在工作上常常觉得被人家颐指气使。我也知道他认为你是最会欺负他的人之一。”
“恐怕他说得对。”
“他不怎么喜欢你，比较喜欢贝克和梅兰德。我并不这么想，但这无关紧要。在七月底或八月初的时候他变了……突然变了，而且变的方式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照片就是那时照的。其实还有更多，还有几十张。我说过我们的性生活有规律，而且很美好。但突然之间规律打破了，是他打破的，不是我。我们……我们一起……”
“你是说做爱。”科尔贝里说。
“是的。我们一天做爱的次数跟以前一个月做的一样多，有些时候他甚至不让我去上班。我并不否认这是令人愉快的惊喜。我非常惊讶。我们住在一起已经四年多了，但是……”
“继续说。”科尔贝里敦促道。
她深吸一口气。
“当然我觉得棒极了。他把我像手推车似的推着走，清晨四点把我搞醒，不让我睡觉，不让我穿任何衣服，不让我去上班。甚至在厨房也不放过我，在水槽上做，在浴缸里做，从前面，从后面，倒过来，在每张椅子上都做过。但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过了一阵子之后，我觉得他只是在我身上做某种实验。我问过他，但他只笑了起来。”
“笑？”
“对。这段期间他心情一直非常好。一直到……嗯，一直到他遇害。”
“为什么？”
“这我不知道。但我一等到克服了最初的震惊，就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把我当成实验用的天竺鼠。他知道我的一切——每一件事。他知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我饥渴得要命。我也知道他的一切。比方说，其实他并不真的特别感兴趣，只是偶尔有兴致而已。”
“这样持续了多久？”
“直到九月中旬。那时他突然开始非常忙，一天到晚都不在家了。”
“这实在说不通。”
科尔贝里稳稳地望着她，然后加上一句：
“谢谢。你真是个好孩子，我喜欢你。”
她惊讶、怀疑地瞅了他一眼。
“他没告诉你在办什么案子？”
她摇头。
“连暗示都没有？”
再度摇头。
“你没注意到任何特别的事情？”
“他常常出门，我是说，不在家。这我不可能不注意到。他回来时身上总是又湿又冷。”
科尔贝里点点头。
“我不止一次在半夜醒来，常常那时他才刚回家上床，全身冷得跟冰棒一样。他最后跟我提过的案子是九月初的那一件，一个杀掉老婆的男人，好像叫做比耶松。”
“我记得，”科尔贝里说，“一出家庭悲剧，非常简单平凡的故事。我不知道干吗需要我们去查，这案子简直是教科书上的范例。不幸福的婚姻、神经衰弱、吵架、金钱问题。最后这个男人算是失手杀了老婆。本来要自杀，但没这个胆，就去跟警方自首。但你说得对，这个案子的确由斯滕斯特伦负责，审讯是由他进行的。”
“等等……在审讯的时候发生了某件事。”
“什么？”
“我不知道，但有天晚上，奥克回家时心情非常愉快。”
“那没什么好愉快的，悲惨的故事，典型的社会福利国家犯罪。寂寞的男人，一心想出人头地的老婆不停地跟他哕嗦，因为他赚的钱不够多，因为他们不能跟邻居一样买游艇、买夏日度假小屋和车子。”
“但在审讯的时候，那个人对奥克说了些什么。”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他觉得非常重要。我也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但他只是笑着说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这是他用的字眼吗？”
“‘亲爱的，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他是这么说的，似乎非常乐观。”
“怪了。”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科尔贝里振作起来，拿起桌上摊开的书说：
“你知道这些批注是什么意思吗？”
奥萨·托雷尔站起来，绕过桌子走近，把手放在他肩上看着这本书。
“文德尔和斯文森写道：‘性谋杀案罪犯(虐待狂)常常是性无能者，在这种情况下，其凶残的犯罪乃是为了获得性满足的异常行为。’奥克在书页边缘写着‘或者相反’。”
科尔贝里耸耸肩说：
“当然，他是说性犯罪者也可能是性欲过强。”
奥萨突然抽回手。他抬起头，惊讶地看见她又脸红了。
“不，奥克不是这个意思。”她说。
“那他是什么意思？”
“刚好相反。是女方，也就是受害者，可能因为性欲过强而送命。”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件事。那个在约塔运河被谋杀的美国姑娘。”
“罗丝安娜。”科尔贝里说。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
“但那时候我还没把这本书送给他。我记得我是在我们离开克里斯丁堡之前清理抽屉时找到的，那是之后很久的事了。”
“而他其他的注解似乎很不合逻辑。”她说。
“没错。他有没有其他记东西的笔记本或是日记？”
“他身上不是带着笔记本吗？”
“是有，我们看过了，没什么重要的。”
“我搜过这里。”她说。
“找到什么了吗？”
“不多，他没有藏东西的习惯。不过他做事非常有条理，当然有备用的笔记本。在那边桌上。”
科尔贝里站起来去拿笔记本。跟斯滕斯特伦口袋里的是同一样式。
“里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奥萨·托雷尔说。
她拉下右脚的滑雪袜，搔着脚底。
她的脚纤细，弧度优雅，脚指长而直。科尔贝里瞅了瞅她的脚，然后回头看笔记本。她说得对，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第一页上潦草地写满了那个叫做比耶松的可怜杀妻犯的事。
第二页上面写了三个字，是一个名字：莫理斯。
奥萨·托雷尔望向笔记本，耸耸肩。
“一种车。”她说。
“或是美国的出版经纪公司。”科尔贝里回道。
她站在桌旁。突然她用力拍桌子，吼道：
“至少，我要是怀孕就好了！”然后她放低声音，“他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等到他升官以后。”
科尔贝里迟疑地朝走廊移动。
“有的是时间，”她喃喃道，接着又说：“我该怎么办？”
他转身说：
“奥萨，这样不行。来吧。”
她猛然转身，凶恶地说：
“来？去哪里？上床？哦，好啊。”
科尔贝里望着她。
一千个男人里面，会有九百九十九个看见的是一个苍白瘦削、发育不良的姑娘，身心状况一团糟，手指被尼古丁熏黄，面容憔悴，仪容不整，套着松垮有污渍的衣服，一只脚上穿着大了好几号的滑雪袜。
伦纳特·科尔贝里看到的却是一个身心复杂的年轻女子，双眸闪闪发亮，双腿之间充满可能性，诱人、有趣，值得深交。
斯滕斯特伦是否也看见了同样的东西，还是他也是那九百九十九人之一，只是运气特别好？
运气好。
“我不是那个意思。”科尔贝里说，“跟我一起回家，我们空房间很多。你自己一个人已经够久了。”
她还没上车，就哭了出来。
第二十二章
努丁走出西维尔路和法官路口的地铁站，一股刺骨寒风迎面袭来。他沿着西维尔路快速往南走，风在他背后穷追不舍。他转到戴涅街之后发现有挡风的地方，便放慢了脚步。离街角大约二十码有一家咖啡馆。他在窗外停下，往里窥探。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着淡草绿制服的红发女人，正在打电话。除了她之外，咖啡馆里没别人了。
努丁继续往前走，边穿过火绳匠街，边打量一幅挂在旧书店玻璃门内侧的油画。他正在苦思画家是要表现两只麇鹿，还是两只驯鹿，还是一只麇鹿和一只驯鹿时，听到背后有个声音说：
“Aber Mensch，Bist Dudoch Ganz Verruckt？”
努丁转身看见两个人正在穿过马路。他们走到对街的人行道上时，努丁终于看见那家咖啡馆了。他走进去时，刚才那两个人正走下柜台后面的螺旋梯。他跟了上去。
这个地方满是年轻人，音乐和人声震耳欲聋。他四下张望找寻空桌位，但显然一桌难求。有一会儿的工夫，他犹豫着是否该脱下大衣和帽子，最后决定还是不要冒险。斯德哥尔摩的人都不能信任，这点他十分确定。
努丁打量着女性顾客。屋内有好几个金发女子，但没有人符合金发马林的模样。
此地使用的主要语言似乎是德文。一个显然是瑞典人的瘦削棕发女子旁边有个空位，努丁解开大衣扣子坐下来，把帽子放在大腿上，心想自己穿戴着缩绒厚呢大衣和毡帽八成看起来像是德国人。
他等了十五分钟，女招待才过来招呼他。与此.99lib.同时他四下张望着。棕发女子的女性友人坐在桌子对面，不时戒备地瞅他一眼。
他搅着咖啡，偷瞥坐在隔壁的女人。虽然没什么希望，但他还是转头设法跟她说了一两句斯德哥尔摩方言，希望人家会认为他是常客。
“你知道金发马林今天晚上在哪里吗？”
棕发女子瞪着他，然后微微一笑，隔着桌子对女性友人说：
“伊娃，这个从北方来的家伙在问金发马林。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被问的女人望着努丁，然后对旁边的桌子叫道：
“有个条子在找金发马林，你们知道她在哪里吗？”
“不——知——道。”邻桌的人异口同声地说。
努丁喝着咖啡，心情恶劣地思付着这些人怎知他是警察。他搞不懂这些斯德哥尔摩人。
他上台阶要往卖蛋糕的一楼店面走时，替他端咖啡的女招待走过来。
“我听说你在找金发马林，”她说，“你真的是警察吗？”
努丁迟疑了一下，然后悲哀地点点头。
“要是你能把那个贱人抓走，就再好不过了。我想我知道她在哪里。她不在的这里的时候，通常就在斗士广场的另一家咖啡屋。”
努丁谢过她，走到寒冷的户外。
金发马林也不在那家咖啡屋；所有的常客也似乎都没去。努丁不情愿就这样放弃，于是走到一个独坐的女客旁边，她正在翻阅一本破旧肮脏的杂志。她不知道金发马林是何许人，但建议他到国王街的一家葡萄酒餐厅去找。
努丁沿着可憎的斯德哥尔摩街道蹒跚前行，再度希望自己要是待在苏斯法的家里就好了。
这次他的辛劳终于有了收获。
他对迎上来的要接过大衣的衣帽间服务员摇摇头，站在餐厅入口处张望，接着几乎立刻就看见了她。
她骨架很大，但并不显胖。盘在头上的金发看起来像是染的。
努丁确信这就是金发马林。
她坐在靠墙的座位，前面有一只葡萄酒杯。她身边坐在一个年纪大很多的女人，长长的卷曲黑发凌乱地披在肩上，这没让她看起来年轻一点儿。绝对是免费的妓女，努丁想着。
他观察了这两个女人一会儿。她们并未交谈，金发马林盯着手中把玩的酒杯。
黑发女人一直东张西望，不时卖弄风情地甩着一头长发。
努丁转向衣帽间服务员。
“不好意思，你知道坐在墙边那位淑女的名字吗？”
那人看过去。
“淑女！”他嗤之以鼻。“她啊，我不知道她叫啥名字，但大家都叫她马林，或胖马林之类的。”
努丁把帽子和大衣交给他。
黑发女子在努丁走近时充满期待地抬头看他。
“对不起，打搅了，”努丁说，“我想跟马林小姐说几句话，如果她不介意的话。”
金发马林瞥了他一眼，啜了一口酒。
“说什么？”她问道。
“你的一个朋友的事。”努丁说，“或许我们该换到别的桌子去安静地谈谈？”
金发马林望着同伴，他赶忙加上一句：
“当然，如果你这位朋友不介意的话。”
黑发女人拿起桌上的玻璃酒瓶替自己的杯子添满，然后站起身来。
“我可不想打搅你们。”她不悦地说。
金发马林一言不发。
“我去跟朵拉坐，”女人说，“拜拜，马林。”
她带着酒杯往屋内另一边的桌子去了。
努丁拉出椅子坐下。金发马林期待地望着他。
“我是乌尔夫·努丁侦查员，”他说，“你或许可以帮上警方的忙。”
“哦，是吗？”金发马林说。“什么事？你说是我的一个朋友？”
“对，”努丁回答，“我们希望你能提供一点儿关于这个人的情报。”
金发马林沉思地盯着乌尔夫·努丁。
“我可不会告别人的密。”她说。
努丁取出一包烟递向她。她取了一根，努丁替她点上。
“不是要你告密，”他说，“几星期以前，你和两个男人一起坐着一辆白色的沃尔沃轿车，到苍鹭石区一家修车厂。修车厂在岛坡街上，老板是一个叫霍斯特的瑞士人。开车的是个西班牙人。你记得吗？”
“假设我记得好了，”金发马林说，“那又怎样？尼瑟和我只是要告诉这个帕科如何去修车厂，所以才跟他一起去的，反正他现在已经回西班牙了。”
“帕科吗？”
“对。”
她喝完酒，把玻璃瓶里剩下的酒都倒进杯中。
“我请你喝点儿什么好吗？”努丁问，“再来一点儿葡萄酒？”
她点点头，努丁对女招待示意。他点了半瓶葡萄酒和一杯啤酒。
“尼瑟是谁？”他问。
“当然是跟我一起在车里的人，你自己刚刚才说过的。”
“对，但他的全名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
“９9ｌｉｂ.而哀怨、充满渴望的信给松兹瓦尔的妻子。
他不时内疚地瞥勒恩和科尔贝里一眼，他们俩都振奋地敲着打字机。
马丁·贝克进来时他的信还没写完。
“哪个白痴叫你到城里去的？”他焦躁地说。
努丁很快把一份报告盖在信上面。他才刚写道：“马丁·贝克一天比一天更古怪、易怒……”
科尔贝里抽出打字机上的纸。
“是你。”
“什么？是我？”
“对，是你。上星期三金发马林来过之后。”
马丁·贝克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望着科尔贝里。
“怪了，我完全不记得。叫一个几乎找不到路去斯蒂勒广场的北方人办这种事，真是蠢透了。”
努丁露出被冒犯的样子，但也只得承认马丁·贝克说得对。
“勒恩，”马丁·贝克说，“你最好快点儿找出约兰松都在哪里出没，跟谁在一起干什么。试着找到那个叫做比约克的家伙或曾经跟他一起住过的人。”
“没问题。”勒恩说。
他忙着列出什未林最后遗言的可能内容。他在顶端写着：“Dinner record(晚餐记录)”，底下则是最新的版本：“Didr'tre(不认为)”。
每个人都比先前更忙于自己特殊的执着了。
经过辗转难眠的一夜，马丁·贝克在星期一上午六点三十分起床。他觉得有点反胃，而且在厨房里跟女儿一起喝可可并未让情况好转。其他家人毫无声息。他的妻子早上一向睡得很死，儿子显然像她，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但英格丽六点半就起床，七点四十五分出门，一成不变。英雅曾说可以拿她对时。
英雅喜欢说些陈腔滥调，把她每天日常生活中说的话搜集起来，可以凑成一本书卖给刚出道的记者。那像是某种摘要。
当然啦，书名就叫《如果你会说话，就能写作》)，马丁·贝克这样想。
“爸，你在想什么？”英格丽问。
“没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道。
“自从今年春天以后，我就没见你笑过了。”
马丁·贝克本来正看着桌布上的一长串圣诞巧克力饼，这时抬眼望望女儿，试图微笑。英格丽是好孩子，但他实在没什么可以笑的。她离开餐桌去收拾书包。等他戴好帽子，穿上大衣和橡胶套鞋时，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等他了。马丁替她拿着黎巴嫩制的皮书包。书包已经很旧了，上面满是艳俗的FNL商标。
这也是他们的习惯。九年前英格丽第一天上学时他就替她拿书包，到现在仍旧如此。当时他还牵着她的手。小小的手温暖潮湿，因为兴奋和期待微微发颤。他从何时开始不牵她的手了？马丁记不得了。
“反正圣诞夜你会笑的。”她说。
“真的吗？”
“对，你收到我的圣诞礼物以后。”她皱起眉头说，“非笑不可，不笑不行。”
“对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一匹马。”
“你要把马养在哪里？”
“我不知道，但还是想要。”
“你知道一匹马要多少钱吗？”
“很不幸，我知道。”
他们分道扬镳。
在国王岛街等着他的是贡瓦尔·拉尔森，和一项甚至称不上是猜谜游戏的侦查行动——哈马尔两天前这么说过。
“蒂勒·阿萨尔松有不在场证明吗？”贡瓦尔·拉尔森问。
“蒂勒·阿萨尔松的不在场证明是犯罪史上最滴水不漏的范例。”马丁·贝克回道，“案发当时他正在索德拉来的城市饭店，对二十五个人发表晚餐后的演说。”
“嗯。”贡瓦尔·拉尔森阴沉地咕哝着。
“此外，容我大胆说一句，若以为约斯塔·阿萨尔松竟然看不出自己亲弟弟的大衣下藏着冲锋枪上了公车，这未免太不合逻辑了。”
“对，大衣，”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底下藏得了M三七，那这件大衣一定很宽松。前提是，如果枪不是放在箱子里的话。”
“这你倒说得对。”马丁·贝克说。
“我偶尔也有对的时候。”
“算你走运，”马丁·贝克反驳道，“要是前天晚上你搞错了，那我们现在可就惨了。”他用香烟指着贡瓦尔·拉尔森说：“你总有一天要出纰漏的，贡瓦尔。”
“我可不这么觉得。”
贡瓦尔·拉尔森大步走出房间。他在门口遇上科尔贝里，后者很快让到一边，瞥了他宽阔的背部一眼说：
“这个会走路的攻城肉槌是怎么啦？不痛快？”
马丁·贝克点头。科尔贝里走到窗边看出去。
“老天爷。”他咆哮道。
“奥萨还住在你们家吗？”
“对，”科尔贝里回答，“别说‘你是不是在养后宫啊？’因为拉尔森先生刚才已经问过了。”
马丁·贝克打了个喷嚏。
“老天保佑你。”科尔贝里说，“我差点就要把他扔到窗外了。”
大概也只有科尔贝里能办得到吧，马丁·贝克想。他大声说：
“谢谢。”
“你谢我干吗？”
“因为你说‘老天保佑你’。”
“哦。这年头敝国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谢谢’了。有个摄影记者把老婆打得浑身又青又紫，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赶到雪地里，就只因为他说‘老天保佑你’的时候，老婆没回说‘谢谢’。这还是发生在除夕夜的事呢。当然这男的喝醉了。”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疑惑地说，“我怀疑能否再从材她身上问出什么。当然，我是说奥萨。”
“不必费力了。我们知道斯滕斯特伦在查什么案子了。”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目瞪口呆。
“是吗？”
“正是。特雷莎谋杀案。清楚明白得很。”
“特雷莎谋杀案？”
“对。你没发觉吗？”
“没有，”科尔贝里说，“我还把过去十年的每一件案子都想过了。你为何不早说？”马丁·贝克望着他，沉思地咬着圆珠笔。他们俩都在想着同一件事，科尔贝里说了出来。
“光靠心灵感应是没办法沟通的。”
“的确，”马丁·贝克说道，“此外，特雷莎案是十六年前的事了，你完全没参与。从头到尾都是斯德哥尔摩市警局处理的。我想当时的人员现在还在这里的，只有埃克一个了。”
“但是你已经把所有的报告都看过了？”
“没有?99lｉb?，只是扫了一下，总共有好几千页昵。所有的卷宗都在瓦斯贝加，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啊，我的记忆需要复习。”
在车里，马丁·贝克说：
“或许你记得的部分，藏书网足够让我们了解斯滕斯特伦为什么选特雷莎案。”
科尔贝里点点头，说：
“是的，因为这是对他而言最困难的案子。”
“正是。不可能的案子里最不可能的一件。他要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的能力。”
“然后他就把自己送去喂枪子儿了。”科尔贝里说，“老天，真是笨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他们也就没有继续交谈。在历经诸多艰险延宕之后，他们终于到达瓦斯贝加，把车停在南边警察局外面的雪泥中。然后科尔贝里说：
“现在特雷莎案能破了吗？”
“想都别想。”马丁·贝克回答。
第二十五章
科尔贝里懊恼地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胡乱翻着眼前堆着的卷宗。
“要花一个星期才看得完。”他说。
“至少一星期。你知道案件的实际情况吗？”
“不知道，连大概轮廓都不知。”
“应该留有一份概要。要不然我可以大概说给你听。”
科尔贝里点点头。马丁·贝克挑了一两页说：
“案情很清楚，非常简单，所以才这么困难。”
“说吧。”科尔贝里道。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早上，也就是说超过十六年以前，一个男人在找他家养的猫时，在国王岛上斯塔德哈根运动场附近的矮树丛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尸体赤裸地趴着，双手放在身侧。验尸显示她遭人勒毙，死亡大概五天了。尸体保存得很好，显然曾经放在冷冻库或类似的地方。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性谋杀，但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太久，验尸的法医无法找到任何死者曾经遭到性侵害的确切痕迹。”
“总而言之就是性谋杀案。”科尔贝里说。
“是的。另一方面，犯罪现场的鉴识结果显示，尸体躺在那里的时间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这点稍后由证人证实了——前一天晚上证人曾经过树丛旁边，要是有尸体的话不可能没看见。
“此外，纤维和织物分析发现，她是被裹在一条灰色毯子里搬运的，因此犯罪第一现场并不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尸体只是被丢到树丛里而已，也几乎没有用落叶残枝加以掩盖。大概就是这样了……不对，我差一点儿忘了，还有两件事：她在死前数小时都没有吃过东西；凶手也没有留下脚印或任何蛛丝马迹。”
马丁·贝克翻过几页，浏览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
.９９ｌiｂ?“当天死者就被人指认出是特雷莎·卡马朗，二十六岁，在葡萄牙出生。她于一九四五年来到瑞典，同年嫁给恩里克·卡马朗，也是葡萄牙人。他比特雷莎大两岁，曾经是商船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但后来上了岸，找到无线电技师的工作。特雷莎·卡马朗一九二五年出生于里斯本，根据葡萄牙警方的资料，她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好人家，中上阶层。她是来瑞典念书的，但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来迟了一些。她没念出什么名堂来，遇见恩里克·卡马朗就嫁了。他们没有孩子，家境富裕，住在索尔街。”
“谁去指认批的？”
“警方，准确说是风化小组。她生前最后两年在风化小组可是大大有名。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号——当时刚好有确切的日期——她完全改变了生活方式。特雷莎离家出走——这里写着——开始在黑社会混。简而言之，特雷莎·卡马朗成了妓女。她是个花痴，在那两年间跟几百个男人上过床。”
“这我记得。”科尔贝里说。
“现在是最精彩的部分。三天之内警方就找到了三个证人，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半，他们看见一辆车停在国王岛街通往弃置尸体小径的入口旁边。三个证人都是男人。其中两人开车经过，另外一人步行。开车的两个证人同时还看见有个男人站在车旁，身边地上有个大小跟尸体差不多的东西，用似乎是灰色的毯子裹着。第三个证人在几分钟后经过，只看见车子。他们对这个男人的描述很模糊。当时下着雨，那个人站在阴影里，只能确定是个男人，而且很高。进一步追问证人‘很高’是什么意思，藏书网他们说大概是五英尺九英寸到六英尺一英寸之间，也就是本国百分之九十男性的身高。但是……”
“嗯，但是什么？”
“但是关于那辆车，三个证人的说法是一致的。每个人都说那是法国车，雷诺的CV一4，一九四七年问世，每年都原封不动重新推出。”
“雷诺CV一4，”科尔贝里说，“这是保时捷被法国人以战犯身份监禁时所设计的车子。他们把他关在工厂的门房小屋里，他就坐在那里画设计图，我想后来他就被释放了。法国人用那辆车赚了好几百万。”
“你对各种不同题材的广泛知识真是令人吃惊，”马丁·贝克讽刺地说，“你能告诉我，特雷莎案和斯滕斯特伦四星期前在公车上被集体谋杀犯打死有什么关联吗？”
“等一下，”科尔贝里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斯德哥尔摩市警察进行了本国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谋杀案调查。真的非常庞大，你可以想象。几百个认识特雷莎·卡马朗或是曾经和她接触过的人都接受了审讯，但无法确定最后见到她活着的人是谁。她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一个星期就完全消失了踪迹。她在新桥路一家旅馆和一个男人共度了一夜，第二天十二点三十分在山姆街一家葡萄酒餐厅外面跟他分手。就是这样。之后每一辆雷诺CV一4都被找到了。首先是在斯德哥尔摩，因为证人说车牌是A开头的。接着警方调查了全国每一辆这种型号的车，因九九藏书为车牌有可能是伪造的。这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警方确定，全国没有一辆这种车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九号十一点三十分停在史德哈根。”
“嗯，这样一来……”科尔贝里说。
“正是。这样一来，整个侦查行动便完全停顿，办完了，结束了。唯一没做好的是特雷莎·卡马朗被谋杀了，没人知道是谁干的。特雷莎案最后的垂死挣扎是在一九五二年，当时丹麦、挪威和芬兰的警方都通知我们那辆该死的车不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与此同时，瑞典海关也证实这辆车不可能来自海外任何国家。你大概还记得，当时汽车没那么多，想把车弄过边境麻烦得要命，官样文章一大堆。”
“我记得。那些证人——”
“同坐一车的两个人是下班经过。其中一人是修车厂的工头，另一个是修车技工。第三个证人对车子也很了解。他的职业是……你猜。”
“雷诺车厂的经理？”
“错了，警官，是交通问题的专家。他叫卡尔勃，现在已经去世了，但就连这点我们也没有放过——当时就已经有证人心理学了——这三人都接受了一连串的测试，要他们单独辨认幻灯片上不同厂牌汽车的剪影。三人都辨认得出所有当时的车型，那个工头甚至知道罕见的车种，像是希斯巴诺一苏伊莎和派格索。他们画一辆不存在的车都骗不过他。他说：‘车头是菲亚特五零零，后面是迪那潘哈。’”
“负责办案的人私底下怎么想？”科尔贝里问。
“内部的说法是这样的：凶手就在这些卷宗里面，是和特雷莎·卡马朗睡过的男人，在一时冲动之下勒死了她；侦查失败是因为有人在清查那些雷诺车的时候出了差错，所以我们再查一次吧。然后又查了一次。接着他们很正确地判断，时间经过这么久，所有线索应该都已经丧失了。他们还是认为在清查车辆的过程中不知哪里有了失误，但现在再查已经太迟了。基本上我也同意。除此之外别无他解。”
科尔贝里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你提到的那一天，一九四九年五月，特雷莎出了什么事？”
马丁·贝克翻阅卷宗，说道：
“她受了某种惊吓，导致心理异常，身心都陷入一种颇为罕见但却不是前所未有的病态。特雷莎·卡马朗在中上阶层的家庭里长大，父母和她都是天主教徒，她在二十岁出嫁时是处女。虽然她跟丈夫都是外国人，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典型的瑞典富裕的中上阶层一样。他们俩一起住了四年。特雷莎内敛理智，性情温和，她的丈夫认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这里记载说，有位医生说她是两种环境下的纯粹产物：严格的天主教中上阶层跟严格的瑞典中产阶级，她承担了两者所有的道德禁忌，更别提加在一起的后果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她的丈夫到北方出差，她跟一个女性友人去听演讲，遇见了一个她的朋友认识多年的男人，这个男人送她们回到索尔街卡马朗的家，朋友要在那里过夜，因为她的丈夫也不在家。她们喝了茶，然后聊着演讲内容，配上一杯葡萄酒。这个男人心情不太好，因为他跟女朋友吵架——在那之后不久他娶了这个姑娘，当时他无所适从，又觉得特雷莎很漂亮，事实上也是，就开始跟她打情骂俏。女性友人知道特雷莎是最道德最贞节的女人，自己就先就寝了……她睡在走廊的沙发上，可以听见房内的动静。那个男人要特雷莎跟他上床，说.99lib.了大概有十几次，但特雷莎一直拒绝。
“最后这个男人把她从椅子上抱起来，走进卧房.99lib.，脱光她的衣服跟她做爱。据我们所知，在此之前特雷莎·卡马朗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过她的裸体，连女性朋友也没有。特雷莎·卡马朗从没有过性高潮，而那天晚上她大概高潮了二十次。第二天早上那个男人说声‘拜拜’就走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特雷莎一天打十通电话给他，之后他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了。他和女朋友和好结婚，生活十分美满。这份卷宗里大概记录了十几次他接受审讯的内容。警方严厉地讯问他，但他有不在场证明，而且没有车；此外，这个家伙是个好男人，婚姻幸福，从没有对妻子不忠过。”
“所以特雷莎就开始像发情的母狗一样到处乱跑？”
“对，真的是这样。她离家出走，丈夫和她断绝关系，所有的相识和朋友也都不再理她。两年之内她和十几个不同的男人短期同居，跟十倍以上的男人有过性关系。她是个花痴，什么都肯干。起先她不收钱，但后来她偶尔也会接受。当然啦，她始终没遇到能够忍耐她的男人，也没有女性朋友。她就这样从上流社会一下子堕落到最下层。不到半年，与她往来的人就都是我们所谓黑社会的成员了。同时她也开始酗酒。风化小组知道特雷莎这个人，但一直无法抓到她。他们本来要以流浪罪逮捕她，但还没行动她就死了。”
马丁·贝克指着成堆的报告，继续说下去。
“这些文件里面有一堆特雷莎掌中猎物的记录。这些男人接受审讯时都说特雷莎贪得无厌，不停地烦他们。大部分人都吓得半死，特别是已婚出来打野食的男人。她认识很多小混混儿和半黑道人物、小偷、骗子、做黑市生意之类的人。你也记得当时那些道上的家伙。”
“她丈夫后来怎么了？”
“他觉得自己的名誉、颜面荡然无存。这也难怪。他改了姓，成为瑞典公民，遇见一个来自石得桑的良家妇女，娶了她，生了两个孩子，从此之后幸福快乐地住在林汀岛自己的家里。他的不在场证明跟凯瑟船长的船一样滴水不漏。”
“谁？”
“你唯一一无所知的东西就是船。”马丁·贝克说，“你看完那份档案夹里面的东西，就会知道斯滕斯特伦的灵感是从哪儿来的了。”
科尔贝里看了。
“老天爷！我从没见过毛这么多的小妓女。照片是谁照的？”
“一个对摄影有兴趣的人，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完美无缺，而且和雷诺车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跟斯滕斯特伦不一样的是，他卖这些照片可挺赚钱。你应该也记得以前没那么多色情刊物。”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最后科尔贝里说：
“十六年前发生的事，跟斯滕斯特伦和其他八人在公车上被打死有什么关联？”
“完全没有，”马丁·贝克回答，“只是我们又回到那个心理变态的疯狂杀手身上。”
“那他为什么没说……”科尔贝里欲言又止。
“正是如此，”马丁·贝克说，“现在这一切都有了解释。斯滕斯特伦在翻悬案。他野心很大，但却天真地选了最没希望破解的疑案。如果他破了特雷莎谋杀案，会是石破天惊的壮举。他没跟我们说，因为他知道我们会有人笑他。他跟哈马尔说不想挑太旧的案子时，就已经选了这个了。特雷莎·卡马朗躺在停尸间的时候，斯滕斯特伦才十二岁，可能连报纸都看不懂。他认为自己可以毫无偏见地来看这件案子。他仔细看过了所有记录。”
“有什么发现吗？”
“什么也没有，因为根本没啥可发现的。所有线索都彻底详查了。”
“你怎么知道？”
马丁·贝克严肃地望着科尔贝里说：
“因为十一年以前我也干过同样的事。什么也没发现。而我并没有奥萨·托雷尔可做性心理实验。你一告诉我奥萨的事，我就知道他在查什么案子了，但我忘了你并不熟悉特雷莎·卡马朗的事。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在他抽屉发现照片时我就该发觉的。”
“所以他是在进行某种心理实验？”
“对，唯一能做的只有这个了。找一个某方面跟特雷莎相似的人，看看她会做何反应。这也是有点道理的，特别是家里就有现成伴侣的时候。侦查行动可以说是毫无疏漏，要不然……”
“什么？”
“我本来要说要不然就得找灵媒了。但有个聪明的家伙已经找过了，卷宗里有。”
“但这并没告诉我们他在公车上干什么。”
“是没有，我们还是他妈的什么也不知道。”
“我还是会去查几件事。”科尔贝里说。
“好，去吧。”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找到恩里克·卡马朗，他现在叫亨德里克·卡姆，是个肥胖的中年人。他叹了一口气，懊恼地偷瞟了上流社会的金发妻子和穿着天鹅绒外套、留着甲壳虫乐队发型的十三岁儿子一眼，说道：
“我就永远不得清静吗？夏天的时候才有一个年轻警察来过……”
科尔贝里也查过了十一月十三号晚上卡姆的不在场证明，毫无可疑之处。
他也找到了十八年前替特雷莎拍照的人，这人已经成了没牙的老酒鬼，关在中央监狱长期刑区的牢里。这个闯入别人家盗窃的家伙嘴皱成一团说道：
“特雷莎，我记得呢，她的奶头跟啤酒瓶盖一样大。真奇怪，几个月以前有另外一个条子……”
科尔贝里看了卷宗里的每一个字，这花了他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晚上，他看完最后一页，然后望向妻子。她已经睡着好几个小时了，满头凌乱的黑发埋在枕头里。她趴着睡，右膝弯曲，毯子滑到腰际。他听见客厅沙发的咯吱声，奥萨·托雷尔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去喝水，她仍旧睡不安稳。
这个案子的侦查没有疏漏，科尔贝里思忖，没有未经追查的疑点。但明天我还是要列个单子，列出谁被审讯过、谁曾经和特雷莎·卡马朗有过往来；然后再看看现在有谁还在，他们在做什么。
第二十六章
距北站街的公车上有人发射六十七发子弹至今，已经过了一个月了。而背负九条人命的凶手仍旧逍遥法外。
不耐烦的不只是警务委员会、媒体和社会大众而已，有另一群人也迫切希望警方尽快抓到凶手，这群人亦即一般通称的“黑社会”。
平常忙着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的人，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被迫洗手不干。只要警方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他们最好还是低调一点。全斯德哥尔摩没有一个窃贼、吸毒者、毒贩、抢劫犯、私酒贩和皮条客不全心期望这个集体谋杀犯快点落网，这样警方就可以回去应付抗议越战的群众和违规停车的市民，好让他们能继续工作。
这种情况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这一次这群人的利益和警方一致，大部分人都不反对帮助９9ｌｉb?警方缉凶。
勒恩拼凑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这个人的行动，也因为黑社会愿意合作而容易了许多。他很清楚这份不寻常的好意背后的动机，但还是满怀感激。
过去几个晚上，他都在联络认识约兰松的人。这些人分别待在违章建筑、餐厅、啤酒吧、台球场和寄宿公寓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提供消息，但许多人都合作了。
十二月十三号晚上，他在停泊于梅拉湖南路旁边的驳船上遇见一个女孩儿，她保证次日晚上能让他跟苏内·比约克碰头，比约克曾经让约兰松跟他一起住了一两个星期。
次日是星期四，过去几天以来只偷闲合眼了几小时的勒恩睡了整整半天。他在下午一点起床，帮妻子收拾行李。他说服妻子回阿耶普洛的娘家去过圣诞节，因为他觉得自己今年应该没有多少空闲可庆祝圣诞节了。
送妻子上火车以后，他开车回家，带着纸笔在厨房餐桌旁坐下。他把努丁的报告和自己的笔记本摊在前面，戴上眼镜开始奋笔疾书。
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
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的芬兰教区。
双亲：父，阿尔戈特·耶利克·约兰松，电工；母，贝妮妲·郎特南。父母于一九三五年离异，母亲搬到赫尔辛基，孩子的监护权归父亲。
约兰松和父亲一起住在河岸村城，直到一九四五年为止。
上了七年学校，之后两年上专科学校，学习油漆技艺。
一九四七年搬到哥德堡，当油漆工的学徒。99ｌｉb.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哥德堡娶古德伦·玛丽亚·斯文森为妻。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离婚。
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零年三月，在斯维亚轮船公司的船上当普通水手。轮船公司主要从事波罗的海沿岸的贸易。一九五。年夏天搬到斯德哥尔摩，受雇于阿曼德斯·古斯塔夫森油漆公司，直到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因为在工作时喝醉酒被开除。从那时起他似乎每况愈下。他打些零工，当夜间门房、跑腿打杂，做服务员、仓库管理员等等，但可能是靠偷东西和其他不法行为为主。从未因涉嫌犯罪被逮捕过，但却有几次因为醉酒闹事而被起诉。有一阵子他用母亲的姓“郎特南”。父亲在一九五八年去世。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四年问，他住在河岸村城父亲的公寓里。一九六四年遭驱逐，因为他三个月没有付房租。
约兰松似乎在一九六四年开始吸毒。从那一年开始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固定的住所。一九六五年一月他跟格丽·勒夫格伦一起住在卡尔船长巷三号，直到一九六六年春天。在此期间，他和勒夫格伦都没有固定工作。勒夫格伦在风化小组登记备案，但以她的年纪和外表，应该不太可能从卖淫中赚到多少钱。勒夫格伦也有毒瘾。一九六六年圣诞节，格丽·勒夫格伦死于癌症，死时四十七岁。一九六七年三月初，约兰松遇见了玛格达莱娜·罗森(金发马林)，直到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号都跟她在劳工路三号同居。从九月初到十月中旬他和苏内·比约克住在一起。
十月到十一月问，约兰松在圣格伦医院接受过两次性病(淋病)治疗。
他的母亲再婚了，现在仍住在赫尔辛基，已经接到告知她儿子死亡的信函。
罗森表示约兰松从不曾缺钱花，她不知道钱都是从哪儿来的。据她所知约兰松并不是毒贩，也没做任何其他工作。
勒恩把自己写的东西看了一遍。他的字小得像蚂蚁，这一大篇全挤在一张纸上。他把纸收进公文包，笔记本则放在口袋里，出门去见苏内·比约克。
驳船上的女孩儿在玛丽广场的书报摊旁等他。
“我不跟你一起去，”她说，“但是我已经跟苏内说过了，他知道你要去。希望我没做出什么蠢事。”
她给勒恩一个塔法斯街的地址，然后朝闸门广场的方向走了。
苏内·比约克比勒恩想象中年轻，不可能超过二十五岁。他留着金色的胡子，似乎是个随和的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有毒瘾，勒恩想知道他和年纪大得多且下流得多的约兰松有什么共通之处。
这所公寓只有一个房间和厨房，没什么家具。窗户外面是乱糟糟的院子。勒恩坐在唯一一张椅子上，比约克坐在床铺上。
“听说你想打听尼瑟，”比约克说，“我得承认我也知道得不多，但我想或许你可以保管他的东西。”
他弯腰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购物袋递给勒恩。
“他搬走的时候留在这里的。他带走一些东西，大部分都是衣服。留下来这些都是没用的废物。”
勒恩接过袋子放在椅旁。
“你可以告诉我你和约兰松认识多久了、在哪里认识的，还有为什么让他来跟你一起住吗？”
比约克在床上坐稳，翘起二郎腿。
“可以啊，如果你想听的话。”他说，“我抽根烟好吗？”
勒恩拿出一包烟，甩出一根给比约克，后者扭断过滤嘴之后抽了起来。
“是这样的。我在法兰吉斯堪餐厅喝啤酒，尼瑟坐在隔壁桌。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但我们就开始聊天，他请我喝了一杯葡萄酒。我觉得他是个好人，餐厅关门以后他说没地方住，我就带他回这里来。那天晚上我们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他在南宅路又请我喝了几杯、吃了些东西。那应该是九月三号或者是四号吧，我不记得了。”
“你知道他有毒瘾吗？”勒恩问。
比约克摇头。
“一开始不知道。但过了几天，每次早上我们一醒来他就嗑一次，那时我当然就知道了。他问我要不要也来一下，但我不搞那玩意儿。”
比约克的袖子是卷到手肘上的，勒恩训练有素的视线瞥向他手臂内侧，发现他说的是实话。
“这里空间不大，”他说，“你为什么让约兰松在这里住那么久？他付房租吗？”
“我觉得他这个人还可以。他并没付房租，但总是很有钱，会带酒和吃的东西回来。”
“他的钱从哪儿来的？”
比约克耸耸肩。
“我不知道，又不关我的事。但他没工作，这我知道。”
勒恩望着比约克的手，他的手又黑又脏，洗也洗不掉的那种黑。
“你做什么工作？”
“修车，”比约克说，“待会儿我和女友有约，你最好快点儿走。还有其他事吗？”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他会告诉你他自己的事吗？”
比约克用食指快速地在鼻子下来回摩擦，说道：
“他说他出过海，虽然我认为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也会聊女人，特别是本来跟他住在一起、不久之前翘了辫子的那个女人。他说那个女人就跟妈妈一样，只是比妈妈更棒……”
停顿。
“因为你不能搞你妈，”比约克严肃地说，“除此之外，他不怎么说自己的事。”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
“十月八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星期天，也是他的命名日。他把他的东西带走，只留下了袋子里的那些。他本来就没什么东西，一个普通的袋子就可以装完。他说他有别的地方可住了，过一两天他会回来看我。”他停了下来，在一个放在地上的咖啡杯里把烟捻灭。“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了。现在他玩儿完了，席雯说的。他真的在那班公车上吗？”
勒恩点点头。
“你知道他离开这里之后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他没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这里的时候见过我的几个朋友，但我从来没见过他的朋友。所以我其实他妈的根本不知道他的事。”
比约克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镜子前面梳头发。
“你们知道是谁吗？”他问，“公车上的家伙？”
“不知道，”勒恩回答，“还不知道。”
比约克脱掉毛衣。
“我得换衣服了，”他说，“我女朋友在等。”
勒恩站起来，拿着购物袋走向门口。
“那么十月八号之后他在干什么你就不清楚了？”
“我说过我不知道了，不是吗？”
他从抽屉柜里拿出一件干净衬衫，扯掉干洗店的纸标。
“我只知道一件事。”他说。
“什么？”
“他在滚蛋之前的两个星期紧张得要死，好像在烦恼什么。”
“但你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
勒恩回到空无一人的家，到厨房去把购物袋里的东西倒在桌上，然后小心地把东西一件件拿起来，仔细审视之后再一一放回去。
一顶脏污破旧的帽子，一条曾经是白色的内裤，一条红绿条纹的皱领带，一根仿皮皮带，皮带扣是黄铜的，一只烟斗，烟嘴有咬嚼痕迹，一只有羊毛衬里的猪皮手套，一双黄色的皱织尼龙袜，两条脏手帕和一件揉成一团的浅蓝府绸衬衫。
勒恩拿起衬衫，正要放回购物袋里的时候，发现胸前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他放下衬衫，拿出纸条摊平，是一张箭矢餐厅七十八点二五克朗的账单。日期是十月七号，出纳记录显示总共消费有食物、六杯酒和三杯苏打水。
勒恩把账单翻过来。背面有人在边用圆珠笔写着：
lO.8bf、3000
吗啡500
欠ga100
欠mb50
p医生650
花掉1300
1700
勒恩认得出是约兰松的笔迹，他曾经在金发马林那里看过他写的字，他认为这表示约兰松会在十月八号——他离开苏内·比约克家的同一天——从某处获得三千克朗，可能是名字缩写为“bf”的人给他的。这三千克朗当中他要花五百买吗啡，还一百五的债，给一个p医生六百五，买药或是别的，这样他就剩下一千七，一个多月后他死在公车上时，口袋九九藏书里的钱超过一千八百克朗，所以他一定在十月八号之后又得到了更多的钱。
勒恩想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同一个源头——这个bf或是BF，，当然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其他东西的缩写。
“承前”？约兰松不像是会有银行账户的人。最有可能的情况还是bf是个人。勒恩翻阅笔记本，发现他问过话或听说和约兰松有关系的人中没一个缩写是BF。
勒恩拿起袋子走进门廊。他把账单放进公文包里，把袋子和公文包都放在门廊桌上，然后上床睡觉。
他躺在床上思忖约兰松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第二十七章
在十二月二十一号星期四早晨当警察可不是件有趣的事。
前一天晚上，在市中心圣诞节的歇斯底里气氛下，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人员陷入大规模的暴乱之中。为数众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完越战集会，从贸易联盟大会堂蜂拥而出，随即就打了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众说纷纭，可能永远也没有定论，但在这个阴沉寒冷的早上，市内没有几个笑得出来的警察。
在这次事件中唯一获得些许好处的只有蒙松。他呆呆地说自己没事可做，于是立刻被派去协助维持秩序。起先他躲在西维尔路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教堂的阴影下，巴望着就算是有任何骚动，也不会蔓延到这个方向。但警方从四面八方毫无秩序地逼进，而示威者总得有地方可去，便开始强行朝西维尔路方向拥来。蒙松很快朝北逃窜，最后进了一家餐厅——他是去暖暧身子顺便做点儿调查的。他出门的时候顺手从桌上的牙签罐里拿了一根，用纸包着的，是薄荷口味。
于是在这个悲惨的早上，所有警察中唯一心情好的应该就是他了。他还打电话给餐厅的供应商，获得了牙签厂商的地址。
埃纳尔·勒恩心情不好。他站在寒风凛冽的环路上，瞪着地上的洞和一条防水布，公路局的工程架则围在四99lib?周。洞里没人，但停在五十码外的工程车上可都是人。勒恩认识那四个坐在里面开热水瓶的男人。他只是简单地说道：
“嗨。”
“嗨，把车门关上。不过，如果昨天晚上在感化院路用警棍敲我儿子头的家伙是你，那我可不跟你说话。”
“不是我，”勒恩说，“我在家看电视，老婆回北边去了。”
“那就坐下吧。要喝咖啡吗？”
“谢谢，我可以来一点儿。”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
“要问我们什么吗？”
“是的……问一个叫做什未林的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他说话的时候听得出口音吗？”
“听得可清楚了！而且他一喝醉就会说英文。”
“喝醉？”
“对，还有生气的时候，或是浑然忘我的时候。”
勒恩搭五十四路公车回到国王岛。那是一辆利兰亚特兰型的红色双层公车，车顶是乳白色，车内天花板则是灰漆。据他了解，双层公车上不卖站票，但车上却挤满了人，大家都一手抓着某处稳住身体，另一只手则紧握包裹或购物袋。
一路上他努力思索。而后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又坐了一会儿，便走进隔壁房间说：
“他不认识他。”接着又出去了。
“连他也疯了。”贡瓦尔·拉尔森呻吟道。
“等一下，”马丁·贝克说。“我想他有发现了。”
他站起来去找勒恩，房间里没人，帽子和外套也不在。
半小时后，勒恩又一次打开环路上工程车的门。什未林的同事们还都坐在原处。路上的那个洞看起来根本没人动过。
“老天，你吓了我一大跳。”其中一人说，“我以为是奥尔松呢(Olsson)。”
“奥尔松？”
“对，但是阿尔方斯会把他的名字念成奥列森(Olesson)。”
勒恩直到次日早晨才报告他的发现，这时离圣诞夜只剩两天了。
马丁·贝克停住录音机说：
“你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你问‘是谁开的枪？’他就用英文回答‘Didn't reize him.’(不认识他）”
“对。”
“然后你又问‘凶手长得什么样子？’什未林就回答‘Like Olsson.’(像奥尔松)。”
“对，然后他就死了。”
“太棒了，埃纳尔。”马丁·贝克说。
“他娘的奥尔松是谁啊？”贡瓦尔·拉尔森问。
“一个巡查员，他到不同的工地巡逻，看工人是不是在磨洋工。”
“这该死的家伙长得啥样子啊？”
“他就在隔壁我办公室里。”勒恩谦虚地说。
马丁·贝克和贡瓦尔·拉尔森走到隔壁去，瞅着奥尔松看。
贡瓦尔·拉尔森只看了十秒，然后说：“嗯哼。”就走出去了。奥尔松望着他的背影，目瞪口呆。
马丁·贝克在房里待了三十秒，他说：
“埃纳尔，我想你已经把该记录的都写下来了？”
“是的。”勒恩说。
“谢谢你，奥尔松先生。”
马丁·贝克离开房间。奥尔松看起来更加迷惑不解。
马丁·贝克吃完午饭回来以后(他只喝了一杯牛奶，一杯咖啡，吃了两片乳酪)，发现勒恩在他桌上放了一张纸。
标题很简单：奥尔松。
奥尔松四十六岁，是公路局的巡查员。
他六英尺高，净重一百七十磅。体型瘦高。
发色灰金，呈波浪状，眼睛是灰色的。
他的脸型长而瘦削，五官分明，鼻子高耸，有点鹰钩，嘴很宽，嘴唇薄，牙齿很好。
穿九号的鞋子。
肤色颇黑，他说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在户外跑。
穿着整齐，灰色西装，白衬衫，打领带，黑皮鞋。在户外工作的时候穿一件及膝的防水大衣，宽松的那种。灰色。他有两件这种大衣，冬天的时候习惯穿其中一件。他头戴一顶窄边的黑色皮帽，穿厚橡胶底的黑鞋。要是下雨或下雪的话，就会穿黑色的橡胶靴，上面有反光条。
奥尔松在十一月十三号有不在场证明。从晚上十点到午夜，他都待在一个桥牌俱乐部，他是那里的会员。当天他参加桥牌赛，有计分卡以及其他三位参赛者可以证明。
至于阿尔方斯·什未林，奥尔松说他人很好，但是懒惰又喜欢喝99lib.酒。
“你想勒恩是不是把他剥光了量体重？”拉尔森说。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非常合逻辑的结论，”贡瓦尔·拉尔森继续说，“他头上戴着帽子，脚上穿着鞋子，一次只穿一件外衣。是他的鼻子还是嘴有点儿歪？你要怎么处理这玩意？”
“不知道。这是某种描述吧。”
“是，奥尔松的描述。”
“阿萨尔松呢？”
“我刚才跟雅克森谈了一下，”贡瓦尔·拉尔森说，“非常恶劣的家伙。”
“雅克森吗？”
“他也是，”贡瓦尔·拉尔森回嘴，“我猜他不痛快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自己破了毒品买卖，却要我们帮他们破。”
“不是‘我们’，是你。”
“就连雅克森也承认阿萨尔松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毒品分销商。这两兄弟的钞票一定多到数不完。”
“其他的坏人呢？那个外国人昵？”
“只是个跑腿的希腊人。那浑蛋有外交护照，自己就有毒瘾，阿萨尔松认为是他去告的密，还说跟这些嗑药的家伙讲什么都很危险。他非常不高兴，可能是因为没有早点干掉这个跑腿的。”
他停顿了一下。
“公车上那个约兰松也吸毒。我怀疑……”
贡瓦尔·拉尔森没有说完，但他却让马丁·贝克开始思考。
科尔贝里揣着他的单子走开，宁愿不让任何人看到。他越来越能了解斯滕斯特伦在查这件陈年旧案时的感觉。马丁·贝克说得对，特雷莎案的侦查没有漏洞。某个无可救药的顽固家伙甚至写道：“从技术方面来说，这件案子已经解决了，侦查过程是警方办案的完美典范。”
如此一来，这件案子的结论就是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完全犯罪”。
要调查名单上和特雷莎·卡马朗有过关系的男人并非易事。
在这十六年间，里面死掉、移民或是改名换姓的人多得令人吃惊。有些人则成了没指望的疯子，在某个精神病院里等死。还有的不是在吃牢饭，就是在收容酒鬼的老人院里。有的人干脆出海，或是以其他方式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人早就搬到偏远的地方，为自己和家人开创新生活，大部分的对象都在例行调查之后被勾销。现在科尔贝里的单子上只剩下二十九个名字，全是自由之身，而且还住在斯德哥尔摩市内或近郊。到目前为止，他只搜集了这些人的基本资料，例如目前的岁数、职业、地址和婚姻状况。名单如下，编号从一到二十九，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1．斯文·欧格连，四十一岁，店员，斯德哥尔摩No，已婚。
2．卡尔·安德松，六十三岁(？)，斯德哥尔摩sV(高坡疗养院)，未婚。
3．英瓦尔·本特松，四十三岁，记者，斯德哥尔摩VA，离婚。
4．鲁内·本特松，五十六岁，商人，石得桑，已婚。
5．扬·卡尔松，四十六岁，旧货商，乌普兰市，未婚。
6．鲁内·卡尔松，三十二岁，工程师，纳卡五，已婚。
7．斯蒂格·埃克贝里，八十三岁，曾是工人，斯德哥尔摩sV(玫瑰园老人院)，鳏夫。
8．奥韦·埃里克松，四十七岁，汽车技工，班德哈根，已婚。
9．弗勒·埃里克松，六十九岁，曾是工人，斯德哥尔摩sV(高坡疗养院)，鳏夫。
10．斯提格·芬姆，三十一岁，油漆工，索隆图纳，已婚。
11．比约内·福斯贝里，四十八岁，商人，石得桑，已婚。
12．本特·弗雷德里克松，五十六岁，艺术家，斯德哥尔摩c，已婚。
13．本·弗罗斯滕森，六十六岁，演员，斯德哥尔摩o，离婚。
14．约翰·格兰，五十二岁，当过招待，索尔纳，未婚。
15．扬一奥克·卡尔松，三十八岁，办事员，延雪平，已婚。
16．肯尼斯·卡尔松，三十三岁，卡车.99lib.
驾驶员，史科市，未婚。
17．伦纳特·林德格伦，八十一岁，曾任银行经理，林汀岛I，已婚。
18．斯文·伦德斯特伦，三十七岁，仓库管理员，斯德哥尔摩K，离婚。
19．塔格·尼尔松，六十一岁，.99lib.律师，斯德哥尔摩s，未婚。
20．卡尔一古斯塔夫·尼尔森，五十一岁，曾是技工，尤罕纳庭，离婚。
21．海因茨·奥伦多夫，四十六岁，艺术家，斯德哥尔摩K，未婚。
22．柯特·奥尔松，五十九岁，公务人员，盐湖村，已婚。
23．柏纳德·彼得斯，三十九岁，商业画家，布洛玛，已婚，(黑人)。
24．威廉·罗斯贝里，七十一岁，斯德哥尔摩sV，鳏夫。
25．本特·蒂勒松，四十二岁，技工，古斯塔夫堡，离婚。
26．朗纳·维克隆德，六十岁，少校，已婚。
27．本特·沃尔贝里，三十八岁，采购员(？)，斯德哥尔摩K，未婚。
28．汉斯·文斯特伦，七十六岁，曾任鱼商助理，索尔纳，未婚。
29．伦纳特·奥贝里，三十五岁，土木工程师，杜松棱市，已婚。
科尔贝里看着名单叹了口气。特雷莎·卡马朗交往的人真是遍布社会各阶层啊。她同时也老少不拘。她死的时候这些人里头最年轻的才十五岁，年纪最大的已经六十七岁了。从石得桑的银行经理到高坡疗养院的酗酒老贼都包含在这张名单内。
“你列这张名单要干吗？”马丁·贝克问。
“不知道。”科尔贝里消沉地诚实回答。
然后他走进去把单子放在梅兰德桌上。
“你一向过目不忘。有时间的话帮我看一下，看看这些人里有没有你记得的，好吗？”
梅兰德面无表情地瞥了名单一眼，点点头。
二十三号那天，蒙松和努丁搭飞机返乡，没人想念他们。而圣诞节一过他们就得立刻回来。
外面天气坏得不得了，冰寒刺骨。
消费社会的关节已经开始吱嘎藏书网
作响，在这一天，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随便什么价钱卖掉，而且常常都是用信用卡和可能兑现不了的支票来支付。
马丁·贝克当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心想现在瑞典不仅有了第一宗集体谋杀案，同时也有了第一宗没破的杀警案。
侦查很快陷入了胶着。而且从技术方面看来——跟特雷莎案不一样——侦查进展看起来简直一团糟。
第二十八章
圣诞夜到了。
马丁·贝克得到一份圣诞礼物，虽然有人信誓旦旦说他一定会笑，但他还是没有笑出来。
伦纳特·科尔贝里送了一份让他的妻子感动得流泪的圣诞礼物。
两人都决心不去想奥克·斯滕斯特伦或是特雷莎·卡马朗，但是他们俩都做不到。
马丁·贝克早早就醒了，但留在床上读那本施佩伯爵号战舰的书，等待家人起床。然后他起来把前一天穿的西装收好，换上牛仔裤和毛衣。他的妻子觉得圣诞节前夕应该盛装，因此皱着眉头打量他的衣服，但很难得地竟然没说什么。
她依照惯例去为父母扫墓，马丁·贝克则和洛夫、英格丽一起装饰圣诞树。孩子们兴奋地喧闹，他尽量不扫他们的兴。妻子跟死者致意之后回来，他鼓起勇气参与一项其实自己并不喜欢的惯例——把面包浸到煮火腿的锅里。
要不了多久，他隐隐作痛的胃就会痛得更厉害了。马丁·贝克已经习惯了这种发病的感觉，所以根本不予理会，但心里明白最近这种情况越来越常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他几乎不去告诉英雅自己不舒服。以前他曾经说过，而英雅煎制的草药和不间断的唠叨几乎害死了他。对英雅来说，疾病是跟生命同样重要的事情。
以只有四个人来说，这顿圣诞晚餐丰盛异常，而且其中一人非常难得能吃下一顿正常饭量的饭，一人在节食，还有一人因为准备晚餐过度劳累而根本吃不下。于是只剩下洛夫，不过他吃得实在不算少。这男孩儿才十二岁，他单薄的身体一天所消耗的食物，跟马丁在一星期中强迫自己吃下的东西一样多。
每每想起来他都会惊异不已。
大家都帮忙善后工作，这也是只有圣诞夜才会发生的事。
然后马丁·贝克点亮圣诞树上的蜡烛，心中想着用进口塑料圣诞树来掩盖贩毒行径的阿萨尔松兄弟。接着则是热潘趣酒和姜糖饼干。英格丽说：
“现在把马牵进来吧。”
一如往常，他们保证只给每人一份礼物；也一如往常，他们又多买了很多。
马丁·贝克并没替英格丽买一匹马，却以马裤和半年马术学校的学费来代替。
他自己获得的礼物包括快速帆船卡提沙克号的组合模型，以及一条两码长的围巾，这是英格丽编织的。
英格丽还给他一个扁平的包裹，他拆包装时，女儿充满期待地望着他。里面是一张四十五转的黑胶唱片，唱片封套上画着一个胖子，穿戴着伦敦警察的制服和帽子。胖子有着卷翘的大胡子，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捧着腹部。他站在一支老式的麦克风前，从表情上来看，似乎正在哈哈大笑。他的名字显然叫做查尔斯·潘罗斯，这张唱片叫《大笑警察的冒险》。英格丽搬来唱机，放在马丁·贝克椅子旁边的地上。
“你听了就知道，”她说，“你会笑死的。”
她把唱片从套子里拿出来，阅读标签。
“第一首歌叫《大笑的警察》。很配吧？九九藏书”
马丁·贝克对音乐所知甚少，但他听说过这首歌是在二十年代或是之前录制的，歌曲在每一段歌词之后就是一连串的笑声，显然这很具有传染性，因为英雅、洛夫和英格丽都大笑不已。
马丁·贝克完全无法同乐，连一丝微笑都挤不出来。但为了不扫其他人的兴，他站起来背过身，假装在扶正圣诞树上的蜡烛。
歌放完后他回去坐下。英格丽拭去笑出的泪水望着他。
“爸，你怎么没笑啊。”她责怪道。
“我觉得非常有趣。”他尽量露出诚恳的样子。
“那你听这一首，”英格丽说，把唱片翻面。“《快乐的条子在游行》。”
英格丽显然听过这首歌很多次，唱片一面放她一面唱和，彷佛她生来就是要跟大笑的警察一起双重唱似的。
脚步声咚咚咚
从街那头传来
快乐的条子正在游行
他们的制服是蓝色的
警徽也闪闪发亮
真是一群精英榜样……
蜡烛稳稳地燃烧着，杉树在温暖的屋内散发出香味，孩子们一起唱歌，英雅穿着新睡袍蜷在椅子上，咬着一只杏仁糖小熊的头。马丁·贝克俯身向前，双肘撑在膝上，双手托着下巴，眼睁睁地瞪着唱片封套上大笑的警察。
他想到斯滕斯特伦。
然后电话响了。
科尔贝里心中不知怎地总觉得不满足，而且一点儿也没有休假的感觉。他既然说不出自己到底错失了什么，当然没有理由闷闷不乐，甚而破坏了他的圣诞夜。
所以他仔细地调着潘趣酒，试尝了好几次后才满意，接着在桌边坐下，打量着四周表面上悠闲的氛围。波荻趴在圣诞树旁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奥萨·托雷尔盘腿坐在地板上，用手指轻戳宝宝逗她玩；葛恩穿着一件介于睡衣和运动服之间的怪衣服，光着脚慵懒、漠然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他吃了一点特别为圣诞夜准备的鱼，想到即将可以好好吃一顿大餐，不禁愉快地叹了口气。他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口，披在胸前。倒一大杯“生命之水”。，举杯，迷迷蒙蒙地望着杯中清澈冰冷的液体，以及杯外的雾气。在这一刻，电话响了。
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一口把酒干掉，走进卧室拿起话筒。
“晚安，我是福勒伊德，从长岛监狱打来的。”
“真令人高兴啊。”
科尔贝里很有把握地回道，他本人不在紧急事件的通知名单上，就算再发生一桩集体谋杀案，也无法逼他出门到雪地里去。那种事自然有能干的人会去处理，比方说贡瓦尔·拉尔森，他今夜奉令待命；还有马丁·贝克，因为他职位高，必须负责。
“我在这里的心理诊所上班，”那人说，“我们有个病人坚持要跟你说话。他叫比耶松，他说他答应过你，这件事很紧急……”
科尔贝里皱起眉头。
“他能来听电话吗？”
“对不起，不行，这违反规定。他正在接受……”
科尔贝里脸上浮现出悲戚的表情。职位最高的职员显然圣诞夜是不当班的。
“好吧，我过去。”他说着挂了电话。
他的妻子听见最后这句话，瞪大眼睛瞅着他。
“得去长岛一趟，”他疲惫地说，“圣诞夜这个时候怎么叫得到出租车？”
“我开车送你去，”奥萨说，“我没喝酒。”
一路上他们并未交谈。门口的警卫怀疑地盯着奥萨·托雷尔。
“她是我的秘书。”科尔贝里说。
“你的什么？等等，我得再看一下你的证件。”
比耶松一点儿也没变，甚至似乎比两星期前更温和、更有礼貌了。
“你要跟我说什么？”科尔贝里没好气地说。
比耶松微微一笑。
“这好像有点蠢，”他说，“但今天晚上我刚刚想起一件事。你问起过车子的事，我的莫理斯……”
“怎么啦？”
“有一次我和斯滕斯特伦警员休息吃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他一个故事。我记得我们吃的是腌猪肉和芜菁泥。那是我最喜欢的菜，今天我们在吃圣诞晚餐的时候——”
科尔贝里极度不悦地打量这家伙。
“什么故事？”
“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从我们住在桨手街的时候开始，我的……”
他中断了要说的话，怀疑地望着奥萨·托雷尔。站在门口的狱警打着呵欠。
“继续啊。”科尔贝里粗声道。
“我老婆和我，我们家只有一个房间。我在家的时候老是觉得紧张，很闷，很烦躁，也睡得很糟。”
“嗯。”科尔贝里哼了一声。
他觉得头昏燥热，非常口渴，而且饿扁了。更有藏书网 甚者，四周环境让他沮丧，他想回家。比耶松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
“因此我习惯找个晚上出门，只为避免待在家里。那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会在街上走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走一整夜，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话，只是要到处走走，不要别人烦我。你知道吗，我得想点儿别的事才行，这样才不会一直都在烦恼家里或我老婆的事什么的。所以我会找点儿事情做——或许可以称之为转移注意力吧，让我不去想一堆问题，不要老是闷闷不乐。”
科尔贝里看着表。
“对，对，我明白。”他不耐烦地说，“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会看车子。”
“车子？”
“对，我会沿街走着，穿过停车场，看不同的车子。其实我对车子没什么兴趣，不过却因为这样知道了所有的车厂和型号，过不了多久我就成了专家。其实这挺让人满足的。我可以从四五十码之外就认出那是什么车，从前后左右任何一个方向看都认得出来。要是我去参加电视上的猜谜比赛——你知道他们有时候会专门问某个主题的问题——那我一定可以拿第一名。无论从车子的哪一边看，我都没问题。”
“那从上面看呢？”奥萨·托雷尔问道。
科尔贝里惊讶地望向她。比耶松的脸色稍微黯淡了一点。
“这个嘛，我没什么机会从上面往下看。或许就不行了吧。”
他思索了一会儿。科尔贝里认命地耸耸肩。
“做这种简单的事情会让人很愉快，”比耶松继续说，“而且很兴奋。有时候看到很少见的车种，像是拿贡达、吉姆或者是BMW，我就会很开心。”
“这你告诉斯滕斯特伦了吗？”
“是的，我没跟其他人说过。”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他觉得很有趣。”
“原来如此，圣诞夜晚上九点半，你把我叫到这里就是要说这个？”
比耶松露出受伤害的表情。
“对，”他回答，“你说我一想起什么就要立刻告诉你的——”
“是的，没错，”科尔贝里疲惫地说，“谢谢你。”
他站了起来。
“但是我还没告诉你最重要的部分，”比耶松喃喃道，“让斯滕斯特伦警员非常感兴趣的事，是在我们谈到莫理斯的时候我想起来的。”
科尔贝里再度坐下。
“是什么呢？”
“我这个嗜好也有点麻烦——如果这能叫做嗜好的话。如果天色很暗或者是在一段距离以外，有些车的车型很难分辨的。比方说，玛斯克维奇和欧宝士官生，DKw和IFA。”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强调道，“真的很难很难分辨，只有小细节不同。”
“这和斯滕斯特伦，以及你的莫理斯有关系吗？”
“跟我的莫理斯没关系，”比耶松回道，“警员感兴趣的是，我告诉他最难分辨的车型是小莫理斯和雷诺CV一4的车头。这两种车从旁边或后面看都很容易分辨，但从正前方或是侧前方就非常难以分辨出来，但后来我就慢慢学会分辨了，很少出错，当然有时还是会认错的。”
“等一下，”科尔贝里说，“你刚才说的是小莫理斯和雷诺CV一4吗？”
“对。我记得我说这些的时候，斯滕斯特伦警员非常吃惊。本来我在说话的时候他就是坐在那里点头而已，我都以为他没在听呢。但是当我说到这个的时候，他非常感兴趣，还问了我好几次。”
“你是说从前面看的时候？”
“对，他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问了好几次。从前方或者是侧前方，非常难分辨出来。”
他们坐回车里的时候，奥萨·托雷尔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但可能非常重要。”
“跟杀死奥克的人有关系吗？”
“不知道，但这至少解释了他为什么在笔记本上写‘莫理斯’。”
“我也想起来了，”她说，“奥克被害前几个星期说过一些话。他说一旦他能请两天假时，就要到斯莫兰查一件事。我想是要去橡树区。这能让你想起什么吗？”
“完全没有。”科尔贝里回答。
城里杳无人迹。唯一的动静是两辆救护车、一辆警车和几个蹒跚前行的圣诞老人，太多好客的家庭请他们喝了太多杯酒，让他们没法子好好工作，过了一会儿科尔贝里道：
“葛恩告诉我你新年要离开了。”
“对，我要搬到国王岛大道上另一所比较小的公寓，家具和杂物也要卖掉，另外买新的。我也要换一份新工作。”
“在哪里？”
“还没决定，但我正在考虑。”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警局如何？有空缺吗？”
“应该有吧。”科尔贝里随口回道。突然间他说：“什么！你是说真的吗？”
“是的，”她说，“我是说真的。”
奥萨·托雷尔专心开车。她皱起眉头，眯起眼睛望着车外纷飞的大雪。
他们回到帕连得路，波荻已经睡着了，葛恩则蜷在扶手椅里看书。她的眼中有泪光。
“怎么了？”他问。
“该死的晚餐，”她说，“已经完蛋了。”
“才没有。有你在，加上我的胃口，就算桌上放的是死猫我也会高兴得要命。”
“而且那个讨厌的马丁打电话来。半小时以前。”
“没问题，”科尔贝里愉快地说，“我回一下他的电话，你刚?9９liｂ?好可以去弄饭。”
他脱下外套和领带，然后去打电话。
“.９９ｌiｂ?喂，贝克家。”
“怎么这么吵啊？”科尔贝里怀疑地问。
“大笑的警察。”
“什么？”
“一张唱片。”
“哦，对，我听出来了，一首老歌。查尔斯·潘罗斯，对不对？这首歌在一次大战以前就有了。”
背景传来一阵狂笑声。
“这无关紧要，”马丁·贝克不高兴地说，“我打给你是因为米兰德打电话来。”
“他要干吗？”
“他说终于想起来在哪儿见过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这个名字了。”
“在哪儿？”
“跟特雷莎·卡马朗案有关。”
科尔贝里解开鞋带，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
“那你替我告诉他，这次他弄错了。我才刚把所有的文件都看完，里面每个该死的字都看过了。我还没笨到连这个都没注意到。”
“卷宗在你家吗？”
“不在，在瓦斯贝加。但我确定，非常确定。”
“好，我相信你。九九藏书你去长岛干吗？”
“有点事情。现在事情还太笼统、太复杂，没法解释，但如果没错的话……”
“怎样？”
“那特雷莎案的每张纸都可以拿去擦屁股。圣诞快乐。”
他放下话筒。
“你又要出门去吗？”他的妻子不放心地问。
“对，但是要等到星期三。‘生命之水’在哪里？”
第二十九章
要打击梅兰德这个人可不容易，但二十七号那天早上，他的神情竟是如此憔悴困惑，连贡瓦尔·拉尔森都忍不住问道：“你怎么啦？”
“通常我是不会错的。”
“任何事情都有第一次。”勒恩安慰他。
“对，但我还是不明白。”
马丁·贝克敲了敲门，大家还来不及回应他就已经走了进来，而且严肃地杵在那里轻声咳嗽。
“你不明白什么？”
“约兰松。我竟然会弄错。”
“我刚去过瓦斯贝加，”马丁·贝克说，“或许我可以让你高兴一点。”
“怎么说？”
“特雷莎案的卷宗少了一页，第一二四四页不见了。”
下午三点，科尔贝里站在索德拉来一家车行门外。他今天已经跑过不少地方了。第一，他确定了十六年半之前在史德哈根运动场看见一辆车的那三个证人，都是从前方或侧前方看过去的。
第二，他监督了洗照片的工作，现在口袋里有一张深色调、稍微修改过的一九五零年小莫理斯的广告照片。三个证人中已经有两位去世——就是那位警官和那位技工。但真正的专家——修车厂的那个工头，还矍铄健壮，如今在索德拉来的这家车行上班。他已经不再是工头了，而且拥有一个比较崇高的头衔，正坐在有玻璃墙的办公室里打电话。电话打完之后科尔贝里走进去，没有敲门，也没说明自己的身份。他只把照片放在桌上说：
“这是什么车？”
“雷诺CV一4，旧型。”
“你确定吗？”
“我敢打赌。我从来没有错过。”
“确定？”
耶人又看了看照片。
“是的，雷诺CV一4，旧型。”
“谢谢。”科尔贝里说完，伸手要拿照片。
那人困惑地望着他。
“等一下，你是在耍我吗？”
他又仔细地观察照片。过了整整十五秒后，他慢慢地说：
“这不是雷诺，是莫理斯。小莫理斯，五。或五一年份。而且照片有点儿不对劲。”
“没错，”科尔贝里说，“照片修过，看起来好像是在灯光不足且下着雨的户外照的，比方说是夏天晚上。”
那人瞪着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
“警察。”科尔贝里回答。
“我早该猜到。”那人说，“秋天的时候才有一个警察来过，他……”
当天下午刚过五点半，马丁·贝克就召集直属同僚，在侦查总部举行简报。蒙松和努丁休完圣诞节假期回来了，因此可说是全员到齐。唯一不在的是哈马尔，他去度假了。他对这四十四天的侦查行动根本不太清楚，也认为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新发展，这种时候猎人和猎物多半都坐在家里打嗝，想知道要怎么撑到来年一月。
“哦，所以是少了一页，”梅兰德满意地说，“谁拿走了？”
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很快互看了一眼。
“有人自认为是搜索专家吗？”马丁·贝克问。
“我还不错。”坐不住的蒙松在窗边说，“要是有可找的东西，我一定可以找到。”
“很好，”马丁·贝克说，“我要你仔细搜索奥克·斯滕斯特伦在柴豪夫路的公寓。”
“找什么？”
“一页警方的报告。”科尔贝里说，“应该是第一二四四页，上面可能有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这个名字。”
“明天吧。”蒙松说，“白天比较容易。”
“好，没问题。”马丁·贝克说。
“明天早上我把钥匙给你。”科尔贝里告诉他。
钥匙已经在他的口袋里，但他想在蒙松开始工作之前，先拿走斯滕斯特伦留下的色情照片。
次日下午两点，马丁·贝克桌上的电话响了。
“你好，我是佩尔。”
“哪位佩尔？”
“蒙松。”
“哦，是你啊。情况如何？”
“我在斯滕斯特伦的公寓里，那张纸不在这里。”
“你确定？”
“确定。”
蒙松的声音听起来很不悦。
“你娘的我当然确定。倒是你确定拿走那一页的人是他吗？”
“总之，我们是这么认为。”
“好吧，那我最好继续找别的地方。”
马丁·贝克按摩头皮。
“你说别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但是蒙松已经把电话挂了。
“得了，中央档案里一定有副本的。”贡瓦尔·拉尔森粗声说道。
“没错。”马丁·贝克说，拿起电话拨了内线。
科尔贝里在隔壁房间和梅兰德讨论目前的状况。
“我看过你的名单了。”
“有什么发现吗？”
“很多，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用。”
“我会告诉你。”
“名单上有几个人是惯犯，例如卡尔·安德松、约翰·罗斯贝里和本特·沃尔贝里。这三个人都是盗窃犯，定过几十次罪。他们现在年纪大了，应该已经洗手不干了。”
“继续。”
“约翰·格兰当年就是专收赃物的，毫无疑问现在还是，说做招待只是幌子。他一年前才吃过牢饭。还有这个弗勒·埃里克松——你知道他老婆死了吗？”
“不知道。”
“他喝醉酒，用厨房椅子把老婆打死了，被判杀人罪，服刑五年。”
“他真该死。”
“除了他以外，这份名单里还有其他的坏坯子。奥韦·埃里克松和本特·弗雷德里克松都因为攻击伤害罪被判刑。弗雷德里克松定罪起码六次。我记得有几次可以用企图杀人罪来起诉他。还有这个旧货商扬·卡尔松也不是好东西。他从来没被逮过，但有好几次只差一点点就被抓到。我也记得比约内·福斯贝里。他有一阵子干过好几桩大买卖，四十年代后半在黑社会颇有名气。后来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娶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变成正当的商人了。他只有在一九四七年因为欺诈罪被判过一次刑。汉斯·文斯特伦的犯罪历史也是一流的，从顺手牵羊到破坏保险箱都有……真是诡异的职业。”
“鱼商助理。”科尔贝里望着名单。
“二十五年以前他在河岸村城的市场摆摊，也是个真正的老贼。英瓦尔·本特松现在自称是记者。他是伪造支票的先驱，此外他也拉皮条。本·弗罗斯滕森是个三流演员，也是恶名远播的吸毒者。”
“这女人没有想过要找个像样的家伙上床啊？”
“当然有啊，这份名单上就有几个。比方说鲁内·本特松、伦纳特·林德格伦、柯特·奥尔松和朗纳·维克隆德，全是上流阶层，一点儿瑕疵都没有。”
科尔贝里很清楚侦查的重点。
“的确，”他说，“这些人都已婚，四个人都是。我猜当时他们一定惨极了，得跟他们的老婆解释。”
“警方在这方面颇为谨慎。当时那些二十岁左右甚至更年少的年轻人，他们也都不是坏人啊。名单中的六个年轻人里头，事实上只有一个有犯罪记录——肯尼斯·卡尔松，他被逮捕过一两次，进过感化院之类的。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不是什么严重的罪行。你要我认真追查这些人的过去吗？”
“是的，拜托你。那些超过六十岁的老头就不必了；三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也不用。”
“这样就是八加七，十五个人。剩下十四个，范围缩小啦。”
“什么范围？”
“嗯，”梅兰德说，“当然啦，这些人在特雷莎谋杀案的时候都有不在场证明。”
“用你的老命打赌，绝对有。”科尔贝里说，“至少在尸体被扔在斯塔德哈根的时候一定有。”
动手找寻特雷莎案报告的副本，是从十二月二十八号开始进行，但新年前夜都过了，一九六八年也到了，却仍旧毫无结果。
直到一月五号早上，才有一堆满是灰尘的文件出现在马丁·贝克桌上。用不着是警探也看得出来这是从档案室最里面的角落挖出来的，离上次有人翻阅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马丁·贝克很快翻到第一二四四页。内容很简短。科尔贝里从他身后探过头来，他们一起阅读。
业务员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的审讯报告，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约兰松说，他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芬兰教区，父亲是电工阿尔戈特·埃里克·约兰松，母亲是贝妮塔·约兰松，娘家姓郎特南。目前他受雇于斯德哥尔摩荷兰人路十号的亚林波公司。
约兰松承认他认识特雷莎·卡马朗，后者不时在他的社交圈子里出现，虽然在她死前几个月约兰松并未见到她。约兰松进一步承认曾经和特雷莎·卡马朗发生过两次亲密关系(性交)。第一次是在城里道明修士街的公寓，那时还有其他人在场。这些人中，他说他只记得卡尔·奥克·比耶·斯文松一拉斯克。第二次则是在城里荷兰人路的一问地下室里。这次斯文松一拉斯克也在，他也和卡马朗女士发生亲密关系(性交)。
约兰松说他不记得确切日期，但认为这应该是发生在去年(一九五。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这几天之内。约兰松说他对卡马朗女士的交友圈一无所知。
六月二号到十三号之间，约兰松在橡树区，他开一辆车牌号为A6310的车辆前去替公司推销衣服。这辆牌照号码A6310的小莫理斯的车主是约兰松。这份报告经过本人确认。.99lib.
(签名)
补充说明，上文提到的卡尔·奥克·比耶·斯文松一拉斯克就是第一个告知警方约兰松曾和卡马朗女士发生过亲密关系(性交)的人。约兰松自述前往橡树区一事，被当地城市旅馆的员工确认。详细询问约兰松在六月十号晚上的行动时，该旅馆服务员斯韦克。约翰松表示，约兰松整个晚上都坐在旅馆的餐厅里，直到餐厅在十一点三十分关门为止。那时约兰松
已经喝了许多酒。斯韦克·约翰松的证词应该可信，因为这和约兰松的旅馆账单明细相符。
“晤，就这样了，”科尔贝里说，“到目前为止。”
“你现在要怎么做？”
“去做斯滕斯特伦没时间做的事。到橡树区去。”
“拼图的碎片已经开始慢慢凑在一起了。”马丁·贝克说。
“是的。”科尔贝里同意，“对了，蒙松在哪里？”
“我想是在哈斯塔哈马尔，斯滕斯特伦的妈妈家里找那张纸吧。”
“他真不肯轻易放弃，”科尔贝里说，“可惜，我本来想借他的车。我的车发动机有点问题。”
科尔贝里在一月八号上午到达橡树区。他在暴风雪中连夜开车，在结冰的路上南下二百零八英里。尽管如此，他竟然不觉得特别累。城市旅馆位于市中心的广场，是一栋漂亮的老式建筑，完美地融入这瑞典乡下小镇悠闲的风光中。那位叫斯韦克·约翰松的服务员十年前就死了，但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的旅馆账单备份还在。科尔贝里花了几个小时才从阁楼上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盒里找出来。
账单似乎证实了约兰松在旅馆住了十一天。他所有的餐饮都是在旅馆餐厅消费的，餐饮费用单有他的签名，然后加在旅馆的账单上。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消费，包括电话费，但是约兰松打出去的电话号码并没有记录。然而另一个项目吸引了科尔贝里的注意。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旅馆替一位客人付了五十二点二五克朗给一家修车厂。这笔金额的名目是“拖车和修理”。
“这家修车厂还在吗？”科尔贝里问旅馆主人。
“哦，还在昵，而且是同一个老板，已经做了二十七年了。沿着隆亚耐路一直往下走……”
事实上，老板经营这家修车厂正是二十七年整。他难以置信地瞪着科尔贝里说：
“十六年半以前？见鬼了，我怎么可能记得？”
“你没有账本吗？”
“当然有，”老板义愤填膺地说，“这里可是个正当经营的地方。”
老账本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老板不肯把账本交给别人，仔细缓慢地一页页翻到当年的那一天。
“六月六号，”他喃喃说，“在这里。从旅馆拖来，没错。油门线坏了。费用总共是五十二点二五克朗，拖车费和修理费。”
科尔贝里等着。
“拖车，”那人咕哝道，“真是白痴。他为何不自己把油门线接一接，然后开到这里来就行了？”
“你有这辆车的任何细节记录吗？”科尔贝里问。
“有。车牌号码A……A……什么的，我看不清楚。有个油手渍印在数字上。反正显然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车。”
“你不知道是哪一种车吗？”
“知道啊。福特Vedette。”
“不是小莫理斯？”
“如果这里写的是福特Vedette，那他妈的就是福特Vedette，”老板不悦地说，“小莫理斯？有点儿不一样吧，不是吗？”
在整整半小时的说服和恐吓之后，科尔贝里把账本带走了。
他最后离开时，修车厂老板说：
“好吧，反正这解释了他为何浪费钱叫人来拖车。”
“真的吗，为什么？”
“他是斯德哥尔摩人啊，对不对？”
科尔贝里回到橡树区城市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了。他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与其立刻开车北上，不如在旅馆过夜。他泡了个澡，点了晚餐。他在等待晚餐时打了两通电话。首先打给梅兰德。
“能不能麻烦你查一下，名单上那些家伙有谁在一九五一年有车？哪一种车？”
“没问题。明天早上。”
“还有约兰松的莫理斯是什么颜色。”
“好。”
接着是马丁·贝克。
“约兰松没有开他自己的莫理斯到这里来。他开了另一辆车。”
“所以斯滕斯特伦是对的。”
“你能派人查一下，荷兰人路约兰松任职的那家公司的老板是谁吗？还有，那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
“没问题。”
“我大概明天中午就回来。”
他下楼到餐厅吃晚餐。坐在那里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十六年前自己也在这家旅馆住过。当时他在办一件出租车谋杀案。
那件案子三四天就破了。要是当时他有现在所掌握的资讯，八成可以在十分钟内就解决特雷莎案。
勒恩一直在想奥尔松，以及他在约兰松购物袋的垃圾里找到的餐厅账单。星期二早上他灵机一动。他习惯在心里有事的时候去找贡瓦尔·拉尔森。虽然两人相处的状态绝对称不上和睦，但在工作上却能互相适应。勒恩和贡瓦尔·拉尔森是朋友。
很少有外人知道这件事，要是他们知道这两个人的圣诞和新年前夜都一起度过的话，一定会更加惊讶。
“我在想那张写着bf的纸，”勒恩说，“梅兰德和科尔贝里在搞的那张名单上，有三个人有同样的缩写。本·弗罗斯滕森、本特·弗雷德里克松和比约内·福斯贝里。”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仔细查查这些人，看有没有人长得像奥尔松。”
“你能找到他们吗？”
“我想梅兰德可以。”
梅兰德的确可以。他只花了二十分钟就得知福斯贝里在家，并且午餐后会进城到办公室，十二点钟他要和客户在大使饭店一起吃饭。弗罗斯滕森在索尔纳有一家电影工作室，目前则在阿勒·马特森的电影里演个小角色。
“弗雷德里克松可能在‘十点咖啡馆’喝啤酒。每天这个时候他大都在那里。”
“我跟你一起去。”马丁·贝克出乎意料地说，“我们开蒙松的车。我另外派一辆车给他。”
不出所料，艺术家兼闹事者本特·弗雷德里克松正在旧城的啤酒馆里猛灌，他非常胖，留着纠结的红髯和灰色长发。他已经喝醉了。
在索尔纳，片厂经理带他们穿越蜿蜒的长廊，来到一个大摄影棚的角落。
“再过五分钟弗罗斯滕森就有一场戏。”他说，“这是他在整部电影里唯一的一句台词。”
他们站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前面堆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和布景，但在无情的聚光灯下，仍旧可以清楚地看见场景。
“准备！”导演吼叫，“安静！开拍！”
一个带着白帽、穿着外套的男人走进灯光下，说道：99lib?
“早安，夫人。我能帮您什么忙吗？”
“停！”
重拍了一次又一次。弗罗斯滕森把这句话说了五次。他瘦小头秃，眼睛和嘴角会紧张地抽搐。
半小时后在石得桑，贡瓦尔·拉尔森把车停在距离比约内福斯贝里家大门二十五码外的地方。马丁·贝克和勒恩挤在后座。车库的门没关，他们看见里面停着一辆黑色的大型奔驰车。
“如果他不想午餐约会迟到的话，”贡瓦尔·拉尔森说，“应该要出发了吧。”
他们等了十五分钟，前门才终于打开，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还有一个金发女子、一只狗和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女孩。他亲吻女人的面颊，把小孩抱起来香一个，然后大步走向车库，上车开走了。小女孩送了一个飞吻，笑着说了些什么。
比约内·福斯贝里体形高瘦，五官端正，面容开朗，英俊得像是女性杂志中小说插图的男主角，他的皮肤晒成古铜色，举止悠闲直爽。他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宽松的灰色大衣。他的头发呈波浪状，往后梳得服帖。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四十八岁还要年轻。
“挺像奥尔松的，”勒恩说，“特别是身材和穿着——我是说大衣。”
“嗯，”贡瓦尔·拉尔森咕哝，“不同的地方在于，奥尔松的大衣是三年以前在拍卖场花三百克朗买的。这家伙的大衣八成要五千克朗。但舒利那种人看不出来。”
“说老实话我也看不出来。”勒恩说。
“但是我看出来了，”贡瓦尔·拉尔森说，“幸好这世界上还有人看得出东西的好坏。要不然塞维尔街。干脆全部改成妓院算了。”
“什么街？”勒恩惊愕地问道。
科尔贝里的行程完全被打乱了。他不只睡过头了，而且天气更加恶劣了。到了下午一点半他才到林雪平北边的一家汽车旅馆。他喝了一杯咖啡，打电话回斯德哥尔摩。
“怎么样？”
“到五一年的夏天为止，只有九个人有车，”梅兰德回道，“英瓦尔·本特松有一辆新的福斯。鲁内·本特松有一辆四九年的派克。肯尼斯·卡尔松有一辆三八年的DKW。奥韦·埃里克松有一辆旧的欧宝Kapitan，是战前的车种。比约内·福斯贝里有一辆四九年的福特Vedette，还有——”
“等等，还有别人有这种车吗？”
“Vedette吗？没有。”
“这样就行了。”
“约兰松的莫理斯原来是浅绿色的。当然，他拿到那辆车时可能重漆过。”
“好。你能把电话转给马丁吗？”
“还有一件事。约兰松在五一年夏天把他的车送到废铁场去了。这辆车的注册记录在八月十五号撤销，就在约兰松接受警方问话之后一个星期。”
科尔贝里又投了一克朗的硬币，不耐烦地想到眼前还有一百二十七英里路。天气太坏，开回去还得花几个小时。他懊悔没把账本送上昨晚北上的火车。
“喂，我是贝克督察。”
“嗨，那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我想是销赃的，但没办法证实。他们有几个巡回业务员，到各省去卖衣服之类的东西。”
“老板是谁？”
“比约内·福斯贝里。”
科尔贝里想了一会儿，然后说：
“叫梅兰德把全部力气放在福斯贝里身上。问一下耶尔默，看看我回来的时候他或是其他人会不会待在实验室。我有需要他分析的东西。”
到了下午五点，科尔贝里还没回来。梅兰德轻敲马丁·贝克的门，走进了办公室，一手拿着烟斗，另一只手里是一叠文件。他立刻开口说了起来。
“比约内·福斯贝里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号结婚，娶了埃尔莎·比阿特丽斯·霍坎松。她是商人芒努斯·霍坎松的独生女。霍坎松做建筑材料生意，整家公司都是他的，非常有钱。福斯贝里立刻收掉以前所有的买卖，比如荷兰人路上的公司。他努力工作，研读经济，变成一个干劲十足的生意人。霍坎松九年以前死了，独生女继承了遗产和公司，但福斯贝里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公司的主管了。石得桑的房子是在五九年买的，那时可能花了大概五十万。”
马丁·贝克擤擤鼻涕。
“他和这个女人交往多久之后结婚的？”
“他们似乎是五一年三月在欧勒认识的，”梅兰德回答，“福斯贝里是冬季运动迷，事实上到现在还是，他的老婆也是。他们似乎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在结婚之前两人频繁地见面，福斯贝里也常到她父母家做客。当时他三十二岁，埃尔莎·霍坎松二十五岁。”
梅兰德换了一份文件。
“他们的婚姻似乎很幸福。他们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分别是十三岁、十二岁和七岁。结婚之后他就把福特骑兵卖了，另外买了一辆林肯，从那时候起他换过几十辆车。”
梅兰德停下来点烟斗。
“你找到的就这些吗？”马丁·贝克问。
“还有一件事我认为很重要。比约内·福斯贝里志愿参加一九四。年的芬兰冬季战争……当时他二十一岁，在这里服完兵役之后，就立刻上了前线。他的父亲是克利斯琛市韦德炮兵团的准尉。他来自一个家世清白的中产阶级家庭，本来似乎前途无量，但是战后开始不太对劲。”
“没问题了，似乎就是他。”
“看起来像是。”梅兰德说。
“还有谁在这里？”
“贡瓦尔、勒恩、努丁和埃克。我们要查他的不在场证明吗？”
“那当然。”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一直到七点才抵达斯德哥尔摩。他首先直奔实验室，拿出修车厂的账本。
“我们可是正常上下班的，”耶尔默乖僻地说，“五点就收工了。”
“那就特别麻烦您——”
“好了，好了。我待会儿打电话给你。你只是要车牌号码是吗？”
“是的。我会待在国王岛街的局里。”
科尔贝里和马丁·贝克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电话就来了。
“A6708。”耶尔默简洁地说。
“太好了。”
“小意思。你也可以自己看出来的。”
科尔贝里放下电话。马丁·贝克投给他疑问的一瞥。
“没错，约兰松开到橡树区的车是福斯贝里的，绝对毫无疑问。福斯贝里的不在场证明是什么？”
“站不住脚。五一年六月，他住在荷兰人路的单身公寓里，跟那家神秘的公司在同一栋楼。接受审讯时他说自己十号晚上在北市。显然他是去了北市，大约七点左右跟某人见了面。然后仍旧是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搭最后一班火车回斯德哥尔摩，半夜十一点半抵达。他也说他把车借给公司的业务员了，业务员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他非常小心，没有说他跟约兰松换了车开。”
“是的，”马丁·贝克说，“他开了约兰松的莫理斯，这让事情看起来完全不同了。他开车轻松地花了一个半小时就回到斯德哥尔摩。车停在荷兰人路那栋大楼的后院里，从街上没人看得见。但是后院里有一间冷藏室，平常用来收藏毛皮大衣，据说那些大衣是在夏天的时候送来保存的，但其实八成是赃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换车？”
“我想答案非常简单，”科尔贝里说，“约兰松是业务员，常带着一堆衣服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福斯贝里那辆vedette能塞的东西比他的莫理斯要多三倍。”
他沉默了半分钟，然后说：
“我想约兰松到事后才发现。他回来以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那辆车可能很棘手。所以一等警方找他问过话之后，他就把车送到废铁场去了。”
“福斯贝里怎么解释他和特雷莎的关系？”马丁·贝克问。
“一九五零年秋天，他们在一家舞厅认识，他和特雷莎睡过几次，到底几次不记得了。然后冬天的时候他遇见了未来的老婆，便对那位花痴失去了兴趣。”
“他是这么说的吗？”
“用词差不多就这样。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杀特雷莎？是像斯滕斯特伦在温多的书上写的，要‘摆脱被害人’吗？”
“可能吧，他们都说摆脱不了这个女人。而且这当然不是眭谋杀案。”
“不是，但他希望看起来像那样。接着他实在太走运了，证人都认错了车型。他一定笑得发昏。这也就是说，他应该觉得自己很安全。唯一的问题就是约兰松。”
“约兰松和福斯贝里是合作伙伴。?99lib?t>”马丁·贝克说。
“一切都相安无事，直到斯滕斯特伦开始查特雷莎案，并从毕耶穹那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情报。他发现当时只有约兰松一个人有小莫理斯这种车，而且颜色也对。他问了许多人，开始跟踪约兰松。当然他很快就注意到有人给约兰松钱——就假设是谋杀特雷莎·卡马朗的凶手给的。约兰松越来越紧张……对了，你知道十月八号到十一月十三号之间他在哪里吗？”
“知道，他待在克拉拉大道旁的一艘船上。今天早上努丁找到那个地方了。”
科尔贝里点点头。
“斯滕斯特伦推测约兰松总有一天会引他去找出真正的凶手，于是他就每天跟踪他，而且应该是采用公开的方式。他猜得没错。虽然对他自己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成功。如果他早点出发去斯莫兰……”
科尔贝里沉默下来。马丁·贝克沉思地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按摩鼻根。
“是啊，一切似乎都吻合。”他说，“心理状态也是。特雷莎案还要再过九年才超过追诉期。只有谋杀这种罪行，才会迫使一个大致上算是正常的人极力设法隐瞒。此外，要是被发现的话，福斯贝里的损失可是非同小可。”
“我们知道他在十一月十二号晚上的行踪吗？”
“他屠杀了公车上所有的人，包括斯滕斯特伦和约兰松，这两个人当时对他而言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人物了。但目前我们只知道他有作案的机会。”
“我们怎么知道的？”
“贡瓦尔设法强行把福斯贝里的德国女佣带来。她每个星期一晚上休假。根据她手提包里小日记本的记载，十三号到十四号之间的晚上她跟男朋友在一起。根据同样来源，我们也得知福斯贝里太太当天晚上参加了一场仕女晚宴。因此福斯贝里本人应该没出门。理论上他们不会放孩子单独在家的。”
“这个女佣现在在哪里？”
“敝警局。而且我们要留她过夜。”
“你觉得那家伙的精神状况如何？”科尔贝里问。
“八成很糟，在崩溃边缘。”
“问题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吗？”科尔贝里说。
“公车谋杀案的话不行，”马丁·贝克回答，“这么做会犯下大错。但我们可以用涉嫌谋杀特雷莎·卡马朗的罪名逮捕他。我们有一个已改变证词的关键证人，还有不少新的证据。”
“何时动手？”
“明天早上。”
“在哪里？”
“办公室。他一到就进行逮捕。用不着把他的老婆和小孩扯进来，特别是如果他精神状态不稳定的话。”
“怎么逮捕法？”
“尽量不引人注意。不开枪，不踢门。”
科尔贝里思索半晌，然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谁去？”
“我和梅兰德。”
第三十章
马丁·贝克和梅兰德走进那个接待室的时候，坐在大理石柜台后方的总机小姐放下了指甲锉。
比约内·福斯贝里的办公室位于国王街一栋建筑的六楼，靠近斯蒂勒广场。四楼和五楼也是该公司的楼层。
时间才九点过五分，他们知道福斯贝里通常要到九点半才会进办公室。
“他的秘书应该就快到了，”总机小姐说，“你们要等她的话，请到那边坐。”
在接待室另一端总机小姐看不见的地方，摆着一张低矮的玻璃桌，周围有几把扶手椅。两人挂起大衣坐了下来。
接待室四周总共有六扇门，上面并没有姓名牌；其中一扇门没有关紧。
马丁·贝克站起来，到门口偷窥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梅兰德拿出烟斗和烟草袋，装填烟草，擦燃火柴。马丁·贝克回来坐下。
他们沉默地坐着等。总机小姐的声音和转接电话的杂音不时传来。除此之外，唯一的声音就是外面微弱的都市喧嚣。马丁·贝克翻阅一本一年以前的工业杂志，梅兰德咬住烟斗往后靠着椅背，双眼半闭。
九点二十分，外面的门打开了，一位女士走进来。她穿着毛皮大衣，高统皮靴，挽着一个大手提袋。
她对总机小姐颔首招呼，很快朝半掩的门走去，而且毫无表情地瞥了这两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一眼，脚步不曾稍停，然后她“砰”一声把门在身后关上。
又过了二十分钟，福斯贝里才出现。
他的打扮跟昨天一样，举止敏捷有活力。他正要挂起大衣的时候，看见了马丁·贝克和梅兰德。他的动作停顿了半秒钟，但很快就恢复正常，把衣服挂在衣架上，然后走向这两个人。
马丁·贝克和梅兰德一起站起来。比约内·福斯贝里疑惑地扬起眉毛。他张嘴要说话，但马丁·贝克伸出手说：
“我是贝克督察，这位是梅兰德侦查员。我们想跟你谈谈。”
比约内·福斯贝里和他们握手。
“当然可以，”他说，“请进来。”
他扶着门让他们进去，态度镇静，几乎算是愉快。他对秘书点点头说：
“早安，薛德小姐。请你先回避一下。我要和这两位先生谈一下话。”
福斯贝里带他们进入办公室，里面宽敞明亮，装潢典雅。室内铺着厚厚的灰蓝地毯，大办公桌闪闪发亮，上面空无一物。黑皮旋转椅旁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两部电话、口述录音机和对讲机各一。宽大的窗台上放着四个白铁相框，是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两扇窗户之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人像油画，应该是他的岳父。房里还有鸡尾酒柜、一张会议桌，桌上的托盘里放着玻璃水壶和水杯。此外还有沙发和两张安乐椅，一个有活动玻璃门的书柜，里面摆着一些书和瓷像，另有一个慎重地嵌入墙中的保险柜。
马丁·贝克关上门，打量着这一切。比约内·福斯贝里从容地走向办公桌。
福斯贝里把左手放在桌上，倾身向前，拉开右边的抽屉，伸手进去。他的手再次出现时，紧抓着一把手枪。
他的左手仍撑着桌面，右手举起枪，直接塞进自己嘴里，嘴唇含住闪亮的蓝钢枪管，并且扣下扳机。从头到尾他都望着马丁·贝克，仍然带着几近愉快的神情。
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马丁·贝克和梅兰德才走到房间中央，比约内·福斯贝里就猛然倾颓在桌前。
手枪的保险栓打开了，击铁敲在枪膛上的刺耳声音清脆可闻。但本来会从枪口呼啸而出打烂比约内·福斯贝里上腭、轰掉他大脑的子弹却根本没离开枪管。这发子弹仍躺在马丁·贝克右边裤袋的黄铜弹壳里，跟其他五颗原来在弹匣里的兄弟姊妹们在一块儿。
马丁·贝克取出一颗子弹，用手指搓来搓去，阅读着撞击式雷帽上印刻的字样：METALLVERKEN38SPL。子弹是瑞典制造，但手枪是美国的S&w点三八特制型，麻省斯普林斯菲尔德市出品。
比约内·福斯贝里脸朝下趴在光滑的桌面上，浑身发抖。几秒钟之后他滑到地板上，开始尖叫。
“我们最好叫一辆救护车。”梅兰德说。
于是勒恩又一次带着录音机，坐在御林军医院的隔离病房里。这次不是外科部门，而是精神科，跟他在一起的不是讨人厌的乌尔霍尔姆，而是贡瓦尔·拉尔森。
比约内·福斯贝里接受了种种治疗，打了好几针镇定剂和其他一堆玩意儿，担心他精神状况的医生已经在房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了。但病人唯一能说的一句话似乎只有：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
这句话他一再重复，现在又说了一遍：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
“对啊，我们干吗不让你死了算了？”贡瓦尔·拉尔森咕哝道，医生严厉地瞪他一眼。
要不是医生说比约内·福斯贝里真的有生命危险，他们根本不会到这里来。根据医生的解释，病人感受到非常强烈的震惊，因而心脏衰弱，神经几乎错乱；诊断的结论是，病人的状况大致而言还算不坏。只不过，发一次心脏病就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
勒恩思忖关于病人大致状况的评语。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福斯贝里重复道。
“你为什么不让特雷莎·卡马朗活着？”拉尔森反问。
“因为不行。我得摆脱她。”
“哦，”勒恩充满耐心地说，“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
“我别无选择，她会毁了我一辈子。”
“你这一辈子到头来反正也毁了呀。”贡瓦尔·拉尔森说。
医生再度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你们不明白，”福斯贝里埋怨道，“我叫她不要再来。虽然我自己穷得要命，还挤出钱来给她。但她还是……”
“你想说什么？”勒恩和蔼地说。
“她还是一直追着我不放。那天晚上我回到99lib. 家，她躺在床上没穿衣服。她知道我放备用钥匙的地方，自己就进来了，我妻子……我的未婚妻十五分钟之后就要来。我别无选择。”
“然后呢？”
“我把她搬到楼下放毛皮大衣的冷藏室里。”
“你不怕别人发现吗？”
“钥匙只有两把。我一把，尼瑟·约兰松一把。尼瑟不在。”
“她在那里待了多久９9lｉb?t>？”勒恩问。
“五天。我在等下雨。”
“对，你喜欢雨。”贡瓦尔·拉尔森插嘴。
“你不懂吗？她是个疯子，只消一分钟她就能毁了我一辈子、我计划的每一件事。”
勒恩不自觉地颔首。一切进行顺利。
“冲锋枪从哪儿来的？”贡瓦尔·拉尔森突然问道。
“打完仗后带回来的。”
福斯贝里沉默地躺了一会儿，然后他骄傲地补上一句：
“我用那把枪干掉了三个布尔什维克党人。”
“是瑞典枪吗？”贡瓦尔·拉尔森问。
“不是，芬兰的。苏米M三七。”
“枪现在在哪里？”
“没人找得到的地方。”
“水里面？”
福斯贝里点头，似乎陷入沉思。
“你喜欢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吗？”过了半晌勒恩问道。
“尼瑟没问题，是个好孩子，我像是他爸爸一样。”
“不过你还是杀了他？”
“他威胁到我、我的家庭、我活着的所有目的、我必须维持的一切。他忍不住了，所以我让他一了百了，干净利落，毫无痛苦。我没有像你们折磨我这样折磨他。”
“尼瑟知道特雷莎是你杀的吗？”勒恩问道，声调一直都很平静和蔼。
“他猜到了，”福斯贝里回答，“尼瑟可不笨。他是个好伙伴。我结婚以后给了他一万克朗和一辆新车，然后我们就永远分道扬镳了。”
“永远吗？”
“对。之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去年秋天，他打电话来说有人日夜跟踪他，他很害怕，需要钱。我就给他钱，还试着送他出国。”
“但是他没去？”
“对，他太消沉了，而且吓得半死，觉得出国的话看起来更可疑。”
“所以你就杀了他？”
“我不得不动手。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别的办法，要不然他会毁了我、我孩子的未来、我的生意、我的一切。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太软弱而且不可靠，甚至胆子太小。我知道他迟早会来找我帮他，然后我就完了。他有毒瘾，太过软弱，靠不住，警方逼供他就会全都招了。”
“警方并没有逼供的习惯。”勒恩温和地说。
福斯贝里第一次转过头来。他的手腕和脚踝都被绑着。他望着勒恩说：
“那这是什么？”
勒恩垂下眼睑。
“你在哪里上公车的？”贡瓦尔·拉尔森问。
“克拉拉贝里路奥伦斯百货外面。”
“你怎么去的？”
“开车。我把车停在公司，那里有专属停车位。”
“你怎么知道约兰松要搭那一班公车？”
“他打电话来，我叫他照我的话做。”
“换句话说，你告诉他要怎样行动，好让你宰了他。”
“你不明白吗，他让我没有选择啊！反正我的方法很人道，他什么也不知道就结束生命了。”
“人道？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你们放过我好吗？”
“还不行。解释公车的事。”
“好吧。然后你们就会走人？可以保证吗？”
勒恩瞥向贡瓦尔·拉尔森，然后说：
“对，我们保证。”
“星期一早上尼瑟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走投无路，说无论他到哪里那个人都跟着他。我知道他撑不了多久了。我妻子和女佣那天晚上不会在家，而且天气很适合。孩子们都睡得很早，所以我……”
“怎样？”
“所以我就跟尼瑟说，我要看看那个跟踪他的人。尼瑟会把他引到动物园岛去，准备大概十点的时候去搭双层公车，一直搭到终点站。他离开前十五分钟必须打办公室专线电话给我。所以九点一过我就出门，把车停好，进办公室等待。我没开灯。他照我说的打电话来，我就下去等公车。”
“你是不是之前就决定好地点了？”
“那天稍早我从头到尾坐过一趟，然后决定的。那个地点很好——我不认为附近会有人，特别是雨下个不停的话。我想大概只有少数乘客会一直坐到终点。要是只有尼瑟、那个跟踪他的人、司机和另外一个人坐在车上就再好不过了。”
“另外一个人？”贡瓦尔·拉尔森说，“谁啊？”
“谁都可以。这样看起来比较像样。”
勒恩望着贡瓦尔·拉尔森，摇摇头，然后他转向活动病床上的人说道：
“你有什么感觉？”
“下困难的决定时一向都很难受，但是一旦我下定决心要做——”他没说下去。“你们不是保证会走吗？”
“我们的保证和我们要怎么做是两回事。”贡瓦尔·拉尔森说。
福斯贝里瞪着他，苦涩地说：
“你们就只会折磨我，还说了一堆谎话。”
“在这里说谎的可不止我一个人，”贡瓦尔·拉尔森反击。
“你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就决定要杀掉约兰松和斯滕斯特伦警员了，对不对？”
“对。”
“你怎么知道斯滕斯特伦是警察？”
“我之前观察过他。尼瑟没发觉。”
“你怎么知道他是自己一个人？”
“因为一直没有人接替他。我认为他是自己私下在查案，好扬名立万。”
贡瓦尔·拉尔森沉默了半分钟。
“是不是你叫约兰松身上不要带证件？”最后他说道。
“对。他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
“你怎么学会控制公车门的？”
“我仔细观察过司机怎么做。就算这样，还是差点出了错。公车的型号不一样。”
“你在公车上坐哪里？上层还是下层？”
“上层。坐了一会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然后你带着冲锋枪下来？”
“对。我把枪藏在背后，这样尼瑟和其他坐在后面的人才不会看到。但还是有一个人站了起来。你得事先有所准备。”
“要是枪卡住了昵？”
“我知道枪没问题。我的武器我很清楚。把枪带到办公室之前我仔细检查过。”
“你什么时候把冲锋枪带到办公室的？”
“大概之前一星期。”
“你不怕被人发现吗？”
“没人敢开我的抽屉，”福斯贝里高傲地说，“而且我上了锁。”
“枪以前放在哪里？”
“在阁楼上锁的箱子里，和其他的战利品放在一起。”
“你杀了那些人以后往哪里走？”
“往东沿着北站街走，在绿地航站坐出租车，然后到公司开车回石得桑。”
“而沿路随手就把冲锋枪扔了？”贡瓦尔·拉尔森说，“别担心，我们会找到的。”
福斯贝里没有回答。
“你有什么感觉？”勒恩温和地重复道，“开枪的时候？”
“我是在保卫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公司。手里拿着枪，预备十五秒钟之内就要冲进一道全是敌人的战壕，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我没有。”勒恩回答。
“那你什么也不懂！”福斯贝里大吼，“你根本没资格说话！你这种白痴怎么可能了解我！”
“这样不行，”医生说，“他得接受治疗。”
医生按铃。几名医护人员走进来，把躺在床上大吼大叫的福斯贝里推出房间。
勒恩开始收拾录音机。
“我真恨那个狗娘养的。”贡瓦尔·拉尔森突然说。
“什么？”
“我要告诉你一件以前没跟别人说过的事，”贡瓦尔·拉尔森坦白道，“干这一行，碰见的每个人我都觉得他们可怜，那些家伙都是希望自己是最好没出生的人渣。人生搞得一塌糊涂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像福斯贝里这样的家伙——这种毁了别人一辈子还自以为是的猪猡，满脑子只想到自己的钱、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自己所谓的地位。这种人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可以对别人发号施令。这种人有成千上万，但大部分都不会笨到去勒死一个葡萄牙妓女，所以我们根本抓不到他们，我们只能看见被他们戕害的人。这家伙是例外。”
“嗯，或许你说得对。”勒恩说。
他们离开了房间。走廊另一端的一扇门前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双腿岔开，双臂交叠在胸前。
“哼，是你们啊，”贡瓦尔·拉尔森遗憾地说，“对了，这家医院在索尔纳嘛。”
“你们终于抓住他了。”卡凡特说。
“对啊。”克里斯蒂安松应和。
“我们没抓住他，”贡瓦尔·拉尔森说，“是斯滕斯特伦自己解决的。”
大约一小时后，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坐在国王岛街的警局里喝咖啡。
“侦破特雷莎谋杀案的其实是斯滕斯特伦。”马丁·贝克说。
“是的，”科尔贝里说，“但他的方法实在太蠢了。自己一个人偷偷查案，连一张纸也没留下来。真是的，这个小孩儿一直没长大。”
电话响了。马丁·贝克接起来。
“喂，我是蒙松。”
“你在哪里？”
“现在在瓦斯贝加。我找到那一页报告了。”
“在哪里？”
“斯丹斯壮的桌上，在吸墨纸底下。”
马丁·贝克一言不发。
“我记得你说你们找过了，”蒙松语带指责。“而且——”
“怎样？”
“他在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右上角他写着‘归还特雷莎卷宗’。这页底下他写了一个名字：‘比约内·福斯贝里’，后面有一个问号。不知道这重不重要？”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他抓着话筒坐在那里，随后大笑起来。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