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史可法的“深更泪”已经无法保住扬州，扬州城已经是危急万分。虽然史可法死志已决，但城中还是有不少人害怕了。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高歧凤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史可法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竟然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只是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薄弱了。
四月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史可法正在指挥军民堵缺口，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城来。史可法眼看城已经没法再守，拔出佩刀往自己脖子上抹。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他保护出小东门。
这时候，有一批清兵过来，看见史可法穿的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伤害别人，就高声说：“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
于是
扬州在倾盆大雨中陷落，史可法被害，时年仅四十四岁。扬州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皆殉难死。
在流血漂橹的扬州城头，尸山血海中面对着劈来的钢刀依然怒骂不止的史可法，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闪过的会是什么念头？
是亡国灭族的无边绝望，还是回首前尘的深深懊悔？
扬州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为了对扬州人民进行报复，也是满清想杀一儆百，于是多铎下令，烧杀抢掠持续十天。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扬州的暴行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如二十七日，“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清军开展大屠杀后，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百姓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清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立即战战兢兢，无一敢动。然后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相同的情形发生在三百年后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二十四桥明月地，尽成烟烬。若是史可法看到这些，他一定会后悔没有投降，而给他的百姓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扬州城中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女子，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然后倚门而笑，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挑选出年龄在十四到三十岁之间的妇女，然后将她们带走。很多年后，直到康熙年间，还有人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着兽皮，永远无法返回家乡。
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被清兵抓住，正要杀他时，史德威大喊说：“我是史可法的儿子！”多铎于是命前面杀死高杰的许定国审问史德威。
这时候清兵发现了史可法生前写给豫亲王多铎的信，信中写道：“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多铎看了信后非常感慨，下令放了史德威，好让他去给史可法收尸。多铎还让人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并优恤其家眷，以示异数。
大屠杀之后，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由于当时天气较热，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埋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的史可法“衣冠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追谥“忠正”。因此牌坊上题额为“史忠正公墓”。
顺治十年（1653），史学家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于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有一首三
十五韵的五古长诗——《哀词·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阳诸军事史公可法》，主要是记录史可法的生平事迹。侯方域认为史可法用兵不如诸葛亮，而死节则可拟为文天祥。
无论史可法的才能如何受到后世质疑，史可法死后，立即在南明士绅中被视为抗清复明的英雄备受敬仰。后来他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崇，被认为是仅次于文天祥的民族英雄。
洪承畴被满清派到南京任招抚江南大学士时，有人在乌龙潭写了一副对联：“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谈迁《枣林杂俎》）对联中巧妙地镶嵌了史可法和洪承畴二人的名字（“成仇”为“承畴”的谐音）。
1648年（顺治五年）正月下旬，宣城人朱国材冒充史可法号召反清复明，巢县生员祖谦培、无为州生员沈士简等十余人听说后，都“头巾蓝衫”前往谒见，共图义举，后来遭到满清政府的无情镇压。
“伪史阁部案”起时，满清立即派人逮捕了史可法的家眷，包括史可法的母亲、妻子以及弟妹等人。一个投降满清的镇将心中也佩服史可法的忠义，便出面说：“过去在攻打扬州的时候，我是前锋，史公其实死在我手上。贼人不过是假托史公之名，如果反而因此怀疑史公的母妻，反倒给冒名顶替之人有口实了。”（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满清这才释放了史可法的家眷。
但这次偶然的事件却引伸出另外一件不小的麻烦，满清的一位王公看上了史可法弟弟史可模的遗孀李夫人，想要娶这位美貌的寡妇，并派了一个使者把聘礼送到了史家。史可法的母亲茫然不知如何应对，但李夫人却一口答应了下来。她从来人带来的礼物中拿了一个金盒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家中的女仆哭着出来说，李夫人有回礼给使者，请替她感谢这位满清王公。使者打开金盒一看，里面摆着李夫人自己割下来的鼻子和耳朵。
无论如何，“伪史阁部案”说明史可法在南明绅民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事隔三年，竟然还有如此号召力。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几乎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
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不久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
这些将领原本就没有忠贞报国之志，只是拥兵自重，挟制朝廷之心。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投降的总兵李成栋等人后来为清廷征战时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李成栋重新举兵反清时，满清贵族也视之为畏敌。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弘光朝庭朱由崧等人开初还对长江天险寄于希望。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主力集结在长江北岸仪真至瓜州之间。对岸，在大运河入长江处，有大量明朝军队保卫府城镇江和那里的运输站。初九日夜，清军利用黑夜和大雾，将扎有火炬的木筏送过江，引诱明守军开炮射击。同时，一支先头部队在西边偷渡过江。第二天早晨，当镇江守军发现清军就在附近时大为恐慌，弃城而逃。
初十日夜，弘光皇帝带着马士英等少数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芜湖附近的黄得功驻地逃去。第二天，当发现皇帝不见了时，大多数官员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干脆闭门等候。
老百姓则洗劫了皇宫和高官住宅。一个监生领着一伙暴民从狱中救出“南太子”王之明，让他穿上宫中的戏装“登基”，并在武英殿建立一个小朝廷。“太子虽为百姓拥入，文、武元老无一至者”。
《江南见闻录》记载：初十一这天，“两月以来，天气阴霾凄惨，日色罕见。是日天清日朗，昼夜明畅”。
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勋戚大臣却决定降清，派人前往清营接洽。
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多铎受到的欢迎和他的哥哥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南京的整个南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
最可笑的是，当豫亲王多铎入城的时候，当地开始流传着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谣言。有人说，还不到三十岁的多铎并不是多尔衮真正的亲兄弟，他实际上是绍兴当地人，他很多年前加入了清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这种幼稚的谣言显然是不攻自破的。
五月初十日夜间，朱由崧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后，原来的意图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经溧水县时遭到当地土兵的拦截抢掠，混乱之中，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拥簇着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当涂），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闭门不纳。弘光于是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马士英与弘光失散后，则以随身兵力保护皇太后邹氏辗转赴杭。
黄得功在击败东犯的左梦庚军后领兵屯驻于芜湖，对南京城中的变故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史可法已经以身殉国。弘光皇帝的突然驾到使他大吃一惊。问明缘由后，他不胜感慨地说：“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借势作事，奈何听信奸人之言轻出，进退何将所据？为臣营垒单薄如此，怎能护卫陛下安全呢！”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朱由崧张皇失措，无可救药，仍然决定效忠到底，把这位昏愦的皇帝迎接进自己的军营。
清军统帅多铎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会放过。进南京后即命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卒充当向导，派兵经太平追至芜湖。在刘良佐现身说法的招诱下，加上清军重兵压境，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马得功决定降清。黄得功不知军心已变，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引兵出战。叛军趁黄得功不备，暗中猝发一箭，射中黄得功喉部。黄得功在马上奋力坐稳，大叫一声：“我黄某岂可为不义屈，今日死国，为义也！”言毕双手握住喉头之箭用力自刺，落马而亡。
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献给清方。有一种记载描写了当时的场面：“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被押回南京，“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围观的百姓都对他唾骂。
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多铎正在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多铎特意将“南太子”王之明的座位安排在弘光之上，并问他说：“不为先帝报仇，反将太子监禁，此是何意？”弘光默然不答。就连“南太子”也被多铎的厉声质问吓了一跳，他开始为弘光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
多铎又说：“我大兵尚在扬州，为何弃了陵寝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弘光还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
不久，弘光被解送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南太子”王之明也被秘密处死。
时人张岱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又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但将全部责任怪在朱由崧身上，显然并不准确。
张岱是绍兴望族，其曾祖父是隆庆五年（1571年）的状元。1644年国变以前，张岱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直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反正家中有钱，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正如复社的大多数公子们一样。
1645年，清军南下，占领了浙江，张岱迅速放弃了所有享乐，跑到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但不久后鲁王政权灭亡。张岱不肯剃发当清朝的子民，于是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漂亮的书斋和各种各样的稀世古玩，披发入山，从此变成了野人，在所著的
自序中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张岱归隐山林后，花费极大的心力，编撰了一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大抵是要以史为鉴，正如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张岱这种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无疑是一种悔恨之情的表现，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不仅仅张岱，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名画家陈洪绶甚至在明亡之后更改名为“悔迟”，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那段历史。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仅仅一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孔尚任在
中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寄托了几分悲愤、无限哀思。
但并非所有的汉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汉人卑怯归顺，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汉人更强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诗写道：
阮与马共天下，
偏地职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
黄旗紫盖渡江去，
赭山高兮无极，
烈火烧空兮焦石，
烛龙无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纵言之复何益，
主失势兮恩为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这首诗的作者潘柽章和吴炎于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被杀，他们被杀的原因就是那场著名的文字狱——庄氏史案（即金庸小说
《鹿鼎记》中提及的“明史”一案），这两人帮助过浙江湖州庄廷栊修《明史辑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1644年，江南自杀的现象非常多，因为这里是文人们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经有几百名当地的文士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各种形式殉节。然而，更多的人没有选择死亡，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矛盾的心理很难以一言蔽之。
第二章 唐王与鲁王之争
一、潞王监国
马士英与弘光皇帝在溧水失散之后，护送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马士英要进城休息，知州赵景和见这一行人狼狈不堪，哪像是要护送太后去杭州的队伍，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
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武林沸腾”（清·徐芳烈·《浙东纪略》）。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杭州在南宋时曾是中国的国都。
不久，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的消息传来。杭州的文武官员请命潞王监国。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1644年南京立国时大不一样，曾经跟弘光帝抢当皇帝的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后，他才勉强答应。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认为民心可用，主张召募义兵。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的第二天就根据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
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
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惟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
陈洪范同清军谈判后，回到杭州就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打算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马士英在混乱中被方国安军队挟持而去。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豫亲王多铎等班师回朝，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接管江南各地。
豫亲王多铎满载而归地北返，所携带的金银财帛不在话下，同时还带了一名掳来的江南妇女，名叫刘三季。
刘三季是虞邑黄亮功的继妻。清军南下前，黄亮功病死，刘三季一直守孀在家，后来被清军掳掠，献给了多铎。多铎见她天然秀媚，不同凡艳，便要逼她侍寝。不料刘三季是个烈性子，拼死不从，情急下用头去撞柱子，幸亏被别的婢女拦住，才没有变成血污美人。据说刘三季有一头乌黑油亮、光可鉴人的秀发，大哭大闹下，弄得披头散发，反倒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多铎自南下以来，头一次见到如此风情的女子，倒对刘三季多了几分佩服，动了几分真情，不敢再强行相逼，只让婢女小心服侍。
刘三季被多铎带回北京后，居以大厦，被以华縠，奉以珍馐，但她依然不肯见从，对多铎始终是冷颜冷语。多铎颇通兵法，自然知道攻心为上的道理，他打听到刘三季跟亡夫黄亮功有个女儿叫黄珍儿，在兵乱中失落江南，于是派人到江南寻访到黄珍儿，安排与刘三季见面。刘三季见到爱女，又惊又喜，果然从此对多铎态度大为改变。
事有凑巧，多铎的正福晋忽喇氏突然病死，多铎于是派能说会道的婢女去劝刘三季，承诺让她作正福晋。多铎是多尔衮的亲弟弟，当时是满清朝中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称得上是天下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刘三季究竟是妇女心肠，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由得化百炼刚为绕指柔，从此下邑孤孀，居然做了极品命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孀姝奇遇的故事。
重新回到江南南明政权的话题。从六月初八到六月十四，潞王朱常淓的监国总共只有六天，时间极短，且毫无作为，成为南明史上的一个可笑的小插曲。
投降的潞王和福王等人后来被多铎带到北京，潞王等人充分展现出了种种厚颜无耻的谄媚满清的丑态。不过，在1646年，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所有的投降的或被俘的明朝藩王一概处死。
这些人的不幸命运，不论多少原因，都是时代悲剧的大环境下的小气候，也都是咎由自取。
二、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投降的南明官员钱谦益劝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钱谦益此话水份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最先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六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这一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孙之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孙之獬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并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但当时汉人官员人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守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多尔衮）心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裁决。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也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比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中国地广人多。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大多将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明清之际。尤其是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这些人一般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很浅，和中央政府更是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改朝换代从通常的意义来说很难刺激百姓的感情。也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皇帝对这些人来说都无所谓。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习俗千百年的相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像满清这样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原来的汉族放弃原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行加上了一种屈服的标识，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孙之獬后来的下场并不好。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孙之獬本人则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五毒备下，头皮上被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还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肢解碎割而死。“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多尔衮剃发令下后，太仓、秀水、昆山、苏州、常熟、吴江、嘉定等广大地区义民纷起，纷纷杀死清军安排的地方官吏，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功。但是百姓们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江南的义兵，大都不久即败。
三、江阴抗清和嘉定三屠
清军占领南京后，立即派出使者招抚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慑于清朝兵威，纳土投降。只有杨文骢（即那位画桃花扇的才子）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将满清派来招抚苏淞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但杨文骢却没有组织当地绅民据城固守，而是在清军来到之前退往浙江。
此时，清军基本上已经控制了江南，就连多尔衮也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下令多铎等回师北京。但随后导致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的却是满清的剃发令，这是多尔衮的重大失策。
多尔衮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后，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在民族危难关头，江南各地的汉族绅民迫于剃发令，群情激奋，纷纷自发举兵抗清。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八十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七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
满清委派的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后，遵照清廷法令张贴布告，令百姓剃发。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一时人人群情激愤。
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在送出城时被义民搜获，义民自发地将方亨逮捕，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陈明遇自感到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推荐下，江阴士民将乡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时调升广东英德县主簿，未赴任）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
阎应元这个人因为江阴抗清而名垂青史，他之前名不经传。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人才，军事才华远在史
可法之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才，竟然在明朝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由此也可见陈明遇此人的眼光不凡。
阎应元入城后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清兵闻讯后，只派了三百人赶来镇压。可见清军统帅多铎根本没有将江阴这个小城放在眼中。但随后清军三百人都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多铎大为愤怒，派降将刘良佐领部兵数万来攻。刘良佐即当初的江北四镇之一，被弘光皇帝封为广昌伯，结果清军南下时不战而降。
刘良佐率军包围了江阴县城后，屡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书信入城招降，甚至亲自来到城下现身说法，要阎应元投降。阎应元在城头痛斥刘良佐的背叛明朝，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刘良佐无言可对。
多铎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带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这些红衣大炮都是明朝之物。博洛来到江阴城下，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一定是没有尽心尽力，于是下令打了他一顿板子。刘良佐惭恨不已，督促部下拚命攻城。
守城的阎应元、陈明遇也鼓励城乡义勇扼守危城，并派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各地义师来援，却始终没有得到江浙救兵。坚持了八十天后，清军集中大炮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因此失守。陈明遇巷战而死，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自杀，却被清军及时从水中拖出，因不肯投降遇害。
清军屠城两日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大概有将近七万人死于清军的血腥屠杀中。当时人士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阴城守后纪》的作者总结道：“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在福州继统的隆武皇帝听说泾县和江阴百姓的坚贞不屈，深为感动，说：“吾家子孙即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小吏的身份，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与江阴百姓抗清同时，嘉定县民也因清政府强迫剃发起兵。满清委派的知县颁布剃发令后，嘉定百姓愤愤不平，拒不从命。有人征询著名乡绅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弘光时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见。他毅然回答：“闻徐太史汧护发自裁，何不奋义？即不可为，乃与城存亡，未晚也。”就是说，他反对刘宗周、徐汧的只顾自身名节的消极抵制，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
于是侯峒曾带领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进士黄淳耀及其弟黄渊耀入城倡义反清复明。他们同当地士绅会议后，决定率领百姓上城画地而守，并城上树立白旗，上面写着“嘉定恢剿义师”。
嘉定绅民起义反清后，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
李成栋原为高杰部将，曾任明朝徐州总兵。这个人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历程很难用忠或是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是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的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后来他还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又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蹈死不顾，死而后已。促使李成栋反正的原因跟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如出一辙，竟然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最后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他一生反复的大起大落，比吴三桂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原本就是一个神秘的作坊。关于李成栋，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有专文讲述。
嘉定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八天后，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然而，这支由蔡乔率领的队伍只有三百人，而且装备极差，转眼间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
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本来想借用城外乡兵扼阻清兵。可是，四乡乡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无领导的状态，难以同正规清军作战。双方才一交锋，乡兵就不战自溃，“走者不知所为，相蹈藉而死”，许多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尸骸乱下，一望无际”。
不过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栋的弟弟就在乡兵的一次伏击中被杀死。李成栋恼羞成怒，亲自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于是有上万的农民在这里被杀死了。
三天后的黎明时分，在红衣大炮的隆隆炮声中，李成栋下令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奋身投入池中，被清兵拖出斩首，他的儿子侯玄演、侯玄洁同时遇害。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后，上吊自杀。
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李成栋下令屠城，清军“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遇抵抗，这些前南明军队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一刀，也不砍死，被砍人拿出金银，前南明军队就欢跃而去；腰中金银不多者，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这就是史册上臭名昭彰的嘉定屠城。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
但嘉定城的劫难仍然没有结束。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中国人普遍有种强烈
99lib.的乡土情结。黄河边的原住民宁可坐以待毙，也不原一乔迁他乡；即使政府强令迁徙，没多久，他们也会回来，不管当地多穷多苦。嘉定的绅民也是如此，他们回城后看到如此惨状，立即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
同时，在嘉定城外，一支被打散的乡兵队伍聚集在葛隆和外冈，他们一旦发现那些剃了发的人，就将这些人当场处死。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也被这群乡兵歼灭。李成栋狂怒下派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也被夷为平地。
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为虎作帐，又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的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就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也提枪赴陈而死。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彻底的毁灭，以及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寥寥幸存者。
无论如何，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进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是，很难说这会是明朝的转机。
四、隆武政权的建立
1645年六月十一日，即杭州落入清军之手前三天，唐王朱聿键见潞王朱常淓已经决定投降，不胜愤慨，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
朱常淓降清以后，局面非常混乱，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精神，重新组织起力量。但封建时代帝位的继承，血统的亲疏是个重要条件。唐王朱聿键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儿子安王朱楹的八代孙，在谱系上同崇祯皇帝相距很远，按常规是轮不到他的。但此时朱由检的叔父、兄弟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即后来的永历皇帝），当时的南明政治中心在东南，东南士绅急于解决继统问题，不得不就近从疏藩中推选。
朱聿键本人虽然贵为王孙，从小却饱经忧患。他是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聿键的爷爷唐端王嫌世子（朱聿键之父，后来被追封为裕王）嘴舌上长个大瘤子，又爱小妾生的儿子，就常年将裕王囚禁在内官宅。朱聿键生下来后，八岁才由曾祖母请师父教他读书写字，“仅辩句读”。他十二岁的时候，曾祖母病死，朱聿键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被跟父亲关在了一起。唐端王还暗中命人不给朱聿键父子送饭，想活活饿死他们，幸亏暗中有人帮忙送饭，父子在囚房中过了十六年。崇祯二年（1629）二月，裕王被急切想袭唐王王位的弟弟鸠死。同一年，唐端王病死。朱聿键总算苦尽甘来，以长子长孙的身份袭封南阳。
鸩实际上是一种毒酒。传说中的鸩是一种毒鸟，黑身赤目，雄的叫运日，雌的叫阴谐，喜食蛇，尤其是蝮蛇，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
崇祯九年，唐王朱聿键杀了害死他父亲的叔叔。但他的苦难在这一年又开始了，崇祯因清军叩关，诏令各地勤王。唐王朱聿键接到诏令后，立即北上赶去勤王，刚到裕州，便接到崇祯圣旨，说他擅离封土，居心叵测，勒令退还。朱聿键摸不着头脑，只好遵旨南归。后来部议加罪，竟然将朱聿键废为庶人，幽锢在凤阳高墙内。一直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朱聿键才被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下旨放出，但已经又被关押八年多。这位金枝玉叶真是倒霉，活到四十三岁的年纪，在囚牢里倒有二十四年之久。
由此可以知道朱聿键和其他藩王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在出生后的四十三年里除了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九年的七年奉藩生活外，其余岁月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多灾多难的经历使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磨炼，增加了许多阅历，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正是充当最高统治者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得到了黄道周等人的大力推举。
于是，朱聿键在衢州宣布了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这一行人继续南行，穿翻越仙霞岭，前往福州。
1645年六月初六日，朱聿键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接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二十天以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一般称为“隆武政权”。
举行登基大典仪式当天，“大风雾起，拔木扬沙”，尚玺官的坐骑受惊，玉玺摔落，碰坏一角。虽然兆征不祥，君臣还是很有平复天下的决心，锐意恢复。由于身世坎坷，隆武帝和弘光帝迥然不同，他善于抚慰群臣，乐于纳谏，甚至同意招纳“大顺军”（李自成军）余部，以共同抵抗清军。同时，针对南明军杀害剃发的平民一事，他也予以阻止：“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这一谕旨使得一般百姓欢呼鼓舞，纷纷来投。
朱聿键以明朝宗室远亲即位称帝，实是时势使然。但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尽管他颇想有一番作为，重建明朝江山，可先天的弱点使他不能不依赖福建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即位后，朱聿键就以拥戴功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为了收揽人心，朱聿键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
隆武朝廷建立后，颁诏各地，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
五、鲁王监国
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但随着满清颁布了剃发之令后，“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浙东各地纷纷起兵抗清。
宁波府起兵反清后，原太仆寺卿谢三宾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携带亲笔书信前往定海请王之仁出兵镇压。同时，占领宁波的钱肃乐（原刑部员外郎）也派倪懋熹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两位负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几乎同时到达定海。
当时，驻于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已经投降满清，贝勒博洛命他继续担任原职。倪懋熹到达定海后，听说头天有位姓陈的秀才上书王之仁，斥责其降清，已经被王之仁处斩，仍毅然入见。一见面，王之仁说：“君此来，大有胆。”倪懋熹大讲了一通人心思汉的道理，王之仁连忙制止他说下去，让儿子陪他去东阁吃饭。
然后，王之仁又接见谢三宾的使者，答应几天后就发兵到宁波。几日后，王之仁统兵来到鄞县，召集诸乡老聚会于演武场。谢三宾欣欣然赴会，以为钱肃乐等必定溅血于眼前。不料，坐定之后，王之仁从靴子里取出谢三宾的密信，当众朗读。谢三宾大惊，不顾一切冲上去想夺回原信。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谢三宾拿下，对钱肃乐说：“是不是应该杀了他祭旗？”谢三宾“哀号跪阶下，请输万金以充饷。乃释之”。王之仁兵员较多，参与反正后，宁波的反清局势迅速稳定。
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此时，他们全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六月十八日，张国维等奉笺迎朱以海出任监国。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
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封于山东兖州，因吃丹药毒瞎了眼睛，朱元璋很不高兴，他死后，朱元璋给的他谥号为“荒”。朱檀的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被杀。其弟朱以海死里逃生后，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寓居浙江台州。
1644年国变前，朱以海就已经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所以他对清廷的仇恨远胜其他藩王。但是，此人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一任监国后就大搞腐败，一幅太平天子要及时行乐的样子。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据说鲁王朱以海与守江诸将置酒唱戏，吹拉弹唱的声音声连百余里。
鲁监国政权的腐败还表现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谢三宾这样鲜廉寡耻的小人，被迫参加鲁监国政权后，竟然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
张岱对朱以海的评论是：“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大意是纳谏如流在一般帝王是美德，倒了鲁王这里就成了祸病，他听了后面人的话，就认为前面人说的话不对，是个典型的软耳朵，没有判断力，智商还不及普通的船夫。
不久后，随着情况的明朗化，拥立鲁王的官绅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立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鲁王和唐王一样，都是崇祯最远的堂族，但唐王在时间上占了优势，而且已经由监国称帝。另外，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唐鲁并立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按道理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以海应该退位，使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黄袍加身容易，要退位则有些不甘心了。这正是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无论是皇族还是官僚，都热衷于乱中窃权。唐、鲁之争无疑使南明业已经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
六、唐鲁的对立与纷争
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直到1645年十月，隆武政权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政权。隆武帝立即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刘中藻的到来在鲁监国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大约各占一半，甚至还有人出“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话，不惜动武争夺帝位。
鲁监国性格比较软弱，见朝臣中有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有些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并立即返回了台州。鲁监国离开后，主张承认隆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开读了诏书。然而，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坚持认为，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于是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了鲁监国。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监国部将杀害。鲁监国上书福州，称皇叔父，不称陛下，隆武帝大怒，杀其使者陈谦。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两个同姓朱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由于鲁监国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也加意笼络，给他们进官封爵。鲁监国针锋相对采取挖墙脚措施，派人到福州封郑芝龙兄弟为以公爵。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了鲁监国所遣使者总兵陈谦，但却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
郑芝龙二十岁不到就因为勾引后妈被父亲驱逐出家门为盗，数十年横行福建、广东、浙江一带沿海，兼商兼盗，是远近闻名的大海盗头子。崇祯初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招安后，趁天下大乱之际一直忙于扩大地盘，充实实力。郑芝龙之推举唐王登基称帝，其实也是看上了隆武帝的“奇货可居”，朝中一切实权都掌握在郑家手里。
隆武帝为了笼络郑芝龙，以无子为名，将郑芝龙的长子郑森过继为自己的儿子。郑森的母亲为日本女子田川氏，又称翁氏。隆武帝第一次见到郑森，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于是收为自己的儿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命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不久又被封为“忠孝伯”。隆武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成功）的关系，后来对南明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朱以海既自外于隆武朝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流风所及，官职紊滥。在这样大量内耗的情况下，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这个时候，因为清朝再次宣布薙发令，江南一带掀起了反薙发的抗清斗争，清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尤其多铎主力北返之后，江南留守兵力相当单薄。但鲁、唐二王政权不但没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发展抗清斗争，反而在自己人之间为争正统地位而形同水火，所以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效果。
七、黄道周之死
黄道周是福建人。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固有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可能。自从黄道周天启二年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
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因为弹劾大学士杨嗣昌，当面顶撞崇祯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为有黄道周才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了，他的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完。崇祯十七年（166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即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后，马上下了诏书，命黄道周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作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软硬兼施之下，他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
到了南京，黄道周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杭州跟随潞王，不料潞王才监国六天，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立即跑往福州投奔郑芝龙、郑鸿逵兄弟。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可是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见到黄道周，大喜说：“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于是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黄道周转眼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隆武帝与黄道周君臣相见，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明政府招抚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
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1645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仙霞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黄道周的妻子蔡夫人在老家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施郎（后改名施琅，即后来领清兵攻陷台湾郑氏的那位咤叱风云的人物）当时充当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他自称“十七岁作贼”，凭军事眼光看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因此，他向黄道周建议，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经过挑选的人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以为自己有这么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总比没有好，又把自己的声望估计过高，认为所到之处必将群起响应；何况在他心目中施郎不过一介卑微末将，哪能有什么奇谋良策。施郎见黄道周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不愿陪着他送死，径自返回福建。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汇合，加起来有上万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做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
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云璐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铎则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
洪承畴又羞又愧，但仍然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他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朱元璋陵墓）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家乡的方向一一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衿，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一幅大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隆武帝得到黄道周殉难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赠为文明伯，谥忠烈。
一百年后，黄道周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八、两个政权相继灭亡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但对鲁王来说，形势更为严峻，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说，鲁王政权处于抗清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
鲁王的兵力约二十万人，基本上沿钱塘江布防。在鲁王的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意见不一。但对鲁王来说，却有他独特的私心。他和忠于他的大臣知道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绝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权的承认，却希望能仗着地利攻克杭州，然后进取南京，先去拜谒孝陵（朱元璋的坟墓），这样他就能建立起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于是，为了保住浙东，进而恢复失地，鲁王政权先后两次进攻杭州。
1645年八月，方国安、王之仁进攻杭州，没有得手。
1645年十一月，鲁监国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节制诸军。十二月十九日，朱以海亲自到钱塘江边西兴犒军，每名士兵赏银二钱，“责限过江，攻取杭城”。二十四日，方国安、马士英、王之仁派总兵三员领兵二万多名过江，迫近杭州府城。清军分兵三路迎击，明军大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十八人。
本来这两次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胁。但是由于鲁王军队之间配合很差，基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清军各个击破。
1645乙酉年十二月攻杭州战役是鲁监国政权的一件大事。这次渡江攻杭战役失败后，鲁监国政权的将领壮志顿消，基本上转为划江扼险的守势。
对于隆武政权，隆武帝朱聿键锐意恢复，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但他处境困迫，难以施展抱负，因为郑芝龙的跋扈比弘光时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隆武帝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延请入阁的大学士名额超过了明代任何时期。但郑芝龙却凭借实力根本不把这些文官看在眼里。朝廷建立不久，就发生了朝班事件。
郑芝龙自以为帝由己立，朝见时自然应当排于文武诸臣的前面，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却以祖制勋臣从来没有位居班首的先例为理由，坚持不让。在隆武帝亲自干预下，黄道周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接着在一次朝见群臣的时候，郑芝龙、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郑氏兄弟怀恨在心，处处加以刁难，何楷被迫请求致仕回籍，隆武帝在郑氏兄弟的威逼下，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
但郑芝龙仍不肯罢休，派人在半路上化装成盗匪，截杀何楷。何楷见“盗匪”拿着白晃晃的刀子跳了出来，知道一定是郑氏指使，镇静如常，站出来说道：“知君所欲得者，吾头耳，毋及他人。”并主动将脖子伸出去，等着被“盗匪”砍。伸颈命取之。“盗匪”反倒愕然不知所措，半天才说：“好一个都院，且取若耳可矣。”于是只割了何楷的耳朵，回到福州向郑芝龙报告说已经杀了何楷。隆武帝听说何楷被盗匪所杀，哭了好几天。当时有人作对子讽刺说：“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郑芝龙的跋扈由此可见一斑。黄道周的死对隆武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之后隆武帝已经明白除非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按照理想的情况，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从这样的战略部署来看，江西的地位就格外突出。
但十分可惜的是，隆武帝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于厚望湖广长沙的何腾蛟一样私心自用，并没有派精兵强将从湖南入江西迎驾。满清方面的洪承畴却已经看出了隆武帝的部署，抽调了大量兵力赴江西，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江西战局为此逆转。
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二月，清军再次南下，经苏州进抵杭州，预备先取浙东。
恰好这一年浙江久旱不雨，钱塘江水流缓慢，泥沙淤积。清军到达江边时，见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过马腹，于是分兵两路，涉水过江。渡江后两路会合，大举进攻。方国安等部署的钱塘江防线顿时瓦解，各部明军损兵折将，纷纷逃窜。鲁监国在水师提督张名振等护卫下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绍兴陷落后，鲁监国所封的绝大部分文武官员纷纷投降。兴国公王之仁见大势已去，率领部分兵员乘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打算同隆武帝所封的肃虏伯黄斌卿会师共举。
王之仁是直隶保定人，明朝崇祯朝大太监王之心的弟弟，后来累官定海总兵。
但黄斌卿据守着舟山群岛，有割据自雄之意，以前对隆武帝都一直不大尊重，更不要说鲁监国的人了。史书上说黄斌卿这个人“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他对王之仁不仅无恤怜之义，反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打算派兵攻杀，掳掠其财物，收编其军队。黄斌卿先是假装答应了王之仁，得到了大批辎重，随即在出海的时候发炮攻打王之仁的船队。
王之仁不及防备，兵船损失惨重。他对黄斌卿的背信弃义痛恨不已，下令将自己家属乘坐的船凿沉，家眷共有九十三人，全部溺海而死。王之仁随即将鲁监国颁发的敕印也投进大海，自己留下一条大船，竖立旗帜，鼓吹张盖，直驶吴淞江口。当地清兵以为他是前来投降的明朝高官，送王之仁到松江府，吴淞总兵李成栋不敢怠慢，立即将王之仁转送南京。于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洪承畴亲自接见王之仁。王之仁突然间态度全然变了，慷慨陈词，说自己是“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后世青史无所征信，故来投见，欲死于明处耳！”洪承畴这才恍然大悟，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来投降的，而是来舍身取义的。
洪承畴开初还希望王之仁回心转意，以礼相待，婉言劝他剃发投降。王之仁断然拒绝，大骂洪承畴“反面事仇，先帝赠若官，立庙祠若、祭若，荫若子；若背义亡恩，操戈入室，平夷我陵寝，焚毁我宗庙，若通天之罪，过李陵、卫律远矣”。洪承畴无地自容，恼羞成怒，下令将他以乱刀砍死，葬在雨花台僧舍中。
清军进占浙东府县后，唯有督师大学士朱大典据守金华，誓死不降。清军统帅博洛亲自统率满、汉军从绍兴前往金华，把该城四面包围。由于明军在朱大典指挥下凭城顽抗，博洛不得不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浙闽总督也奉命带兵参加攻城。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金华才被攻破。朱大典带领家属和亲信将校来到火药局，用自己绳索捆在火药桶上，然后点燃了引线，轰地一声，壮烈成仁。有人评价说：“盖浙东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者。”但这位朱大典却是明末官场上著名的贪官。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华人，万历丙辰进士。史书上说朱大典“饶有才，而性奇贪，多行暴虐”。他督师凤阳的时候，“括取财贿，四府僚属，囊橐皆尽，人拟其富且敌国”。朱大典的贪婪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民族危难之时他却能破家纾难。
张岱在淮扬的时候，亲眼看见朱大典贪横，“真如乳虎苍鹰”；然而张岱又亲眼看见朱大典“婴城守婺，破家从忠，继之以死”，实在是叹息他的为人。
清军进入金华后，借口“民不顺命，因屠之”，又炮制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
顺便提一句，黄宗羲最早在鲁监国政权中担任过兵部主事，已经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离开，转入清方统治区，并且遵制剃头，开始以明朝“遗民”的身份自居。而浙东兵败后，为黄宗羲甚至天下人所不耻的马士英这次没有像在杭州那样抢着投降，而是逃入了四明山，削发为僧；后来被清军搜捕，被俘后不屈殉难。马士英曾经两次参加渡钱塘江会攻杭州之役。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延平的隆武朝廷听到清军渡过钱塘江的消息后不久，郑芝龙借口对付海盗袭击，离开了延平。此时郑芝龙已经决定投降满清，秘密下令仙霞关守将放弃天险，自动撤退，这就给清将李成栋和佟养甲的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佟养甲是辽东“旧臣”，他的职责就是严密监视李成栋。
鲁监国政权濒于瓦解后，隆武朝廷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尽一切努力挽救局势。
画桃花扇的杨文骢所守仙霞关告急后，隆武帝决定去江西赣州。赣州的守卫此刻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以赣州为中心的江西南部是连接福建、湖南的要区，又是广东的屏障。
如此危难紧急关头，酷嗜读书的隆武帝并没有意识到噩运已经临头，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走边读，边读边走，根本没有轻装前进。不久，一行人得知清军迫近，隆武君臣大惊狂奔。此时的“御驾亲征”变成了“御驾亲逃”的意思，一边是隆武帝臣下的众叛亲离，离心离德；一边是清军将领的驭兵有方，指挥若定，此间情形，让人慨叹。
隆武帝到达汀州的时候，随行的五百多名士卒。1646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有大队身穿明军军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门，声言护驾。守门士兵不知是计，城门一开，原来都是清将李成栋派出化装的清军。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刚入府堂，为清军乱箭射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其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当清军不战而进入福州时，这座城市几乎空了，城中百姓纷纷逃窜，留下的人则立即开始剃发留辫。郑芝龙已经同清军谈判在先，但事到临头，心中开始没谱，于是他派人摧毁了福州的火药库，自己带人退往家乡安平镇。不过，一个月后，郑芝龙不顾他的儿子郑成功和部下许多将领的反对，在福州正式向清军统帅贝勒博洛投降，博洛答应他任福建和广东总督。
不久后，郑芝龙就在“朝见新皇帝”的借口下被清军派重兵送往北京。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
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则与父亲分道扬镳，与叔叔郑鸿逵一起率部退往金门。而在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郑成功闻讯后，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清兵饱掠而归后，郑成功回到安平，料理了母亲的丧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田川氏的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从此开始了他独挡一面的长期抗清斗争。
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郑成功的力量并不大，但在同清方反复较量的过程中，他成功地将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郑成功也逐步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崭露头角。
九、鲁监国的海上政权
1646年，鲁监国和隆武政权相继崩溃。此时东南一带抗清势力按地理位置分为两大块：在浙江沿海，最强的是黄斌卿；在福建沿海，则是溃散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沿海地区还有众多的海盗组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南明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
1646年（顺治三年，鲁监国元年）六月，鲁监国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性，拒绝鲁监国进城。鲁监国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无依无靠。
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郑芝龙的族人）、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鲁监国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鲁监国到达厦门的时候，郑芝龙已经由安平赴福州博洛军前投降，并派人通知郑彩献出鲁监国向清廷请赏。郑彩不愿降清，就把鲁监国藏了起来，另找一个相貌类似的人充当替身，叮嘱部将如果郑芝龙命人来抓鲁监国，就把这冒充的人缢死，蒙混过去。幸好郑芝龙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清军胁迫北上，顾不上捉拿鲁监国，鲁监国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郑芝龙被诓骗挟往北京后，郑氏旧部对满清更加心怀疑惧。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郑系将领一时分崩离析，自寻出路。郑芝龙的老部将林察在福州即将失守时率兵保护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乘船逃往广州，成为绍武政权的主要军事支柱。
原先唐、鲁对立的局势不存在了，但由此针对监国鲁王的新政权在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形成了新的党派之分。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成功和黄斌卿等人都以尊奉已经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鲁监国的领导。不过，大多数幸存的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鲁监国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
1647年（顺治四年，鲁监国二年），清军主帅博洛已率部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鲁监国在福建福建领导了一些列抗清运动。这其中有胜有负，曾经一度形势大好。但复明各派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终致坐失良机，使清廷得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
举个例子来说，郑彩曾经因为支持鲁监国而同郑成功闹翻，被鲁监国封为建国公，但郑彩支持鲁监国的目的却跟郑芝龙支持隆武帝一样，都希望能把持朝政。1648年（顺治五年，鲁监国三年）正月，郑彩悍然击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愤慨不平，郑彩又命部将诱擒郑遵谦，迫使他投海而死。鲁监国对郑彩的跋扈自雄、擅杀大臣极为不满，但却无可奈何。
1647年（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廷派遣礼部侍郎陈泰为靖南将军，率兵南下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的军队大举反攻。鲁监国此时内外交困，内部因为郑彩排斥异己不能团结对敌，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鸿逵、郑成功以拥戴不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绝同鲁监国合作。从1648年三月下旬起，鲁监国政权在福建所收复的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
鲁监国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于1649年正月移驻闽、浙交界的沙埕。六月，定西侯张名振收复了海岸要塞健跳所，鲁监国得以在那里重建他的朝廷。
而一度作威作福的建国公郑彩因为郑成功袭杀其弟郑联，占领了厦门（当时的名称是中左所），向鲁监国上表求救。
郑成功为了扩大地盘，趁郑彩引兵外出，带领舟师向厦门进发。厦门此时只有郑彩之弟定远侯郑联据守。郑成功采纳施琅的建议，以亲亲通好为名，先给郑联送去稻米一千石，要求郑联让自己的军队登岸。郑联正因为缺粮发愁，又认为郑成功毕竟是自家人，爽快地答应了。郑成功军到达厦门后，突然将郑联部士卒缴械，随即捕杀郑联，郑联的部队都被郑成功收编。郑成功吞并了郑彩、郑联兄弟的兵将、船只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改变了郑芝龙降清后原郑氏集团各自为政的局面。
内讧的情况下，鲁监国没有出面调停，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而张名振深恶郑彩其人，更是乘机击破郑彩余军。张名振此举也是想与郑成功结欢。郑彩受此打击后，一蹶不振，后来请郑芝龙的母亲黄氏代为疏通，希望能与郑成功和解。郑成功这才让他返回厦门闲住，终老于该地。
健跳所实际上只是浙江临海县濒海的一个小地方，很难立足。鲁监国及其随从实际上经常住在船上，以防不测。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鲁监国不得不放弃他在在大陆上的立足点。
1649年（顺治六年，鲁监国四年）九月，张名振以舟师护送鲁监国移驻舟山。对于鲁监国的到来，黄斌卿自然是极不情愿。他借口自己是隆武帝封的官爵，不便接待鲁监国，又“以地窄粮寡”的理由，表示难于供养鲁监国属下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张名振和黄斌卿本是儿女亲家，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张名振开始和他的部下密谋除掉黄斌卿；兵变发生后，黄斌卿被砍伤后沉入水中淹死，他的两个女儿也投水而死。
鲁监国终于在舟山站住了脚，重新整顿朝政。但这个时候鲁王政权处于孤立状态，除了采取守势外，它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下去。从这时起到1651年（顺治八年、鲁监国六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这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649年（顺治六年）开始，清方大搞策反活动，派奸细潜入义军，借鲁监国政权内部的不稳定因素煽风点火，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由于意见不和，舟山一些将领先后离开，南下福建投靠郑成功。
1651年（顺治八年）初，在舟山又爆发了张名振同王朝先的冲突。王朝先原来在舟山受到肃虏侯黄斌卿的压制，内心深为不满，于是同张名振策划了刺杀黄斌卿的行动。但之后鲁监国只对张名振信任有加，委以节制诸军大权，王朝先又感到不公平，声称要公开宣传袭杀黄斌卿的主谋是张名振。由于在舟山黄斌卿的旧部尚多，张名振惟恐导致内变，就先发制人，在1651年二月乙卯日早晨由阮进派健卒冲入王朝先帐中。“朝先未衣，奋夺刀，杀进数人，势不敌，走阁部张肯堂邸，肯堂请避入内室。朝先顾身裸不肯入，反与进对仗庭中”，结果被追卒杀害。事后，张名振即将谋害黄斌卿的责任推到王朝先身上，说他“擅杀斌卿，忘
谊不赦”。但是，事情并未因此了结，王朝先的部将张济明、吕廷纪愤恨不平，逾墙坠城，夺得船只驶往宁波向清总兵张杰投降，告以舟山虚实，愿意充当响导。很快，清军兵分三路攻舟山。张煌言和张名振力图围魏救赵，奉鲁监国率军北上攻吴淞。然而舟山却遭到清兵的重兵围攻而失陷。鲁监国的大多数亲属和朝臣壮烈牺牲，其中许多人自尽。张煌言、张名振只得率部航海至厦门，依附郑成功。
由于郑成功不承认监国政权，而在西南建立的永历朝廷基本上得到了包括郑成功在内的南明各方势力的一致拥护。1653年三月，鲁监国朱以海为了大局，也承认了永历帝的正统地位，派使者上疏提出退位归藩。永历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对东南地区的影响，仍然让朱以海保留监国的名义。但这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福建沿海的抗清实力基本上控制在郑成功手里，鲁监国只是作为“寓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鲁监国政权既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基地，飘泊无所，粮饷无源，客观上形成投奔郑成功的势态。这样，在鲁监国的文官武将中就出现了分化，有的转入郑成功部下，如闽安侯周瑞等人；有的则以寓公自居。定西侯张名振和监军张煌言始终只愿同郑成功保持同盟关系。
郑成功初见张名振，颇为轻慢。张名振袒背露出刺绣甚深的“赤心报国”四字，郑成功这才肃然起敬。但郑成功对张煌言却一直相当敬重，曾称赞他始终忠于鲁监国“与吾岂异趋哉”。二张在依附郑成功期间，始终保持着军队相对的独立性，避免了被吞并的危险。但双方的隔阂以至疑惧自然是难免的。
在中国一度不明确的混乱中，南明曾经不断派人去日本招募兵士，以取得武器和战争物资。隆武帝曾经派人求助于江户幕府，鲁监国曾与日本中极有势力的岛津氏族联络，但日本人对这些请求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十、郑成功的崛起
舟山失守以后，鲁监国朱以海来到厦门依附郑成功时，部下的兵将还不少。郑成功把鲁监国的兵败来会，看成是建立自己独霸东南沿海局面的良机。邵廷采在《东南纪事》中记载：“郑芝龙之北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郑成功自从起兵以来，基本上是按照郑芝龙的路子走的，即以闽海为根据地，对浙江以北、广东以西沿海武装，不管是属明还是属清，一概视作异己力量，千方百计加以兼并。
郑成功不承认近在咫尺的鲁监国政权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这符合他一贯的思想：“东南之事我为政”。在郑成功内心深处，未必真的尊重那位永历皇帝。1649年（顺治六年）前后，郑成功为了粮饷，与南明永历政权的郝尚久争夺潮州，导致清军乘虚而入，郝尚久一怒下投降了满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潮州就落入了满清之手，郑成功和南明永历政权谁都没有占到便宜。这充分说明了郑成功扩张自己的领地的策略，这大概是他们海盗家族的天性使然。只不过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郑成功这样的表现只能说明他缺乏作为统帅人物的全局观。他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的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在许多事情中都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详细来讲郑成功的一生。
1644年国变的时候，郑成功还只是个书生，一直呆在福建老家。中国有句古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对于郑成功来说，若不是1644年的那场大变，他大概永远也成不了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因为此时郑家在东南沿海财大势大。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郑成功都是一个使史学家、剧作家着迷的传奇人物。郑成功于天启四年（1624年）生于日本。幼读书，为南安诸生。福王时，郑成功入国子监，师礼钱谦益。郑成功开始只以读书为事，未曾预兵柄，一直到郑芝龙投降满清，才慷慨募兵。郑成功回信给父亲的招降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然后，将他平时所穿的儒服烧了，拜辞孔庙，乘巨船而去。
郑成功在叔父郑鸿逵的支持下，率领部下先在广东南沃岛起兵，继而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清顺治七年）占领厦门、金门两岛。以后与清军展开不断的战斗，逐步收复了福建漳、泉地区，并控制了北至浙江舟山，南至广东潮惠的东南沿海地区。
郑成功从1646年底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几年内，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召募文武人才。他“国姓爷”的名头，为他招集兵将、扩大军事实力提供了不少方便。
1651年（清顺治八年），郑成功的军队日益扩大，粮饷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郑成功决定亲自带领主力前往潮州，筹集粮饷，留堂叔郑芝莞留守厦门。郑成功出师后不久，遇到郑鸿逵前来接应。左先锋施琅此时已经看出厦门新定，主力在外，难免生变，此行结果也难以预测。但施琅知道郑成功性格刚强，不敢直说，就假说自己做了个梦，预示出师前景不利，请郑成功慎重考虑。郑成功并没有听出施琅的弦外之音，认为他白日说梦，心存胆怯，当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锋印和部下兵将移交给副将苏茂掌管，让施琅随定国公郑鸿逵一道回厦门。
果然如施琅所料，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获悉郑成功主力已经南下，厦门守兵单薄，预备攻打厦门。但这三人并非是为了清廷的利
益，而是为了自己的腰包。郑芝龙因为是海盗出身，开创了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积累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这三人对于郑氏家族的巨额财富早就垂涎三尺。
这其中还有一层微妙之处。郑氏家族除了郑芝龙被软禁在北京以外，郑芝龙的母亲黄氏和五弟郑芝豹仍然居住在安平老家，处于清方的控制下。张学圣三人密议后，先去跟郑芝豹打了招呼。三人调集军队偷袭厦门时，搜集了七十条船，其中郑芝豹就提供了八艘。
厦门守将被击败，郑芝莞惊惶失措，乘船逃跑。不久，清军攻入厦门城内，仓猝之间郑成功的妻子董氏带着郑经、怀抱祖宗牌位乘小舟逃到郑芝莞船上。寄居厦门的大学士曾樱自杀。清军占领厦门后，把郑氏家族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
张学圣和黄澍在厦门分赃后，就先行离开，马得功仍留在岛上。这时，郑鸿逵带领的军队到达厦门，“复将城围住”。马得功被困在厦门城内，无法脱身，又估计到郑成功主力回师后必遭灭顶之灾。于是，他派人去安平向郑芝龙的母亲求情，请黄氏写信给郑鸿逵，让他网开一面。郑鸿逵碍于母命，除了归还缴获的郑芝豹提供的八艘船外，另派三十艘兵船将马得功及其部众送回大陆。
不久，郑成功率舟师返航，得知事情始末后，将郑芝莞斩首，传示军中。郑鸿逵知趣地交出了全部军队，不再参与军事，只留下部分船舶从事对外贸易，自己搬往白沙居住，之后老死在那里。
到这个时候，郑成功已经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郑氏家族中所有的对手；并且，在这年年底，他合并了绍兴的鲁王朝廷失败后幸存的水师。这标志郑成功崛起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这时候才二十七岁。但就这时，发生了施琅叛逃的事件。
各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个人的恩怨有时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施琅和郑成功是明清双方争夺福建沿海地区和台湾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物，所以这两位先后咤叱风云的人物的分道扬镳对时局有很大的影响。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最初在明总兵郑芝龙部下任左冲锋。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进福州，施琅跟随郑芝龙投降清军，然后被拨归佟养甲、李成栋麾下，从征广东，攻打南明两广政权。李成栋突然“反清复明”后，施琅也跟着李成栋“反清复明”。施琅这个人的忽明忽清跟吴三桂和李成栋大不一样，他是个典型而纯粹的军人。从施琅的前后表现来看，他是个勇敢的将领，但缺乏政治主见，在政治上变现出反复无常。对他而言，谁当政都无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唯一行为准则，他总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置于王朝利益之上；但这也充分表明施琅并吴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但因为南明内部争斗不断，加上李成栋对福建将领的排挤，施琅等闽将又重新投归郑成功。
清军袭占厦门岛时，施琅率领部卒数十人奋力作战。郑成功回到厦门论功行赏，奖给施琅白银二百两。表面上郑成功是赏罚分明，但施琅一贯恃才傲物，郑成功早对他怀有戒心。所以尽管郑成功肯定了施琅在厦门迎战清军的功绩，却不肯归还他的兵权。
施琅在广东时曾经委婉地提请郑成功注意主力西进后后方兵力单薄的危险，郑成功听不进不同意见，解除了他的兵权。在施琅看来，自己在总的用兵策略上提的建议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遣回厦门以后又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满心以为郑成功班
.99lib.师归来将恢复自己的左先锋职务。不料，郑成功回到厦门以后，并不让他官复原职，左先锋仍由苏茂担任，而且提升施琅的副将万礼为镇将（即总兵），施琅依旧落职闲住。
施琅因此大为不满，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怒形于色，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口吐不满，竟然向郑成功说自己心灰意懒，想去当和尚，借以试探郑成功对他的态度。郑成功并不为所动，只叫他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施琅见难以挽回，一气之下真的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愎自用，自然对施琅的态度衔恨在心。
不久后就发生了曾德事件。曾德原先是郑彩部下的将领，郑芝龙降清后，曾德不大得志，在郑成功军中受施琅节制。施琅被削去兵权后，曾德为求出头之日，利用过去在郑氏家族军队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促令杀之”。
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勃然大怒，断定他是反形已露，命人包围施琅住宅，将施琅和家属全部逮捕。不可思议的是，施琅被捕后，竟然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下，奇迹般地逃到大陆。郑成功获悉施琅已经逃入清方管辖区后，怒不可遏，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处斩。
施琅虽然逃走，却还没有投靠满清，直到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后，这才对郑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了清朝。
后来的事实证明，施琅在明清之际确实是数得上号的出类拔萃的将才，但他在军旅生涯的前期始终没有受到重视：跟随黄道周率军援赣时所提建议被拒不听用；降清后随李成栋入粤又备受压抑；广东反正后转入郑成功部下本想大显身手，却仍受到部分将领的排挤，郑成功也未能发挥其所长。而后来康熙皇帝对施琅恩威并用，深得御将之道，施琅作为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的才能充分得以展现。
郑氏家族靠海上活动起家，而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因为郑成功处置失当，施琅投入了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是关系匪浅的。
从1651到1652年（顺治八至九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郑成功对清廷来说，有如芒刺在背。从1652年起，顺治皇帝利用被软禁在北京郑芝龙，开始与郑成功和谈，历时两年。为了表示诚意，清廷还将1651年攻入厦门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的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交三法司审讯。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张学圣、马得功、黄澍一口咬定“城内没有财物”，抵赖得干干净净。三人暗中用赃物买通了一些官员，三法司在定罪时游移其词，最后不了了之。但逮捕巡抚、总兵、道员一举，实际上是对郑成功表示一种和解的政治姿态。
清廷让郑芝龙出面写信，动以父子之情，并表示只要郑成功剃发归顺，即可保持自己的军队，仍旧镇守福建沿海，不必进京，借以解除郑成功担心重蹈父亲覆辙的疑虑。而郑成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劝降书信迅速作了回答。
在这里，人们有机会看见了郑成功一生中最狡诈的表演。他真的考虑降清吗？他对落在清廷手中的父亲和其他亲属的命运真的无动于衷吗？或者，他拖延谈判是为了筹集战争资金和保护他的父亲？
显然，郑成功把“和谈”看成是一种缓兵之计；而清廷的目的则是“招抚”，就是说，让郑成功心安理得地投降。在这样各怀目的的情况下，双方自然永远达不成协议。郑成功表面上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但因为清军一贯的不善水战，满清同样也赢得了时间。所以在和谈失败后，双方都急切地要一决雌雄。
1654年（顺治十一年）年底，清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郑成功。郑成功则立即出兵收复漳州，并包围了泉州。这个时候，郑成功写信给泉州守将，说你们先投降我，我再带你们投降清朝。郑成功的态度似乎有些游移不定，到底主和还是主战，是为清还是为明，但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地盘。郑成功的这种信件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被福建巡抚佟国器回信斥之为“侈口而谈，骄蹇满纸，殊堪喷饭”。
面对清方主力的迫近，郑成功采取的对策是扬长避短，把兵力集中到海上。为了避免清军凭城固守，他下令拆除了大陆上邻近厦门的大多数城市和据点的城墙。同时，清廷颁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
之后不久，郑成功派人会同张名振部收复了舟山群岛。但不久后张名振去世，死因众说不一，一说为郑成功派人毒死。张名振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旧部托付给监军兵部右侍郎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管。但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张煌言成了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济度于1655年九月到达福建，他的军队由于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直到1656年四月，他才有能力对金门岛发动一次进攻。随后的战斗被飓风打断，结果清军舰队全被摧毁。
本来形势对郑成功十分有利，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海澄事件。
郑成功御将之道一向以严著称，但他的性格过于刚强，往往失之偏激。左先锋苏茂因为曾经掩护施琅逃走，一直为郑成功记恨，借小过将他斩首。最不可思议的是，郑成功在处死苏茂之后，立即派因同样的过错被责备的黄梧和苏明（苏茂族弟）镇守海澄县。这里“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郑成功动员大量人力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屯积大量军械、粮食，使之成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大陆前进基地，同金门、厦门组成犄角之势。黄梧既牵连受责，心怀二意，就同“痛兄苏茂被戮”的后冲镇副将苏明密谋降清。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叛变，把海澄县献给清方。海澄之失，对郑成功是一个重大打击，迫使他提前开始他的北伐。
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几次长江之战在张煌言一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多提。总之，由于郑成功的私心自用和坐失良机，郑成功的长江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时为1659年秋。
十一、收复台湾
在进攻南京战役失败以后，郑成功把目光转向了台湾。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遇事独断于心，具有极其坚毅的性格。在决策收复台湾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当时许多人都不赞成郑成功的决策复台，因为当时的台湾远在海中，又是一个疾病流行的蛮荒之地。张煌言还认为郑成功复台的目的是脱离抗清前线，仅从郑氏一家私利考虑，取远离大陆的台湾为安身立命之所。但是，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清廷已经比较牢固地稳定了在大陆的统治，郑成功必须面对现实，为解决数十万兵员和其他人士的粮食、物资供应，光靠金门、厦门、南澳等弹丸之地是绝对支持不下去的，而台湾地大，可以垦荒种田，加上靠近东南亚，可以大力发展贸易，能够解决绝大部分军需。郑成功正是有见及此，不顾张煌言和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毅然决定收复台湾。台湾之役也使国姓爷（Roksing Koxiga）之名随着“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的败退显于欧洲。
荷兰在历史上有过一段耀眼的辉煌。十七世纪上半叶，它拥有商船一万六千艘，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四国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荷兰人垄断了世界的贸易，荷兰商人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各个角落，因而荷兰人被称之为“海上马车夫”。荷兰十七世纪上半叶对海上的垄断权，当成为后起的英国海外扩张最
大的障碍和威胁之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英荷战争（1652～1674年）后，尽管荷兰在军事上没有完全输给英国，但从整体上说，荷兰海上实力大为削弱了。荷兰在经济、贸易、海运方面的实力大为下降，从此“海上马车夫”把海上霸权让给了英国，沦为欧洲二流国家，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英荷战争因此成为“海上马车夫”永久的憾事。
再来看看台湾的历史。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屿，岛上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然而，在荷兰人据台统治及明郑时期之前，台湾原只是一个海上荒岛，一个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原住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在中国的史料中，也只留下“夷州”、“流求”等无法确定是否就是台湾的记载。即使在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时，台湾仍旧在航线之外。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葡萄牙水手的一声惊叹：“福摩萨（欧洲人对台湾的称呼），美丽之岛！”才唤来了西方国家对台湾的注意，也把台湾推上了各方海上势力觊觎、驻足的舞台。
对海上贸易集团来说，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台湾往东可达日本，往西通过台湾海峡可抵福建泉州，取得中国内地的丝绸，由泉州横越南海，则可到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大型贸易站马尼拉，经过马尼拉，还可以南行到印尼，或横向途经旧金山绕到墨西哥。因此，从十六世纪开始，台湾就是太平洋贸易区往来的中继站，所以才会引起国际航海帝国主义的重视与争夺。
然而，对于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各路海盗或海上非法贸易集团而言，台湾仅是个歇脚避风、躲避政府追剿之地；对明朝当局来说，台湾只是一处瘟疫蔓延、土著凶悍的化外荒岛。汉人真正开始移民台湾，迟至明代中叶才开始。
当时因部分倭寇、海盗以台南为基地，不断扰乱附近的海域，使得大陆东南沿海居民与台湾原住民皆深受其害，明朝廷因此几次派兵讨伐，与原住民有了初次接触，也开启汉族移民之始。闽粤一带陆续有居民因为逃难、捕鱼、经商等目的移居台南，在一鲲身（即今安平一带）、北线尾沙洲一带逐渐形成聚落。
1624年，原占领澎湖的荷兰人被明朝军队所逐，转而进据台湾南部。从那时候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将台湾作为他们在西南海岸的一个贸易殖民地。荷兰人占领台湾的这一年，恰好也是郑成功在日本出生的一年。
台湾的荷兰人同垄断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但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不好，因为郑成功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当时东印度公司中已经有人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台湾发生过一次反抗荷兰人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被荷兰人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所以从那时起，荷兰人对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都很紧张，生怕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当时，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只有一千多名；但设在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军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中午，两万五千名郑家军在金门岛东向的料罗湾，登上了近四百艘战船。鹿耳门之战与郑荷对决晌午时分，旌旗飞扬的庞大船队，乘风破浪驶向台湾的中继岛，澎湖。次日，船队来到了澎湖，泊峙内湾，郑成功派出船只到大员附近海面侦查，并在澎湖整装，等候顺风出发。
二月初六夜，为了抢潮水，郑成功决定冒险启碇，在强风巨浪中向东南方航进。次日黎明，数百艘高挂着郑字旗帜、漆着太阳与月亮并存的日月旗军船，在蒙蒙雾中，悄悄来到鹿耳门外港，于北线尾岛外的海边下锚。
中午过后，郑成功在船头摆下香案，向天祷祝，祈求一战成功。不久，鹿耳门水道开始潮涨，顺风吹送下，船行如飞，战船趁势涌进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此时船队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线尾外海原处，另二批陆续鱼贯进入鹿耳门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两面和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之间。
傍晚，郑军水师冲过荷军防线，先在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约在今台南市忠义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陆，接着进占赤崁，直逼普罗民遮城。五月四日，普罗民遮城的荷兰守将弃城投降，结束了这场“鹿耳门之战”。短短五天，郑军便攻陷了战力薄弱的普罗民遮城，迫使荷兰人全数退守在隔着台江水域、位在普罗民遮城对岸的热兰遮城，双方开始了长期的对峙交战。
次年二月一日，热兰遮城里的荷兰人终于不敌郑成功军队的围困夹攻，终于与郑成功签订缔和条约，历时九个多月的郑荷对峙交战局面，最后在仅仅数天的缔和过程中划下句点。自此，郑成功正式统治了台湾。
郑成功写下这首《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三十八年前，公元1624年，荷兰人在福建巡抚的默许下占领了台湾，而这一年正是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出生的一年；没想到三十八年后，郑成功踏上台湾这块土地，驱逐了荷兰人，开启台湾汉人社会的历史新页。
由于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过去，郑成功一度被日本视为占有台湾的幻想，而他赶走荷兰人这段历史，至今仍被视为日本的荣光。在日本的传统戏剧中，有一出《国姓爷合战》，讲的就是郑成功打败荷兰人那段历史。而在中国历史上，郑成功是前明的忠臣，是清朝可畏的敌人，而在当代大陆与台湾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下，郑成功则被强调为“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
为了促进台湾的开发，加强对部下的控制，郑成功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时东荒初辟，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惮法严，皆迁延不行”。此时台湾还处在开辟阶段，条件非常艰苦，郑成功急于求成，立令过严，在军队中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了抵触，人心不平，流言也随之兴起。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暗中勾结。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世子郑经，命他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被迫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部下的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1661年（顺治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尽管他在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中已经指出，由于他父亲“自投虎口”，就必须承担后果。他对此后果也早有思想准备，但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侄儿满门抄斩，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郑成功利用永历朝廷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的算盘破灭了。他此时已经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这愈发导致郑成功心理失去平衡、举动乖张。
郑成功心中郁积的忧闷终于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世子郑经留镇厦门，同四弟的奶妈陈氏通奸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在豪门大家中并不罕见。开初，郑经向父亲报告侍妾生了个儿子，郑成功因添孙高兴，赏了一点银物。不料，郑经的妻子是原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意思是唐氏不讨郑经欢心。唐显悦为孙女鸣不平，写信给郑成功，大加非难地说：“你儿子跟奶妈私通生了儿子，你不加责备，反而赏赐，像你这样治家都不严的人，怎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呢？”
唐显悦写这封信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但此时郑成功正因复国无望而积愤于心，看了信后气塞胸膛，立即下令处死郑经、奶妈、孩子，甚至包括郑成功自己的妻子董氏，因为她治家不严。守卫金门、厦门的将领接到命令后，大为震惊，力图大事化小，为董氏和郑经求情，提出只杀奶妈和孩子。但郑成功不听，还解下自己的佩剑让人带到金门，交相关将领执行。金门和厦门诸将只好联合起来，抗拒郑成功稀奇古怪的命令。
郑成功见部下拒命，心中愤闷已极，五月初一日，他已感不适，仍每天登将台手持望远镜眺望澎湖方向有没有船来，直到初八日，完全绝望，气噎而死，享年三十七岁。传闻他死前已经精神错乱。
福建厦门江口曾经有郑氏庙，有人题诗说：“海山苍莽水泱泱，二百年来旧战场。赐姓延平有遗庙，草堂诸葛尚南阳。望断燕云十六州，书生涕泪海天愁。重瀛缔造披榛昧，同抱东南半壁忧。扶襟海砦大王雄，富贵还乡不负公。凭吊沛中诸父老，登台如见旧歌风。”气象沉郁，词意悲壮，抚今怀古，不尽低徊矣。
此时世子郑经还在厦门，郑成功的五弟郑袭想乘机继承郑成功的王位。郑经率师先到金门，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先杀了守将郑泰。郑泰正是极力替他向郑成功求情的人，郑经如此行事，未免让人心寒。郑泰的弟弟郑鸣骏及诸宿将“皆惧”，先后投降了清方。
郑经随即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大军回师台湾，为争夺台湾的最高权力跟亲叔叔大打了一仗。郑袭的军队溃败，不过郑经只杀了亲叔叔的左右亲信，未杀郑袭。1681年，郑经死，内部乖离。1683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
从1662年四月到六月，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郑成功、李
定国相继离开人世，标志着南明复兴最后一线希望的彻底幻灭。在这以后，郑经和坚持于夔东的抗清武装虽然仍以永历纪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张煌言也在浙江福建沿海的反清活动失败。在永历朝廷覆灭以后，张煌言力主拥立鲁监国为帝，但是自从郑经掌权以后，鲁监国的“宗禄”被停发，日常生活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即位做皇帝。鲁监国日益病重，于1662年十一月“中痰”去世，死于气喘病。鲁监国死后，张煌言完全绝望，天下句是如此，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了，不久后他就解散了军队，自己隐居了起来。
第三章 最后的永历
一、桂王与唐王之争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紧急日程。此时二十二岁的桂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也是崇祯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弟，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人选。
清军占领浙江、福建以后，客观的形势造成了南明残余势力向西南转移。原任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提议拥立朱由榔即位继统。掌握地方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却心怀观望，拖延不决。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的亲笔信通知隆武帝已蒙难，建议速立桂王以后，才决定参加拥立行列。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经过照例的三疏劝进，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
朱由榔在1644年国变前，就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
桂王朱由榔，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第七子。初封永明王，天启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湖南衡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部进军湖南，永明王朱由榔在永州被大西军俘获，落入了张献忠之手。正在性命难保时，朱由榔意外地受到一个混入大西政权的明朝官员的暗中保护，又恰逢张献忠决定作战略转移，率领大西军入川。大西军北上后，明朝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领四千多名士卒开进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1645年弘光朝廷覆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朱由榔的哥哥朱由楥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
藏书网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被册封为桂王。
朱由榔相貌堂堂，据说很像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可是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因为父、兄的相继去世，朱由榔才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统人，但他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这人早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受到皇帝的信任，懂得宫中“故事”，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王坤因此深受宠信。丁魁楚参与拥戴稍迟，又惟恐当不上首席大学士，于是同王坤串通结纳，得以如愿以偿。王坤的弄权，使永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
朱由榔监国七天后，就传来了江西赣州失守的消息。尽管广东肇庆距离江西赣州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却举朝汹汹，监国的喜庆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礼监太监王坤主张立即逃难，首辅丁魁楚随声附和，几天后，小朝廷终于逃往广西梧州。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朱由榔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这就是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又一次演出了明室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1646年八月福州陷落后，隆武帝的弟弟新唐王朱聿鐭仓惶乘船逃到广州。隆武朝的大学士苏观生与丁魁楚素有过节，福州陷落时他正在广东募兵，出于个人恩怨，他提出“兄终弟及”之说，于十一月在广州拥立朱聿鐭为“监国”。三天后，就举行登极大典，改元绍武。绍武政权最重要的一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和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朱由榔等人自知逃离广东铸下大错，为了收拾广东民心，立即东返肇庆，随后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南明又出现二帝并存的局面。
对此，清人计六奇评道说：“肇庆府去广州仅四百里，拥立时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复不颁新天子诏，元勋大老惟鬻爵择腴是务。至于军国重事，如峡以外设守广州，防御梅岭，俱不暇顾，且暂为目前计而已。”
可见，在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这样的危急情况下，南明这些官绅们，仍蹈明后期的积习，各自怀着野心，死死抱住一个王子皇孙，作为政治资本，只顾他们自己加官晋爵，实现“佐命元辅”之野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拥立后，尽管他们之间还继续做说服工作，但结果只是加深了矛盾，怨隙越演越深，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桂王和唐王的争立，给南明残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乱。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章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先后收到了两个朝廷颁发的“喜诏”，虽然他们基本上都站在桂王朱由榔一边，唐王使者处处受冷遇，但事实上朝廷的威望相对被削弱，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立即派兵科给事中彭燿等人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彭燿到达广州后，声泪俱下地劝说苏观生不要同室操戈，还说绍武之立纯粹是苏观生个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苏观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等人拖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派陈际泰向肇庆进攻。永历政权也调兵遣将，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迎击。双方都打着“讨伐”的旗号。
两个政权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
十一月底，两支南明的“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八百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林佳鼎初战告捷，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为绍武军）前往迎敌。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往海口方向窜逃的绍武残军。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兵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炮击，死无全尸。永历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
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二、绍武政权的覆亡
与永历政权的“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赏，胡乱赐官，究其实也，他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黄宗羲《行朝录》）。
正如古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永历、绍武两军在海口血战之际，李成栋、佟养甲的清军已在汉奸辜朝荐（潮州人，退休明官）带领下攻取漳州，又袭取潮州，并诱降大盗陈耀，攻克惠州。李成栋的清军一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真正南明的抵抗几乎没怎么遇到，往往是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军就城门大开，府县守官拿着簿册恭谨献降。为了麻痹广州的绍武帝和苏观生，李成栋还让各地官员书写信件送递广州，报告说没有任何清兵到来，致使广州的绍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为没有任何迫近的危险。
1646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栋派前锋三百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然后上岸，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
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信卫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杀掉广州东门守卫，大开城门，数百清兵策马冲入，大红顶笠满街驰奔，城中顿时鼎沸起来。绍武君臣这才知道清兵真的杀到，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宿卫禁兵也一时召集不全，一时间作鸟兽散。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绍武帝易服化装外逃，但最终在城外被清兵抓住，关押在府院。李成栋大概因为广州城攻克得太容易，心情不错，没有下令屠城，也没有立刻杀掉绍武帝，还派人送食物饮水给绍武帝。这位一直昏庸无能的朱明爷们倒是有铮铮气骨，坚拒不受，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晚间，趁守兵不备，用衣带自缢而死，和他哥哥一样，做到了“国君死社稷”，总算有点骨气子。
苏观生则跑到他一手“提拔”的生死好友吏部都给事中梁洪（上洪下金）处问计。梁洪一脸忠义，平静说：“死耳，复何言！”于是两人商定分入厅堂左右的东西房，上吊报国。可笑的是，梁洪入房后，自己掐住脖子嗷嗷叫几声，又踢翻凳子给自己“配音”。旁边的苏观生认定这位好友已自杀殉国，提笔在墙上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然而上吊自杀殉节。梁洪听得真切，马上冲进屋指挥仆人扛着苏观生尸体向清军投降，声言有献“伪大学士”之功，并深获李成栋嘉奖。
乱世纷纷，生死是块试金石，忠奸善恶，亲情友情，美丑正邪，一切人间大伦，都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梁洪也是个饱读史书的读书人，故而能把忠臣义士的“戏文”排练得炉火纯青；日后他还“乞修明史”，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只是不知道他将如何在《明史》中怎样描写自己的“戏子”行为！
从各地逃至广州的明朝亲王、郡王共十六人，都被李成栋处斩。李成栋杀得兴起，还想屠城，就连满清派来监视他的佟养甲对他的嗜杀也看不过眼，刚好“夜雷震，雨如注”，佟养甲乘机说：“这是老天爷掉下的眼泪。”李成栋对佟养甲尚且畏惧几分，于是没有大开杀戒，但仍然放纵部下在广州城中大掠三日，称之为“放赏”，广州城内的许多妇女多为了避免受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仅存四十天，它唯一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三、逃亡的永历帝
李成栋先后灭了隆武和绍武政权，至此，他的灭明之功臻至高峰。自从李成栋1645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福建，现在又是两广。
从深圳开车走广深高速公路，行至一半时总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路标，上写“道滘”。看旁边拼音，才知第二字念jiào。如此奇怪而又罕为人知的地方，却是李成栋杀奔广东以来第一次惨遇败绩的战场。
李成栋、佟养甲攻陷广州城后，又杀入东莞城（明末忠臣袁崇焕老家）。清军四处烧杀，仍是旧习不改。1647年一月（顺治四年），道滘义民叶如日等在江边设伏，忽然出袭，杀掉没有任何防备的数百清兵。东莞清军来援，又被义军杀死二百多。
时任广东提督的李成栋大惊。他先派总兵陈甲由水路前往，自率大队人马随后由陆路行军，杀向道滘。义军集各仓船只千余艘，在虎门与陈甲所率的清军大战，歼灭两千多清兵，并擒杀总兵陈甲。清兵能以数十骑袭破城坚兵众的广州，竟载在道滘这个“小河沟”，一时间士民振奋，清军情结低落。东莞万江一带抗清的明将张家玉闻讯前往道滘，与叶如日以及博罗的明朝举人韩如琰所率乡民一起，集兵齐攻东莞，竟能在一天之内攻下坚城，俘斩当地清军任命的官员，取得重大胜利。同时，起事诸人还上书永历帝，准备兴复广州。
刚刚过了一天多，李成栋大队清兵就杀至东莞城，挥兵攻城。不知是有内奸还是火药受潮，义军们事先摆好架在城头的多门大炮关键时刻一个也没响，清军很快就攻上城墙，混战半日，东莞城破，多名义军将领皆在战斗中被杀。李成栋乘胜推进，又与明将杨邦达大战望牛墩，双方苦战了七天七夜，上千义军战死，杨邦达本人也在混战中牺牲。集结修整部队后，李成栋挥兵直奔道滘杀来。
明将张家玉以泥砖为垒，遍伏大炮，待清兵攻近时，炮火齐发，清兵死伤甚众，李成栋本人的坐骑也被炮火击中，他自己摔入泥中，狼狈不堪，是他数年战场遭遇中最危险的一次。
正在李成栋无计可施之际，张家玉一个表兄李郝思突然来投诚，将道滘防守的详细情况一一禀告，并请求李成栋事成后赏他道滘一块好地。李成栋大喜，马上指挥兵马集中力量进入道滘防守薄弱的东北角，攻入道滘。入城后，清军遍屠居民，把张家玉和韩如琰的宗族杀个精光。当然，李成栋也不食言，赏给叛徒李郝思一块上好的田地（现在的南丫乡李洲角）。叶如日等人一起战死西乡。张家玉暂时逃脱。至此，李成栋的下一个战利品目标，就是在肇庆即位不久的永历帝朱由榔。
而永历帝已经在听到广州绍武帝被擒的消息后，狼狈逃出肇庆，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闻警即逃”的流浪生涯。当时，只有瞿式耜坚持死守肇庆，但弘历帝要瞿式耜带兵与自己同行护驾。无奈，瞿式耜赶忙在肇庆部署防守阵地，然后飞速赶往广西梧州与已经逃亡的永历帝相会。不料，永乐帝因为担心梧州也不安全，已经在几天前逃去桂林。急赶数日，瞿式耜才追上这位脚底抹油的皇帝。此时的永历帝身边众臣零散。当初在肇庆上船准备逃跑时，大学士丁魁楚、李永茂以及兵部尚书王化澄、工部尚书晏日曙都各携家眷财物上船准备和永历一起出逃，但走到半路，这些人和他们的船全都不见了踪影。
永历君臣的争相逃窜，给清军以可乘之机。留守肇庆的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李成栋大喜，随即进军梧州。
梧州是广西东面重镇，清军还未到广西，明将陈邦傅已经先行弃城而逃，一时风声鹤唳，人无固志。苍梧知县万思夔怒火中烧，竟然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
李成栋大军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于是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梧州。万思夔见大势已去，就在木龟上写上了“曹烨”二字，然后逃走。
最工于心计，最富于表演才能，最能走一步看三步，最善于给自己留退路而下场又最为悲惨的当属永历帝的首席大学士丁魁楚。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万历年间中进士，有吏才，至崇祯九年官至河北巡抚。但此公胆小，清兵一来就弃军而逃。由于他“善事权要”，当时的大学士温体仁百般周旋，使他免于重罚。弘光朝，丁魁楚被重新启用，为兵部右侍郎。永历继位后，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自恃有拥戴之功，丁魁楚整日只知受贿卖官，派军士在肇庆灵羊峡一带挖掘端砚老坑石头，制作精美砚台玩赏、珍藏。
李成栋攻陷广州后，丁魁楚见形势危急，已经在逃离梧州的时候就脱离永历帝，带着家眷和多年搜刮得来的大批金银财宝，笼络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作护卫，私自乘船避往岑溪。为了保护身家财产，丁魁楚暗中派人前往李成栋军中接洽投降。李成栋将计就计，许以两广总督的职位。丁魁楚大喜过望，由岑溪出降，清军将他押回广东，在半路上杀死，其家产和眷属全部落入清将之手，据说仅白银一项就多达八十余万两。后来有人见到丁魁楚的一个年幼孙子被李成栋部将罗成曜收养，问他姓什么，若回答姓丁，立即要遭到毒打。
晚明时代，商品经济发达，政治高压，人欲横流。某些士大夫一方面诗词歌赋往来，看以萧散、疏远、清远、淡放，其实一肚子的势利、浮躁、竞取和焦虑。数十年仕宦浮沉，这些人变得十分事故，而纵欲享乐的积习又使得原本清晰的道德感和君臣大义在生死面前变得苍白甚至可笑。文人士大夫危急关头的卑俗和狡诈让人瞠目结舌，就连贩夫走卒在某些时刻都会比他们高尚得多。高尚庄严变成佻薄无耻，豪气凌人变成臣妾意态，悲怆豪放变成奴颜婢膝，壮士情怀变成鹰犬效力。“岁寒，乃知松柏之后雕！”朝代更迭、出生入死之际，虽不乏抛掷头颅为一笑的书生豪气，但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明代士人的“中年世故”和混乱年代的诡谲奸诈。观其结果，一场空忙！
李成栋占领梧州后，曾经派出一小股清军进逼桂林。永历帝依然故我，逃离桂林，准备进入湖南投靠兵力较多的军阀刘承胤。大学士瞿式耜坚决反对，他指出朝廷不组织抵抗，只是一味避敌先逃，会涣散人心。但永历帝根本听不进去，在司礼监太监王坤、锦衣卫马吉翔的怂恿下，向全州逃难。瞿式耜只好请求自己留守桂林，并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要求永历帝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广西，那怕暂驻于靠近湖南的全州也好。不料永历帝畏清若虎，还是逃到了武冈。
自永历帝一行离开后，桂林南明官员上至总督侍部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个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转眼都逃个精光，惟有瞿式耜和几个当地下级官员连同兵民一起困守孤城。李成栋部下清兵猛烈进攻，桂林军民拼死抵抗。清军倚恃兵精器良，一时间竟登上西门城墙。
危急时刻，刚刚护驾永历帝至全州又急忙赶回的平蛮将军焦琏从阳朔急急杀回，入文昌门与冲入城的清兵竭死巷战，苦斗两日，杀敌数百，终使进攻清兵落败而逃，并缴获了战马、甲胄以及许多武器，取得振奋军心的“桂林大捷”。
焦琏鞍马劳累，从桂林一直护送永历帝至全州，未解征衣，又马上星夜兼程赶往桂林浴血死战，获得大捷，在艰难困境之中，取得如此殊功，永历帝竟发旨说：“等到收复平州、梧州后，就给焦将军封伯爵。”同时，永历对身边无尺寸之功的马文翔等三人却立赏伯爵，借口是他们有“扈驾之功”，其实是“一起逃跑之功”。永历帝如此行事，不能不让南明臣下失望。
实际上，马吉翔等人的封爵完全是刘承胤的意思。刘承胤想借以笼络这几个近臣，与他站在一条船上。果然，马吉翔等人与刘承胤一齐劝谏，让永历帝移跸武冈——刘承胤的老根据地，如此，刘承胤就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冈位于群山之间，地势逼狭，并非什么战略要地。刘承胤、马吉翔等人硬是挟迫永历帝下旨，与众臣一起转移到武冈。这样，永历帝完全落入刘、马的掌握之中。刘承胤进入自家地盘后，为所欲为，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又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的来使，见永历帝流露出满，就想暗中废掉永历，立岷王为帝。
“屋漏偏遭连夜雨”。湖南各地的南明军纷纷落败后，孔有德率领清军直向武冈杀来。刘承胤一面骗永历帝他的部下已经大败清军，一面向孔有德暗中约降，准备献上永历帝为“见面礼”。这个时候，从近处逃回的一个宗室来拜见永历，告诉他清军已在三十里开外的地方。此话晴天霹雳一样，吓得永历惊骇不知所为。幸好孔有德疑心刘承胤诈降，使得此人不得不又再次返回武冈城剃掉头发“表决心”——恰恰这一来一往，给了永历帝及其左右群臣一个机会。刘承胤的老母看不惯儿子所为，暗中将城门钥匙交给了永历帝，永历帝才得逃出生天。
清军与刘承胤忙随后追杀，幸亏参将谢复荣等五百多明兵拼死断后，最后全部战死，才保得永历帝一行未被清军追及。逃到半路，永历帝遇到总兵候性带领的五千多明军，一行人又踅回广西，到达柳州。
而此时在桂林，刘承胤派出的军士正与焦裢军士发生内哄，大打出手，李成栋乘机派军发动忽然进攻。多亏瞿式耜等人指挥有方，冒大雨与清兵殊死拼斗，又一次大败清兵，取得第二次“桂林大捷”。
四、南明三忠
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广东十府之地全部沦入清方之手。但就兵力而言，佟养甲、李成栋本部兵马只有四千一百余名，从福建带来的原郑芝龙旧部施琅等部也不过几千人，实力相当有限。1647年正月，李成栋率主力进攻广西，广东清军留守兵员更形单薄。这也是数月之间，永历帝能苟延残喘，在广西和湖南之间来回窜逃的原因。
然而，腐朽无能的永历朝廷不知清军虚实，非降即逃，近于自行瓦解。镇守柳州、南宁一带的明庆远伯陈邦傅也被清军声威吓倒，私自派人同佟养甲、李成栋联络，准备投降清朝。在这种危急关头，广东的一批仁人志士奋然而起，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熟悉山川险要，组织义军展开反清活动。
广东各地义师的兴起，使坐镇广州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穷于应付，不得不急檄进入广西梧州的李成栋部回援。正是由于他们的斗争，才使永历朝廷免遭灭顶之灾，重新稳定了广西的局势。
陈邦彦在绍武争立时，支持永历朝廷。朱由榔派他回广州劝说苏观生改弦更张，正值林察等击败林佳鼎，绍武君臣趾高气扬，陈邦彦知道无法完成使命，藏入高明山中。不久，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偷袭广州，绍武政权覆亡。李成栋军乘胜追入广西，永历朝廷岌岌可危。邦彦“出自山中，临西江之口，望敌旌旗，叹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径袭广州，此孙膑所以解赵也。”他亲自前往甘竹滩联络余龙等部义军，率两、三万民军由海路入珠江，声言攻打广州城，使得当时的清广东巡抚佟养甲连发急书，命李成栋回援。这样，在广西四处窜逃的永历帝才有机会摆脱李成栋军的穷追不舍。
陈子壮在南海起兵后，经约定花山义军一起里应外合攻入广州，不料消息外泄，佟养甲和李成栋两人联兵，将三千多花山义军全部活埋，并大败陈子壮水军。李成栋又趁势引军猛功陈邦彦，一路追击，一直打到清远，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随即在广州被凌迟处死。临刑前，这位顺德义士赋绝命诗：“厓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番禺人。万历四十七年探花，崇祯朝仕至礼部侍郎，弘光时以礼部尚书召，隆武时以东阁大学士召，均未到职。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立国，仍授大学士。陈子壮虽因丁魁楚窃取首辅，不愿入阁受事，但他是支持永历朝廷的。当绍武政权据广州自立时，他拒不承认，写信给永历朝廷表示拥戴。不久，清军入广，家乡沦陷，陈子壮奋起抗清。花山义军事泄后，陈子壮也在南海被俘，拒不投降，也被清军于广州凌迟杀害。
先前在道滘大败李成栋的张家玉一直纠集当地民众，袭扰李成栋军队。陈邦彦兵败后，李成栋又在增城大败张家玉义军。身中九箭的张家玉见势不可挽，放弃了逃跑的机会，慷慨言道：“大丈夫立身天下，事已至此，焉用徘徊！”言毕，遍拜共同作战的义军将领，转身投水而死。
在广东剿杀“三忠”（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的过程中，虽然最终杀掉这三人以及数万明朝义军，但李成栋内心深处想必也不会不为所动：同是汉族血脉，同受昔日明朝食禄，二陈一张能够以书生残弱之躯作绝望无援之斗，屡战屡北，屡北屡战，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而反观自己，堂堂七尺武将，手握重兵，为满人鹰犬，屠戮残杀，无数血肉同胞，在自己眼前慷慨壮烈而死。同为人子，不能不令李成栋心中有所感念。
五、李成栋
1647年，趁着李成栋军在广东平灭陈子壮等人，瞿式耜又把永历帝从柳州迎回桂林。1648年二月（永历二年），在全州驻防的郝永忠忽然率军跑回桂林，报说清军正一路追逼，劝永历帝马上逃往柳州躲避。由于郝永忠是李自成“大顺军”出身，他与明朝诸将之间关系一直不睦。此次回桂林，郝永忠部的粮食又一直欠乏供应，这位流贼出身的武夫气恼之下，纵兵大掠，乱兵冲入皇宫府堂，不仅百官被抢劫得一干二净，永历帝本人自己连龙袍也被抢走，光着屁股逃出城外。最后，他又于三月逃至南宁避难。
幸亏郝永忠部只是愤恨抢劫，没有别的念头。清军杀到桂林时，瞿式耜又苍惶应战，恰巧南明滇、楚两镇兵将赶到，焦裢又聚集本部人马，诸路明兵殊死战斗，竟又获桂林第三次大捷。
喘息绝望之机，南明君臣竟忽然又得到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消息——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陆续宣布反正，重奉明朝正朔，反击满清。
金声桓是陕西榆林人，王得仁是陕西米脂人。两人都是明末农民军出身，金声桓号“一斗栗”，王得仁号“王杂毛”，皆是万人敌的猛将。金声桓在明末降左良玉，是左良玉四十八营中最精锐的部队。左良玉死，其子左梦庚降清，金、王两人一起同刘良佐和高进库进攻江西，并长期驻兵于南昌。金声桓、王得仁与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金、王自以为不费满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据县，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赏。不料清廷毫无作兴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仅委任金声桓为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王得仁屈居副将。顺治三年（1646），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同年五月清廷发兵部议奏，结果是驳回了他的要求，只将他的官衔由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且规定“剿抚机宜事关重大者，该镇应与抚、按同心商略，并听内院洪督臣裁行”。朝命下达后，金声桓大失所望，内心里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县时凭借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银财宝，成了暴发户；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看得眼红，危言耸听，胁迫他们献上钱财。权力和金钱之争，使金声桓、王得仁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增长。
恰巧巡按董学成向王得仁索要一个歌妓陪他晚上打炮。“得仁未即遣”，董学成大骂：“我可以让王得仁老婆陪我睡觉，何况一个歌妓！”听罢此言，王得仁按剑而起，大叫：“我王杂毛作贼二十年，却也知道男女之别，人间大伦，安能跪伏于猪狗之辈以求苟活！”于是他提剑直趋，寸斩董学成，然后拜见金声桓。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不愿追随反清的官员，宣布反清复明。
尽管金声桓和王得仁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两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和才干，但这两人的兵卒数目相加共约十万，又有良马万匹，甲械精好。一朝反正，天下震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导火索往往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董学成的贪财好色，可能金、王两人只存“恢复”之心，随时而移，也就不会激起如此大的事端，最终极可能循规蹈矩，一直做大清顺臣。
清廷四处调兵，佟养甲也命李成栋率军入援正为金、王两人急攻的赣州清将高进库。然而，此刻的李成栋不动声色，静观时变。
李成栋曾经参加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绰号“李诃子”，长期跟随李自成的部将高杰（绰号“翻山鹞”），后来随高杰投降明政府，弘光时任徐州总兵。1645年，高杰在睢州被许定国刺杀，清兵南下时，李成栋奉高杰的妻子邢氏投降了清朝。在清廷进兵江南的过程中，李成栋奉命率部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线进攻，为清方收取了大片疆土。特别是在清方第一次进攻广东和广西部分州县的战役中，李成栋起了关键作用。他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不料论功行赏之际，清廷重用“辽人”（佟养甲一族是辽阳大族，早就有族人投效清廷），尽管佟养甲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被封为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李成栋只落个两广提督（军区司令），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接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两人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清廷重用“辽人”而作出的不公平的待遇，对于野心勃勃的李成栋是难以忍受的，内心的不满逐渐积累起来。
各种史料中记载最多的，当属李成栋一个“宠妾”自杀激劝的事迹，连美国历史学家Wakeman也提及过这一深明大义的美妇人。查继佐的《国寿录》记载此烈女名张玉乔，王夫之《永历实录》只讲这位美妇人是松江院妓出身，没有言及其姓名。江日昇《台湾外记》又讲她本是陈子壮的侍妾，而钱澄之《所知录》等又称这名美妇是姓赵，为李成栋侧室。
本来，降清的明臣袁彭年一直知道李成栋怏怏不快，两人关系又好，“稍稍以辞色挑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也常常劝他反清。爷俩儿一次登上越王台，密谋三天之久，李元胤纵论天下大事，“涕泣陈大义益切”。最后，李成栋拔刀而起，发狠言道：“事即不谐，自当以颈血报本朝！”（此言也是一语成谶）回家后，他那位美貌的爱妾也不断劝他趁机反正，由于李成栋怕妇人嘴碎泄露大计，佯装发怒对美人大声责骂。不料这美人也是个烈性妇人，一刀在手，说：“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言毕，横刀在颈，用力一挥，登时香消玉殒。李成栋不及解救，抚尸恸哭，“益感愤”，决意反清。根据明大学士何吾驺等人的史料，此美人应该姓赵，何吾驺还在李成栋广东反正后为她写过颂扬其事迹的歌诗。总之，无论这位美人姓张还是姓赵，红颜玉碎，以死相激，这件事肯定实实在在发生过，而且激使一代枭雄李成栋拍案而起，下定反清复明的决心！
袁彭年为明朝大文人袁中道之子。袁中道，字小修，是“公安派”三袁兄弟中最小的一位。他两个哥哥袁宏道、袁宗道都是二十多岁中进士，惟独袁中道四十七岁才中埋，因此牢骚满腹，天性狂猖，年轻时饮酒纵欲，疏狂不羁，还特别佩服狂放的大哲学家李贽。虽然袁中道为人行文往往直抒胸怀，肆无忌惮，但在他的《李温陵传》中一文，也可见其世故之心：“公（李贽）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小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思仇，意所不可，动笔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脔刀狼籍，不愿学者三矣。”袁鸣年的人品性格，想必半是遗传其父，半是自幼受这位轻狂老子的影响，积习所致，导致他后半生的行径反反复复。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李成栋变易冠服，拜永历正朔，发兵逮捕佟养甲辽籍亲兵一千多人，“屠之”。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由此，广东十郡七十余县共十多万兵士归附南明，李成栋获封惠国公，李元胤获封锦衣卫指挥使，袁彭年为都御史，连迫不得已投降的佟养甲也被封为“襄平伯”。
袁彭年名士之子，文人习气不轻。他于崇祯甲戌年中进士，年青有才名。弘光帝立，袁彭年得封礼部给事中，由于生性亢直，上疏揭发马士英、阮大铖罪恶，被弘光帝罢官。隆武帝立，诏复原官。清军入福建，袁彭年降清。“（彭年）以伉直鸷击，负时重望，然挟谋数，工揣持，不能淡于权势，故死生大节无足取者”（王夫之语）听说金、王两人江西反正，何腾蛟等明将连胜湖南湖北，家乡在湖北公安的袁彭年自然心动，与李承胤一起鼓励李成栋反清。入永历朝后，袁彭年又卷入与马吉翔等人的争权夺利之中，后被冷淡，出居肇庆。清军再次攻陷广东后，袁彭年又去官署自首，声言当初李成栋逼自己反清。估计他的名气大，又是文人，没有大威胁，清政府竟又饶他一命。“归里，挟策游潜、沔，以诗自鸣。未已，病死。”袁公子性情反复，也是明末无行文人的一个典型。
两广提督李成栋的反清复明是继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反清之后又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广东全省都在李成栋的部将控制之下，各州县官员望风归附。
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当时，永历朝廷正处于艰难窘迫之中，谁也没想到金声桓和李成栋能如此明显地扭转了永历朝廷的命运。广东全省和广西已失府州的突然反正简直是喜从天降，开始永历君臣都没有人敢相信，经过几天的探听，永历君臣才解除了疑虑，顿时一片欢腾，收拾逃难行装，准备重整河山了。
否极泰来。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大片地区一时又遍树明朝旗帜，尽复明朝衣冠，“乌纱吉服，腰金象简满堂，如汉宫春晓”。不久，靖州、沅州、梧州、金川、宝庆等地也相继入明，真正“形势一派大好”。
“重新做人”之后，李成栋真有刮骨洗肠之效，忠心耿耿，一心事明。他不仅派人把桂林永历帝父亲的陵寝整修一新，又派兵迎永历帝移跸肇庆。
鉴于刘承胤挟帝自重的前鉴，瞿式耜上书请永历帝到桂林。不过，瞿式耜这份担心纯属多余，李成栋对永历帝确实一份纯诚之心。他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八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李成栋郊迎朝见，在行宫中预先准备白银一万两，供永历帝赏赐之用。
李成栋本是“贼”军出身，复与高杰为明军招安，接着又降清军，只见过隆武帝的尸身和那个登基不一个多月即成擒的绍武帝。现在奉永历为正朔，他还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见明朝新君。虽见进之前，他还向一帮儒臣宾客练习面君时的进退礼节和应对之语。“及见，上（永历）温颜接之，赐坐，慰问再四。”李成栋只是跪伏在地上浑身乱颤，没有一句答言，最后“叩头趋出”。
出殿后，他的参谋很奇怪他为何没有与皇上对话。李成栋回答说：“吾是武将出身，容止声音，虽禁抑内敛，犹觉勃勃高声，恐怕回言时惊动皇上，有失人臣礼节。”从前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李将军，这一番真心剖白，真令我们刮目相看。
不过，据说这位永历帝确实有人君之威仪。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他最后被吴三桂抓住，关进监狱后，清军各级官将出于好奇参观这位爷，都不自觉地“或拜或叩首而退”。吴三桂本人前往，永历帝问“来人为谁？”吴三桂竟然双腿打晃，伏地不能起，“色如死灰，流汗浃背”。虽然其中有皇家嫡系、九五之尊的伦威所致，但他的堂皇仪表，大概也真有九五人君的样子。
为了表示对李成栋的尊宠，永历帝特敕拜李成栋大将军、大司马，并效刘邦拜韩信故事，封坛拜将，殊荣无比。为报知遇信赖之恩，李成栋马上返回广州，募兵治军，准备入江西声援金声桓等人，恢复大明江山。
在肇庆时，李成栋对永历宠臣马吉翔的权势已有所见，回到广州，出于耿耿忠心，他上疏永历帝，说：“恩威不出陛下而出旁门，匪人滥进，货贿公行……社稷存亡之大，非细故也，臣不敢不言。”马吉翔见此疏，深恨李成栋。不久，李成栋已经集结兵马准备北上南雄进入江西抗清，临行前想入肇庆与永历帝临别。马吉翔闻讯，连忙于宫中造谣，说李成栋想仪效董卓和朱温，想趁入见时解散皇帝亲兵，以他的旧部替代，把皇上当傀儡。
由于李成栋昔日疯狂屠杀明军的表现仍历历在目，永历帝不能不疑。他派遣鸿胪卿吴侯去安抚李成栋，告诉他不必面君。李成栋一片赤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见到在朝中任官的义子李元胤，才知道自己被马吉翔冤枉的实情，他叹息说：“我初归附国家，诣阙面君是正常的礼节。此次出行，誓死岭北，只想与皇上辞别，交付公卿大臣后事，不想小人辈汹汹如此，恨吾不能剖心示诚，坐受无君之谤，徒以血肉付岭表耳！”行至三水，永历使臣驰至，仍敕其不得入朝。李成栋“望阙大恸”，从清远顺流而去，临行之时，他长叹道：“吾不及更下此峡矣！”
清军方面，在中原聚集满、蒙、汉大军数万人，一支军由孔有德、济尔哈朗指挥，逼向湖广。另一支军由谭泰、尚可喜、耿仲明率领，直扑江西南昌。1649年三月一日（永历三年），南昌陷落，金声桓杀妻子，焚厩舍，自刎而死。王得仁与清兵巷战，死于战场。湖南的明将何腾蛟也被清军俘获，于湘潭就义。
李成栋提北北上，屡战屡北。也真是天不祚明，他为清朝从北往南打杀时，一路势如破竹。反正以后，他由南往北打，连连败绩，十多万大军沿路伤亡殆尽。
1649年四月，南昌金、王两人败亡后，赣州的清将高进库再无北顾之忧，聚集全部精锐部队在信丰进攻李成栋。鏖战一天，李成栋部下大将多死，士卒溃逃，粮食又吃完。部下将领请李成栋退师，寻找机会再图重兴。已经绝望的李成栋索酒痛饮，投杯于地，大言道：“吾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筑坛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何面目见天子耶！”言毕，竟不带随从，控马持弓渡水，直冲清宫大营，“不择津涘，乱流趋敌”，估计加上饮酒过量，伤心欲绝，竟于中途摔入水中，遇溺而亡，结束了他令人费解、充满杀戮、反反复复、又不失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成栋淹死的消息传到肇庆，明廷震悼，赠太傅、宁夏王，谥忠烈。永历帝设坛于天宁寺，亲临祭之。
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又奇迹般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值得交待的还有李成栋养子李元胤。
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栋为盗时掠良家子，养以为子。自少年时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随李成栋出生入死，“稍读书，知大义”，而且“心计密赡，有器量”。其义父降清时，李元胤怏怏不乐。日后李成栋反正，李元胤绝对是劝成首功之人。
佟养甲的参与反正本来就是被迫的，永历朝廷虽然封他为襄平伯，挂了一个管理中军都督府事的空衔，实权完全落入李成栋的手里。他不甘寂寞，上疏水历朝廷说：“疑臣则杀之，不疑则任之，何能郁郁居此？”朝廷只是“优诏”应付，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佟养甲既怀念清廷的宠信，又明知在永历朝廷内备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递表给清廷说明两广事变的情况，同时请派兵南下，自己充当内应。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栋部卒查获。李元胤当时担任锦衣卫都督同知提督禁旅，密奏永历帝以祭祀兴陵（即朱由榔之父老桂王朱常瀛墓）为名派佟养甲前往梧州，预先在佟的座船必经之处设下伏兵，擒杀养甲。随即把佟养甲的亲信全部处斩，以清内患。
李成栋死后，永历仍旧信任李元胤。明将杨大甫屯居梧州，常常劫掠行舟，杀戮往来军使抢夺贡物。李元胤上疏，请永历帝召杨大甫入见趁机诛杀。君臣饮酒之间，永历诘责杨大甫，这位桀骜的武将竟想趁势劫持永历帝。一旁侍饮的马吉翔等人失声跑掉，李元胤在后一脚把杨大甫踹个大马趴，把他逮住缢杀于船外。
永历四年，清军攻梅岭，明将罗成耀弃南雄逃跑。见时势已去，罗成耀暗中约降清军，想攻取肇庆先立个功。永历帝知悉此情，忙派李元胤乘间杀掉这个国贼。李元胤平时和罗成耀关系不错，就相约游船饮酒。舟泛中流，李元胤忽然把正在绳床上忽悠的罗成耀掀翻在地，以利刃一刀结果了这个叛贼。众人大惊，李元胤不慌不忙，以敕示众人：“有诏斩成耀”。“移尸涤血，行酒歌吹如故”，“元胤三斩叛将，决机俄倾，而皆先清敕行事，不自专也”，有忠有智有勇，确是一个人才。不久，永历朝内元胤孤军守肇庆，并独军于西南驿击败清军。由于永历帝及一帮臣下各自鼠窜，李元胤孤军不支，被清军重围于郁林。绝望之下，李元胤穿上大明朝服，登城四拜，哭叹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言毕自刎而死。广东重又尽陷于清军之手。
至此，诸师沦亡，南明昙花一现的大好时光终于过去。1650年年底，桂林城陷，瞿式耜殉国。永历逃至南宁后，受制于权臣孙可望，而后，虽有李定国等忠臣义士相拥，仍因朝中奸臣当道，四面交困，虽然又苟延残喘了十二年之久，历尽艰辛，逃过百死，永历最终为缅甸人出卖，交给了大汉奸吴三桂。永历十六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箅子坡，时年四十岁。南明灭亡。
八旗满州在人关时只有不到十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而竟以区区十多万丁最终灭亡二百七十多年拥兵数百万人口近三亿的大明朝，着实发人深省。在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数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是被圣人归为“难养”之类的女子义薄霄汉，挺身而出，出现了赵氏姑娘（或张玉乔）以及众位反清英雄烈母贤妻的动人场面，她们或以义激，或以身殉，令中国历史凭添了奇丽的动人风景。封建史家对女子总是吝于笔墨，对这样一个刚烈红颜忍辱偷生、义激枭雄乃至最后舍身成仁的原因和过程更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扼腕叹息之余，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米勒对妇女的评价——“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
六、张献忠的遗产
1644年，没有被李自成吞并的张献忠率部入川，建立了大西国，定都成都。张献忠控制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由于他的嗜杀，使四川人口和资源锐减。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向陕西进发，此时李自成的西安已经沦入清军之手，张献忠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包围，张献忠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死后留下的遗产，直接影响到南明永历朝廷最后10年的进程。
“献忠死后，各营大乱”，大西军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急速南撤，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此时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
张献忠有四名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张献忠死后，领导大西军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孙可望掌握政权后，立即整肃军队，改变张献忠以往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但此时张献忠的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政策。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商议后，一致决定把“皇后”和汪兆龄处死。张献忠的亲信倒台后，大西军内部就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
大西军进入贵州以后，豪格统率的清军已经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杂牌官军又不足以同大西军相抗衡，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
有明朝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等明朝政府任命的机构与世袭的土司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另外，在军事体制上，云南则由沐氏黔国公镇守。沐英是明朝开国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的义子，世封于云南。沐氏家族镇守云南两百多年，在当地声望很高，历代黔国公也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然而，云南本身并不平静。云南东南部的土司沙定洲发生了叛乱，并击溃了沐天波的军队，在1646年一月攻占了云南府（今昆明），沐天波率领残部退往云南西北部。
孙可望等率部进入云南时，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事先派出间谍前往云南，利用汉族官绅、部分土司对沙定洲的不满情绪和黔国公在云南长期享有的威望，散布假情报，说行将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这一策略果然收到奇效，大西军所到之处，不但畅通无阻，还有云贵百姓主动提供粮饷。
因为孙可望先派人佯攻沙定洲的老家，沙定洲主动放弃昆明，逃回故里。此刻留在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等人已经弄明白了入滇的并不是什么焦家救兵，而是大西军，但是他们手头无兵，只有听任绅民投降。大西军顺利地进入昆明。“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
随即，孙可望平定了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沐天波被俘。孙可望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此后，沐天波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先行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还发出檄文责成属下官员向大西军缴印投降。
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于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
但北将军艾能奇却在征东川的时候中了土司禄万亿部下的毒箭，不治身死。
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十月，沙定洲等在昆明被处死。这样，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的景象。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二十多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
关于象队的威力，大家应该在《亚历山大》的电影中见识过。“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这是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的雄心。横跨中东的亚历山大所向无敌，唯独到了印度，也被象队所阻。
七、“秦王”孙可望
平定云南后，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开始出现不和。早先，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尤其是李定国，他是少有的将才，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孙可望决定与南明联合抗清，借此请求永历朝廷加封，这样他的爵位高于二人后，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张献忠的遗产，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
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充当使者，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杨畏知到达肇庆后，呈上孙可望请封秦王的书信，并进献礼物以表善意。
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廷臣会议时，赞成封孙可望为王的固不乏人，当政的一批人物却因种种私虑表示坚决反对，惟恐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西军参加永历朝廷将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还有人建议在封爵的同时趁机挑拨大西军各将领之间的关系。
争论持续了几个月，杨畏知见封孙可望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以便回滇复命。永历朝廷勉强同意了，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后经督师阁部堵胤锡一再上疏，永历帝同意封孙可望为平辽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担心自身利益，他的中军胡执恭建议结好于孙可望，倚仗大西军的声势。二人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金印，由胡执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并不知道封王内幕，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极为满意。他安排了隆重的仪式，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受秦王封后，率其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各呼万岁后，又秦王升座受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庆贺”。然后把敕书誊黄布告云南
99lib?各地，欢庆三天。这一连串盛大仪式表明孙可望和义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统辖下的大西军以及他们管理得颇有条理的云南全省已经遵奉南明永历正朔，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谁知不久杨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带来了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印。孙可望大为惊异，说：“我已经封了秦王了！”杨畏知也大吃了一惊，问明情况后，说那是假的。胡执恭到昆明时，并不知道朝廷采纳了堵胤锡的建议，把封号由原议景国公改为平辽王，争辩说平辽王敕印也是假的。
孙可望既误信了陈邦傅、胡执恭假造的敕印，举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礼，弄得云南军民皆知，这时要降格为二字王，处境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极为愤慨，下令把杨畏知、胡执恭关进监狱，给朝廷送去启本，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后已经郑重宣布，大小官员和军民都已祝贺，无法改变，请朝廷定夺。
平心而论，问题出在永历滥发空白敕书和陈邦傅以公爵身分矫诏伪封一字王，孙可望不仅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贺以后也确实难以退步。永历朝廷在既成事实面前竟毫无灵
活性，坚持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在大西军提出联合抗清的建议以后，永历朝廷不仅在封爵上多方刁难，还不顾大敌当前，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是冬，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防滇寇也”。
大西军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开始江河日下。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了湖南，翌年清军攻克广州和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永历帝仓猝登舟，向南宁逃难。永历帝生性懦弱无能，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驾”逃难。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作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
永历帝君臣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永历帝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将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清军作进见礼。
原先聚集于两广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除了镇西将军朱旻如在昭平县同清军格斗而死，被革职的朝臣汪皞投水自尽以外，其他未随驾的官员有的降清，有的窜入深山，有的剃发为僧。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时脱离永历朝廷返回清政府统治下的故乡，以明朝遗民自居。“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给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风节自命的“五虎”首领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时魁再次降清，都自称1648年在广州反正是被李成栋所逼迫。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八、李定国
李定国，字宁宇，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他相貌英俊，性格宽厚温和，非常喜欢，于是收为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奉命奇袭襄阳，他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称为“小尉迟”，又因为骁勇善战，更被称为“万人敌”。
顺治三年，张献忠战死后，大西军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李定国忍辱负重，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无虑疑！”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人为侮辱，为巩固云南基地立下汗马功劳，他率兵历时三个月擒获作乱滇省的沙定州，使得滇省大安。也因此有了资本可以和满清、南明进行周旋。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孙可望一直以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继承人自居，打算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碍于李定国、刘文秀实力雄厚，孙可望只得打消了“独裁”野心，但内心却耿耿于怀。
明云南副使、孙可望的同乡杨畏知窥透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孙可望暗想：“名号既正，挟天子以令之，同类必不敢我抗。”这才派杨畏知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
请封秦王之事后，孙可望虽然对永历朝廷极不满意，仍不改初衷，决定出滇抗清。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规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乘机游说：“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于是李定国与之“歃血，誓扶明室无二心”。孙可望得知此事，将黄应运处死，李定国“心怨之”，二人矛盾愈益加深。
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做官了”。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1652）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李定国率军出全州，约法五条：不杀人、不奸淫、不抢财货、不宰耕牛、不放火。五月，大败清军，仅用两夜下武冈、克宝庆，势如破竹。六月，夺取全州，七月初一，和清定南王孔有德决战，定国列象阵，孔有德力战不支，败退，七月初四，李定国兵围桂林，大西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孔有德自从航海归顺满清，从山海关一路杀到广西，其间多次大败明军，南明著名督师何腾蛟即死于他手，没想到，如今竟被年仅三十的后生李定国逼得无路可走。
桂林大捷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有些地区的百姓，不等大西军到，便自动将清军驱逐。
九月，李定国兵发湖南，取衡州、进攻长沙，出兵七个月、拓地三千里。
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李定国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向武岗转移。衡州战役后，李定国叫人绘制孔有德、尼堪画像，刊布粤楚，“露布告捷”。
尼堪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广略贝勒褚英的儿子，是满清的理政三王之一，正牌皇室贵族，其人勇猛善战，他被围困的时候，部下曾经劝他突围，而且，也有可能突围出去，然而，尼堪大喊：我身为宗室，不杀身报国？有何面目见太祖太宗？力战而亡。满清能够以一隅之地进而一统天下，宗室贵族早期的奋不顾身的进取精神也是明朝所不能相比的！
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至此，李定国已经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这是自从明朝万历年间以来，明清作战清军的最大损失！黄宗羲称：此为全盛天下所不能有！顾炎武不仅为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取得辉煌胜利感动得泣下满襟，还批判了永历朝廷部分官员先前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的失策。
但是，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吴三桂险胜之余，也叹息说：“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刘文秀兵败后，孙可望乘机削去刘文秀的爵号，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众皆怨望，自是人心涣散，猜忌日多”。
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对李定国他不仅扣发犒银和制止永历帝封其为西宁王，而且千方百计想加以谋害。
顺治十年正月，孙可望怕李定国“兵力益强，功驾己上”，便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此时李定国屯宝庆，侦知清兵放牧湘江东岸，“将间道夺其马”，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只好放弃奇袭前往。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秘密派人来告：“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李定国听罢流着泪说：“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并致书孙可望：“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力张，成败尚未遂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杀，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孙可望接信后恼羞成怒，领兵前去攻打。
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决定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他对部下说：“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与刘抚南同起云南，战功俱在，一旦絓误，辄废弃，于我忌害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表达了为顾全大局，迫不得已的心情，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未跟随者“亦咨嗟太息”。
李定国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原大西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裂痕使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变成昙花一现。
顺治十年六月，李定国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广东，便主动致书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然而，郑成功因为天气的原因爽约，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李定国不仅在广东失利，在广西的进展也不顺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孙可望仍要置他于死地。八月，派冯双礼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暗地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便以精锐抵挡。冯连忙退兵，伏兵四起，冯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投顺李定国。
顺治十一年初，明鲁王政权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直抵镇江。郑成功也遣兵攻崇明，清沿海一带告急。形势的好转，使李定国再度东征。三月，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连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并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举兵来归。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李定国控制了廉、雷、高一带，“黎岐蠢动，水陆响应，儋崖路断”，抗清形势再度出现高潮。他十分兴奋，准备约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再扩大到全国。于是他题字“一匡天下”，自比管仲“复出”，产生了骄傲情绪。
李定国明白，要想攻克广州，首先要打开广州的门户新会。这一计划必须要有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七月，李定国再次致书郑成功，邀他合攻新会。信中指出：“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信中注明援兵不得迟于十月以后。同时，李定国又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将新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即将开始。
十月十四日，攻城开始，农民军采用炮击，掘地道、伐木填壕等战术均被击退，连攻两月，未能奏效。这时李定国轻信了间谍“城中粮尽”的谎言，命令罢攻，采用围困战术，并“建造行宫，署置官曹，诛求乡落诸所，征发凌杂米盐”，使清军有了喘息之机，大西军中也“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处于不利的境地。
十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及清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满汉兵赶来，清军以铁骑兵冲垮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也被惊散，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滇兵大崩，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解新会之围。
李定国撤出新会后，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定国抚难民，哭号失声”，连夜退走南宁。从此，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全部沦入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新会惨败，从主观上讲，与李定国的骄傲轻敌不无关系；从客观上讲，郑成功此时正与清廷议和，拖延了援粤之师，等十二月议和失败，郑成功才派林察率舟师赴粤，李定国早已败退，贻误了战机。同时，孙可望又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这一切终于导致了新会之战的失败。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仅剩下六千人，从此他企图恢复两粤的事业终于化成了泡影。
自从永历帝被孙可望接到安龙后，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孙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初以天子为名，实挟之以自私也”。朱由榔为了保住帝位，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派使臣往广西召李定国护驾。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李定国接密敕后，表示：“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并告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不料文安侯马吉翔为讨好孙可望，将此事具告。可望便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处死吴贞毓等十八名大臣。从此，他更加跋扈，为防备李定国返滇，派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广西田阳），加以阻止。
新会之战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发展。中书金公趾（即金维新）便以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顺治十二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宁告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臣誓死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定国备受威胁，于是他决计回黔。翌年正月，定国火速赴田州，守军“但闻西府驾至，皆胆落跪迎”，关有才、刘镇国逃跑。孙可望为长期控制永历帝，又立即派出白文选迁永历于贵阳。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君臣相抱持痛哭”，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啧啧忠臣”。经商议，决定迁朝廷入滇。
当时，刘文秀和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均驻云南，兵力合共五万。二月十一日，定国抵曲靖，云南守将议论要以兵拒。刘文秀私下会李定国，说：“吾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定国指天为誓，决不学孙可望。于是两人合计，“迎驾本秦王意，宜一力为之”，瞒住孙可望亲信，平安入滇。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事权专归定国”。
李定国虽掌兵马大权，但“小心臣节，进奉极丰”，又用人不当，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群小争趋之”，佞臣马吉翔“叩首颂定国千古无两，青史流芳……不一日而内外大权在掌握焉”。永历朝的腐败之气已在腐蚀着李定国。
但对待孙可望，李定国仍从抗清大局出发，希望和解。他曾请刘文秀“敕书告可望”，遭拒绝，又送孙可望妻子归黔，仍未达和解。他还不甘心，顺治十四年五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拘文选，夺其兵”。又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去说情，临行永历帝“赐虎金簪，令从中开导”。张虎两面三刀，见可望诡称：“上赐金簪，令我密行刺也”。可望大怒，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内战终于由孙可望挑起。
大西军绝大多数将士反对内战，孙可望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李定国，一致要求还白文选兵权。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随其后，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
九月，孙军抵交水（云南沾益），李定国、刘文秀领五万人抵挡，因兵力悬殊，人心浮动。这时白文选来告：“宜速出兵交战，诸将已有约，宜出兵决战，稍迟则谋泄不可为。”李定国才下了交战决心。孙可望估计昆明空虚，又派马宝、张胜前往偷袭，与王尚礼里应外合，马宝又告李定国。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白文选率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营。孙可望大惊失色：“诸将皆叛乎”，落荒而逃。李定国挥师前进，“诸营皆欢呼‘迎晋王’，所向瓦解”。刘文秀、白文选追孙可望溃卒，李定国还师昆明，结果马宝反正，张胜被擒，王尚礼自尽，内战平息。
孙可望倒行逆施，众叛亲离，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时冯双礼守黔，佯装追兵到，可望又如丧家之犬，携妻子财宝投降洪承畴。清廷封他“义王”，但又戒备他，于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借围猎之机，将他射死。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由于狭隘的派性作怪，其大搞“论功行赏”，“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同时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卒三万“练以备边”之事，也“不悦”，“召之还”，使文秀“郁郁不自得”而死，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滇、黔舆地图，并陈其进取状”，使清军摸清了底细。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三年，1658年）二月，清廷决定分三路大军攻贵州：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从广西进攻，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从湖南进攻。本来大西军应针锋相对，可此时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致使吴三桂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卓布太占独山，构成对云南的严重威胁。
七月，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他才开始部署反击。首先他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然后派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拒敌中路，派李承爵壁垒普安黄草坝（贵州兴义），拒敌南路，派白文选据遵义孙家坝，拒敌北路。这一部署纯属消极防御性质。当时形势是，清军初入贵州，力量分散，如果李定国能集中兵力，攻破一路，战局可以扭转。可惜他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在指挥上，李定国也中了洪承畴的计。当冯双礼要求增兵入黔，出击贵阳时，李定国曾接到洪的来信，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吴王（指三桂）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他居然听信了这套鬼话，延缓增兵，贻误了战机。八月，李定国才率师东进，又赶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里，士气低落。相反清兵得到喘息之机，实力增强，开始攻滇。
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进趋云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败冯双礼于鸡公背，陷安庆、曲靖。北路吴三桂都败白文选于七星关。南部卓布太部逼凉水井，陷安隆，李承爵战死。定国闻讯，亲率主力三万人与卓布太决战。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摆开战场，激烈的盘江大战开始了。农民军英勇阻击，初战告捷。第二天，清军倾巢出动，大西军疏于防备，又刮起北风，金枪失火，燃起山茅野草，清军乘火势猛射，致使农民军全线崩溃。清军攻破了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僵尸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万人”，李定国的妻子家属均被卓布太抓获处死，十一年来身经百战磨练出的精锐部队受到致命损失。但是，这令人痛心的事实，并未使李定国气馁，他说：“事既如此，夫复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后已。”表现了他绝不屈服的性格和斗志。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退回昆明，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今后出路。讲官刘范主张按刘文秀遗表行事，入巴蜀，“以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李定国提出撤入“湖南之峒”，“胜则六诏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郑成功）合师进讨”。均主张先转移，再图恢复。但永历帝的臣僚多为滇人，不愿离开家乡，勋臣沐天波、权臣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一旦事急则逃入缅甸，永历帝表示同意。李定国“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并不敢坚持己见，只是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
十五日，永历小朝廷西逃。事先李定国发布文告：“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劝百姓疏散。并命令各
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至此无粮，徒害我百姓”。一路上他还收抚难民，体现了淳朴爱民的本色。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初三，清兵会师昆明，又立即紧追不舍。为了保护永历帝脱离险境，李定国命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永历帝奔腾越（云南腾冲），自己则率精兵六千留永昌（云南保山）阻击。二月，吴三桂又在大理败白文选，气势汹汹追来。李定国决心打掉敌人的锐气，全歼追兵，策划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磨盘山战役。
永昌境内的磨盘山“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他估计吴三桂必无戒备，便以窦民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吴军追来，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节外生枝，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农民军出伏作战，“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
磨盘山战役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战斗，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清军也“死伤甚众，却三十里”，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南明遗民刘彬诗曰：“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李定国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顽强果敢的斗志，使清军再不敢骄横穷追。
可是永历帝在马吉翔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从此与李定国、白文选失去联系。三月，定国、文选相会于木邦（缅甸新维），商议今后去向。李定国认为：“我若入缅，缅苦供馈，必见拒，击之祸结，盍择险要边土，休士马，相犄角，缅外惮吾二人，君在内可无忧；且得阴连诸土司，觇云南动静。”白文选则说：“并在外则内危，我入卫上，王任外事。”两人意见不和，便各自行动。
磨盘战役后，李定国余众不过数千，势力窘迫。不久，贺九仪从广南率万人来会合，祁三升、魏勇等均率部投归，军势稍振。李定国将大营移孟琏（云南澜沧），“多造印敕，遍结土司”，号召共同抗清。沅江土司那嵩起兵响应。李定国部坚持数月，被清军攻破，又移营孟艮，招安头人，“耕种纳粮如郡县例”。
吴三桂见无法扑灭大西军，又采取招降措施，一时农民军中不坚定分子纷纷投降。顺治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用贺九仪妻子劝降，贺“将出降，定国杖杀之”，从此无人敢言降字。
李定国始终忠于永历帝，曾连续上疏三十余封都石沉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白、李才了解真相，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九月，两人分别入缅。至十一月，定国大败缅军，提出“苟送上出，则我罢兵”的条件。缅则回答：“你要攻城也无妨……只是你们水土不服，兵亦有减无增，我不怕。”翌年二月，白、李又合兵入缅，缅集众十五万，巨象千余头来战。二人奋力苦战，大败缅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窥缅城，缅甸仍不交出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又被缅兵捣毁船厂。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中“老幼累累，军饥疫作，死亡相继”，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八月，两人又分兵攻缅，但出师不利，十六舟有五舟被击沉。在缅甸他们亦得知吴三桂已大举攻缅，缅杀害永历从官四十余人，白文选部情绪低落。是月中旬，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离开李定国。李定国子嗣兴准备堵截，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率本部独进洞乌。
十二月，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愤懑欲绝，曰：‘势既不敌，追无能为’”。移营景线。但到康熙元年（1662）四月，他又抵勐腊，遣官入车礼（西双版纳）借兵，企图东山再起。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泰国）与定国联姻，帮助象马，恢复云南。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云已集四千人，愿为犄角”。正当李定国欲图大举，不幸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李定国修表告天，祈求：“如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诞辰，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定国恸哭发丧，命军士缟素”，他“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大哭道：“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六月二十七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宁死荒外，勿降也！”
气节满荒徼，浩气贯长虹。李定国死后，部下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勐腊各族人民亦奉李定国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并于后山复建“汉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李定国的忠义节烈知道近现代依然被人们称赞不绝，晚清革命党人起义，蔡锷等仍以李定国为榜样，章太炎说：“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
楔子
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一个时代的大格局，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晚明人文渊薮的江南，有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清明广大，声名远播的诗学中心。
然而，从晚明一直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
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人士大夫们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当历史处于大转折时期，在社会变乱和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各种人物的表现往往显得千差万别，很难准确地纳入一定的模式。明末遗臣力图恢复，捐躯殉国者，先后相望；也有许多
士大夫以明朝遗民自居，著书讲学；但也有更多的汉人屈节事清。
历史人物是极为复杂的。就算是同一个人物，也经常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前后表现不一。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
99lｉb?贞爽直与狡诈奸滑，这些多种特质往往表现在同一人身上，由此可见复杂的历史人物难以一眼望穿。
拿本编中的第一篇《江左三大家》来说，钱谦益、龚鼎孳和吴伟业三人都是明末清初名声显赫的诗人，能文善诗，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
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江左三大家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
而这三人在明亡后都屈节事清朝，龚鼎孳还在1644年甲申之变投降过李自成，均于名节有污。
虽然这三人并未真正为
满清做过什么事，不像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以汉人的鲜血去谄媚满清新主，尤其是钱谦益和吴伟业，几乎是当了满清的官后又迅速辞官，但三人的表现大相径庭——钱谦益暗中反清复明，为此倾家荡产；龚鼎孳几沉几浮，忙于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吴伟业则在悔恨中继续写他独创的“梅村体”《圆圆曲》等诗，并自称为“天下第一大苦人”。
这三个人对待世事白云苍狗的不同态度，同样也折射在他们与各自的爱人柳如是、顾眉、卞玉京的交往上。
第一章 江左三大家
一、钱谦益与柳如是
1644年国变的时候，钱谦益正在老家江苏常熟享受生活，坐拥他那大名鼎鼎的美妾柳如是。钱家是地方望族，富甲一方，但在悠闲惬意的生活中，钱谦益的心情并不平静，他的几分心思，始终有几分不甘心地牵挂在北京的崇祯朝廷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
作为诗人，钱谦益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有近代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是一代大家。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各种史、文籍与佛藏。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的文章，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其意图是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从具体作品看，虽内容比较驳杂恢诡，但规模阔大，足以转变明文的衰微格局，振作明末清初的文风。钱谦益因此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忠旧录》称他为王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以藏书丰富著称。
但钱谦益一生的仕途却非常不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但不久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当时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菏锄”。
天启七年丁卯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钱谦益欣喜若狂，他当时就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
第二年（崇祯元年）七月，钱谦益应诏北上，出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这时他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可惜的是，三个月后，他还来不及大展拳脚，就卷入了崇祯一朝的党争，因与温体仁、周延儒争为阁臣，被革职还乡。此时的钱谦益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当时的文人莫不以进仕途实现政治抱负为人生的理想，钱谦益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一直盼望着能再被起用，重新为朝廷效力。但终崇祯一朝，钱谦益都未能再被起用。他却一直等待着，执著地等待着，这一等就是十七年。随着他年纪的衰老，局势也在日益变化。可想而知，钱谦益的心是如何地渐渐由热转冷，由希望变成失望甚至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崇祯一朝日益衰败，陷入了无可挽救的内忧外困，而他，却始终没有为朝庭出力的机会。
终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消息传到了常熟！钱谦益此时的心情复杂极了，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作为明朝的子民，国难当头，他的心情并不好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老皇帝的死去，意味着新皇帝的登基，一直仕途不顺的钱谦益，可谓是有了新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倘若崇祯皇帝不在甲申之变中死去，已经年过半百的钱谦益恐怕永远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际遇。
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后，果然如钱谦益所料，因为他钱某人在江南巨大的名声，又是东林党人的领袖，终于有了新的机会。钱谦益听说他被征召后，喜极而泣，发誓要尽一切力量当好这个官，因为他已经为这次复出准备了足足十七年。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后来作为东林党领袖的钱谦益反而站到了为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所唾弃的马士英和阮大铖的一边，一是为了平息党争，二则是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礼部尚书的官职，毕竟，他已经等了十七年。
但钱谦益很快失望了，南明朝廷比崇祯朝廷还要腐败，内耗还要激烈。南京城中的朝廷充斥着永无休止的党争；弘光皇帝荒淫无道，勤于女色，凡事都交给“老马”，听不进其他大臣的任何意见；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则忙着与马士英斗法，结果一一败下阵来，东林阵线唯一的实权派人物史可法也被挤出了南京；而拥兵自重的江北四镇和武昌左良玉则挟制朝廷，仿若骄子，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北上收复河山。
钱谦益等待了十七年，只等到了这样一个结局。他一直想当大官为国家出力，却一辈子背运；他不惜结交阮大铖、马士英这些人中之渣，结果却是这样的局面，气得写了一首诗说：“坡公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唯愿生儿狷且狂，钻天募地到公卿”。
以钱谦益的眼光，他不会看不出弘光朝庭已经无药可救，在剧变的局势面前，他开始茫然了。
幸好，他还有柳如是，这是他唯一的安慰。能够娶到柳如是，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钱谦益后来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原因是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指清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指明朝）之意。”那学者立即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
但从钱谦益后来的表现看来，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来评价人的表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在大动荡的时代，每个人的表现是那么地不同，并且往往具有其阶段性的特点，这点在钱谦益的身上尤其明显。显然，钱谦益后期暗中反清复明的活动应该更多地归功于他那大名鼎鼎的宠妾柳如是。
钱谦益被弘光政权重新起用时，带着他那位著名的如夫人柳如是一同进南京。柳如是头插野鸡毛，一身戎装，骑马进入南京城，打扮成昭君出塞的样子，极有丈夫气概。南京人都为她的出格装扮而嘲笑她，但柳如是依然故我，我行我素。
钱谦益后来为了巴结阮大铖，特意宴请阮大铖，并让柳如是出面为阮大铖敬酒。柳如是当年是秦淮八艳中声名最显赫的一位，才色双绝，当时天下有名的文人雅士均以能跟她相交为荣，众多才子高士甚至视她为一睹而快的对象，名气之大，无人能及。她亲自上前敬酒，阮大铖竟然受宠若惊，不但起身相接，还特意回赠柳如是一顶珠冠，价值千金，表示尊敬之意。钱谦益故意命柳如是称谢，“且移席近阮”。南京城中“闻者绝倒”。（《南明野史》）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钱谦益和他那为大名鼎鼎的老婆都是不拘常法的人。以钱谦益对柳如是的又敬又畏，除非柳如是自愿，恐怕很难让她主动去给阮大铖这样品行卑劣的小人敬酒。这，应该是柳如是的一种策略。
写过《河东君传》（柳如是曾自称河东君）的顾云美有一首诗：“赌棋墅外云方紫，偎芋炉边人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记录的是当阮大铖锦衣素蟒临师江上之际，柳如是也一起出现在江防部队里，大概是搞犒师之类的活动。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仅只把它看做是这个“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的喜欢出风头，荡检逾闲的胡闹，那可就不免目光过于短浅了。柳如是不惜出卖色相讨好阮大铖，目的是为钱谦益挣得礼部尚书的官位；她走到部队里去，是想笼络握有兵权的将领。柳如是后来在南京到处结交有志之士，奔波于高官大臣之间，极力扶助丈夫，更说明了她心中藏有不让须眉的抱负。对比明亡后柳如是权力支持反清复明的义军之举，我们不难看出柳如是的策略其实就是要努力恢复明朝的事业。这个不甘心于风尘沦落的奇女子，先有意交结陈子龙，后嫁给年龄不相称的钱谦益，除了前者有爱情、后者有感情依赖的因素外，在风起云涌的剧变中，她更多地是看重他们在士林中的地位，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愿望。
在柳如是被斥为“流妓”时，我们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弱女子将担负起救国救亡的重任。事实上，当读到她赠陈子龙五言《遣怀》时，就应该豁然开朗：“设想自坚确，百物曾不逾。”这也是一个执拗的女子。可以说，这句诗，为她在危急之秋开展救亡运动作了精确的注解。
柳如是一生极具传奇，她与复社巨子陈子龙苦恋数年却还是无疾而终的事，曾经引来多方猜测。这一对热恋情人的武塘分手，各种版本的野史小说莫衷一是，一时间引来无数的猜测和议论，可见柳如是名头之响，天下女子莫不能及。但柳如是最终嫁给了比她大近四十岁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为妾，令人大跌眼镜，并且在这段惊世骇俗的婚姻中，她还是主动追求的一方。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间，钱谦益在杭州名妓草衣道人王修微家中得见柳如是《西湖八绝句》诗：“垂杨小宛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诗写得清丽别致。钱谦益尤其对“桃花得气美人中”一句赞赏不已；于是由草衣道人出面，邀请柳如是与他同游西湖。
柳如是虽然名气很大，其实并不是绝色倾城，与秦淮诸艳中陈圆圆的美貌、董小宛的气质、顾眉的风姿相比，她都有所不及。然而她有才情，有胆识，个性坚强，不畏人言。钱谦益初见柳如是，欣赏她魄力奇伟，便认为遇到了生平知己，写下了“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近日西冷夸柳隐（柳如是又名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的诗，表达了对柳如是的爱慕。
之后，两人经常诗文往来，彼此都佩服对方的才华和学识。钱谦益人老心少，对柳如是的诗词、文章、书法，都大为赞赏。
当时柳如是已经与复社巨子陈子龙分手，裙下之臣不在少数。因为历尽坎坷，柳如是不相信萍水爱情，她从很早就有目的地开始了一生的追逐，追逐奇伟男子汉，追逐动荡的时代中对她而言十分狭窄的世界。因此，她的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始终只停留在友谊阶段。因为在两情相悦之外，她还需要对方给她平等和尊重，给她自由发挥的空间。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样的择偶条件格外苛刻，自然格外艰难。
与钱谦益几次交往后，柳如是慧眼独具地想到，这个年近六十的老名士，为人通达旷放，颇识得真正的人生三味，不但是东林党领袖，还富甲一方，也许正是可以庇护她的人。对于柳如是来说，她想得到的无非是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乱世中时代感的实现。
美貌与才华，现实与浪漫，世俗与高雅，都幸运地光照在柳如是身上，这是个在历史上引起无数人遐想的著名女人。她的性格中有着一种浪漫的毒素，她跟普通女子一样，总怀有一种少女般的爱的憧憬；但柳如是的出众在于，她从不将爱情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深深知道：男人掌握世界，女人靠掌握男人掌握世界。于是她有了一种与其他女子不同甚至男子也不能比拟的救国情怀，也有了一生的情与爱、缠绵与依赖。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女扮男装，突然来到常熟虞山，访钱谦益于半野堂，并在钱家度岁。钱谦益对柳如是的突然出现并不以为鲁莽，反而对她的大胆简洁非常欣赏，而且花甲方年的他能有这样出色的女子主动追求，亦是喜出望外。他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自然也落在了柳如是精明的眼中。于是，寂静的半野堂中荡漾起一老一少一对忘年之交的笑声，他们一同踏雪赏梅、寒舟垂钓，相处得竟是那么和谐。
柳如是十五岁沦落风尘，阅人可谓丰富。多才多情的公子为数不少，可有几个是出于真正关心体贴女人？几个能真正了解她、尊重她？也许她心中还忘不了陈子龙，然而女人对陈子龙那样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是陪衬。像柳如是这样的惊世才女追求的却是独立与自尊，除了不甘作金屋小妾的意志外，还潜伏着一个卑贱者向贵族豪门挑战的欲望和抱负。如今遇到的钱谦益，才华自不用说，二十八岁就考成了探花郎，诗词享誉一方，虽说年纪大些，可有情有趣，对她又是这般关照，与他在一起，她觉得生活是那么安稳恬静、有滋有味，年纪相悬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次试探性的来访后，柳如是基本上已经下定了决心。
崇祯十四年正月底，柳如是与钱谦益在嘉兴鸳鸯湖分别后，钱谦益过西湖来游黄山，同行的有吴伟业和另一秦淮名妓董小宛。在那里，钱谦益写了不少游黄山诗，表露了对柳如是的爱慕之情。柳如是的和诗则情思缠绵，成了两人定情书。正像陈寅属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所写，钱谦益接读此诗必魂销心醉，大为感动。钱谦益虽是大名士、大诗人，但以诗书闻名的俏丽女妹柳如是年方二十三岁，而此时他已是五十九岁的大胡老翁了，黝颜鲐背，发已幡然。钱谦益历尽了坎坷仕途，因此感到赢得年轻貌美才女的爱情不是易事，这使得他对柳如是的珍惜与陈子龙等名士格外不同。正因为钱谦益对柳如是的相知、相惜、相敬，雅洁不俗，使得柳如是在并非基于爱情的基础上而委身嫁给了他。
从那个时候起，钱谦益将柳如是比作卓文君，而柳如是把钱谦益比作“才高博洽”、“博通经籍”的东汉大才子马融，说：“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钱谦益则回答说：“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
崇祯十四年六月，钱谦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茸城湖上设彩船，以正妻礼仪娶柳如是为如夫人。
当天，接到钱谦益喜帖前往祝贺的绅士和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挤得人山人海。此时的钱谦益更是返老还童，喜笑颜开。
在沿岸人群欢声笑语的声浪中，只见一艘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彩船从湖的一端驶来，湖面忽然响起阵阵箫鼓、飘来缕缕清香。船中端坐的柳如是，如鲜花丛中一只彩蝶，引起沿岸一片喝采声。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钱谦益如此大张旗鼓迎娶的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有人憋不住便向钱谦益打听：“请问钱翁，新娘是何方仙姑临凡？”这位彼幸福沈醉了的新郎却顾左右而言他：“请诸公多多饮酒，至于在下的新夫人，会让诸位认识的！”
当白发新郎钱谦益上到画船，把新人从画船迎上彩船的时候，他才高声宣告诫：“将与在下结为百年之好的这位美人，就是佳人兼才子，艺苑篷山第一流的柳如是姑娘。”
这一宣布，竟引起了爆炸性效应，大名鼎鼎的钱谦益学士，用如此铺张的大礼，邀集了这么多的达官巨绅，隆重迎娶的原来是一个妓女！官吏们、绅土们才发现自己来为这样的婚姻捧场，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完全是上当受骗了。
钱谦益这种蔑视社会规范的作法引起社会公愤，认为他“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物议沸腾。看热闹的老百姓也火上加油，大肆笑闹，纷纷拣砖取瓦，掷打彩船，整个湖面都沸腾起来。而钱谦益在舱中“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挥笔写道：“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平百岁忧。”其欣喜珍惜之情跃然纸上。而处于二十三岁妙龄的柳如是见钱谦益为了她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且无怨无悔时，也有了一种到了大树下面的安全感，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钱柳结合以后，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两人日夜厮守，一起赋诗作文，著书立说。柳如是学问奇高，钱谦益作史书，柳如是能随时为他查证资料。于是钱谦益在他的书斋后另造了一座藏书楼，专门供柳如是读书，命名“绛云楼”，尊柳如是为“绛云仙子”。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其实就是来自柳如是的绛云楼（绛云楼于顺治七年毁于大火）。
钱谦益还命人在红豆山庄中为柳如是特筑一楼，他亲临现场督工，仅以十天时间，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就建成了。钱谦益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小楼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因为柳如是的名气，绛云楼和我闻室也跟着名闻天下。
这对忘年夫妻朝夕厮守在新居，儿女情和诗文趣，使他们的结合并不亚于少男少女们的新婚燕尔。老情郎时时入迷地欣赏着他娇艳的少妻，嘴巴还对着柳如是的耳朵轻轻说：“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伶俐的少妻则应声回道：“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这真是老夫少妻间最为绝妙的情话。这组情话还被柳如是写进了《奉答牧斋》一诗，化为“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但两人的结合却是很不为“公论”所许的，一致认为“谦益愈放废”了。两人到浙江旅行，回到常熟时被看不顺眼的人们追着赶打，满船都是砖头、瓦块。钱谦益还为柳如是写了无数艳诗，其中就有十分肉麻的长诗。这些诗被魏雪窦等所编选的《吴越诗逊选录》另列一卷为“艳体诗”。朱鹤龄说，“见一越友选时贤诗，噎薄艳体，另为一编”，即指此事。这就说明了钱柳结合在当时引起的“清议”。
柳如是为妓时洒脱大胆，和文人名士尽意交游，指点烟霞，品评文字。柳如是既嫁，也并没有从此改弦易辙，收拾个性，做起中国家庭中的贤妇角色。她依旧狂放不羁，和钱谦益的一班朋友比洒作乐，往往酩酊大醉，“咳吐千钟倒玉舟”，颇有太白遗风，实无闺阁风范。钱谦益居然毫不介意，反而称赞她“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
更为当时世人诧异的是这位老儒有时厌倦应酬，竟会委托柳如是穿上男人服装，外出代他拜访客人，“竟日盘桓，牧斋（钱谦益号）殊不芥蒂。尝曰：此吾高弟，亦良记室也。”
钱谦益对柳如是充分尊重、充分信任的态度可见一斑。柳如是这个出身卑微又自视极高、极其要强好胜的女子，终于找到了能够给她平等地位的人。可以这么说，嫁给钱谦益是她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
柳如是下嫁后写了不少诗篇，如《奉和小岁日京口舟中之作》：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支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许并长。
诗里面有一种迷离的情感和淡淡的哀愁，似乎闻不到她的笑声，隐约只见娉婷袅娜的身姿。这不由得令人遐想，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那首著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也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数诗皆据《吴越诗逊》卷二十二《名媛诗》，朱朗诣评：“如是骨理皆妍，故是艳宗。”）
外面的流言因此多起来了。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柳如是的佚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
黄淳耀曾经到钱谦益家里做西宾，柳如是要和他诗筒唱和，竟然吓得这位老夫子要卷铺盖逃走。当时有诗说钱谦益闭户著书，“松圆邀翰墨，河东媚房拢”，意思是钱谦益左有清客程松圆，右有爱妾柳如是。可见当时一般士大夫对柳如是男子般的狂放不羁以及钱谦益对她的尊重是相当不以为然的。
这些暗中讽刺柳如是的记录还要算是比较“蕴藉”的，赤裸裸的丑闻更是不少。野史中记柳如是养着不少“面首”，随时更换，一旦厌倦了就赶走甚至杀却。又有一次她的一个相好被捕下狱，钱谦益十分不安，立即出面保了出来，说不然就会使柳夫人不欢。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相当值得怀疑。柳如是身为女子，却狂放不羁，无闺阁风范，当时对她风言风语、造谣生事的大有人在。
在柳如是心中，真正眷念的恐怕是那段与陈子龙刻骨铭心的爱，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应该是她在红豆山庄夜晚回忆的主要内容。或许，伴随着回忆，黑暗中会浮现出一个妩媚的笑。这个笑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短暂。直到陈子龙在反清复明的战场孤军奋战、事败身死后，那个倾国倾城的笑，到此就被彻底地埋葬了。
弘光二年五月，清军打到南京，二、三十万南明守军望风而逃，弘光帝朱由崧丢下南京自己逃命去了，此事史称“乙酉之变”。
柳如是看到明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一脸悲切而圣洁的表情，便劝钱谦益一同以身殉国，来个“你殉国，我殉夫！”，一同跳水自尽。但钱谦益却十分不安，他走下水他，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抬头对柳如是说：“水冷得很，我们不如改日再来吧？”这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贪生怕死，不愿为故国作烈士。柳如是没有想到，这个名满天下的东林党首领，竟是一个软骨头，在极端失望之下，她“奋身欲沉池水中”。
钱谦益早料到烈性妻子的打算，忙追上去将她紧紧抱住。这时，家丁回来报告说清军快要进城了。钱谦益便吩咐使女们好好守住夫人，绝对不能出事，自己则匆勿去找马士英商量。刚到马士英的住宅，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钱谦益猜到马士英已经出逃，于是去找赵之龙和王铎，三人商议的结果是：一致同意投降。
钱谦益于是赶到城外，代表南明政权，跪在大雨中迎接清军。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讽剌钱谦益说：“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钱泳《履园丛话》评论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
之后，钱谦益向豫亲王多铎献上了金银实物和珍贵古玩百来件。这件事后来被人拿来大做文章。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钱谦益不得不这么做。
陈康祺在《即潜纪闻》中说：《柳南随笔》载豫王下江南，残明诸臣咸致重币，以虞山钱牧斋所献为最簿。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尾亦如之。其贡品乃流金银壶，法琅银壶各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进；法琅鸽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戈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以是为簿，则厚者可知！
可见当时南明官僚人人争相巴结多铎，钱谦益不过是不得已而随大流，他送的礼也是所有官员中最轻最簿的。
钱谦益虽然另投新主，但他内心强烈的矛盾心理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竟然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在强烈的羞愧心理驱使下，钱谦益决定尽余力做点事情。他努力游说多铎，说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在得到多铎的保证后，钱谦益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劝说江南各地的士绅，说“天与人归”。钱谦益这样做并非要替满清效力，他只是看到扬州大屠杀的可怕结局，希望能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
无论怎么说，变节行为在道德上始终是要受到谴责的。钱谦益后来受到了许多名士的大力批评，但他一直努力安慰自己说，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这是一种羞耻与骄傲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情感，钱谦益认为他用名节为代价，作出了自我牺牲。“文字狱”的核心人物吕留良（许多传奇故事中认为，他的女儿吕四娘为了家仇，设法潜入紫禁城，杀死了大兴文字狱的雍正皇帝）后来也曾经表示出类似的个人情感困扰，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以饥饿求死容易，以牺牲节义求生存难。
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满清的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所以黄宗羲后来在著作会有称赞钱谦益的传记。1655年，顾炎武因杀死家仆而被满清地方政府捕下狱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出面奔走，帮助顾炎武出狱。
在非常时刻，斗争之尖锐、复杂超乎人的想象，因为未来时局的发展是难以预测的，总会出现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钱谦益迎清兵入城，反映了他对强权的屈从，但他不像吴三桂、洪承畴等人，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并没有将满清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无论是当时他为避免江南出现更多的扬州十日而四处奔走，还是后来他积极谋划反清复明，都充分证明了这点。但历史总是用道德的尺度来评价，难道一定要钱谦益投水自尽才是利国利民吗？还是“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许多时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
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过的不再存在。人死其实十分简单，复杂的是为什么死。
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颇为精辟：“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
陈寅恪先生曾说：“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认为钱谦益降清是因为性格怯懦，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钱谦益降清对他在崇祯一朝仕途的绝望，以及他对在南明仕途的期望，毕竟，他是名扬海内的大才子，他始终有些不甘心，这是他“首鼠两端，居心反复”的根本原因。但他这种期望很快就破灭了，不仅仅是后来清廷并未封他做丞相，更主要的是因为
他的爱妻柳如是对待他的冷淡态度，刺激加重了他因为失节而产生的悔恨的心理。
但柳如是却始终不能原谅丈夫的不死投降事清行为。一次，钱、柳二人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谦益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站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谦益的鄙视、厌恶。
1645乙酉年秋天，清政权召南明降臣去北京接受封职。北上的当天，众降臣都携带妻妾，唯独柳如是不肯随行，她身穿大红服装，屹立道旁，一言不发，悲愤地看着自己那晚节不保的丈夫在清军的押送下离她而去。
明朝皇帝姓朱，柳如是着红袍，暗示自己的反清复明之志。众降臣面对一个女子这种壮举，都感到羞愧难当。钱谦益更恨不得钻到地下，他悔恨交加，在途中写下了“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
班”这样深深自责的诸句。
钱谦益的心情可谓是失落之极了，这种不被妻子原谅和理解的原因仅仅源自于他的没有舍身取义。在今人看来，确实很难以理解。但从另一个方面，却说明了柳如是强烈的政治倾向。
传闻钱谦益北上、柳如是留居南京时，乘机与人通奸，“子（钱谦益的儿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柳如是通奸之事无论真假，钱谦益对她的宽容可见一斑。
钱谦益到了北京，得到了“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的官衔，但半年后就称病返回老家，用诗酒消耗他剩馀的生命。这时钱谦益常为一些不遂意的事情而生气，外忧清议，内惭
９９ｌｉｂ?神明，烦躁时常绕屋彷徨，自言自语道：“要死要死！”柳如是一次在旁冷冷道：“你当初不死在乙酉南京陷落之日，而死于今日，这不是太晚了吗？”钱谦益哑口无言。
自此后，钱谦益长期暗中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屡冒杀身之祸，展现出历史人物极为复杂的一面。
归庄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写道：“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䜩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鬔鬆。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
这段话是比较公正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
钱谦益辞官后不久，因淄川谢升案而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狱。家人都不敢出头，只有柳如是单身带了一个包袱，随行护送在押解兵卒的刀光剑影之间，照顾钱谦益。可见从这个时候起，钱谦益已经用自己的行动重新赢回了妻子的信任。这一次官司，据说是柳如是行贿三十万金，钱谦益才得无事放归。
钱谦益因此对柳如是感激涕零，作诗说，“从行赴难有贤妻”。当时有人看了还觉得不舒服，因为柳如是到底还是“妾”，不能就这样说的。
清·祝纯嘏《孤忠後录》记载说：顺治四年，黄毓祺起兵海上，从舟山进发，打算献收复常州。钱谦益特意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黄毓祺棋溺于海，赖勇士石负之，始得登岸。
钱牧斋《后秋兴》诗之一有句：“闺阁心悬海字旗，每于方寻系欢悲。乍闻南国车攻日，正是西窗对局时。”据考证，此诗就是咏黄毓祺事。“闺阁”是指柳夫人无疑。
黄毓祺兵败后，清廷查知钱谦益与黄毓祺有牵连，下令缉拿他。清顺治五年四月，正在病中的柳如是“蹶然而起，冒死从行”，紧随丈夫一同去到南京。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谦益才得以免祸。出狱后，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但钱柳二人在苏州过着饮酒下棋的悠闲岁月时，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政局变化与战局发展。
顺治六年，钱谦益和柳如是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在这种局面下，钱谦益并不曾闭门韬晦，表面上息影居家，在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以耄耋之年奔走道途；其中柳如是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觑。钱谦益先后与南明桂王的大学士翟式耙、郑成功、张名振和张煌言联系。
顺治六年（1649年），钱谦益在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提出了“中兴之基业”的关键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钱谦益后来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一是因为连吃几次官司，需要钱打理；二是柳如是几次冒死到抗清义军中犒师，对义军慷慨解囊。顺治七年（1650年），绛云楼又不慎起火，一夜之间，几万卷藏书和大批珍宝古玩化为灰烬。就在二人经济拮据之时，柳如是依然卖尽金珠，全力资助抗清义军。钱氏倾家荡产资助反清复明，以致到钱谦益死的时候，连丧葬费用都成了问题。后人仅以“失节”一事来对钱谦益盖棺定论，实在是不公正的。
顺治十一年（1654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
这次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是以钱谦益等人为核心策划的。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但这次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西南永历政权孙可望与李定国突起内讧，几乎酿成大变；而福建郑成功私心太重，一心只想守住他自己的地盘，保存实力。
钱谦益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人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牵连更多人进来；迹象还表明部分仕清的汉族官员因各种原因而暗中加以庇护。这充分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失节来评判。还有一点，历史就是历史，无人能对其一窥全豹。
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发动长江战役的核心害死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这次重大的战略策划充分证明，钱谦益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
可惜，可叹，可悲！南明政权从弘光到永历，从来都是内部忙于勾心斗角。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争权夺利，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即现在所说的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心力不齐，加上南明没有一个有权威、有影响力、可以协调大局的人物，所以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有点像现代人所称的行动代号。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南明败局已定，钱谦益回忆此事，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对这一重大行动的流产流露出无尽的怅惘和遗憾。
顺治十二年，张名振舟师纵横海上之时，柳如是曾入海犒师。白耷山人阎尔梅（阎尔梅曾是史可法的营中幕僚）被清兵追捕，柳如是曾将他藏在家里。这背后自然也有钱谦益的支持。
阎尔梅字古古，是沛县著名文人。1644年风云动荡之时，他正渡过黄河，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写下了《怀古》一诗：“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黄河有时汹涌奔腾，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阎尔梅用黄河来比喻历史，已经十分敏感地预测到明王朝不可预知的命运。
黄宗羲年轻时曾游虞山，就住在钱谦益家。一天夜里，黄宗羲已经睡下了，钱谦益提着灯来到他的床前，摸出七两银子来相赠，给黄宗羲作为安家之用，并说“这是内人的意思”。这内人就是柳如是。
柳如是对年轻的黄宗羲持这种态度，自然因为他是黄尊素的儿子。黄尊素是东林党人，在明末就和阉党作过斗争，是《南都防乱公揭》（目的是驱逐阮大铖）的起单人之一，南京陷落以后，又曾多次参加抗清起义活动。
但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柳如是也似乎看破了红尘，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康熙三年（1664年）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费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重病在身，已经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宗羲虽然敬重钱氏夫妇，但因为他发誓绝不为满清做任何事；而钱谦益当过满清的官，黄宗羲担心代笔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因而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将黄宗羲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钱谦益的凄凉晚景，于此可见一斑。
黄宗羲后来在《南雷诗历》《八哀诗》（之五）记录此事说：“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乎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美人”即指柳如是。
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曾经令无数人艳羡的钱谦益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把一个已经破落的家留给了不满五十岁的柳如是。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这不是太晚了吗？”（顾公燮《消夏闲记》）这正是柳如是当初斥责他的那句话，他到死还念念不忘。尽管他后来为国为民做过很多事，甚至九死一生，但他心底深处依旧对当年降清的事不能释怀。
在甲申1644年、乙酉1645年之际，多少士大夫都要经受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钱谦益自然也无法将自身的命运置之事外。魏征的弃主从来未被辱骂过，杨业（即有名的杨家将们的父亲杨令公）的投诚亦未有所诟病。钱谦益之所以被骂“失节”骂得厉害，自然不是他真做了什么对不起汉人的事，而是民族主义造成的结果。中国自儒家占官学以来，夷夏之防是最为主要的，满人无疑是夷，而明则是夏。加上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领袖，名气最大，自然要为名气所累。钱谦益在那个时代背负骂名是必然的。但钱谦益的诗文在后世影响极大，因为内有大量怀念故国、诋斥满清的文字，乾隆皇帝亲自点名，下令禁毁。
柳如是嫁到钱家时，钱谦益的正室陈夫人还在，另外还有几房侍妾。但二十多年中，钱家的经济大权一直是掌握在柳如是的手中，这在钱氏家族中人看来实在不可容忍。钱谦益一死，攘夺家产的斗争必然要爆发，也果然爆发了，这就是所谓“钱氏家变”。
族人要来瓜分钱谦益的财产，聚众大闹，钱谦益的长子长孙们早吓得躲了起来。柳如是挺身而出，几经斡旋，终不成功。
在这个时候，柳如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能”，她做了精心安排后，把这些族人请了来，好言相向，盛筵相待，在酒酬耳热之际，她宣称要到后楼去取人们望得眼红的财物。她最后扫了这帮吃得酒臭喷人的家伙们一眼，上了楼，关好门，一根绳子吊死了。
在这之前，柳如是早已安排妥帖，派人去县里告状，关紧了大门，准备好绳索；等她一投缳自尽就把这帮家伙捆起来送官。果然，这一群人在封建法条之下，因家主新丧，迫死主母而伏罪了。这是柳如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战，最后一次“胜利”了！柳如是与钱谦益生的女儿这一年十七岁，已嫁给无锡赵玉森编修之子。她在书案里翻出母亲的遗书。遗书写道：“我来钱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众被凌辱，娘不得不死。娘之仇，女儿当同你哥哥一起出头，拜求你父亲知道。”
顺便提一句，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中唯一有子女送终的人。秦淮八艳是指马湘兰，柳如是，顾眉，董小宛，陈圆圆，李香君，卞玉京，寇白门。其他七艳中，除了顾眉曾有过一个女儿因病夭折外，他人都没有子嗣。这大概与她们早年青楼的放荡生活有关。
柳如是死后葬于虞山佛水山庄。她并不是许多诗人文士争相传说的为钱谦益殉节而死，而是那个时候她已经生无可恋：她爱的人死了，爱她的人也死了；最重要的是，她看不到有任何复国的希望，所以她的心也死了。
这位烟花场中的绝色奇女、翰林中的奇才，就这样结束了她的传奇，一生暗淡中闪着光彩，悲惨中显出力量。后世史学家将这位传奇女子称为“女侠名姝”。
崇祯年间柳如是与陈子龙开始交往时，风华最盛，她的一首《金明池·寒柳》词文采风流，恰好写在那个时候。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然而在爱情和年华最美好的时候，柳如是感觉到的却是爱情的伤感，命运的悲苦——“春日酿成秋日雨”——那是一种可以预见的衰凉寂寞的命运。她凄楚地看到自己将会作一场徒然的挣扎。这里既有纯属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氛。
传说柳如是死的那一年，红豆山庄的红豆树第一次开花，并结出弥足珍贵的一颗果实。这颗红豆，可以想象成柳如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微笑，因为她在那里与她牵挂的人重逢。
有人说，不论男女，太有才华的结局总不是很好，从钱谦益和柳如是身上，诚然如此。
明清之际是一个特定的时代，钱谦益和柳如是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
.99lib.表性的历史人物。
二、龚鼎孳与顾眉
历史的尘埃下，与钱谦益和柳如是之间相互依赖多于情感不同，真正琴瑟和鸣的另有其人。这就是龚鼎孳和他的爱妾顾眉。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正好在朝为官，凑巧的是，他刚刚才被崇祯皇帝从大狱中放了出来。于是，龚鼎孳二话不说，立即投降了李自成。一个月后，吴三桂引清兵入京，龚鼎孳又立即投降了多尔衮。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龚鼎孳十九岁即中进士，授湖北蕲水知县，崇祯十四年大计，政绩列湖广之首，迁兵科给事中，诏入京。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龚鼎孳投降为直指使，奉命巡视北城。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关，龚鼎孳又迎降，官授吏科给事中，历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顺治三年，龚鼎孳因父丧请假南归，这一年他被控千金买妓（指顾眉）等罪名而降官。顺治八年，龚鼎孳回朝做官，因上疏反对满族官员专权等问题，又降官，甚至降到南苑上林苑去当一年看守蔬菜的小官吏。顺治十三年，他被打发到广东去做小官，直到康熙元年才被召回北京，恢复原职。后来历任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等职务，还当了几次会试点考官。清初名流，多出龚鼎孳门下。在康熙盛世，龚鼎孳的晚年生活才过得舒服些。康熙十二年（1673年）卒，谥端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诏削其谥。
龚鼎孳才气纵横，无可否认，他写数千言可以一挥而就，而且词藻缤纷，一点都不用修改。就连顺治皇帝在宫中读了龚鼎孳的文章，也叹道：“真才子也！”
龚鼎孳工诗词书画，他所作的山水画风格苍郁浑厚，书法纵逸，有黄山谷、米南宫笔意。著有《定山堂集》、《白门柳传奇》、《三十二芙蓉斋诗钞》。
顾眉即顾媚生，南京上元人。据
《板桥杂记》载：“顾眉字媚生，又名眉，号横波，晚号善持君，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须，弓变纤小，腰肢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可见她不但有着仕女的娉婷娇姿，更具文才艺技。
顾眉十七岁时所绘《兰花图》扇面今藏于故宫博物院中。马守真即明神宗时期的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之一，明代知名女画家，尤善画兰，至今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还收藏有她的一幅“墨兰图”。南曲，泛指卖艺不卖身的江南名妓。
顾眉的社会交往能力强，办事精明圆通，很早就在桃叶渡口拥有了自己的产业——“眉楼”，不做红牌而做老鸨，在江南声色场中混得如鱼得水，是江南有名的一掷千金的“青楼阔少”。他天生丽质，风度闲雅，既能放浪，也能端庄，万种风情迷倒了无数男人。尤其一双眉眼，如秋水盈盈，似乎晃动一下都会满得漾了出来，男人们一看到她的眼睛，魂便给勾住了。多事者都说：“此非眉楼，乃迷楼也！”当年隋炀帝曾在扬州起“迷楼”，用作藏娇之所，此用其意。
当时北方战事紧急，江南则依旧醉生梦死，高官名士日夕以诗酒歌妓为乐。其时秦淮名士设宴，没有顾眉到会则不算高雅。顾眉极会享受，长袖善舞而生财有道，她家中养有江南最好的厨子。当时的江南士绅都以到眉楼设宴会客为风流高雅，柳敬亭、冒襄等名人都曾在眉楼赴过宴，眉楼因此而日进千金，名扬海内。
显然，顾眉是个极为现实的人，她十分明白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顾眉个性豪爽不羁，有男儿风，在秦淮八艳中与柳如是较像，被人称为“眉兄”，颇似柳如是之自称为“弟”，但与柳如是相比，又多了几分任性嫉俗。据传当时的理学家黄道周曾经以“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自诩，东林诸生为了试探他是否真有柳下惠的本事，故意将他灌醉，然后请顾眉去衣与之共榻。
这个传闻未必尽实，却反映出时人眼中顾眉不以世俗礼教为意的做派。她的这种我行我素，毫不在乎世人眼光的作风，恐怕是她后来能与江左才子龚鼎孳缘定三生比翼齐飞的重要原因，然而她的备受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个性招来的恶果。
顾眉才貌双绝，有“南曲第一”之称，自然广受风流名士们的青睐。著名文人余怀曾经与顾眉情谊甚笃。
后人追踪秦淮八艳的故事，大多是从明末清初的文人余怀的
《板桥杂记》（板桥旧为秦淮河上的桥）中知道的。顾眉艳帜高张时，无数人为她一掷千金，许多人就算为她争风惹祸亦再所不惜。当时有一伧父与一词客为顾眉争风，伧父仰仗其叔为南少司马，竟与一孝廉密谋，诬蔑词客偷盗，官司直打到衙门里。后来是余怀见义勇为，写了一篇檄文讨伐伧父仗势欺人，引得舆论一片声讨，那伧父的叔叔见状急忙骂了伧父一顿，把状子撤了，词客这才免去一场无妄之灾。余怀因此赢得顾眉青眼有加。
但后来顾眉又与刘芳约为夫妇。刘芳是南京城里的名门公子，已经与顾眉交往了三年。就在这个时候，龚鼎孳出现了。
后人总拿柳如是跟顾眉相提并论，两人除了出身一样外，还都很有眼光，都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两大美女却有不同的抱负和理想，所以择人的标准自然就很不一样，以致后来的生活方式也大有不同。
那时龚鼎孳刚刚中进士不久，时任兵科给事中，年轻英俊，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南下金陵办理公务的过程，听说顾眉大名，特意前去拜访。龚鼎孳来到眉楼，一见到明眸如水、眉目合情的顾眉，立刻为之倾倒不已；还特地为她画了一幅“佳人倚栏图”的画像，题上一首诗：
腰妒垂杨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
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
龚鼎孳长顾眉四岁，其人轻才好士，视金玉如粪土，豪雄之誉远播，性情与顾眉十分相似。顾眉见龚鼎孳气度儒雅，谈吐不俗，诗句中溢满了怜爱，也明显地表露了相求之意，不禁芳心暗动。
两人虽然一见倾心，不过龚鼎孳当时尚且是一种逢场作戏、玩狎而已的心态，并没有想到要和一位欢场女子结订终身之约。直到回至北京，他才发现自己对这个风尘女子情根深种，魂牵梦系，已经割舍不下了。龚鼎孳对顾眉情难自已，顾眉对龚鼎孳也是一见钟情。
就在这个时候，龚鼎孳忽然收到顾眉托人带来的书信一封，表明了相守终生的愿望。龚鼎孳虽是仕途中人，更是性情中人，既然佳人有情，才子也便所然从命，两人的相知相许水到渠成。于是龚鼎孳为顾眉脱籍。
崇祯十五年的中秋，顾眉不顾中原遍地烽火，江南江北盗贼四起，毅然抛下金陵的温柔故乡和眉楼的千种繁华，启程北上，欲到北京与龚鼎孳团聚。当时明朝“大局”已经相当不堪，明军在和清军、农民军交锋的两个战场都遭惨败，京师地区的安危已经成疑，许多前往北京为官的官员已经不带眷属赴任，龚鼎孳的元配夫人也留在了合肥老家。顾眉的勇气和情意由此可见一斑。
风尘劳苦，不须多言。顾眉行至河北沧州，却因兵燹纵横，道路阻绝，不能再进，被迫流寓淮河沿岸的清江浦，次年春复渡江返泊于京口。入秋，复北上，辗转徙倚，直到崇祯十六年中秋始抵京都。有情人众成眷属，总算不妄南北相思，万里颠沛，“尽畴昔、罗裙画簟，无数销魂，见面都已。”
顾眉嫁给了龚鼎孳后，余怀曾自伤说，“书生薄幸，空写断肠句”；与顾眉有婚姻之约的刘芳竟然以身殉情。大史家孟森先生因此在《横波夫人考》中批道：“以身许人，青楼惯技”；大国学家钱钟书读了孟先生的文章，又针对孟先生这八字考语加批了一句：“极杀风景而极入情理”。这二位大家一言九鼎，经他们这么一说，顾眉之轻浮势利水性杨花，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了。然而，从后来所看到的龚顾这对乱世夫妇的情投意合，琴瑟和鸣，当真是一样的脾性，一样的我和你，可见顾眉的慧眼独具。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力，她的选择并没有错。
成婚后，顾眉摒除了昔日的浓妆艳抹，还自作主张改名换姓，取用了“徐善持”的姓名，似乎更适合她现在作“进士夫人”的身份。
顾眉不是个心志高远的人，她总能满足，这是她现实主义的特征。她和龚鼎孳的世界如同一面湖水，有陈渣却能很快沉入湖底，有风吹过便起点点涟漪，不平静也不复杂，全看浊世的观照。
顾眉刚来北京时住在南城善果寺附近（今宣武艺园一带）。夫妻俩有时到慈仁寺去观赏海棠，逛琉璃厂，经常去游览离家不远号称“京师首刹”的长椿寺，日子过得十分美满。
这时候明朝已经是岌岌可危，龚鼎孳颇以挽回国事为己任，就在顾眉到来北京之际，他在一个月内上疏十七次，弹劾权臣，意气激昂。他曾作
《念奴娇》词，题为“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内有“翦豹天关，搏鲸地轴，只字飞霜雪。焚膏相助，壮哉儿女人杰”句，可见他这种不事权贵、不虑自身、奋笔直言、一往无前的勇气，有一部份是来自顾眉的鼓励。在他写这些疏奏时，顾眉总在身边“焚膏相助”，以示支持。
崇祯为人刻薄、讳言己过，是众所周知的。龚鼎孳一个资历未深的年轻官员，这样不知轻重，一再弹劾他的亲信重臣，终于触怒了他。不久，龚鼎孳遭逮入狱，其时距顾眉归嫁才不过月余。
龚鼎孳被捕下狱后，生死难卜。然而顾眉并没有走避，而是执著地留在京中等待龚鼎孳出狱。她对龚鼎孳的感情和支持，给予他咬牙挺过艰难的巨大勇气。龚鼎孳在狱中写了大量诗词，在他的洒脱，豪情，乐观的笔锋下，时时闪动着顾眉的影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龚鼎孳终于获释，与顾眉重逢之际，他写下“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之句，这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而是生死相许的患难真情。
这次入狱事件对龚鼎孳和顾眉影响极大，二人在重新团聚的欣喜之余，也看到了仕途的险恶。从此，龚鼎孳那“喜好直言，弹劾权贵”的脾性改了不少。国事糜烂之际，二人开始享受人生，整天忙于吹拉弹唱。他们的生活似乎和世事沧桑两不相干。龚鼎孳还将两人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写成诗文公开刊刻，向世人喋喋不休地诉说他与顾眉梦一样的幸福。龚顾二人行事不羁，胆大妄为，蔑视礼教，招来了不不非议，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
此时离李自成进北京不到一个月时间。
显然，龚鼎孳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太平生活的降临。甲申之变，山河变色，龚鼎孳和顾横波这对刚刚渡过一次劫难的夫妻，很快就被一起卷入了令得后世众说纷纭的荣辱漩涡中去。
李自成旋即攻下京城，旋即又变成满清的天下，纵使政局风云变幻，龚鼎孳则因抱定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态度，谁坐天下，他都俯首称臣，成为货真价实的“一半清朝一半明”。时人都骂他是“三朝元老”，没有骨气。有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龚鼎孳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话是针对他曾降于李自成问的。
这就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彼”的出典了。时人都以为是千古笑谈。
龚鼎孳把投降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顾眉身上，后人都认为是典型的无耻之论。但以龚鼎孳和顾眉的感情之深，说他们夫妻一体并不为过。可见顾眉与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她并不反对丈夫降顺降清。顾眉爱好唱戏，曾经反串小生与董小宛合演《西楼记》、
《教子》；在她丈夫因直言而下狱的那次事中，她就已经看明白了，乱世不过是另外一个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来谁去都如一出戏，她和丈夫看看热闹而已，还是关起门来过小日子最要紧。
多少年来，人们对柳如是和顾眉总是“相提并论”。《鱼计轩诗话》记黄小松赠邱学动“两尚书墨”，一丸阳书“秋水阁”，阴书“门人吴闻侍上牧翁老师珍赏”；一丸阳书“门人范琉上芝翁龚老夫子珍藏”，阴书“北山堂”，合装在一个盒子里，还赋诗说：“北山秋水名相亚，吉墨生香一样新。记取芝香拈素手，尚书传里两夫人。”
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柳如是与顾眉同是“名妓”，又同是“相国夫人”，但她们对政治的兴趣、看法，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秦淮八艳”中，顾眉是公认运气最好的一位，也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她曾堂堂皇皇地受满清诰封为“一品夫人”，柳如是和陈圆圆亦有不及。但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与多数人印象中“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深明大义迥然有异。后人对龚顾之人品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二人皆是势利无耻之徒，利欲熏心之辈。
但龚、顾二人看起来不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热衷于享受生活，及时享乐，而不在乎是明朝还是清朝当政。
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复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
龚鼎孳降清后，先授给事中，不久就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并列成了“特级汉臣”。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惟以善于取眉当权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给事中、御史等言官连连发难，要求刑部鞫问。多尔衮权衡利害（事见前面篇章），有意袒护三人，反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力的李森革职拿问。
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唇相讥龚鼎孳曾降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发自内心，他要做个像魏征那样直言的人。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他后来的仕途不是一帆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都是因为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分不开的。
但时人却不谅解他。有一段时间，龚鼎孳闲居在杭州，杭州人把他视作“人妖”，人人见了他吐口水。朝野
中针对他的风言风语多到数不清。伶人们在台上演戏，看见龚鼎孳在场的时候，往往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上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比如说他要躲避乱兵，慌忙中竟躲到了西湖边秦桧夫人的胯下，碰上秦夫人月事来潮，把他淋了一头，只好又赶紧逃往别处。诸如此类。李清也在《三垣笔记》中多次指责龚鼎孳为人反复无常。
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顾眉也跟着回到家乡。她旧时的南曲姐妹们见她衣锦还乡，都对她羡慕不已，于是顾眉就出面召集旧日姐妹欢聚。龚鼎孳一向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而顾眉更喜欢热闹，将宴席摆在了桃叶渡，大宴宾客，借机与南曲的姐妹们相聚，互诉衷肠。后来龚鼎孳更是携顾眉游江南，歌饮流连，屡兴诗酒之会，且叙述哀悼之词，辄用藻丽之词，公然视礼教如无物。
京中那些记恨龚鼎孳的人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顺治深恶多尔衮而敬重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当时的风气，和名妓结交是雅事；对感情负责，娶妓女回家，让她每日生活在自己身边，就成了伤风败俗。
顺治力主消弥满汉之分，但一直受到多尔衮、孝庄太后和满清贵族的牵制，壮志难酬。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事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另外一点，顺治也是个为情癫狂的人，这点跟龚鼎孳十分相似，他为了弟妹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也许在他心中，对于龚顾情缘不但悻悻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
龚鼎孳得到顺治皇帝欣赏后，连连拨擢，很快升为一品大员。按规定，一品官员的妻子应当封为诰命夫人。龚鼎孳的正室夫人童氏在明朝时已是命妇，这女子的思想与丈夫有点不一样，对明朝的感情较深。明亡后丈夫到北京去做官，她一直不肯跟随，而宁愿留在龚的家乡（安徽合肥）守活寡。听到这个消息，语含讽刺地致书龚氏，说：“我受过明朝的两次诰封，已经够了，以后朝廷如有恩典的话，就让给顾太太好了。”既挖苦龚氏变节，又讽刺顾氏青楼出身，用语既含蓄又刁钻，一时传遍京城。谁知道龚鼎孳果然顺水推舟，顾眉也欣然领受，妓女出身的顾眉名正言顺地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同时意味着龚鼎孳废嫡立庶。满城哄笑一刹间变成了愕然，都为这一对夫妻的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而惊讶。
作为明朝臣子，龚鼎孳是大节有亏的。柳如是和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冒着巨大风险，龚氏夫妇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龚鼎孳在朝中为了维护汉人利益，几沉几浮，顺治十四年更是因为“重汉排满”被顺治切责。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与柳如是钱谦益一样，龚氏夫妇也帮助过不少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名着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傅山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山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傅山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这件事与黄宗羲在钱谦益临死钱润笔赚丧葬钱是同一时间，但不是同一回事。
至于被龚鼎孳不避嫌猜，冒着风险资助过的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更是不计其数。故钱谦益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邓之诚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指的就是龚鼎孳利用职权不遗余力，甚至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那些反清志士。
朱彝尊、陈维崧这写抗清志士到京师的时候，龚氏夫妇曾经慷慨解囊资助他们。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被骤贬出京后，携顾媚重游金陵，寓秦淮河畔大油坊巷市隐园。顾眉在文德桥遇到了身著和尚衣服的阎尔梅，正被追捕。顾眉见事情紧急，将阎尔梅藏进了市隐园中村堂。在顾眉机智的庇护下，阎尔梅脱险。当时龚鼎孳已不再是朝廷大员，只是一个以“重汉排满”罪名遭皇帝切责贬黜而赋闲在家的官场失意者。但顾横波未因害怕引来猜疑而有所犹豫，她在保护阎尔海时表现出的义气与胆识可谓不让须眉，大才子袁枚后阿里以“礼贤爱士，侠内峻嶒”八字并称她和柳如是，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此事。
龚鼎孳乐于助人，爱才如命，落难的文士都喜欢向他寻求帮助。在顾眉身上，恰好有着同样的一种好品质。这一男一女的结合，似乎在龚鼎孳方面受到的影响更深。他的“视金钱如粪土”的习性，籍着顾眉的推波助澜，在不断地花样翻新。据
《板桥杂记》记载，龚鼎孳原有轻财好士之名，“得眉娘佐之，名誉盛于往时”。龚鼎孳长于诗，上门求诗的人不少；顾眉善画，尤其善于画兰，请她画兰的人也多。她画的兰花，下款多署“横波夫人”四字。“横波”是她的号，和她的姓“顾”字意义上有关联。当时人也习惯称她“顾横波”，或“横波夫人”。龚鼎孳为清廷的礼部尚书时，京师四方名士尊如泰斗，凡有人来求龚鼎孳的诗书画时，都是由顾眉代笔，顾声名才气愈盛。
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回金陵为顾眉大办寿辰，是夫妇二人最后一次惊人之举。顾眉和丈夫重游南京，在下榻处接受龚氏弟子的隆重跪拜。其间，她把还留在南曲的姊妹们召来，和她们畅叙别情。顾眉虽然不以世情为意，却非常在意不能为子嗣艰难的龚鼎孳生一个儿子。
顾眉唯一的幼女在顺治十五年死于痘症，其后她盼望有一个儿子，曾经叫人用香木做过一个手脚会动的木人儿，让乳母抱着它喂奶，让保姆抱着它催它大小便，像是照顾一个真的有血有肉的婴儿一样。龚府上下人等跟着她一齐傻，管叫这木头人做“小相公”。然而人算总不如天算，直到弥留一刻，并没有任何儿女在旁为她送终。
幼女之死带给顾眉很大打击，从此她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开始清心理佛。她看破红尘，决心皈依佛教。龚鼎孳就在他家附近的长椿寺内修建了一座楼阁——妙光阁。清乾隆时戴璐著的《藤荫杂记》说：“妙光阁建自合肥尚书（龚鼎孳号称‘龚合肥’），近见《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谓横波夫人也。横波仲冬三日生辰，恒于阁下礼诵。”于是北京今下斜街一带增加了“妙光阁”的地名，一直到北京解放以后，这个地名还保留着。
传说在龚鼎孳复官还京前，顾眉又一次提起兴致，与龚鼎孳相携出游杭州，泛舟西湖，二人年近半百，仍旧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再成一时话题。这很可能是顾眉自觉来日无多而对江南做的一次告别之游，也是想再为夫妻二人再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
康熙三年（1664年）深秋，顾眉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龚府内病逝，死在龚鼎孳之前，享年46岁。当时来吊唁的人非常之多，车水马龙，连门口都堵住了。连远在江南的阎尔梅、柳敬亭、余杯也在安徽庐州为她开吊设祭。龚鼎孳于顾眉逝后每岁生辰都到妙光阁礼诵佛经，直到康熙十二年逝世。龚鼎孳生前著有《白门柳》词集，据余怀说，实为顾眉所作“传奇”。这部词集，当可视为记载二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
民国初年，南京有一条“顾楼街”，在传说是眉楼故地的一间茶馆上，挂着一副对联，写道：
泪海成桑，如此江山奈何帝；
眉楼话茗，无多风月可怜人。
对联本身并不特别好，但由此可知那时的民间社会，对顾眉其人还留有印象。
顾眉有词集叫《柳花阁集》。叶恭绰《全清词钞》中录有顾词一首，调名《千秋岁送远山李夫人南归》，全词如下：
几般离索，只有今番恶。塞柳凄，宫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阁。问何日、衣香钗影同绡幕。
曾寻寒食约，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红烛冷，一棹青山泊。凭任取、长安裘马争轻薄。
三、吴伟业与卞玉京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1644甲申年华夏神州大地上那一场遽变，确实让一大批文人墨客写出了太平盛世之吟风弄月所不可比拟的深沉隽永诗篇，吴伟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跟钱谦益的暗中反清复明和龚鼎孳的公开的及时享乐不同，吴伟业是“江左三大家”中最郁闷最忧郁的一个。当然，他也不像钱谦益和龚鼎孳那样，各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如夫人。本来，吴伟业曾经有机会娶到“秦淮八艳”中最孤傲的卞玉京的，但却由于他自己的怯懦，错过了这段情缘。
吴伟业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爱情，是一个委婉伤感的故事，它几乎影响了吴伟业后来的整个生活。尤其在吴伟业的晚年，他写了许多诗，来表示对这段付出了真心却没有结果的爱情的追悔。
然而，有些讽刺的是，吴伟业在后世的名气却有一大半并非源于其本身的文才，而是间接来自于另一位秦淮名妓的影响——“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女主角陈圆圆，陈圆圆本人和这句诗的知名度恐怕远比吴伟业本人要高得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
吴伟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学识渊博，著述甚多。他不但工诗能文，而且熟悉音律，擅长度曲填词、杂剧传奇、绘画等。他的词在婉约、豪放上都有很高的艺术建树，尤其他的婉约词，兼吸了周邦彦、柳永两人词的长处，后人称他的词有周词之雅而无周词之隐晦，有柳词之畅而无柳词之俗丽。但吴伟业的诗歌创作成就最大，其诗取经唐人，各体皆工，而以七言歌行最能自成一体，时称“娄东派”，世称“梅村体”，与钱谦益、龚鼎孽并称“江左三大家”。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著有《梅村集》、《梅村家藏稿》、《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其诗多以反映现实为主，早期作品风华绚丽，明亡后多激楚苍凉之音，尤擅歌行，既委婉含蓄，又沉着痛快。
吴伟业出身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十四岁即能写一手好文章。少时“笃好
《史记》、《汉书》，为文不趋俗”（《镇洋县志》），后受学于同乡张溥，很受张溥赏识。张溥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张溥的书斋叫“七录”——他读书必要手抄，每本书抄一遍朗诵一遍，六七遍后就能记得。吴伟业在少年就遇到这样的一位老师，不能不说他是幸运的，对于他以后的治学之路张溥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崇祯初年，张溥继东林党之后倡立复社。复社是当时重要的文学团体和政治团体，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吴伟业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名列“十哲”。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当时有人为了攻击主考官周廷儒，因为周延儒与吴伟业父亲相熟，连及吴伟业。崇祯帝亲自审阅了吴伟业的试卷，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其实这件事是当时复社和以温体仁为首的浙党的斗争。此时，吴伟业尚未成婚，崇祯帝又特赐他归里娶亲，这样的荣耀对于新人吴伟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荣极一时。
以后，吴伟业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左中允、左庶子等职。吴伟业入仕之初，即以“直声动朝右”，他曾上疏弹劾多名政要，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朝官。后来见复社中人升浮不定，终以国是日非，仕途险恶而归隐。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词藻华丽的诗歌，但大多未能流传下来。
卞玉京原名赛，又名赛赛，号云裳。她原系官宦出身，因父早亡，家道中落，与其妹卞敏一同沦落风尘，是明末清初秦淮河畔一对出名的姊妹花，而卞玉京的名气略胜，时人因有“酒垆寻卞玉京，花底出陈圆”之咏，被列为“秦淮八艳”之一。后来卞玉京为女道士，号“玉京
道人”，于是有了“卞玉京”这个习称。
卞玉京诗琴书画无所不能，善于诗，工于画，尤其爱画兰花，“好作风枝婀娜，一落笔尽十余纸”；又工于小楷，精于琴道，“书法逼真黄庭，琴亦妙得指法”。更兼秉性高洁，居处一尘不染，时人有“爱洁无如卞玉京赛”之叹，虽为青楼女子，却“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
卞玉京十八岁时游吴门，居虎丘，往来于秦淮与苏州之间，成为著名歌妓。她当时与柳如是、顾眉齐名。在当时的某种意义上，她们三人的名气比著名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卞玉京久居秦淮，一般见客不善酬对，但如遇佳人知音，则谈吐如云，令人倾倒。这个色艺双绝的女子感情细腻，颇有傲气，屡屡拒王孙公子于门前；而她又是至情至性的。在相处日久的知音面前，这位名噪一时名妓时有哀怨之情流露，只是当被问及的时候，她却总是岔开了话题，其敏捷聪慧，文士之中也鲜有能及者。她曾为自己画像一副，上题小诗：“沙鸥同住水云乡，不记荷花几度香。颇怪麻姑太多事，犹知人世有沧桑”，诗中可以隐约窥见其不欲言表的感怀身世之幽情。
卞玉京最初的爱是献给王竹轩的。这是一个风雅深情的年轻俊贤，然而却偏巧是卞玉京家仇人的儿子。卞玉京对此无法释怀，冷静片刻后立即净手为王竹轩用蝇头小楷写了一篇
《道德经》，从此绝断情缘。这大概就是她所咏叹的“人世有沧桑”吧？
崇祯十四年春，吴伟业时任南京国子监司，他在南京水西门外的胜楚楼上饯送胞兄吴志衍赴任成都知府，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前来为吴志衍送行的卞玉京姐妹。
宴席上，卞玉京题七绝于扇面，作为临别寄赠：“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问薜涛”。她的慧丽聪敏，以及高贵脱俗而又含有几分忧郁的气质，都令初次见面的吴伟业倾倒不已。吴伟业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正统的文人，但他的内心却有些不安份。这种外清内浊的性格，直接影响了吴伟业与卞玉京的爱情。
而第一次遇到名满三吴的才士吴伟业的卞玉京，也同样对他一见钟情，以致这位平素对初见之人一向应酬寥寥的秦淮名花，竟然抛弃了她的矜持和高傲，以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罕有的大胆直率，在席间对吴梅村表白了爱慕之心，并当场作出以身相许的表示。
此事在吴伟业于《过锦树临玉京道人墓》小序中曾云：与鹿樵生（吴公自号）一见……酒酣附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不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
在当时的封建体制对女性束缚程度来看，这种敢爱并敢于直陈于人前的举动是极为罕见的，卞玉京对感情的执着和坦诚可见一斑，她率直毫不隐藏的真诚也给在座人带来深深的震撼。
流水有心，落花亦有意，原本极有可能成就一段佳话，又或成为一段美好感情的开端。谁知吴梅村对卞玉京真诚的表白不是坦然接受，不是婉言回拒，也不是自道曲折，却选择了一种自以为聪明、其实却是感情中相当忌讳的做法来回应卞玉京的真诚：装傻做戏，“固为若弗解者”，即一再假装不懂卞玉京的意思。
卞玉京是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女子
.99lib.，只因动了真情，才不顾一切表白心意，但她绝非没有自尊，死缠滥打之辈，见吴梅村如此推搪，只是凝望着他，长叹一声，便即不复多言了。
吴伟业当时对卞玉京是一见倾心的，这由他后来的许多吟咏可以看出，而以卞玉京的个性，若不是吴伟业先在席间对她作出了爱慕的表示（比如他写的情意缠绵的词作），则她聊表寸心犹有可能，乍然以身相许的可能性却非常小。
既然是两情相悦，为什么到了话到关键，吴伟业又突然装起傻来了呢？个中缘由，吴伟业自己从未有所解释。
对于吴伟业的佯装不解风情，一种说法是：当时明廷严禁朝官在自辖的地方纳民妇为妾，而吴梅村又恰是是南国子监司业，官署正在南京，故而不敢犯禁。还有一层，吴伟业家中已有妻室，而且当年是崇祯皇帝亲旨特准他返乡迎娶，故有“奉旨成亲”的说法，他与元配的婚姻既是皇帝点了头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妻室；而卞玉京毕竟是青楼出身，取她回家，即使不为朝廷明令所禁，也多少会伤及他的“官声”，甚至可能引起皇帝的不悦。
因此种种可能利害关系，吴伟业便有了憾负卞玉京的一生悔恨。明末的名人胆小怕事的居多，吴梅村也是同一族类，枉费了卞玉京的一份深情。与钱谦益和龚鼎孳立场坚定地要抱得佳人归的决心相比，吴伟业得不到卞玉京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些顾忌该是吴伟业在向卞玉京示好、与之谈情赋爱的时候就已经心知肚明了的，事到临头才打退场鼓，也只能说明他和冒襄是同一路人——谈情说爱起来甜言蜜语，谈婚论嫁起来推三阻四，说他假意，他真有情；说他真心，他又负不起责任。这种作风，与他后来在涉及千秋名节时的患得患失与临事怯步是如出一辙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次宴会之后，心高气傲的卞玉京的自尊心虽然受了很大伤害，却仍然未轻易放弃。相反，两人仍有往来，而且交往日深。但吴伟业毕竟是传统礼教束缚下的社会名流，对于卞玉京一往情深的一再示意，始终在患得患失中犹豫着。
直到吴伟业离开南京，也没有接受卞玉京的相许。临别前的那一晚，卞玉京乘着夜色，为吴伟业吹笛以寄情，却终究没能换得他对这份感情的一个承诺。卞玉京终于明白以自己的身份要想得到完整正常的婚姻生活是不可能的，属于她的只有日日弦歌、朝朝宴乐和各种各样的逢场作戏。
吴伟业后来写过一组《琴河感怀》，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
车过卷帘徒怅望，梦来褍袖费逢迎。
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怜卿。
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由这首诗看，尽管吴伟业没有给卞玉京任何的承诺，在他离去后的那些日子里，卞玉京还是一直以“罗敷未嫁”的心意守着这份感情，对门庭若市的追求者们丝毫不假辞色。倘若不是对吴伟业一往情深，又焉得如此？
因此说来说去，症结仍在吴梅村。他说起来对卞玉京情意缠绵，可行动上却总萎缩不前。
当才子佳人的感情若即若离之时，时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吴伟业时在家中，闻讯后号啕大哭，欲自缢，幸被家人所觉。吴伟业为此大病了一场。他的好友王翰国约他一起出家，吴伟业以舍不得家人为由拒绝。王翰国独自焚书出家。其实当时出家是一个很好的全节的机会，吴伟业没有殉国、没有出家主要是其儒弱的性格决定的，这与他爱慕卞玉京，却又顾虑娶她的后果如出一辙。
同年五月，吴伟业在南明弘光朝拜少詹兼侍读，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仅任职两月，就认为“天下事不可为”，辞官归里。此后的很多年吴伟业就在家乡太仓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春夏之交，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覆灭。清廷随即在南京广征教坊歌女，所有身在乐籍的女子都在侯召之列，而艳名远播的卞玉京更随时面临着被征召的可能。
“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假如卞玉京也和寻常女子一样，遭逢遽变只知自怨自艾，听天由命的话，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卞玉京”这号人物的存在了。然而恰是在这天崩地裂的危难时刻，卞玉京显示出了过人的胆识与沉着。她虽身在青楼，却不甘沦为欺侮杀戮同胞的异族的取乐工具，于是悄悄改换了一身道装，只带了少量钱物和一张最爱的古琴，避过清军的注意，来到了江边。
在那里，卞玉京遇到一艘丹阳来的民船，就这样登山船只，顺江东下，从随波逐流的命运中机智地抽身出来。正是：“私更妆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诸船。剪就黄絁贪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黄絁”是道服，“绿绮”是琴名，从那之后，卞玉京惯着道装，自号“玉京道人”，这便是“卞玉京”的来历了！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卞玉京的入道，分明是被清军逼出来的，并不说传说中为了逃避爱情的困扰。卞玉京的这一身道装，虽是为了应急才穿上的，其后却长久地不愿脱去，当中正包含了国破山河碎，宁做化外人，不为清朝民的决心。
《桃花扇》以史入戏，写卞玉京因感亡国之痛而断绝俗尘，入冠为道，虽然有艺术虚构的成份，却是符合她以女道士自居的初衷的。
所以说，把卞玉京的入道说成单纯是为了和吴梅村之间的儿女私情，实在是看低了卞玉京，也抹煞了她这一身道装里包裹着的高洁情操。这个温婉美丽的才女，为了抗拒清军的传召，竟以超乎寻常的勇气，于兵荒马乱之间毅然冒险出奔，表示她对满清残暴的不满和反抗；她的胆识和气节，实在是身受明朝深恩，号称复社才俊，最终却屈身事敌的吴伟业所不可比的。
卞玉京这一走，就离开秦淮河长达五年之久，连吴伟业也无从得知她的音讯。
顺治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卞玉京作客拂水山庄，主人钱谦益设盛宴招待。钱谦益因为与吴伟业是挚交，知道他与卞玉京的难解情结，便有意撮合他们，邀他一同赴宴。吴伟业自秦淮别后也是相思成灾，念之甚切，接到钱谦益发出的邀请后，很快就来了。
然而，这次卞玉京却径自入内室与柳如是交谈。钱谦益再三派人延请，卞玉京先是托词更衣妆点，不久又称旧疾骤发，异日再访吴伟业，到最后，终究没有出现。
咫尺天涯，情何以堪？吴伟业惆怅若失，又悔恨又是无奈长叹，黯然神伤之余，唯以四首诗赋寄托相思，诗中写尽“缘知薄倖逢应恨，却便多情唤却羞”的追悔之情，这便是著名的《琴河感怀》四首的来历。
吴伟业写罢搁笔，怅然长叹：是自己负玉京在先，更可奈何！
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卞玉京对这一段若有若无的感情是非常怀恋的。如果卞玉京真的已经放下她和吴伟业之间的感情，那就没有必要避而不见了；正因为剪不断，理还乱，不知相见之后如何为情，才会有托病不出之举。倘若吴伟业再积极主动一些，比如作出迎娶的表示，恐怕两人之间的故事就不是绵绵无尽的悔恨。
候方域对李香君，吴三桂对陈圆圆，都是倾心之下，当即下订，更不要说钱谦益对柳如是、龚鼎慈对顾横波的郑重其事，迎以妻礼了。和他们相比，吴梅村对卞玉京的“爱”由始至终都只是停留在口头笔头上的柔情蜜意，可他心中到底有几分诚意，打算如何安置这段感情，是否有对卞玉京的终身负责的念头，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卞玉京也一样无从把握吧？既然无法天长地久，就只能是此恨绵绵了。
两人此后还有一次会面。
数月后，卞玉京带着一身料峭春寒，携琴踏春，在虎丘与吴伟业会晤，极诉尽离别之情。那次，卞玉京披淡黄长衣，作道人服，平淡雍容。她说及清人入关后烧杀抢掠的情景时道：“吾洎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然后解琴为吴伟业歌弹一曲。
卞玉京借着抚琴歌弹倾诉了南京陷落前后自己的亲历亲闻，发出了深沉的浩叹——整个神州河山都已经残破不堪，自己一个人的沦落又哪还值得哀怨呢？“翦就黄絁来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这一曲情出婵娟，韵著绿绮，却不拘泥个人恩怨沉浮的血泪悲歌，浸透着对民族兴亡的心心牵念和良深感慨，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尽在五弦之中，深深震撼了吴伟业。《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这首沉郁苍凉、寓意深远的时代悲歌，便是由此而来。
诗中道出了卞玉京在这十年中的情景，点出了清军下江南、玉京“弦索冷无声”，一派凄凉状况。吴伟业在这首诗中，还用追悔伤感的语气记述了他与卞玉京的缠绵悱恻、悲切哀惋的爱情艳歌。这首诗没有《圆圆曲》著名，但吴伟业在写这首诗时所投入的感情和抒发的感慨，尤深于《圆圆曲》也说不定。因为他和卞玉京之间，毕竟有着一段付出了真心却没有结果的情缘。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吴梅村那首传世名作《圆圆曲》的创作，也正是完成于这次听琴之后的不久，与《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份属异曲同工之作。只因卞玉京在“弹琴歌”中讲述了自己亲睹的江南陷落后许多佳丽被清军劫掠凌辱的悲惨遭遇，二人又回首往事，想到整整十年以前，陈圆圆恰于此地被挟行北上，从此之后辗转万里，“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飘泊腰枝细”，不胜今昔之感，这才引发了吴梅村借陈圆圆的身世浮沉来唱讽兴亡的意念。“然则骏公于一年之中甚近之时间，赋此两诗，以陈卞两人前后同异情事为譶，而家过身世之悲恨，更深更切。”（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圆圆曲》以史实为据，文采斐然，几乎到了因诗代史的地步。开首即以“鼎湖当日弃人间”起兴，抒写出深挚的遗民之恸，表达了他对于明王朝的眷恋之情以及江山易主、韶华尽去的哀婉。他讽刺当时权势熏天的吴三桂写下了“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全家故国空从难，异姓真王独拜恩”这样的诗句，由此可见他对明王朝是很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对于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很难说吴伟业到底是用同情还是讽刺的语气来描写。
这次相会成了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他们到死也没有再相见。可以想像卞玉京转身离去时，对依旧毫无表示的吴伟业是何等的失望。
南明政权覆灭以后，吴伟业闭门不出，他既没有能力像陈子龙一样坚持抗战，也没有勇气自杀殉国，但更不愿媚颜事敌，而准备做遗民，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对异族政权的不合作。这期间，他亲历国变，饱经忧患，写下了不少悯时伤世之作，诗风趋于沉郁苍凉。他的诗作，感伤时事，悲愤凄怆，对明末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其心系魏阙、不忘家国之情，灼然可见。
然而，当时尚未完全巩固其政权的清王朝如何又能容忍一个持消极抵制态度的遗民的存在？愈是有声望的遗民，便愈有危险。吴伟业在入清以后是毫无疑问的海内宗主，更是清廷必欲罗致的首要对象。
清顺治十年（1653年），江南初定，清朝吏部侍郎孙承泽推荐吴伟业出来做官，说他堪为顾问之职；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也极力推荐。
吴伟业当时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进退维谷，极为矛盾。所以他在这一段时期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两人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
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的时候，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致书规劝：不可出的理由有三。侯方域认为吴伟业蒙崇祯皇帝重恩，举科名第一，这是第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吴伟业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第二不可出；侯方域认为吴伟业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有所损失，这是三不可出。
明亡后侯方域曾经与吴伟业相约终隐。但侯方域终究还是参加满清的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引来无穷无尽的非议和诽谤，此时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李香君，以及士大夫最重要的名节，正处于无穷的追悔之中。侯方域以自己切身的悔恨来规劝吴伟业，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吴伟业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慷慨激昂表示：“必不负良友”。
可是当权者是不会放过他的，威胁利诱一起袭来，吴伟业不得不在父母泪水中准备出山，同时由于忧郁又是一场大病。“问华佗，解我肠千结”？“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从这些写于当时吴伟业去北京的路上的诗词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是悲愤的，他个人的意愿是真的不愿意与清廷合作的。
吴伟业曾经涕泣谓人曰：“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意思是说他是为了保全母亲而不得不出仕。时人却认为是推诿之词，顾炎武当时堂上也有老亲，却坚持不肯赴诏。自然，无论是气节还是抱负，吴伟业都不能与顾炎武相提并论，甚至比起江左三大家中的另外两外，吴伟业也远远不及。这是性格使然，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和命运，包括他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
吴伟业出仕之前，曾受钱谦益委托调和当时的社事，当时慎交、同声二社积习很深。顺治十年，吴伟业召集两社人等共举虎丘大会，他想集九郡的人才，两社的同志成立一个象复社一样的组织。虎丘大会虽然还算圆满，就连归庄这样的人也都参加了（归庄是复社重要成员，以性格孤傲怪癖著称。时人将他和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但是裂痕依旧。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少年投函吴伟业，信上极尽嘲讽地写着一首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看了信后，立即站了起来，但默然无语。
吴伟业出仕后不久，卞玉京出人意料地出嫁。这其中多少有些对吴伟业彻底绝望的因素在里面，否则时间上不会如此巧合。卞玉京嫁给了浙江一户世家子弟，但婚姻并不如意，在她心中，大概始终无法忘记吴伟业的影子。不久后由她的侍女柔柔以身相代，卞玉京自己则乞身下发，依附于吴中良医郑保御。
郑保御已经年过七十，是卞玉京前夫的亲戚。他不仅是一位名医，也是一位名士。他对卞玉京的人品才情极为敬重，特地为她建筑别宫，赠以厚资，使她可以安渡余生。于是卞玉京就在那里长住下来，开始潜心修道，持课诵经，戒律甚严，在晨钟暮鼓中度过了余生。她感于郑保御的恩德，用三年的时间蘸着自己的舌血为郑保御写成一部《法华经》，作为对他的报答。
卞玉京身上有一种缥缈的气质，这样气质的女子竟然无时不体现出毅然和决然，实在令人惊异。她一生颇多坎坷，其为人又心志颇高。她一生中倾心于两个男子，而这两个男子却都深深地伤害了她。命运安排给她太多凌利的冲突，想来除了遁世独立，也别无出路了。
十几年后，卞玉京在平静的生活中去世，死前郁郁寡欢，不知是不是含恨而终？卞玉京死后葬于无锡惠山柢陀庵锦树林中。身后每有路经此地者赋诗凭吊，悲悯她的命运。
康熙七年，年届六十的吴伟业来到墓前，以一首极其伤感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为他们的半生情缘划下句点。
吴伟业在北京也不过做国子监祭酒的闲职，心情颓伤。顺治十三年，吴伟业的第二任妻子郁氏过世，吴伟业更是悲叹：“尔死顾得归，我留复为谁？”对于自己的这次失足降清，吴伟业也毫不原谅自己，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
同年，吴伟业伯母张氏病故，吴伟业是张氏过继的儿子，所以借机乞假归里，回到家乡的吴伟业已经无意复出。就在这时候，好友侯方域病逝的消息传来，更增加了吴伟业的沉痛心情。
侯方域的心思与吴伟业有几多相似，侯方域自认为自己的错误无可遁逃，一直处于极为消沉郁闷的状态，年仅三十七岁的壮年而下世。回想当年侯方域的规劝，吴伟业写下：“生死总负候羸诺，欲滴椒浆泪满樽”。侯方域在《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吴伟业的悔与侯方域的悔几多相似。然而，这两个人除了悔恨，还是悔恨。
吴伟业从此不复出仕。但对于自己的仕清，他终身悔恨。在其《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在其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中更说：“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这是忏悔的灵魂的呐喊，是吴伟业漂在无尽的黑的海面上的心灵无助的呼告！
顺治十五年（公元1685年），这年吴伟业五十岁。他的女婿陈之遴革职问罪，以陈名夏、陈之遴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再次失势于朝廷，而同年的江南科举案更是牵连很广泛。被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吴伟业写诗赠送悲愤万千：“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政治的翻云覆雨往往是吴伟业这样的文人所没有办法明了的，对于当时的黑暗的政治状况吴伟业用手中的笔记下了一切，而好友的责难他也只能苦涩面对。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愿云和尚（即吴伟业的好友王翰国）赠诗一首，责备吴伟业有负入山之约。“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钟声”。愿云和尚曾多次约吴伟业入山，吴伟业以双亲家小为念而拒绝。直到吴伟业死的时候，才遗命家人为自己穿上和尚的衣服，总算是践了愿云和尚之约。
晚年的吴伟业专心著述，《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都是在他晚年作成。用尽他半生心血的《梅村集》也付刊。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
康熙十年，一代诗人吴伟业吴梅村在家乡病逝，他留下遗言：“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闻其言者皆悲之。
吴伟业在他的最后时刻依然是矛盾的，敛以僧袍，也是无奈的选择。他的本意可能更愿意以明朝的官服入敛，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给他的官服他心灵深处是不愿意穿的，墓前题字也是一样的心态。
吴伟业在临死时，对他与卞玉京的那段爱情仍然不能释怀，念念不忘那位红颜知己，作了一首《临终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
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
总比鸿毛也不如。
黯然伤神，哀矜至死。
据说连后世乾隆皇帝读了吴伟业的诗后都连点了三下头，“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秋”。
1918年，郁达夫有八首诗咏及唐宋以来各家诗人，其咏先于吴伟业降清的钱谦益云：“虞山才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而咏吴梅村则云：“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衫总断魂。”很显然，郁达夫十分同情吴伟业的遭际，他透过“梅村体”香艳的表象，看到了一颗被痛苦折磨的心。对于同样被胁迫降清、同样知道忏悔的钱谦益，郁达夫也表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
第二章 复社的公子们
一、秦淮河的风情
从历史上看来，文明总是从有水的地方来的。且不说生命本身是从水从来，看几个文明古国，哪个又离得开水呢？正如同黄河之于中国、恒河之于印度、尼罗之于埃及……或者缩小到城市范围看，如同嘉陵江之于重庆、府南河之于成都、松花江之于黑龙江、湘江之于长沙、珠江之于广州……
秦淮河对于金陵就是这样的河，是金陵城和金陵人的源头。
秦淮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是南京地区的主要河道古名——淮水，本名“龙藏浦”。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以为王气，于是凿方山，断长垅为渎，入于江，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秦淮”。
据《太平御览·卷170》引《金陵图》说：楚威王见现在的南京这个地方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所以叫金陵。秦并天下后，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为防那里也出个天子，秦始皇派人将连绵的山岗凿断，据说秦淮河就是那次凿山的副产品。
“河桥灯火旧秦淮”（吴伟业《秣陵口号》），因为有了秦淮河，比之于汉唐之都长安、元明清之都北京，金陵是独特的。它没有长安的恢宏，没有北京的沉重，却别有一段脂粉，半边愁容，让文人骚客怅恨无穷。
秦淮河在通济门分两支，一只绕道南城墙外向西流，称为外秦淮河；另一只通过东水关进了南京城，这才有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繁庶秦淮。
秦淮河自通济门人城，西行数里之后又折转向南的聚宝川方向，在转弯处有一个渡口便是桃叶渡。
如果说秦淮河是温柔富贵之乡的金陵的代表，那么这桃叶渡则是胭脂花粉的秦淮河的象征了。有诗写道：“桃叶渡头水悠悠，岸下游船岸上楼；归客行人争渡急，歌船画肪满中流。”生动地描述了桃叶渡迎来送往的情形。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最撩人的奢华，它的名字来历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一段艳遇有关。相传王献之常在此与爱妾桃叶相会，后人便把这个渡口称作桃叶渡了。有人为此大发感慨：“献之当年宠桃叶，桃叶渡江自迎接。云客难比美人衣，花艳争如美人颊。王今风流旧有声，千年古渡袭佳名。渡头春水年年绿，桃叶桃花伤客情。”还有一首咏桃叶渡的小诗：“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这里酒楼妓馆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灯烛闪烁，引得行人流连忘返，游子销魂难捺。水面上游船如织，彩灯闪亮，都雇了绝色女子、上等琴师，听曲子的游客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年。商贩们高声叫卖着水酒和熟菜以及各式点心，船上河岸穿梭叫卖不停。狎客们则在酒楼画舫中拍手欢笑，猜拳斗酒，尽情地喧闹。人说桃叶渡有“六多”：岸上茶馆多，酒楼多，馄饨担子多，岸旁争渡的行人多，美女多，河里兜揽生意的画肪多。其实，又何止这“六多”？
“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这是晚明人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
明代的皇帝对士大夫文人的侮辱和虐杀是出名的，“廷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历代明朝皇帝如此态度，文人们也自然产生了各种极端反应，因此明代文人的个性普遍显得比唐宋时更成熟，他们在追求个性的解放比前人彻底。明代后期还出现了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的李贽，对一直处于统治垄断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进行了大肆抨击。一些文人在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过程中，纵酒狎妓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找出了自己的知音。傅山也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后来有人认为明超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可见当时文人们无不以风月为雅事。
有了文人们风月娱乐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蓬勃的市场。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说：“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已极。”
至于南京，则有更多的记载，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这还是指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到了崇祯年间，风月更盛。
余怀
《板桥杂记》记录说：“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又云：“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
余怀在南京生活多年，曾经努力追求“秦淮八艳”中的顾眉。
《板桥杂记》记录有许多秦淮名妓的事迹。上面余怀所描述的是嘉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都坊曲之概况。当时举世艳称的名妓如朱无瑕、郑元美、马湘兰、赵令燕、顾眉、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都是白门翘楚。
白门，本是刘宋都城建康的西门，后成为金陵的别称；又因为南朝民歌中常常提到白门，所以也被作为男女欢会之地的代称。
既然汇集在秦淮烟水都是些落魄的名士，他们与失路的妓女们在一起，也搞出了许多新名堂，开设花榜成为一时之盛事，和现代评选什么“都市小姐”相类似。
天启元年，潘之恒作《金陵妓品》，将三十二名妓女分为四类品评：一曰品，典型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这实际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种风格。崇祯年间，桐城孙武公也曾于南京“大集诸姬于方密之（即复社四公子之以的方以智）侨居水闾，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厄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
花榜之复炽，不仅说明当时妓风之盛，而且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表现。一些主持花榜和参与品题的文人雅士，或是鄙视功名而无意科举者，或是科场与仕途的失意者，他们带着游戏人生、寄情于红粉知己的态度出入青楼酒馆，消愁解忧。他们以诗文赞颂、以名花名卉来比喻这些被社会上认为是最低贱的女人，而且以科场官场最荣显的头衔如文状元、武状元等献给她们，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揶揄和讽刺。
于是由文人和歌女共同镂刻成的秦淮文化，写就了中国娼妓文化最浓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这使得秦淮烟水罩上了一层旖旎色彩，浓艳得有如锦缎上落满了桃红化不开。
明末文人狎妓成风，复社的公子们自然也不能免俗。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
1644年前后，南京会聚着大量因逃避战乱到来的复社名士，包括著名的复社四公子，即侯方域，方以智、冒襄和陈贞慧。名士们尽情地领略着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北方地区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似乎在秦淮河停滞了，那美好的一瞬令人难忘。
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
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
——《桃花扇》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儿女英雄各千秋”的美好时光，很快就因为1644年三月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
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士大夫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是吴伟业《桃花扇》写作的基本出发点，而并非“儿女英雄各千秋”。
皇帝死社稷，武将死城守。手无寸铁的文人们在当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意思是国破之际，士大夫只要不赴难死，那么，就会被认为是汉奸。甚至按照后来乾隆皇帝的严格标准，就连那些不肯仕清而出家当了和尚的人与“身事二朝”的“贰臣”也并无区别，只有自杀才算是忠臣。这种死法，与其说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更确切些。从征服者满清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任何统治者都会喜欢真正的忠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清朝将洪承畴这干为满清立下汗马功劳的降臣反而放进《贰臣传》的根本原因。
1777年，乾隆皇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
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时，大学士以下只有三十多人自杀。消息传到南京，马上有愤愤不平的大臣上书建议：真是白养活了这些士大夫三百多年，干脆废除科举算了！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风流倜傥的复社公子们不可能继续沉醉于歌楼酒馆了，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而那些“不是爱红尘，似被前缘误”的妓女们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于是秦淮河边有了侠骨柔情，有了大义凛然，有了苟利家国，有了生死与之，有了令人敬仰。当然，还有了更多的不幸，有了更多的悲哀，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哀之伤之了。
二、云间绣虎陈子龙
明天启五年，吴江盛泽镇鸨母徐佛买了八岁的女子云绢。云绢天生丽质且极乖巧，徐佛料她日后必成名妓，便精心教她读诗填词，习琴棋书画，改名朝云。
朝云十三岁时已经不同凡响。当朝宰相周道登的老夫人一眼看中，重金买回给儿子做侍婢。周道登一见而怜爱，依李义山“对影闻声已可怜”诗句改名为“影怜”，并亲自教她作诗习书法，使她大有长进。后收为侍妾，宠爱难言，因而遭到众妾嫉妒。崇祯五年，周道登去世，影怜十五岁，被赶出周家大门。
孤身一女，开始飘流四方。影怜久经世故，极有主见，因仰慕复社领袖之一陈子龙的大名，便一身女扮男装的儒生打扮，千辛万苦找到松江陈子龙家，递上名片，自称“女弟”。这位在称呼上不称“妾”而称“弟”的女子，明显有追求男女平等的志向和决心，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柳如是。柳如是被赶出周家后，流落松江，主动登门拜访陈子龙，有意结交，从而展开了两人之间一段扑溯迷离的难解情缘。
王国维有题柳如是《湖上草》为下绝句，其第三诗云：幅中道月医白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过去女人写信作文，不是自称为“侬”，就是自称为“妾”，这里换上了一个“弟”字，在三百年前，可实在非同小可，难怪士大夫们要目瞪口呆，为之哗然了。
在古今妓女中间，这样毫不气馁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视一切的，柳如是是仅有的一例。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更字卧子，号轶符、大樽，晚号於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
99lib?海松江）人。陈子龙“生有异才”，“年弱冠，而才高天下。”列名复社，并参与创立畿社，为“畿社六子”之一。因与同郡李雯、宋徵舆时相唱和，又有“云间三子”之誉。他擅长诗文，当时与钱谦益和吴伟业齐名。因忧愤国事，指斥时政，风流放达，才情操守为士林所重。
一些后人认为陈子龙之所以能够大名鼎鼎，是托了他和柳如是之间一段情缘的福。但柳如是贸然造访陈子龙时，柳如是还并非名妓，而陈子龙当时已经是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掌握、操纵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许多人推测柳如是看重的绝非只是陈子龙的才华，她更关心的，还有陈子龙在当时士大夫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这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从柳如是留下的大量诗篇可以看出，她对陈子龙的感情是真挚的，甚至一生难以忘怀。
明末名妓选婿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像“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最倾向于选择的对象，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和名士。柳如是曾经和徽州巨商汪然明交往过一段时间，写过大量情辞并妙的情书，但她终于不曾“委身下嫁”，乃是因为当时商人并不具有读书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差了好几个等级。
陈子龙曾经在宰相周道登家中见过影怜，对她出众的才貌留有深刻印象，见她突然前来投奔自己，有些以外，但也十分高兴。才子佳人，情才投机，因而对酒当歌，联诗咏志，一时美不可言。
但陈子龙对影怜爱其色更爱其才，在交往中，仅止于互相赠答诗词以表达友好的感情，从未有肌肤之亲的欲求与举动。陈子龙这种行为，让影怜忌俗愤世，认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观念，因而改变不少，当然爱慕之心更是日积月累的聚增。
投奔陈子龙后，影怜离群幽居在松江城南门的南楼，改名为柳隐，又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陈子龙比柳如是年长十岁，当时已经有妻有妾、还有两个女儿。陈妻张孺人精明过人，以为陈子龙一心在柳如是身上，怒火中烧，时刻为难柳如是，家中因此不和。
在当时，男人们三妻四妾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读书人另辟别室狎妓，人们就认为不太光彩了。陈子龙的祖母对此事大为恼怒，就曾指使儿媳妇们，领着一帮女眷冲到南楼，叫嚷着要撵走那个野娼妇。此事搞得陈子龙既伤了心，又伤了面子，处境极为尴尬。
崇祯六年，柳如是劝陈子龙进京会考，柳如是在临别前写了《送别》诗两首给他。
其一：“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沈；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其二：“大道固锦丽，郁为共一身；喜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困。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陈子龙一见这倾吐真情，寄托期待的诗篇，不禁喜出望外，立即解下腰悬的玉佩作为临别赠物，并即写下《道别》诗一首，许下了“永为皓首期”的诺言，怀着满心的喜悦，踏上了去北京争取功名的行程。
陈子龙走后，张孺人放肆整治柳如是。柳如是大度宽容，也不去计较，只是苦苦忍耐而待陈子龙归来。不想陈子龙因是复社巨子，正逢朝中党争，虽文章盖世，朝中并不肯容陈子龙，故名落孙山。
崇桢八年初，陈子龙又添了一个儿子，使他心中设想娶妾传宗的理由，被孩子落地的哭声给打破了。柳如是又备尝过作妾的滋味，这一对正如胶似漆的恋人，各自心中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清醒的柳如是曾在一首词中写道：“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正是相聚时难别亦难，表现出她既无计挽回爱情断裂的危局，又不忍与情人割舍的复杂心情。但张孺人日日进逼，不久就借故把她赶出陈家。
同年夏天，这对恋人正式分手。
柳如是流落松江后，虽得众名士称赏，与李待问、宋征舆也有过短暂情缘，但并没有找到最终的归宿，这与当时松江民风相对保守有一定关系。故而陈子龙在外虽诗酒风流，但却也不敢因此破坏整肃的家庭气氛。
据王澐《三世苦节传》记，张孺人“生而端敏，孝敬夙成”，被“三党奉为女师”。家里有了这样严肃精明的妻子，陈子龙自然不能毫无顾忌。虽然张孺人并不反对陈子龙纳妾，甚至主动为丈夫择妾，但她是以“良家子”为选择标准。柳这样的娼家女，她自然不能接受。更何况，张孺人还有陈子龙的祖母撑腰。陈子龙由祖母抚养长大，对祖母十分敬重。他虽然个性豪放磊落，与柳如是也情真意切，但为一个娼家女，破坏家庭的安宁，背上违拗祖母的不孝名声，甚至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也是他所不愿的。
明末，个性解放的高潮已过，思想界沐浴着实学之风，再加上松江原本保守的社会风气，陈子龙在处理情感问题时不具备有“东林浪子”之称的钱谦益那样惊世骇俗的勇气，摆脱礼法，给柳如是嫡配的地位和充分的尊重。崇祯六年，陈子龙和柳如是已经交往密切，但同时又纳蔡氏为妾。并且这年冬天他北上赴礼闱经过扬州的时候，还想挑选自己更中意的女子，可见陈子龙的风流多情。所以他虽然欣赏和爱恋柳如是，但决不会有钱谦益以一六十岁皤发老翁，得到青春貌美、多才多情之柳如是时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心怀大志。而柳如是本身的个性追求独立自主，她喜欢女扮男装，与众名士应酬交往，在当时被冠以“放诞”之名，这也是拘于礼法、以传统道德要求女性的陈子龙所不能接受的。个性以及观念的分歧，是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不过柳如是和陈子龙虽然分道扬镳，两颗心却互相牵系着，彼此都写了不少诗词，以寄寓跟对方的深切怀念。
崇祯八年夏初柳离开之时，陈子龙相思成病，作《江城子·病起春尽》一词：
一帘病枕五更钟。晓云空，卷残红。无情春色，去矣几时逢。添我千行清泪也，留不住，苦匆匆。
楚宫吴苑草茸茸。恋芳丛，绕游蜂。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舞东风。
词写得绮丽婉转，凄迷婉丽。“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更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在陈子龙后来的诗歌词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与柳如是分手之后，陈子龙还曾经为她的诗稿《戊寅草》作序，与钱谦益也仍有交往，颇有谦谦君子之风。
柳如是有《梦江南·怀人》词二十阕，联章叠唱，如同一首叙事长诗，深切地怀念了他们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
两人分手后，陈子龙回到家中，伏案苦读，打算透过科场施展自己远大抱负；柳如是无路可走，只好返回盛泽镇徐佛妈妈的妓院。
盛泽镇为江浙交接处，是明末党社文人会聚之所，青楼如云，名妓无数。柳如是此是正是二十年华，诸事俱晓，才气过人，一回妓院，便轰动一方，遂成为秦淮名妓，文学和艺术才华列为“秦淮八艳”之首，成为众多才子高士一睹而快的翘楚。三年后，徐佛妈妈嫁人去了，柳如是独立门户，富贵甲一方，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常与江南名士聚酒文会，诗词酬酢。到后来她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成了忘年情侣，已经是崇祯十三年的事了。关于柳如是，在谈到钱谦益的时候还会讲到她。
崇祯十年，陈子龙中丁丑科进士，选授惠州司李。但不久因母亲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孝期满后，授绍兴府推官。1644年国变前，陈子龙参与平定许都起义，立了功，正在巡视绍兴。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兆，努力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让他郑瑄上书北京，接皇太子南下陪都南京。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
1643年，在浙东东阳爆发了许都领导的反对贪官的运动，很短时间就攻克了附近几个县，明政府束手无策，绍兴府推官陈子龙凭借个人关系对许都进行了招抚，承诺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不料许都投降后却被巡按御史左光先处死。许都的生死之交郑遵谦在东阳起事后准备响应，被其父关在房里，才未能实现。1645年，郑遵谦起兵于绍兴，抗清而死。.99lib.
随即，陈子龙打算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义军。1644年三月，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这时候，他不知道崇祯已经于煤山上吊自杀，北京落入了李自成之手，于是先回到家乡松江去看望生病的祖母。
国变后，南明弘光政权以原官任命陈子龙，陈子龙在言路五十日，上章奏三十余。
陈子龙向弘光皇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他主张南明应该立即举兵北上，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
陈子龙自然也看到马士英把持朝政的祸害，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说：“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弘光帝为“诸”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
但宏光皇帝昏庸无道，朝中马士英当政，士大夫们忙着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就连督师史可法都仅仅只想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陈子龙这些极有远见的建议不仅仅没有得到采纳。
不久，南明朝廷党争再起，马士英为了阮大铖的任命与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大打口水仗。陈子龙的父亲曾经和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颇有交情。陈子龙为了平息党争，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任命阮大铖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党争重演。时势不可为，陈子龙的预言很快实现，他本人也很快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出朝廷。
陈子龙心灰意冷地离开南京前，叹息说：“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之期不远矣。”表明他已经明显感到将有覆国灭祀的危险。
归隐松江后的陈子龙是相当郁闷的。他的《山花子》一词写道：
杨柳凄迷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
读此词，很容易让人想到李后主，因为流露出强烈的悲叹，但李后主后期少用如此艳丽的词句。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子龙在词中表达的只是那一种绝望。什么都完了，彩衣没了，而玉楼也被虫子蛀空了，唯有无情的燕子得意洋洋，庆幸春天的到来。陈子龙自己恐怕也知道，尽管还有南明弘光政权，但以南明的腐朽，灭亡是早晚的事了。当时陈子龙的心中，恐怕也在滴血吧。
1645年夏天，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满清一面派员招降江南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在这种民族危难关头，江南的士大夫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考验。
江山骤然易主，士大夫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文武官员于无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企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发短心长”。另一部分人则拒不剃发，更多的人则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为复兴明朝而献身。
历史的进程是极为复杂的，士大夫们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作出的选择并不能真正反映当时的政治倾向。许多降清明朝文官官员后来在不同场合中都各自展开反清复明的活动。
弘光政权覆灭后不久，陈子龙在故乡松江和好友夏允彝一起举事，“设太祖像誓众，称监军给事中”，并联络拥有一支水军队伍的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夏允彝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但因为吴志葵不肯听从陈子龙的建议，结局就像陈子龙所预料的那样，吴志葵因为船队太长而首尾不能相顾，义军很快失败。吴志葵战死。夏允彝赋绝命词，投河自尽，以身殉国；而陈子龙以为家中尚有祖母，未可立死，在混乱中逃脱。
第一次松江起义失败后，陈子龙披发入缁，躲藏在嘉善陶庄之水月庵，法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颍川明逸。
这时候他写下了一首《秋日杂感》，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
99lib?何处着渔舟？”吴伟业因此说他，“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不久后，隆武授陈子龙兵部左待郎、左都御史，鲁监国授陈子龙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
陈子龙祖母去世后，他冒险返回华亭广富林家居。这个时侯，他遇上了旧识李雯。
我们在前面提过，李雯也是复社成员，后来充当了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起草了许多针对南明的文书。但李雯心中一直受着道德的折磨，他这次是特意告假回华亭老家。李雯和陈子龙还是同乡，加上另外的宋徵舆，有“云间三子”之称。
陈子龙对李雯的出现非常意外，但他仍然热情地招待了李雯。尽管两人谈论的都是旧日话题，跟当今时局无关，但李雯还是强烈地感到了陈子龙对他无言的指责。他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李陵。后来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将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
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李雯在极为压抑的情况下害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陈子龙这时候已经是松江地区抵抗力量的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应友人戴之俊之请，秘密策动已经投降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一切都非常顺利，吴胜兆同意反清复明，鲁王政权也预备派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胜兆领导的松江起义。
起义前两天，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密信。杨之易是著名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关键的时候向洪承畴告了密。洪承畴立即下令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胜兆的家人，随即做好了应变准备。
这时，吴胜兆也得知了消息，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
但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和戴之俊等首事者都被杀害。戴之俊的老师杨廷枢也被怀疑而遭逮捕。当时杨廷枢尚未剃发，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即文天祥。杨廷枢在吴江的泗州寺前被处斩。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也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
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陈锦是辽东袁崇焕旧部，1633年投降皇太极后，一直对满清忠心耿耿，此次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
陈子龙随即以首谋被全力追捕，环绕着他的罗网便收紧了。起初他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捕，押送南京。到了南京，洪承畴被亲自劝降。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被牵连之人达千人之多，“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
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东躲西藏，易姓李，号车公，辗转逃亡，终于于昆山被捕。清兵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此时还留着长发。史书上记录的他在人世间最后的话是：
陈锦：“何不剃发？”
陈子龙：“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
1647年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松江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清兵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清兵割下了陈子龙的首级，然后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
陈子龙不仅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更是一个以身许国的志士。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
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
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
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
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不愿为新朝效力，有积极地反抗的，如陈子龙、张煌言；也有消极地避世的，如张岱、屈大均。屈大均的诗比词好，张岱的文比诗好，张煌言则更关注政治，他诗词的成就不能算很高，只有陈子龙，诗词都有相当的地位。
1776年，乾隆下诏为陈子龙平反，还追谥为“忠裕”。陈子龙墓在现松江县余山镇广富林村，1988年重新修竣。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陈子龙画像碑，刻有传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
三、桃花扇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桃花扇》《入道》出下场诗）
写
《桃花扇》的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已经是国变之后了，所以他未亲身感受到亡国之痛，但他耗尽毕生精力的
《桃花扇》却写出了兴亡之恨。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的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当时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
《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康熙赏识，被封为国子监博士。后来他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结识了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
《桃花扇》。
《桃花扇》一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也是清代成就最高的一部戏剧。全剧以明朝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三次易稿，写作时间达十年以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问世。
《桃花扇》一出，轰动京城，人人争相抄阅，一时洛阳纸贵。孔尚任在这部
《桃花扇》里，用了许多春秋笔法，“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因此，次年孔尚任被康熙罢了官。
《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最浪漫最销魂的题材，自然是与侯方域与李香君本身动人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桃花扇原是秦淮河名妓李香君身边时时带着一把绢扇，因为洁白的素绢扇面上绘着一幅色彩浓艳的桃花图，故称之为“桃花扇”。这扇面上的桃花，并非染料所画，而是以李香君的鲜血写成，上面凝结着她与情郎侯方域缠绵哀艳的爱情故事，也是她此生全部的希冀所在。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他出生在世宦之家，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祖父侯执蒲是明朝的太常卿；其父侯恂，做过明朝户部尚书；叔父侯恪，任国子祭酒。侯朝宗少年天赋异禀，自幼随家乡名士倪元路学习诗书，敏慧多才，长进极快。他读书的速度与悟性都胜于同辈，行文奇特，落笔气势不凡，结尾则出人意外。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五岁的侯方域中了秀才，被誉为少年名士。他读书甚多，又博闻强记，少时即能辨忠奸，遂有“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誉。崇祯六年（1633年），侯恂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与当时俊才登高赋诗，激浊扬清，品评人物，并加入了复社，深得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的赏识，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时人将侯方域和湖广巡抚、桐城方孔炤之子方以智，都御史、宜兴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副使、如皋冒起宗之子冒襄合称为“复社四公子”。
侯方城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任湖广总督与弄明军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侯方域因其文章锋芒毕露，批评崇祯帝用人不当，主考官为私欲而不取。但侯方域名落孙山后，文名反而更盛。
也就是在这次崇祯十三年的会试中，“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进士及第。而在会试前，方以智还在表面上对侯方域信誓旦旦地说，他无心于功名，但实际上却暗中应试。
史书上记录了侯方域曾经向父亲献破贼之计：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於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侯方域回到家乡后，既负才无所试，不久，因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前往南京避难，从此“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
崇祯十五年（1642年），侯方域在南京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等人重逢，喜出望外。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灯红酒绿、流彩溢香，自然免不了要涉足一番风月场所。于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复社公子们整日聚在秦淮楼馆，说诗论词，狎妓玩乐。孔尚任还在
《桃花扇》中借道士之口讽刺这些名士道：“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吴敬梓也曾经记述自己在秦淮歌楼里放荡的生活情形，“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回。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从中也可以想象，四公子当时在秦淮歌楼里颠痴狂笑之姿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侯方域经杨文骢（字龙友）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
在南明覆灭中，李香君是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悲剧人物。从李香君身上，可以看到南明悲剧的一个缩影。
李香君是秦淮河畔媚香楼里的红姑娘。媚香楼临水而立，站在楼上凭栏而望，烟水澄碧、画舫织彩的秦淮河尽收眼底。媚香楼的主人是李大娘，她年轻时也是秦淮河边的红妓女，年长后用自己的积蓄建了这座媚香楼，收养了几个干女儿，以诗酒歌舞待客，在南京城里颇有些名气。
李香君自幼跟人习得艺家诸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一不精通，她尤擅南曲，歌声甜润，深得四方游士追慕。李香君身材小巧玲珑，肤理玉色，慧俊婉转，颇有韵味，时人誉之“香扇坠”。因她娇小而香艳，名字里又带个香字，所以客人们都戏称她是“香扇坠”。
李香君第一次见到侯方域并一见倾心时，才十六岁。侯方域也倾慕李香君的才貌，作诗一首，送给李香君作为初次相见的礼物，诗云：
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
玉山半峰雪，瑶池一枝莲。
晚院香留客，春宵月伴眠；
临行娇无语，阿母在旁边。
一种欣赏倾慕的情怀已在诗中表露出来，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一个是娇柔多情、蕙质兰心的青楼玉女，接连几次交往之后，便双双坠入了爱河之中，缠绵难分。
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中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这套手续称为“梳拢”。梳拢所需资金，因梳拢对象名位高低而不同，象李香君这样一位名妓，梳拢必须邀请大批有头有脸的风流雅士，宴会的级别自然要高，还要付一笔丰厚的礼金给鸨母，才不至于失面子。如今侯方域是逃避战祸来到江南，身无多文，有心想梳拢李香君，却又无能为力。
李香君却劝慰侯方域说：“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李香君的人格气节由此可见一斑。孔尚任的
《桃花扇》，把那么多的南明学士文人放在了一个歌妓下面，却照出了他们灵魂的卑琐。堂堂大明，无论是侯方域，还是吴伟业，士子已沉，气节怎不终？
正在侯方域犯难之时，友人杨文骢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有了资本，梳拢仪式很顺利地办了下来。
后来侯方域偶然得知杨文骢出的那笔钱并不是杨文骢自己拿出来的，而是阮大钺通过杨文骢赠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阮大钺得知侯方域在南京城正缺钱用，马上打通关节，设法让杨文骢把钱送给了侯方域，为防止被侯方域拒绝，开始还让杨文骢暂瞒实情。阮大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拉拢侯方域而缓和与复社名士们的关系。
阮大钺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土，多年在朝中为官，为人阴险诡诈，后被朝廷削籍免官，退到南京闲居。失位的阮大钺并不甘心就此埋没，他在南京广交江湖人士，暗中谋划，准备伺机东山再起。复社名士陈贞慧、吴应箕等人察觉了阮大钺的不轨之心，曾经作“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阴谋进行了揭露，阮大钺既恼怒又害怕，只好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只与马士英暗中往来。
侯方域了解真象后十分气愤，他素来痛恨阮大钺的人品和奸行，曾为陈贞慧等人的口诛笔伐拍手称快，如今不知不觉中竟用了阮大钺的钱，怎不让他恶心难忍呢！他决意立即把钱退还阮大钺，以断绝奸人的不良用心。李香君变卖了几件心爱的首饰，又从姐妹们那里借了些钱，总算凑够了数，交给了侯方域。
那些钱又经杨文骢之手退给了阮大钺，阮大钺见状，大感脸面丢尽，咬牙切齿地说：“老夫有意与他们攀交，这些小子们竟如此气傲，看老夫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大明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时局果然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护下，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新皇朝，马士英成了执政大臣后，立即启用阮大钺为兵部侍郎，继而又升为兵部尚书。
大权重握，阮大钺得意之极，马上着手清除异己，陈贞慧、吴应箕等转眼被捕下狱，正要拟罪逮捕侯方域之时，杨文骢及时报信。李香君挥泪送侯方域离开金陵时，侯方域将一柄上等的镂花象牙骨白绢面宫扇送给了李香君，作为订盟之物，并且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夹道朱楼一径斜，
王孙初御富平车。
春溪尽是莘夷树，
不及东风桃李花。
孔尚任的
《桃花扇》正是依此而展开的，但孔尚任是借用这把桃花扇是喻前朝的。孔尚任写作
《桃花扇》时，几下扬州，在扬州梅花岭南明抗清名将史可法墓前徘徊，寻找
《桃花扇》的灵魂。桃花扇底送前朝，儿女浓情何处消，看似浪漫，但在孔尚任的笔下，这把桃花扇底却扇来了前朝多少萧瑟。“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道出了一个汉人对前朝眷念的楚心。
侯方域离开金陵后，投奔扬州史可法为幕府。李香君则洗尽铅华，闭门谢客，天天凝视着那把订情的绢扇，一心等候侯方域归来。此时，杨文骢由亲戚马士英荐举，做了南明王朝礼部主事。但杨文骢却被马士英所逼，为马家亲戚田仰来向李香君提亲。
田仰时任佥都御史，他督运漕粮由扬州来到南京，为弘光皇朝帮了一个大忙，成了弘光帝器重的红人。马士英与阮大钺举行盛大的酒筵，为田仰接风洗尘。席间，田仰表示久闻秦淮名妓李香君艳名，此行想顺便把她收为侍妾。这一下可让阮大钺逮住了机会，他早就想报复侯方域和李香君了，可惜侯方域闻风远走，害得他无从下手；如今若把李香君送给田仰为妾，一方面讨好了田仰，一方面也撕散了他们那对鸳鸯，聊泄心中积愤，岂不是一箭双雕！
李香君毫无商量余地地一口拒绝，她说：“侯公子虽然飘泊在外，但总有回来的一天，以前我就拒绝了很多人的盛情，今天当然也不可能接受田大人的聘礼。”又公开宣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但马士英仗势欺人，威逼李香君屈从，李香君一头撞在石柱上，鲜血滴在侯公子的香扇上，给爱情抒写了一曲纯洁之歌。杨文骢大为感动，灵感勃发，抓起笔将血点染成一朵傲骨桃花。“溅血点作桃花扇，比作枝头分外鲜”。
娶亲的人见闹出了人命案，吓得不敢再纠缠，一声不吭地抬着花轿溜回去了。伤后的李香君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治，伤势总算痊愈了，这时田仰已离开南京，娶妾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桃花扇》里面说侯方域最后却背叛了他的初衷，投降了满清，穿着清廷官员的衣服出现在李香君面前。李香君深为失望，江山已换，家国何在？于是李香君当着侯方域的面，撕毁了那把桃花扇，桃花乱落如红雨，抚心茫茫泪如珠，随后出家做了尼姑。在孔尚任的笔下，李香君虽然出身低微，却有可贵的抱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能全大节，轻生死。她的一生与民族斗争紧密相连，历史记住她的很大原因是她的民族气节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之精神。于是
《桃花扇》使经过艺术加工的李香君与秦淮江山永远长存了。
但事实是，1645年，南京沦陷时，李香君在混乱中逃出南京，几经漂泊，流落到栖霞山，随另一秦淮名妓卞玉京在葆真庵为尼。但第二年秋，她与在“扬州十日”中大难不死的侯方域相见，悲喜交加，随后侯方域就领着李香君一起回到了河南老家。李香君更名换姓，住在了侯府翡翠楼。这期间，侯方域应该与李香君过了几年好日子。
其后，满清政府为巩固其政权，举行会试。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大都不予理睬，方以智出家，杨文骢殉国，陈贞慧隐居，冒襄四处流浪，陈子龙自沉，但侯方域却耐不住寂寞，做了平生最大恨事，一心想“龙门三尺浪，平地一春雷”，参加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尽管侯方域的文章见解不凡，但“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侯方域得知后羞愧无比。他这次参加考试，又引起许多人非议。方以智当年曾以“美才而豪，不耐寂寞”八字来评点侯方域的文章，不想此论后来果然应验。
这是公认的看法。
侯方域的弟弟侯方夏已经于顺治三年（1646）年中进士，如果侯方域真地要仿效弟弟追求功名，汲汲于干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顺治八年才应乡试呢？所以，陈寅恪先生考证后认为侯方域于顺治八年应乡试，实是为保护父亲侯恂，逼不得已，跟吴伟业的被逼出仕如出一辙。
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还与本地文人贾开宗等人结成“雪苑六子社”。这决非是一种巧合。1645年后，复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消失了，如果像“雪苑六子社”这样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复社再现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吴伟业出仕前受钱谦益委托调和社事的根本原因。大动荡下的历史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当时形势、处境的微妙之处，远非我们后人所能完全揣测。
顺治九年，侯方域再游江南，一面写了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诗文，一面后悔应清朝乡试，这说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合乎情理的。侯方域应试不是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情势所逼，内心痛苦，但又不能明言，只能含糊地说“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
就在侯方域在江南的时候，“祸不单行”，独自在家的李香君歌伎身份暴露，不为侯府所容，被赶到了城外的侯氏庄园（今李姬园，在商丘睢阳区西南七公里处）居住。李香君因被侯氏族人歧视，爱人又不在身边，终日郁郁寡欢，日久成病，终于含恨而死。年仅二十七岁。而此时侯方域并不在她身边。
侯方域回家后，闻李香君死，伤心至极，大哭了一场，最后只能勉力承受。侯方域在李香君墓前立了一石碑，上面写着“李香君之墓”五个大字，下有“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的小字。碑前有一石桌，石桌前有一石礅，上刻“愧石礅”三字。侯方域经常坐在愧石礅上，忧思爱妾，久久不去。
这一年，三十五岁的侯方域忆起自己的坎坷遭遇，感叹平生可悔者多，于是把自己的书斋更名为“壮悔堂”。
两年后，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侯方域因郁郁寡欢、心情郁闷而病逝，仅三十七岁，盛年而逝。
如单纯以文来看，侯方域擅长散文，文承韩愈、欧阳修之气韵，可以跟吴伟业、陈子龙、张溥相匹敌。他的后期文章主要源于唐宋古文的传统，作品以人物传记类较为出色，有较多司马迁、韩愈的活跃笔法，也讲求辞采之美。从《与任王谷论文书》云：“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可以看出，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动感人。他在为文上从“烂漫”转向“矩矱”，这其实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增长、多历变故而逐渐趋向平稳，更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意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立足点。
侯方域聪捷又有悟性，他不忘明朝，又不能不表面上顺从清朝，这是他的软弱性。所以他不能成为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那样的烈士。
吴伟业有一首《怀古兼吊侯朝宗》：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终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两人的悔恨如出一辙。
如今，秦淮河畔“媚香楼”还在，座落在金陵栖霞山上，那座“桃花扇亭”每年都会在桃花一片灿烂里陪春风笑一程。只是，“问秦淮旧日窗寮，当年粉黛，何处吹萧？白鸟飘飘，渌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四、董小宛与冒襄
董小宛原名叫董白，字青莲，是苏州“董家绣庄”的大小姐。董家乃是苏绣世家，到董小宛这一代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活计做得极其精细，多少达官贵人欲求一副刺绣而不得。后来董家没落，董白不得已才到南京秦淮河畔的画舫中卖笑，改名小宛。她天资巧慧，自幼学得家传刺绣之法，在秦淮河上有“针神曲圣”之称，说的便是她不但曲子唱得好，擅长抚琴，更是擅长刺绣。
其实董小宛多才多艺，她还善制菜蔬糕点，尤善桃膏、瓜膏、腌菜等，名传江南。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均为她所创制，董小宛因此还被列入古代十大名厨之中。
因为容貌秀丽，气质超尘脱俗，董小宛很快就在秦淮河出了名。
“复社四公子”中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苏如皋人，幼有俊才，负时誉，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才子。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冒襄来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在闲谈中，他听到方以智、侯方域对董小宛赞不绝口，不禁对这位传说中的冰清玉洁的“冷美人”大感好奇。冒襄已经是屡试屡败，这次也名落孙山。冒襄在沮丧中，慕名到秦淮河去寻访董小宛。不料董小宛已经受人之邀游太湖去了。
之后冒襄又接连去了好几次，都无缘见到董小宛，直到准备离开金陵的前夕，冒襄由方以智引见，终于得以与董小宛相晤。
这是一个深秋的寒夜，董小宛刚刚参加酒宴归来，正微带醉意斜倚在床头。见来了客人，她想挣扎着起身，无奈酒力未散，坐起来都有些摇晃。冒襄自我介绍后，董小宛称赞说：“早闻四公子大名，心中倾佩已久！冒公子果然是异人！异人！”
之后董小宛话语不多，冒襄见她娇弱不堪，怜惜伊人酒后神倦，坐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匆匆离去。就是这半个时辰的交谈，却使董小宛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冒襄他在《影梅庵忆语》中记录了与董小宛的初次见面：“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此良晤之始也。”但这个事后，冒襄并没有对董小宛动真情。
董小宛其实早已经从李香君处听说了冒襄的才名，和许多秦淮女子一样，她心中企慕不已。此时董小宛才十六岁，是秦淮乐籍即南礼部教坊司的官方歌会，正希望脱籍择婿。而复社名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正二十九岁，当是合式的人选。自从那一次见面后，她便开始了对冒襄的期盼和
藏书网含而不露的追求。虽然董小宛多次向冒襄表示过倾慕，但均未得到他的首肯。后来众人才知道，风流多情的冒襄早已属意吴门名妓陈圆圆。
董小宛仍然很倔强地保持着身体的洁净，对南京城朱统领的威势不屑一顾，拂袖而去，蛰居苏州。秦淮八艳中，董小宛最像一个女人，她的一生郁结着很多“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痴情。在她身上也有爱国的情怀，却不似柳如是、李香君那般彰显，她更多地保留着一颗多情的女儿心，更多地为自己的爱寻觅，等待，守候。
第二年春天，冒襄顺路苏州访董小宛，却又听说她陪钱谦益、吴伟业游览西湖去了，而且准备游完西湖再转道黄山观赏奇峰苍松，不知何时方能归来。吴伟业有一首诗写董小宛穿白夹衣游黄山：“细毂春郊斗画裙，卷帘都道不如君。白门移得丝丝柳，黄海归来步步云。”极力赞叹董小宛的艳丽风采。
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冒辟疆因省亲湖南再到苏州半塘，想会见董小宛，但董小宛这是仍滞留黄山。
董小宛藏在黄山一年，大概名山佳丽风光能为自己增色？正像吴伟业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黄山丹崖绿树、奇石古松际，飘浮淡淡白云间，小宛穿着细柔白缎夹袄，彩色画裙，年轻风采动人，谁人能比得上她？黄山，增加了她在情人心目中的份量？
也就是在这一年，冒襄与陈圆圆“订嫁娶之约”。但不久后，陈圆圆意外被选入皇宫。陈圆圆惊慌下求冒襄出面周旋，冒襄不敢得罪权贵，眼看着陈圆圆被抬进了皇宫。佳人远去，加上科场失意，冒襄怅然若失，怀着悒郁的心情只身雇舟前往虎丘，打算独自去践曾经与陈圆圆许下的虎丘之约。
小舟沿着半塘河缓缓而行，到半塘的时候，冒襄突然想起董小宛就住在此处，于是立即前去寻访。
与上次一样，董小宛也是斜卧床头，只是上次带着淡淡的笑容，这次却是满脸的凄怆，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冒襄大有同病相怜之感，满怀同情地将她宽慰一番，并且说了自己寻访佳人不遇的经过。董小宛露出一丝歉意和欣慰。见她病体虚弱，冒辟疆几次提出早早归去，董小宛却殷勤挽留，两人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冒襄不知道董小宛移居苏州半塘后，闭门谢客，专等冒襄。这份痴情的劲儿恐怕是一般俗女子无法企及的，爱之深切一览无余。
第二天一早，冒襄忍不住又雇舟来到董小宛家，两人并没有约定，董小宛却笑盈盈地站在门外相迎。一夜之间病竟好了大半，也似乎料定冒襄今天会来。董小宛将冒襄迎进了屋，奉上茶，小宛幽幽地自言自语道：“此番公子前来，妾身的病竟然不药而愈，看来与公子定有宿缘，万望公子不弃！”冒襄听了不甚欢喜，又怕对方是一时之兴，便探试道：“小生与姑娘交浅言少，姑娘难道不为此话后悔吗？”
董小宛心意坚定地说：“风尘打滚，阅人不少，如蒙公子不弃，妾身算是跟定公子了！”冒襄刚刚痛失陈圆圆，又得美人青睐，兴奋得一把搂住她。
之后，通过柳如是和钱谦益从中周旋担保，冒襄终于以三千两银子的代价将董小宛赎身，历经沧桑变故的董小宛终于如愿以偿。董小宛嫁给冒襄以后就来到江苏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的水绘园。
冒家十分通情达理，顺利地接受了董小宛这位青楼出身的侍妾。这时冒襄的父亲已从襄阳辞官归家，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冒襄的原配妻子秦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理家主事的担子来，恭敬柔顺地侍奉公婆及大妇，悉心照料秦氏所生二男一女。冒家的全部帐目出入全由她经手，她料理的清清楚楚，从不私瞒银两。董小宛还烧得一手好菜，善做各种点心及腊味，使冒家老少大饱口福，在众人的交口称赞中，董小宛得到了无限的满足。
董小宛是秦淮八艳中最温婉灵性的女子，她做了一个女子所能做的一切，她的付出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这是一种华丽的哀伤，是一种夺目悠远的无悔。
但好景不长。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冒襄在如皋得知北京陷落、崇祯上吊的消息。当时人心惶恐，当地士绅担心江北不保，纷纷离开了如皋，但冒襄一家却留下未走，一直到听说当地明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冒襄一家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大部分财产流失殆尽；好不容易回到劫后的家园，却又缺米少柴，日子变得十分艰难，多亏董小宛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他坚辞不赴。冒襄一生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这是他最闪亮的地方。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
明亡后冒家生活艰难，冒襄大病了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顾才保住了性命。这种劳累的生活，最终吞噬了董小宛年轻的生命。在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一代名妓董小宛病死在水绘园影梅庵家中，年仅二十八岁。
冒襄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以哭之，家人和亲友都哀悼不胜。《影梅庵忆语》云：“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捞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行举止，均异常大，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必拱立坐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
这是董小宛从良后与冒襄一家的家庭关系。《影梅庵忆语》又云：“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改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这是董小宛教育子弟、管理家务的情况。
《影梅庵忆语》还说到冒襄几次大病，全赖董小宛侍候照顾，例如有一次大病一百五十天，“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爆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董小宛的这几句话，体现出她对冒襄的深厚感情。冒襄在《影梅庵忆语》通篇中都称她为“姬”，就是妾的意思。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写他和董小宛的同居生活，缠绵悱恻，是颇为著名的笔记文章。然而，在董小宛活着的时候，冒襄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写得那么动人。一个女子一生的痴爱以及伴随而来的苦难，换来的《影梅庵忆语》真的不过是一册微而又薄的纪念。
许多后世传奇都将顺治皇帝眷恋的董鄂妃说成是董小宛，其实据《清史稿》中的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小宛去世的时候，祖籍在辽宁佟佳江流域的董鄂氏才年满十三岁。顺治十年，十五岁的董鄂氏入选秀女，被指配给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一直在清宫里服务，被顺治尊称为“爷爷”。汤若望在笔记中这样写道：“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说的这位满籍军人，就是襄亲王。在清宫皇室家谱《玉牒》中可以看到襄亲王死的时候才十六岁。也就是说，董鄂氏刚刚嫁给襄亲王不久，就被顺治夺去了。
董鄂氏入宫后，住在承乾宫。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册立为贤妃，九月，又被立为皇贵妃。这个位置，已经仅次于皇后了。这一年，顺治十九岁，董鄂妃十八岁。后来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皇太后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理由，传下口谕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董鄂妃新生的孩子只有两虚岁，实际活了不到三百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就突然夭亡了。这件事对于董鄂妃来说，更是致命的打击。从此，董鄂妃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二十二岁。
董小宛与董鄂妃是不一样的美女，却是一样的命运——一抔黄土掩风流。
董小宛死后，冒襄又多活了四十二年，晚年结匿峰庐，以图书自娱。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冒襄还具有营造园林的高度才华，据《游冒氏水绘园记》中所述，冒襄的父亲历任吴楚，“辟疆不时省亲，所过名山大川，往往按图考记，留连不忍释去，其故衡湘诸胜，雄览博采，咸得备于简编”。而于浙江兰亭，烟雨楼，西湖诸胜，他也加以研集。明亡或他“结庐乡国”，追忆向之所历者，乃构石为山，因川为池，家中有朴巢、水绘园、深翠山房诸胜，擅池沼亭馆之景，交会四方文士，读书酬唱。
冒襄文章写得好。他的古文，笔调秀逸，陈名夏称他：“笔锋墨秀，玄旨微情。俱在有意无意、可想不可到之境”。他的游记文接脉于柳宗元。“清音奔赴，灵想超忽”，“一笔一洞壑，一转一绝境”，但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不光冒襄，四公子和复社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他们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但就是不能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
冒襄曾于1627～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从此明朝的官不当——史可法曾推荐他当监军，后又特用司李，他都没有接受——清朝的官也不当。冒襄还是四公子中唯一一个在秦淮河有房产的人。复社聚会多在淮清桥桃叶渡冒襄的寓所举行，大概是“名士风流”的天性如此。
附：古代十大名厨资料
伊尹，为商朝辅国宰相，商汤一代名厨，有“烹调之圣”美称，“伊尹汤液”为人传颂千年不衰。
易牙，也名狄牙，为春秋时期名巫、著名厨师，精于煎、熬、燔、炙，又是调味专家，得宠于齐桓公。
太和公，为春秋末年吴国名厨，精通水产为原料的菜肴，尤以炙鱼闻名天下。
膳祖，为唐朝一代女名厨。段成式编的《酉阳杂俎》书中名食，均出自膳祖之手。
梵正，为五代时尼姑、著名女厨师，以创制“辋川小祥”风景拼盘而驰名天下，将菜肴与造型艺术融为一体，使菜上有山水，盘中溢诗歌。
刘娘子，为南宋高宗宫中女厨，历史上第一个宫廷女厨师，称为“尚食刘娘子”。
宋五嫂，为南宋著名民间女厨师。高宗赵构乘龙舟西湖，曾尝其鱼羹，赞美不已，于是名声大振，奉为脍鱼之“师祖”。
董小宛，明末清初秦淮名妓，善制菜蔬糕点，尤善桃膏、瓜膏、腌菜等，名传江南。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为她所创制。
萧美人，清朝著名女点心师，以善制馒头、糕点、饺子等点心而闻名，袁枚颇为推崇她，《随园食单》中盛赞其点心“小巧可爱，洁白如雪”。
王小余，清代乾隆时名厨，烹饪手艺高超，并有丰富的理论经验。袁枚《随园食单》有许多方面得力于王小余的见解。
五、方以智
侯方域是复社四公子中才华最突出的，他的散文当时推为第一，但却也是唯一不能全节而终的。这自然是因为其他三公子的表现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比较才有鉴别。冒襄一生平平无奇，除了能文，能广为人知，确实是因为他大名鼎鼎的小妾董小宛。另外一位公子方以智，则是四公子中立场最坚定的一个，也是四人当中唯一参加过反清复明活动的人。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桐城（在今安徽）人。少时参加复社活动，成为著名的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此后，方以智出入禁宫，有机会结交了汤若望，受“西学”的影响而对人体生理以及自然兴趣极大，但对仕途却不大感兴趣。
1644年国变时，方以智在东华门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后，从此对人生的感悟又深了一层。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南明弘光政权立，方以智本想谋个一官半职，但党争很快再起，复社人士受到阮大铖迫害。方以智更因为1644年北京城破时跟农民军“打过交道”，百口莫辩，不得已流离岭表，改名吴石公，堂堂复社名士，以在市集中卖药为生。
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耗的引荐，方以智拜礼部侍郎、东闽大学士入阁。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鹤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挂冠离去。
方以智后来一直漂泊岭南，在平乐为清军捕获。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清军的官服，右边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立即奔到右边，表示宁死不降。满清将领相当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听其为僧。方以智更名为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1671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在半道卒。
方以智其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认为事物都是“相捄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方以智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他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但这个宏愿未得实现。
另一公子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省）人。明末诸生，又中乡试副榜第二人。父亲陈于廷是东林党人，官左都御史。贞慧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他曾与吴应箕共议声讨阮大铖，后来受到阮大铖迫害，曾一度入狱，被送到镇抚司百般折磨，后来虽然得脱，却已经是九死一生。入清后，陈贞慧一直隐居在家乡，埋身土室，十余年不入城市。
六、少年英雄夏完淳
夏完淳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是一位“学务经世”，“独处一室，志常在天下”（《明史稿·夏允彝传》）的学者、志士。夏完淳诞生的时候，夏允彝已经是名满海内的畿社（复社分社）领袖，主持清议，纠弹时政，同张溥等人的复社同气相求，极得人望。夏完淳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
夏完淳五岁时，讲述
《论语》精义，老儒不及；六岁时，接待父执，应对如流；九岁时，撰《代乳集》，其中《五贤祠》等诗流传至今；十二岁时，和人谈论九边烽警和攻守形势，娓娓可听，并拜其父之友陈子龙为师；十三岁时，效法父辈的结社活动，与杜登春等有志少年组织西南得朋会，成为畿社后继。
不平常的时代，造就出不平常的人物。国家民族的危难，促使早熟的完淳，提前进入社会，投入波澜壮阔的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洪流。
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淮，弘光政权迅速瓦解，清兵兵不血刃地占领南京、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夏完淳随父夏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在投军前夕，夏完淳匆匆与钱秦篆结婚。
当时，太湖沿岸，苏南、浙东各地，义师并起。夏允彝等商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发动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的水师，直取苏州，然后由浙东义师攻克杭州，由苏南义师恢复南京和吴淞，一举将清兵赶出江南，并乘其半渡伏击而全部歼灭。夏允彝和吴志葵有师生旧谊，他作书召吴志葵进兵，并亲至军中制定进军方案。这时，十五岁的完淳，刚刚草草完婚，也和父亲一起投笔从戎了。
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但是吴志葵临阵犹豫，没有及时增援，听说入城孤军全部牺牲后，便准备登舟撤退。夏允彝父子流涕遍拜诸将士，吴志葵碍于情面，才在城下停留几天；但苏州终未攻下，吴志葵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
兵败之后，夏允彝决心以死激励将士。他将所著《幸存录》手稿授予完淳，嘱为续写，又嘱毁家饷军，以期再起，然后自沉松塘，以身殉国。他留下遗书说：“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
父亲的死更加激励了年轻的夏完淳。1646年春，夏完淳上书监国鲁王，鲁王授以中书舍人的官职（《南疆逸史·夏允彝传》）；同年夏，隆武政府“赠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给与祭葬，諡曰文忠”（《思文大纪》卷五）。这些，都给夏完淳以极大的鼓舞。
夏完淳和陈子龙秘密回到松江后，准备再组织起义军。这时候，他们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易领导的抗清义军，正在重整旗鼓。夏完淳将家产全部变卖，捐献给义军做军饷，到吴易军中当了参谋。
吴易，吴江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复社社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史可法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在扬州兵败时，他得以死里逃生。弘光朝廷覆亡后，吴易和举人孙兆奎同入太湖起兵抗清。他们利用清军不擅水战的弱点，凭借太湖辽阔的水域和四通八达的水上航路同清军作战。
吴易精通兵法、水性过人，在几天里就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并笼络了原太湖地区的一批绿林大盗，其中就有在当地远近闻名的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赤脚张三等人因为绑架乡绅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但这些草莽好汉们后来都投到了吴易麾下，并且都死战到底。
吴易组织起来的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不久，吴易的白头军大败清兵于分湖。吴易知道清军不习水战，事先派部下操舟好手混于民间，清军果然抢掠百姓船只载兵追击，这些装做百姓的吴易部下即扮成水手为之操舟。行至湖中，吴易部下纷纷跳入水中，取出工具把船只凿沉，“斩伪将二十三员，歼敌三千余级，获船五百余只”（《思文大纪》卷七）。这一仗，打得“水流尽赤，草腥不绿，兵威褫其三蘗，雄名振于七郡”（《湖隐外史》）。太湖义军一时声势浩大，隆武朝廷和鲁监国政权都给吴易加官晋爵，以示鼓励。清军也视吴易为心腹之患，想尽办法予以摧毁。
此间，吴易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邀请大名鼎鼎的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了邀请，带着两名弟子来到太湖，在一个小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陈子龙就对吴易领导的白头军的前景不抱幻想了，他的一个弟子后来说：“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大概的意思就是吴易有勇无谋，手下人不得力，军队都是乌合之众，不足以成大器。陈子龙迅速离开了太湖，果然，不久后，威风一时的白头军就烟飞云散了。
1646年（顺治三年）六月，吴易听说满清任命的嘉善知县打算反正，吴易立即与那位官员联系，两人约好在嘉善见面。吴易随即赴宴，中了埋伏，被清兵擒获。嘉善知县将他交到了杭州府，知府即刻在草桥门外处死了吴易。
过了一年，陈子龙和夏完淳又秘密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这次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被杀害，陈子龙也被清军逮捕。陈子龙不愿受辱，在被押解到南京的船上，挣脱绳索，跳河自杀。
夏完淳正在为失去他的老师而悲痛，因为有人向清军告密，他自己也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南京。夏完淳在皇城中一所原先属于太监的宅院中被关押了八十天。他是个感情丰富的诗人，永别故乡和亲人，自不免心情激荡，思绪翻腾；他又是个大节凛然，对猝然而至的变故早有抉择和准备的英雄，因而临难不惊，视死如归。
在生离死别的时刻，他留下了许多高唱入云的诗篇：“家仇未报，匡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土室余论》）；“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云间》）；“一片银铛影，还同剑佩看”（《被羁待鞫在皇城故内珰宅》）；“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柬半邨先生》）。后人读到这些和血含泪、掷地有声的篇章，禁不住地热泪挥洒、热血沸腾。
对夏完淳的审讯开始了，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用一副温和的语气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给你官做。”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
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兵士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设祭，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
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汗如雨下，坐不安席。
1647年九月，十七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临刑时，昂首挺立不跪，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杜登春《童心犯难集》）。
夏完淳的骸骨，由友人杜登春等运归松江，袝葬于城西北的小昆山下荡湾村允彝墓侧。
清康熙年间，人物画家徐璋将朱明一代、松江一郡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一一描摹、写照，汇为一集，因松江古称云间，就名为《云间邦彦图》；光绪间，据以描摹刻石。除序跋外，共有画像石二十八方，每方大多分四格，每格一般画一人。独有一格，合画了两人，一位是仪容端方、正襟危坐的有须长者，身后站立着一位眉清目秀、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英俊少年，正是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这就是松江名胜醉白池南廊壁间的《云间邦彦画像·石刻》。
七、秦淮八艳
秦淮八艳是远逝的年代里与美丽、与爱情有关的风景。八位艳丽的女子曾经飘然站在秦淮河畔，影影绰绰间浅唱低吟，她们以千种姿态，万般风情调出了酽酽的秦淮河水。
秦淮八艳中的陈圆圆、柳如是，顾眉，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已经分别在前面的篇章中讲过，这里顺带提一下另外两艳——马湘兰和寇白门。
马湘兰是秦淮八艳中的前辈，生活在万历和天启时期。她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马湘兰虽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的一幅“墨兰图”至今藏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墨兰图”上还题着一首诗：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
马湘兰的一生也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百谷，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但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中最有市井率性的女子，有时候表现得毫无内敛之气。她对自己不想见的客人可以厉声呵斥，会很本真地骂上一句粗话：“这个老贼想的倒美，让姑奶奶给他画兰，姑奶奶就是……”她在对付权贵的时候，自有一套交织着委婉和粗鄙的方式。魏忠贤曾经求兰花画于马湘兰，马湘兰自是千万个不愿意，却又考虑到自己的情人王百谷的安危，于是在痰盂里撒了一泡小便，然后用自己的尿研磨画兰，画完后又在纸上洒了一些用茉莉花、夜来香等浓香花煮的香水。头日闻着还真是香喷喷，但几天以后，尿臊味便散发了出来。魏忠贤天天嗅着，自然适应了，而外人来哪受得了啊，可又有谁敢对太监、阉人提个“臊”字呢？这就是一个有着市井狂放性格的青楼女子恶意的戏弄。
马湘兰与大才子王百谷曾是名噪一时的神仙爱侣，吟诗做画，许下无数海誓山盟，早有终身之约。马湘兰痴恋，终身未嫁，至数十载后仍未忘情。然而王百谷终究碍于物议和前程，始终不敢娶青楼女子为妾。
王百谷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百谷听得老泪纵横。马湘兰返回金陵后，伤感而逝，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
马湘兰是秦淮八艳中唯一没有经过1644甲申、1645乙酉国变的女子。
寇白门又名寇湄，金陵人，其寇家是著名的世娼之家，她是寇家历代名妓中的佼佼者。寇白门风姿绰约，容貌冶艳，才成年便名噪秦淮。“今日秦淮总相值”，是钱谦益对寇白门的才与貌的赞誉。余怀的
《板桥杂记》也说她：“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相知拈韵，能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这一段文字概括了寇白门的美丽和才干，文学、诗词、音乐、美术，她无不精通，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但由于寇白门为人单纯不圆滑，决定了她在婚恋上的悲剧。
崇祯十五年暮春，声势显赫的功臣保国公朱国弼，在从人的前呼后拥下来到了钞库街的寇家。三十岁的朱国弼表现得斯文有礼，温柔亲切。几次交往后，寇白门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所以在朱国弼提出婚娶时便一口同意。
是年秋夜，十七岁的寇白门浓妆重彩地登上了花轿，出嫁之时朱国弼聘金二万。
明代金陵的乐籍女子，脱籍从良或婚娶都必须在夜间进行，这是当时的风俗。朱国弼为了显示威风和隆重，特派五千名士兵执降纱灯迎娶，从武定桥开始，沿途肃立到内桥朱府。寇白门的出嫁队伍声势浩大，一路吹吹打打，唢呐震天，礼炮惊空；夜幕下的活动成为大张旗鼓的盛事，一个青楼歌女的婚礼竟超过了豪门千金。如此盛况绝世，成为整个明朝一代南京最盛大的一次迎亲场面。
朱国弼实际上是一个圆滑狡黠、逢场作戏的官僚，他极尽排场地迎娶寇白门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和面子需要，他其实并不是真心爱这一青楼女子；而且对于朱国弼这样的纨绔子弟来说，根本不懂得爱情为何物，所以数月后他那薄悻寡情的嘴脸便逐渐暴露，后来干脆把将寇白门丢在一边，依旧走马于章台柳巷之间。时人叹息寇白门的命运说：“尝得聘钱过十万，哪堪重论降纱灯！”
1645年清军南下，朱国弼投降了清朝。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在爱情上不专一的人通常都是软骨头。不久朱国弼全家被迫迁入京师，被清廷软禁起来。为了活命，朱国弼想把包括寇白门在内的所有歌姬婢女一起卖掉，来赎他的性命。寇白门对朱国弼说：“若卖妾，所得不过数百金……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朱国弼思忖后就同意了寇白门的意见，反正他现在一点出路也没有，还不如赌博一把。寇白门短衣匹马带着婢女斗儿归返金陵，很快在旧日姊妹的帮助下，筹集了2万两银子，将朱国弼赎出并释放。
这时朱国弼看到寇白门如此神通广大，便想重圆好梦，但被寇白门严辞拒绝了。她说：“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咱们这叫两不亏欠。”
寇白门重归金陵后，由于她不计前嫌，义救朱国弼于满人的牢笼，被人称之为女侠，她“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幕，嗟红豆之飘零”。如此浪迹数年后，寇白门嫁给扬州李孝廉。但觉他不够丈夫气魄，又只身返金陵，重新流落乐籍。虽已徐娘半老，但气韵犹在，故依然在少年狂士队中潇洒自如，每日笙歌诗酒，不知老之将至。
顺治六年，由于放荡过度，寇白门病倒了。她让婢女请来一向相好的韩生，酒后向他哭诉往日恩爱，夜里留韩生宿，想再续少年时恩爱凤鸾之梦。不想韩生不念旧情，以有急事为由不肯与她同宿。寇白门情急，按着他的手不放他离去。
韩生勉强与寇白门混了半晚便出去了。半夜里，寇白门猛听见韩生与自己年轻的婢女在隔壁房中调笑。寇白门不胜悲愤，至此病愈急。不几日，一代侠义艳情的青楼女子就这样凄楚地撒手人间归仙了，终于闭上了她那双凝聚了太多忧伤的眼睛。
钱谦益作《寇白门》一诗，以示追悼，诗云：“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寇女侠三字对于寇白门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青楼女子也是人，她们也有正常人的情感、向往与追求，她们自叹堕入烟花，命运多舛，总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落籍从良，有正常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这可以说是历代妓女的普遍心理，明代的青楼女子也不例外。
寇白门一生的爱情悲剧代表了绝大多数青楼女子的命运。秦淮八艳是青楼女子中最出色的人物，能像柳如是、顾眉、陈圆圆那样挤上士大夫阶层的人极少。对这些青楼女子来说，不但难以找到真正的幸福，而且难以摆脱红颜薄命的宿命，青楼女子青楼老，青楼只能是她们唯一的归宿。
第三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一、张煌言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击溃李自成义军，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大清帝国，然后挥戈南指。在消灭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权之后，遇到了南明流亡君臣和各地广大人民的顽强抵抗：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浙东、唐王朱聿键立隆武帝号于闽南，桂王朱由榔建永历帝号于西南，分别拥有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及李过、高一功等强悍的抗清义军，为之竭诚转战。
终顺治一代，在江南半壁江山中，清军和义军一直进行着频繁的、激烈的流血战斗。直到公元1662年，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即位时，唐王早巳就义，桂王与李定国已经前后殉国，郑成功与鲁王也相继病死，在全国范围内，仍旧高举抗清大旗的，只剩下闽浙沿海和台湾了。
当时，据守台湾的为郑成功之子郑经，此人庸庸碌碌，只知道据守一方，无所作为，不足为清廷虑。清廷所担心的，就是纵横浙海的张煌言。当时张煌言虽然虽势孤力单，但因为人忠义，素得军心民心，构成清王朝在东南的心腹大患。
张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出身士绅家庭。张煌言十一岁丧母，父亲到北京担任小官吏，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当时，满洲贵族的后金政权（后改称清朝）派兵绕道进入直隶。敌骑蹂躏当地人民的惨况，给张煌言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由于明朝政治日益腐败，张煌言的父亲辞官回乡，课子读书，并请人教习武艺。张煌言十六岁参加县试，加考骑射，他三箭皆中，与试者无不惊服。
据说张煌言年少时放荡不羁，喜好赌钱，赢了钱后就呼酒买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梦中有个神仙对他说：“君宜自爱，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张煌言从此感悟，开始努力读书。（《海东逸史》）
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煌言考中举人，还没有来得及去京会试，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年，明朝军队在松山（锦州附近）和清军决战，再吃败仗，洪承畴投降满清，山海关外土地全部丧失。紧接着，1644年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取北京。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竟勾引清兵入关，联合镇压农民军，迫使李自成撤出北京。清军铁骑乃长驱直入，践踏中原大地，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年仅二十六岁的张煌言听说后，“愤不欲生”，为了挽救民族危难，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抗清的战斗生涯。
当清兵入据北京之初，明朝一些官员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它仅仅存在了一年时间，就被清朝灭掉。清兵趁势进犯浙江。浙江人民没有屈服，各地纷纷起义，保卫家乡。张煌言参加了宁波举义，并迎鲁王朱以海来绍兴监国。
与鲁王政权建立的同时，唐王朱聿键也被福建军阀郑芝龙拥立称帝。1646年，清兵进犯闽浙，郑芝龙降清，唐王被俘，绝食而死。张煌言匆忙辞别父亲妻儿，追随鲁王泛海出走。
鲁王在福建长垣再建临时政权，声威复震。奉鲁王之命，张煌言与定西侯张名振重返浙东，招集散亡，筹建军队，并图收复长江下游地区。这时候，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政权桂王朱由榔的军队，正在西南与清兵战斗。原张献忠部将李定国率军队攻克桂林之后，又攻入湖南，在衡州大败清兵，准备顺长江东下，特地约会张煌言东西夹击。
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张煌言一战攻克崇明，然后与张名振溯江直上，在镇江登陆，并在镇江西北的金山驻扎了几天。但由于西南方面军队未按约定时候赶到，只好暂时撤回崇明岛。
两个月后，清兵大部分调离南京去迎战李定国，长江下游兵力薄弱。张煌言决定再攻南京，一路攻打重镇镇江，他自己则直捣南京。但由于福建郑成功方面的主力没有出动接应，同时，镇江方面的战斗失利，张煌言在战略上既处于不利地位，只得放弃攻城，撤回舟山。
这之前天下的局势是：李定国率军八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孙可望派刘文秀出击四川，克复川南；张煌言此时也接受了永历封号，也发动了攻势。按照实现计划，三方应该在长江会师，假若实现的话，江南一举可以收复。十分可惜，这次以钱谦益为核心精心策划的大行动失败了！
郑成功不出兵是因为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而西南方面军队迟迟不到，则是因为这时候永历政权正忙着搞内部争斗。孙可望大权在握，逐渐滋长称帝之心，挟永历朝廷以自重。永历帝如坐危城，为了自保，与朝臣合谋，偏偏在这个东西会师的关键时刻，两次召李定国统兵入卫。于是本来要赶去与张煌言会师的李定国从湖南匆匆回师广东，但不料永历帝谋泄，孙可望派人到安龙问罪，意图找出每一个参与策划以及与李定国联系的人；但永历皇帝禀性难移，不愿承认他自己的责任。于是孙可望将十八名朝臣下狱、杀害，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之狱”。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历实录》、《安龙纪事》等历史著作均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不会派刘文秀出师援助张煌言。
不久，李定国和郑成功在广东会师的计划也失败了，于是他率军亲赴安龙，打算从孙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历帝朱由榔。孙可望派人阻截李定国军北上，甚至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1656年，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次年又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次年初，下昆明，永历帝出逃缅甸。李定国率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失败。1661年，吴三桂率军入缅，索回永历帝，次年四月在昆明将其处死。7月，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永历帝死讯，亦忧愤而死。
如此，自己人跟自己人斗了个翻天覆地，真是“亲者痛，仇者快”！纵观南明历史，这样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
就这样，钱谦益等人精心策划的长江会师计划由于南明政权内各怀心思，各自为战，忙于内耗，不幸而失败了。张煌言两次进军长江，尽管都不得已撤退，却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清斗志。
第二年，张名振“中毒卒，遗言以所部属煌言”（《清史·卷224·张煌言传》）。当时传闻纷纷，都说张名振之死是由郑成功下毒所致，“名振遇毒，议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将士心”（邵廷采·《东南纪事》）。
1658年，永历帝朱由榔自西南遣使，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张煌言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于是，闽浙两处加紧备战，共图大举。
1659年春，清兵分三路攻入云南。为了牵制清兵，保住永历朝廷，再图恢复，张煌言驰书郑成功，请他火速出兵，北入长江。五月，郑成功率十七万精兵出发。张煌言率领本部将士六千人，与郑成功会师，并充任先头部队，挺进长江口。
瓜州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清兵南下增援的要路。在这里，清兵设下拦江铁锁，两岸又设西洋大炮数百门。狭窄的江面上，清兵还扎就巨大的木筏，筏上建筑城堡，浮泛水面，称做“木浮营”。真是水下鱼难过，天上鸟难飞。
张煌言率军担当突破江面封锁的任务，郑成功则派陆军去夺取江岸炮台。潜水士兵截断了拦江铁锁，张煌言立即指挥舰队进攻。这时，两岸炮台发炮如雨，清兵的木浮营也从水面顺流而下，万箭齐发。张煌言命令自己所乘的舰船直冲向前，将士们见此情景，更加拼力死战，一举夺下三座木浮营，江岸炮台的清兵竞相溃逃。随后，郑成功大军开到，全歼守敌，攻克瓜州。一时江浙大地憾动，湘赣鲁豫等省志士纷纷前来联系，准备响应。清廷上下震惊，顺治帝甚至准备“东还”了。
瓜州大捷后，郑成功率陆军攻取镇江，以阻遏敌人增援。张煌言则带水军直捣南京北面的观音门。不久，镇江克复。张煌言闻讯后，一面写信要郑成功加速从陆路直趋南京，以争取时间；一面命令部队昼夜行军，赶赴南京。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的水军抵达观音门。
当时，南京守备疲弱，士兵情绪低落。这时，如果郑成功大军及时赶到，南京一攻即破。可惜郑成功仍取道水路，行进迟缓，而清兵却从滇黔方面撤回一部分兵力，日夜兼程赶来，攻城良机终于失去。
五天以后，郑成功大军抵达南京城下。这时，张煌言派往上游的部队已攻取江浦城。芜湖的清将也请求投降。芜湖，是沿江关键重镇。郑成功请张煌言驻军芜湖，经营上游军事。
七月初七，张煌言抵达芜湖。他分兵四路：东出溧阳，西镇池州，北取和州，南入宁国。自己则驻节芜湖，总理军务。
长江两岸人民热望故国的军队，已有十五年了。张煌言这次率军到来，百姓争相传告，喜悦万分。地方官员也纷纷归顺投诚。旬日之间，光复城池竟达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部下水陆军也增至万余人。这时，湘赣鲁豫等省志士，纷纷前来联系，或提供敌军情报，或约期起兵响应。张煌言面对这一连串辉煌胜利，更是无比欣慰。他日夜部署诸军，拟直取九江，打通与滇黔联系的道路。一时江淮半壁为之震动。
就在这时，郑成功大军在南京遭受了严重挫折。原来张、郑分手后，郑成功疏于警戒，误中敌人缓兵之计。他没有分兵攻取周围城邑，而只是屯兵南京城外，静候清兵投降。七月二十三日，守城清兵倾城而出，发动突然袭击。郑成功仓促接战失利，大将余新、甘辉被俘，士兵伤亡惨重。
南京战败消息传到芜湖，张煌言立即写信给郑成功，要他切勿全军东撤，只要坚守镇江，自己还可保有上游各城，“天下事尚可图也”。可是，这封信已经无法送达了。郑成功在突遭失利之后，已放弃镇江，并撤出驻长江流域的军队，回师金、厦去了。
郑成功军队既撤，清兵便专一对付张煌言。张煌言孤军深入，兵少粮缺，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最后全军溃散。张煌言身边只剩下一个僮仆，在各地百姓们的掩护下，他辗转跋涉二千余里，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脱险回到浙东。随后，张煌言一面重整军队，一面总结经验教训，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一文。1660年，张煌言率部回到临门。
这时，清廷企图乘张煌言和郑成功新败之际，一举消灭浙闽抗清力量。于是分兵数路继续扫荡。他们逮捕了张煌言的妻子和儿子，接着，下令沿海居民一律迁入距海三十里以内的地区，严禁舟船出海，企图断绝人民群众与抗清队伍的联系。
1661年冬，吴三桂带兵进入缅甸，俘永历帝父子，南明彻底灭亡。在云南边境艰苦转战的李定国次年病死军中。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病故。其子郑经，在清兵扫荡下，被迫放弃沿海岛屿，撤往台湾。不久，鲁王病死在金门。
“国仇家难转相仍”，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张煌言深深感到复国事业的艰难，却更加坚定了他至死不屈的决心。如今只有张煌言一支孤军屹立在临门。
在艰难危急的处境面前，有人建议退往台湾，依附郑经。张煌言认为，与其“偷生朝露，宁以一死立信”，坚持不肯撤退。张煌言和鲁王都有曾经为郑氏所制的切身体会，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
张煌言和旧日部将阮春雷合军，集战舰百余艘，准备攻取福宁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卖，未能如愿。而清廷又纠集数倍于张的兵力前来偷袭。众寡不敌，这支抗清队伍伤亡惨重，只好退驻舟山岛。由于清廷强迫舟山岛居民全部撤离，再加上对沿海的封锁，使张煌言面临绝粮断炊的新困难。
当时浙江总督赵廷臣通过多种渠道，一再以帛书向张煌言招降，而张煌言也两次以坚贞的气节、铿锵的言辞拒绝了赵的诱惑。这里有一点殊可注意，那就是张煌言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煌言在后一封信的开头就提出“古今来何代无废兴”，认可改朝换代是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有志之士，尚谓人定可以胜天”，表现了自己“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接着，他又表示：“即使历运推移，朝市迁变，兴王每每宾礼胜国君臣，录用前朝宗室”，这种做法，不失为使“忠臣义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国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与天下更始”，那就会出现“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这些言简意明的表达，足以证明张煌言已经看到了满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
自从在鲁王病死后，张煌言已经对前途感到完全绝望，尽管还有不少明朝遗民在四处奔走，郑氏还雄居台湾，但人心思定，大势已去；天下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自己要以身殉国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国。这个时候的张煌言是相当沮丧的，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解散了余部，自己隐居到南田的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张煌言始终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军队后仍然没有像其他士绅那样去台湾的原因。
但满清并不十分了解张煌言的心思，他的销声匿迹在敌人眼中看来是在酝酿更大
的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极度不安，他们要竭力拔除这一颗“眼中钉”。满清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个张煌言的旧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脚僧，在舟山探寻张煌言的踪迹。
一天，张煌言手下的几个士兵驾船去舟山买米，被徐元撞见。他抽刀威胁众人供出张煌言的住址。几个士兵宁死不讲，被徐元一一杀死。最后剩下的一个船夫，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悬岙岛的处所。
七月十七日，张杰派出兵卒，乘坐张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他们从岛后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张煌言从睡梦中惊醒，伸手抽剑，但已经迟了。一窝蜂冲进屋内的清兵紧紧地把他捆缚住。他们搜出了搜出永历帝颁发的“视师兵部”银印和九枚关防、张煌言诗文稿以及他与中原豪杰志士的来往密信两大箱。
十九日，张煌言被押到宁波——他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故乡。他头戴明朝的方巾，穿着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样的平和、坚毅，给聚集在大路两旁围观的百姓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张煌言拒绝了，只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别无一语。
十几天后，张煌言被押往杭州，宁波人民闻讯赶到码头送行的竟有数千人之多。一出城门，张煌言下了轿子，向故国、家乡揖手告别，向送行的人们拱手致意。围观的人们都泣不成声。
在钱塘江畔，张煌言写下了“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壮诗句。他早已经明白复明无望，对满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依旧不失气节，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士大夫们最可贵的舍身成仁的精神。这精神不因失败的结局而减色，它将永远光照千秋！
到了杭州，浙江总督赵廷臣再一次劝张煌言降清，并保证清廷以兵部尚书原职起用，遭到张煌言拒绝。在狱中，张煌言大书《放歌》一首于狱壁，歌词有云：“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余之精魂分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禩兮，垂节义于千龄！”
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达杭州。这一天阴霾遮日，杭州城岗哨林立，一
99lib?队骑兵押解张煌言来到弼教坊。他昂首遥望凤凰山一带，叹道：“好山色！”接着索来纸笔，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抄录：“我今适五九（按：指四十五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然后，端坐就义。他的妻子董氏和儿子张万祺一直被羁管在杭州，已经在三天前被害。
与张煌言同死的还有幕僚罗纶、僮仆杨冠玉等。监斩官见杨冠玉长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无邪，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十五岁。见者无不落泪。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当时张煌言已经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夏燮认为：张煌言一死，而明运也随之山河日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张煌言表明死后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宁波同乡万斯大、仁和张文嘉与和尚超直于是葬张煌言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
由于清朝对政治犯律令严苛，所以张煌言的坟墓仅黄土一抔，连墓碑也没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麦饭而祭者”，“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百姓们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怀念自己的英雄。
张煌言在众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后人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为淡妆浓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曾经受教于陈子龙。据《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为诗歌，既使军旅余闲，也不辍吟诵。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尽。但他一生为反清复明四处奔走，屡有倾厄，劫后所存，不过全鼎一脔，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则为其隐居于悬山范岙后所作，附以被执后蒙难诸诗。张煌言的不少诗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艰苦卓绝的抗清历程和东南抗清史事，有着厚重的历史内涵，故有“诗史”之称。由于张煌言的诗文在清一代被严厉禁止，流传甚少，又为其勋名所掩，故鲜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张煌言死后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样反抗清廷统治的革命党人秋瑾被满清政府杀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吴芝瑛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秋瑾的遗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桥畔，附近就是岳飞和于谦祠，埋在西冷桥畔的还有著名的“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苏小小。不久，秋瑾的儿子王沉德将她的遗骨取出，归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胜利，一九一二年，革命党人将秋瑾的遗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柳亚子写有《吊鉴湖秋女士》：“漫说天飞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又号稼轩，又字亚子。后为了统一名号，便用亚子。柳亚子十七岁至上海，入爱国学社，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谈革命。他是南社的发起人。南社在形式上颇似明末的复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学团体，成立于1909年苏州虎丘。南社具有浓厚的反满色彩，会员多为同盟会员；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对北庭的意思。柳亚子深受顾炎武、张煌言和夏完淳思想的影响，在诗歌上成就很高。他有《题张苍水集》：“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苍水为张煌言的号。柳亚子在诗中借“胡尘惨淡汉山河”，号召抗清革命。1949年二月，柳亚子应毛主席的电邀，由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张煌言一生栖山横海，波澜壮阔，史学界素将他与郑成功、李定国并举。在这本书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中，笔者本人也最喜欢张煌言。按照正常的编排，张煌言应该放在第二编第二篇中，因为他虽然也是个文学家，但更多的是一个儒将，文艺上的成就远不及本篇中的其他人。不过因为笔者的私心，为了突出他个人，特意将他放在第三编本篇中的第一位。
二、傅山
梁羽生的名著
《七剑下天山》中有位武功精绝、医术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在武林中深孚众望。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历史上明清之际的仁人志士——傅山。
傅山的事迹生平于正史记载即位简单，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于大同，后徙于忻州（今山西忻县），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时，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代人评价他“学究天人，道兼仙释”，“博极群书，时称学海”。
1644甲申年，傅山已经三十九岁了，他当时正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对于一个山西人来说，满族人入关的威胁虽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经兵临黄河，准备入晋的李自成农民军。所以，当东阁大学士、曲沃人李建泰号称要以“家财佐军”，并自请提兵督师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请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韩霖为“军前赞画”的时候，估计傅山是非常着急地就去与之会合了。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傅山刚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经传来，并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绛县、曲沃等地。虽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认为只要太原还在，就可以逐步收复汾河以南的地方，并且，只要山西河北还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证，甚至有更进一步收复失地的可能。但是，本来就是希望带兵保护自己在曲沃的家产的李建泰却令他失望了。李建泰闻听“曲沃已破，家资尽没”后，竟然又惊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刚走到井陉固关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并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他这时估计心情是很郁闷的。曾经在诗中以战国时著名的义士“晋鄙”自况，被天下称为“山右义士”的傅山还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厦于即倾的幻想就被现实击碎了。
事态的发展远比傅山想象的更为严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义大军又经宁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明朝亡了。
作为一个明朝的知识分子，傅山肯定会有天翻地覆的感觉，因为他所要维护的那一整套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被称为“流贼”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这个世界成了个什么世界？仍然滞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闷，觉得天下之大，似乎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诗中写到“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
家国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灭亡可能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况且，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还少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闷后，只要社会能稳定下来，傅山也会逐渐走出亡国的阴影。可是，更大的打击还接着就会来到。
四月，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带着清兵直入山海关，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没几天皇帝的李自成仓皇南下，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宣布定鼎燕京。“华夏”亡于“夷狄”了。
这年五月，傅山潜回还被起义军占领的太原，把他的母亲和儿子接到了寿阳县一个好友的家中。经过一段时间在归隐和抗清间的选择，他当然还是选择了抗清。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满洲人仍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离散的兄弟同胞，况且，历史也已经证明了，清朝的皇帝虽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从来没有的屈辱和磨难，但毕竟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了近两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还是要好不少，但那时的人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可不这么想。他们终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环境下生活，亡国尚可接受，但被异族还是野蛮的异族统治却无异于“亡天下”。还有一点，就是“气节”，即使在现在看来，满洲人当皇帝是大势所趋，但像洪承畴、吴三桂那样出卖自己民族的人，毕竟是可耻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时的心情可以用他写的诗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时。”另一方面，傅山也写了不少奋发准备抗清的诗，比如“仰天看怒云，惊如义旗移”。
这年中秋，对于傅山来说，势必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他出家为道了。傅山本来便与道士们颇多交往——这种活动的思想根源是与古代读书人一贯的自命清高、遁世无为的“隐士梦”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下，这样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实现。
他拜的老师是寿阳县五峰山的还阳子郭静中，郭静中是当时有名的道士，颇多神异的色彩。傅山出家后，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只不过是表明一个忠君爱国、不与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态度，而且也不用剃发留辫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身份的掩护，傅山可以方便地四处从事抗清复明活动——道士云游是不犯罪的。
现在更可靠、确实的傅山反清活动的资料已经不好找了，如果从他写的诗来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县、平定、寿阳、祁县和晋源这一带，反清活动的效果怎么样，事实上，很有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阳节，傅山还在盼望着反清的义师的到来或者是起义的爆发。依靠读书人要反抗一个政权，希望实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个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经秘密地收养了一个明朝宗室的后裔，但发现他竟越来越傻，于是感叹朱明王朝的气数果然完了，从此就消沉下去。傅山虽然不会这样消极，也一直在做实际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动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失望。在那个甲申年将要过去，乙酉年将要来到的时候，傅山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纵说今宵旧岁除，未应除得旧臣荼。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交织着对故国的留恋，对复国的希望，当然还有无可名状的忧愁和无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岁那年就这样过去了，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应该是充满困惑的。
1644年确实是相当混乱的一年，不仅对于傅山是这样，对于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选择自己的路，选择的结果在360年后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在这选择中，历史的沧桑一晃而过，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身影，让后人评说。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但他还未能积极有效地响应时，弘光政权和唐鲁政权相继覆灭，最后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断的希望中反复失望，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山养成了喝苦酒的习惯。《清史》中说傅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清史·卷501·傅山传》）；其实，傅山哪里是喜欢那种干涩的苦酒，他只是要借苦酒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天下为满清所苦。
终于，在顺治十一年，傅山为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谦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门人弟子们又多方奔走，“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清史·卷501·傅山传》），于是清廷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傅山闻听郑成功、张煌言屡屡战败清兵的捷报，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松庄，开始了“松庄烟树十余年”的“侨居”生活。
松庄在太原东南。《双塔寺雅集记》曰：“出太原郡城东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双塔巍然，其下为松庄傅隐君青主所居也。”松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条漫长的沙河滩，每当雨季便有山洪从东向西流去。
傅山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其含意是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虽居故乡，如居异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
康熙二年（1663年），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顾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晋地、比他年长的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自此过从甚密。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均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傅山与顾炎武除了谈政论文、诗歌唱和外，还一起创办了一些实业，组织票号，以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
据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考《明史》称：李自成陷京师得勋戚文武诸臣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还京师，火容金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即以骡车纟困载运归西安。敌追甚急，骡马疲惫，沿途埋藏，至西安时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饼“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赀财。世传傅山与顾亭林（顾炎武号亭林）先生友善，两先生密计经营票号，操纵金融，以图举大事，惟忌招祸败事，故其法只凭口授而不传一字。
梁启超《清代学术史》也说：“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章太炎《顾亭林先生轶事》亦云：“近闻山西人言晋人得李自成金，由顾、傅设票号，立新规，天下俗从……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如此可见，顾炎武与傅山是盛极全国二百余年晋商票号的首创者。
票号之前有镖局。据有关史料载这也与顾、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学者姚映川在《中国的帮会》一文中说：帮会的组织除西北堂、东南堂……而外尚有顾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组织，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为标局，后因此而产生山西的票号。顾炎武在江南谋革命不成，在山东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县人，其父戴运昌与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京败退，赠白银若干给戴运昌，戴运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于反清事业。戴家又以拳术鸣世，故戴廷木式便与傅、顾密议设立镖局，为商人运送现款。当时山西人多在东北、蒙古、新疆经商，携运现款要雇用拳术精通之武人保镖，成立镖局既可赚得可观的佣金，又可掩当局耳目，还可以聚拢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对反清复明的大业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傅山与顾炎武参与其事的目的即在于此。
顾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顾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来，一直飘泊在外，二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形单影只的羁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无子嗣。傅山十分关心友人的命运，作为医学国手他为友人诊脉，诊得“断可得子”，于是便多方为其物色配偶。顾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对他的关心，但他已过惯了这种萍踪浪迹的生活，而且已把这一生交给了献身的事业，就诙谐地写了一封《谢友人规纳宠书》，婉谢了老友的好意。
在顾炎武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惦记着傅山，他在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隐者“商山四皓”，愿意永远和他“相随拾芝草”。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联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只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却又被康熙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乡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山西至今还有傅山医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傅山与儿子感情很深，两人经常卖药四方，共扶一车。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七十七岁。
但傅山强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学性情，数百年后仍使后人的心弦为之颤动。
三、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八字名言为顾炎武所创，激励了无数后人。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正始》里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东南的一个叫千墩的江南小镇。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以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昆山（今属江苏，历史上这个城市以生产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人。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从十岁起，顾炎武跟随嗣祖父读书。他的嗣祖父顾绍芾要求他读完
《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
《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
《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二百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顾炎武的嗣母王氏还给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是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顾炎武年仅十四岁时就加入了复社。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为乡里人不容，有“归奇顾怪”之称。
归庄是归有光的长孙。归有光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人称震川先生，官至南京太仆寺丞。他的作品很有感染力，我们中学时读过的文言文《沧浪亭记》即为他所作。归庄是复社成员，是当时出色的画家和文人。归庄的弟弟为史可法的幕僚，在扬州十日中英勇殉难。明亡后，归庄隐居，贫困以终。他穷得没有田地，反而乐观地庆幸自己因此不用向满清政府纳粮：“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五载输粮女真国，天全我志独无田”。归庄作有长篇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远古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慷慨悲歌，格调苍凉。据说顺治皇帝曾经在紫禁城的大殿中一边吃饭，一边特意让人唱这首《万古愁曲》。
在青少年岁月里，顾炎武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也不走科举之路，经历两个朝代均没做官，只用心研学实用之学。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做了无情的批驳。这种沉痛与气魄，真是古今罕有。
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年轻的顾炎武对此忧心如焚，他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十分注意身体锻炼，一边和好友们操练刀枪棍棒等作战武器，一边刻苦地练习骑术。有时被烈马一连摔落三次，肩背负伤，仍然坚持练习，终于骑术也练得颇为精熟。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
上海松江），顾炎武和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
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二十一天，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七月，清兵陷昆山。归庄装扮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之后他改名为“祚明”，以示不忘明朝之意。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
昆山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四万多人死难。
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
清兵在昆山的屠杀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是大学士顾鼎臣曾孙，也是昆山人。他是崇祯十六年进士，授钱塘知县，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潞王朱常淓投降了满清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顾咸正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胜领导的松江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顾家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
起义失败后，顾炎武再回到家乡，发现他的生母被清兵斫断了右臂，而他的嗣母王氏已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没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顾炎武痛哭一场后，葬了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还没有出发，鲁王政权已经覆灭了。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没能成功。
不久就发生了顾炎武溺杀家仆案。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顾炎武的嗣祖父顾绍芾去世时，他为了筹集丧葬费，不得已抵押了八百亩地产给同郡富豪叶方恒。叶方恒乘人之危，图谋仗势侵吞。
清顺治二年（1645年）后，清兵占领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满清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陆恩，策划以勾结海上抗清武装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闻讯于当年五月潜回昆山，秘密溺杀了陆恩。于是叶方恒借机将顾炎武绑架，必欲置之于死地。后来，幸亏友人归庄等人及时营救，将这一案件告到满清松江府，但顾炎武也因此被满清官府逮捕，以杀人罪下狱。
顾炎武的朋友们为了搭救他，去找钱谦益帮忙。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就能顺理成章地保顾炎武出狱。因为钱谦益投降过满清，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一定不肯那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算做拜钱谦益为师了。钱谦益果然以老师的身份出面周旋。钱谦益当时虽然已经不在朝为官，但他名气极大，许多门人都在朝为官；松江府见他出面，不得不卖了人情给他。
顾炎武被释放出狱后，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钱谦益讨还名帖。朋友不肯讨还，顾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拜钱谦益为师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顾炎武出狱后，叶方恒派遣刺客尾随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门外将他杀伤；同时派人洗劫他在昆山的故宅，“尽其累世之传以去”。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迫使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北方去游历，从而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顾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顾炎武的旅行治学，并不是简单的游山逛水或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抱着“纪政事，察民隐”的目的，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寻求经世致用的有补于国计民生的道理。凡社会风俗，民生利弊，必亲历体察；于地理考证，不完全依赖文字记载，而重视实地调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时间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后，仍然继续活动，足迹几乎踏遍了北京郊区各地。
顾炎武不肯乘车或骑坐马匹，他牵的两头大骡子，驮满了图书资料，每到一处，就把实地考查结果和书本上的记载对照参看，做出科学而又详细的记录，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从河北到山西、陕西游历。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这时候，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
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他暗结遗民，曾经与台湾郑成功联络，可惜郑氏退守台湾后，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并无进取中原之心。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幸免于文字狱“庄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柽章、吴炎等人惨遭杀害。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在山西拜访完傅山后，出了雁门关，与曾三年前在代州订交的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节录》“逆诗”案（即山东“黄培诗案”）顾炎武中受到牵连，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济南投案。满清政府不由分说将他关进监狱。后来还是由李因笃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狱。
之后，顾炎武精心撰写的
《日知录》已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重视，纷纷向他提出转抄的要求，于是顾炎武于康熙九年（1670年）将已写好的
《日知录》八卷公开刊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举起反清旗帜，顾炎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归高士》诗中怀写道：“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虽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
康熙十七年（1678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
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熊赐履的助手。顾炎武毫不迟疑，“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从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史书记载，顾炎武“貌极丑怪，性复严峻”。他擅长理财，很懂经济，在山西创办了票号、钱庄，经营成绩卓越，在晋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顾炎武虽然一生羁旅生涯，但并不贫困。他每游览到一地，大买庄园，大买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弃之而去，“终已不顾”。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顾炎武由华阴往曲沃，县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进士韩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韩宣设宴会亲，他还应邀出席，风采依然。八日早，他拟去答贺县令熊某及在官诸君，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于是“疾作，竟日呕泻”，第二天凌晨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使他既留恋又厌恶、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岁。因为生前长前孑然一身，死后无子无嗣。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离1644年整整两百年，由何绍基、张穆等人策划，发起修建顾亭林祠，得到学子们的响应，由儒臣学士们集资，于顾炎武在北京寓居时间最长、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报国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现宣武门南广内大街）。
顾祠于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个院落。1845年5月28日顾炎武先生生辰之日，举办了顾祠落成典礼仪式并开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动。此后顾祠也成为儒臣学子们聚会、社交及讨论学术的地方。
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国势每况愈下，京城无人顾及文化事业。顾祠在十几年中破败萧寂。
咸丰皇帝即位后曾思励精图治，咸丰六年（公元1857年），恢复科举以网罗人才，京城文坛一派热闹，亭林祠也香火重燃。1863年十月，名儒学士们又于顾祠公祭亭林先生，与会者议论重修顾祠，纷纷捐资，由报国寺住持负责操办，工程竣工后公推御史朱琦写《顾亭林先生祠记》一文，由书法家王锡振挥墨，刻碑石嵌于游廊东墙。
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张之洞建议朝廷发明诏，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人从祀文庙。顾炎武去世260年后，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满清政府神圣化了，这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于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十年，徐世昌继袁世凯之后任大总统，为标榜自己有别于北洋军阀，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参议、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式通，住家离报国寺不远，发现动乱中顾祠已破败不堪，倡议筹资重修顾祠。1920年修葺，请大总统徐世昌亲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记”，勒碑石于顾祠东墙。
三百年里顾祠虽几度兴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顾炎武的一批书稿、遗物，以及何绍基、张穆等人的字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了报国寺和顾祠，文物全部丢失。这大概是顾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四、黄宗羲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是有名的“东林党人”，在朝任山东监察御史，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1623年），黄宗羲十三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
天启五年（1625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诏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六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黄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黄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对证不追究他。黄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
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明崇祯元年（1628年）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灵柩南归，办完丧事，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
刘宗周后来曾经上书南明弘光皇帝，请求抑制江北四镇的势力，四镇中的将领高杰和刘泽清因而怀恨，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1645年明亡后，刘宗周以六十八岁的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周镳、钱谦益、陈贞慧等，并于崇祯三年（1630年）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他自己家中的藏书不够读了，就“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
藏书网，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就是由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当时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余人。
1644甲申年春，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北京。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黄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在《留都防乱公揭》一事后为东林和复社党排挤，蛰伏多年，自然要修怨报复。阮大铖编造了《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
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黄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黄宗羲渡海到舟山，依附鲁王，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其间满清悬榜缉拿黄宗羲，黄宗羲带着全家到处避难。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句。
康熙三年（1664年），张煌言殉难，黄宗羲感到恢复明朝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黄宗羲学识广博，他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最著名的就是他在54岁时写的划时代的《明夷待访录》。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亲眼看见满清的统治卓有成效，他对康熙帝恐怕已经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黄宗羲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长逝后，葬在家乡余姚城东南十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正如黄宗羲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儿孙们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文革”中，黄宗羲墓被毁。
这里提下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和《明史》的修撰。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万斯同。
五、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所以人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叔父、兄长都是饱学之士，他自幼受家学薰陶，从小颖悟过人。四岁人私垫读书，七岁读完了《十三经》，十四岁时，王夫之一方面跟父亲王朝聘学习经义，另一方面又大量阅读各类书籍，成为一少年才子。
1638年（明崇帧十一年），十九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当时担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是颇负盛名的吴道行。书院内书声朗朗，聚集了一批志向远大、刻苦勤学的青年士生。王夫之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为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传统学风的影响，王夫之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学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为“行”，含意是它的宗旨绝非空谈，而是关注社会，切于实行。第二年，他又与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组建了匡社，“匡”是纠正谬误的意思。这是一个以东林、夏社为楷模，讨论学术，纵谈国事，进行爱国活动的团体，从中体现出了王夫之心忧天下的精神风貌，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品格主要是在长沙奠定的。
1643年（明崇帧十六年），王夫之考中举人，北上会试不成返回家乡。不久，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王夫之悲愤欲绝。
1645年，清军下湖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于衡山起兵抗击，事败逃亡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又赴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落，瞿式耜死，王夫之隐遁山林，流落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隐居写作了《周易外传》等书。
1675年，他在衡阳湘江西边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度过了自己晚年的十七个寒暑。这时期，王夫之贫病交加，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监视，常常早晨起来发现纸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窥视他的行动。在艰难的处境中，王夫之毫不丧气懈怠，发孤愤以著述。
他的儿子王在《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扰时置楮墨于卧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在湘西草堂的十七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后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王夫之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品质，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达一百余种，四百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气”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并由此出发，坚持“道”（规律）必须依存于“器”（客观事物），一旦“器”变，“道”也就必定变化。这是一种唯物的自然观。
王夫之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他提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强调：“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对现今适用，
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加以变更，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他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从这重“行”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天“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古今之通义”的程度，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但绝不能落入“夷类”之手。于是，王夫之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大汉族中心观发挥到了极至。抗清复明失败后，就隐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从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后以明遗臣终生。
正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两百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但搜集不全，流传亦不广。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从而对近代长沙和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
在湖南古代史上，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是王夫之。在王夫之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德乡先贤是周敦颐；道光年间，王夫之的著作由新化邓显鹤为之刊布流传，于是王夫之便取代了周敦颐，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两人生平经历大有不同。王夫之的出现，不只是结束了过去那种空疏的高谈理性不切诗实际的学风，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一种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的新的学风。于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
近代梁启超曾经说：“近世的曾文正（即曾国藩）、胡文忠（即胡林翼）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王夫之的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被誉为明未清初学术界的“三先生”。三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对后世造成极大的影响。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