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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
余则成是个老实的知识青年。
因为老实，年轻，而且有知识，上司便喜欢他，将许多机密的公事和机密的私事都交给他办，他也确实能够办得妥妥当当，于是上司越发地喜欢他，便把一些更机密的公事和私事也交给了他，他还是能够办得妥妥当当。一来二去，上司便将他当作子侄一般看待，命令他回乡把太太接过来团圆，并命令庶务科替他准备了新房和一切应用物品。
然而，余则成在家乡并没有太太。
因为老实和组织上严格的纪律，余则成这些年甚至连个恋人也没有，不过，在他的档案里，他却是个有太太的男人。6年前他在重庆投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干部训练班的时候，中共党组织曾为他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自传材料，其中特别提到了他的太太还留在华北沦陷区，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有家室的男人才容易赢得国民党人的信任，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党善于挖掘对手的弱点，当时余则成对党组织的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今，日本人被打败了，他跟随上司来到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站，上司任少将站长，他是少校副官兼机要室主任。光复之后的财源广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让站长一连娶了三个女人，建了三处外宅，并且联想到他的心腹余则成已经离家6年，便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有了这次接家眷的事。
因为余则成近几年的身份、职位过于重要，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甚至连与他的单线联系也掐断了，现在他只能通过秘密联络点把这个新情况向党组织汇报。他与组织上的同志们已经一年多没见过面，虽然心中时时思念，但他知道必须得抑制住这份感情，革命毕竟是一项有纪律的事业。很快，组织上回信说需要他的一张旧照片和5天的准备时间。到了第6天，他在联络点拿到了一个大信封，里边有一张已略显破旧的大红婚帖，另外一张是印着“百年好合”金字的结婚证，角上贴着贰元陆角的印花税，下边盖着当年日伪县政府的大印和县长的私章。结婚证中间贴着照片，男的是他的那张旧照片翻印的，女的粗眉大眼的不难看。一番检查过后，他发现这个证件制作得极其精致，联银券的印花税票是真品，县政府公章的雕工无可挑剔，照片的翻印和修版也做得非常地道，不会被任何人看出破绽。他很感激组织上为他的安全费尽心力，因为，他们一定知道军统局的那班技术人员相当厉害，如果留下一丝破绽，他连逃跑的机会也没有。
到了第7天，站长说要给余则成派个司机，让他见面后踏踏实实地与太太说说话，边开车边说话毕竟危险。不想，特勤队的队长老马听见了这话，立刻自告奋勇，说是往日没机会巴结小余，今日总算逮着个茬口，不可放过。然而，余则成平日里防范最严密的就是这个老马，他是出了名的鹰犬，站里跟踪、搜查、抓捕、刑讯、暗杀等所有可怕的工作都归他负责，而且他是中校军衔，没有替余则成当司机的道理。站长见老马这样表示却挺高兴，说你们俩都是我的心腹，正应该多亲多近。
于是，一个特务头子和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便一同上路了，去接那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女人。
车到宝坻县临亭口，他们看到路边停着辆马车，车夫抱着鞭子蹲在车后打盹儿，车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年轻女人怀里抱着包袱，粗眉大眼，但比照片上要难看一些。余则成下车冲着老太太叫了声妈，这才给老马介绍说这是我的岳母这是我的同事。老太太攥着烟袋向老马拱了拱手，老马中规中矩地鞠躬，说您老人家可好，又从车里提出两匣子点心四瓶酒放到马车上，说这是小辈孝敬您的。
车夫从后边转过来，卸下行李往吉普车上装。余则成在他走过自己身边时，伸手拉住车夫的后襟，说你一切要当心，其实他是为了把车夫翘起的后衣角拉平。方才车夫躲在马车后边，手一定是未曾松开过插在后腰上的手枪。
回程的路上，余则成告诉老马他太太叫翠平，翠平也跟着叫了一声大哥。老马问，你婆家人怎么没来送？余则成说家中已经没有人啦。老马骂了一声日本小鬼子真他妈的不是东西，便不再开口。
在后座上，余则成伸手去握翠平的手，翠平瑟缩了一下，便任由他握着。于是，余则成在她的手掌中摸到了一大片粗硬的老茧，也发现她的头发虽然仔细洗过，而且抹了刨花水，但并不洁净；脸上的皮肤很黑，是那种被阳光反复烧灼过后的痕迹；新衣服也不合身，窝窝囊囊的不像是量体裁衣。除此之外，她身上还有一股味道，火烧火燎地焦臭，但绝不是烧柴做饭的味道。汽车开出去20里之后，他才弄明白，这是烟袋油子的味道，于是，他便热切地盼望着这股味道仅只是他那位“岳母大人”给熏染上的而已。
平日里，余则成的嗜好只有一样，便是收藏文房四宝，而他最厌恶的东西也只有一样，就是吸烟的味道。他对吸烟的厌恶名声极大，即使是站长召见他也常会很体贴地把那根粗大的雪茄烟暂时放在烟灰缸里，而像老马这种出了名的老烟枪居然一路上一根香烟也没吸。但是，他与组织上分手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新接手的领导并不知道他的这个毛病。
虽说领导可能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但还不至于不了解他的其它情况。翠平很明显没有文化，只是一名可敬的农村劳动妇女，这样的同志应该有许多适合她的工作，而送她到大城市里给一个特务头子当太太就很不适宜了。他转过头来看翠平，发现她也在偷偷地看他，黑眼珠晶亮，但眼神却很执拗。于是他问你饿了吗？她却立刻从包袱里摸出两只熟鸡蛋放在他的手中，显然她很紧张。这时老马在前边打趣道，我这抬轿子的可还没吃东西啊！老马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切，这也是余则成不得不做戏的原因。
当天晚上，站长亲自出面给翠平接风，酒席订在贵得吓人的利顺德大饭店西餐厅。同事们要巴结站长和他的心腹，便给翠平买了一大堆礼物。反正光复后接收工作的尾声还没有过去，钱来得容易，大家伙儿花起来都不吝惜。
余则成很担心翠平会像老舍的小说《离婚》里边那位乡下太太一样，被这个阵势给吓住，或是有什么不得体的举止，如果他的“太太”应酬不下来这个场面，便应该算是他的工作没做好。任何一件小小的失误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他坚信这一点。不想，等站长演讲、祝酒完毕，开始上菜的时候，翠平突然点手把留着金黄色小胡子的白俄领班叫了过来。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她身上，只听她大大方方地说道，有面条吗？给我煮一碗，顺便带双筷子过来。站长听罢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好孩子，够爽快，我至今生了6个浑蛋儿子，就是没有个女儿，你作我的干女儿吧！过几天还是这些人，去我家，我这姑娘那天正式行礼改称呼，你们都得带礼物，可别小气啦。众人哄然响应。余则成发现，翠平的目光在这一阵哄闹中接连向他盯了好几眼，既像是观察他的反应，又像是朝他放枪。他向她点点头，传达了鼓励之意。他猜想，翠平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应该就是鼓励。
晚上回到家中，余则成说你累了一天，早些睡吧，便下楼去工作。他们住的房子在旧英租界的爱丁堡道，是原比商仪品公司高级职员的公寓，楼上有一间大卧房和卫生间，楼下只有一间客厅兼书房的大房间，另外就是厨房兼餐厅了。这所住房并不大，但对于他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接收工作开始之后，接收大员们首先争夺的就是好房子，这个时候能在几天之内就弄出个像样的家来，大约也只有军统特务能够办得到。
余则成知道自己必须得睡到楼上卧室中去，这是工作需要。军统局对属下考察得非常细致，万万马虎不得，往日里他若是有过一丝一毫的疏忽，必定活不到今天。钟敲过12点，他这才上楼。洗漱完毕，他将卫生间的窗子拉开插销虚掩上，又打开了从走廊通向阳台那扇门的门锁，也把门虚掩上。这样以来，他就有了两条退路。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自己有两条退路，这是军统局干训班教官的耳提面命，他记得牢牢的，并用在了正义事业上。
卧室里翠平还没有睡，她将带来的行李铺在地板上，人抱着包袱坐在上面打盹。他说你到床上去睡，我睡地下。翠平说我睡地下，这是我的任务。他问什么任务。她说保护你的安全。说着话，她挪开包袱，露出怀里的手雷。余则成一见手雷不禁吃惊得想笑，那东西可不是八路军或日军使用的手榴弹，也不是普通的美式步兵手雷，而是美国政府刚刚援助的攻坚手雷，粗粗的一个圆筒，炸开来楼上楼下不会留下一个活口。看来组织上想得很周到，余则成放心了，睡得也比平日里安稳许多。到凌晨醒来时，他发现翠平没在房中，便走到门口，这才看到翠平正蹲在二楼的阳台上，嘴里咬着一杆短烟袋，喷出来的浓烟好似火车头，脚边被用来当烟缸使的是他刚买回来的一方端砚，据说是文徵明的遗物。如果此刻被时常考察属下的军统局发现他太太蹲在阳台上抽烟，不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好事，但是，他还是悄悄地退了回来，他希望来监视他的人只会认为是他们夫妻不合而已。
果然，早上站长召见他，并且当着他的面点燃了一根粗若擀面杖的雪茄烟，笑道：没想到我那干女儿居然是个抽烟袋的呀！然后又安慰他，说那孩子在沦陷区一定吃了许多苦，你就让让她吧。随后又开导他道：你是个男人，可不能婆婆妈妈的，要是家中没意思你可以出去玩嘛，但不许遗弃我这干女儿，这样的孩子看着她就让人心疼，更别说欺负她。余则成对此只有唯唯而已，心想这位上司不知道动了哪股心肠，居然如此维护翠平。
余则成的日常工作是汇总、分析军统局天津站在华北各个组织送来的情报，其中多数是中共方面的，也有许多是关于政府军和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五花八门，数量极大，他必须得把这些情报分类存档，并将经过站长核准的情报送往刚刚迁回南京的军统局总部。除此之外，他还必须要将这些情报中对中共有用的部分抄录一份，通过联络点送出去。
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替站长处理私人财务，这也是个十分复杂的任务。天津光复后，军统局是最先赶回来接收的机构之一，为了这件大事，局长也曾亲自飞来布置接收策略，并满载了整整一架飞机的财物飞回南京。站长在这期间的收获也极大，但他毕竟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不喜欢那种抢劫式的方法，便主要对银行业、保险业和盐、碱等大企业下手，但对企业进行改组、重新分配股权等工作极为复杂，很费精力和时间，他便把这些事都交给了余则成，而他自己则一心一意地去深挖潜藏在市内的共产党人，而且不分良莠，手段冷酷无情。余则成曾几次提请组织上，要求让他对站长执行清除任务，不想却受到了组织上的严厉批评，说他现在的价值远远超过杀死站长数百倍，不能因小失大。
由于他的工作量极大，很劳累，胃也不好，身体在不知不觉间便越来越差。翠平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瘦，便提出来由她去送情报，给他分担一点负担。他问，组织上当初是怎么给你交代的？她说组织上知道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想重新建立单线联系，让你写，让我送。他又问：你知道为什么会选中你吗？她说知道，组织上说，一来是因为女学生们都到延安去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二来是因为我不识字。余则成听罢深深地点了点头，第二条理由最重要，组织上考虑的比他要周全得多。但是，他仍然不同意由翠平代替他去送情报，因为这项工作太危险，如果被抓，他的军统身份可以暂时抵挡一阵，能够争取到撤退的机会，但翠平却没有这机会，而是只有一条死路。
翠平许是看出了他的心意，便有些生硬地说，我被抓住也不会连累你，我的衣领里缝着砒霜哪。他只好笑道：你是我太太，站长的干女儿，抓住你必定会连累我。翠平当即怒道：你这样婆婆妈妈的，是对革命同志的不信任，依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他们说的那么英雄。从此后，一连几天翠平不再与他讲话，每日无聊地楼上楼下转悠，但抽烟还是到阳台上去，用那块文徵明的端砚当烟缸。
余则成心想，这便是他第一次望着她时，在她眼神中发现的那股子执拗。她是个单纯，不会变通，甚至有些鲁莽的女人，但是，他相信她一定很勇敢，会毫不犹豫地吞下衣领上的毒药或拉响那只攻坚手雷，为此，他对她又有了几分敬意。
然而，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发现，对于他的安全来讲，翠平的存在甚至比老马还要危险。
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布对国共双方的“调处”失败，内战即将全面暴发。在这个时候，军统局天津站的工作一下子忙碌起来，余则成一连半个多月没有回家，到了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国军在华北及东北地区作战计划书》终于下达了，与此文件一同送来的还有晋升他为中校的委任状。余则成这几年的工作确实非常出色，不论是对于中共党组织，还是对于军统局，所以，得到晋升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将文件替党组织拍照了复本之后，便将原件给站长送了过去。站长一见挺高兴，说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咱们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晚上带你太太来我家，让那孩子认认义母，你也顺便给大家伙儿亮一亮你的新肩章。
于是，他急忙给家里打电话，是老妈子接的，翠平虽然来此已经几个月了，但仍然不习惯电话、抽水马桶和烧煤球的炉子。他让老妈子转告太太，说晚上有应酬，让她将新做的衣服准备好。他还想叮嘱一下让翠平弄弄头发，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去接她时再说。这些琐事都是他们日积月累的矛盾，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得了的。
果然，等他回到家中，翠平还蹲在阳台上抽烟袋，他安排的事一样也没做。老妈子在一边打拱作?99lｉb.揖地赔不是，说太太这些日子心情不好，先生您要好好说话。他不愿意被佣人看到他们的争吵，不管老妈子是受命于军统局还是中共党组织，这些事被传出去都只会有害无益。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翠平说，晚上站长请你去见他太太，需要穿得正式一些才好。
站长虽然在本地安了好几处家，但始终与原配太太住在旧英租界常德道1号那所大宅子里，所以他对世俗的礼节非常重视，经常对手下讲，纲常就是一切，乱了纲常，一切也就都乱了。
翠平听见他讲话，便收拾起烟袋和“烟灰缸”，回到卧室，这才说，我不想去见那些人，他们明明是些杀人魔鬼，坐在一起却装得好像是一群小学校里斯文的先生，让我越想越恨，总忍不住要拉响手雷把他们都炸死。
余则成只好说，我跟你解释过许多次了，这是工作需要，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他必须得说服翠平，这种应酬是无法推托的。军统局对属下的内部团结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所以，不论是站长一级，还是侦探、办事员之类的下级人员，各种联谊活动以及私人之间的往来非常稠密，然而，翠平每一次参加这类活动，总是会给别人带来不快。当然了，她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言语，只是一到地方她便把那对粗眉拧得紧紧的，脸上被太阳灼伤的皮肤因为神色阴郁而越发地晦暗，有人与她讲话，她也只是牵一牵嘴角，既没有一丝和气的神色，也没有一句言语。这与军统局所谓的“大家庭”气氛格格不入，特别是让那些因为丈夫参与接收而一夜之间浑身珠光宝气的家眷们大为恼火，便忍不住回到家中大发牢骚，而这些牢骚的作用也已经对余则成的工作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于是，他亲自动手替翠平拿出新作的印度绸旗袍、美国玻璃丝袜和英国产的白色高跟拷花皮鞋，又从首饰匣中挑出一串长长的珍珠。余则成不怕危险，也不怕牺牲，然而，做这些事却让他感到极度的屈辱。他虽然从来也没有在心底埋怨过组织上对他不理解，但他有些埋怨组织上没有把翠平教育好。他正在从事的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中翠平显然没有给他帮上任何一点小忙。
在他拿衣物时，翠平一直深深地低着头，坐在床边生闷气，这时她突然说道：你整天把我关在家中，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作革命同志，更没有给我任何革命工作。
余则成只能好言相劝，你住进这所房子本身就是革命工作，另外，如果你想散心，可以出去玩嘛，抽屉里有钱，站里边有车，到哪去都行，干什么都行。
你是想让我跟你们站里那些阔太太一样混日子吗？我可是堂堂正正的游击队员。翠平抬眼盯1
这是我平生最受窘的一件事。1938年秋天，我刚刚结婚，太太关玉如22岁，人长得美，在我看来几乎没有缺点——当然，除了迷信之外。接受任务的当天，玉如硬是拉着我去算了一卦，就在独流镇的运河边上。卦师将三枚金钱摇得哗啷哗啷响，卜出一个“大畜”，二四爻动，变爻后为“离”卦。他说，此卦卜南行可是不吉，您太太五日之内当有小恙，一个月之内您会错失一个自救救人的机会，最要紧的是，腊月之前您必有血光之灾……
我向来不信这些骗人的玩意，但玉如相信，她出身于满族旧家，除去洋教，凡是日常生活中的迷信他们家都信。两年前我去求亲，她父母请人批过“八字”之后，硬是说我命里克“岳家”，只宜“出家”，不宜成家，于是，我便失去了正大光明迎娶她的机会。
听了卦师的话，玉如被吓得脸色发白，问我说，咱们能不去吗？我只好故作轻松道，上级领导要是有别人可派，就绝不会拿咱俩这对活宝去冒险。其实，事情原本也是如此。党中央指示在华北各县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但八路军的同志还没有派过来，而北方局既缺少军事干部，也没有武器装备，便只好发挥每位同志的特长，奔赴各地想办法先将队伍拉起来再说。我原在天津做地下工作，若不是身份暴露逃出来，这会儿还应该在电话局当技师，但是，如果我的身份没暴露，玉如也不会下决心跟我私奔。如今，华北的所有同志都在忙于抗战，只有我们这两位闲人躲在独流镇我姨妈家里度蜜月，自然应该出来工作。从另一方面讲，我也明白领导的想法，他们之所以选中我前往沧州收编麻老二的土匪武装，必定是因为我姨夫曾是静海县的土匪头子，认为我对土匪理当有所了解。只是这话我们谁也没有明说，讲明了反倒不美。
接受了任务我原想只身前往，但领导却让我把玉如带上，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带上她毕竟是个帮手，而且也是很好的掩护。只是，我此去是与日寇、土匪、汉奸打交道，危险得很，有我一个人舍身前往也就罢了，没必要让玉如这种娇贵的女学生跟着犯险。但这话我又没法开口，因为抗日救国要求我毁家纾难，一味地心疼太太会让我在领导面前显得不像个英雄。
我跟玉如坐小船沿南运河到沧州起旱，又坐马车在日本人新铺了柏油的公路上走了大半天才来到目的地。辛店是沧州和盐山县城之间的大集镇，五天赶两个集。看到这个大集镇我才明白上级领导的英明，这条公路是京津直通山东的要道，在这个地方撂一支抗日武装，便等于在敌人的咽喉上插了根刺。当然了，日本人想必也明白这个道理，辛店据点正在建设之中，规模很大，炮楼和兵营已经建好，周边的环形围墙和濠沟也修得差不多了。
我先把玉如隐蔽在接应人高占魁家里，然后才去辛店据点找我表哥。以往上学的时候，我每年暑假都到姨妈家里长住，很是佩服姨夫身上的那股子豪横之气，跟他学了不少东西。跟表哥我也很亲近，当年他总是带着我到处玩，给我买好东西吃。然而，这一次我并不想让表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更不想让他知道我是带着家眷来的，因为他毕竟是伪军中队长，是汉奸。
表哥见到我着实亲热，说早接到你的信了，只是我每日瞎忙，你信上又没个准日子，要不我就派人到沧州接你了。我说你忙的都是“正经事”。他说你小子别骂我了，我这也是没办法。于是我们相对大笑。
我发现表哥在外貌上没有多大变化，依旧高大英俊，只是一条腿受伤变瘸了，神情中也多了些阴郁，不像当年在家里当独生子时那般快活。我细一问才得知，表嫂几个月前去世了，他怕老母伤心，就没敢告诉家里。我只好安慰他说，等我回天津给你找一个女学生。他问我有没有娶亲，我只好说还没有。他便笑我说，有女学生还是先留给你自己吧。
我最初的计划是，先找到表哥，然后由他替我与麻老二牵线。毕竟兵匪一家，他们同居一地，没办法不打交道。我猜想，上级领导也必定料到我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了解我的一切。表哥问我找麻老二是寻仇、做生意还是拉队伍，我只回说是做生意。表哥很体贴地没再细问，因为在这乱世，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对自家兄弟也不便言说的秘密。然而，他却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联络麻老二的想法，见我拿定主意不肯改口，他便为难得不行，脸上苦得能拧出水来，最后只好说，麻老二那家伙是个混账，不好说话，跟我非但没有交情，可能还有些嫌隙，要是万一有了麻烦，你可别自己硬挺着，赶紧带信给我。
走出据点，路过一家肮脏的小饭铺，我以为表哥要请我在这里吃饭，不想，他只将满脸油泥，扎着围裙的掌柜的叫出来说，你赶紧带个话，说我表弟特地从天津来拜会你们东家。当晚，表哥把我安置在一个年轻寡妇家里住，寡妇自称夫家姓周，表哥却叫她王二姐，我只叫大嫂。显然这妇人是表哥的姘妇，对我亲热得好似一盆火，打酒、割肉、烙饼、炒鸡蛋，她五岁的小女儿也跟着剥葱、抱柴火。我惦记着借住在联络人家里的玉如，但又不能不顺了表哥的意住在这里，心中很不踏实。不想，等表哥刚回据点值夜，高占魁就来了，隔着院门高声道，二姐你忙哪，今天集上卖剩下两捆韭菜，给你拿一捆吃，说罢将韭菜放在门口便去了。
我知道高占魁必定是来找我，便借故吃得太饱出去遛食，刚转过街角，高占魁就拉起我飞也似地跑回家。原来玉如病了，上吐下泻，发烧不止。她一见我就委屈得什么似的，说我跟你私奔那天没看《皇历》，原来是个“大破”之日，可不是好兆，如今连卦师的话也应验了，所以咱们还是先回去，跟领导解释解释，等选个好日子再来。我说你上吐下泻是水土不服，发烧是你这一夏天积的火，坐船被夜风伤着了，内热上火，外感风寒，没有大碍。但我这话她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个劲地埋怨我不疼她。
满族旧家的姑娘出嫁前都被宠坏了，一点小病痛也禁受不起，可这左近几十里又没有医生，无奈之下，我只好听从高占魁的建议，带着玉如去十五里外的村子找麻三姑。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麻三姑其实就是麻老二的寡妇娘。
麻三姑五十多岁的年纪，漆黑的头发挽着个纂儿，用刨花水梳得晶亮；虽是三寸小脚，走起路来却噔噔的，好似一对锻铁花锄；脸上的相貌我最初没看清，因为她那双眼睛就是一台戏，而等到她开口时，我的五官便好似同时被她的话语灌得满满的，一时间什么也辨认不清了。她说：哎呀，这是谁家的小媳妇这个俊哪亚赛天仙下凡杨贵妃再世这么俊的媳妇该不是先生您的吧什么叫前世修今生今生修来世您真好福气瞧您这气色便是骑大马坐大轿的命到我们这小地方来想必是有大买卖要做不像我那没出息的老儿子守家在地不敢出门见世面……她将东屋里的七八个孩子赶到西屋，又从炕柜里抱出新被褥铺床让玉如躺下，说你们大地方来的人娇贵，睡不惯粗布被，您是从天津卫坐船来还是从济南府坐车来……
还不到一支烟的功夫，麻三姑就将我们二人的身世家财巧妙地套问了一遍，那股精明麻利，亲热自信的劲头，彻底将玉如迷住了，等到听她说你们满族人最虔敬，信喇嘛，“瞧香”才能管用时，玉如的眼泪便止不住了。三柱香燃起，烧成右高左低，麻三姑说你们城里的姑娘媳妇眼里素净，到了我们这荒村野店难免瞧见不干净的东西，这是“撞客”了。说话间她从瓷罐里摸出一块黑呼呼地东西，在佛前供了供，便用热黄酒化开给玉如灌下，又让孩子们剥大蒜捣烂，一边夸赞玉如细皮嫩肉，“天足”便利，一边将调了面粉的蒜泥敷在玉如的足心和肚脐上，然后她用手指将玉如从头到脚一通揉捏，说你今晚就歇在我这儿，出两身汗，明天一早就没事了。
麻三姑的这番装神弄鬼骗得了玉如和乡下的愚夫愚妇，却骗不了我，但我对她治病的手段倒是很赞赏。她给玉如喝下去的那块东西我认得，是“焦神曲”，治肠胃不调最有效，而捣蒜敷脐也是治疗腹泻的妙方。然而，我却不能让玉如住在这里，以麻三姑的精明世故，等到明天早上，玉如说不定已经连党组织的情况也对她“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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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我见到麻老二时，只当他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空长个大个子，却是一脸的愁苦相，不似我姨夫手下的那班人总是带着股子满不在乎的劲头。他见面的头一句便是抱怨，说刘队长没事净给我找麻烦，他又从哪变出来你这么个表弟，该不是共匪吧？他口中的刘队长就是我表哥，我说你看我像共产党吗？他说不论是君子、恶人，脸上可都没写着字，还是说正经的，你有何贵干？我笑道，借用刘唐见晁盖的话说，我这是给你送来了一行大富贵。他依旧苦着脸说，“劫道”是我的本行，用不着你送“生辰纲”。我说比那路买卖可大多了。他便问是什么买卖。但我此时还没想好是否对他说实话，只得脱下皮鞋来揉捏走得酸疼的脚，好借机缓一缓进展过快的话题。麻老二倒也没再催问，而是从我带来的褡裢里掏出酒瓶子喝了一口，又将瓶子递给我，我也喝了一口。就这样，我们二人一人坐在一只坟包上，左近都是玉米地，你一口我一口地喝酒，谁也没再讲话，麻老二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想，既然他肯这样应酬我，就必定还有别的话说，所以心中并不着急，只想慢慢地认清对方是个什么人。早上安顿好玉如后我回到王二姐家，表哥已经在等我，但他并没有问我为什么整夜未归，只叮嘱说，你去见麻老二时机灵点，要是看情形不对就赶紧跑，损失钱财没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拜山”的表礼也是表哥给预备的，两瓶酒、一刀肉、六把挂面和半斤茶叶，王二姐拿只褡裢把礼物装上，只说晚上回来我给您下面条，便没再多话。送我出镇的时候，表哥谈到了一些重要情况，他说麻老二原是杂牌军，常年驻扎在沧州，日本人来时他们还开过几枪，但很快就被打散，他只好带了手下人回家落草；这个人我见过多次，好像没准主意，总也让我摸不透；有人说他是个孝子，对寡妇娘言听计从，但也有人说他恨他娘，却又拿他娘没办法……
根据表哥谈到的情况，我无法判断麻老二是好人还是恶棍，因为窃国大盗也可能是孝子；同时我也无从判断他对国共两党是个什么态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当真得自己警醒着点，因为，这些土匪杀掉我便如同儿戏，心中绝不会有什么放不下的。
酒喝了大半瓶，麻老二终于又开口了，他说我看出来了，你小子肯定不是给小日本拉皮条的，可也不是国军，那么必定是共产党了。听他将“共匪”改口成共产党，我便半真半假地笑问，你怎么看出来的？他叹了口气说，别看你穿得人模狗样，换了旁人，这会儿早把票子亮出来给我看了，可你们共产党穷，只动嘴皮子，没有真货。听到这话我一点也没生气，因为他说的多半是实情，便问，那你干吗不降了日寇，或者穿起军服再当国军？他摇头道，这跟你没有半点干系。
与麻老二的第一次会面毫无进展就结束了，让我感觉很受挫折。回来的路上我就想，如果这家伙再不想见我，索性我就带上玉如回独流镇接着度蜜月，毕竟跟土匪打交道我是赶鸭子上架，事情没办成领导也不会怪罪我。
不想，刚回到王二姐家，便发现高占魁正在院里等我。他弄块破布捂着脑袋，顺着脖子流血，王.99lib.二姐正在一边将墨斗鱼骨磨成粉，地上大木盆里泡着我换下来的脏衣服。高占魁一见我便说，您寄存在我那的“黑货”被人抢了，来人说是麻连长的吩咐。在表哥面前不提玉如只说是鸦片烟，这是我与高占魁的约定。此时我才醒悟过来，麻老二跟我没话说却又干耗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给手下人腾空儿来绑架玉如。土匪的眼线众多，显然我的一行一动都没能逃过他们的监视。然而，麻老二绑架玉如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不明白。
王二姐对我们的谈话像是充耳不闻，只是用墨斗鱼骨粉给高占魁止住血，又找了块白布将头包住，这才说，我到“局子”里把你表哥叫回来，然后便去了。为此我不禁赞叹，这可真是个乖觉的女人，她时时关照着别人的需要，却又不露任何痕迹，比玉如那种大小姐对男人周到多了。
表哥回来说这事很麻烦，路上我去看过，饭铺掌柜的必定是故意躲起来了，没办法给麻老二带信。我问，您知道麻老二落脚的地方吗？他说知道，但我现在不方便陪你去，除非带着队伍，否则你知道的，单凭我这倒霉身份，随便什么人都可能在路上杀我，但这两天县里的日本人来监督工程，我不能私自拉队伍出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私下里给你派几个弟兄，你们去把麻老二的寡妇娘给绑回来，然后拿人跟他换货。
从常理来讲，抗战固然是大事，革命理想也是大事，但玉如抛弃父母家人跟我私奔出来，这可怜的孩子对我也同样是大事，我可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更别说被土匪绑票了。于是我对表哥说，对麻老二这样的人您比我了解得多，来硬的肯定不是办法，还是我自己再走一趟吧。表哥却不同意，说麻老二摆明是要黑吃黑，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最好的办法是你再等几天，等县里的人走了，我带队伍去把他的土匪窝给平了，在我的地头上让你丢了货，这可他妈的太丢人啦。
这就是我表哥的过人之处，他并没有因为我对他有所隐瞒而生气，反倒是积极地替我想办法，然而，他的主意我一个也不能用，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之后为难。于是我最终决定，即使心中慌乱腿脚发软，我也只能一个人去。表哥卸下身边的驳克枪让我带上，我却说带上这东西反而会招惹麻烦。送我出门时，表哥铁青着脸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他这是在生自己的气。倒是王二姐在旁边轻声解释，说表弟您可别生气，他这也是身不由己，对不起自家亲戚了，等您取了东西回来，我给您打酒割肉包饺子……
3
只身闯虎穴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刚被喽罗们引进门，我便发现麻三姑正在教训儿子。麻老二跪在当院，一见我顿时羞得满面黑紫。周围的孩子们并没有围住看新鲜，而是照旧疯玩疯闹——显然这是一出家常戏。
麻三姑忙起身给我让座，说我这不孝的儿子糊涂，给您老添麻烦了，要4
送走表哥，当晚我就住在麻三姑家。问起玉如白天发生的事，她说，刚被绑架的时候我很惊慌，虽然明知道是为革命而牺牲，但我还是惊慌，怕那些粗人，可后来见着干娘就不怕了，干娘拿烧火棍把他们每个人都敲了一顿。我问她怎么会想到要认“干娘”呢？她眨着大眼睛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学说不清当时的情形，只是说干娘让我觉得，跟着她比跟着你还要安心。我相信这胸无城府的孩子说的是实话，麻三姑毕竟有这等本领，能让她脑袋一热便认了这门亲戚。
晚上麻三姑为我接风，堂屋里的八仙桌上摆下肉山酒海。麻老二和各处的头目陪着我，麻三姑带着玉如和孩子们在东屋，听声音里边亲热成一团。酒至半酣，我去给麻三姑敬酒，命玉如行大礼正式认亲，头目们也都扒着门帘看热闹。麻三姑从腕上褪下一只赤金镯子给玉如戴上，然后对我讲了一番道理，让我耳目一新。
她说，既然你瞧得起我老婆子，认下这门亲戚，我也就有啥说啥了，你这傻哥哥没有心路，眼皮子浅，但孩子你是“会党”，孙中山似的，干的都是打江山坐龙庭的大事，我求你带上你这不成器的哥哥和他的这帮傻兄弟，打下江山来你们就是开国元勋，万一没打下江山，招了安也有官做，你哥哥能有你这样的兄弟照应着，我老婆子日后也就能闭眼了……听完麻三姑的这番话，我再说什么也无法匹配这股豪情和慈母之心，同时也明白了她认玉如为干女儿的用意，便当即拉着玉如一起跪倒在地，再行大礼。
酒足饭饱之后，众人都散了，我和麻老二站在当院说话。我问，咱们今后可是要打日本鬼子，你手下的弟兄能一条心跟着你吗？麻老二苦笑了一声说，一行有一行的规矩，这次毕竟是改换门庭，不愿意干的我也不能勉强，只要把家伙交上来就可以回家了。我问他还能剩下多少人？他说手下多数人都散在各村，有当上门女婿的，有娶寡妇的，也有当长工头的，这样我们就能多几家“窝主”，少一些嚼谷，如今大致算算，留下一百来人没问题。
话说到此处，有些事就不能不谈了，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你想过没有，到底为什么要参加抗日队伍？麻老二沉吟了半晌方道，我娘说，连唱西河大鼓的都说了，外来的蛮子长不了，小日本也一样，跟着他们只有死路；我自己哪，就算还想当国军，这会儿也找不见他们不是？
我知道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但并不是他全部的心里话，于是我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麻老二又沉吟了老半天，突然怒冲冲道，我娘看你是个人物，但我不这么看，“光棍眼赛夹剪”，没见着真章，我不能信你；可话又说回来，我也有难处，我现在是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出去打点食吧，小日本和汉奸队还三天两头来扫荡我，伤了我不少人；至于自家弟兄嘛，当初有酒有钱，再拿义气拘着，大家还不怎么着，可如今就不好说了，谁能保证有人不起歹心，绑了我们娘俩儿去送给小日本……他没再往下说，但我听明白了，我相信他这会儿说的都是实话，同时，他的话里也包含着对我提出的条件，于是我当即允诺：枪枝弹药的事包在我身上。
说这话时我心里清楚得很，既然把事情应承下来，我就必须得给他们办成，否则，不单我本人会在青沧两县留下坏名声，怕是将来也会带累着党组织遭人疑忌——这就是诺言，大丈夫顶天立地，一口唾沫就得砸一个坑，没有退路的。
另外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既然麻老二同意收编，我就必须得给他们立规矩，于是我严肃地说，参加抗日队伍可不是“拉杆子”，你刚才也说过，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们的规矩是，叛变革命，带枪逃跑可不行，那是死罪。他听了我这话反倒显出几分欢喜模样，说哪只队伍都是这规矩，你放心，我手下的弟兄绝不会出大格。
我心道，是否出大格此刻还顾不上，照现在的情形看，我也只能将就着先把这支队伍收编下来，陆续开展抗日工作，至于如何把他们改造成革命军人，只有日后慢慢想办法了。
虽然我们这会儿谈得挺透彻，但我还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便问，既然你早有打算跟我联手，为什么还要绑架我太太？他那张苦瓜脸上突然浮起一丝调皮的笑意，说我要不是背着老娘绑了你老婆，怎能掏出你肚子里的实话？可话又说回来，就算是我绑了你老婆，你今天说的是不是实话，咱们还得走着瞧。听到他这样讲，我反而感到很安心。抗日也好，闹革命也好，都是拿性命赌前程，如果他立刻就全心全意地信任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充满了猜疑，我反倒应该担心——真正过命的交情，只能一点一滴地慢慢交。
我昨晚酒喝多了，第二天醒来顿时感觉口中焦渴，头疼欲裂，但刚一翻身，却发现地下站着个小姑娘，大眼溜睛地望着我，手里捧着个大梨。见我醒来，她将大梨往炕沿上一放说，奶奶让你醒了就吃。
我倚在被褥垛上，啃着多汁的鸭梨，感觉到一丝难得的惬意。这时窗外传来说话声，细一听才发现，原来是玉如正在给麻三姑宣讲革命理想，讲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世界大同，到时候老百姓的日子会怎样怎样……说实话，我对共产主义理想从来也没动摇过，但是共产主义会吃什么喝什么，我觉得现在就猜想还有点太早。
我举着啃了一半的大梨走出房门，发现眼前居然是一幅奇景——连双筷子都洗不干净的大小姐玉如，此时居然挽起袖子帮麻三姑拌鸡食。我当即笑道，干娘啊，我真该把媳妇留在您这儿住上一年半载，到那时候，您肯定能把她调教成一个持家过日子的好手。麻三姑脸上笑出了花，说闺女就该留在我这儿，你们在外边忙正事，我们娘们儿操持家务，本分如此嘛。
这下子坏啦！我发现客气话太多也容易坏事。麻三姑必定早便打算留下玉如在手里，也免得我中途起了歹心害她儿子，我这一客气，她老人家正好顺坡下驴。但此刻我又不能驳了她的“好意”，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带玉如离开，只好搭讪道，二哥怎么没见哪？麻三姑闻听此言忙朝我使眼色，我立刻便猜到出事了。
果然，早饭之后麻老二才匆匆回来，两眼通红，那样子又是气愤又是伤心。他把我拉到村边的场院里，对我讲了昨夜发生的事。原来，他手下有二十几个人不愿意被共产党收编，谋划着今天早上带着枪去辛店投奔刘队长。他得到消息之后忙带人赶过去，无奈之下，只得“做”了两个人，这才将他们制服，然后遣散了。他感叹道，唉，都是跟了我七八年的老弟兄……一张苦脸上不禁流下泪来。
土匪窝里反，那可是六亲不认哪！我能理解他昨夜必定冒了大险，然而，他遭弟兄背叛的心情有多苦，我当时却没能完全理解，只忙着借机向他宣讲共产党人的纪律和情操，却忘记了他正挣扎在江湖道义和兄弟情分之间。等到日后经多见广我才明白，在这个时候讲革命道理，麻老二这类人非但理解不了，反而会在心里种下疑窦，因为，他当时还没接受过党组织的任何教育，之所以同意被收编，既不是为了参加抗战，也不是想要参加革命，而只是想投靠一方势力，是在找饭辙。
5
既然已经许下诺言，我就得向麻老二证明党组织的诚心诚意，绝不能失信于人，然而，我却没有一杆枪、一粒子弹可以给他，我的上级领导也没有。无奈之下，我只好请表哥替我在当地买枪、买子弹。
表哥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我到这会儿才明白，原来你不是在做买卖，而是要拉队伍。我只好说我这是怕您知道了为难。表哥说不是为难这么简单的事，麻老二为人反复无常，我信不过他，你也别上他的当。他没提起麻老二家三代土匪，必定是因为姨夫的身份让他碍口，但却给了我机会，恰好可以让我将一直想对他说的话讲出来。于是我说，您知道的，抗日大业不分身份贵贱，人人有责，表哥您也一样。表哥却说，你还小，别搅和这些烂事，赶紧回家吧。
见表哥到现在还把我当小孩子看，我只好正色道，您对我说实话，您为什么不愿意参加抗日队伍，反而选择当汉奸。表哥的脸色冷了冷，但没有发怒，而是反问道，那么你选择的是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再隐瞒身份了，一拍胸膛说，共产党，八路军。表哥听到这话一阵苦笑，说你小子真是投错了胎了，你知道我爹你姨夫是怎么死的吗？六年前，也是共产党来拉队伍，跟我爹说得好好的，要共同起事，共享富贵，结果事情还没干成，他们倒先把我爹给“做”了，说我爹的思想有问题，不值得信任，留着反成祸害，我怕他们斩草除根，这才从家里跑出来。
姨夫去世我知道，但事情的原委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入党晚，当年的事情没赶上。去年上级传达中央文件，清算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当时的领导也都检讨了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错误，姨夫的事应该就是当年的错误之一。不过，少数人的错误并不代表整个党组织，而且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是我知道，现在跟表哥讲这个道理，他未必接受得了。等到我把抗日队伍拉起来，地方上的形势变了，让他看到现在的共产党人有多么的宽厚仁和，他的想法就应该有所改变。
想到此处，我又换了个话题，说你不愿意参加共产党，但你可以参加国军哪，毕竟也是抗日救国。听我这么说，表哥一下子笑了起来，说国民党最势利眼，要走他们的“正途”，就必须得家世清白，他们怎么能会要我这个土匪的儿子？你别替我胡出主意，我还是混一天算一天吧。见两头都说不通，我只好把话题收回来说，我是受命来组织抗日武装的，你既然不愿意参加抗日，那就把我绑了去见日本人吧。表哥笑道，比起共产党和国民党，日本人更混蛋，我怎么能把你往虎口里送，你还是赶紧回家吧。我说我已经回不去了，如果你不帮我，也许有一天我真会死在日本人手里。
表哥想了半天才问，怎么帮？我说还是那话，你得帮我买枪买子弹。我看得出来，表哥很为难，但在这等关键时刻我绝不能松口，麻老二好不容易才同意被收编，我可不能错过机会，否则，上级领导一定会认为我优柔寡断，终无大用。最后表哥说，有两个条件，答应了我就帮你。我问什么条件。他说，第一是麻老二不能在我的地盘里作案，第二是买完枪之后你立刻就回家娶媳妇过日子，别再跟着共产党胡闹了。
只要表哥肯帮忙，我什么都可以应承，上级派我出来，我就应该有便宜行事的权力。至于说事后回家，这也不是难题，反正来的时候我就没打算在这个地方常住，因为玉如受不了农村的肮脏，特别是用劈开的秫秸杆擦屁股这件事。
表哥说现在不比去年，那会儿国民党的败兵到处都是，枪便宜，现在要买可就贵了。我临来之前上级领导给了我三百元经费，姨妈也给了我一千元，我拿出一千二来给表哥。五天之后，表哥带回来三枝步枪，一百发子弹，又过了几天，表哥又带回来两枝步枪，都藏在王二姐家的炕洞里。他叮嘱我说，我不能带手下人去送枪，私通土匪可不是好玩的，但你也不能去送，得让麻老二派人来取，枪一取走我就送你回天津，那些人你也就别见了。
我嘴上答应得满好，但并没有听表哥的话。当天晚上，我和高占魁就把这批枪取出来送走了。王二姐没能拦住我们，便说你表哥可都是为你好，他疼你，你别不懂他的心。
我确实不懂表哥的心。当我兴冲冲赶到麻三姑家时，麻老二没在家。我把枪交给了他的手下，让高占魁牵着驴回去，我自己则进屋和玉如享受夫妻之乐，一点也没怀疑这其中会有什么危险。夜很深了，麻老二在外边敲窗子，说有要紧事，将我引到村外的乱葬岗子。我看到那里有他的三个手下，地上还有只大坑，一人来深。我当即被他们捆住手脚丢入大坑，上边一锹一锹地往下铲土，我在坑底被呛得直咳嗽，心中惊恐万状，忙叫道：麻老二，为了五支枪你就过河拆桥吗？他妈的难怪你娘说你眼皮子浅。上边停了手，麻老二手中拿着个物件送到我眼前骂道，小王八羔子你看仔细了，这就是你的催命符。黑灯瞎火的我根本看不清楚，便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他说，你小子才弄来五支枪，就有三支枪的撞针给锉短了两分，打不响。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的脑袋一下子便大了起来，这下子可麻烦啦，表哥呀，你要坏我的事。接着又听麻老二说，你的上司就用这种玩意武装我们弟兄，必定打着鬼主意，想等哪一天吃掉我时，让我的人无力反击。接着上边又往下铲土，我忙说你等等，我还有话说。他说你死到临头想喝口酒可以，但话已经说得太多了，万一你老婆惊醒了我们家老太太，她就又会把我当成穿开裆裤的小屁孩，事事替我拿主意了。我说这不关别人的事，也不关我上级领导的事，是我在孟村县城买枪时上了别人的当。麻老二问怎么讲？我说是我上了别人的当！他说你骗小孩子哪？你是共产党，诡计多端，连蒋委员长都拿你们没办法，怎么会上别人的当？我只好说，他妈的是我自己太笨，我不会使枪，怎能知道那玩意打不响？
在这个时候撒谎，我也是万不得已。其实我不但会打枪，而且枪法还马马虎虎，这都是早些年放暑假时表哥教的，打兔子没问题，只是没打过人。这时我听麻老二又骂道，就算你的上司没想坑我，也必定是你表哥恨我杀了他老婆，这才设计害我。我心中一惊，忙问你为什么杀我表嫂。他说谁有闲心杀个老娘儿们？是你表哥扫荡时杀了我的弟兄，我要杀他报仇；只可惜那小子命大，我们拿大枪从窗户伸进去往里打，结果打穿了他老婆的肚子，只打中了他的腿。
唉，没想到他们之间还有那么多的麻烦事，这让我担心他当真会把我活埋在这里。于是我问，我表哥知道是你干的吗？麻老二骂道，他要知道是我干的，我还能活到今天？他早带小日本儿和汉奸队来把我“平”了。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又看到了生的希望，便转动身子让自己躺舒服一点，说既然他没带队伍来找你，就是还不知道你是杀我表嫂的凶手，你也就没道理怀疑他在枪上做手脚。其实，我此时已经想清楚，必定是表哥信不过麻老二，这才在枪上做手脚，只是因为我动手快，最后的那两支枪才得以幸免。
这时坑沿上没了动静，我猜不出麻老二到底会把我怎么样。但是，不管最终是个什么结果，我也不能将表哥供出来，因为，就算是我今天牺牲在这里，日后上级再派人来时，表哥对他们也应该有所帮助，至少在为我报仇这件事上，表哥会跟党组织合作。只要有一次合作的机会，我相信，那些水平比我高的同志们必定能说服表哥捐弃前嫌，共同抗日。
上边的人没再往下铲土，而是蹲在坑沿上抽烟袋，显然麻老二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于是我说，你要是担心我日后把你杀死我表嫂的事告诉我表哥，你还是现在就把我活埋了吧。这叫以退为进，但我当真担心麻老二会听从我的建议，因为这是最简便的解决办法。江湖人常说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就是将此类复杂的争端简单化的方法。听麻老二没有反应，我接着说，现在咱们是两家合一家，共同打天下享富贵，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是大丈夫的功业，是大家伙儿的前程，你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就放弃了前程，也就说明我看错了人，死在这里也是自找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绝不能威胁他说，如果他杀死我，共产党或是我表哥会来找他算账什么的，因为这会让他一眼就看出来我害怕了，况且，即使我不讲这些，也并不等于麻老二想不到日后的危险，否则他也就不会蹲在坑沿上犹豫不决。只有让他自己越想越怕，我才会有一线生机。
果然，我这一注算是押对了。当我们再回到麻三姑家时，我看到堂屋里灯火通明，麻三姑和玉如正陪着我表哥在说话。表哥一身便装，没带兵也没带枪，一见麻老二他忙说，我这是来上门赔罪的，有什么话都冲我说，只求你放过我表弟。我连忙抢过话头说，都是我自己没见识，上了枪贩子的当，麻二哥是大丈夫，哪能看不透这点事？表哥您多虑了。听到我这话，表哥脸上很惊异。我知道他这是抱定必死之心前来换我，我可不能让他出事，更不能让我自己和玉如出事，即使为此耍上一点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也得把这件事“圆”下来。
麻老二脸上阴沉沉地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一边抽烟。麻三姑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了一遍，突然笑了起来，说你们这些傻孩子可真是糊涂，这么好的事怎么就看不明白哪？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她身上，老太太笑道：刘队长您现如今是官家，手里有人有枪，这话不假吧？您的表弟是“会党”，势力遍天下，这话也不假吧？我这傻儿子虽然没出息，可手里也有百十号人，几十条枪，到底算是一方人物，这话更是不假吧？你们都是老爷儿们，理当凡事都往好日子上看，若是自己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斗来斗去，到了谁也落不下好；照我看，倒不如你们哥仨拜了把子，到那时候，不论是蒋委员长还是小日本鬼子，谁又能把你们怎么样？青沧两县还不都是你们哥儿们的天下？
我一拍大腿暗自赞叹，因为这正是我心中所想，但这番话要是让我来说，就绝不能讲得如此的实在，又如此的直指人心。我望了望表哥，表哥点点头，我又望了望麻老二，他瞟了我表哥一眼，也冲我点点头。我心中清楚得很，知道表哥原本并没有这个打算，然而，若是不拜这个把子，我们表兄弟俩就怕是活不过今晚。
麻三姑摆上供桌和关公像，我们三人跪倒在地拈香起誓。麻三姑对我说，既然事情由你而起，就由你来领誓吧。此事容易，无非是“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与某某义结金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若违此誓，天地不容”等等。然而，在这段熟烂的誓言当中，我特意加进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三人结义乃为民族大业，此前兄弟之间若有过节，即使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也当一笔勾销”，然后才讲到“若违此誓，天地不容”。他们二人也跟着我一道起了誓。我发现，麻三姑听到我这几句巧妙的插话时，高兴得老泪纵横。
叙过年庚，麻老二最长，我最幼，大家重新见礼，又一起向麻三姑行大礼。麻三姑说，这下好啦，我老婆子终身有靠了，你们兄弟可得多亲多近，要是有不周到的地方，相互之间也得多多包涵……
表面上看来，所有的麻烦事在此刻都已经解决了，即使表哥日后得知表嫂被杀的真相也不能反悔，这是因为，起誓之后大家一个头磕到地，再反悔便是不义气，到那时，就算是在汉奸队里，表哥也会被同伙看不起。
料理完我们三家的麻烦，剩下的事情就是加强麻老二的武装力量，开展抗日工作。我写了份工作汇报让高占魁赶往天津送给上级领导，同时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求领导尽快派遣懂军事的干部来接替我的工作，二是请领导多发经费给我，因为麻老二手中的武器已经破烂不堪，而买枪枝弹药的花费又极大。唯一让我感到有些不便的是，麻三姑要求我暂时不要公开玉如的身份，她说你们兄弟刚刚结义，不能生半点嫌隙，还是等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再对你表哥述说实情；要是你怕你表哥生气，我还有个更稳妥的办法，就是将错就错，让我给你们小俩口办一场婚礼，这样我那干闺女也就名正言顺了。
玉如因为没能坐轿出嫁，一直心中耿耿，所以很赞成这个主意。我当时也觉得麻三姑的话大有道理，便同意了，却没想到她另有打算——看起来，天下当娘的都一样，为了儿子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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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内，麻老二的队伍就改编完成了，共分成三个小队，每队三十人左右，我也到各处与大家见了面，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然而，有一件事我必须得抓紧办，就是先得给他们补充武器弹药。高占魁从天津带回来领导对我的表扬，但除此之外既没有军事干部，也没有买枪的经费。领导有难处我能理解，但让我两手攥空拳，无枪无饷却要指挥一群刚收编的土匪开展抗日工作，我觉得我的难处比领导一点也不小。
然而，背地里批评领导的事我是不会干的，我只能自己想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不单要解决眼前的这些难题，还必须得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让这支抗日队伍壮大并行动起来，这才是对我真正的考验。为此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妙得让玉如对我佩服得不得了。我对麻老二和各个小队长说，若是在穷山沟里，我当真一点办法也没有，可现在我们守着这条重要的公路，要是再养活不了自己可就太笨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每天公路上过往的汽车里，拉得都是我们需要的好东西。大家听罢欢声雷动，说我们早就有这个心思，只是没有这个胆量，如今有八路军给撑腰，大家伙儿可以放手大干一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日子又回来啦！
侦察了两天，我发现公路上每天经过的日本军车有几十辆，公路沿线立着电线杆，上边没有电线，只拉着电话线。我让表哥给我从据点里弄出来一部报废的电话机，我先把它修好，又让麻老二到公路上割来几十米的电话线，便开始窃听日本人的电话。
我以前工作的天津电话局由英租界管理，虽然我当技师时偶尔也会与日本驻屯军的电话局打交道，但我的日语并不好，手边又没有日语词典，所以窃听的进展极慢，对得到的情报也只能连蒙带唬地猜测。按理说，我白天拉上电话线躲在公路边的土坑里窃听，一整天下来已经很劳累了，应该充分休息，但我那会儿刚刚新婚，舍不下玉如，便每天夜里跑二十几里路来看她，天亮之前再赶回窃听地点。
一连十几天都没有确切的情报，我心里很着急，麻老二也很急，说他的手下已经有些人心不稳。倒是玉如说她除了生活不方便之外，每天过得倒是挺充实，已经在村里组织了青年妇女会，开办了识字班，还在教小孩子们唱抗日歌曲，也没再提起过要回天津的事。而且听她说，我表哥最近常来看望义母，总是带着礼物，每次都有她一份，最近送给她的是一只精美的梳妆匣，一看便知是有钱人家的东西，她喜欢得不得了。
终于有一天，我在电话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有一批货物，具体的日语单词我不大有把握，也许是枪支，也许是弹药，猜测起来应该就是军火，说是要从沧州运往盐山县城。老天有眼，我这些天总算是没白忙活。麻老二听了也很高兴，便组织队伍做好劫车的准备。为了不给表哥添麻烦，我坚持要在辛店据点的管区以外动手，麻老二为此不大高兴，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动手的那天我拉上电话线监听沧州与盐山之间的通话。因为日本人不许在公路两侧一百米之内种植高杆作物，我们埋伏的地点是一片已经拉了秧的瓜田，我和麻老二躲在架得很高的瓜棚里，其余的人都躲在远处的玉米地里。同时，麻老二在公路的另一边也新搭了一个瓜棚，两边可以斜刺里交插射击。往北三十米左右的公路上，麻老二布置了一辆马车，再往前两百米左右又停了一辆马车，他说，等前边的车夫发现了我们要等的汽车，会给后边的车夫发信号，后边的车夫就会往公路上撒三角钉。汽车轮胎轧过三角钉，应该正好停在射击的交叉点上。等消灭了汽车上的敌人之后，那两辆马车就可以把军火装上运走。
我觉得麻老二的布置很妙，很有军事才能，只要选对了目标，队员们不出大错，我们就一定能成功。然而，麻老二没犯错误，队员们也没犯错误，犯错误的却是我自己。
日语中的数字我听得懂，军车的牌号放哨的队员也没弄错；汽车上载着一只只结实的大木箱，看起来确实是武器弹药；汽车轮胎被扎破之后，准确地停在了预定地点；司机下车察看时，麻老二只一枪便将其击毙，公路另一边瓜棚里的队员也用一阵弹雨将车顶上押车的两名伪军击毙。所有的战斗计划都进行得极其顺利，让我喜出望外，然而，等到车上的大木箱被打开之后，我便立刻知道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原来，满车十几只大木箱里，装的全部都是木屐，也就是我们天津人常说的日本“趿拉板儿”——看起来，一定是我自作聪明，把那倒霉的日本话猜错了。
为此，我在众队员面前羞得无地自容，大家伙儿也没客气，七嘴八舌地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以至于让我担心会不会发生哗变。麻老二抓住我的衣服，怒火将他的脸烧得通红，叫道，我们本来弹药就少，虽说只劫了一车“趿拉板儿”，日本人也必定会来扫荡，到时候你让我怎么办？朝他们吐唾沫，还是跟他们对骂？我只得向他道歉。但他仍然怒火不息，说你小子耳朵眼儿里长屎了，怎么听的……
这件事让我实在太痛苦了。我给党组织丢了脸，也对不起这些冒死跟着我抗日的队员们，以至于让我觉得，不说实话就无法原谅自己，于是我愧声道：二哥，我没打过仗，一个人躲在公路边监听，眼前来来往往的都是敌人，让我怕得要死……
众人没了声音，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才发出一阵暴笑。于是我想，从今往后我算是完蛋了，连玉如也会瞧我不起。不想，麻老二猛地一挥手止住众人的笑声，对我笑道：我还当共产党都是金刚不坏之躯，你小子怎么不早说？你要是早说，我就会告诉你，我们他妈的也一样怕得要尿裤子……众人又是一阵大笑，于是我认为他们至少是暂时原谅了我，从此后他们便会将我当成与他们相同的人，而绝不再是传说中的共产党人那般无所不能。
然而，正因为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印象，我才认为自己给党组织的名声造成了重大伤害。从此后，不论我怎样解释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缺陷，跟党组织无关，麻老二他们也再不会相信，除非我能用出人意表的行动来证明，真正合格的共产党人绝不会像他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废物点心”，也就是我的这个样子。
7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上级领导很快便来信批评了我的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我老老实实地写了份检讨，但心里却一直在想办法挽回我在本地给党组织带来的坏影响。
麻三姑对我是一如往常的亲热；等表哥让我搬回辛店住的时候，王二姐对我也照旧是亲热得如火炭一般；即使是据点里的伪军，看在表哥的面子上，对我也恭敬得很。但我的心中却很苦，因为我还没想出任何可以挽回局面的办法，甚至连保住麻老二这支勉强收编的抗日武装的办法也没有。
表哥很能理解我的难处，见怎么劝说我也不肯回家，而他又担心我的“上司”会派人来“处置”我，便只好自己拿出钱来买枪买弹药，隔三差五的让麻老二派人来取，只是数量很有限。而我则每天在据点里瞎混，跟日本兵学日语，跟伪军们聊家常，顺便也就将据点里所有的布置都弄得清清楚楚。
这段日子里，表哥三天两头往麻三姑家跑，告诉我麻三姑正在给他说媒。为了避免让表哥得知我在玉如的事上对他说谎，我这段时间里再没有去过麻三姑家，更不要说跟他同去。只是，对于表哥相亲这件事，王二姐很难过，虽然两人见面时她依然殷勤周到，但背地里却常常是泪水涟涟。
这一天，表哥换了一身新衣裳，备了半车的礼物，对我说，义母给我保的大媒终于有了结果，今天正式“提亲”，你陪我一起去吧。来到麻三姑家，我发现亲朋来贺喜的不少，表哥被让到上座，由麻老二陪着说话。麻三姑却悄悄地将我拉到后院，一番话讲出来，让我刻骨铭心。
她说，姑爷，我老婆子做了一件荒唐事，对不住你啦。我当时还客气，说干娘您可别这么说，天下哪有不是的父母？您老多虑了。于是她便没再说客套话，而是开始对我讲述她儿子的手下是如何对我不信任，麻老二又是如何地压制不住，队伍眼看着就要散伙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立刻得到大批的武器弹药和粮饷，等大家得到了甜头，往下的日子才好过。我说您这话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一时还找不到机会。她说眼下就有个机会，可以让大家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只是不知道你的意下如何？我说这可是好事，我怎能反对？她赞赏地对我点点头，然后说，你二哥让我跟你说，要想叫弟兄们一条心，只有“吃据点”这一条路可走，不知道你敢不敢？我当即表示，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怕二哥不敢？我心中清楚得很，一旦麻老二的队伍打下日军的据点，便等于正式对日本人宣布他们是抗日队伍，而绝非以往的流匪，因此，也就再没有退路让他们三心二意了。
麻三姑又道：大家伙儿商量多日，只有辛店据点的枪多、粮多，打下它来就什么也不愁了。我知道，如果打辛店据点，表哥肯做内应当然最好，如果他不肯做内应，凭我对辛店据点内部的了解，打下它来也不是不可能，况且，一旦辛店据点被吃掉，表哥想不参加抗日也不成了。只是，辛店据点建造得异常坚固，如何让队伍在进攻时少受伤亡，这可是个大难题，必须得找出一条万全之策。我想立刻就去找麻老二商量，却被麻三姑拦住，她好像是能猜透我的心中所想，便说，“吃据点”可不容易，想来想去大家伙儿只想出来一个主意，就是让我老婆子给你表哥说一门亲事，借着办婚事打进据点；你放心，你二哥最重义气，虽说现在瞒着你表哥，但到时候他必定会保护你表哥周全，等事成之后，你们哥仨一起打天下，那该有多美。
虽然在如何对待表哥的问题上我还拿不准，但这个计策确实巧妙，完全可以挽救眼前的危机，于是我当即表示赞成。不想，麻三姑将话题一转说，只是，这个主意怕是得让姑爷您受点委屈，我也骂过你二哥了，说他没出息，没义气，但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完这些话，她拿眼睛觑着我看，脸上又是忧愁又是无奈。
这我就不明白了，“吃据点”是好事，我能有什么委屈？但听她说完下边的话，我才知道自己被干娘带进了“沟”里。她说，姑爷您知道的，你表哥是个漂亮人物，要想给他对上一门满意的亲事可不容易，方圆百里怕是也没有能配得上他的闺女，实在没办法，我这才求我那干闺女冒充我的外甥女跟他相亲，你表哥高兴得不得了，催着马上就要成亲。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怒发如狂，一时间不知道是该破口大骂还是一甩袖子带上玉如直接回家，但抗日的职责又让我不能犯浑，便只好蹲在地上吸烟生闷气。麻三姑仍在不住地解释，劝说，甚至拿出江湖大义来激励我的大丈夫情怀，然而，她的话我根本就听不进去，只是一味地蹲在那里运气。让我太太跟我表哥成亲，这叫哪门子事呢？有悖伦常不说，就算是一切顺利吃掉了辛店据点，等到这件事传回天津，领导也绝不会因为我“舍妻取义”而夸赞我，反而会认为我不够聪明，没本事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这才出此下策。
然而，再往深处一想，我便明白这件事我毫无退路。因为，不“吃据点”缴获武器弹药，我就无法掌握这支军心不稳的武装，更无法让他们一条心地跟着我抗日，这是其一；其二是我们现在去吃任何据点都没有把握，唯一可选择的只有辛店据点；其三，瞒着我把玉如骗出来当筹码，这是因为麻三姑担心我危难时刻临阵脱逃，丢下她儿子任凭日伪军宰割；其四，麻老二这样做是让我拿出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投名状”，表明“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如果我不肯答应，便说明我没义气，有违结义誓言，到时候我再要求他们跟着我共谋抗日大业，那可真就是想瞎了心啦！
想到此处，我的心中这才平静下来。于是我对麻三姑说，我知道干娘您疼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叫我为难，只是，我还得跟玉如商量一下，免得她不懂事，中途露馅。麻三姑连声夸赞我想得周到，便去了。
让自己的太太假意去与自己的表哥成亲，这种混账话可如何说得出口？当晚我没跟表哥回去，而是住了下来，打算听听玉如的想法再做定夺。不想，我刚刚开口，玉如便两眼放光，兴高采烈地对我讲起麻三姑的种种安排，原来她早便了解这一切，而且已经明确表示同意了。她说，干娘特地找出来她当年出嫁时的绣裙和簪环首饰给我，还从沧州请来唯一的一顶天津“楼子轿”，执事和吹鼓手也是最好的……听到这些话我很吃惊，便问，难道你当真愿意假扮新娘？她这时已经看出我脸上的烦恼，但并不以为意，只是说，你不用替我担心，干革命杀头都不怕，当回新娘怕什么？见我又要开口拦阻，她忙扔出一句硬话将我堵了回来。她说，要不是干娘替我想出这么个好主意，我这一辈子怕是再也没有坐花轿的机会，这可是你对不起我……
得，这个傻丫头什么都不懂，根本就猜想不到她那亲亲热热的干娘其实是拿她做了抵押，挤兑着我成全她儿子的前程。我有心把真情实话对她说个明白，但我知道这是下下之策。玉如的性格往好里说是娇憨可人，往坏时说便是没心没肺，如何藏得住这等大事？
8
“提亲”之后不久便是订亲、换贴、下聘礼……俗礼甚多，因为我是表哥在本地的唯一亲人，所以每一次我都必须得出席。玉如在学校里演过文明戏，羞搭搭地装得挺像回事。麻老二的队员们每见到我便是一脸的坏笑，但都没敢说什么。我知道这些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想看看我这个革命党到底有多么的与众不同，怎样才能把这件有悖伦常的“丑事”变成抗日大业。倒是麻三姑和麻老二对我非常的小心、客气，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宝押得极险，只要我稍微一犯混蛋，将事情向我表哥捅破，他们日后就不得不同时面对八路军和日伪军的两面夹击。
这一次，大家可都是在玩火啊！我一个人坐在王二姐家院子里发愁。高占魁到天津向上级领导汇报还没回来，我的心中惴惴，不知道领导会对我怎么看。这时，王二姐掇了张凳子坐到我身旁，一边剥豆子一边问，你表哥昨天跟我说，他过几天就要成亲，是真的吗？我只能点头称是，心中不禁可怜起这个苦命的女人。王二姐又问，你表哥还说，他要娶的是个女学生，日后连收我作“小”也不成，是这样吗？我只好说，女学生都是新派人物，讲究的是一夫一妻，表哥既然娶了她，要再想娶姨太太可就难了。我原以为，王二姐理应为此大闹一场，不想她只对我说，今天赶集，表弟您带着我那小丫头上街玩一会儿好吗？她跟您亲。
我带着孩子来到街上，给她买了各种吃食，还给王二姐买了一块不错的衣料。在她家打扰这么多日子，眼看着就得搬出去了，送一份谢礼也是应该的。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等我带着孩子回到王二姐家，发现挤了一院子的人，表哥正抱着王二姐的尸身大哭。这个可怜的女人，她没有为自己抗争，而是上吊自尽了。见此情景我忍不住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虽说惹事的是麻三姑和表哥，但如果没我多嘴，或是由我善加劝说，她或许就能顶过这个难关，等事情真相大白，也就自然想通了。
天气太热，王二姐只在家里停了三天。表哥搭席棚请和尚念经拜忏，请工匠扎纸人纸马，请厨子办丧席，棺材也是上好的柏木，丧事办得一点也不含糊。葬礼过后，麻三姑将王二姐的小女儿领走了，说孩子还小，跟后娘早接触早生感情，等日后长大些也是过日子的帮手。表哥的情绪极差，这些事也就任凭麻三姑作主，他全然不放在心上，只是每日唉声叹气。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件事越来显得越混蛋了。冥思苦想之下，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便决定打散这门“亲事”，不能任由麻三姑胡闹——这毕竟是我的事业，必须得由我自己做主。
于是我问表哥，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表哥说，可怜的王二姐，她怎么就想不开呢？我娶亲之后难道就不照顾她们了吗？我说不是这事。他便说，玉如那姑娘让我心疼，我不能不娶，只是临上轿却摊上这么件事，让她受委屈了。我说也不是这事。他问还有什么事？
要斩断眼前这堆乱麻，只有一个办法，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想的那些都是小事，我要问你的是，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参加八路军？这就是我想到的新办法，如果表哥自愿参加八路军，麻三姑也就没理由再坚持让我表哥“娶”我太太了。
表哥起初吃了一惊，半天才回过神，眼中冒出火来，大叫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不劝你当“汉奸”，你也别劝我当“共匪”，我老爹死后我便发过毒誓，只要共产党敢来，我抓住一个杀一个，绝不手软。我还是不死心，便说，如果在姨夫这件事上我们党知道自己错了，决定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待，那时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抗日？他像是突然记起我也是共产党，便叹了口气说，我经历的那些事你根本就想象不到，这话别再提了……
表哥说得没错，从此后这话我确实没再提起，因为，为了断绝我劝降的念头，同时也是为了督促我早日回家，他派人抓住了刚从天津赶回来的高占魁，并且在大街上砍了头。我可真是个笨蛋，到这个时候才看清楚，表哥虽然依旧是我的表哥，但他也是我们党不折不扣的对头，于是，对于麻三姑的“混账主意”，我就再也找不出任何阻止的理由了。
9
高占魁带回来的上级指示，被表哥一刀斩断在辛店街头。我不知道领导对麻三姑的计划有什么意见，更无法得知领导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在本地的联系人只有高占魁一个，再要想与领导联系，除非是去六十里以外的沧州城拍电报。不想，表哥这个时候却让我搬进据点里住，并对手下人说我在外边有性命之忧，要将我保护得牢牢的。而在私下里他却对我说，你别再跟着“共匪”瞎混了，等我结婚之后就给你一笔钱，你还是去做点正经生意吧。
这下子麻烦来了，我现在是既见不到玉如，也见不到麻三姑和麻老二，更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如果假借婚礼袭击据点的计策不成功，那么，除非我提前对表哥说明玉如原本就是我太太，否则这桩逆伦大罪便是由我自己一手促成的。然而，如果我对表哥讲明实情，麻三姑和麻老二手下的队员就必定会中了表哥的埋伏，被一举全歼。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可愁死我了！
婚礼的日期很近了，麻三姑派人捎信给表哥，说家里哥儿们兄弟多，在据点里办婚事不方便。于是表哥借了地主刘小辫家的大宅院，张灯结彩，粉刷洞房，请厨子备酒席，每日忙个不休。我蹲在据点里气闷得很，便提出要帮忙操办婚事。起初表哥让我跟在他身边寸步不离，后来见我表现得确实是真心替他高兴，而且也再没提起任何有关八路军的话头，他便对我看得不那么严了，但我每天还是必须得回据点睡觉。
婚礼前一天，麻老二带人来送嫁妆，不想，麻三姑随后也骑着驴来了。她是长辈，此时出现不合规矩。麻老二见到他娘之后脸色变得很难看，我猜想，这对母子之间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借着表哥招待气哼哼的麻老二饮酒的空当，我溜到上房去找麻三姑。果然，麻三姑一见我便放声大哭，口中是“儿大不由爷”，“娶了媳妇忘了娘”之类的旧话，我劝解了半天，这才知道个大概。原来，麻老二的手下近来很不安稳，原因却不再是关于投靠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关于麻三姑的问题。他们觉得，以往大家只是“拉杆子”，麻老二畏惧老娘，让大家伙儿事事听他老娘安排也还罢了，可如今大家投了新东家，有了靠山，就不能凡事再由着麻三姑撮弄，以免误了大家的前程。她哭诉道，姑爷，我专门找你来，就是想让你评评这个理，这些个没良心的小兔崽子，他们也不想想，没有老娘我出主意想办法，他们还不早就被官家剿灭了，哪有什么前程？最可恨的还是你二哥，早就跟我有了异心，嫌我多事，小兔崽子们闹事其实都是他鼓捣的，天可怜见，“自从盘古开天地”，老娘疼儿子有错吗……。
等表哥来上房看望麻三姑，我又跑过去将麻老二拉到一边问详情。麻老二恨道，我一辈子没出息，让老娘攥在手心儿里，难怪叫人家看不起！我安慰他说，没有人瞧不起你，只要把辛店据点拿下来，弟兄们哪一个能不佩服你？他的苦脸上挤了半天也没能挤出个笑纹，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老娘的安排，我只能当个跑腿的“碎催”，要佩服他们也该佩服我老娘，哪会容我显山露水……
我终于明白了，麻三姑跟许多早年丧夫的寡妇一样，把儿子当成了自己这辈子唯一的指望，为了防止他不孝，便会运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将儿子牢牢地控制在手心里。只是，丧夫之人要求儿女的“孝顺”比常人要苛刻得多，甚至会表现出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怪癖。为此我又有些同情麻老二，以麻三姑的厉害，真不知道这几十年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丢下麻老二往外走，我的心里乱糟糟没个准主意。院子里堆着玉如的嫁妆，管事的正在唱名核对，一桩桩一件件的挺齐全，看来麻三姑没少费心。我走出院门来到街上，见伪军们正赶着马车替表哥挨家挨户收礼金，没有现钱给鸡蛋或花生仁也可以，闹得整个辛店街鸡飞狗跳。
得知他们母子之间发生“内哄”，我便担心仍然留在麻三姑家的玉如。若说此时有谁的处境最危险，就应该是她了，因为，一旦发生“窝里反”，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挟持玉如威胁对手。
想到此处我突然灵机一动，借了辆自行车骑上便跑。乡间坑坑洼洼的土路颠得我屁股生疼，腿间也磨破了，十五里路转眼便到。闯进麻三姑家我高声呼叫玉如，叫了几声她才露面。原来她已经盘了头，正在试穿嫁衣，下身是平金绣的大红裙，上身是五色丝线绣的大红袄，脚上是“连生贵子”的大红鞋，手中拿着一块“百年好和”的大红盖头。她一见我便将身子左转右转，摆出《龙凤呈祥》的身段，问我是否好看。我连声说好看，好看，便催她坐上车跟我一起走。见我骑车往北去，玉如忙问，咱们这是去哪？我说去沧州。她问不结婚了？我说你嫁了人我跟谁过去？不想，她猛地从车上跳下来，险些闪了我一个跟头，我忙说时间紧迫，你再捣乱可就走不脱啦。
说老实话，当时我绝不认为自己是被这个“混蛋透顶”的局面吓跑的，而是认为自己灵机一动发现了全新的解决办法——我要乘乱偷走玉如，让麻三姑失去控制我的“人质”，然后不得不另找一位“新娘”顶替成婚。反正我们的目的是吃掉辛店据点，只要明天我带领大家伙儿把婚礼操办得热热闹闹，再把表哥灌醉，让他认不得新娘，剩下的一切就完全可以照原定计划进行。
然而，等我讲完这个计划再催玉如上车时，却发现盘上头的玉如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只见她冷冷道，临来之前卦师倒是说过，“你会失去一个自救救人的机会”，但我万没想到，为了“自救救人”，你居然选择了逃跑。听到这话我心下一抖，忙说这可不是逃跑，这是战略撤退，现在我表哥见到共产党人就杀，咱们的联系人已经被他砍了头，而麻三姑和麻老二母子之间又有可能反目成仇，咱们夹在中间“必死”无疑。听到这话，玉如的目光顿时变得锋利，话音也坚定得吓人，她说，我虽然胆小，连老鼠都害怕，但我知道，“必死”并不是革命者逃跑的理由，所以，明天扮演新娘子我责无旁贷。
她说的没错，死亡吓不倒共产党人，我连忙转换话题说，抗日救国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没必要非得做出这种“嫁活人妻”的荒唐事，况且，万一麻老二明天在婚礼上出点差错，或者他们突然间临阵脱逃，结果当真把你嫁给了我表哥，那该怎么办？这可是关乎到你的名节和我的名声的大事。
这句话一出口，便让我立刻认清了自己忧心忡忡的真正原因——原来我内心深处真正恐惧的，就是怕担了这个难以启齿的坏名声。想到此处，我不禁有些看不起自己，同时也怕玉如会因此而看不起我，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她，希望她能理解我的苦衷。然而，玉如并不理解我的苦衷，反而勃然大怒，咬牙恨道：我这可真是瞎了眼，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心思龌龊的胆小鬼？你也不用胡思乱想，我现在就告诉你，如果明晚的计划不成功，那我就当真嫁给你表哥，住进据点，然后跟干娘里应外合，打击日寇汉奸。说罢她迈着大步回村里去了，把我像个傻瓜一样丢在路边。
玉如的当头棒喝，如同醍醐灌顶，让我从一个吃醋的丈夫又变回到革命者。看起来，在这个关键时刻，玉如的勇气和意志倒显得比我高尚多了。是啊，这就是学生革命者的可爱之处，因为他们义无反顾；但这也是学生革命者的可恼之处，因为他们不肯变通。如今我被她逼得毫无办法，为了自救救人，我急忙骑车赶回辛店据点，向伪军了解明天夜里值班的情况。
10
第二天一早，我跟随表哥带着一队伪军前去迎亲。表哥十字披红，帽插金花，骑在借来的洋马上，一脸的喜气。麻三姑原说自己是不祥之身，不便相送，但表哥却说他在本地没有长辈，只好劳动义母前往，也好拜堂时能行“全礼”，为此他还特地带来了一辆大青骡子拉的轿车。媒人和送亲的喜婆子都是临时请来的，麻老二另外带着二十来个弟兄，每人穿一件灰大褂，空手没带武器，算是送亲的娘家兄弟。
回程时，我步行跟在轿子旁边，想隔着轿帘跟玉如讲几句话，不想她一言不发，想必还在因为我昨天的“临阵脱逃”而生气。轿子来到刘小辫家门口，玉如却不肯下轿，喜婆子扒着轿帘一问才告诉大家，原来新娘子是满族人，规矩大，虽说是身在异地，因陋就简，可有些礼数却少不得。又问什么礼数少不得，轿子里回话说，头一桩便是“射煞”不能少。
天津租界里满族人不少，我的朋友中就有，娶亲的事我也见过，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在这个地方又到哪去找弓箭给她行“射煞”之礼呢？无奈之下，我只好找来一根马鞭弯成弓形，又折了三根秫秸权当是箭，让表哥向轿帘上射了三“箭”。然后，玉如在喜婆子的搀扶之下走出轿门，既不祭祖，也不拜花烛，而是径直进了洞房坐在炕上，顶着盖头不言不笑不动。接亲与送亲的人都被新娘的举止惊住了，不一会儿便又大笑起来，弄得表哥很是难为情。最后还是麻三姑出面解围，说满族姑娘原本都是给皇上预备当“娘娘”的，跟咱们不是一个礼儿，可笑话不得。但我认为玉如这是用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免得当真跟我表哥拜天、拜地、拜父母。为此我心中感到一丝宽慰，同时也不由得对玉如刮目相看。
除去玉如制造的这点意外，婚礼进行得很顺利。酒席开在两处，一处在刘小辫的大宅院，坐席的都是亲友、伪军头目和地方士绅；另一处开在据点里，酒管醉，肉管饱，一时间闹得胡地胡天。
原计划我们要在傍晚动手，于是我私下里问麻老二准备得怎么样了？他那张苦脸上尽是愁容，只说等等看，等等看。听他这样讲，让我有些气急，便道，你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吧？再等我太太就成了别人的老婆啦，你到底带人带枪来没有？他仍然说，再看看，再看看……
这下子我当真焦躁起来，便去找麻三姑，不想麻三姑不在，听说她只在席上吃了杯酒便回去了。我回过头来再找麻老二，他只告诉我说，天黑之后你到王二姐家的空房里找我，咱们看看情形再决定怎么办。我急得直想骂街，说他娘的还能怎么办？一切照计划行事。他却苦笑道，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到院子周围转一转，看看你表哥埋伏的“刀兵”就明白了，这次我老娘算是把我害苦了，今天能不能走得脱，还得看我的“造化”。
我出去一看果然发现，刘小辫家的前后门各有十几名伪军持枪把守，脸上都带着警觉之色。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表哥出来与送亲的众人道别，却把麻老二留了下来。他拉住我们二人的手说，今天我手下的那帮混蛋们憋着要闹我的洞房，你们是我的哥哥兄弟，留下来替我劝着点，只可惜没能留住义母她老人家，要是有她坐阵，必定没人敢难为我的新娘子。但是我猜想，表哥一定是对这桩婚事起了疑心，这才把麻老二扣下来当人质。
天黑了，客人散去，表哥入洞房，前后门的伪军也回了据点，只留下四名伪军四杆枪，陪着麻老二喝酒打牌。没办法，他一边洗牌一边朝我使眼色，让我赶紧想办法脱身。我借口去听表哥的壁脚，悄悄溜出大门，来到王二姐家。麻老二的三个小队长果然都在那里，他们告诉我其他人都埋伏在镇外，只要麻队长一声令下就可以行动。无奈之下，我只好告诉他们，说麻队长被我表哥扣住了，现在你们得听我的指挥。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齐将目光转到我的脸上，齐声道：你算是哪棵葱？
他们说得没错，队伍改编之后，麻老二是队长，他们是小队长，而我在没得到上级任命之前，什么职务也没有。现在我两手攥空拳，威胁他们肯定不行，拿江湖道义约束他们也不行，讲革命道理更不行，于是我们便僵在那里。眼看着天已经黑透了，再不行动，非但吃不了据点，怕是玉如也会有危险——我能想像得到，在这个时候，玉如若是不想“失节”，就必须得给我表哥一个过硬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极有可能就是公开她的身份，告诉我表哥她是共产党，而不会说她是我的太太，因为后一个理由太丢人了。
为此我心中焦躁万分，却又想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那三个小队长只是用枪指着我，也像是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叫骂，你们这帮小兔崽子，“傻老婆等苶汉子”哪？还不给我赶紧的！听到这声音我不禁喜出望外，没想到麻三姑会来，同时我也看到，那三个小队长原本恶恨恨的表情一下子就改了模样，连肩膀都塌了，连忙把枪收了起来。
我们走出门外，看到麻三姑身后带着十几个队员，枪上膛刀出鞘，一见面她便指点着那三个小队长骂道，我老婆子今天刚想让儿子自己当一回家，你们就“作妖”，把他丢下不管啦？还不赶紧快跑，去给我带队伍进村。等他们走了，麻三姑这才转过头来望着我，但没有开骂，而是好言相劝，说我的好姑爷，“刀不淬火就是废铁”，大老爷们要是在关节眼上拿不出股子狠劲儿来，怎么打江山封“铁帽子王”？
我很感谢麻三姑给我留面子，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今天她这样做不论是为了救儿子，还是为了抗日，日后我只要是能够成功地收编这支队伍，她老人家就是第一功臣。说话间，有人往我手里塞了把手枪，我便带着十几个队员直奔刘小辫家。
天上没有星星，街上没有灯光，只有刘小辫家门首的那对大红灯笼还没熄灭，但院门已经关了。有队员翻墙进去打开走大车的侧门，我们没开枪便俘虏了那四个看押麻老二的伪军。麻老二见到是我，便猛地扑上来一把抱住，说你哥哥心眼儿小，实在对不住你，我还以为你没义气，把我丢下不管了。我忙说，是兄弟没本事，对不住你，若不是干娘留在镇外没走，我们兄弟怕是见不着面了。听到这话麻老二愣了愣，嘴一瘪一瘪的，苦瓜脸上居然淌下泪来。我可不想让麻老二再受窘，便急忙转身带着人去抓捕我表哥。
洞房里依然是红烛高照，“小俩口”只穿着单衣，正盘腿坐在炕上就着饺子喝酒。表哥已经醉了，吃一口饺子玉如便问一声“生不生”？表哥也唱歌般回答一句“生”。我知道，这必定又是玉如拿自创的“满族礼仪”约束表哥，否则，哪有三更半夜新郎新娘还坐床吃饺子问“生不生”的？
玉如见我们闯进来，脸上顿时羞得绯红，说我已经快没招儿了，你们怎么才来？队员中有坏小子却接茬说，要是来早了也看不见这出好戏。
表哥见我带人进来并没有反抗，我也侧过脸去不与表哥对视，但表哥却说，表弟你别为我难过，算卦的早就替我算到今天了，他说我今年若是不娶亲冲喜，就必有大难……听他这么说我更难过了，虽说他是个汉奸该死，但他毕竟是从小就疼我爱我的亲表哥。我心中一酸，便不管不顾地说，表哥你别担心，只要你帮我们拿下据点，我保你不死。
我让表哥穿戴整齐，和麻老二押着他来到据点的壕沟外。表哥很顺从地向里边喊话，让哨兵放下吊桥。进门之后麻老二当先开了一枪，哨兵便歪倒在墙头上死了。这时，埋伏在外边的三个小队一拥而入，我带着一个小队直奔日本兵居住的偏院，麻老二带着一个小队直奔炮楼，另一个小队直奔伪军的营房。
麻三姑说得对，我若是不拿出股子狠劲来，这些新收编的队员就只会把我当狗屎，所以我才主动承担起攻打日军营房的任务。老天有眼，白天的婚宴上，表哥给十二个日本兵每人安排了一只整鸡，还有大量的高梁酒，这是他们在日本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奢侈，想必醉饱之后已经睡得很沉了。
然而，麻老二的那一枪还是将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惊醒了，起初只有三五支步枪向外射击，我们丢过去几颗手榴弹，把窗子炸得粉碎，堂屋门也炸飞了。这时，我刚要带人往里冲，堂屋门里却响起了机枪声，窗子里也伸出几支步枪还击，我们一下子就被压制在墙根下和院门外。队员们很勇敢，又投出一批手榴弹，借着爆炸的火光和烟雾，将我们这些被困在院中的人接应出来。这时有人凑到我跟前说，“点子太硬”，“扯呼”吧。我回头向据点另一边看，发现只在炮楼的二层上有一挺机枪和很少几支步枪在顽抗，而伪军的院子里这会儿甚至连枪声也停了。
我把大部分队员都叫拢到身边，把另一边的情况指给他们看，说据点现在等于已经拿下了，就剩下这几个小鬼子，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他们却说，小鬼子打仗不要命，咱们手榴弹也没几颗了，攻不进去，还是敛了汉奸队的枪就赶紧撤吧。我竖起眼睛，在他们的脸上扫视了一遍，相信自己的目光中一定充满了疯狂，口中骂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小鬼子全杀光了你们是抗日队伍，只缴伪军几杆枪你们也同样是抗日队伍，小日本鬼子死心眼儿，既然认准了你们，你们就算是还想脱身回去当土匪也晚啦。他们必定是被我的话给惊醒了，忙问，那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挑了两个人带上剩下的手榴弹跟我上房，并警告其他人道，等屋子里边手榴弹一响，你们都给我往里冲，见人杀人，见鸡杀鸡，一个活物也别留；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们这帮小子也都给我互相监视着点，要是有人怕死躲在后边，我拿我老婆的命发誓，完事之后我一定毙了他。见众人点头如捣蒜，我心中很是快慰，因为我已经从麻三姑的话里总结出来一条最简便的道理——没有杀气光靠交情可带不了队伍。
我带着人绕到偏院后边爬上了房，很小心地防止炮楼上的那挺机枪发现我们，否则他们居高临下，要杀死我们可是便利得很。揭开房顶上一块块的瓦，我这才发现建据点的民夫一定是偷工减料，故意把房子盖得极马虎，屋瓦下连苇箔编的顶棚都没有，一揭开瓦便能看到堂屋里机枪射击的火光。然而，匆忙之中我们还是犯了错误，不小心让一片瓦掉进屋里，日本兵立刻掉转枪口向屋顶射击，密集的子弹打得瓦片横飞。我腿上中了一枪，另外两名队员身中数枪，挣扎间压破屋顶跌了下去。日本兵的枪口转向他们二人射击，恰好给我腾出一点点时间，我将四颗手榴弹准确地投向堂屋的四角，爆炸之后房中保证不会有人幸免。
后边的事情我就不大清楚了，爆炸的冲击波揭开了房顶，我也跌入房中，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麻三姑家的炕上，玉如抱着我大哭。我可不想让她过于担心，便连忙笑道，我这“血光之灾”结果还是应验了，你快看看我身上少了什么物件没有？玉如忙说，观世音显灵，佛祖保佑，你除去腿上中枪，脑袋跌破了，没别的事。我搂住她的脖子用力亲了个嘴儿，开玩笑道，只要没少“物件”，咱们就还能做夫妻。玉如顿时羞得脸上飞红，用力在我肩上捶了一拳，于是我便知道，我这一个多月里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坚定、不勇敢、不大度和不光彩，都已经被这个可爱而又迷信的女人原谅了。
这时，队员们挤进屋里来看望我，嘻嘻哈哈地拿玉如开玩笑，话语粗俗得很，而玉如居然并不着恼。等到麻三姑出现时，队员们的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偷偷地溜了出去。我忙问，二哥呢？麻三姑的脸上很平静，平静得好像是庙中的菩萨。她只说了句，你二哥没福，便去了。
再问玉如，我这才得知，攻打炮楼的时候，麻老二带领的那支小队被二层的机枪压制在院子里，他只身冲进炮楼放火，结果被投下来的手榴弹炸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便让玉如扶着我来到前院，并招集所有队员聚在院中，又将麻三姑请出来坐好，然后我跪倒在地，高声道，干娘，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儿子，等料理完这边的事情，我带您回天津养老。说着话我拉过玉如跪在身边，一起叩下头去。还没等听到麻三姑回话，我身后突然暴雷般响起一声“干娘”，众队员也跟着我一起跪倒行礼。此是大义，看来这些队员的品质比我想象的要高尚得多，我心中不由得大喜。
麻三姑终于开口了，她说，你们原本就都是我的孩儿，只是我老婆子命苦，你二哥没福，怨不得别人。说话间她将手向我身后指了一圈，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出将入相”的命，日后就跟着我这干儿子奔前程吧。然后她停了停，像是有话碍口讲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我已经把你二哥给“疼”死了，就不能再害你，你表哥的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由你自己拿主意吧。
我表哥又怎么了？再问队员们才得知，在我们攻进据点时，表哥乘乱逃进了炮楼，二层上的抵抗就是他指挥的，所以，麻老二的死他难逃干系。来到村外的乱葬岗子，表哥早已被押在那里，旁边有只大坑，一人来深，就是上次麻老二要活埋我的地方。我看到表哥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耳朵也已经被割掉，满脸的血，委顿地歪倒在地上。在他身边还跪着我的一名队员，同样被捆住手脚，满脸流血。
这时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柄铁锹，我环顾四周，发觉队员们望着我的目光都很复杂，我知道，这其实是对我的考验。虽然我确实认为表哥该死，抗日大业，革命理想都要求他必须得死，但是，要亲手活埋我姨妈的独生子，我实在于心不忍。
铁锹握在手里，我没再抬头去看队员们一眼，因为，如果我再看他们一眼，便是软弱、犹豫和不坚定，便是对麻三姑和麻老二的背叛，也同样是对这些打算跟随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的羞辱。于是我对表哥说，我昨天曾对你说过，我要保你不死……表哥摇头没让我再往下讲，只是苦笑道，我真怕没见着你就被活埋了，因为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忙说，表哥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给姨妈养老，等她老人家驾鹤归西那一天，也由我顶丧摔盆。表哥摇摇头道，我知道你会给我娘养老，但我留下这口气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乱世之上，你要想没拖没累地干出点大事来，就必须得记住一点。我问记住什么？表哥说，就是你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乱许愿了，不管是对谁，诺言都是“业”呀……
表哥说完这些话，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我把表哥翻了个身，让他趴平，头抬起，下巴支住地面，说了句表哥我送您上路，便用铁锹干净利落地戳断了他的颈椎，让他死得没有一点痛苦。众队员为我鼓掌欢呼，顺手也把另外那名被捆住的队员同样处置了。表哥说得对，诺言就是无法解脱的“业债”，既然我在攻打日本兵营时许下了“诺言”，此刻也就再没有理由阻止他们处死那名一时胆小退缩的队员了。
这时有人从后边抬出来两口不错的棺木，七手八脚地将尸首盛敛起来埋了。他们安排下这个场面，果然是在考验我。看来我没做错，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已经对得起上级领导，对得起党组织，对得起这班弟兄们，也对得起我表哥了。
两个月之后，上级领导调我另有重用，派来了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干部接替我的职务。不想，我手下的队员们为了留住我，居然发动了一场哗变。当然，上级领导从善如流，最终还是同意让我留了下来，但也批评我没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日后必定还有麻烦。上级领导看问题果然一针见血，我带领着这班弟兄们战斗了两年，每年都将辛店据点吃上个三五回，别的小据点就更别说了，战斗成果极大，然而，不论我怎样努力，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却没什么进展。不过，最终还是让我想出来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请示上级领导之后，我便连哄带吓唬地逼着这些不愿意离开家乡的队员们向西突破多道封锁线，直接把他们交给了正规部队——我相信，虽然我个人能力有限，但八路军的大熔炉一定能将他们锻炼成真正的革命军人。
我最终也没能实现将麻三姑接回天津养老的诺言，她老人家在1944年被饿死了。九十年代初，我去给麻三姑扫墓时又见到了几位老弟兄，他们还在拿那场婚礼开玉如的玩笑，同时也不无感激地对我说，要不是你小子说话算话，解放后政府必定把我们当土匪全枪毙了……
笑话
我虽然刚满12岁，但已经是第三次跟随大军走草地了。第一次走了5天，第二次走了4天，这是第三次，已经走了21天，我们还在走。方才那阵夹雪的暴雨，打得我睁不开眼睛。老高蹲下身来，把我和乖娃搂在怀里，挡在背风的一面，但是我仍然感觉很冷。这时候，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终于都过去了，太阳却已偏西。再向北望去，我只能望见一片蓝得古怪的天空，还有平坦得会让眼睛忽略掉的草地，以及一丛丛早就被草鞋踩得稀烂的草墩、草墩下阴险的泥淖和泥淖中陷落不见的红军战士。没有大军的影子，我们掉队了。
老高左腿上的枪伤又在流脓流血。我叫乖娃用肩膀抵住老高的腰站稳，然后将他腿上松开的绷带重新扎好，又插进一根手指试了试，感觉不松不紧。再向老高望去，我发现他脸上憋气造成的黑紫色外边又浮起了一层难看的青灰色，双眼紧闭。从早上行军开始，他的眼睛便再没睁开过。这种情况我有经验，作为护理员，三次走草地我照料过许多受伤的战士，像老高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再没有食物和强心剂，他明天，最迟后天必定会死。
乖娃又在喊饿，喊脚疼。他毕竟还太小，10岁的男孩长得却像六七岁，即使作为护理员也太小。于是我让乖娃将马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收好，然后把枪丢在泥淖中。乖娃99lib.却不肯，紧紧抓住枪的背带，好像怕我来抢。其实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抢，我要留下所有的力气去走。如果不能带着他们两个人追上大军，我们都会死，因为，这一片草地已经让我们在泥水中挣扎得太久了，还要再走多少天，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草地总会有个边，我们一定能走出去，只要活着，因为，草地后边还有日本侵略军在等着我们去打。
我伸手向腰间摸了摸，摸到那个皮制的烟荷包还在，我便放心了。我清楚地记得那里边还有一百多粒青稞麦，另外在一小块锡纸里还包着三粒绿豆大小的黑盐。这是我，不，这是我们三个人最后的食物，10天前我们的粮食袋便空了，到了昨天，老高的皮带、皮枪套和皮鞋也吃完了。今天早上我让老高摸过烟荷包里边的东西，他笑得很好看，闭着眼。于是我让乖娃在前边探路，我钻到老高的腋下代替他的左腿。我们走。
天黑之后很久，乖娃的脚踩到了一片结实的硬地，他高兴得大叫起来。我抬头，看到前边燃着一堆堆小小的篝火，星星藏书网点点，一路排出去很远很远。大军正在等我们，我想。
乖娃出去找柴草，这是他每天宿营时的重要工作。他带回来一把半干的草，一根带火的干树枝，还有一小块牛皮，上边保留着两只铁的鞋眼。派乖娃出去总能找到最好的东西，这是少年红军的特权，因为大人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老高将身子歪在地上，头枕着一小卷毛毡。我给他脱掉草鞋，解下绑腿，卷起裤子，松开绷带。在旁边，乖娃已经生起了一小堆火，水也打来了，放在罐头盒里烧。老高的伤口有核桃大小，皮肉发黑，流出来灰黑色的脓和淡红色的血。我用绷带给老高擦干净伤口，又从包中找出那块干净的纱布放进罐头盒中煮，最后，我取出一粒黑盐。隔着那一小堆火，乖娃的眼睛黑亮亮地盯着我手中的盐。我把盐粒放入水中，故意没有看他。
我一个人，两只手，既要用盐水替老高清洗伤口，同时又要小心地用罐头盒在他的腿下接住流下去的水，很是不方便，但是我没有叫乖娃帮忙，把盐水交到他的手上我不放心。老高躺在那里像是睡了，不动也不出声。洗净伤口后我将纱布在盐水中洗干净，便又将罐头盒放回到火上，让乖娃烧。盐水终于烧开了，我喂老高喝下去一半，我喝了一口，剩下的全让乖娃喝掉了。乖娃喝罢故意叹了口气，但是我没动心。那几粒盐可是我们的半条命啊！
煮过绷带之后，我又让乖娃烧水给老高洗脚，他自己也洗。如果不把脚上的黑泥洗干净，明天一步也休想走得动，因为这泥里边有毒，第一次走草地时我们便明白了。看到乖娃干得很熟练，我也就放心了，便去跟那一小块牛皮搏斗，但是我很困，不小心把牛皮烧焦了，不过还能吃，只是老高不肯吃，我就全给了乖娃。不想他吃得太急，皮子卡在了喉咙里，咳了半天才咳出来，再用水煮煮，这才吃到肚子里。
老高的老婆来了，她叫小王，是护理队的队长，脸和屁股上都没有肉，只显出中间怀孕的大肚子。她翻开老高的眼皮看了看，摇摇头，又看了看他的伤口和脚，便向我笑了，面皮上全是褶皱。又一个女护理员走过来，和小王一起给我们唱歌，乖娃也凑过去跟着唱。护理员没有药给伤员，却可以给他们唱歌、跳舞鼓舞士气。我原本是应该和她们一起唱的，但是我不会唱歌，我什么节目都不会，为此没少挨批评。小王她们今天一定是唱过无数次了，所以声音不大，有些沙哑，但很有斗志。乖娃和那个女护理员都是闭着眼睛，边睡边唱，小王的两眼却一直盯在老高身上，老高没有动静。我躺在老高身边，听她们唱，能感觉到身上不再那么累了，心里也有劲。
这时，又有几个掉队的伤员跟了上来，小王赶紧过去照料，临分手她将背上的竹斗笠摘下来塞到我手中，我没要。那是她从江西出发时就带在身边的斗笠，路过遵义，老高不知道从哪弄来一点红漆，给斗笠上漆了一颗红星。全军中只有她这只斗笠上有红星，而且是老高漆的，所以我不能要。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又掉队了。前边的大军走得极慢，远远地望去好像根本没有移动，但还是渐渐地远去了，留下的依旧是蓝得虚假的天空，还有草地和泥淖。这时乖娃已经走不动了，老高也走不动了。我从烟荷包里摸出青稞，给了乖娃5粒，给老高塞到嘴里5粒，放到自己嘴里3粒。乖娃嚼得很香，老高的脸色也好看了些，我却又将青稞吐了出来，放回到烟荷包里。如果我还没有累糊涂，便应当算得清楚，加上我吐出来的3粒，现在烟荷包里还有106粒青稞，两粒盐。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感觉到饿，只是脚疼。
突然，走在前边的乖娃在一只草墩上停了下来，回身向我们摆手。等我们趟过泥水好容易爬上那个草墩，我才看明白，在不远处的泥淖中摆放着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上边压着一双破草鞋。这是个危险的记号，是第一次走草地时便被发明的方法，用来通知后边的队伍，指明那是一个能够陷人的泥淖，因为，帽子下边必定会有一个红军战士。在走草地之前，每一个战士都要准备好几双草鞋，但即使走到光脚的时候，他也必定要在身边留下最后一双新草鞋。如果能够走出草地，他穿上这双鞋立刻就能战斗；如果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就会把这双鞋扔给附近的战士，那名战士穿上他的新草鞋，再将换下的破草鞋放在牺牲者的头上，做成一个指示后人的路标，然后继续走。
我们沿着大军踩出来的脚迹，绕过那片危险的泥淖，往前走。乖娃依旧负责在前边探路，不小心踩到一杆被丢弃的旧枪，把脚扭伤了，于是他咧开嘴大哭，但哭了一阵又不哭了，摘下马枪拄在手中接着走，一瘸一拐。他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娘生下他后立刻就死了，我希望他能够活着走出草地。老高的情况也不好，虽然天气很冷，但他的手心却很热。他在发高烧，眼屎也糊住了双眼。他已经两天没有睁开过眼睛，但他受伤的腿还在走，光着脚，最后一双草鞋挂在腰里，不停地走。
当我再次发现陷人的泥淖，并且在泥淖中看到小王的那只斗笠时，我居然没有停下脚步，为此我挺佩服自己，因为我做到了对护理员的最高要求——一切以伤员的健康为目的。如果我现在把这件事告诉老高，让他知道他的老婆，还有他未出生的儿子一起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即使不会立刻死掉，也会失去那双仍在不断迈动的双腿。
我注意到小王的斗笠上放着一双小巧的新草鞋。这一定是近旁的战士穿不下她的鞋，便将这双新鞋放回到斗笠上。我很喜欢小王的这双草鞋，鞋上结着一对粉红色的绒球。我希望后边的大队红军中有女兵能穿得下这双鞋，他们与我们相隔两天的路程。于是我接着走，没有回头。
宿营的时候，我们没能追上大军，只有我们3个人。天不很黑，却是深深的蓝，有星星，没有月亮。当我扛着老高的胳膊走到硬地的时候，乖娃已经找来了不多的一小堆柴草，正在将子弹塞入枪口中拔下弹头，接着他又用火镰打着火药，引燃柴草，点起篝火，然后烧水。他干这一切都很熟练，如果不是力气太小，他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护理员。我检查了乖娃的伤腿，发现肿得很厉害。他倒是满不在乎，许是不知道明天他可能会疼得走不了路。接下来我们照例是洗伤口、洗脚、洗绷带、喝盐水，这是护理员每天必须要做好的工作，马虎不得。
我又拿出青稞来，老马不吃，我便多给了乖娃一粒。现在我的烟荷包里还剩下整整100粒青稞和一粒黑盐。乖娃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将青稞放在罐头盒里炒，弄得满世界都是麦香，炒好后便一粒一粒地放在口中嚼得咯咯响，然后又烧水。吃饱喝足之后，他开始给老高唱歌。我想他一定是腿疼得站不住了，便倚在我身边唱，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万一，我是说万一明天必须得由我来给老高表演节目，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我天生不会唱歌。离开江西之后，别的同志都是一路唱歌走过来的，只有我一首歌也不会唱。小王告诉我，我们既然没有药给战士，我们就必须用唱歌和表演来减轻战士们的痛苦。但是我仍然学不会，便拼命地干活，不休息，希望多做些工作，好给其他护理员腾出时间表演。只是，一路上伤员越来越多，护理员却越来越少，每个人自1
马尔林斯基咖啡馆坐落在天津英租界伦敦道西头，是座三层的新殖民地式建筑，下边是店堂，上边有客房。在东西方世界最隐密的深处，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却享有极大的名声，因为，它正是了不起的远东情报俱乐部所在地。
姚千里是沿着伦敦道步行过来的，由东向西。街道两边的墙壁上，还可以随处见到刚刚退去的洪水的痕迹，地面却早已干燥起来，给他半旧的皮鞋沾了些秋天的尘土。偶一转目，他望见一对日本母女走进街边花园，身上穿着雅致的和服，女孩子大约只有三岁，玩偶似的。望着这母女宛若画中人物一般，很难让人联想到外边正驻扎着十几万如狼似虎的日本兵，随时都可能冲进租界来。
咖啡馆的经理，前白俄军官别斯土舍夫给了姚千里一个大熊般的拥抱，两只手敲鼓似地锤打他的后背，口中却道：“姚爷，我尊贵的朋友，您也太不够意思啦，有日子没来瞧我。”他是情报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秘书，在本地居住了20年，土语讲得像土著。
姚千里好不容易抽出身来，抱拳拱手重新见礼，道：“不提也罢！一言难尽哪。”自从他三个月前犯下了大错，或者说自从他犯下了那桩滔天大罪，他便再没有登过俱乐部的门。四百多名八路军干部是因为他才牺牲的，而他自己却还活得好好的，所以，这件事对于他，绝不是用“耻辱”两个字便能描绘得清楚的，它应该有更深刻的意义。
他取出厚厚一叠联银券，放在桌上道：“这是到年底的会费，我下个礼拜一重新回到俱乐部。”
别斯土舍夫将两只肥手紧紧地夹在腋下，叹了口气：“您这是何苦？自从情报市场开张，卖了住宅交会费的，您大概是头一位。”姚千里道：“你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代表谁，所以应该明白，钱对于我没有意义。”前白俄军官两眼湿润起来，道：“但是钱对您的女儿有意义，没有家，您就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姚千里没有回应这个话题，因为他确实无言以对。别斯土舍夫接着道：“人的面子可不能拿来当饭吃，还是算了吧。以您的善良和好名声，根本不用开口，只要使个眼色，便会有那受过您恩惠的同行前来帮忙，甚至犹太人都会替您大开吝囊，更何况那些您救过他们性命的各国间谍？”
姚千里知道自己无法对他讲明内心的一切。别斯土舍夫又道：“或者，您也可以像别人那样，把这笔钱拿出一半来，了结那桩出错的生意，您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就自动恢复了。”见他只是摇头，别斯土舍夫锲而不舍：“如果您难为情，我可以替您出面了结这件事，也省得您到了那天受辱。”
姚千里静静地望着这个性情忧郁的俄国人，深知他是一番好意，然而，他自己却不能逃避，也无可逃避。那个污辱性的仪式，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情报俱乐部的规矩——这是一个促狭的法国人在20年前想出来的馊主意，时至今日，只有一个间谍真正接受过这种处罚，而到了那天，他姚千里将会是第二个。
2
1939年的夏天来得很早，6月的天气已然热得让人们换上了夏装。11日，在河北省深县发生了一桩惨案，国民党张荫梧部偷袭了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干部战士四百多人。
其实，早在5月底，姚千里就得到了一份相关情报，是他用日军尚未公布的《战时外币管理细则》从一个意大利人手中换来的。那家伙给德国军火商与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牵线，顺便也拿德国人的消息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在俱乐部里卖几个小钱，作为他逛白扇子俄国妓馆的买花之资。意大利人说，张荫梧的军队在6月上旬将由驻地向东移动，到德石线东边一个叫青兰的四等小站上，接一批伪装成筑路机械的德国军火。
张荫梧是臭名昭著的“摩擦”专家，他的军队从不与日军照面，却专门与八路军打摩擦战，所以，八路军总部早便有指示下来，让姚千里留意有关他的情报。但意大利人给他的并不算是什么重要情报，国共合作期间，八路军也不可能去抢劫这批军火，所以，他也就没太上心，只是按常规让交通员送出去便了。
事后回想起来，姚千里发现，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像往日那般多疑，一来是因为意大利人只是个业余间谍，所卖的情报虽然不太重要，但他还没学会往里边掺水分；二来是因为他当时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如果得出正确的结论，必将对抗战进程起到巨大的影响，这也就很自然地分了他的心。
所以，等到6月8日上级要求他紧急证实张荫梧的动向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因为，作为一名“职业间谍”，他没有资格轻信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在未加证实的情况下，将情报草率上报，以至于混淆上级的视听。
3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中了对手的圈套。
那天他赶到俱乐部的时候，正值囊中羞涩。冀东根据地急需的一批盘尼西林，花去了他最后的一笔家财。
侍者引他到常坐的位置，一路上，多数重要的间谍都特地起身与他打招呼。他很满意自己在这里得到的尊重——那不是来源于财产或者所代表的势力，而是来源于他的品格与自尊自爱。
他发现今天的客人非常多，脸上都带着激动的神色，想必是德国人即将进攻波兰的传闻让间谍们发现了商机。他点手叫一个专门在各桌之间贩卖小道消息的“油子”，那家伙一步懒似一步地蹭过来，坐到他对面，正眼也不朝他看。
他道：“替我在各桌传个话，我想听石德线上的消息。”他摸出一张两元的纸币，用咖啡杯压住。等一会儿给这家伙付过小费，他便没有钱给咖啡买单了。
不想，那家伙却撇了撇嘴，径自去了。近几个月来，因为他的数十万家财已然消耗殆尽，这些往日趋奉在他身边蹭小钱儿的家伙们便迅速地将他抛弃了。
那天，最先坐到他对面的，居然是日本参谋总部在本地的间谍头子宫口贤二。“姚君，”日本人鞠躬，姚千里也起身还礼。
有件事情让他想起来很可笑。自从他毁家纾难，把家财全部支援了八路军之后，俱乐部里只有日本人不嫌弃他穷。那是因为日本人自己也穷，这位宫口贤二是本地“狗不理”肉包子的狂热爱好者，但每个月里，他也只能偷偷地换上中式长衫，挤在三轮车夫和小店员中间去解一回馋。
日本人轻声细语：“您想好了么？还是把东西给我吧。”他还在纠缠一件旧事，但显然不是此刻的目的。日本人说话办事转弯抹角，已然成为他们的民族性格。
姚千里半合着眼道：“别再费那没用的心思啦。”
日本人有耐心：“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再说，我们肯出个好价钱。”
他道：“把你们参谋总部的《对华计划书》给我。”
日本人笑了：“那东西我见不着，还是换点别的吧。”日本人也像今天的姚千里一样，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现钱。
他不想再与宫口贤二纠缠那件事，便转头向另一桌望去。那里有几个英国人和德国人正可疑地将脑袋顶在一处密谈，样子仿佛斗蟋蟀。不想他的举动却让侍者误会了，端着托盘过来收取他们成交的中人费，被宫口贤二挡了回去。
他不是不想和日本人交易，但与他们做交易非常的不容易。日本人“爱小”，总想用最少的情报，换取最大的收益。所以，他得让这老家伙的热情凉一凉。
不想，宫口贤二却突然做出一件叫姚千里大吃一惊的事。他让侍者给他们送来了一只俄国茶炊，还有砂糖、奶油、果酱和烤得焦脆的面包片。
“请用。”宫口贤二向他举举茶杯。“不客气。”姚千里也举了举茶杯。他深信，这老家伙的身上必定正在流血。日本人的钱，都是穿在肋条骨上的，即使是对他们自己发行的联银券也是如此。不过，奶油融化在红茶里确实很香。
宫口贤二接着劝说，语气像是劝人入教：“我知道您今天想要什么。我对国民党也没有好感，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共同的对手啦。”姚千里一摇头：“我们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日本老人笑了：“等您到了我这个年纪，便不会这样思考。合作伙伴往往比敌人更可怕，这世上能真正毁掉您的，只有您的朋友。”姚千里道：“但我们之间不会有这种机会。”老人又笑：“所以我们只有生意。您把那个东西给我，华北地区所有的日本间谍，全都会谦恭地听候您的调遣。”姚千里也笑道：“可惜，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手里也没有。”日本人继续劝说：“任何情报都有个时间效应，过期可就没有价值了。我们在你们的正规军，或是游击队手中缴获那个东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姚千里大笑：“不会很快的，等到你们被赶回日本的时候，我会把那东西寄给你。”
宫口贤二突然把词锋一转，问：“您喜欢打赌么？你们中国人的赌性很大的。”姚千里很好奇：“赌什么？”老人道：“赌三个月之内，我必能得手。”
“这是个笑话，你们没有机会。”姚千里口中应对，心下却在暗喜。这个老家伙无意间泄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三个月之内，日军必将对抗日根据地有所行动。
一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过一次名为《论持久战》的讲演，此后这个讲演稿被印发给各个抗日部队。到了今天宫口贤二仍然在紧追这本书，说明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也没能得手。今天他又说三个月之内必有结果，那结果会在哪？因为只有抗日武装的手中会有这部书，所以，他们必定正在酝酿大的军事行动。
这样以来，与姚千里正在加紧研究的那个题目也恰好吻合了——今年日军如果进攻根据地，他们将使用哪种战术。
“好吧，就这么定了。”他对根据地的同志们很有信心。宫口贤二问：“您说，把赌注定在一千元，可以吗？”
一千元可以在租界买一间不带厨房的小公寓，吝啬的日本人今天要发疯。但姚千里却不能示弱，况且他坚信对手不会得逞。于是，两个人写过字据，并请个英国间谍当中间人，也都签字画押了。这时，宫口贤二才慢吞吞地从和服宽大的袖筒里摸出两本书来，放在姚千里的眼前，一本是粗糙的连史纸印刷，黄封皮上印着《论持久战》，另一本上边是日文，印刷精良，是《论持久战》的翻译本。
姚千里立刻感到羞愤难当。这一千元钱，即使放在废弃银元改用法币之前，也只能算是他的零用，然而，放在今天，对他便是个天大的窟窿。便何况，他是输在俱乐部里两大对手之一的日本人手上。
日本间谍面上依然谦和，道：“说是赌资毕竟不雅，还是算购买情报的费用吧。”姚千里一时无地自容。宫口贤二又道：“交易总得有内容，我送给你一条情报，算是投桃报李。我听说，张荫梧的军队过几天会有动作，目标可能是深县。”
这个老家伙曾无数次试图通过他利用假情报来愚弄八路军，但都被他成功地挫败了。这次他同样不会给宫口贤二任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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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拨坐到姚千里对面的，是个白俄，自称是红色苏联的间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情报贩子。
这就是情报俱乐部最奇特的地方，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犹太人或者苏联人，那些最重要的，代表着国家或党派的间谍，几乎都是半公开的身份。做这行生意，想瞒住其他人也不容易，人们可以轻易地从你所购买的情报上来判断出你的真实身份。俱乐部里除了这些少数的重要人物，剩下的是大批不领政府薪水，靠买卖情报为生，自行开业的职业间谍。
姚千里是共产党的代表，同行中每个人都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所以，白俄一开口便道：“请替我问候组织上的同志们。我昨天刚得到一条重要消息，打算送给您，可您昨天没来。”姚千里道：“请讲。”白俄却先给自己倒了杯茶，又往面包片上抹果酱，等到食物塞进嘴里，这才道：“昨天没找到您，结果却被几个朋友约去打牌，不想，手气那叫差，输了我一千多块钱，弄得我今天连早饭也没得吃。”食物终于咽了下去，他又道：“我听说，日本人要从德州调军队去打饶阳。”
饶阳离宫口贤二说的深县不远，都在石家庄、保定和德州这个三角区内，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区域。
他问：“具体怎么动作？”白俄道：“听说，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消息，正往这边调动，可能有大战。”姚千里摇头道：“是吗？”白俄晃着俄国大胖脸笑道：“我就知道你不信我。可我要是告诉你另一条消息，你就知道苏联同志的真诚了。”
姚千里对他并不是不信，而是不全信。这家伙在俱乐部里有些名声，时常能弄来些出奇准确的情报，但是，他担心这家伙被人收买，前来向他传递假情报。每个间谍都清楚，有的时候，假情报比真情报的作用更大，但对买主来讲，那却是最坏的作用。
白俄神秘地四下扫了两眼，方道：“昨天的牌友里边有一个人，你一定感兴趣，他的名字叫周小轩。”姚千里问：“他说些什么？”白俄道：“他没说什么，但我却没有空手而归，带回来两份有关根据地的重要文件。国民党要对你们下毒手啦。”
这是个必须要引起重视的消息，同时也佐证了八路军领导的担心与宫口贤二方才的暗示。
周小轩是姚千里的亲表弟，也是国民党军统局驻天津站的特派员，少将军衔，国民党在华北地区搜集到的所有重要情报，都要经过他的手，才会送往重庆。于是，他便对白俄有了兴趣，问：“什么价钱？”白俄连连摆手：“都是革命同志，谈钱损伤革命友谊。不过，我近日确是为难，实在不成，您就替我把昨天的赌债给填上。”
“多少？”“不多，才一千块。”“不值那么多。”“要不九百块？反正都是革命同志，我本来也是打算送给您的。”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250元法币，外加日本关东军正往满洲国与苏联接壤的哈勒欣河增兵的情报——上个月的月初，苏联军队刚刚在哈勒欣河与日军发生过严重的军事冲突。
姚千里要求先行收货，等情报证实了再付款。白俄耍了半天活宝，吃净了果酱和奶油，这才勉强答应，给他留下了两份文件。这是两份国民党的正式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手令的复本，命令所有沦陷区的部队，尽一切力量切断八路军的供给线，并寻找时机，突袭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所在地；第二份文件是张地图，在冀东、冀中几个抗日根据地上，都用红笔做了重点标示。从地理位置上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根据地八路军的各个机关所在地。他之所以不能有准确的结论，这是因为他自己也并不清楚八路军的机关在什么地方，况且，以他现在的工作和处境，如果知道了那些，反而更危险。
地图上标示冀中的重点，是从安国县一路向西的曲阳和阜平，并没有宫口贤二所说的深县。
对如此重要的情报，万万轻忽不得，必需要经过其它渠道的情报加以佐证，方能最终得出结论并汇报给上级。而促使他不得不草率行事的，是第三拨出现在他桌边的人，他的表弟周小轩。
周小轩的口气亲热：“表哥，小蓉最近好吗？”小蓉是姚千里的女儿，只有13岁。
“她挺好的。”即使国共决裂，姚千里也不能拒绝周小轩坐到他的桌边，因为这一行毕竟是有行规的，况且，他们也偶尔做些交易，交换有关日军的情报。
“表哥，俄国人卖给您的东西，我加倍买回来好吗？”周小轩依旧亲热。姚千里一摇头。周小轩接着道：“那个俄国佬从我的皮包里偷了东西，有违行规，所以您不能用。”姚千里道：“但我是真金白银买的，没有道理不用。”他很替那个白俄担心，情报俱乐部的规矩是只许买卖，不得窃取，一旦违规，也就等于失去了行业内部的人身保障。
周小轩道：“咱们不论国事，只说亲情。如果被上峰得知我丢失了文件，哪怕是像他卖给你的那种作废的文件，我都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在这件事上，表哥您一定得帮我。”
谈判的结果自然不愉快，周小轩最后只能威胁：“如果您不肯帮忙，我只好自己动手。”言罢他便出门去了，在门边留下四五个运动员般粗壮的汉子。
在已经成为孤岛的租界中，只有两股势力最为猖狂——日本间谍与国民党特务，租界当局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姚千里深知他此刻的危险。
不过，他最终还是机智地将情报送了出去，为此他悔恨不已。
二楼的卫生间里，有一个他与组织约定的秘密“保险箱”，在一只被掏空了的灭火器里。他相信，这座小楼虽然不大，但类似的供各路间谍使用的隐秘“保险箱”，没有一百也得有八十。他在马桶上把蒋介石短短的手令抄下来，并附上地图所标示的几处地名，便藏在了“保险箱”里，并在约定处留下记号。等他走后，组织上派到俱乐部里的交通员一定会将这份情报送出去。虽然他并不知晓交通员是谁，但此人办事很可靠，这是经过多次行动检验过的。
果然，周小轩的威胁一丝不假。姚千里走出马尔林斯基咖啡馆没多远，便被劫上一辆汽车，两份文件也给搜了去。不过，周小轩很客气，特地用车将他送回到家门口，分手时道了句：“国共合作期间，我们大家可都要真诚相待啊！”
姚千里当时认定，国民党特务如此气急败坏，只能说明一件事——那两份文件不假。而另一件事的发生，便越发地证实了他的这个想法，所以他很安心。
在第二天早报的角落里，刊登出一条小消息：《白俄争风，殃及性命》。文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很明白，卖给姚千里文件的白俄被周小轩雇用的另一名白俄杀死在妓院中。
事后证明，周小轩之所以用这些大费周章的手段，甚至先用意大利人铺垫，过后又不惜对那个白俄先雇后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姚千里的注意力从深县和张荫梧身上引开。而宫口贤二肯把真实情报故意透露给他，也绝不是什么善心，因为，日本人做梦都想共产党与国民党早日决裂。如果八路军伏击了张荫梧前来偷袭的部队，他必定会喜出望外，甚至不惜破费，到“狗不理”包子铺去犒劳自己一顿。
这就是间谍的生活。不论你多么善良，多么机智，在俱乐部中多么地受人尊重，都不能阻止其他人来欺骗你，因为，设局欺骗和传播假情报是这个行业中的日常生活，是游戏规则范围内的“智力”活动，策划者会得到同行的赞叹，即使是受骗者也必须得表现出恰当的绅士风度，因为他自己日后也要骗人的。欺骗在这里不会损伤间谍的道.99lib.德。
能给间谍造成道德损伤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买了情报赖账不还。姚千里这次被骗欠下了一千多元的债，让他根本无力偿还，而宫口贤二又一口咬定不要情报交换，只收现钱。
虽然他的人格深受各国间谍的尊敬，同时他又是受人尊重的共产党的代表，但那也不能允许他破坏规则。无法如期还账，他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便会被自动取消，再也不能进入圈内交易了。
日本人和国民党花了10年的时间，用尽无数花样也没能把他排挤出俱乐部，这一次他们勾结在一处，终于让他落入了圈套，而且是高明的一石二鸟。
5
一周之后，坏消息传了过来，张荫梧的军队偷袭八路军在深县的机关，惨杀干部战士四百多人，造成了抗战史上著名的“深县惨案”。
于是，姚千里想到了死。
最先赶来安慰他的，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一位南开大学外文系的老教授，因为身体的原因，他没有随校南迁。
老教授引经据典，“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对间谍的论述大为可观。他认为，将对手引导向错误与错觉，是间谍最重要的工作。……然而，不论是欺骗还是被骗，其作用与结果都是相对的。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
“但我们的抗日力量有限，没有足够的资本让我犯错误，更没有理由用战士的生命为我的错误买单。”姚千里无法原谅自己。
教授道：“组织上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让我向你传达的意见是：你在敌后工作十几年，只犯下这一次错误，不足以抹煞你的功绩。”姚千里道：“组织上的宽宏大量并不能让我释怀。那些年轻的干部不应该牺牲，该死的应该是我。”教授道：“组织上给了你新的命令：命令你将那项研究工作尽快完成，特别是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地点与战术，必须要有详尽准确的分析。”姚千里道：“请组织上放心，工作未完成之前，我不会去死。”
老教授正色道：“你最好不要做傻事。上级给了我明确的指示，如果你胆敢故意伤害自己，甚至自杀，你将被开除党籍。”
姚千里不禁长叹。党组织对他的性情和品质的了解深入骨髓，也深知他的弱点所在，他们知道他此刻所想的，必定是要用他的生命来告慰在深县牺牲的干部战士。于是他道：“犯错误的人，不是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有些错误，即使上帝出面来宽恕你，也无法减轻你的罪恶。”
第二个来劝慰他的，是当年引导他进入间谍世界的老师，情报俱乐部创办人，也是现在的情报委员会主席，英国新教牧师艾伦·吉格斯。
老吉格斯四下瞧了瞧他小小的公寓，道：“作一个共产党人很辛苦啊！不过，你们的理想主义却着实让人敬重。”
姚千里道：“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老吉格斯是他在间谍世界里唯一的朋友，值得他讲一点真话。
老吉格斯道：“我担心的不是你后悔，而是担心你身上中国文人的那种偏执性情。”姚千里道：“性情是无法改变的。”老吉格斯大为不满：“我不喜欢你的这种性情。不肯变通是缺陷，可不是什么优点。”姚千里道：“能变通的只有利益，与品格和尊严无关。”
“以我在中国几十年的阅历，我发现你们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人重实利，擅权变，手段灵活，头脑中没有任何偏执自守的想法，这种人在生活中往往能够取得成功。另一种人，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执着于一个不切实际的观念，不管它是道德的，还是理想的，它给你带来的只会是伤害。我不喜欢你这样。”老吉格斯难得生气。
“您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汉文化传统下，其实只有一种人，就是道德的人。之所以被您误认为是两种，那是因为有些人信奉的是坏道德，而我的道德是传统的精髓。”姚千里希望老师能理解他日后的行为，不会因此而伤心，反而能够替他感到骄傲。
老吉格斯一时语塞。姚千里又道：“对于中国人来讲，自觉的死并不是肉体泯灭这么简单，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老吉格斯问：“象征什么？”姚千里笑道：“很多，根据特定条件不同，它的意义也不同。”
“比如？”“比如贞节、义、爱情，还有尊严。”
老吉格斯无奈之下，又换了个角度：“其实你知道的，你一向都是我最看重的后辈。我已经老了，很快就要回国，我原本打算让你接替我的位子，光大我创办的这项事业。这对你们的事业也大有益处。”
姚千里很受感动，道：“希望您能像关照我一样，关照我的继任者。”
“但自杀是一种罪恶呀！，基督绝不会原谅你。”吉格斯牧师终于承认了自己劝说的失败。
6
姚千里的那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从1937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便开始了。他从多年的情报工作中早便认识到，日本人对共产党的仇视与惧怕，远甚于国民党，因为，威胁、利诱等一切在国民党身上大见成效的手段，在共产党身上毫无作用。共产党人对私利的痛恨使日本人认定，只有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与共产党之间的难题，所以，抗日根据地必将面临严峻的军事考验。
日本人进攻根据地的时间，他能通过情报来掌握，但日本人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却很难从俱乐部中得到，因为，如此重要的军事计划，不可能会泄露出来。这就要求他必须得自行分析研究。
战术问题表面上看是军事科学，但姚千里认为，一个国家的军队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应该能够从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答案。也正因为有了这个观念，他在大学的历史专业出身和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使他有信心能够挖掘到日本军人内心的最深处。
1938年春天，他完成了第一份研究报告——《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和德川加康》，副标题是《幕府交替时期对反抗武士的清除工作》。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扫荡”这个词。这份研究报告据说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并印发给各级领导干部。
此后不久，他又完成了另一个专题研究——《岛国山地战与中国山地战的异同》。这是以日本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的专著《山地战》和中国传统兵书为基础完成的。
1938年9月至11月间，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举围攻，被八路军彻底粉碎。此后不久，中央领导特地传令嘉奖姚千里为此所做的研究工作。
据国民党在台湾解密的历史文件分析，1939年2月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的《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便是针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像姚千里这样的情报人员的活动所制定的反共方案。
如今，1939年的秋天很快就要到了，山路干燥，粮食收获。姚千里认定，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仍然会是从9月开始——那是个死心眼儿的民族。
7
1939年9月下旬，共产党人姚千里要用自杀来洗血耻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租界，小报记者们极尽渲染之能事，将事情的前因后果编造出几十个大不相同的故事，惹来无数市民同情的热泪。
至于说他要在自杀之前，先去接受情报俱乐部那个因违规而带来的污辱性惩罚这件事，外人并不知晓，但是，它却搅动起了各国间谍们微弱的同情心。
在这个只讲行规，不论道德的行业里，他的行为让他们一时间心乱如麻。
姚千里那天上午出现得比较晚，依旧是步行沿着伦敦道由东向西，偶一转目，又望见那对穿和服的日本母女从花园中走出来，依旧是画一般的景象。
离家之前，他把最后一份研究报告给了交通员，连同他的手表。
交通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大约也听说了他要自杀的消息，临别时，跪下来给他磕了几个响头。
如果说姚千里此刻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他没有机会与革命同志话别。不论是他的上级领导，还是他自己发展的那批秘密工作者，此时如果来与他相会，便等于是自动暴露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威胁之下。他已经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如果再伤害到其他同志，他的罪孽便更大了。
同时，他也深切地了解他的上级和同志们，他们像他一样视牺牲于无物，所以，他们必定会来劝阻他，或是前来为他壮行。于是，昨天晚上他给上级写了一封短信，今天他们就应该能够看到了。他在信中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更大的勇气背负着耻辱继续战斗，因为，只有英雄才能做到那样的壮举，而我只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懦弱之人。……愿我们的事业成功于理想，愿我们的理想与事业交汇于纯净的道德之中，我会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从尊严走向荣耀。”
他最后不得不欺骗组织，声称他将在一周后的9月25日自杀。他在信中道：“我那微不足道的生命虽然不能唤醒任何人，但我可以用我的鲜血为反扫荡的八路军战士祭旗。”
当他走进马尔林斯基咖啡馆的时候，大厅里已经挤得满坑满谷，仍然留在本地的俱乐部会员几乎全部到齐了，有许多人没有座位，便一团团地挤在一处，两眼望着大门，等候他出现。今天每个人都穿着素服，有些间谍甚至带来了送葬的花束。他们不理解他的行为，但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人在维护自己的名声。
靠近吧台的空地上摆着一把扶手椅。别斯土舍夫当先上前给了姚千里一个有力的拥抱，然后将他引到椅子上坐下。
就在这个时候，老吉格斯出现了，穿着牧师的黑袍，戴着硬领，颈上垂下雪白的丝巾。
“当我们的祖先被从天国放逐的时候，只是一男一女，赤裸着身体，手心里攥着一把苹果的种子。”吉格斯牧师走到吧台里边，转身面对众间谍，仿佛在教堂中面对教众。“今天，我们的一个兄弟也即将被放逐，手中紧握着他的尊严。我们并不理解这种使人自杀的尊严是哪种内涵，我们甚至从基督的经典中也无法找到理由为他祈祷，但是，作为同样的被放逐者的子孙，我们能够感觉到切肤之痛，感觉到亚里斯多德所宣称的美感，那就是崇高……”
众人肃然无声，两眼望着坐在椅子上的姚千里，耳间听着老吉格斯的布道。
“基督要求我们爱惜耶和华为我们创造的身体，爱惜我们有限的生命，于是，我们便误以为生命是活着的根本，是生活的一切缘由。我们错了，大错了。今天，从我们的兄弟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从未思索过的问题——舍弃生命的理由。这种对主的律条的公然背叛，却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心痛不已。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如此？我们无从解释，所以，我们不得不罪孽深重……”
布道结束后，老吉格斯走下“讲坛”，来到姚千里身边，率先将手放在他的头上。
20年前那个发明这条规则的法国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的，说是中国人身上最尊贵的地方就是头，既然俱乐部开办在中国地面上，这个惩罚的仪式就依了中国人的规矩吧。让每一个间谍都去摸那受惩罚者的头，也可算作是一种批判性的隐喻。
几百名间谍自觉地排起了长队，先是英国人，后边是苏联人、日本人、中国人、德国人……，都先后将手放到他的头上。
于是，这个原本滑稽的玩笑，在一刹那间被改造成宗教仪式般的庄严。
别斯土舍夫两手抚在脸上，嚎啕大哭。为数不多的女士们也纷纷掏出精致的手帕。
日本人在宫口贤二带领下，每个人伸出手之前，都先向姚千里深鞠一躬。但是，没有人会将这个动作理解为敬意，自从日本礼仪的习惯性被人识破之后，它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故意隐藏的表情。
抚摸受辱者的仪式仍在继续，慢慢地，有秩序地，沉重地，人们压抑在内心的情绪被这种缓慢与沉重所激发，终于达到了高潮：
英国间谍们唱起了《他是一个快乐的好汉》，每个人手中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
俄国间谍们唱起了忧伤的《船夫曲》，每个人手中一大杯伏特加；
日本间谍们唱起了怀乡的《拉网小调》，每个人手中一大杯中国二锅头；
……
于是，这个污辱性的仪式又从宗教般的庄严，转化为每个人对个人生命的自省。
此后多年，这个场景被作为一段佳话，广泛传播于东西方世界最隐密的深处。直至冷战结束之前，美国FBI匡第科训练中心的教材中，还一直保留着这段中国人为了荣誉而自杀的故事，被用来教育美国特工。然而，那段教材的主旨却是对姚千里明显的误读，就如同他们误读《雷锋日记》一般。
8
姚千里让交通员送出去的最后一份研究报告，只有两个关键内容：一个是日军进攻晋察冀根据地的时间与方向，另一个是战术。这是他两年来倾尽了无数心力的成果，如今终于完成了，他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死。
他的观点是，日军今年必定会吸取去年将全部力量集中于秋季而失败的教训，所以，今年秋季的扫荡规模不会很大，目的只是探明八路军的主力，并试验新战术。他们将在对秋季扫荡的经验教训总结分析之后，才会倾尽全力于11月开始的冬季大扫荡。而他们此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冬天里，消灭八路军主力，将共产党的势力从晋察冀边区清除出去。
借用宫口贤二的话说：“山西距离北京太近了，以八路军的脚力，三天急行军就能赶到北京城下，所以，我们不能允许你们在那里扎下根来。”
姚千里在报告中对此提供了详细的情报：担任秋季扫荡任务的将是日军驻太原的第36和108师团的一部分，还有独立混成第9旅团，他们将分成9路对根据地发动进攻。对于他们的战斗序列，姚千里在报告中附有详细指示图。根据日本人以往的习惯和军队调动的进程判断，他认为，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将在9月20日至25日之间。
这将是一次短促的进攻。姚千里在报告中反复强调。
日军今年的重点是冬季大扫荡，届时，驻蒙疆的著名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将率所部第2独立混成旅团和骑兵集团从北面对根据地进行偷袭，而太原方面也将把增援的第20师团和第4混成旅团调来参战。
此次大战，日军将分成十三路进击，而且必定会采用他们的最新战术——拉网式扫荡。
姚千里知道自己的这个推测太过大胆，而且他关于“拉网式”战术的两个主要论证也由于文化味过浓，而难以轻易说服别人。其一，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他们的生产方式，而日本的渔业文化远远先进于农业文化。第二个论据是，刚刚接替寺内寿一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多田俊中将出生于北海道的扎幌，家中世代都是渔船主，而他的参谋长笠原幸雄少将，父辈则是四国的渔民。
也正是因为心中的这份不安稳，当姚千里听到日本人唱起《拉网小调》时，他不禁感慨良多。
关于姚千里研究报告的准确性，抗战胜利后缴获的日军档案给予了有力的证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关于“拉网式战术”的研究报告，只比姚千里的研究成果早一个月完成。
9
他们是步行而去的。
大队穿着丧服的间谍，簇拥着前去赴死的姚千里，走出英租界，穿过法租界，沿着德大夫路，来到了与日租界接壤的秋山街路口。
隔着秋山街，法租界这边只摆了一架可以移动的木栅栏，两名安南巡捕腰上挂着漆成黑白两种颜色的木制警棍，正蹲在阴凉处吸烟。而日租界那边，则用沙包垒起了两座坚固的掩体，一个班的日本兵在掩体后面狐疑地望着这支神色忧郁的队伍，刺刀闪亮，子弹上膛。
姚千里已经一年多没有离开过英法租界了，日军的宪兵队、警察局和各大特务机关中到处张贴着他的照片，对他悬赏的价格比老吉格斯还高——活捉赏6000元联银券，杀死一分不给。
他在木栅栏前停住脚步，送行的队伍停在他身后。正午的阳光白亮亮的，连布满尘土的树叶也反射出光来。
他转身拱手与众人道别，跟在后面的几百名间谍也依着各自民族的习惯行礼，乱糟糟的场面居然有了几分喜剧色彩。
他指挥众人向右靠墙站好，这才转过身来，向左走了几步，面对掩体中的日本兵，从怀中取出一颗手榴弹。
对面掩体里，七八只威力巨大的“三八大盖”步枪指向了他，枪口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眨一眨地，目光阴狠。
众间谍嗡嗡议论，却没有人退缩，依然靠墙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姚千里走出法租界。
一辆汽车飞也似地驰来，吱地一声停下，将木栅栏撞翻在地。车上跳下三个男人，其中之一便是那位精通外文的老教授。
“姚先生且慢，组织上来人啦。”老教授大叫。
姚千里站在秋山街中央，手中紧握着手榴弹，转过身来，对来人道：“你们不应该来。”
到了此刻才他认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他的同志们，没有透彻地了解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没有了解他们的友谊——那位从司机座位上跳下来，手中挥舞着手枪，正抢步上前来解救他的中年人，正是党组织在本地的最高领导。
同时他也痛苦地发觉，他自己仍然是个俗人，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者，没有参破“名闻利养”这人生的两大关口。他虽然毁家纾难，破除了“利养”的滞障，但“名闻”这一关却始终跟随着他。
他把自己微不足道的死弄得这般复杂、热闹，便是对身后个人名誉的追逐，而非摆脱。于是，他发现自己仍然不觉悟，很愚昧。
枪响了。在他举起“手榴弹”的一刹那，七八只三八大盖步枪同时响起，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向后跃起，跌落在人行道上。组织上的同志与众间谍一拥而上，抢回了他的身体。
姚千里的遗体被老吉格斯安葬在英国侨民公墓中。这块墓地上现在已经建起了写字楼，不再有任何去世者的痕迹。
作为一名秘密工作者，他隐姓埋名，直至今日。只有那只“手榴弹”——一只被染上墨汁的大号蒜锤，如今存放在一个偏远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展览馆中，与乡村民兵使用的裹着红布的笤帚疙瘩一起，被误认为是抗日英雄智勇双全的见证。
附注：1939年9月25日，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开始秋季大扫荡，八路军120师经过6天5夜激战，歼敌二千余人。11月，两万多日军分十三路，开始冬季大扫荡，被八路军歼灭四千余人。日军著名的山地战专家，蒙疆国驻屯军司令，第2独立混成旅团长，被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在这次战役中被八路军击毙。
一九二二年的插曲
1
乔春霖的两只手揣在长袍的衣袋中，小心地在街上走着。天津意租界的意大利警察虽说是各租界中最懒的一群人，但对衣饰朴素的中国人，他们仍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所以他得小心，尽管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且也没有做坏事的打算。
走过圣心医院，乔春霖与站在街角的巡警对视一眼，那人大大的蓝眼睛中似是空洞无物。也许自己的目光比那人还要苍白，因为，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乔春霖心中暗想，快步转入五号路。这一带他并不陌生，前不久，就在他爹被人用斧头斩死之前，还带他到前面不远的回力球场来玩。他今天要去的地方在圆圈路，也就是回力球场所在在马可波罗广场。
按照传统的说法，他今年十八周岁零六个月，还有半年他就要从东马路上的甲种商业学校毕业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爹死了。
十天前，爹在估衣街谦祥益绸缎庄的大门前，被人当众斩了三斧头，回家捱了三天便死去了。爹死后，家中的生活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他不得不退学谋生。
今天是爹死后的“头七”。
在乔春霖的手中紧紧握着一只珐琅的徽章，上面系着一条细细的金练子。这种东西乔春霖见过，那些官员、富豪们将它系在马褂儿或西装钮扣上。
爹垂死之际，将这个徽章和一张小小的纸片放到乔春霖的手上。“我实在不想你参与这件事。”爹的表情很痛苦。“但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空口说过白话，这一次算是把事办走稽了。我死之后，如果你愿意，就去这个地方找个人，替爹把事办了。只是……”爹没有把话讲完，便去了。
爹在天津卫是个享名几十年的袍带混混儿。虽然乔春霖在同学面前不大肯承认父亲的这种并不体面的身份。但是，父亲在他自己那一行中却是个极有体面的人物。不知怎么的，从那一刻起，一向对新学，对新民国充满热情的乔春霖突然发现，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责任的内容是什么，他一无所知。这难道很重要么？乔春霖想，无论知道与否，爹的责任就是儿子的责任。这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对面那个洋人比乔春霖至少要矮半头，是个秃顶的小胖子，只脑后有一圈可笑的花白头发。“爷们儿，实话告诉你，你爹答应替我杀个人。”那人讲这话时，脸上竟笑嘻嘻的，只是大拇指高高地从洋服袖口中翘了出来。这是纯粹的天津混混儿挑大拇哥较话把儿的派头儿。
乔春霖一时也弄不清他是英吉利、法兰西或是意大利人，只是他那一口地道得吓人的天津土话，让乔春霖大惑不解，以至于没有听清他在讲什么。
“您说嘛？”乔春霖不自觉间将引以为自豪的官话改成了天津方言。
“我说你爹欠我一条人命。”洋人有他们自己的优点，认真、谨慎，办事一是一，二是二。可他们如果染上了天津混混儿的脾性，那可不得了。乔春霖不由得提高了警惕。“听明白了么？这事你嘛意思？嘛心气儿？总不至于你尿了吧，天津卫的爷们儿？”
难怪出门的时候，娘死命拉住自己，让他脱下学生服，换上爹生前的宝蓝素缎的长袍，外罩琵琶襟的青缎背心。与众不同的是，这长袍比常人短半尺，这是袍带混混儿的标志。还是娘明白事，知道这一趟出门，绝不只是简单地会朋友。爹这一生，在这种高级住宅区里没有朋友。
嘛学生，都过去了。乔春霖定了定神，走到那洋人对面的一张硬背木椅跟前，两手提住长袍后襟，麻利地向后一甩，坐了下来。一边慢条斯理地挽着白仿绸的袖头，露出挑在大拇哥上的青玉班指，一边语调平缓，一字一句地说道：“一听您这口儿，您就是老天津卫。是不是本地的娃娃？”这问的是废话。“不是也无所谓。您了懂得规矩就成。常言道，父债子还。我也没想一屁俩谎地脱扣。反正事有事在，有嘛想法您了先念叨念叨，我也听听嘛意思。”乔春霖暗想，我爹虽去了，你也甭想嘛屎盆子都很我头上扣。
“你爹应承的事，你还想打打价？”
“没那意思。”这洋鬼子真不是东西，他比真正的混混儿还难缠。真混混儿讲外面儿，按理儿说乔春霖方才一番话够上道，对方也应该交代几句面子话。可这会儿他却显出洋鬼子本色来了，认死理！虽然乔春霖还真有心要替他爹了了这心愿，但和一个洋鬼子用混混儿口谈条件，这让他觉得别扭极了。
“那人跟你有仇？”乔春霖问。
“说不上。”
“那又为嘛？”
“这个你眼下没必要知道。”那人想必是个大烟鬼，整个的秃头都笼罩在雪茄烟蓝色的烟雾中。“想好了？”
“杀人的事好说。”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退路了。“您了划下道儿来，我立马拿斧子把他办了。不过，我得先明白明白，我爹跟您是嘛交情？”
说起来事情倒不很复杂，只是这洋鬼子讲起来有些说评书的劲头，不知他打哪学来的。
大约十年前，也就是1912年3月初，天津兵变，估衣街、针市街、宫南宫北这些天津本地的买卖铺户集中的地方，被乱兵抢劫一空。乱兵在夜里撤出了天津，街上到处是丢弃的衣服、布匹，被抢过的店铺中也无人看守。于是，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出来捡洋落儿，很有些人借此发了财的。这天早上，乔春霖的爹到估衣街看望他一个遭劫的朋友，正赶上警察厅长杨以德亲自带队抓捕乘火打劫的乱民，便不由分说给抓了去。杨以德下令就地开刀，一时间北马路、东马路两边的电线杆子上挂满了人头。这位天津口音的洋大人恰好乘着他的大汽车路过东门脸，下来看热闹，一眼发现乔春霖的爹相貌堂堂，不像个窃贼的模样。加上他这几天正专门雇了个说书的给他讲《东周列国志》，平日里很是羡慕孟尝君门客三千的气派，尽管他认为孟尝君不够精明，养的人太多，太过浪费钱财。所以，心中一动，他便指着乔春霖的爹高声道：“住手。这个人是我洋行的职员。”
这件事乔春霖不止一次听父亲讲过，用天津人的话讲，这可说得上是深受大恩。“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难怪我爹肯为您了卖命。”乔春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那么，您老请吩咐吧！不过，不是我害怕，我可没杀过人。”这句话是一定要事先交代的。
那洋人笑了，圆圆的鼻子、圆圆的眼睛笑得挤到了一处。“你也别小瞧了自己，我看你能成。按说，要在天津卫找个杀手，不管是来跑海的江湖人物，或是南边来的革命党，都不难，难的是这些人脸上都挂着招牌，不合我用。”说着，他从牙齿上取下粗大的雪茄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乔春霖的面前。“我还真看中你了。干不干？”
“我早说了，父债子还。没有不干的道理。”真要替这个洋鬼子杀人么？乔春霖心里没底。
“好样的。我听说，你们中国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也不知是真是假。”一转身，那洋人变戏法似地取出沉甸甸的五条红纸卷。“这是五百块现洋，你先拿着去踩道儿，事情干成了，我给你开个买卖。”见乔春霖脸上泛起仇恨与兴奋相交织的红光，他很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得意。“最好跟那家伙交个朋友，等我的通知。但是有一节，没我的消息万不能动手。”
乔春霖只点了点头，嘴上没讲什么。也罢！他现在是他父亲的化身，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事。至于替父报仇的事，他却在心中打了个疑问，因为，父亲去世前曾背着自己对娘讲过几句，娘却未曾跟他再提此事。
“往明白里说，干成这件事，一来你报了杀父之仇，二来是替我做了一桩好买卖，三来也给你自己挣下份产业。这才叫一举三得。”那人用手轻轻拍了拍乔春霖的后背，饱含笑意道。
这叫又套交情又舍利，我爹当年教导过我，遇上这种好得让人不敢相信的事，可千千万万要留个心眼儿。再者说了，没来由的要去替人干杀人放火的勾当，也算不得是什么好事。往好里说，也只能算是个养活老娘的事由。
再有一件事让他费猜疑的：这洋鬼子怎么会讲这么地道的天津土话？
2
五百块现洋裹在一个手巾包里提在乔春霖的手上，一个穿着烤绸洒脚裤，趿着绣花拖鞋，露出白亮细腻的脚后跟的广东小老妈送乔春霖走出大门。
乔春霖虽然年轻，没有处世经验，但对方才发生的事他始终保持着几分警觉。如果说老贝尔让他父亲办事还合情合理的话，但他为什么固执地把这么重大的一件事交到自己手上？没有这个道理。
临近出门的时候，老贝尔将那枚系在金练上的珐琅徽章交还给乔春霖，道：“记住了，我的名子叫贝尔，贝尔·斯坦因。如果有急事，可在每天五点以后，到德国俱乐部找我。有这个徽章，他们会让你进去。”
“原来你是德国人。”
“我是俄国犹太人。”
“你为什么不在犹太俱乐部？”
“他们不欢迎我，我也不喜欢他们。”讲这话时，贝尔脸上显现出的却是几分得意。犹太俱乐部的那群愚货只知道贩卖皮毛，做点小百货，哪里敢想大生意。
九月的天津，天气凉爽舒适。望着又细又高的马可波罗纪念碑，乔春霖终于丢弃了心中不必要的烦恼。也许，自己斤斤计较的不是这件事的可信程度和没来由的危险，计较的是老贝尔的身份，因为他是洋人。在乔春霖的见识所及，还真没有听说过跟洋人讲义气的事情。不过，洋人也是人，他对父亲有恩，父亲欠他的人情自当由我来还。这没什么好犹豫的。更不用说还有父仇在里面。再者说，这个满嘴天津土话的犹太人也不那么讨人厌。掂着手中实实在在的五百块大洋，乔春霖大有人逢知己的感觉。
这不是闹着玩的。五百块大洋，不管它是袁大头，还是西班牙站人，或是墨西哥鹰洋，都可以买到二百五十袋雪白的洋面，一家人几年也吃不了。更何况事成之后，老贝尔说要给我开个买卖，老娘总算有盼头搬出河北庆吉东里的小房子。
乔春霖没有沿着来路往回走，而是向西，奔海河边走去。他想过了东浮桥，找个钱庄，或者干脆就把钱存在官银号里，回家把折子交到娘的手上，自己便可以去杀人了。他奶奶的，怪不得直奉皖粤桂各路军阀整日打打杀杀，他们的好处不定有多大了？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只这不到半天的功夫，乔春霖便发现自己仿佛变了一个人，再不是满脑子空想的毛头小伙子了。
街道上静悄悄的，除了偶尔跑过的汽车和胶皮，即使间或有几个行人，不是衣冠华丽的先生太太，便是周身整洁麻利的仆人。意租界中没有茶园和妓院，街道两旁不允许有式样相同的建筑，这在开工之初便受到租界当局严格的规定。所以，这一带是天津最适宜居住的地段。当然，其中居民还是以中国人居多，都是中国最有名，最有钱的人物。
乔春霖走过梁启超在天津的宅邸，见门前一位长袍马褂的老者与一位手推脚踏车的时髦女学生正在话别。这位老先生的大名，乔春霖却是如雷贯耳，他的照片也是常常的见诸报端。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梁任公。
乔春霖不禁暗自好笑。走在这样的街上，满眼都是财富、权势和盛名，在这里，即使你没有遇到机会，至少也会激励你发奋。人这一生的追求不外乎此。
叮铃铃，一阵车铃声打断了乔春霖的思绪。“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密斯脱乔吧？”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来人正是方才梁启超门前的那位女学生，再一看方才认清，这是乔春霖当年在铃铛阁小学的同学张燕华。
“你说巧不巧，我昨天还与朋友们谈起你。”显然，张燕华小时候的脾气一点也没有变，还是讲起话来如连珠炮一般，不给人插嘴的机会。“我现在在北洋大学，还是《前进报》的编辑。”说着递过一张香气袭人的白纸名片。“你现在怎么样？”
这位张燕华是乔春霖少年时“知好色而慕少艾”的第一位女子，只不过小学毕业后便再没有音信。看她的派头，想必他爹发了大洋财。
乔春霖十分简略地讲了家中发生的事。
“原来这么悲惨。”张燕华对乔春霖家中的不幸大感同情。
过了东浮桥，两人刚刚来到华界，一个身上脏兮兮的小伙子便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一把推倒了张燕华，推起她的脚踏车便要逃跑。乔春霖见势不妙，便抡起提在手里的手巾包，沉甸甸的五百块大洋狠狠地打在那人的头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撒腿便逃了。
“你没事吧？”乔春霖一手扶住脚踏车，一手拉起张燕华。张燕华的眼中却奇怪地显露出一股兴奋的神气。
“真想不到，你的身手这么快。”说话间她向四周望了望，见没有闲人偷听他们的谈话，便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你来参加我们革命小组吧。里面不但有革命同志，还有钱可以给你养家。像你这样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的青年，正是革命的基本力量。”
乔春霖在学校中见过这类满嘴新名词，外加一套套的革命理论的鼓动者。他自己对这些虽说不上全信，但也从未远离这些为年轻人所热衷的话题。当然，那些人没有张燕华这么漂亮，可爱。
张燕华从编织手提袋中取出两本杂志塞在乔春霖的手上，“好好读一读，青年人应当觉醒了。我们明天中午十二点钟，在俄国城夏太太饭店见。给你介绍几位革命同志。有了你这么好的身手，我就可以开展真正的革命行动了。”说着，右手攥成拳头，像个革命志士般向他用力一挥，却没等乔春霖有所表示，便抬腿上车，道一声“拜拜”，便衣裙飘飘地去了。留下乔春霖愣在那里，望着手里的《民生》，一时间思绪乱得很。
只这一会儿的功夫，自己又由一个不在行的杀手兼上了革命党的身份。这个时代当真是变化得快，张燕华这样的娇小姐竟然闹着要革命？只不过，乔春霖已经感觉到张燕华对他的重视，这让他有些飘飘然。
3
三百块大洋打成一个折子，余下的钱换成了交通银行的钞票。乔春霖还在估衣铺里为自己上上下下置了一身像样的行头。老贝尔说得对，要接近那人，乔春霖唯一的机会是到头等清吟小班翠云楼里去逛，至少也要成为红倌人秀英的熟客。
娘毕竟跟爹历练了这么多年，经多见广，所以，当乔春霖老老实实地将一切讲给她听时，她并没有如那般没见识的父母那样惊慌。
“善财难用。”娘盘腿坐在床上，抖开乔春霖买回的衣服鞋帽，一件一件地仔细检视，神色很平静，语调也很平静。“你爹一辈子奔忙，到了也没挣下份家业，但你爹是个真正有骨气的人，单凭十根手指头就能养活这个家，还能供你上学。”
娘把目光停在乔春霖的面上，定定地，似是有些犹豫。“你去打壶酒来。”最后她道。
自爹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人会喝酒。不过，乔春霖还是听话地打了一壶直沽高梁。爹要是在世该有多好，这是他最爱喝的酒，他也可以得儿子的济了。
热气腾腾的贴饽饽熬小鱼儿摆在桌上，娘拿出两个瓷酒盅放在两人面前。“你要到翠云楼去逛，不会喝酒可不行。拿起来！”
乔春霖一饮而尽。这酒很烈，但没有他记忆中爹用筷子头醮酒抹在他嘴中时那么辣。乔春霖两眼湿润了。天下用心最苦的便是娘了。
“你十八岁生日时，你爹说你成人了，带你到三等下处去打茶围。这事我原本不赞成，可又不好驳了你爹的兴头，那种下三滥的地方，只会把人带累坏了。”娘又饮了一盅，未老先衰的脸上泛起两朵红晕。他以前从未见娘饮过酒，看来娘的酒量还不错。“当年娘在天宝班的时候，领家是小李妈，那才真是销金烁银的地方。老爷、先生们来玩，花钱买的是个情致。”
乔春霖只知娘是苏州人，却从未想到过她会曾是大名鼎鼎的天宝班中的红倌人。
“天津这个地方没有头等班子。北方人性直，耐不住性子。上海长三堂子里的规矩到了天津反成了麻烦。所以，天津的苏州班子也好，上海班子也好，规矩上都改良了不少。不过，如果不懂规矩，又没有熟人带着，到那里逛，不但没有乐趣，弄不好还会受气。”
“我是去办事，可不是去玩。”乔春霖不想娘误会自己是个贪玩不顾家的孩子。
“别傻了。你爹娘没有本事送你去体体面面地见世面，现在有个眼前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一个男人年轻时不多长些阅历，即使你发了财，临老入花丛，也只能当寿头码子。”娘许是酒有些多了，连目光都有些发红。“下边你听好了，我只给你讲一遍，能记住多少看你的造化了。按说这本是你爹的职责。”
突然，娘背转过身去，面向着墙壁，一字一句讲得很慢，却很清楚。其中有些地方乔春林一时还不大明白，但他没敢问。这些事原本该是爹给儿子讲的。
原来逛头等小班竟有这么多的规矩，又有这么多的乐趣，这激起了乔春霖的很强的好奇心。
最后，娘道：“像你这种没有什么钱，人又长得体面的孩子，到班子里逛的也不少，不过大多是刚刚毕业，在银行或铁路谋着个好事由的学生。姐儿们最爱的就是这班人，最多情，最傻的也是这班人。你千万要记住了，那只是玩，不能动真情。对任何事，任何人都要留个心眼。”
娘昏沉沉地上了床之后，又将乔春霖叫到跟前。“让你一个人去闯，娘真还有些不放心。可话又说回来，娘不是那不明事理的家长，去吧！别把娘放在心上，有那三百块钱，娘可以过上好几年，你就大胆地去干。万一折在外边，是娘命苦，你也没白来这一世。”
“儿子记下了。”乔春霖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却始终没有问出口。娘这样的红倌人，怎么会看上爹这样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每日打游飞混饭吃的混混儿？
天津人俗称“俄国城”的地方，本名叫小白楼，原是美国租界，后归了英租界代管。原本英国人没看中这块地方，只一个劲儿地在自己的地界修马路，造楼房，闹得好不繁华。说起来还是中国人聪明，有些吃洋饭的中国人一看英国地的地皮一天一个价，便三瓜不当俩枣儿地把紧邻英租界的小白楼这块地方弄到手，盖楼房，建戏园子，修澡堂子，凡是中国人好的，外国人也喜欢的东西，小白楼全有。一来二去，有钱的俄国人、犹太人把买卖全挪到小白楼来了，又把住在这里的中国人挤了出去，从此，这成了中国人花钱找乐，俄国人和犹太人挣钱讨中国小老婆的地方。
可人们不是常说“穷老俄”么？这是有钱的俄国人聚居的地方，那穷老俄都跑到地道外卖胰子去了。
“我的那个小姐姐儿呀……。”一对与乔春霖年龄相仿佛的少年，嘻嘻哈哈地走在他的前面，口中哼唱着窑调儿。这种曲儿一向流行于落马湖、谦德庄一带最下等的妓院中，即使像乔春霖居住的下等地区，父母也绝不许未成年的孩子唱这种东西。
“这个腔儿要拿得俏，中间还要带一点蹦蹦戏的味道。”高一些的那个在向同伴传授秘诀。“等有机会你唱给燕华，保证听得她骨软筋麻。”
夏太太家庭饭店在狄更生路上，紧邻着墙子河。乔春霖在路口停下脚步，仔细掸了掸裤脚和鞋子上的浮土，同时让心情平和下来。他今天特意穿了一身学生服，显得干净，体面，但他却又拿不准自己为什么要来。难道当真跟他们闹什么革命么？
墙子河堤岸上长着一人多高的薄草，来来往往的小船多是些送菜蔬的农民。今生今世，再不能像爹一样过那种有今儿没明儿的日子，得有个正经事由才好。
张燕华今天穿了一身印度绸的长裙，外罩一件芝麻呢的短大衣，一只手扶住脚踏车，一只手抚弄着辫梢，站在夏太太饭店的门首。“路很远吧，坐车了么？”张燕华随随便便把车子向路边一靠，自然而然地伸手挽住乔春霖的手臂，引他走下台阶，轻声问。
“坐黄牌电车到津海关，剩下也没几步路了。”乔春霖扯了个谎，他今天9点钟不到便从家里出来，一直走到这里。
“这是我的两个同志，都是有爱国心的志士。”餐桌边站起两个少年，穿着一式的哔叽西服，系着同样的桃红领带，头发黑漆漆地发亮，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我叫姚明，他是陶亮。”姚明身材略高些，正是方才在街上唱窑调的少年。
乔春霖握着他们的手，心中有些诧异，但没有表露出来。他没有与有钱人打交道的经验，更没有与这样的时髦少年有过交往。他可不想出丑，至少不能因为他而让张燕华难堪。
“自民国一年发动革命以来，我们的事业屡受挫折。”张燕华两眼发亮，情绪激动。“所以，当袁世凯窃夺革命的胜利果实时，所有的爱国青年都已行动起来，展开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再看看我们，虽然天津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严密控制的地区，这并不能给我们的退缩与无能提供借口。”她是在极力的将自己的表现向革命领袖看齐。
张燕华的目光被努力地聚集起来，汇成一道严厉的光，射向姚明与陶亮，最后停在乔春霖的身上时却又散落成一股迷离的雾霭。“乔春霖同志是我小学同学，也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斗士。”她深知姚明与陶亮看不起出身下层的穷苦人，所以先将乔春霖的身份抬得高高的。“这一次我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小组，就是我们必须要真正地行动起来，而不能再将革命事业停留在空谈上了。”
“那还用说。”姚亮的目光蜂蜜一般粘稠地粘在张燕华的身上，将拳头用力一挥，极有气势地表达出自己的赞同。陶亮像是姚明的影子，也跟着他做了一套同样的动作。“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愿意为这伟大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你觉得怎么样？”张燕华抚住乔春霖的手臂，关切地问。
“我真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由于张燕华对自己的有些亲昵的动作，那两个同伴向乔春霖射来四道妒忌而又刻毒的目光。“不过，我全是为了你。只要有你在，叫我干什么都行。”他对张燕华道，脸上还故意露出了笑意。他也不喜欢那两个小子。
女招待系着小巧的花边围裙，用两根手指捏着菜单，脚步咯咯地扭了过来，见有女客在座，她的嘴便撇到了耳根上，没好气道：“今天的菜可没几样，不要换来换去的。”她的手高高地停在半空中，等人来接。
张燕华因她打断了自己的话头，很不高兴，便伸手拿下菜单，道：“站一边去！”
“呦，大小姐发脾气。”女招待都是头等的泼辣货，因有女客在场拿不到多少小费，她也正一肚子气。说话间，她伸手捏住姚明与陶亮的脸蛋，嗲声嗲气笑道：“小弟弟，没这姑娘在时，你们没少揩姑奶奶的油，今天怎么胆小了？”
姚明与陶亮两人脖子缩在衣领中，两眼觑着张燕华，连耳后都羞红了，却一句话也没敢说。
“老板，你们这是三等下处吗？”突然，乔春霖向柜上叫了一声。只这一句便将女招待镇住了。他这倒不是逞刚强，他知道张燕华斯文，与女招待斗嘴，只有吃亏。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想在这里吃饭，因为他不愿出丑———他从未吃过西餐。“咱们走。”说着他站起身来。
来到马路上，张燕华对乔春霖道：“咱们过两天再联系。我有一个计划，搞一次像模像样的行动，也给其他几个小组看一看。”
乔春霖没有讲话，只是点了点头。他心中掂记的是张燕华说过的他可以养家的事。“陶亮，咱们的革命基金还有多少？”张燕华问。
大概这个陶亮是他们的司库。“还有三百六十三块。”
“前几天不还有一千多块了么？”
“每天吃饭、听戏、看电影，可没少花钱。”陶亮的样子似是因没有受到信任而有些委屈。
“你拿三十块钱给乔春霖，他是无产者。”她用手在乔春霖手臂上轻轻扶了一下，似是有些歉意，钱不够多。但乔春霖却深有感触，三十块钱，这是一份好职业的整月薪水。“另外，在下个礼拜之前，咱们每个人再筹两百块钱入库。”
“这钱要是你用，我们没问题。可不能把革命经费当家用。”这次两人倒是异口同声。
“这钱我不要。”乔春霖知道自己有骨气，不能让这两个有钱的小子看不起他。他故意拉住张燕华的手，道：“改天我带你到三不管去玩。”这话是故意讲给姚明和陶亮听的。
“好哇，我很早就想到那去开开眼界。”张燕华拍手叫了起来。姚明和陶亮的脸色都十分难看。
4
翠云楼在日租界寿街上，是座上海式的石库门房子，里面是二层小楼，门旁的铜牌上书红字“翠云书寓”。想必“翠云楼”这个称呼是逛家们的俗称。
乔春霖今天穿了一件宝蓝物华葛的长袍，外罩玄呢巴图鲁的嵌肩，钉了红珊瑚的铜套扣，上上下下虽是八成新的估衣，却也抬了乔春霖三分人品。
“这位爷头回来？眼生。下回就熟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大姐，神气却像是三四十岁的妇人，手中一条绸手巾甩来甩去，招应乔春霖在大房间里坐下。“我家先生刚刚下楼去了，说话就回来。”她一双眼睛从乔春霖那双礼服呢的新便鞋，一直瞅到他短短的学生头，又上下扫视了几个来回，终于没有讲出什么来。
经过了这个小大姐一番令人难堪的检视，乔春霖倒是从心底生出了几分信心。短短的学生头是?９9lib?没有办法了，但如果没有换上这身行头，只一身的学生服，进门来难免受势力眼的龟奴们奚落。若是穿上混混的半截大褂子，堂子里的领家一定以为你是来吃横，要砸窑灯，拿一份的，事情可就越闹越乱了。
他选择午后三点钟这个时间来大有讲究，因为，每天这个时候极少有逛堂子打茶围的人。熬夜的姑娘们午间起床，刚刚用过了早饭，这会儿正是她们一天中最清闲无聊的时候。
乔春霖的计划是，先单独接触秀英，至少混个熟脸，然后由她介绍自己认识要刺杀的目标，德商禅臣洋行的买办张舜臣。他早就听说过，禅臣洋行专做军火生意。
“这位爷先宽坐，我下去看看您的茶。”小大姐将绸手巾像旗下姑娘似地一扬，便下楼去了。
桌上有一本打开来的《红楼梦》，乔春霖拿起来一看，正是贾宝玉等人在栊翠庵吃茶的一段，上面被人用眉笔圈圈点点，做了不少的记号。再往下翻过去，被圈点的地方越发地多了。显然，读书的人在这部书上可不是寻常地用心。
过了有两盏茶的功夫，门帘一挑，进来一个长身玉立的美人，额上烫着卷发，穿了一件印度绸的旗袍，绣着折枝花样，缎子的高跟鞋更让她显得娉娉婷婷。她的肤色白晰如脂，黑水银一般的眼晴，只一顾盼间便将房内四处都照应到了。
“你就是秀英姑娘？”乔春霖可不想像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孩子，被这样的红倌人一眼便看扁了。“我是久闻芳名，今天特来一探香闺。”
“肯进来坐坐我很高兴。快别在姐姐面前充大人了，你要是个大逛家，哪有这会儿来的？”方才乔春霖上楼时，秀英便在楼下偷眼看着他，只觉得这个少年明显不是衣冠华美的当令的纨绔，却有股子蕴蕴藉藉的英秀之气，让人心里说不出地舒服。当乔春霖在楼上老老实实地坐足了两三盏茶的功夫后，秀英便明白这绝不是个花丛中的惯家，他是专门来访自己的。
一下子被戳破了他伪装出来的老道，倒让乔春霖大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这秀英毫无娘说的那种红倌人的坏脾气，反而亲近可人。
“姐姐说得是。”乔春霖脸上自觉地泛起几分红晕，口气谦和地说。
“噢！”闻听此言，秀英宛若听到贾宝玉的口音，用手抚住胸口，头上一阵发晕。“这不是真的吧？残花败柳竟会有这样的福气？”
“哪里，这是在下的福气。”乔春霖福至心灵，伸手搀住秀英的手臂，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在她的耳边轻声道。同时，他也很喜欢秀英身上的檀香皂味。
秀英坐在椅上喘了口气，迷离的目光渐渐清澄起来，盯住乔春霖叹道：“许是我读《红楼梦》痴迷了，要么就是五百年前的冤孽。”又一阵子目迷神遥之后，她突然伸出左手把住乔春霖的衣袖，右手出奇不意地捏住了乔春霖的脸蛋，轻轻道：“不管是前世孽债还是今生情魔，你都是我的宝兄弟，你不能负我。”
这女人魔障了。乔春霖万没想到事情会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自己费尽心力想出的法子一个也没用上，倒是秀英自己将他的难题给解决了。
“红颜知己，得一足矣。”乔春霖适时地掉了句文。这姑娘就吃这个。说着从袖中摸出两块现洋轻轻放在茶盘中，转身下楼去了。留下秀英一个人兀自坐在那里发呆。
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应当留在那里，与秀英再谈一谈？不，不能那样。乔春霖知道自己不是行家，等秀英清楚过来，他还真不知道该与秀英讲些什么。这样最好，秀英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如果秀英方才的表现是真的，当自己再次出现在她而前时，一切乔春霖不擅长的过程便都可省去了。
乔春霖今天特意买了老陈记羊肉包子回家，还没来得及交给娘，张燕华的电话便打到了他家胡同口的邮电所。
“你能出来一趟么？”隔着电话，乔春霖便能感觉到张燕华的骄人气息。他对这位旧日的同学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自那日在夏太太饭店见过一面之后，心头便火辣辣地放不下。张燕华的爽直、新潮与秀英的痴迷、温婉都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但他可以与秀英调笑，耍小心眼，心中照旧坦荡自适；而对张燕华，他却总是觉得高不可攀，却又从心底由仰慕而生出几分敬畏，总觉得即使为她赴汤蹈火，也难以赢得她的青睐。
“在哪见面。”尽管他觉得自己应该陪着娘一起吃晚饭，但他口中却不由自主道。
“这是个俄国军火贩子的洋行。”张燕华牵着乔春霖的手，指着马路对面的一座三层的西洋式楼房道。“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打内战，都是这帮帝国主义分子鼓动的。尢其是奉直两大军阀，这马上又要开战了。”
前几年的直奉战争，在天津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这也难怪，双方的战场就在京津一带，所争夺的也是对北京政府和天津码头的控制权。
“这里的大班是个犹太人，专门贩卖军火给各大军阀。中国的内战，实际上是这些贪财的洋流氓，为了向中国倾销欧战的剩余物资，赚取中国的白银，特意鼓动起来的。”张燕华的粉脸一时气得通红，恨恨道。
贝尔·斯坦因就是犹太人，大约也开了个洋行。乔春霖心道。
“天下最可恶，最不能让人容忍的便是犹太人了。”张燕华又道。“我听我父亲讲，犹太人全都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他们没有信义，没有家国之感，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他们甚至出卖耶稣基督，更不要说是对苦难的中国人了。”
“不见得所有的犹太人都这么坏吧。”乔春霖在如此偏颇的观点面前，不得不表示自己的疑虑。
“我父亲讲，犹太军火贩子最坏，其他的也好不到哪去。”突然，张燕华转到乔春霖面前，用手扳住他的肩头，严肃地说：“我是真的想炸掉这个地方。姚明和陶亮两个不是干大事的人，他们混在人群里上街游行，或贴个标语，印几份传单还行，干这样的事，我只有指望你了。你才是民主革命最需要的力量。”
“我并不恨犹太人。”乔春霖想起了老贝尔许给他的种种好处和那五百块响当当的现洋，以及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责任。同时他也觉得张燕华的这种过激的情绪当不得真。
“但你是我们这个新民主国家的有为青年，肩负着建设国家，改造国家的重任。”张燕华两眼中放射出炽热的光芒，手指深深地陷入乔春霖的肩肉中。
“我没有经验。”他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乔春霖想推脱掉这个他从未曾想到过的重大责任。
“谁一生下来就会革命？就会去投炸弹、杀敌人？”张燕华笑了，这笑容突出其来地出现在她的面容上，又突如其来地消失了。“一个革命者，要有铁一样的意志，要能够去做常人做不到，或是不肯做的事。你出身在下层社会，没有染上有钱人的怯懦和自私，又年轻有胆量，是一个天生革命的好材料。干吧！”
“参加革命……能养得起家么？”
“我还不知道，你成家了？”张燕华脸上飞起一片红晕。
“不是，我有老母需要奉养。家有高堂，不敢轻易将身许人。”乔春霖不知怎么的，竟想起了大刺客专诸的话。
“革命能不能养家？这我倒没想过。”张燕华脸上的骄傲、激愤与豪情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消融了，此时呈现出的是一份侠肝义胆的柔情。“不过，你只要跟着我干革命，就一定能养得起家。”
“也罢。”乔春霖终于有了笑意，操着京剧的念白，将革命的事应承了下来。“那就跟着你干一回革命。”这也不过是张燕华的一时冲动，过几天她也许就把这事忘记了。
5
乔春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安稳日子可过了，他就如同一只系在三根绳儿上的蚂蚱，自己的一切全都由老贝尔、张燕华和秀英三人左右。
第二次来到秀英家，乔春霖直截了当地对秀英讲了自己的来意——希望与秀英的老斗张舜臣搭上关系。
“我当是什么大事体，这么点儿小事值得你那么一本正经的么？倒是把我吓了一跳。”秀英夸张地拍着胸脯，笑道。“张舜臣是我的裙下之奴，我让他向东，他绝不向西。”许是觉得自己出言过粗，秀英抬起衣袖掩住口，脸上用些发烧。
“你这个样子待我，怕是要惹翻了那人的脾气，反而不成事。”男人应以大事为重，不可沉迷于儿女私情之中。乔春霖对秀英的婉娈娇媚不由得他不动心，他在心中不住地告戒自己。
“看傻了不是？”秀英坐在乔春霖的椅子扶手上，纤纤细指拈着白瓜子一个一个地嗑，每嗑一个整仁儿出来，便送到乔春霖的嘴里。“你是我的热客，我怎么能让他们知道？这不是自己坏了自己的生意么？”
突然，秀英水汪汪的眼中现出一丝炫目的光芒，轻声道：“假如有一天，我拉个冤大头脱身出了这火坑，你肯跟我一起过日子么？”
莫非当年娘便是这样嫁给爹的？乔春霖点了点头，“那还用说，只要你受得了穷。”
“不会的。女花魁嫁了卖油郎，总得给自己弄点体己好过日子！”秀英揽住乔春霖的脖颈，显出说不出的欢喜。“咱们就说定了？至于我怎么干，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一定把事办得漂漂亮亮的。”
“不过，张舜臣的事你还得帮我的忙。”
“我早说过，那是小事。今天晚上老张替我做面子，在这里邀了一桌牌。到时我给你引见。”突然，秀英想起一件事，问道：“那张舜臣是个瘾大的，你会躺烟盘子么？”
乔春霖摇了摇头。
“这好办。”秀英将乔春霖拉到里间，里面是卧房，有一张西洋式大铜床，垂着粉红洋绉纱的帐子。“咱们现教现学，一会儿就成。”
乔春霖又长了一回见识。
乔春霖跟在秀英身后进屋时，房里众人已撤下酒席，正在打牌。叫来的条子都已离去，只有一个本班的清倌人留在这里帮着秀英照应局面。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张舜臣大约有四十七八岁的年纪，高高瘦瘦，一身细呢的西装，戴一副克罗克斯眼镜，模样挺斯文，讲着一口的宁波官话。显然，这又是一个宁波帮的买办。秀英走过去，两手扶住他的肩头，轻轻摇晃道：“舜臣，这是我的国文老师，人很好的。”
“好什么？”张舜臣两只眼笑成了一道细缝，用手中深黄色的蜜蜡烟嘴指着秀英笑道：“今天给你做面子，我却是手气大背。四圈不到，已经输了两底半了。你说怎么办？”
说话间，对面又和了一副大三元。张舜臣拿了一叠筹码丢给对家，对秀英道：“看见没有？清一色单调将的牌，摸了六七把，就是不和，是不是该罚你？”
“死相。”秀英轻轻地扭了扭张舜臣的耳朵，又伏在他耳边悄悄地讲了几句什么。张舜臣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要是再这么打情骂俏的，老张今天非把裤子也输掉不可。”张舜臣的下家是个胖子，拿着一块大手巾满头满脑地一阵乱抹，笑道。牌桌上这四家中，属他面前的筹码最多，看来他是个大赢家。
“不行了。”张舜臣向秀英使了个眼色。“为了给你约手，我这大半天没扶枪，吃不住劲了。你来替一替我，我去烧两口。”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见过你自己烧烟？”秀英的剪水双瞳向张舜臣一溜，张舜臣快活得浑身乱颤。“你来。”秀英向老老实实坐在一边的乔春霖招了招手。“你会打牌么？”
“打不好。”乔春霖的爹在大赌头袁八的芦庄子宝局吃一份，乔春霖从小就在那里面跑进跑出的，诸般取巧吃腥的法门他基本上都会。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下乔春霖，甲种商业学校的学生。”乔春霖再次拱手施礼。我这是怎么了，干什么把真实身份讲出来？乔春霖心中一惊，可转念一想，算了，大丈夫行事自当坦坦荡荡，再者说，他们会知道我是谁？这件事上，所要隐瞒的只有对张舜臣的最后一击。
“不是有个姓乔的……？”胖子突然叫道，却被张舜臣一摆手打断了话头。
“放心大胆地打，输了是我的。你就权当是个架子，免得拆了搭子，扫大伙的兴。”张舜臣的目光在乔春霖的面上腰间转了一过，伸了个懒腰，大大方方地一挥手，便扶着秀英的肩膀进里屋去了。
5
该进入角色了，千万不要露怯。乔春霖走到桌前，向同桌的三位一拱手，“各位前辈多多照应。”
“是让我们多赢点钱么？”下首的胖子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眼神却是冷冷的，不似方才那般全无机心。
坐在乔春霖上家的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穿了一件二蓝宁绸夹袍，套上黑铁机纱坎肩，一个玻璃翠的班指挑在大拇指上。这人乔春霖在南市见过，姓范，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占了太古码头的脚行。“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朝鲜银行的刘掌柜。”坐在对家的刘掌柜蓄了两撇仁丹胡须，样子却还和善。
“这是交通银行的王襄理。”胖子已经把面前的牌理好了，手中拈着骰子把两眼迷成一条缝。
“在下姓范。”老范果然是混混儿出身，很是外场，并不因乔春霖是个无名小辈而轻视他。
胖子咧了咧嘴，算是还礼，便将手中的骰子掷了下去。
他们打的是宁波麻将，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打法很公平，但乔春霖知道其中许多占便宜的法门。他一上来没有着急和牌，只是专心于其它三家张子的进出和牌风，一圈下来，他的心中便有了底。这三个人是那种有的是闲钱，打牌解闷的主儿。
因是第一次与他们同桌打牌，而自己又显然是一个没什么钱的穷小子，所以，乔春霖在吃、碰和抽头儿等过节上格外细心。他知道，越是牌打得大，人们在这些细节上越是认真，这关系到人的牌品，尤其自己是一个生人。
又打了一圈儿，重新搬风，乔春霖还是坐在胖子的上家。此时，他便紧扣住手里的牌，一张也不给手风正旺的胖子王襄理吃，一见他的牌做成了，他宁可放铳给别人和小和。又两圈下来，老范和刘掌柜都和了几把大牌，桌上变成三家吃乔春霖的局面。
这才叫欲擒故纵。乔春霖暗自为自己聪明感到高兴。从第三圈起，他把砌牌、掷骰子等诸般技巧全都用上了。这两圈他连坐了六把庄，把兑出去的筹码全部扳了回来。
第二次搬过风之后，只打了两圈，乔春霖便赢了将近三底。
“怎么样？”张舜臣过足了烟瘾，面色红润，两眼放光。秀英小鸟依人般依偎在他身边。
“马马虎虎。”乔春霖站起身来，便要推牌让位。
“接着来，接着来。”张舜臣已经看到了乔春霖面前的大堆筹码。“小伙子打得不错。”
“碰巧了。俗话说，笨人手气好。”乔春霖让自己脸上现出憨厚，天真的笑意。
十六圈牌打完，乔春霖赢了三底半，老范赢了半底，刘掌柜平平，只胖子王襄理一人大输。
“这牌真可气，每回都是先赢后输。”口中虽在埋怨，王襄理脸上依然笑呵呵的没有一丝不快。
这一场牌共打了六百多块钱的头儿钱，秀英的干娘脸上笑出了一朵花，一个劲地张罗宵夜。乔春霖赢了一千出头儿。
“拿着，小伙子。”张舜臣将胖子开出来的支票送到乔春霖面前。这可是一大笔钱，够给娘买两间砖瓦房了。
“张先生，虽然您看得出来，我没什么钱，可这钱我不能拿。我不过是给您当架子。”乔春霖知道事情到了关键时刻，这天赐的良机让他能够接近张舜臣，他不能错过。再说，他已拿了老贝尔的钱，就不能没有信义，忘了他来的目的。
“有点意思。”张舜臣摇了摇头，突然想起了什么，道：“秀英说你有事找我？”
“再过几个月我就毕业了，我想跟着张先生学洋务。”
“这也好。这一千块钱就当是你的押柜了。”张舜臣觉得这样解决最好，因为，这一千块钱他是无论如何不能自己装进腰包里，这关系到人的面子。
“这小伙子人不错。”老范对乔春霖的牌品大加赞赏。
“令尊是哪位？”张舜臣像是很随意地问，但乔春霖却发现他的眼神很专注。
“他叫乔三泰。”见鬼，没来由的慌什么？他恨自己没听娘的话，凡事留个心眼。
吃过宵夜，众人散去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乔春霖坐在胶皮车上，回味着今晚的表现，对自己很不满意。如果张舜臣真是杀父仇人，自己就已经暴露了身份。他所不明白的是，张舜臣这样一个斯斯文文的人，怎么会与老贝尔结下不共戴天之仇，非要杀之而后快呢？
真是该死，今天晚上自己完全被张舜臣的翩翩风度给迷惑住了，完全忘记了杀父之仇。乔春霖虽然对自己的不孝大为不满，但从心底他又原谅了自己，他毕竟还年轻，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事情。
6
德国俱乐部在德租界威尔逊路上，是座结构精美的砖石混合建筑，在天津这个地方，能与之媲美的只有英、法两租界的俱乐部。1917年9月1日，北洋政府因欧洲战事与德国绝交，收回德、奥两国租界，德租界被改为特一区。
大批的德侨回国之后的空缺，被富有的中国人、俄国人和犹太人接收，环境优美的特一区依然是当年德租界时的模样，所不同的是，出入于德国俱乐部的德国人改成了俄国人和犹太人。
看门的穷老俄穿了一身钉满铜扣子的制服，虽见乔春霖是步行而来，但冲着他衣襟上的蓝珐琅徽章，还是深鞠一躬，给他拉开了大门。
“哟，二爷，您来了。”候在厅里的中国茶房大约是多日见不到一个中国人，一见乔春霖倍感亲切，拿了把掸子噼噼啪啪地在乔春霖身前身后一阵乱挥。“瞧这土。今儿个风大，坐车也招土。您是吃茶？还是找人？”
就在这时，乔春霖见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从楼梯后转出来，他急忙一闪身，来到圆柱后面，假作看招贴上的广告，心中却一个劲地转咒。怎么张舜臣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他和老贝尔这两个冤家对头会不会碰上？如果张舜臣发现自己与老贝尔在一起，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不过他的担心有些多余了。张舜臣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径自出门上了一辆黑色的别克汽车，飞快地开走了。
如果这汽车是他自己的，那可不得了。乔春霖知道，天津大街上跑的大多是美国克来斯勒公司的小车，这种高级的大汽车，满天津城只有几辆——直隶省长曹锐一辆，警察厅长杨以德一辆，其它的就是各大银行和大洋行的大班了。
“二爷？”茶房极懂事，装作没看见乔春霖的躲藏行动，大睁着两眼一派诚实可信的样子。
“我找贝尔·斯坦因先生。”
“您说是贝大爷，斯坦因洋行的大班。他在茶室呐。”
转过楼梯，是一间宽敞明亮的茶室，高高的玻璃窗，外面是扶疏的法国梧桐。这会儿茶室里很清静，只有老贝尔一人守着一尊俄式茶炊坐在窗前，手中握着一卷报纸，在手心里不住地敲着，似是心有踌躇。
乔春霖心细，见老贝尔对面的坐位前另放着一套茶杯、茶勺。这更加深了他的猜疑，说不定，方才老贝尔真的与张舜臣在这里有一场争执。常言道：不熟何以成仇？两个人要是没有关系，老贝尔怎么会花那么一大笔冤枉钱让我去杀他？自己真是少见多怪了。
“贝大爷，您又来了位客人。”茶房垂着两手，上前夸张地给老贝尔打了个扦，顺手给乔春霖换上一套新茶具。
“秀英那儿去了？”见茶房走远了，老贝尔缓缓道，目光却如锥子一般盯在乔春霖身上。
对老贝尔的这口天津土话，乔春霖总是觉得有几分滑稽。他只点了点头。许是场合不同了，老贝尔没有上次见面时那种泼皮派头。
“张舜臣那里怎么样？看出嘛意思没有？”
乔春霖不想隐瞒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便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讲了，却有意漏过了他与秀英的那种亲昵的关系和他打牌赢钱一节。这种事老贝尔多余知道。
“您的意思……，我现在就把他干了？”乔春霖最后有意紧叮了一句。
老贝尔用手轻轻地搔着光亮如鉴的秃头，沉吟了片刻。“还不是时候。”
“您了最好麻麻利利的。张舜臣那种大玩家我可服侍不起。”乔春霖想来几句跟劲的话把老贝尔鼓动起来。他心中想的是，不管这事结果如何，越早了结越好。这时他不由得又想到了张燕华那张娇艳的笑脸，与她在一起，让乔春霖对生活充满希望与憧憬。当然，还有秀英。“昨个晚上张舜臣在秀英家里邀了场牌，硬把我拉上了场子。天爷爷，那可是三头二百的大耍，一坐下就钱柜乱颤，家产乱飞。十六圈下来我输了三百六。”
乔春霖猜想，老贝尔刚到天津一定是个穷光蛋，从下层干起，而且干了不少年这才发的财。那时他接触的中国人大约多是些土混混儿。所以，与他打交道，还是用混混儿那一套来得方便些。
“花了钱就有戏。”老贝尔笑了。“可惜的是你不够份，你要是能够算个人物，能亲自出面请张舜臣一回客，那才能真正打进他的圈子。”停了停，他又道：“钱算个屁，有钱不花，丢了白搭。再者说，舍不得小钱儿哪来大钱儿呢？”
“您老人家也甭在这空口白话，我满明白。照实里说，我现在近得了近不了张舜臣的身，您也听出个四六来了。这事也别切开来晾着，下边您寻思着怎么办？”我是本地的娃娃，横吃竖拿嘛没见过，我就不信舌头底下压不住你。乔春霖暗道。
“怎么办？接着跟他混，等我的信儿。”老贝尔依旧是不慌不忙，在茶炊里接了杯茶，加进两块糖又放进一大勺奶油，不住地搅着。
都这时候了，这老混蛋还拿糖。乔春霖突然间很想刺激老贝尔一下，打一打他这笃定泰山的劲头“刚才在门口，张舜臣跟我发了一阵子劳骚。”
“什么？”这一下果然引得老贝尔睁大了眼睛。“他说了什么？”
“他骂犹太鬼不是东西，做生意没信义，为挣钱把亲娘也肯卖了。”乔春霖心中偷偷暗笑。“他说自己要大干一场。”我是不是在自作聪明，他暗暗地问自己。
老贝尔将两根手指合在一起，支在嘴唇前面，目光越过乔春霖，盯在他身后的远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你有什么随身的家伙没有？”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布包，推到乔春霖的面前。
乔春霖掀起布角瞄了一眼，是一枝乌黑的手枪。他心中一惊，这本是早应想到的事。不过表面上他却露出一副极鄙夷的神气，把手枪又给老贝尔推了回来。“收起来吧您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要您老发话，有块砖头子我也把他开了，这东西，不顺手。”
“唉，能不杀人把事办了，就再好不过了。可惜不成啊。”老贝尔把头凑近乔春霖小声说。“最重要的一点，要干就得干得像，得让人看着像是革命党处决卖国贼。”
你奶奶的。老子已经是革命党了。
7
“配四样儿凉菜，再来一个扒全素，一个什样杂拌。你还想吃点什么？”今天虽然是张燕华把他拉出来的，但他却要作一次主人。能够单独款待张燕华，这让乔春霖很兴奋。他知道，像张燕华这样的洋学生，平日里吃过见过，要想让她吃得满意怕是不容易，所以，他特意领她来到了南市的一个天津本地菜馆。
“这就够了。”张燕华对乔春霖叫了什么菜根本就没在意，她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与乔春霖商量。
“吃完饭咱们上三不管，听杨瞎话儿讲新闻。”这杨瞎话是天津卫一景，每日在三不管支个布篷子，把报上的新闻当笑话讲，比李广义的相声还逗人。
张燕华斯斯文文地笑了笑。这种闹轰轰的地方她有些不习惯。“我这两天搞了个计划。”她两眼专注在乔春霖的脸上，轻声道。“我想让你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说着，她从小巧的皮包中取出两页纸，递到乔春霖的手上。
这是那种贵重的道林纸，上面用紫色墨水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秀气的小字，中间时不时地还加杂着几个洋文。乔春霖只溜了一眼，便看出了大概，这小丫头当真要干起来了。虽然乔春霖与她们几个一起混，却从未把他们的话当真，一个姑娘，两个油头粉面的小子，拿嘴白话白话还行，能干得了什么大事？
两张道林纸又回到张燕华的皮包里，大堂里食客、堂倌乱轰轰的，在这里密谋革命，简直如同儿戏。乔春霖道：“这是小事一件。”投炸弹要是小事，这天下没大事了。“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这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是个有胆识，有勇气的大丈夫。”张燕华忘情地拉住乔春霖的手，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里竟沁出了泪花。
张燕华的小手又细又滑。“别太激动，你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乔春霖笑了笑，并没有当真。随他们闹吧，这种娇小姐要是能杀人，满大街也就没几个活物了。真正让他走心思的是他对老贝尔的承诺。单拿嘴说说容易，真要动手刺杀张舜臣时，乔春霖又不由得犯了踌躇。
他向后靠在椅背上，腰后一件硬物硌了他一下。见鬼，这是老贝尔的手枪。张燕华皮包里的爆炸外国洋行的计划，加上自己身上还携带有非法凶器，倘若被人发现，革命党的罪名是推脱不掉了。自己太过大意了。
让他感到犹豫不安的还有一件事，自己真的能杀人么？
有钱好办事。张燕华几个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所以，干起革命活动来也是大大方方，一副少爷、小姐的派头。
“咱们租下了两处房子，一处是新仁公寓二楼临街的房间，正在目标的对面，现在陶亮负责监视那里的动静。再一处就是这里，这是我们的集合地点，也是联络点。”他们在英租界利顺德大饭店的二楼租了个宽敞的套间，大餐桌上铺了一张大比例的天津租界地图，地图周围摆满了从俄国熟食店买来的莫斯科硬肠、黑鱼籽酱和利顺德著名的茶点，另外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法国香槟酒，几只水晶高脚杯。
“炸弹的事怎么样了？”张燕华眼中灼灼地放着光，却依旧是声调婉转。
“早就办好了。”姚明许是比张燕华小心谨慎，今天换下了西服，穿上一件沙色华丝葛的夹袍，外罩玄色哆罗呢的马褂，脸上还添了一副克罗克斯的青光眼镜，配上他油光水滑的分头，看上去像个便装小旦。“不论咱们哪天动手，只要一个电话过去，第一组的革命同志就会派个专家来，亲自为咱们安装调试炸弹。”
“现在的问题是，咱们的行动定在哪一天？”张燕华问乔春霖。
“请组长决定。”乔春霖心中惦记着老贝尔，他让乔春霖今天下午给他公司里去个电话，定下动手刺杀张舜臣的时间。这老混蛋突然心急起来了。
“大伙有决心么？”
“有。”姚明高声道，又挥了一下他的拳头。这似乎是这个小组中的标准动作。
“春霖？”
“我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乔春霖一字一句地说。“不过，我这个人讲交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帮忙。”
张燕华脸上绽出笑意。
“只是，咱们的力量不够壮大，又是第一次行动，我的意思，可以丢颗炸弹警告那些混蛋一下，不一定非得杀人。”好像一时间所有杀人的生意都找到他头上来了，乔春霖有些应接不暇。
下午三点钟左右，乔春霖借故来到楼下的大堂，给老贝尔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号码老贝尔只让他记在心里，不许写在任何地方。
“事已经到了眼根前儿了，再不能等了。”老贝尔在电话的那一头像是很着急，又像是很有几分忧虑。“你现在准备好了么？”
“没嘛问题。”不过，乔春霖自己知道，他还根本没有做好杀人的准备。
“你听好了，今天晚上七点半左右，你在翠云楼门口等张舜臣，只要他一下汽车，你就冲上去把枪里的子弹全射在他身上。”
“小事一件。”乔春霖的口气控制在一种轻松可信的语调里。
“可千万别大意，你最好弄个茶壶套的帽子戴上，开枪以前把帽沿拉下来。我可不想有人认出你来。”老贝尔的声音中透着殷切的企盼与担忧。“开了枪以后，你沿着小马路往海河边跑，我在河边安排了汽车接应你。”
“要是遇上日本巡警怎么办？”老贝尔的安排虽然听起来很周密，但乔春霖对老贝尔还是吃不透。要知道，一旦出了问题，被抓进日本的白帽衙门，就很难活着出来。
“不会的。”老贝尔给乔春霖宽心。“我都安排好了，七点半是巡警吃饭的时候。干不干？”
“您了擎好吧。”死活就在今天晚上了。如果自己被抓住失踪，旦愿张燕华不会以为我是胆小如鼠，临阵脱逃。
得跟她告个别。难怪人们常说生离死别，原来这滋味确实不好受。
8
茶汤很热，里面的红糖也很甜。乔春霖慢条斯理地把上面的青丝、玫瑰拨到碗边，他不喜欢这东西，但他很喜欢茶汤里香喷喷的芝麻。他向翠云楼门口瞟了一眼，此时已经七点多了，天还没有黑透，翠云楼门口的红纱灯笼早已亮了起来。
同桌的两个身穿灰市布大褂的汉子也不约而同地向翠云楼瞟了一眼。乔春霖自幼便跟他父亲在南市出出进进，这两个家伙他都见过，是南市警察所的便衣暗探。
他们是华界的警察，这个时候应该正在南市某个馆子里白吃白喝，怎么会跑到这里喝茶汤？乔春霖嗅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丢了两个铜子在卖茶汤的桌上，乔春霖故意向那二人点了点头，大大方方地从翠云楼门前踱了过去。街的那一面，又出现两个便衣暗探。他们是冲着谁来的？如果是抓革命党，或是烟贩子，应该有日本暗探押阵。但他没有发现身高三尺半，罗圈腿的日本罗卜头儿。
他绕了一个圈子，来到了海河边。这里很冷清，既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多少车辆，只偶尔匆匆地跑过一辆胶皮。小马路口上根本没有什么接应他的汽车。乔春霖知道自己落入了别人设计的圈套，不清楚的是，不知这圈套是张舜臣设计的，还是老贝尔设计的。不过，从没有接应汽车这点看，设计圈套的多半是老贝尔。但他为什么要这样？
这会儿一定要让人看起来像个闲人，虽然周围并没有什么人。他倚在河边的栏杆上，装作四下里闲眺，看看没有碍眼的人，便偷偷地从腰里取出手枪，轻轻一甩。噗地一声，枪沉入了海河。
这是一劳永逸地消毁了罪证。如果他就此逃回9
这是乔春霖第一次睡在软床上，翻来覆去地一宿也没睡好。
睡不着觉倒不是因为有多重的心事，张舜臣的事弄清楚了，乔春霖感到的是从未有过的轻松，就仿佛是还清了一身的债，自自在在地重又是个自由人了。至于老贝尔这犹太老混蛋，没去找他算帐已经便宜他了。
这会儿大约有七点钟了。乔春霖拉开窗帘，推开阳台门。下面是英租界的中街，人们常说，全中国三分之一的钱存在这条街上。比国电车公司的有轨电咣当咣当地开了过去，坐着油漆锃亮的包车的洋行高级职员，坐着西式马车的华帐房掌柜，还有坐着小汽车的外国大班匆匆地从楼下驶过，虽是如此，这条街仍显得很清静。乔春霖突然想明白了，这里没有华界里高声呦喝的小贩和一大早摇着铜铃倒马桶的工人。
有人在门上敲了两下，便推门进来。原来是仆役打扫卫生，这让乔春霖感到很新奇。要是真发了财，每日住在这里，倒也自在得很。随即他又笑了，这间套房每天大洋二十块，自己如今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每月二十块工钱的事由。
一声车鸣从楼下传来，乔春霖探身向下望去，是一辆黑色的大别克。自己这几天遇到的大别克汽车超过了以往一年中所遇到的，这也许就是际遇造成的，只是这种际遇实难长久。
有一男一女站在车边说话，女的是张燕华。不一会儿，男的转身上车时，无意间将头转向乔春霖这边。天哪，是张舜臣。乔春霖慌忙向后退了一步，虽然他明知道张舜臣根本不可能看到他。
“这里还睡得惯么？”张燕华满脸的朝气，让乔春霖心乱如麻。
大餐桌上剩下的食物已被打扫干净，茶房还送来了一壶红茶。“喝杯茶。”乔春霖将杯子送到张燕华面前。“住这样的地方，能睡不好么？这床太软，太舒服了。”
“我还怕你害怕了呢。”见乔春霖脸色微变，张燕华急忙道：“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要知道，不管是谁，第一次参加革命行动，总难免有些紧张。我昨晚就没睡好，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电影，想今天行动的细节，怕什么地方不周到，出纰漏。”
乔春霖没有接她的话头。
“这不，我连早饭也没有吃，就慌慌张张地跑来了。”
利顺德的餐厅真的让乔春霖明白了什么叫富丽堂皇。但是，张燕华给他叫的英国式早餐却很不合他的胃口，松松垮垮的面包，油烘烘说不上藏书网 是什么味道的咸肉，还有那种可笑的放在酒杯里的煮鸡蛋，都让他浑身地不自在。这会儿，他宁可蹲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上，来上一大碗热烘烘，辣呼呼的锅巴菜，多加酱豆腐，再弄一张大饼卷上四根油条。那才是他的美味。
“陶亮昨天也没回家，就住在新仁公寓，今天他还在那里，等咱们到时候过去。”张燕华用一柄小银勺轻轻地敲开鸡蛋的一头，很斯文地用勺一点一点地吃。“姚明也一大早就打来电话，那件事他谈好了，下午第一组就送货过来。想不到事情会这么顺利。”
是不是有钱人的脑子与常人不同。乔春霖大惑不解。这样一个聪颖美貌的女学生，谈起投炸弹来竟像是在谈一出无关痛痒的戏剧，或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朋友。
“你要多吃一点。这里面包、咖啡随便用。下午有事要干，午餐怕是没有这么从容了。”张燕华撕下一小块羊角面包，在上面涂了一层果酱，又点上一小块黄油，送入口中。“要说早餐，英国式早餐最好。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来这里吃。”忽然她像是想起来一件事。“今天完事之后，我们俩人到法国俱乐部去。我父亲是那里的会员。听说他们新到了一批法国蜗牛，我好久没吃了。”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刚刚还在商量午后投炸弹，转眼竟将话题转到了法国大餐？这太不合情理了。
等他们回到房中时，姚明正挠着二郎腿，坐在那里喝茶。见张燕华进门，便立刻跳了起来，跑到她面前，媚笑道：“燕华，为了你，我可是连这种杀头的事也敢干。晚上还不跟我一起吃饭？”
“东西呢？”张燕华表情严肃，只是用手指在他手腕上点了一下，以示嘉许。。
“已经给装好了，人刚刚走。”说着，他跑到阳台上捧来一只鞋盒子大小的木匣，送到张燕华的面前。“你千万要小心。万一响了，可要害得我为你自杀了。”
“你这人怎么了？”张燕华似嗔似怒，但又不像是真的发火。“在这个时候，干什么讲这些肉麻的话？”
姚明脸上堆起可怜惜惜的笑容，目光却满含妒意地盯了乔春霖一眼。乔春霖打当初一见面便看出，这两个小子跟着张燕华并不是为了什么革命。闹革命是张燕华一个人起劲，他们俩是在追求她，在不知深浅地凑热闹。
“定的什么时间？”张燕华侧耳听了听木匣里面。
“今天晚上八点半。”
张燕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漂亮的锡铂包装纸，将木匣细心伪装成一件礼品的模样，又在上面扎好了缎带。“漂漂亮亮的礼物。”张燕华歪着头欣赏自己的杰作，对乔春霖道。
“这礼物只有辛苦你送去了。”张燕华一手若无其事地扶在木匣上，殷切地注视着乔春霖。
早就应该想到有这么一天。乔春霖两眼盯住张燕华，一时没有回答。张燕华又道：“他们俩个是胆小鬼，指望不上的。你如果不敢去，只有我自己去了。”
“我倒不是不敢去。我想的是这件事有没有道理，值不值得。”乔春霖盯了一眼瑟缩在一边的姚明，又将目光落在张燕华脸上。他心中想的是，这一切是不是张燕华在见到自己的第一天便计划好了的？让他充当这个可以牺牲的角色。
“你难道也像他们一样，如果肯送炸弹，非得我嫁给你不可？”张燕华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就如同一个小姑娘得不到她心爱的玩具一样委屈。
“我当然会去。”乔春霖知道，他吃亏就吃亏在讲义气上了。
“真的。”张燕华破涕为笑，跳起来，在乔春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这让姚明妒忌得眼都红了。
下午四点半，乔春霖手里捧着沉甸甸的炸弹，在上次张燕华指给他看的楼房门前下了胶皮车。
炸弹上面粘了一张小小的白纸卡片，上面写的一行洋文乔春霖看不懂，只是觉得，早餐吃的那几片咸肉和那两杯硬灌下去的苦咖啡在他的胃中一个劲地翻腾。再有，就是一股懊恼充塞了他的胸臆。这算哪当子事儿？
一个中国小伙子从乔春霖手中接过礼物。“我给大班送上去。要回信么？”他的心中却有几分奇怪，这个送礼的人衣裳质地不错，不像个跑街的，也许是下等职员。
“不用了，让他与我们老板自己联系。”事情就这么简单，乔春霖两脚轻飘飘地走出大门，暗自庆幸炸弹没在他手中炸响。
“春霖。”乔春霖自己如同驾着雾一般，竟没有发现张舜臣就站在他面前。
“张先生？”乔春霖两眼发直，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刚才见过贝尔·斯坦因了？”
“贝尔。对，对……，这是贝尔的洋行。”乔春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过来。“不。我原本想来找他算帐。可又一想，算了。他是洋人，我斗不过他。”这种临时撒谎的急智倒是他的长处。
“好话。”张舜臣赞赏地点了点头。“有这种见识的人不多。大丈夫不逞一时之勇。有这样的想法，显见你有前途。我也是来找贝尔的，那我也就不跟他提咱们的事了，只谈生意。哈哈，我从你这儿学了一招。”张舜臣笑着走进门去了。
那是老贝尔的洋行，是老贝尔的洋行。乔春霖口中不住地念叨着，来到了新仁公寓二楼。
“东西送到了？太好了。”张燕华与乔春霖前后脚进的门，她还没有摘下帽子便兴奋地跳了起来。“革命必将成功！”那样子像是在班上考了第一名。
这件事真是有些扯不清了。老贝尔确实可恨，他也曾陷自己于死地，这是他罪有应得。乔春霖知道这是给自己解心宽，他这会儿的心中如一团乱麻一般。杀人放火的事可不是他的专长。
“但愿那个老混蛋别太心急。”姚明见张燕华露出了笑脸，也显得兴高采烈。“这老小子要是一心急，打开那个匣子。轰——，一了百了。”
“那匣子一打开就炸？不是晚上才炸么？”乔春霖一把抓住姚明的衣襟。
“革命哪有不死人的？”张燕华连忙安慰乔春霖。“第一次放炸弹，谁都难免紧张，我也一样。”
“你……。”乔春霖突然想起一件事。“我问你，今天早晨谁送你来的？”
“什么？”张燕华大睁着眼睛，一时没有听清。
“我是说早晨和你坐在汽车里的男人。”
“干什么这么气急败坏的？”张燕华咯咯地笑了起来，直笑的身子乱颤。“那是我父亲，你想到哪去了？”
“你父亲？”张舜臣原来是张燕华的父亲。乔春霖恍然大悟，拉起张燕华的手，跑到窗前。“你看一看，那是谁的汽车？”
“爸爸。”张燕华大叫一声，转身冲出门去。她大约是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危险与灾难。
从此一切真像大白。对于他来讲，再没有革命小组，再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暗杀活动。乔春霖知道，这一切都将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尽管他对张燕华和秀英还有几分眷恋。
几天来，闹哄哄的，就如同一场儿戏！老贝尔的暗杀是一场儿戏，张燕华愚蠢的所谓革命，更是一场儿戏，而他自己，竟险些成了这场儿戏的牺牲品。
古人云：贫不与富交。言下无虚矣。他的经历就是个明证……。
乔春霖拿起了电话。“贝尔·斯坦因先生，你那里有一颗炸弹……。”
“你们当我是喝破烂的？”老贝尔的天津话这次显得格外刺耳。他没有听出乔春霖的声音。“这种东西也能卖么？你们中国人真是丢你老娘的人……。”
他竟以为这炸弹是件中国军火商的样品！
这些革命者的手艺也太差了。不过，只要没响就好。乔春霖确实不想干什么杀人的勾当。
第二天一早，乔春霖到水铺给娘沏了一壶好茶，他自己也踏踏实实地吃了两套煎饼果子。
“该找个正经事由了。”娘啜了一口热茶，对他道。娘对事物的看法总是一针见血。
津海关
1
天津海关又叫津海关，是英国人的大炮给打出来的。有什么办法呢？国家积弱，打不过人家。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英国人不来，天津卫也有自己克税的关卡，叫“天津大关”，只不过，它克税的对象是窝窝囊囊的小老百姓，对外国的洋大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自从英国人“帮助”不会理财的中国人建起了天津海关，天津卫的“有识之士”们觉得，国家向洋人借钱，再克洋人的税还钱，这当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法子。
想谋个海关的差事，比银行、邮电局和铁路这些大有前途的铁饭碗还难。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拿的是死工钱，有找外快的机会也不多。但海关可不一样，本来照洋人的法子，海关纳税，一是一，二是二，只要东西没毛病，关税交齐了，放行。他们就算是占点便宜也是政府恩准的，像什么进口关税5%，加子口税2.5%便可通行全国啦，还有什么进口货物没卖出去，退回外洋可以退税啦，这些都是人家的兵舰大炮打出来的权力，这咱还生不着那闲气。
幸运的是，这海关里不能全是洋人，那些人高马大的东西没这么多人来管事，所以，还得用咱们天津爷们。这不，津海关到了咱们爷们儿手里，那才叫花样百出，雁过拔毛，比洋鬼子的手腕不知要活动多少倍。连洋人都跟着咱们天津爷们沾光。用小日本罗卜头儿的话说，叫作发财大大的。当然了，勒索的对象也还是咱们中国的窝囊废。
乔春霖能考进津海关，可说是侥天之幸。海关考试一向是洋人主考，只有两门课程；西洋式记帐法和洋文。乔春霖毕业于东马路的甲种商业学校，西洋式记帐法是他的强项。可这洋文就不行了，主考官讲的洋文他只能听懂一半。幸运的是，其它考生的洋文比他还要差。所以，他竟考了个第一名。这可不容易，一百多考生，只取三人。他立刻便领到了二十块大洋的置装费，从今往后，每个月还有十八块大洋的薪水。
您看这有多好，混洋事由不但薪水高，由还管衣裳穿。当然了，外国关员每月拿几百块钱的薪水，可有什么法子呢？这种事还真不好比较。
穿上新做的黑卡其布海关制服，乔春霖与另外两个被录取的考生站在大帮办的写字间外面，等着招见。周围的墙上镶着一人多高的桃花心木护墙板，门上的铜饰件擦拭得雪亮，墙上挂着几十年前向中国运送鸦片的那种快速帆船的油画。这是海关的大公事房，在英租界的河坝道，紧临着海河，从高高的落地长窗望出去，可以看到海河上停泊的各国轮船，高高的起重机，以及岸边露天货场上堆积如山的货物。
大帮办是这里的大班，据说为了避免误招罪类入关，每一次招收新人他都要亲自验看，训话。
写字间里传出两个洋人一阵高一阵低的争吵声，乔春霖只隐隐约约听见从门缝中飘出来的几个字，“最好的……，支那……，我一定要这个……。”
咣的一声，门打开了，从里面冲出一个又高又胖，像一头肥牛一般的洋2
缉私处在海关大楼的对面，隔了一条小街，再过去一点就是巨大的海关缉私仓库，据说，每隔两个月，就要拍卖一次被抓获的走私货物。紧邻缉私处的是一幢三层楼房，门边的铜牌上用洋文写着“海关关员膳堂”。这大约是洋关员用餐的地方。
守在缉私处门边的仆役看上去至少六十岁开外了，一脸的烟气，脑后竟然还留着一条花白的辫子，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他见乔春霖略有些迟疑地迈步走上台阶，便在面上皱起一层层的笑意，冲着乔春霖的制服微微地一倾身，像是在行礼。
“先生第一天到关上？”这人的模样，跟乔春霖学洋文的书上画的中国人一个模样。这让他的心里有些别扭，甚至有些丢脸。
“我来见马歇尔先生。”乔春霖淡淡地道。
“一层，东面紧里面一间。乔先生。”他脸上的笑纹渐渐地淡了下去。
这老家伙真是耳目灵通，我第一天到班就能认出我来。这让乔春霖有些吃惊。当他已经走了过去时，突然又回过身来，问道：“你老人家贵姓。”因为他想起娘对他交代的话，官府的看门人是最不应得罪的小人。
“先生叫我老关好了。往后有事您就吩咐。”老关脸上的笑意又转浓了，油腻腻的皱纹像是画上去的。这一次他真的将腰弯了下来鞠了一躬。
“我刚来，往后多照应着点。”乔春霖自己就出身于下层，他知道老关并不是真的对自己表示尊敬，而是就此二人便搭上了关系，日后他也许可能在自己身上找些油水。
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多结交一个人，便多了一分生存下去的本钱。这是他死去的爹曾反复教导他的。
楼道里很暗，完全没有了大公事房里的奢华气派。“有事您就招呼一声。”老关在他身后叫道。
紧靠里面的这间房，门上钉着个铜牌，上面写着“13”。乔春霖敲了敲门。
“e in。”里面传出一声重浊，并带有几分怒气的声音。
房间的东面开了一扇窗子，法式百叶扇斜斜地，阳光撒进来形成一条条的光带。在这光带之下，乔春霖看到了方才与大班高声争吵的那个洋人，坐在一张乱糟糟的大写字台后面，乱蓬蓬的眉毛下，一双不大的眼睛正盯在他的脸上。
“我叫乔春霖，来向马歇尔先生报到。”
马歇尔让人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仍旧将目光死死盯在乔春霖脸上，一言不发，足足盯了有两三分钟。
这人是缉私处中十名高级官员之一，又叫超等总巡。乔春霖暗想，这是他的顶头上司，又是个洋鬼子。他不想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给人留下一个窝窝囊囊的印像。所以，他把目光放得相当地平和，并带有几分探寻意味地向马歇尔迎上去。
这位马歇尔看不出有多大年纪，大约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个子很高，很胖，把他坐的那把扶手椅挤得满满的，下巴刮得光溜溜的，却有一头浓密的红发，而且红得发亮。他的白衬衣领上有一圈黄色的汗渍，领带歪斜着，颈肉从衣领中挤了出来。黑色的细呢制服也不洁净，皱皱的，胸前似乎还沾有某种调味品。
“你，偷东西么？”马歇尔讲的是带有几分上海口音的宁波官话，很容易让人了解到他在中国的游历过程。
洋鬼子都是些怪人，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很容易勾通的本国人那样。“十岁以前算么？”乔春霖的声调平和，只略略动一动眉毛。“我十岁以后从未偷过东西。”
他似乎有些理解了大帮办给他分派任务时，眼中透露出的那一丝怜悯。眼前这个洋鬼子一定对中国人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是仇视。
“你怕死么？”他那两片肥厚发黑的嘴唇泛着油光，齿间咬着一支粗大的雪茄烟，又一句恶毒得让人难以容忍的问话混杂着蓝色的烟雾飘了过来，“当然。只要是人都怕死。”除非你们这些洋鬼子不算人。这句话乔春霖答得很快，口气甚至有些硬。
“中国人都是些贪财的小偷和胆小鬼。”马歇尔像是在自言自语。
“那是你没遇到过真正的中国人。”乔春霖自己也为这句顶撞上司的话吓了一跳。这是在敲碎自己来之不易的饭碗。
马歇尔竖起一只眉毛，像是有些吃惊，又似有些恼怒。“我在中国二十年，在津海关三年。这三年里我的六个中国助手死了五个，都给人斩了二三十刀，丢在这条臭河里。”他用手指了指窗外。
突然，他好像是厌倦了这场谈话，向乔春霖挥了挥手，道：“你去外班，找那个滑头小子于学智，他会告诉你该干什么。”
在乔春霖拉开门，将要走出房门时，他在后面补了一句。“那小子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已经成功地活了六个半月。”
他是在吓我，还是真的？乔春霖一时弄不懂马歇尔的用意。
缉私处外班是一间像仓库一样的大房间，屋顶的桁架也露在外面，这使得聚在里面吸烟的二三十人更像是一群脚行的搬运工。不出去巡查的时候，缉私处的中国关员就在这里休息。这就是被人称做“关鬼”的那群人。
“马歇尔说得不错，在我之前是死过几个人。”于学智长着一对老鼠一样的小圆眼，而且他动作迅速的手式和不断抖动的削腮，都让人联想起啮齿类动物。他把乔春霖拉到屋角，目光快得不可思议地四下溜了一遭，小声道：“跟着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命。”
“这海关里经常死人么？”乔春霖有些惊异，这件事不能不弄清楚，因为，他还有老母要他养活。
“只有跟着马歇尔的人才有这种好运道。”于学智摸出一支雪茄烟，用牙齿咬下一头，衔在嘴里，擦着火柴把烟点上。他在思索着该告诉这个新人多少实情。
乔春霖往日在香烟店里见过这种上面有一道金箍的吕宋烟，每支大洋五角，比著名的埃及烟33牌还要贵许多。他的薪水不会比我高多少，怎么吸得起这么高级的雪茄烟？
“咱们的活是每天跟着马歇尔巡检到港和出港的货船，查验货物和货单。每隔五天，坐缉私艇到大沽口搞一次夜巡。”于学智终于想清楚了，眼前这又是一个该死的鬼，不值得为了愚蠢的好心冒风险。“马歇尔对人要求严格，不能迟到早退。至于其它的东西，关里给你的手册中都有，你自己学就是了。不明白的问我。”
他从大帮办那里领到过两本英文的小册子，是有关关税方面的一些条例，这是他作为海关关员必须要掌握的内容。
“在这里，少说话，少打听事。”最后，于学智还是决定加上一句善意的衷告，也免得这人冒冒失失地坏了自己的事。
“那些人因为什么死的？”乔春霖非常关心这一点，坦白地讲，他的心中很为此有些担忧。
“都是因为多事。”于学智没再理会他，径自走到另一伙在说笑的人中，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发愣。
今天第一天上班，遇到的几件事使他有些心事重重。明显粗暴的马歇尔，像小动物一样惊恐的于学智，都离他对海关的想像相去太远。
3
只在第二天，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马歇尔与乔春霖的关系。
“去替我换成零钱。”马歇尔将一枚大洋向乔春霖丢了过来，他伸手敏捷地接住。“早上我坐黄包车，竟没有零钱给车夫，让那个混蛋狠狠地敲了我一块大洋。”他的愤愤不平之意溢于言表。
马歇尔把胶皮车叫黄包车，这是他在上海、宁波学来的叫法。天津人只简称“胶皮”。“要银角子还是铜元？”乔春霖心细。
“跟我讲话要称先生。”马歇尔冷冷地盯了他一眼。“要铜元。”
“是，先生。”
在天津卫换洋钱不一定到钱庄、银号，像穿换零钱这样的小数目，街头的香烟店就专有这业务，他们门口的水牌上写着当日的行情。
马歇尔给他的是一枚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银钱行里称“袁头”。今天的行情，袁头换铜元一百四十三枚。
马歇尔将铜元十枚一叠，在办公桌上一一排开。十四叠铜元像是一队士兵，余下的三枚，他在手中弄得叮叮当当直响，目光不怀好意地从浓眉下盯在乔春霖的脸上。“你小子想贿赂我？”最后他终于开口道。
“什么……，先生？”这可是乔春霖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枚银元换一百枚铜元，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原来他根本就不懂行情，乔春霖暗道。
这虽然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但要给洋鬼子讲清楚了，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中国现在流通的钱币里有许多种，比如海关征税，标准是关平银，是以银两为计算单位。这您明白。”乔春霖站在办公桌前，很耐心的讲解。马歇尔迷缝着双眼，手中的铜元哗啷哗啷响个不停。“街面上用的钱币首先是银元，可银元分很多种，重量不一。”论起这些事来，他在甲种商业学校里早弄得烂熟于心，讲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最重要的是如何深入浅出，让马歇尔听明白。私下里，他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可能是他的一次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为什么重量不同？”马歇尔脸上开始出现疑惑的神情。
“您给我的是一枚袁大头，是最贵的一种，重七钱五分；另外还有西班牙站人儿，墨西哥鹰洋，这是外国银元，重七钱二分，今天的行情是铜元一百三十二枚；还有一种广东省出的，有孙中山头像的，叫孙头，重七钱整，不过不多见，行情是一百二十三枚。所以，在换钱的时候，价钱就不一样了。至于纸钞票，不管是交通银行的，还是你们汇丰银行的，都是一块钱换一百枚。”乔春霖可以说是循循善诱。
“我在街上常看到的无赖汉子，拿几块银元在手里弄得当当响，就是买卖银元，吃差价的？”马歇尔虽然语调平板，却也能举一反三。
“完全正确。”
“支那人真是莫名其妙。”马歇尔像是有些相信了。不过，洋鬼子终究是洋鬼子，他一定要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你也一起去。”马歇尔带着乔春霖走过外班门口时，将满脸惊异的于学智也叫了出来。
在香烟店门前，马歇尔取出几块大洋来，从中挑出一块袁大头交给乔春霖。“去换给我看。”
当他又捧了一百四十三枚铜元出现在马歇尔面前时，马歇尔并没有伸手接钱，而是挥起拳头，只一下便将于学智打倒在地。“你是一个无耻的骗子。支那人都是些贪财的无赖。”忽然，他转过头来对在一旁发呆的乔春霖道：“这里面不包括你。你是诚实的……。”
但乔春霖心中清楚，自己刚刚上班第二天，就无意间得罪了一个同事。而且，这个同事从相貌上看，完全可能是一个小人。
4
第一次出来巡检，乔春霖心中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挂着各国旗帜的轮船沿着码头排出十几里远，河面上往来着中国的木制帆船，一个人划桨的小木船在大船中间往来穿梭，灵活得像水边的小布鱼儿。
十月的天气，已经有些凉意，脚行的工人们却仍穿着一件破旧的粗布背心，或是肩扛沉重的棉花包、木箱，或是几个人合力拉着一辆巨大的木排子车往来运送货物。乔春霖心中暗想，当年身为袍带混混的爹确是有远见，让自己上学读书，要不，自己如今也不过是南市里的一个小混混儿，不会这样体体面面的走在外国码头上。
马歇尔巨大的皮靴踏在水泥路面上咯噔咯噔地响，手中一只粗大的手杖不时地挥来挥去，却很少拄在地上，头上戴的橄榄绿色的圆盔帽让乔春霖想起一句天津最刻毒的骂人的话。不过他很快又责备了自己。自从换铜元那件事之后，马歇尔似乎将他当成了自己人一般，虽不是很亲热，但却没有了恶声恶语和对其它人的那种随意的污辱。
“你小子找了个俏当儿。”于学智眼睛瞟着走在前面的马歇尔，凑在乔春霖的耳边恶狠狠地低声道。“你在外国老面前买好，把我给搁里边了。”
“那是你自己的错。”他从一见面就厌恶这个人，便决定不给他好脸色看。
“你他妈的懂得个屁？”于学智的小脸气得煞白，嘴角上也沁出了白色的唾液。“他们抓着私货可以得赏金，是货值的十分之一。他会分给你吗？咱们只能凭自己的本事弄点小钱花花，你还他妈的揭我的老底儿。”
乔春霖停住脚步，盯住于学智，不紧不慢地说：“你打算怎么样？”
“我看你是我的灾星。你小子有种。搁着你的，等着我的。如果再有下次，我要你的命。”说罢，他快步赶上走在前面的马歇尔，像条小土狗一样垂着头，没精打采地走着。
乔春霖此时非常冷静，他知道，他绝不会惧怕于学智这种人。
马歇尔的管界在大连码头南边四百多步的地方，是整个英国码头区最偏僻的一个埠头，以杂货船居多，偶尔也有客货两用货轮船在上客之前或下客之后候在这里装卸货物。航运繁忙时这个埠头能停泊七八艘轮船，今天这里只有三艘。
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客货两用船很漂亮，雪白的船身，黑色的大烟囱，甲板以上是一二等舱的客房，宏伟得像座大饭店。
船上的管事和货运代理人都是中国人，远远地便候在舷梯旁，面上带着微笑但不谄媚。他们是仅次于太古洋行的第二大航运公司，对洋关员，他们只要保持友好的关系便可以了，不似中国航运公司那样处处受刁难，不花钱寸步难行。
“白兰地？”在头等舱的餐厅里，中国管事的微微躬着腰，客气地问马歇尔。货运代理人拿出三根粗大的雪茄烟向马歇尔递了过去，并擦着火柴为他点上一支，另外两只被他装进了外衣口袋。
而后，代理人又踱到乔春霖与于学智面前，每人塞给他们一只雪茄烟，这时，管事的用一只银托盘给马歇尔送来了酒，另外在他们两个面前放下两瓶荷兰水和两只高脚玻璃杯。
拿着那只雪茄烟，乔春霖有些不知所措。一来他不会吸烟，二来他也不知该怎么处理这东西。
“发什么呆？”于学智将雪茄烟放进制服里面的口袋中，为自己斟上荷兰水。这荷兰水乔春霖只见过，这是第一次喝。将杯子举到唇边，只见水面上裂开一个个的小汽泡，刺得他的鼻孔发痒，喝到嘴里甜丝丝的，还有些发麻。难怪这东西风靡一时，确是挺好喝。他心满意足地又喝了一大口，这一次更觉刺激。随手他也将雪茄烟收在衣袋中，为什么不呢？也许这是海关的常例，他没有必要鲁莽地坏了规矩。
那边，代理人在陪着马歇尔说话，货物清单和税单等摊在桌面上，这时他的白兰地也已换成了咖啡。看起来查验的手续并不复杂，马歇尔一杯白兰地，一杯咖啡喝过之后，事情就办完了。
“不去验看货物么？”乔春霖记得清清楚楚，海关手则中明确规定，关员查验货物必须照实物核对货物品种、质量，以免偷逃，欺瞒关税或走私违禁物品。
“蠢货，这是怡和的船，谁会找他们的麻烦？”于学智对乔春霖显然是怀恨在心，没好气地说。“洋人是他们的哥们，只会给他们方便。”
最后一艘货轮是为了给太古洋行的厦门号让码头，临时改停在马歇尔的管界的。它是华商三北轮埠公司的嘉顺号，这家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天津分公司的经理是美丰洋行买办李正卿。这家公司与其它华商轮船公司一样，在太古和怡和两大船运公司的夹缝中讨生活，日子很不好过。
嘉顺号的货运代理是个身材高瘦的中国人，皮肤雪白，唇上蓄着两撇仁丹胡须，戴一副金丝眼镜，衣饰非常考究。他的名字叫周海泉，外号鸦片周。
“马歇尔先生，你好。”周海泉很清楚马歇尔对他的看法，为了避免以往的那种难堪，他没有伸出手来与马歇尔握手，而是抱拳拱手，行了个中国礼。他小手指上戴着的一枚火油钻的大钻戒在阳光下一闪，刺得马歇尔两眼发花。
一年多了，自从马歇尔听说过一些鸦片周的事以后，总是想要抓住他的把柄，但总没得手。这家伙太滑头了！马歇尔心中恨恨地想。嘉顺号从上海来，上海到天津的航班是云南烟土与印度烟土运往北方的一条主要通道，当然，也是热河烟土与北土南运的咽喉所在。
二十年前，马歇尔的哥哥就是在上海染上了鸦片瘾，丢了工作，最终潦倒而死，被人葬在上海的英国公墓里。马歇尔来中国后，到他哥哥的墓上看望过几次，也送了些鲜花，但他从心底有些恨他哥哥，当然，更加痛恨鸦片和鸦片贩子。虽然他的国家是用大炮和印度鸦片打开的中国大门，但这并不能说明，那些在中国染上鸦片瘾，并最终毁了大好前程的英国青年都是自己持身不谨，而英王国便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
还是在头等舱的餐厅里，一匣包装精美的雪茄烟被摆在马歇尔的手边。“我叫周海泉，小兄弟怎么称呼？”他转到另一张桌前，将三支雪茄塞进乔春霖的口袋，又亲切地在外面拍了拍。
“我叫乔春霖，刚到海关。”他看到周海泉很随意地将三支雪茄向于学智手中一放。于学智将一支咬在口中，另两支却很显眼地插在胸前的衣袋里。
乔春霖觉得自己确实看到了，他们俩人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于学智前两次都是很小心地将雪茄烟深藏起来，这一次为什么一反常态？而且推开了周海泉的火柴，自己点烟却只吸了两口便熄掉了。乔春霖不由得想起他少年时跟着父亲出入芦庄子宝局的情景，那些吃腥骗人的老赌棍们之间，专门有一套暗号手式。
也许这是他多疑了，不过，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熟悉，尤其是那种眼神，他在宝局里见过的次数太多了，每一次，都有人被骗得很惨。
马歇尔向乔春霖招了招手，于学智也跟了过来，立在他身后不远处。“这几种货要开验。”他用手在货单上一项一项地指着，眼神却盯在周海泉的脸上。
“好说，好说。”周海泉白净的面皮上堆着笑意。“不过，还是吃过午饭再动手吧。厨房里正预备着。”
“是呀，吃过饭有劲干活。”于学智也大着胆子加了一句。
马歇尔脸上的肥肉抖了几抖，手指在光亮如鉴的桌面上轻轻地敲着，目光从周海泉的金丝眼镜移到他肥大的袖口。那里有一只厚厚的白信封。这个支那烟鬼自上次自己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之后，很久没敢来这一手了。
“马歇尔先生，咱们单独谈谈？”周海泉的神气并没有慌乱，还是那种慢条斯理的腔调。
从信封的厚度可以看出，里面至少也有上千块钱。是二千，还是三千？眼下，收下这笔钱似乎比拒绝这笔钱更困难。马歇尔觉得他的怒气在上升，这不单单是因为这笔贿赂，而是以往当他拒绝了贿赂之后，却没有一次能搜出鸦片周的走私品。
这么一大笔贿赂，只能说明他今天确实夹带了重要的私货，说不定就是鸦片。“乔，你下去看看，照单子开箱查验。”也许，这个诚实的小子比我有运气。
这艘船分前后两舱，要查的货都在后舱。乔春霖听人说过，走私船的货舱都有夹层、暗门什么的。但他知道，仅以他对轮船浅薄的知识，即使暗门就在眼前，他也未必认得。好在是例行查验，也没什么难的。
“你是第一次，让我来。”走下后舱，于学智从乔春霖手中把货单拿了过去，挤身走到他前面。
舱里面虽然有灯，但仍很暗，也很气闷。各种货物混杂的味道，连同松木箱板的松香味，舱壁多年积垢的陈腐味一起扑面而来。一垛一垛的货物堆在防止货物在风浪中移动的铁格栅中，而且积得很高，有的甚至顶到了上面的甲板。
乔春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鼻子灵，隔着整条胡同，他能嗅出炸酱面的味道。这不，冲上来的头一股子味道是菠罗，而且已经很熟了；再往前有股子机油味，看一看木箱不大，大约是汽车零件。货舱管理员领着于学智在前面七转八拐，又走过了高高的一大垛茉莉花茶的木箱，要查的货物在最里面。这时，乔春霖嗅到了一种奇怪的香味，这股味道油腻腻，浑沉沉，香得又厚又浊，只不过是混杂在茉莉花香和其它各种味道中，不易分辨罢了。
这是什么？味道如此熟悉？
“过来帮忙。”于学智在里面高声叫他。离开了茶叶垛，那股味道又淡了下去，却没有消失，仍环绕着他，包围着他，让他越发地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
货舱管理员拉出一只木箱，这是西药。走私药品的客商多是将名贵西药装在普通药品的包装箱内，以逃避税款。一连开了三只箱子，都没有问题。
“到了吃饭的时候，偏偏让人来开箱查验，马歇尔从来不体量咱们。”于学智对乔春霖道，口气相当和缓。这是他第一次用“咱们”这个词，乔春霖暗中告诫自己要警惕，他的态度转变得有些奇怪。“这会儿他准在上面大吃大喝呐，让咱们干苦力。就是查出私货，赏金也是他独吞，他不会分给咱们一毛钱。”
这时，又来了一个船员，走到于学智身边帮着抬箱子，乘乔春霖不注意，在于学智耳边说了些什么。不过，乔春霖一直在注意着于学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货物一样样地抽查，每种开个两三箱，也同样很费功夫。“有了。”于学智这次亲自从垛上搬下一箱荷兰水，打开来一看，里面竟有半箱是威士忌。“这批荷兰水就地封存，谁也不准动。”于学智的小脑袋昂得高高的，像是很得意。“搬着这个箱子，跟我上去。”他对乔春霖道，这回没再说咱们。
“好像还有一种货物没查？”他并没有因查到走私品而感到喜悦，相反，他有一种被于学智耍弄的感觉。他记得，在马歇尔指定的货物中，还有茶叶一项。
“这里听我的还是听你的？”于学智一下子窜到他面前，急扯白脸道。“难道你还想弄点鸦片出来不成？”
对了！乔春霖终于想了起来，他出入于南市的那几年里，经常嗅到的鸦片烟的味道就是方才那种油腻腻的香味。站在茶叶垛前，他不知该怎么办。这一大垛，少说也有一二百箱，要一一开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先上去，我开个一两箱，走走过场。”他向于学智一笑，将那半箱威士忌交到于学智手中。
“你小子是在找死。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于学智将木箱往地上一放，坐在了上面，看着乔春霖爬上了茶叶垛。
如果当真有鸦片，于学智说不定就知情。可这么多箱子，怎么才能找出装鸦片的箱子？他将身子伏在茶叶垛上，一箱一箱地嗅。那味道越发的浓厚了。不会在第一层箱子里，走私者不会这么愚蠢，一定在下面几层的箱子里。
“你快点，开两箱看看就完了。”于学智的嗓子像是装满了痰，甚至有些个惊恐。
如果头一次出巡便亲手查出了走私鸦片，那会让他在海关里面大出风头，也许用不着什么试用期，他便可以正式转为关员了。心中胡乱地转着各种念头，他动手搬开了上面一层的木箱……。
5
马歇尔肥大的臀部压得纤巧，精美的橡木椅子吱吱直响，他像巨灵神一般的大手在玩弄着一支铅笔，目光落在对面的周海泉身上。他对今天的抽检没抱太大希望，一来，事先没有人为了赏钱向他透露走私的消息；二来，这鸦片周绝不是个简单好对付的角色，否则，以他的经验，他不知道该抓住这家伙多少回了。
在他三年前刚刚来到津海关的时候，他的前任据说是发足了财，打算回苏格兰老家享福去。临交接的时候，在维多利亚俱乐部请他吃饭，那老人很坦率地对他讲：“在天津，不比在宁波。宁波没有真正的帮派。天津有些像上海，但是比上海更可怕，更粗暴。上海的流氓只会杀告密者，贿赂海关关员。而在天津这个地方，如果你不识像，他们连我们也敢杀。即使你发现了凶手，也很难治他们的罪。他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这里，似乎替自己的老板去顶罪、坐牢，甚至被绞死是件很光荣的事，他们的家属因此也会受到很好的照顾。”
“那我们干脆什么也别干了？这怎么可以？”马歇尔自己在海关混了这么多年，他有自己的原则。当然，也许就是这些原则害得他在哪一个地方也呆不住。
“我听说过你的一些事。”老人对着杯中殷红的葡萄酒笑了。“你也别介意，不论是谁，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呆长了，总会有些关系可以利用，也有些人情需要还。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没有秘密可言，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在中国，任何秘密都是极有价值的。他们用银子来回报秘密，也回报给他们提供方便的人。”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见把马歇尔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又道：“你看，我在天津，隔得这么远，我便知道我的后任，也就是你，在上海欠了很多债，你在股票市场上输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想把我在这里的关系无偿地介绍给你，这不但可以让你还清债务，还可以在几年之后，像我一样回到美丽的家乡，买一座小小的农庄，过上安闲，富裕的日子。”
“你让我接受贿赂？中国人的贿赂？”马歇尔自认为是个正直的人，在巡检时吸船主的雪茄烟，喝他们的好酒是一回事，这无关紧要。但接受贿赂，像贪婪的满州官吏一样收取鸦片的过路费，这是他难以容忍的。
“你在中国住了十几年，我想你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老人的眼中闪烁着嘲弄的目光。“你第一次在中国当差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确切地讲，是清政府江海关。”老人的眉毛挑了起来。“如今满州皇帝被废了，这里，叫中华民国天津海关。听明白了没有，不是大英帝国香港海关，也不是大英帝国利物浦海关。这层关系一定要明白。虽然税务司是英国人，而你是在替中国人当差，不是为大英帝国效力。”
老人的话使他顿开茅塞。“不过，告诉你的朋友，鸦片走私不行。我对鸦片有深仇大恨，我不能允许。”
“我对你哥哥的事深表同情。不过，这里的鸦片也是卖给中国人的。”
“不……。”
三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清了债务，还积下了相当大的一笔财富。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来中国的原因，为了发大财。中国充满了发大财的机会！仅管如此，他还是在缉捕鸦片走私犯的过程中损失了好几个中国助手。他并不害怕这种危险，至今还没有人敢向他本人动手。
也许这只是因为他抓的都是些小鱼小虾。他又扫了一眼安闲地坐在那里的周海泉。他的那只大信封一定还在他宽大的袖筒里。如果我不去下舱查验，或是那两个人只在下面走走过场，我是不是就应当接受他的这笔贿赂？用天津人的话说，从此与他叫开了，各行其便。他自知不是个圣人，所以他在犹豫。不行，这人是个人所共知的鸦片贩子！
下面大概不会有什么收获，即使那个乔很诚实，也很难抓住眼前这条老狐狸的尾巴。以往他在有线报的情况下，也未曾查获过鸦片周走私的毒品。这是个在天津和上海都很有实力的大毒品贩子！他真的该死。马歇尔只能在心中暗暗地诅咒，却毫无办法。鸦片周在海关里有极深的关系网。
“要不要再来杯开胃酒？”船上的管事很殷勤地在一边侍候着。他娘的，今天一早晨已经喝了五杯酒了。医生很早就告戒他不要饮酒过量，否则他活不到五十岁。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马歇尔先生，你看……。”乔春霖从一只茶叶箱中取出一个用锡铂纸包裹的柚子大小的圆球，打开锡纸，里面是一团棕黑色的东西。。
天哪，这是印度鸦片。马歇尔看到鸦片周原本雪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这下好了，即使这一次不能办你个主谋贩毒，也可以使你在你那个罪恶的圈子里丢尽脸面。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他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讲，面子有时比生命还显得重要。到处都有贱命可以买，但面子却是自己的。
“老周，对不住了。”他用新近刚刚学会的天津话揶揄道，同时他的心中一阵狂喜，真希望能抽出鸦片周袖中的那一大叠钞票，狠狠地摔在他的脸上。
周海泉的目光死死盯住垂首退缩在乔春霖身后的于学智身上。他忍痛抛出一批昂贵的洋酒作掩护，却还是被人查到了他真正大宗的货物。这使得他其怒也如狂，但面容上却很快恢复了往日不慌不忙的沉稳神态。
“这些鸦片是乔春霖一个人查到的……。”于学智看上去怕得要死。
“作为货运管理人，没能发现有人走私鸦片，这是我的失职。”周海泉脱下头上的帽子，深深地向马歇尔鞠了一躬。“让我们看一看这是哪一家的货物，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货是一家小贸易商行的。马歇尔清楚，这是那种皮包公司，是鸦片周专门用来打掩护的那种小公司。这会儿消息肯定已经传到了他们那里，不会抓到人了。
“于，”他一指仍然抱着一箱洋酒在一边发呆的于学智，“你下船去通知外班，来几个人查封这两批货。周先生……。”
“我知道该预备什么，请放心，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地进行。”
“我是说我们的午餐，先来一瓶一八九六年的波尔多。”马歇尔狂笑道。“来，坐在我这里。”他一指对面的椅子，对乔春霖道。
周海泉出人意料地为乔春霖拉出椅子，扶侍他坐下。“刚到海关就有这么大的成绩，你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周海泉尖细的指甲在他的脖颈上仔细地划了半圈，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发现走私货的兴奋一下子全没有了，他心中只有担忧，但他并没有真的害怕。这种杀人的暗示以前他也曾经历过，也被凶手威胁过，但他都闯过去了。
乔春霖没想到，马歇尔突然越过桌子，抓住了周海泉停在他颈后的手，桌上的酒杯叮叮当当地全倒下了。“不要在我眼前来这一套，我以前见过这个。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胆敢碰这个孩子一下，我就把你撕成碎片。”马歇尔将周海泉拉近他的大脸，口中的热气直扑了过去。
“我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周海泉退缩了，但并不慌乱，也不害怕。
这一次的收获极大，洋酒不算，单印度鸦片就有六百多磅，外加三百多磅的云土。总货值在十万元以上，这还不是贩到大街上的市价。马歇尔乐得嘴都合不拢。“哈哈，这下姓周的小子该破财了。说不定他会给货主斩死……。”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乔春霖一再地告戒自己不要害怕，但事实上不由他不担心。他知道，除非周海泉死了，否则他早晚要向自己进行报复。
第三天早上，人们发现，于学智的尸体被人丢弃在马歇尔管界的码九九藏书头上，身上被斩了几十刀，从大张着的乌血凝结的口中可以看到，他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是帮会对告密者的惩处，同时也在警告其他人。
乔春霖当天将他母亲从河北庆吉东里的住处搬了出来，迁到穷人聚集，小土房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的谦德庄。而他自己也搬进了海关的单身宿舍，平时从不独自出门。他知道，追杀他的人也许就在他周围。
当然，也许他们杀了于学智就够了，不会再冒险来杀他。但他知道，这是在宽慰自己。不论是青帮还是洪帮，尤其是青帮在天津的势力最大，让他们破财，便是与之结下了深仇大恨，这种仇恨甚至会传代。
6
当月的十号，乔春霖刚刚来到海关上班十几天，他被人叫到人称华帐房的华籍职员会计处。
“在这里签个字。”一本翻开的帐簿送到他面前，在他的名字后面有一个数字——捌元整。同时他也看到，在他前面的是于学智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他的名下是十五元整。
“这是什么钱？”离海关发薪的日子还远着呢，乔春霖不明白。
那人撇了他一眼，没好气道：“方便钱。”
自从进海关的第一天，他就听死去的于学智对他讲过方便钱的事。在海关，进出口的货物要经过六道关卡：检验、核对、核税、征税、盖印、放行。出入海关的中国商人除了交纳正式税款之外，在每一道关卡都要花一笔相应的费用来取得关员提供的方便，天长日久，便有了定例，每隔十天，海关派差役拿着口袋到各进出口商号去敛取“方便钱”。钱取回来之后，按职位高低，多寡不等，由全体关员，包括洋员一同表分，这笔钱通常要超过工资的几倍。
当然，对于洋商的商行，以及他们的货物，没有人胆大到会去找他们的麻烦。
不知怎么的，乔春霖不大想要这笔钱。这倒不是他有多么的廉洁，关上所有的人都心安理得地领取这份外快，也许马歇尔也在领取。但是，自从他看到于学智的尸体，他对自己的行为与处事原则发生了重大的怀疑。尽管于学智是个让人厌恶的家伙，也许他还是周海泉的走狗，这都不能说明他就该死。这里面是不是应当有他的责任？在执行公务与情理之间，哪一个更重要？
“不，谢谢，我不需要。”他转身想离开，却被那人又叫住了。
“既然你不要这笔钱，你干吗不辞职？”
乔春霖本想说些什么，后来还是决定不再开口，便走了出去。他明显地看到，那人脸上不仅仅是吃惊，简直是怒不可遏。“不识抬举的东西。”
马歇尔的样子很闲适，正举着一张《字林西报》在看，转椅微微地晃动着。“今天晚上是你第一次当夜值，九点钟，不要晚了。”他并没有看乔春霖一眼。“钱领了么？给你多少？”
“您是说那笔方便钱，先生？我没领。”
马歇尔放下了报纸，露出吃惊的表情。“你这愚蠢的东西，干什么不领？”乔春霖没有回答。“这样也好，我正没有个由头向外边公布我们俩的关系，这倒是个机会。”
什么关系。乔春霖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跟在马歇尔的身后来到了华帐房。
也许马歇尔非常善于表演，也许他真的在发怒。不过，在他用他的大皮靴猛地踢开华帐房的门之前，他的表情是平和的。
“你们是一群狗屎，是一伙狗眼看人低的混蛋。”马歇尔的华语近来大有进步，词汇也丰富起来了。“胆大，不知好孬的东西，竟然欺辱到我的头上来了？”
华帐房中所有的人仿佛见的瘟神一般，全部惊恐地站了起来。那个管帐的会计点头哈腰地对马歇尔一个劲儿地笑，柔声道：“马歇尔先生，马大爷，什么事发这么大脾气？有话慢慢说。”
“放屁。”马歇尔的大拳头砸在办公桌上，桌上的墨水瓶、笔筒猛地一跳，翻倒了，墨水漫延开来。会计慌忙把帐本抢了起来。“你们这些吃大粪的家伙给我听好了。”他指着乔春霖。“我是这小子的保护人，他是我的人，谁也别想碰他。”
他知道，他的这番话很快就会传遍海关，然后传到所有与海关有关的商、警各界和帮会头子的耳中。马歇尔心想。这消息肯定传得比风还要快。这正是他要达到的目的。他有些喜欢乔春霖，绝不想他就这么死掉。
为什么要喜欢一个中国人呢？并不仅仅因为他让鸦片周丢了脸，给自己出了口恶气；也不完全是因为他诚实，诚实的人很多；大概是因为这小子身上有与他相同的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冒失劲。
“是他自己不肯要。”会计还想为自己分辩两句。这是整个海关中最难缠，最野蛮的洋鬼子，得罪了他只有自讨苦吃。
“是我不让他拿。”马歇尔的大拳头挥舞着，确是有股子吓人的劲头。“他要拿头等外班的钱，以后也是这样，每一次都得与头等外班一样。”这不但大出乔春霖意料之外，也让房中所有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从来没有一个洋鬼子会为他手下的人争取权益。“快拿钱，快拿钱……。”他一叠声地摧促。
三十元汇丰银行的钞票被毕恭毕敬地交到乔春霖的手上。一个月分三次方便钱，就是九十元，这比他的工钱超出五倍还要多。难怪人们疯了一样往海关里挤。
“你不该拒绝这笔钱。关里上到税务司，下到茶房，每个人都指望着这笔钱。”马歇尔在回来的路上郑重教训他。“如果你不收，就说明你与所有人在作对。那么，用不了一个月，你就会被开除出海关。没有人能容得下异己……。”
乔春霖这时又在回想自己方才为什么会拒绝第一次领钱。也许是被于学智的事吓傻了，或者就是天意，他的运气今年特别好，遇上了马歇尔。有一个洋人，特别是马歇尔这样豪横的洋人作保护人，周海泉还会对他下手吗？
“得了这么多钱，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规矩，明天礼拜，你请我吃饭。”马歇尔脸上难得露出笑容，红通通的大脸也显出几分亲切。
缉私艇是一艘两丈多长的小火轮，粗大的烟囱一股股地冒着黑烟。艇长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国人，姓刘，胖得像个小皮球，船长的白帽子扣在他7
不幸中的万幸，乔春霖没有伤到骨头。不过，在马大夫医院，医生仍然给他的肩头上了夹板，吊了绷带，这叫以防万一。他在谦德庄乱轰轰的小屋里陪娘住了两天，便又到海关上班来了。
他的心中一直掂记着一件事。这一次马歇尔救了他的命，而且是一个洋人救中国人的命，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情。他要当面向马歇尔道谢。况且，他还欠马歇尔一顿饭，这是早已说好了的。
马歇尔的办公室里还坐着一个白人，看上去三十几岁，窄脸，大眼睛，身体很强壮。
“这是丹顿警官。”马歇尔为他们介绍。
这举动似乎让丹顿有些吃惊。也难怪，平等的交往只存在于他们白种人之间。丹顿看了一眼他吊在胸前的左臂，似是明白了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握了一下他的手，用英语说：“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你的命很大，而且遇到了一个好主人。”他转过头来看了马歇尔一眼。
“不，不是主人。”马歇尔讲的也是英语。“是个朋友。中国人不只有小偷无赖，也有可信赖的人，例如眼前这位乔先生。”他用手指了指乔春霖。
得益于一个多月的努力，这些对话，乔春霖完全能听懂。当然，他也看到了丹顿脸上的不屑。
“那件事，丹顿先生说没有办法。”马歇尔对乔春霖说。“他们找过鸦片周，但是很难把他与两件谋杀案联系起来。”
“马歇尔先生险些将巡捕房闹了个底朝天，为了你的事。”丹顿的神气中有一种嘲弄的意味，这是那些在中国多年的外国警官脸上常有的神气，他们接触的都是中国最阴暗的部分。“这种事不常有……。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你们对鸦片周的指控。”
“巡捕房不知道他是鸦片贩子？”乔春霖第一次开口。以往，每当他面对警察时他总是很紧张，不论是中国警察还是外国巡捕，他们都不可信任。
“除非我们当场抓住他。”丹顿脸上的不屑之意更浓了。一个中国毛头小子竟敢对他表示不敬，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当然，你是中国人，你可以利用你的关系，发现周的阴谋，我们去抓人。”说完，他拿起帽子，与马歇尔握了握手，从乔春霖身边昂然走了过去。
马歇尔的努力令人感动，只可惜，一天不除掉周海泉，他就一天没有安宁。乔春霖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不管是因为什么，他的母亲将要失去依靠的前景都是可怖的，这还包括他的生命。
也许，通过父亲以往的关系，找一找青帮的老头子，可能会救他的命。随即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他没有任何能力来偿还他给周海泉造成的损失，而且他也不可能说服马歇尔放弃对鸦片的追索，他知道，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马——歇尔先生，乔——先生，早上好。”周海泉的英语有几分滑稽的腔调，似是有意地拖着长腔。“又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一个月之后，他们又在码头上见到了周海泉，还是三北轮埠公司的船，这一次是他们最大的一艘货船惠顺号。
“我的感觉却不大好。”马歇尔用宁波官话，夹杂着上海和天津的口音嘲讽道。“我好像又闻到鸦片烟和大粪的味道。”
“听说乔先生出的了点事故，没伤得太重吧。”周海泉完全没有在意马歇尔的讥讽，很关切的样子向乔春霖打招呼。当乔春霖走过他身边时，他用天津土话低声在乔春霖的耳边道：“谦德庄那个地方很复杂，还是把家搬回庆吉东里吧。”
乔春霖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这家伙什么都知道了。他要干什么？他的眼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惊恐，两眼盯在周海泉的脸上。周海泉只是向他笑了笑，便快步走到马歇尔身边，引领着他进了高级船员餐厅。
“你在外边等一会儿。”突然，马歇尔回过头来对乔春霖道。
透过玻璃窗，乔春霖看得见餐厅里面的情景。马歇尔与周海泉站在桌边，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他们在谈什么？马歇尔在威胁周海泉？也许，这正是他的性格。周海泉又怎么样，会不会就此放过你？
他的脑子里很乱，一时难以理出一个头绪。马歇尔如果不能压制住周海泉，相反，却只能加速他的报负行动。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马歇尔出现在甲板上，面色阴沉，眼里闪着的不仅仅是怒火。在乔春霖看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高大，粗暴的洋人如此地灰心丧气。
“中国人实在难以理喻。”马歇尔毫不掩饰他脸上的愤愤之意。回到办公室，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卷钞票递给乔春霖。“你离开天津，到宁波去。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在那里应该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周海泉怎么说？”眼前这个洋人不是一点小事就能压垮的人，他既然放弃了抗争，想必从周海泉那里得到的是极不好的信息。
“我给了他许多让步，他却绝口不谈你的事。他说什么，贱命不值得我操心。”马歇尔原本红通通的脸色有些灰黄，整个脑袋被笼罩在雪茄烟的烟雾中。“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今天早上，副税务司招见了我，说鉴于我不能与同事和平相处，我与海关的合同到年底为止，不在续约了。”
“这是周海泉干的？”
“不，各方面原因都有。”马歇尔摇了摇头。“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保护不了你多久了。我一回国，你不是被鸦片周杀死，也会被解职。去另寻出路吧。”
所有的事情终于挤在一起发生了，事情的起源竟是查获了一批走私鸦片。我该怎么办？乔春霖一时间仿佛不似前几天那样郁闷了。事情既然明了了，就该找出明了的解决办法。
“走吧。”乔春霖笑了。他从他父亲身上继承来的勇气使他不再为无谓的事担忧，在艰难困苦中抗争，这就是他的命。“今天晚上我请你吃中国菜，先生。”
马歇尔惊愕地望着他，眼前这个青年似乎在一转眼间长大了好几岁。
8
据说，门役老关是津海关中消息最灵通的人，几乎所有的告密者都是通过他才能传达到洋关员耳中。当然，他从中也抽取一小笔赏钱。
“您托我办的事，我是全心全意。今天，我给您带来了一个消息。但不一定是好消息。”最近乔春霖方才知道，别看老关浑身脏稀稀的，一脸的烟油，他却是个小有家财的小财主，在地道外、谦德庄有几十间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浮房，供他收租。
“什么消息？”已经到了十一月底，离马歇尔退职的日子不足一个月了，乔春霖打算在这之前彻底解决他与周海泉的矛盾。前不久，查获周海泉那批鸦片的赏钱发了下来，总数乔春霖不太清楚，大约应在一万元左右，马歇尔大方地给了他一千元。这对于乔春霖来讲可是一大笔财富，他完全可以用这笔钱，带上母亲离开天津，逃到保定、张家口等地，开个小买卖度日。
不，他可不想做个胆小怕事的人，果真如此，他父亲地下有知，也会为他感到羞愧。他要妥善地利用这笔钱，除掉周海泉。
老关迷缝着小眼，透过纠结在睫毛上的眼屎，仔细地打量着乔春霖。“这件事危险极大，弄不好要没命。”
乔春霖知道老关在想什么，他从腰间摸出一小卷钞票，一张一张地数，眼睛根本就没向老关看上一眼。老关凑了过来，小小的铸铁炉子中，大同煤块燃起的炽烈的火光将他们两人的脸色映得发白。
“这批货听说有一百五十担，都是上等的热河土。”老关在吊他的胃口。一担是一百市斤，一百五十担就是一万五千斤。这确实够惊人的。
乔春霖将一张五元的钞票放在炽热的炉台上，老关满是老人斑的手灵巧地将钞票捻起，塞入袖中，接着道：“船期听说还没有定，左不过就是这几天的功夫。也许是一船全都运走，也可能是分成几批往上海和厦门运。”又一张钞票过了手。
“那批货现在什么地方？”等货上了船，也未必是马歇尔管界的码头，那时可就无法可想了。
“嘿嘿，”老关笑了，眼睛盯在那一卷钞票上。乔春霖将钞票举到眼前，却不肯交到老关的手中。“在新丰公寓的地下室里。”老关将那一卷钞票攫到了手中。
这个地方乔春霖知道，也在河坝道上，在英法租界的交界处，表面上是那种专为家在外地的洋行小职员提供食宿的地方，实际上是青帮的私货转运站。敢在租界里暗藏这么大批的毒品，运货人胆子不小。这也说明这伙人必定是手眼通天。
“我再问一句，这是不是周海泉的货？”乔春霖还不放心。他只与周海泉有仇，若是别人的货，只能给他引来更大的麻烦。
“鸦片周没这么大的本钱，几百万呐。”老关依旧笑迷迷地。“是热河督军的货，青帮押运。不过，到了新丰公寓，当然就归周海泉负责了。”
这老家伙像是洞悉了一切。乔春霖又有些担心。“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这个别问我，问我也不知道。”老关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这更让乔春霖不知所措。“你出钱，我打听事。咱们爷俩是两不干涉。再说，如果有人知道是我漏的底，我再有十条老命也保不住。我还怕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呢。”
新丰公寓是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并不很大，地下室的窗子紧贴着地面。只花了一块钱，乔春霖便打听出哪几扇窗子是厨房，哪几扇是仓库。一百五十担货，应该将六间库房塞得满满的。
公寓的大门口，有几个歪戴帽，斜瞪眼的汉子在闲荡。乔春霖穿了件长衫，打扮得像个大学生，在公寓九九藏书门前下了胶皮车。“在这里等着。”他有意对车夫大声吆喝道。在柜上一问，当然没有他要找的人。这只是个幌子，他想来看一下地势，好决定如何动手。
看来，楼下一层是柜房、餐厅，一道楼梯通向二楼。门厅里，也有两个打手模样的家伙歪在沙发上，不住地打量乔春霖。
“怎么会没有呢？”他故做不解地摇着头，又从里面踱了出来。看起来，要想混进里面动手是不可能了。他单枪匹马地斗不过这一群打手。
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上，这不是打手们的手，它绵软无力，也正因为如此，就更让他感到危险，由此而生成的恐惧感一下子攫住了他。不用回过头去看，他就能猜到这是周海泉。
“你很有胆量，小子。”周海泉的声音嘶嘶地，像是条毒蛇。“只是我不明白，你什么时候又替巡捕房干活了？这里不是海关的地盘。”
乔春霖走下台阶，借机避开了周海泉的手。“周先生，好久没见了。”他转过身来，抱拳施礼，心中在紧张地寻思着脱身之计。“生意还好么？”这是没话找话，他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与周海泉这样的大老板讲什么生意上的事情。
“有你和马歇尔盯着我，生意能好得了？”周海泉眼中嘲弄的意味更浓了，浓重的眉毛在眼睑上留下两块阴影。“马歇尔这老混蛋不识相，我也拿他没办法，不过，你小子自己要找死，这也就怨不得我了。”说着，他拍了拍手，几个打手立刻向乔春霖身边围了过来。等候在门边的胶皮车夫一看势头不对，弯腰抄起了车把。
“等等。”乔春霖伸手止住了围上来的打手。他知道，只要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可以将他弄进公寓里去，那时，他是必死无疑。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英国警官带着两个印度巡捕从法国老铁桥向这边走来。“后会有期。”他机灵地向周海泉一拱手，便飞步跳上胶皮车，一踩脚铃，叮叮当当地去了。
“我让你活不到年底……。”周海泉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几分恐怖的意味。
真是好险。虽是初冬，他却吓出了一身的大汗。
9
鲁莽并不是勇敢。他死去的父亲曾试图将自己毕生的经验传授给他，但他到今天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许，真正的勇敢是要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再图行事。
乔春霖决定重新估价自己，对他的能力、勇气，甚至够不够狠。只是时间不容他细细地思索自己的行为。所以，他要为这次行动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至少也要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距离新丰公寓两个街区的街角上，有一间昼夜营业的香烟店，他在那里给马歇尔打了个电话，向他请了两天假。他要准备好一切需要应用的东西，还要安置好母亲。如果不成功，就只有出逃这一条路了。
夜已经很深了，乔春霖坐在河坝路边的一个茶摊上，要了一碗粥，一碟小菜，消磨了近两个钟头。他今天穿了一身邮递员的制服，肩上挎了一只大邮包，头上戴一顶破旧的硬壳制帽。这是他向邻居借来的，只有这一身打扮，深夜里在大街上闲走才不会被巡捕注意。
大约每过一个钟头，就会有一班巡捕从河坝路上走过，而新丰公寓中的人大约每半个钟头出来绕着公寓巡视一番。有这两班巡查的人，给他在时间上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伸手摸摸挎包，应用的东西都在。他又在心中默默地温习了一遍行动计划。最危险的不是动手的时候，而是如何在两班巡查的人之间准确地行动，而又不露出慌张的神态，被闲杂人等，或者是站街巡捕发现。如果被人拦住一搜，自己没有理由可以分辩。
从挎包中摸出马蹄表来看一看，巡捕们就要过去了，周海泉的打手们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他摸出几个铜元丢在桌上，向新丰公寓走去。半路上，他在昨天打电话的香烟店停了下来，摸出几个铜元向柜里面一丢，有两枚滚到了地上，小伙计弯下腰去捡铜板，他拿起了电话，叫通了英租界工部局消防队的电话。
消防队的驻地在墙子河边上，要赶到这里至少也得十五分钟。放下电话，小伙计还没有找到地上的铜板，当然也没有看清乔春霖的面貌。
这是行动的开始，也是危险的开始。他快步向新丰公寓走去，既要像个送电报的邮递员那样走得很快，又不能显得慌张引人起疑。
没有人注意他，静静的夜里，只偶尔有一辆胶皮车跑过去。新丰公寓的地下室里，厨房的那几扇窗子还有灯光，楼上却是漆黑一片。想必值夜的打手们是守在厨房里，也许他们正在打牌消遣。他们一定不敢偷懒睡觉，对这些人，乔春霖有所了解。当年，与他父亲一同出入南市芦庄子宝局时，他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相当的精明，也很能干，只是没有机会在其它方面施展，或是自幼便受下层人物的薰陶，才干了这一行。对于东家，或是他们的老头子，他们从不使奸耍滑。
他选择了屋角的一扇窗子。窗子很小，只有两块玻璃，外面还有铁拦杆。拿出马蹄表一看，他最多还有七分钟的时间。他将三只装满煤油的玻璃酒瓶并排摆放在面前，瓶口上塞了引火用的旧棉花，红头火柴也放在手边。一切都准备好了。
借来的玻璃刀很旧了，非常难使，最后，他不得不用拳头将割得歪歪扭扭的玻璃敲下来。碎玻璃落在水泥地上的声音非常大，吓了他一跳。他歪着头听了听，好像从里面传来说话声，似乎还有脚步声。同时，他好像也听到了远处消防车的警笛声。一切都是配合得这样好。
乔春霖在砖墙上擦着了火柴，用手护住小小的金色火苗，手一点也没有颤抖。他对自己很满意，这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有胆量的人。一只瓶子丢了进去，在水泥地上跌得粉碎，煤油轰地一下子燃了起来；第二只瓶子丢进去之后，整个库房都被火光映红了。他决定不再丢第三只瓶子了，不应当燃起真正的大火，只要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马蹄表塞进了邮包，这是借来的东西，不能丢掉，然后，就是逃跑。这时，他已经清楚地听到消防车的声音向这边奔来，同时，也有两个打手，手执明晃晃的钢刀从屋角后转了出来。
“小王八蛋，很哪跑？”打手们将刀举得很高，追着乔春霖沿河坝道狂奔。
乔春霖这时才真正感觉到紧张，他知道，后面这两个人绝不会敷衍了事地追几步就算了。他放火烧了他们的货，这些看守者有极大的责任，如果能抓到他，这些人的罪过也许就不至于死了。
这只邮包太碍事了，跑起来一个劲儿地在腿上拍拍打打，让他迈不开步子。后面的两个家伙离他只有十几步远，一边追还一边叫个不停，万一招惹出一个好管闲事的人来将他拦住，他是必死无疑。想到这里，乔春霖对今天的事又从心底生出几分悔意，不过，他的脚下却是快步如飞。
跑过了四五个街区，前面不远就是码头了，码头上有值夜的巡捕，到了那边只有死路一条。就在这个时候，从路边闪出一条高大粗壮的人影，手中明晃晃地拿了一柄长刀。完了。乔春霖心想，这下跑不掉了。他无奈地低头向那人腋下冲去，那人将身子一闪，他竟然从那人腋下逃了过去。当他逃出十几步回头望去，只见那人将长刀横在胸前，拦住了两个打手的去路……。
这才叫做绝处逢生。乔春霖没再想许多，转过街角，奔大银行和大洋行林立的英租界中街跑了下去。在这条街上狂奔，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危险，不管是什么人看到他，都会以为这个是负责任的邮递员在跑电报……。
这一把小火引来了消防队和巡捕，却又不至于闹成一场大火灾。即使周海泉买通了巡捕房，他做梦也想不到消防队会掺和进来，这样，他私藏的这一大批鸦片只有被英租界没收的份了。哈哈……，乔春霖为自己的计策成功大感欣慰。
两天过去了，乔春霖穿着浆洗得整整齐齐的海关制服上班来了。
“乔先生早。”老关手里拿着一份早报，向乔春霖深深一躬。这一次绝不是敷衍，从老关的眼神中，他看到了敬畏。
他笑了笑，在老关的肩头拍了一下，什么也没讲。这老家伙想必什么都知道了，两人心照不宣更有趣味。
“马歇尔先生让您一到就去见他。”老关好像是刚刚回过神来，结结巴巴道。
因是清晨，阳光从朝东的窗子照射进来，洒满了整个房间。马歇尔背靠在转椅上，红通通的大脸笼罩在蓝色的雪茄烟雾中，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早报。
“怎么样，今天觉得安全了？”马歇尔眼中满是揶揄的笑意，他用粗大的手指指着报上的一篇新闻道。
“您说什么？”乔春霖完全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这两天他买了所有的中文和英文报纸，就是在等这条消息。此时，在他的口袋中，也有这样一份早报。
“装傻不是？”这又是他新学的词。马歇尔拿起横在桌上的手杖，两手一拧，抽出里面的长剑，神态夸张地挥了两下。
“原来是您？”乔春霖眼睛、嘴巴张得大大的，心中又惊又喜。“您怎么……？”
“你想问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老关了，这老家伙为这件事骗了我三十块钱。”
“那两个人没伤着您？”乔春霖终于回过神来。
“他们一见我是洋人，撒腿就往回跑，连头也没回。”马歇尔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您。”
“这是你小子够聪明。不过，你又欠了我一个人情。别忘了，你还欠我一顿中国菜。”
不错，我是够聪明。乔春霖完全有理由感到得意。在他的口袋里，早报上的那条简短的新闻说：“本报专稿：昨天傍晚，著名绅商周海泉先生在天宝班门前遇刺身亡。据目击人士称，凶犯二人，手持驳壳枪，极有可能是军人。现凶犯在逃……。”
给热河督军丢了上百万元的货，周海泉这老小子不死才怪。
这几个月里经过了这么多事情，而他自己却毫发未伤。乔春霖觉得他很有点运气。他毕竟不过才二十岁……
最高奖赏
从上午开始我就趴在这条石缝中，头前是老马，脚后是小刘和另外两名战友。不算桥边与隘口中牺牲的一百多名红军战士，5次攻击过后，就只上来我们5个人。
这腊子口是个浑蛋透顶的地方，周围几百里只有这一条路。隘口的右边是光秃秃的石山，得有一百丈高，只飞鸟才能上去，人不行；隘口的左边倒是长满了密不透风的杂树，但这山壁是倒悬的，能爬上去的只有松鼠；隘口中间是一条溪水，很深，水流也急，站不住人。这个隘口的最窄处只有一丈多宽，却有十几丈长，右边石壁的半腰上，敌军布置了一百多人，专往这里丢手榴弹。此时地上已经积起了成堆未爆炸的手榴弹，而爆炸了的得有上千颗。
要攻上山顶，我们就得在过了隘口之后，再跨过小溪。小溪上边是两根树干并排搭成的小桥，过桥之后再向上爬三十几丈狭窄的小路，就能到达山顶。山顶上敌军建了4座碉堡和许多机枪掩体，交插射击的子弹如同顶头风中的暴雨一样密集。
我现在待的地方，就在过了小桥之后的小路底下。上边的敌军每隔一阵子就朝我们丢一批手榴弹，但砸在牺牲者的身上不会弹起来，便没有滚过来伤到我们，只是会把血和碎肉溅到我们身上。他们的机枪子弹也只能打到我身边三四寸的地方，虽然已经打出了一条深沟，但我们很安全。然而，要想让大队红军隐蔽在这里却不可能，因为这条石缝只能够勉强塞得下我们5个人。
透过老马草鞋底上的窟窿，我捅了捅他的脚，大声问：手榴弹的“榴”字，木字旁的另一边是什么？老马说是留下的“留”。我问他怎么写，他却怎么也说不明白，我便只好在口中蘸湿铅笔头，写了个流水的“流”。等攻上腊子口再让他写给我看吧，我想。
在一年前离开家乡的时候，我还是个文盲，但到了今天我已经能读写432个字，可以读懂墙上的标语了。老马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比我强得多，能够读写一千个字，于是便成了我们的文化教员。大队红军从江西出发后，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那个好主意，把生字写在一小块白布上，让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自己这块布上的10个字，然后再把布缝在后背上，把这10个字教给后边的战士，而他自己则要向前边的战士学习另外10个字，等到大家都学会了前边的字，再顺序交换白布学新字。
因为这一路上很忙，仗打得太多，我们只能利用行军的时候学习，但敌人的飞机又总是来轰炸我们行军的队伍，所以，一块白布上的字我们要学上十来天才能学会。最让人气恼的是我的运气不好，到今天为止，我的小本本上已经积攒下一百多个生字不认得，这都是因为背着这些字的战友们已经牺牲了。
我拼命学写字倒不是为了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容易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没什么可羡慕的。我学写字是因为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这一路上的经历写下来，然后托人带给我老婆。大队红军出发时，我老婆挺着大肚子来送我，叮嘱我一定要托人带信给他。队伍越走越远，我见到了几辈子人都不曾见过的新鲜事，也经历了无数的凶险，这让我很兴奋，也很满足，于是便想将这一切都讲给儿子听。虽然我不能看到儿子出生，但我一定要让儿子知道在他出生时我做了些什么，这样以来，等到我们的“主义”胜利了，或是我牺牲在路上不能亲自讲给他听时，他便可以看我写下来的东西，知道他老爹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干了些什么，让他因为有这样一个老爹而自豪，同时也能够像他老爹今天这样有见识。现在，我已经把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记在了脑子里，只等学够了字，便把它们完完整整，细细致致地写下来，而且是用钢笔写在白纸的日记本上。
我着实羡慕那些有资格用钢笔写字的人，而且我也曾经有机会得到一支真正的钢笔，但这个机会却被我们团政委硬生生地给剥夺了。那是今年春天过泸定桥的时候，敌人把桥面上的木板拆掉了，只剩下13根碗口粗的铁索，要攻下这座桥就必须得派人攀着铁索爬过去。钻山爬树是我的拿手好戏，虽然下边是万丈深渊，但对我无关紧要，于是我便主动要求第一批过桥。不想团政委只选出22个人，把我给剩下了。结果，一场仗打下来，只有4个人掉到山涧里牺牲了，剩下的18个人全都爬了过去，打散了对面一个营的敌军，然后还立功受奖。我对立功没兴趣，可受奖就不同了，那18个人得到的是红军的最高奖赏——每人一支来自上海的钢笔、一册白纸带竖格的日记本、一个搪瓷盘、一个搪瓷碗，还有一双漆筷子。发奖时，没有亲自爬铁索的团政委也得到了这么一套，而我却连爬铁索的机会也没有，于是我对他很有意见。
所有的红军战士都知道，这个最高奖赏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他们得到的是真正的好东西，有钱也买不到。在这一路上红军战士并不缺钱，尤其是我们这些打先锋的，还经常把背不走的银元送给老百姓。我这会儿身上就有部队发的银元，好几块哪，但是我没有钢笔，也没有日记本，白纸带竖格的。
老马很幸运，在泸定桥得到了一套奖品。他知道我的心思，就想把钢笔和日记本送给我，但我没要。最高奖赏得是自己拼下来的才有意思，所以，这次攻打腊子口之前我与团政委大吵一架，这才争取到参加第一批进攻的机会。最先攻下腊子口的战士必定会得到最高奖赏，由毛泽东亲手颁发。到了那个时候，我写给儿子的经历中就又多出了一段好故事，而且是用钢笔写在日记本上，白纸带竖格。我相信，读了我的经历之后，儿子一定能够长成一个有出息有见识的好人。
这时，小赵从后边捅我的脚，问我带了水没有。我不可能带着水，攻山之前，除去武器和怀里的纸笔，我没带任何碍事的东西。但是我一点也不渴，因为在我头边的一条小石缝中正往下滴水，大约每隔一袋烟的功夫能有一滴，我一歪头便可以喝到。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这么幸运，身边的石壁上一条缝也没有。可我又不能和他们交换位置，因为上边的守军知道我们几个人躲在了这里，整个中午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想尽办法消灭我们，但没成功。如果我们离开石缝交换位置，便是机枪再好没有的靶子，必定会死的。牺牲了一百多名战友才冲上来我们5个，我们绝对不能随便牺牲自己。这一路上，团政委常常揪着我的耳朵对我大叫：要千方百计活下来，活着就是胜利。这话我记住了，于是对小赵说你忍忍吧，等天一黑我们就摸上去，过了腊子口，想吃奶也有。为此我又想起了儿子，他现在正应该是吃奶的时候。
山下的同志们又开始进攻了，打算冲过隘口。敌军的子弹密得像一堵墙，手榴弹多得如同争食的大群乌鸦。这是今天的第6次进攻，又没能成功。
进攻停止后，山隘中很静，一群黄色的蝴蝶在桥上桥下乱飞，被子弹打碎的野花也顺着溪流漂了下来，但闻不到香气，只有血腥气。我在盘算着怎样才能攻到山顶。让我们5个人跳出去引开敌人的火力，掩护后边的战友冲上来？这肯定不是办法，因为这里太狭窄，有一挺机枪就能封锁得住，何况敌人有十几挺机枪。如果我们伏低身子沿着山路贴着石壁爬上去怎么样？在泸定桥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只是，当时把守泸定桥的是军阀的鸦片兵，使用的步枪都是些几十年前的老货，况且他们还愚蠢地把对面的桥楼点起了大火，浓烟掩护了爬桥索的战士们。而这里，敌人用的是最新式的捷克机枪，只有三十几丈的距离，还居高临下，就算是红军战士再勇敢，敌军胆子再小，也仍然不行。
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得通过这里，如果走回头路就得再一次过草地，爬雪山。我宁可牺牲在这里，也不想再走草地了，因为那片臭泥塘让我的小本本上增加了50个生字。
也许，等到天黑下来可能会有机会。天黑之后，敌人的射击就不会像白天这样准，我们可以收集起牺牲战友的手榴弹，一边向山路上方投弹一边冲。我相信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手榴弹投出去二十来丈远，这样只需要冲出去十几丈，就能够把手榴弹投到敌人的枪机阵地上。如果我们5个人在山路上能坚持一袋烟的功夫，甚至用不了一袋烟，只要我们借着战友发起冲锋的时候跳出去，即使我们先牺牲了，只要每个人都能投出十几颗手榴弹，向前冲十几丈，后边的战友就一定能冲上来支援我们。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马，他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他认为后边的部队应该派人爬上绝壁，绕到敌人背后，从那里丢手榴弹炸他们。他恨自己早没想到这个主意，否则他一定会带头爬上去。我说你这是做梦，虽说参军前你整天爬山采药，但这个山不是那个山，这个山长得像个倒着的窝头，猴子也爬不上去。他却说他比猴子手艺高多了，我说你这半年里没吃过几顿饱饭，就算是猴子也是病猴，爬不动的。就这样争来争去我们吵个不休，小刘在后边却说：你们吵也吵不出办法，倒是弄口水喝是正经事，不喝水脑袋不转悠，想不出办法的。小刘说得对，喝水确实是件大事，等到晚上我们必须得边投弹边爬山，没有体力可不成。
然而，虽说溪水就在我们身边不到一丈远的地方，我们却喝不上，因为往外一露头就得死，敌人盯着我们哪。我想从身上撕一块破布下来，在小石缝的滴水处润湿传给他们，但我这身军装已经几个月没洗了，上边不但积了一个大钱厚的泥土，还有成群结队的虱子和一团团的虱卵，即使接到水也是先喂了它们。我又想从小本本上撕一小片纸来润湿给他，但我舍不得。这个小本本是用敌人的传单裁成小块缝起来的，我从四川用到现在，只剩下半张空白处没有写满字。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本本上记录着我已经学会的全部432个字，还有我正在学习的一百多个生字，毁了它，就等于毁了我对儿子的所有好梦。
最后我只好说，你干脆从我身上往前爬，我从你身下往后退，咱们换个位置你就能喝到水了。小刘却说，要是这样，９９ｌｉb.就让最后边的同志先爬上来，他身上背着你的“榴”字哪。小刘是个聪明绝顶的好孩子，他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
然而，这却是我今生今世做出的最愚蠢的决定。小刘他们后边的石缝略宽些，可以让战友从他身上爬过，但我这里却极窄，只够塞下我一个人，后边的人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我交换位置。最后边的那位战友许是渴急了，便侧着身子从我身边爬上来，我也急忙向后退好给他腾出地方。但就在这一瞬间，敌人的机枪响起，一排子弹打在他的脊背上，他身子一歪，倒在了我腾出来的石缝中。这就是我的愚蠢之处，如果我让所有人全部向后退，腾空有水的那个地方，这样以来，不单后边的人可以从我身上爬过去喝水，就连前边的老马也能退回来把水喝上。为此我气得大骂不止，主要是骂我自己。
等我骂到声气将绝的时候，突然发现，前边战友身上冒出来的血已经开始爬到他缝在后背的白布片上。我定睛细看，这才看明白，“榴”字的右半边，上边是小刘的“刘”字卯金刀的“卯”，下边是分田地的田。我忙从怀中掏出小本本，用铅笔头写下这个字。我终于又学会了一个难写难记的字，但这个字却让我付出了一个战友的代价。
太阳下山了，天一点点地往下黑，慢得如同拙老婆缠裹脚布。我把前边牺牲战友身上九九藏书的手榴弹取下来，然后把他的身子猛地从石缝中推出去，敌人又是一阵枪弹打在他身上，打得他直抖。这时，我从身上解下大刀片，躲在他身后把刀伸了去，割断不远处另一位牺牲战友的手榴弹袋，然后把它拉过来。敌人发现了我的意图，把大堆的手榴弹朝我砸下来，照例是炸得血肉横飞，但伤不到我。我把这个办法教给了其他人，于是，我们每个人很快就收集到了二三十颗手榴弹。
我对大伙说：天黑之后一定还有进攻，黑灯瞎火的敌人看不清，我们偷着摸上去。老马还是反对，说我这是胡出主意，拿战友的性命当烂草鞋。他说他要乘着山下进攻时跑回去，组织人爬悬崖。我却说红军战士没有往回跑的，既然冲上来了就别想再回头。于是他说我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我说他是“右倾逃跑主义”，依然是吵个不休。小刘劝我们说你们吵也是白吵，不如想点正经主意。我说你有主意吗？没有主意就听我的。老马说你那主意不正经，不能听。
老马的年纪比我们大好几岁，平日里很有老大哥的样，一路上都在照应我们，我们也很尊敬他，但是，眼下要决定的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路线”斗争，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既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他，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没有退路目的，就是攻上腊子口，给大家杀出一条活路。于是我对老马说：咱们还是表决吧。然而老马不同意表决，他认为我们躲在这里只会给山下的战友们一个假象，一个假希望，让他们以为我们能帮得上忙，其实根本帮不上，一跳出去就得死，还会带累山下的战友牺牲更多人。所以，眼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退回去爬山，绕到敌人背后，用手榴弹砸他们兔崽子。他冲我大叫。
不过，小刘和另一位战友却同意表决，他们也认为耗得时间越长牺牲越大。无奈之下，老马只能同意表决，但结果却很不如意，是两票对两票。如果背着“榴”字的战友没有因为我的愚蠢而牺牲，这次表决就应该能有结果，但现在却不成了，为此我越发地恨自己做错了事。
天还没有黑透，山下又响起了冲锋号。号声在左右崖壁间来回冲撞，凄厉得吓人。杀呀——，数百只喉咙高叫出没有回头路的勇猛，从隘口中当先直冲上来。在这杀声的后边，红军战士两人一组排成稀疏的大队，拉开距离躲避手榴弹的杀伤，既不放枪，也不投弹，就这样昂着头，口中疯一般叫着，飞奔上来。敌人的机枪立时响成暴雨，曳光弹一串串如同奔丧的萤火虫般焦急。手榴弹从崖壁上落了下来，爆炸声几乎没有间隔，将隘口中炸出一片通亮。我清楚地看到，山下的战友们依旧是昂着头，大张着口，踩着战友的尸体，疯一般向上狂奔。此时，我也不由得跟着战友们大叫起来，从石缝中往外爬。不想，老马一脚蹬在我的头上，对我吼道：听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然后他又叫道：往水里丢手榴弹。
我们几个立刻手脚不停地将手榴弹丢入溪水中，一连串的爆炸将大片的水花高高地抛向空中，模糊了我们的眼睛。借着水花的掩护，山下的战友们终于冲过了隘口，向小桥奔来。我们高兴得大叫起来，用力将手榴弹向溪水上游投去，爆炸开来的水帘恰好隔挡在山顶与小桥之间。我看到已经有人跨上了小桥，而且也在将手榴弹往水中丢，然后他就跌下桥去了，又冲上来几个人影，又跌下桥去，再冲上来一群，跌下去的也是一群。
老马这时又对我大叫：你们都不要动。然后他便猛地翻滚出石缝，向桥上奔去。他这是在往回跑，坚持他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我恨得捶胸顿足，可还是丢出几颗手榴弹来掩护他。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毕竟是可以挽救的。然而，就在他刚刚逃上小桥和我投出的手榴弹尚未爆炸的一瞬间，他被敌人的子弹追上了，一头栽入桥下的溪水中，不见了踪影。
红军的进攻再次受挫，暂时撤下山去了。我在心中很想痛骂老马一顿，但是，骂他是叛徒肯定不合适，可骂他是逃兵也不行，因为他逃回去是想攀爬绝壁，也是为了进攻。然而，我仍然觉得他做的这件事不对，好容易才冲上来5个人，因为我的愚蠢已经牺牲了一个，这会儿他又自作主张把自己也牺牲了，便大大地消耗了我们的战斗力，对战友从山下进攻的支持也自然会减弱许多。我确实认为这是老马的不对，但他毕竟牺牲了，这又让我不忍心责骂他，便只有自己在心中痛苦而已。
小刘又捅我的脚问，咱们怎么办？我说还是先收藏书网在靠崖壁的石阶上。如果没有牺牲，我还可以回来取它。当然，如果等一会儿牺牲了，我也就再没有亲手培养儿子的机会，当然也就用不着它了。你小子可不能这么早就牺牲啊，我对自己说。
也不知道向上翻滚了有多久，前边的战友终于停下来。我从石阶的边缘露出一只眼睛朝山上看，发现小刘的胆子大过了天，他领着我们爬得太高了，现在离山顶连十丈的距离都没有，刚刚停在了山顶那堆篝火的光亮外边，如果敌人再往上加一捆柴草，我们三个立刻就会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山上没有动静，山下也没有动静，等着吧。我将手榴弹从袋中取出来，两颗一组排在上一层石阶上，这样以来，只要战斗打响，我一翻身起来便可以投弹。我又露出眼睛朝上看，发现小刘他们和我是一样的想法，便放心了，于是支起耳朵倾听，静等着山下战友们再次吹起冲锋号。
然而，左等右等，山下就是没有动静，以至于让我等得有些害怕。莫非同志们放弃了进攻腊子口，掉头回去了？不能够啊！此时的天空正在由深蓝色慢慢地转为苍白，如果他们再不进攻，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天就亮了，那时藏也藏不住，退也退不回去，我们3个只有跳起来拼死一战。但是，即使我们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也是白费功夫，因为敌人还有碉堡在，战友们仍然攻不上来。
突然，我看到半空中升起一颗红色的信号弹。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上山之前便约定了，红色是进攻失败，白色才是进攻成功。现在山下没有发动进攻，哪来的失败？敌人也发现了信号弹，右边石壁半腰上的那一百多人又开始往隘口里投弹，山顶上的机枪也响了起来，子弹高高地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小刘对我大叫：咱们打吗？我说你们谁也别动，听我的指挥。我不能让他们轻举妄动，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隘口中并没有红军战士冲上来。
突然，右侧石壁上响起了连续的爆炸声，原来是红军战士已经登上了左边杂树丛生的崖壁，手榴弹正像小鸟一般朝敌人的头上飞去。他们一定也像我一样把手榴弹改造过了，威力极大，炸得碎石乱飞。小刘又叫：打吗？我再向隘口望去，还是没有红军战士冲上来。天马上就要亮了，再有几分钟我们就会被敌军发现，然后给机枪轻而易举地打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终于，山下的冲锋号响了起来，震天的杀声如同狂风一般当头卷向敌人的弹雨。我大喊一声：打了吧！便一翻身跪在石阶上，将手榴弹投入敌人的机枪阵地。爬石阶之前我们是分了工的，我负责正面最远处，他们两个一左一右。我们投出的手榴弹像一对对双飞的鸳鸯，飞到半空中才分开，多半还没有落地便爆炸了，杀伤面极大，一颗的作用能顶三四颗。投完了事先拿出来的5组手榴弹，我们提起袋子便猛往上冲，因为上边还有碉堡，那家伙从外边炸不开，得把手榴弹塞进枪眼里边去。
敌人的机枪又响了起来，但火力已经远不是昨天那样密集。我们又投出去一批手榴弹，机枪阵地上的敌人便疯也似地跳出来，逃跑了。现在只剩下那四座碉堡还在射击，但另一位战友也牺牲了，小刘和我被压制在石阶下动弹不得。我回头望去，发现山下的战友们已经冲过小桥，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之下。这可不行。我从石阶后跳出来刚要向上冲，却发现小刘早便跳了出来，双手各握两颗手榴弹，正连滚带爬地向碉堡冲去。
我不得不停下来投弹掩护他。我投弹的手艺不错，手榴弹轮流在4座碉堡的顶上爆炸，烟柱腾起来很高。我就这样不住手地投弹，我知道，多投出一颗手榴弹，我就能多一分不牺牲的机会，我得让儿子有机会能见到我本人，至少能见到我写满钢笔字的白纸竖格日记本。
战友们冲了上来，又从我身边冲了过去。现在好了，装手榴弹的袋子空了，没我的事了，而且我还活着，可以去找我的小本本了。
再向山顶望去，我发现战友们早已翻过山顶，追击敌人去了，只剩下小刘一个人，两手各握着两颗手榴弹，正在那里跳着脚大骂。这种情况不稀奇，这一年来经常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常常是有些战士带着必死的决心冲入敌人阵地，本打算是同归于尽，不想敌人却早被他们吓跑了。于是我突然笑了起来，不是从嗓九九藏书子里，也不是从胸口，而是从肚子里开始大笑不止。我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却止不住这笑声。
大队红军过了腊子口，在哈达铺举行颁奖大会，老马又得到一套奖品。他对我说，那天他早便算清楚了，从石缝中翻身出去，跑4大步再往前一扑，他便能掉到水里。因为红军还没有攻过桥来，敌人的机枪都在往桥另一边打，便给了他这个机会。后边的事情很简单，午夜过后，天最黑的时候他当先爬上了绝壁，然后用绑腿吊上去30名战士和500颗手榴弹，于是这才立了大功，又得了一份最高奖赏。对于他再次得奖而我却没有得奖这件事，我没有一点意见，因为事实证明了老马的主意是正确的——他救了所有的人，而我却只救了我自己。
后记
先说几句人之常情。首先需要感谢的是电视剧《潜伏》的编剧和导演姜伟，他超越了小说的局限性，用自己巨大的创造力和出人意表的想象力，使一个短篇小说变成了一部内容丰富，妙趣横生，主旨深刻的长篇连续剧。再要感谢的是剧中的每一位演职人员，不论是孙红雷、姚晨，还是那些收入微薄，工作辛苦的场工们，我在现场曾真切地看到，他们对自己能够参与到这部戏中，有着清晰的自豪感和一点点可爱的“傲慢”。我还要感谢的是出品人张宏震、张静夫妇，是他们的慧眼，才使得《潜伏》这部短篇小说成为了电视剧《潜伏》的开端。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努力，才会有这部小说集的出版。.9９ｌib?
下边再谈小说集。集子里的小说，最早的大约发表在2002年，最晚的发表于2007年，是我研究近代城市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产物。这里边有辛亥革命背景下的故事，有长征故事，有抗日时期的故事，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没有近现代历史中的大事件，所有的主人公都是虚构人物，只有背景和生活细节是真实的。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通过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以小说的方式再现那些先辈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挖掘出他们真实的各个层次的心理状况和潜意识当中不自觉的欲望，还原这些被神化的英雄为真正的生活实存。
我不是一个具有正统思想的人，读过我的小说的读者应该能够发现，我的小说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有的都是身处生活困境，在信仰、使命和日常生活间艰难挣扎人们。例如《潜伏》中那位有洁癖的小知识分子余则成，被阴差阳错地安排了一位粗鲁的农村游击队员作假夫妻；例如《长征食谱》中那位一心想当英雄的药膳厨子，最后只能将他的大铜锅变成锐利的武器；例如《在传说中等待的》里的崔大少，在世人的误会与嘲笑中竭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再例如《尊严，1939》中因过于自信而落入敌人圈套的姚千里、《敌后》中迷信的如玉、《没有英雄的日子》里的混蛋革命者金善卿……
在以往的革命历史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多半都过分强化了人物的优秀品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的缺陷。因此，在这些小说中，我有意识地关注那些英雄内心之中的困境，关注他们生活当中的困境，关注那些被从传统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中有意剔除掉的，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对人们影响深刻的内容。简单些说，我试图再现生活。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希望我能为后来者开一个好头，使更多的，更有才华的作家一起来关注真实的历史生活。
最后我想谈一下影视剧与小说的关系。作为小说家，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当然是件好事，这无须讳言。然而，不论是小说家，还是影视工作者都应当清楚一点，小说与影视剧是完全不同的艺术样式，在艺术规律上有着极大的区别，所以，作为小说家，对于影视剧的改编应该抱有一个大度和谦逊的态度。我个人认为，一次成功的改编应该是这样的：小说具有独特的人物和独创的戏剧结构，要远远高于庸常的生活；影视剧的改编应该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人物和内容，从影视剧的标准上看，剧本应该高于小说；而后，导演和演员要通过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