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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串的死者》
引子
看那些哀悼的人，
多么的伪善！
安详地死去不是很好吗？
孩子们，不要抽泣，
大声地哭吧！
但永远记住，活得越久，
.99liｂ.离死亡就越近。99lib.t>９9liｂ?
——爱尔兰摇篮曲
第一章
想必是在九点左右，老人站起来，用汤匙敲敲玻璃杯。周围的谈话声渐渐变小，等到完全安静下来后，他又花了好一会儿环视整个房间。然后端起刚刚敲过的玻璃杯喝了一小口水，放回面前的桌上，两手掌心向下，覆盖住杯口。
他站着，瘦削的身子向前倾，尖瘦的鹰钩鼻突出，白头发朝后梳得服服帖帖，淡蓝色的眼珠透过厚厚的镜片显得更大。他在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心中那艘海盗船的船首刻下了鲜明的形象。几只典型的灰色大鸟在远远的地平线翱翔，天长地久，直到永远。
“各位先生，”他说，“各位朋友。”他停了下来，重新看看房间里的四张桌子。“我的兄弟们。”他说。
他静待回音缭绕，然后匆匆一笑，更显气氛凝重。“不过我们怎么可能是兄弟？你们的年纪从二十二到三十三，而我无论怎么算都已经八十五岁，你们中最大的都可以喊我祖父了。但是今晚，你们加入我的行列，成为超越年龄、超越世纪的某种事物之一。我们也的确应该把这房间里的人视为兄弟。”
他是否停下来又喝了口水呢？假设是吧。然后他伸手到外套口袋里，抽出一张纸。
“我要念点东西，”他宣布，“不会花太多时间。只是一个名单而已。三十个名字。”他清清嗓子，头往前倾，透过双焦眼镜的下侧，盯着那张纸。
“道格拉斯·阿特伍德，”他说，“雷蒙德德·安德鲁·怀特。莱曼·巴尔德里奇。约翰·彼得·加勒蒂。保罗·戈登伯格。约翰·梅瑟……”
这些名字是我编的。那份名单没有记录留存，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也不记得老人念过的任何一个名字。在他的印象中，大部分名字是英格兰或苏格兰人，有两三个犹太人、几个爱尔兰人，还有三五个荷兰或德国人。名字没有按照字母或任何明显的顺序排列；他后来才知道，老人所念的名单是按照死亡先后排序的。头一个念的名字——不是道格拉斯·阿特伍德，虽然我刚刚是这么说的——就是第一个死者。
听着老人的声音，听着那些名字如同土块落在棺材盖上一般，在室内镶木墙壁间回荡，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发现自己感动得泫然欲泣。他觉得仿佛脚底的土地在裂开，而他从中凝视着无边的空旷。最后一个名字念完之后，有一阵短暂的静寂，对他来说，时间好像停止了，这份静寂将延伸至永远。
老人打破了这份静寂。他从胸前的口袋掏出一个Zippo打火机，弹开盖子，转动打火的轮子，点燃那张纸的一角，火燃起时，他的手就抓着另外一角。等到火焰烧尽了大半张纸后，他把剩下的放进烟灰缸里，看着它化为灰烬。
“你们以后不会再听到这些名字，”他告诉大家，“他们都走了，去了死者该去的地方。他们那一章已经结束了，而我们这一章才正要开始。”
他把手上的Zippo打火机举高，点燃，然后一弹，把盖子关上。“今天是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他说，“我第一次跟刚才念到名字的那三十个人坐在一起，是在一八九九年五月三日，美西战争结束十个月之后。当时我二十三岁，只比你们最年轻的人年长一岁。我没参加过美西战争，不过当时房间里有其他几个人参加了，另外有一个人还跟前总统泰勒一起打过墨西哥战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那时已经七十八岁了。我曾坐着听他读三十个陌生的名字，然后看着他烧掉名单，当然他是用火柴烧的。当时还没有Zippo打火机这种玩意儿。而那位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不想讲，几分钟前我刚念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生曾在他二十岁还是二十五岁的时候，看着另一位老人烧掉另一张名单，那会是什么时候？我想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吧。当时有火柴吗？我想没有。房间里的壁炉有火，我想那位老人——即使我想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也无从得知了——我想他把名单扔进了火里。
“我不知道那个聚会的日期，也不知道在什么地点举行。刚刚说过，我第一次参加聚会是在一八九九年，我们三十一个人聚集在联合广场杜拉克餐厅二楼的一间私人餐室。往事早已一去不返，那幢建筑也老早改建过；现在是克莱恩百货公司。杜拉克餐厅关门后，我们每年都换不同的餐厅聚会，后来就固定在本·泽勒的牛排屋。在那里聚会了好些年，到了二十年前，那家店换了老板，我们不太高兴。从此就换到坎宁安餐厅这儿来。去年我们只有两个人参加。今年有三十一个。”
那么，耶稣降生后的一九六一年的五月四日，马修·斯卡德在哪里？
我可能去了坎宁安餐厅，不过不是和那个老人以及三十个新兄弟一起在私人餐室里，而是在吧台或主餐室，或者是在文斯·马哈菲喜欢的小餐厅。当时我二十二岁，再过两星期就是我二十三岁生日了。在此六个月前我生平第一次投票。（当时投票年龄尚未降至十八岁。）我投给了肯尼迪。于是，在伊利诺斯州的库克郡出现大批的墓碑和空地之后，肯尼迪险胜了。
那时我还是单身，但已经遇到不久后即将与之结婚又离婚的女孩。当时我刚从警察学院毕业不久，被分配到布鲁克林，跟着老警察马哈菲搭档办案，上级认为我可以向他学习。他教了我很多，其中某些东西上级可不会太希望我知道。
坎宁安餐厅很合马哈菲的口味，店内有被手长期摩擦而发黑的木头、红色的皮革、还有被磨得发亮的铜，香烟氤氲飘在空气中，酒味四散在杯觥间。菜单上有很多牛肉和海鲜菜色，不过我每次去大概都是点同样的菜——虾子沙拉、厚片牛排、烤马铃薯配酸酱。甜点是山核桃派或苹果派，然后是一杯浓得搅不动的咖啡。当然还会喝酒。一开始来杯马丁尼当餐前酒，加一片柠檬，冰凉而辛味十足。餐后一杯白兰地帮助消化。然后再喝点威士忌醒醒脑。
马哈菲教我要怎样靠着巡逻警察的薪水还能吃得好。“要是天空飘下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又正好掉在你伸出去的手上，”他说，“那就把手指阖起来抓住钱，然后感谢天主。”好些钱落在我们手里，我们也一起吃了一大堆好菜。我们应该去坎宁安餐厅的，不过那儿实在太远了。我们大半是离开布鲁克林，过河到切尔西区内第七大道和三十二街街口的彼得·路格餐厅。那儿可以吃到同样的菜，而且气氛也非常类似。
你还是可以吃同样的菜，不过坎宁安餐厅在七十年代早期便已经消失了。有人买下那幢建筑，拆掉，盖起一幢二十二层的公寓。我升了警探之后，被调到格林尼治村第六分局，离坎宁安只有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我记得那几年我大概每个月去那儿一两次。但在他们关门之前，我就已经缴回警徽辞职不干，搬到西五十七街的一个小旅馆。我大半时间都消磨在街角的阿姆斯特朗酒吧。在那里吃饭、见朋友，在那个店里我固定的一张餐桌上处理事务，也喝了不少酒。所以我根本没注意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开始营业的坎宁安牛排屋熄了灯，关门大吉。不过我猜有人告诉过我这个消息，而且我想当时我也曾为此干了一杯。那些日子里，任何事情都会让我干一杯。
再回到坎宁安餐厅，也回到一九六一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吧。老人——干吗还一直称他为老人？他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他名叫霍默·钱普尼。
“我们是个三十一人的俱乐部，”他说，“我告诉过你们，我入会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而我第一次参加聚会时，发表演讲的那个人，是生于一八一二战争的八年后。那么，他第一次参加聚会时，演讲的是谁？还有，这个三十一俱乐部是在什么时候首度聚会，宣誓要每年聚会一次，直到在世的只剩一个人呢？
“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几世纪以来的种种神秘历史中，有一些关于三十一俱乐部的模糊资料。我个人研究之后认为，第一届三十一俱乐部是四百多年前共济会的一个分支。不过这一点也不确定，因为根据《汉摩拉比法典》的其中一节，古巴比伦时代曾经有一个三十一俱乐部；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俱乐部可能是基督时代古犹太软禁欲主义的分支。有一项资料显示，莫扎特曾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另外谣传富兰克林、牛顿，还有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都曾是会员之一。我们无从知道多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个俱乐部，也不知道经过了几世纪之后，有多少个分支还在继续下去。
“这个俱乐部的结构很简单。三十一个人格高尚的男子宣誓，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要聚在一起，吃饭，报告这一年来他们生命中的改变，同时向这一年过世的人致敬。每一年我们都会宣读死者名单。
“当三十一俱乐部只剩下一个人时，他就得像我一样，找三十个理想的候选人来当会员，在这个特定的晚上让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就像我刚刚一样，诵读三十个已经过世的兄弟名字，烧掉名单，结束这一章，并开启下一章。
“现在我们继续，兄弟们，我们继续下去吧。”
根据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的说法，霍默·钱普尼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他的坚强生命力。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个晚上，他已经退休多年，也卖掉了他开设的小工厂，生活相当安定。可是他努力想向他们推销，而希尔德布兰德也毫不怀疑地相信，钱普尼是个成功的推销员。他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会让你注意听他说的每个字。他越说越热诚，而你也会越听越想听。
“你们彼此并不熟悉，”钱普尼告诉他们，“也许之前你认识这个房间里的一两个人，或者这房间里有三四个人是你的朋友。先把你们之前的交情先摆在一旁，今天这个聚会所要建立的，不是那种一辈子的社交圈。因为这个组织、这个结构，所关心的不是一般人所认识的友谊，与社交、互惠无关。我们来这里，不是要交换股票情报或拉保险。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兄弟们，而我们是在一条小路上，要朝一个非常特定的目标走去。在走向死亡的漫漫长路上，我们记录彼此的过程。
“对会员的要求不多。我们没有每月例行的集会，没有分派的任务，没有会员卡。除了每年一次晚餐分摊的费用之外，也不必交会费。你们唯一的承诺、也是我要求你们必须完全做到的，就是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的聚会都必须参加。
“有时候你会不想出现，有时候要参加这个聚会对你来说非常不方便。但我恳求诸位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不变的承诺。你们有些人会搬离纽约，可以想见，到时候每年回来聚会就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此外，有时候你们或许会觉得这个俱乐部很愚蠢，好像长大就得抛弃的一种东西，好像你生命中宁可脱离的一部分。
“别这样做！三十一俱乐部在每个会员生命中只占一小块，一年只花掉你一个晚上。然而它却给予我们的生命一个旁人无法得知的焦点。我的年轻兄弟们，你们串在一个锁链上，远溯自这个国家建立时便已牢不可破，而且你们是源自古巴比伦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从出生后，便花上一生的时间走向死亡，每天都向死亡迈进一步。这是一条难以独行的路，有好同伴就会轻松得多。
“此外，如果你的路走得比旁人都长，成为最后一个结束的人，你还有一个额外的义务，那就是找到三十个年轻人，三十个被选定的好人，就像我带你们一样带他们相聚一堂，在这个锁链上铸造一个新的链环。”
三十多年后，重述着钱普尼的话，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或许现在听起来有点蠢，不过当时他们听着霍默·钱普尼的话时，可一点也不这样认为。
那位老人的热忱具有感染力，他说。你能感受到他的热情，但那不只是一种被他的野心所征服的东西。稍后冷静下来，你还是会接受他要推销给你的东西，因为他用某种方法让你了解某些事情，否则你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明白。
“晚上的节目还有另外一部分，”钱普尼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人要轮流站起来，告诉其他人四件关于自己的事情。姓名、年龄、你最有意思的事情，还有现在的感觉。现在，该是与其他三十个同伴开始这伟大旅程>的时候了。
“从我开始，虽然我大概已经说过上面讲的四件事了。我想想，我名叫霍默·钱普尼。今年八十五岁，我所能想到关于我最有意思的事情，除了我是上一章最后一个在世的成员之外，就是我曾参加一九○一年在水牛城举行的泛美博览会，而且跟麦金利总统握了手，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那个刺客叫什么名字？乔尔戈什，没错，利昂·乔尔戈什，谁忘得了那个迷途的可怜的混账东西？
“至于我此刻的感觉如何？呃，年轻人，我兴奋极了。我传下了火炬，而且我知道我交到了能传承的好人手上。自从上一个俱乐部的最后一个人去世之后，自从我成为必须完成这个使命的人之后，我最恐惧的，就是在我召开这个聚会之前就死去。所以现在我放下了心里一块大石头，而且有一种，哦，有一种伟大起点的感觉。
“不过我说得太多了。其实只需要说四句话，名字、年龄、有意思的事情，还有感觉。我们从这一桌开始，我想，肯德尔，就从你开始，然后轮流讲……”
“我是肯德尔·麦加里，二十四岁，关于我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祖先曾参加了《独立宣言》的签署。我不知道自己对于加入这个俱乐部有什么感觉。我想是兴奋吧，而且这是一大步，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我的意思是，这不过是一年一个晚上而已……”
“约翰·扬德尔，二十七岁。最有意思的事情……嗯，我最?
近能想到关于自己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我上星期天结婚到现在还不满一个星期。这件事搞得我脑子里一团混乱，所以没法告诉你们对任何事情的感觉。不过我要说，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聚会，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一部分……”
“我是的鲍伯·伯克，是B-e-r-k，不是B-u-r-K-e。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犹太人，不是爱尔兰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解释这点不可。或许这就是和我有关最有意思的事情。我不是指我是犹太人这件事，而是我脱口而出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这个。哦，我今年二十五岁。我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你们都属于这里，我却不是，不过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大概不是在座唯一有这样感觉的人，对吧？或者只有我有这种感觉，不知道……”
“布莱恩·奥哈拉，是H大写，前面有个O的那个奥哈拉，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爱尔兰人，不是姓大原的日本人。”
“我是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今年二十五岁。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思，反正我有八分之一印第安彻罗基族的血统。至于我的感觉，实在很难讲。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为大于自身某种事物的一部分，某种从我之前就开始、而且会超越我生命的事物……”
“我是戈登·沃尔泽，三十岁。我是瑞洋公司的会计经理，至于最有意思的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嗯，我有一件事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生来双手都有六个指头。我六岁的时候动过手术，左手上还有疤，不过右手没有……”
“我是詹姆斯·塞佛伦斯……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此刻跟你们共聚一堂。我不知道我来这里干吗，不过这好像是某种转折点……”
“我叫鲍伯·里普利，我听过太多‘信不信由你’的笑话了……今晚我来这儿之前，曾经想过，组织一个俱乐部只为了等死，实在很病态。不过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同意路易斯的说法，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成为某种重要事物的一部分……”
“……我知道这是迷信，不过这个想法一直甩不掉。我觉得如果我们逼自己去注意不确定的死亡，只会让死亡提前到来……”
“……我高中毕业当天晚上出了车祸，我们六个人坐在我最要好朋友的车上。其他人都死了，而我只是锁骨骨折和一点皮肉之伤而已。这就是关于我最有意思的事情，也是我对今晚的感觉。看吧，车祸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而我从那时开始，心里就一直想着死亡了……”
“我想唯一能描述我感想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我唯一有过和现在感觉相同的，就是我女儿出生那天晚上……”
三十个人，年龄从二十二到三十二。全都是白人，也全都住在纽约市或附近。他们都受过大学教育，大部分也都毕了业。一半以上已婚，三分之一以上有孩子，有一两个离了婚。
现在，三十二年以后，半数以上已经死了。
第二章
我遇到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时，是他成为三十一俱乐部会员的三十二年又六个星期之后，他前额的头发已经掉了很多，肚子也胖了一大圈。他是金发，偏分，整齐地朝后梳，双鬓已经转为银色。大脸宽阔，一副聪明相，手很大，握手时很坚定却没有侵略性。身上穿的那套蓝底白条纹的西装肯定花了一千美元，手腕上的表却是二十块的天美时。
他前一天傍晚打电话到我旅馆的房间。虽然一年多前我已经搬去对街的公寓跟埃莱娜同住，不过还是留着原来的房间，充当办公室，虽然我根本不会在这里见我的顾客。只是曾在这里独居过好些年，我也不太愿意放弃。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然后说他从欧文·迈斯纳那儿打听到我。“我想跟你谈谈，”他说，“一起吃个午餐怎么样？明天会不会太急了？”
“明天可以，”我说，“不过你如果有急事的话，我也可以今天晚上跟你碰面。”
“没那么急。我一点也不确定这会是急事。不过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想再拖下去。”他大概又说了他的年度健康检查还是跟牙医有约之类的。“你知道艾迪生俱乐部吗？就在东六十七街，我们十二点半在那里见面如何？”
艾迪生俱乐部以十八世纪的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的名字命名，是一幢五层楼高的石灰石老建筑，坐落在中央公园和列克星顿大道之间六十七街的南侧。希尔德布兰德在外面接待台附近等，我一走近向侍者报上名字，希尔德布兰德就过来向我自我介绍。在一楼的用餐室，他拒绝了侍者安排的座位，而是自己挑了一张角落的桌子。
“圣乔治掺冰块，加一片柠檬，”他告诉侍者，然后转过头对我说，“你喜欢圣乔治吗？我在这里都喝这个牌子，因为很多餐厅都没有。你听说过这个牌子吧？是一种意大利辛味苦艾酒，再加上一点罕见的药草浸泡而成，很淡，午餐喝马丁尼对我来说恐怕太烈了。”
“我改天再尝，”我说，“今天还是来一瓶毕雷矿泉水吧。”
他先为食物道歉。然后说：“这里环境挺不错的，对吧？当然他们不会催你快点吃，而且桌子不会排得太挤，还有一半是空的。呃，我想我们应该为这里提供的隐私性感到高兴。如果你只点一些很平常的菜，这儿做得不算太坏，我大都点综合烤肉。”
“听起来不错。”
“再来个蔬菜沙拉？”
“好的。”
他写好点餐卡，交给侍者。“私人俱乐部，”他说，“已经濒临绝种了。艾迪生俱乐部原来大概是专属于作家和记者的，不过这么多年来，会员大半都成了广告界和出版界的人。到了现在，我想只要你有脉搏、有支票簿，而且不是有重罪前科的话，都可以成为会员。我大概是十五年前加入的，当时我和我太太搬到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德市，常常工作到很晚，赶不上最后一班火车，得留在市内过夜。旅馆太贵，而且没有行李去旅馆办住宿登记，让人觉得好像有点暧昧。这家俱乐部的顶楼有房间，价钱很合理，也很方便。我反正本来就在考虑要加入，住宿问题让我产生了动机。”
“所以你现在住在康涅狄格州？”
他摇摇头。“五年前最小的儿子大学毕业，哦不，是辍学不念了，于是我们就又搬回来了。我们住在离这里六个街区。现在这种时代，可以走路去上班，实在太美了，对吧？”
“是啊。”
“嗯，有首歌说：四月的巴黎，六月的纽约。我从没在四月去巴黎，不过我知道那时的巴黎大概是阴雨天居多。五月要好多了，不过那首歌用四月这个词比较合音节。可是六月的纽约，让你觉得这首歌形容得贴切极了。”
侍者上菜的时候，希尔德布兰德问我要不要来杯啤酒佐餐，我说这样就很好。他说：“我要点杯无酒精啤酒，我忘了你们有什么，有欧杜尔牌吗？”
结果有，他就要了一瓶，然后期待地看着我。我摇摇头。无酒精啤酒和无酒精葡萄酒都还是有酒精的影子，是否足以影响一个戒酒的酒鬼不得可知，但我在匿名戒酒协会里所认识那些坚持认为喝这类玩意儿无所谓的人，后来或早或晚都又破戒喝了酒。
总之，没有酒精的啤酒，我喝它又有什么屁用呢？
我们谈到他的工作——他是一家小公关公司的合伙人，还谈到长期居住在郊区之后，搬回市区居住的种种美好。如果我们是在他办公室见面，就得开门见山谈正事；不过约在这里，就可以遵循老式的规矩，吃个便餐，吃完再谈正事。
咖啡来了之后，他拍拍自己的胸袋，然后自嘲地嗤鼻一笑。“真滑稽，”他说，“你看到我刚刚的动作没？”
“你刚刚要掏香烟。”
“没错，可是我十二年前就戒掉那坏习惯了。你有过烟瘾吗？”
“不太有。”
“不太有？”
“我从来没有抽烟的习惯，”我解释说，“或许一年有那么一次，我会买包烟，一口气连抽个五六支。然后就把那包烟丢掉，一整年再也不抽。”
“天哪，”他说，“我从没听过有人能碰了香烟不上瘾的。我想你的个性大概就是不会对任何事情上瘾吧。”我没搭腔。“戒绝某种瘾，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困难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做过唯一困难的事情。我还常常梦想会重拾那个习惯，你会吗？你会不会每年一次来个抽烟大狂欢？”
“哦，不。我不抽烟已经超过十年了。”
“嗯，我只能说，我很高兴桌上没有一包拆了封的香烟。马修，”——现在我们可以直呼对方的名字了——“我想问你一些事情。你听过三十一俱乐部吗？”
“三十一俱乐部？”我说，“这个俱乐部不是什么商店吧。”
“不是。”
“不过我倒听过一个餐厅名叫二十一，我不认为——”
“那不是一个有特定场所的俱乐部，像哈佛俱乐部或艾迪生。也不是餐厅。那是一个特殊的俱乐部。哦，我来解释一下吧。”
他的解释很长，巨细靡遗。从一九六一年那个晚上的细节开始。他很会讲故事，让我仿佛亲眼见到那个私人餐室，四张圆桌（其中三张各坐了八个人，另外一张是钱普尼跟其他六个人）。我可以看见那位老人、听到他说的话，也感觉得到他激励人心、抓住听众的那种热情。
我说我没听说过他描述的那种组织。
“我想你没特别研究过莫扎特和富兰克林，”他说，匆匆一笑，“或者古犹太软禁欲主义者和巴比仑人。前几天晚上我在思考这这些事情，想确定我到底相信多少。我从没认真去图书馆查过资料，也从没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的组织。”
“你向别人提起，也没人有任何类似的熟悉感？”
他皱起眉头。“我很少提起，”他说，“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详细的跟非会员谈到这个俱乐部的细节。有几个人知道我每年跟一群人聚会吃饭喝酒，但我从没提过这个团体的任何历史，或者用等待死亡的观点去谈这件事情。”他看着我。“我从没告诉过我的太太和孩子。我最要好的朋友跟我相交二十几年，他也从不知道这个俱乐部是怎么回事。他以为这只不过是个兄弟会聚会之类的。”
“那个老人曾要求你们每个人守密吗？”
“没特别说明。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社团——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但是那天我离开坎宁安餐厅时有一种直觉，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的秘密。而且多年来，这种感觉在不经意间已经愈来愈深。很早开始我们就有默契，在那个房间里面讲的话不会传到外面去，我会告诉那些哥儿们一些我绝不会告诉其他人的事情。我不是那种有很多秘密的人。不过可以这么说，我很注重隐私，我想我都把自己的大部分隐藏起来，不让生活中的其他人看到。老天在上，我已经五十七岁了，你应该也接近这个岁数，对吧？”
“我五十五岁。”
“那你就了解我的心情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已经够成熟，懂得把内心深处的想法留给自己，再新潮的心理学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但是一年一度，我坐在一群其实还是陌生人的人们中间，偶尔我就会敞开心房，谈一些自己原本没打算要谈的事情。”他眼睛朝下看，拿起桌上的盐罐子，在手上转来转去。“几年前我有一段婚外情，不是逢场作戏，那种露水缘我过去几年也有过一些。这回是真的在谈恋爱，持续了将近三年。”
“没人知道这件事？”
“你猜到我要说什么，对吧？是的，没人知道这件事。我没被发现，也没告诉过任何人。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其他人，我想她不会的，反正我们没有共同的朋友，所以也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曾在五月第一个星期四的聚会上谈过我的婚外情，而且说过不止一次。”他用力把盐罐子顿回桌面上，“我也跟她谈到过那个俱乐部。她觉得很病态，她对整件事情都很厌恶。不过她喜欢的是，她是我唯一吐露过这件事的人。她非常喜欢这部分。”
他沉默下来，我啜了口咖啡，等他开口。好一会儿，他说：“我已经五年没见过她了。要命，我已经十二年没抽过烟了，而我实在想再抽一根，想得要发疯，不是吗？有时候我觉得，根本没有人能淡忘任何事情。”
“有时候我也有同感。”
“马修，我点一杯白兰地会不会让你难受？”
“我为什么会觉得难受？”
“哦，其实不关我的事，不过我难免会有这种推测。其实是因为让我来找你的那个欧文·迈斯纳。我认识欧文好多年了，我知道他以前的酒鬼样子，也知道他怎么戒酒的。我问他怎么会认识你，他含糊其辞，所以刚刚你没点酒，我也不会太惊讶——”
“如果我点一杯白兰地，那我就难受了，”我告诉他，“你点的话，我不难受。”
“那我要点一杯，”他说，然后望向侍者。侍者听完他的要求离去后，希尔德布兰德再度拿起盐罐子，又放下，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三十一俱乐部，”他说，“我觉得有人在里面搞鬼。”
“搞鬼？”
“杀死会员。一个接一个，把我们统统杀光。”
第三章
“我们上个月的聚会，”他说，“是在西三十六街的金氏小馆。七十年代早期坎宁安餐厅关门后，我们就改到那儿聚会。他们每年都给我们相同的房间，在二楼，像个私人书房。房间里有一整排书架，墙上挂了几幅祖先肖像画。那儿还有壁炉，餐厅的人会替我们生火，其实五月根本没那么冷。不过气氛很好。
“我们在那里聚会有二十年了。刚把聚会改到那儿举行时，金氏小馆正濒临倒闭。那儿称得上是纽约一景，如果真的关门，那就太可惜了。幸好他们不但撑了下来，而且活得好好的，我们也是。”他停下来，想了想，“只有一部分活得好好的。”他说。
他面前桌上摆着的那杯干邑白兰地，一直都没动过。偶尔他会伸手盖住那个白兰地杯，或者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杯脚，或者把杯子挪来挪去。
他说：“上个星期的晚餐聚会，我们宣布过去十二个月里有两个人死亡。弗兰克·迪乔里奥九月死于心脏病；接着到了二月，艾伦·沃特森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刺死。所以过去这一年，我们有两桩死亡事件。你会觉得奇怪吗？”
“这个嘛……”
“当然不奇怪。我们这个年纪死亡不算稀奇。那么，一个人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有两个熟人死掉，这样算不算罕见？”他抓着白兰地杯的杯脚，顺时针转了四分之一圈。“你想想看。如果我再告诉你，过去七年中，我们有九名会员死了。”
“比率好像有点高。”
“那还只是过去七年而已，之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八个会员。马修，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四个人了。”
霍默·钱普尼曾告诉他们，他可能是第一个辞世的人。“孩子们，这是理所当然。自然法则就是如此。不过，我希望至少能陪着你们几年，好让我多了解你们一点，看着你们有个好的开始。”
结果，老人一直活到九十四岁。他年年都出席晚餐聚会，身体一直很硬朗，而且到死前都头脑清楚。
他也不是会员中第一个死去的。这个团体前两次的年度聚会都没有死讯，但到了一九六四年，他们宣布菲利普·卡利什三个月前与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在长岛高速公路的一桩车祸中意外身亡。
两年后，詹姆斯·塞佛伦斯战死于越南，前一年的聚会他就已经因为被征召从军而无法参加，当时大家还开玩笑说，以亚洲战争为借口来破坏这个重大承诺实在很说不过去。次年五月，当他的名字紧跟在菲利普·卡利什后面被念出来时，去年的玩笑依稀在镶木墙壁之间回荡。
一九六九年三月，就在年度晚餐的两个月前，霍默·钱普尼在睡梦中过世。“如果哪天早上，你九点还没看到我出现，”他告诉过自己长期居住的那家饭店的职员，“请打电话来我套房，如果我没接电话，就过来看看我怎么了。”柜台的职员打了电话，然后请门房代一下班，自己上楼去了钱普尼的房间。发现钱普尼死亡后，他吓坏了，赶快打电话给老人的侄子。
侄子按照叔叔的吩咐，一一打电话通知俱乐部的会员。当时三十一俱乐部还剩下二十八个人。钱普尼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要确定每个人都知道他走了。
葬礼在坎贝尔举行，这是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首度参加俱乐部会员的葬礼。来送葬的人很少，钱普尼比同辈的人都活得久，而他的侄子——其实是侄孙，大概是五十来岁——是他在世上唯一还住在纽约地区的亲属。除了希尔德布兰德，三十一俱乐部中有六个成员也意外地出现在葬礼上。
葬礼之后，希尔德布兰德和几个会员一起去喝杯酒。当印刷业务员的比尔·鲁盖特说：“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会员的葬礼，也是最后一次了。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在坎宁安餐厅聚会，到时候我们会宣布霍默的名字，然后，我想我们会聊聊他的一些事情，这样就够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参加会员的葬礼，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那种地方碰面。”
“今天我是真的想来表示一下致意的。”有人说。
“都是这样，否则我们也不会来了。可是我前两天跟弗兰克·迪乔里奥谈过，他说他不会来，因为他觉得不恰当，现在我同意他的话。这个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在社交场合碰到几个会员，偶尔会一起吃个午饭，或者下班后喝杯酒，有时甚至带着太太们一起去吃晚饭看电影。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做了，那天我跟弗兰克聊天时，才忽然想到，这是去年五月聚会过后，我第一次跟俱乐部里面的会员说话。”
“比尔，你不喜欢我们了吗？”
“我非常喜欢你们，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说，“我只是想把事情分清楚。天哪，甚至从上次聚会后，我就没再去过坎宁安餐厅。不记得有多少次，会有人提议要去那里吃中餐或吃晚餐，最后我总是设法让大家换个地方。‘哦，我不太想去，’我上个星期才这么告诉我的朋友们，‘上回我去，菜很难吃，那个地方水准已经不如以前了。’”
“上帝啊，比尔，”有人说，“你还有良心吗？你会害得他们生意做不下去的。”
“哦，我实在不想害他们，”他说，“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说，一年一次就够了。我希望这三十个人我一年只要见一次面、这个地方我一年只要去一次，这样最好。”
“现在是二十七个，加上你是二十八个。”
“是的，”他郑重地说，“就是这样。不过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想教你们该怎么做，我爱你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不会去参加你们的葬礼。”
“没关系，比尔。”鲍伯·里普利说，“我们会去参加你的葬礼。”
“一九六一年的三十个人，年龄从二十二到三十二岁不等，居中的是二十六。三十二年后，你觉得在世的应该有多少人？”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希尔德布兰德说，“上个月的晚餐后，我头很痛，回家后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醒来时我觉得有件事情很不对劲。有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总有几个人会死去。死亡已经开始蚕食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死亡率似乎太高了。我心里一直想着不同的答案，然后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我的感觉对不对。我打电话给一个老向我推销保险的人，告诉他我有个保险上的问题要请教他。我把数字告诉他，问他以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的期间内，死亡比例会是多少。他说他得打两个电话，然后回电告诉我。猜猜看，马修，三十个人里头会有几个死去？”
“不知道，十个八个？”
“四五个。我们应该还有二十五个人在世，而不是十四个。你有什么感想？”
“我不确定，”我说，“不过这一定会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问你朋友一个问题。”
“我就是这么做，说说看你想问的问题。”
“我会要他再去仔细计算一下，看这样的抽样，应该有多少个人死亡。”
他点点头，“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于是他又打了个电话去问，给我的答案是，三十个人里头死了十六个，是相当惊人的，不过还不算离奇。他这个说法你明白吗？”
“不明白。”
“根据他的说法，这个抽样太小了，任何结果都不算离奇。全部活着或全部死亡都有可能。如果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有这样的死亡率，那么从保险公司精算师的立场来看，可能有些什么意义。群体越大，在统计上就越有意义。如果在三百个人的群体中，有一百四十个人还活着，那就很离奇。三千个人里头还剩一千四百个人，那就更离奇。三万个人里头还剩一万四千个人活着，那就该怀疑这个样本里的人是不是住在切尔诺贝利这类高辐射污染区，或者是他们的母亲怀孕期间吃了DES。那真的是要请死神进门才可能。”
“我明白了。”
“我有过一些广告信函方面的工作经验，什么都测试。如果我们一份有五十万人的名单，那么尝试寄给其中的一千人，我们知道回件率可能只有一两个百分点。不过我们更知道这比只寄出三十份要好，因为三十份的测试结果根本没有意义。”
“你在意的是什么？”
“我在意的是百分此，而不是抽样的大小。从统计学上说，我们应该只有四五个人死亡，实际上却是三四倍，我无法忽视这个事实。马修，你对这些事实有什么想法？”
我想了想。“我对统计学一点概念也没有。”我说。
“可是你以前当过警察，曾是个办案的警探。你一定有些直觉。”
“应该是吧。”
“这些事情告诉你什么？”
“先排除特殊状况。你刚刚说过，有一个人死于越战。还有其他战死的人吗？”
“没有，只有詹姆斯·塞佛伦斯。”
“那艾滋病呢？”
他摇摇头。“有两个会员是同性恋者，不过我们这一章刚建立时，我想没有人知道。要是有人知道，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一九六一年那个时代？嗯，我想一定会不一样，第一次聚会我们轮流站起来讲关于自己最有意藏书网思的事情之时，没有人提到这个。不过后来这两位就觉得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性倾向。我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坦白的，只记得是还在坎宁安餐厅聚会那时，所以那也是很久以前了。他们两位都不是死于艾滋病。洛厄尔·亨特应该还很健康，他告诉过我们他是HIV阳性，不过直到上个月我们聚会时，他看起来都毫无病发的症状。卡尔·乌尔死于一九八一年，当时还没人听说过‘艾滋’这个词儿。我想当时这种病就已经存在，不过我肯定没听说过。总之，卡尔是被谋杀的。”
“哦？”
“被发现死在他切尔西的公寓里。他就住在坎宁安餐厅的街角，不过当然卡尔遇害的时候，坎宁安餐厅已经不存在了。我猜是性谋杀，某种施虐与受虐的游戏玩得太过火。他是被勒死的，手被铐住，头上戴着皮制面罩。而且被挖出内脏，性器官也被切掉了。我们住的真是个地狱般的世界，不是吗？”
“是啊。”
“我跟那位保险经纪人谈过之后，有几天都熬到很晚，想找出一个解释。第一个，当然，这纯粹是偶然。这么高的死亡人数，可能只是走霉运罢了，不过任何赌徒都会告诉你，意外的事难免会发生。长期来说，总有转变的可能。不过不是有个说法吗？反正我们早晚都会死，你认真想想，这就是我们俱乐部的主旨之一。”他拿起酒杯，但还是没喝下那个该死的玩意儿。“我说到哪儿了？”
“纯粹是偶然。”
“对了。你根本找不到规律，不过我先把这个放在一旁，寻找其他解释。我想到的一个，就是我们这群人都有早死的强烈倾向。可是在自然选择的条件下，这些人会加入我们俱乐部，实在有待商榷。一个基因注定会早死的人，很可能在有意无意间便警觉到自己的命运，因此就会比旁人更愿意接受邀请，加入一个提早占领死亡的俱乐部。我不知道自己相不相信命运，这可能要看你什么时候问我，不过我确信基因中的某些倾向。所以这是一个可能。”
“再告诉我其他的可能性。”
“嗯，另外一个是有点‘心灵胜于事实’的意味。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俱乐部可能会影响会员，让他们‘英年早逝’的机会增加。”
“怎么影响？”
“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死亡上。我不想去争论说一个人拒绝承认自己的死亡，就能延长自己的寿命；但如果只是成天坐以待毙，每年相聚一次看看有谁又死了，就有可能加速死亡。我确信我有一部分的自我在渴望死亡，就如同另外一部分的我希望长生不死。或许我们的聚会，会消耗生存的意志，同时增强死亡的欲望。身心相互影响的概念现在已经充分得到了验证，即使连医生也都警觉到。人们会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而变得容易生病，变得容易发生意外，而且往往会做出危险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
“应该是吧。”我想再要点咖啡，才稍稍抬起头来搜寻侍者，他就匆忙过来替我把杯子加满。我说：“听起来，霍默·钱普尼好像生存意志十分坚强。”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到了九十岁还比大部分人一辈子都精力旺盛，努力给生活增添各种情趣，让自己活得更好。而且不要忘了，他那一代的人不像我们这一代这么长寿，也没那么老当益壮。我们这一代到了应该坐安乐椅的年纪，在他那一代还能有心跳就不错了。”
“那他那一章的其他人呢？”
“都死了，”他悲伤地说，“我只知道这些。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名字，也只听过一次，就是霍默念了名单后把那张纸烧掉那次。他说到做到，再也没有提过他们的名字。他唯一关心的，就是那一章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他们活了多久，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他忽然一笑，“据我所知，他们甚至不曾存在过。”
“什么意思？”
“多年来我从没有过这个想法，但有天晚上，我忽然想到这一点，然后一直无法忘记。假设我们之前根本没有那一章。假设霍默只是从电话簿随意抄来了那些名字。假设所有细节和整件事情，包括曾参加墨西哥战争那个人，以及莫扎特、牛顿，还有那个巴比伦的空中楼阁，都是揑造的。假设他只是个疯子，天生健谈，以为在他等待死神的余生，每年跟一群年轻人吃一次牛排会很有趣。”
“你并不真的认为如此。”
“当然不是。但有趣的是，也没无法反驳。如果霍默有任何关于前一章的书面资料留下来，我相信在我们第一次聚会后也已经都毁掉了。如果他那一章的兄弟们有任何书面资料留下来，就算他们的子孙没有丢掉，堆在哪个阁楼等着发烂。可是谁又晓得要去哪里找？”
“总之，这也不重要，对不对？”
“是不重要。”他说，“因为如果真是命中注定，不管是基因或者其他什么，我也无能为力。而如果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某个会员，借着一些狡猾的方式荼毒我们的心理，那么，现在寻找对策大概也太晚了。如果霍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老混账，我们只是幽默史上第一届三十一俱乐部，好吧，那又怎样？我还是会在五月第一个星期四来跟死神约会，而如果我成了最后一个活在世上的会员，我会负起责任，选择三十个可敬的人，让这个古老的火焰维持不灭。”他嗤鼻一笑，“要找三十个可敬的人，可是一年比一年难了，不过也很难讲。我只是有个感觉，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
我说：“你觉得那些会员是被谋杀的？”
“是的。”
“因为实际上的死亡人数超过自然率太多了。”
“那是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因此才去寻找解释的。”
“然后呢？”
“我做了一份我们成员的死亡名单，列出了他们的死因。其中一些显然不是被谋杀的，他们的死亡只是自然的结果。比如菲利普·卡利什是在长岛高速公路上和另一部车迎面对撞，对方司机喝醉了，弄错了方向，在往西的车道上朝东超速行驶。如果他还活着，可能会被以车祸杀人罪起诉，不过这似乎不是可以事先安排的那种谋杀。”
“的确。”
“还有，詹姆斯·塞佛伦斯是被越共还是北越兵杀死的。战死不会是自然因素致死，不过我也不认为是谋杀。”他的手指碰碰白兰地酒杯的杯缘，然后又缩回去。“有几桩死亡，除了自然结果不可能有其他原因。罗杰·布克斯潘得了前列腺癌，而且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医生想替他做骨髓移植，可是他没撑过去。”他的脸在回忆中变暗了，“他才三十七岁，这个可怜的小混蛋。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还都不满五岁，他才刚写出第一本小说，而且已经要出版了。忽然之间，就这么走了。”
“想必是很久以前了吧。”
“将近二十年了。他是会员里面死得早的。另外，有两个死于心脏病，我提过弗兰克·迪乔里奥；两年前的维克多·法尔克在高尔夫球场猝死。他已经六十岁了，体重超标四十磅，还有糖尿病，所以他的死亡也没有什么疑点。”
“嗯。”
“另一方面，有几个会员是被谋杀的，还有几个人也可以认为是被谋杀，虽然警方的结论不是如此。我提过艾伦·沃特森是在下班途中被刺死。”
“还有一个住在切尔西的家伙是被性伴侣杀死的，”我说，然后搜寻回忆想着那人的名字，“卡尔·乌尔？”
“没错。当然还有博伊德·希普顿。”
“那个画家博伊德·希普顿？”
“是的。”
“他也是你们俱乐部的成员？”
他点点头。“第一次聚会时，他说他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把他公寓的墙画得像一片彩绘展示砖墙似的。当时他还是华尔街的一个实习生，听起来好像绘画不过是他的一种娱乐而已。后来，他辞掉工作，开了画展，才承认他一直很怕说出绘画对他有多么重要。”
“他后来很成功。”
“成功极了，他在东汉普顿有个面海的房子，还在特里贝卡区有一层最新型的公寓。你知道，我常常好奇，不知道博伊德那面彩绘砖墙变成什么样。他搬家前在墙上贴了几层白色壁纸，这样他的房东就不必整修了。现在不管谁搬进去，都拥有一幅原版的博伊德·希普顿的幻觉主义壁画了。只是谁会知道那幅壁画藏在好几层廉价壁纸下面。我想如果找得到的话，那幅画是可以修复的。”
“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遇害的，”我说，“五年前，对吧？”
“六年前的十月。他和太太去市区参加一个朋友的开幕典礼，之后去吃晚餐。回到市中心的那层公寓时，显然正好有小偷在里面。”
“我记得，他太太被强奸了。”
“强奸，然后被勒死，博伊德则被打死了。而且这个案子至今仍是悬案。”
“所以有三个人是被谋杀的。”
“四个。一九八九年汤姆·克卢南在他的出租车驾驶座上被射杀。他是个作家，几年来曾经有几篇短篇小说出版，还有一两个剧本在外百老汇上演过，可是他没法靠写作维生。因此写作之余，他还在一家运输公司打工，或者替一个没牌照的小工程公司做公寓整修。有时候他也开出租车，他遇害的时候，就正在开出租车。”
“这个案子也还没破？”
“我相信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犯，不过我不认为这个案子能上法庭。”
这种案子很难破。我说：“三十个人，其中四个是凶杀案的被害人。我想这比你们其中有十六个人已经死去还要惊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马修。你知道，我小时候没听说过我父母亲有熟人被谋杀的。而且我不是住在南达科他州那种世外桃源。我在皇后区长大，一开始是在里士满区，然后搬到伍德海芬区。”他皱起眉头，“不对，我们的确曾听说有个熟人被谋杀了，不过我不记得名字。他在牙买加大道开了家杂货店，在抢劫中被射杀。我还记得当时我父母非常惊慌。”
“或许还有其他人也是被谋杀的。”我提醒他，“小孩子对这种事情不太有警觉，父母亲也会瞒着他们。现在的凶杀率无疑比我们小时候要高，可是自从该隐和亚伯的圣经时代开始，人们就互相残杀。你知道，上个世纪中期，五点区有个叫老酿酒厂的大型出租公寓，后来公寓被拆时，工人从地下室扛出一具又一具的尸骨。根据估计，多年来，那幢建筑每天晚上都有一桩谋杀案。”
“一幢建筑？”
“嗯，那幢建筑相当大，”我说，“而且那个区环境并不好。”
第四章
除了这几桩凶杀案之外，路易斯告诉我，还有一部分会员其实可能也死于谋杀，只是故意布置成自杀或意外死亡的样子。他从内侧胸前口袋掏出两份名单，打开来给我看。一份是十四个还活着的俱乐部会员名单，以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还有地址和电话号码。另一份则是死亡名单——包括霍默·钱普尼在内总共有十七个人，照死亡顺序排列，每个人后面都有假设的死亡原因。
我看完了两份名单，喝了点咖啡，看着桌子对面的路易斯。我说：“我不知道你心里面认为我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你只是想找人询问一下，我能说的就是这样。你们俱乐部会员的死亡率非常高，对我来说，这么高比例的数字，.９9ｌiｂ.一定不光是疾病引起的。所有的自杀都很可能是假的，大部分的意外死亡也可能是。甚至些看起来很自然的死亡，也可能是伪装的凶杀案。这个因为呕吐而呛死的人，就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天哪，怎么可能？”
“首先让被害人昏迷，在他脸上蒙一个枕头或毛巾，引起他呕吐时，继续蒙着。有一种皮下注射的催吐剂，不过要是有人聪明地知道要验尸的话，可能有些证据会暴露出来。用膝盖往他的胃顶一下也同样有效。被害人想吐又没地方吐，很自然就会喘气，把东西吸进肺里。用这种方式轻易就可以解决一个酒鬼，你只要等着他昏迷熟睡就行了。酒醉的人会有呕吐呛死的倾向，所以这种意外死亡非常合理。”
“听起来非常邪恶。”
“我想是的。六十年代中期，有个参议员就是这样死的，当时盛传他是被暗杀的，刺客来源的说法从古巴到中央情报局都有，就看说的人是谁。不过当时肯尼迪总统刚被暗杀没多久，每个公众人物死亡都会引起谣言和阴谋的传闻。要是有哪个知名政客死于老年痴呆症，你就会听说是什么阴谋团体在他的早餐玉米片里面掺了铝盐。”
“我记得。”他深吸了口气，“我想过埃迪·绍伯的死也许有复杂的内情，但是不知道方法可能会那么简单。”
“同样，他们也可能只是死于表面的原因而已。”
“意外死亡。”
“对。”
“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我关心这件事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这件事值得调查一下。”
“你愿意接受这个调查工作吗？”
我知道他会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也已经准备好答案了。“如果事情如你所想，”我说，“那么你面对的是一个连续杀人犯，他有高度的耐心和组织能力。这不是那种四海为家的流浪汉，喝醉了酒随便挑个街头女郎分尸，再沿着公路乱撒尸块。他挑选特定的人，伺机下手。他可能杀了八个人，甚至更多。
“这一切都值得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而我只有一个人而已。如果这是纽约市警局的案子，他们会调动一大批人手去办案。”
“你认为我应该去跟警方报案？”
“如果这是一个理想世界，是的。但在真实世界，我想他们只会敷衍你一下。依照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没有警察会想接这种烫手山芋。这个案子的疯狂罪行根本很难提起诉讼，而且某些罪行得追溯到二十年前。如果我以前当警察时，接到这种案子，我一定会找各种理由丢进档案柜里，让它自生自灭。”我啜了口咖啡，“如果你真想找警方来接这个案子，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新闻媒体。”
“什么意思？”
“只要把你刚才告诉我的事情透露几个热心的记者。这些事情本身就太有新闻价值了，你再透露出几个名人给那些狗仔队，事情会闹得更大。那份在世会员的名单上，有个住在商业街的雷蒙德·格鲁利奥，那是个律师吧？”
“是的，是辩护律师。”
“通常媒体会称之为‘引起争议的辩护律师’。如果你跑去跟警方说‘硬汉雷蒙德’在一份谋杀名单上，十之八九的警察只会跑去找他，请他喝杯酒，祝他好运。可是如果你告诉记者，你就能换来一大堆报道。”
他皱起眉。“把这件事情公开，”他说，“我想会让我非常困扰。”
“我也这么想。”
“如果我怀疑的事情是真的，如果真有个杀人犯在追踪我们，慢慢削减我们的人数，那么我会尽一切可能阻止他。必要的话，就算去上收视率第一名的欧普拉谈话秀也在所不惜。”
“我想不会闹到那种地步的。”
“但如果我只是对一个统计学上的巧合反应过度，那么，不必要的破坏俱乐部的隐私就太可惜了。而且招来这样的注意是我们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雷蒙德·格鲁利奥可能会认为‘不受欢迎的注意’只是一个辩护时的字眼。”我说，“而你们最多的损失也不过就是如此。你还是得下一个艰难的决定。想得到全面调..
查的最快方式，就是找个记者来，把你刚才告诉我的故事说一遍。我猜想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吸引全国性新闻媒体的注意，四十八小时之内警方就会成立专案小组。由于死者跨越好几个州，加上又有连续杀人狂，要是媒体炒作得当，甚至可能有联邦调查局介入。”
“听起来开始像个闹剧了。”
“嗯，如果你雇用我，规模当然小多了。我连个私家侦探的执照都没有，更别说对高层有什么影响力。我能发动的任何调查都要缓慢得多，而且也不知道会花掉多少工作时间。你跟藏书网任何会员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过只字片语。”
“真的？想不到。我还以为……哦。”
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真正的秘密团体，不过我们都保密不向别人提起。其他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他握住那杯白兰地。“所以要是真有个杀手，”他淡淡地说，“几乎可以确定，一定就在我们之中。”
第五章
“天哪，居然有这种事情，”埃莱娜说，“三十一个成年人围坐在木桌前吃肉，彼此诉说的伤心事。简直嗅得到睾丸激素的味道，你不觉得吗？”
“我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太了。”
“我不是反对，”她坚持道，“我只是指出这整件事情本质上多么男性。完全保密，每年只见一次面，谈论‘重大议题’。你能想象女人有这种俱乐部吗？”
“你们会让餐厅的人发疯，”我说，“得开三十一张账单。”
“只要一张，不过我们一定会公平的分摊。‘我看看，玛丽·贝丝点了—个上厨苹果派，所以得多付一块钱。还有罗莎琳，你要了一个法国羊乳沙拉酱，得外加七毛钱。’对了，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俱乐部？”
“把账单上头点的东西一样一样分清楚？我永远不会明白。”
“不，只是多收那一勺法国羊乳沙拉酱的钱。但如果你吃的是一顿二三十块的套餐，点什么沙拉酱应该都包括在内才对。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因为我发现你迷死人了。”
“这么多年才发现？”
“或许有点反常，”我说，“可是我实在是情不自禁。”
离开艾迪生俱乐部已经是傍晚了。我回到家冲个澡，然后坐下来检查笔记。埃莱娜六点左右打电话来，说她不回家吃晚餐了。“有个艺术家七点要过来给我看他的幻灯片，”她说，“我晚上还得上课，除非你要我逃课。”
“别逃。”
“冰箱里还有一些吃剩的中国菜，不过你大概比较想出去吃。剩菜不要扔，我回家可以吃。”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说，“我去参加聚会，你去上课，等到下课后跟我在巴黎绿餐厅见面。”
“就这么办。”
我去参加圣保罗教堂八点半的聚会，出来后沿着第九大道走，大约十点十五分抵达巴黎绿。埃莱娜坐在吧台前，一边跟加里聊天，一边喝着一个高杯子里的蔓越莓汁加汽水。我过去找她，加里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他语带挖苦地说，“这是她的第三杯了，你知道她都赖皮要我们请客的。”
布赖斯给了我们一个靠窗的桌子。晚餐后她聊起那个稍早时候遇见的艺术家，那是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曾在莫瑞希尔区的一幢小公寓当管理员，也是个自学成才的画家。
“在纤维板上画了一堆格林尼治村风景，”她说，“很有民间艺术的味道，可是却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或许我看过太多这种东西了，也说不定是他看多了这种东西，我感觉就是这样。他从自己童年记忆得到的灵感，还不如抄袭其他艺术家作品的多。”她做了个鬼脸，“可是这.９９lib?t>就是纽约，不是吗？他从没有上过绘画课，也没卖出过一张画，可是却懂得要把作品拍成幻灯片。谁听过民间画家弄幻灯片的？我敢说那些阿帕拉契山的原住民艺术家就不会搞这些破玩意儿。”
“别那么绝对。”
“也许吧。反正我告诉他，我把他的名字留在档案里了，意思就是说，别打电话给我们。天知道，也许他是两个大师级老画家失散多年的混账儿子，而我才刚搞砸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我得跟着自己的直觉走，你不觉得吗？”
多年来，她的直觉一直很准。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刚升任警探，跟老婆和两个儿子住在长岛的赛奥斯特；而她是个年轻的应召女郎，开朗、风趣，又美丽。我们都让彼此快活了好些年，然后我喝酒喝掉了婚姻和警察的差事，也和她失去了联络。她继续当应召女郎，存了钱投资房地产，上健身房保持好身材，上夜校拓展心灵。
几年前，命运让我们重逢，旧情依然不减，住在一起几年后，感情变得更浓烈更丰富。一开始她照样接客，我们也都假装无所谓，但其实都很在意，最后我终于说了出来，她才承认自己早就不接客了。
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接近婚姻。去年四月她卖掉位于西五十街的房子，在凡登大厦里找了一套公寓，然后我们一起住进去。房子是她买的，我不肯让她在房契上写我的名字。
我每个月付公寓的管理费，出门吃饭也由我付账；她负责一般开销。其实我们打算把两个人的钱都合在一起算了，可是一直没刻意去这么做。
其实我们也在计划结婚，但不知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我们只是一直没订下一个日子，继续顺其自然。
同时，她开了一家画廊。原先她在麦迪逊大道的一家画廊找了份工作，想多学点做生意的诀窍。结果跟那家画廊的女老板合不来，两个月就辞职了，接下来又在市中心的春日街找了个类似的工作。她在两个画廊都没太注意艺术品，照相写实主义的东西对她来说枯燥无味，苏荷区的那些商业油画她觉得是陈词滥调，跟假日旅店里面装饰的那些海景和斗牛士图画不过是差不多的货色。
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这一行本身讨厌的地方，无聊的势利眼，嫉妒，还有讨好投资人和大收藏家。“我还以为我不卖身了，”有天晚上她说，“结果现在却在替一群烂画家拉皮条。真是搞不懂。”第二天早上她就努力去搞懂是怎么回事。
她决定，她想要的是一家介于画廊和古玩铺的店。买进她喜欢的东西，然后卖给一些想找东西挂在墙上或摆在咖啡馆桌上的人们。她眼光好，人人都这么说，而且她又曾在亨特学院和纽约大学、新学院进修多年，比一般艺术史学家更好学，那为什么不该挑自己最有把握的行业试试呢？
结果发现要开店其实很容易。那阵子附近有很多租不出去的店面，她一一查访过，最后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五街口用很合理的价钱租到一个店面。多年来她在第十一大道一直有个仓库，堆满了她买来后看腻的东西，我们两个整理后，找出一大堆版画和油画，把那辆借来的货车装满，这就让她有足够的货开张了。
开张后第一个的月底，她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二次看了马蒂斯的展览，回来后眼睛睁得大大的。“真是令人兴奋的经历，”她说，“比第一次更过瘾，我完全被迷住了。可是你知道吗？我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些早期的风景、肖像和静物。如果完全不管那些画的来龙去脉，忘记它们是出自一个天才的手笔，你会以为你看到的是二手商店买来的便宜货。”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可是这不是有点像是看着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然后说，‘跟我儿子画得一样嘛’？”
“不，”她说，“因为我不是要贬低马蒂斯，我只是要称赞某个不知名的业余画家。”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作品本身就是一切。”她说。
第二天她呼叫TJ，在她四出探访廉价商店寻宝的时候来替她看店。到了那个周末，她走遍了曼哈顿，看了几百张画，买了将近三十张，平均价格才八块七毛五。她把那些画都挂出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她，马蒂斯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大师地位会被这些作品动摇。
“我觉得这些画太棒了，”她坚持认为，“其实这些作品不一定好，可是它们很棒。”
她挑出六张最喜欢的，裱上画廊风格的黑框。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两幅，一幅三百块，另一幅四百五十块。“看到没？”她得意洋洋地说，“这些东西堆在救世军的破柜子里，一幅只卖十元，被当成破烂，没有人会看第二眼。现在严肃地对待它们，每幅标价三百到五百块，它们就成了民间艺术，买的人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关门前有个女人进来，特别喜欢那幅沙漠落日的画。‘可是看起来像着色画，’她说，‘没错，’我告诉她，‘这是那个画家最喜欢的表达形式。他向来只画着色画。’赌一赌，她明天会不会来买这幅画？”
离开巴黎绿回到第九大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准确与否。空气又冷又湿，哈德孙河上吹来阵阵冷风。
“希尔德布兰德给了我一张支票，”我告诉她，“明天早上我就存进银行。”
“除非你想用自动柜员机。”
“不了，我想直接回家，”我说，“我有点累了，而且睡觉前还想整理一下笔记。”
“你真的认为——”
“——真有人把他们当靶子干掉？我还不知道。人家就是雇我来99liｂ?找出真相的，不是雇我来预设立场。”
“所以你会有不同的观点。”
“也不完全是，”我承认，“要忘掉那些数字很难。死了太多的，得有个解释才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出解释。”
我们站在一个街口，等着绿灯。她说：“怎么会有人想要做这种事？”
“不知道。”
“如果这些人以前是大学同学，某一次兄弟会狂欢醉酒后轮奸了一个女孩，现在就是她的哥哥要替她报仇。”
“这个解释很不错。”我说。
“说不定是她儿子，他母亲死于难产，所以他想报仇，而且他也得找出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怎么样？”
“像是电影剧情。”
“我猜凶手应该是在世的人之一，对吧？”
“呃，我不认为会是受害人之一。”
“我的意思是，反过来说——”
“——是俱乐部之外的某个人。”我说，“当然，希尔德布兰德害怕的就是这个。这也是为什么他不敢把心中的猜疑告诉别人。他想找个会员谈谈他的想法，可是万一挑错了人怎么办？根据他所说，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俱乐部存在。”
“你好像很怀疑。”
“这个嘛，他们聚会三十二年了，你真以为这些年都没有人透露只字片语？”我耸耸肩，“不过，这十四个在世的会员依然是主要嫌疑犯。”
“可是他们之中怎么会有人想杀掉其他人？”
“我不知道。”
“我是说，如果你对整件事很反感，退出不就行了？难道没有人退出过？这种事总是难免的吧？”
“聚会两三年后，霍默·钱普尼曾给大家朗诵一封来自某位会员的信，信中解释他不想再参加聚会了。他搬到加州，想不出为什么要为了吃一顿牛排晚餐来回各飞三百英里。他写信建议找人取代他，可是大家都同意钱普尼的意见，找个新会员违背这个俱乐部的精神。有个人——希伯兰觉得应该是钱普尼——打算写封信再拉他归队。”
“结果呢？”
“我想那封信写了，也奏效了。一年后本来想退出的那个人，又重返俱乐部的晚餐桌。”
“刚好赶上吃嫩牛排，”她说，“好，我知道了。他们不让他退出，于是他积了满肚子的怨恨。从此以后他就回到那个俱乐部，每次杀掉一个人。”
“天哪，”我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不是这样吗？”
“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了，可是我写了下来。后来他每次聚会都不缺席，如果他心怀怨恨的话，那一定是隐藏得非常好。哦，他名叫韦恩·弗莱彻。希尔德布兰德说，弗莱彻以前老拿他曾想退出那件事情开玩笑，说要退出黑手党都还容易点。”
“以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八九年前过世的。我忘了是怎么死的，不过都记在笔记里。想要每件事都记住很困难，人那么多，死的人又那么多。”
“好令人难过，”她说，“你不觉得难过吗？”
“是啊。”
“就算没有谁杀了人，就算所有的死亡都完全出于自然。只要想到这个团体在逐渐缩小，仍不免让人心碎。我想这就是人生吧，可是这让人生变得更加忧伤。”
“哦，”我说，“可不是嘛！”
经过楼下柜台时，我们跟门房打了招呼。大楼的门厅里，我们有各自的信箱，上头写着各自的姓名。至于管理人员，还是把我们当成斯卡德先生和斯卡德太太。
埃莱娜·莫德尔。这是她的店名。
上了楼，我开始整理笔记，她 53bb." >去煮咖啡。韦恩·弗莱彻死于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所引起的并发症。而且是六年前，而不是八九年前。埃莱娜端着她的茶和我的咖啡来到起居室时，我这么告诉她。
“真不容易。这个可怜的家伙重返俱乐部，并不意味着签下他的死亡授权书。”
“除非有人去医院探病，”我接着说，“把静脉注射管乱搞?一气。”
“我根本不这样想，”她说，“亲爱的，你真有办法一一过滤这些线索吗？听起来好像你得同时朝十二个不同的方向追查。还有，TJ能帮得了多少忙？”
TJ是个十来岁的黑人，居无定所，只有呼叫器号码能找到他。“他的脉很广。”我提醒埃莱娜。
“他也这么说，”她说，“也的确如此，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没法想象让他去艾迪生俱乐部访问那些中年生意人。”
“他可以替我做些跑腿工作。至于其他，我不必拿着放大镜和小镊子去一一细查那十七桩死亡事件。我要做的，不过是追查某些可能牵涉到连续杀人的死亡事件，而且找到足够的证据，能够转交给警方接手，而且要确定能引起警方的重视。如果我能做到这一步，这个案子就算不必搞那套媒体马戏团闹剧，也能得到正式的全面调查。”
“天哪，一旦媒体插手管这件事——”
“我知道。”
“你能想象《内幕报道》或《热门新闻》会怎么炒作吗？这个俱乐部最后会被写得像个拜月的邪教。”
“我知道。”
“而且博伊德·希普顿也是会员，这肯定更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没错，他还是很有新闻价值的。而且他也不是俱乐部里唯一的名人。雷蒙德·格鲁利奥肯定会登上头版，埃弗里·戴维斯也是会员。”
“那个房地产大亨？”
“说对了。还有两个死者是作家，其中一个还曾有剧作上演。”我看了看笔记，“格里·比林斯。”
“他是剧作家？”
“不，剧作家是汤姆·克卢南。比林斯是个播音员，在九频道播气象。”
“哦，格里·比林斯，总是打着领结的那个。天哪，说不定你可以去跟他要签名。”
“我刚刚说过他是暴露在公众眼前的。”
“公众眼里的一颗尘埃，”她说，“不过我懂你的意思。”她陷入沉默，我回头去仔细整理笔记。过了几分钟，她说：“为什么？”
“嗯？”
“我就是不明白。这些死亡历经这么多年，不像某个不满的邮局员工带着AK-47冲锋枪出现在办公室里。无论是谁这么做，一定有个理由。”
“你是这样想的。”
“有钱的因素吗？”
“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这个案子里只有两千五百元。如果希尔德布兰德的信用良好，而且我会记得把支票存进银行的话。”
“我是说对凶手而言。”
“我也猜你是这个意思。嗯，如果他有个好经纪人，那拍摄成迷你影集时，大概可以捞一笔。可是如果他没被逮到，就没机会登上银幕了。那他能有什么好处？”
“高处不胜寒。成为最后一个在世的人，难道不会得到什么吗？”
“得到开启下一章的权力，”我说，“你可以朗诵一遍死者名单。”
“你确定他们不会把钱都留给其他在世的人？”
“很肯定。”
“他们会不会一开始都拿出个几千块，把钱都投资在纽约的一个小公司里，后来改名成为施乐之类的。没有吗？”
“恐怕是没有。”
“这个俱乐部也不是那种汤姆？”
“啊？”
“我说错了，”她说，“该死，我到底想说什么？”
“你去哪儿？”
“去查字典。”
“要是你不知道自己要查什么的话，”我表示好奇，“能查到那个字吗？”
她没有回答，我把剩..下的咖啡喝掉，回头去看笔记。“哈！”几分钟后她说，我抬起头来。
“对了，”她说：“就是这个字，是个名祖。”
“什么名祖，你在说什么？”
她瞪了我一眼。“这表示这个名称是从某个人的名字来的。全名是洛伦佐·汤鼎，他是那不勒斯的银行家，在十七世纪发明了这个东西。”
“发明了什么？”
“汤鼎，不过我想当初他不会称这个东西为汤鼎。那是一种介于寿险和彩票之间的东西。你找一群投资人各出一笔钱，把合起来的所有钱都投资在一笔共同基金上。”
“然后赢家全得到？”
“不一定。有时候规定在世人的只剩下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就平分这笔钱。否则，就等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活着才结算。很多人是小时候由父母亲买了这种东西，如果投资得当，最后可以发财。可是除非他们活得比其他人久，否则就分不到这笔钱。”
“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字典上看来的？”
“我是从字典上找到这个词，”她说，“这样我才有办法去查百科全书。我本来就知道这个词，只是想不起来。十五还是二十年前，我在伯克郡的一个夏令营度过一个周末，当时读到一本历史小说，我猜那书可能就叫《汤鼎》，有人丢了一本在那儿，被我捡到了。离开夏令营时，我才读了三分之一，所以我就放在包里带走了。”
“我想上帝会原谅你偷了那本书的。”
“他已经惩罚过我了。我把整本都看完，你知道最后一页上怎么说？”
“‘然后她醒来，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比那个更糟。上面写着，‘第一册结束’。”
“然后你再也找不到第二册？”
“再也找不到。当然我不是花一辈子去找，可是我很想知道后来结局是怎么样。有好些年，就是这个让我不甘心跳楼自杀。我指的不是那本书，而是人生。想要知道后来的结局怎么样。”
我说：“你..今天晚上看起来很美。”
“为什么，谢谢你，”她说，“怎么说起这个。”
“只是看着你脸上的情绪波动，忽然有这样的想法。你是个美丽的女人，但有时候一切都表露无遗——力量、温柔，还有一切。”
“你这老熊，”她说，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继续甜言蜜语吧，我对今天晚上的结局有个很棒的主意。”
“我也有。”
“哦？吻我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你猜对没有。”
之后，我们并肩躺着，她说：“你知道，之前我说那个俱乐部是个纯粹男性的东西，不光只是在开性别战争的玩笑而已。那是一种很男性的领域，聚在一起发展一种关乎死亡率的关系。你们这些男人就喜欢看着一片大好前景。”
“而女人只想找乐子。”
“还有比较服装式样，”她说，“还有交换食谱，还有讨论男人。”
“还有谈论鞋子了款式。”
“哦，鞋子很重要。你是个老头子，你对鞋子了解多少？”
“很少。”
“完全正确。”她打了个呵欠，“我说得好像女人只关心那些琐碎小事，而且不经大脑就说出来了。不过我真的相信我们女人的目光比较短浅。你能想出任何一个女性哲学家吗？因为我想不出来。”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想不出来。”
“也许是生物学，或者人类学，或随便什么的。你们男人完成狩猎和采集之后，可以坐在营火旁边静静思考。女人没空干这个，我们得好好守护着家园和火炉。”她又打了个呵欠。“我可以推导出一个理论，”她说，“不过我是这些实际的女人之一，而且我要去睡觉了。你去好好想想吧，可以吗？”
我不知道我该好好想出什么，不过几分钟之后我说：“汉娜·阿伦特如何？还有苏珊·桑塔格呢？她们不都是哲学家吗？”
我没有得到回答。“实际女士”睡着了。
第六章
早上我把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的支票存进银行，然后走路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会口的市立图书馆。一个带着吸过大麻后那种茫然兴奋的年轻女人领着我到一张桌子前，给我示范如何将微缩卷放进播放机。我试了两次才抓到窍门，但很快就全神投入，迷失在旧日新闻里。
等我回到现实，已经将近两点半了。我在路边摊子买了中东口袋饼和冰红茶，然后坐在图书馆后面布赖恩特公园的长凳上。有几年，这个小公园就像中城赌品交易中心似的盛极一时，结果除了毒品贩子和他们的顾客之外，没人敢踏进公园一步，而这里也沦落为一个肮脏而危险的城市烂疮。
就在一年前，政府花了几百万整建之后，公园又复活了。新设计的开阔视野带来了生命，现在这个公园成了一个展示橱窗，也是这附近真正的城市绿洲。毒虫走了，毒品贩子走了，草坪一片青翠，充满生机，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花圃让你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这个城市四分五裂了，自来水管线常常爆裂，地铁系统一团糟，马路坑坑洞洞，六十年前就排定日期该炸毁的破败建筑物包藏着大量的污染。战后出现的计划住宅区如今已摇摇欲坠，后来搭建的小屋则更不象样。住在这里，你很轻易就会发现自己目睹着城市衰败，有如踏上一条单行道、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半而已。如果城市每天都死去一点，那么也就每天都复活一点。这种迹象处处可见。百老汇大道和八十六街交会口有个地铁站，瓷砖墙面因为儿童的彩绘壁画而明亮起来。谢里丹广场出现了一个楔型花园，而且这样的小公园在市区各地随处可见。
还有很多树。我小时候如果想站在树下，就只能去中央公园。现在半数的市内街道两侧都种树。有些是市政府种植的，其他则是产业主和街区委员会种植的。这里的树木活得并不轻松，就像在中世纪抚养孩子似的，存活率只有六分之一。树木会死于缺水，或者被路过的卡车不小心齐根撞断，或者在污染的空气中枯死。不过并没有全部死光，某些还是存活了下来。
坐在这个袖珍公园的板凳上，想着或许我的城市毕竟没那么糟糕，真是一种福气。我一向不是喜欢看光明面的人，大多数的时候，我会注意到腐化、衰败、还有城市的堕落。我猜想，这就是我的本性吧。某些人会认为玻璃杯里还有半杯水，我看到的则是有四分之三都空了，而且有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
午餐后我回到图书馆，又花了三个小时。接下来数日一直到周末，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如此，不停地寻找旧报纸上的报道，中午到公园吃午餐、休息。一开始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无疑是被谋杀的会员身上，博伊德·希普顿，卡尔·乌尔，艾伦·沃特森，还有汤姆·克卢南。接下来我又寻找其他十三个死者的各种报道，然后再寻找在世会员的消息。
周末我休息，没去工作。星期六下午埃莱娜到切尔西的廉价商店和格林尼治大道一个学校操场的跳蚤市场去寻宝了，我则替她看店。我做了几笔小生意，中间雷·加林德斯带着两杯咖啡忽然跑来看我，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儿。他是警方的画像专家，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描绘从没见过的人。埃莱娜有几幅他的作品，对于他光凭着一些口述便能具体呈现的绘画能力印象深刻。他和埃莱娜见面谈了几次后，完成了一幅埃莱娜父亲的画像，这相当了不起。那幅画是我有一年圣诞节送给她的礼物，现在没在画廊里，而是裱了金色框，挂在她家里梳妆台上方。
星期六晚上我们去四十二街的小剧场看了一场表演。星期天，同时看了三场棒球赛，像孩子玩电动玩具似的按着遥控器，在各频道间换来换去，而且目的大概跟孩子们也差不多。星期天晚上我照例和我戒酒协会的辅导员吉姆·费伯吃中国菜。餐后我们到圣克莱尔医院参加聚会。到了自由发言的时间，有个家伙说：“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叫做酒鬼。如果我进了一家酒吧，里头有海报写着，‘只要一元，无限畅饮’，那么我会说，‘好极了——给我值两元的东西吧。’”
星期一，我又回到图书馆。
星期一晚上，我顺路去我的旅馆，接到了可靠侦探社的沃利留下的口信。那家公司偶尔会给我一些工作。次日我回电，他们要我花几天时间去设法找出一桩消费诉讼案的证人，我接了。现在正在替希尔德布兰德进行的工作没那么急，中间我可以安排做其他工作。
这个消费诉讼案的原告认为，他的凉椅有一天忽然垮了，引起了伤害和可怕的长期后遗症。我们是替那家制造椅子的公司工作。“他们的椅子是很差，”沃利告诉我，“可是这不代表那家伙就可以得寸进尺。而且他找的这个律师安东尼·切鲁蒂是个卑鄙小人，他星期四就到处报道人行道损坏，bbr>不利于残障人士的消息，吸引全市的注意，好让他的委托人星期五在人行道上游街，而且弄出一个官司来。我们的客户想好好踢一下这个嚣张切鲁蒂的屁股，所以你小子就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意外发生之前，那个人原是UPS快递公司的货车司机，受伤后他就没法工作了。我发现他下午两点前从不离开家，于是依此安排自己的时间表。每天早上在图书馆花几个小时，然后乘F线地铁到帕森思大道。通常我都坐在麦安坡酒馆喝着可乐，看着我的目标停在门前，把两支拐杖都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拉开门，然后再两手各撑一根拐杖一跛一跛地走进来。
“嘿，查理，”酒保每次看到他都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今天走得更好了。”我会溜出去一下，四处找人谈话，回家之前回麦安坡酒馆再喝一杯可乐。如此这般几天之后，我告诉沃利，我很确定查理没有工作，正式或非正式的都没有。
“妈的，”他说，“你觉得他真的残废了？”
“不，我觉得他的瘸腿是装出来的。让我再花一两天时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我在中午时分来到位于熨斗大厦的侦探社办公室。“我总觉得不对劲，”我告诉沃利，“于是星期六晚上我带埃莱娜到杰克森住宅区吃咖喱饭，之后就去找查理。”
“你带她去麦安坡？这对她一定是个难得的经验。”
“查理不在那里，”我说，“不过酒保说他可能会在撞墙客酒吧。‘有几个人在那儿，’他说，‘玩维可牢那种狗屎玩意儿。’”
“什么是维可牢狗屎玩意儿？”
“贴一片在墙壁上，你自己手上也拿两片维可牢，然后跑几步朝墙上跳，把自己黏在墙上，通常是正面向下。”
“耶稣啊，”他说，“看在老天分上，有什么好玩的？”
“你不该问这种问题的。”
“不应该？”他想了一下，脸亮了起来。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面对着包装华丽的生日礼物。“哦，老天，”他说，“这个狗娘养的不撑两根拐杖根本没法走路对吧？他玩了没，马修？他最后拿着维可牢跳起来碰那个旋转圆盘了没？告诉我他做了。”
“接下来就该他上场了。”
“别吊我胃口了。”
“大家怂恿他去跳，”我说，“‘别害臊了，查理，?9９ｌiｂ?试试看嘛！’”
“他一直很认真地告诉大家，他连路都没法走，怎么可能飞上墙壁。最后有人拿来一个杯子，里头大概有四五盎司透明的酒。我猜是伏特加，不然可能是北欧露酒。他们告诉他，那是直接从法国卢尔德运来的圣水。‘喝下去你就痊愈了，查理。奇迹就要发生了。’他说，嗯，或许吧，只要大家明白这只是暂时性的痊愈，只痊愈五分钟，就像灰姑娘，时间一到，金马车又变回南瓜了。”
“南瓜，天哪。”
“他高高瘦瘦的，”我说，“有个大啤酒肚。根据资料说，他三十八岁，可是看起来会让人以为是四十出头。游戏的玩法是助跑，跳起来，击那个目标，然后跑开。看他助跑时那两条长腿摆动的样子，大概高中时当过跳栏选手。他和冠军只差两三英寸，大家又想说服他玩下一盘，可是他再也不肯了。‘老兄，你开玩笑吗？我是个残废。现在，大家注意听着，没有人看过这件事，对吧？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
“啊，马修，你真是太酷了。你亲眼看到的，对吧？埃莱娜呢？她愿意写个口供，或者如果上了法院，她愿意出庭作证吗？”
我把一个信封扔在他桌上。
“这是什么鬼东西？”他打开，“我真不敢相信。”
“我早就来这附近了，”我说，“不过先去那家照片冲洗店。灯光不太好，而且来不及开闪光灯，所以不够资格当获奖作品。可是——”
“我看这就是获奖作品，”沃利说，“如果我是法官，我要把‘第一捣乱奖’颁给这张照片，而且你还可以再去试试琼·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这就是他，天哪。跳上去碰一下，黏在墙上活像操他妈的被钉在上面似的。好了，这个官司赢了，真是个狗娘养的蠢货。”
“他以为他很安全。酒吧里每个人他都认识，除了我和埃莱娜，可是他之前常在麦安坡酒馆看到我。”
“我还是不敢相信你拍到了这张照片。我根本没想到你会带相机去，更别说有机会派上用场。”他把照片拿到灯光下。“拍得不错，”他说，“我替我孙子们拍照的时候，会把灯光弄得恰到好处，叫他们站好，可是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会比这个更好。那些小鬼老在我要按快门的时候动来动去。”
“你应该试试用维可牢把他们固定住。”
“你说得没错，现在我们可把那个小混蛋钉在墙上了。”他把照片扔在桌子上。“好了，这可将了那个骗子安东尼一军。他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委托人，叫他想办法看能不能再回UPS工作，因为他当职业残障人士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干得好，马修。”
“我觉得我应该拿笔奖金吧。”
他想了想。“你知道，”他说，“他妈的应该给你奖金的。这得看客户的，不过我一定会建议的。这不光是找到几个证人而已，比方那些记仇的邻居老太太，愿意发誓从没见过他不撑拐杖走到街角。有了这个，唯一该做的就是把照片给安东尼·切鲁蒂看，他就会像烫手山芋似的扔掉这个案子。”
“想象一下，切鲁蒂会出多少钱买这张照片。”
“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他说，“你自己觉得呢？”
“要看客户的，”我说，“我大概能猜到这张照片值多少。不过除了钱之外，我希望客户能给我一封信，表达他对我工作成就的感谢。”
他点点头，“嗯，没问题。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档案里有这封信很不错的，对吧？其实这比钱更重要。”
“或许吧，”我说，“但是这不表示我不想要钱。”
“当然了，你应该都要。推荐信、奖金，还有钉死那个混蛋的满足感。”
“他不是坏人。”
“谁？查理？”
“他坐的椅子垮掉时，可能真的受了伤。后来喝酒时跟哥儿们提起，大家都说他应该打官司，接着有人指点他去找切鲁蒂。切鲁蒂带他去找个蒙古大夫验伤，搞水疗法，而且教他没有撑架绝对不可以出门，至少要拄两根拐杖。当然他得放弃工作，不过如果能因此讨到一大笔赔偿，那就是个划算的投资。但是现在他两个月没工作，胆子也大了，因为他唯一的运动就是歪歪倒倒的走到麦安坡酒馆再走回来。结果，现在他一无所获，而且天知道他还能不能再回UPS工作？”
“你好像对他觉得抱歉。”
“这个嘛，我才刚在他屁股上踢一脚，”我说，“施舍一点点同情也无妨。”
我告诉沃利我还有别的要求，不是针对藏书网客户，而是他。我想找TRW消费信用公司替我查十四个人的信用状况。我说，我会付钱，可是希望算成本价。他保证没问题，然后我给他那十四个在世会员的名单。
他说：“雷蒙德·格鲁利奥？我想他的信用很好。还有埃弗里·戴维斯，如果是住在五十五街八八八号的那个埃弗里·戴维斯，他可以开张支票买下我们这幢楼。其实，我认为熨斗大厦曾经是他的，对吧？不，我想想，这幢楼曾经是两年前跳楼自杀那个家伙的。他叫什么来着？”
“哈蒙·鲁滕斯坦。”
“对，就是他，活得舒服如意，事事顺遂，可是很难讲，不是吗？”
“应该吧。”
三个，说不定有四个俱乐部会员是自杀的。内德里奇·贝利斯在出差到亚特兰大时开枪自杀。哈尔·加布里尔在西缘大道的自家公寓里上吊。弗雷德·卡普在办公室加班时跳楼。伊恩·赫勒是跳下、或掉下地铁月台。
很难弄清楚，不是吗？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了那个曾把伊恩·赫勒的尸体从轮下拖出来的地铁警察。我告诉他想谈谈那桩发生在将近十五年前的死亡事件，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你知道，”他说，“我的笔记本都没丢，大概可以找到，但经过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指望我记得太多。我还记得第一次经手的死亡案，据说第一次肯定忘不掉。但是我工作快十九年了，在这个人死之前，我已经看过太多这类事情。所以呢，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跟他在欧文区的彼得酒馆碰面，他叫阿瑟·梅沙克。“你以前是纽约市警局的，”他说，“对吧？”
“没错。”
“服务满二十年就领退休金走人，嗯？”
“我没干那么久。”
“是啊，有几次我差点就不想干了，可是没辞职，然后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到九月就满十九年了，我发誓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最近两年我调到内勤，做行政工作，轻松多了，不过说真的，我很想念在地铁车站的日子。在地底下，每一分钟都上紧发条，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真忍不住好奇，如果在地上会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就属于纽约市警局而非交通警局。地下道里的生活没那么五光十色。要多久才能碰上一个像伯尼·戈茨那样的人，做些够轰动能登上报纸头条一两天的事情？几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一。”他叹了口气。“这十九年来成天和疯狂艺术家、醉鬼、扒手打交道，还有一堆神经任务。对啊，还有一堆跳下月台或意外失足的。我告诉过你，我记得第一次碰到的情景。”
“嗯。”
“是个女的，年轻女郎，她一只腿从膝盖以下都锯掉了，另一只腿也受了伤。毫无疑问，是自杀，她自己承认的。我去医院看她，她盯着我眼睛说，下回她会成功的。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再试，有一阵子我每次碰到有人跳下或掉下月台，不论归不归我管，我都希望是她。有时候明明是个男的，六英尺四英寸高，三百磅，可是收尸时我还是一定要看看他的脸。不过就算她试过，那也一定是别人当班的时候。”
“你会惦记着她。”
“是啊，你说得没错。马修，我查过笔记了，我记得你要查的人。伊恩·赫勒，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往南的一号车，正要驶入百老汇大道和五十五街的IRT车站。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那天正好是我岳父的生日，只不过他已经去世十年，而且我也离婚六年了，所以我不记得也不为过，是吧？那天赫勒下班正要回家，他平常都搭那班车。他工作的地点离车站有两个街区，一向搭地铁到时代广场，再换快车回布鲁克林。重点是，他出现在那儿很正常，我猜你是想确定他是自杀还是意外死亡。”
“或者是被谋杀，”我说。
他扬起头。“这个嘛，很难说得准，”他想了想，“那是高峰时间，月台上挤满了要回家的人，地铁进站时，他就站在月台边。或许他下班后路上喝了酒，或许他吃了抗过敏药影响了平衡感。或许有人不小心从后面撞了他一下。”
“也或许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对，谁会知道呢？有时候是事先计划的，有时候有人侥幸没死，你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事先计划，想都没想过，只是一时冲动，就跳下月台了。说不定赫勒就是这样。也说不定有人站在他旁边，算准时间推他一把或撞他一下，让他掉下去。老话一句，有时是计划好的，有时不是。告诉你，我有一大堆这类他妈的故事可以讲。”
“很多人死掉吗？”
“这还用说吗。”他站起来，穿过酒吧里拥挤的人群，端回一杯金汤尼给自己，还有另外一杯可乐给我。我想付钱，他摇摇手挡掉了。“行了，”他说，“我在这里很愉快。你知道谁在这里喝过酒？欧亨利。你知道，那个作家。这个店很引以为荣，而且绝对不会让你忘记这件事，不过我得说，我喜欢在这种比上帝还老的地方喝酒。你知道东村的那家麦索利吗？他们的广告标语是：‘你出生前我们就在这里了’。现在他们的顾客全是大学生，耶稣基督，世界贸易中心在他们出生前就存在了。”
“现在也还在。”
“是啊，而且我们的阿拉伯兄弟差点把那儿给炸掉了。”我们谈着最近发生的那件爆炸案，然后他说，“至于被推下月台的事情，没错，我想很多是这样发生的。有时候是因为一时冲动，前面有人挡路，或者就是疯掉了，不必嗑药就能发疯。要干掉一个人而且可以脱身，这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方法。”
“可是要杀死一个特定的人，就很难了，对吧？”
“你说是蓄意杀死一个人？”他想了想，“你可以跟踪他到地铁车站，可是他可能没站在月台边。车站很挤，你和他之间挤满了人，而且离月台很远。除非你们是朋友。”
“你的意思是？”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伊恩？‘嘿，伊恩，看到你真好，近来如何啊老兄？’你伸出手揽着他，走过来走过去，等地铁进站时故意走到月台边。如果他认为你是他的朋友，就不会往后退，不会疑心，接下来他就成了轮下冤魂了。你想会是这么回事吗？”
“不知道。”
“十五年之后才开始有人怀疑？要是能查出来的话，告诉我一声好吗？”我说我会的，“我一直乘地铁。老实跟你说，我太爱地铁了，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最令人兴奋的都市铁路系统。可是在地铁站我很小心，要是看到不对劲的人，绝对不会跟他一道站在月台边。如果我得经过那个人面前，可是那个人就站在月台边，我会等到能绕到那个人后头再走过去。我宁可小心一点，去买点吃的，或者买张乐透彩券。我会去场外赌马下注店，花两块钱赌一次马，我喜欢地铁车站，不过我不会在那儿冒险。”他摇摇头，“我才不干。这种事我见过太多了。”
第七章
哈尔·加布里尔以前住在九十二街附近的西缘大道。我到西一百街的二十四分局查询，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是一个年轻警官迈克尔·赛利格。他不到三十岁，已经开始谢顶了，而且表现出那种对早秃的紧张。“这些资料应该都放进电脑里才对，”他指的是加布里尔的档案，“我们正着手把以前的老档案输入电脑，可是好像永远完不成。”
加布里尔，四十二岁，已婚但和妻子分居了。一九八一年十月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被发现吊死在他八楼的公寓里。显然他是先站上一张椅子，把皮带缠在脖子上，接着将皮带绕过衣橱顶和门柱，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把椅子踢翻。
“高血液酒精浓度。”赛利格说。
“没有遗书。”
“这类情况不一９９lib?定会写遗书，对吧？特别是他们喝醉了酒，开始为自己觉得难过。看看这个——据估计，他是死了五天到七天后，才被发现尸体的。一定已经发臭了，是吧？”
“所以警察是破门而入的。”
“不必，资料上说，管理员有一把钥匙，对门的女士闻到了臭味。”
那位女士还告诉来办案的警察，自从几年前妻子离去之后，加布里尔似乎很消沉，他唯一的访客，就是附近卖酒杂货店或中国餐馆的送货员。他生前曾在西四十几街替一家录影带出租店做管理工作，但是死前两个月丢了差事，从此再也没有工作。
“八成是醉酒误事才丢了工作。”赛利格说。
加布里尔的太太接到他的死讯时，说他们自从一九八○年六月签了分居协议>后，就再也没见过面。她说她死去的丈夫是个忧郁而寂寞的人，听到他的死讯，她似乎不是很吃惊，只是觉得难过而已。
弗雷德·卡普留下了遗书。显示他的电脑屏幕上，还打印了两份，一份放在书桌上，另一份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我很抱歉，”上面写着，“我再也无法承受了。请原谅我。”然后他打开位于十五楼的办公室窗子，跳了出去。
如果是比较新的大楼，就不太可能这样做了。新大楼通常无法开窗的，大部分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只有玻璃墙。有一次在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上，我听到一个建筑师谈到他必须安抚那些有玻璃墙恐惧症的上班族，他曾经全速奔跑撞向玻璃墙，来向大家示范玻璃墙有多么坚固。“那些人一看就信了，”他说，“可是撞断锁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
卡普自杀的那幢大楼的窗户是能打开的，那是位于列克星顿大道一幢建于战前的二十二层办公大楼，往南两个街区就是大中央车站和克莱斯勒大厦。卡普是个进口商，主要进口新加坡和印尼的货物，他在五点时叫秘书下班，打电话给太太说他要加班到很晚。七点左右，第三大道的一家熟食店送了两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过来，九点十分他开窗跳楼。要确定死亡时间很容易，因为他跳下来的时候，街上有几个人看见了。其中一个当场晕倒，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治疗。
这件事才过去三年，跟我谈的那位警官还待在第十七分局，他一下子就想起这个事件。“整件事真是要命，”他说，“用那种方式也真是要命。要是你掉到一半时改变主意。‘嘿，我收回！是开玩笑的！’是啊，没错，那你就走运了。”
他十分肯定，这就是自杀。遗书就放在卡普的书桌上、他的口袋里，而且还在开着的电脑屏幕上。而且除了从高处摔下来的伤之外，也没有其他伤口，不过他同意摔伤本身可能就足以掩盖稍早头部的击伤，或者任何非枪击之类的伤口。
我说：“我希望遗书是手写的。这世上有谁会用电脑打自杀遗书？”
“现在是新世界，”他说，“你习惯使用电脑，做什么都想用。付账单、核对你的支票簿、约会提醒。这个家伙所有事情都用电脑处理，他希望遗书准确无误，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用词。然后按下一个键，想印几份就印几份，而且还可以存在他的硬盘里。”赛利格三十岁左右，自己也是电脑时代的一部分，他很热心地告诉我，电脑在警局里加快了多少文书工作、又减少了多少的不愉快。“电脑真伟大，”他说，“可是他们也宠坏了你。生活中其他部分的麻烦，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取消’键。”
我去卡普的办公室，现在是一个专利律师在使用。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看起来是个喝酒的人，而且身上有那种失败的酸味。他搬来这个办公室还不到两年，也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他让我从窗口看出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能看出什么来。我没告诉他前一个人曾从那个窗口跳出去。我不想让他知道。
卡普的遗孀费利西亚住在福瑞斯特山，在南欧松公园的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我中午打电话到她家，她说：“我不敢相信又重新查这个案子了，跟保险有关吗？”
我告诉她这个案子跟其他事情有关，我只是想试着找出她丈夫并非死于自杀的可能性。
“我从不认为是自杀，”她肯定地说，“可还会是什么？这样吧，你愿意来我家吗？我晚上有两个小时的家教课，可是我明天可以见你，四点半怎么样？”
她在斯塔福德大道一幢二层复式洋房的上层等我，距这里几个街区外有个标准网球场。她高高瘦瘦，暗色的长发，下巴坚定有力。我们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她煮了咖啡。墙上有个黑猫时钟，双眼移来移去，尾巴则像钟摆一般摇晃。她说：“不是很荒谬吗？两年前学生们送这个给我当生日礼物，我得承认，这只猫跟我一起成长。我们来谈谈弗雷德吧。”
“好的。”
“他自杀，我一直觉得不合理。他们说他的事业有问题，哦，他做那一行已三十多年了，问题一直有。谋生是绝不成问题的。我们有两份收入，也从不浪费。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房子很漂亮。”
“还可以，这附近的环境很好，虽然不是沙顿那种高级住宅区，但重要的是我丈夫没有什么庞大的财务压力。他过世之后，我自己接手经营好一阵子，足以了解整个状况，靠股票和商誉也赚了点钱。他的公司状况很好，日常的混乱当然有，可是没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尤其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自杀的。”
“别人心里忽然有什么念头，很难理解的。”
“我了解那种情况。可是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呢，斯卡德先生？你大老远跑来这里，该不会是要我接受我先生是自杀的吧？”
我问她知不知道她先生曾参加什么俱乐部。她说：“什么俱乐部？他曾参加生意圈子的几个男性俱乐部，不过不是很热衷。工作占据的时间太多了，他参加过旋转俱乐部，不过那至少是十年前了，我不认为他还有会员资格。你要讲的跟这些无关吧。”
“这个俱乐部是一群人每年一起吃一顿晚饭，”我说，“聚会时间在春天，地点是曼哈顿的一家餐厅。”
“哦，那个啊，”她说，“你用‘俱乐部’这个字眼，会让我产生误会的。我不认为有那么正式，只不过是一群大学时代的朋友想每年保持联络罢了。”
“他是这么形容这个团体的吗？”
“他没这么‘形容’过，只不过是我的印象罢了。你为什么这么问？”
“据我所知，这个团体要更正式一点。”
“有可能。我知道他从没缺席过，有一年我们有两张曼哈顿轻歌剧学会的票，弗雷德说，我得找人陪我去。他很喜欢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可是他把他每年例行的晚餐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那顿晚餐跟他的死有什么关系？他是在十二月死的，而晚餐会一向在四月或五月举行。”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对，每年都固定在这一天，我刚才忘了。那又怎么样呢？”
有什么理由不告诉她吗？我说：“这些年来，这个团体里很多人都死了，比一般想象的要多。其中还有自杀的。”
“几个？”
“三个或四个。”
“嗯，到底是几个？三个还是四个？”
“三个确定自杀，一个可能是。”
“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你还想要咖啡吗？”我说不用了，“是多少会员里面有三个或四个自杀？”
“三十一。”
“我听说有一种自杀病毒。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州有一些很好的中产阶级学校里，很多都染上了一种自杀疹子。可是那是十来岁的学生，不是中年男子。这些自杀是集体发生的吗？”
“隔几年发生一次。”
“哦，百分之十或十五，自杀率很高，可是好像不是……”她的声音拉长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几乎可以看见她脑子里的齿轮快速转动着分析那些资料。不论就任何标准来说，她都不算漂亮，不过有个相当机灵的脑袋，那种智慧很吸引人。
她说：“你说占的比率很高。总共有多少起死亡发生？”
“十七。”
“三十一分之十七。”
“对。”
“他们跟弗雷德年纪都差不多？如果他们是大学同学，年纪一定是差不多。”
“年纪很接近，没错。”
“你认为有人杀了他们？”
“我在调查可能性。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
“你当然有想法。”
我摇摇头。“现在就有观点，未免太早了。”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
“对。”
她转头看看那个黑猫时钟。“当然我宁可相信是这样，”她说，“我一直不能接受他的自杀。可是老天，想到某个人杀了他，好可怕。我很好奇是怎么办到的？我想，凶手大概先把他击昏，然后在电脑上打了遗书，然后打开窗子，然后，然后……”她似乎在很努力地猜想，双手紧握。“如果当时他失去意识，”她说，“那就不会太痛苦。”
“是的。”
“可是我会，”她轻轻地说，然后沉默了很久，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死一群三十五年前一起读过布鲁克林学院的人？一群五十来岁的犹太人。为什么？”
“只有几个是犹太人。”
“哦？”
“他们也不是大学校友。”
“你肯定吗？弗雷德说过——”
我告诉她关于这个俱乐部的一些事情。她想知道还有哪些会员，我在笔记本上找到一张名单，列着全体三十一个会员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哦，有些名字我认识，菲利普·卡利什，他是犹太人，是弗雷德的大学同学，如果是同一个菲利普·卡利什的话。不过他死了，对吧？很久以前就死了。”
“死于车祸，”我说，“他是这个团体里第一个死亡的。”
“雷蒙德·格鲁利奥，这个名字我也认得，如果是同一个雷蒙德·格鲁利奥的话。我想一定是的，是那个律师吗？”
“是的。”
“如果希特勒复活，”她说，“当然上帝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他复活，需要一个律师的话，他会去找雷蒙德·格鲁利奥，而且格鲁利奥会替他辩护。”她摇摇头。“我必须承认，越战时期他替那些拒绝征兵的激进分子辩护时，我真的觉得他是个英雄。现在他的当事人都是反犹太的黑人和阿拉伯暴力分子，我真想寄个炸弹邮包给他。弗雷德不认识雷蒙德·格鲁利奥。”
“他每年跟他吃一次晚餐。”
“可他半个字都没提过。当格鲁利奥在十一点新闻上头侃侃而谈时，他连一次‘他是我的朋友’或‘嘿，我认识这个家伙’都没说过。这样正常吗？”
“我猜想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隐私。”
她皱起眉头。“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寻欢作乐的吧？”
“不是。”
“因为我觉得很难相信，我知道很多最不可能时人，到头来都是同性恋，但是我不相信这是——”
“不是。”
“也不是那种男人俱乐部，喝多了酒安排一个女郎从蛋糕里头跳出来。感觉上不像弗雷德。”
“我认为丝毫没有这种成分。”
“博伊德·希普顿，那个画家？”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是几年前被谋杀的，或者我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说没错，希普顿是被谋杀的，又告诉她另外还有几个会员也是凶杀案的被害人。她问我是哪些人，我把名字指给地看。
“不，我不认识他们，”她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这些人？我不明白。”
回曼哈顿的路上，我想着自己有什么收获。我查到的不多，而且我留给费利西亚·卡普一个猜不透的谜团，不知道她的丈夫曾有过什么样的秘密生活。唯一有可能安慰她的，就是他毕竟不是自杀的，但这也会被他可能是被谋杀所带来不安所抵消。
或许让我不去打扰内德里奇·贝利斯遗孀的就是这个原因。我打了几个电话去亚特兰大，他死在市中心的马里奥特饭店房间里，头上有个枪击伤口，我觉得自己对于他和他的死理应该知道得更多。他曾是股票分析师，受雇于华尔街的一家公司，每天乘渡轮上下班。他分析的领域是纺织业，到亚特兰大是为了去见一家他有对之有兴趣的公司的管理人员。
又是没有遗书，也没有迹象显示在他身边发现的那把没登记的左轮枪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到那把枪的，”一名亚特兰大的警官告诉我，“不过在这个城市，要找人买枪不会太困难。”我告诉他，在纽约也不会太难。
虽然没有遗书，不过书桌的桌面中间有一张饭店的信纸，旁边有一支没有套笔帽的笔，好像他想曾写点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他放弃了，打电话给柜台，告诉饭店职员最好派个人到一一○房来。“我要结束自己性命了。”他宣布，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那个职员不能确定自己会撞见一桩惨案还是听到了一个玩笑。他打电话去贝利斯的房间，没有人接。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说听到了枪声。
当然，看起来是自杀。贝利斯倒在一张椅子上，子弹穿过太阳穴，枪就在地板上该出现的地方。看不出他自杀时身边有人，门上的链子没有挂上，不过一定是因为他希望很快被发现，才故意没锁的。反正他考虑得很周全，从他打电话去柜台通知说自己要自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布置这一切能有多困难？
首先，内德里奇·贝利斯必须让你进房间，找个借口不会比找一把没登记的枪更难。接着你坐下来，比如说，看着他递给你的一些文件，然后你在他身边弯下腰指向一个地方，同时伸手到外套口袋掏出枪，在他意识到怎么回事以前，你就把枪口对着他的太阳穴，扣下扳机。
然后你擦掉枪上的指纹，再塞进他手里，接着让枪掉到地毯上。把饭店的信纸和笔放书桌上，拿起电话，宣布你就要死了。最后回到你自己的房间，再打一个电话说你听见了枪声。
很简单。
做个石蜡测试，就可以知道这个死人有没有开过枪，可是这么一桩清楚明白的自杀案，能分配到多少警力去侦办？跟我谈过的那个警官找不到任何测试的纪录，可是他说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毕竟，他说，这一切都已经发生十八年了，所以能不能找到当年档案还很难说。
我可以打电话给他的遗孀。
我找不到她。其实不会太难的，她并没有故意消失。她再婚，又离婚，现在结了第三次婚，住在密歇根的尼罗市。我想我可以打电话给她，问她的第一任丈夫内德里奇·贝利斯在亚特兰大的死亡之行前，是不是意志消沉。他那时喝酒喝得厉害吗，夫人？他吸过毒吗？
我决定不去打扰她。
我从西北旅馆的房间打电话到亚特兰大，挂了电话后，那一天一直有事情让我待在那个小屋间里没出门。我拉了一张椅子到窗边，往外看着城市。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多久。想着手边进行的这个案子，想着三十一俱乐部。想着过去三十年他们的?人数日渐减少，不知不觉就想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而这些年的种种变化真是可怕。我想着我失去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则因为我们的生命走向不同的方向。我的前妻阿妮塔早已再婚，我最后一次跟她说话是为她母亲的过世向她致哀。上一次我见到她——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的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都已长大，他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迈克尔住在北加州，是一个电脑零件厂商的销售代表，他大学毕业后的四年里，我曾在外面跟他讲过十次话。两年前他跟一个叫琼的女孩结婚了，还寄了结婚照给我。她是个中国人，身材矮小，很苗条，照片里的表情严肃极了。迈克尔念大学时就开始发胖，现在看起来像个坦率亲切的推销员，胖而亲切，站在这个莫测高深的东方女子身边显得很不协调。
“我们应该聚一聚，”我们通电话时他这么说，“下回我去纽约会通知你。我们一起吃顿晚饭，也可以去看场尼克队的篮球赛。”
“说不定我可以去趟西岸。”上次我这么告诉他。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后很快跟我保证那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过现在时机 4e0d." >不对。这阵子工作特别忙，他常常出差，还有——
他和琼住在圣荷西附近一幢公共经营的公寓里，我曾在电话里跟这个未曾谋面的媳妇讲过话。很快的，我便知道他们正开始建立一个家庭，接下来我就会有未曾谋面的孙子。
安迪呢？上一次他打电话来时，人在西雅图，说他要去温哥华。听起来他好像是在酒吧打电话，声音因为喝了酒而变得低沉。他不常打电话来，每次打来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而且声音听起来总像喝了酒。“我很愉快，”他告诉我，“这阵子我想我会安定下来，但同时我还是滚石不生苔。”
五十五岁，我又生了什么苔呢？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他们又对我做了些什么？
我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当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掠过我的人生，我应该为他们证明些什么？有谁应该为这些过去的岁月证明什么吗？
街对面就有家卖酒的杂货店。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顾客来来去去。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可以去电话簿查那家店的电话号码，请他们送瓶酒来给我。
我只是想想而已。有时候我会考虑一下要喝什么酒、哪个牌子。这次我很快就打消了念头，深吸几口气，很愉快地放弃了。
然后我拿起话筒，拨了一个记在脑里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三声，我的手指头放在挂筒上方等着切断，因为不想对应答机说话。可是接下来她接起电话。
“我是马修。”我说。
她说，“真有意思。我正好想到你。”
“那我是你的了。你要人陪吗？”
“我要吗？”她花了好一会儿想这个问题。“是的，”她说，“是的，我要。”
第八章
我刚搬来旅馆时，吉米·阿姆斯特朗在第九大道的街角开了家酒吧，我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儿。我戒酒之后，吉米租约也到期了，于是迁到往西一个街区重新营业，就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街口。匿名戒酒协会里，大家会告诉你，要避免会让你想喝酒的人、地、物，于是有好几年，我都离吉米的店远远的。这阵子偶尔我会去，埃莱娜喜欢在星期日下午去那儿，他们有室内乐，而且在那里吃晚餐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往西走到五十七街，但没去跟吉米打招呼，而是进入马路斜对面一幢很高的公寓大楼。门房知道我要来，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指指电梯，说有人在等我。我乘电梯上到二十八楼，还没敲门，门就已经打开了。
“真的，”她说，“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想你。你看起来很累。还好吧？”
“我很好。”
“可能是天气太潮湿了。六月这么潮湿，你就知道夏天快来了。我才刚开窗通风，很快就会变得凉快了。”
“你好吗，莉萨？”
她转过身，“我还好，”她说，“你要咖啡吗？还是要喝点冷饮？有百事可乐、冰红茶……”
“不用了，谢谢。”
她转过脸来看着我，说：“很高兴你来，可是我不想做任何事，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坐着聊聊天。”
“你想怎样都行。”
她走向窗户。她的公寓朝西，没有高耸的建筑遮蔽视野，我站到她后方，看着哈德孙河上的几艘帆船。
她擦了香水，是她习惯用的麝香味。
她说：“唉，我想骗谁啊？”
她再度转过头来看我。我搂住她的腰，双手交扣，她往后靠，向上看着我。她的前额发亮，上唇渗出点点汗珠。“哦！”她说，好像被什么吓住似的，我把她拉近一点，开始吻她，一开始她在我怀里发抖，然后她双手抱住我，我们互拥在一起。我感觉到她的身体抵着我，感觉到她的胸部，感觉到她腰的热度。
我吻了她的嘴，她的喉咙，呼吸着她的香味。
“哦！”她喊着。
我们进入卧室，脱掉衣服，其间不断地亲吻，紧紧拥着彼此。我们一起倒在床上。“哦，”她说：“哦，哦，哦……”
她名叫莉萨·霍尔茨曼，虽然她比我的长子大十岁，但说她年轻得可以做我女儿也不为过。我们刚认识时，她已经嫁给一个名叫格伦·霍尔茨曼的律师，而且怀了他的小孩。她在胎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流产，没多久又失去了丈夫——他在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的第十一大道打公用电话时被枪杀。
我有了两个客户，一个是死者的遗孀，一个是嫌疑犯的弟弟。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让他们两者中一个人的世界变更好。被认为是凶手的那个街头疯子，后来在东河的瑞克斯岛被一个更疯的疯子给刺死了。而霍尔茨曼的遗孀则跟我上了床。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传统上，寡妇好像很容易被勾引，而且她们自己也异常充满诱惑力。在莉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我是穿着晦暗盔甲营救她的武士，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一起倒在床上。在此同时，我深深地爱上了埃莱娜，付出承诺，而且不会觉得有违承诺而良心不安。男性的染色体里头有个结构，让他会被新的女人所引诱，原因只是因为她是新的。
自从埃莱娜和我再度重逢，对我来说，再也没有其他女人了。但是我想再度出现另外一个人是无法避免的，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惊讶的是，这段偷情没有结束，就好像金霸王电池广告里的那只粉红小兔子，不断的持续、持续、持续……
即使是心理学博士，也能猜到怎么回事。很明显，我对她来说是个父亲的象征，而且只比她父亲本人更方便一点点。她住在明尼苏达州白熊湖老家时，有好些年，他晚上会上她的床，用他的手指和嘴唇使她战栗，教导她像个淑女般愉悦地喘息，要温柔，这样声音才不会传到卧室外面。他也教她取悦他，到了她上大学之后，她变得比同龄的人都更富有技巧。
可是她依然是处女。“他从来没进去过，”她说，“因为他说那样就是犯罪。”
她还没告诉我这些时，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的关系是她和爸爸的某种再现。虽然是她主动的。她让我知道我可以和她交往，然后就没再多做些什么。她从不打电话到我家或办公室，每次都是我打电话，问她想不想有人做伴，而她总是叫我过来。
我们从没一起离开她的公寓，从没并肩走在街上，或者一起喝杯咖啡。有天晚上我和埃莱娜到林肯中心听音乐会，之后去阿姆斯特朗酒吧，埃莱娜看到吧台的人群里有莉萨，当初就是埃莱娜介绍我认识莉萨和她丈夫的，埃莱娜和莉萨曾在亨特学院修同一门课。“那不是莉萨·霍尔茨曼吗？”她说，朝吧台点了点头。我看看说是，但两人都没提议要过去打招呼。
在她的公寓里，在她的床上，我可以把世界关在门外。就好像那些二十八层楼高的房间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我可以像脱掉一双靴子般脱掉我的生命，把它们留在门口。
我想不必夸张地说什么她对我来说就像酒或毒品。我会在一刹那间想打电话给卖酒的杂货店，伸手去拿电话，结果却打给了她。电话不见得每次都打得通，我会发现自己想着她，想要和她在一起。有时候我会忍住冲动，有时候不。
我很少一个月找她超过一次，冬天时我还会长达三个月都不会伸手拿电话。跟她交往一年之后，有一阵子我想到她，想着，“好吧，结束了。”觉得有一种奇异的哀伤和解脱感交织在一起，纠缠不清。二月初我打给她，然后去她那儿，又立刻回到我们开始的原点。
事后我们看着夕阳，应该是九点左右了，现在日落一天比一天晚，一直会持续到夏至。不到一个星期就是夏至了。
她说：“我很忙，接了一大堆工作，要设计六个平装版西部系列小说的封面。”
“这样很好。”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得读那些书。就是那些所谓的成人西部小说，你知道是些什么吗？”
“大概猜得出来。”
“大概猜得出来。书里的英雄不会说，‘哎呀，夫人。’”
“那说什么？”
“我刚读完的那本书里男主角是说，‘你何不脱掉衬裙，好让我亲亲你甜蜜的小屁股？’”
“那个西部英雄赢得了什么？”
“真意外，”她说：“因为你本以为会读到一个像霍帕隆·卡西迪。结果看到的是某个人在畜栏后头挨了一拳。英雄的名字叫科尔·哈维克。真是直接，你觉得呢？”
“很有特色的名字。”
“我得替每个封面画个不同的背景，唯一不变的两样东西就是枪和矿石。嗯，科尔·哈维克饱经风霜的脸是主图，这样你才能一望即知是同一个系列的。”她伸出手，手指划着我的下巴。“我差点用了这张脸，”她说。
“哦？”
“我开始画，画出来的人看起来有种奇异的熟悉感。就停不住手地画了出来。我很怀疑你会去看这类书吗？就算看到了这个封面，会认得出自己吗？”
“不知道。”
“管他的，我已经觉得你的脸不适合，你看起来太都市、太有那种街头的聪明了。”
“也??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是有人告诉我死者的脸完全无法辨认，我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对，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无疑的就是他。然后他太太被电线勒死，脸部发紫，肿得像个排球。至于强奸，呃，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强奸，不过那肯定是一种暴力行为，她被壁炉的拨火棒从阴道直插到腹部。”
“天哪。”
“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当时她已经快死了。不让媒体知道拨火棒的原因很明显，不过当时就算他们知道也不敢提。要是换成今天，我就不敢保证了。”
“今天他们什么都敢登。”
“新闻有没有提到一些绘画被蓄意破坏？不过他们没说的是，那些画上都被涂了撒旦的符号，某些专家认为——”他转转眼珠，“——这不是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所为。我想，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会对希普顿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反之，这些假邪教徒只是开些无聊的玩笑而已。”
“凶手有几个人？”
“最可能是两个或三个。”
“一个人可不可能独立犯下这个案子？”
“你可以自己分析，”他说：“东汉普顿警方找到过一个嫌疑犯，是当地的一个建筑承包商，跟希普顿太太有染，或者是反过来，博伊德搞过那家伙的老婆。这案子可能是一个人单独干的，先溜进去，等他们夫妻进门，先敲昏博伊德的脑袋，然后拿起电线，缠住博伊德太太的脖子勒死她，再回过头把博伊德的脑袋打出脑浆，最后用那个壁炉的拨火棒玩他那个愚蠢的小花招。”
“警察还在怀疑那个建筑商吗？”
“不，他的不在场证明无可99liｂ?挑剔，挑不出任何毛病。有太多可能性了，希普顿是个著名艺术家，他太太曾是芭蕾舞演员，他们非常富有，在市中心有一楼层，东汉普顿还有个海滩别墅，明摆着有钱又有才。这让你想到什么？”
“我不知道。可卡因吗？”
“媒体大都这么猜测，也派了很多警察去调查，在市中心和汉普顿都有，我也被派去查了。可卡因？我想他们偶尔来一点，不过我没听说毒品是主要的行凶原因，我昨天谈过的那个家伙也没提到。怎么了？”
“没什么。我知道没有逮捕任何人，但是警方认为是他们的熟人干的吗？”
他摇摇头。“看不出来，”他说，“呃，线索太多了，但是每条线索都没有下文。怎么？你的线民说了些什么？”
“什么线民？”
“你的线民啊。谁让你这样对着四棵不同的树狂吠？他跟希普顿夫妇有什么恩仇吗？”
“乔，我没有线民。”
他看着我。两张桌子外，贝拉米把烟灰缸里面一个正在燃烧的烟蒂挑起来拧熄。“嘿，”那个留着山羊胡的男孩说，“那不是我，老兄。”贝拉米告诉那人，他该庆幸不必用前额去拧熄香烟。
德金说：“好吧，暂且放下这桩不提。下一桩案子是四年前，一九八九年，汤姆·克卢南，正派的爱尔兰人，开出租车度日。没有人绑住他，没有人强奸他，也没有人朝他屁股插拨火棒。跟你说，我很惊讶你这样种人会对他有任何兴趣。”
根据汤姆·克卢南的工作日志，他是在星期二晚上十点三十五分搭载最后一趟客人。把客人到雪莉-尼德兰饭店后，往市中心开了几个街区想接生意，过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往北转，日志上写的目的地是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就在华盛顿高地。
他是否到达了目的地已无从得知。十二点十五分左右，勤务中心接到匿名电话，三十四分局派巡逻车过去，在一七四街附近的奥德邦大道上，发现克卢南的出租车停在防火栓旁边。五十四岁的克卢南倒在方向盘后面，头部和颈部都有枪伤。急救人员赶来时宣布他已经死亡。
“近距离发射两发子弹，凶器是点九○口径手枪，即使当场没有死亡，也差不多了。皮夹不见了，零钱不见了。现场没有凶器——不意外——唯一的问题是，凶手是一路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开车跟着他过来，还是克卢南放弃大老远开车去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就在案发现场想搭载他永远载不到的客人？答案已没人在乎，因为案子已经结了，而凶手正在阿提加监狱服至少二十年的徒刑。”
我脸上一定显得很惊讶，因为我还没开口，他就回答了我下一个问题。“不是因为克卢南的案子，”他说：“事情是，九○年和九一年有一股风潮，有些无执照的出租车司机在哈林区或布朗克斯区那种纽约的第三世界被射杀。结果布朗克斯和上曼哈顿的五个分局就组成了一支警力，进行了几次诱捕行动，最后逮到了这个埃尔多尼亚·米姆斯，显然是个挪威人。”
“是啊，永远都有会惹麻烦的民族。”
“我知道，那些挪威佬还有操他妈的爱沙尼亚人。他们认为米姆斯干了六起杀人案，然后用证据最充分的一件起诉他，那件案子有实质性证据，还有证人。控方给他的条件是，他用二级谋杀的罪名认下这六件案子，服刑可以六合一同时执行。”
“很慷慨嘛。”
“但他拒绝了，用来起诉他的案子是曼哈顿的谋杀案，所以不会让那些积聚了三百年种族压迫感的布朗克斯居民组成陪审团。法官和陪审团都做对了，埃尔多尼亚想假释的话，至少得在牢里住上二十年，如果他侥幸获得无罪判决的话，还可以用其他被杀害的出租车司机命案来起诉他，这个狗娘养的。”
“他们用克卢南的案子起诉了吗？”
“他排在名单的后头呢。你知道，既然逮到一个嫌犯，你就会想尽量把案子都给结了。”
“可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他干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兄，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华盛顿高地和操他妈的布朗克斯区，所以我能知道个什么呢？我听说的是，作案手法不太一样，没有人能确定是米姆斯杀了克卢南，不过让他认下这个案子，让警方好过一点，又有什么损伤呢？”
“你提到无执照的出租车，”我说，“如果克卢南是在第五大道载客，他开的不是有牌照的出租车吗？”
他点点头。“他开的是有牌照的黄牌出租车，其他被害人开的是无牌出租车。而且他是被点九○口径手枪射杀的，其他的则是点二二。不全是同一种枪，有很多种，但口径是一样的。”
“听起来他们好像硬把这个件案子安在米姆斯头上。”
“哦，我不知道，”他说，“总之，这些案子很相似。都是出租车司机，而且都死了。”
“米姆斯当然会说他没干这件。”
“米姆斯说他什么都没干。如果让米姆斯去忏悔，他唯一会说的就是他只是思想有罪，然后一直喊着天主。马修，像抢劫和窃盗这类常见轻罪，你要真正逮到一个人的机会大概只有五十分之一，于是你就把五十个案子全结了，都算在他头上。这是平均数，如果你不这么做，你的破案率看起来就会像一团狗屎。”
“我懂那回事。”
“你当然懂。”
“我只是觉得凶杀案不同。”
“是不同，”他说，“也没人把命案当成入室盗窃或集团扒手那样随意侦办。这个案子里，埃尔多尼亚肯定杀掉了六个之中的五个出租车司机，毫无疑问，无可置疑。他可能没杀克卢南，如果有其他人对这个案子提出更好的看法，那么全上城区都的人都不会反对重新侦办这个案子。”他拿起一支铅笔，用橡皮那端在桌上敲了三下，又放了下来。“所以你如果有什么证据，我会很乐意替你转达。”
“我怎么会有证据？”
“哦，你没有车，所以我想你常常乘出租车。或许你听了某个司机说了些什么。”
“比如呢？”
“比如说，‘嘿，先生，你看起来好像当过警察。汤姆·克卢南可不真是太倒霉了吗？’”
“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
“没有，嗯？”
“没有，”我说，“其实，我很少乘出租车。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我就坐地铁。”
“那公共汽车呢？”
“有时候会乘，”我说，“有时候我就待在家里不出门。我们扯到哪儿去了，接下来该谈什么？”
“艾伦·沃特森应该坐过出租车，他在世界贸易中心工作，通常搭乘E线的地铁回福瑞斯特山的家，可是如果加班到很晚，他就会乘特快巴士，因为这么晚他不想走路回家或者在地铁月台等车。所以他就搭乘有冷气的巴士，在奥斯丁街买了块比萨，到了离他家一个街区的比其诺时，有人往他身上捅了一刀。”
“他做了什么？反抗抢劫？”
“听起来很像，不是吗？但跟我谈的那个警察说，事情来看应该不是如此。顺便说一下，他给我的疑问比答案还多。沃特森是个富有的农产品批发商，两个孩子都在念大学了，家庭美满，居住环境也很好。警方想破案，而且这个案子刚发生了四个月，所以他们还不准备放弃。他就问我为什么对这案子有兴趣，我还有些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情报？”
“你怎么跟他们说？”
“不记得了，大概是告诉他，我们有个案子的被害人这件案子很像。据他所说，现场证据显示凶手是从背后突袭沃特森，然后用胳膊肘抵住他脖子。”
“典型的抢劫。”
“然后他忽然刺向这个可怜的人，刀子长度大概是四英寸半，也许这是他伤口的尺寸吧。刺了他一刀，一下就刺中了心脏，肯定是当场死亡或拖了没多久。沃特森的皮夹不见了，所以要么就是抢劫，或者是故意布置成这样的。”
“我想没有目击者吧。”
他摇摇头。“不过他倒下没多久，在附近巡逻的保安人员就发现他了，于是立刻报警。”
“如果你已经架着他的脖子制服他，为什么还要剌他一刀？”
“福瑞斯特山的警察也这样问自己。所以跟我谈的那个家伙一听我有类似的被害人，就很有兴趣，我还得让他别那么兴奋，说我们的嫌疑犯是用刀砍人，不是刺人，也没有架住被害人的脖子，诸如此类的。对了，为什么偶尔有警察在出庭时说谎，大家会那么吃惊？我们整天都在说谎，那是这个操他妈的工作的例行公事之一。你不撒谎，就别想解决任何事情。”
“我知道。当私家侦探也一样，其实还更糟。你没有权力去恐吓或威胁，因为你已经没有合法的权力。所以凡事都得骗。”
“一切都以真理和正义之名。”
“而且要为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别忘了。”
“绝对不会。”
“他们觉得怎么样，乔？是普通的街头犯罪？”
“也只能这么猜测，”他说，“不过他们还没死心。很难找出任何人有理由想杀害沃特森。他跟老婆结婚二十五年，如果两人有什么不对劲，也没人看得出来。他们俩的人缘都很好，也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大约一年前，他接到一个客户的恐吓电话，怪沃特森害他破产了。那是财务上的竞争，不是两个混混在后巷把你拦下来，后头还有人冲上来捅你。”
“那个顾客排除涉案可能了吗？”
“那个顾客搬到他妈的丹佛去了。管他呢，总之，出于怨恨的杀人案会是什么样？痛快地一刀刺中心脏然后布置成像抢劫一样，这能解心头之恨吗？你会想要报一箭之仇，99lｉｂ.要么就是掏出一把枪制造一点小噪音，要么就是用根棒球棍击倒他，敲断他的骨头，把他的脑子给敲出来。有什么不对吗？”
“提醒我千万别惹你生气。”
“为什么，我听起来像是真会这么做的人吗？”他笑了，“我已经十天没抽烟了。”
“我注意到烟灰缸不见了。”
“那个贝拉米逮到的小子，我真想叫他把烟往我这边吹。不过还是算了，我不打算偷偷抽别人的二手烟，或者去找烟灰缸看有没有抽剩的烟屁股够长可以再抽一次。这次我要熬过去。”
“恭喜你了。”
“可是有时候我真想杀了全世界。”
“那我还是只接触你善良的一面吧。”我说着从后裤口袋掏出一个没封口的信封，连同他桌上的几张纸一起推过去。他看看四周，手伸过来，不动声色的检查信封里面的钞票。
里面有两张百元大钞。
“两套衣服了。”他说。
“如果太少的话——”
“不，这样很好，”他说，“我做了些什么？在办公时间打电话？我很乐意，不过这还不够，马修。”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在寻找跨越十二年之久的四桩谋杀案的资料，每一桩案子都没破。”
“克卢南的案子破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打听了不少消息，”他说，“而且我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这两套衣服，可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破这些案子，不能抓着不放。”
“我什么都没有，乔。”
“你在进行的是什么案子？你的顾客是谁？”
“你知道的，”我说，“顾客之所以来找我这种人，原因之一就是想保密。”
“我猜，”他说，仔细地看着我，“是匿名戒酒协会。”
“啊？”
“你跟这个顾客该不会是在匿名戒酒协会认识的吧，你戒了酒就必须去做这种事情，对吧？”
“唯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不喝酒。”
“是啊，不过不是有整套的课程吗？几乎就像去忏悔似的，不过你们不喊圣母玛利亚，而是要恢复正常，回到正轨。”
“清除旧日的残骸，”我在引用那些不朽的文学名句，“喂，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哪天有空我带你去参加聚会。”
“去你的。”
“嘿，我只是想，也许你想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
“我重复一遍，去你的。而且不要转移话题。”
“是你提起匿名戒酒协会的，我从不认为你有喝酒的问题，不过——”
“天哪，我为什么要容忍你？我刚刚说的是，我猜你是在匿名戒 9152." >酒协会认得什么人，他对某些罪行觉得有愧于心，其中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那四桩凶杀案。我想你不会坐着眼睁睁看凶手逍遥法外的。不管谁杀了那个同性恋乌尔，现在可能都死了。克卢南的案子也结了。不过第十分局的人会很高兴有机会破希普顿这个案子。还有沃特森，耶稣啊，他的尸骨未寒，案子还在积极侦办中。如果你知道什么，就该告诉应该告诉的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可能是解救你顾客的一个方法，至少还不会太晚。”
“这个我明白。”
他盯着我。“这四个不全是你的顾客杀的，对吧？”
“不是。”
“你回答这个问题倒是很快。”
“这个嘛，我早知道你接下来要问什么，要回答不需要从头想起。”
“我想不是。马修——”
我得给他一点什么消息才行。情急之下，我说：“他们彼此认识。”
“他们？你指的是你的顾客和谁？等一等，被害人彼此认识？”
“没错。”
“他们这些人做过什么？一起屠杀过某个越南村庄，然后有幸存者想报仇？”
“他们是一个团体的成员。”
“一个团体？什么样的团体？”
“类似兄弟会之类，”我说，“他们偶尔会聚在一起吃晚餐，交流意见。”
“我敢说我的情报比你的情报丰富。我看看，一个农产品货物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个同性恋。这是什么见鬼的兄弟会。等等，这是同性恋的小圈子吗？”
“不是。”
“你确定吗？希普顿和他太太混的圈子里都是些怪物。说他搞双性恋我也不会觉得意外。”
“说任何人是双性恋我都不会意外，”我说，“不过这个团体和性无关。没有得到顾客允许的情况下，我不能告诉你细节。可是这个团体没有什么违背常理的事情，唯一奇怪的就是其中有四个人被谋杀了。”
“这个团体有多少人？”
“三十个左右。”
“三十个人里头有四个被谋杀，耶稣啊，即使在纽约也很多了。”他眯起眼睛，“凶手是同一个人吗？”
“没有理由这样猜测。”
“是啊，可是你自己这么想，对吧？你问过杀希普顿的凶手会不会是独自行凶。”
“你从不忘记任何事情，对不对？”
“记住了就不会忘。你有嫌疑犯了吗？动机？任何线索？”
“什么都没有。”
“我不要求你什么都告诉我，马修，不过别伸手把月亮星星都遮住了不让我看，行吗？”
“我没有隐瞒任何具体的事情。”
“是啊，你这话这是什么意思？那‘不具体’的又是什么？”
“沥青，”我提议，“石膏。”
“乌尔和沃特森的命案相隔十二年，”他说，“你的意思是这个凶手很有耐性。至于其他二十六个人，等到他抓住机会，他们都老得不用他动手了。你知道这家伙像什么吗？前列腺癌，等到他要杀你的时候，你早就因为其他原因死掉了。”
第十章
旅馆柜台有沃利·唐的留言。“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会待在这里，”我回电时他说，“我拿到了你要的信用报告，还有一些你会喜欢的资料。”
我首先打电话呼叫TJ。他一定就在电话旁边，没两分钟就给我回电了。“谁需要TJ？”他问。
“没人需要，”我说：“你非得这么问吗？就算你认不出我的声音，也该记得我的电话号码吧。”
“当然记得，大哥。‘谁需要TJ’只是个商标，口头禅嘛。”
“哦，我明白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需要商标，”我说，“好让你在人群里脱颖而出。”
“如果我们打那种视频电话，”他说，“你就可以看到我正在转眼珠子。”
“好可惜看不到。可以见个面吗？我可能有些工作给你做。”
“告诉我时间地点。”
我给了他一个位于二十三街、离熨斗大厦只有半个街区的咖啡店名字。“就约十一点四十五分好了，”我说，“不过我可能会迟到几分钟。”
“我不会，”他说：“那我们到时见吧，我会准时到。”
“那个客户，”沃利说，“结果是个小气鬼。”
“不稀奇。”
“老天，是不稀奇。这世界充满了小气鬼。事情是这样的，我告诉他你做了些什么工作，多么应该得到奖金。我说我们只是个经纪公司，不会想收取任何超出正常标准的费用，我们不干这种事。可是如果像你有这么漂亮的工作成果，他就应该为他的麻烦多付一点。
“于是他就问我给多少比较合理。你知道我心里想藏书网
多少？有句老话说，一张照片抵得过一千个字。所以，一个字算一块钱，我就说我觉得一千块很合理，就这样。”
“谢谢，沃利。”
“哎，这钱又不是从我口袋掏出来的，替你喊喊价也无妨。毕竟对这小气鬼来说，一千块能做什么？也不过等于五个小时的律师费。他的支票在这儿，五百。”
“他说一千块太高？”
“连个屁也没放，就直接把>我建议的数字打个对折。嗯，还有封推荐信，谢谢你努力替我们争取利益，等等。你看一下，写得还可以吗？”
那封热情的感谢信写在印有客户头衔地址的信纸上，我大致看了一下，“太棒了。”我说。
“信有一种优美的散文风格，你不觉得吗？”
“你写的？”
“口述的，”他说，“想把这种事情照自己意思做好，还有别的方法吗？至少那个狗娘养的逐字写了下来。他可能以为字就是钱，所以留了一半给自己。”他摇摇头。“你知道，我觉得不管我说多少，他原本就打算只给一半。如果我要求两千块钱，就会拿到一千；如果我要求五千，就会拿到两千五。我想把这钱退还给他，告诉他要么就给一千，要么就拉倒。如果你想这样的话，我就去替你跟他说。”
我摇摇头。“五百块很好，算了吧。”
“反正，”他说：“刚好花完了。我替你弄来了这些信用资料，总共十四个人，我公司是B级会员，所以一份三十五元。总共是四百九。”
“那我把支票还给你好了，”我说，“这样两不相欠。”
他摇摇头。“不必了，老弟。支票收着，报告拿走，你就当作那小气鬼用来抵他没给你的奖金。这些报告不必花你半毛钱，马修。我把账单寄给那个客户了。”
“你怎么弄的？”
“我们为了他的利益做了一堆事情，价值五百元的信用报告夹在账目表里面，大概不会有人看得出来。嘿，操他的。你猜怎么着？他问我意见，只是为了要把数字砍他妈的一半吗？你知道他有多贱吗，马修？他同样得花一千块，却让我们恨他恨得半死。”
“我不恨，”我说，“我爱每个人。”
我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几分钟，不过TJ已经坐在靠窗一张桌子边了，正在享用两个奶酪汉堡和一大盘洋葱圈。我告诉他关于埃尔多尼亚·米姆斯正在坐牢的事，二十年以上的徒刑。
他说，“听起来他是该蹲苦牢，去对地方了。为了一点零钱杀几个人，像这种傻瓜成天也只是没事闲晃。”
我解释说，警方可能把一宗杀人案强加在米姆斯身上，比他实际犯下的要多一桩。
“他因此多被判了几年吗？”
“没有。”
“那有什么关系？”
女侍者过来，我点了菠菜派和一个小份的希腊沙拉。她走了之后，他说：“你看到她打量我们的样子吗？一开始她好像在猜哪个笨蛋把我们安排坐在同一张桌子，然后她明白过来我们是一起的，接下来又得猜为什么我们会在一起。脑袋里面掠过各种念头，比方你是嫖客、我是拉皮条的，你是警察、我是你带出来见见世面的新手。”
我穿着宽松的灰色有褶裤和一件白衬衫，袖子卷着，领口没扣。TJ穿一件红黑两色直条纹的亮面人造丝背心，里头除了棕色的皮肤什么都没有。他的裤子是及膝的松松垮垮的黑色短裤。“我是个想搞钱的警察，”我提出新可能性，“而你是准备收买我的百万大毒枭。”
“没错，”他说，“我的房车就停在人行道旁边，老兄。”他喝了口饮料，用手把沾在上唇的牛奶擦掉。“这个米姆斯——他叫什么？埃什么的。”
“埃尔多尼亚。”
“埃尔多尼亚。圣经里有这个人名吗？”
“不知道。”
“我发誓我不知道这些名字古怪的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善于模仿，这句话就是以长岛人特有的口音说出来的。然后他又恢复自己的腔调——或者是他的各种腔调之一，无所谓——他说：“就算你证明了米姆斯没犯这个杀人案，他还是同样得坐那么长时间的牢啊。”
我告诉他我对洗刷米姆斯的冤情没兴趣，他现在显然是待在一个他应该待的地方。我点的菜来了，于是我边吃边跟他解释那个三十一俱乐部。
他说：“有人会把他们全杀光。”
“看起来是这样。”
“你认为是谁干的，他们其中之一还是外头的人？”
“看不出来。”
“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他杀掉一个出租车司机，应该不会只为了他的零钱罐子。”
他喝光牛奶，又擦了擦嘴。他说：“我替埃莱娜做些工作，大半是看店。”
“听她提过。”
“看着人们走进来盯着我看，真是挺酷的。他们好像期望我会抢什么东西跑掉，接着他们才弄明白那地方是归我管的。”
“全城到处都是黑人经营的店，”我说，“埃莱娜隔壁第二家的那个古董店，就是一个女黑人开的。”
“是啊，有些办公大楼有黑人接待员，还有百货公司的服务台也有黑人工作，到处都看得到。问题是，他们看起来不像在杜斯混的，他们会穿得人模人样，一副有钱的样子。”
“埃莱娜说什么了吗？”
他摇摇头。“她无所谓，酷得很。不过我大概会拿几件规矩点的衣服，挂在她店后面房间里。”
他又聊了聊这类事情，然后说：“我想我可以骑车去一趟上城，看看我那些好兄弟好姐妹们有谁知道埃尔多尼亚叔叔的事情。不过呢，这类说法可能会很离奇，如果这家伙是在街上混，大家只会告诉你他有多坏，就好像他杀过六个警察或抢过英格兰银行似的。可是同样这个家伙关进了大牢，大家就只会说他根本没犯那些案子。”
“我知道，”我说，“监狱都爆满了，里头没有一个人干过他们让他们进牢房的事儿。”
“我会去布朗克斯，打听一下看有谁知道些什么。你刚刚说这事情发生在四年前？”
“克卢南遇害将近四年了。米姆斯是稍后被捕受审的，而且审判推迟了两次。他的刑期刚服了一年半。”
“那就比较容易了，”他说，“至少有人还记得他的可能性比较。”
我付了账。给小费的时候TJ说：“我刚才想到，俱乐部的那些家伙，三十年后有半数已经死掉了，真 53ef." >可疑。是三十年没错吧？”
“应该是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他说，“杜斯不能搞这种俱乐部。撑不过三十二年，在此之前，人就都死光了。不过通常不是自己死的，大半都是互相残杀。”他戴上有突袭者队队徽的棒球帽，塞好头发，照照镜子。他说：“我四五年前认识的一些混混，有一半都死了。同样不必花三十二年。人要死大概很容易，我想这些家伙一定很快就会明白这一点。”
“那你还是别太早明白的好。”我说。
“哦，我会试试看的，”他说，“尽力而为。”
第十一章
下午我让自己轻松一下，去二十三街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往北走到格林尼治村。中途经过了以前曾是坎宁安餐厅的那幢公寓大楼，还有一个街区外那幢卡尔·乌尔遭到杀害的褐石公寓。最后抵达佩里街，赶上四点的戒酒聚会，带着一杯从街角点心店买来的咖啡站在会场后面。
发言人谈到酒曾经如何给他安慰，曾如何使他兴奋。“到最后，”他说，“就是再也不管用了。一点效果都没有，没有什么能让我放松，就算醉得人事不省也一样。”
我在哈德孙街上等公车的时候，一个卖花的摊子吸引了我的视线。我买了一打荷兰鸢尾花，乘车到五十四街，去埃莱娜的店里。
“真漂亮，”她说，“怎么会想到买花给我？”
“本来应该买钻石的，”我说，“可是客户给的奖金太小气了。”
“什么奖金？”
“就是我们在撞墙酒吧拍那张照片的奖金。”
“哦，天哪，”她说，“那天晚上可真疯狂。我很好奇城里有多少家那样的酒吧，一堆成年男女把自己贴在墙上。”
“我知道华盛顿街有一家，”我告诉她，“那里的客人把彼此钉在墙上，不过不是用维可牢。”
“那用什么？速干胶？”
“手铐，脚镣。”
“哦，我想我知道你说的那一家。可是他们不是被勒令停业了吗？”
“换了店名重新开张了。”
“现在只准男人去吗？还是跟以前一样，男女都可以进去？”
“男女都可以。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知道，”她说，“如果单独一个人去，他们不会强迫要你参加那些游戏，是吗？”
“一个人就根本不必踏进店门了。”
“我是说，可以仅仅是看，对吧？”
“问这干吗，要做什么？”
“不知道，也许我有兴趣。”
“哦？”
“你想我们在皇后区看过的那个维可牢比赛多好玩，去看一些性变态也许更刺激。”
“或许吧。”
“这样我就有机会穿那套没事乱买来的皮衣了。”
“哦，原来你想去是因为这个理由。”我说。
“跟性爱无关，而是为了去展示流行服装。不过你说得没错，穿那套皮衣正好是完美的女性施虐角色形象。可是我该穿什么？”
“我太了解你了，你大概会穿那套灰色细格子的西装。不过说真的，你穿黑色T恤和牛仔装看起来一定很风骚。”
“我没有黑色T恤。”
“我去买一件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去给你买件黑色的无袖紧身上衣，不过你肯穿吗？”
“不要。”
“我就是这么想。我去把花插好，然后该收拾打烊了，我们可以一起走回家。或者你想把花带回家？”
“不用了，花放在这里看起来很合适。”
“没错，而且我还有一个大小正好的空花瓶。你看，很漂亮不是吗？我们去韩国人开的超级市场买点菜，我回家做意大利面和沙拉，在厨房的餐桌上吃。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这样很好。
晚餐后我打开带在身上一整天的那个信封，拿出TRW消费征信情报公司由电脑印出的报告，还有那封由沃利口述给客户的感谢信。埃莱娜到另一个房间看智力问答节目，而我则翻阅那些谁花了多少钱的记录，找出三十一俱乐部里十四个在世会员的财务状况和付款习惯。
看完大半沓报告的时候，埃莱娜端着一杯咖啡进来给我，同时告诉我三个参赛者都不知道本杰明·哈里森是威廉·亨利·哈里森的孙子。
“我也不知道，”我承认，“这些姓哈里森的是些什么人？”
“都当过总统啊。”
“哦，威廉·亨利·哈里森。蒂珀卡努？”她点点头。
“还有泰勒总统也参加过。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死了吧？”
“别胡扯了，福尔摩斯先生。他在一八四○年当选总统，你希望他还活着吗？这是什么？”她拿起我那封顾客感谢信看一看。“这封信写得太棒了，”她说，“沃利口述的？”
“他是这么说的。”
“简直是完美，你不觉得吗？你应该下定决心，以后只要你有客户告诉你，说你为他们做了一件多么棒的工作时，你就跟他们要封感谢信。”
“也许吧。”
“你的热情很有感染力。”
“我想我应该把这信裱起来，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我说，“如果我有个真正的办公室的话。而且我可以复印一张放在我的公事包里面，给未来的客户看。”
“如果你真有个公事包的话。”
“答对了。”
“可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些。”
咖啡太烫了没法入口，我吹了吹想让它凉一点。我说：“是该滚蛋退休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吗？我辞掉警察工作已经二十年了。”
“当时你是跟着酒精一起陷入低潮，”她说，“记得吗？”
“记忆犹新。”
“然后你就开始戒酒。”
“现在我戒了那么久，想酒快要想疯了，就像我听说过的情形一样。我这一生到底做过些什么？”我拍拍那沓信用报告。“这里有一群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我说，“他们有家庭，有事业，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大部分人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退休。为什么我要反抗这一切？”
“因为你跟他们有一点不同，”她说，“你活着，而他们一半以上已经死了。”
“我说的是活着的那些人。反正没人想杀我。”
“哦？我倒是想到一个人，他有一阵子真的考虑要杀掉你。如果你忘了他的长相，不妨瞧瞧镜子。”
“我懂你的意思。”
“还有，”她说，“对自己有点信心，好吗？从你不当警察那天开始，你就一直靠自己工作过日子。”
“勉强过日子。”
“你领过救济金吗？你饿过肚子或睡在公园过吗？你曾打破人家车窗玻璃偷收音机吗？我不记得曾看过你拿纸杯站在马路上跟人讨零钱。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吗？”
“我只是活得马马虎虎。”
“你活得很好，”她说，“做你最拿手的工作，而且那些工作也不是求来的，而是你有办法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
“禅宗侦探。”
“现在你五十五岁了，”她说，“你觉得你应该有更多实质的东西。你这二十年都没有私家侦探执照，可是现在你觉得你需要一张了。你不在旅馆，出外办案的时候，你的顾客无论如何总有办法找到你，可是现在你觉得你需要一个办公室。好吧，如果你想要这些东西，那好极了。你可以在一幢很不错的大楼租一个办公室，弄一些文具和印好的宣传小册子，去接律师事务所和一些大公司的案子。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会全力支持你。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替你张罗办公室。”
“你有个店要经营。”
“我可以雇一个助理，天天都有人问我要不要帮忙，其中有些比我还有能力去经营那个店。最多我可以关门大吉。”
“别胡闹了。”
“胡闹什么？开那个店是出于兴趣，只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免得我发疯罢了。”
“今天下午我过去的时候，”我说，“我站在橱窗前，心存敬畏的看着你所做的一切。”
“别这么说。”
“我是认真的。你让一些事物有了意义。你找了一个空店面，拿出多年来收集的艺术品，是你懂得把这些东西的美展现出来，这样其他人才开始懂得去欣赏。”
“我那些旧货店的杰作。”
“天哪，还有雷的事情。本来他只是一个警察，有点用得上的小才能。但你让他明白他是个艺术家。”
“他本来就是个艺术家。”
“而你把这一切联系，”我说，“你让它们鲜活起来。我不明白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哦，我也觉得做这些事很开心，”她承认，“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赚钱。幸运的是，赚不了钱也没关系。”
“因为你是个富婆。”
她在皇后区有一套出租公寓，有一家经理公司替她管理。每个月她都会收到一张支票。
她说：“这也是原因之一，是吗？”
“什么原因之一？”
“我有点存款，”她说，“而你没有。”
“你说的这两件事都没错。”
“而且我们住的这套公寓是我付的钱。”
“也没错。”
“这表示你应该赚更多的钱，这样我们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
“你认为就是这样吗？”
“不知道，是这样吗？”
我想了想。“这或许是一个因素，”我说，“不过这个因素只是让我仔细看看自己，我看到一个没什么成就的家伙。”
“你知道，很多你以前的客户不会>?同意你这个说法。他们或许没办法给你一封用漂亮的公司信纸所写的感谢信，但要比去帮一个品行很差的家具商逃避官司有意义得多。你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可是我却没替自己做多少，其实我该多想想自己的。”我挥了挥那沓信用报告。“我刚刚正在看这个，”我说，“在想TRW那些人会怎么记录我。”
“你的账单都付清了。”
“对，可是——”
“你想要执照、办公室和其他这一切吗？全在于你，亲爱的，真的全在于你的意思。”
“哦，没有执照真是太荒谬了，”我说，“好多次都害我接不到生意。”
“还有体面的办公室，还有你手下的一大群职员和保安？”
“我不知道。”
“我不认为你想要这些，”她说，“我认为你是觉得自己应该想要，可是你不想，让你难过的是这个。可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又回到那一沓信用报告上。进度很慢，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只希望自己能看出些什么来。
道格拉斯·波默罗伊。鲍伯·里普利。威廉·鲁盖特。洛厄尔·亨特。埃弗里·戴维斯。布莱恩·奥哈拉。格里·比林斯。鲍伯·伯克。肯德尔·麦加里。约翰·扬德尔。理查德·巴泽里安。戈登·沃尔泽。雷蒙德·格鲁bbr>.利奥。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我知道其中几个人的长相。我在电视上看过格里·比林斯，谈论冷锋和降雨的概率。我在图书馆研究的时候，曾看过戈登·沃尔泽的照片（和两位合伙人庆祝他们自己的广告公司成立），以及理查·巴泽里安的照片（和两个他的唱片公司刚签下的羞涩的摇滚歌星合影）。当然还有多年来我常在报上看到埃弗里·戴维斯的照片。
这些年我也曾和雷蒙德·格鲁利奥同在一个房间里，虽然没有正式认识过。另外我认识我的客户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
但我好像可以很快想象出他们的样子，包括那些我完全不知道长相的人。当我看着他们的名字、审视着他们的信用纪录，一个个影像便浮上心头。我看见他们在郊区的自家草坪上推着电动割草机，我看见他们穿着西装，我看见他们弯腰抱起一个孩子往上举。我还把他们放在高尔夫球场上，然后看着他们淋浴换衣服之后在乡村俱乐部里面喝东西，比方说，威士忌，或者结满冰珠高玻璃杯里面的汽水。
我可以看见他们穿着剪裁精良的西装，黎明时分离开他们的花园洋房，黄昏才返家。我可以看见他们站在月台上看报纸，等着回长岛的火车或者往北的都会北线。我可以看见他们在中城人行道上行走，手上提着黄铜镶边的公事包，正要去赴约。
我可以看见他们去看歌剧或芭蕾，他们的妻子盛装打扮而且戴着珠宝，同时他们自己也略带自豪的穿上耀眼的晚礼服。我可以想象他们坐在游艇上，在国家公园里，在自家后院烧烤。
真蠢，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可是我却看得到他们。
“我再等个一两天，”我告诉埃莱娜，“然后我就要打电话给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告诉他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特例。他那个俱乐部虽然死亡率高，而且凶杀事件出奇的多，但这并不表示有人一个个把他们干掉。”
“你就从那沓信用报告得到这个结论？”
“我得到的是一幅景象，”我说，“里头是十四个井然有序的生活。我不是说这些人没有黑暗面。奇怪的地方只不过是其中有两个人酗酒，或者豪赌，或者做一些他们不会希望邻居知道的事情。或许这个人打老婆，或许那个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裤带。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根本不符合连续杀人狂的条件。”
“如果他能持续杀人杀了这么多年，”她说，“那他一定执行得非常严格。”
“而且很有耐心，很有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可以维持生活表面的平静，但一定会有些混乱，不可能完全没有起伏。也许会常常换工作、经常搬家。比如说，很难相信凶手可以把婚姻维持那么长一段时间。”
“那这十四个人都做到了吗？”
“不，很多都离了婚。不过凡是离婚的，工作上都显示出一种持续的稳定模式。这群人没有一个像是那种失控的炮弹，但凶手却几乎必然是这样，才能造成这些毁灭。”
“所以凶手不会是会员之一了。”
“那又怎么可能是外面的人呢？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我告诉过你，我去看过弗雷德·卡普的遗孀，她嫁给他大概二十五年左右，她知道他每年都要跟一些老朋友吃一次晚饭，但她以为是他布鲁克林学院兄弟会的聚会，而且她不知道其中任何人的名字。”
“她也告诉你她不认为他是自杀的。”
“这个嘛，活着的人对于自杀的人总是有这类说法。如果你爬上高塔射杀了二十个人，你的邻居会告诉记者你是个安静的好男孩。如果你自杀，他们会说你活得很，完全没有理由自杀。”
“那你认为他的确是自杀的？”
“我觉得应该开始这么想了。”
“大部分的自杀可能都是假的，”我说，“不过也有例外，比方那个实况转播自己自杀镜头的可怜虫。”
“我很高兴我没看到。”
“但即使大部分的自杀都可能是假的，”我继续说，“也不表示这几个人的自杀也是假的。大部分的自杀看起来都像是真的，大部分的意外死亡也都像是真的。”
“你认为沃伦委员会查明真相了吗？”
“天哪，怎么会冒出这个？”
“我只是好奇而已，你不好奇吗？”
“我想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比奥利弗·斯通的要接近事实得多。你为什么这样问？你觉得我太快就相信我想要相信的东西了？”
“我没这么说。”
“哦，是有可能，不管你说了没有。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曾一直努力想证明某个人真的杀了他们，所以现在很不愿意下结论，说这件案子中唯一的坏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巧合先生’。但或许我一直想下这个结论，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她说，“你给信用良好这件事赋予太大的意义了。”
“我不单是因为他们用万事达卡就屈服，认为他们没问题，而是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整个——”
“我知道，你看着那份TRW报告，所看到的只是一大张诺曼·罗克韦尔的图画。他们实现了美国梦，不是吗？”
“我想是的。”
“而你却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因为你没办法过那种生活。更让你觉得孤立的是，你根本不想要那种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原因，马修，对吗？”
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铃声救了你，”她笑着说，伸手接了电话。“喂？请问您是哪一位？请稍等，我看他能不能接听。”她用手捂着话筒，“雷蒙德·格鲁利奥。”她说。
“哦？”
我从她手里接过电话，跟对方打招呼。他说：“斯卡德先生，我是雷蒙德·格鲁利奥。我想我们应该见个面，你觉得呢？”
没错，是他的声音，宏亮而急促，是他的致命武器。我曾在电视新闻里听过，他对一群记者发表看法，谈到深入制度层面的种族歧视对他的当事人沃伦·麦迪逊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如果我没记错，麦迪逊深受种族歧视之害，以至于贩毒、抢劫、杀害其他毒贩，还枪杀了六个去他母亲家想逮捕他的警察。
“或许我们应该见面。”我说。
“我明天早上得出庭，下午晚一点怎么样？四点可以吗？”
“很好。”
“你愿意来我家吗？我住在商业街，你听说过这条街吧？”
“我知道在哪里。”
“哦，当然。你曾在第六分局待过对吧？我是住在四十九号，就在樱桃巷戏院的对面。”
“我能找到，”我说，“四点吗？那到时候见了。”
“期待你的光临。”他说。
“明天下午四点，”我告诉埃莱娜，“而且他期待我的光临。搞不懂有什么好期待的。”
“或许跟你在进行的案子无关。或许他想找你当他的调查员。”
“哦，当然啰，”我说，“他听说了我办的把那件维可牢跳高选手的案子，所以想找我去替他工作。”
“说不定他想向你自首。”
“就是这样，”我说，“在商业街有幢洋房，每场演讲费要两万美元的硬汉雷蒙德·格鲁利奥，过去二十年来杀了一堆他的老友，现在他希望我帮助他自首。”
第十二章
商业街的长度只有两个街区。在布里克街往南一个街区处，由第七大道朝向西南斜伸出去，与巴洛街平行。第一个街区是的街道两旁都是三层楼高的红砖建筑，属于联邦政府机关。大部分都是住宅，但一楼有些是出租店面。有>藏书网个橱窗挂着律师的招牌，下面还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我也涉猎古董”，橱窗里是一些古董和文物。隔两户是一家健康食疗法餐厅，菜单上有豆腐、海藻，其他还有什么则没有提起。
经过贝德福德大道之后，就到了商业街的第二个街区，这儿的建筑风格更加多样。不同高度、形状、风格的建筑挤在一起，就像高峰时间地铁车厢里的拉环一样。而街道则好像对于这种风格的突变感到困惑似的，在街区尽头忽然向右急转弯接上巴洛街，在此戛然而止。
樱桃巷戏院就位于这个突然转向之前的街区中段，雷蒙德·格鲁利奥的房子有四层楼高，两扇窗户很宽，位于一排住宅的最尾端，另一头接着一排较宽矮的建筑。我爬上一段阶梯，门上有个狮头形状的铜门环，我正要去抓门环的时候，看到了门铃，于是把手移过去按了门铃，不知道有没有响，总之我没听到那扇厚重的门后没有任何声音。正打算回去敲门环的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是格鲁利奥本人。
他是个高个子，大约六英尺三三寸，瘦骨嶙峋。头发原本是黑的，如今已褪成铁灰色，而且长过衣领，肩膀上搭着一片卷发。时光就像漫画家的笔在他脸上留下痕迹，加长了他的鼻子，凸显了他的眉骨，让他的两颊更凹陷，下巴更突出。他打量着我，然后灿然一笑，好像看到我真的很高兴，好像有人对这个世界开了个超级大玩笑，而我们两人就身处这个笑话之中。
“马修·斯卡德，”他说，“欢迎，欢迎。我是雷蒙德·格鲁利奥。”
他让我进门，一面道歉着说家里很乱。其实对我来说还好，那种乱还不至于让人不舒服——嵌入式的书柜里书多得挤不下，都堆到地板上了，有扶手的单人沙发椅上放着一叠杂志，维多利亚式的沙发椅背上搭着一件西装外套，同一套的西装裤则穿在他身上。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敞开，袖子卷了起来。脚上套了一双凉鞋，勃肯牌的，看起来很怪，因为鞋子里头还穿着一双和那套黑色细条纹西装搭配的黑色袜子。
“我太太在萨格港，”他解释说，“明天下午我要去跟她会合，然后星期一早上再赶回来出庭，除非我打电话告诉她我工作太多了忙不完。我有可能真的会打，赶出城去度周末，然后再赶回来，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就算是休息吗？”
“有些人一向如此。”
“有些人会去参加拉卡车比赛，”他说，“有些人会拉朋友参加安利的直销。有些人相信地球是个中空的球体，里面那层发展了一整套的文明。”他说着耸了耸肩。“有些人就是不断结婚。你结婚了吗，马修？”
“实质上结了。”
“实质上，我喜欢这个说bbr>法。我可以叫你马修吗？”我说没问题，“你叫我雷蒙德就行了。‘实质上’，我想意思就是住在一起吧？哦，你是个没执照的私家侦探，为什么不能当个没执照的配偶呢？我猜你之前结过婚。”
“没错，结过一次。”
“有孩子吗？”
“两个儿子。”
“我猜都长大了吧？”
“是的。”
“我结过三次婚，”他说，“跟三任太太都有孩子。我现在六十四岁了，可是有个女儿今年三月才满两岁，而她有个下个月就满四十岁的哥哥。他真差不多可以当这个小妹妹的祖父了。天哪，我有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他摇摇头，一副苦恼的样子。“等到我八十岁，”他说，“还得付小孩的大学学费。”
“据说这样会让你保持年轻。”
“那是自我解嘲，”他说，“都忘了给你倒饮料了。你要喝什么？”
“无味苏打水就行了，谢谢。”
“毕雷行吗？”
我说很好。他在餐室的餐具架边倒饮料，两个玻璃杯都装了毕雷矿泉水，他自己那杯里加了爱尔兰威士忌。我认得那个酒瓶的形状，是詹姆森牌特级的。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也喝这种酒的人是个职业罪犯，在地狱厨房开了家酒馆。他喝的时候是不加苏打水的。格鲁利奥把饮料拿到前面房间来，腾出一张椅子给我，然后自己坐在沙发上，长长的腿撑着。“马修·斯卡德，”他说，“前几天我听到你名字的时候，觉得完全陌生。其实我很意外，我们过去几年所走的路居然没有交会过。”
“事实上，”我说，“有的。”
“哦？别告诉我你当过我的证人。我总说我绝对不会忘掉任何一个有敌意的证人。”
“我从没被传唤去替你的案子作证。不过我曾在刑事法庭大楼和那附近几个餐厅见过你，里德街的罗吉尼餐厅，还有公园道的一个小法国餐馆，现在已经没了，我忘了店名。”
“我也忘了，不过我知道你说的那家。”
“还有，几年前，”我说，“在五十二街地狱厨房西边的一家夜间酒吧，你曾坐在我的邻桌。”
“哦，天哪，”他说，“就在一个爱尔兰实验剧场的楼上，两边都是烧毁的楼房，街对面是个布满瓦砾的空地。”
“就是那家。”
“老板是三兄弟，”他回忆着。“他们姓什么，我想说莫里森，不过不是。”
“莫里西。”
“就是莫里西！他们很野性，红色胡子留到胸膛，冰冷的蓝眼珠让你觉得随时都有死亡会发生。谣传他们跟爱尔兰共和军有关系。”
“大家都这么说。”
“莫里西。我这些年很少去那里，大概加起来最多两三次。我想，我每次在那里都是醉醺醺的。”
“嗯，我有一阵子常常泡在那里，”我说，“每个人到那里都是醉醺醺的。每个人都很规矩，莫里西三兄弟会看着，不过你四下里看看，也绝不会以为自己是在参加卫理公会的草坪宴会。”
“想必是二十年前了。”
“差不多。”
“当时你还是警察吗？”
“不是，不过刚辞职不久。我搬到那个区，就在附近的酒吧喝酒，现在大部分酒吧都不见了。到了半夜所有酒吧都已经打烊，我却还想喝酒时，莫里西永远敞开大门。”
“下班后去喝杯酒可以放松神经，”他说，“天哪，那阵子我喝得比现在凶。现在多喝两杯我就会想睡觉了，以前酒是我的燃料，喝下去可以支撑我整天整夜。”
“你就是在那里学会喝爱尔兰威士忌的？”
他摇头。“你知道那句形容成功的谚语吗，‘英国式穿着、犹太式思考’？哦，虽然不押韵，不过我要加上‘爱尔兰式饮酒’和‘意大利式食物’，这两个原则我是在格林尼治村学到的。我在白马酒吧和狮头酒吧，还有对街的蓝磨坊学会喝爱尔兰威士忌。你在第六分局的时候知道蓝磨坊吗？”
我点头。“食物不怎么样。”
“是不好，很差。蔬菜都是罐头的，而且都是那种有凹痕的烂罐头，不过他们的牛排价钱只有别处的一半，只要你的刀子够锋利，能切得动。”他笑了，“如果你想跟一群朋友喝到打烊时间，那真是个他妈的好地方。现在那里改名叫农庄，食物改善多了，可是你也别想进去安安静静喝一杯，因为你会连自己的说话声都听不到。那里的顾客全是我老婆那个年纪的，有的还更年轻，天哪，他们可真吵。”
“他们好像就喜欢那么吵。”我说。
“那些噪音一定对他们有种魔力，”他说，“可是我从来没搞懂是什么。我唯一的反应就是头痛。”
“我也一样。”
“听听，”他说，“我们简直是两个糟老头。你比我年轻多了，你五十五岁，对吧？”
“看来我脸上写着自己的年龄。”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研究过一些你的事情，”他说，“你应该不惊讶。我想你也做了同样的事。”
“你的信用评分相当好。”我说。
“哦，让我松了一口气。”
“还有，你是六十五岁。”
“我几分钟前说过，对不对？你可不是从我那份资料的标题下方看来的。”他往后靠，?９９lib.一只手伸长放在沙发的椅背上。“我是三十一俱乐部年纪最大的，当然除了霍默之外。霍默·钱普尼是建立我们这一章的人。”
“我知道。”
“当时我三十二岁，替法律救援会工作，正考虑要加入格林尼治村独立民主党员团，同时尝试打入政坛。麻烦的是，我发现那个改革民主党员团比民主党更可恶，老民主党团根本狗屁不通，不过至少他们有自知之明，而改革派人士则是一小撮伪善的狗屎。谁知道呢，如果我懂得跟着他们往上爬，我可能就会成为埃德·科赫。”bbr>藏书网
“说不定。”
“弗兰克·迪乔里奥比我大十个月左右，我不太了解他，但是我喜欢他。很诚实可靠。你知道，他死了。”
“去年九月。”
“我在《纽约时报》看到了讣告。现在我看报纸，第一个看的就是讣告版。”
“我也一样。”
“我就是这样定义中年的，当你拿起早上的报纸首先是翻看讣告，那你就进入中年了。弗兰克突然死的时候，我心里告诉自己，哦，格鲁利奥，该你准备随时要走了。”他蹙起眉头，“好像下一个就会轮到我似的。结果没想到轮到的是艾伦·沃特森。很好的人，很正直，凶手刺死他只为了他的手表和皮夹。没想到福瑞斯特山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一带的街头犯罪近来显然增多了。发现他的是一个私人保镖，有必要的话，你根本不会去雇保镖。”
“时间的征兆，”他说，“很快到处都看得见。”他往下看着手上那杯威士忌加苏打水。
“我接到了费利西亚·卡普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不知道她是谁，她告诉我她是弗雷德·卡普的遗孀时，我还没明白过来，弗雷德·卡普？天哪，谁是弗雷德·卡普？是律师、黑帮混混，还是激进分子？别忘了，我只是每年跟他吃晚餐时碰一次面，三年前他从他办公室的窗子跳楼自杀后，我从此没再见过他。所以我还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她继续说，有个侦探去找过她，这个小子告诉她说她丈夫可能根本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的。她在某个俱乐部的名单上看到我列在上头，她认得这个名字，所以就抱着希望打电话来，希望我能注意一下这件事。”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努力隐藏自己的无知，当时我根本完全摸不着头脑，然后我告诉她，我会看看自己能查出些什么。当然我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对你有足够的了解之后，就打电话给你。”他露出迷人的微笑，“于是你就在这里了。”
“于是我就在这里了。”
“你的客户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是律师。你没有保护消息的特权。”
“我们也不是在法庭上。”
“没错，当然不是。我必须假设你的客户是我们在世的会员之一，除非你是受雇于某个会员的遗孀或者其他人。”他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的脸。“我不会泄漏出去的。”片刻后他说。
“我的客户或许愿意让你知道他是谁。但我必须先问过他。”
“‘他’，你用这个代名词，不太可能是寡妇。不过我想你说不定你很狡猾，马修，你是个狡猾的人吗？”
“基本上不是。”
“我怀疑。不过，反正一定是会员，对吧？还有谁会知道其他所有会员的名字呢。不过我猜有些人会跟自己的太太公开讨论俱乐部的事情。”他又笑，这个笑容淡多了。“应该说是我们的第一任太太，”他说，“就算你第一次离婚什么教训都没学到，至少也学会了谨慎。”
“谁雇用了我很重要吗？”
“或许不重要。我喜欢知道所有关于人的事情——陪审员、证人、对方律师。你知道，这是为了预习。法庭的戏剧性或许让我成为巡回演讲的热门人物，但我是靠开庭前的家庭作业赢得官司的。我喜欢打赢官司。”
他问我还要不要再加点毕雷，我说不用了。
他说：“马修，你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有个人正一步步要把我们全杀死吗？或者这也是机密？”
“这个俱乐部的很多人都死了。”
“我不需要一个侦探来告诉我这个。”
“有几桩谋杀，几桩自杀，还有几件意外可能是安排的。所以看起来不完全是巧合。”
“嗯。”
“但也有可能是巧合。凶手大概肯定是你们其中之一，可是没有动机、没有钱的诱因，至少据我所知没有。或者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没有，”他说，“早些年我们谈过，要买箱不错的波尔多葡萄酒，留给最后在世的人喝。后来我们认定不管是谁最晚死，都老得无法享受这箱好酒了。此外，这样好像不太适当，甚至是轻浮。”
“所以凶手一定是疯了，”我说，“而且不是突发性的疯狂，因为他持续了很多年，一定是长期发疯。可是你们十四个人看起来都神智很清楚，生活也非常稳定。”
“哈，”他说，“这一点，我那两个前妻可以给你不同的观点，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其他几个名字，他们可以很快告诉你，我吃东西只用一根筷子。也许我就是凶手。”
“你是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
“你是凶手吗？你杀了沃特森、克卢南和其他人吗？”
“天哪，这是什么问题。没有，当然没有。”
“嗯，我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了。”
“我是嫌疑犯吗？”
“我没有任何嫌疑犯。”
“但是你是不是真觉得——”
“可能是你干的？不知道，所以我才会问。”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
“可能会，”我说，“怪事年年有。”
“天啊。”
“我所应该做的是，”我说，“去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愚蠢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某个人会决定告诉你什么。”
“很有趣。在审判中刚好相反。有一个基本原则，除非你已经知道答案，才会问证人那个问题。”
“你会发现用这种方式很难学会任何事情。”
“教育，”他说，“不是我们的目的。我还要再喝一杯，你要吗？”
我让他替我加满毕雷。
我说：“我只能告诉你，我很吃惊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
“哦？”
“我觉得，”我说，“你加入的那个团体，好像很怪异。”
他从鼻子里哼一声。“我会说，不管任何人加入，那都是一个很怪异的俱乐部。每年聚会庆祝必死的命运，天哪，怎么会有人想要加入？”
“你是为什么加入的？”
“实在不记得了，”他说，“当然，当时我年轻多了，人格和职业都没定型。如果卡普的遗孀——她叫什么来着，费利西亚？”
“对。”
“给孩子取名叫费利西亚，等于是让大家叫她费利西，对不对？如果费利西亚·卡普在一九六一年看到我名字出现在一个名单上，她绝对不会多看第二眼。除非她以为是写错了。你知道，很多年前我常碰到，大家都以为应该是格利奥。”
“现在大家都认识这个名字了。”
“哦，毫无疑问。认识这个名字、这张脸、头发、声音，还有那种讽刺的机智。每个人都知道‘硬汉雷蒙德·格鲁利奥’。嗯，正合我意，可是你知道，这也是个强大的诅咒。‘找他包你满意’，被人这样期待，实在很可怕。”
“成名的代价。”我说。
“也没那么坏。我去餐厅部不必等，路上会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布里克街有个咖啡店就用我的名字给一种三明治取名。你去那里点一个雷蒙德·格鲁利奥，他们就会给你一些腌牛肉、生洋葱，还有其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加在一起的奇怪组合。”
他喝的第二杯颜色比第一杯更深，而且看起来好像这杯酒的效力发挥得更快。
“当然不是只有腌牛肉和洋葱这类玩意儿，”他说，“有时候会有人来打破你的窗户。”
我的视线移到前面的窗户。
“换过的，”他说，“那是抗冲击的塑料。看起来像玻璃，好像只禁得住轻敲，其实不然，那是防弹的。当然挡不住连发高速子弹，那种武器连水泥墙都挡不住，不过单发手枪打上去只会反弹。前阵子才有人来开枪过，而这种新窗户据说手枪的小子弹打上去会弹开，连个小刮痕郡不会留下。”
“他们没抓到开枪的人，对不对？”
他头一抬。“你不会真以为他们会逮自己人吧？我猜是警察开的枪。”
“也许你是对的。”
“在十二个布朗克斯大公无私的市民认为沃伦·麦迪逊无罪、激怒了很多警察之后，这当然是对的。”
“不少普通市民也被激怒了。”
“包括你吗，马修？”
“我怎么想并不重要。”
“无论如何还是告诉我吧。”
“为什么要告诉你？”
“为什么不？”
“我认为沃伦·麦迪逊是个狗娘养的杀人犯，他的下半辈子都该蹲在监牢里。”
“那么我们意见一致。”
我瞪着他。
“我的一些当事人，”他说，“会把沃伦当成一个冷面杀手。我则觉得他是个毫无悔意的极端反社会分子，而且我很乐意看见他被关进纽约州监狱里。”
“可是你替他辩护。”
“你不认为他有权力得到辩护吗？”
“你让他脱罪了。”
“你不认为他有权力得到最好的辩护吗？”
“你不只替他辩护，”我继续说，“你把整个警察部门全都列入审判。你让陪审团相信麦迪逊是布朗克斯分局的线民，为了回报，警察让他贩毒，而且还把他们从别的毒贩那里没收的毒品拿去供应给他。后来警方怕他说出去，就跑去他母亲家，不是要逮捕他而是要谋杀他。”
“不错剧本，你也承认了吧？”
“荒谬透顶。”
“你不认为警察利用线民吗？”
“他们当然利用，如果不利用的话，他们一半的案子都破不了。”
“你不认为警方让线民继续犯罪勾当，以回报他们的贡献吗？”
“这是整个合作关系的一部分。”
“你不认为被没收的毒品总有办法流回街头吗？你不认为某些已经犯了法的警官、警察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吗？”
“在某些状况下是如此，可是——”
“你知道一个事实、一个驳不倒的事实吗？那些警察并没有去沃伦的母亲家企图杀他。”
“这是事实？”
“无可争议。”
“哦，不，”我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格鲁利奥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从没利用他当过线民，也不会利用他去擦屁股，这一点，我没法归罪于他们，问题是陪审团相信。”
“你可真能干，把这个故事推销给他们。”
“我很高兴接受这个赞美，不过我不需要大力推销，因为他们自己就愿意相信。这个陪审团都是黑色或棕色面孔，而我一手炮制的荒谬剧本对他们来说完全可信。在他们看来，警察一向会这类伎俩，而且事后撒下漫天大谎。所以陪审团为什么要相信警察的证词？他们宁可相信其他的说法，于是我就给他们另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然后把沃伦·麦迪逊放回街头。”
他看了我一眼，眉毛一扬，嘴边似笑非笑。这个表情我见过，那是他表示失望的怀疑，每次在法庭上盘问难缠的证人、在走廊碰到不合作的记者时，就会露出这个表情。“首先，”他说，“如果沃伦·麦迪逊或其他任何人回到街头或离开街头，你真认为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的，”我说，“因为警察必须相信这一点，否则他每天早上很难去工作。”
“你现在不是警察了。”
“就像从小在天主教家庭长大似的，”我说，“当过警察，很多想法和习惯永远都改不了。而且我也真的觉得是有不一样，倒不是对那些麦迪逊可能会去杀害的人有多么大的不同，而是当人们看到他重回街头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可是他们看不到。”
“为什么？”
“他们不会再看到麦迪逊，除非在警备森严的绿然天堂监狱里。沃伦现在就在那儿，而且可能会待到你我都离开人世。记得那个地铁站里有个摩门教男孩被刺死的案子，托雷斯在判刑的时候对行凶的小子说了什么吗？‘你的假释官还在他娘胎里。’你也可以这么告诉沃伦。他杀死了那些毒贩，而且被定罪了，有生之年他都得蹲在笼子里面。”
“你没法让他从这些罪名中脱罪？”
“我根本没尝试。他有其他律师，而且我也不想接那些案子。杀死一个毒贩是为财谋杀，有一大堆其他律师会愿意替你辩护。而射杀一个警察则会引起政治争论，那就是格鲁利奥能帮你的时候了。”
“奇怪，没有人记得麦迪逊的刑期。”
“当然不记得。大家只记得硬汉格鲁利奥让他脱罪了，警察也不在乎他是被关在绿然天堂监狱还是去了好莱坞跟麦当娜上床。警察的想法跟你一样，认为我把整个警方都拿来审判。其实我没有，我是把整个制度都拿来审判，一向如此，我是刻意的。不管是民权斗士还是抗拒征兵的人还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或者，没错，沃伦·麦迪逊，我都把整个制度拿来审判。不过不是人人都这么想。”他指指他的塑料窗子，“其中有些人就当成是个人恩怨。”
我说：“审判过后，我一直看着你和麦迪逊的照片。”
“拥抱的那张。”
“就是那张。”
“你有什么想法？太没品位？还是觉得那个姿态太戏剧化？”
“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镜头。”我说。
“你听过一个专为罪犯辩护的律师厄尔·罗杰斯吗？非常有气度，事业也很成功。那个黑帮老大克莱伦斯·达洛被控贿赂陪审团时，罗杰斯就是他的律师。他接的其他案子则大半是非常可怕的谋杀。细节我忘了，不过罗杰斯赢了官司，他的当事人被判无罪释放。”
“然后呢？”
“然后陪审团宣布出判决时，被告冲去要和帮他脱罪的人握手，但罗杰斯不肯碰他的手。‘离我远一点，’他就在法庭里大吼，‘你这狗娘养的，你就和原罪一样不可饶恕！’”
“天哪。”
“这才是戏剧化，”他津津乐道地说，“而且没品位，而且至少在职业伦理上很有问题。‘你就跟原罪一样不可饶恕！’看在老天的分上，那几乎每个人都有罪。如果你不想替有罪的人辩护，那就改行。如果你替他们辩护，又如果运气好赢了官司，那他妈的你就大可以跟他们握握手。”他笑了。“或者给他们一个拥抱，这比握手更符合我的风格。而且我当时很想拥抱沃伦，根本不必假装。当陪审团说‘无罪’时，我真是痛快极了，很感动。你会想找个人来拥抱，而且我也喜欢沃伦。”
“真的？”
他点点头。“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说，“但如果他有理由杀你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十三章
“我饿了，”六点左右他宣布。于是打电话到一家中国餐馆。“喂，我是雷蒙德·格鲁利奥，”他说，然后点了几个菜，两瓶青岛啤酒，又吩咐他们这次别忘了幸运饼。“因为，”他说，“我的朋友和我都很想知道未来会怎样。”
他挂掉电话说：“你在参加那个课程，是吧？”
“那个课程？”
“别不好意思了，你到我家来问我是不是他妈的连续杀人犯。我也应该可以问你是不是匿名戒酒协会的会员。”
“我不是不好意思。不参加匿名戒酒协会的人，一般不会称之为‘那个课程’。”
“几年前我曾去参加过聚会。”
“哦？”
“就在这附近，哈德孙街上圣路克坊的一个地下室，还有佩里街上也有个小地方。我不知道那些地方现在还有没有聚会。”
“还有。”
“没人对我说，‘格鲁利奥，滚你的蛋，你不属于这里。’而且我在那里听到一些让我有归属感的事情。”
“可是你没有持续下去。”
他摇头。“不是我想放弃。第一阶段的内容里，谈到生活失控的事情，我忘了用词是什么。”
“‘我们承认自己无力战胜酒精——以致难以控制自己的生活。’”
“就是这个。嗯，我省视自己的生活，并没有难以控制。有几个晚上我喝多了，早上醒来很后悔，但这个代价我似乎还负担得起。所以我有意识地减少饮酒量。”
“有用吗？”
他点点头。“比如现在，我就觉得喝得太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叫外卖的原因。晚餐之前我很少喝那么多的。最近压力很大，我想这种时候多喝点是很自然的，你不觉得吗？”
我说听起来很合理。
“我原本不想提的，”他说，“但是如果你不喝酒，我就不想给你点啤酒，免得让你为难。但我也不想表现得漠不关心。”他讲到最后一个字，声音变得很小很模糊。然后停了一下，才转移话题说：“跟你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年纪多大？”
“我得问她才知道。”
“她不会比你年轻三十岁吧？”
“不会。”
“那你不像我那么蠢，”他说，“俱乐部第一次聚会时，米歇尔还在戴着尿布。天哪，她当时的年纪跟查塔姆现在一样。”
“你女儿叫查塔姆？”
“没错。我甚至已经开始习惯她的名字了。她妈妈要取这个怪名字的，这点你不必怀疑。一个六十岁的人不会给新生女儿取这个名字的。我跟米歇尔建议过，如果她想用英国首相的名字给小孩取名字，应该多考虑迪斯累里。跟格鲁利奥这个姓比较搭配。叫迪西·格鲁利奥，音韵很棒，你不觉得吗？”
“可是她不喜欢？”
“她根本不懂。她的年纪只有我的一半，天哪，如果我对待她像个小孩似的，上帝会原谅我的。我得平等地对待她。我告诉过她，开玩笑地说，我从不平等对待任何人，不论年纪老少，也不论是男是女。‘是的，’她说，‘我注意到了。’你猜怎么样？我想我明天不打算去萨格港了，我想事实会证明，我的压力太大了。”
我们在前侧的房间吃饭，把餐盘放在膝盖。他替我找了一瓶可乐，然后自己喝他那两瓶中国啤酒。
他说，“真滑稽。霍默的死亡让我很震惊。他死的时候已经很老了，比我认识过的任何人都老，可是我大概期望他能长生不死。他不是第一个走的，你知道。他是第三个。”
“我知道。”
“菲利普死的时候我很震惊，可是车祸，那就好比难免会发生的闪电。早晚会劈中某个人。你从小在纽约长大的吗？”
“是的。”
“我也是。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你念高中时难免会有一两个朋友死于意外。每次毕业舞会的晚上，你知道，至少会有一辆车无法平安通过那个叫‘死亡弯道’的地方。可是纽约的孩子是不开车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这种形态的人口控制。”
“我们有其他控制的方法。”
“上帝啊，没错。总有一些方法可以减少年轻男性的数量。在历史上，大半是由战争扮演这个角色，在晦暗年代前夕圆满完成任务。不过，小规模的战争和地区性的小冲突依然不断。在.总之，我发现了这个小妞，克卢南遇害的时候她就在现场。”
“她看到了什么？”
“看到那辆黄牌出租车在角落的巴士站停下来，然后不一会儿，她看到一个家伙下车，关上车门就走了。”
“‘不一会儿’是多久？五分钟？十分钟？”
“大哥，那是四年前的事了，现在她还在念高中，所以当时她年纪多大？谁又记得出租车停下来后，直到那个傻瓜下车之间过了几分钟？当时她也没多想，一直到后来警察来了，从里面拖出一具尸体。”
“她没听到枪声。”
“她说没听到。”
“凶手一定用了消音器。你说她看了他一眼？”
“她看了一眼，不知道看得多仔细。”
“她说他是白人？会不会是中南美的白人？”
“我问他是不是西班牙语系的人，她说是他是个白人。”
“她是不是回答，不，他不是西班牙语系的，而是个白人？”
“嗯，就是这样。”
“他下了出租车，然后——”
“弯下腰，好像跟司机说什么话。比如说等我一会儿之类。这也是为什么那辆黄牌出租bbr>.车停那么久，都没有引起大家怀疑。”
“计价表还开着吗？”
“一开始就没开。”
“他停车前有没有打手势？有时候某些司机会这样的，可是——”
“她所说的事，”TJ说，“你得记住，是发生在四年前——”
“当时她只是个孩子，这我明白。她说了些什么？”
“那家伙没给车钱。”
“你说那个乘客，她看到的那个人？”
“他坐在前座。”
“你不可能说是他开的车，因为克卢南是在方向盘后面被发现的。”
“没说他开车，说他坐车。在乘客座，除非那座位还有别的名称。出租车的乘客都应该坐在后座的，可是他移到前座去跟司机一起坐了。”
“她离车子有多远？”
“两三家商店吧。她当时和朋友站在一家糖果店门口，她也指给我看了。还跟我解释梅莉莎·见川可以在糖果店前面访问她。大哥，我看她谈起那些新闻界的垃圾如数家珍，真可以去当梅莉莎·见川的助理了。”
“他长得什么样子？”
“白人。”
“高矮，胖瘦，年轻还是年老——”
“只知道是白人，不过别忘记——”
“事情发生在四年前，而且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对吧。你想我带她去找雷·加林德斯怎么样？”
“让埃莱娜可以再多一张画挂在店里？我想她会愿意的，不过出来的结果可能想象成分大于记忆成分。只要有机会上《纽约第一》节目，她会发誓他有乳头，后面还拖了条尾巴。”
“或许我应该跟她谈谈。”
“以警察的身份？还是也以见川小姐助理的身份？”
“我可以假扮新闻助理导播，”我说，“你看怎么样？”
他想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我得去找我的马球衫和卡其长裤，”他说，“还有我那双便宜的懒汉鞋。我想无论如何都该带着那些行头，有机会就可以放在埃莱娜的店里。”他看着我的衣服。“也许你可以稍微穿得正式一点，”他说，“这样我们就不会给《纽约第一》丢脸了。”
我穿了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免得糟蹋了《纽约第一》的服饰声誉。我们搭乘A线的地铁往上城，花了四十分钟找到桑布里塔·帕多，又花了半小时在她四年前站过的那家糖果店附近的一家比萨店，边吃腊肠比萨边跟她聊。她身材略微矮胖，一头光滑的黑发，橄榄色皮肤，有着典型西印度群岛移民的轮廓，棕色眼珠异常明亮。她的名字意思是“小影子”，她说，听起来有点傻，她以前很讨厌。不过现在开始喜欢了，因为这名字似乎相当与众不同。
她的说法没有改变，从那辆出租车下来的是个白人，她能提供的外表表述就是这样。还有他是从前方的乘客座下车的，她感觉当时那人只打算下车一会儿就会回到车上，可是他走过街角就不见了。然后她得回家，就忘掉了这件事，到了第二天地听说了发生的事，警车什么的，结果出租车司机死了。据说是被射杀的，可是他会不会只是心脏病发作之类的呢？或许他的朋友是要去求救，然后——
然后只是忘了要回来？
哦，她说，或许，你知道，那个出租车司机死了，他的朋友决定不要被扯进去，所以他大概就打了九一一然后回家。只不过不知道他身上有子弹，或者那些事情是她听来的，可是你会听说一大堆事情，又该相信哪个呢？
怎么确定呢？
谈到一半，TJ离座去上洗手间，片刻间“小影子”忽然变得又成熟又年轻了。她在座位上挺直身子说：“坦白告诉我好吗？我不会上电视，对吧？”
“恐怕不会。”
“你是警察吗？你可能是警察，不过TJ·史密斯先生不可能是警官。当然了，我也从不认为他是梅莉莎·见川的助理。”
“真的？”
“他太年轻，而且太江湖气了。你得去上大学，才能找到这种工作，不是吗？他不可能上过大学。”就像我说过的，她比实际年龄成熟。然后我问她，既然看穿了TJ是冒充的，为什么又那么合作。“哦，他真的很可爱。”她说，然后格格地傻笑起来，看起来大概只有十二岁。
“我是保险调查员，”我说，“史密斯先生是实习生。不需要让他知道，嗯，看穿了他是冒充的。”
“好，我不会，”他说，然后用吸管吸干了可乐，“保险？希望我没让任何人惹上麻烦。”
“肯定不会。”
“希望也不会让某个人拿不到钱。”
“这真的只是为了要理清一些书面公文而已。”我说，“或许也能替公司省点税金。”
“哦，那么，”她说，“很好，不是吗？”
第十五章
我们一起乘A线地铁，在哥伦布圆环分手。TJ要去店里让埃莱娜看看他穿上有为青年制服的样子。我则走到中城北区分局找德金。他正在座位上吃着三明治，喝一瓶冰红茶。
“汤姆·克卢南，”我说，“剧作家，兼职开出租车，四年前在奥德邦大道和第一七四街交会处被射杀，被逮到的嫌犯从没上过法庭。”
“上帝，”他说，“我成了什么，啰里啰唆的老奶奶吗？你以为我连这一点点短期的东西都记不得吗？”
“我只是想勾起你的回忆而已。”
“根本不需要提醒，我们前几天才谈过那个狗娘养的。”
“克卢南怎么会成了狗娘养的？”
“天哪，不是克卢南。是那个凶手，”他专心地眯起眼睛，“姓米姆斯，”他说，“就一件我没必要费心的案子而言，这样的记忆力不错吧？”
“要不要再猜猜他的名字？”
“奥巴达。”
“埃尔多尼亚。”
“哦，见鬼，很接近了。他怎么了？”
“射杀克卢南的是个白人。”
我把自己知道的资料告诉他，那不是他主办的案子——拖到现在也没有人主办了——可是他的警察本能太强了，不免会产生兴趣、过滤资料、提出并放弃各种理论。
“前座的乘客，”他说，“谁会坐在前座？”
“在澳洲，”我说，“乘出藏书网租车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去坐前座司机旁边的位置。”
“因为后门打不开？”
“因为大家不分阶级，每个人都是伙伴。坐在后面就太势利眼了。”
“是吗？射杀出租车司机又抢走他东西的是澳洲人，这概率有多少？”
“嗯，从挪威人变成澳洲人，整件事就全变了。”
“先不管这些，这表示凶手是司机的朋友，对吧？”
“总之司机一定认识他。”
“前座乘客，计价表没开，工作日志上没登记。他在中城路边搭载了一个客人，大老远开到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凶手怎么会知道他在那儿？”
“‘汤姆，下回你载客人到附近的话，顺便来绿宝石小馆，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谈谈。’”
他想了想。“不知道，这跟那个鳄鱼先生的理论一样难以接受。”
“说不定是克卢南自己的主意，他刚好来到附近，所以决定去看看朋友。”
“然后他的朋友就把握机会杀了他。”他喝了一大口冰红茶。“覆盆子口味的，”他说，“忽然之间就出现了，不知道，十二种，或十五种各种不同口味的冰红茶。我以前会想，我们干吗弄出这么多不同的选择？如果他妈的苏联正在造坦克和登陆月球的时候，我们却把精力花在调红茶口味上，那我们怎么赶得上？结果他们整个系统垮了，我们又安然地多发明了十几种口味。这表示我懂什么。”他又喝了一口，“你的目击者可信度有多高？”
“如果满分是十分，”我说，“她介于零和一之间。”
“我是这么想的，凶手从克卢南脑袋后面两枪，如果坐在他旁边的话，怎样才能从他背后开枪呢？”
“‘嘿，汤姆，窗户外面那是什么？’”
“他转头去看，砰砰。是啊，我想是这样。我得去看验尸报告。不过，凶手干吗要这样呢？只为了让一切看起来像是从后座开枪的？”
“或者只是为了让克卢南没法提防。”
“很合理。那你听听这个推测：凶手坐在后座，出租车停在路边，凶手开了两枪。然后他下车，接着又上车，这回是从前门上的，然后抓走皮夹和零钱。接着，他再度下车，这回就被目击者看到了。”
“有可能。”
“还有个推测。开始是一样的，从后座开两枪，然后从靠街那边车门溜下车，所以站在糖果店前面聊天的人不会注意到他。或许他跟那个奥巴达是来自挪威的同一个城市，抱歉，是埃尔多尼亚，也或许他就跟那个西班牙语地区一样，是西裔的，不管哪种，他都走到街角消失了。”
“然后呢？”
“然后你听说的这个白人走到街上，想要乘出租车，白人在那种西语区，难怪他会想坐出租车。”
“那个区不算太坏。”
“一个白人在那里就是宁愿乘出租车，我们先接受这个假设行不行？他看到这辆出租车，有个人在驾驶座后面，他打开前门，想问?司机是不是在等预约的客人。”
“结果看到司机已经死了。”
“说对了。于是他就像大部分人碰到这种情况的反应一样，尤其那个区他不熟，就是拼命地尽快逃离现场，因为他才不想当目击证人，也或许他是跑去华盛顿高地买毒品或找乐子，他干吗要卷入这件事情？”
“那他上车时证人都没看到，只看到他下车？”
“为什么要看到他上车？”
“我不能肯定，”我说，“她既没看到凶手下车，也没看到那个白人上车，却看到那白人下车。”
“她为什么要看到？她心里在想别的事情啊。”
“我猜是这样吧。”
“基本上，”他说，“你没有任何收获，对吧？”
“对。”
“我的意思是，任何有形的证据。”
“半点都没有。”
“但如果你想让一个凶手杀掉四个人的案子成立——”
“五个人，连同希普顿的太太。”
“——那么这点挫折也不会打击你。不过我也没法建议你可以去三十四分局找谁。他们破不了的案子太多了，不需要卷入这种已经结掉的案子里瞎忙。”
“我了解。”
“除非你想正式报案，申请重新调查所有的旧案子。看你的客户愿不愿意。”
“我的客户和几个朋友过两天会碰面，讨论一下该采取什么行动。”
“什么？二十六个人全员到齐？”
“哪来的二十六个人？”
“三十个人，其中四个被杀死。这样就剩下二十六个了，对吧？”他笑了，“这个老奶奶短期的记忆力可不会出错。”
“算错了。”
他看看我。“三十减四等于——”
“十四。”
“嗯？”
“有四宗谋杀，”我说，“还有其他十二个人死了。”
“怎么死的？”
“几个是自杀，几个是意外。还有几个是病死的。”
“天哪，马修！”
“不完全都是假的，”我说，“要把谋杀布置成前列腺癌或战死越南不太容易。可是自杀有可能是假的，还有几宗意外事件也是。”
“你的猜想是什么？”
“包括那四宗登记为凶杀案的吗？有人会说他们全都是被谋杀的，不过我猜有十二个。”
“天哪。前后历时几年？”
“很难说。俱乐部成立是三十二年前，不过刚开始那年没人死去。当时大家都很真诚，大概都是二十或二十五岁的年纪吧。”
他忽然把椅子往后一推。“我实在不能忍受了。”
“忍受什么？”
“你敢发誓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搞同性恋的？”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可以把手按在上面发誓。”
“你知道我有什么想法吗？我想我该给你做笔录。”
“好啊。只要写‘不予置评’就行了，我可以签名。”
“你不肯让警方介入？”
“我的顾客是这样要求的。”
“我不明白。”他说，“你的顾客难道不怕自己也被干掉？”
“他更怕媒体马戏团。”
“你凭什么认为媒体会对这件事有兴趣？”
“开什么玩笑？一个小丑对准一群男人，花了三十年一个个把他们干掉。如果这不会让记者疯狂追踪的话——”
“哦，你是对的。而且博伊德·希普顿也是被害者之一。”
“在世的还有三个人名气不会比他小。”
“真的吗？这个俱乐部真是了不得。里面还有个出租车司机，一个农产品批发商，还有那个同性恋是做什么的？室内设计师？”
“卡尔·乌尔？我想他是一家外汇公司的合伙人。”
“差不多。有三个人跟希普顿一样有名？”
“家喻户晓。”
“天哪。”
“我不会坐视不管，乔，但同时——”
“哦，当然。你刚才说他们十四个人要聚会？”
“至少有一部分会出席。”
“什么时候？”
“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五。从现在到星期二，你打算做些什么？”
“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我刚刚想到福瑞斯特山。”
“那个被刺死的家伙，农产品批发商，沃特森。”
“对。我很好奇那个保镖可能看到了些什么。”
“他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跑过去看，然后报警。如果他还看到什么，一定会在他的笔录里。相信我，他们一定会问他的。”
“他们会问他早些时候有看见过什么吗？”
“早些时候？”
“如果有人在等沃特森，计划要伏击他——”
“嗯，我懂你的意思了。或许会问吧，一开始他们以为凶手可能是对他怀恨在心的客户时就会问。不过再去问问他也无伤。你想知道他的名字？”
“还有他在哪里工作。”他拿起电话，然后转过头来盯着我，“你看过那些AT＆T关于资讯高速公路的广告吧？他们却完全没提到那是条单行道。”
“我知道，乔。”
“我说了你才知道。”他说，然后拨.了电话。
第十六章
我坐上七号地铁，在科罗纳区的第一○三街车站下车，再往下两站就是希叶球场。两个街区外的罗斯福大道上，科罗纳保安公司占据了一幢两层砖造楼房的二楼。一楼是家童装店，橱窗里有一堆布玩偶。
大部分保安公司都是由退休警察经营的，大部分退休警察也会找这方面的工作。科罗纳的老板马丁·班扎克的外表好像应该在楼下卖连身衣裤给学步的娃娃。他是个小个子，六十来岁，圆肩秃顶，无框的双焦眼镜后面一对忧伤的蓝眼珠，小圆鼻子下方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髭。
我身上带着两种名片，第一种是我戒酒的辅导詹姆斯·费伯送的，上面只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第二种是可靠侦探社给的，证明我是他们公司的侦探。我给班扎克的是侦探社的名片，结果引起一个小误会，他一看到名片就跟我解释，科罗纳保安公司大半只提供制服警卫和汽车巡逻警卫，很少雇用我这种有经验的侦探。可是他们的确需要定期的调查员，所以我可以填写他档案里面的某张表格，这样就可以偶尔从他们那里接点儿工作。
我赶快澄清，解释自己的身份和来这儿的目的。
“詹姆斯·肖特，”他说，“能否请问一下你为什么对肖特先生有兴趣吗？”
“几个月前有起事件，”我说，“他是福瑞斯特山一桩街头犯罪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所以——”
“哦，当然，”他说，“真可怕，工作认真的生意人在回家途中被刺死。”
“我想你的员工可能注意到那天晚上附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有什么陌生人。”
“我知道警察后来问过他。”
“我相信，但是——”
“整个事情让肖特非常困扰。可能还引起其他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班扎克先生？”
他透过镜片的下半截看着我。“告诉我，”他说，“詹姆斯·肖特到你们公司求职吗？”
“找可靠侦探社？哦，我想不会吧，不过如果他去试过的话，我也不会知道。我不是那里的管理人员，只是偶尔抽出几天替他们工作罢了。”
“你现在不是在替他们工作？”
“不是。”
他想了想，然后开口道：“我刚才说过，那件案子曾经非常困扰他。毕竟事情发生在他值勤的时间，其实这一点也不表示他就应该防止那件事情的发生。我们每个巡逻人员所负责的区域都很大，目的是透过最大的能见距离，达到最大的威慑力。罪犯看到有我们标志的巡逻车，就知道这个区域有固定的巡逻人员，对做坏事也会有所顾忌。”
“这样别的地方的犯罪率会不会因此提高？”
“政府警察或私人警力又能怎么办呢？我们无法改变人性。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能减少一个区的犯罪，就会雇我们去保护，我们只是尽职做事罢了。”
“我明白。”
“不过，我想肖特一定觉得有点责任。这也是人性。而且那对他也是个震撼，亲临犯罪现场，发现一具尸体。还有不同警察轮番询问。我不敢说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很可能是因此引起的。”
“引起什么？.9９lｉｂ.”
他用肢体语言回答，把手肘弯起，手腕从上往下划，就像放下一杯酒似的。
“他喝酒？”
他叹了口气。“喝酒就得开除。我们的规定是这样，没有例外。”
“这是可以 7406." >理解的。”
“不过我还是破例一次，”他说，“因为他所受的压力太大了。我告诉他要再给他一次机会。结果又发生了第二次，就没办法了。”
“那是什么时候？”
“我得查一查。我想命案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吧，顶多六个星期。那家伙是什么时候遇害的？一月底？”
“二月初。”
“我想他是在三月中旬离职的。《三月中旬》，”他吃惊地说，“那是一本小说，你看过吗？”
“没有。”
“我也没看过。那本书就在我书架上，我母亲买的，她过世后把这本和其他几百本我没看过的书都留给我。不过我老是会不经意看到这本书的书脊。《三月中旬》，乔治·艾略特的作品。我确定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去看的。”他摇摇手打住这个不相干的话题，“我有詹姆斯·肖特的电话号码，要我帮你打吗？”
肖特的电话没人接，班扎克把号码连同一个位于曼哈顿东九十四街的地址一起抄给了我。我在一个意大利快餐店匆匆吃了点东西，乘地铁回市中心。在大中央车站转列克星顿大道的快车，然后在八十六街下车。我又打了公用电话试试看肖特家，响了六声，还是没人接。
差十五分就五点了。如果肖特找到新工作，现在可能就像这个城市绝大部分的劳动人口一样正在上班。另一方面，如果他还在做同样的工作，我也不会知道他的上班时间。他可能穿着保安制服在日落公园区负责运送现钞，或者在长岛市的某个仓库守夜。我无从知晓。
有时候我会在口袋里面塞一份聚会时间表，可是那本册子太厚了，里头列出整个纽约所有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时间地点，而且我常常不带。今天就没带在身上，于是我把两毛五硬币再度塞进投币口，拨了联络中心的号码，一个义工告诉我，五点半在第一大道和八十四街交会口一家教堂的地下室有个聚会。
我提前到了，发现那里没咖啡——有的团体有，有些则没有。我到对面的杂货店，碰到两个也要去参加聚会的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在我偶尔会去的西区中午聚会上见过。我们带着咖啡一起过街回到会场，然后在几张长形餐桌之间各自找位子坐下，刚过五点半，会议已经开始时，又有几个人陆续进来。
总共只有十二个人——这是一个新团体，就算我带着那本会议小册子也找不到这里，因为还没登记上去。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戒酒刚满一年，花了快一个小时细述她的故事。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家里上一代和上上一代都出了酒鬼，她小心地跟酒精保持距离好些年，只准自己在社交场合喝一杯鸡尾酒或葡萄酒。后来她丈夫死于食道出血——当然，她嫁了个酒鬼——于是到了四十来岁，她开始喝酒，然后就好像这件事等了她一辈子似的，紧紧地抓住她，再也不肯放地走。沉溺杯中物的过程又快又突然又狂野。她很快就失去一切，只剩下有房租管制资格的公寓，和足以让她付房租的社会福利金支票。
“我曾在垃圾堆里找食物，”她说，“在陌生的地方醒来，而且往往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我是教养良好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的，以前除了我丈夫从没跟别人一起睡过觉。我记得有一次失去记忆，我没法告诉你们自己做了什么，或者跟谁做了什么，可是我脑袋里只想到，‘哦，玛格丽特，修女们现在可不会以你为荣了。’”
她讲完之后，大家传着篮子丢钱并轮流讲话。轮到我的时候，我莫名其妙谈起自己在寻找一名保安人员的事情，还有他因为喝酒而被解雇。“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强烈感觉，”我说，“我自己是在辞去警察工作之后开始喝酒的。如果我继续喝酒，就会像这个人一样丢掉后来的工作，而且也会喝掉自己的一切。我并不真的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情，也不知道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想着他的事情，我忽然明白，如果我没发现这个团体的话，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只是很高兴我在这里，很高兴自己戒酒了。”
聚会之后，我跟几个人一起出去喝咖啡，非正式地继续聚会上的经验交流。到了咖啡店之后我拨了一次肖特的电话，十五分钟后又试了一次。离开那家店之前，我试了三次，此时大概是七点多，那枚二毛五硬币再度掉到退币口时，我拿起来打电话给埃莱娜。
没有我的留言，她说，信件里头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告诉她截至目前的进度，又说我可能大半夜都会在外头。“如果他有应答机的话，”我说，“我就会留言给他，等过一两天没消息再打过去。可是他没应答机，我又在这附近，而且这一带我不常来。”
“你不必跟我解释的。”
“我是跟自己解释。而且看起来他不太可能给我任何答案。我想问的问题，福瑞斯特山的警察都问过了，所以他能给我什么呢？”
“也许你能从他那儿获得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意思。哦，那个法国教堂有场演讲和幻灯片展示，我可能会去，如果莫妮卡想跟我去的话，或许我们之后就会进行女生夜游。你大概也会忙到很晚，对不对？”
“可能。”
“因为你本来打算去找米克的，不是吗？这样你明天晚上才能去‘玛丽莲小屋’。”
“你还是想去？”
“在昨夜我们共度那段时光之后吗？”我可以想象她脸上的表情，“现在更想去了，你可真是够热辣，斯卡德先生。”
“现在取消吧。”
“‘现在取消吧。’你知道你讲这些话听起来像谁吗？杰克·班尼。”
“我正是想模仿杰克·班尼。”
“哦，这样的话，你模仿得不太像。”
“你刚才说——”
“我知道我说过什么。我爱你，你这老熊，你应该怎么回答我？”
八十六街北边，上东区是一个过渡期地带，它不属于约克维尔也不属于东哈林，而是让你联想到两者。街道对面，豪华的公共管理公寓在低收入的公共计划住宅间昂然矗立起来，两类建筑的墙上都有着难以辨认的喷漆涂鸦。往北的人都是提着公事包和达戈斯蒂诺超市包装袋的人；另一边，人并不少，只是前往相反的方向，人们则是拿着奶昔纸杯、喝着四十盎司瓶装纯威士忌，或者抽着亮晶晶的雪茄，有如萤火虫在闪烁。
肖特住的那幢建筑在第九十四街，介于第二和第三大道之间，是一幢六层楼的砖结构出租公寓，我在门口数了数，有五十几个电铃，每个电铃旁边都有住户的名字。其中一半没标示，肖特的名字也不在上头。
一开始，这幢建筑每层应该有四个房间，但历经多年，屋主把房间隔开，论户出租的公寓就变成了论房间出租了。过去多年来我已经进出过几百次这类地方，就算有什么不同，本质上也还是一样。门廊和楼梯间的烹调气味随着住户的种族而改变，但其他的气味则永远充斥在整个城市，而且多年不.９９ｌiｂ.变。尿臊味，老鼠味，还有堆积废物闷出来的恶臭。偶尔这些鸽子笼里会出现一个明亮通风、清洁整齐的房间，但建筑本身永远黑暗、阴沉、肮脏。
这类地方曾经可能是我离开旅馆后的落脚处。如果我没有戒酒，等到我付不出房租，又没法说服房东让我拖到有收入再补缴的话，我就得搬到这种地方了。或者不管有钱没钱，我会喝到再也没脸天天经过楼下柜台，另外找个地方安顿。
我问一个向外走的男人认不认识詹姆斯·肖特，他只是摇摇头表示不知道，继续走路，速度并没有放慢。我又用同样的问题去问一个往里走的小个子灰发老太太，她手里拄着拐杖，手上的编织袋里装着采购来的日用品。她说公寓里的人她半个也不认识，不过他们看起来好像人都很好。她的气息里有薄荷味和酒味——我猜是荷兰薄荷杜松子酒，或者是用薄荷调味的杜松子酒。
我走到第二大道，在角落的一个公用电话再试一次肖特的号码。没人接，我忽然想到，如果他现在没在工作，非常可能在哪里喝酒，这附近要喝酒太容易了。第二大道上靠九十四街的两个街区就有半打酒馆。我一个个进去，向酒保打听詹姆斯·肖特。他在这里吗？他早些时候有过来吗？没人认识他，至少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欧巴尼恩酒绾吧台后面的那个大胡子说，他过去几年听过几次这个姓和这个名。“我只知道，他可能是这些小伙子的其中一个。”他说。
我在想要不要叫叫他的名字。“詹姆斯·肖特？詹姆斯·肖特在这里吗？”但这样我还得回头去我问过的那几家酒馆重复一遍，我可不喜欢。大家都喝多了。
那么，到第一大道的酒吧试试看呢？我该去那儿打听踪影难觅的肖特先生吗？
可能吧，不过首先我再去试一次他的号码，这一次他接电话了。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说我从警方那里打听到他，又从科罗纳公司的班扎克先生那儿拿到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我知道这件事情你已经被问过很多遍了，”我说，“但如果你能给我几分钟，我会很感激的。我现在就在你家附近，所以如果我能过去见你——”
“嗯，我们找个地方碰面吧。”他提议，“第一大道转角有个不错的地方，叫蓝色独木舟。那里很适合谈话。十分钟之后怎么样？”
蓝色独木舟用镶板装潢，看起来很像圆木小屋。墙上挂着几个兽头，吧台后面的镜墙上方陈列着一个马林鱼标本。那里的灯光经过反射之后很柔和，播放着爵士乐和柔和摇滚。里面客人不多，而且看起来水准比整个区要高。
我站在门口一会儿，四处张望，然后走向在一张桌子边单独饮着啤酒的男人。我说：“肖特先生吗？”但我其实已经知道他是。之前我在他公寓的对面等他出来，然后跟踪他到酒吧，再给他一点时间坐下点杯酒，最后我自己才进来。
我想，这是死都改不掉的老习惯。
我们握手，然后我在他对面坐下来。我心里想象过他的样子——是会这样的，脑袋里凭着你对某人的感觉，凭空塑造出来一个形象。通常我见面后会发现那些人跟我心目中的样子不太一样，他也不例外。他比我想象的老一些，肤色更深一些，而且，没错，比我猜想的要矮一点。我估计他快五十了，五英尺八英寸，很壮，有一张圆脸和一对深陷的眼睛。鼻梁扁扁的，鼻尖翘起，嘴唇不宽。没留胡子，不过染深两颊和下巴的胡子一定有两天没刮了。暗色头发，藏书网在蓝色独木舟的朦胧灯光下是黑色的，剪短了在圆圆的脑袋上往后直梳。他穿了一件T恤，前臂和腕背毛发浓密。
“发现沃特森的尸体时，”我说，“你一定很震惊。”
“震惊？上帝，没错。”
女侍者过来，我点了杯可乐。然后我拿出笔记本，开始谈他的故事。
收获不多，他和皇后区刑事组以及一一二分局的警探都已经谈过很多遍了，就算还有什么没说，经过快五个月也差不多忘光了。没有，他没在附近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他早些时候没看到艾伦·沃特森从公共汽车站往家里走。没有，他想不起任何事情，半点都想不起来。
“你怎么会现在才来追查呢？”他很好奇，“你有线索了吗？”
“没有。”
“你是别的分局的警察还是什么？”
他假设我是警察，之前我就是希望他这么假设的。但现在我告诉他，我是私家侦探。
“哦，”他说，“不过不是科罗纳保安的人吧？”
“科罗纳保安公司？不，我是单干的。”
“调查福瑞斯特山的一桩杀人抢劫案？雇用你的是谁？受害者的遗孀吗？”
“不是。”
“别的人？”
“他的一个朋友。”
“沃特森的？”
“没错。”
他等女侍者朝这边看时，又点了一瓶啤酒。我不怎么想再喝可乐，不过我还是又点一杯。肖特说：“我想有钱人看事情的眼光不太一样。我刚才在想，如果我有个朋友在街上被刺死，我会雇侦探去追查凶手吗？”他耸耸肩，笑了，“我想不会。”他说。
“我不能透露客户的资料。”
“哦，我了解。”他说。女侍端饮料过来，他说：“我想这是你自己规定的，值勤的时候不喝酒。”
“什么意思？”
“比如说，如果你是警察的话，值勤的时候不能喝酒。当了私家侦探也一样，因为你是替科罗纳保安这类的公司做事。但如果单干，你就可以自己判断是否应该喝酒，对吧？所以你只点可乐，我猜想这是你自己规定的。”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或者你只不过是喜欢可口可乐罢了。”
“还可以，不过不会很迷。呃，我不喝酒。”
“哦。”
“可是以前喝。”
“是吗？”
“我喜欢喝酒，”我说，“大部分喝威士忌，但是那些醉酒的日子里，我大概也喝了很多啤酒。你以前当过警察吗，肖特先生？”他摇摇头，“哦，我当过。我曾经是警察，警探。不值勤的时候我会喝酒。”
“这样可以吗？”
“我从没因为喝酒误过事，”我说，“都不是直接的。但我想要走自己的路，我离开警界，离开了工作，离开太太和孩子，还有我整个的人生……”
我看不出他能提供我什么，之前我告诉埃莱娜。或许你能从他身上获得什么，她这么说。
或许可以。
戒酒的运作方式非常简单。一次戒一天，不要喝酒，去参加聚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力量，和你的酒鬼朋友们一起祈祷。
然后坚持下去。
戒酒不是靠说教或传福音，而是借着说自己的故事——以前怎么样，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又变得怎么样。这就是开会的时候演讲人做的事情，后来大家轮流发言时也是这样。
于是我说出我的故事。
我说完之后，他拿起杯子，看着酒，又放下。他说：“我在科罗纳保安公司工作时，只在下班时间喝酒，但我想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听说过。”
“发现尸体还有后来的种种，把我给打乱了。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
“所以那阵子我就喝得多一点。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没错吧？”
“会这样的。”
“通常我不会喝那么多的。”
“据说问题不在于你喝多少，”我说，“而是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我必须说，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说，“让我放松、缓解，产生安定感。这就是酒对我的影响。”
“嗯，那么酒又对你产生什么坏处呢？”
“哈，”他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他又拿起杯子，再度放下。“我想你很拥护匿名戒酒协会，嗯？”
“它救了我一命。”
“你戒酒有一阵子了，嗯？两三年？”
“超过十年了。”
“上帝，”他说，“中间没有小假期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
他点点头，思索着。“十年。”他说。
“一次戒一天就行，慢慢就会累积起来了。”
“戒了这么久，你还是继续去参加聚会？多久去一次？”
“一开始每天都去。早些年有时还一天去两三次。现在只要我觉得想喝酒，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还是会天天去。偶尔我会一个星期去一两次。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一星期会去个三四次。”
“过了那么多年还这样，你哪来的时间？”
“哦，以前我永远找得到时间喝酒。”
“对，我猜喝酒是不计时间的，不是吗？”
“而且要找配合时间的聚会很容易，这就是纽约的好处之一，二十四小时都有聚会。”
“是吗？”
我点点头。“全市都有，”我说，“哈德孙街有个团体每天午夜有一次聚会，凌晨两点又有另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聚会的地方是多年来全市夜间酒吧最多的地方，那些酒吧都开到很晚，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觉得很滑稽。我离开去了一下洗手间，回来时顺便打了个电话。我很确定在东八十二街有个夜间聚会，但我想知道确实的时间和地址。我打到联络中心，接电话的小姐不必查阅就告诉我了。
回到我们的桌子边，肖特还在瞪着那半盎司啤酒看。我告诉他这附近十点有个聚会，我大概会去。我告诉他，我有两三天没参加聚会了，这是谎话。我又说，去参加聚会会有帮助，这是实话。
“你想去吗？詹姆斯？”
“我？”
还会有谁？“来吧，”我说，“跟我做个伴。”
“天哪，我不知道，”他说，“我才刚喝这些啤酒，之前我还喝了一两杯。”
“那又怎样？”
“不是要保持清醒才能去参加吗？”
“这样你才不会大吼大叫或摔椅子，”我说，“不过我看你不会做这些事情，对吧？”
“对，可是——”
“又没什么花费，”我说，“而且咖啡和饼干还是免费的。你还会听到很多人说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站起来。“不过我不想逼你，如果你确定自己喝酒没有任何问题——”
“我可没说过。”
“对，你是没说过。”
他也站起来。“管他呢，”他说，“趁我改变主意之前走吧。”
第十七章
聚会地点是在第八十二街靠第二大道的一幢赤褐砂岩建筑。一个匿名戒酒协会的团体租下这里的二楼，每天举行六次聚会，从早上七点开始到晚上十一点。为了附近邻居的安宁，午夜这场聚会不能鼓掌，要表示欢迎或赞成时，改用弹手指。
演讲人是个已经戒酒五年的建筑工人，他讲了一个很典型、很清楚的喝酒故事，而且很简洁，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接着休息一下宣布几件事，大家轮流传篮子，然后是举手发言。
我很高兴这个聚会是这样的，肖特只要把手放在膝上，不必说什么话。第一次参加聚会没必要让自己成为焦点，如果是大家一个个轮流站起来发言，那他就躲不掉了。
我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在满屋子的酒鬼面前开口。接下来我找到在这类轮流发言聚会的生存之道。“我名叫马修，”每次我都这么说。“跳过我吧。”当时我脑袋里头有一大堆想法，但就是没办法说出口。“我名叫马修，谢谢你们的见证，今晚我只听就行了。”
十一点我们下楼离开，我建议一起去喝杯咖啡，他说也好。我们走到八十六街，那儿有一家他喜欢的餐馆。我很饿，点了一个烤奶酪三明治和一份洋葱圈，他只要了咖啡。
他说：“我差点就举手了。就差一点点。”
“没关系的，只要你想讲就举手。没有硬性规定。”
“说什么都可以，对吧？我原以为每个人讲话都得跟前一个人所讲的有关，不过其实不必，是吗？”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在我们家，听到的说法总是，‘别把你的事情告诉陌生人。’我已经习惯把事情搁在心里了。”
“我明白。”
“真的有用，嗯？不喝酒，去参加聚会。”
“对我有用。”
“上帝，我想没错，十年呢。”
“一天天累积起来就行了。”
那上帝呢？他想不通，那墙上的标语，还有列出来的十二个建议步骤呢？反正不要喝酒，我告诉他，去参加聚会，保持开放的心。我信上帝吗？偶尔，我说。我不必一直相信上帝，我每天每时每刻必须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要去碰酒。
他说：“我不该拖着你。说不定你有事情要忙。”
“我很高兴有人做伴，詹姆斯。”
“你知道，刚刚就在开会的时候，我还在想，因为我会听着别人的发言，心思却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我想到沃特森，那个被刺死的家伙？”
“怎么样？”
“好像有什么盘踞在我记忆里，我却抓不住。”
“或许我们可以一步步慢慢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我说。
“不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想起来了。你说他那个朋友认为这不是偶发的抢案？”
“这正是我想查清楚的。”
“为什么？有人杀他的动机吗？”
“据我所知没有。”
“那——”
没理由不让他知道。“有其他几个人也死了。”
“在同一区？”
“不是，”我说，“也不全是发生在街头。”
“那么有什么相关呢？”
“被害者彼此都认识。”
“被害者？那么他们都是被谋杀的吗？就跟沃特森一样？”
“某些是，某些只是有可能。”
“有可能？”
“有几宗自杀可能是布置出来的，”我说，“还有几桩意外死亡也可能是安排好的。”
“所以你想这群人……他们是什么团体？俱乐部还是什么的吗？”
“我真的不能透?.露细节。”
“当然，我明白。那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个人雇用你？他们为什么不去找警察？”
“我的任务之一，”我说，“就是确定这些是不是犯罪事件。”
“看来一定是，对吧？如果一个团体里面有.
我想警告他。”
“你觉得那个人有危险性？”
她摇头。“不是身体上的危险。我觉得他会偷东西，他身上有一种鬼鬼祟祟的气质。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不过那种事情没重要到让我放在心上。我相信那天之后，我根本没再想起过他。而且我很确定我没再看过他。”
“如果你再看到他——”
“是的，”她说，“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放心。”她朝着那幅画像皱眉。“肯定是黄色。我是说他的名字，约翰，是黄色的绣线，就在左边胸部口袋的上方。”
凯新大楼的管理员不认得那幅画像，结果弗雷德·卡普死的时候，这管理员根本不在那儿工作。我到位于西三十七街的大楼管理公司办公室，那里也没人认得画像上的人，可是一位年轻小姐检查了个人档案，查到了一个名叫约翰·西伯特的员工。他在卡普死前五个月开始工作，卡普死后三个星期辞职。那位小姐告诉我，“离职原因”那一栏填写的是“搬到佛罗里达州”。
“我猜想他是决定退休了。”她说。
在届临生命终点那段日子，哈尔·加布里尔过着隐居的生活，很少离开公寓，从中国餐馆叫外卖食物，请卖酒的杂货店送货。在他位于九十二街和西缘大道交口那幢公寓的附近几个街区有半打中国餐馆。我不知道十二年前加布里尔被发现上吊后，至今哪些店家还没倒闭，不过我也还没听说过哪家中国餐馆会雇用白人当送外卖的小工。
我在百老汇大道往东一个街区那一带问了两家卖酒的杂货店，两家最近都刚换过老板。其中一家转手是因为原来的老板退休搬到迈阿密，另外一家的老板死于五年前的一桩抢案。两家店都没人认得画像上的詹姆斯·肖特。
我带着TJ，两人分头负责街道的两边，去咖啡店和比萨屋拿画像给人看。海神餐厅的柜台职员看了看画像说：“好多好多年没看过他了。两个炒蛋炒老一点，英式松饼不加奶油。”看到我的表情，他得意地笑了起来，“记忆力很好，嗯？”
简直太好了。我恭维他之后走出来。TJ跟我报告说，对街一家干洗店也同样认得画像上的肖特，而且还记得他名叫史密斯。
“没错，史密斯。”我说，“而且他的英式松饼上不许加奶油。”
“啊？”
“你说叫史密斯？那个店主记得一bbr>藏书网个十二年前见过的人？”
“是个女的。”TJ说，“她会记得，是因为他一直没回来取当年送洗的西装外套。老太太替他保管了很多年，去年终于捐给慈善团体。我把画像给她看，她马上就一副很怕惹上麻烦的样子。‘我保管好久了，’她说。”
哈尔·加布里尔那幢公寓里，没人认得那张画像里的人，一九八一年的房客名单也看不出什么名堂。不过转角有家单人房旅馆，旧的登记资料记录着，加布里尔死前曾有一个叫约瑟夫·史密斯的人在四楼住过好几个月。尸体被发现一个星期之后，史密斯先生就搬走了，没有留下转信地址。
胡贝斯提斯金。
我常常想到这个童话故事里的侏儒妖怪。我不知道肖特给我这个线索代表什么，或甚至这到底是不是线索。我追查了许多老旧时期的线索，寻找他曾出现在其他死亡现场附近的踪迹。
然而这不重要，线索并没有指引出任何方向。
我从事侦探工作多年，侦察的某种固定过程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本能反应。这几年我偶尔也会试着去做其他工作，但最后都会明白，我的行业就是侦探，而且我做得不错，我的经验和天生的条件都没法做其他事情。
可是现在我还摸不出头绪。
有时明确合理极了。你从街道这端往另一端走，敲每一户门。这是形容，也是事实，每一个资讯的小碎片拼起来，指引你去另外一条街道，敲其他的门。等到你走过许多街道也敲够了门之后，最后一扇门打开，答案就在那里。不轻松也不简单，可是要找出真相，这是一个很合逻辑的方法。
但这招不是永远行得通。
有时候查案子就像拼图。先把边缘是直的图块找出来，拼出周围那圈，然后按照颜色分类，试试这块又试试那块，试半天才有一点点进展。有时你要找特定的一块，却找不到。一定不见了，你想写信给制造商抱怨，这时候你拿到一片之前试过三四次的小图块，你知道这不是你在找的那片，可是这回，居然对上了。
这招也不是永远行得通。
詹姆斯·肖特，又名约瑟夫·史密斯，又名约翰·西伯特。难道又名胡贝斯提斯金？
“或许他偷了几个贴了姓氏缩写的行李箱，”埃莱娜设想，“走到哪里都不愿意丢掉那些箱了。”
“他住的那些地方，”我说，“搬进去时都不会带行李箱的。不过他似乎一直保持用JS这两个字首的姓名，为什么呢？”
“琼·谢尔曼。”
“谁是琼·谢尔曼？”
“一个摄影家。她昨天来我店里，想租下那个彼德麦风格的古董椅子当杂志广告的道具。那张椅子我标价三百五，打算可以用三百块成交，现在她付一百块跟我租两天，很棒吧？”
“问题是椅子还能不能收得回来。”
“哦，她给了我一笔预防损坏或其他状况的押金。这样赚钱真好，你不觉得吗？不过这对你没帮助。”
“对。”
“JS，JS，JS，Just Shopping。Jonas Salk。Jesus Saves。Jelly Sandwich。抱歉，我大概一点忙也没帮上。”
“没关系。”
她故意作出惊讶的样子。“我明白了。”她说，“犹太肉弹(Jewish Sexpot），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该睡觉了。”我说。
于是我上床睡觉，忘掉詹姆斯·肖特和他的几个化名。第二天早上起床，刮胡子，然后忽然明白了。
我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喝了一杯咖啡，乘出租车到宾州车站。
十六个小时之后，我从宾州车站走出来，已经过了午夜。我想打电话找某个人，不过现在打电话去太晚了，得等到明天早上再说。
天气变冷了，虽然白天走了很多路，不过过去几个钟头都在火车上，我想让两条腿舒展一下。于是我移动两腿，来到第十大道和第五十街的交会口。
“我今天想到你，”我告诉米克·巴卢，“当时我在华盛顿特区，而且还去看了越战纪念碑。”
“真的去看了。”
“我看到你弟弟的名字。”
“啊，”他说，“可见没有人去把名字涂掉。”
“是啊。”
“我想不会有人涂掉的，”他说，“不过这种事情很难说。”
“是啊。”
“真是壮观，对吧？那个纪念碑，它的形状，还有那些名字，一个接着一个。”
“那是一长串的死者，”我说，“你说得没错。”
“你不可能是为了要看丹尼斯的名字去的。你根本不认得他。”
“那倒是真的。”
“你认识艾迪·邓菲。艾迪认识丹尼斯。可是除此之外——”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过没错，我并不认识他。”
“所以你去华盛顿一定有别的事情，只是顺便去看看那个纪念碑罢了。”
“不，”我说，“事实上，我去华盛顿就是专程看纪念碑的。”
“哦。”
“我利用索引，”我说，“找到了丹尼斯的名字，也找到了几个死于越战的熟人。我高中时认识一个女孩子的哥哥就是这样。那些人二十或二十五年前死于越南，多年来我第一次想到他们，跑去找他们的名字，他们就在那儿。”
“啊。”
“然后不知不觉，我就做着你做过的事情，只是走下去，随意看着那些名字。真让人感动。光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不虚此行了。”
“可是你去不光是为了这个。”
“嗯。”我说，“没错，我去那里，还为了找另外一个名字。”
“找到了吗？”
“没有，不在上头。”
“所以你大老远跑去，结果没找到？”
“不，”我说，“我找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了。”
第二十九章
我在市政厅隔壁那个街区一家名叫“坏玛丽”的酒吧和雷蒙德·格鲁利奥碰面，那儿有简便的午餐，进出的都是律师和政府官员，店里的招牌菜是牧羊人派，上头撒了英式奶酪，下头烤得焦黄。不过现在吃午餐还太早，店里空荡荡的，只有吧台坐了几个疲倦的人，可能是前一夜喝酒喝到现在的。
硬汉雷蒙德看起来也好像是前一夜没睡的样子。他一脸皱纹，眼睛下头有黑圈。我到的时候，他正坐在高脚凳上喝咖啡，我告诉侍者我要一?杯眼他一样的。
“不，不一样。”格鲁利奥说，“他要的是普通咖啡，不要奶精和糖，对吧？”
“黑咖啡。”我附和道。
“我这杯也是个硬汉。”他说。侍者走了之后，他解释说他那杯是掺了酒的，我告诉他我猜得到。
“嗯，你脑袋转得很快。”他说，“我很少早上就喝酒，不过昨天一整夜可真难熬。总之，我好久没睡觉了，九点开庭后，还得过街去。我申请延期了，不过得出席去正式提出要求。”他啜了口那杯加料的咖啡。“我喜欢直接喝到酒，”他说。“让你感觉 4e00." >一下禁酒时代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也喜欢在咖啡里掺一份酒，免得咖啡因弄得你很焦虑。”
“完全正确。”
“你以前这样喝过吗？”
“嗯，偶尔，”我说着，拿出那张画像的复印件递给他。他打开来，看了一眼，摇摇头，然后又折起来。我伸出一只手阻止他。
“天哪，”他说，“这张丑脸我看过太多次了，现在连做梦都会梦到。而且我发现我到处在找他，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早上来这里的出租车上，我一直偷看司机，想看看会不会是他。刚刚我还又好好看了侍者一眼。”
“请再看一眼那张画像，一眼就行。”我建议。
“我能看出什么之前没看到的吗？”
“你以前认识这个人，”我说。
“我告诉过你他看起来很面熟，可是——”
“你三十年没见过他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二十多岁。”
他计算着，皱起眉头。“他现在不是四十八岁吗？三十年前他应该是——”
“他谎报年龄，可能是为了与假身份证相符，不然就是因为怕去应征保安人员年纪太大。他一定少报了八九岁。反正他撒过更大的谎。”
“老天，我认识他，”他说，“我想起他的脸，想起他讲话的样子，几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提醒我一下好吗？”
“你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你们的会员之一。”
“我们的——”
“多年来，”我说，“你们全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我的老天，”他说，“是他，对不对？”
“你告诉我吧，雷蒙藏书网德。”
“那是，”他说，“是塞佛伦斯。”
“来这儿之前，我还进行了一些事情。”我告诉他，“我到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的公寓，趁他离家去上班前跟他碰面，也去过埃弗里·戴维斯的办公室跟他谈过。他们都认出画像里面的人就是詹姆斯·塞佛伦斯。事实上戴维斯说，他想过凶手跟塞佛伦斯长得很像，本来想说些什么的，可是他知道塞佛伦斯已经死了。每个人都知道他死了，你更不例外，几年来你都在聚会上朗读过他的名字。”
“他没死？”
“我昨天去了一趟华盛顿，”我说，“去查他的名字，看有没有刻在越战纪念碑上。”
“结果没有？”
“对。”
“我不知道这是否证明了什么，马修。那个纪念碑上的名字不是很准确。有些人的名字被遗漏了，还有人没死，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说不定塞佛伦斯是被列为战地失踪人员，他被遗漏有太多可能的原因了。”
“他没当过兵。”我说。
“他没去过越南？”
“他没当过兵，就是这样。我去过后备军人行政处，找到一个认识五角大厦里头的人。他们彻底查过兵役记录。结果塞佛伦斯从来没在任何一个单位服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征召过，或他有没有去报到。这些记录更难查，而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死在越南，好像也没死在别的地方。因为他还活着。”
“有可能。”
“埃弗里·戴维斯说，这就好像活到三十岁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似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跟塞佛伦斯一点也不熟，他很少开口。我一年见到他一次，几年后，他因为服役而没法出席年度晚餐。第二年还第三年，霍默就念了他的名字，从此我每年都会听到他的名字一次。”
“他是怎么进入俱乐部的？”
“不知道，要不是某人的朋友，就是霍默自己找上他的。路易斯或埃弗里——”
我摇摇头。“他们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坎宁安餐厅，他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被挑上的。我不懂他如何假造自己的死亡，你们是怎么知道他的死讯的？”
“我想想，”他喝了一杯他的硬汉咖啡，“老天，那是很久以前了。我仿佛记得，霍默读了一封他写的信，解释说虽然身体穿上军服，但他的心与我们同在。还有，他希望能很快再见到我们，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他已经安排好尽快通知我们。”
“他骗了你们。”
“我想是。应该是一年之后，霍默就念了他和菲利普·卡利什的名字，解释说他几个月前收到一封电报。”
“谁发的？”
“我不认为他提过。当时我大概以为是陆军总部或者塞佛伦斯的亲戚发的。显然都不是，不管署名的是谁，那封电报根本就是塞佛伦斯自己发的。”
“没错。”
“当时他已经计划要杀掉我们了吗？”
“很难说。”
“为什么呢？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对他做过些什么？”
“我不清楚，”我说，“你知道的，我见过他几次，我曾隔着桌子坐在他对面。”
“你提到过。”
“我也见过在世的会员，大部分都见过。总之，很难想象他和你们其他人坐在一起吃晚餐。我想正当你们都在努力工作、开创成功人生的同时，他却住在便宜的旅社、去小餐馆吃饭，而且做的工作都只能糊口而已。过去三十年你们走过截然不同的路，也造成了某些差异。可是我想，他一开始就跟你们很不一样。”
“嗯，要命，”他说，“有件事我很不愿意说，因为我曾认为他是我们之中光荣死亡的一位，但我现在可以说了，对不对？结果他是个失败者。”
“失败者。”
“他是个无名小卒，一个没用的人，那种不会奋力求成功的人。你说得没错，他跟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他不是属于那种跟我们同聚一堂的人。”
“或许他自己也明白了，”我说，“或许这激怒了他。”
他想推测塞佛伦斯的动机，以及他心里可能有的想法。他说，早些时候，他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也不知道凶手因何行凶之时，曾突发奇想，认为整个事情可能是某个色情狂的某种收集形式，因此被攻击的对象会固定集中于某类人，通常都是名人。“比方说那个一直闯到大卫·雷特曼家里的女人，”他说，“或者那个杀了约翰·列侬的神经病。”
“以后，”我说，“我们会有很多时间去弄清他的动机。”
“以后？”
“他被抓到以后，”我说，“我想现在越早确定这件事越好。雷蒙德，恐怕我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了。现在我准备把这个案子交给专业人士去办。”
“我从没把你当作业余人士。”
“如果要全面追捕逃犯，那我就是业余人士了。而只有全面通缉，才能尽快抓到他。警察追捕、小报炒作，再加上通缉令，他无路可逃。”
他盯着我。“那我们呢？”
“俱乐部的故事会曝光，”我说，“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但这是无法避免的。”
“是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避免的方法。”
他双手托着下巴。“假设他在纽约的话，”他说，“你有办法找到他吗？”
“不惊动警方？”
“不惊动警方和新闻媒体。”
“我没有他们的资源。”
“对，可是你有自己可以支配的资源。我们愿意给你一大笔可以动用的预算，你还可以提供赏金。”
“不是不可能。”我说，“但你们只是在拖延，不去面对无法避免的事情。等到上了法庭，俱乐部的事情照样会曝光，而且会生动得活像一出连续剧。”
“那要等到上了法庭。”
“没错。”
“你认为审判期间和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会发生什么？审判的结果会是什么？”
“我想他的谋杀会被定罪，”我说，“除非硬汉雷蒙德当他的律师。”
他笑了。“不，恐怕他得自求多福，得不到我的服务。不过你那么确定他会被判有罪吗？你认为他会因为哪一桩谋杀案被起诉？”
“最近的一桩是比林斯。”
“证据是什么？你能证明他在场吗？你能把他跟那辆赃车联系在一起吗？你能找出他的凶器吗？更别说要证明他用过了。”
“只要警方认真去查——”
“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两个目击证人，能从一排嫌犯中指认出他来，”他说，“但是我不会寄希望，而且也用不着我告诉你，法庭上目击证人的证词有多么没价值。他还杀过哪些人？沃特森的遗孀？沃特森本人？你能证明任何一桩吗？你知道他在现场，他发现了沃特森的尸体，可是有什么证据？”
“你的重点是什么？”
“我的重点是，对于既定的结论来说，定罪与否根本没意义。你可以提出所有早期的案子，他杀了博伊德·希普顿夫妇，他跑去亚特兰大射杀了内德里奇·贝利斯，他用哈尔·加布里尔的皮带吊死了他，天知道他还杀了哪些人。但是你可以全部忘掉，因为没有任何办法能证明是他干的。而且我也很怀疑你能说服陪审团相信他杀了任何人。”
我想起乔·德金说过一句话。“没有人会因为罪有应得去坐牢的。”我说。
“我没听说过这句话，”他说，“我想这个系统一般来说相当好，很善于把人关进牢里，有时候好得过头了。但这不表示你就有办法将任何一起明确立案起诉塞佛伦斯，把他关进牢里。要命，就算你有足够的证据，他或许还可以用精神错乱抗辩成功。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进行一串愚蠢的系统性连续谋杀，你能说服陪审团说他是个神智健全的楷模吗？”
“我连自己都没法说服。”
“我也不能。我觉得这混蛋疯了，同时也觉得他这辈子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得够多了。”
6211." >我隐隐感觉到这个讨论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不想走向那个方向。我叫了侍者，要他替我的咖啡续杯。
格鲁利奥说：“就算我错了。他被起诉，被判有罪，然后去坐牢。”
“我觉得挺好的。”
“是吗？显然，这会让俱乐部和所有会员受到不情愿的公开关注，不过这是无法避免的，不是吗？也许我们这个团体还能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想象每年五月的聚会从此结束。我实在不愿去想新闻界的注意会把整件事改变成什么样。”
“那是很不幸的，可是——”
“但现在谈的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相比较起来，我们不愿成为新闻焦点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了。这一点我没话说。但我们再多追究一点好了，塞佛伦斯会怎么样？”
“他的余生会待在上纽约某个戒备森严的监狱里。”
“你这样认为吗？”
“我认为我们应该假设他会被判有罪，我不认为法庭只会打他两下手心，让他免除牢狱之灾，只判个五年缓刑。”
“假设他被判终身监禁好了。这样会让他坐几年牢？”
“看情况。”
“七年？”
“可能会久得多。”
“你不认为他在牢里会表现良好吗？你不认为他能说服假释委员会他已经改邪归正了吗？马修，这家伙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畜生，他花了三十年杀害我们，现在只干掉一半多一点而已。你以为他不会继续等待时机吗？监狱会安排他去镀车牌，那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卑微的工作，就跟在科罗纳保安公司工作没两样。他会被关在一个小牢房里，而那也只是另外一个附家具的小屋子罢了。他已经耐心99lｉb?等了三十年，早晚他会被放出来。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神奇地重新做人。”
我盯着他看。
“怎么样，你想过没？”
“没有，当然没想过。”
“他会回到老路上。等到他出狱，天生的本能会召唤他。我们又有一些会员会死掉，可是有一些会活下来。你想打赌看他会怎么对付我们吗？你想打赌看他会不会一个个干掉我们吗？”
我张开嘴巴，然后半句话都没说，又闭上了。
“你知道我说对了。”他说。
“我知道你一向反对死刑。”
“当然，”他说，“绝不让步。”
“可是你今天早上说的话可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像塞佛伦斯这种人，能被释放实在太遗憾了，但这不表示我认为州政府应该进行官方谋杀。”
“我不认为你谈的是州政府。”
“哦？”
“你想逮捕他，但是不想动用警方或媒体。我有个感觉，你非常希望看到他被判刑，而且被确实执行。”
“所以呢？”
“你希望我替你找到他，而且替你毙了他。”我说，“我不想这么做。”
“我又没要求你做。”
“我也不想替你找到他，好让你自己毙了他。你会怎么做？抽签决定谁该下手？还是大家一起拉绳子吊死他？”
“你会怎么做？”
“我？”
“站在我的立场。”
“我曾经站在你的立场，”我说，“有个人名叫……哦，别管他叫什么名字了。重点是他曾经发誓要杀了我，他已经杀了其他很多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逮到他，把他关进牢里，可是我知道反正他不可能坐牢坐一辈子。早晚监狱得放他出来。”
“那你做了些什么？”
“做我该做的事情。”
“杀了他？”
“做我该做的事情。”
“你后悔吗？”
“不。”
“你有罪恶感吗？”
“不。”
“重来一次你还会这么做吗？”
“我想我会，”我说，“如果必要的话。”
“我也是，”他说，“如果必要的话。但我心里想的不是这个，我不相信死刑，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行刑。”
“这我就我不明白了，”我说，“你得解释一下。”
“我的打算是，”他喝了口咖啡，“我想了很久，”他说，“而且也跟其他几个会员商量过。你觉得怎么样？”
我听他讲完，提了很多问题，也有许多不同意的地方，不过他准备得很充足。最后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的判决。
“听起来很疯狂，”最后我说，“而且成本——”
“那不是问题。”
“哦，道德上我完全不反对，”我说，“而且可能行得通。”
第三十章
八月第一个星期，我在某天下午一点左右接到了一个电话。乔·德金说：“马修，我想跟你聊聊。要不要过来警察局转转？”
“乐意之至，”我说，“什么时候比较好？”
“现在就很好。”他说。我直接过去，途中停下来买了两杯咖啡。一杯给了乔，他打开盖子，嗅嗅蒸汽。“这会把我惯坏的，”他说，“我已经慢慢习惯局里的烂咖啡了。这是什么咖啡？法式烘焙？”
“不知道。”
“闻起来真香，管他是什么。”
他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一张在市内流传了几个星期的手掌大小的卡片。大小和质料都和标准明信片差不多，一面是空白的，另外一面是雷·加林德斯画的那张詹姆斯·塞佛伦斯的画像。画像下方有一行七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这是什么？”他说，把那张卡片丢给我。
“看起来像是明信片，”我说，把卡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的，我猜你可以把信息写在这儿，然后右边这里写上地址，邮票就贴在角落。”
“图片下面是你的电话。”
“是的。”我说，“可是如果这张图片是要画我，我必须说实在很不像。”
他伸手过来从我手上拿走那张卡片，看看我，看看卡片，又>看看我。“总之，”他说，“我不认为这是你。”
“我也不认为。”
“不管是谁，”他说，“我接到线报，说街上到处都是这个家伙的图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不晓得为什么有人要找他。所以我想，我就打个电话去问问吧。”
“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就在问啦。”
“哦，”我说，“这跟我在进行的一个案子有关。”
“真的。”
“这张画像里头的人，是个很重要的目击证人。”
“目击到什么？”
“我不能说。”
“你怎么回事，担任圣职啦？不能泄漏信徒的告解内容？”
“有个律师雇用了我，”我说，“这就表示我受到‘律师与当事人特权’的义务限制。”
“谁雇你的？”
“雷蒙德·格鲁利奥。”
“雷蒙德·格鲁利奥。”
“正是。”
“硬汉雷蒙德。”
“我听说过有人这么称呼他。”
他又看了一眼那张画像。“这家伙看起来很面熟。”他说。
“人人都这么说。”
“他叫什么名字？这不是机密吧？”
“如果知道他的名字，”我说，“我们要找他就容易多了。”
“有个见过他的人跟画像专家合作，于是画出了这幅画像。”
“差不多。”
“我知道有赏金。”
我看看那张卡片。“好玩，”我说，“上头没提到有赏金。”
“听说是一万元。”
“好大的数目。”
“想到我曾为一顶帽子的价钱做过些什么，”他说，“这笔钱似乎很多。好玩的是，你从没拿这张画像来找过我。”
“我不认为你认识他。你认识吗？”
“不。”
“所以拿画像给你看也没什么大用。”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有这么一大笔赏金要找某个人，通常就表示这个人不愿意被找到。”
“哦，我不知道，”我说：“那个在苏荷区失踪的小男孩怎么说？那儿到处都是寻找他的海报。”
“这就是重点，没有任何寻找这家伙的海报。不是吗？”
“我没见到过。”
“只有这种避人耳目的卡片，没贴在路灯柱子或信箱上的海报，也没有钉在公共布告栏上。只有一大堆卡片在那附近到处散发。”
“这样省钱嘛，乔。”
“倒是有五位数字的赏金。”
“随你怎么说，”我说，“不过我在这卡片上头还是没看到有提起赏金。”
“嗯， 6211." >我也没看到。这咖啡真好。”.
“很高兴你喜欢。”
“上回我们聊的时候，”他说，“你在查一堆老案子。画家和他老婆，找错了露水情人的同性恋者，还有个载错了客人的出租车司机。记得吗？”
“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当然罗。这个家伙和那些案子有关？”
“怎么会？”
“你为什么老是用问句回答问句？”
“凭什么非要有理由不可？”
“操他妈的自作聪明。总之，那些老案子进行得如何了？”
“就我所能透露的，”我说，“依旧石沉大海。”
等待真是难熬。
我们到处散发消息，到乔·德金打电话给我那时，过了整整十天。一开始我找了些人，比方丹尼男孩·比尔，他是个放消息和收集消息的专业高手，然后我给他们每人一叠上面印了塞佛伦斯照片和我电话的小卡片。TJ跑去四十二街，把消息散发给杜斯附近的熟人，还有那一带在廉价旅社和单人房出租公寓工作的人。格鲁利奥打了几个电话，让我去见几个他过去多年曾辩护过的罪犯和政治边缘人。他说其中一个是，“审判后这家伙拥抱我，还说如果我想干掉哪个人，只管打电话找他。相信我，有几次我还真有这种冲动。幸好我不赞成死刑，即使是前妻也不例外。”
我很确定他还住在曼哈顿。但如果他住在别的区，我也不会知道。他曾花上好几个月跟踪住在皇后区的艾伦·沃特森，穿着位科罗纳保安公司的制服，在沃特森家附近的街道巡逻，甚至（如果他说的是实话）还跟沃特森的老婆有婚外情，可是那段期间他都一直住在曼哈顿。在科罗纳保安公司几个街区外，或者在沃特森的福瑞斯特山住家附近，他就可以找到更便宜也更舒服的房子，可是他不要，偏偏住到曼哈顿的东九十四街。这么一来，他得换两趟地铁去上班，下班回家再加上两趟。
所以我的寻人行动以曼哈顿为中心，而且集中在塞佛伦斯那种人容易去的地方。我寻访那些廉价旅社和套房公寓，跑去吃午餐的便宜小馆子和药房，询问哪儿有房间出租，因为每个区都有一些没挂招牌的单人房旅社。
我们也在熟食店、杂货店、擦鞋摊、酒馆，还有一大堆信箱放了卡片。然后就只能坐着等待了，我得回家以防有电话打来，这是最难熬的。
因为有事做会容易点，坐在西北旅馆的房间里，看电视转播球赛或新闻，阅读报纸或书，凝视窗外，我就无法避免的想到，自己的努力都搞错方向了，这一切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他不一定会在曼哈顿。他可以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