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
一、刘裕发迹
这个所谓的“寻常巷陌”,就是晋陵郡丹徒县的京口里,大致位于今天镇江市的京口区。抛开后人附会的无聊的“出生祥瑞”不谈,刘裕这位堂堂的南朝开创者,在未入江湖之前更像是个时运不济的普通老百姓。既然姓刘,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汉室宗亲,事实上正史里头也都是这么说的,说他家是汉高帝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后代。这门亲戚,说冒认却也不见得,汉朝统治天下四百多年,刘姓人士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刘裕的时代九九藏书,恐怕大街上随便抓几个姓刘的,都可能是刘邦、刘交以及那位传说中妻妾成群的刘胜们的后代,并不稀奇。按照家谱的记载,刘裕祖上世代多多少少都是当官的,可到了刘裕的父亲刘翘这一代,就很寒碜了。刘翘年轻时只做过郡里的功曹,说白了就是政府机关里抄抄写写,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主张的小角色,摆到今天也就是个小秘书的职务。刘裕的命就更苦,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刘翘因为家中贫困,养不起孩子,想将刘裕抛弃。刘裕的姨母是同郡刘怀敬的母亲,正好生了刘怀敬不久,听说妹夫家中困难,就跑去劝说。好说歹说,最后她给亲生儿子断了奶,为刘裕喂奶,才挽救了一条小生命。刘翘也因此给刘裕起了个小名,叫“寄奴”。所以北朝的正史《魏书》上说刘裕“家本寒微”,一点儿都没有“冤枉”他。
刘裕长大后,仪表不凡,侍奉继母,以孝道著称;他没念过什么书,谈不上有啥背景,不可能直接通过举荐的方式进入政府部门步步高升,只好编些草鞋席子到集市上卖;他也曾因赌输了钱不还,被人绑起来拷打,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改变刘裕一生的,是随之而来的南方大乱。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有人假借邪教组织的名义发动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便是有名的孙恩、卢循起义。原来淝水之战结束后,东晋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之机,但内部各派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息过。经过一番折腾,桓氏集团的头号人物桓玄(也就是桓温的儿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分别控制了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北岸地区,东晋政府能够直接发号施令的地区便只剩下了江东八郡的弹丸之地。这些地区的人民赋税负担陡然加重,加上各地士族豪门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所以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响应者自然云集。与白痴皇帝晋安帝和纨绔子弟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所组成的中央政府相比,以五斗米道起家的孙恩率领的乌合之众已经具有相当的威慑力了。他的部众本不过区区一百来人,在东海的舟山群岛一带做海盗流寇,可从上虞一登陆,便迅速发展到数万之多,并攻占了会稽(今浙江绍兴),江东的其他七郡也纷纷响应,东晋政府无奈之下只得调出北府兵前往镇压。
此时的刘裕,正在北府兵将领孙无终手下做司马。司马这个职务在军队中仅次于将军,类似参谋长。以刘裕的卑微出身,能混到这地位,可见其并非一般的匹夫之辈。刘牢之带兵讨伐孙恩,对他的能力也偶有所闻,就征召他在帐中做了参军。
参军虽不起眼,刘裕却是实打实地出工且出力。乱世之中,若不如此,又岂能出人头地?刘裕就以这藏书网样的心态迎来了他的成名之战。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与几十名部下遭到围攻,部下大多战死,而他却手执长刀,越战越勇,杀退上百人,令敌军吓破了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担心刘裕安危,率领骑兵前来助战,与刘裕合兵一处,斩杀上千人,大获全胜。这一战将孙恩直接赶回到海岛上,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刘裕在北府兵首领刘牢之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年孙恩乘晋军疏于防范,再次攻入会稽,在淝水之战中立下战功的东晋大将谢琰也被部下杀死。刘牢之率众东征,才令孙恩节节败退。刘牢之让刘裕守城,刘裕每逢战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绝不含糊。更可贵的是,当时讨伐孙恩的北府军将领们,军无法度,纪律混乱,纵容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唯独刘裕统领的军队法令严整,所至之处秋毫无犯。这样的一支模范军队,自然深得百姓的拥戴,刘裕的好名声,也渐渐传开。
此后,刘裕所守的句章城(今浙江宁波南)就成了抵御孙恩的第一道重要战线,孙恩的几度登陆,均被刘裕击退。他不仅有勇,而且有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他在海盐一带筑城守备孙恩新一轮的进犯,由于城中兵力薄弱,他就选拔敢死队员数百人,脱去甲胄,手执短兵器,乘着战鼓擂起,冲出城去。孙恩的部众哪见过如此威猛之势,立时吓得斗志全无,丢盔卸甲,死伤惨重。刘裕虽然连战连胜,但孙恩仍然围攻不断,城中军队寡不敌众,十分被动。
刘裕当初的参军果然不是白做的,他分析了敌我特点之后,便在一天夜里命城中的军队放下旗帜,隐藏起来,做出已经撤退的姿态。第二天早上打开城门,让几个没有战斗力的老弱之兵登上城楼镇守。孙恩的部下看到城楼上的变化,深感惊奇,便远远问道:“刘裕哪里去了?”城头的士兵依照事先的嘱咐答道:“已经连夜率部跑了。”孙恩的部众吃尽了刘裕的苦头,听闻此言大喜过望,哪还会去考虑真假虚实,当下便蜂拥入城,毫不防备。结果可想而知,刘裕指挥埋伏在城中的军队,忽然杀出,大破敌军,彻底打击了孙恩取胜的信心。
孙恩眼看攻城无望,就改向沪渎(吴淞江下游一带)进军。刘裕决定弃城追赶,海盐县令鲍陋见刘裕总打胜仗,不知怎地犯了眼红病,觉得孙恩也不过如此,主动提出派自己的儿子鲍嗣之带本地士兵一千人做前锋。刘裕感到不妥,建议说:“贼兵精壮,本地的军队打仗太少,恐怕不是对手,如若前锋失利,全军必败,不如让你们的军队在后面做声援吧。”鲍陋父子执意不从。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的老问题,刘裕在当天晚上设下多处伏兵,并配备旗鼓,其实每处不过数人。次日,敌军与鲍嗣之的前锋一交战,刘裕的伏兵就乘势尽出,张旗鸣鼓。孙恩的部众以为四面皆是伏兵,慌忙退军。鲍嗣之趁势追赶,很快陷入重围,丢了性命,前锋军队随之溃败,与刘裕的预言一般无二,可见即便是乱世之中,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刘裕的。
刘裕的军队且战且退,敌军气盛,刘裕的兵将死伤殆尽,形势极其不妙。这时刘裕退到了前夜设伏的地方,他见遍地是阵亡士兵的尸体,心生一计,命令左右停止撤退。敌军追到近处,便看见了一番奇怪的景象:刘裕手下的士兵正忙着脱取死人的衣物,行动从容不迫,毫无退兵的意思。敌军颇感意外,又对之前的中伏心有余99lib?悸,怀疑刘裕仍有伏兵,踟蹰不前。刘裕乘机大呼作战,气色凶猛。敌军慌了阵脚,赶忙引军而退,刘裕这才率领军队缓缓退兵,安全地返回了治所。
(刘裕这一招也可以看做是变相的“空城计”。仅就这几次战例而言,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混迹行伍的小混混,而是很有些天赋的将帅级人物,他不但会打胜仗,也很会打败仗——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牛人都做不好这个课题。战争中忌讳的是一败而溃,不可收拾,很多时候,失败并不可怕,溃败才是真正的损失惨重,刘裕能够做到“败而不溃”,这恐怕是他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晋末年最杰出将领的一大关键特质。说到“空城计”,历史上曾有多次著名战例,偏偏流传最广的诸葛亮的空城计不是真的,用兵难在虚虚实实,这辨史的难处,也恰在这虚虚实实。)
孙恩没捉住刘裕,但终于腾出手来攻破了沪渎,又乘胜由水路进军,一直杀到刘裕的老家丹徒,一路上收编了成千上万的楼船和士兵,声势浩大,震惊了建康朝野。刘牢之这时驻兵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来不及增援,便命刘裕从海盐倍道前行,阻击孙恩。刘裕与孙恩的大军在丹徒一带相遇,当时的情形是:刘裕的军队不满千人,日夜兼程,远道而来,已是疲惫不堪,而丹徒本地的守军又毫无斗志;孙恩则有数万部众,双方差距极大,人们无不为刘裕捏一把汗。没想到刘裕还就做定了孙恩的克星,连续几个月没碰上对手的孙恩与刘裕的军队一照面,立即吃了败仗。他的部众登上蒜山,满以为占据了有利地势,夺取丹徒易如反掌,却马上遭到刘裕的袭击,一触即溃,不是坠下山崖摔死就是掉入水中淹死。孙恩狼狈地逃回船上。
经过这场败仗,孙恩不敢再轻易登陆,对刘裕更是惧怕万分。他倚仗人多船大,重整部众,向建康进发。守卫建康的司马元显哪里是对手,屡战屡败,幸好孙恩的楼船因逆风行驶,无法提速。不久孙恩听说刘牢之已赶回建康,心中发虚,改沿海岸线向北,占领了防备松懈的海滨城镇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东晋朝廷见刘裕战功显赫,便提升他做下邳太守,去攻打郁洲。刘裕果然再度击破孙恩主力,一直将孙恩赶回大海。
孙恩的势力自此一蹶不振,可是,颓势的东晋政权却没半点好转的现象,反而深陷重重危机之中。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场江南大内斗,竟然使这位靠打仗起家的刘裕在南北朝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一等一的主角。
二、桓玄的野心
孙恩进逼建康时,远在荆州的桓玄上疏请求顺江而下,讨伐反贼。建康城里的实权派司马元显忌惮桓玄,宁可大力提拔刘裕等一批寒门将士,也不愿桓玄来国都,招惹麻烦。他以安帝的名义下诏,让荆州的军队就地待命,建康这边有北府兵扛着,足以应付。
荆州那边也是野心颇大,这桓玄乃是桓温之子,自然也就继承了不少相似的基因。他老爹当年就想称帝,只不过时运不济,支持率也没高到满朝劝进的水准,才饮恨而终。桓玄的才干比其老爹差之远矣,却能赶上一个“好年成”:东晋朝廷内外交困,司马道子父子与刘牢之这两派貌合神离,正好有隙可乘。于是他就给司马道子写.99lib.信,把这位皇叔狠狠地讥讽一番。信的内容收录在《晋书·司马道子列传》中,通篇骂人不带脏字,写得还颇有些意思:
“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孙恩没能攻下建康,不过是缺少天时地利,不是打不过你们)。昔国宝(王国宝)卒后,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谓之非忠(关于王国宝、王恭等人的内乱,可参见前作《纵横十六国》)。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当今的高官显贵,哪有什么名流清望?难道说没有好的么?只是彼此不能信任而已)。用理之人,然后可以信义相期;求利之徒,岂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对于讲道理的君子,才可以用信义来对待;对于追求利益的小人,还讲什么信义?——这句话至理,古往今来若论“信义”二字皆是如此)?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矣。阿衡(古代官名,指辅佐之臣)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则立至,干忤或致祸。在朝君子,岂不有怀,但惧害及身耳。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满朝文武不是不懂这个理儿,只不过是怕害了自身,我桓玄忝任在外,就撕破脸皮说真话啦)。”
一封短信句句切中要害,表面上在讲大道理,底下尽是刀子。司马道子父子读着心惊肉跳,惴惴不安。司马元显身边有个谋士叫做张法顺,深受司马元显宠爱,读了这封信,就劝他先下手为强,乘着桓玄在荆州立足还不算太稳,以刘牢之的北府兵为前锋,出兵讨伐,必能搞定桓玄。司马元显迟疑不定,恰好桓玄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送来一份大礼,主动请缨做内应,配合朝廷方面的军队夹击桓玄。司马元显大喜,便在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称诏将桓玄的罪状罗列一遍,大举水陆两路讨伐。
桓玄远在荆州,认定朝廷方面刚刚遭受了孙恩之乱的破坏,问题多多,不可能有机会马上来找他麻烦,并未采取任何预警措施。幸亏桓氏朝中有人,桓玄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发来密信,通报消息(司马元显本打算除尽桓氏,他宠幸的骠骑长史王诞正好是中护军桓修的舅舅,几句好话之后,司马元显便找不着北,没再处置姓桓的子弟。株连本不是什么光鲜之事,但司马元显的这次仁慈终于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桓玄惊恐之下打算固守江陵,缓图良机。旁观者清,长史卞范之说:“桓公声威远近闻名,天下震动;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前面说过,刘牢之的北府兵打仗很厉害,但军纪太差,在朝野都没啥好名声:在朝是怕他功高压主,在野是恨他贪得无厌),如若我们的军队能够逼近京城,恩威并施,管叫他们土崩瓦解。岂有引敌入境,自寻死路之理?”
桓玄这家伙,见解和志向比司马道子父子要强得多,但终究还是一路货色,对相似的谏言反应也是相似。他听闻此话,信心顿增,让哥哥桓伟留守江陵,自己则上表传檄,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列举司马元显的各项罪行,然后率兵顺江东下,直奔建康而来,沿途如入无人之境,为数不多的几次抵抗被轻松打退,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也被擒。
刘牢之在此时起了“关键作用”:他挂着司马元显的“前锋都督”的名头,大战来临之际却采取观望的姿态,驻兵在溧洲(今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中)。他的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以及刘裕都认为荆州兵强过司马元显的江东兵,应率北府兵主动进击,以除后患。刘牢之则认定平定桓玄不难,但狡兔死,良狗烹,若消灭桓玄,将来必被司马元显所制,不如先利用桓玄的势力除掉司马道子父子,再做打算。桓玄也看透了刘牢之的心思,不失时机地派了刘牢之的族舅何穆来劝降。刘牢之便顺势上了“贼船”,让刘敬宣去桓玄营中投降。
司马元显没了真正可用之兵,哪还有什么抵抗的意志,他听说桓玄已经到了京城南面的新亭,就弃了战船退回建康。桓玄的军队尾随而至,在后面挥刀大喊:“放下武器!”司马元显的兵众立即崩溃,司马元显逃回府中,身边只剩下“狗头军师”张法顺一人而已。见到老爹司马道子,二人只能相对而泣,一筹莫展。这对有野心却无能力的父子束手就擒,桓玄下令斩杀司马元显一党,继而又吩咐手下人把司马道子秘密毒死在流放的路上。
桓玄初步掌控了建康的大局,紧接着就采取了三项措施巩固其权力:
首先是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这个职务表面看是一郡权力上的No.1,实际上却剥夺了刘牢之对北府兵的控制权。刘牢之一介武夫出身,视兵权为命根子,心里有意据江北对抗桓玄。他私底下找到刘裕,商量对策。刘裕何等聪明,当即指出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现在要和他对着干,怕是没戏。他向刘牢之请求返回老家京口。将领何无忌向刘裕请教当前的局势,刘裕答道:“我看刘牢之难逃一死,你不如和我一起回京口,以观其变。桓玄若是甘为人臣,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干。如若不然,你我还可以起兵图之。”
刘牢之召集手下开会,还想谋划讨伐桓玄。参军刘袭气呼呼地说:“天下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反叛。将军当年反叛王恭,最近反叛司马元显,现在又要反叛桓玄;一人三反,还凭什么立足天下?!”说罢拂袖而去,其余将领也纷纷离去。刘牢之这才慌了神,让儿子刘敬宣去京口迎接家眷,约定的时间没见着人,以为事已败露,带着本部人马仓促北逃,逃到新洲,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几乎是北府兵代名词的刘牢之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从桓玄出兵这件事前后刘牢之和刘裕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距:刘牢之军事方面很强,但在其他方面近乎白痴,尤其在利害关系的判断上显得相当幼稚,他又在政治立场上做“三姓家奴”,毫无信义可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的人可以拿来做成大事的工具,而不可能自己成就大事;刘裕则不同,虽说王夫之等人在史评中指责他其实也是“一人三反”(先反刘牢之,再反桓玄,最后“反”晋称帝),但他的所谓反并不是简简单单“墙头草”式的反,而是颇有行事原则,他在每次做出决断之前都充分分析了局势,并对将来的行动做好了周密的计划。所以说,刘裕不仅打仗有自己的一套,而且审时度势,该用强的时候用强,该示弱的时候示弱,玩弄权术的手段并不差过同时期那些门阀大族出身的政治人物,这样的人只要再有一点运气,获得成功指日可期。
桓玄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刘牢之,接下来他对北府兵旧将也毫不留情。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等一大堆优秀将领被杀,以刘敬宣和宗室司马休之为首的残部想要造反,不是对手,只好逃往南燕和后秦这两个北方邻国。
下一项措施是改革内政,罢黜奸佞之臣,提拔有才之士,东晋各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出色的官员,他还下令限制佛教寺院无节制地发展僧尼。这些本来都是革除弊政、稳定时局的好事,可惜,桓玄的举措不过是想借机提高威望、扩大影响,不久他便暴露了奢豪放纵的公子哥儿本性,朝上政令无常,朝下结党营私,东晋的危机重现。当时投奔后秦的北府兵旧将袁虔之评价桓玄才略不如其父,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为它人驱除耳”;南燕的中书侍郎韩范也认为桓玄早晚被江东“豪杰诛灭”。
野心勃勃的桓玄,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三、六个月的皇帝梦
桓玄加紧篡权行动,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得继续树立威信。他所依仗的主要势力是据守荆州的哥哥桓伟,其他桓氏集团的成员虽然被他安插在朝廷内外,军事力量却有限。这位桓公子想起了当年他老爹树威的手段——北伐中原,有心如法炮制,可年轻的时候玩得太多,没好好学习,从权术到军事都不过一知半解而已,哪里赶得上桓温的魄力与气度?没办法,只好玩点虚招。
他上表请求率军扫荡后秦占领的中原地区,又指使朝廷下诏制止,然后说:“我是奉了诏书才不出兵的哦。”双簧的把戏还颇有些人相信,桓玄也就乐此不疲。元兴二年(公元40
北魏在其立国之初,并没有什么特别起眼之处,充其量也不过被人看做拓跋代国的复兴,整个国家的规模不比凉州各蕞尔小国大多少。前秦由极盛转为极衰,这个成分极其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在一瞬间支离破碎,公元四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成为北方各部族开展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的十五年。僻处塞北的拓跋鲜卑部追随时代大潮,在今天内蒙古锡拉木林河畔的牛川,召开部族大会,推举已故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为新的代王。“代”这个名字,本是东周时的诸侯国名,秦朝时设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地跨长城南北,素来是防御北方匈奴的要冲,后来人们习惯以“代”指代幽州的北部。拓跋猗卢的骑兵常在这一带活动,因此在永嘉大乱时被晋朝皇帝封为代王,而事实上作为游牧民族的拓跋氏,其统治中心主要还是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代国复兴三个月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完全独立性,拓跋珪把国号改成了“魏”。
关于代和魏这两个国号的问题,北魏内部曾经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有过一次讨论。群臣的意见是国号应取发源之地的名字为宜,而拓跋珪本人则以平定中原,慑服海内为己任,最终坚持以中原旧国的国名“魏”作为国号。历史上已经存在过曹丕的魏国和冉闵的魏国,所以这个魏曾被称为“后魏”,以别旧朝。今天我们更多的是称其为“北魏”,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拓跋氏的魏国(或称魏朝)是两百年的北朝中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而北朝的所有朝代,除分裂的东魏和西魏外,都被后人加上了“北”字,以区别于南朝(尤其是北齐和南齐需要特别的区分);另一点呢,是北魏享祚很久,如若加上分裂的东西魏,有一百七十多年,在分裂时期中是时间最长的,加“后”来区分其他魏国,不甚合适。北魏之后,就不再有以“魏”为国号的朝代了。
他们在当时的首要敌人,还不是内迁塞内的各胡所建立的政权,而是同样地处塞外漠北的周边各部族。对于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而言,和与己为敌的部族作战,就等同于生存之战。拓跋北魏成为北方强国,打赢这一场场生存之战乃是必要条件。这些漠北的部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与拓跋部为敌的漠北鲜卑部族,比如鲜卑贺兰部;二是分布在拓跋部以东的奚,也称库莫奚,他们其实也是鲜卑的一种,但属辽东鲜卑,为宇文部被慕容部消灭后散落在北方的后人,与后来建立大辽的契丹同族异部;三是高车各部,主要分布在北魏的西部和北部,但也常进入北魏统治地区。高车在南北朝时期多是北朝人所用的称呼,以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同时代的南朝人则用“丁零”称之,十六国时期曾建立短暂政权的翟氏,就是丁零人,或者说是迁徙到黄河流域的高车人,高车的别名还有敕勒、狄历、铁勒等等,从源流上考究,高车与漠北其他各族区别最大,其内部分歧也多,主要是因为漠北其他各族基本上都源于胡(即匈奴)或东胡(鲜卑、乌桓等),高车则不然,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近于后来在漠北盛极一时的突厥,而异于东胡各族(一般认为东胡各族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四是被北朝人蔑称为“蠕蠕”的柔然,这也是漠北的鲜卑与匈奴融合后形成的一个大支系(柔然在时间跨度上几乎与北魏共始终,日后统一时将是北魏最头疼的北方强敌)。按照《魏书》的说法,拓跋珪所击败的叱突邻、纥突邻、纥奚、叱奴、黜弗、素古延、侯吕邻等部,都是柔然或高车的部族。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组织框架又非常松散,想要通过一两场战争来消灭掉是很困难的。拓跋部族自己就是游牧民族,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北魏对付这些邻居的一般做法是通过武力征服,吞并和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从而达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
领兵征战是拓跋珪的强项,但他治理内政也绝对不赖。既然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万千牛羊、辽阔牧场,而是整个“天下”,那么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就相当重要了。拓跋珪及其辅臣的学习对象,可能是邻近的汉化较早的其他政权,比如前后秦,比如慕容燕。
拓跋珪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推行的措施具有相当的渐进性和计划性,按部就班,做得十分扎实(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措施能被后继的君主们一步步忠实地执行下去)。他称王之时,便有意引导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鲜卑人改变生活方式,学习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击败后燕、夺取中山城后,他向关东地.99lib?区迁徙大量人口与耕牛,并实行屯田,解决战争所需的军粮问题。天兴年间,他又学习汉人的礼乐制度,规定各种礼仪与音乐,并统一颁布度量衡,设立法律进行监督管理;他参照儒家经典设置博士,开设太学,招收数千学员;鉴于游牧民族家族为单位构建行政组织,他亲自考核官员,根据各自的能力任用官职,并加强保举制度,没有能力的部族子弟,就不任用官职,而以爵位代替。
拓跋珪的这些措施,在汉人看来极其平常,对于原本粗枝大叶的漠北鲜卑人来说,却是巨大的革新。所谓“强国之本”,并不是一时战功的显赫,而是经受了考验的制度。
五、拓跋珪功过
通过制定一系列汉化与封建化的制度,拓跋珪的北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生活方式由游牧为主逐渐转变为游牧与农耕并存。这就使他能够稳定地控制住新近从后燕手中夺取的并州、冀州、幽州等地,进而谋取天下。短短十几年间,北魏便在拓跋珪的领导下成为乱世中最夺人眼目的希望之国。他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在平城即皇帝位,成为北魏的开国皇帝,也就是魏道武帝。
制度之后,便是文化。拓跋珪虽然武功盖世,却也不得不佩服中原地区有不少聪明之士,于是他问一位叫李先的博士:“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提高人的聪明才智呢?”(恐怕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了)
李先是个读书人,当然不假思索地答道:“莫过于书籍了。”
拓跋珪又问:“那什么书最好呢?”
李先说:“那就得数经书了,这种书不仅可以教人思考问题的方法,还会讲授做人的准则。”
拓跋珪的兴趣来了,继续问道:“天下有多少书籍呢?朕若想收集,如何才能收全呢?”
李先笑道:“自从有了早期的书契(也就是指刻在器皿、龟甲、竹片等等上面的文字),每朝每代都会增加许多书籍,算到今天,也已经不计其数了。如若主公有兴趣,可以命各州郡县下去搜索,只要有心,收集起来却也不是难事。”
拓跋珪大喜,就下一道命令,让各地官员在民间大规模地搜书,并全部送往国都平城。(这次收集并不算十分成功,连年战事,即便有人有心藏书,也很难保证这些书不遭受战火的侵害。但不管怎么说,拓跋珪以统治者的身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典籍,他对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保护与整理工作还是作出了相当的贡献的。)
“以汉制汉”,是拓跋珪统治关东地区汉人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强过以前诸多中原胡人政权的根本所99lib.在。(比如前后燕是典型的家族政权,一家兴则天下兴,一家亡则天下亡;前秦则是企图在文化尚未认同的情况下,盲目推动民族迁徙,最终导致了失败。)
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位走入中原的漠北鲜卑领袖,对于汉人,他不可能做到十分的信任与亲近。从前面与李先的问答之中也可看出,他的学识修养极少,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有限,对于汉人的制度与文化的理解,常常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形式,而不会明白其优越性所在。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文化融合的初期必然经历可怕的阵痛,这是拓跋珪当年面临的问题,也是今日多元文化冲突中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拓跋珪性多猜忌(多数胡人君主共同的性格缺陷),终于酿成了多起悲剧,而拓跋珪本人也因此不得善终。
北魏攻打后燕国都中山时,曾一度缺粮,老百姓都不愿意缴粮租,拓跋珪向群臣问计。汉人谋士崔逞说:“收取桑椹也可以充作粮食呀,古时候飞鸮(即猫头鹰,其叫声很难听)食椹而改音,《诗经》里是有明确记载的。”(飞鸮食椹而改音的典故,见于《诗经·鲁颂·泮水》的“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原意是赞颂鲁侯伯禽的美德,这里当然是被崔逞曲解了。崔逞也是清河大族崔氏的一支,在中原以德才著称。对于北魏军在战争中的暴行,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又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向拓跋珪指出,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谏言,既帮助拓跋珪解决问题,又不伤体肤地提个醒儿。)
拓跋珪没读过《诗经》,不懂这一套,军中既然需要食粮,也只好让老百姓以桑椹作租,心中则十分痛恨崔逞用猫头鹰来侮辱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崔逞担心魏军劳民动众,又说:“可以让当兵的乘着时节自己去林子里采摘桑椹,过时就落光了。”拓跋珪很怒,说:“仗还没打赢,就让士兵解甲入林,采摘桑椹,成何体统?你这是什么话嘛!”于是对崔逞怀恨在心。
几年后,姚兴攻打东晋的襄阳,东晋守将郗恢向北魏将领、拓跋珪的堂弟拓跋遵求救,信中说:“贤兄(指拓跋珪)虎步中原。”拓跋珪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东晋将领轻视他的表现,命令崔逞和另一名谋士张衮回信,指明了要在信中使用贬损东晋皇帝的称呼。信写完一看,崔逞、张衮把东晋皇帝叫做“贵主”,拓跋珪那个气呀,说:“让你们这些人在信里把晋人贬一顿,你们竟敢称呼‘贵主’,哼哼,和那个‘贤兄’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新账旧账一起算,把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这次事件大大毁坏了拓跋珪在汉人中间的形象,可谓遗祸无穷。后来东晋宗室司马休之等人因桓玄之乱打算投奔北魏,由于听说了崔逞被杀之事,十分害怕,最终决定改换门庭,去了后秦和南燕。拓跋珪知道真相后十分后悔,这以后才对犯错的北方士人格外宽容。
多年战事使拓跋珪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担心自己未老先衰,就服用一种叫做“寒食散”的药物。这是当时流行于汉族士人中的药物,主要用于排解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可见是有闲阶级的喜好之物,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呢,哪里有工夫吃这种药)。这种药本来是东汉名医张仲景首创用来治疗伤寒的,可经过改造却成了一种古代毒品,吃了之后容易上瘾,而且容易发作。发作起来是个什么现象呢?其实就和狂躁症的症状差不多:全身发热、躁动不安、狂奔暴走,等等。拓跋珪服药一多,药性的发作自然就越来越频繁,他常常几日不醒,或者几日不食,甚至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自言自语,脾气更是暴躁不安,喜怒无常。渐渐地,他的疑心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靠近他的人九九藏书有时会无故被他当场刺死(这一点很像晚年的曹操,滥杀无辜,心狂意乱,作为一代君主,这些特性都逃不过后人的诟病。顺带说一句,拓跋珪与曹操在经历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大臣们因为不经意的一句错话,就可能被他处死,就连他的亲人功臣也不例外。拓跋遵因为酒后失礼,就被拓跋珪赐死;司空庾岳由于服饰艳丽、举止傲慢,也被拓跋珪处死;拓跋珪的另一名堂弟,曾在征燕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卫王拓跋仪见拓跋珪诛杀大臣,心中自疑,就带着家人想逃出国去,却被拓跋珪派人追回赐死。
北魏民心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内又不断出现天灾,拓跋珪了解到这些情况,虽有认错之意,却十分消极,没有什么补救的手段,他唯一的顾虑是皇位的继承权问题。他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后,因担心将来出现母后专权的九九藏书现象,决定参照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旧例,将拓跋嗣的亲生母亲刘贵人杀死,这就是北魏后世一直承袭的“子贵母死”的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客观上对于后来北魏政权的稳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当时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拓跋嗣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在宫中日夜啼哭,拓跋珪知道后十分生气,命令拓跋嗣立即进宫。拓跋嗣的手下都说:“皇上现在脾气不好,又发着火,进宫必有不测,不如先找个地方暂且躲起来,等皇上怒气消了再进宫。”拓跋嗣觉得有理,就悄悄出宫,隐匿在外。
太子失踪,拓跋珪更是受了刺激。他的另一个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是个典型的游街串巷的无赖公子,其母贺氏是拓跋珪母后的妹妹,也就是拓跋珪的亲姨母。拓跋珪年轻时在贺兰氏的部落中见她长得十分漂亮,也不顾及她已是有夫之妇,便要把她娶来,贺太后反对,劝他说:“绝对不可以,她长得过于漂亮了,而且已经有了丈夫,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拓跋珪不听,派人暗杀了姨母的丈夫,把她强行娶来,生下这个“逆子”。
拓跋绍整日里打劫行人,以此为乐。拓跋珪听说后很气愤,把他倒吊起来扔到井里,即将断气时才捞出来。为了这个儿子,拓跋珪与贺氏夫人常常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终于有一天,实在不耐烦了,索性将她囚禁起来,准备处死。
贺夫人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她秘密托人捎信给拓跋绍,让他来救自己。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绍,于是带着自己的手下与宫人宦官组成的“杂牌军”,连夜翻墙入宫,一直冲到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拓跋珪末年的暴躁情绪已经造成了宫中的恐怖气氛,守卫们人人自危,竟不敢阻拦,只有人大声叫道:“贼人来啦!”拓跋珪从梦中惊醒,见势不妙,到处寻找防卫的武器而不可得,这位三十九岁的开国皇帝就这样死在了亲生儿子的手中。
(拓跋珪一生,年轻时是武功,初步奠定了北魏的生存空间;中年后有一定的文治,开始积累一个朝代的文化底蕴;可惜末年还是逃不过性格的宿命,其行为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前期的成果。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新帝国,已经足够子孙后代经营开发一段时间。拓跋氏所面临的次一课题,是如何将拓跋珪的基业发扬光大。)
六、拓跋嗣平内攘外
清河王拓跋绍残忍地杀死了父亲,但他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未免有些忙乱。按照鲜卑人的传统习俗,一个部落的首领是通过“兄终弟及”的方式来传承的,但是拓跋珪更中意于汉人的继位制度,这才安排了长子拓跋嗣做自己的太子(据说拓跋珪立拓跋嗣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十分喜爱拓跋嗣的长子、日后成为魏太武帝的拓跋焘,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成就魏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当时朝中元老重臣有多少人会支持自己,人心向背到底如何,拓跋绍的内心是毫无把握的。他与左右随从一商量,决定冒险做一次试探。
第二天,皇宫的大门直到中午还没有打开。拓跋绍假传圣旨,命文武百官在宫殿外的端门前集合,朝北而立。拓跋绍隔着宫门,忐忑地对百官问道:“我有叔父,也有兄长,各位公卿想要拥护谁呢?”
外头的王公大臣们一听这话,不禁愕然,半晌没人敢说一句话。南平公长孙嵩反应稍快,回答道:“我等愿意拥护王爷殿下。”
大家这才如梦初醒,明白皇上已经驾崩了,但又不明详情,一个个站在底下装哑巴。只有拓跋仪的弟弟、阴平公拓跋烈痛哭着离去。消息传出平城,太子又生死未卜,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各怀异志,贺兰部的肥如侯贺护在安阳城北举起烽火,本部人马都前往集结,北魏其他各部也各自屯兵,眼看着一场内乱就要爆发。
拓跋绍听说人情不安,心中害怕,便搬出大量的布帛赏赐给王公大臣们,希望得到有力的支持。在民间隐姓埋名多时的拓跋嗣得知宫中有变,悄悄从外面赶了回来,暗中观察宫内宫外的动静。
拓跋嗣不敢轻易暴露身份,他白天隐匿在山中,晚上就住到贴身侍卫王洛儿的家里。王洛儿有个邻居,名叫李道,暗中也帮助王洛儿服侍拓跋嗣,到了早上就把他送回山中。李道是个热心人,保密的意识却很不够。过了那么一段时间,附近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知道拓跋嗣没死,都高兴地奔走相告,消息不慎传到了拓跋绍耳中。拓跋绍自作乱以来,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兄长回来跟他算总账,当即派人收捕李道,并斩首;然后又在民间征募知情人,寻觅拓跋嗣下落,一旦找到,就要将他杀死。
拓跋绍掌控了朝中的大权,却不能左右人心向背,拥太子派终究占了上风。王洛儿为拓跋嗣跑腿,潜入平城,暗中向大臣们通报情况,并与安远将军安同等人联络,秘密做好了安排。一切就绪,拓跋99lib?嗣带着随从向平城进发,刚来到城西,便有快马来报:拓跋绍已被身边的卫士拿下,听候处理。拓跋嗣此人虽说温和仁厚,对付自己的政敌可是毫不含糊,何况是弑杀父皇的首恶。他下一道命令,将拓跋绍、其母贺氏以及十来名随从幕僚一并处死。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拓跋嗣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永兴,重整朝纲,任用贤能,是为魏明元帝。他是北魏前期的三位君主中承上启下的一位,父亲拓跋珪是创业,儿子拓跋焘是图霸,他本人呢,就是两者之间的守成之君,光芒或许被其他两位盖过,但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新登基的拓跋嗣继续执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并将塞外的鲜卑人及其他胡人内迁到关东地区。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复与发展久经破坏的中原地区,遇到的阻力却恰与其深远的意义成正比。当时的官员不会去体谅老百姓对于故土的依恋之情,更不懂得组织“居委会”去做思想工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多半是采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感。部分流氓无赖乘机煽动情绪,许多年轻人逃亡集结在外,不少郡县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土匪或强盗。
拓跋嗣面对民患十分头疼,又不想大动干戈地镇压,就与公卿们商量:“朕本来是要为民除害,可惜让那些官员坏了事儿,以至于乱事频起。如今违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我的意思是通过大赦安抚,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元城人侯屈说:“民众逃亡做强盗,这是大罪,如今不给他们定罪就把他们赦免,乃是‘为上者反求于下’(即本末倒置,不是执行政策的人的行为),恐怕不妥。依臣所见,不如诛杀首恶,赦免余党,此举足可安定天下。”
清河人崔宏(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后来鼎鼎有名的北魏汉臣崔浩正是他的长子)则说:“圣明的君主统领民众,目的便在于安定团结,而不是跟民众去较量胜负。赦免罪行虽不是正招,但却便于执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诛后赦,还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后还不老实,到时再杀也不为晚。”
拓跋嗣赞同崔宏的建议,依计执行,果然许多人就不再为乱,对于继续作乱搞破坏的少数人,拓跋嗣就不再手软,派将军于栗领兵一万前去平定,很快解决了不安定的因99lib?素。
北魏一面进行内部迁徙,达到合理的资源分配,另一面打击入侵的柔然骑兵,“净化”外部环境。
柔然的部落首领社仑(柔然的首领本姓郁久闾,所以社仑的全名就是郁久闾社仑,这个词来自鲜卑语“木骨闾”,意为头秃,这可能源自北方鲜卑人不留发的习俗。北魏被南方史书称为“索虏”或“索头虏”,其本意也是指类似的习俗:拓跋部的族人往往把头发剃光,头上只留一个小辫,称为索头,“索虏”就是索头的胡虏。东胡的这种习俗一直沿用到后来的清代)本是归附拓跋珪的塞北部落缊纥提之子。拓跋珪将缊纥提的部众分配到其他各个部落中,强行迁徙,这一政策引起了缊纥提诸子的强烈不满。社仑与他的兄弟率部弃父出走,逃入大漠,几经辗转,投奔了伯父匹候跋的部落。
匹候跋与缊纥提是亲兄弟,但早就分成了两个大部落,彼此并不信任。他将社仑等人安置在部落南面边远之处,并派自己的四个儿子严加监视。社仑不甘为人下,设计杀了匹候跋与他的几个儿子,兼并了匹候跋统领的部落,然后深入漠北。
当时拓跋珪在南面忙着与后燕、后秦交战,无暇北顾。社仑乘机四面出击,声势渐盛,终于在北魏天兴五年(公元402年)统一了整个漠北地区,并自称“丘豆伐可汗”(“丘豆伐可汗”这个词,在鲜卑语里相当于“开国君主”的意思),成为柔然汗国的第一任君主。
柔然建国,对北魏的北部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从此两国在辽阔的漠北展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角力。社仑借着拓跋珪被弑、北魏人心不安的机会,攻入塞内,抢掠了大量人口与牲畜。拓跋嗣稳定了局势,自然发动报复性反击。永兴二年(公元410年),他派长孙嵩率领大军北伐,大破柔然骑兵,杀得社仑远遁漠北,死在途中。社仑的儿子度拔尚幼,部族中的长辈决定拥立社仑的弟弟斛律,即柔然的第二任君主“蔼苦盖可汗”(鲜卑语“姿质美好”之意)。斛律意识到藏书网北魏新主登基以后政局已经稳定,一时半会儿不能找北魏的麻烦,便于次年派人与拓跋嗣修好。
拓跋嗣欣然接受了柔然的降书,北边暂时平定了下来,他终于可以转过头来虎视中原了。在没有统一北方之前,北魏对付柔然的军事行动,就是为解决后顾之忧而服务的。在北魏统治者眼中,柔然这样的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灭的,只要周期性地保持进攻态势,就不会成为更大的忧患;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消灭割据中原的诸小国。拓跋嗣这才发现,北魏发生内忧外患的这几年中,南方的东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刘裕在掌握了大权之后,很快就北上攻灭了小国南燕,尽杀慕容鲜卑一族,震惊了相互搅和了多年的北方各国。这些胡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碰到过如此让他们惧怕的强势的南方人了。
七、卢循之乱
刘裕的北伐,一共有两次,前一次伐南燕,后一次伐后秦,这是东晋灭亡前的最后两次北伐,也是十六国末期南方政权的两次比较精彩的“演出”。关于这两次北伐的详情,理论上应该属于十六国历史的部分,有兴趣的可以参读《纵横十六国》中相关段落比较详尽的介绍。
两次北伐颇有些相似之处,比如都灭亡了讨伐的目标,取胜后不久刘裕就都因为后方的问题而回师建康,没能再继续扩大战果。不同的是,南燕离东晋的统治中心较近,得到的领土比较容易守住;后秦离统治中心较远,又被充99lib?斥狄、戎之风的各小国包围,其领土很快就被北方各国重新占据。
仔细推敲起来,刘裕的北伐实际上是捡“软柿子”捏。南燕和后秦的建立者虽是叱咤十六国的慕容氏和姚氏,但到了刘裕掌权的时代早已今不如昔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类似,都是年轻的国君刚登基不久,内部人心不定,国势日蹙,早晚是他人口中的肥肉。北魏对于关东的二燕早有吞并之意,只是一时腾不出手;至于关中,那更是群狼争食,英雄必争之地。刘裕能灭掉这两个国家,最关键的一点是时机把握得好,军事策略还在其次。刘99lib.裕在军事上的成就,与曹操大致相仿:曹操是统一了北方,消灭了除刘备和孙权以外的其他军阀;刘裕则是统一了南方,消灭了除北魏与夏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割据势力。刘裕的政治能力在南北朝时期也是一流,但却比曹操略逊一筹。最明显的一点,他对于事态形势的预判性,常常显得滞后,比如在讨伐南燕的同时,没能先消灭搅局的卢循,也未曾想到此人能够乘着东晋后方空虚之机,把它的腹地捣得几乎稀巴烂。
刘裕的误判,尚情有可原,他无法料到这流窜一方的“蟊贼”身边竟有牛人,向卢循献了不少理论上切实可行、同时也被事实证明十分有效的计策。若不是卢循贻误战机,可能东晋之后的历史又会改写。
这位牛人便是.99lib.
卢循手下的名将,说出了“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这样豪言壮语的徐道覆。
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领兵伐燕,围困南燕都城广固数月,南方兵力严重空虚。徐道覆认定有机可乘,便给卢循写信,劝他北上攻打建康,卢循不听。徐道覆心中着急呀,就从自己所驻的始兴亲自跑到番禺,面见卢循,说:“咱们呆在这鸟不拉屎的岭南(东晋时期,两广一带仍然是地广人稀,加之丘陵众多,交通不便,一向被人鄙视为蛮荒之地),哪里是个正理,只不过是刘裕那家伙实在厉害,咱们打不过呀。现在正好他在打攻坚战,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们若能抓住这个机会出兵,留在南方的何无忌、刘毅等人哪里是咱们的对手,取之易如反掌。要是错失良机,在这里苟且偷安,等刘裕破了燕国,休整兵众,不出两年,肯定会来打将军您。到时候他亲自前来,即使将军英明神武,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攻下晋国的都城,才是根本之计。刘裕再想回来援救,可就无能为力了。”一席话说得还做着“偏安梦”的卢循茅塞顿开,点头称是。
于是,卢循在次年与徐道覆会合于始兴,然后兵分两路北上进攻建康。东路军由徐道覆指挥,顺赣水而下,攻打南康(今江西赣州)、庐陵(今江西吉水北)、豫章(今江西南昌)诸郡。西路军则由卢循指挥,攻打长沙等郡。东晋各郡的守相都不作抵抗,望风而逃。卢循的两路军进兵顺利,所向无敌。
东晋朝廷还没得到刘裕的战报,却先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形势危急之下只得征召刘裕回兵。这时徐道覆的军队已经开到了豫章附近,在倒桓之战中立下大功的何无忌此时正驻守寻阳,不知为何忽然急着要迎战(也许是要和刘裕抢功吧,刘裕战功显赫,朝中嫉恨他,不服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左右都劝他固守寻阳、豫章,以逸待劳,他执意不听,结果在豫章城外与徐道覆的水军相遇。
徐道覆确实是个人才,他在没有发兵之前,就在积极为打仗做准备,收集了大量造船的材料,战事一起,十几天就造出了许多大船,十分管用。何无忌与徐道覆对阵,却只有小船,完全不是大船的对手,所率的士卒很快四散溃逃,何无忌虽然勇武,但却寡不敌众,当场战死。
何无忌的死讯传来,东晋防线一泻千里,朝廷大为震惊,甚至打算放弃京城,向北投奔刘裕。幸好刘裕已经得到诏书,留下南燕降将韩范、封融等人,自己率大军南归。(久而久之,他的得力助手刘穆之还是给韩范、封融安了个谋反的罪名,把他们都给除掉了。)
刘裕回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听说了何无忌战死的消息,担心京城失守,便以精锐骑兵昼夜兼行,并带着几十个人微服来到淮上,向南来的行人打听京城的最新情况。行人说:“贼人还没到京城,假如刘裕现在回来,那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可见刘裕在当时已经很被普通老百姓信任和看重了)刘裕这才放下心来,一路南行,渡过长江,进驻京口。东晋朝廷吃了定心丸,稍稍安定了一点。
然而只过了一个月,倒桓的另一名功臣刘毅就在与卢循的对阵中打了败仗,形势再度吃紧。原来卢循、徐道覆连克数郡,刘毅一直在生重病,没能及时出兵,他的病一好,就决定南下征讨卢循。刘裕生怕刘毅轻举妄动,亲自修书一封,劝他说:“贼人新近获胜,锋芒正劲。我现在就要造好船只了,待我完工,便与你一同发兵。”刘裕并许诺克敌制胜时,将长江上游的委任大权都交给刘毅,还怕他不听,派了刘毅的从弟刘藩前往送信。刘毅呢,决然不从,怒道:“当年我不过是将功劳让给了刘裕而已,你还真以为我比不上刘裕么?”说罢,把书信扔在地上,亲自率领两万水军,从驻地姑孰溯江而上,进兵寻阳。
这时卢循的西路军已经攻下巴陵,正要攻打江陵,徐道覆的东路军则已逼近寻阳,听说刘毅来了,立即派快马通报卢循说:“刘毅兵众很多,成败之事在此一举,你我应该合力对抗。此战若捷,则天下可定,江陵更不足忧了。”卢循十分高兴,便从巴陵顺江而下,与徐道覆联兵一处,共同进军,与刘毅的军队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大战。卢循的两路水军有十万之多,刘毅完全不是对手,一败涂地,丢了船只,带了几百个随从步行逃走,其余部众、船只、武器都被卢循缴获。
(由何无忌与刘毅的失败也可看出,他们两人与刘裕虽然同为起兵消灭桓玄的头号功臣,但在能力上是有高低的。何无忌、刘毅在心里都不服刘裕,可战绩毕竟是摆在那里无法抵赖的,刘裕的的确确配得上晋末第一人的称号。)
卢循与徐道覆乘胜杀到江宁,前方已近建康,将士人数达到十几万,船只前后绵延数百里,声势无比浩大。建康城内能抵抗的士兵只有数千,眼看京城不保,要求朝廷过江北迁的呼声越来越高,孟昶更是认定刘裕不是卢循的对手,刘裕则认为:“朝廷一旦迁动,全局就会土崩瓦解,江北又哪里保得住?如今虽然兵士不多,但还可以打一仗。如果打赢了,则上下都安全,若是真的打不赢,我自会承担责任,以身殉国,又怎能苟求寸日存活?我计已定,你不用再说了!”孟昶仍旧无比悲观,便向朝廷上了一份表,说自己赞同刘裕北伐不对,以致现在社稷危殆,写完后便服毒自杀。
事实上,孟昶算对一半,而刘裕则算对了另一半,以赌徒的性格,有一半的把握,就至少要博他一博。最后的结果证明,刘裕的眼光准,运气好,博赢了。先说孟昶的一半,卢循身边的将才徐道覆,不但有识,而且有胆。他知道己方已处绝对优势,而刘裕的军队为伤病困扰,还在休整之中,正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时机,便向卢循请求,从新亭、白石烧船上岸,分几路进攻建康,与刘裕决战。而刘裕的那一半则押在卢循身上,卢循此人多疑少断,因为听到刘裕回师的情报,心生恐惧,裹足不前,只与刘裕对峙,延误了最佳的战机。卢循的如意算盘是退守寻阳,攻取江陵,以两州的地盘与朝廷对抗(战略家的眼光往往就从与普通人思想观点的对比中得到反衬)。徐道覆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哀叹与豪言:“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对峙期间,刘裕在京城一带招募了不少新兵,壮大自己的兵力,聚集大军专守石头城。刘裕又采纳部下虞丘进(注意这个人是复姓虞丘,单名进,而不是姓虞)的计策,在城外围好防御的栅栏,修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左堡垒,派兵防守。
工事完成,卢99lib.循再来打时,就不再有好运了,连续两月不能打下栅栏,船只还碰上了夏季的暴风,翻船淹死了不少人。卢循摇头对徐道覆道:“哎,军队疲乏了,难振作咯,咱们还是据守寻阳,西取荆州,再整天下吧。”只好下令退守寻阳。(估计徐道覆这个时候恨得牙痒痒,心里想:“活该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怜我徐道覆到头来要陪着你倒霉!”)
然而胜败之势逆转,便再也难以恢复,刘裕得到了最重要的财富——时间,便开始造大船,训练水军,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他派孙处与沈田子率领三千士兵从海路偷袭卢循的后方老巢番禺。卢循的军队北上,几乎是倾巢出动,番禺的防守早被忽略,孙处等人来到番禺,碰上大雾天,便猛攻人数极少的守军,一举成功。
北面的卢循各部全线陷入被动:徐道覆攻江陵不下,卢循本人又在雷池战败,想要逃往豫章,在左里一带(今江西都昌西北)筑起栅栏,却挡不住刘裕新建水军的强大攻势,死伤惨重,卢循只坐了一条小艇逃跑。
卢循与徐道覆退到广州境内,还想负隅顽抗。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初,徐道覆的始兴城被晋军攻破,徐道覆战死。卢循攻不下孙处固守的番禺,继续退入交州,最终被逼到龙编(今越南北部)的一条河边,投河自尽。东晋末年最后一场大内乱——孙恩卢循之乱至此画上了句号。
八、二刘相争
三年之内,刘裕扫平南燕、剿灭卢循,前一项是计划之中,后一项是意料之外。无论如何,功劳都是跑不掉的了,他被东晋朝廷封为太尉、中书监,刘穆之则做了他的太尉司马。刘穆之不仅把太尉府上上下下的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还向刘裕举荐了孟昶手下的参军谢晦。谢晦是谢安的哥哥谢据的曾孙,此人处事断狱很有一套,又仪表堂堂,雅量高志,博学多闻,刘裕对他十分欣赏,任命他做自己的参军。
刘裕大权在手,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经历了桓玄、孙恩、卢循等人的蹂躏后,人民流离失所的江南地区逐渐恢复了面貌,权门兼并的现象也有所收敛。
当年一同起兵倒桓的三人组中,何无忌已死,只剩下了刘裕和刘毅两人。换而言之,对于刘裕的权力构成最大威胁的,仅有刘毅一人而已。刘毅的确对权倾朝野的刘裕相当不满,他与刘裕不同,虽说当年同是赌徒出身,但好歹读过不少书,文才也不错,归附他的清望之士不在少数。因此他性情刚愎,一向不认为刘裕比他强多少。桑落洲一战惨败于卢循、徐道覆联军,他几乎输掉了全部家当,刘裕虽然一直反对他单独进兵,却也并不加罪于他,让他官复原职。刘毅觉得自己打了败仗,难以服众,主动要求降职为卫将军,不过依旧保留了豫州刺史之职。
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刘裕的弟弟、荆州刺史刘道规称病还乡,这给了刘裕一次重新洗牌、对付刘毅的契机。他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刘毅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并转为荆州刺史,而把豫州刺史的头衔给了自己。刘99lib.裕的这一招,看起来是给刘毅升了官,并把长江中上游的兵权在名义上交给了他,实际上呢,却不是一般的精明。刘裕了解刘毅赌博的习惯,他下赌注的数额从来都是超乎想象,这样敢于冒险、出奇的人,其野心是不会小的,其胃口也是不容易满足的;刘裕也知道刘毅十分骄纵,他曾经说过:“可恨我没能赶上刘邦、项羽的年代,无法与他们争夺中原!”对于这样的人,无论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上,他都不会甘于人下,而会暗暗用劲,积蓄夺权的力量。他在豫州,离京城太近,反而会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充分施展手脚,而注重行动的隐蔽性。既然如此,不如“欲擒故纵”,先把他放到西边去,给他扩充实力的空间,任他原形毕露,到时再乘隙讨伐他,就可以师出有名了。
果不其然,刘毅还没去荆州呢,就想进一步拉拢刘牢之之子、左卫将军刘敬宣(刘敬宣在刘牢之九九藏书死后逃往南燕避祸;桓玄被刘裕等人打败后,他又和司马休之等人从南燕回到了建康)。刘毅对他说:“我到荆州就职,打算对阁下委以重任,不知阁下是否有辅佐之意?”刘敬宣听闻此言,冷汗直冒——刘毅这语气,分明是想造反呀!他只好支支吾吾应承了一下,回头跑到刘裕那里,把刘毅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裕,没想到刘裕竟然笑着答道:“老兄只管放宽心,不用多虑嘛。”(刘裕这话不知是否传到刘毅耳中,想必是属于私人谈话了,以刘毅对刘裕的了解,如果听到刘裕这么说,估计晚上也不可能睡安稳觉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刘裕、刘毅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都是明白得很的,只有傻子才会以为刘裕毫无防备,敢说这样的话,可见他成竹在胸。若说消灭桓玄时的刘裕还只是枭雄的话,那么此时的刘裕就已经开始走奸雄的路线了。)
沉不住气的人首先露出气门,刘毅上表说荆州在桓玄之乱后户口数量急剧下降,兵器也少,要想组建军队不太容易,要求再都督交、广两州,刘裕同意。刘毅继而要求任命亲信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毛修之为南郡太守,刘裕照旧同意。
刘裕身边的宁远将军胡藩就没那么有政治头脑,自以为是地提醒刘裕说:“刘公以为刘毅是个愿意一直听您话的人么?”
刘裕默然不语,半天才反问道:“你觉得呢?”(心里肯定在笑:“胡藩你还真是傻啊,你都能看出来的问题,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么,把话都说明白了,就没意思了!”)
胡藩说:“能以百万之众,攻城拔寨,每战必克,这一点刘毅当然是不得不服您的。然而刘毅涉猎传记,谈文咏诗,自以为是个英雄人物,所以有那么多名流士人去投靠他。恐怕他终究是个不愿为人下的人,不如乘会见他的时候把他抓起来。”
刘裕继续露奸脸,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和刘毅都有灭桓复国的功劳,他又没什么明显的过错,不可以自相残杀的。”
刘毅抵达江陵,重新调整当地的官员,换上自己的亲信,并收编了一批江州兵,大约一万多人,故意留在手中不遣返。他又以自己染病为由,向朝廷上书,要求把从弟刘藩从广陵调来作副手,刘裕又一次假意答应,暗中开始行动99lib.先人的墓前。”
谯纵不听,投奔前来救援的谯道福,被谯道福鄙视了一把。谯道福斥责他说:“大丈夫创了这样的功业却放弃,还想去哪里呢!自古哪个人不死的,有什么好怕的?”说罢一剑掷去,正中谯纵的马鞍。
谯纵没办法,只好逃到一个僻静的所在,拉了腰带上吊自杀(关于谯纵之死,另有种说法是他在涪城被一个叫王志的当地人杀死,这两种说法,前一种见于《晋书》和《资治通鉴》,后一种见于《宋书》和《南史》。不管怎么个死法吧,这个怕死的国王到头来还是不得善终)。谯道福还想收众一战,士兵们却不愿再听从他的指挥,分了财物各自散去,谯道福投往广汉的僚人部落,也被当地人捉住送给晋军斩首。
刘裕西征两战,充分地发掘了王镇恶和朱龄石的帅才,也成功翦除了异己,收复了荆州、益州等地,一石数鸟。这时的刘裕已不只是优秀的军事家,而更是一名相当有为的政治家了。经过这一连串的胜利,刘裕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连继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也不愿放过了。
十、讨灭宗室
司马休之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身为晋国宗室,却一生颠沛流离,历经东晋、南燕、后秦、北魏四国,他的列传并见于南北两朝的史书《晋书》和《魏书》(与他情况类似的南朝宗室亦有不少,比如刘宋宗室刘昶的列传并见于《宋书》和《魏书》;南齐宗室萧宝夤的列传并见于《南齐书》和《魏书》,等等,关于这些人的事迹,我们将在后文陆续提到)。在朝秦暮楚的南北朝时代,我们无须对他的道德人品进行抨击,他也不过是大国博弈、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品。
刘毅被诛后,司马休之继任荆州刺史,颇得江陵一带人心,由此却遭到了刘裕的嫉恨。这个时候的刘裕,对权力的渴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需要的是像刘敬宣那样即使不在身边也能够做到“早请示、晚汇报”的听话的部下,而不是能据守一方,有可能对他形成威胁的地方长官,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得不对司马休之有所动作。还别说,加罪的借口很快就被他找到了。
借口来九九藏书自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文思,此人轻浮放任,喜欢四处结交好友,颇有些侠士之风。他袭了伯父司马尚之的谯王爵位,呆在建康一带,每日里只与亲朋好友、随从小厮们外出打猎,有时跑到别人的坟头上,感觉玩起来碍事,就一把火把坟头给烧了。这样的纨绔作风,在以往的皇族宗室中并不少见,但却偏偏冒犯了刘裕新颁布不久的严正法规。结果,堂堂亲王隔三岔五地吃官司,司马文思被折腾得十分不爽。同时呢,他也看不惯司马氏的江山被姓刘的大权独揽,便与手下人暗中谋划作乱。计划还没成形,就被刘裕的细作探明,向刘裕禀报。刘裕早就盼着这样的情报了,当即下令收捕司马文思一党,诛杀他的手下,并将司马文思绑了送到江陵,叫司马休之自己看着办。
司马休之明白刘裕这一手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却只上一道疏,向朝廷谢罪,承认自己管教不严,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的职务,并进一步治罪。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并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认为应该废掉他的王爵。刘裕十分不满,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对司马休之摊牌,将还留在建康的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一并赐死,自领荆州刺史之职。他把建康的事务都托付给刘穆之,亲自带兵讨伐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已有防备,他与同样不满刘裕专权的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联络,并向朝廷上表列举刘裕的罪状,以荆州兵马对抗刘裕。
刘裕听说司马休之的参军韩延之是个人才,有心招降,便给他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司马文思的事情,远近所知。我去年把他执送给司马休之,给他留足了面子,而司马休之这.99lib.个人毫无愧疚之心,此乃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只捉拿他们父子而已。你们这些原先的官员,一概不问罪。当年刘毅的手下帮着刘毅规划谋反,不得善终。如今足下诸位为形势所逼,并不想谋逆,我一向虚怀若谷,敬贤爱才(即“虚怀期物,自有由来”),只望足下能够早日归顺。将来军临城下,刀枪可是不长眼睛,只怕到时不小心伤了足下诸位的性命。足下可将此信给你的同僚看,希望他们也能顺应局势。”
韩延之不为强势所屈,一封回信慷慨激昂,大骂刘裕无耻,可谓拒降书的经典之作:
“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恇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辱来疏,始委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即司马休之)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君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也!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义旗以来,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径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言‘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虚怀期物,自有由来’矣!刘藩死于阊阖之门,诸葛(即诸葛长民)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臧洪乃是东汉末年名士,因为上司张超复仇起兵,被袁绍所擒,面对袁绍诱降,义正词严,指斥袁绍,兵败被杀。韩延之引用这一典故,也显示其决心)。”
刘裕碰了一鼻子灰,一个劲地叹息,还让自己的手下都好好阅读这封信,说:“事人当应如此!”
(韩延之拥帝反刘的彻底,也表现在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上,他听说刘裕的老爹刘翘字显宗,就把自己的字也改成了显宗,并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韩翘,以示对刘裕的不敬。晋末名士陶渊明有感于韩延之的事迹,也曾在他的《读〈三海经〉》的诗中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名句。)
劝降宣告失败,刘裕便以大军强攻,他命参军檀道济和朱龄石的弟弟朱超石率步骑兵从襄阳出发,江夏太守刘虔之屯兵三连(今湖北安陆西),接应檀道济。竟陵的鲁轨突袭刘虔之,将其击杀。刘裕有意提拔自己的女婿徐逵之,让他率领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从江夏口(即长江与夏水的汇合处,今湖北监利西)出兵进攻鲁轨,两军在破冢(今湖北江陵东南一带)交战,徐逵之等人战败身亡,只有蒯恩的军队勉强守住。
刘裕的大军抵达了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就得到了连败两阵、女婿战死的消息,他勃然大怒,立即指挥诸军渡江,直扑西岸的江陵。这一带的江岸都是数丈高的悬崖峭壁,鲁轨与司马文思领兵四万把守,在悬崖上排下阵势,刘裕的军队根本无法上岸。刘裕披挂整齐,准备亲自登岸,众将苦谏不听,主簿谢晦以死阻拦,才将他劝住。刘裕又强令建武将军胡藩登岸,胡藩用刀尖在峭壁上刺出一个个小的凹槽,正好可以容下脚指,由此一步步往上攀爬(可见胡藩是攀岩运动的早期开拓者)。随后的部众越来越多,跟着他奋勇上岸,与司马文思等人的军队展开肉搏战。荆州的军队没见过如此勇猛的架势,很快被击退。刘裕乘胜猛攻,司马休之的军队溃败,江陵被攻克。司马休之、鲁宗之北逃,并派人向后秦和北魏求救,鲁轨则据守石城(今湖北钟祥),以期作最后一搏,却被刘裕部下赵伦之、沈林子击败。司马休之、鲁宗之两对父子,以及那位誓死反刘的韩延之等一干人只好投奔后秦,宗室司马休之再度被迫离开了故国。
太尉刘裕取得了权力斗争的最后胜利,他被加封太傅、扬州牧,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最高待遇。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他又被加封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并增加都督南秦州,总共都督的州数达到了二十二个。至此,刘裕已是名义上的“一人之下”,实际上的“万人之上”,可以为所欲为了。
十一、刘裕的最后一次辉煌
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病死,太子姚泓继位,接过了姚兴末年由于统治不力所留下的内外交困的烂摊子。十六国的末期,叛乱与战争比比皆是,只要有利可图,谁都没少干“落井下石”的勾当。后秦西面和北面的邻国西秦和大夏乘着新主登基,都来攻伐,西南的仇池杨氏则猛攻祁山,而后秦境内的各地羌人豪酋也纷纷拥兵叛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孝友宽和”却“无经世之用”的姚泓显然一筹莫展。
北方各国互相征战已有百年之久,即使从淝水战后前秦分裂算起也已有三十多年,此时形势已渐趋明朗。关东一带只剩下了北魏和北燕两个国家,北魏占据黄河以北的幽、冀、并州以及漠南的大片土地,北燕则只保有幽州的一小部分和平州。如此大的优势下,拓跋嗣自然也不满足于称霸关东,他的势力已经渗入到后秦统治的河南地区,时刻关注中原一带的争夺。
关中地区还有五个国家,昔日的强国后秦国土日蹙,只控制着关中平原渭水流域的狭长地带,以及关东的洛阳、许昌地区,北面的河套地区虎踞着大夏赫连勃勃的游击队,不断侵扰蚕食后秦边境。西面的凉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依次是西秦、北凉、西凉三个国家,其中西秦在第三代君主乞伏炽磐的经营下,日益强大,也对姚氏政权构成了极99lib?大的威胁。
形势如此有利,早有吞并关中、洛阳之志的刘裕当然不会错失良机,何况他还要用关中的土地与羌人的鲜血为自己的篡位添置大礼呢。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刘裕决定兴兵伐秦。他封世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留守建康的太尉府,尚书刘穆之为左仆射,管理京师一带的事务,实际上就是代刘裕本人总揽朝政。他还把左司马徐羡之、左将军朱龄石等亲信安排在京师,以备不测。
安排好大本营的事宜,刘裕就可以放心地亲率大军北伐了。这一次的北伐准备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充分,刘裕的大体战略规划是,从秦、晋边境的兖州、徐州、荆州等处多点进攻,由东、南两个方向对后秦形成半圆形的合围架势,一举拿下关东地区,继而齐攻潼关。
晋军共分为五路,由步军、水军两部分组成:第一路为步军前锋,由龙骧将军王镇恶与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自淮水、淝水开往许昌、洛阳方向;第二路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自襄阳进攻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策应前锋主力;第三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领,自襄阳进攻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南);第四路为水军,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出石门(今河南荥阳西北),自汴水入黄河,直逼洛阳;第五路也是水军,是由北兖州刺史王仲德统领的前锋诸军,开通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入黄河。五路大军并进,气势如虹。刘穆之为王镇恶壮行,对他说:“刘公如今对阁下委以伐秦的重任,阁下可得好好加油啊!”王镇恶慨然发下誓言:“我若不能攻克关中,就再也不渡江回乡!”
后秦的统治中心在关中,关东地区是姚兴当年乘着东晋内乱夺来的,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兵力相对薄弱。王镇恶与檀道济的这一路进入后秦国境内,所向披靡,连战连捷。秦军毫无抵抗的决心,将领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东北)降王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檀道济。其余要塞守兵,大多望风而降,只有新蔡太守董遵死守,也被檀道济轻松拿下,董遵被虏杀。檀道济继续进兵,攻克许昌,擒获后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
沈林子的一路水军进入黄河后,得到了襄邑(今河南睢县)豪强董神虎的协助,很快就攻克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后秦的兖州刺史韦华只得投降。沈林子又以董神虎擅自回襄邑为名,除掉了董神虎。
从东面进入黄河的王仲德水军溯河而上,逼近了北魏在河南的据点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魏的兖州刺史尉建驻扎在这里。姚兴刚刚在头一年把自己的女儿西平公主嫁给了拓跋嗣,秦、魏两国已经结为亲家,换句话说,后秦皇帝姚泓应该叫北魏皇帝拓跋嗣“妹夫”。这样亲密的关系,危难关头怎么着也得拉一把吧,可是尉建却心生胆怯,率众弃城北渡黄河。王仲德又惊又喜,白捡了一座滑台城,虽说是空城,却也足够休养军队了。
拓跋嗣听闻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估计皇后姚氏也吹了不少枕边风),立即派了大将叔孙建、公孙表引军渡河,斩杀尉建,兵临城下,向王仲德喊话,质问他为何入侵魏国。
王仲德并不慌张,他明白东晋这个时候是不可以与北魏结仇的。他让自己的司马竺和之在城头答道:“我们刘太尉从黄河攻打洛阳,只是想清扫晋室皇陵,并不想入侵魏国。魏军守将自己弃城而去,我们也很意外。王征虏(王仲德)只借城池稍做停留,很快就将西进,不会影响晋、魏两国的友好,你们何必扬旗鸣鼓、耀武扬威呢?”刘裕得知此事也相当重视,亲自写了信函道歉,说自己只想攻打与自己为敌的后秦,向北魏借道而已,没有别的企图。
原来北魏的军队刚刚平息了上党一带匈奴人的叛乱,也需要进行休整,向晋军问罪更多的是在虚张声势,无意与晋军发生大的冲突。
再说王镇恶、檀道济的这一路,后秦的阳城、荥阳两城相继投降,王镇恶、檀道济与沈林子合兵一处,进抵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离洛阳已经相当近了。镇守洛阳的是后秦宗室姚洸,他一面向长安方面求援,一面与部下商量对策。宁朔将军赵玄建议集中主力固守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北),以待援兵。姚洸却不愿示弱,采取分兵扼守关要,命赵玄率领千余士兵守南面的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九九藏书东南),广武将军石无讳守东面的巩城(今河南巩县西南)。
这个决策的错误很快就由于成皋和虎牢的沦陷而显现出来,王镇恶等人长驱而进,与赵玄在柏谷展开大战,赵玄寡不敌众,身披十几处伤口而死,石无讳走到半道,见势不妙,转身就退回了洛阳。姚洸见大势已去,长安的援兵又来不及赶到,便出城投降。檀道济面对被俘的四千余秦军,没有接受手下坑杀降卒的建议(南北朝时期能做这样的好事的也不多了),他说:“伐罪吊民,正在今日。”将被俘的士兵全部释放回原籍。这一行为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后来刘裕丢失了关中,与他大杀姚氏羌人不无关系,但东晋在关东地区的一系列安民的行为,使其保有了后秦在关东的大部分土地以及原先所占据的河南、山东大部,这些都为南北朝初期南方政权的基本疆域奠定了基础)。
收拾完关东,刘裕有些得意扬扬起来,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试探性地向朝廷要求加九锡。留任建康的刘穆之这才完全明白了刘裕的狼子野心,心想自己给做了一辈子后勤工作的上级居然是个想要篡位的逆臣,感到又愧又怕,居然一病不起。(这让人想到曹操手下的谋臣荀彧,同样才能很强,政治立场上呢,说得好听是忠于前朝,说得难听是十分迂腐。在乱世之中,这样的人恐怕是活得最郁闷最痛苦的。)
晋廷封刘裕为宋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加九锡。刘裕很潇洒地辞而不受,这个时候建康方面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要不要这个名头并不重要。
这时候后秦再次内乱,没有多少兵力和工夫对付东面的晋军。刘裕把儿子彭城公刘义隆留在彭城,自己亲率水军西进。王镇恶则抓住时机,迅速扑向潼关,檀道济、沈林子则从陕城北渡黄河,攻打后秦的河东地区,蒲坂一时无法攻克,沈林子便劝说檀道济引兵南下,与王镇恶合兵一处,全力攻打潼关。
三员大将再度会师,晋军顿时奋勇无敌,很快就夺取潼关,后秦守将姚绍战败退驻定城(今陕西潼关西),依险拒守。姚绍出兵断晋军粮道,封锁水路,都被沈林子挫败。姚绍守了一个月,又派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等人率兵两千在九原(今山西新绛北)一带设立河防,以期再次通过绝断晋军粮援的方式迫其退军。沈林子出兵在半道拦击,将秦军兵将攻杀殆尽。可怜的姚绍,听说姚洽兵败身死,又气又愧,吐血而死。东平公姚瓒代行兵权,引兵攻袭仇敌沈林子,又被击败。
不久,在黄河边上以却月阵杀退魏兵的刘裕也抵达了陕城(参见《纵横十六国》);而襄阳的两路人马也都各就各位,沈田子、傅弘之等人进驻青泥(今陕西蓝田)。
皇帝姚泓准备亲率大军对抗刘裕,又害怕沈田子断他的后路,于是决定先消灭沈田子,然后再倾全国之兵东出潼关,与晋军决一死战。
沈田子的军队只有不到一千人,原本是被派来当疑兵的,傅弘之认为敌众我寡,难以抵挡,还是撤军为好。沈田子不以为然,说:“打仗在于用奇谋,不在于兵多。如今兵力悬殊,势不两立,我们乘敌阵未稳,突然进攻,必能获胜!”沈田子临阵大发激励之词,士兵们置之死地而后生,以一当十,杀了秦军一个措手不及,斩杀上万,姚泓狼狈逃回灞上,再不敢轻易进攻了。(沈家这两兄弟果然都是打仗的猛将,加上王镇恶、檀道济等牛人,东晋的伐秦将领简直是全明星超豪华阵容。)
刘裕大军到达潼关,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自黄河进入渭水,直取长安,刘裕同意。后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今陕西朝邑东)回救长安,王镇恶率兵沿渭水追击。姚泓见状,从灞上引兵回屯石桥(今长安城洛门东北),救援姚难。王镇恶派部将毛德祖进击姚难,取得大胜,阵斩镇北将军姚强,姚难逃往长安。姚泓慌忙调姚丕守渭桥,以阻止王镇恶上岸,这哪里还能挡得住气吞万里如虎的晋军?王镇恶率大军在渭桥边弃舟上岸,背水一战,大败姚丕。姚泓等人前来救助,一头撞上溃败的姚丕败兵,秦军士卒自相践踏,一败涂地,姚泓本人单骑还宫。
王镇恶从平朔门攻入长安。第二天,无路可走的姚泓率领自己的后妃、皇子以及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倒在门前,向趾高气昂的王镇恶请降,曾一度称霸关中的后秦国灭亡。这一年是东晋义熙十三年,即公元417年。
刘裕及其将帅在长安大肆收罗物资金银、宝器珠玉,可谓志满意足。所谓“乐极生悲”,也就自此开始。几个月后,从建康传来消息,刘穆之病故,刘裕失去了一大臂膀,又无合适的替补,(刘裕的手下猛将虽然如云,良辅却不多,这或许也是导致出现严重内讧的原因之一吧)思来想去,勉强提拔了刘穆之的副手徐羡之,代任其职。就“留守京师”这一项目而言,刘穆之是个合格的项目经理,徐羡之则不够格,原先刘穆之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的事宜,都得送到关中请示刘裕了。
刘裕本欲重点经略关中地区,以便对付更为北面的敌人,现在却不得不为回兵江南做准备。长安城内外,已是危机四伏。
十二、失去长安的帝业
刘裕大军消灭后秦,尽杀姚羌,关中震动,各个邻国原本都持观望态势,现在生怕下一个倒霉蛋就是自己。刚刚领教过却月阵厉害的拓跋北魏暂时是不敢对刘裕有想法了。西秦的乞伏炽磐一直与后秦为敌,骚扰后秦的西部边境,这时候拼命向刘裕示好,主动帮助晋军扫除边境上的零星叛军。西北面沮渠蒙逊的北凉原本与后秦是盟国,这时就着了慌。沮渠蒙逊手下有个叫刘祥的官员觐见他,恰好那天心情不错,被沮渠蒙逊察觉。沮渠蒙逊怒道:“你听说刘裕入关了是吧,脸色这么好!”说着就把他给斩了——焦躁之心可见一斑。
如此好的形势,继续创建新的功业并非不可能。然而,在整个晋国说一不二的刘裕,却决定撤军回建康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宋书》和《南史》的说法,是因为刘穆之病故,刘裕担心后方出乱子,不得不亲自回去;而按照《通鉴》的说法,除了刘穆之病故这一突变因素外,诸将士久战思归,不愿在长安驻留才是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两点都不怎么靠得住。
先说后方的问题,刘裕已经花了十几年的工夫,肃清了所有的反叛和异己势力,并且在各处安插自己的绝对亲信。比如建康除留守的世子刘义符外,辅佐的徐羡之、王弘,都是刘裕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他的像徐州的刘义隆,荆州的刘道怜,不是儿子就是兄弟,而且身边都有自己的部下辅佐,十分稳固。徐羡之凡事都向长安请示虽令刘裕不满,但他完全可以从身边抽调一名得力的助手到建康替换,没有必要急着赶回去。“牵一发则动全身”,这道理刘裕不该不懂,也不会不懂。
其次,东晋将士虽说出来有一年了,却也不算太长,何况打下长安,大多数士兵都发了财,正是成家立业的好时机。长安是帝王之都,沃野千里,又易守难攻,建康在当时虽已相当繁荣,但毕竟是“蛮夷之地”,充其量陪都而已,没有道理舍本而求末。
可见史家的附会有时也十分牵强,经不起推敲。刘裕回建康的真正原99lib?因,可能在于:一、出身寒门的刘裕十几年来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已经觉得自己赚够本了。就像一个暴发户,他所在乎的是自己本身的利益,其他的什么不朽功业啊、历史地位啊,显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他的最大利益,便是做正统的皇帝,一切有利于他称帝的行动,他都会去做的;二、刘裕虽有意经营关中,但未必对北方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的关中已是五胡杂居之地,汉人的比例并不大,刘裕撤军时确有父老前往哭诉苦留,但那应该只是少数。祖陵尚在,人已非故,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意识下,想要处置好这么一个长安,对于出生江南的刘裕而言未免太难。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差距使刘裕放弃了仅存的一点理想。(理想抱负却常常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古往今来这本就是无数读书人最大的无奈之处,不知道是该说理想太虚无,还是现实太残酷。)
崔浩和赫连勃勃,都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两点。前者劝拓跋嗣按兵以观其变,后者则一面受降东晋还来不及到达的后秦岭北诸镇,一面厉兵秣马,一俟刘裕东归,便挥师南下。
刘裕在长安呆了三个月,就开路走人。他封自己的次子、年仅十二岁的刘义真为雍、秦二州刺史,留守长安;王镇恶在伐秦大战中功劳最大,封为安西司马、冯翊太守,与刘裕的参军王修共同在长安辅佐刘义真。另外刘裕还留下了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等人,处理军务要事。
刘裕的这一安排是后人非议最多的地方,北伐军中牛人无数,每个人带兵打仗都是顶九九藏书南宋诗人陆游对他十分赞赏和佩服,曾为之题诗:
99lib?将都觉得先把城攻下来,才能逐步控制河南之地。崔浩则不以为然,他说:“南人长于守城。当初苻坚攻打襄阳,花了一年都没打下来。如今我们大兵压境,攻打小城镇,如若受阻,则会大挫军威;要是敌人在这时增派援军,则敌锐我乏,那可就危险了。我看不如分兵略地,一直攻到淮水以北,在各地列置小的守臣,征敛租粮,如此一来,洛阳、滑台、虎牢就都在我军的北面,再难得到南面的救兵。他们必然会沿着黄河向东撤退,否则就成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还怕攻不下来么?”这一策略是相当正确的,北朝人的强项是骑兵,由骑兵来攻城,是舍长就短,正中步兵为主的南朝人下怀;黄、淮一带地形以平原为主,乃是骑兵发挥作用的场所,先以骑兵将宋军分割包围在孤城中,再用步兵慢慢消化,这才是最高效的作战方式。可惜大多数鲜卑将领都不听崔浩这一套,拓跋嗣还是决定先攻宋国的城池。 宋军在虎牢屯有重兵,由司州刺史毛德祖把守,东面的滑台驻守着东郡太守王景度,兵力较少。北魏都督奚斤率领两万步骑兵渡过黄河后,就在滑台东面安营扎寨。滑台形势吃紧,王景度赶忙向毛德祖告急,毛德祖立即派出三千步骑兵增援滑台。 奚斤强攻滑台,果如崔浩所言,打不下来,无奈之下向拓跋嗣要求增兵。拓跋嗣大怒,心说:“我给你两万人马,竟然打不下区区几千宋兵防御的小城。”他把太子拓跋焘留在塞上,防备柔然,亲自带了五万多兵马出天关,翻过恒岭,声援奚斤。 受了刺激的奚斤只得全力猛功滑台,毕竟人多势众,魏军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小城给拿了下来,王景度无奈出逃。奚斤乘胜攻下滑台和虎牢之间的小镇土楼,进逼虎牢。毛德祖守城颇有心得,魏军屡战屡败。 拓跋嗣见虎牢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来,又派了猛将于栗磾以三千骑兵屯于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北),攻打河南面的金墉和洛阳。于栗磾在拓跋珪称帝时就已是北魏赫赫有名的将军,此人好使一杆黑矛,武艺超群,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有万夫不当之勇。刘裕北伐后秦时,对驻扎在黄河边上的于栗磾又敬又惮,亲自写了书信向北魏借道,不敢直呼其名,抬头写的是“黑矛公麾下”。拓跋嗣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赞许,便封他作“黑矛将军”。 于栗磾是个擅长打硬仗的人。洛阳虽是晋朝旧都,却因连年战乱,百姓失所,残破不堪。宋国守将、河南太守王涓之只能驻守在西北面的金墉城。这里是宋国河防锁链上最西面的一个堡垒,离统治中心远,得不到有力的支援,相对薄弱。毛德祖勉强派部将窦晃带上一些军队沿着黄河南岸阻挡魏军,如何抵挡得住,于栗磾大兵一渡河,就把窦晃等人冲得落花流水;再往南一攻,王涓之便弃城逃跑,北魏迅速占领了洛阳。 这样,黄河南岸的四大据点宋国已经丢了两个,西线的虎牢岌岌可危,东线的防御也暴露在魏军面前。拓跋嗣派娥清、闾大肥会同周几、叔孙建等人率各部从下游渡过黄河,进攻碻磝,宋兖州刺史徐琰不战而逃,魏军长驱直入,泰山、高平(今山东邹城一带)等地相继陷落。叔孙建继而向东进入青州,攻克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等地。宋国在青州的治所是东阳城
99lib.(今山东青州),青州刺史竺夔一面安排民众转入山林,坚壁清野,一面向朝廷发出告急文书。 宋国的大将檀道济此时身兼征讨诸军事,驻扎在南兖州(今江苏长江北岸一带),另一员大将、徐州刺史王仲德则屯兵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形势不妙,檀道济只好亲率大军,与王仲德共赴东线战场。西线的战事混乱,驻扎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庐陵王刘义真让自己的将军沈叔狸带着三千人与豫州刺史刘粹会合,相机而动。 北魏的将军奚斤和公孙表在西面强攻虎牢,战事十分激烈。拓跋嗣这时候已经移驾邺城,也觉得虎牢是取得西线胜利的关键,便派出兵力前去支援。毛德祖见敌强我弱,就下令从城内挖出六条深七丈的地道,一直通到魏军包围圈的外面,然后从兵将中募集了四百名敢死队员,由参军范道基率领,沿地道冲杀出去,突袭魏军的身后。魏军猝不及防,四散溃退,一下子被宋军斩首数百,并烧毁了许多攻城的器具。毛德祖的奇计小有收获,然而魏军毕竟有数万之多,死了几百个其实影响并不大,很快就如驱散的苍蝇一般聚集回来。 奚斤担心日久天长,虎牢若得到南面的支援,就不好办了,于是自率三千步骑兵,绕过虎牢,一举攻下东南面的许昌,断绝了毛德祖的退路。这边毛德祖见魏军自行分兵,认为有机可乘,便主动出击,与城外的公孙表展开大战。两军从早杀到晚,互有死伤,这时奚斤的骑兵正好从许昌赶回,与公孙表合击毛德祖,杀伤数千人。此战过后,毛德祖彻底放弃了主动进攻的念头,退回城内死守,另想别的计策。 他还真的想到一条妙计:原来毛德祖是北方人,与魏将公孙表有旧交。他乘作战间隙,与公孙表通信,交谈朋友情谊,信上面又故意涂改多处;另一面呢,他又秘密派间谍潜入魏营中,向奚斤揭发公孙表与宋军有密谋。公孙表倒是不念私情,老老实实地将毛德祖的信交付奚斤,本来是想表明自己清白之身的,却不曾想奚斤已经戴了有色眼镜,那些涂改的地方成了一个个疑点。奚斤让手下带上书信,将消息呈报拓跋嗣。 拓跋嗣本来就看公孙表不爽,身边的太史令王亮又恰好与公孙表有怨,一个劲地说公孙表置军不当,以致虎牢久久不下。拓跋嗣认定公孙表里通外国,派人夜入公孙表帐中,将其缢死。(毛德祖此计,与当年曹操离间马超、韩遂的计策一样,不过计策虽然达到了除掉公孙表的目的,但由于拓跋嗣的处置方式秘密得当,没有使魏军内部出现分裂,毛德祖未免要失望了。) 北魏不断向虎牢方向增兵,而东线青州那边也是兵力强大,志在必得。叔孙建以三万骑兵包围了东阳城,城里面才只有区区一千五百人。竺夔是个很有能力的官员,他在增修防御工事之余,屡出奇兵击败魏军,并且同样通过挖地道的方法奇袭,破坏了一大批魏军的攻城车。可是魏军优势太大,日夜狂攻,东阳北城的城墙被毁坏多处,城内士兵也越打越少,眼看整座城就要陷落,终于探马来报:檀道济的援兵快到了! 檀道济的军队走到彭城时,人数并不多,面对虎牢、东阳两城都告急的形势,他只能救助一边,两权相侵,最后决定带轻兵火速前往路近兵弱的东阳城。(对不起了,毛将军……) 东阳城下的叔孙建,面对千人防御的一座城,竟从头一年的冬天一直打到了第二年(公元423年)的夏天。天气渐渐转热,魏军多是来自塞上的鲜卑骑兵,哪里见过这样的天气,军中开始流传瘟疫,无法控制。叔孙建听说宋军后援将到,一咬牙下令放弃进攻,烧了营帐器具退往滑台。檀道济抵达东阳,粮食刚好吃完,无法追击,但不管怎么说,东阳城算是保住了。 虎牢方面就没那么幸运了,毛德祖虽然十分顽强,一次次击退攻城的魏军,但从四面八方集结过来的魏军实在太多了,城内的物资也开始匮乏。宋军在城内悬挂绳索,到黄河中取水。拓跋嗣知道后,料想宋军缺水,便下令将船舰在黄河边上排成一排,阻止敌人从黄河的水源取水。这样一来,城内的守兵就只能靠地下水过活了。魏军还没完,又挖掘地道,泄放城里的地下水,可谓狠到极点。 叔孙建到达滑台后,又继续西进,与奚斤共攻虎牢。至此虎牢被围两百多天,无日不战,宋兵战死殆尽,而魏兵越打越多。外城被魏兵攻破后,毛德祖在城内重筑了三道城墙,魏军又攻破两道,只九九藏书剩下一道城墙。毛德祖誓与虎牢城共存亡,对外昼夜抵抗,对内抚恤将士。士兵们条件艰苦,很多人都病倒了,身体还行的士兵由于晚上不能睡觉,眼睛干燥,用手一擦,就生创了,却始终没有人想要逃跑或投降。 毛德祖一个北方人苦苦支撑,南面的南方人却不知道在干吗。驻守项城的刘粹是离虎牢最近的一支军队,却害怕魏兵强盛,不敢进攻。沈叔狸、檀道济等军更远,也只守城,不往虎牢挪一步。 弹尽粮绝的虎牢城,终于在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的四月被北魏大军攻陷。毛德祖被俘,为北魏所杀。只有范道基带着两百多人突围成功,回到南方。宋国的司、兖、豫等州基本上落入北魏之手,唯一的“胜果”是保住了青州。魏国以强攻的方式拿下了黄河南岸的三座重镇(严格而言,只有虎牢一处是大仗),但也因战争和瘟疫损99lib.失了三成的兵力。一场大战,双方都没能笑到最后。 设若在出兵时,拓跋嗣听从崔浩的建议,历史又会怎样改写呢? 十五、废立风波 魏宋大战结束后,魏、宋两国的边境线从黄河南移到了项城、湖陆、东阳(叔孙建撤军后,青州刺史竺夔鉴于东阳城已基本毁坏,将青州的治所移到了不其城(今山东即墨西南))一线。宋国在淮北一带的防守压力陡然加重,北魏也由于战略目的不够明确,没有能够尽收淮北之地。 更严重的后果是,拓跋嗣由于御驾亲征、路途劳顿,旧病复发,回到平城的西宫后不久就去世了。十六岁的太子拓跋焘即位,这就是北魏诸帝中武功赫赫的太武皇帝。拓跋焘一上来,就把长孙嵩、奚斤、长孙翰几名有功的前朝旧臣封为王,并大赦天下,废除禁锢,开仓放赈。刚刚经历战乱的河南一带流民闻讯,纷纷涌入北魏境内,冀州、并州等地一时成了大量穷困老百姓的“乐土”。(北魏借着新皇登基的新措施,可以看做南征九九藏书战争的后续手段。战乱多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烟稀少,就是因为百姓缺乏生活来源,不断迁往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拓跋嗣的放赈虽有些嫌晚,在客观上仍然对缓解胡汉矛盾、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人“伐丧”,北面的柔然人也“伐丧”。安分了十年的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得.99lib.知拓跋嗣去世,新皇登基,不禁大喜,便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率六万骑兵杀入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大肆杀掠,并攻陷了北魏从前的宫殿盛乐宫。年轻气盛的拓跋焘大怒(“刚上台就敢打我的旧都,这不是欺负人么?”),亲自率领轻骑兵,三天两夜就从平城赶到了云中。大檀毫不示弱,派自己的侄子、大将於陟斤以骑兵将拓跋焘的军队围了一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竟有五十重之多。魏兵将士个个大惊失色,唯独拓跋焘颜色自若,不以为然,方才稳定住了军心。柔然军队人虽多,却没什么秩序,拓跋焘远远看见於陟斤忙着指挥,便暗暗吩咐身边的神箭手专射於陟斤。一箭射去,於陟斤落马身亡,柔然军没了主将,立时自乱阵脚。大檀心中害怕,带着手下的骑兵就往北遁逃。 第二年,拓跋焘又整顿兵马,亲率大军分五路东西并进,深入沙漠,讨伐柔然。柔然各部没见过如此浩大的攻势,一直往北逃窜。拓跋焘大获全胜,只可惜沙漠太广袤,无法一路追到底,擒住大檀。 对柔然的两次作战大胜使北魏暂时减缓了北面的危险,拓跋焘开始有时间考虑其他的强敌了。这时发生了两件在北魏看来十分喜人的好事:一件是南面的宋国内部出现了臣废君、君又诛臣的大事;另一件是西面的大夏暴君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为争夺嗣君之位发生了内战。 河南大战之后的宋国内部矛盾重重,刘义符毫无做皇帝的样子。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因为失地丧师,上表自贬官职,刘义符却只下一道诏书,一概不论罪。官位虽然得保,国家法纪却遭到了破坏,顾命大臣们开始秘密谋划废掉小皇帝。 前文说过,刘裕的儿子一共七个,如果废掉长子刘义符,按照长幼之序,合法继位的人选就是任南豫州刺史的次子刘义真了。刘义真自己有一个朋友圈,当时的名士谢灵运、颜延之,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人很有才华,但都性情偏激,恃才放纵,不为朝中大臣看重。徐羡之等人一方面想要立个明君,一方面又不想失去朝廷重臣的特殊地位,自然不愿意让刘义真上台,任由他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徐羡之便利用刘义符与刘义真兄弟间原先就有的矛盾,收罗了一些刘义真在南豫州期间轻视、侮辱执政官的罪证,向朝廷上书奏明。刘义符果然一道圣旨,将刘义真废为庶人,迁到新安(今江苏睢宁)拘禁起来。 头一步走得顺利,几个文官顿时胆子大了不少,下一步就是要废帝了。这可不是小事,必须要联合朝中的武装力量,以保证万无一失。徐羡之将另两名在外地的重要人物——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招入建康,把废立皇帝的打算告诉了他们。檀道济对于徐羡之私废皇子的行为本来并不赞同,但反对意见总得不到采纳,只好暂且与他们合作。 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五月的这天,领军将军谢晦以府中房屋破损为借口,命家人悉数住到府外,而将一队整装已毕的军士引入府内安置。同时,谢晦又预先通知刘义符身边的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在宫中做内应。当晚,谢晦与檀道济同宿府中,谢晦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檀道济不愧为打过大仗、见过大场面的将军,临大变而酣睡如故,谢晦对此佩服不已。 游戏无度的皇帝刘义符在皇宫北面的华林园里搭了个酒肆,正亲自担当酒保卖酒呢。他与太监小厮们自卖自饮,喝多了以后又坐龙船夜游附近的天渊池,最后便睡在船上。次日天刚蒙蒙亮,檀道济便领兵在前,徐羡之等人紧随其后,冲进皇宫。两个内应邢安泰和潘盛预先把防卫的人都支开了,军士一路冲上龙船,杀掉皇帝身边的两个侍卫,砍伤睡眼蒙眬的刘义符,连架带扶地把他押出皇宫东阁,收束了玺绶,送往原先的太子宫拘禁。 徐羡之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迎立名望不错的宜都王刘义隆。大臣们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一道旨,废刘义符为营阳王,迁往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并以刘义隆承继皇位。徐羡之深恐有变,刘义符前脚刚走,就马上派人前往吴郡和新安两地,将刘义符、刘义真这对难兄难弟分别杀害。(徐羡之等人,为了社稷的安危,废掉不称职的皇帝,这本身并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应该先掂掂自己的分量。他们既各怀私心,想做霍光那样有功的权臣,又想把希望寄托在新皇身上,矛盾的愿望恰好与刘裕在东晋末期收回皇权、恢复中央集权的现实相抵触,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容于当世的。所以祠部尚书蔡廓在他们弑君后说:“营阳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 十八岁的刘义隆镇守于远在上游的荆州,傅亮便带领百官前往江陵迎驾。徐羡之又担心荆州要地,万一刘义隆登基用了其他人,就不好办了,便自作聪明地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雍、益等七州的军事。三个
?99lib?人已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留个人在外面,万一有变,也好有条退路。 刘义隆在江陵听说了两个哥哥的死讯,手下的文武官员十分顾忌,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建康自投罗网。司马王华认为不然,他说:“徐羡之等人寒士出身,受先皇顾命,重任在肩,看不出想要造反的意思。之所以废了皇帝,并杀害二王,应该是害怕将来被清算,故而下手。他们对皇室效忠已久,也不可能忽然有异志。而且这三个人势均力敌,谁都不服谁,只是想要借机握权自固而已,必会仰待少主殿下。如今只管放心跟去,实在没什么可以顾虑的。” 王华识势也识人,一席话把三个大臣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其中带有猜测的成分,但也很在理。刘义隆与他的两个哥哥不太一样,不爱玩而喜爱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颇明事理。听了王华的建议之后,刘义隆笑道:“爱卿是想做当年劝汉文帝进京即位的宋昌吧?”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也都劝刘义隆动身,刘义隆心中有底,说:“朝中诸公受先皇遗命,不会背弃,何况我手下的兵力也足以制人,有什么好怕的!” 刘义隆把王华留在荆州,又让到彦之镇守在襄阳以防不测,然后起程接见傅亮等众臣。孰料一场宫廷政变之后,南方歪打正着地出现了数十年来难得的好局面。 十六、宋文帝诛臣亲政 刘义隆一见到傅亮,便拉着他的手号啕大哭起来,哀痛极深,左右都被感染得落泪。悲泣一阵之后,刘义隆就问起两位兄长被废被杀的始末,边问边哭,两边众臣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一眼的。傅亮见此场景,一时张口结舌,无话可说,汗水完全湿透了衣裳。 头一招稳住了众臣,确立了威严,刘义隆心中便有了底。他将荆州一带的事务向到彦之、王华等人仔细吩咐停当,便带领自己的亲兵,以中兵参军朱容子做贴身侍卫,登上来接驾的大船,前往建康。 当年(公元424年)八月,刘义隆抵达建康,先谒父皇的陵墓,再受百官的玺绶,大赦天下,改元元嘉,这就是宋太祖文皇帝。 宋文帝刚一继位,不能完全掌握朝中的情况,毕竟建康不是自己的“地盘”。于是他对文武百官一律加官晋爵,徐羡之晋位司徒,傅亮加封开府议同三司,谢晦晋号位将军,并正式批准他去荆州做刺史,檀道济晋号征北将军,王弘则晋位司空。犯下弑君大罪的徐羡之等人大松一口气:咱们的官位不降也就罢了,居然还升了,看来皇上是默认了咱们的行为,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然而一系列政令中有一条却耐人寻味,容易被人忽略:宋文帝恢复了刘义真的庐陵王的爵位,并将刘义真的灵柩及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迎回建康。这其实是个很明显的信号,说明宋文帝对于这场小的政变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徐羡之等几个文士的脑袋少一根筋,政治敏感性太差,以为宋文帝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片升官令中,有几条才是宋文帝真正想要做的,他开始重用荆州旧部,把王昙首、王华升为侍中,并封王昙首为右
..卫将军,王华为骁骑将军,又把护卫朱容子封为右军将军。对手中有兵的到彦之,宋文帝让他做中领军,委以军政要务,同时也让他稳住赴江陵上任的谢晦。 安排停当,转眼到了第二年,徐羡之、傅亮两个觉得自己任务完成,便上表要求归政。宋文帝也不急着接受,下诏不许。徐羡之等人琢磨了半天,认为皇上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就继续上表,再度要求归政。宋文帝也乐得玩这游戏,再次不许。直到第三次表送上来,他才勉强答应。徐羡之心中不踏实,回府之后不再理事,身边的侄子徐佩之以及程道惠等人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时宜,苦劝了一阵,徐羡之又重新就任(作为一名文官,这时候可能有些预感了)。 于是上上下下又安静了一年。元嘉三年(公元426年)风云突变,宋文帝准备行动了。他明白在整个废立过程中,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为主谋,檀道济、王弘二人则只是为形势所逼,而且王弘与宋文帝之间还有一层关系,他是亲信王昙首的兄长,因此,他暗中拉拢檀、王的势力,并确立了对内诛杀徐、傅,对外征讨谢晦的基本方针。为了确保行事周密,调兵遣将的同时,朝中对外宣称准备北伐魏国。 北伐并非小事,傅亮心中担忧,便小心翼翼地打探情况,得到的消息藏书网是,朝野上下还在犹豫不决,皇上不日将派外监万幼宗前往江陵与谢晦共商大计。傅亮赶紧写一封信,派人到荆州通报。 由于朝廷的一些行动十分异常,很多人都已经打听到宋文帝将有大动作,单单瞒着徐羡之、傅亮两个事主。谢晦的弟弟谢皭在朝中担任黄门侍郎,闻讯大惊,连夜派人快马报知谢晦,让他早做准备。 谢晦先得了傅亮的书信,不以为然地对咨议参军何承天说:“万幼宗这两天就要到,傅公知我多事,所以提前写信告诉我呢!” 何承天忧虑地说:“外面早就传开了,皇上西征的事都定了,万幼宗哪还可能来!” 谢晦依然不信,还自作聪明地让何承天先拟个奏折,提议北伐最好放在下一年。这时又有江夏内史程道惠派府内的中兵参军乐冏前来送信,也说朝廷要行动了。谢晦这才意识到不对,却还不死心,对何承天说:“万幼宗还没来,如果再不来是不是就不会来了呀?” 何承天着急,答道:“哎呀,都火烧眉毛了,将军还存幻想?万幼宗怎么还会来?还是快点想办法对付吧。” 谢晦这个人,长得帅,又有诗才,以前曾代刘裕写过应制诗,但是碰到这种事情就慌了手脚,赶紧向何承天问计。何承天不算是个庸碌的参军,建议还是有些见地的:“朝廷实力强大,以天下之兵而攻打荆州一地,强弱悬殊。马上动身,到境外以求活命(言下之意当然是投靠北魏了),此乃上策;或者屯兵义阳(今河南信阳),将军亲自率领大军在夏口迎战朝廷的军队,如若打败了,就从义阳出边境北投,这是中策。” 谢晦沉吟半晌,缓缓道:“荆州乃用武之地,兵粮充足,姑且一战,万一打不赢,再走不迟!”于是让何承天书写表文,准备以“清君侧”(指的是宋文帝身边的王弘、王昙首、王华这三位诬陷忠良)为名起兵。 (何承天给出的上策基本上就是谢晦此时的唯一选择,乘早动身,还可以像司马休之那样客死他乡,到了北魏说不准还能混出点名堂。谢晦赖以对抗朝廷的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自东晋末年以来就一直是割据的主要场所,从桓玄、刘毅到司马休之,
藏书网无不如此。但这几位的下场呢,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可见以荆州一州之兵对抗天下,其可行性大有问题。谢晦若能仔细研究以前几位军阀失败的教训,也许就不会冒险做出打不赢再走的决定,所以谢晦此人缺少一点自知之明。) 宋文帝那边抢先行动,他将屯兵广陵的檀道济招入建康,对之安抚;然后下诏公开徐、傅、谢三人杀二王的罪行,命有司捉拿徐、傅二人,对于谢晦,他则派到彦之为前锋,檀道济为后继,即日征讨,并让雍州刺史刘粹阻断其向北的退路。 谢皭正在中书省值班呢,风声一动,便立即派人通报傅亮:“宫内要行动了。” 傅亮找了个借口跑回家,又派人告诉徐羡之。徐羡之自从归政后一直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听到消息后二话没说,一个人跑出城西,找了个烧陶的土窑,自缢而死。 傅亮出城逃跑,也许是想死在兄长傅迪的墓前吧,半道上被屯骑校尉郭泓收捕。文帝专程派人送诏,说:“以傅公在江陵迎驾之诚,朕当保你诸子无恙。” 傅亮仰天长叹:“我傅亮受先帝之托,废黜昏君而立明主,是为社稷着想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是一片刀光血影,傅亮被斩首,妻子儿女迁往建安(今福建建瓯);一同被杀的还有徐羡之的两个儿子,以及谢晦之子谢世休;谢皭暂且收押,只有徐羡之的哥哥侥幸被赦免。 就剩下一个谢晦了,宋文帝向檀道济求教讨伐谢晦的方略,檀道济对这位昔日的同事十分了解,答道:“微臣曾与谢晦一同随先帝北伐,入关大战中的计策,十有八九都是谢晦所献,他的才略自有过人之处。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从没独自带兵打过仗,指挥作战恐非所长。微臣了解谢晦的才智,谢晦也了解微臣的勇武。如今我奉命讨逆,一战必擒他前来!” 宋文帝大喜,立即下令戒严,到彦之、檀道济等诸军并进,攻打谢晦的江陵。谢晦也已得到了徐、傅二人的死讯,便传檄天下,讨伐皇帝身边的三王,以弟弟谢遯为竟陵内史,以一万兵士留任,以大将周超防备北面的刘粹,自领兵两万兵发江陵,舟舰众多,在江面上连成一片,旌旗蔽日,蔚为壮观。谢晦登高远望,不禁感叹:“可恨不能以此大军为勤王之师啊!” 谢晦顺江东下,部将庾登之很快就逼近了到彦之进驻的彭城洲(今湖南岳阳东北,位于长江南岸),中兵参军孔延秀攻打彭城洲,到彦之的部下萧欣大败,丢掉了彭城洲,向东溃退。到彦之军心浮动,众将都想退守下游夏口,到彦之则坚持屯兵彭城洲东面的隐圻,静候檀道济的军队。 谢晦见宋兵龟缩不出,便得意起来,还天真地上表提出条件:“陛下若现在处置三王,臣立刻就勒兵西归,回去复任。” 谢晦正得意着,到彦之的“后援团”檀道济抵达,与其合兵一处,战船纷纷停往岸边。谢晦见了檀道济旗号,又惊又怕——原本还指望与他并肩作战,现在却成了对抗疆场的仇敌。谢晦心中没底,连日在江北观察敌情,一开始见对岸敌船不多,颇为轻视,也不马上出战。 渐渐地,下面上来的船只越来越多,前呼后应,首尾相接,一眼望不到边,谢晦手下的兵士们再无战心。南岸列舰完毕,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荆州军猛攻,荆州军立时崩溃。谢晦连夜逃跑,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坐小船前往江陵。 驻守江陵的将军周超刚刚击败了前来攻打江陵的刘粹,还指望领赏呢,一听说谢晦兵败回江陵,明白大势已去,连夜孤身一人投降到彦之。 谢晦部众走的走,降的降,只得遵照何承天的中策行事,带着弟弟谢遯等七人骑马北逃。偏偏谢遯不争气,身体肥胖,骑不得马。谢晦一路上不停地等他,行进速度非常之慢,终于在至安陆延头(今湖北大悟东南)一带被人捉住,送往建康。 谢晦兄弟子侄及其同党孔延秀、周超等均被判处斩。临刑之际,谢晦的侄子谢世基口占四句,道:
.99lib?帝急病发作驾崩(太监日夜守侍在皇帝身边,要想杀皇帝,倒真是能省很多事)。 皇帝既死,接下来的难题是立谁为君。拓跋焘共有十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六个,除太子拓跋晃外,以下依次是晋王拓跋伏罗、秦王(后改封东平王)拓跋翰、燕王(后改封临淮王)拓跋谭、吴王(后改封南安王)拓跋余、楚王拓跋建,其中次子晋王已经去世,年龄最长的就数秦王了。但是按照拓跋焘的意思,大约是要跳过儿子这一代而立长孙拓跋濬的。尚书兰延以及侍中和疋、薛提三人认为应当拥立年纪大的国君,便秘不发丧,召拓跋翰入宫,准备登基。 思前想后的薛提又觉不妥,提出还是立嫡长孙为宜。这几个人就在一厢犹豫不决,内宫里负罪心虚的宗爱却打定了另一个主意。他与吴王的关系不错,便私下把拓跋余迎到宫内,假传皇后密诏,命兰延等三人入内宫议事。 尚书和侍中们从来就没把太监放在眼里,也就乖乖地来了。刚一进宫,只听身后呼啦拥上一堆人,将他们按倒在地,捆绑结实,在殿堂上给做了——原来宗爱手下的太监早已手持棍棒在后头等候多时了。一不做,二不休,宗爱又命太监们搜出躲藏在宫中的拓跋翰..,杀掉了事。 拓跋余被立为皇帝,他封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还给封为冯翊王。因为得位不正,他便从国库中拿钱财来赏赐群臣,以为这样就能坐稳皇位,却反而引起了大家的猜疑(与以前弑父的拓跋绍的举措如出一辙)。宗爱在拓跋焘在位时就敢仗势欺人,哪里真把拓跋余放在眼里。过了半年,拓跋余顾忌宗爱专横跋扈,谋划削夺他的权力。宗爱有所觉察,乘拓跋余到城东祭祖庙的时机,吩咐他身边的小太监贾周连夜将他杀死。(一人连杀两个皇帝,宗爱以太监的身份打平了刘裕创下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北朝末年才被北周宇文护打破,此为后话。) 弑君事件非常秘密,唯有羽林郎中刘尼知晓。刘尼劝宗爱还是立拓跋濬为帝,宗爱惊道:“你发傻啊,要是立了拓跋濬,我们这些与拓跋晃有仇的人不全倒霉了!还是看看诸位王爷中哪位比较贤能的立一个吧。” 刘尼担心不已,便找到殿中尚书源贺与南部尚书陆丽(就是单骑赴长安的陆俟之子),决定发动政变。这三人有了前车之鉴,行事谨慎,他们先派重兵把守皇宫,再暗中将拓跋濬接入平城。一切停当,刘尼快马冲回城东祖庙前,对着还守候在那里的卫兵们大喊:“宗爱弑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下诏卫士们全部回宫擒逆。”士兵们冲入皇宫,捉拿与弑君有关的太监,将宗爱、贾周等人灭族。宗爱机关算尽,把自己的性命也一同搭了进去。 拓跋濬顺利成为北魏第五任皇帝,这就是北魏文成帝。这一年是公元452年,刘宋元嘉二十九年。 十四、元凶逞恶 元嘉二十九年,刘宋政权同样危机暗伏,一场内乱正在酝酿之中。而在此之前,我们得先说说宋文帝发动的第三次北伐战争。 惨遭鲜卑铁骑蹂躏的淮、泗地区尚未从战争中恢复,北方宫廷内讧、拓跋焘身死的消息就传到了江南建康的君臣耳中。前一年的失败令宋文帝深感耻辱,他认定这是拓跋焘得到的报应,天赐良机让他报仇雪恨。在上一次北伐中弃城逃跑的北魏荆州刺史鲁爽害怕获罪,与弟弟鲁秀等人一起拖家带口南奔刘宋,向刘铄投降。宋文帝大喜,封他做司州刺史,镇守义阳,又封鲁秀为颍川太守。鲁爽时常上书鼓动宋文帝伐魏,宋文帝好了伤疤,忘了疼,迫不及待地再度规划北伐大计。 太子中庶子何偃、沈庆之等人认为淮水南北诸州疮痍未复,不宜轻举妄动用兵,文帝不听。青州刺史刘兴祖则建议:“河南一带饥民遍野,军无可掠;不妨干脆长驱河北,进入中山,据守关隘、险要,直捣魏国心腹地带,冀州以北的老百姓必然带着粮草财物前来劳军。到时我们再以河南诸军北渡黄河,西拒太行,北守军都(即今居庸关),若能成功,则统一指日可待,即使不成,也不伤大体,希望陛下早作决断。”宋文帝猛地瞧见这么大胆的构想,倒吃了一惊。他虽想恢复北方,眼下的胆量也不过收复河南而已,不敢再有奢想。刘兴祖颇有创见的建议,也被否决。 这次北伐还是沿传统路线三路并进:东路,抚军将军萧思话督统冀州刺史张永等率宋军主力攻打碻磝;中路,北魏降将司州刺史鲁爽、颍川太守鲁秀和殿中将军程天祚率四万荆州军进逼许昌、洛阳;西路,上次北伐表现不错的雍州刺史臧质率所部进逼潼关。 张永包围碻磝后,宋军分东、西、南三个方向狂攻,然而这宋军的战斗力,简直是黄鼠狼下崽——一代不如一代。元嘉初年的北伐,魏军是先退后进,宋军好歹还占领了河南四镇几个月之久;第二次北伐,宋军攻下碻磝,遇阻于滑台;这一次,宋军围攻碻磝近一个月,就是打不下来。 魏军守城越来越有信心和经验,算是在不断实践和学习中成长吧。城中守兵挖通地道,忽然杀出,将宋军攻城的器具烧毁,又烧了宋军的营寨。张永一看,再打下去得轮到自己被攻了,就擅作主张,没向众将通报,便撤围退军。宋军士卒毫无准备,一片惊扰,魏军乘乱出击,宋军血流成河,损失巨大。 督军萧思话大怒,亲自率军从历城前往增援,全力猛攻,仍然受挫。青、徐两州的庄稼还没成熟,宋军的士兵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供应。萧思话无奈,下令撤军,退回历城,张永等攻城将领全部下狱问罪。(宋军北伐的前线不断东移、南移,南北双方的实力差距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等到十多年以后的宋明帝时代,淮北的冀、青、兖等州陷落,传统意义上的北伐就不再有可行性了。) 其他两路打得还不错,鲁爽的一路,攻到了虎牢附近,臧质的那一路,则由柳元景和薛安都逼近了潼关。梁州刺史刘秀之也派司马马汪和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进攻长安。由于东路的功亏一篑,这几路无力独进,只好重新退回淮南。宋文帝操之过急的最后一次北伐行动,即使面对皇帝新死的北魏,也没能取得任何便宜。战场上的失败,仿佛也预示了他本人末日的到来。 宋文帝一共有十九个儿子,长子即太子刘劭,出生于宋文帝刚刚即位之时。按理说即位之初得了皇子,该是好事才对。可是据说有人去考察过以前的历史,从三皇五帝以来,皇帝即位后才由皇后生的太子,只有一位,谁呀?殷商的最后一代君主纣王。这种事儿几千年一遇,偏偏让刘劭给凑上了。宋文帝倒不信邪,对于这个长子,他是很喜欢的,六岁的时候就封他为太子。 宋文帝后来宠爱一名姓潘的淑妃,冷落了原先的正室袁皇后。皇后吃醋,闷闷不乐,在刘劭十八岁的时候气死了。因为这件事,刘劭十分痛恨潘淑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始兴王刘濬。 刘濬是个识时务的人,他知道与太子结怨将来对自己不利,就有意接近刘劭,百般逢迎,与他打成一片。两人从死敌变成了死党,关系变得不同寻常。 刘劭有人君之相,放到今天也是个标准帅哥,而且肚里有货,文武双全。但他与拓跋晃面临同样的难题,就是父亲坐着位子总是不死,自己的这个太子等得花儿都谢了,还不得上任。等来等去,他决定“出点力”,竟伙同刘濬搞起了巫蛊。 刘劭的姐姐东阳公主身边的侍婢王鹦鹉认识一名叫做严道育的民间女巫。这个人宣称自己会些法术,就像今天某些所谓的特异功能大师一样,还真把刘劭姐弟俩给唬住了。刘劭就伙同刘濬,请严道育用玉雕刻了一尊宋文帝的人像,埋在殿前,日夜诅咒文帝早死。 东阳公主的奴仆陈天兴和太监陈庆国担任跑腿传信的工作,知道整件事。正值此时公主去世,按照宫中规定,侍婢必须出嫁。刘劭担心王鹦鹉嫁到外头泄密,就在刘濬府中找了个老实可靠的下属,把王鹦鹉嫁给她做妾。可是王鹦鹉在公主宫中这么多年,早与陈天兴眉来眼去勾搭上了。她怕私通之事泄露,就找到刘劭,让他派人杀了陈天兴。这下可吓坏了另一名知情人陈庆国,他跑到宋文帝那里,将巫蛊的事情和盘托出。宋文帝大惊,下令逮捕王鹦鹉,抄家盘查,查出一堆写着咒语的纸张,又挖出了埋着的玉像。 奇怪的是,宋文帝并没有马上采取处罚措施,只是痛责了刘劭两兄弟,回到宫中跟潘淑妃说:“刘劭想我死了能登帝位图富贵,还有道理,怎么刘濬也掺和进去了呢,你们母子岂可一日无我哦!” 宋文帝命人搜捕搞巫蛊的严道育,第二年,才有人报告严道育从刘劭的宫中逃到了刘濬那里。宋文帝听说刘劭兄弟还与严道育往来,勃然大怒。潘淑妃拼命求情,毫无效果。 事情坏在宋文帝手下的一堆书生身上。宋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并赐刘濬自裁,便找到侍中王僧绰商量。王僧绰提出查找汉魏以来的典故,与徐湛之和江湛一起商量如何废立太子。按年秩往下排,该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刘骏为太子,但是文帝从来不喜欢这个儿子,江、徐两位又各有私心,江湛的妹妹是文帝四子刘铄的妃子,徐湛之的女儿则是六子刘诞的妃子,各推对自己有利的人选,而皇帝自己又倾向于立七子刘宏,连续几夜与徐湛之等人商议,犹豫不定。废立大事,岂能如吵架一般儿戏?也不知是哪根筋出了问题,文帝商议之余,把这些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潘淑妃。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潘淑妃暗中找到儿子刘濬,告知废立之事。刘濬派人快马飞报刘劭。刘劭明白刻不容缓,迅速采取行动。 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二月的一天晚上,刘劭命心腹张超之等人集合起东宫的两千多兵士,装备整齐,又召集部下萧斌等人,讲明进宫之事。众人惊愕,只好听从太子安排。 不待天亮,刘劭就在甲胄之外披上红袍,与萧斌两人同乘画轮车,一路开到万春门前。刘劭向门卫假称文帝有诏,门卫不敢阻拦,东宫的武装队伍冲进了宫城。 宋文帝一夜未眠,正在内宫与徐湛之秉烛夜谈废立之事,值勤的卫兵还在睡觉。张超之挥着刀杀了进来,宋文帝不及躲闪,搬起身前的几案自卫。张超之刀快,一刀将宋文帝的五指砍下,文帝立时痛晕倒地,张超之再加一刀,这位元嘉皇帝就此惨做刀下鬼。徐湛之想从北门逃跑,被兵士们一拥而上,乱刀砍死。 这时刘劭等人方才进殿,听说父皇已死,刘劭便坐镇东堂,从容指..挥士兵们继续屠杀,包括值班的江湛等一干人都被杀害,连积极告密的潘淑妃也难逃活命。 事了,刘劭对前来接应的刘濬轻描淡写地说:“潘淑妃被乱兵所杀。”刘濬回应:“这正是我愿意看到的。”两人权迷心窍,已冷酷到无父无母的凶狠境界,难怪《宋书》对他俩早有定性:二凶。 十五、二凶的覆灭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开启,灾祸、罪恶将永无止境。太子刘劭的弑父行为,就是开启了这样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宋国从此在不断的内耗中日益衰落,直至消亡。刘裕毕其一生的努力,从贫苦的社会底层爬到了九五之尊,却换来后世子孙自相残杀、生灵涂炭。 清理完宫中异己,刘劭又将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等人软禁起来。然后下即位诏书,说:“徐湛之、江湛弑逆,我领兵入殿,可惜晚了一步,伤心欲绝。如今罪人已得到惩罚,应当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文武百官一律晋位两级。” 改年号的事还有个小插曲,刘劭一开始想让萧斌拟诏,萧斌认为自己文笔不行,推给了侍中王僧绰。刘劭早就和女巫严道育商量好了年号,用太初。萧斌提出异议,说:“按照规矩应该明年再改元。”刘劭问王僧绰什么意见,王僧绰就说:“晋惠帝即位当年就改了元。”刘劭很高兴,说:“很好,就这么办!”(居然没听出来这个王僧绰是在损他呢,刘劭恐怕真是晕了头了。) 没过多久,刘劭查 660e." >明王僧绰也参与了废立之事,就不听他的了。把他杀了还不算,刘劭又故意把事情搞大,诬陷在建康的几个王侯与王僧绰合伙谋反,把刘裕侄孙辈的兄弟都给抓起来处死。下一步,就是要对付自己的亲生弟弟了。 最大的敌人,是正出兵在荆州一带讨伐西阳蛮(蛮的一种)的三弟武陵王刘骏。刘骏此时屯兵五洲(今湖北浠水西南),与大将沈庆之在一起。 有人从建康跑出,带来文帝被弑的消息。刘骏心中害怕,不敢有所行动。刘劭命人给沈庆之送亲笔书信,让他找机会杀掉刘骏。沈庆之找到刘骏,把书信呈给他看,这位爷竟脓包得很,一看哥哥要他死,腿也软了,眼泪也下来了,一转身就要进内屋与母亲诀别。 沈庆之战场上什么凶狠的敌人没见过,万没料到自己要辅佐的皇室成员却那么没出息。他一把拉住刘骏说:“下官受先帝厚恩,今天唯有出力除贼,殿下为何倒疑我要杀你呢!” 刘骏松了口气,摆回架子,说:“家国安危,都仰仗将军你了!” 刘骏举起讨逆大旗,以手
藏书网,屯兵于碻磝,寻隙而进。 首当其冲的城池便是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守卫无盐的东平太守申纂本是北方人,北魏攻打后燕时,全家南逃过黄河,被刘宋收用。北魏的骑兵刚刚渡过黄河不久,攻城器具都没准备好,众将认为不宜轻进。 慕容白曜的左司马郦范则有不同意见,他说:“如今我军长途奔袭,深入敌境,不可滞留,错失良机。申纂这个时候一定以为我军来得快,来不及攻城,因而放松警惕,以为靠几个弱卒就可以守城了。我们正好对其示弱,整肃精兵,出其不意,一战而攻克。” 慕容白曜点头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我军若放缓进兵速度,等他们民心稳固,就不好办了,郦司马所言极是。” 他下令逼近无盐的军队佯装退兵,离城越来越远,申纂渐渐不设防备。入夜时分,慕容白曜紧急下达军令,周密安排各部行动,天蒙蒙亮就回兵临近城下,发动进攻。申纂并没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工事,被魏军攻杀。 破城之后,按照鲜卑人的习惯,要将城中的男人充为奴役,将女人收为军赏。郦范劝阻道:“齐国古时号称东秦,不好好下工夫经营,恐怕不那么容易平定呢。如今我们刚刚占领了无盐,正是让老百姓感受皇恩泽被的好时机。应该好好向他们宣扬信义,给予帮助,若得民心,则青、冀二州自然就到手了。”慕容白曜十分赞许,将捉来的老百姓全部释放,挥师进攻无盐东北的肥城。 郦范又向慕容白曜献计:“肥城虽然不大,但要攻打的话也得花些时日,即便打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不慎打不下来可就有损军威了。我看不如给肥城守军飞书传信,把我们攻下无盐的详细情形告诉他们,让他们不打就投降;就算不投降,肯定也会逃散,不敢再做抵抗了。” 慕容白曜依计行事,肥城守军果然被魏军的气势震住,不战而逃,魏军大获全胜,取得了大量粮食作为军需。慕容白曜兴奋地称赞郦范:“此行有卿相助,三齐之地不足定也。” 魏军乘胜前进,以骑兵冲击,又攻下麋沟、垣苗两地(均在今山东西部)。慕容白曜连下四城,前后只有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山东一带的宋军尽皆丧胆,谈慕容白曜而色变。 唯有打升城(今山东长清西南)用了些工夫。守卫升城的并州刺史房崇吉拒不投降,城中只有七百守军。慕容白曜筑起长围,稳扎稳打,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攻下了城。房崇吉乘夜逃跑,慕容白曜听从参军事韩麒麟的建议,安抚升城的百姓,让他们重操旧业,并对>房崇吉的母亲妻子以礼相待。付出的是点滴,收获的是民心。没过多久,退到盘阳(今山东淄博西南)的房崇吉就向慕容白曜献出升城,赎回了自己的家人。 扫平了边境上的几座小城,魏军长驱直入。冀州刺史崔道固守在历城(今山东济南),青州刺史沈文秀则守在东阳城,都直接暴露在魏军的正面,危急万分。(需要说一下的是,刘宋时期的冀州、青州,其管辖的其实是同一块地方,基本等同于汉朝时期的青州,真正的冀州在河北,东晋以来南朝就一直没有控制过,青州也是在刘裕攻下南燕后才得以恢复,于是将青州、冀州置于一处,接收北方南来的流民。) 反应迟钝的刘彧这时候才想到派沈攸之等人攻打彭城,以救青州之急。然而这年入秋,清、泗两河干涸,水运不畅,粮道不通,宋军无力进军。刘彧一开始严令北上,继而又开始反悔,派人召沈攸之回师。北魏把守彭城的尉元怎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派部将孔伯恭追击,大败沈攸之,把宋军赶到淮南。 徐州的屏障阻碍了刘宋的援兵,慕容白曜进围历城,并于北魏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拿下东城。崔道固无力继续支撑,只得面缚出降,慕容白曜为他松绑,将他送往平城。 慕容白曜的先头部队由长孙陵率领,早就攻到了东阳城。沈文秀本来已经遣使投降,可长孙陵却不知好歹,在进入东阳外城后,纵容士兵四处抢掠。沈文秀大怒,立即命令士兵闭城拒守,长孙陵屡攻东阳,始终拿不下来。 慕容白曜攻占历城后,听说长孙陵的所作所为,把这个败家子恨得牙痒痒。无可奈何,只好带上围攻历城的经验,又包围了东阳城。 宋明帝刘彧的计划多次挫败,仍不罢休,他任命沈文秀的弟弟沈文静为辅国将军,从海路北上再援东阳城(没办法啊,陆路走不通呗)。宋军登陆后,到达了不其城(今山东崂山西北),而魏军也已截断了其后路。沈文静婴城自守,挡不住魏军的轮番强攻,城破,沈文静被杀。 东阳城则又多熬了大半年。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沈文秀与将士日夜作战,这座南朝留在北方的最后堡垒直到皇兴三年(公元469年)的春天,才被魏军攻破。 城破当天,沈文秀仰天长叹天不我助,解下甲胄,褪下战袍,换上会客的衣服,端坐正堂之中。 北魏士兵们杀到面前,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问道:“快说,青州刺史沈文秀在哪里?” 沈文秀厉声答道:“我就是!” 北魏士兵们未曾想到眼前这位面容憔悴却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便是让他们头疼了几年的沈文秀,都怔住了,半晌,才扒了他的衣服,将他捆了去见慕容白曜。魏兵推推攘攘,逼他向慕容白曜下跪。 沈文秀一脸不屑,说:“彼此是两国的大臣,为何我要给他下跪?” 慕容白曜哈哈大笑,并不计较沈文秀的无理,心中暗暗庆幸刘彧有如此将领,却不能信任。他让士兵将衣物交还给沈文秀,并为他安排饭菜,然后送往平城。 拓跋弘这时候已经亲政,他待宋国的几名将领都还不错。沈文秀几降几叛,拓跋弘也赦免了他的罪,后来更是欣赏他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拜他为大夫。 宋魏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青州之战至此结束。慕容白曜功勋卓著,被拜为使持节、都督青、齐、东徐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而且得到了济南王的最高爵位。 三、拓跋弘禅位 济南王慕容白曜所统领的各州,基本与当年慕容德建立的南燕所控制的地区相当。慕容家族的后裔再次来到其祖先创造过辉煌的地方,却终究不复当年之勇。慕容白曜打败了刘裕后人的军队,算是为被刘裕屠戮的数千慕容贵族报了仇,可他无法逃脱北魏朝廷对他的猜忌。 北魏皇帝拓跋弘虽然在战场上任用慕容白曜,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狡兔死则猎狗烹”,仗一打完,慕容白曜就不再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乙浑专权时,慕容白曜就依附于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而慕容氏与拓跋氏本是世仇,怎么说都不可能完全信任,何况慕容白曜在山东一带的安民工作做得不错,很得民心——老百姓一放心,上级领导就不放心了。于是,青州之战结束仅一年多,拓跋弘便捏造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强加到慕容白曜头上,将他与他的弟弟慕容如意一同收捕杀害。
99lib.的时候,看见路人就上去拳脚、刀斧相加,由此惨死皇帝手下的老百姓不在少数。更有荒唐之处,民间早就传说皇帝不是先皇的亲生儿子,而是李道儿的种,他并不生气,觉得做李道儿的儿子也不错,在民间玩乐的时候就改名,自称李统,或者“李将军”,其风格颇有几分类似明朝的那位自封大将军,荒淫绝顶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只不过在嗜杀这一点上要超过后者。 正史上关于刘昱的记载,其文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略想一下便可推测,其实有不少描写都是来自同一个暴君模板,自从汤武、桀纣以来,史家就习惯套用一些明君、暴君、昏君的模板,以至于我们读史的人看得上句都能猜出下句。刘昱是事实上刘宋的亡国之君,新兴王朝为凸显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使用的模板就更为典型,难免极尽抹黑之常事。比如史载他所喜好的虐刑,就可以比肩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刺骨头、椎阴部、凿脑袋、锯脖子,无一不是让人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刑罚。我们在这里可以勉强为刘昱说句公道话,这些反人类的罪行他未必都曾一一犯过,但他的确残杀了不少反对他的人。 于是建康城内外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刘昱的皇位早晚要丢掉,刘景素将入继大位。当然刘昱身边的人可不这么想,尤其是刘彧时代的旧臣杨运长、阮佃夫,一心想的是借着皇帝年幼,可以专权,若是刘景素即位,肯定无法操控,所以暗地里对他防着一手。刘景素手下的将军王季符因为违>反了刘景素的命令,发生了矛盾,就到建康密告刘景素要谋反。杨运长和阮佃夫就要求借此出兵讨伐,然而手握兵权的萧道成和袁粲等人则认为证据不足,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不同意草率用兵。争执不下,最后折中,刘景素征北将军的头衔被撤销。 如此一来,刘景素危机感更强,促使他加紧行动。他联系了朝野不少武将,几次想乘着刘昱出游发动暗杀、夺权,可?惜得不到四贵等军政要员的支持,屡屡因为考虑不周而被迫取消。到了元徽四年(公元476年)七月,刘景素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大举起兵了。 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这位所谓众望所归的王爷其实政治素质并不高,战略思想混乱。他先前犹豫再三都没有行动,这次却只因被人鼓动一下就跳起来了。原来京城中的羽林监(掌管羽林军骑兵的要职)坦祗祖与刘景素早有密谋,久居建康,生怕有变故,就带着几百名手下兵士从建康潜逃到京口,对刘景素说:“现在京城内外已经溃乱,希望王爷以平乱为名,早入京师!”刘景素马上信以为真,也不派几名探马去侦察一下真实情况,就认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动员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准备向建康城进发。 情报不明,缺乏后继,等待刘景素的只能是灭亡。建康城里的杨运长等人早就注意到坦祗祖图谋不轨,他一叛逃,就料定刘景素一定会造反,立即宣布内外戒严。萧道成统领台城大军出屯玄武湖,以冠军将军黄回、任农夫、左军将军李安民率领步军,右军将军张保率领水军,水陆两路同时向京口方向扑去。 刘景素虽说集结了不少爪牙为他卖力,却多半是些毫无将略的无能之辈。他们听说建康方面早有准备,竟不知该如何应对。刘景素的意思是据守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北),阻断台城军队进军的路线。垣庆延、垣祗祖、沈颙等人都说:“如今时值盛夏,敌军远来疲惫,我军正好以逸待劳,诱敌深入,一战可攻克。”另一部分将领则认为这样打肯定吃不消,主张固守。两派的意见不统一,战机也被延误,最后刘景素的军队不得不驻留在京口,与台城军对峙。 刘景素的水军中招揽了不少荆湘一带的好手,训练有素,战斗力优势明显,出战便击败了张保的水军,阵斩了张保。可是其他各部军队却都不能给予有利的支援,结果台城军队逼近京口,将刘景素的军队各个击破,沈颙、垣祗祖两军先后溃散叛逃,其他各部也没了斗志。剩下一批刘景素培养多年的死士,作战无比勇猛,可惜兵力太弱,最终力战不敌。京口失守,刘景素也掉了脑袋。 刘景素的失败,宣告刘氏内部的兄弟阋墙全部结束。宋文帝以来,刘氏后代们为了自己的权欲和利益,彼此厮杀争斗,将所有的力量消耗于无谓的内讧之中。刘宋的江山,只落得一个被他人指手画脚的下场。 有这样心思的人不少,自然,成功者只会有一个。 阮佃夫欺负皇帝年幼,首先就想发难。他与同伙商量好,乘刘昱外出打猎的机会,关闭城门,把刘昱抓起来废掉,另立刘昱的三弟、安成王刘准为新君。事情败露,刘昱捕杀了阮佃夫等人,并扩大打击面,对于曾经与阮佃夫有过密谋的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等人,不论是否参与了本次谋逆行动,通通族诛。杜、沈、孙三家的男女老少,无一幸免。沈勃当时正在居丧,按理说不能立即收捕。刘昱可不管这一套,带着左右士兵就冲入沈勃宅中,见人就砍。沈勃知道难逃一死,一把冲上前,扯住刘昱的耳朵,边打边骂:“你这个桀纣暴君,死期就快到了!”左右围上来,才将他乱刀砍死。刘昱气得不行,下令对这些人不仅要灭族,而且得对他们剖腹肢
.解,才算罢休。 此事之后,刘昱感到身边的人也不可靠,尤其是大权独揽的重臣。怀疑的目光很快转到了“四贵”之首的萧道成身上。 有一次盛夏时节,刘昱闯入萧道成的领军府,正好碰上萧道成光着膀子、露着肚子在家里午睡。他命令萧道成在室内站好,在肚皮上画一个靶心,拉弓搭箭,就要开射。萧道成吓坏了,一个劲叫着:“老臣无罪,老臣无罪!”刘昱的亲信王天恩,大约与萧道成有些关联,赶紧劝说:“萧领军的肚腹大过常人,是个好靶子,一箭射死了,以后就没得射了,多可惜啊!不如把箭头去掉,再射。”刘昱同意,就取了一支没有箭头的箭,一箭射去,正中萧道成的肚脐。他把弓一扔,笑着对左右说:“这箭法怎么样啊,哈哈!” 刘昱想杀萧道成,并非全是因为贪玩。他确实是忌惮萧道成的威名,屡次三番叫嚷着要诛杀他,只不过左右总有人出来为萧道成说话,包括他的母亲陈太妃都劝他:“萧道成消灭刘休范的叛军,对我母子有再造之恩;如果连他都要杀的话,还有谁能为我们国家效力?” 刘昱暂时打消了杀萧道成的念头,心怀畏惧且早有异志的萧道成则已不愿安分了。他与袁粲、褚渊(没错,就是那位曾被山阴公主看中、死里逃生的美男子)等人暗中商议,打算换掉这个杀人成性的小皇帝。 七、易代之间 萧道成的提议遭到了四贵之中的重量级人物袁粲的反对,他说:“皇上年纪还小,小错误还是容易改正。废立大事乃是伊尹、霍光那样的强势大臣才能做的,当今乱世,恐怕难以实行。即便真的成功了,我们这些人恐怕也无安身之地。”显然袁粲是害怕自己步当年徐羡之、谢晦等人的后尘,同时在政见上他也并不完全赞同萧道成,不愿让他借此机会独大。 一旁的褚渊则与袁粲的想法不同。这位堂堂驸马兼顾命大臣的人生奋斗标准就是四个字,“趋炎附势”。他明白刘宋政权气数已尽,随时都可能有人取而代之,环顾朝野,此人非萧道成莫数。所以为了自己将来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已经打定主意要提前攀附这个新主子。在此密谈的场合,他最佳的反应就是什么都不说,以示对于萧道成不臣之想的默认,同时也与袁粲等人“划清界限”。 萧道成心想唧唧喳喳开小会,不如自己单干来得爽快,就把袁、褚等人“踢”在一边,与长子萧赜、次子萧嶷,以及左右亲信一起联络各方人士,等待废黜皇帝的机会。 不久他就联络到了统领禁军的越骑校尉王敬则,还是对方主动送上门来的。王敬则向萧道成提出,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为萧道成监视皇帝的往来活动。萧道成大喜,他又让王敬则重点结交刘昱的左右亲信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人,将这些人发展为内应。 刘昱每日都要外出玩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元徽五年(公元477年)七月初七这天,小皇帝给自己安排了一系列丰富的游乐活动。他先是乘坐敞篷车,带着左右侍从,到宫城外头的小山冈比赛跳高;跳得累了,就前往附近的尼姑庵,与小尼姑们鬼混一番。眼见天色渐晚,他又潜入新安寺,与手下人偷来一条狗,杀了煮了,狗肉伴美酒,直吃得心满意足,醉眼蒙眬,这才由左右架着,回寝宫仁寿殿安歇。临睡之前,刘昱忽然对着杨玉夫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便指着天上的银河说:“今天是七夕,你小子给我守在这里等候织女姐姐渡河,看到了马上来报告我..t>;要是看不见,我明早起来第一个就杀你!”杨玉夫吓得腿脚发软,连连点头称是。 由于刘昱的作息时间紊乱,而且居无定所,所以宫内的房门到了夜晚都不关闭。禁军的士兵害怕因为被皇帝看见而无缘无故掉脑袋,都逃得远远的,内部的保卫工作根本就是混乱不堪。王敬则正在营外值勤,忽见杨玉夫神色慌张地跑来见他,心中诧异,赶忙询问杨玉夫出了何事。杨玉夫把刘昱的话语一五一十都告诉了王敬则,王敬则心说这真是天意,就对杨玉夫说:“若等皇上明早醒来,你的小命哪还保得住。看来我们只有先下手为强,把杨万年他们也叫上,今晚就行动!” 杨玉夫虽对小皇帝心怀畏惧,但也别无他法,就拉上杨万年和陈奉伯,确认刘昱已经呼呼大睡,走进寝宫偷偷取下刘昱的贴身佩刀,砍下了那颗金贵的头颅。 事情办妥,三个人一商量,让陈奉伯用袍袖藏了刘昱的人头,假称皇帝的命令,叫开宫门,把人头交到王敬则营中。王敬则带上人头,快马飞奔至萧道成的领军府前,一边叩门,一边大喊“事毕”。 萧道成正在府中酣睡,被王敬则的叩门声惊醒,立刻起床探视。可他又担心这是刘昱设的局,想要把他诓出门杀他,躲在门后死活不敢开门。王敬则是个粗人,可不在乎这么多,心想,你个领军统领千军万马,没想到紧要关头也够脓包的。叫不开门,他就捧起人头,从府院的墙上扔了进去。 萧道成命手下将人头洗干净,拿来仔细观瞧,果然是小皇帝的头颅,一颗提了多时的心总算落了地。他换上军装,骑马出门,带着王敬则等一队人马,前往宫城。王敬则宣称御驾回宫,喊叫声咄咄逼人,与刘昱平常进入宫城的态度一般无二。守卫宫门的士兵不敢细查,就大开城门,把萧道成迎入宫去。宫中的官员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萧道成走上仁寿殿,对群臣宣布刘昱已死,宫中上下顿时一片欢呼,“万岁”声不绝于耳。 次日一早,萧道成以皇太后之命召集袁粲、褚渊、刘秉入殿会商。萧道成全副武装,王敬则等人立于身后,在大殿前的槐树下迎候众人,这架势一看就足以把人吓傻了。刘秉是刘裕侄孙,也排得.99lib.t>上宗室,萧道成先问他:“你们刘家的事,你看怎么解决?”刘秉性格懦弱,马上就说:“尚书省的事我可以应付,军事大权,还是得交付领军大人。” 萧道成又看了眼袁粲,说:“袁公以为如何?”袁粲犹豫半天,正欲推辞,王敬则从腰间拔出佩刀,大喝道:“天下之事,皆由萧公处分,谁敢说半个不字,我王敬则的刀可是不长眼睛的!”说着就要趁热打铁,推萧道成称帝。 萧道成板起脸孔,呵止道:“你懂什么!”王敬则才退到一边,依旧举着刀监视与会诸人。 萧道成还想依次再问褚渊,褚渊识趣,抢先说:“今日之事,非萧公无人可以善后!” 萧道成装出一脸无奈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不肯主持大局,那我又怎能推辞!”于是起草一份诏书,以太后的名义,列数刘昱的罪恶,拥立安成王刘准为新皇帝,改元升明,这就是宋顺帝。(顺带提一下,这个刘准也不是宋明帝刘彧的亲生儿子。而是刘彧当初抢夺刘休范爱姬所生的孩子,所以刘准事实上是刘休范的儿子。刘休范造反被杀,现在他儿子反倒做了皇帝,这刘宋皇族的风水,到最后关头还是让人捉摸不定。) 宋顺帝根本是个傀儡,其地位和作用甚至比不上以前的汉献帝和晋安帝。萧道成之所以还要在皇帝的位置上摆一个姓刘的人,是因为他还需要在这时肃清朝廷内外反对他的人。与他过招的人就是反对他随便行废立大事的袁粲。 袁粲有名士的风度,也有匡扶乱世之志,他从来就没真心服从过萧道成,只是迫于萧的淫威以及强大的兵权,暂时拥护他的决策。这时候朝廷派他出镇石头城,他马上就接受了调令,想把队伍拉起来,反攻萧道成。 然而袁粲却缺乏大才大略,不是适合搞权术,做政治斗争甚至军事斗争的人。刘准即位没几个月,驻守江陵的荆州刺史沈攸之以太后手谕的名义,传檄天下,宣布萧道成“交结左右,亲行弑逆”,领兵顺江东下,讨伐萧道成。萧道成接到消息后,主动去拜访袁粲,袁粲却以“道不同不足与谋”的态度来拒绝。与此同时,褚渊与萧道成则打得火热,两人共商对付沈攸之的办法,褚渊对萧道成说:“西面的事情,是小打小闹,不会成功,萧公需要提防的还是建康这边。”萧道成心下明白,就秘密把手下的亲信苏烈、薛渊等人派到石头城,名义上是增援袁粲,实际上是做好内应,随机应变。 袁粲还不觉醒,他构想好了一套计划,大致是要假传太后的命令(这太后的名头在这些时候还是非常有号召力的,各方的势力要起兵都可以拿来一用)命刘韫、卜伯兴率领禁军攻打宫城中的萧道成。可是你既然已经摆明了不与萧道成合作,就应该早点行动,并与萧道成的人划清界限。他却又有意拉拢褚渊,以为褚渊不 89c1." >见得敢完全反对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褚渊的态度,便让手下人把整个计划告诉了褚渊。 褚渊当面点头,转过身去就把袁粲的话原原本本地向萧道成报告。萧道成两手准备,连夜让人到禁军里向王敬则通风报信,专心对付禁军里的那两位,并且派遣部将戴僧静,与苏烈、薛渊内外夹攻,拿下石头城。 萧道成的内应实在太多,袁粲防得了这家防不了那家,更何况计划一开始不够周详。禁军的叛乱很快被王敬则平定,石头城也被苏烈等人从内部打开。戴僧静领兵一路放火,直冲袁粲的府上。袁粲眼见大势已去,面对戴僧静引颈就戮。戴僧静挥刀正欲砍杀,黑暗中一个人影拦住了他的去路。袁粲定睛一看,那人正是自己的儿子袁最。袁最乞求戴僧静不要杀自己的父亲,愿意以身替死。袁粲对儿子叹道:“我明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只是为了名节而已,落到今天的地步,心甘情愿。我不失为忠臣,你也不失为孝子。”戴僧静身后的士卒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袁粲父子都被戴僧静杀死,参与袁粲密谋的刘秉父子在出逃后也被捉住斩首。从此石头城头又多一首歌谣,说的是:“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褚渊生!” 萧道成没了后顾之忧,便可以一心一意对付沈攸之的叛军。正如褚渊所预言的那样,沈攸之并不是一个需要太在意的对手。他出兵以后,就一再贻误战机,战略目标应该锁定建康,中途却因为郢州的柳世隆派人到阵前叫骂,就随意改变行军计划,以精锐部队攻打郢州(今湖北武昌一带)。耗了一个月,城没攻下来,开小差的逃兵倒是日见增多。沈攸之见军心涣散,只好下令退兵江陵,再做打算。 可怕的是江陵也保不住了,萧道成?99lib.果然老奸巨滑,他早就料到沈攸之会造反,预先在江陵北面的襄阳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雍州刺史张敬儿。张敬儿瞅准了沈攸之大军在外,偷袭江陵,端了沈攸之的老巢,把沈攸之的儿子孙子,杀了个干净。 沈攸之的军队走到离江陵一百多里的地方,听说江陵失陷,当即就一散而去。沈攸之无家可归,很“自觉”地找了个林子,上吊自杀。 摆平了内外之乱,萧道成又顺势诛杀了黄回、杨运长等一群明里暗里反对他的人,取得了六十年前刘裕所取得的地位。不过与刘裕那一个个面目狰狞的对手比起来,萧道成的成功显得太过容易了,从刘休范叛乱到沈攸之身死,前后也不过五年的时间。天理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于此,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悲哀。 八、二度临朝 沈攸之兵败的时间是宋顺帝升明二年(公元478年),转年开春,清除了异己的萧道成便按部就班地向皇帝的位置迈进:在地方上安排自己的子孙或助手去接管兵权,在朝廷中则任命亲信担任重要职位;三月,萧道成被封为相国、齐公,加九锡;四月,萧道成晋爵为王,加殊礼(所谓的殊礼也就是对大臣的最高礼遇: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从前曹操、司马昭、刘裕曾经得到的,萧道成现在也都得得到。速度最快,功劳则最小。曹操统一北方,司马昭消灭蜀汉,刘裕更是平定叛乱,攻灭南燕、后秦两国,萧道成所做的,满打满算不过平定了几次没什么作为的内乱而已。可人就是这样,越是能力不足,做不了什么事的,往往贪欲反而越大并且越无耻。萧道成的志向,不在天下之大,只在于权位之高,那么紧接着的下一步,当然就是禅代了。(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宋、齐、梁、陈四朝开国皇帝,最不够格的就是这位齐太祖,齐朝在四朝之中维持的时间最短,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禅代的过程是一出悲喜两幕剧,首先是宋帝退位。按照礼仪,宋顺帝需要到大殿前会见百官,然后交出玺绶。小皇帝吓得不敢出面,逃到宫里佛殿的佛像底下躲了起来。王敬则率领禁兵亲自入内将顺帝迎出。顺帝早就哭成了小泪人儿,呜咽地问王敬则:“是要杀我吗?”王敬则怕戏演砸,安慰他说:“只是移驾别宫而已啦,官家先辈取司马家的天下,也是如此。” 顺帝虽是个傀儡小皇帝,却不呆傻,知道报应要应到自己身上了,哭喊道:“愿我今后生生世世都不要再生在帝王家中!”此话与刘子鸾临死的呼声一般无二,这是弱者的哀号,这是绝望的控诉。可惜哀号、控诉在权力与利益面前,显得太过苍白和无力了。 顺帝交出玺绶,宫中百官都泪如雨下,其中一幕颇有意味。右光禄大夫王琨是宋文帝刘义隆手下重臣王华的堂弟,东晋末年就在朝中做郎中,这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再没有人比他资格更老。他曾目睹晋恭帝禅让刘裕的一幕,Yesterday Once More,百感交集,他边哭边叹:“人人都觉得长寿应该开心,唯独老臣我认为长寿实在让人悲伤。以至于这样的场面,居然一再亲历。” 宋顺帝被架走,“悲剧”完了换“喜剧”,褚渊手捧玺绶,领着文武百官来到齐王的宫殿之前,劝萧道成即位。萧道成还得假模假样地推辞三遍。有个研究历史的官员叫?做陈文建,对萧道成说道:“六,乃是富贵之数:后汉自光武帝起,到献帝为止,经一百九十六年禅让给魏朝,魏朝经过四十六年禅让给晋朝,晋朝经过一百五十六年禅让给宋朝,现在宋朝已历六十年,六始六终,望齐王顺应天意,早登大位!” 一席话头头是道,萧道成听了受用,才放下“架子”,换上帝服,即帝位,改国号齐,改元建元,成为南齐第一任皇帝,即齐太祖高皇帝或者齐高帝。和刘裕对付晋恭帝的手法类似,他封宋顺帝为汝阴王,不出一个月就秘密授意手下人将他杀死。刘裕的子孙们,很快也被萧道成以谋反的罪名斩草除根,刘氏族裔的唯一例外是刘裕族弟刘遵考的儿子刘澄之,因为与褚渊的关系密切,幸免于难,其实他论血缘与刘宋皇室也远了不少了。刘宋一朝六十年风云变幻,化作南柯一梦。 我们一口气讲完了南朝的第二次朝代更替——刘宋换成了南齐,现在需得把目光投向北方,接着第三章留下的话题,续说北魏文明冯太后的功绩。 魏献文帝拓跋弘做太上皇,有一半的原因来自于冯太后的压力。他虽退居幕后,但并不放弃努力与冯太后争夺权力制高点,这实际上不是拓跋弘一个人的意愿,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某种程度而言是与冯太后对立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两股势力即便表面上看起来相安无事,私底下也是斗得不亦乐乎。拓跋弘多次巡察各地州郡,一方面提拔自己赏识的官员,惩罚贪官
99lib.污吏,一方面也故意与冯太后作对,重新恢复了一批被冯太后罢免的官员,比如延兴三年(公元473年)他视察怀州(今河南泌阳)时,就任命鲜卑人薛虎子为镇将,而薛虎子的职务原先正是被冯太后下令罢黜的。除此之外,小拓跋宏每个月还要去父亲所居住的崇光宫拜见,一向十分看重这个小孙子的冯太后感到莫名的失落,看在眼里,怒在心里。 总而言之,到了延兴六年(公元476年),不满的情绪积抑已久的冯太后终于忍无可忍,抢在拓跋弘一派还没来得及全面抢班夺权之前,秘密派人在拓跋弘的酒菜中下了毒,将他毒死。接着,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宣布改元承明,第二次临朝听政。(中国历史上,只要是皇后这一边出现类似冯太后这样的强势女性,那么帝后之争从来都是权力之争的一支主旋律。有趣的是,这种对抗由于男性主导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常常显得不对等,或者说,后派的成功,需要通过某些非常的手段。女性若是十分渴望..达到某个目的时,其手段往往比男性要狠毒得多,这就是所谓的“不择手段”,这一点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我得说,这不是女性或者男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性别失衡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 冯太后拿到大权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到她最想要对付的一个人了吧。没错,就是当年被拓跋弘利用,导致冯太后的宝贝情人李奕被杀的尚书李䜣。 李䜣在拓跋弘的朝中很受重用,威信也很高。冯太后不方便马.99lib?上动他,就先把他调任徐州刺史,以防他在朝中纠结党羽。 树大招风,痛恨李䜣的当然不止冯太后一个人。她很快就找到了合作伙伴,此人是个太监,姓赵名黑(这名字非常奇怪,和“李白”倒是正好配成一对。他的本名叫做赵海,在北凉时代的凉州做小官,拓跋焘灭北凉,他做了太监,得以入北魏朝中为官),原先也混得不错,是为数不多的既受到拓跋弘宠信又得到冯太后喜爱的官吏,一直做到侍中、河内公。天有不测风云,拓跋弘禅位后,赵黑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李䜣,李䜣就千方百计找他的茬儿,想把他整下去。这茬真不难找,赵黑有贪小便宜的习惯,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家里“改造”成了公物储藏所,还走漏了风声。李䜣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线人,把物品清单列得清清楚楚,向拓跋弘递上。 拓跋弘最痛恨的就是官员贪污,令人到赵黑那里一抄家,果不其然,东西都清清爽爽摆在家里呢。念在辅政有功,拓跋弘还算是开恩,把赵黑的侍中撤了,让他去做宫里的门士,就是现在传达室看门大爷的职务,当然咯,看的门级别比较高,是宫门。 这可把赵黑气的,好长一段时间吃不下饭,睡不安觉。幸好拓跋弘过了一年又想>99lib?起他的好处,又重新把他调到身边任职。现在太上皇帝死了,赵黑心想君子报仇的时候到了,就跑到冯太后面前表忠心、诉衷肠。两人一拍即合,由赵黑出面,挖出了可以置李䜣于死地的人——范檦。 范檦是李䜣的同党,李敷、李奕兄弟被诛他也逃不了责任。但是范檦懂得见风使舵,冯太后一上台,他就明白风向要变,赵黑来联系他,他就彻底倒向了太后。范檦与李䜣那是多少年的朋友(对不起,大约是“酒肉朋友”吧),基本上是无话不谈。他向冯太后密告,李䜣打算在徐州任上叛逃,而且这话是李䜣亲口所说,绝对不假。 逮到这么个证人,还不大肆发挥?冯太后立刻传命,让李䜣回平城述职;这边则跟范檦说好:“你得给我做好这个证人,以防李䜣那家伙抵赖!” 李䜣上任才一年,没搞清怎么回事呢,就去晋见冯太后。冯太后说:“你企图外逃的罪行,已经被人揭发了,还不从实招来?” 李䜣大惊,说:“太后从何得知?空口无凭,绝无此事!” 太后就把藏在帘后的范檦叫出来,与李䜣当面对质。范檦背了一通演练好的台词,李䜣如梦初醒,知道是自己给人设局害了,忿忿不已道:“连你都来诬陷我,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你受过我的厚恩,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 范檦不以为然地说:“李大人以前也受过李敷的厚恩,比你给我的可强多了。你忍得下心,我凭什么就忍不下心来呢?” 李䜣一个劲地叹道:“怪我看错了人,悔之晚矣!”冯太后靠着赵黑、范檦的帮助,给李䜣定了罪,将他一族全部处死。此后,她用类似的伎俩,诬陷拓跋宏的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国,又除掉了这个大政敌。北魏的朝廷成了冯氏的天下。 九、垣崇祖决堰战寿阳 冯太后杀李䜣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99lib.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丧师失地纯粹是刘彧处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后,边境上虽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对各自的管辖范围产生什么影响。十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宋魏对峙换成了齐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听说萧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机可乘,决定大举伐齐。鲜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义的旗帜,他们打出了丹阳王刘昶这张牌。 刘昶归降北魏之后,受到北魏很高的礼遇,不但被招为驸马,而且还被封为丹阳王。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中十八个早已灰飞烟灭,活到最后的,竟然就是这位“叛逃外邦”的刘昶。 北魏扶持刘昶,以讨齐复宋为名,对南朝作战,是有其独特用意的。佛狸饮马长江的那次遭受失败后,拓跋鲜卑对于南侵这个问题其实是讳莫极深的,他们逐渐认识到,纯粹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扫平北方没有问题,对付水乡泽国的所谓“岛夷”还是有相当难度。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北方的某些差异之巨大近乎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分裂的根本局面,只会产生无谓的财物与人力的消耗。于是鲜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个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够彻底消灭南方的政权,在江、淮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附庸国,对于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意算盘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赢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你推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对,问题是你硬要推翻姓萧的政权,大家也并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好处。刘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灵涂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对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也并不关心是谁在掌权。何况除了国号国姓改了以外,整个南方的改变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也没有挑唆边境上的叛乱,而是直接以大兵压境,渡过淮水,进入南齐境内。 两相比较,萧道成的准备要充分许多,他在称帝前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对付北魏:一件是将兖州刺史垣崇祖调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垣崇祖在刘宋末年就战功卓著,后来在淮南一带担任太守,一度与萧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萧道成。萧道成对他也十分器重,称帝时不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叮嘱他说:“我现在刚刚得到天下,索虏肯定会以护送刘昶的名义兴师动众,进犯我国。寿阳首当其冲,能制服强寇的,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积极备战,以待外敌。 另一件事是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共同商议讨伐北魏。当时的柔然面对东南的北魏是弱势,在西南的西域各国则扩展了不小的势力。王洪范的使团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 6d51." >浑和西域长途跋涉,见到了柔然可汗。当时柔然的可汗已经换成了吐贺真的儿子予成,汗号是受罗部真可汗,鲜卑语的意思是“惠”。这位可汗确实比较实惠,他与北魏之间没有发生多少正面的冲突,只在北魏的统治薄弱环节西域与北魏展开势力圈的争夺,维持住了柔然的基本生存空间。予成受了南朝使臣的鼓舞,于建元元年冬天出兵,骚扰北魏的长城。 不过这次骚扰并不成功,大约还是出于对北魏的畏惧,予成的十几万骑兵在长城北面跑了一趟就宣布撤军了,没有起到任何夹攻甚至牵制的作用。 北魏进攻南齐的军队名义上以刘昶为统帅,实际上兵分三路,梁郡王拓跋嘉进攻淮阴,陇西公拓跋琛进攻广陵,河东公薛虎子进攻寿阳。 太和四年(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拓跋琛的一路魏军首先发难,攻下了南齐的马头戍(今安徽寿县西北),继而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被徐州刺史崔文仲击败,退到寿阳北面。 北魏军队重新集结,由拓跋嘉与刘昶共同率领,号称步骑二十万,直取寿阳。一百年前苻坚八十万大军在这里栽了跟头,现在魏军并不信邪,还要再试一回。刘昶临战动员,场面十分隆重,..他面向四方将士各拜一遍,声泪俱下地号召道:“大家一同努力啊,为我报仇雪耻!” 魏军还没杀到,寿阳城中的齐军已为魏军的气势所深深震撼,文武官员虽多却缺少对策。垣崇祖见众人一筹莫展.,开口道:“敌众我寡,需得以奇制胜。当年苻坚大败于淝水北岸,我看咱们也可以做做淝水的文章。将士们现在就开始整修外城,并在淝水上修筑堰堤,加强防御,你们意下如何?” 众人都不理解,说:“拓跋焘攻打寿阳的时候,南平王刘铄兵多将广,士气高涨,兵力超过我们十倍,尚且认为外城太大,难以防守,而退入内城自保。自从有淝水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在上面修筑过堰堤,就是因为地形并不利于修堰,这能有用吗,怕是浪费时间吧。” 垣崇祖摇头道:“你们这些人啊,光知道拿以前的那些旧例来说事。假若我军放弃外城,毫无疑问索虏就会占领,并且在外面修建楼台,在里头筑起长墙,我们的军队可不就坐以待毙了嘛!说定了,守卫外城,修筑堰堤,你们都不用再劝我了!” 垣崇祖下令,乘魏军还在进军途中,派人在寿阳城西北火速修筑起堰堤,拦截上游的淝水,并在堤北修筑小城,四面挖好沟堑,在城中>..布置了数千守兵。工事完毕,垣崇祖对众人说:“索虏贪得无厌,见此城狭小,以为可以一举攻克,必然会全力攻打。到时候我们决堰放水,不费一兵一卒,定教他们有来无回,全都变成浮尸。这难道不是事半功倍么!” 北魏大军来到小城之下,果然如垣崇祖所说,集中兵力来攻城。垣崇祖在城头看得真切,指挥若定,命城中守兵吸引住围城的魏兵。与此同时,一支特工队已经悄悄跑到堰堤之上,准备就绪。 黄昏时分,魏兵的攻城没有多少进展,只好先休战吃饭。还未开饭,上游的齐兵就决开了堰堤,大水奔泻而下,魏兵全部被冲进了沟堑,小城之外顿成汪洋一片。对于垣崇祖的这支“奇兵”,魏军完全没有防备,淹死的人马数以千计,侥幸逃生的,也是仓皇北窜。信誓旦旦的刘昶也傻了眼,只得以时值春夏之交、雨水量增多为理由退兵。齐魏之间的第一场攻防大战——寿阳之战,以垣崇祖的大胜告终。 十、除弊革新 北魏的军事行动在寿阳挫败之后,并没有善罢甘休。太和四年和五年(公元480年至481年),他们又改换进攻路线,连续发动了两次攻城战。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锦屏山)攻防战中,拓跋嘉试图通过 653b." >攻下这一海上的据点,从东面包抄建康。然而朐山的守军十分顽强,大破魏军。南齐水军又经由淮水从海路增援,魏军无奈,只得退兵。 在淮阳争夺战中,魏军同样没能在淮水流域的战场上捞到任何便宜,伤亡士兵有上万之多。垣崇祖率军渡过淮水,突击魏军,又杀了几千士兵。魏军在退兵途中攻灭了徐州一带拥兵起义的桓标之等人,掳掠了淮北的三万多百姓回到平城,才算勉强交差。(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作为南北朝之间的缓冲区,淮北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北魏在行政上对淮北四州进行管辖,但由于这一地区传统上与南方更加密切的联系与纽带,以及多年战乱使这一地区基本成为荒芜之地,北魏的统治是十分松散、缺乏实际效果的。掳掠百姓以补充统治中心人口的不足,是北魏前期取得新的土地后所常用的一种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淮北四州的军民,如此“打一枪就跑”的心态,正好印证了在他们心目中还没有实实在在把这些地区当做自己的国土;而淮北地区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多次叛乱与起义,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淮北人民对于北魏这个新主人毫无认同可言。这样一种严重的隔阂,才是导致南北朝继续分裂对抗的根本原因,需要克服这个问题,也就要求北魏在某些方面做出根本性的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迁都,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客观现实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做出改变自我的决策。对于北魏政权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一位汉人太后来指引他们改变的步伐;对于鲜卑人而言,他们又是不幸的,改变自我,同时也意味着丧失自我。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第一道摆上台面的改革令就是“俸禄制”。从前的小恩小惠,小赏小罚,都只是短期性的,没能革除北魏官员贪污受贿的风气。冯太后出面主持,颁布诏令,将班俸禄彻底制度化。具体举措是:“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新制度说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赋税,用这部分收入来作为官员的俸禄。有了俸禄保底,你官员要是再被发现用各种名目收受赃款,就要严惩不贷。换句话说,以往官员利用职权对百姓三番两次征收的钱财,由政府一次性征收的赋税所取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至少可以避免被各级官员无端盘剥搜刮,他们自然是以接受为主。然而对于官员情况就不同了,俸禄制一颁布,一个月中,赃款受到查处的一下就倒了一大片,包括孝文帝的舅舅,担任秦、益两州刺史的李洪之在内的四十多名官员,由于贪污数目超过了限额,被下令自裁或处死。 这下子那些贪婪成性的鲜卑官员可就坐不住了,皇上简直是用“白色恐怖”政策断了大伙的财路啊,怎么受得了?宗室之一的淮南王拓跋佗代表大家上奏,说还是恢复旧体制为好。冯太后明白拓跋佗背后的这股力量来势汹汹,专门召集群臣讨论。 中书监高闾上表驳道:“发放俸禄对于官员是最佳的保护措施,廉洁的官员会更加清白,而贪污的官员也有机会改过为善。如此措施要是被废止,那么贪官污吏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清官廉吏却连自身维持生计都做不到。请太后想一下,淮南王这样的建议,岂不荒谬?” 高闾是一名政治上很有见地的汉族官员,北魏军队讨伐南齐时,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见,预言战争必然徒劳无功,冯太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事后也很后悔。关于俸禄制的这番言论又是颇具远见,冯太后对之表示赞许,下诏新制不变,继续大力推行。 随着俸禄制步入正轨,冯太后的下一项改革措施也很快跟进。第二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下,冯太后又颁布了“均田制”。 均田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地说,就是北魏政府将境内的无主荒田重新分配,授予农民的措施。北魏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众多流民纷纷依附豪强大族,成为佃户。这些佃户虽然不用交纳赋税,但豪强对他们的强征暴敛丝毫都不比国家的赋税要少。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很多地无人去种,同时又有很多人失去土地的不合理局面。 均田制大致分为五条。第一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数量: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亩农田,女子则可获得二十亩,奴婢与普通人待遇相同;每拥有一头耕牛,可以另外得到三十亩农田,但是有上限,超过四头后就不再补给。各地配给的田地会有差别,有的土地肥沃,有的则贫瘠,怎么办呢?诏令规定,如果是两年才能耕种一次的田地,那么要多给一倍;如?99lib.果是三年才能耕种一次的,则要多给两倍。以保证理论上的公平性。 第二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方式:只要达到纳税的年龄,就可以配给田地;年老或去世后,田地则自动归还国家;并且根据奴婢和耕牛的数量发生变化,政府相应地配给或收回田地。 第三条是鼓励种植桑田:对于初次受田的男子,另外分配二十亩田,要求必须种植五十棵桑树。这类田地可以被后代继承,死后不用上交国家。 第四条是对于现有土地者的管理办法:根据户口标准,土地盈余的农民,既不配给新田,也不令他交还旧田;土地不足的农民,依照规定补齐;有盈余的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条针对地方官员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据级别配给一份公田,卸任时要把该田转交给接任的官员;严禁买卖公田。 均田制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实施,从而使大量佃户重新获得土地,国家控制了充足的税收资源,社会也趋向于稳定。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的对象不仅仅针对汉人,胡人只要符合条件,也同样可以获得土地,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北魏社会的农耕化。这一制度在北朝的齐、周、隋等朝被沿袭采用,并不断改进,直到唐代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才被废除。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决策者冯太后名垂史册。 一年后的太和十年,第三项制度也出台了。这一次是由冯太后的宠臣、内秘书令李冲发起的改革地方组织的“三长制”。 所谓“三长”,就是指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选择能力强、德行高的乡人担任长官,称为邻长、里长、党长。各长负责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检查户口、征收赋役。这实际上是脱胎于汉人政权的乡党制度。我们在 href='5644/im'>《纵横十六国》里也提过,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豪强聚众自守,设立“坞壁”这类独特的社会单位(陈寅恪先生曾作考证,认为陶渊明 href='/article/3338.htm'>《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坞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简单化,直接任命坞主为宗主,建立“宗主都护制”。结果呢,人们都在宗主的庇护下隐匿户口,以逃避赋役,严重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户里头有三五十家的情况,这个户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 有了三长制,北魏的99lib?基层组织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与俸禄制一样,三长制的颁布也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李冲上奏后,冯太后向百官一公布,满朝文武可就炸开锅了。 秘书令高祐、中书令郑羲的观点是三长制看起来很有用,其实难以推行。郑羲补充说:“如若不信,不妨试行;失败之后,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 太尉拓跋丕赞成施行,认为此法若行,国家与个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坚持守旧,说:“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会滋生祸乱!” 多数大臣处于两方之间,认为时值农忙,新旧制度难以衔接,不如缓行,等到秋收之后再颁布。 李冲很不以为然,对一干大臣说:“新制度若不凑准时间,大家得不到好处,肯定会有怨言;眼下改制,正好让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实惠,认识到改制的目的。” 冯太后最终力排众意,采纳李冲的意见,果断迅速地向全民推动三长制度。不出半年,各地户口数就大量增加,豪强们不高兴了。冯太后又下令降低赋税,这可让大家开了心,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连续三年的三大制度,成为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书的一笔。经过一系列改革,北魏的改制逐渐驶入了一条半自觉的轨道。冯太后与刚刚成长起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面临什么新的问题呢? 十一、北魏重教崇礼 北魏颁布三长制的当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以正式礼服上朝接见众臣。这算是一个标志,冯太后此后虽仍继续临朝听政,但大权已转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冯太后两次临朝期间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叙过两点:拓展疆域与改革制度。前者先因刘宋自身的混乱而得手,其后又因为形势判断的失误而止步淮水;后者的三大制度则均由她本人亲自决策和推动。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鲜卑人的魏国胡气越来越淡,而汉风则越来越盛。 冯太后的另两点贡献,是兴办学校与尊崇儒礼,这两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教育和礼仪上对北魏进行全盘儒化,或者说是全盘汉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个道理,想让鲜卑人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齐整人伦,而是需要从内部对上层贵族着力改造,这种改造或许是表面的、肤浅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肤浅,却可以引发日后的连锁反应,最终实现真正的汉化。 所以冯太后着力培养的对象远不只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时被封王,冯太后就乘此机会,在平城设立皇家学馆,选拔最有学问的老师,组织他们学习儒家文化。这个措施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拓跋鲜卑人是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们的贵族子弟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骑马、射箭这类硬功夫,以及通过实战积累的指挥经验。对于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机会认真汲取和领略,所以拓跋珪才会问出“天下书籍有几许”这样的准弱智问题。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在贵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冯太后深谙“文化熏陶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这些亲王将来是北魏的栋梁,那么把他们熏陶成“鲜卑皮汉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这一代人成为北魏皇族中承前启后、推行彻底改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学馆中已经表现得聪明好学、出类拔萃,文章写得一级棒,拓跋宏也特别喜欢这个弟弟,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好。 对于拓跋宏本人,冯太后则更是着力培养,为他编了一本专门的教材,叫做《劝戒歌》,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后世的 href='437/im'>《三字经》、《子弟规》,每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既容易记,又有助于学习道理。冯太后一共编了三百多章,称得上是儿童教材编写的勇于实践者,大约也是古往今来教材编写者中实权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写了十八篇《皇诰》,在宴请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诏书的形式颁布,作为皇帝学习的指南、为人的准则以及施政的纲领。 尊崇儒礼方面的举措,则基本是与三大制度的颁布同步进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诏全面禁止卜筮和谶纬,一旦发现,统统焚毁,私藏不报者一概处死。谶纬这个东西,我们在 href='5644/im'>《纵横十六国》中也专门介绍过,兴盛于汉代,一度成为统治者维护地位的重要工.99lib?t>具,其影响至北魏前期已经小了许多。对于乱世迭兴的政权,谶纬学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北魏太武帝之后长期治世的局面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风头正劲、玄学日益兴起,谶纬已退居二线。北魏在这个时候又来这一招,自然是把谶纬推入了万丈深渊。 太和十年,北魏规定官员公服的等级。公服按照品位级别的不同,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从高到低分别是朱、紫、绯、绿、青。这种等级颜色化的创意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已经很难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鉴魏晋时期的旧制。无论如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以颜色来区分品位。这一制度演变到唐宋,官服逐渐减为紫、绯、绿、青四种,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显贵的代名词,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太和十一年,北魏又严格审核、统一规定典礼乐章,不属于雅乐的全部摈弃不用。这显然又是继承了儒家思想极其重视音乐文化的特点,到了孝文帝统治中后期,北魏的宫廷文化已经与传统汉族王朝非常接近了。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病故于平城太和殿,享年四十九岁。从小接受冯太后谆谆教导的孝文帝悲痛欲绝,整整五天滴水不喝,大臣们极力进谏,他才勉强喝了一碗粥。冯太后崇尚节俭,遗言中强调要丧事从简,不必设置各种陪葬>藏书网器具。但孝文帝不顾高闾、游明根等人的反对,执意将陵墓拓宽六十步,以达到皇陵的规格。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文明皇太后并没有与他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合葬,而是于生前自行在方山(今山西平阳北)选择了一处墓地。 4f20." >传统史家多将太和年间北魏的兴盛发达归功于孝文帝一人,直到国学大师吕思勉在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太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太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史学界才逐渐将更多目光投向这位“巾帼女杰”。宠信“面首”与太监是冯太后最为后人诟病之处,不过安置面首的做法虽可商榷,冯太后并没有因此影响政令的实施。相反,她的两大面首王叡和李冲并不是所谓的“绣花枕头”,而是很有能力。尤其是中书令李冲,在冯太后去世后依然参与朝政规划,尽忠尽责,深受孝文帝的重用。 冯太后给北魏帝国留下了太多的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孝文帝本人。从太和十四年起,北魏正式进入了太和盛世的后半期——孝文帝时代。 在介绍孝文帝的事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两位南齐皇帝:太祖高皇帝萧道成与世祖武皇帝萧赜。 萧道成在称帝并顶住了北魏的几轮进攻之后,进入了统治的平和期。可惜好日子不长久,他只做了不到四年的皇帝,就于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去世了。 萧道成一生目睹刘宋政权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意识到刘宋后期诸帝以下奢靡腐败的危害性。他即位后就以身作则,号召天下人移风易俗,勤俭朴素。宋孝武帝刘骏以来皇帝的礼服日益精美华丽,上面还佩有光彩照人的玉导,萧道成下令将玉导打碎,类似的装饰物也参照此例废止不用。宫中凡是用铜制作的器物栏杆,全部改为铁质,宫殿里不得铺张浪费,能省则省,能替则替。他常爱对身边的人说一句话:“假使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将使得黄金与土同价。”可以说是位典型的视黄金如粪土的主儿。可惜,仅仅做一些作秀式的表率,而没有有效的措施99lib?与合理的手段,民间奢靡腐败之风又怎么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经济方面,萧道成也没有太多建树。对于士族阶层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他试图从皇室入手,进行控制,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类似均田制的数字化管理,南朝的社会阶层又远较北朝复杂,简单的政令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更糟糕的是,自从刘宋初年推行土断以来,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加入可以享受免役特权的“黄籍”(与要服役的“白籍”相对),千方百计地投机取巧、伪造业绩、贿赂官员,到了刘.宋末年已经是积弊重重,虚假户籍比比皆是,国家财政收入蒙受了巨大损失。萧道成于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接受虞玩之的建议,以元嘉二十七年的板籍为标准,重新登记户籍,这就是南齐初年的“检籍”。在检籍中,政府在各地专门设立官员进行审查,对于弄虚作假者严惩不贷,并规定每人每天必须要查出几个作弊户籍。这可就是瞎搞了,有些地方的官员实在找不出非法的,就硬从合法的黄籍户口里挖出好欺负的,拿来充数,而那些会打官场交道,善于逢迎贿赂的人,又再次逃脱了惩罚。萧道成的好想法办成了坏事,民间怨声载道,许多被取消黄籍的百姓不服现状,起来造反,政府蔑称这些人为“白贼”,残酷镇压,双方矛盾越来越大。齐武帝萧赜继位后,一场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十二、齐武帝萧赜 齐武帝萧赜是萧道成的长子,据说他出生的时候,祖母陈氏(即萧道成的母亲)和生母刘氏同时梦到龙身盘踞于房梁之上,可谓大富大贵之兆。萧道成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小名“龙儿”,从中也可以看出萧道成的“异心”。萧赜本人从小也把自己看做匡扶天下之才,凭借老爹的功绩,很早就有所作为,在宋明帝平定刘子勋的作战中又立下大功。萧道成掌握大权后,他被封为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沈攸之起兵时,朝廷内部危机暗伏,一时腾不出手来对付,萧赜未经朝廷授权,就据守长江上的湓口(今江西九江附近),以阻止沈攸之东下。萧道成得知后,十分得意地说:“这真是我的儿子啊!” 作为父亲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萧道成称帝后,萧赜顺理成章地做了皇太子。父亲驾崩,他年纪已经有四十三岁,无论从能力还是经验上,都是担任皇帝的最佳年龄。萧赜呢,也算个合格的皇帝,他行事果断,执法宽厚,深识大体,又和父亲一样见证了刘宋的腐朽亡国史,推崇“宫中俭,天下富”的99lib?治国理念,南齐在他的治下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他的“永明”时代是自“元嘉”以来第二个比较稳定的时期。(著名的南朝诗歌体“永明体”就产生于这一时代。受佛教的影响,汉语音韵四声的理论日益成熟,诗歌创作的平仄韵律就有了保障,永明体的诗歌多以五言四句、八句为主,非常接近于唐代的绝句与律诗。)南齐皇室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称颂永明的十一年间“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虽为溢美之辞,但也的确有事实根据,加上这一时期南北之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而以和平交往为主,萧赜的统治还是颇有可称道的地方。 萧赜吸取刘宋兄弟阋墙的教训,又谨遵父亲临终的教诲:“宋氏若骨肉不相图,它族岂得乘其弊?汝深戒之。”他与同样很有才干,受父亲喜爱的弟弟豫章王萧嶷关系保持得不错,对其他的萧氏宗室也能充分信任。萧赜在这一点上做得要比同为守成之君的宋文帝刘义隆强一些,但是也仅限于此,他容人的肚量并不大,几个留下来的功臣忠臣都被他诛杀。 萧道成在位时,司空谘议荀伯玉曾向萧道成参过一本,揭发萧赜纵容亲信张景真为非作歹。萧道成非常生气,在萧赜外出拜谒皇陵的时候,派人入东宫捕杀了张景真。父子的关系闹得非常僵,多亏大臣们求情,萧赜才逃过一劫。事后萧赜听说整件事情是荀伯玉在背后作梗,自然与他结下了梁子。 萧道成撒手人寰,萧赜立即开始算老账。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他下诏诬陷战功卓著的五兵尚书垣崇祖在江北边境上集结力量,与荀伯玉谋反,将这两个人都给抓起来杀了。 接着轮到车骑将军张敬儿,这家伙就死得更冤枉了。他的妻子经常梦到全身发热,每次一有那种梦,张敬儿总会发达一把,非常怪异(其实也不奇怪,很可能只是身体某方面的疾病的体现,碰上一些巧合而已)。他就到处对亲朋好友夸耀,而且还添油加醋讲一些更离谱的梦,比如他说自己梦到家乡的树长到天顶。这些梦话被一名太监传到萧赜那里,就成了不臣犯上的罪证,恰好又有人报告萧赜,说张敬儿还经常和蛮族人打交道,萧赜终于起了疑。他在会见群臣的宴席中当众捉拿了张敬儿,宣布了一堆捕风捉影的罪名,将他与他的几个儿子一并处死。这么一个开国功臣就白白死在做梦上头了。(总体上看,齐武帝与宋明帝正好相反,后者是对兄弟多疑,对臣下宽厚,齐武帝则是对兄弟宽厚,但对臣下十分地不信任。宗室之间矛盾重重固然会导致内乱,但皇帝至少还有一批可用之人,如果对人才也不能放心使用的话,那就很难有所作为了。仅凭这么一点,我们就可以断言南齐一朝的格局也不可能大到哪里去。) 问题总是多于成绩,刘宋失败所留下的弊病,萧道成没有解决,萧赜也没能解决。到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各种问题来了一次总爆发,在会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 起义的根源就是“检籍”,会稽一带由于出现了大量却籍人口,朝廷就下诏将却籍人口充往边疆服役,这一来更加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富阳的一名却籍百姓唐寓之自称会法术,在新城(今浙江富阳一带)聚集了四百多人,迅速攻陷了新城、富阳、桐庐等地。附近的那些丢了黄籍、对政府不满的人听到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纷纷前往投奔,唐寓之的部众一个月中就扩充了近百倍,达到三万之多。 起义军达到这个规模,跑到哪里都会加入一些逐大流的群众。南齐各地的守备如纸糊的一般,被这乌合之众在统治的核心地带打了个遍地开花。永明四年(公元486年),唐寓之的军队先后攻陷了钱唐(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诸暨、余杭,并分兵向南攻陷东阳(今浙江金华),杀掉了东阳太守、萧道成的族弟萧崇之。 一连串的惨痛失败令建康的朝廷大为震动,萧赜赶紧派出皇城的精锐部队——台军前往镇压。 唐寓之的志向并不大,几场胜利之后就觉着自己得了天命。他在钱唐就地称帝,改国号为吴,改元兴平,设置百官,以为可以和南齐分庭抗礼。结果台军的数百骑兵和数千步兵一杀到钱唐,唐寓之就乱了阵脚——哪见过这么勇猛的骑兵部队!乌合之众一战而溃,唐寓之被俘身亡,几万人的大起义呼啦一瞬间就失败了。 台军战斗力虽强,军纪却很糟糕,攻入钱唐后,不但拘押了大量却籍民众去服役,还大肆抢掠城中的百姓。萧赜听说后,马上下令问罪,台军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被斩首,左军将军刘明彻被免官削爵。 朝廷方面在整件对付起义军的行动中毫无可圈可点之处,对付却户的方式更是愚蠢无理之极。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去齐魏边境的淮水充军,一呆就是近十年,永明八年(公元490年),萧赜正式承认十年以来的“检籍”制度彻底失败,下诏所有升明以前的户籍可以重新恢藏书网复,发配戍边的却户可以返回原居住地,只不过对以后再在户籍上弄虚作假的人要予以严惩。(要求政府部门承认政策的失败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一朝一治”的人治时代,像这几年中国政府终于承认某些改革措施的失败,并且着力去纠正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是值得称许的。) “检籍”失败之外,萧赜大约还有另一个大遗憾,那就是巴东王萧子响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闹出的乱事(荆州在整个南朝期间就是祸乱之源,谁给搁在那里谁就“疯狂”)。 萧子响是萧赜的第四个儿子,才二十二岁,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又擅自选拔了六十名武士做贴身侍卫,并且与荆州的蛮族私下里交换武器。萧赜派长史刘寅等八人到荆州深入调查此事,萧子响听说有官差来检查,心中犯嘀咕,执意要求出示诏令。官差们则咬定要先检查,双方争执不下,萧子响莽撞,一发火,直接下令绑了八个人,统统砍头,并向父皇禀明情况。 严格来说这件事情父子俩都有责任,萧赜没有与萧子响很好地沟通,又没挑好合适的办事人员,把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给捅大了。萧赜听说派去调查的人竟然被儿子砍了,当即大怒,任命九子、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又要派淮南太守戴僧静领兵讨伐萧子响。 戴僧静提醒说:“巴东王年少,刘寅这帮人逼得太急,导致他做事不考虑后果。何况是陛下的亲儿子,算不得大过!要是忽然兴师动众去攻打,反倒会搞得人心惶惶,那就麻烦了。我戴僧静不敢领命。” 萧赜心说有理,就转移目标,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和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几百台军前往江陵,只搜捕萧子响左右那些小人,并吩咐说:“萧子响若是束手回京请罪,可以保全他的性命。” 不曾想这回又是所任非人。胡谐之的副手、平南内史张欣泰劝胡谐之以利害关系对萧子响的左右做好思想工作,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胡谐之偏偏不听。一到江津,胡谐之的大军就修筑了一座城垒,摆出一副兵戎相见的样子。 萧子响害怕,多次派使者向胡谐之解释:“天下哪有儿子反叛老子的呢?我也不是想造反,只不过是行事粗心鲁莽罢了。我愿意乘单舟到朝廷中面见父皇,讲明情况,接受处罚。你们何必筑城捉我呢?” 胡谐之和茹法亮都不理不睬,唯独尹略说了一句话:“谁跟你这种叛父的逆子讲话!” 萧子响郁闷地拼命哭泣,他又杀牛备酒,派人送到胡谐之的军中,没想到尹略收了这些吃的,全都倒到了江里。萧子响又想与茹法亮通话,要求会见传达诏令的官差。茹法亮并不派人前去见面,反而将萧子响的使者关押了起来。(从这一段看得出萧子响本质完全不坏,这事坏就坏在某些急于扬名立万的小人手里了。) 萧子响被惹毛了,组织了自己所养的勇士以及府上兵士两千多人,亲自到长江堤上驻防,两军一交战,台军大败,“目中无人”的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人都乘了单艇逃走。 萧子响无心与父皇对抗,就带了三十名左右亲信,乘坐小船,顺江而下,准备到建康向萧赜讲述详情。 半道上遇到的人却要了他的命,此人便是萧道成的族弟,后来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的父亲——丹杨尹萧顺之。萧顺之带的军队本来是胡谐之的后继,胡谐之打了败仗后,萧顺之也不可能孤兵深入,进攻萧子响。哪料到萧子响却自己送上门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想向萧顺之申诉明白。萧顺之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他在离开建康时已经接受了太子萧长懋的密令:尽早送萧子响上西天(萧长懋对这个弟弟是最为忌惮的,这次自然要假公济私一把)。萧顺之就看准机会,在演武的射堂中用一根绳索将萧子响缢死。 齐武帝萧赜的很多做法本意不坏,却接连不断地下出昏着。齐国在他死后才真正衰亡,可衰亡的种子在表面歌舞升平的永明末年就已暗暗埋下了。 十三、迁都洛阳 萧赜在位期间,除了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年~488年)桓天生在南阳旧城起兵交结北魏,边境上闹过冲突外,一直维持“北方无战事”的状况。到了统治的最后一年,即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萧赜忽然下令在石头城修造三千辆战车,准备攻打丢失多年的淮北重镇彭城。 消息传到平城,宋国宗室刘昶几次面见孝文帝,向他哭诉,要求出兵南征,以雪前耻。孝文帝便在经武殿大会公卿,议论讨伐南齐的大计,并于淮、泗一带招兵买马,广积粮草。萧赜这边则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随时准备抵御魏军入侵。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冲突却引发了北魏自上而下的“大革命”——迁都洛阳。 其实在迁都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有一项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就很值得玩味:孝文帝召集群臣,讨论北魏政权的德运行次问题。 德运行次,或称五德终始说,是发端于战国阴阳家的学说,到了汉代以后成了封建帝王控制统治合法性的得力工具。简而言之,这套学说是指,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对应的德运,用五行之一来表示。改朝换代,说到底就是德运之间的相生相克。比如说两汉就是火德,魏、晋分别是土德和金德,对应的正是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的原理,后来南朝接承东晋,以正统自居,当然也就自觉继承,宋是水德,齐是木德,等等。 问题出在北朝,西晋灭亡后,北方大乱,十六国中勉强像样点的政权,大概也就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这几个。而这几个朝代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也早给自己的德运对号入了座。石勒的后赵认为自己继承的是西晋政权,所以德运就是水德,慕容氏的燕国认为自己灭了后赵而称霸北方,所以遵从木德,苻坚灭前燕统一北方后,也把德运承接了过来,为火德。北魏前期的君主们认为拓跋氏起家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以前秦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德运应该算土德。中书监高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帝王都是以中原为正统,统治的善恶、长短是不计较的。所以就算桀、纣无道,周厉王、晋惠帝昏庸,也不能改变夏、商、周、晋等朝的正统地位。占据中原的皇朝自晋以后,就是赵、燕、秦这几朝,我们魏国继承秦国的火德,当然就是土德了。而且我们的国姓拓跋出于黄帝轩辕,黄帝也是土德,微臣以为我朝德运应为土德。”说的正是北魏建国以来的传统观点。 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并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始祖神元皇帝和晋武帝就有往来,桓帝、穆帝等又辅佐晋室,所以我朝的运祚其实承继的是司马氏的晋朝,赵、燕、秦那些朝代,局促一隅,哪有资格谈德运,咱们魏国怎么可以舍晋而为土德呢?”这席话的意思,就是利用曾被西晋封为代王的拓跋猗卢等人与晋朝的关系,将中间经历的小王朝全部视为谮伪(这也就是后来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的理论根本),以水德直接继承晋朝的金德。 辩论异常激烈,但李彪等人的观点调子高,逐渐赢得不少大臣的支持。孝文帝最后拍板,就这么办,魏国的德运改为水德。 德运这玩意虽说是些宣扬天命变换的鬼把戏,其中的内涵却能反映北魏不同时期的自我定位。遵奉土德,那就是以中原政权自居,继承的是西晋分崩离析后的大分裂局面,充其量也就是个割据王朝;遵奉水德就不同了,继承的是晋朝,而晋朝是沿袭汉、魏(曹魏)传下来的,是中华政权,比中原政权要高一个档次。孝文帝的决定说明,这个时候的北魏已自视为高举中华文化火炬的正统王朝,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政权的合法性都被否定。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99lib?系列彻底的汉化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 首要任务是迁都。北方汉人认庙不认神,你把国都放在僻处北疆的平城,顶多就是个坐大了的胡人国家,只有定鼎河、洛,追随汉、晋那样的大一统王朝,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迁都是大事儿,哪能说迁就迁,孝文帝深知鲜卑贵族们顽固守旧的特点,如若草率宣布迁都,肯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甚至会造成朝中的分裂,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要做成大事,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萧赜北伐的传闻给了他契机,一条计谋在他心中酝酿成熟。这一天,他宴请群臣,忽然装作心血来潮,请身边的太常卿卜卦,一把算下来,碰上了易经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孝文帝激动地说:“这是好兆头,我们应该像‘汤、武革命’那样顺应天意,讨灭不臣!” 大臣们不知皇上今天发了什么神经想“干革命”,都不敢说话。孝文帝的堂叔、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可看不下去了,他以为皇帝年轻气盛,考虑问题不周,劝道:“‘革’的意思是要变天,我大魏奄有中土,要征讨不臣,却碰上‘革’这么个卦象,恐怕不吉利吧。” 孝文帝脸色一沉:“社稷是朕的社稷,任城王你想动摇军心么?” 拓跋澄争辩道:“社稷诚然是陛下的社稷,但臣也是社稷之臣,岂可知危而不劝阻呢!” 孝文帝怒气未消,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久,才缓缓说了一句:“彼此各言其志,朕不计较了!” 群臣目睹这一幕,谁还敢开口发言?宴席结束,大家就无声无息地散去。孝文帝单单留下了拓跋澄,来到后室,轻声对他说:“刚才的事,叔父万勿计较!我的态度之所以那么严厉,就是吓唬一下而已,不想让文武百官来阻挠我的想法。实话实说,举兵南征是假,迁徙国都是真。现在的国都平城面对北方大敌(指柔然),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城。叔父你接受的也是儒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想要推行汉风汉俗,在平城这个地方是没前途的,只有把都城迁到中原去,才可以有所作为。叔父以为如何呢?” 拓跋澄恍然大悟,愁脸顿时成了笑脸,说:“陛下迁都中原,此乃周、汉兴盛的根本啊,我拓跋澄举双手赞成!” 孝文帝又说:“可是北方人的脾性你也知道,到时候闹起来,也不好收拾,你看怎么办?” 拓跋澄信心十足地答道:“迁都是非常之事,自非常人所能虑及。只要陛下打定主意,那些没远见的人能有什么作为!” 孝文帝大喜,夸赞道:“任城王真是朕的张子房啊!” 就这样,太和十七年的六月,孝文帝下诏亲征,并在黄河之上铺设浮桥,为大军渡河做好准备。看这架势,很多人都联想起曹操的赤壁之战和苻坚的淝水之战,生怕孝文帝再蹈覆辙,秘书监卢渊特意上表请求不要亲征。孝文帝不听,率领步骑三十万,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方进发。 说起来也是天意,大军从平城渡过黄河抵达洛阳,一路上尽是小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北魏的将士一个个疲惫不堪,全无战心。在洛阳停留几天后,孝文帝又下令前军出发。大家根本就不愿意再走,纷纷懈怠起来。 孝文帝也不说话,自个儿穿上戎装,手执马鞭,跳上战马,就要出城去。抱怨不已的大臣们见此情景可傻了眼了,莫非皇上真的疯了么?他们赶紧追上前去,围在孝文帝的马头,呼啦啦跪倒一大片。 孝文帝故作惊讶状,问道:“大军将进,你们这算是什么意思?” 尚书李冲等人说:“今日南征之举,天下人所不愿,唯独陛下一意孤行;陛下孤身出行,到底想去哪里?臣等知道劝不住陛下,现在只好以死相争!” 孝文帝大怒,说:“朕正要一统天下,你们几个儒生,怎么这么不懂事,真是坏朕大事。再要说话,休怪朕的刀剑不客气了!”说着一挥鞭,冲出重围,就要继续往前走。 安定王拓跋休等老一辈宗室吓坏了,抱住孝文帝的马匹就放声大哭。泣声惨烈,孝文帝的戏也不忍心再演下去了,他叹了口气,对眼前的众人说:“哎,这次兴师动众,如果就这么半途而废,一无所成,如何向后人交待呢?要么这样吧,朕世居北方,既然不南征了,那就把国都迁到这里,你们看如何啊?” 一群人还在犹豫,孝文帝装起不耐烦的样子99lib?,说:“啰里啰唆,成何体统,同意迁都的站在朕左手边,不同意的站在右手边。” 话音刚落,拓跋澄就领着不少大臣跑到了孝文帝的左手边,但拓跋休等几个人还是老大不愿意地挪到了右边。 南安王拓跋桢乘机进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陛下只要停止南下,迁都洛阳,就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 孝文帝哈哈大笑,群臣高呼“万岁”,几个守旧人士明白胳膊拗不过大腿,又怕孝文帝南征,只好听从孝文帝的命令,一起商议迁都的事宜。 李冲建议孝文帝先回平城,等下面的人准备停当,再搬到洛阳来。孝文帝笑道:“无妨。朕将巡行各州各郡,在邺城等地驻留一段时间,这个节骨眼上不宜马上回平城。” 他命拓跋澄打头阵,先返回平城,对留守的官员们做思想工作,组织他们迁都。临行时勉励他说:“今日之事,才正应了那个‘革’卦,王爷努力为之!” 孝文帝在邺城呆了半年,才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回平城,说服为数不多的老古董们。 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四方未定,不宜迁都,而且到了河南那边,可就没马了,怎么打胜仗啊?” 孝文帝说:“我们去了洛阳,又不是放弃燕、代了,把这里改成专用的马场,不是更好吗?何愁没有马呢。而且平城这个地方在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啊。”言语间自己俨然中原帝王的样子。 尚书于果又说:“臣明白平城没洛阳那边好,可是先帝创业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居乐业,一旦南迁,大家一定不会开心呢。” 孝文帝说:“称霸天下者,以四海为家。咱们的远祖,僻处漠北,当年昭成帝(拓跋什翼犍)迁都盛乐,道武帝(拓跋珪)又迁都平城,这迁都的事情也不止做过一次。朕为何就不能迁呢?” 大臣们实在争不出什么道理了,只好嘀咕道:“迁都大事,应当卜个卦算算吉凶。” 孝文帝不以为然:“卜卦是要圣人来做的,我们今天没有圣人。更何况卜卦用来决疑,迁都之事,无疑可言,不必再卜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异议也没市场了,孝文帝终于凭借智慧与舌辩,完成了迁都洛阳城的这项壮举。中华文明兴盛的新一轮曙光,在洛阳宫殿的檐角之间,隐隐显现。 十四、一岁三号乱齐廷 迁都洛阳,只是孝文帝汉化计划的第一步。按照孝文帝的既定方案,接下来所要做的是循序渐进地推行汉化改革制度,待得时机成熟,便以正统皇朝的姿态去扫平尚未归附的南朝余孽,一统华夏。然而就在此时,南朝内部的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使得齐魏之间的一场大战提前到来。 齐武帝在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的北伐大计还没实施,他自己就一病不起。皇帝的后事摆上了台面,这时候的形势称得上是微妙之极。 为什么这样说呢?问题出在立储上。如果权力正常交班,那么接替皇位的就是三十六岁的太子萧长懋。总体来说,萧长懋还比较让齐武帝萧赜感到满意,他晚年着意培养太子,将很多尚书省的具体事务都交给萧长懋去处理,一方面观察他的处事能力,一方面也提高他的威望。不过萧长懋也有他的缺陷,与祖父、父亲的节俭截然相反,他崇尚奢靡,喜欢大兴土木,因为此事也挨过父亲的骂,后来虽有收敛,终究性情难改。可以想见,即便一切顺利,萧长懋做上皇帝,他也很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南齐的状况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惜老天爷连个机会都不给他,永明十一年新年刚过,萧长懋就得了重病,老爹还没死呢,他先死了。这下可就把储位给空出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萧赜非常为难。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其他的儿子中挑选德才兼备者立为太子;另一种就是按照立嫡长的原则,把萧长懋的嫡长子立为太孙,以为皇储。萧赜有二十三个儿子,真正有资格当太子的,其实只有嫡次子、竟陵王萧子良。 萧子良执政经验丰富,萧赜守湓口时,他就是得力助手,以后又在地方上做官。南齐建立后,他多次上疏陈述政见,虽然不是所有的
?征的,就是你们这批人,现在怎么却对皇上这么说?表里不一,欺瞒谄媚,太不像话了!” 李冲在一旁对孝文帝道:“任城王是忠于社稷哪!” 孝文帝不以为然,说:“任城王的意思,听朕话的就是奸佞,不听朕话的难道都是忠臣?所谓的小忠,正与大忠相对!” 拓跋澄不服,还辩道:“微臣愚钝,我的小忠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国谋利,不知道陛下所谓的大忠应该怎么做呢?”孝文帝还是不听这位他曾誉为“朕之子房”的“忠臣”,下令兵发洛阳,大军开往边境重镇悬瓠。 一年前在计迁洛阳之中表现得从容不迫的魏孝文帝,一年之后就变得这么急躁冒进,连当初完全支持他迁都的拓跋澄、李冲的话都置之脑后,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正体现了同一问题上君臣之间的差异。对任城王拓跋澄而言,迁都之后最重要的自然是安定,要想安定,自然得避免战争,所以要让南迁之民重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去,慢慢淡忘对故土的思念。孝文帝所要考虑的,是整个帝国的百年大计,那就不可能只专注于做好一件事。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尽快让国民意识到南迁的好处。洛阳离淮水并不远,如果能借此尽取江北诸郡,并让汉、胡(鲜卑)两方进一步融合,那么他的后续汉化措施必将阻力大减,否则,他的统治时刻都潜藏着危机。当年苻坚力排众议,坚持要灭东晋,核心思想与孝文帝是类似的。所以说,南征这一选项本身并不错,需要商榷的其实是时机问题,换而言之,在这个时候劳师动众,是否值得? (“自古君王多寂寞”,孝文帝的决策或对或错,我们今人大可评说,然而从孝文帝的那一席感叹中,我们却也读出了雄才大略背后的些许寂寞与无奈。) 南朝自从宋明帝丢了淮北四郡后,重新迁置了州郡治所。江北的几个大州中,徐州的治所在钟离,司州的治所在义阳,豫州的治所在寿阳。孝文帝的攻略是,徐州刺史拓跋衍攻打钟离,大将军刘昶与平南将军王肃进攻义阳(这是一对恨南齐入骨的难兄难弟,刘昶乃前朝宗室自不必说,王肃的父亲王奂曾是南齐的雍州刺史,因为擅用职权杀了长史刘兴祖,一家老小被齐武帝诛杀,唯有王肃逃出虎口投奔了北魏),自己则率大军经由悬瓠,主攻寿阳,另外,由于曹虎没有真正投降,只好命令进攻襄阳的卢渊与城阳王拓跋鸾一起改而攻打雍州重镇赭阳(今河南方城东),意图夺取南齐粮仓以充军用。 钟离和义阳的两路先后受挫。齐明帝萧鸾派在徐州、司州两地的刺史都是萧氏宗族,徐州刺史是刘宋大将萧思话之子萧惠休,司州刺史则是萧谌的哥哥萧诞。两人的策略都是严守拒敌,萧惠休还多次出城反击,打得拓跋衍毫无脾气。 孝文帝的这一路如一个世纪前的苻坚一样渡过淮水,兵临寿阳。魏军号称三十万,实际上大约也就十万左右。孝文帝登上八公山,并派人到城里传话,要会一会南齐的守将。 守卫寿阳的是萧鸾之侄、豫州刺史萧遥昌,他派遣参军崔庆远与朱选之出城会见拓跋宏。一场南北君臣舌战在寿阳城外展开。 崔庆远并没有被旌旗招展的北魏大军吓倒,进到拓跋宏帐中,他就首先“慰问”:“旌盖飘摇,远涉淮、泗,未免太过辛劳了?” 拓跋宏道:“我军将士如龙腾虎跃,倏忽间已过千里,经过的路途并不远,算不得辛劳。” 崔庆远听出对方话中的火药味,便说:“当年楚王曾问率领诸侯的管仲:‘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今天我也想问问魏国兴师动众,究竟是何原由?” 拓跋宏答道:“当然是有原因了。你是想要我给你们留点面子呢,还是直言斥责啊?” 崔庆远一脸不屑:“足下本居北方,我也不懂您为啥前来,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 拓跋宏就问:“好,那我就有什么问什么了。你们齐国的皇帝为什么废立啊,有先例么?” 崔庆远慨然应道:“废昏立明,自古如此。我们皇上与先皇武皇帝名为堂兄弟,情同鱼水,武皇帝临终托以后事。嗣君荒淫无道,才被废掉,群臣执意请求,皇上才登极为君,有何疑惑?” 拓跋宏又问:“既然如此,那齐武帝的子孙在什么地方?” 崔庆远答道:“七位藩王乱国,已经像周朝的管叔、蔡叔一样被诛杀了。其余二十几个藩王,要么在朝内为官,要么在地方上任职。” 拓跋宏见崔庆远对答如流,欣赏他的气度,命左右给他看座设酒。接着拓跋宏又问:“既然如此,你们的皇上为何不立近亲,学习周公辅佐成王,而要自取皇位呢?” 崔庆远说:“成王的品行高尚,周公才辅佐他,可是今天朝中近亲没一个比得上成王,所以不可以立。霍光不也立了远亲宣帝,而不立近亲吗?” “要是这么说,霍光当初要是自立为君,还能做忠臣么?” 崔庆远冷笑一声:“您这个比喻可不恰当,应该说立或者不立宣帝有什么区别。当今皇上正可与宣帝相比,哪里是霍光比得了的?按照足下的逻辑,那么武王伐纣,为什么不立微子并辅佐他,而要自己称王,贪图天下呢?” 拓跋宏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顿时缓解。他说:“朕是兴师问罪来的,听你适才一席话,十分受用。” 崔庆远点头道:“古人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才是圣人的军队。如今两国重修旧好,岂不是很好么?” 拓跋宏问他:“你是希望朕与贵国和好呢,还是不希望?” 崔庆远答道:“和好则两国交欢,人民幸福,否则两国交恶,生灵涂炭。和与不和,只在足下一念之间。” 崔庆远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在这次交锋中舌战魏孝文帝,不辱使命。崇尚汉文化的孝文帝又是钦佩,又是嫉妒,下令厚赏崔庆远等人,放他们回城。孝文帝明白在寿阳城讨不到便宜,只好挥师东下,增援钟离。 十六、孝文帝汉化改制 钟离的形势也没有半点好转。齐明帝担心防御吃紧,先期派了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带兵救钟离,与魏军对峙。魏军在行军中遭遇疾疫,孝文帝的妹夫、冯太后之侄、司徒冯诞也身患重病,死于军中(冯诞的死还是外戚冯氏迅速失势的开端,待下文再讲)。北魏尚未开战,先损大将一名,士气异常低落。即便在孝文帝的全力指挥下,钟离依然久攻不下,魏兵死伤惨重,孝文帝无奈将主力调至淮水中的小岛邵阳洲上,修筑城堡,又在与之相对的淮水两岸分别筑城,以期全方位截断南齐增援路线。都督徐州一带战事的是萧坦之,他派裴叔业猛攻岸上两城,迅速将其拿下,魏兵纷纷逃命,乱军中淹死、踩死的不计其数。 孝文帝亲眼目睹魏军败相,意识到在淮南仍难立足,他采纳高闾、陆睿的建议,放弃进攻计划。为了避免重蹈苻坚覆辙,他命前将军杨播率领三千步兵和五百骑兵在淮水南岸布阵殿后,抵御齐军的进攻,然后才敢以大军从容北渡淮水。 杨播是此役中的唯一亮点。时值春天,河水满涨,南齐军水陆并进,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杨播命令部下排成圆形阵势,阻止齐军追击,并率领将士冲锋陷阵,将重重齐兵杀得尸横遍地,心惊胆寒。眼见得大军已渡,河水稍退,杨播带上剩下的三百骑兵,挥舞手中兵器对着南齐的舰船大喊:“我现在要渡河了,能战之人只管上来!”南齐军队竟然没有一个敢动一动,目送着杨播渡过淮水,扬长北去。 其余几路进攻同样毫无进展。义阳、南郑两路的魏军陷入艰苦的攻城战,终于因为后继不足,难以维持,只好撤退。赭阳方面则更糟糕,拓跋鸾手下的几员战将相互间协调不力,卢渊、韦珍想要通过暂时休战寻找机会,李佐则与他们相反,日夜进攻,死伤不少。南齐援军来到,对魏军发动总攻,李佐单军迎战,大败,其余魏军各自溃逃,被齐将垣历生一一击破。此战令孝文帝大为恼火,他降了拓跋鸾的爵位,又将卢渊、李佐、韦珍削爵为民,这是北魏与南朝作战以来最重的一次军事处罚。 第二场魏齐大战(又称淮汉之战)以北魏进攻失败而告终。痛定思痛,孝文帝决定回归正轨,将一度中断的改革计划推行下去。改革的精髓是,要由外而内地改造鲜卑人。 大举进攻南齐之前,孝文帝就发布了一道诏书,禁止官吏、百姓着胡服。这道禁令显然是针对鲜卑为主的胡人的,大家穿惯了民族服装,可不习惯一下子换成汉服,何况很多武将出身的鲜卑统治者骨子里看不起汉人。于是大家私底下都骂孝文帝背弃祖宗,怨声载道。 不满的声音传到孝文帝耳中,他明白,是向群臣摊牌,以讲明改革习俗重要性的时候了。在这位“鲜卑种汉人骨”的皇帝的眼里,汉化的好处实在是明摆着的:一是承接正统,不再是老百姓眼中的夷戎,从而使统治稳固;二是促进经济,以农耕文化取代游牧文化,在当时就等同于先进取代落后;三是消除矛盾,从制度上来消除汉人与胡人之间的界限与隔阂。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大会群臣,忽然问道:“众卿是希望我大魏与商、周一样呢,还是连汉、晋都比不上呢?” 皇弟咸阳王拓跋禧马上说:“臣等愿陛下超越从前的君主!” 孝文帝又问:“那你们觉得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啊?” 拓跋禧回答道:“臣等愿陛下朝政日新!” 孝文帝笑道:“那是希望止于朕一身而已,还是希望传于子孙后代啊?” 拓跋禧说:“当然愿我朝千秋万代了!” 孝文帝就对群臣说:“既如此,朕自当发布诏令改革汉俗,你等不得违背。” 穆泰、拓跋丕、陆叡几个鲜卑老臣在旁边开始嘟哝起来,说:“我们鲜卑人一向骁勇善战,起于代北,而建都平城。现在迁都洛阳,一些百姓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已经>有不少人患病;如再改革汉俗,恐怕要亡族亡国了!” 孝文帝眉头一皱,就问仆射李冲等人:“诸卿有何见教?” 李冲本是汉人,自然大力拥护全盘汉化,盛赞改革汉俗的英明之处。以拓bbr>99lib?跋禧为首的年轻皇族也一力支持,说:“上令下从,谁敢违反!” 孝文帝这才点点头,说:“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这哪里还是胡人皇帝,活脱脱一位满嘴“子曰诗云”、摇头晃脑的老先生哪!)现在朕就下令,废除北语(即鲜卑语),改说汉语正音。三十岁以上的人,口音很难一下子改变,允许慢慢来;三十岁以下的人,和在朝廷上的人,不可再像从前那样说北语。如有违背,当即降黜。众卿以为如何?”拓跋禧等人立即拥护,穆泰等老臣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可众寡不敌,只好依了大流。 于是,孝文帝从这年开始连续发布改革令:禁止在朝中使用北语,违者免官;改革度量衡,使用汉朝的尺、斗,并铸造货币“太和五铢”,结束了过去没有货币的历史;学习春秋鲁人制定圜丘祭天之礼;在洛阳兴办学校;规定丧葬礼节,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就地在河南埋葬,不得回葬故里。 次年,孝文帝下诏:“北人称土为拓,后为跋。魏的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所以为拓跋氏。土乃万物之元,现改姓为元(从此以后我们把拓跋氏一律改称元氏)。诸功臣旧族,不少姓氏十分繁复,分别改为汉姓。”鲜卑的复姓多取其中的一个音节,改为汉族的单姓,比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这八个姓自建国以来一直功勋显著,位极王公,被定为鲜卑大姓。 为了与南朝汉人门族制度接轨,孝文帝又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四姓定为北方汉人的四大姓,将这几家的女儿纳入后宫。他自己“以身作则”,将李冲的女儿召入后宫为夫人,并指定自己的六个弟弟分别娶四大姓以及陇西李氏(即李冲一族)的女孩为妻。这一招虽有包办婚姻之嫌,但却大大有利于鲜卑政权品定姓族,并与汉人士族全面融合。(可见所谓的民族融合,在起初的时候也非全是出于自愿。漫漫历史长河中,很多人的命运都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个体而言,或许尤为痛苦,但对民族文化而言,却可能功及后世。) 齐整清流经过魏孝文帝几番“手术”,获得初步成功。耐人寻味的是,汉人与鲜卑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减小的同时,北魏内部却由于人为划分士族寒族,出现了另一种社会阶层的分化,以至不出三十年,北魏就陷入了完全的分裂。我们可以这么说:“北朝盛于孝文帝,也亡于孝文帝。”历史的悖论。 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他的太子元恂却打心里头不赞成。原来元恂与孝文帝截然相反,不喜欢读书,人又长得肥胖,在平城的草原上骑骑马还比较适合,跑到黄河以南的洛阳,可就犯了愁咯。到了夏天,他就热得受不了,一心想着要回旧都。孝文帝赐给他汉服,他却只在公开场合穿上摆摆样子,..回到东宫府就换回以前的胡服。东宫府中庶子高道悦屡屡语重心长地劝说,他不但不听,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到嵩山祭祀,元恂负责留守洛阳。他与左右商量好,备了一匹快马,杀掉眼中钉高道悦,准备连夜跑回平城。 洛阳城中的领军元俨觉察到元恂的行动,立即关闭了城门。元恂没法出城,又回到东宫。尚书陆琇密告孝文帝,孝文帝大惊。得知城中局势暂时已经安定,他也不作声张,照常完成祭祀回到宫中,命人逮了太子带到身前,劈头就是一顿狠骂,然后与元禧等人轮流棒打太子,打得太子皮开肉绽,几乎昏死过去,才让左右将奄奄一息的太子扶走。 过了几个月,孝文帝的怒气稍稍消了一点,便召集群臣商议废太子之事。太子太傅穆亮等人都不同意,脱了帽子磕头求情。孝文帝想了想,说:“众卿求情,所为私事,我讨论的,是为国事。古人云:‘大义灭亲’。如今元恂竟敢违背我的命令,想要叛据北方。这是目无君父,岂可饶恕?!若是饶了他,乃是国家之祸,只恐我身后,魏国也会有永嘉之乱!”下令废元恂为庶人,立次子元恪为太子,并派兵将元恂软禁。元恂的遭遇与以前宋国的刘义康一模一样,不久后风传有人要谋反拥立他,孝文帝不放心,一杯毒酒,赐他自裁。 元恂被废后,以穆泰为代表的反对改革派并没有善罢甘休。冯太后当年曾一度想废掉孝文帝,穆泰死命劝谏,才使冯太后回心转意,所以孝文帝一朝他本来是十分受宠的。现在大批鲜卑贵族对改革不满,都找到穆泰,想要变天出头。 穆泰、陆叡等人暗中策划拥立皇叔阳平王元颐为帝。元颐倒是个明白人,表面上答应了穆泰,私下里派人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请出有病在身的任城王元澄,一举拿获穆泰、陆叡及其同党,并全部处死。这一回合的打击之后,反对改革派的势力几乎灭亡,孝文帝的怀柔、铁腕两手措施显示了威力。 十七、内外鏖兵 孝文帝在颁布诏令改革风俗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冯太后时代实施的三大制度。到了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六月,他觉得内部重新整顿得差不多了,就下令调集河北的冀、定、瀛、相、济五州二十万兵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并以最得力的一个弟弟彭城王元勰都统主力,大举攻打南齐。魏孝文帝与齐明帝之间的第二次较量开场了。(魏、齐之间一共三场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即萧道成篡宋后发生在寿阳的大战,第二次是太和十八年至十九年的淮汉之战,第三次便是此战。此战也是两位皇帝之间的最后一次较量。) 北魏的进攻重心是中路的雍州,经过前一番较量,齐明帝也明白扼守中路的重要性,他命直阁将军胡松与军主鲍举两路军马分别援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和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守卫赭阳和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 北魏一边,荆州刺史薛真度(薛安都的从弟)在大军集结之前就出兵攻打南齐的南阳,被南阳太守房伯玉击败。南阳不过是淮南江北的小小一郡,抵抗竟如此顽强,使魏孝文帝耿耿于怀。大军藏书网南下后,他留诸将主攻赭阳,自己则领兵南下,攻打南阳的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 房伯玉的策略是放弃外城,关闭内城严守不出。魏军虽然轻松攻克外城,却拿坚固的内城一筹莫展。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到城下劝降,说:“我军这次南征,与往时不同,不攻城略寨那是不会退军的,所以阁下的宛城早晚都得攻下。长则一年,短则一月,请阁下好好思量,封侯还是杀头,只在一念之间。细细追究,阁下已有三罪:先朝为齐武帝之臣,蒙受恩宠,却不能尽忠全节,这是第一罪;薛真度来攻城,你将他打败,这是第二罪;如今天子亲自驾临,你还不面缚投降,这是第三罪。有此三罪,还不快快献城?” 房伯玉心说,无理都给你说成有理了,还像话么,就叫军中的副手乐雅柔登上城楼答话:“既然你们要来攻城,那就用心打吧。我房伯玉地位卑微,有幸对抗大驾,死得其所!我虽蒙武帝厚恩,不敢忘怀,但嗣主无道,当今圣上即位,也是尊奉了武帝的遗敕;所以我也是尽节。薛真度入寇,扰乱边民,所以我让手下将士好好教训了他一顿。我这也是尽职尽责,算不得有罪。” 孝文帝见劝降不成,便率军在城边巡视,以寻找战机。不想房伯玉先设一着,在城外的桥下埋伏了几名敢死队员,身穿虎斑衣,头戴虎头帽。孝文帝的小队人马经过时,这些人忽然跳出来发动袭击,孝文帝连人带马吓个半死,幸好运气不错,没有受大伤。左右神射手立即来援,射死南齐伏兵,才救得皇帝一条性命。 孝文帝惊魂初定,抬头看去,宛城城头的齐兵士气高涨。他被迫改变计划,留下咸阳王元禧继续攻打宛城,自己则带上一部兵马继续南下,攻打新野。 新野也不是软柿子,太守刘思忌据城抵抗,魏军攻势毫无进展。孝文帝下令在城外筑起长长的围墙,以作长期打算,并向城中放话:“房伯玉已降,你何必死脑筋独守一城呢?” 刘思忌当即答复:“城中的兵力和粮食还多得很呢,还没工夫听你这小小胡虏的话!” 此时的兵力形势是,北魏的数十万步骑兵分散在南阳的赭阳、宛城、新野等几座城外连续猛攻,而各城之中的守兵不过数万,众寡悬殊。齐明帝先后派出裴叔业、萧衍、崔慧景三路军马,分兵几道,救援雍州。 即便如此,齐军仍居劣势。屋漏偏逢连夜雨,南齐的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名将领向北魏投降,齐军从兵力和意志两方面都大大削弱了。魏军在沔水(今汉江)以北击败齐军,又俘虏了一批南齐的将军,并一直打到了沔水北岸。 窘境之下,南齐统帅们绞尽脑汁地想击中魏军命门。徐州刺史裴叔业曾与魏军多次交锋,他抓住魏军的特点,想出了一条围魏救赵的妙计:包抄到魏军身后,侵扰其边境,以引诱攻打雍、司两州的兵力退回。于是,他率领本部兵马,从钟离出发,乘虚而入,攻打北魏边境的虹城(今安徽五河西),果然一举拿下,虏获了城中的四千男女百姓。但当他西进攻打北魏的楚王戍(今安徽临泉西南)时,却遭到魏将傅永的伏击,大败而走,始终未能从实质上解决几城被围的问题。 次年(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南齐建武五年、公元498年)正月,进攻一方的优势愈加明显。北魏统军李佐首先攻下新野,太守刘思忌被俘,宁死不降,被杀。沔北诸城守将听说新野沦陷,相继南逃,湖阳、赭阳、舞阴、南乡等处被北魏占领。 一个月后,宛城的北城被北魏攻下,房伯玉被迫出降。经过半年的激战,襄阳以北的南阳、新野等郡均落入魏军之手。 樊城、襄阳的告急文书先后飞到了齐明帝的书案之上,然而他身边已经没有多少强将可用,只好派遣太尉陈显达率军救援,这是短短几个月中南齐组织的第四支雍州援军。接着他又派出左卫将军萧惠休,增援寿阳。 齐明帝萧鸾深感身心交瘁,体力渐渐不支。前方战事如
| 汉名(《魏书》姓名) | 鲜卑名《魏书》 | 本传卷次 |
|---|---|---|
| 元(拓跋)那 | 拓跋阿斗泥 | 列传第二 |
| 元(拓跋)目辰 | 拓跋[直勤]*美晨 | 列传第二 |
| 元(拓跋)六修 | 拓跋利孙列 | 传第二 |
| 元(拓跋)隆 | 拓跋阿干儿 | 列传第二 |
| 元(拓跋)提 | 拓跋[直勤]库莫提 | 列传第四 |
| 元(拓跋)他(它) | 拓跋[直勤]它大翰 | 列传第四 |
| 元(拓跋)仁 | 拓跋[直勤]库仁真 | 列传第五 |
| 元(拓跋)建 | 拓跋树洛真 | 列传第六 |
| 元(拓跋)翰 | 拓跋乌弈肝 | 列传第六 |
| 元(拓跋)余 | 拓跋可博真 | 列传第六 |
| 元(拓跋)嘉 | 拓跋郁豆眷 | 列传第六 |
| 元(拓跋)颐 | 拓跋安寿 | 列传第七 |
| 元(拓跋)云 | 拓跋[直勤]伐伏玄 | 列传第七 |
| 元(拓跋)天赐 | 拓跋[直勤]天赐 | 列传第七 |
| 元(拓跋)子推 | 拓跋[直勤]子 | 列传第七 |
| 元(拓跋)新成 | 拓跋[直勤]新成 | 列传第七 |
| 元(拓跋)羽 | 拓跋[直勤]驾头拔羽 | 列传第七 |
| 元(拓跋)琛 | 拓跋叚长命 | 列传第八 |
| 长孙道生 | 拔拔(托跋)道生 | 列传第十三 |
| 长孙兰 | 拔拔树兰 | 列传第十四 |
| 穆泰 | 丘穆陵石洛 | 列传第十五 |
| 穆亮 | 丘穆陵老生 | 列传第十五 |
| 古弼 | 吐奚爱弼 | 列传第十六 |
| 奚斤 | 达奚斤 | 列传第十七 |
| 叔孙建 | 乙旃幡能健 | 列传第十七 |
| 娥清 | 拓跋娥清 | 列传第十八 |
| 刘尼 | 独孤侯尼须 | 列传第十八 |
| 周几 | 普几 | 列传第十八 |
| 闾大肥 | 悦勃大肥 | 列传第十八 |
| 陆叡 | 步六孤贺六浑 | 列传第二十八 |
| 伊馛 | 伊楼拔 | 列传第三十二 |
| 苟颓 | 若干丘颓 | 列传第三十二 |
| 尉元 | 尉迟苟仁(人) | 列传第三十八 |
| 封敕文 | 是(拾)贲敕文 | 列传第三十九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高祖 | 武皇帝 | 刘裕 | 永初 | 420—422 | |
| 少皇帝 | 刘义符 | 景平 | 423—424 | 刘裕长子 | |
| 太祖 | 文皇帝 | 刘义隆 | 元嘉 | 424—453 | 刘裕三子 |
| 刘劭 | 太初 | 453 | 刘义隆长子 | ||
| 世祖 | 孝武皇帝 | 刘骏 | 孝建 大明 | 454—456 457—464 | 刘义隆三子 |
| 刘子业 | 永光 景和 | 465 465 | 刘骏长子 | ||
| 太宗 | 明皇帝 | 刘彧 | 泰始 泰豫 | 465—471 472 | 刘义隆十一子 |
| 刘昱 | 元徽 | 473—477 | 刘彧长子 | ||
| 顺皇帝 | 刘準 | 昇明 | 477—479 | 刘彧三子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太祖 | 高皇帝 | 萧道成 | 建元 | 479—482 | |
| 世祖 | 武皇帝 | 萧赜 | 永明 | 483—493 | 萧道成长子 |
| 萧昭业 | 隆昌 | 494 | 萧赜长孙 | ||
| 海陵王 | 萧昭文 | 延兴 | 494 | 萧赜次孙 | |
| 高宗 | 明皇帝 | 萧鸾 | 建武 永泰 | 494—498 498 | 萧道成之侄 |
| 东昏侯 | 萧宝卷 | 永元 | 499一501 | 萧鸾次子 | |
| 和皇帝 | 萧宝融 | 中兴 | 501—502 | 萧鸾八子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高祖 | 武皇帝 | 萧衍 | 天监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 | 502—519 520—527 527—529 529—534 535—546 546—547 547—549 | |
| 太宗 | 简文皇帝 | 萧纲 | 大宝 | 550—551 | 萧衍三子 |
| 萧栋 | 天正 | 551 | 萧纲侄孙 | ||
| 世袓 | 孝元皇帝 | 萧绎 | 承圣 | 552—554 | 萧衍七子 |
| 萧渊明 | 天成 | 555 | 萧衍之侄 | ||
| 敬皇帝 | 萧方智 | 绍泰 太平 | 555 556—557 | 萧绎九子 |
| 庙号 | 8c25."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中宗 | 宣皇帝 | 萧詧 | 大定 | 555—562 | 萧衍之孙 |
| 世宗 | 孝明皇帝 | 萧岿 | 天保 | 563—585 | 萧詧三子 |
| 萧琮 | 广运 | 586—587 | 萧岿之子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高祖 | 武皇帝 | 陈霸先 | 永定 | 557—559 | |
| 世祖 | 文皇帝 | 陈蒨 | 天嘉 天康 | 560—566 566 | 陈霸先之侄 |
| 陈伯宗 | 光大 | 567—568 | 陈蒨长子 | ||
| 高宗 | 孝宣皇帝 | 陈顼 | 太建 | 569—582 | 陈蒨二弟 |
| 炀公 | 陈叔宝 | 至德 祯明 | 583—586 587—589 | 陈顼长子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太袓 | 道武皇帝 | 拓跋珪 | 登国 皇始 天兴 天赐 | 386—396 396—398 398—404 404—409 | |
| 太宗 | 明元皇帝 | 拓跋嗣 | 永兴 神瑞 泰常 | 409—413 414—416 416—423 | 拓跋珪长子 |
| 世祖 | 太武皇帝 | 拓跋焘 | 始光 神麇 延和 太延 太平真君 正平 | 424—428 428—431 432—434 435—440 440—451 451—452 | 拓跋嗣长子 |
| 南安王 | 拓跋余 | 承平 | 452 | 拓跋焘五子 | |
| 高宗 | 文成皇帝 | 拓跋濬 | 兴安 兴光 太安 和平 | 452—454 454—455 455—459 460—465 | 拓跋焘长孙 |
| 显祖 | 献文皇帝 | 拓跋弘 | 天安 皇兴 | 466—467 467—471 | 拓跋濬长子 |
| 高祖 | 孝文皇帝 | 元宏 | 延兴 承明 太和 | 471—476 476 477—499 | 拓跋弘长子 |
| 世宗 | 宣武皇帝 | 元恪 | 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 500—503 504—508 508—512 512—515 | 元宏次子 |
| 肃宗 | 孝明皇帝 | 元诩 | 熙平 神龟 正光 孝昌 武泰 | 516—518 518—520 520—525 525—52 528 | 元恪次子 |
| 元钊 | 528 | 元诩堂侄 | |||
| 敬宗 | 孝庄皇帝 | 元子攸 | 建义 永安 | 528 528—530 | 元恪堂弟 |
| 长广王 | 元晔 | 建明 | 530—531 | 元子攸堂叔 | |
| 节闵皇帝 | 元恭 | 普泰 | 531 | 元恪堂弟 | |
| 安定王 | 元朗 | 中兴 | 531—532 | 元恪族弟 | |
| 孝武皇帝 | 元修 | 太昌 永兴 永熙 | 532 532 532—534 | 元恪之侄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孝静皇帝 | 元善见 | 天平 元象 兴和 武定 | 534—537 538—539 539—542 543—550 | 元宏曾孙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文皇帝 | 元宝炬 | 大统 | 535—551 | 元宏之孙 | |
| 元钦 | 551—554 | 元宝炬长子 | |||
| 恭皇帝 | 拓跋廓 | 554—556 | 元宝炬四子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显祖 | 文宣皇帝 | 高洋 | 天保 | 550—559 | 高欢次子 |
| 高殷 | 乾明 | 560 | 髙洋长子 | ||
| 肃宗 | 孝昭皇帝 | 高演 | 皇建 | 560—561 | 高欢六子 |
| 世祖 | 武成皇帝 | 高湛 | 大宁 河清 | 561—562 562—565 | 高欢九子 |
| 高讳 | 天统 武平 隆化 | 565—569 570—576 576 | 高湛长子 | ||
| 高恒 | 承光 | 577 | 高纬长子 |
| 庙号 | 谥号 | 帝王姓名 | 年号 | 公元纪年 | 关系 |
|---|---|---|---|---|---|
| 孝闵皇帝 | 宇文觉 | 557 | 宇文泰三子 | ||
| 世宗 | 明皇帝 | 宇文毓 | 武成 | 557—559 559—560 | 宇文泰长子 |
| 高祖 | 武皇帝 | 宇文邕 | 保定 天和 建德 宣政 | 561—565 566—572 572—578 578 | 宇文泰四子 |
| 宣皇帝 | 宇文赟 | 大成 | 579 | 宇文邕长子 | |
| 静皇帝 | 宇文阐 | 大象 大定 | 579—580 581 | 宇文赟长子 |
| 公元纪年 | (南朝)晋 | (北朝)魏 |
|---|---|---|
| 398 | 安帝司马德宗 隆安二年 | 太祖道武帝拓跋珪 天兴元年 十二月,改元,即帝位 是岁,攻占冀州,后燕分裂 |
| 399 | 三 三月,孙恩作乱,陷会稽 | 二 |
| 400 | 四 | 三 |
| 401 | 五 六月,孙恩至丹徒,为刘裕所败 | 四 |
| 402 | 元兴元年 二月,桓玄陷建康;三月,刘牢之降; 孙恩败死,余众推卢循为主 | 五 正月,柔然社仑统一漠北,称可汗 |
| 403 | 二 十二月,桓玄废帝自立,改国号楚 | 六 十月,败后秦于柴壁 |
| 404 | 三 二月,刘裕等起兵;五月,桓玄被杀 | 天赐元年 十一月,改元 |
| 405 | 义熙元年 五月,改元 | 二 |
| 406 | 二 | 三 |
| 407 | 三 | 四 七月,北燕代后燕,高云立 |
| 408 | 四 | 五 |
| 409 | 五 | 太宗明元帝拓跋嗣 永兴元年 十月,清河王绍轼珪;太子嗣杀绍,即位,改元; 北燕冯跋杀高云,即天王位 |
| 410 | 六 二月,灭南燕;卢循、徐道覆自广州起兵 | 二 五月,长孙嵩大破柔然骑兵; 柔然可汗社仑死,弟斛律继位 |
| 411 | 七 十一月,卢循败于龙编,卢循之乱平息 | 三 |
| 412 | 八 十月,王镇恶攻江陵,刘毅败死 | 四 |
| 413 | 九 三月,杀诸葛长民 六月,朱龄石攻占成都,谯纵死 | 五 |
| 414 | 十 | 神瑞元年 五月,柔然可汗斛律被执,兄子步鹿真立,败; 大檀称可汗; 十二月,柔然大举南侵,败走 |
| 415 | 十一 五月,败司马休之等,司马休之奔后秦 | 二 |
| 416 | 十二 | 泰常元年 四月,改元 |
| 417 | 十三 八月,王镇恶入长安,灭后秦 | 二 |
| 418 | 十四 十一月,夏赫连昌攻占长安 | 三 |
| 419 | 恭帝司马德文 元熙元年 | 四 |
| 公元纪年 | 宋 | 魏 |
|---|---|---|
| 420 | 高祖武帝刘裕 永初元年 六月,受禅于晋,改元 | 五 |
| 421 | 二 | 六 三月,北凉灭西凉 |
| 422 | 三 | 七 十月,大举攻河南诸镇 |
| 423 | 少帝刘义符 景平元年 四月,虎牢陷落 | 八 四月,攻占司、兖、豫等州,魏宋河南大战结束 |
| 424 | 太祖文帝刘义隆 元嘉元年 五月,废少帝;八月,迎立刘义隆,改元 | 世祖太武帝拓跋焘 始光元年 是岁,夏诸皇子相攻,赫连昌杀赫连; 八月,柔然可汗大檀入云中,败走 |
| 425 | 二 | 二 八月,夏赫连勃勃卒,太子昌即位 |
| 426 | 三 正月,徐羡之自杀,斩傅亮等 二月,擒谢晦,斩谢晦兄弟同党 | 三 |
| 427 | 四 | 四 六月,攻占夏都统万,赫连昌败走 |
| 428 | 五 | 神麚元年 二月,改元; 擒夏主赫连昌,夏赫连定即位 |
| 429 | 六 | 二 五月,两路北伐柔然,大败之,得高车、柔然降众数十万; 七月,柔然可汗大檀死,子吴提立 |
| 430 | 七 三月,到彦之率众北伐; 七月,占河南四镇; 十一月,到彦之率众败走 | 三 七月,收河南四镇兵北渡; 八月,北燕冯跋卒,弟冯弘杀太子翼,即天王位; 十月,安颉南渡河,攻占金墉、虎牢; 十一月,败夏主赫连定,尽得关中 |
| 431 | 八 二月,滑台陷落;檀道济退兵 | 四 正月,夏灭西秦; 二月,攻占滑台,第二次河南大战结束; 六月,吐谷浑灭夏 |
| 432 | 九 | 延和元年 |
| 433 | 十 | 二 |
| 434 | 十一 | 三 |
| 435 | 十二 | 太延元年 正月,改元 |
| 436 | 十三 三月,执杀檀道济 | 二 五月,灭北燕,冯弘逃往高丽 |
| 437 | 十四 | 三 |
| 438 | 十五 | 四 七月,北伐柔然,不见柔然而还 |
| 439 | 十六 | 五 九月,灭北凉,统一北方 |
| 440 | 十七 十月,收捕刘湛一党,软禁刘义康 | 太平真君元年 六月,皇孙濬生,改元 |
| 441 | 十八 | 二 |
| 442 | 十九 | 三 |
| 443 | 二十 | 四 正月,取仇池 |
| 444 | 二十一 | 五 正月,诏禁私养沙门、巫觋,不得私立学校 九月,柔然可汗吴提死,子吐贺真立 |
| 445 | 二十二 十一月,范晔等谋立刘义康,伏诛 | 六 九月,卢水胡盖吴反于杏城,拥众十几万 是岁,攻吐谷浑,败之 |
| 446 | 二十三 | 七 二月,诏禁佛教,毁经像、塔寺,捕杀僧人 八月,盖吴之乱平 |
| 447 | 二十四 | 八 |
| 448 | 二十五 | 九 |
| 449 | 二十六 | 十 九月,大破柔然,收民畜百万,自此柔然衰弱 |
| 450 | 二十七 七月,大举北伐 十月,王玄谟等败走 | 十一 九月,南救滑台 十月,大败宋军,分道并进,南下攻宋 十二月,至瓜步山 是岁,《国记》成,诛杀司徒崔浩 |
| 451 | 二十八 | 正平元年 正月,帝退兵,攻盱眙而不克;第三次河南大战结束; 六月,改元;太子晃以忧卒 |
| 452 | 二十九 五月,闻魏帝崩,北伐攻碻磝 八月,张永等大败,退军 | 隐王拓跋余 承平元年 二月,宗爱弑帝,立余,改元 高宗文成帝拓跋濬 兴安元年 十月,宗爱弑南安王;刘尼、陆丽等迎立濬;改元,杀宗爱等 |
| 453 | 三十 正月,太子刘劭弑帝,即帝位,改元太初 四月,武陵王刘骏即位于新亭 五月,刘劭败,伏诛 | 二 |
| 454 | 世祖孝武帝刘骏 孝建元年 二月,刘义宣举兵;六月,败死 | 兴光元年 七月,皇子弘生,改元 |
| 455 | 二 | 太安元年 六月,改元;命穆伏真等巡行各地,考察官员 |
| 456 | 三 | 二 |
| 457 | 大明元年 | 三 |
| 458 | 二 | 四 |
| 459 | 三 四月,刘诞反;七月,败死 | 五 |
| 460 | 四 | 和平元年 是岁,开凿云冈石窟 |
| 461 | 五 | 二 |
| 462 | 六 | 三 |
| 463 | 七 | 四 |
| 464 | 八 | 五 七月,柔然可汗吐贺真死,子予成立,改元永康 |
| 465 | 前废帝刘子业 永光元年 正月,改元 景和元年 八月,诛杀刘义恭等,改元 太宗明帝刘彧 泰始元年 十一月,寿寂之等弑前废帝;十二月,即位,改元 | 六 五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乙浑专权 |
| 466 | 二 正月,邓琬等奉刘子勋即位于寻阳,改元义嘉 八月,刘子勋等败死 十月,尽杀孝武帝诸子;徐州刺史薛安都等请降于魏 十二月,魏尉元等至彭城 | 显祖献文帝拓跋弘 天安元年 二月,冯太后收乙浑,临朝称制 |
| 467 | 三 正月,张永、沈攸之军败,尽失淮北 | 皇兴元年 八月,皇子宏生,改元 |
| 468 | 四 | 二 |
| 469 | 五 | 三 正月,慕容白曜入东阳,尽得青、冀之地 |
| 470 | 六 | 四 |
| 471 | 七 是岁,杀刘休祐、刘休仁、刘休若等 | 高祖孝文帝元宏 延兴元年 八月,禅位于太子,改元 |
| 472 | 泰豫元年 | 二 二月,柔然入侵,太上皇败之 |
| 473 | 后废帝苍梧王刘昱 元徽元年 | 三 |
| 474 | 二 五月,刘休范反,败死 | 四 |
| 475 | 三 | 五 |
| 476 | 四 七月,刘景素反,败死 | 承明元年 六月,献文帝崩,改元 |
| 477 | 顺帝刘准 升明元年 七月,杨于夫等弑苍梧王;帝即位,改元 十二月,沈攸之举兵;袁粲等被杀 | 太和元年 十月,诛李 |
| 478 | 二 正月,沈攸之败死 | 二 十二月,诛南郡王李惠 |
| 公元纪年 | 齐 | 魏 |
|---|---|---|
| 479 | 太祖高帝萧道成 建元元年 四月,受禅于宋,改元 | 三 十一月,闻萧道成篡宋,以大军南征 |
| 480 | 二 二月,大败魏军于寿阳 二月,下令检籍 | 四 二月,败于寿阳,退走 |
| 481 | 三 | 五 |
| 482 | 四 | 六 |
| 483 | 世祖武帝萧赜 永明元年 四月,诛杀垣崇祖、荀伯玉等 | 七 |
| 484 | 二 | 八 六月,施行俸禄制 |
| 485 | 三 十二月,唐寓之作乱 | 九 十月,颁均田令 是岁,柔然可汗予成立,子豆仑立,改元太平 |
| 486 | 四 正月,唐寓之乱平 | 十 二月,施行三长制 |
| 487 | 五 | 十一 |
| 488 | 六 | 十二 |
| 489 | 七 | 十三 |
| 490 | 八 八月,萧子响谋反,被杀 是岁,下诏恢复升明以前户籍 | 十四 九月,冯太后崩 |
| 491 | 九 | 十五 |
| 492 | 十 | 十六 八月,柔然可汗豆仑为国人所杀,其叔那盖立,改元大安 |
| 493 | 十一 正月,太子萧长懋卒;四月,立萧昭业为皇太孙 | 十七 九月,定迁都洛阳之计 |
| 494 | 郁林王萧昭业 隆昌元年 正月,改元 四月,萧子良以忧卒 海陵恭王萧昭文 延兴元年 七月,萧鸾弑郁林王,帝即位,改元 九月,萧鸾杀高帝、武帝诸子 高宗明帝萧鸾 建武元年 十月,废海陵王,即位,改元 | 十八 三月,迁都洛阳 十二月,帝发洛阳,征齐 是岁,禁士民胡服;开凿龙门石窟 |
| 495 | 二 三月,败魏兵于邵阳等地 | 十九 三月,攻钟离等城不克,退兵 六月,下诏禁胡语 |
| 496 | 三 | 二十 正月,帝改姓元氏,并改鲜卑诸姓氏 八月,废太子元恂 |
| 497 | 四 | 二十一 正月,立元恪为太子 九月,引大军数十万向襄阳 |
| 498 | 永泰元年 正月,与萧遥光谋,尽杀高帝、武帝诸子 四月,改元,王敬则反;五月,败死 七月,帝崩,太子即位 | 二十二 正月,拔新野;二月,拔南阳,得雍州五郡 九月,闻齐明帝崩,引兵还 |
| 499 | 东昏侯萧宝卷 永元元年 正月,陈显达伐魏,欲复雍州诸郡;三月,败走 十一月,陈显达举兵于寻阳;十二月,败死 | 二十三 四月,帝崩,遗诏赐皇后冯氏死 |
| 500 | 二 正月,裴叔业降魏,寿阳失于魏 三月,崔慧景反;四月,败死 五月,萧宝玄等伏诛 十月,赐萧懿死 十一月,萧颖胄杀刘山阳,与萧衍等起兵 | 世宗宣武帝元恪 景明元年 正月,改元 二月,元勰等入寿阳 |
| 501 | 和帝萧宝融 中兴元年 三月,即帝位于江陵,改元 十二月,东昏侯被弑,萧衍入建康 |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