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既然对日本国内农业投下了如此巨额的资金，照理说就算开放市场，也不会对日本农业造成任何冲击，因为投下这笔资金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日本农业的生产效能。但是在图4-2中，我们所看到的生产效能却仍然非常糟糕。原因是农民以整顿农业基础为由，把政府发放的补助金用来开设综合建设公司，建造比国道、县道还高级的农道获利。
结果，75万亿日元的补助金除了造了些无用的东西外，对提升生产效能毫无帮助；不但如此，反而让日本原本就不佳的农业生产力变成了全世界最糟糕的。到底谁该为这种悲惨的结果负责？现在那些被称为农政族的人还在继续要求补助金，而农林省甚至开始讨论是否要补偿农民的收入。农林省这么做根本不是在补助农业，而是在漫天撒钱救济农民。遭到公司裁员的上班族为什么到现在还闷不吭声？为什么挺身站出怒吼的只有我一个人？
光在这10年里，农业补助金就用掉了40万亿日元。既然这是一种企业投资，国人当然有权利要求投资回报。所以以记者为首的媒体人，应该大声问政府：“用了40万亿日元，我们的农业生产效能到底提高了多少？”“已经准备开放市场了吗？”
但是，媒体一句话也没说，民间一片沉寂，无人表示愤怒，这就是日本当前的状况。
由于生产效能低劣，使得农产品在价格竞争上完全无招架之力，所以政府就用异乎寻常的700%的超高关税，保护种植水稻作物的农民。这些主张保护农业的人说：“物资进口一旦停止，事态必然严重，所以必须确保粮食安全。”但是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会知道这种做法根本不合逻辑。
如果不能依靠国外进口的农产品，那么石油的进口也不能依靠国外。日本的石油储存量只有180天的量，一旦石油停止进口，从第180天起，全国的牵引机车都将停止，抽灌溉用水的水泵也无法运转。当然，卡车、铁路也都会全面瘫痪，无法进行国内运输作业。总之，没有了石油，农业根本无法运作，所以“只要在国内种植水稻作物就可以安心”的想法根本是幻想。
提到确保粮食安全，其实只要在国外买土地种水稻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什么都在国内种植。日本在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开采煤矿、铁矿，在印度开采石油、天然气。在工业领域，投下资本获得交易权是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在农业领域也可以如法炮制。
我去澳大利亚考察水田的时候，发现一位经理人在6公里乘30公里的耕作面积上种水稻。也就是说这位经理人做了日本一户农家所做的活儿。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块稻田的稻米收获量高达30万吨左右。日本全国稻米的年收获量约为3000万吨，所以光这块田的产出就达到了日本总收获量的1%。
一位经理人就可以生产这么多的稻米，如果有100家同等规模的农家，应该可以获得日本全国所种植的稻米收获量。
在播种期间，他们会雇三天左右的临时工，拿着旗子站在水田边做记号，协助飞机进行低空播种。在这之前，他们会先用电动推土机进行翻土，再放水入田。澳大利亚水资源非常缺乏，水费非常高，为了有效使用这些水资源，他们每隔100米就会设一道斜坡，让水可以流经整个水田。
到了稻子的收割期，他们会再雇临时工，一起推着10台并列的打谷机，进行全天候24小时的收割作业。这些作业全由一个经理人打理，效率奇高。
至于米的价格，这位经理人说：“1600日元，但是因为脱壳之后重量会减少，所以是2500日元。”与我同行的伙伴说：“并不便宜嘛！”但是接着听到“这是一吨的价钱”时即瞠目结舌。因为他误以为2500日元是10公斤的价格。澳大利亚生产米的效率是日本的100倍，所以这个价格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和这块田同样大小的一块水田，在澳大利亚的售价是6亿日元。日本只要买100块这种水田，就足以供应日本人需要的所有大米，而且就算连运费成本一起列入计算，消费者还是可以用现在1/10的价格买到下锅煮饭的米。
我们在国外购买水田，就等于进口土地，所以在国外购买田地进行农业开发，便可以确保粮食安全。此外，这些田地可以分散在全球各地，例如越南、泰国、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以降低风险，这样，粮食安全性又提升了。将来，我们还可以将触角伸至以肥沃黑土而享有盛名的乌克兰。乌克兰现在已经借品种改良，成功开发出经过短期日照（4个月）便可收成的米。如果我们了无创意，只知待在狭小的国土上，守着有限的农业土地，地价、米价将永远居高不下。
只要改个观念，接受“土地可以进口”的想法，生活就可以大为改观。只要进口澳大利亚的土地，“国土狭小、地价高昂”的大前提就无法成立，地价当然也就跟着大幅走低。尤其是都市近郊的农业用地获得解放变更为住宅用地之后，相信连中低阶层的人也有能力购买一套住起来比较舒适的大房子。
在经济无国界的世界里，必须要有这种创意。以这种创意订立战略，长期陷在衰退中的国家才有机会构建新的繁荣。
幅约为50%，六大都市圈则跌了将近1/5，连带住宅价格也大幅下跌。但是以世界水平来看，日本的地价还是非常贵的。如图4-5所示，和世界各主要都市住宅的价格比较起来，日本的住宅价格仅次于伦敦，为世界第二高，而且人均住宅面积小得可怜。日本的房子被称为“兔子小屋”由来已久，现在绝大多数人所住的房子仍然是又贵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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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都市一户住宅价格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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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日本人均住宅面积比较（平方米）
日本都市区的地价之所以会那么高，和都市近郊还有农业用地息息相关。本来这些农业用地都应该被释出的，但是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1974年制定《生产绿地法》，采取保护政策，将都市精华区内很大一块农业用地指定为生产绿地。1991年修订了《生产绿地法》，将受到保护的农业用地区分为农业用地（生产绿地）及住宅用地。换句话说，被指定为生产绿地的土地，除了作为农业用地之外，是不可使用的。政府这么做的目的原是为了压抑经济泡沫化时一直飆涨的地价，才释出部分农业用地作为住宅用地，结果却让都市近郊的农业用地成了固定的农业用地。
一块被指定为生产绿地的土地，除了做农业用地之外，别无其他用途。但是听说30年后，如果这块地无法再耕作了，自治体就可以收购这块土地，而且享有优惠税率。这种事真是令人愕然。
为了真正有效地利用土地，政府应该实施“第三次农业用地释出”，彻底放
藏书网宽或废除各种限制，并严格禁止都市近郊有农田。如此一来，就可提供许多可以盖住宅的土地，并让土地价格大幅降低。
当然，如果从澳大利亚进口土地种植农作物的话，在狭小的土地上从事生产力不佳的农业活动的都市近郊的农民，将首当其冲被淘汰。届时，将会出现大量的住宅用地，地价也势必大幅下降。
一谈论这个议题，媒体会马上发出同情的声音，质问“只会种田的山间农民该怎么活下去”。但是城市中的书店、餐厅倒闭的时候，却没听到有媒体发表同情。其实这个情形和实体书店因亚马逊网络书店的出现而被淘汰、大众食堂因连锁餐厅的出现而倒闭，有什么不同？在公司辛苦工作25年却遭到裁员的数百万人，政府又可曾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有人错把地价下跌解读成通货紧缩，事实上这是地价的“合理化”。从生活者的观点来看，地价下跌、可支配收入提升，生活就可以更宽裕，被房屋贷款追着跑的人，更是可以大幅改善生活的质量。尤其是中低阶层和低层阶层人口占了总人口八成的现在，地价下跌已经是成为“生活者大国”的必要条件。
另外，关于建筑物本身，如果可以直接从澳大利亚进口住宅建材，住宅价格至少可以降1/3至1/2。
澳大利亚的住宅是以类似2x4工法
的方式建造的，每一平方米的建筑费用是20万日元。盖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只需要600万日元。因为澳大利亚会有超大型的飓风，所以建筑物都盖得非常坚固。2x4工法的耐震，在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1955年）中大家都亲眼目睹了。当时用传统方法所盖的房子倒了，可是以2x4工法建造的房子却安然无恙。
而且从澳大利亚至横滨港的运费，以一户房子所需的建材需要一个货柜来计算，是6.4万日元。从横滨港再把建材运到工地现场，虽然还需要30万~40万的港务费用、国内运输费用等各种费用，但还是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盖一栋房子。此外，施工工期也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要换栋房子真是轻松自在。“进口”土地，降低地价，从国外进口住宅建材，即使中低阶层的人都可以拥有上层阶层才有的住家环境。
官商利益共同体
由于受到日本的《建筑标准法》的阻挠，日本人无法建造如同国外一般优质、便宜的住宅。因为日本的《建筑标准法》中，有太多不合理的限制，导致建筑物、建材无法从国外进口到日本。姐齿建筑设计事务所伪造建筑物耐震强度计算书的事件
。明显暴露了复杂的法律及认证业务，事实上只徒具形式而无实际效用。
而且在日本市场，玻璃、瓷砖等建材及浴缸等卫浴设备，基本上就是由两三家大公司垄断。因为日本的市场在《建筑标准法》之下形同封闭，而且内部没有竞争，所以日本国内的建材费、建筑费才会高得不像话。
至于建筑物本身，只要合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标准，在日本全都没问题，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建筑方式。在医药领域有所谓的相互认证制度，也就是曾在国外获准上市的药品，在日本必须获得日本的认证，而在日本获准上市的药品也要获得国外的认可。但是建筑物不像药品会直接影响人体，所以不需要相互认证，只要通过各国的标准审核就不会有问题。因此提供建筑物的一方，只有义务提供必要的信息，其他则由建筑物使用者自己判断选择。
从阪神、淡路大地震及新潟县中越地震（2003年）的例子中我们会明白，房子虽然合乎《建筑标准法》，但是房子因地震、灾害而倒塌的时候，政府是不会提供任何补偿的。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地基（地层松动、液化）的问题远比建筑物的问题还严重。因为不管《建筑标准法》制定得多严密，还是无法阻止大水因堤坝溃决而流入家中。总之，我们就是得靠自己的能力确认信息，并思考如何让房子的价格和我们所要求的强度保持平衡。甚至连盖房子的场所，我们也必须自己负责选择。所以在买房子、盖房子之前，我们应该先有一分认知，那就是《建筑标准法》非但不能为我们带来利益，还会因为费时费工对我们不利。
制定了各种规定，发生事情时却佯装不知，这就是日本政府的嘴脸。例如艾滋药害的问题，政府虽然制定了血液制剂的认证标准，但是一旦发生问题，就跟处理沙利窦迈（Thalidomide，于1958年以非处方镇静安眠药在欧洲上市，主要用于减轻孕妇恶心、呕吐等害喜症状，但却不幸造成大量海豹肢畸胎婴儿，而于1961年黯然退市）问题时一样，只丟下一句“责任不在国家”就逃之夭夭。政府非但不肯为法规漏洞负责任，还为了保护业者而制定各种规则，让药品的价格越来越高。中低阶层的人看清了这个事实，应该愤怒地挺身质问。
其他像这种碍事的规则真的多如牛毛，例如东京都的水道局。如果建筑商所使用的产品没有通过日本自来水协会（JWWA）的认证，东京都的水道局就不让新盖的房子安装自来水管。事实上日本大厂所生产的马桶、洗脸台，在新加坡、中国等亚洲各地的销售价格，只有日本本土的1/4。但是拿回日本之后，却非得“取得自来水协会的认证”不可。同 6837." >样都是日本厂商的产品，为什么在日本不能使用？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官商勾结，一起欺骗老百姓。
藏书网
对于卫浴产品的管理，我认为只要在漏水时对制造厂商进行处罚，禁止该产品继续销售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劳驾自来水协会。罚则一出，相信那些受各种规则保护而将价格昂贵的产品卖给消费者的企业会立刻退场。
认证制度是为了养活公务员
日本的建筑认证制度发展得非常迟缓。澳大利亚引进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CAD/CAM）系统之后，取得建筑许可只需要48小时。看过土地之后，到承建商那儿走一趟，一说明自己的希望，房屋设计蓝图就出现在眼前。最后只要决定“就是这个”就算告一段落了，接着建筑许可两天内出炉，建筑工期一个星期，连购买家具的时间也一并算在内，两个星期后即可搬新家。
就连新加坡的建筑认证过程也已全面e化（电子化）。用CAD把设计输进计算机里，计算机马上告诉你YES或NO。设计这套系统的是日本公司，但是为什么日本不用这套系统？
９9lｉb?这个问题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某天，我和某县办事员们谈话的时候，随口问道：“日本为什么不采用相同的系统？”他们立即面露不悦地回答说：“那还要我们做什么？”因为县政府的办事人员把在申请文件中找碴当成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一旦引进CAD系统，他们就没饭吃了。此外，这些办事人员也无法辨识耐震强度，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充其量就是“纯加工”及“找碴”。
换成人民来找碴
类似这种行政弊端，其实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以运输为例，将住宅建材等从横滨港运到目的地的运费，竟然是从澳大利亚运到横滨港的好几倍。原因何在？因为日本海港与其说是物流的据点，不如说是利益挂钩的巢穴。现在以新加坡、釜山为首的亚洲其他各国海港，不论是处理货柜的速度还是服务，都远比日本港来得快、来得好。不但如此，港口的使用费也比日本便宜多了，所以日本海港转变成为亚洲物流据点的速度，理所当然就特别慢。
航空运输也一样。我们把国外旅游和国内旅游的费用拿来一比较，除了寒、暑假旺季另当别论外，就会发现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到国外旅行，不但飞行距离较长，玩的天数也较长。总之，两者之所以没有什么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国外和国内机票的差额不大。
国土交通省非常现实，他们只想保护日本航空公司的利益，并未替乘客的权益着想。
水产业和农业一样凄惨，日本政府同样以补助金的方式解决水产业的问题。现在（2005年7月1口），在全日本被指定的渔港有292
?9９ｌｉｂ?4座。这些渔港的养殖量虽然增加了，可是渔获量却逐年减少，大半的渔港都已经不具渔港的机能了。
事实上，由于在中国养殖的鱼大幅降低了卸货价，使渔夫们必须把产自日本的鱼品牌化，才能借市场细分混口饭吃。例如产自大分县佐贺关的青花鱼叫“关青花”，竹荚鱼叫“关竹莢”。所以就算把渔港废除或通过合并把数量减少到1/5，对日本的渔业也不会造成影响。但是为了渔业权和港湾工程，这些渔港还是要继续撑下去。
尤其是港湾工程，只要是渔港，国家都有定期预算，直接让港湾建设业者受益。因此，业者为了能够永远拥有这种特权，便四下进行游说。总之，听说大半的渔港因为巧立各种名目进行修理，所以港湾工程费竟然比渔获量所得还高时，我们也只有愕然的分。
不仅如此，农林水产省及各都道府县还认定“海和渔港是渔业关联产业的一环”，使得日本海洋休闲娱乐事业格外薄弱。在新西兰、澳大利亚、芬兰这些国家，每个家庭至少有一艘游艇等从事海上活动的船只，这是非常普遍的。美国则是平均四个人一艘游艇，不过这个国家面海的地区更为辽阔。但是在四面环海、高收入的日本，“玩游艇却只是一小部分有钱人的奢侈游戏”。
用互联网査一下价格，可以发现可载8个人的全新游艇售价只要200万日元，也就是说买一艘游艇和买一辆车差不多。事实上如果把停车费、维修费等和车子有关的各种费用都加上去，游艇比车子还便宜。不过一般人对游艇的认识是，检查费、停泊费高，可停泊船只的地方不足，所以游艇只是一小部分有钱人的奢侈游戏。
总之，这种不切实际的制度，让在其他国家眼中属高收入的日本人，生活过得如此贫乏。我个人认为这些制度其实只是在保障少数的利益团体，及制定这些制度的行政机关。
如果真的讲究行政效率，只要留现有1/10的公务员就够了。就因为这一点做起来有困难，公务员就强行要求全体国民接受毫无效率的认证制度，好让自己的工作正当化。今天的日本没有可以开除公务员的法律，但是养这些公务员，不但浪费全民所缴的税，还让全民蒙受不利。
从中低阶层跃向上层阶层
物价早该下跌了
在日本年收入600万日元的人，到了国外就堂而皇之成了上层阶层的一员（图4-6），虽然只是想象图，但是以世界物价水平来看日本，年收入600万日元中，其实除去生活上的必需费用，剩余的可支配收入大约有一半，所以日本人应该可以过悠闲、舒适的生活。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各种保险、各种多余的规章制度，让日本人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几乎耗尽了可支配收入。
反过来说，如果放宽限制、废除对农业的补助金，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生活成本差距就会消失，日本中低阶层的人就应该可以过上和自己年收入相称的生活。因此立志从政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图4-6中的可支配收入还给老百姓。当然老百姓也有提出和政府对话、讨论健全政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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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和世界各国比较之后的日本家庭支出想象图
让大家的生活喘不过气的主要费用中，处于第一位的是食品费用。最大的原因是牛肉、大米等食品的进口关税实在高得吓人。所以只要废除相关的限制，并在澳大利亚等地购买土地进行生产，食品价格就可以降到世界平均水平。就算不行，至少也可以像新加坡一样。新加坡没有一个农民，但新加坡人可以自由采购来自世界各国物美价廉的好东西。
至于土地，地价之所以会不断飙升，是因为都市近郊还有农用土地、工场、仓库。只要彻底放宽或废除不合理的限制，让都市近郊作为休闲用的土地可以变
.更为住宅用地，并从国外进口农用土地的话，我们就会有多余的土地，地价当然也会跟着大幅下降。
建筑物也是如此，如果废除碍事的建筑法规，直接从澳大利亚等国进口住宅建材的话，含运输费用在内，盖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用不了500万日元。如果30平方米的房子只需六七百万日元就盖得起来的话，相信住在旧房子里、整天惶惶不安地担心“地震来了，这房子撑得住吗”的老年人，也会很洒脱地说：“这么便宜就重建吧！这样就可以安心住到死了。”如果大家都重建房子，还会同时带来经济好转的效果。
至于国宅，我认识的一位承包国宅工程的公司总经理曾说：“如果没有各种限制，我有信心将每平方米的建筑费降至26万日元。”换句话说，只要将不合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废除，连国宅都可以更便宜。当然，想盖一间有自己风格房子的人，每平方米也只要花个六七十万日元就可以圆梦了。总之，最重要的是消费者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至于车子，在日本车子本身的价格算符合世界水平，但是停车费、税金、车检费用、油费、高速公路过路费、车子维修费等费用还是太高了。实施车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车子的安全并预防公害”，但是车检内容及手续对车主而言确实耗时费神，所以大部分车主都付高额费用委托业者办理车检。就因为如此，大部分车主对于爱车简单的机械构造及应懂的检査项目都不了解。结果这个让车主备感棘手的车检制度，成了养活监理站人员及鉴别修理工厂人员的工具。
现在连卖车的厂商也来分一杯養了。因为现在经销商卖新车的利润大不如前，所以就利用车检捞一笔，完全不顾消费者的权益。本来车子的制造商应该为购车的消费者发言，争取新车在5年内不需要车检，没想到这些制造商却沦为特权团体，所以相关单位实在应该再次检讨什么才是必需的检查项目，而且还要提出省时、便民的手续。不少车子故障及事故其实就发生在车检之后，所以我认为车检制度不是该修正，而是该废除。
以世界水平来看，日本的油价也是偏阔的。偏高的最主要原因是，根据进口规定，汽油自国外进口至国内必须缴纳极高的税金，所以一加上税金，汽油的售价就居高不下了。
此外，高速公路原为民生的基础建设，应由国家统一维修并管理，所以究其本质根本不适合公团化或民营化。2005年10月道路公团民营化后，日本诞生了6家道路建设公司及一家独立行政法人。但是最好的方法其实是取消民营化，将道路公团纳入国家管理，民众上高速公路一路畅行无阻，无须缴费。此外关于车子的税金，我建议实施《汽车牌照课税法》（具体来说，就是自用车缴税1万日元，出租车、巴士10万日元、卡车30万日元），分10年偿还公团的借款。
总之，公团不该民营化。就算高速公路不收费，将来公路的建设及维修费用，由国道预算支付也应该足够了。如此一来，就不会有自上而下被迫执行命令的问题，而且只要制定制度让国民可以严格监控税金的使用方法，就算不商议，道路建设费及维修费用也应该会大幅下降。
通讯对国民而言，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但是碍于各种法规限制，新的通讯业者想要进入这个事业领域的门槛非常高，所以日本才会有NTT（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等电信公司的固定电话费仍然居高不下的问题。移动电话的通话费虽然调低了一些，也仍旧偏高。但是软件银行（Softbank）加入之后，宽带使用费即节节下降，而且使用者可以24小时全天候上网，这才是便民的服务。
为什么收费会有差距？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规章制度衍生出来的后遗症！如果进入通讯事业的领域没有门槛限制，移动电话迟早都会网络电话化，所以电话费应该仿效宽带业者的宽带使用费，采用固定收费制度。也就是说“将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网络（公众交换电话网络，PSTN）融为一体，任由使用者无限使用，一个月只算一种（移动电话或固定电话网络的）费用”。
至于水电、天然气等能源事业，现在虽然标榜市场化，其实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如果真正市场化，水电、天然气费应该会更便宜。
总之，如果每一个事业领域都能够开放市场，让国民可以自由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即使身为中低阶层的一分子，也不必担心害怕。因为在美国，年收入5万美元就是上层阶层人士；到了澳大利亚，日本人更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挤身上层社会。
中低阶层如何过上幸福生活
比日本早30年经历长期衰退的美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即走向低迷，失业率甚至高达10%。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收入呈两极化，超过半数的人口沦为中低阶层。
在这期间，出身好莱坞明星的里根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在外交上，里根走强硬路线对抗苏联，但是在内政上，里根主张“小政府”。里根上任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财政支出，放宽限制、大幅减税，重振美国人民精神，降低对联邦政府的依赖，这就是“里根革命”。
放宽限制的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运输、通讯三大领域。里根让资金、商品穿越国境自由移动，促进经济无国界化，让得以生存下来的美国企业在全世界拥有举足轻重的竞争力。此外，这项政策也让全世界的资金涌入美国，为后来不花纳税人的钱而用其他人的钱繁荣美国的克林顿时代打好了基础。
虽然有一部分学者抨击里根的经济政策扩大了财政赤字及贸易赤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经济政策确实让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都享有长期的经济繁荣。
从1985年开始的新经济因为无国界化、数字化、倍数化而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空间，而美国因为里根革命放宽限制、让市场自由化，等于消除了在新经济空间中活动的阻碍。简而言之，美国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入新经济大陆。
这一结果引发了市场流通革命，并让各行业领域都积极追求效率。
以零售业为例，为了应对超过半数的中低阶层人口需求，以.沃尔玛为首的零售折扣超市开始抬头，一些百货公司则人去楼空而倒闭，使一般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低。
住宅领域也是如此。工法、工程大幅改变之后，以2x4工法建造的房子不但处处可见，而且又便宜又牢固。现在在美国，除了纽约等大都市外，把装了自动门的两个货柜并起来，就是一套有“三室一厅一卫”的房子（大小比日本的三室一厅一卫还大两倍多）。这样的房子加上土地费用才2000万日元左右。
在日本，如果能够一脚踹开围着专利、认证许可打转的家伙，我们也可以轻轻松松拥有这样的住宅。房子价格下降，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就算是收入减少的中低阶层，也可以过着轻松自在的生活。
如果日本有标榜小政府的政党出现，对于住宅问题提出“以CAD系统进行建筑认证，只要符合先进国家认可的建筑标准，就可以进口住宅建材”的解决方案，政权应该会立即易手吧！不论如何，只有这么做，才能让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高房价趋于缓和，并让百姓能够过着以世界水平来看属于上层阶层的生活。
别成为“提词人种”
以上我所讲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大道理，只要稍稍进行逻辑思考就可以全盘了解，因为这些全都是“心动”就可以“行动”的事情。
日本自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保护“以农民为首的各种少数利益团体”的政党，也就是说，自民党是一个为守护少数利益团体、公务员既得利益而执行政策的政党。另一方面，民主党又因为在选举时曾受劳动合作社力挺，所以也根本不可能有魄力对公务员进行裁员。
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家不想求变，人民也不期待政府能在规章制度上做必要的改革。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日本的政治变成这个样子？全国的百姓似乎不曾用心思考过，更不曾向政治家表达愤怒。
日本人真的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人种，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我称这种人为“提词人种”。录制节目的时候，有一个人会告诉在场的观众：“待会儿我比划这个手势的时候，请大家拍手。”这就叫做提词。大多数日本人都要通过“提词者”的呼唤、提示才会拍手，才会欢呼。
例如要引进消费税的时候，>新闻说了一句“气死人了”，大家才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反对消费税”。进一步问反对的理由，他们的回答是“因为这是增税啊”、“因为这么做是违反公约的”，其实这些人对于直接税、间接税完全不了解。日本的税收中，直接税所占的比例过高，所以以理想的税制来说，减少属于直接税的法入税、所得税，增加附加价值税的做法是对的。虽然严格来说消费税并不属于附加价值税，但是从大方向来说，这种税制并没有错（关于税制的部分，留在下一章详谈）。
其实心平气和讨论的话，人民绝对不会生气。但是新闻一句“绝不允许政府引进消费税”，全体人民就齐声呐喊“反对消费税”。照理说每个人碰到事情的时候，都应该自己动脑思考做判断，可是日本人就只会随媒体起舞，媒体一生气，受众就疯狂。
日本人似乎非常不善于冷静分析信息，自己判断。这种事情我在1995年东京都知事选举时曾经亲身体验过。当时有两个话题让各大媒体卯足劲拼版面：一个是是否要援助两个濒临破产的信用合作社，另一个是是否要中止预定在临海副都心举办的世界都市博览会。
筑紫哲也（早稻田政治经济学系毕业。曾为早稻田研究所公共经营研究科客座教授，《朝日日报》杂志总编辑，TBS“筑紫哲也NEWS23”主持人）担任先发投手，首先邀请来宾上他在TBS主持的“NEWS23”讨论这两个间题。筑紫哲也让我和其他的来宾拿着“〇”和“X”的牌子，对我们说：“世界都市博览会该进行还是中止？赞成进行的请举‘〇’，认为该中止的请举‘X’。”
我认为“已经投入了9万亿日元的资金，如果贸然中止反而徒增损失，为了让损失减到最低程度，最好是改变展览内容后照常举行”，所以这不是一个“〇”或一个“X”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可是就在我想进一步做说明的时候，筑紫先生很神气地说：“大前先生，什么都不必说，请以‘〇’、‘X’作答。”
最后，全部都答“X”的只有青岛幸男先生（作家、作词家、演员、参议院议员、东京都知事）。结果，青岛先生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如果新闻传媒说“不要废话，全部举‘X’”，我想全体国民都会感情用事，让自己的思考力呈静止状态，完全不去想“为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思考力呈静止状态，只会回答“总而言之就是‘X’”的青岛先生会当选的原因厂。
拋开期待，自己行动
选举都知事那段时间，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针对以民营化、外包等手法重振财政政策，写了《大前研一之新东京愿景》，并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在这部著作里，我详述了各种可以解决高达9万亿日元公共债务问题的财政计划。但是经常出入都厅的记者联谊会的记者先生小姐们，对这些措施完全不感兴趣。他们一开口就问“你是无党派的吧？最后你会支持哪个政党”、“你会和谁连手”等有关政局的话。看到他们所写的新闻全是些“没有政策的不毛之战”，真是令人心惊胆战。
这些新闻记者靠一支笔写新闻，可是他们的感情却化身“提词者”，煽动着国民的感情。结果，嘴里说“某某某当选，我就去翻桌子”，却一直待在家中不出门演说造势，只知招待体育记者喝啤酒的青岛先生，就靠营造气氛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
但是青岛先生当选知事之后，却被都厅的官员牵着鼻子走。处理信用合作社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变，投入了大笔税金。都市博览会虽然喊暂停，但是为了支付违约金，反而让赤字比举行博览会更严重。看到如此的“政绩”，传媒终于重炮抨击“他终究是个坏心眼的糟老头”，并再度化身“提词者”，激怒东
京都民众。看到流弹从四面八方射过来，这回青岛先生采取的对策是充耳不闻，不予回应。
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想大声说：“这个人可是你们选出来的！”但是媒体和民众似乎都是健忘的，当石原慎太郎（小说家，以《太阳的季节》获芥川奖，曾为参议院、众议院议员，1999年获选为东京都知事，著有《化石之森》、《生还》等）说了一句“我施政欢迎大家来说不”时，他们又忘了自己的责任，再度一窝蜂往石原慎太郎身边跑。
人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情上的群体化冲动，是因为自己不动脑思考。这基本上和“全权交给别人处理”没有分别。
记者不传递政策辩论的信息，人民也不想听有关政策辩论的议题，大家都抱着淡淡的期待，希望“早上一觉起来，最好什么事都没发生”。自己不采取任何行动，只希望一通电话，就会有人送东西过来，就会有人进屋来打扫，心态完全就像个住饭店的旅客。
大声呼吁“不要停止改革”的小泉纯一郎，在耗费了770亿日元所举行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选票之后，未经仔细审核，就让对全体国民毫无好处的邮政民营化法案通过了。小泉这么做只是打着“改革”的口号行政治之实，根本未考虑这么做之后的利弊得失，以及可能会为自己带来的后果。
在小泉的多项政策里，我们嗅不到避免增加国民负担的方法，也看不到应对中低阶层需求的改革制度、符合民众需求的政策（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成本）。虽然有淡淡的气氛显示不良债权减少了，经济好像恢复了，但是事实上如序章所述，大多数人检视自己的生活状况之后发现并无实质的改善。
但是，民众还是没有提出疑问，还是不想自己动脑思考。所以对此事看得一清二楚的我才决定“按下清除键”，从政治层面开始展开诉求。
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大家看到收入阶层两极化、社会M型化之后，能够自我改变，占总人口80%的中低阶层和低层阶层能够挺身对我们的政府及企业发出怒吼之声。
如果中低阶层和低层阶层的人可以摆脱“提词人种”的影响，动动脑，勇敢呼吁的话，往好的方面来看，就是加速“质的变化”，而这也才是我们通往生活者大国的唯一通道。
发掘改革的真相
“政治改革”是真正的改革吗
为了成为生活者大国，让中低阶层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必须去除仅为少数利益团体而设的规范与补助金制度，同时让大而无当的政府转变为小而高效的政府。
此外，也不能以“地方分权”取代中央集权，而必须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才行。若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就不可能做到自治；不和世界各国做买卖、引入资本或技术的话，也不会繁荣。不能拿本地税金来用，而是从全球募集闲钱过来才行。为此而进行的竞争，必须由地方发动。所以，大前提在于必须建立在经济上能独立的“道州制”（地方制）。
不巧的是，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赤字合计已达1000万亿日元，再加上伴随少子老龄化现象而来的社会保险费用增加等因素，再不设法面对，整个社会就会进入没有出口的“高负担时代”。如果不能通过彻底缩减财政支出，谋求政府与行政的结构再造，那只会让中低阶层的人负担更加沉重，日子越来越难过。
如前章所述，美国之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持续呈现繁荣的景象，是因为在80年代，里根总统力主的“里根革命”彻底做到了法规松绑以及财政缩减，成功构筑起“小而美的政府”所致。里根革命固然也有各种缺点存在，但至少法规的松绑与缩减财政支出，以及吸引海外资金投入美国的技巧，是日本现在必须看齐的。
日本在1994年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导入了小选区的制度，除了让选举不必花大钱，也让一个选区只选出一人，所以标榜的是“政策辩论活泼化”。然而，虽然在这一改革下，各政党开始可以依议员席次多寡获得由全民税金支付的“政党补助款”，但政治献金与金权体质，还是一如往常，没有改变。
在政策辩论方面也是一样，日本在2005年9月11日的众议院选举是为了现在看来并非什么大问题的“邮政应否民营化”而举办的，结果无论是最关键的民营化的内容，或是其他重要的年金、税金等问题，都没有进行什么具体的辩论。小泉就像在玩圈叉游戏一样，只问了一句“赞成还是反对邮政民营化”，民主党也是只讲了一句“争论点在于年金”来批评小泉，但是也没有提出年金一体化
的具体方案。
结果虽然是由提出简单算式“邮政民营化是对是错”的小泉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却只让我们觉得，政策辩论不是应该因为政治改革而活泼化吗？到底“活泼”到哪里去了呢？
国民从中了解到，小选区制的特征“一个选区选出一位议员”可能会因为受到当时的氛围左右，而造成某个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当年的政治改革论者（小选区论者）小泽一郎与羽田孜，以及当时也认同此事的大多数媒体人，到底有没有正确地理解到这种选举方式可能会在没有政策辩论的情况下，就因为氛围的左右而造成单方面压倒性胜利？当时在《文艺春秋》等平面媒体中主张道州别大选区制而被贴上“守旧派”标签的我，还真的是想问问这些人的意见。
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所花掉的相关费用，约为770亿日元，差不多是1983>９9ｌib.年时选举经费的三倍。为应对低投票率而延长投票时间的做法，增加了现场选务员的人事成本；还有，为勉强在当天开完票，也增加了人手。诸如此类，都在花钱如流水。
然而，像这样的费用问题，只要导入电子投票制度，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全国导入电子投票系统的成本约为100亿日元。一旦这套系统建立起来，接下来几乎就不花钱了，可以反复使用。只要使用按键式电话或计算机，就能在全球任何地方参与投票。20年前我就建议过这样的方式。在1993年出版的《新·大前研一报告》中，我还曾以“83个法案”为名，一并提出了其他的制度改革方案。
既然要改革选举制度，就应该先有这种毫不浪费的精准系统。虽然年轻人的投票率一向很低，但只要导入电子投票系统，投票率应会大幅提升。
行政e化的真面目
目前行政e化的最大问题，在于日本各地方自治单位都独立建造自己的计算机系统。虽然所有国家机构都声称，计算机可以让公务的处理变得更有效率、更省力，信息也都数据库化，因此可以提升对民众的服务质量，但事实上，如果民众要前往国家机构办理身份证、印鉴证明、汽车驾照、护照、厚生年金、健康保险等手续，还是必须前往不同行政机构或窗口办理、等候，而且还得反复填写姓名、通讯地址、户籍地址、出生年月日等项目。
之所以造成这种不便，是因为各单位使用的是缺少兼容性的不同计算机系统，使计算机与计算机间无法沟通所致。
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自治单位都已经公务计算机化了，却连电子投票制度都还实现不了的原因。
原本只要建造出全国共通的系统，让各自治单位运用的话，就可以去除浪费。但现实中，计算机系统相关的IT业者，一个个都变成了在网络上包工程的公司，为各自治单位做出不兼容的系统，借以获取暴利。大家很容易就陷入“e化=效率化”的错觉中，但事实上现在这种IT化、e化却与铺设一些无用道路的公共工程没有两样。
例如日本的住基网
就是e化公共工程的典型。除在日本花费超过800亿日元的初期投资外，每年的运作还得花掉200亿日元的费用。由于各市、区、乡、镇必须操作系统与管理信息，国家单位的工作不但没有减少而节省人力，工作量反而还变多了。
还有一点，花了这么多钱，民众却并未因此感到更方便。虽然宣称“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拿到身份证”等好处，但由于户籍等事项还是必须直接到人工窗口办理，所以利用“住基网”的人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多少人持有“住基卡”。就像在车流量很少的地方建设气派的高速公路，还要为维护它而每年付出大笔金钱，可真是让缴税的国民们损失惨重了。大家之所以很少使用，原因在于护照、汽车驾照等其他手续都无法使用住基网办理，所以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无法变换车道的高速公路”。
好不容易把国民基本数据做成了数据库，就应该有全体国民的身份证数据，同时除身份证外，也对健康保险、婚姻状况、税金、出入境情况等所有数据，都予以统一管理。这样任何行政上的手续，都可以用家里的计算机或按键式电话办理，便利度应该会大大提高。此事在前面提到的“83个法案”里已有详述。
在丹麦等北欧国家，这些做法已经很普遍。日本却只是从原本的“工程公司”转变为“IT工程公司”而已，只会和建设实体的公共建筑物一样，到处建造无用的系统。
当然，我所提到的这些有一项前提：为了预防当政者不当运用这些信息，以及为了防止个人机密信息流出，必须采用密码或静脉认证（以手心或指尖的静脉分布状况作为辨识的生物识别技术）、声纹鉴定等双重或三重的安全措施。
债留子孙的经济对策
日本1996年1月至1998年7月的桥本龙太郎政权，通过所谓的“桥本行政改革”，把明治以来不断增加成为一府二十一省厅的行政组织，变成了一府十二省的制度。但这美其名曰行政改革，事实上却只是把省厅重新编制而已。真正的行政改革，应该要让“1+1”变成“1”或“1.5”才行。像厚生省与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也只是“1+1=2”而已，没有变化。虽然省厅的数量减少了，但职员人数还是和行政改革前没有两样，只徒然花掉搬家与重新印名片的钱，其他什么也没有改变（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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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桥本行政改革中的中央省厅重新编制
桥本内阁虽然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但把消费税提高到5%，却造成了消费减少、经济恶化。最后的结果是国家财政支出因而上升，税收因而减少，国家举债也因而增加。继任的小渊内阁废止了此一《财政结构改革法》，发行逾百万亿日元的国债作为经济对策。政府的借款如滚雪球般膨胀，经济却一如往常，没有恢复。
只称之为“经济对策”而撒钱到公共事业中，却完全没有实施能阻止日本长期衰退的法规松绑，以及真正有助于行政精简化的IT投资等政策，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结果。
日本的预算分配方式十分没弹性，直到现在下一年度预算都还得看前一年度预算的消化状况而定，实在是全球少见的制度。即使说要大幅削减公共事业费用，顶多也只削减个百分之几而已，哪里看得到“大幅削减”？现在小泉说要“公营转民营”，宣布要减少5%的公务员人数。但公务员又没投保失业保险，也没有裁撤公务员的法律依据，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怎么可能要官僚制定砍自己头的法律？什么法案也没弄出来的议员，又能做什么呢？所以说，即使“小而美的政府”口号讲得再好听，还是和改革相去甚远，政府“根本无心改革”的真正想法，已
经昭然若揭。
目前的现状是，几乎已经没什么力量能遏止“大而无用的政府”了，政治加速扩大财政赤字，最后变成一种无从阻挡政府债务增加的状态。
2001年4月开始执政的小泉政权虽然对外宣称“不进行结构改造就无法让经济恢复”，并提出“新发国债要控制在30万亿日元以下”的约定，但也只有第一年度做到了而已。虽然根据财务省内部的数据，2006年可望在睽违5年之后，勉强守住当年的约定，但看来在年度结束时，新发国债还是很有可能会超过30万亿日元。而且，问题还不只是新发行的国债而已。由于要进行财政投融资改革（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对民间所做的投资与融资），财务省的资金运用部门从2001年开始，发行政府的有担保债券（财政投资债券）。大家可能容易忽略掉这个部分，不过其发行额度与新发行债券是同等规模的。
由于原本是财政投融资制度财源的邮政储蓄金或年金等预托金已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了，为了找寻替代性财源而设计出来的这种财政投资债券，虽然名称不同，但事实上还是一种公债。虽然没有在指标中表示出来，但这种债务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可能由政府来偿还，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可能得由国民来负担的债务（图5-2）。
把借换公债
也算进来的话，日本2008年就必须发行100万亿日元的一批新债券。这是因为小渊政权当年大量发行的公债就要到期。这么一来，为消化这笔债券，目前的零利率政策势必得持续下去。利率上升的话，公债暴跌的可能性就很大。即便如此，如果现在这种过剩的货币供给继续下去的话，不动产等的高通胀，势将再度造成泡沫经济。就这样，全体国民被迫要在这种毫无益处、一无是处的选项（选泡沫或选公债暴跌）中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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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融资资金的主要财源的变化
图5-2 日本政府的债务状况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即便政府首脑说过任内不会增税，但这种话实在是不负责任到极点。执政者没有说明国家会变得如何，又要如何去应对，反而讲一些以“在我任内……”为前提的话，实在是荒谬。
政党轮替，脑袋没换
虽然日本在2005年9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合政权获胜，小泉内阁因而得以延续，但我们来检视一下，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的改革到底做了些什么。
小泉政权宣布了好几项“改革”，其内容如下所示：
●特殊法人改革
要执行特殊法人改革的163个法人中，已经废止了136个，大多数都转换为“独立行政法人”，但这种法人不过是另一批政府官员退休后前去担任顾问的新温床而已，这就如同容许官僚“假退休、真牟利”。
●公务员的饭碗既铁又金
日本全国公务员人数约404万人。其中，中央公务员 7ea6." >约有95.8万人，地方公务员约有308万人（2004年统计），但在省厅与自治的国家单位外，事实上还有认可法人、特殊法人、独立行政法人、行政委托型法人、公益法人等各种外围团体存在。公务员改革如果不把这些外围团体也包括进来的话，几乎不会有什么成效（图5-3）。
虽然目前重新制定了要在2006年起的5年间减少5%的中央公务员，以及在10年间减少20%的阶段目标，但要真正以治本的方式改革公务员制度，还差得很远。公务员并未投保失业保险，也没有法律能让他们失业，没有方法可以裁掉公务员，要改革应该要先从这些地方着手。
●统筹分配就是拿不到
所谓的三位一体改革就是：第一，国库补助金的改革；第二，推动将财源移转给地方；第三，统筹分配税款的改革。小泉内阁虽然推动了削减国库补助金（2005、2006年总计2.8万亿日元），并将财源移转给地方（2.4万亿日元），但统筹分配税款却还留下了可以调整的空间，让人觉得三位一体在实质上无法做到和以前不同。再者，地方的课税自主权也没有获得强化，这样的改革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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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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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包括外围团体在内的日本公务员、职员人数
公务员、职员人数（2004年）
*2004年10月时
**2003年10月时
更本质的问题在于统治机制的变更。如果地方自治的单位不是“道州”这么大的区域的话，即使倡导财源转移，也不会有具体效果。先改为道州制再来讨论财源转移才比较合理，但现在的做法却是倒过来的。
●别以为你能领到退休年金
年金改革也是徒有虚名，只是针对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保费增加其保费、减低其给付额而已。小泉政权接手后，就越来越远离年金一体化的道路了。领取年金与负担年金的人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无法拉近。
对上班族来说，亏损的国民年金一体化当然是不利的。虽然“采取同一制”的想法很正确，但到底是要去除目前为止累积起来的差异，还是要保留某种程度的差异？是只看从今以后的部分，还是要溯及既往？只要还没让每个国民都了解这些选择间的差异所代表的意义，事情就无法推展下去。有人估算，年金所隐藏的债务，也就是要彻底履行目前的约定，公共部门会增加800万亿日元的负担。这样的问题应如何应对？谁将因而蒙受损失？都必须进行具体讨论。
有资源浪费问题的社会保险厅原本应该是朝废止的方向考虑才对，但却变成朝分割为年金与保险两个部门的方向而去。即使“社会保险厅”的名字消失了，结果却可能让问题变得比原先更严重。
●全国都应是特区
管制改革原本的卖点是“特区”，但结果也只是稍稍放宽了一下管制而已，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成效。不仅如此，省厅对于公营事业转民营的那种消极态度，实在是昭然若揭。如果直接讲结论的话，“特区”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官僚。说起来大家都对此事视而不见。重点在于为何不能全国都是特区？为何只有局部地域可以自由行事？为什么许可、认可与否，都还是由政府部门来决定？这些问题，非提不可。
●为何银行永不倒
在金融再生计划中，用于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对策，也不过是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把损失转嫁到存款人身上而已。其结果是金融机构在体质上越来越依赖公债，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也会越来越弱。
储蓄因零利率导致无法生财，换句话说，就是金融机构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而夺走了存款人的财富。全体国民应该要生气，应该要求这种金融机构倒掉才对，但他们却没这么做。
“新经济”开始至今，已经20年了。不管企业乐意与否，都必须在网络以及无国界化的新经济大陆中参与激烈的生存之战。然而政府或官僚却一如既往，只认得旧大陆，只知道保护自己的领土以及少数利益团体而已，结果受损害的是在新世界中的生活者的利益。
接着我们来检视小泉改革视为“中心议题”的、成为解散众议院契机的邮政民营化，以及引起媒体大肆报道的道路公团。
●为何邮局还在吸收资金
小泉开始提到邮政民营化，是他还只是个新科议员的30年前的事。诚然，30年前的时空背景下，邮政事业仍有其价值，民营化是有意义的。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这样的主张已经过时了。NTT的民营化就是个例子。一方面把NTT这种公法人民营化原本就是错的；一方面它民营化之时，通讯业非常景气，才因而得已确保民营化所需的资金。邮政三事业现在已完全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完全没有改制为公法人或民营化的价值。
我在《思考的技术》
中详述过关于邮政改革的利弊，在邮政储蓄方面，基本上有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已经够了，没有必要普及到这种程度。假设予以民营化，由于它没有取得、运用存款的能力，或是清偿、服务的能力，势必将无法以民间企业的身份存活下来。政府如果补贴它的话就另当别论，但应该不可能有这种事吧！这样的话，它的钱就只能拿来买有担保（其实原本应该是无担保）的公债了。但公债在车站附近的证券公司就能买到，会有多少人好心到愿意负担邮政公司的费用，只为了买公债？
据说政府体系的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虽然我觉得实际数额应该超过这个数字，但与其投入人民纳税的钱来处理它，还不如交由有存款人压力的邮政储蓄银行来做。
然而，看到现在这些贷款部门那种不负责任的样子，或许没有人会想把钱存到邮政储蓄银行去吧！即便如此，如果没有贷款部门，邮政储蓄银行就只能拿钱买公债了，这种用钱的方式还是一样粗劣。
邮局的简易保险也是如此，这样的公众服务至少在都市区是不需要的。在没有金融机构的偏远地区，也有功能类似的农会或渔会等单位，所以少了简易保险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即使民营化，投保金额也有1000万日元的上限，缺少保险商品应有的魅力，所以辑难以保险公司的身份生存下来。
结果，邮政储蓄与简易保险在民营化后，经营上都陷入困难，不是卖给外资，就只能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它。这种缺乏未来性的公司，原本就没有人想买它的股票，最后民营化很可能只是画饼充饥而已。
此外，由于网络与手机短
信的影响，邮递事业所运送的东西越来越少，成了衰退产业。但根据万国邮政公约，必须确保其为普及服务，所以除邮政储蓄与简易保险的部分外，就无法使股票上市了。唯一的可行之道，只有像我在拙作《平成维新》中主张的那样，在国家援助下，以“日本递送公团”的姿态，调整服务项目为综合递送“最后一公里”的各式邮件（图5-4）。
●铁路、公路该民营化吗
另一方面，2005年10月1日起民营化的道路公团，也在新公司的经营形态上存在很多问题。成立一个继承了40万亿日元债务的新机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高速公路控股暨债务清偿机构）本身就没什么意义，更何况道路本来就应该是拿税金建造的。原本的道路公团应该只有解散一途，却依地域又成立了6家新公司。
可以拿来和道路公团的民营化相比较的，是前国铁的案例。虽然大家都拿它当“成功案例”，认为国铁在改制之后，服务水平提升了，经营状况也大幅改善，但大家可别忘了，清算事业团所继承的28万亿日元债务，最后还是由国民来负担的。最近虽有报道说，这笔债务再加上NTT的债务一共已回收了13万亿日元，但单以国铁的部分来说的话，大部分都还是国民在负担。道路公团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把巨额债务拖延到50年以后。我实在很难相信，50年后垂垂老矣的那些人，真的有能力和意愿还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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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大前版本的邮政改革
邮局作为承办普及服务的机关改制为公法人，只负责将各支局的业务标准化并予以管理，支局则视需要委托给民间，这样就能提供人数少、效率高的服务。
阻碍改革的结构问题
结构改革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那些认为现在的结构比较有利于自己的人，以及在现在的结构中获得优惠和保护的人在阻止改革。
在一般企业里，股东的投资应该有相当于投资比例的股利，但事实并非如此。
若把国家当成股份公司，国民当成股东，然后把“负担与受益”的机制做成图表的话，就像图5-5那样。对“国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最多，也就是人数很多、缴税也很多的，是民间企业以及在其中服务的上班族。以产业区分的话，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还有大都市及都市区的居民。然而，发给这些入的股利却极低，反而是人数较少、缴税（投资额）也较少的公务员、既得利益团体、受保护产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以及非都市区的居民，获得了较高的股利。
上班族等大多数国民并不会组织性地投票，是一群不会通过选举直接施压给政治家的“沉默的大众”。以股东的类型而言，就像一般小股东一样；相对的，公务员或农业团体、渔业团体等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和受法规保护的产业团体等，却会在选举时通过有组织的投票施压给政治家。他们是一群“吵闹的小众”，以公司而言就像是优先股东一样，获得各种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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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政治造成的负担与受益间的不平衡
不努力工作却有 4fdd." >保障的人
不努力工作却有保障的人中，人数最多就是“国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及股东，而享受着最好的优惠措施的就是公务员。如前所述，日本没有可以开除公务员的法律，所以他们的身份完全得到了保障，不必担心裁员问题。此外他们还有各种津贴以及年金的追增计算等，在收入上也获得了优惠。高宫退休后还可以担任企业顾问，甚至可能领好几次的高额退休金。整个机制就是这样。
教师占了公务员的最大多数，一旦他们取得教师资格、被自治体自治单位雇用的话，就一辈子获得“教师身份”的保障了。就算他们再怎么缺乏教学能力，或是被诊断出身心有问题，还是很难被开除。
除公务员以外能获得身份保障的，是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如第四章所述，日本为保护农民，对进口农作物课以高关税，结果一般国民的生活成本因而变高。农民实质上受到了身份的保障。而且现在由于市场开放，也开始讨论收入保障制度的导入，不只专职农民，连兼职农民也成为保障对象。此外由于天灾等因素致使农作物收成差时，他们还可以获得补偿金。
渔业相关从业人员也一样，他们因为有收入保障，所以不出海捕鱼也能有收入。这样的机制目前正在讨论中。在其他国家提供给捕鱼者的收入保障中，加拿大纽芬兰岛的鲑鱼是其中一例。这里捕到的大西洋鲑鱼很有名，但由于海况经常不佳，所以只要出海捕鱼两天，就补偿一周的收入，借以保障生活。结果，捕鱼人全都只出海最低限度的天数，渔获量因而锐减。现在他们是向面对太平洋的智利进口鲑鱼，再冠上大西洋鲑鱼的名字销售。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收入获得了保障，任谁也不会想再工作了。
过去从北海道及东北部地区等地到外地工作的寒冷地带的季节工作者，在冬季雇用援护等制度的实施下，生活与雇用都获得了保障。北海道的柏青哥店一到冬天生意就特别好，这是因为即使不工作也有钱可拿，所以大家都不到外地工作了，而跑到柏青哥店去玩。而工程公司的社长则是到冲绳打高尔夫球去了，所以冬天时札幌到那霸（冲绳的机场）的班机都会客满。
我有一个在北海道从事住宅建设的社长朋友曾对我感叹，他好不容易才开发出在冬天的北海道也能进行建筑作业的工法，却因为人们即使休息生活也有保障，所以没人愿意承接他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
相对的，一般的上班族在遭裁员时没有补偿，经营者也是公司破产时就一切都完了，根本没有什么保障。还不只这样，向银行提出个人担保的经营者，会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但不负责任乱借钱给人的银行，却可以受到公共资金以及零利率无微不至的保护。
政府，不准乱花我的钱
不能让大家都想做公务员
2004年，日本政府的债务总值，包括政府短期债务、财政投资债务，以及地方及中央政府债务在内，合计达1033万亿日元。相对于此，税收只有区区44万亿日元，而且还有82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其中有20万亿日元是国偾）。以一般家庭来比喻的话，就像是一个年收入440万日元的人，不但背负了1亿日元以上的借款，每年含利息在内还必须支付820万日元。
债务之所以膨胀成这样的原因，除了财政收入减少之外，也和政府消费支出节节上升有关（图5-6及图1-7）。
那么，怎样才能让这笔债务减少呢？首先非做不可的就是消化债务；接着是削减占财政支出约几成的公务员薪资，也就是通过减少公务员的人数来削减人事成本；最后是撤销不划算的公共事业或公共服务。这三件事是政府再造的当务之急，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
先说说裁撤公务员的部分。公务员不但身份受保障，收入水平和普通的上班族相比，也算是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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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债务总值
（单位：万亿日元，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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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与政府消费支出的演变
*财政投资债务是由财政融资资金特别会计发行的有政府担保的公债
**政府短期证券、国库券、财务省借款、存款保险机构借款的总计
资料来源：《国民经济计算》（日本内阁府）
过去公务员的薪资水平是比较民间企业来决定的，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差距。如第一章所谈到的，民间企业上班族的收入，在进入90年代后增长率就开始趋缓，从1997年起变得越来越少。然而，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都还很高，1997年以后也只
?99ｌｉｂ?减少了一点点就没再减少了，所以和上班族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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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官民间的薪资差距历年资料比较
注：“家庭调査”中，各家庭“家长”的定期薪资与奖金总计
资料来源：《家庭调査年报》（日本总务省）
就算依企业规模来比较也一样。和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上班族相比，公务员的年收入还比他们高出40万日元以上。
但看看公务员每周的工作时间，民间企业是每周46~47小时，他们却只上班43.2小时，比人家少。即便如此，他们的年收入却比民间企业的上班族高，实在是很划算的工作（图5-8）。更有甚者，他们还想尽各种方法要人家提高他们的退休金。那些民间企业的员工会感到心理不平衡，也是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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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从劳动时间与年收入的关联看官民间的收入差距
注：针对包括900名公务员在内的17000名工作者所做的调査
资料来源：Recruit Woiks研究所
根据人事处所做的调查，目前在职的国家公务员之所以“想当公务员”的最大原因在于“不像企业会破产，工作很稳定”（63.5%，图5-9）。事实上日本也没有能开除公务员的法律，所以一旦当上了公务员，只要没有犯什么重罪，就能一直保有公务员的身份。公务员真可谓日本最大的利益与权力集团。
（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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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之所以想成为国家公务员的理由
调査对象：20岁以上男女500人
资料来源：《关于围家公务员的观测问卷调査》（日本人事院）
然而，虽然其他大多数人对此相当生气，但似乎“可以的话，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当公务员，让他过好日了”。在一项针对父母所做的问卷调査中，问到他们将来想让孩子从事什么行业时，男孩子的父母把公务员列为第一位，女孩子的父母把它列在第二位（图5-10）。
国家机关的“整数论”造成冗员
地方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很短也很闲。只要我们去观察国家机关的窗口，会发现大部分人看起来都是一副无聊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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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将来想让孩子从事的职业（前十名）
调査对象：孩子就读小学一年级的父母共4000人，2004年调査。
资料来源：“孩子将来想从事的职业，父母想让孩子从事的职业”调查（Kuraray公司）
公务员之所以很闲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国家机关充斥着“整数论”，工作机制让公务员无法一人兼任数职。大致上说，日本的国家机关把约0.3人的工作分配给1个人做。即便做3份0.3人的工作，1个人都还绰绰有余，而日本的国家机关却主张需要3个人来做这些工作。
在民间企业里，员工通常都一人身兼数种业务。工厂里也是，理所当然交由一名“多面手”负责数种工作，但国家机关的机制却非如此。
例如，我们到区政府去看看，会发现有民政课、经建课、健保课、社会课、兵役课等好几个窗口，每个窗口都由不同人负责。这些窗口很少会有合并在一起的情形，所以即便一个人同时负责好几个窗口的业务并不难，公务员们却做不到。
举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到一些东京以外的机场去，会发现即使飞往海外的班机每天只有一班，但出入境管理或海关的人员、警卫等，却都各自安排了人力。除了那唯一的班机抵达的时间外，这些人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呢？
像这样的业务，应该可以要求警官或消防署的职员，或是市公所或图书馆、公会党的职员取得上岗资格，作为兼职工作处理就足够了。
公务员如果可以多任务化，至少可以减少到1/3。如果再把一些业务外包，将收到业务整合的效果。至少除社会福利相关的员工之外，公务员的人数可减到1/10。
九成公务员都该走人
如果真的有心要做的话，通过e化而彻底提升效率，可以让日本的行政单位以1/10的成本运作。若把日本全国各布区乡镇的业务委托给一家公司的话，换住址或搬出、搬入等手续，就全都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作业。由于民众可以直接使用家中的计算机办理手续，各市乡镇村就不需要民政课的窗口了，对民众来说也相当便利。当然，也可以使用按键式电话或手机来办理。
图5-11显示了这样的机制。由于全日本约2100个自治体、自治单位都是以中央为准的垂直组织，各地的业务内容都几乎相同。特别是代中央政府执行的业务（法定受托事务、旧有机关委任事务），几乎是全国相同。也就是说，全国各自治体、自治单位大部分的业务，可以全部整合起来进行BPO（企业流程外包）。反过来说，只要有一家BPO公司，就能代替全国各地方自治体、自治单位执行业务。至少在地方制的制度下，只要各县市政府都能有一家BPO公司的话，应该也就绰绰有余了。
2004年时，日本地方公务员人数约为308万人，但业务中有九成是可外包的，所以公务员也有九成可以裁掉。所谓的“小而美的政府”，可以看成就是BPO政府。
目前外包给民间企业的行政服务，只限于业务流程中较保守的、维持性质的部分而已。除了休闲设施或公园、市民会馆、医院或诊所、老人设施等的管理营运或计算机系统的保养等项目外，大概只有国家建筑的警卫与清扫工作、可燃垃圾的收集，以及综合导览业务及电话接听等业务了。
这样的话等于所有工作都由公务员包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交由民间办理的。 4f46." >但事实上，从企划到预算、设计、设施的建设，还有业务的经营、保养、维修和对此所进行的评估鉴定、回馈等事项，以及行政服务的业务流程，全都可以外包。 533b." >医疗、社会福利、教育等各行政服务的业务领域中，可以说没有不能外包的。藏书网
自治体自治单位业务的BPO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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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体自治单位业务BPO后，公务员人数变动示意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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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将行政成本削减至1/10的方法
日本在“管制改革、民间开放推展会议”中报告说，政府的“市场化测试推展室”进行的公务“市场化测试”中，社会保险局的所有事务性工作，以及保险费的征收业务、求职网站的职业介绍业务或年轻族群设施的营运、公款的决算业务、公共设施的保全管理等，全都由大企业前来应征，提出新的服务内容。今后预计会暂时委托民间企业承办行政服务，对于经第三者评估鉴定后，认为由民间办理较具优势的项目，就实施民营化，委托民间处理。
虽然这里的市场化测试仅限于极有限的业务领域，但只要真的有心进行管制的改革，推动外包的话，除了各业务领域可以有民间企业先后加入、降低行政成本外，服务本身也会进一步提升。
当然，对民间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大的商业机会。
该民营化的政府业务
事实上，全球各地的国家已经在推动业务外包了。例如，新加坡政府的内政部，就把入境管理系统委托全球性IT企业EDS办理。新西兰政府社会福利局的社会保险系统，也委托EDS办理。
澳大利亚的业务外包正在推动中，政府把不动产的管理与人事外包，南澳省也把省政府的所有电算处理都外包出去。还有，维多利亚省则把人事管理业务委交民间企业，观光局的观光营销业务则交付民间广告公司等。
在美国不难看到有监狱委托民间企业运营的例子，英国的诺丁汉郡也开始把监狱业务交由一家英美合并的企业办理。
所以，只要能把各式各样的业务外包出去，以目前的价值评估，再换算为资金的话，一样可能减少负债。负债的减少可望提升发行公债的国家与自治体、自治单位的信用评级。
承接外包工作的企业只要带着合作契约到银行去就能借到钱，把这笔钱付给国家或自治单位才接工作。由于国家或自治单位每年都会支付预算（通常制定的预算上限会越来越低），除了第一天有现金进账之外，在行政手续上完全没有什么不同。如此一口气把国家或自治单位的借款全部还掉，不但服务质量可以提高，成本也可以根据合约年年降低。一般BPO都是这么做的。
可能有人会说“裁掉公务员的话，失业者会增加”，但基本上业务的外包是把整个业务单位的人力与系统移交民间企业管理，所以即使因为外包裁掉公务员，失业者也不会增加，只是把业务全部委托受托企业处理了。承接的行政业务如果做得好，这些企业还可以扩大规模，承接来自其他企业的业务，所以自然都会很努力地去做。
此外，我认为驻外的大使馆也可以一并外包。讲到驻外大使，给人的印象就是“很了不起的人”，不过那只是建交国家的数量还很少、驻外大使馆的数量还很少时人们的刻板印象。除了主要国家之外，现在全球已有许多个和日本建交的国家，应该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设置大使馆或准备大使官邸，所以应该讨论是否能把绝大部分业务外包给综合性的大型企业。
教师最该选优汰劣
在地方公务员中，人数众多的事实上是教师（图5-12）。以部门来看，地方公务员的308万人中，教职员就占了115万人。然而，由于少子化的趋势，生育人数已经减少，但学校教师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没有制度可以让他们走人。
即使在某一地区有15%的教师都有身心障碍的问题，但由于不能开除他们，只好搭配其他教师，两人一起教学，变成要花双倍的成本。
被这种教师教的学生也感到很困扰，但行政系统却有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完全不顾接受服务者（孩子们）的感受，只依自己的方便与否强行实施。
只要取得教师资格，就能一辈子保有。但若能在不胜任时予以开除，让当事人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其他职业，不但对他们好，对学生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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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总计308万人）
图5-12 地方公务员依部门分类的职员人数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
若能将教学IT化，至少可以让教授知识的教师人数减少到1/10。我在日本首创运用网络、完全远程教学的网上研究所，由于是最优秀的教师来教，所以教学质量自然提高，学生们不管在全球哪个角落，都能依最适合自己的步调来学习。由于网络也能细腻地应对学生们的个别问题，所以效果很好。
只要以相同的方法，例如把高中数学交由河合塾等教学方式最好的教师来教，再把教学内容通过网络向全国播放就行了。事实上，这种“超人气”的教师的教学只要通过卫星向全国播放，就能有每年1亿日元的报酬。全国只要有一名数学教师就够了，一年给他1亿日元实在是太划算了。
其他教师则进行辅助教学，只要协助每位学生发挥创造力即可，或是在当前的教育中教德育、做毕业指导等，把学生教好就行了。教师的工作原本就不是要囫囵吞枣地照着学习指导要领的内容去做，而是要协助学生成长，让他们成为能自立的社会人。通过这样的改革，教师们不会失业，只是回到了原本该做的工作上而已。
即便如此，教师人数只要目前的1/3，应该也就够了吧！
如果只能改革一件事，就改教育
若有人问我：“如果只能改革一件事，要改哪一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教育！”
现在，全球正进入一个像比尔·盖茨那种天才就能影响整个经济的时代，也是人才竞争的时代。在这里所谓的人才，并非一般人所讲的“会读书的孩子”或“别人说什么他就照着做好的孩子”。这里讲的是“能以自己的力量思考、行动”的自主型人才。他们必须有能力在新经济“看不见的大陆”上，自己开拓未开发的领地。
现在的学校教育却在大量产出在新世界中完全无法成材的学生。为了让日本摆脱长期衰退，开启全新的繁荣道路，要把教育改革
视为最重要的议题。
中低阶层如果想以全球水平享受符合自己收入水平的上层阶层生活，就应该学习并实践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法规松绑、经济自由化等做法。至于教育方面，我认为应该向北欧学习。
北欧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发生得比日本还早，20世纪80年代时外界称之为“自由性爱”与“无成本竞争力的高社会福利国度”，属于经济不振的那种国家。1990~1992年北欧发生金融危机，实质GDP增长率甚至变为负值，芬兰在1991年的GDP增长率甚至为-6%。
但其后就像手机业者诺基亚一样，北欧国家以IT产业为中心，成功上演了复苏戏法。北欧四国的各项国际竞争力都远胜日本，进入全球前十名（图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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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全球竞争力排名（2005年）
资料来源：《全球竞争力报告》（世界经济论坛）、《世界竞争力年报》（IMD）
之所以能如此，根源就在于北欧各国的教育。
这些国家的教育严禁用“教”（teach）这个字，而要讲“学”（learn）。所谓的“教”，就是以“有答案”为前提，由知道答案的人来教别人。但在21世纪的现在，世上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北欧不主张“教”，而贯彻“要孩子们自己学”的想法。
丹麦的学校教育相关人士就表示，丹麦的老师最感到欣慰的就是，“全班25个学生，每个人都回答出不同的答案”。
自己思考、自己找答案，这种能力有助于在现实社会中立足。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才是真正的教育。
北欧各国特别注重IT教育、英语教育、领导教育、创业家教育等课程。创业家教育会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思考：如果自己要开水果蔬菜店，店面要怎么摆，要从哪里进货，要有多少利润，要用什么方法吸引顾客，卖剩的商品要如何处理等问题。芬兰的小学教育也告诉孩子们“像芬兰这么小的国家，务必要创造出国际化企业、活跃于全球”。这样的教育方针，可谓极其正确。
人口只有500万~900万的北欧各国却能创造出全球顶尖企业，这证明了这样的教育是正确的。例如，丹麦有全球最大的助听器生产商威廉戴蒙特、风力发电装置生产大厂NEG Mi与Vestas；芬兰有诺基亚及通讯大厂TdiaSonem，瑞典有爱立信、伊莱克斯、OMX（证交所）等。不光是企业，国际性的NPO法人也有很多领导者出身北欧。
街头智者造就新繁荣
欧美有所谓“学院智者”（academic smart）与“街头智者”（street smart）的说法。学院智者在校成绩良好，擅长把别人已决定的事情很有效率地做好。目前为止一般人称为精英的那群人，都属此类。然而，在碰到从未体验过的新问题时，他们却全无应对能力，败下阵来。因为“并无前例”就停止思考的精英官僚，就是这种典型。
反观街头智者（言下之意他们是在街头成长起来的），是一群在真实社会中积累经验而崛起的人。他们善于构筑人际关系，失败了也不退缩，在无路可走时，能自己抓住机会找到新路。在全无范本可参考的混乱时代，能开创新局面的，毫无疑问就是街头智者。过去在二战后的混乱中，创办全球数一数二企业的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与川上源一等人，全属此类。
现在的商业世界就像美国西部拓荒时代一样，大家都在新经济催生出来的“新大陆”上竞相开拓。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新想法或新商业模式蠃得广大领土。
这种混乱的时代最需要的，并非目前为止学校所培育出来的那种学院派智者，而是能在现实环境中独立思考、自己为没有答案的问题找到答案的街头智者。北欧之所以能从低迷经济中脱身，可以说就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培养出了街头智者。
教育要能取得成果，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我们如果真的想构筑新繁荣，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让学院派智者可以通过“质的变化”转换为街头智者。这才是真正最重要、最紧急的课题。
让政府变有钱的简单方法
别再加重年轻人的负担
为了脱离长期衰退、走上新的繁荣之路，就必须导入符合新时代的社会体系与税制。
由于“高负担社会”的压力节节升高，无法奢言什么新繁荣，甚至国家可能走向破产。因此，有必要彻底改革税制，但目前的税制却渐渐朝错误的发展方向而去。
日本定率减税
的阶段性废除，各种扣除额的重新讨论，以及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等，让2005年成为“负担增加元年”。此外，政府税制调査会的石弘光会长（一桥大学荣誉教授）也在2005年6月的《重新讨论个人所得税的报告书》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缩减薪资所得扣除额、废除配偶扣除额、废除特.定亲属扶养扣除额，以及重新讨论退休所得扣除额等。
这些建议等于是以上班族为增税目标，证据就在于石弘光先生自己讲的“只能希望上班族多努力了”。上班族绝对不会原谅这样的税制调査会长。
如前章所言，行政成本有九成是可能削减的。政府不但怠于削减成本，还让以“政府需要这笔钱”为前提，提出“只能废除扣除额了”、“请上班族们多努力”等建议的人来进行税务调査，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对国民来说，没有比这件事更不幸的了。
这就像在对大家说“以前政府是故意放水让大家不用交这笔钱的，所以现在废除这些扣除额，也是政府当然的权利”一样。我认为这是错得离谱的想法。
国民终于开始注意到政府在骗他们了。在有关财政问题的民意调査中，针对“财政重建是否无可奈何，非增税不可”的问题，回答“否”的人约占七成（图6-1）。大部分人所认同的增税条件是“政府部门先重整结构”、“先减少公共事业或削减公务员薪资来抑制财政支出”、“彻底改革年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这样的意见真是极其中肯。
由于收入阶层的两极化，现在M型社会已形成，步入了一个有八成国民属中低阶层及低层阶层的时代。平均收入减少了，薪资流量越来越小，反之个人金融资产等项目的存量则渐渐上升。这对于没有什么资产存量的年轻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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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种条件满足下，您认为“迫不得已只好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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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重建是否无可奈何，非增税不可？
图6-1 针对财政问题的民意调查
消费税以外的税制改革已改正过税制，进行过调査对象：全职主妇、上班族、6营公司者、个人投资家，1927份。
资料来源：《东洋经济周刊》（2005年2月5日）
年轻人的负担很重，他们能领到的年金数额比自己缴纳的金额还少。用于照顾老龄者的健康保险与照护保险等负担也变得更重了。若要针对在这种状况下日渐减少的收入进一步课税，极可能会引起年轻人的强烈反对，会引发争执，年轻人会放弃对老龄者的照顾，拒绝缴纳年金或保险费用。政局可能也会因而不稳，出现更多因承受不住高额负担而铤而走险犯罪的情形。
政府目前的税制调査，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连这种想当然的结果都无法事先预知，这种视野狭窄的人，不能让他负责税制调査的工作。只会凑数字的那种“数学人类”，不可能想出什么能彻底改善税制的好方法。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重新讨论整个賦税制度的时候了。应该讨论的是，以何种形式收税才正确，采用何种税制才公正。如果不考虑这些，政府根本bbr>?称不上是在进行税制调查。
对那些只懂得加减乘除的官僚或学者，不能把这种任务指派给他们。如果不能考虑现状与未来，彻底改变一直以来的想法、跳出既有框架的话，就找不到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那么，对目前的我们来说，对于未来的人而言，什么样的税制才是最好的呢？这样的税制必须要能让社会摆脱高负担时代，又能同时引领国家走向新繁荣。
老龄社会只要两神税
依我之见，基本上只要收两种税就行了。
其一是针对资产所征收的税。日本所得税目前的税收只有14万亿日元，若今后国民收入减少的话，即使对这部分增税，也只会让国民觉得税很重而已，对增加实际税收的效果很有限。“增加所得税”的想法，原本就是有问题的。
如图6-2所示，日本的民间薪资总额（即流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速减少。但这并非纯粹由不景气造成的。少子老龄化使就业人口减少，薪资总额自然也就减少了。也就是说，薪资总额的减少是结构性问题，未来若持续采用所得税那种流量式征税的话，财源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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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民间薪资总额的演变（流量）
另一方面，看看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额，也就是存量的演变，会发现薪资总额减少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它几乎没有怎么减少（图6-3）。简单地说，少子老龄化社会是一个资产增加、收入减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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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额的演变（存量）
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民间薪资状况统计调査”、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
这样的结构和成熟社会不谋而合。在日本高度成长期的社会形态中，对薪资征税是理所当然的想法。有必要随薪资的增加而增加税收，进而兴建成长所需的基础架构，并为即将到来的成熟社会做准备。不过，一旦结束成长期而进入成熟期，任何经济大国的薪资总额都会减少，而成为一个倚靠当前所积蓄资产的存量大国。此时若以薪资为对象征税，将无法满足成熟社会之所需。
美国的“里根革命”缓和了对薪资流量所征收的税，降低了税率，并把累进税率简化为0、15%、28%三个等级。所得税率本身虽降低，总税收却反而增加。现在美国各州以消费税为主要税收，乡镇市则以资产税为主。
别吃定上班族
现在我们最应该采取的良策，就是停止课征所得税，改征资产税。针对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估算时价征税，例如1%的税。
日本人每人平均的金融资产为1144万日元（2001年），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若再把法人所持有的资产也加进来，日本整体的国民资产共有金融资产约5593万亿日元，土地等非金融资产约2552万亿日元，合计约8145万亿日元（2003年）。从中再扣掉房贷或企业债务等日本整体的负担额5420万亿日元，可得2725万亿日元的净资产值。若课以1%的税，可以有约27万亿 65e5." >日元的税收（图6-4）。目前日本的税收，所得税与法人税合计也只有24万亿日元而已，比27万亿日元这个数字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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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四舍五入，总值并非刚好二者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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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日本、美国为2005年6月底的数值，其他国家为2001年底的数值。
图6-4 日本是资产富足的国家
关于资产，若能以一种叫“净现值法”的方式完全计算出来的话，会比捕捉率很差、像竹篓一样的所得税方式还要来得公正。此外，这也可以让像征税制不公平的“十、五、三”
的偏颇因而消失。
此外，从企业征收的法人税，也应和所得税一起废除。无论个人或企业，不针对其所得征税，是这种新方式的基本想法。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只要收入增加，都应该予以鼓励。如果赚得越多，就被政府“剥削”得越多的话，不但个人努力赚钱的意愿会降低，甚至会不想继续维持自己的事业了。
停止征所得税而改为征资产税有两个好处。其一是劳动意愿会增加，让勤劳的人有更多收入；其二是可以促进资产的流动。庞大的金融资产纹丝不动，会阻碍经济的活性化，以人体比喻的话，就像血液无法顺畅流通一样。土地也一样，除了遗产继承以外都没有什么流动，会使土地无法获得活用。如果针对资产征税，大家会不得不把手边用不到的资产卖掉，从而使年轻人也有机会取得资产。
KOKUDO公司（西武集团的母公司）的资产号称有42万亿日元（泡沫经济全盛期时），却长年没付税金的原因，简单讲在于“事业不赚钱，所以不缴税”。然而，只要征收1%的资产税的话，该公司就必须每年支付4200亿日元的税款，迫使其无法再占着土地却不运用。
另一层意义在于，可以通过资产税免除遗产税。也就是说，继承资产的人一样要支付和原来一样的资产税，不会发生量的变化。所以针对继承，资产税是“保持中立”的。澳大利亚等地没有遗产税，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征收资产税可以去除资产固定不动的弊端，让经济活化起来，同时也让人的心情活化起来。有人怕持有资产的老龄者会反对，但我认为，老龄者都很了解年轻人所处的环境是何等严酷，所以应该会“为了年轻一辈”而干脆地接受资产税才是。
征附加价值税以及不该征的税
我所构思的另一种税制，是附加价值税。它不像消费税那样针对消费行为征税，而是在产品或服务增加了附加价值时征税。
例如，某产品到决定销售价格为止，会经历原材料的阶段、加工原材料制作产品的阶段、流通的阶段，以及在商店销售等阶段。每个阶段的附加价值加起来，才决定了最终价格。对于在各阶段所附加的价值征税，就是附加价值税的基本出发点。
日本现行的消费税有很多漏征的部分。即便征了5%的税，也只有约10万亿日元的税收而已（2003年是94814亿日元）。不过，只要改为附加价值税，导入透明度高的发票方式的话，就能止确算出附加价值、征收税金。附加价值税的发票方式已在欧洲各国引入，发票（购物凭单）上会依项目载明其税率，所以无法作弊。
此外，现行的法人税是由销售额扣除各种经费或损失后，才针对获利征税的。但由于法人税的税率很高，企业都热衷于找寻各种漏洞，设法用造假的费用或损失让获利看起来比较少。但如果取消法人税，只征收5%左右的附加价值税的话，他们就不会把心思花在想各种花招上了，因为花力气提升销售额更有意义，而设想各种玩弄小聪明的节税对策会变得没有意义（图6-5）。
只要废止法人所得税，只对企业征收附加价值税，不但国家征税的效率会提升，也能促进企业的活力。
那么持有股票的
人又如何呢？当然，和储蓄一样，会对股票以资产期末时的市价征1%的资产税。但由于企业没必要像现在这样以税后利益配股了，而且配股所得也不必征税，所以这1%的负担事实上会比现在还轻。非上市公司在上市时，会征收5%的附加价值税，而非现行的资本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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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所提的“法人税变更为附加价值税”的做法（单位：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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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假设法人税变成附加价值税
总之，所有经济行为都可以用这两种税制掌握。除此之外，所有的税都可以废止。这是我提议的重点所在。
另一方面，保险与年金等又如何呢？在保险的部分，对储蓄型保险（针对其预期存量）征收资产税，定期保险则在支付保费时征收附加价值税。至于年金部分，则依照当时所累积的“市价”征收1%的资产税。
中央别跟地方抢钱
日本各阶段产出的附加价值，合计就是GDP。日本的GDP约为500万亿日元，所以若设定附加价值税为10%的话，就是50万亿日元的税收；5%的话，就是25万亿日元的税收。
如果再加上资产税的27万亿日元，在10%的附加价值税下，总税收会有77万亿日元；在5%的附加价值税下，总税收会有52万亿日元。因此根据我所提的税制，即便只收5%的附加价值税，也还是高于目前的总税收。
52万亿日元虽然不足以涵盖包括公债费用在内的政府财政支出，但如前章所述，只要进行彻头彻尾的政府再造，大幅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即使把附加价值税的税率保持在5%，毫无疑问，政府的财政也能成为黑字。
采用资产税与附加价值税两套做法的话，老龄..者中资产丰富者将会负担起税金，年轻人也有机会取得资产，应该是相当公平的税制。税收单位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配合我所提议的税制，我设想了结合中央与地方的整体性税制。
在日本目前的税收结构中，中央税款由所得税、法人税、消费税、其他税（酒税、烟税、汽油税等）构成。另一方面，地方税则分为道府县税与市町村税。道府县税包括道府县民税、事业税、地方消费税、其他税。市町村税则有市町村民税、固定资产
藏书网税、其他税等项目，像是在以各种名目零零碎碎地收取税款。
如果调整为以道州、社群为中心的税收架构的话，就像图6-6那样，项目会十分清楚。
道州制的部分容后再述，简单说就是把日本分为11个道州，其下的市区町村则重新编制，变成1000个左右的社群。征税权基本上交由各道州与各社群，把附加价值税视为道州税、资产税视为社群税，各缴纳所收税款的5%给中央。
从国际上来看，在地方税的部分导入资产税的国家并不算少。特别是英国等几个国家，多半都采用资产税。英国的地方税百分之百如此，加拿大的州税虽以所得税与消费税为中心，乡镇市则有16.2%的税收靠的是资产税。美国也一样，州税靠消费税与所得税，乡镇市则七成以上依赖资产税（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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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州、社群为中心的税收结构（单位：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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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日本现行的税收结构（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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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各国地方税的收税基础构成比较
以这种形式试算，日本社群的税收是国民资产的1%，约为27万亿日元。这一财源可用于教育、医疗、治安、基础架构等层面，构筑起安全而舒适的社群。
道州的税收则来自于附加价值税，税率由拥有征税权的各道州地方政府自己在5%~10%的范围内决定。这一财源可用于振兴各道州产业、创造工作机会。在产业振兴的条件下，GDP将可上升，进而增加税收。由于GDP不增长，税收就会减少，所以各道州都会绞尽脑汁振兴产业，吸引外国企业，吸引资金。道州之间因而会有所竞争，整体来看日本的经济将因而更有活力。
此外道州、社群也把5%的税收交给国家（中央政府）。国家的税收试算约为4万亿日元，以此为财源可以做外交、国防、货币管理等只有国家能做的事。反过来说，除了“只有国家能做的事”之外，所有其他的事，都可以委由道州、社群来处理。确保工作机会的产业基础就由道州处理，生活基础就由社群处理。日本这个国家最根本的统治责任体制，将可因而明确化。此外本提案也可以让行政单位的“责任”与“税制”（财源）一致。
无国界时代的繁荣要件
用别国的钱来繁荣本地
日本的生活成本很高，大众感受不到富足，固然是因为各种法规限制或利益结构，但之所以形成这种偏颇的社会结构，“万恶的根源”在于全球也很少看到的极度中央集权，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只有单轨经济结构的国家。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东京，再从东京重新分配出来。以此为前提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既得权利，也成为培养出一群既得权利者的温床。此外，由于那批落后时代已久的中央官僚或政治家头脑的水平有限，所以能做的改革也很有限，除了只会反复进行政府税制调查或经济策略会议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在富国强兵的明治时代也就算了，但日本若到现在还由中央掌握大权，可就有点不合时宜。地方若未能依自己的创意培育产业，只知道依赖从中央流回来的经费的话，只会永远无法自立，变得越来越弱而已。
9９ｌiｂ?这说的并非目前大家正在讨论的“将财源转移给地方”，而是国家的结构，亦即有必要对统治机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要钱的话，全球到处都是。这些钱不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而是其他一家的钱。现在，我们已进入一个要从海外把繁荣带回国内来的大竞争时代了。在这样的时空中，全球的钱却几乎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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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这是因为以目前日本的吸引力，完全无法吸引别的国家。
我在1986年出版的《新·国富论》中，曾表示有必要进行第二次废藩置县
的措施，这正是现在的日本所需要的。
这样的想法与目前常被提到的地方分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地方分权是仍保留东京的那些官僚机构，只把部分权限分给地方而已，中央集权的结构还是没变。我所主张的是一种“广域事业部制”，近似于企业让各区域市场独立计算盈亏的制度。它是要让每个道州都像一个国家一样，能以世界为对象直接交易。
要构筑一个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都不再经由首都，而是直接自由出入的政治、经济单位。
全球以1985年为界线，进入了“新经济”的时代。经济开始无国界化，同时“民族国家”的bbr>.９９lib.框架也开始薄弱起来。取代同家而浮出水面的“经济发展单位”，就是拥有独特性的区域，也就是“区域国家”。
我所主张的就是一种“区域国家”的制度，也是最适于构筑日本新繁荣的国家体系。
美国的例证
美国经济之所以能从30年前的谷底复苏，也 548c." >和国家的管理机制合乎新时代有关。美国在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1783年取得独立，是一个各州自治的联邦制国家。
幸运的是，这样的机制十分符合现在的无国界经济时代、区域国家的时代。正如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一样，各州制定自己的政策，为求繁荣而自己绞尽脑汁。即使华盛顿什么都不做，加州还是自己创建了硅谷；北卡罗来纳州也开发了“三角科技园”；波士顿因为沿着128号公路分布的高科技中心而复苏；佛罗里达州则盖了迪士尼乐园，每年有4000万名观光客造访。
美国各机场要让飞机飞往全球哪个机场，也是由当地自行决定的。例如奥兰多机场的班机要飞往哪儿，就由奥兰多市决定。因此你来到奥兰多，它不是直飞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而是直飞盖威克机场；它也有来自中南美洲的直飞班机，费尽心思要吸引全球观光客来到迪士尼乐园。
但是在日本则事事都要听从中央的指示，不可能做这些事。像..美国这种国家的经营方式，和网络社会很相符。所谓的网络，就是构成它的各个要素都能自立，但又彼此相连；它们一方面相互竞争，一方面又交换信息与资源。即使某一要素出问题了，其他要素仍能继续发展。有50个州，等于在面对危机时有50种解决方案，只要从中选出正确的即可。在美国，为及早求出正解，各州间会有激烈竞争。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数次度过各种危机。
我再强调一次，要钱的话，全球到处都是，这种不强要国民出钱，就把繁荣从世界吸引过来的能力，正是21世纪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重要资质之一。
经济繁荣的最少人口数
那么，最适合日本的“道州制”（地方制）到底是什么呢?若测量现在全球最繁荣的北欧或爱尔兰、美国以及亚洲等地的经济活动，在无国界的经济中，“繁荣的最合适人口数”，是最低>藏书网300万人口至最高2000万人口。
300万~2000万的人数，已经足以符合国家的规模了。国家只要管理国防、货币等国家统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情就够了，其他事全都交给道州即可。立法也一样，除了非得全国统一的必要事项外，基本上都由各道州来做就可以了。
假设以1000万人为单位，我想，把日本分为10~12个道州是很合适的。关于道州的区域划分方式，各界有不同见解，但为使道州发挥区域国家的机能，就必须让各道州在历史、文化上有区域性的整体感。日本已经有北海道、九州岛、东北地方、关东地方等区域划分了，只要以此为基础，再根据人口分布、成为商圈的特质以及未来发展性等因素划分就行了。
这样的话，怎么想都会划成我一直以来所提议的那11个“道”：北海道、东北道、关东道、首都圈道、北陆道、中部道、关西道、中国道、四国道、九州岛道、冲绳道。顺便提一下，之所以用“道”来作为划分的单位，是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把一整块的大地域叫做“道”。
首都圈道包括东京、埼玉、神奈川、千叶等地区，是人口330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区域。我认为应视之为具有首都机能的“特别区”。
而冲绳道虽然只有130万的人口，规模对于划分为“道”是小了点，但自古以来，当地就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今后也很可能以中国海经济圈为中心繁荣起来，因此我仍想提议划分它为独立区域。
就是这11个道，要各自想办法竞相成为繁荣区域。
例如，北海道现在每年有4800万名观光客造访，未来也很可能发展为亚洲重要度假胜地。现在到了冬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团体观光客大举从中国香港、上海及澳大利亚一带前来北海道度假。对于一些中国的富裕阶层来说，北海道是很有魅力的度假胜地。
中国、新加坡以及泰国或马来西亚，甚至连澳大利亚，都有观光客前往北海道。为此，北海道只要推出自己的政策，比如投资于全球大型航空公司、加速道内各社群和亚洲各都市间建立起直飞航班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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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日本的道州区域的经济规模
首都圈：埼玉、千叶、东京、神奈川
关西道：滋贺、京都、大阪、兵库、奈良、和歌山
中部道：长野、岐阜、静冈、爱知、三重
九州道：冲绳之外的九州地区
关东道：福岛、茨城、枥木、群马、山梨
东北道：除福岛外的东北地区
北陆道：新潟、富山、石川、福井
注：各HGDP依IMF的估计，道州地域的GDP则依BBT总部研究所的估计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IMF）、国民经济计算（日本内阁府）
此外，夏天只要把时针拨快两小时，在札幌成立全球最早开市的金融市场的话，就可能成为不输新加坡的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必须为此而做些什么，不必听日本财务省的，只要由北海道财务省决定即可。再补充一点，札幌获得行政机能后，可能会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地的“小东京”，所以应该把道议会、道厅等单位移到札幌以外的地方。
11个经济圈——不独立、走出去
但在11个道中，也有不禁让人担心是否能发展为经济圈的区域，例如四国道，它的人口只有400万人左右，也给人“经济实力不太好”的印象。不过，它那约15万亿日元的经济规模，和委内瑞拉或以色列是差不多的，所以要在全球当个“区域国家”已经足够。它应该抱持的想法是，不要去向中央伸手要求财富的分配，只要能自己设法创造财富，人口虽然不多，还是可以让所有民众过上富足生活。
丹麦这个在欧洲算小的国家，却能在利基型产业中诞生许多全球一流的企业——从乳制品等食品领域，到风力发电机、助听器、货柜运输等。
四国道可以参考丹麦的做法开拓利基领域，例如以南方的高知湾为中心，深化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澳大利亚或亚洲各国的交流，应该就能大大提升发展的可能性。
北陆道（新潟、富山、石川、福井）也一样，只要立足面对日本海的广阔带状区域，构思与俄罗斯、中国、朝鲜半岛的沿岸都市发展经济圈就行了。美国的加州就有一条与海岸线平行的高速公路，成为构筑起太平洋经济的一大动脉。北陆道只要能像加州的海岸高速公路一样搞好交通体系的话，发展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由于新潟目前已进入关东甲信越的经济圈，所以新潟人会说别把他们和北陆放在一起，而北陆的人也会说不想和新潟放在一起。但为了将来的发展与繁荣，应该不要受限于目前国内的商业结构，从更广大的区块经济圈的角度来思考。
各道州之下，废止所有的府县，把现有的2100个市町村再重编一次，在全国设立1000个左右的社群（市）。社群负有“确立生活基础架构”的责任，规模约为5万~20万人。在国家把许多权限移转给“道”的时候，“道”也把许多权限移转给了社群。这么一来，就可以很有效率地提供更符合社群实际需求的服务了。
此时，我认为社群没必要设置议会。目前日本常有居民直接选举出来的都道府县知事与有政党或利益团体支持的议会、议员对立的情形。议员是代表利益团体讲话的，对政策所负的责任很少。存在这样的议会、议员，正是改革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所以新成立的社群里，不需要夸张的议会与全职议员。即使要设议会，也只要像瑞士那样，由一般市民兼任就够了。
只要像这样划分成道与社群两个层次，应该就能大幅削减行政成本，同时让效率大幅提升。
每个人都成为改革者
美国和中国为何强大起来
美国经济之所以复苏，除了州联邦的国家结构符合目前的潮流外，还有另一个理由，就是该国维持着积极的移民政策。美国的本国产业在20年前曾因衰退致使失业率达到近10%，但即便每年都接受100万人的移民，现在却仍和日本差不多，将失业率维持在4%~5%的程度。这代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很强。
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因“日本进口货使得本土制造业无法发展”，而兴起强烈的反日情结，甚至有人拿榔头敲坏日本产品。我自己也曾在美国的餐厅遭遇过“这里没有位子给日本人坐”的恶劣对待。然而，“里根革命”彻底实施的法规松绑与市场开放改变了美国，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带来繁荣。
美国是全球最懂得“借别人的力量发展本国的经济”的国家，它从全球集合了人才、物资与资金，让自己的国家繁荣。
在体育领域，全球各国的明星选手都会集合到NBA或大联盟；电影领域也是如此，各国的知名演员最后都会以进军好莱坞为目标来到美国。只要能在美国获得肯定，就赢得了全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在各种领域都秉持举办奥运比赛一样的精神。
中国也一样，它在沿海地带设立的6个区域为了发展经济，都采取了吸引外资、借助其力量的政策。在无国界经济的时代中，这种“借力使力”的策略，正是一条迈向繁荣的道路。
我除了每年在日本出版几本书外，也将作品改写为英文后在美国出版。只要书在美国出版，就会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出版，所以我的无国界理论或区域国家论等，可以让全球人士都知道。即便我的演讲费用一小时要价5万美元，全球的邀请还是源源不断。即使在墨西哥或土耳其，也有3000人来听我演讲。每次我因公出差到美国时，《财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刊物都会来采访我。这样的事情，可以算是拿到“金牌”了吧！当然，要想在美国出书，门槛也很高。现在在日本，有能耐在美国出书的，也只有村上春树而已吧！
无论在经济学或在信息科学领域，全球的优秀人才全都会前往美国的大学学习。在管理领域中，除我之外的演讲者，大多都是美国人。不过他们之中又有波兰裔、意大利裔或匈牙利裔的犹太人等，同为美国人，却有很多不同类型。吸引这样的一群人相互切礎琢磨，是美国的过人之处。
我从25岁起在美国这个竞争社会中待了37年，实在很想把那里的严酷告诉现在的年轻人。我之所以不只在日本出书，也在全球出书、巡回演讲，是因为我认为只有把自己放逐到批９9lｉb.t>判的旋涡之中，以“不能输”的精神奋战，才能持续磨炼自己。一个国家若没有几十人甚至几百入承受得住这样的磨炼的话，实在很难贏得世界的尊重。
市场开放正是全球最大的课题
要想摆脱长期衰退的结构，唯有开放市场与社会，集合全球的人才、物资与资金才能做到。每年从全球流入日本的资金大约只有9000亿日元（2004年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资料），高峰时期则为3万亿日元，但大多都是像Ripplewood投资集团等秃鹰基金之流而已，很难说其资金是直接投资。相较之下，中国每年就有7.3万亿日元（200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资料）的资金从海外流入。
如果资金不进来、企业不过来、人才不前来的话，能让产业成长的条件就等于零。这样根本无法遏止经济长期衰退。
少子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当。日本人年龄的中位数在2025年会超过50岁。儿童人口不可能急速增加，因此只能通过海外移民来增加年轻人的数量。
问题在于，日本还没有像样的机制来接受移民。我以前曾经提议过，应该请毕业于各国出色学校的人前来，让他们接受为期两年的免费公民化教育。不光是日文而已，还包括生活规则或礼仪。能以优秀成绩毕业的人，就发放绿卡。通过这样的形式，就可以有组织地吸纳高水平移民。
当然，公民化教育必须是免费的。因为少子化现象，学校的校舍与老师都过剩，所以这件事马上可以做到。应该要明白的是，如果不能每年以百万人规模办理这种活动的话，会来不及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就算政府的财政问题最后总算解决了，还是会缺少负担老龄者社会福利的人。
日本如果还像现在这样，乱无章法地处理外籍人口问题的话，就会像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所说的，变成来的都是一些在风月场所厮混的低素质外国人。这会导致一般民众对移民产生偏见与反对，让已经来到日本的外国人也因而讨厌起这个国家，变得想要离开这里。以长远眼光来看，这会为国家带来负面效应。
把地方当成“繁荣的单位”思考
我所主张的道州制（地方制），是一种各地方竞相从全球抢得人才、物资、资金的地方制。地方是“繁荣的单位”。
不过国会议员对地方制的探讨，却只强调成本削减的部分而已，也就是向后看的地方制。地方制议员联盟虽然也已成立，但他们谈论的话题也只是想到削减成本而已，说什么“中央机关的地方单位若与地方政府单位合并，可在全国省下3000亿日元”。这让人感觉到他们想收取外形标准课税的私心。总之，那是没有梦想的地方论。
同样在日本，只要各地方间的税收有高低之别、日子有难过易过之分，人们就会搬到更为富足、居住更舒适的地方去。其结果是，各地方为成为更好的区域国家开始相互竞争，使日本整体能够繁荣。这才是我所提倡的地方制。
例如，北海道若以成为金融中心以及亚洲的度假胜地为目标的话，那么以九州岛的地理条件来看，可以与中国东部或韩国组成一个经济圈，以亚洲枢纽都市的身份繁荣起来。
这样的话，就知道目前以县为单位所设置的机场有多么落后了。九州岛的经济，规模与韩国差不多，应该需要一个不输仁川机场或釜山机场的枢纽。然而，一看到佐贺机场和北九州岛机场等偌大的建设项目，会让人觉得这些建设只关心和东京间的通行，却没有想到要和同在九州岛内的黄海经济圈交流。至于响滩的海湾，面对近在咫尺的釜山，也完全看不出来曾做过任何考察，以和这样的强劲对手竞争。
只要把地方当成繁荣的单位，绞尽脑汁让各地方像中国或美国那样，集合全球的人才、物资、资金就行了。各地方在国内的相互竞争，可以为国家开启一条通往繁荣的道路。
当然，目前的政府并无这样的愿景。国民如果沉默的话，就只能听从“吵闹的小众”，也就是少数利益团体所说的，任由执政者维持中央集权的封闭社会结构，继续长期衰退下去了。接下来的时代所要求的，并非目前那种“一切听由他人”的做法，而是要各位以国民的身份发言并采取行动。
中低阶层的人们别再当感叹“收入减少、升职无望、负担却一直增加”的牺牲者了，而应该有所?觉醒，知道“自己是个改革者”。
光是除旧，不足以布新
读完本书后，毫无疑问，各位会对媒体轻率地报道“小泉改革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感到愤怒。日本在20世纪建造起来的耀眼“金字塔”，是“即使没有资源、即使远离全球市场，只要有优.９９lib?
接着，日本终于进入了“婴儿一出生，就要负担祖先们遗留下来的负债”的时代。即便如此，为政者还是恶习不改，继续饮酒作乐。政治家们现在可能连染色体都已经变成“目光短浅、眼中只有下次选举”了。甚至对此做出报道的媒体，也只对未来的选举以及在任者会把“改革的金冠”戴在谁的头上感兴趣。
针对“王位的继承”（下一任执政者的任命），有些话我们不能不说。至少，这个新执政者不能像现任一样，只是“摧毁旧时代的恶习”而已，而应该为了催生新事物，踏出大胆的第一步。总是只懂得破坏，是无法产生什么新事物的，因为国民的储蓄已经所剩无几了。
配合本书主旨，可列出四点请日本下任执政者务必做到的重要事项：
●彻底变更统治机制（导入地方制，把地方作为繁荣的单位）；
●采用合乎地方制与老龄社会的简单化税制（地方——附加价值税，社群——资产税）；
●培养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活跃的人才（教育的根本改革）；
●从生活者的立场考量行政单位设置（国民生活省等单位的设置）。
这四点，特别是前二点，是本书的主旨。
目前，日本媒体正忙着评论政府税制调査以及小泉内阁的“最后收尾”。我认为，国民之所以用冷淡的眼光看待此事，是因为不管媒体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还是看不出会变好的迹象。
看着新闻中一派繁荣的全球景象，任谁都知道日本人现在意志消沉。
日本已经到了国民应该强烈抗议政治章程的时候了。目前，只要政府一陷入绝境，就会奇迹般地往好的方向而去。失了焦的政治戏剧已进入了“大团圆”（最后收尾）的阶段了。这场戏虽然比以前演得有趣，讲的却还是对我们全无好处的事。另一方面，巷子里的中低阶层人数已经达到国民总数的八成，国民的愤?怒已经渐渐涌了上来。正因为如此，我更衷心期盼，此刻将会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这是我最后想作为总结的一句话。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