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惜身薄祜，夙残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
曹操出生在一个称得上有钱有势的宦官之家，而他却在诗中认为自己出身微贱，可见他对自己的身世颇有一股“深恶痛绝”的意味，其态度、认识与当时士族清流对宦官集团的抨击与鄙薄十分一致
，他后来背叛自己的家庭走上了宦官集团的反面便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在诗里，他还感叹从小既没有得到慈母的关怀，也没有受过严父的训斥。因此，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也少，相应地就没有儒教那些繁琐无聊的礼法观念的束缚，他后来的行事洒脱、不拘一格莫不与早年的教育有关。
他享受着官宦之家的实惠却又对自己的出身不满，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博取功名、出人头地，以期改变与生俱来的卑微而屈辱的社会地位。远大的志向抱负、自由的家庭环境与宽松的教育内容培养了曹操的儿时个性，与坚韧不屈、聪颖机智、富于谋略、打抱不平等相生相伴的，是不务正业、放荡不羁、逞勇好斗与诡谲狡猾，这些复杂的性格特征几乎决定、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
曹操早年的惹是生非、学习不刻苦、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等性格缺陷在一般人眼里，顶多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孩子的顽皮表现。而他那超众的出色才华，却为不少知名人士所看重，有的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还有的说他是一个能够安定天下的经邦济世之才，而最著名的评价则出于清议权威许劭之口，说他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当时也并没往心里去，只是感到十分开心，不觉哈哈大笑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评语不仅涵盖了他的一生，而且差不多成了他的盖棺定论。
曹操才华的确十分出众，他的观察敏锐、机警智慧、随机应变、干练果敢都为常人所不及，这笔潜在的巨大财富后来成了他安邦治国取用不竭的源泉；他不喜读书，只是不愿专攻儒家之学做一个皓首穷经的儒生，而对诸子百家特别是兵法之类的书籍非常喜爱，他的《孙子注》在历代现存所有关于《孙子兵法》的注释中注得最早最好，也最有特色，具有很高的价值；他既看重一切又超越一切的豁达开朗，以及不受拘束、自由狂放得近乎游刃有余的娴熟，使得他能在日后的岁月里吸引、团结一大批文武能臣，也每每使得他能于颠踬磋跌后再度爬起昂然而立，一阵哈哈大笑过后，就又恢复了过去的潇洒自如……
曹操二十岁时被乡里推举为孝廉，不久就被朝廷任命为郎。从此，他便踏上了当官从政的仕途。只要他将过去的放达行迹稍稍收敛，以他的聪明才智与顽强进取，定能官运亨通。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他被推荐为洛阳北部尉走马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官署大门左右各悬挂了十多根五色大棒，申明凡有违反治安条例的，不论平民百姓还是豪强权贵，统统棒杀。北部尉的官职不大，主要负责管理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但洛阳位居“天子”脚下，权贵特多，实难治理，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差错。几个月后，受皇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仗势违禁夜行，曹操不畏权贵，严令执法，一顿乱棒，将其活活打死。他拿宦官亲属“开刀”的严厉措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环境顿时改观。曹操的这一举动无疑就是一篇“政治宣言”，他于人生仕途第一站，就敢于与曾受过恩惠的宦官集团决裂，在士大夫及社会民间博得了正直果敢的美名。后来，他又谋诛宦官，完全走上了背叛宦官集团的反面，多少洗刷了身世不清的“污点”。
后来，曹操又升为顿丘令、朝廷议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衰颓腐败的朝政及不堪忍受起兵反抗的大规模黄巾农民起义，曹操可能还会得到提升。然而，不论他再有多大才华，在一个循规蹈矩没有生气，唯以儒家标准衡量一切的腐朽官场里
，曹操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他的超常才能也难能得到充分发挥。即以他早年的生活教育及在儒家眼里并无称道之处的操行品德而言，如果不是处于经学日渐衰微的东汉末年，人们的认识与价值观念趋向多元，他就不会受到清议的认可与名士的好评，更不会被乡里举为孝廉出官入仕。时势造英雄，是时代选择并造就了曹操！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黄巾起义爆发。一直担任“闲职”的曹操受到重用，由六百石的议郎一下子提升为二千石的骑都尉，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一起带兵前往颍川镇压黄巾军。
与军队正式结缘打“交道”，这才是曹操真正的政治生涯之始。
此后中原大地上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都是以武力为前提既促迫又舒缓地展开的：东汉王朝镇压黄巾起义、袁绍诛灭宦官、董卓率兵入京擅自废立、曹操陈留首举义兵讨伐董卓、关东诸将拥兵观望矛盾激化、群雄割据互相残杀战乱纷飞……在这一系列复杂频仍的事件中，曹操的意志与谋略虽然得到了锻炼，然而，他并没有从中捞到多大的“油水”与好处。没有一块可供立足的“根据地”，没有一支势力强大的军队，势力单薄得根本无法与各路诸侯抗衡。
于是，他采纳鲍信的建议，主动避开锋芒，转到黄河以南发展势力，将矛头指向黄巾军。经过一番惨烈的殊死战斗，曹操以他那超常的智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大破青州黄巾军，“受降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军”。他将陈留起兵时一直追随左右的骨干视为亲信家兵，而改编整顿后的青州兵，便成了他手下的一支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他也得到了一块广阔的土地，自领兖州牧。有了固定的地盘、强大的军队及大批谋臣武将，曹操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大军阀，与冀州的袁绍、徐州的陶谦占据中原鼎足而居。
如果说收编青州军是曹操人生与事业道路上的第一次巨大成功，它使得曹操有了能与各路诸侯争雄的“本钱”；那么，第二次巨大成功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汉献帝刘协自他登基的第一天起，就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没有正儿八经地当过一天执掌实权、发号施令、至高无上的皇帝，常被手下的臣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他是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废物”，但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一个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度里，他受到了实权派人物的青睐，谁都想得到他、控制他、利用他，以他的名义号令讨伐、规范束缚他人而行自己之实。在这场激烈的“皇帝争夺战”中，最终获胜的却是原本没有多大声誉的曹操。
曹操占据兖州后，立即遣使长安，向汉献帝效忠，达到了一箭双雕之效，不仅得到了献帝对他自领兖州牧的正式承认，还获得了献帝周围一班文武大臣的好感，为西迎献帝、总揽朝政创造了条件。后来，他又不放过任何一次表白心迹忠于皇上的机会，以获取献帝的深深信任。不久，献帝对他身边一批擅权作威的大臣极为不满，自然就想到了“忠心耿耿”的曹操，暗中召他进京。求之不得的曹操赶紧带兵赶到洛阳，担负起保卫京都及献帝的重任。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曹操总揽朝政后，为了真正达到“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决议将献帝迁到自己的大本营许县。他担心迁都会招来非议与动乱，就玩了一个相当巧妙的计谋，他说洛阳没有粮食，想把献帝暂时迁到离许县很近、运粮比较方便的鲁阳。这样一来，就没有引起他人过多的怀疑与反对，结
果平稳而顺利地将献帝转移到了许县，并定都于此。
99lib.
献帝刚到许都，曹操就得到了不少实惠，为奉正统，关中地区的割据势力纷纷降附，他兵不血刃，仅凭献帝的名义就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迎献帝于许县，的确算得上是曹操的“得意之作”，当然，对他的许多非议也由此而来。从战略上看，他将献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也就占据了名正言顺的主动地位，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大臣，他可以以献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免政府官员并动用军队征讨所谓的“叛逆”。而从汉献帝
99lib?的角度而言，他一直处于窘困流徙的尴尬状态，谁都想胁迫他利用他，也不论落到谁的手中，他都不会真正执掌朝政，也只能做一名傀儡。自从得到曹操的“保护”之后，他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免除了被废、被杀的危险。汉献帝虽然没有强大的个人实力，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与正统地位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不少割据者的分裂野心，对维护中央集权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实，早在曹操下手之前，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建议他将献帝迎到邺城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伐叛逆。几经周折，袁绍最终并未采纳。等到曹操因迎献帝而大获其利时，袁绍这才感到了后悔，但也永远失去了一次获取正统地位的良机。这也是袁绍事业的一个转折，尽管他此时势力远居曹操之上，但失去了天子“庇护”，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曹操人生与事业的第三次巨大成功便是因以少胜多而垂名青史的官渡之战。
不论从军队的数量，还是武器装备而言，曹军都远远不及袁军。但曹操士卒精练，他又善于出奇谋用奇兵，以退为进、避实击虚、奔袭乌巢、烧毁敌粮，灵活、机智、果断，自始至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而大获全胜。后来，曹操的对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向刘备谈及这场战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
官渡之战不仅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也使得整个北方为之震撼，冀州各郡纷纷倒戈相向，投降曹操。以官渡之战为转折，曹操逐一荡平群雄统一北方，奠定魏国基业，便是一件势如破竹、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他的人生事业，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崭新而辉煌的鼎盛时期。
第三章
曹操的评价之谜主要表现在他的一言难尽。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其言行举止往往因评价者所取的角度不同，观点与看法截然相反。就历史上的真实曹操而论，他不是某一理念的化身，而是具有多重性格、正邪兼揉的复杂人物，也就是说，他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丰富完整、有血有肉的人。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理解曹操的“完人”形象，当更为准确贴切。
小时候，他就喜欢弄点恶作剧，并将这种“把戏”玩到了他的叔父身上。据传说，曹操的叔父一直看不惯他那无拘无束的行为，常到他父亲那里去告状，而每一次告状的结果免不了会遭来父亲的一顿斥责与怒骂。曹操对此又恨又怕，后来就转动脑子想了一个法子整治他的叔父。一天，他远远地看见叔父走了过来，就故意做出一副张牙咧嘴的样子，将一张小脸扭曲得不成人样。叔父惊异地问他：“你这是怎么啦？”曹操回答说自己突然中风了。叔父吓得不行，赶紧跑去告诉他的父亲曹嵩。曹嵩一听也急了，忙将曹操叫去一看，并未发现半点异样，就说：“叔父刚才说你中风，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曹操说：“我玩得好好地，怎么会中风呢？肯定是叔父不喜欢我，就这样故意诬告我、诅咒我。”曹嵩一听，也就听信了儿子的话。此后，叔父又来反映曹操的不是，曹嵩就不肯相信了。于是，曹操也就更加放荡无度了。
传说固然当不得真，即使所言不虚，也是小孩子的调皮捣蛋，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可那些反对、丑化曹操的人却总是以此为据来证明曹操的奸诈与生俱来、无可更移。
另一则曹操忘恩负义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说的是曹操不肯与董卓同流合污，带领几个亲随骑兵改名换姓逃出洛阳，抄小路朝东边他
的家乡谯县急驰。出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到他过去的好友吕伯奢家里借宿，突然听到磨刀霍霍的声音，又听得“缚而杀之，何如”的人语，曹操以为是友人家属为邀功请赏而捕杀自己，遂先行下手，挥刀杀死八名无辜后，却发现厨房里绑着一头肥猪。疑误杀人之后，一行人只得继续逃窜。结果途遇沽酒买果而归的吕伯奢本人，曹操又一错再错地乘机挥剑将友人砍于驴下。他对自己的残暴行径辩解道：“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同行的陈宫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曹操回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以上故事出自罗贯中之手，见诸
《三国演义》第四回，充分说明了曹操的多疑不义、残忍自私及强词夺理的虎狼之心与卑鄙丑恶。特别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简直成了后来的独夫民贼们所信奉的一句格言与人生信条，在历史上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与影响。
然而，这段故事也只是罗贯中的“演义”而已。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魏书》、《世语》、《杂记》三书。
据王沈所著《魏书》记载，曹操投奔吕伯奢，适逢友人不在。他的儿子及几个同伴见到曹操那健壮的马匹及珍贵的财物，顿起不义之心，不禁动手抢劫。曹操发觉，为夺回财物，便亲手将这几人杀了。由此可见，曹操杀人之举当属自卫性质，并无多少非议之处。
郭颁的《世语》一书比《魏书》稍晚，然内容则大不相同：曹操到吕伯奢家时，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便热情地款待曹操。曹操疑心主人害他，趁天黑动手杀死八人而逃。这则记载明显是曹操出错，误杀无辜。
而比《世语》又晚的孙盛所著《杂记》，则在《世语》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产生误会的细节，就是将食器相碰之声误以为是兵器撞击之音。曹操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向他“下手”了，便“先发制人”地趁黑将其杀死而逃，事后还凄怆地说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乍一看，作者所记内容并无多大更改，加一细节后，还使得曹操的杀人变得更加“合情合理”了，只是附着其后的那一句话语，才算绝妙的“神来之笔”。这笔一加，曹操的形象就发生了本质变化。
曹操在奔逃途中误杀吕伯奢家人决不会是空穴来风，看来还真有其事。但所杀是吕伯奢儿子一人，还是有他儿子的同伙及其家人，有否吕伯奢本人，所记就不一致了。从《魏书》到《世语》至《杂记》而
《三国演义》，随着后人对曹操的评价越来越低及脸谱化的逐渐定型，这段故事也就越添越多，杀的人也由同伙变为家人再到
《三国演义》中还
有吕伯奢本人，并逐步根据需要“画龙点睛”地加上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奸言奸语。
就曹操误杀吕伯奢家属这一事实本身而言，客观而论，曹操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产生某种失误与幻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后人叙说及评价的角度不同，添上一些细节、言语后，其褒贬也会泾渭分明。我们仅由这一故事的演变就可以想见后世文人及民间艺人在曹操身上该是添加了多少看似“合情合理”的不实之词。
还有一则流传较广的“割发代刑”故事。一次，曹操率军经过一片麦田，曾下令道：“士卒无
败麦，犯者死。”军令如山，全体将士小心谨慎唯恐触犯，骑兵们都溜下战马，一手攥紧缰绳，一手扶着麦子慢慢前行。没想到曹操本人座下的战马突然受惊，猛地一下窜入麦田，将小麦踏倒了一大片。曹操自己触犯军令，立即叫来主簿，主动要求惩处。主簿说：“根据《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主帅可以免受刑处。”曹操道：“制定法度自己违反，怎能统率部下？只是我身为一军主帅，不可自杀，那就让我自己处罚自己吧！”于是，他举起宝剑将自己的头发割下一绺，权且充当脑袋扔在地上以代死刑。对此，有人认为曹操治军严明，严于律己，难能可贵，值得称道；也有人以为这是曹操玩弄权术故作姿态，十分虚伪；还有人分析这不过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割发代刑”的闹剧，可鄙可笑。同一则故事，分析的角度不同，对主人公的态度不同，便可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解释。
本文半点都没有要为曹操“翻案”的意图，只不过引导读者如何一点点地剥去后人披在曹操身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外衣”，尽量再现一个真实的曹操，还他的本来面目。
当然，曹操身上之所以容得下厚厚的“外衣”，脸上能够涂抹一些厚厚的“白粉”，与他本人的德行操守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他那不甚检点的言行及有亏的操守为后人的“演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与基础。比如撒谎骗人、飞鹰走狗、不务正业、心思
难窥、阴鸷猜忌以及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不择手段等等。他无拘无束，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半点都不顾忌旁人的议论评说，时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教的事情，自然为封建道德所不容。
然而，当曹操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走上从政之路后，他似乎革心洗命，开始规规矩矩地当官做人了。为了改变屈辱的宦官家世，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以曹操的智慧而言，他肯定能于一眼就可窥见官场的虚伪，因此，哪怕做出一些姿态，也是十分必要的。是的，他需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得到世族清议的好评，获得谋官上进的政治资本。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过多地苛刻自己改变自己，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人生本真。他与宦官集团决裂，首举义兵讨伐董卓，颇有一股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而这，正是血管里流淌着的一腔青春澎湃的热血在推动着他博取功名、昂然奋进。
曹操迎献帝于许昌，既是他人生成功的“得意之作”，也是人们对他的评价开始“走下坡路”之肇始，他也因此而每每为后人所诟病，并落得个“奸臣”的骂名。
曹操最为后人称道之处，便是他对人才的重用。为了将真正有用的人才笼络、团结在自己身边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曹操不计前嫌、不避亲仇、唯才是举，主张“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不以儒家传统道德衡量人才之得失，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怀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大胆启用、重用，虚心地听取并采纳他们的良好建议。这些正确开明的“人才政策”也使得曹操身边猛将踊跃谋士云集，这也是他克平群雄、建国立业之根本。
曹操选人将才干放在首位，这与以德为主、德才兼备的传统标准大相径庭，简直就是对中华儒教观念采取的一次大规模颠覆行为，自然要遭到封建卫道士的猛烈抨击。
就曹操的人才观念本身而言，也确实存在有着许多攻击与贬斥之处。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他希望所用之才都是一些“吾得而用之”的奴才。他那宦官家世的出身在他心灵深处打下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刻了，他的“干爷”曾经惨遭阉割变成了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他也因为诞生在这样的特殊家庭一直背着一口沉沉的“黑锅”。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没有政治地位，曹操从小深受其害，所以他将“唯才是举”作为高于其他一切标准之上的首要条件，“不拘一格降人才”。同时，“阉割意识”从小就积淀在他的潜意识深处，稍不留意，他就将这股无名的怒火发泄在天下人才身上：皇帝从肉体上阉割他的祖父，他就用心灵阉割进行残酷的报复。他容不得半点反抗，他希望所有人才对他循规蹈矩、服服帖帖。他无形中不
知不觉地阉割着中原大地最优秀最杰出的宝贵人才，使得他们异化变态，没有阳刚之气，没有反抗精神，没有独立意识，有的只是一些阴柔与服从的“假男人”。
祢衡恃才傲物，喜欢随意褒贬人物，还当众脱衣击鼓羞辱曹操，曹操恐担不能容人的骂名，就将他送到南阳，变相地把他驱逐出境，使了个“借刀杀人”之计；孔融桀骜不驯，反对曹操专权，曹操用计构陷其罪，以图谋叛乱、大逆不道将他处死；名医华佗不愿做官为奴，曹操就派人将他从老家抓回关到狱中，活活拷打致死，结果使得一代名医绝术失传，等到曹操自己头痛发作及儿子曹冲病重无人医治时，已是悔之晚矣；荀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曹操毫不犹豫地将他逼死；崔琰只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了句“会当有变时”的语句，就被认为是想推翻曹操的政权而命他自杀；陈留人边让居功自傲，曹操无法容忍，把他及其全家一同捕杀……
曹操除了诛杀人才，对其他人也会毫不眨眼地动辄便杀。为防暗算，他以睡觉时不可随意走近前来为由，借故杀死近侍；他借仓官人头以解军粮之不足；只要稍稍危及政权统治，他就格杀勿论；为报杀父之仇，他在徐州大开杀戒血腥报复；官渡之战时，他一次坑杀降卒八万人……曹操动不动就杀人，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用“杀人如麻”四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他又特别能容人。刘备曾先后两次投奔曹操，其目的明眼人一望即知，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而已，谋士也不止一次地劝说他除掉刘备以绝后患，都遭曹操拒绝；关羽被捉，执礼甚厚，在得知他即将逃离的消息后，仍厚加赏赐，即使关羽出逃诸将请求追击，曹操也不听从。如果曹操真能趁机杀了刘备、关羽，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赤壁惨败及鼎足而立的三国局面了；曹操与张绣争战多次，好几次被他打得落落大败，儿子、侄儿及爱将韦典都死于张绣之手，但曹操最终还是不计私怨、宽宏大量地接纳了他的投诚，并委以重任；袁绍那篇讨伐曹操、骂他为“赘阉遗丑”的檄文即出自文人陈琳之手，面对如此恶毒的攻击，曹操在打败袁绍后陈琳请降，他不念旧恶，责备几句也就罢了，还授予他官职；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缴获了不少自己阵营暗中与袁绍往来的信件，他全部付之一炬，一概不予追究……
曹操真是一个复杂之人，坦诚与权诈、宽厚与忌刻、多疑与信任、轻佻与威
重这些相互对立的正反因素集于一身。如同他的身世一样，他本身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物。他性格的这种多面性、复杂性也为后人对他的正反评说留下了兼容可塑的弹性空间。
第四章
以官渡之战为契机，曹操一鼓作气乘胜进击，真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平定袁谭、远征乌桓、消灭袁尚袁熙，一统北方；又发布减收田租令、整齐风俗令、大封功臣令，巩固稳定北方秩序；然后，就开始积极准备南征，以期一举平定天下，完成统一中国的雄伟大业。
公元208年7月，曹操亲率大军南下。锋芒所指，刘备措手不及仓皇东逃，荆州刺史刘琮望风而降，他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荆州，还得到了荆州本地及外来荆州避难的大量人才。一时间，曹操实力大增，如日中天，威震天下，可以说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
而这时的曹操，也不禁变得飘飘然起来，头脑常常处于冲动与狂热之中，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冷静与严谨。他变得骄傲自满起来，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过低地看轻对手的能耐；同时，他认为由他一统天下，不仅指日可待，也是天命之所归。想想看，他由一个刚一出身就背上了宦官身世“污点”的小人物，一步步地发展壮大到今日的挟令天子、荡平群雄、傲视天下的魏国丞相，如果没有天命，仅凭个人之力，他能成为当世势力最大的强者吗？多少次，他都身陷困境、危境，稍不留意，就会前功尽弃、毁于一旦：他被董卓追得走投无路，在逃窜途中被一个亭长抓获送县关押；他首举义兵就在汴水之战中失利，差点被擒；南征张绣时突然遭其围困，右臂也中了一箭，几被乱刀砍死；官渡之战时孙策拟乘机谋袭许昌，弄不好就会“后院失火”腹背受敌，陷于崩溃之境……然而，每在紧急关头仿佛都有神助，总能出现奇迹使他转危为安，他也因此而日渐坐大。既然天命所归，他曹操何所忌惮何所畏惧？
于是，他头脑膨胀，变得狂妄起来。他听不进谋士贾诩的劝说轻躁东进，使得原本矛盾重重的孙、刘结成了顽强的抗曹联盟；他一反常态以貌取人，冷落益州牧刘璋派来的特使张松，不仅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更失去了联络刘璋、进取益州的机会，尔后刘备正是用计赚得益州才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占领荆州后，不禁得意忘形
藏书网地拍手大叫“天下已定”，在写给孙权的信中更是踌躇满志，意在必得：“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荆州新附，人心不稳军心不稳，他似乎连做做这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求安定团结、共同对敌的想法都不曾有过；曹操本性多疑，却轻信黄盖的投降，就连起码的防范措施都没有采取……天时、地利、人和，曹操一样都没有占据上风，而在战术指挥上又多有失误，结果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
看来不论多么智慧的人物，也不管拥有多大的“本钱”，只要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就有可能猛然间从高耸的峰巅跌入万丈深渊。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与正常的心态，对渺小的人类个体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赤壁之战的惨败，是曹操一辈子犯下的无法饶恕的最大错误。他统率的军队数量，虽然没有号称的八十万之多，其实际兵力至少不会少于周瑜估计的二十多万，也就是说，曹军要数倍于出孙、刘五万联军
藏书网的力量，占有明显的绝对优势，只要稍稍“用功”，以曹操卓越的军事智慧与北方将士的能征善战，战争的结局当不至于落得个惨败而回。
赤壁之战，曹操不仅输掉了一场战争，也使得一统天下的雄心成为泡影，更要命的是，他也因此而背上了一个“奸雄”的千古骂名。
如果曹操打赢了赤壁之战，整个江南将立时可下，天下版图尽可纳入囊中。那么，他
99lib.就不会转弯抹角地扮演周文王的角色，而是“开门见山”，直接取代汉献帝，登上皇帝的宝座了。一旦天下统一，他肯定会像历代的帝王一样限制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独立的蜀国、吴国，就不会有人胆敢骂他“汉贼”、“奸相”，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实之词堆在身上。而关于他的评说，人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一味的歌功颂德与溜须拍马，代代传承，曹操也就不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曹操，他的形象与评说，很有可能会与刘备、关羽、孙权等人相互置换。
即使打输了赤壁之战也无所谓，只要他把事情稍微做绝一点，后人对他的评说也断不至于降到零点。他步步逼宫，晋爵魏王，车舆服饰与
天子排场已无二异，可他就是不肯将自己的屁股挪上皇帝宝座。公元219年冬，孙权曾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劝他当皇，自己情愿为臣。曹操读了来信，出示群臣道：“是儿欲居吾著火炉上耶！”又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其实，曹操所处的军阀混战时代，个人野心全都膨胀到了极点，真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只不过大多没有这种本事罢了。曹操完全可以一脚踢开汉献帝，尝尝当当皇帝的滋味。然而，他似乎并不怎么看重虚名而甘居人臣之下。对此，他的内心肯定有过一番激烈而反复的矛盾斗争，他自小就饱受“黑锅”之苦，对“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情”体会得比他人更深，按说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登基；然而，他又不得不有所顾虑，他曾一再“自明本志”，陈说自己并无代汉自立之心，戏演了上十年，如果突然变卦，毕竟天下并未统一，一旦登上皇位，政治上会陷于被动，将会出现一些难以逆料的内外纷争。于是，他就选择了一个两可的方案，无皇帝之名，行皇帝之实。这就真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语——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失算，如果他索性一竿子将事情做绝做到底，当一位名副其实的真正皇帝，后人对他的评说
.99lib.可能又有不同。其实，《三国志》中关于他的传记其标题就是《武帝纪》，毛泽东在写到曹操时也称其为魏武帝。
直到临死前，曹操连一分钟的皇帝瘾都没有过，他心中肯定怀有万分的遗憾，那以“周文王”自比的言语中便明显地透出对后代的殷切期盼。他三分天下有二，为魏国替代汉朝奠定了坚实的国基，从某种程度而言，其政治功绩还超乎周文王之上。然而，周文王的后代十分争气，不仅灭了商纣王，还使得周王朝延续了八百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曹操的后代虽然篡了汉位，他死后也博了个魏武帝的“头衔”，但是他的子孙们却远远不及周文王的后代们有本事有出息，不仅没有完成先祖的遗愿统一中国，即使他奠定的魏国也保不住，很快就被司马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改
变了“颜色”。
如果曹操打赢了赤壁之战一统天下，如果他公开篡汉当上皇帝，如果曹魏延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关于曹操的评价将会大为改观，断不会落得个奸诈小人的“下场”。对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说道：
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不仅后来的史官要说曹操的坏话，即在当时，敌对国东吴与蜀汉的史官就已将曹操编排、贬损得一塌糊涂了。
第五章
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实在是输得太惨了，差不多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不仅对他既定的政治、军事策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还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尽管他口头上对赤壁的惨败并不怎么服气，战后曾给孙权写去一信，不从主观检讨自己，而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又说“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便失道。”但自赤壁一战后，他就再也没有征过江南，只要一想到长江那浩荡澎湃的江水，可能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心头突起一阵隐痛与后怕。
遭到赤壁之战的严重挫折后，曹操回到北方，头脑才算清醒过来。他明白自己暂时还不具备吞并孙、刘的条件，不仅大规模的进攻不切实际，就是孤军突前防守也是相当困难的。有了上次的教训，他再也不敢冒险轻进了，而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略。赤壁一仗，似乎打垮了他往日那气吞山
.99lib.河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气势，一变而为实际、守成起来。他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樊，在西起襄樊、东至合肥的漫长战线上对吴、蜀采取全面防御的守势。虽然有时也进行一些局部的进攻，但都不出以攻为守的防御策略。有了这道稳固的南方防御战线，他将目光转向内部整饬增强实力，然后寻机夺取汉中进图巴蜀。
赤壁
大战后，曹操虽然并未失去昔日的进取之心，对东吴、蜀汉用兵取得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胜利，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成就，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天下非我莫属”的突破进展及大好时光。好景难再，机会一旦从身边溜走，就再也不会重复出现了。
三足鼎立，已成一时难以打破、无法扭转的僵持局势；加之光阴流逝，老境渐至，曹操虽然仍能葆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奇与豪迈，但也有一种人力渺小、无可奈何的沧桑与悲凉。他明白，在他手里可能难以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了，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因此发出了“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之类的感叹。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像历代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寻仙求药以求长生不死，而是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切实地采取一些养身怡性的手段。
建安二十五
九九藏书年（公元220年），曹操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可他仍念念不忘统一大业，以一己之单薄的衰老身躯奔波在南讨关羽的途中。回到洛阳后，他终于不堪鞍马劳顿而突然发病。一病就病得卧床不起，恍惚中他轻轻地吟诵着自己创作的诗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为雾，终为土灰”，断断续续地写下了《遗令》。他对自己的人生功过做了一个简略而客观的回顾，要求丧事从简；还对婢妾及歌舞艺人进行安排，对一些遗物做了处理，颇有一种儿女情长的味道。对此，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写道：“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我们正是从《遗令》中窥见了一个与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全然有别的复杂而真实的曹操。有时候，曹操的坦诚、率直与本真似乎达到了令人可亲、可爱、可敬的程度。
如果撇开复杂多变的性格因素及道德层面的善恶评判，曹操也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人物。
在政治上，曹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在军事上，他善用奇兵，常能以少胜多，打得敌军防不胜防；在经济上，他也很内行，严厉推行屯田政策，先行民屯，后又扩展到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更使得北方的经济与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他一手扶植了邺下文人集团，为文人学士提供了安静的创作环境，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开创了清新刚健的建安文学之风，使得当时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获得了全面的丰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即以个人才智而言，曹操差不多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名“全能冠军”了：他武艺出众，常能面临势众的敌人挥剑击杀多人；他擅长游泳，少年时就在水中杀死蛟龙（一种鳄鱼）；他不仅自己的诗文写得好，被郑板桥排名中国前十人之列，还培养了儿子曹植与曹丕，被后人誉为“三曹”；他具有相当杰出的音乐才能，可与当时精通音律的桓谭、蔡邕相匹敌；他对书法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擅长草书；他对医学有一定的研究，懂方药，会气功；他对建筑工艺、器械制作也颇在行，“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他懂围棋，技艺之高达到了“国手”的水平；他还对饮食文化有着一定的研究，曾写过《四时食制》一文……曹操拥有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技能，与他丰富的社
会实践及成年后的刻苦学习密不可分。他小时候喜飞鹰走狗，虽然没有多大长进，却使他从小就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自从政立志后，他就克服儿时的缺点，开始认真读书了，据《魏书》所记，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博览群书，简直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刻苦程度。
曹操奋斗了一辈子，死前都还在军中风尘仆仆地往来奔波，他怎么也想不到艰难开创的事业很快就会在自己的不肖儿孙手中毁于一旦，还落了个千古骂名。每当我们翻阅
《三国演义》的有关章节，或是听到民间对曹操的攻击谩骂，或在舞台上见到那被涂得全白、仅只眼角稍沾笔墨以示机警应变的脸谱化曹操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曹操生前若能预料后人对他的这般诋毁与攻诘，他还会保持不时流露出来的坦诚、率直与本真吗？会不会刻意地改变自己、塑造自己，清心寡欲，以求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形象？如果曹操那样做了，他可就真的成了一副“面具”，不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了。与那些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做标准，经过改头换面的“神”相比，我们更喜欢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当曹操一旦确定为反派人物并被公共认可，就连他的死也打上了奸诈诡谲的烙印，有了他人生的第三大谜团——墓葬之谜。
曹操曾在《遗令》中明确写下自己的埋葬之地：“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一遗嘱也得到了认真的落实，曹丕在《武帝哀策文》中具体地描述了丧葬过程，并指明了墓葬地点的地貌。可能是盗墓贼并未掘到曹操墓葬的缘故，就编排出一则流传甚广的曹操在漳河上设七十二疑冢之说。更有人将曹操的奸诈想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他的口吻做诗一首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处觅君尸？”你就是掘尽七十二冢，也找不到曹操的尸骨，
因为他真正的墓葬却在七十二座疑冢之外。对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以贬损曹操为能事的某些后人的想像力之丰富奇诡，如果曹操再世，恐怕也会为之折腰的。
其实，曹操一生节俭，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更反对厚葬。墓中既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也就不怕他人盗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故设疑冢大摆“迷魂阵”与后人玩那小孩般的“捉迷藏”游戏呢？
第六章
曹操生前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在他的早年就已开始了，随着他走上政治舞台，将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铺排、发挥开来，各种各样的褒贬毁誉更加纷至沓来。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死后往往可以盖棺论定了，可曹操却不然。
最早对曹操做出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叙述与评说较为客观
、全面，也是一部我们今天认识曹操真实面目的可信文本。此后，诗人陆机、唐太宗李世民、历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等人都留下了有关曹操评说的文字，有褒有贬，还算持平。但总是趋势是，越到后代，其贬的成分就要多于褒的内容。至苏轼时，对曹操的肯定就已相当有限，而贬抑却十分厉害了：“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竟降至了最低点，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占据北方的金人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似，便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对曹操的大加挞伐也就在所难免了。朱熹将曹操斥为“篡盗”，对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惯；陆游有诗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明朝时，以张溥为代表的文人对曹操有褒有贬。褒的是他的文学成就与多才多艺，贬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基本上承袭了南宋的“篡盗”旧说。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曹操，而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不能容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逆”行为。
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往往出于不同的角度
.９９lｉb?与立场，大多以正统观念与忠奸善恶为标准，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加以评说，并形成了一股纵贯而下的“蓝本”，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后人。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评说还在广泛普及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说唱等。民间艺人以正统文人及历代统治者的评价观点为依据，发挥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更是将一段本身就具传奇色彩的三国故事弄得神神鬼鬼，面目全非。唐朝时，三国故事演变为一种“市人小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北宋时，有了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并带上了鲜明的“尊刘抑曹”倾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三分实事，七分虚构”的
《三国演义》一问世，曹操就完全被定型为一个奸诈残暴的反面人物，沦为古今天下第一奸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曲折引人的
《三国演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小说
《三国演义》使得史书《三国志》退出了民间的广阔“市场”，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淡漠与遗忘。
元代戏剧勃兴，曹操逐渐由评话艺人的口头言说变成了舞台上那可触可摸的实在形象。艺人们通过戏剧的方式嘲笑曹操的失败，鞭挞他的残暴，揭露他的奸诈，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复杂曹操推向极端，变成了单一的、平面的奸臣形象。他除了奸诈使坏外，不再有别的思想，没有别的行动，简直成了古往今来集奸诈残暴、劣迹败行于一身的最为丑恶的天下第一坏蛋。有关曹操的戏剧，如《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逼宫》、《战宛城》等，没有一出颂扬他的好处，都是攻诘抨击，那舞台之上摇晃着的曹操总是挤眉弄眼，做出无限丑态，令人可笑而生厌。即使当今大获成功的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也难从根本上挣脱前人的窠臼、摆脱前人的影响。杨修常能猜出曹操心思，虽曾多次惹他不快，但杨修真正的死因还在于他与曹植过从甚密，在曹丕、曹植争立太子的斗争中站错了“队”，曹操担心他继续帮助曹植留下后患，这才起了杀机。说到底，杨修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只要不影响曹魏江山，
.99lib.曹操巴不得自己手下的人才一个个卓尔不群，超出自己。可《曹操与杨修》一剧却将杨修之死归于曹操的“忌才”，以“唯才是举”装点门面，而骨子里却半点也容不得任何超过自己的真正人才。
戏剧流传广泛，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民间市场。特别在古代的农村，戏剧几乎成了农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直至今日，传统戏剧仍然拥有一批固定的观众。戏剧几百年来的程式化表演与封建道德说教已使得曹操那奸诈残暴的丑恶形象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更移。
若拿曹操与备受推崇的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人相比，其实也有许多超乎其上的杰出之处。论才、学、识，刘备远不及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庸才；论居心不良，他们两人不相上下，刘备在曹操并未篡汉、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况下，早就做着帝王的美梦了；论道德品行，即以维护正统的
《三国演义》而言，就讥讽过刘备怒摔阿斗的虚伪及彝陵之战前的暴戾。然而，他在历史上却总是扮演着正人君子的伟大形象，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他会攀龙附凤，弄了一顶“皇叔”的帽子戴在头上。若拿曹操与诸葛亮相比，两人也是各有千秋：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军、军事家，以个人道德品质来看，诸葛亮高于曹操；就个人功业及对人民利益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而言，诸葛亮则不如曹操。而关羽则更是无法与曹操相比，他曾是曹操手下的败将，做过他的俘虏，除了个人勇武及一则“坐怀不乱”的故事外，就找不出更多的夸耀之处了。
然而，他们身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双方被推到了正反对立的两个极端。一方是正义、高尚、伟岸的化身，一方是邪恶、卑鄙、小人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应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比如战争、分裂、灾异等，那么一定是坏人从中捣乱。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难逃其咎的最大坏人就是曹操。然后，又在历史的长河中越传越坏，乃至全然走形失真，
9９ｌｉb?成了奸邪丑恶的典型。由此看来，曹操实在有点冤哉枉哉，也就难怪近代有人为他鸣冤叫屈、大翻其案了。曹操其人，似乎天命注定了总要背上沉沉的“黑锅”：自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就因不明不白的宦官身世，背了一辈子的赘阉遗丑“黑锅”；死后满以为可以得到解脱，却又被人丑化，背上了另外一些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莫名其妙的“黑锅”。
若论曹操对历史的贡献，当分生前死后两个不同的层面。生前我们已有所述，而身后的“功绩”就在于充当了封建统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起着警戒世风、匡正道义的作用。在一个以礼代法、以德治国的社会里，统治者需要这么一个白脸曹操的出现，老百姓也认可接受了他，这似乎与我们民族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土壤有关。
封建帝王从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统治出发，自然贬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依附朝廷的正统文人不过是一批御用的“帮腔”与“帮闲”，他们唯有顺着主子的意图引经据典大加抨击；而民间艺人就以正统文人的思想为主题，创作出一批不同体裁的贬曹作品。“文以载道”是中国的历来传统，文艺自古以来都是政治的工具与附庸，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因此，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本体化的文学艺术，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知识分子。
曹操曾以他那文治武功的个人奋斗改变过历史，而后来的历史对此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改变他的形象与地位。如果我们换一种认识的角度以曹操为主体而言，这也算是他生前改变历史的一种延续，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气概，任人斥责唾骂地充当奸邪恶毒的化身，通过歪曲自己、丑化自己、“牺牲自己”的独特方式，潜在而曲折地继续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随意褒贬历史人物，将他们视为工具为我所用的传统一脉相承地延续至今。“文革”时期以历史人物作为政治的“传声筒”，给他们插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好人无限歌颂，坏人则“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今以商业价值为标准漫无边际地“戏说”历史人物，弄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莫辨真伪。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想象与虚构，但总得以真实为依据，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加工，把握一定的尺度与原则、正确处理好真实与虚构关系尤为重要。
其实，以道德观念衡量、评价某一人物，并将他们推向某一极端，从而面具化、脸谱化、道具化，已成为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思维模式，它们与封建集权统治下单一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思维模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只有客观冷静、全面公正地评价曹操，才能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面向未来所应采取的一种科学而理性的姿态，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标志着整个民族的文明与成熟。
第一章
三国鼎立结束，然后是晋朝的短暂统一。“八
王之乱”那种统治者家族内部之间愚蠢而残酷的自相屠杀，很快使得西晋王朝陷于瘫痪境地，而少数民族的乘机起义与反抗终于导致了它的彻底崩溃。于是，中国又陷入了长达两百八十六年之久的大分裂时代。
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胡”，是古中国对除汉族以外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泛指与总称。五胡，当时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民族。一般而言，少数民族都居于远离中原的荒凉地带。经过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原统治者的邀请甚至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中的一部或大部已不再居于偏远的塞外，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迁居内地。五胡叛变，并非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而是不堪忍受晋王朝的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贪污残暴愤而起义。五胡乱华，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帝国，北中国在经历了分崩离析的一百三十六年之后，才于公元439年由后起的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
鲜卑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因多分布于鲜卑山一带，故称鲜卑，拓跋部仅为其中的一支。他们最早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的天然岩洞里，过着相当原始的游猎生活。后来，由于生存的艰难、视
?99liｂ. 野的开阔与发展的需要，拓跋部便慢慢脱离密林地带，向西南迁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填补了北匈奴势力瓦解后的虚空，并由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变。
草原虽然土地辽阔，但气候寒冷，贫瘠荒凉，可供游牧民族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当人口与牲畜增加到一定的限度，必然向四周开拓发展空间；如遇严重天灾，就更得向周边地区大肆掠获。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游牧民族残忍好斗的习性，武力侵略，是他们达到目的、行之有效的唯一方式。
当中原势力强盛时，北方游牧民族不敢轻举妄动，至多不过于收获时节抢劫一番，又快疾如风地迅速退回原地。然而，每当中原大乱，他们不仅劫夺财物，还占据地盘，建立王国。鲜卑拓跋在不断吞并周边部落的过程中逐渐强大，然后依次南迁到阴山河套、内蒙古、山西等
地，又于五胡乱华之时乘机南下，逐鹿中原。公元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改国号为魏，北魏正式建立。公元398年，拓跋建都平城，称皇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尔后，北魏又经过四十一年的征伐，才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
与此同时，局促于南中国的东晋王朝也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一阵漫长而绝望的挣扎之后撒手人寰——政权被它的宰相刘裕所篡。于是，大分裂时代的前期五胡十六国结束，后期南北朝时代开始。
拓跋宏，即孝文帝，是北魏王期的第六代君主。他不仅是南北朝时期最出色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帝之一。
孝文帝拓跋宏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然而，这颗转瞬即逝的流星所闪烁的光芒是那么耀眼，在中国历史的深邃夜空显得相当突出，总是如磁铁般牢牢地吸
附着后人的目光。
拓跋宏于公元467年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两年后被立为太子。
虽已入主中原，但拓跋部仍保留着过去早婚的习俗，拓跋宏出生时，其父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四岁。封建王朝往往是家族统治，拓跋部建立北魏后，又学会了中原王朝维持皇权统治的某些做法，并定为制度严格执行，比如后宫产子，被立为太子，其母就要“赐死”。其用意显然是害怕将来皇帝即位年幼，大权落到母系外戚手中。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汉武帝担心死后皇权受到外戚威胁，将太子生母勾弋夫人先行杀害。因此，拓跋宏在两岁多被立为
99lib?太子时，母亲思皇后李氏即被“赐死”。这一野蛮的做法不仅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仿佛预示着他日后家庭生活的凄凉与不幸。
拓跋宏从小失去亲母，便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也非血亲，只是名义上的祖母。她是汉族人，“性聪达”、“粗学书计”，受过封建传统文化的教养。她性格坚强，做事果决，颇具政治家之风采，《魏书·皇后列传》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父亲拓跋弘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北魏孤儿寡妇，政局不稳，冯太后初露锋芒，收捕擅威作福的专权丞相、车骑大将军乙浑，平定关中叛乱，临朝称制，掌握了朝政大权。
拓跋宏刚一出生，冯太后即“罢令，不听政事”。乍一看，她已不再临朝听政，而将国家大事交由献文帝拓跋弘处理，似乎是想好好当当祖母，一心一意地抚养拓跋宏，享享人间的天伦之乐了。献文帝拓跋弘亲政后，开放山泽之禁，开仓救济灾民，带兵北伐柔然，很快就显出了他年轻有为、桀骜不驯的风姿。于是，权欲旺盛的冯太后怎么也放心不下这位十多岁的皇帝了，便经常过问、干预北魏政事。这自然会引起献文帝的不满，加之他们并非母子关系，于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权力斗争于不知不觉间就爆发了，结果自然是根基深固、极富政治谋略的冯太后获胜。献文帝下诏禅位，传给拓跋宏。《魏书·天象志》对此写道：“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拓跋宏即位时只有五岁，在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前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时，他是被人抱上皇帝宝座的。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娃娃，冯太后自然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忧，也就再度临朝听政，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吸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抚育他的祖母是汉人，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他自幼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天分极高。《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冯太后还亲自创作《劝戒歌》、《皇诰》等文章督促他阅读、背诵，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等封建道德传授给拓跋宏，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响他。比如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华饰”，对待下人比较宽慈，拓跋宏也依样仿行。
儿时的生活积淀在拓跋宏内心深处，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此后，孝文帝一辈子爱好诗文，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文章约四十卷；他为政勤奋，励精图精，个人生活相当节俭；他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讲究孝悌、仁义、忠信，不仅身体力行，也要求臣民如此。这些，都是他日后推行全盘汉化政策的内在基础与指导思想。
当然，孝文帝拓跋宏并未完全放弃鲜卑习俗。文治武功，是中原传统文化的理想楷模。况且，当时南北对峙，战争频仍，也需要帝王具有带兵打仗的卓越能力。因此，拓跋宏在习文的同时，也练就了一身武功。他从小善射，“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臂力也好，十多岁时即能以手指弹碎羊的肩骨。
是鲜卑血统、游牧遗风与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孝文帝既具骑射武功，又富汉文化修养这一文武兼备之才。
第二章
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禅位时只有十九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但还是掩人耳目地发表了一份诏书，说他逊让皇位是想过过清静生活。退位后的献文帝被尊为太上皇，但他根本清静不了，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灵总是跃动着想干点什么，就以太上皇的身份亲自率兵出击柔然，并不断地巡视各地，“国之大事咸以闻”，还将冯太后罢黜的一名旧臣重新起用。所有这些，自然又引发并加深了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宫廷斗争最为赤裸、血腥而残酷，争斗双方往往不择手段，置血缘亲情而不顾，让对方倒毙在一片惨淡的血光之中而后快。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迫他逊让退位、送上一顶太上皇的头衔就已经是手下留情很不错的了。可献文帝毕竟年轻，未能领悟到冯太后的深远用意，还是一个劲地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献文帝便成了冯太后眼里的一根“肉刺”、脚下的一块石头，公元476年，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毫不客气地将他杀害了。
这一年，拓跋宏九岁。他两岁丧母，长大后一直不知生母是谁；九岁又失去了父亲的关怀至爱。如果不是特殊的出身，他本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过上一个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可是，封建王朝那无可更移的专制残忍决定了他一辈子只能在畸形的环境与氛围中打发人生。
献文帝一死，冯太后即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她于公元490年去世为止，一直都在临朝称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清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很有可能就在冯太后身上吸取过不少“灵感”。然而，冯太后不仅才能出众，而且政绩斐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将北魏治理得有条不紊，为慈禧太后所远远不及。若以女人的治国能力及成就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武则天可与冯太后差强比拟。
冯太后临朝听政，不仅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所为，而是以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政治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不仅按自己心中的理想培养新皇，还将整个北魏纳入自己构想的框架与模式之中。她的目标相当明确，一是进攻南朝，并乘其内乱之际，出兵夺取了淮北的大片领土，将北魏的边界推进到淮河一带；二是改革内部，采纳汉人王朝的礼仪制度治理国家。小小的改动无关痛痒，当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难以达到有效的目的，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及顽固坚持鲜卑旧俗贵族的反对。于是，冯太后果断地处理了一批政敌，将他们
或处死或免爵或流放。然后，她依靠冯氏家族成员，重用宦官及汉人官吏，拉拢鲜卑元老，在自己身边培植了一批可靠的亲信，巩固权力，加强改革。
在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班行俸禄制。
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掠财富，他们往往“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氏族首领为了鼓励士兵作战勇敢，一是听凭劫获之物归于个人，二是论功行赏，“班赍将士各有差”。这样的政策大大激赏了将士打仗的兴趣，他们明白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要比游牧大得多多，人人冲锋陷阵、个个争死效命，很少发生退缩、叛变与逃跑之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仍保留着过去的遗风——百官没有俸禄，收入主要依靠掳掠与赏赐。赏赐的对象除了出征将士，还有文武百官。北方统一，战争与掠夺
.９９lib.的机会就少了。官员没有俸禄，只有通过搜括、贪污、经商等手段自己想办法解决。“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于是，官员公开贪污受贿徇情枉法，大肆搜括于民无法无天。北魏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国家机构遭到严重蛀蚀，鲜卑贵族贪图享受，昔日的犷悍善战之风也在逐渐消失。历代皇帝对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诏惩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决不了官员腐败这一头痛的老大难问题。官吏无俸禄，若不贪污搜括靠什么生活？少数廉洁自律的官员，特别是部分汉人官吏家徒四壁，生活相当困难。要想治本，只有班行俸禄。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诏实行俸禄制。俸禄每三个月发放一次，以每年十月为起始。同时，对贪污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推行后，加强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及封建化进程，确曾起到了保证官吏日常生活、杜绝贪污搜括的明显效果。它不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与先声，也是北魏根除游牧奴隶制残余，接受汉族官僚政治制度的表现与象征。
就在俸禄制实行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北魏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它由鲜卑族的部落分工中的计口受田发展衍化而来。
长期的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凄凉萧索景象，出现了不少无主荒地。同时，流亡人户的返归乡里、大量迁徙的民众及豪强地主的强行霸占使得不少有主土地的归属也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纠纷。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无法生存，或是聚啸山林作乱，或是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北魏政权的统治，因此，清理户口、整顿地籍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
均田制，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现有土地实施分配与调整。而先行建立户籍是推行均田制的基础，只有核准人口，才能按户授田。北魏初期没有户口制度，不少农民或破产逃亡，或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人口无法统计，政府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公元473年，孝文帝派人到各地清查户口，仅青州和冀州等五个州就查出隐户人口十多万。于是，北魏在冯太后亲信李冲的建议下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其具体内容就是“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向各州派遣户籍大使，以检查户口、确立
户籍。三长制打破了几百年来地方的宗族势力，将依附于豪强大族的农民收归国家直接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长制建立，北魏即开始严厉推行均田制，将露田、桑田、麻田、宅地、菜地等不同质量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数量分给普通百姓，授予地方官吏以公田（即俸禄田），并对土地的继承、买卖与转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控制
。与均田令颁布的同时，北魏政府还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确定新的租调制，以减轻农民负担。
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是一个系列与整体，它们相互配套施行，对豪强大族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些限制，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大量劳力，分给农民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理想的一次打了折扣的实现，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部分要求，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隋，直到唐代中叶才告终止。它在古代持续了约三百年，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但其开始却是北魏孝文帝时代。
其实，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都是由冯太后拍板，然后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拓跋宏虽然也参与了决策并积极推行，但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冯太后。
随着孝文帝的一天天长大，他与冯太后的关系也日渐微妙而复杂起来。冯太后虽然不是拓跋宏的亲祖母，但他一直受着冯太后的抚养、教育及恩惠，自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情与依赖。冯太后按照自己心中的模式培养、塑造他，拓跋宏从小就接受着汉族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的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然而，两人之间也有矛盾与摩擦，这矛盾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字——权。作为封建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冯太后权欲极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长大的孝文帝越来越“聪圣”，担心将来难以控制，“不利于冯氏”，又打起了废掉的主意。于是，她将拓跋宏关在一个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时值寒冬腊月，他穿着的也仅是一件单衣。冯太后召集大臣讨论，打算另立咸阳王禧为帝，遭到不少元老大臣的激烈反对，才不得已而作罢。同时，她还命令内官监视孝文帝的言行举止，每十天报告一次。一次，宦官密报了他的“过错”，冯太后大怒，立即传来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数十大杖。孝文帝无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性情聪颖，深深地懂得忍让之道，不是像他父亲那样血气方刚。也许，他正是从父亲身上吸取了血的教训，才没有扩大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如若不然，以冯太后之坚毅与谋略，哪怕大臣“固谏”再厉害，早就将他从北魏的皇帝
宝座上一脚踢开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二十，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情、于理、于势而言，冯太后都不便继续临朝听政，她不得不将权力的“魔杖”交给拓跋宏。于是，“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这才正式主持朝政，连诏册也亲自动笔起草。
拓跋宏亲政后，冯太后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以她那极盛的权欲而言，肯定还要时不时地过问一下朝政，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为皇的二十八年时间里，对权力的执掌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五岁登基到二十岁时，大权完全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二、二十岁亲政到二十四岁时冯太后去世，他与冯太后两人共掌朝政；三、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离世，政权归于拓跋宏一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大刀阔斧全盘汉化之时。严格来说，孝文帝真正执掌北魏朝政的时间也就不过八九年时间。但是，他五岁当皇，在位二十八年，也算得上是一个资历颇老的帝王了。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从小就在大臣及民众心目树立了一种无上的威严与凛然的形象，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显出了一代英主的勃发雄姿。
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时年四十九岁。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五天没有好好进食，一天三餐仅吃小半碗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孝文帝还是将她的丧礼举办得相当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礼，守孝三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后，才勉强作罢。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冯太后的丧礼上“大做文章”，一是因为他确实对她怀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尽管冯太后斥责过他，还想废掉他，但他总是认为“养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再则，孝文帝想通过丧礼的形式，将汉族的封建礼仪文化、忠孝仁义以身示范地落到实处；同时，他也想通过葬礼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将以
99lib.更迅速更坚决更彻底的方式将冯太后的改革方略执行到底。
第三章
拓跋宏自从懂事起，就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实际上的皇帝却是冯太后，他得听从冯太后的安排，看她的脸色行事，在她的监督与控制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哪怕亲政后，他也不敢过于放开手脚，总是顾忌着冯太后的威严。而冯太后一死，他才真正成了一个君临天下的名副其实的皇帝，在向臣民们显示自己无比哀痛的同时，他那内心的潜意识深处，又何尝不怀着一丝轻松与喜悦呢？
不管怎么说，冯太后是北魏改革的先行者，是她拉开了北魏汉化的序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是她引导拓跋宏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洗礼，对他身上的“胡气”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她为拓跋宏的改革深化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汉人冯太后对北魏的苦心“经营”，它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新的光景。
拓跋宏早就想大干一番了，他一直憋着、忍着，直等到二十四五岁冯太后辞世，才有了真正的出头之日。那积聚、压抑着的内在潜能一旦喷发出来，便汇成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强大力量。对此，《魏书·高祖记》记载道：
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赏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词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否彻底、能否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就鲜卑拓跋氏的发展进程而言，早在北魏之初，就已开始逐步采取汉化政策了，他们南侵的速度、深入的进度与汉化的程度几乎呈现出一种同步发展的态势。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历史。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平城的发展建设很快。至孝文帝时，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近百年，城内“里宅栉比”，已颇具规模。平
?9９ｌｉb?城，是北魏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过渡的一个缓冲，它处于两种文明的交接之地，这里的气候、草原比较适于畜牧业，也具农耕文明的特点。从平城北上，可以抵御柔然入侵；南下，可以对中原形成席卷之势。最为重要的是，这里便于拓跋氏集中武力，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车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平城，作为北魏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显然已不再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风沙严重、十年九旱，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平城北靠阴山
九九藏书，西临黄河，东有太行山，东南部排列着呈多字型构造的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交通极为不便；而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必须离开平城，迁居中原。当时有邺、长安、洛阳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民国初期的迁都之议，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拟将国都从北京迁至南京，远离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惜乎这一迁都之议最终未能实现。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
９９ｌｉｂ?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文化常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抱有一种藐视小看、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只要能够压制汉人，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定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5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鲜卑元老、皇叔任城王澄当场提出异议，马上就被他厉声压制下去。退朝后，他又单独召见任城王澄，两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孝文帝说平城虽然是一块用武之地，但不可达到“文治”之效，他想以南伐为由迁都洛阳，移风易俗，“因此光宅中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召见的结果表明，任城王澄非但不再反对，还变成了迁都的积极拥护者。
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亲率三十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天气一直不好，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崎岖难行，阴霾的天空像口铁锅般
藏书网扣在头顶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而南方的潮湿气候更使得这些在北方生活惯了的养尊处优的鲜卑贵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累。大军南下，一路缓缓行来，走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选择了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马，挥鞭下令大军继续前进。听说还要继续南征，蜕化了的鲜卑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全都跪在拓跋宏马前，恳求皇上开恩不再南进。紧接着免不了要上演一出进谏、发怒、再进谏的活剧。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若不向南进军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迁到洛阳。”然后要大家站队表态，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立右边。一声令下，几乎全都排到了左边；站立右边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为数极少的孤零零几人。左边的鲜卑贵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捣蒜般叩头不已，大声高呼“万岁”。拓跋宏见状，就正式诏告天下，北魏要迁都洛阳了。
这一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在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活剧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那些遗老遗少们即使心怀不满，因大军被拓跋宏带走，没了反抗的资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10月，孝文帝下令营建洛阳。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对有关鲜卑贵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说服工作，并就南迁及留守人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安排，逐步实施南迁计划。
公元495年9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宫粉黛移居洛阳为标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历时三年的迁都措施大功
9９lib.告成。
第四章
拓跋宏作为
99lib?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与好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肯定会时常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两相比较，他从理性上还是认同了汉族文化，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先进代表。他完全拜倒在汉族文化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文化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对汉族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具体而言，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废除旧俗，实行汉化。鲜卑拓跋部有一种西郊祭天的古老仪式，由早期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原始部落联盟大会逐渐演变而来。在决定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三月，孝文帝“罢西郊祭天”，毅然予以废除
。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一举措很好地表明了他彻底改革的决心。
在接受汉文化方面，他首先从语言、服装、姓氏等人们的习俗方面做起。
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严厉禁止鲜卑语言，以洛阳汉语为通行的标准语言，并命人著有《河洛语音》等书以供鲜卑人学习汉语之用。
胡人为便于骑射，往往着长靴，窄袖短衣。进入中原后在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中就显得十分特别与刺眼。为减少民族隔阂，孝文帝下令改鲜卑服装，采用汉人的褒衣博带。
鲜卑姓氏多由部落名转化而来，常常是几个字连在一起的复姓，译成汉字十分繁复，孝文帝下诏全部改为汉姓。比如改拓跋为元，纥骨为胡，伊娄为伊，丘敦为丘等等。他不仅把鲜卑复姓改为单姓，还将一些鲜卑名改为汉名。
二、改革官制。北魏前期，政府机构采取的是胡汉混合的官僚体制。后来，孝文帝仿照南朝，对官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比如取消内行官系统，由宦官和女官担任；确立御史这一新的官制，日益扩大、加强其权限；官分清浊，适合士族担任的官职叫清官，适合庶族出任的则称浊官；对爵位由虚封改为实封，推行食邑制度；建立官吏考绩制度，并与整顿吏治结合在一起……
三、改定律令。孝文帝一代修订律令共有两次，他不仅亲自讨论、修改法律，还亲临刑狱，听取冤讼，决断疑狱；他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刑讯逼供；他惩办酷吏，减轻刑罚，废除了“门房之诛”、族诛、车裂、腰斩等酷刑。
四、推崇儒学。拓跋宏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一套学说，因此他十分尊崇孔子，推重经术，对儒家的思想核心——礼仪尤为重视。他恢复雅乐，建立学校，全盘采用汉人的儒家文化教育。
五、建立门阀制度。门第和阀阅是汉人士族炫耀的资本，鲜卑族并无这一制度。入主中原后，往往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法与汉人士族相
九九藏书比的自卑心态。为了提高鲜卑贵族的特权与地位，公元495年，孝文帝制定姓族，建立门阀制度。他将鲜卑门阀等第分为姓和族，姓比族高。鲜卑门阀贵族共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有了所谓高贵的门阀，鲜卑贵族便有了与汉人士族通婚的资本，胡汉联姻相当普遍，这在生理与血缘方面也加强了鲜卑与汉人的融合。
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措施，确曾给当时的北魏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魏的隶书——魏碑结构严谨，笔画沉着，堪称中华书法之瑰宝；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集文学、艺术、雕塑、绘画于一炉，是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南北朝时期两部辉煌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
创作于北魏末期，它们是汉化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所展示的成果与结晶，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不朽著作的诞生与问世……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毕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急乎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10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只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动乱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沔北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三千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七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4月，拓跋宏发州郡兵二十万，限八月中旬集中，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车兵害怕远征相率起义，适逢齐明帝逝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累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太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于公元499年4月26日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太后，他留下遗诏吩
?99liｂ.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两岁时，母亲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赐死；九岁时，父亲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在鲜卑贵族守旧派的煽动与支持下反对汉化改革，阴谋逃归平城，并乘机发难，拓跋宏为了改革大业，只有“大义灭亲”，将其废掉，继之赐死；夫人冯皇后犯下宫中私通之罪，又被他临终前亲自赐死。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
第五章
拓跋宏一直怀有一统天下的大志，然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天不假年，壮志难酬，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即含恨而逝，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对他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实践与检验，特别是文化习俗的变更，往往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北魏的汉化改革在初期即开始潜移默化地施行，在冯太后与献文帝手中，这种改革已变为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将它推到了一个极端，而等到结出文化之果，则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撇开其他不谈，单看孝文帝拓跋宏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个性鲜明、习俗独特的鲜卑民族不复存在，全部消融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如果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政策，鲜卑民族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难道说，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就非得以某些民族的完全消失为代价吗？
少数民族怎样才能在一个开放而交流的世界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又能接受先进的文明成果？
这实在是一些复杂难解而又不得不令我们深深思索的问题！
且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回到本文开头所述的西晋时期，看看“五胡乱华”的那些少数民族的命运。
在那天昏地暗、长达一百三十六年之久的混战中，几乎每一支军队都可以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建立起一个帝国。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民族都先后建立过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然而，在经过一番残酷血腥的战争较量之后，匈奴、羯、氐、羌这四个民族的领导阶层几乎全部灭绝，剩下的普通民众，也消失在人数众多的汉人之中被同化得无影无踪，连一点痕迹都难以找寻了。剩下的一个鲜卑族，先行定居中原的几个部落，也跟其他四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其实是后来在北部崛起的，它并未参与前期的五胡乱华“大合唱”。就是这支剩下的鲜卑拓跋部，也在孝文帝的彻底改革之后于一个世纪之内被汉族完全同化，不复存在了。
凭借刀光剑影的武力让其对手消失，这一过程及其结局理解起来并不困难。而让后人费解的是，以鲜卑拓跋部为开端，为什么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胜利者也总是像沙漠中的水滴一样，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汉族之中了呢？
如果我们以鲜卑拓跋部为个例稍作分析，也许会获得一定的感悟与启示。
拓跋部崛起于北方，体魄强健、粗犷剽悍、长于骑射。在冷兵器时代，骏马的神速、弓箭的远距离射程及强健的体质使得拓跋部的军事力量位居一流，在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对垒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如何才能长期、有效而稳固地统治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汉人，这是拓跋部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北魏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前此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吸取，只有自个儿地逐步摸索。拓跋部可以在马背上以武力夺取天下，却难能用过去的军事模式治理天下。他们面对着的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农耕生活，不可能将脚下这块广阔无边的华北平原变成过去的游牧之地，况且持续增长的人口也只有依靠并振兴农业才能获取粮食、解决生存危机。而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等于文化的先进，文化、经济与军事的发展虽然构成互动的关系，但又相差有别，难以形成同一梯度的发展水平。鲜卑族不可能将过去那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强加于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头上，除了学习、改革与适应外，别无他法。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是“道”与“器”的结合，它不仅包括农业耕作等先进的技术手段，还包含着哲学思想、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拓跋氏所面临着的中原汉族封建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这种文化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为顺应这里的气候、环境而创造出的一种较能适合于他们生存的传统文明。鲜卑拓跋部既不可能用过去的游牧文化统治中原，也难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异质文明加于汉族人民头上，因此，学习、吸收并接受中原汉族传统文化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与选择。如若不然，他们只有退回遥远的荒漠继续与寒冷的气候、恶劣的环境为伍。
于是，拓跋部不得不选择了农耕方式及中原文化。
他们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于某一地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游猎了。刚开始肯定难以适应，热血总在莫名地沸腾着，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就以不断地巡行各地加以变相地补偿。农耕
生活虽然单调而沉重，但与游牧生活相比，却充满了舒适、安逸与温馨，最主要的是，他们无需经常冒险，没有了过去的饥寒之虞，可以相对稳定地过日子。追求安稳、舒适与享受，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可更改的内在本性。因此，他们很快地就适应而且喜欢上了农耕生活。日子一长，身体素质相对地就变得柔弱起来，没有了过去的剽悍强健，也没了往昔的冒险与吃苦精神。而孝文帝拓跋宏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上演了一出迁都活剧。如果拓跋部还有早年打天下时的刚健强壮体魄与吃苦冒险精神，他们绝对不会恳求滞留洛阳，而是欣欣然地控弦跃马、踊跃南征。
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拓跋部又慢慢地信上了佛教。北魏王朝建立之初，道武帝拓跋就很崇奉佛教，他“颇览佛经”，平定后燕进入中原时，所经郡国佛寺，禁止军队侵犯，见沙门恭敬致礼。上行下效，信佛改变了拓跋部残忍好杀的习性。从杀人不眨眼到爱惜每一生灵，从茹毛饮血到戒荤吃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尽管拓跋部严格奉行佛教禁忌及出家的教徒并不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民族特性。
佛教喜静不喜动，它传播的是一种冥想、忍让、退缩、柔弱的人生观念；而拓跋部后来接受的中原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世俗、阴柔、虚伪的哲学，这样一来，就使得鲜卑拓跋部的阳刚与冒险精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外在的身体素质，还是内在的精神灵魂，都打上了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战斗力的下
降。当其势力推进到江淮地区后，就停滞不前了。这固然与活动性较强的骑兵受地理环境的约束，难以发挥过去的优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拓跋部失去了过去的刚健尚武之风。即以拓跋宏迁都洛阳时率领的一支三十万大军而言，他们并未遭遇敌军，只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就已弄得疲累不堪、畏葸不前，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之举，鲜卑拓跋部也会慢慢地消融于汉民族之中的。他所做的，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褒扬肯定。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进步。
应该说，孝文帝的全盘汉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褒贬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同时，认为他不该没有选择、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精华糟粕地对汉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就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气低落、战斗力更低。而他于迁都洛阳不久，在准备不足、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就接连不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南齐的军事行动，更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人们当然是想择优从之，舍弃那些腐朽的部分。然而，哪是精华哪是糟粕，一下子确实难能分清。再则，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金玉与泥沙并存，难以“条块”分割。关于文化的扬弃这一古老的课题，不仅拓跋宏，即使今人也难以拿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拓跋宏在短短的时间内三次南征，也许是想借助拓跋部往日的阳刚之遗绪，一举荡平南朝。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越往后去，拓跋部将会日渐柔弱，战斗力会更差。如不早日采取行动，一统天下的宏伟志向恐怕就会成为梦想。然而，强弩之末无法穿透铠甲，他也只能在南伐的军事行动中一次次地无功而返，结果落得个染病身亡。北魏的三次南伐，虽然夺取了淮南之地，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北魏那原本略微超过南朝的实力有所削减，变得旗鼓相当，从而
99lｉb?拉长、延续了南北朝之间的对峙与僵持状态。
三、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指有着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方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综
藏书网合共同体。这里，地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域条件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乃至饮食结构，它们决定了各各不同的经济生活，而长期的经济生活必然形成一种较为凝固的文化心理素质。也就是说，一旦离开旧有的生活地域，就必然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鲜卑拓跋部如要永远保持昔日的勇武质朴，除非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区域才能做到。
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冯太后听政时时，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都是以孝文帝的名义在平城颁布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而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进行，对过去的发迹之地——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
地区，也许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许是鞭长莫及，也许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南朝，反正是没有顾及那块重要的地方。南部全盘汉化，而北部则呈现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鲜卑语、鲜卑服、鲜卑习俗依然如故，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使他们变为处于底层的庶姓，因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时间一长，就慢慢地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和以平城为中心的两大集团，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孝文帝后继无人。中国封建统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兴衰得失，往往与当权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国力强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则导致国势衰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条铁定的规律。孝文帝死后，继任者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快就将一个好端端的北魏给彻底葬送了。
第六章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共有过四次民族大融合。
第一次从夏朝开始，历经商周秦汉共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这是华夏民族与周围各民族的一个高融合期。在这一时期内，华夏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将东夷、胡、鬼方、西戎、三苗、越、狄、巴、乌孙等多个民族融于一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
第二次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是民族的迁徙与演变呈对流状态，即一部分汉人迁往周边，而周边的少数民族或是由于汉人的强迫与邀请、或是因为他们的武力入侵，总之是一批批地涌入内地。而导致的结果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被汉族的同化与消失。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大致发生
９９lib?在宋辽金元时期，其特点是在边疆地区进行，又有党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融于汉族之中。
第四次发生在满族入主中原的清朝，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及中华民族的基础。
据有关气象资料表明，中国五千年来共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公元1700年左右。气候寒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举步维艰，他们不得不南下劫掠入侵。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期正好与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时间基本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的北方狄人大举南侵，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宋、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族连续南下，第四次是清廷入关。
颇有意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每次南侵，大多类似气象学上的寒潮，在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南部积聚，形成高压冷气团蠢蠢欲动。每遇中原王朝衰微或内乱，他们就如低气压铺天盖地地长驱南下。中原越衰弱，塞内越混乱，他们南下的速度也就越快越深入，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游牧民族南犯之前，他们全被中原之主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并蔑称为“夷”。而一旦这个突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成为新的中原之主后，它的北边必然出现一个与它从前同样落后、同样野蛮的民族，然后又是新的一轮的入侵与改朝换代。比如北宋遭受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侵凌，辽则被女真族的金朝所灭；而金朝又被后起
九九藏书的蒙古族灭掉，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又由后起的清廷入主。蛮族每一次入侵，都给中原农耕文化带来一场巨大而惨痛的浩劫，而精于耕强、头脑发达、体质柔弱的中原民众怎么也斗不过如洪水猛兽般的游牧民族。他们所能采取的，就是以柔克刚，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里，以一种柔韧的特性、广阔的胸怀、世俗的哲学、温馨的生活一点一滴地将那些蛮悍的少数民族同化。除开蒙古族在明初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自动退出中原外，其他异族，只要是长期生活在这一地盘上的，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汉人的一个分子。自汉唐以降，或整体或部分融入汉民族之中的主要民族就有鲜卑、契丹、女真、室韦、鞑靼、匈奴、突厥、回纥、党项、白蛮、六诏等。而每次融合，都给汉民族的血液中添加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原地带不仅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汉族更是一个似乎能融化一切异质民族的神奇民族。不管这些民族多强大、多勇猛、多野蛮、多富特性，只要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带，长期与汉人交流交往，就不知不觉间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质，而与汉人融为了一个整体。看似一盘散沙的汉民族那内在的同化力与凝聚力实在是强大得不可思议，令人肃然生畏。即以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
两个民族——吉普赛人与犹太人而言，也不例外。
吉普赛人迫于战乱与灾荒，约于10世纪后离开印度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外迁徙。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以大蓬车为交通工具和住房四处流浪，其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各国。他们不事农桑，擅长音
九九藏书乐，酷爱歌舞，喜欢过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以卜卦、卖药、卖艺、行乞、驯兽、修理等传统职业为生。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入乡不随俗，直到今天，仍强烈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可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吉普赛人却像洒落沙漠的几点雨滴，很快就与汉族的农耕文化融为一体了。翻遍史书，有关他们的记载也难以寻觅。
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在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人征服而失去家园，从此便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流亡生活。他们也曾流散到世界各地，哪怕遭受血腥的屠杀，都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性。最早进入中国的犹太人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到12世纪，就有大批犹太人侨居开封经商。刚开始，他们也能保持着本民族极为独
.９9ｌiｂ.特的个性。压迫导致反抗，宽容带来融洽，融洽产生同化。汉族传统文化那宽容、博大、柔韧的胸怀在不知不觉地改变、塑造着他们。慢慢地，他们就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了，改汉姓、用汉名、说汉话，与汉人通婚。于是，他们的传统语言消失了，生活习性改变了，原来的体质标志、传统形象（如鹰鼻）也发生了变化而与汉人无异。汉族没有真正的宗教，他们就由过去的犹太教而改信当地的回教，还推崇并信奉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封的犹太人就已被完全同化了。这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中华民族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同化力呢？其原因何在？要破解这一复杂的密码，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分析汉人同化异族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汉文化中的某些因子与人类的深层本性颇为吻合。比如所有民族都不畏强权，但能接受因势利导；比如人们信仰彼岸，但更多的还是关注此岸、讲究实际、向往世俗；比如对稳定舒适、安逸享受的生活总是趋之若鹜，而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汉唐时，不少外族人（包括那些波斯商人），他们一到洛阳、长安，就“乐不思蜀”，不想回去而长期安居了；比如认同感，不因异族而遭受岐视，不以种族为划分等级的标准，等等等等。
于是，汉民族也就在千百年来的同化异族过程中变得格外独尊，总是以天朝的身份倨傲地俯视那些弱小野蛮民族，并凝聚成了一种优越的民族心理定势，自以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先进、无可超越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明。乃至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奇怪的反常现象——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顽冥不化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难道说汉族传统文化就只能同化别人，却容不得其他先进文化改造、同化自己吗？
全世界延续、发展至今的民族，大约还有两千多个，大到近十亿民众，小的只有几百、几十人口。现代所有民族，不论大小，不分强弱，他们都有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都为人类的文
?９9liｂ?化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必然更加密切与频繁，冲突与融合自不可免。然而，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美国人种学教授哈顿曾经说过：“现代，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属于一个纯正的人种，即属于一个本源、一个种。因为在文明世界中，所有的人种互相掺合。这种掺杂与混合是自古以来各人种之间的旅行、贸易和侵略关系的一种表现。”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文化的自觉之举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第一章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难得有几个值得后人称道的繁华盛世。排得上号的，也就汉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治等少数几个所谓的“治世”，其中尤以贞观之治为最，可谓封建盛世之极。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才有唐朝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繁荣兴旺、博大恢弘与显赫声威。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以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最英明的皇帝，为儒学士人视为理想化的帝王楷模，在历史上被长期称颂，还没有哪位君王能够超出其右。
其实，李世民并非唐朝的开国皇帝，而是第二代君主。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长子世袭制的传统，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权力的魔杖。窦氏皇后生有四子，李世民排行第二，老三李元霸早夭，他与兄长李建成及小弟李元吉都是反隋建唐的有功之臣与重要人物。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渊在太原起兵，仅只一年时间就在长安建唐称帝。李渊做了皇帝，长子李建成便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作为二子的李世民，除了被父兄视为忠诚可靠、南征北讨的“马前卒”外，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不敢存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他最终还是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是时代为他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机遇与土壤，是卓越的才能与雄厚的实力为他奠定了称帝的基础，是人心深处那不可遏制的贪欲与兽性迫使他做出了杀兄灭弟的虎狼之举，是封建专制那不可避免的痼疾导演了一场似曾相识的夺嫡悲剧……
隋炀帝的残酷暴政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政权统治，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地荡涤着隋朝的污泥浊水。战争，在将隋帝国推向毁灭深渊的
同时，也将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搅得喧嚣沸腾——天下失鹿，人人得而逐之。
李渊当时为隋朝太原郡留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关系，算得上一名皇亲国戚，也曾为隋炀帝效命，残酷地镇压过甄翟儿的农民起义军。而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的李世民正是在围剿农民军的战斗中显露峥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渊身陷敌阵、难以脱身的
危急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顿时军心大振，步骑配合直捣敌阵。正是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李世民不仅救出了父亲，还以少胜多，一战而定，消灭了甄翟儿义军。
李渊父子虽然镇压了太原农民军，却无法阻止、也改变不了已成燎原之势的全国农民大起义。而各地的隋朝政府官员也乘机纷纷起兵，建立封建割据政权。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及隋炀帝的猜疑，李渊父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一次，李世民对父亲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是的，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唯有铤而走险，庶几可以闯出一条生命通道。李渊早就有心举事，面对儿子的试探与婉劝，却表现出一副不动声色、老谋深算的样子。对此，王夫子在《读通鉴论·唐高祖》中写道：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秦王即李世民，乃李渊入据长安为唐王后所封。太原起兵时，长子李建成与四子李元吉均携李氏家族寄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最亲密的人选中只二子李世民跟在身边。尽管起兵的决定权在太原留守李渊手中，但李世民也是一名主要决策者，并做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工作，功不可没。
李渊于公元617年5月起兵，当年11月便占领了长安。为掩人耳目，李渊韬光养晦、潜隐锋芒，遥尊
.99lib.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为假黄钺、持使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上演了一出自魏晋以来权臣篡位、改朝换代的“禅让”把戏。
第二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身亡。李渊再也没有必要打着“尊隋”的幌子，干脆一脚踢开杨侑，于5月在太极殿登基，改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仍以长安为都。
李渊由一个不甚起眼的太原留守起兵反隋，仅只短短的一年时间，就一跃而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大事件在年仅二十二岁的李世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难说李世民后来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没有从中受到激励与启发。
唐王朝的历史大幕经由李渊父子的努力已然拉开，然而，这出戏剧能否继续上演走向高潮归于圆满，还是一个未知之数。李渊利用隋末农民起义的声势壮大自己的力量，乘机占据长安建立唐朝时，还只控制了关中与河东等地盘。唐朝周围，存在着好几支势力强大的武装势力。鹿死谁手，谁也无法逆料。况且，一旦称王建国，目标就大了，自然会“招风惹眼”，引来一些有形无形、明枪暗箭的攻击，将自己推入漩涡的中心。已然称帝的李渊不可能从激流中抽身而退，只有通过战争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从而达到坐稳皇位的目的。然而，一旦坐上龙椅，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俨乎其然的皇帝派头，如果不是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便亲自出征；而太子李建成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帝继承人，其安全也受到格外的照顾与保护，行迹一般限于都城之内；于是，领兵打仗、南征北讨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李世民身上。
九九藏书
扩大地盘，征服群雄，统一中国，不仅
依靠实力，更需要勇气、雄心、智慧与谋略。李世民借鉴秦、汉夺取天下的战争经验，确立了“关中本位”的战略方针，首先与占据陇右的劲敌薛举、薛仁杲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搏斗。
李世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兼并了薛举、薛仁杲的陇右精锐骑兵。
骑兵速度快，灵活性强，杀伤力大，是冷兵器时代最为强大的先进兵种，在战争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李世民深知骑兵之重要，也善用骑兵，在太原镇压农民起义军甄翟儿时就初露锋芒。收编陇右精锐，是李世民军事力量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将骑兵作为主力刻意培养、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咸愿效死”、与关东群雄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正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李世民常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率领骑兵自敌阵背后出其不意地予以反击，在天下群雄中占据明显的优势脱颖而出。
平定陇右，唐王朝有了一块安定的后方与大本营——关中平原；接着又北上太原，进军河东，消灭了乘机“南向以争天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彻底扫除内庭之患；然后，李世民效嬴政、刘邦之举，挟秦汉之威，俯视东下，挺进中原。
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四次重大战役，用了七年时间，出生入死，逐一翦灭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天下群雄，功勋卓著。唐高祖李渊“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而“特降殊礼”，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宏义宫”以示褒奖。
李世民以一名叱咤风云的唐朝开国军事统帅初登历史舞台，他那杰出的军事才华在统一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几乎无往而不胜。据
《资治通鉴》所载，他在总结战略战术经验时曾不无自矜地说道：
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然而，军事并非李世民的最终目的之所在。李世民的真正成功与历代传颂，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靠战争起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战争，不过是他磨炼、锻铸自己的一种方式与过程而已；只有通过战争，他才有可能登上权力的峰巅。
第二章
如果说李世民自李渊登基之始，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争权夺利妄想爬上皇帝宝座，那可真有点冤枉了他。是不断发展的形势、环境与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击，导演了一出唐朝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
如果没有李渊在群雄割据、天下纷争、局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匆匆称帝，也许就不会出现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李渊登基为皇，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某种束缚与制约，个人才能难以充分施展。这才有了李世民在荡平群雄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英姿勃勃的动人身影。他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了无人匹及的军事业绩与政治声望，拥有一支能征善战、效忠个人的强大私人武装及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了
足与李建成为首的太子东宫集团抗衡的秦王府集团。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记载的那样“荒色嗜酒，畋猎无度”，而是有着相当出色的治军与治国才能。太原起兵时，他虽然远在河东没有参与密谋组织，但很快就在李渊的“密召”下以左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参加了建唐斗争，并在合围长安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立为太子后，不便轻出，也就远离冲锋陷阵的战争前线而入住东宫，学习当一名皇帝必备的各种礼仪及驭臣治国之术。论个人功绩，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论才华，两人孰高孰低，实难分伯仲。
也许，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确实没有篡夺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说强大的敌人与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暇顾及，但他在战争中的日益壮大及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却在事实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他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网罗私人亲信；又以设“文学馆”收罗文学士为名，网罗政治人才……就连父亲李渊也对此颇为不满地说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也就难怪身受威胁的太子李建成戒备警惕、枕戈以待了。在这场唐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优势明显倾向于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能与功绩自然爱护有加，但对他那日渐强盛的政治势力却不无担忧，李渊可不想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子相互内讧拼杀。因此，他对李世民怀着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总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至于小弟齐王李元吉，他与李世民并无隔阂，且势力弱小，难以形成独立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势力。但从个人利益与前途出发，李元吉以“一边倒”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明确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奋勇地表示“当为兄刃之”。
一场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斗争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李世民力量虽然强大，但面对父亲、兄长、弟弟的多方联合，不免势单力薄。况且，他的内心深处，也一直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困扰与冲突之中。儒家经过董仲舒的高抬与独尊之后，那一套经义与学说早已积淀在国民的遗传基因之中，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那欲壑难填的人心底里，只要具备实力，机会来临，谁个不想获取皇位？然而，李世民一时间又难以挣脱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父亲是高高在上的开国皇帝，兄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有着儿子与弟弟身份的李世民若是觊觎皇位，哪怕想想都是罪过。当初南征北讨，想着的只是如何打赢战争，荡平群雄。他在不断取得的胜利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实力、威望与
九九藏书资本，“树大招风”，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真的不想危及父兄与他们争权夺利，但是，他能退回到太原起兵之前的那个年轻单纯的李世民吗？即使抽身引退，可他手下的部众——那些既得利益者也不会答应。
那么，就保持现状好啦！可现实与发展也不允许，当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一旦将他视为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后，即使他没有半点行动，也难以立身保命。
李建成曾多次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理由是“谋反”。李渊一因秦王有平定四海之功，二则难舍父子之情，也就未加理睬；利用父亲不成，李建成就以宴请为名，直接在酒菜中下药，或许李世民心存戒备，才中毒不深，没有危及生命；多次下手不成，李建成就私自招募两千骁勇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又从幽州招来三百突厥兵藏在东宫随时应变。一般而言，京城除了皇帝的御林军外，是不容
.99lib.许其他军事力量存在的。李渊虽然知道太子招募部众是为了对付李世民，可他本人的皇位也明显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对李建成大骂一通。李建成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父亲下手，武装夺权。结果事情败露，李建成不得不委曲求全，带十余随从向李渊谢罪。李渊虽然将李建成扣留幕下，但终难改变“立嫡以长”的封建传统，只得下决心出面调解李世民、李建兄弟俩的矛盾。
经过一番斡旋，表面看来，兄弟相煎似有所缓和，但内里却奔腾着更为汹涌的波涛。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唯有通过流血政变方能达到彻底解决。
李世民手下虽有一班得力干将，但他在长安能够直接调动、控制的军队远比李建成、李元吉要少；加之李渊倾向太子，稍有不慎，李世民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他的夺嫡行为又属大逆不道之举，计划一旦泄露，将处于人皆讨之的不利地位。因此，李世民只有计划周密、主动进击、一战而胜，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面对太子李建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谋害与进击，李世民即使没有篡夺之心，也被他逼到了两难选择的尽头——要么束手待毙，要么起而反抗置对手于死地。除此而外，他已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长时间的犹豫与彷徨过后，李世民终于下定了消灭太子李建成的决心，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政变集团。
李世民在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收买了李建成身边的得力干将及把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
如果说李世民以前一直处于“被动挨整”的局面，那么，在他做出夺嫡的决心之后，便时时处处居于事件的主动地位了。过去，他在战场上英姿勃勃叱咤风云；而今，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能左右局势举重若轻。李世民只要抛弃封建伦理观念与道德束缚，将那在战场上曾使强敌闻风丧胆的果敢与谋略施展开来，李建成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禁军指挥部——玄武门这一特殊之地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禁军将领早就被他收买，李
世民亲率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七十余精骑预先埋伏在玄武门内，单等李建成、李元吉“上钩”。
政变的过程与结果读者早已
.99lib.知晓，毋庸笔者在此饶舌。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其亲信顿作鸟兽散，李世民不必为此担忧。但是，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君王之父，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与交代呢？
“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变一旦爆发，李世民也就顾不得父子之情，只有将事情做到底，向父皇夺权，才有可能保住“胜利果实”。因此，伏击李建成、李元吉的战斗刚告一段落，李世民就不失时机地派遣尉迟敬德晋见唐高祖李渊，名为“宿卫”，实则逼宫。尉迟敬德“擐甲持矛”，要求李渊“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无奈，只得书写“手敕”，交出唐王朝军政大权。不久，就正式宣布逊位。如果不是李渊念及李世民的功绩与亲情而对李建成的诬陷与加害时时为他开脱，李世民也许会让自己的父亲遭受李建成、李元吉同样的命运与结局。
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究什么亲情，它撕开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只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以鲜血为代价，残酷无情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便完成了这些高贵而复杂的角色之转换。
李渊退为太上皇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郁郁而终。
唐太宗李世民与推翻不久的前朝隋炀帝杨广比较，这两位封建君王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出于关陇统治集团，同为次子篡夺政权，都曾数次出兵征讨高丽而归于失败，都曾做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隋炀帝占有父妾，唐太宗据有弟媳）……可是，后代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一为稀世暴君人皆骂之，一为天下明主奉为帝王楷模，此为何也？
就在于隋炀帝为亡国之君，而唐太宗却开创了享誉后世的“贞观之治”，为唐朝的博大与恢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第三章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发动政变从父兄手中夺权，第二年改元贞观，这一年号一直用了二十三年之久，直至他生命之终。因此，李世民在贞观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被后世史家称为“贞观之治”。
贞观之初，李世民在政治机构、法制体系、经济措施、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颇有力度的改革，创立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制度和措施：他扩大宰相人数，使得相权有所分散削弱，国家大事先由集体讨论，而后皇帝拍板裁决，这样一来，对独断专权相应有所克服，自然减少了盲目主观等弊端；他认为科举制能够保证官吏的选拔质量，健全、发展了自隋代开始的这一制度，“盛开选举”，向各州县提出扩大贡士人选的要求，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得天下英才尽如彀中；他精简官僚机构，下令“并省官员”及“大加并省”地方州县，裁冗内官四分之三，使其由隋朝时的两千五百八十一人减少到六百四十员，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精简……通过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设与官吏选拔措施，唐王朝的行政效率大加提高，为李世民的统
?９9ｌｉb.
治得以超越前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特征。李世民曾说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他深知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将其置于突出的显著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注意轻徭薄赋；重视劳动力，不夺农时；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设置义仓，存粮备荒；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通过这些措施，广大农村很快就出现了“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的景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受传统哲学思想——整体思维、形象思维、模糊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较少使用过先进而科学的数字化管理，难以见到有关精确的统计数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治世盛世总是“安居乐业，国富民丰”；衰世败世则为“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贞观之治的社会到底如何清明，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
也只能从类似模糊的语汇中感知。关于贞观年间的升平景象，
《贞观政要》有所记载，我们不妨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欺侵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尚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李世民在短短的时期内就使得历经战乱、衰败倾颓的社会出现“风调雨顺，年登丰稔”的大好形势，并一再被后人提及称颂，可以想见其成功之巨。国力的强盛当以生产力与经济的发达为基础，唐代是中
99lib.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强盛的时期，而贞观年间又是唐代的典型盛世，据此，我们可以将贞观年间的生产力与经济视为古代社会最为昌盛的繁华时期。
善于用人与纳谏，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李世民所重用的人才中，有太原起兵时就一直追随左右的功臣高士廉、长孙无忌等，有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将领程咬金、秦叔宝等，有隋朝的旧时官吏封德彝、宇文士及、虞世南等，有进军关中建唐时搜罗的才士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有在统一战争中收编的俘虏尉迟敬德、褚亮、李百药等，还有原属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对手魏征、薛万彻、冯立等
９9ｌib?……只要是真正的有用之才，都被李世民搜罗在自己身边，使得物尽其才，人尽其用。
李世民的虚心纳谏，主要表现在以谏臣魏征为镜，时时观照，闻过必改。对此，他曾概括性地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李世民的主动求谏及开明政策引导下，朝臣们都可直抒己见，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君臣“共相切磋”政事的融融泄泄局面。这样一来，贞观时期的政令也就比较符合实际，超出了历代封建王朝人治传统的一般水准。
贞观之治的突出政绩，还
?9９lｉb.反映在经营边疆，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之上。唐朝草创时期，曾不得不委曲求全而称臣于突厥部落。李世民刚刚夺权，就受到了东突厥的凌厉进攻，连都城长安也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倾府库赂以求和”。为了雪耻，在经过三年时间的励精图治与准备工作之后，李世民派遣六路大军反攻，一举扫平东突厥；他还首创羁縻州制度，将投降的东突厥安置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地区。东突厥曾称霸西北，势力十分强大，唐朝将其剿灭后，“四夷君长”慑于声威，一齐奏请李世民尊号为“天可汗”，成为古代中华各族认可的共同首领，建立了一个“东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十八里”的多民族国家。面对李世民取得的功绩，就连逊位后一直郁郁寡欢的太上皇李渊也不得不承认儿子超过自己：“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庆贺酒宴上，他情不自禁地“弹琵琶”“起舞”，发自内心地说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此后，李世民又经营西域，控制吐谷浑，将高昌纳入大唐版图，与吐蕃和亲。唐代和亲与汉时和亲不同之处在于，唐朝是在势力强盛打败吐蕃进攻之后，在松赞干布的遣使请求下，化干戈为玉帛，将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而汉朝和亲则是军力不及匈奴
时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以女人为“宝物”的“贿赂”之举。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强大时往往能够接受、采取和亲政策；一旦弱小时，就变得格外脆弱而古怪，将自己封闭、局限在狭窄的空间与狭隘的意识中妄自尊大。
李世民的开明伟大、唐朝的恢弘强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态势、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八面来风，吸纳一切异质文明，兼收并蓄。唐太宗时，五品以上的少数民族官员就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政府官员的一半左右。唐时长安，不仅容纳了中华各少数民族，迁入了上万家“胡人”，还居住着波斯、天竺、大食、爪哇、伊朗等各国民众，几乎接受、包容了当时的一切先进文明，说它是一座世界大都市，半点也不夸张。唐以前，外来文化只是通过丝绸之路一点一点地进入融化，而唐朝则是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势，从饮食到服装、娱乐、珍玩、风俗等，大规模地涌进引入，为我所用。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浓酽的“胡风胡气”。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像唐朝那样融入了如此巨大的文化，世界著名汉学家、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将涌入唐朝的“舶来品”分类开列了一个“清单”，达数百种之多。重要的不是这些物品本身，而在于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对大唐社会、文化的深刻作用。李世民出生于胡汉各族相互同化的历史时期，他的先祖就有混血“嫌疑”，有人一再考证确认李氏家族
出自拓跋族之后，唐皇族的多次乱伦之事似也与遗存下来的“胡风”具有某种关联。朱熹就曾说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因此，唐朝社会的繁荣昌盛、文化的卓著优异是不同血统、不同文明相互碰撞、“杂交”的结晶。
第四章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说到底是一种家族统治，且具有四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自从大禹之子启篡夺王位建立夏朝，坏了禅让规矩之后，直到清末的最后一代皇帝溥仪下台，都是家族间的你更我换。隋朝如果没有覆亡，将是杨家的天下。唐朝也是如此，玄武门之变并未改变李氏血统，所不同的是这一家族中的某一幸运个体爬上了权力的宝座。在唐朝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武则天这一不甚和谐的“音符”，将国号改为周。然而，随着她的衰老与死亡，很快就又归复唐朝本体了。这就是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所谓“家天下”“正统”观念。
在所有封建皇帝眼里，个人利益就是家族利益，而家族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那些起义暴动者、兵变反叛者、阴谋政变者之所以觊觎皇位，他们孜孜以求的，首先是个人利益，然后是家族利益，最后才可能装模作样地考虑一下国家利益。
封建皇帝具有九五之尊，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体，
９9ｌｉb?
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也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可以规范束缚。皇帝就是威严、就是神圣、就是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约束，权力必然无限膨胀，目空一切，导致短视、盲目、黑暗、腐败、腐朽。王朝末期，各种社会危机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物极必反，只有彻底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新型王朝，才多少可以出现一点新的转机。时间一长，又是无法遏制的权力膨胀、权力腐败，然后又是狂风骤雨般的暴力革命。
而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模式，一种似曾相识、无休无止的循环过程，并未触动、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老牛拉破车地蹒跚而行。如果不是那些金发碧眼洋人前来叩关，以坚船利炮之威震动国体、以科学民主唤醒民众，也许仍沉浸在封建老大帝国的迷梦中自我陶醉，在一种几千年来循环往复的
九九藏书惯性轨道上悠然滑行。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印度佛教何以在中华大地盛行不衰了，它的主要思想之一——循环论与凝固不变的专制政体两相契合。
唐太宗以其贞观之治奠定了他那坚不可摧的稳固地位，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就是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政体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触动、改变什么国体政体，充其量只考虑过如何巩固、延续自己的家族统治。
这也是
所有中国古代民众的思维盲点！
唐太宗之所以比所有的皇帝英明而被后世称颂，就在于当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构成了实质上的皇权约束。
一是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前朝隋炀帝与玄武门之变。
道德、信义的心理束缚对古代君王与社会治理十分重要。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及时行乐挥霍无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的君王能够造福人民。封建帝王没有严格而实质的外部制约，只有心灵敬畏与自我约束才能多少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李世民曾亲眼目睹一度兴旺的隋朝在杨广的暴政下被农民革命彻底颠覆，对群众的巨大力量感受尤为深刻，充分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将广大民众置于重要地位的一代君王。因为有着与隋炀帝的许多相似之处，唐太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隋炀帝的缺点与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隋炀帝的残暴，就不可能有李氏天下及他的皇位，以此而言，李世民得益于杨广的残暴；同时，杨广又是他心中的一个难以卸下的重负，他不得不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系，时时对照、比较，找出隋炀帝的内在缺陷及个人消极因素，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一来，唐太宗就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对立转化之效，将隋炀帝身上的顽冥劣性变为自己的优秀品格。从某一角度来说，没有隋炀帝的残暴，也就没有唐太宗的英明。
如果说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从杨广从中夺权，那么玄武门之变则是李世民从父兄手中夺权。玄武门之变于李世民来说，既是他爬上权力峰巅的人生辉煌之始，也是一种时刻纠缠着他的歉疚，一场难以摆脱的梦魇。从道德角度而言，李世民必遭天谴，他的政权合法性更值得怀疑。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封建人治，而是法制政权，他就可以通过选举、竞争等和平的手段登上皇位。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封建世袭制从来就不以才德为标准培养、选择接班人。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他除了动点手脚曲意篡改史书记载外，只有刻苦精进，通过将天下治理得超过父兄的显著政绩来说明他是“有道者”而被天下世人“推而为主”，证明他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正宗继承人。父兄是他心头无法抹去的一道阴影，更是他走入阳光、走向辉煌的一种督责与促进。
正因为血腥夺权的方式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最看重史书对他的记载、后世对他的评价。他不可能堵住民众的口舌与背后议论；也不可能彻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基本史实，只是将这一事变解释得圆满一些，有助于自己的“正确”地位；更不可能左右后世对他的评价，只有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树立政绩、创造盛世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认可与赞扬。
李世民除了无形的心灵压力外，还相当开明地自我设置了一种有形的外在束缚。那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改变了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帝王专横霸道之风，虚心采纳臣下意见，将隋炀帝的拒谏改为主动纳谏，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因为有人进谏，皇帝的言行处于臣民的监督之下，骄奢之心受到许多限制；李世民以直谏者为忠臣，以献媚取宠者为佞臣，那些谄媚小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朝廷的风气较为正常；李世民虚心纳谏，可以博采众长，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避免许多错误与损失。
对臣下的进谏，李世民总是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和缓、融洽的氛围，提倡“言者无罪”的信念，打消臣下心中顾虑，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其中进言最多的当属监察御史魏征，大到国家重大决策，小到个人生活琐事，魏征都敢犯颜直谏。李世民也将他视为一面镜子，时时照出自己身上的缺点与错误。魏征也就更加无所隐讳，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间一长，就连身为皇帝的李世民都对他产生了
藏书网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生怕出现什么过失而让他抓住“把柄”。
一次，李世民收拾好行装正要出宫去打猎，适逢魏征进宫奏事，他赶紧停止行动。魏征说：“陛下不是要到南山去打猎吗？外面的卫队都准备好了，怎么又不去了呢？”李世民说：“我正想去，又怕你说我游幸无度，就临时取消了这一计划。”
还有一次，李世民弄到了一只美丽的鹞鹰，喜欢得不行，正拿在手中把玩，远远地看见魏征走了过来。他害怕魏征知道了说他玩物丧志，就往怀中一塞，藏了起来。魏征是前来奏事的，他当然也看见了皇上正在玩鸟。既然皇上不想让他知道，他也不便挑明。李世民一边听他奏事，一边担心怀中的鸟儿，也就应酬着嗯嗯啊啊点头不已。魏征将要事奏完，还待在那儿一个劲地有事无事说个不休。时间一长，那只
鸟儿竟在李世民怀中给闷死了。
由此可见，李世民的纳谏并非象征性地装点门面，而是真正达到了从善如流的程度。翻开
《贞观政要》，君臣间几乎每天都在研究、探讨“治道”。如果李世民不广开言路主动纳谏，也就不会高明到哪儿去，在一长串历代帝王名单中，不过十分平庸而普通的一
位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只有受到制约，才不会恶性膨胀，才能达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最佳效果。这是李世民的成功“宝典”，可惜并没有被后代帝王视为经验推广，更不用说发扬光大了。就连他本人，也没有上升到理性高度写入晚年为太子所著的总结自己全部统治经验的《帝范》一书。
第五章
封建帝王通过严严实实的政权网络，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而冥冥之中，又有一重“宿命”的恢恢巨网、一双无形的巨大“魔掌”凌驾于封建帝王之上。
这一巨网与“魔掌”就是封建政体。
几千年来，它就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高高凌驾于每一中国民众头顶，谁也别想逃脱它的阴影笼罩与异化阉割，全是这一制度的牺牲品。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者，也难以逃脱此劫。
世间最为变幻莫测者当数人心，人心总是随着时间、环境的推移不断变化更改。所谓的道德、良心、仁义也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只能依凭个人的自觉努力与自我规范才能走向善良与美好。不仅外在的环境、事物可以改变它们，就是内心深处，也有两个对立互异的自我——人性与兽性在长期进行着不断的厮杀搏斗。如果兽性占据上风，那些道德、良心、仁义将如云烟转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
因此，内心的自我束缚对大权在握的帝王来说，显得非常玄乎而缥缈。人们除了虔诚地祈求明主的恩惠雨露外，根本无法控制帝王的失态与疯狂。
唐太宗不是神，他也是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肉体
之人。他的内心，同样有着两种力量的搏斗与较量。所不同的是，他总能让心中的人性、良心、信义占据上风。
然而，时间一长，那
?99lｉb?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紧张弓弦必然有所松懈，魔鬼就会乘虚而入；加之经常陶醉在贞观初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免不了骄傲自满，忘乎所以。人，一旦不能冷静地、客观地面对自我，就会做出许多失去理智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唐太宗一生中最值得称道就是他所开导的纳谏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却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不断“变味”，经历了一番过渡与转变——由“导人使言”到“悦而从谏”，一变为“勉强受谏”，再变为“意终难平”。
就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而言，也并不是后人描写、形容的那么密切融洽。魏征原为李建成的东宫“智囊团”主要人物，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严厉责问他
藏书网：“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慷慨自如地答道：“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认为他是一个难得人才不忍加害，也为了安抚山东政治集团，稳固刚刚夺取的政权，就跟他封了一个詹事主簿的七品小官，具有谏议大夫的地位。
从此，魏征成为李世民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并日益受到他的赏识与倚重。而魏征作为一名昔日敌手，也只有通过进谏这一独特的方式向唐太宗表示自己的忠诚。
不论谁人，都喜欢听一些恭维自己的话语，对批评与指责总是不那么高兴。这是整个人类无可更移的内在本性与痼疾，并非某一个体的弱点。进谏就是对李世民的约束，而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说得多了，说得过了头，免不了会惹得李世民内心不悦。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在一次罢朝后回到内宫，不禁怒气冲冲地说道：“魏征这个田舍翁，老是挑刺，我哪天一定找个机会将他杀了！”长孙皇后闻言，忙在一旁劝道：“常言说得好，君王英明，臣下正直。现在魏征刚直，是因为陛下英明的缘故呵！”一番巧妙的劝说才使得魏征免除了一场杀身之祸。
慢慢地，魏征也感到了李世民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想从政治的漩涡中心抽身引退，以
.９９ｌｉｂ.
“目疾”为由，多次请求罢相免官。“太宗难违之，乃拜征特进，仍知门下事。”此后，他便以一名散官身份参予朝政。
魏征自然清楚人性深处那根深蒂固的弱点，他的进谏，主要是凭着自己的独具慧眼与忠诚正直。尽管如此，也不得不如打擦边球似的心存侥幸、如踩钢丝绳似的小心翼翼。谏臣只能通过语言约束皇帝，而皇帝却握有谏官的生死大权。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元月二十三日，魏征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落了个善终。死前，唐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许给魏征之子魏叔玉为妻，得到了一个大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李世民更是思念不已，还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缅怀诗：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然而，就在魏征死后仅只三个月时，就因一桩被人揭发的谋反案牵涉其中。李世民对这面“镜子”顿时产生了怀疑，联想到他生前的多次直言犯上，潜意识里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莫名怒火，不仅“手停婚诏”，公主不再嫁往魏家，还砸毁了他亲手撰写的魏征墓碑。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幸其事发觉于征已死之后，否则必与张亮、侯君集同受诛戮，停婚仆碑犹是薄惩也。”
谏官魏征如果不是早死三个月，谁也不能担保他能寿终正寝。
没有权力制约权力，仅以诤谏的方式约束统治者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恶”，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魏征一死，唐太宗更是听不进逆耳之言了，他的思想、行为都开始退坡下滑。不再以民生为重，骄傲自满，好大喜功；生活上也抛弃了过去的节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最为严重的，是他步隋炀帝之后尘，劳师远征进攻高丽，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
中国的皇帝大都是一些半截子英雄，这是封建政体决定了一种“宿命”。有唐一代，要数唐玄宗李隆基最为突出，前半世改革弊政，出现了开元中兴的大好局面；后半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使得整个唐朝也开始由盛到衰。李世民虽然没有李隆基那么严重，但也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
隋炀帝三伐高丽损失惨重，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吸取前朝教训，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友好往来，他们都向唐朝纳贡。三国相互间虽不断征伐，但唐太宗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轻易介入朝鲜内争，只是派遣使节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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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九月，新罗使臣向李世民报告：百济与高丽联合，切断了新罗与大唐间的贸易通道。李世民派员调解、警告不成，为使小小蛮国知道大唐天子之威，断然下诏亲征高丽。
战争之初，唐军攻克了不少城池，却受阻于安市城下，损失惨重，“六旬不能克”。冬天一到，天寒地冷，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无功而返。
几乎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李世民却在晚年“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通过一次败仗来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不亦悲夫！
只有这时，他才想起了魏征，不禁悔恨地说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马上恢复了魏征的名誉，并为他重立墓碑。
其实，房玄龄死前曾为此上过一份遗表，大意是说朝鲜内乱不干唐朝之事，如果劳师动众，只能是内为亡国之主隋炀帝报仇，外为新罗小国雪恨，可谓师出无名，即使取胜，也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然而，唐太宗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没有强制约束，此时的进谏已成一纸空文，只有帝王那不可捉摸的个人好恶与感情倾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太宗的半截子英雄，东征高丽失误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而贞观之治后期也远不如前期，马周上疏称贞观后期“供官徭役，道路相继，（百姓）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略无休时。”
李世民一生最大的挫折，一是东征高丽失利，二是失去亲子之痛。
玄武门之变对唐代的影响甚为深远，最突出者当数武则天，她深得其中三昧，将其视为享用不尽的“财富”娴熟地玩弄于自己的亲子身上。而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李世民的几个亲生儿子。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皇位继承权，将玄武门之变几乎重演了一遍。玄武门之变一直是李世民心中深深的隐痛，他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效法，采取了坚决镇压的严厉措施，将李承乾与李泰两人全部废弃，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然而，却留下了失子之痛这一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李世民追求长生不死，大量服用所谓的仙丹，结果导致非正常死亡；他不断修建、扩大陵园，遗命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纸墨如新”的《兰序亭帖》殉葬墓中，使得后人至今无从目睹名贵的“国宝”……这些，都对后来的帝王开了不好的先例。
若从本质而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其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大唐江山。他为此殚精竭虑，几乎耗费了自己所有心血。就连临死前，也在为儿子李治坐稳龙椅而玩弄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四月，也就是他临死前十天，李世民突然将具有宰相身份的李勣贬到远离长安一千三百四十里的叠州去当都督。然后，他对李治说：“汝于李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李治执政后，听从父言，马上召回李责，“册拜尚书左仆射”，后来果真成了他的心腹大臣，为他效尽死力。
封建专制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人治。人心叵测，相应地，人治也就打上了变幻莫测的色彩。唐太
.99lib.宗曾说过：“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每位皇帝都要求臣下尽忠于自己。因此，封建社会常常出现“人在政举，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普遍现象。皇帝根据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政策没有延续性与稳定性，“法治”的严肃性及法律的程序化于封建社会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封建盛世往往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中华民众，更多的时候是生于庸世苟且偷安、陷于战乱猪狗不如。
就表面现象而言，每一皇帝执政时都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享尽了天下的权势、威严、金钱、美女、荣誉。然而，这一看似令人羡慕的挥霍往往都是虚幻的云烟，谁也不能担保皇帝能够永享富贵。没有完善的保障体制，今日在台上作威作福，也许明天就是阶下囚、刀下鬼。封建帝王之中，就有三分之一死于非命。不仅如此，帝王的浮华还要以后代的生命与鲜血为代价。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大规模的血腥战争与残酷屠杀，而首当其冲地就是皇族子弟。每一皇族后代的生命断裂都是在为自己的先祖赎罪，那一颗颗屈死的冤魂当于阴间向他们的先祖大声哭诉、斥骂乃至殴扑。与此同时，前朝经过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也大多毁于战乱之中。历史，就这样在一种循环往复的怪圈中自我挣扎。
限制皇帝的权力，推行严厉的法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封建君主对自己家族的一种变相保护与坚强捍卫。如果有一种人人可以竞争、充分施展才能的良好政体，并用制度加以确定、保证，人们就犯不着用暴力摧毁前朝的腐朽统治，也就没有了几千年文明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必不可少的血腥屠杀。封建帝王如果真正出于家族利益的话，早就应该换一种统治方式了。而古代所有帝王们，恐怕没有任何一人想到这一点，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莫大悲哀。
第六章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法治，恐怕有人会提出异议：战国时的法家治理不就是法治吗？以法律规范民众不是像一根红线一样一直贯串于整个中国的古代历史之中吗？
然而，本文所指的法治，并非法家治理，也非封建专制的法律管理，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
正如封建专制的特征是人治，民主宪政的特征则是法治。在此，我们有必要将法家治理、封建法律管理与现代的民主法治进行一番比较。
法家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封建集权基础之上，他们主张国君“独断”。《商君书·修权》篇中就明确指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从君权独断论出发，发展到后来，法家们甚至主张国君要专杀大臣。《韩非子·外储说》就提倡对具有不同意见的谏臣，“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而且应“忍痛”诛杀。谏臣可杀，则何人不可杀？正是一代代法家的共同努力，他们将封建专制集权
.9９ｌib?推到了顶峰与极致。由于法家治国推行严刑峻法容易引起报复，更由于他们“鼓励”国君随便杀人，因此，法家大臣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个到头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严格说来，法家学说属战时体制理论；一旦国家统一，统治者大都采用儒学治国。自秦朝覆亡，西汉独尊儒术，传统法治虽然一息尚存，但已没有多大的“市场”。“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全国只允许一个声音，计划经济过于集中，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压抑打击等等，实质上就是法家战时体制专制统治的一种回光返照。
中国古代社会当然也有不同于法家治理的传统法治。这一法治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华法系，它于秦朝开始形成；在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今存《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尔后继续发展，至20世纪初逐渐解体，但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为：
一、
?９９ｌib?皇帝超出于法律之上。
皇帝集国家一切大权于一身，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和执法者。历代封建王朝有治吏、治民之法，却没有治君之法。所有法律的解释权、审批权、执行权都在帝王手中。皇帝可一言定法，也可一言废法，其诏、令、敕、谕等同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法律不平等。
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自古皆然。此外，法律的弹性相当之大，各人的身份不同，犯同样的法，处罚也各各有别。对待贵族官僚，更是赋予种种豁免特权。
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
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德主刑辅”，“出礼入刑”便是封建法律的一大特点。董仲舒更是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以《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将儒家经典置于法律之上。传统法律只涉及行政、刑事等公共事务，而民事方面则受传统礼教风俗控制，没有关于家庭、贸易的私法与民法。宋朝以后，家族法规、乡规民约也成为国家法律的一种补充。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
.９９ｌｉb?t>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
四、行政司法合一。中央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只是皇帝的附庸；地方司法机关则由行政机关兼理，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最高司法官，他们全都隶属一人——封建帝王。
而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核心内容与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严格实行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相联系，在本质上反映社会公众的意志而非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意志，它是一切社会生活及公共权力的基础。法律就是“上帝”，就是神意。它凌驾于一切之上，所有权力包括国家权力都置于法律的范围之内，即使国王、总统、首相，都得受其制约，必须遵法守法，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没有谁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也没有谁拥有任何特权逃脱或减轻法律的裁决。其内部机制的重要特点就是法官终身任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力量干预、左右与影响；为确立司法公正与司法信任，司法机关在法律上享有绝对权威，而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了法律约束，最终都要接受司法机关的检验。
由此可见，中华法系历史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
所谓人治，就是“为政在人”，主要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才识及人格感召力，人凌驾于法之上，没有“人”这一先决条件，“法”就失去效用无从谈起；使其政治理性化的唯一方式就是统治者个人的良心发现与自我约束，其统治方式以暴力强权为主、道德教化为辅。这种政治方式注定了政策的不连贯性及政权的不稳定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动荡的根源之所在。
异化，是人治政体下不可避免的一大特征。人治模式中的官员是人民的统治者、支配者，具有管理、教化人民的职能。他们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逐渐集名、利、权于一身，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尊贵特权。官职成了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杖”，拥有官职就意味着拥有一切。于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贱民贵的社会群体心理——“官本位”就这样形成了。官本位突出官权，贬低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本末倒置，官位就这样慢慢地异化了；而那些拥有官职者“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自我膨胀，对上则奴，对下则主，没有人格的平等，被权力阉割，完全失去了“人味”。因此，人治模式下的人，都已异化得不成人样，难以找到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大写的人！
人治模式下，必须形成任人唯亲、虚伪谄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循守旧、朋党之争、庸官当道、外戚专权、宦官为祸等诸多恶习与弊端。
与人治关系最密的，就是令封建皇帝最为头疼的贪污腐败现象。历代都有严厉惩治贪官的法律，朱元璋更是将那些被判死刑的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设有的“皮场庙”去剥皮，并将剥下的皮填充稻草、石灰等物，然后挂在衙门的公座旁以儆效尤。可贪官们总是“前仆后继”、屡禁不止，一个比一个更贪。根源就在于人治下的封建法律本身的缺陷——人民没有法权。官场属“黑箱”操作，政治不透明，只有自上而下的直线制约，没有自下而上的普遍监督。民众除了叹息、旁观、祈祷而外，对贪官无可奈何，也就难怪清官意识在广大民间上升为某种类似宗教的虔诚崇拜了。
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传统。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个体生产与经营活动。这种经济的长期延续，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铁器始终是农村主要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人为地制造了一些适合小农生存的条件，如重农抑商政策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被固定在一块土地上相互隔绝，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也就没有必要建立民法、商法等法律体系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行为准则。也就是说，社会性的法治缺乏诞生的土壤与条件。
而西方社会的民主法治一开始就与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紧密相连。以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而言，由于希腊半岛依山傍海，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受到限制，经济主要依靠向海外殖民和从事商业活动来维持。商品经济打乱了原来的血缘氏族制度，各个不同氏族混居杂处，社会成员间只有通过共同协商才能决定当地的事务。慢慢地，便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又相互制衡、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机制，这就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早期雏形。
从上我们可以寻到中西两种法律的不同起源。
中国法律是“圣人”或国家主观设计制定的，它自上而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治民之具”，统治者希望人民不懂法、远离法，而由他们为民做主，其目的是安排社会成员间的身份地位，然后各归其位、安分守己地生活；而西方是由社会成员在彼此的交往中由个人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具有公约的性质，它有一个民众认同的天然保护层，其任务在于确定社会成员间的平等权力义务关系，保障规则之下的个人自由。
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也就没有以商品经济为内容的民法。正是民法，充分体现了法治的价值，其中的人权、所有权、平等权是现代公民权的原型；民法中的社会契约观念、平等自由精神、个人主权意识正是宪政法治的社会文化源泉与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传统所决定的社会土壤，难以自发地诞生现代宪政法治。即以哲九九藏书学思想而言，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才具有一点真正的的民主意识。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秦以后的法律都是“一家之法”、“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于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而此前历史上所有思想家的认识，都没有超出封建人治的基本范畴。
哪怕鸦片战争后的列强入侵，虽然对中国封建国家主权有所打击、削弱，但并没有对内部的专制政体构成冲击与破坏。
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引来西方“火种”，追求民主、科学、自由，即使他们，民主也非政治变革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富国强兵、反帝救亡的手段。此后，救亡的呼声便一直压倒、掩盖了民主的启蒙，直到公元1949年全国解放。
而“文革”时期，文化虚无主义又使得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民主与法制建设摧毁得荡然无存。
直到今天，痛定思痛之际，我们才对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施政原则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作为一种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加以借鉴。
外来的民主宪政、法治建设能否嫁接移植，茁壮地长成一颗参天大树？
民主政体固然不是尽善尽美，也不是最好的理想政体，然而，它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体制。９9ｌｉｂ.
人治，必将被现代文明与民主法治所抛弃。
其实，当唐太宗将封建人治推至顶峰后，后人们在无法企及的失落与衰败中早该认真反思，换一种“活法”了。
尽管如此，唐朝仍是中国人心中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一片灿烂的文明梦景。当中华民族的民主法治走上正轨，封建人治作为一种永远不再的历史遗迹后，我们再来回望唐太宗所开创的传统人治与封建盛世之巅，感受唐朝的博大、强盛与阳刚，或许会从另一角度获得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启迪感悟，获得一种永恒而神圣的朗朗光照与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
第一章
当大唐盛世的最后一抹余晖于公元906年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无数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后代史官在叙述这一战乱频仍的黑暗时代时，总是无法保持惯有的客观冷静态度，笔墨间往往饱含着一股强烈的愤激之情。相比于大唐的繁华、强盛、富裕与博大，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衰微与混乱仿佛使人感到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悠悠古国已经进入了它的末世。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唐以后，中华文明虽然有过多次复兴，然而大唐盛世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和标高，人们只有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才能领略当年黄金时代的灿烂。
尽管辉煌难再，但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大一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黎民百姓在战乱的夹缝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着，总是满怀希望地渴望天下明主早日诞生，期盼中华民族再度统一，憧憬朗朗乾坤重现人世。
就在人们焦灼难耐的强烈期盼中，“明主”犹如难产的婴儿终于呱呱坠地，真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位明主不是别人，就是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一群即将远征的军人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群起鼓噪，于一片喧嚣地闹嚷中将一件黄袍披在时任检校太尉、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身上。于是乎，一位开国君主与封建王朝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年仅三十四岁的赵匡胤抚摸着披在身上鲜艳而高贵的黄龙袍，昨天还在为立足与发展而奔波祈祷的他没想到眨眼间就变成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天子，一切恍惚如在梦中。这一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面对群臣的磕首跪拜，他一时还无法适应，难以端足皇帝的威严与架子……
赵匡胤于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三月十六日出生于洛阳城内的一个官宦世家，先祖曾为唐朝政府官员，父亲赵敬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出色将领。赵匡胤从小聪颖过人，无论什么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可就是受不得半点束缚，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意奔驰。家人曾送他到学馆念书，但他对读书习文兴趣不大，分裂割据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唯有武夫才能称王称霸；就他本人家世而言，所谓的官宦世家，先祖们做的也都是一些武官。于是，他将练功习武、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父亲给他取名匡胤，就有扶救后世之意。因此，儿时的赵匡胤嘴里虽然装模作样地念着诗云子曰，而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却早就“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而射之”了。
随着局势的动荡不安，赵匡胤十二岁那年，举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虽然政权走马灯似的更迭，时局变幻不定，但有家庭的卵翼与庇护，赵匡胤完全可以像其他官宦子弟那样过一种无忧无虑的闲适生活。可对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赵匡胤来说，平静的生活只能使他感到乏味与惘然。他的内心深处，时常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向往外面那征战杀伐的刺激与硝烟。于是，二十一岁那年，赵匡胤怀着满腔热血、一身武艺毅然决然地告别爱妻，离开家庭，开始了孤零困苦的闯荡生涯。
他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些什么，犹如一棵浮萍漂泊不定。他以惊人的活力与速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孤独的身影频频出现在陕西、甘肃、湖北、河南等地，吃透了苦头，遭尽了磨难。尽管如此，他没有半点后悔，如果长期待在家中，除了安逸、平淡，将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希望在于寻找，命运在于把握，赵匡胤依凭自己的感觉，义无反顾地朝着冥冥之中的幸运之神走去。为了鼓励自己，他还写过一首以日为题、毫无文采但气势磋磅礴的明志诗：
欲出未出光辣达，
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
赶却流星赶却月。
正是在这种远大志向的激发下，赵匡胤才能百折不回、毫不气馁地继续向前，顽强寻找。
乾佑二年（公元949年），一直在苦苦漂泊寻找的赵匡胤听说后汉重臣郭威正在招兵买马，他急忙赶来投奔。至此，赵匡胤才得以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郭威出身贫寒，却能于卑微中脱颖而出，被委任为顾命大臣，拜为枢密使加检校太尉，后又发动澶州兵变，在部下的拥戴下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后周政权。除了混乱的世事为他提供难得的机遇与土壤外，更与他那出类拔萃的卓越才能、笼络人心的高明手段及纵横捭阖的政治谋略密不可分。
赵匡胤初投郭威，既无人引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见面礼”，只能从一个普通士卒干起，连名小小军官都没当上。然而，只要是真金，就总会闪光耀目。善于识别人才的郭威发现赵匡胤乃官宦子弟，既有文才，又通武略且作战勇敢，很快就将他提拔为东西班行首。东西班是直接护卫皇帝的禁卫武装，行首即小队长。官职不大，但经常跟随在皇帝身边，地位相当重要，只要勤于职守、忠心耿耿，就能得到皇帝的重用，从而占据要津。赵匡胤更是珍惜这一难得的职位，将它视为实现自己远大志向的一个有利契机。而郭威对聪颖过人、才华出众的赵匡胤也十分赏识，不久就委以重任，破格提拔为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兴顺副指挥使。此后，赵匡胤又被任命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殿前都虞侯、定国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节度使等要职，真可谓一路飙升，青云直上。
在赵匡胤的一生中，周太祖郭威对他影响最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当赵匡胤作为一个普通士卒进入郭威帐下，或是以行首的身份追随在他的左右时，无不把他视为自己心中的楷模。赵匡胤在郭威身上学到了许多在别处无法学到的东西，小到为人处事，大至治国安民，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启发；特别是郭威时时处处笼络人心建立威望，更是被赵匡胤学得维妙维肖；而赵匡胤后来策划的陈桥兵变，无疑就是郭威澶州兵变的翻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赵匡胤没有投奔郭威，如果郭威没有收留他、赏识他、重用他，如果没有郭威作为赵匡胤的先导楷模，那么，就不可能有“宋太祖”的问世，而中国的历史，也就极有可能走上一条有别于宋朝而难以预测的新路。
郭威病故，义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如同执事周太祖一般，赵匡胤仍忠诚地追随新主。柴荣胸怀大略精明强干，一心想平定天下，被后代史家称为五代十国分裂时代唯一的英明君主。刚一继位，他就着手统一全国的艰难大业，反击后汉，攻打后蜀，征伐南唐，拓展了大片版图，一时间声威大震。然而，周世宗却在北上伐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时不幸患病，三十九岁即撒手人寰，将一个虽然颇有几分气象但四面皆敌的后周政权留给了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
此前，民间就一直流行着“点检为天子”的传言；在伐辽途中，周世宗审阅奏章时，不知怎么就在“文件袋”里突然冒出一块来路不明的小木版，上面赫然写着“点检做天子”五个大字。一直疑惑不安的周世宗不得不有所顾忌了。点检，就是殿前都点检，为禁军最高指挥官。禁军，本是保卫京城和皇帝的安全部队，周世宗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力量，吸取唐朝的灭亡教训，削弱藩镇力量，扩大禁军，将它改造成一支强大的直属中央的战斗部队。这样一来，地方将领就难以对中央政权构成事实上的威胁了，而周世宗南征北伐依靠的正是禁军这一主力与核心部队。当时担任点检的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而周世宗柴荣也不过是郭威的义子和内侄，论关系，张永德与郭威更为亲近。如此一来，周世宗对张永德就不得不心存戒备了。为防意外，他立即果断地做了安排，免去张永德的都点检之职。那么，让谁担任这一要职呢？在周世宗眼里，最为合格的人选就是赵匡胤。赵匡胤对他不仅言听计从，指向哪里奔向哪里，还能为奉行君法而大义灭亲。那一年，赵匡胤率兵进驻滁州，时任马前都指挥使的父亲赵弘殷也领兵于半夜时分来到滁州城下传呼开门。听说父亲来到，赵匡胤自然不敢怠慢，急忙登上城楼问候，然而，却不让父亲立即进城，他说：“按照规定，夜半不准开门，我不能因为您是我的父亲而违反王法。”当时，他父亲正染病在身，没有办法，也只好带病坚持等到天亮。没想到赵弘殷却由此而一病不起，不久就命归黄泉了。赵匡胤为了王法能一至如此，这样
.99lib.的人若不可靠还有谁信得过呢？于是，周世宗毫不犹豫地将都点检一职转授给了赵匡胤。于是，赵匡胤一步登天，立时手握军政要职，成为后周最有实权的重臣。
历史，总是不断地眷顾那些幸运儿；机遇，又一次出现在赵匡胤面前。如果说此前他的心中仅只有过一些朦胧的远大志向，那么现在，可就水落石出逐渐清晰明朗了——他不仅要做威震一方的大臣，更要成为执掌天下的皇帝！天下一统，乾坤朗朗，人们各归其位，倒也能够安分守己；而一旦天下混乱，稍有本事的就会不安分起来，那些实权派更是如此，正所谓“将士强了就想驱除主帅，主帅强了就想背叛皇帝”。五代十国更是一个军人称雄的时代，谁拥有强大的军队，谁就可以占领一块地盘尝尝皇帝的滋味。而他们手下的将领，只要羽翼丰满，也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推翻旧主改朝换代。弱肉强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谁也不会怀疑
皇位的正统、抨击道德的堕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使怀疑、抨击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赵匡胤虽然早年胸怀大志，一心想着能够出人头地，干成一番大业，但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何敢奢望？距离太大了只要想想恐怕就会脑袋发晕呢。而现在则不同了，握有后周军政大权的他离君王之位只有半步之遥了——在臣民眼里，他比那刚刚继位，年仅七岁的恭帝不知要威风多少倍呢！
世间不是流行过“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么？现在的点检是谁？赵匡胤！那么，就让这一传言尽快变为现实吧！
赵匡胤选择周恭帝元年（公元960年）大年初一这一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极富象征意义的日子开始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一出夺权活剧。
新年伊始，人们正陶醉在浓酽的节日氛围之中，没想到突然间接到紧急军情报告
9９ｌｉb?：契丹辽在后汉的配合下正大举入侵后周！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慌乱，而最有资格领兵御敌就是赵匡胤。于是，赵匡胤先派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先锋于初二开拔，然后亲率大军于正月初三浩浩荡荡出征御敌。大军走了一整天，仅只行了四十来里路程，在一个当时既不热闹又无名气的小镇陈桥驿安营扎寨。赵匡胤晚餐时喝了几杯酒，就安心安逸地睡觉去了。具体事情，自有手下人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场艺术与政治传统。
天快亮时，一群手执兵仗的军士在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及赵匡胤亲信、书记官赵普的指挥下，高声叫嚷着突然闯入驿站：“众兵无主，奉太尉称帝。”赵匡胤睡意地披衣起床，似乎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立时就有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紧接着便是一干人众齐崭崭地跪拜在他的脚下山呼万岁。赵匡胤当然是推辞不受，众人自然是不肯依允。如此再三，赵匡胤只得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你们贪恋富贵，拥我为天子，唉，真是没有办法。罢罢罢，我就只好依从你们了。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们须得听从我的命令，不然的话，我是万万不当这天子的。”众人自然表示无条件听从命令。天子一言九鼎，谁敢不从？赵匡胤不过是想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罢了。
拥立活剧刚一结束，那入侵后周的契丹与后汉军队就“不战自退”，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出征大军开始班师返京、打道回府。回师的速度远比出征要快，刚过正午大军就已返回汴京。京城早在赵匡胤亲信、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等人的控制之下，除了内宫卫队将领、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不知天高地厚准备反抗被杀外，一切都显得波澜不兴。
进入皇宫，赵匡胤先是对宝座上的小皇帝象征性地磕了一个头以示尊重，然后，站在一旁的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掏出一份禅位诏书，朗朗有声地宣读起来。诏书读毕，赵匡胤面北拜受，他与小皇帝仅在短暂的一瞬间就发生了位移——赵匡胤俨乎其然地坐上皇位，小皇帝柴宗训跪在他的脚下被封为郑王。然后是百官跪拜，山呼万岁。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所镇归德军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春秋时为宋国封地，所以立国号为宋。从天亮时黄袍加身，到黄昏时禅让结束，周、宋易代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它们之间的“交接班”过程。
本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兵变，仅杀韩通一人、在短短的一天里就大获成功，真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大手笔”，比他的老师周太祖郭威发动的澶州兵变做得可要周密严谨、娴熟自如多了。因此，后人每每提及中国历史上“黄袍加身”的故事，似乎也就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个人“专利”。
第二章
陈桥兵变的成功，仅只意味着赵匡胤的皇业成功了一半。他还有两件既重要又棘手的事情要做：一是巩固政权，二是统一天下。
自从朱温于公元907年灭唐建梁以来，在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原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因为这些名称以前都曾用过，按习惯便在这些朝代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与此同时，南方也曾先后建立过南唐等九个王朝，加上西北部的北汉
.99ｌib.，共是十个，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五代十国”。若以平均值计算，每三年多就有一次政权的更迭在中华大地发生，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一个特殊时期。于五代十国政权的兴衰变化，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像在铁炉上面烤烧饼，总是翻来覆去地烤个不停没完没了。
宋代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后周统治，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自古以来得天下者没有像赵匡胤这么容易的。在那政权如走马灯般变换不休的时代，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建立在后周基础之上的宋王朝会延续三百多年之久。一切的一切，当然都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密切相关。
宋朝建立之初，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领土，地盘仅仅局限于中原核心地带。它的周围，还存在着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后汉、契丹辽等多个或强大、或弱小的封建割据政权。赵匡胤刚刚穿上黄袍、登上皇位之时，政权的首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内部隐患，新生王朝将随时面临着重蹈后周覆辙的兵变危险。
当他御驾亲征，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等公开反对势力后，就开始考虑内部的长治久安了。赵匡胤最为宠信的军政参谋赵普分析说：“天下战乱不息的根本原因是方镇地位太重，君主权势微弱。要想整治，只须削夺臣下的权力，限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变得安宁起来。”
赵普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之所以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其根源就在于藩镇割据。对此，赵匡胤本人的感受、体会最为深刻，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就是沾了藩镇权重的“光”。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就是那些在自己脚下俯首磕拜的大臣，又有多少心悦诚服者呢？并且，他手下的那些诸镇节度使们照样手握重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上演一出类似的兵变，或是干脆亮出旗号武装夺权。他所发动的陈桥兵变，直接榜样无疑便是郭威；但在郭威之前，还有过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李从珂的“成功范例”；包括他的这次所谓拥戴性的兵变，类似的在历史上已重演过四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应将这种武将兵变在他手中成为“绝版”才是，不能让它们再次上演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宋朝的开国史上就赫然写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赵匡胤在一次专设的酒宴中以皇帝身份与那些握有重兵的大臣们“摊牌”
99lib?：以金钱、豪宅、良田等优厚的经济条件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众将即使不愿，也不敢对抗；况且，能在皇帝的保护下不担风险、不必操心地享受人生，也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个赶紧上书，要求解除军职。一场权钱交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顺利地完成了，赵匡胤以他的委婉、圆滑等谋略手段把当时最强大也是最容易发生动乱的禁军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再也不必为难以预料的军事政变而忧心忡忡了。而宋朝在此后的三百多年统治中，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黄袍加身”的兵变，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确曾起到了“一劳永逸”之效。
赵匡胤坐稳
99ｌiｂ?了龙椅，这时，他的目光开始鹰隼般地环顾四周，威严地抖抖身上的黄袍，发出了南征北讨的命令。他采取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南并荆湖，西吞后蜀，远征南汉，降服南唐，收归吴越。
然而，就在统一大业进入关键时刻的公元976年，正值壮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却突然暴卒而亡。
其时，赵匡胤正在指挥征伐北汉的战役。临死前夕，还在紧张地处理一应公务，并未出现什么身体不适的迹象。各路捷报频频传入宫中，多年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眼看有望，他自然高兴得不行，显得精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这天夜晚，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将时任晋王的皇弟赵光义召入宫中，然后支开众人，兄弟两人举杯开怀，尽情畅饮。渐渐地，酒量不大的赵光义就有点难以招架了，一再起立表示不能再饮。可赵匡胤不依，不断地将他按下继续对饮。
饮至夜半，赵匡胤拿着一把斧头走到室外斫雪，想看雪已下了多厚，他一边斫着一边大
声叫道：“好自为之，好自为之！”然后就进屋睡了。早已喝得乱醉如泥的皇弟赵光义当晚自然也睡在了宫中。将近五更，突然传出消息，太祖驾崩。
第二天，赵光义就在兄长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
兄弟两人饮酒时，守候在外面的人只是远远地看见屏风之上，烛光摇曳人影散乱，赵光义不胜酒力不时离席，赵匡胤又不断地将他按回原位，兄弟间难以分晓的“你推我让
藏书网”自然也可理解为两人之间的纠缠、矛盾甚或打斗；而赵匡胤的斫雪行为及那把斧头更是染上了神秘恐怖的暴力色彩；皇位一般由儿子继续，这回却是兄死弟及，后来更是弄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自己暴死不说，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甚至认为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谋杀了兄长，篡夺了皇位。
赵匡胤之死不仅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千古之谜，更留下了统一大业未竟的遗憾：北汉、辽仍在北面虎视眈眈地与宋对峙。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很快就收复了后汉，但契丹辽却成为宋朝最大的劲敌
99lib?与死敌，那凌厉而强劲的铁蹄常使得宋代在它的蹂躏下艰难挣扎，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第三章
宋太宗赵光义在消灭北汉——“十国”中的最后一国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重归一统，有宋一代的版图就基本上奠定下来了。然而，还有西南的大理、吐蕃，西北的高昌、党项，北方的契丹辽均在宋朝版图之外，它不仅没有汉唐的辽阔，就连秦、晋时期的规模也未能恢复。宋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原统治集团，在赵光义收复北汉后其领土即达至顶点，此后便在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蚕食中日渐萎缩，南宋时更是沦落为一个地方性政府或割据政权。
国家的强盛与领土的辽阔常构成一种正比例关系，宋朝的积弱与版图的不断缩小息息相关。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牛，就更不用说出现汉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了。每当我们回望这一时时讲和、处处挨打却又延续了三百多的腐朽王朝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压抑与悲愤。只要能够，我总是匆匆跳过这段令人丧气而难堪的历史。
追本溯源，宋朝的祸根早在后唐就已种下。
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取得辽国的支持建立后唐政权，竟将河北、山西一带的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契丹贵族，恬不知耻地做起了儿皇帝。契丹辽王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的文表中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一样；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父亲一般……愿我们永远结为父子之邦。”儿子石敬瑭时年四十五岁，而父亲耶律德光却只有三十五岁，这样的父子关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奇观，进入“吉尼斯大全”了。为了表示孝意，石敬瑭每年必献帛三十万匹，还经常派遣使者奉送金银珍宝及各种饮食。他的无耻就连阅读史书的后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也不知他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畸变心态。看来中国的“汉奸”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且队伍不断茁大，发展至现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总数高达二百多万。这真是一个庞大且令人汗颜的黑色数字，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壤为何如此“盛产”汉奸？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石敬瑭为求一时之欢不择手段，却将一颗艰涩难以消化的苦果留给了后人。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共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资源拱手送给异族契丹，在冷兵器时代能起阻挡之效的万里长城顿时失去作用，辽军可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本土。从新划定的边界到宋朝首都开封，五百公里的距离全是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广阔的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门户完全洞开，辽军铁骑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纵横驰骋，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块“逐鹿”之地。
幽云十六州对每一个中原政权来说，都是一块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黄金宝地。得之则政权稳固，失之则危如累卵。因此，从后周开始，就与辽朝围绕这块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后不幸病故。宋太祖虽然统一了中原及江南，但历史上长期由汉人聚居、与中原政权休戚相关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控制在辽朝手中，京城汴都处于辽朝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辽宋对立，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二次南北朝并存之势。宋朝只有全力攻占幽云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长城以北，恢复长城防线的屏障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被动局面。宋太祖时时想着恢复前朝版图，然而，却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权北汉时就暴死宫中。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刚一收复北汉，紧接着就开始对辽用兵。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总起来说，是败多胜少。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两次惨败，宋军几乎损失了所有精锐。以此为转折，宋朝不得不变主动的进攻而为消极的防御，国势日蹙国力日弱，直至彻底衰亡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次扬眉吐气、像模像样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荣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在攻取两州的情况下乘胜前进，幽云十六州或许早就收归中原政权了。然而，在后周政权成功地过渡为宋朝之后，赵匡胤却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地区的战争方略。他虽然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然而，却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策略，这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在赵匡胤的骨子里头，似乎从来就缺少一种硬碰硬的铁血气概，总在玩弄着某种计谋与手腕，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显得优柔寡断，心中决定的事情却无法果断地进行，比如迁都之议就是如此。说得好听一点是虚心开明、从善如流，而中国封建集权统治有时似乎需要某种说一不二的专横独断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实，在赵匡胤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臣下视为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伙伴”，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之别。“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跃而为皇帝，昔日的战友、同事眨眼间变为自己的臣子，他们真的心服口服了吗？即使没有，那三拜九叩的仪式，倒也很能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陶醉与满足。然而，在那群俯首称臣的黑压压的臣子中，却有宰相一人与他同样傲然地坐在椅中。如果往前再进一步，是否会取而代之登上龙椅呢？无论如何，这是赵匡胤不愿想象、无法接受的。他最忌讳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绝不允许别人对他屁股下面的宝座产生任何非分之想。于是，他颁布了一项看似不大、却影响国民心理人格的新的圣旨——废除宰相在君前坐议之礼。也就是说，宰相晋见、议事不再赐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匐于地、三拜九磕才行。而人的双腿一屈，什么人格、尊严也就全部消失殆尽了。如此一来，不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变得奴性十足、没有人性了。在宋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从上到下，也就彻底地“太监化”了——一种心理上的残酷阉割。而那俨乎其然的皇帝，便是
?９9lｉｂ?全国最高最大、最为变态的“太监”总头目。
宋太祖赵匡胤的变态、柔弱与谋略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臣民，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所开创的帝国之中，作为一种“风格”弥漫开来，成为有宋一代的“时尚”。
如果赵匡胤在篡夺后周政权后继续推行北伐契丹的军事方针，而不是调转“枪
99lib. 口”首先向当时最为弱小的荆南小国开刀平定江南，那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局势呢？两强相碰，要么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要么仓皇败北皇位岌岌可危。以赵匡胤的血性，自然不敢碰硬，没有把握、风险太大的事情他似乎从来不做。表面看来，赵匡胤在平定南方的胜利中获取了广阔的领土，扩充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使得原先的精锐有所丧失，内耗严重。而那些刚刚并入的分裂王国似乎并没有壮大后来的北伐力量，也没有成为有效的战略后方。如果宋朝建国之初，就倾全力夺取曾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地区，然后一鼓作气回身平南，先强后弱，所到之处要么势如破竹，要么望风而降，统一天下将易如反掌。是先吃软后拼硬，还是先攻强后对弱，两种战争方略，孰优孰劣？在后人眼里自然十分明了。
赵匡胤虽然对周边弱小政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对迅疾如风的契丹铁骑却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最使他担忧的就是都城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此时的开封，虽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都于此，后周时还对城郭宫殿进行过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但辽国一旦兴兵，强大的铁骑将如潮水般越过长城，无遮无拦地汹涌而至，一直涌到开封城下。一国之都，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这不能说不是当权者的严重失误。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乃从后周手中直接接管政权，定都开封的后周属地方性割据政权，篡权之初的赵匡胤也只能承认这一现实。随着地盘的扩大及形势的发展，开封显然不再适应作为宋朝国都。为了扭转这一被动不利局面，赵匡胤开始考虑迁都，从而达到“据山河之胜，去冗兵”的目的。
宋太祖将新都的首选之地定为开封西部的洛阳。洛阳北有黄河，南有中岳嵩山，西有秦岭、渑池、函谷关等险要之处，东有咽喉要地成皋关（即虎牢关），周围地势平坦，水土丰美，交通极为便利。与开封相比，洛阳乃历朝古都，文化根基深厚，经济水平发达，军事可攻可守。他从小生在洛阳长在洛阳，直到十二岁才离开，对那块土地更是怀有一股特殊的亲情。开封距洛阳也不太远，迁移起来并不困难。一旦迁都洛阳，国都危险得以解除，各种压力自然减轻，才有可能达到长治久安之效。
然而，太祖此议一出，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些勋臣贵戚在开封大都置有田产、庄园，迁都自然有损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少人长期生活于此，住惯了，也不想动。在那些众多的劝谏者中，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理由似乎最为充分：“东京有汴渠漕运，才能运来江淮一带每年数百万斛漕米，供给守卫京都的几十万将士。陛下若迁都西京，粮运如何解决？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根基不可动摇啊！”其实他的话根本不值一驳，洛阳不仅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且“南有宛叶之
99lib?饶，东压江淮，食江湖之利”，供给大多可就地解决，历代建都者都是如此。而最关键的是，一旦迁都洛阳，凭借险隘的关河，就不必如在开封般重兵团团把守了。军队一少，粮草等需求自然降低，一些无形的损耗也会相应减少。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天下的好事。而那些短视的大臣，他们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却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其实，朝廷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比普通百姓联系得更为紧密，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中，最为激烈的就是皇弟赵光义。其时，他已官拜晋王，成为宋朝的主要军事统帅。宋太祖可以对异姓将领产生怀疑，收回他们手中的兵权，而对自己的亲弟似乎从来就没有动过半点防范之念。而宋朝的一些大事，正是这位御弟给搅得不明不白。他是陈桥兵变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没有这位亲弟的鼎力辅助，赵匡胤是否坐得上皇帝宝座，还是一个未知数。赵光义先是为兄长谋取皇位，而后来便是为自己谋取皇位了。在令人生疑的“烛影斧声”中，他似乎在自己的兄长身上又玩弄了一次相当隐蔽且十分成功的新版“兵变”，结果入继大统，荣登皇帝宝座。当赵光义听说兄长要迁都洛阳时，心中不免十分焦急。与在洛阳长大的赵匡胤不同，赵光义从小生长在开封，对熟悉开封留恋开封；同时，他还担任过开封府尹，也就是首都的最高军政长官，在开封培植了不少私人势力，一旦离开，权威将大大削弱。赵光义眼见得前面几位大臣的反对都不能动摇宋太祖的决心，便亲自出马了。只见他双膝跪地，言辞恳切地说道：“皇上，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呵！”好一个在德不在险，他玩弄起谋略来似乎比兄长更胜一筹。赵匡胤一听，竟无言作答，只好沉默以对。然而，等赵光义刚一退下，他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矣！”
如果赵匡胤富有血性、威严专断，敢于碰硬，也就不会以沉默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妥协了。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仍执拗地相信自己的英明，仍在想尽千方百计弥补挽回，这从宋陵葬于巩义即可得知。宋朝皇陵既不建在赵氏原籍保塞县（今河北涿县），也不建在都城开封，而是选在距离洛阳故城仅只几十公里的巩义，可见赵匡胤用心之良苦。大臣一致反对迁都，他一时难以达到目的，就又一次地在脑袋里转出一个极富机巧的谋略：巩义是开封与洛阳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将皇陵建造于此，无疑是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决心：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迁都的愿望，一旦时机成熟，他将付诸施行；同时，也是为后来的继承者定下迁都洛阳的调子，做出某种铺垫。
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太祖的迁都之议确为一项具有忧患意识的正确方略。宋朝
九九藏书 在此后与辽、金的长期对峙中，敌人动不动就屯兵京城之下，王朝的政治核心时刻处于慌乱无措、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为宋朝最大的心腹之患。
尽管后来也曾有过迁都之议，但连开国皇帝赵匡胤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在一代弱于一代的继承者手中也就更难变成现实了。结果在一百五十年之后，终于导致了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的耻辱，徽、钦二帝及后宫嫔妃三千多人被金人当作战利品掳往漠北。一行俘虏在押解出城时，太子不由得大声哭叫道：“百姓救我！”如果赵匡胤、赵光义的在天之灵有知，当作如何感想？祖辈留下的隐患终于在后人身上得到了报应，这就是历史的冷酷、公正与奇妙。而遭难的后人在呼救中首先想到的却是百姓，他们似乎忘了列祖列宗，对遗留后患的祖先怀有一股无法掩饰的怨恨与愤怒。
而赵匡胤的暴死、早死对宋朝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他的骨子里虽然有着一种难以克服的柔弱，却深具远见卓识，其智慧、计谋远远超出常人。设若天假以年，收复北汉自然是不成半点问题，而幽云十六州或许也能并入宋朝版图；即使不能，至少可以实现迁都洛阳之愿。那么，宋朝的历史必有一番新的改观。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也算得上文武兼备，也具雄才大略，但与赵匡胤相比，自然是逊色多了。他曾
经作为一名攻城略地的军事将领长期居于太祖之下，在具体的战役中可能具有一定的经验，而在远大的政治、战争方略方面就显得力绌难支了。毛泽东在评价赵光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总不省。”
赵光义的统治是赵匡胤的翻版与延续，他除了将兄长的某些策略推向极端外，不曾有过半点新的创见与建树。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兄弟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俩奠定的国基、制定的国策决定、左右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形势与历史。
第四章
如果没有陈桥兵变的黄袍加身，赵匡胤也就不可能登上皇帝宝座。而一旦位居九五至尊之位，赵匡胤似乎不胜重负，有时甚至反映出某种极度的内在自卑。皇位，是天下人凝聚的焦点，也是野心家觊觎的对象。那看似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万里云端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赵匡胤的目光不得不时时机警地打量四周，防备难以预料的反叛。说到底，人是一种相当奇怪的高等动物，没有本钱时对那高不可攀、目不可及的皇帝宝座想想都会头晕；一旦拥有某种资本与实力以后，欲望就禁不住膨胀开来，正所谓“温饱思淫欲”，“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是不断地做出一些登基的美梦；而一旦做了皇帝，又要时刻盘算怎样才能坐稳皇位。这，恐怕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一种普遍心态。
赵匡胤自然也不能例外，他在黄袍加身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策略莫不与如何坐稳皇位有关。他的聪明才智似乎全都用在了维持、巩固屁股下面的天子宝座及赵家江山上，根本就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及百姓的幸福作为当权的终极目标，他的子孙更是继承了这一衣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皇袍加身这一转折事件不仅决定、改变了赵氏命运，也决定、改变了宋朝三百多年及中华民族的命运。
不唯赵匡胤，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统治者又有几人将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兴盛放在了首位？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个人的利益及家族的命运。封建统治即家族统治，改朝换代也是换汤不换药。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中，专制集权的性质从未有过改变，变化的只是某些家族的兴衰。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只计较于个人的权势与家族的私利，这是所有封建专制统治的特性，并非哪朝哪代、某一个人的“专利”。逆来顺受的老百姓似乎也能“理解”，只是对那些将这种特性推到极致的统治者才予以唾弃，比如石敬瑭之流。
宋太祖虽也考虑收复失地、一统天下，虽也想着怎样才能使得大宋帝国繁荣富强，但他放在首要位置的，仍是个人的利益——如何坐稳江山。
刚一上台，他就翦灭公开的反对派，尔后又以怀柔的手段，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潜在的对手与隐性的反抗毫不留情地加以剿灭。杯酒释兵权之后，他的统治是稳固了，但地方势力顿时薄弱，异族入侵无以抵抗，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地推给了中央政府。从巩固统治地位来说，杯酒释兵权似无不可，但在四面皆敌的情况下就向自己的军事力量“开刀”，宋太祖进行得也太早了一点，颇有一点风声鹤唳、神经兮兮的味道。待到中华一统、天下太平之时，再来解除将领的实权，那才称得上真正的谋略。
为了削除方镇之权，防微杜渐，宋太祖将政权、军权、财权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过去，方镇犹如一个半独立的王国，拥有官员的豁免权。宋太祖一改过去的横向管理模式，各路（省）官员，不仅由中央垂直管理，还直接由中央选派。宋太祖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将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达到集权目的，增加皇帝威严，他不仅废除宰相君前坐议之礼，还削弱、限制相权。宰相的民权、军权、财权分别被参政知事、枢密院、三司分割，三者互不隶属，互相牵制，无法沟通消息配合行动。比如说国家财政已经困难，而枢密院还要增兵；人民已经穷苦不堪，三司还在索取财赋。这种军政分立、措置乖异的弱点，一遇战争更是暴露无遗。
为防大臣专权自重，宋太祖总是将一些实权部门一分再分，添设了不少新的机构，致使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内耗，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不少大事小事，最后都推到了他这个皇帝面前，非他亲自拍板不可。宋朝虽设谏官，其职责却悄悄地消失改变，由谏议君王成为专察臣子百官的御史，历来所谓的“丞相听天子，天子听言官”之局面不再重现。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到了极点，几乎无人可议无人可谏，大臣唯有偶尔以祖宗成法来稍稍规束一下天子。至王安石提出“祖宗不可法”后，皇帝也就变为真正的“天子”，无人可以监督，没有任何法规能够束缚。
宋太祖在政权、军权收归皇帝一人的同时，也将财权全部集于中央。过去方镇所收赋税，基本自留，送到朝廷的极少。这固然为地方官员聚敛财富中饱私囊提供了方便，有着一定的弊端，但地方的自主权与灵活性也相应地得到了发挥。宋太祖进行财政改革，诏令天下诸州，除留取规定的正常经费而外，其余的将全部送交中央，不准占留。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地方势力的作用，但当时的交通运输、财政管理都无法跟上，还得增设相应的政府官员，造成的损耗难以估量。宋朝的财政收入与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但是，却要供养一大批由政府派到各地的政府官兵及数目庞大的禁军，由唐时的三千人养一官兵，变为三十人养一官兵。表面看来，宋朝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而实质上则大大减少了。即以宋英宗时期而言，国家财政年收入高达六千多万，而官兵的费用就花去了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朝廷还能干些什么？发达的经济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耗于无形之中，宋朝的积贫积弱就这样无可避免地成为定势难以扭转。因此，每当边衅一开，国家财政
无力，而地方财政又归于中央，缺少早就势力薄弱无所建设，仗还没打，胜负就已见出分晓。
除开财政，军队的建设、管理更是宋朝屡屡败北的根源之所在。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表面看来，军权已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拥有军队，就会存在领兵作战的将领；而将领一旦博得部下的信任，控制了属下的兵士，就有可能凭借手中的力量防不胜防地发动军事政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将领拥兵自重的弊端，只有改革军制才能达到目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太祖采取了建立枢密院与三衙并存的军事体制。枢密院主管全国军政，一应军机要务，诸如掌握兵籍、控制虎符、调动军队等，都在主管之列。为了制约武将，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却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三衙，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它们平时侍卫皇帝，负责仪仗，宿卫京师，或到外地更番戍守。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拥有兵权，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也就是说，枢密院属务虚的军事机构，它拥有调兵大权，却没有可以指挥的士卒；而三衙有军队，却无调兵大权。枢密院有权无兵，三衙有兵无权，它们相互制约，谁也别想拥兵造反。而真正的军队指挥大权，最后全都归于皇帝一人。为了防止类似自己的“黄袍加身”事件出现，赵匡胤真是处心积虑到了极点。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加强了禁军的建设。宋初的军种共有三类，一是乡军，二是厢军，三为禁军。乡军不属职业军队，战时为军，平时务农，实质上就是民兵；厢军即各州镇的地方部队，他们虽然庞大，但武器装备、兵员素质较差，战斗力相当薄弱；禁军过去基本上是皇帝的近卫军，主要负责皇帝的个人安全，而赵匡胤却在后周的基础之上将禁军整编为国家的正规部队，变为一支力量强大的中央军及核心力量，由三衙统领，担负着守卫京师、保护皇帝、戍守边疆、对外作战的重要任务。因此，赵匡胤只要将禁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禁军数目，据《历代名臣奏议》所载：“太祖即位初年，国家共有十二万，”而到开宝后期，就发展到三十八万了。这些禁军，平时大都拱卫在无险可守的首都汴京。可以想见，这支只顾消费、没有生产的职业化军人集团将给京城造成多大的压力，也就难怪宋太祖提出迁都之议了。
赵匡胤早年讨厌读书习文，专鹜练功习武。可当他执掌政权后，却在全国上下，号召人们重文轻武：“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这固然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担心人们重武，会危及他的政权统治。宋太祖不仅以文臣主管州事，还用文官控制武将。对此，他曾说道：“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我现在选派能干儒臣派往天下各州，即使这些人全部贪污腐化，也没有一个武臣危险。”而问题的关键是北有虎视眈眈的契丹辽国，如果重文轻武成为一种风气
与时尚，谁还愿意当兵打仗？军队哪来旺盛的斗志与强大的力量？
在军队的具体管理上，宋太祖的一些措施也弊端多多。
过去，禁军全部屯驻京师，自宋太祖将其改造为王朝的主力部队后，不得不采取“内外相制”的办法分地驻军。主要威胁来自契丹，他就将禁军约百分之六十六的兵力屯驻北方，百分之七驻扎南方，百分之二十七守卫京师。为了将军权完全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赵匡胤还创立了“更戍法”：除守卫殿前的诸班外，所有其他禁军都要按期轮换到某地戍守，将领自然也要不断调换。常常是某位将领刚刚调到某军，还没有达到官兵相熟的程度，很快就被调往别处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宋太祖的目的所在，就是防止将领动乱。要想叛变，必先结成党羽；党羽间必有一个相互熟悉、了解的过程，只有慢慢加深感情才能形成。而“更戍法”常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更不用说相互结党叛变了。于是，对那些握有几千里地盘、上十万军队的重镇将领，宋太祖只要发出一纸诏令，就可让他们立时变为孤孤单单的“光秆司令”。防范的目的是达到了，然而，由此而导致的不良后果却非常严重：将领不了解士兵才识，士兵不认识将军容颜，上下陌生，关系疏离，将帅的威信无从建立，士兵的长处得不到发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怎能指望一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军队常胜不败呢？
若论实力，辽朝远不如宋军。辽军总数不到三十万，能投入战场的不过十万而已。宋朝军队在宋太祖开宝年间约三十八万，宋太宗时扩充到六十六万，而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已达一百四十余万之多，是辽兵的几倍。辽兵虽以骑兵为主，迅疾剽悍，为宋军所不及，但就双方军队的实力而言，宋朝当超过契丹；更何况，宋朝的经济力量远比辽朝雄厚稳定，为何占有较强优势的大宋王朝却在对外作战中从未取得过一次像样的军事胜利？尽管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比如民心的向背、决策的正确与失误、战略战术是否得当、将领的临场指挥、军队的整体素质等，但我们仅从宋太祖的“更戍法”不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答案吗？宋太宗时，更是将赵匡胤的军事防范策略推到了极端：为防统帅专权，赵光义干脆取消将帅对部属的节制、处分权力。如此一来，上下级之间便失去了从属与统辖关系，统帅、将校、士兵各不相干，犹
如一盘散沙。将帅没有威严，号令无法执行；士兵纪律涣散，难以统一指挥。这样的军队怎能与纪律严明、灵活性大、战斗力强的契丹铁骑争锋？也就难怪宋军每战必败了。
就拿后来发生的人所共知的诛杀名将岳飞来说，也是宋朝君主猜疑武将而结出的一个恶果。岳飞毫无疑问是宋朝最为伟大的军事统帅，他所率领的那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岳家军的确具有一股“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英雄气概。然而，他却受到了朝廷的牵制。若不是宋高宗的骨子里继承了先祖猜疑武将的基因，哪怕秦桧再谄言再诬陷，也不会发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事件。可怜一代令敌闻风丧胆的英杰忠臣，最后却落得个惨死于自己君王手下的悲剧。
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宋朝历代皇帝对武将的怀疑与防范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宋太宗赵光义就曾说过：“国家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外忧内患。外忧易于防范，而内患却来得突然，最令人担忧。帝王用心，对此不得不格外谨慎。”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之故，宋朝内部虽无大乱，对外却先后受制于辽、
西夏、金，最后亡于元朝之手，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唯政治、军事、经济，即使有宋一代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之表现，我们似乎也可以在黄袍加身这一开国历史事件中找到内在根源。
陈桥兵变是一次成功的中国历史大阴谋，总是显得那么阴阳怪气、不明不白、不甚光彩。信念、仁义、忠诚等儒家正统观念在此丧失殆尽，也就使得整个宋朝弥漫着一股小人盛行、无耻下流的“毒雾”，一点一点蛀蚀着大宋江山。
而作为坐稳了江山的统治者来说，自然要拉出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法宝”——儒家理论治理国家。赵匡胤不仅尊孔重儒，即使对孔子后代，也十分看重。孔子的第四十四代孙孔宜没有考中进士，就给予格外照顾，不仅特定为进士，还将他封为曲阜主簿。历代儒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虚伪，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宋太祖的尊孔信儒，说到底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两重虚伪迭合在一起，便有了一出《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位看过这篇传奇的读者，都会对赵匡胤的故作姿态、不近人情产生某种反感。而这则故事，正是按照孔老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演绎而来。因此，儒教在宋代时期发展到朱熹、二程的吃人理学，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千里送京娘》这一故事中，就已清晰地现出了某种端倪。
黄袍加身是中华传统谋略的一次杰出典范，阴柔，是其内在本质。这一特性影响开来，有宋一代差不多被阴柔与谋略浸泡得面目全非。以宋太祖为滥觞，其弟宋太宗就弄了个“烛影斧声”；赵氏后人又将这种风格用于战争与外交，他们不敢与敌人硬拼，总是以谋略、和谈为主，战争为辅。对强大的契丹就不用说了，即使不怎么厉害的党项，采取的也是羁縻政策，结果使得党项不断坐大，建立了一个与宋对抗的西夏王朝，到头来自食其果、致祸后代。特别是宋高宗那样的短视、懦弱皇帝，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利害得失，就只知道求和，一味地求和，哪怕仅只一纸和平的空文，他也能感到一种虚幻的满足与安慰。
经由黄袍加身而坐上皇帝宝
99lib?座的赵匡胤对谋反篡权的恐惧、忌讳与禁锢简直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在陈桥兵变前夕，他先用两日相争的天文现象制造舆论；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总是派员先行考察各国的地理情况，搜集地图资料。因此，宋太祖深知天文、地理对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就明确规定道：“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下令“禁止佛、道徒私下学习天文、地理”，将天文、地理列入禁止私学之内。如此一来，民族素质中那一点本来就十分弱小可怜的科学理性因素便给抹得一干二净了。
……
当我们循着宋朝的历史
脉络慢慢打点、梳理时，它的性质、发展以及结局似乎早就蕴藏在黄袍加身这一重大的开国事件之中了。这似乎有点“宿命”的味道，但历史老人总是永恒地保持着它那既冷漠又热情、既偶然又必然、既深入又浅出的独特风格，将手中的橄榄果不断地抛给后人，任你咀嚼，让你咂摸，令你回味。
宋朝如一块令人怦然心动、馋涎欲滴的肥肉，引来了北方各强大民族的蚕食；它那无形的内耗又在不知不觉间掏空了坚固的根基。于是，积贫积弱的帝国再也无法承受蒙古铁蹄的践踏蹂躏，终于在轰然一声巨响中不堪重负地倒塌了，如云烟般消失在历史深处。
古老的汉族，在整体上第一次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
痛苦带来坚强，磨难产生成熟，血泪获得新生。中华民族在对异族的不断融化之中，胸怀变得更加博大，文明变得更加灿烂，版图变得更加辽阔。
从某种角度而言，宋朝的屈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宋代帝国那本质深处的某些痼疾却依然存在，总是不断促使着我们这些后来的继承者深长思之。
第一章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朱元璋是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从一个低贱的放牛娃一跃而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不说别人，就他本人也时常有一种恍若隔世、如在梦中的感觉。他那神话般的经历给后人的思维平添了无数想象的翅膀，特别是农村，如同密密团团的柳絮在春风的吹拂下四处飘荡，有关他的奇闻轶事格外地多。记得儿时奶奶在瓜棚豆下讲述那些有关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神往极了，觉得当皇帝真过瘾，也太容易了，个人意识膨胀开来，就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弄个皇帝当当。皇帝至尊至大、高不可攀，唯有明太祖朱元
璋出身农民、起于微寒，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既对他的身世既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又为他的成功所鼓舞而生出一线渺茫的希望。这，恐怕就是朱元璋之所以在农村长期占有“广阔市场”的主要缘故吧！
朱元璋祖祖辈辈都是贫农，穷得连自己的一块田土都没有，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风里来雨里去，辛勤劳作，一年上头，收获的粮食往往大半交了地租，余下的只能勉强嘴度日。父亲朱五四刚把田地侍弄得肥沃一点，满以为可以多打一点粮食将日子过得稍稍滋润一些，没想到贪利的田主立刻加租。计算一下实在划不来，
.９９ｌiｂ?只得搬家另寻大户。就这样如无根的浮萍般拖儿带女地东寻西觅、迁来搬去，连守着一块田地过日子的普通农民都不如，比流浪儿也好不到哪儿去。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也想体认名门、攀龙附凤，他煞费苦心、寻根究底，也没有找出一个言之有据、可以拿得上“台面”的朱氏先祖。他想将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大师朱熹拉来认作先祖，又怕弄巧成拙被人识破惹人笑话，就索性承认自己“出身寒微”、“起自田亩”，“朕本淮右布衣”、“江左布衣”。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出生的。那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穷困、最低贱的雇农。朱元璋投
99lib.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钻一出来，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一员。
在此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是后来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八个小孩只活下来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时，朱五四已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新生儿子并没有什么让他值得欣喜的，不过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个不甚起眼的“消费者”而已。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而平静，并不是像《明史》中大肆渲染的那样，朱元璋出生时充满了种种祥瑞、喧闹与异样。位于社会最底层，没有得到特殊关爱，奶水不足、饮食匮乏、营养不良，朱元璋一生下来就长得黄皮寡瘦、病病歪歪的。
身体，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本钱。没有健壮的身体，今后怎能种田养家口？尽管没有特别的关爱与欣喜，但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朱五四夫妇俩瞧着幺儿子重八这副样子，自然是急得不行。思来想去，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好法子，只好为他舍身，交托神佛保佑。于是，就到附近庙里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平安，并许愿长大以后，就让他当一名侍奉神佛的和尚。
在朱元璋朦胧的记忆中，感受最为深切的可能就是饥饿。刚生下来时没有充沛的奶水，稍大后又没有足够的口粮，即使吃到肚中的，也是些粗糙或稀释的食物。他的口腹之欲一直处于没有得到满足的压抑状态，他做梦都想着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美味佳
肴。后来在当放牛娃时终于寻到了一个爆发的好机会，他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野外将田主刘德的一头小牛犊宰了，拣些干柴树叶子就地生火烤着吃，一个个吃得肚胀腹圆。事后，朱元璋又想出一个办法，将小牛的皮骨埋了，尾巴插进一条石缝中，骗那田主说是小牛自个钻了山洞。事情的结果，自然是朱元璋挨了田主刘德的一顿毒打，并被赶回家中。朱元璋那一直压抑着的饥饿欲虽然着实地满足了一番，但也因此而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99lib?
饥饿、斥骂、毒打、压抑……这些处于社会底层难以避免的磨难与羞辱如长长的皮鞭呼啸着劲厉地一下一下抽打着他那幼小的心灵，他以一副睥睨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忍受着、等待着、积聚着，幻想着有朝一日如宰杀牛犊般进行疯狂而快意的报复。
他心头记得最深的，就是母亲多次讲给他听的外公抗元的故事。五六十年前，外公曾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过亲兵。南宋败亡，张世杰与陆秀夫保着宋朝小皇帝逃到南海中的崖山。元兵继续猛攻，宋军大败，陆秀夫抱起年仅九岁的皇帝跳入大海，张世杰则保护着杨后乘船突围而出，以图东山再起，恢复疆土。不幸四天后遭遇飓风，海船沉没，张世杰等部众全部淹死，外公被人救起，侥幸生还。故事中的忠君报国思想及反抗异族压迫的观念对朱元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小就产生了政治莫测、王朝更替、皇帝可以取而代之的意识。
他小时候做得最多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他找来一块木板顶在头上作平天冠，用碎木片作笏，在土堆上“威严”地坐下，命令其他小伙伴一个个地跪拜在他的面前，齐声高呼“万岁”，“俨然王者”。
童年的生活虽然贫困清苦，但也充满了穷人那份独有的“自得其乐”。
真正让他感到饥饿与灾难的是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那一年朱元璋十六岁，正是所谓“吃长饭”、一餐等不得一餐的年龄。从春天开始，旱灾、蝗灾与瘟疫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在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不断肆虐。饥饿与疾病紧紧地纠缠、折磨着三乡四邻的所有贫苦农民，朱元璋家更是在劫难逃。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死了父亲、大哥、大侄、母亲四口。大姐、二姐早已嫁人，三哥给人家上门做了招赘女婿，家里就只剩下他和二哥两人了。哥俩穷得没有半分银毫，除了勉强保住自身的性命外，对亲人的疾病与折磨无可奈何，只有相对痛哭。这时候，朱元璋才真
正感到了什么叫呼告无门、求助无路。
面对亲人的尸体，不仅无钱购置棺木，就连安葬的坟地也没有。朱元璋只得前去哀求田主刘德，求他发发善心，为他的亲人施舍一块小小的安葬之地。谁知刘德非但不允，还一顿臭骂将他轰出大门。幸而邻居刘继祖谦和仁慈，主动提出可以葬在刘家地里。兄弟俩找出几件破衣烂衫，裹了亲人尸体，抬到坟地草草埋葬，父母的在天之灵总算找到了一块“落脚”之地。
灾难的惨痛、富人的冷酷、穷人的慈善，这些全在朱元璋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一辈子也没能忘怀。灾难锻铸了他、培养了他，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经历了父母双亡的天灾人祸，再大的惨痛朱元璋也能够承受得了；在命运的无情与富人的冷酷面前，他也“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他当上皇帝后，念念不忘刘继祖的“赠地”恩德，特地追赠他为义惠侯、其妻娄氏为义惠侯夫人，可见他此后对富人的坚决打击，对穷人的政策倾斜也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关。
第二章
往昔不堪回首，未来希望渺茫，朱元璋就在这种悲伤而苍茫的境况下与二哥厮守在一起，过了半年丧魂
失魄、度日如年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就像一颗生命旺盛的野草，不论环境怎样恶劣，都可生长得十分茁壮、茂盛。十六七岁的朱元璋已长得牛高马大，谁也想象不到他儿时曾经黄皮寡瘦、病病歪歪。十六七岁，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却赶上了一场少有的饥饿与灾荒。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活命的物什，都曾被他塞进口中。树皮、草根、观音土，是他那一段时间无可选择的果腹之物。为了寻得一点活命之物，他绞尽脑汁，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
朱元璋并非那种从小就有着明确志向与远大理想的英雄伟人。“扮皇帝”纯粹是一种孩子的游戏，既当不得真，更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成那就是他童年的志向；青少年时期充斥在他心中的明确愿望，可能就是吃好穿好。儿时那顿牛肉的鲜美早已成为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幻，能够天天有肉吃，他就十分满足了。作为佃农的后裔，朱元璋心中最理想的社会，就是每家每户守着十来亩田土，过一种男耕女织、从从容容、安逸恬静、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如果说理想的话，这可能就是他心中企盼着的人生最高目标。
然而，天灾、人祸，却使得他心中的愿望化为一股泡影。展现在他眼前的现实，是比地狱还要狰狞恐怖的黑暗。灾后半年来，兄弟俩费心尽力，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活命的出路。如果说他们过的是一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的确半点也不夸张。然而，就是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等待着他们的，似乎只有饿死一途。本当充满了青春、活力、追求与激情的他，心中却出现了与他年龄十分不谐的音符，感到了一股穷途末路的绝望。
兄弟俩待在父母留下的那间破屋里，不禁抱头痛哭。
朱元璋与刘邦相比，他们虽属同乡，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朱元璋的境遇比刘邦更为悲惨。
刘邦家境同样贫穷，自家却有几亩薄田，只要勤扒苦做，还不至于忍饥挨饿难以活命。他是老三，父母一直健在，似乎从来没为吃穿发愁。
再则，他们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刘邦不务农事，从小游手好闲，说白了就是乡村间一个典型的“混混”。这种人处事圆滑精明，左右逢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得开”。不说缺衣少食，就是稍微吃点亏的事儿，也不会摊到他的头上。“混混”在乡村比一般农民都要活得自在、洒脱，他们既有无赖般的纠缠——也可以说是执著；也能看穿一切，超脱其间，自由自在。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难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苦痛与伤痕。
而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家是典型的雇农，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个人处境还在不断下降，直向饥饿待死之途迫近；他的性格与刘邦也迥然有别，他是那种典型的认真、勤勉、执著之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皇帝中，唯有朱元璋才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朱元璋兄弟俩的号啕大哭不禁惊动了住在隔壁的汪大娘，这位好心的邻居瞧着他们愁苦不堪、走投无路的样子，猛然想起朱五四为朱元璋寺庙舍身之事，难道说当初的许愿如今真要变为现实吗？
汪大
９９ｌｉb?娘将当年的事情一说，既还了愿，又可混得一口饭吃，二哥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在汪大娘的帮助与操持下，朱元璋出家到坐落在村子西南角的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
说是和尚，其实不过寺庙里的一个小童仆而已，整天干的都是些扫地、上香、点烛之类的杂活，还是处处小心，时时赔笑。为了得到一口残汤剩饭度日活命，朱元璋不得不忍气吞声，曲意逢迎。实在憋不住了，就拿庙里供着的那些泥菩萨出气。
一次，他在埋头打扫时，不小心被伽蓝神绊了一跤，朱元璋轮起扫帚，对着那具塑像好一阵抽打，将心头的怨
气着实发泄了一通。
还有一次，佛堂上的蜡烛被老鼠啃了，长老将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朱元璋认为伽蓝神这个看家菩萨严重失职，连老鼠都不管，害得他挨骂受过，就在神像背上写了五个大字：“发配三千里”。
朱元璋的发泄、报复与反抗由此可见一斑。他并不像普通农民那样谨小慎微，而是不惧权威，就连神鬼也不忌惮。同时，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又善于“潜伏爪牙”，委曲求全。
然而，寺庙并不是一方远离现实的“西方乐土”，灾情太重，皇觉寺的地租无法收讨，坐吃山空，和尚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就在朱元璋进庙刚满五十天时，他被长老打发出门，云游化缘。
朱元璋就这样成了一名游方僧，头戴破箬帽，一手捧木鱼，一手托瓦钵，身背小包袱，四处漂
泊流浪。
此时的朱元璋，正值十六七岁这一自尊而脆弱的年龄。而朱元璋却无法自尊。每到一个村口，他都要手敲木鱼，高唱佛号，引来村人的指点与围观。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忍受善意的问询与嘲笑，甚至是恶意的侮骂与羞辱。
他已不再脆弱。和尚们的所谓化缘，在老百姓嘴里就是叫化、要饭。朱元璋早就在父母双亡的剧痛中变得坚强与成熟，白眼、尴尬、冷遇、难堪与懊恼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9９ｌｉｂ?
朱元璋独自一人化缘了三年之久，几乎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都大邑，饱经岐视凌辱，备受艰辛苦难。这段生活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更接触了社会，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风俗人情及物产资源，对他以后指挥作战、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成为他人生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
回到皇觉寺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广泛结交朋友，主动外出探听消息，掌握江淮流域的红巾军起义情况，了解元末天下大势。在云游途中，他深知文字书籍之重要，归来之后，开始发愤读书识字。
就是做着这些的朱元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不过是想多增加一些知识，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懂得一些道理，使自己活得清醒一些。
一天，儿时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汤和从濠州城中悄悄捎来一封信，说他已投奔到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劝他赶去入伙。
朱元璋投身佛门乃为生计所迫，自然不愿一辈子遁入空门，可又不想离开皇觉寺这块难得的“净土”。心中犹豫不决，就到村里去找曾在一起放牛、刚从外地回来的周德兴讨主意。周德兴也吃不准，就要他回庙后向菩萨问一个卦，以决定去留。朱元璋满腹心事地往回走，未到山门，隔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烟气糊味。他赶紧飞奔向前，不觉大惊失色，只见皇觉寺变成了一片断壁、几堆瓦砾及冒烟的梁柱，而师兄师弟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放火烧庙乃元军所为，因红巾军念弥勒佛号，而皇觉寺里供有弥勒佛像，元军害怕寺庙与红巾军有染，就燃起了一把冲天大火。
无家可归、无处落脚的朱元璋又一次被逼到了“死角”、逼上了“绝路”，他不再有半点犹豫，转向离开袅着青烟的废墟，毅然决然地向濠州城内的红巾军奔去。
《皇明祖训序》对此写道：“年二十四，委
?9９lib.身行伍。”
冥冥中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执著地推动着朱元璋按照“既定”的皇帝之路不断前行。
这“命运之手”并非神灵，而是元末发展着的天下大势，它不知怎么就选择、看中了朱元璋，通过他来翻开元末明初的历史新页码。
第三章
红巾军是一支典型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头裹红巾，身穿红衣，肩扛红旗，故称红巾军，也叫红军。又因为战士多信白莲教，烧香拜佛，又称香军。白莲会首领韩山童首先发难，刘福通起事成功，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巾军控制了东起淮河流域，西至汉水流域的大片土地，犹如一把利刃将元帝国拦腰切为南北两段。
朱元璋投奔的是红巾军郭子兴部。郭子兴原为定远富民，当地白莲会首领，与农民孙德崖等人起兵反元，占据濠州，部众达数万之多。朱元璋身无长物，只得先从步卒干起。
一天，郭子兴巡查营房时，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问过姓名，得知他叫朱元璋，又从队长那儿了解他的有关情况，不觉暗暗喜欢上了这位大个子士兵，就将他调到帅府当差，升为亲兵十夫长。
朱元璋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遇，总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加之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很快就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士兵的爱戴。
这一切都被郭子兴看在眼里，很快就得到他的信任与器重，将朱元璋视为心腹之人，并亲自主婚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
九九藏书给了他。连朱元璋自己都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眨眼间就交上了好运，成为元帅府的乘龙快婿。一年后升为镇抚，跃为带兵军官。
不久，他回乡招募了数千士兵，又招降了数万民兵
藏书网，将儿时的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安插其中担任要职，重新整编，加强训练，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隶属他本人的新军。
有了实力强大的直系武装，朱元璋觉得自己有了一点资本与分量，这才不像过去那样显得格外自卑。
正在这时，滁州名士李善长前来军中谒见。朱元璋早就知道他的名气，不觉虚心而诚恳地问道：“当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与分裂，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他所考虑的，心中所向往的，仍是那种平和、安逸、富足的农耕社会。李善长回道：“秦末乱世，跟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可汉高祖却以一介平民，五年时间，
99lib?
成就帝业。公乃濠州人，距汉高祖故乡沛地不远，山川王气，公当秉受。如能仿效汉高祖所为，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听了，不觉大声叫好。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大家你争我斗，谁有能耐谁就可以称王称霸，不跟儿时的“扮皇帝”游戏差不多么？李善长一席话，唤醒了朱元璋心灵深处那改朝换代、称王称霸的潜意识。也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责任与明确的志向。此后，他也就真的时时处处以平民出身的老乡刘邦作样板，刻意学习模仿。
两年后，郭子兴病故。有了远大志向的朱元璋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翦灭郭子兴之子及郭帅内弟势力，将其旧部控制在自己手下，成为威震一方的都元帅，只在名义上还暂时归附小明王韩林儿指挥。
随后，握有重兵的朱元璋开始主动向四周出击，很快就占领了应天，建立起一块西起滁州，东到溧阳的地盘。
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根据地小，兵力不强。但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他的中间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抵抗着元军的进攻，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深以为然，一方面将战斗力量与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政治策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影响着中国的党、政、军最高领袖毛泽东，他将那九个字稍作改动，变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在朱元
９９ｌｉｂ.璋的军事生涯中，最惊险、具决定意义的便是与陈友谅之间爆发的鄱阳湖大战。
西面的徐寿辉为部将陈友谅谋杀后，陈友谅控制了他的旧部，尽有江西、湖广之地，群雄中数他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最大。陈友谅顺流而下，在“地利”上也占有明显优势。两军在鄱阳湖遭遇，苦战三十六天之久。陈友谅的汉军号称六十万，朱元璋军二十万；汉军船舰高大，联舟布阵，而朱军都是些小船，人力与装备明显居于劣势；朱元璋唯一可恃的，就是“人和”，上下一心，士气高涨。
陈友谅仗着势力强盛，硬冲猛攻；朱元璋见对方铁索联舰，运动迟缓，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火攻对敌造成威胁。两军相持，互有胜负，双方伤亡惨重。朱元璋为鼓舞士气，多次临危不惧，亲自督军深入敌阵，好几次死里逃生。
就这样拼持着打到最后，陈友谅军粮不支，内部出现不和，左金吾将军、右金吾将军先后来降，朱元璋略占上风。但汉军仍然强大，两军激战犹酣。
然而，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朱元璋在天下群雄中的脱颖而出与独占鳌头。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待在指挥船中的陈友谅怎么也坐不住了，他想走出船外探明敌情，以便决策指挥作战。部下一个劲地阻拦，说外面情况危险，最好是不要出去。陈友谅也是一员饱经战乱的枭雄，他哪里听得进部下的劝告？可是，当他的脑袋刚刚伸出船窗之外，还来不及放眼观望之时，就有一支流箭“嗖”地飞来正中脸面。主帅一死，战争急转直下，全军顿时溃不成军。
如果陈友谅不死，战争的最后胜负还真难逆料。即使朱元璋侥幸得胜，也将元气大丧。
陈友谅的及时而亡，对汉军来说固然是衰败之始；而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重大转折。
命运之神，仿佛于不经
意间瞟了朱元璋一眼，人世间的军事、政治格局却因此而大为改观。
第四章
强敌陈友谅一消灭，东吴张
士诚、西吴方国珍也就指日可下了。
在此期间，于朱元璋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用计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
小明王一直率领着红巾军的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
.９９ｌｉb?t>元军的进攻。朱元璋隶属其下，俯首称臣，显得毕恭毕敬。然而，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及朱元璋力量的不断强大，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二月，小明王在军力日弱、形势日窘的情况下，被围困在安丰。红巾军处于粮尽援绝的危急状态，赶紧派人向朱元璋求救。
安丰一失，应天就会失去屏障，再则碍于与小明王的君臣名分，朱元璋不顾部下劝阻，决定率兵亲援。安丰解围后，朱元璋摆驾设銮，将小明王迎到滁州居住。表面上极为尊崇，为他建造宫殿，供养充足，实际上则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宫中左右侍宦都换上朱元璋的亲信，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与控制之下。
此时，小明王的红巾军已不存在，将领已死亡殆尽，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心存疑忌。他曾是小明王的部将，只要小明王活着一天，他的头上就刻勒着一道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力量强大、羽翼已丰的朱元璋怎能继续甘居人下？哪怕仅是形式上的，他也不能接受。
经过一番谋划，朱元璋大张旗鼓地派大将廖永忠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廖永忠领命依计而行，在瓜州渡江时，船行中流，秘密凿穿船底，小明王在劫难逃，溺死江中。
小明王一死，朱元璋不觉吁了一口长气，仿佛去年了一块压在他头顶的沉沉磐石。只有这时，他也觉得自己熬到了头，再也没有谁可以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为所欲为，哪怕形式上的都没有了。那么，他就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他要主宰别人的命运，要将长期压在心头的憋闷、痛苦、仇恨一股脑地倾泻出去。他没有立即行动，他还在等待，选择一个最佳时机。
此后，朱元璋对他曾隶属于红巾军这段历史十分忌讳，有关小藏书网明王的龙凤年号及龙凤史料，都被他删毁得一干二净。就连《明太祖实录》一书，对他与小明王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也只字未提。
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高大，他要在心头抹掉过去的所有屈辱，他想通过有关记载让后人知道，他朱元璋从来就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第二件大事是在攻打张士诚时的诸暨争夺战中，谢再兴叛变投敌。
谢再兴是淮西老将，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谢再兴部下有两个将领携带违禁物品到扬州贩卖被朱元璋获悉，他不仅99lib.将这两人杀了，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谢再兴厅上，谢再兴心里自然吃不消。接着，朱元璋没有征求谢再兴的意见就擅自做主将他的次女嫁给徐达，谢再兴心里更是不高兴，说嫁女“有同给配”。不久，朱元璋又派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将谢再兴贬为副将。谢再兴一忍再忍，终于怒不可遏，一气之下率军投敌。
朱元璋得知此事，也万分气恼：“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氏，情不可恕。”
正是以此为起点，朱元璋对部下产生了严重的猜疑心理，密切监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后来制定严格的军卫法及大肆杀戮功臣，若追根溯源的话，似乎都与此事有关。
张士诚、方国珍一灭，朱元璋马不停蹄，又平定了福建两广。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北伐中原。
此时的朱元璋已远非昔日可比，十多年的战斗生活与艰苦磨炼已将他培养成一名既胆大又细心，既重视局部又能宏观总揽的军事、政治统帅。元军已在红巾军的打击与内部间的明争暗斗中元气大丧，元朝已如一座被蛀空梁柱的大厦，只消稍稍一推，就会轰然坍塌。尽管如此，朱元璋并未掉以轻心，而是周密策划，制定出一套进可以攻可以守、既严谨又明确的北伐方略：
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郡；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从上可见，朱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渐扩大战果。他对中国军事地理形势的准确分析及成竹在胸的战略意图，远非元末其他草莽军阀可比。即使不能稳操胜券，也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朱元璋的成功并非偶然，其中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因素。
北伐军按既定的战略方针而行，所到之处，元军不逃即降，真可谓势如破竹。
当各地守将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向大都之时，元军内部正值内讧，你争我斗，打得不可开交。北伐军占山东、下河南，抓住有利战机，一鼓作气，直指元朝都城大都。
元顺帝担心重蹈宋朝徽、钦二帝被俘的覆辙，于深夜率太子、后妃仓皇出逃，经过居庸关，奔向他们的发迹之地——茫茫草原中的上都。
北伐之战于朱元璋来说，似乎打得轻而易举，游刃有余，远没有鄱阳湖大战之激烈。除了唯一的一次前往汴梁大会诸将研究新的战局外，也不必他亲临前线坐镇指挥。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北伐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在征虏大将军徐达等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大都。以此为标志，历时九十八年（一说一百一十八年）的元朝统治正式宣告终结，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朱元璋之所以在后世经常受到人们的称颂，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抗元民族英雄。是他领导的农民军彻底打垮了蒙古军队，推翻了强加于中原人民头上的元朝统治，结束了饱受欺凌的百年屈辱。
第五章
中国古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之后，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欧洲农民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如中国，但也十分频繁，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起义者却很少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他们恨透了封建贵族，起义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而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心中，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皇帝、消灭皇帝，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登上权力的峰巅。“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便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及主流思想。因此，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高高在上的是所谓的“真龙天子”——皇帝，下面的官僚机构一仍其旧。所不同的是经过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扫荡，贪官污吏、恶霸地主被清除殆尽，新朝的开国皇帝较为英明，朝廷官僚较为清廉，地主剥削较为轻缓。而时间一长，污垢积累，统治会渐趋黑暗，又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展“清污”工作。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无所谓向前，也没有什么落后，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中华帝国属于“停滞的帝国”。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以他的农民意识而言，不仅不能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所不同的，那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获得了成功，坐上了皇位。
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农民军，也会有另一支取而代之，达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他首先做的事藏书网情就是专制集权。权力是一剂神奇的魔药，一旦服用，就会染上毒瘾、自我膨胀、异化变态，而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一个曾以填饱肚皮为志向的穷汉，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心头的狂喜与留恋可想而知。而他的权力又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当然害怕有人从他手中夺走。因此，他不得处心积虑地为稳固自己的权力而耗尽心血，乃至“奋斗终生”。
除开皇帝，天下要数宰相（或称丞相）权力最大，赵高可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权势炙手到天下侧目、“指鹿为马”的地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是对宰相地位及权力的高度概括。不少皇帝担心宰相分权，都曾对其权限做过一定的限制。
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皇权与相权的较量：
第一次是汉武帝时。皇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传统，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
第二次是隋唐之时。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第三次是明朝。朱元璋为了实行绝对的专制集权与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他索性借故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职位。并严令规定，谁要再提设立宰相之议，就砍掉谁的脑袋。宰相不再，其职由皇帝兼理，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与赵匡胤的“皇袍加身”那种玩弄政治权术的夺权方式不同，朱元璋的统治是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夺得的。因此，他的巩固方式也与赵匡胤大相径庭。赵匡胤集权以绵里藏针之柔为主，而朱元璋则是以威猛治国，甚至不惜在和平时期祭起杀人的屠刀。
他觉得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太过柔弱，对大臣们有什么价钱可讲的？莫说权力，就是他们的性命也在皇帝手中，根本没有必要“婆婆妈妈”，索性将那些开国员勋一个个处死，就会免去很多烦恼，也没有半点后顾之忧了。
他最先开刀的，就是那个为他秘密沉舟溺死小明王韩林儿的大将廖永忠。杀害小明王，本是朱元璋心中一个最大的忌讳与隐秘，而作为武将的廖永忠却不懂半点谋略，竟愚蠢地以此向朱元璋邀功请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九九藏书），朱元璋给他安上一个偷用龙凤衣服的不法罪名，突然降旨杀掉。
廖永忠一死，朱元璋的杀戒一开，元勋们可就接二连三地大倒其霉了。也许是觉得杀一个两个并不过瘾，朱元璋干脆大兴党狱，进行集体大屠杀，最著名的有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等。
宰相胡唯庸精明强干，在某些方面远胜朱元璋。而部下超过自己，是专制社会的一大忌讳。部下比自己强，其个人统治、声誉、威望都受到严厉挑战，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朱元璋一再隐忍，终于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擅权枉法之罪将胡唯庸杀掉，并屠灭三族。他也因此而“理直气壮”地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了句号，废除了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
此后，只要谁稍不顺眼，朱元璋就将他罗列进胡唯庸案之中，说成是同党分子，然后毫不留情地处死。一大批朝廷官员、贵族地主被处死，发展到后来，就连七十多岁的开国元老李善长（正是他激发了朱元璋心中潜藏着的帝王欲望，这才有了一个明确而远大的目标志向）也不放过。
胡唯庸一案，牵涉其中被处死的多达两万余人。所杀多为文臣，因为当时全国并未完全统一，他还需要武将为他效命沙场，也就暂时?99lｉb.对他们网开一面。随着统一大业的日趋完成，朱元璋屠杀武将的计划也就列入了他的日程安排。
第二次大规模地屠杀活动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
蓝玉战功卓著，可朱元璋并不念及他的功劳，接到谋反密报，立即将其处死、灭族。又采取株连蔓引的方式，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牵涉此案的功臣及其家族一万五千多人杀害。
即使在胡蓝两案中侥幸“漏网”的有功之臣，朱元璋也要寻找机会与借口一一处死。
享有“明朝开国功臣第一”之誉的徐达背上突然生了一个痈，正当病情见好时，突然接到朱元璋的“皇上赐膳”。徐达打开一看，却是一只蒸鹅。医生曾再三吩咐过，此病禁吃蒸鹅。既为皇上所赐，徐达不得不含泪吃下。后果不言自明，不几天，他就病重而亡。
朱元璋还毒死了开国元勋刘基，绞死曾为宰相之一的汪广洋，将平定广东的朱亮祖父子、儿时小伙伴江夏侯周德兴一一处死……
只要心怀疑忌，稍有不满，朱元璋唯一的处治方式就是杀。他几乎杀红了眼，就连自己的亲侄李文忠也不放过。
朱元璋利用几次党狱，前后一共诛杀大臣四万五千多人，将骁勇之将、有功之臣几乎杀了个一干二净。
一次，心地较为仁慈的皇太子朱标委婉地劝谏朱元璋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将一条荆棘放在地下，要皇太子拿在手中。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上面的刺刺手不敢拿是不是？我把这些刺都给削掉了交给你岂不更好？”
直到临死前夕，朱元璋还在处心积虑地为巩固子孙后代的“江山”而“削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屠杀中，好不容易还剩下傅友德、冯胜等几个“硕果仅存”的元勋宿将，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不服调度，又将这些“漏网之鱼”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朱元璋集权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不再担心有人谋反篡权。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此后的皇权之争变成了内部相残。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从北京挥师南下夺权，朝中却找不出一个可以抵御、抗击燕王的军事将领。朱元璋自食其果，经他传下的皇权不知不觉地于朱氏家族内部变了颜色。倘若地下有知，他将作何感想？
第六章
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还没有哪位帝王能够超出其右。为了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难道非得大肆杀戮功臣不可吗？天下有识之士希望赶跑蒙古异族后汉人可以扬眉吐气地过上幸福舒适的日子，出现汉唐的博大恢弘与繁荣昌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盼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专制残酷与血雨腥风，等来的是一副套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
朱元璋之所为，很大程度上出于严重的心理变态与人格分裂。
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放牛娃，一跃而为主宰天下生杀大权的“天子”，这一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一个破落的贵族，他时常回味、陶醉着的，肯定是往昔那耀眼的荣华与富贵；而对朱元璋来说，虽然当了皇帝，他时常忆念与咀嚼着的，却是过去的贫穷与落魄。尽管不堪回首，可它们总是不由自主、不依不饶、不期而至地闯入他的睡梦与心头。而只要想到过去的贫穷、屈辱与痛苦，他的心中就会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愤怒，当然还有自卑。至尊与自卑是一对相依相随、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有愤怒就要发泄、要报复，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为所欲为地杀掉任何碍眼之人；有自卑就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他有着至高无上的世俗地位、实际权力，他渴望在任何方面至高无上，更希望在人们眼里、心中至高无上。
他恨一切达官贵人，更恨他们的作威作福，因此他首先拿获得既得利益的新贵们“开刀”。
他恨那些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官僚，贪赃六十两银钱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刑场，人称皮场庙。而贪官总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急得朱元璋直跺脚：“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他恨地主富农，对田主刘德的无情无义仍然记忆犹新。他将江南一带的地主迁往凤阳，又徙天下富户于南京。这些地主、富户一旦离开原来的地盘，也就丧失了过去的社会地位与经济优势，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朱元璋强迫天下第一富户沈万三捐献家财修筑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后来又找了一个岔子，说他出钱犒赏皇帝的军队居心不良，将其家产全部没收，然后充军云南。
他恨天下文人，因为他们比曾经是大老粗的朱元璋强似百倍，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能允许有人超过自己。过去，要征服天下，需要文人，他对他们极为尊崇、礼待，还盖了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当然，他也从他们身上获益多多，并受到儒家较深的影响。没有文人的支持帮助，不说打天下，就是那样的念头，他也难以自发地产生；而坐了天下之后，文人就不可爱了，一个个都变得酸溜溜的了。与老百姓相比，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最不好统治，有时口服了，心里却在反感、大骂。因此，在大杀功臣的同时，他对天下文人、儒士也祭起了屠刀。他毒死刘基；贬抑宋濂，最后死于流放途中；人称四杰的明初吴中诗人杨基、张羽、徐贲、高启没有一个善终……他还大兴文字狱，弄出了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虽然个子高大，但长相并不怎么英俊。他很自卑，就想通过画像来弥补。他找了不少画工，可他们却无法揣摩朱元璋的心意，一个个照实画来，结果都不能过关，当然也就没有一人能够活着出宫。后来一个画家吸取教训，将汉高祖刘邦与朱元璋两人的相貌糅在一起，画得面庞丰满，端庄威严，这下才得到了他的首肯与赏识。没想到这位画家还冒死偷偷地画了一幅带出宫外，后人由此才知道他的真正容颜：额骨隆起，眉毛倒竖，鼻子上翘，下颚突出，脸上麻斑点点。
他常说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之类的话语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再如一首云游诗：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明朝则是理学的深入与实践期，他将儒家理学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学体系难以被蒙古游牧民族所理解，加之地域辽阔的蒙古帝国除本土文化与儒家文化外，所选择的文化还有吐蕃喇叭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等，所以元代建立后，对儒学采取拒斥的态度，废除了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汉人为此而悲痛欲绝，读书人也没了晋升出头的机会，对元朝自然恨之入骨。朱元璋对儒士的重用、对儒学的复兴、对科举的恢复无疑是汉人及民族文化的一道福音，特别是那些文人学士，更将他视为拯救衰世的“救星”，对他大唱赞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朱元璋却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国家”政权体制，将宋朝的“开明专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抛得一干二净，以暴力治天下，以威猛制民众，“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黄宗羲曾经论述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即使恢复后的科举制，也非前代可比。朱元璋将他纳入一条狭窄的轨道，将天下读书人的才华束缚成一条随意舞弄的绳索。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天下文人为了猎取功名，只埋头于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只写空洞的八股文，对社会、时事、人生一无所知，“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培养了一大批被人视为书呆子的蠢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浪费，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朱元璋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严格而言，刘邦不属正统农民）跃上龙椅，
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这也是自陈胜、吴广以来每一位农民起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上天”终于通过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得以实现。农民——在当时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农民，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朱元璋这颗闪光夺目的救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企盼与希望。
朱元璋同样感到了自己肩头的重任与使命，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似乎没有让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兄弟失望。
朱元璋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在他身上，既凝聚着农民俭朴勤奋、吃苦耐劳的优点，也汇积了农民那根深蒂固的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农民那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农民意识”。
就个人而言，朱元璋登上龙椅，已达到了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峰巅，但是，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平等俭朴、富足安乐的农业社会。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曾经说过：“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后，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
.99lib.。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
他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采取了历代统治者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扼杀了宋末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的商品经济。他认为农民是世上最为高贵的职业，在他眼里，似乎只有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才算符合道德。
为了对全国民众加以控制管理，征收赋税，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实行人口普查，核实民数，被西方统计史学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记录。户籍制度建立后，他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田垄之中。“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并以此推而广之，把全国所有军民的活动限制在百里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得向地方官
?99ｌib.请领路引，即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或身份证。如果违反，必须擒拿送官。将广大民众局限于固定的地盘，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加封闭，如一潭死水般没有半点生机。
朱元璋还将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实到社会基层。他很讲究实际，并不指望人人都成尧舜，却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难、不滋扰官府。他发布了六句明白易懂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规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摇铃高声朗诵。还发布教民榜文、《御制大诰》等，不时“训导”，要求人民趋善避恶。朱元璋出身农民，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农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之类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尽量将这类文告写得通俗易懂，或是将有关法典翻译成大白话，叫做“直解”。与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对农民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提倡节俭勤劳，讨厌游手好闲之辈，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他治贪无路，治赌却成效显著。他在南京城内建了一座“逍遥楼”，将赌徒送入其中，让他们在里面赌个够，可就是不给饭吃。此举一出，弄得那些好赌者人人自危，个个悚然，不敢再赌。
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给农民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严惩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地主，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扶植小农。
朱元璋大兴狱案杀死的十万多人中，大多数都是朝廷官员及民间富裕大户。对农村占有田土的地主，规定了许多义务条款，严厉限制他们的家财膨胀。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人人富裕的社会，而是要将所有富豪变为普通平民百姓。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追求一种人人都是自耕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唯农村，他也试图努力将整个中国大地变成具有田园风光的乡村社会，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部农民化。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时代，更无法摆脱“农民出身”这一局限。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那些属于复杂劳动范畴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一些寄生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时尚。即使今天，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
99ｌｉb?还固执地认为唯有他们的职业才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人，天下人都得饿死，这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一位农民进城后不禁疑窦大生：“那么多人游手好闲，也不知他们哪来饭吃，空着肚子怎么还活得有滋有味呢？”
农业、农民，是中国永远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当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将全国视为一个扩大的农村，用管理农业的手段治理国家，将整个中国农业化，攥住了已然前进的历史车轮，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对世界的认识，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对外界的陌生恐惧及短视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民间自由贸易交往，曾下达过六次禁海令，“不许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贸易。他说：“朕因为海道可以沟通外国，因此禁止中国百姓往来，如果不禁止告诫，那就会使人人都为利益所惑而触犯刑律。”
他命人编定《大明律》，又亲加裁酌，作为有明一代始终生效、维护君主集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
他以农村春耕秋收、四时循环、万世不移的固定模式为本，将明代的基本国策用《皇明祖训》固定下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朱氏后代子孙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稳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因此，从内政到外交，从生活而治国，他都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制定得相当全面而详尽。然后，他嘱咐道：“喟与感悟。当时的欧洲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旋律是高扬人性，提倡人文主义，开展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启蒙；对外，为了寻找财富，开辟新的市场，一批勇者强者正在进行着激荡人心的地理大发现探险活动。于西方而言，那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的社会，是一个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伟大时期。
而我们却陶醉在迷人的“小国寡民”的田园风光中不能自拔，人民被狭窄的田亩与地盘所束缚，国家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一大批文化、知识精英正在“六经注我”的八股科举中虚掷青春空耗才华，全国上下构成了一个没有隐私、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庞大“集中营”。
一方是昂扬奋发突飞猛进，一方是萎靡不振故步自封，两相比较，优劣自现。时间一长，差距就大了，西方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势不可免。而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就这样看似偶然却不可避免地注定了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
中国的积贫积弱与落后挨打，这笔“陈年老账”固然不能算在朱元璋一人头上，但明朝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他那与生俱来的农民意识，他的嗜杀成性、专制集权、短视自足、狭隘变态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与深刻影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章
吴三桂虽然是一个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但如果将他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比较，显然是一个不甚起眼的角色。他不是政治家，缺乏纵横捭阖、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军事家，在那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他的个人武功固然高强，打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胜仗，但所逞多为匹夫之勇，并无突出的军事建树，而在后来的叛清大战中，更是指挥失误，将自己一辈子积累的所有资本输得一干二净；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仕明叛明，降清反清，反复无常，被视为没有廉耻的小人而遭万众唾弃；他与文化创造更是毫不沾边，一个连道德信仰都不具备的“小人”，哪有什么独特的思想体系可言？……然而，正是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却在明清之际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那风云变幻的关键性时刻，吴三桂被命运突然推到历史的前台，成为一颗决定性的砝码，左右了历史的天平。
吴三桂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
11年）生于辽东一个武将之家。其时，正是明代衰微，满族兴起，辽东战事频仍之际。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明朝武进士，因守辽东有功而官至总兵。舅舅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是赫赫有名的三员大将，他们率领的“家兵”是明廷倚重的抗清精锐。父辈的战场厮杀对吴三桂的儿时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血雨腥风的环境培养了他的剽悍勇猛、坚毅果敢与冷酷无情，也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父亲吴襄身为军人，却对血腥残酷、动荡不定、命
运莫测的军旅生活产生了某种厌倦之情，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过上一种安定而平静的生活，就让他投拜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书画家董其昌门下。董其昌学识丰富，诗文书画样样精通，吴三桂如能得其精义，在文坛上自有一番了不得的出息。然而，从小就为父辈驰骋疆场的矫健身姿所吸引，被刀光剑影的刺激撩拨得热血沸腾的吴三桂怎么也不可能安静地坐在斗室，在那狭小的纸页与局促的范围内消耗自己的青春与激情。他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只是好动，喜欢舞刀弄剑。吴襄也只得顺其本性让他弃文练武。也许是父辈基因的遗传，吴三桂对习武似乎有着一股超出常人的领悟与天赋，加之他的刻苦勤奋，不出几年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十八般武艺样样俱能，对骑射尤为精通。就连自视甚高，以骑射为生的满人、蒙人也不得不对他啧啧称赞、刮目相看。
吴三桂精湛的武功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个人资本，也是他日后能够成为“砝码”的先决条件。此外，他还有一大足以引为自豪的天然优势——俊美丰逸、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典型的翩翩美男子，据有关史书记载，吴三桂“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吴三桂祖籍江南，生于北方，兼得南北所长：既有南方人的潇洒俊秀，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放。一位长相俊美的男人，自然深得风月女性的垂青与爱慕，何况还是一位有钱有才、权威势重的朝廷武将，更免不了要弄出一些沸沸扬扬的风流韵事，惹出一段轰轰烈烈的浪漫情缘。由此可见，当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到决定性的转折关头时，吴三桂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砝码”倾斜与他俊逸秀美的外表也不无关系。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被诗人吴梅村赞为“白皙通侯最少年”的俊美男子，其外表却有一个无法掩饰的缺憾——鼻梁正中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刀痕正中，不知怎么还有一线细丝般的黑纹。对于这条十分显眼的刀痕，吴三桂心中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感情：既爱又恨，既自豪又担忧。
刀疤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场酷烈战争的见证。
那是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的事了。都指挥使吴襄正带着五百兵丁出城巡逻，突遭清廷皇帝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四万八旗主力包围。吴三桂在锦州城楼上远远望见父亲被围，自然心急如焚，急忙请求身为总兵的舅父祖大寿发兵相救。当时城中只有三千兵丁，如果出城迎敌，无异于自取灭亡。祖大寿除了坚守城
池外，别无他策。吴三桂突然跪在地下请求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敌人剁成肉酱而见死不救，请允许我带家兵与敌决一死战。”吴三桂说完，不待舅父作答，便率领二十多名家丁骑马飞驰出城，旋风般地杀入敌阵。吴三桂挥舞大刀左冲右突，怒吼着拼死向前，二十多员家兵紧随其后，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杀开了一条冲向包围中心的血路。突然，一员满将高举红旗带着一群士兵从斜里刺杀过来，吴三桂急忙拉开弓弦一箭射去，对方应声仆倒在地。然而，正当他飞马向前割取敌将首级时，不料这位满将拼着最后一股勇力，挥刀向他砍来。吴三桂没有防备，躲闪不及，一刀正中鼻梁。处于万分危急之中的他根本顾不上包扎，只是顺手擦了一把，结果弄得满脸惨红，面目狰狞，而他的拼杀也更加神勇了。他终于杀到了父亲身边，不由得高声叫道：“快跟我来！”接着又转过身来，带领残剩的明军，向来路杀回。
二十多人的轻骑投入四万敌阵，无异于主动送到狼嘴里的一块肥肉。然而，正是这不合战争常规的突然袭击，弄得老谋深算的皇太极疑窦丛生，担心明军故设诱兵之计，竟未加追赶，听凭吴三桂父子逃逸而去。
虽然留下了一条刀疤，但吴三桂以同
99lib?归于尽的气概拼死救出父亲，孝勇之名顿时传遍遐迩。就连皇太极弄清真相后，也赞不绝口，夸他是条“好汉子”，还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皇太极更为遗憾的事恐怕还在死后，那就是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这声叹息后来竟变成事实，吴三桂成了清廷夺取江山的得力鹰犬。
吴三桂的崭露头角对国势日蹙的明朝来说自然更是大加看重，先是让他承袭父职，官都督指挥；接着又担任游击、副将等职；此后，吴三桂一路看好，频频擢升，二十八岁那年，就被封为镇守一方、独当一面的宁远总兵官。
正是这条无法抹去的疤痕为吴三桂带来了鲜花与盛誉，它是忠诚、勇武、孝义的象征，也是他的发迹之始。因此，他“敝帚自珍”地爱惜这道伤疤，为这块荣誉之疤感到自豪。同时，这又是一块令他忧患乃至痛恨的伤疤。影响他那俊美的外在仪表倒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一位算命先生端详他的“尊容”后，竟在背地里说他的鼻梁刀疤是一块“败相”。他说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这条刀疤生得突兀，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断梁，即房屋梁柱倒塌，那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与下场？吴三桂听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冷冷地笑笑而已。明明是一块发迹之疤、荣耀之疤，怎就坏了自己的“风水”呢？他不相信。但内心深处，却不时地生出一股隐忧，恨不得来点“美容术”把它抹个一干二净。因此，每遇重大决策及难解之事，吴三桂总是下意识将手移至脸面，捂住鼻梁上的那道疤痕。
吴三桂最初进入史家及后人视野，正是他的舍命救父行为：“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于此！”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似乎
也打上了这种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独特风格。
身为职业军人，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乃为家常便饭。吴三桂每每临阵，总是毫无惧色地一马当先。他带
九九藏书兵打仗不怎么讲究军事谋略，似乎都在硬碰硬、硬拼硬。
随着清廷与明廷争夺辽西走廊的战争愈趋激烈，被蓟辽总督洪承畴擢升为宁远总兵官的吴三桂更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从所部两万多兵士中严格挑出一千精甲，亲自训练直接指挥，组成一支类似敢死队的先锋营。这支先锋营分为二十队，每队五十骑，设一领骑。吴三桂将每一骑首的姓名刻于竹签之上，插入靴筒之内。紧急之时，信手抽出一签，上面刻有谁的名字，便大呼一声。这位领骑就头也不回地率领本部五十精骑视死如归地闯入敌阵。在这些冲锋陷阵的精骑鼓舞下，军威立时大振。因此，吴三桂这一奇异的练兵、用兵之法使得吴军实力大增，成为明廷对付清廷的一支劲旅。
在与清廷的长期交战中，吴三桂由一介武夫渐渐地变得机敏善变、干练成熟了。然而，由于他一直居于局部地位，应付的全是一些具体战务，也就缺乏统领全局的气魄及卓越军事家的宏观谋略。不论带兵打仗，还是为人处事，吴三桂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便是个人私利。他那时时受宠、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生际遇也助长了这种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的性格特征。机诈、权变、喜欢耍点小聪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无可更移的弱点不仅注定了他难以成为一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手笔”，也预示着他那悲惨的人生归宿。
常言道，烈火识真金，板荡识忠臣。一遇关键时刻，吴三桂的个性弱点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八月初，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决战阶段。明军主帅洪承畴凭借八镇总兵、十三万人马的优势，以志在必得的气势逼近锦州城南，向围锦清军发动猛攻。身在沈阳的皇太极闻讯，不顾大病初愈的虚体，亲率救援大军赶赴锦州前线，切断明军退路及粮道，并乘机夺取了笔架山的积粮。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明军顿时处于欲战力不支、欲守粮已尽的劣势与窘境之中。军心低落，士气动摇，各路将领都在考虑如何撤退了。而只要稍有军事头脑的人就会知道，除了与敌决一死战外，已无退路可走。于是，洪承畴只得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二天与清军的生死大决战上，他说：“现在的情形是守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决一死战，或可绝处逢生。往日大家都说要尽忠明廷，现在正是时候了。”
然而，就在当夜，却发生了大同总兵王朴率兵突然逃跑的意外事件。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素日以勇武善战闻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也率众追随王朴逃遁而去。
部将的逃跑打乱了洪承畴的全盘计划，明军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的意识与能力，只得下令突围。这场临时决定的所谓突围，实质上就是一次少有的大溃败与大逃亡。黑夜之中，士兵不辨方向，建制混乱，无法指挥，自相践踏、跌入壕堑、掉进山涧、涌向海边溺死者不计其数；而清军又四面设伏，一排排箭矢、滚石铺天盖地袭来，结果五万多人马在这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溃败中丧生，致使明廷的这支庞大精锐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吴三桂因紧随王朴抢先逃跑，占据了有利的时机，加上部众骁勇，相对而言，损失不大，基本保全了自己的实力。
如果说吴三桂早就开始谋划逃跑，那可能有点冤枉了他。此前，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敢拼敢打、敢作敢为的血性男儿。在这明、清命运的大决战前夜，特别是听过洪承畴的训话之后，吴三桂肯定也想过要效忠朝廷。然而，王朴的突然逃跑在一瞬间就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与其说他的紧紧跟随是一场有目的的预谋，毋宁说是一瞬间的本能反应，一种保存实力、趋利避害的深层人格弱点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吴三桂这一潜藏极深的劣性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开始暴露无遗。
第二章
吴三桂死里逃生，侥幸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他深知自己追随王朴逃跑带来六镇精兵尽失的悲惨败局，将为朝廷国法所不容。而崇祯皇帝的轻于杀人与刻薄寡恩更是人所共知，因此，对那不堪设想的惩处只要稍稍想想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虚害怕。然而，数月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朝廷只将王朴一人判处死刑，对吴三桂仅作降罪三级的处分，仍命他镇守宁远。
同罪不同罚，吴三桂对朝廷的格外开恩不禁愧恨交加，感激涕零。而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没过多久，一纸诏书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明廷任命吴三桂为辽东提督，总领辽东主、客官兵。
一员逃兵之将，为何一再受到命运的青睐？难道崇祯皇帝一怒之下就不能将吴三桂与王朴两人等同视之开刀问斩吗？
关键是北方将领中，唯有吴三桂一人的实力、勇武、用兵
可与清军的铁骑精锐抗衡。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是那纷乱动荡的复杂局势“成全”了吴三桂。
当时的明朝，已处于内外交困的风雨飘摇
.9９lｉb.之中。农民起义波澜壮阔，愈演愈烈；清廷势力日益强盛，逐渐南下蚕食明朝领土。为了达到一劳永逸之效，崇祯皇帝抽调北方主力与清廷决战，将赌注押于松锦之战。一败涂地的战局不仅使得明朝失去了洪承畴、祖大寿、曹变蛟等一批有勇有谋的大将，更使得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乘机攻克洛阳、襄阳等地，尔后挥师北上逼向京城，直接威胁明朝的统治。为了对付迫在眉睫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再也无暇顾及辽东。历来镇守辽东的祖氏家兵中，可以倚重的将领也只剩下吴三桂一人了。因此，面对吴三桂临阵逃跑的可杀之罪，崇祯皇帝不但没有严惩，还不得不采取先抑后扬的方式——在象征性地降了吴三桂三级之后，很快又将他升为辽东提督，并为此下了一份专诏：“欲专吴三桂提督之权，不欲掣其肘，至领兵官亦令三桂拣得心应手之人。”朝廷将拱卫辽东的重任一股脑地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为了达到用人不疑、收买人心之效，还让他破例享有培养心腹、培植亲信之权。
可不要小看崇祯皇帝对吴三桂的提升及他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松锦之战惨败不到一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便被清军全部攻破。于是，吴三桂所镇守的宁远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成为明军狙击清廷问鼎中原的前哨阵地。吴三桂若降清，辽西走廊大门则全然洞开，八旗铁骑将无遮无拦地跨越关城直取燕京；而吴三桂在明，明廷虽失重镇，边关依然可守。
一个犯有可杀之罪的区区武将，就这样慢慢地被风云变幻的历史推到了前台，成为明清争夺战中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明、清的战局
藏书网形势今后将会如何发展？除了依靠吴三桂——依靠他的关宁铁骑，依靠他的顽强阻击，依靠他的忠心耿耿外，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控制。他早已被糜烂的局势搅得焦头烂额，目光与精力之所在，全都放在了对付潮水般席卷而来的农民起义上。
清廷也自然非常看重吴三桂现在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自攻下锦州城后，就开始谋划收取宁远、招降吴三桂的策略。
通过激励的手段，往往能收到惩罚难以达到的奇妙效果。吴三桂于崇祯皇帝的不杀之恩与眷顾垂青自然是感激不尽，力图报效。因此，吴三桂对清军的招降一开始表现得相当坚决。清廷先后派遣已经投降的吴三桂舅父祖大寿，昔日同僚张存仁、祖可法，亲眷裴国珍等人劝降，吴三桂一一拒斥。然而，当他得知洪承畴被清军活捉后不仅没有以死效忠大明王朝，反而拜倒在清人脚下做了一名降臣时，不觉万分震惊，继而就有点犹疑不决了。降，还是不降？他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舅妈的行为坚定了他的决心。舅父祖大寿降清后，不久便派人前来吴三桂镇守的宁远转移家眷。然而，舅妈却以一妇人之身，表现出难得的忠义，她宁可孤身待在宁远，也不肯前往被她视为“夷狄”的清营与家人团聚。舅妈的行为震撼了他，吴三桂权衡再三，最后还是留在了明朝。
而这时的明朝局势，已到了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地步。
自松锦大战后，崇祯皇帝可倚重的兵力仅有三支：一是吴三桂的辽东精锐，正与清军在宁远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一支是湖北的左良玉，虽兵多将广，实跋扈难用；再一支便是陕西总督孙传庭统率的三边官兵，这也是崇祯皇帝唯一能够对付农民起义的部队。然而，正是这支长期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朝廷劲旅，却在郏县被李自成的农
民军全部歼灭。然后又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地向京城奔袭而来。
为了保卫京城，明廷除了抽调吴三桂军队外，已别无他法。吴军入关，就意味着放弃宁远，那么，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将全部落入清军之手。上自崇祯皇帝，下至朝廷要员，谁也不愿承担弃地的万世骂名。于是，吴三桂入关之议也就一议再议、一拖再拖，搁了两个月之久，还在议而不决
九九藏书。
就在明廷举棋不定的日子里，大顺农民军以秋风横扫落叶之势，快速逼近京畿。这时，崇祯皇帝才不得不匆匆下诏“征天下兵勤王”，正式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火速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
命运，又一次将吴三桂推到了历史的漩涡中心。
其时，宁远已成为一座孤城，吴三桂早就上言督抚，请撤宁远。接到命令后，吴三桂并未“火速入关”。他心里非常清楚此放弃宁远意味着什么，一旦被清军据有，今后也许就难以回到这块生养自己的辽东大地了。于是，吴三桂不慌不忙地将有关事务料理一番后，才率领一支五十多万的兵民混杂队伍踏上了西进之路。这哪里是入关勤王？完全是在进行一场有条不紊的战略大转移。
就在吴三桂还在勤王路上缓缓行进之时，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一举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大明王朝正式落下了历史的帷幕。
两天后，分兵驻扎在昌黎、滦州等地的吴三桂才得知明朝覆亡的准确消息。凭着一个优秀军人的本能与直感，他毫不犹豫地下令撤兵，赶紧回军山海关，将自己横亘在清廷与大顺之间。
第三章
如果说此前是命运在光顾吴三桂，历史在选择吴三桂，那么，此次的退守山海关却是吴三桂抓住了命运，将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天平上，变成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
山海关是进入关里关外的一把神奇钥匙，它坐落在层峦迭嶂的群山怀抱，素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万里长城的东端就肇始于此。它东临大海，北有覆舟山和兔耳山，山海相依，地势险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拥有山海关的吴三桂心里非常清楚，以他手中现有的三万“关宁铁骑”，还不足以构成一支独立于清廷与大顺之外的第三支武装力量。也就
是说，他只能依附于其中的一支而存在。过去，大顺农民军与清廷政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但配合默契，在实质上构成了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明廷的南北夹击。明朝覆亡，剧变的形势必然导致两大新生而强大的军事集团水火不容、兵戎相见。而山海关，当是双方拼死争夺的首选之地与焦点所在。因此，吴三桂顿时变得身价十倍，显赫无比。明亡后的历史仿佛一架天平，一端是清廷政权，一端是大顺农民军，而他，则成了一颗砝码，正位于天平的中心。只要他往任何一方稍稍倾斜，天下大势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归服大顺则可阻止清军入关，使得刚刚奠都北京的新生政权赢得充裕的时间，从而顺利地完成取代明朝的历史使命；降清则清军长驱直入，抢占农民军的胜利果实，直取北京问鼎中原。
长得英俊潇洒的吴三桂雄踞于山海关之上，踌躇满志地望着关里关外两大前途未卜、忙乱不堪的军事集团，颇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
很快地，李自成就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派遣降将唐通前来招抚，许诺将有“通侯之赏”。吴三桂自然心有所动，但他没有一口答应。
此时，清廷仍在争取他，封赏也非常优厚诱人。但吴三桂不会轻易倒向清廷，长期的边衅已使他与清人积怨甚深，多次的拒降更使得他顾虑重重。
吴三桂还在权衡、比较、选择、等待。
形势急迫，时不我待，他还在等待什么？
具体而言，他还在等待父亲吴襄的回信。
崇祯皇帝在初拟抽调吴三桂的宁远守兵时，就向朝野大臣做了一个暗示——将吴三桂之父吴襄升为中军府都督调至京城。京城失陷时，吴三桂曾给父亲去过一信，大意是说他将退驻关外，如果全家陷入农民军之手，为亲情计，那么他也只有归降大顺了。也就是说，吴三桂能否倾向农民军，父亲及家人的依归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指标”。不几日，吴三桂接到了吴襄回音。从而得知父亲已投降大顺政权，父母家小及其爱
.99lib.妾陈圆圆皆在京城，父亲在信中一再规劝他早日投降大顺，成为新朝元勋，与家人共享荣华富贵。
几乎在接到父亲书信的同时，李自成又派人送来四万两犒师银饷及一份封侯檄书。既能保全家人，又可高官厚禄，还有金钱银两，吴三桂不再犹豫，终于下定决心向李自成投降！
第二天，他就将山海关交到农民军代表唐通手中，再次亲领大军踏上了西进之路。此次并非勤王，而是进京归降。一路上，吴三桂想象着李自成隆重迎接的盛况及封王拜侯的荣耀，想象着与家人团聚的喜悦，特别是想象着在烛光摇曳之下与爱妾陈圆圆久别重逢后的融融泄泄，不由得心花怒放，陶醉神往。
在此，我们有必要稍稍展开笔墨，叙写一下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火热爱情。
陈圆圆从小天生丽质，只因家境贫困，被人贩到苏州当了一名歌妓。她美艳动人，擅长南戏，能吟诗作赋。很快地，其内慧外秀就赢得了众星捧月之宠，成为秦淮河畔鼎鼎有名的尤物，文人名士争相与她交往唱和。每当歌舞赔笑之后，面对孤寂的身影，想着悲苦的命运，陈圆圆总是免不了要黯然神伤一番。她内心唯一的憧憬与企盼，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寻得一个可以依托终生的如意郎君，摆脱这为人所不齿的卖笑生涯与低贱的社会地位。
第一位让她怦然心动的男子，便是当时号称江南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两人一见倾心，双双陶醉在浪漫的爱河之中。冒襄临别时，还许下了迎娶圆圆的吉日佳期。
然而，望眼欲穿的陈圆圆等来的不是冒襄，而是国丈田遇弘。这一年，田遇弘奉旨上南海普陀山进香，顺便前来苏州采买色艺双全的女子，被陈圆圆的艳名深深吸引，更被她的曼妙优雅弄得神魂颠倒，结果以重金强聘而去。
田家富有，有权有势，对一名普通妓女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比较满意的归宿。然而，陈圆圆是一个性情中人，她所看重的，乃是心灵的交流与感情的契合。田遇弘年老衰迈，俗不可耐；加之他姬妾众多，喜新厌旧，虽然占有了陈圆圆的肉体，却怎么也不能赢得她的芳心。
就在陈圆圆对冒襄的日夜思念中，那高高在上、俯视人寰的命运之神于不经意间向她瞥了一眼。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吴三桂邂逅相遇了。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奉命率军奔赴京畿完成狙击清军任务的吴三桂正要北归，突然接到皇帝召见的圣旨。明朝的衰微使得不少趋炎附势之人都在寻找出路，手握兵权的吴三桂突然受到皇帝的宠幸，田遇弘不禁把他视为一把“保护伞”，希望关键时刻得到他的庇护。因此，圣上召见之后，吴三桂又受到了国丈的盛情邀请。
为讨得吴三桂欢心，酒过三巡之后，田遇弘便将他的“宠物”——一代佳人陈圆圆唤出歌舞助兴。
武士生性喜欢刺激，美女与烈酒，常是他们的第二战场与第二生命，吴三桂也不例外。他一见圆圆，就被她那天仙般的美貌深深吸引，而那翕动着的樱桃小嘴吐出的
一串串美妙音符更是弄得他情不自持，飘飘然仿佛进入了人间天堂，竟“丢盔弃甲”，缴械投降，乖乖地做了圆圆的俘虏。
陈圆圆一见吴三桂，也被他那年轻英俊、威武潇洒的形象所沉醉。这种具有力度的阳刚之美，不仅使得坐在一旁的田遇弘黯然失色，恐怕就是陈圆圆心中的日夜思念的江南才子冒襄，也无可比拟。
两人按照千百年来流传的英雄爱美人，美人恋英雄的故事模式开始“盗版”“复印”。先是眉目传情，后来瞅了一个机会，在一阵低语中订下终生。这种闪电般的神速恐怕比今日盛行的后现代“快餐化”还要“快餐化”。
酒宴结束，吴三桂将要告辞时，田遇弘才道出了自己的心事：“设寇至，将奈何？”吴三桂也就开门见山地说：“能以圆圆见赠，吾当报公家，先于报国也。”没想到吴三桂为了陈圆圆，后来竟真的置国家与民族大业于不顾。田遇弘闻言，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得忍痛割爱。
吴三桂担心田遇弘反悔，当即留下千金聘礼。
不久，吴襄奉调进京，便按儿子的托付将陈圆圆接到了自家府中……
吴三桂马不停蹄地奔驰在进京途中，想到就要与爱妾陈圆圆久别重逢，心头情不自
禁地涌过一股热流，还时不时地激动得浑身战栗不已。
然而，就在吴三桂来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突然遇到了从京城逃难的家人，事情就此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原来，农民军进入北京后，采取了一项非常严厉的追赃助饷措施：所有前明官员都得依照官职大小，分等级交纳相应的银两，不从者则处以严刑竣罚。吴襄虽有招降儿子之功，但也没有躲过追比的惩罚：自身被关押，家财遭查抄。
吴三桂得知后，先是惊愕不已，回信上不是还说一切平安的么，怎就突生变故呢？继之是困惑不解，李自成对他封官许愿，赏赐银两，如此看重优待，怎会拷打拘禁他的父亲，还将吴氏满门家财洗劫一空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是不是家人走昏了头胡言乱语？因此，他不由得反问道：“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是不是弄错了？等我到了京城，父亲自然就会释放，家产也会原封不动地归还的。”说着就要启程继续西行。然而，家人又继续告诉他说：“不仅老爷被抓、财产被抢，就连你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给抢走了！”
吴三桂听了，顿时待在原地。刚才还在想象的爱河中陶醉，而事实上陈圆圆早已不属自己，他的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场典型的白日梦而已。父亲、财产可以原封不动地归还，可抢走的女人还能原封不动地回到自己手中吗？
何况这追赃助饷根本不是一场误会，而是大顺政权的一项重大策略，他吴三桂以一员降将之身能够改变农民军的政策吗？想于此，吴三桂不禁深深地失望了。不管怎样，再也不能继续向前行进了，一旦到了京城，就会受制于人，半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
慢慢地，吴三桂就由失望而愤怒了。
时年三十三岁的吴三桂正值血气方刚之年，陈圆圆在他眼前不断晃动的娇美容颜像是不断泼洒在火焰之上的汽油，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未受过如此难堪的羞辱，不禁咬牙切齿地叫道：“大丈夫连一女子也无以保护，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我吴三桂不灭李贼，不杀刘宗敏，誓不为人！”
这就是流传至今“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的为后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则风流韵事的广为传播有关。
为了一个女人，为了家庭，为了个人利益，吴三桂那曾经暴露过的人格弱点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浮出水面”。此时的他，完全忘了民族大业与国家利益，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及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听任自己的本能决断行动。
如果大顺农民军严厉监守他的家人不让离京，如果吴三桂没有遇到他的家人，或者不是在永平以西的沙河驿这一足可回旋的地方碰上，那后来的历史发展又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循着已然发生的一切继续追寻。
一阵暴怒过后，吴三桂调转马头，第二次循来路迅速返回。
他要重新夺回山海关！
历史的砝码本来已经倾向了大顺农民起义政权这一边，然而，却又稍纵即逝地偏向了清廷统治那一边。
大顺政权与成功、胜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永远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天赐良机。以此为转折，他们开始走下坡路了，总是被一些无法摆脱的失意与失败追赶纠缠，一天天地走向衰落，直至彻底覆亡。
这一切罪责，到底由谁造成？
难道是李自成的失误吗？显然不对，他早就意识到吴三桂这颗砝码的重要，即使错过这一机会之后，他还想尽力挽回，一而再、再而三地招降吴三桂，也就是说，他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是李自成部将之过吗？也不对，他们是无辜的，只不过严厉执行了大顺政权制定的一项政策而已；那么，承担历史罪责的就该是抢走陈圆圆的刘宗敏了？也不尽然，作为一员武将，抢走个把女人也属“无伤大雅”之举，好像也在情理之中；看来，这引狼入室的罪责就只能算在反复无常的小人吴三桂一人头上了？似乎也不能够，如果设身
处地为吴三桂想想，既要招降他，又要拷打他的父亲、占有他的财产、抢走他的女人，他的发怒、他的选择不也属人之常情吗？当时，如果他不返回山海关，而是继续进京，等待着他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与结局呢？还真难以预料呢……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装扮的侍女，然而，它也会不时地展示一些奇光异彩、奇风异景来迷惑后人。
在这一连串的人物与事件中，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该谁承担历史的责任与过错？
应该说，这些重要人物都难辞其咎，相应地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笔历史账又不能算在某一个人头上。正是一连串的偶然巧合与复杂多变的微妙因素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左右了砝码的位移，改变了历史的航向。
第四章
吴三桂率领他的关宁铁骑旋风般地扑向山海关，向毫无戒备的农民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很快就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守城及增援部队，山海关又一次落入他的手中。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之举无疑是一份宣告与大
顺政权彻底决裂的“白皮书”，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农民军的反面。此时，站在山海关之上的吴三桂再也没了先前的志得意满，而是显得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所面临着的，将是一场无法避免、命运未卜的与农民起义军的生死大搏斗。他虽然收编了两万多农民起义军，又招募了数千新兵，加上原有的三万多人马，共计六万多人，表面看来，兵力似乎相当可观，但仍无法与强大的农民军抗衡。为了保存自己，除了依附清廷一途外，他已无路可走。
然而，他还是不想“认贼作父”，背上投靠异族的千古骂名，便采纳了部将胡有亮的“借兵之计”——不是向清廷投降，而是借来对方的兵力，“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
以往是清军诱降吴三桂，这次却是吴三桂主动致函，说得好听一点是“借兵”求援，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身处绝境中的卖身投靠之举。
清摄政王多尔衮接信，不禁喜出望外。父兄两代人苦苦血战都难以打开的雄关，如今这把入关的钥匙却神奇般地落到了自己手中，怎不让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半点犹豫，清廷就定下了出兵大计。
山海关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保住刚刚夺得的胜利成果，李自成不得不亲率精锐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同时，他还将吴襄及明太子带在军中，再次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抢在多尔衮之前到达山海关，命吴襄阵前致书劝降。
吴三桂心里清楚，清军此时正
火速奔驰赶来援救。他已没了退路。为了自己，他不仅忘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即使面对年迈的父亲，也没了过去的孝慈之心，表现一副人间少有的铁石心肠。他回复父亲道：“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于是，一场势不可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吴三桂兵弱，农民军自然占了上风，关城眼看就要陷入农民军之手。这时，多尔衮的增援部队也已赶到。然而，足智多谋、机心颇深的多尔衮并没有及时地投入战斗，而是迫使吴三桂入彀：以便于识别为由要求吴三桂及其部属剃发，变名义上的借兵为实质上的投降。
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愈攻愈猛，一边是多尔衮的要挟施压。吴三桂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得“束手就范”。以他为始，全体官兵一律剃发，一时来不及者则以白布斜束项背令清军辨识。然后开门揖盗，将多尔衮的清军迎入关内。吴三桂一厢情愿、以求两全的所谓借兵之策，至此全然失败，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归顺。
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就这样于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而李自成却蒙在鼓中，对此全然不晓。
决战开始了，狡猾的多尔衮反客为主，命吴三桂作先锋，自己则躲在一旁观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可于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
清军与吴军联手，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农民军的惨败而告结束。
幸运之神倏尔远去，李自成的覆亡就此一战而定。除了逃遁、失败与灭亡的命运外，他所能做的，不过就
是拼死挣扎，延缓一下灭亡的时日罢了。
弥漫在山海关头的硝烟还没散尽，多尔衮就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继续追赶仓皇逃亡的李自成。
如果说据有山海关时的吴三桂还可在天平的中间左右摇摆、选择，那么，当他出关迎接清军入关之后，砝码的使命一旦完成，历史的改写已成定局，
他的地位与作用也就开始向下滑落。在那关键性的决定时刻，是他在选择、改变历史；而现在，他只能在已然改变的历史大框架中左奔右突，再无回天之力了。
吴三桂尾随逃亡的农民军紧追不舍，李自成还想尽最后一次努力，以摆脱吴三桂恶狗般的纠缠，从而赢得时间，稳住阵脚，以图再起。于是，他再一次遣使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仅不降，还违反自古以来的“战争公约”，斩了来使。李自成的最后一次招降失败，他对吴三桂彻底绝望了，将满腔悲愤全部发泄在一直拘押在军营中的吴襄身上，命人将他一刀杀了。返回北京时，又将吴氏一门三十多口全部斩首。然后草草登基，回光返照般地坐上皇位，于虚幻的满足中自我陶醉了几天，便不得不匆匆弃京，向陕西方向仓皇撤退。
吴三桂马不停蹄，穷追不舍，紧紧咬着李自成不放。终于在望都与正定之间追上了李自成，夺回了陈圆圆。
这一切，难道真的是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吗？为了女人，难道可以拱手献出山河，可以舍弃父亲家室，可以不顾民族大义？
这不应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女人是祸水”之说吗？
然而，陈圆圆是无辜的。她的确柔情似水，但一点也没为祸，罪不在她。
自从那天晚上吴三桂慷慨豪放、一掷千金将她聘下，陈圆圆就将自己的一颗心完全托付给了吴三桂。有时自然也会想到冒襄，但很快就压抑自己，只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不往男女情事方面想。不论外在名分，还是内心深处，她都属于吴三桂了。吴襄入京，将陈圆圆接到府上，她不禁吁了一口长气，满以为这回真的修成了“正果”。然而，没想到命运又跟她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她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大将刘宗敏慕名而至，想方设法将她强掳而去。吴三桂与刘宗敏虽同为武将，但前者俊逸潇洒，像一阵拂过林间的清风；后者鲁莽，像一块没有打磨的毛坯。这对生于江南、善唱南戏、吟诗作赋的陈圆圆来说，她不仅不能接受刘宗敏土匪般的抢劫占有方式，在心灵与感情方面更是格格不入。其实，她并未与吴三桂正儿八经地相处过一天，自那晚离别，吴三桂第二天就率军返回辽东去了。她只能在长期的思念中勾勒吴三桂的形象，而想象往往会把对方描绘得完美无缺。她渴望吴三桂，恨不得立时倒在他的怀中。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拼死拼活地将她从刘宗敏手中抢回，按理说，陈圆圆应该感激涕零得恨不能跪在他的脚下，情不能融于他的血肉之中。然而，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时，却在陈圆圆心中埋下了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吴三桂已不是第一次见面的吴三桂，虽然还是那么俊秀潇洒，但其装束却变成了一身令她不敢相认的满服，额前剃得精光，脑后还留着一条猪尾巴似的辫子。作为一个江南人来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她不能接受眼前的吴三桂，但又不得不接受。尽管感激，却少了一份昔日那种刻骨铭心、梦牵魂萦的爱慕，甚至还有一丝失望。
如果说吴三桂开关降清是为她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么后来的所有行为就让陈圆圆不可思议了。满人入关后，吴三桂就变成了清廷豢养的一条忠诚而驯顺的猎狗，只须一声轻轻呼唤，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纵身扑向对方。吴三桂在多尔衮的驱使下，一路追至陕西，又循着李自成的撤退足迹，大败农民军于襄阳、武昌、九江，取得连战连捷的巨大胜利，使得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一说于湖南石门出家）。然后，他又平定各地叛将，为巩固清廷统治效尽死力。最令人不耻的，是他进军云贵地区，对昔日曾有恩于他的明廷——逃到南方的残存势力南明王朝不遗余力地予以剿灭。他将南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赶出国境，赶到缅甸，后又借机将其擒获，就地缢杀。至此，明朝的最后一抹余晖也从历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清人自然不会忘记他的莫大功绩，在“嘉奖令”上写道：“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宜加殊礼以示眷酬，著进封亲王。”农民军与南明朝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亲王”宝座。对此，史家以其客观公正的态度秉笔写道：“明社之亡，虽由闯贼，然倒以宋室厓山，寔亡于三桂手。”
事实也正是如此，满人在中原大地建立的庞大帝国，主要是依
99lib?靠了汉人力量，吴三桂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一书中写道：“鞑靼人在征服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又是汉奸！这些民族败类总是我们难以绕开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汉奸何其多也，这似乎与封建体制、传统文化及国民性紧密相连。儒家文化的活命哲学、封建专制造成的奴才人格、国民素质的软弱阴柔，当是汉奸大量“繁殖”的适宜“温床”。
对于
?９９ｌｉｂ?吴三桂的所作所为，陈圆圆肯定有过规劝。但吴三桂是一典型的利欲熏心之人，他对陈圆圆的“冲冠一怒”，说到底也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个人占有。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吴三桂投向清廷“怀抱”之后，就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大顺与南明的反面，没有什么比博得主子的欢心与信任更为重要的了。因此，陈圆圆想通过吹吹“枕头风”的方式改变他的行为，无异于比登天还难。同时，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采买江南优伶、遴选后宫粉黛，加之陈圆圆年纪一大，姿色渐衰，自自然然地就将她冷落了。
陈圆圆的感情也在翻转起伏，与时变更，历经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由对吴三桂一见倾心的爱慕到刻骨铭心的爱恋，然后是惆怅、失望，再到怨艾。从贫寒到富贵，从冷清到喧嚣，从爱恋到怨恨……陈圆圆在这大起大落的升降起伏中终于参透了人生，看破了红尘，最后出家礼佛，做了一名尼姑，长年与钟磬、孤灯、青卷、寂寞相伴，直至生命之终。
还有一说为陈圆圆最后乃自尽而亡。若如此，那当是她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个人命运、对天下大势的无可挽回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然后以毅然决然的态度、以一个弱女子之所能而采取的一种别致的反抗方式。
如果说吴三桂年轻时于万人敌中拼死救父的忠勇令人称道，而后来，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置父子之情与孝敬之道于不顾，一副典型的铁石心肠与虎狼之心，实在令人不耻；如果说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师山海关多少还有一点男儿血性，那么后来的甘当清廷鹰犬追杀李自成、剿灭南明残剩势力，则完全堕落为民族的败类与历史的罪人。
第五章
也许，吴三桂在山海关面对多尔衮的逐渐施压时，就悔意萌生了。明明是说借兵报仇，而清军却乘人之危地以剃发辨别为由逼他就范，实在是太不仁义了。然而，政治是无情的，它只承认强者。吴三桂不得不剃发屈服，如此一来，也就构成事实上的投降了。后来，多尔衮又反客为再，将他视为一名降将，作为翦灭对手的急先锋。吴三桂受制于人，只有死心塌地地充当着一名刽子手的角色。
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降清行为，潜意识层面保留着的，仍是“借兵复仇”四个大字。作为一介武夫，他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什么民族、国家、伟业之类的身外大事。一段时间，他那致命的人格弱点只容得下个人利益、一己私仇，“复仇”二字死死地盘踞在他的脑海，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当他抢回陈圆圆、剿灭大顺农民政权后，着实轻松了一阵子。是的，美人重归，仇人覆灭，恨意已消，他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有这时，他才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考虑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他举目四顾，除了一些弱小的反叛力量及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外，整个天下，已非清廷莫属，由他这颗“砝码”所造成的历史大局业已注定。事实上，他的军事力量也完全控制在清廷手下，容不得他有半点非分之想。他想抗拒，已无法抗拒。他这颗砝码，除了继续倾斜，凭着一种惯性与余力以助清廷扫平天下外，已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了。
聪明、机诈的吴三桂一旦明了天下发展大势，就顺着沛然莫能之御的滚滚历史潮流向前推进了。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与重用，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吴应熊留在京师作为人质；他抛弃了忠孝仁义、道德廉耻，无所不用其极，做出了一个叛臣所能做到的一切；为了达到新的目的，他甚至一再身冒箭矢，亲临险境，置个人安危与生死于不顾。
一次，吴三桂在进剿四川时，被大西农民军团团围困在保宁。起义将领刘文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置吴三桂于死地，围层连营十五里，重重防范，还设以象阵相辅。就当时那壁垒森严的围网而言，吴三桂似乎插翅难逃。然而，农民军志在必得，不免骄傲轻敌；围攻时间一长，防守也不可避免地有所松懈，终于被负隅顽抗的吴三桂寻到一个薄弱环节，抓住有利战机，拼死突围，杀出了一条血路。
还有一次，吴三桂在追赶南明永历帝的过程中，中了李定国的埋伏之计，前锋已经进入二伏圈内。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名叫卢桂生的降官突然出现在吴三桂面前，道出了眼前的险情。吴三桂大吃一惊，急令撤军，不仅避免了可能的覆亡，还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命运，似乎总是垂顾于他，让他担负、完成历史砝码的最后使命。
由于死心塌地地为清廷效劳，主子似乎也被他的忠诚感动了。天下平定后，吴三桂被封为云南王。
清初，汉人封王者共四人，其他三人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是早年降清的有功之臣。吴三桂降清虽晚，但功勋显著，首冠亲王之爵。那炙手可热的权威，就是满族“天潢贵胄”也难比拟。
吴三桂博得清人宠信、获得显赫权势的目的达到后，新的欲望又开始膨胀。在连年不断的征战岁月里，吴三桂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一旦封藩云南之后，他生命中固有的人格弱点又开始不加掩饰地暴露无遗了——他大修宫殿，四处“选美”，聚敛钱财，独断自专；不仅控制本省，还干预朝廷，篡取了吏部铨选官员的部分权力。
尽管他那决定历史命运的砝码作用早已消失，但吴三桂还是一直将自己视为一颗砝码，不时冒出左右天下的意念，并相应地做出一些不自量力之举。直到坐镇云南之后，他的内心深处仍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员降将、一员清朝重臣。他甚至固执地认为，清廷的天下是乘人之危、通过他吴三桂而夺取的。照此推理，则天下本是他吴三桂的。那么，有朝一日他从清人手中夺回天下，当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举，就如拱手让出山海关后又从农民军手中夺回一样。
正是这种心态驱使之下，吴三桂在暗中不断地积蓄力量，权势渐渐扩大、增强，使得天下为之侧目。昆明仿佛成了陪都，吴府与清廷俨然南北两个政权。
继任的康熙皇帝年幼，对他无可奈何，只得一忍再忍。
双方都在酝酿、积聚、等待。
随着康熙皇帝的长大成人，他再也无法容忍那些手握重兵的藩镇势力，决心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为始，开始削藩，施行统治者历来惯用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策略。
一方是权欲无限膨胀，一方是有意识地翦灭重镇羽翼，两相碰撞，冲突势不可免。
广东平南王一削，下面的撤藩对象迟早会轮到他吴三桂这位云南平西王头上。就在这时，靖南王耿精忠见势不妙，主动上疏清廷请求撤藩。吴三桂思来想去，决定紧跟而上，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愿意撤藩的“表决书”。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吴三桂并非真心撤藩，他不过以此为计，探明朝廷动向及虚实罢了。
吴三桂的心计自然瞒不过清朝文武大臣，他们对吴三桂的实力、军威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时年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却一语中的地说道：“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清廷果断地下达了撤藩令。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不得不反。其实，他一辈子苦苦等待着的似乎就是这一天。他只是借兵，从来就没降清；他要寻到一个借口，找准一个时机，起兵反清；他不甘于仅仅做一块砝码，他要成为天平本身，推翻清朝，坐上皇位。
如果说吴三桂降清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话，那么他的反清便是“冲冠一怒为撤藩”了。
此时的吴三桂早已不是明臣，也不想继续做一名清臣，他不愿受任何人辖制左右，他要成为一支主宰历史命运的独立而强大的力量，于是，就自封了一个“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头衔。
吴三桂起兵反清了，他亲率大军北上，势如破竹地占领了贵州、湖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
就双方实力而言，清军入关已三十多年，那些能征善战的开国将领大多作古，而新一代的八旗子弟已开始腐败，“八旗铁骑”早已是今不如昔。相比之下，吴三桂由于收编了大顺、大西农民军，由于他长期积蓄、准备，军事力量已成天下精锐。
然而，就在他饮马长江之后，却按兵不动，没有渡江北上直捣京城，为康熙皇帝组织平叛力量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吴三桂毕竟只是一介军人，不仅缺少总揽全局的政治谋略，就连一个优秀军事家也够不上。
?99lib.t>砝码只是天平的一个组成部分，永远也不会成为天平本身。
吴三桂重兵驻扎江南一待就是数月，也不知他还在等待一些什么。魏源曾分析道：“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以画江而国。”此时，吴三桂已六十有三，年轻时的锐气与胆识似乎被岁月的沧桑磨洗得一干二净了。
而他的反叛为自己带来的初始后果，便是留在京城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被清廷处以死刑。
紧接着，康熙就开始反攻了。两军遭遇，一阵抗衡过后，吴三桂在军事指挥上又一再失误，不得不一退再退，将先前占据的领土逐一丧失。
吴三桂在作为一块天平砝码时，不论倾向何方，都会大获全胜。于是，时间一长，?9９lｉb.他的这种砝码功能便不可遏制地膨胀开来，以为自己的武功、军力及指挥才能天下第一。因此，反清之初，实指望马到成功，即使不能一统天下，也可划江而治，成为一国之王，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的南北朝时期。然而，仗打了五年，他的地盘却越打越小，清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他已从辉煌的峰巅开始往下滑落，他不仅没能成为一座天平，就连那颗砝码的地位也会化为一缕消失的烟云。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穷途末路之际，他不禁想到了李自成，想起了历史上不少人玩过的“把戏”——当一回皇帝过过瘾，满足那内心深处的膨胀欲望，即使立马死去，也曾达到过至高无上的权力峰巅，也就活得无怨无悔了。
我们脚下这块封建土壤自古以来就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地缭绕、弥漫着一股挥散不去的帝王意识。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三日，吴三桂在衡山祭告天地，宣布登基，改元昭武。正当他封赏文武百官之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过一阵狂风、下起一阵瓢泼大雨，吴三桂的登基游戏也只得在一片晦气中草草收场。
吴三桂终于在自己的虚幻与想象中成了一座历史的“天平”。
正是登基游戏中突如其来的风吹雨淋，使得吴三桂那本就虚弱的年迈之躯染上了一场赤痢。加之时势日蹙，心情郁闷，竟至一病不起。五个多月后，就将一盘不堪收拾的叛乱之局丢给后人，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吴三桂一死，叛军失去统帅，军心动摇，元气大丧，也就更难抵抗清军风卷残云般的凌厉攻势。
叛乱平定，吴氏家族全部被杀。吴三桂为了满足一己之欲，一族血脉也随着他的浮沉接二连三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位算命先生的断言：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鼻梁上的刀疤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
难道吴三桂真的无法逃脱这神秘的断言与历史的宿命吗？
也许，这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有意编排及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吴三桂后来没有叛清，落了个善终，或是他成功地夺取了天下，后人对他的评价、定论又会怎样呢？
他仕明叛明，却绞死南明永历帝，而反清时又祭起复明大旗收买人心；他投降大顺，又疯狂反扑，恨不得将农民起义军赶尽杀绝；他招引清军入关，为清廷一统天下效尽了犬马之劳，后来又起兵叛清，还上演了一出登基游戏；他拼命于万人敌中救出父亲，此后却多次推开难得的挽救之机，将可怜的老父推向“断头台”；他为陈圆圆“冲冠一怒”，却又始宠后弃……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自己的欲望与利益，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的反复无常、无信无义之人，怎么可能成为天下之主呢？
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其实包含着无可更移的历史必然，它们相互并存，辩证统一。不管时局如何变幻，历史如何发展，吴三桂那内在的人格缺陷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归宿。
吴三桂的才能、胆识、个性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颗砝码。
并且，一旦砝码选择了倾斜的方向，历史已成定局，即使翻悔，也无回天之力。因此，?99lｉb.言，历史是一群庞大的芸芸众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合力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但是，历史却在某一关键时刻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作为砝码以决定历史的前进航向与发展进程。
一旦某一幸运的个体被命运推到历史的中心，他将如何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后来的曾国藩在血腥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既没拥兵自重，也未在众多“高人”的怂恿下起兵反清，可能就在吴三桂身上吸取过反面教训、受过某种启迪。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仅吴三桂，就是借助他这颗砝码而一统天下的清朝也早已成为过去。新的历史自然要靠我们去创造，但毕竟脱胎于过去。吴三桂第二次站在山海关上于短暂的一瞬做出的降清决定，对后世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远了。此后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总是可以依稀见到他那不肯消失的模糊身影。
清人的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汉人那拖了几百年的长辫、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近代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慈禧太后的“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与满人进关入主中原密不可分。
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廷及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一同退出历史舞台后，吴三桂的身影才逐渐淡出。
然而，其影响今天似乎仍依稀存在。
这就是历史，生生不息的绵长历史之河。
它从过去流来，又向未来流去，从不间断。只要我们向后回溯，向前瞻望，总会发现一条昭示后人的清晰脉络不断地在我们面前闪耀。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