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向邪恶追索》 第一章 恶有恶报，其报之深，超乎应得。 ——薇拉·凯瑟：《我们中的一个》 八月的一个星期二晚上，我和TJ坐在客厅，看着电视上一个西班牙语频道里的两个家伙在互相打来打去，享受着比那场比赛更为新鲜的空气。热浪已经袭击本市两周，延续到上个周末总算告终。然后我们享受了完美的三天，有湛蓝的天空，干爽的空气，气温维持在摄氏二十一度到二十六度左右。这样的天气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称之为理想气候：而出现在纽约的仲夏，你只能称之为奇迹。 白天我好好利用了这样的天气，在市区里四处游荡。回家冲过澡之后，坐在椅子里。刚好赶上彼得·詹宁斯播报新闻。前十五分钟埃莱娜陪着我一起看，然后她进厨房去忙晚餐。TJ大约在她开始煮意大利面时跑了过来，但他坚持说自己不饿，也没法儿待太久。埃莱娜早已习惯他的这些老话，径自把晚餐的分量加倍，然后TJ被我们说服接受他的那份晚餐，而且一扫而空，还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问题就在于，”他告诉埃莱娜，“你的厨艺太好了。现在一到吃饭时间我就想来。一不留神，就被养得胖嘟嘟的。” TJ自有生存之道。他是个在街上混的小孩，瘦小灵活，第一眼看到他，你会觉得他和其他在时代广场附近混的黑人小鬼没什么两样，摆纸牌赌博的摊子，骗点小钱，设法维生或勉强糊口。他的生活当然不仅是如此，但我知道他们很多人不能光看外表。我了解他，但对于其他人，我所能见到的也只是外表。 至于TJ的外表，就像变色龙，会随着环境而改变。我曾亲耳听到他从聒噪的街头黑话腔调毫不费力的改变成常春藤盟校式的文雅口音。他的发型也一样，我认识他以来的这几年变来变去，从老式的黑人爆炸头不断变短，变了好几次。一年多前他开始在埃莱娜的店里帮忙，因而认定温和体面一点的发型会比较适当。从此他的头发一直剪得前所未有的短，不过服装风格从他工作时穿的大学预科生行头到杜斯常见的小混混打扮都有。今天晚上他穿了一条卡其布裤和一件领尖有扣子固定的男式衬衫。上回我见到他是在一两天前，当时他穿的是一件松垮垮的迷彩长裤和装饰有金属亮片的夹克。 “真希望他们讲英语，”他抱怨道，“干吗要讲西班牙语呢？” “这样比较好。”我说。 “难道你能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偶尔能听懂一两个词吧。大部分听起来只是噪音。” “你就喜欢这样？” “英语播报员太多话了，”我说。“他们就怕自己如果不这么叽里呱啦讲个不停的话，观众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们老是一再重复讲过的东西。‘他今天的左刺拳打得不够多。’在我过去十年看过的拳击比赛中，播报员不说拳手应该多使用刺拳的，总共大概不会超过五场。他们学播报的第一课一定就是学的这个。” “说不定这个播报员也用西班牙文在讲同样的话。” “说不定，”我表示同意，“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不会烦我了。” “你没按过静音按钮吗？” “那不一样。你需要听到观众的嘈杂声，听到拳头打在身上的声音。” “这两个很少打到对方。” “都该怪那个穿蓝短裤的，”我说，“他的左刺拳打得不够多。” 不过他的左刺拳打得够多了，足以让他成为这场四回合热身赛的赢家，他被判定获胜，并得到观众一轮敷衍的掌声。下一场是十回合的轻重量级比赛，很精彩的对决，一个灵活轻巧的年轻拳手对一个已过巅峰时代两年的重拳手。那个老的——我想他已经三十四岁了吧——利落地击中对方时，还颇能吓住那个小伙子，可是岁月拖慢了他速度，使得他击不中的时候更多。那个小伙子则报以密集轰炸式的拳头，不过轻飘飘的拳力对双方都没什么影响。 “他挺不错的，”两个回合后，TJ说。 “真可惜他的拳不够重。” “他就是不停地打，慢慢把你打垮。同时他也累积得分。另外那个家伙每一回合的得分数则是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听得懂西班牙文，”我说，“我们就可以听到那个播报员讲这类东西。要让我赌这场拳赛，我会押那个老的赢。” “不奇怪啦，你们这些老古董人类总得团结。此时此地我们还要再看下去吗？” “此时此地”是盖伦产品目录里的一句广告词。盖伦公司是俄亥俄州埃利瑞亚市的一个装备商，供应间谍用的电子侦查设备，比如监听电话和办公室的窃听器，还有防止自己电话和办公室被监听的反窃听设备。这整个企业处于一种奇怪两个极端；说到底，他们是促销公司一半的产品去对抗另一半的产品，而广告词常在半途改变立场。“知识就是力量”，他们会在某一页这样向你保证，翻过两页，他们则提倡“你最基本的权利——个人与公司的隐私权”。前后的论点都很激烈，从“你有知道的权力！”到“别让他们的鼻子凑近你的公司！” 你难免会想不通，这个公司到底支持什么？由于“盖伦”这个名字，则是德国传说中的智慧之神，我猜想他们会很高兴把任何产品卖给任何人，唯一承诺的就是增加他们自己的销售额，并使他们的利润达到最大值。可是他们的产品会增加我的销售额，或提高我的利润吗？ “我想没有这些装备，我们或许也混能得下去，”我告诉TJ。 “没有这些最新的科技，我们怎么能逮到威尔？” “我们不必去逮。” “因为他不是我们的麻烦？” “所我所知是这样。” “他是全纽约市的麻烦，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谈论他，威尔这样威尔那样的。” “他今天又上了《邮报》的头版，”我说，“可是报上根本没什么新鲜的消息，因为从上星期到现在，他根本没做任何事。不过报纸想把他放在头版好多卖几份，所以报导就是在说全市有多么紧张，等着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只有这些？” “他们试着把整件事放在历史的背景里。举出其他令大众印象深刻的无名杀手，比方‘山姆之子’。” “不同的是，”他说，“没有人替山姆之子欢呼。”他对着盖伦目录的一张照片弹了一下手指。“我喜欢这种变声电话，可是现在到处都能看到了。连电器连锁店‘无线电屋’都有。看这个价钱，他们的可能比较好。无线电屋卖得要便宜多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 “威尔要是打算开始用打电话取代写信的话，可以用这个。” “下回我见到他，会转达这个建议。” “前几天我自己差点买了一个。” “用来做什么？你的声音变化还不够多吗？” “我只会改变口音而已，”他说，“这个机器能改变音调。” “我知道这个机器能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让自己听起来像女生，或者小孩。或如果你是女的，可以让自己听起来像个男人，那些变态就不会故意讲脏话来吓你。有这种东西真好玩，就像小孩玩玩具一样，不是吗？一两个星期后，等你变不出什么新把戏了，就会把它扔进柜子，要求妈妈再买新玩具给你。” “我想我们不需要这个。” 他合上那份目录，扔到一边。“我看一样都不需要，”他说，“你想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讲过好几次了。” “我们需要电脑，”他说，“可你就是不肯买。” “近期会买的。” “对嘛。你只是害怕自己不会使用罢了。” “那种害怕，”我说，“和没背降落伞就不敢跳出飞机是一样的。” “第一，”他说，“你可以学，你没那么老。” “谢谢。” “第二，我可以替你操作。” “玩电动玩具游戏破关的能力，”我说，“跟理解电脑的能力是两回事。” “不会差那么多。你还记得港家兄弟吗？他们一开始就是玩电动玩具的，现在他们在哪里？” “哈佛。”我承认。港家兄弟的真实姓名是大卫·金和吉米·洪，他们是一对电脑骇客，专门进入到电话公司内部的电脑系统。TJ介绍他们认识我时，他们只是两个高中生，现在他们人在麻省剑桥镇，天知道正在从事什么大事业。 “你还记得他们帮过我们什么忙吗？” “历历在目。” “你说过几次你希望他们还在纽约？” “一两次吧。” “不只一两次，大哥，很多次。” “那又怎样？” “我们买台电脑来，”他说，“我学会了，就可以做那些同样的屁事了。另外我还可以做所有合法的事情，比方在十五分钟内就挖出你必须在图书馆花一整天找的垃圾。” “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外头有电脑班，不是教你港家兄弟的招数，而是其他的。他们会让你坐在电脑前教你。” “好吧，最近就去买，”我说，“也许我会去上课。” “不，去上课的人是我，”他说，“如果你想学，等我学会就可以教你了。或者有关电脑的工作都由我负责，怎么都行。” “由我决定，”我说，“因为我是老板。” “好吧。” 我开始聊其他的话题，但这时电视上那个老拳手刚好一拳打过去，把小伙子击倒在地。裁判数到八，小伙子才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可这个回合只剩半分钟了。老拳手在绳圈内追着小伙子，有一两次他们纠缠在一起，可是小伙子撑着没再倒下，拖过了这回合。 这一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没有播广告，而是把镜头停留在年轻拳手的那个角落，拍他等待的表情。播报员针对画面说了很多话，不过讲的是西班牙文，所以我们也不必专心听。 “关于电脑的事情，”TJ说。 “我会考虑的。” “妈的，”他说，“你刚被我说动要买，那个老头儿就偏偏那么幸运一拳打倒对方，害得我们话题中断。他干吗不多等一回合呢？” “他只是个老头子，想从另外一个人身上赚点银子，”我说，“我们老古董人类都这样的。” “这个目录，”他边说边手上挥舞着，“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夜视镜？来自俄罗斯还是哪个类似的国家。” 我点点头，盖伦公司的广告上说，那是苏联陆军制造的，可以让我在废弃的矿坑底层看清模糊的脚印。 “想不出我们要这干吗，”他说，“不过这类东西很好玩。”他又把目录扔到一边。“大部分玩意儿都很好玩，根本都是玩具。” “那电脑呢？一个比其他东西都大的玩具？” 他摇摇头。“那是工具。不过我干吗浪费口水跟你解释呢？” “是啊，为什么？” 我原以为下一回合可以看到有人被击倒，可是进行到一半，显然击倒是不可能发生了。小伙子已经摆脱了先前倒地的影响，我支持的老拳手速度更慢了，出拳更难以击中对方。我能了解他现在有什么感觉。 电话铃响起，埃莱娜在另一个房间接了。电视机荧光屏上，老拳手躲过一拳，艰难地移动着。 埃莱娜进来，脸上有一种无法看透的表情。“是找你的，”她说，“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你要稍后再回电吗？” “不，我去接，”我说着站起来，“我很好奇他有什么事情找我。”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一颗升起中的明星。身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在过去几年中，他接了许多颇有争议的案件，同时也累积了同等的媒体注意力。仅仅是这个夏天，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他三次，罗杰·艾尔斯的谈话秀节目邀请他讨论陪审团系统的观念已过时，应加以更新的问题。（他的立场是：在民事诉讼可以试验性实施，但刑事诉讼则不行。）然后他上了两次的拉里·金节目，第一次是谈洛杉矶的明星谋杀案，然后是讨论死刑的优点。（他明确反对死刑。）最近的一次则是他和雷蒙·格鲁利奥去参加查理·罗斯的节目，严肃地谈论律师名人的话题。“硬汉雷蒙”在谈话中提出了许多历史上的例子，讲了多厄尔·罗杰斯和比尔·法伦以及克拉伦斯·达罗的故事。 在雷蒙·格鲁利奥的推荐下，我曾替惠特菲尔德做过一些工作，替他查证一些证人和陪审团可能人选的背景，我还算喜欢他，希望能多跟他合作。现在打电话找我谈公事虽然有点晚，不过侦探工作的性质，就是你随时都可能接到电话。我不介意被打扰，尤其是这意味着有生意上门。到目前为止，这个夏天一直节奏缓慢。当然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埃莱娜和我有机会利用周末长假去乡下玩了几趟，只不过我开始有点闲得发慌了。表现就是我早上看报纸时，对本地的犯罪新闻特别着迷，渴望自己能够参与办案。 我拿起厨房的电话说，“马修·斯卡德。”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防止电话可能是由别人代打的。 这个电话是他自己打的。“马修，”他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希望没有打扰你。” “我正在看拳击赛转播，”我说，“我和那两个拳手都不怎么投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好问题。麻烦你老实告诉我好吗？我的声音听起来如何？” “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没发抖吧？” “没有。” “我想也是，”他说，“可是应该发抖的。刚刚我接到一个电话。” “嗯？” “是一个《每日新闻》的白痴打来的，不过或许我不该这么说他，据我所知，他是你的一个朋友。” 《每日新闻》的人我认得的没几个。“谁？” “马蒂·麦格劳。” “算不上是朋友，”我说，“我见过他一两次，不过彼此都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怀疑他是不是还记得我，而我记得他的唯一原因是：我每个星期都会看两次他登在报上的专栏，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年了。” “不是一星期三次吗？” “嗯，星期天我很少看《每日新闻》。” “我猜是因为你的手指被《纽约时报》占满了。” “通常占满我手指的是油墨。” “可不是吗？让人觉得他们是他妈的故意把报纸印成那样，好让字句留在你手上。” “如果人类都可以登上月球……” “没错，你信不信？大中央车站有个报摊，送一次性的白色手套，好让你用来翻阅那些他妈的报纸。”他吸了口气。“马修，我一直在逃避重点，我猜你已经知道重点是什么了。” 我已经想到了。“我想麦格劳收到了另外一封信，威尔寄的。” “是威尔寄的，没错。猜猜信的主题是什么？” “一定是有关你的某个当事人的，”我说，“不过我不想花力气去猜是哪一个。” “因为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吗？” “我只是完全没线索，”我说，“我没太注意你接的案子，除了我参与过的那几个之外。而且我也不知道威尔为什么会关心那些案子。” “哦，那是一种很有趣的关心方式，我必须说，相当有用，对于我正在进行的案子绝对有用的。”他暂停了一下，在他再开口前的那一刹那，我已经明白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他写的跟我的当事人无关，而是跟我有关。” “他说了什么？” “唔，很多事情，”他说，“我可以念给你听。” “你拿到那封信了？” “是副本，麦格劳传真给我的。他找警方之前，先打电话给我，然后把信传真过来。他实在很周到，我不应该叫他混蛋的。” “你没有。” “第一次提到他名字时，我说——” “你叫他白痴。” “你说对了。哦，我想他既不是白痴也不是混蛋，就算是，他也是白痴或混蛋类里面做事周到的一个模范。你刚刚问威尔说什么。《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一封公开信》。我们来看看。‘你毕生致力于让有罪的人逃脱牢狱之灾。’这一点他错了。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们都是无辜的。而只要他们有罪的证据能让陪审团相信，我那些当事人就得进监狱。除非我能上诉并获得改判，否则他们就得待在牢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当然，威尔的说法相当正确。我曾代表过的大部分当事人都犯过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我想这就足以让威尔认为他们有罪了。” “他对你到底有什么不满？他不认为那些被告也有找律师辩护的权利吗？” “这个嘛，我不想把整封信念给你听，”他说，“他的意见也很难精确描述，不过可以说，他对于我善于做好自己工作的这个事实非常不以为然。” “就这样？” “真好笑，”他说，“他甚至没提到里奇·沃尔默，而他写这封信的起因就是这个案子。” “没错，因为你是沃尔默的辩护律师。” “的确，而且他逃过法律制裁时，我也收到了不少充满恨意的信件，可是威尔的信里没提到我在让他脱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让警察在法庭上被审判，这又不是我一个人而已。我们共同的朋友格鲁利奥一向把警方拿来审判。对于弱势的被告来说，这通常是最佳策略。他还说我把被害人也拿来审判。我想他指的是内奥米·塔洛夫。” “或许吧。” “你可能会很惊讶，我常常回头去想这个案子。不过不是当时也不是现在。我尽全力替那个姓埃尔斯沃思的年轻人辩护，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没能帮他脱罪。陪审团认定那个狗娘养的有罪。他现在正在州立监狱服十五到二十五年的徒刑，不过这样的判决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朋友威尔。他说他要杀了我。” 我说：“想必麦格劳直接去找警方了。” “报警之前，他先匆匆地打了个电话给我，然后把信传真过来。事实上，他是先复印了再传真的。他不想把正本放进传真机，以免毁损任何有形的证据。然后他打电话给警方，接着警方就来找我了。有两个警探在我这里待了一个小时，我可以叫他们白痴，不必担心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我有任何敌人吗？有任何当事人对我的工作成果怀恨吗？老天在上，我所碰过会恨我的当事人，现在全关在大牢里，根本不用担心他们，至少我自己完全不必担心。” “这些问题警方还是得问的。” “我想是吧，”他说，“不过这个人跟我没有私人恩怨，不是很明显了吗？他已经杀了四个人，他杀第一个人是因为马蒂·麦格劳叫他杀的。我不懂我为什么会被列在他的名单上，但不会是因为他觉得我为了不让他坐牢而收了太多律师费。” “警方有保护措施吗？” “他们提出要在我办公室外头布置一名警卫。我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好处。” “也不会有坏处。” “对，可是也帮不上什么忙。马修，我得知道该怎么做。我对这种事没经验。从来没有人想杀我。最接近的一次是五六年前，一个叫保罗·马斯兰德的家伙对着我的鼻子挥了一拳。” “是心存不满的当事人吗？” “不，是一个喝醉的股票经纪人。他说我搞他老婆。天啊，我是康涅狄格州西部少数几个没搞过他老婆的男人之一。” “结果呢？” “他挥拳过来，没打中，然后几个人抓住他的手臂，我骂了几句‘见鬼’就回家了。后来再碰到他，我们两人都装作没事发生过似的。也许他不是装的，因为那天晚上他醉得很厉害。有可能他什么都记不得。你看我应该把99lib?这事情告诉那两个警探吗？” “如果你觉得那封信是他写的话，那就说吧。” “那就真见鬼了，”他说，“因为那个可怜的混蛋已经死了一年半了。中风还是心脏病，我忘了是什么，反正是那种暴死的病。那狗娘养的还搞不清自己是怎么死的。不像我们的朋友威尔。他真是条他妈的响尾蛇，不是吗？事先警告你，让你知道大难临头了。马修，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你应该离开这个国家。” “你不是认真的吧？就算你是认真的，我也不可能出国。” 我并不惊讶。我说，“你现在人在哪里？办公室吗？” “不，警察一走我就离开了。我现在已经回到我的公寓，你没来过，对吧？我们一向在市中心碰面。我住在……天哪，我刚刚还犹豫该不该在电话里告诉你呢。可是如果他想窃听我的电话，就得先知道我住在哪儿，你说是不是？” 稍早他问过我。他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在发抖。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可是随着他的谈话越来越颠三倒四，他的焦虑是很明显的。 他告诉我地址，我抄了下来。“哪儿都别去，”我说，“打电话给门口的警卫，告诉他你在等一个名叫马修·斯卡德的访客，除非看到我附相片的身份证件才能让我上去。另外告诉他，我是你唯一在等的访客，别让其他人上去，包括警方都不行。” “好。” “把电话应答机打开，替你过滤电话。除非你知道打电话来的人是谁，否则别接电话。我现在就赶过去。” 我挂了电话之后，绳圈里面已经换了两个不同的人，是一对迟缓的重量级拳手。我问前一场比赛结果如何。 “结束了，”TJ说，“打满十回合——有一两分钟，我还以为自己会讲西班牙文呢。” “怎么了？” “那个拳赛播报员啊。他播报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我还想着奇迹出现了，下回你们就会看到我出现在‘不解之谜’电视节目里面了。” “这场拳赛是在密西西比举行的，”我说，“播报员讲的是英语。” “是啊，现在我知道了。刚刚我昏了头，都是听多了前头那些播报员讲西班牙语的原因。然后等我真正听到英文，还以为那是西班牙文，而我都居然能听懂。”他耸耸肩，“年轻的那个拳手赢了。” “意料之中。” “这两个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还在慢慢地磨时间。” “他们自己慢慢打吧，”我说，“我得出门一会儿。” “生意上的事情？” “没错。” “要不要我跟着？或许可以替你把把风？” “今天不用了。” 他耸耸肩。“不过你还是得想想电脑的事情。” “我会考虑的。” “如果我们打算迈向第二十一世纪，你就别考虑太久。” “我不会错过二十一世纪的。” “你知道，警方就会用这种方法逮到威尔。利用电脑。” “是这样吗？” “把那个傻瓜写的信输入电脑，按几个键，电脑就会分析他的用词，告诉你那个混蛋是个四十二岁的北欧裔白人男性。他的右脚少了两根脚趾，是喷射机队和游骑兵队的球迷，而且他妈妈小时候曾为了他尿床而鞭打过他。” “他们会从电脑里面得出所有这些结果。” “不只这些，还有更多，”他说，咧开嘴巴直笑，“你想他们会怎么逮住他？” “科学鉴定，”我说，“在犯罪现场和他所写的信中采样分析。我相信他们会利用电脑处理资料，这年头，他们什么事情都会用到电脑。” “人人都这样，只有我们除外。” “他们会找出一堆线索，”我说，“敲一大堆门，问一大堆问题，大部分都没有用。最后他会犯一个错，或警方够幸运，或两者都有。然后他们就会逮住他。” “我猜是吧。” “唯一重要的是，”我说，“但愿警方不要花太长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尽快逮到这个家伙。” 第二章 整件事情是从一个报纸专栏开始的。 当然，是马蒂·麦格劳的专栏，而这件事出现在六月初一个星期四的《每日新闻》上。麦格劳的专栏“答客问”每周二、周四，还有周日会见报。这已经是过去至少十几年来纽约小报的一个固定专栏，专栏名称都一样，不过见报的日子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是在同一份报纸上。麦格劳过去几年跳槽过几次，从《每日新闻》跳到《纽约邮报》，然后又跳回来，中间在《新闻日报》待过一段时间。 “给里奇·沃尔默的一封公开信”是这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内容也是如此。沃尔默是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人，四十出头，有一大串性攻击轻罪的被捕前科。几年前他因为侵犯儿童而入狱，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表现良好，咨询顾问写了一封对他很有利的报告给假释庭，沃尔默因此重获自由，发誓他从此会循规蹈矩，而且将奉献他的余生帮助他人。 他在狱中曾和一个外头的女人通信。她是看了征友广告和他成为笔友的。我不明白什么样的女人会想跟一个囚犯通信，但上帝似乎制造了很多这种女人。埃莱娜说她们身上有轻度自负和救世主情结；此外，她还说，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不必付出的性吸引，因为男的关在牢里，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总之，弗朗西丝·内格利的笔友出狱了，他不想回奥尔巴尼，于是就到纽约市找她。弗拉尼是个三十来岁的护士，自从母亲过世后，就独自住在华盛顿高地的港口大道。她每天步行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上班，为教会服务，并为社区组织基金筹募行动当义工，她养了三只猫，还写情书给里奇·沃尔默这类诚实的公民。 沃尔默搬去跟她一起住之后，她就没再写信了。他坚持要当她生命中唯一的罪犯。她很快就没什么时间替教堂或社区组织当义工，不过还是好好照顾三只小猫。里奇喜欢那些猫，三只猫也非常喜欢他。弗拉尼一个同事常警告她别跟有前科的人交朋友，弗拉尼也不只一次地回答：“你知道猫咪是什么样的，”她娇滴滴地说，“而且猫很会判断人的性格。它们绝对爱死他了。” 弗拉尼在判断人的性格方面，能力也跟她的猫咪一样。奇怪的是，监狱里的心理治疗并没有改变她爱人的性行为倾向，他又回到诱奸儿童的老路上。一开始他勾引十来岁的男九九藏书孩到港口大道公寓里，把弗拉尼的裸体拍立得照片给那些男孩看，保证弗拉尼会跟他们上床。（除了肩膀向下垂和五官看起来有点像牛之外，她的大胸脯和饱满的臀部，都让她成为一个不无吸引力的女人。） 无论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她依照里奇的承诺给了那些男孩该给的东西。她的某些访客很乐于让里奇加入这个狂欢派对并鸡奸他们。也有人不愿意，只是他们又能怎样？里奇是个孔武有力的大块头男人，体力上可以予取予求，于是那些男孩只能就范，成为这个过程中第一阶段的热心参与者。 事情逐步升级。弗拉尼花光存款买了一辆旅行车。邻居越来越习惯里奇在公寓前面的街上洗车擦车的情景，显然他对自己的新玩具很自豪。邻居们没有看到他如何装饰车子内部，里头放了张床垫，车子边的栏杆上还有些绑缚用的工具。他们会开着车在市区转，到了适当的地区，就由弗拉尼开车，里奇躲在后车厢。然后弗拉尼会找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无所谓），说服他们进入旅行车。 完事后，他们会放那些小孩走。直到有一天，有个小女孩一直哭个不停。里奇找到让她停止哭泣的方法，然后把尸体丢在内林丘公园里一个树木茂密的地方。 “那是最棒的一次，”他告诉她，“使一切更圆满，就像餐后来份甜点一样。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解决掉的。” “好吧，从现在开始，”她说。 “想想最后她眼中的神情，”他说，“耶稣啊。” “可怜的孩子。” “是啊，可怜的孩子。你知道我希望怎样？我希望她还活着，好让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够了。他们是禽兽——这是我们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奇怪的是，这个词是用在我们的一些同类身上，而他们的行为在其他较低等动物身上其实很难以想象。他们找到了第二个被害者，这回是个男孩，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在离第一具半英里的地方，接下来就被抓住了。 毫无疑问他们有罪，这个案子本来应该十拿九稳的，可是后来却一片接一片地掉落，直至土崩瓦解。由于法官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使陪审团无法看到大量的证据、无法听到大量的证词。这应该也无所谓，因为弗拉尼已经认罪，并且做了对里奇不利的证词——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也没任何特殊保密的借口可以阻止她这么做。 结果她自杀了，一切就都完了。 里奇的案子依然在陪审团面前被起诉，但没什么大用，而且里奇的律师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个好律师，有办法找出种种破绽让里奇过关。结果法官的量刑轻得几乎等于无罪释放，而陪审团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回到法庭，做成无罪的决定。 “真可怕，”一名陪审团成员告诉记者，“因为我们都十分确定是他犯了那些罪，但检控方无法证明。我们必须判他无罪，但无论如何，应该找个方法把他关起来。这种人怎么可以放掉他，让他重返社会呢？” 这也是马蒂·麦格劳所不解的。“在法律的眼中，你或许是无罪的，”他威胁道，“但在我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眼中，你就像犯了原罪一样有罪。只有那十二个受限于司法系统而必须像司法女神一般盲目的陪审团员除外…… “有太多人和你一样，”他继续写道，“钻司法的空子，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宜居住。我必须告诉你，我希望上帝有个方法能摆脱你，动用私刑是个坏方法，只有傻瓜才会想回到无政府的民兵时代。但你却是支持这种做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我们无法动你一根汗毛，而且我们只能让你生活在我们周遭，就像个赶不走的病毒。你不会改变，也不会去寻求心理治疗，而且反正你这种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你会玩弄心理治疗师、心理顾问和假释委员会于股掌之间，然后溜回我们城市的街道，去猎食我们的孩子。 “我想亲手杀了你，但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也没有那个勇气。也许你会走下人行道被公共汽车撞死。若是如此，我会很乐意捐钱给那位司机当辩护基金，如果司法系统疯狂到非让这个司机得到一些报应不可，那么应该颁发一枚奖章给他——我也很愿意捐钱赞助，而且心甘情愿。 “又或者，在你可怕一生中，曾有那么一瞬间，你愿意当个顶天立地的人，做应该做的事。那么你可以学习弗拉尼的做法，消除众人的痛苦。我不认为你有那个胆子，但或许你会鼓起勇气，或者有人会帮助你。因为无论圣伊格内修斯教会的修女们如何教导过我，我就是抑制不住地想：我非常非常希望见到你颈上绕着绳子，挂在一根树枝上，在风中，缓缓地，缓缓地旋转。” 这是典型的麦格劳作品，这类文章正足以说明为什么那些小报会出破天荒的价格从其他报纸挖走他。正如某人所说的，他的专栏构成了真正纽约的一部分。 多年来，他一直插手别人的工作，而且不无成效。这些年他出了几本非小说类的书，虽然都不是什么畅销书，但都颇受重视。几年前他在一个本地的有线电视频道主持脱口秀节目，播了六个月因为跟电视台管理阶层不和而结束。在那之前，他还写过一个剧本，并且曾在百老汇上演过。 但使他成为纽约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是他的专栏。他用一种通晓清晰的方式宣泄读者的愤怒和无奈，用字造句又比那些率直地表达蓝领愤怒的文章要高明。我记得自己读过他谈里奇·沃尔默的那篇专栏，也记得自己多少同意他的说法。我不怎么在乎司法制度，不过有几次，我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制度更好。我痛恨看到动用私刑的民众涌上街头，不过若他们停在里奇·沃尔默家的门前，我也不会跑去试图劝他们离开。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那篇专栏文章。读的时候，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偶尔也对一些过度简单化或不适当的措辞而皱眉，心里想着如果里奇被发现在一棵树或街灯柱子上头上吊自杀，也完全不是坏事。然后，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把报纸翻过去看下一页。 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篇专栏是在星期四刊出，外加星期三深夜的晨版早报。除了有八至十封给编辑的信——其中两封后来在“人民的声音”专栏中被引述——之外，星期五和星期六还有五封读者来信是给麦格劳个人的。一封是布朗克斯河谷区的一名天主教信徒寄来的，他提醒麦格劳，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而教唆他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也同样有罪。其他的信则是表达对那个专栏的赞同之意，赞同的程度不等。 麦格劳有一叠印好的明信片：“亲爱的XXX，谢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信。无论你对我非说不可的话赞同与否，我都很感激你，能够拥有你这样的读者，让我觉得既高兴又光荣。盼望你今后每星期二、四和周日，都能阅读我在《每日新闻》上的专栏。”并不是每个写信来的人都会留下回信地址——有些人甚至没在信末署名——但那些收到明信片回信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名字写在“亲爱的”后头，信末还有手写的评论——“谢谢！”或“你说得对！”或“好观点！”麦格劳会在那些明信片后头签名寄出，然后便忘得一干二净。 其中一封信倒是让他留下了印象。“你那篇给里奇·沃尔默的公开信相当犀利而具有煽动性，”信中一开始这么写道，“当司法系统失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光是失望地置身世外、归咎于我们把权力交给这样的系统——即使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不幸结果束手无策——是不够的。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需要一个后援措施，一个故障时仍能保全整个机器运转的装置，以便更正这个有瑕疵的系统所必然出现的那些错误。 “我们发射火箭到太空时，也同时设计出许多出故障时应变的后援措施。我们容许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会使得整个计划受挫，因而建立了一套装置来修正任何可能发生的偏差。若是我们对外太空都会有这类固定的预防措施，那么为什么对我们城市中的街道不能如此呢？ “我提出一个针对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后援措施，其实这已经存在于我们市民的心与灵魂之中，但要看我们有没有行动的决心。我相信我们有。你写的专栏，就是一种集体意志的体现。而我，也同样是这种人民意志的一个体现。 “里奇·沃尔默很快就会被吊死在树上，这就是人民的意志！” 这封信的文字修养比大部分的读者来信都高，而且是用打字的。麦格劳的读者不完全是那些只知道用蜡笔在牛皮纸袋上涂些标语的小丑角或低能儿，他也曾经收到过打字且用词讲究的信，但这类信一定都会签名，而且几乎都会有寄件人地址。这封却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地址，不单是信纸上没有，信封上也没有。麦格劳看了一下信封，上头只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报社地址，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把信归档，然后就忘了这件事。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两个多明尼加小孩在山区骑自行车，他们从内林丘公园一个很陡的小径骑下来。其中一名对他的同伴大叫，两个人到了比较平的地带便同时煞车。“你看到了吗？”“看到什么？”“那棵树上。”“什么树？”“后头那里有个家伙吊在树上。”“老兄，你疯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疯了。”“我们得回去。”“上坡？就为了看到那个上吊的人？”“来吧！” 他们回头，那位先头没看到的人也回去了。在距离单车小径约十五码之处，的确有个男人从一棵针橡树坚固的树枝上吊下来。他们停下车来，好好看个仔细，其中一个男孩当场呕吐起来。那个男人吊死的画面不会太优美，他的头肿得像篮球，脖子被他身体的重量拖得老长。他并没有在风中缓缓地旋转，因为根本没有风。 不用多说，那是里奇·沃尔默，他被吊死的地方离惨死在他手下两个受害人的陈尸处不远，麦格劳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狗娘养的果真听了他的话自行了断。他有一种拥有莫名而奇异的权力感，一时之间既不安又兴奋。 但里奇不是自杀的。他是窒息而死，也就是说绳子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还活着，不过很可能已经失去意识了。验尸发现他的脑袋曾受到重击，而且造成头盖骨致命的伤害，如果不是某人还费事把他吊起来，光是这个伤也足够取他的性命了。 麦格劳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看起来似乎是他的一篇专栏文章引起了某些回响，而导致了里奇的被杀。至少，凶手在行凶时遵照了麦格劳的方法。这令他厌恶，但仍无法让他哀悼里奇·沃尔默的死。所以他依照多年来的习惯，在专栏上谈论他的想法和感受。 “我无法说我很遗憾里奇·沃尔默已经不在人世，”他写道，“这毕竟符合我们八百万市民的愿望，而我也必须说，里奇长眠于冰冷的地下，并不会使我们的生活品质更糟。但我很不愿意去想到，我或任何这个专栏的读者对于他的死有责任。 “在某种意义上，杀里奇·沃尔默的凶手帮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忙。沃尔默是个恶魔。有人真以为他以后不会再杀人吗？难道我们现在不都抱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辩驳说他以后再也没办法杀人了吗？ “然而杀他的凶手也同时在伤害我们。当我们把执法的权力掌握在手中，当我们的双手窃取了生死的权力，我们就跟里奇没有两样。哦，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比较仁慈，比较温和的里奇·沃尔默罢了。我们的受害人罪有应得，我们可以告诉自己，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可是我们跟里奇又有什么两样呢？ “对于曾经公开希望他死，我应该向全世界道歉。但我不会向里奇道歉，我对他死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我的道歉，是向其他所有的人。 “当然，有可能杀死里奇的人从没看过这个专栏，他们杀里奇另有原因，也可能凶手是他狱中结下的仇家。我愿意如此相信，这样我会睡得比较安稳。” 不难猜到，有警察去找了麦格劳，他告诉警方他有一堆赞成和反对他专栏的读者来信，但没有一封明确表示要实现他的愿望。警方没有要求看那些信。麦格劳的专栏也继续刊登，第二天，他收到了第二封信。 “不要自责，”麦格劳读着那封信，“来讨论一下你的专栏将促使我未来有什么行动，可能会很有趣，不过搜寻任何名人作为目标都没有意义。我们别再多谈里奇·沃尔默的恶魔行径引发你写那篇文章、甚至引起我的行动好吗？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状况，因而迅速、直接、适当地作出了反应——这种状况，就是指一个可以继续谋杀小孩的人获得自由、回到社会。 “或者换个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暂时体现了纽约人民的集体意志。那是大众运行其意志的能力，不但要说，而且要做，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正本质。民主不单只是指投票权，或者《人权法案》所提供的几项自由，而是我们用以被统治的——或统治自己的——我们的集体意志。所以不要把里奇·沃尔默被适时处死当成自己的责任。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怪沃尔默自己吧。或者归罪或归功于我——但当你把责任归给我时，你只是在归罪或归功于—— “人民的意志。” 有个警察给过麦格劳名片，他找出来，伸手去拿电话。但号码拨了一半，他挂断了，然后重拨。 他先拨给市政版编辑台，然后再拨给警察。 “杀里奇的凶手现身”，次日的报纸标题叫嚷着。接下来的报导由麦格劳署名撰写，先是全文转载威尔人都称此无名氏为Will，本书一律将之音译为“威尔”。">的信，又摘要了他的第一封信以及警方调查的进度。边栏的报导则包括对心理学家的访问和犯罪学家的说法。麦格劳的专栏登在第四版，标题是“给威尔的一封公开信”。大意是威尔尽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他也必须自首。 但威尔并没有自首。反之，当警方进行调查并毫无所获之时，他一直保持沉默。接着，大约一个星期后，麦格劳又收到威尔的另一封信。 他正期望能再收到威尔的消息，也一直在留意有没有打字地址且无回信地址的长信封。可是这回是个小信封，地址是用原珠笔写的，而且也有回信地址。所以他没特别注意，就直接打开了。他展开那张单页信纸，看到上面打字的内容和手写签名，然后像烫了手似的扔在地上。 “给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的一封公开信”，信上一开始这么写着，麦格劳继续下去，这封信是仿照他自己给里奇·沃尔默公开信写。帕特里齐奥·萨莱诺是纽约的黑手党人物，五大帮派家族之一的头子，也是“组织犯罪取缔法”调查行动无法命中的目标，警方千方百计想把他关进牢里，却都无法如愿。“你自己的手下曾屡次想让我们摆脱你。”他写道，这指的是多年来帕特里齐奥躲过的暗杀。然后他建议帕特里齐奥去做他一生中最具公德心的行动——自杀；否则，此信的作者就不得不动手了。 “在某种意义上，”他最后写道，“这件事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毕竟，我只是—— “人民的意志。” 这篇报导对报纸销路大有帮助，没有人能采访到萨莱诺，但他的律师是个不错的代言人，他形容他的当事人是个无辜的生意人，已遭受政府迫害多年。他把最近的这个侮辱视为更进一步的迫害，他认为这要么是威尔已经受政府散播的谣言影响而展开狂想者的圣战，要么就是威尔根本不存在，而整件事情是调查单位编造出来的复杂的骗局，想找出或捏造出新证据以起诉帕特里齐奥。后者的可能性是他在他的当事人拒绝纽约警方提供保护时所提出的。 “想象一下由警方来保护帕特里齐奥，”《邮报》引述一个匿名的聪明人说法，“叫帕特里齐奥来保护警方还差不多。” 这个报导在纽约当地的报纸和电视上引起轩然大波，但没几天就沉寂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新鲜题材可以继续炒作。之后一个星期天，帕特里齐奥在布朗克斯区亚瑟大道的一家餐厅吃饭。我不记得他吃了些什么，虽然有好几份小报还报道了每一道菜。最后他去洗手间，接着有人在他之后进去，发现了他待在里面这么久的原因。 帕特里齐奥四肢摊开仰卧在地上，一根两尺长的钢琴弦绕住他的脖子。他的舌头吐了出来，比平常要长两倍，双眼暴突。 媒体当然疯了。全国性谈话秀找来专家上节目，讨论私刑的伦理问题以及威尔的特殊心理状态。有人想起《天皇》那首歌里的一句名言：“我有一份小名单。”结果就像吉尔伯特与沙立文的歌所唱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应该入土的社会罪犯”名单。大卫·雷特曼提出了一个供威尔参考的十大名单，名单上大部分是知名谈话秀节目主持人。（有谣言说制作小组曾为是否该将雷特曼午夜时段的死对头杰伊·莱诺列入名单展开一场激烈辩论，因为雷特曼的节目中向来不提此人。） 还有很多人自称是威尔，说那些人是自己杀的。警方设置了针对此案的专线电话，结果可以想见，他们接到了一堆假凶手和假自首的电话。一大堆自称威尔所写的给各种人物的公开信涌进《新闻日报》的编辑室。麦格劳还收到几封威胁要杀他的信：“一封给马蒂·麦格劳的公开信……都是你挑起的，你这狗娘养的，现在轮到你了……”许多人公开或私下揣测威尔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而且纷纷推荐人选。 有一点是人人都确定的，那就是一定会有第三个目标。没有人会停留在两个就算了。一个有可能，三个有可能。但没有人会停留在两个。 威尔没让大家失望，不过他的下一个选择大概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的标题是“给罗斯韦尔·贝里的一封公开信”，接着他说纽约市反堕胎行动领导人是个未被起诉的杀人犯。“你的能言善道，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了支持者的暴力行动，”威尔宣称，“而且其直接结果至少造成了两起死亡。第137街诊所的炸弹事件和拉尔夫大道的护士与内科医生的被杀事件，都是嚣张的谋杀行动。两次你都伶牙俐齿地撇清了自己和这些行动的关系，只不过你也赞许这样终结他人生命的方式，认为这类罪恶远不如堕胎……你支持那些未出生的小孩，但你却为了胎儿而终结他人的生命。你反对生育控制，反对性教育，反对任何可能减少堕胎需要的社会方案。你是个卑鄙的人，而且看样子也无法惩罚你。但没有人能够长期违抗—— “人民的意志。” 马蒂·麦格劳收到这封信时，贝里并不在纽约。他当时在奥马哈领导一场对一家堕胎诊所进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我是在替上帝工作，”他对着电视新闻镜头说，“我是在体现他的意志，而且我会坚守下去，对抗所谓人民的意志。”他告诉另外一个记者说，不论威尔想做什么，都得等到他回纽约再说，他还打算在奥马哈待一阵子再回去。 上帝的意志。匿名戒酒协会劝告我们，只需根据上帝的意志祈祷，而唯有他的权力才能让我们的祈祷实现。我的戒酒辅导员吉姆·费伯曾说，了解上帝的意志，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你只消等着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就知道了。 罗斯韦尔·贝里所做的也许的确是上帝的工作，但由贝里来继续下去显然不是上帝的意志。他正如自己所说的，他待在了奥马哈，但回到纽约时，他已经装在棺材里了。 奥马哈希尔顿饭店的女服务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凶手颇具幽默感地在他的颈子上套了一条大衣的腰带。 当然，这个案子是属于奥马哈警察局管辖范围的，但他们也欢迎飞去那儿的纽约市警察局警探向他们请教并交换资讯。没有证据显示贝里的遇害与沃尔默和萨莱诺有关，除了威尔都曾给他们公开信之外，因此有可能是某些奥马哈人受到威尔的鼓励，决定在当地干掉他。 威尔的下一封信——和其他的信一样，寄给马蒂·麦格劳——提出了如下看法。“是我跑去奥马哈解决了贝里先生吗？还是某些奥马哈的市民，对罗斯韦尔·贝里打破了他们美好城市的平衡状态感到愤怒，于是自己动手了呢？ “我的朋友啊，这有什么重要呢？是谁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我自己只是个无名小卒，根本无足轻重。我不过是为人民的意志而行动。如果真有另外一双手代替我将刀子刺入了罗斯韦尔·贝里冷酷的心脏，然后用大衣带子缠住他的脖子，那么我个人该负的责任，就好像你写的文章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们的行动一样。我们每个人，不论单独或共同，都有助于表达—— “人民的意志。” 这招很高明。威尔没说他去了奥马哈，只说是不是他杀的都无关紧要。但同时，他借着暗示贝里是被刺死的，很清楚地指出是谁杀的。奥马哈警方封锁了贝里是被刺死的消息。（他们原来也想封锁大衣腰带的事情，但消息走漏了，而且这个勒死的象征手法实在太强，无法期望媒体不报导。要封锁刀子的消息比较容易，因为现场看不出来，直到罗斯韦尔·贝里的尸体送到法医处验尸时才发现。他是被一刀刺死的，伤口在心脏处，凶器应该是窄刃刀或者匕首。死者几乎是当场毙命，也没有流太多血，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刺伤一开始没被注意到，而且为什么能够封锁消息没被报道出来的原因。） 罗斯韦尔·贝里看起来是个难以下手的目标，他远在千里之外，待在安全措施良好的旅馆里面，而且二十四小时都有忠诚的保镖跟随。那群保镖很强壮，身穿丝光卡其长裤和短袖白衬衫，理着小平头，脸上从无笑容。（“上帝的刺客”，一个评论家曾经这样形容他们。）很多人猜测威尔如何躲过了这些保镖，自由进出他们首脑的饭店房间。 “威尔来去一阵风？”《邮报》的头版标题如此问道。 但如果说杀贝里很难，那么要杀威尔所挑中的下一个目标，则根本不可能。 “给朱利安·拉希德的一封公开信”是他给麦格劳下一封信的标题。在他对贝里之死做出不明确回应后大约十天寄出。在信中，他为这位黑人种族优越论者所定的罪，是他在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煽动种族仇恨。“你创造了一个民众不满的领域，”他写道，“你的权力滋长了你所创造出来的仇恨与愤懑。你呼吁暴力，而至少你所污蔑的社会也准备用暴力回报你。” 拉希德首次成为知名人物时，只是一名皇后学院的经济学终身教授。当时他名叫威尔伯·朱利安，但当他确立自己的理论后，就把威尔伯这个名字去掉了。改名并不因为改信伊斯兰教，而只是为了表现他对传奇的伊斯兰教领袖阿鲁尼·拉希德的欣赏而已。 他在课堂上讲述的理论，与经济学相关甚少，基本上他主张黑人是人类的原始人种，是他们创造了亚特兰提斯与利莫里亚的失落文明，黑人正是这个世界史前人类最受尊崇的人种。他们创建了史前巨石群，是复活节岛的首领。 之后白人兴起，就像某种遗传学的运动，他们是纯种黑人的变种。如同白人的皮肤缺少黑色素一样，他们的心灵也缺乏真正的人性。他们的身体也同样有障碍，他们无法跑得那么快、那么远，也没法跳得那么高，同时还缺乏最原始的、与土地相连的脉动，也所以他们会缺乏韵律感。然而反常的是，他们缺乏人性，却因此能够高人一筹，这使得他们遇到黑人时，能够压倒、背叛并颠覆对方。尤其是，从白人再分歧出来的次要人种，其特定的角色就是要成为白人压制黑人的创造者。这些杂种狗的中心——够令人惊讶的——就是犹太人。 “如果最后土星上有生物，”埃莱娜说，“而且我们能登陆土星，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三对眼睛，五种性别，还有一些反犹太特征。” 根据拉希德的说法，只要有藏书网机会，黑人就会展现他们天赋的优越性，比如在田径场上，在棒球、美式足球和篮球界，甚至是某些被认定是“犹太人”的运动——高尔夫和保龄球——中。（伟大的黑人骑师不多，他解释说，那是因为骑师对马的征服性质和支配性质太强。）另外他显然非常热爱的西洋棋也提供了黑人优越性的进一步证据，这是一种智力的比赛，原来是犹太人及其追随者专精研究的学问，但黑人小孩很自然就会，不需要研究就可以下得很好。 如今，黑人的责任——这是他用的字眼——就是完全与白人社会分开，在每个人类努力的领域中建立他们天生的至尊霸权，同时要力图支配白人，而且没错，必要的时候，甚至得奴役白人，来导引新的千禧年以及黑人潮的人类文明，如果这个星球要存活，这是基本的要件。 可以想象，皇后学院要求摘掉他职务的呼声很大。（雷蒙·格鲁利奥代表他辩护，成功地在这场战役中保住了他的终身职位，还坚持说他喜欢拉希德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有多相信那套狗屎，”他曾告诉我，“至少他不会因此不雇用犹太律师。”）他在法庭上赢了，然后戏剧性地辞职，并宣布他要开办自己的学术机构。他的支持者已经在皇后区圣奥本斯区弄到一整个街区的地，筑起围墙，建了校舍，打算成立一所新的黑人大学，学生和教职人员也大致齐备。 朱利安·拉希德跟他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住在围墙里。（虽然难免会有流言提到他对白种女人特别热爱，但他的两个妻子都是暗色皮肤，且有非洲裔的特征。两个太太长得很像，事实上，有谣言说她们是姐妹，甚至还说是双胞胎。）拉希德的住所外面整天都有警卫，他若走出围墙，一定有一群穿着卡其制服的武装警卫跟随，二十四小时轮班保护他。 威尔的这封公开信刚刚在报上登出，拉希德便召开记者会，宣布他欢迎这个挑战。“让他来，他的确具体表现了他那个种族人民的意志。他们一向恨我们，现在他们再也不能任意地宰制我们、消灭我们。所以让他来找我吧，让白人的意志撞上黑人意志的巨石而破碎。我们且看谁的意志更强。” 平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星期，接着警方就被找去圣奥本斯的那块围地，之前他们从来不敢尝试进入那儿。拉希德的一群随从带着警方去他的住所，进入他的卧房，那些随从一部分是制服警卫，其他则是哭泣着的年轻人和小孩。拉希德躺在床上，或者应该说只有躯体而已。他的头放在房间一角的小祭坛上，眼睛大睁，旁边堆了一组木刻，还挂着好几串念珠。验尸结果表明，他的头是被一把祭祀斧砍下，那把祭祀斧是来自象牙海岸赛努佛族非常珍贵的手工艺品。 威尔是怎么做到的？他如何能突破那块围地的重重警卫，像鬼魂一般来去自如？各方人士都提出种种推论，有人说威尔自己其实就是个黑人，而哥伦比亚大学一名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很快就以一份分析威尔信件的报告支持这个说法，他表示这些信可以证明其作者为非洲裔。另有人认为威尔是故意伪装成黑人，就像吟游诗人的表演中把脸涂黑的祈祷者一样。各界在政治上追求公正的人士都认为要仔细研究。将他假设为白人是不是会有种族主义倾向？还是假设他是黑人这种倾向会更明显？赛努佛族的祭祀斧并不是现场唯一的斧头。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慢慢生出一把斧头。 当这些辩论才刚刚有点热度之时，警方宣布逮捕马龙·西皮奥。西皮奥是拉希德信赖的一名手下，也是他的心腹之一。西皮奥原名马龙·西蒙斯，在拉希德赞同之下改为较具非洲色彩的名字。他在警方的审问下露出马脚，承认他抓住威尔公开信的机会，报了长期以来的一箭之仇。显然拉希德的两个太太，无论是姊妹或双胞胎或什么，都并不能满足他的性欲，他还与西皮奥的太太有染。西皮奥只有一个太太，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况。这次他有了机会，便从墙上拿起赛努佛族的斧头，砍掉了拉希德的脑袋。 威尔原来很高兴大家都以为是他干的。西皮奥被捕且自白的消息公开之后几小时，他就寄了出下一封信，再度提出罗斯韦尔·贝里之死那封信中的主题。人民的意志会找到表达的方法，谁挥舞斧头又有什么差别呢？ 此后他沉寂了大约十天。当然又有许多杂音——一堆人写信或打电话声称他们是威尔，不过很明显不是，还有两桩匿名炸弹恐吓事件，其中一个炸毁了一栋中城的办公大厦。麦格劳接到一封手写的信。“一封给所谓马蒂·麦格劳的公开信”，这个文笔不佳的写信者抱怨麦格劳应该为威尔的恐怖统治负责。“混蛋，你要用自己的血为此付出代价。”信的最后如此写道。信末的署名则是占了半页信纸的红色大X。（警方化验很快就确定，那个X其实不是血，而是红色记号笔。） 警方只花了两天就逮到了X先生，他是个失业的建筑工人，一时冲动写了这封信，然后在酒馆里吹嘘。“他还以为自己很红呢！”他这么说麦格劳，不过除此之外，他跟麦格劳无冤无仇，当然也不打算设计伤害他。这个可怜的混蛋被以一级恐吓和威胁罪起诉，后者是D级重罪。检察官大概会让他改以轻罪抗辩，我猜他会被判缓刑，不过他得缴一笔保释金，而且没什么可吹嘘的了。 然后全纽约市继续猜测威尔的动向。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新笑话。（新闻评论家告诉观众：“我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是，你是《每日新闻》明天一个专栏的主题。坏消息是，专栏作者是马蒂·麦格劳。”）每个人聊天都会提到威尔，而且每天晚上至少会提到一次，TJ也天天向我保证电脑最后将可以显示威尔的真正身份。去猜测他是哪种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当然永远猜不完。同样的，下一个目标是谁，也一样猜不完。一个疯狂的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曾号召听众来信建议威尔的死亡名单。“我们来看看谁会得到最多票，”他如此告诉他的塞车族听众们，“我会在空中宣布哪些人是威尔的首选。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也收听我们的节目，搞不好还是忠实听众呢。” “如果他正在收听，”这名主持人的女搭档说，“你最好期望他是你的忠实听众。” 当天是星期五。周一早上这个节目再度播出时，主持人改变了心意。“我们收到很多来信，”他说，“可是你猜怎么样？我不打算公布结果了。事实上我根本没计算结果，我觉得整件事情很病态，不光是投票选举，还有支配全纽约的那种威尔狂潮，挖掘每个人心中最深的本性。很多笑话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病态又恶心。”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述了四个笑话，一个比一个病态，一个比一个恶心。 当然，警方的压力很大，他们想找出威尔来结案。但那种急迫的感觉和“山姆之子”时的气氛、或者任何隐藏多年的连续杀人凶手很不一样。你不会害怕上街，不会害怕威尔跟踪你，突然一枪打死你。一般人没什么好怕的，因为威尔的目标不是一般人。相反的，他只瞄准名人，而且都是名声不太好的。看看他手下受害者的名单——里奇·沃尔默，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罗斯韦尔·贝里，还有间接的朱利安·拉希德。不论你在社会或政治光谱的位置在哪里，你只要不是极端的恶徒，威尔的格杀令不太可能降临到你头上。 现在他把目标对准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第三章 “告诉你，”他说，“我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前一分钟我还在为新出炉的威尔笑话大笑，接下来我就得知我成了最新的威尔笑话，你想知道我的感想吗？忽然之间，我发现没那么好笑了。” 我们在他位于公园大道和八十四街上交叉口一栋战前的公寓大楼中。他很高，六英尺二左右，瘦而清爽，有种贵族的英俊。他的暗色头发大半变灰了，使得他站在法庭上更增威风，反而有利。他还穿着西装，不过已经拿掉了领带，敞开领口。 他现在站在饮料吧台后头，用钳子把冰块夹进一个高脚玻璃杯中。他往杯子里加进汽水，然后又放了两块冰块在一个矮脚杯中，注入纯麦酿威士忌。他倒威士忌的时候，我闻到了酒香，浓烈而带着烟熏味，像是湿掉的苏格兰呢布在火堆旁烤干的味道。 他把高脚玻璃杯给我，矮的留着给自己。“你不喝酒，”他说，“我也不喝的。”我的表情一定有什么异样。“哈！”他说，然后看着他手中的酒杯。“我的意思是，”他说，“我现在没喝那么多，住在康涅狄格时，我喝得厉害多了，但我觉得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喝得很厉害。最近我只不过是晚餐前来一杯。但今天晚上例外。” “我可以了解。” “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一摆脱那些警察，就顺路在街角一个酒吧迅速喝了杯酒，然后叫了部出租车。我不记得上次这么做是什么时候了。那杯酒我根本没尝到滋味。只是灌下去就离开了。我进门后又喝了一杯，拿了酒就倒，想都没想。”他望着手上握的杯子。 “然后就打电话给你。”他说。 “然后我就来了。” “然后你就来了，这将是我今晚最后一杯，我甚至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喝光。‘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公开信’，你想知道我最苦恼的是什么吗？” “你被和那批坏蛋归到同一类了。” “完全正确。你知道我有什么感想？他们那些人显然是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主题。” “一定是的。” “沃尔默和萨莱诺和贝里和拉希德。一个是儿童杀手，一个是黑帮老大，一个是堕胎诊所的凶手，还有一个是黑人种族主义者。我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法学院，现在是律师，法庭上的代表。请你告诉我，我怎么会跟那四个贱民同列在一张名单上呢？” “问题是，”我说，“谁列在名单上由威尔决定，他不用管合不合理。” “你说的没错。”他说着走向一张椅子坐下，举起杯子迎向灯光，然后一口没喝又放下了。“你之前提到出国的事情。你只是故意讲得夸张点，对不对？又或者你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我就怕是这样。” “如果我是你，”我说，“我会出国，绝不逗留。你有护照，对吧？放在哪里呢？” “在放袜子的抽屉里。” “拿来放进口袋，”我说，“带两件换洗衣服还有可以放进登机手提袋里的小东西。把家里能找到的现金都带着，就算不多也别担心。你不是逃犯，所以无论去哪里，都可以使用支票和信用卡。甚至你要领现金也没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有提款机。” “我该去哪里？” “你自己决定，但是别告诉我。我会建议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去找一家高级饭店，告诉经理你要用假名登记住宿。” “然后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想不必。他曾跟踪罗斯韦尔·贝里到奥马哈，不过他不必调查就可以跟去。每天晚间新闻都报导贝里在那里，朝着医生和护士泼牛血。而且去内布拉斯加也不用护照。我猜想如果你出国，而且不要透露去哪儿，他会发现，与其想尽办法追踪你，还不如再写一封给其他人的公开信。而且他可以自我安慰说，他赢了这场游戏，因为他把你吓出国了。” “他的确赢了，不是吗？” “可是你会保住一条命。” “而且形象有了个小污点，你不觉得吗？这位谁都不怕的大律师偷偷溜出国，被一封匿名信给吓跑了。你知道，我以前也遇到过死亡恐吓。” “我相信。” “埃尔斯沃思那个案子惹来的。‘你这狗娘养的，如果他无罪你就死定了。’结果杰里米被判定有罪，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些恐吓是不是真的。” “那些信件你怎么处理？” “跟以前一样，交给警方。但我不指望能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希望我能帮忙杰里米·埃尔斯沃思脱罪的警察并不多。不过，他们也不会因此就不把分内的工作做好。他们做了调查，不过我怀疑他们会有多认真。” “如果这回你死了，”我说，“他们就会认真多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不打算离开纽约，”他说，“我不会考虑。” “这由你决定。” “马修，死亡恐吓不值钱，一毛钱一打。这个城市里每个刑事律师都有满满一抽屉的恐吓信。老天，看看雷蒙·格鲁利奥。你想这么多年来，他接到过多少死亡恐吓？” “应该不少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回他位于商业街家中的前窗户还被散弹枪扫射过。他说是警察干的。” “他也不确定，”我说，“不过这个推测很合理。你想说什么？” “我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不能被这种事情吓得像个兔子似的逃走。你自己也遇到过死亡恐吓，对吧？我敢说你遇到过。” “没那么多，”我说，“而且我的名字也没那么经常上报。” “不过你遇上过几次。” “对。” “你收拾行李跳上飞机了吗？” 我喝了口苏打水，回想着。藏书网“几年前，”我说，“有个曾被我送进监狱的家伙出来了，打定主意要杀我。他打算先一个个杀掉我生命中的所有女人。以前我生命中没有任何女人，至少那时没有，不过他的定义比我宽得多。” “你怎么办的？” “我打电话给一个前任女友，”我说，“叫她收拾行李出国。她就提着包离开这个国家了。” “然后化名住宿。可是你做了些什么？” “我？” “对。我猜你还留在纽约。” “对，而且后来逮到了他，”我说，“不过情况不同。我知道他是谁，我有很大的机会在他找上我之前先逮到他。”我皱着眉头回忆着。“即便如此，我还是差点被杀掉。埃莱娜更危险，她被刺成重伤，脾脏切除了，差点丢了性命。” “你刚刚不是说她出国了？” “那是另外一个女人，一个前任女友。埃莱娜是我太太。” “我还以为你生命中从来没有过任何女人。” “我们当时还没结婚。之前已经彼此认识好几年了。莫特利的事情又让我们重逢。” “莫特利就是那个想杀你的家伙？” “对。” “那她复原之后——她叫什么？” “埃莱娜。” “埃莱娜复原后，你们又继续约会，现在你们结婚了，美满吗？” “非常美满。” “老天，”他说，“说不定我待在纽约历经这件事，最后会回康涅狄格和芭芭拉破镜重圆，不过很难想象她没有脾脏，因为发脾气是她个性中的主要特征。”他喝了口酒。“而且我手上有案子要进行。也许飞去奥斯陆或布鲁塞尔过两个星期很诱人，不过我想我还是要待在纽约面对命运。但这不表示我想找死，把保护自己的任务交给纽约市警察局我觉得没什么道理。我在这里很安全——” “这里？” “公寓里面啊。这栋大楼的保安措施很好。” “我想威尔要进来不会太困难。” “门口的警卫有没有叫你拿证件给他看？我交代过他的。” “我拿了张卡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我说，“我没让他有时间看，他也没坚持。” “我得再去跟他说说。” “别费事了。你对这栋大楼的职员不能期望太高。你们的电梯没有服务员，任何人要进来，只要把门房解决掉就行了。” “解决掉？你是说把他给杀了？” “或者只要趁他没看到偷偷溜进来，这可不像溜进诺克斯堡那么难。如果你希望能有多一点机会能活着闯过这关，又不肯出国，你就需要二十四小时的警卫。这表示每天三班，而且我建议你每班雇两个警卫。” “你是其中之一吗？” 我摇摇头。“我不喜欢这类工作，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你可以替我找保镖吗？” “间接的可以。我是自己独立办案。我可以打电话找几个支援的人，不过找不到那么多。我能做的就是建议一两个经纪公司，可以算是侦探保安公司。” 我掏出笔记本，抄下两家公司的名称和电话，还有联络人。然后把那页纸撕下来，递给惠特菲尔德。他看了看，折起来，塞进上衣口袋。 “现在打电话过去也没用，”他说，“我明天一早就打——如果威尔肯让我活到那时候的话。” “你应该还有几天。他会等到消息见报，让你这几天担心个够。” “他实在很烦，不是吗？” “这个嘛，我想他不会出现在吉恩·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的名单上。” “今年不会，可是到了明年，他会有很多竞争对手。哦，天啊，你还以为你的生活井然有序，然后就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冒出来将它打乱。你常常担心吗？” “我常常担心吗？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吧。” “我好像很会担心。我会担心中风或心脏病，担心前列腺癌。有时我还会担心有什么不好的基因会让我得某种罕见的疾病。我想不起那个病的名字了，可是这会儿我又担心自己会提早得老年痴呆症。你知道吗？这真是他妈的浪费时间。” “你是指花时间去担心？” “没错。这些担心都搞错方向了。要是你之前问我，我会说我就从来没担心过这个狗娘养的，没想到现在我上了他的名单了。告诉我，除了雇警卫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定还知道一些我日常该遵守的事情，说出来好让我预防。” 我把那些能增加活命几率的建议事项说完之后，他已经煮了一壶咖啡，我们各自都喝了第二杯。他谈了一会儿他正在进行的案子，我简单聊了一下一个月前进行的一项工作。 “我希望你明白，我很感激你所做的这一切，”他说，“我本来想叫你寄账单给我的，不过登上威尔名单的人应该要把账目尽快结清才对。我该给你多少钱？我马上开张支票给你。 “不收费。” “别傻了，”他说，“我半夜把你拖出来，整整花了两小时听你的专业意见。你就直说，把价钱告诉我。” “我本来就希望保住你的性命，”我告诉他，“如果你活着，我就有机会接更多工作。” “你这么想没问题，但今天晚上你还是应该收费。”他拍拍刚刚放进纸条的那个口袋，“这些侦探社会给你介绍费吗？” “看你找哪一家。” “只有一家会给你介绍费？” “我不时会从‘可靠’侦探社那里接一些例行的侦查工作，”我说，“若是碰巧有机会替他介绍生意，沃利·唐会付我佣金。” “那你何必又多写另外一家公司呢？” “因为他们不错。” “好，那我就找‘可靠’侦探社，”他说，“就这么办。另外我还是想把今天晚上的费用付给你。” “没有必要。” “既然如此，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想雇用你。” “做什么？” “去查威尔。” 我把所有不合理的原因告诉他。有半数的警力都被派去侦查这个案子，而且警方有渠道把所有资料和证据配合科学仪器查出一些东西。何况，他们有足够的人力去敲每一扇门，追查每个线索和报案的电话。而我所能做的，也不会超过他们的范围。 “这些我都知道。”他说。 “所以呢？” “所以我还是想雇你。” “为什么？只是找个方式把今晚的费用付给我吗？” 他摇摇头。“我希望你参与这个案子。”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有机会做一些改变。你知道，我第一次雇用你，是因为雷蒙·格鲁利奥的推荐。” “嗯，我知道。” “他说你脑袋很灵，反应极快。‘告诉他第一句，他就明白整页了。’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与人为善，”我说，“有时候我只是动动嘴巴而已。” “我不觉得。他也赞美你的个性和正直。还说了其他的。他说你顽固得像狗一样咬着不放。” “总比说我猪脑袋好。” 他转了转眼珠。“你就是不肯让步，对不对？马修，攻击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在法庭上是真理，在现实生活里也是。我不知道你能比警察多做些什么，但这阵子我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钱，如果我能花一些钱在你身上，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我正尽力在威尔逮到我之前就先逮到他。你现在就答应接这个案子，让我开张支票给你吧。” “我接这个案子。” “看吧，你很固执，这或许是你工作所需的特质。不过我很会说服人，而这正是我工作必备的特质。”他走向书桌，拿出支票簿，写了一张给我的支票，撕下来，交给我。 “这是聘请费，”他说，“够了吗？” 上面的金额是两千元。“非常好。”我说。 “你现在手头有其他工作吗？” “暂时没有，”我说，“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不过明天早上我会开始进行。” “我也会打电话给可靠侦探社的唐，去找保镖。这是我该做的。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别说出去。一直到今天下午，我还有点喜欢威尔呢。” “真的？” “算是我对他有那么一点欣赏吧。他是某种城市民间英雄，不是吗？几乎就像蝠蝠侠一样。” “蝙蝠侠从不杀人。” “漫画里是这样。电影里他会杀人，不过好莱坞什么故事都会瞎搞，对不对？不，真正的蝙蝠侠从不杀人。我们说‘真正的蝙蝠侠’，因为如果你是看漫画长大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懂。”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我是个他妈的律师。如此而已。我不是小丑，不是企鹅先生，也不是谜天大圣。为什么蝙蝠侠要对付我？” 第四章 我到家时，埃莱娜还没睡，正在看发现探索频道的野生动植物纪录片。我陪着她一起看了十分钟。打出片尾字幕时，她对我扮了个鬼脸，然后关掉电视。 “你进来的时候我就该关掉的。”她说。 “为什么，我不介意跟你一起看啊。” “我应该学会的是，”她说，“略过这类节目的最后五分钟不看，因为都一样。你花了五十五分钟观赏一些很美好的动物，然后他们毁掉这一切，告诉你这些动物已经濒临绝种，活不到下一个世纪。他们想方设法让你沮丧，这让人怀疑他们的赞助人里包括抗抑郁剂药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怎么样？” 我简单告诉她今天晚上的事情。 “听起来他不沮丧，”她说，“而好像是困惑，‘为什么是我？’” “很自然的问题。” “是啊，我也觉得。你刚刚说聘用费是多少？两千块？没想到你会收下。” “我想是警察的训练使然。” “只要有人递钱给你，就拿。” “差不多吧。他想为我花掉的时间付费，我拒绝了他，于是他决定要雇用我。我们有钱可以花了。” “你也有工作可以做了。” “对，而且或许我可以找出一些事情来做。只希望不需要买一部电脑。” “啊？” “TJ，刚刚他还提起这件事。他什么时候走的？” “你离开半小时后他就走了。我说他可以睡沙发，可是他不想留下来过夜。” “他从来没留下来过夜。” “‘你干吗，以为我没地方睡觉啊。’我很好奇他会去睡哪里。” “那是一个谜。” “他一定有个住处。” “不是人人都有地方住。” “我不认为他是流浪汉，你不觉得吗？他会换衣服，而且打扮得很干净。我确定他不是睡在公园里。” “流浪汉有很多种，”我说，“不是所有流浪汉都睡在地下通道、从垃圾桶里掏东西吃。我认识一个女人，喝酒喝得连房租管制下租金便宜的公寓都丢了，然后她就把东西搬到乔尔西一个付费储藏室里，一个月大概八十块。她租了一个八平方英尺的小隔间，东西放在那儿，人也睡在那儿。” “他们让她睡那儿？” “不，可是又能怎么管呢？她都是白天去，然后每次睡个四五个小时。” “一定很可怕。” “这样比收容所安全，而且有隐私多了。说不定也更干净、更安静。她在那里换衣服，如果积多了脏衣服，附近还有个投币洗衣店。” “那洗澡呢？别告诉我那儿有淋浴间。” “她会去公厕清理，另外她有些朋友，偶尔会让她去他们家里洗澡。当然要碰运气，淋浴间不是她日常生活的必备事物。” “真可怜。” “只要她不再碰酒，”我说，“早晚会有个好地方住。” “还有自己的淋浴间。” “或许吧。不过这个城市有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认识一个家伙，已经离婚六七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住处。” “那他睡在哪里？” “私人办公室的沙发上。如果他自己是老板，就没问题，可是他不是。他不过是熨斗大厦里一家公司的中级主管。我猜想他还算重要，私人办公室里面还有一张沙发。” “如果有人撞见他睡在——” “他会打个呵欠，然后告诉对方说他只是躺下来放松一下，一定不小心睡着了。或者说他加班到太晚，错过了回康涅狄格的末班火车。谁知道？他是办公室两个街区外一家新潮的健身房的会员，他每天早上都去那儿使用诺德士健身设备，然后就在那儿洗澡。” “他为什么不干脆租个公寓？” “他说他负担不起，”我说，“不过我觉得是他自己太神经过敏了。而且我猜想他很得意自己能瞒过每一个人。他或许把自己当作一个城市改革家，睡在野兽的肚皮上。” “睡在从汉若登公司买来的皮沙发上。” “我不知道那张沙发是皮的还是什么做的，不过就是一个想法而已。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如果没地方住，就会睡在自己车里。可是纽约人没车，这里一个停车位的租金跟苏城的一户公寓一样。不过我们很能随机应变，总会找到解决方法的。” 到了早上，我把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那张支票存进银行，然后思考着我该做些什么事来赚这笔钱。我花了几个小时回头查这个案子的新闻报道，然后跟威利·唐谈了一下，确认他所安排的警卫。惠特菲尔德一早就打电话给他了，不过当时威利已经看过报纸，所以他立刻就知道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来的目的。 “我让你了解一下大致的状况，”他说，“因为你认识这个家伙，而且介绍他来找我们，对此我很感激。基本上我们在三个地方盯着他，法院、他家，还有他的办公室。法院是个拥挤的公共场所，而且要进去还得通过金属探测器。” “这并不表示没办法把武器弄进去。” “我知道。而且我们要防的这个家伙有穿墙术，对吧？他用过枪杀人吗？他大部分是攻击脖子。沃尔默是吊死的，帕特里齐奥·萨莱诺是被勒死的，还有那个反堕胎的家伙怎么了，被大衣腰带套住脖子吗？” “他是先被刀子刺死的。” “还有那个头被砍掉的家伙叫什么来着，那个黑人。只不过那是他的手下把他干掉的，不算数。管他叫什么。” “叫西皮奥。” “总之，他没用过枪。重点是他不怕近身肉搏，而且一对一他总会赢。这表示惠特菲尔德随时都得有人陪着，特别是他不能自己一个人去任何地方。比如刑事法庭大楼的男厕，帕特里齐奥就是死在男厕里的，对不对？” “没错。” “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杀人，”他说，“被勒死是很痛苦的。那个反堕胎的家伙你没说错，他是先被刺死，但如果我没记错，沃尔默也是先被敲中脑袋死得差不多了。所以重点就是，他杀人的方法很不固定，也就是说，不能排除他从街对面用一把来福枪干掉你。” “这样很难防卫。” “几乎是不可能，”他表示同意，“不过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预防措施。我叫他穿了件防弹背心，这还是比光穿着那些西装上衣要有保障多了。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有装甲钢板的加长型轿车，车窗全都是防弹玻璃。他二十四小时都有两个贴身保镖，外加一个专用司机，就守在车上。” 他接着把其他的措施都告诉我。我觉得都很好，我也不可能想出更好的方法。 “他绝不会单独一个人走进任何房间，”他说，“就算那个房间十分钟前有人检查过也一样。他要进去之前，我们一定会有人再检查一遍。” “很好。” “马修，这真是他妈的诡异透了。‘人民的意志’，想想，他就像他妈的贝比·鲁斯，打球前还先指定要打到哪个方向，然后把球轰出全垒打墙外。而且每次还百发百中，这狗娘养的。这回我们要让他出局。” “但愿如此。” “是啊，但愿如此。贴身保镖的工作无聊得很，如果你做对了，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不过报纸上的标题也不会夸奖我们。‘威尔瞄准明星律师。’你跟着这家伙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堆记者和摄影师，有的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有的把镜头对准他的脸。” “现在你了解联邦调查局特勤单位的辛苦了。” “的确，”他说，“欢迎他们来接手。反正我从不喜欢华盛顿。那里的街道通往四面八方，而且那儿的夏天他妈的真能把你给热死。” 接下来几天我找到了一些事情做。我去中城北区分局找乔·德金，他替我打了几个电话，确定了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那封公开信与威尔的前几封信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或至少字句的排列是同一个方式，而且是同一款打字机打的）。我之前只是凭写作的风格判断，也觉得是同一个人，但这种事情我必须确定才行。 即使如此，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查一查是否有人出于个人恩怨而想取惠特菲尔德的性命。他离过两次婚，现在与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已申请分居，他的现任妻子住在康涅狄格州。每次婚姻都有一个小孩，而我记得他唯一的儿子（九九藏书排行老大）两年前曾因为卖一批值几百块的迷幻药给一名便衣警察而遭到逮捕。后来案子被撤销了，显然他是把毒品的大盘商供了出来以获得减刑。看起来似乎有点线索，不过最后却没有查出些什么。 我比较喜欢出于私人恩怨杀人这个想法。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将个人动机隐藏在连续谋杀的烟幕后面。有时某个投机取巧的人会把他个人独立的谋杀行动假装成某桩连续杀人案的其中之一——我就遇到过一次，凶手用冰锥，模仿的人也用冰锥。另外我还知道几个案子，凶手先随意乱杀几个人，最后用同样的模式干掉某个他真正想杀的人。这是最明显的转移注意的一种方式。不过不见得奏效，因为早晚警方的例行办案程序会过滤每一个有个人动机的人，而只要他们开始注意，就都会有所发现。 如果这是个烟幕，那么威尔就得制造出很多烟。为了要勒住你太太的脖子并且摆脱嫌疑，而写好几封信给报纸并且干掉一堆知名人物，这条路也未免走得太远太迂回了。 但或许他现在也只是在练习。这也不稀奇。也许这个杀妻凶手在用他太太自己的裤袜勒紧她的脖子之前，先杀掉四个人。然后在被捕之前，他还会再杀三个人。我不相信这个凶手花那么多力气只是为了摆脱嫌疑而已。我的感觉是，他杀人只是为了让自己高兴。 好天气一直持续到周末。星期天应该会下雨的，可是没下，而且到了傍晚又热又起雾。星期一更糟，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三度，而且空气就像湿羊毛似的。星期二也差不多，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暂时把注意力从威尔身上移开。 打电话来的那个女人我认识，她名叫金尼。她说：“老天，我真难过。你听说了拜伦的事吗？” “我知道他生病了。” “他死了。” 我是在匿名戒酒协会认识金尼的。她住在五十三街和第九大道交汇口附近，平常去圣保罗教堂的那个团体参加聚会。拜伦是她的一个朋友，不过他住在格林威治村，通常都参加当地的聚会。他加入匿名戒酒协会是因为没法停止喝酒，但几年前他还吸海洛因上瘾，而且重复使用别人的针筒，他戒酒没多久去做了抗体检验，结果证明他是HIV阳性。你大概会以为，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会大骂见鬼，然后跑出去大醉一场，我想有的人会这样，但也有很多人不会。 拜伦就不是这样。他继续戒酒，参加聚会，他乖乖吃医生开的药，另外还配合特别设计的食物疗法增强免疫系统。这些方式或许给了他一些好处，但却不能让他逃过艾滋病的发作。 “听到这个消息真遗憾，”我说，“上次我看到他应该是三月或四月了，我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聚会上碰到他。我想是佩里街的那个聚会。” “他大半都去那里参加聚会。” “我还记得他当时看起来不太好。” “马修，艾滋早晚会夺走他的性命，不过却没有这个机会。有人将他枪杀了。” “有人——” “拿枪对着他扣动扳机。老天，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事？” 我轻轻地说：“金尼，他自己有最好的理由这么做。” “什么？” “或许他是自杀。” “哦，天哪，”她不耐烦地说，“马修，他是死在公共场所。你知道他那栋大楼对面有个小公园吗？”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霍雷肖街。不是梵高大楼，是隔壁那栋战前的建筑。街对面有个小公园。阿宾顿广场？不，是另外一个。” “杰克逊广场。” “应该是吧。他今天早上带着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看早报。有个人走到他身边，朝他的头部开枪。” “凶手抓到了吗？” “逃走了。” “可是有目击者吧。” “公园里有一些人。当时还早，所以天气还很舒服，到了现在这个时间，那边就像个火炉似的。” “我知道。” “感谢老天爷让人发明了冷气。拜伦本该待在他自己的公寓里吹冷气的，可是他喜欢阳光。他说他想一辈子待在阳光下，可是现在他好像从阳光得到能量了，太阳能。他说过，成为艾滋带原者的一个好处就是不必担心得到皮肤癌。马修，你跟他不太熟，对不对？” “一点也不熟。” “你知道他怎么传染到这个病的。” “据我所知是共用针头。” “没错，他不是同性恋。” “我想也是。” “住在格林威治村又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们很自然会以为他是同性恋。可是他是异性恋者，真正的异性恋者。” “哦？” “我算是跟他在谈恋爱。” “我明白了。” “爱上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该怎么办？”她没等我回答，也因为我没有答案，“同性恋男人会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对不对？我猜他们会用安全套，或者他们就不会跟艾滋病患者约会。如果他们自己不是病毒携带者，就绝不会跟任何带病毒的人交往。”她沉默了片刻。“或者他们照样勇往直前赌运气。” “你是这样吗？” “哦，不。我？你怎么会这么问？” “从你声音里听出来的。” “也许是嫉妒吧。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那种做事冲动、不顾一切的人。可我从来不是，即使年轻疯狂时也不是。我很喜欢拜伦，有些同情他，可是这种状态让我们彼此都有所保留。我们针对这件事谈过一次，如果我们谈恋爱会有多么不同。可是事情没有不同，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依旧保持朋友的关系，就像那句老话，只当朋友，可是‘只当’这个字眼又算什么？真正的友谊非常罕见，你不觉得吗？” “对。” “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他珍惜每一天，你想警方会抓到杀他的凶手吗？” “听起来应该会，”我说，“他是在公共场所遇害的，还有很多目击者。而且是属于第六分局管的，那个区的犯罪率不高，所以不会像那些与毒品有关的案子那样被忽略。还要看他们一个星期内能不能抓到嫌疑犯。” “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案子与毒品有关。” “为什么？” “他以前吸毒，有记录的，不是吗？” “被逮捕就会有记录。” “被抓过两三次。没坐过牢
，不过他跟我说过他被捕过几次。” “那他就有记录了，没错。” “而且那个公园常有人在买卖毒品。虽然不像华盛顿广场那么一大群，可是拜伦告诉我过，他曾坐在窗前，看到外头街上很多人被逮捕。” 我沉默了片刻，说：“金尼，他没回头去吸毒吧？” “没有。” “那警方就不会认为他的死跟毒品有关。除非他们认为是误杀，说不定真是如此。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照程序办案，追查所有的线索。我猜想他们会抓到开枪的人来结案。” “希望如此。马修，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那么重要呢？抓到凶手又不能让他死而复生。” “的确。” “而且我也并不渴望复仇。我不恨杀掉拜伦的那个人。以我的想法，他帮了拜伦一个忙。他过得很平静，马修。他珍惜每一天，不过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是的。” “他照样可以出门，照样可以去参加聚会。虽然出门得拄着拐杖，可是他可以走过几个街口去佩里街，总有人会让座给他位。他说，这是得艾滋病的好处之一，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也不必提早一个小时去佩里街聚会处占位子。他什么事情都能拿来开玩笑，我想如果没法开玩笑，那就惨了。” “我想也是。” “我以前有个一起工作的朋友，他不能来上班后，我常去看他。后来我就再也受不了了。那毁掉了他的心灵，但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他常常会有痴呆的现象，我待在他身边会受不了。我没有抛弃他，他有个照顾他的情人，还有很多朋友。我只是在办公室偶然认识他的。仔细听我说好吗？我老是得替自己解释。”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我发现自己会在拜伦身上寻找痴呆的症状，可是他没有。” 我在报上看到了关于拜伦死讯的报导；在纽约地方电台的新闻节目《纽约第一》中，梅丽莎·见川站在杰克森广场上，就在拜伦·利奥波德被射杀的那张板凳前进行报导。镜头拍了他对街的公寓，然后见川随着摄影镜头的移动，指出凶手的逃亡路线。 她继续说别的，我按下静音钮去接电话。是阿德里安，讲了几个新笑话还有那些饥渴的记者，反正只要威尔把你列入目标，其他人也都会想用枪瞄准你。“第四阶级现在对我热情得很，”他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一天花十八个小时在摄影机前面，然后其他时间去接受印刷媒体的采访。人人都想娶个处女回家嘛。” “什么意思？” “他们想找个例外。你还记得那个家伙在被涂了油彩又被贴上羽毛，然后用火车载出城之后所说的话？” “他说了荣誉之类的话，不是吗？” “‘但是为了荣誉，我宁愿以平常的模样出城。’我记得的也许不是字字正确，不过反正是个传说的故事，谁又能记得字字正确？走红的滋味很好，但我发现拒绝反而越来越容易。除了麦格劳之外。” “他想怎么样？” “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想采访我。” 他又继续说了其他的事情，不过我没认真听。我忽然灵光一闪，怕自己忘了，于是开口说：“不要跟任何人一对一碰面。” “什么？” “换了我，”我说，“没有保镖在场的话，我不会见任何人。” “即使是个肥肚皮的老记者也不行吗？” “红衣主教都不行。” “真的？红衣主教能让人产生信任呢。我想是因为红帽子，让他看起来像个守护天使。” 他自己大笑，然后叫我放心。“红衣主教没打电话来，”他说，“马蒂也不想见我，他只想在电话上跟我谈，五分钟就行，然后给他一些独家的消息让他可以写专栏。我不觉得我给了他什么，不过他总有办法可以从少之又少的材料里面榨出他的专栏文章。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很多了。” 我们互道再见后挂了电话，然后我也没管电视上的安静画面到底在说些什么就关掉了电视。我有个想法，然后静坐在那儿慢慢玩味。那个念头似乎很牵强，而且我想到这种事情警方似乎早就该查清并且排除可能了，可是很难讲。如果他们没查过，那么我就有事情可以做了。 结果花了几个小时打电话之后，只让我回到原来比较保守的想法。也不能说没用，至少现在我可以放弃一个胡思乱想出来的念头，可是我也不觉得自己因此就能有其他的什么收获。 同时，马蒂·麦格劳的确从阿德里安所谈的话里面榨出了一篇专栏文章，文中探讨了身为名人的种种好处和坏处。同一份报纸里的另外一个专栏则在思考拜伦·利奥波德的命运，不过一两段之后，他就继续谈别的话题了。我也是。我跟拜伦算不上亲近，以前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而逮捕杀害他的凶手是第六分局那些家伙的责任。他们可以处理，不需要我的帮忙。 只不过，他们没法马上处理，而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扯进去了。到了星期四，谋杀之后的两天，我正在到处乱晃时，发现自己距离那个凶杀现场走路只要五分钟而已。于是我走到那儿，在一张公园板凳上坐了半小时，跟几个人聊了天，然后过街去跟拜伦那栋大厦的门房说了几句话。 星期六下午，哈德孙街的圣卢克坊为他举办了一个追悼会。他戒酒这几年认识的人分享了对他的回忆。我仔细地听着，想在其中寻找线索。 会后我和金尼喝了两杯咖啡。“真滑稽，”她说，“我一直有种感觉，觉得应该雇用你才对。” “雇我去找出射杀拜伦的人？警方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我知道。可是那个感觉一直甩不掉。你知道我怎么想吗？马修，我最好替他做点事。可是却没有其他我能替他做的事。” 那天稍晚时候我接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电话。“你猜怎么着？”他说，“我猜到那个狗娘养的打算怎么杀我了。他会让我被烦死。” “你听说过有人被烦死，”我说，“可是你不会在任何验尸报告里看到这会是所谓的‘死因’。” “那是被掩饰了，就好像天主教徒也会违背戒律自杀。烦死的人不能葬在圣土上的。你听说过一个叫贝内代托·纳皮的人吗？” “我想我曾在弗里克收藏馆看过他几幅画。” “不是那个，除非他有我所不知道的另外一面。大家喊他‘手提箱班尼’，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他曾有个工作，是替托尼·富里罗发动汽车，他把引擎打开预热一下，如果没有爆炸，那就表示车子安全，可以让汤尼上车了。” “就像试吃食物的人一样。” “正是如此。你把钥匙插进去发动，没出事的话，你就可以回家看卡通节目了。班尼这么搞了几个月，然后就算了。不是因为他受不了那种压力，我不认为他感觉到任何压力。‘从来没出过事。’他这么抱怨。当然如果真出过事，你就得用海绵替他收尸了，不过他只觉得这一切对他来说太烦了。” “你倒是知道他的感觉？” “没错，而且事实上我不像班尼那样有抱怨的权力。我可以诉苦说大热天还得穿防弹衣，但其实我是从冷气公寓出来，进入有冷气的加长型轿车，然后再到有冷气的办公室。街上比地狱还热，可是我在街上停留的时间还不足以让我感觉到热度。” “的确防卫得很周密。” “你说得没错。我不知道防弹背心那么重，更别说有多不舒服，不过那也不是苦行僧穿的粗布衬衣。所以我现在活着，等着炸弹爆炸，如果没事，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逃过一劫。你呢？你查出什么了吗？” “事实上，”我说，“我还在考虑要把钱退还给你呢。”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不出什么好方法去赚这笔钱。我花了一些时间，可是我不认为查到了什么新线索，而且我也不可能对官方调查有任何帮助。” “还有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不是吗？” “哦，的确是有。”我说，“然后告诉他拜伦·利奥波德的事情。” 他问：“他是什么人，朋友的朋友吗？” “基本上是。我认识他，不过只是打过招呼而已。” “可是没有亲近到杀他的凶手逍遥法外你就睡不着的地步。” “想不到警方到现在还没有逮到凶手，”我说，“我想我会花几天查一查。只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你这个客户了。” “你从没同时进行两个案子？” “偶尔会，但是——” “不过你觉得好像是在欺骗？我现在活在宣判死刑的阴影下，你应该为我所付的钱而努力，太阳出来时，就没有月光。那个朋友想雇你吗？” “她提过，但是我不会收她的钱。” “你是慈善性的服务。” “你们律师总是会想出这些字眼来形容。” “一个男子带着一杯咖啡和一份《纽约时报》坐在小公园的板凳上。另外一个男子走过来，射杀他，然后逃走。就这样，对吧？”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死者得了艾滋病。这会是什么，反同性恋分子吗？” “拜伦是异性恋者。他吸过毒，因为重复使用针头而感染艾滋。” “所以搞不好凶手是个消息不准确的反同性恋分子。或者反过来，是因为好心而杀他。你是这么想的吗？” “你说的都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你看这个意外和我们的朋友威尔会有任何关联吗？” “天啊，”我说，“我想都没想过。” “现在你想到了？” “想到了，不过又抛开了。”我说，“如果两者有关，我会觉得很意外。威尔并没有事先宣布，也没有事后夸耀。而且死者完全不是公众人物。会有什么关联呢？” “非常随意，”他说，“而且非常没有意义。” “所以呢？” “威尔的目标都很特定，他会事先宣布他的目标，然后告诉对方他为什么要杀他。” “没错。” “这是他的正式目标。” “你认为他还会私下杀人？” “谁知道？” “那又是为什么呢？” “这一切哪有为什么呢？”他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干吗要杀我？也许他喜欢杀人，永远杀不够。也许他计划要射杀我，想先找个容易的目标、一个不会防备他而且身边不会环绕着保镖的人来练习。也许那次杰克逊广场上的小小行动是一场彩排。” 这个想法很有趣。乍听之下很天马行空，不过相当刺激，于是我开始提出别的可能性。我们扯了几分钟，然后惠特菲尔德说：“我不觉得两件事有任何关联，你也不这么觉得。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花两天时间去查查看。别退还我给你的钱，你总能找出方法来赚的。” “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坚持。比起我给可靠侦探社的保镖费，给你的那些钱只是零头而已。一天要花四十八个小时的保镖时数，还有加长型轿车和司机，外加其他额外的支出。算一算就知道了。” “只要能保住你的性命——” “那就值得了。如果不能保住我的命，付账单就变成别人的事了。这个交易很不错吧？我有什么好损失的呢？” “我想你不会有事的。” “告诉你，”他说，“我也这么觉得。” 第五章 次日是星期天，我毫无困难地说服自己休假一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美式足球季前热身赛，不过心思没放在上头，只是熟悉一下球.99lib.员而已。 我每星期天都固定和我匿名戒酒协会的辅导员吉姆·费伯吃晚餐，不过他八月出城一个月。所以埃莱娜和我去卡耐基音乐厅对面看了场电影，然后去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吃晚饭。吃完后我们觉得，还是平时常去的那家泰国餐厅比较好。 当天我很早就上了床，次日早餐后我去格林威治村。第一站是西十街的第六分局办公室，我向一个名叫哈?9９lｉb?里斯·康利的警探自我介绍，后来我们就在布里克街转角的一家店里喝咖啡吃丹麦面包，他把他所知道有关拜伦·利奥波德谋杀案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之后我到霍雷肖街拜伦所住的那栋大厦，我曾跟那儿的门房聊过几句。拜伦被射杀时，他正在当班，所以他才能告诉我先前那位警探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他不能让我进去，不过他替我把管理员找来。那个管理员身材矮胖，操东欧口音，手指上的烟渍和身上浓浓的烟味都显示他烟抽得很凶。管理员听完我的话，查看了我的证件，然后带我到十五楼，用他的钥匙打开拜伦的房门。 那套公寓是个很大的工作室，外加一个小浴室和简单的厨房。家具很少，而且像是从邮购目录上买来的便宜货。房里有电视机，还有书架，上头堆了书，墙上有一张裱框的海报，是一年前霍珀在惠特尼美术馆的特展。圆形咖啡桌上有一本精装书，是后冷战时期的间谍惊悚小说，里头夹了张纸片标示着他读到哪里，差不多已经看完三分之一。 我从电视机上的一个铜雕木座上拿起了上头的小铜象，在手上掂掂重量。管理员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我。“你想要的话，”他说，“就藏在口袋里带走吧。” 我把那只小铜象放回木头底座。“我想它的家在这里。”我说。 “住不了太久了，所有东西都要搬走。你倒是告诉我，它现在的主人是谁呢？” 我无法回答。我告诉他，肯定会有人跟他联络的。 “住房委员会想把这里卖掉。利奥波德先生只是租房子，他当初有机会的时候没把这里买下，所以现在房子也不是他的。如果找得到他的家人，我们会把家具和衣服转交过去。有人出面，就可以接收这些东西。要是没有，我们就都送到救世军那儿去。” “我相信他们会好好利用的。” “要是有什么好东西，载货的司机会通知旧货商，让他们花几块钱偷走。我刚刚看到你盯着那些书瞧，你要的话就拿走，带回去吧。” “不，不用了。” 我走到窗边，眺望街对面的公园。又检查了衣柜。 “警方来检查过几次了，”他说，“有个警察拿走了一些东西，虽然我没注意是什么，不过我知道拿走了很多。” “我相信你会发现的。” “浴室药物柜里头的一些药，床头柜上头的一只手表。如果不当警察的话，他会是个好小偷。还有个警察什么都不肯碰，就像这样走来走去。”他两臂紧抱在胸前，“他还以为他碰了什么东西就会被抓去，会被什么鬼抓去。真是笨蛋，鬼才不会这样抓人呢。” 拜伦·利奥波德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早晨吃了半个哈密瓜和一片烤面包。（警方在垃圾桶里找到了哈密瓜皮，另外一半用保鲜膜封好放在冰箱，他用过的盘子堆在洗水槽里。）他煮了一壶咖啡，装进一个有盖的塑料杯，然后拾起门垫上的《纽约时报》。他把报纸挟在腋下，一手拿着咖啡杯，一手拿着橡皮头拐杖，乘电梯下楼，走过楼下大厅。 这是他通常的行程。天气太冷或下雨时，他就待在公寓里面，坐在窗前喝咖啡看报；但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出门，坐在阳光下。 他坐着看报，身边的板凳上放着一杯咖啡。然后一名男子走向他。是个白人，而且证人似乎一致指出，此人不老也不年轻，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他显然是身穿浅色休闲裤，不过有个证人记得他是穿牛仔裤。上衣不是T恤就是短袖运动衫，证人的说辞不一。我的感觉是，其实在听到枪声之前，没有人真的注意到他。枪声响起后，几个原先没留意的证人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枪手已经一溜烟跑掉，什么也看不到了。 凶手跟拜伦说了些话，有几个人听到，其中一个说他喊了拜伦的名字。如果真有那么回事，那就表示凶手不是随便乱挑人，但我谈过的第六分局警探对那个证人不是很信任。他告诉我，那家伙是在附近街上混的，他的意识通常受到毒品控制，眼力和听力不会比你我强。 两枪，几乎同时发射。没有人看到枪，一个证人记得他带了一个纸袋，或许吧，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把枪藏在纸袋里。两枪都射进被害人的胸膛，是从五英尺到十英尺外开枪的。凶器是点三八口径的左轮，相当有威力，不过不是那种高科技穿甲子弹。如果拜伦当时穿着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所穿的那种防弹背心，他就可以活着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可是他没有，两颗子弹紧挨着，一颗在他的心脏找到，另外一颗在右边约一英寸处。那种疼痛和震惊一定无法形容，但不会持续太久。被害人几乎当场死亡。 两枪，而且在拜伦眼中的生命光芒熄灭之前，凶手就已经拔腿跑掉了。他很幸运，因为他可能绊倒，或者跑到转角刚好碰到警察。或者即使没碰到警察，也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某个好好看清他脸的路人。 结果都没有，他干干净净地跑掉了。 那天下午我呼叫TJ，他在两个街区外的一家咖啡店跟我碰面。“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后来整修过，看起来很不错。” “来客奶酪汉堡如何？” 他想了想。“完工了。”他说。 “完工了？” “已经被我吃掉，而且吃得很饱，”他说着把盘子推到一边，“你要找我做什么工作？” “完全用不上电脑的工作。”我说道，然后跟他说了我所知道的拜伦·利奥波德，还有我对他的死有什么想法。 “跑腿工作开始了，”他说，“到处找人，到处打听。” “就是这么回事。” “已经开始算时间了吗？” “你开始了。”我说。 “意思是你会付钱给我，可是谁付钱给你呢？” “彼得会付钱给我，”我说，“不过我得查出保罗出了什么事。” “我看你是答不出来啦，大哥。” “我有个客户，”我说，“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大律师啊！他上了威尔的名单了。” “没错。” “他跟拜伦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说，然后解释惠特菲尔德的理论给他听。 “想想，威尔会去找那种穿着运动服的人下手，”他说，“你觉得合理吗？” “不怎么合理。” “我也觉得不合理，”他说，“他为什么要练习？他一直做得很好啊。” 假设拜伦·利奥波德的谋杀案是一桩街头犯罪。或许是因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激怒了凶手而惹来杀身之祸。或许他是一桩犯罪事件的目击者，或许他曾从他公寓的窗口看见什么，或是在公园板凳上听到了些什么，也或许他被错认成某个曾在毒品交易中激怒那个枪手、或者抢走他女友的人，而遭到误杀。 如果是这类的，那么有可能街上会传出这方面的消息，所以我派TJ到处去打听这类事情，他比我有办法。 同时，我可以寻找拜伦生活中的动机。 我拿起电话打给金尼。“谈谈他吧。”我说。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 “有一些事情不太合理。他住在一栋很不错的大楼里，那儿十二年前转为合作公寓，而且他按时缴房租。他合乎购屋资格，可以用内部的便宜价格把房子买下来，或者继续租房子。可是他没买，宁可继续付房租。” “当时他吸海洛因吸得很凶，”她说，“一般的毒虫在投资判断上眼光不会太精明的。他曾说他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买下那户公寓，可是当时他根本买不起。” “令人意外的是，”我说，“他居然还有办法租得起。如果他是个毒虫——” “他曾有吸毒的习惯，但那不是他的生活方式，马修。他是个华尔街毒虫。” “你该不是要说他对股票市场上了瘾吧？” “不是，他对海洛因和酒上了瘾。不过他在华尔街工作。是个低阶层的工作，在证券商那里当负责下单的职员之类的，不过他朝九晚五乖乖上班，没请太多假。他保住了工作，按时缴房租，没有丢掉他的公寓。” “我知道有些人就把自己的住处给丢掉了。” “醉鬼通常会如此。听到海洛因这个字眼，总会令人联想到犯罪。” “噢，光是买海洛因就已经是违法交易了。” “而且是个负担沉重的习惯，大多数的毒虫凭合法的收入无法负担得起。不过若你有份不错的工作，毒瘾又没那么重的话，你就可以撑得下去。” “我知道有些中产阶级也吸海洛因，”我说，“上个月那个女的，嫁给税务律师的那个杂志编辑。不过当然她不用针头。” “不会在这种艾滋年代使用。拜伦如果晚几年才开始吸海洛因，他也不会用针头的。不过即使是用鼻子吸，那也还是海洛因。吸了会很亢奋，不吸就会犯瘾。而如果吸得太多，你就会死。那个杂志编辑之所以死掉就是因为吸过量了。” 我们谈着这件事，然后我说：“所以他这些年都一直在做同一份工作。” “一直工作到他戒酒后。后来他的公司被收购，他就失业了，但我记得不到两个月，他就在另一家公司找到性质非常相似的工作。然后一直做到他因为健康原因辞职为止。”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我想六个月吧，但可能更久。对，没错，因为我记得他是圣诞节假期之前就辞职了，但他又回去参加公司的圣诞晚会。” “对戒酒的酒鬼来说可真不好受。” “他后来很沮丧，但我想不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喝酒，虽然那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我想是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已经结束了，他再也不能回去工作了。” “有些人认为这是得艾滋的好处之一。” “就像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你说的没错。但拜伦不这么想，他喜欢有份工作。” “他银行里有钱，”我说，“接近四万元。” “是这么多吗？我知道他不必为钱发愁，他的健康保险还有效，而且他说他的钱够撑到他离开，他是这么说的。”她沉默了片刻。“去年冬天他说过，他认为自己还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可以活动自如，可以去户外的时间是两年。除非有什么奇迹的药发明，或者其他的奇迹。” “我知道他立了遗嘱，”我说，“简单而直接，他是用现成的格式，找了两个邻居当证人，把所有的东西捐给几个防治艾滋病的慈善机构。” “他以前告诉过我他打算这么做。” “他结过婚吗？” “他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维持了大概一年。然后两个人就离婚了，或者是取消婚约。我想应该是取消婚约吧。” “我想没孩子吧。” “对。” “有任何家人吗？” “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亲都是酒鬼。” “所以他是遗传的。” “嗯。他父母都死了，父亲是很多年前，母亲是他戒酒后没多久。他有一个哥哥，但已经下落不明很多年了，拜伦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已经过世好几年。拜伦说他是死于食道破裂，所以我猜想他一定也是个酒鬼。”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我说。 “老天。” “你认为他那四万元是哪里来的？而且如果他去年圣诞节前就没再工作过，一开始一定更多。就算他戒酒后开始每星期存点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存这么大一笔钱也还是很不得了。” “人寿保险。” “他是谁的受益人吗？” “不，他有个特殊的寿险方案，几年前开始有个朋友说服他投保，说是很好的投资。” “这些年还一直在保着？” “他说这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情。如果他没钱或忘了缴保费，有一个延期的期限，可是保险公司会自动贷款去缴。所以他戒酒之后，保险还是有效，他就继续缴保费。” “他的受益人是谁？” “我想一开始应该是他太太，然后有几年他把他母亲列为受益人，后来她死了之后——” “怎么样？” “抱歉，很难讲出口。当时我并不知道，但后来他让我当他的受益人。我猜反正非填个受益人不可。” “你说你们以前很亲近。” “亲近，”她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他寿险结束领钱时，我收到了通知。保险公司规定的，我得签一份文件。我不必同意，但他必须通知我。” “很多保险公司都有这项规定，”我说，“以防万一保险需要补缴保费，算是离婚条款的一部分吧。” “他几乎是感到抱歉，马修。‘你恐怕不会成为富婆，金尼。我自己需要那笔钱。’” “保额有多少？” “不是什么大财富。七万五千元？八万元？反正不到十万。我不知道他领回了多少。” “要看投保方案的退保金是多少。” “嗯，”她说，“我也不知道。无论是多少，反正一定够他度过余生。” “我自己也不太懂这些，”我承认，“只知道基本上要看你所缴的保费是多少。然后看你所投保的寿险方案，慢慢累积一个现金值。若是终身缴保费的方案，你缴的保费会越来越高，累积的现金值就越多。但若是定期型方案，你缴的保费越来越少，但累积的现金值是固定的。当然还有介于其间的其他方案。” “我不知道他保的是哪一种。” “不会是定期型，”我说，“因为定期型保险不能贷款。你刚刚说，他停缴保费时，他的保约还是有效。” “对，他可以根据他所累积的现金值贷款缴保费。” “你说的没错。当然如果有任何大笔贷款的话，现金值也会减少。” “不过他事后还得付清，不是吗？” “不必。这个贷款的利息很低，因为基本上你是在跟自己借钱。比方说你用这个方式跟自己借了几千元，为什么要还给自己呢？有什么动机呢？要是你拖着不还，等到你死了，保险公司就会从保险金里头扣除，让你的受益人少领一点，可是反正你也没法活着听到他的抱怨了。” “噢，我不知道拜伦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她说，“或者他有没有还钱。我对人寿保险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了解。” “他也许有其他的投资，或者可能是我记错了保险数字，我对这种事情记性一向很坏。嗯，这倒提醒了我，你刚刚说你进到他的公寓里面了是吧？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个小铜象呢？” 那是他们两个都戒酒后，她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刚戒酒，记忆不太靠得住。他永远记不住别人的电话，或者钥匙放在哪里。但她告诉他，有了这个象，就不会忘掉一切，这变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信物。 “我想留着那只小铜象，”她说，“不值什么钱，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这对他也一定有某种意义，”我说，“他没有什么摆设之类的，但他把这个小铜象放在电视机上头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好会注意到。管理员还劝我把它拿走。” “你拿了吗？” “没有，该死，我放回原位了。不过真可笑，因为我原来有个冲动想拿走的。我会回去拿。”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特地跑一趟。” “我离他那栋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我说，“一点也不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要找到那个管理员。他正在七楼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门房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他，把叫他下来。这回我没在拜伦的公寓里逗留太久。第二次造访，里头艾滋病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儿可以和那种疾病联想在一起。稍早我检查他的衣柜时就发现了——衣服都有这个味道——但这回整个公寓都闻得到。我拿了那个小象就走了。 第六章 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又去霍雷肖街的那间公寓拜访了两次。我敲了很多门，跟各式各样的人谈话。如果警方没跟所有人谈过，至少也是大部分，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不愿再跟我谈谈，不过他们的确没什么好说的。拜伦是个好邻居，大半都独来独往，据他们所知，他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敌人。我听了一大堆关于谋杀的不同理论，大部分我都已经想过了。 星期三下午我和TJ碰面交换情报，不出所料，他的收获并不比我多。“埃莱娜要我明天过去帮忙，”他说，“可是我告诉她，我得先问问你。” “你尽管去替她看店吧。” “我也这么想。街上打听不出什么了。” 我在第八大道上了公车往北走，到了第四十街陷在车阵中，我就下了车，步行回家，然后去对面的办公室，刚好雷蒙·格鲁利奥打电话来。 “嘿，你这浑小子，”他说，“我想那个独具一格的‘人民的意志’已经知道你参与这个案子了。” 多年前，我缴回警徽辞职不干，而且离开太太和两个儿子后，就在第九大道东边第五十七街的西北旅馆租了个房间。这么些年下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但我住的地方不是原因之一。埃莱娜现在和我住在凡登大厦，就在第五十七街靠市中心那一头，西北旅馆的正对面。我搬去跟埃莱娜一起住后，还留着原来旅馆的房间，自我安慰说是用来当办公室的。不过实在没怎么用到。这儿没有地方见客户，我所收集的档案也轻易地可以装进对街的某个柜子或有架子的橱里。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雷蒙·格鲁利奥说，“今天稍早时候我在市中心遇到他。事实上我发现当时我刚好没事可做，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他工作。他正在办一个案子，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两天没跟他通过电话，”我说，“他怎么样？” “看起来没那么红，”他说，“不过就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现在我每次打开电视都会看到他。不是在刑事法庭大楼前面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就是把他弄进电视摄影棚。昨天晚上他上了拉里·金的现场秀，是在的纽约摄影棚连线转播的。” “他说了些什么？” “谈刑事司法里那种敌对辩论系统的道德观点。我们能期待一个律师有多宽的眼界，又能要求他负多少责任？他刚刚才谈得有点意思，接着就接听观众电话，所以就像往常，一到这个时候，一切就回到最低标准，通常还挺低的。” “低得可怕。” “都是这样的，他今天早上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正常。你知道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若一个人知道他两星期后就会被吊死，他的心智会专注得惊人。’” “说得好。” “可不是吗？我很意外那些赞成死刑的人没有提出这句话，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解救全世界疾病的药方是多么有效。” “你该不会是打算跟我发表演讲吧？” “不，不过下回我可能会反对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我们的阿德里安好像弄了一群很不错的贴身保镖。我猜是你安排的。” “不完全是。我给了他一些建议，又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告诉他该去找谁。” “他说他现在都穿防弹衣。” “应该是，”我说，“不过我希望他对这件事口风紧一点。如果枪手知道你穿了防弹衣，他就会瞄准你的脑袋。” “哎，我不会告诉威尔的。当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威尔是谁，不是吗？” “如果我们知道，”我说，“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问题了。” “你知道，”他说，“我自己也可能是威尔。” “嗯。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怎么这么确定？” “从他的信，”我说，“用词太高雅了。” “你这浑小子。不过他的文笔的确有一套，不是吗？” “是啊。” “几乎让人盼望收到他的信。不过有件事情我并不引以为荣，你知道我看到那封给阿德里安的公开信时，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吗？” “你觉得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应该是你才对。” “该死，你怎么会知道？还是我太容易被看穿了吗？” “唔，还有其他什么事会让你觉得可耻呢？” “我没说我觉得可耻，只说我并不引以为荣。” “我坚持原来的说法。” “好吧，不过你没猜错。你还记得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演员吗？” “我听过这个笑话，可是忘了。” “五个。一个爬上梯子，其他四个在下面说。‘在上面的应该是我！’律师也差不多。老兄，就这件事，你可以说我是有点像是在为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而参加试镜。全纽约最恨的人是谁？” “沃尔特·奥马利。” “沃尔特·奥马利？老天他是哪个……哦，那个把道奇队搬离布鲁克林的混蛋。他死掉了，不是吗？” “我倒真希望他死了” “你这浑小子就是不罢休，是吧？别管沃尔特·奥马利。谁是全纽约人最痛恨的律师？” “如果这是个笑话，那答案就是所有的律师。” “答案你已经猜到了，是雷蒙·格鲁利奥。” “硬汉雷蒙。” “你说的没错。我有一堆最惹人厌的客户，是那种你很乐于去痛恨的人。是谁说他从没碰过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威尔·罗杰斯吗？” “管他是谁，反正我看他碰到的人还不够多。” “而且他一定从没见过我客户名单上的人。阿拉伯恐怖分子，黑人激进分子，精神病杀人狂。沃伦·麦迪逊，他只杀了六名纽约警官。惠特菲尔德所接过的客户中，有谁比得上沃伦·麦迪逊？” “里奇·沃尔默，”我说，“这个是最大的。” “沃伦·麦迪逊跟里奇·沃尔默一样坏。你可以怪罪司法系统造成沃尔默被无罪释放。至于沃伦，你就只能怪罪律师。” “真谦虚。” “别管谦虚不谦虚了。谦虚在这一行是吃不开的。老兄，你听过那句中国诅咒吗？‘祝你找到一个谦虚的律师。’你看我们的朋友阿德里安怎么样？会不会有事？” “我不知道。” “威尔一点也不着急。这是他等得最久的一次，不是吗？我指的是从写公开信到动手之这段时间。也许是阿德里安的防护措施做得比较好，要杀他比较难。” “也许吧。” “或者他可能厌倦了这个游戏。或者他可能在跳到公共汽车前被撞死了。” “或者他可能坐在公园板凳上，”我说，“然后很可能遭到某个人误杀。” “杀他的人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会？” “怎么不会？你不是正在想你提过的那个朋友的朋友吗，在霍雷肖街被枪杀的那个。” “哦，我大概因此才会联想到那个公园板凳的说法，”我承认，“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把拜伦·利奥波德排除在外。他一整天的唯一活动，就是走到对街，挑一张板凳坐。” “所以你已经有点进展了，我的朋友。你已经排除一个人了。” “我把你也排除了。” “好极了。” “还有我自己99lib.，”我说，“因为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不会忘记的。还有埃莱娜，因为如果她做了这类事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跟我说的。” “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种公开而诚实的关系。” “完全正确，”我说，“还有马蒂·麦格劳。”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说，“不过我也把他排除嫌疑。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在布朗克斯被干掉的时候，他正在警察运动员联盟的一个晚宴上致词，而且罗斯韦尔·贝里死在奥马哈的时候，他在纽约。” “功败垂成，”雷蒙说，“他在专栏里写的吗？我一定没看到。” “我自己查的。” “真的？” “阿德里安曾说过，马蒂想给他做个独家专访，”我说，“但他接着又说他只想在电话里采访，而非当面采访。但我因此有了个想法。警方应该已经用各式各样方法检查过，排除了他的嫌疑。但我想自己去查查看也没有什么损失。” “整件事对麦格劳有好处，不是吗？我可以了解他有多么希望一直维持热度，然而不是他干的。” “恐怕不是。” “也不是你或我或埃莱娜，或那些刚接受了动脉绕道手术的人，或者你那个被射杀的朋友，但可能是其他某个已经被射杀或刺死或跳楼的人。全世界最厉害的匿名杀手威尔，现在很可能被某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给冰冻起来。” “对你来说很讽刺。” “他可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阿德里安可就惨了，不是吗？” “为什么？这么一来他不就解脱了吗？” “你再想一想。” “哦。” “得你知道自己已经解脱了，那才算数啊，”他说，“你要坚持多久才会取消那些保镖措施？还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真正放松？” 我想着惠特菲尔德，晚餐后打了个电话给他，在他的应答机里面留了话。没什么急事，我说，而显然他也听进去了，因为我没再接到他的回电。 不过我在夜间新闻上看到了他。整件事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媒体照样逼他发表看法。同时威尔的名字也还是照样登在《邮报》的头版上。 次日晚上他又上了电视新闻，但这回有个报导。他的案子原本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就要开庭由陪审团审理，但忽然就因为他的当事人同意以较轻的罪名认罪而解决了。 我去圣保罗教堂参加匿名戒酒聚会。我依然随身带着那个小象，结果碰到金尼，便交给了她。我本来打算中场休息时离开，可是决定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留下来拖到结束。到家时想必是十点半左右，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倒咖啡。 “马修·斯卡德，”对方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真高兴你打来，”我说，“两三个钟头前，我刚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 “哪个台？” “不知道，我是两三个频道换来换去。” “逛频道，嗯？很普遍的室内运动。哦，我想如果进入陪审团程序的话，我们会赢这个官司的，可是我不能劝我的当事人赌赌看。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坐牢，可要是陪审团最后不这么想，那不就糟糕了吗？” “这种事不是不可能。” “是啊。你永远不知道陪审团会怎么判。你可能以为你知道，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以前原以为他们会判里奇·沃尔默有罪的。” “怎么会？判决说明书中规定不能这样的。” “没错，但他不再缺乏无罪开释的条件了。他们想让他坐牢，而总会有陪审团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判有罪不会成立的。” “哦，是啊。扬西法官可以轻易驳回判决。如果他不驳回，我会在上诉的时候推翻的。” “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做，里奇都会重获自由。” “嗯，不见得马上。不过我当初所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你想听详情吗？” “为什么不？” “我以为扬西法官明知上诉庭会改判，所以会让有罪判决成立。这样他就不会成为把里奇放回大街上的那个人。而且我以为里奇会去坐牢，碰到某个有公德心的神经病在他上诉改判之前就杀掉他。就像在威斯康辛那个家伙一样。嗯，其实后来事情的发展差不了多少，不是吗？只不过真的杀掉里奇的家伙不是囚犯，而且凶手自己也是个连续杀人凶手。” “你还撑得下去吗，阿德里安？” “嗯，我没事，”他说，“知道明天不必出庭，我压力小多了。同时你会有那种一件事情结束时所产生的悲喜交集的感觉——无论是一个官司、一场恋爱，或甚至是一桩失败的婚姻。你或许会高兴终于结束了，但同时你又会有一丝遗憾。”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然后他说：“唉，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对吧？只要一走下坡，往往就是结束的开始，通常都是这样的。” “你好像有点忧伤。” “是吗？我想我只是累垮了。这个官司让我撑了下去，现在一结束，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被剪断线的傀儡似的。” “你只是需要休息一下。” “希望你是对的。我一直迷信这个官司让威尔没有进一步动作，只要我照常的工作，他就不能取我性命。现在忽然之间，我对整个情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你之前不准自己朝这个方向想。” “或许吧。也或许我睡个好觉起来会好过一些。该死，我知道如果喝一杯的话，我会好过一些。” “大部分人都会，”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发明了酿酒和卖酒。”
“嗯，我打算打开瓶盖，让精灵出来。这是我今天的第一杯，如果你在场，我可以给你倒杯汽水。” “我等会儿自己在家喝一杯，”我说，“而且我会边喝边想着你。” “喝可口可乐吧。让这杯成为真正的欢庆时刻。” “我会的。” 我们沉寂了片刻，然后他说：“真希望多了解你一些。” “哦？” “我希望有更多时间。这些话你听过就忘掉，好吗？我已经累得没法思考了。也许我会放弃喝这杯酒直接上床睡觉。” 但他没有放弃喝那杯酒。 反之，他走到前面的房间，那儿有一名保镖。“我要喝一杯，”他宣布，“我想我大概没法说服你陪我一起喝。” “惠特菲尔德先生，我有职责在身。” “我不会说出去的，”惠特菲尔德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威尔先生闯进那道门，我希望你头脑清醒，所以我不应该倒酒给你。喝杯汽水如何？或者来杯咖啡？” “我已经在厨房里煮了一壶。你去睡觉后，我会喝些咖啡。别替我张罗了，惠特菲尔德先生，我很好。” 惠特菲尔德从吧台上拿了一个玻璃杯，走进厨房加冰块，然后又
回到客厅，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他注满杯子，然后把酒瓶盖上。 “你名叫凯文，”他对那个保镖说，“我一定听过你的姓，可是好像记不得了。” “凯文·达尔格伦。” “现在我想起来了。凯文，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这个工作不错。” “你不会觉得无聊？” “我不怕无聊，先生。有事情的话，我早有准备；没事情发生的话，我也乐得轻松。” “很健康的态度，”惠特菲尔德告诉他，“你大概不会介意替托尼·富里罗发动汽车。” “什么？” “没什么。我应该喝掉这杯，不是吗？我倒了酒，就该喝掉。应该这样的，不是吗？” “看你的意思，惠特菲尔德先生。” “看我的意思，”惠特菲尔德说，“你说得完全正确。” 他举起杯子，无言地做了个干杯的姿势，然后喝了一大口。达尔格伦眼光看向书橱，他喜欢看书，这个公寓里有很多书可以看。这工作没那么累，拿着一本好书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八小时，想喝咖啡就自己倒。做这种休闲活动还有钱拿，实在不错。 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听到他正在保护的人发出一个尖锐的声音，似乎被勒住了脖子。他回过头去，看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抓着自己的胸，往前倒在地板上。 第七章 “那就像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凯文·达尔格伦说。他个子高高的，肩膀宽阔，大约三十出头，大脑袋，淡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淡褐色的眼珠在眼镜后头警戒地闪烁着。乍看之下很聪明又有心机的样子，似乎也会是个思虑周密的刺客。 “我是最后一个跟他谈过话的人，”我说，“当然除了你之外。” “没错。” “他很累，我想因此使他变得悲观。但或许他是有预感，或者只是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将到达生命的终点。” “他请我喝一杯。我根本不考虑。上班时喝，而且是当保镖的班喝？我要是干了这种事情，他们会像块烫手山芋似的把我甩掉，而且马上就甩。我根本一点也没有受到诱惑，但现在我可以想象如果我答应喝一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碰杯，然后喝下去，然后，砰！我们一起倒在地板上。或者也许我会先喝那杯酒，因为他拖了很久才喝。那么死的就是我，而现在坐在这里跟你谈的就会是他了。” “可是结果不
是这样。” “是啊。” “你遇到他并进入公寓时……” “你要我把整个过程告诉你？没问题。我的班是从晚上十点开始，我去公园大道那儿报到，遇到塞缪尔·梅特尼克，他和我一起值十点的班。我们在楼下大厅等着，前面一班的两个家伙带着惠特菲尔德先生坐加长型轿车回家，然后在十点十分把惠特菲尔德先生交给我们。塞缪尔·梅特尼克和我跟着惠特菲尔德先生上楼，执行一般的保安程序，比方进出电梯之类。” “是谁打开公寓的门？” “我，而且我先进去。有个笛音响起，表示防盗警铃设定了，所以我走到设定键盘那儿输入密码。然后我检查了所有房间，确定公寓里面是空的，之后走到前面房间，让塞缪尔下楼，接着锁了门并确认锁紧了。然后惠特菲尔德去他房间里的浴室，之后又回卧室，我猜是在打电话，然后就回到前面房间，其他的你已经知道九九藏书了。” “你之前去过那栋公寓吗？” “是的，先生，值过几次夜班。从十点开始。” “你进去时，没注意到什么东西弄乱了吗？” “没有被侵入的迹象。如果有的话，我会二话不说抓着惠特菲尔德先生离开那个鬼地方。至于有什么东西被弄乱，我只能说我觉得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很正常，跟前几夜一样。不过我次日早上六点就交班了，所以值六点到下午两点那一班的同事才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地方的人。我实在看不出他和惠特菲尔德先生离开那里去法庭之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被移动过。” “不过房里有没有什么情况能让惠特菲尔德表示奇怪的？” “你是指像‘怎么会有这个瓶子？’之类的吧，没有，没有这类的事情。不过老实跟你说，我不确定他会注意到这些。你知道他的心情不太好。” “嗯。” “他好像心不在焉，不知道这个词儿用得对不对。好像有点恍惚，就在他喝酒前——”他弹了一下手指，“我知道我想到什么了。” “是什么，凯文？” “是一部我看过的电影里面的一场戏，不过别问我电影的名字，我不记得了。那场戏是讲一个酒鬼，已经戒酒——不知道，好几个月或好几年吧，总之很久了。他倒了一杯酒，看着，然后喝下去。” “惠特菲尔德就是那样看着自己的酒。” “差不多。” “可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喝杯苏格兰威士忌，不是吗？” “我想是吧。我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看着他喝。有时候我去值班时，他已经到家了，所以我只是去交班而已，也没跟惠特菲尔德先生碰面。还有几次我去之前他已经喝过了。说到酒鬼，我要说他完全不是。我从没看过他一夜喝超过一杯。” “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我说，“他说他打算喝那天的第一杯酒。” “我想他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早些时候我没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可以证明他的呼吸里面没有酒味儿。” “如果他喝了，你会注意到吗？” “我想会的。乘电梯时我就站在他旁边，而且我的嗅觉很不错。我可以告诉你他晚餐吃的是意大利菜。而且我一整天都没有喝过酒，如果你自己没喝，就会对别人身上的酒味特别敏感。” “没错。” “香烟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以前抽烟，那几年我从没闻到过别人身上的烟味，不管是我自己或其他人。四年前我戒了烟，现在我可以闻到飞机另一头一个老烟枪身上的烟味。当然这么讲是有点夸张，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 “所以我猜那是他那夜的第一杯酒。天啊！” “怎么了，凯文？”” “哦，这件事不好笑，但我刚刚才想到。至少可以确定，那是他最后一杯酒。” 我不必苛求凯文·达尔格伦有关他嗅觉的说法。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倒在地板上没多久之后，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嗅觉无误。一开始，他以为惠特菲尔德是心脏病发，他的立即反应就按照所受过的训练，开始实施心肺复苏术。 在急救的过程中，他当然嗅到了惠特菲尔德身上的酒味。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味道，是杏仁味，虽然达尔格伦之前从没闻过这种带杏仁的味道，不过这种气味的描述让他很熟悉，他可以猜出那是什么。他从惠特菲尔德倒下的地方拿起空杯子，注意到上头也有同样的气味。于是他停止急救。打电话给有毒物品管制署，虽然直觉告诉他，打了也没有用。接电话的那位女士所告诉他的也差不多，说她最好的建议就是让被害人回复呼吸和心跳。他又打电话给911，然后在无计可施之下，又去做心肺复苏术。警方赶到时，他还在继续做。 此时刚过十一点，纽约第一频道已经以新闻快报播出这个消息，比第七频道的完整五分钟新闻还快。不过反正当时我没开电视，埃莱娜和我是大约一点十五分睡觉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的一个住在几英里外的客户已经因为吃了致命的氰化物而死亡。 有时候埃莱娜一起床会看《早安美国》或《今天》节目，不过她也可能听收音机里面的古典音乐，第二天早上我去厨房看见她时，我们都猜收音机里面播的是莫扎特。结果那是海顿，不过答案揭晓时，她已经离开家去健身房了。我关掉了收音机，如果我没关，就会听到整点新闻，惠特菲尔德的消息会是第一或第二条。我喝了两杯咖啡，把埃莱娜吃剩的半个犹太圈饼吃掉，然后出去买报纸。 我离开公寓时，电话正好响起。可是我正开了门踏出去，便一路往外走，让电话应答机去接。如果我自己接电话，我就会从威利·唐那儿听到惠特菲尔德的死讯，可是我没这么做，而是走向报亭，那儿有一排《纽约新闻》和一叠《邮报》并排放在倒置的塑料牛奶箱上。《新闻报》上大喊：“惠特菲尔德律师死亡！”而右边的《邮报》则向我们解释这桩凶案：“威尔杀了第五个人！” 我买了两份报纸回家，听了威利的留言然后给他回电。“他妈的这怎么回事，”他说，“保镖工作是这一行里头最容易的，只要让客户活着就行了。只要他还有脉搏，你的工作就不算出错。马修，你知道我们替惠特菲尔德所做的安排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安排的人也是好手。结果那个他妈的苏格兰威士忌瓶子里居然有氰化物，搞得我们现在看起来像一坨烂屎。” “那是氰化物？我看到报上只说是毒药。” “是氰化物，我的人是从气味辨认出的，还马上打电话给有毒物品管制署。真可惜他没在惠特菲尔德喝下肚前先闻一闻。” “真可惜惠特菲尔德自己也没闻一闻那个杯子。” “是啊，他只是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光，然后那杯东西就泼得他一屁股，其实是泼在他脸上。他往前倒。达尔格伦还把他翻正，好做人工呼吸。” “达尔格伦是你那边值班的人？” “我安排了两个人，他是待在楼上陪惠特菲尔德的那个，另外一个在楼下大厅。如果我让他们两个都待在楼上……可是不行，他们会怎样？坐在那儿玩一整夜的扑克牌？我原先的安排是对的。” “只不过客户死了。” “是啊，没错。手术很成功，病人却死了。你看威士忌里面的毒药是怎么回事？那个公寓很安全，早上出门时检查过，是空的，而且防盗铃也设定了。我的人发誓他设定了，就是昨天早上接惠特菲尔德出门的那个，而且我知道他的确设定了，因为达尔格伦发誓说他昨天晚上开门时，防盗铃还设定着。所以无论任何在昨天早上八九点和晚上十点之间进去的人，都得通过两道锁，一道是美迪科锁，一道是西格尔锁。而且还得通过一个全新的波赛顿警铃。老天，怎么办到的？” “警铃是新的？” “我自己订购的。门上装的美迪科锁也是新的，我们接到这个工作时，我就装了警铃。” “谁有钥匙？” “惠特菲尔德自己当然有，但不是因为他需要钥匙。因为不管进出，他都绝不会是第一个通过那道门的人。另外还有两套钥匙，两个值班的人各有一套，下班时就交给来接班的人。” “那大楼的职员呢？” “他们有西格尔锁的钥匙，那是当然的。不过我们没有给他们新锁的钥匙。” “他应该有个清洁女工吧。” “对。他一搬进来，每星期二下午都是同一个清洁女工进来打扫。她没有美迪科锁的钥匙，也不知道防盗警铃的四位数密码，但这样不是因为我认为威尔很可能是个来自绿角区的波兰裔老太太。她没有钥匙是因为不需要的人就不会有钥匙。每星期二下午我们会有个人在那儿等她，让她进去，守在那儿直到她做完工作为止。她在那边吸地板、熨衣服、跪下来用手擦洗浴缸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坐在那儿看杂志，而且你知道，他的时薪是她的三四倍。有人告诉过你人生是公平的吗？” “我会记住的。” “你提问之前，先让我回答一两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警察已经问过，我也已经回答过。那个防盗警铃不单是装在门上而已，窗户也装了。这样也许太过度了，因为那儿并没有火灾逃生口，难道我们还以为威尔会进行人类飞行动作，用几条绑在一起的床单从屋顶上吊下来？” “那算飞吗？” “你懂我的意思。我整夜都在跟一堆警察讲话，而且没跟记者谈过，所以不要指望我讲话像莎士比亚。我是这么想，在窗户上加装防盗系统也花不了多少，所以何必省这点小钱呢？除此之外，如果这家伙可以干掉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又在奥马哈干掉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的家伙，谁敢说他不能爬上砖墙？” “那送货门呢？” “你是指整栋大楼还是那套公寓？当然那栋大楼有送货门，而且有专用的送货电梯。惠特菲尔德住的那套公寓也有送货门。可是我们一接这个案子后，就再也没有人从那个门进出了。我接这个案子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扔掉那个门闩，把门永远封死，因为一个地方若是有两个进出口，那从保安的角度来看，你就等于制造了让自己头痛的危机。早晚会有人忘了锁送货门，这就表示清洁工塞尔诺威茨太太每次都得绕远路把垃圾送到滑槽口，不过她好像并不介意。” 我们又聊了些那户公寓的安全设施，锁和警铃系统之类，然后我们回头谈氰化物。我说：“是放在他的威士忌里，这点确定吗？” “他喝了那杯酒，然后倒在地板上，所以除了放在酒里还有什么可能？除非那时刚好有人用弹丸枪射中他。” “不，可是——” “如果他喝的是龙舌兰酒，”他说，“而且是照惯例配盐巴和柠檬，就是喝一口酒后，舔一口盐巴、吸一口柠檬，那我们就会检查，看看柠檬或盐是不是被下了毒。可是现在没人这样喝龙舌兰酒了，至少我认识的人都不这么喝。而且反正他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所以除了在威士忌里头下毒，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去过他那里，”我说，“就是他收到威尔公开信的那天晚上。” “然后呢？” “他那天晚上也喝了一杯酒，”我说，“用了一个玻璃杯，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加了冰块。” “哎呀，天哪！”他说，“抱歉，马修。我熬了一整夜，但却是很糟糕的一夜。毒药可能在杯子上或冰块里吗？我不知道，或许吧。我相信警方会对瓶子里的酒进行化验，说不定已经化验过了。达尔格伦从那家伙的呼吸里闻到氰化物的味道，而且我想他说过他是从玻璃杯里闻到的，说不定在冰块里。他有没有闻到瓶子里剩酒的味道？我想没有。酒放在吧台上，而他和惠特菲尔德在地板上，努力让他恢复呼吸。他妈的妙计，妙极了。” “可怜的混蛋。” “谁？惠特菲尔德还是达尔格伦？我得说两者皆是。你知道，我本来还担心餐厅里的食物，你还记得在盐里下毒的那个案子吗？” “我一定是看漏了。” “不是本地的新闻，我想是发生在迈阿密。一个黑帮的生意人在他最喜欢的餐厅吃晚饭，忽然之间他就脸朝下倒在他的意大利式小牛排里。看起来像是心脏病发，而如果他是一般老百姓，也就这么处理九九藏书了，但这个人是一桩案子的侦查对象，所以警方当然就做了检查，然后确认他是死于氰化物中毒，也在他盘子里剩下的食物中发现了氰化物，而且有监视录影带，因为那个死掉的混蛋常去那家餐厅，而且总坐在老位子，于是不知道联邦调查局还是当地的警察——管他是谁——就设了监视的录影机。录影带里显示有个家伙来到这张桌子来换掉盐罐子，可是警方无法完全确定，反正盐罐子里也没发现任何氰化物，因为显然后来有人又换掉了。所以警方也无法把这家伙定罪，但至少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他叹了口气，“惠特菲尔德从没单独坐下来吃饭，他身边一定会跟着一两个我的人，主要就是要确定没人换掉他的盐罐子。好像将军，不是吗？总是准备好要打最后一仗。但在此同时，有人跑进他家，在他的威士忌里面下毒。” 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预先猜到我大部分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些其他的，他都回答了。我看不出他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设计的保安措施有任何漏洞。虽然没安排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看着他的公寓，但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能更完备了。 然而某人就是有办法拿到足够的氰化物，并放进惠特菲尔德的酒里毒死他。 我跟凯文·达尔格伦谈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此时我自己也已经被两个专案小组的警探讯问过。他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问清我所能告诉他们的一切，有关我如何认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从我替他做过的工作，一直到他成为威尔公开信的目标之后我和他之间的接触。 他们挖出的我所知道的东西，其实不多，我从他们那儿所得知的倒还多一些。我没问很多问题，而我提出的仅有的几个问题也大都没得到回答。不过我倒是得知瓶子里残余的苏格兰威士忌里面发现了氰化物，不过稍后我打开电视也照样可以知道这一点。 我被那两个警探问得筋疲力尽，不过和达尔格伦的遭遇还是不能比。当然，他整夜没睡，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回答问题，就是等着警方为进一步讯问而准备。我见到他之前，他设法睡了两个小时，他似乎非常戒备，而且看得出他的压力非常大。 可以想见，他是嫌疑犯之一，其他几个因为保镖职务而得以进入惠特菲尔德公寓的人也是。每个人都受到一番深入的背景调查和彻底的讯问，而且每个人都自愿接受测谎。（警方认为那是自愿。但如果他们想保住可靠侦探社的差事，那就非接受测谎不可。） 惠特菲尔德的清洁工索菲娅·塞尔诺威茨太太也接受了讯问，不过没有给她做测谎。警方跟她谈，主要不是因为有人认为她可能是威尔，而是为了排除任何人在她打扫时曾去过那个公寓的可能性。她星期二下午在公寓里，而惠特菲尔德是在星期四夜里吞下有毒的苏格兰威士忌。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地作证说，惠特菲尔德星期二或星期三夜里也曾从那个瓶子里倒酒出来喝，所以氰化物有可能是她在的时候被放进去的。 她告诉警方，除了那个让她进去和出来的保镖之外，她打扫公寓的时候没看见任何人。而她打扫的时候，那个保镖就一直坐在电视前看谈话秀节目。她不记得看到他接近过放那瓶酒的地方，不过她也不能确定自己在其他房间打扫时，保镖是不是在?９９ｌｉｂ?做些其他什么事。至于她自己，她曾接近吧台，甚至可能因为要掸那个酒瓶上的灰尘而碰过那个瓶子。她掸灰尘的时候，有可能倒一点这瓶或任何一瓶的酒来尝吗？这个问题激怒了她，警方花了好一会儿才将她安抚下来，继续接受讯问。 那个酒瓶上唯一的指纹是惠特菲尔德的。表示凶手把氰化物放进去后曾擦过瓶子，不过这点也预料得到。同时也表示酒被下毒之后，除了惠特菲尔德之外没人碰过，但大家也都知道，那瓶酒放在屋子里，除了惠特菲尔德之外，从来就没有人碰过。 那瓶酒是在威尔寄出那封恐吓要对付惠特菲尔德的信给麦格劳之前两个星期送来的。列克星顿大道的一家酒商把惠特菲尔德订的这批货送来，除了这瓶酒之外，还有两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葛连·法郭尔牌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一夸脱的芬兰地亚牌伏特加，还有一品脱的朗里柯牌朗姆酒。朗姆酒和伏特加都没打开，当惠特菲尔德喝下致命的那一杯时，已经喝掉了一又三分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你不喝酒，”他曾告诉我，“我也不喝。”一口气叫两瓶放在家里，完全够格当一个喝酒的人了，但他最多也只是浅酌一口而已。五分之一加仑有二十六盎司，或者如果你每回倒大约一盎司半的苏格兰威士忌，再加两个冰块，就是十八杯了。喝光的那瓶有十八杯，第二瓶则喝了六杯左右——我想这么算应该没错。有时候他回家前已经喝过了，有时候他则根本一点都不喝。 那天晚上埃莱娜和我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吃晚餐。她点了大号的沙拉，我点了一大碗辣酱，拌着一大堆切碎当配菜的甜椒吃。菜辣得可以让人起疹子，不过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一向不太注意食物的味道。 她聊了些白天店里的事情，还有TJ过去跟她闲扯。我也谈了自己的一天。然后我们两个沉默了下来。店里放着的古典音乐，在周围的交谈声中几乎听不见。侍者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再来些毕雷矿泉水，我说不要，不过请他有空给我端一杯黑咖啡过来。埃莱娜说她要草药茶。“哪一种都行，”她说，“给我点惊喜吧。” 他端了一杯“红色活力.９９ｌｉｂ?”给她。“好个惊喜。”她说。 我喝着咖啡，脸上一定有什么异样，因为埃莱娜双眉一扬。 “有一刹那，”我说，“我尝到咖啡里的酒味。” “可是其实没有。” “对，咖啡很好，不过就是纯咖啡而已。”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感官记忆吧。” “我想也是。” 这次来阿姆斯特朗酒吧，可以说是纯粹路过。几年前，酒馆主人吉米原来的房租还没到期，也未往西迁移好几个街区之前，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第九大道，就在我所住旅馆的街角，那儿几乎成了我个人生活空间的延伸。我在那儿社交，在那儿品尝孤独，也在那儿见客户。我在那儿总是保持喝酒的状态，有时候不只是保持状态而已，而是在吧台后头或自己那张桌子前喝得烂醉。我通常喝波本威士忌，不是喝纯酒就是掺在咖啡里。当时对我来说，咖啡和酒两种味道似乎相辅相成，甚至咖啡因和酒精都可以互相平衡，一个让你保持清醒，而另一个则抚平你敏锐的意识。 我知道抽烟的人戒烟后，就必须暂时戒咖啡，因为两者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我戒酒有自己的种种问题，但喝咖啡不包括在内，我照样可以高高兴兴的喝咖啡，而且到了大部分同辈的人都觉得应该改喝低咖啡因咖啡的时候，我显然也不必有罪恶感。我喜欢咖啡这玩意儿，尤其是好咖啡，比方埃莱娜自己在家里弄的（虽然她自己很少喝），或这阵子在全纽约各角落冒出来的那种西雅图式咖啡店里面的。阿姆斯特朗酒吧里的咖啡一向不错，又浓又香，这会儿我喝了一口，品尝着，想不透自己刚刚为什么觉得有波本味。 “你也无能为力，”埃莱娜说，“不是吗？” “的确。” “你劝过他出国的。” “我应该再坚决一点的，”我说，“不过我想他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我也不能怪他。他有自己的人生。而且他也做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了。” “可靠侦探社做得好吗？” “即使是后见之明，”我说，“我也找不出他们有任何错。我想他们原先可以派个人二十四小时守着他的公寓，不论惠特菲尔德在不在家。但即使出事之后，我也不敢说他们该这么做。至于我这部分，没有，我也找不出自己可以多做些什么，让结局有所不同。如果我有某种洞察力，知道威尔是谁，那就太好了，可是事情不是如此。这件事情我就跟纽约其他八百万人，包括被分派去查这个案子的不知道多少个警察一样，摸不着头绪。” “可是有什么困扰着你。” “威尔就在那里，”我说，“一个个地杀了人，又全身而退。我猜困扰我的是这个，尤其是他现在干掉了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本来是打算说‘一个朋友’的，只是这样不太精确。不过上回我跟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谈的时候，觉得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他活得够久。”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喝光剩下的咖啡，抓住侍者的视线，朝着我的空杯子指了指。侍者替我补满咖啡时，我思索着埃莱娜的问题，然后说：“他的葬礼只有家人参加，不对外举行。他的死这么轰动，不这样做的话会有很多人跑来。据我所知，下个月会有个公开追悼仪式，我大概会去。” “然后呢？” “然后我大概会点根蜡烛为他祈祷，”我说。 “反正也不会有坏处。”她说，故意学着布鲁克林的腔调。这是一个老笑话里的腔调，我想我笑了，她隔着桌子也回了我一个笑容。 “那些钱让你困扰吗？” “什么钱？” “他不是给了你一张支票吗？” “两千元。”我说。 “而且可靠侦探社那边没给你介绍费吗？” “死掉的客户不必付钱。” “什么？” “那是保镖这一行的一个基本原则，”我说，“有人拿来作为一本谈这个话题的书的书名。威利只拿了一笔小额的聘约金，不过还不够他付给那些保镖人员的时薪。法律上他当然有资格开账单，但他已经告诉过我，他打算自己支付这笔开销。既然他已经赔钱了，我也不会去拿他的介绍费。” “而且你很乐意不拿，对不对？” “哦，我不知道。如果他赚了钱，我拿介绍费会拿得安心一点。另外如果惠特菲尔德付给我的那两千元让我感到困扰，我反正退回去就是了。” “或者想办法去赚它。” “用追逐威尔去赚，”我说，“或者追逐枪杀了拜伦·利奥波德的那个人。” “在霍雷肖街。” 我点点头。“惠特菲尔德建议说两件事可能有关，说也许威尔是无意间挑中拜伦，多多少少是为了练习杀人。” “有可能吗？” “应该有可能吧。不过也有可能拜伦是被外星人或其他类似的人给射杀的。这是惠特菲尔德说服我拿钱的方式，同时让我随心所欲去调查这个案子。对我来说，这样一来，同时进行两个案子要合理些。只不过两个案子我都没查出什么来，不是吗？” “没错。这就是让你尝到酒味的原因，因为你没有查出什么来。” 我想了想。啜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在碟子上。“对，”我说，“的确如此。” 出了餐厅，我们等着绿灯时，我挽住她的手。我看着隔着街斜对面的那栋大楼，目光不自觉地搜寻着二十九楼的一扇窗户。埃莱娜也许是注意到我的视线，或者只不过是猜到我心里在想什么，就说，“你知道格林威治村那个枪击事件让我想起什么吗？格伦·霍尔茨曼。” 他曾住在那栋公寓的二十九楼。他死后，他的遗孀莉萨继续住那儿。她曾雇用我，我替她把案子查完之后，偶尔会回到她的公寓里，跟她上床。 埃莱娜和我结婚时，我们去欧洲度蜜月。在巴黎时，我们一起躺在饭店的床上，她说婚后什么都不必改变，我们可以继续当原来的自己、过着原来的生活，我们手上的戒指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她说这些话时，有着明显的弦外之音。我知道有第三者，她似乎在说，可是我不在乎。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意外被杀死的那个。” “除非弗洛伊德的理论没错，一切都是潜意识作祟，否则根本没有所谓的意外。” “我调查拜伦的生活时，也曾想到霍尔茨曼。拜伦也可能是被误杀的。” “被故意杀死就已经够糟糕的了。” “嗯，有人曾听到凶手喊拜伦的名字。” “所以凶手认识他。” “如果那个证人没搞错的话。” 我们走路回家，没再多说什么。回到公寓里，我一手放在她肩上，将她的身子转过来，我们彼此拥抱、亲吻着，然后我一手放在她的臀部，将她拥紧。 不必改变什么，她曾在巴黎告诉我，但慢慢的，事情当然会有变化。多年来埃莱娜和我之间分享了许多事情。我们初识时，我是个已婚的警察，而她是个甜蜜的年轻应召女郎。我们曾经在一起，然后又多年没联络，直到往事又将我们两个拉到一起。没多久她停止接客，又没多久我们找了一套公寓住在一起，再没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之间的热情自然不像初识时去她海龟湾的公寓造访那般。那时我们对彼此的欲望又疯狂又急切，而且无法抵挡。现在一切都随着时间和习惯而有了调整。我们之间的爱，从一开始到现在，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我们相伴的那种喜悦也更胜以往。而我们的热情，就算不再那么狂暴，却也比以往更加浓烈。 我们又吻了对方，这次吻得很深。我们移到床上，褪下衣服。 “我爱你，”我说，也或许是她说的。没多久，我们就陷入迷乱状态。 “你知道，”她说，“如果我们一直这样下去，我想我们会达到某种熟悉的程度。” “不可能。” “你是我的老熊，我爱你。你打算要睡了，对不对？除非我在黑暗中发光让你保持清醒。我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发光似的。为什么性爱会让女人清醒，却让男人犯困？这是上帝无意间犯的错，还是物种存活的某种机制？” 我脑中翻来覆去想着这个问题，试图找出一个答案，此时我的脸颊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嘴唇轻轻摩擦着我的。 “好好睡吧。” 第八章 整个周末的轰动新闻就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验尸结果。死因并不令人意外。根据《邮报》的报导，惠特菲尔德服下的氰化钾的量，足以杀死一打律师。（星期一夜晚，杰·莱诺在“今夜”中念出这条新闻，眼珠子往上翻了翻，无言地笑了。） 验尸也同时发现，威尔只是稍稍打乱了自然规律。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死亡时，已经得了恶性肿瘤，而且癌细胞已经从一个肾上腺附近转移，入侵淋巴系统。威尔最多只夺走了他一年的生命而已。 “我很好奇他自己原先知不知道，”我告诉埃莱娜，“根据《邮报》的报导，很可能事先没有征兆。” “他去看过医生吗？” “他的医生出城了，没人找得到。” “医生就是这样，”她抱怨地说，“惠特菲尔德完全没提过吗？” “他说了一些话，是关于什么来着？”我眼睛闭了一会儿，“我最后一次跟他谈，就是他喝下那杯毒酒前那次，他说过希望他能有多一些时间，意思是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彼此熟悉。也说不定他其实没别的意思，只是单纯的希望能活长久一点而已。” “如果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病，”我说，“那么在苏格兰威士忌里面放氰化钾的可能就是他自己。这也就解释了威尔怎么有办法穿墙入门自由进出他那套有防盗系统的公寓，因为他根本没去过。惠特菲尔德是自杀的。”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我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是威利·唐打来的，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那个狗娘养的本来就快死了，”他说，“你看呢，马修？你很了解他。” “我一点也不了解。” “哎，老天在上，你总比我了解吧。他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吗？” “我不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 “我能从达尔格伦那边知道的，就是他心情不好。要命，要是换成我接到威尔的公开信，我心情也不会好的。如果我得了惠特菲尔德那种病，我的心情会比他坏两倍。” “也要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病。” “那就得查他的病历，他的医生正好出城度周末了，明天警方会联络到他，我们就会有进一步了解。我刚刚只是在想象，这个狗娘养的在一个保护他生命赚钱的年轻人面前故意喝下毒药。” “你知道，”我说，“你一直说他是狗娘养的，但如果他不是自杀……” “那么我就是在毁谤一个因为我失职没保护好而送命的人，而这么一来，我才应该是狗娘养的。”他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是他妈的一团混乱，要是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你千万别信。” “我连梦都不敢梦。” “总之，他是怎么了？搞什么波兰式自杀，故意布置成谋杀的样子吗？” “通常都是反过来的。” “有些人是杀了人，故意布置成那些人好像是自杀的样子。干吗要反过来呢？为了保险金吗？” “除非他最近投了保，才会合理。保险条款都规定投保要超过一定年限，否则自杀不理赔的。” “通常是一年以上，对吗？” “应该是吧。免得想自杀的人先去投保，故意诈骗保险金。不过你要是投保了二十年，那保险公司就不能因为他沮丧而趁地铁进站时跳下月台，就逃避他们该负的责任。” “我不知道，”他说，“这几年我们接了很多保险公司的调查工作，所以我相信保险公司会尽可能地逃避任何责任。最糟糕的就是他们会对我们开的账单细目一一提出质疑。大概是出于习惯吧。” “说到账单，如果到头来确定他是自杀的——” “干吗，我可以要求从他的遗产支付？我们签了约要保护他，可是我们居然防不了他把自己给干掉？我宁可自己吞掉这笔损失，也不要费尽心思去收钱。” 媒体的关注多到一定程度，你就无处可躲。到目前为止，威尔好像还对付得了，但菲利普·布辛大夫就没有这种躲避的本领了。他去美加边境的乔治亚湾钓鱼，一些工作积极的记者找到了他。 布辛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医生，主要是内科——埃莱娜指出，“内科”这个名词会让你觉得好像涵盖了皮肤科之外的所有一切了。关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对病历的保密原则，他的原则显然只限于活着的病人，因此他就放心地说出他已经在春天诊断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肿瘤，而且已经进行过和病人沟通病情这个悲伤的任务。 惠特菲尔德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布辛医生回忆说，惠特菲尔德好像把他当成一个有敌意的证人对待。他逼着布辛医生承认，开刀或者化学疗法都不能根治他的病，而且也逼医生估计了他还剩多少时间可活。六个月到一年，布辛医生告诉他，而且介绍他去斯隆-凯特林医院找一个癌症专门医生。 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找过那位罗纳德·帕特尔医生预约，也去看了医生。帕特尔确定了布辛医生的诊断，而且提议替他做放射线和化学治疗，他认为这样可以替病人多争取一年的寿命。惠特菲尔德谢过他后离开了医院，从此再没跟帕特尔医生联络。 “我猜他想听听其他医生的意见。”帕特尔说。 如果他想听意见，在这个城市最适当不过了。每个人都有意见，到了星期二早晨，我觉得自己好像听遍了所有意见。一般舆论似乎都认为惠特菲尔德是自杀身亡，一名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形容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自毁行为。我懂他的意思，不过这个陌生的名词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很多人对他所选择的自杀方式感到不解，因为以其他的先例来说，这种死法太惨了——或者可以说，对惠特菲尔德来说太惨了。氰化物所带来的痛苦难以忍受。你不可能朦胧的陷入梦乡再也醒不过来。唯一的好处就是，的确，死得非常快。 “不过，”我告诉埃莱娜，“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般方法不太多，而且会选择崎岖道路的人多得出奇。很多警察会饮弹自尽，这种事寻常得简直会让你以为枪管沾了巧克力。” “我想可以拟个声明，不是吗？‘我用值勤的警枪自杀，所以杀了我的是这份工作。’” “很恰当，”我表示同意，“不过现在我只觉得这是某种传统。而且这样自杀又快又准，除非子弹乱飞，结果只是击伤了自己的手。” 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名人引用了多萝茜·帕克的诗： 剃刀太痛， 河流太湿， 氰化物让人变色 药物引起抽筋： 枪支不合法， 上吊怕绳子断， 瓦斯味道不佳—— 所以你还是活着好了。 可以想见，这些话引来了常青社团一位女发言人反驳，她认为必须指出帕克写这些诗句的年代已距今遥远。她很乐意向大家报告，还有许多快乐的方式可供大家选择，其中有两.99lib.种似乎是她最偏爱的，就是关在车库里吸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或者套在塑料袋里面窒息身亡。 “不幸的是，”她说，“不是人人都有汽车。” “很可悲，但是却是事实，”埃莱娜对着电视说，“幸运的是，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塑料袋。‘爸爸，我今天晚上可以借你的车吗？不行？噢，那我可以借个塑料袋吗？’” 还有些人坚信，真正的受害人是凯文·达尔格伦，惠特菲尔德在他面前倒地身亡，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了，这件事使达尔格伦必须承受道德上无止境的压力。至少有一个谈话节目找了个心理学家和一名心理创伤专家，讨论这个事件给达尔格伦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达尔格伦接受了大部分的访问，被逼问时他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说，自己对惠特菲尔德是自杀或被谋杀没有看法。他只遗憾自己无能为力挽救这个人的生命。 如果达尔格伦不愿意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那么有个名叫欧文·阿特金斯的人倒是抢着想当。阿特金斯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最后一个当事人，就是在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抱怨他的案子没法上到高等法院之前几个小时，决定以一个轻的攻击罪名认罪的家伙。阿特金斯的理由是，他推测惠特菲尔德是故意想赶快结束这个案子，好无牵无挂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阿特金斯向法院申请说，自己受到了律师的不当建议，要撤回自己认罪的决定。 “他有两个论点，”雷蒙·格鲁利奥告诉我，“第一，惠特菲尔德故意说服他认罪，因为他急着要回家喝老鼠药，或随便什么去他妈的毒药。第二，惠特菲尔德想自杀的心理状态影响了他的判断，使他没有能力提供当事人法律上有效的建议。这第二点倒是可以成立，惠特菲尔德会接他这种笨蛋的案子就是一个证明。” “你想他这招行得通吗？” “我想法院会让他撤销认罪的协议，”他说，“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后悔，这个狗娘养的蠢货，重新审判后，他就会被定罪了。” “是吗？” “嗯，我认为是这样。你这样撤销原来一个关不了你几小时的轻罪协议，那就是邀请大家来踢你屁股了。总之我觉得这一堆都是扯淡，阿德里安不是自杀的。” “是吗？” “我绝对不否认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也不否认他可能会决定这么做。而且我想他早晚会自杀。他可能非常仔细地考虑过这么做，甚至就在他倒那杯酒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但我不相信他会有一丁点怀疑到那个瓶子里头除了苏格兰威士忌，还会有别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妈的他干吗要这么做呢？如果阿德里安打算自杀，他绝绝对对会留下遗书，而且很可能还会拿去公证。只有这样才符合他的作风。” “我也这么觉得。” “我不是说他的个性中缺乏戏剧性。毕竟他是个审判律师。如果我们不愿意成为众人焦点，那我们就会一辈子缩在法庭后面当助理或行政人员。我可以想象阿德里安自杀，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会在一堆证人面前自杀。你记得哈蒙·鲁滕斯坦吧？” “记忆犹新。” “他请了一群朋友来家里，让他们坐下，给他们倒饮料，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希望每个人都在，免得事情有任何模糊的疑点。然后他就爬出窗外跳楼自杀。我要自杀喽，他说，而且我要你们在这里证明。这跟大家推测阿德里安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他搞得整件事看起来像谋杀。”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无人能回答。难道因为自杀在宗教上不被允许？阿德里安不是那种虔诚天主教家庭长大的，而且据我所知，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替99lib?刑事犯辩护一定要事先收费。那么，会是因为担心他的保险得不到理赔吗？报纸和电视上还在谈这个问题，好像自杀就会自动引起这类效应。” “我前几天也跟别人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 “而且应用错误，因为阿德里安的保险多年来包括了所有的理赔。他并没有因为得了癌症而另外投保，这些消息昨天都报导出来了，可是大家还在啰唆保险的事情。我刚刚听到一个新说法：双倍理赔。” “针对意外死亡的吗？” “对。以保险公司的认定，谋杀是意外死亡，当然还要看他所投保的种类有没有意外死亡赔偿百分之两百的条款。顺带提一下，这种条款真愚蠢。你买保险是因为它的财务保障，从谷仓屋顶掉下来与得硬癣症死掉有什么区别？你希望自己如果死了，能够有一些补偿，意外死亡会给整个家庭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才会需要额外保障。” “我想自杀并不被认为是意外死亡。” “嗯，但是也不是自然死亡。可是据我所知，所有的保险都把自杀排除在双倍理赔的范围之外。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人如果打算自杀的话，他会故意布置得像是意外死亡，好让他的家人在财务上有利一些。”他吸了口气，“哦，你听到没有？我讲话听起来像个天杀的律师。” “你的确是律师。” “可是，”他继续，“要布置成意外很容易，常常有人这么做，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相信。你只要跳上你的车，开到附近那座桥。我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可是一般来说，没有证人的单纯的车祸，有一大堆都完全是自杀，有的是预谋，有的则是临时起意。如果你想自杀，又希望死后在天主教堂有完整的葬礼，这个方法万无一失。而且绝对可以得到双倍理赔。” 我想起常青社团那位认真的女士。“可是很多纽约居民没有自己的车——” “我们总有地铁啊。你可以失去平衡，摔在进站的地铁前面。不过阿德里安的死有个疑点，比方说他决定要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但除非你名叫埃德·霍克或约翰·迪克森·卡尔，否则你不会把他的死想成是密室杀人，对吧？因为事情明白简单极了。他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有贴身保镖还有防盗铃，大家都想不透威尔到底是怎么溜进去下毒的。很明显不可能，因此半个纽约都相信阿德里安一定是自己下毒的，而这点却是我们原先假设他应该要掩饰的。你觉得我这样说有道理吗？” “不管阿德里安现在身在何处，”我说，“如果他需要律师，我觉得他都该挑一个名叫格鲁利奥的人。” “不过我是对的，你不觉得吗？没道理嘛。” “我同意。” “嗯，那让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吧。所有的报导都在谈保险，可是没有任何保险会针对自杀有双倍理赔条款，就这样可以结案了。”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见过太多人做过太多不合逻辑的事，多到让你无法把任何地球人类的不合理行动排除在外。 同时，还要考虑到威尔。即使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至少也是帮了威尔的忙。有个专栏作家坚持，也许有点滑稽的是，这位匿名杀手每次都越来越有力量。前面三个受害者，他都得亲自到场动手解决，但第四和第五名受害者，他只要点名就行了。一旦成为威尔的目标，他们就会死掉，不劳他亲自动手。干掉拉希德的是他纳为心腹的敌人，而惠特菲尔德则是被一个更亲密的敌人所杀，这个敌人就住在他的躯体中。 “很快，他连公开信都不必写了，”这位专栏作家丹尼斯·哈米尔这样下结论，“他只要用他超强的意念，坏人就会像苍蝇一样掉下来死掉。” 我心想，好玩的是，没听到威尔的消息。 星期二早上我比埃莱娜早起床，她冲完澡出来时，我正在餐桌前吃早餐。“这个哈密瓜真好吃，”她说，“比昨天的好太多了。” “这是我们昨天吃剩的另一半。”我说。 “哦，”她说，“我猜这是比较好的那一半。” “我想是因为这一半是我放在盘子上的，”我说，“而且因为我就坐在你面前。” “对，完全正确，你这只老熊。没人能做得比你更好了。” “举手之劳罢了。” “没错。” “还融合了某种禅宗手法，”我说，“我专心想着其他的事，不知不觉就弄好早餐了。” “想什么？” “想一个我忘掉的梦。” “你难得会记得自己的梦。”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醒来有个感觉，这个梦里有什么想告诉我，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做过同样的梦。事实上——” “怎么？” “我有个感觉，最近常做这个梦。” “同样的梦。” “我是这么想。” “可是你记不得。” “有那种熟悉的感觉，”我说，“好像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每次的梦是不是都一样，但我觉得我每次都梦到同样的人。他就在那儿，看起来很诚恳，想告诉我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醒来，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一缕轻烟。” “差不多。” “就像你一站起来，膝上就没法放东西，自然消失一样。” “这个嘛……” “他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我不记得他是谁，而且不论我多么努力试着回想——” “别想了。” “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用她的指尖缕着我的头发。“没什么好回想的，”她说，“放轻松。所以不要努力回想，只要回答问题。你梦的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好。想想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不是阿德里安·惠99lib.特菲尔德。” “当然不是，反正你就想着他吧。” “好吧。” “现在想想沃尔默。” “谁？” “杀掉一堆小孩的那个恶棍。” “噢，沃尔默。” “很好，沃尔默。想想他。” “不是——” “我知道不是。就算是讨好我，好吗？想象他的样子。” “好吧。” “现在再想想雷蒙·格鲁利奥。” “我没梦到雷蒙，”我说，“而且你这招不会有用的。我很感激你的尝试——” “我知道。” “可是不会有用的。” “我知道。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应该可以吧。” “请问尊姓大名？” “马修·斯卡德。” “你太太的名字呢？” “埃莱娜·莫德尔。埃莱娜·莫德尔·斯卡德。” “你爱她吗？” “这还用问吗？” “回答就是了。你爱她吗？” “是的。” “你梦见了些什么？” “尝试精神可嘉，可是不会有——” “怎么样？” “我是个浑球。” “怎么？你要告诉我原因吗？” “别吵我了，好吗？” “别犹豫了，现在别再想了！” “我只想思考一下而已。” “说出名字好吗？免得又从你的脑海里溜走了。” “不会的，”我说，“现在我想问，我究竟为什么会梦到他？” “很好，继续让我猜吧。”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只是帮助你回忆而已。” “好像有用。格伦·霍尔茨曼。老天，为什么是格伦·霍尔茨曼？” 想了一个小时后，我下楼买报纸，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看到报纸时，我忘掉了格伦·霍尔茨曼。 报上又出现了威尔的公开信。 第九章 “给纽约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威尔的标题。就像其他信一样，这封信是写给并寄给《每日新闻》的马蒂·麦格劳的。而《每日新闻》也独家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头版，与麦格劳署名撰写的报导在一起。他的专栏“答客问”放在边栏，而威尔的公开信全文则放在第二版。这封信按威尔的作风来说相当长，几乎有八百字，和麦格劳专栏的长度一样。 信的一开始，他宣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被谋杀是他的功劳（或是责任）。他以夸耀的口气，先叙述那套用来保护惠特菲尔德的复杂设计，有防盗铃，有三班保镖，还有装上防弹玻璃的装甲钢板加长型轿车。“可是没有人能成功的阻挡人民的意志。”他宣布，“没有人能逃得了，也没有人能躲得开。看看罗斯韦尔·贝里，他逃往奥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圣·奥本斯的围墙内。人民的意志无远弗届，可以穿透坚固的防御设施。无人能挡。” 威尔继续说，惠特菲尔德绝不是全世界最坏的律师。替无法根除的恶人当法律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为了服务于他的当事人，他却乐意做任何事，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不道德。“当一个律师为站不住脚的事情辩论时，我们点头认可，甚至容许他们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做，这更助长了他们的狂妄。” 然后威尔又批评司法系统，质疑陪审团制度的价值。他没有举出什么令人惊异独创观点，不过他讲得头头是道，以至于几乎让人忘记，你是在读一个连续杀手的信。 信的末尾，是一段个人感想。“我发现我已经厌倦杀人了。我很高兴曾经被选中来作为这几次社会治疗行动的工具。但为了大善而被召唤出来作恶，我个人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现在要休息了，直到我再度被召唤出来行动的那一天为止。” 我有个疑问，于是打了六个电话，希望能得到答案。最后我打电话去《每日新闻》，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接电话的那位女士，说我想和马蒂·麦格劳谈话。她留了我的电话，过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我是马蒂·麦格劳，”他说，“马修·斯卡德，你是惠特菲尔德雇的那个侦探，对吧？我想我们见过一次面。” “好几年前了。” “我大半辈子都是在好几年前。你找我有什么事？” “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封信是全文一字不漏地照登吗？” “当然。怎么？” “没有任何删改？没有应警方要求保留任何句子？”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苦恼，“我只知道，你也可能是威尔。” “完全没错，”我说，“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或许就会知道你有没有删我的信了。” “耶稣啊，”他说，“我根本不想负责做这种事。编辑台那个混蛋删我的稿子时，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但我可不是个杀人狂。” “噢，我也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并没有驳斥自杀的理论。” “威尔信里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是他杀的。” “他以前没跟我们撒过谎。” “据我所知，”他说，“的确没有。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遇害的事情，他拒绝证实或否认，但是很巧妙地暗示是他动手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提到过贝里是被刺死的。” “没错，可是警方封锁了这个消息，所以从这点可以确定是他动手的。” “那么最近这封信有类似的内容吗？因为我没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知道信的内容有没有被删改。” “没有，我们全文刊登了。老实告诉你，我可不喜欢去当那个删稿子的人。我已经因此得到删稿那家伙过多的关注了。” “我可以想象，你要得到那么多读者，代价一定不会小。” 他的笑听起来像小猎犬的吠声。“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承认，“那是他妈的天赐好运。我唯一后悔的是他没在我前阵子签约谈判之前开始行动。同时，作为威尔面对世界的窗口，实在令人紧张。我难免会想着他一个星期会看我三次文章。要是他不喜欢我的文章怎么办？我最不想激怒的，就是他这种原创思想家。” “原创思想家？” “只是一个名称罢了。不过我心里原来想说的是‘疯狂任务’。而且我刚刚想着，说不定他窃听了我的电话，而且他会怨恨我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诽谤。所以我讲到一半就进行编辑的改稿工作，把‘疯狂任务’删掉，改成了‘原创思想家’。” “记者的职业病。” “可是紧接着我又并不真的认为他会窃听我的电话，而且他在乎我怎么称呼他吗？这些名称绝对不会伤害到他。我想棍子和石头也伤不到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说自己杀了惠特菲尔德是撒谎？” “他隔了这么久才又写信。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正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证明是他干的？我不明白。” “我们正在讨论这了点，”他说，“说不定明天的报纸就会登出来。所以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因为明天这些事情会见报。你在纽约吗？你知道《每日新闻》在哪里，对不对？” “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三十三街。不过如果你没问，我说不定会跑去东四十二街的老地址。一想到《每日新闻》，我脑袋里面浮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那儿。” “邮递区号是多少？” “邮递区号？你要我写信给你吗？” “不，不是。嘿，你对乳头不反感吧？第九大道和第三十二街交口有个叫兔女郎无上装酒吧的地方，白天这个时候，那儿比阴郁的教会还安静。半个小时后在那儿碰面如何？” “好。” “要认出我很容易，”他说，“我身上穿着衬衫。” 我不知道兔女郎无上装酒吧到了晚上是什么景象。一定更为活色生香，有更多年轻女郎展示她们的胸部，也有更多男性盯着那些胸部看。而此处在任何时候也可能是哀伤的，那种深沉的哀伤存在于绝大部分为我们并不高贵的原始本能提供娱乐的商场。赌场也因而有哀伤的气氛，布置得越俗丽，哀伤就越明显。那儿的空气有一种卑微的梦想与破碎的誓言的腐坏气味。 白天稍早时，那个地方毫不起眼。那只不过是个洞窟般的房间，门和窗户涂上黯淡的黑漆，内部没什么装潢，家具是前任屋主遗留物与廉价拍卖品的组合。两名男子占据了吧台的两端，注意力分散在电视（播放着，声音关掉了）和酒保之间。酒保的乳房（中等大小，略微下垂）看起来比她的明亮红发要来得货真价实得多。 酒吧里还有个小舞台，晚上也许有舞者表演，但现在却是空的，只有收音机里放着老歌。一名女侍者像酒保一样，穿着有兔尾巴的短裤，头戴兔耳朵，脚蹬高跟鞋，除此之外全身赤裸着，在吧台和桌子间服务。也许午餐时间人会多一点，但现在前头只有两个男子各占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的吧台凳子上。 独自坐着的那个是马蒂·麦格劳，任何人都能认出他来。他一张昂头抿唇的小照片每星期随着专栏登出三次。他本人比照片里多了一些灰发，不过自从威尔事件爆发后，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太多次，已经习惯了那些灰发。除此之外，时光并没有改变他太多，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像漫画家笔下的效果一样，强调已有的特征，眉毛更浓一些，下巴更突出一些。 他已经脱下了西装外套，松开领带，一只手包着玻璃啤酒瓶的底部。酒瓶旁有个装烈酒的小玻璃杯已经空了，廉价威士忌的味道从他的鼻孔间直透出来。 “斯卡德，”他说，“我是麦格劳。这位亲爱的达令——”他摇摇手叫那个女侍——“跟我保证说她名叫达琳。她从没骗过我，对吧，甜心？” 她笑了。我感觉她一定常
被开这种玩笑。她一头黑色短发，乳房很丰满。 “酒保名叫斯塔茜，”他继续说，“可是她也可能是说斯佩茜。别点太复杂的酒，点饭后酒会要的你的命。在这里，点一份烈酒或啤酒会比较安全，而且最好挑便宜牌子的烈酒，因为不管怎么点都一样，无论酒瓶上写什么，你喝到的都是便宜的酒。” 我说我要杯可乐。 “好，这也很安全。”他说，“不会太冒险。达琳，再给我来瓶一样的，不要换，明白吗？” 女侍走开了，他说，“邮递区号是一OOO一，或者我该说一零零零一？你注意到现在大家都怎么搞吗？” “什么怎么搞？” “说零的方式啊。你在电话里念自己的信用卡号码，你会念‘O’，而不是‘零’，他们重复时会改念零跟你确认。你猜我怎么想？都是电脑搞的鬼。你抄号码时，打字母O或数字零，又有什么差别？看起来都一样。可如果在键盘上，你要按不同的键。所以得确定才行。” 我们的饮料来了。他拿起他那杯烈酒，一口饮尽，然后又喝了一小口啤酒。“总之，这是我的理论，不喜欢就拉倒。总之和威尔的信无关。他写错邮递区号了。” “他把零写成O吗？” “不不不。他完全写错了。正确地址是西三十三街四百五十号，可是天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邮递区号一○○○一写成一○○一一。一○○一一是切尔西和西格林威治村的邮递区号。” “我懂了，”我说，其实我不懂，“可是有什么不同吗？他把街道和门牌号码写对了，而且老天在上，你们是《每日新闻》。应该不会太难找才对。” “你当然是这么想，”他说，“而我要引用我前面的说法，都是因为大家不讲O而改讲零，而且都是因为得在键盘敲对的缘故。都是他妈的科技入侵每个人生活的结果。” 我等着他做进一步解释。 “那封信就因此迟到了，”他说，“你能相信吗？我可不想猜一天有几封信寄来《每日新闻》报社，大部分是用蜡笔乱写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邮局里替我们分信的那个笨蛋应该会知道我们报社在哪里，而且有个邮局大支局就在就在我们报社旁边。你要做的就是把那邮递区号里头的一换成O，对不起，要命，我是说换成零，结果分信的人漏掉了。他们真是他妈的智障。” “信封上应该有个邮戳。” “还不止一个，”他说，“有原先那个邮局的，收信的邮局送进机器印上邮戳之后，运到上城西十八大道老切尔西支局，从那儿再把往一○○一一的信送出去。然后某个邮差装进邮袋里头，送信送了一圈又把信带回来，盖上第二个邮戳，从老切尔西那边丢出来，送到第十八大道的法利大楼，那儿才是送往一○○○一邮递区号的中心。第二个邮戳是用手盖的，这个年头大概可以拿来收藏了，不过你有兴趣的、也是任何人有兴趣的，是第一个邮戳。” “对。” 他放下他那瓶啤酒。“我希望我能拿给你看，”他说，“不过当然被警方收走了。那个邮戳可以让你知道两件事情，收信邮局的邮递区号和送进机器印邮戳的日期。收信的邮递区号是一○○三八，邮局是佩克坡。” “日期是哪天？” “惠特菲尔德遇害那一夜。” “时间呢？” 他摇摇头。“只有日期。一开始我没注意，不过是那天晚上没错，他死的那天晚上。” “星期四晚上。” “那天是星期四吗？对，没错，星期五的早报就登出消息了。” “但邮戳是星期四。” “我刚刚不就这么说的吗？” “我只想确定自己没想错而已，”我说，“信是在午夜之前通过邮戳机的，因此日期是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 “完全没错。”他指指我的杯子，“这什么，可口可乐？还要续杯吗？”我摇头。“哎，该死，我还要再喝。”他叫了达琳，又要了一份同样的酒。 我说：“惠特菲尔德是在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死亡的，第一个报道的是纽约第一频道十二点之前的快报。除非我漏掉了什么，那封信应该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寄出了。” “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 “噢，你得确定邮局一点都没出错才行，”他说，“你已经知道寄那封他妈的信花了多长时间，所以其他部分的运作为什么要精确完美呢？我看很有可能是某个人在午夜之前就把邮戳上的时间往前调整一天了。不过我也相信很有可能威尔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把那封信寄出了。” “佩克坡。”我说，“就在富顿街鱼市旁边，不是吗？” “没错。不过那个邮局负责整个一○○三八邮递区号的邮务，包括一大块市中心。第一警局广场，市政厅——” “还有刑事法庭大楼，”我说，“说不定他那天下午去过那儿，看着阿德里安进去代表欧文·阿特金斯接受认罪。他已经在威士忌里面下毒，也写好了那封信，于是他就把信扔进邮筒。他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呢？”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个自大的家伙。” “不过不会盲目自大。他在他的受害者死前就把信寄出去。假如阿德里安出去吃晚餐，喝了半瓶葡萄酒，回到家不想混着喝纯麦威士忌呢？假如威尔的信出现在你桌上时，惠特菲尔德还活着呢？那怎么办？” “那我就会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会赶到惠特菲尔德的公寓，在他喝之前把那个苏格兰威士忌瓶子抢走。” “他提过那瓶苏格兰威士忌吗？”我掏出随身带着的《每日新闻》剪报，扫视一遍。达琳把我们的酒端来，静静把酒放下，同时收走前一轮的空杯子。她不必跟我们收钱，这类酒吧通常端酒过来时都会要你当场付账，不过现在大家都用信用卡付钱了。现在他们会放个账单，跟其他餐厅没两样。“他提到了毒药，”我说，“而且谈到惠特菲尔德公寓的警卫森严。可是没特别点出毒药是放在威士忌里面。” “可是，只要他提到了毒药，还有公园大道的公寓——” “警方就会彻底搜查过，发现苏格兰威士忌里面的氰化钾。” “而结果威尔看起来像个吹牛大王。” “所以他为什么要冒险呢？他为什么急着要寄出这封信。” “或许他当时要离开纽约。” “离开纽约？” “再看看剪报，”他说，“他宣布他要退休。再也不会有任何杀戮了，因为他不干了。他要跟我们说再见。这不就像一个可能正要乘慢船去中国的人会说的话吗？” 我思索着。 “事实上，”麦格劳说，“他为什么又要在这封信里宣布退休呢？他这封信宣布惠特菲尔德是他杀的，就已经制造了够多的新闻了。其他的事情可以留着下一封信再说。不过要是他急着收山搬到达拉斯，或都柏林，或——不知道——达卡？要是他得赶飞机，那当然就得把所有的新闻一次写完而且马上寄出了。” “可是万一信在惠特菲尔德喝下毒酒前就寄到了，那怎么办？” “如果我们假设那个狗娘养的是个疯子，”他说，“那就很难猜想他的打算，不过我假设他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回纽约设法把惠特菲尔德干掉，要么就放过惠特菲尔德。然后说不定他会再写封信给我谈这件事情，也说不定不会。”他伸出手敲敲那张剪报。“我认为，”他99lib.说，“他心中完全确定，惠特菲尔德会直接回家，喝下苏格兰威士忌。他信里一副在谈既成事实的态度，可见他认为事情已经确定，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如果信里有任何一个字或词暗示结果还未定，那一定是我看漏了。” “嗯，你是对的，”我说，“他写信的口气似乎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我们能确定当时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吗？” “这封信被盖上邮戳时，很可能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当然可能性很小。不过信可能已经被扔进邮筒，而且已经分好信，运到佩克坡邮局，准备送进印邮戳的机器——” 我再度扫了一眼那份剪报。“我在电话里面问你的是，”我说，“信里是否完全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会提议碰面，也所以我们才会坐在这儿。那封信中，除了威尔说是他干的之外，并没有排除自杀的可能。他以前并没有撒过谎，但邮戳却排除了这一点。” “因为惠特菲尔德死前，信就已经寄出了。” “你说得没错。他也许已经决定要把惠特菲尔德自杀的功劳抢过来。可是就算他再厉害，也不可能事前猜到惠特菲尔德打算自杀的念头。” 第十章 我跟马蒂·麦格劳一起待了好一阵子。他环顾四周，寻找那名女侍者，可是她大概是正在休息。他耸耸肩，走到吧台，带回来两瓶滚岩牌啤酒，说他已经喝够威士忌了。他喝着其中一瓶，然后指指另一瓶。“你要的话，这瓶是给你的。”他说。我说我不喝，他说他也是这么想，“我去过那儿，”他说。 “哪儿？” “我去过那儿，戒过酒。一堆房间，教堂的地下室。曾有整整四个月，我每天都去参加聚会，而且滴酒未沾。我只能说，那段没有酒的路，走来真是他妈的漫长。” “应该是吧。” “有一阵子我过得很不愉快，”他说，“我想是因为喝酒的缘故。所以我就戒了酒，可是你知道吗？结果更糟。” “有时的确会这样。” “所以我就把生活里的某些事情恢复原状，”他说，“然后我拿起一杯酒，结果你猜怎么着？世界又变得美好起来了。” “好极了。”我说。 他眯起眼睛。“假正经的讽刺，”他说，“你没有权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马蒂。我向你道歉。” “操你，还有操你的道歉。操你和你编的那些去你妈的道歉。坐下，老天，你他妈要去哪儿？” “呼吸点新鲜空气。” “空气不会跑掉，你不必急着去呼吸。耶稣啊，我刚刚没得罪你吧。” “我今天忙坏了，”我说，“如此而已。” “忙个屁。我有点醉了，让你不舒服。承认吧。” “我承认。” “这样的话，”他说，皱起眉来，似乎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承认，“那我道歉。可以吗？” “当然。” “你接受我的道歉？” “你不需要道歉，”我说，“不过是的，我当然接受。” “所以我们没什么心结了吧？” “绝对没有。” “你知道我希望怎样吗？我希望你喝一瓶他妈的啤酒。” “今天不行，马蒂。” “‘今天不行。’少来这套，这种黑话我听得懂，好吗？‘今天不行。’因为你一次只要戒一天，对不对？” “每天都一样。” 他蹙眉头。“我不是要引诱你。只是在说醉话，你明白的。” “是的。” “不是我希望你喝酒，而是酒希望你喝酒。你懂我的意思吗？” “完全懂。” “我只是发现，酒对我的帮助比伤害更多。对我好处多过坏处。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邱吉尔。是个伟人，不是吗？” “你说得没错。” “他妈的英国醉鬼，那狗娘养的对爱尔兰人坏透了。对我好处多过坏处。不过他这话没讲错，这一点得承认。我心目中已经选出年度新闻了，你知道吗？” “我想你应该有些想法的。” “年度新闻。我的意思是，只限于纽约市。所有的新闻主题放在一起的话，威尔跟波斯尼亚战争该怎么比较，对不对？你希望公平的评价这些事情，威尔轻如鸿毛。可是谁理个屁波斯尼亚啊？你倒是说说看。要靠波士斯亚卖报纸的唯一办法，就是标题一定要有‘强奸’这个字眼。”他抓起第二瓶滚岩啤酒，喝了一口。“年度报导。”他说。 终于跟他分手后，或许我该去参加聚会的。刚开始戒酒时，我发现置身一群喝酒的人之间会让我不安，可是一旦我越来越习惯不喝酒，面对酒时，我就越能处之泰然。我很多朋友现在都戒酒了，但有一些没戏，还有一些像米克·巴卢和丹尼男孩的这样朋友，他们每天必喝且喝得很凶，但他们喝酒似乎从未困扰过我。偶尔米克和我会有个饮酒之夜，在他位于第五十街和第十大道交口处的酒吧坐到天亮，互诉故事，共享安宁。那些夜里，我从不曾动念要喝酒，也不曾希望他戒酒。 可是马蒂·麦格劳是那种神经紧张的酒鬼，让我很不自在。我离开那个无上装酒吧时，并不想喝酒，但也不想再经历一次那种感受，就好像已经熬夜好几天，已经喝咖.99lib.啡喝得烂醉似的。 我在一家快餐店吃了个汉堡和一个馅饼，然后又开始漫无目的地乱走，没注意走到哪儿。我专心思索着威尔公开信的新资料和寄信的时间，被这些消息困扰着，像狗挂念着骨头一般，在心里追逐着，又想其他方法，然后又回过头转来转去，想想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好像它们是拼图的其中一块似的，只要我能找对角度放，就能拼对位置。 一开始我是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走，以为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会一路走到修道院博物馆，但结果没走那么远。待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才发现离自己公寓仅仅只有一个街区之遥。不过那个街区很长，横跨市区，因此就我所处的位置，回家或去别的地方都很尴尬。我站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西北角，正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的门口。 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应该不会是因为我想喝酒吧？因为我很确定自己不想喝，也不觉得自己有喝酒的欲望。可以确定的是，我内心深处的某一部分，永远都会渴望酒精所许诺的那种无知的极乐境界。而另一部分的我，则将自己渴望酒精的这部分称之为“病”，而且会将之拟人化。“我的病在跟我说话，”聚会中你会听到有人这么说，“我的病要我去喝酒。我的病想把我毁掉。”我曾听过一个女人解释说，酒瘾，就像睡在你心底的恶魔。有时恶魔会被吵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去参加聚会。戒酒聚会可以把这个恶魔磨得困乏欲眠，让他再度睡去。然而，我无法将自己站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前归因于一个麻烦的疾病或睡醒的恶魔。据我所知，我在阿姆斯特朗新址这儿所喝过最浓烈饮料，也不过是越橘莓果汁。吉米的酒吧街在第九大道的原址时，我曾在他的店里喝酒。而他开店之前，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叉口这一带曾有过很多酒吧，我记得其中一家名叫“滚岩”。（店名的由来是：以前一个住附近的家伙买下了这家店，然后开始修缮店面，有天他正在站梯子上工作时，一块厚石板掉落下来，击中他的头，差点把他给砸死。意外发生之后，他想如果将店名取为“滚岩”可以带来好运，不过好运没有持续下去；没过多久，他惹翻了两个西区帮的黑道兄弟，他们把店主一顿痛打，造成了比石板更严重、更永久性的伤害。下一任店主就把店名改了。） 我不想喝酒，肚子也不饿。于是耸耸肩转身，看着斜对面应该是莉萨·霍尔茨曼所住的那栋大楼。我想要的是那个吗？和霍尔茨曼的遗孀共度一个小时左右，会比威士忌更甜蜜、更不伤肝，而且同样可以造成短暂遗忘的效果吗？ 然而莉萨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喝酒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了。上回我跟莉萨谈话时，她说她正在跟某人交往，看样子很认真，她觉得这段关系或许会有未来。我赫然发现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时松了一口气，并不觉得太震撼。我们同意暂时不见面，好让她的新恋情有机会开花。 据我所知，这段关系如今应该已经结出果实了。那个新男人当然不是她守寡后的第一个约会对象。她父亲从小就会在夜里摸上她的床，让她又战栗又不安，可是从来没跟她性交过，因为“那是不对的”，而她也久久难以挣脱那段阴影。无须心理医生也会知道，我是那个过程中的一个成分。不过我到底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答案的一部分，却一直不清楚。 无论如何，莉萨的男女关系从不持久，也没有理由相信最近这段还保持下去。我轻易地便可以想象出来，此刻她正坐在电话旁边，盼着铃声响起，希望电话的彼端是我。我可以打电话过去，看我的想象是不是真的。要核对答案很简单。我手头有两毛五的硬币，而且电话号码就记在脑子里，不必翻电话本。 可是我没打。埃莱娜已经表明她并不指望我绝对忠实，她自己以往的职业经验已经使得她相信，男人天生就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出轨行为既不需要借口，也不见得是婚姻生活不协调的症状。 然而，此刻，我选择不要去运用这种自由。偶尔我会觉得有那种冲动，甚至还会渴望喝酒。但我现在已经学会，渴望和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写在水上，另一个则是刻在石头上的。 格伦·霍尔茨曼。 抵抗了这些微弱的诱惑之后，我心中怀着难以言喻的愉快，迈开大步沿着五十七街往东走，快走到第九大道的路口时，心中忽然顿悟了。我曾做过一个梦，不知为何觉得梦的内容跟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之死有某种关联，埃莱娜曾设法连哄带骗，把那个梦从我心中的黑暗角落中挖出来。我梦到的是格伦·霍尔茨曼，而我刚刚站在他住过的那栋大楼前面，却浑然未觉得这与我的梦有关。 格伦·霍尔茨曼，他为什么要打扰我的睡眠，又试图想告诉我什么呢？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刚好看到威尔最近那封信，因而把做梦的问题给忘得一干二净。 我来到晨星餐厅，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前，点了一杯咖啡。我啜了口咖啡，回想起我跟霍尔茨曼几次会面中的一次。当时我正坐在这扇窗前，或许也是同一张桌子，他在外头敲敲窗玻璃，吸引我的注意，然后进来跟我一起坐了几分钟。 他想成为我的朋友。埃莱娜和我曾跟他和莉萨一起吃过一次晚饭，我不怎么喜欢他。他身上有种让人讨厌的东西，不过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那回他在晨星他所说的话，我并不完全记得，不过他好像告诉我莉萨流产了。当时我很同情他，不过还不至于要因此拿他当朋友。 没过多久，他就死了。在第十一大道上打公用电话时被枪杀。后来我接了这个案子，办案途中，无意间成了主嫌犯弟弟和受害者遗孀的受雇人。我不知道我替他们两个客户服务得如何，但最后我终于知道杀死格伦·霍尔茨曼的凶手是谁。（结果他是被误杀的，埃莱娜因此称此案为“一桩完美的后现代凶杀案”。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格伦·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他是律师，在一家专出大字体书的出版社当常驻法律顾问，曾出主意想找我写本书，谈自己的办案经验，不过我没兴趣写，他的公司更不可能出。他这个主意只是个诱饵罢了，也许他是希望我因此能说出一些重要的情报，这样他可能就会有利可图。 因为后来我知道，对霍尔茨曼来说，情报就意味着利润。一开始他把叔叔逃税的情报卖给国税局，从此一路干下去，靠这些情报赚了许多外快。这个事业利润丰厚，虽然风险高又不体面，但他死在第十一大道的人行道时，留下了一套有两间卧室的高层公寓，而且已经把房子的钱付清，另外还有一个金属保险箱，里头藏了大约有三十万现金。 我到底梦到他什么？我让侍者替我续杯，搅一搅，朝窗外我自己住的那栋公寓望去，尝试着心理学上的自由联想法。格伦·霍尔茨曼、律师、出版社、大字体、眼力不好、白手杖、敲敲敲…… 格伦·霍尔茨曼。勒索。只不过那件事不是勒索，据我所知不是。他不是勒索，而是告密，拿钱打小报告…… 格伦·霍尔茨曼。莉萨。腿，乳头，屁股。别往下想了。 格伦·霍尔茨曼。衣柜。保险箱。钱。太多的钱。 我猛然站了起来。 太多的钱。 这个字眼像钟声一样响亮。格伦·霍尔茨曼拥有太多的钱。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死让人觉得不像表面上的那种偶发暴力事件那样单纯。那些钱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也因为那些钱，才会让我掀开他日常生活的表层，想寻找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我闭上双眼，试着联想他的脸。可是却无法拼凑出清晰的影像。 太多的钱。这跟威尔究竟有什么关系？在这些谋杀案背后，怎么会有金钱动机？坦白说，这些凶杀事件背后，除了某种疯狂因子让这个人认为自己可以矫正社会的错误之外，怎么可能有其他动机？ 不论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谁能从这些死亡中获利？我把被害人逐一想过，里奇·沃尔默之死，对任何小孩来说都是好消息，不然这些小孩可能会遇害，可是哪个小孩能预知自己将成为受害者呢？我想他的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谁要跟里奇这种人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呢？但是除了卖报纸的人，不会有人从他的死赚一毛钱。里奇死后没留下任何财产，也没人可以继承。 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呢？嗯，如果一个黑帮老大被干掉了，接班的人当然是有好处。这种特定的经济生活形态会让黑帮分子彼此杀戮，甚至死于外人之手也有同样的效果。可是帕特里齐奥出现在威尔的名单上之前，从来没成为别人暗杀的目标，那么他手下的人会把这种窝里反的事布置得像外人干的吗？老天在上，他们都一定会挑明是自己干的。 我把威尔名单上的其他人也都想了一遍，情况并没有改变。我很相信有人可以从反堕胎运动里赚个几毛钱，同样的，支持堕胎的人也可以捞几毛钱，可是我看不出把大衣系带缠在罗斯韦尔·贝里脖子上，能带来什么大笔的财务收入。朱利安·拉希德死了可以让某些人更有钱，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有多少钱，可是这个案子已经破了，人不是威尔杀的，虽然如果西皮奥没抢先的话，威尔也会自己动手的。 那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呢？不是，于是我回到起点。金钱是许多罪恶的根源，但绝非所有的罪恶皆源于金钱。不管威尔是谁，他都不会从这些行动中致富。甚至连费用都不够——虽然费用不多，但包括了来回奥马哈的机票，还有花在绳子、电线和氰化钾上头的钱。（我想大衣系带花不了他几个钱。） 万一他被捕，犯罪实录作家就会出书谈这个案子，他们能收多少版税，要看内容有多轰动，以及被捕的威尔还能吸引大家多少注意力。而在此之前，许多印刷和电子媒体的记者已经靠此赚得薪水，可是没有威尔，他们报导其他罪案，也是领同样的薪水回家。马蒂·麦格劳是其中最出风头的人，他很得意自己一篇报导中的角色比波斯尼亚还轰动，但他的薪水袋不会因为威尔杀人而丰厚起来，而且或许麦格劳也不在乎。他一再跳槽，已经让他的薪水越跳越高，而他需要多少钱呢？混合威士忌花不了那么多钱，即使端酒给你的女侍者不穿上衣也一样。 太多的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似乎完全不相干，因为威尔虽然多少有点误入歧途，但看起来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真是让人丧气——我已经设法想起自己梦到的人，也找出了梦中的讯息，可是却毫无意义。 好吧，为什么应该有意义呢？埃莱娜的朋友曾参加一个降灵会，她的一个舅舅曾显灵建议她买某个未上市电脑公司的股票。她冒险投入几千元，然后那支股票的价格大跌。 埃莱娜当时并不吃惊。“我不是说跟她讲话的不是她的曼尼舅舅，”她说，“可是她舅舅在世的.99lib.t>时候，也没人称他是华尔街巫师。他生前是毛皮商，所以为什么死后应该忽然变成一个财务天才呢？谁说死亡会提高智商来着？” 做梦也是一样。潜意识发出了一个神秘的讯息，并不代表那是有意义的。 太多的钱。也许格伦·霍尔茨曼曾跟我说过这句话，也许他觉得我该捐点钱出去。好吧，这只是句智慧之语，如此而已。我付了咖啡钱，和平时一样留下两块给侍者当小费。马修·斯卡德一向很大方的。 晚餐后我和埃莱娜看了一会儿电视。刚好有连续两个警察电视剧，我不断发现到他们调查过程的错误。埃莱娜不得不提醒我，那只是电视剧而已。 十一点新闻过后，我站起来伸伸懒腰。“我要出门一下。”我说。 “替我向米克致上我的爱。”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要去参加午夜的戒酒聚会？”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在聚会上碰到他？” “犹太女郎一向都是用问句回答问句的吗？”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我往南走，然后转向西走到葛洛根，这家酒吧位于地狱厨房，顾客一向都是附近的人。偶尔会有推销员走进来，说要找葛洛根，这有点像去布拉尼·斯通的酒吧要找斯通先生一样。“没有这个人。”我曾听过白天班的酒保如此告诉访客，“也可以说，他从来没到这儿来过。” 葛洛根是米克·巴卢的基地，不过房地契或执照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他的犯罪前科会害他没法拿到卖酒的执照，不过米克“无所有权”的原则已经延伸到他生活里的每个领域。他车子的行车执照和沙利文郡农场的地产，上面登记的都是别人的名字。我曾听他说，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拥有，别人就无法夺走什么。 我是几年前认识他的，那次我走进葛洛根，问他几个问题，感觉上像在虎口拔牙。这是我们奇特友谊的开始，并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深厚。我们两人各不相同的成长背景，引导出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而我早已放弃为我们乐于相伴的这种友谊而寻找解释了。他是个杀手，是个职业罪犯，也是我的朋友，随便你怎么解释都行。我自己也搞不清。 有时候我们会坐上一整夜，坐到酒吧打佯，门都锁上了，只剩一盏孤灯，互相分享故事和寂静，直至天明。有时天亮后，我们会去西十四街的圣伯纳德教堂去参加屠夫弥撒，他会穿上他过世父亲沾了血渍的白围裙，而一起望弥撒的其他人之中，也颇不乏同样装束要去附近肉品市场工作的肉贩们。偶尔我会随着他进行整个仪式，他跪下我就跪下，他站起来我就站起来。 男性的坚定友谊，我猜一般是这样称呼的。埃莱娜则称之为男人那一套。 今夜我来得早，而且离打烊还有很久我就回家了。我不太记得跟米克聊了些什么，不过似乎是想到什么聊什么，天马行空。我知道我们聊到了梦，他还记得有个梦救了他一命，警告他一个原来没注意到的危险。 我一定也告诉了他我如何发现自己站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口，因为他告诉我一些滚岩酒吧老板的事情，有关谁杀了他、又为什么杀了他等等。我们又谈起多年来其他区所发生的凶杀案，大部分是老案子，凶手自己都已经跟他们的被害人一样，上天堂或下地狱去了。米克还想起有一群人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而送命，只因为其中一个人醉了，误会了别人的一句话。 “我很好奇，”他说，“不知道你那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爱杀人。” “我那个人？” “就是那个杀了人还写信去报社的家伙。那个‘人民的意志’，你想他本名会不会就叫威尔？” “不知道。” “这样一定更有乐趣，”他说，“不过看起来不太可能。他很自大，不是吗？杀了人还到处炫耀，像个他妈的恐怖分子。” “的确是这样，”我说，“像恐怖主义。” “一开始都是有原因的，”他说，“原因可能高贵也可能不，可是逐渐地，当初的动机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慢慢的，他们爱上了这种恐怖行动，之后再去杀人，又何必需要原因呢？”他的眼光望向远方，“当一个人喜欢上杀人，”他说，“那就会很恐怖。” “你喜欢杀人。” “我从中发现了乐趣，”他承认，“就像喝酒，你知道。会让你血脉贲张，心跳加速。你还搞不清怎么回事，就跳起舞来了。” “这种形容方法很有趣。” “我训练过自己，”他慎重地说，“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能随意取人性命。” “威尔有他的理由。” “一开始有。但现在，他可能只是像喝醉酒跳舞一样。” “他说他杀够人了。” “是哦。” “你不相信他？” 他想了想。“很难说，”他慢吞吞地开口，“我不了解他，也不知道驱动他的力量是什么。” “也许他已经照自己的方式，杀光了他名单上的人。” “也或许他厌倦了这个游戏。这个工作有它本身的代价。不过如果他喜欢的话……” “那么也许他戒不掉。” “啊，”他说，“反正等着看就知道了，不是吗？” 接下来将近两个星期，我只是照常过日子，逍遥地享受秋天。有个案子找上门来，是个律师，他有个过失杀人的案子，得设法找出一场意外事件的证人，可是我没接，借口说我手上案子太多。其实我手上没有很多案子，根本连一个都没有，只是一时之间，我想继续轻松下去。我每天早上都看报，每天中午去参加戒酒聚会，偶尔晚上也去。我出席戒酒聚会的频率，随着生命的潮汐而起伏增减。我也曾想过，我已经戒酒太多年，不需要参加那么多聚会，然后我叫那个想法滚下地狱去吧。这个他妈的病以前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让它再有机会杀掉我。 不参加聚会时，我就在市内散步，或和埃莱娜去听音乐会、逛博物馆，或者和TJ去公园和咖啡厅坐坐。我花了一些时间思索威尔和他杀掉的人，可是媒体上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替这堆火再添燃料，所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堆火也越来越小。那些小报尽可能让这个事件不从版面上消失，可是他们能做的很有限，再加上英国皇室的一桩轻率事件，就把威尔从头版给挤走了。 一天下午，我走进一家教堂。多年前，我辞掉警察的差事，离开了妻儿后，常常会不经意走进教堂，可是都不是去做礼拜。我想我在教堂里找到了一些平静，就算没有其他的收获，至少还有宁静，而这点在纽约不是那么轻易可得的。我会习惯性的替死去的人点根蜡烛，而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因为死亡的行列逐渐壮大，人们会不断死去。 我也养成了另一个习惯，我开始会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把我所赚来的钱放进我所碰到的第一个教堂济贫箱。所有的基督教我都不排斥，但天主教堂我去得最多，因为开放的时间最长。每次我找寻自己馈赠的受益人时，他们的教堂通常都开放着。 我想过这件事，却不太确定自己捐出十分之一收入是什么目的。那些年，我从来不记账，不缴税，或甚至不保留收据。所以有可能我把这种捐献当成一种自愿纳税。但无论如何，那些钱也不会太多，因为我长期没有工作，有工作上门时，也从来不能赚到大钱。我一向准时交房租，也时不时会跟阿姆斯特朗把账结清，有能力时，我还会寄钱给安妮塔和两个儿子。可是这些钱加起来都不多，总之我收入十分之一的捐款，绝对供不起让某个神父买部林肯大轿车去游街。 我戒酒后，开始常常上教堂，不过不是在正殿，而是去地下室参加戒酒聚会，聚会中传篮子捐钱时，我也会捐，但匿名戒酒协会传统上最多只能捐一元。那时起我很少点蜡烛，也不再捐出十分之一收入，不过原因是什么，我还是不清楚，就如同我也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开始捐钱的一样。 “因为你比较开窍了，”我的辅导员曾提出他的看法，“然后你了解到，你比教会更能妥善运用这些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一阵子，我常在路上送钱，本质上是把我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纽约的流浪人口。（也许我只是跳过中介的慈善机构，把捐给济贫箱的钱化整为零，把钱放到路边乞讨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中。）后来这个习惯也慢慢停止了，也许只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越来越多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我开始疲于怜悯，没办法把一元钞票塞到每个恳求的杯子或手中，于是我停止这么做；就像大部分的纽约人一样，我看够了，甚至到最后根本无视流浪汉的存在。 世事多变。戒酒后，我发现自己得像其他人一样，去做些不得不做的狗屁事情。我得记账，得缴税。曾经有好些年，我随便收客户一些服务费，这样省去了替客户逐条列每一项费用的麻烦，可是这招不能用来对付律师，而且现在我有了私家侦探执照，很多工作都是来自律师。我还是用老方法替一些跟我一样作风随意的客户工作，可是偶尔我还是得像其他侦探那样保留各种收据，记下我的各项花费。 埃莱娜和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当然，我的收入来自侦探工作，而她的则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虽然她的店也开始小有利润。她负责记账——感谢上帝——以及开支票，我们微薄的捐款分别交给十来个慈善团体和文化机构。可以确定的是，这样捐钱比较有组织。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脚踏实地的公民，也更不像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不见得喜欢如此，但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烦心这些钱的去处。 我这回去的教堂，位于西四十几街岔出去的一条小街上，我没注意街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自己还会不会再来。 我很幸运，教堂还开着。这几年去教堂越来越少了，而教堂的开放时间也越来越短。至少，我觉得以前天主教堂似乎整天开放，从早晨直到午夜。但现在教堂的正殿若没有礼拜或仪式进行时，通常都锁着。我猜是为了防止犯罪事件或无家可归的人，也可能两者皆是。想必敞开大门的教堂是一种邀请，不单邀请那些偶尔想寻找一丝平静的公民，也邀请那些缩着身体在一排排座位上打瞌睡的人，还有从祭坛上偷蜡烛的小毛贼。 这个教堂没上锁，而且似乎也无人照管，这也是一种反常现象。两侧小祭坛上的蜡烛是真的蜡烛，真的用蜡做的，还燃着火焰。现在很多教堂的祭坛都电气化了，把两毛五的硬币丢进投币孔，一个火焰状的灯泡就会亮起来，亮上值两毛五的时间。就像停车计费器，如果你停得太久，他们就把你的灵魂拖走。 这不是我的教堂，所以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挑剔的权利，可是这类逻辑怎会让一个酒鬼不痛恨呢？我很确定电灯蜡烛比较省钱，而且也知道上帝不会因此难以看清世事。也许我是个心灵上的反机械化主义者，就是不愿意事物有这类改变，我拒绝烛光的改进，甚至就像我拒绝TJ要买电脑一样。如果我活在古代，我可能也会对蜡烛取代油灯而感到不满。“一切都不同了，”你会听到我的咕哝，“你能期待融化的蜡有什么好效果呢？” 我不会浪费两毛五去买一个电子火焰。但这个教堂有真蜡烛，祭坛上点燃了三四根。我看着那些蜡烛，心中浮起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影像。我不知道为他的死而点一根蜡烛，对他能有什么好处。但我想起埃莱娜的话。又有何伤呢？于是我塞了张一元纸钞到济贫箱里，借着一根蜡烛的火焰点燃了新的蜡烛，然后想着惠特菲尔德。 我想象出一组滑稽的蒙太奇影像。 一开始我看到阿德里安在得知威尔写信给他几小时后，站在他公寓里的样子。他正在倒酒，但是宣布九九藏书自己不喝酒，然后又解释，说他那天已经喝了多少酒。 然后我看到他躺在地板上，凯文·达尔格伦在他旁边蹲着，捡起他掉下的酒杯，嗅着上面的味道。我当时并不在场，只是听达尔格伦叙述过，可是我心中浮现的景象鲜明得就像我曾亲临现场一般。达尔格伦闻到了上等纯麦威士忌香味中透出来的苦杏仁臭味。我一生从没闻过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但我的想象力足以逼真地创造出这种味道来。 下一个镜头是马蒂·麦格劳。他坐在跟我相遇的那家无上装酒吧，一手抓着烈酒的酒杯，另一手拿着啤酒杯。他脸上有一种天人交战的表情，嘴巴说着话，可是我编不出他说的内容。廉价威士忌的气味从烈酒杯飘到我脸上，走味的廉价啤酒味从另一个杯子里传来，两种味道融合在他的呼吸中。 接着又是阿德里安，他在讲电话。“我要去把精灵释放出来，”他说，“今天的第一杯。” 米克·巴卢在葛洛根酒吧，是我们最近碰面那一晚的情景。那一夜他说要少喝点酒，所以不喝威士忌，只喝啤酒。这个场景中，他喝的啤酒是健力士，我可以看到他的大拳头抓着一品脱啤酒杯的黑色液体。我闻到了那个气味，又黑又浓又狂野。 这些影像迅速一闪而过，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覆盖着浓烈的气味，不论是一种或多种气味。据说，香味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感官，是触动记忆的装置，它跳过思考过程，直接进入脑部最原始的部位。它不会离开，也不会整理分类。 我站在那里，任这一切掠过我心中，努力想从中思考出一些什么来。我不想作过多联想。我不是扫罗，在赶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突遇耶稣显灵，也不像匿名戒酒协会的创办人那样笃信扫罗那个著名的白光经历。我只是回忆——或者想象，或者两者兼具——一大堆事情，一个紧接一个。 这花不了几分钟，我想只有几秒钟吧。做梦也是如此，梦所发生的时间，远远不及做梦的人在事后追述内容那么久。最后只有蜡烛——温柔的光芒，以及蜡与烛芯燃烧的气味。 我必须再度坐下，思索我刚刚所经历的一切。然后我又四处走了走，重温我记忆中的每个画面，像个暗杀迷反复研究肯尼迪遇刺的录像带一般。 我无法眨眨眼或耸耸肩就摆脱掉，我明白了一些之前所不知道的事情。 第十一章 “我第一次去惠特菲尔德家的那一夜，”我告诉埃莱娜，“TJ正好过来吃晚餐，我们一起看拳赛——” “是西班牙语频道的，我记得。” “——中途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来，然后我过去跟他谈。” “然后呢？” “然后我记得一些事。”我说，停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她问我是不是打算告诉她。 “对不起，”我说，“我还在整理思路，想找出一个叙述方式，免得听起来很荒谬。” “干吗担心那个呢？现在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搞不好会有别人。我们正在她第九大道的店里。四周都是她张罗来的.９9ｌiｂ.手工艺品和摆饰家具。任何人都可以敲钟或按铃进来看看画或买东西，说不定就看上了我们坐的其中一张椅子。不过这是个寂静的午后，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只有两个人，没有受到任何打扰。 我说：“他身上没有酒味。” “你说的是惠特菲尔德吧。” “对。” “你不是指他最后喝下那杯毒酒死掉的那天，而是你第一次见到他那夜。” “哦，我以前见过他，还替他工作过。不过没错，我指的是去他公寓那一夜。他之前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收到了威尔寄来死亡恐吓信，于是我过去给他一些关于保安方面的建议。” “而他身上没酒味。” “完全没有。你知道这种东西对我的效果。我是个戒了酒的酒鬼，就算隔着一层水泥墙，也能闻到该死的酒味。如果我在一个拥挤的电梯里，角落那个小个子男人稍早时候喝了几滴酒，那对我来说就像走进酒厂一样强烈。酒味不会困扰我，不会让我想喝酒或希望别人没喝，不过要闻到酒味，对我来说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忽然有人开灯一样，不会注意不到的。” “我想起有一回我吃巧克力的事情。” “巧克力……啊，里头包的是液体。” 她点点头。“莫妮卡和我曾去看她一个刚切除乳房的朋友，她拿了一盒人家送的巧克力传着请我们吃。我就贪心起来，因为那是非常好的巧克力，我吃了四颗，最后一颗包着樱桃白兰地。我吞了半颗才知道里头有酒，然后我把剩下的半颗也咽下去了，因为否则怎么办？难道吐出来不成？换了你就该吐出来，你有理由这么做，可是我没有酒瘾，只是不喝酒罢了，所以咽下去也不会死。” “而且那一丁点酒也不会让你乱性，把衣服脱光。” “反正据我所知，一点效果都没有。糖里不会包太多白兰地的。里头还有一颗樱桃，所以不会有太多空间留给白兰地。”她耸耸肩，“然后我回家，亲了你一下，你的表情惊讶得好像见了鬼似的。” “我吓了一跳。” “我当时还以为你要唱首《碰过酒精的唇绝对不可以吻我》给我听。” “我根本没听过这首歌。” “要不要听我哼一小段？扯得太远了。重点是你对酒味异常敏感，而你并没有闻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呼吸中有酒味。福尔摩斯先生，你的意思是，他之前没有喝酒？” “可是他说他喝了。” “哦？” “那段对话很滑稽，”我回忆着，“一开始他宣布自己是不喝酒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还边说边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的瓶盖。然后他为自己喝酒开脱说，他现在没喝那么凶了，而且严格限制自己一天只能喝一杯。” “只要杯子够大，”她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杯就够了。” “对我们某些人来说，”我说，“我们需要一浴缸。总之，他继续说，那天是例外，因为他收到了威尔的信，之前他离开办公室时，已经喝过一杯，回自家公寓后，又喝了一杯。” “可是你没在他的气息里闻到酒味。” “对。” “如果他刷过牙——” “没有影响。我还是能闻到酒味。” “你说得没错，刷了牙以后，闻起来像喝了薄荷香甜酒。我也对别人身上的酒味很敏感，因为我不喝酒。不过跟你比起来就差远了。” “喝酒的那些年，”我说，“我从没闻到过别人身上的酒味，也从不知道别人能闻到我身上的酒味。耶稣啊，那阵子我一定走到哪儿都一身酒味。” “我还挺喜欢的。” “真的？” “可是现在这样我更喜欢。”她说，然后吻吻我。几分钟之后她坐回自己原来那张椅子说，“哦，要不是在这种半公共的场所——” “我知道。” “这儿随时都会有人按门铃，以前最久没人上门的纪录是——”她叹了口气，“你想那代表了什么？” “我想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说，“我们还是彼此着迷。” “这点我很清楚。我指的是惠特菲尔德身上没酒味，这就像晚上不叫的狗一样怪，不是吗？你有什么解释呢？” “我不知道。” “你确定你当时注意到了吗？我的意思是，你注意到他身上没酒味，而且他的说词和你所观察到的结果相矛盾。这些都不光是你点亮蜡烛诅咒黑暗时所产生的想象？” “我很确定，”我说，“当时我有点纳闷，之后我就忘了，因为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想。他被一个战绩辉煌的杀手宣判了死刑，希望我帮忙他找出方法活命。这些事情比他身上有没有酒味更值得我注意。” “那当然。” “他打开那个瓶子倒酒时，我闻到了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那个味道冲击着我，因此我没闻到他身上的酒味。我们之前握了手，而且两人的脸也离得不算远。如果他身上有酒味的话，我应该闻得到。” “如果他没喝酒，”她很好奇，“为什么要说自己喝了。” “我也想不透。” “反过来的话，我就可以理解。很多人都这样，尤其如果他们觉得对方可能会批评人家喝酒。她知道你不喝酒，所以他可能会假设你不赞成其他人喝酒。可是你不会，是吧？” “除非他们吐在我鞋子上。” “也许他是想用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来吸引你的注意。‘我喝得不多，一天顶多喝一杯，可是这封可怕的信让我毛骨悚然，我刚刚已经喝了一些压压惊，现在我还要再喝一点。’” “‘然后我就不会再喝，因为不论紧不紧张，我都不会喝醉。’这个我想到过。” “所以呢？” “为什么他觉得有必要这么做？他才刚接到一封最讲信用的人所写来的死亡恐吓信。几个星期来，威尔都占据各报的头版，而且到目前为止成功率是百分之百。而惠特菲尔德这个人，他当然也见过很多世面，职业上也见多了黑帮分子。不过他绝对不是那种不怕死的人。” “你不会把他和埃维尔·克尼韦尔相提并论。” “不会，”我说，“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只是个穿三件套西装的律师，想逃过威尔毒手而自然死亡的几率并不高。他不需要借着假装他早先喝过酒来向我证明他很害怕。” “你不会以为……” “怎么？” “他会不会其实是个绝对不喝酒的人？” “什么？” “你说他在你面前倒了一杯酒。你确定他真的喝了吗？” 我想了想。“确定。”我说。 “你看到他喝下去了。” “还不只一口，不过没错。” “那是威士忌没错吗？” “是从苏格兰威士忌的酒瓶里面倒出来的，”我说，“而且他倒的时候，我闻到了酒味。闻起来就是酒。精确一点说，像纯麦苏格兰威士忌，跟酒瓶上标签所标示的一样。” “所以你看到他喝下去，也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了。” “第一个问题没错。至于我后来有没有闻到他呼吸中的酒味？我不记得了。我没机会去留意。” “你是说你没有跟他吻别？” “第一次见面我没这么做。” “哦，那他真是太丢脸了，”她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跟你吻别了。我甚至还记得你嘴里的气息。” “有什么？” “有威士忌，”她说，“还有我的味道。” “记性真好。” “嗯，那是值得纪念的，你这老熊。言归正传，我的经验是，我知道有些人喝了酒想隐瞒。但是我很怀疑会不会有人不喝酒，却想隐瞒。”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任何人做任何事都需要理由吗？” “我一向很怀疑。”我思索着，“我们很多人会在某种程度上隐姓埋名。这是身为是匿名戒酒协会会员长期以来对抗公开化的一种传统，不过这几年戒酒的人不匿名反而是一种光荣。” “我知道。从贝蒂·福特到芭芭拉·沃特特斯，好莱坞那一套戒酒都是明着来的。” “他们不应该这样的，”我说，“不过你希望自己匿名戒酒，保持隐私，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除非有必要，我不会随便告诉熟人我戒酒。如果我为了办案于跟人碰面，别人点酒，我就点可乐。我也不会特别去解释。” “如果对方问你喝不喝酒呢？” “有时我会说‘今天不喝’之类的。或者如果婉转一点的说‘现在喝酒对我来说太早了。’可是我无法想象倒了酒假装喝下去，或者故意在苏格兰威士忌里面装褐色的水。”我想起一些事情。“总之，”我说，“我们有酒铺的记录，登记了过去几个月送去他家的酒。他们确认了惠特菲尔德的说法，他平均每天喝一杯。” “他生病了，”她说，“淋巴癌之类的，不是吗？” “癌细胞转移到淋巴系统。我相信原来是在肾上腺。” “也许他不能喝得像以前那么多，因为他得了癌症。” “我想有可能吧。” “而且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保密，不是吗？至少他没跟别人提起。” “那又怎样？” “所以或许这会使他故意假装喝酒喝得比以前厉害。” “可是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喝酒一向喝得不多。” “没错。”她皱起眉头，“我放弃。我想不透。” “我也想不透。” “可是你不会放弃，对不对。” “对，”我说，“暂时还不会。” 晚餐时她问：“格伦·霍尔茨曼喝酒吗？” “据我所知，应该不喝。怎么会想到要问这个问题？” “你的梦啊。” “你知道，”我说，“我醒着的想法就够难以解释的了。弗洛伊德是怎么形容梦的？” “‘有时梦只是一枝雪茄’。” “没错。如果格伦·霍尔茨曼和惠特菲尔德喝了酒却身上没酒味这件事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对我来说大概太深奥了，我搞不懂。” “我只是好奇而已。” “霍尔茨曼是个骗子，”我说，“他背叛别人，而且出卖他们。” “阿德里安是骗子吗？” “在刑事律师的生活之外，他有任何秘密生活吗？好像不太可能。” “也许你觉得他对自己有所隐瞒。” “假装自己喝酒喝得比实际上厉害，或至少假装他那天喝了比较多的酒。” “对。” “所以我的潜意识马上从他跳到格伦·霍尔茨曼了。” “为什么？” “我正要问，”我说，“到底为什么？”我放下叉子。“总之，”我说，“我想我猜到格伦·霍尔茨曼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了。” “我想你是指在梦中。” “没错，在梦中。” “是什么？” “‘太多的钱。’” “就这样？” “我们刚刚说什么来着？有时候梦只是一根雪茄而已。” “太多的钱，”她说，“你是指那些常见的说法，说吸食可卡因是上帝在告诉你，你的钱太多了？” “我想可卡因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格伦·霍尔茨曼有太多的钱，因此我才会去深入挖掘他的生活，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有一整盒的现金，对不对？这适用于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吗？” “不适用。” “那么——” “有时候梦只是一枝雪茄。”我说。 我不记得那一夜的梦，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梦。埃莱娜和我回到家，继续我们在她店里谈的话题。然后我就上床睡得死死的，一觉到天亮。 不过睡前我脑袋里面一直有个想法挥之不去，醒来依然存在。我仔细地想，认真思考，然后认定这个想法不值得我花时间去费心。早餐后我喝着第二杯咖啡，再度考虑这件事，这次我决定，其他事情也不见得更值得我花时间。老话一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而且我唯一不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发现什么。 我不急，先去图书馆查《纽约时报》的旧报，确定自己的记忆，把日期和时间记在笔记本里。这件事花了我两三个小时，然后我离开图书馆，坐在布赖恩特公园阅读那些笔记。那是个美丽的秋天，空气里有鲜脆的苹果气味。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可是根本不必看天空，你就知道今天不会下雨。事实上那一刻你觉得永远不会下雨，天气也永远不会变冷。而且白天也不会变短。感觉上好像秋天是永恒的，永远在我们面前，直到世界末日。 这是每个人最喜爱的季节，你总以为会持续到永远。可是从来不会。 惠特菲尔德的死已经过九九藏书了好一段时间，他公寓门上纽约市警局的封条都被取下了。我要做的只是找个有权力的人让我进去。我不知道真正有这个权力的人是谁——惠特菲尔德的家人，或者他遗产的法定执行者，或者这栋合作公寓的委员会主席。反正我确定这不是公寓管理员能决定的，不过他还是做主让我进去了，我塞给他的钞票也帮他下这个决心。他找了把钥匙让我进去，站在门口看着我翻抽屉和柜子。过了一会儿，他谨慎的咳了一声，我抬起头，他问我会待多久。我说很难讲。 “因为你走的时候我得过来，”他说，“把门锁上，可是我现在有事情得去忙。” 他匆匆写下一个电话号码，我答应走前会打给他。他一走，我就觉得压力减轻许多，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或者可能会在哪里找到时，不用赶时间会比较好。 将近两个小时之后，我用卧室的电话打了他给我的那个号码。他说马上过来，我等着的时候，就从那天晚上惠特菲尔德最后用过的那个电话开始，一路回顾，一直走进他死亡的那个房间。吧台没有任何瓶子——我猜警方全送去化验了。不过吧台没搬走，我站在他喝最后一口酒时所站的地方，然后走到他倒地之处。地毯上没有任何能显示他躺过的地方，没有粉笔线，没有黄胶带，也没有他留下的血渍，但是我似乎完全知道他在哪里倒下过。 管理员上来后，我又给了他二十块，同时为花了这么久时间而道歉。这笔额外的红利让他感到意外，不过只有一点点而已。这似乎也可以确定我并没有趁管理员不在时，动了惠特菲尔德的任何财产，不过他还是觉得有必要问一声。 我没有拿任何东西，我告诉他。连照片都没拿。 我也没从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拿走任何东西，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人让我进去。惠特菲尔德和其他几个律师在沃思街的一栋八层高办公大厦里面，分租了一套办公室，请了秘书和法律助理人员。去过他的公寓后，我中午到钱伯斯街参加戒酒聚会，然后走到沃思街，在他办公室五楼的走廊上看一看。我想到几个可能的方法，但都发现都没法用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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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律师或法律秘书，于是我走出来，一路走到休士敦街，在安吉莉卡戏院看了场电影。散场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埃莱娜，告诉她我会自己在外面吃晚餐。 “TJ打来过，”她说，“要你呼叫他。” 如果我打的那个公用电话有号码的话，我就会呼叫他。大部分的公用电话号码都被磨掉了，就算你有办法让电话公司的接线生告诉你，也没有任何用处，NYNEX电话公司故意在电话线路上动了手脚，现在他们的公用电话再也接不到打进来的电话了。这都是永无止境的毒品战争的—部分，而相伴产生的效果，我只能说，就是让毒贩随时觉得不方便，于是他们都尽快跑去买移动电话，让这个城市其他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有一些轻微的、但一去不复返的下降。 我在钱伯斯街上一个西印度口味的午餐厅吃了一盘鸡肉干加豌豆和米饭，然后走回沃思街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大楼。已经过了五点，所以我得跟楼下的警卫登记，我在登记本上随便画了一下，然后乘电梯上楼。那间律师事务所的灯还亮着，我匆匆走过门前看了一眼，还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办公，其中两个认真的在电脑前工作，另一个在讲电话。 我并不意外。律师一向工作到很晚。我走到走廊尽头，试试男厕的门，锁上了。那道锁好像不是太难开——毕竟，那只是用来防止流浪汉跑进去，而不是要保护珠宝皇冠的。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打算非法进入那个办公室，那么我就该找个比厕所好一点的地方，好消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在走廊的另一端，我发现了一个利兰·巴里什先生的单人办公室。他的名字漆在雾光玻璃上，底下还有“顾问”两个字。门锁看起来是整栋大楼原来装的，用把万能钥匙就能进去。多年来我的钥匙圈上都有两把万能钥匙，不过我也想不起来上回用到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试了大的那把，结果把门锁打开了。 我进了门，看起来巴里什没在里头，也没人等着要咨询他。办公桌上除了两本杂志外，一切摆放得整整齐齐，杂志上的灰尘，看起来积了有两个星期了。还有一个玻璃门的书橱，里头又只放了几本杂志，还有八九本平装的科幻小说。书桌旁一张有脚轮的木头椅子，以及一张厚厚的安乐椅，上头有猫爪磨过的痕迹。灰棕色的墙有一些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浅色印子，显示前任房客挂过画或毕业证书。巴里什自己既没有重新油漆，也没挂上自己的东西，连个日历都没挂。 我出于老警察的习惯，想看看书桌的抽屉。可是书桌上了锁，于是我就算了，实在没什么理由要硬撬开。 我进门时打开了灯，现在就让灯亮着。透过雾光玻璃，外头的人顶多只能看到一个侧影，就算他们看得到我，我也不太需要担心，因为这栋大楼大概没人常见到巴里什，而且能记得住他的长相。 我的猜测是，通常“顾问”就是“失业”的委婉语。利兰·巴里什失业了，找工作时租下了这个小办公室，现在他要么就是找到了工作，否则就是放弃了。 说不定他在沙特阿拉伯或新加坡找到了工作，于是就走了，也懒得多此一举回来清理自己的办公室。说不定他几个月前就没再付房租，房东也没急着来把这个房间收回。 不管实际状况是什么，关在他办公室几小时没什么风险。我想到TJ，决定打电话呼叫他，想着TJ打电话来这里绝对安全，而巴里什的电话铃响也绝对没事。我拿起话筒，却没听到拨号音，更证明了我对巴里什先生的猜测。我拿起最近一期的杂志，是十周前的《纽约客》，然后坐在那张舒服的椅子上。头几分钟，我还想猜猜利兰·巴里什的下落，可是没多久，我就被一篇谈长途卡车司机的文章吸引，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电灯开关旁边的墙上有个钩子，挂着一把钥匙。我猜那是男厕的，结果没错。我上了厕所，顺便看看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里面有什么动静，里头还是有人。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去看了一遍，再过一个小时后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打了个盹，睁开眼睛时，已经十一点四十分。律师事务所的灯火尽熄。我走过去，再度掏出万能钥匙，然后等我钥匙放回口袋时，灯还是没亮。 那个锁比巴里什的门要好，我想着可能得打破玻璃闯进去了。我已经准备好要这么做——我认为附近不会有人听到，就算听到也不会注意——不过首先，我用随身的小刀凿进门缝，把门锁上的滑轮往后抵，门开了。我开了灯，心想对街上的路人来说，黑黑的办公室里头有人影移动，要比亮着灯的办公室要来得可疑。 然后我找到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开始忙了起来。 我离开那儿时，是凌晨一点半左右。我让一切保持原状，把所有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擦了一遍，倒不是我以为会有人来采指纹，出于习惯的成分更大一些。我在门上凿过的地方抹了点灰尘，免得上头的痕迹看起来太新，然后我关上门，听到门锁在我背后咔搭一声关上。 我累得无法思考，而且想到如果要躲过楼下的警卫，就得再去巴里什办公室的安乐椅上睡到天亮。于是我决定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下楼却发现大厅是空的，门口有个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牌子，上头写着本大楼从晚上十点到六点上锁。 这不表示我出不去，而是出得去但进不来。对我来说没问题，我走出大楼，走了三个街口才叫到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前后座分隔的玻璃上头有禁烟的标志。不过前座的巴基斯坦司机却叼着小意大利雪茄吞云吐雾。很多年前，我曾和一个聪明的老警察搭档办案，他名叫文斯·马哈菲，他也是成天抽这玩意儿。我想巴基斯坦计程车司机抽这种小雪茄，比爱尔兰裔警察更适合，不过我并没有搭上怀旧的翅膀。我只是摇下车窗，设法呼吸外头的空气。 我到家时，埃莱娜已经睡了。我在她身旁躺下时，她被惊醒。我吻了她一下，叫她睡吧。 “TJ又打来了，”她说，“你没呼叫他。” “我知道。他有什么事？” “他没说。” “我明天早上会呼叫他。睡吧，宝贝儿。” “你还好吧？” “很好。” “有什么发现吗？” “我不知道。睡吧。” “‘睡吧，睡吧。’你就只会说这个吗？” 我努力想着该怎么回答，可是还没想出什么，她就又睡着了。我闭上眼睛，也睡了。 第十二章 我起床时，埃莱娜已经走了。厨房的餐桌上有张纸条，说她去参加东二十五街泰柏画廊的一个拍卖会，又提醒我呼叫TJ。我先冲了个澡，然后烤了个英式松饼。保温壶里还有咖啡，我喝了一杯，又倒了第二杯，然后拿起电话拨TJ的呼叫器号码。讯号声响之后，我按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掉。 十五分钟后，电话响起，我抓起话筒。“谁找TJ？”他说，然后没等我回答就又说，“我知道你是谁，大哥，我还记得你的电话。你相信我找个电话要花那么久时间吗？不是坏掉就是有人在打，好像说话越多就可以赚钱越多似的，死霸着不放。你看我该去弄个移动电话吗？” “我不想要。” “你连呼叫器都不想要，”他说，“也不想要电脑。你只希望时光倒转，回到十九世纪。” “说不定是十八世纪，”我说，“回到工业革命夺走生活中的欢乐之前。” “总有一天你可以告诉我，骑马乘马车的时代有多么美好。我为什么不想要移动电话，因为太贵了。你打给别人要钱，别人打给你也要钱。最重要的，你就没隐私了。有人会戴随身听，其实可能是在窃听你讲电话。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知道。” “连随身听都不用，有人会在牙齿里头装窃听器，然后你觉得那是中央情报局，叫你应该去邮局把大家都射杀光。” “你不是认真的。” “该死，你没说错。”他笑了，“我坚持用我的呼叫器。嘿，大哥，我发现那家伙了。” “哪个家伙？” “你叫我找的那个家伙。有个家伙射杀另一个家伙时在场的那个家伙。” “你这句话里有太多家伙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个。” “我说的是麦伦那事情。” “麦伦？” “在小公园被射杀的那个家伙？得了艾滋病的那个家伙？我想想，叫麦尔吗？” “拜伦，”我说。 “拜伦·利奥波德。我刚刚怎么说的，说麦伦？我脑袋里一团浆糊了。因为你知道，我没听过有谁叫拜伦的……你还在吗？” “我在听。” “你不吭声，我就开始犯疑心了。” “大概是因为没什么好说吧。”我说，“我不知道你还在找目击者。” “没人叫我别找了啊。” “对，可是——” “而且叫我去查这件事的人，大家都说他就像狗追骨头一样。只要咬住了，就别想让它松口。” “大家是这么说的吗？” “所以我也奉行这样的精神，像条狗在追骨头似的。而且，反正也没别的事可做。”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家伙了。” “只是碰巧而已，”他说，“他不能算是我找到的，不过他看见了整件事，不过应该说是听见比较恰当。一开始他没看到，后来转头去看，只看到后面。所以他看到凶手的背面，而且他没看到枪，只听到枪声，你知道，砰砰。” “他就只听到这个，砰砰？” “他听到的是枪声。有人开枪时，你还能听到什么？” “当时每个公园里的人都听到了枪声，”我说，“而且就算没听到，利奥波德尸体上的子弹也是证明开了两枪的有力证据。所以如果这家伙只是听到枪声——” “不光是听到枪声而已。” “哦。” “如果他只是听到枪声而已，你想我会拿这个去烦你吗？” “抱歉。他还听到了什么？” “听到那家伙说。‘利奥波德先生？’然后就再没听到什么了，所以拜伦只是点点头，或小声讲了些什么。然后他听到那家伙说。‘拜伦·利奥波德？’接着也许他抬头，也许他没有，但接下来他就听到那家伙开枪了。” “砰砰。” “就像这样。” “我能见见这个证人吗？” “他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谈。他已经躲掉好几次跟警察谈的机会了。” “我想这家伙不会是IBM的副总裁。” “他在那个公园卖东西，”他说，“那个家伙一开枪，他就打算装做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许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可是这不表示他会告诉你什么。何况，你打算问他什么我没问过的问题呢？” “‘利奥波德先生？拜伦·利奥波德？’” “不要说得一副他是编出来的样子。” “不，”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一个小时后，我在十四街一家咖啡店看着他吃薯条。他的奶酪汉堡早已经吃下肚了。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斜纹厚棉布夹克，上头还有补丁。铁路工人帽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告诉他，我都快把拜伦·利奥波德给忘了。 “为什么？”他很好奇，“你的结论是，他是死于自然因素吗？” “我没有太仔细想过，我只是猜想他是被人误杀的。或者他是因为坐错了地方或说错了什么话，不经意地触怒了某个在那一带混的人。另外他有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很久，从外表也看得出来。也许有人对艾滋有恐惧症，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把病人杀死。” “就像那些在游民区纵火的人。” “要迅速解决游民的问题，这会是个方法。但是我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动手的人不是那种只做一次就罢手进修道院的人。” “他会一做再做。” “通常都是这样。”女侍者过来，没问就替我把咖啡加满。这里的咖啡不是很好，但是给得很大方。我说：“‘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就像这样。” “好确定他没找错人。” “要找他打算射杀的人。他好像只知道名字，可是从没见过。现在我们来随意地想，对吧？满脑子想法跑来跑去。” “差不多是这样，”我同意。“听起来好像是雇来的，对吧？” “那个凶手？你的意思是他是职业杀手？” “不像职业杀手，”我说，“整件事相对职业的而言说太拖泥带水了。这个下手的对象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有规律，没有任何保安系统，要杀他一点也不难。想私下接近他非常容易，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为什么要在一群目击者面前杀他？” “大哥，我说职业杀手，那是因为你说他是雇来的。” “他是业余的，”我说，“雇他的也是业余的。一般来说，要雇职业杀手的话，雇的人本身也得够专业才行。必须要有门路，这不可能去商用电话簿里查。很多普通人会雇杀手，可是雇来的没有什么专业精神可言。” “所以不见得能杀得了人，”他说，“就像前几天华盛顿高地那样。” 我知道他讲的那件事，这几天报上都在登。一个十来岁的多米尼加裔小女孩，因为父亲管得太严，就找来了当地的两个狠角色想把她爸干掉，而且用她父亲藏在保险箱、认为比银行还安全的那两万块钱来当诱惑。 所以有天晚上，那两个流氓就去她家。她让他们进来，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原本应该乖乖等她父亲回家的，但他们觉得也许她父亲会带枪，那要解决整件事就更简单了，九九藏书于是他们就朝那个引起整件事的女孩头部开了两枪，然后又同样干掉她熟睡中的母亲和弟弟，就回家了。父亲工作回来后，发现家人都死了，钱又不见了。我猜想他的车也不见了。 “在华盛顿高地，”我说，“每个人都有理由。那个女孩是气她爸爸，两个凶手则是想要钱。” “那谁有理由杀拜伦呢？” “我也想不透。” “他没有钱，对吧？” “事实上，”我回忆着，“他的钱比应有的多。他领到了保险金，死时银行里还有四万元左右。” “那不是动机吗？” “他的遗产都捐给一些艾滋防治慈善机构。其中一些组织募捐时的确有些太过积极，可是我还没听说过他们因此杀人的事情发生过。” “此九九藏书外，他们只要等就行了，不是吗？因为这家伙已经快死了。”他皱皱眉，“你猜现在该怎么办吗？应该吃一块馅饼。”我叫了女侍者过来，TJ问他有什么馅饼，认真考虑后说：“山核桃的，”他决定，“上头还要加一些流行的口味，巧克力怎么样？”TJ话里乱夹杂了几个法语，女侍者看着TJ，很茫然，于是TJ又恢复平常讲话的用词，“我要一块山核桃馅饼，”他说，“外加一球巧克力冰淇淋。”她点点头离去，然后TJ眼珠骨碌碌地转，“现在她以为我是博士了，赶快回去查字典。” “跟她说你拿的是植物学博士。” “大哥，那还不是一样糟，她会跟我谈她的盆栽。如果杀拜伦不能从他身上拿到钱，那谁会雇人杀他？” “我不知道。” “他得了艾滋病，对吧？可是他不是同性恋。” “他是因为共用针头感染。” “他是到自己为止了吗？还是又传给别人了？”我的表情大概很疑惑，99lib.TJ继续说，“病毒啊，有人让他传染到吗？” “他有可能到处传染，”我说，“好几年前了，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感染了。” “所以他传染给某个女人，然后她丈夫或男友或哥哥想知道她怎么感染的，‘除了拜伦·利奥波德那个没用的废物之外，不可能有别人了。’她这么说。” “于是那个丈夫或哥哥或随便谁，就出去雇人杀掉拜伦。” “搞不好是她自己。无论是哪种方法，凶手都没见过拜伦，也许先问问他的名字，好确定没杀错人。‘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砰砰。” “就这么回事。”他表示同意。 “那‘这枪是为了希拉，你这个混蛋，’这句台词如何？照原来的说法，拜伦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如果希拉的哥哥是自己动手，他可能就会说些有意义的话。可是如果那个凶手是雇来的——” “那凶手就不会花工夫去啰唆了。就算是她哥哥自己动手，他也可能准备好要讲些话，却一时紧张忘了说。”我喝了口咖啡，“不过这些我都不相信，”我说，“他一只脚都踏进坟墓里了，谁来会找他报这种仇呢？拜伦·利奥波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对他来说，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不论他跟你有什么仇，只要好好看看他，所有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 “那不然是怎么回事？自杀吗？” “我想过。” “怎么样？” “比方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他没法自己动手。所以他雇人替他动手。” “他害怕把头伸进烤箱里，可是倒是有办法坐在那儿等个人偷溜过来射杀他。” “我说我想过，但并不觉得可能性很大。” “何况，他要雇人，难道没跟那个人见过面吗？要是你雇我去杀你，我根本不必问你的名字。” “算了吧，”我说，“一开始就没什么道理，现在越讲越没道理了。拜伦·利奥波德是被某个有理由杀他的人谋杀的，而他自己是世上唯一有理由希望自己死掉的人。感觉上，这么做应该有金钱的动机，可是根本没人能拿到钱。” “他还是有些钱的。四万块吗？可是你说有些慈善机构可以分到钱。” “但无论如何不够多。” “不够多？” “不足以因此杀掉他。” “华盛顿高地那些家伙，杀了三个人才拿到半数而已。” “他们是小混混，”我说，“他们可能因为心里不痛快就杀人。他们既然已经拿到钱，为什么要杀那个女孩呢？好让她闭嘴？她不可能说出去，而她母亲和弟弟都已经在各自床上睡着了，老天！他们杀了三个人，根本没有理由。” “我想你不会替他们当人格分析的证人。总之，会不会是某些小混混叫拜伦的名字，只是打招呼，你懂吧，礼貌而已。” “一点点不同，整件事就全部改观了。” 我们谈话时，他的馅饼已经送来了，这会儿已经去掉大半。他又起一块说：“那四万块真滑稽。一开始太多，现在又不够。” “他把他的保险金都领了出来，”我说，“存进银行，每次只领一些出来用。所以虽然四万块太多，可是……”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那你怎么忽然停下来瞪着眼睛？” “太多的钱，”我说，“格伦·霍尔茨曼有太多的钱。他死时，钱在他的保险盒里。我梦到过他，那个梦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太多的钱。”我看着TJ，他用叉子把最后一口馅饼送进嘴里，“我原以为那个梦跟威尔有关，结果不是，而是跟拜伦·利奥波德有关。” 第十三章 那个梦不是必然有什么意义。毕竟，那也只是个梦，而非格伦·霍尔茨曼从精神世界传递给我的讯息。（如果他的影子真的能从另一个世界联络到我，他大概会比较关心自己的事情，而非某个在格林威治村公园里被射杀的家伙。“嘿，斯卡德，”他可能会喃喃地说道，“我听说你跟莉萨有染，那是怎么回事？”）那个梦是我在跟自己说话，而我睡觉的时候，脑袋里的东西不必合情合理。 总之，有时梦只不过是一枝雪茄罢了。 “如果，”TJ说，然后又自己停了下来，“不对，”他说，然后手抬起来，一副要阻止自己跑去撞墙的样子，“不，我不说了。” “很好。” “可是如果我们有的话，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了。” 如果我们有部电脑。他刚刚答应过不再提这句话，因为这八个字在他说出口的每句话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我好像有两个案子，一个是拜伦·利奥波德被射杀，一个是威尔的连续凶人案。（不过威尔的案子我没有客户，除非把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算进去，不久前他曾给我一笔钱，鼓励我同时兼顾两个案子。）无论是办哪一个案子，我都会联想起另外一个，TJ似乎很确定买部电脑可以改变一切。 保险记录？只要入侵保险公司的电脑资料库。航空公司纪录？照办就行。现在全世界都联网了，一个高手骇客就能轻易闯进任何机构的脑部。你只需要一部电脑和一台数据机，然后插好电话线，全世界就会向你诉说各种秘密。 “还需要有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我说，“当初我们是靠港家兄弟才闯进NYNEX电话公司的电脑。我相信你学得会那些手段，可是不够快，解决不了我们眼前的问题。” “我得花些时间学，”他承认，“可是，港家兄弟可以教我啊。” “那也得刚好他们就在附近。” “他们又不是唯一有这种本领的骇客。找他们当然容易多了，但是他们也不必从波士顿跑来帮忙，只要有个电话就行了。” “该怎么做？” “很简单，”他说，“我用电脑，同时跟他们讲电话，只需要两条电话线，一条接在数据机上，一条接在电话上。或者如果你不想用两线电话的话，可以用移动电话跟他们谈。” “在哪里？” “随便哪里，有电脑就行。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在你的公寓，或者去店里。” “埃莱娜的店？” “这样她就可以用电脑记账或管理存货。我可以替她做这些。” “如果你去上一两门课程的话。” “那又不是火箭科学。我可以学的。” “店里没那么大空间。” 他点点头。“放在你公寓里比较好。” “上次我们得跟港家兄弟去旅馆，”我回忆，“还得租个房间，这样我们入侵电话公司电脑的小小罪行才不会被追踪到。” “所以呢？” “因为港家兄弟所做的，”我继续说道，“是非法而且可以追踪到的。如果我们在自家公寓里面做类似的事，或者在埃莱娜的店里，就会有带着警徽的人来敲门了。” “那件事之后，骇客族已经又学会很多新招了。” “那网络警察呢？你不认为他们也学了些新东西吗？” 他耸耸肩。“都是这样的，”他说，“你制造出一个更好的捕鼠器，其他人就会制造出更好的老鼠。” “总之，”我说，“科技能做的有限，即使港家兄弟也一样。他们当时没法进入系统，还记得吗？无论他们打了多少个键，他们就是找不到进入的密码。” “可是后来他们还是进去了。” “他们还是靠讲话才进去的。不是用电脑技术，而是打电话给那个公司的人。” “是个女的，对吧？” “然后他们骗她说出密码。这套老招他们用太多了，还发明了一个字眼来称呼。”我搜索着记忆，然后说出来，“社交工程，他们是这么说的。” “那你有什么领悟呢？” “看我的。”我说。 “奥马哈，”菲莉斯·宾厄姆说，“有一次我替你和埃莱娜登记去伦敦和巴黎。这回你们要去奥马哈？” “我们真是落魄了，”我说，“不过我没要去那儿。我只是想查有个人是不是去过。” “啊，”她说，“在查案子？” “恐怕是。” “如果他去了，你就得追去吗？” “我想他已经去了又回来了，”我递给她一张纸条，“或许是在这两天飞去，然后这两天飞回来。” “从纽约到奥马哈，还有——” “从费城。” “费城，”她说，“我正在想哪家航空公司有纽约直飞奥马哈的班机，我知道美国西部航空以前有，可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如果他是从费城飞过去，那就不重要了。可是谁会从费城直飞奥马哈？”她伸出手指，皱着眉敲打着键盘。“没有，”她宣布，“你可以搭乘美国航空经匹兹堡或中西快捷航空经密尔沃基到奥马哈。或者如果你不介意在奥哈瑞转机的话，可以搭乘联合航空。其他公司也都可以转机，不过这些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我想你大概不知道他搭乘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吧。” “对。” “他的名字呢？” “阿诺德·威什尼亚克。” “如果我们找到这个名字，”她说，“我们就会知道那一定是他，不是吗？因为这个名字不常见，能有几个阿诺德·威什尼亚克从费城乘飞机去奥马哈呢？” “最多一个吧。但我不认为他会用真名。” “那也不能怪他。” “不过姓名缩写应该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看。”她敲敲键盘，中间等候电脑回应的时候，就转转眼珠子，“每台电脑都比上一台快，”她说，“可是永远都不够快。你希望电脑能立刻回答。而且你还希望它在你想到之前，就给你资料。” “对人也是一样。” “呃？哦，对啊。”她咯咯地笑，“至少电脑一直在进步。你看到我怎么查资料吗？我先查美国航空，然后问五日1103号的班机上有没有一位威什尼亚克，结果没有，现在我要问同一天的179号班机……没有，好，另一天是六日，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试试1103号……没有，那再来试试179号。班机号码对吗？没错，那就来试。没有。” “我想他不会用真名。” “我知道，可是我想先用这个名字试试看，因为光用缩写没法查资料。” “嗯。” “我再来试中西快捷，”她说。之后她又试了联合航空，最后摇摇头。 “你还可以试试另外一个名字，”我说，“他有个哥哥把姓改成英语式拼法，阿诺德以前用过这个姓。” 我把那个姓告诉她，她跟着念一遍，皱起眉头。“怎么拼？”我拼给她，然后她敲敲键盘。 “这个姓很耳熟，”她思忖道，“我最近在哪儿听过？” “不知道，”我说，“当然，有个棒球选手就叫大卫·温菲尔德。” 她摇摇头。“大联盟罢工之后，”她说，“我就没看棒球了。五日的1103号班机。还是没有。179号班机，同样是五日……” 那些班机都没找到。 “他很可能会用姓名缩写，”我说，“可是这样没法查。如果把每班飞机的乘客名单列出来，可以吗？” “我不行。” “那谁可以。” “或许哪个电脑天才吧。或者航空公司里头有进入密码的人。”她皱皱眉，“这件事很重要，对吧？” “算是吧。” 她拿起电话，翻翻旋转资料夹，拨了个号码。她说，“嗨，我是JMC的菲莉斯。你是哪位？朱迪吗？朱迪，我有一个很好的客户刚好是个侦探。他正在查一个案子，牵涉到一个无监护权的父亲……是啊，这类事情常听说。我知道，很令人惊讶。他们不付孩子的生活费，然后就跑来把孩子绑架走。” 她解释了一下我所需要的资料。“他不是用真名搭乘飞机，”她说，“但是这个侦探认为认为他应该会用姓名缩写。是，我知道这是机密，朱迪。一定要法院命令才能查，没错。”她做了个鬼脸，然后又硬撑出一个微笑。“嗯，那你可以这样办吗，不必告诉我名字，替我看看是不是有男性乘客用AW的开头的名字搭这些飞机。是，费城到奥马哈。” 她掩住话筒。“照规定她不能这样做的，”她说，“可是她有点动摇了。我猜因为她离了婚，而且吃了她前夫的亏。”她掩住话筒的手拿开。“哦，朱迪。要命，都没有吗？” “他可能是用现金付机票钱。” 她反应很快。“朱迪，”她说，“他可能随便编了名字，所以机票钱是付现金。如果你可以……嗯，嗯。好，我了解。” 她又掩住话筒，“她不行。” “不行还是不肯。” “不肯。这样违反规定的，她会有麻烦等等。” TJ说：“那你能去查吗？如果有密码的话？” “可是我没有啊。” “可是她有。” 她想了想，耸耸肩，然后拿开掩住话筒的手。“朱迪，”她说，“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害你惹上麻烦。不过我好奇问你一下，你那边的资料可以分类吗？比方可以分为用现金买机票或信用卡？我是说，如果一个顾客进来用现金买……哦，我懂了。所以任何人都能进去查。我的意思是，只要我有密码，我也可以进去查，对不对？”她抓了一支笔，匆匆写下几个字。“朱迪，”她说，“你真是是可爱，谢谢。”她挂上电话，咧开嘴笑了，举起拳头做了个胜利姿势，“得分！” 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她做了一大串搔头和按键的动作之后，成果是一份费城到奥马哈旅客名单的电脑报表，包括我所问那三家航空公司的班机，以及两天后的回程班机。名字后面的星号表示非信用卡付账。 “这表示现金或支票付账，”她解释说，“他们的资料库里没有区分开来。另外，这些只是航空公司自己的现金或支票卖票的记录。通过旅行社的则只列出来而已，没有注明付款方式。这些她没告诉我，只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分的，不可能有其他方式了。” “这样就可以了。” “是吗？你看到名字后面有注明C的吗？这些都是通过别家航空公司买票的乘客，可能因为他们是搭乘别家航空公司的班机，中途转机的。据我所知，他们是用美金钞票付款的。” “我想这些乘客名单就够了。” “是吗？” “如果能找到同一个名字出现在来回程的旅客名单上，那会比用付款方式找出来的名单更有意义。” “我根本没想到。来查查看吧。” 我收起那些报表。“我已经占用你很多时间了，”我说，“困难的部分已经做完了。另外，谈到你的时间，我愿意付费。” “哎，不必啦，”她说，“你不必这么做的。” 我把钱塞到她手里。“我的客户付得起。”我说。 “好吧……”她阖起手指抓住那些钞票，“其实这事情很好玩，虽然比不上替你和你太太登记去参加游艇旅行更让我开心。如果想去哪些好玩的地方，别忘了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 “去奥马哈也没问题。” “‘我的客户付得起，’”TJ说，“其实我们根本没客户。” “没错。” “‘社交工程’，我们只是去用用电脑而已。只不过，那是别人的电脑，用别人的手指去敲键盘。” “这也是弄到资料的一种方法。” “来看看名单吧，”他说，“看有多少重复出现的名字。” “A·约翰逊先生，”我说，“五日乘中西快捷从费城到奥马哈，在密尔沃基转机。他在七日上午飞回费城。用现金或支票付款。我猜是付现金。” “你认为就是他。” “对。” “姓约翰逊的人一大把。姓史密斯和琼斯的也是。” “没错。” “根据菲莉斯的说法，上飞机前得出示身份证件。” “现在安检的规定都比较严了。” “用来提防恐怖分子，”他说，“他们要确定你真正的身份，买机票的时候可能也一样，如果你用现金买票，就问你要证件看。” 我点点头。“用支票也是，不过用支票一向就得查验证件。当然，要弄个证件也没那么难。” “在杜斯那附近的店里，这种狗屎证件随便印。学生证，警官证什么的。警察要鉴定很容易，不过普通航空公司柜台大概很难辨认吧？” “尤其是如果顾客看起来是个成功的中年白人男子，身穿布克兄弟的西装。” “光靠门面就能过关了。”他同意。 “而且证件是真的，”我说，“说不定他有个叫约翰逊的客户，说不定他弄到了某个蠢货的驾照，而真正主人被关在绿色天堂，用不着了。” 他抓抓头。“我们查到了一个名字，这家伙有天飞到奥马哈，两天后又飞回来。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收获吗？” “还没有。”我说。 “很高兴你带他来，”乔·德金说。“我们最喜欢这种人。等我找到橡皮水管，再来问他几个问题。” “我知道放在哪儿，”TJ说，“你想要的话，我替你去找。” 德金笑了笑，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你跟我的朋友一起来干吗？”他问，“你怎么不在街上卖快克或骗钱？”.99lib. “今天休假。” “我还以为你们这些人很有献身精神呢。一星期七天，一年五十二星期，全年无休，抚慰大众的痛苦。结果你们还不是随波逐流。” “答对了，”TJ说，“我就想全年无休，不停地工作。” “天哪，我最爱听你胡说八道了。马修，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想，可是我就是觉得你这回来有事情。” 我们位于西五十四街中城北区分局的办公室里。我拿了一张椅子坐下来，跟德金解释我的要求，而TJ则跑去公布栏那儿，翻着一叠通缉小传单。 “如果你看到传单上有你的照片，”乔说，“拿过来，我替你再重拍一张。马修，你的意思是，要我打电话去找奥马哈的警方，要他们查饭店住宿纪录，找一个叫约翰逊的家伙。” “我会谢你的，”我说。 “你会谢我的。你打算用实际的方式吗？” “实际的。没错，我打算——” “我喜欢这个词，”他说，“实际的。这表示你碰得到，可以伸出手去拿。这又生出另一个问题。你干吗不自己把手伸出去呢？” “啊？” “你知道那家饭店，对吧？是希尔顿吗？” “应该从这家开始查。我不确定他会住这家，但是——” “可是你从这家开始查。不是吗？打免费电话，还不用付钱呢。划算得很。” “我打过了，”我说，“可是没查到什么。” “你说自己是警察？” “那是犯法的。”他看了我一眼。“我可能给了他们这个印象，”我承认，“不过也没捞到什么好处。”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打电话到饭店
99ｌiｂ?
，居然没法从柜台职员那儿骗到到情报了？”他看看面前的那张纸条。“奥马哈，”他说，“奥马哈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他瞪着我。“耶稣基督！”他说。 “不是‘他’本人，”TJ插嘴道，“不过有人说这个家伙跟‘他’关系很密切。” “那个堕胎的家伙。他叫什么来着？” “大家忘得可真快。” “罗斯韦尔·贝里。威尔在他的饭店房间杀了他，对吧？我忘了是哪家饭店，可是为什么隐约有个什么让我觉得是希尔顿呢？” “是啊，为什么？” “你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威尔是个姓约翰逊的家伙？” “他可能用过这个名字。” “怪不得希尔顿什么都不肯告诉你。你也不会是第一个打电话想挖点消息的人。那些小报都在努力捍卫公众知道的权利呢。奥马哈的警方一定守口如瓶。” “我也是这么想。” “你知道有多少警察在办威尔的案子？我不知道数字是多少，不过我知道不包括我在内。我该怎么解释自己也去插一手？” “也许这件事不见得要扯上威尔，”我说，“也许你只要说你是在查一个抢劫犯，他曾在你这边犯下一连串拦路抢劫，后来可能逃到奥马哈去了。” “他在那里有亲戚。不过我们觉得他不会去亲戚家，而是住进希尔顿。我们知道日期，也知道他用的化名。这个说法很荒唐，马修。” “也许你不必说这些，”我说，“你是纽约警探，只想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干吗要刁难你呢？” “这种事情一向就不需要理由。”他拿起电话，“我有个并不简单的问题。我干吗要替你做这些？” “艾伦·W·约翰逊，”他说，“是有两个L一个E的那个艾伦。我不知道W是什么字的缩写，应该不会是威尔吧。” “我不敢说是什么字的缩写。” “住两夜，而且是现金付账。其实奥马哈警方在调查贝里的谋杀案时，就已经查过饭店里的每个客人。用现金付账的人特别有嫌疑。所以艾伦·约翰逊一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有机会跟他谈过话吗？” “他已经退房了。没用过房里的电话，也没额外的付费。” “我想饭店的人大概也没法描述他的长相。” “那倒是有，不过没什么用处，只说他是个男的，穿着西装。” “缩小范围了。” “他是在威尔杀掉贝里之后、可是尸体还没被发现之前退房的。他给过饭店信用卡号码，饭店的人给了他一张条子。可是退房时，他又付了现金。显然这种事很常见，登记住宿时，使用信用卡可以让手续简化，不过真到了付款，还是有很多原因会改用现金。说不定你的卡刷暴了，也说不定你不希望账单寄去你家，让你老婆发现你在那家希尔顿和你的秘书鬼混。” “而若是你付现金——” “他们就会把登记信用卡号码的那张纸条撕掉。所以没有人会知道你原先给的信用卡号码是不是假的，因为除非你用它退房，他们才会向信用卡公司查核。” “所以我们知道他有一张信用卡，”我说，“不管那张卡有没有用，而且他有一张艾伦·约翰逊的身份证件。” “你瞒了我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这个证件？” “他上飞机前得出示证件。” “如果他弄得到信用卡，”他说，“其他那些照片证件就更容易了。四十二街那边的店可以替你伪造一堆这类狗屎，比方一张哈诺学院的学生证。” “我不早说过了吗！”TJ咕哝道。 “这家伙怎么回事？”乔说，“我也被你引出兴趣来了，你怎么查到这家伙的？” “航空公司的记录。” “纽约到奥马哈？” “费城到奥马哈。” “为什么是费城？” “我想是教友派的人安排的。” “我是说——” “解释起来很复杂。不过我查过从费城飞到奥马哈又飞回来的名单，他符合这个时间。” “你是说，他在贝里被杀害之前飞去奥马哈，贝里遇害之后，他又飞回来。” “范围还要更小一点。” “嗯，你愿意告诉我他是谁吗？” “我只有名字，”我说，“还有一张脸——如果他给人看过附照片的证件的话，不过我没见过他的脸。” “他只是个穿西装的男子，就像饭店的那个女孩所记得的。” “没错。” “帮帮我吧，马修。你有什么我可以呈报上去的资料吗？” “我什么都没有。” “如果威尔就这么逍遥法外，继续寻找他名单上的新名字——” “威尔已经退休了。”我说。 “哦，是啊。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是吧？” “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人听到他的消息。” “这让我们警方看起来蠢透了，浪费人力和资源去追逐一个行凶者，但他却已经不再危害人民。不过这关你什么事呢？你的客户是谁？” “这是机密。” “嘿，行了，别跟我来这套。” “事实上，这是受保护的特权。我是替一个律师工作。” “天哪，我真是印象深刻呢。等一等，我想到了。你不是曾替那个最后一个受害者工作过吗？叫惠特菲尔德是吧？” “没错。我没做多少事，只是建议他要做些保安措施，而且叫他去找可靠侦探社的威利·唐。” “帮了他一个大忙。” “我想他们已经尽力了。” “应该是吧。” “惠特菲尔德雇用我调查，”我说，“不过当时没什么好调查的。” “结果你现在还在查？他就是雇用你的那个律师？那你怎么收钱，从他的遗产里头扣？” “他曾付我一笔雇用费。” “那够你现在的开销吗？” “不够也不行。” “那你查到了些什么，马修？” “我只查到艾伦·约翰逊，我告诉过你怎么查到的。” “你为什么会去查那些班机？” “靠直觉。” “是哟，靠直觉。你猜我有直觉的时候怎么办？” “押一大笔钱去赌？” 他摇摇头。“我会买张彩票，”他说，“可是从来没中过，这表示我的直觉有多糟糕。我学乖了。” “只要花一块钱和一个梦。” “那是广告词，”他说，“我得记住这点。好吧，如果没别的事——” “其实……” “你要讲的最好有点建设性。” “我只是在想，”我说，“如果能知道艾伦·W·约翰逊是不是买了氰化物，应该会很有意思。” 他沉默良久，思索着。然后说，“惠特菲尔德死的时候，一定有人查过记录了。尤其是验尸显示他已经是癌症晚期，而且所有推测都说他是自杀。但威尔的最后一封信粉碎了这个说法99lib.。” “信里说他杀了惠特菲尔德。” “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甚至还提到了氰化物。氰化物应该是有个什么制造原料，对吧？闻起来像杏仁，可是不会是从杏仁里头提炼的，对不对？” “我想桃子核里头可以提炼出微量的氰化物，”我说，“但总之，我想威尔不是这样弄到氰化物的。” “而如果他是从一些必须登记的地方买到，而且必须出示身份证明——” “也许他是登记艾伦·约翰逊的名字。” 他想了想，在他的座位上直起身来。他说：“你猜怎么着？我觉得你该去找负责侦办威尔这案子而且研究过他那堆怪癖的人。你小子为人好，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不错，何况一百年前你也干过警察。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协助你的。” “我只是怕你沾不到功劳。” “功劳，”他严肃地说，“你当警察的时候是这么搞的吗？你插手别人的案子是因为这个吗？功劳？” “案情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情况会有些不同。” “这个案子吗？这个案子可以有六个不同的胶着状态，有可能电池报废而且四个轮胎都没气，可是照样是个大案子，而且列为优先处理。你今天早上看过马蒂·麦格劳吗？” “我上回看到他，差不多是在威尔写最后一封信那时候。” “不是他本人，我指的是他的专栏。你今天看过了吗？”我没看，“他好像有什么不满，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原因是什么。那篇专栏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们需要威尔的时候，他在哪里？’” “他不会这么写吧。” “不会才怪。你等着，这附近应该找得到一份《新闻日报》。”他拿着报纸回来，“我刚刚念的并不是一字不差，不过大意是这样。来，你自己看吧。” 我看着他指的地方，大声地念出来：“‘你发现自己想着前阵子某个匿名信作者，而且对他说着某些认真的人曾对奥斯瓦尔德所说过的话。现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 “看，我没说错吧？” “我不敢相信他会这么写。” “有什么不敢相信的？一开始就是他起的头，说里奇·沃尔默不该活着。坦白说，那篇文章也不能说有什么错，却激起了威尔的杀机。” 第十四章 我们离开警察局后，TJ又饿了，而我也才想起早餐后除了咖啡我什么也没吃。我们找了个比萨店，点了两块西西里口味的比萨。 “我来过这家店，”他说，“他们有一种比萨，上头放了水果。你听说过吗？” “听过。” “但是从没吃过？” “对我来说不太合胃口。” “我也是，”他说，“上头放了菠萝，还有其他什么的，我记不得了。反正不是桃子。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桃子核真能提炼出氰化物？” “一点点而已。” “要吃多少桃子核才会死？” “想死不必吃桃子核，只要把枪塞进嘴巴，然后——” “哎哟，你知道我的意思嘛！要用桃子核毒死某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吃一口就会扮个鬼脸吐出来。可是如果某个人想自杀，可不可能吃很多桃子核而达到目的呢？” “我不知道，”我说，“当然如果我们有部电脑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查出来了。” “你说得没错哟。你只要把问题贴到网际网络上，就会有某个笨瓜寄电子邮件告诉你答案。我们该怎么查出约翰逊有没有买氰化物？” “等就是了。” “等什么？” “等乔·德金的电话。” “可是他刚才说他不会打。” “说是这么说。” “不但说了，而且是认真的。” 我点点头。“不过他甩不掉这个念头了，”我说，“明天或后天，他就会打电话。” “如果他没打呢？” “我估计的也差不多。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只是需要搜集一两个小细节来证明我的想法而已，不过我甚至还不肯定我想不想这么做。” “怎么说？” “因为我不明白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全年最轰动的新闻，”他说，“甚至他什么都没做，大家就可以用他来卖报纸了。” “现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 “全纽约的人都憋着一股劲，想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虽然他宣布退休了，不过也许他是在等候时机。每个人都等着他下一个行动，想知道他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会是谁。” “可是我们比其他人更清楚。” “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他说，“不是该告诉某个人吗？查案子不就是这样子，找出真相，告诉某个人吗？” “不一定。有时候发现了真相，你只放在心里。” 他思索着。“一条大新闻呢。”他说。 “应该是吧。” “大家一定会说，这是年度最大新闻。” “每个月都有新的年度最大新闻，”我说，“每一年都会有十年来最大新闻和世纪大审判。报纸的煽动力不必你我操心。不过你说得没错，这会是一条大新闻。” “你的名字会登上每一份报纸。” “而且如果愿意的话，我的脸会出现在一堆电视摄影机前面。甚至我不愿意都不行。光这点就几乎足以让我不透露这条新闻了。” “因为你害臊。” “我只是不想成为焦点人物罢了。我不在乎自己的名字偶尔出现在报纸上。这可以吸引客户，不过我也不希望有太多生意上门，现在这样能选择一下，挑99lib?着案子办就不错了。但是这件事不是出点小风头而已，这会是个媒体马戏团，而我可不想当场上那只受过训练的海狗。” “所以威尔的秘密很安全，”他沉思着，“只因为你不想上电视。” “我可以躲掉绝大部分的出名机会。我可以告诉乔，让他偷偷去告诉适当的人。他会找到机会让其他人拿这个功劳。如果我要采取什么行动的话，大概就是这个了。” “可是你没准儿连这个都不做。” ９９lｉｂ?“没准儿。”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条睡着的狗，”我说，“也许让他继续躺着比较好。” “你要怎么决定这件事？” “先跟一些人谈谈。” “就像现在跟我谈这样？” “完全正确，”我说，“这是过程的一部分。” “很高兴我也小有贡献。” “我会回家跟埃莱娜说，”我说，“晚一些，我也会在戒酒聚会上讲。我不会讲得太具体，也不会有人听出我在讲什么，不过这样有助于我理清思路。然后我应该还会找某个人商量。” “谁？” “我认识的一个律师。” 他点点头。“好像每个人都要先跟律师商量后才能做点事。” 埃莱娜和我在第九大道的巴黎绿吃晚饭，我们持续谈着一个特定的话题。从餐前的蘑菇一直到餐后的卡布其诺咖啡。饭后我送她回凡登大厦，然后继续往前走到第九大道的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我迟到了十分钟，坐下来时，演讲者正讲到他喝第一杯酒时事情。我没听到他家族酗酒的历史，不过不必听也跟得上。 中间休息时，我倒了咖啡和几个人闲聊了一下，聚会重新开始后，我举手发言说，我得做一个决定。我讲得很模糊，没有人听得出我在指什么，不过在匿名戒酒协会的经验分享谈话中，这也不算异常。我说了些心里在想的事情，接着一个电视机设计师说他正99lib?t>犹豫该不该回家过感恩节，再来一个女士说她正在跟一个喝无酒精啤酒的男士约会，整件事让她心中困扰不已。 聚会结束后，我跟一些朋友走到火焰餐厅，不过婉拒了跟他们进去喝咖啡，推说我还有个约。我往哥伦布圆环走，搭乘IRT市中心地铁线到克里斯多福街。十点半前，我来到商业街一户人家的门廊下，敲敲门上的狮头门环。 商业街只有两个街区长，而且方向跟一般街道不同，所以不太好找。我在第六分局待过颇长的一段日子，所以对格林威治村很熟，而且过去几年我来过这个街区几次。一次是和埃莱娜去对面的樱桃街戏院看一场表演。另外几次则和这次一样，去拜访雷蒙·格鲁利奥的住宅。 我没等太久，他打开门，让我进去，脸上带着高兴的微笑，是他的胜利表情。那个微笑仿佛在宣布整个世99lib?t>界是个超级大笑话，你和他则是唯一身在其中的人。 “马修，”他说，拍拍我的肩，“我刚煮了咖啡，有兴趣吗？” “当然了。” 咖啡又浓又香又黑，和我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用保丽龙杯喝的苦泥浆水完全是天上地下。我告诉了他，他笑了。“我每次去圣卢克坊的戒酒聚会，”他说，“都用保温瓶带咖啡去。我的辅导员说这是我把自己跟其他人隔离开来的方式。我说其实这是把我自己和胃炎隔离开.99lib.来的方式。你说呢？” “两者我都同意。” “外交辞令。好吧，除了来喝我的高级咖啡之外，你来还有什么事？” “上回我跟你谈的时候，”我说，“你说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不是自杀的。还记得吗？” “记得很清楚。之后没多久，威尔就寄了封信，说阿德里安是他杀的，证明了我的观点。” 我又喝了一口咖啡，实在很不错。 我说：“阿德里安是自杀。信是他写的。所有信都是他写的，那些人也都是他杀的。他就是威尔。” 第十五章 “他可能是被谋杀的，”我说，“虽然我搞不懂威尔是怎么办到的。假设他有方法，假设他爬上那栋大楼的外墙从窗户进去，或者打开门锁，解除防盗警铃系统，之后又重新设定。不过再怎么看，这都是个正宗的密室杀人之谜。 “不过如果是自杀，要命，还有什么比在自己的威士忌里面下毒更容易的？只要有几分钟单独的时间，他就随时可以下毒，对他来说机会太多了，只要打开瓶盖，把氰化钾的结晶粉末倒进去，再把盖子盖上就成了。” “而且保证在他准备好搭上死亡列车之前，不要误喝那个瓶子的东西。” “没错，”我说，“不过回到一开始的论点：在缺乏任何财务动机之下，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把自杀布置得像被谋杀一样？先不谈动机，为什么要布置成一个密室杀人之谜？为什么要让整件事看起来像个不可能的谋杀？” “为什么？” “这样功劳才能归给威尔，整个过程看起来才没有问题。这会是威尔的最后一次上阵得分。为什么不好好安排，让威尔风光退场？” 他想了想，缓缓地点点头。“如果他是威尔的话，那倒是很合理。不过前提是：只有他是威尔，才能成立。” “我同意。”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如果这只是个你空想出来的假设，纯粹因为这样才能解释这桩只可能是自杀的密室谋杀案……” “不是我编的。还有一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怀疑。” “哦？” “第一天晚上我在他公寓里，”我说，“他的身上没有酒味。” “哎，看在老天分上，”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耶稣啊，没想到你没当场把那个狗娘养的抓起来。” 不过他没再打断，静静听我解释初次造访惠特菲尔德位于公园大道公寓的种种回忆。“他明明没喝酒，却强调说他喝了，”我解释，“他为什么要撒这种谎？他喝得不多，而且也没说自己喝得多，可是他喝酒，甚至还在我面前喝了一杯。所以他编那个借口做什么？为什么要假装他那天晚上稍早时候喝过酒？ “我不必为了做出他跟我撒谎的结论而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也不认为他这么做是没有原因的。那么，这个谎话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强调他的确被威尔的威胁吓到而已。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有几句是这么个意思，‘我真的结结实实被吓到了，事实上我吓得今天已经喝了两杯酒，现在我还要再喝一杯，你可以站在这里看我喝。’” “为什么他希望我认为他被吓到了？我想来想去一直想不透。唯一的推测就是，他之所以捏造事实，好让我对他的恐惧印象深刻，唯一的理由是因为那些恐惧根本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撒那些谎的原因。他希望我认为他害怕，因为他根本不怕。” “何必多此一举呢？一个刚刚连续杀了好几个人的小丑给他盖上死亡印记，难道你原先会以为他不怕吗？任何人会以为他不怕吗？” “你会这么想，”我说，“不过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他知道他不怕，而且他知道他没什么好怕的。” “因为威尔不会伤害他。” “如果他是威尔，就不会。” 他皱起眉头。“那是个逻辑上的大跳跃，不是吗？他假装自己很害怕，因此他根本不怕，因此他没什么好怕的。因此他就是犯罪大师兼连续杀人犯威尔。我大一逻辑课学的差不多忘光了，可是看来是药膏出了差错。” “药膏出了差错？” “药膏，就是有漏洞的意思嘛。也许他不害怕是因为他已经癌症晚期了，他想威尔只不过是帮了他一个忙罢了。” “这一点我想过。” “而且，因为他瞒着自己的病不让人知道，所以他才在你面前故作害怕状，免得你疑心：他为什么不烦恼自己将成为威尔的下一个头条新闻。” “这一点我也想过。” “所以呢？” “我承认是有这个可能，”我说，“可是感觉上就是不对劲。为了拿来当借口？这样的动机太过薄弱。就算我觉得他不害怕，那又怎么样？我只会以为他个性坚韧罢了。但如果他想隐瞒自己是威尔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之所以会有那些表现，是为了守住那个秘密。” “那接下来呢？” “我研究了第一桩谋杀案。” “里奇·沃尔默。” “里奇·沃尔默。阿德里安的客户，后来又替他服务一次，这回免费。” “马修，任何律师都能替里奇脱罪，并不是因为阿德里安比较高明的关系。那个叫内格利的妞儿一上吊自杀，整个案子就垮掉了。阿德里安又没害死她。” “的确。” “你认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我还没推得那么远。我想他认为里奇无罪获释是司法完全失败的一个例子，而且我想他看到马蒂·麦格劳的专栏后，认为马蒂说得没错。如果没有里奇，这个世界将会更美好。” “有多少人看过那个专栏？其中又有多少比例的读者认同麦格劳的说法？” “很多人看过，”我说，“而且大部分都可能同意那个观点。阿德里安有一些我们其他人所缺乏的东西，事实上有两个。第一，他在里奇穿越司法大厅的小小舞蹈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第二，他或许觉得自己对判决的结果至少有些责任。或许他已经放弃要替里奇上诉了。” “好吧，这是推论，不过我姑且同意。你说有两个东西，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有接触的途径。” “用来接触什么？打人的钝器吗？或者把他吊在树上的绳子？” “接触里奇。雷蒙，你想想。这个狗娘养的杀了那些小孩，可是他却逃过制裁，现在他自由了，可是他是个贱民，一个他妈的道德麻风病患者。现在你是威尔，而有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市民，决心要执行险恶的正义。你会怎么做？去电话簿上找他的姓名地址？然后打电话给他，说你想跟他谈谈投资免税债券的优点？” “可是阿德里安就会知道怎么找到他。” “当然。他是他的律师。而且你想，里奇会拒绝跟他碰面吗？或者会提防他吗？” “你永远想不到这些当事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他说，“审判期间，你的地位仅次于他的家人，等到他最后被无罪释放后，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曾经认识过你。我以前觉得那是忘恩负义。稍后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想把这段经历忘记。” “那现在呢？” “现在我又回到原来忘恩负义的那个想法。天知道，这种事情还真多。”他坐在椅子上往后靠，双手在脑后交叉。“就算你是对的好了，”他说，“阿德里安的确有接触的途径。他可以打电话给里奇，而里奇也会见他。” “而且不会防着他。” “你说得没错。阿德里安不必假扮成十二岁的小姑娘去敲他家的门。除了推测之外，你还想到些什么东西，能证明他们碰过面吗？” “警方有人力，可以找出一个见过他们两个见面的目击证人，”我说，“我连试都没试。我是从反方向去查，证明里奇遇害时，阿德里安在别的地方。” “比方说，去出庭或是离开纽约了。” “这类东西都可以提供他不在场证明。我查过他办公室的台历和工作时间表。我不能证明他不在现场，因为他已经没法回答我的问题了，可是我也找不到任何他不在场证明。” “那其他人呢？帕特里齐奥·萨莱诺是第二个受害者，又是另一个有名的当事人？” “阿德里安没代表过他。不过几年前，他曾替帕特里齐奥手下的人辩护过。” “所以呢？” “也许他因此得知一些事而痛恨萨莱诺。我不知道。或许他因此和帕特里齐奥的生活圈子有接触，某个人可能曾偷偷告诉他帕特里齐奥会在何时去何地吃晚餐。” “所以阿德里安可以先去那儿，躲在厕所里。”他摇摇头，“首先就很难想象他会走进厕所，这个凶悍的律师跑到亚瑟大道去吃一盘通心粉和茄子。他要怎么躲在厕所里？又怎么能确定帕特里齐奥会想上厕所呢？姑且认定帕特里齐奥年纪大了，上厕所的频率会增加，可是也还是可能要等上很久。阿德里安那个人可没耐性在里头待那么久。” “接下来又是推论了，”我说。 “说吧。” “也许他根本不必尝试在里面待很久。也许他根本不必伪装，干脆就利用自己的身份，或许他之前联络上帕特里齐奥，订下了一个非常秘密的约会。” “用什么借口呢？” “帕特里齐奥底下有个叛徒。检察官办公室走漏了一些风声。有关其他犯罪家族的可靠情报。谁知道他编了些什么？帕特里齐奥没有理由起疑心。他唯一担心的绳子是你身上窃听器的电线，不是绕在脖子上的那条。” “他甚至可以让帕齐决定时间和地点，”雷蒙说，“‘我会替你打开餐厅的后门。你溜进来，洗手间就在走廊右边。’” “我根本不知道那家餐厅有没有后门，”我说，“可是总之他让帕特里齐奥订下了约会。而且他确定帕特里九九藏书齐奥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所以他的身份提供了接触的途径，就跟他对付里奇一样。” “我只是想到，对他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做法。” 他点点头。“一想到威尔，”他说，“你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个在城市街道间来无影去无踪的日本忍者。可是最好的掩饰其实可能是三件头西装。我想你替他查过萨莱诺谋杀案的不在场证明了吧？他当时应该不是去蒙大拿州用假蝇钓鱼吧？” “就我所能查到的，他当时就在纽约。” “其他八百万纽约市民也在纽约，”他说，“可是你却没指控他们谋杀。朱利安·拉希德呢？阿德里安计划要怎么进入圣奥本斯的围墙内？” “我不知道，”我承认。“也许他计划要引诱拉希德出来。我知道拉希德遇害时，他没在那儿。他那天晚上跟——”我查了一下笔记本，“亨利·伯格哈什和德威特·帕尔默在一起。” “一个是法官，一个是大学校长？红衣主教没能出席实在太可惜了。我想他们三个人不会是在西街的同性恋酒吧碰面吧。” “他们在基督圣殿餐厅吃晚饭，然后去看斯托帕德的新戏，坐在第五排，之后去雅金庭酒馆喝了杯酒。他的台历上做了记号，另外还有信用卡收据和戏院的票根。” “真是无懈可击，”他说，“对于威尔没干的谋杀案，你替他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不在场证明。” “我知道。” “你想这是他设计的吗？他知道西皮奥会动手，所以才把自己掩护得这么好？” “我想这是巧合。” “因为有不在场证明不是他的错。” “答对了。” “另外两桩谋杀案，他没有不在场证明，那就让他有嫌疑了？” “对。” “可是还漏掉一个案子，对吧？那个堕胎先生。他大概不喜欢人家这么叫他，对不对？我想他宁可大家叫他反堕胎先生。” “未出生胎儿的保护者。”我说。 “罗斯韦尔·贝里。不是在肮脏的老纽约被杀死的，而是在跨越半个国家的美国电视购物首都。” “奥马哈？” “你不知道奥马哈是电视购物首都？那些有线电视频道的广告，有二十四小时免费电话让你订购最流行的CD，接你订单的人里，十个有九个的办公室是在奥马哈。贝里遇害的时候，阿德里安有不在场证明吗？” “有。” 他扬了扬眉毛。“真的？那就击垮了你的整个理论，不是吗？” “不，”我说，“这是我所掌握最有力的证据，而且足以得让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你知道，贝里被谋杀时，阿德里安的确有不在场证明，可是充满漏洞。” “他去了费城，”我说。“来回都乘大都会特快火车，而且都预定了特别客车厢的位子。车钱是用美国运通卡付账的。” “他在费城住哪儿？” “靠近独立大厅的那家喜来登饭店。他在那儿住了三夜，也是用美国运通卡付账。” “同时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被杀害。” “没错。” “两地距离多远？两千英里吗？” “差不多。” “别吊我胃口了，”他说，“这显然会洗清阿德里安的嫌疑。他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说，“我认为他去了费城，登记住进了喜来登饭店，打开行李。然后我想他提起公事包乘出租车去机场，用现金付了机票钱，而且出示一张A·约翰逊的证件，搭上中西快捷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密尔沃基到奥马哈，用艾伦·约翰逊的名字住进希尔顿饭店。登记时出示了一张那个名字的信用卡，可是离开时却是付现。他在那儿杀掉了贝里，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就离开了。” “然后飞回费城，”雷蒙说，“再收拾行李，付掉房钱，搭上火车。” “对。” “而且我们的约翰逊先生人在奥马哈或者在去的路上这段时间，你没查到阿德里安人在费城的证据。” “什么都没查到，”我说，“他饭店的账单没有电话记录，也没有食物的费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待在那个城市，除了他付了饭店房间的钱之外。” “我想不会有女服务员记得他的床有没有睡过吧？” “过了这么久？除非她曾在那个床上跟阿德里安睡过，否则不会记得。” “马修，他为什么要去费城？你刚刚说是因为他要设计一个不在场证明，我也了解，可是他表面上的理由是什么？” “表面上看来，他是有几个约会。他的台历上列了四五个。” “哦？” “上头写了时间和对方的姓氏。我想那些不是真的约会，只是写出来做做样子而已。我查了他的旋转名片夹，都找不到那些名字。而且我查过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账单。那阵子唯一打到费城的电话，是打去喜来登订房间的。” 他想了想。“假设他去费城见的是个有夫之妇。他从公用电话打电话给她，因为——” “因为她老公会检查阿德里安的电话记录？” 他又重新讲一套说辞。“他不能打电话给她，”他说，“只能她打给他，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电话账单上没有打给她的记录。他台历上的约会其实是跟她，不过名字是假的，免得有人看到他的台历认出她的名字。他到了那里就没离开过房间九九藏书，她有时间就会去找他，然后另外有个名叫约翰逊的人飞去奥马哈又飞回来，不是因为他是威尔，而是因为他想跟投资专家沃伦·比费讨论投资的事情。” “阿德里安一直待在房间里，却没点个客房服务的三明治？也没吃过房间里要另外算钱的那些零食和饮料？” 我又从头说了一次，让他提出疑问，然后一一反驳。 “艾伦·约翰逊，”他说，“叫艾伦没错吗？” “住进希尔顿的名字是艾伦，但航空公司登记的只有字首缩写。” “如果你在阿德里安书桌最上端的抽屉发现一个装满这个名字证件的皮夹，我就会认为你有些证据了。” “他可能把皮夹收在柜子里，”我说，“或者锁在哪个银行保险箱里头。不过我猜想，他一确定自己再也不需要这个皮夹后，就把皮夹给扔了。” “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呢？从奥马哈回来后？” “或者他写完那封把自己列为威尔最后一个目标的信之后。或者稍后，如果这个名字出现在一张最近购买氰化物登记的名单上，那就太棒了。” “你要怎么去找这个名单？” “得想办法查，阿德里安验尸确认死于氰化物之后，很可能有人去查过。我们可以确定阿德里安的名字没列在上面，否则报上就会登出来了。如果他买氰化钾得出示身份证件，那一定不会用自己的。” “而且他觉得再利用艾伦·约翰逊一次会比较保险。” “对，除非他已经把证件丢了。我想他不会太顾虑有人把两个约翰逊联想在一起，一个是奥马哈饭店住宿名单上的约翰逊，另一个是纽约有毒物品管制名单上的约翰逊。” “的确。”他离开了一下，回来时说自己真幸运——没有人躲在浴室里等着要勒死他。 “不过我上不了他的名单，”他说，“只因为上头已经有一名律师了。他那个名单涉及的范围还真广，不是吗？” “没错。” “一个性心理变态，一个黑手党老大，一个争取生命权力的，还有一个黑人暴力煽动者。所有的人都一直想从中找出一个共同特征。原先你以为如果知道是谁干的，死者的共同点就会很明显，结果还是看不出来。” “他其实只需要杀第一个人的原因，”我说，“而他已经有了。他一直想着他在里奇·沃尔默获释这件事情里头所扮演的角色，麦格劳的专栏促使他采取行动。那时候他很可能只想杀一个人。”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猜他发现他喜欢杀人的滋味。” “你是指从中得到刺激感？一个中年律师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有个变态的灵魂？” 我摇摇头。“我并不认为他是忽然间变成一个嗜血杀手。但我想他从中获得了满足感。” “满足感。” “我想是的，没错。” “杀人可以得到满足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你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 “我想应该会有满足感，”他说，“尤其对一个自己已经被宣判死刑的人来说。‘我离开人世之前，能做些什么来改进这个世界？噢，我可以宰了那个狗娘养的。这么一来，我也许无法长生不死，但至少我比你活得久，你这混蛋。’” “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是里奇。第二个是因为他想再杀一个人，所以他挑了另一个法律无法制裁的人。他知道一些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的龌龊事，足以让他对此人产生强烈的负面意见。” “之后呢？” “我想他的动机越来越薄弱。第三和第四个都一样是法律无法制裁的人。罗斯韦尔·贝里明明曾挑起一些暴力活动，导致堕胎医生的死亡，可是法律却无法动他们一根寒毛。我想这里头没有个人因素，除非阿德里安认识某个医生，或对堕胎权利这个主题有强烈的感受。” “他姐姐。”雷蒙忽然说。 “他姐姐？我不知道他有任何兄弟姊妹。” “他跟我提过一次，”他说，“很久以前了，那时他每天大喝特喝，远远不只一杯即止。他当时就喜欢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不过我忘了哪个牌子。”他忽然匆匆一笑，“可是我记得那个味道。想不到吧？那时我们都喝得半醉，他告诉我他姐姐的事情。她比阿德里安大两三岁。死的时候正在外地念大学，阿德里安则快高中毕业了。” 我想我知道结果怎样，但我还是发问了：“她是怎么死的？” “败血症，”他说，“那种感染像野火似的又快又猛。当时他只知道这些。几年后他才从母亲那儿得知详情。他母亲直到他父亲过世才告诉他，当然你猜得出是怎么回事了。” “对。” “无照医生堕胎引起的败血症。这让阿德里安成了堕胎权的捍卫者吗？你应该知道没有。或许他偶尔会捐点钱，或者去投个赞成合法堕胎的候选人，或者去投反堕胎候选人的对手一票，但他没有在一堆请愿书或公开信上签名，我也没见过他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外面示威过。” “可是当他要拟一份谋杀名单的时候——” 他点点头。“当然了，为什么不？‘这是替你报仇，姐姐。’”他闭着嘴打了个哈欠，“真好笑，”他说，“我喝酒的时候从来不会累。当时熬夜谈话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 “我回家好了，让你睡点觉。” “坐下，”他说，“我们还没谈完呢。总之，我们只需要再暍点咖啡。” “你根本没有所谓的证据，”雷蒙·格鲁利奥说，“这些东西离起诉还差得很远，更别说想定罪了。” “这点我明白。” “不过我承认，既然被告已经不在人世，想起诉和定罪还有待商榷。”他坐回原来的位子，“而且你不打算说服陪审团，对不对？你想说服的是我。” “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已经被说服了。” “要找到足够的证据不是办不到，”我说，“只要有一大堆拿着警徽的家伙去查。他们可以印几打阿德里安的相片，到几个机场和饭店拿给大家看，就能找到一个记得他的人。去NYNEX电话公司调阅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记录。他也许大部分打公用电话，但是会有少数几个和威尔的行动有关。然后仔细搜查他的.99lib.公寓和办公室，之前我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足够的权力，这么一来，谁知道会发现什么证据。”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我该拿这只睡狗怎么办。” “按照惯例，你应该要让他安息。” “我知道。” “阿德里安已经死了，威尔也正式退休了。他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这么说。他是怎么做到的？离开法庭时顺便把信丢进邮筒？” “看来是这样。” “先写好那封信，贴上邮票，随身带着。然后等他的案子一结束，他的当事人刚好有个机会改认个比较轻的罪，就到了投降的时候了。于是他寄掉那封信，回家演最后一场戏。” “先打电话给我。”我说。 “先打电话给你，说他希望有更多时间跟你相处。然后出去客厅，好确定那个保镖能看着他喝最后一杯酒，然后亲吻地板。至于给《每日新闻》的那封信写错了邮递区号，你想是故意让那封信晚点被收到吗？” 我摇摇头。“我想不是。这种方法能不能奏效很难说。他们报社每天会收到那么多信，所以在邮件递送途中，很可能会有某个邮局职员看到那封信，挑出来丢到正确的位置。我想他只是不小心把邮递区号写错而已。” “我猜他有一大堆心事。”他面对着我，盯着我的眼睛，“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想你必须把你的收获交给警方。”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冤枉无辜的人，到头来瞎搞几个月白忙一场。你想他们会调派多少人手去查威尔的案子？” “不知道。” “反正很多人。” “那当然。” “好吧，假设他们不会去找其他人的麻烦，”他说，“那你大可以让他们继续浪费时间，只不过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谁知道在寻找威尔的过程中，他们会改变多少人的人生？”他打了个哈欠，“不过还有一件更该考虑的事情。你的客户是谁？你该如何为他争取最大的利益？” “我唯一有过的客户就是阿德里安。” “好吧，你没有辞职，他也没有解雇你。所以我想，他还是你的客户。” “根据这点，我应该让他安息。” 他摇摇头。“你漏掉了一些东西，马修。阿德里安为什么会雇用你？” “我给了他一些保安措施的建议，但是不肯收他任何费用。我想他雇用我只是变相的付我钟点费而已。” “他要你去做什么事情？” “去查整个案子。我告诉过他，我恐怕查不出什么。”我想到一些事情，“他曾经暗示说，我喜欢咬着一个案子不放。可以称之为顽固。” “你的确是这样。你还不明白吗？他希望你解开这个案子。他不想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要提防每个一个人，他希望幕落时，观众屏息以待。然后，等到换幕时间过后，他希望有机会出来鞠躬谢幕。这就是你上场的时候了。”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我说，“他为什么九九藏书不留下一封信，设计好在他死了一段时间后寄出？说到这里，别忘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个骗术高明的连续杀人犯。你真觉得你了解他的心意吗？” “那就都算了。管他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你是个侦探，去做你该做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追查到今天，而且能够查出结果。” “如果算是有结果的话。” “而这也是为什么明天你会去找你的朋友德金，告诉他你所查到的。” “因为身为侦探，我要做该做的事。” “没错。而且我想你义不容辞。” 第十六章 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餐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埃莱娜去接，结果是TJ，问埃莱娜要不要他帮忙看店。她跟他谈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等一下，”接着把话筒交给我。 “不是桃子核，”他说，“得把核敲碎，里头有核仁。” “你在说什么？” “氰化钾嘛，大哥！就是他放进苏格兰威士忌酒瓶里的？我不敢说你能不能靠吃桃子核的核仁自杀，不过有个家伙吃杏子自杀过。不是吃一个，而是吃十几二十个，就够他死翘翘了。” “你是指杏子的核仁吧。” 他沉默片刻，我可以想象他眼珠子转来转去的样子。“如果吃十五二十颗杏子的核仁会死掉，你不觉得杏子的包装袋上应该写个警告标语吗？那个家伙敲碎一堆果核，吃掉里面的核仁，结果那成了他的最后一餐。” “那是自杀吗？” “不确定。说不定他是用来治疗癌症的。有种药是从杏子的核仁里提炼出来的，有人发誓说有效又有人发誓说没效。那种药叫雷特瑞尔吗？说不定我念错了音。” “我听说过这个药。” “所以这个吃了核仁的家伙，可能是在实行自助式的雷特瑞尔疗法。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能不能用这个方法自杀，吃桃子核，吃上十五二十颗，我想答案是可以，至少吃杏子核是可以的。前提是，你要笨得会去试才行。” “反正我不认为阿德里安是从杏子核里弄到氰化钾的。” “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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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弄到。结果所有工业都用得到这种狗屎。”他又继续跟我说一些氰化钾的事，“所以他的名字很可能会出现在购买的名单上，”他说，“或者可能是艾伦·约翰逊。但也可能不是。尤其有这么多方法可以弄到。” “你怎么得到这些知识的？” “电脑呀。” “你又没有电脑。” “这个女孩儿有。” “什么女孩儿？”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儿。不像港家兄弟，她不是骇客，不懂潜进网络和资料库之类的花招。她只是用电脑来做作业、记账之类的破玩意儿。” “所以你就问她的电脑这些桃子核和氰化钾的事情，然后它就把这些资讯跑出来给你？” “你不能问的，电脑只是个机器。” “哦。” “她有个网络线上服务，了解吗，你挂上去，浏览不同的讯息布告栏，如果看到某个人可能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寄个电子邮件给他。然后他会给你回信。就像讲话一样，只不过是在屏幕上交谈罢了。” “哦。” “另外呢，你可以把问题贴在那个讯息布告栏上，然后会有人把他们的回答贴上去，你自己稍后再去查。或者他们会直接寄电子邮件给你。无论你有什么问题，总会有人知道藏书网答案。” “哦。” “当然喽，有时候你得到的回答是错的，因为通常不懂的人比懂的人爱回答问题。所以我讲这些杏子核仁的东西不能保证都对，大哥。细节部分搞不好有错。” “原来如此。” “总之，”他说，“我知道了这些事，所以我觉得该跟.99lib.你报告一声。如果你需要我的话，稍后我会待在埃莱娜的店里。” 我喝完咖啡正要出门时，电话铃响了。 是乔·德金。“我们得谈谈。”他说。 “我正要去你那里。” “别到这儿来。有个咖啡店，我跟你去过一次，是希腊咖啡店，在第八大道上，四十四街和四十五街之间。我忘了叫什么，前阵子他们重新装潢时换了店名，不过还在原来的地方。” “我知道你讲的那家店。就在第八大道靠东那一边。” “好，十分钟后见面行吗？” “没问题。我请你喝咖啡。” “我只希望你老实回答我问题，”他说，“我才不管谁他妈的付咖啡钱哩。” 我到的时候，他坐在卡座里，面前摆了一杯咖啡，脸上的表情莫测高深。他说：“我想知道你所查到关于威尔的事情。” “你怎么会提起这个？” “我怎么会提起这个？早上我打了个电话，只是想问问艾伦·约翰逊的名字会不会刚好出现在他们从有毒物品管制署那边调来的名单上。” “我猜结果刚好蒙对了。” “你是说那个名字吗？不可能，因为我根本没来得及讲名字。我什么都没搞清，就莫名其妙地盘问了一番。我知道什么关于威尔的事？怎么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 “那你怎么回答？” “说我是在查别的案子时，从一个消息来源那儿得到的。我没提起你名字——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吧。” “很好。” “我之所以没把你扯进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是因为我想在把你的名字供出去之前，先看看你知道多少。这个艾伦·约翰逊为什么会是威尔？你又是怎么查到他的，还有他到底是谁？”我正犹豫着，他又接着说，“还有，不准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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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马修。如果你要放烟幕，去别的地方放，好吗？如果你瞒着我什么，你知道，那个狗娘养的已经谋杀了四个人。不要坐在这儿乘他妈的凉，让他继续在外头杀人。” “他不会再杀任何人了。”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承诺过？他杀人，可是绝对不说谎？” “他的杀戮岁月已经结束了。” “你确定他不会改变心意吗？” “他改变不了。” “怎么说？” “因为他已经死了，”我说，“他杀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他自己。我没放烟幕也没有隐瞒。威尔就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他杀了三个人，然后自杀。” 他瞪着我。“换句话说，结案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警方还得花些力气确认、搜集证据，不过——” “可是威尔的历史和这个伟大城市的人民可以安然入眠了，对不对？” “其实不对，”我说，“你的口气好像对这件事不怎么热心，你有什么情报吗？” “我有什么情报？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总部那边有什么情报，不过等我告诉你消息来源，你就猜得出是什么情报了。我们的老友马蒂·麦格劳。”我看着他，他点点头。 “没错，就是这样，”他说，“他又接到一封威尔的信。” 第十七章 那封信显然是在看过马蒂·麦格劳最近一篇专栏文章之后写的，就是那篇间接邀请威尔粗鲁.99lib.地解决掉纽约洋基队老板的专栏。标题是“给马蒂·麦格劳的一封公开信”，信的一开头提到了马蒂·麦格劳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你问，当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他说，“只要想想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人民的意志一向就存在，甚至就如同大家也一向都需要它。这种意志化身为某个特定的血肉之躯，写了这些信，而且在最近几个月被召唤去进行几次行动，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具体显现罢了。” 他继续用这种抽象的笔法写了一两段，然后转入正题。虽然信的标题写着马蒂·麦格劳，但他并不是威尔的目标，洋基队那位自大的老板也不是。反之，他列出了三个纽约人的名字，指控他们众所周知的恶劣行为违背了公众的利益。 第一位是运输工人的工会领袖彼得·塔利，他已经威胁要以公共汽车和地铁罢工迎接新年。第二位是马文·罗梅法官，他审案一向偏袒，从来还没遇到过他不喜欢的被告。最后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的剧评家里吉斯·基尔伯恩。 那封信的复印件，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你一直在摇头，”乔·德金说，“你会觉得自己该打四十大板吧。” “这封信不是威尔写的。” “你已经说过了。我记得还讲得非常详细。” 白天我们都在第一警察局广场的一个会议室度过，我不断把自己的想法重复说给不同组的警探。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现出一副讽刺或居高临下的样子。不过无论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一再质疑我的说法，好像这是他们分内该做的事情。他们看起来都无比的年轻，我想也的确是。他们的平均年龄想必是三十五岁左右，跟我差了二十来岁。 我不懂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那么多遍。部分原因或许是要核查我的说词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进一步资料，但其实我猜这只是他们已习惯的一套例行公事。多听几遍我的故事，要比他们自己用脑袋多思考容易多了。 同时，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派了一组人去搜查阿德里安的公寓，还有另一组去搜查他的办公室。他的照片被传到奥马哈和费城，还有中西快捷总公司所在地密尔沃基。他们不一定都告诉了我，但我猜想某些切实的证据开始出现了，因为那天下午三四点左右，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那时显然他们开始知道，我讲的事情不光是胡说八道而已。 整个过程乔也参与了。他没有一直待在会议室，中间我一度以为他已经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不过他又重新出现，带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外带咖啡给我。没多久他又不见了，不过当我终于获准可以回家时，他正坐在外头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上。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口，中间经过了几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后来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厅的吧台。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另外一个人缩在吧台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吧台后面的女郎看来颇具异国风情，不过一脸厌倦的表情。她替乔调了一杯马丁尼，又给了我一杯可乐，就走开了。 乔喝掉三分之一杯的马丁尼，然后把杯子举高。“我点这个，”他说，“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的味道，而是因为经过像这样的一天之后，我想喝点东西松弛一下神经。”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点可乐。” “的确。别告诉我你从没有过那种冲动，想喝强烈点的饮料。” “我常有那种冲动，”我说，“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他对着酒保那个方向点点头。“谈到冲动，”他说。 “嗯？” “你觉得是怎样的，黑人父亲和越南母亲？” “差不多吧。” “一个背井离乡的寂寞美国大兵，一个年纪很轻却拥有东方古老知识的女郎。你仔细听我说，可以吗？不过很有趣。你看到某个人长得如此有异国情调，觉得很特别，不过这只是你自己心里在想罢了。” “你现在懂得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天上的云了。” “哦，去你的。”他说。 “大家都这么告诉我。” “是啊，我明白为什么。来，我复印了一份。我想我不应该弄的，而且我知道我也不该给你看，不过我敢跟你打赌，这玩意儿明天早上一定会见报，所以干吗让你最后才知道呢？” 说着他把威尔的信递给我。 “完全不对，”我说，“威尔没写过这封信。” “如果威尔是惠特菲尔德的话，”他说，“而且假设惠特菲尔德不是装死，那么这一切还用说吗？他当然没写过这封信，死人不会写信的。” “他死前可以先写好，他已经写过一次了。” 他从我手上把信拿去。“信里引用了麦格劳昨天登过的专栏，马修。而且他谈到了塔利威胁要让运输工会罢工的事情，那只不过是一个星期或十天前的新闻。” “我知道，”我说，“有太多证据都可以证明，阿德里安并没有写这封信然后安排在死后几星期之后寄出。但就算我从没怀疑过阿德里安，只要看看这封信，你就知道不是原来那个人写的。” “是吗？可是风格很接近啊。” “威尔二号的文笔很好，”我说，“对语言很敏感，而且我猜他下了一番工夫模仿威尔一号。我手上没有其他几封信可供比较，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辨认出是不是出自以前那个人之手。” “我不懂这些。我同意两者很近似。不过以前那些抄袭威尔的人，不也都想尽办法模仿他吗？”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不一定吗？”他耸耸肩，“也许没那么容易。你知道，他不光是抄袭写作的风格，其他也抄袭。看到签名没？” “那是把原件垫在下面描出来的。” 他点点头。“其他人也是这样。你在会议室里头被那些人搞得团团转时，我跟几个家伙谈过，问了一些科学监定方面的问题。” “我正好奇呢，”我说，“我觉得要证明新的这封信是用另一部打字机打出来的，应该不会太困难。” “哦，那当然，”他说，“如果信是用打字的话。” “如果不是打字的，”我说，“那他用手写出来这种东西，就未免太奇怪了。” “我是说用打字机打字。这封信不是，前面几封信也不是。这些信都是在电脑上打好，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的。” “他们没法用科学方法鉴定是哪部电脑吗？” 他摇摇头。“如果是打字机，每个键磨损的程度部不一样，这个键会偏一点，或者E和O会糊掉。或者键的表面会不一样。打字机就像指纹，每一台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电脑呢？” “用电脑的话，你每次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按两个键就可以九九藏书让字体大一点或小一点。你看到这个草写的签名吗？只要选草写字体，就会印成这样。” “所以无法辨认两封信是不是从同一台电脑印出来的？” “这件案子我并不完全了解，”他说，“不过也知道得挺多的。从威尔一号所写的几封信看来，他们认为用的印表机不只一台。” 他又继续说了些我无法完全了解的东西，比方你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写信，复制到磁片上，然后用另外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印出来。我没有仔细听，最后举起一只手阻止他继续讲下去。 “行了，”我说。“我被折磨死了。每次跟TJ讲话，一定要听他说电脑有多神奇。我不在乎字体或纸张，或者他是不是在东区的电脑写好，跑到西区去印出来。我甚至不在乎行文的风格。最让你没办法忽视的地方，就是他所说的事情。” “你是指什么？” “他的名单。” “原版的威尔都是写公开信给受害者。”他说，“这个人却是写给麦格劳。而且一口气就列了三个。” “没错。而且看看他名单上列了谁。” “彼得·塔利，马文·罗梅，还有里吉斯·基尔伯恩。” “阿德里安挑的都是社会无法用法律制裁的人。一个谋杀儿童却被无罪释放的变态。一个逃过一切惩罚的黑手党头子。一个煽动群众杀人却没法起诉的争取生命权人士。还有一个种族主义煽动者，他跟其他人一样，有办法逃过司法系统的制裁。” “还有一名辩护律师。” “阿德里安并不真正属于那个名单，不是吗？如果他属于这个名单，那就推衍不下去了。先不把他归进来，那这名单上就是四个法律无法制裁的人民公敌。你可以说人民的意志的确就是威尔的意志。” “那新的名单呢？” “一个工会领袖，一个法官，还有一个评论家。这等于是拿他们跟开膛手杰克和匈奴王阿提拉相提并论，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说，然后喝掉他杯子里的马丁尼，乘酒保向他看的时候，指指自己的杯子，“如果‘释放法官’罗梅被送到天上那个法庭，我也许想得出有几个人并不会因此而痛哭流涕。这狗娘养的当了一辈子法官，从来不让警察的怀疑有任何结果。他总是设定最低保释金或让他们认罪释放，就这样把案子结掉。” “他是个法官，”我说，“如果人民可以投票让他当法官，只要真的愿意，也照样可以投票让他丢官。说不定最近就会了。” “还不够快。” “那彼得·塔利呢？” “他是个自大狂妄的痞子，”他说，“威尔怎么说他？‘你威胁说要瘫痪市区交通的枢纽，为了自我权力的欲望而将全市挟为人质。’你知道，也许威尔二号模仿的本领一点也不伟大。我难以想象威尔一号会这样写。” “听听他反对里吉斯·基尔伯恩的理由。‘你几乎对百老汇舞台拥有绝对的权力，也引致你绝对的腐化。你因而昧于现实，重形式而轻内容，重风格而轻实质；拥护那些随意晦涩的作品，而鄙弃言之有物制作良好的戏剧。’这比较像是指他会去批评一个演员长得不讨喜，而这种批评又是多么不公平。” 酒吧女郎把酒端来时，他想了一会儿。“不光是因为异国风情而已，”她一走开，他就说，“也因为她刚好长得很漂亮。” “你和里吉斯·基尔伯恩，”我说，“都对别人的外表太过重视了。” “我们是两个肤浅的混蛋，”他同意道，“到底谁会想去杀一个剧评家？” “任何曾写过剧本或在戏里露过一面的，”我说，“本市至少有半数的侍者和三分之一的酒保符合这个资格。不过他们会比较喜欢用枪射死他，就像你欢迎有人这样干掉‘释放法官’罗梅一样。你或许比较喜欢离奇情节，而如果一片石檐从高楼上掉下来砸死他，你也不会伤心的。可是你自己不会想杀他。” “对，而且要是有人杀掉他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欢欣雀跃。当人民开始干掉法官时，对整个系统不会有好处。” “或者干掉评论家，”我说，“或者是劳工领袖。你知道这两个威尔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吗？第一个威尔反对的是那些法律也拿他们束手无策的人，反对他们破坏整个系统。但现在这三个都不是法律治不了的人。马文·罗梅迟早会被换掉，下回改选时，选民可能就会把他踢下去。” “但愿如此。” “而彼得·塔利可以让全纽约的交通瘫痪，但州长可以对付他。根据泰勒法案，他可以逮捕任何命令公务员罢工的人。基尔伯恩也许会在《纽约时报》工作一辈子，但他可能早晚会被调职，就像他的前任一样。这三个人都不是治不了的人，而新威尔的动机也不是要实现正义。他是怨恨这个名单上的人所拥有的权力。” “权力？怎么说？” “塔利可以下令就让全纽约市动弹不得。罗梅可以打开监狱的门，让罪犯回到大街。” “而里吉斯·基尔伯恩可以告诉一个女演员说她的鼻子太大、乳房太小，让她哭着跑去找整容医师。这就是你所谓的权力。” “他几乎可以决定哪出戏可以演下去，哪出戏演下不去。” “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差不多。不是他个人，而是他的职位。谁替《纽约时报》当剧评人，就可以有那样的影响力。他对一出戏的恶评，不能保证那出戏垮掉；而如果大家都很讨厌一出戏，那么他的喝彩也不见得能救得了。但通常他讲的话就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这表示他是那个人。” “没错。” “‘什么人？’‘掌握权力的人。’还记得这个台词吗？” “有点印象。” “‘什么权力？’‘巫毒的权力。’” “我现在想起来了。” “‘谁赌？’‘你赌。’马修，现在的戏都没有这类双关语台词了。” “的确，而且我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觉得自己没有权力，你不觉得吗？” “谁？掌握权力的人吗？” “写这封信的人。” “我来看看。”他拿着那封信，扫视一遍，“没有权力，是吗？” “你不觉得吗？” “不知道，”他说，“我想联邦调查局的人会先去查内部有没有他的档案。他恨其他人的权力影响到他，想借着威胁他们的生命来报复。而且他小时候还尿床。” “可笑，那些专家总这么说。” “就好像发现他尿过床会有助于找到那个狗娘养的。‘嘿，联邦调查局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小时候尿过床，所以你们去街上给我找一个成人小尿壶。’在追捕犯人的时候，某些资料会很管用，不过总不免会夹杂尿床这一类的玩意儿。” “我知道。” “根据资料，他来自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耶稣，真有用，不是吗？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狗屎，谁听过这个说法？” “如果你来自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我严肃地说，“那么你就会尿床。” “说不定还会杀几个人。老一套了。”他对着那封信皱眉，“没有权力，而且怨恨其他人的权力。没错，我想是这样。这个理论很有力，无可辩驳。可是你知道这个威尔二号让我想到什么吗？” “什么？” “就像你会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上面写的牢骚话一样。‘真正让我恼火的是那些没有诚意的人、代数课上的嘲笑，和没捣碎的土豆泥。’” “哦，谁会喜欢没捣碎的土豆泥？” “反正不是我。这些会让我想去把教皇杀死。不过看起来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以下是真正让我不痛快的人的名单。’” “你说得没错。” “可不是吗？”他推开凳子站起身来，“那狗娘养的所讲的话不像个杀人狂。而是个自寻烦恼的怪胎。” 第十八章 接下来的几天新闻媒体热闹非凡。马蒂·麦格劳在报上刊登了威尔刚写来的信，外加头版上的《威尔—回—来—了！》的大标题，各路记者跑遍全市，访问被他列为目标的三个受害者，他们三个人好像都觉得此事比较像个侮辱，而非威胁。 彼得·塔利选择不把威尔当成个人的敌人，而是全工会的敌人。他发表一份声明，说那位匿名作者的出现，正是市长与州长再度镇压工会的例证。他的声明中带有老式左派修辞的铿锵韵律。你几乎可以听到合音天使在后面和谐地唱着《清洁女工大团结》和《保障矿工生命》，歌声将不满的火焰煽动得更加炽烈。 马文·罗梅法官则把威尔的抨击视为对市民选择自由与控告之权利的攻击。我看到他出现在电视新闻里，他把威尔跟检察官、警方联系在一起，说他们想终止权利法案，以便速审乱决，把“通常都很穷，而且往往是黑人”的被告送进监狱。他向新闻界保证，威尔的威胁不会逼他放弃原则，就如同过去多年来他饱受检察官、警方，还有这两者在新闻界的跟班的诋毁，也绝不能让他妥协。他会继续正义执法，同时不失慈悲。 里吉斯·基尔伯恩把这整件事变成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哀叹这座城市让评论家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继续表示，最糟的限制不是来自政府检查制度或报纸编辑政策，而是来自“种种与人为善的想９９ｌiｂ?法”，友谊、怜悯，以及要求公平的感觉，似乎扮演了最恶劣的犯罪者，促使人们做出较仁慈、温和的评论，而非被评者真正应得的评价。“如果我敢于承受痛苦，摧毁我珍惜的人际关系，毁掉或许是前途大好的事业，只为了更高的真理，那么区区的肉体威胁有可能使我让步吗？没错，不能，也不会。” 他们三个人都勇敢地接受挑战，但不表示他们愿意轻易让威尔得手。彼得·塔利拒绝了警方的保护，但从工会中选出几名杀气腾腾的壮汉，全副武装当他的贴身保镖。罗梅法官接受了纽约市警局所提供的保护，另外夜里还雇了几名保安公司的保镖。（此举引起大家的好奇，一名《邮报》的记者引述某未署名的消息来源说：“如果威尔真想杀掉他的话，除非他自己就是警察。”）里吉斯·基尔伯恩也接受了警方的保护，而且每逢出席首演戏预演仪式，他身边的同伴都不是他所喜爱那种眼睛亮亮嘴唇翘翘的年轻女郎，而是一个站在右后侧的高大便衣警察，一脸无聊呆滞的神情。 威尔的信把目标指向三个纽约名人，这件事就足以炒作了一个星期了。可是新闻热潮还没有机会冷却，麦格劳就在报端爆出惊人内幕，说警方侦查小组目前已经十分确定，大家所熟知的威尔前一个被害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自己就是威尔。（《新闻日报》还没送出前，一个电视新
闻节目抢先报道了这则新闻，但马蒂是第一个披露所有细节的记者。） 虽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继续跟踪这条新闻，但都一致决定要尽力炒作。我原本希望警方不要把我扯进去，他们可能也的确保守了秘密，可是这件事引起媒体太多的关注，任何人都可能无意间走漏消息。自从接到第一个采访电话后，我们就开始用应答机过滤所有的电话。我从后门离开大楼，这样可以避开大部分守候的记者。可是进门还是得经过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们就设法困住我，有时用麦克风和摄影机，有时用笔记本。可是我对任何记者都不予理会，只是一语不发的用肩膀挤开他们往前走，什么也不说，连个笑容或皱眉的表情都没有。 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我只露了一下脸，镜头外的声音指出我是曼哈顿的私家侦探，曾受雇于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在调查前任雇主的命案时，揭开了惠特菲尔德的身份。“了不起，”埃莱娜说，“一般人不想跟记者说话时，很容易会露出生气或不耐烦或内疚或困窘的表情。可是你没有，看起来一副被阻拦却不在意的表情，好像在地铁车厢里努力挤过人群，想在车门关上前赶下车似的。” 过去多年来，我也曾被聚光灯所照射，成为大众目光的焦点，可是以前打在我身上的灯光从没像这次这么亮，也从没这么久。以前我就不在乎，这次也不会更喜欢。幸好这事对我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几个匿名戒酒协会的人曾私下提到我最近大有名气。“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了，”他们可能会说，或者是“前几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你。”我会报以微笑或耸肩，也没人会继续追问这个话题。我在匿名戒酒协会里面的熟人，大半都无法将那位揭发威尔身份的私家侦探斯卡德和老坐在后排那个叫马修家伙连在一起。他们也许知道我的故事，但很少人知道我姓什么。匿名戒酒协会就是这样。 我没被媒体追逐太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避免火上浇油的关系。新闻界不需要我帮忙他们指控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他的罪证已经一天比一天确凿。就算有任何漏洞，警方也都能随时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补充。航空公司和饭店的职员都已经指认了他的照片，NYNEX电话公司的通话记录中有几个也相当可疑，其中两个是打到上百老汇的一家住宿旅社。他通话的对象查不出来，但里奇·沃尔默曾用假名住在那儿，而那两个电话都是在里奇遇害之前一天打的。 阿德里安是原版威尔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威尔二号的话题却越来越模糊。一连串的死亡都让第一个威尔具有不祥的可信度。毕竟，当一种威胁借着某人双手的鲜血来表达之时，就具有某种无可否认的权威性。 可是当这个威胁是来自一个模仿者，而且大家又都很清楚他是模仿的，这样的威胁能有几分可信度呢？这个问题不断在电视和报上被提起，我只能确定，警方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任何人都知道，那个对塔利、罗梅和基尔伯恩这个奇异的组合发出死亡通缉令的人，从来没杀过什么，只会杀时间。事情就是这样，他能有什么危险？而你又会如何应付呢？ 总得做点事情。某个小丑打电话威胁放炸弹时，你还是得把人全都撤离某个学校或办公大楼，甚至警方都知道那很可能是个骗局。警铃响起时，救火车还是会出动，尽管大部分的警铃声到头来都是假的。（纽约市警局已经开始拆除大部分的街角红色警铃箱，因为统计数字显示实际上大部分的来自那些警铃箱的报警，都是恶作剧。可是他们得拆除箱子，不能让箱子照样立在街角，却无视那些报案的警铃。） 同时，每个人都等着看接下来会如何。那三个列在威尔名单上的人，或许等得比其他人要焦急一些，可是连他们自己大概都发现，随着时日的消逝，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他们已经越来越松懈了。 就像手提箱班尼，他觉得每天早上替托尼·富里罗发动车子很烦。抱怨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有天我去参加花旗银行总部的一个中午聚会，然后花了一两个小时逛街，想提早买圣诞礼物。我没看到什么想买的东西，最后只是觉得被圣诞节的气氛给压垮了。 这种情形每年都会发生。甚至在救世军的圣诞老人上街跟流浪汉抢着讨钱之前，我就发现自己被过往的圣诞节鬼魂纠缠着。 我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原因大半是因为我当丈夫和父亲的种种缺点。匿名戒酒协会里称这种仪式为“清理旧日残骸”，这是一种让你甩掉危险的方式。 这些仪式我都做过，悔过自新，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有系统地把那些鬼魂留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不像某些人那么急，但慢慢的、一直持续在努力。我跟我的辅导员做过一连串长谈，还有一些心灵探索，还有无数的思考与行动。如果说过去多年有些什么始终纠缠着我，现在都不见了。 只不过它们偶尔还会回来，尤其往往发生在十一月底。白昼越来越短，阳光越来越淡，我也开始回忆起我没买的每一件礼物，吵过的每一次架，讲过的每一句刻薄话，还有我找借口留在纽约而不肯拖着疲倦的身躯回长岛赛奥斯特的那些夜晚。 于是当我采购无功而返时，我没回凡登大厦，而是到对街的旅馆。我告诉自己，我无法面对凡登大厦大厅里的媒体轰炸，但其实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会在那儿遇到任何一个记者。他们都已经很体谅地对那个像是要挤出地铁车厢一样走过他们面前的家伙失去兴趣了。 我向柜台后头的雅各布打了招呼，又向一个醒着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坐在西北旅馆破落大厅里的家伙点点头。那个可怜的混蛋比我早几年搬来这里，早晚也会死在这儿。我想他没什么机会娶到一个美女，然后搬到对街的大厦里。 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迅速搜寻了一遍频道，然后又关掉了。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看着眼前一切，却视而不见。 过了一会儿，我拿起电话，拨了号。吉姆·费伯本人接的，从他说“费伯印刷公司”的那个沙哑的嗓音，我找到了多年来的那种巨大安全感。现在能听到他的声音真好，我这么想着，也告诉了他。 “其实，”我说，“光是拨你的电话号码，就让我觉得好过多了。” “哦，真要命，”他说，“我记得以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酒吧，非去不可。你知道那种好像整个人要跳出这副臭皮囊的那种感觉吗？” “我记得那种感觉。” “一旦酒倒进酒杯里，我就放松了。我还没喝，它就已经在我的血管里头把和平与爱传送到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里了。不过是什么恶劣状况，会让你打电话找你的辅导员呢？” “唔，圣诞节的愉快气氛。” “是啊，每个人一年中最喜爱的时节。我想你最近大概都没去参加聚会吧。” “我两小时前才参加过一个。” “真不错。你最近除了内疚和自怜之外，还忙些什么？忙着追查威尔的代替品吗？” “全纽约一半的警察，”我说，“外加所有的记者，都在找他。不差我一个。” “真的？你没在查这个案子？” “当然。我只是过自己的日子。” “那你不办那个案子，在办什么案子？” “其实什么也没办。” “好吧，那我把答案告诉你，”他说，“抬起你的屁股去做点事情。” 他收了线，我也把电话挂上，望向窗外。纽约还在那儿，我出去再晃一晃吧。 第十九章 那天下午我没太多事情可做。只不过想着该去见什么人，又该问他们什么问题。 其他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了。晚上我跟埃莱娜去赶了一场伍迪·艾伦的新电影，又去爱瑞厅听了一场钢琴三重奏。走回家时，我告诉她圣诞季节抓住了我。 “我不是酒鬼，”她说，“我甚至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也一样被抓住了，每个人都被抓住了。为什么你应该例外？” “我一开始被你吸引，”我说，“就是因为你那颗活泼敏锐的心。” “讨厌。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的屁股。” “你的屁股，”我说。 “一定很令你难忘。” “回家以后，”我说，“我再来温习一下。” 早晨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走到大通银行位于阿宾顿广场的分行，拜伦·利奥波德以前就把钱存在这儿。坐在我面前的银行职员是个活泼的年轻女郎，名叫南茜·张。开始她说：“这我帮不上忙，得请示一下。这件事跟那个写信的家伙有关吗？”我跟她保证无关，“因为我在报上看过你的名字。你就是破案的那个人。” 我说了些得体的谦虚话，不过这回我被认出来并不觉得难过。这绝对可以讨点便宜，结果我走出银行时，带着一张总额五万六千六百五十元付给拜伦·利奥波德的支票复印件。是从得州阿林顿汇过来的，账户是维亚特康公司。 “维亚特康，”我说，“你听过这家保险公司吗？” “没有。”她说。“这张支票是保险支付吗？” “他提领了他的保额，”我说，“不过这超出原来的现金总额，除非我的消息来源弄错了。我也没听过什么叫维亚特康的保险公司。” “是啊，你知道听起来像什么？像哪个硅谷的软件公司。” 我说：“也许那家保险公司有个专门把保单兑换成现金的分公司。” “也许。” “你的口气好像很怀疑。” “呃，这张支票看起来不像以前我所看过的保险公司支票，”她说，指指那个复印件，“现在保险公司的支票通常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而且都是用机器签名。这张却都是用原珠笔填写的。而且签名好像是同一个人用同一支笔签的。” “维亚特康。”我说。 “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地址，只写着得州阿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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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林顿不知道在哪里。” “我只能告诉你，”她活泼地说，“阿林顿在达拉斯和沃思堡之间。游骑兵的主场在哪里？” “噢，对了。” “看吧，你本来就知道的，”她笑了，“你要飞去那里吗？或者打电话去查就行了？” 817查号台的接线生查到了维亚特康公司的资料。我本来想哄她告诉我地址和电话的，可是还没来得及问，她就把电话转到语音系统，把电话号码的数字逐一念给我听。 我把电话抄下来，拨过去，接电话的小姐一开口说：“维亚特康，早安。”我就确信她是个得州妞。她的声音里完全有那种味道——靴子，蓬发，衬衫上有珍珠纽扣。 “早安，”我说，“我想打听一些贵公司的资讯。你能不能告诉我——” “请稍等，”她说，没等我讲完就让我等着。至少她没让我听罐头音乐。我等了一两分钟，然后一个男的说，“喂，我是加里。能为你效劳吗？” “我姓斯卡德，”我说，“我想了解一些贵公司的事情。” “你好，斯卡德先生，你想知道些什么？” “首先，”我说，“不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先生，我很乐意回答你，但过去的经验让我学会不要接受电话采访。如果你愿意来这里，我很乐意接待你。你可以带笔记本或录音，我一定尽力回答，而且说不定除了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外，我会额外说得更多。”他低声笑了，“你看，我们很欢迎有人替我们打知名度的，可是每次接受电话采访，到最后都成为一个不幸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再也不接受电话采访了。” “我明白了。” “你过来拜访有任何困难吗？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吧？” “从我这里过去远得很。”我说。 “那你在哪里？” “纽约。” “那倒是很远。你讲话的腔调没有得州口音，不过我知道记者常常跑来跑去的。前两天我跟一个小姐谈过，她在芝加哥出生，然后跑去俄勒冈州，替一家报纸当记者，最后才跑来得州替《星讯电子报》做事。你是纽约哪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吗？” “不是。” “那是商业报吗？不是《华尔街日报》？” 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打听些什么，也许就会去那儿跑一趟。可是打电话对我来说，好像是最直接的方法。 “加里，”我说，“我不是记者。我是纽约的私家侦探。” 电话那端沉寂了很久，久得让我怀疑电话断了线。我说：“喂？” “我还在。电话是你打的，你想知道什么？” 我单刀直入。“几个星期前，我们这里有个人被杀了。”我说，“坐在公园凳子上看报时，被开枪射杀。” “印象中纽约常有这种事情。” “也许其实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我说，“当然，纽约也有很多人以为得州佬成天都在抢劫公共马车。” “我们却不总是在想白杨事件。”他说，“好吧，我懂你的意思。自从中学那次旅行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纽约市了。老天，以前我以为我很时髦、很帅、很酷，可是你们那儿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土得要死的乡巴佬。”他回忆着，低笑两声，“后来我再也没去过了，另外我也不是那种打领结或随身带把枪的得州佬，所以那家伙肯定不是我杀的。我们公司怎么会扯上那件事？” “我正想查出来。死者名叫拜伦·利奥波德。他死前将近四个月，从贵公司领了一张五万多元的支票。这是他今年唯一的收入。我原先以为他是把保险单兑换成现金，可是这笔钱高得超出保险的范围。而且你们公司的支票看起来也不像保险公司的支票。” “的确不太像。” “所以，”我说，“我想请教一下。” 他又沉默许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自觉地开始想着电话费账单。如果没有顾客付账，你对费用难免会特别警觉。我不在乎付钱打长途电话，可是我痛恨这种威胁性的沉默。 我现在是在打公用电话，用信用卡付账。在自家公寓打会比较省钱，或者就到我对街旅馆的房间打，还可以免费。几年前，我那对年轻的骇客朋友港家兄弟曾施展魔术，主动送给我一个我并不想要的礼物，让我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我不便拒绝，可是我告诉自己，反正我不随便从这里头占到便宜，所以也不必良心不安。）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斯卡德先生，恐怕我得挂电话了。最近我们跟媒体的关系不太好，我不想引起更多麻烦。我们只是提供人们一个有尊严地死去的机会，但你们把整件旅费交易的事情弄得好像我们是一群盘旋的秃鹰。” “整件什么事情？你刚刚用的字眼是什么？” “我只是表明我的态度而已。” “可是——” “祝你今天过得好。”他说，然后挂了电话。 几年前我跟卡尔·奥科特见面时，他有个习惯，老忙着弄他书桌前挂物架上的六个烟斗，时不时拿起一个凑在鼻子前闻一闻。我告诉他不必因为顾虑我而憋着不抽，结果他说他不抽烟，烟斗是一个死去爱人的遗物，烟斗的气味会触动他的记忆。 他的办公室在博爱中心，是一个艾滋病收容所，从拜伦·利奥波德的公寓走路到这里要不了五分钟。他办公室里的样子没什么改变，只不过那排烟斗不见了。卡尔看起来也没怎么变。那张脸也许棱角更为分明，头发和小胡子更灰，可是无须艾滋病毒辅助，光是岁月本身就能造成这些效果。 “旅费交易，”他说，“很有趣的字眼。” “我不懂其中的含义。” “我曾查过字典，跟旅行有关。viaticum，意思是给旅行者的津贴。” 我要他把字拼出来，然后说，“跟那家叫维亚特康（Viati）的公司只差一个字母。” 他点点头。“听起来不怎么像什么高科技产品公司。对投资人来说比较有吸引力。” “投资人？” “旅费交易是一种新的投资工具，像你查到的那家维亚特康就是这个新产业的一分子。如果你翻过同性恋刊物，比方《拥护者》和《纽约人》，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广告，我想他们也会在财经杂志上登广告。” “卖什么？” “其实没有真正在卖什么，”他说，“他们是当交易的中间人。” “什么样的交易。”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在胸前交叠。“比方你得了绝症，”他说，“而且已经没法再工作了，所以再也没有收入。就算有保险，你的医疗费用也会渐渐花掉存款。你唯一的资产就是保险，可是要等你死了之后才会付给某人十万元。现在你是个同性恋者，所以也没有老婆和孩子需要这笔钱，而且你的爱人一年前就死了，最后这笔保险给付会落到住斯波坎乡下的老姑妈手里，让她付电费，还有给她的猫咪买些它爱死了的熏牡蛎，让格雷琴老姑妈有个优裕的黄金晚年。” “所以你就会把保单兑换成现金。” 他摇摇头。“那些保险公司都是混蛋，”他说，“有些除了退保金之外，一毛钱都不肯多给你，那些退保金跟保单面额根本不能相比。其他公司如果碰到被保险人显然没多久可活，会愿意多付一点钱赎回保单，但即使如此，也还是个烂交易。从维亚特康这类公司能拿到的钱要优厚多了。” 我问他如何运作。他解释说，旅费交易可以使交易的双方都获利，一方是艾滋病患者，通过进步的医学，已经可以用某些特定的指数精确地预测他们最多能再活多久：另一方是投资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比银行或政府债券更好的利润，而且有同等的可靠性。 通常来说，投资人每年报酬率保证在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之间。就像是无票面利息、折价购买的债券，到期后可以收到票面的总额一样，被保人死后，投资人就可以收到保险给付。当然，不同于债券的是，旅费交易没有固定期限。艾滋病患者可能比预期的活得更久，那么你每年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或者反过来，他可能刚签下交易合同就暴死，那么就会让投资人得到超快的回收。 当然，投资人的梦魇难免会发生。“痊愈的可能性，”卡尔慢吞吞地说，“想象一下，你把小孩的大学教育基金赌在某个可怜家伙的寿命上，结果有一天医学告诉你，等到你的几个小鬼们都已经早拿到博士学位之时，这家伙还活得好好的呢。”他转转眼珠，“只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就算我们苦苦等到了科学奇迹也一样。你也许会发明一个牛痘疫苗预防未来的艾滋病，也许可以变出一种魔术子弹消灭或逮住病毒，可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完全被毁掉了，要怎么活下去呢？好，医生逐渐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我们也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可是我们这些参与旅费交易的人，都已经踏上不归路。你的小孩最终可以上大学，这个投资是安全的。” “某些投资是。”我说。 “你觉得很残忍，是吧？” “我只是无法想象自己开了一张支票后，就坐等某个陌生人死掉，好让我得利。” “我懂你的意思。曾经有些文章讨论过这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同性恋的媒体。” “一定是我没看到。我谈过的那个人就提到了负面报道之类的。” “有些记者认为这种事太可怕了，”他说，“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利，应该予以谴责，等等。只要想到任何人从艾滋病赚钱就很可怕。哦，宝贝儿，那你以为制药公司是在做什么？你以为那些研究员是在做什么？”他举起一只手，“不必你说，我知道那是不同的。我也知道有些患艾滋病的人并不讨厌旅费交易，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赐好运。” “真的。” “一点也没错。马修，一旦你被诊断出已是艾滋病晚期，你就很明白自己快死了，而且这个病流行了这么些年，你也很清楚自己活下去的几率是多少。如果哪个得州佬能让你在仅存的时日中活得有尊严而且很舒服，你会怎么想他？是个吸血鬼还是恩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 “但即使如此，你还是不免觉得一方是秃鹰，而另外一方是不幸横死。这是自然反应。有家公司甚至还设定了一种联合投资的形式，就像旅费交易的共同基金。不是由某个人购买特定的一个保单，而是联合的投资基金，把风险分散到一整批的保单上头。” “长寿的风险。” 他点点头，把玩着书桌上的钉书机，我想起他死去爱人的那些烟斗，不知道他怎么处理、又是什么时候处理掉的。“但大部分的保单都是分派给特定的投资者，”他说，“我想这样的话，文书工作会简单许多。而且没有太大的必要分散风险，因为也不是真有那么多风险好分散。‘旅费，就是给旅人的钱。’每个人都是一个旅人，你知道的。早晚，每个人都得踏上这趟旅程。” 回到大通分行，南茜·张又找了一次拜伦·利奥波德的档案，从他存入维亚特康那张支票的日期开始往前找。每三个月他都会付给伊利诺斯哨兵人寿公司的一张支票。他拿到维亚特康那张支票前两个月，就不再付支票给伊利诺斯那边了。 “他换保险公司了，”我说，“所以他就不再付保险费，而且变成另外一边在付保费。” “那他死了之后——” “保险公司会直接付钱给受益人。可是受益人是谁？又付了多少钱？” “‘美丽的回答总会引出更美丽的问题，’”她说，对我的茫然表情报以一笑。“E.E.康明斯的诗。不过我想引用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句会比较恰当，对不？” “他对于问题和回答应该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吗？” “我不确定他应该怎么说，”她说，“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不过他在保险公司当了一辈子经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美国顶尖诗人。你能想象吗？” 我知道接下来我会打一些电话，于是决定回旅馆房间去打免费的，如果我可以义务工作，电话公司应该也可以。 我打到伊利诺斯哨兵人寿保险公司，他们的总部在春田市，电话被转接来转接去。我感觉不出任何一个跟我讲过话的人，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顶尖诗人，可是谁知道呢？ 最后一个名叫路易斯·利兹的人在几度搪塞之后，终于告诉我，拜伦·利奥波德的确曾是伊利诺哨兵人寿的保户，保额是七万五千元，保单在某月某日转给了俄亥俄州湖林市的威廉·哈夫迈耶先生。 “不是得州？” 不是，他说，不是得州。湖林市在俄亥俄州，他不敢确定，但他记得是在克利夫兰市郊。所谓的湖，指的应该就是伊利湖，他说。 “那林呢？” “什么？哦，那个林！真有意思，我想应该是橡树林或枫树林吧。说不定是多节松呢，哈哈哈。” 哈哈哈。那这项保单转移办妥了吗？是的。那么有一张给哈夫迈耶先生的支票吗？ “哦，他是受益人，所以我们也只能付钱给他。这个保单已经结束，上头注明已经全额付清了。” 我问哈夫迈耶是不是其他保单的受益人。他沉默了片刻，说他无从知道。 “问你的电脑嘛，”我说，“我敢说你的电脑知道。输入威廉·哈夫迈耶的名字，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恐怕我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公司机密。我们的记录并不是公开资讯。” 我深吸了一口气。“威廉·哈夫迈耶是拜伦·利奥波德保险的受益人。可是他并不是被保人的朋友或亲戚。利奥波德是把保单卖给他。” “那是所谓的旅费交易，”他说，“完全合法。我们不完全赞成，但在大多数的州，非累积型保单可以合法转让持有权，赚取财务的报酬。” 他说，他们公司规定要先通知前一个受益人，而且手续很复杂，甚至必须将保险范围列在离婚协议书上头。“但我想这些都不适用于目前情况。”他说。 “假设威廉·哈夫迈耶不只参与一个旅费交易。”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当的牟利手法，”他说，“可是并没有什么违法的情况。” “我了解。但如果他当受益人的其他被保人也死于暴力呢？” 这回他沉默的时间之长足以与阿林顿的加里匹敌。然后他慢慢地说，“你是否有理由相信……” “我想排除这个可能，”我告诉他，“而且我想你也乐意排除这个可能。我了解你有你的职业操守，不过查查你自己的记录绝非不道德。你可以等查完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发现的结果告诉我。” 我又重复讲了两次，最后他决定，反正我又不在他身边，不能从他肩膀后头偷看，因此查询他电脑里的资讯很安全。他要我等一下，我听着电话里头的音乐，中间不时穿插着伊利诺斯哨兵人寿所提供的心灵宁静广告。 其中一段广告词讲到一半时，他回来了。他语气平静的向我保证，根据伊利诺斯人寿的记录，威廉·哈夫迈耶先生除了故去的拜伦·利奥波德先生外，没当过其他人的受益人。他自己没在这个公司投保，也不是该公司任何保单的持有者或受益人。 “我想告诉你没关系，”他说，“因为其实我没有透露任何资料。只不过是确定我们没有这个资料而已。” 的确，我谢了他，然后挂了电话。我没告诉他，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他就保密不成了。若是他查过之后拒绝告诉我任何事，那他就等于告诉我很多了。 美丽的问题总是…… “我不懂，”我告诉埃莱娜。 “旅费交易的诉求？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没那么难懂。”她在计算纸上涂写着，“那个住在湖林市的投机客只要付五万六干元，不到一年就收回七万元的保单。这样获利率是多少？”她算出了一堆数字，“几乎百分之四十。这样没错吗？没错。其实不只百分之四十，因为他根本没等上一年。” “他付了不只五万六千元，”我指出，“维亚特康得替他们解决一些麻烦。他们是撮合的掮客。我猜他们在签支票给拜伦时，至少抽了五千元。” “所以如果湖林先生——” “是哈夫迈耶。” “如果他付了六万元，拿回七万五，这样获利率是多少？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他花了不到一年，就算他足足等上两年，这样的利息也还是比银行高。” “你要不要投资？” “不要。” “你回答得倒挺快。” “噢，道德上我并不反对这个，”她说，“而且博爱中心里那个人说，这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其实是个大恩惠。所以我想其他人投资这个也不坏。可是这玩意儿令我反胃。” “坐等某个人死掉的那种想法。” 她点点头。“如果他们不死的话，努力不要因此焦躁；而如果他们死了，也尽量不要因此高兴雀跃。我是说，这一切真是够狗屎了。你不觉得吗？” “嗯，我完全同意。” “这种投资也许很不错，”她说，“可是不适合我。获利越高，我对整件事就越反感。我想我还是投资房地产，还有二手艺术商店。” “我赞成，”我说，“可是我不懂的不是这个。比方你是哈夫迈耶。” “好，我当哈夫迈耶。” “你买了一张保单，被保人快死了。你付了大约六万元。根据现在的医学技术，你顶多只要等两年就能收到七万元了。” “所以呢？” “那有什么好急的？为什么要跑来纽约射杀一个坐在公园里的人？为什么只为了提早几个月、或一整年拿到钱，而花这么大的工夫？” “除非你急着要拿到那笔钱……” “还是说不通。如果你那么需要钱，保单就是一项资产。一定有办法可以拿去抵押借钱，或者拿去借给别的旅费交易投资人。如果你只是想增加利润，我也看不出这是个取人性命的动机。你照样拿到七万元，只不过提早一些罢了。” “时间就是金钱。” “没错，但这笔钱不是什么巨款。总之，如果急着要钱急得会去杀人，就不会投资在保单上。他们会去抢银行或买卖可卡因。” “也许不是哈夫迈耶干的。” 我摇摇头。“不可能是巧合，”我说，“看起来太有可能是他了。我们对那桩谋杀知道多少？凶手是个业余的陌生人，他知道受害者的姓名，而且开枪之前还大声讲出来，好确定自己没杀错人。我觉得这一切都太符合了，甚至连动机都有。” “你的意思是钱。” “对。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财务的动机。” “你的梦，”她说，“还记得吗？‘太多的钱。’” “嗯。现在关键就在一开始，因为如果钱是动机的话，我觉得钱太少了，不足以因此杀人。”她想开口，我举起一只手阻止她，“我知道，每天都有人为了一点点零钱杀人。有两个家伙买了一瓶酒，为了找的零钱吵了起来，结果其中一个就用刀刺了另外一个。还有个抢匪枪杀了一个不肯交出皮夹的家伙，从他的尸体上搜出了五块钱。可是情况不同，犯下这类罪行的人没有六万元去投资。他们不会住在中西部郊区，专程搭飞机来纽约杀一个陌生人。” “我不是要说这个。” “哦。” “我想说的是，如果只杀一个人，那的确不足以因此杀人。但如果你照这个程序，买另一张保单——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静等他们自然死亡，就可以在一到二年之内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可是如果你加快速度，在四五个月之内就收到钱，然后买另一张保单，继续这个程序——” “那你钱滚钱的速度就很快了。” “可是你还是无法证明。” “不见得。”我说，“总之，先不管这张保单。伊利诺斯哨兵人寿公司从没听过湖林市的哈夫迈耶先生。所以如果他以前干过的话，一定是在别的公司，但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寻找他的踪迹。全国有多少家保险公司？” “太多了。” “TJ会告诉我，这是办得到的，你可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侵入某个保险公司的电脑网络，就可以知道每件事情。也许吧，只要有港家兄弟的技术，还有价值数千元的电脑配备，另外还不怕犯下这个那个的重罪。同时——” “他没买过伊利诺斯哨兵公司的保单，对不对？” “对，所以呢？” “可是他可能参与其他的旅费交易。难道他不会找同一个经纪人吗？”藏书网 “哦，老天啊，”我说，“我怎么会没想到呢？” 第二十章 次日早晨刚过九点几分钟，我打电话去维亚特康公司，结果听到了电话录音，说他们的上班时间是九点到五点。我看看表，皱起眉头，然后才想到时区不同。得州的时间要比纽约早一个小时。我等了一个小时，再度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还是昨天那个叫我稍等的牛仔女郎。我要找加里，她问我的名字，我给了她，她又叫我稍等。 我等了一会儿，她回来接电话，告诉我加里出去了。她的声音变了，里.99lib.头饱含着压抑的怒气。她不喜欢撒谎，因此很不高兴我害她必须撒谎。 我问她加里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一无所知。”她说，更气了。 我忍受着她的情绪，虽然她没问，但我还是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她，并要求她请加里尽快给我回电。我想他不会给我回电的，快到中午时，我就放弃了。 大通银行的南茜·张曾问我要不要自己去阿林顿，或者让我的手指代为跑腿？我的手指似乎无法摆平这个任务，但这不表示我就得去搭飞机。 我打电话给可靠侦探社的威利·唐。惠特菲尔德，即威尔，的报导公开后，我们曾短暂交谈过，他说他到现在还没能平复过来。“那个狗娘养的，”他说，“你知道他搞什么吗？他雇我们去保护他防止他自己伤害自己。结果我们最后未能达成任务，搞得很难看。现在我们更难看，因为我们就在他身边，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朝好的方面想吧，”我说，“现在没理由不寄账单要求从他的遗产里头支付了。” “我已经寄了，别以为我只会虚报一点点来弥补我的愤怒。现在问题99lib.是他们会不会付，我可不会紧张这个。” 我要求他推荐一个得州阿林顿附近的私家侦探给我，他告诉我一个名叫盖伊·福代斯的人。他住在沃思堡，办公室在汉菲尔。 “天知道那鬼地方在哪里。”威利说。 我联络到福代斯，他沙哑的声音听起来很干练，说他次日上午有空。“我今天下午会试着打过去找他，”他说，“可是我不认为我会比你幸运。如果我直接闯去，也许会比较有用。” 次日接近中午时，他打电话给我。当时我不在，回家时听了留话才知道。我打到他的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她会呼叫他藏书网。我等着，几分钟后，电话响起，是他打来的。 “好刁滑的小痞子，”他说，“我昨天打了几个电话，先探探他的底。而我所打听到的这位加里·加里森，绝不会让我想邀他一起去钓鱼。每个人都说，他那个旅费狗屎玩意儿很合法，可是整件事就是会让一般人想吐。” “我懂你的意思。” “加里森自己的过去也有一些前科。他曾经卖过一阵子垃圾股票，被告过几次，其中两次还被以诈欺罪起诉。那两次案子都撤销了，可是并不表示他很清白。” “没错。” “地方上有一些压力，要求要么就查禁这些旅费交易，要么就加以管制。但加里森在这个夹缝间倒是把事业做得很大，而且做的事情可能超过了中间人该做的。这就是他们想管制的其中一部分。” “我想他大概混得挺不错的。” “的确是。他现在处在一个滑稽的位置，他希望打知名度，因为这表示有更多生意可做；可是他希望大家不要印象太深刻，免得管制的人让他做不成生意。就算这个生意没有什么不法，可是他以前是个骗子，所以逃避回答任何直接的问题，已经是他的第二天性了。” “贵族的天性之一，”我说。 “是啊，他还是个王子呢。一开始我让他以为我是个投资人，然后他可能猜想我是哪个州的经纪人，就变得非常合作了。他跟你那位威廉·哈夫迈耶总共做过三次生意。保单分别是三家不同保险公司的。” 他把保险公司的名字、地址、日期和电话号码给我。加上拜伦·利奥波德在内，总共有过三个人让威廉·哈夫迈耶受益，另外两个是旧金山的哈伦·菲利普斯和俄勒冈州尤金市的约翰·塞特尔。菲利普斯是投资共同基金，而塞特尔则是投保普通寿险和意外险。 “寿险和意外险，”我说。 “一般都是一起保的，对吧？真遗憾不知道他们两位先生怎么样，加里森不知道他们还活着还是死了，也没追踪这些人的情况。一旦保单持有权换人，交易完成，他就没经手了。” “要查出他们的下落应该不会太难。” “打几个电话就行了。” “对。” 他告诉我费用是多少，说他会把账单寄过来。价格似乎很合理，而且绝对比我自己乘飞机过去要便宜。我这么告诉他，并谢谢他的努力。 “不客气，”他说，“介意我问个问题吗？你在查什么呢？是不是哈夫迈耶陷害这些人，把他们给干掉了？” “感觉上是这样，”我说，“可是得看我能从那两家保险公司查到些什么才能判断。” “没错。如果菲利普斯和塞特尔都还活得好好的，就削弱了前面的理论了，对吧？” 可是他们两个都死了。 开始我很振奋，我追到了一个连续谋谋杀犯的线索了，我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住哪里，而全世界根本没有其他人察觉到他的存在。我感觉到旧有的自我一阵兴奋，等我破了这个案子，媒体又会开始追逐我，而且这个新闻将会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我想着，也许我不该再从送货后门溜走，而该面对媒体，也许我该欢迎这种关注，而且尽可能从中获利。 只要让自己的心灵有一半的机会，你会惊讶于它有多么会胡思乱想。我居然还在想着要上大卫·雷特曼的节目接受访问，而且有机会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视剧《法律与秩序》。我可以想象自己与电视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隔着茶几坐着，解释犯罪心理如何运作。我正在想象自己为了新书宣传跑遍全国时，才猛然想到哈伦·菲利普斯和约翰·塞特尔的死，并不一定能指控是哈夫迈耶谋杀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会死。他们得了艾滋病，两个都是，而这旅费交易的掮客一定早就取.９９liｂ?得了充分的医学证明。他们虽然死了，但不表示哈夫迈耶杀了他们。自然之母也可能击倒他们。所以我又打了几个电话，得到的消息让我不必在“内部版”和“公开版”之间左右为难。哈伦·菲利普斯死于教堂区的一个收容所，当时他被诊断患艾滋之后的两年八个月，距他把大众共同保险公司的保单栘转给威廉·哈夫迈耶不到一年。约翰·塞特尔则是参加了一个海外旅游，无疑是因为得到了哈夫迈耶买下他保单的这笔钱才上路的，他在一艘挪威渡轮失火，燃烧、翻覆事件中，成为溺死于波罗的海的四十八名游客之一。 我还记得这件事，不过当时并没太注意。我去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判定火灾是因为船上的电力系统故障所引起的，而且那艘客轮所搭载的旅客稍稍超出法定上限，而且其中许多游客可以称之为假日狂欢客，说他们每个人都醉醺醺的并不夸张。由于通讯的混乱，以致救援延迟，不过还算是成功，超过九成的游客和船上人员都获救了。十二名美国游客中，有三个?９9ｌib?不幸遇难，报纸很尽责地刊载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市的卡彭特夫妇，以及俄勒冈州尤金市的约翰·塞特尔。 不知为什么，我无法想象坏蛋哈夫迈耶飞到奥斯陆，然后溜上那艘油轮，在引擎室里头弄电线。我也无法想象他站在旧金山菲利普斯的床边，扯掉他的静脉注射管，或拿枕头蒙住他已经被病毒毁掉的脸。 我离开图书馆，走了一阵子，没特别留心往哪里走。室外很冷，风又大，但北风过境，空气就显得新鲜而干净。 到家时，应答机里面有留言。马蒂·麦格劳打来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我给他回电，他说他只是打电话来保持联络而已，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还是兜圈子，我说，最后又回到起点。 “这个餐厅名字不错。”他说。 “什么？” “正方形一号。是一家餐厅，酒吧，就在萧尔餐厅的旧址。那种地方你可以喝几杯小酒，吃块好牛排，不必担心该配什么葡萄酒。说正方形一号，是因为你总会回到那儿。你查到威尔什么线索了吗？” “你一定是指威尔二号。” “我指的是写信给我恐吓三个纽约名人的那个混混，不过好像没人理他。我想你没机会查出什么来吧。” “我不认为那关我什么事。” “嘿，这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呢？”我没接腔，他说，“听起来不太对，出现的方式。别走错了，马修，好吗？” “你别替我担心。” “你今天早上看到了那篇狗屎文章吗？” “狗屎？” “《纽约他妈的邮报》。其实这个报名跟他们那份烂报的原名差不多。《纽约晚邮》，以前的报头是这个名字的。” “就像《周末夜快递》吗？” “那是一份杂志，老天。” “我知道，我只是——” “稍稍有点不同，一个是杂志，另一个是报纸。”现在我听得出他声音里面的酒意了。我想酒意一直有，只是之前我没发现，“有个《纽约邮报》的故事，”他说，“很多年前，早在你出生或你父亲出生之前，老《纽约世界报》有个踢屁股和扯头发比赛，《邮报》那个烂报当时是用旧名，有天社论上说《世界报》是一条黄狗。这是个很大的侮辱，你知道，黄色新闻，你熟悉这个词吗？” “不像你那么熟悉。” “什么意思，哦，跟我耍嘴皮。你要不要听下去？” “我很想听。” “所以大家就等着看《世界报》如何反击。次日《世界报》的社论说，‘《纽约晚邮》说我们是黄狗，我们的反应就是任何狗对任何邮筒的反应。’你懂了吧？或者这种代的机锋把你弄糊涂了？” “我懂了。” “换句话说，对着你小便。”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知道，八十年前吧？说不定更久。现在的报纸可以直说‘去你妈的’，大家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以前的标准已经他妈的粉碎了。我怎么会扯到这里来的？” “你提到《邮报》。” “对，《纽约他妈的邮报》。他们对最近那封信有个评论，他们假设写信那家伙是个假货，只会吹牛不会实践。某些专家，那些大学教授，在擦屁股前应该先看看卷筒卫生纸上头的指示。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哪个怎么样？” “你不觉得这样很不负责任吗？他们当着那家伙的面说他是骗子。” “那也要他看《邮报》才行。” 他笑了。“然后去他妈的，嗯？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他们等于是在说，‘去呀，去杀人嘛，尽管去嘛。’这就是不负责任。” “你说是就是吧。” “怎么回事，你狗娘养的干吗一副施舍的样子？你现在是大人物，不屑跟我讲话了吗？”我忍住挂掉电话的冲动。“当然不是，”我好言好语地说，“我想你说得可能都没错，不过这些已经都跟我无关了，甚至一点边都沾不上。现在不管这件事我都已经够烦的了。” “哦，是吗？烦什么？” “一件其实跟我也没太大关系的案子，可是我好像已经接下这个案子了。有个家伙，我很确定他谋杀了人，可是我却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不是情杀就是谋财，”他说，“除非他像我这类人，是某个公共精神的象征。” “是谋财害命，可是我找不出理由来。假设你保了险，我是受益人。你死掉我就有钱赚了。” “干吗不反过来？” “我们先——” “不要，真的，”他说，声音抬高了，“我知道这是假设，可是我干吗要当倒霉鬼呢？我们来假设如果你死掉，我就赢了。” “好。我死了你就赚到了。所以我跳出窗户，然后——” “这是什么神经玩意儿啊？” “结果你半路把我给射杀了，为什么？” “你跳楼，我在中途射杀你。” “没错。为什么？” “练习瞄准？这是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比方你带着降落伞诸如此类的吗？” “耶稣啊，”我说，“不，不是脑筋急转弯。这只是个类似的比喻罢了。” “好吧，对不起。我在中途射杀你？” “对。” “然后你死了。” “对。” “可是反正你掉到地上都一定会死嘛。因为这只是个类似的比喻，不是脑筋急转弯，所以请告诉我，你不是从一楼窗户跳下去。” “不是，我是从高楼上往下跳。” “而且没有降落伞。” “没有降落伞。” “哦，妈的，”他说，“如果是自杀，我就拿不到保险理赔了，就这么简单吗？” “不适用。” “不适用？他妈的这是什么意思？” “即使是自杀，保单还是有效，”我说，“总之，我跳楼并不是自杀。” “是哦，那是基督教徒的善行，是对大众强烈要求作出的反应。你跳楼为什么不是自杀？你又不是鸟或飞机，更不是超人。” “这个类似的比喻不太完美，”我承认，“就姑且说，我从高楼上掉下来吧。” “那是怎么回事，失去平衡吗？” “反正我也不是第一个。” “哈！我就知道，所以是意外喽？你的意思是这样吗？……你跑去哪儿啦？嘿，地球呼叫马修，你还在吗？” “我还在。” “你让我紧张了一下。那是个意外，对吧？” “没错，”我说，“那是个意外。” 第二十一章 我悠闲地度过那个周末。参加了两次匿名戒酒聚会，星期六下午，埃莱娜和我乘七号地铁去皇后区的法拉盛逛新的唐人街。她抱怨说这里一点都不像曼哈顿的唐人街，完全没有古老或不祥的气氛，只不过是个令人不安的郊区。我们最后在一家台湾素食餐厅吃饭，吃了两口，她放下筷子说：“我收回之前的所有话。” “不错，嗯？” “简直是天堂。”她说。 几个星期来我第一次在星期天和吉姆·费伯吃晚餐，我们每次聚餐都吃中国菜，不过这回就在曼哈顿，不是皇后区。我们谈了很多不同的话题，包括马蒂·麦格劳当天早上登在《每日新闻》的专栏，专栏里面他指控威尔二号耍了我们大家。 “我不懂，”我说，“前两天我才刚跟他谈过，他很不满意《纽约邮报》写了一篇报导，说这个威尔只有帽子没有牛。现在他自己——” “只有帽子没有牛？” “就是光说不练。”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没想到你这个纽约佬嘴里会冒出这种字眼。” “最近我跟很多得州佬通过电话，”我说，“也许被传染了。问题是他前几天说《邮报》挑衅威尔是不负责任，现在他自己却故意去刺激他，说那个家伙是吹牛或脑袋有问题。” “也许是警方叫他写的。” “也许。” “可是你不这么想。” “我想他们比较可能让睡着的狗安眠。这比利用马蒂去当猫爪子要更像他们的作风。” “一堆阿猫阿狗，”他说，“听起来像下雨。麦格劳是个酒鬼，对吧？你没告诉过我吗？” “我可不想揭他的老底。” “哎，揭吧。‘人非圣贤’，记得吗？” “那我想他是个酒鬼。” “所以他出尔反尔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或许他不记得自己反对过《邮报》那篇报导。或许他根本不记得自己看过呢。” 星期一吃过早餐后，我立刻开始打电话，打了六个，有些讲了很久。我是在公寓里打的，而不是对街的旅馆房间，这表示我得付钱。此举让我觉得自己高尚而愚蠢，而非卑鄙而聪明。 星期二早上马蒂·麦格劳的专栏里有一封威尔寄来的信。头版还有个戏弄式的标题，不过头条大新闻是发生在布鲁克林布什威克区一个与贩毒有关的大屠杀。我连报纸都还没看到，早餐时门房就打电话上来，说有联邦快递。我说我下去拿，而且急得连第二杯咖啡都没喝。 快递来的东西正是我在等的。是昨天寄出的三张照片。全是同一个人的四乘五彩色快照，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白种男人，体格不错，胡子刮得很干净，眼睛和一小部分脸被金属边眼镜遮着。 我呼叫TJ，然后跟他在长途汽车总站的一个午餐小店碰面。那儿挤满了神情戒备的人，眼睛不时环视整个房间。我想他们这么提防不无道理。不过很难猜出他们到底是怕被攻击，还是怕被逮捕。 TJ对甜甜圈大感兴趣，要了两个。我点了一个烤犹太圈饼，吃掉半个。咖啡就省了，我知道这儿的咖啡没法喝。 TJ斜睨了那些照片一眼，然后宣布说他的目标看起来像克拉克·肯特。“只不过他如果想变成超人的话，该换的不只是衣服而已。就是这小子毙了麦伦吗？” “拜伦。” “对，我指的就是他。是这家伙干的吗？” “我想是。” “看起来不像冷面杀手。倒像是踩蟑螂之前都还要先通知一下那种人。” “你上次找到的那个目击证人，”我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找到。” “贩毒的那家伙。” “就是那个。” “应该还能找到。既然他要卖东西，就不能把自己弄得太难找。不然大家就会去找其他人买货了。”他敲敲那些照片，“大哥，那家伙只见过凶手的背影。” “开枪后他也没瞥见那个人的脸吗？”他头歪向一边，努力回想，“他说凶手是白人，”他回忆着，“还说长相很普通。那一定是看到了一眼，可是难道没有其他目击者比他看得更清楚吗？” “应该有几个，”我同意。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拿照片去给他们看看？” 我摇摇头。“其他证人可能必须上法庭作证。这表示要指认哈夫迈耶的话，就得由警方安排一队人给他们指认。如果他的律师发现哪个私家侦探之前拿过照片给他们看，他们的指认就有瑕疵，法官会判定指认无效。” “我发现的那个家伙不会去作证的，”他说，“所以有瑕疵也无所谓。” “没错。” “瑕疵，”他重复道，玩味着这个字眼，“唯一的问题是，我今天应该去替埃莱娜工作，她要去某个人告诉她的一个救世军商店寻宝，我得替她看店。” “我去替你的班。” “不知道行不行呢，”他说，“大哥，你得先学会很多玩意儿。写售货资料、准备收费条，还要懂得怎么讨价还价。不光是进去坐在那里就成了。” 我一掌拍过去，他笑着躲掉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他说，“你得好好练练刺拳。” 然后抓起那些照片走向店门。 那些照片是克利夫兰一名西储大学的三年级学生拍的。一开始我找威利·唐介绍一个人给我，可是我打电话过去，那个人很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抽出空来。他又介绍我另外两个人，结果打电话过去都是应答机，于是我翻了电话本，打电话给俄亥俄州马西隆市的一个熟人。马西隆离克利夫兰有段距离，不过我认识的人里头，没有人住得更近了。 我是在六七年前认识汤姆·哈夫利切克的，当时有个人曾被我逮捕送进牢里，出狱后杀了一个埃莱娜的老朋友，还有这老友的老公和孩子。负责办这个案子的警察就是哈夫利切克，他是个热爱自己工作而且办案精明的刑警队长。我们很合得来，一直保持联络。他每隔一阵子就会邀请我去俄亥俄州猎鹿，我都婉拒了，但我和他在纽约见过两次面。第一次他一个人来，参加杰维兹中心的一个警察商品展，我跟他碰面吃中饭，带他在市内逛了逛。他很喜欢纽约，于是一年多后又跟老婆一起来，埃莱娜和我带他们出去吃晚餐，而且替他们买歌舞剧门票。我们跟他们一起去看林肯中心重演的《旋转木马》，不过让他们自己去看了《猫》。埃莱娜解释说，友谊顶多只能做到这一步。.99lib. 他联络克利夫兰市警局的熟人，很快就查出威廉·哈夫迈耶一生中从没惹过麻烦。“他没有黄色表格，”哈夫利切克解释，“表示他没有被逮捕过。至少没在库亚荷加郡、没用这个名字。” 我谢了他，然后跟他要了克利夫兰警局熟人的名字和电话。 “既然他从没被逮捕过，”他继续说，“他们那儿肯定没有他的照片，加文——”就是他在克利夫兰警局的朋友——“给我一个刚退休的警察的99lib?电话，但结果这家伙正在佛罗里达度假。所以我就想到我妹妹的儿子。” “他是警官？” “是大学生。毕业后就是律师了。刚好是我们这个世界正需要的。” “律师也不能太多。” “这应该由老天爷决定，他好像一直在制造更多律师。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没人可告，只好互相打官司了。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别管他舅舅是什么德行，摄影是他的专长。” “那他盯梢的本事怎么样？” “盯梢？哦，躲起来拍照片。我看这小鬼不爱走正路。刚好对他选择的职业来说很管用。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他？”我说好，“什么时候我们去猎鹿，能不能告诉我呢？” “可能永远不会。” “我永远没法让你当个猎人，是吧？嗯，冬天结束后你不妨过来一趟，我们可以在树林里走一走，其实这是打猎最棒的部分。不必带枪，也不会不小心被哪个喝多酒的醉鬼当成公鹿给射杀。当然，这么一来的话，你就没法带鹿肉回家了。” “也就不必假装很喜欢鹿肉了。” “你不喜欢鹿肉，嗯？老实说我也不喜欢，不过出去猎头鹿回来，会让男人得到满足。” 我从埃莱娜的店打电话告诉他收到照片了，而且他外甥拍得很好。 “真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不过我并不惊讶。他一向很会拍照，从小就拍得好。我昨天晚上才跟他通过电话，我高兴的是，他做这件事开心得要命。这个小鬼可以当个好警官。” “我敢说你妹妹一定很乐意听到这个。” “她和我妹夫一定都很乐意，而且我想我懂他们的想法。当然了，律师赚的钱比警察多。谁说过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不知道，”我说，“可是我发誓不是我说的。” 我花了几个小时看店，还好我不必常常做这件事。有个人——我想是帕斯卡——的书里说过，所有人类的问题都源自于他们无法独处。基本上我很善于独处，也许开着电视也许不，不过那天我发现一个人独处是个考验。首先，我宁可出去做点别的事情。其次，一直有人进来打扰我，而且是毫无目的的那种打扰。他们会打电话来找埃莱娜，想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不留名字就把电话给挂掉。或者会开门，探头进来，结果看到我而非女主人坐镇，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就跑掉了。 的确有两三个人进来逛了逛，不过我不必跟他们讲价或准备收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要买的意思。有个人问了几幅画的价钱——所有价钱明明都标示得很清楚——然后说他会再回来。这就好比跟一个妞儿看过一场电影之后，告诉她“我会再打电话给你”是一样的意思。“开店的人，”埃莱娜曾告诉我，“比约会的女郎要来得实际。我们知道你不会再回来的。” 我倒是有了看报纸的时间。马蒂·麦格劳的专栏的确刊出威尔最近的一封信。没有署名，这位匿名作者明白表示他名单上的三个人只是个开头而已。更多人会出现在他的下一份名单里，除非我们看到光明并改邪归正。那封信让我厌倦，而且我才不相信。我有种感觉，连威尔二号自己都不相信。 下午过了一半，TJ曾过来晃了一下。他身穿破烂的牛仔裤，橘红色的背心，外罩迷彩夹克。一副在黑道很吃得开的样子。 “我得换衣服。”他说，溜过我身边到后头房间去。出来时换了卡其长裤和领尖有钮扣扣住的男式衬衫。“不想把客人吓跑，”他说，“不过如果我穿成这副德行去市中心晃，会把那里的哥儿们吓跑。” “你找到他了？” 他点点头。“他说是他看到的那个凶手没错。” “他有多肯定？” “他愿意发誓，只不过没说要拿什么来发誓。我告诉他不必发誓，没错吧？” “可能吧，你可不可以现在接着看店，等埃莱娜回来？” “没问题，你要去哪儿，大哥？” “你猜不出来吗？” “我才不猜呢，”他说，“我是用侦探技术，测出你要去克利夫兰。” 我告诉他，他是个好侦探。 我先从店里打电话去订好机票，再走路到菲莉斯·宾厄姆的办公室去拿票，然后回公寓收拾了一个旅行包，里面装了干净衬衫还有换洗的袜子和内衣。我不知道这次会去多久，但我想无论如何会过夜。 菲莉斯安排我从纽瓦克机场搭乘大陆航空的班机。我到机场时，正好是高峰时间，等到飞机在克利夫兰降落时，大部分经常往返的人都已经坐下来吃晚餐了。机场出口有几个人拿着写了名字的厚纸板在等候，其中一个有我的名字。拿厚纸板的小鬼很高，长手长脚的，微红的金发剪得很短，一张窄瘦的脸。 “我是马修·斯卡德，”我说，“你一定是杰森·格里芬。你的汤姆舅舅说，他会试着联络你，如果你有空，就会过来。” 他露出牙齿笑开了。“他说我最好有空。‘去接机，然后载他去湖林市，还有随便他想去哪里。’你想先去湖林市吗？那家伙就住在湖林市。” 我说是，然后走向他的车，是一部车龄一年左右的日本进口车。闪闪发光，我想他来机场前去过自动洗车店。 去湖林市的路上，我问他对这个案子有什么了解。“一点了解都没有。”他说。 “汤姆什么都没告诉你？” “我舅舅那种人只把必要的事情告诉你，”他说，“他上回只给我一个名字和地址，叫我去偷拍这个人的照片。我说我可能得买个长焦镜头。” “我可以还你这笔钱。” 他又露出笑容。“‘那就去借啊，’他说，所以我就去借来了。我停在哈夫迈耶先生房子的街对面，他回家时直接把车子开进车库。是那种在房子旁边建起来的车库，那一带很少见。那儿大部分是老式的房子，不过他的房子比较新，有那种密封车棚型的车库。他就把车子开进去，我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对焦和照相了。” “那你怎么办，等着他再出来？” “才不呢，因为他很可能同样开着车子出来，对不对？汤姆舅舅没教我怎么应付这种状况。事实上，他给我的唯一忠告——你猜得出来是什么吗？” “带个牛奶瓶。” “他说广口玻璃99lib.瓶。差不多。我问他要拿来干吗，他说等我在车上坐个几小时，就会知道答案了。这时我才明白玻璃瓶的用途。你绝对猜不到他接下来告诉我什么。” “什么？” “‘等瓶子满了，就在水沟里清掉。’我说，哦，就倒进水沟里吗？不会有人看到的，他说，而且会被冲走。我跟他说，谢谢他睿智的忠告，不过我自己应该也想得出该怎么清掉玻璃瓶里面的东西。他说，他带了这么多年菜鸟警察，已经知道绝对不要漏掉交代任何细节。” “他是个聪明人，”我说，“不过我站在你这边。我觉得你自己有办法把玻璃瓶里面的东西清掉的。” “也许，不过另一方面，我得承认我一开始从没想到要带玻璃瓶。电影里从没看过在瓶子里尿尿的。” 我同意的确没有。“你怎么拍到那些照片的？” “隔壁几户有个小鬼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打篮球。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去按那个人的门铃，让那家伙出来，我就给他五块钱。他过去按了铃就跑掉，哈夫迈耶先生把门打开一条缝，然后又关上。我拍了一张照片，不过都没寄给你，因为什么都没拍到。总之，我告诉那个小鬼，说他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过如果他愿意再试一次，让那个人出来，我除了原来的五块钱之外，还愿意再多加五块钱给他。” “结果成功了。” “是的。那个小鬼回他自己家里，拿了一个这么大的纸袋，里头塞了几团报纸。接下来他把纸袋放在哈夫迈耶的门廊上，点了火，再按一次门铃，还用力敲了几下门，然后就像个小偷似的跑掉了。哈夫迈耶还是把门打开一条缝，然后冲到外面来对着那个起火的纸袋又踢又踩。”他笑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能对焦，因为我笑得没法把相机抓稳。实在很好笑。” “我可以想象。” “其实这是个老套的鬼节恶作剧招数。” “不过我记得，”我说，“纸袋里应该有个惊喜。” “是啊。狗粪，这样你去踩熄火的时候，就会踩到狗屎。那个小鬼省掉这部分了。” “不过效果一样好。” “那些照片看不出他在做什么，”他说，“因为用那种镜头，我只能拍到他的脸。可是我一看到那些照片就想笑，因为他的表情让我想起整件事。” “我原先还觉得他好像一副被围攻的样子。” “是啊，”他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克利夫兰的机场位于市中心的西南边。湖林市就在伊利湖边，离西克利夫兰很近，所以我们不必经过市中心拥堵的交通就可以直接过去。杰森边开车边跟我聊，我不自觉的拿他跟TJ比。杰森也许大一两岁，看起来，他有了白皮肤和中产阶级出身的庇荫，日子过得好些。他受过较多正式教育，虽然你也可以说，TJ的街头阅历同样有价值，每一分学费都很昂贵。到了湖林市时，我认定这两个人其实没差那么多，都是很不错的小孩。 湖林市是个老郊区，有很多大树和战前盖的房子。不时可见前人废弃的空地上盖了99lib.新的一层楼矮顶四方形房舍，跟周围很不谐调。我们停在其中一栋的街对面，杰森关掉引擎。 “现在看不到那把火的痕迹了，”他说，“上回我开车走掉时，他正用扫把在清理。我想他清得很干净。” “他可以雇那个放火的小孩来替他擦洗。” “那就太酷了，对吧？不知道他在不在家。车库的门关着，也不知道他的车有没有停在里面。” “我想我不必点把火去确认，”我说，“去按他的门铃就是了。” “你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我想了想。“不用了，”我说，“我想不必。” “那我就在这里等。” “非常感谢你，”我说，“我不知道会待多久，应该会花上一些时间。” “没问题，”他说，“我还带着那个玻璃瓶。” 我只需要按一下门铃。八个音符的电铃声还没完全停歇，我就听到了他的脚步声走近了。然后他把门拉开一条缝，看到我，随即把门整个打开。 那些照片拍得很像。他很瘦小，粉红色的脸上和梳理齐整头发上的灰斑都显出他的年纪。凑得这么近，我可以看见他双焦眼镜后头水蓝的眼珠。 他穿着斜纹呢宽松长裤和格子呢运动衫。衬衫的胸前口袋里插着几支笔。棕色短统系带皮鞋擦得晶亮。 这回他的门廊上没有火，只有另一个中年男子。但哈夫迈耶依然露出受困的表情，好像这个世界有点让他难以招架。我懂那种感觉。 我说：“哈夫迈耶先生吗？” “是的。” “我能进去吗？我想跟你谈一谈。” “你是警察吗？” 这种问题常让我有回答“是”的冲动，或者巧妙的不予回答。但这回，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不是，”我说，“哈夫迈耶先生，我姓斯卡德。我是纽约的私家侦探。” “从纽约来的。” “对。” “你怎么来的？” “我怎么……” “乘飞机吗？” “对。” “好吧，”他说，肩膀垂下来，“你最好进来，好吗？” 第二十二章 原先我以为他邀我进门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他带我走进前厅，招呼我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说他可以泡壶茶，我要不要喝？我说好，这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喝杯茶好像挺不错的。 他在厨房忙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忽然想到他可能挥舞着一把屠刀，或者握着他杀掉拜伦·利奥波德那把枪走出来。如果他真这么做，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没穿防弹背心，而且身上唯一的武器只有钥匙圈上头的指甲刀。 不过我知道我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拿刀或枪对付自己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我想他有这个权利。不过他也没自杀。 他拿着一个银托柄的核桃木茶盘出来，上头有个瓷壶，旁边摆着糖罐和一个小牛奶壶，还有汤匙、茶杯和托碟，他把东西一一在茶几上放妥。他的茶加上糖和牛奶，我则是什么都不加。那是正山小种红茶。一般来说，我没法分辨出不同的茶种，不过我没喝之前，就认出这种茶的烟熏味。 “什么都比不上喝一杯茶。”他说。 我把身上带着的一个小型录音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说，“我想录音。” “应该不介意吧，”他说，“真的，录不录音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按下录音键。“这是马修·斯卡德和威廉·哈夫迈耶的谈话录音，”我说，接着报上日期和时间。然后我?９９ｌｉb.在椅子上往后靠，让他有机会讲话。 “我想你都知道了。”他说。 “大部分都知道了。” “我早知道你会来。当然，不知道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过我知道会有某个人来。真不懂我怎么会以为自己逃得过。”他拾起眼睛看着我，“我一定是疯了。”他说。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那艘船，”他说，“那艘可怕的船。” “那艘渡轮。” “马格纳·叙韦森号。你知道，那艘渡轮根本没有管理，显然非常不安全。你不会相信这艘船有多少违规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它害多少人白白送死？” “四十八个。” “对。” “约翰·塞特尔是其中之一。” “没错。” “你有他的保单，”我说，“是通过得州一个旅费交易经纪人买下的。你以前做过这种旅费交易，其中一个姓菲利普斯。” “哈伦·菲利普斯。” “你从菲利普斯身上赚了一笔，”我说，“然后投资在塞特尔身上。” “这些都是不错的投资。”他说。 “据我所知的确是。” “从各方面来说都不错。无论是对那些可怜患病又没钱的人，或者我们这种寻找高利润又安全的投资方式的人。对不起，你告诉过我你的姓，可是我不记得了。” “马修·斯卡德。” “是，当然。斯卡德先生，我是个鳏夫。我太太以前患了多重硬化症，婚后的大半岁月都卧病在床。她过世已经快满七年了。” “一定很痛苦。” “是的，我想是。你会慢慢习惯，就像你会习惯独居。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几年。五年前他们希望我提早退休。‘多年来，你一直是个忠心的好职员，因此我们愿意付钱请你辞职。’当然了，他们没这么说，但反正我得到的指示就是这样。我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所以你就有钱投资了。” “如果我想活不去，就非把那些钱拿去投资不可。存在银行里头的利息不够，而且我老担心银行倒闭的风险。你是乘飞机来这里的，对吧？我这辈子从没坐过飞机。我一直很怕飞行。很荒谬吧？我在街上射杀了一个人，冷血无情地谋杀他，可是我却怕坐飞机。你这辈子听过这么荒谬的事情吗？” 我尽量不去看录音机。只希望这些话都录了下来。 我说：“那艘船沉没的时候……” “马格纳·叙韦森号。海上的死亡陷阱。我们总以为北欧的船应该不会太糟，对吧？” “那是意外。” “是，是意外。” “而且这件事起了头，对吧？你所持有约翰·塞特尔的保单是五万元，如果他待在家里死于艾滋病，你就会得到五万元。” “对。” “但因为他是死于意外……” “我得到了双倍。” “十万元。” “是的。” “因为那张保单有双倍理赔条款。”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说，“我根本没有概念。收到保险公司的支票时，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而且我还真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相信我如果没通知他们的话，他们日后还会跟我追讨利息。结果他们告诉我双倍理赔的事情，还有塞特尔先生死亡的方式如何让我得到保单面额双倍的钱。” “好一笔横财。” “我简直不敢相信。之前我付三万八千元买那张保单，所以这个投资的报酬已经很好了，但结果真是太惊人。我的投资几乎回收了三倍。三万八千元变成了十万元。” “一夜之间。” “没错。” “所以你又参与了另一个旅费交易。” “对。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媒介。” “我了解原因。” “我把一部分收入存进银行，其他的又拿投入另外一个旅费交易。这回我买的保单比较贵，七万五千元。” “你曾事先确定过那个保单有双重理赔条款吗？” “不！不，我发誓我没有。” “嗯，我了解。” “我从没问过。可是收到保单后——” “你瞄了一眼。” “对。你知道，只是看看有没有这种条款罢了。” “结果有。” “对。” 我没搭腔，沉默着，又喝了点茶。小录音机侧边的红灯亮着，录音带继续转，录下了这段沉默。 “有些评论家严厉批评旅费交易，他们并不是基于投资观点，每个人都承认这是个好投资，而是针对等着某个人死掉，好让自己成为他的理赔受益人这种想法。我看过一个漫画，一个人走在沙漠里，一堆秃鹰在他头上盘旋。可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有什么差别？” “因为其实你不太会想到那个人。如果只要你稍稍顾念他，你就会希望他活得很好。我当然宁可希望某个人多享受一个月的生命，也不愿我的投资提早一个月到期。毕竟，我知道他不会长生不死，这是科学事实，我的本金和利息都有保障，因为他身体状况的生物过程不可逆反。哈伦·菲利普斯和约翰·塞特尔也是如此，我早知道他们快死了，不会再活太久。可是我并没有老想着这件事，也不希望他们早点死。” “可是换了拜伦·利奥波德，就不一样了。” 他看着我。“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问。 “我想我知道。” “如果他得了艾滋病，最后因此而死，我就会拿到七万五千元。如果他被车撞死，或者在浴缸里摔死，或者死于火灾，那我就会得到双倍的钱。”他摘下眼镜，双手拿着，凝视着我，毫不设防地说，“我其他什么都没法想，”他说，“我没法把这个事实赶出脑子。” “我明白。” “是吗？再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开始会觉得那是我的钱，十五万元都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十五万。” 我听过一些小偷讲过类似的话。小偷想要你的东西，他心里就开始把所有权栘转，所以东西就都变成他的——他的钱、他的表、他的车。他看到你还持有这些东西，所以他是出于一种几乎是正当的义愤，才去拿的。他从你那边拿来时，并不是偷窃，而是收回而已。 “如果他死于艾滋病，”他说，“就少掉一半的钱。我无法自制的一直想着这是个多大的浪费。这些钱不会被他，或他的继承者，成任何人拿走。完全就是损失。但如果他不幸死于意外——” “那钱就是你的了。” “对，而且不会让任何人付出代价，那不是他的钱，或其他任何人的钱，我会得到一笔纯粹的横财。” “那保险公司呢？” “可是他们已经把风险考虑进去了！”他的声音忽然提高，音量骤增，“他们卖给我一个有双重理赔条款的保单。我相信是业务员建议的，不会有人刻意要求这种条款。这个条款会使得每期保费高一点，所以钱已经在那里了，如果不是我得到这笔意外之财，那就是保险公司得到，因为他们只好留下这笔钱。” 我还是没出声，他的声音陡然降下，然后说：“当然那些钱不会凭空生出来。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我也没资格拿。可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笔钱。如果他意外死掉，那就是我的钱了，一毛也不少。如果他死于艾滋，那我就少拿了一半。” “少拿了一半。” “没错，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拿起茶壶，把我们两个人的茶杯都加满，“我开始想象意外的发生。”他说。 “想象？” “想象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一带有很多人会死于车祸。我想这类意外在纽约比较少。” “还是有，”我说，“不过没那么多。” “一想到纽约，”他说，“你就会想到那儿的人很容易被谋杀。虽然真正的谋杀率并不比起其他城市高，对吧？” “的确，没那么高。” “新奥尔良高多了，”他说，然后说了其他几个城市的名字，“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说，“纽约大街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甚至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是有这个名声没错。”我表示同意。 “所以我就想象他会碰上这种事。一把刀或枪，迅速结束生命的外伤。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吗？” “怎么想？” “我还想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对你和拜伦·利奥波德两个人？” “没错。” “你怎么会这么想。” “让他迅速死亡。” “简直为了仁慈而杀人。”我说。 “你是在讽刺，可是难道病死会比较仁慈吗？生命一点点的被吞噬掉，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最后在你死掉之前，就夺走你活下去的意志？你知道目睹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吗？” “不知道。” “那你应该很庆幸。” “我是很庆幸。” 他再度摘下眼镜，用手背擦擦眼睛。“她就是一点一点地死掉的。”他说。 我什么都没说。 “我太太。她花了好几年才走完死亡之路。死亡先让她用拐杖，然后让她坐上轮椅。这会吞噬掉她生活的某一部分，我们就得调整自己去习惯这种情况。然后死亡又会再咬一口，情况永远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 “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熬。” “我想是的，”他说，仿佛他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我常祈祷让她死掉，觉得很矛盾。你怎么可能祈祷一个心爱的人死掉呢？你会祈祷她得到解脱，但怎么有办法祈祷她死掉呢？‘上帝啊，减轻她的痛苦吧。’我会这么说，‘上帝啊，赐予她承受重担的力量吧。’然后我不自觉地就会祈祷，‘上帝啊，让这一切结束吧。’”他叹了口气，直起身子。“可是一切都没有丝毫不同。疾病有它自己的行程表，有它自己的步调。祈祷无法使它减缓或加速。它想折磨她多久就折磨多久。然后杀了她。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那个录音机似乎有戏剧感，第一面刚好挑在这时录到底。一般人都会想尽可能顺利地把录音机打开换面，然后重新录音，免得打断气氛。结果我的手指却破坏了这个过程，我笨手笨脚的按钮，又笨手笨脚的把录音带换面。 也许这样也好，也许气氛正需要打断。 他重新开口，话题转向拜伦·利奥波德。“开始我只想着可能会有人杀掉他，”他说，“某个闯入他家的小偷，或者街上的抢匪。任何事情，街头毒贩战争中某颗乱飞的子弹，或者我在报上或电视里头看过的任何情景。我会在脑中重新排演一遍，然后想象是发生在他身上。我看过一个节目，我想是真实故事改编的，里头的男护士把病人给闷死。不见得都是绝症病人，所以我想这个事件不能算是仁慈杀人的案例。我想着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然后我想到，如果病人真这样被杀掉的话，可能会被误判为自然死亡。” “那你就被欺骗了。” “对，而且还永远不知道自己被骗。我只知道，某个好心的护士可能把哈伦·菲利普斯给闷死，他的保单也有双倍理赔的条款，所以——” “没错。” “如果拜伦·利奥波德会死于谋杀的话，就不能让他看起来像是死于睡梦中，或者像是死于疾病。这种意外无法伪装成自然死亡。我查过，凶杀符合保险的意外死亡定义。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已经盘算着要自己动手了。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进入我脑中的，但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就再也摆脱不掉了。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法想。” 以前他从没想过要采取行动结束他太太的生命，就连他祈祷太太早日死亡时，也从没想到要真的去做什么事。当他开始实际考虑过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很多方法时，忽然想到，当初一把刀或一颗子弹，将可以免去他太太许多痛苦。 “可是我绝对做不出来。”他说。 “但你觉得换了利奥波德你就做得出来。” “我不知道。我唯一能想象的方式是用枪。我不可能打他或用刀刺他，但或许我可以拿枪指着他，扣下扳机。也说不定我做不到。我完全不敢确定。” “你从哪儿弄来那把枪的？” “我有这把枪已经好几年了。原来是我一个舅舅的，他过世之后，我舅妈不希望家里有枪。我把它连同一盒子弹放在阁楼的一个皮箱里，就忘了这件事。然后我想起来，东西还放在那里。我连那把枪还能不能用都不知道，我还想，如果我射击的话，说不定会轰掉自己的脑袋。” “可是你结果还是拿来用了？” “我开车去乡下试射。朝着一棵树的树干射了两发子弹。枪好像没问题。所以我就回家，想着这件事，吃不下睡不着。然后我知道我得找些事情来做。于是我就去了纽约。” “你带着那把枪，怎么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我怎么……可是我没去机场，我不坐飞机，从来没坐过。” “你刚刚说过，”我说，“我忘了。” “我乘火车，”他说，“没有安全检查，不必通过金属侦测器。我想他们不怕劫火车。” “从杰西·詹姆斯之后就不怕了。” “我到了纽约，”他说，“找到他住的那栋大厦，结果一个半街区外就有一家供早餐的旅社。我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待多久，但我想如果我有胆去做那件事的话，最多不会待超过一个星期。” 结果，在那家旅社住了一夜后，次日早晨就有机会。他走到那个小公园，以便观察利奥波德那栋大厦的门口，此时他看到利奥波德撑着两枝拐杖带了一份报纸出现，他直觉上就知道这是他寻找的人。他脸上显示了艾滋病的病征，而且显然已经到了晚期了。 可是他没把枪带在身上。枪还放在旅社房间里，用一条抹布包着，锁在他的行李箱里面。第二天早上他带枪出门，到达公园的时候，拜伦·利奥波德已经坐在那张板凳上了。他忽然想到，这个区似乎住了很多同性恋者，说不定有其他艾滋病患也住在那栋大楼里。虽然迅速的死亡无疑可以解救这个有福的人，不管他是谁，但确定一下他的身份似乎比较慎重。这样可以确保这桩谋杀能让他得利——无论他怎么找借口合理化，他杀人还是为了钱，如果杀错了人，那他就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了。 “所以我走向他，”他说，“喊了他的名字，他点点头，然后我又喊了一次他的名字，他说是的，他是拜伦·利奥波德，或类似的话，我也记不清了。我还是不确定自己会动手，你知道，因为我还在挣扎。我可以确认他的身份后就转身走开，不回再动手。或者我可以回家，然后忘掉这一切。 “‘利奥波德先生？’‘是的。’‘拜伦·利奥波德？’‘是的，有什么事？’诸如此类的。然后我掏出枪，朝他射击。” 此后的记忆甚为模糊。他开始跑，希望有人追上来，希望被逮住。但没有人跟着他，也没人抓到他。中午刚过，他就搭上了回程火车，回克利夫兰。 “我还以为他们会找上门来。”他说。 “结果一个都没有。” “对。公园里有几个人，目击者。我以为他们会描述我的长相，然后会弄出一张合成画像登在所有报纸上。我以为会有人把保单和我联想在一起。可是报上什么也没登，至少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一直等着有人找上门来，可是一个都没有。” “听起来你似乎欢迎有人找上门来。” 他缓缓地点点头。“我一直想着这件事，”他说，“到现在还是无法向自己解释，也绝对无法向其他任何人解释。我原先有个幻觉，以为自己可以去纽约，杀了这个人，然后回到这里，而我生活中的唯一改变就是我会更有钱。” “结果事情不是这样。” “我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他说，“那个幻觉就忽然消失了，像烟雾里的图画一样，一阵风吹过就没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然后事情完成了，那个人死了，再也无法挽回。” “不可能了。” “对，绝对不可能了，过去的事情一丝都无法改变。全都刻在石头上，连一个字、一个笔画都无法抹去。”他沉重地叹息，“我原以为……唉，别管我怎么以为了。” “告诉我吧。” “我原以为杀了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以为反正他早晚都得死。结果他真的死了！” “没错。” “我们所有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人都不免一死。但这就表示杀人无罪吗？” 上帝杀人就无罪，我心想。他常常在动手。 “我告诉自己，我帮了他一个忙，”他苦涩地说，“我让他轻松地死去。可是我凭什么以为这是他想要的？如果他已经准备要死，他可以吃药，可以把塑胶袋套在自己头上。有太多方式了。老天在上，他住在高楼上，如果他想死的
话，还可以从自家窗子跳楼。”他的眉毛拧成一团，“看得出来他并不急着赴死，他卖掉保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拿钱活下去。他希望尽可能活得久、活得好。所以我提供他那笔钱，”他说，“然后我又取走了他的性命。” 他刚刚说话中途，把眼镜摘下来了，现在他再度戴上，透过镜片看着我。“好吧，”他说，“现在怎么办？” 永远都是美丽的问题。 “你有几个选择，”我说，“有个克利夫兰的警官，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很熟悉整个状况。我们可以去他所在的警察局自首，让他正式宣读你的权利给你听。” “米兰达警告。”他说。 “对，一般是这么称呼。然后当然你可以有律师在场，他会跟你解释有哪些选择。他可能会建议你接受引渡，然后你会被安排押送去纽约。”
“我明白了。” “或者你可以自愿跟我去纽约。”我说。 “去纽约。”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主要可以替你省掉许多延迟和官僚公文程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私人的好处。” “是什么？” “我不会使用手铐，”我说，“如果你被正式拘捕，全程就得被铐住，这样在飞机上会很尴尬而且不舒服。我没有警方的身份，所以不受这种规则约束。我们只要坐在一起就行了。” “在飞机上。”他说。 “哦，对，你不乘飞机的。” “我想你一定觉得很愚蠢，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讲。哈夫迈耶先生，我不想说服你做任何事情，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被正式拘捕，押送到纽约，他们就会逼着你乘飞机。” “可是如果我跟你去——” “坐火车要多久？” “不到十二个小时。” “不是开玩笑吧。” “湖岸线特快车。”他说，“清晨三点从克利夫兰开出，下午两点十分抵达纽约。” “你上回就乘这班车去纽约的？” “没那么糟，”他说，“座椅可以放平躺下睡觉。还有餐车。” 飞机只要一个小时出头，但即使我把他送去克利夫兰警局蹲监狱，我自己也得等到明天上午才有班机飞回纽约。 “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我说，“我会陪你乘火车。” 他点点头。“我想这样最好。”他说。 第二十三章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 我让哈夫迈耶独处一会儿，匆匆过9９lｉb?街到车旁，把状况大致告诉杰森·格里芬。他本来晚上另有计划的，但坚持说取消没问题，而且说他很乐意送我和我的犯人到火车站。我告诉他可以跟我一起进屋，他同意说这样要比拿着他舅舅建议的那个广口瓶坐在车里好得多。 他锁车时，我自己匆忙赶回屋内，我对于让哈夫迈耶单独待着很紧张。我担心会发现他已经自杀身亡，或者正在打电话找律师。很难说这两种情况哪个更棘手，但事实证明两种担心都很无稽。 我告诉他，我已经请我的司机进来加入我们。片刻之后，敲门声想起，我替杰森开门。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该谈些什么，但哈夫迈耶一获知杰森是西储大学的学生，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他们谈起该校的美式足球队，然后很自然的转而对克利夫兰的职业球队布朗队热心讨论起来，还一起数落那个不忠的老板打算?99lｉｂ?把球队卖到巴尔的摩的决定。 “我所能想到对那个人最善意的评语，”哈夫迈耶说，“就是他完全是个狗娘养的。”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让我谈起沃尔特·奥马利的个性和他的历史，然后大家继而讨论起一个球队的往事，曾经有过哪些球员，或者和球迷的关系。这些话题本身就很有趣，情境又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气氛。房间里充满了两种谈话，一个是我们正在谈的，另一个是我们选择不去谈的。前者是运动及其幻觉，后者则是凶杀及其后果。 杰森打了两个电话去取消他晚上的计划。我打电话给全美铁路公司预订两张克利夫兰到纽约的湖岸线特快车票，然后又打电话去纽约给埃莱娜，听到应答机上头我自己的声音：我留了话，说我次日下午会回去。返回客厅时，杰森和哈夫迈耶正在讨论晚餐。杰森建议出去吃比萨，哈夫迈耶说叫外卖比萨更快也更简单。他自己打了电话，多米诺的送外卖的男孩在离规定的二十分钟还颇有一段距离时便送来了。哈夫迈耶喝阿姆斯台尔啤酒配比萨，杰森和我则喝可口可乐。我感觉杰森其实比较想喝啤酒，很好奇他为什么不要一罐。他觉得值勤时喝酒不适当吗？或者他舅舅告诉过他我是个戒酒的酒鬼，使得他认为不该在我面前喝酒？ 晚饭后，哈夫迈耶想起他应该整理行李。我和他一起进卧室，靠在墙上等他慢条斯理地挑选衣服，放进行李箱。整理好之后，他关上箱盖，提起来做了个表情。他说他一直想要买个有轮子的行李箱，现在大家都用那种，可是却没去买。 “可是我想我不会再有太多旅行了。”他说。 我问他行李箱重不重。 “还好，”他说，“这次带的东西比上回多，可是没带枪，那把枪比你想象的要重。我这倒想起来了，那把枪我该怎么处理？” “你还留着？” “很蠢吧？我本来打算丢掉的。扔进阴沟里，或者抛到湖里去。可是我却留着，我想我可能会，呃，需要它。” “放在哪里？” “阁楼上。要不要我去拿？或者放在那里就行？” 我思索着这个问题。曾有一度答案很明显，但许多法庭判定改变了证据的可接受性。应该把枪留在原地一阵子，按正规程序申请到搜索票再来拿吗？ 或许吧，我想，但我衡量万一有人闯进来把枪偷走的可能性，觉得还是把凶器带走比较妥当。就算哪个法官不允许这个证物列入，光凭哈夫迈耶的录音带自白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我觉得更足以让他被起诉。 他爬到窄小的阁楼里，把包在一块红白方格布里的枪拿下来。我想那一定就是那块抹布了。他原封不动的递给我，我没打开就闻得到枪的味道。他上次射击过后没有清理，还闻得到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火药味。 我走出去，到杰森的车旁边，把枪锁进我的公事包里。 我们玩红心牌消磨时间，哈夫迈耶又泡了一壶９9ｌｉｂ?t>茶，然后杰森提早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比火车出发的时间几乎早了一个小时。我给了他一些钱，他说他才应该付钱谢谢我给他这个经验。我告诉他别儍了，于是他把钱收进口袋。 哈夫迈耶坚持付我们两个人的火车票钱，就像他刚刚也坚持付比萨钱一样。“两张单程车票，”他说，“你不会再回克利夫兰，我也不会了。” 火车很挤，我们没订到相连的座位。我把列车员拉到一边，告诉他我是个私家侦探，正陪同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返回纽约。他替我和一个家伙换了座位，我让哈夫迈耶靠窗，我在他旁边坐下。 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他想知道以后可能发生的状况，我就自己所知回答他。我说即使他打算尽力配合警方而且认罪，也还是应该找个律师。他说他在克利夫兰曾雇用过一个，但那个人不办刑事案件，而且反正他是在克利夫兰。“不过我想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个。”他说，我说的确，我可以推荐几个纽约律师给他。 他说，他相信他的余生都会在监狱内度过。我说不见得，他很可能可以用认罪换来比较轻的罪刑，律师可以辩称他太太死亡所造成的痛苦，让他因此获得减刑，而且他没有前科（甚至除了收到过两张违规停车告罚单之外，也没有任何交通违规纪录）也绝对会成为他的优势。“你还是得去坐牢，”我说，“不过可能是在安全警戒最低的监狱，其他大部分的犯人都是白领罪犯，不是侵犯儿童者和暴力杀人犯。我意思不是说你会喜欢那个环境，可是那儿也不会是《肖申克的救赎》里头那种炼狱。而且我相信你服刑不会超过五年。” “对于杀害一个无辜者的凶手来说，”他说，“这样的刑期似乎不是很久。” “一旦他去坐牢，就会觉得这样的刑期似乎太久。”我心想。就算他还是觉得不够长，随时可以再回去坐牢。 离开克利夫兰四十五分钟左右，哈夫迈耶就拿出一颗安定，显然是为了长途火车旅行而服用的。他要给我一颗，但我拒绝了。我想吃一颗，可是接下来我就会想喝一品脱“早年时光”威士忌。哈夫迈耶吞下那颗药，把座椅放平，合上眼睛，接下来五六个小时都没再听到他说话。 昨天在纽瓦克机场等飞机时，我买了一本平装书，可是到克利夫兰途中却根本没打开来看过。这会儿我从袋子里拿出来，看了一阵子，时不时把书放在膝上，望向窗外的远方，陷入长时间的沉思。火车旅行总会有这样的特性。 黎明之前，我合了一会儿眼，睁开眼睛时，外面已经天色大亮，火车快到罗彻斯特了。我溜去餐车喝杯咖啡。回来时哈夫迈耶还在睡。 之后没多久他就醒来，我们去吃了早餐，然后回到座位上。剩下的旅程他都醒着，可是没怎么说话，镇静剂的效用似乎还是让他昏昏沉沉。他读着全美火车的公司杂志，后来我看他好像没什么兴趣，就把我不看的那本平装书给他。 接近中午时，火车刚过奥尔巴尼，我打了个电话。现在火车上也可以打电话了，车上有个公用电话，只要把信用卡插进去就行。我打到第六分局找到了哈里斯·康利，告诉他我带着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嫌疑犯，正在克利夫兰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甚至不需要提醒他拜伦·利奥波德是谁，因为他脑袋里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说，“你干吗，逮捕他了吗？我不确定这样是符合法定程序的。” “他是自愿跟我走的，”我说，“我已经把他的自白录音了。我也不确定自己这样做符合法定程序，可是我已经做了，他杀人用的凶枪我也带着。” “真是不得了。”他说，建议临时调派几个警察来接我们，但我觉得没必要。哈夫迈耶是自愿来的，我想带他去分局会让他比较自在。何况，我答应他尽量不给他上手铐的。 火车.99lib.抵达纽约的大中央车站时，我就后悔了。天上飘着细雨，通常都因此叫不到计程车。还好没等多久，刚好一辆计程车有人下车，我们赶紧跳上去，开往市中心。 我不必待在第六分局太久。我把枪（拆开包布以后，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枪膛里还有三发子弹）和哈夫迈耶自白的录音带交给康利，然后回答了一连串的问题，又口述了一份笔录。 “很高兴你打来时我正好在，”康利告诉我，“而且幸好我还记得以前跟你谈过的事情。我想不必告诉你，我们并没有全力办这个案子。” “猜得到。” “分类，”他说，“你会把时间花在有机会破案的那一类，或者特别受瞩目的案子上。” “一向都是如此。” “而且我猜想，未来也是这样。问题是，这个案子并不热门，七十二个小时之后就被搁到一边了。今天整个纽约都疯了，尤其是警察局，我还能记得自己的名字已经是奇迹了，更别说你的名字和拜伦·利奥波德。” “怎么回事？” “你还不知道？过去十二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乘火车。” “哦，对。但即使如此，你没看报纸、听收音机吗？你经过大中央车站，一定有经过报摊啊。” “我得提行李，还得照管一个自首的谋杀犯，”我提醒他，“没时间去管波斯尼亚发生了什么事。” “别管波斯尼亚了。今天的头条新闻不是波斯尼亚，全都是威尔。” “威尔？” 他点点头。“不是威尔一号复活，就是威尔二号比任何人所想的要危险。你知道那个剧评家吧？” “里吉斯·基尔伯恩。” “就是他，”他说，“威尔昨天晚上把他干掉了。” 第二十四章 你几乎可以说他是自找的。 我不知怎的没看到他写的那篇专栏。是在上个周末左右登出来的，不是在平常刊登他评论的艺文版，而是在《纽约时报》的评论版。我好像曾在报上看到过这个话题，而且那天我好像看过萨菲尔的专栏，那是一篇谈论两个总统候选人的文章。所以我对里吉斯·基尔伯恩的文章很可能看了一眼，但大概还没产生兴趣就又跳去看别的了。 很自然的，他的短评一开始就极力为媒体自由而辩护。他之前为了回应登上威尔名单的风波已经写过了，现在为了自己的良知和对读者的责九九藏书任而进一步发挥。当初我大概是觉得自己不太需要再听一遍。 这篇篇幅八百五十字的评论中，他写了大半才提到重点。剩下的篇幅都在评论一出戏，但这出戏没在百老汇，也没在百老汇之外上演，而是演给全纽约看。他评论的是威尔，而且给了一篇恶评。 “一场历时已久的戏，”他写道，“往往会换个主角重新上演，此类情形甚为常见，却毫无必要。原来的戏以明星取胜，因而换角重演总会让人失望。而这用于音乐剧《威尔！》也的确是真理，现在某些制作人一定会在剧名后头加上个惊叹号。 “第一次上演时，《威尔！》无疑是出好戏。已故的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极为出色的诠释了剧名的这个角色，整出戏紧紧扣住了八百万纽约观众的心。但接棒演出的人，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出闹剧（虽然也有些喜剧片段），而且有闹剧的所有风味和效果。 “随着惠特菲尔德死亡并揭开真面目，他的替身演员从舞台两侧冒出来——而且跌了个狗吃屎。我们所称呼的‘威尔二号’是个吹牛大王和疯子。我们一度认真对待这个劣质的复印版，纯粹只因为我们还残留原版的记忆。 “但是现在不了。‘你只是一副纸牌而已，’爱丽丝对着梦游仙境中四个角落的敌人说。同样的话，我也要拿来送给这个披着惠特菲尔德旧戏服的懦夫。我再也不会带着保镖，再也不会坐困愁城。我看戏时，身边靠走道的位置再也不会被一个彪形大汉所占据，他宁可回家看电视剧《纽约重案组》。我已经找回自己的生活，而我也只能以此建议现在的威尔。下台一鞠躬，谢幕走人——找回自己的生活吧。” 基尔伯恩已经下定决心，可是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他还是先知会了警方。虽然他们都持反对的态度，但没有人认真地劝他不要发表。其实警方的结论跟他差不多。盗版杀手不会像原版那么危险，但慢慢的，威尔看起来毕竟不是个盗版杀手，他只是模仿别人写信罢了。警方还是会追捕他，但实在没那么紧急就是了。 所以星期二晚上，我正在俄亥俄州湖林市一栋平房的厨房中跟一个大学生和自白的犯人打扑克的时候，里吉斯·基尔伯恩正在看P.J.贝瑞的新戏《可怜的小罗德岛》预演。他的女伴是个年轻女郎，名叫梅尔巴·罗金。看起来像个模特儿，但其实是个时装摄影师。看完戏之后，两人去乔艾伦餐厅吃宵夜，然后一起乘计程车回到基尔伯恩位于切尔西一栋褐石建筑一楼的公寓里。 一点十五分左右，他建议她留下来过夜，但明天一早她得起床拍照，所以想回家。（有个小报推测说如果她留下来过夜会怎么样。基尔伯恩还会活着吗？或者她会跟他一起死？）他陪她走到第七大道，送她坐上往市中心的计程车——她住在克罗斯比街的一栋筒楼里——她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回头往家的方向走。 显然他直接回到自己的公寓，过了一两个小时，有人来找他。由于并无强行进入的痕迹，因此若不是威尔有钥匙，就是基尔伯恩开门让他进去。基尔伯恩似乎也并没有抵抗，他被重物击中头部，这一击很可能让他失去知觉。他面朝下倒在地板上，或者是威尔把他摆成那个样子。接着凶手用一把碳钢切菜刀刺他的背部，之后把刀拿去洗水槽洗好，放在滴水篮晾干。（“威尔大概不是厨师，”埃莱娜告诉我，“厨师洗好刀子会擦干，不能有一点污垢，否则刀子会生銹。厨师应该很明白这点才对。”或许他知道，我说，可是不在乎。可是换了厨师就会在乎，她说。） 我不知道那把菜刀有没有生銹，可是我知道上头有血迹，因而确定是作案的凶器。不过上头没有指纹，公寓里头除了基尔伯恩和梅尔巴·罗金之外，也没有其他人的指纹。 基尔伯恩的尸体被发现时，他全身穿戴整齐，穿着宽松长裤和送梅尔巴上计程车所穿的那件毛衣。（她说他当时还穿了一件棕色的小山羊皮运动夹克，这件衣服被发现披在椅背上。）威尔可能是在被害人上床前到达，或者基尔伯恩应门时起来穿了同样的衣服。根据梅尔巴的供词，她离去时，他精神还很好，可能回去又看了一些书报或电视，甚至写他的评论。 如果他写了些什么，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他还是用打字机，是一台古老的皇家牌手提打字机，这在他的眼里显然具有某种图腾形象。他的打字机上没有进行到一半的稿子，旁边也没有笔记。有个记者问梅尔巴·罗金，他觉得那出戏怎么样——他或许也拿同样的问题去问玛丽·林肯——她说她不知道。根据她的说法，他在写评论稿之前，绝对不会针对一出戏有任何评论。“但我想他不喜欢。”她承认。 这又引发了一大堆臆测。一个叫莉斯·史密斯的专栏作家编出一个理论说，基尔伯恩很讨厌那出戏，写了篇批判的文章，而他的午夜访客便是剧作家贝瑞本人，他杀害基尔伯恩后，就把那篇攻击的评论稿子带回家烧掉。“可是我认识贝瑞，”史密斯写道，“我也看过《可怜的小罗德岛》，我无法相信任何人会对这出戏有一丝负面的评语，更无法想象贝瑞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谋杀时间前后，没有电话打进或打出，也没人发现任何陌生人进入那栋褐石建筑或在附近徘徊。不过警方早晚会找到一个目击证人，他可能曾看到某个人进出，或听到喊叫，或知道某些事情。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接近周末时，我接到了雷蒙·格鲁利奥的电话。我提供给威廉·哈夫迈耶的律师名单中也包括他，而且“硬汉雷蒙”答应要替他辩护。“那个可怜的混蛋，”他说，“你怎么都想不到他会是谋杀凶手。这一点也不像我会接的案子，你知道。他不穷，不是黑人，又不想炸掉帝国大厦。” “他会毁掉你的形象。” “是呀，他没法让我的形象更坏了。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太违背他的愿望，我倒很想试试这个案子，我想我能让他脱罪。” “老天，怎么脱罪？” “唔，谁知道？不过一开始可以把整个系统拿来审判，这个可怜的傻瓜一辈子努力工作，一毛存款都没有，而他的公司感激他的方式就是逼他退休。然后可以拿他太太的死来做文章，多年的痛苦和受罪，只会更加打击他的精神状态。当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法官不允许那个自白列入证据。” “哪个自白？我已经给他录音，还走进第六分局从头讲了一遍。他们还给他念了米兰达警告。整个过程都录了音，包括米兰达警告在内。” “毒树就会长出毒果，第一个自白就是不当取得——” “不可能。” “——所以接下来的自白都不可信。” “完全不通。” “也许吧，不过我想过一些方法。问题是他不希望这样，但是我想我跟检察官谈判时，可以拿来替他争取。”他又预测了一些情况，然后说，“我很好奇那些钱该怎么办。” “什么钱？” “那十五万元啊。保险公司的理赔金，双重理赔，那笔钱还存在哈夫迈耶的湖林市账户里。他一毛都没花。” “我想他不会拿来付律师费。” “他不能花那笔钱。这种犯罪所得到的钱，依法是不能归给他的。如果我杀了你被定罪，我就不能继承你的财产，或者领你的保险金。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 “听起来很合理。” “我想不会有人争辩，不过这造成了一些不幸的后果。几年前那个妞儿杀了个营养师。她的律师可以让她以轻罪认罪，只要坐几天牢，外加参与一些社区服务而已，可是她自己没有钱，又正好是那个营养师的继承人。若要继承那笔遗产，就得被判无罪，于是那个律师决定搏一搏，然后赌输了，于是他的当事人得坐很久的牢。他应该让当事人继承遗产与否影响他的决定吗？不，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律师绝对不该受这些事情影响。” “感谢上帝。” “哈夫迈耶会认罪，”他说，“所以钱不会是他的。那怎么办？” “保险公司会收回。” “不应该。他们收了那么多年保费，也承担了风险，就该付这笔钱。而且该全额付，因为谋杀符合意外死亡的定义。他们得付掉这笔钱，问题是付给谁？” “我想是付给拜伦·利奥波德的遗产受赠者吧。就是那几家艾滋病慈善单位。” “如果利奥波德还是拥有那张保单的话，”他说，“那的确是如此。这样的话，哈夫迈耶就不是受益人，利奥波德的遗产继承人会收到这些钱。可是利奥波德转让过保单的所有权换取利益。所以他就跟这些钱无关了。” “那哈夫迈耶的继承人呢？” “不行，哈夫迈耶从来就没资格拿那些钱，所以他不能把不属于自己的钱给别人。更别说他还活着就没有继承这回事。不过这倒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夫迈耶拥有那张保单，上头的受益人是他。可是他有没有指定第二受益人，以防他比利奥波德先死呢？他可能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以为如果他先死，那么利奥波德死掉时，钱就会付给他的继承人。” “你指的是利奥波德的继承人。” “对。换句话说，反正钱怎么样都会是你的，何必多此一举去指定第二顺序受益人呢？有几个原因，这样的话，不必等到认定遗嘱，就可以拿到钱。不过大概不会有人告诉他这点，或者他即使知道了也不担心。但如果他的确指定了，那第二受益人能拿到钱吗？” “为什么不能？他又没参与谋杀，不应该把他排除在外。” “啊，但哈夫迈耶加入那个旅费交易时，是不是就已经预谋要杀掉利奥波德？” “他说没有。” “那很好，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如果他有预谋，难道我们不能辩解说其实他的犯罪意图使得那个旅费交易无效，所以拜伦·利奥波德应该恢复那张保单的所有权？” “这样那些慈善机构就会得到这笔钱。” “是吗？旅费交易之前，他指定的受益人是那些慈善机构吗？” “耶稣。”我说。 “我想这是感叹词，”他说，“不是指受益人的名字。” “我认识他的受益人，”我说，“旅费交易签订之前，要更改受益人，必须先通知她，她才因此知道的。” “对，那是标准程序。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是我一个朋友，在戒酒聚会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她找我去调查他的死因。” 他大笑起来。“谁知道呢。她原先并不知道，但其实她的行为都让自己得利。” “你是说，最后那笔钱会归她？” “对她太有利了，”他说，“哈夫迈耶的杀人，强烈暗示他是有预谋的，这么一来，那个旅费交易就可以宣告无效作废。如果作废，那张保单的所有权就回到利奥波德身上，而如果在进行旅费交易之前，她是原来的受益人，那么旅费交易的作废，她的受益人身份就仍然有效。我会很乐意替她争取，除非那些他遗嘱上的慈善机构雇用我当律师，那么我也很乐意争取说他没把这位女士列为遗产继承者，显示他是希望把钱给慈善机构，而不是她，因此……”他接下来讲的法律问题都太过于专门，而且对我来说太曲折复杂，但重点是，金尼最后可能会得到那十五万元。“叫她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不能当她的律师，但我会替她找个好律师。” 金尼吓呆了，这是当然的，而且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她不该得到这笔钱。如果她就让那些慈善机构拿去呢？我指出，对我来说，拜伦的意图十分明显，而且她如果良心不安，可以把一部分钱捐给那些慈善机构。 “反正，”我说，“这是你应该得的。如果你没找我去查出杀拜伦的凶手，那笔钱就会永远留在俄亥俄州湖林市。哈夫迈耶没拿这些钱去买比萨或茶包，留给他的亲戚。” “如果有谁应该得到这笔钱，”她说，“那就是你。我们来分好了。” “什么？你跟我平分？” “你，我，还有慈善机构。分成三份。” “给我太多了，”我说，“而且给慈善机构的或许也太多，不过这一点可以再商量。现在你得打电话给律师。”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影响，不过和金尼谈过的次日，我出去为圣诞节采购礼物。当时我还不确定最后那笔保险赔偿会归她，也不能把她一时冲动说要把钱分给我的那些话当真。但意识到即将获9９lｉb?得一笔意外之财——无论有多么少、多么遥远——显然都让我更富有圣诞节的博爱精神。我没把皮夹里的钱全部捐给救世军，也没大摇大摆走上街，嘴里哼着圣诞福音歌，但总之我奋勇加入那些市中心那些商店的人潮中，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 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店买了给两个儿子麦可和安迪的礼物，还有麦可的太太简，又安排把礼物寄给他们——公事包和花皮纹手提袋寄给圣荷西的麦可和简，双筒望远镜寄给蒙大拿州米苏拉镇的安迪，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卡尔加里分别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最近搬回了美国。 我还以为埃莱娜的礼物大概会很伤脑筋——我一向如此——但结果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到了一对耳环，当场就知道她戴一定很好看。磨砂玻璃做成的小颗鸡心形坠子，配上深蓝色的石头更为出色。女店员告诉我，这对耳环是莱俪的，我严肃地点点头，一副知道她在讲什么似的。我想反正就表示这是好东西。 次日或者第三日的早晨，我过街到对面的晨星餐厅吃早餐看报。之后直接走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口的图书馆。我一直待在那儿，直到肚子饿了才去布赖恩特公园的一个摊子吃中饭，我吃得很快，因为外头冷得让人坐在那儿不太舒服。一吃完，我就马上回到图书馆，又花了一些时间找资料、做笔记。 走回家的途中，我在第六大道和五十六街交口附近一家俗丽的小餐馆喝了杯咖啡，又吃了一块馅饼。我想着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或者该说自以为知道的，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那天晚上没有威尔的新闻，早报上也没有。马蒂·麦格劳的专栏谈的是他对最近市长和州参议员争执的看法。他们都是共和党成员，也都是意大利裔，可是他们却彼此仇视得好像其中一个是塞尔维亚人，而另一个是克罗地亚人。 我拿起电话，打给几个警察，包括哈里斯·康利和乔·德金。然后我又拨给马蒂·麦格劳，可是却联络不到他，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想到可以在哪里找到他。 第二十五章 “好家伙，看看谁来了，”他说，“我真是受宠若惊得掉进地狱又弹上来，因为除非你哪根筋不对，或者新培养了低级嗜好，否则你一定是专程来看我的。” “我想有机会在这里找到你。” 他抬起头来，眼皮半睁看着我。他面前有个空的烈酒杯和半满的啤酒杯，我猜这不是他今天第一次喝酒。但是他的动作和谈话却似乎相当清醒。 “你想有机会在这里找到我，”他说，“马修，我老说你是个伟大的侦探。明天你就会和克拉特法官一起出现，后天你就告诉全世界谁是绑架林白小孩的真凶。你想这两个案子有关联吗？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没错。连这种事情都可能。” 我随着他手势的方向望过去，看到一个兔女郎无上装酒吧标准装束的女侍者——高跟鞋，网状裤袜、深红色热裤和白色兔尾巴，腰部以上除了兔耳朵和太浓的妆之外，什么都没有。她被化妆盖住的脸出奇地年轻，胸部则具有硅胶那种抗地心引力作用。 “先解决一件事，”女侍者来到我们桌旁时，他说，“你要什么？” “应该颠倒过来，我才应该接受你的指示。” “我不想接受你的指示，只想知道你要点什么东西来喝。你是遵从圣母福音指示赤脚传教的修士，还是贫穷修女会的成员？”看到女侍者困惑的表情，他说，“宝贝儿，我只是在开玩笑。别理我们。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可是他们一定告诉过你，我不会找麻烦的。” “哦，我不知道，”她说，“我想你一定带了枪，而且很危险。” 他开心地笑了。“嘿，你不错嘛，”他说，“你的身材棒，服务也好。我看看，再给我一轮酒，一个双份烈酒和一杯啤酒，不过你也可以给我两杯双份烈酒和两杯啤酒。”我的表情大概不太对劲，因为他说，“别紧张，马修。我知道你不会碰半滴酒来拯救你的灵魂，你这自以为是的混蛋。甜心，原谅我讲法文，千万别把我刚刚讲过的话告诉你们修道院的院长。我要你一口气给我两轮酒，免得待会儿有人来打扰我们，另外麻烦你给我这位戒酒的神父朋友一些饮料。” “苏打水就行了。”我告诉她。 “给他两杯苏打水，”他说，“拿冰一点的。”她转身离去，兔尾巴晃啊晃的，他说，“我不知道该对硅胶有什么感觉。看起来很完美，但就是不真实。而且对下一代会有什么影响？十几岁的小男孩会从小就期待完美的乳房吗？” “对十来岁的男孩来说，”我说，“所有的乳房都很完美。” “如果看过硅胶质料的话，那就不是所有乳房都完美了。以前女孩子会去隆乳好吸引男人。现在是已婚男人要求太太去找整容医师预约。‘我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小亲亲？嗯，既然你提起，大胸脯挺好的。’你说有没有道理？” “不怎么有道理，”我说。 “上帝保佑，老兄。” “虽然你在这种地方，照样保佑。”我说。 “我喜欢俗丽的风格，”他说，“也喜欢寒酸的东西，而且我对矛盾的事物充满热情。虽然我很少盯着别人乳房看，但万一想看的时候有得看，还是不错的。何况这个地方离我他妈的办公室才三个街口，报社里其他人也不会来这儿，所以我不会被打扰。这是我的故事，波罗先生。现在换你说说你的了。” “我是来找你的。” 女侍者把我们的酒端过来。“记在我的账上，”他说，然后又给了女侍者五块钱小费，“我这人很高尚的，”他说，“你看我只是把钱给她，不会想把钱塞在她的弹性热裤前头，我就看过有些客人这么做。我也多少猜到你是来找我，大侦探。我好奇的是阁下有何贵干。” “希望你提供威尔的情报。” “啊，我明白了。你想玩帽子戏法。” “什么意思？” “你揭发了一个凶手的假面具，又活捉了另外一个凶手。俄亥俄州湖林市是什么样子？当地人打赤脚吗？” “大部分都穿鞋。” “很高兴是这样。你逮到阿德里安，又逮到这个哈夫迈耶，现在你想逮威尔二号。如果照里吉斯在评论版那篇文章的夸张形容，应该称之为阿德里安的替身。”他瞪大眼睛，“哈夫迈耶的名字是威廉，对吧？大家怎么称呼他？” “我称呼他哈夫迈耶先生。”我说，“所以不可能是比尔或威利。或甚至是威尔。都不是，”我说，“我怎么称呼他，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还以为警察都只称呼嫌犯的名字而已，不喊姓氏的。” “我大概离开警界太久了。” “是啊，值得尊敬。还好你不当警察了，否则你会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称呼他威尔——很难说他们不会——那就是帽子戏法了，对吧？三个凶手都叫威尔，马修把他们全逮住了。” “我没在追捕威尔二号。” “是吗？” 我摇摇头。“我只是你的一般读者而已，”我说，“我所知道的，都是在报上看来的。” “你和威尔·罗吉斯都是如此。” “能不能提供我一些没上报的消息。比方说，那家伙还写了别的信吗？” “没有。” “他每次杀了人都会写一封信。就像那些恐怖分子宣称爆炸案是他们干的一样。” “所以呢？” “所以没想到他打破了这个模式。” 他转转眼珠。“那是阿德里安的模式，”他说，“现在阿德里安不写信了。为什么要期待这个新的威尔照样遵循老方法呢？” “这个说法不错。” “阿德里安也从没一口气威胁要杀三个人。他们两个有太多不同了，包括每个人都在谈的心理状态。”他已经喝掉一杯双份烈酒，现在他又把另一杯拿起来喝了一小口，然后喝了同样一小口啤酒，“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那篇专栏。”他说。 “嘲笑他的那篇吗？” “没错。不知道。有一天我实在受够了大家都说他是纸老虎，所以我就莫名其妙地想引他出笼。” “这我倒是想不透。” “我判断大家说得是对的，”他说，“而且我觉得那个家伙什么都不会做，于是我就想到要拿个什么伸进他笼子里，戳他一下，至少让他吼两声，说不定可以给警方一些线索。而且我知道挑衅他很安全，因为他不太可能离开笼子。” “可是他干了。” “是啊，我不认为这是我的错，因为他妈的基尔伯恩自己就够挑衅了，他居然叫威尔上台一鞠躬，滚下舞台去。不过我不介意告诉你，这么一来，我的兴趣差不多玩完了。” “哦？” “我很高兴没再收到那狗娘养的写来的邀功信。如果他还想再写，拜托他寄给别人吧。我不认为他会再写了，也不认为他还会再杀人，不过我也不会建议警方不必再保护彼得·塔利和罗梅法官。但重点是，我不管这件事了，我可以找别的题材来写专栏。” “在这个城市，要找题材并不难。” “一点也不难。” 我喝了一大口苏打水。眼角瞥见我们的女侍者在替另一桌刚来的客人点饮料，是三个三十出头的男子，穿着短上衣，打了领带。其中一个凑近她的屁股，拍了一下兔尾巴。她好像根本没注意。 我说，“既然你这么没兴趣，”我说，“也许我根本不该提起，可是我需要你的情报。” “说吧。” 我掏出笔记本，翻阅着。“‘我诅咒那只扼住我的国家咽喉的老迈之手。’” 他举起杯子正要喝，半途停住了，皱起眉头说：“这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听起来很熟悉吧？” “的确熟悉，可
九九藏书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提示一下，马修。” “威尔二号的第一封信，信中告诉我们他的三人名单。” “对，”他说。“这是在谈彼得·塔利，就在那个杂碎威胁要瘫痪市区运输系统那档子事情之后，或者天知道随便什么。所以呢？” “只不过有一点小小不同。‘诅咒那只扼住一个城市咽喉的老迈之手。’少掉了‘我’，另外‘我的国家’改成了‘一个城市’。” “所以呢？” “所以威尔把原版改写过了。” “什么原版？”他再度皱起眉头，然后头往后一抬看着我，“等一等。”他说。 “等多久都没关系，马蒂。” “我真是他妈的大笨蛋一个，”他说，“你知道这娘娘腔是引用谁的句子吗？” “谁？” “我，”他说，两眉一扬愤慨地说，“他引用我的句子，或者是改写，或者随便你怎么形容。” “此话当真？” “你不会知道的，”他说，“因为没人知道，不过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写过一个不高明又不怎么幸运的剧本。” “《云间骚动》。” “老天，你怎么会知道。典故出自叶芝的诗，《决心就义的爱尔兰飞行员》。老天爷，那首诗真可怕。” “我相信你的剧本会比诗好。” “不，更臭，你不必信我的话。反正各路评论都难得意见一致的公认很糟。不过没人反对戏名，虽然整出戏跟飞行无关。但是有很多骚动。云很少，骚动很多。不过戏是讲爱尔兰人的，是我个人自传式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经验，而一本书或一出戏要讲爱尔兰人，再没有比引用叶芝的诗当题目更贴切的了。那位老兄写得可真不少。” “那句对白是出自你的剧本？” “对白？” “讲老迈的手和国家的咽喉那句。” “99lib.嗯，威尔改写的那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戏里头老迈的手是指维多利亚女王。咽喉则是指神圣的爱尔兰，你应该已经知道了。老天在上，我对女工匠了解多少？又对爱尔兰了解多少？我从没去过那个可怜的落后国家，想都没想过。” “你真不简单。”我说。 “怎么说，马修？” “开始认不出那句对白。接着你明白我一定知道出处，九九藏书就决定自己讲出来。然后假装你还不知道我知道那句对白的出处，不过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不知道那出戏，又怎么会知道原版的对白？” “嘿，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是吗？” 他举起杯子，“你这狗娘养的滴酒不沾，”他说，“就是不明白这玩意儿会让脑袋转得多慢。你想从头再玩一遍吗？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因为我一定知道因为你知道因为我说过你说过——你懂我的意思吗，马修？昏头了嘛。” “我知道。” “所以你要从头跟我玩一遍吗？” “我看不必了。” “嘿，振作一点。是你提起这个的，所以——” “放弃吧，马蒂。”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是你干的。你写了那些信，而且杀了里吉斯·基尔伯恩。” “你他妈胡说八道。” “我不这么想。” “我干吗做这些事情呢？你倒是告诉我。” “你写那封信，好让自己继续成为焦点。” “我？你在开玩笑，是吧？” “威尔让你变得很重要，”我说，“你写一篇专栏文章，然后大家都知道有个杀手在纽约杀了一堆名人。” “还有奥马哈，你忘了奥马哈。” “接着威尔自杀，结果《绿野仙踪》里奥兹城的魔法师只是躲在帘幕后的寻常人罢了。他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而且死掉了。于是再也没有新闻，这表示你再也上不了头版了。你不能接受。” “我每星期有三篇专栏上报，”他说，“你知道不管有没有威尔，有多少人在看我的专栏吗？” “非常多。” “有几百万。你知道我写这个专栏领多少钱吗？不到百万，不过很接近了。” “你之前从来没写过这么轰动的报导。” “这么多年下来，我写过太多报导。这个城市充满故事，故事就像屁眼，人人都有一个，而且大部分都是臭的。” “这个报导不同，你自己也这么告诉过我。” “只要你在写，它们就不同。你在写的时候，必须把它们想得很特别，然后新闻落幕，你继续往前走寻找别的故事，告诉自己新的这个很特别，而且比上一个特别两倍。” “威尔是你创造出来的，马蒂。你给了阿德里安这个念头，他也把所有的信寄给你。每回他寄信，你都是第一个看到的。你把自己的情报都告诉警方，警方有什么消息，也一定第一个告诉你。” “那又怎样？” “所以你受不了看到这个新闻结束。里吉斯·基尔伯恩没想到，当他把这个案子比喻成百老汇的一出戏之时，其实已经离事实不远了。大明星已经离开舞台，你却不愿意接受戏已落幕的事实。于是你穿上他的戏服，想自己串演。你写信给自己，最后却露出马脚，因为你忍不住要引用自己失败剧本里头的句子。” 他只是盯着我看。 “看看你列在威尔名单上的三个人，”我说，“一个是威胁要让全市停摆的工会头子，一是把监狱大门敞开的法官。这两个都激怒许多纽约人。” “所以呢？” “所以看看名单上的第三个名字。《纽约时报》的剧评家。谁会把一个评论家的名字放在这种死亡名单上？” “你知道，我自己也想不透。” “不要侮辱我的智慧，马蒂。” “那你也不要侮辱我的。还有不要骑着马践踏事实，否则你只会搞得自己屁股发痛。你知道《云间骚动》是什么时候上演的吗？十五年前。你知道里吉斯·基尔伯恩什么时候开始替《纽约时报》写剧评吗？我刚好知道，因为都登在他的讣闻上，是不到十二年前。当时替《纽约时报》评论《云间骚动》的是另外一个人，他五六年前死于心脏病，我发誓不是因为我从衣柜里跳出来大叫‘喝！’把他给吓死的。” “我看过《纽约时报》那篇剧评。” “那你就知道了。” “我也看过里吉斯的剧评，登在《哥谭杂志》上。” “天老爷，你去哪儿挖出来的？连我都不确定自己看过。” “那你怎么会引用呢？在那封说彼得·塔利老迈的手扼住城市咽喉的同一封信里，你这样评论‘释放法官’罗梅。”我查阅笔记本，“‘你毫不体恤人民的感受，也不顾虑他们的期望。’你是这么写的。而基尔伯恩评论你的剧本是：‘身为记者，麦格劳先生保持良知，不愿迎合当权者。但身为剧作家，他毫不体恤观众的感受，也不顾虑他们的期望。’” “我还记得那篇评论。” “的确。” “你现在念给我听，我就想起来了。但我发誓我看威尔的信时没发现。该死，他引用我的剧本，还引用这出戏的剧评。也许那个狗娘养的对我着魔了，也许他以为引用这些句子，可以拍我马屁，结果我根本没看出来。”他看着我，然后耸耸肩，“嘿，我没说这是合理的，不过这家伙是个疯子，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放弃吧，马蒂。” “他妈的这是什么意思？‘放弃吧，马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这话听起来像他妈的电视剧台词。” “基尔伯恩登在《哥谭》上的评论非常严厉。那出戏的各方评价都不好，但基尔伯恩写得最恶毒，而且他的恶毒全都直接冲着剧本和编剧而来。那篇文章根本是人身攻击，他好像痛恨一个专栏作家把手伸过界去写剧本，想确保他以后再也不敢写。” “所以呢？那已经是十五年前了，我喝了两杯酒，踢翻一张椅子，捶捶墙壁，骂几句脏话，就忘光了。你对着我摇头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也引用过那篇剧评。” “引用的是威尔，记得吗？威尔二号。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不是我。” “马蒂，你在自己的专栏里也引用了那篇剧评。”我打开笔记本，念出马蒂几篇专栏中曾引用基尔伯恩那篇剧评的句子，有的出现在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死前，有的在之后。我念完之后，合上笔记本，看着他。他的眼睛垂下来，整整一分钟都没说话。 然后他开口了，眼睛还是没抬起来，“也许我写了那些信。” “然后呢？” “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让一个好新闻继续炒下去，吓吓三个浑蛋。这又不犯法。”他叹了口气，“如果有好理由的话，我也不介意犯法。而且我不在乎打破这三个浑蛋的情绪平衡，他们从来没在乎过有多少人的情绪平衡被他们打进地狱。我的说法平衡吗？马修，你学过拉丁文吧？” “只有高中学过。” “现在的小孩再也不学拉丁文了。我只知道，说不定以后又会开始学。Amo，amas，amat，Amamus，amatis，amant。你还记得吗？” “记不清了。” “Vox populi，vox dei意思是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所以我想，人民是上帝的意志，你说是吗？” “我不是专家。” “拉丁文专家？” “或者上帝意99lib.t>志的专家。” “是啊，我来告诉你吧，专家先生。我写的第一篇专栏记得吧？就是我暗示里奇·沃尔默去自杀帮全世界一个忙那篇？” “那篇怎么样？” “我写那篇专栏时，从没想到会启发某个人去杀人，不过就算想到，我还是不管它，照写不误。”他身体前倾，盯着我的眼睛，“但如果我曾想到，假冒威尔之名写信会引起某个人被杀，不论是塔利或罗梅或基尔伯恩，我就绝对不会写的。” “就是这么回事吗？你只是写专栏让某个人有这个念头？” 他点点头。“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给了阿德里安这个念头，然后也给了某个白痴这个念头。” “你知道，”我说，“警方会推翻你的说法。基尔伯恩死的那天晚上，你不会有不在场证明，就算你有，也一定靠不住。警方会找到能指认你当时出现在附近的目击者，也会找到地毯纤维或血迹或其他什么，不过他们不需要这些证据，因为在此之前，你就会投降，向他们自首。” “你是这么想的，对吧？” “我很确定。” “那你要我怎么做？” “现在就放弃。”我说。 “为什么？好让你大玩帽子戏法，是吗？” “现在的知名度已经让我够烦的了。我根本不想曝光。”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是替客户做事，”我说。 “谁？你不可能是指惠特菲尔德吧？” “我想他希望我让能这一切结束。” “那我又有什么好处，马修，能不能告诉我呢？” “你会觉得比较好过。” “我会觉得比较好过？” “哈夫迈耶就是这样。他以为可以谋杀一个人，然后回去过自己的生活。可是后来他发现办不到。整个事情把他搞垮了，弄得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踏进他家门那一刻，他就已经准备好要放弃了，而且他告诉我，他觉得松了一口气。” “你知道，他杀人那部分干得很漂亮，”他说，“我是说哈夫迈耶。开枪射杀，跑上街，干干净净脱身。” “没有人能干干净净脱身。” 他闭上眼一会儿。重新睁开眼睛时，他说他绝对可以再喝一杯。他叫女侍者，竖起两根指头，又比了个圆圈。我们两个都没再开口，等着她端第二轮饮料过来，两杯双份烈酒和之后喝的啤酒给马蒂，两杯苏打水给我。我前一轮的苏打水还有一杯半，但她连同马蒂的空杯子一起收走了。 “哦，他妈的，”他一等女侍者走远听不见马上说，“你知道，有件事你说对了，没有人能干干净净脱身。你要我说什么，我写了那些信，也宰了那个狗娘养的。你现在高兴了吧？那什么玩意儿？” 我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我想录音。”我说。 “如果我拒绝，最后会发现你身上根本装了窃听器，对吧？我看过那个节目。” “我没戴窃听器。如果你拒绝，我就不录。” “可是你比较希望录音。”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他妈的，”他说，“录就录，有什么好怕的。” 第二十六章 斯卡德：请说出录音者的名字。 麦格劳：什么狗屎……我名叫马蒂·约瑟夫·麦格劳。 斯卡德：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麦格劳：你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已经告诉过我怎么回事……好吧。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死后，身为一个记者，我很想保持这条新闻的推动力。于是我又写了其他的信。 斯卡德：以自称威尔的身份。 麦格劳：是的。 斯卡德：惠特菲尔德的最后一封信其实没有寄错地方，对吧？ 麦格劳：他写错邮递区号了。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但信不会送错地方。老天，我们是《每日新闻》。就算是邮局的那些天才也知道我们在哪里。 斯卡德：所以他的信是哪一天—— 麦格劳：星期五的一大早寄到的。尸体刚刚冷，我的办公桌上就有一封宣称自己是凶手的信。我仔细看看邮戳，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寄的、又是在哪里寄的，检查时碰巧注意到邮递区号写错了。 斯卡德：然后呢？ 麦格劳：一开始我想，这不是藏书网威尔写的信，因为他从不会犯这种错。然后我看了内容，就知道是威尔写的，不可能是其他人。他说一切结束了，再也不会写信来，再也不会有任何人遇害，他做完了。 斯卡德：你曾怀疑过那封信不是惠特菲尔德写的吗？ 麦格劳：当时没有。别忘了，我读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人猜测他是自杀。我也还不知道验尸结果显示他已经患了癌症。我只是觉得应该先藏着这封信，看看情况。管他呢，反正他写错了邮递区号，照理讲会晚些收到，所以何不给自己一些时间好好考虑呢？ 斯卡德：最后你把信交给警方—— 麦格劳：是为了平息自杀的理论。那封信证明了威尔是凶手。我想过要重新写个信封，把信寄给自己，但这样会构成妨碍调查的罪名。 斯卡德：你没有马上这么做？ 麦格劳：我拖了一下，考虑到新信封会使得信比实际的日子晚寄，如果警方最后逮到威尔，他能证明在那封信的邮戳日期时，自己在沙特阿拉伯，那该怎么办？我想给自己擦屁股，同时不要掩盖掉任何真正的线索。我想起他写错的邮递区号，决定加以利用。于是我用红笔圈起邮递区号，随意写了延迟的字样——就写在错误的邮递区号旁边。我写得很潦草，让人觉得是邮局职员写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实际寄出的日期，而且只会以为信是因为误邮才晚收到。 斯卡德：很聪明。 麦格劳：是很聪明，可是很愚蠢，因为这是卷入那个案子的第一步。 斯卡德：第二步就是写你自己的信。 麦格劳：我只是想维持热度。 斯卡德：新闻的热度。 麦格劳：没错。即使惠特菲尔德自杀了——当时我不这么认为——威尔还是在，还是杀过其他几个人。现在他沉寂下来，可是看到有人假装他，他会怎样？他得跳出来回应，对不对？就算不跳出来，至少他会再度成为新闻话题。 斯卡德：所以你就写了那封信…… 麦格劳：所以我就写了那封信，然后你破了案，揭发阿德里安就是威尔的事情。搞得我那封愚蠢的伪造信成了哪个他妈的抄袭者作品，每个人都急着说只有哪个没种的混球才会写这种狗屎信。我觉得这封信写得很不错，别忘了，这封信其实并不是要冒充威尔，只是想把威尔引出来而已。?９９lｉｂ? 斯卡德：但这是不可能的…… 麦格劳：因为阿德里安就是威尔，而那个小浑蛋已经死了。接下来这条新闻死得差不多了，我希望再给它煽点火，结果那个混蛋里吉斯·基尔伯恩光在艺文版
发臭还不够，又跑到评论版去撒尿。他不光是说，嘿，大家来看看，我比埃洛·弗林常演的那些英雄还要勇敢。反之，这个小娘娘腔居然有胆来批评我。 斯卡德：他又给你另一个恶评。 麦格劳：他毁了《云间骚动》，你知道。其他大部分的评论都很温和，虽然对卖座不会有帮助。可是基尔伯恩的剧评很恶毒，文章结尾的部分有一句话，他说他讲这些话，是希望我别再写剧本了。你能想象有人这样批评一个新人的首部剧作吗？ 斯卡德：给你的伤害一定很大。 麦格劳：废话。而且我得承认，他的话奏效了。哦，我试过了，我拚命想证明那个娘娘腔是错的，但我办不到。每次我打了“第一幕，第一场”这些字之后，就他妈的停在那里。那个浑蛋，他让我再也没办法写剧本。他从背后捅了我一刀。 斯卡德：所以你就以牙还牙。 麦格劳：很好笑吧？我原来没计划这么做的，只不过很难说哪些是事先计划好，哪些又不是。 斯卡德：发生了什么事。 麦格劳：他批评我第二次，叫我一鞠躬后下台，找回自己的人生。我心想，老天，他自找的，不是吗？我查出他那天晚上要去看哪出戏，落幕时，我人已经等在外面了。我跟踪他进了乔艾伦餐厅，有机会看看那张海报。 斯卡德：什么海报？ 麦格劳：《云间骚动》的海报。那儿的墙上挂满了失败的戏剧海报。《凯莉》、《克丽丝汀》，如果你的戏演出没几天就结束，那么肯定可以在乔艾伦餐厅的墙上占有一席之地。 斯卡德：我知道，可是我从没注意过那儿有你的海报。 麦格劳：哦，有的，就在男厕旁边的墙上。《云间骚动》，马蒂·麦格劳新剧作。而毁掉这出戏的那个家伙走出来，准备尿在别人的作品上。基尔伯恩和他那个摄影师女伴吃东西的时候，我在吧台喝了几杯，然后跟着他们出门。我不必坐出租车跟踪他们，因为我离他们很近，听到他跟出租车司机说要去哪里。所以我就自己叫了部出租车，来到他房子的街对面。他的女伴在屋里的时候，我差点进去了。 斯卡德：哦？ 麦格劳：因为我以为他可能一个人在家，也许她半路放他下车，自己再坐回家。如果我去了，碰到他们两个都在—— 斯卡德：那你就会把他们都杀掉？ 麦格劳：不，绝对不会。第一个他就不会让我进去。“你走吧，我这儿还有客人。”猜猜怎么着，我就会回家睡觉，就此罢休。 斯卡德：但是…… 麦格劳：但是我待在原地。我大衣口袋里有一品脱酒，我不时喝一小口取暖，然后他们两个出来，走到街口。我心想，他妈的，现在我得跟踪他们去她家了吗？还是他们要去什么午夜宴会玩到天亮？那他们自己去就好，我不奉陪。但结果他送她上了一辆出租车，自己回来了。 斯卡德：然后呢？ 麦格劳：然后他妈的进了屋子里。 斯卡德：那你怎么办？ 麦格劳：喝光那瓶酒，大拇指插屁眼里站在那儿等了一下。然后我过去按了他的门铃。他开了门放我进去，不过让我等在门廊上。我告诉他我是谁，说威尔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一直到那时，他都还不太想放我进去，不过毕竟是让我进门了，然后我走进去，开始讲个不停，警方这样威尔那样的，我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我想他也听不太懂。长话短说，总之我逮到机会走到他身后，用一个雕花玻璃镇纸往他头上砸。那玩意儿挺漂亮，重得要命，是他在哪儿演讲的纪念品。我用尽全力砸，他倒了下去，就像泰坦尼号沉船似的。 斯卡德：然后你走进厨房…… 麦格劳：对。 斯卡德：拿了那把刀？ 麦格劳：没错，拿了那把刀。然后刺他的背。我心想，这回该我捅你的背了，你这小浑蛋。我心想，你以前也往我背后捅过，现在扯平了。谁知道我当时在想些什么？我已经醉得神志不清了。 斯卡德：你把刀拿去洗过。 麦格劳：我洗了刀，请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要是担心指纹的话，只要擦一遍就是了，对不对？可是我洗了刀，把纸镇放进口袋带回家，然后上床睡觉。 斯卡德：你醒来后记得这一切吗？ 麦格劳：记得。你藏书网曾失去过记忆吗？ 斯卡德：常常。 麦格劳：我这辈子从没忘过任何事。他妈的每件事都记得。我只是试着告诉自己，说不定那是做梦。可是那个他妈的纸镇还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所以不是梦。我杀了他，你能相信吗？ 斯卡德：我想我非相信不可。 麦格劳：是啊，我也是。我杀了一个人，因为十五年前他恶意批评过我的剧作。我真他妈的不敢相信。可是我相信了。 第二十七章 “你喜欢反讽，”我告诉雷蒙·格鲁利奥，“也许你会喜欢这个。早先我怀疑过马蒂。事实上，早在他什么事都没做前，我就怀疑过他。” “那是反讽，没错。”他说，“完全没有问题。当时甚至我们还谈过这件事。你提到要查查马蒂，确定威尔的两个被害人死的时候，他正在做别的事情。” “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和罗斯韦尔·贝里。他没杀他们两个，但之前我脑袋曾掠过一个念头。他写第一篇专栏文章，只是抒发自己对里奇·沃尔默的真实感觉而已。” “结果里奇打电话给他，说他其实没那么坏，马蒂就安排两人碰面，击昏了他，然后把他吊死。” “好像有点牵强。”我说。 “哦？” “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某些有公德心的市民看了马蒂的专栏，动了杀机。” “于是写了封信给马蒂，然后做掉里奇。” “第二部分对了，”我说，“不过他没写信。我原先猜想，所有信都是马蒂写的。他写了那个专栏，以为到此为止，然后里奇被发现吊死在树上。之后马蒂才想到能把这个大新闻炒得更大。他发明了威尔，又写了两封信，一封假装是在里奇遇害之前收到的，信中对他的专栏表达支持之意，另外一封是里奇死后才寄给自己的，把这件事揽成自己的功劳。” “只是为了炒作新闻。”他说，“而且让自己扮演关键角色。” “而且并不打算继续往下发展，这个新闻就已经够轰动了。” “比波斯尼亚还大。” “因为是本地的新闻，离家比较近。一旦炒出这种新闻，你就不希望它死掉。你已经写了两封信，根本没人怀疑过你，所以就再写一封，威胁某个你认为对市民有害的人。” “例如帕特里齐奥·萨莱诺。” “正是。可是帕特里齐奥遇害时，马蒂在几英里之外演讲，所以会推出一个更牵强的理论，整件事变得不可能。这个主题我想过几个可能性，也许马蒂写了那些信，而杀掉里奇的人又继续去杀了其他几个人。我想不太对，而且奥马哈那个案子推翻了所有的推论。” “怎么说？” “写信的人知道罗斯韦尔·贝里是先被刺死，然后才被大衣系带绕在脖子上头。这件事只有凶手才会知道，而凶案发生当时，马蒂人在纽约。” “然后阿德里安死了。” “阿德里安死了，”我同意，“结果阿德里安是威尔，新闻比之前炒得更大，大得让马蒂无法眼看着它冷却。于是他想到要写一封信。有何不可呢？毕竟他是个作家。” “你让他知道你调查过他吗？” 我得想一想。“没有，”我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那你就不必担心是你给了他这个想法。” “我不会的。稍早查过他的人又不只我一个。警方确定过他没有嫌疑，他也一定知道警方调查过他。但我不认为任何人曾给他想法，让他接着阿德里安的戏演下去。我想，这是他难免会想到的。” “而且没有人会怀疑他，因为他已经排除嫌疑了，你和警方都是如此。” “没错。” “一开始只是个无伤的恶作剧，并不打算杀人。直到他被踩得痛脚。” “听起来你像是他的律师。” “不，”雷蒙说，“上帝不准许的。而且我现在手头的客户已经够多了。”他谈起其中一个客户可能有能力付钱给他，然后说，“我知道你自己也会赚点钱。” “看起来是如此。” “我听说利奥波德的理赔金要分给你三分之一。.99lib.” “她是这么说。但她拿到钱之后，可以改变心意。很多人都这样的。” “你想她会变吗？” “不会，”我说，“我想她会说到做到。” “那么，我希望你别又出于良心不安而推掉。” “那笔钱太多了。” “老天在上，那是你赚来的。不光是查出结果，也包括你投入的时间和心力。看看你，花了几个月在上头，结果有什么回报？阿德里安给你的两千元聘雇费吗？” “那又怎样？” “光是开销早就不止了。” “也不见得。” “你就别推辞了，”他说，“接受那笔钱吧。” “我是这么打算。” “嗯，那我就松了一口气。” “有人给我钱，通常我都会收下的。”我说，“这点我已经训练有素。何况我拿这笔钱良心上也过得去。而且我也有用处。圣诞节快到了。” “没错，”他说，“不过现在你应该已经买好礼物了。” “还没完全买好。”我说。 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星期，通常是我们的社交时间。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门。有天晚上我们和吉姆还有他太太贝弗莉吃饭，另一天晚上又跟埃莱娜的朋友莫妮卡和她那位有妇之夫的男友共进晚餐。（埃莱娜说，莫妮卡认为没结婚的男人一定有毛病。） 有天下午，我去麦迪逊大道的钱斯·库尔特画廊参加招待会，然后跟雷蒙·格鲁利奥夫妇吃晚饭。饭后去西九十几街一个新的爵士酒吧找丹尼男孩，听一个年轻小子学科特伦斯和桑尼·罗林斯吹萨克斯。第二天下午米克打电话来，说有人给了他两张尼克队篮球赛的票，位子很好，问我要不要跟埃莱娜去看球。埃莱娜看篮球就像米克看芭蕾舞一样，她坚持要我和米克一起去。我们看到尼克队在延长赛后输给黄蜂队，赛后我们和埃莱娜在巴黎绿碰面吃晚饭。.99ｌiｂ? 圣诞节前一晚，我们在家里吃饭。埃莱娜做了意大利面和生菜沙拉，我们本来想在壁炉里生火的，后来觉得太麻烦不值得大费周章而作罢。此外，她说，圣诞老人搞不好会告我们。那天晚上电话响起几次，都是寻常的圣诞祝贺电话。其中一通是汤姆·哈夫利切克打来的，说我又错过了猎鹿季的头一天。“该死，”我说，“我已经在月历上做了记号了。”他问我哈夫迈耶的近况，我说了，还告诉他说，他的俄亥俄老乡雇了个好律师，罪刑可能不会判得太重。 杰森会感兴趣的，他说。那个小鬼已经买了纽约的报纸，做了剪报。他还去马TJ的访客。我说请他上来。 “我告诉他我叫TJ，”他说，“因为我就是TJ，大哥。” 他带了礼物来，用缎带包着。埃莱娜的是一个古董化妆包，里头有梳子、小手镜和剪刀，上头都镶了珍珠。“真漂亮，”她说。“你怎么知道要买这个送我？” “有回我们去二十六街的跳蚤市场，我看你一直看着一个这种化妆包。只是当时那个太旧，你没买。所以我想我应该可以找个比较好的给你。” “你真是太厉害了。”她说。 “是啊，圣诞快乐，你知道吧？” “圣诞快乐，TJ。” 然后她对我说，“你还在等什么，不打开你的礼物吗？” 那是个鸵鸟皮的名片夹。非常雅致，我告诉他。 “我想你大概用得着，拿来放名片，你知道吧？打开来，最棒的就是这个，看看。店员说一层放自己的名片，一层放别人给的名片，可是我觉得另一层是拿来放假身份的名片的。” “对于这个什么都好，就是不老实的人来说，”埃莱娜说，“这个礼物太完美了。” 他拆开他的礼物，里头是埃莱娜替他挑的一件毛衣和一个新的皮夹。“因为你的皮夹看起来有点旧了。”她说，TJ眼珠子转了转。她叫她看看皮夹里头，里头是保证书。 “因为送人皮夹里头不装东西，会不吉利，”她解释。 “布克兄弟的，”他说，“我可以穿去杜斯亮相。” “上帝保佑杜斯，”我说，然后站起来伸个懒腰，“好吧，圣诞节差不多就这样了。” “结束了吗？” “差不多而已。现在我要你陪我去对街帮个忙。” “什么？去旅馆？不可能是搬家具吧？你根本就没家具。” “不会很重，”我说，“我保证。” TJ的表情很丰富，但是不轻易显露。我猜大街上混久了，会让你学会掩饰自己的感情。我曾看过他听到惊人的消息，但眼睛却完全不动声色。 但这回我打开旅馆房间的门，我可以好好看看他的脸，他的面具卸下来了，眼睛睁得很大，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你买了，”他说，虔诚地走向书桌，“真没想到。一直跟你不停地说，可是没想到你真会去买。埃莱娜替你买的，对吧？” 我摇摇头。“我自己挑的。” “是苹果，”他宣布，“比较容易学，大家都这么说。还记得那个帮我查氰化钾的妞儿吧？她用的电脑也是苹果。也许她会教我怎么用，不必学港家兄弟那些个招数，一般的技巧就行。而且我可以去上电脑课，还有很多人可以教我。狗屎，你这儿什么都有了，有打印机，数据机。别告诉我这些都是你自己安装连线的。” “卖给我的那个人替我弄的，他还替我安装了所有必要的软件。磁片和盒子在橱子里，椅子上还有一叠参考手册。” “真占地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把电脑放这儿，而不放在对街吧？” “这只是原因之一。” 他拿起一本很厚的教学手册，翻阅着，又放回椅子上。“我们得读好几个月，”他说，“大哥，你真的买了，给你自己买了个真正的礼物。” “不。” “不？” “这是给你的，”我说，“圣诞快乐。” “给我？” “没错。” “不会吧，”他说，“我可能用得最多，但这也不表示电脑就是我的。” “我是买给你的，”我说，“而且现在送给你了。这台电脑就是你的了。”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说，“圣诞快乐。” 他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这就是为什么电脑放在这里，”他说，“这样我就可以成天在这里，不会打扰你和埃莱娜。你能不能去跟楼下的人讲一讲，让我随时都可以来？” “谁能阻止你？” “你什么意思？这栋旅馆归他们管，想阻止谁就阻止谁。” “如果房间是你的，他们就不能阻止你。” “你说什么？” 我把公寓的钥匙抛给他，他在半空中接住。我说，“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了，房租实在太便宜，我发疯才会放弃。可是现在我都不用了，只有情绪不好或者要打免费电话时才过来，也许一个月才来一次而已。我要这个房间干吗？” “所以你要给我？” “我会继续付房租，”我说，“而且我会是名义上的房客，这样就符合房租管制的资格。不过楼下柜台的人知道我让你住在这里，而且我给了他们一些好处，所以他们不会为难你。”我耸耸肩，“也许我偶尔会过来打长途电话，或只是看你用电脑变出奇迹，但一定会先打电话通知你。因为现在这里是你的了。” 他转身走向电脑，手指放在键盘上。“我想你知道我没有地方住。”他说。 “事实上，”我说，“我相信你有六个家，包括沙顿广场上的一个阁楼和巴贝多的海滨别墅。我是个自私的浑蛋，我希望安排你住在我们家对面。” “就知道你是有目的的。”他还是看着电脑。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知道，我好几年没哭过了。上次哭是因为我祖母看病回来，说她快死了。后来她死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可是我平静得很，一滴眼泪也没掉，而且从此我再也没哭过。” 我什么都没说。 “而且现在我也不想哭，”他说，“所以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你跟埃莱娜，你知道，我想告诉你们我对这一切的感觉。可是我不会说出口的。” “我懂。” “因为如果我试着说的话……” “我懂。” “但这不表示我的感觉是假的，因为我的确有那种感觉。” “我也懂。” “是啊，你真的懂，大哥。”他转向我，现在比较平静了，“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全文完）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