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公寓导游》 新版代序 书写的原罪是漫无目的的流徙 我曾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打过一段短期工。某日碰上一位在书库里漫无目标地晃荡的老兄,看来与一般认真查访书目者非常不同。为了吓阻雅贼或是自我安慰,我硬着头皮问他:“请问有什么事吗?”他瞄也不瞄我一眼地说:“什么事也没有,找找资料。”当天稍晚我和同事们清点那一区的藏书,发现短少了八十二本。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看来根本无所事事的家伙所说的话:“什么事也没有,找找资料。” 找资料这件事是可以没有目的而为之的吗?这是我从偷书贼身上学到的第一个教训。我当时以为自己是图书馆的捍卫者,我捍卫的是知识;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觉我错了。我当时所捍卫的只不过是图书馆的合法财产而已。但是有一个疑问似乎没变过——至少我从未将之拿到阳光底下重新检验过—— 找资料这件事是可以没有目的而为之的吗? 我总相信没有目的的阅读是最幸福的事,但是身为一个专业写作者兼电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我极少有机会消受这种幸福。我必须承认:近年来我的阅读都与写书以及媒体工作有关,阅读变成一种扎扎实实的、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操作的资料搜寻。我的读者(有一些人后来变成了我的听众)和听众(他们之中则极少会变成我的读者)一定还以为我是个很能读书的人——起码我的公共形象总是同书本融通一气,我也从来没想到过这有什么不妥。这多半是因为我忙得没有时间去分辨自己读书的目的性究竟如何——简单地说,我并不以为每天当我捧着书本认真读着的时候并不是在读书,而只是在“消化资料”。 我从我任职节目主持的电台网站上认识的王克纯教授在暑假接近尾声的时候忽然很不寻常地打了一个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和他一起解决一个“找资料的问题”。 我想我当时是愣了一下,迟疑着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毕竟到了我们这把已经懒于应酬的年纪,还能成为网友,所凭借的往往不是社交问讯;彼此之间若有交流,多半也只是知识的分享而已。我在同王教授结识的最初两年里,连他是男是女、姓字名谁都不清楚,只知道他在网站上登录的代号是“忘忧”,经常引用历史材料来解释或演绎时局,偶尔也会上点火气,与一些政治信仰颇有差异的陌生代号拌两句嘴。不过,大体说来,“忘忧”是个斯文、拘谨、不随便发表议论,似乎总有耐心等到他熟悉的话题,以最简练而准确的字句直指议论焦点的人。一旦他针对某事某题贴文发言,几乎就形成结论了;这结论偶尔来得很快、很精到,多用家常语而不失深度,足以让网上那些喜欢哗众取宠、立异鸣高且非死缠烂打不能过瘾的人为之神丧气沮。差不多就有整整两年的时光,“忘忧”一直是那个看似以电台节目为核心的网路论坛上真正的意见领袖——我相信一定有许许多多的网友每天到这个网站来浏览一眼时总会迸出一个念头:“不知道‘忘忧’今天也来了吗?”要不,在发表着什么意见的时候总不由自主地想起:“‘忘忧’会读到我的这一篇贴文吗?”

直到某日,我在电台提供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内容只有两行:“我是‘忘忧’,联络电话XXXXXXXXXX。”我立时回了电话。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克纯教授。我们之间的联络仅止于偶尔通通电话,从第一次通话起,每一回交谈——无论是他来电或者我回电——总是这样的开场:“大春兄,你今天在节目上说的某某事其实并不是那样的……”我和王克纯教授从未谋面;在网路上,我还是称呼他“忘忧”,也尽量不在论坛的公开发言中触及私下电话里曾经交换过的话题,以免予人以私结群党的误会。总之,我愿意用一句话描述这么一个可以说没有交情的朋友:他是一位随时令我感到敬畏而期待的校对者。 我从来未曾料到:这位随时令我感到敬畏而期待的校对者居然会有不纠正我的时候。这是先前说起我在暑假即将结束时接到那个电话之际竟然会迟疑了一下的原因。但是他紧接着说下去的一段话却立刻打动了我:“一般找资料总有个目的,我不知道大春兄有没有这种经验:完全不带任何目的而去找资料。有过这种经验吗?” 我登时会意——他这番话一定同我当天在节目中介绍侦探小说作家范达因(S.S.Van Dine)的一段内容有关。范达因在他那本极有名的《格林家杀人事件》(The Greene Murder Case,1928)中曾经这样写道:“当一个案子没有了线索时——没有出发点,没有暴露内情的迹象——我们就有理由把每个东西都当作线索——或者更实际一点说,当作是破案拼图中的一片。”这是一段让我非常着迷的陈述,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借之而道出了推理小说的书写奥秘。试想:一个作家在动笔写作一篇侦探小说之初,并没有一个案子的线索,甚至可能连个案子也没有;从创作的常情去看,这种状况是可能发生的。范达因的说法正是在隐喻作家直接进入其描述的世界,让这些纯属表象客观描述的细节自行暴露、萌发其构成线索的意义,甚至绽显案情。我自然在提到范达因的作品时熟极而流地把他这段话背诵出来。我猜想王克纯教授是因此而想到了“不带任何目的找资料”的事;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今天听了节目了?” “当然,”他说,“而且听你在节目里说得那么带劲儿,我想你一定可以跟我一起解决这个找资料的问题。” 他真正的意思是要我陪他“下一盘找资料的棋”,一个纯粹的游戏。“下一盘找资料的棋”是他用来形容这个“纯粹的游戏”的用语。下棋的譬喻很实在。毕竟在开局之前,对阵的双方没有人会知道终局胜负如何;同样的道理,在对手落子之前,也没有人会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棋将如何因应、如何进退。即使是再周全的布局、再精密的方略,往往也会因为对手的一步之差而牵动、而失算、而离谱。 王克纯教授邀我下的这盘棋也不例外。赛局的进行方式是先设定一个学术领域,由一方提供该领域之内的一则资料,对方必须就这一则资料内容所及的范围提供另一则相应的资料,两则资料必须有相互可以融通的关键词,关键词为何?由接手的一方决定,但是互相衔接对应的两则资料却有三不可的限制:不可以使用同一个关键词,也不可以引自同一个人的著述,也不可以出自同一本书。如此一来一往算一回合,每一回合的准备时间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换言之:对弈者各自找寻资料的时间是一昼夜,逾时未复讯即以弃子论,胜负就算是分晓了。此外,倘或有一方能在十二小时以内复讯,还可以附带出一个考题,对方仍然必须在紧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复讯,并答出那个附带的考题。答不出附带的考题者虽然不算落败,但是要另外记一个失点,双方可以自行议订失点如何计算在赛局的权值之中。我们草草商量了一下,决定一个失点换算一瓶啤酒。至于对弈的“棋盘”就是电台现成的留言网站,而赛局唯一的限制也和网站有关——不可以利用任何网路搜寻引擎下载资料。当然,没有谁能监督对方不去使用网路搜寻引擎,一切但凭个人良知自律。 我们的第一个赛局是由我指定的领域:“文史资料里的植物”。第一手棋由王克纯教授下出,以下就是我们对弈的记录。

王克纯教授的第一则贴文是这样的。清人竹柏山房《闲居杂录》载:“凡种诸果于三月上旬,取直好枝如拇指大,长五尺,插大芋或大萝卜、芜菁中,种之皆活,三年后成树,全胜种核。”在引文之后,王克纯教授附笔写道:“正以桃一枝做实验中。半年来犹有青枝,可喜。” 轮到我接手,发现对手的确是个体贴的人。在他贴出的文字里不只有大芋、大萝卜、芜菁(即俗称的大头菜)等植物,就连引文作者的署名中也有“竹”、“柏”字样,我出手的范围就很宽了。然而,自凡是博弈之类的事,我向好与人争强斗胜,绝对不讲究谦让饶人的美德。读到对手的贴文之后立刻想起:如果我以“芜菁”为关键词,则可用的材料至少有韩愈的《感春诗》之二:“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或者是曹寅《戏题西轩草木》诗:“夹路芜菁败素鲜,蔷薇削弱不成妍”,但是如此一来,反而给了对方“桃”、“李”、“蔷薇”三个现成的关键词。从相反的角度思考,我当然也可以引用《金匮要略》里《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的那短短的一则:“芜菁根多,食之令人气胀”,应该是够枯涩单薄了,对手根本找不着一个明显好用的关键词相衔接。然而,一出手就太不给人留余地又实在过于狠刻,我犹豫了大半天,才决定用“芋”做关键词。 这得说一说几年前我自己的一部创作——《城邦暴力团》。忆昔写到第三十九章,曾经提及二十六岁那年我通过硕士论文口试的一段真实的往事。当时考我的两位教授存心放水,总于答问间随口敷衍、乱以他语。其中一位便引述《广志》所载蜀汉之地推广植芋,以大小分等,共十四等,最大的称为“君子芋”,每一颗都有一斗左右的大小。想到了这一节,我主意已定,遂在十二小时之内,下出了反攻的第一手,我是这样写的: “《齐民要术·种芋》引《广志》曰:‘蜀汉既繁芋,民以为资,凡十有四等。有君子芋,大如斗。’我既已提前响应,依约顺便考阁下一个相关的问题:请问‘大芋’可有别称?” 由于对弈的规矩有“相衔接的两则资料不可使用同一关键词”,而我的贴文中除了“芋”别无其他植物,看来王克纯教授得伤点儿脑筋了。 未料两个小时之内,复讯贴出,我可敬的对手是这样写的: “《诗·召南·草虫》第三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这是我所提供的答复。至于你附带的考题,我的答案是:芋大不到哪儿去,《广志》所言应是‘芋艿’,古名‘蹲鸱’者也。然‘芋艿’恐亦非正呼。窃意以俞曲园所言者是,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这个简短的复讯使我震惊着了。第一,我固然知道曲园老人俞樾的一些事迹,也从头至尾读过他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至于文史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春在堂随笔》,多少算是涉猎了些,即便是他亲自改编的《七侠五义》,更是我打从年少时节就沉迷耽溺的读物;可是我却偏偏没听说过他老人家对什么大个儿芋头发表过何等的高见。第二,从我的对手所引述的一小节诗篇,我隐隐然感觉到:“未见君子”四字,仿佛是窥看出我一意求胜而步步刁难的小人用心;那么,这四句所谓的“资料”便不只是“资料”了,它根本就是对我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讽谑了。 无论如何,人家毕竟是以“君子”为关键词答上来了。还给我留下了不少生路。起码,“草虫”的“草”字极为宽泛,随便怎么转,都足以吻合“文史资料里的植物”这个题目。此外,我也可以将“薇”字当关键词,以之发挥,能够援引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了。但是,对手既然也是在十二小时之内贴文作复,当然也有提问的权利,那么“窃意以俞曲园所言者是,不知阁下以为然否?”这一段话,分明是他针对我原先那个问题“‘大芋’可有别称?”所做的答复;同时也是他考较于我的一个问题,我又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回到“大芋”的别称,我的确是想用“蹲鸱”这个词儿考考我的对手。此词原先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所指的就是大芋头,因为形状好似蹲伏的猫头鹰,因而得名。我之所以知道这么一点儿,也非博览强记所致,乃是自幼看家父与人宴饮时猜拳行令,每次出到一只大拇哥的时候,偏不像旁人那样翘直了拇指,喊“一定高升”、“单超一只”,而是攒起拳头,以拇指贴覆于食指的第二关节之上,像女人撒起娇来做握拳打人状的模样,喊:“蹲吃一鸟。”根据家父的解释,一只勉强露出半个指节的大拇哥与寻常称道人了不起的那个“竖大拇哥”的手势是迥然不同的。划酒拳里单出一只大拇哥叫“蹲吃一鸟”,因为那姿势像只蹲着吃东西的鸟。家父的话不免有想当然尔的成分。但是等我念了中文系,读到《史记·货殖列传》,才回想起来“蹲吃”恰是“蹲鸱”,是用来形容大芋头的模样的。好像书法界也有用这个词来状述侧笔(也就是“点”)的形象的;这,就说远了。 总之,关于“蹲鸱”,我所知道的也仅止于此而已。我的对手的语气却像个老农老圃者流,这老农老圃者流还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将了我一军。现在,我只有两个选择:其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春在堂全集》迅速浏览一过,找出这位死了都一百年的老人家是怎么说“大芋头”的。其二,任令时间在我日常生活之中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展现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须要说服自己:“人生在世,总还有比这个问题更值得劳心费力的事罢?”——更具体一点地说:就是服输了啦! 第二步棋上就认输,是简直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别说《春在堂全集》不在我手边,如今就算放在眼前,我又能到哪里去挖出俞樾在何时何地种下的一枚大芋头呢?不骗人!急到这步田地,我差一点点就上网去google了一把。 万般无奈之下,我忽然想起了多年前曾经教过我的几位老师。中国人讲究师生传习的这一套不是没有道理——你哪一天混不下去就知道,有个可以打商量的老师多么难能而可贵。我打了不下几十通电话,给每一位我识与不识的大学文史系教授(有的还是媒体圈友人推荐成“口舌便给,是某某电视频道叩应节目常客”的意见领袖级人物);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认为应该有任何人需要知道“俞樾对大芋头有过什么样的看法”。这是一个比世界上最不重要的问题还不重要的问题。 大约就从这个停滞的时刻起,仿佛有一种令人身不由己的力量在迫使着我去想象这位对手的样貌。这是几年上网与人聊天打屁以来的头一次,我不期而然地感觉到:这个陌生人似乎不只是闲极无聊找人下一盘棋而已;他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让人不得不想从那简略的文字里去设想更多更深的用意,甚至不惜过度解释。比方说: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他已经在一棵大萝卜上嫁接了一根桃枝呢?我是不是已然先入为主地将先前“忘忧”在网站论坛上犀利而节制的发言视为网路社会难能而可贵的质量,而对王克纯教授本人有着过多的期待了呢?

就在时间已经过去十个钟头的夜半,我先把下一手的主要内容准备好,那是以“薇”当关键词的一则材料,出自《昭明文选·曹植杂诗六首之二》:“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 之所以选这一首,并不只是因为诗中有那么一个“薇”字而已。这是家父在我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逼我背诵的一首诗(由于是幼学,想忘记也很难);据说这是曹子建辞京远走,成了货真价实的“没落贵族”,在来到郢城忠乡时所写的。字句中含有无限情感,以及政治的寄托。对于家父而言,这绝对是一首寓藏着外省人随政府“播迁台湾”的身世的诗。我没那个离乡背井的身世,可还是背得滚瓜烂熟了。用这首诗回复,我另有用意:我很想知道我的对手会不会有一种“高度的隐喻敏感”。 所谓“高度的隐喻敏感”,是很容易就检验出来的。曹植这首诗比什么试纸都灵。用家父的话说,是作者“一写就把千年以前、千年以后的家国之思都写到了”。用我的话形容:正是具有“高度隐喻敏感”特质的人从来只在拿人家的文章浇自己的块垒,所以千年以下,曹子建的诗就会教外省人怎么看怎么意会成是老古人为自己花果飘零的悲情所预先下好的脚注。 我说这诗是“试纸”的意思也在于此——我的对手会根据这样一首诗来揣摩我的用意吗?在千万则都有“薇”字的文史资料库里,我偏偏使用了这一则,而不是《诗经·小雅·采薇》,不是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之前所作的《采薇歌》,甚至不是孟郊的《长安羁旅》诗:“野策藤竹轻,山蔬薇蕨新。”他会如何看待我用曹子建的杂诗所表达的情感呢?还是他也可能看出我这是在进行一项试探呢? 如果他的确是一个具有“高度的隐喻敏感”特质的人,看出了我的用意,明白我并非毫无意义地选择一首响应的诗,那么他就无法回避一个思考上的问题:这个找资料的“纯粹的游戏”真的那么纯吗?当我们在早已设定成毫无实用目的的翻检搜索行动中,真能那么纯粹兴之所至、信手拈来地运用我们的资料吗?我们的确对资料完全没有一点儿过滤、筛选吗?即使这一笔又一笔死透在故纸堆里的资料就像一颗颗全无身份特征、个性表情的黑白棋子,为什么我却在开局之际就感觉每一个抄写下来的字都在向我的对手——那个陌生人——真真实实地探询着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对手抄写下来的字句也像是在冲我发出好奇的呼唤呢? 现实中的我依旧坐困愁城,因为我仍然找不到俞樾对大芋头发表过什么样的高见,我如何去给他“以为然否”呢?在第二手上,我必须承认:失了一点,计一瓶啤酒。但是游戏规则里并没有限制答不出附带考题的人不能提前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复讯。我抓准时间,抢在第十一小时又四十分左右贴出了曹子建的《杂诗之二》,自承失一点,向对手请教,并提出了我的附带考题: “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之句,《文选》李善注认为是引自《说苑》鲁哀公的话:“秋蓬恶其本根,美其枝叶,秋风一起,根本拔矣。”如果秋蓬是厌恶其本根的,而这两句又是全诗起意所在,难道意味着诗人在假借蓬草这种植物的自然性质,表现他断绝归根之念?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我之所以这样考较我的对手,用意已经不只是从繁琐的饾饤之学上难为他了,我期待的是,他的答复可以揭开一个像家父那种人体内最不堪的秘密——一个像家父那样少小离家、久违故土、时时刻刻要将他感觉已经逝去的事物从我身上复活起来的老家伙,浑身漫散着乡愁的酸醉气,会不会并不真的那样眷恋着、怀念着他连最浮面的细节记忆都无法掌握或述说的“本根”?我的意思是说:他的眷恋也好、怀念也好,不过都是企图从我这个不得不聆听、背诵、学习的继承者身上建构、甚至发明故国的一个搜寻动作而已。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他必须借由我吟哦那些诗词歌赋的状态,才能够重新确认:他所失去的那个故国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让我措手不及的复讯在十五分钟之内贴上了电台的网路论坛,我的对手如此写道: “很对不起,俞樾并不是我的‘考题’,我不过自以为是地想到你既然要考我‘蹲鸱’,一定读过清人施可斋的《闽杂记》;这本书记载过:‘闽人称芋大者为芋母,小者为芋子。’不过,俞樾曾经在他的《茶香室续抄》中引了施氏的说法,还做了补充。俞樾认为:以他们浙江德清地方的土话来比叙,浙江人说大芋头是‘芋艿’,应该就是‘芋奶’,因为浙江人称母为奶,奶就是奶,也就是母亲的意思,这和施氏书中所谓福建方言里的‘芋母’一点儿差别都没有。 “至于阁下要认输一瓶啤酒,我不反对。可是你提出来的问题,是极有意思的。我就用‘转蓬’做关键词罢。关于附带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另一首曹植的诗——《吁嗟篇》:‘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月九阡。卒?99lib.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一首诗的前八句几乎就是你所贴的那首诗前四句的引申、扩大,甚至连字句、意象都一模一样呢!可是——答复你附带的问题:这首《吁嗟篇》后面还有十六句,却和《杂诗之二》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感,《吁嗟篇》最后四句说:‘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倒是表达了亟欲落叶归根的企图呢!” 贴上了这两段之后,大约又过了一两分钟,我的对手(可能是怕我一不留神错过了)忽然又用放大字级贴上来一行“又及”: “曹子建究竟对‘本根’有什么样的情感呢?《杂诗之二》和《吁嗟篇》里出现了两种转蓬,究竟哪一种才是诗人真正的寄托呢?啊!我对这个问题有一种纯属知识的好奇。” 可是,我突然发现,我的对手犯了他自己所制订的三不可之一:“不可引自同一个人的著述”,而这个错误却引发了我纯属知识的好奇。 发起这场游戏的主方居然一交手两回合就犯规,等于弃子投降,这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我冷静下来,找到之前的电子邮件,仔细检查一下当初的约定,发现那个时间的限制有些蹊跷——既然对弈的双方都各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那么,我的对手还有二十三个多小时可用,他随时还可以再提出任何修正的答案——倘若在十二小时之内,则非但他没有输,我还得奉陪应付他那个“曹子建究竟对‘本根’有什么样的情感呢?”的问题。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装糊涂,撑过了规定时间,就可以径行宣布他违反了“三不可”的第二项,输掉了这一场赛局。相反的,我也可以赶忙复信提醒他,使他能够在时限之内重新作答。几经思索,我决定还是君子一点——你也可以解释成我这盘棋还没下到尽兴之处——总之,我打了封信到他的私人信箱去,提醒他:既然《杂诗之二》和《吁嗟篇》的作者都是曹植,如果他的复手即如前贴之文,那么就.99lib.犯规认输了。不料在接到信之后,他立刻回了短短一笺,气定神闲,寥寥数语: “前贴文只是在答复阁下附带的提问,我还没下出复手呢。你还在继续思索那个关于‘秋蓬恶本根’还是‘愿与根荄连’的问题吗?” 过不了也许一二十分钟,他正式的复手来了,的确是用“转蓬”做关键词,内容是这样的: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补编》谓:‘《后汉书·舆服志》:“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埤雅》云:“蓬叶末大于本,故遇风辄拔而旋。虽转徙无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从逢。”乃知:末之大于本者,非流徙而何?’如果说《埤雅》的作者陆农师是真正理解‘转蓬’这个词的人,那么,阮葵生就是真正明白‘流徙’这个词的人了。只不过阮公对于槟榔的厌恶,大概会让很多流徙者的后代十分不爽罢?” 仍然只是短短的几行,却是一手明白晓畅的漂亮回复。我的对手非但引录了一段层层相生的文史资料,也为我开出了一条不得不走向“槟榔”的棋路——试想:如果没有最后那两句话,我大概只能从“茶”、“叶”或“风”之类平庸无奇的字接手。当然(如果出之以小人之心)我也可以这样假设:王克纯教授原本就是想要把我接下来的答题方向死锁在“槟榔”这个关键词上。 我一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之所以开启这个棋戏一般的赛局,是想要透过资料来跟我说一些话、表达一点想法、沟通一种理念。要明白这些隐藏在意识深处的东西,我就必须丝毫不放过表面上的一切线索。是的,就如侯孝贤拍汽车广告时引用过卡尔维诺的那句话:“深度,就在表面。” 从表面上看,他的回复之中,一共提到了三本书:依照成书的时代,其一是《后汉书》,其二是《埤雅》,其三是《茶余客话补编》。仔细分析起来,“《后汉书·舆服志》:‘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这一段目的只是把关键词“转蓬”标出而已,没什么意思。而且我老实不相信上古时代的某个圣人一眼看见蓬草转飞,就发明的轮子这种事。但是《埤雅》和《茶余客话补编》就不同了。 坦白说,我只知道《埤雅》的作者陆佃是北宋时代的人,可以称之为一位博物的儒学家。但是关于《埤雅》这本书,我从来只是在别本书的引用中偶尔得见,其余一概不知。 从引文可见:陆佃对于“”的飘荡无常,赋予了非常人文的意义。大体而言,就是应该居于低阶、末流、下位的人,倘若一旦比高层、主管、上司来得高明,所谓“末大于本”,一旦遇到了外力催动,就很容易“转徙无常”——也就是居无定所地到处漂泊;而且,这些身居下僚的人还经常会在遭到贬谪的他乡异地或者羁旅道途之间意外地相逢,所以“蓬”这个字就用了“逢”这个字做字根。 此一很难从文字学上找到根据的说解当然不会是“蓬”字造字的原始。那么,很可能就是陆佃这个人透过了个人的体会而发明了“蓬”字的意义。 为了了解什么样的人会如此发明一个字的意义,我不得不一页一页去翻《宋史》,最后终于找着了陆佃的传,在艺文版《宋史》第五册,卷三百四十三,列传之第一百零二。

陆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家居贫困,苦学出身,有“夜无灯,映月光读书”的传闻。此外,他访求名师指点学问也相当积极,所谓“蹑屩从师,不远千里”。曾经到过金陵,受经学于王安石。 宋神宗熙宁三年(一○七○),陆佃应举入京。正逢王安石当国,接见了他,劈头就问:对新政实施的成果有什么看法?陆佃说:“法不是不好,但推行起来不能尽如立法的本意;说来还是扰民的效果居多——像青苗法,就是很实际的例子。”闻听得这样直接的批判,王安石吓了一跳,问道:“岂至于如此?这一部新法,我与吕惠卿研究得很仔细,也访问了外间不少的议论。” 陆佃接着说:“您喜欢听正面、积极的话,这的确难得;可是外间颇以为这也就表示您经不起批评了。”王安石笑着说:“我哪里是经不起批评的人?可乱七八糟的谬论是不少,的确也没什么好听的。”陆佃立刻道:“这就无怪乎人家说您经不起批评了!” 但是王安石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到了陆佃请见王安石的第二天,王安石还是把他召了去,告诉他:“还是吕惠卿说得好,他说‘就算是民间私家讨债还债,也还得在本金之外,添个一只鸡、半头猪的’。至于你所言者,我已经派遣李承之前往淮南去视察了。青苗法究竟于民之害何如,总得探知一个实情才是。”等到李承之回到京师,毕竟还是隐瞒了一般老百姓对新法的不满,陆佃的政见从此就没了出路。 《宋史》本传上说到王安石始终未能大用这个门生,就是因为在推行新法上,陆佃似乎并不支持这位老师。也就出于这个缘故,陆佃的官运不算好,也背上了旧党一路的烙印。他曾经当过蔡州推官,也选为郓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但是“安石以佃不附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 从一生行事的后半截来看,陆佃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哲宗立,变更先朝法度,把王安石的党羽翦除泰半,一般朝中士大夫依违转圜、见风使舵的自然不少。王安石死后,倒是陆佃率领诸生供佛,哭而祭之,当时有识之士便嘉许他这个人不趋炎附势。 还有另一桩差使,更足以见其为人。又过了几年,陆佃升任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不时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大要多是为了替王安石辩诬,有些功过之论,也不免为之晦隐。有时,身为旧党的黄庭坚不觉气得大骂:“如果尽依你这么写的话,这部《实录》就是一部‘佞史’了!”陆佃却说:“如果都依照您的意思写,这部《实录》岂非成了‘谤书’了吗?”在旧党党人眼中,这个陆佃从前不肯阿附王安石的经历一点儿也不值得尊敬,因为他如今也太不会尊敬王安石的政敌了。 对于个别政策上的坚持,并没有影响陆佃修史的态度。《神宗实录》完成,他升任了礼部尚书。但是,基于长远的党争所导致的派系倾轧非但没有因为《实录》之写成而终结;更深一层的、关于历史定位的扰攘才刚刚揭开序幕。在陆佃的本传中就曾经提到,郑雍、韩川、朱光庭等至少三人,都上奏议论这一部《实录》,评语之激切者,甚至说他“穿凿附会”,这使陆佃的遭际有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奉朝命改叙“龙图阁待制”,这就是贬秩了。接下来是一再地外放。先赴颍州干知州,在当地为欧阳修建了祠宇。后来又放徙邓州。未几,再放知江宁府。陆佃人刚刚到江宁,就去王安石的坟前致祭。在这里,又碰上了一桩案子。 江宁东南边有个句容县,县里某人盗嫂害兄,另外供出三个不相干的人同谋。那三个给攀诬入罪,到案之后屈打成招,一体收监服刑。其中一个囚犯的父亲亟力呼冤,到处申诉,地方上通判以下的官儿所作的断词不外是“如此呼冤不过是怕死而已;案子已经定谳了,不可以更审改判”。 但是到了陆佃手里,还是重新开启案卷,详为审理,最后查无具体罪证,把另外那三个人都放了。这样一个踏实理事的官儿,到了宋哲宗绍圣初年,又因为《实录》治罪,落了职,从江宁改知秦州,再改知海州,复“酌其情,复集贤殿修撰”,移知蔡州。 我还没读完这一篇短短的列传,几乎就已经可以确认王克纯教授之所以引用阮葵生《茶余客话补编》这一段文字的用意了。他并不希望我再从曹植个人的生平和情感去理解一个曾经遭到放逐的文学家究竟是“秋蓬恶本根”,还是“愿与根荄连”。 反倒是陆佃——比起鼎鼎大名的曹植来,这个在宏观的历史地图上几乎令人无从检索的小人物——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同的理解角度:蓬草之所以会遇风拔旋、离弃本根,乃是因为它本来就必须透过迁徙才能存活。从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解层次来说:陆佃也必须背离他的老师王安石,才能真正发挥出由王安石所传授的经术奥义。更激进地看:如果不能疏离整个时代运行的轨迹,蓬草一般的知识官僚便也无从彰显他们在封建帝王所操控的机器里容身的价值。甚至——非常讽刺地——他们必须流徙,才算安身立命。 陆佃本人生平行事本来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使“蓬”这种植物在文学中唤起的意象有了十分重大的开拓。蓬草不再是因风飘荡、随时俯仰,且除了感慨失根、怨叹怀旧之外,别无情感深度的感伤符号。从另一方面来看,“蓬叶末大于本,故遇风辄拔而旋。虽转徙无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从逢”,反倒像是在鼓舞着那些因为见解不合时宜、议论不入时听、政争失败、志气沮丧,乃至于流徙、放逐的士大夫们:“人生何处不相逢!” 更可贵的,陆佃对于“蓬”的期许,似乎也超越了门第,超越了党派。你仿佛能够在这短短的一小段话里感受到,他那“相遇往往而有”所形容的,既非新党,也非旧党;既非熙宁,亦非元祐。“转徙无九九藏书常”一语也丝毫没有悲怜挫辱的情怀,反而给人一种兼容并蓄的宽大之感。质言之:陆佃似乎就是一棵在翻云覆雨的风潮中飘飖到最远处,却仍向一群无论敌友、但凡值得敬惜之人道一声“珍重”的蓬草。

然而,这还只是我的对手这一步棋的一半而已。他为什么会贸贸然提出这么一句“只不过阮公对于槟榔的厌恶,大概会让很多流徙者的后代十分不爽罢”,仍旧须要进一步耙梳。 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天外飞来,让我模模糊糊想到了什么,可又怎么也想不起来:它究竟与一桩什么事有关?结果在书房里踱了半个多小时,鬼使神差一低头,看见我拿来垫垃圾桶底的报纸上有那么一则算是“消息”的东西。 本年四月十七日《联合报》的专访,受访者是“中研院史语所”学者林富士,标题是《文人雅士食补:苏东坡、朱熹也吃槟榔》。访问稿中提到:这位叫林富士的学者想要“以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写一本《槟榔文化史》。“写这样的题目,当然会触及台湾的槟榔西施”,这位教授表示,他不会把槟榔西施看成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现象”。他还建议:“政府与其取缔槟榔西施,不如提升槟榔西施的艺术层次,扶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 我努力回想着四月十七号那一天,大约就是当我看到了“扶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这一句之后,便把报纸塞进垃圾桶里去了。 在这里一定先要说清楚:我并不讨厌槟榔。以前做电视节目熬夜剪接的时候,还多亏槟榔提神醒脑。我甚至认为:这两年桃园县政府大力取缔槟榔西施是一种以公权力干犯老百姓生计的勾当。但是,我一听见“不把槟榔西施看成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现象’”,或者“提升槟榔西施的艺术层次,扶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这种鸟话就泛恶心,这是没办法的事。 那么,我的对手是不是知道我把这张报纸塞进垃圾桶里了呢?在动这个念头的同时,我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窗外——在我书房的外头,有一株山樱、两棵龙柏和一整排密匝匝的竹子,应该不可能有什么人能在任何时候窥看到我塞报纸的那个小动作。那么,王克纯教授为什么会在复手时莫名其妙地来上那么两句呢?看来只有一个可能:他不但希望我注意阮葵生对于“转蓬”所抱持的态度,甚至也希望我还能理解他对“槟榔”所抱持的态度。 那么,这个态度跟流徙有关吗? 关于阮葵生,我所知更少。只依稀记得:他大约是清乾隆年间的人,做过刑部侍郎的官。此外,我还知道《清史稿·艺文志》有著录,将阮葵生所写的十二卷《茶余客话》归入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至于《茶余客话补编》究竟是怎样的内容?由何人补缀而成?什么时候出版?我就一概不明白了。而且,在我们这一场赛局之中,就算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因为我的对手已经引用过的书,就是“三不”的禁令之三——“不可以出自同一本书”。然而,我仍忍不住如此想道:他会不会是希望我去翻看一下阮葵生对“槟榔”的看法呢? 我没见识过那本补编,手头倒是有一本《茶余客话》99lib?。这一回并不太费力,我很快地就翻检到《吃槟榔恶习》这一条。题已标之为恶,其不屑可知。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罪猛;破气,虚损者忌之。其子即槟榔,性益加厉,今人多好食之,亦无恙。槟榔树高五、七尺,皮似青铜,节如竹,其叶聚于杪。业下数房,房结数百子,名‘枣子槟榔’。中有实,如鸡心,与海南子无异。粤人、滇人熟而后食,台湾人则生时即取食之,云可治瘴气、消饱胀。以蛎房灰用柑子蜜染红,合海沼藤食之。每会席,宾客前各置一枚。京师小人和苏子荳蔻贮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齿摇转,面目可憎,岁靡数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按:即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云:‘轿中端坐吃槟榔’,贵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顷在岭南,其人好吃槟榔,合蛎灰抹扶留藤,食之则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脓血,可厌。今来蜀道,又为食蒜者熏,作诗云:‘南飧灰荐蛎,巴蜀菜先荤。幸脱蒌藤醉,还遭胡蒜熏。’邱浚赠五羊太守诗云:‘阶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又《峒溪杂志》载:‘蒌藤叶可以做酱’,即蒟酱也。” 初初这样一读,我大概可以猜得出:王克纯教授也看了四月十七号的那张《联合报》,大概他也受不了“提升槟榔西施的艺术层次,扶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这种鸟话罢?那么,我该附和他吗?或者——驳斥他? 直觉告诉我:王克纯教授想借由阮葵生对槟榔的厌恶来隐喻一个政治性的态度,那是人类从聚居成部落性的动物之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的一种歧视情感:距离权力核心越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就越肮脏、越邪祟、越野蛮。所以无论巴蜀、岭南或者我们今天定居所在的台湾,看在阮葵生这样的人的眼里,就是“阶下腥臊”、“口中脓血”的符号。 我很快地想到:那位想要“提升槟榔西施的艺术层次,扶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学者也许并不是一个愚蠢的蛋头,反而是亲切地体认到槟榔——作为一种边陲贱民的可憎食物——实则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权力机器咀嚼之后任意唾弃到远方的一种渣滓罢了。 流徙,于焉不只是一种惩罚,而简直是一种罪恶了。 “谁说中国人没有原罪观呢?”我在回复王克纯教授的电子邮件上打下了这样几个句子,“我们的原罪就是流徙,距离权力越遥远,中国人的罪孽感就越深重罢?” 他没有再回复过我。我们之间这一场看似没有结局的对弈恐怕也就在我自己的最后这一段话上有了结局——我忽然想到,王克纯教授跟我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目的是要我自己去发现:一旦我书写,就拥有了权力;而一旦我对书写有了自觉,便又处于一种厌弃权力的流徙状态。 墙 许多年以后,她再度站在这面墙下,想起了那个和事佬廖某讲过的一个笑话。她遇到过许多和事佬,也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通常他们的笑话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让她在最短的时间里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廖某的笑话比较特别,竟然在她还没来得及看手表以前便清楚地滑过耳际,而且停留在她的眼皮底下,仿佛就写在那面墙上一样: “其实,何必弄两个墙呢?一个墙本来就有两面嘛,你写这面,他写这面,不就结了?谁也看不见谁。” 这一次她忍不住笑了起来,为这个一点也不好笑的笑话,她一直笑到让自己感觉嘴唇的两侧都僵住了,才低头看一下手表,但是随即忘记表上的时间,便再看了一次。 从她再度看到这墙的第一眼起,就预想到今天的约会之前将有一次漫长的等待,等待中她会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完墙上所有的字迹。那些字也是手写的,也许出自一个和她一样曾经自以为有着“挥洒飘逸”个性的工读生的手笔。执意而不自觉地把所有方块字的横画写斜十五度,一撇、一捺的尾端都得翘起来,所谓的风格。不过,她的猜测之中带着几分自豪,当年她写的那些是多么地有意义,哪像现在这几行——蓝山咖啡七十元/曼陀宁咖啡五十元/巴西咖啡五十元/维也纳咖啡五十元…… 其实,墙也不是原先的墙了。“本来就不是墙。”她脱口说了出来,不过,她没有让擦身而过的路人听见。即使在当年,她想,每一个经过或停下来观看、讨论的路人恐怕都不会觉得那是一座真正的墙吧?那只是一个大型的海报板。“虽然它只是一块木板,”洪习惯性地停顿一下,朝他们这些已经知道下面是些什么话的人扫射一眼,并且扶了扶眼镜,说:“但是当我们写下一些话的时候,它就是一座墙,一座稳固的墙。”洪的目光锐利而笃定,当时她就推想那是因为眼镜的保护与折射的缘故,让人在那薄薄的玻璃镜片之前,觉得自己无所遁形于知识和心思,并且把一切陈腔滥调像隔窗望云一样地加以美化,同时感觉惊奇。洪没有使在场的人失望,他接下来的话确实惊人:“也许你们要说:这座墙没有地基啊?不错,它没有地基,因为它不需要!你看,我们一起看,它只有两只粗壮有力的腿,也随时可以移动,也随时可能倒。但是——”洪再度停顿以及扫视,“我们不要让这座墙固定、僵化;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搬到需要它的地方去!我们永远不会遗弃它,我们要永远围绕着它,不让它倒下去!” 墙当然没有倒下去,它还是在这里,替她遮挡住午后三点钟的太阳,只是没有什么人围绕着它了。她开始有一点孤独的感觉,倒不是因为墙上的海报纸由红色变成了粉红色,或者墙的主人已经不再是洪和他们,也不是因为她还在等待着一个很可能不会完成的约会。她又看了一下手表。真正的孤独反而像是来自那种和她相近的笔迹。她揣想着那个写字的人,可能是个男的,穿着大学生制服趴在地上写咖啡的名称和价格,然后把墨水吹干,举到面前来再审视一下自己的风格,贴在海报板上,他也一定不会认为那是一座墙。这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孤独了,她从来就没把海报板当成墙,除了洪透过镜片看她的时候,然而那是相当短暂的。大部分的时候——就她记忆所及的许多片段——洪总是摘下了眼镜才肯面对她。 “为什么你平常总是戴眼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却老是把眼镜摘下来。”她问这话的时候,墙早已转手让给咖啡店的老板了,而洪正在以一种极其严肃的神情期待着她的答复,他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美国?”她清楚得很,自己会问那个关于戴眼镜、摘眼镜的话有一大半是因为她一时答不上来“愿不愿意跟我去美国”的问题。但是洪立刻显示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态度,说:“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不戴眼镜比较好看。” 她开始觉得不安,那很像一句并不老实的话,但是她又十分陶醉于一个伪装的美丽答案。洪似乎有意以一句表面上的实话来向她的敏锐挑战。当时他已毋须像对一个暗恋许久的对象表白那样地故作“心仪已久”状,他也必然了解:她不会被文艺爱情电影中的对话所感动。也唯其如此,她的不安更加剧烈——如果对方说的是假话,这和他一贯的真诚、热情,以及“普遍的关切”是多么地不协调;如果是真话,她一向所标榜的女性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又是多么地不堪一击?洪适时地握一下她微微发抖的手掌,几乎是同时,另一只手按了按她的大腿:“怎么样?愿不愿意?”她在几秒钟之后才捕捉到这两句话在耳鼓里的回声,而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她处于一种突然的惊恐之中,直觉告诉她:大腿上的那只怪手十分陌生。虽然她随即想到:这种陌生感实在可笑,洪早已在无数次摘下眼镜之后让她闭起眼睛体会两个人是何等的亲密。 她顺手抚摸一下那墙的边缘,它相当结实,据说是柳桉木的,一个硬邦邦的框架。洪和他所谓的战友们都自豪地说过:我们一切自己来,连夜干出这个框子,稳得很。连和事佬廖某都禁不住露出一脸艳羡的神色,却故意摆出一种旁观者清的姿势,双手环胸:“不错,有那么点架势。”然后洪偷偷地掐一把她的腰,她认为他是有意把汗水擦在她的新裙子上;洪低低的语声掩盖了她那不洁的感觉:“这个投机分子只知道‘架势’。” 当时她也只知道架势确实是某种力量,一个拥有五吋粗木框的海报当然可以装成一座墙的模样。然而她没敢出声,洪也在下一瞬间移开他擦干了的汗手,搭在那个诗人的肩膀上:“你呢?曹地衣,怎么样?这座墙给你什么灵感?” 曹地衣这个不需要灵感而只有机智的家伙沉吟了好一阵,才缓缓地说:“政治只有一个灵感——” “什么灵感?”洪和她异口同声地问,并且互相投以团契式的一瞥。 “我想,”曹地衣故意学起洪的模样,只缺少一副眼镜,所以寻找机智时似乎略有困难。他到底还是说了:“这次的‘选举’恐怕不需要‘亮票’吧?” “嗯。”洪的表情显然像是已经洞悉了对方在打马虎眼。 “那你问我灵感干嘛?”曹地衣迅速地说,“你,‘不民主’!” 洪放声笑起来。她猜想洪的笑声里多少含有一些“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意思,便跟着笑起来,算是佩服了诗人肤浅的机智,也任由洪把她揽过去,和曹地衣三个人头碰头笑做一堆。但是她真的不知道:那墙给曹地衣的、洪的,以及她的灵感究竟是什么? 反而是现在这几行咖啡名给了她一些面对记忆的灵感。从来不喝咖啡的洪在转让了墙之后的第二天来到她的屋里,像平常一样地搂搂她,然后顺手在任何东西上摸摸碰碰。“哈!你的灵感是从这里来的。”他指的是那只咖啡壶。“什么灵感?”她同时感觉到自己被松开的身体一如屋里的家具、杂物、书报什么的,经他摸一把、碰一下便任由那双手在转瞬间离去。“写墙的灵感啊。”他说,“你忘了?我们的墙啊。” 怎么会忘呢?经过了这么些年,她依然记得那花费了她两个通宵才构思完成的句子:“你的民主就是解冻贞节的苦涩/溶化牌坊的糖衣”,她把句子写在墙上的时候是在那次运动正式展开的第三天,人潮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正午。当她颤抖地要把签字笔插进笔套里时,手肘被人群挤了好几下,结果手指倒先涂污了。她用污手擦了擦额角的汗水,撑开阻塞的人和他们好奇的视线。洪站在比较远的地方,扶一扶眼镜,冲她微笑。她的紧张并没有因而消失。倒是面前闪出来的曹地衣暂时转移了她那种被包围的感觉,他说:“你写得很‘诗’,诗句的诗喔——可不是咸湿的湿。”机智的诗人自顾笑了起来。当时她附和着苦笑了一下,然而就在洪拉住她的手的时候,一种复杂的憎厌情绪立刻汹涌上来,她竟然觉得背后长了一双不会眨动的眼睛,正愤怒地凝视着人群中每一个发出“噻!”“真敢哦!”的家伙,以及那个咸湿的混蛋。她用力握住洪的手,轻声说:“走吧。”“你在发抖。”洪说,“现在还不行,等等,曹地衣等一下发表演讲。”“我不要听。”洪没有听到她说什么:“什么?”他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同时用左掌和曹地衣打了一个“OK”的手势。她又用力握一下洪的手,直到自己感觉酸软无力:“我说我不——要——听!” 然而此刻她却站在这里,等着曹地衣闪身出现,等着听他的话。即使她一点也不愿放弃心底那股强烈的憎厌。她原来就不是曹地衣的学生,那批学生大都自诩为浪漫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的老师的机智下肯定诗人在文艺圈并没有浪得虚名,听他演说可以打开“心灵的另一扇窗子”,并且帮他——其实就是为他——搭盖了那一座墙。“亲吻我们的墙。”诗人老师在学生们把墙竖起来的时候这样说,“我们为它流过血水——那个谁,何建国?你被图钉扎破了脚不是吗?——流过血水,现在留下我们的口水吧!”他的荒谬制造了“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假象。当时,她和洪都被那个荒谬的嘲弄逗笑了。直到后来,诗人用他咸湿的口水污蔑了她两个通宵所经营起来的句子为止,她才开始逐渐地发现:自己在墙上所题写的“理想”是多么荒谬。 “我觉得荒谬。”她第一次说出来的时候,密西根湖上已经结了一层冰。 “什么荒谬?”洪说,“我只觉得冷,他妈的真冷!欸,弄点咖啡喝喝吧?” “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呃,四年,”她停下来换算一九七九和六十八这两个数字,加加减减,“四年前我们盖的那座墙。” “什么?噢!你是说在台北的时候。”他说,“怎么不记得?干!真他妈的好久了。那是七○年代最后的一次‘沟通’。哈!” “荒谬。”这回她没说出声,窗外很远的地方有两个黑影,似乎是小孩。雪衣雪帽肿成两团肉球似的身子,正在一步一步蹒跚地朝湖面走去。 “最荒谬的是他们。”他蜷缩在厚甸甸的沙发里,翻一份当地的中文报纸,“我们盖墙,他们也盖,反正是盖嘛,他们盖得过我吗?” “墙本来就很荒谬。”她说,两个小黑影之间的距离拉远了些。左边那个脚底一滑,差点摔了跤,右边那个前后俯仰了一阵,似乎在笑着。 他抓着报纸朝她走过来,她听见纸张和脚步混合的窸窣声逼近背后,他搂她的腰:“宝贝,你最近有点怪。是不是天气?嗯?”随即他放了手,“他妈的真冷,煮点咖啡吧,宝贝。” 现在轮到右边那个滑脚了,他也没有摔着,左边的仿佛也笑弯了腰。她懒懒地离开窗口,克制自己不去想“为什么要给他煮咖啡”的问题,她并不冷。 “过了X'mas以后,我要去旧金山。”洪跟在她背后,伸手递报纸给她,“你看,真他妈的绝了,报纸都登出来说我洪某人要去那个同乡会演讲,我还不知道咧!” “怎么会?”她接过来,就着他指的地方看,“你怎么会不知道?”在以前,她初来的时候,中文报纸上若是登了洪的名字,她会捧着读一天,并且认真地觉得:在这块新的土地上他们会闯荡出一点什么,这个Promised land!然而,情况或事件一再出现,就像一个不断回放的笑话一样,反而可笑起来。比方说,洪的演讲“沟通与制衡”、“制衡下的沟通”、“沟通的管理和制衡的结构如何统一”……她记得,在那一次某大学同学会通讯刊物的复刊酒会中,洪竟然提到:“亲吻我们的通讯!我们为它流过血水,流过汗水,现在,请留下我们的口水。”她笑弯了腰,笑出了一丁点泪水,因为她清楚地听见旁边一个女学生低声骂了句:“It's a poor taste!” “You know,”洪把报纸扯回去,“我们的联络工作愈做愈差了。也不晓得西部那些王八蛋怎么混的,我这回去要好好修理他们一下,演讲?干!” “你还是有点得意吧?”她索性戳穿他,“到底‘西部那些王八蛋’还没忘了你。” 洪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岂敢。他们岂敢!宝贝,你最近有点怪,有点怪。天气的缘故,是天气——噢!我差点忘了,明年我可能有机会在加州搞点名堂,听说L.A.那边有两个学校加强东亚事务方面的课,妈的,能去就好了,这个鬼地方!能待吗?” 洪也曾经在这墙下说过一样的话。那天晚上另一座墙周围的人群发起大合唱,洪也召集了一批陌生人唱另一首歌。他们凄凉的曲调显然不及对方来得雄壮,于是洪跳上骑楼下的一辆摩托车,扶住墙头,一摇一摆?地打着夸大的拍子,嘴咧得很大,于是人们把那首地方小曲喊得变了样,整个旋律就像一支不断膨胀了又膨胀的气球。她紧紧搂着洪的腿,任声浪把零乱的思绪淹没掉。然而,当她偶一抬头换气的时候,突然发现:洪并没有唱出声音来,他只是拼命张牙舞爪。直到这首歌唱完了,她才哑着嗓子想起:洪之所以不唱,是因为第二天还要在这里演讲,他得为一个“更精彩的”、“更值得的”目标保护喉咙。但是第二天的演讲并没有举行,当晚警察就来到两座墙下,告诉双方人士:他们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小区的安宁和秩序。警察的语调十分温柔,曹地衣立刻对洪说:“保姆说我们吵醒了乖宝宝的甜梦。”警察维持着礼貌的笑容:“对不起。”曹地衣也转身冲墙和围观的人群一鞠躬:“对不起。”于是她再一次感觉到曹地衣在表现荒谬的时候所显示的复杂意图。他一方面扮演着嘲弄者,成为一个反面英雄;一方面又使被嘲弄者低估了这个小丑般的悲剧角色。 “不要低估曹地衣。”洪从旧金山回到他们的湖滨公寓之后,和她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些,“不要低估我们的前途,不要低估岛内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不要低估你自己。”然后,他照例在斗室里踱方步,摸一下沙发,摸一下她的长发,最后他走到窗前,摸一下玻璃,仿佛摸着了那方解冻中的冰湖。 “我没有低估什么!”她大声说,握紧了拳头。洪曾经嘲笑过“她们女人”握紧拳头时,总把大拇指翘在食指根部上的姿势,后来她改过来了。 “那我们没什么好争的了。”他说,“你回去总比待在这里更有意义,曹地衣会尽一切的力量支持你——” “你的意思是说:你早已经和那个狗屁诗人串通好了要我回去?” “你错了,宝贝。”他冷静地回眸看她,“第一,这不是我个人或者曹地衣的意思,而是组织的意思;第二,曹地衣已经不写诗了——” “第三,”她抢着接下去,“我根本就不该跟你来,是不是?” “不要否定你做过的贡献,冷静一点。”他扶了扶眼镜,“你不觉得这些年你在妇女界的奔走联系替组织扩大了沟通的面向么?你忘了那些老侨多么欣赏你的专栏文章么?真的,别低估你做过的一切。” “比方说陪你上床?” 她看他走过来,闭上眼睛泪水滚过颊边,任他搂在怀里,听到他说:“不要任性。你知道你很了不起,你也知道我舍不得你;可是组织的决定是理智而正确的——我必须到西部,你必须回去,我们并没有‘分手’,工作使我们一直‘在一起’,不是吗?宝贝,嗯?”她睁开眼睛,穿过朦胧的泪水和披散的发丝,从对方的肩头望向遥远的湖面,一片清亮的视野罩进来。她忽然在自己哽咽的缝隙中听见一些特别的声音,那是洪的演讲“It's a poor taste!”,以及她自己说过的“我觉得荒谬”。她有意使那些声音凝聚在一起,这样会让她自觉更有力、更主动一点,她并没有被遗弃,她早已对许多琐屑的事情感觉厌烦。然后她再度闭上眼睛,努力去回想那一次洪指挥众人唱《雨夜花》时作出一副声嘶力竭而实际上并没有唱的样子。 “宝贝,我们还有更精彩、更值得做的事呢。”他拍着她逐渐停止抽搐的背脊,“我去整顿西岸的人事,你回去搞杂志、搞宣传。这样,我们的结合会更落实,嗯?”接着,她听到他“喀拉”一声把眼镜摔在窗台上,她知道下面他要做什么了。 “我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是曹地衣和她阔别重逢的第一句话。他耸耸肩,挟着那个暗红色男用皮包的手微微地摆动了一下。 “我想我在电话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她发现对方的眼睛不时地瞟向身旁熙来攘往的路人,“这样吧,进去喝杯咖啡什么的?”说完她瞥了那墙一眼。曹地衣顺着她看过去,露出一抹僵窘的会心微笑:“好啊——不过我坐不久,还有点私事——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聚有多久了?” 那是洪和她联袂赴美的前一天。曹地衣以玩笑的方式逼请店东请了客。“我们用最低的价钱卖你一块全台北最响亮的招牌,你说,老板,该不该请客?”“该的该的。”老板说。 “他们又换了老板了。”曹地衣抢着替她拉开椅子,“才几年的工夫,变化真大。” “不少年了,你不是也换了好几个工作?” “是啊是啊。”曹地衣打开他的暗红色皮包,抽出张名片,“学校里待不下去了,我现在和几个朋友做生意,开了个顾问公司。” 她无法去看那张正反面印着中英文的名片。只听到曹地衣又在重复那个老掉牙的玩笑:“顾问顾问,顾影自怜,问心有愧,哈哈!”同时不停地拨弄皮包上的金属按扣,“喀喀、喀喀”。 接下来的沉默似乎和先前电话交谈里那种久违的陌生遥遥呼应着。当时她站在一栋新盖的二十层大厦底楼,握话筒的指缝里夹着洪临别时给她的纸条,洪递给她纸条之后只说几句话:“有任何困难,打这个电话给曹地衣,他会料理一切。” “你知道。”曹地衣又打开了皮包,东翻西拣一阵,才缓缓地说:“办杂志有很多困难,我刚才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从白纸印成黑字,中间要多少绿色的钞票?” “刚才你也说过,钱并不是什么问题——”她故意瞪一眼那个鼓凸凸的皮包,猜想曹地衣运用他的小聪明“顾问”了多少买空卖空的钞票。 “对,钱不成问题。”曹地衣说,“老洪一定告诉过你,上回‘选举’之后,我和南部的一些土财主搭上了线,他们里头也颇有几个想搞政治、搞文化、搞些名堂的家伙,钱的问题还在其次啦。” 她连连冲对方点头,并仔细端详着曹地衣的脸,他胖了不少,双下巴上颤巍巍的赘肉使她想起那个和事佬廖某。廖某在那天晚上两墙之间举行合唱对抗的时候被曹地衣的一个学生给揍了一拳,那名学生大叫着说:“你这只猪!两面猪!你懂什么?你只会牵猪哥!” “真正的困难是协调工作。”曹地衣说,“这事我不便在电话里跟你讲,它很复杂,比起你写文章,比起我写诗,都复杂得多。” “哦?”她浅浅地一笑,“比起我的女权运动和你的教育事业呢?” “应该说是你的女权事业和我的教育运动吧?”他耍了莫名其妙的机智,显然有意要在口舌上抢一个机先,“好了,不开玩笑。真正的困难是协调,你知道,美国那边的情形也一样嘛!” “是啊。所以我回来了。”她想利用这份自嘲扳回一点什么,“我接到的‘指示’是回来推展我们的媒体,他不会没有告诉你吧?” 曹地衣带点不安的神情又开始低头玩弄那个皮包扣,随即压低了声说:“有的有的。可是,呃,时机还不对。” “什么?”她叫起来。 “还不是时候,现在。” “现在正是时候。”洪点燃一支烟,顺手在腰上围起一条毯子,下了床,走出卧室,不知道做了什么,她只听见一阵金属的响动。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重新戴上了眼镜,“你回台北去,轰轰烈烈地干一场。现在那边的言论尺度稍稍拉开了一点,对我们很有利。” 她接不上嘴,翻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想.到刚才再一次为了取悦他而假装达到高潮,她原先以为那样可以挽回一点什么。 “不过,你需要调整一下姿势。”他跳回她身边,轻轻地扳开她的脸,“调整一下角色,暂时放弃你一向的女权运动,让那边的群众觉得你不光是女性领袖,更是意见领袖,一个社会工作者,一个男女通吃的政治人物。这几年我在这里搞的那几套理论模式你尽管他妈的写、写、写……” “说老实话,写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曹地衣把音量压低了些,“搞我们的杂志不在文章怎么样,搞我们的事业完全要看时机、看情势。老洪没跟你说?” “他说现在是时候了。” 曹地衣索性把脸伏在桌面上,双下巴抵住咖啡的厚玻璃板:“现在不是时候。我告诉你,现在的协调极其困难。去年又举行了一次‘选举’,你知道,结果前前后后搞出来好几本刊物,什..么月刊啦、周刊啦、半月刊啦、杂志啦,我称之为‘纸上谈兵的战国时代’。” “我在那边听说了,也看过一些。” “你以为如何呢?”曹地衣眯起了小眼睛,不等她接腔便继续说:“如何?全乱了。摇笔杆子的谁也瞧不起谁,你评论我,我修理你,连阵线都没有啦!” “这不是很‘民主’吗?至少我认为不同的声音——” “你小声一点,拜托!谁要这种乱糟糟的声音啊?组织要落实才是第一优先,你知道。” “那我呢?我就架空了?我回来干什么?”她还是大声叫起来,把曹地衣的双下巴震离了桌面几吋远。她忍不住握紧拳头,大拇指压在食指根上:“我放弃了那边所有的工作,放弃了半个学位、放弃了职业、放弃了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关系,放弃了——”她没有说下去。 “你要学会放弃很多事情,宝贝。”洪按住她大腿的手往上移了移,“跟我去美国,嗯?我们得先放弃一切,就像我们把我们的墙让给这里的老板一样。老板他懂什么?他懂我们的墙么?他只知道那是一个海报板,一块大招牌。他懂个屁!屁!”他把眼镜戴好。“你戴上眼镜也很好看,看起来懂很多事情。”她温柔地倒在他肩上,想着自己已经放弃的和即将放弃的,大腿上的手掌传来一股温热。这是她第一次感觉对方有些陌生的那个晚上,他转为激动的语调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她忘记了所有的怀疑和不安。“只要懂得放弃这里的一切,去美国,创事业、作研究、发展组织,什么牵挂都没有,嗯?愿不愿意跟我去?” “我相信,你愿意为了组织而放弃一切、赶回来;”曹地衣抓着那个暗红色的皮包,在桌面上敲了敲,“你也就会愿意为组织的团结而放弃急功近利的表现。是不是?” “我不愿意被你们耍!”她猛地要站起身,曹地衣更快,他好像早就料到她会这样,抢过手来一把按在她肩上,她颓然地坐下,不甘心地吼着:“谁也别想耍我,我们走着瞧!” “你太激动了,老洪知道你会这么激动——” “什么?他知道?你们知道?” “我们早就该知道很多事情的。你在去年一整年里都很不稳定,尤其是下半年,对不对?”曹地衣“喀喀”一声打开了皮包按扣,拿出一个扁扁的长方形盒子,继续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我的诗、你的工作、人的感情、组织的发展,什么东西都在变……” 下面的话她没仔细听,“人的感情”,她想到这是她经常在文章里给妇女读者强调的一个主题……不要信任人的感情,男人的甚至女人自己的。牌坊会褪色就像容颜会衰老一样自然…… “这是一个任何人不能控制的趋势。”曹地衣却先站起了身子,“除非我们有足够远大的眼光。老洪了解这种种的改变,他了解你。他比你更知道你的改变,他也知道你在激动之下可能会做出什么样对组织不方便的事。” 她抬起头仰望着曹地衣的同时,对方正弯下身把那个小盒子塞在她手里,说:“这是一卷录音带,是你们小两口之间的秘密,我还没听过。不过,一定很缠绵动人的,你留着吧,我还有一份,可是我希望它永远锁在我们的档案里,好不好?” 她奋力一挥手,打落了曹地衣暗红色的男用皮包和那卷录音带,冲出咖啡厅,不小心撞上那座墙一下,它摇了摇。 蛤蟆王 奶奶拾起她那把磨得光亮又锋利的剪刀掀开门帘进来的时候,我猛地把她错当成二婶。二婶比奶奶肥得多,有时候我会认为她比自己肥得多。这时她站在奶奶身后,冲我一咧镶满金牙的大嘴,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听那声音,我才发现拿剪刀的原来是奶奶。这时奶奶笑吟吟地接腔说道:“他怕什么?蛤蟆都不怕,他怕什么?” 蛤蟆就那么静静悄悄地趴在床头的一支三脚凳上,脖子里箍着条红丝线,丝线的另一端绑在煤油灯座底下。它鼓凸着一双大眼,滴溜溜朝我转了转,活像二婶生气的样子。我懒得理它,或者奶奶和二婶,只觉得脸上一阵急似一阵的胀热好难受,就闭上了眼——其实闭与不闭也差不离多少,从晌午起,我这双眼睛就“肿得比核桃还大了”。二婶说:“赶下午让四叔逮只蛤蟆给你解火罢。” 四叔把蛤蟆逮回家来之后和二婶吵了一架,二婶气得骂四叔:“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老黄狗当时正夹着尾巴在灶底下,拿舌头舐鼻子,斜楞着眼看二婶,活像不甘心让人比四叔的样子。四叔只管怒气冲冲地跨出了后院,嚷着:“反正我把蛤蟆逮来了,拴柱子瞎了也不该我的事;我早说过,蛤蟆不会比大夫管用。” “真亏四毛说得出来!”奶奶掏出老花镜,把剪刀往油灯火苗上来回烤了烤,“那些个洋大夫懂个屁!”“就是嘛!”二婶说,“他们懂得屁!”奶奶没再说什么,低99lib?头寻摸那只蛤蟆。我从眼缝里看着她一手挟住老花镜,一手用剪刀尖拨翻了蛤蟆。二婶抢上一步,伸开五指帮奶奶按住蛤蟆的两只前脚,蛤蟆“咕嘟”一声,大概是咽了口唾沫,我也一样咽了口唾沫。只听见二婶继续说:“那些个洋大夫就会拿人开刀,要是把拴柱子送到他们那儿去啊,指不定受多少罪呢!” 奶奶一剪刀在蛤蟆肚子上戳了个浅浅的洞。我几乎不敢看下去,可是眼睛根本闭不紧,就像它睁不开一样:我清清楚楚地瞥见那蛤蟆的白肚皮从剪刀扎下去的口子往上绽开,里头露出一堆红粉素白、活蹦乱跳的玩意儿。奶奶这才说:“四毛这些个日子早出晚归的,又搞些什么名堂?”二婶压在仰脸蛤蟆前脚上的手指抖了抖,轻声说:“谁知道他?”“咱们可是规矩人家,可经不起他这么折腾。”奶奶抬手扶一扶老花镜,瞧准了蛤蟆敞开的胸膛一剜、一剔,摘下一块鲜红的东西,一剪两半,说:“这孩子,一出生就该把他给掐死,省得人操心操不完!——来!拴柱子,敷上,这蛤蟆肝,敷一夜,天亮就好啦!” 凉凉的蛤蟆肝就这么压在我眼皮上。但是我依旧从眼缝儿里瞧见奶奶如何把预先准备下的针穿上红丝线,如何替蛤蟆缝上肚皮到胸膛的一条裂口,如何把它扔出窗外去,以及如何叹着气收拾剪子、凳子,并且和沉默下来的二婶一道出门。临走前她还对我说:“那蛤蟆再回到田里去,就成了蛤蟆王子。” 这天夜里老黄狗吠了一整夜,搅得我一..直没睡觉。蛤蟆肝仿佛流出来雨天檐头不断滴落的水珠,一点一点敲在我的眼皮上。我却止不住想起四叔在前些天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拴柱子,凡是有心肝的人,任谁也不能不出头了。”他说的是县城里被奶奶称作“青皮混混”的一帮子人,都是他的兄弟伙儿,有的打从上高小的时候起就不留辫子了。当时我还是个奶娃子吧!——四叔好像说过的:“等不到你们这些奶娃子长了屌毛儿,天下就不一样了,天下就太平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远处刚插上秧子的翠绿田野,那儿正传来一阵阵喧天价响的蛤蟆声。 我再到田里去看水的那天,眼皮已经不肿了。奶奶坐在场子边儿的槐树底下,扯直嗓子嘱咐我:“要是碰上什么熟人,别忘了问一声你四叔的消息;要是有什么生人问起你四叔,就什么也别说。”结果什么生人熟人我也没遇见,倒是先前那只蛤蟆又出现了。它胸腹之间的那条缝纹儿我是认得的——红丝线沾满泥土,有如黑麻绳;它依旧鼓凸着一双大眼,在通往县城的大路边儿等我。“你别冲我来..!”我举起二婶赶鸡的青竹竿儿吓唬它,“是我四叔和我奶奶下的手,有种你找他们去,不打死你个小王八蛋的才怪!”蛤蟆没理我,径自咽了两口唾沫,一转身,朝路的另一边跳过去。这时我才看见,它身后的田沟里忽然窜出成千上万的大小蛤蟆,随在它屁股后头此起彼落地穿过路面,霎时间我眼力能够着的地方全是窜高蹦低的蛤蟆,仿佛夏日午后场子上的雨漩子。它们拼命往路的另一边跳去,没完没了。要不是一辆赶死投胎的骡车打县城那头辗过来,我真会让蛤蟆王的千军万马给活埋的。 骡车却带来一个不能让奶奶知道的消息。二婶在那天傍晚抹着眼泪把我拽进厨房里,教我跟奶奶回话:“你就说四叔的朋友赒济他到省城念洋学堂去了。”“那我也要去!”“去你99lib?娘个头!”二婶作势要摔我耳刮子,吓得老黄狗一舔鼻子溜了,她才哑着嗓子说:“去给人当革命党?像你四叔?摘心挖肝的不得好死!” 大师 穿素花裙的中年妇人问他:“大师会不会冷?”他沉下脸摇摇头,把听筒梢搭回脖子上,轻轻掩了门,朝四周的人群摆一摆双手:“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全力的。”然后他捂着鼻子试图躲避缭绕在身旁的香味。“可是被单那么薄——”妇人说。这时人们猛然拥上前来,她手里的香抖颤两下,戳上他的白袍。他掸掉香灰时终于忍不住说:“你们这样乱,只会打搅病人的。”带着稍许的怒意,他偏过半张脸,急速穿越层层密匝的人群;其实按捺不住的反而是他自己有一种被打搅,甚至被侵犯的感觉。于是他低咒了声:“该死的。” 这种感觉早在前一天下午记者群蜂拥而至的时候已经清晰地浮现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使他永远难忘。人们似乎已然忘记他在两个月前曾经主持过那次令各界瞩目的脑血管显微手术,当时他对记者说:“医生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一个新的病例。”可是现在他发现: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一个伟大的病人。比方说:同?99lib.一个采访记者竟然在两个月后要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谈一谈”他对那个和尚的“印象和感觉”。“对于宗教,”他答复说,“我连做一名intern的资格都没有。” 此刻,伟大的和尚正躺在加护病房里,没有知觉、没有意识、没有思想、没有任何活动能力。而他则静静地在楼上的私人休息室内翻阅武侠小说,把楼下那位“大师”想象成少林派最后一代的掌门人。掌门人被封闭了全身七处大穴,正在等待一位白袍大侠的拯救。他当然要去救的。这一次和以往的无数次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毋须去了解被拯救者的感觉,无论对方是脑满肠肥的股票商人、吸食过量镇静剂的影视红星、前途看好可是驾驶技术不好的政坛新秀或操劳过度的无业荣民,无论是肉食者或素食者,无论是丐帮或少林派……他们永远只该是手术台上身心麻木的配角,他才是唯一能感觉到死亡并且和死亡展开对决的“大师”呢。 “大师!”一个intern敲门进来,满脸无助的苦笑,“我看啊,医院成了庙了!——昨天晚上那个女人刚才又溜进病房,被我轰走了,还骂人呢!口口声声说那和尚害冷。”“她自己冷感!”他哼了哼鼻子,接着说:“你怎么搞了一身香灰味儿?该死的。” 年轻的实习医生带着一身香灰味儿离去之后,他花了五分钟的时间重新温习一下和死亡对决的孤独感,不时哼哼鼻子。病人能感觉什么?探病的人又能感觉什么?他们大概只能感觉希望而已。希望那种简单的健康、幸福、富足、平安、快乐;希望拖延一下面对死亡的限期。每当他满足了人们这一类的希望,并拒绝回赠的金钱或礼券时,就可以从更深沉的孤独中获得快感;此一快感和他读完某某痊愈的病人所写的《与病魔缠斗记》之后哼鼻子的快感是相同的。通常在这种时刻他会悄声对自己说:“该死的。” 有些时候,一些该死或不该死的病人死了,他会在凌乱而短暂的挫折感之中回到休息室来,翻开武侠小说,很快地找到那些大侠在练成绝世武功之前历尽艰苦屈辱的情节,一路杀看下去。同时意识到和他对决并赢得一时胜利的死亡正沾沾自喜,露出破绽,忘记了他即将前去复仇。当然他知道:这样和死亡定约比试的循环终将在他自己的限期内结束;他注定会是最后的落败者。不过,纪录上他赢的次数多得多,而数字确实使他在孤独中感觉亲切。 然而楼下昏睡中的和尚显然不像任何以往纪录里的病人。他刚被送进医院来时还保留着部分清醒的意识,曾经微笑着向医师们伸出一根手指头。他搞不懂那是哪门子野狐禅、大手印,但是和尚的微笑有如置身于死亡的威胁之外,很令人不安。他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发现垂目安眠的和尚一直保持着先前的笑容,那笑容时而浮现于照明灯手术盘和其他医护人员的衣帽之间,仿佛在每一个可能的角落观赏着他和死亡的决战。对于这样一个旁观的仲裁者,他简直不能忍受。时时会想到:即使救活了和尚的一条命,人们也会说那是佛祖或菩萨的保佑,是和尚自家积的功德。比这一点更足以令人沮丧的是:和尚自己全然不像个病人,没有痛苦,不会挣扎,毫无求救的表情。另一方面,目前和尚的病情也令他产生无力感。手术后和尚远离了死亡,但是也活不了,像一株野生草本植物,富含叶绿素以及矿物质,非常柔弱,也非常顽强,让他无从下手——他和死亡一样,对这样一位信徒口中的大师感觉无计可施,他无法想象:一场没有胜负的和局有什么好搞的? 这个僵局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了转机。实习医生跑来告诉他:“和尚死了!”怎么会?他把一份病历表摔在桌.子上,打翻了一叠武侠小说,匆匆下楼去,撞进加护病房的门,冲鼻而入的是一阵烧烤的肉香。一名护士浑身打着抖,向他投以歉疚和畏惧的目光。他挂起听筒,拉住病人的手腕,同时发现一切都无效而可笑。“搞什么鬼?不可能的——”他哼了哼鼻子,转念间想不起少林派和肉食者有什么关系,一眼却瞥见床头柜上放着个白金的怀炉。“不晓得是谁放的。”护士哑着嗓门儿说。他轻轻地翻动和尚的尸体,在那清瘦干枯的腰杆上烙着块和怀炉一般大小的黑疤,疤上尽张着些血红的裂纹。“也许,”年轻的实习医生说,“放怀炉的人是好意——”“去你妈的好意!”他忿声吼起来,腔子里猛然生出一种被打搅、侵犯,甚至剥夺了某种权益的感觉:“都是该死的!” 七十六页的秘密 那个学生一进门,我就几乎决定了他的分数;不会超过八十五的。他竟然穿了条黑窄裤,灰衬衫敞着三个扣子,里头当然没有内衣。瘦骨棱棱的胳膊底下夹着那本论文,什么《盛唐文学环境之研究》,厚达五百页。“他真能写啊!”稍早时邻座的高所长这样问我,“怕不有五十万字?”我们同时摇了摇头,并且用拇指拨翻了几下放在各人面前的那本砖头巨著。“就是嘛!”我应声答道,“光是翻一遍也得个把小时。”高所长右边的李教授也接着说:“他还以为这是博士论文呢——现在的学生啊!就知道抄抄抄,抄它个满坑满谷,厚厚一大本儿,可是很少有什么创见的,唉!”他重重地把那一份论文往桌上一搁。我继续和高所长随便谈了谈时下硕士 73ed." >班研究生每下愈况的治学态度,互相附和着点头和摇头。直到那个学生走进来,坐定了,我才发现那小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一瓶XO级的白兰地,轻轻搁在桌上。那瓶颈上还系了条粉红丝带,正对着冷气口颤抖个不停。冷气口下坐着那学生的指导教授马朋生,一张怯生生的苦脸,冲他的高足笑了笑,显然今天下午这个口试会议里,他注定无话可说,只能苦笑。 高所长照例介绍了我和李教授,我们颔首如仪。接着,由那学生发表了十五分钟的论文提要。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时地会被冷气声、马朋生的咳嗽声和李教授坐椅弹簧的轧擦声所干扰,便无法专心于报告者那低沉平板的催眠腔调,以进入盛唐时代缤纷多彩的文学环境里去。因此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瓶XO的琥珀色液体上,想着这个暑假之后到巴黎大学汉学中心担任一年客座的程期,应该能搜集到不少关于敦煌学的资料,以及品尝一些地道的葡萄酒。李教授曾经对我能获得这样一机会发过酸,表示敦煌学的研究风潮会像喜多郎的电子音乐一样昙花一现,不过,他慷慨地羡慕我:“能遍尝法国美酒,也就不虚此行了,是吧?” 我无法不点头,同意这个经常能搞到原装茅台和汾酒来助长写作兴致的老学长,并暗自得意。然而此刻那学生手边的XO却令我困惑,他是准备把这瓶酒送给李教授,聊表谢师之意的吗? “我不跟你客套。”李教授抢先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我根本认为你的题目有问题;什么叫‘环境’?‘盛唐文学环境’?这个环境包不包括盛唐时代的社会治安哪?公害啊?还有对外贸易问题啊?这太笼统了嘛,是吧?” 马朋生呛了一口咳嗽,不像是点头,高所长勉强把脸转向我,我只好点上一支烟。那学生深陷的眼眶里闪过一抹晶亮的光芒,答道:“我想这是用词上的问题,虽然我不能期望盛唐时代有竹联帮、能源危机,或者国民所得之类的课题,不过,‘环境’可以表示盛唐时代文学作家和活动的整体运作结构——” “你很会玩儿语言。”李教授的坐椅又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可是我仍然认为题目本身有问题。怎么说?呃,‘环境’这个词儿其实就是‘背景’的意思嘛,换两个字,意思没什么不一样,这叫新瓶旧酒。” 闻一闻场面上的火爆气氛,我敢说那瓶酒不是为我们的酒仙李教授所设的。而高所长戒酒二十年——这和他二十年“述而不作”,纯搞学术行政的名声一样响亮——早已成为圈子里历代师生耳熟能详的典故,那么XO也不会是送他的了。如果那学生真如他那对眼珠子所显示的一般精明伶俐,当然也不会用如此贵重的礼物送给马朋生这个闻到酒香就会呛死的痨病患者。算将起来,我倒还有可能。毕竟能品味好酒,又能借好酒激发灵感或深思的人是愈来愈不多见了。我开始怀疑这个机灵鬼学生读过我三年前在学报上发表bbr>..的一篇论文《唐诗中酒的意象与情结初探》。 “你是不是读过我那篇《唐代知识分子的冲突分析》?”李教授看一眼那学生,顺便看看我。 “是的。”那学生说,“在这本论文的第十二章第七节,四百零一页上,我提到过——也提出了不完全同意的观点。”李教授连连点了两下头。我忍不住想笑,马朋生也苦着一张脸,他显然也明白我们这位老学长审查论文的习惯:“翻翻目录,看看绪言,读读结论,找找中间的几页,挑挑错字儿,批批分数,统统过关就是了。”——有一回在谢师宴上多喝几杯之后他对我们“这几位少壮派学弟”泄露的天机。“这年头儿能把自己的学问搞通就不容易喽!咱们向谁去借时间盯论文啊?”我当时是这样答复他的:“学生不也是‘先考功名、再做学问’的?” 然后轮到我提问题了。把香烟捻熄,我恢复了平时在课堂上那种心闲气定、谈笑自如的模样。我太知道学生如何在背后爱议论我亲切体己的模样。我也努力持续着四十二岁的慈祥面容以不辜负多年来本系学生对春风诗教的敏感,他们都早熟些、持重些,因为我们的身教如此。所以我总愿意毫不吝惜地鼓舞学生像我的模样。我慷慨地称赞他们,更勇于接受爱戴——前者李教授做不到,后者则是马朋生不敢奢想的。 “你穿的衣服很有欧洲格调。”我扯了个风马牛。照往例,这句违心之论应该可以让场面轻松下来的。接着我顺势递出一招:“你的论文里也有不少过于冗长的欧化句法,这是我所关切的问题。比方说绪言里有一句……” 我一共问了十来句,其中还包括在翻找的时候临时瞄到的。提问时我尽量用不伤和气的语调,让那学生了解:西方的文学理论不一定适合——其实也可以说一定不完全适合——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他耐心地听着,马朋生也耐心地听着,李教授的坐椅轧擦作响,高所长半真半假地睡着了。那学生听完我这一整套分析之后低头沉默半晌,正当我满意地点着一支烟时,他说:“我想老师和我都很能同意自己的看法。” 这几乎是整个口试会议的结论了。高所长适时醒来之后纠正了论文末几章里一些错用标bbr>点符号的问题。我并没有仔细听,开始打量那学生谨慎、机灵而骄傲的样子,我猜马朋生不容易应付这种学生。“我总是觉得现在的学生懂得比我们多。”马朋生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老师越来越难当了。”我自然就把那套“慷慨称赞以接受爱戴”的哲学告诉他,他在这门课程上是死当定了。 我决定给那学生八十五分,原来还可以更低的,不过我不想让那学生认为我排斥欧化语法,或者没有接受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雅量。那学生退出会议室之后,李教授立刻说:“他还可以,写得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给他八十八分。”“是啊。站在鼓励学生的立场,我想他是够 8d44." >资格通过的。”我说。马朋生苦苦笑了笑,高所长伸了个懒腰:“他们写得累,我们老得快啊!” 唤那学生进来时,我们齐声向他道恭喜,于是情况明显地热络而轻松起来。我握着这位新诞生的硕士瘦骨嶙峋的手,扫一眼冷气口下不断发抖的粉红色礼品丝带,问他:“对了,你带了瓶酒来,是庆功用的吗?——你很有自信的样子。” “噢!不不。”那学生抽回了手,拾起他的论文,说:“请各位老师翻开第七十六页——” 我们都遗漏了什么吗?所有的人都在转瞬间恢复专注而严谨的神态,回到座位上各自翻论文。七十六页。 七十六页的内侧有一行钢笔小字,就在我翻看的同时,那学生朗声念道:“各位亲爱的老师:如果您读到了这一页,学生将献上这一瓶法国XO白兰地,以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随后,那学生冲我们点点头,拎起桌上的酒,转身走了。 拳醉 阿披勒曾在四天四夜之间连续击倒五名顶尖高手,其中包括一个倒霉的日本人,只有十九岁,在那场越级挑战赛中被他的脚踵敲碎了天灵盖。那是十年前的事,当时我还是个瘦小子,胸前挂着大木箱,里头放满零嘴和饮料,在疯狂的、冷酷的、浑身散发着热汗臭的观众之间游走乞售。如果运气好,夜赛散场之前我的大木箱不被那些野蛮的群众挤翻或砸烂的话,应该可以为自己和两个妹妹混一盘沙河牛肉饭。我的运气不会天天好,但也不至于坏到像我娘那样,活活被赌输的醉鬼用铁椅子夹死在过道上。所以偶尔我还剩下一点点心情欣赏阿披勒的英姿。 阿披勒打死日本人的那一天我娘被夹死在铁椅子里。我借口做生意逃出家门,背上挨了我爹一拐杖,但是踏进拳场的大门就不疼了。当时全场哄爆的气氛和今天差不多,你只能闻着香烟、酒精、汗水和榴莲混合起来的迷雾,而无法呼吸。唯一不同的是,那天我必须不停地努力跳跃起来,才能看见阿披勒在台上撑击对手的脚掌;今天我就在台上,稳稳地坐在我的角落,俯看阿披勒趴在对面、颤抖着一身赘肉,做赛前祈祷。他的模样专注又虔诚,仿佛那天日本人抱头哭叫时他宣布退休的表情,我猜想他早就忘了我娘被夹死在铁椅子中间的那一刻,他曾高高地撩起袍角,避免沾上我娘嘴角的血渍,以便从容不迫地走出场外。“你早就不记得了吧?”我重复说了好几次。 “你要恨他!恨他!”我的教练“吸血虫”咬牙切齿地在我耳边说道,“恨他!上去就把他扳倒,不要浪费体力。”我瞥一眼“吸血虫”,他瞪视阿披勒的眼球子已经凸出来了,下眼泡上的裂疤充胀着血色——据说那是阿披勒干的。阿披勒则继续祈祷着。喝醉了而不耐烦的观众断断续续地发出嘘声或者吹口哨,在那个日本人死前他们也曾经这样;有个家伙甚至顺手抓起一瓶我木箱里的可口可乐扔上台去,他的同伴赶紧推他离开:“那小子被阿披勒打死!不死也得拳醉了!”“狗操的!我那五十块钱给他娘输光了!”这时候我环视了一下观众,听见自己嘟囔着:“我可没忘记你们这些狗操的!”他们一代一代、一波一波地涌到这里来,向赢家欢呼,或者是向那些让对方成为赢家的失败者喝彩,可是他们永远永远不会知道,我在台上朝他们挥拳或者诅咒,我藐视他们!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不要自言自语。”“吸血虫”打了我两巴掌,“记住,阿披勒是头老狐狸,他会拖你。你冲上去就对付他左肋条,一点也别松!要恨他!”其实我一点也不恨他。我甚至和十年前一样想冲上去亲吻他绑在左臂上的那条红丝祈祷绳。他,以及我以往的每一个对手都无法像“吸血虫”所说的那样,使我产生恨意——你怎么可能去恨你的对手呢?我敢以一比一百万打赌,“吸血虫”也不会真的去恨阿披勒的。像我们这种人只会对台下产生仇恨,恨他们摆布你又供养你、崇拜你又歧视藏书网你、赢掉你又输掉你,对你喷吐烟气酒气又不让你呼吸。 轮到我做祈祷时右前方第一排的观众照例嬉笑着向第二排退去。有的拿帽子遮脸,有的把雨伞撑起来,我朝他们撇嘴笑笑——他们知道我的习惯。我依旧和往日一样,解下祈祷绳扔给随便哪一个卖零食或鲜花的小弟,站在台中央接受四面八方冲袭过来的喊叫,并且用最凶恶的鬼脸回报他们。观众于是疯狂到极点(今天竟然有人敲钟),我听那哭声、笑声、咒骂声和欢呼声在最高处停留五秒钟,才开始我的祈祷——台下所有的人比期待我击倒对手还要迫切地期待我的祈祷——我朝右前方第一排的中央(我娘被夹死的地方)狠力吐一口浓痰。和往常一样,观众在此刻咆哮,屋顶的钢架震动起来,好像老天爷震怒时擂下一记霹雳。“你们懂什么?”我低声说。他们除了羡慕我能表现出他们心底不可告人的自大之外,还懂什么? 然而今天的阿披勒却一点也不自大了。他的腹肌连成一块浮鼓的圆皮,左侧因受伤而断裂过的肋条骨撑凸出一个角来。他看我的时候有如一条缓缓眨动眼睛以求宽恕的老狗。这个表情原本是我预料得到的,他已经四十二岁,有十年不曾握过拳头(除非殴打那些一再背弃他的女人吧?),他必然知道今晚会被我击倒的,反正只是一笔不得已的交易。可是我看不懂、也不敢相信他那哀求的神情里复杂的意思——那双眼睛暴露出渴望的凶光,仿佛他有意要激怒我,使我仍旧把他当做一个英雄而非野狗或猎物;然而穿透那层强逞的凶恶,我又觉得他的确想赢取我的怜悯——历经多年的挥霍和潦倒,他只是为了替老母筹措医药费而复出挨99lib?打的。那么,我不该出手太重了。 “谁说的?”“吸血虫”听见我的自说自话,气得又给我一巴掌,“明天还得对付两个马来人,人家可只有十八九岁,没有体力你怎么赢?嗯?听我的准没错,上去就把他踹倒。知道吗?”我点头的时候钟声响了,阿披勒一跃而起,甩开大步占住台中央。我虚蹑起前脚,缓缓接近他的右侧,尽量不去觑看他的左胁一带,但是他仍然十分警觉,左肘关得死紧,遮住伤处,同时右拳向我招了招。僵峙了一段时间之后,左侧有观众带头叫骂起来,才让我忽然惊醒,阿披勒和我在一片沉默之中互相试探了好久好久。就在全场接近沸腾的时候,阿披勒大喝一声,凌空飞起,这是他最著名的旋风虎尾脚,扫幅有一百八十度的扇面,我身子猛一沉,递出一拳,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出腿,而腹部已经结结实实挨了我一记。观众又大叫起来,我当然不敢怠慢,左腿格出去,正掼在他的右颈上。四周的声浪正在把整个台子埋葬着,我却听到 963f." >阿披勒的声音“我是有话要讲……”从漫天的烟雾之中钻入我的耳孔。 有话要讲?这算什么狗屁?我瞄一眼裁判,他一副浑然不知的模样。那么阿披勒在我耳边说的话会是我的错觉?还是他们串通好了来算计我?有话要讲?“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我一面朝他恶说一通,一面连晃两个假勾拳,紧接着补在他左肋条骨上一脚。阿披勒已经单腿跪地,绕在背上的红丝绳悬荡着,末梢滴下染色的汗水。他一把抱住我,又轻声说道:“让我,让我撑到第三局!”然后他重重地在我胸口擂了一拳。 我们的额头紧紧顶死在一起。“求你!”他说。我一把把他推到绳圈上去,然后听见“吸血虫”在背后大骂:“丢你老母啊!揍他!”我不知道“吸血虫”是不是也看穿了阿披勒乞怜的心事,或者认为那乞怜只是一头老狐狸的诡诈伎俩。无论如何我是不在乎的,那老狗勉强要撑到第三局,不过是为了几个钱罢了,也许他的母亲真的病着,在某个弥漫吗啡和抗生素臭味的贫民医院病床上嘴角淌血。 我毕竟让他撑到第三局。也许他可以多赚几百块。也许赚不到那么多,反正我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吸血虫”气得打他自己一巴掌,“这样拖下去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你要恨他!”我是开始恨阿披勒了。他此刻坐在我对面,助手替他揉搓松弛的肩臂和那张糟糕的脸——灰白、瘦削却一点伤也没受的脸。他的眼角有一星泪光,带着泪光他冲我微微点一下头。“你是个孬种,狗操的!”我大声骂他,他又点了点头。 等到在再冲上场去的时候阿披勒开始微笑,并且改变战术——一直绕着我四周游步,偶尔出拳,像逗弄小孩子似的碰击我的下巴、耳垂、鼻尖。我一反击他就跳开,跳得又快又远,而且让人猜不着方位。观众在这个当儿配合他的步伐逐渐喧哗着“阿披勒!阿披勒!阿披勒!”的名字。那么我是被愚弄了?阿披勒索性咧开嘴角,露出一口牙套,笑了。我又一连打出几记空拳,阿披勒已经绕到我背后,一膝盖顶上我的腰眼——就像我爹经常对我的那样,不怎么疼,可是你会觉得羞辱(我爹那笨瘸子经常用那条坏腿捣我的腰眼,表示他对拳王的轻蔑)。我猛一回头,突然看见阿披勒眼角的泪水已经充满了整个眼眶。他又伏身上来抱我,在裁判还没有来得及冲上前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生气了,很好。”我想推开他,可是他劲力突然大起来,紧箍住我的腰,我一个站不住,被他挤跌在绳圈上。裁判拖着肥蠢的身躯再绕过来,阿披勒又已低声说道:“再帮个忙,恨我!用力打我的头。”他随即把裁判推开,对我挤挤眼睛,有泪水滚下来。我半矮下身子,前蹈两步,一拳砸上去,阿披勒竟然敞开门户,立时我听到了拳头捣乱了他那根肋骨的碎裂声。阿披勒顺势迎向我,搂住我的脖子:“头!打头。”我们互相顶住额头,他喘着气,显然哭泣起来,我不忍心看那双眼睛,只好望着他背后远远的人群,却也不很清楚,观众和我们之间有一大片污浊而凝结起来的迷雾。阿披勒再度把我拉得离裁判远些,继续哭着说:“求你打我的头,我要救我娘!我没养过她。”一时之间我听不出他的意思,一低脸才发现他的左胸已经整个泛青,那么这又不是诡计了?“你想耍我?”我用力推,推他不动。裁判分开我们时我的脖子已经酸得动弹不得了。阿披勒泪汗交织的脸上又浮出一抹笑容,他大声叫起来:“小子,你不打吗?” 我瞥一眼“吸血虫”,他两手朝下按了按,示意我稳住,又拍打一下小腿,要我攻对方下盘,我在下个刹那里挥拳佯攻他头部,底下抬腿便扫,可是出乎我意料的,他顶着头捱下我佯攻的一记,当然也被绊倒了。这时观众又开始呼唤我的名字,一声一波,一波一顶点。 阿披勒抱着头甩躲开裁判,.冲向我,嗓子又哑又闷地在人声里对我说:“再来,头!知道吗?头!”我听见人们更大声喊我的名字,很令我厌烦的名字。“我揍死你们!”我脱口骂到,右拳扯开,对准阿披勒的天灵盖击去。 等我再度有知觉的时候,听见“吸血虫”正在对记者说:“阿披勒是个伟大的拳王,可惜他退休以后酒色过度,身子坏了,不然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回头往场中看去,一群医护人员团团地围住阿披勒的身子,我只能看见他的一只手臂,上头拴着红丝绳。 “他不死也得拳醉了,变白痴了!”“吸血虫”把丝袍披在我身上,冷笑一声,“你也别说,连保险带赛金,他拿的比你多得多。” 然后我看见观众嬉笑着叹息着咒骂着离去,地上有歪倒的铁椅子、砸坏的大木箱、可口可乐碎瓶、握成K型的啤酒罐和一团挥之不去的迷雾。 走路人 如果你们要问我:听说台湾山地有一种“走路人”,是不是有这回事?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任何听说来的是、或者不是什么。我只能和你们谈谈记忆,而人的记忆——唉,我是说我的记忆,仿佛也和头发、指甲以及我这一脸胡子一样,会生长,会变色,会脱落,甚至被我剪掉、刮掉、修齐掉。 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真实起来的东西。在此之前,我还没留胡子(因为规定不准留胡子),对真理充满热情和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克服所有来自任务、来自敌人、来自天上的困难。也许,就像你们现在一样,套句流行的话,怎么说?青年才俊,是罢? 那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号上午六点半,我刚从基地回台北总部向单位主管报到,他正在刷牙。他有一口好白牙,咬字清晰果决,铿锵有力。不过那一回也许是事情来得太仓促,或者是因为嘴里还含着牙膏泡的缘故,他始终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你有任务,和二组的乔少校一起,听他指挥,八点钟向他报到。呃,这一次和往常——怎么说?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没有敌情顾虑,也没有什么危险,呃,应该说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状况,乔少校会和你说明。”“报告,我的装备和身份——”“不不,不需要身份,这次不回内地。”他笑笑,含着白茫茫一片破了又浮起来的泡泡,“这回在本岛,山地。” 老实说,我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发现那两个山地人为止,简直是打心眼里不乐意。我有一百个不必说出口的理由,可以一路上摆起张哭丧脸好让乔奇心里窝囊——我从不叫乔少校,以免自己觉着窝囊。他比我早两年占缺,早两年晋级,早两年进总部,早两年回老家出任务(当然还为我带回来一袋子南院榆树下的泥土)。我可是没有好声好气地对他说:“这次任务我是你的人。老乔!”“什么话?”老乔一巴掌搭在我肩上,“自己哥儿们说这个!”他有意寒暄几句,问起我娘的身体、我爹的音讯,我抽个冷子打断他:“还说我爹呢!真是越混越回去了,什么屁大的任务也要找我,这一次不回去又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有他的消息了。”“不急不急,慢慢儿来。”他说,“也许过个一年半载就打回去了。”我朝他摆摆手:“好了,谈任务。” 比起以往的任何一次,这个任务都像儿戏。第一,没有敌人;第二,不带火器;第三,不需要掩护;第四,没有联络同志。“我们成了童子军了。”我说。乔奇显然没有和我抬杠的意思,他只是淡淡地说:“上面还是很慎重的。如果能因此而找到他们那条纵贯南北的棱线通路,对我们在山区的部署和活动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他们”就是传说里山地的“走路人”。拥有超乎寻常的求生能力,精于狩猎,对山区有特殊而亲切的了解,知道大自然赋予本岛的每一个奥秘。他们用鼻子辨别风向和水源,生就一副可以在睡梦中听见花儿开落的耳朵,在最深的黑夜里也看得到水底的游鱼。你们会觉得这是神话。当时我也这样想。“他们会飞不会?”我说,“那真该派他们到敌后去,起码打听打听我爹的下落。”“噢,对了。”乔奇继续保持着他和善宽容的微笑,“‘走路人’不能结婚生孩子,他们得一辈子打光棍儿,成天到晚在台湾山区里走来走去,替各族传递消息。临老还得在所有的部落里挑选一个徒弟,训练个几年,然后——”“然后退伍?” 也许你们和我当年一样,对“走路人”这种既像邮差,又像僧侣,称不上军人,也算不得山贼的角色感觉奇怪。至少我一听到这些,就认定他们辜负了那神话般的能力。他们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文化教育,甚至没有任何立场——他们竟然不介入族与族之间的纠纷战争,却能够享受各族的盛大款待——宴会、美酒和女人。在初抵部落的那一个夜晚,这些一代一代漂泊的野蛮浪人会如何畅快地周旋在肥羊鲜果以及充满仰慕与爱怜的姣美女子之间呢?我想乔奇也一定会因此而立刻联想起他身陷故乡的妻子——我的妻子的姊姊。而她们的周围又有多少野蛮的浪人呢?唉!我不能再想下去。至少我牙关紧咬着打颤,一路在吉普车上颠簸,以致无意间磨破了舌头,开始把“走路人”当作真正的敌人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伤害这些山地同胞,”乔奇在抵达鸡笼山脚的时候再度告诉我,“他们不会有恶意,我们只要悄悄地跟出那条棱线通路,任务就算完成了,哥们儿。”老实说,我有点讨厌乔奇的语气,他和我爹一样,总会有意无意地向我暗示:你太毛躁,不够沉稳。他们一向压抑住对我的满意,以免我过于骄狂。每当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就以加倍的骄狂回报,使他们错愕甚至痛苦。一旦看到他们无法应付我骄狂的痛苦表情,我就益发相信:伤害的能力是我信心的根源。于是我这样答复乔奇:“你跟这些野人是同胞,我还差一截。”乔奇深深地看我一眼,我垂下头作势整理装具,电筒、刺刀、罗盘、绳索、火柴……和一件美军的鹅绒夹克。乔奇轻轻按住我的手背,掌心一使劲儿,我的五指立刻陷入鹅绒的温柔 91cc." >里,他盯着我,好一会儿才说:“咱们都是同胞,不管是不是野人。” 我们的野人同胞终于在三天之后出现在鸡笼山东北角的棱线上。不错,正如你们所想的,“走路人”脸上刺了青,身材不高,可是健壮厚实得有如山石。尤其当他们一老一少自一大片芒草后现身在望远镜筒里的那一刹那,我忽然觉得任务有趣起来——那个老的竟然在我发现他几秒钟之内朝我这边打量了好一阵子;他手遮前额,凝视良久之后,和年轻人交谈几句,年轻的也朝我指手画脚一番。你们很难想象吧?他们逆光而视,竟然发现了一千公尺以外草丛里两个伪装良好的侦搜高手。乔奇和我互望一眼,我看得出我俩矛盾的想头是一样的:一方面希望没被发现,以利任务遂行;一方面又希望他们真如传说和资料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组好对手。 我们和对手保持着大约五到八公里的跟踪距离,在夜暗降临之前走入细雨和山岚交织而成的迷雾之中。进入山区的前几个小时里,一切平静而顺利。“走路人”留下清楚的脚印,脚印里蓄积的雨水使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断他们超前了多久、多远。乔奇偶尔还会和我谈起几年前同游庐山的往事。我不太搭理他这一类的话题;他那样地轻松自在,仿佛出这趟任务不过是游山玩水一样,而我却得一再端详那些脚印,好揣摩出“走路人”的身量究竟有多少。等到紧捏刺刀柄的手发出阵阵酸麻的时候,我才从先前幻想着与对手肉搏的恍惚情境中清醒过来。“你不需要太紧张。”乔奇突然说,“台湾的山不比咱们菏泽的难走。”“你他妈的才紧张!”我瞪他一眼,良久之后才说:“这算什么嘛?小鼻子小眼跟他妈乱葬岗子一样。”他笑了笑:“看着吧,明年,明年咱们回去登泰山。嗯?”我用鼻子哼他一声,心里想的是明年挂少校的事,紧接着我瞥一眼乔奇的肩膀和微笑的侧脸,顿时觉得官大了好像就比较乐观一点。 那么,“走路人”师徒俩是不是也会如此呢?老的在对小的传授经验的时候,会不会也挂着令人宽心的笑容,好让对方泯灭心底处最不可捉摸的恐惧呢?(刺着青的一张老皱皮脸笑起来一定更假些。)他又会说些什么样的故事来安慰年轻人以赢得对方的信任与服从呢?(我爹就曾经吹嘘过他曾经赤手空拳格毙一排“土共”的事。)他们之间有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吗?(乔奇不需要命令我,他知道我毕竟坚信着服从是我的天职。)那年轻人会不会想要超越他的师傅,而把老家伙当作竞争的对头?(一旦我把乔奇当成对头,就再也不愿想起我们曾经多么亲密地‘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往事。)“我还记得你耷拉着两串黄鼻涕的德性。”乔奇说,“真快啊,一眨眼的事。”我再看他一眼,突然不觉得认识过这样一位少校——虽然他穿着一身和我一样的迷彩装。“怎么忽然冷起来了?”我说。 雨势真的大了起来。我们开始担心地面上那些转眼即将和烂泥、草叶一同掩埋在黑夜里的脚印。 后来?噢!不要问我这么愚笨的问题。你们要采访的该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吧?是吗?你们是不是可以多知道一些关于人的东西呢?就像含在你们嘴里的口香糖,你们不会为了把它吐在垃圾桶里才嚼它的吧?我还记得那雨大得连牙齿都淋湿了——因为我们必须用嘴呼吸,否则会连鼻梁骨都呛断掉。乔奇领头跑着,我紧随在后,希望能在脚印消失之前把跟踪距离缩短到半公里或一公里左右,虽然那是很容易暴露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不时得喷掉口鼻四周的雨水,任由茅草、蔓藤和一些羊齿植物上附着的尖刺刮过脸颊和脖颈;以及耽于幻想——我和那个年轻的“走路人”应该是非常相近的人物吧?他脸上淡淡的刺青也许显示着他是一个初成年、资历不深的角色。那么,他也许不像老的那样野蛮,不过他也一定朝着更加野蛮的道路上奔驰而去。他也会逐渐生成一张老皱皮脸,刺青和衬底的脸膛转成一色的黑。他也要享受许多英雄式的欢呼和盛宴,拥有一个又一个的女人。他也将训练一个徒弟,在风雨中奔走。然后我想到自己挂阶以后的种种,干一阵子幕僚,做个小主管,升了指挥官。也许有一天坐镇总部,睡在办公室里,遇有紧急任务时一面刷牙一面下达命令。我又喷掉一口雨水,赶上去和乔奇并肩跑着,说道:“你看我——我们还得熬多久?”他又跑了一段,在一片竹林旁停住脚步,摇着手电筒观察左侧陡坡下一条曲折隐秘的猎道,说:“难说。运气好的话,一口气从北到南不跟丢了,也要一个月。”“不,我是说——”我说不下去了。乔奇看看我,看看猎道:“奇怪,我越来越没把握,如果‘走路人’是顺着山路走,我们现在就站在他们旁边了。如果他们下猎道,就不会在棱线上,而且人是在我们后头!”我们同时四处打量着。山色比夜色还黑,对过山脊的箭竹密密麻麻布列成数的茸毛,这时山脉便像一头静静围卧在我们周遭的巨兽,活了起来,那两个“走路人”于是无所不在了。“他们总得吃喝拉撒睡吧?”我仔细往山洼里任何有反光的地方望去,视线所及,除了隐隐欲动的林木之外,什么也没有。我舔几滴雨水保持口腔和喉咙的湿润,磨破的舌头顿时一阵火辣般地疼着了。 更糟糕的是:又走了一程,山路却消失在一块比十辆两吨半卡车堆起来还大的岩石前头。乔奇花了整整五分钟的时间研究岩壁上的苔藓、爬藤和蔓草,结论是:“不可能!简直不可能!”“他们上去了?”我明明看见苔藓完整地布生着,丝毫没有破坏的痕迹。乔奇则一如我预料的那样,茫然中透露出忿忿的神情:“除非他们会隐身术,或者长了翅膀。”“路应该是不会错的,他们还晓得遮雨。”我拿刺刀尖拨了拨脚下那些齐地断折的山芋叶柄。就在我把刀尖沾附的泥土和碎草抹在靴跟上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念头冒了出来;我开始注意乔奇的脸色。他皱着眉,用擦汗的手势擦雨,也许和我一样地忧心任务泡汤(而他必须担负责任,所以应该更加不安):忧心“走路人”随时从树上或者岩壁缝隙里蹦出来猎杀我们,忧心大雨继续泼下导致坍方甚至山洪……而我的念头竟然是从鼻孔里冒出来的。“哼!”我一连哼了几声,除了第一声,其余的都是掩饰,掩饰一份非常卑微又倔强的淡漠——我真想看看乔奇因懊悔而愤怒的样子。他却以为我淋雨伤风了。 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在一次没有敌人的任务中,我居然只花六个小时就找到两面的敌人——我的猎物以及我的同伴。倘若你们就此认为我满怀敌意乃至仇恨,我是一点儿也不意外、也不想去辩解的。我所受的训练警惕着我:如果没有敌人,我该如何产生、保有、运用或者印证我的力量呢?不错,你们明白了,任何抱持着遥远崇高目的的训练都有所谓的“假想敌”,“假想”你们懂罢?它一点也不遥远崇高,就在你身体里,为你构筑防御工事,构筑整个世界的99lib?模型。从乔奇和我离开山东老家、在抗日战争中干少年兵起,我们打到安徽打到江西(还去游历庐山圣地)打到湖北打到四川,一路打下来,五年然后十年,每天——我是说每天——都以战争训练生命;在没有真枪实弹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假想敌”。没有假想敌,你根本不能面对真正的敌人;是的,以假作真,疑真似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是多年来乔奇和我埋藏在骨子里的要诀心法。你们说,乔奇怎么可能在六个小时里忘掉这些,而把那两个随时可能摘掉他脑袋的“走路人”,还有一步一步逼迫他以及超越他的我当成同胞?“你别病倒了!”他掏出罗盘来端详一阵,对着包围我们的山说,“这两个山胞还真难缠,我一个人可对付不了他们。” 这一夜我们当然都没睡。至少乔奇和我彼此都问过对方一到两次:“依你想,我们是不是真被‘走路人’发现了?”我们嚼着沿路采集的生蕈和车前子,分吃稍大些的果实并分摊各自绝对不肯承认的恐惧。事实上不只是这么单纯,我们也同时想试探出对方的恐惧。“听说他们已经不吃人了。”乔奇说。“很难讲,”我比他还要狠些,“我们对这个岛知道不多,荒山野地的,天晓得天亮以后我们会不会变成一堆野人屎!” 天亮以后,雨势转小,随即在不知不觉间停了。我们已经踩烂苔藓和蔓藤,先后登上那块岩壁,来到山的这一边。接着,望远镜筒里再度出现“走路人”的身影——他们在另一座山的侧壁上,并排蹲着,仿佛在守候着什么,一动也不动。“他们——我操!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我差一点叫了起来,然而声音毕竟不小,害得好修养的乔奇皱了皱眉头。我们的面前横躺着一条至少有五十公尺宽、一百五十公尺深的溪谷。谷壁这边依旧只有滑溜溜的苍绿苔藓。如果我们即刻攀下谷底,就正好落入他们的视线之中,也许在那两具粗木细竹和兽筋绑制造成的弓箭下变成活刺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很可能像野地里受惊的兔子一样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虽说如此,我们仍然不敢稍作停滞,赶紧往腰上系绳索,寻找抓钩的支点,并且密切注意“走路人”的一举一动。 他们在片刻之后展开交谈,看表情仿佛是笑着,很开心地笑着。“也许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乔奇说。“也许他们要诱敌深入。”我说。“也许——”乔奇放下镜筒,再一次展露出宽和的笑容,“和你出任务很够劲儿,越来越够劲儿了。”那两个“走路人”看起来也差不多。他们笑,偶尔摇头,指手画脚。最后一齐站起身子,弯身整理着什么。“干嘛啊他们?”我们同时说道。 过不了多久,他们已经打点好,开始登顶。这是个好机会,他们再神通广大,背后也不会长眼睛,我们只要有二十秒钟的时间沉下谷底就跟得上了。正当我放眼谷底搜寻栖蔽之处的时候,乔奇拱拱我的肩窝,示意我看对面“走路人”方才栖身的所在:“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沿路做记号。”接着,我们同时发出“嘿嘿”的笑声,忽然间又觉得“走路人”不怎么神乎其技了。而所谓记号,是两截埋在土里的竹筒,既没有伪装,也显然不能代表方位,看起来惹眼又无趣。不过他们登顶的方式倒蛮有意思;不借助什么工具,轮流用对方的身体作踏板,手脚结实又利落,两人不时还会发出咿咿唷唷有如调笑或鼓励的怪叫声。不多会儿便上了山脊。我们在“走路人”消失于北西北方的同时,一骨碌滑索下坡,奋力收绳,一面相互拼命似的奔跃过及踝的溪流。乔奇比我先到达“走路人”留注记号的位置。他得意地笑了笑,一面探手到竹筒里去,一面说:“怎么样?哥们儿!老哥哥——”然后那脸色起了变化,他缓缓地抽出手来,上头沾满一片野人屎。 你们一定听说过关于威严的信条,现在流行的话里有一句“形象问题”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无论如何,长官是不能当着部下的面丧失威严或“有损形象问题”的。所以我一定不能像你们现在这样启齿咧嘴、前仰后合地笑,我必须咬紧牙关,发出“唉呀呀”那种既惋惜、又愤怒的同情的声音。话说回来,如果是一个朋友甚至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的手上沾了屎,你岂有不笑之理?所以我说:试验交情的真正手段是看看他经不经得起你的讪笑;如果经不起,他必定在心里把你当成“部下”一般的看待了。不信,你们可以回去试试。 我当然不会试。“唉呀呀!”我说,“这些混账王八蛋在坑我们。”我说“我们”;乔奇却好像看穿了我刻意不笑的冷淡,不答腔也不理我,径自跑回溪边洗手。我猜他会因着我的反应而有哽咽之感,就像头两年他为我带回来一袋泥土时我的感觉。当时他有如一位到基层来视察的师长,用力拍打我的肩头(害我被一枚脱了帽的肩章铆钉穿透制服扎进肉里),笑道:“好好儿干!嗯?将来看你的了。”尔后我也回内地出过几次任务,可是,再带回什么土也好、瓦片儿也好,每回交到我娘的手里时她都不流泪了。有一次她随手扔掉一包花种子,说:“你爹还是没消息啊?——这里院子小,没事儿的工夫别带这些破箕烂担的玩意儿了。”是的,我们都会有那种被身边的人推搡到天涯海角的哽咽之感。我远远地望着溪边那壮硕的影子;听见流水啪哒啪哒作响,还有他浓浊的叹息声。 这一天我们在沮丧沉默的气氛中度过,从而听到许多环境里的声音——包括斑鸠、山雉和乌鸦,有几次我甚至怀疑听见狼和熊吼。乔奇偶尔也会停下脚步,偏头斜眼,或者举起望远镜到处勘察一阵。而我们都不再交谈。“走路人”则在三公里之外一路高声唱歌,歌声撞击山石,回音钻入我们的耳鼓,仿佛在指引着什么。 当时,我敢打一万个赌:他们的歌一点意义也没有,一点也不雄壮威武,一点也不振奋士气。我更怀疑他们能唱出什么心情。他们是如此的随便,也许听见林叶祟动就唱沙嗒沙嗒,听见河水就唱噜哩噜啦,听见斑鸠了,就来上一段咕咿咕咭,要不就和乌鸦一道喔——喔—— 然而在不知不觉间,我自己的嗓子也痒起来,不过满脑子军歌进行曲实在不好一个人唱。我撇脸瞧一下乔奇,他的喉结也微微抖颤着;听不见他哼什么。想必他也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哼的是《黄河三部曲》,前些年流行过的。倒是“走路人”那种没腔没调没有内容的歌声有如一片浩浩荡荡的山岚把我们给围住,我们丝毫不费力气地循声跟了一天,直到夕阳把我们的身影甩到山坳里去。 我相信你们也有这种经验:一到晚上,人会变得比较悲观,任何念头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入幽暗的角落,和孤独、绝望、恐惧、死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的心情却使乔奇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松弛下来,我们宁可开始交谈。“咱们吃什么?今天晚上。”乔奇说这话的时候从怀里摸出一把刮胡刀刮下巴上的须茬,偏巧我也同时问道:“‘走路人’吃什么?”然后我递给他一个野地瓜和几支山芋,“说不定他们正在烤山猪呢,我绕到他们前头去瞧瞧。”我指了指“走路人”歇脚的低地对面,在那边半山腰有一片隐蔽良好的相思树林,或许基于刚才我说的那种心情,乔奇有不愿意拂逆我、甚至讨好我的意思,他答应我为满足好奇心而冒一次险。 我像初春傍晚出洞觅食的草蛇般悄然滑下泥坡,循着低地周边灌木丛和蕨草的走势,从“走路人”背后绕到对面山壁下,发出秋虫的鸣声,并看见那师徒二人正在截取枯枝燃起一堆柴火。我又叫了两声,稍等片刻,趁他们专心拔掉一只山禽羽毛的工夫攀上一株枝叶繁密的相思树。“走路人”仍只静静地并坐着,烤那只山禽;又从一个皮布囊中倒出白色的浆液,淋在油光光的食物上,以及轮流灌饮着。 二十分钟之后,我循路潜回原地,告诉乔奇:“他们又是酒又是肉,真他妈逍遥!”他一面非常仔细地刮除两鬓(发出铁石摩擦的脆硬声响),一面沉沉缓缓地说:“咱们哥们儿有几年没一块儿醉过了?嗯?”我迟疑了一阵,答不上来,说久嘛也实在没几年;说不久嘛那些过去的情景似乎再也回不来了。只好转过头望望相思树那边:“谁还算计那些?”乔奇诡异地笑笑,从衣服夹层里掏出一个美国大兵经常贴身带着的那种扁形钢瓶:“来点儿!金门高粱,驱驱寒罢!”我们一人喝了两口,轮番对望着。酒气冲涌着我的眉心,我真想告诉他,如果咱们只是朋友而没有阶级,或者只是长官与部属而不是“哥们儿”,也许酒味会温和许多。“真烈!”我又转过去看相思树,扯开话头说:“操!他们烤鸟真是一把手,香得我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要是拿来下酒——”乔奇忽然打手势止住我:“你闻到了?真的闻到了?”我点点头,心下这才一转,看看手里的酒瓶、对山的树,觉得不妙了!乔奇早已一个箭步窜到泥坡上,我跟过去探头往低地望一眼,那里只剩下一堆未熄的柴火,“走路人”不见了。风从我们的脑后吹来,一直吹到相思树那头去——风向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了。 我们熄灭柴火,找着地上被践踏过的枯草痕迹,恢复和夜色一样的沉默;带着孤独、绝望、恐惧和“走路人”留在火堆旁边的半只烤山禽,咀嚼着疲惫与自责,走下去。 你们也许想到:在接下来的行程里,“走路人”不会再用歌声为我们引路了。我们几乎已经确认:对方笃定发现了背后的跟踪者。问题是: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我们?——敌人?不对。他们在各族之间,根本无所谓政治立场,哪里有什么敌情观念?猎人?也不对,他们一定知道:没有一个猎人甘心承受跟踪另一个同行以获取猎物的羞辱。友人?更不对了,他们何必躲闪友人呢?除非——“除非他们不愿意别人了解他们行走的路线。”乔奇说,“这里头有文章,有文章!打从一开始,上面说要暗中跟随,我还以为是言语不通、不好打商量的缘故。不过看他们这样躲躲藏藏的——”说到这里,他开始搓弄那只捞到屎的手掌,“你想,他们会不会有问题?”“什么问题?”“你还记不记得头两年特勤组在七堵还是八堵山里破获一个匪谍大本营的事?”我点点头。“依你看,‘走路人’这条秘密通路和潜伏的匪谍有没有关系?”我支吾片刻,正准备摇头或点头的时候,乔奇的眼睛闪出两道晶光:“说不定‘走路人’是在替‘他们’传消息——欸,这不是不可能喔!上面一定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才不许带火器,不许伤人,要留活口,放长线、钓大鱼!”我不甘示弱地抢着说,“这样一串起来就合理了。”“对,就合理了。”我们竟然握起手来。 可是天一亮,我们却再度听到“走路人”嘹亮的歌声;一样的腔调,一样的随兴所至。不过在乔奇和我的心里,那歌声绝对另有含意。我们讨论了半个小时(甚至更久些),合理的结论有两个:一、他们刻意装作没有发现我们的模样,以便松弛我们的警觉,然后出其不意地在任何一个隘口或密林中设下陷阱、捕兽器,要不就造成一次人为的坍方,把我们一网打尽;二、他们的歌声其实是一种警报,用以通知藏匿在附近的同谋可疑分子(比方说,匪谍)。 另外一件事情是尔后想起来我都忍不住捏紧拳头,为自己的大胆而震惊不已的。“走路人”从那天开始,每次吃什么都会剩下一些,留在火堆旁或者显眼的大岩石上。乔奇坚决不吃。“说不定有毒!事情走到这步田地,我看还是小心点好。”“可是我们吃了那只烤鸟也没事。还有,昨天早上的半只羌子,晚上的一头野兔,我吃了也好不过的——”“你忘了那天你说过——‘诱敌深入’,不是么?”他第一次拔出刺刀,往我们的面前的一块山猪腿肉上猛地一插,举臂甩了个老远,接着自言自语着说:“不吃的好。”“老乔!”我又饿又气地瞪着沾满烂泥的山猪肉,“你这算命令呢?还是——”“不错!”他绷紧脸,定定地看我,“是命令!”我哼了一声,走到山猪肉旁,捡它起来,连泥带肉狠咬一大口,一边嚼,一边说:“那我抗命!你回去办我好了!”泥块在我嘴里研成沙粒灰粉(发出铁石摩擦的脆硬之声)。其实我也怕有毒的——这里到处是鲜红的毒蕈,令敏锐的我们触目惊心。 你们这些一天到晚接触资料、整理资料、运用资料的人凭什么去相信资料呢?的确——只要资料之间合理,就值得相信。的确这样么?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因为有理可循,便不再有多么触目惊心的事了。灾难、斗争、战祸、残杀……再疯狂的事都可以找到隐隐约约的理由加以解释。我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闹情绪抗命;乔奇在任务结束后也合理地签办过我。我更可以合理地解释吃了那块山猪肉之后为什么肚子没命地疼起来:一、我中毒了;二、我吞了脏泥臭土;三、我在情绪激动之下进食造成消化不良。 我强忍住肚子痛。为了不让乔奇发现我浑身冒出的冷汗,一度故意加紧步伐,口里不时嚷着:“热坏了,这种鬼天气!”偶尔我也会找些帮助消化的野草放在嘴中嚼嚼,然而无济于事。许多许多年以后,我留起一脸胡须,在农庄上养了一大群自动组织成阶级社会的野狗,看见它们在附近的草原上嚼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野草,并迅速痊愈;便一定会想起当日的情景,才恍然大悟:使我们病痛的不是社会阶级,而是我们为巩固阶级社会而抗拒自然的机心——那些我们精巧编织而使之合理的机心。 我宣告病倒是在三天后的傍晚。当时我落后乔奇差不多有五百公尺远。他喘着气跑回来,扶住我的肩膀,脸上洋溢出兴奋的光泽,而我的视线正模糊着。他叫着说:“哥们儿!有了!‘走路人’落脚了,就在前头山洼子里,好像是一个聚落。他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在那儿一定可以查出点眉目。”“那,”我撑开眼皮,感觉到左边脸颊在抽搐,我是想笑的,“那你可是大功一件了——”然后我朝后倒下去,他揽我的腰,我迷迷糊糊一阵天旋地转,被他扛上肩膀,听他用我从没听过的恶毒字眼咒骂着,只能依稀看他厚重的靴跟踩烂一路上石缝间的抓地草。最后我听仔细了一句话:“你跟你爹一个臭德行,妈了个屄的除了逞强还会什么?”我被山洞岩顶..缝穴的滴水打醒,朦胧间听到乔奇渐行渐远的话:“你给我好好待着,我到他们聚落那边看看去。”“我没事,我好不过的——”“我告诉你,你。给。我。待。着。”他打断我,语气仍旧严厉得紧,“你是好不过的!可是咱们还有任务,不能就这样砸掉!你敢走出去一步,别怪我不够哥们儿。”说着,他又回来,凑近我,露出一丝苦笑,“这,也是命令——运气好的话,我给你找点草药回来。” 洞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愈来愈清醒,也愈来愈感到腹腔抽绞地痛着。好半晌我才摸着身边的行囊和水壶,勉强撑坐起来,一面舔着干裂的嘴唇,一面拧开水壶盖。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洞里不只有我——在我正对面的地上,约莫二十尺远、两尺高左右的半空里,有一双绿光闪闪的眸子。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给我下毒的“走路人”。顿时喝一声,撒了水壶,抽出刺刀,对准那双眸子的中央掷出,在下一秒钟,我站起来,再度昏倒,觉得腹部被对方的利箭射穿了一个巴掌般大的窟窿。 你们如果不健忘的话,或许还记得我打一开始说过:记忆是会随着时间而生长和改变的。比方说:此刻我舒适地坐在这张安乐椅上盖着毯子,我的十指交叉,握住腹部,轻轻地揉搓它。而我已.99lib.经不记得它在三十年前曾经疼痛,痛得昏过去两次,甚至还以为自己中了箭。我以为自己中箭之后所发生的事却更荒唐,我这一辈子恐怕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道理? 我可能做了一个梦。然而也可能不是梦(像干我们这种职务的人是不容许酣睡入梦而丧失警觉的),我甚至忘了自己有没有闭上或睁开眼睛。总而言之,当时的情况是乔奇回来了,我想和他说话,要水喝,告诉他“走路人”射了我一箭,我也飞给他一刀。我还想问他:聚落那边的情形如何?另一个“走路人”是不是像传说里那样,受到隆重的欢迎?欢迎会是不是在团团圆圆的月光下举行?有没有肥酒瘦牛?有没有美丽、害羞、娇怯的少女?或者,有没有出现匪谍的踪迹?发生状况了吗?开枪了吗?有炮击吗?看见我们的老婆了吗?还有我爹,我爹也披挂上阵了吗?他杀了多少士兵?还是陷入敌人口袋战术的重围里去了? 可是我一句也问不出口,我发现进洞来的又不是乔奇,是我爹!他蹲跪在我的面前,一言不发,一脸乱胡子相互结着,他左右搬动我的脑袋,两手如冰一般冷。我叫他:“爹!”他打了我两耳光,还是不说话。我把中箭的部位指给他看,他也照我的手势摸了摸,那掌心传来的寒气使我浑身不自在,我开始发抖,并且清楚地意识到:我爹死了!他的鬼魂来看我了。我使尽全身的力气又喊他一声:“爹!”接着,好像,好像,好像我也死了。是的,我爹在我奋力喊叫的同时从腰间掏出一袋老家南院榆树下的泥土,塞在我嘴里,他用力塞着,直到一包泥土全滚进我的咽喉。我只觉得一身冰凉,哽咽着,死去。 如果那是一个梦,而我没死,那么很显然地,我爹托梦给我的道理是他已不在人世,尸骨俱寒了。我是决计不肯如此相信的——事实上去年乔奇从海外带信给我,说我爹还硬朗朗地活着,他又娶了妻子,那女人比他短命得多,而他,强悍一如往昔,只是缺钱用。 如果那不是梦,为什么当乔奇把我叫醒的时候竟然说:“好小子!睡这么一觉烧就退了。”当时我一把扯住他的领子:“我挨了一箭!是他——”我指指肚子和对面。 肚子已经不疼了,对面的岩壁钉着我的刺刀,刀尖插在一条雨伞节的脑袋上。 我猜想得到,你们以为我在编故事。我告诉你们的是记忆,记忆好像和编故事差不多,是吗?“你的故事比我的有意思。”乔奇和我眯着眼走出山洞时这样说道。当时天已经大亮,我放了一串带有泥土和青草气味的响屁,问他:“你的怎么样?”“什么也不怎么样。我一进山洼就跟丢了一个,他们狡猾得很,分头走不同的路。我只好盯着那个小的,他到聚落里和几个老太婆打过招呼,要了碗小米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去他妈的然后,那家伙掉头回来了!差一点和我头碰头。”乔奇扶扶我的肩,眉头一紧,又给我一个苦笑,“我再跟回来,嘿!另外那个老小子已经在西北角悬崖那边儿生了个火,两人喝起粥来啦!” 我们直接攀登山洞上方的岩壁,在一块马鞍形的云母石顶端占住制高点,一眼望去,悬崖就在三百公尺之外。两个“走路人”一个也不少,盘坐在崖角上,身边铺着一大堆翠绿翠绿的山芋叶。“他们又在搞什么鬼?”我说,瞄一眼乔奇的胡子茬,忽然觉得他也许在跟我装傻——前一天晚上我昏过去之后,一定是他回来给我吃了什么草药,治好我的肚子。然而他和我一样,对于施人的好处这一类的事只会在心里记一辈子,却总是羞于开口。“谁知道?”他说。“对了!还有——”我又放了一串响屁:“昨天你给我吃了什么玩意儿?”他仍旧头也不回地贴住望远镜筒,说:“你还要吃什么?我给你吃屎——欸!快看,那两个老小子一定有问题,我看他们是要打旗语。” 悬崖深不可测,对面的崖石看起来矮些,两崖之间起码也有三十公尺宽。环绕在四周的,尽是些童秃的巨石,不要说隐蔽,连根杂草也没有。“他们打旗语给谁看哪?”我顶回去,算是报复他跟我装傻到底,可是不能否认,我开始衷心地感谢乔奇——历时三分钟之久。三分钟之后,“走路人”在一眨眼蹦起身子,各自撑开两扇由山芋叶编成的大帆块,向我们藏身的云母石下方奔来。我们赶紧缩下脖子。他们却发出土狼的声,听那声音的方向,根本是冲着我们的! 乔奇和我终于忍不住,豁地站起来,居高临下,握紧刺刀。然而我在霎时间愣住了,只觉得浑身的血液再度凝结成寒冰——“走路人”对我们挥舞双手,带动腋下的芋叶帆,露出两口白牙,笑着。那个老的,竟然生了一脸相互结的乱胡子!他们在下一瞬间冲向悬崖,然后像两只鹞鹰一样地在两山之间的回旋气流中盘桓片刻,最后降落到对面低崖的平顶岩上。于是他们看起来小了许多,而且让人分不清谁是师父,谁是徒弟了。 如果你们要问我:听说台湾山地有一种“走路人”,拥有神秘的能力,走一条不让外人知道的棱线通路,在各族之间传递讯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立场,是不是有这回事? 我可以这么说:乔奇在“走路人”飞掉之后指天发誓,要再派一连人跟踪他们,要查明“走路人”的一切,要了解其中所有的秘密;他甚至要在那两个悬崖之间搭一座桥。结果他什么也没做,我们顺利地走完了各人的军旅生涯,其间再也没有一同出过任务,所以尔后再谈起往事来,便又像儿时一般亲近了。唯一不同的是,我单身经营这个农场(曾经跋涉到十五公里以外镇上的小戏院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乔奇则结婚了,他留学国外的儿子把他接去养老,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还提到:“你记不记得咱们吃半熟的猪肉那一次?我现在常吃,好不过的。”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乔奇根本没有吃那山猪肉,它也不是半熟的。也许你们该去问问他。无论你们相信谁的记忆,它都会在相信之后变成最真实的故事。 旁白者 我从小记忆力惊人,七个月大的时候就认识“的”“有”二字。第一个发现我这份能力的人是我妈。那天早上她问我:“有没有做梦梦啊?”我说:“有。的。”我从小到大所有的梦都存放在我后脑的第三个储藏室里,和这些梦放在一起的大都是些别人不知道、不同意、不承认,或者不相信的事物。比方说,我的幼儿园男老师教我把小鸡鸡给他看、巷口杂货店老板娘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花把她烧光了,还有一个长得和崔苔菁一模一样的女人穿过砖墙抱走我的小猫等等。每当我把这些事告诉别人的时候,对方都会说“你在做梦”。或者“你又在做梦了”。于是我把这些事和所有的梦放在一起。 杂货店老板娘被人宣称失踪以后的十七年十三个月又两天,记者揭发了我的幼儿园老师亵玩幼童的罪行。我指着报纸告诉我的女朋友雷芸:“这人教过我。”“教你什么?健康教育?”雷芸笑了起来。 雷芸是个作家,写过很多小说、剧本,偶尔写诗和散文专栏。她所有的作品我都能背(必要的时候我会倒背给她听以换取她既惊讶又疼惜的笑容);那些作品和我看过的七千八百零五份报纸、三千两百八十九本杂志,以及两千四百四十六本教科书、参考书等放在梦的隔壁。雷芸和我同居的两年里经常要我把这第四储藏室里的东西读给她听,好让她写出来的作品更丰富或更有依据。我有一点不喜欢这样,因为到最后我还是得把她的作品再放回第四储藏室,这里面就会有不少东西是重复的,占有不必要浪费的空间,搬出来又搬回去也确实有点累。我讨厌搬家也是这个道理,可是不得不跟着雷芸走,她和我互相需要,据她说这种需要是灵肉一致的,我也深深相信。不过我仍旧讨厌搬家,而且愈搬就离我工作的地方愈远。雷芸却表示:她一点也不在意每天开车往返内湖区和大安区两趟的接送工作。“我开车的时候灵感最多。”她说。至于愈住愈远的理由,雷芸是这样说的:“我不能再和这些人相处了,再搞下去我会发疯,要不就被他们杀掉。” 她所说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她和我的朋友。第一位是我婶婶(她在我爸妈过世后抚养我长大)。雷芸曾经在住进我婶婶家的第五天告诉我:“我和婶婶会变成最好最好的朋友,她告诉了我好多她的故事。”三个月之后,婶婶看一出民初电视剧时哭了。剧中有个被张大帅强暴的卖唱姑娘的身世使她哭湿一整盒处女纸浆做的纯美牌卫生纸,因为那卖唱姑娘其实就是她自己。但是她不同意剧中安排她沦落成风尘侠女的结局。“我没有卖过身,也没有学过拳脚。”婶婶擤着鼻涕对我说,“她怎么可以乱写?”她就是编剧雷芸。雷芸和我劝说婶婶不要生气也不要难过:“那些都是假的嘛!”可是婶婶知道剧中人有一部分是真的——当然,她更认为另一部分是假的。在矛盾中,婶婶表示:她不要活了,她再也没脸见人了。 然后我们搬到雷芸的小学同学吕洁玉家。吕洁玉和我一样学的是电脑,经常向我问一些程式设计的问题。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离婚妇人对我颇有好感(有一次我甚至在和雷芸做爱的时候幻想着吕洁玉肥腻白皙的屁股),后来才从雷芸那里辗转得知:吕洁玉和我谈程式时侧头勾眼又脸红的原因是她在憋气——她受不了我嘴里散发的胃火臭味。七月二十五号那天晚上,吕洁玉喝醉了酒回家,大吐特吐,又向雷芸哭闹倾诉了一场,害我彻夜不能成眠;但是雷芸后来告诉我:她很有收获。八月初她的小说《弃妇怨》刊登在一家晚报的副刊上。第二天我们就搬家了。 当时我的确不明白婶婶和吕洁玉为什么会为一场戏或一篇小说而羞愤成那个样子。对我来说,作家的input和output简单又随意,认不得真的。举例来说,雷芸在写她那篇得奖小说《水仙花的雨夜》时,曾经一度遗失了十张稿子。她伤心得不得了,好容易才恢复平静,重新写下去。那些稿子在半个月以后由报社转来,据说是由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拾获的。我在那印 6709." >有报社名称的稿纸上读到了和后来重写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情节。雷芸则对出租车司机和报社的“作业缓慢”而稍有不悦。不过她把那十张稿子发展成另一篇故事——《往事如烟》。 《水仙花的雨夜》和《往事如烟》分别得罪了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和另一位房东老先生。他们指责雷芸不该因为他们催缴房租而把他们写得“那么坏”、“那么笨”,而且“名字又那么像”。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我和雷芸发生争执的整个经过。 “我想,”我说,“我们这样搬家不是办法。房东先生和上海的房东老太太一开始不是和我们处得还不错吗?” “我不能再和这些人相处了,再搞下去我会发疯!”她掠一下额旁的长发,然后点了一支烟,“要不就被他们杀掉!” “你可以不要写他们嘛!”我知道批评她的作品是犯大忌的,可是一想到搬进搬出,我的后脑皮就会抽筋,“或者,不要这样写嘛。” 她果真恼火了,用力吸了好几口烟,夹着下巴,把深褐色的眼珠顶到上眼皮下方瞪我:“请你尊重我的作品。Please!” 然后她告诉我:她要写人的故事。文学脱离了人生就只有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她如果不写人的故事,就辜负了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责任,也辜负了上天赋予她的能力。可是如果她完完全全照实写一个人的故事,那又失之平凡、琐屑、缺乏张力、没有创意、丧失戏剧性、不能吸引人。“更重要的是——”她叹了一口气,“我不能让那些没有勇气面对自己错误和不幸的人有告我毁谤的借口。” 我不懂关于文学家责任的那些理论,可是我大概了解她不愿意被告以及不愿意辜负天赋的意思。我自己就不愿意打官司;也对上天赋予我的惊人记忆力十分珍惜。所以整个争执到此告一段落,我答应第二天请假陪她找房子。“找一栋我们都喜欢,而且没有讨厌的人打扰的房子。”她说,“孤独、流浪,啊!” 我们在垃圾山旁的内湖区找到一间房子。雷芸说她不介意垃圾山,她甚至喜欢垃圾燃烧时那种“独特的香味”。“我可不像庄家柔,一闻到烟味、酒味,一听到打鼓就想吐。”她说,“那99lib?样的人怎么可能进入人的世界呢?真搞不懂。” 我在雷芸那篇《透明的女人》中搞懂了。“透明的女人”名叫“张嘉柔”,是个曾经被养父调戏以致患有洁癖,一辈子抗拒异性,最后厌世自杀的角色。除了姓名相似之外,这个角色和原来的庄家柔只有两点一样:有洁癖,并且是女作家。然而让我不太明白的是:“张嘉柔”的幼年时代使我感觉十分熟悉——她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去世,由一位一看电视剧就会哭的养母抚育多年。养父调戏“张嘉柔”的细节更逼得我闭上眼睛——我几乎不忍心看那故事里没有小鸡鸡的“我”。 当晚我照常和雷芸亲热,照样把官能的快感存放在第二储藏室里。可是就在那一刹那,我发觉有一点点不对劲:第二储藏室里的东西全都消失了——不,不是消失,而是搬家了。它们统统搬到第一间去了,那里原先存放着各种痛苦——我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抚摸搓捏的疼痛、被婶婶种的仙人掌扎刺的麻痒,和摔倒、烫伤、寒冷、饿饥等种种酸楚的感觉,全都混淆在性的亢奋与刺激里了。我哭了起来。就在哭的时候,我离开自己的身体,走向窗口,看见冒烟的垃圾山透过玻璃叠映在我的脸影上。 “What's the matter?”雷芸抱着床上的我的头,轻轻抚摸那后脑的部位,说:“搞不懂你。” 我一直没把这天晚上的经验和感觉告诉她,而且从此养成了隐瞒她一些事情的习惯。 三个月之后,她在一本娱乐杂志的专栏中写道: 我有一位知心的女友,她告诉我她的男朋友曾经向她坦白:他在和她亲热的时候幻想过别的女人。我的这位女友最初不以为意,但是她发现对方越来越和她疏远,有一次竟然在床上痛哭失声。不久之后,这对冤家静静地、很有风度地分手了。我想他们是可爱而又幸运的,因为在相爱的过程中,能够彼此坦白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因缘和美德,我们应该向这种因缘和美德致敬,它告诉人们:要有勇气以真实的自我面对整个世界,才有资格爱。祝福我的朋友,和那个有勇气的男孩。 我假装没读到这篇专栏,并且把整本杂志丢到垃圾山的某个角落去。我猜想她可能有意要用这篇文章逼我摊牌,那么她显然已经发现我在疏远她了。我是在疏远她么?我好像没有做得太明显。每天晚上我仍旧告诉她她所需要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法学、电子学和一切我所阅读过的知识。我依然爱闻她的发香,欣赏她健美修长的胴体,听她讲述小说人物之间既风趣又犀利的对白,看她模仿一个半虚构角色的表情和动作。当然,我更诚心诚意一如往昔地品味她所烹调的每一道食物。另一方面,我只是不再提及我的童年、少年以及遇见她之前的种种往事,也没告诉她我回去探视婶婶,还有偶尔在一家电脑公司门口碰见吕洁玉的情形。 婶婶一再说:“那个女人会害你一辈子。”她还背了一段我曾经在广播剧和电视剧里听过五百六十一次的台词,“你现在大了,翅膀长硬了,能飞了,就不要婶婶了(然后她像卢碧云一样呜呜地哭起来)。总有一天,这个坏女人会离开你的……唉!到那个时候儿,唉!你要是肯回头(呜呜呜),这个家的大门永远都是开着的!……” 我在电脑公司门口碰到吕洁玉的时间很不巧,她正在和一个年轻的男子热吻。天色有些暗,但是我仍能清楚地看出吕洁玉至少比对方老十五岁。她赶忙偏过头去,我却已经喊出了她的名字。小男生看看我又看看她,抖着腿说:“你的前夫?” 吕洁玉夹紧了他的肘子,猛摇头,又对我苦笑着点点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继续往前走去。几秒钟之后,吕洁玉竟然跑来扯一下我的袖子,低垂着脸,喃喃地说:“请您帮个忙,千万不要告诉雷芸。呃——不要告诉她你看见过我们,什么都不要说,好不好?” 雷芸终于忍不住而在耶诞节的晚上对我说:“你很久没跟我谈谈你自己了,Isn't it?” “没有什么好谈的嘛。”我说,喝了一大..口佛跳墙汤。 “再说一次崔苔菁偷走你小猫的故事。我记不太清楚了。” “噢。那也许不是崔苔菁,”我说,“只是一个长得和她一模一样的女人,穿过婶婶家后院的砖墙,把我的小猫抱去养了。” 她疼惜地伸过手来捏一把我的脸颊,说:“我就喜欢你编故事的时候还那么一脸认真的样子。” 我很想告诉她:我没有编故事,也从来不会编故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站起身,走过来,开始吻我,在我耳窝里说:“我们很久没在一起了,是不是?” 耶诞夜所发生的事情被改编成《回首今夜路》的一小段情节。发表在次年二月初的一份日报副刊。我变成一个精神病患和性爱机器。雷芸给我起的名字叫“康比德”,我猜是puter的译音。那段情节是这样写的: ……美云终于忍不住而在耶诞节的晚上对康比德说:“你很久没跟我谈谈你自己了。” “没有什么好谈的嘛!”康比德厌恶地瞪她一眼,喝了口海鲜汤,“Isn't it?” “再说一遍你第一次梦见我的事。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是多久以前了?”康比德虎地站起身,捏一把美云的脸颊,咬着牙关说:“我就喜欢你听谎话的时候一脸认真的样子!” 美云很想告诉他:她知道那是谎话,她内心也从来不那么认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康比德走向她,冰冷而火热的唇封住了她的一切,并在她耳窝里说:“我们很久没在一起了,是不是?”康比德再一次粗暴地攫获了她,进入了她。可是美云深深地悟了,悟觉自己只是一具浸凉的浮尸而已…… 《回首今夜路》是雷芸的作品中我唯一没看完的一篇。我扔下报纸之后问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你到底活在哪里?在这里还是在那里面?” 她看一眼我指的报纸,耸耸肩淡淡地说:“都有的。”紧接着她以吟叹的语气说,“孤独,流浪,啊!” 我想我当时的举止可能粗暴有如“康比德”了,我抓头、跺脚,片刻之间想起了两年来她的种种温柔,同时也觉得我马上就要把一个温柔的她撕破掉。结果我撕碎了报纸。 “你知道,”雷芸说,“I stay aside.”接着她解释:剧作家把剧本里的旁白叫“aside”。在这个如真似假的戏剧人生里,她只是个旁白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作家生来如此。” 我的记忆力始终不曾衰退,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垃圾山头的迷雾、异味,和她道别时叠映在玻璃窗上的脸影。“你知道,你才该来当作家的,你知道得那么多,又从来不会忘,我嫉妒死了!”她笑笑,“真搞不懂你。” 我所能懂的只有一件事:我后脑里有四个装着痛苦、快乐、现实和别人都说是幻梦的储藏室,我不会把它们混在一起;当然,我恐怕再也没有勇气把这些自我坦白出来让人看了。 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 我第一次认识百无聊赖这个人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他已经不像早些时候那样风光。不过是一个三十岁的平凡男子,微秃,不常开心,人们提起他或是介绍他的时候通常只说“这是国内第一个完全试管婴儿赖伯劳。”“噢!长这么大啦?”这是我——也许还有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我们终于看见一个存活三十年的试管婴儿。 如果我的写作事业不是这么忙碌,以致经常让我把故事里的角色和身边的人物搞混的话,也许我能更正确地说出百无聊赖这个家伙今年几岁,或者我们认识的这些岁月里有多少深刻交往的经验。所以一想到他,我只好从记忆中最清晰的数字——“30”——说起。 那个“30”是用一种老式的弯曲霓虹灯管制成的,发出刺眼的粉红色光芒。它悬在省立联合科技中心的大厅中央,四周围绕着一圈食物,桌布是猩红色的,和“30”调合成非常古典的节庆气氛。桌外则围绕着一圈吃东西的人,大部分是中心的研究委员、研究员、研究助理和研究助手。人群里也夹杂着一些没有什么重要新闻可跑,而肚子恰好饿了的传播媒体的记者——当然,不包括那些机关报之类的小单位所布置的采访机器人。我之所以会在场,好像是交一篇稿子或者借提资料之类的事。结果我成为吃客之一,代价是鼓掌两三次,表示对百无聊赖生命成长的祝福。我约的那个人替我介绍了这位寿星,百无聊赖略显兴奋地握着我的手说:“久仰了,张先生,我一直是您的忠实读者。” 他一直是我的忠实读者?当时我就想:他妈的试管好像真搞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百无聊赖竟然向我要一本“亲笔签名的书”,并且带些羞怯地放肆要求:“是不是可以请张先生写‘把它送给我的朋友——百无聊赖’,那就是我,赖伯劳。” 他首次约我吃饭的那一天我正好拉肚子,原因是那些年我一直持续着接受类似的饭局邀请,顺便送书给做东道的仰慕者,经常闹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必须一面吃高蛋白食物,一面向仰慕者解释我为什么要在某部作品里塑造某个角色,或者某个角色为什么要演出某种情节,或者某种情节为什么会变成一部作品。 不过那次的饭局很不一样。我原本强打精神,准备迎接各式各样来自一根试管的难题,以“文学家可以应付任何语言困境”的自信走进那个自助餐厅后,把“签名的书”——一部张大春杰作精选卡匣——交给百无聊赖,他居然只说了这样的话:“真是谢谢。张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习惯一个人吃饭。” 结果我轻轻松松地吃了一客丁骨牛排——噢,也许不是,《丁骨牛排》是我最新的一部小说的名字,写的是一个屠夫如何成为素食主义者的故事。吃什么其实不重要,倒是从那顿饭开始,我发现百无聊赖可以从一个“忠实的读者”变成一个“轻松的朋友”以及“有趣的题材”。他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从不讨论我的作品,到今天为止,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而我喜欢他的原因也是个秘密——他值得我去写。 我实在记不清那天吃午饭时的重要话题是什么了。他很客气,甚至客套,一种让人在最初还以为是虚伪的谦和态度。他吃得不多,大部分的时候在玩弄餐具,同时谈他生活里一些非常琐碎的经验、感觉,并且一定加上一句脚注:“这真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可是他不停地把那些鸡毛蒜皮塞进我的丁骨牛排(?)里。直觉告诉我:他之所以如此,是长期以来在省立联合科技中心任职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作家往往相信这些;比方说一个人的职业会影响他的语言,决定他的声调。我的作家朋友们大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过我坚决地相信。他们之所以如此,又不肯承认,其实也是职业使然,写作使人的语言具有更强烈的歧义性和虚构性。好了,我扯远了。百无聊赖在后来几次和我见面的谈话中经常提到他的职业,也印证了我的直觉。 “我的职业其实很无聊,不值一提的。”百无聊赖说,“中心不停地让我换工作,就好像大多数正常的现代人一样。通常都是在某个大机构里干资料分析员。唉!其实也谈不上分析啦,真的谈不上。大概和别的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只是我必须定期和不定期地向中心各学科做一些口头报告,就像古人写日记那样的老习惯一样,说真的,微不足道。” 但是,作为一个像我这样自以为满有深度的作家,总对这种人生的经验感觉好奇。每次我们见面,无论是去喝点酒、吃个饭、一同看有线电视台节目,或者到他最喜欢去的“自我演出舞台”——从前人们管这种舞台叫卡拉OK或伴唱什么的——这些约会,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把百无聊赖当成一个小说里的角色去揣想、去了解。至少我还记得,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一直想把他这个人写成一种特定制度下最动人的牺牲。想想看:省立联合科技中心把一个三十多岁的试管婴儿塑造成多么可怜的动物?他必须每周接受一次彻底的速成全身健康检查。至少这个为时七分钟的检查可以让历史学家知道“赖伯劳”受孕时代的落后科技提供了多少文化遗传学上的演进课题;也可以让社会学家了解“赖伯劳”虽然是传统科技时代的产物,却可以和正常的现代人一样自我调适成最恰当的角色,至于生物学家的“赖伯劳”、人类学家的“赖伯劳”、病理学家的“赖伯劳”、宗教学家的“赖伯劳”、灵异学家的“赖伯劳”、经济学家的“赖伯劳”等等,都各有一套可信度相当高的观察理论。对于文学家来说,我的“赖伯劳”又是多么的悲剧性啊!我丝毫无须戒备地切入百无聊赖的心灵深处,洞悉他和这个时代的矛盾。 当然,我必须骄傲地说:文学家比其他的学者专家更可贵的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现实。当尔后许许多多试管婴儿陆续出现之后,我仍然愿意以一种恋旧怀古的情意陪百无聊赖去“自我演出舞台”逗留几个小时,听他唱古老的歌曲,以示友谊。他唱了不少古老的歌曲,其中最乏味的就是那两首《只要我长大》和《想起小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年的耶诞夜,在永琦百货公司顶楼的一家“自我演出舞台”上,他把这两首歌至少唱了二十遍。他先唱《只要我长大》,接着唱《想起小时候》,然后互换旋律,又唱了一遍,这还不算什么,百无聊赖更能随意颠倒两首歌词的每一句,甚至每个字,最后他竟然倒着唱。谁都知道,岁尾年头唱《耶诞老人进城来了》、《平安夜》、《耶诞钟声》之类的玩意儿可以来个千儿百遍的,没有人会在意或厌烦,反正音乐打从耳边溜过,倍增佳节的愉悦而已。可是百无聊赖那样简直有点恶搞,我至少听到一打以上的客人在起身离座、整理围巾,用力靠上椅子的时候说:“这个科学怪人完蛋了。” “我真的完蛋了。”他精疲力竭地撑持着笑容,脑门上罩着的角锥帽使整张汗水淋漓的圆脸看来好像一团就要融化的冰淇淋,“中心又要给我换工作了。他们认为我比较适合到南门市场干出纳员,那边又正好有一个缺。” “为什么‘他们’认为你比较适合?”我立刻追问,我猜想答案一定很有趣;不管答案怎么样,作家总可以在他预设的悲剧角色身上敏锐地嗅出一点点悲剧气息来的。不是吗?瞧他那快要融化的脸。 “好像,好像,”他扶了扶角锥帽,“他们算过了我的年龄、心跳、血压、智商、体液浓度和恒温比,呃,还有一些什么意志力、决断力、自制力、情绪力、性能力、杂七杂八的性格积数,好像是说我最近这一段期间的积数和南门市场的容需质数最吻合——噢,对了,有位灵异学教授还算出了南门市场地理环境里的气数,据说和我的气数不谋而合。” 我想当时我一定“喔”了一声,并且沉思良久。因为满巧的是:那年年尾我写了一本神秘小说,谈的是风水勘舆一类还算严肃的东西,以致将气数奉为一本正经。如果百无聊赖的一切都真能在灵异学领域里找到合情合理的依据,对我来说却是件不无遗憾的事——气数这种深刻严谨的学问无疑会削弱百无聊赖这个角色的悲剧性的。 不过我及时找到了他先前话语中的漏洞:“你刚才为什么说你‘真的完蛋了’呢?”“我对工作不挑剔的。”百无聊赖把角锥帽压紧了些,“只是出纳员太轻松了,每天八班制,一人只能轮三小时,那剩下来的二十一个小时该怎么过呢?” 说起来百无聊赖过得还真不错。出纳员的待遇相当优厚(据说是因为高薪足以防止贪污这种已逐渐绝迹的古老罪行复苏),工作在稳定中有变化。百无聊赖和另外七个互相轮值的机器人同事可以随时调整早晚班次,所以经常面对不同时间出入市场的人们。早九晚五的公务员总在晚饭前买汽化卫生纸回家;晚九早五的公共关系服务员则在吃过早饭后买汽化卫生纸回家——百无聊赖还跟其中一个“关系”了一阵子,对方的“服务”应该算不错的,不会像她们古代的同业那样,一面打毛线、看杂志,一面催人“快一点”。可是后来出了纰漏,据市场当局调查说:百无聊赖原本要偷一瓶资本堂保肤液给她当礼物,结果错拿了同厂牌同价格的生发水,害对方长出满脸的毛发,摧毁了她担任公关人员的美好天赋,最后百无聊赖被控以渎职、侵占、过失伤人,以及妨害(她的)公务等诸多不大不小的违法款项,罚薪停职事小,还给关了进去。 他坐牢的那段日子经常写信给我,错字连篇,修辞草率,没什么文化。我没有回信的原因一方面是太忙,一方面着实也害怕和他联络,万一张扬出去,在风头上恐怕有损我辛苦多年所建立起来的文名。不过,根据他的来信,我倒是发表了一个中篇历史小说,叙述一名死刑犯在临刑前的忏悔,以及被一位善良的女性社会工作者感化的过程,笔触温馨,情节感人,曾经荣获该年的金墨水瓶大奖。 其实百无聊赖的那些信件一点都不温馨感人。他常提到的不过是那个后来长了满脸怪毛的前公共关系服务员——该死,我忘了她的名字,一时手头又找不到那些信,这样吧,我们就叫她“露露”吧——“露露”这个名字原来是《丁骨牛排》里那个屠夫的老婆的名字。 我一直忘不了百无聊赖在信上说过,他喜欢和“露露”在一起的原因是:他们都不喜欢交谈,“露露”从来不会过问他的身世或兴趣或观念或者任何想法;百无聊赖也从不打听她的私事或公务。他们喜欢彼此那种陌生的轻松感。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两句话是:“我们都受不了熟悉的世界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 我刚才说过,百无聊赖的文笔很差,这两句话曾令我辗转反侧,百思不解。于是我把所有的信件打入中心的档案电脑,希望借由各学科专家的意见来解释百无聊赖的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情形颇为让我沮丧——从研究助手到研究委员一致表示:“‘赖伯劳’的个案已因进入司法程序而结束。任何后续的研究都可能损及中心的学术尊严和形象。” 但是对我来说,死刑犯那篇小说的格局太小,而百无聊赖这个人却值得进一步用大结构的作品来诠释。因此我至少花了一版五十页小说版税(不包括录像权利金)的代价,请中心那票学者专家吃了几顿饭,他们才勉强答应我:替我分析“赖伯劳这个角色”——而且限于在饭桌上闲聊一番,绝不列入正式谈话记录。 一位搞语意学和语法学的教授认为: 所谓“熟悉的世界的方法”至少有三种语意层次。第一,整个世界是“赖伯劳”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方法”意味着他存在和认知的主客关系。第二,“赖伯劳”所熟悉的世界其实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他所出身的特殊背景以及他所处身的特定环境,而这个小世界的“方法”表示他生活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老套,甚至包括日常会话、无意义的语气词、反复使用的口头禅……这些细节。第三,以上皆是。 “但是语言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这位语意兼语法学家打着饱嗝表示,“所以‘赖伯劳’常说自己叫百无聊赖,因为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充分解析自己的语言。他会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显然表示他对自己的思考以及行为语言感觉无助。这一点或许该由他受教育的过程加以探讨。”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另一位教育学家立刻插嘴。而我清楚地记得他差一点呛住的表情。他说:“和一般正常的人一模一样,他接受了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十九年一贯作业的义务教育制度之下,人人可以了解自己说的是些什么。” 语意兼语法学家耸了耸肩,把话题扯到“语言”和“说话”的本质关系上。倒是那位蛋头心理学家看来稍有良知,他一面艰难地从智齿深处掏挖出一些纤维,并送到鼻尖前嗅嗅,一面用恳切的态度报答了我所请的客:“从我的角度去看,‘赖伯劳’之所以会把生发水当成美肤液送给那个女人,和他信上所说的‘受不了’有密切的关系。他受不了自己的出身,比方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医学院里匿名出售精子的穷学生,他的母亲是一个经常失恋而痛恨婚姻制度、只想当母亲的独身教授。这种上一代两性之间的社会阶层冲突——学生和教授——使‘赖伯劳’成为夹缝里的牺牲者……” 心理学家侃侃而谈,至少说了三十分钟;我不得不替所有的人叫一杯咖啡。不过他的话对我有不少启发,尤其是他坚持的一个论点使我几乎认为当代心理学比灵异学里的气数理论更能有效地计算人性。他说:“‘赖伯劳’是一个‘填充型人格’的人。你们看,他的父亲、母亲和其他那些试管婴儿的父母一样,都是陌生人,彼此完全不认识,他们的下一代必须透过一具陌生的身家调查电脑来划定他未来的伦理生活范畴,以免影响国民质量。可是‘赖伯劳’却渴望去弥补或填补上一代两性关系之间的空白,所以他投身到‘陌生’里去,这是一种典型的救赎行为,因此他才会说‘受不了熟悉的世界的方法’。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个有点秃头的人,‘填充型人格’的潜意识作用就让他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拿了生发水给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女人。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太清楚不过的了。”他摸了摸蛋壳般光滑的顶门。 尔后,一位人类学家则强调:也许问题出在“熟”这个字的文化深度上。他认为“熟”表示“熟食”。“熟食”和“生食”象征着两种不同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太古时代人类发明的种种用途之前以及之后,就出现了野蛮与文明的种种冲突,“熟食”表示进步的倾向、制度的企图、环境的控制以及秩序的巩固。而“生食”则表示原始的渴望、情绪的宣泄、结构的突破以及现实的返古。“如果我们足够注意的话,”他把一块切割完整的鱼皮盖回光秃秃的鱼骨上,接着说:“生发水其实是关键所在。‘赖伯劳’也许有意暗示他对茹毛饮血时代文化的兴趣;而那个时代虽然没有试管婴儿,两性关系却一样开放。” 我在餐巾纸上顺笔画了一个普通电脑卡的填充方格,又添上一丛毛发,忍不住说:“问题真是越谈越有意思了。” “不过基本上我还是怀疑教育内容出了问题。”语意兼语法学家终于抢到发言权,“为什么‘赖伯劳’和那个女人都认不得资本堂化妆品上的世界语标识呢?” 长桌那头的犯罪学家这才大声说:“我倒觉得这和犯罪心理有关的。‘赖伯劳’买得起任何牌子的资本堂化妆品,可是他要偷,这是一种抗议性的犯罪。他的心态和动机都有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故意拿错化妆品和故意偷窃都出自一种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对人际关系的不满,他在他妈的向我们的社会示威!”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身边的经济学家把我的咖啡糖包拿过去,撕开,倒在他杯子里,说:“‘赖伯劳’的女人很可能是那种阻街型的公共关系服务员。我们都知道,那种公关员的收入有限,又不稳定,但是消费却不低,她们根本没有时间、心力和充裕的财源去搞在职进修;尤其是学语言。现在要补习世界语的话,除非你有‘国际友谊俱乐部’的会员身份,怎么可能负担得起?话说回来,公关员能进‘国友’吗?开玩笑!” “这倒是不错的。”社会学家擦了擦眼镜上的油污,缓缓地说:“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凡是搞公关这一行的,几乎都在求学阶段不努力读书,不认识世界语简直太平常了。不过我倒不认为这一定是教育界的问题。说良心话,有的时候社会反而需要一些非知识从业员啦、认知障碍患者啦、意见附庸群体啦、广告症候消费者啦等等的。这些大众有一种使社会自然均衡的力量,也让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里的一些精英分子可以从旁发觉一些真正属于这个社会的问题。” “不然我们还搞个屁啊?”犯罪学家说。 这个小小的结论使餐桌上的热烈讨论陷入一片停电的气氛。大家很难——也很难不——同意这样的结论。结果经济学家率先对我说:“等你的大作出版吧!我们再来吃他一顿,嗯?”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无法专心于百无聊赖这个题材。说实在的,我太忙,一个独身了四十六年的作家能不忙吗?我通常只能在演讲、座谈、写应景小品(如某大报百年社庆感言、某出版社丛书套书大系序跋、某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之主席致辞等等),以及一大堆拖不完的公共电视或录像连续剧脚本之间,找一点小小的空隙,想若干关于百无聊赖的事。其中最令我头痛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用哪一个学科的方法去叙述百无聊赖这个人和他的遭遇。到今天这个时代,试管婴儿已经多如牛排(编按:‘排’字可能有误,原本疑作‘毛’,姑且存真),如果还用科幻小说这种古老的文体去写,我就太不爱羽毛了。如果用写实主义的方法来铺陈百无聊赖这个人和他的故事,又缺乏冲击性的张力,必定沦沉于闷。如果用意识流的方法去呈现百无聊赖的内心世界,我又实在想不出像他这样一个平凡的现代国民会有什么惊人而深刻的省思。如果真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嘲讽社会(尤其是科技中心)的文章,很可能没有哪个大众传播媒体或出版社敢发表。最主要的是:他入狱的消息早已经不是新闻了,谁还有兴趣在清晨的厕所马桶上看我炒这盘冷饭呢?——最后,搞到百无聊赖都出狱了,我还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完成一篇原本可能具有雄伟(sublime)质量的作品。 “我出狱了。”他来看我的时候我已经认不出他来了。百无聊赖成了个干净彻底的秃子,原本圆团团的脸瘦凹成长眉和尚的模样。他声音有些沙哑,不过仍旧保持着温柔。 “真抱歉,我实在太忙了,没能去看你,也没……” “喔——不不不,没关系,不值得的。正经的人的气数去那种地方不合适,你最好别去——呃,我是说您没去最好。我倒是常看您的大作呢。这一阵子我迷上了您那部《神秘的魔宫气数》,我们里面还把它列为教材呢。” 这可不算什么恭维,我立刻转了话题:“你,你,过得还好吗?” “好的好的。”百无聊赖说,“我们在里面很忙,要读很多书,看很多影片。只有一点不太好——唉,其实微不足道的啦。” “噢。”我想不出什么话可以应酬他的突然来访,只好顺口说:“哪一点不好呢?” “我们只能听歌、听音乐,不能自己唱,当然更不能合唱——噢,对了!现在外边还有‘自我演出舞台’吗?” “有啊!”我说,“现在花样儿更多了,什么特殊效果都有,你真该去看看。” 我真该后悔说了那句话。当晚他就在我无法自制的巨大同情之下登台了。还是那两首歌,《只要我长大》和《想起小时候》。不幸中的大幸是他长期以来未曾开封的歌喉显然撑不过几分钟,很快地就被一票来喜族(Lazzies)的小鬼给轰下台来。 我正为之而羞窘不已的时候,他那双小眼睛里闪动出兴奋的光芒。望着一个抢走麦克风的小妞说:“她看起来好年轻,好快乐。很像我以前的那个女朋友。” “噢!‘露露’是吧?”我实在想象不出唱歌的那个小妞脸上长毛的样子。 “谁?谁是‘露露’?” “呃,”我半天答不出话来,转念才想起《丁骨牛排》里的屠夫曾经对虔诚的教徒妻子“露露”说:“不杀生?那么杀蔬菜就不算杀生吗?”后来这个屠夫在睡觉的时候被“露露”剪掉了命根子,从此放下屠刀,改行种菜。当然这是一部极有科学根据的作品。我还为此写了一篇气数理论的文章答辩一些宗教界人士的抗议,让他们了解命根子真是罪恶之气的渊薮,我也完全没有嘲讽宗教的用意。屠夫之所以被“露露”阉割之后会种菜、吃菜,因为从此他失去“杀生”这个观念了。至于有一位学过一点逻辑的神职人员说:“既然屠夫.99lib.没有了‘杀生’的观念,他又为什么会改行种菜呢?”那可真是个无知的问题,他的教派里可能没有“顿悟”这个字眼,顿悟就是没有理由、没有解释的行为转变,不是吗?屠夫改行的原因就是“顿悟”,问我,我怎么知道?问屠夫去啊!——当我在进行上面这些联想的时候,根本没注意百无聊赖的表情。直到后来他说了声“对不起”才把我从那几篇《向张大春先生质疑》、《答复法师的几点质疑》等笔战的现场唤回来。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百无聊赖说,“刚才我只是想起了我以前的女朋友,她也最喜欢唱《只要我长大》,还有《想起小时候》。” 我点头,想听下去,他又不说了,我猜他是看我说到“露露”之后脸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扭曲的表情——我一想起聪明的批评家或愚笨的读者向我争辩“我的创作意图”这种事的时候,整张脸就会变形,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我曾经在对镜挤一颗粉刺的时候发现这个怪现象,当时想的是我早期有一篇谈女驯狗师的文章,竟然被“微笑妇联会”的保守分子怀疑我有被虐狂以及人兽恋——百无聊赖温柔地望着我,以沉默致歉,他一定以为“露露”是一个曾令我心碎的情人呢。 我只得单刀直入地说:“百无聊赖,我想写点你的故事。” “我?”他猛地向椅背上一靠,“那怎么可以?——我是说那怎么值得?我?您?不可能的。” “别忘了,你也是号人物啊!”我一半是为自己而得意地笑着说下去,“你虽然进去了这些年,可是你信上不是说:他们在里头还是照样给你办庆生会吗?你是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 “什么碑?”他低声问。 “死墓碑?”其实我听错了他的发音,好半天之后才知道他沙哑的嗓子有表达障碍,然而我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你不该妄自菲薄的。我有一阵子考虑过你的新闻度和知名度,也许在题材上弱了一点,可是今天我看到你之后……” 我看到他之后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一根试管也许炒不热的题材一旦经过牢狱的煎熬,一定会是个滚沸的、有大结构、大格局的东西,比我那篇《死刑犯忏悔录》的小说可要高明多了。他显然遭受过比不准唱歌更惨烈的非人待遇(也许像古代的黑狱那样,他很可能被鸡奸过),在今天这样承平幸福、安和乐利的时代里,犯罪、暴力、公害……这一类古老的邪恶的事物已经逐渐绝迹,我的犯罪学朋友也逐渐无所事事,整天口出脏话,濒临崩溃;的确需要一个讲故事的人出来,满足一下人们对罪恶这种事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监狱,我是说我所虚构出来的监狱——有如我在孩提时代听来的遥远传奇中所形容的那样——应该有高耸的灰色合金(或某种混凝石?)围墙、密匝匝的坚固栏栅,洋溢着体肤、汗水与粪便的混合臭味的小房间,以及一点点毫无利用价值的自然日光……光想到这些场景,我就敢打一百万个赌:《赖伯劳传》已经占有了市场点。无论是哪一种地位、身份、教养、心态的读者——也许包括看免费赠阅的纸质日报的顽固怀旧分子,在早餐桌或马桶上浏览录像新闻及艺文咨讯的新进市民,四五十岁、属于和我同一世代的叛痞族(Punkpies)中产阶级,以及少年时代曾历经艺文复兴运动洗礼的义务教育毕业生,甚至那群一天到晚咋呼着平权解放口号的家庭主夫联盟……各色人等,都会对我们这个社会中已然罕见稀有的经验感觉有趣,不是吗? “可是,不值得的!”百无聊赖咳了几声,继续说:“这种不名誉的事,对,对您不太好。”其实我何尝没想过?只是懒得告诉他:“罪”与“罚”和名誉有关系的部分很少,只有在罪行揭发和惩罚宣布的那一小段时间里,人们会认为它们(以及相关的人)有伤名誉,在其他的时刻,人们不是一直期待着罪与罚的刺激吗?而百无聊赖、我,还有科技中心的研究人员,不是都安然地度过或避过了不名誉的危险期了吗? 从那天起,百无聊赖和我的交往有了重大的转变。首先,他勉为其难地答应接受我的聘雇,为我口述他这一生——尤其是入狱后——的遭遇。我每周给付一笔钱,数额相当于一部公共电视台十分钟文学教育节目的脚本费,或者他那一份可能要领一辈子的失业福利金月薪。我保证他:绝不把给付酬佣的事传扬出去,也相对地请他不要把任何故事提供给别的作家(现在作家之间彼此套取题材情报、挖掘故事构想、剽窃人物造型、对白、动作……的情事真是层出不穷;我严正呼吁立法机关注意此一趋势,最好是限制作家人数,免得搞得大家没饭吃的地步)。 可是终于有一天,他的“勉为其难”爆发了。“张先生,我,我很尊敬您,真的。”他透过视听通讯告诉我,一面说话一面摸着他的大光头,“可是,我现在感觉自己在欺骗——”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没有依照口头承诺,而为他的故事添加了佐料,或者隐瞒了什么。当下我立刻打开电脑自动检测仪,可是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情节资料出现,接着,我猜想他可能受到别的作家的怂恿而准备跳槽了:“您该不会把故事又给了别人——” “噢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不能,不能又领福利金,又拿您的薪水。如果,如果您还是要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故事,我愿意免费提供,我只是不能要您的钱。” 我到那时才的的确确相信:他在狱里一定受过相当严酷的苦刑。这可怜的家伙已经疯了。和一个疯子是没什么好争执的,我于是慨然答应他的请求。他仍旧每周一三五向我的资料库输入故事,但是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不太有机会见面——我忙着为一部传记电影配写其中一个人物(好像是个老套的社会主义改革者角色)的对白,而他,竟然连例行的视听通讯都少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都没再见过面。不过,我却对他似乎越来越熟悉了,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资料,所谓“微不足道”的一生——占用了我一整卷两吋的磁带,我一再抽空阅读,经常边看边打盹儿。我甚至可以说被百无聊赖催眠般的声音和生命洗脑了,以致现在可以完全不用翻拣资料便能写下他四岁时有一次用右手小拇指在鼻孔内往复挖掘一千两百三十四次的芝麻小事。(他之所以如此做据说是和自己打赌,如果他能连续挖鼻孔一千两百三十四次的话,他就能拥有较好的嗅觉,以便在茫茫人海中闻出那一个人是他的基因父亲或者基因母亲——我真无聊,说着说着就把这一段给写下来了。奇怪。) 百无聊赖的芝麻小事多了,大部分都简单、无趣、缺乏自省、没有严重的冲突。强烈地反映出他受孕、成胎期间那个传统科技时代世人无聊的局面。当然,我也因此而不时地想起当时的自己——那是二十世纪末,一九八五年左右,我还是个少年,梳着可能是紫色或金红色油亮亮的土气发型,迷恋同性恋歌手,妄想成为航天员那样的实验工匠,最荒唐的是,我幼稚得居然认为气数理论是迷信。我怎么可能知道:三四十年后,我会成为支持气数派的小说大师,而去写一个科学怪人的故事? 我的科学怪人并没有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把监狱里多彩多姿的惨酷情事告诉我,或者,监狱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惨酷而多彩多姿。他的牢狱生涯和日常生活几乎没什么两样。事实上,监狱囚禁的窒闷顶多只是不准唱歌而已——大概所有在艺文复兴运动之前通晓人事的人都知道:这个藏书网禁令的通过,是因为气数理论家发现,人们经由歌唱来寻求解放与自由的传染性与危险性高于语言文字的缘故。我曾经在一本著作里举证过流行音乐视听形式造成政治与社会信仰的理论,在此不必细表。话说回来,百无聊赖也并不是多么爱唱歌的人,资料上明明白白地显示着:上个世纪末,咨讯社会成型的时期,百无聊赖和所有正常的现代国民一样,在一贯作业的十九年义务教育学校里上课。导师给他的评语一向是:“平和”、“平凡”、“平实”、“平庸”和“平平”,除了音乐之外,一律平常;音乐方面,他简直无能。所以,我敢断言:除非百无聊赖是个不诚实的人——比方说他故意免费提供故事给我以博取我的好评——而隐瞒了他在狱中所受的委屈;要不然,就是狱方真的用了什么比禁止唱歌更隐秘的方法,使人疯狂地拒绝金钱、迷信正义,甚至讲究诚实而毫不自知。如果事实如后者,那么我就该放弃早先所有的主意,把百无聊赖的遗传背景资料统统洗掉(以免浪费磁带),只需注意他入狱之后的经历。如此一来,我所要写的就是一部以揭发狱政黑幕为重点的小说了。 当我想到这一点,不禁兴奋起来。多少岁月以来因为一直想搞懂百无聊赖这个人而为我带来的困扰于是一扫而空——管他这根废弃的试管做什么?重要的是作品!百无聊赖只是一个平均寿命不超过一百零八岁的普通人而已,而我的作品却可以流传千古,不是吗?百无聊赖的名字也会因此而为后世子孙所知悉,他的身价正建立在囚禁之中,他真该为入狱而庆幸的。 接下来,我只要向科技中心调回当年百无聊赖寄自监狱的信件资料,再加上他口述的回忆资料,就可以正式展开写作了。也许就套用《神秘的魔宫气数》的叙述方法,以复合人称的语调,经营那种一群胆小鬼一起看恐怖影片的气氛,带领我的读者参观一处隐藏着无数谜团、杀机和洗脑危险的监狱。而且根本无需白费力气解开什么谜底(现在的读者简直把推理小说之类的玩意儿当成听过一百次的老笑话),以免矛盾性、冲突性、虚构性以及丰富性不够。百无聊赖的角色嘛,就是一个永不忏悔的死刑犯好了。他谋杀了亲生的母亲,娶了亲生的父亲——这很符合最新的气数理论;至于为什么安排这样的情节,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反正艺文复兴运动以来,读者解读作品的花样儿越来越多,他们是多数,多数人的头脑永远比作者一个人的头脑好,他们总会想办法再创作出百无聊赖为什么杀母娶父的动机来的——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再一次歌诵我们这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和谐的社会体制,它至少使艺术和文学在取得大多数人谅解的情形下有了生机。是的,每一个读者都可以透过他的认知来帮助创作者解释作品的原意,那可真替我们省了不少事,以便我们有精神从事更复杂而诡秘的创作。至于读者,不也正像自我演出舞台上的歌者舞者一样,获得了自我偶像的满足吗?让我们齐声为三十年前本世纪初那群以投票方式发起艺文复兴运动的读者致敬。(我准备在下个月该运动三十年纪念会上发表一篇谢文,追思那一代可敬的读者,他们曾经在运动之初被许多顽固分子斥为“鼓励无知与卸责创作者的艺文叛徒”,然而历史证明他们的投票行动是明智的。) 好了,我又离题了。我现在要说一说上个月我为表慎重而亲自到科技中心去调回当年那批信件资料的情形。最近中心的人事有变动,据说我那几个老朋友大都不在了。语意兼语法学家被一票来喜族的学生罢免,理由是不能按月提出相对于课程进度的新发音基准——这是老套;他也改了行,挂名担任一部世界语视听教学材料的什么顾问。教育学家倒是晋升了,也已离开中心,到教育部干督学,前途看好;有点像我早年一部得奖电影剧本里主角的遭遇。心理学家在去年出国,投资第七代智能型超小集成电路,听说这种新产品采用针剂形式,先进国家正在研究它对人体有什么副作用。人类学家作古了,死因不详,所以我相信他的晚年可能是一个好题材,改天可以搜集一些资料,花它三两天工夫磨一篇什么东西出来——对了,就叫它“博士的最后一夜”吧!(这个题目很耳熟,我得去查查,有没有那个同业已经写过;要不然就是..我自己写过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双双退休,成为不折不扣的消闲阶级,不过,以他们过去那种勤于发表高见、勇于针贬(编按:“贬”字应作“砭”,疑系笔误,或有他意,请读者解读)社会的积习看来,我猜他们不是竞选议员,就是参加“国际友谊俱乐部”所属的世界文化交流协会去了。这可好,只剩下我们的犯罪学家了。 我在中心地下十八楼的超级市场找到他,依照那须发皆白(虽然他偷偷染成时髦的蓝色,还是看得出来)的样子看来,他早该退休了。“他妈的!谁说我退休了?”他挺了挺脖子和胸脯,从一台机器人手里接过去一瓶古柯维他露,说:“谁在传播谣言?”“我只是说我以为你退休了。” 他跟我夹缠了五分钟,竟然告诉我他从来没听说过赖伯劳这个人,他甚至忘了我请他吃饭、讨论的事。“有正式的谈话记录吗?”他说,“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这回事——你又在写小说了?嗯?”他耸耸已经不再年轻的眉毛,笑着,一副怀疑我在套取情报的样子。我只好替他付了古柯维他露的钱,他答应我借用他的资料电脑,索回那批百无聊赖的信件。 可是一切都徒劳无功。资料99lib.早在前年就注销了,原因是“无任何利用或参考价值”。犯罪学家表示无可奈何。这可让我再也顾不得一个知名作家应有的修养,我用我知道的所有的脏话骂这个情况,当然,我一定没忘了告诉犯罪学家:“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对方劝我息怒,并表示其间一切程序均属合法,要怪就怪我当初只顾输入资料,后来自己不在意,以致没能于限期内领回。“不过,如果这个什么赖皮条入过狱,就表示他犯过法,我倒可以给你他的违法纪录,怎么样?”他一面喝那瓶滋养液,一面主动开启了操作系统。 结果确实出乎我的意外——百无聊赖的违法纪录也注销了。原因是,他出狱前不久,一份南门市场地区教堂的告解监讯报告上显示:有个变了性的男性公共关系服务员以视听通讯的便民手续进行忏悔,说他在担任女性公共关系服务员的期间曾经基于“长期渴望变性而无力缴交手术费的焦虑”、“对异性交配并发生爱恋关系的厌恶和抵制”,以及“对同情之倦怠与仇视”而诬陷了一个老式市场的收银员——赖伯劳。报告上说:“该公关员先与赖伯劳交往,利用对方‘因熟识而疏忽’之弱点,窃取资本堂生发水及保肤液各乙瓶,又将预藏而购自一流摊贩式销售机器人之资本堂保肤液乙瓶置诸货架,央请赖某代为购取,以便乘隙删削收款机账面与该保肤液等额之数字。其后,该公关员要求赖某以保肤液相赠,赖某不察,慨然应允,并私垫现款入账。该公关员乃于返家后将生发水抹于脸颊和腮部,致生毛发,因以(一)指控赖某伤害;(二)向南门市场诈领赔偿金,使得遂行变性手术。附录部分(一)该公关员曾取得法定合格精神医师之检验证明,其人于变性前有合理之变态倾向,诬陷刑责部分可免予追究;(二)已知会市府当局转饬各旧式小型市场加强管理与督导,严禁非机器人(含第四代以前之完全试管人)担任直销、收银、监讯(及其他)职务;(三)建议增加与各地区教堂告解业务之连线作业,俾便有效侦防诸多疏失问题之发生。” “无论如何,”犯罪学家严正地表示,“这个叫赖什么皮的还是有问题,至少他犯了传统科技时代那种滥情疏失的错误——欸!依你看,这算不算遗传工程上的毛病?”我摇摇头,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犯罪学家位于中心地下十九层的办公室。临出门时还听见他叹息着说:“唉!现在人的生理质量越来越精良了,像这样有趣的案子不多见喽!” 我最后一次面对面看到百无聊赖是在昨天晚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约见他。我们还是到老地方——那个好像已经易主几十次的自我演出舞台。听他唱那两首老掉牙的歌的时候,我盘算着黑狱加上冤狱的情节,不知该照原计划虚构一个杀母娶父的百无聊赖,还是该照实写一个被变性人诬陷的赖伯劳?仔细想起来,后一种选择其实有些不智;像这类嘲讽现代宗教的小说、影片、流行歌曲还有笑话已经泛滥得一塌糊涂,一不小心就有仿冒同行的嫌疑,盛名如我者可拉不下这张老脸皮。至于那个“露露”(不知道他变性之后叫什么名字?)由于“在有效期间内自行忏悔”而倒赔给南门市场一笔数目并不惊人的钱,这也算不得新鲜。我除了写篇小品,弹一弹“男性公关人员收入仍嫌偏高”的老调之外,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再说,最新的气数理论已经确证:宗教的道德指数和法律的道德指数正在日趋吻合之中,我要是为了那一点点陈腐的冤情悲剧感而写出整个事件的话,岂不是摆明了和自己赖以成功的气数理论唱反调么?即使读者不这样想,这种作品一旦发表,难保不会挑起几个好事的意见领袖的狗屁意见,说什么有重新检讨教堂忏悔形式的“存在之必要”啦、“宗教的归宗教,法律的归法律”啦,如此一来,势必得得罪一些难缠的神职人员。(我当然还记得那个骂我的法师,想起他我就有气,他懂什么解读作品?懂什么文学或《丁骨牛排》?)双方打起笔仗,更是劳神伤财的事,划不来的。 百无聊赖唱完歌走回来打断了我的思绪。然后,我们有好一会儿不曾交谈。他忽然凑近我,端详了一阵,又坐回去。 “怎么?有事么?” “不,不,没什么。”他说,“我在想——唉!算了,没什么值得谈的。” “你说说看罢,嗯?” 他又迟疑半天,好容易才说:“您是大作家,后来又变成我的朋友。可是后来我坐牢了,又觉得:您还是作家,不会把我当朋友。我以前是资料分析员——微不足道的;后来,后来又当您的资料员,给您分析,那您还是作家,也不是我的朋友。您给我薪水,把我当朋友,可是要我拿不该拿的钱,又不是朋友。后来,呃不,今天,今天您约我,好像又是我的朋友了——” 我时间不多,用手势打断了他的谈话。然后要求他答应我多讲述一些监狱里的情形——而不是他和牢友如何用脚掌拍打蚊子,如何捏一下蚂蚁屁股(好让它逃回去通报同类以观赏整窝蚂蚁逃难),如何用脱落的毛发角力等等打发时间的、百无聊赖之极的方法。“我希望你告诉我一些监狱里的待遇问题,比方说:你们吃什么?喝什么?饭菜里有没有药味?看什么影片?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牢房的陈设如何?有些什么颜色?会不会造成幻觉?……反正越详细越好。”我凑近他,“你知道,毕竟我是个讲究资料完整性的作家;也是关心你遭遇的朋友。” 他点点头。 “对了,”我不得不在他那感动的表情尚未消失之前紧追一步,说:“关于你坐牢的事,我最近听说是个冤狱,你当初为什么不辩解呢?我真是替你生气!”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期待着百无聊赖可能的反应——惊愕、愤怒或悲哀,其间我还补充了一句其实有几分冒险的话:“我要替你讨回公道!” “哦不不不,不值得。”百无聊赖赶忙说,“我,我一直记得您在那本杰作精选卡匣的第一幕上特别为我签名勉劝的话。您说:‘爱是牺牲;作品是献祭,两者都毋须辩解。谨以此书献给我可爱的朋友百无聊赖。’对我这样的小人物来说,这话真的可以受用一辈子呢。” 我听了十分受用,顿时发觉文学教化的影响力深远广大。片刻之后,我满怀兴奋地告诉他:我已经想好了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 他显然也被我草创的构想打动了,听得入神,居然流下口水。“可是,”他吸回口水,说:“应该是‘杀父娶母’比较对吧?” “百无聊赖!”我的脸一定像平常接受质疑时那样扭了一下,“到底是你写百无聊赖,还是我写百无聊赖?” 透明人 以下所记录的一切都将在我遭遇不测——死亡、昏迷或者丧失意志等——后公之于世。 目前我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而且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帮助。我也没有多少时间——甚至很可能无法完成这份记录;但是我宁愿从头开始整理一下自己,这样做至少可以让我一步一步弄清楚;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 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平凡、非常普通的人。前些日子我还能像以往一样自由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起自己一直是个多么不起眼的小人物。我到了火车站、自助餐厅、邮局和一家兼营马杀鸡的小理发馆。除开那个杀了我三节的“美美”之外,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人肯正眼瞧我一下——连“美美”也只在问我“要不要再加一节”的时候看了我的招风耳两眼(我一向对人们看我耳朵的行为非常敏感)。 事实上,在念小学的时期,我日后平凡、普通的特质就已暴露无遗。那是台南一所所谓的“贵族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毫无例外地都扯过我那双显眼的耳朵,说:“张敦!你就想这样浑浑噩噩、庸庸碌碌过一辈子吗?”我当然不想。可是当你的耳朵被扯到自己都看得见的时候,你是不方便摇头的。我只有瞪大了眼睛,望着那些皮肤白皙、辫子上绑着鲜艳蝴蝶结的女生,她们通常不会像男生一样笑得那么大声。 男生从来不找我玩棒球。他们嫌我个子小、技术差,不敢挥棒或是一挥棒就打到捕手。所以他们总是让我当裁判。我当裁判的好处是我从来不知道该偏袒谁。一旦有人对判决不服气,我就会让双方猜(ㄘˋㄟ)拳。其次,当裁判可以不必买棒球手套;对勉强送我上“好学校”的父母来说,一只棒球手套抵得过全家三口一个礼拜的菜钱。 我的父母还希望我念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和好的大学。这些我都做到了。我在好的初中及高中里仍旧和小学时一样,坐前排、成绩普通、讨厌体育课,还有一双越长越往前招的大耳朵。当我长出喉结、粉刺、老二毛和腿毛以后,我就更加讨厌洗澡了——如果是你,你也不愿意在镜子里看见一个这样怪模怪样的家伙。我想怪模怪样是女孩子拒绝我的原因。高二那年我约一个邻校的女生看电影,结果她寄给我三十块钱,要我自己去看,我去看了两场。那时候我就开始幻想:等我上了大学,也许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会再长高一点,接触的女生更多一点,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留一头蓬松的长发,遮住那双耳朵。 然而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我还是只有一百五十六公分,我们系上的女生好像和我的小学同学串通好了一样叫我“米老鼠”,而我的头发全部长成小鬈毛。还有,我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人——唐叔。 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完全确定:唐叔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从事哪一行?他的背景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找上我? 他总是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出现。第一次好像是在图书馆的厕所里,第二次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就是其他你能想象的任何地方和角落——公交车上、电影院里、街头、餐厅,还有一次在马杀鸡的邻座。他从不事先通知,只会在晤面结束时说:“我都在。再联络了。” 让我先从第一次说起。那天我憋得很急,冲进厕所以后却尿不出来了,因为右边站着一个人。我看气窗、吹口哨、假装冲水,可是依旧尿不出来。 “尿不出来,是吧?”那人说,撇头咧嘴冲我笑笑。我听他尿得很响。 “你太紧张了,张敦。” 我想我当时一定吓到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迅速地打量他一下,一个和我一样的矮子,中年人,右分的半白头发整齐光亮,一张胖脸。他显然已经尿完了,却没有离开的意思:“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 我再看他,发现他也有一双大耳朵,不过不是往前招的这种;是那种福相的、有着肥长耳垂的。他皱起圆滚滚的鼻子说:“我还知道你很多事。” “我有什么事?”我用力拉上拉链,“你想干嘛?” “每个人都有很多事的。”他一点儿也不累地维持着先前的笑容,“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 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说出我的籍贯、生日、家庭和学历(包括初中时代级任导师在我成绩单上夹注的评语:内向、爱幻想、敏感、细心、老实)。“你这位老师说得不错,这些评语里有的是我们所需要的特质,有的是你最好的掩护。”他说,“于是我们决定吸收你。” “你是谁?你们又是谁?” 他却根本不理会我的话,继续说:“不过你的老师有一点没看出来——你其实是个胸怀大志的人物,对不对?” 他突然收起笑容闭上嘴,让回声在厕所里缭绕,并等待着我的答复。我一定是点了点头。然后他握住了我的手,我发现他右手,无名指上带着一枚镶有巨大绿宝石的金戒指。 “你一直想做一点不平常的事,对不对?” 我在这时用力抽回手,也许还打了个冷战:“你,你们是玻璃圈的?” 如果他真是玻璃圈的——或许应该这么说,如果我真是被玻璃圈吸收的,那么事情可能比较单纯,然而我只知道在下一个刹那,厕所里爆起了一阵浑厚的笑声,那人的大耳垂前后左右地扇动着,说:“我们怎么会找你做那种脏事儿?” 他们其实是找我做搜集资料的事。 关于每一个可疑的人的事,还有每一个人的可疑的事,都是值得搜集的资料。但是第一个令我感觉可疑的人却是这个矮胖子。 “叫我唐叔好了。”唐叔说,“唐叔不会让你白干的。你只要认真干,每个月可以支领五千块钱的‘奖学金’,至于那些学杂费之类的也不用向你爸爸开口了。他也怪可怜的,拖着个那么糟的身子还在里里外外地忙。”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还有你们——”我猜他们是情报局、调查局或者政府治安单位的人。可是我不敢直说,便拐了个弯,义正词严地问道:“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匪谍?” 这一次唐叔不屑地摇起头来:“我们和政治无关。我和你一样,无党无派,我们也不替什么政府效力。”他停一下,摸一摸手上的戒指,又抬头冲天花板上的排水管凝重地眨眨眼,叹口气:“这样说吧,我们是超越政治的,我们代表的是社会良心,是正义良知——这你该懂的,你忘了那篇作文?你的志愿,嗯?” 我的志愿是做“包青天”。那篇作文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写的,得了个“丙”。我通常都得“丙下”。写之前我曾经想过:如果我真的把内心想做○○七的志愿写出来,一定又会得“丙下”的,因为老师一定又说我不切实际,爱幻想。万一她再公开念我的作文,同学也一定会笑我学詹姆斯·庞德想做大色狼爱女生,我只好写包青天了。我是这样写的: 虽然包青天很丑,可是大家都很尊敬他,也很怕他,他不会武功,可是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保护他。包青天有三个ㄓˊㄚ刀,专门ㄓˊㄚ坏人,老百姓怕坏人,可是更怕包青天,要知道,包青天不ㄓˊㄚ好人,只ㄓˊㄚ坏人。所以我的志愿是做个包青天,将来ㄓˊㄚ“共匪”,让人人都能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想暗中破坏我们老百姓的幸福。”唐叔说,“他们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得把这些人找出来。至于如何去搜集他们的资料,就是你的事了。” 一开始,唐叔替我找了几个人,我想他可能是要试试我的工作能力,所以这几个人都是我身边的——我的教授郭无患、图书馆学系代表巫齐仁和我们演讲辩论社的总干事周浩。当唐叔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把这份可疑分子的名单和一个装着五千块钱的信封塞到我手中,皱起鼻子甜甜地说:“我想你已经作了明智的决定,嗯?来!这是你的第一件差事。呃——需要我帮忙的话,我都在,再联络了。” “等一下。”我指着名单说,“郭教授有什么可疑?他从来不当人的。还有,周浩是个女生嘛——” 唐叔招手止住我:“记住!绝对不要怀疑你的工作;另一方面,每个看起来没问题的人都值得怀疑,知道吗?” 我似乎越来越知道唐叔的意思了。在接下来的一学期里,我大约每两周向唐叔提报一次资料,也越来越觉得名单上的三个人确实有问题。这个结论使我和唐叔同样感觉兴奋,一如他所形容的:“就像在垃圾堆里捡着金戒指一样。”当然,我也逐渐和唐叔亲近了些,比较不常去幻想他是黑社会老大……诸如此类的。至于我为什么感觉和他亲近起来的原因,倒不是我们都矮小、不起眼或者长着大耳朵等(虽然我很可能因着这些而去亲近任何一个人),而是在进行对郭教授、巫齐仁、周浩的调查中,我发现,唐叔真是慧眼识英雄。他没看错我,也没看错他们三个——于是我坚决退还“奖学金”,义务替他、替国家社会效劳。 从表面上看,郭教授是个独身的老好人;吃素、不抽烟、不喝酒、不骂学生、不批评现实。他教的是中文资料编目——很枯燥的一门课;不过他信密教,常在上课时穿插些“气动”、“手印”之类的趣话,所以竟然还有电机系的高材生跑来旁听、做笔记。 可是有一天,我看出在他温柔敦厚的外表下,也潜藏着危害人类的利器。那天他又扯离了题,说起生命结束而生气永存的一套理论。他说:一个人在受孕成胎时,如果附近正好有一个生命结束了,那股将消失未消失的生气就会浮游、飘荡到这个人的生命体里,变成胚胎的一部分,甚至改变他的容貌气质。这时有几位同学(包括那个电机系的)不约而同地回头瞄我一眼,眼里饱含着笑意,课后他们跑来打听我的生日。其中一个说:“不知道那年有没有灭鼠周?”——他可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当天我在新买的活页簿上写道:“患。67.10.12.。散布迷信思想。诱使高级知识分子盲目相信反科学的理论。” 四天之内,我在郭教授的档案里述列了十七条这样的简短笔记,一次比一次详细,最后我注意到:前面所写的几条非但抽象、空洞、没有说服力,而且杂乱无章。于是我设计了一种表格,包括可疑人物的可疑事件、谈话、参与者、时间、地点和我的观感、建议。 然后我才体会到,表格的好处不只是方便,也暴露出我观察上的缺点。比方说:第五天的晚上,我发现前四天所记载的地点都是些“教室”、“校园”、“福利餐厅”;我还没有进入郭教授全部的生活。最后我捧着几百张空白的表格沉沉睡去,醒来时决定要走访教员宿舍一趟。 那可是一次令人惊奇不已的探访。老家伙的宿舍里堆满了各种文字、类别的书籍,地上、饭桌底下、破沙发上和洗手槽里,都是白纸黑字。我看连他自己都是从一堆书里钻出来替我开的门,他笑着挪开几十本杂志指点我坐,说:“你是来找资料的吧?” 我顿时头皮一麻,以为他已看穿了我的行径,只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来向老师请教几个、几个问题而已。” 当下不由他再探刺,我一口气把那几个预备好的问题念给他听。他一面听,一面从书窝子里拎出一个铁杯子和塑料壶,给我倒了杯水。我清楚地看见杯底浮上来一只手脚乱舞的蟑螂。 “我还以为你是巫齐仁呢。”他顶着老花镜后上方那对灰浊的眼珠瞪瞪我,开始答复我的问题。然而在我的脑子里,却转着其他的念头:巫齐仁要找他拿什么资料?巫齐仁也没有这么一对招风耳,他怎么会看错人?如果他明明没有看错人,却假装看错了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他假装看错了人,就表示他早已洞悉我此行搜集资料、调查可疑的目的,那么,他为什么又要提巫齐仁呢?巫齐仁不也在我的调查名单上么?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解释:他已经怀疑我此行的用意(说不定已经注意我很久了),故意在见面时试了我一句话,趁我头皮发麻、嘴皮结巴的时候又暗示他和巫齐仁有资料往来,借以了解我对巫齐仁的怀疑度。这时我只好暗自打定主意:把名单上巫齐仁和周浩的次序调换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他看看我,我点点头,接着他的表情起了变化—— 他抢过我的杯子,从里藏书网面捞起那只蟑螂:“唉呀呀!作孽作孽。可别伤到了。” “没关系的,我还没喝。”我说。 “我说的是它。”他捧起蟑螂,审视半天,才摇摇晃晃走向书柜后方的另一个房间,我赶紧跟上去,看他打开一只大铁盒,把蟑螂扔进去。铁盒里至少还有几百只蟑螂。随后我又看见:旁边的另一只铁盒上写着个“公”字,而这一只上是个“母”字。 “老师养蟑螂玩?” “怎么是玩?”他盖上盒盖,“蟑螂也是小生命啊!原先我还让它们在屋里跑跑,可是不成,它们乱找东西吃,有一回吃了我一大包发粉,结果炸死了好几十个。唉!杀生可是罪过不小!” 这一天我的收获不小。在记录上我除了指出郭无患可能对我有所怀疑之外,并注记了几点:一、他和巫齐仁的来往使我不得不先展开对周浩的调查,以免工作曝光;二、他大量饲养有害人体健康、影响小区卫生的蟑螂。居心叵测;三、蟑螂没有放屁的机能,可用发粉加以诱杀。(最后这条后来被唐叔涂掉了,他说没有用的资料不必写,写了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揣测、附会或联想。) 唐叔倒很赞许我设计表格的用心良苦,也嘉勉我对敌我关系触感敏锐,他同意我的判断,说:“先找周浩是对的,不要引起一点点疑心。你不错,是个天生好手。”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被人称为“好手”,那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我想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推进点。我回到宿舍之后,站在镜子前端详了好一阵,发觉镜子里的人长高了些,头发的波浪鬈也不那么猥琐小气。更有趣的是我的耳朵,当我一想到唐叔说我是个好手的时候,腔子里满溢出来的一股兴奋的血液会直往上冲,冲到腮下耳根处,那时我的耳朵就不再往前招了,它会自动地向后掠,有如一头发威的老虎或猎狗。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英挺、端庄的男士,顿时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周浩大约也对我的长相有了新的发现,她当然不好意思当面称赞我变帅了、变顺眼了,不过她委婉地说:“你看起来,怎么说?嗯,不太一样了。” 当我斜倚着社团办公室的门框,右脚像只弯曲的马蹄横搭在左小腿前,脚尖点地。我几乎可以看见自己有如○○七那般深情款款地诱猎着敌方美丽间谍的模样。周浩怎能拒绝?我们一起进餐、逛校园、看学生活动中心放映的电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她在发言。她很会说话,可以从杜鹃花说到她老爸的屋顶花园说到台北市的高楼大厦说到都市计划和交通工程……以至于女人如果能当总统,我们的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为什么?”我自有打断她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不够民主吗?” “有独立性格的人越少,民主的程度越低,这是必然的。”周浩说,“国内有多少女人敢说她自己的性格是独立的?我看很少。像你刚才说我漂亮,如果换了别的女生,一定高兴死了。可是你知不知道?女人为男人的赞美而快乐,这已经不够独立了!像这样的女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活在男人所制定的美丑、是非、善恶的标准里,她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民主可言?” 我点头,但是不敢立刻称赞她见解高明。她确实咄咄逼人到让我不敢由衷去恭维的地步,这种压力一度使我不快;因为反过来想:如果她对美丑的看法和我不一样,那么她答应和我厮混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也不会是因为我的长相“比较好”或“比较容光焕发”了。我又有了那种受到忽视的挫折感,不过当晚我在表格上扳回了失去的颜面,我特别强调:周浩不满意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现况。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到一九七八年底,巫齐仁正式登录到我的活页簿上,整个工作才算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唐叔才真正明白:张敦不止有潜力而已。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匪建交”,校园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抗议和声援活动。那天黄昏,我跟着一大群人走向校门口,发觉路中央摆了一张拼起来的长条桌,桌面铺着大白布,桌后的海报架上鲜血淋漓地写着:“吾爱吾国,兼及其瑕”八个大字。同学们一窝蜂地涌上去,轮番拿起一支超级小刀,在打火机上消消毒,然后割开右手的食指,把血滴在一个瓷盘子里,有人用毛笔沾血签名,有人就直接以指代笔,写着:“我控诉!”那是一幕动人心魄的画面。我有一点怕痛,可是我更想参与进去,做一点什么事。看着身边那一张张悲伤、痛苦、孤独、愤怒的脸,我一步一步钻入人潮之中。 忽然,我的手肘给人拉住了。我一回头,差点撞翻了唐叔的眼镜——他突然配了一副金丝边、浅褐玻璃的眼镜,一句话也不说,他朝长桌的左端努了努嘴,我顺势望去,原来是巫齐仁。 巫齐仁手里拎着一只喊话筒,站在一张图书馆的高脚梯凳上,声嘶力竭地向在场的人发表措辞激烈的演说:谴责美国人不顾道义、短视近利而且迟早会自食恶果;又说炎黄子孙应该立刻团结起来,心连心、手牵手、肩并肩,矢志为“中华民国”的前途效力。我一面听一面觉得腔子里的热血又冲涌了上来,我甚至可以从耳鼓深处听见自己像老虎或猎狗一样地咆哮着;于是我转脸朝唐叔点了点头,可是他已经不见了。 这样一分心,我猛地警觉到:事情可能不简单。就在我回头再去看巫齐仁的时候,瞥见那梯凳下站着个中分长发披肩,一脸美丽泪痕的女生——周浩;她正替巫齐仁扶住梯凳脚,这一下我的情绪完全走了样。 于是我又站远了些,一直退到校门外去。我在那儿任冷风细雨吹淋了好半天,看着越聚越多的陌生人群,忽然想通唐叔出现的警示意义——一个可疑人物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可疑的;更何况是两个。巫齐仁和周浩这样大张旗鼓、煽动学生,极可能出自并不单纯的动机,说不定他们想借机闹学潮呢!我打了个寒战,松一口气,当即庆幸着自己未曾鲁莽从事,否则不是被利用、被愚弄、被煽动了?一点儿也不错——看那张血淋淋的耸动海报,什么叫“吾爱吾国,兼及其瑕”?这不是在暗示“吾国”的确有“瑕”吗?我狠狠瞪了巫齐仁和周浩一眼,大踏步走回宿舍,打开活页簿,写了整整三大张。密密麻麻的字体一度使我眼皮酸涩难当,但是我坚持把脑海中所有的疑虑膳写清楚。另一方面,我也将当天下午站在长桌后头所有的主事者毋枉毋纵地填进新的表格里。 三个月以后,我的眼睛经常胀痛,视力减退,偶尔还会头疼。我在愚人节那天逃课去配了一副金丝边、染有一层浅红色遮阳膜的近视镜。和我住同寝室的一个考古系马来侨生说眼镜的颜色不好,太新潮了。他还劝我少读一点侦探小说,少写一点“日记”。我没理他,不过我非常怀疑他对我的活页簿动过手脚。 我想我的推测应该没有错,因为不久之后巫齐仁竟然找上我。他气冲冲地撞开寝室门,把我的眼镜摔在地上踩了个稀烂,揪着我的衣领说:“老鼠!再被我发现你搞这种飞机,我就撕掉你的耳朵!”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扯了个粉碎,塞进我嘴里。 等他摔门出去,我把那张纸呛出来,一块一块拼好,才后悔自己有多么粗心大意。那是一张观察草稿,写于四月三日晚间十点半。当时我藏身在体育场后的竹林里,记录着巫齐仁和周浩在草地上谈论的一些事情——国家处境、社会风气、文学、艺术、屋顶花园和性爱。 巫齐仁和周浩显然在这个学校里拥有某种势力,甚至某种组织。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我毕业为止,整整一年零两个月,校园里几乎没有人跟我说任何一句话。当然,我也不搭理谁。除了那个马来侨生之外,我连打招呼的对象都没有。不过,我不太在意交朋友这种事,反正从小到大我一向没什么朋友的。真正使我担心的是:我的身份是不是已经曝光了?我至少做过一百次这样的梦: ——体育系的杨光斗拿球棒敲开寝室门,冲进来,砸碎我的眼镜,骂道:“干你娘的鸡歪!你凭什么讲我带人去和工专的打架?” ——大门口的校警把我捆在铁栏杆上抽我的嘴巴子:“老子看小电影干你什么事?” ——历史系所有的学生把我踩在脚底下,你一言我一语地怒吼着:“集体作弊又怎么样?操死你!” 在大部分的梦里,唐叔都远远地站在那儿,向另一群人解释:“这小子……我根本不认识这小子啊!” 当我从梦中醒来,带着些许残余的疼痛和酸楚,便紧紧地咬住嘴唇,想想历史上那些受尽屈辱和迫害的伟大人物: href='2203/im'>《三国演义》里烂屁股的黄盖、岳传里断臂诈降的苦人儿王佐、《一八○封锁线》里的死间长江二号……或者那个丑丑的包青天。通常最有效的方法是想想○○七,一位超级情报员,他总在最悲苦的时刻把我带入另一个奇幻又甜美的喜剧世界。 现实毕竟比噩梦和美梦都要惨一点——我竟然被郭无患那个老家伙当掉了。 “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老家伙把我叫到他宿舍里的第一句话到第五句话就是这样。他颤巍巍地把我的期末考试卷递给我。 试卷上的字迹很像我的(乍看之下,我还真以为我写了那些字),至少我不得不佩服那个模仿我笔迹的人的确是个一等一的作手。他在每一道题后面都写了些和考题毫不相关的东西,妙的是他所写的内容,居然就是我平常活页簿里的纪录——一大堆注记着时间、地点、人物、谈话和观感建议等等的表格,我自然相当惊讶。尤其是那最后一则,写道: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文学院七三一教室/郭无患/图书馆系四年级全体学生/活佛转世的经过……/此人最近经常宣扬“××非中国领土及文化所属”之思想,须密切注意。 但是我表现得很冷静,我不能掉进这张伪造试卷的圈套里。郭无患和他的那班人之所以这样整我,一定是想借此套出我的调查工作内幕,我当然要比平常更镇定,更若无其事。 “老师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很用心听讲。”他递给我一杯可能混有蟑螂的水,皱着张抹布脸慢吞吞地说:“可是,你答得不对题;我是说,沾不上题的边儿。我想来想去,唉!对不起啊!” 我很想立刻站起来,告诉他我已经看穿了他和巫齐仁等人伪造试卷的阴谋。可是这样做无疑就等于承认了我长久以来搜集资料的行为,说不定还会连累唐叔。于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我心闲气定地答复他:“我重修好了。” “重修没什么了不起的。”唐叔说,“其实就算是身份曝光,有些时候也未尝没有一点用。” 我一面听着,一面环视一下围站在身边的乘客(他们大概不喜欢看见唐叔和我霸占博爱座),随即低声问他:“为什么?” “往好处想,对方会比较谨言慎行,少做点公然危害国家社会的坏事儿;免得被你我给破获了。”唐叔撩起香港衫擦眼镜,“往坏处想,一个曝了光的调查人员即使冒点生命危险,说不定也能发挥一点诱敌的作用,不是吗?——重修个把学分算什么?” “唐叔你说得对!”我抓耳挠腮,恍然大悟。 这时唐叔已经起身拉铃,准备下车了。他扔给我一卷报纸,戴上眼镜,俯身在我身边嘀咕了几句:“工作已经给你找好了,去应征,什么话也别多说。我都在,再联络了。” 那份报纸分类广告栏里有一个红笔框框,框着个诚征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启事,也框着我此后数年的谋生历程。 一九七九年九月份以后,我一面念大五——每周和郭无患那老奸头碰头一次;一面在“贾氏翻译社”担任资料编辑。可想而知,翻译社只是一个幌子,我们其实是一个秘密情报站,大家都是干调查工作的,不过恁谁都心照不宣罢了。 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对搜集资料这文件子事有了崭新的体认。偶尔回想起大学时代跟踪、窃听、接触、观察……的型态,不觉哑然失笑,笑那些勾当实在太小儿科了。老实说,郭无患、巫齐仁、周浩以及杨光斗那些人能成什么气候?他们不过是一群养在铁盒子里的蟑螂而已,身为“贾氏翻译社”一员的张敦所要扑杀消灭的,则是毒害整个大环境的鼠辈! 表面上,我的工作是整理翻译社每天、每季所订购的两千九百八十四份中外文杂志、图书,选取值得翻译的部分,向国内外各出版、研究及传播机构进行转口。可是实际上我的工作要复杂得多,我必须精密地分析、分析手边所有的文字资料,找出任何可能对国家社会有损害、有破坏以及有危险的问题,然后打报告给唐叔,提供给上面参考。 从此以后,我和人的接触就更少了。我爸就常写信(信纸上永远有几块炸油条的手留下的污渍)劝我偶尔回家看看,或是“捎个信儿”之类的,可是我不能照办。一方面着实是由于工作太忙、太烦,一方面我也尽量要求自己:除了工作报告之外,尽可能不要留下任何私人的文字纪录。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随便写了什么二五八万都可能被当成密码,那可比信纸上的油污还不好清洗的。 我也曾经在无聊的时候计算过,平均每天我所讲的话不超过十个字。在社里,我只和同事们点头招呼,绝少交谈。唯一讲话的机会是每天午晚饭的时候,我必须叫“牛肉面!”“排骨面!”,顶多加一句“来盘猪耳朵!” 至于其他,例如我最大的休闲嗜好“马杀鸡”,那也是丝毫不要费什么唇舌的。当我第一次满怀紧张、亢奋和不安,跟随“美美”走入理发馆侧门的暗室干那件活儿的时候,发觉人生至乐之处并不是肉体的,而是一种不需要言传、也不可能言传的精神满足;一种完完全全私人的、孤独的秘密,只有我,只有我爽快、我愉悦、我幻想,没有任何人能偷窥或分享。“美美”当然不会知道,我闭着眼睛,在眼皮所透入的暗红光影里,可以看见小学时白皙皮肤、扎鲜艳蝴蝶结的女生,也可以看见○○七女郎和叽叽喳喳、哭哭啼啼的小周浩。 远超过快乐之上的,我还有胜利。 从一九八○年秋到一九八五年底,我在工作上的绩效的确相当卓越,翻译社的同事都不免嫉妒我调查的热忱和成果。我不止一次地听见他们在背后说我“鬼鬼祟祟”、“不晓得又在搞什么”、“有点不正常”,还有“疯了”。我得承认我有工作狂,而工作狂往往会遭到庸人的耻笑。我不但不介意,而且有一次还破例对所有的人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谈话,我是这样说的:“大家不要多心,要知道,只要我们分工合作,站在个人的岗位上奋发努力,这个社会才会有美好的前途。”他们都同意,笑着为我鼓掌。但是我猜想:他们私底下也许还不免认为我想借机表现自己,或是有什么权谋野心,那真是大错特错。我虽然矮小,但是我自信已经成熟到不需要以地位来弥补自己的身高了,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弥补的——连一个白痴或疯子也想得通的简单道理,你遗传到什么都是无法改变的。 然而纯就工作内容而言,我的确默默地、认真地,甚至可以说不眠不休地在我们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扮演着一个无名英雄,一个隐形的包青天,一个在骨子里一点儿也不好色的○○七。 一九八○年十一月中,我提报举发了几个搞都市计划的蛋头教授。他们大约是先去过一趟香港,回来之后就在某大学的学报上写文章比较两地的交通工程优劣观,其结果不言可喻:这班居心叵测的家伙居然说我们交通当局没有远见,比纸醉金迷的香港落后十五到二十年。(若说我们的交通事业不发达,那真是扯皮的话,多开几辆加班车、多挂两节火车厢,不就什么瓶颈、壅塞都解决了吗?)唐叔非常称许我对交通问题的看法,并且认为我在翻译社涉猎的各种专业知识就是现代调查人员最有利的武器。 同年十二月,我又举发了两个记者。他们一连几天报道了本市低能儿的收容、教育问题,我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做法。低能儿根本不是国人造成的,只要稍微通晓一点本国历史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里,从来没有教养出任何一个低能儿。如果有低能儿,也一定是日本鬼子或美国间谍偷运来栽赃的。我在那份报告的观感建议栏里特别附带说明,提醒上面的人注意!报上那些低能儿照片如果不是伪造的,明眼人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发色淡、眼皮双、下巴凸出、舌头长,哪有一点龙种子孙的风采? 一九八一年二月初,我正在埋首搜集几个鼓吹环境保护运动的家伙的资料,忽然在晚报上瞥见一则小新闻:西门町闹区发生连环大车祸,一对赶赴婚宴的新人当场死亡,新郎叫巫齐仁,新娘叫周浩。坦白说,一时之间我的确有些难过。可是我立刻明白:车祸决非偶然(否则不正应了那几个蛋头教授的谎言?),而是我们的人下的手。当时我一度放下手头的工作,低徊不已,想着:天理昭彰、法网恢恢,这两个青年因为无知而误入歧途,以致断送了锦绣前程,说起来还是不无可惜之处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低头咏叹的刹那间,从玻璃板上看到自己的脸影,它在昏暗的斜阳反射下,显得臃肿而苍老,我猛地脱口叫道:“唐叔!” 这一类的事件尔后仍不停地发生。当我准备好要举发一个口口声声骂一位市长滥拆古屋(其实就是违章建筑)的所谓学者的时候,又听说第二宗处决的传闻。 那是一九八一年五月底,我跑到拆除古屋的地方,观察某学者抵制拆屋工作的现场言行,却看见过去同寝室的马来侨生在拍照。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拍照?”我上去拍拍他。 “是你啊,张敦!”他大概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过来在我的肩膀上擂了一拳,“你看起来——好多了嘛!” “你怎么可以随便拍照?”我仍旧严厉地说,绝不能让他以为老同学就可以卖交情。 他依然不理会我的质询,一面朝一角即将崩塌的飞檐按快门,一面说:“多久不见了?有一年多了吧?” “你有照相的许可证吗?” 他回头睨我一眼,死皮赖脸地摇头苦笑,说:“你还算好呢——欸!记不记得那个杨光斗,现在变成植物人啦。” “噢?是怎么一回事。” “在球场上被一个球迷打了。”他继续上下不停地打量我,“听说是个低能儿干的。真冤!”我认为一点也不冤。杨光斗不止一次地骚扰我的梦境,破坏我的工作情绪,挨打还有余辜呢!不过当时我不便表示意见,只是淡淡地说:“下次拍照要有许可证,知道吗?” 唐叔却认为我的处置稍有失当。当时我们坐在电影院里,他忍不住高声说:“你应该把他的底片全部抽掉。”(就像银幕上那个西德反间谍所做的那样。) “下次我会注意。” “你要注意,很多事没有下次。”唐叔说,“你得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直觉,第六感,当机立断,当场举发!” 就在我举发那个搞环境保护的某学者“反成长、反进步,.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之后半年,郭无患因老年性痴呆症“丧失意志”而被送入疗养院的消息传来。我特地捧着那份校友会通讯到大街上转了几个下午,想告诉唐叔这个好消息,可是人海茫茫,走得我两腿都快瘫痪了,连他的影子也没瞧见。最后我只好告诉自己:唐叔无所不在,不会不知道的。他之所以不肯现身,很可能是以为郭无患已经过气了,没什么大了不起。也许就像那次在校园门口他突然消失一样,是想警惕我一点什么;比方说:要立刻忘记已消灭的或者已被翦除的敌人,要往前看! 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之间,可以说是我的辉煌时期。我举发过七八个市议员,因为他们夸大其词,说本市到处充斥着色情行业,宜饬请警政单位严加取缔、肃清。我义不容辞地报请上面的人密切监督这些自称为民喉舌的伪君子,他们简直无理取闹,什么叫“大街小巷都是流莺、皮条客”?至少我的办公室和公寓里就没有。我也只在城中区固定一家理发馆里做“马杀鸡”,我想全市像“美美”这样沉静温柔的女子也不可多得,岂能随便诬指这里是东南亚男人最大的乐园呢? 我也举发过几个电视明星,他(她)们胆敢在荧光幕上公然说错成语或是说英文、日文,简直丧失了泱泱大国民的程度和风范。(结果其中有个小子在拍武打片的时候坠崖落水,淹了个半死。我从电影画报上读到这个消息时兴奋地拍破了玻璃垫,很是为那些在暗中除暴安良的同志称庆不已。) 除此之外,像那些胡乱引用“不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理论”以抨击时政的留洋学人、高唱怀乡病暗中贩卖灰色虚无毒素的悲观诗人、拍摄穿帮照片引诱无知青少年变成强暴犯的下流艺人、蓄长发乱须戴耳环戒指涂口红的变态男人和穿西装打领带在高级办公大楼担任主管的强悍女人……全都在我的网罗之下,我点点滴滴地放射出一种隐形的、超强的第六感,随时捕捉着丑化、腐化、异化我们这个社会的败类。 到一九八四年底为止,我读过的书报杂志已突破十万卷,举发了一千零八十个偏激、野心、不良分子,积压了四十七封未拆封的家书。 唐叔终于在阳历年前脱下那只绿宝石金戒指,套在我的无名指上,欣慰地说:“恭喜你,老弟。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看他自己也戴了个新的,镶的是红宝石。 “也恭喜您,唐叔!” “老喽!我也没什么好恭喜的喽!”唐叔叹了口气,“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郭无患——”他弯了弯食指。 “您怎么知道?”我抚摸着戒指,语气比以往要高昂些。毕竟是职责所在,我不想遗漏任何一个曾经在我网里游窜过的敌人的任何情报,哪怕是已经死了。 “其实现在告诉你也没关系。”他攀着我的肩膀,说:“这两年他就住在我隔壁,我一直在监视他。” “您也、您也住在疗养院?” “当然。”他诡异地皱着鼻尖、眯起眼,扇着大耳垂,“和翻译社一样,总得有个掩护嘛。好了,别的我也不能多说了。我都在,再联络了。” 当天晚上,我又赶完一份报告。写的是一个雕塑家在市立美术馆门口所设计的一件金属艺品,不过我称之为“包藏祸心的破铜烂铁”。我曾经花了整整两个早晨,从各种角度、距离去观赏那件雕塑,拍了七十二张彩色照片,看不出一丁点儿艺术来;却得到了一个小心求证的结论——那个所谓的雕塑家大有问题。看看照片就够明白了。那鲜血一般污腥的颜色、那利刃一般狠戾的棱角,不是鼓吹残杀暴行、革命造反又是什么? 就在我义愤填膺地合上报告之后,忽然瞥见一封信封,上头全是血红色的字,起初我还以为是眼镜折光所造成的,然而我脱下眼镜,还是一片殷红。我又想:可能是被刚才的照片给闪花了眼,索性闭起眼皮,休息片刻,不料却睡着了。一直到半夜,我梦见自己在为一栋古屋拍照,竟然被唐叔给阻拦下来,他抽掉我的底片,拔下我的戒指,把我推醒。然后我又看见桌上那个红字信封,发信地点是台南一所老人之家。 信是我爸写的,寥寥数语:“敦儿:老宅原来是违章建筑,就搬来这里住。你妈就病了。就写信告诉你。爸。”发信时间是七十三年三月。 我立刻找出近几个月以来的信,有几封是红字加上粗框,有两封画着几个重圈,一封打满了星星的记号。我迅速地拆着,读着,发觉一封比一封简短—— 敦儿:你妈病重了。快些回家来吧。爸。 敦儿:我们都病了。收到信了吗?爸。 你妈快死了,你在哪里啊?敦儿! 你妈死了!我也快了。儿啊! 你到底怎么了,我的儿! 我一点也没有怎么了。我非常冷静。我打开抽屉,拿出放大镜,开始比对手边每一封信的笔迹。结果丝毫不出我所料:一九八四年三月以后的这些信笔画歪斜扭曲,和以前的信显然不太一样。比起几年前冒充我笔迹写考卷的人的技术差得太多;信不敢写长也就理所当然了。天亮时我把四十七封信分成真假两落,各收入一个卷宗之中,开始推想:究竟是什么人冒充我爸写这些信?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先想到的是郭无患、巫齐仁、周浩、杨光斗、学校警卫、历史系学生……一共有一百多人,虽然他们之中有些已经死了、昏迷了、消失了,可是也只能说他们的嫌疑小一点而已。我照样把他们的名字列在表格上。然后我又列录了那一千零八十一个(包括那个我尚未正式举发的艺术家在内)问题人物。 然而到后来,我还是把这些人涉嫌的可能性一一消除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永远只是一个幕后的、陌生的、甚至不存在的人。接着,我想到“贾氏翻译社”的同事,他们有足够的动机(贪欲、嫉妒、争权)要把我赶离工作的岗位,或至少动摇我工作的热忱;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 一九八五年元旦中午,我彻底想通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图和能力整我的家伙——唐叔;一个在白天给我戒指,又在夜梦中夺回去的大耳鼠辈。 接下来的一长段时间里,我因连续旷职而被翻译社开除(想当然耳,这也是唐叔斗争我的阴谋的一部分),我旷职的原因很简单——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要主动把这个人从阴暗的幕后的某个角落里找出来。我走遍了平常出入的每一个地方:火车站、自助餐厅、邮局和理发馆,结果也想当然耳——我没找着。 我想在那些日子之中,我的确失去了一点点理智——我竟然没想到他和郭无患是疗养院里的隔壁邻居。一直到五月十七日傍晚,我坐在“美美”的床沿上,抚摸那个曾经戴过戒指的骨节,突然忆及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在这家小理发馆邻座的一切对话。我跳起来,冲出门外,但是立刻被那个半年前介绍我和“美美”认识的男子架住。他把我拖进旁边的暗巷里,拳头像球棒一样重击我在全身的每个部位,他根本不听我说要替“美美”讨回一个绿宝石戒指的话,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他也是唐叔的人。 当天下午,我就被关进这所疗养院里来了,而事件尚未结束。唐叔不时会从铁窗外向我打招呼,左右手各带一只戒指。他隔着玻璃扯我的耳朵说悄悄话:“我们一旦吸收了你,就会永远照顾你。” 可是谁都知道:“照顾”在我们这一行里有时也代表危险的意思。目前我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而且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帮助。因为我一直是个非常瘦弱、矮丑、孤独、正直、有良知血性、身系绝对机密、禀赋超级能力而且胸怀淑世救民大志的透明人。 印巴兹共和国事件录 ——菲律宾政变的一个联想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菲律宾发生的军事政变使我想起整整两年以前同样发生在太平洋地区的一次类似的兵谏和革命事件。我尽量以资料的面貌来叙录此.事。 如果你手边有一份比例尺两万五千分之一的韦克岛(Wake Island)地图,可能在图的右角发现一块小小的(通常是浅紫色的)陆地的名字Inianlabaz,翻译成中文是印度尼西亚安拉巴兹,当地土语的原意是“天神的脚印”。 和世界上现存的大多数土著民族一样,印度尼西亚安拉巴兹人在岛上缓慢地、安静地进化着,缺少文明的洗礼,实行内婚制,制造并使用最接近材料原形的工具,维持泛神信仰,行使巫术医疗,服膺社群里口耳相传的自然法则,直到二十世纪。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六日,法国考古学家安德海·杜瓦(Andre Duval)等人因海难发现此地,展开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杜瓦的遗作中曾指称此次意外的研究收获为:“上帝为考古学布置的伊甸园。”考古队中的地质学者是美国人托马斯·阿契尔·威尔森(Thomas Archer Wilson),三十年后他重临此地,印证了他初度造访时的一个臆测:岛的四周大陆棚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由于开采设施和技术上的简窳及困难,威氏悻然而返,将他的发现记录在福特基金会资助出版的一本海洋资源分布年鉴上。 韦克岛在二次大战期间所拥有的战略地位并没有进一步使世人体认印度尼西亚安拉巴兹的重要性,战后东西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试图淡忘烽火所点燃的一切。直到一九六○年代初期,威氏死后的第四年,一群同盟国的退休将领在一次联谊性度假活动中,才重新为该岛带来了崭新的、进步的、文明的希望。 这七名分属美、英、法、荷四国的大战英雄在海军准将史提夫·麦克丹诺(Stieve Mald)领导下,以杜瓦和威氏的著作为指南,来到印度尼西亚安拉巴兹,做为期六个礼拜的停留,并于旅行结束决定:要成为这个世外桃源的新领主,以延续其辉煌的功勋、荣耀上帝的恩赐,为土著开创新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逃避那些“子孙已沦为嬉皮的中上流人士”所经营的已开发社会。 一九六二年夏,麦氏以及其他六位人士(按:其中一.99lib?位前英国将军于度假结束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由其亦曾任职于军方的侄儿约翰生爵士代补)陆续率领了十二批由传教士、教员、医生、法律顾问、商务代表、机械工程师、农技员、各类工人、佣兵和一部分身份不详的未就业人口(其中可能包括一位传记作家)所组成的庞大移民团来到印度尼西亚安拉巴兹,从事艰苦的殖民事业。 该岛的开拓过程并没有留下完整的历史纪录。外界仅由片段的新闻资料得知:印度尼西亚安拉巴兹岛在一九六二年底兴建了一座无线电台——其对内广播内容曾一度引起澳洲及纽西兰等地的业余无线电同好(HAM)的兴趣。此外,某些脱离移民团而于稍后重返文明世界的人士亦透露:晚近该岛的首要事业为石油开采,主要销售对象为太平洋地区国家;教会和军队的规模不大,但是比石油及其他农工商业更能吸引土著的工作意愿。 最早的一份外电资料指出:移民团曾经在一九六七年以“印巴兹共和国”(Republic of Inbaz)的名义申请进入联合国而遭排斥。这则电文一时成为世界各国报纸颇受瞩目的笑谈。但是麦氏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努力,麦氏于一九六八年新年期间利用对内报纸发布简短的国情咨文,表示:在这岛上确实可以经营出人类历史的新页。 这份报纸是《印巴兹日报》。该报和一份名为《探索者通讯》的月刊以及“印巴兹之音”广播电台似乎是该国仅有的大众传播兼教育媒体,移民国之从事对土著的政令文化倡导工作。一位尔后遭到放逐的传记作家曾公布过一部分私藏并挟带出境的报纸、月刊,世人可从其中窥见该国政情和文教的端倪。 麦氏与教会领袖不止一次地在文告中指出:当地的历史比土著和移民所想象的还要长久。在无数个世纪以前,上帝(也就是土著所谓的天神)踏上这个荒僻小岛、留下脚印之前,就曾经派遣七位使者来到此地,带来火种和拐杖,使其子民得以熟食并直立行走——是以“印巴兹共和国”的国旗为火炬和拐杖;这则创世神话在该岛以外的地区并未受到尊重,《基督教箴言报》甚至于一九六九年感恩节前一天的社论中指斥:有一群上帝的叛徒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向无知者散播撒旦的诅咒。不过,“印国”的领导人士坚信:福音的传递必须切合各种子民本身固有的风俗传统,外间的指责只是由于彼等不肯承认上帝有一个属于黑种人的儿子。 麦氏于一九七○年底去世,死前曾巡视了该岛各地粗具规模的产业设施,他告诉执政当局:“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实业基础上确立更巩固的宪章建筑——白人要和黑人通婚,权力要和咨讯互补,政治要和宗教结合。”麦氏并没有来得及看见石油开采成功的实业壮举。在上述谈话之后的第三天,官方发布麦氏蒙主宠召的消息。(按,稍后据可靠的消息来源透露:史提夫·麦克丹诺只活了九十八岁零两个月,与官方宣称的一百岁不符。)麦氏的巨型大理石雕像于六个月后由阿利桑那州辗转运抵该岛时执政当局却正酝酿着分裂。分裂导因于各方对实践麦氏立宪遗言的主张有所歧异。 资深的浸信会宗教领袖詹姆斯·渥克(James B.Walker)牧师强调:宗教是占有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一的黑种土著生活力量的泉源,故立宪团体中也必须有百分之七十一的教徒;然而约翰生爵士则以为:渥克牧师试图分化不同肤色与不同信仰人士的政治立场。他认为:立宪团体应由最早探勘该岛而仍然健在的人士及其继承者来组织,因为这些人“具有立国创意及丰富的行政经验”。另一方面,农、工、商界的实业代表则指出:他们不排除约翰生爵士的提议中潜伏着个人独裁的危机——因为元老中残存的三位人士已因年老而不能议事,唯一有“丰富行政经验”的继承者即为约翰生爵士本人。 在上述三派势力之下,土著也吁请当局考虑:立宪团体成员中应包括巫师与部落长,此议迅即受到宗教、军事及实业三方面领袖的一致否决。他们联合签署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声明:土著在各行各业中的不良纪录及普遍低落的教育程度已足显示其不堪立宪重任。连同该声明同时发表于三大传播媒体的一份备忘文件显示:各地治安当局十年来一再破获巫师与部落长收纳贿赂、奸诱妇女、非法行医以及聚众宣扬异教思想的案件——其中绝大多数罪犯未接受惩治的因素包括:法治基础始终未曾建立、文化冲突难以立刻消弭以及国外势力可能介入的危机。 这份备忘文件却引发了三派人士始料所未及的激烈反应。土著纷纷表示:巫师与部落长的行为属于合法的纳贡、主婚、诊疗及布道。一项不约而同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印国首府爆发。土著聚集在印巴兹市执政当局总部的大教堂外广场跳舞狂欢达七昼夜之久,迫令约翰生爵士发布戒严。 为了遏止不断升高的抗议声浪,三派人士分别向所属的土著教徒、士兵和雇工宣称:那份备忘文件其实是由别派领袖所起草的;此举显然扩大了各派成员之间的猜疑和歧见。另一方面,某些“教徒士兵”、“教徒雇工”、“退伍士兵教徒”和“退伍士兵兼教徒的雇工”则有莫衷一是之感,其中尤以“退伍士兵兼教徒的雇工”情况最为严重,几乎全数罹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三派人士扞格不下,使立宪预备会议难以召开,悬宕达十余年之久。不过,十余年间戒严一直未曾解除的基本原因在于:各地谣言层出不穷。权威人士认为:“印巴兹共和国”多年来会出现如此大量的谣言,肇因于前述备忘文件所激发的一连串抗议、狂欢、互控及传染性精神疾病为土著及移民艰苦创业生活带来相当活跃的调剂。“露透社”曾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家的意见说:“外间无法确估:麦氏等人所研创的一套历史神话对该国人民产生了多少积极的影响;然而种种迹象显示:无论移民或土著都对谣言中似神话、似历史、半真半假的特质十分着迷。” 有的谣言指出:约翰生爵士已与苏联达成秘密协议,接受其军事援助,代价为出让该国西南方十三处油田的开采及获利权益。也有谣言传说:渥克牧师曾暗中饬令各教堂和聚会所挖掘战壕及秘密通道,布置战术据点,同时教唆信徒自军中挟带或从美国走私军火。此外,不利于实业派的谣言亦时有所闻——至少军方和教会皆数度警告实业派领袖“过度提倡”所属员工进行异族通婚。“虽然此举并不违背麦克丹诺将军的遗言。”约翰生爵士与渥克牧师一致表示,“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实业界如此鼓励黑白通婚,实有结合广大土著群众的政治野心。”不仅如此,自七○年代中期以降,由实业派操纵经营的各种娱乐事业大兴,其中赌场与色情行业非但多交由巫师与部落长监督管理,更以超低价优待教徒及军人。教会及军方咸信:实业派笼络土著和腐化其他二大势力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各派人士为传谣辟谣而疲于奔命。相对地,此起彼落的谣言也遏阻了任何一方势力将野心付诸行动的机会。“印巴兹共和国”在宗教狂热、军事戒严和实业发展的情形下,维持了十年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其间环岛的石油井陆续开采成功,该国也逐渐受到国际间的注意,直到一九八一年秋,一切均在稳定中迈向文明与进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中旬,一位澳大利亚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截收到几段由该岛发出的电讯,电讯中说:渥克牧师猝然遇刺身死。刺客于案发后不久亦遭加害,并被焚尸。行凶武器为一配备了改装美式弹药的俄制手提式冲锋枪。三派领袖立刻互指对方为主谋,然而没有任何人肯相信另一方面的调查报告。一时之间,凶手是土著?移民?教徒?士兵?工人?或外国间谍?……众说纷纭。 渥克牧师的遗孀露莎·渥克夫人(Mrs. Rosa H.Walker)于刺案发生后不久出版的《探索者通讯》月刊上发表专文,指责长期的军事戒严无疑成为印巴兹共和国暴力气氛的催化剂。另一方面,该月刊于当月专论中亦谴责实业派领袖“以资本主义享乐的糖衣包藏叛神的毒药”,试图提早举行耶诞狂欢冲淡敏感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此《探索者通讯》成为教会专属的传播媒体。 一九八二年底,行刺事件并没有因《探索者通讯》的不断声讨而获致任何突破,遂成悬案。实业派则不惜巨资收购《印巴兹日报》,试图挽回过去一年间由于《探索者通讯》拒绝为娱乐事业刊登优待奖券所导致的不景气。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该日报为实业派收购后,曾雇请一名传记作家艾尔方索·史密斯(Alfonsol J.Smith)撰写一部影射渥克夫人私生活之报道,诬指渥克夫人曾与约翰生爵士及其部属有暧昧关系,并产下一名身份不详的混血男婴。在教会与军方的强大压力下,艾尔方索·史密斯的著作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被迫停止连载,史氏本人则遭到放逐的命运。稍后史氏抵达美国洛杉矶,受到隆重的欢迎与接待。在对新闻界的简短的谈话中史氏表示:他携带了珍贵而详细的资料,准备在美国定居,并“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作品”。史氏于谈话结束时盛赞美国的民主、自由与开放。(按:据《大美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指出,“艾尔方索·史密斯”是一个笔名,其真名不详,该作家为荷、意混血的美籍人士,尔后一度在《纽约客》杂志任撰述之职。) 西方观察家咸信:此次毁谤及放逐事件绝非偶发,而是经过教会与军方人士长期酝酿的一个结果。消息来源指出,史氏去国后,教会派竟即呼吁:为制止长期以来一再困扰该国的谣言风气,维护精神治安,有关方面应积极考虑重新召开立宪预备会议,戢止各势力团体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而军方则迅速派兵进驻“印巴兹之音”广播电台。约翰生爵士稍后对全国发表演说,抨击实业派与教会派两年以来垄断传播媒体,散布不实讯息,打击士气和破坏团结的所作所为已强烈地证明:彼等素无立宪的诚意与共识。军方同时宣布戒严无限期延长,士兵暂缓退伍,并一律除去教籍。约翰生爵士于演说中透露:他不排除封闭一部分具有战术价值的教堂和聚会所的可能,更慎重考虑接管该国西南方正对韦克岛的十三处油田,“以免使本国的重要资源在某些偏激、野心的实业派分子的策应下纳归外国势力。”约翰生爵士的这一席话无疑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一位资深的外交评论家指出:“印巴兹共和国”军方的电台驻军行动在另两大媒体分别受到教会派和实业派左右之后一至二年才爆发,显然非徒为保有传播媒体而已。更隐微的一点是,军方企图以史氏携走大量情报抵达美国为借口,正式划清该国与西方国家的疏离界线。此事反而提醒人们想起早先的一个谣言——约翰生爵士与苏联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关涉。“照尔后事件的发展看来,”这位评论家说,“军方当时所采取的一连串行动的确招致另两派人士——他们和自由世界有着实质和较密切的往来——的不满。” 美国方面并没有立即采取任何措施。国务院发言人仅表示:“美国无意干预他国内政,但是任何对于自由世界战略地位之均衡有影响可能的事件发展,我们都会付予严重的关切。”至于苏联方面,更一直保持缄默,当西方记者向克里姆林宫询及此事时所得到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印国首府印巴兹市东郊半哩外的一处教堂为军方所属的保安部队加以封锁。当晚“印巴兹之音”发布新闻说:该教堂有非法色情交易行为。保安部队逮捕了十五名土著工人、六名妓女、两位巫师和一位部落长,上述诸人都拥有教籍,保安部队并当场起出枪支及赌具。 然而在第二天清晨的《印巴兹日报》上,新闻内容不一致。该报的消息指出,保安部队闯入印巴兹市郊外的一所合法赌场,挟持二十四位男女顾客,加以洗劫,抢劫者并声言:“上帝不允许任何人玩骰子!” 这篇报道和前述的广播立刻为渥克夫人所否认。她在二月二日赶印出刊的《探索者通讯》上斥责军方和实业派污蔑事实;事实是:保安部队和赌场顾客发生冲突,双方先后闯入印巴兹市郊的一所教堂,展开互殴,并使一位神职人员和二十三位无辜的信徒受伤,教堂受到“无法弥补的损毁”。 二月三日,三派同时宣称:“对当前国内的治安情况已忍无可忍。”并且各自呼吁所属,加强戒备,必要时不惜发动一场全面99lib?的战争,以“肃清‘印巴兹共和国’共同的敌人”。此外,根据稍晚的一项资料统计指出:二月四日至二十一日之间,有为数约九百人的“角色辨认障碍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不约而同地相继跳入各地油井中自杀死亡。 事件真正的爆发是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午。大约两个营的部队突然宣布倒戈,包围了约翰生爵士所在的军事参谋本部,抗议被禁止退伍及削去教籍等情事,这些军人随即宣称:支持渥克夫人。在约翰生爵士下令突围之后半个钟头,上万名教徒忽然携械涌至,与倒戈部队会合,继续与军事参谋本部的武装士兵对峙。 二十二日下午四时,情况有了些许的变化。另一群约在千人左右的失业教徒却包围了执政当局总部的大教堂,抗议渥克夫人策动兵谏的行为违反了教会崇尚博爱的精神,这群人并声称:他们宁可放弃“武装的教会”而矢志做个“和平的雇工”。 当日下午五时三十分,事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全国四十五处油田的雇工纷纷破坏当地的产业设施。据悉:大部分是未婚的移民,小部分是未婚的土著。前者抗议实业界领袖长期以来纵容土著和优惠异族通婚员工的不公平待遇;后者则抗议实业界领袖操纵的娱乐事业使他们丧失财产以及健康。但是二者都表示: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投入军方的阵营。 二月二十三日清晨,美国国务院亚太地区事务小组召开了一次紧急秘密会议,决定派遣一个九人观察团赴印国了解实情。行前观察团重申美国不介入外国内政的立场,但是呼吁自由世界应密切注意此次事件背后另一超级强权所扮演的角色。两个小时之后,华盛顿发布消息说:由苏联所派遣的三架高性能喷射战斗侦察机偏离航线,接近韦克岛东北方二十里的海域;雷达传输资料显示确切位置是北纬27.6°,东经170°附近。 由兵谏所引发的三角革命使“印巴兹共和国”的大众传播活动中断了五天之久,外间无法真正了解,在这五天当中事件确实的运作如何。然而一般咸言:美国的九人观察团发挥了重要的斡旋力量。观察团于返美后向新闻界公开的简短声明是:“一切在有效的掌握中恢复平静。该国人民的意愿 5c06." >将获得尊重,权力有所转移,而且我们极端乐于宣布:在兵谏及革命过程中没有流血事件发生。”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权力转移之后的“印巴兹共和国”出现了下面的稳定局势:渥克夫人赢取军方支持,正式统领军事参谋本部,宣布取消戒严,军人可依年限退伍,并自由恢复教籍。约翰生爵士被迫辞去军职,但是立即进入实业界,辖有该国西南方的十三处油田,并积极筹划于短期内访美磋商销售原油的诸般事宜。至于实业界的领袖们则开始研商:如何大量转移资金筹建教堂与聚会所,他们相信这项投资可能有利于更广泛的人力资源部署。当然,三大传播媒体也分别隶属于新的主事者,继续从事其政令和文化倡导工作。 迄今为止,“印巴兹共和国”的立宪会议仍未召开,争议与流言亦时有所闻。消息灵通人士曾取得苏联方面对于该国当前政情的态度和看法,克里姆林宫的说辞是:“情势还在改变之中。” 你读过,也听过很多这种口吻的大众传播报道,可能会信任报道的事件属实。问题在于:你的信任建立在对这种报道口吻习惯上。这种口吻可能只是叙述一些联想而已,我们要详细考证一番。 天火备忘录 这一份备忘录于N七厂发生炉心熔解灾变后十五年经由各方人士的观察、回忆、搜证和整理,始克完成。原件为手抄本,长达八千零五十六页、六百四十余万字,详细载记了灾变发生的原因,参与制作这份备忘录的记者、编辑和作家共计一千七百三十人,他们——和此间三千五百万的居民一样,都是灾变的受害者;其中有一部分人士在编采过程中因辐射感染而不幸去世,其余所有的人士则困于感染后遗症而不幸生还。在我们阅读这份备忘录节本的同时,请为上述不幸的两者致最虔敬的哀礼。

新闻资料部分

位于兰阳平原东北角的“N七厂”,在竣工起用后第三年创下了四个机组连续运转七百八十九天的世界纪录,曾召开盛大的庆祝酒会。应邀到会的中外来宾多达九百余人,会中一位能源部的高阶层人士透露:国内原子及化学防护委员会的第十三座预警站即将开始规划,预料进一步的设计工作在两年之内展开。“不过,”这位人士幽默地表示,“预警站和核能电厂的安全无关,就好比征信社调查员抓不到忠贞丈夫的任何外遇行为一样。” 二○二○年四月一日——也就是前述酒会结束后的第六天:清晨七时整,全国各广播电台和电视网发布紧急消息指出:“N七厂”因一次区域性的轻微地震发生小规模的意外事故,可能有少量辐射物质溢出,该厂的四部千万千瓦机组已经停止运转。能源部呼吁:基隆、宜兰以及大台北地区的居民请保持镇定,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骚动或恐惧;但是这些地区的民众“请尽可能留在室内,不要从事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这项简短的消息在尔后的六个小时之内重复播出一百零二次。 午后一时十五分,电视台接获新闻局警告:在上述事故新闻之间插播的广告已严重超秒。经由有关方面迅速协调之后,商业广告完全停止播出,原空挡时段改播《核子防护常识》、《宝岛生态环境》、《自我诊断乳癌方法》及《今天会更好》MTV等短片。 午后三时整,各大报社陆续刊出“N七厂意外事故”号外,然而内容与稍早的新闻大同小异,仅附录了几位不具名核能专家的简短猜测与分析。 这些猜测与分析不约而同地表示:清晨的事件真相尚未明朗化,不宜乱下任何结论和主张;一般咸信:炉熔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专家们也提醒广大的民众注意: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四年日本大阪北方和韩国汉城南方的两座核电厂曾发生大量辐射性用水外溢的情况,造成严重的污染,实不可掉以轻心。 午后三时三十分,广播与电视业者成立“核电事故新闻综合快报网路”,第一个节目是当天本省地区的最新气象资料。其主要内容如下:“华北上空一个1036毫巴的移动性高气压正在缓慢向东发展。华南地区一个数值998毫巴的低气压中心在广西一带近似滞留,锋面在台湾海峡形成,逐渐向东北移。但是本省受到西太平洋另一高气压回流的影响,天气不致转坏,微弱的东北季风将持续三到四天,全省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温在摄氏23到27度之间。” 但是基隆和台北地区的实际气温已于当日清晨七时的摄氏22度迅速回升至30度。另一方面,整个北部地区上空却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下。宜兰市对外的交通则已于上午八时左右完全中断。 午后三时四十五分,综合新闻快报网路发布的消息说:N 4e03." >七厂事故可能比始料情况稍微严重。北部地区各县级行政和治安单位已于上午八时成立“四一专案小组”,下设指挥、联络、消防、救护、运输等五个中心,专案小组发言人强调:“此一人事编制早已于事故未发生前部署完成,现在全员紧急戒备,随时待命处理善后工作。” 该小组并表示:在事故真相未明之前,滨海三条公路、北宜四线公路和四轨北回铁路的正常营运即刻停止。北部地区各公营交通事业单位的载具将全额出动,抵达N七厂所在地附近,以便支持一项“疏散任务”。 午后四时整,能源部打破将近九小时的缄默,进一步说明事故发生的情形如下: N七厂的一个反应器可能由于稍早的地震而发生“核燃料护套层破损”,此一破损已明订于该厂“设计基准事故”之内,而肇事的反应器外有相当强固的包封容器,该容器将有效地防阻辐射物质外泄,相信危害程度会减至最低。民众不需要“反应过激”,一切以“不臆测、不惊慌、不干扰、不退缩”为应变的共识原则。 当记者询及能源部“有无发生类似当年苏俄辙诺堡事件的可能”时,所得到的答复是:N七厂的设计和制造厂家为美国的东方公司,反应器采压水式冷却系统,与辙诺堡的石墨轻水冷却系统完全不同;不可能发生同样的灾祸。至于“四一专案小组”刻在进行的“疏散任务”则是为配合N七厂意外损害而作的“随机安全演习”,目的在了解及增进“核子防护有关人员和一般民众的应变能力”。 四时三十分,自来水事业总管理署突然发布紧急消息,呼吁桃、竹、苗以北地区民众立刻开始贮水。在稍后的新闻中,此一贮水地区又扩大至嘉、南二县,报道中并未说明此项呼吁的原因。而实际的贮水情形因供水量不敷所需而很不理想。 四月一日晚间六时,新闻网路首次播出电厂事故的灾情报道。电视屏幕上放映了一段十五分钟的画面——在基隆市的省立、县立、市立医院及矿工医院陆续出现了数百名伤患,其中大部分在送达急诊处后数分钟之内就被医护人员加以严密的覆盖,随即移运出诊疗现场。在当地负责采访的记者宣称:这些伤患显然受到非常严重的灼伤。医院的清洁机器人正在该记者身后不远处合力拆除候诊室的坐椅和几道隔间用的板墙,以腾出较大的空间和通道,便利接踵涌入的伤患。 事故发生后..十二个小时,能源部部长和原子能委员主任委员发表联合声明,首度承认N七厂的确发生了难以逆料和估计的严重灾变。声明共有五个重点: 一、N七厂的一个反应器发生冷却系统失效的事故,小部分炉心熔毁; 二、事故肇因于一次突发的区域性地震,无人为的肇事因素,也绝对不同于三十四年前苏俄辙诺堡电厂灾变的化学爆炸,故灾害程度应该比较轻微; 三、出事的反应器已自动开启“紧急核心冷却系统”(ECCS),灌入二十二万加仑的冷水,以减弱炉心的燃势; 四、N七厂方圆二十公里以内为“禁区”,五十公里以内为“灾区”,一百公里以内为“警戒区”,“警戒区”以外为“救援区”。各区检测的辐射线剂量结果将于最短期间内公布; 五、事故详情已呈报上级单位,能源部将倾力进行救灾工作。 紧接着——七时十分整,最高当局下达了“全国救灾总动员”的命令。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层峰已同时指示有关单位从速向可能提供协助的外国和国际组织请求必要及适当的支持。而在总动员令中则声明:国内非关救灾的事业团体和个人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并随时听候最高当局发布的应变指示。另一方面,参谋总长除饬令全军严密戒备,以杜绝国内外各种可能的滋生事端之外,更重申警戒区之内各单位统一接受“四一专案小组”调度,抢救灾变(按:从此刻起,各传播媒体的记载一律改称‘事故’为‘灾变’)。 七时三十分,“四一专案小组”在灾区外围的一所临时总部中向新闻界透露:反应器炉心的熔解程度可能已迅速升高,而N七厂内的情形则“令人不敢想象”。依照辐射尘强度来推估,厂房内根本不可能有生还者。专案小组的救护和运输中心已于七时零五分时决定:放弃禁区中心五公里方圆之内的待援者。“我们实在是不得已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沉痛地说,“已经有两辆太阳能交通船在开进去以后就再也没出来过!”他附带表示:禁区、灾区和警戒区的范围可能要重新画订,因为“一切都在迅速膨胀之中”。 更令全国民众吃惊的消息在二十五分钟之后披露——专案小组的消防中心主任主动向电视记者谈到:“我们的消防设备不足——我们有完善的编制和充足的人员,可是设备不够!现在连人员也快没有了。”——据传,有将近二十名消防人员在电厂周遭地区接触到超乎安全剂量两百万倍的辐射尘,立刻死亡。 晚间九时四十五分,能源部和原委会再度于新闻网路中发表共同谈话,认为专案小组的消防、救护和运输中心等三个作业单位的“做法和说法有待商榷”。“事故也好,灾变也好,我们都有既定的因应原则和措施。”能源部发言人说,“平常我们每年都会举行安全防护的沙盘推演,效果都相当好,事态应该不会糟到这么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对……” 这番谈话在进行一半的时候中断,插播由国际通讯卫星传输而至的几个重要消息:第一,美国和日本政府已立即反应,愿意提供我国“技术与人道”救援;第二,东南亚各国分别表示对N七厂灾变强烈关切,并希望我国能立刻提供有关该电厂现状的“最起码详情报告”;第三,欧洲各国领袖对此事深感遗憾。其中英国、法国和西德的三枚人造卫星竟然清晰、完整地拍摄到N七厂灾变现场的影片。影片中四个反应器建筑物中的一个显然正不断地冒出浓烟和强烈的火焰,虽然尚未波及另外三座反应器,然而肇事的炉心温度已高达摄氏2980度以上。英国当局建议:台省北部地区民众应立即疏散至南部地区。西德专家则认为:灾变的严重程度已扩及全岛,势无可供疏散之地。上述专家同时推测:在未来的数天以至数十天之间,灾变现场数十哩之内,将有一千多人死于肺叶纤维化、近六千人肝脏及肾脏失去功能、一万三千人的骨髓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丧失免疫能力;另外将有三到五千名未出生的胎儿丧生,五到八千名胎儿罹患遗传性疾病或智能障碍,这些数字正随着时间而不断增加。法国核能卫生学者则在新闻中呼吁:立即中止向台湾进口青蛙和蜗牛。这位学者推测:N七厂附近的乡镇已成鬼城,辐射物质的强度将在每小时近九百伦琴以上。 这段外电新闻引起了国人全面的恐慌。在接下来的十个小时里,台中以北各主要城市传出一百五十宗抢劫案、三百七十二宗窃盗案、两百零三宗强暴(含未遂)案,将近五百起的车祸、酗酒、伤害等纠纷以及三桩盗墓行为。各县、市团管区都派出镇暴部队,全副武装在主要道路和露天集会场所待命。但是集结行动间或影响了一部分民众的疏散行动。 四月二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国内四十五位核能工程、卫生、医疗和生态保育学者及专家在原委会的召集下举行紧急会议,研讨“如何支持四一专案小组进行救灾工作”,能源部有关人员亦列席备询。然而会中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明显的歧见来自三方面: (一)有的学者认为应先商请军方派遣特种人员深入禁区中心消除辐射物质,避免污染扩大; (二)有的学者认为应先公布疏散路线、方向,并于低辐射区成立“补勤中继站”,提供禁、灾区的疏散民众饮水、食物和药品; (三)能源部方面则坚持要先封锁新闻。一方面免除国人不必要的惊恐,一方面也维护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安全。紧急会议在众说纷纭中不欢而散。 会议甫结束,又有一则漏网新闻传来:在四月一日凌晨五时出发到兰阳地区拍摄电影的一支外景队似乎仍滞留于N七厂附近某处未归。这支外景队包括三位当前最负盛名的喜闹、功夫、恐怖片导演,数十位首屈一指的当红明星、歌星和脱口秀星,预定所要拍摄的影片是十余年来制作最庞大的堆头戏,片名是《永远停止呼吸》。 四月二日凌晨二时左右,最高当局第二次发表谈话。主要内容系强调国内仓储壳物充分,大宗物资的安全库存可以稳定维持供需,两个月之内不致出现主食短缺的情形。但是全省近六十万公顷的稻田中可能有二分之一强的面积会受到辐射物质的笼罩,至少当年度的各期稻作会有严重歉收或污染的情形。 此外,全省各地的蔬菜、青果、家禽、毛猪等产销合作单位,养殖水产及近海渔获供应组织都将在一到数周内成为N七厂灾变的直接受害者,所以这些产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及时做好万全的防灾自救准备,尽量利用现有的设施和机具妥善保护作物,使不受感染。当局将在日内向省农林、畜牧、渔业单位指示进一步的应变措施。 然而在三时十五分左右,全省各乡镇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一个现象:大批受到惊吓而惶惑、愤怒的农民、渔民涌至当地大小寺庙和神坛,要求庙祝、灵媒、神棍、巫师和乩童主持各种祈福禳灾的仪式,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发生零星的冲突。 据报,至少有十一位赶赴各寺庙采访消息的地方记者受到民众的围殴,显然民众也不可避免地在滋扰中受伤,但是没有人能掌握确切的情况。 四时整。新闻网路的气象报告指出:台湾地区受到西太平洋高压回流的影响,在未来的两天之中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东北风非常微弱,是以灾变地区上空的辐射云层不至于立刻南下,气象分析员并声称:目前如果说我们可以期待上天帮什么忙的话,就是让华北地方的高气压中心强劲东移,或是有强烈西南风压迫过境,使辐射云在最短期间内通过兰阳溪口出海。然而以目前的高空空气运动轨迹来看,似乎没有奇迹出现的可能。气象报告结束后一分三十秒,台北盆地及宜兰山区竟然下了一场雨,雨水积水处测得的辐射程度高达八百仑目。四时三十分,灾变发生后第一个令人稍感安慰的消息传来,“禁区”边缘地带的近千名民众已经在技术人员的护送下,进入设备完善的十八座地下掩蔽物。四一专案小组的联络中心表示:这些民众至少将要在掩体内度过四十五到六十天艰苦的避难生活。不过——“他们都会坚强地活下去,”发言人表示,“掩体内有充分的高单位营养品和饮水。但是他们必须完全利用人力,在三十呎的地底转动发电机,以获得足够供应每个人需要的清洁空气和照明设施。” 随后,新闻网路播出了三年前一次核能安全演习的观摩影片。在影片中,每一个地底三十呎之下的核子防护掩体容纳了六十个民众。他们井然有序地分成三组:一组人在铺着柔软床垫的统铺上沉睡;一组人在灯下阅读、交谈、做韵律体操或打乒乓球;另外一组人又分成几个班队轮番合力转动一个巨大的金属磨盘——那是他们仅有的维生工具。它在人群间不停地回转,启动发电机,带动滤清空气的帮浦,操作者都流下了汗水,但是没有人停下来。在此一处中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最原始的人力。 滂沱的大雨之中,空军派出的十八架A-9型攻击机在北部海岸线上空逡巡警戒。离这些战机不远的内陆,陆军轻航空队的四十八架直升机编队往来于桃园某基地和兰阳平原之间,它们的任务是到禁区上空空投大量的沙包、铅粉、硼屑,以压抑辐射物质外溢的程度。 为数将近一千万的北部地区民众在错愕、犹疑、惊怖中度过了灾变后的二十四小时,绝大多数始终不曾稍事休息。他们聚精会神地守候在电视机前,开始怀疑:这会不会是他们此生中最后一次用电的机会?但是有一点大概是非常普遍的:人们开始非常眷恋地浏览身边每一种文明的、进步的产物:全自动家电设施、个人及家用集成电路系统、微波通讯机具、全功能?99lib?资料分析器、多元化安全保险装备、磁盘影片及唱盘、超音域高传真音响组合……以至于屏幕式游乐器、机械佣人和机械宠物,最后人们彼此投以陌生的眼光,发现他的家人、亲人和自己已经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开始逐渐变成另外一种族类的生物——或者是求生物?——而变化的过程却如此隐秘。

回忆资料部分

甲、汪国平/六十五岁/前足球国手 我当时住在桃园平镇,离灾变现场至少有一两百公里以上,照理说我们“救援区”的居民是比较安全的,可是实际上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的老婆在灾变之后半年得了慢性肾脏炎,在我们平镇地区,像她这样的病人有七千五百多个。她还算是轻微的,拖了三年才慢慢严重起来,开始接受洗肾,可是机器轮不上,大概又拖了几个月,就死了。现在就埋在我浴缸底下,我自己还好,只是浑身上下长红斑,又化脓又溃烂,头也秃了,牙齿也全掉了。不过真的还好,我按月到里长藏书网家排队领口粮,如今算起来,吃了二十多年营养稀饭,该知足啦!要说有什么心愿嘛,嗯,我想在死以前能到六福村去逛一趟,听说那里还养了一对麻雀;我有多少年没见过鸟儿了。街坊都说县政府准备招待一些六十岁以上的人瑞去参观,我也报了名,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轮得着哪! 乙、林助杰/二十六岁/脚踏车夫 那年我十一岁,还在台北念小学,学校忽然停课了。我爸说:“我们都要沉到海底去了。”当时我很害怕,我妈用很多床棉被把我包起来,藏在衣柜里,每天给我喝两次水,吃一点面包。过了几个礼拜(也许几个月,或者只有几天,真不太记得了),就换我爸喂我。我问他:“妈妈呢?”他说妈去上班赚钱,我说去哪里上班?他就哭了。又过了不久,我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了,爸说那是“红十字会”发的,不好吃,可是不吃会饿。我每天坐在黑暗暗的衣柜里,想以前的事,可是常常想不起来,有一阵子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然后我就经常闻到一种臭味,每一次我爸来喂我吃东西、抱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都闻得到。我猜那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我想看,可是他说没有灯、没有电了。我说:“你臭臭的。”他说:“嗯。”他从此以后再也没跟我说过话。有一天我饿得受不了,从衣柜里冲出来。可是手、脚都软掉了,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上,我爬到墙边开灯, 706f." >灯不亮,好不容易打开门,让走廊上的光线照进来,就看见地上有一具男人腐烂的尸体。我吓得跑出去。在弯弯曲曲的走廊上绕了半天,忽然脚又一软,就昏了过去。后来有人把我送到救济中心,我才知道:我爸妈从我的生命里完完全全消失了。>99lib? 救济中心就设在我的学校,我在那里学踩脚踏车,学了整整八年,现在终于有了一技之长,每天帮附近教堂的神父搬运一些安息的教友到福德坑,生活还算过得去。最麻烦的是:我经常忘了来回的路线,有时候只知道拼命踩了又踩——唷嗬唷;可是不知道我想踩到什么地方去。 丙、王智勇/十五岁/国际难民组织工作员 我是台东排湾族的山胞,也是灾后出生的新生代。大体上说来,我们这一个地区的年轻人算是比较幸运的,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一场浩劫,我们的父母也因为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而几乎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照理说:我的回忆对于灾变本身没有意义。可是由于我的工作关系,接触过几万个老一辈孤苦无依的灾民,使我感触良多。 我深深记得:在我九岁那年——也就是灾变后的第十年,政府宣布北部地区的辐射量已经显著下降,也正是偏远地区民众可以进入“警戒区”和“灾区”,进行“都会重建计划”的时候。我跟着国际难民组织北上,帮忙做一点分发药品的轻松工作。年纪大的难民看见我的模样会感到惊讶;有的还会摸摸我的脸和手,表情既好奇、又兴奋,而且带着几分伤感。可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们把我当做怪物,经常扯我的头发,咬我的腿,有的甚至对我拳打脚踢。 在我那个年纪,有时候的确分不清我和他们之间,究竟谁是真正的人类?不到几年的工夫,那些孩子都一一死去。我有时在一天之内会接触到七八个因染患白血球过多而死掉的少年,他们总在死前最衰弱而温和的时候哀求我:剪一绺头发给他们。在他们有生之年,从来没见过一根毛发。 丁、王娜娜/四十九岁/家庭主妇 我很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次灾变。 我们在高雄住得好好的,又不是在什么灾区或者禁区,N七厂跟我们一家子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谁会知道?我和我先生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唯一的女儿,才十四岁,就在灾变的第二天死了。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哼! 有几个电影明星好像到兰阳溪去拍什么鬼电影,结果全被烧死还是毒死了——我管他!可是我女儿那么小,她懂什么?她说那个什么女明星是她的偶像,人家死了她也不想活了,说着说着就跳了楼。 那些灾民倒霉?我就不倒霉吗?他们还可以领救济品,我的女儿死了谁救济我啊?灾变到今天,快十五年了,我连个鸭蛋都生不出来,还有什么好谈的? 戊、徐小丽/二十七岁/护士 我的父亲在救灾的时候牺牲了生命。他是当时一家太阳能交通船的驾驶,那一年我只有十二岁,家住基隆。我只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之前跟我说:公司要派他去参加一次演习,他回来会给我带一包宜兰名产鸭赏。他没有再回来过,我也再没吃到过鸭赏。灾变发生的第二天,我的祖父就带着一家人坐上一辆军车,走了很久很久,来到台南。现在我的家人都已经过世了。祖父得的是甲状腺癌,祖母得的是乳癌,我的三个姊姊因为骨髓受到锶90的破坏,在一次A8型流行性感冒来袭的时候死在同一张病床上。还有我的哥哥和弟弟,他们有一天到红十字会去偷药,结果被一群国际佣兵给当场射杀了。 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渐渐觉得人世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难过、沮丧、怜悯、希望或者失望的事。我现在是个护士,每天帮一位澳大利亚医生打打针、配配药,也不认为自己在从事什么救人、助人的工作,反正那只是我自己过日子的方式而已。医生说我的卵巢里还含有大量的碘131和铯137,要我按时服药,我经常会忘记;因为我不知道“按时”的意思,时间好像都一样嘛!有一位肺部硬化的病人曾经教我念止痛的咒语,我也没学会,人活着如果不痛苦,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己、张学孔/五十三岁/诗人、画家 我只记得灾变之后我写过两句话——“核子和生命一样,都是我们还不了解,就已经全力去争取的东西。”我们那一代的人就是这两句话最好的见证。 各位千万不要期待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故事,我只是个导游而已。 感谢各位从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而放弃了那些可能很有趣、很有意义、很值得回味的旅行——譬如说:北海道雪の祭、好望角看哈雷、奈洛比野生动物巡礼或者古罗马探访等等。 我们所安排的节目却非常简单,各位要参观的只是一幢极其普通的十二层楼公寓。公寓南侧近顶处的墙上有两排黑漆铜质大字,写着:“富礼大厦/Fortune Building”,是大厦的名字。负责设计和监造这幢大厦的范扬帆总工程师此刻住在十二楼A座,他卧室的床头正顶着墙外那“富”字的宝盖。老实说:他并不满意“富礼”的英文命名,可是又实在想不出哪个英文单字能兼含“富而好礼”的意思,又可以贴切“富礼”的发音。他的妻子林南施女士曾经是大学英文系的系花,一度替他出主意,给大厦起了个“Fully Building”的名字,范扬帆不同意,他认为听起来“笨笨的”,念不好成了“Foolish”。 富礼大厦落成一年之后,林南施还记得她丈夫拒绝“Fully”这个字的时候嘴角往下撇了撇的表情,那个表情让林南施第一次产生被轻视的感觉。她相信打从那个时候起,范扬帆就开始远离她了。于是,当一年后一个初夏傍晚她从附近超级市场步行回家的途中,忽然抬头看见“Fortune Building”的字样,登时有一种强烈的愤懑、不祥之感,认为这大厦是一个疏离的象征。 其实一旦我们开始认识这幢大厦的每一个成员,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多么的亲密了。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一下底楼柜台后面这位大厦管理员关佑开先生。他曾经是某军校的中校教官,退伍后在北部地区各工厂、工地、仓库担任警卫。富礼大厦还在施工的阶段,他就睡在样品屋后头的一间夹板房里。每天和监工、营造商、顾客等人轮班巡视整幢大厦的发育情形。他通常在夜间值勤,曾经数度赶走附近一些来窃取彩色瓷砖或隔音板的国中生小贼。所以关佑开对落成后的公寓有一份独特、浓郁而得意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在初面对公寓住户的三个月里有些不自在,他一直觉得这些人掠夺或侵略了他的什么,以致时常不经意地显露出一丝敌意。每当目送人们出入电梯的那一刻,他就情不自禁地哼着被辣椒麻痹的鼻子想:从前他每天晚上都在那电梯的位置撒上几泡酒气蒸腾的小便,这些住户现在全踩在他关佑开的尿里。住户偶尔也觉察到关管理员的敌意,但是没有人在乎。七楼A座的魏太太说得好:“管理员就该这样,就是要凶一点,我们才住得安稳。” 魏太太教导她的一对子女在进出公寓大厅时一定要高声喊:“关伯伯好。”不出两个礼拜,公寓里的一百零八个儿童和青少年都纷纷起而效尤。关佑开从而品尝到身为慈祥长者的悲悯滋味,也再度回味起军旅生涯中无时不与的尊荣。一段时日以后,他已完全忘记小便的事,并且经常主动去换洗电梯里的圈毛地毯。搓洗地毯的工作单调又乏味,不过关佑开多年来历经各种单调乏味的事,倒也十分适应。他总在反复搓揉起满手泡沫的时候想一些美好的东西,比方说:那个住在八楼B座的单身女郎易婉君有一双高耸的乳房,和丰腴的屁股。 易婉君当然不知道这些。她惯于在午夜前后洗澡,把全身上下打满肥皂沫。碰巧的话,她打肥皂的同时关佑开正在搓地毯,如此而已。她很少去在意富礼大厦的任何事物。除了偶尔在电梯里感受到两只色迷迷的眼睛的凝视,易婉君几乎不觉得公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每当她的同事、同学或亲人问起:“你住的地方怎么样?还好吧?”她总要眨巴眨巴眼睛,想想,然后说:“没什么,反正是住嘛。不过好像有一个色狼,住楼上的。”她从没正眼瞧过那个色狼。 那个“色狼”住在十一楼D座,叫林秉宏,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林秉宏并不知道:易婉君所有的同事、同学和亲人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哄传着“小婉家的楼上有一个色狼”。他更不像关佑开一样,对易婉君有什么特殊的企图,不过他确实觉得这位八楼的邻居有一些面善。 事实上林秉宏和易婉君都忘了:当他们还在读高中的时候,男女两校合办过一次郊游,他们曾经牵手爬过一段艰险的山路。易婉君后来对林秉宏说:“谢谢。”那是打从林秉宏变声以来第一次和异性朋友的交谈,很是兴奋。假期结束后他告诉班上的小公鸡们:“我把到一管马子!”这个谎言不断地维持、扩大了一个学期之久,膨胀到最后的结果是:“我带她到体育场的看台去做了,没什么嘛。我想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的。”在易婉君那方面,幻想和谎言以截然不同的姿势上演着。她在假期结束后带着困惑无助的神色对同学宣布:陪她走过一段山路的那个男生每天写情书给她,害她烦死了。“我只好告诉他,要专心读书,考一所好大学。”她幽幽然说,“以后有缘再见了。” 林秉宏确实是个用功的学生,即使毕业之后这么些年,结了婚,生了孩子,干上了经理,仍旧维持着夜读的习惯。他书房的台灯一向是全公寓最后熄灭的。午夜两点,他合上那本艾柯卡的《反败为胜》,起身到窗前眺望整个富礼大厦的中庭(有时候会看见关佑开拎着手电筒出来晾地毯)。然后他就慢吞吞地走回卧房,慢吞吞地脱衣服、上床,在林太太身躯尚未占据的一块空间里躺好,叹一口气。 即使林太太当时十分清醒,她也不会明白:林秉宏有什么气好叹的?或许她会说出来:“你有什么气好叹的?”林秉宏自己也莫名其妙;他有什么气好叹的?可是他上床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有这么莫名其妙。他的失眠也一样莫名其妙。他每天都会和妻子说:“今天累得像狗一样。”可是今天和昨天或者明天后天注定一样的是他睡不着。他已经一整年没睡过觉了。他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事业么?忙得很,也例行得很、稳定得很。婚姻和家庭也一样。他曾经翻遍市面上各种有关大众心理学的畅销书,想找出自己失眠的问题出在哪里。书上说他焦虑;他否认,因为他的生活里没有值得焦虑的事件。书上说他刻板;他否认,因为他有丰富的精力和财力从事休闲生活:种花、品茶、看艺术季表演以及分析国际局势。书上说他不满现况;他否认,因为妻子贤惠持家、儿女聪明乖巧、职务高尚、业务有发展。书上说他缺乏刺激;他也悄悄地否认,因为他还有一个到两个可以固定、也可以不固定的亲密女友,互相无牵无挂地取悦每个礼拜二或礼拜五的午后。书上说的一切他都有充分否认的理由。每当他和那些心理分析或社会分析的权威著作抗战获胜的一刻到来,天就差不多亮了。林秉宏换上晨跑鞋的时候往往会预测自己下楼、跑步、拿报纸、上楼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人。他很少猜错。公寓里时兴晨跑的就那么几个:四楼B座的退役少将梁隆润、六楼A座的美国商务律师詹姆斯·詹宁斯、九楼C座的茶庄老板刘志仁和十二楼D座的画家管涤凡。林秉宏和所有的这些人一样:彼此都只认得脸孔,其余一无所知。他们在路上碰到面,会相互颔首致答礼貌。但是没有人会跑一样的路线。 梁隆润一向直奔国父纪念馆。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跳土风舞的中年寡妇。两人除了扶腰搭手转圆圈之外什么也不做。为此梁隆润有些恼恨自己割除摄护腺的手术做早了。可是纯跳舞并没有妨碍这两个人各自重新投入少年时代试探恋人心意的情怀——仅止于试探而已;梁隆润偶尔会捏捏对方的虎口,擦碰她的腰肢。对方不时也来踩踩他的脚趾(使他出汗发痒的香港脚得着短暂的、快意酣畅的疼痛)。他知道她早年死了丈夫,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她现在住在女儿女婿家。她则明白他的妻子尚称健在,一家三代欢乐同堂。两方面的了解真实而坦诚,对于他们私心倾慕的情愫没有 52a9." >助力也没有阻力。他们乐于分享每个晴日清晨的三十分钟,现实的一切在那三十分钟里死灭。在重返青春的幻想里,双方都没有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她的一个儿子也住在富礼大厦的公寓里,曾经有一次夜饮醉归,吵醒了半座大厦的住户。那天晚上梁隆润一马当先,冲下楼来,拎起醉鬼的领带和腰带,把他摔到中庭的喷水池里去。寡妇的醉鬼儿子挣扎余勇,爬出水池,可是手软脚软地回不了手。梁隆润双掌反插在腰际,巨大的影子遮住对方的视线和身体,厉声骂道:“入你娘!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第二天一大早,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向舞伴抱怨:现在的年轻人道德沦丧、是非不明。她不住地点头附和着说:“可不是嘛!什么都不比从前了。现在的人一点教养都没有。”这一个清早梁隆润的体力有些不继,跳完两支苏格兰方块舞就头昏脑涨,回程只好搭出租车。他在离公寓还有一百公尺的转角下车,撑着精神喘着气,跑完最后一段健康之路。进门那时候他没搭理关佑开的“将军早!”便一头栽进电梯里。里面站着六楼A座的美商律师J.J.和他昨晚从Fisherman Pub吊来的小妞苏珊。苏珊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她的爸爸如果知道她染黄了头发依偎在老外毛茸茸的弯臂里,一定会越狱出来亲手掐死她。苏珊从一开始混迹酒馆就明白这一点,每回她和外国男友在一起总不免会撞见像梁隆润这一类父执辈的人既仇恨又轻蔑的眼光。于是她照例加紧嚼着口香糖,翻起白眼抬头瞪视电梯楼层指示灯的数字。梁隆润越发不能忍受苏珊这种挟洋以自重的态度,一阵气血涌动,喉头颤抖,呼噜叭哒朝关佑开刚洗过的圈毛地毯吐了一口浓痰。J.J.皱眉目送吐痰的野蛮老头走出电梯,摇了摇头。苏珊也摇头。J.J.说:“ese really have a bunch of spit.”苏珊说:“Yes,sure.They are all the same.”她掠一下发梢,在转瞬间彻底忘记世界上出现过梁隆润这么一个人。可是,如果她了解真相的话,她应该会一辈子记得:梁隆润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糟老头儿——当初她爸爸盗卖军品(黄豆和汽油)的案子发了,坚持将之移送军法处的就是这位梁将军。如果不是梁某人,苏珊一定还是个满头乌亮秀发、举止温驯矜持的典型中国少女,也就不会对代表中国人老旧观念和顽固传统的dirty old man有那么客观的见解了。“I hate them,you know.”苏珊把口香糖扔在地毯上,“They are trash.”.. 关佑开在三天以后发现了口香糖渣,它已经变得又黑又硬,和圈毛牢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他首先怀疑是五楼D座吴宝明那一对调皮捣蛋的双胞胎搞的鬼。双胞胎一向喜欢和他开玩笑;一个说:“关伯伯好!”另一个就接着说:“小朋友好。”两个小鬼也从来不让他分清楚:哪一个是小宝?哪一个是小明?他趴在地上用小刀片刮除口香糖渣的时候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老来遭受愚弄的羞辱,不禁连声叹息。这一幕被刚刚晨跑回来的画家管涤凡看见,忍不住脱口赞道:“太美了!”管涤凡环臂抱胸,大拇指揉擦着下巴额上的胡须,被突如其来的灵感感动得有些泫然。他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观赏关佑开殷勤割理的动作,看着一滴滴晶莹剔透的汗珠滑过他层层起伏的颊边皱纹,迅即滚落,被致密的地毯吸收净尽。 管涤凡兴奋地跑上楼梯,回到十二楼D座的画室,打开拍纸簿,开始作草稿。直到接近黄昏的时刻,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捧着第五十三张草稿纸,面对落地窗外的夕阳唱起歌来。纸上是一个和关佑开长得极像的老人(或许还要老些、瘦些),正在一汪田水里插秧,汗水滴落田水所引起的涟漪映照着老人脸上的皱纹。管涤凡揉着胡子,绕室慢跑,一边更大声地唱:“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有时踏水车……”循着近两年画坛流行的趋势来看,这张画铁定能在全省美展中脱颖而出、赢取大奖。他太清楚这一点了。 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管涤凡经常到楼下和关佑开聊天,听他抱怨管理员的福利微薄、工作繁重。既要担心门户,又怕得罪访客,他的“老长官”梁将军最近就不只一次地告诉他:“别让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混进‘富礼’来。”“可是,您给评评理——”关佑开说,“妓女脸上又没写着字,这年头谁分得出哪一个女人是卖的?哪一个女人不是卖的啊?”管涤凡只管点头,他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正在十分专注观察关佑开左颊筋肉跳动时光影的变化。真正注意到关佑开谈话的却是刚从外面回来、一脸倦容的易婉君。她以为关佑开已经窥知了她每周一三五晚上在金大姊那里兼差的秘密,立刻吓得低头疾行。结果按错了电钮,电梯带她直上十二楼。门一开,她跌跌撞撞地往B座走去,慌忙间掏出钥匙狠狠往锁眼里一插,扭转了半天,只急出一头汗水,猛抬眼才发现走错了楼数。 这本来只是一个非常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易婉君埋怨两声倒霉,转身下楼回家,马上放一盆热腾腾的洗澡水,不过是比平常提前三个小时往身上打肥皂>..而已。可是十二楼B座屋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 独居在十二楼B座的齐老太太绝对没有想到门外只是一位羞急交加的弱女子。她首先想到的是电视新闻刚报道过的几个枪击要犯,当下瘫了手脚。一翻身跳将起来,把一排沉重的沙发全速向屋门推去。途中齐老太太的小脚勾住一条电线,电线绊倒茶几,茶几上一碗滚烫的铁观音“砰”的一声跌碎在紫红色的罗马瓷砖上(如果不是这个牌子的瓷砖配上正好八分满的沸水热茶,那声音绝对不会和电视民初剧中的盒子炮如此相像),齐老太太确信门外的恶客已经开枪了。她一手捂住心口,一手扶着沙发,突然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在下一秒钟里,她瞥见十尺以外墙角的电话机和千里以外的儿子、媳妇——这一切都飘浮起来,向一个无限广漠的空间之外倒退。她滑倒在地砖上的最后一瞥投向自己皱缩如鸡爪般的手按在一摊红滟滟的水中,她分不清那是血还是茶还是地砖的颜色,只轻轻唤了声儿子的名字。 齐老太太心脏病猝发的事丝毫没有惊动公寓里的其他人。九楼C座专卖上等铁观音的茶庄老板刘志仁在八个半钟头以后照常出门晨跑,一路上轻轻捶着在冷气房闷了一夜的胸腔,并且以浑厚浓磁的声音打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即使回程进了电梯也不肯放松。七楼A座的魏太太和他同乘一班电梯,生怕手里的豆浆被他震洒了,以致印象深刻,一进家门就跟丈夫魏丹诚说:“我们楼上住着个泰山。”魏丹诚听着很觉不是滋味儿,清晨的兴致都给扫尽了——他在这一整天里一共拨了十一通电话回家查勤,问魏太太在做什么。打到第八通上魏太太干脆说:“我在接电话。”魏丹诚只好借口叫魏太太帮他买一包胃药,附带说:“——如果你不忙的话。我是怕我自己会忘记。”第九、十两通电话打回家时,魏太太还在西药房,最后一通终于让魏太太接到了,魏丹诚破口大骂:“你死到那里去了?”魏太太二话不说,摔上话筒,恨恨地骂了声:“无聊。”魏丹诚却坚信他老婆一定和楼上无论哪一个泰山搭上了。他气呼呼地冲出办公室,冲进公寓,冲回家,和魏太太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小时又二十七分钟的热战。双方吵到第两小时又十五分钟的时候,魏丹诚提起魏太太教孩子们喊管理员“关伯伯”的事。“他老得都可以做我爸爸了,你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叫他‘伯伯’?叫‘爷爷’不是很合适吗?你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叫他‘伯伯’,他跟你什么关系?”魏丹诚上下抚摩着隐隐作痛的胃腔,怀疑这一气又加速了身体里潜伏的癌细胞运动的速度,当下恼恨地跌躺在摇椅里,顺手挥掉一只花瓶。但是他打定主意不要主动提出泰山的事。魏太太反正惯了,也不搭腔,迈步闪开地上的花瓶碎片,过去打开电视看《一代女皇》,顺便把电视机上的胃药扔给魏丹诚。魏丹诚仔细检查一下药包上的封口是否完好,才敢拆开,一面吞服一面继续骂道:“不是我小心眼,你一个女人家总该检点一点!别以为我一天到晚在外头做牛做马的成了睁眼瞎子,你做的什么事我都再清楚不过我告诉你!” 从花瓶摔碎的那一刻起,隔壁C座的一对小情侣便停止了嬉戏。女主人黄晓玲抢先用食指捺在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她的男友朱国栋一面点烟一面说:“又吵啦?”黄晓玲点点头,继续倾听了一阵。朱国栋吐出两个烟圈儿,说:“结了婚还不就是这样?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你看他们哪一天安静过?”黄晓玲虽然仍旧微歪着头,支颐侧耳,可是她已经对隔壁魏丹诚神经质的尖厉嗓音充耳不闻了。她开始揣摩朱国栋话里的意思。片刻之后,她判定他是在暗示:两人结婚之后不可能有什么善终的。换言之:朱国栋是没有和她结婚的诚意的。偏巧这时朱国栋的一只大手从被单底下窜了过来,激得黄晓玲烈性大起,一巴掌挥开他,说:“要安静就不要打炮!” 他们没有像魏家夫妇那样吵开,朱国栋晓得对方的脾气,悻悻然下床、穿衣、出门。在街上闲绕一阵,最后决定到“黛安娜”去跳它一个痛快。(路上他听见一个散步的男人一边走,一边叹气,本来想叫着那人一块儿的,又觉得无聊至极,转念就作罢了。不过就算朱国栋真的约了那叹气的家伙,对方也不会去——他正在为一夜又一夜永无休止、又查无实因的失眠而沮丧得一塌糊涂。)朱国栋一进舞厅就盯上了一个三十五岁左右、衣着鲜丽、可是神色恓惶的妇人。依照他无往不利的经验判断:那个妇人的丈夫不是海员就是医生,而她则是初次到地下舞厅来碰碰运气、或者验证一下自己还有多少残存魅力的怨妇。他就着音乐独舞到她面前,作势邀约。对方颤抖着红唇牙关和一双小腿便任他带着绕了两圈。朱国栋估量着就是这么回事了,一把给揽住,又磨蹭又顶撞起来。却不料过不了一会儿,那妇人一把推开朱国栋,格登登踩着细高跟鞋抢出舞池,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路上林南施只觉得一阵又一阵的恶心涌上喉头,她飞快地开着那辆BMW520i,闯了六个红灯,压死一只倒霉的狐狸狗。好不容易回到富礼大厦,勉强对关佑开挤出一丝微笑。可是一进屋门,她反而呕吐不出来了——家里一片漆黑,表示范扬帆还没回来,也表示她有理由后悔回来得太早。她鞋也没脱,和衣扑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 等范扬帆回到家,已经是四十八小时以后了。林南施正端坐在客厅的一角,看一本从她大学毕业以后就没碰过的 href='2107/im'>《包法利夫人》。范扬帆随口说起他临时到台中工地去视察,打过电话没人接……诸如此类的三言两语,最后像是忽然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似的提高了嗓门说:“欸!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怪味?” 其实D座的管涤凡早就闻到这股怪味了。最初怪味使他无法聚精会神地涂抹画中老农夫正直的鼻梁骨,他懊悔极了。开始像一只猎狗般地绕室嗅走,扔掉所有囤积在厨房、浴室、储物间、冰箱、床下和抽屉里的垃圾。可是怪味仍然挥之不去,长相左右。最后他放弃搜寻发臭物体的念头,陷入创作者惯常的慵懒沉思之中。幻想那怪味来自画中老农夫的汗毛。这样想了一阵之后,管涤凡逐渐相信他的画不只是一件即将赢取省展大奖的作品,而是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生命。“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位农夫。”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住在嘉南平原的一个小乡村里,现在正在洗掉脚上的污泥。”管涤凡一面重新捻起画笔,在老农夫的鼻翼补上一抹浅淡的、紫红色的颜料,一面说:“而且他患了鼻窦炎。” 提供这幅插秧图灵感的关佑开这时正捂着鼻子在公寓门口的街道上清理两天前被林南施压死的狗的尸体。狗的主人是十楼C座的保险公司襄理张德充。张德充前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捂着鼻子跨越快车道,对于横陈在路上的狗尸视若无睹。他已然忘记他唯一的、亲密的宠物朋友离家求偶之后失踪了七天之久。这两天以来,占据张德充整个心思的是他的工作危机——保险公司可能已经发现他和修车厂暗中勾结、虚报车祸损失的秘密。目前他虽然还在各地接洽一些例行的业务,偶尔也到某些个车祸现场去担任临时法官,判定肇事责任,以决定理赔事宜等等。可是每当那些肇事者向他低声下气地申诉意外事件发生过程的时候,他却不像以往那样镇定、权威和充满自信了。他的目光闪烁,视线在败裂的车体和浮夸着哀矜表情的面容之间游移,脑海中则漂流着自己初入行时争取顾客的乞怜模样。他很想让那些不愿意白缴保费、又不肯负担事故责任的顾客明白:其实他也是个卑微的受审者,可是越处在这种卑微的时刻,他越讨厌卑微的人。他推想出人们之所以表情哀矜只是为了脱离卑微的困境而已。于是张德充会加倍严厉地板起一张长脸,质询那些人:“如果你事前感觉到煞车不那么利了,就该早作检查、早做保养。现在出了事能怪谁?”或者“你太不小心了!”或者“你再这样大意的话会很惨。”他的顾客竟然要聆听这样无礼的训诲,都非常反感。但是张德充毫不警觉也毫不在乎。在潜秘的内心底层,他其实是在训诲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他既悔恨自己的贪欲,也怨恨自己没有在遂行贪欲时谨慎从事。 那只狐狸狗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压死的三天以后,张德充终于决定不再踏进保险公司大门一步了。他摘下墙上的七帧壁画,收拾起所有可以变卖的家俬,写妥辞呈,把剩余的名片扔进垃圾桶,换上一套轻便的运动短衫和牛仔裤,拨了个电话给一个熟识的代书,请对方在最短期间内替他把富礼这户房子转手。然后他从玻璃垫下抽出那张被压得僵平的美国地图,点了支烟,仔细浏览起来。 直到午饭时间,张德充已经在地图上圈出了旧金山、休斯敦、西雅图等八个城市的地名。他正陷入极度耗神的苦思之中——八个听起来都有混头的陌生城市会如何接待一个像他这样有理想、肯努力、犯过小错,但是肯重新做人的访客呢?他能选择什么?或者谁会选择他呢?张德充焦灼地熄掉最后一根烟头,把空烟盒顺手扔出窗外。 一阵西风把那只空烟盒吹了两个旋子,使它在下坠途中折返富礼大厦,落进三楼C座住户赖进财的阳台。空烟盒静静地躺在地砖上足足三十个小时,经过一场小雨,把皱成一团的纸壳又打散开,才露出夹在塑料.纸套和宝岛牌字样之间的一张爱国奖券。 赖进财在一个星期之后凭这张奖券兑换了三百万块新台币,从此变成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相信冥冥中有仙佛菩萨在注视着世间众生,为人们默默的善恶留下不可磨灭的纪录。他这样告诉妻子:“我算过了,积一件阴功大概值五万块钱左右。”接着,他拿出一份清单,上面写着他从小到大的每一件善行——不过这些仅止于他兴奋之余的记忆所及之处而已。事实上他做过更多的好事,而不只是像在火车上让位给几个老弱妇孺而已。至少,两个星期之前他帮助一个盲人穿越马路的事就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个盲人是来为五楼D座吴宝明的老父亲作按摩的。吴老先生的双胞胎孙子从那时候起迷上了装瞎子的游戏。他们闭上眼睛,一前一后搭肩而行,在六十坪大的屋子里转来转去。不消一个礼拜,就能完全不靠视力地适应一片黑暗的家居生活。一开始吴宝明夫妇还为此动过气,告诫他们:这样做是没有同情心的表现。可是小宝和小明真的爱上了这种充满探险趣味的活动。他们总是趁父母和祖父就寝之后或者起床之前练习几次——毕竟这是公寓里最具刺激性的节目了。 赖进财买了辆标致五○五自动排档轿车的那天晚上,小宝和小明已经把盲人游戏的场地拓展到室外。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家伙蹑手蹑脚出门,在A、B、C、D四座之间的回廊上与黑暗搏斗,并不时地发出清亮的笑声。片刻之后,兄弟俩同时警觉到:在过于熟悉的地方玩耍太久的话,很容易丧失趣味,也很容易被黑暗中的熟人叫回家去。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走近电梯,摸索着按下那只上楼的钮。 他们在九楼A座的电视制作人柯凯帝门口撞到第一个陌生人。兄弟俩都没有睁开眼睛——以免被对方判定犯规;如果他们睁开了眼睛(或者只是偷偷在眼缝里瞄一瞄)看见那个陌生人的话,一定会立刻放弃游戏,大声惊叫起来。因为那个人正是他们最喜爱的儿童节目主持人陶大伟。陶大伟摸摸双胞胎的头,忽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后来他把这个点子应用在节目里,还逗得小宝、小明大笑不止;他们可决然不会知道荧光幕上运用合成摄影特技变出来的两个陶大伟其实来自他们自己。)当时双胞胎已经又钻回电梯里继续往高处爬升了。 他们在十楼A、B座两户空屋之间的走廊上徘徊了几圈,忽然发现,人人都不像先前那样无端地发笑了。空气里漫溢着死寂的气味。地毯里埋伏着的无数只蚤子跳动的声音也逐渐清晰起来——仿佛他们小小的心脏脉动的节奏一般。他们同时歪斜脑袋倾听一阵,忽然又听见一些更隐秘的声音。那些声音有如逐渐逼近的浪潮,排山倒海地涌浮过来,他们听不懂,却绝对不肯睁开眼睛来辨识。显然他们都已经发掘出盲者的奥秘:如果睁眼的话,一切声音的形象就会立刻消失。 双胞胎就这样静悄悄地站着,听出那一波又一波越来越巨大的声音是些什么——楼底的关伯伯打着呵欠洗东西/二楼的丁家兄妹在玩电动火车/三楼A座阳台上有一只金丝雀在歌唱/五楼B座里有人说:“自摸!七抢一。”/六楼D座的马桶坏了,一直在滴水/八楼的四家同时有四个大女人在喘息尖叫/九楼B座里有几只蚊子嗡嗡飞翔。 兄弟俩听着听着,感觉声音也是有气味、有模样、有温度的。这种全新的感受使他们浑身不自在了起来。小明说:“哥!回家吧,我听到妈起床了。”小宝却强撑着胆子说:“不行,说好要上顶楼的。”他一把拽住弟弟,冲向电梯,心里却直想着赶快通过这场游戏。 他们在十一楼盲目狂奔一趟,对于林秉宏翻书叹气的声音丝毫没有兴趣。只在A、C两户毗连的墙旁闻到里头有人放屁和打嗝的味道,他们一齐伸伸舌头皱皱鼻子,表示受不了,便又回到电梯里去。 可是接下来最后一层楼里的一切却使双胞胎永生难忘。电梯门一开,他们突然被几种扑面压来的气味和声音吓得倒退了一步——C座里有小婴儿身上的乳香,乳香中混着A座范妈妈吐出的酒臭,酒臭又夹杂着D座里散发出来的水彩味和笔刷擦动纸面的温柔声响;然而融和着这些的,却是一种更强烈、更巨大、也更膨胀的东西,它从B座的门后推撞出来,一股腐败坏死的臭气、一声刺穿耳鼓的呐喊和一幕完全陌生也完全清晰的灭绝景象——这对互相搂抱、紧闭双眼的小兄弟已经看见地砖上的茶渍、血迹、凌乱的矮几、电线、沙发和齐老太太的尸体。 齐老太太被运走的时候,管涤凡站在后阳台呼吸新鲜空气,他看见梁隆润下了出租车继续完成最后一段大约一百公尺的健康之路,忍不住“哼”的一声从鼻孔里笑出来。梁隆润几乎和刘志仁同时跑进富礼大厦的中庭,听见对方捶胸打数的泰山之声,便不由自主地也把背脊挺直一点,并且在向关佑开回礼的时候很是精神地奋力甩落右臂和指掌,关佑开则为之兴奋了几分钟,直到易婉君打着呵欠、花容憔悴地下楼来拿牛奶,他才猛地羞赧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易小姐您您早早早。”易婉君照例没搭理他。幸好林秉宏在这个节骨眼上捧着报纸对关佑开说:“今天过瘾,美国打利比亚了,这个有看头。”关佑开糊里糊涂应了声:“那好哇!”话刚出口,J.J.便从电梯上冲了下来,朝气蓬勃地喊道:“What a nice day!Folks.”而在J.J.真正的故乡,正是前一天的夜晚,那里下着小雨,张德充步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个念头是:“不知道台北现在有没有下雨?”对于大多数还在公寓里的人来说,天气真是不一定的——魏太太正在做一个打雷的梦。黄晓玲和朱国栋却回到床上重新开始嬉戏,他们在晴朗的窗前翻云覆雨,以致幻觉到短暂的彩虹。而吴宝明却感觉天气变幻莫测,因为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突然不皮不闹了。至于刚从富礼大厦南侧走出来的赖进财,一定对当时的天气产生过极为短暂的错觉——因为范太太正从十二楼的顶层下来,迅速通过她丈夫曾经命名过的两排铜质黑字、像一朵巨大的乌云般冲他罩顶落下。 如果各位不愿意目睹悲惨的事件发生,可以站在富礼大厦的北侧,那里有充足的阳光、林荫大道、就近步行上学的孩童、到超级市场采买新鲜蔬菜的明艳妇女,还有一片广大的公园绿地,都是这个城市里最美好的一面。毕竟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参观活动,自由和谐又多元化,欢迎各位随时将宝贵的批评指教提供给您的导游。 姜婆斗鬼 在咱们水口镇,姜婆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打外地来的那些盐枭、皮货贩子、镖局车把式,甚至扛着杆洋枪到处白吃白嫖的军爷,只消在镇上踅摸半日,就知道姜婆简直有多么不好惹了。 离镇江最近的县城在五十里外,南来北往的行脚客商多半儿在城里就听说过水口镇姜婆的大名。他们天不亮出城,骑驴的到晌午就进镇打尖,通常总在宋老棒槌的茶棚抹把脸,一开口就问说:“你们这儿有个姜婆,是吧?”他们未必都想见见姜婆,可只要听宋老棒槌答声:“是啦,您呐!”大概都会99lib?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仿佛赶一上午的路,就是冲这句话来的。有那自己觉着挺精明、又不十分识趣的如果这样问:“你们那位姜婆是真厉害、假厉害啊?”宋老棒槌准会拉下一张马脸,道:“您请罢!” 外省里南下的和县城里推独轮儿小车的客人大约要到傍晚时分才会在镇外打过照面儿,然后住进我爹开的栈房。初次来的总在用饭的时节打听姜婆。有的会问起姜婆的住处,有的会问到姜婆的新闻。熟客就不一样了,他们大多要挨到酒足饭饱之后,似有意似无意地漫声问我:“姜婆最近身体还好罢?”这么一来,就显得他们和姜婆的交情近乎多了。遇到出手阔绰的大爷,我会说:“托您的福,好得不得了哪!头两天儿她老人家还问起您,怎么老没来了?”两句话,至少换它三五个铜板。 有些时候背着我爹,我赚得更多。那可全仗眼神儿机灵,嘴皮子利落。我只要一瞅着我爹到后头喂牲口,半天回不来,便上楼给那些个初来的、面露好奇的客人打盆洗脸水,顺口问一声:“大爷,昨儿是您问我姜婆的故事不是?”有一大半儿的客人会连声称是。“可有一样儿,我爹不许我说的——”我瞄一眼外头,等那客人掏一把十个、八个的铜板出来,才随便说它一两段儿。当然,“昨儿”他根本没问过我什么姜婆的故事。 姜婆的故事之所以值钱,我是到后来才慢慢儿明白其中缘故的。在我九岁以前,炕头洋铁盒子里已经积攒了两百来个铜钱,还不懂那些有钱的大爷为什么宁可听我瞎三话四,却不去买它百把串糖葫芦?不过说也奇怪,打从洋铁盒子逐渐沉甸起来开始,我也就舍不得吃糖葫芦了。每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我总是摸黑抱起那盒子晃晃,听里头的铜钱翻来覆去;一如镇西两条小河交会处成千上万的漩子打结的声音。心头便涌起一股说不出有多满足的愉快。我想着:有一天等盒子满了,或者等十个八个的盒子都满了,我可以买头驴,绕镇转一圈儿。嘿!说有多风光就有多风光。“瞧瞧!曹四那儿子有头驴了。”宋老棒槌会说,“这小子要比曹四有出息。”刘镇长那胖大儿子贵田,还有成天附着贵田的那帮青皮混混也不敢开口闭口喊我“曹二尾子!操你个二尾子!”了——在每晚将睡未睡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从没想过姜婆。 直到八月伏里有一天,关八爷那伙儿走盐的汉子刚离开,我正准备回房把洋铁盒子藏好,忽然瞥见店门口站着个顶梁的大个子,少说也有八尺来高。那么热的天儿,大个子竟然带着顶乌毡帽,这还不算,一身密匝匝、灰沉沉的皮袄皮裤外带一双齐膝的皮靴子。看得我都替他冒汗——可是不对,不只是冒汗,我脊梁骨上却好像贴了条冰棍儿似的,抖地凉了一凉:“大,大爷!”大个子撇脸朝外瞄了瞄,哑着嗓子说道:“那走的可是关八?”“是,大爷!”我紧紧捏住兜儿里的碎角子,趋前两步,颤声说:“您出门冲南,抄孙家粮行前头的小胡同儿走,还可以截得上。”大个子纹风不动,冷冷地说:“截谁啊?”“您,您不是找关八爷吗?”“我找姜婆。” 这一下我也顾不得他模样儿奇怪了。赶紧在门首拉张座儿,请他进来。他仍旧站在原处:“外头的人都说:要找姜婆,就得到这儿来找曹二尾子。你,就是曹二尾子吧?”“我叫曹。小。白。”我可有点冒火了,狠狠地说:“姜婆已经不见客了——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话还没说完,那人“刷”地扔过来一个小布包儿,抓在手里唏啦叮当直响,不用看就知道,比铜板可值得多,少说也有十个、八个价值两毛的银角。“我只问你三样事儿。”大个子仿佛吃定了我会收他的钱,连气也不喘一口,继续说道:“第一,这个姜婆还行不行法?” 我先揣起那包银洋,忙不迭地说:“怎么不行啊?头两年柳叶胡同儿闹狐仙,都是姜婆去收拾干净的,怎么,您也要请她——” 大个子一摆手,沉吟片刻。这时我听见一阵喀叱咭咕的声响,就像我娘在世的时候半夜里磨牙一样,我已经有六七年没听过了,猛地听来,仿佛又回到我初出娘胎不久的时日。当时我还是个奶娃子,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声响常吓得我在黑忽忽的夜里哇哇大哭。待我再一转眼,才瞧见大个子左手里握着个碗口粗细的剑把,还不住地扭来扭去,闹半天那磨牙的声音就是这么来的。 “我再问你,”大个子又说,“她有一道三百年的灵符,你见过没有?”我摇摇头,可又怕他觉得不称意,把白花花的银洋又要回去,于是连忙说:“她老人家才不用符呢,你要不要听她扭断孙大麻皮一条腿的事儿?还有哪,去年她赤手空拳缴了十四个枪兵的械——” 大个子全然不搭理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我瞧见那口白气在蒸热的店门吹出三尺远,登时忘了身在何年何月。他翻两翻浊泡泡的眼珠子,说:“应该不错了。” “您,您没事儿啦?”我有点儿不敢看他,生怕他嘴里或身上又变出什么花样儿来,便磨蹭身旁的桌子——去年伏里天姜婆就在这桌上制住一个偷药材的蟊贼,那蟊贼的两颗门牙还嵌在桌沿儿上。 “还有,”大个子瞪我一眼,说:“姜婆现在人在哪儿?” 这可就让人为难了。当初姜婆说过:有什么人敢在水口镇地头上撒泼闹事,她都不会袖手旁观,有什么人敢欺负我曹小白,她第一个不答应;可有一样儿,她老人家爱见谁见谁,想上哪儿上哪儿,不许人干涉,也不许人搅扰。逢年过节的她会突然出现在茶棚、栈房、粮行或者窑子馆。有时候兴致一来,还到刘镇长家串门子。头些年腰脚爽利些,姜婆从来也没忘了初一、十五逛逛庙会。一直到去年腊月里——也就是我开始攒钱准备买驴的时候;她忽然托了个梦给我,说是人有点儿不舒服,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将养将养,恐怕要有一段时日不再露面了。“那可不成,”我说,“万一孙大麻皮那帮子土匪又打回来了,谁替水口镇出头呢?还有,刘贵田他们要是再欺负我,我找谁去?”姜婆抬起鸡子儿大小的拳头照着我脑门上捣了一记,笑吟吟地说:“土匪不会再来啦!如今县城里有侦缉队,镇上有民团,用不着我死老太婆了。至于你嘛!呵呵呵,你小子要是少长两个心眼儿,别那么好算记,谁会欺负你啊?”我可不依,死命牵住姜婆的衣角,哭丧着喊道:“人家不许。刘贵田他们还是喊我二尾子,还说要操我屁股。”姜婆的脸色猛可变了,变得有些阴沉,她叹口气,捏一把我的腮帮子,道:“唉!这都是冤孽啊!你要是个姑娘家,也就没那么些闲言闲语的了。瞧瞧,多俊的张小脸儿,简直跟你娘一样儿。”她翻一下瞎掉的右眼窟窿上那层薄薄的皮,人就不见了。我惊醒过来,脑门还隐隐疼着。天蒙蒙亮我冲出栈房,跑过刘镇长家——还在墙上尿了一泡;跑过三姓祠堂,一口气跑进柳叶儿胡同,楼上有个泼洗脸水的窑姐儿银子叫我:“小白,干娘还在屋里等着你哪!嘻嘻嘻!留神别摔破了脸。”我随口骂她一声“臭婊子”,便头也不回地翻过那堵破墙,闯进姜婆住的老河神庙。果不其然——姜婆已经不在了。 “我也不知道她在那儿啊!”我继续扭着身子磨蹭桌沿儿,那两颗门牙擦在我裤腰带上发出低微的、只有我自己听得见的“崩崩崩”的声音:“原先她老人家住在老河神庙西北院墙里的,您要是不信,就看看去,我告诉您一条近路——” “不必。”大个子想了想,从怀里又掏出样东西扔过来,说:“小子,老实告诉你,那婆娘是个恶煞,你可要留神,往后少开口提她,对你没好处——”我接过扔来的东西,定眼一瞧,是根翠玉条,指头般大小,顶上有个洞,拴着条红丝绳儿。“这你留着,可以避邪气。”听他这么数落姜婆,我有点儿不自在,想顶他两句,可这翠玉条实在是漂亮极了,我急忙往脖子上一挂,看它在我白皙皙的胸脯儿上晃悠,嘴巴子已然憋不住:“谢您,大爷!”抬眼再一瞧,那儿还有什么大爷啦?这天夜里我把盛银角的布包儿收进洋铁盒,晃荡两下,声音又不一样了——好像河口打着漩子的流水撞上一块硬邦邦的大石头,“通哗啦”;我忽然想起姜婆和那奇形怪状的大个子,然后胸口贴着翠玉条的地方仿佛有什么玩意儿梗着,好一大块。我真不明白:才几句话的工夫,镇上人人尊敬的姜婆怎么就变成了“恶煞”?这大个子又为什么来找她?如果大个子对姜婆不怀好意,那我收人钱财不是对不住姜婆了吗?——我头一遭压根儿没想起买驴的事来。 这一年秋天来得早,九月里降了几回大霜,往县城的路整天价泥泞扑渣的,路客一入镇就阴起张干皱脸皮,抱怨老天爷不体恤人。镇西那二十来户庄稼汉更是成天价长吁短叹,都说年头儿怪得很,高梁长到一丈五才抽穗,却结了一茎一茎灰不溜秋的砂粉,一起风,全吹得没了影儿。高梁不能收,小麦下不了种,眼见这年尾年头两季的庄稼就全泡汤了。这且不说,十月初有几个泼皮要过河偷麻子,约莫是冰太薄的缘故,一行五六个人全灭了顶。三天之后,尸首没着落,破冰的所在却涌出一大片绿稠稠、黏叽叽的浓浆,把前后十几里长的河面全盖住了。我爹雇了两个人赶车到河上游打水,清水一入镇,却成了四大桶腥臭糟糟的苔。河上破冰的窟窿里却传出窑姊儿唱小曲的声音。 眼见事态严重起来,刘镇长连忙派人上县城报官,半道里竟然教一场大风雪给撵回来了。好在大风雪带来不少水,虽说夹灰夹土的总比旱着强。一镇的壮丁忙了好些天,存下千百桶污黄的雪水。刚喘过两口气,三姓祠堂又起了一场无名大火,可谁也不肯把贮下的水拿去救火。大火烧了一夜,把祠堂烧了个精光。烧也烧得巧,火势蔓延到柳叶胡同就止住了,那一排八所窑子馆连根屌毛儿也没烧着。窑姐儿虚惊一场,收拾好原先在雪地里、准备带着逃命的细软财物,还拜了三天的猪八戒。 我爹不许我去看热闹,只口口声声说:“妖孽作祟!都是妖孽作祟!”倒是粮行掌柜的孙二爷四处跟人说:这把天火烧得好——孙、刘、曹三姓原本不该将就场面凑合着把祠堂盖在一块风水里;要怪只怪咱们做儿孙的没见识,不通晓三国的典故。刘镇长听不得这话,撩起皮袍、撺掇着一把黄胡子冲进粮行,大骂孙二爷不识抬举:想当初孙家上下两百来口子可是最晚在水口镇落户的,那时节若不是人家曹四爷宽宏大量,把堂口南进那块地让出来,你孙家老小连个磕头的地方都没有,还说什么三国?我爹听说外头起了这样的争执,索性把栈房大门一闩,足足半个月不做生意。 那场大雪也一直不肯停,早些天躲进屋来的蛐蛐儿全冻死了。一抬脚就能踩到几只干扁的虫尸。我成天到晚闷在房里,看我爹喝老酒,听他一劲儿地说:“老天爷降灾,就是因为地方上不干净;地方上不干净,准是人得罪了鬼神。”每回一说到这里,他就抬起双精赤通通的眼睛,上下打量我,然后流下两行清泪,摇晃着脑袋,仿佛不肯认错的模样儿。有一天晚上他摸着我的头发,竟然叫起我娘的名字来:“琴姑!琴姑!你,你就饶了咱们吧。”我吓了一跳,扭头跑上楼,躲回货房,在被窝里抖了大半夜。 那天夜里我做了些怪梦。先是梦见我娘,披头散发,嘴角还淌着唾沫和血丝,直唤我的名字,告诉我她好冷。接着我爹也来了,喊着:“琴姑!”娘不理他。他径自生了一把火,火越烧越旺,我热得喘不过气来,想叫,又叫不出声,好容易翻了个身,发现我娘的脸变成姜婆了,她翻掀着那只瞎眼皮,往我身上浇了一大桶绿稠稠、黏叽叽的苔泥。 等我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我爹和那个给银子打过五次胎的郎中秦烂眼站在床前。秦烂眼伸手摸我的脑门,我撇头一躲,只觉得漫天漫地乌甸甸的绿苔又压上身来。“受了点风寒,不碍事儿的。”秦烂眼说,“倒是这孩子气血虚阴,起码得将养个十天半个月。”我爹听了频频摇头,捏着药单子的手直打哆嗦。又过了不知道多大一会儿,房里只剩下咱们爷儿俩了,他俯下身子,像是害怕、又像是疼惜的模样儿盯着我看了好半天,才说:“你,你这块玉是打哪儿来的?”就在这个时候,楼下大门上“碰通碰通”传来一阵急响。我迷迷糊糊地想起那一身皮装的大个子,恍惚之间,就觉得大个子已经来到床前了。“大爷!”我叫道,“我不要您的钱啦!” “曹四爷在家吗?”门外的人扯起铜钟一般的嗓子说:“我是关八。” 关八爷在栈里待了几天,他那伙儿兄弟们就在屋旁磨房里和爹的伙计崔平、徐小蘑菇几个掷骰子。北风夹着泡馍般大的雪块一路从高梁地里吹砸过河,发出山坳子里那种花斑野狼的嗥声。我被风声里徐小蘑菇的吆喝给惊醒,咳出一大口绿痰,登时觉得精神爽利了些。我下床开门,先绕到灶上去看看,寻着个白皮大萝卜啃了。却听见隔壁柴房里传出了人声。我趴在门缝里一瞪,原来是我爹和关八爷。 他们大口咂着酒,话声忽高忽低,我断断续续地听到我爹说:“怎么错得了?我守着他两三个时辰……看得一清二楚。” “是同一块么?”关八爷说。 我爹点点头,灌下半碗酒,“嗐”了一口大气儿:“决计是同一块。当初下葬的时候儿我亲手放在琴姑嘴里的……这些年……他那模样儿简直……您是亲眼看着他长大的。” “他究竟还是个孩子,这会儿看不准的。”关八爷的声音也放低了,“不过这块玉倒是来得蹊跷。您没问问他?” “等他病好了再说吧。唉——”我爹说着一搥桌子,“就算再冤,也不能害下这么多人哪!” “神道鬼道总不离天道。”关八爷说,“四嫂生前不是这样的人,您也不能把什么都栽给她。再说……那么些年——” “您不明白……阴魂不散哪!” 我一怔,低头撩起脖子上的翠玉条,却发现胸口上已经印下了一道浅绿色、和玉条一般大小的记。我死命抹它,怎么也抹不去,当下没命地大喊起来,眼一黑,昏死过去。 秦烂眼再来的时候,身后还跟着个人,头戴道士冠,身披八卦衣,左手捂着个串铃儿,右手按着把桃木剑。我瞪那道士老半天,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不是宋老棒槌吗?宋老棒槌却紧皱两撇八字眉,撅着嘴跟我爹摇摇头,道:“黏缠得厉害。”他身后不远处的关八爷倒背着双手,站在半敞的大门口看雪。一阵香烛熏烟涣散,我脱口叫道:“大个子大爷!我也不要您的玉了。”关八爷四下里张望了一阵,却好像全没瞧见烟雾茫茫里站着的大个子。大个子“霜当”一声拔出左腰上那柄又宽又长的古剑,照着关八爷的脖梗儿就砍下来。“留神!关八爷!”就在我叫喊的同时,关八爷摸了摸脖梗儿,说:“这风好劲道。”他关上门,大个子已经两步跨进屋来,随手一挥,打掉宋老棒槌的道冠,宋老棒槌撵上去捡,道冠“忽嗒”一声拔个高,恰巧从后门缝儿里滚到外头的雪地上去了。“唉!”宋老棒槌摇摇摆摆到门口,说:“要是姜婆在就好了。”大个子也不理他,又往前走两步,就在宋老棒槌开门的当口一抬腿,把秦烂眼踹个踉跄。“不行!这风。”秦烂眼也朝外走,“我得回去暖暖,不然这把骨头都冻坏啦。”我爹送他们到外头,一面问道:“这孩子?——”“全看他的造化啦。”宋老棒槌掸了掸道冠上的雪花,搀起秦烂眼走了。我爹刚一进屋,待要闩门,我忽然从桌面儿上坐起来,指着大个子对他说:“我不要他,爹!把他赶出去。” “你说谁啊?小白!”我爹和关八爷异口同声地说,跟两个睁眼瞎子似的,竟然没瞧见这么大的个儿。大个子径自过来一把揪住我的前襟,说:“冤有头,债有主。你爹于我有恩,这关八爷虽说和我不一路,却也没有过节;我不难为他们。小子,你老实说,姜婆露面了没有?”我哪敢回话?只顾着摇头,再不就盯住他那柄长剑浑身打摆子。我爹看这光景也慌了手脚,结结巴巴地问道:“小……小小、小白,你瞧见什么人了?”“哼!”大个子一松手,我“碰”的声摔回桌面儿上,后脑勺登时辣疼起来。大个子怒气不消,一身从头到脚的皮毛发出香烛般蒸腾腾的熏烟,他嘟囔着:“我就不信这老龟婆还不出头。”“你才是龟婆呢!”我又疼又气,一伸腿跳下桌子,捂着头格登登跑上楼,回房抓起那洋铁盒冲出来,也顾不得下扶梯了,隔着栏杆我抄起铁盒就往大个子一头砸过去。这一出手,可了不得——盒里还有我自己的两百来个铜钱哪,猛可砸了个天女散花。大个子的天灵盖被打个正着。关八爷却在一旁喊了:“小白!怎么啦?”“好小子!看不出,嗄?——要不是看你娘的面子,哼!”大个子脱下毡帽,露出圆鼓鼓的一顶大光头,他一面揉,一面吼道:“告诉你,我不等到姜婆是不会走的!”话还没说完,人就钻进一团烟里去了。我爹这时已经走到扶梯的半截腰里,很小声、也很小心地问我:“你刚才,究竟看见谁了?”我望一眼大约是宋老棒槌留下来的香炉和里头的百来只蛇香,却怎么也看不见先前那人的身影:“一个大个子,光头大个子,还带着把宝剑。”我爹不听还好,一听之下立时瘫在梯子上,拍打着自己的大腿,喃喃地说:“怎么他也来了?”“他还给我一包银洋。”我说,指一指散落在椅子底下的布包儿,和我胸前的翠玉条:“和这个。” 我爹的眉眼全挤拧到一处,好像浑身扎满了刀子,我听他哑着声对关八爷说:“是司马威!” 关八爷和我爹都不肯说:这个“司马威”究竟是何许人?我自己枯想了一下午,也想不起姜婆有过这么一个仇家。然而好像真要发生什么大事一样;晚饭的时候刘镇长、孙二爷带着两家的管事都来到栈房,关八爷叫兄弟伙把赌局也撤了,徐小蘑菇和崔平一前一后请来宋老棒槌和秦烂眼。最后我爹哄我上楼,把货房的门反手锁上,临走还摘掉我脖子上挂的翠玉条。我哭着踢门、喊崔平、摔枕头,却没有半个人理我。过了好一会儿,我力也乏了、嗓子也哑了,突然看见门缝儿里飘进一抹烟来——又是那个大个子,司马威。 这么三番两次折腾下来,我可是什么都不怕了,指着他的胖大肚皮就骂:“我操你屁股!司马威你——”他却不像前回那么来势汹汹,神情显得有些沮丧,微低着头,把两只手搓得沙吧沙吧响。见我不做声,他才缓缓说道:“你娘要我带个口信儿给你,要是想她,就在玉印子上摩它七七四十九下,你们娘儿俩就可以见面了。”说完他人已经变模糊,眼见又要从门缝儿里溜走。我一步抢上前,挡住去路,一面说:“不成。你不把话说明白,我憋得慌——你跟姜婆到底有什么仇?”“慢说是姜婆,”司马威稍稍恢复了原形,蹲下身子,凑近我的脸,发出一股呛人的硫黄味儿,说道:“除了你爹,我跟这水口镇上上下下千把口子都过不去。”“你得告诉我。”我说。司马威摇摇头,竟然轻轻拍了我两下——就像我爹和关八爷常做的那样;接着他站起来,一面说一面消失了:“问你娘吧。” 我照着司马威说的,扯开衣服,在胸口那块浅绿印记上胡乱摩着,也不知摩了多少下,只摩得胸口发烫、手脚发软,一阵天旋地转,我已经躺下了。接着,泪眼婆娑之中,我看见一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女人,穿一身白底素花衫裤,脑后松拎拎地挽个小髻,脖子上还搭着块红绫,无声无息地飘了来。我一头栽进她怀里,使劲儿抡起拳头打她的肩臂,胸脯和小肚子,嘴里不停地喊着:“娘啊,娘!”我娘也只是哭,两条冰冰凉凉的手臂,箍紧了我。我弄不清是高兴还是悲哀,却感觉到腔子进开一股积压了好些年的愤怒,一气儿全倾倒出来:“你为什么早不来?你为什么早不来?” “娘来不了哇!我的儿!长这么大了。”她扳起我的脸,打量了一圈又一圈,我却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反而有几分不自在,转眼便想起刘贵田他们笑话我像个闺女的话,当下心一绞、鼻一酸,又诉了好一阵。我娘抽抽搐搐地啼了半天,开始在我耳边磨牙,喀叱咭咭的。我回眼一瞧,发现她脖子上有一道青红泛紫的血痕,绕脖子整一圈儿,凸浮着,大约像根指头那么粗。我听说过这一类的故事,心下着实有点儿怕,嘴皮子牙巴骨也打起颤了。我娘自然看得出来,连忙把红绫往脖子上一围,我已经脱口问道:“您,您是让人给勒,勒死的?”她瞑眼摇头,两串泪水沿着脸颊滚落。“爹说您是发痧死的。”她又摇头,哽着声拍我的背:“乖孩子,不干你的事儿。别问了。都过去了。”“什么都不干我的事儿!”我撒手推开她,放起刁来:“这也不许我说,那也不许我问,好嘛,把我扔到街上好叫刘贵田他们欺负嘛!我曹小白生来就是个没娘的命,连娘怎么死的都不许知道。”经不起我一哭二闹,我娘才终于告诉我:她是上吊死的。 那是八年前的事。我才过足岁。九月底北省来了个跑单帮的,载着一骡车关外的药材和毛皮,住进了栈房。当时刘镇长和孙二爷都相中了单帮客的货,争着要盘下来。由于货项杂,价钱一时兜不拢,单帮客就多在镇上盘桓了两天。不料却在柳叶胡同儿的窑子里遇见一个同乡姑娘,花名叫绿容的。小两口沦落在外,乍见面就动了真情。单帮客立马向刘镇长支了一笔钱,替绿容赎身,接她住进栈房里来。由我爹做主,我娘算是现成的媒婆,第三天晚上就成了亲。我爹一高兴,还送了两块银洋的礼。婚礼办得挺热闹,栈房里所有识与不识的路客都讨了杯喜酒喝;而且除了关八爷之外,几乎没有不醉倒的。 第二天一大早,刘家的管事来提货,却发现少了一件雪狐裘,据说是九九八十一头雪狐的腋毛缀成的,极其贵重。刘镇长逼着单帮客交货,小夫妇俩已经慌了手脚,可怎么也找不着了。我爹拍胸脯说:栈房是他开的,出了这样不名誉的事儿理当由他负责。随即闩上店门,在厅堂上朝各路的客人拜了三拜,才叫崔平和徐小蘑菇挨间挨户地搜。没想到一搜之下,发现雪狐裘好端端地卷在我娘的褥子中间。我爹三蹦两跳上了楼,拶下我娘,顾不得人来劝,更听不得我娘喊冤,一路连扯带拽地把我娘拉进三姓祠堂,让她跪在祖宗牌位前头,抽了她几十鞭子。我娘在祠堂跪了一整天,半夜二更天里,忽然发疯似的跑回栈房,抱着我哭了半个时辰——我只记得她磨牙磨得凶;之后从从容容地走出去,对我爹说:“曹四!祖宗不长眼,咱们到阎王爷那儿讲理去!”我爹早已喝得烂醉,哪里听得这些?抄起酒盅就砸了我娘一记。我娘二话不说,冲进柴房就上了吊。一缕游魂仍然在镇上绕着、看着…… 没等我娘下葬,单帮客和绿容就要上路了。崔平刚套好车,刘镇长气急败坏地赶来说:雪狐裘又凭空没了。单帮客已自耽搁了不少日子,只说交割清楚之后就没他的事儿了,镇上要抓贼问赃,但凭自理。刘镇长咬定这事关乎一条人命曲直,他有权在事情水落石出以前不许任何人离开。话还没说完呢,崔平却看见车底下趴着一头大白狐,众人一阵惊呼,狐不见了,雪狐裘却搭在车辕上,迎着西北风呜噜呜噜哭呢。刘镇长差一点没吓晕过去,崔平则唤出我爹来,说是单帮客搬请狐仙施法,大伙儿都错怪我娘了。单帮客百口莫辩,拉着绿容就给我爹叩了十几个响头,我爹悔恨交集,只说:“冤屈一个已经太多了!”便头也不回地往祠堂走去。在场的人可没听明白:我爹究竟是什么意思——他99lib.要开脱单帮客?还是责备他?正吵嚷着,粮行掌柜的孙二爷已经率领了一批家丁,来势汹汹地把骡车和单帮客夫妇团团围住。孙二爷当场指责刘镇长“结交方术之徒”,害得善良老百姓枉送性命。刘镇长脸上挂不住,自然也主张拿下单帮客。单帮客眼见势头不对,一把攫起绿容,翻身跃上骡车,挥鞭狂打,朝镇西奔了出去。 才奔了不到几十丈远,那骡不知怎的忽然一惊,发起野性来。三两下掀翻了骡车,这一折腾,从车底钻出来八九十头大白狐,一转眼的工夫便向四面八方窜得没了影儿。单帮客和绿容挣扎起身,还想跑出镇去,只见河岸上站着个身形矮小、拄着拐棍儿,一头银散发丝的独眼老太太。 不用说,那独眼老太太就是姜婆。接下来发生的事我都清楚得很;姜婆亲口告诉过我不下五六回,我也比着葫芦画瓢地对栈房的客人说过不止一二十遍。可有一样儿——姜婆从来没提过单帮客的名字叫“司马威”,我也压根儿不知道我娘和司马威、绿容遭到狐祟的过节。 不光是我,连姜婆和咱们水口镇上千口子都认定是司马威使邪法,要赚刘镇长一件雪狐裘,当下一镇的壮丁个个儿提了柴刀、锄头、板斧、扁担还有门闩,一窝蜂冲向镇西的河边,把个司马威、绿容和一辆翻倒的破骡车给团团围住。 刘镇长大约是听不得孙二爷的激,一步抢上前,道:“咱们水口镇老老小小一向安分守己,做的也都是规矩买卖,你小子要偷要骗,也只怪咱们瞎了眼,可是害了曹四嫂一条人命,我刘某人头一个不能放你……” 话还没说完,四下里的人群已经鼓噪起来,有的破口大骂,有的虾腰挺棒子拉开架式,有的拼命往人缝里挤,可谁也不敢真上前动手——司马威那么大的个儿,浑身打起热哆嗦,两只铜铃也似的眼珠子红丝爆裂,一张大脸泛着又青又紫的光泽,好半天才进出一句话:“别仗着你们人多,欺负我一个生人。” “曹家一条人命可不能白丢!”孙二爷接过护院师傅递给他的一杆红缨枪,抡起枪尖儿朝司马威比画,“任你使什么邪法儿,今天也休想走出水口镇一步!” “老子不会使邪法!”司马威气极了,一手护住绿容,一手缓缓从车板中间抽出一柄四尺多长、又宽又沉的巨剑,吼道:“曹家嫂子也不是我逼死的,你们不要赖我一个外乡人。”“不赖你赖谁?难道还赖婆婆我吗?”姜婆使劲跺了跺拐棍儿,说:“别当咱们是睁眼瞎子,那几十头白狐刚还窝在你车里哪!”话一离口,姜婆一甩乱发,“嗖”的声跃进圈里,身形刚落地又弹了起来,在三尺多高的半空里翻了个旋子,灰布袍“哗嗒嗒”像把大砍刀似的在司马威和绿容之间劈了下来。绿容一个没抓紧,硬生生被姜婆的袍角扫出丈许远,姜婆借势身躯一横,两只小脚斜里蹬上车辆,整个人便像支脱弦的飞箭一般冲司马威撞去。司马威侧身闪过,不料姜婆人虽闯出几尺之外,拐棍儿却兜头攮了回来。司马威闷哼一声,捂住胸口,一连倒退了七八步。拐棍儿在眨眼间又往前挥了一轮,拄在雪地里,姜婆扶杖稳住身形,喘口大气。 这一下壮丁们可神气了。一见有姜婆撑腰,还有什么好含糊的?登时一片吆喝,把圈子围紧了好几尺。司马威眼见绿容已经摔昏过去,全身的家当又都毁了,再也按捺不住,一个旱地拔葱,两手箍住剑柄,便往人堆里杀将了来。首当其冲的秦烂眼那时候儿还不叫秦烂眼,他躲闪不及,在众人的一阵惊呼之中,两道稀眉毛底下凭空多出一层眼折子。顿时人声大噪,有的说:“秦郎中瞎了!”有的说:“剑头儿没扎着,可那剑尖儿喷了道妖气。”有的说:“出人命了!”秦烂眼双掌捂住脸,血水从指缝儿里溢了出来。 司马威不敢怠慢,回身扛起绿容,提剑狂奔,一口气跑上结冰的河面。崔平和徐小蘑菇原先是守在河口的,见司马威溅了血,撒腿便跑,没跑两步,两人一前一后跌了个踉跄,趴在冰上浑身打寒战。司马威也差不多,冰滑脚乱,加上气躁心急,走到河中央人已经摔了好几跤,他身长体重,摔跤的时候震得地动山摇。远处的宋老棒槌可忍不住了,伸手扯扯姜婆的袍子:“姜婆,那小子要走人了!”姜婆却嘿嘿嘿地笑了起来:“这畜生跑不远的。”她袍袖一甩,甩出一卷泛黄的白绢,当下一手拄着拐棍儿,一手握着卷轴,缓缓朝河口走去。大伙儿跟着再度壮起胆来,一个接一个列成长蛇阵,尾随在姜婆身后。 司马威头也不回又走几步,大皮靴猛可又一打滑,只听“砰通”一声;冰面裂开一个大口子,绿容的两条腿已经落进冰下的河里去了。司马威赶紧攀住一块浮冰,扔了剑,回手拽住刚被冰水冻醒的绿容,绿容这边一惊一乱,先自喝了几口水。冰下的水流原本就急,加上两人这一折腾,只见裂冰的洞口突然加大,水花啪一阵翻搅,蹦出两条又肥又白的鲈鱼,在浮冰上扭头甩尾,直把冰碴子往司马威头上脸上扑。 这时姜婆刚踏上河面。她一言不发,抖起左手里那支卷轴,白绢忽地展开,众人不禁“哗呀”一声叫了起来。那绢上写满了奇形怪状的符字,连刘镇长都摇头捻须,一副不认识的模样儿。符绢像一面大旗似的在空中挥来舞去,绢面飘拂,催风鼓浪,把成千上万的冰碴子翻搅撞击在一起,便成了粉末儿一样的烟灰尘雾。姜婆口里念念有词,手上更加劲儿挥舞,一头银发披天覆地乍立着。不消片刻的工夫,冰上的裂洞就有丈许方圆了。她的咒语越念越急、符绢越抖越快,把冰洞里的一对男女只卷得天昏地暗。不多一会儿,绿容惨嗥了一声,“咕咚”便往下沉。司马威埋头下水去捞,绿容浮出一顶披散着冰屑乱发的头颅,脸上却流露着一股倔强的神气。她望着司马威,牙关抖索,奋力摔开对方那簸箕大的巴掌,说:“你快走吧!别顾我了。”接着她恶狠狠地瞪一眼姜婆和四周的人,喊道:“老娘不会和你们干休的!”话声未落,人又往下沉去。水面立时咕噜噜冒出一大串气泡儿。司马威也紧跟着冲水底钻,转眼间便消失了踪影。 姜婆收符入袖,众人都跟着松了口气。几个胆子大些的泼皮蹑手蹑脚走进冰洞旁边,朝河里吐两口浓痰,鼻子里哼几声,一个还说:“倒省得大爷我动手。”刘镇长的管事这便吆喝两个年轻力壮的:“回去找找,把那件狐裘给收好啰,”他瞄一眼孙二爷,继续说:“免得让人佛了去。”崔平和徐小蘑菇已经爬上岸边,一面喘气一面跟姜婆抱怨:“您要出手就趁早。”“是嘛,差一点儿害咱们哥儿俩替他们垫背。”姜婆的脸却一径绷得死紧,抄起拐棍儿止住崔平和徐小蘑菇的 53e8." >叨念,一双小脚已经朝河下游奔去。她跑个两步,就停下来侧脸朝冰底下听听。这样跑跑停停,听听跑跑,一溜烟儿出去有半里路之远了。这边岸上的人刚要散,只听得“当”一声巨响—— 姜婆应声朝空翻了个七八尺高的旋子,原先她脚下一块尺把厚的冰壳子忽然间破了,司马威带着一身绿苔红血和白色的雪冰撞了出来。 “鬼婆子!”他在空中暴喝一声,趁姜婆将落未落之际,一爪便抓了上去。姜婆登时把根拐棍儿抡成一圈伞影,司马威的手约莫是用劲太猛,一个收不回来,“喀吃”一声,给崩上了。姜婆脚踩浮冰,顺势又挥出一杖,把个司马威拦腰挑飞,一飞就飞过了河,落进高粱地里去。 “围起来!”姜婆一声令下,阖镇的壮丁又铆足了劲儿,也顾不得脚底打滑,个顶个儿横二霸三地抢过河,闯进青纱帐里。“瞧这些蠢货!”姜婆怒气冲冲地骂着,一边伸手掏出个火折子。孙二爷情知不妙,上前摊手拦住:“姜婆,使不得!这是我的庄稼。”他不拦还好,一拦倒拦出姜婆的性子来。袍袖倏地一挥,照着孙二爷劈脸就是一记嘴巴子:“走了这妖物我找谁要去——给我闪开这儿!” 刘镇长的家丁一见要放火烧孙家粮行的地,可说不出有多么欢喜了,一个个儿上前撅枝子递火,没多大一点儿工夫,一片高粱地绕圈儿冒出阵阵的浓烟。头一个呛出来的是宋老棒槌,他一面跑一面骂:“他奶奶的!放火也不知会一声儿。” 火势禁不住北风一刮,三两下便窜延开来。火苗子夹着飞灰乱荡,好些人的棉袄都点上了铜钱大小的窟窿,露出白花花的棉絮。人们一来受不了热气,二来经不起烟熏,逐渐退到河岸上来。过了大约有一炷香的工夫,才见那司马威一身通红,跌跌撞撞跑了出来。他在火场边的一方空地上站定,两手环胸,浑身上下一片焦烂,顶上的头发正在“嗞嗞嗞”地烧着,却还能开口说话:“告诉你们!天王老子也不能冤屈好人,别说是小小的一个水口镇了!你们等着罢!”说完头上已经秃糊一片,他却一转身,大摇大摆又走回烈火里去了。 等我娘把整桩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天也快亮了。楼下隐隐约约传来我爹和关八爷的话语。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双手捂住耳朵,把个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可是我娘一边哭,一边诉的声音排山倒海般地涌过来,我听见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哑着嗓子喊:“我不信!我不信!”我能不信吗?她毕竟是我的亲娘啊。 我要是信了她,那又不对劲了——多年来疼爱我照顾我保护我的不是我娘,而是司马威口口声声的“恶煞”姜婆,我娘若是没有骗我,那司马威的话想必也假不了,这样一来,多少回被姜婆赶走的、废了的,还有活活打死的那些泼皮、恶棍和土匪不就反倒成了受冤屈的好人了吗? 我娘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她抹净脸上的泪水,把脖颈上的红绫绕齐洁,掰住我抽耸个不停的肩膀,轻声说:“姜婆不是什么坏人,可圣人也有犯错儿的时候。孩子!记娘一句话:什么人也别怨,一股怨气跟着人可不只一辈子哪。” “你不是来报冤报仇的吗?”我扯住她一劲儿要挣脱的双手,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你不是要来害我爹还有害我还有害咱们大家伙儿的吗?”我怨狠狠地说,其实对她着实有几分害怕的——凭空里掉下来个死了八年的亲娘,叫谁谁不害怕啊!可说也奇怪,我娘反而露出比我还着急的表情,她的脸上没有一处的筋肉不哆嗦着,眉心拧绞成好几道刀切似的印子。然后她一把推开我,说:“?娘只是来看看你,娘怎么会害你呢?我的儿——” 她一声没哭完,房门开了,崔平大步跨进来,穿过我娘越来越模糊的影子,一边儿喃喃地念叨:“浑小子,放着床不睡,怎么躺在地上——”我可气急了,飞起一脚踹在他卵蛋上,嘴里不干不净地骂起来:“入你奶奶的死崔平!还我娘来——娘!娘!”崔平捂着裤裆倒在床上打滚,我已经跳将起身子,三步并两步冲下楼,登时眼前一阵黑——就像平常蹲茅坑猛一起身那样;差点儿晕倒在一屋子人面前。 我爹没赶得及过来搀,我已经拄着条凳霍地站直了,脱口喊道:“我娘全对我说了!你们冤死她、冤死司马威,还有那个窑姐儿!”这一下每个人都跟腊月里的长虫似的,一动也不动,只把双乌溜溜的大眼珠子瞅着我。 “这孩子病得不轻。”好容易秦烂眼才迸出这句话,可谁也没搭理他,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曹小白是真病了。我却在这个时候儿发现,我变了嗓子啦!我的声音就像刘贵田那伙儿青皮混混一样,变得又粗又厚。这个念头一闪,我不由自主地学起青皮混混说话的调调儿,斜楞着下巴瞥了瞥秦烂眼,道:“司马威给你的那一剑疼是不疼?嗯?” 我兜头又冲徐小蘑菇和楼上龇牙咧嘴、支支吾吾下来的崔平叫道:“还有你们俩!在河上摔那一跤可摔得不轻罢?”这回一屋子人的嘴都张大了,我爹约莫是觉得我不对劲儿,绕过条凳上来就给我一巴掌,我低头一闪,躲过了。我爹脸上挂不住,嘴里已经骂开来:“小畜生要造反了!你这是怎么讲话?”话没说完抬脚又想踹我,半道里却教关八爷给拦住。关八爷一脸冷沉沉的神色,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他缓缓说道:“你娘还说了些什么?” “我娘,我娘只告诉我——”当下我鼻头一酸,一泡泪水径往脑门上冲,被我死命给绷住。我瞪着我爹,吼起来:“她不是发痧死的!”我爹一听之下,就跟喝醉了似的,把个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眼泪鼻涕唾沫全喷了出来。刘镇长赶忙扶他坐下,又是捶背又是抹胸的。“琴姑!”我爹忽地一搥桌子,暴喝一声,“冤有头,债有主,曹四对不住你,你就冲曹四来罢!你别害了水口镇千把口子的性命。” 我爹这话一出口,不由得我一股恼火直往上冒,想起多年来他一心只向着外人,遇着什么事都缩头缩脑,可就对自家人凶狠严厉,大小事有一点儿动静,罪过便往自个儿身上揽,生怕人家不知道咱们是多么犯贱的人;刘贵田那么欺侮我,他连个屁也不敢放。越想这些我越气,也猛地一搥桌子:“我娘冤死一回还不算?死了你还冤枉她?” 我爹迷离着一双老眼,一副不认得我的模样儿,我不忍再看他,转脸冲刘镇长、孙二爷和宋老棒槌说:“是司马威不肯跟咱们罢休的,他一天不找着姜婆,就一天不离开水口镇。” 这时候站在门旁边的胖大个子刘贵田冷哼了一声,说:“曹小白!你编弄些别的事儿胡扯八蛋也就算了,拿些邪魔外道的来唬咱们爷们儿可连门儿都没有——” “闭嘴!” 这声“闭嘴”不止一个人说,除了刘镇长、我爹之外,好像还有一个声音,可一时之间我却被我爹那股神气给慑住,脑子里顿时一阵茫然。这时宋老棒槌仿佛发现了什么,侧着耳朵四下里听听。关八爷已自微微笑了起来,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喏,人这不已经来了?” 刘贵田还没意会过来,栈房大门“碰”地推开,门扇把刘贵田撞得趴上旁边一张柜子,打翻两坛二锅头。谁也没工夫去顾那两坛酒了,一屋子人全把眼睛直愣愣地盯在门口的来人身上。我抢先一步冲上去:“姜婆!”然而,就在姜婆露着个没牙的大嘴洞笑起来的时候,我煞住脚步,分不清对她是恼、是怕,还是想念,姜婆笑吟吟地一步一拐走进来,朝大家拱拱手,道:“列位爷们儿放心。我说过:有哪个大胆的强徒敢到咱们水口镇撒泼,姜婆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莫说是三条小小的冤魂了。” 三条?这不把我娘也给算进去了?我还没来得及抢白,孙二爷已经“扑通”跪倒,哭丧着脸说:“全仗您老人家,您老人家法力无边,救救咱们一镇老小。” “慢点儿!”我爹憋红了一张脸,好不容易结结巴巴地说:“您说‘三条冤魂’,我,我家里的,也,也有份儿?” “唉!”姜婆把根拐棍儿重重地往地上一杵,道:“婆婆我可管不了谁有份儿,谁没有份儿。当年三条冤魂如今都回来了;河里的是绿容,田里的是司马威,至于在祠堂里放那把火的,除了琴姑,还有谁?——琴姑生前和婆婆我的交情不薄,照说我不该收拾她,可天有天道,事有事理,叫姜婆卖交情,那不成!” 听她这么一说,我又凉了一大截儿,想替我娘求情的话猛地从舌尖上混着口唾沫给咽回去。姜婆接着开始述说冤魂作祟,曾经毁了多少人家、村庄和城镇的故事。我是一个也听不进去,只管想着我娘死后也不得安宁的模样儿。 忽然关八爷开口打断了姜婆:“既然是冤魂,想必有冤情,老天爷总得还个公道,不是么?” “哼哼!”姜婆翻了翻那张瞎眼皮:“不错。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他们冲婆婆我来好了——关东山,咱们水口镇的事儿,可用不着一个外人来碍手碍脚的罢?” 关八爷不再和她说什么,便向他的兄弟伙儿使了个眼色,然后朝众人抱拳揖了一圈,道:“既然有婆婆担待,这儿也没关八什么事儿了,告辞!”“八爷!”我爹喊了声,望一眼姜婆,却好像教什么话给梗在嗓子眼儿里。一旁的刘镇长倒先开了口:“好在雪也小了;您慢走,八爷!” 关八爷临出门的时候扫我一眼,道:“小白!帮你矮子叔上后头去把骡车给套上。”我依着他的吩咐和矮子叔绕到马圈里,正要动手套车,矮子叔拿肘子拱了拱我的脊梁,我一回头,看见关八爷已经走进来,他弯下腰,拍拍我的头,叹了口气,道:“当年,你娘出事之后,咱们哥儿几个赶路走了,这一回——” “您得救救我娘,她好可怜哟——”说着说着我就哭了起来。矮子叔连忙把我抱在怀里,手指比了个不许出声的手势,一面低声骂说:“沉得矮子叔都抱不动了,还兴掉眼泪啊?没出息!”关八爷四下张望一阵,道:“你当真见过你娘的面了?”我点点头。“还有司马威?”我又点点头。“好,这么着,你从头到尾说一遍我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这倒不是什么难事。我把平日讲姜婆故事的那一套本领使上,从司马威三次现身,一直说到我娘的冤魂目睹当年那场恶斗。临了也没忘了我娘嘱咐的话:“我娘教我什么人也别怨,还说:一股怨气跟着人可不只一辈子——八爷,祠堂的火一定不是我娘放的,姜婆她瞎说。”关八爷来回在马圈里踱了几趟,最后指一指我胸前的绿印子,道:“待会儿咱们一上路,你就赶紧告诉你娘,教她立马离开水口镇,走得越远越好,千万别再回来。” “那可不成,我,我,”我忙不迭双手护住胸,说:“我想我娘,我娘也会想我的。” “小白,听八爷的。”关八爷脸上露出我从来没见过的神色,一阵青,一阵灰,简直就要冒出气来似的,“姜婆那张灵符可不是好惹的,万一沾上,管保那些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你要你娘给那符镇得生生世世不能投胎做人——像这样天寒地冻的时节在坟头上哭哭啼啼,连家门儿里的一炷香也受不起?” 我望一眼远处大雪覆盖的乱葬岗子,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摇摇头。 “那好。小白!是汉子就要有汉子的模样儿,有些事上要忍得下来——我走了。”“那八爷!那司马威——”“不妨!”关八爷翻身跨上健骡,紧了紧腰间的匣枪,笑道:“姜婆不是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她非担待不可。” 关八爷一行七条人影冲镇东大路出去好半天,我却愣在原处,动也不动,心里反复念叨着:“完了,连关八爷都给吓跑了!”看样子,姜婆和司马威真要把水口镇给折腾得翻过来了。这时节我一刻也不敢怠慢,随即冒着雪,撒腿跑到我娘的坟上,瞑眼闭气,摩挲着胸口的绿印子,一面翻来倒去地不知诉了几回:“娘!快走吧,别回来了。关八爷说姜婆的符厉害得很,您不快走就不能投胎了。”可我娘始终没现身。我只听得耳边北风猎猎地响,似叹气,又像啼哭,绕着坟头一阵紧过一阵。我强忍住泪水,不时也会想起矮子叔数落我的话,更觉得我娘地下有知,该明白我不要做个赖着亲娘或者姜婆的奶娃子。 大约到了入夜前不久,我忽然听见风声里夹着些别的声音,四下一望,什么也没有——镇上六条大街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了无人迹,除了我家栈房掌着昨儿夜里就一直没熄的灯火之外,就是遍野遍地说银不银、说灰不灰的雪色。 我再一听,听见我爹从马圈那边儿扯直了嗓子喊我——可是不对,不只是我爹的喊声,我还听到些别的,打从镇西河口上传了过来。 ——一个姑娘在唱小曲儿。 ——皮鞭“忽嗒”抽在骡背上,车轮“骨碌骨碌”压着碎冰,一路行来。 ——生了锈的剑柄敲打着腰带上的铜环,发出“扣登登”的闷响。 我没理会我爹,却一路沿着岗子顶往西疾走,越走越快,风声和撞折的树枝崩裂声划耳而过,我索性跑了起来,一直跑到河口崖子,我才靠在一块大青石上喘气,看清楚那暮色里进镇来的果然是司马威,还有绿容。 不多一会儿,十多支火把也从栈房门口晃晃悠悠举了过来。为首的正是姜婆。 “姜婆!”司马威停下骡车,一提长剑,翻身跃上河面,大皮靴踩得冰碴子哗哗作响,“咱们又见面啦!” “那儿有什么动静嘛?姜,姜婆!”宋老棒槌把支火把往四下里胡乱指点,仿佛全没瞧见那么大一副骡车和司马威那大块头儿。其实不只是宋老棒槌,就连我爹、刘镇长、孙二爷也没头没脑地到处张望。秦烂眼到底忍不住了,将火把递给刘贵田,说:“我,我回去了,这么冷的天儿,呿!”刘贵田像是岔了口气儿,闷声答道:“那我送您走。” 姜婆这边一挺拐棍儿,吼道:“怎么?少了一个?” “一个也不少。”司马威说着时便缓缓地抽出了长剑,稳稳地当胸握住,道:“咱俩再战它三百合!” “还有个琴姑呢?” 我爹一听姜婆这么说,抢上前便扯起姜婆的袖子:“姜婆!求您开恩,放琴姑一马——” “嗯?”姜婆打鼻孔里回了我爹一声,抬手甩开他,一头乱发披散开:“如今晚儿来求情了?当初逼她跪祠堂上吊的是谁啊——婆婆我今儿不绝了这些冤魂,你水口镇早晚没有好日子过。” “告诉你,姜婆——”司马威一步一步逼上前来,蓦地里北风转成了西风,兜头扑脸地夹起一片片雪块泥浆。司马威剑尖儿一直,继续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水口镇上的饥荒都是我司马威一个人闹的,你别胡乱栽给曹四嫂!” 姜婆被司马威几句话封住了嘴。夜色益发地黑了,距离又远,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不过,既然司马威这么说,她不该再怪罪我娘了吧?——我刚把心一宽,却发觉河岸边芦草丛里又飘出一记人影来。是我娘!她没听我的话离开水口镇。我一阵慌乱,只听姜婆扬声喝道:“好!既然你们三个都认了罪,就在婆婆我的符下受死吧!” “姜——婆——你——敢——”我喊着,一面拔脚狂奔,从崖子口连翻带滚、三跳两蹦,直冲姜婆拦腰扑去。 姜婆可没提防我这一招,等她明白过来,司马威的剑早已抡起一阵疾风,舞上她的面门。姜婆抽身向后一跃几尺远,我却让孙二爷拦腰给抱住了。 “这孩子着了魔了!”刘镇长说着也过来架我的脖子,我心一横,胆一壮,什么也不管了,就像踹崔平那样儿,照着刘镇长的卵蛋就是一脚,回脸又狠狠咬了孙二爷的巴掌一大口。等他们都松了劲儿,我一翻身从雪地里站起身,指着姜婆对众人说:“姜婆她蒙事,她骗人的;不信你们听司马威自己说——”可当我指向司马威、绿容还有我娘的时候,每个人顺势望去,眼里只流露出一片空荡荡的神色。 “曹四!还不把你儿子带回去,别在这儿碍事!”姜婆翻了翻瞎眼皮对我爹说。我爹一把搂住我,亲我的脸和脖子,我感觉得到:他已经流下一脸的热泪了。他并没有照姜婆说的做,反而在我耳窝里悄声说:“我信你的,儿啊!我信你的。” “姜婆!”我娘这会儿却开了口,“我今天来,只想劝您一句话:‘得饶人处且饶人’罢!”“娘!快走,她有符!”我挣扎着叫道。 “娘也不打算投胎了。”我娘幽幽地说,“这年月,做人又有什么意思?唉!姜婆,成不成您听我一回呢?” 姜婆也不吭气,身形一矮,“嗖”的声跃到半空里,一杖挥了下来。司马威连忙迎剑抵挡。不料姜婆使的是个虚招,避过剑刃,空中一拧身,便落在绿容、司马威和我娘的正中央,紧接着拐棍儿脱手飞出,朝司马威的秃头射去,司马威正待闪过,姜婆早已空出右手,往左边袖口里抓住那张巨大的符绢来。那符“啪哒”一声抖开的时候,司马威的长剑已被拐棍儿震到好几丈开外去。霎时间西风停了,那符却荡起一阵狂烈的北风,漫天漫地罩下来。我大叫一声:“娘!” 就在这个当儿,破空传来“碰碰碰”的一排枪响,我眯着眼看见最后一星枪火打从岗子那头亮起。再一转眼,北风也戛然停了,半天里一块穿着七八个枪眼儿的符绢落下地来。姜婆暴跳起来,怒喊一声:“什么人?” “关八!”岗子上这时隐隐约约露出几条人影,关八爷朗声继续说道:“姜婆!有天大的理也只占人一辈子,不要做得太绝了。” 打从这个晚上起,姜婆、司马威、绿容和我娘再也没到水口镇上来露过脸。 开春破冰之后,河水又清了起来。重盖三姓祠堂的事招引了不少外地来卖力气的短工,他们依旧像往常的过客一样,打听着姜婆的故事,可我是绝口不再说长道短的了。春麦收成的时节,关八爷一伙儿打县城里来,听宋老棒槌说我变得不爱讲话了,便笑吟吟地来到栈房里,道:“怎么着?不想存两个钱买骡了?” “没什么意思。”我说,“那些个故事,真真假假的,连我都分不清,我可不想穷糊弄。”“你倒是长大了。”关八爷这回拍了拍我的肩膀,道:“不过,这来来往往的客人少了故事,路上总显得冷清些。” 姜婆的故事之所以值钱,我是到很久很久以后——到我赶起十几头骡,走在北省的荒天野地里——才慢慢儿明白其中缘故的;人总得相信点儿什么,才好离开自己的爹娘,离开自己的家,而不觉得冷清又无助。也直到那个时候儿,我才发觉:姜婆之所以那么强悍霸道,不外是她比什么人都冷清无助而已。 大都会的西米 西米走出办公大厦的时候,很小心地向四处张望了一阵,然后就像往常一样,顺着高架气垫车轨向东走五百公尺;车轨在他头上映着夕阳,有如一道黄金打铸的彩虹。以往每天的这个时候,他会高举起左手,假装自己摸到了一束彩虹,一路唱着那条《我爱大都会》的歌走完五百公尺,到路口的电子传讯仪前,用简单愉快的声调对那仪器说:“合成人西米报告:申请返回宿舍。一切守规矩,我爱大都会。”然后向南走一千公尺,那里有按时开动的拖运车,会沿着捷运八号大道送他回去。 然而今天可不一样,他忘记唱歌,忘记举起手去假装摸到那束金彩虹。他的整个思考系统出了一点问题。他不该记得一些事情,但是事情一旦发生,就挥之不去了。最糟糕的是:他怕这些储存在他记忆库里的符号被四处林立的电子侦检系统扫描到,那可就惨了。西米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他抬头看见一列气垫车“唰”的一声从金彩虹上驶过,车窗里一群自然人的小孩的脸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那是东区教育总会幼稚学校的校车,孩子们正在回西区住宅城的路上,听说自然人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家庭包括两个阶级,父母阶级是子女阶级的指导员,每二十年要汰换一次。当子女阶级成为父母阶级的时候,原先的指导员就要把家庭让出来,他们得搬到卫星上去“从事新阶级的学习和领导”。 西米搞不懂自然人过于复杂的社会“结构”、“职业配属”、“人口区分”或“资讯格局”等几十万名目,他们这一批合成人出厂已经十年了,只亲眼见过一个叫“督察”的自然人。“督察”对他们这一批分配到这所税务单位办公的合成人同志很照顾。每天清晨例行的摄影典礼上说:“嗯,很好,一切守规矩,大都会爱你。”说完这句礼貌的问候语之后,“督察”常会加上一句:“你们这一批同志的成分最好。记着,一批要比一批更好,只有这样,大都会才有光明的未来,这是‘全人’的进步,自然人以你们的贡献为荣;你们也以自然人的成就为荣。现在我们摄影,留下今天这个存在的光荣!”通常,他们会按照以往在制训工厂练习的那样,在“光荣”这两个字一说完之后,立刻向东转,迎着朝阳,高举着握拳的左手,露出洁白的牙齿;接着,办公大楼中央广场前那具巨大的摄影机“咔嚓”一声,留下了“今天”珍贵的回忆——当然,当天下午下班前每位合成人都会收到这张照片,他们得把今天一天学习和工作的心得输入个人专用的小电脑,录印在这照片背面。 西米摸了摸夹口袋里装照片的塑料袋,他担心今天回到宿舍以后的写作会受到干扰。他是不是应该像过去一样,把这件事也坦白地写在心得里呢?如果他这么做了,会不会被考核部门的同志记上一个弱点呢?甚至不只弱点,通常这种“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是可大可小的,严重些的,记三个弱点或一个缺点,这个月的“光荣纪录”就算完蛋;再严重些:“私藏机密”,以及“传讯机密”都可以构成两个缺点以上到两个污点的罪名,那么过去一年的“光荣纪录”就会被洗掉。更糟的是:现在西米自觉到对未来的恐惧感。这已经是两个污点以上到两个坏点的程度了。“督察”说过:“合成人永远有可贵的未来,因为你们已经有光荣的过去和现在。千万不要去探测未来、怀疑未来、恐惧未来,大都会的未来要靠各位现在的专注努力而存在。一切规矩,大都会爱你。”西米听这话时努力点着头,并且牢牢地记诵起来,回宿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番话写在当天的照片背面,由于一个字没错,他还得到了一个佳点的奖励。 可是如果他不把这件事录到心得写作里去的话,也许就构成了“隐蔽事实”或“欺瞒同志”的罪名,那样至少也会被记上两个污点。西米甩了甩脑袋,当他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从身后隐落了,气垫车轨变成了浓黑色,有如天空中的一条裂口。 他匆匆地迈开步子,向电子传讯仪跑去,一面大喊:“合成人西米报告:申请返回宿舍。一切守规矩,我爱大都会!” 对于没有赶上拖运车而晚回宿舍这件事,西米觉得已经不怎么重要了,他先把这一段录在电脑里,并且表示了由衷的歉悔之意。“这该是最后一段,那么前面的该怎么写呢?”西米自言自语之前没忘记关掉电脑的传讯输入钮。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力往后一躺,座椅靠背压平到适当的位置,他喜欢这样躺着。很多合成人同志羡慕西米的这张椅子,他花掉了一个半佳点才换到这张可以当床、浴缸、马桶以及摇篮的椅子;尤其是摇篮的部分,可以说是一项十分奢侈的设计。每回提到这张椅子,“听说自然人小时候都睡这种玩意儿。”然后大家都摇着头笑起来。西米有些时候会假想自己是个小小的自然人婴孩,他蹲在摇篮里,闭上眼睛,让那配合着音乐节奏的摇摆韵律把自己带到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他把那地方想象成制训工厂的蜂巢形寝室,有一大群气垫车窗里的孩子一样的幼小自然人从每一个蜂巢口探出头来,和西米一起唱《我爱大都会》—— 我爱大都会,我爱大都会! 我爱新生活,我爱全人类! 一切讲纪律,一切守规矩。 一切求完美,一切有秩序。 自然人,合成人,一家都是人。 肯专心,要真心,只有一条心。 不要问过去,不要怕未来。 把握全人的时代,光荣就是现在! 唱到这里的时候,西米通常会感觉很兴奋,想要大便。于是他会换一个按钮,把摇篮变成马桶,同时睁开眼睛,想从电脑屏幕的反光镜上看到一个自然人小孩蹲在摇篮里的姿势。 不过今天的西米显然没有玩摇篮的心情,他只是静静地平躺在这张床上,努力使自己感觉安全和平静。宿舍是唯一没有公设电子侦检系统的地方,只要他把电脑关起来,尽可以放心大胆反省自己的过失、错误以及恶。“督察”曾经告诫他们:“新生活要比以前进步多了。你们现在享有更多的隐私——啊,对不起,这个字眼儿太脏了;我是说,享有更多的自由。宿舍里的侦检系统不是全拆除了吗?记住,这是大都会现代化的光荣!一切请各位合成人同志自我要求,自我反省,为了大都会全人类的和谐和秩序,各位同志要更加珍惜这份自由,自动自发地把真心奉献给这个时代,不要隐瞒,更不要恐惧。一切守规矩,大都会爱你。” 是的是的,西米想,的确是的。他直盯盯地望着整个房间顶部的六角形天花板,这里比制训工厂的宿舍宽敞多了,他还可以随时和电视明星玩电讯做爱游戏,可以任意把晚餐的高蛋白锭和早餐剩下来的玛亚草蔬菜丸捏碎了合在一起,配一点酒精服用,会产生一种晕眩而麻木的快感,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当天发生过的违规事件想个痛快。大部分的时候,他想个痛快以后,仍然会向电脑坦白,只要那事情不构成太严重的弱点或缺点,把一切录印在照片背面也是件令人舒畅的事。比方说两年前他的电视出了点小问题,在看午夜剧场时收到自然人的节目,墙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影像很模糊的裸体女子!从马桶上跳起来的西米立刻紧张起来,他偷偷地关掉电脑传讯钮,以免整个过程被输入安全资料档案中心的主机里去。然后他坐回马桶里,把它变成床,轻轻按下了电讯做爱游戏的按钮。那是一个绝妙的经验,哈,想一想,和一个自然女人搞把戏,虽然通过脑波刺激装置所收到的自然女人只是一团模糊的灰影,他却为此而彻底不能成眠。结果第二天搞错了一张税单——他把一个合成人单身男子的扣税额放进一个自然人妻子的娱乐支出纪录里去;事后他把整个错误的前因后果全写在心得里,竟然没有记半个弱点,考核部门的按语是:“自我反省的逻辑严密,对发掘合成人同志潜在意识中的性问题危机有启发性的贡献。大都会爱你!” 尔后的两年多,西米虽然故意不去整修他的视讯工程,却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灰色的自然女人。偶尔电视还是会跳错频道,收到眼前来的是些个大都会教育短片。西米看也懒得看,反正他永远不会是那些在金彩虹上高来高去的自然人了。一个合成人的教育是不断地在工作中得来的,他的教育目标就是“追求光荣”。如果他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足够的“光荣纪录”,也许能获准挑一个美丽温柔而且青春的电视明星做伴侣,那样他就可以立刻申请一间更大的宿舍,和伴侣一起提出佳点,换张更大、花样更多的椅子,到时他应该问一问那个在电视台工作而见识广的伴侣,究竟自然人的婴儿是不是用我们合成人大便的姿势蹲在摇篮里?——啊,这个极富知性的疑问还要困扰他多久呢? 西米从令人兴奋的梦想里回到现实,问题依旧悬在眼睛和六角形的屋顶之间:他该不该坦白今天的遭遇呢? 那是一张粉红色的三月份税单,署名栏打印着“研字第7321”,是北区工业总部研究部门的一个合成人同志的。西米常喜欢从税单的颜色、字号去想象那个同志的模样和生活,这是他简单刻板工作里的一大乐趣。如果凑巧,对方的记忆库也在同时发射出某些讯息后,比方说那人在西米处理税单的时刻忽然想起自己填报税单的情形——那么西米便有如在偶尔抬头发现一个气垫车窗里的陌生自然人和他招呼的时候一样感到惊喜;他可以读到那个填税单的同志房间里的景象或是他的表情。 本来这种不?常发生的情形在旧生活里绝对不容许的,不过大都会的时代进步了,在新的“全人”社会里,学术界一再透过公共传播媒体宣导“合成人际沟通的可能和限制”,这些大都会的生活理论专家们表示:一代又一代新生的合成人具有更强的沟通能力和欲望,对于透过一般性物质——如一张税单、一卷影片或任何两个以上的合成人可以传递的东西——来达成简单的沟通并不构成所谓的“隐私罪”;而且抱持此一论点的自然人学者不断地强调:“今天的合成人在生理上就具有高度的纯洁、诚实等美德元素,‘隐私’已经是一个历史的陈词滥调。开放这种‘心灵之旅’的脑波沟通管道并不会使人堕落于‘窥伺狂’这种下流之极的罪行。相对地,却能促进合成人之间的和谐,并提升个人在自由行为中的‘慎独意识’。”西米同意这话,所以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捕捉税单上传来的讯息是一种窥伺,同样地,经过自己处理的任何物质落在另一个同志的手中他也不会在意,他一切的思想行为保持着高度的“慎独意识”。 然而,这张粉红色的“研字第7321”号税单上传来的讯息却是一个空前的例外。西米在电脑键上打出“十四优点”字机时吓了一跳,十四个优点,那不就是四十二个良点、一百三十六个佳点、四百零八个强点的纪录吗?他愣了几秒钟,十年来他西米还没有这么高的收入,连总数加起来也没有啊!他赶忙回头看一下“十四优点”的项目,税单上只列录着“特别经营奖励”的字样。 “个私的!”他骂了句脏话,闭上眼开始冥想,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研字第7321”号究竟是什么样的合成人,会是和他同一批出厂的吗?他长什么样子?他住在那里?…… 冥想中的西米不认为这样做是出于嫉妒——嫉妒犯了至少一个污点的重罪;他只是好奇。然而这张粉红色的税单似乎不肯合作,或者说,那个合成人同志不肯合作,对方一直没有回忆过他填制税单的情形。西米就这样枯坐在岗位上,停止工作,甚至忘记服用他最喜爱的加工核糖酸锭配天然绿色植物纤维片的午餐。 就这样,西米和那个陌生人一直僵持了六个小时。一个影像突然浮现在他极度疲弱的脑波里,是“研字第7321”号! 他是个长相很好看的新生代,也许和西米是同一批出厂的,从他冲着雷射镜前后左右仔细端详的模样来看,对自己的身体结构和外貌一定充满了自信,他时而会低下头看一眼修长手指上夹着粉红色税单,然后再看看雷射镜中的自己——其间还挤掉了一个生在脖子后面的粉刺。接着,镜中出现了一个女合成人,她说:“西撒!好愉快的样子。”不用说,这定是他的伴侣了。西撒转脸看他的伴侣,那真是个美人!西米看清楚之后想起来她曾经在几年前的午夜剧场中一连担任过两个月的女主角的当红明星,听说这是近几十年来电视史上最了不起的纪录了。这时西撒说话了:“刚才填税单时电脑告诉我,上个月我搞到了十四个优点——” “什么?”女人尖叫一声冲过来抱着西撒,西撒看着她美丽的水蓝色长发,伸出修长的手指撩弄那发梢,有如弹起一丝丝天然的湖水。“那么我们可以再换一栋宿舍了,换一栋有独立交通站和交通网的房子,天哪!真好。我爱大都会!还有,西撒——”她撑开她的伴侣,用一双直勾勾的眼睛看着他,那微微向上翻的眼皮下露出两粒琥珀色的眸子:“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个合成人小孩来养——” “你在说笑话。”西撒说这话时脑波有些凌乱,仿佛有一段灰蒙蒙的影片一闪而过,西米觉得那不重要,赶紧继续听那个伴侣的话。“我是说真的。西撒!我们不是一直想象自然人一样有个小婴儿来玩一玩吗?听说用三个良点就可以从制训工厂里租一个来养一年呢。多好玩,一年吔!” “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是‘不守规矩’的,你知道吗?合成人不能——” “谁都知道我们不能,不能像自然人一样生自己的孩子,可是只是玩一玩。” “西露,你听我说,我们连自己都——”西撒摇了摇她的肩膀,“你知不知道,”谈到这里,他拉着西露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电脑传讯钮关掉,又继续说道:“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搞到这十四个优点的?” 西露摇乱了一头湖水也似的秀发,眼眶里含着泪水。 西撒扶着她坐在一张显然是昂贵品的飞毯上:“你先看一段我录下来的影片。” 灰蒙蒙的影像让西米精神一振。西撒录制的片子竟然也是自然人的节目,一段教育短片。也许是西撒的大宿舍比较高级——高级宿舍通常所在的位置也比较高些,距离自然人的住宅城近得多;也许是他的电视收播系统比较精密——虽然所有的演出失去了平常的立体感和鲜艳的颜色,但是扫描粒子还很清楚,黑白之间的对比程度分明。 画面上是一对自然人伴侣,他们互相依偎着向观众微笑,高举左手握拳,男的说:“一切守规矩,我爱大都会。”女的说:“一切守规矩,大都会爱你。”他们一齐说:“亲爱的父母同志,担任家庭指导员,您觉得辛苦吗?我们的孩子可以说是全大都会里最顽皮的一个了,每当他拒 7edd." >绝接受指导教育的时候——”伴侣俩相对摇头苦笑了一下,男的接下去说:“我会觉得愧对新生活时代。”女的说:“我也是。”男的点点头,和女的同时转脸面向观众,立刻把深锁的眉头展了开来,露出四排白亮的牙齿,他们开心地一齐说:“我们找到了这个方法——”两人一齐伸出外侧的手臂,朝观众一指,“请看!” 屏幕上闪出了一张巨大的丝网。西米可以想象那撒网的过程原本有立体效果,可以让人在惊慌失措下猛地朝后仰倒三十度的。镜头随着网路快速地推向网的中央部分,那儿站着一个裸体的小男孩,大约十岁左右,和西米记忆尽头制训工厂里的自己,以及蜂巢形小寝室里其他的合成人小孩差不多大小。一头银亮的软发披垂在肩上,深黑色的眼珠透露出一种极度的愤怒或是恐惧的神情,直盯盯地面对着镜头,他大叫:“看什么?你们这些私的!” “不许说脏话,孩子!”旁白是先前那个母亲指导员。 “个私的!私的!私的!”孩子冲镜头做一个鬼脸,开始尿尿——西米突然觉得没有立体感的画面也有好处,不然真会有被这小鬼弄了一脸脏的感觉;那孩子一边尿,一边说:“谁送我去上学谁就是私的。” “你只念了几年幼稚学校,这对做一个新生活时代的自然人是不够的,你还要再深造,知道吗?(她开始哼歌)一切讲纪律,一切守规矩,一切求完美,一切有秩序——孩子!大都会爱你。” “那是你们的规矩,你们的秩序,你们的大都会!” “住口!”是那个父亲指导员的声音。 画面上的小男孩不再讲话,恢复了原先愤怒又恐惧的表情。 “如果你不要做自然人,不要做大都会未来的主人翁——” “不要不要!我只要做小孩,我是我,不要做大人。”孩子颓然卧倒在网上,蜷缩起身子,两只小短腿紧紧地朝胸口挤,并且把一只拇指塞进嘴巴里,开始嘤嘤哭泣:“不要!我只要我,我是——私的。” “大都会里没有私的,孩子。”母亲指导员温柔的声音,“自然人、合成人,只要是‘全人’,就没有私的。” 这时,父亲指导员缓缓地加入旁白,说:“如果你拒绝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人,就只有当合成人去!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孩子。” 孩子就像突然陷入一种极度惊恐的情况里,他大叫,声音尖锐而凄厉,一声又一声拖得很长、很长,可是声音愈来愈小,镜头却愈推愈近。孩子银白色的发丝一根一根地竖起来,像是被身后网眼无边的黑暗给吸住了一般,然后,一根一根地从头顶上拔去,拔发的速度逐渐加快,没过多久,孩子已经全秃了。他哭叫的动作依然继续着,可是声音却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那首《我爱大都会》的演奏曲。那孩子接着失去了他的眉毛,眉毛也一根根地飞向无数个网眼的黑洞。接着—— 西露大叫起来掩住了面孔,西撒转头看看她,伸出修长的手指抚摸了一下她的蓝发,当西撒再度转向墙壁屏幕的时候,那孩子已失去了愤怒的眼睛,只留下两个乌茫茫的圆孔。音乐并没有停止,而且每当那孩子失去一种器官,就加入一样电子乐器的和声。这首短歌一共重复了几十遍,最后,孩子那小小的生殖器冲出了画面。西撒传来的景象波开始模糊,好像喷上某种雾气,而西露早已泣不成声了。这时,西撒擦亮了眼睛,屏幕上的大网变成了千百个分割的画面,有的是一撮撮的头发,有的是一颗颗的眼珠,有的是一只只的小手和小脚……画面一闪,原先那对夫妻微笑的面容又出现了。男的说:“虽然我们失去了这个家庭里的孩子。”女的说:“这是我们指导教育失败的必然结果。”男的说:“然而孩子获得了重生,在大都会新生活时代的高度选择、分析、重组和调适之下,”女的说:“一个崭新的合成人加入了大都会,加入了全人类的行列。一切守规矩,我爱大都会。”说完便转脸看她的伴侣,男的则接下去对她说:“一切守规矩,大都会爱你。” 西露颤抖着身子,久久说不出话来。西撒翻来覆去地看着自己的手,才说:“我们合成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自己’。西露,现在你知道了吗?你常说我的这双手和身体其他的部分都不相称,我,这不是我的手啊!我的眼睛、鼻子、牙齿……也都不是‘我’的!还有你的头发,呵呵呵,”西撒抱起他的伴侣,闻一闻她的发香,“这也不是‘你’的啊!” “好惨!好惨哪!”西露的嗓子哑了,她狠命掐着两只浑圆的手臂,仿佛那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是现在的你我惨呢?还是自然人的孩子惨呢?”西撒站直了身子,同时一把抓起飞毯上的税单,“所以我才开始了这个新的研究。” “我——”西撒在室内踱着方步,最后停在雷射镜前,指着镜中立体的自己说:“这个人要停止这一切!西露,你知道怎么做吗?” 西露闪着泪光的眼睛眨了眨,摇摇头。 “只有让今年出厂的合成人成为最后一代的合成人,刚才你所看到的那种惨事、我们出生的惨事,才不会继续发生。我在这一批新生代合成人的脑部注射了两种药剂,一种可以抑制他们的衰老,他们会是永远的二十岁,永远保持高度的体力和智能,比我们这一代的免疫性更完美,像大都会本身一样地‘不朽’!我们的‘督察’甚至说:‘西撒!光凭这一种药剂,你已经是个不朽的合成人了,简直可以说是自然人了。’我替大都会节省下所有制训工厂的人力和资本,也许省下的这些将来都会转移到新卫星的开发上去。倒是第二种药剂,唉!我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西撒望向西露,西露也望着他,西撒再度转向雷射镜,镜中人的表情极为复杂,有得意,也有沮丧,有些悲悯,也含着些许的愤慨:“至少我希望自己是注射了这种药剂的一个合成人。” “什么?” “这种药剂会让新生代的合成人不知道‘我’是什么!或许应该这么说:他们只知道大都会的一切都是‘我’。”西撒一指雷射镜,“雷射镜是‘我’!”又一指电脑,“电脑是‘我’、宿舍是‘我’!还有外面的所有东西——”西撒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一边指天画地地嚷着:“路是‘我’,研究大楼是‘我’,卫星是‘我’,大都会是‘我’,还有千千万万的合成人、自然人、全人,都是‘我’!” 西撒显然有些累了,他倒卧在飞毯上,喘息着说:“合成人从一诞生就没有自己了,他为什么还要知道‘我’是什么私的东西呢!” “西撒!”西露伸过来一只手,抚摸着西撒的脖子,一片指甲在刚挤掉的那个粉刺疤痕上抠来抠去,“西撒!” “‘督察’>说这第二种药剂更了不起,以后合成人区所有的侦检系统都可以撤除了。”接着,西撒模仿自然人的口音说:“西撒!你为合成人区创造了另一个新生活时代,也许我该把你调到自然人区去从事新阶段的学习呢!现在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改一改那首《我爱大都会》的歌词就成了。” 西撒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我‘是’大都会,我‘是’新生活,我‘是’全人类……不要问过去,不要怕未来,把握全人的时代,光荣就是现在……” 西米收到最后一个来自西撒的脑讯息波是在他唱第九遍《我是大都会》的时候,西撒大叫了一声:“我是什么——啊——?” 西米望着那粉红色的税单,试图再捕捉一下西撒的影子,然而已经杳不可得了。他只能猜测:西撒现在可能正在某处被某一意外的人或事打断了他极有条理的回忆。然而西撒为什么会回忆这一幕,致使自己有机会接收到这整个事情的真相呢?他是不是正在进行某种侦检或坦白呢?西米几乎不敢想下去,他看一眼屋外即将消失的落日,伸了伸僵曲了六个小时的双腿,到办公间门口的扫描仪底部领取了今早的照片,问自己:“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他觉得自己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将这整个过程更清楚地回忆了一遍之后,西米平躺着的身体不知不觉地颤抖着,除了西撒、西露之外,他可能是整个区中唯一知道“自己”来历的合成人,他害怕了,他不要让自己这么特别,便只好不断地念着:“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我,西米不相信,西米不相信……”这样说着,他想是可以使自己更纯洁、更诚实、更勇于面对今天的心得写作的。 然后,西米的两腿缓缓地向胸前缩挤,直到他感觉自己不再颤抖时,按下了那个摇篮钮,《我爱大都会》的音乐响起来了,他不知道该唱“我爱”或者“我是”,就索性把手指塞进嘴巴里,哼着。 伤逝者 日落时安大略想起一百年前老祖父拒绝离开布龙自治区的往事。“没有我们这些怀旧分子,你们又怎么知道时代是在进步呢?”老祖父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安大略的父亲却忿忿地低声对儿子说:“他不是怀旧,只是恐惧未来,知道吗?”一边拉着他登上航艇的自动扶梯。安大略回头望一眼老祖父在夕阳地里拖得细长而稍显佝偻的身影,便听见脚下的踏板传来一阵语声:“欢迎您加入‘净土移民’的行列,高索合众国祝您旅途愉快。” 经过百余年交织着迷惘、追求、挣扎、失落,以及间杂着些许愉快的旅途,安大略终于回到这个陌生的故乡上空,看见落日的最后一抹褚红色弯弧正从一个漏斗形塔屋的顶端隐没,才忽然发觉:他已经忘记老祖父的模样了。 这时航艇开始减速俯冲,从低空中无数穿梭来往的小型飞航器的隙缝间钻过,驾驶员摇了摇头,对安大略苦笑:“就算是到我孙子那一代,这里也没法升格成全进化界的!您看这交通,乱成什么样子了?”他叹了口气,轻拉方向柄,让航艇以一种优雅如自然鸟类的姿势向左下方斜滑而过。安大略则从右边的窗口看着两具闪避不及的老式锥形飞梭在高速对撞后燃烧成一个浑圆明亮的白色光球,并立刻消失。“如果布龙人能稍微懂一点交通或者沟通的秩序的话,”驾驶员索性转过身来说,“也许就不会发生像卢稚这样的惨案了,您说是吧?侦测员。” 保持审慎的职业习性使安大略在三分钟后以相同的微笑和沉默面对布龙自治区领事乔奇的谈话。乔奇是个大约八十岁的壮年公民,可能是由于长期服用离子溶液而略微浮肿的脸上布满了政治家常有的歉容:“真是不巧,相信您也明白刚才的事件纯属意外吧?自治区当局一定会彻查肇事责任的,希望您没有受到无谓的惊扰。” 安大略望向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已然无法辨别出那爆炸光球的确切位置。空中继续穿织着千百艘流星般的飞航器,为日落后的大都会点燃层出不穷的光明。 “自治区当局已经准备了晚宴给您接风,都是些地道的布龙口味,您多年没尝过了,请务必赏光。”乔奇刻意加重了那些布龙族古老词汇的语调,同时亲切地握紧安大略的手。 “如果领事不介意的话,”安大略礼貌地颔首说,“我想先到行刺的现场去了解一下。” “当然可以的。”乔奇立刻缩回手,并适时地从眼眸中流露出严肃的表情,“任务第一、任务第一。无论如何,我愿意代表自治区当局和全体布龙人向您的任务精神致敬。” 安大略从未参加过一个如此繁文缛节的餐会,以致在他发表答谢演说的时候,竟然有陷入昏睡的感觉。他再度恢复清醒是因为乔奇打了一个巨大的酒嗝,而所有在场的自治区高级官员齐声说:“领事海量!”——这显然也是繁文缛节的一小部分。安大略猛然一抬眼皮,对面弧形芯片帷墙上的元首肖像仿佛朝他发出了关切和探询的神情。他立刻勉强自己回忆一下,刚才致辞的时候有没有遗漏任何临行时元首所叮咛的事宜。 “我不敢说你一定了解布龙人这些年来的心态,但是由你去从事这一项任务,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姿态——”元首说到这里,忽然停顿了片刻,让肃立在雷射屏幕前的安大略误以为传真系统出了问题。元首却扯开满脸年轻的皱纹,笑了起来:“说来好笑,前天我也在这个频道上对卢稚说过同样的话——不过,毋宁以为你的任务要艰巨多了。” “这是合众国当局和元首的栽培。”安大略用力一靠腿,脑海中同时闪过一个对布龙族老革命家卢稚致敬的念头。 元首显然没有客套的心情,他抚摸着数月前百岁诞辰时“爱民党”竞选总部所呈赠的一枚拥有一百层镀材的钻面领章,缓慢有力地说:“你必须随时体念和顾全合众国的大局,随时找机会——无论在欢迎你的餐会上、卢稚的葬礼上、刺案调查的总结报告上,或者是任何有公共资讯网路进行采访转播的场合上,务必要发表强烈的声明,让当地以及其他各族自治区的广大民众了解,卢稚的死与‘爱民党’绝对无关。更重要的是,你得替卢稚说一些他没来得及说的话……” “侦测员的演说实在太精彩了。”坐在安大略左侧的鹰眼男子向他举杯,酡红的光晕从那突兀的颧骨上漫入了瞳孔,“相信这一席话已经充分地表达了卢稚回到自治区来的心意——” “而且,”乔也举起了面前的酒杯,“对于稳定目前因卢稚遇刺而掀起的激烈情绪,以及种种不必要的揣测,都有平息的功用,来!向您致意。” “不敢当。”安大略套用了一句幼年时常听老祖父挂在嘴边的古语,淡淡地说:“调查出事件的真相应该对当前的大局有帮助,”他别过脸凝神看着鹰眼男子,接着说:“您说是吗?纪德先生。” 安大略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所谓“当前的大局”是什么,然而他试探性的问话在纪德深邃笃定的鹰眼里扑了个空。直到晚宴结束后第五个钟头的静夜里,他握着两份磁盘,喝掉将近一公升的离子溶液,仍旧强打精神,仔细回想着纪德那平静又温和的答复:“是的,侦测员。当前的确是处于敏感时期。不过我想无论是在自治区,或是合众国本土,无论是‘爱民党’或‘助民党’,无论是半进化界或全进化界的民众,无论是逝者或生者,都在等待着真相。” “那么你为什么要当场把刺客给销毁了呢?”安大略开始自言自语着晚宴上没问出口的话,同时把两份磁盘举到眼前。第一份上标示着代表献礼之意的绯色鸡心,那是自治区当局在得知他即将来此主持刺案调查后一天之内辑录而成的珍贵资料,题名bbr>藏书网是“一个可敬的怀旧分子——安宙先生剪影”,安宙是他的老祖父,拒绝参加“净土移民”似乎是他唯一值得当地族人追思的事,这件事在高索合众国的各族移民之间甚至成为风行一时的笑话。安大略的父亲曾经为此而痛苦了二十年,以致立下重誓要他的儿子接受长时期极度艰苦侦测员训练。“进了这一行,每个人都要尊重你。”父亲说过,“你是民众的保姆,也是他们的教父。你就是智慧、尊严和律法。”所以百年后他初返布龙自治区,人们显然刻意忘记了老安宙曾经多次因为孩子般地好奇而擅闯畸人保留地的违法往事,反而成为可敬的怀旧分子。 “希望您别以为这是贿赂。”乔奇打了个哈哈,把《安宙先生剪影》交在他手上,说:“早在四十年前,我从卢稚手中争回了领事职权的时候就曾经对全自治区的民众说过:‘怀旧分子是布龙族的中坚,虽然我们要和合众国保持良好的科技、文化、经济,甚至政治关系,但是传统就像老酒、老妻、老机器人或者古典神话里的老狗一样,忠于我们自己的风格。’我想,这才是我四十年来一直能赢取民众信赖的条件——所以,说句不怕您误会的话:我实在没有必要去刺杀一个早已经没有群众基础的政敌嘛。” 安大略回想到这里,忍不住为乔奇夸大的表情和语气觉得有趣。他暂时按捺住体内涌动着的怀旧和好奇情绪,放下第一份磁盘,它落在电脑档案库架里发出了清亮的脆响,仿佛要震破了外头大街上的宵禁一样。安大略把另一份由纪德交给他的磁盘输入放映系统,室内立时暗了下来,他的注意力反而被室外的宁静给干扰了。直到屏幕的立体映画展现,他一直都在揣想着刺案发生之后,宵禁颁布之前,这个大都会的交通是什么样子? 磁盘影片照例先播放出制作单位、使用单位以及保密等级,衬底画面和平时每周三的《进化日沟通教育》片头一样,是五百二十五艘疾速飞驶的新式针球航艇,交织成鲜艳的高索合众国九色旗,它们一齐向安大略飞来,在逼近到鼻梁前十二毫米的地方消失,然后远方出现了几行渐行渐近的小字:“刺杀卢稚凶嫌葛敏郎资料/高索纪元一九五八至二○○一/提供厂库:合欢婚仪公司、康而美综合医疗院、公共教育总会、警卫勤务训练中心、飞航器管制站/(以上厂库按顺时序列排名)” 接下来,一个柔美的旁白声从原先《进化曲》的配乐间升起,画面转向一处约有十二层楼的低矮建筑物。 “葛敏郎的父亲葛武郎和母亲林绫子于高元一九五八年初申请结婚,同年三月取得合欢婚仪的注册许可后在该公司的偕老楼举行宣誓就职大典——” “等一下。”安大略同时按下咨询钮,说:“为什么会延搁到三月才就职?” 电脑在两秒钟内亮起解题讯号,负责叙白的柔美声调不疾不徐地读报:“高元一九五七年底由卢稚等策动的反跨国企业运动改采激进路线,卢稚的妻子黎海伦更以巨额家族企业的融资投入各类型资讯产业界,严重打击到高索合众国投资者的既有市场,其中包括传播、设计、会计、商情、旅游、智力竞测、择偶、婚仪、纪念剪影等七十七种事业。各业主分别于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间举行反制对策协调会,地点是高索统一大会堂。由于各业主意见分歧,沟通不易,部分公司曾一度宣布暂停营业,强烈要求自治区当局严惩卢稚、黎海伦、纪德等人侵害合众国善良公民之合法权益。合欢婚仪公司停业时间自该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三日。请问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咨询?” “没有了,谢谢你。”安大略疲倦地甩了甩脑袋,“请继续。” 画面由那栋灰色的低矮建筑物外一直推进正门,“偕老楼”的多重镀膜玻璃字样闪烁出古老的变色趣味。安大略打了个呵欠,觉得自己会在凶手出生以前睡着。 半进化界的电脑作业毕竟笨一些,它的反控系统无法完全掌握使用人在睡眠阶段的思维程序,只能在安大略发出鼾声的时候回跳到前一组讯息。这倒让安大略意外地睡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好觉,醒来时深自庆幸,并足足花了五分钟的时间缅怀古人的悠闲自在,其间不免也想到了夕阳地里安宙佝偻的身影。 然而梦中保留的大部分记忆仍然和葛敏郎有关。安大略对这个破坏了他充满思古幽情的清晨的凶手感到一丝情绪性的不悦。这小子在康而美医疗院出生的第二天清晨就曾经惊吓过一个机器人护士——他竟然盘曲双腿,坐在保温壳里。那个吓得短路的护士花了一整天的工夫才找到关于盘坐姿势的解释——葛敏郎的祖先拥有中古时代已因海蛭虫毒瘟疫而告绝种的日本人血统。 葛敏郎的父亲因此而确信他的儿子可以成为第二次核战以前远古时代的日本自卫队武士,便在他二十五岁自公共教育总会结束了为期二十年的养成学业之后,立刻为自治区捐出了大笔治安维持费——其中包括两艘锥形巡逻飞梭和一艘灭火载具;终于使葛敏郎顺利地请愿到警卫勤务训练中心去接受深造教育,正式编入布龙族的武职阶层。 无论以如何严谨的尺度去衡量,葛敏郎都可以符合武职阶层的要求标准。在十八年的警卫勤务训练阶段中,各项考核、测验、评比、竞赛都能在稳定而健全的状态下持续进步。终于在今年八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发到自治区的大门——飞航器管制站——担任东一坪第一线的机动卫士。 四个月又二十四天之后,葛敏郎的生日这天下午,他失踪了四个小时——按照律定形式是告假六分之一任务天。当日午后六时整至卫哨地点执行勤务,五分钟后向北西北擅离岗位一百三十五点二一公尺,并于该地举枪射杀甫自高索合众国归来担任元首大选协调亲善大使的前领事卢稚。葛敏郎于行刺后一秒钟立即被副领事纪德就地销毁,临死前曾高声喊叫: “支——离——死——” 安大略再一次聆阅了葛敏郎的磁盘资料,并举出若干关于时间、地点以及关系人物的追查问题,老电脑也一一提供了,虽然不完整,却合理而足以自圆其说的解答。干了数十年的侦测工作,安大略遇到过许许多多的难题,他随手就可以数出几百件比卢稚之死复杂千倍以上的悬案。合众国本土平均每秒钟有一个疯子杀死一个善良正直的公民,每二点九秒有两个疯子互相残杀,每四点一五秒有三个善良正直的公民干掉一点六个疯子。除了善良正直的公民(他们即使不参加投票而放弃神圣的权利,也正足以显示合众国民主自由的国情)和疯子之外,还有赔本的投机者、无照驾驶的野心家、漏税的慈善无名氏、破坏生态的考古学者,以及落选的模范母亲等,任何一个角色所造成的麻烦,都足以让国中占大多数居住者的机器人和极少数的侦测员累得恨不得自绞于电脑膜带里。 然而安大略此时面临了新的困扰,他不敢像以往一样地信赖此间的电脑系统——或者说得更粗鄙一些:他不敢信任半进化界的愚蠢零件。至少就手边的资料而言,他绝对怀疑一个像葛敏郎这样的优秀武士会是疯子、投机者或野心家。在他四十三年短促的生命中,所仅有的几次违规、失态或意外事件又如何能成为他射杀卢稚的基因呢? 安大略一面向纪德的公务通信电脑拍发出“资料短缺”的讯号,一面大声朝对面那具拥有柔美腔调的破旧机器喊道:“老处女!再把葛敏郎的失常状态搞一遍来看看。” 第一次事件是在葛敏郎九岁那年,还在公共教育总部托儿团念人体结构学的课堂上。设在半圆体教室顶端的扫描仪指向正在掏弄生殖器的葛敏郎。导护老师立即从弧壁屏幕上喊他的名字:“小敏郎!老师说过多少次?好学生要做完了功课才可以打管。” “葛敏郎回报。”他站起来,昂头冲对方说:“这次不是打管,我只是想知道,把它切掉的话,会流血还是流尿——” “不许讲理由!” 扫描仪在此时转向另一个偷偷把鼻屎抹在终端机底座上的小鬼,映象于是消失。 第二次事件发生时,葛敏郎已经长成一个二十岁的少年,正在接受养成教育晋级第四阶段的例行式性向测验口试。一位蛋头教授隔着长桌,睁大了圆眼打量着葛敏郎大约有十秒钟之久,才开口问说:“为什么你在宇宙结构学的试卷上使用艺术结构学的语码作答?”葛敏郎沉思良久,没有说话。 “让我?99lib?举个明确的例子好了,”蛋头耐心地从终端机上寻找了一番,然后一字一句清晰缓慢地读着:“为什么你认为宇宙的终极力是‘死亡’?” 葛敏郎的双手不断重复着松拳握拳的动作,最后说:“没有理由。”这时整个映象体的右后方推出几行小字:葛敏郎的语码辨识能量呈现出明显的自我干扰物质,因此养成教育第四阶段督考委员会将不排除拒绝该生从事高级学术研究的可能性;并建议该生选择倾技术性学科为主修内容,以俾符合公共教育“因材施教,学以致用”之最高宗旨。 安大略没等那“老处女”读完最后一句,就按下了第三次事件的跳接钮。他依稀记得在这一段里出现了一个比较不乏味的畸人。 根据百余年来一直未曾磨灭的记忆,安大略很快地从映象体的最远处发现了那个畸人。他站立——或者不如说像太古时代的猫科动物那样高高地蹲坐——在一堆不规则多面反光障碍物的中间,而葛敏郎就在捱近安大略鼻梁前一公尺的位置抚拭着掌中的粒子枪。 镜头推向畸人,安大略看清楚了,不禁发出交杂着惊讶、悲悯和恍然而悟的轻叹。原来老祖父形容得一点也不错;他们竟然真是如此奇形怪状的族类。 “传说畸人是第三次核战之后,这个世界上仅存的中古原始人。”安宙对三岁的小孩子讲述这一类故事的时候,安大略尚未入学,认为老祖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种原始人现在还有不少,就在自治区南疆的天尾洲保留地,和一大批各式各样的蟑螂生活在一起。蟑螂会繁殖,畸人不会;可是蟑螂会死,畸人却怎么也死不了。他们长得很奇怪,五官朝天不说,眼、耳、鼻、嘴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小管子。肩膀上耸起高高的肉瘤,据说是贮存大量养分和水的地方,所以畸人的肩膀比头高得多。双手又长,一直垂到地面上,唯一的一条腿,平时缩得短短的,到了要跑要跳的时候一弹就好几百公尺,速度比声音还快呢——” “那畸人会不会钻到我耳朵里去?”安大略记得自己问这话的同时捂起了耳朵。 “他们会先和你打招呼,畸人打招呼的样子很有趣呢——”说着说着,老安宙把右手伸向胸前,握紧拳头,只留一根朝天的食指,然后使劲儿将食指弯曲了三下。 现在映象体中的畸人俯低了脸冲葛敏郎打个招呼,葛敏郎点点头,猛可将粒子枪对准畸人,那畸人身形一矮,单腿又缩低了半截,霎时间朝空弹将出去,在空中滚翻成一枚黑色的圆球,迅即消失在数十公尺的障碍物后方。葛敏郎显然迟疑了,他颓然将枪放回腰间的合金软套里。畸人从隐身处探出头来,顶门上七支长短不齐、形状各异的管子向葛敏郎抖了抖,说:“再试一次。”结果他们再试了六次,葛敏郎没有一次能击中那畸人飞靶。“可怜的孩子。”畸人索性飞到葛敏郎面前,高举只手,好容易才够着对方的头发,抓了抓,说:“你以前不是射得挺准吗?这样下去——”畸人停下来朝安大略的方向努了努嘴巴管子,继续说:“你会被训练中心开除,我也只有空手滚回保留地去了。”葛敏郎苦苦一笑,握握畸人那遍布着灰黑色皱皮纹的手掌,说:“我——我一直想问你,支离疏,你被射中的时候有什么感觉?”畸人愣了一下,扭头朝四处张望一阵,低声说:“你是说暂死的那几秒钟里——”忽地传来一阵三长声两短声的警哨,接着四面八方响起了急促、清亮的话语:“葛敏郎、葛敏郎,立刻就射击位置,不可与畸人做违规接触,支离疏,回到障碍物后头去,没有指令,不准验靶!”支离疏的嘴巴管子里伸出半截舌头,那可能是畸人身上唯一有彩色的部位,他还是对葛敏郎扔下几句话:“不骗你,真叫‘爽死了’!” 安大略沉吟着畸人的名字,试着把那声调和一次痛快淋漓的死亡联想在一起。但是这中间没有任何资料,他甚至敢于在刹那间武断:全高索合众国都找不出这一段犹如游戏般死亡的谜底。“支离疏?”安大略稍大声一些说,“这个名字就只合是一块废料!” 安大略浪费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听取“老处女”向他报告有关“爽死”的语意分析,权充消遣。据说这个“爽”字是太古时代中国人的古语,最初的意思是“伤害”、“差错”、“不专一”,可是又矛盾地转化成“舒适”、“开朗”、“清凉”、“轻快”、“俊秀”、“不平凡”等意义。安大略在无法解释这种自相干扰的说辞时顿时觉得消遣是桩乏味的事,“老处女”却依然无知地继续说下去:“……进入幽古时代初期,一部分中国年轻人又认为‘爽’字与‘干燥’、‘愉悦’和‘性交时以及性交后的兴奋与宣泄经验’有密切关系——” “够了。”安大略对于这种老式电脑的厌烦度已然升高到极限,他狠狠灌了两大口离子溶液,喘息一阵,说:“给我接纪德。” 纪德出现在映象体前端的时候显得相当愉快:“早安,侦测员,我收到了您的讯号。” “恕我冒昧。”安大略极力忍耐,不使他内心对半进化界落后的资讯设施的歧视表露出来,“我是不是能申请一两个机器人担任搜索助理?另外,我还需要进一步的相关资料。” “对不起,侦测员!自治区的机器人只能从事技术性工作,恐怕没法子帮上您的忙——这种情形在各自治区都一样,布龙族的机器人还比较好,有的已经开始在大众传播业服务了,上个月的《进化日沟通教育》短剧就是由一位机器人编写的——” “好罢。”安大略及时阻止了这种性骚扰式的典型布龙人宣传,“可是如果我只有葛敏郎一个人的资料,是不可能完成调查的。坦白说,我还要乔奇的、卢稚的,还有你的资料。” “是的。”纪德在转瞬间恢复了前夜拘谨的神情,说:“其实这些资料都是现成的,不巧的是我手底上那几位程式分析员都被调去忙大选业务了,没来得及处理诠释注记,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会的。”安大略放松下来,这是他首次觉得纪德还像个诚实的人;同时想:幸亏没有诠释注记,毕竟安某人已经步入中老年,禁不起你们这些半进化界诸如“公共教育最高宗旨”之类陈腔滥调的折腾了。“我知道你们很忙、很辛苦,不过,元首的意思是希望在大选前能提出调查报告,我也只好一再打扰了。” “您客气,侦测员。”纪德微笑着说,“不过这些天真是忙坏了,卢稚的葬礼订在明天,后天又是‘进化日’,大后天就要大选了。乔领事今天还到木槿族自治区去参加一个区际自然鸟类保育会——” 安大略忽然觉得这是个好话题,他顺势兜了下去:“布龙自治区还有多少种自然鸟类?” “只剩四种了。不过人工培制的相当可观,光是食用鸟就有一百多种,几乎和其他有用的人造动物差不多了。”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安大略倾身向前,仔细观察对方的身体语言:“当年你还在卢稚阵线的时候曾经设计过一种象征自由财税制度的标志,是两扇鸟翼吧?” “是刺鸟翼。”纪德平静地维持着原先的笑容,说:“算起来已经有四十年了;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哪!如果这一回卢稚没有遇难,我们能有机会谈起这些往事的话,一定很有趣的。” 他那双鹰眼仿佛一径穿透了多少年的时光,进入另一世界中某个幽邃的角落,这倒让安大略忍不住升起一丝羡慕之情。他即使再努力去捕捉时间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细节,也找不到那个可以“谈谈往事”的角落。 四十年前他刚完成侦测员训练,正准备到合众国社会安全部任职,便抽空回家看了看病得奄奄一息的父亲,父亲见到他的头几句话就是:“快四十年没见了吧?我可没时间和你话旧了,怎么样?当上侦测员没有?” 安大略点点头,掏出任职的证章。父亲伸出颤抖的枯干手指,说声:“就是了。” 之后他们不再交谈,并坐了一天一夜,一起观看公共资讯网路上的节目,父亲似乎只在一出长达两个钟头的性爱操作教学剧时淡淡地说:“你担任的是神职,不能有这些俗情困扰。”他的表情一如四十年前,看来又想提起思念亡妻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 “我知道。”安大略漫不经心地答复着这个垂死的、根本没进入过侦测员状况的父亲;一面试着分析教学剧里男主角在采取仰姿时腹部与大腿内侧所承受的运动压力。 安大略再度被打断是因为插播新闻捷报的缘故,那是布龙族自治区权力结构完成转移的消息。卢稚和黎海伦倏地取代了先前映象体里的男女主角,他们正在接受一名机器人的采访。 “是不是先请卢稚先生谈谈这一次合众国依照民意测验结果,裁定由乔奇接掌布龙自治区领事的感想。” “我曾经激烈地抨击过合众国本土的部分投资者,”卢稚白净的脸庞上闪过一抹迅即消逝的悲伤,“不过,事实证明布龙族的民众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本土公平竞争,他们需要依赖既成势力的保障和扶持。”说到这里,他的嘴角忽然朝深处抿一抿,带些嘲弄意味地笑了,“所以我也不例外,我来了。” 在一堂欢乐的笑声中,卢稚继续说:“我希望能在那家负责民意调查的企业团体里得到一个职位。” 这一回连机器人也笑了,他转向黎海伦:“那么请您谈一谈对合众国提供二位全面性政治庇护的感想。” 黎海伦抬起纤细修长的手指掠一下额前的黑发,正色说道:“毕竟我们还年轻,六十岁是人生刚起步的黄金时段,我们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另外,我个人准备加入‘助民党’——” 这时全场的笑声有如忽然间切断的能源,幸而卢稚及时补充着说:“她还带了相当数量的货币来。”才让场面松下去。 然而安大略的父亲似乎不这样想,“庸俗!”他说,“你会比他们有搞头的,货币算什么?资本算什么?记住!你有权力,侦测员的权力不会贬值!” 说完这话,父亲就死了。安大略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他手中抠回那枚证章。随即向当地的资深公民福利站拍发了“死亡申请”的讯号,便信步走出父亲独居的这栋公寓,外头的风有点冷,他才猛地想起,忘了问父亲:“我妈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不过,反正没什么差别,他想,如果忘了问,就不是重要问题。 “身为一名‘叛徒’,”纪德恍若和他一起回到了现实里,哑着声说:“我似乎连做一个伤逝者的资格都没有。” 安大略审慎地分析着纪德的修辞,认为对方的感伤若非出于对四十年前?卢稚遭到放逐,而他却改投乔奇阵线的愧疚,便是对目前全自治区所掀起的拥卢风潮不满,也可能这两种情绪是相互糅杂着的。无论如何,安大略都只有敷衍话题的兴趣:“也许过了葬礼之后,所有人的情绪都会好些吧?” “希望如此。”纪德向他伸手,他也趋前探身到映象体里去,隔空相互一握,两只拳头叠在一起,纪德笃定地说:“侦测员是顾念合众国大局的人,我衷心仰仗。” 纪德的通信刚一结束,安大略所需要的资料已经传输入库了。他倒不忙着看,只一心想着:为什么纪德告别时的语气和元首竟然如此相像? 元首曾在任务提示的结论中声色俱壮地强调:“我现在的处境不比那个纪什么的副领事好。刚才国防安全部的侦测员已经反映了一份资料给我,说是有几家‘助民党’经营的民意测验公司已经宣布,有百分之十点七一的本土选民认为‘爱民党’发表卢稚为元首大选协调亲善大使就是一项大阴谋。百分之十点七一!这恐怕比本土选民的投票率还高呢!” “对不起,请问元首——”安大略保持肃立的姿势过久,小腹和大腿内侧的肌肉有些紧,但是他强忍住了,问道:“请元首说明一下,那几家民意测验公司是否提到了‘大阴谋’的内容?” “怎么没有?”元首又开始抚摸那个钻面领章,“前一阵布龙自治区先传出谣言,说卢稚要是在担任亲善大使的时候死了,对‘助民党’的元首候选人黎海伦绝对有利。后来的民意测验就提到:这是‘爱民党’先造谣、后行刺、再嫁祸。他们还公布了受测人背景资料,都是一些自作聪明的老移民、离婚份子、母系社会主义和推理游戏程式员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 安大略基于职业道德的律定,很难安慰这个看起来失意到极点的老政客,只好恭敬而公正地说:“我会调查清楚一切真相的。” “我知道你是顾念99lib?合众国大局的人,我衷心仰仗了。”元首随即封闭了传真系统。 问题在于由谁来看合众国的大局?元首是地道的高索族,挟持着千年以来在本土的强势家族财力,历经七十年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以及不断提出一些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甚了解的崭新观念所造成的吸引力,终于顺理成章地踏上元首宝座达五十年之久。其间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他在每十年一次的竞选时必定提出的口号:“为了高索合众国繁荣、进步的持续发展,请不必投下神圣的一票,投票日请您照常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奋斗,为自己娱乐,这是自主的真谛,爱民党支持您。” 早些年元首从来不为本土日益偏低的投票率抱怨,因为总有足够、而且总数超过本土十倍有余的各自治区公民能够在投票日前后获得九个到十八个任务天的休假,并准时在私人电脑上接通投票线路,遂行绝对自由、隐秘而高尚的“参与决策权利”。 然而大局是可以从“一成不变”到“稍有改变”以至于“重大异变”的。四十年来,“助民党”以黎海伦所投入的巨额资金,从众多在野党社中逐渐蔓延起发言权来。从来不过问政治以避免影响侦测员神职威信的安大略只知道:“助民党”在每届大选时仅援例指派候选人而从未参与过任何竞选活动。他们对大笔竞选经费的差额用来填补落后于“爱民党”在资讯产业方面领先多年的投资。等到“爱民党”感觉势态严重的时候,黎海伦非但没有因为和卢稚闹婚变绯闻而跌落身价,反而由于她亲自参与制作的《离婚妇人的亲密关系剪影》在八大自治区卖座鼎盛而争取到不少标榜母系社会主义的关切,其中亦不乏同性恋者。尽管“爱民党”几度透过安排,让无党籍大众传播业主利用戏剧节目影射卢稚和黎海伦是“假离婚、真夺权”,然而那一类的戏剧已经无法获得广告商的信任,往往临时缩减预播时数,并借辞演员因不满意彼此暗盘、时起纠纷,而提前下档。 三年前卢稚畅游木槿族等七个自治区返回本土后,发表《漂泊者剪影》。元首觑准时机,重资买得播映版权,而且亲自录制片头文告,表示了对自治区半进化界生活的严重关切。这部剪影虽然在公共资讯网路上播出时曾经获得七十个百分点的收播率,但是没有挽回“爱民党”丧失了绝大部分资讯产业支持的颓势。黎海伦于此时重提往事,认为四十年前受“爱民党”指使的民意测验机构在一次集体舞弊中剥夺了卢稚的领事权,甚至使卢氏夫妇历经为期八十小时的恐怖逃亡才脱离乔奇的追捕行动。黎海伦稍后公开了由一个匿名征信组织所提供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详细载录着“爱民党”收买民意测验机构的账务。安大略对这一节相当了解,他在每年一度的侦测员在职进修中注意过此事的来龙去脉,因为那个匿名征信组织显然是由一名已离职的社会安全部侦测员所主持的。因此国家、社会二大安全部连续三年于所谓在职进修期间不断重申侦测员的智慧、尊严、律法,以及更重要的忠贞观念。“正因我忠于高索合众国的自主前途,所以我宣布参加下一届的元首大选。”黎海伦在公开弊案的下一刻如此宣布。 “即使我死去,恐怕也不会再踏入政治圈一步的。漂泊归来,我更加深切地体认到:今天的自主政治和太古时代的帝王政治、幽古时代的集产政治,以及中古时代的民主政治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从政治体取得知识,然后制造知识反哺政治体,人从权力结构接受资讯,然后生产资讯回馈权力结构;人从信仰中学习语言,然后创造语言支持信仰。我看着这些循环辗过高索合众国的本土和八大自治区,庆幸自己终于成为一名漂泊者,远离了它的航线。” 安大略对于卢稚这部剪影的结语中滥情的修辞游戏甚为反感,但是他知道元首当时独排众议,存心保留这番话的用意是在打击“助民党”甚嚣尘上的气焰。“就让这部剪影在各自治区任意流传,不禁转录复制,尤其是布龙族,那里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选民,让他们仔细感受一下,被黎海伦遗弃的老革命家,前领事如今多么落寞、多么无助。”元首当下颁行通令,并立即召见卢稚。经过了将近三年从未间断的游说,卢稚终于答应元首的要求——担任元首大选协调大使,他只提出两个条件:这项职务不支领公务人员薪俸,以及在大使之上特加“亲善”头衔,以别于正式的公职大使。 如今安大略却觉得卢稚的亲善毫无意义。他失望地封闭映象体,让《漂泊者剪影》磁盘自动滑落到库架的最底层,它比乔奇那份充斥着婚仪、葬礼、开幕式、大小会议,以及进化日沟通教育检讨等冗长乏味致辞的资料好不到那儿去。纪德的资料更糟,真是巨细靡遗,连他和妻子那机械式的“早安性交运动”也收录了,好在次数不多,勉可忍受,其他绝大部分是纪德检阅自治区各种武职阶层训练成效的官式纪录,这使安大略不免回想起当年在侦测员训练阶段中所历尽的各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磨难,竟为此闭目叹息了一次又一次。 他逐渐觉得自己开始老化,可怕的是连这一点警觉都没能使他猛然睁开眼睛。从不耐久站、大量吞饮离子溶液、长期陷入对尖端精密机器的依赖到极容易对各种繁琐语言感觉乏味和疲倦,甚至常以为自己遗忘过什么重要问题而事实上根本没有差错等等,都在他沉重的眼皮上施加起压力来了。 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当这些压力积聚到最紧密的时候,安大略毫无抵抗能力地从眼皮的里层看前一幕幕旷远的景致,澄澈的微蓝色天穹,下覆于没有任何建筑物的青碧原野,原野伸展着、流动着、漂浮着,向所有可能的方向铺洒出去,他觉得简单而晕眩。片刻之后,发现整个幻象其实是《漂泊者剪影》中的一部分。 “有谁会杀掉这样一个绝望的老亲善大使呢?”安大略咕囔着,看见映象体前幕上自己的影子。 “葛敏郎,葛敏郎。”“老处女”答道。 和自治区内其他重要人物的葬礼一样,卢稚的遗体依例于清晨六时被盛入一座直立的透明芯片胶囊,从公共医疗总院的太平间移往飞航器管制站。乔奇为了安抚情绪益见激动的民众,特别加派了三十六艘针形飞梭护送,以示隆重。飞梭群在事先清道完毕的一百至两百公尺低空航线上呼啸而过的时候,自治区中心的大都会沸腾起来。人们争相从各式建筑物的窗口向外传输雷射映象体,六点十五分的时候,漫天漫地都是交叠的影象和扰攘的声音。绝大部分人放映的正是那部《漂泊者剪影》,也有不少年轻人为了凑热闹,放映恐怖剧场或流行歌舞排行榜大赛。然而无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听到“助民党”和“爱民党”竞选总部的多媒体宣传效果。人们也逐渐落入一种混合着多样姿彩的迷幻之中,有悲伤、有愤怒、有兴奋、有惊讶,也有凄厉。千万种声光在卢稚遗体行经的每一寸土地上空发生冲突,直到所有的飞梭都消失在远天低压的曙色里,仍旧持续不衰。清道解除后还发生了数十起连锁性交通事故,为整个场面掀起如流星雨般的节庆高潮。 安大略乘坐着初来时的航艇,在大都会区顶空绕行了三圈,被一波一波的光影声浪震得紧陷在座椅深处,不知道人们究竟为何而疯狂。他听不清任何一个单纯独立的字眼,也看不见任何一个不受干扰的原形映象。各种撞击、纠绞、拼和甚至厮杀在一起的讯息当然不会因为传讯者被清道管制禁足于建筑体内而失去了它的意义——这是葬礼,人们有权把任何崇拜或绝望的情意推向表达形式的极致。 绕行在瞬息万变的声光幻影之中,安大略发觉胸腹间翻涌着离子溶液酸咸而略带辛辣的气味。他极目远望,试图以视觉改变体内那纷沓欲呕的重重压力,然而远天黎明的飞航器管制站空旷的地面仿佛正等待着呕吐者的倾泻,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竟然和驾驶员一齐纵声大笑起来,笑得泪眼婆娑、喘咳不断,体腔又空洞、又胀奋,全身就像被撕扯成千百块碎片一样。驾驶员突然发出一声长啸,朝东方初升的朝阳全速驶去。安大略渐渐从清醒中看见自治区当局少数几名高级官员毫无表情的脸孔。 葬礼比预定时间晚了几分钟才开始,安大略为自己的迟到深感不安,一再向乔奇致歉。乔奇则显露出更加惶恐的模样,不时地说:“没管制好!没管制好!管制真是件麻烦事,太严了会爆,太松了又压不住,唉!中庸之道简直不可能……” “卢稚这就升天了。”纪德举起指挥棒朝北三坪中央的火箭一点,箭尾已喷出金黄和赤红色的光芒。安大略目送火箭顶端那“漂泊者”的胶囊在晨曦中闪烁了几秒钟,忽然产生一种轻松的感觉,便脱口而出:“爽死了!” “什么?”乔奇仿佛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别过浮肿的脸又问:“侦测员刚才说——” “没什么。”安大略深吸一下,淡然说道:“我看什么致辞都免了罢?” 卢稚的遗体安然抵达极乐卫星的消息传送回来,各公私营资讯网路纷纷打出新闻捷报,预订利用第二天“进化日沟通教育”的课间休闲时间回放《漂泊者剪影》的精彩镜头。 安大略正利用从葬礼中节省下来的时间放映老安宙那份磁盘,新闻捷报闯入之前的呼应讯号使他误以为自治区或本土又发生了什么和大局有关的重要事故,直到极乐卫星上的“高索名人纪念塔”雄伟壮观的巨剑外形从他鼻梁前十二毫米处消失,原先老安宙在历史结构学课堂屏幕上的情景再度出现,安大略才松了口气。 事实上对于一门在全进化早已列为养成教育非必修课程的历史结构学,安大略只觉得索然无趣,他之所以肯浪费三四个钟头的时间枯坐在映象体前完全是不理智的。一个毕生在托儿团里教小婴孩如何啃死人骨头的怀旧分子能教导这个一百一十八岁的中年侦测员什么呢?但是安大略执意告诉自己:你从葬礼上赚到的时间不止这一点,为什么不安心地温习一下遗忘多年的面孔呢? 老安宙这时在那旧式的弧形面阔屏幕上絮絮叨叨地说:“……就我们现在上课来说吧,我看得见各位小朋友,各位小朋友也看得见我,但是我走不出你们面前的这块屏幕,你们也进不来。也许几十年后我走得出去,你们也进得来了;但是我相信那只是我们彼此立体的幻象。中古以前的老师和小朋友就不是这样上课的,当时的老师就站在课堂里,背后是块黑色的屏幕,老师得花好大的力气用白色失去结晶水的硫酸钙所制成的粉笔在黑屏幕上逐字涂写——”满堂八九岁左右的小孩都“哇”的一声叫了起来,“——还有呢,如果小朋友不专心听讲,老师还会走到你旁边用一根天然植物茎原料制成的短棍子敲打手心或屁股哪!”立时全体的小孩骚动了,有如听见一个全合众国最有趣的笑话,其中一名特别大声地叫道:“那比电殛好玩多了!” 安大略也跟着孩子们一齐笑,笑个不停,直到眼泪溢满了眶子,老安宙才说:“这些都是我们新生代人类享受不到的乐趣,是不是?”安大略掩脸说了声:“是的。”接下来的话他都没听进去,因为整个记忆逆转到那次夕阳地里挥别老安宙的二十年后,他进入侦测员训练中心,接受一次整整十小时的猛烈电殛,从此丧失了性交兴趣以及生殖能力。 手术正上方的映象体中出现了社会安全部长兼侦测员训练中心主任亲切和蔼的笑脸,他说:“恭喜你,安大略!你已经进化了个人的一大步——也是合众国安全当局的一小步,迈入神职阶层充满智慧、尊严和律法的境界。” 良久之后,安大略体内涌动着的浪潮冉冉平息,训练中心主任的熟悉声调同时钻出每一只细胞,向他作例行的耳语:“忘了我是谁,我乃侦测员。忘了我是谁,我乃侦测员……” 安大略被阉割后的七十年间,每一次有情绪性反应的时候,耳语就不断地安抚他受创的心灵。他早已遗忘了肉体的痛苦,耳语也总能适时地使他恢复理智。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很快地发现:自己之所以不愿意积极从事刺案线索分析的理由其实十分简单——陌生的故乡、陌生的逝者,以及陌生的凶手都会让他一再陷入一些他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记忆;一旦当记忆真的呈现时,又犹如映象体里空虚的幻影,逼近到视力最清楚的极限便行消失。时间在此死亡。凡活着的,都还在大局的管制之下。 “安宙先生剪影”的最后一幕应该是出自自治区当局的精心设计,老安宙站在夕阳地里,朝安大略挥手,地上拖着细长而稍显佝偻的身影。 “谢谢你。”安大略封闭了映象体,对“老处女”说:“不过,安宙先生的资料只有这些了吗?” “是的。” “可是,”安大略想起老安宙对他讲过的许多故事,一些和历史结构学毫不相干的神话或奇遇。他曾虔诚地相信老祖父确曾经历过那些事件以及人物。更何况,其中还有经过验证而逼真无误的情节,于是他几乎以一种弹跳起来的姿势站直身子,“如果确实有呢?”“管制以外无资料。”“老处女”说。 “管制以外有什么?” “废料。”“老处女”答复的声音微微颤抖了,这是个脏字儿,但是却让安大略联想起一切曾经被摒除于高索合众国整体净土境域的模糊印象——那些失落在大局管制之外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从未获得过任何诠释注记的存在。 安大略立刻呼叫他的驾驶员,然而突现的转机并没有让他失去一贯的谨慎,他只是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老处女”说:“有任何公务通信接进来的话,就说——就说我去找刺鸟了。” 驾驶员依照指示,关闭所有的通信系统,将航艇的速率调整到最低,便显露出一副浑身不舒坦的样子,一会儿抓耳挠腮,一会儿扭腰抖腿的。安大略好一阵子才问说:“这种速率,感觉怎么样?” “报告侦测员!”驾驶员奋力往后一靠,摊平了双手,“老实说,我撒尿都比这快;这是一九六○年代那些笨零件的速率嘛!” “以这种速率从布龙族自治区飞回本土的话,得飞多久?” “那可久了——最少三个钟头。” 安大略满意地点点头,说:“你加速吧——也别太快,”他停顿片刻,用心回想着前天傍晚在飞航器管制站东一坪外所看到的一列机动卫士单人飞碟,“和那些单座飞碟的极限速率一样就可以。” “就这么兜圈子吗?”驾驶员伸了个懒腰。 “不。”安大略往窗外望一眼,说:“先拔高,到自治区交通监讯网路够不着的高度,然后朝南飞,一直飞到南疆去。” “南疆?”驾驶员愣了,本能地四下里环视一遭,压低声:“那里是禁地吧!侦测员,除了废料什么都没有,您是要——” “告诉你,”安大略也压低声,向前倾过身子,“我去找一个不会在执勤的时候废话连篇,而且随地撒尿的废料驾驶员!” 天尾洲是全高索合众最肮脏、最丑陋、最恶毒的地方。深陷于本土平面下八千公尺,面积达九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据说此间在太古、幽古、远古、久古、中古各时代分别出现过高度的文明形式。当时它还不是一块洼地,也和合众国的八大自治区一样,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幸的是中古时代一连三次核子大战都在这里爆发以及结束,地表陷落到绝对黑暗的、绝对罪恶的极境。新生代的人类在天尾洲北方逐日发展、进化,天尾洲遂成为禁地。高索合众国的文明人在日常生活中骂人的粗话里,除了“愚蠢的零件”、“废料”之外,就属“天尾洲生的”最为下流。远在高元一六九七年间,布龙、木槿两族自治区联合发起抵制白星、赤阳、曲斧、火刀、流云、巨轮等族自治区共同市场的根本因素就是由于后者造谣诬蔑和天尾洲接壤的两族人是“喝天尾洲的泉水长大的”。直到高元一七○四年,合众国本土的一位地质结构学者发表了一篇《净土地水南流说》的学术论文,证实自高索合众国立国以来,这个星球上只有从北往南走势的水流,而绝无自南向北走势的水流,才使谣言不攻自破,各族重修旧好。那一位学者登时荣获该年的“高索地质结构学奖”及“高索和平结构学奖”。 没有人肯相信天尾洲中仅存的两种原始生物——畸人和蟑螂——能够和平共存,他们也各自与和平绝缘。所以几乎在每一出公共资讯网路的戏剧节目里,都会提到万恶的幕后主使者不是畸人就是蟑螂——不过没有人肯把这两种禁忌的坏蛋演出来,他们永远只在幕后指使罪恶,终场时也必定在幕后死于核爆。 高元一八七○年左右,布龙自治区一位酷爱探险及狩猎的退休武职官员在一次飞航器失事后误闯天尾洲。他凭着勇敢、机智和熟练的求生技能,在历经一年的奋斗挣扎之后生还,并带回一名畸人俘虏。根据多方的观察、解剖、实验,人体结构学者和病理结构学者惊异地发现畸人有长生不死的天赋本能。这个伟大的发现顿时使畸人的形象好转了起来——然而绝对仅限于物质及技术方面。虽然一度流传着生吃畸人肉可以强精、固肾、壮阳、益寿和抗百病,不过很快地就有专家指出:残余在畸人体内的核能污染极有可能导致早已绝迹的诸般癌症病原、病毒再生。同年天尾洲由禁地更名为保留地;但是不可擅入的通令依然有效。 严格说起来,直到高元一九三○年代之后,畸人才真正对合众国——当然是先在布龙自治区——有所贡献。警卫勤务训练中心的英明领导者不断引进一些畸人,在该中心担任飞靶之职,借以磨炼武职阶层人员的应急心智、应变能力与应敌技术。畸人纯生理性的快速运动方式曾有效地提升了武职人员自我要求的标准和信念。这些担任飞靶的畸人非但可以于被粒子束武器击中后享受一种所谓“暂死”的快感,并且在每五年一阶段的演练完毕后获颁强烈的新颖毒药作为报偿——该毒药延滞畸人“暂死”时间的长短更可以作为尔后发展同类型武器的参考。 在高元一九六二年间,畸人曾派遣历届飞靶至警卫勤务中心请愿,要求以天尾洲为布龙自治区最尖端核武试爆场。当局为顾念畸人独特、优良而有用的体质恐将因试爆而有所改变,则无异于全合众国难以弥补的损失,因而加以严词拒绝。高索纪元一九七○年十二月天尾洲保留地百年志庆/布龙自治区领事乔奇特立并书。 安大略站在这一方以复斜晶系合成矿物质和纯金熔铸而成、古色古香的八角星形碑体前,默诵良久,如果不是两只巴掌大的蟑螂即将在他肩膀上交尾的话,几乎忘记自己已经置身在恐怖的禁地了。 “刚才这一趟飞了多久?”他掸掉蟑螂。 “报,报,报告侦测员!”驾驶员既惊且惧地躲避着四周环飞绕舞的蟑螂,“两,两,两个钟头,不,不到。” “你先回航艇里去罢。”安大略迈开大步朝前走去,只听得脚下吱吱嚓嚓传来一阵阵脆裂的声响,都是些断碎的虫尸。他加紧脚步,往先前从航艇窗口中瞥见的一个看来有物体钻动的地穴走去。 就在他离地穴不到百公尺远的位置,忽地一个灰黑色的球影掠向眼前。安大略不敢怠慢,一斜右肩,就地打了个旋子,右腿横扫出去;那球影早已落地。安大略即刻从腰间拔出了一柄销毁枪,定眼睛一看,真是个畸人。 畸人冲他一伸拳,朝天的食指勾了勾,说:“怎么亲自下来了?” 安大略知道对方误会了,勉强冲他那向天蠕动的七支小管子笑笑,说:“我不是警卫勤务中心的人。我叫安大略,来找一个,呃,一个朋友。” “我说嘛!”畸人那七支小管子绞在一起,发出“扑哧扑哧”的笑声,“不是熟客不会随便赏我好处的。”说着伸手指了指安大略手里的枪。 安大略也笑了,一面收起枪来,一面朝地穴移动,并且尽量把声音放轻松:“支离疏在不在?” 畸人一跳一跳地跟在他后头:“在啊!——怎么都是找他的?” 安大略胸腔一紧,差一点停住了脚步,假意咳两声,挥手打扁了一只比畸人小不了多少旳墨绿色蟑螂,说:“噢?谁?” “谁?”畸人抬手把七支小管小狠狠搓了搓,“我怎么知道?支离疏的朋友多,你问他去。”正说着,两只赤红色的蟑螂从群队中飞来,一边一个,落在那畸人的双肩之上,畸人的眼管左右一歪,嘟起嘴管,轻声骂道:“在外头野了一天,干脆别回来啦!” 一时之间,安大略没料到畸人在跟蟑螂说话,那声“干脆别回来啦”却成了耸耳惊心的警告,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父亲送他到侦测员训练中心去苦修时所说的:“你要是当不上侦测员,干脆别回来啦!” 就在他一转念的刹那,畸人已大声喊着:“支离疏!又有人来听你唠叨忘不了的事啦!” 几千年以来,我求死不得,退而求忘,却也忘不了什么。你是除了垃圾、废料和旧零件以外第五个来到我这里的人。我以后也会记得你的——如果不幸我死不了的话。 不错,第四个就是葛敏郎。四天以前他来看过我,很匆忙,告诉我他就要死了。我很为他高兴,他也希望我这样。不过,我深深知道,如果我只是为他高兴,就不算真心关切作为一个新生代人类的他在面临死亡时候的感觉。我不过是把自己对死亡的渴望托付给他而已,这样不是很自私、很自怜么?对于一个把我当做唯一的朋友的葛敏郎来说,我当时忍不住而高兴起来的行为真是残酷得很,这样想,我又实在没有资格谈死呢! 他却是全心为我——以及所有的畸人——设想的朋友。十三年以前,我抽中一支幸运签,被警卫勤务中心接去担任飞靶,就认识了这个小家伙。他一开始射击得很准,随我怎么躲闪,都能够命中我最强韧的要害;我也享受了很多次愉悦的暂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退步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经常会在对方的梦中出现——这是他后来趁验靶的时候告诉我的。我依稀记得他最常讲的一件事,就是说:“我梦见你死了!不过不是我打的。”说完之后,他就傻傻地笑起来。我却在每一次梦见他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他:“专心射击吧!什么也别想。”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暂死的愉悦,所以我知道那才是真心的关切;尔后他也不再认为死亡会带来什么痛苦,才又恢复了早先准备、迅速的能力。 五年之后,我抱着一大堆瓶瓶罐罐的毒药奖品离开警卫勤务中心,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欢天喜地。因为临别葛敏郎说:“我原以为死亡是恐怖的结束;但是你让我知道,死亡也可以是美好的开始。”我开始为小家伙担心了。他毕竟不是畸人,不能只因为活了幼小的三十几年从没梦见过别的人类,或者从没和人面对面谈几句知心话,就把自己丢到天尾洲里来认一群蟑螂的饲主为同类了。 四天前葛敏郎突然来了。“我就要死了。”他说,“记不记得从前我们在梦中交换心愿的事?”我当然记得。我记得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个死后血中可以长出花来的中古时代日本武士。他也没忘了我的心愿:让天尾洲畸人保留地辟为核武试爆场。“我唯一的朋友!你不会这样赖活下去了。”葛敏郎亲吻了我的手和七管,说:“我们都会如愿的。别伤心,你说过的‘伤逝者只是自怜而已’。当晚我梦见他死了,身体在转瞬间开了花。” “伤逝者只是自怜而已”这句话是四十年前第二个来到这里的人对我说的,我也记得很清楚,他叫卢稚,和他一起来的是他的妻子黎海伦。当时他们为了躲避一个仇人,以及一个朋友的追捕,才伪装坠艇到天尾洲里来的。我收留了他们三天三夜,和他们谈起几千年以来畸人的种种遭遇,他们也教导了我许多外界的事物。卢稚甚至学会十几种蟑螂在觅食、产卵以及吸引伴侣时所发出的鸣声;黎海伦则告诉我:“也许把天尾洲辟为核子武器试爆场的话可以解决畸人最终极的困扰。如果有一天,我当上了合众国元首,一定来拯救你们。” “在你没当元首以前——”卢稚说着发出了绿翅蟑螂求偶的“咕咕”鸣声,惹得我们都笑了起来。 那是一个快乐的夜晚。我隔着航艇的透明窗壳,看见他俩专一而努力地交尾,比蟑螂要美得多了。想到:也许新生代人类不愿意死亡是因为他们在交尾时也许就已享受到和“暂死”一样的愉悦吧? 在第二天清晨他俩告别的时候,我对卢稚说起夜里的体会,并且告诉他:“所以我希望你们活得很好,不要被仇人或朋友抓到,不要死。” “我们不会死——”黎海伦抢着说,“我一定要当上元首来救你们的。” 卢稚却好像抓住了一只偷吃幼卵的蟑螂一样不停地指着我的鼻管说:“支离疏,什么时候你也变成伤逝者啦?伤逝者只是自怜而已啊!”说完,朝我勾了勾指头,便离开了。 当安大略知道支离疏的第一位访客就是安宙的时候,倒不怎么惊讶,只觉得一百年的时间仿佛就在这片刻里冻结、静止。长期以来的训练和经验并没有让他怀疑支离疏这个陌生的异族撒谎、被买通或者作伪证。他任由自己安静地坐在一堆不知道有多厚的蟑螂尸体上,感觉天尾洲洼地异常炙热的气温,不断想着:真是好久好久没有和人这样面对面,听一些简单的故事了。 “报告侦测员!”驾驶员步履蹒跚地走过来,一边说:“该回去了,天一亮还有十二个小时的‘进化日沟通教育’呢。” 安大略知道那十二个小时里将要进行的竞选辩论将会十分漫长,他甚至可以从眼皮积聚的压力中透见此一未来:“爱民党”与“助民党”将从四十年前天尾洲上空展开追逐,也许双方会先追到极乐卫星的名人纪念塔前,向这位自己的同志,对方的仇敌抢着默哀三分钟。然后追逐、啃啮、咀嚼将继续扩大。在康而美综合医疗院的广场上相互指责,宣布为凶手接生的机器人护士是彼党辖下厂商所推出的间谍,而这项行刺的阴谋在凶手出生前即已预铸好了。 当然,先前那个预言卢稚之死可以刺激选情,以帮助黎海伦荣封元首的谣传,也势必在辩论中更加纠缠不清,两党的追咬行动在此形成更密接的循环——谣言起自“爱民党”,以打击“助民党”的势力扩张;也可能起自“助民党”,以反击“爱民党”的垄断形式;更可能是反反击、反反反击……至于谁在追逐谁已经是个幼稚可笑的问题,因为航线是循环的。凡是大局管制内的一切资料,无论多么茫昧无稽,多么辗转复杂,最后都可以成为赢家的诠释注记。 安大略疲倦地揉了揉眼睛,从未来之中醒转,觉得有些晕眩,双脚“吱嚓”一声踩陷得更深一些。他终于知道,唯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没有人会再度进入天尾洲,保留地仍旧是禁地;或许畸人将继续担任幸运的飞靶,或许他们即将消失于最新最强的核武试爆,无论如何,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新生代的人类很快就会遗忘逝者,遗忘一切的。”安大略忍不住自言自语,同时意识到多年前自己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当时的结论是:如果忘了,就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在离去之前,该如何启齿告诉这个永不遗忘什么的支离疏:他的五个访客里,一个终生潦倒,只能在托儿团说故事,死后却成为可敬的怀旧分子;一个历尽挫败、背叛、放逐、情变以及漂泊,死于层层诡谲的预言;一个正忙着和权力交尾,试图以可能不公正的方式为多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复仇;一个迷信死亡和友情的优秀武士让亲善大使成为牺牲,自己沦为凶手;最后一个,则等待着大局来决定他所坚持的智慧、尊严与律法,并且尝试自怜。 病变 “我们不需要贵方的任何通讯了,请中止一切语言符号的传输……”耿坚博士喃喃地念着,试图用虚弱颤抖的指尖敲击出他临终前发的语言,但是电脑盘键是如此的遥远,有如在数以亿计的光年距离之外,而真正逼近他的却仿佛是整个不断膨胀的陌生宇宙。 第一个病例出现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底,地点是中南半岛极南端的金鸥三角地带。越南共和国沦亡之前,该地一度被反共游击队开辟为“海燕特区”,军人及游民曾经花费了十多年的心力在此从事艰苦的原始耕作,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初,游击队撤守,北方的解放军和西南方的暖湿气流几乎同时登陆此地。雨季正式来临,气温下降了四度。六月之前,这个前特区的名字——海燕——已经被所有荷枪的士兵和荷锄的移民遗忘,人们当时似乎只能关切雨量。由于缺乏任何气象测量设施,解放军的指挥官除了命令属下不停地更换铝盆,盛装漏雨之外,对于下了多少雨根本一无所知。他愤怒地在无线电里向邻近部队的一个上尉抱怨:“我怎么知道下了多少雨?连睡觉都要穿雨衣!——操他妈!今天我至少要枪毙二十七个猪猡。”他的意思是倒掉一盆漏雨就得杀一个人。这一天他的传令兵倒掉第二十八盆雨水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两年以后这个名叫阮高的传令兵独坐在巴黎市边缘一家小酒馆里,喝下三杯浓浊的黑啤酒,咬着舌头向耿坚博士叙述这件事的时候,忍不住掉下眼泪:“我看见冒血的尸体!冒血的死人,你见过吗?” 耿坚博士点着头,认为对方喝醉了。他有一丝后悔的感觉,不该因着寂寞或无聊而随便和异乡的东方人搭讪的。事实上阮高非但不能谈他中国祖先的语言,就连法文和英文都讲得跌跌撞撞。“我敢打赌你没见过。”阮高决心不理会耿坚博士那善意而无知的点头微笑,继续说:“我去倒雨水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死了好几天的家伙身上喷出血来。头上、脖子上、还有胸口和肚子,六个弹孔里喷出泉水一样的血来!” 阮高闪着泪光的眼睛从小酒馆的拱形窗口望出去,穿过对面环市捷运大道上方的两排路灯,灯影周边泛出多刺的白色光芒,但是它遮挡不住更远处黑暗沉郁的夜空,阮高从那衬底的黑夜里看见许多纷乱的图像。他集中精神追随着有关故乡的记忆图像,一字一句读着,渴望耿坚博士收拾起善意的笑容,而能真正了解那样的战争、那样的噩梦。 然而无论是睡梦、冥想或随时出现的回忆,那具冒出六柱一呎高血水的尸体总会首先冲到阮高的眼前,接着,丝毫不容他躲避地,尸体浑身裸露的灰白肌肤漂过积雨泥洼的情景也浮现了。那肌肤上布满青绿色的豆状颗粒,雨滴就在这些颗粒之间流游、汇聚,以及扩散。“我跑回去报告指挥官,他差一点掏枪轰掉我的脑袋。他说我疯了!”阮高很快地抹掉高耸颧骨上的泪痕,哼了一声:“他才疯了!”“你喝醉了,孩子!”耿坚博士拍拍阮高瘦骨嶙峋的肩膀,“而且被战争吓坏了。”“你懂什么战争?你不懂!你根本不懂!”阮高甩开肩,摇着头说:“那尸体会冒血,皮肤上长出绿色的痘疮,是真的!”“记忆有时候会骗人的——更何况那是过去的事了。”耿坚博士尽量维持着先前的笑容,说:“至少你现在过得很好,很自由。这里不是越南,你每天为爱好和平的人送信,晚上来喝点酒,战争早就结束了——”“不!”阮高猛烈地摇头,“这种事永远不会结束的!——而且,不要以为你能帮助我。” 巴黎的国际DNA研究会议结束之后,耿坚博士重返伊利诺,继续窝藏在实验室兼宿舍的小天地里,几乎忘记了阮高的名字和长相。将近有三年的时间,他偶尔想起小酒馆里一夕对话的片段,仍然对冒血生疮的死尸感觉恐怖。但是他宁可相信那只是一次战争里小小的恐惧幻影。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历经许多岁月之后,湮没在历史记载里的战祸竟然是他个人,以及整个世界发生病变的预警。 一九八○年夏季,耿坚博士利用暑假的空档返国。这时他已经微秃,患有轻微的痔漏,对于台北市喧嚣的交通情况和二十年前老友的酬酢极为不耐烦,经常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悸、颤抖和虚脱。而他的老父、老师和同学们却一再告诉他:“你不显老,可是该成家了。”如果耿坚博士能预知十年后的未来,他绝对不会答应去相亲的。相亲那年秋天的第一阵北风过境时,博士夫人艾雪儿向他报怨:“九月新娘没什么特别的,也许我们不该这么早结婚。”艾雪儿喜欢三月的温柔和五月的热情,可是耿坚博士说:“一年十二个月都差不多的吧?”他搓着冒汗的双手,不知道该先整理她的衣箱还是他的书箱,也觉得婚事仓促了些。“谁说仓促啊?”这话是岳父说的,“我混了这半辈子,凡事讲究的就是眼捷手快。” 如果不是因为眼捷手快,岳父不可能赶上一九六二年五月的逃亡潮抢登香港,如果不是眼捷手快,他也不会在尔后几十年间那样勇猛精进地跑单帮、搞期货、做股票,以及用港侨身份回国投资炒地皮。这一回他看准了耿坚博士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决心让女儿为艾家博取一种崭新的名望。“我混了半辈子,就是没混到学历。”岳父接下来的说辞却是这样的,“可是学历有什么用呢?我见的、听的、干的事太多了。” 岳父的见闻的确让耿坚博士大开眼界。在相亲酒宴上,耿坚博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拿着筷子的手颤抖着夹起一条海参,放下,又夹起来,最后任它垂落在朱红色的布上,被身边的岳父拣起来扔进嘴里,说:“你不相信是吧?小子,告诉你,千真万确假不了,我亲眼看见一具具浮尸会喷血,浑身还长疙瘩。”艾雪儿瞪一眼父亲:“人家在吃东西啦!”耿坚博士对海参倒了胃口,一颗心翻腾起来。 扯嘴大嚼的岳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回忆或是吃喝。他的面容从自豪、激动而变得严肃。一年以前他以同样庄重的表情望着维多利亚港外“胜邦轮”上黑压压的难民群,深深觉得老天爷对自己万分照顾。临港的豪华公寓阳台上春风冷冽、名酒温和,他独坐斟饮,曾经叹了一口长气,并且对女儿说:“那年咱们要是没出来,恐怕就跟这些越南人一样了。”“他们会被送回去吗?”艾雪儿举着高倍望远镜,遮住满眼惊恐的神色:“好可怜唷!”做父亲的忽然觉得女儿十分陌生,她怎么可能知道“可怜”是非常非常懒惰又无用的情绪?于是他拿过望远镜来,把焦距调准了港外北方最远处的浪潮,说:“你懂什么叫可怜?”接着,豪雨倾盆而至,他放下镜筒时,模模糊糊地看见酒杯里已经装满了稀薄的液体。当天晚上他听了一夜的雨声;第二天清早再拿着望远镜站上阳台去,天色已经放晴,港里出现了浮尸。 岳父再度提起浮尸是出于耿坚博士的请求。他欣然同意,并喜形于色地向准女婿保证:“如果能帮你在研究学问方面一点小忙,那可真是太好不过了,我一定照实说,绝不加油添醋。”这当然不太容易;岳父形容浮尸长满绿色痘疮的时候竟然说:“臭死了!比他妈大便还臭。”耿坚博士知道他的望远镜没长鼻子,但是没有拆穿这个酒后显得虚疲过度的老人,他猜想所谓的臭味其实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时就已深植于对方记忆之中了。 耿坚博士则想起巴黎小酒馆里的落魄邮差。他猛干了一杯花雕,立刻感到酒意从半秃的顶门上冒出了绿豆般大小的汗珠,便不由自主地说:“这,不会是巧合吧?”这是他第一次自言自语;此后许多年过去了,他在生命的末期发现自己再也没有跟人沟通的能力和机会,就认真地染上这种自说自话的毛病,而他总是头一个不知道自己成天嘀咕了些什么的人。在酒宴上,他更不知道岳父正秘密地、积极地从事一项新事业;这个老人已经在一九八○年初成为香港地区最有声望的“蛇头”,经营着走私中国内地儿童的生意。当耿坚博士陷入巴黎/越南/香港的沉思时,岳父起身离席,拨了个电话到香港,告诉一对焦急守候的父母:“你们不要急,我现在在台湾处理一件家务事。两天之内就替你们把孩子接出来,你们等我电话。”他还对那个在话筒中泣不成声的少妇说:“我是过来人,不会不知道你们的苦。”三分钟后,他回到座位上冲半醉的耿坚博士举杯:“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情啊爱的;我只管把女儿交给你……”下面的话耿坚博士没听清楚,转脸凝望着艾雪儿,她低头微笑,皱眉咬嘴唇,表情令耿坚博士困惑,想要求教于自己的父亲,或是在座其他的亲朋好友,然而此际阖桌却响起了一阵如雷的掌声,把耿坚博士的父亲从餍足的睡梦中惊醒。 耿坚博士的父亲死于一九八二年初。消息传来的那天下午艾雪儿正带着一头发卷坐在起居室看育婴手册。她怀有七个月的身孕,脾气极坏,坏到对刚布置好的新家都百般挑剔起来。“Would you please turn off that stupid TV?”她对丈夫说。耿坚博士正在观赏一个叫“七○○俱乐部”的传教节目,那一黑一白两个主持人互相紧握着的手在旧屏幕上的颜色没有多大差别。其中一个说:“好了,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闭起来,赞美主!我看到了一个脖子上长肿瘤的朋友,是的,你就在电视机前面,就是你。上帝马上就要释放你了,你的肿瘤现在就会好转,赞美主!”耿坚博士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艾雪儿。“干嘛啦你?”艾雪儿狠狠翻了一页书。“握紧他旁边那人的手,无论是你的妻子、丈夫、兄弟姐妹朋友……现在我又看到一个痛苦的人。”另一个主持人说,“你很孤独,又长了痔疮,但是上帝马上就要来释放你了,我们齐声赞美主!”耿坚博士起身去扭换频道,接着,电报来了。他愣立在门边,简短的几行电文从四面八方催迫着他瘦硬的躯体:“我已病笃,汝可返,父字。”他不觉得意外,甚至不很悲伤,只觉得十分恐惧。这时电视上播放着阿根廷派军队强占福克兰岛的新闻,艾雪儿仍在专心读着孕妇保健常识之类的文章。耿坚博士想起中年丧偶的父亲每天晚上看电视时入睡的样子——口水从老人的嘴角淌下来,沿着腮旁深刻而显得倔强无奈的法令纹流到脖子上。他的晚年岁月有大部分是如此流逝的。耿坚博士往往只能在他的梦境之外读书,有时读累了,他会转头看一眼老旧的黑白电视,或是沉睡中的父亲,然后视觉立刻发生变化——那拥塞在小房间里的物事都好像退到很遥远的地方去了,他的眼前仿佛有一具倒置的望远镜筒,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推移开来。通常在这个时刻,他会打一个寒颤,同时觉得屁眼隐隐作痛。“风很冷,你不知道吗?”艾雪儿睨他一眼。他用背脊顶上屋门,然后说:“我爸爸快死了……也许已经死了。”“不可能吧?上礼拜打电话不是还好好儿的?”艾雪儿又急急地、漫不经心地翻两页书,视线落在一个侧卧举腿的美貌孕妇的肚子上,觉得那怀胎的模样有点假,“我不信。”耿坚博士撇过脸去看屏幕上的阿根廷总统贾蒂瑞演讲:“……我们的子孙会了解,这一代的阿根廷人为民族争取过永恒的荣耀,他们也将要继承这一份光荣的传统,永不屈服,永不妥协,永不失败……”“可是他会死的,我知道。”耿坚博士泪眼盈眶地说,“不然他不会拍这种电报给我。”“你打算回去么?”艾雪儿用力把育婴手册掼在地上,“告诉你,那么远我可不回去!” 耿坚博士的父亲于此时断气。隔着半个地球,他也可以看见儿子和媳妇小小的争执,所以在弥留时老人根本不奢望能再见儿子一面。他估计自己活不过黄昏,于是在中午的时候请护士代拍过电报,然后利用剩下的时间回忆自己的前半生;他唯一的妻子,独生的幼儿都在病榻前徘徊,一如平日倦极而眠的夜境一样。老人微笑着紧握住妻儿温暖的手,觉得充实又满足。当护士安慰他“你的儿子就要回来了”的时候,他轻扬起嘴角,说:“他已经在这儿了。他很乖,很用功,将来会在美国得博士,研究人眼睛都看不见的小东西,比细菌还小的小东西……”老人虚弱地诉说着儿子少年时代窝藏在杭州南路违章建筑户的三坪大空间里苦读的情形,语调轻微稀薄犹如透明的空气。护士并没有阻止他说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病人在说话。黄昏来临前耿坚博士的父亲忽然睁开了眼睛,眼角处滚落一滴绿色的泪珠,他在此时才猛然想起,许多年来他好像只对儿子谈过一句话,用各种温柔、严厉或者冷漠的口气:“念书去。” 耿坚博士勉为其难地答应“国科会”的邀请: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举行一场“简单、隆重、严肃”的学术发表会,会场中央后方的衬底枣色布幕上并悬贴着纪念死者、表彰德范的字样。最令耿坚博士讶异的是:岳父竟然出现在演讲会场上。“机会难得嘛,我总该来的。”岳父握他的手、拍他的肩,容色转为黯然,“香港那边太忙了,所以没来得及送葬,你可别怪我。唉!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去就去了?”“呃,”耿坚博士专心思考着对方的问题,然后说:“因为他生病生了很久。”岳父支吾两声,随即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识的面孔,当下松开肥胖的手掌,迎上去:“朱部长也来了,真是稀客稀客,来来,耿坚博士,朱部长,他是我的女婿……”朱部长花费五分钟的时间赞扬岳父的好眼力,能够选上这么一个杰出的生化科学家当女婿,为国争先。接着,朱部长又花了三分钟的时间向耿坚博士垂询海外生活的近况,当他获悉耿坚博士的夫人正在待产,立刻表示薪火相传具有继承宇宙全体生命的意义,为之感慨良久。最后,朱部长紧紧握住耿坚博士的手,重重地拍他的肩,利用剩下的一分钟结束他闲话家常的训诲:“令岳父是位了不起的侨领,他身在海外,心在祖国,而且充满年轻人的热情和活力,可以说是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哪里哪里,朱部长过奖了。我只是,”岳父犹豫了一下,把那句不着边际的“略尽绵薄而已”吞进肚子,临时改口说:“只是偶尔为耿坚博士提供一点研究资料而已,谈不上让学习啦,根本谈不上。”聚拢在四周的官员、学者、专家和年轻学生在此时纷纷流露出好奇的神情。为了取信于这些陌生而友善的人们,岳父转脸对他的女婿说:“怎么样?前年咱们爷儿俩讨论的那个病变研究得如何了?”耿坚博士带着些许逃避的心情望向礼堂后方枣色布幕上的白纸剪字,说:“呃,呃,我还在努力。”剪字有如斗大,写着亡父荣耀的名字,“我还在努力研读相关的资料。如,如果不是巧合的话,类似的病例应该还有,还有不少。” 国内的电视、电台和报纸立刻以竞赛的方式迅速地报导耿坚博士“即将在‘国科会’的资助下展开一项已经酝酿了两年的研究计划”,“据悉此一计划可能会得到耿坚博士岳父——著名的香港爱国侨领——的支持”,“而这项计划更有助于提升国内生化界的研究层次和水平”。其中一家电视台主持新闻跟踪节目的记者甚至要求耿坚博士在录像问中穿插表演一首歌曲。耿坚博士羞赧地说:“我正戴着孝。而且我真的不会唱歌,从小到大,我都没唱过什么歌。”那新闻记者立刻变换了一副哀矜的表情,说:“那么令先翁生前是不是也爱看我们的节目呢?”“什么仙翁?”结果这一段问答被剪掉了。电视台幕后的工作同仁从此更有证据讥笑博士都是些书呆子。不过,他们在六年之后再度访问耿坚博士时已经忘记了被剪掉的笑话。耿坚博士本人则更加健忘些。他在返回美国的班机上发现一周以来奔丧、演讲、拜会、访问等等活动的烦腻似乎都被一种松弛的心情给过滤掉了。在这种松弛的状态里,他多年寄居异乡而无法侍奉老父的歉疚和老父坚持不准他回国侍奉的威严,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好像都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死亡而消失。他俯瞰着数千公尺之下蔚蓝的太平洋,无法想象当初接获噩耗时浑身悚然的恐惧感流落到那里去了。他努力凝视洋面下大陆棚岩层曲折参差的线条——一如在电子显微镜前阅读噬菌体错综的梯键构造那样专注;另一方面却神驰于数十年里父亲对他的关照、栽培、控制和压迫……种种互相纠绞与潜伏的情愫。他原来以为:父亲一旦死了,他会因此而丧失一切努力的勇气;然而葬礼之后他却是如此如此的轻松,满心充沛着自由自在的光明。他胸口悸动,掌心濡湿,想着他的研究、他的家庭、他即将诞生的孩子。 耿坚博士强调胎儿一定是男的,并且为他取了个名字叫耿直。艾雪儿大为气恼,她要的是个可以打扮成小公主模样的女儿;于是迫不及待地让未足月的耿直早产了。耿直出生时对父母的争执不休甚为不满,所以两脚在前,踢蹬翻腾,挣扎几个钟点,才勉强拖着个歪脖子问世。 艾雪儿伤心地大哭。她失血过多,陷入昏迷,仍旧不时地在梦中诅咒丈夫、儿子和自己的父亲。耿坚博士听她颠三倒四地述说着结婚以来种种失望和挫折的经验,十分哀伤,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什么错。“我,我只是有点不解风情嘛。”艾雪儿当然不理会他的自言自语,一径在昏睡中哭天抢地。她所说的最清楚的两句话是:“你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耿坚博士的确不知道他那充满幻想、爱撒娇、暴躁的妻子为什么说出这么没有自信的话来,便摇摇头离开了产房;他眼看着奔丧回程中一度拥怀的光明希望又逐渐褪色了,心情陡然低沉,觉得身边尽是些无助又拒绝帮助的人,这时,他忽然想起巴黎那个顽强的邮差的名字。这是几年来他第一次那么强烈地、确切地同情阮高,而且深刻地体会阮高临别时的话语:“不要以为你能帮助我。”他独自驾车超速驶回实验室,一路上重新陷入恐惧,生怕歪脖子耿直和自己一样,刚出生就想拒绝父亲所命名的一切;或者自己和父亲一样,一辈子用孤独的自囚来惩罚那个不能尽如己意的儿子。他轻轻锁上实验室的门,耐下心从几千册的研究报告中拣出一次国际DNA会议的资料夹;那灰色塑料纸夹的扉页上记注着阮高的地址。耿坚博士开始写信给一个陌生又亲近的人,问候对方。他找不出可资谈助的话题,只好诚悬地道歉——“我想我真的不懂这个世界——就像你谈的;不懂战争,不懂生活,不懂人类。如果你还记得我曾经那么愚蠢地给过你什么忠告,请务必原谅我。” 艾雪儿愈来愈不能原谅丈夫丢给她一个怪胎的事实。她在身体状况略微改善之后立刻停止了哭泣,刻意打扮自己,喜欢穿流行的少女服饰,偶尔把耿直托给一个波多黎各少女,和耿坚博士的学生出入大学城里的狄斯可酒吧,参加兄弟会或姊妹会的舞局。但是她最乐于进行的游戏是逗弄耿直。她可以一天到晚不吃不喝地用奶瓶和耿直玩捉迷藏。耿直的脖子向右倾斜了大约三十度,艾雪儿经常把奶瓶放在他左腮的位置,好让耿直在饥饿中调整自己脑袋的角度。有一次耿坚博士为此而大发雷霆。他不善于骂人,只能涨红了脸、心跳气急地说:“你不要这样!”艾雪儿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上阿根廷战败,英军勇夺福克兰群岛的消息,说:“他会这样不是我搞的,是你!你一天到晚搞那些有毒的东西……”提早出世五十天的耿直此刻奋力捕捉左方的奶嘴,听不懂母亲所谓“我在帮你儿子变得正常一点你知不知道?”的话;艾雪儿其实未曾料到,从此以后耿直又患上了斜视的毛病。“你根本轻视我的工作,雪儿!”耿坚博士背过脸去,绕着起居室踱方步,“我告诉过你的,干涉病毒蛋白素不是毒素,我的研究不会造成任何病变,你不要怕,雪儿!我是搞遗传工程的,怎么会冒险害自己的儿子——”“你什么都懂,我什么都不懂,”艾雪儿淡然地说,“可是,我——不——信。”耿直总算咬住奶嘴,闭起了眼。 三天后耿直满月,耿坚博士为他举行汤饼会。一位与会的马丁·克来恩教授观察耿直十分钟,差一点忘了杯中的鸡尾酒。最后他对耿坚博士说:“你的宝贝在观察我,而且显然不相信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懂你的意思。”耿坚博士以手势催促马丁干杯,又替他加满,“你当然是一个科学家——不要被南加大那些短视的猪泄了气。他们不尊重你,伊利诺尊重你;他们不相信你,可是老耿信。”艾雪儿听到他们的对话,气得发抖,她不了解丈夫怎么会是这样缺乏爱心的人?竟然去安慰一个拿自己儿子开玩笑的醉鬼。但是艾雪儿没有像往常一样发作。她保持微笑,穿梭在宾客之间,又打电话把那个看孩子的波多黎各少女请来,一口气喝下两杯香槟,拨长途电话给他爸爸,但是没有接通。最后她敞开所有的门窗,享受一阵春意浓郁的晚风吹拂,随即走进烤着羊腿和鳟鱼的庭园里,告诉耿坚博士:“I am leaving you.”事实上她的心意并没有如此坚定,可是说出口就更毅然决然一点。她期待着耿坚博士的答复,或者一个惊愕、伤感的表情。耿坚博士正弯腰把耿直放回推车里,盖上小薄被,一转身却对马丁说:“我同意,有时我们要当机立断。”“至少我个人不能眼看着那个遗传性黑血病人死在我的实验室里。”马丁又灌了一杯,口角淌着粉红色的汁液,说:“这不是人道问题,是科学问题。”“他们禁止你的实验的确很不明智。”艾雪儿懒得再听下去,掉头走了。耿直在这个时刻努力向左方偏头斜眼,放声大哭起来。 对耿坚博士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他整个的生活因妻子离去而紊乱不堪,他的周围遍布着亟待帮助的人和需要应付的问题,但是他很难判断:究竟哪一种困难、需索、痛苦、挫折……是比较重要而值得先去解决的?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他在马桶上听到耿直的哭声,立刻憋足气冲出去泡奶粉。电话铃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是他的一个日本学生,对方用一种从朽木中拔出锈铁钉的沮丧声调对耿坚博士说如果他不能在学期结束前从第九百零八只猪的胰脏中取得所需的胰岛素,他就要切腹。事实上学期已经结束了,那个叫沟口刚二的日本学生在三年后也成为美国伊莱利药品公司的遗传因子重组工程师,经常出入雅痞俱乐部,还娶了一位广告模特儿,生活美满得甚至完全忘记耿坚博士曾经帮他完成实验的苦况。但是耿坚博士从那个礼拜六开始便秘,而囚禁在婴儿车里号啕大哭的耿直还不懂得谅解粗心的父亲;耿坚博士当时太过匆忙,用冷水冲了一瓶牛奶喂他,害他得了肠炎。尔后耿直和消化器官的疾病奋斗一生,在一次催眠复健运动中回忆起他两个月大时得病的情形,一度难过得涕泗滂沱。耿直告诉催眠医师:“我被关在那个小监狱里,喝冰凉的牛奶,我的爸爸跑出去,很久都没有回来。他那个时候恐怕已经中毒了。” 当时耿坚博士还没有中毒,他只是不停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恐慌人们的骚扰,而且无从拒绝。因为一旦拒绝的念头浮现,他就会联想起冷漠自闭的父亲。于是他强忍着腹部抽绞的疼痛,把耿直交给那个不断要求加薪的波多黎各少女,离家整整四天,忘记身体还有吃饭、睡眠等等需求,终于替沟口刚二打开实验的瓶颈——找出猪和人的胰岛素在氨基酸结构上的差异,“而且我相信这唯一不同的氨基酸是可以用酵素代替的。”耿坚博士用肩膀部位的衬衫擦去脸颊上涔涔出的冷汗。“如果我的实验成功了,”沟口刚二兴奋地抓着裤裆,仿佛已经目睹未来的幸福,“就可以找人投资,大量生产。多奇妙啊!”“你会成功的。” “我真不懂,你是怎么搞砸的?”岳父打来越洋电话,说他那“虽然有点任性,但是心地善良、个性温柔”的女儿已经回到香港了,“她还特别要我问问你过得怎么样?我的小外孙乖不乖?想不想妈妈?”耿坚博士无法确知耿直想不想妈妈,只好说:“他还太小。”岳父以为女婿准备抱怨什么了,立刻说:“是嘛!我狠狠骂了雪儿一顿;可是你也太不顾家了,中国人还是以家为重……”耿坚博士沉默地听着,偶尔冲话筒点头,一面四处张望。他先是凝视着那包泻盐,泻盐搁在岳父送的结婚礼物——微波炉上。炉子里有一份乳酸三明治,耿坚博士眼看着它变黄、变焦,然后发出嗞哔一声,化成一阵青烟,升起,飘过染着油污烟灰、蜘蛛和绒毛混织线球的红白格子亚麻布窗帘;这阵烟气引来一只大耳朵的小老鼠,它从地毯那一端露出头来,朝空中糅杂的尿味、药味和食物嗅了一会儿,又骨碌碌钻进地毯里。耿坚博士盯着它纤小的身形在毯下蠕动游移,穿越起居室,终于抵达微波炉的正下方,再度钻出来,和耿坚博士相互瞪一眼。“你居然笑得出来?”岳父忍不住吼他,“我看你真有点糊涂了。你这样儿还怎么研究学问?”随后岳父开始述说国内的政要、学者、专家,以及各式各样的意见领袖都曾经在适当的、公开的场合亲自向他提到他们对耿坚博士的期许和关切。“你是国宝啊你知不知道这很重要的!”岳父说,“朱部长不是给你写过信吗?”大耳朵小老鼠爬近了些,在六呎以外对耿坚博士吹胡子瞪眼,表示期待。“你怎么不说话啊?雪儿说你一天到晚穷忙,忙什么?替你自己做些事,替你老婆做些事,替我争个面子,替国家争口气,这才是正理嘛!——你准备怎么答复朱部长?”“答,答复什么?”耿坚博士想就近找点什么喂那只老鼠,触手可及的只有烟灰缸、发卷和奶嘴。他对老鼠摇摇头。“咱们谈过的那种什么病毒研究啊!还有什么?”耿坚博士“噢”了一声,把老鼠吓得缩回地毯底下去。他逐渐想起来,是有过那样一封红框十行正楷打字的公文信,信上除了大段大段他看不懂的文言文恭维话之外,好像还提到“据报载,东南亚地区瘟疫猖獗”、“恐将危及国内同胞之健康”,以及“请台端从速进行有关免疫防治之研究,造福国人。”之类的话。他好像把那封信拿去包三明治了。“那,那都是些没有根据的猜测,而且,而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处理,能不能再碰到类似的病例——”“你要多少病例?”岳父再度吼起来,“我告诉你的还不够?港里头有几十具死尸会喷血长绿疮,你自己也说越南也出现过,这还不够?你是博士,你的话都见报了,还说没有根据?” 其实在一九八二年中的那一段日子里,国内报纸正在以绝大的篇幅刊载福克兰战役、王迎先命案以及疹流行的新闻,几乎没有人注意邻近的东南亚发生了什么事;至于耿坚博士顺口提到的病毒和几家企图创造新闻的报社以讹传讹的瘟疫传说根本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艾雪儿在一次短暂的返国之行中,浏览到一则“国科会”、“教育部”与“农发会”合办“分子遗传学讲习班”的新闻,为之嗤笑了几声,她还喃喃地咒了句:“科学怪人,神经病!”研究什么东西到一清二楚的地步,或者什么事都想搞得一清二楚的人都是她心目中的神经病。她狠狠地把报纸翻过两版,听那纸声叱咤,方才解了点对丈夫的怨怒之意。然后她平静地把视线放回新闻上,看到一帧照片。是一个头戴扁帽的英国军官,人过中年,挂着和善的微笑,新闻上说他是“穆尔上校”,福克兰之役的胜利指挥官,勇敢果决机智又仁慈,经常随身携带一部《圣经》和一本莎士比亚诗集。报导和照片吸引艾雪儿一个上午。她坐在下榻旅馆底楼的咖啡座里,展开一场孤独的、秘密的、狂野的幻想游戏,差一点忘了帮她爸爸买地皮的事。开始的时候,她在想战役结束后“穆尔上校”去殖民地香港度假,享受东方美食美女的包围。也许在一次什么样的宴会上,当地有头有脸的太平绅士、外籍商人、电影明星等等都到了。“穆尔上校”脖子上围着鲜花环,手里捧起红酒,隔着人群远远地朝她——艾雪儿——举杯致意。她必须微微低下头去,轻咬下唇,接受另一名男士的邀舞。“穆尔上校”完全不理会身边的红牌影星,只顾着从婆娑缭绕的舞影中搜寻这位身穿白纱衣的亚洲公主。然后他有些恼怒,灌了一大口酒,排开拥挤的人们,走到她和舞伴的身旁:“May I?”她带着一丝丝明显但是不重要的怒意,让“穆尔上校”把花环套在她的粉颈之上。接着“穆尔上校”吻她,她必须咬紧牙关拒绝几分钟,或者几秒钟,然后松弛下来,最后要求他在《魂断蓝桥》的舞曲里朝她耳边吟诵莎士比亚的诗句,随便哪一首都好,她不需要懂,只要浪漫地听听,并想象一个遥远的、光荣的战场;陷入英国人浓重深沉又温柔的音色之中,等待着摘采珍珠的勇士潜入她神秘的东方港湾。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所以艾雪儿倒不觉得有什么罪恶。后来她经常在紧要关头回想起这天上午的遐思,不免对自己的身世有些怨艾之意,以致终于有一天竟然在安德鲁·阿却·汉考克的床上哭泣起来,对方以为那是羞赧自责的表现,但是她知道:眼泪里充满巨大的懊恼;她这一辈子是再也不可能对自己满意了——艾雪儿,一个自私商人的独生女,一个缺乏想象力与热情的科学怪人的妻子,一个歪脖子小可怜虫的母亲,和一个患有惧高症的太空通讯专家的情妇。而不是什么漂亮宝贝,什么公主! 艾雪儿离开咖啡厅之后,茫然地走在中山北路的林荫道上。正午的阳光自叶片间纷纷筛落,让她沉浸在一片炙热晕眩之中。她想着要去买很多很多的诗来读,吟诗,也许是那些不停袭扰着她的梦幻中唯一可能实现的一部分。但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三天后她在返回香港的班机上竟然写成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首诗。飞机冲破云层,上面是更蓝更远的晴空。她合起那本莎翁十四行诗集,回忆起三天以来独处的日夜间所有的遐思与梦,必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激动。是的,她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事情,把扭绞在生活里的一切渴望、焦虑、苦闷都抒解开来。这样强烈的解脱感几乎使娇小玲珑的艾雪儿承受不住了,她慌忙掏出眉笔,在一张粉红色的面纸上艰难地写着,字体扭曲但是诗情淋漓,有几笔甚至画破了纸面。她的题目是“飞向南极洲——给陌生英雄的初吻”,在写到“福克兰是一只折翼的彩蝶/倾听着上校奔腾的热血”时,她忍不住热泪潸然。 等到艾雪儿的父亲谈到这首诗的时候,它已经誊写在一册真皮精装、装饰着烫金花样的无字书里了。“这我不懂。”他虚心地问道,“这样一行一行分开来写就是诗了?”艾雪儿以为父亲有意调侃她的新事业,当下十分不快,不过连日以来涵泳在诗境中的迷醉感使她变得慵懒温和,于是她淡淡地说:“是的。我要把它登在报纸上。”“那我懂。”他得意地笑起来,“我在报社有熟人,打个招呼就给你登。”艾雪儿没有拒绝。遗传自父亲的理性直觉告诉她:写诗这一行和任何其他的行业一样,也有竞争和策略,她才走步,须要运用一点关系,这和那种使她热泪盈眶的感性是共容共存的两回事。结果《飞向南极洲》和另外两首抒情小诗很快地刊登出来,编者还特别附注了一行粗体字:“本文作者为国际知名生化学者耿坚博士夫人”,以平添显赫。艾雪儿不喜欢那一行附注,但是她知道这种事以后会愈来愈少;她已经拥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绝不会再卑微地对丈夫吼叫:“我什么都不懂!”然后她告诉父亲:“我要回美国去。”“是嘛一晃两个多月,该回去了。有丈夫有家有孩子,不能老赖着爸爸。”他算好女儿交涉的几笔生意的盈利,按照商会的规矩签付一张支票,交给艾雪儿。她却深深知道:能够坦然回去,是因为她掌握了最好的防卫和攻击武器。她胡乱收起支票的时候,才发觉手指紧紧地抠捏着一支原子笔。 艾雪儿的笔墨生涯在一九八四年达到巅峰。她出版了三本诗集、三本散文集、三本短篇小说和一套讨论女性问题的评论。国内的文学界谓之“奇葩”。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和社会问题意见领袖都表示:像艾雪儿这样一位从未受过文学专业训练的素人作家,在这样短暂的时间之内,能够如此密集地创作出如此丰富而惊人的作品,实在是个异数——其中不少怀有稍许妒忌性善意的人士并提出了他们的忠告:“艾雪儿不该写得这么多,免得将来写滥了。”然而无论如何,艾雪儿暴享盛99lib?名,艾雪儿引起旋风,艾雪儿成为书市新宠,艾雪儿红了;这一切,都和耿坚博士无关。 耿坚博士只知道他那“爱使性子、充满幻想、柔弱美丽”的小妻子在重返伊利诺之后变得“比较有事做”,也变得“比较不做家事”了。他压根儿不清楚:时隔两年,国内的新闻界不再称艾雪儿为“国际知名生化学者耿坚博士夫人”,而改口称他叫“畅销女作家艾雪儿女士的丈夫”了。 事实上耿坚博士并不在意这种事,这种事比痔漏还轻微。耿坚博士自己也只在参加一些难以婉拒的社交宴会上才感觉痔漏的存在。一九八四年初,他应邀到华盛顿D.C.,为当地侨界新落成的联谊会馆科技局展示主持揭幕剪彩的时候,竟然还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侨公侨母和侨头突然要和艾雪儿合照,并且持书请求签名。他穿梭在人群之中,找厕所以及找电话——结果他在厕所里找到了一具被联谊会馆馆方临时迁置在马桶上的电话,立刻拨回家,向波多黎各少女询问耿直的情况。波多黎各少女的哭声从话筒彼端传了来。“我的儿子怎么了?他还好吗?”耿坚博士的心理和生理同时陷入紧急状态,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耿直又在闹肚子,而他自己的肛门已经濡湿了。“我不能再管你的儿子,我爸爸我妈妈都死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一次波多黎各少女没有像往常为了要求加薪而说谎。她居住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的双亲和三个弟弟在一次地震中被崩垮的砖石活埋,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于剪彩典礼刚刚开始的那一刻。“我马上回来。”耿坚博士说。但是他没有马上做到,因为他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以一种艰难的姿势(一手擦汗、一手捂住燕尾服浸湿的下摆)在数百名宾客中找不着他的妻子。 直到宴会结束,艾雪儿才从一位侨领手中接到耿坚博士留下的字条,寥寥数语,告诉她:他先回家了,侨社会妥善安排她的住处和旅游拜会活动,以及“have fun”。艾雪儿没有辜负耿坚博士的祝福——她结识了安德鲁·阿却·汉考克。 安德鲁是华盛顿社交圈的名流之一,他原先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在福克兰战役中突然发现自己罹了对飞行生涯来说具有致命性杀伤力的怪病——他在五万呎的高空会产生“倒飞”的视力错觉。战役甫结束,他成为全大不列颠国协最沮丧的人,不得不立刻解除现役,转任英国皇家空军航空通讯中心的专业顾问。在一个讲究传统荣誉的国度里,安德鲁的新职只能让他在永无休止的挫折和羞辱中存活而已。他忍受了八个月,几乎崩溃,最后终于在他的老长官穆尔上校的协助下,离开故乡、来到美国,进入乔治城克莱恩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主持一个具有高度机密性的研究小组,展开对全球战略卫星布署均势的监讯工作。这项秘密工作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掩体——人们只知道:安德鲁·阿却·汉考克是一位年轻、高大、金发、有着运动员英俊外形的讲师,在乔治城大学担任大气科学的教职,热爱自然、关心鸟类生态、关心并热爱华盛顿社交圈的美女。 艾雪儿会认识安德鲁则纯属意外。当地华侨界人士并不关心自然、鸟类,只是不停地将这位美丽的女作家带往各侨团、侨社去拜会一些用满口金色假牙大嚼生猛海鲜的老暴发户,使艾雪儿终于无法忍受,在二月十四那天的傍晚逃到乔治城大学附近的一个酒吧。酒吧的名字叫“Flying High Club”。艾雪儿在出租车上漫无目的地兜逛了一个半小时,被酒吧的招牌所吸引,立刻呼喊停车,对司机笑着说:“Flying High,听起来不错,如果你想完全脱离他们,只有这样。”“他们?”司机有些紧张,“有人在追你吗?”“有的!”艾雪儿用力甩上车门,说:“五十个老爸爸,而且都是我的读者!”司机认为她疯了;当她一头撞进酒吧里的时候,她也认为自己要疯了。 安德鲁坐在吧的一角,四周全是些捉对儿来此庆祝情人节的男女学生。他们互相喷洒啤酒泡沫、在天鹅绒椅垫上爱抚亲吻、口吐脏字以及大声询问对方在说什么。艾雪儿并不知道安德鲁来此独饮也是为了逃避社交,但是她首先注意到对方是全酒吧中唯一可以社交一下的对象,自然,安德鲁也一样。他向她举杯,她点头,然后微微地低下头去,轻咬下唇,回到一九八二年在台北中山北路那家旅馆咖啡座里的幻想游戏之中。一切已在下一个刹那中如此熟悉起来。 耿坚博士匆忙赶回家中,波多黎各少女已不知去向。耿直一个人关在婴儿车里,一手摇晃着没有瓶盖的奶瓶,一手摇撼着栅栏,整个人坐在一摊牛奶上,歪脖子斜眼凝视耿坚博士——他可能已经在那里坐了十个钟头,当然有充分的理由生气。可是依据二十年后催眠复健运动所唤起的熟悉记忆,耿直认为他当时并没有生父亲的气,他只是弄湿了小屁股,以感觉牛奶的温暖而已(不幸的是:催眠复健运动无法唤起那种温暖之感,牛奶早就在二十年前的几分钟之内化为一片冰凉)。 耿坚博士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才发现牛奶里还泡着一封信。他推想可能是那个粗心少女随手放在婴儿车顶上,却被耿直够到手,撕开来玩,然后随便扔进牛奶里去。事实倒不是这样。那少女接到了信,发现信是从巴黎寄出的,觉得十分好奇,便拆看起来。信才看了一半,电话铃声大作,她父母弟弟的噩耗突然传来,使她再也没有好奇和掩饰的心情,扔信入车,吓得耿直尔后经常会梦见自己被一张写了字的纸包裹起来,泡进墨水瓶里。 信的内容对耿直和波多黎各少女都缺乏吸引力,而对耿坚博士说来,却是终生不可再得的一桩宝贝了。寄信人是个职业送信人,一辈子替人作嫁,从来也没有人写过什么信给他(能写信给他的人早在十年前已死绝于西贡的巷战),但是在两年以前,他收到耿坚博士的一封自忖无从下笔回函,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答复耿坚博士那样诚挚的话,他几乎已忘记耿坚博士是谁。但是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初的一个深夜,他又来到巴黎市边缘面对环市捷运大道的小酒馆,向一个长着东方面孔的陌生酒客叙述“海燕特区”发现的尸体、喷血柱和绿色痘疮,忽然想起了耿坚博士的名字。 “耿坚博士:我是阮高,那个越南人,你还记得我吗?”信是从此开始的。阮高的英文不好,法文稍有进步——不过后者使他的英文信更难辨识。耿坚博士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看懂。阮高是在告诉他:法国也出现了冒血和生绿疮的尸体。“……就在塞纳-马恩省河里,一共有五个人,都是支持‘绿色和平’组织反核能运动的激进分子。他们被人射杀,尸体丢进河里,我亲眼看见那可怕的景象。当时下着大雨,和一九七五年八月的情况一模一样……我不记得是否曾经告诉过你(我告诉过很多人):战争这种事永远不会结束,永远不会!” 虽然耿坚博士仍不免要怀疑小邮差阮高罹患了某种战争后遗症,但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在驱使着他,移动他的脚步,抬动他的手指,启动他的嘴;他走向电话机,拨了个电话给他的学生准博士沟口刚二。“沟口在吗?我是耿坚。”耿坚博士颤声说道,“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小忙?”“我正在赶写我的论文呢,老师。”沟口刚二略微有些不耐烦的口气使耿坚博士大为自责,他非常体谅一个做学问的人讨厌被打扰的心情,立刻道歉。但是他这一次是说什么也不肯动摇那已经打定的主意了——他要把任教多年来一直未曾“动用”的年休假来一个“零存整付”,并且向校方申请一笔额外的研究经费,花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到全世界任何可能发生病变的角落去,对“会冒血生疮的尸体”做直接的观察、采样和了解。 由于沟口刚二不肯帮忙,他必须亲自办手续、写计划、编列经费预算、寻找文献数据以及冲泡耿直的牛奶,忙碌不堪,没有工夫品尝寂寞,所以当他接到艾雪儿的电话时,才猛然想起:他的妻子已经有两三个礼拜未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艾雪儿的电话是在安德鲁的卧室床头打的,电话费由耿坚这边支付——她有一番基于公正和道义的说辞:安德鲁只是个讲师,耿坚博士已经是终身职教授了,而她打电话的目的是探询耿直的情况,耿直当然不是安德鲁的儿子;不过,艾雪儿并不介意安德鲁在她通话时伸出粗大的、直长的中指探访那块压歪耿直颈子的耻骨。她闭着眼、张着嘴,听耿坚在电话中大谈新计划、闻嗅安德鲁的胡子水香,同时感觉到整个人从最深最深的里面被撕扯成完完全全不相连属、毫无关系的两半,其中一半浸泡在耿坚博士的病毒、痘疮、血柱、痔漏、浮尸和倾盆大雨之中,另一半则飞飘起来,越过诗的节奏、《魂断蓝桥》的主题曲、玫瑰花环、红酒、安德鲁巨大如酒瓶的阳具和她自己高高举向英国式古铜吊灯的粉白小腿。至于她的表情,却是非常统一的,那是恐惧与快乐同时到达极致的一个空洞;她的嘴角和眉梢扭曲、颤抖在空洞的边缘。 安德鲁听见话筒中传来一阵鸣声,知道对方已经挂断了,于是更加恣意而暴戾起来,咬着牙说:“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现——在?”“现在!”“现——在?”“告诉我,我在飞,告诉我!”艾雪儿被催迫着,却也发现:耿坚博士在电话中所叙述的那些丑陋、恶心的事物有助于自己的激情,便发生梦呓般的呻吟,几乎一字不漏地把丈夫的发现告诉了情夫。如果这位情夫不是安德鲁·阿却·汉考克,或许他会像艾雪儿一样,享受到肮脏字眼和肮脏意象的美感,可是,安德鲁忽然泄了气,翻身坐在床沿上,犹如一名痛苦的思索者,把他俊秀的脸庞埋在那双毛茸茸的大掌之中,任由艾雪儿独自坠落在空洞里。“怎么了?”她问,“我说错什么了吗?”“不!”安德鲁哑着嗓子,“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就是那么回事。”艾雪儿不明白对方的意思,以为他对她忽然厌恶起来,这些厌恶之情显然和耿坚博士即将从事的丑恶研究有关,她不该说的,耿坚博士更不该说的。她开始哭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倒是安德鲁温柔地搂住她弹簧也似的小肩膀,叹了口气,说:“是我的问题。” 那确实是他自己的事。他很少去回忆,因为那是挫折与羞辱的起点,所以他记不清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四月、五月或者六月。他只知道:也许是二月。他的垂直起降喷射战斗机从母舰上起飞之后十四分三十七秒,发射出一枚直接命中阿根廷主力战舰的飞弹,他看不见百哩以外的任何事物,但是电子雷达侦讯系统告诉他:敌人目标已摧毁。可能有数百人正在烈火浓烟和巨浪之间准确地死亡。他在空中稍事停留,向母舰报告自己的位置、时间和战果。他在下一刻调转机头,脑中闪过胜利和灾难两个字眼,但是没有被其中任何一方牵动丝毫的情绪。电子导航系统指示出回航的路线和高度,好让他避过一个小型的暴风区。他小心地绕过该处,一方面也必须尽量缩小绕行的圈子,以节省油料。就在他即将离开的一刻,一连串的意外发生了。 他恐怕永远也搞不清:究竟是在什么时刻产生倒飞错觉的。反而要到事件发生之后四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七月底,他第一次面对耿坚博士的时候,由耿坚博士告诉他的话比较可靠。“我想,倒飞错觉必然和高度有关,你知道,我们的内耳里有一种小组织,叫做‘三半规管’——”耿坚博士说到此处,摇摇手,开始自言自语,“算了,这不重要,如果要说得清楚,至少要三天三夜,他不会有兴趣的,我干嘛费那个事?他只想知道倒飞和海上的浮尸究竟是哪个先出现的。也许他又不一定想知道……安德鲁,你是叫安德鲁罢?”安德鲁苦笑着点头。耿坚博士继续回到原先的话题,判断倒飞错觉发生时安德鲁已经不自觉地把机身拉起,爬升到四万六千呎到五万呎以上的高空。“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爬升?”耿坚博士说。“的确,”安德鲁的笑容于是消失,“我应该俯冲下去的。海面上有两架直升机的残骸,至少有五十名英国陆战队员在一一死去。有的已经死了不知道有多久——”安德鲁的泪水滚滚流下,耿坚博士拍拍他的肩膀,让他觉得自己在为某桩罪恶进行告解——而这种罪恶却绝不是因为他和艾雪儿偷情所产生的。 早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艾雪儿忍不住自责自怨而啜泣不已的时候,安德鲁便同时反省到:人不会因他所犯的任何罪行而哭泣,如果要哭泣,只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安德鲁说,“我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同胞?那些在海水中一个一个淹死、烧死的陆战队员会不会是因为我的懦弱而送的命?还是我当时并不想逃避,我之所以会拉高机头只是因为我想下去救他们,那么,就是错觉了?或者‘错觉’只是我的借口?或者这个‘借口’也是错觉?”艾雪儿没有细听他的话,她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低声饮泣着,一面低头想着自己的心事——她也有一些类似的懊恼:她不知道自己用奶瓶逗引耿直,害他变成斜视鬼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是想矫治他?还是戏弄他? “我试了两次,三次,也许四次。”安德鲁说时也想到:或许只有一次,“我低飞下去,几乎要冲入海面,座舱里的警报系统响了,我冲得太急、太快,但是我看得很清楚,那绝对不是错觉,有一大堆尸体,在暴风雨里变成绿色,皮肤上喷出血水——”“不!”艾雪儿叫起来,擦干眼泪,紧紧反搂安德鲁的脖子,说:“不要说了,你让我想起我爸爸。”安德鲁也愣了,他不懂这中间有什么关系,正待要问,却听艾雪儿说道:“他是一个大骗子!——不要说了,来,Fuck me,that's all.” 耿坚博士的假准了,但是研究计划遭到搁置;换言之:他不会有一毛钱的经费。他可以去加勒比海、欧洲、夏威夷或者东亚等任何观光胜地;却不能到东非、印度、中亚等天灾人祸麕集的区域。“学校可以负担你到月球去避暑的一切花费,你绝对够资格。”系主任马丁·克莱恩(一个被南加大踢出来、被耿坚博士推荐婉留以致在此间扶摇直上的黑血病专家)说:“可是你的计划侵犯了别人的领域,这是连街上的野狗都不能忍受的事。或者我该这么说:这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人道问题。”耿坚博士本来想提出当年他力保马丁在伊利诺安居落户时曾经很人地道出让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念又觉不妥,便自言自语道:“如果再有一两个病99lib?例就好了。至少更清楚一点,会比较有说服力一点。不过老马丁可能还是坚持研究领域的立场,那么我还是弄不到经费,就算有了经费,也是别人的领域,我干嘛费那个事?”这一次他是用中文说的,马丁听不懂,也体谅他这个老毛病,便不计较他了,说:“嘿!耿!轻松一点,好歹你的假期没有问题,沟口刚二可以代你的课,你为什么不好好玩它一玩。”“对!”耿坚博士一兴奋,英文脱口而出,“我去找他。”“谁?”“我岳父。”“你和你的岳父度假?” 岳父非但对度假没兴趣,也对当年他和耿坚博士“爷儿俩谈过的那种什么病毒的研究”失了胃口。他的地皮刚刚炒热,包下了国内一所电信大楼和一栋看守所大厦的建筑工程——二者其实出自同一张设计图,除了电话系统排水管道之外,几乎没什么差别。目前他最想参与的反而是文学书籍的出版——他负责替艾雪儿印诗集、文集、诗文集、全集、抽印集、年选集……拼来拼去,总有人买,于是才深深醒悟:文学真是种“老二事业”——平时看起来小,搞起来就大了。“你那一行的年月过去了。”岳父在电话里反过头来劝他,“你没有想过要改行啊?”“改行?”“是啊。”岳父说得一本正经,“现在流行什么软体、硬体,好像软体会越来越吃香的。我现在盖大楼,当然是硬体。这出版嘛,是个‘老二事业’,软软就硬了。听说将来软件饭更好吃,我都想搞搞软件了。”耿坚博士当然不明白岳父的术语的源流,推说“欠学”,岳父当仁不让地喘了大气:“学历有什么用呢?我见的听的干的可有你学的学也学不完了我告诉你!” 耿坚博士还是耐心听了下去,岳父嘉赏他好学,答应向他“‘国科会’的朋友”探探口风,“要不是朱部长下台了,说不定他可以想想门道——这老小子弄钱可有一手,又挺赏识你的。”此外,他也考虑用借贷的方式私人帮耿坚博士的忙,利息照算,反正他手里扣着艾雪儿百万字以上的稿件,风险不大。这对耿坚博士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别谢我,你怀里搂着个摇钱树,你不知道么?”耿坚博士望望话筒,再看一眼怀里的小耿直,一时不察,“哦?”了一声。岳父才心满意足地说:“我把你交给雪儿,算是替国家保留了一个研究人才,你好自为之,搞搞软件去罢,嗯?” 一九八四年七月,耿坚博士收到了岳父从香港汇来的一笔钱,足够他环游世界两圈半。岳父另外还寄了封存证信,言明汇款出于借贷,利息四分,按月从艾雪儿的稿费和版税里抽垫偿付。艾雪儿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耿坚博士涉嫌诈欺,耿坚博士自己其实也搞不懂:什么叫“由艾雪儿女士的 href='2880/im'>《青春》、《热欲》、《狂潮》三书年度版税收入中垫付”?艾雪儿愤怒到了极点,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使歪脖子耿直误以为热水壶又开了,遂想起有一次被波多黎各少女烫伤的旧事,当场大哭起来。 事实上艾雪儿的尖叫中也包含着相当程度的愉悦。因为耿坚博士即将在暑期中只身前往世界各地做公开的度假和暗地的研究,而她则公开并暗地里恢复了单身女郎的生活,她尖叫着想起安德鲁·阿却·汉考克,一发不能停止。耿坚博士从艾雪儿断断续续的嘶叫指控中终于明白了几个重点:第一,“不要以为你的老婆好欺负”;第二,“我艾雪儿现在也是个人物了”;第三,“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休想抠我辛辛苦苦赚来的稿费。” 耿坚博士没听出最后一个重点里的前半句其实泄露了艾雪儿非常心虚的故事,只有连声称“好”。当然,艾雪儿也只是说说而已,眼前真正要做的,是帮耿坚博士妥善料理行囊。 然而耿坚博士自己却显得非常茫然——他根本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七月四号这一天,雷根总统发表国庆演说,强调美国人民应该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为自己身为美国人民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荣誉(Pride and Honour)去领导世人迈向和平、避免战祸以及维持成长。耿坚博士跌坐在沙发里,越过七只盛满衣服、日用品和书籍的皮箱,望着屏幕上隆尼·雷根那张皱皮巴巴的老脸,觉得非常惭愧——身为一个归化美国多年的华裔公民,他并没有经常想起自己该尽的爱国责任;相反的,当国家元首在鼓吹全国人民“迈向和平、避免战祸”的时候,他却蜷缩在紊乱的起居室里,和一窝躲在地毯底下的小老鼠一起看电视,而他的心情可能比老鼠还要猥琐:他正在期待着一次甚至多次的病变在世界上随便哪个角落发生。他非常逻辑地惭愧着:凡是有暴露尸体而下着倾盆大雨的所在,必然会出现那些“绿色痘疮”、“喷血柱”的情景。而凡是出现这种情景的所在,必然是发生了天灾人祸。也唯有发生天灾人祸的这些地方,才是他要去的地方。如果没有天灾人祸发生,他哪里也不能去,必须每天窝在沙发里看世界新闻,忍受他那充满关切与不耐之情的妻子追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上路啊?”“快了。”他每一次都这么说。“你每一次都这么说。”艾雪儿说着,一面狠狠地踩两下地毯,吓走了两只吓不着她的老鼠。“其实,我有点不忍心这样做的,你知道。”耿坚博士一面说,一面摇头,艾雪儿看清他的模样并不是在跟她讲话,只是自言自语,便不应声,自顾回房去写作,并趁空和远在乔治城的安德鲁打电话(顺便在通话中各自做爱)。耿坚博士则一面看着雷根发表演说,一边继续和自己倾吐了将近一个钟头:“我这样是不对的,我是个灾难的期待者。可是不这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病;连我都不知道,还有谁会在意呢?反过来说,如果人人都不在意,我干嘛费那个事?可是……”耿直在此时醒来——他是被电视机里的掌声吵醒的,揉着惺忪的睡眼,他歪偏了脑袋,从屏幕上学会了第一句话,是雷根教他的:“上帝保佑你们全体。” 上帝似乎也听到了耿坚博士的祈祷,祂让他既兴奋、又惭愧地如了愿——一群激动的伊朗士兵越过火线,向伊拉克戍守在边界上的一个战车营发动突袭,他们用机枪和火箭一炮射杀了二十三名伊拉克官兵及平民,然后往东南方的科兰姆沙尔市逃逸。由于天气忽然转坏,能见度几达于零,使得闻讯赶赴的伊拉克部队无法遂行反击,据悉:伊拉克方面进一步的报复行动极可能在天晴后立即展开。 耿坚博士豁地从沙发中弹跳起来,颤抖着手指拨电话给当地机场的航空公司:“我要订一张到中东,中东,呃,科威特的机票。” 沟口刚二在七月中旬的某一天,怒冲冲地来到耿坚博士的家,可惜晚了一步,耿坚博士已经在科威特的布罗吉丹港租到一条领航船,前往那烽火漫天、风雨漫天的对岸去了。沟口刚二不知道耿坚博士出远门度假其实是为研究,他也不谅解系主任马丁·克莱恩安排由他接替耿坚博士教职的事——那会妨碍他到伊莱利药品公司干遗传工程师的美好前途。 无论如何,沟口刚二是有充分理由推门而入,登堂入室,并指责他所看见的任何人的。可是非常不幸地,他的控诉尚未出口,已经开始懊恼自己莽撞又卑微。莽撞的是他一眼看见躺在沙发椅背上的艾雪儿和正在冲刺艾雪儿的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前者披散着发,陷入半昏迷,微张的眼眸看不清来者是谁,而且由于是倒悬的视景,很容易产生错觉,她还以为是丈夫回来了,便懒懒地说:“我还以为你不想知道呢!”安德鲁产生了另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是跟踪他很久的一个间谍,目的在打探他所主持的秘密任务。可是安德鲁一点儿也不紧张或动怒(只要这宗被“查获”的事和监讯战略卫星布署工作无关,他是什么也无所谓的),他只迟疑了六分之一秒,便立刻恢复先前那强烈的、勇猛的冲刺动作,甚至闭上了眼睛。 慌张的沟口刚二一眼瞥去,开始自觉渺小。这种卑微之感终其一生为他带来莫大的困扰。他之所以在第二年毅然决然留在美国,奋不顾身地在伊莱利药品公司打拼努力,以求出人头地,多多少少和一九八四年七月中旬某一天的目击事件有关;因为从这天起,他从心底怨憎美国人的巨大。他立誓要踩压在巨大动物的身上、肩上和头顶上。誓言中还包括了一条重要的束约:他非娶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人不可。结果沟口刚二如愿了一部分——他的女人是个身高六呎二吋的广告模特儿,加州人;但是拒绝生育,改良沟口世家的品种。 “给我一个孩子。”艾雪儿说。安德鲁微笑。艾雪儿又说了一句。安德鲁开始思索东方女人的第一个特异之处——她们喜欢生孩子,他想。他真正“给了”艾雪儿一个孩子的事发生在六年之后,彼时他已经和耿坚博士成为研究工作的搭档。耿坚博士并不明白:艾雪儿的秘密恋情其实已经维持了六年,而他自己也无暇在意妻子有婚外关系的琐事。对于安德鲁介入他的家庭生活,耿坚博士基于无法逻辑性地思考,以致放弃思考。他对待黑发褐眼歪脖子耿直和对待金发灰眸有着健壮身躯的耿尔——来自汉考克家族的血胤——是一视同仁的。他一样会犯无心的过错,拿冷水冲牛奶喂耿尔喝;不过,耿尔的体质特殊,非常能适应生猛食物,而且在五岁那年就比十三岁的耿直还要重四分之一盎司了。 耿尔出世之前,耿坚博士便从艾雪儿口中得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她的。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冬天。耿坚博士和安德鲁从校区走雪地回来,一路之上两人互相丢掷雪块,像一对大孩子。艾雪儿守在窗口,等待着丈夫和情夫的到来。她手中有一朵雏菊,菊瓣洒落得遍地都是。原来艾雪儿暗自打了一个小赌,如果菊瓣是单数,她就偷偷把腹中尚未成型的耿尔处理掉;如果是双数,她就向耿坚博士坦承一切。结果那朵雏菊有三十七片花瓣,她不甘心,哭着把其中一瓣一分为二,成全了数字以及保有耿尔的夙愿。艾雪儿在窗口守候了一个钟头,耿坚博士和安德鲁先后进门,她分别拥抱了两人的身躯,然后对耿坚博士说:“我怀孕了。”耿坚博士看看她细小的腰身,说:“看不出来,恭喜恭喜。”“孩子不是你的,是我的,也是安德鲁的。”安德鲁早有准备,接口说道:“抱歉了,耿,我真的爱雪儿。”耿坚博士也不觉得太意外,只怔怔地浏览这一对璧人(并突然发现艾雪儿只有安德鲁一半高),重复着先前的话说:“看不出来,恭喜恭喜。” 耿坚博士获悉这段畸恋的时间更早,比一九八六年七月底,他第一次经由艾雪儿的介绍而见着安德鲁本人的时候还要早。不用说,艾雪儿和安德鲁反而被装聋作哑的耿坚博士蒙在鼓里,她故示大方地把安德鲁带回家,和丈夫“交个朋友”,因为彼此“都是学术界最有声誉的人士”,她亲自下厨,做了七盘式样口味迥然不同的凉拌中国菜(她不会也不喜欢热炒的熟食),请安德鲁和耿坚博士一齐品尝,席间安德鲁多喝了两杯,述说起自己在福克兰战役中发生倒飞错觉的情况,耿坚博士听得太专心以致忘记沟口刚二曾经在一九八五年中,也就是他周游世界返回伊利诺的第二天告诉他的话。沟口刚二是这么说的:“耿,有件事我想你应该知道,你老婆跟一个美国佬睡觉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杀了他们,然后切腹。” 即使耿坚博士没有忘记沟口刚二的话,他仍然会喜欢或者尊重安德鲁这个人的。他健康、英俊、纯真得像个大孩子,而最可贵的是,他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当他一度激动地向耿坚博士忏悔自己未曾及时在福克兰战役中拯救同胞手足之后,耿坚博士被他所说的“尸体在暴风雨里变成绿色、皮肤喷出血水”所震撼,立刻说道:“我去年在世界各地搞了一整年这种研究,我到了科威特,我到了伊朗,我去了黎巴嫩,我又去了法国、意大利,还有,我也到过尼加拉瓜、印度和衣索匹亚。他妈的!告诉你,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有。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安德鲁当时摇了摇头。“好!我告诉你,是一种没人——从来没、有、人见过的滤过性病毒。”“所以?”安德鲁和艾雪儿齐声问,口气却大不相同;前者充满好奇,后者因为听了太多次,显得有些不耐烦。“所以我认为它太有价值了。想想:一种全世界前所未见的奇怪病毒,竟然被我发现了——”“而且他把这些脏东西带回实验室,成天到晚泡在里面。”艾雪儿略带埋怨与不屑地摇头苦笑。安德鲁这时已不太自怜了,他擦干眼角的残泪,问道:“我很想知道:那病毒有多么奇怪?”“第一,”耿坚博士习惯性地在秃顶上掠一下,仿佛那里还有许多可资梳理的头发,“它对活的动物丝毫没有感染力。你不会被它侵入,就算你闻它、吃它、注射了它,身体的任何功能都不会起变化;第二,它的基本结构非常复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复杂的病毒——也许我的取样不够多——”“还不够多?”艾雪儿又尖声叫起来,“他带了整整两百五十公斤的病毒回来,差一点通不过检疫。”“怪就怪在这里。”耿坚博士说,“我告诉检疫局,说瓶子里是各地的海水和潮水,他们知道我是搞研究的,反而更谨慎,可是谁也化验不出来这五百多瓶从尸体身上取下的雨水和体液有什么疫病或者毒素。它太复杂了,复杂得像、像,呃,像一首结构庞大的交响乐曲。”“你是说音乐的交响乐?”“不错。”耿坚博士微闭着眼皮,望向餐厅窗外纷飞的雪花,“你找不着可以下手切割的点,它的每一个基本分子都互相锁着、融合着,连起来看又好像是一组一组有规律、又不是很有规律的图案。非常非常特殊。”“你的说法很有趣,使我想起向艾雪儿女士学中国字的经验来。”安德鲁说。艾雪儿立刻补充道:“安德鲁现在是我的中文学生,他很用功的。”耿坚博士有兴趣的是安德鲁的联想,当即问说:“我的病毒怎么会和学中文扯得上关系?” “有的有的。你刚才的那些形容,使我感觉那些病毒对你而言,就好像中文对我来说是一样的——艰难、神秘、深奥。”安德鲁用充满柔情的灰蓝色眼眸瞥了瞥艾雪儿,说:“而且美丽。” 耿坚博士在这时忽然大吼一声:“对啊!安德鲁——你是叫安德鲁罢?呃,你,你实在是个有丰富学术想象力的人。” 耿坚博士从此对安德鲁印象深刻,因为他提醒了一点:这种病毒很可能是一种语言,一种属于海洋、大气、自然的语言,它可能是地球对不断制造灾难和战祸的人类所发出的一些警示。耿坚博士把这个想法告诉马丁·克莱恩,对方爆笑起来:“耿!Yetting cuckoo!”“我不认为这样。”耿坚博士定地摇着头说,“如果我们能筹划一个包括医学、生物学、化学、病理学、海洋学和气象学等等各学科专家的研究小组,我愿意把这五百多瓶的样本全部贡献出来,让大家做相关性的研究,我想不需要太久的时间,我们会找出这种病毒的秘密。”“又如何?”马丁·克莱恩说,“这个地球上平均每年都有一百多个科学家宣称发现了新的病毒;有害的、无害的,可以致命的、能够治病的、抑制生长的、促进发育的,从鸡、狗、马、猴子还有鲂鱼身上提炼出来的,又如何?这些都不是你的事嘛!你去年——喔不,前年,还是三年以前,说可以取代猪体胰岛素异质氨基酸的那种酵素怎么样了?研究出结果了吗?”“我还在整理——”“整理?我看不必,可以归档了。”马丁·克莱恩从厚黑皮椅里弹起,一字一句清楚地咬着说:“你的那个日本学生——叫沟口什么的?去年到了伊莱利制药公司,三个月之内已经研究出那种酵素的方程式,六个月之内新药就上市了,你可以在你家街角的杂货店买到这种乐。”耿坚博士却在这个尴尬的时刻洋溢着兴奋之情,左拳打了一下右掌窝,自言自语地说:“太好了,我知道他会成功的。幸好我度假那年没去干扰他的工作,不然我的罪过可就大了。这一下好,我也不必再费那个事,搞什么酵素了。”“耿!”马丁·克莱恩刻意镇定地说,“请,你,不,要,说,中文!好吗?” 这是一九八六年夏末秋初时发生的事。从耿坚博士游历回来之后,到此时已经忽忽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里,艾雪儿和安德鲁不能像前一年那样——几乎每个礼拜都在乔治城或伊利诺新榆郡的家中幽会。他们有时候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才能匆匆地晤面一回。这种艰难的处境为俩人带来一份特殊的感觉,使他们彼此都觉得是世界上最受苦、最执著、最有感情、也最可怜的人。艾雪儿不下二十次地这么说过:“命运命运在玩弄我们。”安德鲁很快就学会了用中文说这句话。“没有人比我们更是相爱了,不是?”艾雪儿凝视着自己高高举向旅馆吊灯的趾尖说,“是不是?”安德鲁说了真心话:“是的。”他立刻想起从前在英国,稍后在华盛顿所邂逅的无数美女,都无法像艾雪儿一般让他产生如此强烈的激情,他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何在?直到他这一次用中文说“是的”的时候,才恍然大悟:他之所以如此深陷于艾雪儿的网罗之中、不可自拔,只是因为对方永远是一个陌生人的缘故。她不会在床上喊:“God!”、“Go!”或者“Qui!”而是说中文,说那么简单、而他又一辈子学不来的字。 对艾雪儿来说,性的刺激和欢愉并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她一向在作品里写得万分露骨煽情),她品尝着的反而是由于偷情之不易所导致的自我怜恤和伟大的感觉。尤其当耿直逐渐长大、稍解人事,又经常闹肠胃病而使她不得不日夜加意照料的时候,艾雪儿更为自己日益丧失追寻情爱的资格而不平、而激越。耿直四岁零四个月又三天的早上,艾雪儿把他托付给一个非法移民来美的广东少妇(这个女人亲生的儿子曾经在艾雪儿父亲的帮助之下偷渡香港成功),然后她化了个好妆,穿一袭米白色的风衣,黑色镂花丝袜和乳白色的高跟鞋出门——安德鲁已经自华府飞来,说是要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双方约在新榆郡郊外二十哩的老地方见面。艾雪儿正在想着那汽车旅馆房间里吊灯的模样,忽然听见耿直说:“God bless you all.”她回头望去,只见耿直歪脖子斜眼,靠立在亚麻格子布的窗帘旁,继续说:“God bless you too.”艾雪儿并不知道他的儿子只是忽然从母亲酷似南茜·雷根的打扮联想起隆尼·雷根在两年以前教过他的那句启蒙话,却误会成儿子有意揶揄她“God bless you two.”当下忿忿不已,冲上去甩了耿直一巴掌,接着教训道:“以后再也不可以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许多年以后,耿直在催眠复健运动中对医师叙述这段往事,并不十分激动:“或者她讨厌雷根,也不喜欢上帝,都有可能。我不了解她的,你知道。” 雷根在一九八六年的这个冬天过得非常不如意。一个曾经为耿坚博士领航进出伊朗的丹麦籍水手挺身出来作证,指控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曾经透过以色列官方的协助,将价值三千万美元军事武器和零件运售伊朗,为期长达数年,以期获得伊朗政府中一部分决策行政人员的谅解,以及交换被该国非法拘捕的美籍人质。而美国政府似乎又将这项交易所得的三千万美元拱手送给了尼加拉瓜反桑定政权的游击队,游击队的两个头目却否认他们拿了钱,可是其中一个头目马可塔尼奥并不能否认一点:他曾经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傍晚,冒雨带领一位自称是生化学家的东方人进入马拿瓜市东北方三十五哩的浅丘丛林区,采集四名共产党军官身上喷出的体液。当时马可塔尼奥还自豪地表示:他手下的狙击兵使用M十六步枪时从来不开启全自动卡榫,每一个敌人只能享用一粒子弹。“因为雷根不是很慷慨的人,你知道!哈哈哈。”“我原来以为只有知识分子对他不满意,哈哈。”耿坚博士自以为附和着说了个笑话,没想到马可塔尼奥虽然反共,器量却不大,当时就板起脸来,说:“知识分子在战场上和牛屎一样。” 耿坚博士倒是记得这话。他常把马可塔尼奥的表情、语气和那个从越南逃亡到法国的阮高混在一起。这两人不约而同使耿坚博士警醒到自己的无知和软弱。然而他宁可保持这副德行,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又会觉得自己过于自大而怀抱恶意。比方说:当他窝身蜗壳般大小的实验室中,接到沟口刚二的电话报告“哈啰,耿!你老婆和他的情夫刚从我们药厂对面的‘天使之吻’汽车旅馆出来了。”那时候,他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悸、颤抖和虚脱,犹如置身于交通喧嚷的台北街头。这时他会推想:“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怎么‘知道’雪儿和那个男子的关系究竟如何?”“我其实是个很无知的人,不是么?”“一个无知的人怎么能对人怀抱恶意呢?”“一个无知的人最好软弱一些罢。”……于是耿坚博士起身离座,到厕所洗把脸,擦干痔漏的部位,走回来时沿路摸摸不锈钢冰凉清醒的台面,随手端起一瓶他所搜集的体液,小啜一两口,然后叹着气,自言自语道:“我干嘛费那个事?” 耿坚博士仍然尽可能地匀出一点时间来和耿直相处,父子俩一齐观赏橄榄球赛、棒球赛、钱宁·卡森的《今夜》以及《七○○俱乐部》。耿直从四岁半开始,每天要戴上一付矫正歪脖子的塑钢支架,长达十六小时,在这十六小时里,他除了吃喝拉撒外,只有两件事好做:和耿坚博士用华语交谈,以及和艾雪儿用英语交谈。通常都是他先问“爸”和“mom”:“你们在做什么?”耿坚博士在家的时候会说:“我在看书。”艾雪儿在家的时候则说:“我在写书。”夫妻俩都不在家的时候,耿直拒绝和非法移民保姆说话,便自问自答,以致中英文都练得非常流利,对于他长大以后从事的通译工作——翻译父亲的英文研究报告和母亲的中文小说——有决定性的帮助。“他们都是很孤独的人。”耿直对为他作催眠复健的医师说,“他们都不会和人沟通。”可是耿直隐瞒了一点:他没有向医师吐露自己也一直是个不会和人沟通的人,尤其到了一九九○年八月,他金发灰眸的同母弟弟耿尔出生之后,八岁的耿直更加沉默、闭锁。他的歪脖子矫正了百分之九十二,开始佩戴矫治斜视的眼镜,但是他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容易罹患肠胃疾病,医生总也查不出病因,只告诉耿坚博士和艾雪儿:“这孩子的情绪性紧张非常严重,也许你们该让他试一试催眠疗法。” 可是在一九九○年代,催眠复健运动仍然是非常昂贵的疗法。一涉及金钱,艾雪儿就显得十分焦躁不安。因为在这个年代里,她的作品再也无法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她的父亲也不再那么热心地搞文学商品(他的新兴趣和新投资是磁盘赌具和程式风水系统)。艾雪儿的脸上出现皱纹,脖颈多了一折,每个月都要逼耿坚博士答应沟口刚二的游说:加入伊莱利药品公司,那样他不时可以坐收大笔干股和红利,以便从容地还清拖欠了艾雪儿六年之久的债务。耿坚博士以“分身乏术”为辞推卸学生和妻子双方的压力,因为他在一九八八年中回台湾讲学的三个月期间,对手头积压已久的病毒研究工作有了新的体认,他不能浪费任何一点时间。每当他充满期待和歉疚之情地向艾雪儿解释的时候,她总会无奈地摇头,想起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之间,她生命中最巅峰、最辉煌、也最快乐的美好时光。 美好时光从耿直四岁四个月零三天挨了艾雪儿一巴掌之后开始。艾雪儿穿戴起那套酷似南希·雷根参加全美越野握手大会时所穿的衣饰,驾车驶往“天使之吻”汽车旅馆,看见了久违的恋人安德鲁。安德鲁在路边吻她,将她高高举起,绕了无数个圈子。“你不是说有好消息吗?”艾雪儿在空中咯咯地笑着说,“快告诉我。”安德鲁仍然不肯停,继续转着,使艾雪儿产生幻觉,以为自己跌入孩童期,在尖沙咀游乐场坐旋转木马。“我来了。我被调到芝加哥来了。”安德鲁亢地说,“我们以后要什么时候见面,就什么时候见面。”“放我下来,我受不了!”艾雪儿叫了一声,竟然晕过去。也就在晕倒的那一刹那,她真的看见自己四年之后在产房生出耿尔的情形,痛苦、啼哭、骄傲、羞惭、欢愉、满足和惶恐。 耿坚博士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再度返抵国门。这一回他已经不像前次那样受欢迎、受重视,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以证明中国人的普遍才智要比其他各民族来得优异。“教育部”和“国科会”的人士早已将他们对学术界的关切和爱护转移到一些对国家整体建设和发展更有实效的领域中去,所以这一回,耿坚博士回国讲学自然不如六年前的奔丧之行一般不停地被官员、士绅、记者和年轻学子包围、询问和请益。过去一再邀约他“莅临发表演讲或观感”的几所小、中、大学也似乎忘了她们都是培育耿坚博士的母校,未尽款待或宠爱之责。只有一家电视台在制作一个军纪教育节目时想到了他,请他谈了谈有关军中自助餐的营养均衡、有助于提高战力与士气等等。耿坚博士起初推说不是食品营养学者,不敢妄言,但是节目制作人(一位体面的中校)劝说他应该“为自由祖国不断成长进步精实壮大的三军袍泽打打气,也算尽了一份海外学人爱国更爱军的义务和责任”。耿坚博士只好慎重地答应。他一共发表了三分半钟的谈话,其中有两分钟的内容和世界各地兵连祸结、病变丛生的感想有关,一分钟是呼吁“大家”要彼此相爱、多做学术研究,以增进世人共同的幸福。只有半分钟的时间和自助餐、营养成分、身体保养以及精神愉快诸如此类的话沾上了一点边。当然,他也只能有半分钟的时间在电视屏幕上露个脸(一个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结果就在他说话的半分钟里发生了:有三十万名官兵听着他的喃喃之语同时进入了梦乡)。 耿坚博士不再是众所瞩目的焦点,连听他讲学的学生也多半扬弃对知识的好奇而选择了自由——原因之一是这些大孩子受不了他经常在讲台上突然自言自语地说:“这一部分我要不要跟他们解释?不解释他们不容易懂,解释了时间又不够用。可是我又不能不说详细点儿,不过,时间还是宝贵,我可别把学生当笨蛋,说多了他们会嫌啰嗦,我干嘛费那个事?”前后一共有五十七个人次的学生在他自言自语的当儿收书起座,离开教室。于是,原定一年期的客座讲授只维持了三个月,耿坚博士就被开除了。但是,在这短短的三个月期间,他对病毒本身有了另一层的认识。起因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十二月初,岳父从香港抵台,到耿坚博士任教的学校去找一位电脑教授谈出版算命磁盘的合约,顺道拐了个小弯,到耿坚博士寄寓的教授宿舍去探望一下阔别了六年的女婿,一见面先表示这是趟专程探访,言下颇有些责备耿坚博士未曾远迎的意思。“我专程来骂人的。”岳父朝地上擤了擤没有鼻涕的鼻子,临时编织了一个试探他的谎言,“你多久没和雪儿写信、打电话啦?她接不到你的消息,电话里向我抱怨了半个钟头,你小子得付这笔费用。”耿坚博士一向信任岳父的谎言,当下上了当,问说:“多少钱?”也免不了在岳父匆匆寒暄、训诲和告辞之后拨了个越洋电话回家(头两次竟然弄错号码,被一个名叫沟口刚二的药厂厂长狠骂一顿,双方由于事出唐突以至互不相识,甚至都觉得莫名其妙),艾雪儿刚和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幽会完事,又赶了一场午夜电影回来,正是精疲力竭到底,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声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艾雪儿打着呵欠,一口咬定耿坚博士吵醒了正在闹肚子的耿直。耿坚博士立刻提起岳父来访的事,强调他确已将对方要求的电话费付清了。“我现在很累,有话改天谈可以吗?——你的儿子在叫了,他肚子不好你是知道的。”(其实耿直并没有叫)耿坚博士忽然在此时开始自言自语:“可是她明..明向她爸爸抱怨我不打电话的,不是吗?我现在不是在跟她打电话么?她到底要不要和我讲话?如果要,为什么改天呢?如果不要,我干嘛打电话、费那个事?”艾雪儿对耿坚博士的喃喃自语只觉十分刺耳,听来听去只有“讲话”二字听得真切些,便用舌头抵了一下上下牙缝,发出比较不耐烦的一声“嗞”响,道:“你要讲话,和你那堆瓶子讲去——它们听得懂,我听不懂。”说完就挂断了。也就在这一刹那间,艾雪儿打了个呵欠,一个打过之后便再也不想睡觉的呵欠,欠出满眼晶亮的泪水。她从床尾对面的梳妆镜中看见自己略显衰老的面容,首次感到下巴颏底赘出一圈肉来。也就在这一刻,她联想起一九八○年夏末秋初时在一次相亲宴席上对桌有个打瞌睡的老人的模样,老人是耿坚博士的父亲;他被艾雪儿父亲的致辞所招来的掌声吓醒时多达三层的肥胖下巴不停地抖颤着,而艾雪儿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逐渐老丑,如一老男人。而在相亲宴上,她的父亲的致辞此时又萦绕在床尾和梳妆镜之间了:“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情啊爱的;我只管把女儿交给你,耿博士,她是你的了。”艾雪儿历经八年的婚姻生活,如今终于了解——她之所以如此焦虑,乃是因为她一直不肯承认,也不能否认:她只是父亲手中的一宗生意,一宗投资错误的生意。 耿坚博士在挂上电话之后的几秒钟里仍不明白这通电话有没有打错。可是残留在他耳际的艾雪儿的话语却提醒他转往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领域:“你要讲话,和你那堆瓶子讲去——它们听得懂……” 耿坚博士立刻忘记岳父、妻子甚至刚刚拨过电话的事,冲进浴室,从澡缸里搬出那两箱试管来。试管一共是五百一十二支,每一支里头都装着蓝不蓝、绿不绿、半黄不白的混浊?液体——这是他特地从五百多瓶病毒液中采样带回来贡献国内学术界的礼物,不过,没有那个单位愿意慨然接受就是了。此刻只有耿坚博士肯用异常兴奋、充满好奇的眼光去审视它们,并对它们亲切地说话:“雪儿说对了。你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是吧?你们懂我的,是吧?总有一天我也会懂你们的。我们来比试比试,看谁先懂谁?看谁先懂谁!” 耿坚博士说话时过于专心,以致忽略隔壁宿舍里正在苦读一篇有关DNA氢键结构论文的某教授。耿坚博士一向只知道有某些教授也住在宿舍里;而不了解某些教授中的某教授经常在读艰深论文时利用思索的间隙偷听他这边的动静。偷听是某教授的兼职,他通常把他在校园中任何角落偷听来的事物记录在一本可以夹藏于讲义中间的小册子上,遇到适当的场合和时机(通常是不会被旁人偷听到的场合和时机),就把小册子上的记录报告给一些相信他的人。 相信某教授的人相信耿坚博士确实疯了。他们开了三次会,决定知会这所大学的教务长、理学院长、生物系及化学系主任,还有生化研究所所长:当前国内学术界有足够的能力和诚意邀请到比耿坚博士更具权威性、号召力、也更正常的人回国从事通识兼专才教育的严肃工作。这些与会人士在多年以后大都退休,经常穿着丝质的睡袍在大台北郊区七十五层以上(含七十五层)的高楼阳台上往复慢跑、浇花逗鸟、阅读《中央日报》和《青年日报》。有一天,他们会第一次不相信这两份他们已经看了一辈子的报纸上的一则报导:那是二○○三年四月九日,报纸上说:“华裔美籍生物化学专家耿坚博士荣获联合国杰出科学家名衔……”这些退休后散居各处的人士在那天早晨六点半钟不约而同地说:“这是不可能的!那小子……是我把那小子撵走的。”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了解:耿坚博士得奖的研究是什么?研究的成果如何?是否真如联合国科技基金会所宣称的那样——“增进吾人对外太空有害物质之见闻,扩大生化科学的探索领域,并对全球防治太空污染之研究贡献良多。”他们只是一致怀疑: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耿坚博士”?(或者是外电译名译错了) 挂上电话之后,耿坚博士虽然有一种茫然的失误感,以为这通电话又拨错,拨给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不过,他从艾雪儿的气话里发现了以后五年搞出手头这批病毒培养液体一点名堂的真理;也正如安德鲁·阿却·汉考克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底初次提醒他的话所暗示的:这种病毒是一种语言。 或许病毒也像他自己一样——处于深刻的焦虑之中,渴于和他沟通,想要明白他的意思;病毒也在研究着他。 耿坚博士于一九八八年十月返回伊利诺,在艾雪儿不很刻意的安排下再度遇见安德鲁。安德鲁此时的掩护身份是一家太空实验室仪器制造公司的顾问,这个公司其实直接隶属五角大厦管制,从一九八六年秋季的最后一个礼拜开始进驻芝加哥,准备买下(或者透过其他合法的方式)一片大约有五千四百英亩的土地,建造所谓的厂房和仓库。这片土地在伊利诺州东隅,原先住着一群亚美许(Amish)农人。这个挂名公司花了两年的时间对州政府和亚美许人施展双重的压力,目的是让这两者了解:当地已经没有足够肥沃和干净的土壤植育出能喂养美国人并使之健康快乐的作物。仪器公司取得一份非常详尽的调查报告,厚达三千页,报告出自一批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聘雇的学者专家之手,指出这五千四百英亩的土地中含有过量的砷、几近饱和的镉,以及超乎安全标准达数百倍的铯137。原住民必须尽速撤离,由该公司会同联邦政府的专职环保人员划定危险区域,在区域内进行大规模的检验和搜证,当最后一辆亚美许人的马车在夕阳下缓缓驶离危险区域之后,环保人员脱下了原先的银灰色制服,露出里面的军装,开始担任警戒。此后两年,警戒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浪费,因为没有人敢接近一个充满了危险物质的地方。在这里,新的厂房盖起来了,新的仓库也盖起来了,还有,三座占地七千两百亩的混凝土平台也盖起来了,安德鲁·阿却·汉考克成为此间的负责人之一,他的任务是执行所谓“太空防卫计划”的一小部分。而这个危险区域是整个计划之中最安全的角落,负责搜集、辨认、解读、传译,以及储存北美、加拿大、东太平洋这六分之一半球上空三百九十八公里以内所有的通讯资料。他和耿坚博士再度见面时似乎也察觉到耿坚博士对他和艾雪儿的私情并非不明不白,只是不闻不问而已。艾雪儿请他回家便餐,理由是给耿直一点富有启发性的教育。 耿直已经入学一年多了,对天气问题非常有兴趣,常向父母询问:为什么气象人员能预先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而且限于未来的四十八小时,而不是十五分钟或一 5e74." >年?同时耿直也迷上了各种武器模型,对北约组织、苏联、中共和以色列所研制发展出来的新型飞机、战车、飞弹和火箭了如指掌。“我们想,”艾雪儿替她和她的丈夫说,“你是大气科学的教授,又干过飞行员,一定可以给他一点指导或什么的。”艾雪儿故意不提这两年以来安德鲁已经转业为某太空实验仪器公司顾问的事。然而安德鲁一踏进耿坚博士的家门就觉得自己不该面对像耿坚博士这样一个矮小、软弱又有工作狂的人撒谎,当下后悔接受邀请。不过他还是把一盒象征纯洁友谊的紫罗兰递给艾雪儿,礼貌地吻她的右颊,和耿坚博士握手,客气也不由自主地坦白道:“不过我早已经不是什么飞行员或气象学者了,我现在是一个通讯工程顾问。”“那很好。”耿坚博士点点头,拉他入座,替他倒了杯酒之后才问说:“你想喝点什么?”艾雪儿则提高了声调,仿佛两年来从不知道安德鲁已经定居芝加哥的事实。便说:“喔——通讯专家?太好了耿坚。你的儿子经常拆卸家里的电话、电视甚至邮箱,至少拆了七八次。他也许对通讯问题也有兴趣,是罢?”“我想是的。”耿坚博士说,“他对什么都有兴趣,有一次还拆掉我的显微镜。”但是多年以后的催眠复健运动并没有帮助耿直想起他拆电视、电话或显微镜的事。他在那时对催眠的说辞是:“我想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耿尔拆的,他什么都会拆,即使是我的骨头也不例外——可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当时只有我这一个孩子,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未来的事呢?还是他们这样说了,以后事情就会变成这样?还有——”耿直开始对医师产生了知性的怀疑和不悦之情:“这催眠只是在帮助我记起来一大堆我不想记得的事情,我要怎么样才能知道未来呢?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知道未来,像他们一样呢?”耿直又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情况。 事实上耿坚博士夫妇只是为了向安德鲁表达不同动机但同样程度的欢迎之意,而随口说了些话,他们并不能预知未来耿尔的暴力活动,他们的“预言”只是撒谎。 安德鲁没有借辞及早离去是非常明智的。他喝了两杯酒之后就逐渐松弛下来,不再为当着老实人耿坚博士的面和艾雪儿做戏扮演普通朋友(或是耿直的教父)而惴惴不安。于是他获得了一个十分意外,也弥足珍贵的启蒙。“我终于有新发现了。”耿坚博士并非真的满脑子只有实验室里的发现,他只是突然想起这会是个好话题,而这个好话题可能会稍稍使隔几窘坐、略显焦躁的这个大孩子——也是涉嫌和他妻子有染的强壮英国贵族末裔——比较不那么紧张局促,“你还记得我提过的那种病毒吧?”“唔,是的。”安德鲁经他这猛得一问,其实是什么也不记得了,他喝下一大口耿坚博士胡乱调搅的酒精、果汁和碎冰碴儿,竟然怀疑那酒中有奶精的成分:“对不起,请问你是不是在这里面加了奶精?”耿坚博士根本忘了他先前调过酒的事,只好摇摇头,道:“雪儿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来,我为你换一杯。”安德鲁不喜欢也不明白中国人习惯将家里所有发生的小过失推诿给妻子的传统美德,他摇头拒绝,只说:“味道似乎不错。”然而他心底暗自又对耿坚博士产生了一点不悦的情绪,同时对自己也滋生了体谅宽释的情绪——因为他明明看见酒是耿坚博士亲手端给他的,却把酒里的奶精味像丢热山芋一样丢给艾雪儿,这表示耿坚博士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男性沙文主义的人,而面对一个男性沙文主义者总比面对一个老实人要使人自觉高贵而且正义一些——即使他在应诺话语时眼前不免会闪过对方妻子裸体的模样,也不至于过度内疚自责了。安德鲁一面想着艾雪儿把双细白小腿搭放在自己肩头的情景,一面听到耿坚博士继续说:“……这些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无论在伊朗、巴黎、尼加拉瓜、越南——或者在南大西洋——这你知道……”听到南大西洋,安德鲁的眼睛才忽地从耿坚博士背后的沙发靠背上跌落现实(那里曾是他和艾雪儿最常取乐的地方;当他们在那靠背上冲刺缠斗时,耿坚博士正在全世界各地搜集病毒),紧接着又跌回一九八二年福岛战役中的南太平洋上空,他爬升、他坠落,他歼灭敌舰、他背弃同僚,他有一些晕眩,显然是酒精加奶精的结果。“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是我一直都忽略了的。”耿坚博士说时益发兴奋,像平时猛灌病毒培养液那样猛灌了一口酒(他自己这杯里加的是咖啡粉),且不管滋味如何,径自提高了声调说:“你知道是什么吗?嗯?让我告诉你:是雨!雨!”“雨?”安德鲁点点头,仍旧惶惑不已,“所以呢?”“你不明白吗?”耿坚博士激动地摊舞双臂,泼洒出来的酒水几乎溅到艾雪儿的新沙笼装,她立刻闪入儿子耿直的身后,矫正耿直歪脖子的塑钢支架被一颗冰块击中,使他吓了一大跳,怯生之情更加强烈,迟迟不敢上前向“安德鲁叔叔”打招呼。这时一屋子人都听着耿坚博士说:“你不明白吗?病毒是从雨水里来的。”“呃,耿博士,你知道——”安德鲁微蹙着他那两道颇似马龙白兰度的剑眉,表情像在为一个很不懂得普通常识的学生解释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一般慢修斯理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雨、各式各样的雨……”“我知道,可是有一个共同点,”耿坚博士挪出一只空手掠了掠秃顶上几条因激动而散乱披覆的发丝,抢着说,“它们都是从……”说到此处,他神秘地指了指正上方,“天上掉下来的。”“从天上?”安德鲁原以为对方会有什么惊人之论,听到这里,不由得哼哼两声,断定耿坚博士是在开一个老实人常开的、并不怎么有意思的玩笑,便又跟着重复了一句,“从天上?——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说罢,就尽量勉强自己挤出几声欣赏幽默情怀的笑声。艾雪儿笑得大声些;她从来不知道耿坚博士也会说笑话,而且说得让安德鲁都笑了,那一定不是普通好笑。不过在她的笑里,丈夫和情夫相处融洽、不至于酿成反目成仇事件以损她艾雪儿的名声——这层欢喜的成分占得多些。笑得最大声的是耿直,因为他看见艾雪儿在笑,而且笑得超乎一个做母亲的那般美丽。只有耿坚博士笑不出来,他并没有开玩笑,他非常认真地相信雨水和病毒之间的密切关系,更相信那病毒经由雨水向地表,而病毒的来源是“天上”。在一片笑声之中,他无法继续解释些什么,便环视周身的三个人,发觉只有自己的儿子笑得最无理——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情人笑他都还合乎逻辑,而他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凑趣就太令人伤感了。耿坚博士并没有斥责他的儿子,他只伸手上前,抹去耿直脖颈钢支架上残余的染有咖啡粉色的冰屑。耿直却被这个动作吓得倒退了一步,踩上艾雪儿刚涂过鲜红蔻丹的脚趾,艾雪儿以一声尖叫结束了笑声,却不明白:耿直受惊吓的原因是他从耿坚博士温柔的动作中看见了一抹凶戾的神情,那神情来自耿坚博士的眼眸(更准确地说,来自耿氏这一平凡、卑微、柔驯、低声下气的家族,耿坚博士的父亲在许多年前就不止数十百次地用这种眼神督促他的儿子念书)。尔后又过了很漫长的一段岁月,耿直对他的催眠复健医师表示:当时他怀疑耿坚博士伸手过来是想捏他的脖子。 安德鲁回到通讯中心宿舍时已过午夜,他为自己调制了一杯威士忌加奶精,啜饮时眼前不断地浮现起耿坚博士在餐桌上几度欲言又止的模样。这时他有一点混乱,一方面他宁可相信耿坚博士是个科技狂人,一个会用种种方式忽视或轻视妻子的典型东方男性;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对耿坚博士被上司冷藏、被妻子遗弃,甚至被儿子讪笑的寂寞处境产生出一股难以抑制的怜恤之情。在这般矛盾的情绪之中,他一连喝了四杯,拨了一通话。接电话的自然是艾雪儿。“雪儿,我找耿坚博士。”“为什么?”艾雪儿十分惊愕,脱口道:“你还好吗?你喝醉了吗?”“请你替我找耿坚博士好嘛?”“你要对他说什么?”艾雪儿紧张起来,她还来不及应付这样的局面,“我想,我想现在还不是向他坦白的时候,安德鲁。”“请你——”安德鲁费了极大的力气说着,全身虚脱,抱住电话跌躺在地毯上。片刻之后,耿坚博士略带紧张干涩的声音自话筒中传来:“我是耿坚。”“我是安德鲁。”俩人接下来同时互问“你好吗?”“我很好,谢谢。”然后是一片沉默。安德鲁沉吟着,终于先开口道:“你的威士忌加奶精好极了。”“噢?”耿坚博士不记得什么威士忌加奶精,只匆匆应了声谢谢。安德鲁闭上双眼,思索着对方此刻的面容和神情,试图从中决定耿坚博士究竟是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支吾着说:“我只是,只想告诉你——”(事实上直到这一刻他还没有想起该告诉对方些什么)“是,我在听。”“呃,对了,关于你那个病毒的理论很有意思,我是说真的,非常有意思。”于是——耿坚博士的兴致被勾引起来了,他又掠了掠秃顶上的散发,音调提高八度,说道:“你猜我怎么想?我想——我是说我相信:那些东西不是地球上的东西,你知道……”安德鲁听着,仿佛亲眼看见耿坚博士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死人身上采集雨水体液的情形——一种辛勤、艰苦、残酷又温柔的行为。他并不很想知道耿坚博士所研究的一切,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想了解耿坚博士这个人——仿佛这样做可以弥补一点什么。不过,几分钟之后,安德鲁抱着话筒打起鼾来。 倒是经过这一番往来,安德鲁似乎成为耿坚博士一家人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朋友。从一九八八年十月起,耿坚博士、艾雪儿、耿直和安德鲁·阿却·汉考克成为新榆郡校区中最奇特也最密切的组合。一直到二○○三年四月九日,耿坚博士获得联合国杰出科学家名衔的那一天,人们都不免好奇地彼此问询:耿坚博士、艾雪儿和安德鲁如何能相互容忍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除了他们三个和耿直之外,这个家庭里还出现了一个十三岁的混血儿耿尔。在耿坚博士领奖时,耿尔是这个家庭中唯一没有参与盛会的成员,当时他被囚禁在芝加哥市西郊的一所疗养院中接受脑波检测;检测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孩子的暴力倾向是否和耿坚博士与安德鲁长期合作的病毒研究有关。 耿坚博士领奖的地点在纽约联合国第二大厦的一百七十四层顶楼。他面对数千名宾客和全球数以十亿计的全像电视传真观众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我非常感谢一个朋友,十多年来,他以卓越的学术想象力和极度精密的科技设备帮助我、启发我、也支持我完成了这项研究。此刻他正坐在我的妻子艾雪儿女士的旁边,他的名字是安德鲁·阿却·汉考克——一位值得尊敬的绅士。”全像电视传真立刻播映出安德鲁起身含笑答礼的镜头。艾雪儿则在此刻适时地起身亲吻安德鲁左颊,使全世界欣赏这个典礼的观众都看到她,也看到她和安德鲁并没有什么超乎寻常的感情或关系。 对于几十亿世人中的半数而言,艾雪儿的行动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都很年轻,能够坦然地欣赏。一种在二十一世纪的俗情之下被法律、道德和风俗容忍的婚外恋爱及交配关系。然而艾雪儿毕竟还是上一个世纪的遗民,又曾经在某一个地区的艺文圈中享有旧式的盛誉,她相信一定还有许许多多的读者仍然记得她,而这些读者也一定有她那种潜藏于内心底层的、属于二十世纪的旧伦理观,她不能让这些人对于她有情夫这种事产生不洁、可耻之感,所以耿尔没有出现在会场之上的确有几分值得庆幸。 在整个颁奖会上,耿直是最不快乐的人。他的歪脖子仍然有百分之八未曾矫正,他在大学里的拉丁文和古希腊文课程的报告尚未完成,他的新领带使他不能吞咽流质食物,最糟糕的是:他看见一个烫了一头蓝色卷发的中年女子死缠着致完谢辞下台的耿坚博士,不让他顺利入座以便赶快结束这场了无生气的仪式。 如果那个蓝发女子换成另外一个人,耿直倒也还不至于太过厌气。因为他认识她,而且认识她很久了。这个女人就算把头发染成最流行的透明色耿直也能一眼认出她来:早在十九年前,耿直只有两岁大的时候,这个女人曾经把他一个人关在婴儿车里,害他坐着一摊冷牛奶,长达十个钟头之久。 “你不认识我了吗?耿坚博士。”蓝发女士妩媚地笑着,手中拿着掌中型个人电脑盘和一具麦克风,“我是那个波多黎各女孩!” 耿坚博士礼貌地和这个自称是女孩的波多黎各妇人打过招呼,不自觉摸两下秃顶——这个动作帮不上什么忙:他仍旧想不起波多黎各和他有什么瓜葛。“对不起,我想我不记得——”“我原来叫露瓜雅娜,现在是珍妮·纽沃。我曾经你的孩子的保姆。想起来了吗?”耿坚博士茫然地点了头:“保姆,是的。”“不,我现在不做保姆了,我现在担任《泛美论坛报》的记者。请你面对传真摄录机的镜头好吗?”珍妮·纽沃说着,眨了眨那对植有碧绿瞳仁的大眼睛。耿坚博士依照她的话做了。她小心翼翼地戴上传声额圈和天线,开始向全世界的《泛美论坛报》读者宣称:这是一次独家采访。“各位女士、先生,这里是《泛美论坛报》的珍妮·纽沃。基于我个人和耿坚博士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关系,耿坚博士特别答允为我们作一次深刻的讨论,让全世界的人们能够进一步了解耿坚博士如何获得联合国杰出科学家的名衔。现在,耿坚博士,可不可以请你简单地谈一谈这次获得大奖的研究内容?”“我可以谈,可是不能简单地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接着,耿坚博士开始自言自语。他的声音很低很柔,也显得十分衰老: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你‘简单地谈一谈’?‘用最简单的话来谈一谈’?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如果什么事都能简单地谈,那还有什么研究好做?……”珍妮·纽沃并没有阻止耿坚博士累赘荒唐的话语,因为当全世界的亿数读者在自家传真墙上读到这段采访内容的时候,它已经被系统内部早已预设妥当的程序自动剪辑过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得从头说起……” 耿坚博士提到阮高、金鸥三角和“绿色和平”反核激进分子;提到他的岳父和香港维多利亚港外“胜邦轮”上的难民;也提到了安德鲁以及南太平洋海浪中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以及无数次发生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不幸灾难。灾难中有人丧生,尸体在大雨的浸泡下长出痘疮、喷出血水;可是当时没有人会去注意这些,事后也没有任何仪器可以检验出那些雨水和体液的混合物里有些什么异样的物质(这时珍妮·纽沃正掩口打呵欠,并探手扯开胸前的按扣,挤掉乳房上一粒因香水刺激而产生过敏反应以致冒出粉刺的浅红色皮疱——当然,传真系统会自动剪去这一个无用的特写镜头)。会场中的贵宾已开始用餐,没有人注意到耿坚博士还在领奖台前以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讨论他的研究。 “……我发现:问题的关键是那些雨水。换言之,没有那些雨水的话,很可能——或者说根本不可能,会使尸体发生异变。于是透过我和我妻子的好友——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先生——的帮助,利用国际通讯卫星和气象卫星的联线作业,我先取得了这些年来,所有发生过尸体异变情况的当地在某一特定时间之内的气象资料,然后,你知道怎么了吗?”珍妮·纽沃没想到耿坚博士会突如其来地反问她这么一句,立刻向镜头露齿微笑道:“多么奇妙的理论,我相信那些雨水之中一定有非常深奥的知识,你说是吗?耿坚博士。”“事实上,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在发生我所谓的‘病变’的区域里,根本没有下雨的纪录,没有雨!完全没有,你能想象吗?没。有。雨。”“多么奇妙啊!原来没有下雨,耿坚博士的发现实在太有价值了。”“没有下雨的纪录只有三个可能:第一,我所接触的病变目击者都有幻想狂;第二,气象卫星的数据完全错了——很显然,这两者都是极度不可能的。所以,只有第三了——这些雨并不是地球本身的产物——”“多么令人惊讶的构想啊!耿坚博士。”珍妮·纽沃再次打断他的话,看了看戳印在手背上的光能液晶表,继续微笑着说,“非常感谢耿坚博士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为全世界《泛美新闻报》的读者作如此详尽的介绍。能够获得联合国杰出科学家名衔,的确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非常感谢耿坚博士——我的老朋友——能接受这次访问——”“我还没说完。你要知道——”耿坚博士开始搬动手指,说:“没有云层、没有锋面,没有大量潮湿的水汽,没有任何足以造成落雨的地形,好了,这些雨是从那里来的呢?”珍妮·纽沃这时拉住耿坚博士的手,用力地握了两下:“非常谢谢你,谢谢。”随即朝传真摄录机的机械人操作员打了个停止的手势。 耿坚博士并不十分在意珍妮·纽沃就此离去,他继续非常有耐心地说着:“我打个比方好了。我们地球是一个玻璃花房,有一些园丁在花房里浇水,这里浇一点、那里浇一点,这些浇花的水就好比是雨。可是有的时候,园丁都不在,有的请假、有的偷懒、有的被开除了(说到这里,耿坚博士自觉蛮幽默地笑了起来)。可是有的花盆里出现了水滴,那么,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找了半天,找不到园丁——也就是说:没有下雨;不过,你又错了!不是没有下雨——是没有人在浇花。那些在花盆里的水原来是从花房屋顶的玻璃上渗进来的,那些才是真正的雨,不是地球上的雨。这样说明白了吗!是地球以外的地方落下来的‘雨’。” 艾雪儿在向安德鲁敬酒的时候发现耿坚博士当众自语的模样。在一大群奋力咀嚼以及互相喋喋不休的贵宾之间,耿坚博士其实不大受人理会,却也在这一刻,艾雪儿首先发现:她相处了将近二十年的丈夫是如此的陌生而卑微。她看着耿坚博士,不知不觉地濡湿着眼角笑了。安德鲁遂顺着她投以怪异表情的方向望去,也望见耿坚博士比手画脚、朝偌大一个拥挤喧哗的厅堂发表无声演说的样子。“我们该弄他回来,他需要休息。”安德鲁说着,便要离座,偏在这一刻,他的手肘被艾雪儿拉住了,艾雪儿用餐巾擦了擦眼角,缓缓地说:“不,我去。”艾雪儿悄悄接近耿坚博士,脸上带着怯生生的神情,过了好几分钟,她才鼓起勇气,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语调打断她丈夫的自白:“你累了。我们回去罢。”耿坚博士则径自说道:“所以我敢断定:我透析出来的那些病毒结构是一组一组的外太空语码符号。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有人在天上和我们说话,说话,懂吗?”艾雪儿摇着头,更低声地说:“别再折磨你和我了,我们彼此报复得够了。”耿坚博士仍不死心,他搓着渗出汗水的手掌,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你一个杰出的名衔,却不肯听你说话,不肯听别人说话呢?”艾雪儿泪眼模糊地低下头去,忽然惊叫了一声——她清楚地看见耿坚博士手心里渗出来的汗水是浓稠的绿色汁液。耿坚博士毫无所觉,此刻他正陷入此生最孤寂的情境,口中反复地问着:“他们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名衔呢?”答案在九张餐桌之外——耿直听见了邻桌两名头戴绸质方帽的尊贵人士的对话,其中一位是联合国科技基金会的主席马丁·克莱恩博士,一位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新任主席雷明顿·史迪尔。他们正在用高深的拉丁文交谈,一来避人耳目,二来也唯有拉丁文能显示出运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学术地位。马丁·克莱恩说:“我想今年这样安排,中国方面会满意的。”雷明顿·史迪尔则淡淡地应了声“可能——”接着,他又说:“我倒觉得明年的人选可能比较难以决定,你知道,南非和尚比亚都对国务院施加了一些压力。” 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在颁奖会后的第二天奉接上级指示:他毋须陪伴耿坚博士夫妇立即返回伊利诺,因为临时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亟须获得他的“谅解”。“可是,”安德鲁在电话中辩解道,“第一,我在度假;第二,耿坚博士的身体不好,我想他需要我——”“他不再需要任何人了。汉考克上校。你现在听到的NEC红色指令。重复——‘No-exceptional dition’红色指令,请依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与指定人会合。” “指定人”是雷明顿·史迪尔。他和安德鲁在四十七街一家全像春宫电影院二楼的室内高尔夫练习室碰头,时间是下午三时十五分(此时耿坚博士一家三口已回伊利诺伊州新榆郡的家中,艾雪儿着手写她此生的最后一本书《耿的妻子与情人》)。 雷明顿·史迪尔开门见山地表示:“耿坚博士的案子已经结束,你不需要再提供他任何协助了。”安德鲁似乎早就料到对方会有此一说,他稳稳地挥出一记长杆,那粒白色的球体笔直地飞入银蓝色的巨型帷幕之中,标示出落点在两百四十二码之外。“不坏。”雷明顿·史迪尔继续说,“我知道你能挥出这么远的一杆必定有心理学上的解释。不妨说说看。”“我不认为耿坚博士的案子已经结束了。”“当然,你和艾雪儿之间的事不必受‘公司’方面的影响——”“那本来就是我的私事。”安德鲁接着又挥出一记两百零三码的长杆。雷明顿·史迪尔笑了:“嘿!你在打第三洞了,安德鲁!”安德鲁没理他,又挥了一杆,银蓝帷幕上标示出一个巨大的问号,声控机自动开启,道:“汉考克先生!你击中了第六洞球手的杆弟。”“安德鲁!我想你没有任何公家或私人的理由须要继续资助耿坚博士的。”“为什么没有?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如果他继续下去——”“如果他继续下去,整个‘公司’的硬设备都在他的掌握之下了”“他对战略通信卫星没有兴趣;他只是想搞清楚那些含有病毒的雨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搞通了,对‘公司’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安德鲁说得越是凿凿有理,便越是觉得对方不会接受他的意见——很明显地,如果雷明顿·史迪尔肯听他的,就不必听那么多。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九八九年冬的一天,艾雪儿公开她已怀了耿尔的那个黄昏,他曾经和耿坚博士踏雪步行了很长的一段路(俩人像孩子一般地互相投掷雪块),耿坚博士气吁吁地说:“有时候、有时候我在想、没有人会了解我究竟在做些什么。”“你在丢雪块。”“是的。我在、丢、雪块。”耿坚博士终于支持不住,颓坐在一张布满了雪冰的长椅上,脸颊堆满了通红得近乎透明的笑意,“没有人会了解我为什么要丢雪块,你明白吗?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被人了解——”“所以?”“所以没有人会了解我在做什么。”安德鲁闻言之下,心头有几分悚然,不由得肃容正色地说道:“你是说你的研究?”耿坚博士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带着几分执拗和几分哀怜的神色说:“他们停止了我的研究计划。”“为什么?”“他们说没有用——他们说得不错,的确没有用。”耿坚博士顺手团起一块椅板上的雪冰,努力把它挤压成平整光滑的正圆形,一面说道:“你知道吗?我已经发现了那病毒组合的关键了。”说着,耿坚博士小心翼翼地翻越大衣、毛衣和一件皮背心,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只胶壳封套,然后,他转向安德鲁眨了个眼,道:“如果没能和你的全像显微扫描机联线,我永远也看不到它。”那是一张经过平面化处理的普通相片,安德鲁只知道图案是鲜红带点橙黄的色调,四周混沌一片,唯独中央的部分有一块不大清楚的、类似刮痕的线形符号,形状略呈倒“V”字,尖角的部分却是非常柔和的圆弧,又有些像少了一点的“?”“呃,也许太艰深了,我不懂,不过的确很美。”安德鲁同时想到:这个世界上的确不会有人为了这种抽象艺术而提供什么研究经费和设备的。耿坚博士的眼睛却突然闪出一抹亮光,道:“有品味。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个小东西,啊!”一面说着,耿坚博士一面将照片收藏妥当,缓声带些哽咽地自言自语起来:“他比马丁·克莱恩懂你!无论如何,我会求他继续支持我的,他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这是当今这个地球上非常少有的品质了。”耿坚博士越说声音越低,逼得饱受赞美的安德鲁不得不问了声:“你说什么?”耿坚博士继续说了好一阵,才悠悠然自呓语中醒来,脸色恢复红润与自信,慨声说道:“我发现的这个小东西太有价值了,我称之为‘安迪’,你知道,那是安德鲁的意思。”“我受宠若惊——”“不不,你值得的。”这时安德鲁随手拾起一团雪冰,朝耿坚博士轻巧而善意地扔去:“你也值得的。”耿坚博士也回了他一记,“让我多告诉你一点‘安迪’的事,别跑……” 雷明顿·史迪尔显然不像十四年前的安德鲁一样爱说笑而且有耐心。他打断了安德鲁的解释,朝第一洞的洞旗处稳稳推出一杆,随即笑道:“博蒂!你输了,安德鲁——我想你应该明白‘公司’的意思;我们不需要‘真正的’科学家,我们只是个处理单位——你的表情不大对,不像是高尔夫球场上该出现的表情。”“我很正常,主席先生。”“我们得遵守游戏的规则,安德鲁!输赢既定,它就结束了。耿坚博士的情况也一样,他赢得了名衔,他的研究证明了外太空存在着一种爱好和平的族类,而这个族类并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这就够了。其余的事,别的‘公司’会进行了解,会去处理。”“我只有一个问题——”安德鲁用球杆轻轻敲打着地板,道:“他得到这个名衔和他的研究内容根本无关,是吗?无论他搞不搞这项研究,你们都会给他这个名衔,是吗?”“你问了两个问题,安德鲁!”雷明顿·史迪尔也收起了球杆,报以亲切的微笑,同时说道:“而且,这些问题恐怕不是我所能回答的。” 许多年以后,耿直在翻译耿坚博士的研究论文时,仍会想起二○○三年四月九日,发生于纽约联合国第二大厦顶楼颁奖会场中的那一则耳语。他无法决定:短短的几句对话是否就表示他父亲殷勤从事的一切只合一片假象?当他进一步询问他的催眠复健医师的时候,对方立即指示:“答复这样的问题已经超越了一个催眠复健医师的职权,而且,你只能回答,不可以提出问题。”大多数生活在这个新世纪中的男女老幼、机械人、数字人,以及通灵动物都明白这一点——这是一个没有问题存在的世界;耿直也不该例外。通常在这种时刻,耿直会求教于全像摄录装备(那是耿坚博士遗留下来的唯一有用的东西);耿直总是泡一杯威士忌加奶精,忍受剧烈的肠绞痛,挺着歪了百分之六左右的脖颈,静坐在那套装备的正中央,试图用自信或勇气去重建耿坚博士的尊严。摄录装备会以不断跳接的方式将耿直带回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某些情境之中,那些情境清晰而逼真。如果耿直多翻译几本艾雪儿的遗作,他甚至有能力购买一个加触装置,使当年那些环绕在他身边的人物都重新能接受他的抚摸和亲吻。(其中,二○○五年夏季有整整三个月全无记录,但是耿直印象深刻,历久不衰,当时耿尔从芝加哥西郊的疗养院逃出,回到家来,摧毁了一切。) 耿直渴望能在历经这么遥久的岁月之后重新接触的不只是全像摄录装备所保留下来的记录;虽然这些记录非常逼真——包括艾雪儿多变的体香、耿坚博士不变的体臭,这对夫妻之间漫长陌生的客套、冷漠、争执或者家常闲话,当然,也不会是时常介入这个家庭中的安德鲁叔叔的好风度。在耿直的额头也开始变得像耿坚博士婚前那样微秃的时候,耿直终于放弃了催眠复健运动,他对复健医师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其实我并不想了解我的历史!我并不在乎我父母的婚姻关系!我唯一想弄明白的事是你永远帮不上忙的。”耿直唯一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耿坚博士在死前交握着自己的手,自言自语地说:“我死于孤独,也死于沟通。”耿坚博士说的最后两句话是英文,耿直把它翻译成中文之后引起了中美两国思想界的争议,他们和耿直一样觉得莫名其妙,大多数的人认为:科学家最后总是会有一点像哲学家的。对于耿直来说,疑惑不止是语言上的,他记及自己在父亲临终时哭着问了声:“为什么?”耿坚博士没再说话,只是伸出一只已经完全变成绿色的手掌指画了一个略呈倒“V”字形的图案,尖角处圆滑如柔和的山棱。 耿坚博士死于二○二○年九月十八日,“国科会”的元老们仍记得十七年前他曾经获得联合国杰出科学家名衔的光荣,于是有十四位长者联署报请当局颁布挽匾以昭勋猷。挽匾的题词是“忠勤之足式宛在”。其间还发生过小小的争议——为层峰撰题此词国府秘书长是举国唯一精通古典文学的大师,他原本题的是“忠勤的足式”,然而秘书长自认他的毛笔字“的”字写得不好看,只好改为“之”字,又加上“宛在”以表彰死者精神万古长新,与世人同在。这幅题词以最新的光电技术投映在耿坚博士的棺木底侧,曾引起某些爱国党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耿坚博士根本不是中国人,不该享有“忠”字的赞语,不过,其余如国民党、民进党、共和党、青民党和混在主义党的民意一致表示:这个“忠”字表示的是“忠于世界”“忠于地球”“忠于科学”的意思,不必解释得太窄。 事实上题词本身的尺寸是很窄小的,因为耿坚博士的尸体用一种最尖端的汽化技术处理过,尸体的厚度仅达零点零一二毫米,被压缩、封存在两片全透像式的合成玻璃膜中间,这具玻璃膜棺木长五呎九吋,宽两呎三吋,厚如卫生纸,只是薄薄的一片,被张贴在联合国科技基金会的储藏室中,使世人永远不会忘记耿坚博士的存在;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病毒已经和耿坚博士一起不存在了。(题词则位于耿坚博士的脚掌之下,字体不及零点零零八平方毫米大小。不过,在二十二世纪末,这句题词中的“足式”二字被一位年轻的犹太裔汉学家发掘出来,并解释为“脚样子”,也就是脚的形状。该汉学家用这个“脚样子理论”印证出古代中国拥有伟大成就的人士之所以被称为“××足式”是因为他们肯脚踏实地做事的缘故。) 耿直于耿坚博士被张贴礼葬之后的第二天和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在纽约第四十二街的一所庞痞族(Pummpies)餐厅共进午餐,各自点了一张由刚果进口的蔬菜卡片,默默地嚼着。耿直基于健康的理由,比较适应而喜爱卡片食物。但是安德鲁就不同了,他逐渐发皱的面皮上糅合着对耿坚博士之死的哀戚和对新式食物的厌腻。耿直慢吞吞地吃完了蔬菜卡片的四个角,才对安德鲁说:“我一定要知道我父亲的一些事情。”“你应该知道,孩子!”安德鲁说话的语气仿佛对方是耿尔,他也立刻警觉到这一点,然而他更及时阻止自己这样想下去。这时,一个庞痞族的绅士走进餐厅,礼貌地告诉领台机器人说:“门口有个‘干克少年’在和一只阿富汗狗交配,我想你们可以把他们带到D区去,我不想在吃午夜饭的时候不必要地升高眼压。”领台机器人说声抱歉,转身走出门去。安德鲁的脸色却在此际变为灰败惨白,他低声、颤抖着说:“这是个幌子。”耿直歪了歪不大正的脖子说:“为什么?我不懂。”“外面!”安德鲁把声调更压低了一些,道:“那个‘干克’是史迪尔的特务。他跟踪我好些天了。”“他跟踪你做什么?”耿直问完之后立即后悔,因为安德鲁的眼神闪烁中“你为什么问我这些”的惊疑之色。耿直立刻道歉,并且诚挚地表示他无意探询安德鲁的隐私,如果安德鲁不介意的话,他只希望了解一件事:耿坚博士为什么会在弥留时说:“我死于孤独,也死于沟通。”安德鲁颓然地点点头,扔下那张蔬菜卡,望着建筑物薄膜外壳之外的阴霾街景,好半天才说:“如果我把一切告诉你,连那只阿富汗狗都会来监视、跟踪你的——而且会跟你一辈子。你想——我都退休那么久了,他们还忘不了‘安德鲁·阿却·汉考克上校’!” 安德鲁所谓的“他们”正是“公司”那批人。早在二○一○年初,他们已经悄悄地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代号是“耿?”,任务是清查耿坚博士的一生。十年后,这个小组比耿直更为好奇而积极,他们已经“大胆而正确”地假设:耿坚博士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到二○二○年为止,中间有三十一年的时间在从事“与外太空生物进行情报交换”的工作——这是一项推翻历史的指控,“耿?”小组的人不惜在掌握到充分的证据之后夺回耿坚博士生前所获得的那一份杰出科学家名衔,而且他们相信:要能这样才是真正对地球、对人类历史负责的做法。 “耿?”小组的上级负责人是雷明顿·史迪尔,他列举了一份五百多个人的名单,让手下的干员一一清查。其中包括:耿坚博士的岳父、艾雪儿、安德鲁·阿却·汉考克、耿直、耿尔、沟口刚二、阮高、珍妮·纽沃(原名露瓜雅娜)、马丁·克莱恩,前“中国教育部”朱部长、一位曾是非法移民的现任美籍广东裔保姆,以及在世界各地曾经帮助耿坚博士搜集过“危险病毒”的数百位人士(其中一位已经是尼加拉瓜的退休总统马可塔尼奥)。 耿坚博士的岳父是在二○一二年接受调查的。“耿?”小组的人假借和他洽谈一笔“风水改造农业程式”生意的名义会见了这位九十岁的高龄的实业巨子。他们开门见山地表示:希望能取得他的合作,以求了解耿坚博士是从何时开始进行与外太空生物进行秘密联系的?耿坚博士的岳父立刻敏觉生意可能只是个幌子,重要的是他不能和耿坚博士有太多瓜葛,于是忿忿然说:“这小子环游世界是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吧?我他妈的永远不会忘记他向我借的旅费到今天只还了利息!你们算算,多少年了。”一位干员耐心听他抱怨艾雪儿的书在过去二十年间不再畅销、中国读者喜新厌旧、薄情寡义等等,最后不得不打断他,直捣主题:“可是据说耿坚博士认为这个世界上将要发生流行病毒是你提供的主意,艾先生!这一点你不能否认的。你所谓的病变现象,其实就是耿坚博士干外太空间谍工作最初的起点。”老人像头被侮辱而发怒的老虎般跳起来,说:“放屁!这是谁造的谣?我看耿坚那王八蛋自己就是个外太空人!” 最后这句话是“耿?”小组所获致的第一个结论。他们由此推断:关于二十世纪末期那些“尸体生长绿色痘疮”“喷出血柱”的传闻已然有可能是耿坚博士一个人捏造出来的。 名单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都从二○一二年开始抱持着和耿坚博士的岳父相似的论调——他们从来不曾明白过耿坚博士在研究些什么,他们也从来不曾了解过耿坚博士的为人,他们之中有一半多不记得“耿坚博士”是什么东西。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当属伊莱利制药厂总裁沟口刚二,他只承认耿坚博士曾经在他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叫他代课,他拒绝了。“噢!还有一件事。”沟口刚二说,“我知道他的老婆是个娼妓!我见过她干的脏事。”珍妮·纽沃则否认她在访问耿坚博士时曾经慨言她与耿坚博士有任何“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关系”。 这些只是“耿?”小组最初两年调查工作之中比较无关痛痒的小枝节。小组干员并没有直接对当时已呈体弱神衰的耿坚博士进行调查,也没有干扰艾雪儿最后一页的写作事业。因为雷明顿·史迪尔深通“打草惊蛇”的忌讳。他曾在二○一二年感恩节那天的夜晚,在自己的备忘录上写道:“我可以等,历史也可以等。”(这句话在二十一世纪中期曾经成为联合国的共识格言。) 耿坚博士自一九八九年遭到马丁·克莱恩下令中止其研究计划其实反而是他整个病毒研究的一个起点。雷明顿·史迪尔在那一年还只是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小组里的一名年轻职员,镇日苦学中、日、韩文;他最大的野心不过是在将来的某一个时代里,凭借外交事务的行政能力,使美国自一九八六年以后在亚洲地区丧失的经济优势与尊严加以“战略性地改造与革新”。在他进修中文的教材之中,有一本当代的台湾作家畅销名著,题为《天使之吻》,笔调与内容像极了他所熟悉的尔文·萧或席尼·薛登的浪漫传奇,叙述一位有恋父情结的中国少女在嫁给一个中年科学怪人之后因为性生活失调外遇某一美籍军官的故事。“天使之吻”是一个房间内挂有古铜质吊灯的旅馆,据作者说,吊灯上常出现天使交欢的幻影。雷明顿·史提尔第一次对这位中国作家有了印象,她叫艾雪儿。 一九八九年冬,亚太小组举行了一场由防空及太空科学家联合发表的听证会,与会的科学家指出:中国方面已经在过去一年之中秘密发射了十二枚反间谍卫星,极可能对刚刚在伊利诺伊州东区布署完成的太空通信数据监讯网路造成威胁甚至破坏(最起码,由这些黄种人所发射出来的京韵大鼓书或者广东戏会使负责搜集、解读、传证该等讯号的工作人员陷入半疯狂状态)。国务院必须派遣一个精通中国事务的人员经常驻镇该地——一个以太空实验室仪器制造公司为掩护的太空防卫计划情报单位。亚太小组所派遣的人正是雷明顿·史迪尔。他们给了他一个联络人的姓名——安德鲁·阿却·汉考克。 和安德鲁碰头之前雷明顿·史迪尔的直升机曾飞抵天使之吻汽车旅馆上空(当时旅馆里只有一个因老婆为保持模特儿职业身材而拒绝与之做爱的灰心丈夫沟口刚二正在一名西班牙妓女身上发泄愤怒),他注意到那块招牌,也注意到旅馆后方三哩之遥有一处广袤的旷野。他见到安德鲁的第一句话是:“嗨!我想我们可以在那边什么地方盖一个高尔夫球场,老兄。”他指了指最后一辆亚美许人马车驶离此间的西区。安德鲁从此有两个月的时间误以为五角大厦派来的亚洲地区通讯洲监督只是个幽默、爱运动、有语言天才的小丑。直到一个周五的下午,雷明顿翩然光临他的办公室,穿一身高尔夫装,向他招了招纯白色的球帽,说“我们可以谈谈么?我是说——你可以稍微晚一点儿再去赴艾·雪·儿的约会么?”——“艾雪儿”三字是正宗的中国语发音。此后整整四十五分钟,雷明顿·史迪尔没让安德鲁有说任何一句话的机会。他像一具自动朗读资料的电脑,一丝不漏地指出:安德鲁从一九八六年冬天奉调到伊利诺来工作之后种种“工作之外的活动”,安德鲁完全不明白:雷明顿·史迪尔之所以会知道得那么多,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深通中文,读得懂艾雪儿那部爱情写实小说之中所叙述的一切“明码”和“暗码”。 “我了解这是你的私生活,更了解你的私生活绝对不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雷明顿·史迪尔说到此处才停顿片刻,使安德鲁侥幸地、无奈地迸出一声连他自己都觉得荒唐的“谢谢你的谅解。”“相对地——你一定想不到,安迪老哥!”雷明顿·史迪尔笑道,“它不但不会妨碍什么,反而对我们‘公司’的一项新工作有点帮助。”雷明顿·史迪尔这时忽然兜转话题,道:“也许那一天我们该在球场上轻轻松松地讨论一下细节。” 球场于一九九一年愚人节落成,即将满一周岁的耿尔在这一天赤手空拳砸碎了电视机、电话机、打字机、传真电脑和信箱,拒绝让这个家庭之中出现任何沟通用具。艾雪儿确信这个她所拥有的唯一的爱情的结晶患有先天性的自闭症。她只能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轻声嘶喊,颤抖着手指拿起口红,在一长卷卫生纸上书写了几百个“HELP”的字样,扔向外面的街道。那卷卫生纸沿街滚动,从耿坚博士的侧门口沿斜坡滚进对面邻人的车房。十三辆警察车将半个小区包围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发现肇事者是一名刚学会走路、肌肉发达、面容酷似薛维斯脱·史特龙的婴儿。然而没有人会料到:这只是耿尔此生带来的一连串劫难的开始,而且比起尔后的一切来可说甚为轻微。 这天傍晚耿坚博士从实验室返家,对家中残毁破败的景象视而不见,只顾艰难地穿越过那些家电制品的残骸,高声呼叫妻子的名字,并大叫说:“你知道吗?我们成功了!安迪和我开始正式合作了,他愿无条件借给我全套的太空通讯工程设备,你知道吗?雪儿!”艾雪儿坐在马桶上,抱着两个钟头之前从耿尔手中抢救下来的文稿,一言不发,开始撒尿。(她在二○○三年四月十日自纽约返回伊利诺之后所写的最后遗著《耿的妻子与情人》一书第七章第二节则描写她是在反锁的浴室中饮泣。)耿直如果在这一天像平常一样按时放学回家的话,那么他的肋骨可能不需要等到二○○五年六月那个炎热的夏季才被耿尔打断。他逗留在学校的天文气象视听图书馆中,迷上了人类进军征服宇宙的一则神话。 那是一段经过全像雷射投影机加上复制过了的数据影片,叙述一艘命名为“探索者”的无人驾驶太空飞船正在浩瀚无垠的外太空进发。“探索者”早在八年前通过太阳系的极外环(也就是号称为冥王星运作轨道的东西),此际仍然在地球所属的银河中游行。它的任务充满了友善、和平与美好的意图——要借由船体本身朝四面八方所散播的一千零一种不同符号的电磁波向未知的星球上可能“居住”着的生物介绍我们这个银河中某个角落里有个名叫“地球”的所在,以及地球上四十六亿年来的历史、生物、文化、文明以及人类对宇宙无穷无尽的好奇、善意和开发企图。影片中还提到:从一九八八年开始,“探索者”一号已经因为距离 5730." >地球过于遥远,而无法将它所目击的外太空世界的数据传送回来,但是,它仍然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继续勇往直前,向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E·T报告人类的讯息。同时“探索者”二号、三号……一直到七十六号,也都已透过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民间团体的投资,陆续发射或装置完成,目前的时程表已经排到二○二○年左右,以平均每年二点五艘太空船的数量继续向全宇宙发射,届时,外太空生物将会知道更多关于地球生活的细节,包括可口可乐公司的最新气膜包装饮料、麦当劳汉堡晶丸、丰田牌磁浮式低空航具,以及好自在线型卫生棉。 耿直在欣赏完整部影片之后,脸容忧戚羞怯地询问他的老师安德森小姐:“‘探索者’不会被陨石击落吗?”另一个玻利维亚移民小孩也抢着说:“它也许被外星航舰的死光炮摧毁!”接下来,一室的孩子都快意地聒噪着了。最后,他们大多数同意“探索者”早已被最新的科幻电影英雄阿朗·史派林和道格拉斯·克拉玛(他们演的是雌雄同体的美苏混血孪生兄弟)施展念力(Mindorce)加以崩解。但是,深具耐心的安德森小姐慈祥地解释道:“不,这些事不会发生的,凡是生物,都有爱与和平的天性,不是吗?”耿直点了点歪脖子,在安德森小姐的笑容里忘记了关于陨石的问题。 安德森小姐的笑容尚未消失,四十二哩之外的新高尔夫球场上也正在热烈地进行着一项有关和平问题的讨论。雷明顿·史迪尔是个守信用的人,他在打第一洞的时候便告诉了安德鲁一部分所谓的细节。“你告诉耿坚博士那个‘好消息’了吗?”安德鲁点点头,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什么时候?”“刚才。”“有没有说明他只可以使用J六区的设备?”安德鲁又点点头。“他一定很兴奋?”安德鲁这回没有作任何表示。雷明顿·史迪尔体贴地笑道:“我明白你的感受——”“不是我的感受!”安德鲁索性放下球杆,拄在草皮上,抢道:“是耿的感受;我不希望他认为我这样做只是在付出一项交换条件。”“交换?”雷明顿·史迪尔耸了耸肩,说:“没有人说过什么关于交换的事吧?除非——你在暗示你和艾雪儿的关系。嗯?”安德鲁立时有一种被高尔夫球击中后脑的感觉。他做了两次深呼吸,一面继续试杆,一面说:“我不必暗示什么,我们的关系对这个小区里的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对华府却是!”雷明顿·史迪尔在安德鲁的球一直朝果岭右侧的树丛飞去之后轻声地说,“这里只是一个学区,没有人在乎一个科学怪人,一个移民女作家和一个‘卡萨诺瓦’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来的地方不同。安迪老哥!”说着,雷明顿·史迪尔把手搭在安德鲁的肩上,一同朝前走去。“这就是有所谓的‘细节’?”安德鲁刻意缩开了肩膀。雷明顿·史迪尔丝毫不以为忤,反而更亲切地笑着说:“不,还不是。” 细节在第三洞的水池旁揭露。雷明顿·史迪尔承认:他是基于国防安全上的考虑,才主动建议五角大厦,让“公司”无条件地出借J六区的全套太空与大气通讯电子仪器给一个伊利诺大学的生化学家——耿坚博士。因为他“可能正在进行一项连研究者个人都不全然了解其重要性的研究工作”“该项研究与苏俄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宣布放弃制造并锁毁化学武器之后的战略性生物战剂实验有关”“而苏联极可能早在一九七五年的越南地区即已展开以人造雨为掩护和配合的生物战剂实验计划”。雷明顿·史迪尔并在建议书中特别强调:耿坚博士在校区中的行政主管马丁·克莱恩博士可能掌握耿坚博士整个研究工作前半部的详细资料——此人也是共和党的强烈支持者。 “我不认为耿的研究和苏联有什么关系。”安德鲁摇着头,说:“他认为那种病毒是无害的,只是一种,一种‘符号’。”“你太天真了——或许他也太天真了。”雷明顿·史迪尔说,“我打听过这个传统,你们相信E·T?相信史蒂芬·史匹柏?我却宁可怀疑戈巴查夫!这是一九九一年!”雷明顿·史迪尔极有信心地望着远方的果岭,然而他看不见十九年后的自己推翻此刻的远见时的苍老的表情。 耿坚博士也认为一九九一年是重要的一年。他可以佩戴着“临时工作人员”证件在任何时间出入“公司”的J六区——一个在雷明顿·史迪尔眼中的陷阱;拥有四十六座超大型集成电路。他相信:这些珍贵、巨大、精细的高科技硬体产品能够在最短期间之内帮助他了解一个全世界人类都无法窥知的秘密。从耿坚博士第一脚踏进J六区的实验室开始,时间冻结了四个月零二天,他再度想起自己的家的时候,耿尔已经满周岁了。耿坚博士从八百多页电脑绘图数据底下翻找出一本电话号码簿,却忘了那一个号码是他自己家的。只好一个接一个地打。他打给岳父,岳父已经离开香港,据留话说是到北京去谈快餐连锁店的生意去了。他也打给马丁·克莱恩,马丁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在半夜打电话给他并且直呼他“亲爱的!”,“你拨错了,耿!你的电话是3010098。”“那么,你是谁?”“不管我是谁,只要记住:我不是‘亲爱的’!”耿坚博士挂上电话之后,再度开始自言自语:“喔,是的,我打错了。我为什么要打电话呢?因为我想让雪儿知道:我已经发现那个小‘安迪’的意义了。为什么我要告诉她呢?因为她会告诉安德鲁,是的,她会告诉安德鲁。”听着自己的话语,耿坚博士似乎安心不少,也就忘了打电话的事。他放回号码簿,继续钻进绘图数据堆里,迅速地找着那个倒“V”字形有如半个“?”的病毒栓键图样,顺手拾起一支半秃的铅笔,兴奋地、颤抖地在卡纸的一角上用中文写了一个“爱”字。这个字在许多年以后成为雷明顿·史迪尔判定耿坚博士与中国共产党私通的一项证据。当时他已经推翻了早先曾经断言耿坚博士是苏联间谍或者替苏联从事生化战剂研究的一连串假设。在一项五角大厦内部各情报单位所举行的联席听证会中,雷明顿·史迪尔坦承过去的假设“不排除有武断的可能性”,但是“根据进一步的调查证据,我们的的确确可以相信——”雷明顿·史迪尔坚定地昂了昂下巴,“耿坚博士过去这些年来的研究与中国有极大的关联。他的岳父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十一年才离开中国内地的,其后长住香港,从事人口贩卖的生意长达二十五年以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人必定和中国官方有过频繁而且深入的接触。一九九一年八月,他还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经营快餐和相命连锁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四年七月,是由他资助耿坚博士从事环球研究旅行的。”听证人员于此时纷纷调整坐姿,互相点头示意;这使雷明顿·史迪尔因受到鼓舞而变得异常激动,他用力敲了敲桌面,大声地说:“我可以天杀地确信:耿坚博士是替中国方面搞生物战剂工作的!这就是证据——”紧接着,他从卷宗夹里抽出一张复印的电脑绘图,图纸一角的空白处写了个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字,“这是个中国字,读‘I’,意思是‘爱’。请各位不要忘记:一九九七年中国在香港介入的那一次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发起的正确时间是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运动名称是“爱国阵线大串联”,一共有来自东南亚各国家、地区的二十五个学生团体集结示威,抗议中共当局接收香港以来运用党工分子渗透各级学校(含幼儿园在内)进行思想改造的阴谋活动。二十五个团体兵分五路,各自拥有七百到五千人不等的群众,开赴尖沙咀到荃湾之间六十二所学校和五十六个文化事业单位——其中包括曾经名闻全球,然而已经在一九九六年毁于一场无名大火的邵氏影城废墟。原本可能只是一项安静的、和平的示威活动自午夜零时开始,四个半小时之后,情形有了急剧的变化:《星鸟日报》、《东方日报》、正在拆除以进行改建的香港时报大楼,以及丽的电视台附近不约而同地传出了枪声。负责监督以至于镇压的香港警察在事后指控是学生团体首先开火,学生团体则表示是警察先开的枪。也有围观的群众指认:是三名以前在英雄电影浪潮中大出风头的电影演员酗酒滋闹、用道具枪朝报社大厦开火,以抗议新闻界不再重视老演员的形象问题。更有一位电视台的发言人在医院的病房中向外国记者透露:他亲眼看见一名中共驻香港、负责接收视讯传播媒体的官员指挥一支大约有二十人左右的小型武装部队冲进丽的电视台,先向工作人员发动射击,然后占据战术制高点,对建筑物外的示威学生投掷催泪瓦斯弹。 无论如何,暴动点燃了。愤怒的市民以垃圾、食物、污水向学生团体发动攻击,学生团体则倾全力与维持治安的警察搏斗,并抢夺了一部分轻型武器。警察几度退走,其中大多数的人在天亮前都脱掉了足以使人辨明其身份的制服,在冷冽的秋风中几近全裸地抱紧枪械,朝海岸线走避;极少数的警察加入学生阵线,交出枪支,和一批又一批仍然能在血泊中站立或行走的年轻人齐声高呼:“爱。和平。爱。和平。爱。和平……”清晨六时整,维多利亚港外出现了三艘由广州方面驶来的火箭快艇,十五分钟之后,八架轰五型和十架歼九型的军用飞机在整个新界与九龙半岛上空作编队飞行。前任香港总督艾德门·巴夏礼爵士在BBC电视访问中泣不成声地指责:“这一切都是中国当局的策略!”——他的谈话尚未结束,香港地区的电视网路便宣告中断了。美国中情局派驻在香港地区的人员所录制的最后一个电视画面是学生阵线的一方示威牌,上面写着一个“爱”字。这段画面的旁白中杂有巴夏礼爵士的哭声——尔后在五角大厦听证会场上放映此一影片的时候,雷明顿·史迪尔大声提醒与会的官员说:“别理那哭声,请注意画面上的字!” “我不认为出现两个相同的字就表示那是同一回事。”一位国务院的观察员说,“那可能只是巧合。”“巧合不可能提供两个证据,先生!”雷明顿·史迪尔微笑着说,“让我们仔细看这段影片的细节。”他的助理立刻将这段陈旧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的新闻影片输入全像视讯处理机,一秒半钟之后,整个听证会场陷入一片死亡般的沉默,人们终于相信了雷明顿·史迪尔的假设:曾经在二○○三年四月九日因政治理由获得联合国杰出科学家的耿坚博士所作的外太空有害物质研究其实只是一个幌子,耿坚博士极可能是替中国方面搞生物战剂的工程人员。“这样说起来就有点道理了。前年中国方面对联合国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一定要把那个名衔颁给这个台湾出身的科学家,显然并不只是民族情感或是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先前发言的国务院观察员在全像影片中获致了新的观点和结论:耿坚博士一定早就被他们吸收了!雷明顿·史迪尔满意地望了望妥协的对手,又望了望全像影片中横陈在荃湾新葵大街上的学生、市民、警察和过气电影明星的尸体——尸体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雨之中遍生出绿色的痘疮,并喷洒着血水柱子。 一九九七年秋季的香港暴动新闻传出之后,艾雪儿几乎有两个月的时间不能安心饮食起居,因为她的父亲仿佛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一般。最初,她以为父亲死在暴民手下,尸骨无存。不久之后,她又怀疑他是被中共当局暗中遣返内地,身陷匪区,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感恩节过后,他的父亲忽然打来了电话,发话地点是南京。他带着愉悦和疲惫的口气说:“忙坏了,下个月我又要上北京去,那些个副主席一次一次地催,一定要我亲自替他们算。也真是的!毕竟是咱们中国人的老想法儿——信人总比信程式来得牢靠。唉!真不叫累!怎嘛?你,还有耿坚那小子,还好罢?我那外孙也还好罢?”艾雪儿说不上来是怨是怒还是放心,一时答不出话。只听父亲又懒洋洋地问道:“还有还有——你那小杂种怎么样啦?还有没有再闹事啊?我就说嘛,这杂种不好对付,你也是,闹这么个笑话。这要是在早年,早就让人捆上门板,扔到河里去了,也亏耿坚那王八没多大出息——”艾雪儿轻轻将话筒搁在茶几上,任由一只灰扑扑的大老鼠从她拖鞋上慢慢地走开,才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痴愣愣地凝视着窗外飘落的雪片,和窗玻璃上自己益见憔悴的面容。 这天晚上,安德鲁像以往的每个礼拜四一样,准七点来到家里,和艾雪儿共进一顿drive in大餐。九点整,艾雪儿开始哭泣。这不是她第一次毫无缘由地哭泣;安德鲁也一如往昔,始终保持缄默,并在脑海中反复思索艾雪儿闹情绪的各种可能原因。安德鲁总是先想到艾雪儿在这段已经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外遇行径中所背负的自咎和焦虑。然后,他会想象:艾雪儿和他一样对耿坚博士怀抱着歉疚不忍之心。一旦两个人之间关系出现了第三个人的影子,就会出现第四个,安德鲁想到的第四个人是耿直——或许她在想念着寄宿在学校里体弱多病的长子。要不,就是在为耿尔担心;他和艾雪儿已经有两个月不曾前去芝加哥探视耿尔了。(他们甚至必须拨动手指才能算出耿尔的年纪;通常安德鲁算的要比艾雪儿算的少一岁。)“我们的儿子!”安德鲁竟然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起来。他的话语打断了艾雪儿的啜泣,她略显惊讶的脸上仍挂着一颗泪珠,但是她嘴角轻扬,忽然笑了起来。这是一个完全异乎往常的举动,安德鲁显得有些慌,搓着手,结结巴巴地说:“我说错了什么吗?”艾雪儿继续笑着,声音益发强大,震动着北风吹袭下的窗门。她笑有三分钟之久,脸上重新布满泪痕,才迸出一句话:“多么相像啊?”“我不明白,雪儿!”安德鲁伸手去抓艾雪儿的指掌,对方让他抓着,依旧断断续续地笑,并挪出另一只手去擦眼泪。片刻之后,她摇头吐出了答案:“你和耿坚,其实是多么地相像啊!而且——你知道吗?是我的缘故!是我使你们越来越相像的。” 安德鲁试图在二○二○年五月十五日这天向耿直回叙这段往事,但是耿直似乎对他母亲的告白完全不感兴趣。安德鲁终于扔下那块只嚼了三分之一的蔬菜卡片,以强硬的语气对耿直说:“你的父亲昨天已经安葬了,有关他的一切都可以结束了。如果你要像雷明顿·史迪尔一样追查耿坚博士的行为和动机,我想你可以去加入‘公司’,加入他们的调查小组。他们每隔几年就会对一个案子有一个新的看法,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你有一点嘲讽的意思,”耿直沉声说,“安迪叔叔。”“天杀的一点也不错!”安德鲁吼叫起来,“你对你的母亲有偏见!你要追问那些关于你父亲的事不过是为了证明你的母亲对他、对你,甚至对耿尔的一切要负起完全的责任,不是吗?”“你的声音超出本餐厅所容许的音量值域。”领台机器人这时插嘴说道,“我有义务提醒你:我们将在餐费中附带征缴上述违规使用音量事件的防治噪音公害税款。”耿直向机器人礼貌地道歉和道谢,然后转向安德鲁说:“我的信仰告诉我:我必须尊重你和我母亲的性关系;我也的确如此。但是也请你尊重餐桌礼仪。”安德鲁很快地在脑中计算了一下这笔罚款占据他每日退休薪资的百分比,确知划不来,便不再出声。耿直却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道:“我还是要谢谢你指点我一条正确的路线。”说完之后,耿直立即起身离开了现场。安德鲁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四十二街惯见的人潮之中。又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开始冲着对面的空椅子说话:“我想,你的母亲之所以会那么说,一定是她彻底了解了所谓‘爱情’的奥秘。‘爱’是一种像病毒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它会从一个人的身体侵入另一个人的身体,人就开始病了……”说到此处,安德鲁笑了起来,他摸了摸顶门上稀疏的银发,继续对耿直的幻影说:“我们都是得病的人,所以变得如此相像,如此相像!”耿直的幻影则在此刻反问安德鲁:“那么我的母亲呢?你要为她辩护吗?她爱我吗?她爱你吗?”安德鲁摇头复摇头,一直到领台机器人催促他付清账款,他才哑着声说:“她只是个进行了解的人,她比我们都清楚病情是什么。”安德鲁匆匆离座,走出餐厅,发现第二时区的人造太阳已经从帝国大厦那灰色的低矮建筑背后升起,他终于可以朝川流不息的人群放声大叫:“耿直!如果你加入他们,你也不会得病的!” 其实耿直并不需要像这一类的提醒,他在十五年前因肋骨崩碎而住院的期间便深深了解到艾雪儿——全世界最后一位华文写实爱情小说家——的问题在于她观察人类的写作习惯。当时他已逐渐从肉体的疼痛中苏醒,胸腹之间锻接了六根矽钢与鲂鱼骨熔铸而成的支架,极端讨厌医院所供应的丸药食品(这种食品使他一连四个月不曾腹泻,以致非常难以适应)。但是耿直仍然能够工作;他的工作是将艾雪儿最后一部著作《耿的妻子与情人》翻译成英文;也同时翻译成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成见。 这部书的原稿厚达七百六十页,一度散落在耿家的庭院之中。负责捡拾这些散落稿件的警察和疗养院技工原本以为它是耿坚博士的什么珍贵研究资料,才特别费心地核对页码、并完整地复制了两份拷贝,一份呈报地方检察官作为侦办血案的可能物证;一份交给耿直。“我们希望你能够从这里面找到一些讯息,”那位气急败坏闯进病房、差一点撞破溶氧胶膜的警察面露哀矜地说:“我们也许会知道:为什么你的母亲会为它作如此重大的牺牲。”耿直轻轻闭上了眼睛,虚弱地问道:“她怎么了?”“她会度过的,请不必担心——”“那个小怪物呢?”耿直说时眉骨耸绞,脸颊渗出千百粒豆大的汗珠,他的牙关颤抖,几乎咬断了舌头,“那个小怪物呢?”警察明白他的表情,但是不知道自己该采用哪一种表情——如果他仍然用同样欣慰的语气说“他很好,只受了一点轻伤。”显然只会使耿直更加激动或愤怒。如果他以强硬的语气说“嫌犯已经被捕,没有安全顾虑。”又一定不能满足对方痛苦的好奇。于是他脱下警帽,在窗门的位置找着了那个应变开关,让程式替他回答:“一切情况都在控制之中,耿直先生。你的弟弟已经平静下来,正准备接受审讯;所以你必须少问问题、多休养,也好早一点出庭作证。” 但是在这段休养期间,《耿的妻子和情人》使耿直推翻了他早先预备好的证词。耿直在耿尔逃离疗养院冲回家中踢开大门的那一刻就几乎可以预知:他将要在尔后的半生之中(如果他还能活着逃离耿尔摧残的话)向全世界指控耿尔这个恐怖分子。这个恐怖分子身高七呎三吋、体重在三百二十磅以上,听不懂任何语言,但是能够记得从芝加哥到新桥镇的道路上每一吋的风景。他气喘吁吁地揪倒起居室里的沙发,挥手击断阻碍视线的仿古吊扇,接着开始进行他在一九九一年愚人节那天干过一次,但是尚未完成的损毁勾当。耿尔的动作一如十四年前,他先拆除电话线、将话机砸扁,然后捶碎了一整面的视讯墙(仿佛他知道那玩意儿就是从前的电视一样);接下来,他走进中央系统的电缆橱,扯断一切沟通着电流的绿绳和盘带。最后他走向耿直。“滚出去!你,你这个恐怖分子!怪物!”他的呼喊似乎挑逗得狄尔更为兴奋了。他环伸两只巨掌,在下一瞬间紧紧抱住同母异父的哥哥;耿直在此刻听见自己的肋骨发出“喀叱喀叱”的崩裂之声。 艾雪儿的最后一页稿纸上潦草零乱地写着“我知道是他回来了,他正在摧毁楼下的一切——或者我不该用‘摧毁’这个字眼;我可以懂得他的意思。是的,这个世界上恐怕也只有我会懂得这个只能用无比的暴力表示他无限爱意的孩子。他是多么地爱着啊!爱他的家,爱他身边的一切;现在,他该是在爱着他的哥哥了。和他比较起来,耿、安德鲁、还有我,又是多么怯懦而无力呢? “他上来了,也许他将要帮助我完成我一直怯于完成的事,是的,死亡。对于死亡的怯懦以及对于爱的无力使我只能渴望着他的到来。” 事实使艾雪儿失望了。如果她真的像小说最后一页上未完成的叙述那样,也许她该埋怨耿尔对母亲爱得不够深——他只是轻轻地扭断了她那只灵巧的写作的手,然后将她和七百六十页文稿一同抛入长满无花果树苗的庭院当中而已。 安德鲁曾经在事发之后试着联络耿坚博士;然而他无法进入J六区。“你的证件只能在A四到D十七以及E五到F九区活动。长官!”高压电铁栅向他说,“对不起。”“我必须立刻见到耿坚博士。”安德鲁一面说着,一面暗骂铁栅不像从前的宪兵守卫人员那样通人情。这时,他忍不住又像耿坚博士一样地自言自语起来:“他妈的!电话也不通,这个天杀的雷明顿·史迪尔。”位在安德鲁左前方的全像扫描仪立刻启动,铁栅同时说:“请注意你的礼貌,长官。至于通话问题,请向A一区监讯总控塔询问。再会,长官。” 安德鲁当然知道A一区所有的狗屎机器或狗屎人都不会让他接触耿坚博士;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申请一千次的“数字电讯通话”,在终端机上和耿坚博士的数位人化身“闲话家常”。那个数字人可以和他聊天气、聊伙食、聊最新版的触式花花公子雷射杂志,甚至陪他下棋。“可是我必须让真正的耿坚博士知道他家里发生的事。”安德鲁几乎是哭着对雷明顿·史迪尔的数位人化身说:“请你让我——或者请你自己告诉他:雪儿被我们的儿子摔伤了脑干,和耿直住在同一家医院里——”“我想他现在不会有时间离开此地的,你所说的这些情形只会干扰他的研究。”雷明顿·史迪尔的数位人替身诙谐而不失严肃地说,“别忘了,前年四月十日下午三点四十分,在纽约四十七街一百零一号二楼的高尔夫俱乐部里你曾经说过的话,安德鲁!你说:如果他研究通了,对‘公司’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你说这些的时候没有专心打球,还击伤了其他玩家的杆弟——记得吗?”“我也记得你说过‘公司’只是个处理单位,不需要‘真正的科学家’。”“很好!很好!汉考克上校,”雷明顿·史迪尔的数位人笑得像极了他自己,“你如果能明白这一点,就会谅解‘公司’现在正在‘处理’一个中国共产党间谍的问题!上个礼拜国务院刚举行过听证会,当局支持我们的做法。”“先是苏联,现在又是——”“不错!先是苏联,现在又是中国,我们不是正一步一步逼近真相了吗?”“以后呢?”安德鲁气极了,他用力捶打自己的办公桌,指着终端机里的数字人骂道:“你这母狗养的也许又会发现,耿坚博士是海地间谍、古巴间谍、波多黎各间谍、关岛间谍,他也可能是外太空生物间谍!”“好的。”对方微笑着答复他,“我们会把你的建议输入数据库,将来可以核证。谢谢你!汉考克上校——喔,对了,你在一天之内对长官说了两句脏话,我也许会罚你去和那个隆尼·雷根的数位人遗影打一场高尔夫;你是知道的,那家伙生前的球品不大好,经常骂脏话!” 雷明顿·史迪尔本人此刻却正在马丁·克莱恩的家中大声骂脏话。老马丁无意制止他,因为那样只会激得他更加暴躁。“我不相信!除非我死——不,我死也不相信!”雷明顿·史迪尔索性闭上眼睛,完全不理会面前的一切。他的面前是一方立体全像投影间,里头囚着耿坚博士那瘦小发绿的身体,这个投影直接从J六区传来,中间未经任何干扰,更不可能被修改或移换。但是雷明顿·史迪尔坚决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我花了十四年的时间,从你手里接收了这个垃圾,可不是为了听‘福音’!”他说话时对马丁·克莱恩竟然也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后者只是不停地摇头、耸肩、摊一摊手掌,才低声接道:“是的。垃圾,我同意,不然我也不会解除他的终身教授职务。可是史迪尔先生,你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的是他的研究结果。”“不!只是‘一部分’研究结果,他目前做了几瓶?八十二还是八十三?”“八十六。”“八十六。非常好。”雷明顿迅速地计算了一下,然放缓了声说:“他还有四百二十四瓶。我相信他会有不一样的发现的,而且他非有不可。”“我也如此相信,史迪尔先生!至少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不是吗?”马丁·克莱恩指着投影间右侧伏案疾书的耿坚博士说,同时叹了口气。雷明顿·史迪尔重新戴上眼镜,紧蹙眉峰,端详着耿坚博士的下一个动作。这时,在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与现实完全无关的一个画面——是《天使之吻》书中的某一段情节,叙述女主角的科学家丈夫在睡梦中搂着女主角,高声呼喊:“Uracil,Uracil……”女主角从梦中惊醒,误以为Uracil是丈夫的情人,遂悄声饮泣起来。雷明顿·史迪尔初读《天使之吻》的那段时间还不认识像马丁·克莱恩这样的生化学家,一直不明白Uracil是什么;甚至误以为那是文学家虚构的字眼。此刻的雷明顿·史迪尔已经比十四五年前更懂得基因工程这个领域中的许多知识,然而他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生怕自己就像《天使之吻》中的女主角一样,因为错误的疑虑而被一个垃圾般猥琐的科学怪人无意间欺瞒着了。 耿坚博士在这个实验室中过得相当自在。他只在非常非常少的时间里想起妻子和儿子。通常想到他们的时候也必定会想起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及耿尔。他知道耿尔还在芝加哥西郊的某个疗养院中接受自闭症的长期治疗。安德鲁则会随时与艾雪儿保持接触,耿直则可能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些和他最亲近的人出现在他记忆之中的时候仍旧保持着许多岁月以前的容貌,以致使耿坚博士对这一类的思念产生错愕之感。比方说:他偶尔会想到抱着奶瓶的耿直趴在书桌前苦读拉丁文的情景(而书桌却放置在台北杭州南路一个三坪大的违建户窗前)。有时候艾雪儿穿着孕妇装,手中捏着无瓣的雏菊向安德鲁微笑,并对他说:“我怀孕了,孩子不是你的。”而在下一刻,耿尔已经四五个月大了;但是安德鲁却立刻告诉他:“耿尔五岁了,时间过得真快!他现在比耿直还要重四分之一盎司呢!疗养院的人说他只喝冷牛奶,还是长得比所有的人都壮。”也许在这一刻,艾雪儿会过来插嘴说:“耿!你累了。我们回去罢。”耿坚博士宁可在这一刻打断记忆,这是有生以来艾雪儿最温柔的一句话。耿坚博士不肯再想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永远无法使自己忘记:在艾雪儿挽着他说“我们回去罢”之后,曾经说过另外两句话:“别再折磨你和我了,我们彼此报复得够多了。”“我怎么会折磨你?亲爱的。”耿坚博士咬紧牙关向自己的记忆发表最严正的驳斥,“我干嘛报复你,你又没做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的研究还搞不完呢,怎么会去费那个事?”说着时,他非得喝一口瓶里的绿色汁液,才能从忽冷忽热的虚脱之感中镇静下来。 如果他更专心于病毒梯键结构的解读,他甚至可以忽略痔漏的痛苦而露出十分甜美的微笑(这微笑的表情在雷明顿·史迪尔梦中出现的时候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在那里,耿坚博士的笑容成为‘阴谋者自负的表情’)。然而,如果耿坚博士有机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雷明顿·史迪尔”这么个人物的话,他一定会迫不及待地主动向他解释:病毒真的只是一种语言而已,没有什么阴谋。他的儿子耿直在二○二○年十月正式申请加入“公司”,成为“耿?”小组的一员,和两百多个陌生人(包括七十六位机械人在内)一同进行对耿坚博士的“彻底调查”,却始终不肯相信:父亲竟然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人,他的研究竟然也是如此单纯的一项研究。不过,雷明顿·史迪尔抱持着另一个层次的看法,他鼓励耿直发掘耿坚博士的秘密时一再说:“相信我,孩子!一旦你对他有了复杂的解释,他就是个更复杂的人了。” 耿直随时用这番话提醒自己,即使在肠绞痛最剧烈的时候,他仍旧耐心地啜饮着威士忌加奶精,静坐在全像摄录装备正中央的观察椅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耿坚博士在世纪初所完成的研究报告: “……当我在使用‘病毒’这个字的时候,内心其实是非常不安的;显然,以人类目前拥有的语汇来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名词能将这种不屈于地球的物质作一完整而适当的界说…… “与以往世人熟知的任何一种以核糖核酸或脱氧核糖核酸为蓝图而大量复制的病毒所不同的是:一般病毒必须切入邻近细胞或其他个体,将遗传讯息记录在其基因之中,同时在本身取得足够的蛋白蛋之后脱离寄主,而成为新的子代病毒。我从世界各地区所搜集到的这种病毒却可以经由本身的单独增殖遂行复制,而毋须切入寄主细胞,是以并未曾造成任何病变…… “以霍氏TB二八○○型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并以IBM九六○○型全像绘图仪所制的该类病毒图像呈现不稳定状态,其活动情况以九秒钟为一周期。病毒之生命周期亦为九秒,每一周期结束时子代病毒同时形成,反复亲代所从事之活动,并无例外…… “将此一病毒之培养液以注射或其他任何方式与现有生物体……计植物九万七千零二十四种、动物四万一千二百六十五种进行接触时,该病毒立即丧失活动能力与增殖能力,并完全消失(其完整过程存录于IDS太空实验室仪器制造公司J六区数据库)…… “该类病毒仅仅在动物尸体中呈现异常反应。此一异常反应实属其固有活动与增质之加速,整个不稳定状态之周期激变为零点零零零零零三秒,相对频率增加三十万倍,绝对动能值每秒钟八十一倪耳森单位,足以凝聚大量冷湿水汽致雨…… “在上述异常反应中,该类病毒不稳定状态之活动情形不变…… “病毒在对我们说话,说始终一样,只是快慢节奏不同的话。孩子。”耿坚博士在全像摄录装备中录制的遗影显得十分疲弱,整个人泛着淡绿色的光芒,当那平和的光芒稍稍晦暗一些的时候,耿坚博士便趁空喘了口气,继续说:“我——老实说,我并不太懂。我只能猜,运用你安德鲁叔叔那样高度的学术想象力去猜:在那九秒钟里,病毒究竟说了些什么?……” 包括安德鲁·阿却·汉考克本人在内,没有人会了解(或者相信)耿坚博士是如何解读出病毒语言的。耿直在“耿?”小组中将耿坚博士生前所有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翻译成中文(又将艾雪儿所有的著作翻译成英文),雷明顿·史迪尔将这两组在他看来是可以相互诠释,以求得耿坚博士真正身份的著作交由一个“立场完全超然”的学术会议加以研析,其中一半是中国人、一半美国人,一半是生化学家、一半是文学批评家,试图透过这个跨国以及整合科技组织的长期努力来识别出一个由俄谍而中谍而外星谍真面目。但是,这个接替“耿?”小组、名为“耿氏专案动员年会”的会议却发展出另外一门学科——在公元二○三九年(也就是雷明顿·史迪尔被南非和尚比亚联盟派遣恐怖分子耿尔刺杀身亡的第二年)夏天,正式开发出一个名为“比较生化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成为二十一世纪中期以降引领文学和生化科学走向进一步密切合作里程的重要碑石。 至于耿坚博士病毒研究的突破性关键,似乎只有那个在新桥郡郡立医院永久复健科冷冻箱里的艾雪儿明白。她的脑干破损,使她永远无法像二○○五年夏季某个炎热午后之前的半生那样——对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与性爱无关的关系抱持怀疑和冷静的观察。但是她在跌落至无花果树苗下的冷湿地面之前,有非常清醒的一个刹那,想起了一九八六年七月底的那个晚上,安德鲁曾经对耿坚博士说: “……那些病毒对你而言,就好像中文对我来说是一样的——艰难。神秘。深奥。”说到这里,安德鲁用充满柔情的灰蓝色眼眸瞥了瞥艾雪儿,说:“而且美丽。”对安德鲁而言,前面的三个形容词是造成永恒的美丽的原因;也就在这么说着的时刻,耿坚博士读了一个一生一世也不曾实践过的字:爱。 “我猜那病毒的梯键结构里一再重复出现的倒‘V’字形就是这个字了。你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耿坚博士伸手喝掉第五百一十二瓶混合着病毒、雨水、体液的绿汁,顺手用裤子抹了抹濡湿的屁股,抖着声说:“很简单,那是一个我完全不能辨认的符号,也是整个病毒体中最脆弱的部分。我猜——我猜那就是‘爱’了罢?”耿坚博士在关闭全像摄录装备前费尽力气吐露了他临终的遗言:“我死于孤独,也死于沟通。” 这是耿坚博士毕生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他原本是要关闭实验仪器的。在他昏沉沉的脑海里,只想着另外两句话:“我们不需要贵方的任何通讯了,请中止一切语言符号的传输。”这番话是他说给体内,以及全世界每个角落皆无所不在的病毒听的。 人们永远会记得二○○三年四月耿坚博士宣称“某种外太空无害物质”正在以每九秒钟一个周期速度对全球人类诉说: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 人们也永远会在洞悉了杰出科学家名衔背后隐藏的政治诡计之后,把耿坚博士和他的研究当成可疑的笑话一般来传说着。即使在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变成纽约四十二街的醉鬼之后,在耿直逃离“公司”之后,在艾雪儿解冻之后,以及在耿尔成为全世界性的英雄人物之后,都没有人肯再相信有关病毒的事,活着的人没有能力了解。 (《耿氏王朝》一卷《病变》全文完) 本卷参考书目举要 《耿坚博士论文集》美国芝加哥大学·伊利诺大学合刊/联合国科技文教基金会发行 《艾雪儿文学丛刊类编》香港珠岳书局印行 《国际事务年鉴总编(1975~2039)》美国国会图书馆原刊/台湾德存图书公司盗版 《IDS太空实验室仪器制造公司档案》 《催眠复健的重要性及其实施方法》周浩正著/远长图书公司印行 href='1371/im'>《我的奋斗》耿尔著/南非开兰登国家书店印行 《我的忏悔》耿直著/中国时报出版公司暨美国国家地质杂志社联合印行 《倪耳森科技知识全书》倪耳森科技基金会印行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