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看到哥哥的绝命诗后，也大吃一惊，立即痛哭流涕地给宋神宗上书，要求用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其实此时朝廷还没有判决苏轼死刑，不过是代苏迈送饭的朋友并不知道“鱼与死刑”的约定。不过，此时宋神宗正为如何处置苏轼而犹豫不决，宋太祖曾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很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就连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紧急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重病在床的曹太后已经奄奄一息，听说苏轼的事后，抱病责备宋神宗。这些台前幕后的人，对挽救苏轼的命运起了决定的作用。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待遇好点的囚徒。
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终于获释。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正是在黄州的日子，他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词。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苏轼被贬到黄州，还写了一首名叫《猪肉颂》的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其中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名菜“东坡肉”的烹调法。苏轼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为当地的一道名菜。
注：关于苏轼被发配黄州一事，在 href='2191/im'>《警世通言》中有传奇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文。据载，苏轼曾到王安石府上拜访，被仆人安排在书房等候接见。闲来无事，他在书房随意走动观看，突然，他看到一首题为《咏菊》的诗稿，上面只有“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两句诗，还没有完稿。苏轼认得这是王安石的笔迹，但却想不通王安石怎么会吟出这有悖情理的诗句来，因为据他看来：“黄花即菊花。此花开于深秋，其性属火，敢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是错误了？”苏轼兴之所发，便举笔舐墨，依韵续了两句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写了以后，他又觉不妥，担心王安石责怪，便不等会面就一走了之。后来，王安石得知苏轼续诗讥讽自己后，心中有所不满，一直想要煞一下苏轼的傲气。刚好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经王安石的安排，将其贬到黄州。苏轼到黄州后，刚好遇到重阳节连日大风，他与来访的好友陈季常一道去后花园赏菊花，没想到只见菊花棚下满地遍洒黄灿灿的菊花，枝上全无一朵。苏轼这才知道王安石所咏之菊便是黄州的特殊品种，而王安石故意将苏轼迁到黄州，就是为了让他看到“吹落黄花满地金”的菊花。
受苏轼牵连的人中，有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首当其冲。他因为事先泄露机密给苏轼，且交往亲密，在御史台调查时不主动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臣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其他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告结束。
王诜是皇亲国戚，尤其王诜妻子宝安公主（后改为蜀国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为宋神宗亲妹，都是高太后所生，兄妹感情极为深厚。有如此关节，王诜却被处罚得最重，这就格外令人纳闷了。宋神宗在贬黜王诜的手诏中说：“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由是公主愤愧成疾，终至弥笃。”由此推断，除了受到苏轼牵连的因素外，宝安公主病重才是王诜被贬的主要原因。王诜虽然娶了金枝玉叶的宝安公主，宝安公主也极为贤惠，然而名士风流，王诜还是先后娶了几个小妾。宝安公主因此被冷落，经常郁郁寡欢，而唯一的儿子又在三岁时夭折，最终使她忧伤成疾。宋神宗恼恨王诜，因此才借“乌台诗案”从重处罚妹夫。王诜被贬的第二年，宝安公主已经病入膏肓，高太后前来探望，宝安公主从昏迷中醒来，悲伤地告诉母亲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母女二人抱头痛哭。片刻后，宋神宗匆忙赶来，亲自为妹妹诊脉，又亲手给妹妹喂粥。宝安公主为了不辜负兄长的情意，勉强将粥喝完。宋神宗赏赐给宝安公主六千金帛，又问妹妹有>何要求。宝安公主说：“复诜官而已。”意思是请皇帝让丈夫王诜官复原职。第二天，宝安公主去世，年仅三十岁。宋神宗听说后，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往公主府邸吊祭。结果，刚刚望见公主府的府门，皇帝就忍不住开始痛哭流涕，并因此而罢朝五日。兄妹的手足情深，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满足宝安公主最后的愿望，宋神宗打算召回王诜，但就在这个时候，宝安公主乳母告发说王诜经常不检点，甚至纵容小妾有不尊重公主的行为。宋神宗闻之大怒，下令杖责王诜的小妾，并全部发配给士卒。王诜则再次被贬往筠州，一直到宋神宗死后才被放还。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励精图治的宋神宗始终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并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地英年早逝。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作诗哭悼说：“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这泪不仅是为宋神宗而哭，也是为政局的逆转而哭，为新法的命运而哭。王安石心中非常明白，宋神宗一死，新法的命运就走到了尽头，他们君臣的理想终将彻底破灭。之后，王安石一直非常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死。
三 女中尧舜
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重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頵和宋神宗都.9９lｉｂ.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亲孙子，一边是她的亲儿子。无疑，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注：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他有个外号“倒悬蛤蜊”，因为蛤蜊又名壳菜，倒过来念就是蔡确的谐音。此人外表老实，内藏奸诈，城府颇深。为了谋取高官，他制造了多起冤狱。他从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都是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蔡确一度依附于王安石，靠着王安石的新政发家，俨然是一位变法派的干将。当他后来发觉宋神宗对王安石已有微词，便立即疏远了王安石，还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见风使舵和墙头草的性格昭然显现。正因为如此，朝中大臣大多瞧不起蔡确。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氏小名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 7531." >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
情已重，御医都回天无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珪。有一天，蔡确约王珪一起去探视宋神宗的病情，走到半路的时候，蔡确问王珪对立储之事的看法。此时，蔡确已经事先安排好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四周，只要王珪坚持立赵煦为帝，就将王珪杀死。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珪“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
）。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王珪的后代中有几个极为著名的人物。王珪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古往今来，李清照是公认的文学成就最高的女子。王珪第四子王仲岏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此，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秦桧妻王氏是王珪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名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不过，王珪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相公”（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他见以阴险出名的蔡确询问立储一事，已经料到对方不怀好意。蔡确则原以为王珪胆小怕事，被自己这么一问，必然不敢轻易表态。没想到王珪慢吞吞地回答：“皇帝陛下有子。”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宋神宗的儿子赵煦。
蔡确明明已经安排下杀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却没有杀死王珪，大概见到王珪已经老朽，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在三个月后，王珪病死。
显然，没有宰相和太后的支持，蔡确无法成事，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使出极为阴险的一招：四处宣扬说是他策立了太子赵煦，反而诬蔑说高太后和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蔡确此举并不明智，后来果然为他招来了巨大的灾难。
赵颢和赵頵这两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二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他们时常表现出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视之”了。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赵颢和赵頵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在将来会影响到这对祖孙的感情。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不过，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亲生母亲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现在不同了，她跟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一样，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这其中就有一直被贬斥在外的苏轼。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
?９9liｂ?“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太后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宋神宗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高太后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高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太后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记载说：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
藏书网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四 元祐更化
高太后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司马光上台后，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司马光在宋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他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病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
其实，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有十余年之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变法的态度都与最初的有所不同，比如保守派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流露出他对变法偏激言行的反思，而变法派中的章惇也认为新法中有不少弊端，需要纠正。这充分说明，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双方都看到了新法的利与弊。十分可惜的是，司马光的上台使得两派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党争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保守派入朝，意味着变法派就有可能下野。变法派大臣感觉到危机，为了保全权位，以“三年无改为孝”的说词，攻击高太后不应该擅自更改宋神宗的新法，陷小皇帝宋哲宗于不孝不义。高太后义正词严地说：“孙儿幼冲，不能亲政。既然由老身主持政事，这就不是皇帝他以子改父，而是老身我以母改子！再说，我只是回归仁宗皇帝的祖宗旧制，谁曰不宜？”如此，变法派的败势已露。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以母改子”的意思是以宋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宋神宗朝的政治措施，这是高太后最有力的驳词，但也由此埋下她与孙子宋哲宗不和的导火线。
司马光也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狂热地反对新法。当时有些头脑较为清醒的人曾经劝告司马光，要他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宋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竟然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变法派开始有计划地被驱逐出朝，第一个便是前面在立储一事上兴风作浪的蔡确。宋神宗死后，蔡确为“山陵使”，负责治理宋神宗丧事。御史刘挚等人弹劾他没有入宿守灵，怀有不恭之心，于是被排挤出朝，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不久，又因为其弟蔡硕（治平二年进士）招权纳贿罪，蔡确受到牵连，被夺职，贬于安州（今湖北安陆）。
蔡确到了安州，去游览车盖亭，即兴赋诗十首。车盖亭是安州名胜，魏文帝曾于此留下“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诗句，故有此名。不过，蔡确随意写下的这十首诗却成为知汉阳军的吴处厚（福建邵武人）发泄私愤、陷害蔡确的依据。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因没有被蔡确举荐而怀恨在心。吴处厚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其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一句。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歪曲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高太后看到后怒不可遏。谏官刘安世乘机进馋，说蔡确“罪恶昭著，何待分析”。张焘、范祖禹、王严叟等人纷纷要求太后马上给蔡确定罪。蔡确先被贬为光禄卿。但范祖禹则认为：“蔡确之罪，天下不容。而今尚为列卿，恐怕平息不了民愤。”执行大臣吴安诗、梁焘等人也乘机落井下石，认为处理太轻，应从严制裁。于是，高太后将蔡确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
蔡确被贬新州，开创了宋廷朝臣贬到岭南先例。当时的岭南被认为是“烟瘴最甚”，有“人间地狱”之号。在那个时代，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意思是说，被贬到岭南的人，没有几个能够生还，由此可见岭南环境之恶劣。
蔡确名声虽然不佳，但也有人不希望看到他死，何况车盖亭诗案本身就是无中生有、穿凿附会。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怀恨当初蔡确诋毁她打算废掉宋哲宗赵煦一事，斩钉截铁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蔡确被贬时，范纯仁（范仲淹子）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范纯仁虽然是保守派人士，但却不希望见到蔡确有如此下场，还特意请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然而宋哲宗畏惧祖母，只以沉默来抗议。宋哲宗亲政后，将大批高太后任命的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文字狱。保守派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的不满，捕风捉影，对变法派开始进行清算。蔡确被贬到新州后不久，就染上当地的疫病，之后病死于贬所。蔡确倒台后，章惇就成为下一个目标。
章惇，字子厚，建州溥城（今属福建）人。少年时英俊有豪侠气，博学又善文。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当时，长他十岁的侄子章衡中进士第一名，章惇觉得作叔叔的竟然名次在侄子之下，深以为耻，竟推辞敕令而出。之后，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章惇再次参考，举甲科，调为商洛令。
章惇与苏轼交好，二人曾经同游南山。走到仙游潭时，见仙游潭下临万仞绝壁，壁上有一块很短的横木。章惇请苏轼到壁上题字作记。苏轼俯身望一望潭下，烟雾氤氯，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走到潭边，吊下绳索攀着树，提起衣服就爬下去了，用毛笔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然后攀树缘索，回到潭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苏轼当即拍拍章惇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不解问，“何以知之？”东坡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据说
章惇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打算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苏轼赠给章惇的一首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章惇认为这是嘲讽自己，很不高兴，二人因而交恶。其后，苏轼落难之时，章惇曾经多次打击苏轼。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执掌朝政后，王安石很赏识章惇的才华，用其为中书校正。当时朝廷正在经制南、北江少数民族，又任命章惇为湖南、湖北查访使。提点刑狱赵鼎说峡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百姓苦于其酋长的剥削，正在商议内附朝廷。辰州一个叫张翘的布衣百姓也说南、北江的一些少数民族欲归附大宋。王安石于是把招附少数民族的事下派给章惇。章惇招募流人李资、张竑前往两江招附。这两个家伙却是好色之徒，只顾和当地妇女淫乐，结果被酋长发现杀死，酋长大怒，发兵讨宋，一时两江震动。宋神宗深怪章惇扰命误事，贬修起居注，后召回京师，知枢密院事。章惇与蔡确关系密切，二人曾经一唱一和，矫称拥立宋哲宗定策有功，为高太后所忌。
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高太后突然下旨，提升庆州知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知虔州（江西赣州市），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任命名单下达到三省和枢密院后，高太后问执政大臣对这五人的晋升有何意见。
章惇作为知枢密院事，事先竟然不知道这五人的任命。他感觉已经被冷落，心中不快，忍不住发问道：“按照惯例提拔谏言先由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官推荐给中书，然后由执政大臣向皇帝汇报，皇帝批准后再作宣布。这次任命范纯仁等人为谏官，本人身为执政大臣，居然没有得到两制官的推荐意见，不知太皇太后从何处得到的名单，难道是左右近臣推荐的吗？这种违背祖宗旧制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语气已经相当咄咄逼人。高太后不得已，辩解说：“这五个人均由各位大臣推荐，并非宫内宦官等近臣所荐举。”章惇冷冷道：“倘若是大臣所荐，就应该光明正大。”
一时间，高太后极为尴尬。吕公著、司马光等老臣不得不挺身维护高太后，辩解说：“之所以推荐范祖禹、范纯仁等人，是因为与我等有密切关系。”这下就被章惇抓住了小辫子，他立即按照祖宗法加以驳斥：“台谏官乃是纠察执政大臣过失和错误而设置的，倘若执政大臣建议提拔亲戚及所荐举人任台谏官，必须将被推荐的人任命为其他官职，这是祖宗成法，是不能违背的。”
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说：“范纯仁、范祖禹等人任谏官是众望所归，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挡住贤臣晋升之路，倘若必须如此，那么我宁愿辞职。”章惇见占了上风，十分得意，还不忘教训对方一番：“我也知道韩缜、吕公著、司马光不会徇私舞弊，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奸臣执政，以此为例提升谏官，而且以亲疏为标准，台谏官就失去意义了，这会造成政治的昏暗，关乎国家安危。”
这件事后，高太后不得不下诏申明祖宗旧制，范纯仁也被改任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余三人依旧。章惇赢了这个回合，迫使司马光等人做出了让步，但他却将高太后和司马光深深得罪了。
之后，司马光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开始对章惇进行大反攻。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即上书高太后，弹劾章惇超越职权范围对政事横加干涉，说本来皇帝已经御批五人为谏官，是符合祖宗旧制的。后来刘挚、王岩叟等人又借题发挥，猛烈抨击章惇，指责章惇与骄横不法的宋用臣勾结起来，宋用臣已被罢，章惇仍然在位，何以服天下等等。章惇的处境愈益艰难。
很快，蔡确被贬出朝廷，章惇心中惴惴不安，与保守派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于是，章惇被贬出朝廷。此后，变法派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变法派吕惠卿在贬黜时甚至不敢喝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保守派抓住把柄。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保守派首领司马光病死。司马光虽然为相仅八个月，但却使得保守派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其后，文彦博（其时已八十一岁）、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等先后执政。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中，保守派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并且对变法派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各级变法派官员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廷，不一而足。不仅如此，保守派还搞了个“三贤”、“三奸”的新花样儿，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除了完全废除新法外，保守派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将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此警告天下人。
保守派占尽优势后，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程颢弟，当时程颢已死）以皇帝老师自居，与翰林学士苏轼日渐对立。于是，程颐与贾易、朱光庭等结为朋党，因首领程颐是洛阳人，称为洛党。苏轼兄弟与吕陶等为一党，他们是蜀人，称蜀党（也称川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为一党，他们是河北人，称朔党。三党相互攻击，陷入一片混斗之中，持续了整个元祐年间，史称“元祐党争”。
值得强调的是，元祐期间，宋朝廷的一切举措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宋哲宗根本无法参预政事，成了一件摆设。因此，有人称其为“垂帘太后，影子皇帝”。其实，小皇帝和祖母矛盾的种子，早在宋哲宗即位之初便深深埋下了。宋哲宗除了对前面提过的“以母改子”一说始终耿耿于怀外，还对高太后对待自己生母德妃朱氏的态度也不能释怀。
德妃朱氏出身贫寒，年幼时父亲即病逝。朱氏随母亲改嫁，却为继父所不容。母亲只得将她送往亲戚家。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朱氏温柔恭顺的性格。她入宫后，先为宋神宗侍女，后来被宋神宗临幸后，生下皇子赵煦，但一直到宋神宗病逝前一年才晋封为德妃。朱氏性格柔和，侍奉高太后和宋神宗皇后向氏恭敬有礼。宋神宗病死后，朱德妃作为遗孀，护送神宗的灵柩前往永裕陵安葬，途经永安。当时，老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到永安迎接宋神宗灵柩。当韩绛得知德妃也跟在灵驾后面时，便不顾衰老之躯，又向前奔走数里，跪拜相迎。后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勃然大怒，呵斥德妃说：“韩绛今年七十三岁了，他是先朝老臣，作过宰相，政贯卓著。从情理上讲，应该是你登门去看望他，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德妃被婆婆的严厉吓得惶然不知所措，只得流着眼泪谢罪。
宋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德妃只被尊为太妃。儿子是皇帝，母亲却不能母以子贵。即便不算上亲情的因素，面子的因素对皇帝来说也相当重要。之前宋英宗（宋哲宗祖父）顶住巨大的压力，搞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濮议，其实就是为了给生父争个名分。当时宋英宗的生父早已经亡故，对死人都是如此，活人更是要争一口气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妃朱氏虽然被尊为太妃，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建议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此来彰显垂帘的太皇太后的尊贵。此处可以看出，高太后并不是很喜欢朱太妃。倘若婆媳和睦，旁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空子可钻。但也有人想到将来终究是宋哲宗当政，建议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高太后则在朱太妃的问题上采取了压制的态度，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但还是比向太后的待遇要低许多。
宋哲宗当时年纪虽小，却并非不懂事，这些事他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如同蛰伏的暗流，终有汹涌爆发的一天。宋哲宗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母亲朱太妃的待遇提高的完全与向太后相同。
宋哲宗少年聪慧，八岁时就能背诵 href='2195/im'>《论语》，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因此颇得父亲宋神宗的喜爱。宋哲宗即位后不久，辽国派使者来参加宋神宗的吊唁活动。当时的宰相还是蔡确，他担心宋辽两国服饰不同，年幼的宋哲宗见到辽国使者会害怕，便反复给宋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宋哲宗一直沉默不语，等蔡确啰里啰嗦地讲完，忽然正色发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回答说：“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宋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其锋锐，根本不像一个十岁的孩子所说出来的话。蔡确竟然无言以对，只得惶恐而退。
关于宋哲宗生母待遇的问题，其间折射出许多微妙而复杂的政治斗争。随着宋哲宗年岁渐长，对祖母把持朝政越来越不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在其中挑拨离间，宋哲宗开始对祖母怀恨在心。
高太后垂帘听政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参与朝政是迫于无奈。但权力这东西是相当诱人的，一旦到手，就不容易放下。古往今来，鲜有人能逃脱它的诱惑，高太后也是如此。在朝堂上，宋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本来应该是宋哲宗理政，高太后听政，但当时军国大事全部由高太后和她所信任的大臣处理，宋哲宗没有任何发言权。群臣也认为宋哲宗年幼，政事理所当然地取决于高太后，所以奏事时都是面朝高太后，背向宋哲宗，奏事完毕后，也不回身向宋哲宗禀告，全然不顾君臣之义。宋哲宗在朝堂上所看见的，“只见臀背”，实际上只看见群臣的背部和屁股。这对于一个早慧的少年皇帝而言，是何等屈辱。
少年老成的宋哲宗知道高太后和大臣们不将自己放在眼中，偶尔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不满。每次大臣向宋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宋哲宗都沉默不语，也没有人主动去征求他的意见。但突然有一次，高太后想起了对面的小孙子，就奇怪地问宋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宋哲宗回答：“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暗示他这个皇帝不过是个摆设而已，语气中已经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宋哲宗喜欢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有一次看见了，就派人换掉，但宋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觉得不解，追问原因，宋哲宗回答说：“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听后大惊。因为她执政后一直强调“以母改子”，尽废儿子宋神宗推行的新法。孙子话里的意思，显然是更崇拜父亲。高太后由此非常担心，更不敢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
宋哲宗十七岁时举行大婚，立孟氏为皇后，孟氏即后面要提到的华阳教主。按照惯例，皇帝大婚，即意味着成年，高太后应该还政，但她却丝毫没有放弃权力的意思，继续积极地听政。群臣都是高太后所任命，心知肚明，也不劝高太后撤帘，依然有事先奏高太后。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宋哲宗，他心底一定不只一次地发过誓：这一切的委屈，将来要有彻底的报复和清算。正因为如此，宋哲宗才会在亲政后，立即大力贬斥元祐大臣。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重，自知不起。她召吕大防等大臣晋见，感叹地说：“这几年来，我为了皇帝，为了国家，自问已尽心尽力。只希望天下太平，上不负祖宗遗泽，下不负百姓仰望。只不知，我这点深心挚意，官家是否知道？相公和天下是否知道？”当时，宋哲宗也在一旁，高太后这番话，其实是要说给皇帝听的。令人意外的是，大臣们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宋哲宗开了口：“吕大防！你们退下！”语气极为冷淡。大臣们面面相觑。这时候，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一段元祐承平的时代要过去了。
之后，高太后私下对吕大防、范纯仁二人说：“我死以后，皇帝（宋哲宗）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了。你俩应当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避，让皇帝另用他人，以保身家性命。”这是高太后的深谋远虑，她已经料到自己一旦撒手西去，变法派定然会利用她与孙子的矛盾，卷土重来。
几天后，高太后病故，享年六十二岁，朝野哀痛，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高太后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而另一个完全属于宋哲宗的时代即将到来。
十九岁的宋哲宗终于亲政了，他立即改元“绍圣”，意思是绍述宋神宗之政，绍述就是继承的意思。这一方面表示高太后当政的元祐时代结束了，另一方面表明宋哲宗要全面恢复宋神宗时的新法。
事情的悲剧性在于，宋哲宗跟他所痛恨的司马光一样，政治抱负中带有浓厚的个人宣泄出的情怀。他之所以大力推崇宋神宗，并非因为崇拜父亲，想实现父亲的变法理想，而是高太后当政时，他对元祐政治不满，要否定元祐政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肯定被元祐政治否定的宋神宗新法。因此，所谓的“绍圣绍述”，完全是出于一种个人报复的心理。
宋哲宗首先起用变法派章惇为宰相。经历了元祐时期保守派的残酷倾轧后，章惇的性格已经遭到严重的扭曲。他跟亲政的宋仁宗一样，对元祐时期执政的保守派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理。章惇大力提拔变法派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周侠、翟思、上官均等人居要职。这样，变法派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权。宋哲宗听从章惇的提议，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推毁所立碑石；贬斥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范纯仁、范祖禹、黄庭坚、文彦博等人出朝廷。在贬逐保守派官员的同时，宋哲宗、章惇等又逐步恢复新法。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绍圣绍述”。
在这系列大反扑进行之前，吕大防和范纯仁二人听从高太后的建议，已经主动上书请求辞职。而苏轼也感觉到“山雨欲来”的声势，主动请求外放为官。即便如此，三人仍然不能免去再遭贬黜的命运。
之后，宋哲宗还不解气，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及王岩叟等人；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范纯仁等人流放到岭南；贬韩维、刘安世等三十多人官职。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相继贬到了岭南。章惇、蔡卞还奏请挖开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劈开棺木，扬尸暴骨。幸好有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宋哲宗才没有同意。但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都被牵连遭贬。
注：这里特别再提到苏轼，他几起几落，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贬黜中度过。好在苏轼性格豪迈豁达，能随遇而安。不过，苏轼名士风流，一生姬妾众多，当贬官之时，自顾不及，只好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只有一个叫王朝云的小妾很受苏轼宠爱，一直没有被送出。王朝云原是钱塘歌女，色艺俱佳，能歌善舞，秦观有诗称赞她的美貌说：“美如青园，日似晨曦。”因此，格外得到苏轼的宠爱。一次，苏轼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们：“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有人答：“文章。”有人答：“见识。”苏轼均摇头。只有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闻言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此引为知己。后来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死后，王朝云被扶正，跟随苏轼到了岭南，染上了瘟疫，死在那里。而被苏轼送出的姬妾中，据说有两妾曾经怀孕。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师成以及翰林学士孙觌，都自称是苏轼送人之妾所生，就连苏轼认可的儿子苏过都对这种情形不予否认，反而与梁师成和孙觌二人亲密交往。据说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对家中账房说：“凡小苏学士（指苏过）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绍圣初，恰逢郊祀大礼，按照惯例，皇帝要下诏大赦天下，死囚一般都可以免去死罪。当时有大臣试探地请示宋哲宗：“陛下能不能赦免那些被贬谪的保守派大臣？”宋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由此可见宋哲宗对元祐大臣痛恨之深。
章惇在贬黜元祐大臣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比如苏轼字子瞻，便将他贬到儋（音dān，同单）州，因为“瞻”类似“儋”；刘挚字莘老，于是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莘”；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因“宜”字似“直”。到刘安世时，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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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世曾算过命，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苏轼当年曾经说章惇能“判命”，果然不幸而言中。
章惇还组织人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这是一项相当严厉的措施，工作量也不小，在宋哲宗执政时一直在进行。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章惇本人是相当能干的，但他性格张扬跋扈，好胜心极强，这从他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能看出。加上之后他疯狂地报复保守派，恃强凌弱，扶植党羽，铲除异己，名声十分不佳，因而在《宋史》中被列入了《奸臣传》。其实，以司马光上台后打击变法派的手段来看，他何尝又能好过章惇呢？所以说，正史往往是被简单化了，通常都是以道德观念来衡量历史人物，而这道德观念往往还相当粗浅。
章惇虽然地位显赫，但他不封官爵给自己的亲友，他的四个儿子除二子章援曾作到校书郎，其余都庸庸碌碌做个小官，终无显达。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结发妻子张氏端庄贤淑，夫妻二人感情极为深厚。章惇入相时，正逢张氏病体垂危，她临终前叮嘱章惇：“相公为相主政，千万不要恃权报私怨。”张氏去世后，章惇悲痛欲绝，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一直难以忘怀，常对太常博士陈瓘表达自己对亡妻的思念。陈瓘冷言相讥：“与其徒自悲伤无益，何如念其临终所赠之言？！”章惇则无言以对。
在变法派对保守派大加打击时，还有一个插曲。王安石已经在司马光上台后不久忧郁死去。依照司马光的意思，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表面上是备极哀荣。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作了一篇《王安石赠太傅制》，句句皆褒而又处处寓贬，显然是秉承司马光的意旨。王安石死时，正处在保守派“变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的严酷时期，因而一般人都不敢前来吊唁，生怕与王安石沾上关系，灵堂前痛哭的只有王安礼、王安上等至亲。曾经声动天下的王安石，死后竟然如此凄凉，除了世态炎凉外，更多地体现了元祐时期空前紧张的政治气氛。宋哲宗亲政后，变法派核心人物蔡卞上疏要求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实录》当日为范祖禹等所修，里面大力攻击了蔡卞的丈人王安石。在得到宋哲宗允许后，蔡卞以王安石的《日录》为据，重新刊定了《神宗实录》，王安石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之后，在蔡卞的大力推动下，王安石追谥文公，配享宋神宗庙庭。
蔡卞有个党羽，知道宋哲宗痛恨司马光，竟然建议毁掉司马光所著的 href='6042/im'>《资治通鉴》原版。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写作历时十九年，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命名为 href='6042/im'>《资治通鉴》。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三百二十二种。帮助编撰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订定稿。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全书贯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系统而完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销毁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消息传出后，正义之士不敢公然争辩，生怕因此更加惹怒变法派。为了挽救这本旷世之作，太常博士陈瓘利用当考官之际，引用宋神宗的《资治通鉴序》，制成策问题，来考问士子。按照惯例，策问题要用皇帝发问的语气，既然皇帝都要引用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内容，就不能再销毁了。如此，在陈瓘迂回婉转的良苦用心下，才保全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所寄。
变法派虽然重新执政，却再度出现分裂：章惇与李清臣不合，李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合，张商英被贬官外出；杨畏与孙谔不合，杨畏落职；蔡京与孙谔不合，孙谔又被罢官；曾布攻击吕惠卿，吕惠卿始终不能在朝；曾布还攻击章惇、蔡卞，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变法派这次东山再起，势力本来薄弱，内部分裂，力量更削弱了。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正当宋哲宗努力摆脱掉高太后的阴影、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却一病不起，在二十五岁时早逝，在位十五年，真正执政不到七年，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但元祐一案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演绎出更多风波。宋哲宗无子，向太后也没有其他儿子，在向太后的支持下，宋哲宗弟弟赵佶继位为宋徽宗。宋徽宗即位后，对向太后感恩戴德，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是新法的反对者，她当权后，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向太后起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宰相。曾布因在嗣位一事上附和向太后，也得到重用。韩忠彦、曾布荐用陈瓘、邹浩等人，掌握了朝政，恢复了归乡养老的范纯仁官职，进而追复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职，变法派章惇、蔡京、蔡卞、安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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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部被贬黜出朝。
向太后后病逝，宋徽宗亲政，善于投机的曾布又怂恿宋徽宗绍述父兄，宋徽宗也想消除朋党，稳定政权。但是，党争经历了元祐、绍圣两代，已经无法调和，宋徽宗干脆罢免韩忠彦和曾布的相位，贬斥出朝，重新起用蔡京（蔡卞兄长）入相。
蔡京能够当上宰相，还要归功于宋徽宗身边的宦官童贯。蔡京虽然在政治上属于变法派，但他却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善于见风使舵。当时蔡京贬居在杭州，刚好宋徽宗派遣心腹宦官童贯到杭州搜访书画奇巧。蔡京听到消息后，尽一切所及巴结童贯，又以所画屏风、扇子等进献。童贯回京后，向宋徽宗大力推荐蔡京，道士徐知常也在宫中为蔡京活动。于是，宋徽宗召蔡京入相。
蔡京当上宰相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为了巩固权位，还想将元祐时代的旧党群臣“赶尽杀绝”，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鼓动宋徽宗亲书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内府端礼门前，称“元祐党籍碑”，又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更增“元祐党人”为三百零九人，蔡京还亲自书写他们的名字，然后发到各州县，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好笑的是，蔡京的用意原本想昭告天下：元祐群臣都是“奸邪”，变法派才是“忠良”，要让天下人唾弃这些元祐大臣，赞美变法派的新法新政。结果适得其反，百姓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有刻碑的石匠要求，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后，显然是以刻碑为羞。后来因为天上星变，宋徽宗也害怕了，接受建议，毁“元祐党人碑”，解除党禁。而那些“元祐党人”的家属后代，却以祖、父、兄长能名列“元祐党人碑”为荣。
至此，跟“元祐”相关的人和事就基本结束了，但关于王安石，还有后话。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在蔡卞的建议下，王安石追封舒王，配享孔子庙，列于孟子之上，与颜回相对。这样，王安石就成为孔子和孟子之外的第三个圣人。至此，王安石达到了尊荣的顶点，地位已经到了所能达到的最高点。然而，这过于抬高王安石的行为，反而惹来了世人和后世不少的非议。而蔡卞自己，因为在政治上主张遵循王安石，与忙于搜刮民财的兄长蔡京不合拍，被排挤出朝廷。
五 元祐皇后
元祐皇后其实就是宋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孟氏被废，实际上是党争的结果，孟氏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令人称奇的是，宋哲宗死后，bbr>宋徽宗即位，孟氏再次被迎回宫中，复皇后位，为了区别宋哲宗的第二任皇后刘氏，称元祐皇后（因是在元祐年间所立）。但不久后，孟氏又被宋徽宗赶出皇宫，相当于第二次被废除皇后位，结果反而因祸得福，为她个人带来绝大的好处。这一切，都要从宋哲宗的后宫谈起。
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宋哲宗的管教一直很严格。为防止宋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宋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这就相当于限制了小皇帝自由活动的空间。宋哲宗当时年纪还小，后宫也一直平静无事。但到了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间却有流言，说宫中派人出来寻找乳母。此时宋哲宗才十四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人们难免会想到这是皇帝沉溺声色的结果。本来，这些都是民间的流言飞语，也传不到后宫深处。即使是真的，那也是皇帝的家事。大臣刘安世却偏偏要多管闲事，上了一封语气很不客气的奏章，告诫宋哲宗要自重。而另一大臣范祖禹则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更加激烈。对此，高太后解释说：是宋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对外的话是这样说，但高太后其实也不明所以，她派人私下将宋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叫去审问。宋哲宗开始还不知道，后来发现身边的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样子十分可怕。打听之下，才知道是因为刘安世、范祖禹上奏的结果。他既感到愤怒，也感到恐惧，因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高太后的监视之中。
经历了此事后，宋哲宗明显感觉到后宫令人窒息的气氛，他的逆反心理也开始蠢蠢欲动。
元祐七年（1092年），宋哲宗十七岁时，孟氏被立为皇后。孟氏为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小宋哲宗一岁，自小就被高太后选入后宫，教以女仪，因贤淑温婉而为高太后所喜爱。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才算有了正式的妻子。本来这是件好事，但却由此又引出了高太后和宋哲宗之间的矛盾。
皇帝大婚非同小可，钦天监选定的日期是五月十六。这是因为宋朝皇室普遍迷信道教，而道家以五月十六为“天地合日”。但是在民间这一日却有禁忌，夫妻应该分床，如有违背，将有性命之忧。宋哲宗生母朱太妃担心儿子，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提出要更改大婚日期。宋哲宗自己也偏向母亲一边。但高太后却坚决不同意，认为禁忌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坚持以五月十六为大婚日期。
尽管大婚典礼隆重非凡，但宋哲宗一直笼罩在祖母的阴影下，被逼迫在禁忌日成婚，心中难免愤愤不平。如此来看，他对高太后所选的孟皇后不可能有特别的好感。高太后有能力将自己喜欢的女子选给孙子做皇后，但孙子喜欢、宠爱后宫哪个女子，高太后就鞭长莫及了。宋哲宗喜欢明艳照人的刘婕妤，刘婕妤宠冠后宫，也开始恃宠而骄。高太后在世时，她尚有所收敛，高太后去世后，她与孟皇后的冲突日益显露。
有一次，孟皇后带领后宫嫔妃到景灵宫朝拜历朝帝后画像。礼毕后，孟皇后就座休息，其他嫔妃都在一边侍立。只有刘婕妤独自一人站在帘子下，背对孟皇后。这显然是公开藐视孟皇后。孟皇后身边有个侍女叫陈迎儿，忍不住上前呵斥刘婕妤。刘婕妤置之不理。孟皇后身边的宫人无不愤怒有加。但宋哲宗宠幸刘婕妤，孟皇后也没有办法。
冬至那天，嫔妃照例要到隆祐宫谒见向太后。当时向太后还没有起来，众嫔妃就坐在殿右等候。按照规定，只有皇后才能坐朱漆金饰的椅子。刘婕妤看到孟皇后坐下，就一个人站在一旁，不愿坐普通的椅子。刘婕妤身边的宦官郝随知道刘婕妤心中所想，于是替她换了把朱漆金饰的椅子，与孟皇后的一样，刘婕妤这才满意。不料已经惹怒了孟皇后身边的侍女，决定要整治刘婕妤一下。
刘婕妤刚刚坐下，突然有一人传呼：“皇太后驾到！”皇太后到来，众人都要起立迎接，刘婕妤也站了起来。不料等了片刻，并不见向太后身影，于是嫔妃们又各自坐下。刘婕妤刚要坐下时，孟皇后的侍女将椅子搬走，她一下坐了个空，仰天跌在地上。原来刚才是故意有人谎报向太后到来，目的就是为了诱骗刘婕妤起身。
刘婕妤受了这番捉弄后，惊忿交集，也顾不上拜见向太后，跑去向宋哲宗哭诉。宋哲宗虽然不喜欢孟皇后，但孟皇后一向循谨，他也没有相信刘婕妤的搬弄是非，只是安慰了一番刘婕妤了事。刘婕妤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来发泄气愤。宦官郝随劝慰说：“婕妤不必生气，若能早为官家生子，此座（指皇后位）正当为婕妤所有。”
郝随不过是一个宦官，竟然敢在孟皇后还在世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显然背后有不寻常的力量在支持，这力量就是宰相章惇。之后，宰相章惇就通过郝随与刘婕妤搭上了关系。刘婕妤之所以与章惇勾结起来，只是因为她想当皇后，她需要有人帮助她拔掉孟皇后这颗眼中钉。而章惇则想利用最得宠的刘婕妤探听宋哲宗的秘密，而刚好孟皇后也是他的目标。章惇想废除孟皇后，并非他与孟皇后有仇，而是因为孟皇后为高太后所立。当时朝中的保守派已经死的死，贬的贬，章惇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就将打击的目标指向了后宫。不过，因为孟皇后端庄娴雅，性情和淑，很得向太后喜爱，加上宋哲宗一向尊重孟皇后，所以还得寻找有利时机，但机会很快就来了。
孟皇后无子，只有一个女儿福庆公主。福庆公主突然染病，孟皇后的姐姐懂得医术，曾经治好孟皇后的病，因而皇后的姐姐经常出入宫中，亲自侍奉孟皇后。她听说消息后，特地入宫医治小公主。因药物无效，孟皇后的姐姐便将民间道家治病的符水带来替公主治病。宫中最忌讳符水一类的物事，孟皇后一见，大惊失色，连忙禁止，说：“姐姐莫非不知宫中禁令，与外间不同吗？倘被奸人藉端播弄，这祸事就不小了！”赶紧将符封存了起来。等宋哲宗到来时，孟皇后才将符取出，如实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宋哲宗倒也没有怪罪，只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此事过后不久，宫中有谣言流传，说孟皇后与娘家人勾结在一起，在宫中大搞符咒厌魅。孟皇后大为紧张，忧心忡忡，日夜难安。她的养母燕氏、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坚出于好意，便为孟皇后和夭折不久的福庆公主祈福，不料刚好落人口实。宋哲宗听说后也开始怀疑起来，诏令内侍押班（宦官）梁从政等人在皇城司（负责宫城守卫）审理此案。在宰相章惇和刘婕妤的支持下，皇城司逮捕了孟皇后左右侍女宦官三十多人。这些人都被拷打，直至体无完肤。在酷刑威逼下，孟皇后的“罪行”被供认了出来。
因为皇城司没有司法权，宋哲宗又派侍御史董敦逸前去复审。董敦逸到场一看，所谓的“罪人们”都已经没有人形，且气息奄奄，无一人能出声。董敦逸感觉无从录起，有些迟疑。郝随生怕他翻案，立即加以威胁。董敦逸胆小畏祸，只得将皇城司所取得的口供抄了一遍，稀里糊涂地了结了此案。
孟皇后既然“有罪”，就不能再母仪天下。但宋哲宗顾念发妻之情，一时下不了废后的决心。这时候，有人翻出了当年五月十六“天地合日”的老账，说孟皇后不废，皇帝将有生命之忧。于是，宋哲宗以孟皇后“旁惑邪言，阴挟媚道”为由，下诏废去孟氏皇后位，孟氏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此时，孟氏还不到二十岁。
废后的诏书下达的那一天，天气阴翳异常。侍御史董敦逸心中有愧，认为这是天降异兆，于是上奏说：“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后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后也。愿陛下暂收成命，更命良吏复核此狱，然后定谳。如有冤情，宁谴臣以明枉，毋诬后而贻讥。”又说：“臣覆录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宋哲宗看了奏章后大怒，对群臣道：“董敦逸反复无常，不可在言路。”打算贬斥董敦逸。枢密使曾布说：“陛下本以狱案是近臣推治不足准信，故命敦逸录问，而今大案始定，就贬录问官，何以取信中外？”意思是说，正因为皇城司没有司法权，所以才派董敦逸去复审，如果就此贬斥复审的官员，就无法取信天下了。宋哲宗这才放过了董敦逸。
孟皇后被废后，身边的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养母燕氏、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坚三人都被处斩，孟皇后心腹侍女陈迎儿被杖责后驱
?逐。但孟皇后无辜被构陷，却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同情。《鸡肋集》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孟皇后所居住的瑶华宫是所道观，在开封西北，刚好位于金水河边。这里地处繁华，小商小贩很多，十分热闹。当时京师卖熟食的小贩，都要在吆喝上下工夫，“必为诡异标表语言”，这样才能引人注意，生意才能兴隆。唯独有个卖馓子（馓音sǎn，同伞。馓子是一种油炸的食品，古时环钏形，现细如面条，呈栅状）的汉子，每天都到瑶华宫前，放下担子，既不吆喝他卖什么，也不说馓子好吃，只是长叹一声：“亏便亏我也！”意思是，吃亏就让我吃亏吧。这话在别的地方都没事，在瑶华宫门口“太息大言”，便让人感觉是明目张胆地在为孟皇后被废叫屈。开封府听说后，派人抓捕卖馓人，打了他一百大棍，警告他不准再那样吆喝。于是，卖馓人改吆喝为：“待我放下歇则个！”他竟然就此成了名人，生意兴隆无比。
章惇达到废除孟皇后的目的后，趁此机会向宋哲宗进言，说高太后执政时曾有过废掉宋哲宗而另立皇帝的想法，因为当
..时刘安世和范祖禹曾上书高太后说小皇帝过早接近女色。刘安世和范祖禹二人遂因“构造诬谤罪”被贬逐。
章惇还不罢休，为了证实高太后曾有想废掉宋哲宗的念头，他将当年高太后身边的宦官张士良抓了起来，交给蔡京审问。蔡京将各种各样阴森恐怖的刑具摆在张士良面前，逼迫他诬蔑高太后。张士良大哭说：“太皇太后可诬，天地神袛不可欺。”然后请求一死。蔡京无可奈何。章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拟了一道诏书，连夜送进宫中，请宋哲宗同意颁发。
这道诏书的内容竟然是要宋哲宗追废他的祖母高太后为庶人。向太后当时已经睡下，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宋哲宗那里，严厉地干预此事。宋哲宗一时无奈，将诏书放在烛火上烧毁。郝随将宫中情形连夜告诉了章惇。
第二天上朝，章惇和蔡卞又提及追废高太后一事。宋哲宗十分不快，厉声呵斥：“卿等如此作为，是不想让朕死后见英宗皇帝吗？”章惇这才不敢再提废高太后之事。
事过不久，宋哲宗也逐渐醒悟孟皇后“符咒厌魅”一事，常独自长叹：“章惇坏我名节！”正因为宋哲宗对废后一事颇为后悔，所以孟皇后被废后，刘婕妤只是被晋封贤妃。刘妃为此十分着急，派宦官郝随动员宰相章惇，内外一起相求，但宋哲宗仍然没有立后的意思。直到刘妃在元符二年（1099年）生子，这是宋哲宗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他盼望了许多年的期望，喜不自胜，终于同意立刘妃为皇后。
刘妃立后一事，朝中尚有反对意见。右正言邹浩谏阻说：“立后以配天子，怎么可以不慎重？仁宗时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后，并斥美人，所以公平，可为天下后世效法。陛下废孟后，与郭后无以异，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凡皇后须德冠后宫，不能从妃嫔中晋升，应自贤族中选择；况且刘贤妃有废后之嫌，更不宜立为皇后。”宋哲宗大怒，将邹浩削职除名，贬去新州。立后一事因此而定。
刘氏终于做了皇后，一时间扬眉吐气。但好日子并不长久，她的儿子赵茂才两个月便不幸夭折。刘后悲不自胜，宋哲宗也备受打击，卧床不起，一年后驾崩，年仅二十五岁。
宋哲宗的一生，都是很不快乐的。他在祖母高太后的阴影下长大，亲政后始终没有从青春期的叛逆中走出来——凡是高太后推崇的，他就要反对。高太后以母改子，废除宋神宗新法，信用保守派，他就恢复父亲推行的新法，大力起用变法派。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未必就是快乐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忧郁成疾，以致青年而逝。宋哲宗之死还远远不止皇帝驾崩如此简单，他的死还直接导致了北宋江山的断送。
因宋哲宗无子，向太后召集执政大臣，哭着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新皇帝只能在宋哲宗的兄弟中选。宋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还有五人。按照嫡庶礼法，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是理所当然的人选。不料向太后坚决反对，很不高兴地说：“老身既无子嗣，那么诸王都是神宗帝的庶子。”意思是不承认宋哲宗母亲朱氏的太后地位，由此可见这位没有儿子的向太后对宋哲宗并无好感。章惇又说：“如此，则以长幼为序，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音bì，同必）为帝。”向太后再次反对说：“申王体弱多病，恐不当立。”章惇还要再说，知枢密院事曾布知道向太后其实早有主意，于是大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章惇只好不再发表意见。向太后提出立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章惇当即表示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圆滑的曾布立即附和向太后说：“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表示赞同向太后的提议。章惇势单力薄，只得不再争辩。于是，赵佶即位为帝，是为宋徽宗。
注：曾布，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之弟，兄弟二人同时进士及第。曾布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但他妻子魏氏却非常知书达理，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女词人。魏氏名玩，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为诗论家魏泰之姊。曾布为相时，魏氏被封为鲁国夫人，时人因此称她为“魏夫人”。魏夫人博涉群书，工诗词，其词语言清丽，音调谐婉，为后世所赞赏。南宋朱熹曾将她与李清照（字易安）相提并论，说：“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当然，朱熹的话大有过誉之处，魏夫人的成就显然远远比不上李清照，甚至较另外一位女词人朱淑真也有所不及。这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关，她既没有李清照独特的个性与才气，以及李清照后来起伏动荡的人生经历，也没有朱淑真惨淡伤痛的个人生活，所以题材只能局限在贵妇人的个人生活上，无非“离人”、“别情”而已。不过，魏夫人和她的词在女词人中仍然相当突出，在词史上有一定地位。
如果宋哲宗不死，皇位无论如何不会传入赵佶之手。众所周知，北宋实际亡于宋徽宗之手。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向太后不选简王赵似是可以理解的，她在政治上属于保守一派，反对新法，对宋哲宗搞的那套“绍圣绍述”很不以为然，她不喜欢宋哲宗，自然也不希望看到宋哲宗的亲弟弟当上皇帝。但为什么向太后一定要选立赵佶而并非他人，并无史料可考。推断起来，应该是个人情感的因素使然。只是，这一妇人的情感因素，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宋徽宗即位之初，对向太后感恩戴德，请向太后垂帘听政。那位当了女道士的宋哲宗废后孟氏，则因为向太后一直很喜欢她，再次时来运转。在向太后的主持下，被宋哲宗废掉的孟皇后重新复立为元祐皇后，且位居刘后（元符皇后）之上。
孟皇后回到皇宫居住后，发现已经物是人非，不由得十分感慨。她与宋徽宗皇后王氏关系极好，引为闺中知己。只是，孟氏这个二度皇后当得并不长久。元符三年（1110）七月初一，向太后下诏罢同听政。半年后，向太后病逝，宋徽宗正式亲理朝政。宋徽宗重用的蔡京等人勾结元符皇后刘氏，致使孟氏再度被废，加赐号“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重居瑶华宫。据说，孟氏离开皇宫时，宋徽宗皇后王氏深感过意不去，孟氏却笑着说：“总算又可以离开这是非之地了。”如此胸襟，自非元符皇后刘氏所能相比。甚至连宋徽宗与王皇后谈论孟氏时，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元祐皇后实在是可敬的。”
元符皇后刘氏如愿以偿地赶走孟氏后，又妄图干预政事，且行为不谨，由此引起宋徽宗的不满，于是与辅臣计议，打算废掉元符皇后刘氏。刘后的心腹宦官郝随听说后十分恐惧，因为历来废后都要连带追究皇后身边的人。实际上，刘后干政，确实是受了郝随的怂恿。为了保全自己，郝随只好牺牲刘后，对其百般辱骂，逼迫她用帘钩刺喉自杀。
刘后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孟氏重回瑶华宫后不久，瑶华宫失火，她不得不移居延宁宫，延宁宫不久又毁于火。而朝廷也不给安排新的道观居住，因为无家可归，她只得住进弟弟孟忠厚家。然而，命运有诸多巧合，恰恰如此，孟氏反而逃过了一场大浩劫。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自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始，三千多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近戚，都被金兵俘往北国。北宋就此灭亡。孟氏因住在宫外民居，竟然奇迹般地得以保全，幸免于难。由于孟氏特殊的身份，同年四月，她重新被宋臣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孟氏听政之后，立即派人把宋徽宗唯一幸免于遇难的儿子康王赵构接回，请他即皇帝之位。赵构对伯母的眷顾之情感激涕零，其后，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史称南宋，尊孟氏为“元祐太后”。为了避其祖父孟元之讳，改称“隆祐太后”。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护卫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逼迫宋高宗让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音fū，同敷），企图让孟太后听政，被孟太后拒绝。不久，韩世忠、张浚等平息兵变。
绍兴五年（1135年）春，孟太后患了风疾，死于越州行宫，终年五十九岁，谥号“昭慈圣献皇太后”。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也死在了这一年，不过却是死在了金人的五国城，死后尸体还被熬炼成灯油。
一 花石纲
明人《良斋杂说》记载说：在宋徽宗赵佶出生之前，其父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收藏在那里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赵佶就出生了，“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大概是因为宋徽宗赵佶的才华和遭遇与南唐亡国之君李煜太过相似，所以才会有这种天与神授的说法，不过显然不足为信。
赵佶爱好书法和绘画，并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所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和画都是艺术精品。他兴趣广泛，对蹴鞠、奇花、异石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赵佶身边的朋友，也大多是这类喜好声色犬马的人物，比如驸马王诜（娶宋神宗亲妹宝安公主），便是赵佶的座上宾。王诜曾经得到半幅名画《蜀葵图》，另外半幅下落不明，他有时候在赵佶面前bbr>..提及此事，表示找不到另外半幅《蜀葵图》，将会是终生遗憾。赵佶听了后，立即派人四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另外半幅《蜀葵图》。赵佶先是派人向王诜索要那半幅《蜀葵图》，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便忍痛割爱送了过去。结果，赵佶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后，再重新送给了王诜，给了王诜一个大大的惊喜。由此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还有一次，赵佶与王诜一起外出游玩，赵佶突然想梳头，却发现忘记带篦（音bì，同必）子，就向王诜借。王诜拿出了自己的篦子，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工极为精美，有些爱不释手，连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立即说：“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去。”当晚，王诜便派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赵佶正带着一帮人在踢蹴鞠，高俅就在旁边观看等候。高俅早年在街头踢蹴鞠，是个行家里手，见到赵佶踢得好时，就大声喝彩，由此吸引了赵佶的注意，便招呼高俅一起对踢。高俅见机不可失，上场就使出浑身解数，令赵佶大为赞叹。踢完球后，赵佶派人去告诉王诜：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从此，高俅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见不惯高俅因会蹴鞠得宠，抱怨不已，赵佶竟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的放浪形骸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赵佶的风流放浪之事甚多，宰相章惇才告诫向太后，说赵佶“生性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倘若赵佶只是个亲王，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也就算了，多少也是个有点才华的人，还可以说得上是名士风流。但这样一个人，偏偏在机缘巧合下当上了皇帝。中国有句老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赵佶这一误打误撞不要紧，遭殃的就是大宋百姓了。
宋徽宗即位后，根本无心政务，一心只想沉醉于个人享受。大学士蔡攸（蔡京之子）趁机怂恿宋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宋徽宗深以为然，整天醉生梦死，生活穷奢极侈。他大造宫殿园林，不惜耗费天下资材。为了装饰名为“艮岳”的园林，下令收集天下的奇花异石。为此，专门在苏杭设置造作局，由宦官童贯主事，集中东南地区的各种工匠几千人，专门为皇帝制作各种奢侈品。
又设苏杭应奉局，由苏杭商人朱勔管领，负责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在搬运时，拆屋撤墙，全不顾惜。应奉居中人员经常假借机会敲诈勒索，许多百姓因此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应奉局将搜括所得的各种奇花异石用船只向东京运送，源源不断，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甚至连船夫也仗势欺人，使运河两岸的居民大受骚扰。有一次船运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一路上强征了几千民夫摇船拉纤，遇到桥梁太低，或城墙水门太小，朱勔就下令拆桥毁门。有的花石体积太大，河道无法运送，朱励就下令由海道运送，海上浪高风大，经常有船翻人亡的事件
９９lｉｂ?发生。如此劳民伤财，不一而足。因为应奉局权力极大，当时天下人将应奉局称为东南小朝廷，无不对朱勔等人恨之入骨。
宋徽宗尊信道教，还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成为当时的奇谈。
宋徽宗十七岁成婚，发妻为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梳妆打扮，更不会取悦宋徽宗，因此名义上是正宫皇后，其实并不得宠。此时，宋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女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都生得眉清目秀，善于言辞。宋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女陪侍。二女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宋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等到宋徽宗即位，便乐得做个人情，将郑、王二女赐给他。宋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史
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因而，宋徽宗更偏爱郑氏，还多次写情词艳曲赐给郑氏。这些词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后，宋徽宗便册封郑氏为皇后。
宋徽宗好女色，后宫嫔妃如云，当时受宠爱的除了郑、王二女之外，还有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也都因为貌美而为宋徽宗所喜爱。其中尤以刘贵妃颇多韵事。她出身寒微，因容貌出色，入宫即得到宠幸，由才人连升七级而至贵妃，可谓是一步登天。然而，好景不长，刘贵妃得到贵妃名号后不久便病死。她曾经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颇为喜爱。有一天，刘贵妃突然抚摸着芭蕉，很伤感地说：“等这些芭蕉长大了，恐怕我也看不到了。”一旁的内侍听到后觉得此话不祥，便告知了宋徽宗，宋徽宗并没有当回事。不料过了两天，刘贵妃便病重卧床，宋徽宗闻讯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经撒手而去。宋徽宗悲痛不已，特为刘贵妃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并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命乐府谱曲奏唱，以此来寄托哀思。
内侍杨戬见宋徽宗经常因思念刘贵妃而伤感，便夸耀另一名女子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当年的王昭君。宋徽宗十分好奇，立即将其召入宫中。刘氏出身卑贱，为酒家之女，但长得艳丽动人。宋徽宗一见之下，立即大加宠爱，将丧妃之痛全然忘到了脑后。刘氏不但善于逢迎，还极善装饰打扮，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相当新潮时尚。刘氏自己设计衣服，每件衣服款式新颖别致，装扮起来格外出众。不但宋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的女子也竞相仿效。宋徽宗宠幸的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为其画像，供奉在神霄帝君之左。
尽管后宫佳丽如云，但日子久了，宋徽宗就觉得后宫尽是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想到宫外寻找刺激。当时京师有名妓李师师，艳冠汴京。
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染房人家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四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大名后，十分仰慕。自政和以后，宋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方便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皇帝出行事宜。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负责帮宋徽宗圆谎：如果宋徽宗因淫乐当日不能上朝，就说宋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仍未回宫，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
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什么光彩之事，所以宋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但皇帝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还是很快传开了，不过无人敢过问而已。宋徽宗自以为做得机密，更加频繁地外出私会。只有秘书省正字曹辅实在看不过眼，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宋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宋徽宗看后勃然大怒，但又不好意思亲自处置曹辅，于是命王黼（音fǔ，同辅）等人处理此事。王黼为宋徽宗心腹，还亲自引领宋徽宗去过李师师家，自然领会宋徽宗的意思，贬斥曹辅出朝。
注：王黼，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王甫，因与东汉一个宦官同名，宋徽宗赐名为“黼”。王黼于崇宁年间中进士第，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编修《九域图志》。何志非常欣赏王黼，便把他推荐给在朝为官的父亲何执中。何执中大力举荐王黼，于是擢进为校书郎，后又迁为符宝郎、左司谏。王黼善于投机，他看到当时的宰相张商英逐渐失去宋徽宗的信任，宋徽宗还派使者赐玉环给在罢相杭州的蔡京，猜想皇帝有复用蔡京之意，便上书称赞蔡京。不久后，蔡京复相还朝，非常感激王黼，大力提拔，王黼从此也成为宋徽宗亲信，最后还当到了宰相。王黼为了讨好宋徽宗献媚，常在宴会上涂脂抹粉，扮演俳优倡伎，以博得宋徽宗一笑。当时的太子赵桓（即后来的宋钦宗）对此十分反感。王黼担心太子赵桓即位后对自己不利，见王贵妃所生的郓王赵楷很得宋徽宗宠爱，便暗地里为郓王出谋划策，企图取太子而代之。王黼的失宠也颇有戏剧性。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是邻居，有一次，宋徽宗在王黼家的花园游玩，偶然发现其间有小门暗通梁师成家。皇帝最忌臣下结党营私，此后，宋徽宗对王黼开始产生戒心，逐渐疏远了他。
宋徽宗只顾游幸玩乐，朝政大权完全落入蔡京等权臣手中。这些人趁机大捞特捞，疯狂搜刮民脂民膏，由此而成为巨富。蔡京入相后，贪污受贿，侵占的田产、宅第、钱银不可胜数。他家中姬妾成群，仆从如云，就连厨房切葱丝都有专门的婢女负责，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鞗、蔡絛，都官至大学士。蔡京过生日的时候，各地官府都必须进献生日礼物，且均为贵重之物，时人称之为“生辰纲”。小说 href='2204/im'>《水浒传》中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这生辰纲就是指各地官员送给蔡京的生日礼物。大宦官童贯则掌握了宋朝的军权，和蔡京并列相位，据说他家中金银珠宝，堆积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另一个大宦官杨戬逼民佃种废堤弃堰，荒山退滩与湖河淤流处，租额一定，不可更减，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能减免，每年增收的租税一个县就要比往年多十多万缗。宣和三年（1121年）杨戬死后，由宦官李彦主持括公田一事。李彦手段更为狠毒，他见到民间良田，就派人到衙门送上一纸，指说是荒地，该良田就由他支配，田主虽有田契，也投诉无门。他甚至将鲁山（今河南）全县的土地都括为公田，谁不申报，就严刑拷打，死的人成千上万。又置局汝州，如同南方的朱勔那样，无休止地发运贡奉物品至京师，以至农民根本没有时间耕种，牛全被征用去运送贡奉物品，百姓多饿死累死，有的不堪忍受，自缢而死。其他如朱勔、梁师成等，都靠搜括、受贿、卖官等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天下人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将蔡京、童贯、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称为“六贼”。
注：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今河南）人。其人聪慧狡黠，善习文法。当宦官后，初领睿思殿文字外库，负责出外传达皇帝旨意，善于逢迎，政和间渐得宋徽宗宠信，名列进士籍中。累迁护国、镇东、河东三镇节度使。宋徽宗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忙于礼文符瑞之事，不理政事，而以梁师成留置宫中，代他书写诏旨。梁师成则挑选一些善书法的吏人，学习、仿照宋徽宗的字体，这些人模仿宋徽宗的笔迹拟写的诏旨传出宫外后，外廷竟然难辨真假。此举很讨宋徽宗的欢心。梁师成更以翰墨招致四方名士，凡中其意者密加吸引，直至执政、侍从。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宋徽宗擢升梁师成为太尉。梁师成权势愈加显赫，就连重臣如王黼、蔡京父子等也不得不对他奉承讨好，可说是权倾宰相，因而被京师之人称为“隐相”。梁师成一直自称是苏轼庶子，为苏轼送人的妾怀孕所生。当时蔡京准备禁毁苏轼诗文，梁师成向宋徽宗据理力争：“先臣何罪！”因此，“（苏）轼之文乃稍出”。
在宋徽宗、蔡京一伙的暴虐统治下，北宋王朝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由于宋朝廷大肆“括公田”，地方豪强则加紧兼并土地，倾家荡产的农民日益增多，加上连年水旱蝗灾，农业迅速衰落，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南方原本属于富庶的地区，因为花石纲的骚扰，使百姓无法正常生活下去，连日常的衣食都成了问题。宋江、方腊的起义就在这种形势下，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爆发了。
有关宋江起义，没有准确的史料记载。大概在宣和元年（1119年）之前，宋江等三十六名好汉招募义军，举事起义，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山东一带。根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所到之处，打击地主豪强，宋军无力抵抗，一时之间颇有威慑力，声势逐渐浩大起来。相传农民起义军曾在梁山泊（在今山东省阳谷、梁山、郓城间）驻兵，这就是后来 href='2204/im'>《水浒传》中梁山泊的原型。宣和三年（1121年）初，毫州知州侯蒙上书宋徽宗，认为宋江能如此横行天下，而官军却奈何不得，其才能必有过人之处，不如把他们招降。宋徽宗觉得很有道理，便任命侯蒙知东平府（今山东东平），负责招降宋江起义军。但侯蒙还没有来得及赴任，就得急病而死。而宋江的农民起义军却已经移军南下，转战于黄淮之间。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起义军乘船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知州张叔夜事先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然后派骑兵临海挑战，引诱起义军弃船登陆。起义军登陆后，立即遭到伏兵包围。张叔夜又派兵烧了起义军的船只，起义军退路已断，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率领部分部下就此投降了张叔夜。
据说宋江败降后，又被宋朝廷派去征讨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方腊的队伍。关于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都有明确记载。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即史学界所称的《折可存墓志铭》，该墓志铭中记载宋江并未去征方腊，折可存是在方腊起义失败后才逮住宋江的。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为此而争论不休。无论如何，宋江及其伙伴起义的传奇事迹，在当时及后世被人们传述渲染，并不断被丰富。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根据这些故事编写成 href='2204/im'>《水浒传》一书，从此，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流传至今，脍炙人口。
宣和二年（1120年）秋，南方睦州的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方腊，又名方十三，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青溪境内有帮源洞，是一方圆数十里的山谷，物产丰富，盛产漆料及楮、杉等木料，方腊家就在帮源。朱勔在苏杭设置应奉局后，以供奉花石纲为名，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帮源洞也和两浙其他地区一样，受到极大骚扰。方腊家有漆园，多次受到应奉局官员的勒索，方腊忍无可忍，于是以反对朱勔花石纲之名，利用包括摩尼教（后来的明教和白莲教）在内的各种秘密宗教活动，组织群众，打算发动起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正在这时，帮源里正方有常发觉了方腊的活动，派人向官府作了报告。方腊得知这一消息，当即采取果断措施，杀掉方有常一家四十余口，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九日在自家漆园召集心腹进行紧急动员，指斥宋朝廷的罪恶，号召大家揭竿起义，当即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响应。方腊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建置将帅分为六等，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做标志。农民军分兵出击，各地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从千余人发展到近万人，并攻占了青溪县城，接着又一鼓作气，攻下了睦州及遂安、寿昌、分水、桐庐等县，又分兵两路合攻杭州。同年十二月底，方腊之妹方百花血战涌金门，攻破了杭州，东南大震。
这时，东南州郡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发展到将近百万人。方腊开始计划长期的战略，打算划江而守，渐图进取，十年内推翻宋王朝。
宋徽宗见方腊起义军声势浩大，十分惊恐，命大宦官知枢密院事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率军十五万前往镇压。临行前，宋徽宗授予童贯遇急事有以皇帝的名义紧急处置的特权。
童贯到达苏州后，看到东南地区受花石纲的困扰，百业凋敝，民怨沸腾，人人都说是花石纲直接导致了方腊起义。童贯认为：如果不罢去花石纲，就难以平定方腊起义。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童贯命其幕僚董耘以宋徽宗的名义作罪己诏，宣布罢去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及花石纲。宋徽宗听说后十分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还被迫罢免了朱勔父子及亲属的职务。
在童贯与方腊的对峙中，官军抢先占领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镇江（今江苏镇江）等长江沿岸军事重镇，以防止起义军占据长江天险。而方腊在占领杭州后，没有听取太学生吕将的建议，首先进军江宁，以抢占长江天险，阻击官军过江，而是将起义军主力转向南方，进攻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诸州。另外派一部分起义军，分成东西两路，北上阻止官军。
其中，六万东路北上起义军在方七佛的率领下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起义军即将入城之际，官军援兵赶到，与城内守军对起义军实行内外夹攻，起义军大败，被迫向杭州方向撤退。官军立即穷追不舍，在将到杭州的路上，起义军被官军追及，双方交锋六天六夜，战斗十分惨烈，起义军损失惨重。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底，杭州被官军占领。
另一西路北上的起义军由八大王率领，从歙州向江宁进军，一度攻克了宁国（今属江西）、旌德（今属安徽），但随即遭到大批官军的围攻，最终遭到失败，不但放弃了宁国、旌德，而且歙州也被官军攻占。至此，方腊起义军的北上进军完全失败。
北上的东西两路方腊起义军在遭到严重挫折时，南下的起义军主力却取得了不少胜利，接连攻取了婺州（今属浙江金华）及所属开化、江山、常山（今属浙江）等县与衢州（今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及所属大部分农村城镇，势力达到饶（今江西波阳）、信（今江西上饶）数百里。但由于北上两路起义军的失利，失去了阻止官军南下的力量，而杭州的失守又失去了阻止官军南进的屏障。
宣和三年（1121年）三月，宋朝廷又增派刘光世、张思正、姚平仲等数路兵马南下镇压起义军。四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官军不但相继攻陷了婺州、衢州，而且使起义军主力遭到重创，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四月十九日，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起义军不得不放弃青溪县城，退回帮源洞山区。官军分西、东两路围追合拢，四月二十四日，两路官军相约同时向起义军发动进攻。二十多万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与官军激战三天，除了一部分突围出去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方腊、八大王等起义军首领被当时还是小军校的韩世忠俘获。
据史料记载，方腊起义后，曾经大肆掳掠妇女。他败亡后，所掠夺的妇人自他的巢穴帮源洞中逃出，绝大多数全身赤裸，因屈辱而自缢于林中的，相望百多里。
方腊被俘后，先被解往杭州，后又被押解至开封，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被杀。方腊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其余部向浙东转移，与当时活跃在浙东的另几支起义军会合，继续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最后才被宋朝廷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被镇压后，宋徽宗认为天下太平，可以继续恣意享乐。而王黼乘机向徽宗进谗言，说方腊起义是茶盐法引起的，童贯不该将责任归罪应奉局。宋徽宗受到王黼煽动，又下诏恢复应奉局，命王黼和宦官梁师成主管其事。应奉局恢复后，朱勔父子重新被重用，他们更加猖狂地敲诈勒索，东南百姓重新遭殃。就连童贯都看不过眼，摇头叹息说：“东南百姓的饭锅子还未放稳，怎么又要搞花石纲了？！”
就在北宋朝廷风雨飘摇的时候，北方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长期受辽国欺压的女真族日益强大。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女真这个直接导致北宋灭亡的敌人，竟然一开始是以盟友的身份走进了宋朝廷的视野。
二 靖康耻
政和五年（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又叫完颜旻）建国，国号金，完颜阿骨打成为金国的开国皇帝，即为金太祖。
金太祖建国后屡败辽军的消息传到宋朝后，宋徽宗和蔡京、童贯密谋，打算联金灭辽，以此来收取燕云十六州。政和七年（1117年），宋朝廷初次使金未成后，宋徽宗命童贯继续负责同金联系通好之事。童贯则令王师中另选派能干的官吏出使金国，王师中便向童贯推荐了马政。
马政，洮州（今甘肃临潭）人，寓家牟
?平（今属山东）。重和元年（1118年）二月，宋朝廷以马政为武义大夫，命其以买马通好的名义使金。经过充分准备，本年闰九月，马政一行下海出发，但一到对岸，即被金兵俘获，并夺取了他们随带的物品，经过再三说明，才让通行。马政一行行程三千余里，历经艰难，终于到达拉林河见到了金太祖。金太祖询问马政来金的原因，马政告以宋愿与金修好合力攻辽之事。金太祖及群臣由于不明底细，没有明确表态。经商议后，金太祖决定留下使者中登州小校王美、刘亮等人作人质，而派遣散覩与李庆善等为使臣持国书，并携带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等礼物随同马政等赴宋回报，以探访宋朝之虚实底细。宋、金通好由此开始，之后，宋、金使者来往不绝，频繁联络。
注：这里特别要提到，马政的儿子马扩后来在宋徽宗宣和中多次以阖门宣赞舍人使辽、金，成为宋朝廷来往于辽国和金国的主要使者，因其传奇的经历和独特的视角而成为后世多部历史小说的主角，比如徐兴业先生所著的《金瓯缺》（获1991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王汝涛先生所著的《偏安恨》等。
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宋朝又派赵良嗣出使金国，名义上仍是买马通好，实际上是想约金攻辽。
赵良嗣，原名马植，又名李良嗣，祖籍辽燕（今河北北部），自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马氏成为辽国的汉人大姓，世代都在辽国为官。北宋末年，赵良嗣在辽任光禄卿，因奸诈狡猾，为同僚所不齿。马植在辽国有些混不下去了，又见到隔壁的女真族日益强大，对辽国构成强大的威胁，而辽国却日益腐败，便想为自己谋取后路。因为他是汉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投靠宋朝廷。刚好宋徽宗派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辽国。马植觉得机不可失，在童贯经过卢沟时，连夜谒府求见，说要向童贯面陈灭辽之策。童贯暗自思忖，马植本是辽国人，反倒要向自己献灭辽之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他吩咐小吏把马植请进来。马植一见童贯，慷慨陈词，说：“大家本是天朝大国，皇上圣明，万民恭顺，马植心中向往已久，只是无缘表述。今天祚帝荒淫无道，辽已是奄奄一息，马植一心弃暗投明，希望您能明察心迹！”接着又说：“不仅大宋欲除燕保国，女真人对辽也是恨入骨髓，如此宋如派遣使臣从登州、莱州渡海去同金人结盟，与之相约，南北夹击共灭辽国，辽指日可图！”童贯听罢，喜出望外，认为马植是一个深谋远虑且识时务的“才俊之士”，立刻将其带回宋朝，郑重其事地举荐给宋徽宗。宋徽宗正有联金灭辽之意，立即奉赵良嗣为座上宾。
四月，赵良嗣终于到达金国，不料金太祖已经亲自率军出征，攻打辽国上京。赵良嗣一行急忙兼程追赶，至半路上见到金太祖，随金军一起到达上京城下，亲眼看到金军仅用二、三个时辰便攻下上京。赵良嗣捧觞为寿，口呼万岁，呈上宋徽宗亲笔信，请金一起夹攻辽国，帮助宋收复燕京（今北京）旧地。
经过协商交涉，金太祖表示愿夹攻辽国，而宋每年向金纳币五十万。双方约定，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宋取辽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金原定立即出兵攻辽，要赵良嗣迅即回去让宋也立刻出兵。但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金军连续征战，牛马发生流行病。金与赵良嗣改约明年（宣和三年）举兵，并派勃堇、曷鲁持国书使宋回报。
宣和二年（1120年）秋，赵良嗣回朝，向宋朝廷报告了金国的意见，说金太祖认为燕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一带均是宋旧地，金从辽手中收复后，都将送还给宋。宋徽宗信以为真，九月，即命马政与王瓖为使臣，再次出使金国，并送金使勃堇、曷鲁等回金。
马政此次使金所持宋给金的国书中称，为了履行前（赵良嗣）与金所定共同攻辽的协议，已命童贯勒兵待发，只等马政使金归来，约定日期，即可举兵攻辽。国书还根据赵良嗣一面之词，要金答应前所承诺的将五代以后被辽占领的幽（今北京市）、蓟（今河北蓟县）等十六州及整个长城以南地区，在灭辽以后归宋，宋金双方今后以长城为界，而宋将原向辽所贡银绢转贡给金。
马政抵金后，留金月余，双方争议不决。主要是金不同意西京归宋，又认为平（今河北卢龙北）、滦（今河北滦县）、营州（今河北昌黎）不属燕京所管，亦不能归宋，马政不敢强争。
当时，金太祖已有取代辽国进而侵宋之意，他对大臣们说，如果将西京地区归还宋朝，金就只能退守长城以北，也就无法控制宋朝，更不能兵临宋境，向南扩展。但金在回报宋的国书中只是说，前次赵良嗣来，已有约在先，如宋与金一起攻辽，当将燕京东路州镇归宋。至于西京地区，要宋自己设法收取，如果宋难以攻取，可通知金。对宋提出西京归宋的要求未作明确回答。
赵良嗣前后往返七次，最后订立盟约：宋允许在灭辽后将输辽岁币转输给金，金承认将燕京一带旧地归宋；金攻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宋攻燕京（今北京）。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海上之盟”。
注：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其实肇于“海上之盟”。关于此节，“靖康之变”前，宋朝廷也已经领悟，所以宋钦宗一即位，就派人收斩“海上之盟”的使者赵良嗣和童贯等主谋。
宋朝与金国签订海上之bbr>盟以后，宋朝廷并没有按照盟约积极备战攻辽，而只是想在金国攻打辽国时乘机取利。尤其当宋徽宗得知辽国已经知道宋金结盟一事后，担心遭到辽国报复，很是后悔，便下令扣押了金国使者。这件事后来为金国背盟毁约留下了借口。而金国则开始攻打辽国，锐不可当，很快攻下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渡罗城），辽国天祚帝被迫逃往西京（今山西大同）。就在辽国岌岌可危的时候，辽国贵族之间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辽国皇族耶律大石和汉人宰相李处温拥戴燕京留守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并遥废天祚帝为湘阴王。
宋徽宗见辽国灭亡在即，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坐收渔翁之利，立即任命童贯、蔡攸作正副统帅，率十五万大军伐辽。结果，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宋军不堪一击，竟然被辽耶律大石大败，不得不退守雄州。
北辽此时却再一次发生内讧。耶律淳称帝三个月后，便得急病而死，其妻萧妃为皇太后，开始把持朝政。汉人宰相李处温见辽国大势已去，暗中派人联络宋朝和金国，打算投降，结果被萧妃发现处死。
宋徽宗见辽国内乱，又命童贯、蔡攸出兵渔利。幸运的是，辽涿州守将郭药师投降了宋朝，由此打开了宋军通向燕京之路。童贯命都统制刘延庆、降将郭药师领兵十万直取燕京。结果，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巷战，却因为后援不继，最终被辽兵杀得大败。
童贯为了逃避一再兵败的责任，秘密派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出兵攻打燕京。金太祖亲自出马，率军一举攻下燕京，而宋军却没有参战。辽萧妃和耶律大石逃出燕京，因无处容身，不得不重新投奔辽天祚帝。天祚帝杀死萧妃后，杀气腾腾地责问耶律大石为何要拥立耶律淳为帝。耶律大石慷慨陈词：“陛下（指天祚帝）以全国之力，不能拒击金兵，而弃国远遁，使百姓遭殃。所以，即使立十个耶律淳都没有过错，因为都是太祖子孙，这总比向金投降乞命要好。”天祚帝无言可对，只好赦免了耶律大石。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金人看清了宋朝的腐败和军事的羸弱，对宋朝态度日益强硬，并打算在土地问题上背弃前约。宣和五年（1123年），宋朝为了归还燕京等地多次派赵良嗣与金国交涉。金太祖认为宋朝攻燕京无功，提出要宋朝另外增加一百万贯钱，称为“燕京伐租钱”，才能赎回燕京。除此之外，金国还向宋朝提出遣返叛逃入宋的李处能等辽国旧臣，借粮十万斛等不少附加条件。宋徽宗一概表示同意。
同年四月，金兵退出燕京，出城前将城内的金帛财物以及官吏百姓都席卷而去，童贯、蔡攸前来接收的时候，燕京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而宋宰相王黼等却恬不知耻地上表称贺，称收复燕京是“不世之功”。宋徽宗十分得意，宣布大赦天下，还命王安中在延寿寺中作“复燕云碑”以纪念这一功绩。王黼、童贯、蔡攸等人也被认为收复燕京有功，因此而加官晋爵。宋朝上下都沉浸在虚幻的胜利和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得到燕京这座空城背后所付出的代价和所蒙受的耻辱，也不知道亡国在即。
这年秋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死，在位九年，享年五十五岁。金太祖死后，其弟吴乞买（又叫完颜晟）继位，就是金太宗。金太宗继续领兵攻辽，辽兵节节败溃。宣和六年（1124年），辽天祚帝决定出兵收复失地。耶律大石极力劝谏，提出应当好好养兵，等待时机，不可轻举妄动。天祚帝训斥了耶律大石一通，一意决定出兵。耶律大石看到天祚帝如此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知道辽国将亡，便自领二百余骑向西北方逃走。这年冬，辽天祚帝自夹山出兵，南下武州，与金兵遭遇，辽军大败而逃，将士纷纷投降金军，天祚帝只带领少量残兵突出重围。次年春，天祚帝想逃往西夏，在应州（今山西山阳县东北）被金兵俘虏，后被囚禁一年多而死，在位二十四年，时年五十三岁。耶律大石率部从河套向西北逃去，并重建辽国，史称西辽。
辽国自公元916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耶律亿）建国，至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止，正式灭亡，共历九帝，历时二百零九年（《辽史》延至西辽亡）。
随着金国对辽战争的节节胜利，金的军事力量已扩展到接近西夏边境，对西夏构成了严重威胁。西夏国王李乾顺趁势投靠金国。金国也采取笼络西夏的策略。金灭辽后，西夏国王李乾顺正式派使臣向金上誓表称藩。这样，金国在西部和西北部便无任何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南下侵略宋朝。
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金军分兵两路，西路军由完颜宗翰（金太祖侄，本名粘没喝，又叫粘罕）率领，由云中（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今山西）；东路军由完颜宗望（金太祖次子，又叫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 5317." >北卢龙）进取燕京（今北京）。
东路军接连攻占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西路军的完颜宗翰却没有立即开战，他一边派间谍暗中探听宋的虚实，一边派使者至太原，求见宋军主帅童贯，谎称要商议所谓的交割云中地一事，想以此来麻痹宋军。童贯果然上当，他到了太原后，先派马扩、辛兴宗到完颜宗翰军中，请求金归还山后（即云中八州）地。完颜宗翰便指责宋朝曾经接纳张珏，有违合约，并狂妄声称山前、山后各州都是金国的土地，不能归还。接着，完颜宗翰又派使者到太原，要求童贯将河东、河北之地均割让给金国，宋金以黄河为界。直到这个时候，童贯才看出金决意侵宋的企图，顿时惊慌失措，也不布置抗金的措施，自己慌忙逃回东京。完颜宗翰的西路军进逼太原，计划攻下太原后，与东路军在宋都城开封城下会合。
注：张珏，平州义丰（今河北滦县）人，原是辽国大将，投降金国后任平州留守，后背叛金国，携带平州版图投奔宋朝。宋宰相王黼认为这是不用一兵一卒，不化一钱一帛就能从辽、金手中得到平州地区的绝好机会，力劝宋徽宗收留张珏。代表宋朝同金订立盟约的赵良嗣极力反对，认为这违反宋金协议，肯定会遭到金的报复。宋徽宗不但不听，还将削赵良嗣降职处分。金人听到张珏投降宋朝后，立即派二千骑兵前去讨伐，张珏领兵迎战。金人见张珏人多势众，便在州门上书写了“今冬复来”四个大字，不战而退。宋朝廷便以张珏为节度使，世袭平州。金人随后派完颜宗望攻打平州。刚好这个时候，宋朝廷封张珏为泰宁军节度使，张珏率全城官吏出平州，到郊外迎接前来宣读封官诏书的官员，结果被金军得知消息，派一千骑兵偷袭，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平州。张珏不得不逃到燕山投奔郭药师。郭药师将其藏了起来。但金人缴获了宋朝廷给张珏的任命状，又从俘获的张珏之弟身上得到了宋徽宗写给张珏的亲笔信，勃然大怒，指责宋毁约背盟，向宋燕山（金将燕京还于宋后，宋设燕京为燕山府）宣抚司使王安中索要张珏。王安中不敢惹怒金人，不得已杀了一个容貌酷似张珏的人，将首级送给金人，却为金人识破，扬言要进攻燕山。宋徽宗惊慌不已，连忙命王安中将张珏缢杀，将其首级装于木匣内，连同张珏的两个儿子一起送给金。兔死狐悲，辽降宋将领郭药师及部属均悲愤流泪。郭药师愤怒地责问王安中：“金人要张珏的头，你就给；如要我郭药师的头，你也给吗？”王安中畏惧郭药师叛变，请求罢离燕山府。
而此时东路军完颜宗望进逼燕京。当时燕京由宋将郭药师驻守。郭药师原本是辽国降将，之前张珏事件对他震动很大，完全丧失了对宋朝信任感。而宋朝廷也意识到张珏事件对郭药师产生了消极影响，感觉亏待了郭药师等辽降将。为了抵消之前的负面影响，宋朝廷处处曲意迎合郭药师，对郭药师的要求均给予满足。郭药师趁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实力大增，专制一路军事，增募兵士，号称三十万。不过，郭药师部下的士兵依旧穿着原来辽国的军服，由此引起宋朝廷的猜忌，宋朝廷加封郭药师为太尉，想借机召他入朝。这点小小的伎俩自然很容易被郭药师识破，力辞不至。于是，宋朝廷又派童贯前来巡边，一旦发现郭药师有叛变的可能，可权宜处置。童贯到了燕京后，郭药师亲自出郊外迎接，行大礼，称呼童贯为父，极尽巴结之能事。为了彻底取得童贯的信任，郭药师还精心组织了一次炫耀武力的军事演习，童贯终于放了心，回去后向宋徽宗报告，说郭药师可以信任。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告发郭药师与金互通书信，宋徽宗却始终置若罔闻。
完颜宗望引军至三河（今河北）时，宋宣抚使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领兵四万五千出战。结果，宋军在白河（今潮白河上游）大败。完颜宗望进至燕山时，郭药师突然派兵逮捕了蔡靖等燕山府官员，打开城门向金军投降。这样，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宋燕山府所属全部州县。其后，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本来以为收取燕京、向金国屈辱纳币后，便可以享受太平。听说金兵南下后，宋徽宗慌作一团，赶忙罢除了镇压方腊起义后又恢复起来的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又下诏罪己，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轻信妄议等，想以此来换回人心。同时号召各地官兵勤王，命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道领兵入援。
但援兵未到，金兵已经逼近东京。宋徽宗恐慌得想要南逃，被给事中吴敏力阻，并荐太常少卿李纲出来主持大局。吴敏力劝宋徽宗退位，说只有让太子当皇帝，才有威福号召军民抗金。这时，东路金兵已绕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南下，离开封只有十天路程。因此，吴敏要求徽宗在三天内禅位，以便让新皇帝能有时间组织军民抗金。宋徽宗惊慌懊恼，为了能逃命，只好同意退位。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然后假装得病，跌倒在床前，气塞昏迷。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宋徽宗假意苏醒后，索取纸笔，写下退位诏书，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居龙德宫。这也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太上皇。皇太子赵桓随即即位，就是宋钦宗，改明年年号为靖康。
赵桓生母为王皇后。王皇后秉性懦弱，宋徽宗更加钟爱郑贵妃（后来的郑皇后）和王贵妃。大观二年（1108年），王皇后病死，年仅二十五岁，留下九岁的赵桓孤苦无依。赵桓后来虽然当上皇太子，但却并不安稳。因为宋徽宗喜欢王贵妃所生的郓王赵楷。王贵妃另有一女，就是因分不清真假而留名青史的柔福帝姬。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打破了“宗室不领职事”的惯例，破例地让郓王担任实职，提举皇城司，且不限早晚，自由出入大内，显示要废立的迹象。金军的南侵，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帮了赵桓的忙，促使宋徽宗匆忙的传位。其间，郓王赵楷听说后愤而闯宫，企图争夺皇位，结果在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的仗剑厉声呵斥下，才没有得逞。
宋徽宗被迫退位后，立即将一个乱摊子甩给了儿子宋钦宗，自己
率领蔡京、童贯、蔡攸、蔡絛等亲信逃出开封，前往南方。他生怕金人追来，嫌船太慢，改乘肩舆；又怕走得不快，再改乘搬运砖瓦的快船。一直逃到泗州（今江苏盱眙），才敢稍稍停留休息。童贯、高俅率又怂恿宋徽宗渡淮河往扬州（今江苏）。当宋徽宗过浮桥时，随驾卫士攀望号哭，童贯怕影响逃跑速度，竟命令亲军放箭，不少随驾卫士中箭落水而死。宋徽宗到了扬州后，还是觉得不安全，将皇后郑氏丢在扬州，自己一直逃到长江南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
此时，压抑在广大军民中的愤怒和不满迅速爆发，朝野上下群情激奋，纷纷上书揭露蔡京、童贯等人的罪恶。太学生陈东带头伏阙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在朝野官员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刚刚即位的宋钦宗不得不顺从民意，先后将王黼、李彦、梁师成、童贯、朱勔、蔡攸、蔡絛贬官或流放后处斩，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于潭州。由于宋金战争爆发，宋钦宗又将罪责推诿给主办外交的赵良嗣，将他贬逐到柳州处死。
“六贼”中，以童贯与王黼之死最富有戏剧性。宋钦宗即位后，童贯先是被贬黜出京师。宋钦宗随即下诏数童贯十大罪，派监察御史张澂追斩童贯。根据历史记载，童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张澂虽然奉诏追斩童贯，却畏惧童贯勇力，不敢轻易下手。他一路追到南雄州后，先派人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圣旨赐给茶叶、药物，要童贯回京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信以为真，还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第二天上午，张澂到来，童贯欣然出迎，正在跪接圣旨之时，张澂宣诏，宣布童贯十大罪状。童贯虽然醒悟过来，却为时已晚，被张澂的随从一刀砍下了头颅。
王黼之前因为支持郓王赵楷，为其策划谋夺太子位，与宋钦宗早有矛盾。当陈东上书后，宋钦宗下诏将王黼逮捕送开封府审理。开封知府聂昌与王黼有宿怨，立即派武士追杀了王黼，却谎报为强盗所杀。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消息传到开封后，京师戒严。朝廷上下人心浮动，主战、主逃议论不一。宋钦宗不堪大任，懦弱无能，听从了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的怂恿，打算逃往陕西避敌。当时，抗战派大臣李纲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坚决反对逃跑，对宋钦宗说：“道君皇帝（宋徽宗）把宗社交给陛下，您却打算弃而去之，这合适吗？”宋钦宗默不作声。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说开封守不住，只能暂时避一避。李纲反驳说：“天下的城池哪个能有开封坚固？而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都在这里，怎能轻易丢掉呢！今日之计，应当整顿军马，团结军民，坚守都城，等待勤王之师。”宋钦宗正在犹豫，突然听说皇后已经动身出京，急忙站起来说“朕不能留在这里了。卿等不要留我，朕要同皇后一起启程。”李纲流泪请求宋钦宗留下，宋钦宗总算勉强答应留在京师。
但是当天夜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连夜进宫，又劝宋钦宗早日离京。宋钦宗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李纲一大早入朝的时候，发现皇帝的车马乘舆已经备好，当即意识到新皇帝要逃跑，便厉声对护驾的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军士齐声说：“愿死守！”于是李纲入见宋钦宗说：“六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开封城中，岂肯轻易舍去。万一中途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一定会以快马急追，那时如何抵御？”宋钦宗听了有些害怕，这才答应不去陕西，并下令召回已经出发的皇后。李纲为了稳定人心，晓谕军民说：“圣上主意已定，决心守城，敢有再说离开京师，扰乱人心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宋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皇帝决策固守。将士们备受鼓舞，决心保卫东京。宋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又命李纲急速设备防守。李纲临危受命，当即组织军民全力备战。
李纲正在部署守城的时候，金军到达开封西北的牟驼冈。牟驼冈是宋军养马的地方，两万匹军马和大批草料轻而易举地落入金人手中。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七，完颜宗望大军到达东京城下，即刻开始攻城。李纲指挥军民应战。金兵用火船强攻，李纲指挥宋军先用挠钩钩住火船，然后从城楼上投掷大石块，将火船砸沉。金兵又用云梯攻城，李纲命令士兵用火烧毁云梯，用箭射杀金兵，终于击退了金人的进攻。
完颜宗望甚有心计，见开封不能一时攻下，便要求宋朝派亲王、宰相去军中议和。李纲主动请缨前去议和，宋钦宗还想倚靠李纲，因此没有答应，另派李棁、郑望之二人。完颜宗望见到宋使后，狮子大开口地提出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两、牛马等各万头、缎百万两；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能议和。李棁、郑望之回奏后，宰相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坚决不同意，想拖延时间，等各地勤王军赶到后，再谈议和一事，但宰相李邦彦、张邦昌坚决不同意。宋钦宗本人胆小怕死，又无主见，惶然不知所措。这时候，康王赵构站了出来，主动请求使金，说：“敌人一定要求亲王作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于是，宋钦宗便派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出使金营。李棁告诉康王说：“金军担心南朝失信，要求亲王送他们渡过黄河才能回来。”康王正色答道、“国家处在危难之时，就是以身殉国也是应该的！”
这位康王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异母弟，他目前的表现，可谓相当慷慨激昂。谁也无法想象，当他不久后登上皇位为宋高宗后，厚颜无耻地向金人乞降却比其父兄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王出发前往金营的时候，局势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宋将种师道、姚平仲等人相继率勤王军到达东京，各地援兵已有十余万，而金兵不过六万。宋军在兵力总数和声势上均压倒金军，金军只好北撤，退守牟驼岗。
姚平仲听说康王赵构在金营中当人质，便提议派精锐夜袭金营，生擒完颜宗望，迎回康王。李纲支持姚平仲的建议，宋钦宗毫无主见，当场也表示同意。但姚平仲前去袭击时，消息已经泄露，金军早有准备。姚平仲劫营不成，大败而逃。金军趁机再次攻打东京，幸好李纲早有防备，指挥将士击退了金兵。
完颜宗望责问宋朝劫营一事，宋钦宗、李邦彦为了推卸推诿责任，用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李纲被罢的消息传开后，群情激奋。当天，太学生陈东率领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李纲、种师道复职，罢免宰相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求和媚敌之臣。城中军民几万人起来声援，围住了皇宫。刚好李邦彦退朝，军民痛斥他的罪行，愤而向他投掷砖瓦，李邦彦策马逃跑，才没有被打死。开封尹王时雍亲自带兵前来镇压，军民也要打死他，吓得他也狼狈逃走。军民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数十人。宋钦宗派人宣布，等到金人退兵后就恢复李纲的职务。太学生与军民们要求立即恢复，并大声鼓噪呼喊，不停地敲打登闻鼓。宋钦宗见众怒难犯，不得不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乘车出见，民众这才退走。
宋钦宗随即下诏答应议和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国，另送萧王赵枢去作人质，换回康王赵构和张邦昌。完颜宗望见宋军援兵陆续赶到，东京的防务大大加强，心中有所畏惧，又因为已经得到不少利益，便乘势退兵。金军退走以后，宋钦宗派李纲去接太上皇宋徽宗回京。靖康元年（1126）四月，宋徽宗回到京师。
金军撤退之后，宋朝廷又恢复了抱残守缺、苟且偷安的策略，李纲也被贬出开封。宋钦宗不做任何军事上的备战准备，竟然异想天开地写信给金国大将耶律余覩，想说服耶律余覩在金国发动政变，以此来扰乱金国政局。耶律余覩原是辽国大将，被迫降金。最幼稚可笑的是，宋钦宗将这封机密信件交给了金国使者萧仲恭，许以重金，请萧仲恭转交耶律余覩。萧仲恭表面答应，回到金国，立即将信件交给了金太宗。金国再次被激怒了。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发动大兵进攻宋朝。金军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完颜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兵。九月初，完颜宗翰率领的金军攻破太原。然后与完颜宗望合兵，在十月初攻下真定府（今河南安阳）。
宋钦宗惊慌失措，只好重新寄希望于割地求和，他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使臣，前往金营求和。赵构一行走到磁州时，磁州知州宗泽正率领军民备战，军民抗敌情绪高涨，杀死王云，劝留了康王赵构，赵构由此幸运地逃过大难，否则也不会有后来“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了。
十一月下旬，金军到达东京，开封万分危急。宋钦宗任命率领勤王兵入京的南通都总管张叔庭为签书院事，率军民奋力守城。又下诏封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召集河北兵迅速入卫东京。同时，宋钦宗和宰相何栗等人又都作好了求和的准备。这时候，一个无赖神汉郭京适时出现了，由此上演了极为荒唐可笑的一幕。
郭京声言他会“六甲法”的法术，可以召来天兵天将，轻而易举地生擒敌军元帅，消灭敌军。六甲法就是挑选男子7779人，经过施法术后，就可以刀枪不入。宋钦宗竟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宋钦宗又决定郭京的“天兵天将”与敌人决一死战。郭京发功的日子到了，他命令撤走城上所有的守军，以免有人偷看，导致法术失灵。施展法术后，郭京命人大开城门，派他“刀枪不入”的神兵出击。结果，这些神兵并没有刀枪不入，而是尽数被金军歼灭。幸好把守城门的宋兵将城门及时关闭，否则金军完全可以乘势冲入。郭京见首战失利，说：“看来还是得由我亲自出马。”然后率领残余的神兵缒城而下，出城后却一溜烟向南逃走，头也不回。就在此时，金军乘大雪攻城，攀城而上，发现城上竟然没有守军，开封外城由此陷落。
京师外城破后，宋朝廷上下乱作一团。宋钦宗赶忙派宰相何栗到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宗望说：“自古以来，有南就有北，两者不可缺。只要答应割地，就可以议和，不过，太上皇必须亲自前来商议。”意思是说要宋徽宗亲自来议和。何栗回报后，宋钦宗说：“太上皇惊扰而病，一定要去，就由我亲自去吧。”
宋钦宗与何栗到达金营后，送上降表，并屈辱地下跪。因为没有得到金太宗的诏命，完颜宗翰只是好言宽慰了几句，就让宋钦宗退下去了。宋钦宗在金营两天，没有议出什么结果，十二月初又回到东京城内。宋钦宗回到东京时，大臣和百姓夹道迎接。宋钦宗一想到一国之君亲自到敌营求和，威风扫地，忍不住当众号啕大哭。
这时，东京已经完全没有防守。金军虽然没有入城，但派人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声称如不及时送交，将纵兵入城。宋钦宗按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各地，命令开城降金。
当时开封城中已经被搜刮殆尽。宋钦宗为了讨好金人，下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的出资犒军，其实就是公然抢夺，稍有反抗者，便锁拿官府。开封城中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即使如此，金银仍然凑不够数，梅执礼等负责搜刮金银的大臣也因此被杀。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宋钦宗派人四处搜捕年轻女子，不够数目就用自己的妃嫔抵数。不少女子不甘受辱，自杀而死。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宋钦宗第二次去金营谈判，离朝之时，约定五天之内回来，谁知到了金营，就被扣留下来。金军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宋钦宗只好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彻底搜括，前后两次，达一月之久，共得金二十七万八千两，银七百一十四万两，帛一百零四万匹。
金军除了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抢去皇帝玉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玩物，掳走百工、技艺、宫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公主）、亲王等贵族，连太上皇宋徽宗也被押送金营。据说，宋徽宗听到金银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将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带着被俘扣留在金营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宫女及大臣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归金国。其中完颜宗望一路带着宋徽宗及太后、各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与康王赵构母韦妃、赵构夫人邢氏由滑州（今河南）渡黄河北去，完颜宗翰一路带着宋钦宗、钦宗后、太子、妃嫔及何栗、孙傅、张叔夜、陈过庭、司马朴、秦桧等大臣，由郑州（今河南）渡黄河北去。俘虏的宋朝君臣中，只有张叔夜、何栗半路绝食而死。其他人则屈辱地活着。
北宋至此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皇室成员中，逃脱大难的除了当时不在开封的康王赵构，就只有居住在民间的宋哲宗废后孟氏。
徽、钦二宗被掳到金国后，先被迫换了白色的丧服，去拜谒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意为金主向祖先献俘。尔后，两个受尽屈辱的皇帝一个被封为昏德公，一个被封为重昏侯，关押在韩州（今辽宁昌图），后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徽宗因为受不了金人的折磨，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结果被宋钦宗发现，抱了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
在被囚禁期间，宋徽宗写了许多悔恨哀怨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山南无雁飞。
不过，他的悔恨只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由于他本人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为囚的下场。当然，他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故土，他曾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回宋朝，临行前交给他一件背心，背心上写着：“你（指宋高宗赵构）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哭着叮嘱曹勋，切记要转告宋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一边说着，一边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又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宋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宋徽宗和宋钦宗还日夜盼望宋高宗能接他们回去，其实宋高宗表面高喊要迎回徽、钦二帝，但内心却生怕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皇位，巴不得他们早些客死他乡。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无望而悲惨地死去，时年五十三岁，有遗言想归葬中原，未得金主允许。宋徽宗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完全僵硬
。金人将尸体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坑里的水就能做灯油。宋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却被人拉住。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和议谈成，赵构生母韦氏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可见宋钦宗也很
清楚弟弟宋高宗不思恢复中原的根本原因。然而，宋高宗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迎回兄长。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钦宗的悲惨命运也走到了尽头，金人将其纵马踩死，时年五十七岁，在帝位仅仅两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钦宗死讯才传到中原。宋高宗表面上悲伤不已，内心却暗自高兴，因为他皇位中最大的威胁被清除了。
而宋徽宗的情人李师师早在国破前出家为女道士，之后辗转流落在湖广一带。只是此时时过境迁，历经离乱之苦的绝代名妓已经容颜憔悴，不复有昔日的丽色。因为生活艰难，无以谋生，李师师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卖唱度日。南渡的士大夫们仰慕其昔日盛名，时常邀她出席宴会。据说在宴席上，李师师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辇彀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遇湖湘；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三 大小汉奸
靖康二年（1127）二月初，金军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金兵逼迫二帝脱下皇帝的衣服，换上平民之衣。在场的宋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只有吏部侍郎李若水大声抗议，怒骂金军主将完颜宗翰，并要宋钦宗坚持不换衣服。结果李若水被金兵用刀割掉舌头，然后再拖出杀死。当年参加过灭辽国的金兵说：“辽亡国时，慷慨就义的有十几人，宋朝只有李侍郎一人。”
同时，金军放回跟随宋钦宗的翰林学士承旨吴幵（音jiān，同间）、吏部尚书莫俦回开封城，负责召集宋朝廷的百官，议立赵姓以外人为君主。吴幵和莫俦二人实际上已经投降了金人，不过是负责将金人的意思传达给百官而已。于是，根据金人的意思，东京留守王时雍与吴幵、莫俦带头倡议，提出立张邦昌为帝。王时雍有“金人外公”的外号，因为当时金人疯狂索要女子，王时雍为金人掠夺妇女最卖力。而吴幵和莫俦为金军往返传旨，被人们骂为“急脚鬼”（宋代的快速邮递称急脚递或急递）。
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攻东京时，张邦昌任河北路割地使，力主对金投降，因此被派跟随康王赵构入金营为人质。
当时，朝廷中还是有不少人主战。大将姚平仲打算率精兵偷袭金营，生擒金军主帅宗望。主战派大臣李纲坚决支持，宋钦宗也希图侥幸取胜，表示同意。不料事不机密，有人抢先将宋军将要劫营的消息泄露给金军。半夜时分，当姚平仲军到达金军大营时，惊讶地发现金兵正严阵以待。一场激战后，姚平仲一军被早有准备的金兵击溃，姚平仲大败而逃。
姚平仲劫营不成，却惹恼了金军主帅宗望。他立即派人将人质康王赵构和张邦昌带来，斥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康王赵构一声不吭，保持沉默。而张邦昌吓得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地解释说姚平仲军夜袭绝非宋朝廷本意。张邦昌的态度让宗望觉得觉得此人软弱，将来必然有用。而相比较之下，康王赵构的态度令宗望起了疑心，他怀疑赵构不是真的皇子，于是派人到宋朝责问姚平仲劫营一事时，顺便提出了要改换人质。
宋钦宗为了平息姚平仲劫营一事，以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不料此举让宋朝军民大为愤慨。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宋钦宗罢免宰相李邦彦，重新起用李纲，将城外军事交陕西老将种师道负责。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封城中军民几万人赶来声援，宋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只好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出来相见，才算平息了风波。
宋钦宗送肃王赵枢去金营做人质，换回了康王赵构和张邦昌。此时金人忌惮李纲的起复，又顾虑劳军远征，而宋军援兵正向东京集结，于是在宋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撤兵北归。肃王赵枢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金兵撤走后，宋钦宗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本已经南逃的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重新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金军再次大举南侵，宋朝廷则完全被投降派把持，导致了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俘。金军将东京洗劫一空后，心满意足，开始准备退军。
金人因劳师远攻，不敢久留，加上力量有限，便打算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为防止宋朝东山再起，命令“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张邦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东京留守王时雍召集群臣，以张邦昌姓名入议状，太常寺主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肯签名，逃入太学。御史马伸、吴给联合御史中丞秦桧向金人要求继立赵氏后嗣为君。秦桧更是义愤填膺地当众揭发张邦昌罪行，认为不当立其为君主。金人由此大怒，将秦桧抓到金营关押。
这是历史上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个慷慨激昂的忠君爱国者，怒斥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当时人看来，秦桧是个英雄，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因为本来秦桧可以安然无事，但正因为他站出来一骂张邦昌，之后便与徽钦二帝一道被掳北上，开始颠沛流离的屈辱生涯。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所谓的忠君爱国者秦桧才是真正的大汉奸。
靖康二年（1127）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听说此人将是未来的中原皇帝，开封士庶军民上万人争相挤到城门口观望。张邦昌心知肚明，知道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恨他入骨。千百年来，恐怕没有一个人如张邦昌这般，对将要到手的皇位恐惧得不知所措。
入城后，张邦昌没有敢直接入主大内，而是先去了尚书省。宋朝三省中，门下、尚书均在皇宫外办公，只有中书在皇宫内，称政事堂。由此可见，张邦昌并不情愿当这个皇帝。然而，金人却威胁说，如果到三月初七张邦昌还不当皇帝，或者是开封城中的官吏军民不拥戴他做皇帝，那么就先杀光大臣，再血洗开封。事关切身利益，百官纷纷来劝说张邦昌早日即位。
此时的张邦昌，当然是处在绝难的境地。要摆脱掉烦恼，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这是他最理想的结局，这一点，同时代的李纲已经指出来了。据说，张邦昌曾经打算自杀，但有人劝阻他说：“相公前日不死在城外，而今死在这里
99liｂ?，是想涂炭一城的生灵吗？”张邦昌生性软弱，终究没有自杀的勇气，如此，背上“汉奸”的千古骂名势不可免。
三月初七，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深知百官劝进是出于无奈，并非自己深得人心，他不过是金人手中的傀儡皇帝，所以自尚书省上马，他就开始恸哭，至阙庭又恸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顷，北面再拜谢恩。金使跪进册命国玺，再拜谢。张邦昌受封即位时，阖门宣赞舍人吴革召集数百人起事，失败后被杀。
登基当日，张邦昌升文德殿，他不敢坐皇帝专用的御床，而是在御床西摆了个位子，在那里坐着接受群臣朝贺。张邦昌还特意让阁门传令百官，千万不要对他下拜。但东京留守王时雍为了讨好张邦昌，领先下拜，吴幵、莫俦、范琼等紧随其后。张邦昌吓得连忙拱手起立。
当日天色十分惨淡，乌云蔽日，阴风四起。除了王时雍、吴幵、莫俦、范琼等少数人欢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拥在张邦昌左右外，大多数大臣想到家国破碎，从此要屈节异姓，各个容颜沮丧，毫无喜庆之色。张邦昌虽然当上了皇帝，见群情沮丧，心中着实不安。
张邦昌即位后，以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幵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佥书枢密院事，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徐秉哲为权领中书省。并下令百官：“多日以来朝廷常有变故，大臣有司尽失其职，从今以后由御史台监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职。”他声称自己不称“朕”，见百官时仍然自称为“予”；传谕称“宣旨”、手诏称“手书”；执政、侍从可以坐议国事，言可称其名；平时不穿皇帝的龙袍，除非听到金人要来，才急忙换上，饮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礼。王时雍每向张邦昌奏事，都要说“臣启陛下”，张邦昌总是提醒王时雍不可称“陛下”，而要称“相公”。
当时，金人催交银两，开封府以现有户口为准各家摊派，限日缴纳，无奈京中百姓连遭战火，既使倾家荡产也无法凑足那个天文数字。张邦昌给金人修书恳求免催银帛：“仰仗贵国的大恩，不敢忘怀，然而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报答。城中的百姓因围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饥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某虽愿抚养却无资钱以厚其生，欲赈给相救却无食粮以续其命。贵国催促日急，有不胜其力自寻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体恤恳迫之情，免括金银。”金人搜刮抢掠已得到不少实惠，也知道这块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顺水推舟卖他一个人情，答应免括金银。
金人扶持了张邦昌的傀儡政权后，就北还回朝。临行，张邦昌前去送行，他特意脱下皇帝的龙袍，身着赭红色袍，张红盖。这一切仪仗，均非皇家礼仪。由此可见，张邦昌心有所惧。但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观看的士庶军民均认为他靠降金发家，无不对他咬牙切齿，憎恨有加。
金人走后，张邦昌正式坐上了文德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他不在正殿办公，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禁宫中所有门户都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可谓行规步距，小心谨慎之至。
金人临走时问张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护，张邦昌生怕金人一走，自己会变成千夫所指，所以希望金人能留军队驻守。可宰相吕好问却拒绝说：“恐怕北方的兵卒不习南方的水土，不会安心驻扎。”金人又试探：“只留一贝勒怎么样？”吕好问又托词贝勒是金人，不敢留住，恐担不起责任。金人只好全军北撤。
张邦昌知道金人一旦北归，自己便大势已去，很是恼火，因此而责怪吕好问。吕好问回答说：“相公对天下人说，忍辱负重屈节金人蹑位登基，事出无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应徐图后举。相公请三思，过去大臣劝进，人心所向都是慑于金人的暴虐。现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风依旧。如今康王是皇室后裔，领兵居外，众所归心，为什么相公您不拥戴康王？为今之计，应迎归元祐皇后，并请康王正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奉迎康王赵构为帝。
这里要提一句，此时在张邦昌的傀儡朝廷中，宋臣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真正的投降派，如王时雍之流，想通过拥立张邦昌取得富贵；另一派是假意的投降派，是假汉奸，以吕好问为代表，想通过立张邦昌来促使金军退兵。最典型的佐证便是，吕好问行文均称“靖康二年”，根本就不提张邦昌的“大楚”年号。
即使是真正的投降派，也对张邦昌无信心，因为宋朝在南方还有大量军队，正向东京集结。张邦昌权衡利弊下，决定听从吕好问的建议。但另一宰相王时雍为了自身利益，坚决反对说：“而今已是骑虎难下，相公应深思熟虑、方作定择，以免来日后悔莫及。”宰相徐秉哲也赞同王时雍的意见。
此时，各路“勤王”兵马纷纷开往开封，公然声称要讨伐张邦昌。张邦昌不愿意一直生活
９9ｌib.在恐惧之中，没有听从王时雍之流的建议，立即派人迎宋哲宗废后孟氏（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入御延福宫。又派蒋师愈带信去见康王赵构，自陈说：“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金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宰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他在这封书信中一再强调说，当时他如果不称帝，金兵就要屠城，以此来为自己辩护。
随后，张邦昌派使官奉车驾、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进献给康王赵构，又请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处资善堂。至此，张邦昌的大楚政权正式结束，前后共历三十三天。
元祐皇后孟氏随即以宋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命康王赵构即位。张邦昌自己不久也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拜见康王赵构。他匍匐在赵构面前，伏地恸哭，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请求赵构赐其死罪。赵构好言相慰，答应免他死罪。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宋高宗，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之后，宋高宗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
宋高宗之所以不处罚张邦昌，一是因为二人当初同在金营为人质，有过共患难的经历；二是宋高宗本人的政治主张跟张邦昌并无区别，都是力主投降的主儿，这也是为什么宋高宗后来会重用另一投降派秦桧的根本原因。据一些野史记载说，张邦昌能避免被新皇帝追究责任，还因为他暗中使了美人计，将自己美丽动人的义女献给了宋高宗。“狐媚偏能惑主”，张邦昌有国丈之尊，宋高宗自然不能如何了。
本来，张邦昌就此平安无事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还能得到更大的重用。然而，主战派李纲拜相后，首先以“十议”上奏，其中二议为“僭逆”和“伪命”，坚决
藏书网要求宋高宗处罚叛臣，张邦昌自然是首当其冲。
张邦昌奴颜婢膝、失节奉敌的丑行本来就不为朝野所容，李纲开了头后，检举他罪行的奏章顿时如雪片般飞到宋高宗的案头。甚至有人告发，说张邦昌在皇宫禁内有玷污宫人行为。根据《宋史·张邦昌传》记载：“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宋高宗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下诏说：“邦昌敢居宫禁，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
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张邦昌坐僭责降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今湖南长沙），而丑闻中的李氏也被“杖脊配车营务”。其他汉奸如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李擢、孙觌等，分别安置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梅州（今广东梅县）、永州（今湖南零陵）、全州（今广西全州）、柳州（今广西柳州）、归州（今湖北秭归）。
然而，几个月后，金国竟然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出兵侵宋，攻取两河州郡。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宋高宗不得不再次牺牲张邦昌，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派殿中侍御史马伸前来执行。据说，张邦昌接到诏书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严令迫之，张邦昌不得已，才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而亡。王时雍也被诛杀。
张邦昌亏的是个人名节，但却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之事，与后来的秦桧
相比，他实在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汉奸。而真正的大汉奸秦桧，此时还被拘禁在金国，直到绍兴元年（1131年），他从金国归来，在声名赫赫中拜相，才再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而他还有一个投降求和的理由：“中国人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可谓十分冠冕堂皇。这是后话，后面再提。下面要讲的另外一个大汉奸刘豫。
刘豫，字彦游，永静军阜城（今属河北）人，元符时进士及第，拜殿中侍御史，曾被人揭发早年有偷盗行为，宋徽宗没有追究。不久，刘豫多次上奏，涉及礼制局的事务，引起宋徽宗的不满，被降职，出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金军大举入侵时，刘豫弃职逃走。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经朋友枢密使张悫举荐，刘豫任知济南府。当时北方大乱，到处都是抗金武装和盗贼，刘豫请求改派江南一郡，但被拒绝，他不得已上任，却由此对宋朝廷怀恨在心。不久，金将挞懒（即完颜昌，金太祖堂弟）率兵围济南，开始刘豫还派儿子刘麟与金军交战，后来受金人利禄引诱，决意投降。济南城中有猛将关胜善用大刀，多次击败金兵。刘豫竟杀死关胜，与通判张东缒城出降，济南由此陷落金兵之手。金人因此封刘豫为东平知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封其子刘麟为济南知府。实际上将在金军控制下的黄河以南的地方都交给了刘豫。
因为之前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张邦昌已经被宋高宗赐死，金人急需再扶植一个汉奸政权，刘豫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宋建炎四年（1130年），刘豫受金册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金、齐以黄河故道为界，齐以父事金，册文中有“世修子礼”等语。刘豫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封张孝纯等为宰相，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其子刘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
惊魂不定的南宋小朝廷对刘豫的齐政权颇为畏惧，居然以敌国之礼相待，在国书称刘豫为“大齐皇帝”。当时，刘豫的宰相张孝纯等人的家人都在宋境，宋朝廷也以礼相待，一点都不敢怠慢。
但刘豫却从来没有尊重过南宋小朝廷。他偶然从一个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认出此碗决非民间之物所有，便仔细盘查，问出是盗自巩县宋哲宗的永泰陵，于是便派人挖掘了永泰陵，陵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宋哲宗的尸骨暴露在外。刘豫开此先例后，河南一带掘墓成疯，北宋诸帝陵均挖掘殆尽，甚至连民间富家冢墓也无幸免。
注：巩县北宋帝陵的浩劫还不止于此。金国灭亡后，蒙古控制了北宋陵区，除了石雕外，将一切地面建筑除“尽犁为墟”。《南宋杂事诗》有一首诗因而叹道：“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住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
刘豫和之前的张邦昌大不相同，一称帝就公然与宋为敌。宋绍兴二年（1132年），刘豫迁都开封。他屡次派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配合金军侵宋。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刘豫，齐军节节败退。李横攻占了颍昌府（河南许昌），直逼开封。刘豫大为恐惧，急忙向金求救。金国大将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即兀术，多称金兀术）亲自率军支援，金齐联军开始反击。而宋朝廷对义军出身的李横并不信任，宋朝廷的嫡系刘光世部和韩世忠部也只是扬言要支援，实际却按兵不动。李横孤立无援，一路败退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齐军乘势收复旧地，还顺手占领了襄阳府等六郡之地。
此时，刘豫的大齐政权达到了巅峰，向西克攻巴蜀，南下可取吴越，对南宋朝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苟安的南宋朝廷不得不开始反击。
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命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宋高宗了解岳飞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临行前特下手诏，只许岳飞收复李横的旧地，如果越界到刘豫的齐地，“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如此恬不知耻的皇帝，与之前的张邦昌并无任何区别。之后，岳飞大显身手，连败金齐联军，收复了六郡。岳飞因此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为南宋第五个建节的武将，时年三十二岁。
刘豫知道对抗南宋是他这个皇帝存在的唯一价值，同年九月，他再次南侵，金将讹里朵和挞懒率五万金军支援。这次刘豫来势汹汹，宋朝廷大为惊恐，大将张俊和刘光世也畏敌不前，宋高宗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有韩世忠在大仪（今江苏仪征南）设伏，大败金军，由此扭转了战局。金军转向淮西后，又被岳飞大败。此后，双方进入僵持状态。然而到了年底，战事却因为金太宗病危而起了变化，金军北归，刘豫孤掌难鸣，也只得退兵。
岳飞和韩世忠的崛起，令刘豫屡战屡败，金人开始对他不满，这让刘豫感到巨大的危机。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又征发大军三十万进攻两淮，刘麟统领中路军，刘豫之侄刘猊统领东路军，孔彦舟统领西路军。结果被韩世忠、杨沂中击败。金军按兵不动，不肯相助。齐军大败溃退，伤亡极重，民怨沸腾。
此时金国的皇帝为金熙宗完颜亶，金熙宗听到刘豫战败的消息十分恼怒，对刘豫非常不满。但是，金国重臣完颜宗翰一向支持刘豫。金熙宗一向不满完颜宗翰把持朝政，便开始有计划地削弱完颜宗翰的势力，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被以赃罪处死。宋绍兴七年（1137年），刘豫在金国的靠山完颜宗翰死。刘豫感觉到不祥，于是就立儿子刘麟为储嗣之事上书试探金国朝廷的意思，金熙宗冷冰冰地说：“朕会派人咨询河南百姓来决定。”此时，刘豫已经知道自己这个皇帝当不了几天了，而未来的命运难以预测。他想向南宋朝廷投降，又怕得到张邦昌一样的下场，只好苟且偷生，听天由命。
不久，金国朝廷指责刘豫“论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众”，下诏废其为蜀王，将刘豫一家安置在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相当于变相的流放。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刘豫死于流放地。
四 泥马渡康王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同父异母弟，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生，宣和三年（1121年）十二月进封康王。靖康之变时，赵构曾作为亲王出质金营，据说他曾因射箭连中，加上在金营镇定自若，金人怀疑他并非皇子，而是将家之子，于是遣还换质。后来得知赵构确实是皇子后，金人无比后悔，立即派军队去追赵构。而赵构因奔走疲劳，正在一座庙里熟睡。突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提醒他说：“金人追赶将至，快逃走，已备马在门外。”赵构惊醒过来，看到月光下果然有一匹马，于是就乘骑这匹马渡过了大河。渡河后，发现马不能动了，变成了一匹泥马，原来就是庙中的泥马。这就是著名的“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泥马渡康王”当然是子虚乌有、荒诞不经，不过是赵构当上了皇帝后，为了显示“君权神授”，与身边的谋臣编造出来的传说。自古以来，开国帝王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比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说他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小名叫“香孩儿”。
不管“泥马渡康王”的真实性如何，赵构确实是相当幸运的。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入侵，宋钦宗派弟弟赵构出使金营，负责割地求和事宜。赵构之前已经有一番在金营当人质的离奇经历，亲眼见识了金兵的凶狠和残暴，而代替他的人质肃王赵枢已经被掳北上，今生今世大概都无法回到中原。由此可以推断，赵构其实并不情愿接受 8fd9." >这项使命，亲王去求和，与羊入虎口无异。但形势所迫，赵构还是出发了。他刚出京城，金兵便渡河南下。赵构反而因此逃过一劫。宋徽宗总共有三十一个儿子，皇位之所以幸运落在赵构身上，仅仅因为他是唯一逃过大难的皇子。否则，皇帝无论如何是轮不到他头上的。
赵构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为知州宗泽和当地百姓所留，后来知相州（今河南安阳）汪伯彦来邀，又前往相州。闰十一月，金兵围攻汴京开封（今南），宋钦宗派人持蜡书至相州拜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同时拜知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陈遘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要求赵构尽快召集河北兵马，入卫京师。但赵构得到了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后，只派少数军队南下，而他自己却率领大队兵马逃至大名府（今河北邯郸），随即又逃往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一带），继而再逃向济州（今山东巨野）。在逃亡途中，赵构和大臣们就在寒冷的旷野中烧火做饭，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在颠沛流离中，赵构深切体会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只是这并没有激发他的斗志，反而让他更加消沉，产生了畏金如虎的心理。
就在赵构只顾自己逃命的时候，开封失陷，徽、钦二帝被俘虏。之后，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然后撤兵北归。金兵一退，开封军民和朝廷旧臣即不再拥戴张邦昌，同时各路“勤王”兵马纷至沓来，声讨张邦昌。张邦昌只得迎元祐皇后入宫垂帘听政，并迎奉康王赵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元祐皇后手书至济州，劝康王即帝位。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是为宋高宗，由此建立了南宋政权。
尽管“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加强了宋高宗即位的正统性，但他这个皇帝当得并不轻松，内心深处对金人十分恐惧。当时金国的两大主将完颜宗翰（即粘罕）和完颜宗望（即斡离不）发生了意见分歧，完颜宗翰主张入主中原，完颜宗望主张见好就收，两人争执不下。宋朝老将宗泽时任东京留守、知开封府，几次力请宋高宗还都汴梁，利用金人内部意见不一的时机，大举渡河，图谋兴复。但宋高宗早被金人吓破胆，死也不肯回到汴梁。
宗泽一面沿黄河南岸修筑防御工事，增造作战器械；一面积极募集新军、加以训练。同时和河北的忠义民兵，特别是王彦的“八字军”、五马山寨义军等建立密切联系，使以前散在各地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如河北的杨进、李贵，河东的王善等都自动投奔到他的旗帜之下，听他节制。此外，他还积极整顿社会秩序，安抚士民。开封的形势迅速好转，守备大大加强。三路南侵的金军处处受到抗击，攻陷的州城不久又被南宋军民收复。宗泽的名字也使金人丧胆，私下称他为“宗爷爷”。宗泽拟出了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而朝政全部为投降派把持，宰相黄潜善、汪伯彦还诬陷宗泽发狂，拒不允准。年已七十的宗泽忧愤成疾，背上发疽而死。死前一日，他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并嘱咐部将们要继续抗金，至临终无一语言及家事，只是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不忘未竟壮志，闻者无不黯然泪下。
注：“八字军”是活动在河北地区的抗金队伍，原先是王彦率领的一支官军，建炎元年（1127年）受河北招抚使张所派遣到河北去组织忠勇军民抗金。九月，他们一度收复了新乡县（今河南新乡），后遭金兵围攻，败退至共城县（今河北辉县）西的太行山区继续抗金。士兵们为了表示坚决抗金的决心，在脸部刺上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从而得名“八字军”。八字军的抗金斗争得到了两河人民的热烈响应，两河地区忠义社的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领导的十九寨都听从王彦的号令，人数总计十余万，兵寨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成为黄河以北一支最强大的抗金力量。本来王彦想大举北上，进攻太原（今山西），后未能实现，便率领八字军精锐渡河到开封与宗泽汇合。
建炎元年（1127）秋，完颜宗望病死，主战的完颜宗翰独掌金国大权，立即再一次大举南侵，目的是要趁宋高宗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以防赵氏政权卷土重来。金军分兵攻宋，金兀术（完颜宗弼）率东路军主力攻东京开封，完颜宗翰率中路军攻西京洛阳，娄室率西路军攻长安，以牵制四川、陕西的宋军。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跟随宋徽宗北上的大臣曹勋从金国逃回应天府，晋见了宋高宗。曹勋献上了宋徽宗亲笔书写半臂绢书，还有他本人写的《北狩见闻录》一书，该书记录了从随宋徽宗被俘入金营到北迁燕山前的亲身见闻，起自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初七，迄于同年六月。宋高宗看着这些血泪之书，不但没有激发出抗敌的勇气，反而生怕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朝臣们的反对，坚持将朝廷从南京应天府迁到更为安全的扬州。
金军随即派精锐骑兵奔袭扬州，一举攻陷天长，金军前锋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宋高宗此时正在后宫寻欢作乐，软香满怀，好不快活，突然听到金军已经到达扬州附近，吓得惊慌失措，仓皇披甲乘骑出城，随从的只有御营都统制王渊、内侍省押班康履等五六骑，连宰相都未及告诉。宋高宗一路狂奔至瓜洲，乘小船渡江，日暮时分抵镇江。金军这次奔袭突如其来，使宋高宗受了很大的惊吓，也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南宋小朝廷的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听说宋高宗南逃，也纷纷跟随逃跑。车驾起行，城中大乱，军民争相出城、渡江、拥挤、践踏、溺水，死者不可胜数。军民怨恨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等。司农卿黄锷到了江上，军士一听说他姓黄，就以为他是黄潜善，骂道：“误国误民，皆汝之罪。”黄锷还来不及辩白，头已被砍下。
之后，金军顺利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又纵火焚城，士民存者仅数千人而已。
宋高宗逃到镇江后，吏部尚书吕颐浩认为皇帝应该留在江北督军，鼓舞士气。御营司都统制王渊认为镇江太靠前线，不如退居杭州安全
藏书网。宋高宗立即接受了王渊的意见，命张浚、吕颐浩、刘光世等沿江扼守，自己渡江逃到了有所谓“重江之阻”的杭州。幸好金兵没有继续进攻，宋高宗才松了一口气。此时朝野群情激奋，一致要求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的相位。宋高宗被迫改任朱胜非为宰相，又认为王渊献计有功，命他掌枢密院事。
王渊由一个小小的御营司都统制一跃而为掌管全国军事的高官，引来众多的不满，其中，意见最大的当属扈从保驾的御营司将领苗傅。刚好另一个伴驾勤王的威州刺史刘正彦也对王渊有意见。刘正彦曾招降流寇，但朝廷没有恩赏，王渊掌权后，还想夺走刘正彦的军队。牢骚和怨言在这些勤王将领中蔓延，而宋高宗身边的宦官康履骄恣用事，对勤王将领们呼来喝去，招来更大的不满。苗傅和刘正彦决定用武力诛杀王渊和康履，兵谏宋高宗。
刘正彦事先埋伏好军队，等王渊退朝回府时，在半路将其杀死。随后，刘正彦高喊王渊与宦官勾结造反，带着军队赶到行宫来杀宦官。苗傅当时负责守卫宫禁，立即打开宫门接应。两队人马一起杀进行宫，杀死康履，迫宋高宗退位，禅让给三岁的儿子赵旉，由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大权全部被苗傅和刘正彦掌握。这次兵变史称“明受之变”，又称“苗刘之变”。
宋高宗此时才二十二岁，自然不甘心退位当太上皇。他悄悄与宰相朱胜非密议，派人召集前线的张浚、吕颐浩、刘光世等人回师平叛。驻守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的礼部侍郎、节制军马张浚与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同签书枢密院事、江东安抚制置使吕颐
浩决议起兵讨伐。大将张俊首先表态，他赶到前敌指挥部平江，与总指挥张浚会面，两人决定要匡扶社稷，并分头写书信，号召各地勤王平叛。吕颐浩、刘光世、韩世忠等人纷纷表态支持高宗。韩世忠还自告奋勇愿任前部。由于韩世忠的军队在先前的沐阳阻击战中消耗很大，手下无兵，张浚还特意让张俊借出两千兵交给韩世忠统率。
而苗傅和刘正彦也想争取韩世忠这员猛将，当时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和儿子都住在杭州，本来是绝好的人质。宰相朱胜非生怕韩世忠投鼠忌器，便故意怂恿苗傅派梁红玉去劝说韩世忠归顺。苗傅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竟然同意，结果放跑了梁红玉。等苗傅再派人去给韩世忠封官许愿时，韩世忠就毫无顾忌地对使者说：“老子只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径直向杭州进兵。
注：梁红玉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腊啸聚山民起义，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连陷州郡，官军屡次征讨失败，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在平定方腊之乱中贻误战机，战败获罪被杀。梁家由此中落，梁红玉也沦落为京口营妓，即由各州县官府管理的官妓，但由于她精通翰墨，又生有神力，能挽强弓，每发必中，对平常少年子弟便多白眼相看，毫无娼家气息。方腊之乱，祸延六州五十二县，戕害百姓二百多万，朝廷以童贯统率大军镇压，方腊最后被一位小校所捉，这个小校就是韩世忠。童贯平定方腊后，班师回朝，行到京口，召营妓侑酒，梁红玉与诸妓入侍，在席上认识了韩世忠。韩世忠在众多将领大吹大擂的欢呼畅饮中，独自显得闷闷不乐，引起了梁红玉的注意。梁红玉那飒爽英姿，不落俗媚的神气也引起了韩世忠的注意，二人由此而生情，终成眷属。
苗傅和刘正彦闻讯后，惶然不知所措。这二人毫无政治头脑，在宰相朱胜非的建议下，竟然同意宋高宗复位。四月初一，宋高宗还行宫复辟，与隆祐太后御前殿垂帘听政，恢复建炎年号，赵旉被立为皇太子。
此时，韩世忠、张浚等军队打败了苗刘军苗翊、马柔吉部，苗傅和刘正彦见大势已去，半夜从涌金门逃出杭州。韩世忠、张浚、刘光世随即入城，拜见宋高宗于内殿。宋高宗复位，给参加平叛的诸功臣加官晋爵：吕颐浩任尚书右仆射（右相）、兼中书侍郎；刘光世为御营副使；韩世忠、张俊为御营左、右军都统制；张浚则破格提升，知枢密院事。此时，张浚才三十三岁，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执政大臣。韩世忠也因为此次平乱立下首功，大得宋高宗的好感。所以，尽管后来张浚、韩世忠和岳飞一样，坚决主张抗战，严重违背宋高宗投降求和的意图，但宋高宗仍念着他们当年救驾的旧情，对这两人格外优容，而不是像对岳飞那样要除之而后快。当然，岳飞之死还有更深刻的背景，此处不再多加讨论。
苗傅和刘正彦出逃后，尚书省即下令各州县捕捉，接着又悬重赏缉拿，并命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率军追讨。苗傅和刘正彦二人惶惶不可终日，经浙西逃入福建，到浦城时，刘正彦被韩世忠俘获。苗傅干脆脱下军服，隐姓埋名，藏匿在建阳（今福建），结果被当地土豪唐标发现，执送韩世忠。韩世忠将二人押解到宋高宗行在的建康（今江苏南京），磔杀于市。苗刘兵变前后历时两月。
在逃跑途中，宋高宗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由杭州北上到建康（即江宁，今南京市）时，派洪皓使金求和。宋高宗在国书中还卑躬屈膝地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国允许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国称臣，一副摇尾乞怜的丑态。结果金国不许，洪皓被扣留了十余年。宋高宗又派杜时亮使金，金国仍不理睬，并再次出兵南侵。
宋高宗听到金军南下的消息，急忙从建康跑到杭州。金兀术军突破了长江防线，宋将王羲叔、刘光世仓皇逃走。金军入建康，杜充投降。之后，金军继续南下攻克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定海。宋高宗则从杭州逃往越州、明州、定海。其时阴雨连日，道路泥泞，士卒暴露，不胜其苦。
不久，金兵逼近定海，宋高宗退无可退，只得采纳吕颐浩的建议入海避敌。此时，皇帝身边的大臣除了宰相执政外，只有御史中丞赵鼎、中书舍人李正民等六人而已。一干人乘船入海，漂泊到温州避难。金军乘船追袭，遇到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
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衣食物资也无法及时得到供给，宋高宗一行人时时处在饥寒交迫中。后来，宋高宗实在饿得不行了，命令停船靠岸，亲自步行到一座寺庙乞讨食物。僧人见皇帝驾临，大吃一惊，因为来不及准备，临时以五个炊饼进献，宋高宗一口气就吃掉了三个半，窘迫之状由此可见。
与宋高宗的逃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广大军民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宋将韩世忠率水师八千，乘船从海口（在今上海）进趋镇江，截击金军，将其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韩世忠夫人梁红玉亲自擂鼓助战。宋军以八千人的兵力包围十万金兵。双方相持四十八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两军相持于黄天荡，宋兵用铁绠贯大钩，把金兵小船逐只钩沉。后来由于汉奸指点，金兀术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渠三十里，由渠出江，反处上流，用火箭焚毁宋军海舰，才得渡江逃去。金军被堵截四十八天。这就是著名的镇江之战，又称黄天荡之战。
金兀术军刚逃出了韩世忠的包围，抵达建康，又遭遇岳飞部，金军大败而逃，岳飞由此收复建康。此后，金军再也不敢渡江。
此时，金太宗增派皇子、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到陕西。金娄室率领的西路军已攻陷陕州，宋将李彦仙在城破突围后愤恨投河而死。完颜宗辅入陕后，准>备会合金娄室及北上的金兀术军，深入陕川，然后从长江东下，侵略东南。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召集刘锡、刘锜、吴玠、孙渥、赵哲各部共三十万人，与金军大战于富平（今属陕西）。刘锜等率军力战，金兀术一度被宋军围困。后因宋将赵哲畏死先逃，导致宋军溃败。战后，张浚杀赵哲以正军纪。这就是著名的富平大战。
富平之战后，张浚退守兴州，命吴玠、吴璘兄弟退保大散关以东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金将没立、乌鲁折合分两路进军，被吴氏兄弟击败。金兀术率十余万人从宝鸡渡渭水进犯，吴氏兄弟用强弓劲弩分番轮射，血战三日，大破金兵，俘虏金兵以万计。金兀术本人也身中两箭，不得不剃掉须髯，化妆逃回燕山。这就是著名的和尚原之战。和尚原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遭遇的最大败仗。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宋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从温州经明州回到越州，南宋朝廷由此获得了喘息之机。但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运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员、军队集中此地，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而宋高宗对逃难时曾经停留过的杭州念念不忘，于是升杭州为临安府，迁都杭州。至此，南宋朝廷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从风雨飘摇中逐渐走向稳定，宋高宗也开始逐步控制抗金的将领，想以投降和苟安来保住半壁江山。
秦桧就是在这个时候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不同的是，昔日挺身而出的英雄已经投降了金人。秦桧妻王氏（前宰相王珪孙女，李清照表妹）色美而多智，与金将挞懒（完颜昌）私通，完全取得了金人的信任。金军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时，秦桧夫妇被挞懒遣归作间谍。秦桧诈称杀死防守士兵，夺驼逃回。经当时的宰相范宗尹的推荐，秦桧深受宋高宗的宠信，成了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绍兴四年（1134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宋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国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宋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1137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国带来了议和条件，金国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国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宋徽宗帝后棺木和宋高宗生母韦氏，并归还河南地。
宋高宗和秦桧得此消息后，力主投降，但抗战派官员如赵鼎、张浚、韩世忠、岳飞、张焘、晏敦复、吴玠、胡铨等纷纷上疏，反对投降。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在奏疏中请斩秦桧、王伦以及附和秦桧的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孙近，疏中说：“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指金使萧哲），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以求活耶？”胡铨的奏疏轰动一时，广为流传，但是宋高宗却将胡铨罢官。朝廷内外群情激奋，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然而，宋高宗和已经执掌了朝政大权的秦桧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一意投降。
绍兴八年（1138年）十二月，宋高宗以为宋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国的国书。金国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国归还已死在五国城的宋徽宗和皇后的棺木。
宋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认为和议“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不幸的是，岳飞的话在不久后果然应验。
和议谈成后，金国挞懒（完颜昌）、完颜宗磐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南宋，以换取宋朝廷向金称臣纳币，并将汴京行台移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又移治祁州（今河北安国）。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金国内部的分裂。绍兴九年（1139年），完颜希尹复任左丞相，与完颜宗斡、金兀术（完颜宗弼）等弹劾完颜宗磐私通宋朝。刚好这时候发生了郎君吴矢谋反被处死一事，事涉完颜宗磐。金熙宗命完颜宗斡、完颜希尹等逮捕完颜宗磐和完颜宗隽等，并处死。随后，金兀术弛至燕京，囚禁了宗磐弟宗孟等。又以金熙宗之命，徙挞懒为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杜充为丞相。挞懒大怒，于是谋叛，但被擒杀。政变平定后，完颜宗斡升任太师，金兀术为都元帅，掌握了军政大权。
金国政变后，河北金人统治下的汉人纷纷南归。金元帅府不得不下令沿河置寨，防止汉民渡河南归，并下令凡是南归及渡人的船夫都要处死。但还是有不少汉人冒险南归。这其中，有个叫李世辅的人值得一提。李世辅，绥德（今陕西绥德）清涧人，父李永奇。金人占领延安后，为了笼络当地汉人，授予李永奇父子官职。但李氏心向宋朝，图谋归宋，不料事泄，李永奇被杀。李世辅逃脱后，向西投靠了西夏，被西夏国王李乾顺授为鄜延岐雍经略安抚使。李世辅借得西夏兵后，回师攻破延安，挖出了杀父仇人的心脏，报了杀父之仇。其后，他放弃已经到手的西夏高官厚禄，主动南下归宋，跟随他南归的多达二千人。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在金兀术的提议下，金人终于撕毁刚刚签订才一年多的和议，再次南侵。五月底，金兀术攻破东京，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八字军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刘锜刚到达，立即赶修防御工事，先挫败金葛王完颜褒及龙虎大王军。金兀术率主力来到后，大骂部下诸将无能，诸将辩解道：“今天的南军用兵，不比往昔。”刚好此时刘锜派人到金营下战书，金兀术大怒，说：“你们这座城，我用鞋尖就可踢倒它！”第二天，两军阵前交战。金军远道而来，十分疲惫，加上天气炎热，人马又饥又渴。而宋军以逸待劳，气势上已经占了优势。两军相持到中午，刘锜乘机出击，大败金军。刘锜早已经派人在颍河上流和城外草丛撒下了毒药，金军人马食用水草后中毒，无力再战。不久，天降大雨，金兀术被迫退兵，刘锜挥军追击，金军大败，狼狈逃窜。这就是著名的顺昌之战，又称顺昌大捷。
顺昌大捷的同时，韩世忠派王胜收复汝州，张浚派王德收复宿州、亳州。吴璘抗击了完颜杲的进攻，保卫了川陕。而岳飞军，则深入河南地区，并与梁兴领导的太行山义士和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领导的忠义民兵取得联系，夹击金军，收复了颖昌（今许昌）、郑州、洛阳。他以主力驻在颖昌，自率轻骑驻守郾城。
七月，金兀术率领韩常、龙虎大王、盖天大王等部精兵一万五千余骑到达郾城，与岳飞军决战。金兀术以重铠严装的“铁塔兵”列在正面，“拐子马”骑兵布列两侧。岳飞令将士各持刀斧，上砍敌人，下斩马足，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军。这就是著名的郾城之战，又称郾城大捷。
金兀术在郾城战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颖。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先与金军在小商河遭遇，力战牺牲。张宪率大军赶到，击退金军。金兀术又攻颖昌，岳飞早有防范，派王贵、岳云与金军大战，金兀术大败而逃。金军由此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兀术退回开封后，见岳家军势不可挡，准备放弃开封北撤。岳飞自郾城进军朱仙镇，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金军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已经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而就在这个极为关键的时候，宋高宗和秦桧连下十二道金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有紧急军机，由皇帝直接发出），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而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对岳飞而言，后无支援，没有盟军，已成孤军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继续北上深入了。这样，在形势和君命的双重压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下令撤军。退兵之日，岳飞悲愤交加，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当地人民纷纷上前拦住岳飞的马，说：“我们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取出宋高宗的诏书给大家看，说：“我不得擅留！”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岳飞也悲痛地流下了眼泪。
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金兀术统领近十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宋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 738b." >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金兀术命孔彦舟突然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宋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迟缓了一些，这对素来以用兵神速著称的岳飞而言，实在是极大的反常。据说第一次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因为军队乏粮，似乎听起来都不是特别过硬的理由，因此有人猜测这是性格刚直的岳飞在发泄对宋高宗阻挠他继续北伐的不满情绪。不管岳飞的真实心意如何，这件事在后来成为了秦桧陷害他的有力口实。
淮西之战后，宋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一举收回三大重将的兵权，三将所统率的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宋高宗和秦桧继续向金国求和，金兀术派人送密信给秦桧说：“你朝夕请和，岳飞却正想图河北，必杀岳飞，才可议和。”于是，一张针对岳飞的罗网悄悄张开了。秦桧先是指使御史中丞何铸、右谏议大夫万俟卨（mòqíxiè莫其谢）和殿中待御史罗汝楫三人出面，弹劾岳飞。岳飞因此被罢官出朝。秦桧一伙随后又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贵部下的副都统制王俊，指使王俊诬告张宪、岳云谋反，说张宪曾经写信给岳飞劝进，将张宪、岳云逮捕下狱。秦桧又派杨沂中到庐山把岳飞诱骗到临安，以谋反罪名下狱。岳飞长叹道：“我方知已落秦桧奸贼手中，使我为国忠心，一旦都休！”其实，这固然是秦桧的阴谋，但更是宋高宗的阴谋。
宋高宗下令举办诏狱，由御史中丞何铸出任主审官。何铸之前虽然受命弹劾岳飞，但在审讯过程中却天良发现，转而力辨岳飞无辜。秦桧说：“此上（宋高宗）意也！”何铸说：“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大怒，改命万俟卨审讯。岳飞历来鄙视万俟卨为人，万俟卨正好挟私报复。岳飞等坐狱两月，秦桧、万俟卨仍找不到任何证据，但还是要以谋反罪处死。大理寺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樸、何彦猷皆言岳飞无罪，认为只能判岳飞两年徒刑。
一直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忍无可忍，质问秦桧，问岳飞到底犯了何罪。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悲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他见事情不可挽回，对南宋朝廷彻底绝望，从此隐居于西湖，每日以饮酒纵游为乐，不再问政事，十余年后死去。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二月二十九，秦桧在家一边吃着柑子，一边想着岳飞的案子。妻子王氏说了句：“缚虎容易纵虎难。”由此终于促使秦桧下定了决心，“手书小纸付狱”。万俟卨受命后，最后一次提审岳飞。岳飞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在供书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本来秦桧是判处岳飞斩首，张宪绞死，岳云流放。但宋高宗随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一并斩首。随后，岳飞被毒杀于大理寺狱，岳云、张宪同日被杀，岳飞军中一些将校被罢免，岳飞得力部将牛皋后来（1147年）也被秦桧派人毒死，这样，整个岳家军核心人物荡然无存，群龙无首。一些大臣也受到了牵连，支持岳飞出兵的李若虚、为岳飞鸣冤叫屈的薛仁辅等官员都被免官流放，而附和秦桧陷害岳飞的张俊、万俟卨等都得以升迁。出使金国被扣留在金的宋使臣洪皓写回密信说，金人听说岳飞被杀，争相摆酒庆贺。
岳飞二十岁从军，三十九岁遇害，将其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奉献在抗金的战场上。他不但战功赫赫，其坚决抗战的斗志和勇气更是极大地鼓舞了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岳飞死后，天下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人们将岳飞葬在美丽的西湖边，后来又铸了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尊铁像跪在岳飞坟前。秦桧如此声名狼藉，当时连姓秦的人也哀叹说：“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人们还在岳飞的家乡河南汤阴建了一座岳王庙，保存至今。而岳飞保家卫国的种种传说，在 href='3291/im'>《说岳全传》一书中有着生动的演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绍兴十三年（1143年）正月，宋高宗下诏改钱塘县（今浙江杭州）西岳飞府邸为国子监太学。国子监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宋高宗下此诏时的居心真是令人费解。
宋高宗、秦桧在陷害岳飞的同时，与金国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条约，其主要条款是：南宋称臣于金；宋金两国，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中间的唐、邓二州皆属金国；南京每年向金国输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便是著名的“绍兴和议”（绍兴为宋高宗第二个年号）。此前，金使拜见宋高宗，下跪进书。但和议成后，金使每入见，捧书升殿跪进，宋高宗起立受书。金使代金主问宋高宗起居，宋高宗也问询金主后，才能重新坐下。“绍兴和议”后十余年，宋金之间没有大的战事。
绍兴和议后，秦桧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独揽军政大权。秦桧屡兴大狱，贪污勒索，尽力打击反对派，天下之人对他恨之入骨。一天秦桧入朝时，义士施全在半道刺杀，结果未遂被杀。
秦桧又大力迫害与他一起当宰相的赵鼎，赵鼎对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要杀我，我死了，你们可以无事，不然，全家都要被杀掉。”赵鼎于是绝食自杀。秦桧临死前，又下令逮捕赵汾下狱，严刑拷打，逼令他承认与已经罢官的张浚、胡铨、胡寅、李光等人谋反，株连五十三人。秦桧本来还打算将这些人全部处死，只是病得不能书写，这批人才幸免于难。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病死，时年六十六。
宋高宗生怕主战派因秦桧死而否定和议，立即下诏宣称议和是自己的本意，还给秦桧加封申王，赐谥“忠献”。据说当初绍兴和议达成的时候，金人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罢免宰相秦桧。这个条件让宋高宗感到莫名的巨大威胁，但出于对金人的恐惧，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据说秦桧死后，宋高宗曾私下说：“从此我不用靴子里藏匕首了。”
秦桧一生作恶多端，生前死后都遭天下人的咒骂，以致他的嫡系子孙后来都不好意思姓秦，改成“徐”姓。因为秦字头上是三人，徐字左边是双人，上面还有一个人，下面都是个“禾”字，以示不忘本。秦桧与妻子王氏之墓在金陵江宁镇。据说明朝时被人盗挖，盗墓者得到的财富以巨万计。而秦桧王氏二人的尸体均用水银装敛，颜色栩栩如生。有人悄悄砍碎了尸体，分投于各处厕中，被称为当时的一大快事。
而金国金兀术（完颜宗弼）死后，内部纷争不已。金熙宗完颜亶无法控制政局，于是迁怒于大臣。绍兴十九年（1149年），金熙宗大开杀戒，杀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又疑其弟胙王元与河南起义军有关，杀弟元、弟查刺和左卫将军特思；又不满裴满后干政，杀裴满后及妃嫔多人；又杀完颜奭子阿懒和挞懒。金国满朝文武，人人自危。金熙宗堂弟、丞相完颜亮（完颜宗干次子）趁机发动政变，暗杀了在位十四年的金熙宗，自己当了皇帝，是为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为了巩固权力，也大开杀戒：因金太宗诸子强盛，于是杀其子孙七十余人，又杀完颜宗翰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经过一番血流成河的屠杀后，金国政局才勉强稳定了下来。
完颜亮本人荒淫腐化，残暴不堪。他性情残忍，野心勃勃，对宋朝一直有吞并之心。相传柳永 href='/article/11398.htm'>《望海潮》咏钱塘之词远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鹤林玉露》）。临安的繁华也让完颜亮十分仰慕，每次派使节出使宋朝时，他都要暗中安排派画工混在使节当中，以观摩宋朝京师临安山水，回来后便让画工画作屏风。他还派人画自己的像于吴山绝顶，题诗其上，有“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表示他要灭亡南宋的决心。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发兵四十万，号称六十万，分四路南侵，宋金战争全面爆发。宋高宗大惊失色，只好起用正在患病的老将张浚为江淮浙西制置使，领兵抵御。金军渡淮后，长驱直入，淮西主帅王权闻金兵到来，不战而逃，退守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小岘山）。金军派骑兵追至尉子桥（今安徽含山西北），宋将姚兴率所部三千人尽力抗御，而王权竟然在仙山上置酒作乐，不派兵援救。姚兴率部杀金兵数百人后，陷入金军重重包围中，姚兴父子力战而死。
王权败退的消息传来，南宋首都临安一片慌乱，除了宰相陈康伯和权礼部侍郎黄中之外，文武官员纷纷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宋高宗也打算跟以往一样，解散百官，入海避敌，幸得宰相陈康伯坚决反对，宋高宗这才下定决心抗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军抵达和州，准备强攻采石（今安徽当涂北）。当时驻守采石的宋军因统帅王权已被罢职，继任的新帅李显忠尚未到任，群龙无首，一万八千多名士兵加数百匹战马，宛如一盘散沙，形势十分危急。刚好中书舍人虞允文受命到采石犒军，见此情形，毅然担负起抗御金兵南侵的重任。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父虞祺，北宋末政和年间进士，仕至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虞允文，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绍兴三十年，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虞允文立即召集统制时俊、王琪等商议，晓以大义，激以厚赏，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众皆听命。虞允文命各将列骑兵于江岸不动，分船队为五：两队傍东、西岸；一队驻守中流，载精兵拦截金兵；另两队隐蔽于小港，待机援救。这时，金军已开始渡江，少数金兵已进至长江南岸。虞允文遂亲临前线指挥，时俊则身先士卒，领兵与金军展开激战。至晚，恰有江北光州（今河南潢川）宋溃兵三百人来到，虞允文当即发给他们旗鼓兵械，令其从后山转出。金人以为宋援军赶到，方始退兵。虞允文命将士以劲弩追射，金兵大败。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水师进攻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再败金兵，烧毁其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采石之战。
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采石之战后，虞允文名动天下，从此闪亮于抗金的舞台。虞允文还朝时，宋高宗称之为“裴度”，当即任命他为试兵部尚书。
至此，完颜亮从采石渡江的计划宣告流产，只好移军瓜洲。金兵锐气大减，退回和州（今安徽和县），接着转向扬州，内部矛盾加剧。宋军则因之备受鼓舞，增强了打败金兵的信心。
在金军南侵失利的情况下，金国内部又发生了政变。金东京（辽阳）留守、曹国公乌禄（金太祖孙），乘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更名雍，就是金世宗。金世宗宣布废完颜亮为庶人。完颜亮得知黄河以北均已归附金世宗，进退失据，决定孤注一掷，先灭南宋朝廷，再北还消灭金世宗。他进军到扬州，命部下在三日内渡过江，并规定有逃亡者，将帅连坐，退者处死。由此导致了军士危惧，矛盾更加激化。浙西路都统制耶律元宜等听说金世宗已即帝位，于是将完颜亮暗杀，金军后退三十里。金人随后派使者持檄到镇江与宋议和。不久，金军全面北撤，宋军由此收复两淮地区。
次年，南宋朝廷派遣使者出使金国，想借祝贺金世宗登基的幌子，商议宋金称兄弟之国，并要回河南的皇室陵寝地。自建炎以来，宋奉使金近三十人，生还者仅赴金通问使徽猷阁待制洪皓、直龙图阁张邵（张孝祥伯父）、修武郎朱弁三人，余者都被扣押，死在金国。所以，出使金国其实是一项相当危险的使命。时任起居舍人的洪迈（洪皓第三子）却主动请缨。到达金国后，金人令洪迈行陪臣礼，洪迈坚决不同意。金人便将洪迈关在使馆中，连续三天不供应水和食品，还威胁要杀死洪迈，洪迈毫不畏惧。最后，双方相互妥协。对于南宋朝廷提出的条件，金世宗均没有同意。本来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洪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于是遣还。洪迈返宋后，却因“奉使辱命”而被罢官。
注：洪迈，字景庐，别号野处。饶州鄱阳（今波阳县）人。洪皓第三子，洪皓出使金国被金人扣留时，洪迈年仅七岁。他自小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进士及第，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1149）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洪迈学识博洽，熟悉典故，一生著述极为繁富，其中最著名的为《容斋随笔》。《容斋随笔》是一部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既有宋代的典章制度，更有三代以来的一些历史事实、政治风云和文坛趣话，以资料丰富、格调高雅、议论精彩、考证确切等特点，卓然超越众多的同类著作之上，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
其实此时形势对宋十分有利，宋军乘势收复了许多州县，各地义军也纷起响应。而金国内部并不稳定，依旧矛盾重重。然而，宋高宗不敢抗金，依旧推行投降路线，但朝野上下都反对投降，拥护抗战派首领张浚，宋高宗声名日下。进退两难之余，宋高宗感到他这个皇帝实在当不下去了，不得不与他父亲宋徽宗传位给宋钦宗一样，退位为太上皇，传位给养子赵昚（亲生儿子赵旉早夭）
，是为宋孝宗。宋高宗相当长寿，在位三十六年，退位当了太上皇后又活了二十五年，总共活了八十岁。
五 柔福帝姬
国破家亡之际，战争就不再只是男人们的事。而女人们往往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因为她们往往成为战争的战利品和敌人的玩物。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将徽、钦二帝以及妃嫔、皇子、公主、宗室贵戚、大臣约三千余人押送北方。这其中，妇女占了很大的比例，比较著名的有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宋高宗生母韦氏、宋高宗发妻邢氏，以及后来因为假冒之案而出名的柔福帝姬。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宋徽宗皇后郑氏。郑皇后为宋徽宗赵佶第二任皇后，她少年入宫，原为向太后身边的侍女，美貌出众。赵佶还是端王时，时常去拜见向太后，便对郑氏瞩目。向太后便干脆将郑氏赐给赵佶。郑氏当上皇后后，倒是很少干政，也严格约束娘家人，这点在日后她娘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金军攻破汴京，将皇室及大臣押送北方时，郑皇后向金军主帅完颜宗
翰（粘罕）求情说：“妾有罪，当随行北迁，但妾家属从不干预朝政，请元帅将他们留下！”完颜宗翰同意了，所以郑皇后的父亲郑绅幸免于难。
这一大群俘虏北上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和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女子成为俘虏，其中所受的屈辱是不言而喻的。朱皇后当时二十六岁，艳
藏书网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在北上的路上，朱皇后还被强迫给金军唱歌助兴，数次面临被侮辱的危险。而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贵族女人，绝大多数没有自杀的勇气，为了苟且偷生，宁可逆来顺受，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
俘虏们到达金国后，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
献俘结束后，男俘虏被分散为奴，每人每月发五斗稗子作为口粮，自己舂吃，舂完后，实际才有一斗八升。另外，每年每人发给五把麻，令自织麻为衣。这些人都是皇子皇孙和朝中显贵，平日养尊处优，五谷尚且不分，哪里会织麻为衣。因此好多人无衣可穿，终年裸体度日。北方天气寒冷，俘虏们有时候冷得受不了，便冒着奇寒，外出拾取柴禾，回来用柴禾烤火，结果一冻一热之下，耳鼻和手指脚趾往往自行脱
..落，痛苦非人所能忍受。许多人因此皮肉溃烂毒发而死。
女俘们被单独处理，有名号的妃嫔和公主等五十余人交由金国皇帝亲自分配，美貌的宫女由完颜宗翰分给金军将士，其余的分配给金国贵族为奴。这些女子无人能逃过被凌辱的命运。
柔福帝姬，小名嬛嬛，宋徽宗第十女，生母是极受宠爱的王贵妃。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因蔡京建议，宋朝廷仿照周代的“王姬”称号，宣布一律称“公主”为“帝姬”。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
柔福帝姬被掳北上时才十七岁，为宋徽宗未出阁公主中年纪最大者，金兵因而对她格外重视，打算将这一处女公主进献给金太宗。据一些野史记载，在北上的途中，柔福帝姬还是难免凌辱的命运，而凌辱她的金将也为擅自动了留给皇帝的女人而被残酷杀死。到达金国后，柔福帝姬被郑重其事地献给金国皇帝金太宗做侍妾。或许柔福帝姬并不是十分美貌，或许是她多次被凌辱后身体羸弱不堪，又或许是她不擅长逢迎，得罪了金太宗，总之，金太宗对她没产生任何兴趣，而是直接将她送到了上京浣衣院为奴。
这个名为“浣衣院”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金人寻欢作乐的官方妓院。除了柔福帝姬外，赵构的发妻邢秉懿、赵构的生母韦氏也在浣衣院中为奴，充当金人发泄性欲的工具。《呻吟语》记载说：“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可见这些往日身份尊贵的女性受到了何等惨烈的侮辱，甚至比起金国的官妓还不如。不过，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韦氏身份变得特殊，所以很快离开了浣衣院，转送五国城，与她的丈夫宋徽宗关押在一起。
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还遥册原配邢秉懿为皇后，并给邢氏家族二十五人封官加爵。然而，皇后的虚衔并不能改变邢秉懿的悲惨命运。宋徽宗派臣子曹勋南归时，邢秉懿摘下金环，交给曹勋说：“幸为吾白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这里指宋高宗赵构），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可惜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只想苟且偷安保住他自己的富贵。绍兴九年（1139年），邢秉懿在无尽的折磨与屈辱中死去，时年三十四岁。金人刻意隐瞒邢秉懿的死讯，宋高宗遥册邢秉懿为皇后后，因不知道邢秉懿已死，一直没有再立皇后，中宫虚位长达十六年。直到赵构的生母韦氏归国后，才告知宋高宗真相，宋高宗才立宠妃吴氏为皇后。
柔福帝姬在浣衣院过了好几年的屈辱生活后，又被盖天大王完颜宗贤所得。完颜宗贤对柔福帝姬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也没有太多侮辱她，而是从安置在五国城的汉人中选了一名叫徐还的男人，将柔福帝姬嫁了给他，柔福帝姬这才算结束了人尽可夫的“浣衣院”生涯。柔福帝姬大约死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这一年她才三十一岁。根据《宋史·公主列传》中记载：“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这是真实的柔福帝姬留在历史上的痕迹——像所有国破家亡时的女人一样悲惨不幸，是男人们无能的牺牲品。
就在柔福帝姬在北方受尽凌辱之时，中原却突然冒出个柔福帝姬。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宋官军剿匪之时，俘虏的匪眷中有一女子自称是柔福帝姬。柔福帝姬可是皇帝的妹妹，于是立即被送到临安。该女子自称从金国奔逃回来，其间历尽了风霜雨雪。
宋高宗确实记得宋徽宗有个公主叫嬛嬛，为王贵妃所生，被封为柔福帝姬。但阔别多年，他已经记不清楚公主面貌身材，于是命老宫女察验。老宫女都感觉这女子相貌确实很像当年的柔福帝姬，用宫中旧事盘问她，也能够回答得圆满。只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这女子有一双大脚，不似柔福帝姬的纤足。对此疑点，那女子泪流满面地解释说：“金人驱逐如牛羊，乘间逃脱，赤脚奔走到此，山河万里，岂能尚使一双纤足?，仍如旧时模样？”事见《鹤林玉露》记载：“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
宋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这女子能够一口叫出宋高宗的乳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又为她选择永州防御使高世褭为驸马，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后，高宗生母韦贵妃被金国放归。母子重逢，喜极而泣。韦贵妃回朝后，被宋高宗尊封为“显仁太后”。韦太后回国之后，听到柔福帝姬一事，不禁诧异说：“柔福已病死于金国，怎么又有一个柔福呢？”宋高宗便说了柔福由金逃回的情状。韦太后说：“金人都在笑话你呢！说你错买了颜子，真正的柔福早已经死了。”
颜子就是假货的意思。当时开封城有条街名叫颜家巷，街内有家松漆店，里面卖各种纸做的器具，表面松漆得极为精美，样式新颖，看上去十分炫目。但因为是纸做的，购买回去，不能经久使用，所以当时的人称其为“颜子”，后来演变成假货的代名词。
宋高宗听了母亲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拘捕了柔福帝姬，交大理寺审问，严刑拷问之下，假柔福公主无可抵赖，只得一一供招。
原来，她本是汴京流浪的女子名叫静善，生得颇为美貌。汴京攻破后，她被乱兵掠往北方。在路上遇到一个名叫张喜儿的宫女。张喜儿曾在王贵妃（柔福帝姬生母）宫中侍奉，知道许多宫闱秘事，一一都说给了静善听，尤其还说静善的相貌气质酷似柔福帝姬。静善对这个巧合十分动心，于是开始留心记忆各种宫闱秘事，而且刻意模仿张喜儿所说的公主形态。之后，静善在战乱中经历曲折，曾经三次被人拐卖，最后被土匪陈忠虏入盗伙，被迫嫁给了一名小土匪。宋官军剿匪之时，抓住了静善，打算以匪眷的名义将她杀死。静善为了活命，称自己就是柔福帝姬。见到静善的气度，宋官军还真的被吓住了，于是将她送到临安。静善成功蒙骗过宋高宗后，得到了十多年的富贵。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韦太后回到京师，说破了此事，静善再也无从掩饰，只好老老实实地招认。
宋高宗知道柔福帝姬确实为假后，下令将假公主斩首于东市。最倒霉的是高士褭，先是奉旨娶了柔福帝姬，又因为柔福帝姬是假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还因此被人们嘲笑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
之前，宦官冯益曾指证柔福帝姬为真，为此也受牵连。《宋史·宦者列传·冯益》记载：“先是，伪柔福帝姬之来，自称为王贵妃季女，益自言尝在贵妃合，帝遣之验视，益为所诈，遂以真告。及事觉，益坐验视不实，送昭州编管，寻以与皇太后联姻得免。”
假柔福帝姬虽然被杀，民间却流言纷纷，为其抱屈者大有人在。当时就有史学家认为被杀的柔福帝姬其实是真正的公主，之所以被揭穿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自北方回来后，担心柔福帝姬说出自己在北方被凌辱被糟蹋的各种丑事，于是威胁宋高宗将柔福帝姬杀死灭口。宋高宗对柔福帝姬并无什么感情，奉了母亲严命，便牺牲了柔福帝姬。《四朝闻见录》《随国随笔》等笔记，都记载了这样的说法。而有力的佐证则是：当初柔福帝姬初来投奔之时，许多旧日宫人和太监冯益都断定公主是真的，即使假公主相貌长得再像，但如果没有十足把握，这些人决不敢乱说。而这些人后来相继改口，以及公主自认是假，则是因为严刑拷打的缘故。
大约是受了柔福帝姬还京传奇的影响，绍兴二年（1122年），在柔福帝姬还宫后两年，发生了一起荣德帝姬假公主事件。
事情大概的经过是：一名姓易的商人妻因为贪图富贵，假冒宋钦宗亲妹、宋徽宗王皇后之女荣德帝姬，来到皇宫认亲。荣德帝姬小字金奴，最早封永庆公主，又封荣福公主，宋徽宗听从蔡京的建议，改“公主”为“帝姬”之后，又将她封为荣德帝姬。荣德帝姬为宋徽宗第一任皇后王氏所生，在宋徽宗的儿女中年纪较长，北宋亡国之前就已经嫁给左卫将军曹晟为妻，后来被掳往金国。而后来这个假冒的公主的易氏颇有几分姿色，金军南下时，全家南逃，在半路与丈夫失散。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易氏意外遇到了荣德帝姬以前的侍卫。在聊天的时候，易氏从这些人口中了解到荣德帝姬的形貌举止，以及一些深宫秘事。到达南方后，易氏听说了柔福帝姬的故事。她艳羡皇家尊荣，竟然想到了冒充公主的主意，于是就来到南宋小朝廷，自称是逃归的荣德帝姬。宋高宗并不认识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荣德帝姬，干脆照葫芦画瓢，派老宫女去检验真伪，结果露出了马脚。宋高宗下令将她送交大理寺审讯。真相大白后，易氏被乱杖打死。
金兵入侵中原，百姓远比皇室承受了更多的灾难，无数人家因此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不少民间的美貌女子也被掳北上，专供金人玩乐，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蒋兴祖之女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蒋兴祖之女，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父蒋兴祖，靖康时任阳武令，金兵入侵时，蒋兴祖与妻及长子死节，女儿则被掳北上。途中，蒋兴祖之女在雄州驿站题了一首词：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
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
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词的上阙写被掳北去，朝行暮宿，百般困苦，所过之处，经战火洗劫，荒凉破败，凄凉满目，行人更是难得歇息之地。下阙以“飞鸿”南飞之自由，反衬被掳北去之痛苦，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离家乡越来越远，抒发了欲归不得的愁苦。词风沉郁悲痛，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的苦难。
一 隆兴和议
宋高宗赵构在从扬州逃跑时受到了严重惊吓，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他唯一的儿子赵旉也于三岁时９9ｌiｂ?患病卧床，刚巧宫女进屋服侍时，不小心踢倒了一只金炉，突如其来的响声惊吓了病中的赵旉，结果导致病情加剧。不久，赵旉便重病而死。这父子二人的命运都跟惊吓相连，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宋建国之初，局势是何等的不稳定，而金人洗劫后的中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恢复元气。
赵旉夭折后，宋高宗担心自己的子嗣问题，决定在宋太祖的后代中选一名作为养子。自从宋太宗以“兄终弟及”即位后，北宋皇帝均为宋太宗子孙，为什么宋高宗一定要选宋太祖的后代呢？
不少人认为“斧声烛影”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北宋头上，而宋高宗深感宋太宗一族实在有负宋太祖，于是决定从宋太祖后人中选择皇位继承人。这种说法稍加推敲便会站不住脚。宋高宗连自己的父亲宋徽宗和兄长宋钦宗都不管不顾，生怕他们归国后夺了自己皇位，所以一味投降卖国。这样一个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又怎么会在意当年宋太宗是不是对不起宋太祖呢？何况到了宋高宗一代，与宋太祖的血缘已经相当疏远。显然，宋高宗选择宋太祖后裔作子嗣，其中显然有更深层的政治意味。
正如前面所提过的，赵构之所以得登大宝，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全然因为他是皇子中唯一的“漏网之鱼”。对他而言，这个皇位是从天而降。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尊远在北国的父亲兄长为太上皇，从此安心做起了皇帝。然而，赵构既非嫡出，也非长子。他的母亲韦氏地位低下，并不得宠，赵构在宋徽宗的一大堆儿子中也毫不起眼。而且宋钦宗的存在，对宋高宗的皇位是个威胁。为了显示嗣位的正统性，宋高宗绞尽了脑汁，之前的“泥马渡康王”的传说便是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天命”形象而制造出来的舆论。
北宋灭亡后，民间开始重新流传阴森诡异的“斧声烛影”，更匪夷所思的是，传说北宋灭亡的原因是宋太祖赵匡胤要借金人之手，报当年宋太宗赵光义暗中加害之仇。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宋高宗却由此看出了宋太宗当年的“兄终弟及”在民间始终是非正统形象，这使得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只要从宋太祖的直系后人选一名来作为子嗣，定然能够大大加强自己的正统形象。所有的这一切，依然是以宋高宗本人为中心。
此时，宋太祖的后代已经相当庞大，传孙已经有一千六百人。经过仔细选择，最后留下了两名孩子，其中一名瘦小的叫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赵眘），为宋太祖七世孙。当时宋高宗嫌赵伯琮太过瘦弱，怕不好养育，想留下另一名更壮实的孩子。刚好此时有一只猫从两个孩子身边经过，赵伯琮一动不动，而壮实的小孩却伸出脚去，踢了一下猫。这一脚踢走了猫不说，也踢掉了宋高宗对他的好印象，于是，宋高宗留下六岁的赵伯琮，交给张贤妃抚养。但因为此时宋高宗才不到三十岁，仍然相当年轻，他还是希望将来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并没有立即册立赵伯琮为太子。宋高宗宠妃吴氏（后来的吴皇后）也收宗室子弟赵伯玖（后改名赵璩）为养子。张贤妃病逝后，赵伯琮也由吴皇后一并收养。之后，宋高宗分别封赵伯琮、赵伯玖为普安郡王、恩平郡王。
宋徽宗死在金国后，金人不断放风，说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谌送回开封，册立为宋帝。金人此举，无非是要故意扰乱南宋朝廷。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朝廷立太子便成为十分必要之事。但对宋高宗来说，却有难言之隐，倘若公然立养子赵伯琮为太子，无异于公然在天下人面前暴露其不能生育的事实。此人自私的天性，让他凡事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不久，金人将宋钦宗的儿子赵谌送到汴京作傀儡皇帝。在沉默的群臣中，名将岳飞站了出来。他好心上书，建议宋高宗立赵伯琮为太子。岳飞此举，只是想挫败金人的阴谋，但宋朝自立国以来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岳飞无异触动了忌讳。宋高宗当即驳回了岳飞的奏章，并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这类事体并不是你所应当参与的。”言语中已经透露了皇帝强烈的不快和杀机。这件事，被认为是岳飞后来非死不可
９9ｌｉb?的根源之一。
一直到赵伯琮三十六岁时，吴皇后认为赵伯琮恭俭勤敏、聪慧好学、可当大任，劝宋高宗立伯琮为皇太子。据说宋高宗在赵伯琮和赵伯玖二人之间始终举棋不定。后来，宋高宗想了个办法：赐给赵伯琮和赵伯玖二人各十名美貌的宫女。几天后，宋高宗又将宫女召回，结果，赐给赵伯琮的十名宫女仍然是处女，而赐给赵伯玖的宫女都已经不是处女了。于是，宋高宗觉得赵伯琮品行更为高尚，最后决定立赵伯琮为太子。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赵伯琮改名为赵眘，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同年，宋高宗禅位于赵眘，赵眘即位为宋孝宗。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宋太祖一系。宋孝宗对宋高宗感恩戴德，一直谦恭而仁孝，并保持了终生。有意思的是，反而宋孝宗自己的亲生儿子赵惇（后来的宋光宗）对父亲一直忌刻有加，公然上演了一场父子不和的大戏，这一节到后面再提。
宋孝宗没有养父宋高宗被金人追得四处奔逃、无处藏身的惨痛经历，因此对金人并不像宋高宗那样畏金如虎、谈金色变。他也是南宋皇帝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宋孝宗力主抗金，早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南宋朝廷中的大多数大臣都主张逃跑，当时还叫赵伯琮的宋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要求亲自领兵与金军决战。不过，经老师史浩的提醒后，为了避免宋高宗疑心，赵伯琮再次上书，请求在宋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赵伯琮与权臣秦桧的关系一直很僵，主要原因是赵伯琮厌恶秦桧一味的屈辱求和。
宋孝宗一即位，便下诏追复岳飞、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同时令访求岳飞的子孙，特别加以录用。岳飞因为抗金而蒙冤被害，时人多为其不平。此时，最大的投降派秦桧已死，主和派宋高宗已经退位，宋孝宗诏书一下，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志气，朝野上下，均为之一振。宋孝宗随即以手书召张浚入见，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唯公。”又起用遭到秦桧诬陷、流落二十年的辛次膺同知枢密院事，召回被秦桧贬斥的胡诠，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年间登进士第。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时，张浚赶来参与了皇帝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之后，又受到新任宰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张浚一度依附黄潜善，对另一主张抗金的宰相李纲大加攻击，直接导致李纲被罢相。但不久后，张浚与宰相黄潜善也有了矛盾。张浚有一次在奏对中提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意思是说，要像金人经常会来攻击那样努力备战治军，以求有备无患。这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张浚因此被黄潜善排挤出朝。这件事应该对张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张浚首倡勤王之师，平定了苗、刘之变。宋高宗复位后，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后又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经营川陕，锐志北伐。绍兴七年，宋将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部划归岳飞，以扩充其兵力，但遭到秦桧的强烈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部并入岳飞军，于是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让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的管制，多次向张浚申述，张浚却没有重视。郦琼便干脆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等人，率四万军队叛变，投向金人所立的刘豫伪齐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淮西兵变”。张浚因为处置不当，引咎辞职。秦桧专政后，一味卖国投降，张浚则被长期排斥在外。但他一直力主抗金，在南宋朝野名望很高，是盛誉天下的抗战派首领，金人也对他十分惧怕。
当时，词人张孝祥作了一首《六州歌头》，词云：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
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膻腥。
隔水氊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
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蠧，竟何成！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弛骛，若为情？
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词中充满强烈的爱国激情，对苟且偷安之辈倍加谴责。张浚在宴席上偶然读到此词后，竟然感动得罢席而走，由此可见此人确实心怀收复之志。只是，有志气是一回事，有能力则是另外一回事。
注：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为唐代诗人张籍的后代。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军大举进犯中原，十岁的张孝祥随父张祁南下渡江避难，居住芜湖升仙桥西。史称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捷于文思，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能诗善词，尤工乐府”，而且精于书法。十六岁时，张孝祥在明州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两年后，又在省里的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两次科举连中两元，一时明州城乡传为美谈。在此期间，张孝祥遇见了同样南下避难的李氏，二人一见倾心，同居在一起。李氏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张同之。张孝祥与李氏感情深厚，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二人始终没有结为夫妻，由此引发了一段无可奈何的爱情悲剧。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二十三岁的张孝祥到临安应试。此次考试完全被秦桧一党左右，廷试结果秦桧孙子秦埙排在第一，张孝祥排在第二。但在殿试时，却平地起波澜。宋高宗御览策对时，觉得秦埙的策对都是往日秦桧经常说的那一套，毫无新意。而张孝祥的策对“议论雅正，词翰爽美”，令人耳目一新。加上宋高宗喜欢书法，张孝祥的字笔力遒劲，卓然颜鲁，令宋高宗大为惊叹，于是亲自将张孝祥定为第一，还说：“张孝祥词翰俱美，必将名世。”后人称张孝祥为“甬上第一状元”。
如此，秦桧事先精心安排的一切伎俩都白费了，秦桧自然气恼万分。张孝祥谢过皇恩后，开始一一拜谢当朝权臣和那些主考官。当张孝祥参见秦桧时，秦桧故意刁难说：“看来皇上不仅仅喜欢你的策对，而且还喜欢你的诗与字。你可真是三绝呀。”随即又问他诗何所本书何所法。张孝祥正色回答说：“我学的是颜（真卿）书，读的是杜（甫）诗。”秦桧听了很不是滋味，便语带讥讽地说：“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意思是说，天下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尽了。散朝后，大臣们纷纷上来祝贺新科状元。秦桧的姻亲、秦党中最显赫人物之一曹泳为了笼络张孝祥，提出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张孝祥装作没听见，迅疾掉头它顾，将曹泳一脸尴尬地扔在那儿。最让秦桧一党难以容忍的是，张孝祥中状元后，立即上书，要求给岳飞平反。秦桧大怒，立即要寻机报复。当秦桧了解到张孝祥乃张祁之子，而张祁又同他素来仇恨的胡寅相交甚厚后，立即恶狠狠地说：“胡寅远斥（被贬至果州团练副使），力犹能使故人之子为状元邪！”同时唆使党羽策划了个两个大阴谋：其一，是诬告张孝祥父亲张祁犯嫂。张祁兄长张邵曾以直龙图阁身份出使金国，结果被金人扣押，囚禁了十五年。在此期间，张邵妻子病逝。后来张邵归国，又因奏事得罪了秦桧。张邵为了避祸，只好装疯卖傻。张邵装疯的时候故意说了不少疯话，其中一句就说他妻子死于非命。结果秦桧党抓住这句话大作文章，编造出张祁侵犯嫂子、导致嫂子怀孕、又杀嫂子灭口、并由此导致知道真相后的张邵发疯的离奇故事，奏了张祁一本；其二，是诬陷赵汾与张祁交结。先将赵汾逮进大理寺，“拷掠无全肤”，令自诬他与张浚、李光、胡寅等人谋“大逆”。..
并大兴冤狱，一下子逮捕了“一时贤士五十三人”。不过，此时秦桧已经病重，他想写下文书判处这些人死刑，却已经病得不能书写，且很快就病死。这一干被诬陷的人才得以重见天日。张孝祥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处在了风口浪尖。秦桧死后，张孝祥正式入仕，先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值得注意的是，秦桧余党汤思退对张孝祥有师生之谊、知遇之恩，张孝祥虽然不依附汤思退，亦从不得罪。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汪彻升御史中丞，弹劾汤思退妥协投降，张孝祥亦被免官。此后，张孝祥先后出任抚州、平江、静江、潭州等地的地方长官，调动极为频繁。在地方官任上，他严明法纪，锄抑强暴，赈济灾荒，庭无滞讼。张孝祥文章过人，书法、诗、词均好，遗憾之处，是其出入汤思退和张浚两人门下，让人觉得其游离于和战之间，时人对此均感到惋惜。隆兴二年（1164年），宋孝宗重用张浚，命其出兵北伐。张浚举荐张孝祥为建康留守，这是张孝祥一生中担任的最高最重要的官职。但不久后，张浚北伐失败，张孝祥被弹劾落职。后起用任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任上，筑寸金堤，绝荆州水患；建万盈仓，用于储备漕粮，政绩播于朝野。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张孝祥因病以显谟阁直学士的身份离职，从此结束了官宦生涯，退居芜湖，讲论理学，徜徉山水。次年夏季，张孝祥与好友泛舟芜湖时，突然中暑身亡，年仅三十八岁。宋孝宗听说后，深为惋惜，有用才不尽之叹。藏书网
张浚被召见后，见宋孝宗性格与之前的宋高宗大不相同，有志恢复中原，便力陈和议的种种坏处，劝宋孝宗一意以图恢复。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今江苏南京）。其参佐皆一时之选：如陈俊卿即因张浚举荐，任江淮宣抚判官；张浚之子张轼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宋孝宗曾召见陈俊卿、张轼，问张浚动静、饮食、颜貌，并说：“我依靠张浚就像长城，不容众人浮言摇夺。”由此来表示对张浚的绝对信任。十分可惜的是，张浚名声虽大，却是个志大才疏的人物，能力甚至远不及同时期的虞允文。
刚好这个时候，金人狮子大张口，向南宋朝廷索取海、泗（今江苏盱眙北洪泽湖中）、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商（今陕西商县）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断然拒绝。金人立即派大军进驻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大举进攻的架势，想以此来威慑南宋，局势顿时紧张了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恢复失地。抗战派也纷纷建策北伐。宰相史浩出面反对，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张浚与史浩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两人辩论了五天，史浩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
史浩为宋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一直相当融洽。宋孝宗即位之初，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等，都得到过史浩的支持。史浩还向宋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史浩却是主和派的代表。此时的宋孝宗，锐气十足，有雄心壮志，于是坚决地罢免了自己的老师史浩，表示对张浚北伐的支持。
当时陆游在枢密院任编修，文才出众，张浚便指派陆游起草北伐诏书，号召中原人民奋起抗战，配合宋军收复失地。
注：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他自幼好学不倦，“年十二能诗文”，自称“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他还学剑，努力钻研兵书。青年时代曾随江西派诗人曾几学诗，得到不少启发，但他并未受其束缚，又从前代大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中汲取滋养。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陆游二十九岁，赴临安应试，名列第一，因不忘国耻，“喜论恢复”，又名列秦桧孙子秦埙（音xūn，同熏）之前，受到秦桧的忌恨，竟在复试时被除名。有趣的是，尽管秦桧为了让孙子秦埙中状元而费尽心机，这一科的状元却被宋高宗钦点为张孝祥。直到秦桧死去，陆游才到临安担任枢密院的编修官。宋孝宗即位之初，陆游被召见，赐进士出身。但随着张浚后来北伐的失败，陆游也被排挤出朝，终生不得志，最后归老故乡。
同年四月，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屯驻在河南的金军。李显忠原名李世辅，十七岁随父从军抗金，屡立战功，宋高宗赐名显忠。他一贯坚持抗战，斗志昂扬。自濠州出兵，五月攻下灵壁县。邵宏渊自泗州围攻虹县（今安徽泗县），却未能下。李显忠派灵壁降卒，招降虹县金军守将，然后与邵宏渊合兵，进取宿州（今安徽）。李显忠麾下勇士杨椿首先登上宿州城，打开北门，宋军遂攻入城中。邵宏渊部殿后，迟疑不前，经李显忠催促，方渡濠登城。宋军与金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歼敌数千，终于收复了宿州城。
攻占宿州后，邵宏渊打算打开仓库犒劳士卒，李显忠认为不可，下令移军出城，只以现钱犒士，士兵每三人才分得一千钱，每人平均只得三百余钱。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军士都很不高兴。
宋军攻取宿州后，整个中原为之震动。捷报传来，宋孝宗兴奋地说：“近日边报传来，中外为之鼓舞，十年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大胜仗。”
宋孝宗随即下诏，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因围攻虹县无功，位在李显忠之下。但邵宏渊此人心胸狭隘，一味争强好胜，由此与李显忠不和。张浚身为主帅，不但不加以调和，反而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
宋军攻占宿州后，金军即出动主力，进行反击。五月，金军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部自睢阳（今河南商丘）反攻宿州，被李显忠打退。金军继续增兵，李显忠约与邵宏渊分兵夹攻。邵宏渊临阵竟按兵不动，对人说：“当此盛夏，摇扇子还顾不来，怎能在烈日下披甲苦战呢！”
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见两将不和，料到宋军难以取胜，便各自带部逃走，宋军顿时大乱，金军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
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宋军刚刚退到符离（今安徽宿县），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宋军大溃败，死者不可胜计。金军获甲三万副，所得兵仗甚众。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侥幸保住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符离之战”。此战中，宋军资粮器械损失殆尽，宋军主力溃不成军，无力再战，北伐遂告失败。
符离战败后，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宋孝宗虽然有心抗金，但内有太上皇宋高宗的牵制，外有不少主和的大臣，意志开始动摇。在犹豫不决之中，宋孝宗起用汤思退为宰相，负责同金国议和。金人索要海、泗、唐、邓四州地。汤思退竟然全部同意，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国割地。
宋孝宗、汤思退的投降妥协遭到了抗战派大臣的纷纷反对，辛次膺愤而辞职，张浚、虞允文、胡铨、王十朋（四十六岁中状元，官至起居舍人、侍御史等职，戏剧《荆钗记》便是写他与妻子钱玉莲的故事）等人连续上书，坚决反对求和。宋孝宗本来就意志不坚定，有所悔悟，又下令停止和议。但他同时升汤思退任左相兼枢密使，升张浚任右相兼枢密使，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可见宋孝宗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立场始终摇摆不定。造成这原因的，固然有投降派的阻挠，更大的阻力却是来自太上皇宋高宗。宋孝宗本来绝无可能当上皇帝，却意外地被宋高宗收为养子，并且宋高宗主动退位为太上皇，他才得继大统，这其中的感激不言而喻。也正是这份感激，削弱了宋孝宗抗金的意志。
但汤思退却不肯罢休，阴谋陷害抗战派首领张浚，趁张浚出朝视察前线军队之机，指使党羽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抗拒朝廷命令，主和派又嚣张起来。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改授闲差。张浚途径余干，得病死去，时年六十七岁。
张浚一死，宋孝宗最终决定议和，派魏杞出使金国。兵部侍郎胡铨、太学正王质等上书反对。汤思退知道宋孝宗内心深处还是想抗金，担心抗战派继续上书反对，宋孝宗又会跟上次一样，再次动摇，便先下手为强，将反对撤兵割地的二十多名抗战派大臣逮捕入狱。尤其可耻的是，汤思退还派人去金国通消息，要金人出动大兵来威胁议和。金人得到情报，于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进攻楚州。知楚州魏胜奋勇抗敌，战死。都统制刘宝弃城逃跑。金军又攻占濠州、滁州、商州。
汤思退的阴谋后来败露，南宋朝野群情激奋，纷纷弹劾汤思退。宋孝宗不得不罢免汤思退出朝。但汤思退勾结敌人、奸邪误国，民愤实在太大，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联名上书，请杀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以此来谢天下。汤思退当时正在贬黜的途中，听到消息后，竟然忧惧而死。而王之望、尹穑二人只被罢官了事。
此时，在金军的武力威胁下，宋孝宗不得不屈辱求和。除割让海、泗、唐、邓四州，又割去商、秦（今甘肃天水）两州；交换的条件只是双方世为叔侄之国，宋帝正皇帝之称，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金银、绢各减至二十万两匹。这便是耻辱的“隆兴和议”，也称为“乾道之盟”，“隆兴”、“乾道”均为宋孝宗年号。和议成立后，宋金双方保持了约四十年的和平关系。
宋孝宗虽与金国订立了隆兴和议，但又不甘于就此妥协，他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为此，亲历亲为的宋孝宗忙得不可开交，曾对身边的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件）。”他积极选贤任能，准备任用一批和自己同样有志收复失地的大臣，老将虞允文在这种情况下被重新起用，入枢密院参预军务。
本来宋孝宗还准备让虞允文任宰相，但刚好此时金国使臣完颜仲出使南宋，在朝堂上盛气凌人。虞允文实在看不过眼，要杀完颜仲，结果反而因为这件事被御史弹劾，被迫去职。不过，宋孝宗念念不忘隆兴和议之耻，而虞允文是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后来还是被任命为宰相。
虞允文执政后，在各地修筑城防，积极准备北伐。就在此期间，御史萧之敏弹劾虞允文擅权不公。宋朝的台谏制度相当厉害，虞允文不得不自请罢政待罪。在关键时刻，太上皇宋高宗竟然出人意料地站出来为虞允文说话，而且话说得相当掷地有声：“采石之战时，他萧之敏在哪里呢？”意思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力挽狂澜时，他萧之敏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虞允文因此被复职，而萧之敏也被贬官。
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派虞允文到四川整军备战。宋孝宗对虞允文此行寄予厚望，亲自到正殿为虞允文饯行，并特许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这是非常特殊的礼遇。虞允文离开京师前，宋孝宗郑重其事地与虞允文约定：“如果你出兵，朕未出兵，那是朕负你，如果朕出兵，你未出兵，则是你负朕。”预定由虞允文从四川、陕西出兵，宋孝宗派朝廷主力进军两淮，双方最后在河南会师。由此可以看出，宋孝宗对虞允文的信任有限，否则也不会一再强调“你负我”还是“我负你”的话了。这不仅是宋孝宗一个人的 95ee." >问题，长期以来，宋朝对手握重兵的将领信任都相当有限，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最直接的后果。
虞允文到四川后，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适当增加将士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高士气；养马户可以免除赋役，由此鼓励养马，以增加马匹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虞允文积极备战，但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出兵的计划。等了一年多，急不可待的宋孝宗实在沉不住气了，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尽快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不愿仓促出兵。宋孝宗为此相当不满。虞允文深知宋孝宗的心意，为了不负厚望，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终于积劳成疾，于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辞世，享年六十四岁。
虞允文死后，宋孝宗怒其迟迟不出兵，不肯给他谥号。当他后来看到虞允文留下的军队全部是精壮之兵时，这才恍然大悟，动情不已，赠虞允文太傅，赐谥忠肃。
虞允文为人慷慨磊落，胸怀大志，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出将入相几二十年，孜孜于国事，一直是朝中最坚决的抗战派。最难得的是，他一直留心搜罗人才，所提拔举荐的洪适、汪应辰、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等人，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
虞允文之死对宋孝宗打击相当大，不光使出兵四川的计划落空，也使宋孝宗失去了朝中最有力的支持。当时在南宋的统治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人已经安于偏安一隅的现状。虞允文死后，宋孝宗任用王淮为宰相，理财备战，然而，抗战决非仅仅是皇帝和宰相的事，朝中的大臣如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均反战主和。这让宋孝宗的决心受到极大挫折，加上辅弼无人，心力交瘁的他也开始迟疑动摇了。从此以后，他为政求稳，逐渐趋于保守。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的宋高宗病死。宋孝宗一直很感激养父宋高宗的禅位之恩，不胜悲伤，衰服守丧，由太子赵惇参预政事。此时的宋孝宗，已经完全丧失了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深感中兴大业力不从心。他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在皇位二十七年的宋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而他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从此再也不提北伐一事，当年隆兴北伐前的激昂和热情，已经成为心中永远的记忆，再也不复重来。想来他的心中，应该是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哀和落寞的情怀吧。
之后，宋孝宗又当了五年太上皇，终于在对儿子宋光宗不孝的愤懑中去世，时年六十八岁。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壮志难酬的宋孝宗更让人同情些。
二 光宗惧妻
宋光宗赵惇为宋孝宗第三子，为孝宗原配郭氏所生。郭氏出身名门，为宋真宗郭皇后外家的六世孙。郭氏在宋孝宗继位前病死，后被追封为皇后。郭氏共生四子：长子赵愭，封邓王；次子赵恺，封庆王；三子赵惇，开始封为恭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第四子早夭。按照宗法，郭氏的儿子均为嫡子，于是宋孝宗先立长子赵愭为太子，但不久后赵愭病死。按照顺序，太子位应该轮到次子赵恺。但宋孝宗更偏爱三子赵惇，认为赵惇“英武类己”，而次子赵恺过于宽厚仁慈，其实就是嫌赵恺窝囊软弱，赵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幸运地立为太子。不过，公平而论，宋孝宗本人并非什么英武之辈，他的宝贝儿子赵惇更非“类己”。
赵惇当上太子后，开始尚对宋孝宗毕恭毕敬，宋孝宗情绪好时，赵惇也“喜动于色”，宋孝宗不高兴时，赵惇则“愀然忧见于色”。但他并非真心对父皇谦恭，不过是为了保住储君之位而被迫做出来的表面文章。这样表面的文章做得久了，难免会有所厌烦。过了四十岁以后，赵惇已经当了十几年的太子，便开始有意无意地暗示宋孝宗早日传位。有一天，赵惇故意对宋孝宗说：“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特地给我送来了染胡须的药，不过我没有用。”这弦外之音就是你儿子都已经一把白胡子了，该过过当皇帝的瘾了。宋孝宗自然明白儿子的心意，却故作不明白，严肃地回答道：“白胡须有什么不好？刚好可以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
赵惇碰了钉子后，不敢再公然试探，转而讨好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想靠太皇太后的力量来取得皇位。吴太后也明白赵惇的心意，曾经向宋孝宗暗示过，但宋孝宗却说太子还需要历练。这一系列的事件，在赵惇心中留下重重的阴影，从而直接导致他开始疑惧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宋孝宗因为要为宋高宗服丧，才主动禅位给太子赵惇。四十三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朝思暮想的皇位。最讽刺的是，他一直迫不及待地要当皇帝，登上帝位后却无所作为。不仅如此，之前他对父皇的种种嫉恨，开始在各种外力的因素下逐渐诱发，从而导致了长达数年的“过宫事件”。
宋光宗即位之初，曾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本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因为没有邀请太上皇而遭到了非议。群臣纷纷上书，指出宋高宗在世时，宋孝宗每次出游都要恭请宋高宗同行，而宋光宗却只顾自己游玩。言下之意是指责宋光宗不孝，宋光宗看了奏章后自然很不高兴。刚好此时宋孝宗派宦官
?赐玉杯给宋光宗，宋光宗一时没有拿稳，将玉杯打碎了。宦官回到重华宫，向宋孝宗禀报，故意说：“官家一见玉杯是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就将玉杯摔碎了。”宋孝宗听了，自然非常不高兴。父子之间的嫌隙渐生。
还有一次，宋孝宗游东园，按照惯例，宋光宗作为儿子，应该前去侍奉。但一直到家宴之时，仍然不见宋光宗的踪影。亲生的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宋孝宗心中的不快可想而知。刚好他身边的宦官爱搬弄是非，故意在园中捉鸡，还大声叫道：“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显然是讥讽宋孝宗这个太上皇已经时过境迁，沦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了。宦官敢如此嚣张，显然宋孝宗父子关系的紧张已经公开化，而矛盾则因为宋光宗皇后李凤娘的挑拨进一步加剧。
李凤娘，安阳人，庆远军节度使李道女。据说她出生的时候，有黑凤凰聚集在李道营前的石头上，令人称奇，于是，李道给新出生的女儿取名为凤娘。李道出师湖北时，听说当地道士皇甫坦善给人看相，便请他给女儿看相。皇甫坦一见李凤娘，便大惊失色道：“此女当母仪天下，请务必妥善抚养。”后来，皇甫坦得到宋高宗宠幸，偶然谈起了李凤娘。当时恭王赵惇尚未娶亲，宋高宗便命纳李凤娘为恭王妃，赵惇封太子后，李凤娘也晋为太子妃。
李凤娘容貌美艳，性情却骄横阴险，胜过男子。她当上太子妃后，不断在宋高宗、宋孝宗和太子赵惇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宋高宗对其很是不满，曾对吴皇后说：“是妇将种，吾为皇甫所误。”意思是受了道士皇甫坦的蒙骗。宋孝宗也不满儿媳妇的所作所为，严厉训斥说：“你应该学太上皇后（指宋高宗皇后吴氏）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就要废掉你！”李凤娘由此对宋孝宗怀恨在心。
宋孝宗预备禅位时，召集三省枢密院执政大臣，告知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只有知枢密院事黄洽一言不发，宋孝宗觉得很奇怪，便特意征询他的意见。黄洽回答说：“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李凤娘）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宋孝宗默然不答，要他公然承认不满儿媳妇，这是相当难堪的事。黄洽心知肚明，便说：“陛下问臣，臣不敢不答。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时，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微臣了。”于是请求辞职。
宋孝宗也没太当回事，想不到后来果然被黄洽而言中。李凤娘当上皇后后，强烈的权力欲日益迸发，甚至想要凌驾在皇帝之上。
有一次，宋孝宗皇后谢氏看不惯李凤娘傲慢无礼，便好言规劝注意皇后身份，应该礼仪得体。李凤娘不但不听，反而当场讥讽说：“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谢氏原来是宋高宗皇后吴氏的侍女，后来被赏赐给宋孝宗，因为能写大字、善骑射而得到宋孝宗的宠爱，晋封为皇后。李凤娘此言，无疑是讽刺谢氏身份卑微。谢氏大怒，将此事告诉了宋孝宗。宋孝宗决定废黜李凤娘，召来老臣史浩商议废后之事。不料史浩认为宋光宗刚刚登上皇位，如果立即废除皇后，会引起天下人的议论，不利于大局，坚决不同意废后一事。此时，宋孝宗已经退位为太上皇，得不到大臣的支持，废后一事只好作罢。但此事却被李凤娘得知，她恨宋孝宗入骨，决意挑拨宋孝宗与宋光宗的父子关系，以便她自己控制宋光宗。
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宋光宗对李凤娘这位原配妻子又爱又怕。皇帝君临天下，拥有无上的权威，却在家里怕老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昔日晋惠帝惧怕妻子贾南风。宋光宗的情况也比晋惠帝好不到哪里去，李凤娘说的话，宋光宗只能唯命是从。但他毕竟是皇帝，受制于老婆，难免心有不甘，便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皇后深居内宫，无法与外界联系，只能倚仗宦官。宋光宗便想釜底抽薪，将李凤娘的亲信宦官全部杀死，但他性格懦弱，又犹豫未发。宋光宗的计划被宦官们知道后，便在宋光宗和李凤娘之间搬弄是非。因此每当宋光宗说出憎嫌宦官的话，李凤娘便加以包庇。对妻子的惧怕，加上对父亲的猜忌，宋光宗身心备受折磨，心理压力很大，得了一种怔忡病。
宋孝宗听说儿子生病后，血浓于水，还是爱子心切，便召御医入问，配了药方，打算等宋光宗来问安时，便将药给儿子试服。宦官却趁机兴风作浪，挑动李凤娘说：“太上官家（
宋孝宗）合药，欲待皇上前去问安，即令服饮。倘有不测，岂不贻宗社之忧么？”意思是说宋孝宗别有用心。
在这之前，宋光宗想立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李凤娘之子赵扩为太子，但宋孝宗却不同意。宋孝宗更喜欢赵恺（宋光宗兄长）的儿子赵抦，赵恺便是当初更有资格被立太子之人，当时宋光宗取代兄长赵恺成为太子，而如今宋孝宗却想立兄长之子为太子，这无疑让宋光宗感到极大的疑惧。所以，他不再定期去重华宫问安，这便让李凤娘有机可乘。李凤娘听信宦官之言，认为宋孝宗合药是想借机毒害丈夫。
过了几天，宋孝宗召宋光宗家宴，李凤娘不让宋光宗知道，独自去了重华宫，当面向宋孝宗提出立儿子赵扩为储。宋孝宗沉吟不答。李凤娘按捺不住，竟然责问公公说：“古人有言，立嫡以长，我是六礼所聘，赵扩又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因为宋孝宗不是宋高宗的亲生儿子，李凤娘这句话惹得宋孝宗大怒，当即拂袖而去。李凤娘回去后，不但向宋光宗哭诉，还添油加醋地说了合药一事，认为宋孝宗对宋光宗有废立之意。宋光宗信以为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去重华宫给父亲请安。
李凤娘不但有着强烈的权力欲，还生性妒悍，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宋光宗宠爱另一贵妃黄氏，李凤娘深为嫉妒，便趁宋光宗出宫祭祀之机，将黄贵妃杀死，之后谎称“暴死”。宋光宗明知有诈，却无可奈何。有一次，宋光宗洗手，看到一旁侍候的宫女的双手纤纤玉手洁白如玉，很是喜爱，忍不住说了一个“好”字。过了几天，李凤娘派人给宋光宗送来食盒，打开一看，却是那位宫女的双手。宋光宗吓得也不敢声张，内心的悲凉无从解脱。这一系列的事件，直接导致了宋光宗病情的加重。
有一次，宋光宗突然发病，宋孝宗听说后，亲自赶过来探视。宋光宗已经不省人事，认不出父亲。宋孝宗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厉声训斥李凤娘说：“都是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如果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李凤娘大为恐慌，等宋光宗病情有起色后，便大搬是非，谎称
.宋光宗如果去重华宫问安，就会被宋孝宗留住。宋光宗听说后，更加不敢去重华宫。
宋光宗不给宋孝宗请安，孝道有亏，群臣纷纷进谏，宋光宗却不肯听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过宫”事件。绍熙三年（1192年）十二月，群臣伏阙泣谏，宋光宗当场推辞不过，才勉强答应。谁知道过了几天，宋光宗仍然没有要去重华宫的意思。群臣再一次奏请，宋光宗才去了重华宫一次。之后，在长至节和次年元旦，宋光宗先后两次到重华宫给宋孝宗问安，之后，再也没有踏进重华宫半步。朝野上下对此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群臣劝谏的行列，上百人联名上书，要求宋光宗过宫。但宋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予理睬。
到了宋孝宗生日的时候，群臣联名上奏，请宋光宗去重华宫贺寿。给事中谢深甫说：“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孝宗钟爱陛下，亦犹陛下钟爱嘉王。太孝宗春秋已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宋光宗有些被打动，于是答应过宫。正要出发的时候，李凤娘突然从屏风后出来，拉住宋光宗的手，娇滴滴地说：“天气这么冷，官家还是先回去饮一杯酒！”宋光宗本来就不想去重华宫，于是打算跟李凤娘回去后宫。中书舍人陈傅良急得不顾君臣礼节，跑上来拉住宋光宗的衣裾，抗声道：“陛下不可再返！”李凤娘力挽宋光宗。陈傅良也坚决不肯放手，一直跟随道屏风后。李凤娘大怒，呵斥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陈傅良只好放手，大哭而出。
李凤娘又派宦官问陈傅良为什么哭泣，陈傅良说：“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此语曾载入礼经。臣犹子，君犹父，力谏不从，怎得不泣？”宦官入报李凤娘，李凤娘大怒，竟然传下旨，永不再见太上皇。
绍熙
五年（1194年），宋孝宗生病，一连三个月，宋光宗没有一次过宫探视父亲，不仅如此，还天天与李凤娘游宴。皇帝如此行径，完全丧失了人心。群臣因宋光宗不听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由此竟然出现了“举朝求去，如出一口”的现象，宋光宗则统统置之不理。
宋孝宗临死前，想见儿子宋光宗一面，顾视左右，却又说不出口，无奈地流下泪。消息传入朝中，宰相留正、兵部尚书罗点、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舍人彭龟年等纷纷进谏，劝宋光宗过宫去尽最后的孝道。留正甚至拉住宋光宗的衣裾哭谏，但宋光宗不听，最后只同意由嘉王赵扩前去探视。六月，宋孝宗在无限的遗憾和落寞中崩逝于重华宫。
宋光宗还不相信父亲是真的已死，怀疑是个圈套，于是称病不出，不但不去重华宫，连丧事也不肯出面主持。宰相留正与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宗室子弟）无可奈何，只好请已经八十多岁的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出面主持丧礼。
由于宋光宗称病不出，朝中骚动。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向宰相留正建议立嘉王为太子。宰相留正同意，于是拟奏上报皇帝。过了六天，宋光宗才传出批示：“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得到批示后，心中不安，担心由此惹来大祸，便故意在上朝时摔了一跤，随即称病离朝。留正一走，朝政更加混乱。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北宋大臣韩琦曾孙、太皇太后吴氏妹之子）密谋后，认为宋光宗已经失去人心，不宜再居皇位，便请太皇太后吴氏下诏，说宋光宗愿意自动退位为太上皇，由嘉王赵扩即皇帝位。
赵扩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上黄袍登基时，赵扩却坚决推辞不就。自古以来，新皇帝即位，装腔作势推辞者不在少数。但赵扩却显然是极少见的真心不想做皇帝的人，他力辞不成，竟然吓得逃跑，一边绕着殿柱大兜圈子，一边大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最后还是吴太后下令大臣挟持住赵扩，强行逼迫他穿上黄袍，这才顺利登位，是为宋宁宗。
等到儿子赵扩正式当了皇帝，宋光宗才知道消息，但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好说：“事先怎么不让我知道？”宋光宗在皇位仅有五年时间，且昏庸不堪，碌碌无为。他被迫退位后，李凤娘也随着丈夫的失势而被权力所遗弃。庆元六年（1200年），李凤娘病死。两个月后，当了六年太上皇的宋光宗也病死，死时五十四岁。
宋宁宗即位后，为祖父宋孝宗执丧礼，并召还宰相留正，朝中才算安定下来。但不久，朝臣就开始了新一轮党争。赵汝愚因拥立有功，任枢密使，兼任右相；韩侂胄则任枢密院都承旨。二人之前因利益而临时结成的联盟很快土崩瓦解。赵汝愚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荐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名为宋宁宗讲道学，实则是要与朱熹合力排挤韩侂胄。
朱熹，又字仲晦，晚号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别称紫阳。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后居福建建阳。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世称“朱子”。朱熹幼年从父朱松学。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朱熹遵父遗命，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刘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建紫阳楼，以供朱熹母子居住，朱熹遂定居武夷。在五夷，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朱熹年仅十九即登进士。
朱熹到临安后，立即与赵汝愚结为死党，协力对付韩侂胄。韩侂胄因为力主抗金，得到参知政事京镗等主战派官员的支持。韩侂胄、京镗一派与赵汝愚、朱熹一派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韩侂胄一派最终获胜，先后将留正、朱熹、赵汝愚罢免出朝。京镗随之升任右相，韩侂胄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赵汝愚在贬斥途中生病，到达衡
藏书网州（今湖南衡阳）时为守臣钱鍪窘辱，暴死于当地。
韩侂胄一派执政后，开始全面反道学。朝中反道学的大臣纷纷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和虚伪，称道学是伪学。朱熹辛苦经营的道学集团迅速瓦解，道学一片声名狼藉。其实这是韩侂胄人为制造的用于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凡是他的政敌，均被指为道学之人。庆元二年（1196年），道学被禁止，朱熹降官两级，其学生蔡元定也被流放道州（今湖南道县）。两年后，朱熹病死。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四十六天，任祠官达二十三年，待职、无职或罢职十六年。
注：朱熹任浙东提举时，曾经兴起一桩冤案，事情牵涉到当时台州著名的营妓严蕊。严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当时台州知州唐仲友（字与正）十分欣赏她的才气，特意赠给她两匹绢帛。后来唐仲友被同僚高文虎弹劾，刚好朱熹巡视到台州，也趁机落井下石，以种种罪名弹劾唐仲友，还指责唐仲友与严蕊有私情。根据宋朝规定，闽帅、郡守等官员，可以召官妓歌舞助酒，但不得留宿夜寝。如果查实，罪在官妓，但相关的官员也要受到处分。严蕊因此被朱熹逮捕下狱，备受酷刑，但严蕊始终没有一句提及唐仲友的话。之后，严蕊又被转到绍兴府（两浙东路治所）监狱，狱吏好言好语诱供说：“早一些承认了，也不过是杖刑，罪不至死。何必受这个罪？”严蕊回答说：“我是被人家看不起的贱妓，纵是与太守有私情，料亦不至死罪。只是是非黑白不能颠倒，不能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而诬陷士大夫，我虽死不为！”严蕊因此受到更残酷的刑求，奄奄一息，但她的侠义之名却由此而广为流传。宋孝宗得知此事后，以“秀才争闲气”的理由将朱熹改任。新任浙东提举为岳飞第三子岳霖，岳霖十分同情严蕊的遭遇，命她当众做词自陈。严蕊不假思索，写了一首 href='/article/2877.htm'>《卜算子》示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即日判其出狱，脱籍从良。
韩侂胄又订立“伪学逆党”之籍，以前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四人为首，包括朱熹、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刘光祖、叶适、吕祖泰、蔡元定等共五十九人。庆元四年（1198年）五月，宋宁宗再诏禁为伪学，比之为“绍圣之奸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
三 杨后与史弥远
宋宁宗赵扩先后有两任皇后，第一任皇后韩氏为北宋名臣韩琦六世孙，也是权臣韩侂胄的侄孙女。最初，韩氏与姐姐一起被选入宫中，但并非做嫔妃，而是专门伺候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 7687." >皇后）。韩氏善解人意，深得吴太后欢心，吴太后为了她的前途着想，将其赐给了当时还是嘉王的赵扩。韩氏出身名门，加上是吴太后所赐，身份格外不同，一到赵扩府邸就被封为新安郡夫人，后来又晋封为崇国夫人。赵扩当上皇帝后，韩氏也跟着水涨船高，晋封为皇后。不过，韩氏的富贵并不长久，她只当了六年皇后，便得病死去。正因为韩氏死得太早，中宫虚位，才使得以工于心计闻名的杨氏得以封后。此后，杨氏走上南宋的政治舞台，直接导致了南宋局势的急剧衰颓。
杨氏出身卑微，其父亲姓氏不见于正..史。据说最初她是跟随母亲张氏入隶德寿，充当宫乐部的女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戏剧演员。杨氏美艳出众，且才华出众，善于作诗，曾作宫词五十首，词意清新。她有很多诗作传世，比如有《题层叠冰绡图》一诗：
浑如冷蝶宿花房，拥抱坛心忆旧香。
开到寒霄尤可爱，此般必是汉宫妆。
如此知书达理，又通贯古今，不久，杨氏便引起了太皇太后吴氏的注意，于是成为吴太后的侍女。杨氏举止得体，善于应对，吴太后对她格外青眼有加，甚至由此招来了宫女们的嫉妒。有一次，吴太后沐浴，宫女们故意撺掇杨氏试穿吴太后的衣服，说她穿上一定会很好看。虚荣心十足的杨氏经不起怂恿，竟然真的去试穿吴太后的衣服，结果被宫女们在吴太后面前告了一状，说她有僭越行为，意图不轨。不料，吴太后不但没有怪罪杨氏，还训斥捉弄杨氏的宫女说：“你们用不着大惊小怪，也许她（指杨氏）将来就会穿上这身衣服，拥有我这样的地位。”吴太后不过是随口之言，想不到后来竟然应验。
当时，嘉王赵扩经常到吴太后宫中请安。杨氏姿容美丽，楚楚动人，很容易就引起了赵扩的注意。杨氏聪颖机敏，也经常与赵扩眉目传情。但因为杨氏是吴太后的侍女，年纪也比赵扩大得多，开始还不敢有任何幻想，不料赵扩当上皇帝后，依旧念念不忘杨氏，经常借此亲
9９lｉｂ?近，杨氏因此而得幸。
吴太后知道后，非常不高兴，想要惩罚杨氏，大概是觉得杨氏竟然背着自己勾引皇帝，不但有伤风化，还丢了自己的面子。吴太后身边的宦官想借机讨好新皇帝，便劝道：“娘娘（大内对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称呼）连天下都给了孙子（指吴太后下诏让赵扩即位一事），一个女子又何足惜？再说这种事情关系到皇家体面，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还有人劝道：“娘娘还没有抱上玄孙，看杨氏的面相，宜生子嗣。”吴太后这才怒气稍平，后来干脆将杨氏大方地赐给了宋宁宗，还叮嘱孙子道：“看我面上，好生待她。”
宋宁宗喜出望外，此后对杨氏恩宠有加，累进婕妤、婉仪，一直到贵妃，已经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杨氏比宋宁宗年长六岁，宋宁宗对她不仅十分宠爱，而且有一种依赖。杨氏不同于后宫中的其他嫔妃，她心机深远，想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不过，她家族衰落，没有亲人，便冒认同籍贯的杨次山为兄长，想以杨次山来作为在宫外的帮手和耳目。
就在杨氏封贵妃的这一年，韩皇后病死。此时，后宫中受宠的后妃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位曹美人。新皇后的人选基本上不出这两位，后宫中由此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重臣韩侂胄因为韩皇后突然去世而失去了在后宫的靠山，也需要在后宫物色新的盟友，他感觉杨贵妃工于心计，精于权术，而曹美人性情柔顺，便于控制，于是力主宋宁宗立曹美人为皇后。宋宁宗内心深处更偏爱杨贵妃，一时下不了决心。
杨贵妃从杨次山处得知此事后，恨韩侂胄入骨，为了争得皇后之位，她精心策划了一场先退后进的好戏。这一年冬天，杨氏对曹美人说：“中宫的位置不外是你我姐妹二人，但官家还没有决定，我们姐妹不妨各自设席，请官家赴宴，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曹美人便答应了。杨妃又故意表示愿意让曹美人先设席，自己甘愿在后。曹美人不知是计，心中还暗暗高兴。宋宁宗先到曹美人处饮酒，喝到酒酣处，曹美人正想求皇后位，杨贵妃便赶了过来，借故将宋宁宗接回自己的住处。这时候，宋宁宗已经喝得半醉，见到杨贵妃娇媚克人，便要求欢。杨贵妃早有准备，拿出纸笔，请求宋宁宗册立自己为皇后，然后再上床。宋宁宗便在醉意中写下了册立杨氏为皇后的诏书。按照惯例，封后诏书要发给有关大臣，精明过人的杨氏担心韩侂胄将册封的诏书驳还，便又让宋宁宗写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书，派心腹将诏书连夜送出宫外。
第二天一早，百官入朝，杨氏冒认的兄长杨次山匆匆上殿，从袖中取出昨夜宋宁宗写的诏书，当众宣布宋宁宗册封杨氏为皇后。韩侂胄得知消息后，即使不同意也无济于事了。这一年，杨氏四十一岁，她终于如愿以偿，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杨皇后有个妹妹，后宫称其为杨妹。杨妹容貌不下其姐，且一样的才华出众，她能写一手好字，模仿宋宁宗的笔迹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后来，宋宁宗凡有御批及颁赐贵戚近臣的诗词，干脆都由杨妹代笔。
前面曾经提过，宋宁宗本来不愿意当皇帝，被迫当上皇帝后，他也碌碌无为，不想国家大事劳心费神。皇帝不理朝政，很快奏章就堆积如山。为了省事，宋宁宗就在所有的奏章上都批示“可”。好笑的是，有大臣的奏章意见相左，竟然得到的批示都是“可”，令人哭笑不得。宋宁宗上朝时，经常一言不发，大臣们在下面奏事，说得口干舌燥，他既不表态，也不决断，由此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皇帝的智力水平。
不仅如此，宋宁宗还采取“御笔”的方式来处理朝政，即在内宫批示奏章后，不经过三省枢密院中枢机构，便直接下达执行。这种不合体制的做法，直接导致宦官和后宫与外臣勾结起来，滥用御笔，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野心勃勃的杨皇后就是在宋宁宗的昏庸无能中开始干政，在她的支持下，南宋著名的奸臣史弥远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对南宋朝政贻害深远。
杨皇后对韩侂胄曾经阻挠自己封后一事怀恨在心，一直要伺机报复。不过，当时韩侂胄任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执掌朝政大权，权位在左右丞相之上，加上曾有定鼎之功，深得宋宁宗信任。而杨皇后充其量不过是在后宫呼风唤雨，她意识到必须要结交朝臣，才有可能彻底铲除韩侂胄。杨皇后便通过杨次山牵线，主动向礼部侍郎史弥远示好。史弥远与韩侂胄素来不和，也正想寻找宫中内应，以图攫取更大的权力，自然与杨皇后一拍即合，勾结在一起。
当时，南宋朝廷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当时，金国国力日衰，韩侂胄想趁此机会收复中原，北伐金国，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最重要的是，韩侂胄已经感受到来自杨皇后的威胁，他需要“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因为韩侂胄位高权大，朝堂上最终还是主战派占了上风，南宋决定正式出兵北伐。这次战争，史称“开禧北伐”。
出征前，为了激励士气，韩侂胄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剥夺早已死去的秦桧的爵位，改谥号“忠献”为“谬丑”（意为荒谬丑恶）。一时间人人拍手称快。
此时的局势对南宋朝廷相当有利。北宋灭亡已经有七十多年，北方领土一直沦陷在金人之手，中原遗民一直热切盼望宋军北伐，而南方军民也有收复失地、重振纪纲的强烈愿望。陆游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等诗句，这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心状况。而金国金章宗在位，国势衰弱，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崛起，大大削弱了它的统治。可以说，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只是，南宋自张浚北伐失败后，近四十年未开兵仗，缺乏得力的军事将领，这成为开禧北伐的巨大隐患。
北伐之前，韩侂胄特意起用了一批主战派，赋闲已久的辛弃疾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受家族拖累，未能及时南渡，不得已仕金，官至朝散大夫。但他心眷故国，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希望将来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赞对辛弃疾寄予厚望，曾两次让他到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观察金国形势，图谋恢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山东、河北的汉人不堪金人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毅然聚众两千，奋起抗金，后来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当金人内部矛盾重重，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顺南宋朝廷，并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宋高宗由此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在辛弃疾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义军内部发生哗变，受金人利诱的张安国、邵进等人密谋杀害了耿京，投降金人，义军因此溃散。血气方刚的辛弃疾聚集了五十多人，驰赴金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叛徒张安国擒获，并带到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的机智果敢之举，在南宋朝野引起巨大震动。洪迈记录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稼轩记》）辛弃疾渡淮南归后，历任湖北、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他一生坚持主张抗金，提出不少恢复失地的建议，但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长期落职闲居于江西上饶一带。
辛弃疾重获起用后，见北伐声紧锣密鼓，深受鼓舞，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重新被唤起。但他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经过仔细分析后，认为目前战机未成熟，主张不要草率行事。然而，韩侂胄不过利用辛弃疾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并不真心想重用他，于是派他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辛弃疾到任后，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却忧心忡忡。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在韩侂胄独揽朝政的情况下，不但他自身处境艰难，北伐也将难以有所作为。在这样矛盾交织的复杂心理下，辛弃疾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全词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壮烈情怀，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
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命令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勇将毕再遇攻取泗州，初战告捷。五月初七，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当时，宋军北伐主力分布在江淮和四川两翼，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负责指挥东线作战，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负责指挥西线作战。本来应该东西两线互相呼应，结果事情就坏在这个吴曦身上。
吴曦为抗金名将吴玠之孙。吴璘、吴玠兄弟均是从宋军底层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兄弟二人当年在四川率军民抗金，功绩显著，史载蜀人当时只知道有吴氏二位将军，却不知有宋朝廷。由此可见吴氏兄弟声名显赫，影响之大。十分可惜的是，吴曦非但没有继承祖先的忠勇，还为了一己私利，甘当可耻的卖国贼。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先是金人主动送信给吴曦，信中先极力夸奖了吴曦祖先的战绩：“时则乃祖武安公玠捍御两川，洎武顺王璘嗣有大勋，固宜世胙大帅，遂荒西土，长为籓辅，誓以河山，后裔纵有栾黡之汰，犹当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然后说明宋朝廷其实对吴曦一直有所防范和猜忌。为此，金人举出了当年岳飞被杀的例子，并拿吴曦与岳飞相比：“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故智者顺时而动，明者因机而发，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曷若顺时因机，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哉！”这话相当有力，直接道破了宋朝廷的最大死穴：从来不信任武将。吴曦终于心动了，派人密通金国，提出愿意献出阶、成、和、凤四州给金人，换取金人封他作蜀王。金人当即答应，命吴曦只需按兵不动即可。
吴曦叛变后，金军便无西顾之忧，全力部署东线战场。结果，宋军在东线接连战败，郭倬、李
?t>汝翼败于宿州（今安徽宿县）、王大节兵败蔡州（今河南汝南）、皇甫斌兵败唐州（今河南唐河）、李爽军溃寿州（今安徽凤台）等等。只有毕再遇军屡战获胜，但无补败局。
吴曦不久便受金封为蜀王，僭位于兴州（今陕西略阳），献关外四州于金。他的无耻投降行为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抗，部属杨巨源、李好义等联合军民，闯入伪宫，斩杀了吴曦。吴曦称王仅四十一天。杨巨源、李好义等推随军转运使安丙为首，出兵收复了被金军占据的阶、成、和、凤四州。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但安丙不但不同意，还在宋军内部大力铲除异己，杨巨源、李好义等都被杀死，西线宋军元气大伤，本来有可能扭转的形势又被安丙一手葬送。
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丘崈一到任，便采取守势，结果，又连遭失败。丘崈便干脆与金军秘密谈和。东、西两线都按兵不动，韩侂胄立即处于孤立。金人随即兵分九路，大举南下，开始了全面反攻，战线波及整个宋金边界。宋朝连连败退，形势颇为不利，南宋朝廷大震，议和的呼声又一次高涨。韩侂胄见宋军接连在军事上失利，罢免了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同时，又派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向金人请和。其时金军由于战线过长，损失惨重，已经无力再战，却趁机对南宋朝廷开出了高昂的议和条件：割两淮、增岁币、赔军银，以及北伐首谋者韩侂胄的人头。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然而，一场政变在朝廷内发生了。
史弥远率先上书弹劾韩侂胄，指责北伐以来百姓死伤无数，公私物力非常困难，给国家造成祸害。杨皇后也趁机让皇子赵曮在宋宁宗面前指责韩侂胄，但宋宁宗依然信任韩侂胄，于是杨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召杨次山入宫，命他与史弥远商议，诛灭韩侂胄。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初三，史弥远在杨皇后的支持下，矫称有密旨，令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率兵三百，埋伏在六部桥侧，等韩侂胄入朝时，将其劫至玉津园夹墙内活活打死。
宋宁宗听说韩侂胄被劫的消息后，急忙写手谕赦免韩侂胄。杨皇后拉住宋宁宗哭泣道：“陛下若下谕旨，请先让妾死在这里！”宋宁宗就此作罢。后来临安府告知宋宁宗韩侂胄身死的消息，宋宁宗竟然不相信，事情过了三天，还坚持说韩侂胄没有死。群臣这才知道韩侂胄之死并非宋宁宗的诏旨，而是史弥远和杨皇后搞的鬼。
韩侂胄死后，史弥远大权独揽，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最为卑劣的是，他将韩侂胄的人头砍下来，装在匣子里送给了金人，南北再一次和议。一朝重臣的脑袋，就这样被送出去乞和。
开禧北伐以韩侂胄之死宣告彻底失败，这也是南宋朝廷最后一次北伐。
与南宋君臣杀害韩侂胄求和相比，金人却颇佩服韩侂胄的气节，“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贵耳集》）。不过，宋金和议终于达成，这就是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不仅如此，宋朝廷还给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给金国的岁币也增至六十万。此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蒙古打败金国后，宋朝廷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拒绝给金国进岁币。
朝野上下对史弥远均非常不满，不过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好不容易有个兵部尚书倪思上书提醒宋宁宗，谨防权臣专权重演，却又被史弥远排挤出朝。嘉定二年（1209年），还发生了针对史弥远的“罗日愿之变”。
罗日愿，江西人，开禧北伐时，曾献策于韩侂胄，以此得补训武郎，充忠义军统制。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穷究韩党不已，牵连甚众，其中有的人的供词牵连到罗日愿。罗日愿得知后疑惧不安，常常郁闷于心，生怕遭到史弥远的暗算。后来他见朝野上下普遍对史弥远不满，便与殿前司申军训练官杨明及其徒徐济、赵珉等合谋，打算以征讨黑风峒为名，聚众起事。按照原定计划，动手的日子选在丞相史弥远起复过江、百官迎谒于浙江亭时，预备举火为号，尽杀宰执以下官员，然后派兵进入大内，胁迫宋宁宗降诏赏军，以罗日愿为枢密使、徐济为参知政事。结果，政变还在筹划当中，便被阙进勇副尉景德常告发，罗日愿被凌迟处死，徐济、赵珉等也被处斩。
此后，朝臣对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大多容忍沉默，不敢慷慨直言。同年十二月二十九，陆游赋诗而死。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悲怆感人，以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一个爱国义士的最大愿望：即使在生前没看到收复中原，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江河入梦来。”再读陆游的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便能深深体会到诗人深切的忧民之心，以及悲壮的报国之志。尤其当中原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沉沦陷落之际，更使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陆游虽然沉痛于“不见九州同”，但并未绝望，他坚信总有一天宋朝的军队必定能平定中原，光复失地。不过，此时金国国势日衰，蒙古铁木真正在迅速崛起。终南宋一朝，始终是“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所期待的“王师北定中原日”最终没有到来。
杨皇后生的儿子都早夭，随着年岁的增大，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考虑。她与皇子赵曮关系不错，曾经联合起来对付韩侂胄，于是力主立赵曮为太子，赵曮也改名为赵询。十分可惜的是，赵询还没有等到登上皇位就病死了。宋宁宗再没有子嗣，便立皇弟沂王赵抦之子赵贵和为太子，赵贵和改名为赵竑。
史弥远已经感觉到新任太子不是那么好对付，他为了监视太子赵竑，费尽了心机。赵竑好弹古琴，史弥远便买了一名擅长弹琴的美女送给他。赵竑胸有大志，却没有政治头脑，竟然还将琴女引为人生知己。他见史弥远权势熏天，且与杨皇后勾结，心中愤愤不平，不满的情绪经常流露于言表。赵竑的老师真德秀劝他要韬光养晦，多孝敬杨皇后，笼络史弥远，才能立足，但赵竑却没有接受。他曾经在书案上书写史弥远和杨皇后的罪恶，还说：“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曾指着墙壁地图上的琼州、崖州（均在今海南）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又常呼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将来要发配他到新州或恩州（今广东新兴、阳江）。
史弥远得到卧底琴女的告密后大为恐惧，潜谋废除赵竑的太子位。他派人从民间找来一个叫赵与莒的人，称其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人，赐名贵诚，后改名赵昀，立为沂王之子，亟力扶植。
嘉定十七年，宋宁宗一病不起。史弥远夜召赵昀入宫，杨后竟然一无所知。史弥远假传皇帝诏旨，改立赵昀为皇太子，封成国公。又过了五天，宋宁宗去世，史弥远才将废立太子的事告诉了杨皇后。杨皇后虽然不喜欢赵竑，但却对史弥远的自作主张深感不快，愕然说：“皇太子赵竑是先帝所立，怎么能擅自变更？”史弥远先后七次派人进宫，向杨皇后晓以利害，杨皇后禁不住一再劝说，又考虑到自身利益，便答应了史弥远的要求。
赵昀即位为宋理宗后，杨皇后的地位得到保障，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宝庆五年（1229年），七十岁的杨太后病逝。也就是在这一年，蒙古贵族遵成吉思汗遗嘱，拥其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即元太宗。而之前成吉思汗病逝前，提出了联宋灭金的战略。
据说杨皇后与史弥远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宫闱秘事自然不见于正史。宋人杨升庵的《宝庆诗》中有“夜驾老蟾嫔月母”一句，又有人做乐府《咏云》：“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荫。”都是讥讽杨皇后与史弥远之间的风流韵事。
其实，明眼人稍加推断，便可知道这是捕风捉影的流言。杨皇后与史弥远结交之时，已经将近五十岁，即使保养再好，也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了。而史弥远还要比杨皇后小五岁，以他的精明，怎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人老珠黄的皇后私通？
再则说，杨皇后与宋宁宗感情极为深厚。宋宁宗体弱多病，杨皇后悉心照顾，多年如一日。这需要很大的耐心。俗语云：“久病成医。”日子久了，杨皇后对宋宁宗该服什么药也能推算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宋宁宗患痢疾，召御医入宫诊治。御医刚号了脉，问了症状，还没有来得及开方子，杨皇后就问：“官家吃得感应丸否？”御医大吃一惊，想不到皇后竟然也懂医术，连连答道：“吃得，吃得。”宋宁宗服了感应丸后，病情果然痊愈。杨皇后如此体贴入微，难怪宋宁宗终生依赖她，始终没有嫌弃她年老色衰。
赵竑被废除太子位后，出为济王，不久又被史弥远派人逼死。朝中正直大臣皆上书替济王赵竑鸣冤，并指斥史弥远专擅。史弥远大力排除异己，朝政完全由史弥远及其党羽把持，“纲纪荡然，风俗大坏”。
据说，史弥远独居相位多年，深知朝野对他独揽朝政多有微言。到了晚年，他更加感受到危机，便想在家乡寻找一块风水好的墓地，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不料竟由此而引出了一场大风波。史弥远所找的风水先生最终看中了阿育王寺这块“八吉祥六殊胜地”。史弥远看后也觉得很合心意，便下令拆除阿育王寺，好在原地为自己建墓茔。阿育王寺和尚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无可奈何。有个叫师范的小和尚挺身而出，说他有办法保护寺院。师范在众人半信半疑的目光中离开了寺庙，赶到临安。他写了一批诗单，半夜的时候，在城门、宫墙、大街上四处张贴。诗单上写着：“育王一块地，常冒天子气；丞相要做坟，不知主何意？”暗喻史弥远占育王地是图谋不轨。诗单一出，便立即引起轰动。临安百姓对史弥远早就怨恨不已，见了诗单后也纷纷传言道：“史弥远要霸占天子气，要谋皇篡位了。”消息传进大内，宋理宗召史弥远入宫查问。史弥远见人言可畏，生怕惹来杀身之祸，便赶紧说：“臣的坟墓早已做在东钱湖大慈山了，诗单不过是无中生有。”如此，阿育王寺才免除了被拆毁的命运，史弥远也不得不真的将墓茔迁到了东钱湖大慈山。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死，其长达二十七年的专政才告结束。死后还被追封为卫王，谥“忠献”。
这里要特别谈一下史弥远“忠献”的谥号。前面提过，秦桧最早的谥号为“忠献”，后被韩侂胄改为“谬丑”。但史弥远执政后，又恢复了秦桧“忠献”的谥号。史弥远谥号与秦桧谥号相同，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当时的士人普遍认为史弥远与秦桧同属“小人”，讨论谥号的礼官很可能也持同样的观点。端平二年（1235年），史弥远死后仅仅一年多，著名文人刘克庄在给宋理宗的札书中，公然将史弥远与秦桧相提并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可见，史弥远与秦桧同属“小人”，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共识。史弥远谥号“忠献”，字面上是褒奖，而其中的贬义是不言而喻的。
四 平民皇帝
宋理宗赵昀是宋朝历史上来历最奇特的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真正来自民间的皇帝。自北宋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始，一直到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宋朝的皇帝一直都是赵光义一系。自宋孝宗赵眘开始，皇位才回到宋太祖赵匡胤一脉。不过，宋孝宗为宋太祖次子赵德芳直系后人，而宋理宗则被称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为宋太祖长子赵德昭的直系后人。即使宋理宗真为赵德昭后人，与宋宁宗同属赵匡胤一系，但时代已经相当久远，两支在血缘上已经十分疏远。
关于宋太宗与赵德昭、赵德芳之间的恩怨纠葛，已经在 href='8335/im'>《斧声烛影》一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先大致提一下赵德昭的后人。赵德昭有五个儿子，玄孙赵令畴颇有才华，于元祐六年（1091年）外放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府书记。其时，苏轼为颍州郡太守，非常爱惜赵令畴的才华，特意向朝廷上书推荐，结果反被高太后（宋英宗皇后）训斥，认为宗室之后聪明者甚众，只重德可也，不并论才。后来苏轼因事被贬，赵令畴也受到牵连，处以罚金，结果弄得家贫如洗，到死的时候竟然无以为殓，还是宋哲宗赵煦大起怜悯之心，命户部赐予赵令畴后人银绢，才得以入棺安葬。
赵德昭的后人到玄孙一辈便是如此凄凉的状况，后世子孙更加落魄，完全没有了皇族子孙的尊崇。宋理宗赵昀的亲生父亲赵希瓐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而且早早过世，赵昀母亲全氏无力抚养儿子，不得不寄居在娘家。由此可见，即使赵昀真是宋太祖的后人，但也已经与一般平民无异。赵昀之所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完全得益于太子赵竑与史弥远之间的争斗。
丞相史弥远决定废掉赵竑的太子位后，便秘密委派亲信余天锡物色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竑。余天锡四处寻觅，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嘉定十四年（1221年），余天锡回乡时路过绍兴，天降大雨，余天锡刚好到赵昀的舅舅全保长（保长是乡里的小官）家避雨。全保长听说余天锡是史弥远的门客，便刻意巴结，还将当时外甥赵与莒（即后来的赵昀）介绍给余天锡，说赵与莒是宗室子弟。余天锡大喜过望，将赵与莒带到临安。史弥远见赵与莒相貌端正，心中很是喜欢，便让赵与莒写字。赵与莒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叹道：“此乃天命！”于是决定培养赵与莒。
姑且不论赵贵诚皇家血统的真假，赵与莒当时年仅十七岁，他幼年丧父，与母亲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大可能有凌云之志。推断起来，他应该是事先得到余天锡的嘱咐，所以才敢自称是“朕”。但无论如何，他的命运由此开始了转折。
为了教育赵与莒，史弥远召来了国子监学录郑清之为赵贵诚讲学，郑清之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儒。史弥远特意告诉郑清之说：“皇子赵竑不能担当大任，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将来事成，我史弥远现在的位子就是你的。但这语只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如果有一语泄露，我和你都要被诛族。”郑清之虽然名气很大，但不过是个九品小官，为了前程，便一口答应下来。
之后，在史弥远的大力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抦（宋宁宗弟）之后，改名赵贵诚。这样，赵贵诚就成了宋宁宗的侄子、太子赵竑的弟弟，初步具备了立储的资格。史弥远又在宋宁宗和杨皇后面前大说太子赵竑的坏话，提出改立赵贵诚为太子。宋宁宗虽然昏庸，却还是知道赵竑才是自己真正的亲侄子，因此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太子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感觉到史弥远有废太子赵竑之意，担心祸及自身，因此抢先辞去了东宫职务。太子赵竑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
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宋宁宗突然病重，不能处理朝政时，史弥远决定开始实施他的废立计划。虽然史弥远策划这件事已经很久，但他之前从未跟赵贵诚提及，于是先派郑清之到沂王府告知赵贵诚，表示将要拥立其为皇帝。但无论郑清之如何试探，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着急了，干脆摊牌说：“我与丞相相交日久，承蒙他的信任，让我担任你的老师。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绍兴老母尚在。”表面上似乎答非所问，却非常巧妙地表达了想当皇帝的意愿。史弥远得知后，更加认为赵贵诚不是平凡之人。
闰八月初三，宋宁宗病死，时年五十六岁。《宋史》中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指出宋宁宗是被谋害而死，显然，这应该归咎于史弥远急于废立。《东南纪闻》中则记载说，宋宁宗病重时，史弥远专门献上金丹百粒，宋宁宗服用后不久去世。时人均认为史弥远有毒杀宋宁宗的重大嫌疑。不过，宋宁宗一向身体不好，根据历史记载，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走在前面，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用来提醒自己，也可见他体质相当虚弱。
当时后宫由杨皇后主持，宋宁宗一死，杨皇后的立场就非常重要，不过，杨皇后事先并不知道史弥远要发动宫廷政变。当史弥远即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进宫，向杨皇后提出废立一事后，杨皇后坚决不同意。杨谷、杨石一夜七次往返于大内和史弥远府邸，最后杨皇后权衡利害，终于同意。史弥远立即派人去宣召赵贵诚，还特意吩咐说：“是沂王府的皇子（指赵贵诚），不是万岁巷的皇子（指赵竑），如果搞错了，你们都要处斩！”
此时，真正的太子赵竑已经得知宋宁宗驾崩的消息，正在万岁巷的府邸焦急等候，等待宫中派人宣召自己进宫。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赵竑急不可待地跑到大门口张望的时候，宫中派出宣召赵贵诚的使者刚好从门口经过。赵竑没有政治头脑，还在纳闷为什么使者没有进府，使者已经簇拥着赵贵诚重新经过他的门口，直接进宫去了。
赵贵诚进宫后，先去拜见杨皇后。杨皇后说：“你今后就是我的儿子了。”这无疑是正式承认了赵贵诚是合法的皇位继承者。直到赵贵诚拜见完宋宁宗灵柩后，太子赵竑才被召进宫中。赵竑进宫时，随从都被拦在宫外，而赵竑竟然还恍然不知情由，一直到赵贵诚正式即位，他才恍然大悟，气愤中不肯向赵贵诚下跪。殿前都指挥使夏震（杀死韩侂胄之人）强行按住赵竑的头，才算完成了登基仪式。至此，赵贵诚由一介平民，被史弥远拥立作了皇帝，改名赵昀，就是宋理宗。太子赵竑则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今属浙江）。
湖州人潘壬与其弟潘丙、堂兄潘甫等人对史弥远擅自废立很是愤慨，于是与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联络，准备拥立赵竑为帝。赵竑也想与宋理宗争锋，决定起兵。但李全表面同意出兵接应赵竑，实际上只想坐观成败。结果到了约定时期，李全不派一兵一卒。潘壬等人竟然组织了一帮盐贩和太湖的渔民，乔装成来自山东李全的军队，半夜进入湖州城，将赵竑拥入州衙，以黄袍加身，再一次上演了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一幕。知州谢周卿率领官吏前来恭贺。潘壬随即以李全的名义发布榜文，列举史弥远的罪状，声称将领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直捣临安。
赵竑开始很高兴，结果第二天天亮，就发现所谓的兵马不过是当地渔民假扮，人数不足百人。他知道没有武力支持，大事难成，便急忙倒戈，一面派人向朝廷告变，以求自己脱身，一面率领州兵追捕潘壬等人。潘壬改换姓名逃走，潘丙、潘甫等人遇害。史弥远得报后，立即调军前往弹压，大军至湖州，事变已经平息。潘壬逃至楚州（今江苏淮安）被捕，送往临安处斩。
史弥远担心还会有人利用赵竑作乱，于是假称济王赵竑有病，命门客秦天锡带医生前往诊治。到了州衙，秦天锡宣称朝令，逼迫赵竑上吊自杀，对外则称病死。赵竑死后，史弥远还剥夺了他的王爵。因湖州别称霅川，这场事变即被称作“霅川之变”。
霅川之变发生之后，很多大臣上书为赵竑鸣冤叫屈，都被史弥远贬出朝廷。史弥远为了笼络人心，特地召用当时的理学大师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然而，真德秀、魏了翁回朝后，也为赵竑鸣冤，史弥远便以梁成大为监察御史，重新将二人弹劾出朝。不过，一直到南宋灭亡，总是不停有人为赵竑鸣冤。尤其一到出现灾害、异象以及战事，就会有大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归咎于赵竑的冤狱。一直到宋恭帝时，谢太后（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主持朝政，才在朝臣的建议下恢复了赵竑爵位，这一公案才算告一段落。
相比于赵竑，宋理宗显然更有城府。他从平民登上皇位，皇位得来名不正言不顺，且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必须完全依赖于史弥远与杨皇后。所以，一当上皇帝，宋理宗便尊杨皇后为太后，请杨太后垂帘听政。杨太后自然大感欣然。然而，此时宋理宗已经二十岁，并非幼主，杨太后垂帘听政就相当于后妃公然干政，违背了祖宗家法，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杨太后心知肚明，有些惴惴不安，但却又贪恋权势，不肯轻易放弃垂帘听政的地位。
宝庆元年（1225年）上元节，宋理宗在宫中专门为杨太后举行宴会，结果在放烟花庆祝的时候，有烟花直飞到杨太后的椅子下，杨太后吓了一跳。此时的她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妇，年老而多疑，当时就怀疑是宋理宗故意派人所为，意在表示对她垂帘听政的不满。所以，杨太后当场拂袖而去。宋理宗立即召集百官，向杨太后谢罪，还表示要处罚负责安排宴会的宦官。杨太后也不好意思公然计较，便故作大度了事。但这件事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波澜。事过不久，杨太后侄子杨石劝说杨太后撤帘。杨太后终于听从，在其垂帘听政七个月后宣布撤帘，表示要将大权归还给宋理宗。
不过，宋理宗并没有因为杨太后撤帘而大权在握，相反，他将朝政完全交给了史弥远。宋理宗由史弥远一手扶植登上帝位，心中自然感激，但他亲眼见到前太子赵竑的悲惨下场，也十分忌惮史弥远的手段，因此把大权尽付于史弥远，加封太师、魏国公，自己却甘心碌碌无为，居渊默，讲究道学。所以宋理宗即位后十年间，朝政大权仍然在史弥远的掌握中。从宋理宗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城府极深的年轻人是如何的韬光养晦，懂得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史弥远生前死后，上书弹劾他的大有人在，却都被宋理宗搁置不问，因为他知道否定了一手扶持他的史弥远，就是否定他自己。
绍定六年（1233）十月，为相二十六年的史弥远终于病死，沉默蛰伏十年的宋理宗开始亲政，改次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改元更化。宋理宗虽然全力袒护史弥远，不允许大臣上书指责史弥远的是非，却毫不留情地驱逐其党羽，谄附史弥远的佞臣袁韶、梁成大、莫泽、李知孝等人均被罢黜。由此可见，宋理宗虽然出身民间，却极有政治头脑，这应该是他为什么能在靠山史弥远死后还能坐稳皇位的根本原因。宋理宗又任用郑清之为相，召回被排挤而负时望、有才干的真德秀、魏了翁、李埴、洪咨夔等人，朝廷气象一新，有“小元祐”之誉。
端平年间，宋理宗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史称“端平更化”。南宋朝廷对吏治方面的铨选冒滥和人浮于事，对财政方面的私买浮盐、滥发楮币等方面都有所整顿，并在宋蒙 8054." >联合灭金之后，出师河南，谋复三京。
然而，端平更化收效甚微。入朝诸臣中，真德秀最负时望，朝野人士以为只要他入朝，就可立致太平。他入朝参政后，只以尊崇道学为大事，对国家大事并无多少建树。其他诸臣，大体相似。有的确有才能，但因任用不笃而不得施展。魏了翁入朝仅六月，就被排挤出外督师，督师措置抗蒙不过三月，又被召回，改知州府。方大琮、王迈、刘克庄等因言事遭黜。吏治、盐楮无好转，出师汴洛也因准备欠周败退而终。从端平二年（1235年）起，蒙古大举南攻。宋长期不修战备，大战既开，又措置不力，以致川蜀、襄汉、江淮接连丢城失地。嘉熙元年（1237年）三月，宋理宗下诏罪己，承认更化以来，内治尚缺，外患未平。端平更化趋于破产。
这里再提一下宋理宗皇后谢道清，她是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太后，这并非指她的手段超过了之前的宋光宗皇后李凤娘或是宋宁宗皇后杨氏，而是她以太后身份签署了标志南宋亡国的降表，即诗句中所说“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如果套用亡国之君的说法，谢道清就是亡国太后。
谢道清，天台（今浙江天台）人。祖父谢深甫曾经当过宰相，在宋宁宗立杨氏为皇后的事情上出过大力。不过，到谢道清之时，由于父亲谢渠伯早逝，谢家家道已经中落。宋理宗即位后，杨太后（宋宁宗皇后）突然想起当年谢深甫的大恩未报，于是派人接谢道清进宫，准备册立其为宋理宗皇后。
据说谢道清相貌不雅，长得又黑又丑，还瞎了一只眼睛。然而在准备前往临安的路上，谢道清突然大病一场，皮肤遍发疹斑，表皮全部脱落，病愈后，变成了一个“莹白如玉”的美貌女子。谢家又请郎中医治病目，谢道清的瞎眼竟然也奇迹般地复明了。
谢道清入宫后，先被封为通议郡夫人，后进为贵妃。绍定三年（1230年）十二月，议立皇后。当时，谢道清的同乡天台人贾氏也已入选宫闱。贾氏容貌秀丽，“有殊色”，宋理宗非常喜欢她，想立贾氏为皇后。但杨太后坚决反对，坚持要立谢藏书网道清为后，说：“谢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宫。”朝中也议论纷纷，说：“不立真皇后，乃立假（贾）皇后耶？”宋理宗出于无奈，只好立谢道清为皇后，立贾氏为贵妃。
谢道清虽然能当上了皇后，但由于宋理宗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她一生也没有得到丈夫的欢心，自然也没有子嗣。宋理宗最宠爱的女子仍然是贾贵妃。贾贵妃病死后，宋理宗又专宠阎贵妃，甚至动用国库为阎贵妃修功德寺，富丽堂皇胜过赵氏祖宗的功德寺，因此时人称阎妃功德寺为“赛灵隐寺”。宋理宗还曾将临安名妓唐安安召入宫中临幸。起居郎牟子才得知后，特意上书劝诫，宋理宗竟然派人警告牟子才不得将召妓一事告诉他人。好在谢道清对这些均能“处之裕如，略不介怀”。她将侄子赵禥（音qí，同齐）养在宫中，赵禥就是宋度宗。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大举进犯南宋，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大有顺长江东下、消灭南宋之势。南宋朝廷大为慌恐，宦官董宋臣向宋理宗建议从临安迁都到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蒙古军锋芒。谢道清坚决反对迁都，对宋理宗说：“如果迁都，军心、民心必然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宋理宗这才没有迁都。这是史书上记载的谢道清首次参与朝政。之后，谢道清率先尽力俭省，以资军需，展现出胸怀豁达、顾全大局的风度。
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逝，十六岁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尊谢道清为皇太后。由宰相贾似道（贾贵妃胞弟）专政。贾似道只知道声色犬马，在历史上有蟋蟀宰相的称号，使得朝政昏暗。襄阳受到元军围攻了二年，形势危急，他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谢太后眼看南宋气息奄奄，忧忿于心，却无能为力。
注：宋理宗百年之后，并没有就此安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下，西藏僧人杨琏真加大肆盗掘绍兴南宋帝陵，其中以宋理宗陵寝所藏宝物最多。墓茔一被打开，便有宝气凝聚而成的白气冲天而出，而宋理宗安卧如睡，珠光宝气，萦绕其身。棺底垫着织棉，包着金丝网罩。杨琏真加将棺中宝物抢劫一空后，又将宋理宗的尸体倒挂在树上，取得宋理宗口中所含的夜明珠，防止尸体腐烂的水银慢慢地从宋理宗口中流出，一直滴了三天三夜。因为西藏僧人认为得到帝王的骷髅可以祛邪、致巨富，杨琏真加又将宋理宗的头颅砍下，截为饮器。此后，宋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辗转流传。一直到明朝立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此事，深为叹息，派人寻找到宋理宗的头颅，这才归葬绍兴永穆陵旧址。当时杨琏真加还洗劫了其他帝陵，掠夺珍宝后，南宋皇帝的尸骨都被抛弃在草莽间。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名唐珏，年三十二岁，听说此事后悲痛大哭，然后变卖家产，出重金招乡里少年，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宋帝遗骸收葬于兰亭山，并且在埋葬地点种了一棵冬青树作为标志。之后，杨琏真加下令裹取宋帝骨骸。其部下只好杂以牛马枯骨上交，敷衍了事。杨琏真加随即在临安故宫中“筑一高十三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表示镇压江南之意。《南宋杂事诗》有诗云：“故宫思见旧冬青，一塔如山塞涕零。领访鱼影香骨案，更从何处哭哭灵。”指的便是此事。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病逝，年仅三岁的赵显（宋度宗皇后全氏所出）以嫡子身份即位，是为宋恭帝，尊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因宋恭帝年幼，无法主持朝政，经“大臣屡请”，谢道清垂帘听政，但朝政大权其实还是在贾似道的掌握中。
其时，蒙古大军已经占据襄阳，又攻占鄂州，正沿长江东下。谢道清急忙命贾似道率领十三万宋军迎敌，结果贾似道在丁家洲（今安徽芜湖）被蒙古军队击溃，南宋主力尽丧。贾似道兵败误国，朝野震动，群情激奋。宰相陈宜中奏请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谢道清考虑到贾似道是贾贵妃的胞弟，又是台州同乡，只将贾似道罢官放逐。
宗室福王赵与芮早痛恨贾似道擅权误国，暗中招募公差，要在半路杀死贾似道。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因父亲曾被贾似道诬陷发配，一直想要报仇，便欣然应命监送。贾似道前往贬所时，随行还带着侍妾有数十人，但都被郑虎臣设法赶走。一路上，郑虎臣不断羞辱贾似道，将贾似道所坐的轿子的轿盖除去，让其暴晒在太阳下。到了福建漳州木棉庵，郑虎臣让贾似道自杀以谢天下。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随即将贾似道拖到厕所中杀死。但郑虎臣也随即被宰相陈宜中派人捕杀。
蒙古军乘势长驱东下后，南宋官员大都畏死，不少人都偷偷弃官逃走。谢道清不得不命人在朝堂贴出告示：“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内侧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又提出，凡坚守岗位的，尚书省记上一功；叛国逃亡的，由御史查明情况上报。但朝臣们根本不把国事放在心上。谢道清只得下令紧缩国家开支，减少冗官，以助军费；又下哀痛诏，号召各路军民起兵勤王。
不过，此时南宋大势已去，各地文武将官都心存观望，奉诏起兵勤王的只有文天祥、张世杰两人。文天祥、张世杰等主张与元军决一死战，但宰相陈宜中却要向蒙古纳贡求和。谢道清最后同意议和，她先派柳岳等三人前往元军大营，主动提出称侄或称孙并纳币的屈辱条件，请求元朝罢兵议和，遭到元军主帅伯颜的拒绝。向元请求“奉表求封为小国”，也遭伯颜所拒。谢道清见大势已去，自知无复回天之望，于是任宋度宗长子赵昰（音shì，同是）为益王，出镇福州；任宋度宗三子赵昺（音bǐng，同炳）为广王，出镇泉州。她如此作为，自然是要为赵氏留下一丝血脉。
注：文天祥，原名云孙，字天祥，中贡士后，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他又改字宋瑞，后号文山。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注：张世杰，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投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襄樊守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名震一方的优秀将领。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云集临安城下。宰相陈宜中请谢道清逃出临安。谢道清开始坚决不同意，陈宜中再三请求，谢道清才勉强答应。可笑的是，到了整装待走之时，陈宜中等人却早已经不知去向。谢道清愤怒之极，下了她一生中最后一道委任诏书：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负责与元军谈判。然而，文天祥在前往蒙古军大营谈判时，被元军主帅伯颜扣留。谢道清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开城投降，向伯颜奉上传国宝玺和降表。
之后，元军主帅伯颜取得谢道清亲手诏书，用来招降还在宋军手中的各州县，淮西制置使夏贵投降，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拒绝了谢道清的诏令，坚持抗元，副将朱焕以城降元，李庭芝被俘杀，淮东尽为元军占领。
元军进入临安后，将宋恭帝等南宋君臣押往大都（今北京）。谢道清因为患病在床，暂时留在临安，由元兵监视。但不久后，元军强行将她从宫中抬出，押送到大都。
根据《永乐大典》记载，被俘虏的后妃中有位昭仪名叫王清惠的才女，她感怀江山巨变、亡国之痛，途径北宋都城汴梁夷山驿站时，题了一首《满江红》：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
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
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
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
千古恨，凭谁说？
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
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辗关山月。
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这首词被传遍中原，深受人们的赞赏，文天祥、邓光荐、汪元量等皆有词相和。
因抒写亡国之恨留名青史的女词人还有徐君宝妻。根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徐君宝妻为岳州（湖南岳阳）人，南宋亡国时，被元兵俘获至杭州，安置在韩蕲王府。从岳州到杭州的路上，徐君宝妻数次遭到元将侵犯，都被她用计得脱。元将因她貌美，不忍杀她。终于有一天，元将忍不住要用强迫手段。徐君宝妻巧言先祭告亡夫，再嫁与元将。元将答应。她梳妆焚香，再拜默祝，向南哭泣，题《满庭芳》词于壁上：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
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
长驱入，歌台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俱休。
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
从今后，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从国家的悲剧写起，哀悼宋朝廷的衰亡，再到个人的不幸遭遇，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人民遭受的苦难，意蕴遥深，词境广阔。历代词评者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刘永济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的评价很有代表性：“读其‘此身未北，犹客南州’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之句，知其有生为南宋人、死为南宋鬼之意。惜但传其词而逸其名姓，致百年后无从得知此爱国女子之生平也。”之后，徐君宝妻投水而死。
元朝为了笼络人心，对被俘虏的南宋皇室成员没有加害。谢道清被除去太后名号，降封为寿春郡夫人。七年后，南宋亡国太后谢道清默默地病死在异国他乡，时年七十三岁。
巧合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了江山，而宋朝的江山最后也是失于孤儿寡母之手。后人因而写诗讥讽道：“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最后要提一句宋恭帝赵显，他即位时才四岁，在位仅两年，即当了元军的俘虏。可以说，赵显还处在懵懂无知的孩童时代，就经历国破家亡的凄惨。他被押送到大都后，被降为瀛国公，安置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赵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派他到土番（今西藏）学习佛法，实际上是逼迫他到西藏出家。赵显到土番后，长期住在萨迦寺，法号“合尊法宝”，曾任总持之职。他学会了藏文，从事佛经翻译工作，有《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轮》等作品传世，竟然由此成为一代高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赵显一时心血来潮，偶尔吟诵旧作：“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被暗中监视他的人听见，密告他写诗煽动江南人心，元英宗于是派人到土番将他杀死，时年五十三岁。
还有比赵显成为高僧更为离奇的事。一直有种说法，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其实是赵显的亲生儿子。根据谈迁《国榷》：“宋帝显降元，封瀛国公，尚公主。后因侍宴有奇怪之征，忌之，遣学佛法于帝师，遂居漠北。其后明宗逃居沙漠行帐，适与瀛国公相近，缔好甚密。一夕，明宗方寝，闻瀛国公帐中有笙镛声，问其故？乃婴儿始生而啼也。知其非常人，遂乞归，养为子，是为妥欢贴睦尔是也。”
这种说法在元末明初流传尤广，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千真万确，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后来这个传说更被演绎翻版成另外一个传说，即明成祖朱棣并非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其实为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之亲子，这就是后话了。
五 偏安的最后岁月
宋理宗即位时，整个中国已经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动荡的根源便是正疯狂扩张的蒙古。蒙古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多次派人与南宋联络，约宋夹攻金国。南宋朝廷见蒙古势大，金国垂亡，便想联合蒙灭金，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可以说，毫无主动权的“苟安”是宋朝一贯的对外国策，自宋真宗一朝便开始了，几乎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最可悲的是，南宋朝廷不能吸取北宋联金灭辽导致引狼入室的前车之鉴，悲剧不可避免地再次上演。
当时金国在蒙古的压迫之下，已经迁都开封，金哀宗完颜守绪号令只局限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小小一隅，之前横扫北宋江山的金军已经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神话。绍定六年（1233年），也就是宋权臣史弥远死的这年，蒙古进攻开封，金哀宗弃军逃跑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南）一带。皇帝都逃跑了，开封城内人心浮动，金将崔立发生政变，向蒙古投降。当时，金国著名文人元好问也在开封，由此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之前，蒙古军有“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的制度，意思是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只要城池守军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城破后蒙古军必然屠城。蒙古大臣耶律楚材（辽国皇族子孙）力劝蒙古大汗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废除破城后屠城的旧制，从蒙古军进入开封开始，蒙古野蛮的“屠城”制度才被废除。当时，因为逃避战乱在开封的人达一百四十万户，均因为耶律楚材的积极建议而得以保全。
金哀宗则继续向南逃亡，到达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蒙古最初曾备受金人压迫，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急于灭金，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阳（湖北襄樊），要求南宋出兵援助。南宋正想借蒙古之力灭掉金国，自然满口答应。宋蒙两国就此签订了军事同盟：蒙古同意，灭金以后淮河以南的土地归南宋所有；南宋则为蒙古军供应粮秣；南宋与蒙古仍以淮河为界。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金军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十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金军在金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宋、蒙联军进攻。到了秋天，宋蒙联军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树木，用来制造攻城的云梯等武器，砍伐呼喝声传数里，蔡州城内人心浮动，惊惧异常。金哀宗感到穷途末路，绝望至极。金臣完颜阿虎带献计，建议重新结好南宋，向南宋乞粮求和，即使不能延缓腹背受敌，也可以离间宋蒙之间的关系。于是，金哀宗给南宋朝廷写信，在信中明确提到宋与金其实是唇亡齿寒，希望宋能与金联合。南宋朝廷见金灭国在即，拒绝了金的乞和求粮。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断粮，金兵已经是山穷水尽，金哀宗便正式禅位于完颜承麟。此时，宋军决开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蔡州西城。金哀宗禅让礼毕时，宋军已经占领了南城。金哀宗举火自焚，一百多名金军将士投汝水而死。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在位不到半天，便在乱军中被杀，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蒙古痛恨金国，完颜皇家宗室被蒙古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金国就此灭亡，共立国一百二十年。
宋将孟珙将部分烧焦的金哀宗骨骼带回临安，宋理宗命以此来祭皇家祖庙，表示百年前的“靖康耻”终于得雪。金国参知政事（副宰相）张天纲也被俘虏到临安。临安知府薛琼意存嘲讽，故意问张天纲道：“你有什么脸面到此？”张天纲回答说：“国家兴亡，何代无有？我金国之亡，比你们二帝（指宋徽宗、宋钦宗）怎么样？”薛琼恼羞成怒，却无话可说。次日，薛琼将张天纲的话上奏宋理宗，本意是促使宋理宗将张天纲处死。不料宋理宗却极感好奇，特意召见张天纲，问道：“张天纲真不畏死吗？”张天纲回答说：“死有什么可怕的，大丈夫只是担心死得不合乎节义。”于是力求一死。宋理宗却很欣赏他的骨气，没有杀他，只将他关押起来。张天纲后来经历不见记载，大概最终死于狱中。
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仅取得河南陈、蔡东南地。宋将赵范、赵葵见蒙古退归河北，主张乘机抚定中原，守黄河、据潼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副宰相）乔行简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之侄）为首，群起反对，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而刚刚亲政不久的宋理宗更是急欲有所作为，于是不顾国困民穷、军力衰弱、河南残破的现状，打算倾尽宋军兵力，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
注：赵范、赵葵均为名将赵方之子。赵方在宋宁宗时任京湖制置使（官名，掌筹划边境军旅之事），屡败金军，他的两个儿子赵范、赵葵后来均成长为一代名将。赵葵，字仲南，少年即跟随父亲在军中效力。有一次，宋朝廷犒赏军士，因赏赐太少，引起宋军不满。当时赵葵才十二岁，察觉到军士不满的情绪，立即站出来大声叫道：“这不过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还另外有奖赏。”一句话立刻稳定了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赵葵每次遇敌，便与将士一同披甲上阵，亲自深入敌阵杀敌。他的部下见主将如此奋不顾身，无不奋勇攻战，因此他的军队总能获胜。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奉命从庐州出发，北渡淮河。七月初二，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国大臣，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不过为情势所迫，官员李伯渊等人趁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与此同时，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取泅州（今江苏盱眙北），抵达汴京与全子才会合。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然而，很快祸起萧墙。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直接导致赵葵和全子才部粮草不
..济。赵范军队原来部署于黄州、光州一带，按计划应该进兵陈、蔡，但赵范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临时反对出师，自然也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四川制帅赵彦呐也不出师侧应，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
在这样的状况下，赵葵、全子才既无粮草，又无后援，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举南下，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今河南开封县以北），水淹河南，以阻止宋军西进及粮饷供运。
赵葵焦急之下，为求速战速决，不顾军粮匮乏，督促部队西进。宋将范用吉、樊辛、张迪领兵一万三千，徐敏子为监军，仅带五日粮，从西面向洛阳推进。洛阳民众打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另一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为洛阳后援，到达洛阳东南龙门时，遭到蒙古骁将刘亨安伏击。这是宋军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杨谊军大败，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
数天后，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主动放弃洛阳，东渡洛水还师。半路上，宋军遭遇蒙古军，宋军一败涂地，樊辛、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徐敏子仅带三百余人突围。驻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见大势已去，主动从开封撤退。
此次出师，宋军前后共丧失十余万人，南宋朝廷收复“三京”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南宋急忙派遣使者向蒙古谢罪，以求缓和，但蒙古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祸端”的把柄，兴师问罪。从此以后，宋蒙之战再起，河、淮、川、杨之间，迄无宁日了。
蒙古自大汗窝阔台死后，内部陷入汗位之争，无暇全力南顾，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使南宋有了喘息的机会。四川在战略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孟珙、余玠等在四川设置屯田，择险立寨，修筑重庆城。余玠在任四川安抚处置使时，整顿吏治，轻徭薄税，并设招贤馆，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向余玠建议，在合州（今四川合川）据险筑城。余玠采纳了建议，不但在合州钓鱼山修建了钓鱼山城，还在其他各江沿岸险要地修建山城十余处。钓鱼城成为著名的要塞，后来正是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正当抗战派将领在部署抗蒙时，朝中的主和派官员却在大搞阴谋。左相谢方叔大力排斥主战的右相兼 67a2." >枢密使赵葵，赵葵被罢官。谢方叔等又诬陷余玠（当时任兵部尚书）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宝祐元年（1253年），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
同年，蒙古忽必烈受命率师远征大理。他率军从六盘山出发，假道吐蕃，从忒剌（今四川松藩）分三路前进，过雪山，渡金沙河，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昆明市），高祥逃至统矢逻（今云南姚安）被追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掠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1254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国王段兴智被俘虏。至此，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灭亡。
宋理宗本人在大敌当前时，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修宫室寺院，他最宠爱阎贵妃，使得她权势盛大。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马天骥，专事陷害忠良，曾迫逐宰相董槐。当时，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宋理宗还宠爱宦官董宋臣。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他与阎贵妃、丁大全勾结，强占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除阎贵妃外，贾贵妃也备受宋理宗宠爱，其弟贾似道因之也受重用，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由于南宋王朝的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
蒙哥即位后，稳定了政局，始谋大举攻宋。此时，蒙古西征已大体完成；又在淮北筑城、屯田，建立了攻宋基地，忽必烈轻战川
.9９lｉｂ.滇，攻占大理，迫降了吐蕃；汪德臣立城利州（今四川广元），刘黑马初定成都，巩固了对川北、川西的统治，兀良合台、帖哥火鲁赤、带答儿实现南北合兵夹击四川，开辟了从川江以南包抄南宋的另一条战线。蒙哥认为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的时机已经成熟。
宝祐六年（1258年），新一任的蒙古大汗蒙哥发三路大军侵宋：蒙哥亲率主力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武昌），云南大元帅兀良合台北上攻打潭州，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哥汗领兵四万，由六盘山出发，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节节败降。年底，蒙哥沿嘉陵江进攻重庆，到合州，遭到了知合州府王坚（孟珙部将）的抗击。蒙哥亲临督师，四面围攻。王坚拒绝招降，在全城军民的奋勇支持下，凭借钓鱼山城的天险地形，坚决抵抗。从二月至七月，打退了蒙古军的多次进攻。最后，蒙哥在作战中负伤，回营后死在军中（一说病死），蒙古大军只好撤退。这就是著名的合州保卫战。这一胜利，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
忽必烈一路在进军鄂州途中，得到蒙哥的死讯。忽必烈继续进军围攻鄂州，准备获胜后再北上夺取汗位。在鄂州前线督战的宋宰相贾似道，畏敌惧死，不敢应战，竟私自遣使到忽必烈军营求和，擅自开出如下条件：宋朝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这时，蒙古诸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蒙哥、忽必烈弟，拖雷第七子）。忽必烈心急如焚，急于赶回去争夺汗位，因此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随即率军北还。
另一路兀良合台军则在潭州遭到宋将向士璧的抗击，也撤兵北上，赶去与忽必烈会合。
忽必烈回到蒙古后，凭借武力在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河北岸）即大汗位。阿里不哥在和林自立，联合漠北、中亚诸王与忽必烈汗展开大战。不久后，阿里不哥失败，被迫向忽必烈汗投降，两年后病死。阿里不哥败降后，忽必烈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但隐瞒了私自求和的事实，还截杀殿后的蒙古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宋理宗不辨是非，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忽必烈为汗后，派使者郝经来谈和议事，贾似道生怕之前议和一事泄露，将郝经秘密逮捕，关押在真州军营（今江苏仪征）。郝经被扣十五年后才被释放，北还回国后很快病死。这样，贾似道独专朝政，一手遮天。宋理宗对此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寻欢作乐。
不久，在位四十年的宋理宗病死，因无子嗣，由其弟荣王赵与芮之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尊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为皇太后，立妃子全氏为皇后。
据说宋度宗赵禥生母黄定喜因地位低下，感到前途无望，怀孕时曾服药堕胎，结果没有成功，生下的孩子就是赵禥。但因为出娘胎前受到药物影响，赵禥智力低下，七岁才会说话。所以，当宋理宗决定立赵禥为太子时，不少大臣都坚决反对。但赵禥是与宋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宋理宗坚持己见，还因此罢免了宰相吴潜，最终立赵禥为太子。
但赵禥的太子并不是一直当得安稳，这其中还有极为诡异的“魏紫姚黄”的说法。根据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宋理宗有个外甥叫魏关孙，是宋理宗姐姐的孩子，很得宋理宗母亲全氏的喜爱。全氏为外孙魏关孙向宋理宗求官，宋理宗便决定召魏关孙入宫。按照惯例，只有姓赵的宗室子弟进入宋宫大内才不用佩带腰牌。宋理宗为了省事，便让魏关孙假冒赵孟关之名入宫。但这件事却意外被太子赵禥得知，他由此大为恐慌，以为宋理宗赐魏关孙宗子名字，是为了取代自己。之后，朝野之间开始流传“魏太子”的谣言，指宋理宗有意立外甥魏关孙为太子。尽管宋理宗出面辟谣，表示并无此事，但民间开始“有魏紫姚黄之传”。“魏紫姚黄”是宋朝洛阳两种名贵的牡丹品种：魏紫指千叶肉红牡丹，出自宋初宰相魏仁溥家；姚黄指千叶黄花牡丹，出于寻常百姓姚氏家。魏紫代表魏关孙，因其姓魏，母亲为宋理宗姐姐，贵为郡主，暗喻出身尊贵；姚黄则代表赵禥，因其母姓黄，不过是一名侍女，地位低下，暗喻出自寻常百姓家。不久后，魏关孙莫名其妙地淹死在赵禥生父赵与芮家的瑶圃池中，赵禥太子地位的威胁自然解除。
宋理宗来自民间，根基单薄，为了保持住自己这一脉的皇位，在为赵禥选择皇后上也是煞费苦心。他也明白赵禥资质太差，难成大器，便一直想给赵禥选一个聪明伶俐的妃子，千挑万选，终于选中宋理宗母亲全氏的侄孙女全玖。全玖父亲早丧，初入宫时，宋理宗还安慰她说：“令尊宝祐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换作常人，定会悲而哭泣，然后说一些感恩的话，不料全玖回答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宋理宗由此对全玖刮目相看，于是册其为太子妃。
赵禥登基为宋度宗后，比宋理宗更加沉溺于酒色。凡是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按照惯例要于次日早晨去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宋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前来谢恩的嫔妃竟然多达三十余人，由此可见这个皇帝荒淫到了何等地步。宋度宗自己一心玩乐，忙于醉生梦死，将朝政全部交给贾似道，称其为师臣，从来不呼名字。朝臣都得称贾似道为周公。又加号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太师、魏国公。
贾似道大权在握，还生怕自己的地位不牢靠，为此而费尽心机。他监筑宋理宗陵墓完工后，故意辞官回乡，又密令襄樊守将吕文德谎报军情。宋度宗、谢太后惊骇之下，不辨真伪，立即下诏将贾似道请回。贾似道还不满足，还多次以辞官要挟宋度宗，宋度宗为了挽留这位权相，竟然涕泣拜留。贾似道欲擒故纵的无耻行径激怒了同知枢密院事江万里，他劝宋度宗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江万里因此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当时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豪华堂室，他自己也整天忙着纵酒行乐，根本不顾朝政。有人题诗嘲讽贾似道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朝中官员只好将文书都抱到葛岭贾似道家中，交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时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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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混乱，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兵锋直指南宋。
此时，宋军要塞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策，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不过，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可支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为此，刘整建议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加以提醒，但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汗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刘整又向阿术献议，认为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忽必烈汗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城自万山（今湖北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后派张世杰（张柔前部将，一说为张柔侄）、夏贵、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均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守将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当年正月，南宋朝廷派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救襄、樊。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竟然命范文虎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却日恣淫乐，拒不发兵。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 href='1306/im'>《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就是元太宗，贵由汗就是元定宗，蒙哥汗就是元宪宗。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宋将范文虎曾率军督运粮饷输之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干脆弃战船、辎重而去。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李庭芝屯驻在郢州（今湖北钟祥）。他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军便衣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招募到三千民兵。民兵领袖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时分终于到达襄阳城下。然而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数天后，才见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凫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到期发舟出战，但范文虎失约，郢州兵没有来。张贵孤军作战，误认元兵为郢州兵，到了近前才仓猝应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元兵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守兵皆哭。吕文焕将他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肘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襄樊危急，临安城内的权臣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幼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以事实发话，直斥贾似道等权奸。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状把她逮捕，囚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敢告诉宋度宗。
咸淳九年（1273年），襄樊被围第六年。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蒙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元军在用回人亦思马因所造的巨炮攻樊城。这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实为巨型发石机，威力巨大，一炮便能轰碎城楼，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樊城终被攻破。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上吊自杀而死。宋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果然不攻自破。
樊城破后，襄阳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自咸淳三年（1267年）冬襄阳被围以来，守将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权相贾似道均不以为意。城中宋军多次突围不得，李庭芝督师援襄亦告失败。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阿术一面派人用巨炮攻襄阳，动摇城中人心，一面派人入城招降。元将阿里海涯更是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的招降诏书，许以高官厚禄。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终于举城投降。与吕文焕同守襄阳的荆湖都统范天顺自缢殉难。襄阳坚守五年后，终于失陷。襄阳降后，宋沿江诸城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
襄、樊失陷，朝中震动。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请斩怯弱逃跑的范文虎，但贾似道只降了范文虎的官职。监察御史陈文龙、太府寺丞陈仲微、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等上书，请求追究襄、樊失守的责任。贾似道大为恼怒，将上书的大臣全部贬逐出朝。
就在贾似道倒行逆施之时，在位十年的宋度宗病死，时年三十五岁。太后谢道清召大臣商议立帝。众人认为杨淑妃所生赵昰年长当立，贾似道却拥立全皇后的四岁幼子赵显，于是立为宋恭帝。虽然名义上由谢太后垂帘听政，但贾似道依然独专朝政。
元军攻下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阿术建议，宋朝正虚弱，应乘势进攻，现在不灭宋，时不再来。于是元世祖下诏，水陆并进，大举灭宋。元兵二十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因入朝奏事，被元世祖留用。伯颜、阿术领一军，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史天泽也是军中统帅，但在进军途中病死。右丞相博罗欢以及阿答海、刘整、塔出、董文炳领另一军，自东道取扬州，以刘整为先锋。
咸淳十年（1274年）十二月，阿术军自汉水渡江，宋将夏贵战败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伯颜留阿里海涯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东下，直指临安。
鄂州失守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亲征，他率领诸路精兵十三万，还有大批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的船只，甚至带着妻妾，舳舻衔接，绵延百余里。时任淮西安抚制置使的夏贵见过贾似道后，不谈抗敌大计，却从袖中取出一张字条交给贾似道。上面竟然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此时，宋朝历时已近三百二十年，夏贵的意思是暗示宋朝国势已尽。贾似道心照不宣，竟然点头默许。
元军一路势如破竹，黄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朝守将望风而降。宋将范文虎也在安庆不战而降，并随伯颜入寇临安。
贾似道率领的宋军最终与元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遭遇，孙虎臣、夏贵出战失败而逃，阿术挥军乘胜追击，贾似道乘小船逃到扬州。接着，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将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将相继投降。宋朝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退至高邮，自杀殉国。元军陷饶州，知州唐震、前宰相江万里不屈自杀。
贾似道败逃后，上书太皇太后谢道清，请朝廷立即迁都，由此招来更大的民愤。好投机的宰相陈宜中趁机上书，请斩贾似道。谢道清将贾似道罢官，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贾似道半路被押送公差所杀。
伯颜率大军逼近临安时，临安守卫空虚。谢道清不得不下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立时响应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但宰相陈宜中对张世杰不信任，因张世杰曾为张柔部将，而元军主将张弘范正是张柔的儿子，对文天祥又不加重视，认为他统率的是乌合之众，不准他入卫临安。在大军压境之时，南宋大臣如曾渊子、文及翁、倪普等数十人都相继逃跑。谢道清除了怒骂，别无他法。
元军继续进军，湖北制置使高达以江陵降元。元军顺长江东下，所过之处，宋朝守将相继投降。只有攻打扬州时，守将李庭芝、姜才拒降死守。宋将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结集战船万余艘，在焦山与元军阿术、张弘范部大战，想以此来扭转局面，但宋军大败。后孙虎臣在泰州陷落时自杀。文天祥、张世杰商议再战，但宰相陈宜中一意求降，不予采纳。另一宰相（左相）留梦炎则弃官逃跑。
景炎元年（1276年）初，元军阿里海涯部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三个月后，潭州城破。知州李芾坚持到最后。元兵入城，李芾不愿做藏书网俘虏，让部下沈忠将他及全家杀死。随后，沈忠也把自己一家杀死，最后自刎殉国。
潭州破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宋朝已经是危在旦夕。文天祥、张世杰请皇室转移海上避难，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许。太皇太后、陈宜中先后派宗正少卿陆秀夫、监察御史刘岊到元军求降，随后又送上传国玉玺和宋恭帝的降表。在决定降元同时，太皇太后命秀王赵与择、杨淑妃等护从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出海。伯颜接到传国玉玺和降表，要求宰相陈宜中来军营商议投降事。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往温州。张世杰、刘师勇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继续抗元。刘师勇到海上后，见败局难以挽回，忧愤纵酒而死。
南宋朝廷一意投降，谢道清加给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称号，要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等去元军议降。文天祥打算利用这一机会到元军中探听情况，回来再作抗战的部署。不料，伯颜放回吴坚等人，将文天祥扣留在军营，随后又押解北上。三月，伯颜入临安，将宋恭帝及后宫嫔妃并宗室官吏俘虏北上。
宋恭帝被俘，南宋实际上已经从形式上宣告灭亡，但这并不代表南宋的历史就此结束，南宋遗臣先后拥立了两位皇帝，奋力抗元，坚持斗争三年，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幅极为悲壮的画卷。
临安陷落时，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正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南宋不甘心投降的文臣武将听到消息后，纷纷赶往温州投奔二王，力图东山再起。这其中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领苏刘义，张世杰不久也从定海到来，加上之前从临安逃到温州的宰相陈宜中。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南宋遗臣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尊宋端宗母杨淑妃为皇太妃，进封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同时下诏李庭芝等各地尚在抗战的将领分道出师，兴复宋室。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经过镇江时，乘元兵不备，和下属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出，直奔真州。当时有谣传说元军派一个宋朝投降的丞相回去劝降。坚守扬州的李庭芝误以为文天祥就是此人，命真州守将苗再成杀文天祥。幸好苗再成不忍心下手，将文天祥骗出城外，故意让他离去。文天祥被误解后，还想到扬州找李庭芝说个明白，不料李庭芝已发出告示缉拿他。文天祥只好改名换姓，从海上赶到温州，途中经历了九死一生。这期间，文天祥写了很多诗，后辑成一集，题名《指南录》，记叙了他这次异常艰险的行程。文天祥到达福州，立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即使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小朝廷仍然陷入了党争，张世杰大力排挤文天祥等人。文天祥对张世杰擅权极为不满，又与宰相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了小朝廷，以同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号召各地起兵。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从福建进入江西，江西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文天祥率众夺取了不少县城，进驻兴国，派部将赵时赏、邹沨分别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元军李恒部发动反攻，赵时赏、邹沨均战败，与文天祥一起撤到庐陵。元军追至庐陵，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士兵数十人守方石岭的山口，为了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等全部牺牲。第二天，文天祥一行又被元军追及。为了让文天祥脱身，赵时赏冒称是文天祥，被元军抓去，被害牺牲。文天祥收拾残部，进入五岭山中。次年二月，进兵广东海丰，向潮州移动，准备和张世杰部会合。
景炎三年（1278年），元军派出水军，从水路追击宋端宗小朝廷。宋端宗从潮州一直被逃到碙洲（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当时，张世杰等打算去往占城（在越南南部），以作为长久之计。宰相陈宜中主动请求先去占城联系相关事宜，结果却乘机逃走，一去不回，后来死在暹罗国（今泰国）。
宋端宗时年十一岁，还是个孩子，一路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活，又因为在海上受到飓风的惊吓，不久得病而死。
宋端宗一死，群龙无首，许多大臣灰心.丧气，打算就此散去。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挺身而出，大声说：“如果大家都走了，度宗皇帝还有一子尚在，将如何处置！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而我们现在百官有司都在，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怎么不能重新立国呢！”于是，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七岁的卫王赵昺作皇帝，由杨太妃垂帘听政，陆秀夫、张世杰协力辅佐。
张世杰认为碙洲不可久留，他提到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海中，有一座崖山，地势险要，可扼以自守。于是，这年六月，宋帝赵昺的小朝廷迁到崖山。张世杰派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及军屋千余间，当时尚有官、民、兵二十余万，多居住在船中，资粮则从广东沿海州郡征集。
文天祥听说宋帝赵昺即位，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请求入朝，但不允许，只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文天祥只得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在潮阳集结。
元朝廷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准备消灭最后的残余宋军，文天祥则首当其冲。当时有个土匪陈懿，跟文天祥有仇，便主动充当元军的向导，引领张弘范军到潮阳。文天祥兵少，无力与元军争锋，便率军退出潮阳，转到海丰五坡岭一带。张弘范派军紧追不舍，元军先锋张弘正追到时，文天祥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人正在吃饭，仓促之间来不及应战，便被俘虏。邹沨自杀。文天祥吞脑子（药名，多吃能致死）自杀，却没有死。刘子俊自称是文天祥，与文天祥争着承认。元兵判断出真伪后，将刘子俊放在锅里煮死。杜浒忧愤不食，不久也死去。文天祥则被押到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喝令他下跪，文天祥始终不屈。张弘范很仰慕文天祥的人品，亲自为其解开绳缚，以宾客之礼相待。文天祥坚决求死，张弘范不许，将他押在船中。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得知宋军主力在崖山，于是发水军大举进攻。决战前，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诗的最后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见文天祥忠贞不屈，只好不再强迫。张弘范又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不为所动，说：“我知道投降就有富贵，但义不可移！”张弘范又派人到崖山对士民们说：“你们陈丞相（陈宜中）已逃走，文丞相被俘虏，你们还要想怎样呢？”但士民中也没有背叛的。劝降不成，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其实，此时元军只有数万人，且不习水战，而南宋小朝廷有军民二十万人，尚可背水一战。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张世杰担心大军调动会导致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于是主动放弃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而是将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结成一字长阵，中间用大绳连接，联舟为垒，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又将行宫焚掉，赵昺也迁到海上，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就此死守。
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相当于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用大索结成水寨，丧失了机动性。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正月底，元军大批战船陆续到达。元将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
二月初六早晨，暴风雨交加，元军突然发起猛攻。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因此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均是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宋军将领翟国秀、凌震等解甲降元，张世杰、苏刘义从黎明坚持到黄昏，自知无望，斩断船索，率十六只战船拥杨太妃突围出去。
而赵昺的御船由于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张世杰不得不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风雨昏雾四起，咫尺不能相辨，陆秀夫唯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儿子跳海自杀，然后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指宋恭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随即抱着九岁的宋帝赵昺投海而死。赵昺身边的很多大臣宫人也都投海自尽。这就是著名的崖山之战。宋军还有完好无损的船只八百艘，全部落入张弘范之手。张弘范为了记录自己灭宋的不世之功，派人在崖门的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后来明朝建国后，有人将张弘范所镌刻的字迹全部铲去。
数天之后，漂浮在海上的尸体多达十几万，惨不忍睹。陆秀夫的遗体浮出海面时，被当地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正是赵昺随身携带的玉玺。张弘范大喜，立即派人去寻找赵昺尸体，但已经下落不明。
南宋自宋高宗赵构始，止于宋帝赵昺，共历九帝，统治一百五十三年，至此灭亡。
张世杰突围以后，几天后才得知赵昺的死讯，他还想奉杨太妃为首，图谋再举。杨太妃得知赵昺已死，抚胸大哭说：“我忍死漂泊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如今无望了！”说罢也投海自杀。
张世杰将杨太妃葬于海滨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当他移师到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县之南海中）一带时，遇到了强烈的飓风。将士劝他登岸躲避飓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坚持不肯上岸，还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结果风暴越来越大，最后船被风浪打沉。张世杰终于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在平章山下大海之中。另一将领苏刘义出海后为部下所杀。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至此灭亡。
据说陆秀夫死后，其最小的儿子陆自立（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番舶外逃至南洋爪哇岛一带，陆自立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厉兵秣马，以图复兴宋室。但不久后，爪哇国突然发生内乱，陆自立只得率众离开爪哇，来到爪哇北部沿海三百余里的顺塔，并自立为顺塔国王。明永乐九年（1411年），顺塔国王曾派遣使者进贡方物给明王朝。
崖山之战后，张弘范将文天祥押到元大都后，请示元世祖，该如何处置。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软禁在会同馆。之后，元朝派前宋朝宰相留梦炎劝降，结果却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虏来的亡国皇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赵显也不好再说下去。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审问文天祥。文天祥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此后，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给元人为奴，心如刀割。元人让柳娘给父亲写信，自然是暗示只要早日投降，家人便可团聚。然而，文天祥不愿因家人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
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有人回答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又想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文天祥，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不强迫，只是劝说道：“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我，我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恼羞成怒，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文天祥从容赴柴市（北京城北）刑场，南向再拜，从容引颈就刑，时年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的《正气歌》、《金陵驿》均成为传世名作，充分体现了光辉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精神。然而，尽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义壮烈，却也有“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伤感悲愤，掩饰不住亡国背后的种种悲凉。这些作品是对山河破碎的感慨，对壮志成空的叹息，体现出最深沉的时代悲哀。比南宋的歌舞升平、苟且求和的偏安岁月相比，这种悲哀更让人扼腕痛心。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