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革命者》
导读 体会清张先生出神入化的拟题功力
文/宫部美幸
虽想拟漂亮标题，
但标题委实太难。
这可不是随口乱说，标题真的很难定。
不可过于造作，也不可枯燥乏味，不能毫无意义，也不能含义太深。要看完结尾能让人拍膝叫绝地说声“原来如此”，或者足以“发人深省”的标题才值得佩服。而一开始就“露馅”的标题则令人扫兴。
大家一定也有被标题挑起兴致，才拿起某本书的经历吧！我就是标准的这种类型，一看到令我“哇！”地双眼一亮的标题，纵使之前从未听过这本书，也会抓起来看。
我自己写作时也是，如果标题还没决定，我就什么都没法构思。假使碰上即将连载，姑且先拟个标题交差的话，我事后一定会更改。不仅如此，有时候连作品本身也会很失败，还得全面修改。
标题就是作品的门面。俊美出色固然最好，不过就算再怎么美，如果都长得差不多还是会看腻，和别家美女混淆不清也很麻烦，还是得有点自己的个性。如果是系列作品最好有一贯性。此外，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让人一听或一看就能记住，发音和字面上响亮好看，或是一说就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字眼组合。
这纯粹是理想。要拟出一个符合所有条件的标题，最起码我望尘莫及。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种可以不断创造绝妙标题的作家，清张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若要举出实例，根本说不完……应该说，各位读者只要看了前面介绍过的作品标题，就能不证自明。如果连长篇代表作也一并回想，令人垂涎欲滴的精彩标题简直数不清。没错！
如果有时间，我真想再做一份调查问卷——“你最喜欢清张作品的哪一个标题？”这次要问作家。不过我想《点与线》与《砂器》一定会名列前茅吧。论内容是名作，论标题也是名作。
顺带一提，《砂器》本来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连载期间，每天的报纸上，连载小说版面都会冠上《砂器》这个标题，您不觉得光是想象就令人兴奋了吗？一定巴不得赶快看内容吧。再扯个题外话，野村芳太郎导演的电影《砂器》（这当然也是一部名作）一开场（不只这一幕），放浪少年在沙滩上，一如其名地收集沙子做成器皿。这固然是对原作充满敬意的一幕，但我要斗胆说，每次看了这一幕都会想，就算少年做的不是“器皿”也无所谓，用沙子堆个城堡多好。我甚至觉得这样反而更贴切。
《砂器》应该不是指具象的器皿。渴求装满幸福这种缥缈之物而不得不背负着沉重宿命活下去的人，他们是何等的脆弱，而用来象征他们的字眼就是“砂器”。因此，电影里也用不着特地弄个沙子做成的器皿吧？（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好标题的必备条件中似乎还可以举出一项——浅显易懂，不带特指性。）
好，清张先生既然是这么一位拟题高手，可如果我设下这一章的标题后，洋洋洒洒地把著名标题统统列出来就交差了事，那未免太无趣。更何况数量太多也列不完，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大胆的点子。
我一开始就已招认，清张先生的短篇作品我看过的数量不到一半。这次为了编辑这个选集才初次阅读的作品占了半数以上。
于是，我从这些初次阅读的作品中选出了三个喜欢的标题，测试自己根据这个标题会编出什么样的故事。这算是一种“借题发挥”吧。当我决定“就用这个标题”之后，先不看内容，而是先思考“如果是我，会怎么写”，然后再详读作品，揭开谜底。
这么做对巨匠虽然不敬，不过也算是书迷的特权，所以还请先生见谅。各位读者不妨也一边思索“如果是我，会写成怎样的故事”，一边往下看。我想会别有一番乐趣哦。
《付出太多的婚事》
关于这个短篇，清张先生自己在后记中曾表示：“想写出欧·亨利那种短篇的味道。”原来如此，和其他短篇比起来，这篇文章的氛围的确比较轻快通俗，叙述方式也果然很有那种味道。
对于婚事，付出太多。这就是标题。
既然说到“付出”，那当然是指付钱喽，为了让媒人替自己多说几句好话，付了太多钱，反而招致不好的结果……
我只能做这种无聊的联想。
所谓“请媒人说好话”，就是说负责牵红线的媒人，将当事人容貌、经历之类的背景形容得天花乱坠、夸大其词。所以才会有人说：“媒人嘴，胡乱吹，听到的最好打个折扣再相信。”
比方说，假设有位女性，只有那么一张照片照出来有些像松隆子，媒人就会说：“她长得跟女明星松隆子一模一样哦。”媒人口中“简直跟木村拓哉一样俊美又酷帅的好青年”，见面一看，是比较像把木村拓哉扔进澡堂里用热水泡三天之后的肿胀德性。不过，只1
该地甚至曾出现在《倭名抄》中，是一块历史悠久的土地。这里有一个位于两山间狭小盆地的部落，村子并不富裕，但也不算贫困，有一条河流经，两岸是平整宽阔的桑田。刚结束秋蚕收成没多久，这里的深山便会降雪。
萱野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手中的一些古老文书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乡下望族光靠这个还不够，萱野家尚有不少财产。以前是大地主，经过土地改革已经少了三分之二，不过仍然保有山林土地。
家主德右卫门曾多次被推举为村长，但他坚辞不受。虽说只是小官，村长毕竟还是政治家，一旦沾上政治绝无好事，财产肯定会变少。有位资本家就是为了县议员选举弄到破产。要出马竞选村长就得花钱，当选之后还得资助村议员。德右卫门吓得猛打哆嗦，再三推辞。
有些村民因此嘲笑德右卫门小气，不过财主通常都会受到这种批评，所以这也不能算是德右卫门的特征。除了这点，倒也没听说什么恶评。五十岁以后，埋头种植庭树、轮番欣赏风景就是他最大的消遣了。基本来说他是个好人，虽然有人说他有点霸道，但他身为村中数一数二的资本家，可能有身为望族大家长的自觉，所以这也不能怪他。
德右卫门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有两个男孩，都还在念书。老大是女孩，已经二十六岁了，容貌用平凡无奇来形容应该很贴切，毕业自五里之外的M市某所短期大学。德右卫门深信这个独生女接受的是望族应有的教育。
就算这年头观念已经改变了，二十六岁的未婚女性在乡下还是会被人视为嫁不出去的老闺女。不过，幸子——这是她的名字——这些年来并不是无人问津。不，甚至可说是应接不暇。但婚事从来没谈成，因为都被德右卫门和幸子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虽然表面上合情合理，但其实只是不满意对方的条件。这些提亲者，在萱野家看来在家世上都矮了一截，即便有点小钱也是暴发户，没受过教育，有几个大户人家，但也是身上充满马粪味的贫农出身。除非对方有足以匹敌萱野家的财产和相当学历，否则这门婚事不能答应，父女俩的意见在这点上倒是达成了一致。
明白了萱野家的真意后，上门提亲者顿时骤减。如今来客已无人再提此事，于是幸子就在宽敞的家中无所事事地耗到了二十六岁。
她的朋友几乎都结婚了，每逢出席婚礼，幸子总是反感地轻蔑以对，眼神如同在看下等贱民。早婚的人中都已有两个小孩了，看到朋友们穿着农服抱着孩子袒胸露乳地哺乳，总觉得像是动物。
剩下的朋友也逐渐步入礼堂，越到后来，幸子就越有近似敌意的情绪。一阵无法再不为所动的焦躁涌上幸子的心头，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假装自己没发觉，但对晚婚者没有任何好处的婚礼还是格外碍眼。
用不着心急，很快就会有好人家上门提亲，父女俩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他们自负不同于村中其他人，家世、资产和学业，这三样工具就是寄望的厚实本钱。父女俩等着对那些在背后说长道短的村民还以颜色，一吐心中闷气。
等待果然是值得的，这个机会来了。
2
那是初秋的某日，一名挎着背包的青年来到萱野家，一身打扮不像登山客那么笨重粗野，从V领毛衣中露出整齐的领带。青年脱下登山帽，轻抚梳理整齐的头发。
德右卫门一看名片，上面印着“高森正治”这个名字，旁边还列着“东京XX大学文学院讲师”一行小字，这个头衔比名字更引起他的注意。
“听说府上收藏古文书，所以我特地从东京前来，不知能否让我参观一下？”
面对一手拿着名片的德右卫门，青年殷勤有礼地说着，并在昏暗的玄关欠身鞠躬。
受到这种请托，收藏家通常不会不高兴，德右卫门自然也不例外。尤其对方年纪虽轻，却是东京的大学老师。于是德右卫门欣然邀请青年进入客厅，青年小心地把背包带进和室。
德右卫门从仓库取来桐木箱，打开盖子，小心翼翼地推开破旧泛黄、宛如废纸的纸张。
“就是这个。”
这名自称高森的青年，用学者般的眼神喜滋滋地入神凝视着已被蛀蚀、边缘破烂的古文书。
“原来如此，的确是珍贵文献。”高森正治赞赏道，“谢谢您，这下子不枉费我从东京远道而来，果然值回票价。”
高森只大致看过一遍，就向德右卫门道谢。这份文书是镰仓时代的东西，之前有位老学者费了整整两天的工夫抄写，但高森只投以一瞥似乎就已满意，是这年头的年轻学者比较聪明吗？德右卫门正觉得纳闷，却见高森从背包里取出小型相机，开始一张一张地拍照。德右卫门心想，今天可见识到做学问的新方法了，不禁暗自佩服。
幸子找了一个适当时机送上茶和水果。
“这位是府上千金吗？”
高森正治说着，颔首端坐。
高森算不上美男子，他肤色黝黑，有点朝天鼻，嘴唇又厚，体型略显矮胖，不过宽阔的额头和浓眉倒是颇有学者的踏实气质。幸子察觉到他在不时偷窥自己，不禁面泛潮红。
“做学问想必很辛苦吧？”德右卫门笑眯眯地问道，既像在询问又像在寒暄，高森正治听了并未多做答复，看起来个性沉稳踏实。不过当他的视线瞥向幸子时，眼中却发散出完全不同的光芒。
高森把手伸进背包，发出一阵咔嗒的声音后，取出一块石头放在德右卫门面前。
“我也没什么可表达谢意的，这是我收集的石头菜刀，一点小东西不成敬意，就当是聊表心意。”
高森送上形似柴鱼块的肮脏石头，这个奇特的礼物令德右卫门吃了一惊，但从高森认真的表情来看，似乎这是极为贵重的礼物。德右卫门按捺住困惑收了下来，这种与现代脱节的学者作风令他颇为欣赏。
临别之际，高森正治低下头小声对德右卫门问道：“不好意思，请问大小姐订亲了吗？”
“不，还没有。”
“谢谢您。”
说完高森青年就逃命似的从玄关消失。
德右卫门在原地伫立了半晌，隐约的满足感如温度适宜的热水慢慢浸透他的心，模糊的预感令他暗自雀跃。但为谨慎起见，他并没把这件事告诉幸子。
3
那个预感不到一个星期就化为现实了。某日，一位年约四十、表情严肃的绅士从东京来拜访德右卫门。
“我是前几天叨扰府上的高森正治的叔父。”
绅士如此表明身份并递上名片。同样的姓氏底下写着“刚隆”这个罕见的名字，头衔是律师。高森刚隆先为侄子叨扰之事道谢，之后也不急着表明来意，反倒以老练的辞令赞美起房子和庭院。同时眼神瞟来瞟去，在屋子和庭树之间打转。
双方聊了三十分钟，高森刚隆终于提到了来访的目的。
“突然提出这种要求或许很失礼，老实说，我侄子想娶府上的千金，简而言之，他对令千金一见钟情了。我侄子说，已确认过令千金尚未许配给别人，所以一直催我，希望我能登门求亲。”
德右卫门笑逐颜开，果然被他料中了，他兴奋异常地回答：“您那位侄子很不错啊，听说是大学老师，我一看就知道他对做学问很热心。”
“哪里，我还在替他伤脑筋，担心他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呢。”
“没那回事。”
德右卫门想起收下石头的事。
“撇开一见钟情不说，这年头大家的动作都很快，所以他才会催我来府上拜访。”
律师直吐胸臆后，又稍微换了个语气。
“您也看到了，他是个不拘小节的男人。虽然是在大学教书，但毕竟只是个讲师，所以薪水很少，不过我想他将来应该可以当上教授。幸好家里还算有点钱，故乡远在九州，在东京租房子住，我相当于替他的父母照顾他。”
高森刚隆娓娓叙述完毕后，开口恳求道：“如果不嫌弃，可否答应这门亲事？”
“不敢当。”德右卫门掩不住欢喜地鞠躬，“这是门好亲事，不过我还是得先问问小女的意思。”
“哪里。”刚隆抬起一只手说，“那是应该的，不过我侄子很急，叫我今天一定要当场讨个回音，他说没确定结果之前他会坐立难安。我那个侄子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我也吓了一跳，不过一想到这正表示他对令媛用情至深，我也不敢大意。所以，不好意思，我想立刻向令援讨个答复回去交差，您看如何？”
德右卫门可谓又惊又喜，能找到一个大学讲师——而且将来还会当上教授——做女婿，实在再好不过了。此人的个性似乎很本分踏实，据说家里也有资产，这个当律师的叔父也很体面，德右卫门心中当下已有了决定。
他把幸子叫到别室说明原委，幸子的脸越变越红，吞吞吐吐地说不出话来。
“怎么样，你自己的意思呢？”
她露出小时候挨骂时的表情点点头。
就这样，高森刚隆满脸喜色地告辞了，一笑起来，那张严肃的脸上便露出金牙，显得更亲切讨喜了。他在玄关第一次看到出来送客的幸子，遂说：“真是个大家闺秀啊，难怪我侄子急着想娶回家。”幸子一听，慌忙躲到父亲身后，两个做长辈的不禁相视而笑。
4
德右卫门心情大好，等待果然有用，婚事不能心急，幸好没有操之过急。
“真是天赐良缘啊。”
他如此告诉包括幸子在内的家人，就萱野家这种名门望族的面子和女儿受的教育来说，嫁给这样的对象是门当户对。
“他当女婿真是再适合不过了，村里那些家伙想必也会大吃一惊吧。幸子还真幸福。”
德右卫门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觉得得到这个结果是理所当然，但老实说，之前他极为不安。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心中焦虑不已，甚至忧心女儿最终只能嫁给鳏夫续弦。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他懊恼得辗转难眠，最终在绝望中度过。然而现在，他终于可以安心了。
幸子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下子可以赢过之前敌视的那些友人了。在她背后的窃窃私语也将转为艳羡。她的身价差一点就贬值了，不，怎么可能贬值，凭自己的条件，自然有门当户对的婚事等着。
过去如薄膜般蒙在幸子脸上的灰暗表情倏然消失，如今她的皮肤变得晶莹透亮，动作也变得灵活有劲。
她脸上的光芒随着高森正治寄来的情书而与日俱增。对方的文采虽不算高明，却充满爱意。而幸子也写了温柔婉约的回信。
高森正治接连寄了两个礼物给幸子，一个是一枚细细的金戒指，另一个是小小的金表。这些礼物都充满纤细的情感，一点也不像出自那个留下古代石器的人。幸子觉得自己觅得了举世无双的良人，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
高森正治曾在信上邀请她和父亲结伴上东京一游，当然，父女俩也可顺便对他做个身世调查。幸子和德右卫门虽有此意，却好一段日子没给回音。这点不能责怪德右卫门的怠慢，他只是太信赖高森正治和他那个当律师的叔父，所以格外安心，也不知怎么会这么巧，多亏德右卫门这么一耽搁，反倒让父女俩捡到意外的好运。
那是秋色渐浓的某日。
萱野家门前停了一辆气派的轿车，这一带偶尔会有M市的出租车经过，却从未出现过这么气派的车子。车牌是白色的，所以自然是私家轿车。一名青年从驾驶座走下车，他生得像外国人一般，体态匀称、身材修长，头戴白色猎帽，身穿高尔夫裤装。这位青年把车子的引擎盖像蝴蝶翅膀般掀起，弓身趴在上面，看起来像在修理发生故障的引擎。
车子不到五分钟就修好了，引擎发出美妙的声音。不过，青年挽起袖子的手臂却弄得污黑，他将双手垂在身前，四下环顾，似乎在寻找清洗的地方。
巧的是，幸子正好站在门口张望，她是因为听到家门口有汽车停下的声音，所以出来一探究竟。青年抬起一根弄脏的手指，碰了碰干净的帽檐致意，对幸子莞尔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不好意思，能不能让我洗个手？”
听他说话的腔调就知道是东京人，声音和那双眼睛一样澄净自然，眉眼之前适度的阴翳颇具时尚感。
幸子抬眼迎上青年的双眸，不禁羞红了脸。
5
青年被请入室，成了萱野家的客人。
从他的穿着打扮可看出家世良好，白晳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对比.鲜明，嘴唇柔软红润，从修长的指尖可看出他对仪容十分在乎。
“我是出来试车的，刚换了辆新车。”
青9９ｌｉb?t>年如此解释之前已递出一张印有“桃川恒夫”的名片给德右卫门，或许该用个名字称呼他——“家父任公司社长，虽想让我继承家业，不过他答应让我再玩半年。”桃川恒夫又对自己的家世背景进行了补充说明。
“这一带的景色真迷人。”
桃川恒夫说着，将视线从正对面的德右卫门身上转到一旁的幸子，幸子则再次羞红了双颊。她觉得恒夫这句话似乎是在赞美她。
青年待了二十分钟，便离座客气地道谢。
“请你们务必来东京一游，我可以当向导。”
接着，在往玄关走的途中，他略显顾忌地对德右卫门说：“不日之内，我会请家母过来拜访，到时还请务必接见。”
德右卫门很惊讶，这话说得太唐突，令他不明其意，但桃川并未多做说明，就这么匆匆走出玄关。然后一边对目送的幸子挥手，一边循着尘埃迷漫的山间道路驾车绝尘而去。车体映着天光，如手镜反射的光芒留在了幸子的眼底。
德右卫门考虑了半晌青年临别时说的话，最后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在说幸子的婚事，叫她母亲过来，除了提亲，不可能有别的理由。
德右卫门困感了。看来好亲事一旦起了头，就会接二连三地送上门。不过其实他用不着困惑，只要说声“女儿已经许配他人”并加以回绝就行了。德右卫门的困惑是因为他开始心生犹豫。
高森正治走后留下的是学者的规矩气质，而桃川恒夫留下的是富裕气息，后者给人的感觉就像一脚跨入珠宝店时迎面袭来的奢华。
一丝后悔窜上德右卫门的心头，他懊恼自己过于势利眼，那么快就答应了高森正治的求见。再多观望一阵子就好了，两边的条件都很优厚，令他难以取舍。当初何必急着做决定呢？
如果桃川恒夫的母亲上门谈起婚事的话，他该怎么应付？德右卫门考虑了大半天，终于想到：对了，这件事应该先问问幸子。
幸子一听说此事，就羞得脸红、呼吸急促，并拼命试图掩饰。看到女儿这副意乱情迷的模样，德右卫门立刻懂了：比起之前的高森，今天这个桃川恒夫更吸引她。德右卫门心想：我就知道。同时他自己也对桃川恒夫很满意。
“高森虽然不错，可惜有点穷酸，听说月薪好像也不多。”
德右卫门径自说着，又想起上次馈赠石头那件事。
“他那个叔父虽然保证他会当上教授，但讲师中能升任教授的毕竟只是少数，将来的事谁也说不准。而且那种人多半脾气古怪，说不定会一辈子贫穷，连你也得跟着吃苦。”
高森正治的优点此时一下子全被抹杀了。
“如果仔细观察高森，还会发现他的外貌粗俗穷酸，哪儿像刚才那个桃川啊，不愧是大家族出身，看起来果然潇洒体面多了。”
幸子颔首默认，这也是她最有同感之处。
“可是，爸爸，高森先生那边要怎么回绝呢？人家还送了我好几样礼物呢。”幸子忧心忡忡地问道。
“放心，反正又还没正式下聘，回绝的理由多得是，把他送你的金表和金戒指折价成两三万圆还给他就是了，那点儿小事算什么。”德右卫门说得很肯定。
三天后，果然一位自称桃川恒夫母亲的女人藏书网一身光鲜打扮的上门来替儿子求亲了。她以高雅的口吻说明来意，“儿子吵着要娶府上的千金”，她还说家里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从小就被宠坏了。
“我们家财产大约有四五千万吧。等我们走了，会全都留给儿子和儿媳妇。我们这边非常希望能结成这门亲事，下聘时除了婚礼预付金，我们打算再包个三百万聘金。我这人向来有话直说，冒犯之处还请见谅。”
“哪里，不至于。”
德右卫门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大为满意。
6
几天后，德右卫门与幸子相偕前往东京拜访桃川恒夫。在他住的豪华公寓里，幸子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外国电影中。说到电影，桃川恒夫身材颇高，轮廓分明的脸孔带着适度的忧愁，一举手一投足都散发出极高的教养。幸子看着他，逐渐脸泛红霞，眼神也迷茫了起来。
“我家其实在鹄沼，不过我一个人在这里自由惯了。”桃川恒夫语调轻松地说道，“本来该让两位跟家父家母见个面的，不巧家乡有长辈过世，他们都赶去那边了。听说好像还要推举家父去参加下次选举，参选议员。”
那晚，父女俩受邀观赏歌舞伎，桃川恒夫还出钱安排他们住在帝国饭店。
两人就这么带着余味犹存的幸福感回到位于山间盆地的小村子，幸子的满腔爱意已完全投注到了桃川恒夫身上。
一回到家，幸子就看到桌上放着一封高森正治的来信。如今他的来信已变得碍眼又烦人，幸子拆开一看，不禁吓了一跳。
“爸爸，高森先生说想尽快举办婚礼，最好就这个月。”
幸子脸色大变地求救，德右卫门却慢条斯理地说：“放心，我马上替你回绝。”
那样的语气就好像只是更换一棵门前树。德右卫门当下修书一封，简单表示家里发生一些事，婚事要无限延期。
这下子自然闹出了纠纷。
高森正治的叔父刚隆上门兴师问罪，本就严肃的脸上露出难看的表情。
“你说家里出了事，到底是什么事？”
“是私事，不便奉告。总之，这么做也是不得已。”德右卫门不客气地顶回来。
“无限延期的意思是要悔婚吗？”
“您要这么解释也可以。”
高森刚隆气得满面通红，直说这样太瞧不起人了，接下来的长篇对话在此就不一一记述了，总之，经过一番漫长的争论后，高森刚隆恢复律师本色说道：“这是践踏我侄子的感情，蹂躏人权！你们得付一笔精神补偿费。”
“我们没义务付这种钱。”
“我侄子手头并不宽裕，却还设法筹钱送令媛礼物，令媛也写过情意绵绵的信给他，你不怕将来会有麻烦吗？”
德右卫门沉默了，是因为最后那句话。有道理，如果对方撕破脸，打听出幸子的新对象，把她写的情书拿给桃川家的人一看，就万事皆休了。
对方的律师职业令德右卫门萌生出莫名的恐惧。
“那么，要付多少你才满意？”
“我要八十万，这样已经算便宜你了。”
“八十万？”
德右卫门瞪大了眼睛。
“太贵了！”
“一点也不贵。你们践踏了别人的感情，还好意思讨价还价？！我本来还想要更多的，但为了安慰我侄子，如果嫌贵，那我们就法庭上见。”
德右卫门再次陷入沉默，事情万一闹开就麻烦了，这种事不能上法庭，否则桃川家一定会取消婚约。
桃川家说，除了婚礼预备金还会付三百万聘金，三百万就算扣掉八十万也还有二百二十万。况且，桃川的母亲说等他们死后，家产将全部归儿子夫妇所有。德右卫门在脑中忙着盘算。
最后，德右卫门卖掉山林土地，凑足了八十万，不仅在高森刚隆如期登门来取款的那天把这笔钱给了他，为了表示大方，还把金表和戒指也一并退还。一切都妥善处理好了，绝不会再牵扯不清，现在只等桃川随时上门下聘了。可是，桃川恒夫那边就此杳无音信。寄信过去，信却都被盖上“查无此人”的戳退了回来。德右卫门慌张之余决定亲自去东京，他找到那幢豪华公寓，却得知自称桃川恒夫的男子只不过跟房东租了一个星期。德右卫门这时才意识到，高森正治家的公寓八成也是同样的情形。
那把石器时代的石刀已被他砸得粉碎，不知道扔在了院子的哪个角落。然而，这却是四名诈骗犯留下的唯一礼物。
首次刊载于《周刊新潮》·昭和三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存活的帕斯卡
1
画家矢泽辰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仔细聆听美术杂志记者森祯治郎讲故事。比矢泽小了约十岁的森，在成为美术杂志记者之前，本来立志要做文学杂志编辑的。矢泽对小说倒是涉猎不多，此时他们正在银座后巷某酒吧的二楼。
森说的故事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作家路伊吉·皮兰德娄写的小说《死了两次的男人》（II Fu Mattia Pascal）。
矢泽直到日后还记得当时为何会谈起那篇小说。他们本来在聊一个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多年的东北农民，在得知自己被误当成凶杀案的被害者后，大惊之余慌忙归乡的话题。那个农民“少根筋”，整整三年没给妻子或亲戚写过信。他妻子通过电视报道凑巧发现某遇害无名男子与丈夫的特征相似，遂向警方报案，此消息上报后才促成他的返乡。
报上虽然把这个三年没写过信的男人形容为“少根筋的家伙”，但他真是如此吗？矢泽辰生看了那篇报道以后，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了森。
“那男人脱离家庭束缚整整三年，说不定过得自在逍遥，开心得很呢。这本来就是世间所有丈夫的愿望。如果没发生那段被误认为命案受害者的插曲，想必他还会继续音讯全无吧。”
“你说的应该是那种不缺钱、不愁吃穿的‘蒸发老公’吧。背井离乡、出外打拼的农民，过得好像没有这么轻松。”森说。
“为什么？最近米价上涨，农民不都荷包满满吗？一般家庭都有自用车。再加上农机具和肥料已现代化，不再需要人手。家里的次男、三男陆续迁往都市，造成农村人口骤减。不单因为年轻人憧憬都市生活，而是农业已不像过去那样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了。不，不只次男和三男，恐怕连做丈夫的也不需要了吧。就算乡下只剩一群女人，只要会操作机械化农具就行了。尤其遇到农闲期，丈夫在家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干脆离乡打工，这样至少能增加现金收入。政府会以高价收购白米，这样的生活比较有保障，我倒觉得是件好事。以前一说打工仔，就想到被生活奴役的贫农，感觉挺悲惨的，不过这年头打工应该成为增加现金收入的渠道了吧。”
矢泽边喝酒边说。
森对此的答复是：“以前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的确如你所说。但其实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有钱的还是靠卖土地致富的暴发户或农庄大户，一般农民的生活可没那么好过。主要是消费方面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买农机具和肥料的支出。农机具机械化日新月异，每年都有新开发和改良过的产品上市。过个两三年，之前买的就变成老东西了，新品一定有哪项功能更强，诱使消费者购买，这就跟喜欢换车的心理是一样的。再加上买农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旦使用农机具，习惯了不需人手，就再也不可能脱离农机具了。另外，就算把米卖给农会，政府还要扣税，农民实际拿到的钱并不多。不过，这当然也可说是生产的必要成本，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麻烦的是生活费有增无减，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准也和都市差不多。农民能实现多年来的心愿，消除生活上的差异，这一点固然很好。简而言之，就是脚踏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变成汽车；收音机变成电视，电视又从黑白变成彩色；留声机也变成音响，还有其他厨房用品的电器化，以及食品革命。原本茅草铺顶的农家已经像都市里的住宅一样翻修改建，都市的消费文化自然也渗透进农村，再加上电视的影响，更是无边无界。这是都市统一文化利用电视这个媒介所做的侵略。乍看之下，农村的确富足了，可是说到经济状况，其实和都市的贫农区没两样。”
“原来如此，是这样的啊。”
“打从土地经济败给流通经济的江户时代起，这个法则就从未改变。有一阵子，农村的确赚钱，但还是慢慢被都市夺走了。再加上去年开始施行的田地缩减制度，这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
“所以不得不离乡打工？”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农民可不喜欢背井离乡去打拼，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家庭问题。”
“家庭问题？”
“夫妻长期分隔两地总是不自然吧。听说出外打工的丈夫在异乡另结新欢的家庭悲剧时有发生。”
“你说到重点了……听了你的描述，我已经了解了打工仔的实态，但我认为应该还有很多人是为了逃离家庭。也许有部分原因是经营农业太辛苦，跑去都市逃避现实，但另一种逃避现实就是躲开太太吧。这点不分都市或农村，而是世上所有丈夫的共同心声。我总觉得，那个被误当成命案受害者的打工仔，现在一定很恨那个凶手，干吗惹出这种麻烦，要是没发生那桩命案，他本来可以得到更长时间的自由……不，我猜在这世上的丈夫们中一定也有人这么想，如果自己是那个男人，干脆假装遇害，永远都不必回到妻子身边。”
“老实说，”爱好文学的美术杂志记者通红的双眼泛出笑意，说，“我看到那篇报道时，也认为跟你有同感的丈夫应该不在少数。同时，我在那一刻想起了《死了两次的男人》。”
“死了两次……”
“……的男人，报上描述的经过和小说的设定有点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小说里的主角不是被误当成命案的被害人，而是被当成自杀者了。于是主角索性不回到妻子身边，就这么一走了之。你说的那个所有丈夫的愿望，成了小说里的情节。”
森娓娓道出意大利作家路伊吉·皮兰德娄的长篇小说《死了两次的男人》的故事情节。
“马蒂亚·帕斯卡……我记得主角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森灌了一口酒，喘了口气才继续说，“帕斯卡原来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但他幼年失去父亲，家产被管家一点一点地窃取，等到他成年时已几乎身无分文。同时，他还被管家的侄女罗蜜妲勾引，犯下大错，因此不得不娶罗蜜妲为妻。
“帕斯卡在友人的协助下，总算勉强谋得图书馆管理员一职，但他的婚姻生活被困在贫穷、岳母的贪婪与妻子的冷漠之中，每天都过得很悲惨。不过，和世上大多数丈夫的反应一样，他欣然接受了这种处境，过着绝望而郁闷的生活。直到后来，连唯一能慰藉他的幼女和老母亲都相继去世后，他的人生变得更灰暗了。绝望的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人生，有一天，他头脑一热，抛下家庭踏上流浪之路，口袋里只有哥哥寄给他买墓碑用的五百镑。”
“在这种家庭中生活，也难怪主角会离家出走。他一定忍耐很久了吧，八成是个很软弱的丈夫，在贪婪的岳母和无尽唠叨及无情妻子的夹击下，谁能受得了啊！那他踏上流浪之路以后呢？”矢泽打断问道。
“没想到，预期以外的命运正等着他。他跑去蒙地卡罗随便一赌，意想不到的好运竟让他一举赢得八万两千镑巨款。”
“五百镑一下子变成了八万两千镑啊！”
“还不止这样，这段期间，他的家乡有个长相酷似他的男人在他家昔日的领地内自杀了，大家误认为那是他，而他的妻子和岳母也以为死者是他，警方也就这么结了案。”
“这样啊……”
“帕斯卡得知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他知道自己终于摆脱了灰暗的人生，永远摆脱了妻子的束缚。既然这个世上已不存在马蒂亚帕斯卡这个人，自然也不必担心妻子追来了。得到了金钱和自由的他高兴到了极点。”
“我想也是吧。”
“帕斯卡立刻易容变装，并改名为梅伊斯。我记得全名应该是叫亚得里亚诺·梅伊斯。”
“他一定觉得人生像亚得里亚海一样阳光普照吧。”
“变成梅伊斯的帕斯卡去各地随兴旅游，就这么享受了好一阵子。他尝到了自由人生所带来的无尚幸福，他一度觉得，就算用来抵消过去的灰暗人生，还可以找回好几倍零头。”
“一度觉得？”
“是的，只是一度。后来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
“因为他逐渐明白什么才是他期盼已久的自由，此时的他还并未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先独自旅行了一整年，但孤独的流浪令他身心俱疲。接着，他想买一幢房子安身，却因为用的是假名无法登记。马蒂亚·帕斯卡的户口已因死亡而注销，亚得里亚诺·梅伊斯这个名字当然不在户籍上。”
“嗯……”
“无奈之下，他只好寄宿在罗马某户中产家庭中，还与那户人家的女管家亚得里亚娜坠入情网。”
“哦？那女孩叫亚得里亚娜？”
“不能怪我，小说就是这么写的，于是，帕斯卡伪装成的梅伊斯得到了女孩亚得里亚娜的爱情后，不仅不再感到孤独，也终于可以尽情沉浸在从年轻时代起就渴望的那种全心奉献的爱情中。这个女孩与他的妻子正好相反，她秉性善良，待人温柔。”
“这种幸福能持久吗？”画家露出怀疑的眼神。
“你问对了，平淡的幸福只维持了短短一阵，因为亚得里亚娜亡姐的丈夫回来了。这个姐夫是个地痞流氓，因为不想归还亡妻的陪嫁财产，企图和亚得里亚娜结婚。但亚得里亚娜爱的是梅伊斯，当然抵死不从，后来她姐夫从梅伊斯那里偷走了一万两千镑，可是梅伊斯无法报警，因为一旦报警，自己用假名的事情就会被揭穿。”
森继续说：“梅伊斯发现自己相当于活在所有法律之外。一万两千镑被偷以后，明知是谁偷的却不能报警，不受一切法律的保护。不，不只法律，他甚至被排除在‘生’之外。”
说到这里，森喝了一口酒。
“他深爱亚得里亚娜，而她也深爱着他，这场恋爱的结局照理说应该是结婚。但冒用假名的他要怎么结婚？他很懊恼。不得不得出结论——继续谈这场不可能结婚的恋爱对亚得里亚娜来说是多大的伤害。不仅如此，对方迟早也会发现他用的假名，那将意味着爱情的破灭。因为对方一定会对他的欺瞒感到气愤。不忍面对分手这个残酷结局的梅伊斯，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他再次成为自杀者。这次是他故意假装自杀，然后离开了罗马，恢复马蒂亚帕斯卡的身份。”
“恢复本名以后，他做了什么？”
“他回老家去了。”
“回到那个有束缚他的妻子，还有贪婪岳母的家？”
“没办法，帕斯卡已经彻底体会无户籍者的悲哀了。只要他一天没有户籍，就永远被排除在法律和人生之外。他迫切地希望重获法律的保护，并想拥有各项权利，因此明知人生将重回灰色，他还是回到了昔日的家门前，面对正等着他的不幸……然后，你猜怎么着？”
“他妻子冲出来，对他破口大骂？再不然就是看到他活着回来太高兴了，暂时变得比较温柔了吧。”
“都不对，事情的发展很意外。他的妻子已经再婚，对象是以前介绍他去图书馆当管理员的那个男人。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所以帕斯卡还真是个倒霉透顶的男人。”
“倒霉透顶？哪里啊！”
美术杂志记者把杯子举到眼睛的高度。
“这下子，帕斯卡终于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再没有人比他更幸运了。因为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人生的自由，两者他都拥有了。妻子的再婚让他得到了真正的解脱。”
画家点点头，然后举起自己杯子。
“这倒是个圆满的结局……不过，好像太巧了吧。”
“据说当时好像也出现了这种批评声，文学评论家众口一词地指出，这种情节设定太脱离现实。作者皮兰德娄对此提出抗议，甚至还引用某人被迫替自己扫墓的真实案例感叹那些批评家的想象力太贫乏。”
“这部分是佐藤实枝在《世界文学鉴赏词典》中为这篇小说写的解说中提到的。就我对那篇解说的记忆，皮兰德娄的这种态度应该是‘针对个体的一般性抗议’，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写出那样的作品。帕斯卡若摆脱人生固有的条条框框，就会被放逐在人生之外。作者在此想表达的是‘人生’与‘形式’，以及‘人类的实际存在’和‘抛下人的客观存在’等问题的永恒矛盾。”
“听起来有点艰深，不过还多少可以理解。”
“佐藤认为，作者想要强调的是，世间的所有事物、物体和生命在死灭之前都有这种苦恼，而且除此之外，这种烦恼不会以别种形式出现。”
“嗯……”
“哎，矢泽先生，”美术杂志记者眼中浮现出笑意，看着画家说，“作者皮兰德娄虽在一九三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他的私生活好像不太如意啊。同样是来自佐藤的解说，说皮兰德娄的妻子在他三十七岁那年精神异常，此后的整整十五年，他都深受妻子无理的嫉妒所折磨。在这期间，写作创作对他来说成了唯一的希望。”
“……”
“他是个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剧作家、小说家，或许没有这样悲惨的人生，他也不可能创作出那样的作品。”
画家的表情像是被当头泼了一桶冷水。
“喝酒！”他再次举杯说，“敬意大利的那个皮兰……”
“皮兰德娄。”
“叫什么都行。总之，敬那个深受妻子无理嫉妒折磨，把创作当成唯一希望的男人！”
2
矢泽辰生在玄关处按下门铃前，先看了看手表，十一点过十五分。出租车在他身后折返原路，朝坡下行驶。冷清而狭窄的马路上杳无人影，只有两旁成排的街灯。路上不时出现一圈圈光晕却不见街灯，因为被伸出的树枝挡住了。
他按响门铃等着，从一扇窗户里透出灯光，接着门开了，妻子铃惠现身。矢泽从高挑的妻子身旁闪过，妻子趁他脱鞋时锁上门，脱下拖鞋，径直朝屋里走去。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矢泽一回家就一眼看出了妻子的心情。就算外出时妻子爽快地送他出门也不能大意，因为妻子在送他出门和迎接他回家的态度往往截然不同，现在的她似乎不太高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从动作也可看出端倪。
矢泽走进客厅，脱下西服，换上夹克和宽松长裤。妻子没跟进来，赶上妻子高兴的时候，会立刻过来收拾他脱下的衣物，不高兴的时候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了。矢泽早已习惯。
他一边换上长裤，一边思忖铃惠不高兴的原因，想来想去仍毫无头绪。以前，即便是为了正事出门，妻子也会认定他是去和别的女人出去玩了。不过最近已经平静多了，照理说应该没什么事惹她不高兴，不过妻子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翻旧账找碴。
铃惠在客厅。矢泽行过走廊时本想直接进入画室，可如果直接去画室，妻子一定会以为他在回避，八成会按照惯例指责他是做了亏心事才回房间躲开的。
一拉开客厅纸门，就看到铃惠正坐在Decola牌日式矮桌前，头也不抬地端坐不动。既已露了脸也不能再缩回去——其实要这么做当然也行，只不过妻子会尖叫开骂。于是矢泽也在桌前坐下。
铃惠转身向后，从餐柜高处取出两个茶杯。这个动作对于高个子女人来说就算不站起来也办得到。就侧脸来看，妻子的心情显然不好。
她默默地往茶壶里注满开水，虽然不甘不愿，还是替他泡了茶。可见得心情还不算太恶劣，矢泽突然抬头，发现餐柜旁放着包有百货公司包装纸的盒子，那花哨的图案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惹眼。
“我不在家时有谁来过吗？”
矢泽找到话头开口问道，这也是为了打探妻子何以心情不好。
“傍晚时天野先生来过。”
铃惠一边把茶壶里的茶水倒入茶杯一边说。
“天野啊……”
天野仙太是个二流画商，大概是来催他交画的。
“他说在百货公司看到不错的火腿，所以买来送我。”
她把茶杯稍微往他那边一推，如此说道。
“是来催二十日的画吗？”
“人家没说，不过显然是为了那个来的……你什么时候能画好？”
铃惠翻起三角眼，首次将视线朝他投来。自从眼皮上的脂肪变少了后，妻子的眼睛就渐渐变成这种形状。
“还要一个月吧。”
矢泽喝着茶。
“还要这么久？都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
收下那笔钱的是你吧——这话差点儿脱口而出，但矢泽还是勉强打住了。
“就算已经收了钱，没兴趣的差事我也没办法。”
“打好底色之后就毫无进展了？”
“嗯。”
“既然做得这么不情愿，当初就不该答应人家。”
答应他的是你吧——矢泽恨不得呛她一句。
铃惠负责和画商打交道，现在家里也谈不上有多富裕。矢泽尚未发迹时，画作就靠铃惠四处兜售了。铃惠不但通过人脉关系把画作送给公司或银行主管，还拿去给默默无闻的画商看，但不是被当场退回就是价格被杀到所剩无几。她经历过和保险业务员及推销员没两样的屈辱。当时养成的习惯，使得至今铃惠仍是矢泽和委托人及画商之间的中介窗口。
其他画家由妻子担任经纪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所以这也不算稀奇。画家在工作时不希望受到这种交易的干扰，因此才会由妻子出面代理。此外，画家也不方便自己讲价。在妻子看来，一手揽下这种杂务，好让丈夫专心创作，也等于是在扮演“贤内助”的角色。
可是，自然，画家最后都免不了要受到妻子这个经纪人的支配。在这种角色下，妻子相当于委托人或画商的代理人。对于渴望拥有画家作品的人来说，当然会去讨好身为经纪人的画家之妻，直接找画家买画的情形少之又少，越过经纪人直接找画家更成为一种禁忌。假使某画商破坏了这个规矩，如果对方是大师级人物，说不定还会断绝来往。不说别的，画家首先就会为了避免触怒妻子而不敢擅自答应买家的要求吧。因此，如果想拥有某位画家的作品，任谁都会先讨好画家的妻子。
（我是老婆的奴才。）
画家们暗地里常常这样向同行发牢骚或自嘲，数落妻子只为委托人和画商做主。
矢泽觉得自己也可以被纳入这一类。
起先，他也觉得让铃惠出面交涉比较省事。但她答应的交易实在太多，碰到催画的把他逼急了时，他会忍不住发火。但接下的买卖不能退，身为经纪人的妻子说什么也不肯让步，说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借此鞭策起丈夫来，手段可谓毫不留情。
加上矢泽因为无名时代让铃惠四处兜售画作而总觉得欠妻子一份情，所以说起话来无法太强硬。另外，铃惠也总爱强调当时的辛苦。
如果是大画家当然另当别论——她总是这么对矢泽说。
成为大师之后，画家的妻子会尽量不让丈夫画画，因为怕随便创作会令权威和市价下跌。
特定画商也会向大师画家的妻子要求减少创作。“可是，像你这种……”铃惠对矢泽说，“像你这种普通水准的，一定要趁现在努力工作，只有不断创作，你的画才会越来越好，才能从多样化的创作中找到新的方向。你看看人家A先生，再看看B先生，现在虽然被尊为大师，可是人家在你这个年纪时，工作得可勤奋了！”
铃惠举出的那些大师乍看之下确实相似，但其实内在因素大不相同。这些人都有众星捧月般的强力后盾，那些外援不是当红作家的势力集团，就是有影响力的画商，再不然就是对美术有偏执兴趣的财界大佬。而且，时代不同，条件也会有所差异。有时候这样的外援很有效，有时候则完全无效，必须迎合风起云涌的艺术革新，才能站上幸运的潮流浪头。
“就算再怎么推怎么掐，我也没有那种好运气和才华啊！”矢泽曾经这么告诉铃惠。
“所以我才说你不中用嘛。”铃惠说着撅起了嘴。“我怎么不中用了？”
“因为你没有气魄！看你的画就知道了。”
“你懂什么？！”
“你的画里没有魔鬼，只是画得很有技巧罢了。”
“你少自以为是！”
“你这样吼我也没用，被我说中痛处才会恼羞成怒吧，因为你不肯集中精神好好画，所以才无法产生恶魔，你的心思都用去其他方面了。”
心思都用去其他方面了——这句话令矢泽顿时泄了气。他知道若再继续争辩下去，话题一定又会从艺术跳到他的过去。那时妻子就会如恶魔附身，本已平息的歇斯底里症也会再次复发。
画家之所以会觉得被身为经纪人的妻子“奴役”，不只因为妻子会代替委托人和画商督促作画数量和交画日期。更重要的是妻子不仅负责交涉、决定价格（当然，形式上还是会与画家商量），还会拿走那笔钱。交易完成后妻子会向画家报告钱已入账，而那笔钱依然由妻子管理。既然早已委托由妻子全权负责与买方议价，自然不好再让妻子把钱交出来。按照妻子的说法是“代为保管”，然而，银行的存款提款等事项均由妻子掌管。画家虽然并未赋予妻子这项权利，但由于习惯将烦人的杂务交由妻子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这种状态了。
必要开销——作画的材料费不说，就连出去写生的旅费，或去正派经营的茶屋或酒吧花费的酒钱，矢泽也都请店家把账单交给铃惠。零用钱还得向她讨。
说是零用钱，但由于上述必要开销都由铃惠支付或从银行汇款转账，所以理论上矢泽应该不需要那么多钱。因此，矢泽自然不好向铃惠要超乎常理的金额，而且每次开口时都得麻烦地做一番说明。
然而，矢泽既渴望金钱上的自由也渴望行动上的自由。不只矢泽，处于这种立场的所有画家都有同样的心声。
铃惠以“避税”为理由，要求委托人和画商把画款以现金直接送上门。她宣称如果用银行转账或支票，都会惹来“国税局的干涉”，最好尽量避免。在这一点上，不只铃惠，差不多所有画家的妻子想必都有类似的要求吧。
成天被逼着作画，画款却被老婆抢走的画家委实相当绝望。自己没拿到钱，因而毫无价值感，还不能自由使用。金钱上的不自由也限制了行动上的自由。
原则上，职业画家都在画室里创作。做妻子的一天到晚进出画室，丈夫画了什么，一张张全都在她的脑海中记得清清楚楚。她们对于订画的买家也了如指掌。换言之，画家就算想偷偷卖画弄点私房钱，也绝不可能实现。画室里的每一张画都在经纪人的掌控之中。
越是处在这种束缚下，画家越是渴望金钱上的自由。那和行动上的自由成正比，而这种需求使得他们开始动脑筋、找门路。而找到的门路也大凡相同——不过，如果没有画商愿意配合还是很难实现。
矢泽之前也不时使用这一招。
天野在二十日订的画作之所以迟迟未完成，原因不仅是画款进了铃惠手里，矢泽自己一毛都拿不到而产生的空虚感作祟。他也不愿意承认会因为这种理由失去创作意愿，但也确实没什么兴趣。
真正的原因是天野受某公司社长之托订下的那輻画，客户的喜好要求与矢泽的风格完全不对味，所以他才会意兴阑珊。但铃惠不了解这点，嘴上说什么恶魔云云，其实重点还不是因为她已接受天野之托，有义务按时交货。
如果是他和书商直接交易，对方至少不敢如此颐指气使，他这边也可以找出各种借口。可是通过妻子，每天的进度都被摸得一清二楚。再加上妻子不会对他客气，敦促得极为严厉，甚至还会冷嘲热讽地责备他。“苛敛诛求”这个成语，本是用来形容衙门征收税金毫不留情的，但就画家妻子压榨丈夫的劳力这一点来说，这句成语似乎再贴切不过。
“面对天野先生，我已经无法再继续找借口拖延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画好？”
铃惠把茶杯抵在嘴边，冷眼一瞥矢泽。
“嗯。再有两个星期吧。”
矢泽拿起香烟。
矢泽推论，铃惠之所以不高兴，应该是今天被天野催促的。
天野仙太老奸巨猾的笑脸在眼前浮现，他肯定是一边对铃惠百般奉承，一边步步紧逼吧。这种画商一旦遇到矢泽，就只会卑躬屈膝地赔笑。
“今晚是个什么样的聚会？”
铃惠换了个话题。
“不是聚会，是去跟小森喝酒了。昨天我们在电话中约好的。”
那通电话是铃惠接的，所以她应该知道他今晚要跟森见面。
明明知道，还故意问他是什么聚会，是因为铃惠还在记恨他以前以聚会当借口，偷偷跑去别处的事。
本以为铃惠又要趁机找碴，没想到她就此打住，喝着杯中剩下的茶水说：“泰子说再做一个月就要辞职。”
突然转移话题是她的坏毛病。
“再做一个月就要辞职？可是，她来我们家不是还不到一年吗？”
泰子是个二十一岁的女佣，来自北海道。
“才十个月呢。”
“不是说好要待两年吗？怎么突然要走？”
泰子正在别室睡觉，虽然隔得很远，但矢泽还是稍微压低了嗓门。
“我也不清楚，好像在东京找到好工作了。”
这下子矢泽总算明白铃惠不高兴的理由了，看来是女佣的主动请辞刺激了她。
“挽留也没用吗？”
“之前有个自称是泰子朋友的女人三天两头打电话来找她，我看一定是那女人怂恿她跳槽的。太瞧不起人了，大家都把我们家当成进驻东京的垫脚石了。”
之前从乡下雇来的女佣几乎每一个都只做了一年或一年半就离开，都跑去东京另谋高就。由于她们当初来东京的旅费是矢泽家出的，所以铃惠很气愤，觉得她们根本只是在东京找到满意的工作之前先利用这个家暂时落脚。
女佣请辞，对一般人来说就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更何况是铃惠这种女人，难怪她会这么生气。
“既然她不想干了，那也不能勉强，得赶紧找个人接替才是。”
矢泽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安慰她。
“一时间上哪儿去找人接手啊！家家户户都忙不过来。”
铃惠像要拿他出气似的尖声说道。
“不如通过之前的关系再请人事公司找..人吧。会贵一点，但也没办法，利用这段期间慢慢找接替人选吧。”
“这年头人事公司的人好像都很糟，听说还有那种从农村跑来打工的家庭主妇呢。”
矢泽想起今晚和森的对话，从农村来都市打工的不只有男人，也有女人，只剩老人和小孩子留在家中。森说这种情形会导致农村的家庭问题……他们就是从这里聊到离开农村打拼的丈夫下落不明，继而扯上意大利的诺贝尔获奖作家写的小说《死了两次的男人》。
“要是再找不到女佣，干脆你去找吧。”
铃惠突然露出讥讽的表情。
“要我找？我又没有那方面的人脉。”
“不至于吧。你忘啦，以前做过你模特儿的那个澄子，那丫头现在到哪儿去了？她对你应该是言听计从吧，你可以把那个女的带回来呀。我不介意让她当女佣。”
铃惠已变得面目狰狞。
3
澄子是矢泽五年前惹出问题的模特儿，铃惠至今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虽然现在她也会出言嘲讽，有时候还会因为嘲讽致使当时的情绪再次爆发而歇斯底里，但和事发当时比起来都不算什么了。
澄子当时二十一岁，脸蛋小巧，身材健美，天生就是当画作模特儿的料。她通过其他画家的介绍来矢泽的画室报到，一个月后就不知不觉地和矢泽发生了关系。起先他们偷偷去旅馆幽会，后来澄子开始陪矢泽出外写生旅行，最后矢泽甚至往返于她的公寓。
画家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接触模特儿，照理说画家的妻子应该视为理所当然，并习以为常。但就算表面上态度开明的妻子也绝不会放松监视，铃惠就属于这一型。
当然，并不是每个女模特儿都能让画家移情。换句话说，还是有喜恶之分的。创作以裸女为题材的画时，模特儿是被画家当做物体来对待的，和容貌的美丑没什么关系。画是在画布上的创作，更何况世俗对于美的定义也往往与画家认为的大不相同。画家是在粉碎现实，塑造自己心中的美，因此应该不会被模特儿外在的美貌吸引。
可是，人毕竟各有喜好，因此会发生画家与模特儿之间的畸恋。不过，就算正巧符合喜好，如果动不动就对女模特儿动情，身体还是会吃不消，所以画家通常都会尽量忽略这种感情。
矢泽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时凝视模特儿和画布两者挥笔创作时心中也会展开格斗，这种投入与艺术带来的苦闷共同作用，使得原本对模特儿抱有的鄙俗感情得以升华、净化。这是艺术所独具的崇高性，现实则被一脚踢开。矢泽在经历过多次这种经验后，逐渐领略到了艺术所带来的喜悦。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初出茅庐的美术系学生的理论，实际中无法套用这个理论的情形也在不时发生。喜好既是出于天性，自然无法控制。于是，矢泽一旦发觉快被哪个女模特儿吸引时，便会尽量找出对方的缺点并加以放大。
任何女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说到实际上的容貌美丑，例如鼻孔太大、颧骨太高、嘴唇太薄、笑起来会露出牙龈等……总是会有某个方面的缺陷。只要把那个丑陋的部分放大，再用来否定整体，便可摆脱刚萌芽的邪念。对女人脖颈以下的身体也可等同视之。
某个画家友人曾经指点他，一旦爱上模特儿，就在妻子面前猛说那个模特儿的坏话，这样就算原本起疑的妻子也会因此而安心。另一招则是尽量主动让妻子接触在画室里工作的模特儿，任何为人妻的都会有与丈夫一体的意识，因此妻子在面对模特儿时，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身为主人的优越感，同时陷入模特儿不再是情敌的错觉。“再说得明白一点儿，”那位友人说，“你看那些跑去轻井泽避暑的画家妻子，有机缘承蒙一些名士赏脸，应邀住进对方风景区附近的别墅，结果有些画家的妻子还真以为自己也成名士夫人了呢。”
在妻子面前说情妇的坏话，或是让妻子参与职业中有女人的部分，虽然都是解除妻子猜疑的伎俩，但有时候并没有那么顺利。总会在哪儿露出端倪，之前的手段随之前功尽弃，妻子还是一眼就发现了。
就算放大对方的某个缺点，有时候画家还是抗拒不了诱惑。这时人性会优于艺术家的身份。因为艺术并非艺术家依靠空泛的观念塑造出来的，唯有发挥人性，历经血泪交织的苦斗才能创造出来，只有尝过这种炼狱苦闷的人才会有恶魔附身——某人说过的话突然浮上矢泽的心头。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两个女人之间的人性苦斗。
通常风流韵事不会发自苦闷，一开始总是充满充实与欢乐。矢泽和澄子出轨的起因很普通，进展也平凡无奇。去旅馆幽会，带澄子去写生旅行，乃至大胆地直接到对方的住处，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行动。
异常的是妻子铃惠。事情败露后，铃惠曾经自杀，还曾抓起菜刀威胁矢泽。
由于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几次，所以矢泽和澄子来往时特别提高了警觉。但随着起先的戒心在习惯了之后逐渐淡忘，甚至产生情性，矢泽还是不慎露出了马脚。
打从结婚不久，铃惠发现矢泽有了别的女人以后，便开始出现歇斯底里的行为。
矢泽和铃惠虽是自由恋爱结婚，但早在两人结婚之前他已与友人的妹妹有所来往。当时他与铃惠的婚事遭到女方家长反对，矢泽绝望之下浪迹东北。整整三个月，他都住在彼时尚未开发的十和田湖附近的山中温泉旅馆，一边自炊一边作画，期间曾把友人的妹妹偷偷接来过一两次。当时矢泽年仅二十六岁，难耐独居的寂寞；不过倒也不是单纯为了肉体享乐，在友人之妹的深情羁绊下，他也考虑过干脆一起生活吧，直到收到铃惠称父母已答应婚事的电报……
矢泽会狠心抛弃对他一往情深、无怨无悔的友人之妹，是因为心中有个疙瘩，令他无法下定决心，当时铃惠还没出现，所以不算移情别恋。原因是那女孩长得不漂亮，这一点令矢泽不想娶她。“如果和此人结婚将来一定会离婚吧，我一定会爱上别的女人，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都将有不幸的结局，所以还是不要跟她结婚吧。”——他如此下定决心。矢泽一向把爱情和婚姻划清界限，视为两回事儿。
那个女孩叫道子，矢泽享受着她单方面的爱情时二十六岁，道子二十四岁，彼此都正处于肉体成熟期。她来访期间，矢泽便会抛下绘画，两人从早到晚、没日没夜地缠绵交欢。那里是东北地区的山中温泉，来旅馆泡温泉的客人几乎都是农家老人，顶多会有两三人蹲在走廊偷听，反正他那时已经几乎自暴自弃地过日子了，更加不在乎。
矢泽时常抱着写生板，越过溪流，走进白桦林。那时奥入濑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游客。他并不是去写生，而是和道子在密林中做爱。浸淫在道子的浓情蜜意下，矢泽甚至觉得，如果要死，也要在把体内的生命力统统榨干以后，在精疲力竭的状态下失去意识。
然而，当时毕竟年轻，身体内有强劲的青春活力。虽已几近放弃，却还没陷入到彻底的绝望，对于绘画的渴望又宛如天边一隅露出的晴空。只不过不巧的是，那片晴空的对面，是与铃惠结婚的可能性。这令他得以挣脱随时都会答应陪他殉情的道子的温柔怀抱。
“跟我在一起，你永远都无法定下心画画吧？”道子抛下这句就主动回东京去了。幸运的是，她前脚刚走，铃惠的电报就紧跟着送到了。
在与铃惠举行婚礼的三天前，矢泽与道子在旅馆里度过了最后一夜。虽然正在筹备婚礼忙得焦头烂额，但他仍然无法漠视道子的感受。
他在一个星期前把婚事告诉道子，本来担心会发生什么悲剧，没想到道子出乎意料地爽快接受，只露出寂寞的微笑说：“反正我早就知道不可能嫁给你，因为我早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喜欢我。”她向矢泽道喜之后才激动地浑身颤抖，放声大哭。
在婚礼前三天共度最后一晚是道子提出的要求，矢泽无法拒绝，想到她过去付出的丰富爱情与诚意，他怎么开得了口拒绝她这个心酸的愿望。
况且他还有自私的盘算。如果一口回绝，他怕道子不知会使出什么手段。世间有很多婚礼上冒出女人搅局的例子。此外，也有不少女人挟怨投书给不知情的新娘，或是留下这一类遗书含恨自杀。矢泽很怕发生这种事，为了保卫自己的幸福，他只好听道子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期待着三天后与铃惠的婚礼，矢泽在肉欲上也的确很亢奋。
我得小心点儿——矢泽在约定的那一天暗想。某个朋友的朋友，就是在同样的状况下去女人的公寓赴约，结果熟睡中遭到女人杀害。而那晚正是他即将与另一个女人步入结婚礼堂的前一晚。矢泽想起这件事，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但事到如今也不能开溜。因为他觉得如果背信毁约，女人很可能会爆发出极端的愤怒，酿成大事。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一旦有了不好的预感，就会越想越胆战心惊。
总之千万不能睡着，熟睡太危险，矢泽想。只要保持清醒，就算真有什么危险，也起码可以阻止，想到这一点，那天他尽量先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才去道子等候的旅馆赴约。
然而，人怎么可能彻夜不眠，一想到这是分手前的最后一夜，虽说是被动地接受道子的爱，但矢泽也燃起了熊熊的热情之火，事后的疲劳诱人入睡。
黎明将至时道子又向矢泽讨了一次拥抱。
“谢谢，”道子说，“这下子我总算可以死心了，你肯答应我的任性要求，我真的好开心。对不起，谢谢。”
矢泽说不出话。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心底，想到已平安度过最后危机，不禁还是松了一口气。
他和铃惠完婚后一个星期，道子便自杀了。她死在奥入濑溪谷的森林中，正值枫叶转红之际，遗体过了很久都无人发现。她哥哥收到了遗书，矢泽这边倒是没收到任何信件。
这件事不可能没传入铃惠耳中，流言总是这样转来转去。半年后，矢泽遭到了铃惠的逼问。
矢泽向铃惠坦承了与道子的恋情。但并非主动招认，是在逼问下勉强挤出最低限度的答复，还隐瞒了许多详情。如果把他和道子之间的爱欲贪欢全部说出来，新婚不久的铃惠一定会昏倒。
铃惠无法原谅的，是矢泽直到结婚前夕还与道子保持来往。她认为一边和那种女人发生关系，一边若无其事地向她求婚的行为太龌龊了，她指控这是欺诈。矢泽虽无从辩驳，但还是试图解释。
“没把道子的事告诉你就跟你结婚，的确是我不对。但那时我一心想娶你，怎么可能有那种勇气说出来。如果说出真相，你一定会离开我，那比什么都令我无法忍受。说出真相，我就没把握你会答应嫁给我了。我和道子交往，本来就是一时鬼迷心窍，早在跟你恋爱之前我就已经跟她了断了。只不过她一直对我有爱慕之意。我早就拒绝她了。我对你的爱绝不龌龊，同时也没有欺骗你。不仅如此，你爸妈反对我们结婚时，我不是还在绝望之下隐遁到十和田湖附近的山中旅馆吗？那时，我甚至打算自杀……”
矢泽如此向铃惠解释，而对于他如何叫道子去山中旅馆找他，并沉溺于彼此的爱欲一事却只字未提。“道子的自杀纯粹是她自己想不开，和我毫无关系。”——他如此解释。所幸身为道子兄长的那位友人没把她的遗书内容公开，因此矢泽费尽口舌后，总算让铃惠平静了下来。况且，站在铃惠的立场，想必也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所以才会这么快被说服吧，矢泽如此分析妻子的心理。
谎话是在一年后被揭穿的。有个同行知道当年十和田湖的那些事，结果他那个多管闲事的妻子偷偷向铃惠通风报信。像这种表面上看似是为对方着想，以示交情亲密，其实骨子里藏着恶魔般好奇心的麻烦制造者到处都有。
铃惠立刻横眉竖眼地通问矢泽。她气得太阳穴上青筋暴起，下唇直打哆嗦，脸上毫无血色。这是婚后一年半以来，矢泽首次发现妻子异于常人的妒火。
从此，铃惠的监视变得极为严格，一逮到机会就发作。对她来说，往事似乎永远忘不掉，一想到就发火，而且发作得非常突兀。比方说饭后本来好端端地在厨房洗碗，或正对着梳妆台化妆，这时忽然响起碗盘破碎声，矢泽探头朝厨房一看，只见铃惠把矢泽用的碗盘、杯子全砸了，筷子也折成两截，正呆然伫立。饭碗的碎片割破了她的手指，不停滴着血。矢泽半推半搂地把她带进房间，她就扑上来乱抓矢泽的手掌和手臂。似乎铃惠只要往梳妆台前一坐，就会边化妆边左思右想，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道子，于是越想越火大，然后就毫无预警地抓起化妆品瓶子朝他乱扔。
那段时间矢泽正全心投入绘画，也无暇拈花惹草。何况连陈年往事都能让铃惠抓狂，现在要是稍有二心，不知会闹成什么德性，所以他也不敢放肆。
不过，那十年之中，也不能说完全没出轨。在出外写生的旅途中，和风尘女子有过一夜情；也和画材行的女店员及贫民区小酒馆的女人有过短暂来往。这些风流韵事均为期甚短，也都在铃惠察觉之前就已妥善处理了。
后来他与另一个酒吧女的关系被铃惠发现，他自认为已经够小心了，却还是一时大意被铃惠逮到。这次足足一个多月，矢泽的手背和背部一直累累伤痕。
十年下来，矢泽的画作终于勉强赢得了画商的肯定，在美术展中得过几次奖以后，美术评论家开始在报上提起他的名字，美术杂志也开始报道他了。
从那时候起，矢泽便把画作定价等一切工作交涉都交由铃惠负责。他觉得为了让画艺精进，这么做比较轻松。而且他听说大师和一线画家都几乎如此。此举实在太轻率，等他发觉自己已沦为“老婆的奴才”时，一切为时已晚。
曾有位也是由妻子担任经纪人的画坛大佬遇到这样的事。一次，一位收藏家未提前说明就跑去找这位老画家，想请他在盒子上盖章签名。可他妻子一查自制的作品清单，发现那幅画并未登记在案。大佬当然一口咬定那是一幅伪作。
直到这位大佬死后，人们才发现他早已与情妇在外头生了两个孩子。某画商也出面宣称上次那幅画的确是他请老画家在别的场所画的，美术评论家也拍胸保证那幅画是真品。生前向来以寡作闻名的巨匠，死后作品数量竟顿时大增。
由妻子担任经纪人的画家之中，还有人背着妻子快手画些小品，或是签名、写短句，然后偷偷交给画商换取临时零花钱的。当然，这些收入在国税局那边也查不到扣税资料。
原来如此，矢泽听了茅塞顿开，他渴望自己也能早日成为这种有商品价值的画家。
4
这天，矢泽收到一封森祯治郎的来信，信封塞得鼓鼓的，看起来颇有分量。
那晚真不好意思。当时酒酣耳热，聊到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写的那篇《死了两次的男人》，似乎勾起了您的兴趣。事后我生怕自己讲错了故事情节，未免太失礼，于是回家之后连忙找出《世界文学鉴赏辞典》查阅了一下，确定没有叙述错误后才安心。
信笺如此开头，全文长达十四五页。
矢泽躲进画室看信。大开的天窗和窗户灌进阳光，室内明亮得恍如户外。待在画室就像置身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总会关紧房门。这里原则上禁止妻子进出，不过这个原则常常因铃惠的情绪起伏而遭到破坏。
于是，我开始对深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的折磨、把写作当成唯一消遣、足足忍了十五年的皮兰德娄的个人生活生出好奇。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不过，他虽贵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日本却似乎少有人知，也找不到相关书籍。我从专攻法国文学的友人的书库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相关书籍。是玛格达·马提尼（Magda Martini）写的《皮兰德娄评传》，翻阅之后，皮兰德娄超乎想象的痛苦生活令我大吃一惊，也深受震撼。虽然我的译稿拙劣，但还是随函附上，供您参考。
虽是美术杂志记者，却热爱文学的森，写到这里换了一张纸。
路易吉·皮兰德娄于一九六七年出生于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琴托城，先赴罗马大学求学，又在德国的柏林大学专攻语言学。
一八九四年，皮兰德娄迎娶安东妮叶塔·波特拉为妻，在罗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一九○四年，由于父亲事业失败，妻子开始出现精神异常的征兆。直到她病死为止，他们的家庭生活都极为悲惨。这场家庭悲剧对皮兰德娄的作品造成了超乎想象的重大影响。
一九○四年皮兰德娄发表长篇小说《死了两次的男人》，预示皮兰德娄独特的形而上风格。他试图探究人类的生命与众人安身的虚构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找到极限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从小说家变为剧作家，名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一九二一年）震撼了欧洲戏剧界。之后他巡回欧美各地介绍自己写的喜剧，一九三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皮兰德娄的剧作几乎均已收录在《裸体假面剧·全四卷》中，其中《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和《亨利四世》（一九二二年）并称为二十世纪的杰作。
他的作品一贯会设定一个充满种种极限的虚构世界，并把剧中人为精神苦恼的挣扎描写成一出奇妙的现代悲剧。例如《亨利四世》的主题是狂人，《给你的生命》（一九二三年）描写母亲的固执，《变成某人时》（一九三三年）则描述主角被视为名人的大悲喜剧。他的作品虽具有喜剧的形式，却洋溢着到头来人类灵魂还是无法互相理解的浓厚悲观色彩。这种哲学观点和柏格森有相通之处。
父亲的死，使得妻子安东妮叶塔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导致她精神病发作。之前能勉强抑制她精神错乱的围栏至此已完全崩溃，父亲在她心目中变得比以前更伟大。她开始语无伦次，而且越来越严重。
皮兰德娄为了逃离妻子，在镇上租了一个房间。妻子是个热爱力量、轻蔑软弱的女人，对她来说，丈夫在镇上另租房间逃避自己，只代表丈夫承认了失败。
面对妻子的精神官能症，唯有动用粗暴而严厉的手段才能制止。如果顺从她那生病的脑袋萌生出的种种奇想，那等于投降。妻子日益疯癫，家庭生活益发不幸。皮兰德娄虽然尽可能慈悲对待，却用错了方法。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忽而精神分裂歇斯底里，下一瞬间又突然道歉反省，并从中感受到了女人的不可思议。
然而，他仍不忍抛弃疯妻。而一味软弱逃避的皮兰德娄那种充满人性的情感世界，却意外促成了他未来文学作品的萌芽，进而将皮兰德娄带入到种种不同主题的巨大器皿中。
他的艺术正是从那伟大的孤独中诞生的。他只能选择逃亡这个懦弱的方法。在他遭受不幸蹂躏的同时，他的小说也令世界为之战栗。
安东妮叶塔的疯狂毫无康复的迹象。从妻子身边逃开，最终也不能使他摆脱妻子。
不幸的安东妮叶塔，她在那明显的疯狂被世人所知后主动前往西西里。然而，对医生和精神医师的诊断结果绝望的皮兰德娄又把妻子带回了罗马，医学已经无法摆救她了。
皮兰德娄为了理解这一悲剧的真实状态，试图探索妻子的心理。他以为西西里之旅能让她想起昔日的青春岁月，事实上，妻子的病情却每况愈下。
他的心象在现实生活中解体，又在他的作品中重新构建。在那永远阴暗的屋内，令人心疼的气氛中，蜷缩着他妻子的身影。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这无限阴郁、无药可救的悲剧，创造出了皮兰德娄那种悲观又宽大的艺术吧。
皮兰德娄之妻的精神异常原来不是来自于对丈夫外遇的嫉妒，而是源于父亲的事业失败——这点令矢泽既感到意外，又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他原本以为，艺术家妻子的精神异常都来自丈夫的外遇。
不过，姑且撇开这个不谈，文中一段正是矢泽在面对妻子铃惠时脑中不时浮现的念头。
面对妻子的精神官能症，唯有动用粗暴而严厉的手段才能制止，如果顺从她那生病的脑袋萌生出的种种奇想，那等于投降。
这个乍看之下有些矛盾的治妻之策，实则表里一致。
矢泽曾使尽全力推开扑过来的铃惠，也曾出手揍过她。有时当她无理取闹地主动出手时，他也曾用蛮力制伏过她。矢泽一直深信那是丈夫抑制妻子的异常亢奋，令其顺服的唯一方法。
然而，面对发狂的妻子，那样做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妻子的想象已接近妄想，妄想导致她采取暴力攻击他。她是如此地不可理喻、无法沟通。本来谈得好好的，她也会突然话题一转，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展开攻击。
铃惠曾经闯入画室，拿刀对着尚未完成的画作一通乱割；也曾把溶有颜料的调色盘直接往画作上砸。就连在矢泽思考构图时，妻子也没有停止过谩骂。
这样根本无法工作。对于需要在安静环境和平稳心境下创作的画家而言，妻子的狂乱几近致命，却也只能顺着妻子的脾气。矢泽渐渐觉得，还是尽量顺从妻子这种时怒时笑、时而呆滞沉默、时而突然发飙的不稳性格比较贤明。本以为这是“避风头”，但如果借用《皮兰德娄评传》中的说法，就是“等于投降”。
铃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时间应该和矢泽在画坛发迹一致，因为经济变得宽裕多了。
以前偶而为之的逢场作戏，妻子就算有点不满也不会深究，当时她的精神还很正常。
铃惠频繁发狂，是从岩泽明美从濑户内海某城市跑来东京投靠矢泽开始的。那年春天，矢泽沿着濑户内海徒步写生旅行，在那个城市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到了晚上，那里只有一条二三十分钟就能走完的商店街可逛，除此之外无其他去处。但奇妙的是，这个城市酒吧特别多，甚至还有两家所谓的夜总会。
明美就在其中一家工作。她的歌声非常动人，起先矢泽误以为她是某乐团的专属歌手，在舞台上的架势也很老练。她身材高挑，短发，瓜子脸配两弯柳眉。和某知名流行歌手有几分神似。她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喜欢模仿那位歌手的性感姿态。
她习惯一边甩动响葫芦一边唱歌，结束后就走到客人的桌边说说笑笑。看到她与客人共舞，矢泽才明白她是陪酒小姐。
向身旁的女人一打听，知道她名叫Akemi，事后得知她的本名是岩泽明美。矢泽把她叫来自己这桌，她本人没有舞台上看起来那么高，显得有些稚气，款款扭动柳腰的动作分明是在模仿那位知名歌手。明美拿起杯子，喝完两杯后两人双双走下舞池跳舞。她的身体没有那位歌手的那么有分量感。
矢泽在跳舞时开口相邀，明美点点头，双眼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异彩，看起来只有二十二三岁。由于她是边笑边点头的，矢泽搞不清她是不是真的答应了，遂问她几点能离开？在哪里碰面比较好？他第一次来这家夜总会，本来并没作此打算，只是那时他一个人待在旅馆，每晚都很无聊，所以当下突然很想拥有明美。平时游戏人间的心态也被抛到了一旁，心中不免有些焦躁。
明美让他十二点左右到店旁边等她。她答应得实在太爽快，加上之前也有女人用这招放过鸽子，因此矢泽不免有点半信半疑。不过他还是把所住的旅馆和自己姓名告诉了她。那家旅馆在这个城市里算是一流。
矢泽回到桌旁正想离开，一名年约五十、身材矮小、体型瘦弱的女人走过来。明美向矢泽介绍说这位是妈妈桑。浓妆艳抹的妈妈桑虽对矢泽殷勤有加，但听到他自称画家后，那双小眼睛的深处立刻露出鉴定客人身价的异光。妈妈桑还当面夸奖了明美一番。
矢泽先回到旅馆，接近十二点时又搭出租车来到夜总会附近。明美和妈妈桑夹在成群涌出的客人中走来。矢泽看到妈妈桑时有点困惑，眼看着明美迟迟不与妈妈桑道别，他只好鼓起勇气走过去。妈妈桑一看到他，连忙叫他搭她的车一起走，语气极为自然，于是三人一起坐上有司机等候的私家轿车。他暗忖不知对方要把他带去哪里，没想到妈妈桑竟叫矢泽今晚睡在她家。车子一路朝某著名寺庙所在的山开去，平坦的车道两侧种植着樱树，枝繁叶茂。沿路看到不少旅馆，在黑暗中隐约露出灯光，还有一个看似公园的地方。逶迤的山路最后终止于山顶，尽头有幢三层楼高的西式饭店。原来妈妈桑也是这家饭店的老板。从大厅到走廊，两侧都摆满了陈列陶器的展示柜。
从房间窗户可以俯瞰城市的灯光，以及点缀着岛影的漆黑海面。船上的小红灯在海上闪烁着，刚才开车上来的坡道随路灯显形，蜿蜒在山丘的阴影中，忽隐忽现。
矢泽对妈妈桑把明美和他带到此地之举有点纳闷，他总觉得这个瘦小的老板娘躲在小姐背后狡猾地操纵着什么，之后找到机会不动声色地一问明美，明美解释说妈妈桑很疼爱她，总会帮她挡开麻烦的客人。有道理，在这个因渔港而繁荣的都市，粗鲁的水手想必也会成为夜总会的座上客。此外，还有不拘小节的观光团客人吧。当地必定还有黑道，所以老板替店里的红牌酒女过滤客人自是理所当然。矢泽甚至暗自得意自己能够雀屏中选。
明美已经二十六岁了，但泡澡时卸了妆的脸庞看起来只有二十二三岁。身体也很年轻，腰和腿都很结实。矢泽沉溺其中，直到天快亮时才精疲力竭地睡着。
躺在铺满从窗帘缝隙泄入的晨光的床上，听着窗外船只的汽笛声，矢泽听明美讲述她的身世。她家中还有年过五十的母亲和一对年纪尚幼的弟妹。母亲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如果她不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就会很困苦。明美年轻时曾有许多人上门提亲，但自从去店里上班后就乏人问津。她谈过两次恋爱，喜欢唱歌，看到在夜总会登台表演的歌手，便也有样学样。遇到歌手临时不来又找不到人代替的情况下，明美就会上台表演，多半是应客人的要求而唱。
矢泽认为，以明美的歌声，虽说不能立刻闯出什么名堂，但如果能去东京或大阪稍微磨炼一下，在夜总会那样的地方担任候补歌手应该没问题。与其在这种乡下地方做同样的事，不如去东京或大阪。对她来说，那样想必也会更有目标吧，况且收入也比较多，说不定还能碰上什么幸运的机缘。
就妈妈桑经营夜总会和饭店的方式来看，她的为人不见得真如明美说的那么清高。不说别的，矢泽自己现在能和明美在妈妈桑的饭店里共度良宵就是她一手安排的。明美虽然心存顾虑，说起妈妈桑的事就含糊其辞，但对那个瘦小贪婪的妈妈桑来说，却是明白无误地利用她来拉客。矢泽开始想把这个女孩带到东京，让她恢复自由之身。
矢泽态度暧昧、半开玩笑地问明美想不想去东京工作。她立刻表示，这个梦想要是能实现不知会有多开心。她的眼中闪烁着认真的光芒，但那光芒旋即一暗，她垂下眼皮，用自暴自弃的口吻说：“那种白日梦根本不可能实现。”
矢泽当场也不好说得太认真，如果答应带她去东京，就得负起所有责任。现在连她能不能找到工作都还是未知数，再去酒吧还好，反正到处都缺小姐，随便在新宿或哪里都可以落脚，问题是要找个可以唱歌的夜总会就没把握了。总之，当天他照她含蓄开出的价码给了双倍的钱，因为考虑到妈妈桑可能会抽成。
矢泽自那趟写生之旅返家后仍一直无法忘记明美。才过了一个月，他就找了个借口对铃惠说要去山阳地区写生。并事先找熟悉这方面的友人帮他打听夜总会的业界情况，得知如果是做普通陪酒女还好说，一个在乡下酒吧唱歌的女人，突然要站在东京夜总会的乐队前献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即便如此，矢泽还是启程去山阳海港见明美。
5
怎么会把明美这种女人从山阳海港带到东京，矢泽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已迷失自我，不过也不算完全丧失理性，做这件事时多少还是有些迟疑。把这么年轻的女人带到东京可不是件小事，必须负起所有的责任，自己真能坚持到底，一直照顾她吗？能够不在中途被妻子发觉吗？万一被铃惠发现，就必须和明美分手了吧。但既然是自己把明美带来东京的，怎能不负责任地甩下她呢？种种忧虑令他极为不安。
然而，这种理性的权衡很容易与踌躇犹豫混淆不清，使人错将踌躇当成缺乏勇气。矢泽极力激励自己，终于在第三次前往港都时答应带明美去东京。那是受到事态发展逼迫，在不容他退缩的气氛压迫下骑虎难下，再加上说不定会一切顺利的乐观期待，闯入这种脱轨状态时半虚无的心态也在心理上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矢泽拜托在那个领域人脉颇广的友人，好不容易让新宿某家既可以唱歌，又有一般夜总会服务的夜店答应雇用明美，并在大久保后巷替她租了间公寓，从押金到权利金总共花了他将近二十万。三万元的房租，暂时也得按月替她缴付。
能做这么大的牺牲，也是因为矢泽如今在画坛已广为人知，画开始卖得出去了，还找到了虽不算一流但也还过得去的画商合作。换言之，他已经爬到之前憧憬已久的地位，可以瞒着负责和画商交涉的经纪人妻子，偷偷把画交给画商，借此换些私房钱了。十年前就开始怀抱的愿望如今成真，令他欣喜若狂，再没有比享受秘密的金钱自由和行动自由更大的愉悦了。
虽然还比不上某些大师随便挥笔写个短句或签个名，值不了好几万的价格，但聚沙成塔，还是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的。短句和签名本是画家的余技，不管怎样都不会影响本业。不过，需要一笔较大的款项时，还是得正经地画油画。
可如果作画，就不可能瞒着铃惠偷偷进行。虽说除非有事，否则工作期间外人禁止进出画室，但对铃惠来说，画室就相当于客厅的延长区，素来来去自由。作为经纪人，进入画室商量工作事宜也是理所当然，因此矢泽想骂也无从开口。
不得已，矢泽只得选择趁户外写生和写生旅行时作画。在旅馆里把画商要求的画完成后，先去画商那里交货再回家。此外，他还在明美的公寓里放了一些小品。至于铃惠那边，只要说声“画不出来”，再买张新画布回去就行了。画家在外旅行时，画不出来或画得不满意而愤而把画布割破是常有的事，铃惠也不会起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一次画两张，把其中一张交给画商后再回家。刚把明美接来东京时，矢泽常常这样勉力赶画。
矢泽在两个月内大概去了明美的公寓七八趟。明美本来还意气风发地说，到东京之后就马上认真学习唱歌，结果完全看不出半点努力。有时候晚上打电话到店里，却发现她没去上班，去公寓找她也不见人影。矢泽觉得年轻女孩都喜欢在东京街头闲晃，便没怎么放在心上。
让矢泽比较在意的是另一个不祥的预感。那就是明美以前工作的那家夜总会的妈妈桑，他完全不相信那个看似贪婪的老板娘会那么轻易地同意店里的红牌小姐离开，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了明美的辞职申请。妈妈桑当然知道这件事背后有矢泽唆使。虽然矢泽多少有点提心吊胆，不过心想，既然是明美自己想走，就算老板娘再怎么强悍，也不能拿绳子套在小姐的脖子上吧。明美说店里还有十万圆客人欠下的酒账没付，她必须负这个责任，于是矢泽给了她十万圆，这等于是和那边断绝关系的补偿费。
明美总是在公寓里等矢泽。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东京生活，当然只能仰赖他一个人。由于过了这么久，山阳港都的妈妈桑都没找上门来，所以矢泽深信那个麻烦已经消失了。以前常听说，前任老板娘事后会找小姐的情人麻烦，或是有恶劣的小白脸上门恐吓，不过都已经快两个月了，依然平静无事，所以矢泽以为不会再有这种牵扯不清的麻烦了。单就没有小白脸这一点而言，那个妈妈桑所谓的保护显然不全然是谎言。
矢泽偶尔会以客人的身份光顾明美工作的新宿酒吧。这家店有乐队，不过站在麦克风前的总是其他歌手，始终没看过明美上台唱歌。顾及明美的心情，矢泽暗自请当初安排工作的友人不着痕迹地打听店家的意向，结果对方说明美在唱歌方面还差得远。
或许还是乡下酒吧比较适合模仿名歌手的架势、摇着响葫芦高唱的明美吧，果然不该硬把她拉来东京的。矢泽对她的同情胜过后悔，不过她自己倒是坦然表示还要学唱歌。看明美在店里的模样，笑眯眯地周旋于各张桌子之间，倚在客人身上撒娇的手腕，都表现得非常专业，很难说她是来自乡下。碰到矢泽前来光顾，明美总是磨蹭大半天才会来到他的桌旁。对于有交情的男人，陪酒小姐通常不会立刻过来招呼。
破绽出现得比想象中更快，正如他的预感。不过结果却以极为意外的形式降临。
是明美的男人在另一间公寓发生了意外，那间公寓和矢泽为明美租下的公寓正好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但毫无疑问那里是她的另一个香闺。
是一场持刀伤人的意外，本来正与明美相拥入睡的男人，砍伤了闯进房内怒吼的关西腔男人。恐吓者遭到反击，受了重伤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加害者则去警局自首，事情因此曝光。
恐吓者是来自山阳港都的黑道分子，是那个瘦小的妈妈桑在背后唆使的。为了让明美回来，她动用了黑道。这种人惯用的说辞无非“逃走的陪酒女是他被诱拐的老婆”，不过根据这名倒霉的恐吓者在病床上的供述，这都是他和妈妈桑事先说好的，勒索到的钱财就当他的外快。
可惜这名恐吓者跟错了人。对这个不熟悉东京地理环境的港都男人来说，以为只要在比较好找的新宿酒吧盯着，就可以一路跟踪到明美的住处。于是，恐吓者一看到和明美手挽着手走出酒吧的男人，当下就认定那是妈妈桑口中的画家。只能说这个恐吓者太轻率，也没仔细调查一下对方的身份。
明美来到东京以后，又背着矢泽交了两个男友。不与矢泽碰面时，她又另外租了一个房间作为交欢场所。只要把日期错开，就算同时周旋在好几个男人之间，也不会被发现。
对明美来说比较倒霉的是，当晚那名男友在受到威胁、心生畏惧之际，不但没有乖乖掏钱，反而冲动地从厨房拿出菜刀刺伤了对方。那个男人是一名中年小企业家，他供称当时自觉有生命危险，一时冲动铸成大错。可见此人的胆子非常小。
就算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警方还是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严密调查，矢泽因此浮出水面。警方秘密约谈了他。
警方之所以选择密谈，一方面当然是顾及他的社会名声，不过主要还是怕他无法对妻子交代。警方处理类似事件早已经验丰富，因此先以友人之名打电话找矢泽，确定接电话的是当事人之后，才表明警方的身份，然后略微透露明美牵涉的意外，要求他背着妻子到附近碰面。矢泽当然无法拒绝。
不过妻子不可能一直蒙在鼓里，这种事也不可能就此风平浪静地解决，只要稍有风声走漏，就一定会传人为人妻的耳中。
明美的事令铃惠勃然大怒，她一边横眉竖眼、咬牙切齿地嚷着：“你竟敢骗我！浑蛋！”一边扑过来。矢泽做梦也想不到，妻子竟会露出这样狰狞的面目，像市井愚妇一样破口大骂，他因此被吓得魂飞魄散。
就算百般安抚，也丝毫无效。即便他已乖乖地认错道歉，妻子却依然不为所动，还在不断单方面地动粗撒野。虽然共同生活了这么久，但妻子在这时候展现出的臂力完全超乎他的想象，矢泽甚至怀疑她是不是中了邪。他只能像无力的枯树般任由摆布。就算他说“这样会被邻居听见，很丢脸，你别闹了”，妻子也完全听不进去。恐怕只有受虐待狂才能默默忍耐。
当时是矢泽第一次面对这种场面，他用本来护着脸的左手用力抓住铃惠挥过来的手，然后趁对方的攻击放缓之际，用右手狠狠甩了她一耳光。大概是真的很痛吧，铃惠的脸皱成一团，双眼紧闭。矢泽趁着那张脸在眼前晃动之际，又甩了她一记耳光。
铃惠身子一缩，双膝跪在榻榻米上。因为一只手仍被矢泽拽着，所以没有倒下，看起来就像呈半跪姿势悬在半空中。矢泽没有放开那只手，反而更加用力地拉着，于是她就这么被扯着拖行，矢泽拽着这沉重的物体在四方形的房间里绕了两三圈。
听到她频频喊痛，矢泽才不由得松手，铃惠当场蹲下，用另一只手抚摸着被拉扯的胳膊，揉了半晌。她那蓬乱的头发四处披散，弓起的背部剧烈地起伏，之前的狂乱略有收敛。
矢泽站着，俯瞰她那副模样。
“喂！你清醒点儿了没有？”他自以为展现出了威力，没想到铃惠忽然扭动着爬过来，双手抱住他的一条腿。由于事出意外，又发生得太快，他根本来不及逃。
“笨蛋！你要干什么？”他用双手抱住铃惠拱起的肩膀，想把她推开，但她依旧拼命抓着他那条腿，至死不放。他想抬起被抓住的腿踢她，可是动弹不得，也使不上力。勉强用单脚站立使得他重心不稳，差点儿仰面摔了个大跟头。
“放手！笨蛋！你搞什么鬼！”矢泽连声呵斥，但他已经连对方的背部都打不到了，只能挣扎着试图抽出那条腿。
他越这么做似乎越刺激铃惠，铃惠进入亢奋状态，矢泽的那条腿被她的双手勒得几乎麻痹。
“你这个王八蛋！被一个小妖精迷得魂不守舍，也不怕丢人！你简直是世人的笑柄！从明天起，我连家门都没脸跨出去了！看你干的什么好事！气死我了……”铃惠说着，张口就朝他的大腿狠咬下去。
矢泽痛得哀嚎：“很痛啊！你别闹了！这样会受伤的！你干什么你！啊，痛——痛！”他不禁身子一歪倒下，痛得猛扭脚踝。铃惠松了口，但依然不肯罢休，也不管衣摆掀起，死命按住他的脚，用尖如铁片的指甲在他的小腿上一通乱抓。
“贱人！”矢泽直起上身，抓住铃惠的脖子用力一扯，然后按着她的脑袋连续撞榻榻米。
铃惠一边嚷着：“杀呀，杀呀，你有种就杀了我呀！”一边拱起身子，像动物一样蠕动着爬过来，并使出浑身力气紧抱他的大腿，发出不知是哭是笑的怪声，嘴里嚷着“浑蛋、浑蛋！”，双手还在不停地乱打。
自从发生这次明美事件后，铃惠的态度就变了。说态度改变，还不如说她因此露出了本性。矢泽觉得，铃惠原本就有这种异常的性格。
一般人应该不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吧。就算一时怒火中烧，忘乎所以地撒泼，一个月以后按理说也应该恢复平静了。可是铃惠直到半年多以后仍对那件事怀恨在心，只要一有不顺心，即便和明美毫无关系，也会立刻迁怒到明美那件事，跟他大吵大闹。
矢泽知道对妻子以暴制暴有多么愚蠢。那样做，到头来只会伤到自己。铃惠既没有那么敏感纤细，也没有那种智慧。虽然在别人面前说话温柔贤淑，一旦面对丈夫却会变成疯婆子。演变到这种地步两人已经无法沟通，矢泽顶多只能努力躲避她那无理取闹的攻击。平静的家庭环境被她打乱，矢泽再也无法安心作画，最后反倒是他开始心浮气躁，神经绷得特别紧。他觉得如果让自己的这股怒火爆发出来就真的完了，所以总是极力忍耐，煎熬得满头大汗，还要不断按捺自己去讨好铃惠。久而久之，他已经可以判断出铃惠即将发飙的前兆了。一般人生气通常先是眉宇之间挤出皱纹，然后太阳穴才渐渐浮起青筋，铃惠却是立刻暴出青筋。这种时候，矢泽会慌忙把话题转向她喜欢的方向，可是这么一来，矢泽就不得不变得特别饶舌，虽然讲的都是废话，但一边讲话还得一边频频窥探她的情绪有无好转，所以特别伤神。不过，事情可没单纯到只靠这一招就能讨好对方，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令对方暴跳如雷。所以就连说话方式都得看着对方的脸色行事，可说令他心力交瘁。
幸好铃惠自以为卖画得来的钱全数捏在自己手里，矢泽想金屋藏娇必须有钱才办得到，因此铃惠未对那方面做深入探究。就这点而言，说她单纯的确很单纯，同时也有一种偏执到死脑筋的呆板。不过也不能全怪铃惠，就算其他人，恐怕也猜不到矢泽竟然会与画商串通一气。这让矢泽总算能喘口气，铃惠以为丈夫身上没有私房钱的状态最好能永远维持下去。
明美的事过了一年半以后，矢泽又勾搭上了画廊的女店员。他们偷偷来往了半年左右，最后因为电话线路上的阴错阳差才让铃惠对女店员打来的电话起了疑心。接到电话的那天铃惠没有发作，似乎偷偷观察了他一个星期。一晚矢泽外出归来，铃惠若无其事地把他的西服拿去挂，倒霉的是，从西服口袋掉出某饭店咖啡厅的收据，是两人份的餐饮费。饭店做事向来一板一眼，吃什么喝什么都会一一列出，而收到这种收据后往往一不留神就会随手塞进口袋，即便心里想着事后要撕掉也多半会忘记。
明知那名画廊女店员另有年轻男友的铃惠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她暴跳如雷，还说“既然我这么碍眼那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说着把腰带往自己脖子上一缠，身体朝矢泽凑过来，不停嚷着“来呀，你勒死我呀，快勒死我呀”。
6
某次，矢泽看了有关研究“歇斯底里症”的书籍。
如果要向各位描述歇斯底里症患者在精神状态上的所有表现，不知得花多少个小时。因此在此仅举出少数几个实例。最常见的，请各位想想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敏感心情。即便只是在言行举止上稍有轻蔑之意，对他们来说也等同于致命的侮辱，会对此做出敏感的反应。可是，如果各位看到两个健康正常的人——比方说夫妻之间吧——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同样表现出激烈易怒的反应时，各位会怎么想呢？对于目击到的夫妻争吵，想必不只会归因于刚才那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会做出“长年以来积蓄了大量火药，只不过通过刚才那一声，使得火药全数爆炸”的结论吧。
如果有人这么想，请你千万不要把这种想法直接套用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他们会浑身痉挛号啕大哭、或是突如其来地陷入绝望，甚至试图自杀，并非为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这么想相当于本末倒置。其实是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痛苦体验，往往令他们想起许多更严重的旧伤痕，才会让他们使出浑身力气反击。这些痛苦体验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虽然重大、却从未被察觉的儿时痛苦体验。（摘自佛洛依德《歇斯底里研究》）
“儿时的痛苦体验”是佛洛依德学派从性欲层面解剖精神的基本论点，不过不能套用在铃惠身上，矢泽想。
矢泽并非从小就认识铃惠，认识铃惠那年她已二十二岁，后来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说穿了，他等于只认识为人妻的她。不过就算单凭婚后的认识，他也不认为她在儿时会有佛洛依德所谓的既往病癖。
比起那么久以前的往事，造成铃惠歇斯底里症的原因其实就发生在不久前，也很清楚明白——那就是对矢泽出轨的嫉妒，除此之外别无他因。只不过她的妒火远比普通人强烈，而且那妒火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烧越旺。如果借用佛洛依德的说法，他们夫妻争吵的原因来自“累积了二十几年的火药”，那火药无疑是妻子单方面的嫉妒炼制而成的。
不过，浑身痉挛号啕大哭，或是突如其来地陷入绝望，甚至试图自杀——佛洛依德指出的这些病症，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套用在铃惠身上。这些异常表现究竟从何而来？矢泽决定继续研读一下这本书。
对于精神刺激反应异常且有过度歇斯底里表现的现象，也能做出其他合理的解释。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反应，乍看之下只不过是过于夸张。我们只知道其中一部分原因，但会出现这种呈现方式其实是有其目的的。
实际上，这种反应和造成亢奋的刺激成正比，因此会过于夸张也是正常的，能从心理学角度理解。这一点可通过分析患者意识到的显像因素，但还有患者本身并未察觉的因素，一旦出现其他动机，患者又无法向我们传达时，他们的行动就会立刻发生变化。
文章有点艰涩难懂，总之大意应该是：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异常反应，是源于患者本身无法察觉的“体验”。以此为基础，进而逐步影响到当事人潜意识的动机。从外表看来好像出现了夸张的反应，但其实是正常的。
矢泽忽然想到，不知能不能拿来作为绘画题材。同时感慨被妻子的歇斯底里症折磨得苦不堪言，希冀通过书本寻求对症疗法之际居然还能产生这种念头，看来画家果然是画家。人性潜在的“体验”意识，会在机缘巧合下对行为产生影响——不如试着把这层心理上的脉络画出来吧。
然而，这只是“灵光一闪”，并非已确定的明确主题，就好像在沙漠中痛苦徘徊时幻想着的绿洲森林。
矢泽又看了另一本书，是一位日本医学家写的。
像这种否定自己的缺点，无法承认欲求，将问题全部归咎于外界，认为错在别人的心理机制被称为“投射”。而妄想反应的背后除了这种“投射”，还有替不当欲求寻找借口的因素，这种机制在重复的过程中，会针对特定的人、事、?９9lib?物分别产生被害妄想、控诉妄想、嫉妒妄想、色情妄想等形式。就妄想的内容看来，大致可分为认为自己遭人迫害的被害倾向，以及自我满足型对自身能力或价值过度肯定的夸大倾向，不过如果仔细观察，患者通常都同时具有被害倾向和夸大倾向这两种特征。（摘自加藤正明《精神分裂》）
“将问题全部归咎于外界，认为错在别人”中的这个“别人”，在铃惠的例子中，就是她的丈夫矢泽。根据此书的观点，这属于某种心理机制，而随着这种机制的再三重复，似乎形成了铃惠的“被害妄想与嫉妒妄想”。
“浑身痉挛号啕大哭，或是突如其来地陷入绝望，甚至试图自杀”——矢泽曾在铃惠身上看到过真实表现。
当时他正与模特儿澄子秘密交往——直到现在，每逢请不到佣人，她还会对他大吼：“去把澄子叫来，我要把她当佣人使唤！”可见铃惠对那件事的印象有多深——那是铃惠第一次企图自杀。
那天矢泽去参加一场画家同好会，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两点。那天在席上遇到一位爱喝酒的前辈，散会后一行人又续了两摊。矢泽心知不妙，但前辈们带头起哄，大家也都很配合，所以他不好意思先离开。
矢泽在玄关按响门铃后等了半天仍不见铃惠来开门。他心想，铃惠一定是装睡，以为他晚归是跑去找澄子了。
矢泽与当时来画室当模特儿的澄子私通被铃惠发现以后，澄子就再也没来过画室，可铃惠近来又闹得很凶。矢泽在妻子面前佯装已与澄子断绝关系，其实私底下两人仍暗通款曲，矢泽不时还会去公寓找她。但鉴于妻子看得紧，矢泽当然小心翼翼。
然而还是被妻子发现了。她号啕大哭，疯狂地发泄，对矢泽拳打脚踢。对矢泽来说，又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把澄子一脚踢开，最终他决定以慢慢疏远的方式与澄子分手。这当然得瞒着妻子铃惠，在她面前，矢泽还是装出早已与那女人断绝来往的样子。
矢泽也知道铃惠不可能真的相信，她本来就是一个猜疑心很重的女人。所以，矢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防止随时有事情发生。而他会继续冒险与澄子见面，毕竟还是因为舍不得。虽然要活在迟早会被妻子拆穿的阴影中，矢泽却仍无法痛下决心与澄子一刀两断。无论出门或回家，他都随时观察着铃惠的表情，即便不是去私会情妇，而是为了其他事情出门，他也怀着同样的畏惧，忍不住去看妻子的脸色。因为他怕累积的火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虽说之前与前辈及各位同行流连酒吧之际就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喝起酒来心不在焉，但当矢泽发现怎么按玄关的门铃都毫无反应时，才真的慌了。不，打从出租车逐渐接近家门他就开始慌了。而当他发现妻子久久不来开门时，突然豁出去了，或许可以算狗急跳墙吧。总之，他怀着踹破后门回家的打算绕到后门，却意外地发现后门竟然轻轻一推就开了，原来里面根本没上锁。
屋里的灯光早已熄灭，黑暗中只听得见响亮的鼾声。矢泽霎时甚至产生错觉，怀疑是否有强盗闯入对铃惠不轨，之后累得呼呼大睡。家中只有铃惠一个人，而她向来不打鼾。
矢泽拉开卧室的纸门，开灯一看，铃惠只铺了自己的被子，正在熟睡。换言之，没有替矢泽铺床，那块榻榻米兀自空着。矢泽从没注意到卧室竟然这么宽敞，也从没意识到一人的被铺看起来是如此的凄凉。
那鼾声来自于铃惠。其实对被褥的感慨只有一瞬间，下一秒他已被枕边看似安眠药的瓶子吓得手足无措。那个瓶子好端端地立在离枕头约三厘米远的地方，里面空空如也，仿佛是特意为了让他看清楚似的。
医生接到电话、带着护士赶来大约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起先，矢泽也想过叫救护车，但他怕事情曝光后会在社会上酿成丑闻，遂把平日常去看病的医师请来。就连平时话多的医生这时也一脸凝重，替铃惠洗胃、打针做急救时始终不发一语。三十分钟后，铃惠清醒了，睁开眼睛眼珠滴溜溜乱转。先是好像很惊愕地看着医生那张凑近的脸，等到眼眸一转看到矢泽后，似乎想起自己做了什么，她猛地把脸别开。医生只简短地吩咐了几句后续要如何看护照料，然后就板着脸催促护士离开了。丑闻没有外泄。
矢泽事后想想，铃惠是否真的打算服药自杀还有待进一步确定。如果真的想死，应该不会把后门虚掩着不上锁吧。素来对门户安全紧张到神经质的铃惠，不可能半夜不锁门。她事先把后门开着，就是为了让返家的丈夫能及早发现。换句话说，她是为了向丈夫抗议才假装自杀的。
可是，这种事当着铃惠的面矢泽连一个字也不敢提，万一说出来就麻烦了。她自杀未遂之后的癫狂发作，本已让矢泽双手抱头了——面对妻子的发飙行为，除了低声下气地任凭摆布，他别无选择。照铃惠的个性，不把一切过错都推到矢泽头上她绝不会甘心。她从不承认自己有错，就算明摆着是她的错的事，也会一概归咎于矢泽。
她不会用什么巧妙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也不会指鹿为马、胡言乱语，她的态度非常直接，也很单纯。
“我会变成这样，归根究底还是你的错。”
她就用这套说辞把一切责任转嫁到矢泽头上。她坚称自己绝对正常，之所以会不慎犯错都是被丈夫造的孽连累。这句话本来是铃惠从亢奋状态恢复理智后反省得出的结论，没想到从此就成了她的口头禅。
另外，虽然事后铃惠会记得一些亢奋时的狂暴状态，但还有些事似乎是下意识的反应，令矢泽不得不怀疑她是否在说谎。如果矢泽多说些细节，她有时候也会想起一些，于是又反过来指责矢泽——我会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是你造成的，你要负责任！
这应该是与嫉妒妄想共存的被害妄想吧。在这种心理的最底层，有“自己绝对正确”这个坚固的精神基础。具体到铃惠的案例，就是从嫉妒妄想与被害妄想转移到攻击妄想。
嫉妒妄想也好，被害妄想也罢，从中衍生出的都是幻觉。一般人也会有幻觉，不过一般人就算产生幻觉也不会告诉其他人。可铃惠不仅认为经常出现的幻觉都是事实，还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矢泽记得是与画廊女店员出轨的那一次吧，看到铃惠把腰带缠在脖子上逼矢泽勒死她之后，矢泽就立刻与女店员分手了。当然也是因为矢泽发现女店员还有一个立志成为画家的年轻男友。不过对于矢泽来说，更多的原因是初次见识到铃惠的可怕。事后很久铃惠还说什么都不相信丈夫已经和那个女人分手。
某晚，矢泽出席友人的美术评论集出版庆祝酒会，一回到家就突然遭到铃惠的攻击。她咄咄逼人地质问他是不是去和女人幽会了，这时候的铃惠，太阳穴青筋暴起、脸色惨白、两眼发直，不用她开口就已可预见将有一场风暴。
就算矢泽把酒会举办的场地、时间，乃至在场名人一一举出，她依旧不肯相信，还一口咬定曾亲眼看到他和女人从宾馆一起走出来，甚至连那家宾馆的名子和位于新宿哪里都说得很具体。
“你今晚根本就没去新宿那里吧。”矢泽反问。
铃惠却信誓旦旦地坚称的确去过那里。事后矢泽才知道，他一出门参加酒会，铃惠就搭出租车去代代木了。她是去遭逢不幸的友人家里拜访，路上产生了与其说错觉毋宁说妄想的臆测。新宿和代代木相距不远，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而且无论代代木当地还是沿路上，都没有铃惠所说的那家宾馆。她不是坐在出租车上看错了人，就是压根全是幻觉。
矢泽再次翻阅佛洛依德的著作译本，不禁想到更多符合的地方。
某仆人在主人的虐待下变得歇斯底里，一发作起来，就会倒地不起、失控发狂，但他既不开口怒骂，亦非受幻觉控制。没想到，在接受催眠之后从他口中得知，原来他是再次经历了在街上被主人怒骂、用拐杖殴打的情景。这名病人两三天后又来看诊，抱怨说症状又发作了。通过催眠发现，他这次又经历了与病状突发有关的另一情景，那是法庭上的情景，当时他没能成功索得被虐待的损害赔偿。
这名病人的例子是无法获得损害赔偿金，这项“虐待”在心理上永远无法消除，所以才会持续爆发歇斯底里症吧。而铃惠则是因为矢泽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已与女人分手，因此就算再三声明她也不相信。只要一天得不到证明，她的嫉妒妄想和被害妄想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不过，铃惠也不是天天都发飙，是间歇性的，平时倒是表现得很平静。矢泽的解释是，因为她掌管着所有金钱，自认为是经纪人，所以多少还能保持心平气和。同时，矢泽也认为这是防止她发作的栅栏。
然而，这对矢泽来说实在难以忍受。
7
如果说结婚是偶然，那恋爱就是偶然，相亲也是偶然。
能否因为一场邂逅就共度一生，彼此双方都不可能知道。只不过是日本全国几千万人当中的两个凑巧相遇，和在街角撞上没两样。或许还有很多更合适的对象。
会从这个偶然发展成非得共度一生的必然，只能说很奇怪。必然多半是由外在条件制造的，比方说为了亲人，或顾及面子，或有了小孩。当今社会仍把离婚视为一种罪恶，这虽然是儒家思想、封建制度的残余，但在当时的观念中，家庭的瓦解就等于体制的崩溃，所以才会不停强调“亲子是一世缘，夫妻是二世缘”。丈夫和妻子是家庭的奴仆，这是以家庭为单位打造出的封建制度下的主从关系。对家庭的“贞”相当于对东家的“忠”，夫妻离异就意味着撕裂了封建君主制和主仆的联系。
即便到了战后，这种观念依然残存在保守的社会中，无法完全消除。顾虑这一点不敢鼓起勇气断然离婚的人，拖久了会失去时机，徒任年华老去。女人趁年轻时离婚，还会有再度恋爱结婚的机会，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可一旦年纪大了就失去那种可能性了。经济上的不稳定使得她们只能指望家庭，索性厚起脸皮掌控丈夫。与其站在消极立场向丈夫摇尾乞怜，掌控丈夫才是更积极的防御。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年头的年轻人动不动就闹离婚其实非常合理，也令人艳羡。据某杂志统计，据说每五分钟就有一对夫妻离婚。报上也提过婚后一年内的离婚率有多高。年轻人能够鼓起勇气爽快离婚是件好事，直到最近，年轻人才总算不再在乎所谓的“社会眼光”。
即便如此，只要稍微耽误离婚的时机，依旧会被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和令人憎恶的社会锁链捆绑住，难以脱身。双方的憎恨日积月累、益发浓稠，最后不是在惰性下妥协，就是抗争后死心，最终索性放弃一切缩进自己的壳里。如果为了顾及社会眼光而假装家庭美满，为了不想让别人发现而强颜欢笑，这股憎恨便只能在内心闷烧。在凄凉荒芜的气氛中结束仅有一次的人生。
只为了当初一段微不足道的邂逅就虚掷一生，说来再没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了。就算想率性而为，往往也会顾虑秉承儒家思想的传统社会舆论，时时瞻前顾后，反复迟疑。担心这么做世人会投以何种眼光，说出什么闲话。在家里则每时每刻都要小心翼翼地窥伺憎恶之妻的表情度日。这些都是来自中年人无论对外或对内都不希望招惹麻烦，因循姑息的毛病所致——矢泽如是想。
犹记十几年以前，矢泽某次与铃惠争吵时，也曾脱口怒吼出：“咱们俩就此恩断义绝，你给我滚！”当时铃惠当然也反抗得很激烈，但那时她的个性还没恶化到异常的地步。她把换洗衣物之类的东西塞进皮箱后便冲出家门，当时已是半夜，她在东京又举目无亲，最后反而是矢泽开始担心，甚至开始出现不祥的幻想，怕她在外面游荡，一个人胡思乱想跑去卧轨自杀或投河自尽。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奥入濑溪谷服药自杀的道子，不觉有些担心，于是出门朝车站方向走去，边走边东张西望，走着走着就发现铃惠拎着皮箱，伫立在黑漆漆的空地上。“喂，笨蛋，回家吧。”他这么一说，她就乖乖地跟了回来。
经过那次的教训，铃惠是否变得安分了点儿？当然没有。夫妻口角依旧不断。某天矢泽又说：“我要离婚！你走吧。”这次她也愤然离家出走，同样也是在三更半夜。有了一次的经验，矢泽心想：随便你，最好就这样一刀两断，那才真是意外之福呢。于是，他下定决心独自睡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忽觉身畔有人，并随之惊醒。屋里虽然没开灯，但隐约可以看见铃惠，她坐在他的被脚旁，不知是几时回来的，连和服也没换下，就这么蜷缩着。
矢泽问她杵在那儿干什么，铃惠不发一语，背对着他低头弓身，缩在脚边上。矢泽直起上半身，说了三言两语，但她就像耳背似的，身体变得更加僵硬，依旧一语不发。大概是离家出走又偷偷跑回来，面子有点挂不住吧。她主动回来表明想让步求和，却又为了面子开不了口，所以才僵坐着独自生闷气。
矢泽懒得理她，索性又躺下，后来就这么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后醒来一看，铃惠依旧弓腰缩在被窝边。虽然觉得这个女人有些过于倔犟，但那副模样多少还是令人怜惜。
现在回想起来，那两次其实都是铃惠的策略。她之所以整晚站在空地、像祈祷巫女般蜷缩着不动，完全是吃定了矢泽会心软的弱点。当时如果他的态度再强硬一点，彻底拒绝铃惠，就早就离婚了。那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彼此都还年轻，还有可能离婚。矢泽觉得是当时的妇人之仁造成了今日的炼狱。
他的再三妥协与容忍只换来铃惠的暴力相向。女人的无知把男人心情慈悲的妥协视为软弱，从而踩在脚底。路伊吉·皮兰德娄的传记中提及“妻子是个热爱力量、轻蔑软弱的女人”。这里所谓的力量是妻子自身拥有的力量，软弱则来自于丈夫。矢泽拿来与自己的处境对照，并如此解释——皮兰德娄虽然尽力秉持慈悲采取行动，却用错了方法。矢泽认为自己亦然。
每当他稍微渴望透透气，铃惠的疯狂举动就会袭来。妻子早已不正常了，矢泽在阅读了歇斯底里症的相关书籍后更加确定妻子完全符合这种病症，从她身上可以一一找到被害妄想、嫉妒妄想、偏执妄想和自尊妄想的症状。
就算铃惠自知有这些缺点，也只会骂丈夫说：“我会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都是你的错。”——像这种否定自己的缺点，无法承认欲求，将问题全部归咎于外界，认为错在别人的心理机制被称为“投射”。
可是，单有歇斯底里症无法把妻子关进精神病院。顶多只能叫她去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挂号，接受治疗，但铃惠是绝对不会去的。光是提出这种建议都会让她勃然大怒，难保她又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况且，她也不是从早到晚都处于亢奋状态，正常时与常人无异，只要没刺激到她，一切就相安无事。不，“刺激到她”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应该说是她硬将之视为“刺激”的，这也同样来自于被害妄想的幻觉。
这些年来，矢泽不知有多少次想离家，如果真能这样不知有多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就技术层面而言，他得另起一间画室，这样太麻烦。此外，还得对相关人士一一解释说明，对方一定会基于好奇追问究竟，肯定还会在背后说三道四。他很清楚，一定会引发流言飞语，他的画家朋友将把他当成笑话，那些画家的太太则会将离婚视为“犯罪”，竞相指责他吧。皮兰德娄为了逃离妻子而在市区另外租了一套房子。可是画家与剧作家不同，得在工作场所准备一大堆工具。对皮兰德娄的妻子而言，丈夫在市区另租房子逃离自己，只不过是他主动承认失败的表现。而最终那个“失败者”又再次向妻子投降，颓然返家。
铃惠不可能允许他再另租个房间，身为丈夫工作上的经纪人，她掌握着所有收入，丈夫的逃亡，就等于把她一手打造的经济大厦从基础瓦解。
就算他提议把这些年来的所有积蓄、房子和土地产权统统送给铃惠，当做离婚的条件，铃惠也肯定不答应。他的确听过有艺术家为了摆脱妻子，以此为条件，分文不留地主动离家。但这种方法对铃惠绝对不管用。她在物质上极度贪婪，一心只想获得更多。
啊，要是能和铃惠离婚该有多好，矢泽想。收入将完全归他一人所有，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花在女人身上或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是他的自由，到时候还能找个自己真正中意的女人，一个单身画家，只要收入还过得去，绝对有女人主动送上门。反正天底下不可能有打从心底感到满足的女人，所以用签约的方式就行了，最好随时都能解约。到时候要画什么也完全自己做主，用不着再被妻子当作奴才使唤。只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做，交画期限也自行决定。适当地工作、适当地游玩。他一定会吸取教训，再也不让女人当经纪人，把自己变成奴才。那样就可以摆脱出门野游还得看妻子脸色、回家前得站在玄关口想借口的窝囊处境。光这样想想就有了活下去的兴致，应该可以长命百岁。
可是再怎么浮想联翩，毕竟都只是空想，现实生活中终究不可能实现。而且要是这种心愿让妻子发现，不知她又会怎样发狂。
妻子日益疯癫，家庭生活益发不幸。皮兰德娄虽然尽可能慈悲对待，却用错了方法。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忽而精神分裂歇斯底里，下一瞬间又突然道歉反省，并从中感受到了女人的不可思议。
然而，他仍不忍抛弃疯妻。而一味软弱逃避的皮兰德娄那种充满人性的情感世界，却意外促成了他未来文学作品的萌芽，进而将皮兰德娄带入到种种不同主题的巨大器皿中。
他的艺术正是从那伟大的孤独中诞生的。他只能选择逃亡这个懦弱的方法。
画家选择了和小说家不同的表现形式。小说家可以在软弱的逃避中获得“丰富的真知灼见”，画家却不然。小说家需要解剖人性心理并加以描述，或许可以冷眼观察：画家却得把对象的美，即便是精神上的美攫取出来，立足点上就不同。画家需要的不是一间狂乱的画室，而是静谧的画室。
不过，唯一和剧作家相似的是一只能选择逃亡这个懦弱的方法。
他不可能逃离铃惠，除非他死，或者她死。死亡当然是永远的逃离。不过那样就无法享受活着的解放感和愉悦了。要死的人应该是妻子吧。
不幸的是——可以这么说——铃惠生来健康，矢泽倒是经常罹患各种疾病。撇开妻子的精神状态不谈，她的身体真是非常健壮。长年为矢泽看病的医生每次见到铃惠都会夸一句“夫人的身体真好”。铃惠一天不死，矢泽的心愿就只能是幻想，永远在现实生活中饱受折磨，直到死亡为止。
不过，偶然出现了一个夫妻可能一起死的机会。
这次矢泽迷上了一个开餐厅的女人。
这个女人可说是拍着蓝色的翅膀、翩然飞入矢泽空虚的心中的。是从矢泽在银座租下某间画廊开办个展时开始的。
那场为期一个星期的个展，矢泽天天报到，不是坐在会场接待席，就是悄悄跟在观赏者身后偷听人们的私语，再不就是窥探人们观赏时的表情和反应。如果有熟人出现，便相邀去喝咖啡闲聊，有时也会邀请负责执行的画廊女店员去咖啡厅。
矢泽觉得那段日子实在过得太愉快了，摆脱妻子以后的自由想必就是这样。既不用画铃惠“命令”的画作，又可以尽情游玩。个展期间铃惠也拿他没办法，只能默不吭声。只要矢泽说与会场的前辈、同行或美术杂志社的编辑喝酒，就算混到半夜她也不会唠叨。早知如此，个展真该连续办两三个星期。
个展的风评也不错，比三年前那次的反响好太多。当初把皮兰德娄的故事说给他听的那位美术杂志记者森祯治郎也来了，在会场绕了一圈后，走到矢泽身边说：“挺不错的嘛。”
这话似乎不单是奉承，对方说明天还要带画评家A过来，并在下一期的杂志上写篇评论，明天的报上应该也会刊出另一位画评家的意见。矢泽满心洋溢着幸福。
“对了，皮兰德娄的传记对您有帮助吗？”森说得一脸认真。
看到森的表情，矢泽不禁怀疑铃惠的恶妻嘴脸是否已传遍画坛了，自己反倒先多心起来，心想要是换个不客气的损友，必然会嬉皮笑脸地问他可有参考价值吧。估计业界对铃惠没什么好评。
“艺术家的妻子如果太贤惠，反而会让丈夫不幸啊。”森如此表示。
“会吗？”
“毁掉丈夫艺术直觉的，通常都是这一类型的贤妻。妻子服务得太周到，会让丈夫变得懒散。说句不好听的，外头都在传说，U先生在画坛停滞不前，就是被夫人宠过了头呢。我也有同感。记得有一次我去口先生家，眼看着U先生在夫人的伺候下威士忌喝了一杯又一杯。我看他是彻底酒精中毒了，可他夫人毫无制止之意，居然还跟我说什么‘艺术优先，所以不想让丈夫为了琐碎事情奔忙，他现在正在构思巨作’云云，U先生听了高兴得很呢。至今已过了三年，别说巨作了，U先生连个鬼影子都没画出来，那都是夫人惯出来的。U先生搞不好再也画不出东西了。至少与当初与他一起步入画坛的H先生和U先生比起来，已经落后一大段距离了。”
“世上做丈夫的都希望有个顺从的妻子，可是画家却不能有这种老婆？”
“绝对不行。这与上班族的老婆可不一样，画家不比常人，这样反而会夺走丈夫的叛逆精神，就连对绘画的执著和反抗精神也会一并被铲除。”
这时，穿着蓝色洋装的女人翩然走进会场。
8
其实不管怎么看，羽田志津子和矢泽之间都不像有那种能够激起铃惠异常妒火的暧昧关系，他们纯粹是画家与一般顾客的关系。只不过这名女客人是个美丽的单身中年女子，并在东京都内开了三家餐厅，财力雄厚，这一点刺激了铃惠。况且铃惠知道矢泽对羽田志津子抱有超乎寻常的兴趣。
矢泽的灾难就在羽田志津子一时兴起走入个展会场的那一刻起埋下了种子。
当时正和森交谈的矢泽渐渐把注意力转向这个身穿蓝色洋装、气质出色的女人身上，除非是人气画家借用百货公司的场地办个展，否则现场观众都不多，能有三四个人站在画前观赏就已经算不错了，羽田志津子也因此显得格外抢眼。中年妇人穿的洋服通常都不怎么时髦，但她的装扮却极为洗练，尤其对服饰的配色更是一丝不苟，看在画家眼里自然分外醒目。
矢泽与森用眼角余光不动声色地观察她。她伫立良久、仔细观赏的画作都是矢泽自认为最成功的作品，可说是内行人才能看懂门道的画。这一点也勾起了矢泽对她的兴趣。
矢泽画的是具象画，主题多半是裸女，但并非只是让一团肉块在画布上或立或卧，还添加了颇具宗教意味的故事性。他自认为如果能形成成熟的画风，应该会被画评家冠上“新古典派”的称号。当然并不是十八世纪基督教会那种画，天使和使徒都未明确地出现在画中，而是以抽象手法把这些隐藏在模糊的里层。大多以朱红为主色，再巧妙地晕染成古画褪色后的深棕色。
有段时间矢泽也曾立志画抽象画，但旋即预感这种画风已经过了全盛期，迟早会走入死胡同，为自己后知后觉的愚昧而羞愧。他本来就擅长画具象画，而且画技好得曾被恶意评论家批评是“工匠技巧”。
岸田刘生为了对抗巴黎画派全盛期在日本洋画坛所掀起的风潮，始终坚持写生主义，最后功败垂成，英年早逝。不过，刘生的价值现在已经获得肯定。
就连这样的刘生，也曾经从早期手工浮世绘寻求突破。简而言之，应是为了摄取“韵味”吧。现代风格的主题终究有其局限，放在现代生活这种真实世界反而妨碍到纯粹的美感。美必须从与现代生活隔绝的世界里寻求，各种艺术至上主义不断地抗拒现代，进而超脱现代，神游于幽玄的桃源。艺术至上主义本来就是靠着逃避现代生活为基础，在大正时期引进欧洲式生活中的，不管是野兽派还是立体主义（Cubisme），当时法国的新浪潮绘画到头来不过是现代生活的延长。那不是断层，而是持续。不过这种流行一时的画风很快就销声匿迹。刘生说不定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吧，艺术至上主义的精髄在于切断现实。矢泽如此解释刘生的生活方式。
刘生被早期手工浮世绘，也就是所谓的“质朴的韵味”吸引，从中发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算再厉害的天才，如果光凭自创一意孤行，最后终究会走进死胡同。刘生之后又从近代初期的风俗画中为自己寻求艺术支援。如果光靠风景画——例如他的早期代表作《穿山道路写生》，或把水果摆在中央、将背景分成上下两半、涂上不同色调的静物画，想必都难以维持下去吧。他的少女肖像画带有早期手工浮世绘那种毛骨悚然、颓废的美感，且具有恶魔般的超自然故事性。这不就是一种宗教（就连那种淫词邪教也具有可怕魅力的神秘性）吗？
矢泽早已预见抽象画会逐渐没落，继之而起的将是所谓的新具象画。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抽象画的反命题会回归到以前的具象画。受到抽象画洗礼的新一代具象画，尚无法判定将会如何发展。当今新具象画派的混乱就是最好的证据。画家们彷徨踌躇，不只在日本，这似乎也是巴黎画坛和美国画坛等举世共通的现象。
矢泽认为，解决这种混乱的对策之一就是开创崭新的宗教画。这种画具有故事性，把对象的形态分解到“体无完肤”的地步，再重组人类的潜意识。抽象艺术早已落入窠臼，变得“图案化”、“奇形化”，和艺术至上主义的美早已扯不上关系。对于自己将来的方向，矢泽不想特别效仿刘生，但他认为十八世纪西欧宗教画那种妖异迷幻的氛围，和被刘生借用的十七世纪日本本土绘画的妖美的确有相似之处。
“您的大作我都欣赏了。”
羽田志津子走到个展画家身边致意，她似乎一进门就认出站在会场角落和森说话的矢泽了。
“不敢当，谢谢。”
矢泽有点僵硬地欠身行礼。
羽田志津子展唇一笑，露出亮白的贝齿，略带迟疑地询问展出的画作能不能出售。
“请说、请说。”矢泽感激地说，“不知您看中的是哪一幅？”
羽田志津子返顾会场——说是会场其实只是个小地方——指出其中两幅。
那两幅画正是矢泽偷偷尝试的“实验”，被选中令他格外开心，同时也对这位女客人眼力之高明，能挑出不走市场路线的画作深感佩服。
“谢谢您。当然，我很乐意卖给您。”
这两幅画的标价不低，不过这是画商天野仙太定的价格，也包含了他的佣金。但女客人听了价钱连眉头也没皱一下，当场就说要买下来。
“那么，等这次个展结束，我会请画商把画送去给您。”
女客人留下一张名片，矢泽这才得知她的姓名，她指定把画送去位于赤坂的餐厅。非得通过画商打交道，令矢泽感到有点不便。
“看来她的鉴赏力相当不错嘛。”
森祯治郎摆出杂志记者的姿态，目送羽田志津子离去后说道。当时她对画作未置一词，但事后发现她是出于谦虚，更增添矢泽对她的好感。
个展结束后，画商天野把羽田志津子订的画送去，回程时特地向矢泽报告。
“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看来她不是临阵磨枪，而是真的很了解美术。她那家位于赤坂的餐厅也是，虽然在地下一楼，不过气派得很。装潢走的是巴黎风格，看起来很时髦，设计也很豪华。听说是她亲自设计的，品味相当高级。”天野对她赞不绝口。
“而且是那样的大美人，竟然还是单身。听说另外在青山和银座还有两家分店，出手很阔绰。有钱又有事业，人长得漂亮又是单身，加上美术造诣深厚，简直是魅力无法挡。”
“她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想她背后应该有个资本雄厚的金主吧。八成是那个金主喜爱美术，再把那些美学素养传授给她，所以她才会跟着爱上绘画，并下工夫钻研的吧。我是这么判断的。”
“不知她打算把那两幅画挂在哪里，会挂在赤坂的那家餐厅吗？”
“听说她住在青山那边，不过好像不打算挂在那里，而是挂在银座的分店，据说就开在R大楼的地下层。”
“关于我的画，她有说什么吗？”
“我倒是听过一些。不过与其由我转达，我看老师还是当面问她比较好吧。”
天野鬼头鬼脑地笑了。
“就算人家买了我的画，我立刻就去找她还是不太好吧。”
“没事，这点您不用担心，是对方说想跟老师边吃饭边聊聊的。就在她的餐厅。”
“是吗，她真的这么说？”
矢泽两眼一亮。
“我怎敢骗您。她的美术涵养，就外行人的标准来说已经相当厉害了。”
“是吗？那我改天去她店里看看吧，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还是算了，你们俩好好聊聊吧。不过，老师主动约她或许不方便，我倒是可以在中间帮您联络一下。”
“那就拜托了。既然知道对方背后有金主，那就等于是名花有主了。就算跟她见面我也不会打歪主意的，只是很单纯地想跟她边吃饭边聊??聊艺术罢了。”
如果从艺术的话题直接跑到结论，那就是羽田志津子表示对他的画风极感兴趣，还问他今后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当时他们正在她的店里吃法国菜。
矢泽自己也不确定，不过倒是有个模糊的想法，而且正在暗中摸索。他告诉志津子她买的画就是其中两幅实验之作，接着矢泽把那个累积多时的“模糊想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说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太激动了。而对方竟很能够理解他的想法。
因为不好意思让对方请客，所以之后矢泽又在常去的日本料理店回请了她一顿。双方就这样礼尚往来了好几次。
“我想如果能具体画出人类的意识，一定很有趣。”
羽田志津子在这样的饭局上表示。
“具体画出意识？”
“好像变成抽象派和以前的立体主义了。我想具象派也不是做不到。”
“那可不容易啊。如果要用写实手法描绘，可以用象征意识的小道具来处理，可是这么一来，就等于倒退回您提的立体主义了，如果纯粹用写实手法恐怕还有困难。”
“我想应该还有什么处理手法。比方说您想到的十八世纪宗教画，不能运用那个吗？不过，这只是我这个外行人随便想到的啦。”
“用宗教画的手法来表现意识啊……”矢泽望着羽田志津子美丽的脸庞，陷入沉思。
矢泽和羽田志津子的交往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这一点没必要特别讨论。除了矢泽内心旺盛的兴趣，以及羽田志津子若有似无的好奇心，两人其实来往得非常客气。他们只要拘谨地话家常，而且次数少之又少。如果是有某种倾向的小说家，或许会为这种单调的关系加上心理纠葛和情感上的起伏，不过，我们在此只静观他们表现在行动上的异常。
如果事后回想，应该是画商天野把羽田志津子买画的那笔钱交到铃惠手里的那一刻出问题的。那两幅画当然是矢泽在画室里画出来的，所以脱离不了妻子的“管理”。那与瞒着她偷画的小品（通常是速写）及签名、短句之类的不一样，铃惠的“账簿”上清楚记录了那两幅画，所以画商只好把钱交给她。
当时铃惠并未问起羽田志津子的事，不过一看到顾客的名字是女的，已勾起了她的关心。她开始私下调查，画商当然不敢不把顾客的住址和营业内容都据实以告。
某日矢泽正待在画室里，铃惠忽然横眉竖眼地闯进来，把日本料理店的两张收据和一张另一家饭店的收据用力往矢泽面前一扔。
“这可是两人份晚餐的收据。你到底跟谁见面了。给我老实说！”
在日本料理店用餐，通常会被解读为彼此关系亲密。再加上还有另一张饭店的收据，更加坏了事。就算只看到在饭店餐厅里的消费凭据，铃惠的妄想症就会自动把接下来的行动联系到床铺上。
“你别想装糊涂，我早就一清二楚了！对方是那个开餐厅的女人羽田志津子吧？”
“我既没有刻意瞒你，也没有装糊涂。我和她根本没什么嘛，我们只是吃个饭而已。”
矢泽面露狼狈，对一脸惨白、柳眉倒竖的铃惠说道。她一旦发作起来，讲任何道理都没用。看来她早就开始暗中翻口袋找收据了，打从一开始就是存心找碴。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那个女人的事？”
“我根本没有故意瞒你，无关紧要的人，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
铃惠就是听到这句话后开始抓狂的。她展开了攻击，用又长又尖的指甲刮他的脸颊和手腕。
“浑蛋！你干什么？”
矢泽的椅子翻倒了，整个人跳起来。铃惠冲向门口，砰地关上门，似乎想让他无路可逃，不过还不至于上锁。她披头散发，两眼发直。
“我再也没办法跟你过下去了。这些年来，你一次又一次地骗我，到现在居然还是改不了好色的毛病！”
“你误会了，就跟你说，事情不是那样的。”
“那好，我去找那个女人，把画要回来，只要把钱还给她就没话说了吧。”
铃惠又犯了爱激动的老毛病，她开始剧烈地耸动肩膀，用力呼吸，从鼻子和嘴巴里发出苦闷而粗重的喘息声。
“喂，你别到处丢人好不好！”
铃惠真有可能冲进羽田志津子的店里大闹。单是想象那副丑态，已让矢泽深感羞耻，热血直冲脑门，哪怕要使出浑身力气，也得制止住妻子。
而他这种抗拒的态度让铃惠变得更加狂暴。
“你不惜欺负我，也要包庇那个女人吗？”
说着，她用杀气腾腾的眼神朝他一瞪。
“我要杀了你！跟你同归于尽！你认命吧！”
说完铃惠顺手抓起画架旁台子上的大瓶挥发油，往矢泽头上泼去。由于事出突然，矢泽完全来不及闪躲，一头长发像淋了水一般全被浇湿，挥发油的气味直冲鼻腔。
矢泽吓得魂飞魄散，拔脚就往门边跑，但铃惠已抢先跑了过去，用背部抵住门堵在那里。同时倒转手中的瓶子，将剩下的挥发油全部浇到自己头上。很不巧，按照矢泽的习惯，放在画室里用来处理画布的挥发油都是大瓶装的。
铃惠似乎早就计划好了，只见她立刻从怀里掏出火柴，矢泽吓得几乎全身僵硬，泼在身上的挥发油尚未完全挥发。
这时有人在外面拼命敲门，是之前通过家政公司请来的女佣。似乎是画室里非比寻常的骚动引起了她的注意而急忙跑来的。
“近藤小姐！”矢泽喊着女佣的名字，同时发出哀叫，“快点，你快进来！”
“出了什么事？”
女佣在门外扯着嗓子喊。
“不好了，快把门推开。”
矢泽稍微走近门边，堵在门口的铃惠就会马上点燃火柴，所以他只得站在远处，一动不动地等待女佣进来。铃惠一手抓着火柴盒，另一手捏着火柴，对准盒子侧边的红磷片，摆出随时可以点火的架势。此时她的眼神宛如疯子，那双眼眸散发出难以言喻的寂寥与悲哀，令矢泽为之战栗。
9
如果是比较懦弱的人，恐怕不是自杀就是逃之夭夭了，总之巴不得就此人间蒸发吧。一想到这种饱受压抑的生活至死方休，心头就仿佛挂了一把锁，一走动便可听见钝重的声音。这简直像是遭到天谴，必须永无止境地推着空石臼在原地打转。
他羡慕能够蒸发的男人，逃离妻子很简单，难在接下来的生活方式。矢泽不可能抛下调色盘，画家和普通上班族或商人不同。首先，除了画画以外他无一技之长。如果是上班族，还可以暂时拉拉保险：如果是工匠，起码还有技术在身，商人也可以靠人脉找门路。可是，一个老大不小的画家能干什么？除了画画以外，什么都一窍不通，也没那个力气干粗活。
如果想靠画画糊口，就不能切断与画坛及画商的关系，这样一来，即使逃走，也会被妻子循线找到。此外还得保住多年来累积的地位和面子，还有心中的那一丝虚荣，矢泽不愿意受到异样眼光看待。
碰上这种事情，反倒是那种习惯赚一天过一天的粗人比较幸福。至少他们一旦失踪就真的自由了。绘画成为矢泽的重担，让他无法展翅翱翔。
这次被铃惠浇了一头挥发油，虽说侥幸逃过一劫，没有真的与她同归于尽，但难保今后什么时候又会发生这种事。铃惠抓狂时会陷入丧失心神的状态，矢泽等于在和一个间歇性发作的疯子日日相伴。如果要尽量顺着妻子，避免惹她生气，他自己就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想避免生命危险，就得做个既无个人意志，也无自由的囚犯。只能天天讨好妻子，看她的脸色过日子。
某日，矢泽趁上街办事顺路造访了神田的旧书店，在那里花一百二十圆买下一本薄薄的《自杀的基础考察》。
这本书中提到所谓的“自杀的心理学观察”。列举出：⑴厌世观；⑵对生活的倦怠；⑶自卑感；⑷无力感；⑸宿命主义；⑹宗教的憧憬；⑺自我否定等项目。矢泽觉得除了第⑹项以外，其他都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
不过，关于内容的说明却与他的情况略有不同。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谈到对生活的倦怠，有人会认为许多人日子过得很平顺，乍看之下明明是上天的宠儿，纯粹只是对活着感到疲累才选择自杀。而自杀者留下的遗书能不能全盘相信也是个疑问。因为即便在即将自杀的异常心理状态下，还是有可能保持超过乎常人的冷静。因此自杀的原因绝对不只是对生活感到厌倦。
上述所提的自杀原因之中也包括了悲观主义（Pessimism)，那和对生活的倦怠不同，多少还伴随着自我缩小感或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当事人自己多少有所意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为他人所知。
至于无力感，不单只是觉得自己是人生的失败者，还会感到逐渐丧失了积极活下去的生命力，类似心理上的倦怠感。不过不一定伴随着觉得自己的人生劣于他人的意识。有些人是拼命工作，最后觉得筋疲力尽，但并不承认自己比别人差。
而宿命感，正如我们常说的尽人事、听天命。有时候一个已经无计可施的人，会绝望地将一切归因于命运，把自杀也视为自己的宿命，这样的人反而可以出乎意料地从容赴死。
还有自我否定，与其说是外界因棄所致，有时候其实更为了说服自己。这种自我毁灭来自内心对自己苛责，通过非常复杂的逻辑和心理来达成自我否定。当然，如果分析起来，其中还错综复杂地掺有人际关系中的种种冲突与矛盾，这些心理层面的苦闷深深侵蚀着自杀者，伴随着纯粹自我否定的逻辑与心理，以一般自杀者看不见的形式扩大，最终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对自杀者所做的心理分析不仅适用于自杀者，其实也可套用在一般“还活着的人”身上。两者的差别只在于主动“寻死”，还是以“行尸走肉的状态”活着。
这种抽象的类别说明，往往会令读者边看边忍不住和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照。就像有些人看了家庭医学书籍中列举的症状，就觉得自己也患有书中所说的那些病。
有一种“自杀疯狂说”，特别强调自杀与精神病理的关系，认为一切自杀都是精神异常的结果。这种说法自一八三八年埃斯基罗尔树立偏执狂说，发表自杀者皆归因于罹患自杀病这种精神病的意见后，便备受各界重视。后来史特雷纳和休伯纳等人也做了研究，高普曾调查一百二十名自杀未遂者的精神状态，其中三十八人明显患有精神病，四十四人的精神状态介于正常人和精神病患之间，另外还有三十一人分别被诊断为精神衰弱、酒精中毒、癫痫、歇斯底里等，精神健康者仅有七人，因此他判断，自杀的原因应为精神上的疯狂。
照他们的说法，人们之所以会违反自我保护的本能，主动结束生命，这种自杀现象的原因多半来自于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琐碎小事。
这本《自杀的基础考察》似乎是国警科学搜查研究所出版的《伪装犯罪之相关研究》第一集，副标题为《鉴别自杀及他杀》。
矢泽当时是随意从旧书店门口标示着“全部一百二十圆一本”的书堆中捡出这本书的。但事后想想，会买下这种与平日兴趣略显不同的书籍，似乎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早已逐渐发生某种变化。
不过，矢泽在偶然买回这本书阅读时，还没有那么复杂的心理动机。他只是把书中前半段的自杀心理套用在自己身上，把后半段自杀疯狂说中源于歇斯底里症——原因多半来自于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琐碎小事——的部分套用在铃惠身上，并为之心寒而已。
要是只有自己自杀那还好办，万一铃惠采取前述那种“同归于尽”的行动，那可就恐怖了。就表面看来，“原因都是琐碎小事”，但她的内心深处却有由妄想衍生的“重大原因”，所以矢泽根本无法预测她什么时候会发狂。
如此看来，皮兰德娄的处境还比较幸福，虽有一个精神错乱的妻子，但至少妻子没有对他以死相逼。皮兰德娄虽然被妻子毫无理由的执拗与嫉妒折磨了整整十五年，不过那并未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对皮兰德娄来说，的确对疯妻忍气吞声了许久，也正因为渴望摆脱那种痛苦，才让他写出《死了两次的男人》这篇小说。小说中的帕斯卡不惜伪装自杀以达人间蒸发，企图永远摆脱妻子，可惜此举并没有为他的第二人生带来幸福与保证。这和矢泽考虑从妻子身边蒸发之际，却发现自己除了画画别无谋生之技的处境极为相似。好不容易死掉的帕斯卡无奈之余只好复活，回到妻子身边。虽然没读过原作无法确定，不过文中想必翔实地描写了主角悲愤抑郁的复活心理吧。最后帕斯卡发现妻子已改嫁他人，自己得以完全解脱后欣喜雀跃的心情，一定是作者皮兰德娄满心期盼的空想。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皮兰德娄还是等到妻子病死后才得到了解脱。然而，铃惠身体健康，不可能马上死去，先死的恐怕是矢泽吧。而且铃惠死时没准还会拉着他一起陪葬。天底下哪个丈夫的命运比他更悲惨？不仅无法寻求丝毫乐趣，说不定还会被百般凌虐他的妻子害死。
矢泽一遍又一遍地研读森祯治郎翻译的《皮兰德娄传记》中的某一小节。
他仍不忍拋弃疯妻。而一味软弱逃避的皮兰德娄那种充满人性的情感世界，却意外促成了他未来文学作品的萌芽，进而将皮兰德娄带入到种种不同主题的巨大器皿中。他的艺术正是从那伟大的孤独中诞生的……
他的心象在现实生活中解体，又在他的作品中重新构建。在那永远阴暗的屋内，令人心疼的气氛中，蜷缩着他妻子的身影。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这无限阴郁、无药可救的悲剧，创造出了皮兰德娄那种悲观又宽大的艺术吧。
矢泽在心中反复咀嚼这段文字。事实上，打从收到森寄来的译文，初次阅读起，这段话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这段话和那个长着蓝翅膀的女人——羽田志津子——所说过的话重叠在了一起。
“我想如果能具体画出人类的意识，一定很有趣。”在阅读佛洛依德的《歇斯底里研究》时矢泽早已灵光初现，思忖着把那本书上提到的歇斯底里症病患的病态“深层意识”作为绘画主题的可能性。人类潜在的“体验意识”，由外界契机激发的构图模式，以及与现代心理相关的美术造型。
抽象画早已走入死胡同，继之而起的“新”具象画派还没走出摸索之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尝试运用正好相反的具象方法来完成曾是抽象艺术专用的架构，应该会是一大突破吧，正如羽田志津子所言。换言之，如果把她视为美术爱好者，那不正是民众的要求吗。
矢泽开始觉得，专门钻研这个问题似乎是克服目前苦境的唯一方法。艺术家只有在对新的创意燃起旺盛斗志、进而埋头创作的这段时期才真正进入天赐妙境。也唯有这个，能与皮兰德娄所创造的“悲观又宽大的”文学世界相通吧。表面上心怀慈悲地屈服于异常的妻子，心中对绘画的意识框架已全然解体，再一心一意在新作品中将之重建。
矢泽因为崭新的创意而全力奋起，这股热诚引来了艺术的恶魔。
同时，他这种全心投人也自动封闭了对外的兴趣，包括对其他女人的渴望。期待能与羽田志津子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心情全都中止，转而投注在创作上。这种禁欲生活终于令他得以专心创作。
之后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矢泽都投身于这种创作生活中。看来这一次疯狂似乎转移到他身上了，他在“拼命工作，最后觉得筋疲力尽”之际重新奋起。
这种禁欲生活，照理说应该会让铃惠很满意。矢泽整天关在画室里，入夜之后也不出门，就算朋友打电话来约，他也不愿出门赴约。
没想到结果并非如此。
表面上，铃惠对矢泽几近自虐地收心禁欲、专注工作的状态并无不满。在他的行为举止中找不出任何能诱使她发狂的“琐碎原因”，也挑不出任何能够促成妄想的毛病。矢泽心无旁骛的专心态度甚至打动了家中的女佣。近藤稻曾担心地说：“先生，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小心对身体不好啊。”
这名女佣三个月前来到这个家工作，想必也已发现了铃惠的异常性格。尤其她刚来的第一个月就碰上铃惠企图与丈夫同归于尽的场面，估计吓得魂飞魄散。那件事近藤稻八成和家政公司的同事提过，对矢泽来说当然是家丑外扬，即便是被外人辗转得知，也成为他日后起意犯罪的要因之一，总之，那时铃惠的性格“已为外人所知”。
总之，起先铃惠对矢泽几近宗教式的创作态度的确很满意。她心情大好，对矢泽也温柔多了，太阳穴上的青筋已经两个多月没出现了。除了在画室看到矢泽的画风改变时曾讶异地皱了皱眉，其他方面都毫无异常。
然而，矢泽并不知道，她那若有似无的皱眉方式其实正逐渐转化为猛烈的怒火。
恼人的梅雨季结束，夏天终于真正来临。一晚，矢泽正在画室里作画，铃惠突然脸色阴沉地进来了。
矢泽一看她那个表情，心里便开始七上八下。这是习惯性恐惧，妻子到底又抓到了什么把柄？被害意识令他慌忙在心中搜寻自己的过失。虽然自认为这阵子应该没有把柄让妻子抓到，他还是不由得胆战心惊。
“我问你，你为什么老是画这种画？”
铃惠的声音好久没这么充满火药味了，当然，她的眼角也早已暴起青筋。
“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想画才画呀。”
矢泽闪烁其词，尽量避免正面接招。他要先试图打探出妻子不高兴的原因。
“你最近一直在画这种怪画吧？”铃惠瞪着画架上的画说。
“对，这是我的新创作，跟过去的方向不同，说起来，应该算是我的实验。”
矢泽像在谆谆开导生病的妻子。
“画这种东西，能赚钱吗？”
铃惠开始呼吸急促。
“啊？”
“鬼才会买这种东西！画商们都退避三舍。之前天野来的时候我问过他，结果他为难地猛抓头，说这种实验性的画作很难卖。你成天画这种连天野都不买的画，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矢泽这才恍然大悟。负责卖画的是铃惠，从很久以前他就一直只以画家的身份作画，他的立场只是妻子的“奴才”。而今天，他第一次从“经纪人”口中听到“画卖不出”。难怪最近天野每次来都鬼鬼祟祟的，顾左右而言他。
“是吗？天野不买啊……”
“你还好意思说，之前画的那五六张还堆在那里落灰呢。我告诉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受谁唆使的，但你总画这种怪画，是打算把我活活饿死吗？”
“笨蛋，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虽然刻意小心，但还是脱口而出这句“笨蛋”，果不其然，这个词立刻像毒药般刺激到了铃惠。
“你骂我笨蛋？是啊，我的确笨得很。”
“……”
“浑蛋！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会画这种不值半毛钱的画，都是那个开餐厅的姓什么羽田的狐狸精怂恿的。我啊，早就从天野那里打听出来了，浑蛋，你给我记住！”
铃惠抓起刚挤出的朱红色颜料，用油彩把自己的手染得血红，然后剽悍地朝画布进攻。
10
有时犯罪计划是从报上的新闻得到灵感的，矢泽就是如此。不过那篇报道本身与犯罪并无关。
一名独居女子在公寓中煤气中毒身亡。早上隔壁邻居闻到煤气味，便和管理员一起打破窗户冲进屋里，发现女子躺在被铺上，身体早已冰凉。死者是一名陪酒小姐。警方原本怀疑她是因为情感受挫才失意自杀，但根据现场勘验的结果，发现她是意外死亡。
前一晚，女人半夜了才醉醺醺地从店里回来，打开煤气放水泡澡，没想到煤气中途熄灭了。当时她正泡完澡要走出浴缸，所以并未察觉，也忘记关煤气就上床睡觉了，夜里，煤气逐渐弥漫全屋，女子因此中毒身亡——报道的内容大致如上。
矢泽从中获得灵感，他忽然想到可以让铃惠在沉睡中死去。
脱离妻子束缚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妻子死。皮兰德娄的妻子安东妮叶塔虽然病死了，但皮兰德娄在她死前被迫忍受她的疯狂与异常嫉妒长达十五年。要让矢泽耐心地等待铃惠死去，这种事他绝对做不到。恐怕等不到铃惠死，他自己就先被憋死了。即便按照年龄来看，也应该是他先死。这就意味着，他将永远活在妻子的阴影下，没有任何欢愉。
可如果妻子现在死了，他至少还能过十四五年的逍遥生活，说不定还可以自由享乐二十年。妻子死得越早，他的自由就越长。
身强体壮得连医生都夸奖的铃惠，一时之间死不了，那就只好让她去死。
不过，如果只有她一个人意外身亡，同居的丈夫当然会被怀疑。为了避嫌，唯一的办法就是两人一起寻死，然后他一个人被救活。也就是夫妻一起自杀，却只有妻子死了，做丈夫的在医院的抢救下总算捡回一命的模式。这种事在社会上屡见不鲜。
然而，矢泽夫妇毫无自杀动机，他们和事业失败、负债累累的中小企业老板不同。矢泽既不是穷困的失业者，也不是罹患绝症的病人，他的艺术事业正一帆风顺，经济情况也很优渥，在外人看来他们的生活很美满，完全找不出可能让夫妻双双自杀的原因。到时世人一定会有所怀疑。而如果自杀之后只有妻子死亡，丈夫获救的话，警方一定会更加怀疑这是一起经过加工的自杀事件。
如果设计成妻子患有重度歇斯底里症，在几近癫狂的情况下突然发作，并企图与丈夫同归于尽，应该就能打消警方的怀疑了吧。幸好铃惠过去已经制造过两次类似的记录，其中一次就是把腰带缠在脖子上逼他勒死她。不过那次只有夫妻两人在场，没有第三者。
另一次就对矢泽很有利了。当时铃惠闯入画室，二话不说拿起挥发油泼他，并企图点火。还嚷着“我要杀了你，我跟你同归于尽！”而且这次有第三者目击。每天来家里上工的女佣闻声冲入现场，从铃惠手中抢下火柴。女佣近藤肯定对家政公司的领导及友人提过这场骚动，那些人八成还会转述给别人听。所以，铃惠突然发作企图与他同归于尽的往事，应该可以得到第三者的证明。
矢泽在看过那篇酒吧陪酒女煤气中毒身亡的报道后暗忖，如果要在“同归于尽”的前提下让自己一人获救，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煤气，也就是制造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用毒药，喝下的分量不同可能会引起警方的怀疑，又有生命危险。至于跳河或动刀自然都不适合。身为画家的他，获救之后还得继续作画，所以不能受到危及身体健全的伤害。况且，既然要伪装成铃惠主导的自杀，对于女人来说，不太可能动刀动枪。至于跳河，很难制造妻子硬把丈夫拉去河边或海边的状况。
矢泽为了确保计划成功——此时他的意志和计划都尚未确定——决定先调查一下煤气中毒是怎么回事儿。如果研究过相关知识后发现成功的几率不大，他可以随时打消念头。
某天，矢泽前往都心商业区，尽量挑了一家客人很多的大型书店，从书架上抽出法医学书籍结账。如果被人发现他买这种书，就算计划成功，也会对他非常不利。不过刻意选择人潮拥挤的书店果然没有白费工夫，周遭没有人注意他买什么书，店里的店员更是忙得连客人都懒得看上一眼。
矢泽跑去东京车站，坐在候车室的板凳上打开书本。封面裹着书店包的封套，所以别人就算看到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书。
矢泽在书店抽出这本书时就已经看过目录了，他现在缓缓翻到介绍一氧化碳中毒那部分。
……输送到市区各家各户的都市煤气中，一氧化碳的平均含量为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二十。为了在出现煤气外泄时能让使用者及早察觉，都市煤气中还添加了硫醇（mercaptan)或其他有臭味的气体。在日本，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人多半是因为家中煤气漏气。但国外的情况略有不同，许多人是在把车子停在车库以后就这么死在车里的。两种情况都有自杀也有意外。他杀当然也有可能，但极为罕见。
他杀当然也有可能，但极为罕见——这行铅字为矢泽带来了希望。
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hemoglobin）结合的能力比氧气强两百至三百倍。因此，被人体吸入的一氧化碳会先在肺部被血液吸引，并立刻与血红蛋白结合。如果此时部分血红蛋白已与氧结合，一氧化碳还会取代氧。血红蛋白的作用是把通过呼吸获得的氧吸收，然后输送到身体的各部位及内脏组织，对人体非常重要。可是一旦与一氧化碳结合，就无法发挥这种功能了。
这部分化学上的说明矢泽看不懂。但钻出这道黑暗的隧道后，就是他感兴趣的叙述了。
……结合的比例越大，症状就会越严重。饱和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人体就会陷入完全麻痹状态，会突然昏倒，呈现昏睡状态，进而慢慢死亡，体内各组织都需要氧，可不断输送进来的血液却饱含结合了一氧化碳的血红蛋白，含氧的血红蛋白很少，使得呼吸功能无法正常发挥。换句话说，也就是会窒息死亡。
外界空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越大，症状也会越严重，同时也会发生得越快。西式建筑的通风设备比日式建筑差，因此煤气中毒的危险性也较高。
利用煤气的自杀者通常都会用胶布封住玻璃窗和纸门的缝隙，就是考虑到日式建筑的结构属于开放式。矢泽想起自家的卧室，墙边有个煤气栓，那是冬天用来接煤气暖炉取暖用的，只要扭开那个煤气栓就行了。不需要橡皮管或其他道具，煤气会立刻从管中释放。
卧室是个八张榻榻米大的和室，唯一不利的是屋内都是纸门。不过因为卧室在最里面，有层层纸门和拉门隔开，只要统统关起来就能行成多重屏障，煤气应该不至于外泄。虽然效果可能没有用厚墙和木门建构的西式房间那么好，但矢泽判断应该也能产生类似密室的效果。
……首先，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如果在百分之零点零一以下就毫无危险，但如果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人就会头痛，并产生疲倦感。这时血液中的一氧化碳饱和度为百分之二十。当然，这样的状况如果持续太久，血液中的饱和度就会从百分之二十变为百分之三十。
当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到达百分之零点零五时，头痛就会加剧，人会出现作呕、晕眩等现象，注意力和思考力都会减退，无法察觉自己身处险状。时间如果再久一点，连肌肉都会变得无力，就算想逃也已经站不起来了。这时，血液中的浓度会达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状况相当危险。
矢泽曾经听说，煤气中毒的人在察觉到自己中毒以后，会为了关掉煤气而把手伸向那个方向，死时还保持着这个姿势。此时他恍然大悟，这大概就是书上说的“站不起来”的状态吧。在浴室里死于煤气外泄的人也一样，察觉到出事时恐怕已经站不起来，无法逃生了。
……当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升高到百分之零点零七时，症状会进一步恶化，起先是脉搏变缓、力量薄弱，呼吸也会变浅，血压下降，大脑逐渐陷入错乱状态并不时出现错觉。还会耳鸣、视力和听力极度减退，完全丧失逃生能力，这时，血液中的一氡化碳饱和度约为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当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到达百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时，血液中的饱和度会升至百分之七十。一两个小时之内，人就会进入前述的麻痹状态，继而死亡。
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尸体会出现色泽鲜红的尸斑，一看即可判断。不过还得采集血样检测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的定性与定量之后才能做出最终判断。（摘自上野正吉，《犯罪搜查用的法医学》）
简而言之，如果在一氧化碳含量逐渐从百分之零点一升至零点二的屋内睡觉，一两个小时之内人体就会在麻痹状态下死亡。
那么，要让八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浓度从零升至百分之零点二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呢？具体说来，就是从扭开开关放出煤气，到浓度足以让屋内的人陷入危险状态所需的时间。就算升至那种浓度，还得在里面待上一两个小时，所以更有必要知道之前所需的时间。
不过，这部分知识已经非常重要了，矢泽反复阅读，把内容背得滚瓜烂熟。接着他把这本刚买的书拿到角落，将封面和内页撕开，再逐一撕碎，扔进垃圾桶。他考虑到如果把这本书拿回家里，事后会有被警方发现的危险。
会顾虑这种事，可以说矢泽已经对计划有一半的认真。
（小说中的主角帕斯卡也曾死而复生。）
至于铃惠，只要骗她服下安眠药，就算屋里的煤气味再怎么浓，她也不可能醒来。想必她会在睡眠中昏迷吧。问题在于空气中的一氧化碳究竟需要多久才能到达百分之零点二的程度，矢泽觉得应该先弄清楚这一点。
表面上他是被铃惠强迫同归于尽，所以也得出现同样的煤气中毒症状，还得加上只有他一人被医院抢救回来这个必要条件。这么一来，危险指数便和空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或者说血液中血红蛋白与一氧化碳的饱和度——成正比，进而和他在屋内的滞留时间成正比。时间的把握上稍有失误，就可能导致他被送进医院时已回天乏术了。
不得不说，这个赌注伴随着极高的危险性。可如果不冒这个险就无法弄死铃惠，要躲在绝对安全的地带杀人，简直难如登天。
从放出煤气到室内一氧化碳的浓度足以使在八叠大房间内熟睡的人生理机能完全停摆，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
这种事不能随便问人，以后最好不说半句有关煤气的话。
通过那本法医学书籍，矢泽得知输送到市区各家各户中的都市煤气中的一氧化碳平均含量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二十之间，上限和下限的差异相当大，想必是因为各地的煤气公司标准不同吧。含量越高，当然死得越快。
东京都内使用的煤气不知含有多少一氧化碳？矢泽走向公用电话——不是那种设在街边商店门口附近，会不时有人在旁边走来走去的公共电话——钻进电话亭里打给煤气公司，这样子对方就不知道是谁打来的了。
接电话的煤气公司职员无法立刻答复，他向身边的人问了半天，最后终于说道：“本公司的一氧化碳含量是百分之四。”
矢泽心想，东京果然不一样，含量比书中写的下限百分之六还低。想必是煤气公司进行化学处理降低了危险度吧。不过，如此一来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制造煤气中毒了。
如果把家用煤气的所有开关全部扭开，一秒之内会释放出多少？也许会多得出乎意料。有时候，浴室用煤气的不完全燃烧会导致入浴者中毒身亡。狭小的浴室和八叠大的和室比起来，空间构成自然不同。不过不完全燃烧与煤气开关全开的一氧化碳排放量也不同，因此也可以将结果等同视之吧。一氧化碳与空气的密度大致相同，所以既不会飘往上层也不沉在下层，会立刻与空气融合。
矢泽通过计算得出，如果在八叠大的和室内将一氧化碳浓度为百分之四的煤气开到最大，约需十分钟就能让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五。根据书上的说法，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为百分之零点零五时——“血液中的浓度会达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状况相当危险。”
如果继续让煤气外泄约十分钟，空气中的浓度应该进而增加到百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吧，换言之，血液中一氧化碳的饱和度将提升至百分之七十，据说届时脉搏会变弱，呼吸变浅，血压下降。当然，就算清醒也站不起来，还会陷入昏睡状态。不过，在这种状态下还要再经过一两个小时才会死亡。
矢泽认为死亡时间因人而异，一般来说，女人的体质比男人弱。铃惠身体就算再怎么好，毕竟是个女人，一定死得很快。
于是，矢泽决定姑且将铃惠的死亡时间设定在清晨五点，帮佣的近藤七点会从后门进来，近藤有钥匙，即使夫妻俩还在睡觉或外出未归，她依然随时可以进来。她对工作很负责，相对地，也有些一板一眼。到目前为止，她不曾临时请假，甚至从未迟到过，总是在早上七点准时抵达。
当近藤早上七点发现出事时，矢泽应该正陷入昏睡，但必须保持在救得活的状态。可如此一来，铃惠比他死得过早的事实一定会让人起疑。就算考虑到个人体质的差异，两人的症状如果差太多还是很不自然。女方比男方早死一两个小时，应当最理想吧。
也就是说铃惠又发狂了，决心与丈夫同归于尽，于是在半夜三点左右打开煤气。当时丈夫矢泽正在熟睡，十五至二十分钟以后，八叠大的和室里一氧化碳逐渐变浓，进入危险状态。想必铃惠会在两个小时以后完全死亡吧。也就是清晨五点。
矢泽只要在六点四十分左右进入弥漫着浓重毒气的和室，躺进自己的被窝里就行了。离女佣抵达还有二十分钟，躺二十分钟自己一定也会陷入昏睡状态，但还不至于死亡。单就外表，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中途才煤气中毒的。
“计划已经大体成型啰。”矢泽在心中如此激励自己。这是帕斯卡的复活，是自由的重生！
11
矢泽的计划存在两个风险。
一个是他要在煤气弥漫的屋子里待多长时间。他估计在一氧化碳浓度为百分之零点二的八叠大和室里躺十五分钟，事后应该可以在医院的抢救下起死回生。他没有特别丰富的化学知识，是根据法医学书中有关“一氧化碳中毒”的解说如此推估的。在同样浓度的屋内待一到两个小时才会死亡，因此他觉得只十五分钟应该可以存活。如果被发现时是奄奄一息的状态就最理想了。躺在身旁的妻子已经死亡，丈夫如果症状太轻，就夫妻一起自杀来说未免可疑。
不过，其实他也不知道十五分钟正不正确，这种事又不能找谁商量，一切全都得靠自己的判断。时间太久才被送去急救可能会丧命；可如果时间太短，症状太轻又会引人怀疑。一旦事迹败露就万事皆休了，不管怎样都会有生命危险。
还有一点，对生命更危险。那就是他拟定这个计划的前提是，帮佣近藤稻会在早上七点整到达。换言之，他将在六点四十五分进入弥漫煤气的房间，钻进被窝，躺到那个应该早已死亡的妻子身旁。可是，假使女佣没在七点整抵达会变成怎么样？
近藤稻是个一丝不苟的女人，每天早上七点一定会准时用钥匙打开后门进来。自从雇用她以来，一直是分秒不差，铃惠很佩服她这一点，还经常向矢泽提起。矢泽也曾亲眼目击，所以绝对不会错。近藤稻隔一周休一天，都选在星期日。除此之外的日子，用钥匙开启后门的声音简直像计时器一样准时，紧接着就会看到她那头卷发和结实强壮的身体。如果铃惠还没睡醒，她就一个人默默地在厨房里收拾：假使铃惠已经起床，她就会大声寒暄。
不过，近藤稻毕竟也是常人，难保不会碰巧在他实行计划的那天早上，基于某种原因临时不能来。如果有事，当然会在前一天请假；可如果是当天早上临时有急事，就来不及说了。此外，就算近藤稻再怎么强壮，终究是血肉之躯，说不定当天早上临时生病。那时就算通过家政公司通知他们，也已经晚了，到时候只怕夫妻俩早已尸身冰凉。
到目前为止，近藤稻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但就算以前没有这种先例，也无法断言今后绝对不会有意外。这种意外，说不定偏偏就发生在他实行计划的那天早上。
就算女佣身体健康，也没有临时出急事，可还得顾及她在途中发生意外。这年头出车祸已成家常便饭，虽说她总是大清早出门，那时路上的车子不多，但也无法保证她搭的电车不会突然故障，临时延迟。
还有，就算没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也说不定她在路上遇上难得一见的熟人，一聊起来就忘了时间。只要多聊个五分钟，就足以令她晚一步发现“夫妻自杀”，进而酿成惨祸。如果多聊十分钟，那矢泽可就生死未卜了。虽然这个女佣到目前为止一分钟也没迟到过，不过在这种节骨眼上，就连这种女人可能发生的偶发事件也得认真列入考虑。矢泽这才慢半拍地切身感受到自己的性命其实掌握在近藤稻的手中。如果她那天早上偶然发生意外，就将要了他的性命。这绝非一场普通的冒险。
矢泽想到这里，一时之间差点儿放弃这个计划。可是，他知道不冒这个险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要不就继续选择“行尸走肉地活着”，要不就得赌上性命，争取“真正的自由”。而矢泽终究还是鼓起勇气选择了后者。他决定前一天不动声色地向铃惠确认一下，近藤第二天早上是否一定会在早上七点准时抵达。
遗书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是铃惠主导的强迫自杀，如果有遗书，也应该只有她的。矢泽是在睡梦中被迫陪葬的，所以不会留下只言片语，可是铃惠不可能写什么遗书。在这类犯罪案例中，虽有人会刻意模仿笔迹伪造假遗书，但不得不说此举很危险，被揭穿的可能性太高了，那么，铃惠不留遗书有关系吗？报纸上报道的自杀案中，自杀者通常会留下“我除了这么做已别无选择，给社会添麻烦了，很抱歉”之类的遗书给亲属或友人。铃惠没有这么做，会不会让人觉得不自然呢？
可是矢泽认为，就这一点而言，没有遗书反而比较自然。因为铃惠不是在精神正常的状态下做出这种行为的，她是在发狂之后企图与丈夫同归于尽。当时她身处极度歇斯底里中，打开煤气应该是突发事件。换言之，那并非计划已久的行为。如果早有计划当然会留下遗书，但既然是突发事件，留下遗书反而不合常理。就像上一次铃惠在他身上泼挥发油并企图点火一样，也是突然发狂，自然没写什么遗书。对，没有遗书比较能够说服警方。
话说回来，能让近藤稻正巧撞见铃惠自杀未遂那一幕，实在太幸运了。不仅当场救了矢泽，还为这次计划创造了便利。近藤稻不仅看过铃惠发作时的模样，对铃惠平日歇斯底里的性格也很清楚，绝对能充分向警方说明，也能替他作证。
还剩下一个执行上的问题，那就是煤气栓上的指纹。起先，矢泽打算像电影或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戴上手套或用手帕包住开煤气，那么做不会留下任何指纹，却不合常理。照理说，自杀者不怕留下指纹。说不定警方会因此看穿他的诡计，所以还是得留下铃惠的指纹。
不过这项工作应该比较容易，因为当铃惠在一氧化碳浓度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七、血液中一氧化碳饱和度为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时，将会出现“脉搏变缓、力量薄弱，呼吸也会变浅，血压下降，大脑逐渐陷入错乱状态并不时出现错觉。还会耳鸣、视力和听力极度减退，完全丧失逃生能力”的状况。换言之，就算她仍有意识，也已神志不清、站不起来了。
把这样的铃惠沿榻榻米抱到煤气栓旁，再抓着她的右手碰一下墙边的煤气栓，可说轻而易举。因为她早已神志不清，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怎样了，也不会抵抗，会像个孩子般任由矢泽抓着手在开关上按下清晰的指纹……
矢泽再三检查，查看计划是否无懈可击，接下来只要制造房间内的状态就行了。换言之，必须留下铃惠突然发狂的痕迹，为此房间里必须设计一个让她发飙的舞台。他的设定是铃惠抓起所有东西朝他乱扔，屋内一片狼藉的场景。这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现在只剩下勇气。
用不着准备凶器，那凶器一直在墙边，探出冰冷的脑袋。
那晚，矢泽去参加友人的画集出版纪念酒会。现场来了不少画坛同好，画商天野也来了。
和朋友刚聊完一轮，天野就一手拿着酒杯朝他走来了，天野在这种场合总是坐立不安，眼珠滴溜溜乱转，忙着搜寻易骗的肥羊。他是个二流画商，所以一逮着能和知名画家或当红画家见面的机会就忙着做生意，即使正与别人说话，视线也会游离到已锁定的画家身上，窥伺那边的动静，一有机会就立刻凑上去，也不管面子或名声，只顾着点头哈腰地奉承。
现在，天野居然撇下那边的前辈画家走到矢泽身边。他嬉皮笑脸地压低嗓门说：“老师，您最近画的新主题可真不错呢。”
“光是嘴上说不错，怎么就没见你买一幅呢？”
矢泽一听到天野露骨的奉承就火大。再仔细回想，上次铃惠之所以激动抓狂，还不都是因为天野不肯买他新尝试的画作。
“不，我可没说不买啊，只不过希望价钱能便宜一点。毕竟那和老师过去的画风不同，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自己倒是非常欣赏，可是再怎么说，对老师的忠实画迷来说，终究与过去的印象不同嘛。所以我才会针对价格找夫人商量，可是夫人怎么都不肯让步……”
铃惠说天野对他的新画不屑一顾原来是谎言，她不满的是价钱不够高。矢泽再度感受到一切交涉权和收入都被妻子以经纪人的身份捏在手里，自己身为“奴才”无从置喙的悲哀。
“哎，那真是不好意思。”
矢泽按捺着对铃惠的怒火，向天野道歉。
“别这么说，老师也不容易呀。”
天野笑了，此人虽然极力讨好铃惠，但其实很同情身为画家的矢泽。矢泽没想到天野居然能理解他的新尝试，不愧是画商，果然敏锐感受到了当今画坛已走进死胡同的窘境，并发现他从另一种角度出发的画风尝试。
“四天前，老师外出时我去府上打扰过，画室里那幅未完成的十五号，好像也是老师的新尝试之一吧？”天野举杯啜了一口说道。
“你看过了？”
“虽然您不在，我还是参观了一下，因为才画到三分之一，所以夫人似乎还没察觉，不过应该会朝着那个方向完成吧？”
不愧是画商，看得可真清楚，矢泽想。铃惠还没发现，他打算瞒着她偷偷完成。哎，怎么会有我这么不幸的画家，明明对新的方向充满热情，却得顾忌着妻子，偷偷摸摸进行。
“我认为那肯定会是一幅杰作，只是没敢告诉夫人就是了。我相信今后老师一定会创造出划时代的新生命。”
“你也这么想？”
“是啊。”
“其实我也蛮有信心的。”
用写实手法描绘人类的意识……
“我想也是，我看得出来。不过，关于价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画风太新，所以无法与过去那种画风的价格相比。不过我相信，新风格迟早会大受欢迎，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商量。”
“价钱不是问题。画家原本就得为廉价的东西燃烧热情，投身创作，得永远像刚出道时一样，保持这种热情才行。”
“也就是所谓的不忘初衷吧。那可是非常宝贵的，尤其以您的地位，都已经是知名画家了，竟然还能保持这种心态。我总觉得从您身上好像可以感受到一种近乎执念的毅力呢。”
矢泽也自认为如此，画商的话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让他不由得对天野刮目相看。同时，也感受到从体内源源涌起的宛如咒术般的力量。鼓励他朝着崭新创作领域奋起的这股咒力，就像能彻底抹消一切障碍的神咒。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铃惠在半夜一点左右陷入熟睡。这一天矢泽加倍地讨好她，还特地为这阵子老是抱怨失眠的她调了一杯菲兹，并趁机在里面掺了安眠药。菲兹这种鸡尾酒原本就是浑浊的白色液体，所以根本看不出动了手脚。
矢泽事先若无其事地确认过明早七点近藤稻一定会准时上班后，心一横，开始动手执行计划。
铃惠发出轻微的鼾声睡着了。矢泽则亢奋得难以成眠，为了忘却恐惧和兴奋，他努力思考绘画的事。现在正在进行的画作得到了画商天野的赏识，这件事刺激了他，让他开始专心检视那幅作品的构图与色彩搭配。从明天起，他就可以无拘无束地专心投入到这幅野心之作中了，再也不会有任何障碍阻挠他发挥才华。
半夜三点过后，他用包着布的手扭开煤气阀门。如果用极为公事化的方式叙述顺序，那就是十五分钟后，铃惠从自然睡眠进入煤气中毒所造成的昏睡状态。矢泽则在打开煤气后立刻逃到了屋外。十五分钟后再回来确认铃惠的情况。此时昏睡中的她，血液里一氧化碳的饱和度想必已达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矢泽用毛巾紧紧包住口鼻，走进气味强烈的屋内，抱起铃惠的躯体在榻榻米上拖行，把她的手拉近煤气栓。铃惠虽然微微睁开眼，略有抗拒的反应，但充其量只是抖动或称痉挛。矢泽抓起铃惠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按在煤气栓的金属开关上，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的手指碰到煤气栓。
再把铃惠放回原来的被窝用不了三分钟。他让妻子尽量保持安睡的姿态，将她的双手放在胸前交叠。他必须让外人看后觉得这是一个强迫丈夫同归于尽的妻子，已下定决心自杀。
做完一切后他拉上纸门逃到屋外，差点儿窒息。由于刚才不仅用毛巾捂住口鼻，还不尽量屏住呼吸，所以矢泽自认为应该没有中毒，不过心理上总觉得好像肺里积存了不少一氧化碳，为了吐出这些毒气，他去了画室。
“当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到达百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时，血液中的饱和度会升至百分之七十。一两个小时之内，人就会进入前述的麻痹状态，继而死亡。”
“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
距离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再次进入那个房间还有三个小时多的空档。这段时间里他也不可能去其他房间睡觉。
为排遣焦躁的心情，矢泽决定去和没画完的作品奋斗，也算充分利用等待的时间。画室一直密不透风，因此相当闷热，从昨晚便积攒在此的那股热气至今尚未冷却。他把窗户稍微打开一点，任凭厚重的窗帘垂挂着。室内没有开灯，只亮着一盏落地灯。他把灯罩弄斜了一点儿，以免光线透出去。窗帘很厚重，其实不用担心光线外泄，但他还是小心提防。而且这么晚了，附近的邻居肯定都在睡梦中，马路上也无人经过。
矢泽画着画着，濒临死亡的铃惠逐渐远离了他的意识，连他自己都觉得仿佛被恶魔附了身。
这才是真正的精灵吧，就连梵高和毕加索估计都没遇到过的强大恶魔。他委身于神秘和恐惧，并为之战栗。
成群的小虫飞了进来。明明挂着窗帘，但虫儿似乎还是凭借昆虫的敏锐从缝隙中发现了灯光，进而随之闯入。小虫停在画布上还未干的油彩上，有些被黏稠的油彩黏住脚，再也飞不起来。矢泽拈掉一片白白的小翅膀，却立刻又有新的小虫被发亮的油彩吸引，飞扑而来。
他索性关上门窗，再把画布上的小虫清理干净，尸骸则全部拿去厕所冲掉。回来后再在刚才被指尖和指甲弄伤的部分重新涂上同样的色彩，但有些地方仍残留有一小片碎裂的翅膀。还真是执拗啊，他心想，却懒得清理，索性直接用颜料盖住——这种小事，和案件毫无关系。
想画什么都能无拘无束地尽情挥洒，矢泽沉浸在这种喜悦中。距离去铃惠身旁躺下，还有两个多小时。
12
铃惠死了，矢泽被救了回来。
那天早上七点整，女佣近藤稻来上工时发现夫妻双双开煤气自杀。
救护车抵达时，矢泽躺在弥漫着强烈煤气味的八叠大和室里不省人事。急救医生说，如果再晚个十五分钟，他肯定也会窒息而死。
由于他的症状很严重，警方不得不等了三天，才能到病床边询问案发经过。
但那三天中警方并非什么也没做。因为这起煤气外泄事件并非过失或意外，显然是人为造成的。案发现场房间墙边的煤气阀门被扭开了，厨房下面的总开关也是开的。总开关很脏，警方无法采集到指纹，不过倒是在房间里的阀门处采集到了铃惠的大拇指和食指指纹，且十分清晰。
根据开关上的指纹，打开房间煤气的显然是铃惠。死者铃惠仰卧在铺在墙边的凉被里，双手在胸前交叠。矢泽则趴在地上，身子爬出被窝，右手伸向煤气栓，左手像要撑着榻榻米起身。这是接获近藤稻报案电话的救护人员冲进房间时亲眼看到的景象，所以绝对不会错。
按照曾经见过许多煤气中毒现场的警员——尤其是鉴识课警员——的经验，矢泽应该是睡到一半醒来，察觉煤气外泄，这才爬出被窝想关掉煤气，但他当时已丧失活动能力，于是在麻痹的状态下陷入昏迷。
矢泽有关煤气之意，所以应该是妻子铃惠强迫丈夫与之同归于尽。铃惠的尸身被放在解剖台上，整片背部都呈现出艳丽的蔷薇色。会出现美丽的鲜红色尸斑是煤气中毒的特征，警方推断死亡时间应是早上六点至六点半之间，从采集到的血液中检测出一氧化碳饱和度高达百分之七十二。由此推测死者大约在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百分之零点二左右的状态下待了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而含有百分之零点四一氧化碳的都市煤气充满房间，并慢慢提升至浓度百分之零点二总共约需十五分钟。因此，警方研判，铃惠应该是清晨四点至四点半之间扭开煤气栓的。
蕾方也检查了刚送进医院的矢泽的血液，发现一氧化碳饱和度也有百分之七十二。矢泽之所以能勉强保住一命，应该是他比身为女人的铃惠更有体力，心脏也比较强韧。
做妻子的铃惠为何要与丈夫同归于尽？由于没找到遗书，无法确认死者的意志。警方决定从矢泽夫妻的周遭展开调查。这不属于刑事案件，如果铃惠还活着，警方当然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但她本人已死，警方也只打算做个事件调查就结案。
他们传讯了女佣。
近藤稻描述了两个月前铃惠企图点火自焚，与丈夫同归于尽的事件，并表示如果当时自己没听见矢泽的呼救声，踹开画室房门，铃惠一定会把点燃的火柴丢到矢泽淋满挥发油的身上。
“幸好我从太太手中抢下火柴。要不然，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太太当时脸色发白，一脸凶神恶煞的模样。先生简直像用挥发油冲了个澡似的，头上还在滴油。要是那时点了火，这次的悲剧早在两个月前就发生了。那样的话，不仅先生会变成一团火球，活活被烧成焦炭，绝对不可能救活，说不定还会引发大火。”
这类证词往往比真相夸张几分。一方面是出于做证人的亢奋，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目击，在这场戏剧里扮演了某个角色；另一方面，添油加醋、夸大事实本就是妇人的天性。
对于平时夫妻感情的问题，近藤稻一五一十地举出实例，表示太太铃惠把先生矢泽视为奴才。铃惠的精神有些不正常，好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只要一不高兴就会暴跳如雷，发狂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可谓喜怒无常。无名怒火一天可以发作好几次，完全无法预期，一发作起来根本就是歇斯底里，先生天天都得看太太的脸色战战兢兢地过日子。除了那次自焚未遂事件，她还多次目击太太像疯子一样对先生动粗的景象。
“比方说，先生在画室里画到一半的画作被太太用刀子割破；把管状颜料丢得到处都是；或是把先生的西服或衬衫用剪刀剪碎，等等。这都是常有的事。至于抓起手边的日常用品就一通乱砸，更是天天发生。面对屋里一片狼藉，先生总是红着脸为太太辩解，说那些不是她做的。真不知太太到底有什么不满，非要那样虐待好脾气的先生。太太能过着不愁吃穿的富裕生活，不全靠先生挣来的吗？而且，太太还动用暴力阻挠先生的工作，先生只能一边忍气吞声，一边讨好太太，找机会作画。先生娶了这种歇斯底里的太太真的很可怜。如果要谈那些，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更多事实……”
女人的证词通常比男人更细致入微，对于男人不会注意到的枝微末节，她们可以提供更真实的描述。不过由于欠缺整体观察力，往往会出现全局上的矛盾。相较之下，还有一种“知识型”证人。
露出一脸自以为是的表情、以自信满满的口吻回答的证人，多半属于知识型（教养型）。他们在智能和口才方面均高人一等，因此可以把自己经历过的事实，以清晰的思路、明确且老练的用语加以陈述，让人一听之下便信以为真。不过，这类人对经历过的事的描述并非客观真实的，他们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明显地加以主观的批判、解释、说明或意见，来取代事实。（摘自司法研修所编《供述心理》）
而近藤稻绝非知识分子，亦非教养高尚之人，但是由于职业的关系，她一年到头在各户人家工作，对每个家庭的内情都了如指掌。身为派遣女佣，看似低调地在厨房工作，其实却是家庭内情的观察员、探听者。她把耳目全都用上了，并拥有丰富的经验，只要进入一户人家工作两个小时，便能对这户人家的内部状况、主妇的个性，以及家人的相处模式、经济问题等一清二楚。如果碰上男主人回来，她还能一眼看出夫妻关系的好坏。这些她一概凭本能和直觉总结，之后再在脑海中分类。而且，和幸福的家庭比起来，她对悲剧性家庭更加充满好奇心。
当护士的甲野基于职业关系，冷眼旁观这出随处可见的家庭悲剧……甚至可说幸灾乐祸。
阿铃的声音似乎是从距离“偏屋”较近的缘廊传来的。甲野听到这个声音后依旧动也不动地对着澄瀲的镜子，微微露出冷笑，接着才仿佛很惊讶地回答一声：“我马上来。”（摘自芥川龙之介《玄鹤山房》）
芥川文中的甲野，是个住在病人家里的派遣护士，就她冷眼旁观这户家庭的悲剧，之后幸灾乐祸的心理而言，似乎和职业相近的派遣女佣近藤稻差不多。
就这样，近藤稻详尽描述了她对画家矢泽的家庭——或许应该说是对夫妻关系——所做的观察，并以清晰的思路和老练的用语陈述所经历的事实。其中还添加了相当多她个人对铃惠的主观讽刺与批判，以及对矢泽满怀同情的关怀与说教。
警方还从向矢泽买画、频繁出入矢泽家的画商天野那边听取了一些事情经过。
“夫人行为反常的确是事实。坦白说，应该是歇斯底里症吧。她很好强，又喜怒无常，矢泽先生也拿她完全没办法，连我都觉得夫人很难伺候。在画家的妻子当中，有不少人以丈夫的经纪人自居，专门负责和画商交涉，矢泽先生的夫人也是如此。此举原本出于善意，好让丈夫不必为杂务分神，可以专心创作。可是夫人一旦当起经纪人，负责筛选客户与承揽订画业务之后，往往就会演变成夫人下令，先生作画。当然，表面上还是会与先生商量之后再做决定。不过夫人一旦拥有了权力，就会变成万事自行决定。矢泽先生家就是如此，一切的决定权都在夫人手里。矢泽先生还经常为此向我抱怨说自己是太太的奴才呢，他连零用钱..t>都没有，还偷偷画些小品换现金当私房钱。”
“卖画的钱不全归作者所有吗？”警员问道。
“所得全部由夫人掌管，因为她是经纪人嘛。我得按照规矩把钱直接交给夫人，夫人拿到钱会存进银行或买日常用品、画材，或者买土地，就像她自己的收入一样，分门别类地使用。当然，她也会给矢泽先生一些零用钱啦，不过给的好像不多。做太太的总是比较小气嘛，而且也担心如果给得太多，丈夫会在外头作怪。”
“矢泽有外遇吗？”警员问。
“好像有过几次逢场作戏吧。毕竟是男人嘛，又是艺术家，所以在所难免。但全都不是认真的。再加上，近几年可能是年纪大了吧，好像没再拈花惹草了。不过，矢泽先生以前的外遇经历好像让铃惠夫人的妒意根深蒂固了。夫人的个性本来就有些异常，我怀疑也有嫉妒和猜疑心作祟，才会演变成歇斯底里的性格。矢泽先生很可怜，夫人的歇斯底里症一发作，他就得默默忍受她的暴力。在那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跟她讲道理，因为她就像个疯子。女佣说的那次自焚事件我也听说过。当然不是矢泽先生自己告诉我的，他不好意思，个性又太软弱。所以，这次开煤气自杀，我想应该也是铃惠夫人半夜突发病症才导致的悲剧。”
“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警员又问。
“这个嘛……倒是有件事。不过跟家庭纠纷无关，是绘画方面的。那就是矢泽先生最近对开拓绘画新境界燃起极大的热情。他原本擅长具象画，可是最近……该说是新写实主义吗？总之，他在另一方面充满希望，非常高兴。简单形容一下，是把人类的潜意识和尚未发觉的本能加以分解，构成图画。这原本应该属于抽象画领域，不过矢泽先生想用写实的手法来表现那种抽象艺术。我认为这是一种新尝试。矢泽先生大概是想借潜心研究新画风来忘记夫人带给他的痛苦吧，可惜他走的新路线夫人不是太满意。”
“为什么？”警员追问原因。
“因为卖价太便宜了。我也是生意人，不可能只凭自己的喜好买画。矢泽先生之前的画风已经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画迷，卖的价钱相当不错。撇开超重量级大师，矢泽先生的身价在画坛上已经接近一线画家了。但如果改走新路线，恐怕暂时还吸引不到那么多买家，想要获得肯定起码得花不少时间。而且他自己还没完全确定这种新画风，就连我也无法以同等价格买下这种画，难免得降价出售。矢泽先生大概觉得不卖钱也没关系，反正他就是想画，可是，身为经纪人的夫人可没这么好讲话，她很不高兴矢泽先生画这种廉价画，有一次甚至还拿刀把画到一半的画布割得乱七八糟。有歇斯底里症这种毛病的人，往往一气起来就会陷入丧失心神的状态。在那种情形下，矢泽先生等于是在地狱中持续创作，实在是令人同情。”
“最近一次你拜访矢泽氏，是什么时候？”
“在这次事件发生的五天前。当时矢泽先生不在，不过我参观了他的画室，看到他正在创作的新风格画作。那幅画才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构图还很模糊，不过我一看就知道是新风格的画作。换言之，矢泽先生是在接近完成之前故意不把画画清楚，好让铃惠夫人以为是过去的画风。他大概打算先用这招防止夫人发飙，然后再找机会一口气完成吧。”
“事发后画室画架上放的画，就是你说的那幅吗？”
“我还没去看过，不过我想应该是吧。矢泽先生付出的努力实在令人感动。我知道或许不该说这种话，但我真的很庆幸死的是铃惠夫人而不是矢泽先生。要是反过来，那矢泽先生就死得太冤枉了。对了，事发前一晚，某位画家在银座举办画集出版纪念酒会，我还在酒会上遇到过矢泽先生，矢泽先生对那幅野心之作可是干劲十足呢。始终笑眯眯的，一点儿也不像有那种悲惨家庭的人。说到这里我才想起，矢泽先生还常说他想效法皮兰德娄的生活方式。”
“皮兰德娄又是什么？”
对于警员的这个问题，天野说：“那个呀，据说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作家，详细情形请你去问和矢泽先生交情不错的美术杂志记者森祯治郎先生，矢泽先生好像就是听森先生说起那个故事才获得启发的。”
于是警官去见了森。
“路伊吉·皮兰德娄的前半生，可以说都在忙着照顾精神分裂的妻子，过得十分悲惨。”
这个爱好文学的美术杂志记者说，“不过，也可以说正因为受到妻子狂暴的折磨，才能够淬炼出皮兰德娄的作家魂。他在现实生活中将心象解体，再放进作品当中重新建构，同时还探索疯妻的心理呢。矢泽先生听了这个故事好像很感动。”
“这个皮兰德娄，写过什么样的作品？”警员问。
“作品中以《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这篇剧本最有名，他就是靠这个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则有《死了两次的男人》。这篇小说等于是在描写作者自己的心境。主角帕斯卡为了摆脱恶妻，一度‘死亡’，死了的他得以享受到自由和爱情，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又再度宣告复活。”
“什么？死掉的人还能复活？”这句话似乎令警员大受冲击，不禁反问。
13
矢泽逐渐康复，可以在病床上接受讯问了。由于不是刑事案件，所以警方不是审讯，而只是听取经过。
“前一晚……”
矢泽在床上回答警员的问题。
“画坛好友在银座有场聚会，地点在六饭店的四楼。那个大厅本来是用来当作婚礼休息室的，画商天野也出席了。酒会在八点过后结束，后来包括天野在内，我们四个人又在银座后巷的三家酒吧继续喝酒。
“我们大约十一点散摊，天野不放心，还主动提议送我回家。因为我内人很善妒，一发起脾气就会疯狂得无法收拾，几乎陷入精神分裂状态。天野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想送我回去吧。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我让他这么做就好了。可是在画商面前，我毕竟还是要顾及颜面，所以回绝了他的好意。我到家时大约十一点半左右。
“当时，我内人已经锁上玄关就寝了，我按门铃叫她，她却迟迟没出来，我知道她又生气了，好不容易才看到她穿着睡衣出来打开玄关的锁，然后她瞧都不瞧我一眼就径自走回屋里去了。我把门锁好走进客厅，只见她站在那里，二话不说就扑上来打我的脸。然后又随手抓起各种东西砸过来，我控制住她的打闹，任凭她谩骂。她的嫉妒心超越常人，一产生妄想就跟疯子没两样，如果我试图抵抗，还不知她会闹成什么德性。我家的经济状况很稳定，内人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这种道理她都听不进去。
“每次发狂，她都觉得这世上仿佛只剩下永无止境的绝望了，恨不得一死了之。而且，她不是要一个人自杀，还要拉我一起陪葬，也就是同归于尽。
“这种情形之前已发生过两三次，我还被她持刀威胁过。此外，她还曾经把腰带缠在自己脖子上，然后抓着带尾朝我扑来，逼我勒死她。还有一次更惨，她闯进画室把我绘画用的挥发油朝我当头泼下，还想用火柴点火。当时要不是来家里帮佣的近藤小姐踢开房门冲进来，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我把内人的疯狂行为当作是天生的，早已绝望了，夫妻这么多年了，也不可能离婚。况且，如果我敢提出离婚，她说不定会在暴怒之下杀了我。所以，当我从小森这位美术杂志记者口中听说了意大利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皮兰德娄的一生，得知他与我的境遇很像之后，我就决心效仿皮兰德娄的生活方式。这个皮兰德娄，被妻子的异常嫉妒心与精神分裂症困扰了长达十五年，可是他却在那种地狱般的境遇中看清楚了精神的实态，从而创作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样身为艺术家，我也想在美术层面上借此逆境发掘新生，我想借此摆脱现实中的苦恼。
“幸运的是，我觉得此项尝试似乎会成功。我发现了过去的绘画领域中从未出现过的新路线，而且进行得很顺利。如果成功了，将会在世间造成极大的反响，甚至可能为现在低迷的画坛指引一个光明的方向。这种自负不知带给我多大的勇气。可是我的内人，完全无法理解我这种新风格的作品，如果看到我在画室里画这种试验性作品，她会在狂怒之下立刻抓起刀子把画割破。
“因为，我一直任由内人负责与画商打交道，所以她不想看到这种买不到好价钱的新风格作品，只想让我继续画以前那种可以高价卖出的画作。我除了背着她偷偷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之外，别无他法。这一点画商天野应该很清楚。
“好了，说到事发当时的情形。那天晚上，我拼命安抚狂怒的内人，好不容易才让她睡下。她大概也累了，出乎意料地很快就睡着了。我看了很安心，刚在外面喝了酒，回来就闹了半天，我早已精疲力竭，一躺下就睡着了。我想那时应该是半夜两点左右。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一睁开眼，霎时便闻到强烈的煤气味。心想，糟糕，这样会煤气中毒。于是想起床去关掉墙边的煤气开关，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站不起来。我双腿发软，只好爬出被窝，努力接近煤气开关。可我就像在梦中奔跑，挣扎了半天还是只在原地踏步。但我的意识很清楚，知道是内人又犯了老毛病，趁我熟睡之际扭开了煤气栓。而她自己，就躺在我身旁的被窝中一动不动。当时我还很清醒，所以没想到她已经死了，只想着如果不赶快关煤气会有危险。我一手撑着榻榻米，拼命朝煤气栓的方向爬去，就在差一点儿就能够到开关的时候，突然脑中一片混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再睁开眼睛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我还吓了一跳。”
警方认为，矢泽说不定是从皮兰德娄的小说《死了两次的男人》中得到灵感，于是选择这个让自己死而复生的方法。因此警方也把那篇小说找来阅读。
但小说明显不同，小说里的主角是被妻子误认为已自杀身亡，而矢泽却是“被妻子强迫同归于尽”。换言之，小说里的妻子活着，现实中矢泽的妻子却死了。矢泽捡回一命。
矢泽的确与妻子铃惠一起煤气中毒，昏倒在同一个房间。由于近藤稻一冲进房间，就把面向院子的玻璃门和遮雨板全部打开，所以无法确定事发时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不过警方解剖铃惠的尸体后发现，血液中的一氧化碳饱和度为百分之七十二，矢泽身体中的含量也是百分之七十二。这证明两人的确吸入了同一个房间里的一氧化碳，从而发生中毒现象。
此外，铃惠曾扭开那个房间的煤气阀门、放出煤气的决定性证据是，煤气阀门的栓头上清楚地留下了铃惠的指纹。不过，近藤稻进屋后立刻关上了这个栓头，所以也验出了她的指纹，即使与铃惠的指纹部分重叠，但仍可判别。由此也可见铃惠的指纹有多么清晰完整。
但相校之下，铃惠留在厨房总开关上的指纹就太浅了，无法清楚地验出，当然也是因为那个开关太旧，而且沾满灰尘，脏兮兮的。
有这些证据证明铃惠的“行动”，再加上近藤稻和画商天野的证词，警方认为矢泽的陈述应该是真实的。
可是……偏偏就有猜疑心特别重的警察。此人很重视矢泽宣称深受皮兰德娄那篇故事《死了两次的男人》感动，特别喜欢描述主角“看似已死，其实还活着”的这段情节。主角遭到妻子虐待的境遇和矢泽颇为相似，如果说矢泽对此产生共鸣，那他会不会也同样期盼着“看似已死，其实还活着”的生活呢？这名警察暗生怀疑。
说到这里……这位警察想，照矢泽的说法，铃惠的歇斯底里症向来是突发的，发作后情绪会异常激动，然后对丈夫拳打脚踢。换言之，每次看到丈夫在她的辱骂下屈辱的模样，以及被暴力攻击后投降的姿态，都会令她产生快感。她以丈夫的痛苦反应为乐，以此满足她的虐待心理。可是，这次她却趁丈夫睡着的时候打开煤气同归于尽，这时丈夫睡得正熟，既感受不到恐惧，也不会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样岂不是没有施虐的快感吗？矢泽说铃惠一发作就会像疯子一样，她的歇斯底里症似乎还带有虐待狂表现。
另外，过去由铃惠主导的“同归于尽”都是冲动而突发的，相较之下，在丈夫睡着时开煤气却是有计划的。
还有一点，就是铃惠过去的自杀行为都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比方说，矢泽自己也说过，就算铃惠拿刀追着他跑，但矢泽只要逃开或制伏她就行了；还有她在脖子缠腰带，抓着腰带两端主动要求他勒死她时，矢泽只要拒绝照做就行了。最好的例子还是那次泼油自焚事件，铃惠虽然拿着火柴但实际上并未点火。矢泽虽说幸好女佣及时赶来才没酿成大祸，不过说不定铃惠只是做做样子，其实也在等到那个名叫近藤稻的女佣赶来阻止。一切都是预先想好退路后才实行的威吓把戏，她很可能是想通过这种行为换取矢泽惊愕、恐惧、狼狈或苦闷的表情，以此为乐。虽然矢泽说铃惠像疯子一样歇斯底里，但那并非精神分裂症，应可将其视为正常人。
可是，如果是煤气中毒，不仅没有安全的退路；相反，死亡的可能性会很高。她和丈夫双双获救的几率就更低了，她应该知道这样很危险吧。依照铃惠过去的做法来看，此举显得非常异常。如此说来，该不会是矢泽利用铃惠平时的疯狂行径，故意制造煤气中毒杀害妻子，然后让自己获救吧。
当警察的，一旦产生怀疑，即便只像晴空中的一抹云一般微不足道，但只要没有彻底消散，就会一直监视对方。
就在矢泽再过两三天就能出院之际，这位警察带着画商天野来到矢泽家。矢泽没回家，就无法替铃惠举行葬礼，此时家里挤满了两家的亲戚，女佣近藤稻也在场。
天野走进画室后，一看到画架上那幅尚未完成的十五号油画，就不解地歪着头。警员问他有什么不对劲。
“不是啦，我上次来这里参观时，这幅画才进行到三分之一而已，那是事件发生的五天前。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完成一半以上了。而且，矢泽先生的新风格清楚地呈现在画作上。”
“会不会是矢泽在那五天当中画的呢？”警员问。
“不，我想应该不可能吧，至少在夫人生前不可能。”
“在夫人生前？这话怎么说？”
“矢泽先生在画新风格的作品时总是尽量瞒着夫人，要不然画作又会被夫人割破。上次进行到三分之一被我看到时，还无法看出那究竟是新风格作品，还是原来的画风。那是为了瞒过夫人的眼睛，完成时要画成哪一种风格都有可能。我呢，因为看得出来他会走新风格，所以在前一晚的酒会上我还跟矢泽先生赞美过那幅画。至于夫人，毕竟是外行人，应该看不出来吧。那幅画不可能在矢泽先生自己的画室里完成，所以我原本以为他可能会偷偷拿到我的画廊后面继续画。可是……现在看到这幅画，已经清楚地呈现出了新风格。而且，无论用色还是线条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胆、奔放。这应该会成为矢泽先生近来的代表性佳作，画中洋溢着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束缚羁绊的自由开阔感。在夫人的监视下，亏他还能画出这样的画。况且，从我看到三分之一的进度到发生这次事件，这中间只有短短四天。如果在自由的环境下，要画到这种程度当然不用费太多时间，可他是背着夫人偷偷画的，所以我以为应该会花上更多时间才对。”
如果矢泽伪装成铃惠主导自杀，其实是他自己开的煤气，只要在同一时间睡在同一个房间，他和铃惠一起死亡的可能性就会很高。事实上，从两人血液中验出的一氧化碳血红蛋白融合度也的确相同。如果从这个饱和度推断，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应在百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之间。
可是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人体在这种状态下会先全身麻痹，两个小时左右后才会死亡。如此一来，只要矢泽在那个房间里待得比铃惠短，他就绝对有可能被救活。女佣近藤稻向来准时在早晨七点抵达，如果预先算准了七点会被发现，那么矢泽进入那个房间的时间应该是在早上六点至七点之间吧。当时室内一氧化碳浓度假使是百分之零点二，就算只进去躺一下子，矢泽血液中的饱和度应该也会到达百分之七十二。
根据矢泽的陈述，夫妻俩深夜两点就寝，可是，如果实际上矢泽是六点四十分才睡的，而在深夜两点（姑且假设矢泽说的是真的）过后，比方说将近四点打开煤气的话，其间还有三个小时的空当，这样的话，“等候”的三个小时，矢泽会在哪里？都做些什么呢？
矢泽是个画家，应该会趁“等候”的空当钻进画室，一口气把十五号作品画成现在这个样子吧，而正在昏睡中的铃惠将逐渐步向死亡，也可以说矢泽是用绘画来分散恐惧。同时，终于摆脱妻子的折磨，再也没有任何顾虑和束缚的矢泽，迫不及待地尽情投入这幅野心之作。对他的画了如指掌的画商天野，之所以称赞这将是矢泽近年来罕见的大胆、自由奔放之作，不正是这个原因吗？——说到这里才想起，唯独房间里那个煤气开关的栓头特别清晰地印着铃惠的指纹，这一点也显得很不自然，让人觉得是刻意为之。
这名警察凑近画布，仔细地审视未完成的十五号作品。终于从被天野指称是后来添上的油彩中发现了一小片飞虫的翅膀。在已干的柠檬黄油彩中，这片羽翅也被染成鲜明的黄色。请鉴识课人员调查后，确定这是一种叫人形飞蛾（Coera Japonica）的飞虫。是矢泽在涂这层颜料时，小飞虫从外面闯入，最后黏在了画布上。
最近，这种小飞虫成群出没在矢泽家附近，经过调查，时间就在夫妻双双煤气中毒的前一晚。那晚矢泽不在家，去饭店参加画家好友的聚会了。十一点半左右返家后没有作画。既然没作画，小飞虫怎么会黏在画布上刚刚涂抹的油彩中呢？这下警方知道矢泽在“等候”的那三个小时做了什么了。
首次刊载于《周刊朝日》 昭和四十六年五月七日至七月三十日
骨灰坛的风景
双亲的墓位于东京的多磨墓地。但祖母的遗骨不在那块墓地底下。
父母是迁居东京之后才过世的，但祖母阿金早在昭和初年便因年迈体衰死于小仓。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我只知道当时她已年过八十，但无法确定究竟是几岁，家里也没有她的牌位。
阿金死时，我父亲峰太郎正穷困，买不起墓地，只好将骨灰坛暂时寄放在附近的寺庙里，一放就放到了现在。
虽不知寺名，但知道就在我家附近，地点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主持葬礼的和尚曾在棺材前挥舞拂尘，所以一定是一座禅宗寺庙。在阴暗的家中，只有那把拂尘的白毛和袈裟的金边部分闪闪发亮。和尚念完经后，起身在棺材前大喝法偈的洪亮嗓音至今犹在耳边。那时我十八九岁。
小仓市原为旧日城堡外围的繁华市区，区内有许多禅宗曹洞派的寺庙。藩主纳骨的菩提寺如此，在鸥外的小说与日记中出现的安国寺亦如此。不过寄放祖母骨灰坛的禅宗寺没那么气派，只是一座阴森冷清的寺。该寺庙位于繁华大马路之外的内巷，有小门和矮墙。位于两条路交会处的角落，唯独庙前总是阴湿肮脏。正对面都是些酒类批发店和杂货店之类的商铺，所在的横巷叫鸟町，一排安静的店面悄然伫立。
小仓的主要干道自古以来就是鱼町，贯穿南北。走到鱼町的南边尽头，就连着旦过市场。沿路几乎都是卖鱼的，只听吆喝声此起彼落，一片喧闹。寺庙所在的路位于鱼町和旦过市场交会的东横巷，那里只有冷清的平民町，和东边的一条染坊町。西边末端直达旦过市场中央。小仓的街道纵横交错如棋盘。我父母就在染坊町的一条分支小巷里经营餐饮店，和寄放骨灰的寺庙只隔了一条马路。
我常经过那座庙。狭窄的庙门老旧破败，顶上堆着摇摇欲坠的烂瓦，还有那肮脏的土墙，墙下散落着行人丢弃的垃圾。夜里这里便成了便溺的最佳地点。庙四周一年到头都是湿漉漉的，主殿的四柱屋顶探出墙头，隐约可见门内种着的苏铁的绿叶。那扇门我一次也没进去过，只是每次经过时会想，啊，祖母的骨灰就放在这里啊。
本来跟庙方说好，只是在墓地盖好前暂时寄放，不过父亲当然无钱打造造价不菲的墓碑，因此就这么放着不管了。会把骨灰坛寄放在寺庙的，多半是穷人。
我家连个可供安放祖母阿金骨灰坛的佛坛都没有，骨灰坛就摆在壁橱角落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上了暗釉的陶器，用一根铁丝从盖子开始交叉捆绑，铁丝已稍微有些生锈。坛子也没装在木盒里，只用白布简单裹着。每次拉开壁橱的纸门都会映入眼帘。父亲起初还为此耿耿于怀，不过习惯了之后，那个骨灰坛看起来就跟其他破铜烂铁没什么两样了。
父亲从小被阿金夫妇收养，不过他并非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才草率处理祖母的骨灰坛。他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无论处于何种困境，都从未消沉烦恼过。他一生赤贫如洗，贫穷却打造出他那种凡事放轻松的乐天性格。他就是这样的闲散人，对骨灰坛不上心也是其中一例。
我初懂人事时父亲的职业是黄包车夫，祖母则自制麻糬摆路边摊贩卖，母亲也在一旁帮忙。后来父亲接连做过炒白米期货、替人讨债、在和服店替人看鞋子的营生，还做过四处赶集的摊商；也在路边卖过麻糬，开过餐饮店，还批发过鱼货，却没有一次成功。但不管怎样，父亲依旧开朗地与人交谈。他自负是个高人一等、有学问的人，并自认为是谈判高手。他的知识都来自于仔细阅读报纸，还有就是年轻时在广岛师从过一位律师，当时硬记下来的法律知识为日后打下了基础。父亲生于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最拿手的是明治末年至大正一昭和初年的政坛话题。不过父亲说的多半是从报章杂志看来的知名政治家的逸闻趣事，这种话题的确会让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大表佩服。
碰到对方听得欲罢不能，他当然会继续说下去，但对方通常只是配合他随便附和几句。如果没有相应的基础知识，自然会很快失去兴趣。
你讲那些根本没营养——母亲总是这样指责一个人说得口沫横飞的父亲。在母亲看来，父亲不管逮到谁都要大发一通政治议论，对我们的贫困生活毫无助益。与其讲那种不实用的话，还不如动动脑筋设法多还一毛钱债务。在母亲看来，父亲很没用。
即便是我的记忆所及，父亲也总是受讨债者逼迫。主要是在经营餐饮店时欠下的买酒的货款，再有就是房租一直拖着没缴。后来酒商拒绝再让他赊账，他只好拿现金去买一升装的酒。酒钱虽能勉强应付，但房东催讨房租时却越来越凶，这一点不管搬到哪里都一样。一到冬天，便会不时看到父亲蹲在火盆前，愣愣地陷入沉思，也许是在烦恼明天该怎么办吧。他只有在人前才会变得饶舌，独处的时候那沉默的身影看起来分外悲凉，父亲低头用力握紧深插在灰烬中的铁筷，不知不觉已流下一道长而清澄的鼻水，垂到了炭灰上。
母亲和无论何时都无忧无虑的父亲不同，她事事操心，总是为了还很遥远的事情烦恼。我很少看到母亲开怀展颜的模样，父亲的那种脾气也令她自然养成了忧患意识。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说每次和大姐讲话都在听她发牢骚，因此总是躲得远远的。这么说当然也是在从侧面谴责那个没出息的姐夫。
父亲生得壮硕，体重约七十公斤。如此一个庞然大物整天赋闲在家，看起来更像个大懒汉。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不爱劳作的人。
母亲阿谷生性勤快又好强。她本为广岛县丰田郡的农家女，据说是在广岛市当纺线女工时嫁给了来自岛取县日野郡的父亲。父亲峰太郎，不知是基于什么样的内情，被从坐拥山林的富裕家庭送去了米子市的松本家。父亲死后，我听那些了解内情的岛取县人说，起先父亲只是被送去寄养，但膝下无子的松本夫妻索性不让他回去了。抚养这个养子的人是松本金，也就是我的祖母。
峰太郎在米子养父母家待到十七八岁时离家出走了。他常聊起年轻时徒步翻越号称“四十弯”的伯耆与美作一带的山顶。那是来自于一别故乡便终生难返的乡愁，孩提时代看惯的风景令他永远怀念。
峰太郎在广岛市和阿谷结为夫妻之后生下几个孩子，但并未正式办理结婚登记。这究竟是出于他的懒散，还是无意与阿谷白头偕老，如今详情不明。阿谷目不识丁，峰太郎常说她是个没知识的女人，说不定是抱着迟早要分手的打算才没去办理登记的。早生的那几个孩子都夭折，在户籍上，我成了“庶子”。
峰太郎和阿谷常常吵架，而阿金总是悄如暗影地待在一旁。
根据我的推测——因为我没有向父母仔细问过那方面的事——峰太郎夫妻靠熟人帮忙从广岛迁居小仓以后，阿金和丈夫兼吉（也就是我的祖父）似乎就离开米子，定居下关的坛浦，在那里开了一间麻糬店。说是坛浦其实比较靠近旧坛浦，离那个因源平大战而闻名的御裳川很近。峰太郎与阿谷想必是从小仓去投靠坛浦的养父母吧。暌违十几年以后，峰太郎才带着老婆和孩子（也就是我）与养父母团圆。
旧坛浦位于下关和昔日曾是小小城下町的长府之间，对于徒步往返三里路的人们来说，正是最佳的歇脚处。紧挨着后方就是关门海峡最狭窄的水道早丙濑户，和对面门司那边的和布刈神社之间相隔着涡流滚滚的海水。由于那里视野良好，坐在门槛上喝茶吃麻糬的人也不少。
不过，单靠买麻糬这点连茶馆都算不上的小生意，自然不可能养活两对夫妻。于是峰太郎在同属贩夫走卒类的黄包车行当起了车夫，那时我大约六七岁，自我略懂人事以后，所知的父亲唯一干过的粗活就是这个。我出生那年，父亲三十六岁。
祖父兼吉很快就死了。在正下方就是早丙濑户的二楼房间里，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两岁的我至今还隐约记得家里的骚动。
儿子儿媳就算吵架，阿金也从不主动介入。就算峰太郎殴打阿谷，阿谷披头散发地在榻榻米和泥土地板上满地打滚，她也从未试图出面打圆场。她只是端坐着扎起袖子，一边将搓圆的馅料包进麻糬皮里，一边别开脸，用伯耆腔喃喃说着：“阿峰和阿谷快点和好吧，夫妻俩成天吵架怎么能家和万事兴呢。”
就这样，阿金既不帮儿子说话也不替媳妇撑腰。也许是因为自觉受养子夫妇奉养，认定努力保持中立才是自己的生存之道。每天早上，她总是第一个去佛坛更换鲜花，那里放着她老伴的牌位。点蜡烛、燃线香、合掌膜拜，她忙得无暇放下袖子。虽说她天生勤快，但从未见她休息过一时半刻应是出于对媳妇的顾虑吧。她和峰太郎也难得说句话，就算说了也只会惹来对方的嗤笑。阿金的话题总是跟米子的回忆有关，但似乎总有些夸大其词，峰太郎笑的是这一点。
而我，从来没从祖母阿金口中听过她早年抚养父亲的经历，也没听父亲提过被养父母带大的情景。父亲儿时的回忆，总是与在故乡矢户的河里钓鱼和在古老神社里玩耍之类的有关，从没提过米子。矢户是他生父田中家的所在地，和米子相距将近十里。
就这一点来看，峰太郎虽被松本夫妇收养，似乎还是经常回老家矢户玩。可他不能回到田中家，因为养父母不让他回去，因此米子对峰太郎而言，显然非愉快之地。
阿金额头凸、眼睛小、颧骨高、鼻子大，还有两片特别宽的薄唇。她剃光了眉毛，因此光秃高耸的额头显得更加往外凸。我至今还能记得她的长相，是因为我曾坐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缩在被窝旁，把她死时的相貌画在纸上（会做那种事，乃因数年前小穴隆一曾将芥川龙之介自杀时的相貌画成速写，还刊登在杂志上。当时我嗜读芥川的作品，因此对他的死相深感好奇）。那张画有死亡肖像的红板放在佛坛上供了一阵子，不知何时不见了。纸板旁边应该还记着二月某日的死亡日期，但究竟是昭和哪一年、二月的哪一天？我无论怎么想就是想不起来。总之，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
祖母在世时，我并不觉得跟她有多亲，可是祖母一死，我才明白自己最爱的是她。阮囊羞涩的父亲连祖母的葬礼也草草了事，要将遗骸送至火葬场时，还是从别处借来一辆推车把棺材放上，再盖上祖母一直用到临终的那条棉被，就这么自己拉去了火葬场。我还在车子后面帮忙推，沿路只有母亲的弟弟陪同，附近邻居无人来送葬。也许邻居觉得这葬礼实在太寒酸，基于同情才不忍露面，父亲想必也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吧。母亲站在门口，一脸萧索地久久目送着，仿佛在说：“我跟祖母也认识不少年了呢。”
位于山脚的火葬场相距甚远，走上山路后积雪深及膝下，推车的车轮深陷雪中，推起来更加吃力。车子每次一摇晃，用绳子绑着的棺材也会跟着晃动。
火葬场的人把棺材推入炉灶中，四周塞满松叶，还交给我一根松枝叫我丢进去。这时我终于忍不住呜咽，放声大哭。
阿清（我的名字），我已经死了，我会在天上守住你的，祖母说。守住，就是守护的意思。
从小我没有受过任何人的特别宠爱，也没有人替我加油打气。相反，我总是被冷漠对待，在鄙弃的眼神中默默长大，这种处境至今似乎依然未变。而我之所以没有与社会严重脱节，有时候想想，好像真的是因为祖母在天上守住我。
这阵子我老是惦记父亲寄放在小仓寺庙内、无人闻问的祖母骨灰坛。说来奇妙，起因也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
小仓市东边有座形似蝙蝠展翼、高约六百米的足立山。南侧山脚地处偏僻，只有零星散布的几户农家。绕过山脚再往前走，就是面向足立山背面的一片更加荒凉的土地。我去那里的次数少之又少。
梦中，我正在那条路上走着。绕过山脚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山林之间零星搭盖着五六栋小屋，都是小木屋。有对老夫妇正从其中一栋的窗口现身，看着我这边。哦，死掉的祖母就住在这种地方啊——我在梦中想。祖母身旁那个健壮的老人，长得跟遗照里我的祖父兼吉一样。“祖母，原来你在这种地方啊！”我出声招呼，但他们俩都不吭声。梦中没有鲜艳的色彩，一切都像梅雨季节的天空般阴沉。我打量着四周，暗忖原来死掉的人都居住在这种地方。祖母把手搁在窗边，像是要探出身子般定定地凝视着我这边——就是这样的梦。
不只是因为梦见死人村，我才开始起意把祖母的遗骨从小仓取回，和父母合葬在一起的。我不知道祖父的遗骨埋在哪里，我想，应该在他过世时所在的坛浦附近的某间庙里，但事到如今已无从追索。
寄放祖母骨灰坛的那间庙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不起来。对于寺庙的外观倒是记忆犹新，甚至可以马上凭空画出精准的写生图。
现在的北九州市小仓区就是以前的小仓市，我买了该地的地图。棋盘式的街道依旧，只是新开出更宽敞的干线道路，将各处切割。市区中央有一条紫川，由南至北穿城而过，那条河上也新添了几座桥。以前，我住这里的时候，从北至南只有常盘桥、胜山桥、陆军桥、贵船桥这四座，现已增为七座。那条紫川的西边属于旧城址，原被第十二师团步兵第十四联队占用，现在成为市立公共设施和工厂用地。四座桥在旧藩时代连接了西侧的藩主城区和东侧的民居（也许当时的桥数更少），这片民居成为明治以后的士族区、寺区及商店街。只有领主城堡“小仓藩小笠原家，俸禄十五万石”外围遍布禅宗寺庙，一向宗（真宗派）的寺庙不多。
我试着在地图上寻找且过桥。从紫川引水的堀川在东南方弯入民居，被称为神岳川，这是外濠的遗迹，旦过桥就是架在那上面的短桥之一。昔日人们利用连接紫川的神岳川，划着小舟进入，在河边的市场卸下鱼货蔬菜。那个市场以旦过为名，从且过市场笔直往北的干道就是鱼町。那座寺庙就在越过且过桥之后，穿过鱼町和旦过市场的北角上。那个街角是南北向的鸟町和东西向的平民町交叉的十字路口，棋盘也在这一带终结。
我抱着这样的地形记忆，寻找地图上旦过桥往东的第二个十字路口，察看附近一带。以前的平民町已全面拓宽，安上了“小文字街”这个新路名。地图上的那个街角既没有寺庙记号也没有标出寺名。
说不定相关单位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时把那座庙移到别处去了，暂时寄放在那座庙里的祖母的骨灰坛自然也跟着该庙一起迁移了。
说是暂时寄放，却早已过了数十年，暂时寄放成了永久寄存。那是一座小庙，难保骨灰坛如今是否仍保存在庙里。
地图上标示那附近有两座庙，分别是宝典寺和安全寺。单看寺名无从判断是否就是那座庙。
我吩咐去小仓办事的次子顺便替我查一下那座庙。次子对于骨灰坛的主人来说算是曾孙。根据他回来后的报告，宝典寺和安全寺的僧人对此皆无所悉。不过附近本来还有一座东仙寺，后来毁于火灾，据说现在已和八幡的桂昌院合并，旧八幡市位于小仓西邻。次子的调查到此为止，他对从未见过的曾祖母不太关心。
不过他至少问到了电话号码，于是我从东京打电话到桂昌院。住持接听后，说会帮我查一下信徒的生死簿，让我明天再来问。翌日我再打电话过去，他说记录簿上有很多姓松本的，可是没找到松本金。我把原来存放祖母骨灰的那座寺庙的地点告诉他，但桂昌院住持说，别说寺名了，就连有没有这座庙他都不能确定。
到此我已束手无策，但我灵机一动，决定查阅战前的小仓市地图。正好最近坊间出版了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乡土相片集《小仓》（国书刊行会出版）。不过那上面附带的地图过于简略，连街区名称都未标出，我又拜托旧书店，可是对方说手边没有这种旧地图。
于是，我只好打电话到小仓的北九州市立中央图书馆。对方说这种东西应归特别资料室管理，又帮我把电话转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姓今村的人，也就是相片集《小仓》的编辑今村元市先生。今村先生当场替我查阅战前的小仓市地图，然后告诉我，我说的那座庙一定是大满寺。可大满寺这个名称我毫无印象。
我立刻打电话到大满寺，电话是住持接的。我一向他确认以前的地址，听起来年纪不小的住持便回答：“那就是本寺啊。”他说战后政府拓宽道路时把他们赶出原来的地方，现已迁到清水。接着又补充说明他是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继承住持之位。虽然殁年不详，但当时在那个阴暗的家中站于棺前挥动拂尘的，应该就是前任住持。
翌日，我再次打电话到大满寺，大满寺的住持说，昨天又翻过生死簿，的确有松本金女士的名字，殁于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二月八日，享年八十三岁，所以明年正好逝世满五十周年。对了，那天就是二月八日，我想起那张绘有死亡肖像的纸板边写的就是二月八日。终于找到了！正如我所预料的，祖母的骨灰坛早已被寺方处理掉了，现在和其他暂时寄存的遗骨一起埋在寺内的石塔下。
没有骨灰坛，至少要把祖母的牌位带回来，和父母一起合葬在多磨墓地。我说三四天之内会过去一趟，拜托大满寺住持先替我做个新牌位。再看看手边的地图，在清水的确有个大满寺。说到清水，我曾念过当地清水小学的前身——板柜普通小学，所以对我来说那也是个怀念的地名。
十二月四日早上八点，我独自从羽田搭机启程，十点后抵达板付机场。我想在祖母逝世五十周年前夕，到庙里把代替祖母骨灰坛的牌位请回来。此行多少令我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些年来，我一次也没认真兴起过这个念头。
从博多到小仓搭新干线仅需三十分钟。出租车司机说他知道大满寺在哪里。
车子沿着站前道路往南走，不一会儿上了大马路，右转后便笔直朝西走。途中不时出现依稀见过的旧式建筑与街角，但街上的模样已翻天覆地，我连现在走到哪儿了都不清楚。如果车子开慢一点或许可以渐渐想起，但我也急着赶路。年近五十的司机面向前方，主动问我是否初次来小仓，我说很久以前曾经来过，司机一听便说：“小仓的变化很大吧？我是十五年前搬来的，后来新道路一一开辟，高楼大厦也变多了。”我告诉他从庙里出来后，我还想去另外三四个地方转转，请他到时候等我十到十五分钟。我摊开从东京带来的市内地图，上面已用红色记号标明了目的地。
出租车来到清水后便从大马路左转进入狭小坡道，四周都是住宅，尽头则是山壁。我发现这座矮丘是观音山的余脉，有座清水观音堂建在山侧，离板柜小学很近，我当时放学以后经常去那里玩耍。大满寺的标志立于崖下，此时天空阴霾欲雨，但气温适宜。
我登上石阶，眼前是寺庙的后门。本来待在方丈室的住持夫妻一见有客人来访连忙出迎。
我被带往相连的主殿。之前在电话中我只提到我是松本金之孙，不过来到这儿光是这样说可交代不过去。
住持年近七十，弯腰驼背，他拿出刚做好的崭新牌位给我看。黑漆底上，金泥写成的文字熠熠生光。
真室智镜善女 俗名 松本金 逝于昭和六年二月八日 八十三岁
生死簿上的法名据说是前任住持取的。我仿佛又看到那个左右挥舞着白色拂尘，大喝法偈的僧人。
住持谈起当年配合道路拓宽，迁移此地后独自建造主殿的辛苦，但他自然不可能知道原住染坊町的我家，所以没提起那方面的事。祖母逝世七周年时，如果父亲找大满寺做法事，自昭和九年接任住持职位的这个和尚或许多少还会有点印象，但父亲连这点都没做到。祖母是在我们搬到中岛路之后去世的，不过父亲委托的似乎还是以前在染坊町认识的禅宗寺庙。
住持把牌位放在高高的佛坛上并开始诵经，右手敲着朱红木鱼，左手击磐。松本金的亲人只有我一个人，上香的也只有我。
之后我取回牌位，郑重地伸手接过。但“真室智镜善女”这行金泥文字，怎么也无法令我联想起祖母那凸额头、大鼻孔、阔嘴的脸孔，也想不起扎起袖子弯着腰，像只无头苍蝇般转来转去的身影。
住持的妻子替我把牌位包起来，可是手边的纸包不住整块牌位，底下还露出一截。但与其用华丽的纸张细心包裹，这种半调子风格似乎更符合祖母的一生。我这才对法号萌生了亲切感。
住持带我参观寺前的合葬塔，三十块古老墓石堆成四层，塔顶上立着一小座观音铜像，塔前洗手盆的石头上刻着“万人讲”的字样，花瓶里插着白色与黄色的雏菊，后方有棵残留少许叶片的柿树，光秃的枝头上乌云聚集。
堆成塔形的墓石上均雕有法号，但有些字迹已无法辨识。住持向我解释说，这些都是从原来的寺址搬过来的，从暂时寄存的骨灰坛里取出遗骨后，就一起埋在这座塔下。用铁丝交叉捆绑的鼠灰色陶罐在寺庙搬迁时遭到破坏，祖母的骨灰和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埋在这座石塔底下。
我隐约还记得祖母骨头的形状。火葬场员工拉开焚化炉的铁制抽屉，用长筷从骨灰中替我们检选几片白骨。遗骨放在火葬场烧了一晚，隔天早上才去领时骨灰犹有余温。比起之前待在主殿佛坛前，现在在这露天的墓石塔下似乎更能捕捉到祖母的存在，更有真切的感受。仿佛祖母正用手抚着我说：“阿清，大老远跑来，辛苦你了。”又好似听见她正在抱怨“为什么不早点儿来接我呢”。自从祖母失明之后，就习惯用手抚摸我。
“明年就是五十周年忌日了。”住持再次强调。
“以前的寺庙里有几株苏铁吧？”
听我这么一问，住持指着方丈室前方说：“那些就是，我们移植过来了。”
那里有四株苏铁挤成一团，各自向上伸出翠绿的羽状叶片。唯有这低矮的苏铁，将有关那个街角的记忆化为现实。当时苏铁的扇形叶片就是从旧门与濒临瓦解的土墙上探出头来，我随之记起墙边那湿漉漉的地面。
火葬场就在后山上面，住持太太在一旁如此告诉我，并表示她母亲也是在那儿火化的。原来我记错了火葬场的地点，一直以为在足立山山脚，现在拿的地图上那里也标有火葬场的记号。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印象中拉棺材的推车在积雪的山路上走得很辛苦，可是住持太太说当时小仓市就只有这一处火葬场。
被她这么一说，彼时父亲拉车、我在后面推着走的路线逐渐清晰了起来。我们走在大雪漫天狂舞的河边，那是紫川的土堤；推车过了一座桥，是贵船桥，接着经过一片低矮屋顶连绵的街区，那是木町；偶尔经过一个平交道，是日丰线的铁道。我毕业的学校就在右首边，然后开始爬坡。原来就是这里啊。当时父亲和舅舅沿路只顾着拂去脸上的雪，始终默默无语，他们俩相处得并不好。
我拎着装牌位的包，再次坐上在底下等我的出租车。车子从那里开上通往火葬场的那条路，两侧山壁逼仄而来，出租车一转眼就跑上这条平坦的坡道。
我对坡道的倾斜度仍有记忆，就是这样的上坡，不过当时还是红土路，而且积雪深达二十厘米，车轮陷在雪地里动弹不得，舅舅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推车。祖母阿金八十三岁过世时，我父亲时年五十有八。
火葬场还在原来的位置，我记得后方的山形。但那幢建筑物已改为白色石灰的现代化建筑，名称也变成了“清水斋场”。但在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阴郁的木造房屋、白色的水泥烟囱，还有红砖堆砌的模样。供家属等候的休息室也不是现在这种大楼，而是低矮的平房。冷冰冰的石灰地板上只放了长椅，就像乡下小车站的候车室那般。
父亲、舅舅和我总共去过那里两次。当天送去火化，以及翌日去捡骨。骨灰坛是在火葬场买的。
父亲和我轮流抱着那个骨灰坛走过漫长的雪路，一回到家，等候的母亲就伸手接了过来。
“可怜啊，祖母生前也吃了不少苦呢。”母亲说着频频抚摸骨灰坛。这年，母亲五十二岁。
我祖母从未像其他老太太那样，结伴去庙里进香或游山玩水，我也没见过祖母穿着正式和服外出。她没有朋友，身体还能动时总是猫着腰工作。她不识字。
我吩咐出租车司机去往地图上的下一个目的地。从原本名为陆军桥的紫川桥往东南方向的香春口，那条笔直延伸的马路叫做中岛路，想必称呼至今依然没变吧。靠近紫川桥的那条马路南边就是如今称为中岛一丁目的十一番地，南边的大片区域是十条造纸厂。我在地图上十一番地做的记号就是这家造纸厂。
以前我在这儿时，十条造纸叫做王子造纸。工厂把废水排进堀川，经过前面的住吉神社再注入紫川。再看地图，如今顺着昔日堀川的形状辟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
我下了出租车，朝那端远眺。眼前浮现的是终日散发异味、泛着白浊泡沫的堀川。河边几乎没有称得上堤防的地方，通往纸厂的马路和河川平行，比其他地区矮了一截。低地里全是矮小房舍，靠后方的板壁小屋就是我家。
这栋小屋被房东隔成两半，分别租给两户人家，每户人家只有六叠大的和室与木板房间，一打开大门就是两户共用的茅厕。
我们搬到小仓来投靠母亲以前的朋友，那户人受雇于且过市场内的“龟井汤”这家公用澡堂。丈夫烧柴，妻子坐镇柜台。我们搬过来以后，父亲峰太郎一时找不到工作，遂在兵库屋这家以贩售和服为主的百货行做临时工，具体工作是年底旺季时替客人看管鞋子。
兵库屋也就是日后的小仓商工会议所，是一栋气势雄伟的五层西式红砖建筑。在一个岁暮寒冬，我偷偷跑去兵库屋，只见我父亲在入口的脱鞋处，穿着染有店名的深蓝色短褂和绑腿工作裤，正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兵库屋的卖场铺着榻榻米，从脱鞋处到卖场一路只见小旗翻飞。
父亲一看到我就说：“你来啦，冷不冷？”无论身处在何种困境，他都不曾露出悲观的表情，开朗地高喊“您好，欢迎光临”迎接盛装华服的女客，辛苦地弯下肥胖的身躯把客人的鞋子用绳子串起；或在客人离去时接过号码牌，在客人面前把鞋子并排摆放好。不可思议的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父亲的这些举动一点也不显悲哀。那和他过去在下关时衣着光鲜亮丽、大摇大摆、昂首阔步的模样相差太大，反而显得新奇。
在兵库屋做过临时工后，峰太郎又去旦过市场的鱼摊批来盐渍鲑鱼与鳟鱼，再去旦过桥往南的天神桥上叫卖。神岳川的河道虽窄，但水面上吹来的河风冷冽，他总是频频用手背抹拭鼻水，像皮条客般眼珠子滴溜乱转，盯着桥上的来往行人。
当时我在附近的天神岛小学就读，放学回家一定会经过这座桥。当着结伴同行的朋友面，父亲衣衫褴褛的模样着实令我羞耻。当我正想悄然走过时，却被父亲叫住，还朝我嚷着：“小子，你现在才放学吗？好好用功！”那年父亲虚岁四十七，唯独体型依然健壮。他滴酒不沾，只爱甜食与香烟，就算手头再怎么拮据也没戒烟。这一点我母亲阿谷亦然，始终烟不离手，总是节省地把烟草粉的碎渣塞进烟管前端。
我努力追忆供造纸厂排放污水的那条堀川，印象中那条有点弯曲的马路应该就在这一带。当时废水的臭味弥漫方圆几米之外，当地人把废水称为“浮渣”，一旦习惯了浮渣的异味，也就不觉得难闻了。每当从外地回到这个弥漫异味的地方，反而还会安心地觉得“啊，我终于回来了”。事实上那股怪味还带点儿苦酸的甜味。
我让出租车等着，自行走进一条窄巷，那一带至今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屋。一绕到窄巷后面，只见房屋后面板壁纷纷剥落，遮盖地面的缘廊木板也掉了，底下的脏东西赤裸裸的，一览无遗。窗户上七横八竖地钉着木片以取代玻璃，铺屋顶的木板也已碎裂，在屋檐上翘起。
这种模样依稀和我们以前住的房子有几分相似。这只是屋子背面，而我们那栋板壁小屋却是正面、背面一个德性。屋内只有一扇钉着木板的小窗，正门如果不敞着，家中就会一片昏暗。祖母就在那里面窸窸窣窣地干活儿。那年祖母阿金大约七十五岁。
父亲放弃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之后，和母亲一起当起赶集的摊商。父亲负责把面糊倒进铜板模型，烤成红豆饼，还准备弹珠汽水、橘子水等清凉饮料；母亲则把烤鱿鱼和水煮蛋等食物连同炭炉、木炭、空纸箱、旧报纸一起堆到台车上。每逢邻村有活动或庙会赶集，他们就出门做生意。如果地点远，就一大清早出门，天黑之后才回来。母亲绑着三角头巾、身穿围裙，趁我睡得迷迷糊糊之际凑近枕边，留下一句“你要乖乖和阿婆看家哦”就出门了。
小型庙会或地藏菩萨祭典活动上做不到什么生意。于是，峰太郎开始把目标扩展到高市的大型祭典。所谓的高市，是指杂耍戏曲之类的剧团表演，可以吸引大批人潮。可是这种集市不可能天天都有，而且必须远征外地。今井的祈园远在小仓十里之外的行桥地区，父亲却也拉着借来的两轮车，母亲则推着当作载货台的老旧手推车，照样赶去做生意。
即便跑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有时还是会受天气影响依旧做不成生意。生意好时，即使累了一天，回来时还是精神抖擞；生意不佳时，夫妻俩就精疲力竭地颓然而返，去的地方越远，自然也就回来得越晚。有时候他们深夜才回来，祖母和我都已睡了。不过他们从来不忘带礼物给我，那些礼物都是从高市的露天摊商买来的，有时候是附近糖果店买不到的稀罕货色，所以我总是满怀期待。
当时男孩子们正流行玩模型飞机，把细细的橡皮筋扭紧，缠在木制螺旋桨上，利用橡皮筋松开的弹力就可以让飞机起飞。玩具店里都有卖附上组装图的全套零件，附近小孩成天忙着玩模型飞机。虽然这种飞机玩具的构造极其简单，但价钱还是相当昂贵，我不敢奢望父母买给我，于是模仿组装图画出了自己发明的模型飞机设计图。我成绩单上的劳作（就是现在的美术手工课）分数向来都是乙等，手艺算笨拙，所以我当然知道自己做不出模型飞机，只能画画设计图聊以自娱，幻想那架模型飞机在堀川上空盘旋，像蝙蝠一样自在翱翔的情景。而事实上，每到傍晚，漂着浮渣的河面上的确有数量惊人的蝙蝠化为黑影飞来飞去。
父亲一直冷眼旁观着这样的我，有一天，他突然凑近我说：“给你买个模型飞机好吗？”我虽然点头嗯了一声，心里却不抱希望。而他也终究没有买给我。
隔成两半的小屋，隔壁住的是一对带着两名幼儿的夫妻。妻子患有肺病，长年卧床，丈夫似乎是打零工的，为了照顾病妻常常留在家里。而妻子为了让丈夫安心出门工作，总是勉强起床，并照顾两个孩子。妻子没躺在床上时，就会从那片隔开的薄木板彼端传来脚步声和东西碰撞声。如果丈夫没上工，除了这些声音之外，还会听见两个人低沉的交谈声。
母亲总是同情地说：“家里有个生病的太太和两个小孩，隔壁的松崎先生一定很焦心吧。”然后又看着祖母说，“幸好我们家有阿婆帮忙。”
“我这个包袱，多少还能帮上一点忙吧！”祖母一脸得意地说。
那段日子父亲一心认真工作，所以很少和母亲吵架，算是我家最平静的时候，暂时也听不到祖母喃喃叨念着“阿峰和阿谷快点和好吧，夫妻成天吵架怎么能家和万事兴呢”。
隔壁的丈夫背着憔悴的妻子走到我们家门口前面上公厕。妻子从丈夫背上低头看我，也许是想打个招呼吧，那张苍白的脸挤出一丝微笑。我看着她趴在丈夫背上的背影，只见她小巧浑圆的臀部被丈夫反手托起，雪白的裸足无力地从睡衣衣摆垂下，十三岁的我不禁有种奇妙的脸红心跳感。她在厕所里一咳血，丈夫就会急忙赶来清理，但马桶盖子上还是经常留有血迹。
隔壁常有医生到访，做丈夫的似乎十分相信这位专属医生，说他拍着胸脯保证妻子的病一定能治好。但最终他的妻子还是死了。隔壁一家让我觉得我家比上不足至少比下有余。
松崎先生一搬走，房东紧接着搬了进来。房东是个刚满六十岁的寡妇，有个小学三年级的孙女，祖孙俩相依为命。房东阿婆虽说她儿子去外地打工挣钱了，但从不肯清楚说明地点。父亲猜说没准在坐牢。而且那个孙女好像也是领养的，每天那个孩子一放学，阿婆就迫不及待地差遣她做事。孙女也很懂得阿婆的心理，大约每隔三天就会主动表示：“奶奶，我明天上学不用带便当。”阿婆一听就会连声说着“是吗、是吗”，很高兴能省下一个便当。可是，不时还是会听到她虐待孙女的声音，以及孙女嚷着“奶奶，对不起，对不起”的哭叫声。
一到冬天，冷风就从木板墙的缝隙灌入，粉雪冉冉飘在蒙住脑袋的棉被上。梅雨时节则有数量惊人的蛞蝓从潮湿的土中爬出来，在磨破的榻榻米上纵横交错地留下云母般的光亮痕迹。
我搭上等候的出租车，前往原来的联队旧址。
这次也是根据地图上道路的弯曲度来判断大致方位的，不过到现场一看，附近全是工厂，我什么都认不出来。原来的陆军兵工厂在地图上已经变成营养午餐中心，联队旧址则成为北九州国道工程事务所，练兵场成了建设厅营缮工程事务所，附近还有丸红油谷重工、安川电机制作所、上村纸业、卡车中心、北九州粮食中心、川岸工业、日通公司，等等。
这一带应该还有旧城留下的石墙，司机听我这么一说，便回答后面还有一些遗迹，然后开着车子绕过去。顿时，熟悉的石墙出现在我面前，原本很长的石墙已被削得只剩短短一截，但的确是我在清水的板柜普通小学念书时每天看到的石墙。从中岛往北过了陆军桥，左侧是兵工厂，右边是前往陆军偕行社的路，前方尽头就是这道石墙。如果在那座兵工厂所处的墙角左转，一直沿婉蜒的石墙前行，道路会逐渐变成平缓的上坡，通往广阔的练兵场。我和同班同学总是横越练兵场草坪间的红土小路，再走下坡度平缓的漫长坡道，就来到了原町。然后走过细长的街道，再穿越日丰线的无人平交道，即可抵达学校。距离中岛约一里半。
十四联队的正门就在石墙尽头再往前一点。通往练兵场的那条上坡路右边是旧城石墙，门前有一棵高耸的松树，枝繁叶茂、亭亭如伞。父亲就在这棵树下搭起小小的遮阳棚摆路边摊，遮阳棚是用几个面粉袋拆开缝合而成的，上面还印着商标图案和英文字。
他卖的商品包括红豆饼、麻糬、弹珠汽水、水煮蛋、豆皮寿司等，平常就卖给路人，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则卖给来联队会客的人。红豆饼是他笨手笨脚亲手烤的，但麻糬来自陆军桥旁的原田麻糬店，豆皮寿司也是从餐饮店批来的，其实利润很微薄。红豆饼还总是剩下一大堆卖不出去，豆沙馅虽然是母亲做的，不过红豆和砂糖等材料是父亲买来的。
最近出版的那本《小仓》里面，有一张题字为“十四联队下”的旧照片，背景是从陆军桥走过来、绕过兵工厂角落的那个方形练兵场，还清楚地拍到了那棵枝叶参天的松树。略微弯曲的树干，以及伸向道路的枝叶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从身穿白色西服、头戴硬草帽的行人，到在强烈阳光照射下形成的松树黑影，以及横穿马路或爬上石墙的暗影，都可以看出拍摄时间是盛夏时节。我想应该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拍的。
松树前面是平缓的上坡，前方可以看到练兵厂入口成排的法国梧桐，这也是我上下学途中必见的光景。士兵经常在法国梧桐下稍做休息。只可惜没看到松树下有面粉袋做的遮阳棚。不过单单望着这张照片，就仿佛又能看到遮阳棚下的路边摊，以及父亲的身影。
我现在站的地方和拍摄照片时的地点角度相同。当然，松树和法国梧桐早已不见了，通往练兵场的上坡路也变成平坦的柏油路，头顶上还架着高速公路陆桥。取代法国梧桐的是一整片连绵起伏的工厂，不过还是可以证明这里和照片所拍的是同一个地点，因为右侧的旧城墙仍留有排水用的旧土管。照片上也有，从石墙内的兵舍后方伸出两根排水管，装设在石墙上方。单凭这个也可以推测出松树原先就在那一带。
遮阳棚的一端绑在松树干上，父亲正站在手推车搭成的路边摊边，东张西望地仔细打量着过往的行人。红豆饼已经冷掉了，麻糬和豆皮寿司也剩下一大堆。父亲在夏天只穿着一件汗衫，冬天则穿着铺锦的素面筒袖和服。父亲的衣服大多是母亲从旧衣修改成的，像开襟短褂一样短，挺出的大肚子下头绑着腰带，下身是从旧衣店里买来的黑长裤。这副打扮三年不变。
“阿峰也变勤快了呢，阿谷。”祖母再三对母亲这么说。
母亲也开心地回说：“他洗心革面后简直判若两人呢。”
之前，父亲在下关冶游令她伤透了心。来到小仓后，父亲在和服店替客人看管鞋子，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一边趁节假日赶集做生意，一边还在联队门前摆路边摊。对母亲来说，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祖母也不再嘀咕什么家不和怎能万事兴，阿峰阿谷你们别吵了云云。
我拎着的袋子里放着从大满寺请回来的、以短了一截的纸张包裹的“真室友智镜善女”牌位。稍微一动，袋子里就会发出窸窣的声响。我已将这牌位当作沉重的骨灰坛——那个鼠灰色的素烧陶壶，盖子和壶身用铁丝交叉捆着，塞在壁橱里无人闻问的骨灰坛。“阿婆，你看，阿爸就是在那边的松树底下摆摊子呢。”
每当在上学的路上当着朋友面经过父亲的摊子，都令我感到十分痛苦。父亲总会招呼他的独子说：“啊，你去上学啦，休息一下再走吧，要不要喝瓶弹珠汽水？”因此我总是尽量走马路的另一边，并刻意躲在朋友身后。
爱说话的峄太郎一逮到听众就不肯放手，他谈的都是政治话题，而且是明治、大正时期著名政治家的逸闻，都是他以前从杂志上得来的知识。他会谈得口沫横飞，听的人还年轻，什么都不懂，所以自然很佩服他，这令他大为得意，陶醉在自己的演说中。他也爱看书，就算再怎么穷也一定会订报。
峰太郎仗着年轻时在广岛当过律师的学徒，便经常使用法律用语。他认为那样做对方会把他当成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因此很得意。
“姐夫就是人太好了，空有满腹知识却做什么都不成功，都是因为他做人太好了。他说的那些没有一桩能派上用场，只是个滥好人。”阿谷的弟弟曾背着峰太郎如此对姐姐说。
“就是啊，真是没出息。”阿谷也一边拿起短短的烟管往空罐边上敲，一边苦笑着赞同弟弟的说法。
有一次，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父亲去批发店用现金买做豆沙馅用的砂糖，回来后母亲一秤，发现分量不够。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气呼呼地跑去找批发店理论，当时念小学四年级的我也跟去了。似乎正在吃晚餐的批发店老板从里面走出来，一听到父亲站在门口激烈抗议，遂拉下脸来毫不客气地反击。
“既然斤两不足，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当场说，东西都拿回去了才来找我抱怨那怎么行！”老板如此驳斥。
父亲也顶回去说：“我是信任你们，连秤也没检查就付了钱拿回去。”
不是我要唱反调，但虽说分量不够，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父亲又是经常光顾的熟客，如果他肯好好讲话，老板说不定早就乖乖补上不足的分量了。可父亲打从一进门就摆出抗议的口吻，而且还动不动就搬出法律名词，也难怪老板会气得跟他针锋相对。最后，父亲变得畏畏缩缩，默默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突然眉开眼笑地说：“您在享用御酒呀？”对方听了一脸莫名其妙，“啊”地反问，因为一时没听懂御酒指的就是酒。到头来，父亲还是投降撤退了。
平时父亲也爱用汉字，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那时的小学会教简单的汉字，加上他出社会后好像也有自学。法律用语和汉字，再加上“政治知识”，就是他用来自我满足的知识分子意识。
父亲去砂糖批发店兴师问罪时，会用那种字眼耀武扬威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住在下关时，他时常因为担任代理债权人，替别人讨回借款而出人法院。因此，他总是穿着整套丝质和服、打扮体面，挺着个肥肚腩，看起来气势汹汹的。他处理的都是拖欠已久的债务，当然得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会那样去砂糖店兴师问罪，就是来自那段经验。然而，正如他没能从砂糖店要回分毫补贴一样，在下关的讨债工作也以失败告终。像父亲这种好好先生不可能胜任这种工作。
我在旦过市场前面下了出租车，神岳川边已经变成路面宽敞的和平路，不过旁边仍留有昔日天神桥濒临倾颓的旧貌。父亲辞去在兵库屋看管鞋子的工作后，曾在这里冒着寒冷河风叫卖盐渍鲑鱼和鳟鱼。不只在桥上叫卖，他也打算在自家贩卖，所以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售鲑”的纸条。父亲写这个“招牌”时，一时想不起鲑字怎么写，当时念小四的我用拼音写出“SAKE”教他，父亲一看就笑了，说这样写人家会以为是可以喝一杯的“酒”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就算在和临时工宿舍没两样的破房子门口贴出这种纸条，也不可能有人来买鲑鱼。９９ｌib?
从旦过市场中途右转，就来到染坊町一丁目。我朝左方且看且走，找到那间两层楼的酒吧。父亲收掉十四联队下方的路边摊后，就搬来这里开起了餐饮店。
向来没出息的父亲为何能够一步登天，在这种繁华市区一隅开起餐饮店？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透。也许是旦过市场的某个鱼贩出资赞助的吧。起先这家餐饮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一楼摆满西式桌椅，二楼有两间和室包厢。生意会那么兴隆，是因为雇了能干的女服务生专门伺候包厢客人。
祖母和我在附近的家具行二楼租了一个房间，邻近有两三户商家都是做豆腐皮的，我那时已经十八岁了。从十六岁起，我就在川北电力小仓分所做工。
祖母阿金和我睡在家具行二楼，但我白天都在外面工作，祖母则去餐饮店打杂。她扎起袖子煮饭、洗碗盘，还要洗衣服。当时祖母的背已经相当驼了，但她毫无怨言，依旧转来转去地忙着。闲下来时还会主动问：“阿谷，要不要剥（削）牛蒡？”削牛蒡也是她的工作之一，削好了用来做简单的下酒菜或豆皮寿司。
睡前，祖母会先去附近澡堂好好泡个澡，回来时总是把手撑在腰后，一边捶打一边嚷着腰痛。那年她已年近八十，泡过澡后脸色就像木头原色一样白晳。她去澡堂时，一定会把装米糠的小布袋放在脸盆里，带去搓洗皮屑，她比我母亲还爱漂亮。
祖母常在睡前聊起故乡米子，在她的描述中，米子简直成了山阴地区的第一名都。有时她还会小声唱起“米子呀米子，何处是米子，狭长如带的城市”，唱到安来歌谣的“奴家生在云州平田”时，还会哼着叩叩锵叩叩锵替自己伴奏。
祖母在米子的生活我完全不知道，她的老伴松本兼吉的来历也一概不详，我没看过任何?人从米子那边来拜访她。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可能知道从田中家收养峰太郎的来龙去脉，以及日后对方来要孩子时，他们夫妻坚持不答应的原委了。峰太郎十七八岁就离开养父母，前往广岛。他会聊起当年如何徒步翻越伯耆和美作交界的四十弯山岭，却始终没说离家的原因。
父亲与祖母之间一次也没提过米子。父亲虽然喜欢怀旧讲苦，动不动就爱追忆儿时去亲生父母家游玩的情景，还有他对那块土地的怀念，但对于直到青春期一直所在的米子，以及在那里的人际关系却绝口不提，似乎那里只留下晦暗的记忆。连母亲也没听他提过。
峰太郎在广岛与阿谷成婚，后来前往小仓，之后又搬至下关的坛浦，为了投靠兼吉和阿金这对养父母。至于这对等于是我祖父祖母的夫妻，何以从米子迁居至甚远的坛浦，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如果仔细眺望位于关门海峡的凸出部分，正好在门司那端与和布神社正对面的坛浦，就会发现，紧靠坛浦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块颜色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山崩后重新植了一批树。
山崩前，兼吉与阿金就在坛浦卖麻糬。兼吉在我三岁左右就死了，所以我对这个祖父毫无印象。麻糬是祖母和母亲亲手做的，我隐约还记得麻糬是淡褐色的，用地瓜粉揉成面团再蒸制而成。“看起来不太好看，却相当美味啊”——祖母总是这样向客人推荐。如果看到客人咬了一口便皱起脸，她又会说：“各人口味不同嘛。”那种麻糬我也吃过，就一般的白色麻糬的标准来说味道的确很怪。但我如果对她说：“阿婆，这种黄色麻糬很难吃。”祖母就会很不高兴地说：“那你就不要吃。”
那种地瓜麻糬后来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也许那是一种只有当时的米子才有的特殊食品吧。如果是刚蒸好的，吃的时候还会有一股强烈的泥土味扑鼻而来。
峰太郎在坛浦的黄包车候车站当起了车夫，专门载客人去长府和下关。有一阵子他还在神户待了很久，我记得他曾带过画有布引瀑布图案的土特产给我。那次他也许是为了创立新事业才去外地打工挣钱。他打算如果成功了，就把我们母子接过去，而最后又回到坛浦，可能是因为天生“没出息”吧。
我在新下关车站叫了出租车，抵达旧坛浦时正飘着小雨。下关往长府方向的沿海国道九号线是条四车道的大马路，两侧有火之山和海峡夹道，旧路还没有这条国道的一半宽。
御裳川桥已经变成朱漆栏杆，桥边的小公园在大约七十年以前曾经是沿长府街道一字排开的八间房屋，称旧坛浦东。从这里往西走三十米，?９9ｌiｂ?道路转了个小弯，就到了西端。旧坛浦就是这么小。小公园斜前方有防止落石的警示牌，那里就是以前把旧坛浦毁于一旦的山崩事发地。
如今，头顶上的关门车道大桥凌空跨越底下的街道，大桥的巨大钢筋支柱竖立在海岸拐弯处，附近的空间全被这种号称桥梁工学的东西占去了，昔日风情早已无影无踪。不过，钻过桥往西走，山坡上有间竖着朱漆鸟居的稻荷神社，海上还有一座小小的灯塔。以这座灯塔为界，两边依旧像以前一样分别通往坛浦町、阿弥陀寺町和下关中心。
当年母亲曾背着我和邻居太太结伴前往赤间官的先帝祭，以及龟山神社的夏日祭。回程路上只要看到这座灯塔，就连小小年纪的我都会趴在母亲的背上暗想：啊，我们回来了。越往前凑，海水味就越浓，白色的灯塔由栈桥连接，前端有个像小形圆筒似的东西立在海面上。
“阿母（妈妈），那是什么？”我问道。
“不知道，谁晓得那是什么。”母亲只这样回答，表明她也不知道。
现在我当然知道那是用来检验水位的设备，那独特的外形也跟从前一模一样。在那座灯塔旁铺满石子的海滩上，矗立着一块圆锥形的红褐色岩石，我也曾在母亲的背上看见过那块岩石。原本上面还绕着一困白绳，表示这里是神域。眼前就是门司那头的和布刈岬角，汽船和渔船总是乘着迅猛的海潮越过这个狭窄的海峡，在周防滩和玄界滩之间来往。旧坛浦的海岸都是岩石，一间渔夫的房子都没有。
现在的稻荷神社有双层石墙、四座朱漆鸟居和朱红栏杆，非常富丽堂皇。不过，当时还只是一座位于狭窄石梯顶端的小祠堂，背后是火之山的密林，石梯两侧茂密的草丛逼仄而来，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地方。母亲总是背着我，颤巍巍地踩着陡峭的石阶，上去供奉油豆腐。母亲告诉我，这盘油豆腐今晚就会被稻荷神社的狐狸吃掉。
当时旧坛浦的家家户户还没有电灯，全靠油灯过日子，祖母常常清理油灯的管鞘（玻璃管）。对面的门司街上则闪烁着点点灯光，每当我哭闹不休时，母亲为了哄我，就会带我来街上看夜景。碰上有暴风雨的夜晚，遇难船只上的船员从海上发出的求救声音会随着海风一起传来，失舵的渔船撞上屋后突出的木桩，更是吓得祖母和母亲尖叫连连。
春天，祖母带着五岁的我到前面的山坡采摘山蕗。陡峭的山坡被用作火之山炮台，围起了有刺的铁丝网，钻过去往里走能摘到比较多。
“草丛里有蛇啊。”她殷切地叮咛，“你可别接近蛇啊，会被咬死的。”听得久了，哪怕只是根长绳，我也会深感畏惧。
每逢夏季，父亲都想抱着我下海，但祖母会拦着说“万一淹死了怎么办”。所以，我虽然是在海边长大，却至今仍不会游泳。不管我去哪里玩，祖母都会在一旁监视，生怕邻居小孩欺负我。
火之山的山崩是在半夜突然发生的，泥石流冲破正门的遮雨板，把麻糬店埋在土砾中，并夹带着树枝、泥土和石头直冲进睡在里屋的四人枕边。母亲把我捆在背上，父亲拽着母亲的手，祖母也在后面帮忙推，四人就这么爬到屋顶，在黑暗中仓皇逃生。狭小的屋顶下方就是海洋。这场山崩，据说是道路拓宽工程时用炸药爆破所导致的。
一家人的生活就此改变。
我们搬到了田中町，在重炮兵联队前面卖起麻糬。父亲负责踩脚踏式捣麻糬器，母亲则蹲在石白旁帮忙，把捣好的整团麻糬移到撒满雪白糯米粉的台子上，祖母正在那里等着。父亲的任务到此结束，母亲还要握着麻糬团的一端，拽成一个个小团子，祖母再把小团子摊平，把搓成小球的豆沙馅包在里面后用手压平。有时父亲也会帮忙，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会换上丝质和服匆匆出门。当时他常去米谷交易所前和朋友炒白米期货。是在炒期货失败后，他才开始替人讨债的。
眼看着峰太郎对家里不闻不问，成天往外跑，阿谷的怨声越来越大。峰太郎一听就火大，索性把刚做好的麻糬聚拢，抱个满怀，统统扔进门口的垃圾桶。碰到这种时候，阿金不是眼睛看着别处，喃喃自语着：“阿峰阿谷你们都别吵了，家不和怎么能万事兴呢？”就是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今天是初一，你们就别吵了”，一边扎起袖子，把换过水的小花拿到佛坛上。
我刚上小学时，祖母总会站在教室走廊上，透过窗户看我上完整堂课。起先其他家长也这样做，可是从头到尾站在窗口凝视着课堂、动也不动的只有祖母一个人。她目不识丁，自然不懂上课的内容，全副心思.９9ｌｉb?都放在孙子有没有被欺负上，从四方形窗口探进身子、一直盯着我的祖母，令我感到很丢脸。
之前梦见祖母从“死人村”的小屋窗口探头看我的那一幕，也许就来自于这段小学记忆。
我一边追索小学二年级的模糊记忆，一边寻找眼熟的地形。那里叫做园田町。
我的目标是煤气公司巨大的黑色煤气槽，现在它依旧在那里。从田中町穿过奥小路市场，往南的坡路旁就是那个煤气槽，一看到那个，就知道阿婆住的地方快到了，脚下不禁更有劲。我翻过坡道，再沿着平缓的下坡路走人园田町。这条横町略高的地方有幢石墙屋，祖母就寄住在那户人家帮佣。
那幢小巧整洁的房子里好像只有女主人一个人住，据说她丈夫是什么跑远洋航线的船长，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通往那户人家的短坡至今仍在，模样当然变了，所以我也不太敢肯定。不过，根据我的直觉，应该就是那里。一个拎着购物袋、身穿孕妇装的家庭主妇从我站的地方经过，走上那道坡路后右转，消失了。雨已经停了，天空仍旧一片阴霾。我记忆中的画面也正是这样的角度。
上坡以后，我总是轻敲玄关的格子门。不久扎着袖子的祖母便会走出来，露出凸额宽脸对我说：“哦，你来啦，很辛苦吧，快进来！”然后把我带进后面昏暗的小房间。从田中町到园田町的这段路，以小孩的脚力来说算是相当远。
祖母在那个家片刻不得休息，才刚买回零食塞给我，又立刻被女主人叫去做事。有时，她说要去附近一趟，要我在那里乖乖等着，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回来。她还得打扫洗衣，简直忙得团团转。
我了解祖母的工作，所以并不觉得不公平。我最期待的就是同她一起吃午餐和晚餐。这幢房子的日式廊檐上还镶有玻璃门，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稀奇。
现在回想起来，为了跑来玩耍的孙子，祖母在女主人面前不知有多惶恐。然而，当时对我来说，那个家就好像祖母的另一个家，我甚至还会住上一晚。祖母曾把我带到女主人面前，命我向人家行礼。对方是个身材纤细的太太，祖母诚惶诚恐地缩在一旁，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教我如何打招呼。
父母感情不好时父亲索性不再回家，祖母则跑到别人家当起包吃包住的老女佣，想必也是不想再待在那个犹如地狱的家。祖母和孙子也抱着同样的心情，逃到跑远洋航行的船长家里。
“你阿母最近好吗？”祖母会向我问起母亲的近况。
“她在鱼板店工作。”我说。
祖母沉着脸点点头，却没问起父亲。从祖母最后忍不住叹息时所说的话我才明白个中原因。“你阿爸啊，还跑来这里跟我讨钱花呢。不过，这是秘密，不能跟你阿母说啊。”得知父亲让年迈的养母当女佣，居然还好意思上门讨零用钱，连我也跟着心情黯然。那年父亲四十五岁，祖母已经七十有三。
父亲穷困潦倒，一直寄居在廉价旅馆。有一次，他站在小学后门口，朝刚放学的我招手。我跟着他走了一段，最后被他带到附近一幢门面宽敞的双层建筑的二楼。楼梯很宽敞，二楼也很宽敞。但墙上遍布污渍，也没有纸门。地板上铺着破榻榻米，到处聚集着一堆人，或聊天或睡觉。铺着的报纸上放着炭炉锅子、茶壶之类的东西，四处散放着饭碗和茶杯，墙上挂着无数件和服，以及背上印有商号名称的短褂，墙角堆着一床床棉被。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廉价旅馆。父亲肥胖的身躯占据榻榻米中央，在一张报纸前面盘腿坐着，把路上买来当零食的枣子拿给我吃。既然那时吃得到青皮上带些黑点的枣子，想必应该是初夏。
“你阿母最近好吗？”父亲也这么问我。我说她在鱼板店工作，他就问：“是吗？鱼板店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没什么好吃的，都是把做鱼浆剩下的臭鱼拿来煮，还把大家吃剩的骨头拿来熬汤。”我说。
原本笑眯眯的父亲听到这里果然脸色一暗。“阿爸，你什么时候才要回家？”我问。
“嗯，等再过几天就回去了，你要乖乖的，听阿母的话啊！”父亲如此嘱咐我。
父亲离家后，麻糬店也开不下去了。母亲去附近的鱼板店当临时工，虽然是那里的老板娘见母亲处境可怜，主动叫她去的。但卖麻糬时至少能与邻居平起平坐，一旦成了人家的临时工，撇开老板娘不说，整户人家都几乎把她当成女佣，而我当然就是女佣的拖油瓶、小包袱。鱼板店一家人丁兴旺，有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孩，他们总是对我报以白眼，连话都不屑对我说。一起坐在餐桌上时，脸颊瘦削的老板总是不悦地望着我，儿子们则翻着白眼瞪我。鱼身上好吃的部分当然是他们吃，母亲和我拿到的总是做鱼浆用的死鱼烂虾。
那家人把红烧鱼的鱼肉吃完后，还要连骨头一起再放进锅里熬汤，节俭得要命，所以母亲和我自然成了他们的累赘。
母亲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辞去鱼板店的临时工，在联队前摆摊卖起红豆饼。这是她第一次做红豆饼，不是面糊调得太稀，就是烤不出诱人的金黄色。饼皮总是看起来白白的，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母亲在过去曾光顾过的米店、铁铺、蒟蒻店、甜点屋、杂货店和药店一字排开的路旁摆摊卖起红豆饼，那时真是被逼到了绝路，她索性鼓起勇气，不顾面子了。就在兵营前成排的法国梧桐树下，梳着圆髻、绑着三角头巾的母亲，面对卖不出去的红豆饼，低头叼着烟管，坐在装橘子的纸箱上发愣。法国梧桐的叶子飘落在她的三角头巾上。
不久后，我们就和返家的父亲及祖母一起搬到小仓去了。
祖母阿金晚年的最后一段日子，不是在小仓的染坊町度过的，而是在中岛路。
那里不像之前住在河边，有造纸厂的污水流过，而是从香春口这个地方到陆军桥一带的主要通衝。“咱们在染坊町的餐饮店经营不下去了，只好沦落到这块贫民区。”父亲在那里开过餐饮店，但早已了无踪迹。
那个家的正门对着大马路，背后是凹陷的低地，因此有一间四叠半的房间特别低矮，那里就是祖母阿金起居坐卧之处。
过了八十岁以后，她的身体便不听使唤，连为了讨好母亲自告奋勇地说一句“阿谷，要不要削牛蒡”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在那间低矮的房间里东摸西摸。幸好还有力气自己上厕所，她总是走上四层楼梯，再沿着和室墙边走到尽头，再打开厕所的门。
“阿清啊，给你点零用钱吧。”说着，就塞给我五毛铜板。那不是从钱包拿出来的，她总是从后门走出去，不知去了哪里，回来之后才给我钱。附近不可能有地方借钱，所以她应该是不想让我看见她的钱包。但就连这个举动她也渐渐做不来了。
有一次，祖母开始抱怨视力模糊。“阿谷，帮我叫眼科医生来好吗？”她恳求道。
结果来的不是眼科医生，而是一名内科医生。医生用手电筒检查过她的双眼后，告诉她：“老奶奶，您放心，年纪大了自然会视力模糊。”医生临走时，小声对母亲说：“这是年老体衰，视力逐渐衰弱，所以无药可医。”并且宣告祖母很快就会失明。我想那应该是因为营养失调。
祖母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以后，有一阵子还是自己点眼药。她把药放在怀中，用手摸索着点药，我如果从旁协助，她就会非常开心，再次表示“阿清，我就算死了也会守住（守护）你的”。
母亲看祖母摸索着上厕所，这举动实在太危险，只好带着她去。可母亲还要照顾餐饮店的生意，有客人上门时实在分不开身。这时候，祖母就会窸窸窣窣地边爬边用手摸索着上厕所，她不好意思麻烦母亲。当时，母亲把祖母的白发剪得很短。
父亲依旧经常外出，之前住在染坊町时，当地居民根据警察局的意向组成餐饮业工会，父亲在首次开会时照例搬出那些法律用语对警方百般质问，因此被大家看中，选为工会干部。父亲得意之余，不是去工会开会，就是频频造访工会会长与副会长的家。即便从染坊町沦落到贫民区的中岛路，他依然保有干部身份，因此照样说声工会有事就扬长而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自然无暇照顾失明的养母。
父亲峰太郎更担心的是餐饮店生意不佳，连房租都付不起，酒商那边欠的债也越来越多。当时我在印刷厂当学徒，回家一看，只见父亲坐在火盆前愣愣地沉思。他虽是乐天派，但在债主不顾情面的催讨下终究还是大伤脑筋。他呼地叹出一口气后，就把夹炭的长筷像拐杖一样拄着低头不语，然后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任由鼻水像冰柱般垂到炭灰上。
母亲大约每五天会背着一头短发的祖母去附近澡堂一次。天冷之后给祖母多套了几件衣服，衣摆里露出褪色的破旧日式内衣。
祖母打从死前三天就陷入昏睡状态，不分日夜地鼾声大作。我向印刷厂请了假，母亲也为准备葬礼而暂时歇业。
鼾声停止时，祖母阿金紧闭的双眼滑下一行泪水，那颗停在脸颊中央的泪珠，像玻璃珠般清澈透明。外面的雪仍下个不停。
中岛路也和昔日完全不同了。我猜旧家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一幢三层楼的餐厅。我一迈步，包裹牌位的纸就在袋子里沙沙作响，那声音仿佛就是骨灰坛的重量。
首次刊载于《新潮》 昭和五十五年二月
导读 清张无惧于权力斗争的探讨精神
文/宫部美雪
有一个名词叫做“天外救星”（Deus ex maa）。
这本来是戏曲界术语，意指当故事进展到无法收拾的阶段时，在终场为了让首尾连贯，遂指派一个人物出场，将一切做个总结，或指肩负起这项任务的出场人物。当然，这不是什么好字眼。
每次听到或看到“权力”这个字眼时，我总会想到“天外救星”。
当然，这是偏离原意的随便解释。但在我脑海中，总会浮现一个庞大而复杂、无法一眼看尽全貌的金属机械。还有按下开关的人们。
被赋予资格与权利按下开关或自认为有这种权利的人。这个复杂的机器，本来是为了造福人群而制造的。所以按下开关的人，也立志为社会同胞效力。
可是……
这机器一旦启动，就会产生麻醉效果，使得周遭人都迷醉了，乐得晕陶陶，逐渐忘记原本的职责，继续操作机器反而成了首要目的。人们开始以为，唯有运转不止的机器所带来的陶醉，才是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于是，人们成了机器的奴隶。
这样的机器非常危险，无权按下开关的人怕它、恨它，甚至想破坏它。
即便如此，这种机器还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纵然是个如恶魔般的机器。有时为了让社会保持运作，还是少不了它。此外，只要有人群聚集，就一定会制造出这种机器。对于君临某地的机器心怀憎恨并加以破坏的人，其实内心也隐藏着同样的机器…藏书网…如此讽刺的情况其实经常发生，老实说，也许人类少了这种机器就会活不下去。
摘自 href='4940/im'>《日本的黑雾》——《帝银事件之谜》
战后昭和史鉴证报道 href='4940/im'>《日本的黑雾》，是以许多轰动战后日本社会的重大事件为题材的作品，不过说来可悲，即便是这些重大事件，也无法抵抗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被遗忘的命运，比方说“松川事件”。与“木星号坠落事件”。对于现在十几岁、二十岁的读者而言，这些可能都是头一次听说吧。这个正当目的所做的好事。可是，这股朝着“正当”目标释放的能量，却令主角滨岛庄作昏了头。他对这股能量上了瘾，即使任务已经结束，他还是无法停止原本为“正当目标”所制造的“天外救星”。他被机器附了身，还来不及察觉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坠落到地狱深渊……
“天外救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一呼唤，它都会立刻现身。它既是强大可靠的对手，也是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怕怪物，它会让追随者迷醉，也会扼杀反抗它的人。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前者与后者很容易互相取代，说来可悲，这就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
社会派推理作家松本清张并非只是高声叫嚣着向权力挑衅，而是用犀利的双眼审视那股“权力”从哪里来，又是应谁的要求降临人间。
权力不是敌人，人心对自由操控权力的渴望和不断追求权力的本性才是敌人，我们切不可回避。
摘自《日本的黑雾》——帝银事件之谜
1
经最高法院裁决，帝银事件的罪犯已确定为平泽贞通。不管通过什么法律程序都不可能证明他无罪。换个说法，只要法务大臣盖个章，他随时都有可能上绞刑台（辩护律师当然提出重审要求，但对行刑不见得有约束力）。
帝银事件就此尘埃落定。至少判定平泽贞通为主犯，已为这桩本世纪最残虐的命案画下了休止符。
然而，即使最高法院已做出裁决，辩方仍再三要求重审，竭力做着微不足道的抵抗。可惜这些要求悉数遭到驳回，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替平泽贞通洗刷帝银案凶手的罪名了。
去年——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七）——我在《文艺春秋》登了一篇《小说帝银事件》，一直对平泽贞通犯案的说法抱持些许疑问的我，在这篇小说中，以我对案件的疑问为主题，尽量就事实进行忠实的叙述。选择用小说的形式，是因为我想用虚构文学来表现我的疑问。可是，既然要用这种方式探讨疑问，在资料方面就得尽量翔实有根据。那篇小说中几乎没有插入任何虚拟情节，而是大量引用了检方的调查书、起议书、辩护要旨、判决书及法庭记录。
我在那篇小说中想表达的主题，乃帝银事件发生之后到逮捕平泽的过程中，警视厅的调查行动似乎碰到某种障碍，使得侦办方向突然出现大转弯。至今我仍未放弃这个疑问。当时写那篇小说时我的调查不算充分，就算想一究到底，无奈线索已被尽数掩埋。加上我和调查本部及检方均毫无来往，又缺乏法律知识，想要发掘那些线索可谓难如登天。我借小主之名写出疑问，也正是因为缺少相关知识，不过，至今我仍对当时的疑问怀有满腔热情。
2
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绝对权威，我当然无意质疑最高法院的权威与尊严。但判决必须具备能说服众人的逻辑与科学性，绝不能让人产生丁点疑问或暧昧的印象。那么，最高法院针对帝银事件对平泽被告做出的判决又是怎样的呢？
最高法院的判决几乎可说是复制了一遍一审判决。
认定平泽有罪的根据是他的自白，不管那是被检方逼出来的，还是平泽在科尔萨科夫氏症候群影响下的异常心态作祟，总之，那份自白成了重要证据之一。
那份自白能够被视为重要证据是因为这起案件发生在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一月二十六日。该年秋天，《刑事诉讼法》从旧法改为新法。换言之，这起帝银事件——不知该说是幸还是不幸——成了适用旧《刑事诉讼法》的最后一桩案件。
根据旧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自白”可以作为证据。但若按照新《刑诉法》，除非有其他物证，否则对当事人不利的自白一概不得视为证据。我不敢说帝银事件完全是按旧《刑诉法》处理的，因为当时新《刑诉法》已经颁布，我想这件案子处理时应该也秉持了新《刑诉法》的精神。
然而，实际上，被告平泽的自白确实成了最重要的证据。这意味着什么？在按照新《刑诉法》精神审理的情况下，却仍将自白视为重要证据，恐怕是因为其他物证都过于薄弱吧。
不信各位可以看看帝银事件的庞大审判记录，就会发现检方对物证薄弱一事有多么苦恼。就这一点而言，说不定他们比平泽贞通还苦恼。首先，单说凶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最大关键点，检方就完全拿不出证据。甚至连被告平泽毒害帝银十六人的毒药来源都无法查清。判决书上只用“被告原本持有的氰酸钾”一语带过。
关于毒药的来源，检方曾努力调查过。被告平泽虽在自白中交代了这一点，但没有得到任何证实。而且，检方连犯人使用的毒药究竟是氰酸钾还是其他化合物都没做出严正的判断。
在一般命案侦查中，最重要的物证就是凶器。然而本案连这方面都如此暧昧，其他可称为物证的东西相形之下更显得不值一提了。检方提出的其他物证包括了“松井蔚”的名片、被夺走的支票背面留下的笔迹，还有被告欠缺不在场证明、案发后来源不明的金钱收入，以及有目击者指证其长相酷似凶犯。但认真说来，这些都算不上能够明确指认平泽为罪犯的证据。
3
劫匪袭击帝银的前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十月十四日，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出现的那张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此外，昭和二十二年的春天，被告平泽也的确在青函交通船上和松井博士交换过名片。但即便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能断定安田银行出现的那张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泽拿到的那一张。事实上，虽然细心的松井蔚记录下了所有曾与他交换过名片的人，但还是有十七张名片下落不明，成了所谓的“问题名片”。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出现的那张名片，说不定就是那十七张问题名片之一。
至于支票背后的笔迹，检方推断是被告从帝银椎名町分行抢走支票后写下的，但在与平泽的笔迹加以比对后，鉴定专家给出的结论似乎欠缺绝对的客观性。甚至其中还有一名鉴定专家说那不是平泽的笔迹。“可能”终究不等同于“绝对”。
劫匪的长相方面，虽然有多名证人宣称很像平泽，但这一点也缺乏绝对性。还有不在场证明，也令人怀疑是捏造的。案发后被告平泽得到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金钱这一点虽可被视为“证据”，但也只能算环境证据，不能视为直接证据。
在此，我不打算再评价被告平泽这个人，之前写《小说帝银事件》时，该讲的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况且我也没那个耐心将繁琐的调查内容与审判过程再次一一记录。在那篇小说出版以后，市面上又出现了一两本主张平泽无罪的书籍。如果读者想知道详情，建议不妨直接看看那些书。
接下来我要写的，是以新的观点来检视上次拙稿没谈完的疑点。换言之，就是警视厅负责调查此案的主力为何会中途转到本来只是候补的居木井警部补所带领的名片小组？警方碰上了什么障碍？障碍的真面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这次想要探讨的主题。
4
帝银事件的经过之前曾多次详述，所以此处只简述。
昭和二中三年（一九四八）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左右，现身帝银椎名町分行的中年男子，臂上戴着附有东京都政府标志的臂章，谎称附近发生集体痢疾（dysentery），奉进驻军之命，全体都得服用预防药，于是骗吉田代理分行长在内的十六个人喝下毒药。曾见过犯人的代理分行长吉田武次郎侥幸逃过一劫，对当时的情况供述如下：
我要报告在银行被骗服毒的经过。今天下午四点左右，银行结束柜台业务，我正在处理内部营业事务之际，一名年约四十五六岁，身穿西装，左臂戴着白底附有东京都红十字标志臂章的男人，推开分行大门旁边的小门走进来，取出一张名片说：“我是东京都派来的，分行长在吗？”我说：“分行长不在，我是代理分行长。”那个人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东京都卫生课暨厚生省厚生部医生·医学博士”。但姓名我不记得了，于是我把那个人从门口带进办公室，让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接着那男人说：“老实说是这样的，长崎二丁目的相田一家在饮用过门前水井里的水之后已有四人相继患上痢疾，想必已报过警了。GHQ的霍特克中尉接获报告以后认为事态严重，命我先行赶来，他随后就到。经过调查，发现那户人家今天有人来过这家银行，霍特克中尉稍后就会带领消毒小组赶来，在进行消毒之前，我要请你们先服用预防药。”我听了便说：“你们的动作好快。”那人说：“因为医师诊断后就直接通报GHQ了。”
接着那个男人又说：“部队马上就来，你们先把药吃了吧，这是来自GHQ的特效药，效果非常好。”说完拿出一个宽一厘米、长五厘米的医用金属盒，行员们便把杯子全部洗干净后拿了过来。这时那个男人说：“这种药碰到牙齿会侵蚀釉质，所以我先教你们怎么服用，请你们按照我这样做。药有两种，服下第一种后，过一分钟再服第二种。”说完他便拿出小瓶及附有橡皮头的玻璃滴管。那种药是无色液体，有点浑浊，他用滴管往每个杯子里滴了一点，然后示范怎么伸出舌头，把第一种药倒在舌尖上，再把舌头往里一卷咽下去。行员全都效法跟着喝下去，但那种药非常刺激，就像不喝酒的人猛然喝到烈酒一样，会烧得胸口发闷。一分钟后，他又分发第二种药让大家喝下。等我去井边漱完口回来时，发现大家纷纷卧倒在各处，我这才发觉不对劲，急忙回到座位，但也很快就昏过去了。那个男人穿着红色胶鞋，看起来斯文体面，像是知识分子，不过就医生的标准来说那双手太粗了。他的臂章是白布做的，上面盖了红色的东京都标志，底下还有一行漂亮的黑字，写着“防疫消毒小组”。
吉田武次郎在进行这段供述时，起先说进驻军负责人是霍特克中尉，后来改成霍内特，最后又改成柯内特。
5
劫后余生的四人均指出罪犯是个鼻梁挺直、相貌堂堂的体面男子。唯独吉田代理分行长说此人左侧太阳穴到脸颊一带有一块直径五厘米的褐斑，其他三人都没注意到。也无法确定大衣是穿在身上还是拿在手上。吉田代理分行长说，男子的西装袖子上套着臂章。此外，也只有吉田代理分行长提到男子穿的鞋子是那种地摊上卖的红色胶鞋。拿拖鞋给男子穿的行员阿久泽刚则表示不记得是哪种鞋子了。行员田中也不记得对方穿着什么鞋。
关于药物的味道、颜色和气味，那四名幸存行员的证词略有出入，吉田代理分行长说：“起先是有点白浊的液体，喝下去感觉像威士忌之类的烈酒，整个胸口发热。”田中行员说：“有股汽油味，辣得舌头发麻。”阿久泽行员则说：“是浅黄色的，闻起来很像氨水，味道苦苦的。”
这几名幸存者都被送进附近的圣母医院。
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行员人数，喝下所谓的预防药时应该有十六个杯子。加上犯人自己拿了一个杯子做示范，所以照理说应有十七个，结果却少了一个。换言之，警方并未在现场找到犯人所使用的杯子，可能是犯人怕留下指纹所以带走了。另外，警方把杯子里喝剩的液体集中倒入酱油瓶里，发现分量极少，而死者的呕吐物采集了八个茶杯，都在翌日（二十七日）送交警视厅鉴识课的化验室。
据被害者表示，起先被哄骗喝下的药物刺激性强烈，而第二次喝下的液体无色无味。看来氰酸化合物应该是第一剂，而杯中剩下的液体几乎都是第二剂。调查之后并未验出任何疑似氰酸或其他毒物成分。
这时就需要做更精密的检查了。警方遂委托东大理学部化学研究室的木村教授及其助理垣花，对死者胃中残留物进行分光分析。警方送去装有死者呕吐物的杯子、装有残余液体的酱油瓶，还有装有幸存者洗胃后呕吐物的两个褐色瓶子，从两瓶液体中均验出少量氰酸。西山技师打开其中一瓶时，闻到带有氰酸的石炭酸气味。后来经过圣母医院的检查，原来犯人用的是石炭酸的空瓶。总之，就调查结论而言，从死者胃中残留物和喝剩的液体中只验出钾和钠。这个结果令调查本部决定以氰酸钾中毒来结案。但西山技师为慎重起见，在报告中指称第一剂药品类似氰酸钾，第二剂疑为水。
死者胃中的残留物显然被认定为氰酸钾，因此，喝下的毒药必然是氰酸类。问题在于到底是氰酸和什么的化合物？于是警方又把胃中残留物过滤，反复检查，却依然只验出钾和钠。警方最后判定毒药就是氰酸钾或氰酸钠。
为何我要把毒物检查写得这么详细？因为在本案中，毒药是唯一的凶器。
6
帝银事件发生后，才知其他银行也发生过类似的毒杀未遂事件。那是在帝银事件发生前一个星期，一月十九日下午三点五分左右，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有一名衣着体面的男子来访，他拿出印有“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东京都防疫官 山口二郎”的名片，自称是东京都政府卫生课派来的，说三菱银行的客户中有七人相继突发痢疾，进驻军派车前去消毒时发现其中一人今天曾来这家银行存过款。因此，银行内的现金、账簿、各办公室，包括人员全部都得消毒，并问今天有无现金外送。分行长说没有，反问存款者所在公司的名称，这名自称山口的防疫官员说，痢疾发生在新宿区下落合的井华矿业落合宿舍，那里的负责人大谷应该来过银行。分行虽与井华矿业没有业务往来，但的确有一个与井华矿业落合宿舍负责人大谷同名的客户存了六十五圆。行员本来正要把汇票整理好送去总行，却被拦了下来。
分行长提出抗议，说只为了一张汇票就这样大做文章会影响工作，应该只消毒那张汇票就够了。于是，男人从挂在肩上的帆布包中取出小瓶子，把瓶中的无色液体洒在那张汇票的正反两面，然后还给分行长。接着他说：“这样应该就行了，如果进驻军不满意，我还会再过来，如果我没再来就表示没事了。”说完便离开了。
由于这起事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损害，所以银行当时并未报警。
松井蔚的问题名片第一次遭人冒用，是前一年——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发生的事。被盯上的银行是位于品川区平塚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同样也是在下午三点过后，银行刚打烊不久，一名体面男子出现，拿出“厚生省预防局·厚生技官医学博士 松井蔚”的名片给渡边分行长。
他说：“茨城县的水灾造成疫情，我被派至当地，最近才回来。没想到，有对夫妻从水灾地区带着小孩到小山三丁目市场后面的渡边家避难，这次又罹患了痢疾，接着发生集体感染。为了进行全面性消毒，我和的帕克中尉一起坐吉普车赶过来。经过调查，今天上午那家人曾来你们银行存钱，所以这家银行的all member，all room，all cash，还有all money都得进行消毒。钱和账簿一律不准动。”
此人说话的语气并不趾高气扬，还挺客气的。
渡边分行长为人谨慎，先派人去附近的平塚桥派出所询问，派出所的警员立刻骑着自行车到小山三丁目附近转了一圈，但未发现有哪家有人得痢疾。等警员去银行时，那个男人还站在分行长面前。面对警员的质问，此人坚称进驻军的消毒小组的确就在三丁目市场那边，因此警员又离开银行再次查访。
后来，那个男人说为预防起见，银行里的人都得喝下“这个”，说着从帆布包中取出茶褐色瓶子和透明瓶子，接着集合分行长和二十九名行员，从茶褐色瓶子里往每个人的茶杯里各滴了三滴液体，分量约为一点五毫升，他自己示范喝下后，再让全体喝下。接着又要求大家喝下第二种液体。手法与后来的帝银椎名町分行事件完全一样。等大家喝完后，他咕哝着：“消毒小组也该来了，”又说，“进驻军动作太慢了，我去看看怎么回事。”说完就从小门消失了，就此一去不返。
当时的液体据说只有涩涩的苦味，对人体无害。但银行还是向荏原分局报了案，所以荏原分局还保留着报案笔录和松井蔚的名片。
这两起未遂事件与帝银事件显然是同一个人干的。调查至此，这三家银行行员的证词及两张名片，为本案的侦办工作带来了惊人的发展。
7
此外，帝银事件案发两天后——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失窃金额总算确定，并已针对失窃支票发出通告。但警方旋即发现，早在案发翌日，二十七日，那张支票就已经在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兑现了。
开票人是森越治，金额是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圆，支票背后留下疑似犯人写的“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背书人是后藤丰治。当事人只写了名字，犯人在旁边写了一个假地址。警方询问此人的长相和体型，该银行代理分行长田川敏夫说：“那男人身高约一米七七，肩膀浑圆而厚实，感觉有点驼背，但应该是穿了太多衣服。头戴一顶像是驼毛的格纹浅色鸭舌帽，鸭舌帽后侧看起来很挺，似乎很新。大衣是茶色的。帽子颜色那么亮眼，身上却裹着笨重的茶色冬衣，给人一种很不协调的印象。”此外，这个男人还戴着浅褐色镜片的黑框眼镜。
既然犯人在三家银行都是单独现身，不可能在领钱时找别人代劳。调查本部认为，笔迹也符合犯人的年龄及教养程度，因此判断来兑换支票的就是犯人本人，进而决定将侦查方针锁定在“从笔迹找犯人”。
以出现在这四家银行的男人都是同一人为前提，加上此人既没有特殊口音，服装和态度亦不带土气，三处犯案地点也挑得谨慎，警方觉得不像是外地人能做出来的。而且帝银事件与安田银行板桥分行事发只隔了一天，犯人却以完全不同的一套衣服出现，警方研判，此人应为东京都内的居民。
于是，警方四下打听，企图从安田银行板桥分行案发在场客户中寻找目击者。同时考虑到犯人可能是搭都营电车去银行的，便在都电巢鸭营业所张贴此人的肖像，请求司机与车长协助。日后更将嫌犯的长相与外形概括为“承包商”。之所以会出现“承包商”这个推论，乃是来自于目击者提供的证词。
8
在此，我要说一下调查本部向全国各警局发布的“帝银事件搜查纲要”。读者看过这个，想必就很清楚调查本部起初假定帝银案犯的形象了。
刑搜——第一五四号之六，昭和二十三年二月七日。
刑事部长
帝银毒杀事件搜查纲要概括指示
针对帝银毒杀事件，深信同仁必然已进行过数次调查，为了加深认识以期彻底搜查，兹检附搜查纲要概括如下：
一、走访都厅、区役所卫生课、防疫课（组）、各保健所、医院、医师、药剂师，以及其他医疗防疫相关者，调查是否有人收过松井蔚或山口二郎的名片。
二、从下列对象中搜寻与嫌犯肖像神似者。
（一）医师、齿科医师、兽医、寿险公司保险医师、药剂师及各类医学、化学、药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校教师、学生、药品制造者或贩卖者，乃至药品批发商或曾从事该职者，
（二）进驻军中的口译员、事务员、工友或曾任该职者，
（三）银行行员或曾任该职者，
（四）在水灾地区从事防疫工作者，
（五）战后自海外归国或返乡官兵中熟悉医疗工作者，
（六）曾自医院、诊所、药局等处获得氰化物，或企图得手者，或基于职务可经手这类物品者，以及出入这类物品加工厂与制造处的人。
不仅再三颁布这种搜查纲要和批示，搜查本部还联合审视这几起事件，找出其中的共通点。作出如下通告：
综合前述三案后，发现下列诸点一致，判定应为同一人所为。
一、地点。三次都位于都心外围，火灾后幸存的住宅区或商店街里的小型银行。
二、犯案时间。第一次是星期二，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星期一。选择星期一，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放假，犯人算准当天银行来往的金额比较多，时间都是在银行打烊后内部整理之际，此时没有一般客户出入，现金也比较多，正是犯案的绝佳时机。
三、犯人的装扮。表面上毫无掩饰，但左臂戴有白布袖章，上面以漂亮的毛笔字写着“东京都防疫小组”或消毒小组，并附有东京都政府的标志或盖有方印，企图取信于对方。
四、使用印有职衔的名片。犯人均使用前述印有“厚生省技官”头衔的名片，分别是松井蔚及山口二郎，以骗取对方的信任，
五、犯人在言行举止方面的相同点。（A）刚处理过水灾灾区的防疫工作，（B）银行附近发生集体痢疾，（C）进驻军已接获报告，消毒小组奉帕克（或马克、霍内特、柯特雷）中尉之命驾车前来，（D）对病人调查之后，发现病患家属今天带钱来过该银行，（E）因此，银行的所有东西都得消毒，（F）消毒小组随后就到，一切都得保持原状，不可擅动，（G）询问今日是否运送过现金，（H）消毒小组赶到之前全体行员必须先服用预防药，（I）药分两种，喝下第一剂后，等一分钟再喝第二剂，（J）此药碰到牙齿会侵蚀釉质，所以有特定喝法，（K）犯人命众人把杯子集合，用类似滴管之物从他带来的药瓶中汲取药液滴入茶杯，犯人自己会率先示范服用。
不料，就在出现死伤者的帝银事件发生后第五十七天，坊间出现谣传，说搜查工作陷入僵局。调查本部激励专案小组与各分局，宣称本案证据“丰富”，不足为虑。从那时起，已可隐约看出军方人士涉案。
9
刑搜——第一五四号之九。昭和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刑事部长
关于帝银毒杀事件，在全国官民的其大协助下，历经五十七天不眠不休的搜查，迄今仍未掌握能判定犯人的决定性资料。坊间已有谣传，似乎有人对外散播本案的搜查工作遇到瓶颈，专案小组陷入迷途。然而，事实是本案资料丰富，只因延期几周结案就做出如此悲观预测，实难令人心服首肯。
搜查本部不仅如此鼓舞下属警员，还添加了新的搜查纲要，如下：
一、从药学或理化学系毕业生、或具有该种职历、知识、技能、经验者中寻找嫌疑人。
二、从军方药品特殊学校、研究所及附属教导队、防疫给水队或曾隶属宪兵、特务机关者（主要针对尉官级以上）中寻找嫌疑人。
到了六月二十五日，搜查行动进入最后阶段。从刑事部长实名发布的搜查指示即可看出端倪，尤其是前半段文章，极富暗示性。
关于帝银毒杀事件，同仁们历经一百五十二天的持续搜查仍毫无倦色，连日搜查嫌犯并努力破案，成绩斐然，我在此深表谢意。专案小组也在旺盛的士气下持续搜查至今，因此得以将搜查范围大大缩小，并将部分搜查方针移至新的方向。（重点符号为作者加）
○认为军方人士嫌疑最大的原因是：
第一，可以看出犯人对毒物的分量与药效极有把握。犯人在帝银使用的毒药是氰酸化合物溶液，浓度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每个人分配到的分量约为五毫升。以化学成分推算，前述液体应含有零点二至零点五克的纯氰酸钾（或氰酸纳）。而氰酸钾的致死量为零点三至零点五克。由此可见，犯人企图以最小剂量（刺激）达成目的。另外，犯人将用来毒杀十六人的前述溶液仅装在一只容量为一百二十毫升的儿童用药瓶中，并用两毫升容量的滴管，分两次一点一点精确汲取毒液，注入每个人的杯中。可见，犯人对毒药的分量和药效极有把握。如果犯人没有强烈的自信，照理说应该会提高药物的浓度或增加药量，露出外行人的破绽。这点绝不能视为单纯的巧合。
第二，可以看出犯人对毒药的发作时间极有把握。
在帝银案中，第一剂与第二剂之间间隔一分钟。而这一分钟内犯人能完全掌控服药者。在这一分钟之内，咽下的毒药会在被害者体内产生独特的作用，对犯人来说应是极为重要的时间。
如果这段期间任由服药者自由行动，药效发作时他们说不定会冲出室外，或寻找救援，导致犯人的计划失败。因此，犯人要求服药者在一分钟喝完第二剂后才能去漱口或自由行动。这么做是因为犯人很有把握，知道那时就没问题了。换言之，犯人确信一分钟后，服药者就算马上发觉喝下了毒药，也来不及冲出去或另寻救援了。同时也是出于细心的顾虑，以免药效发作时受到对方的死前反击。
因此，可以判定犯人对毒药发作的时间有充分自信。
○犯人携带的滴管被称为“驹込型”，主要用在细菌研究所和军方各研究所。铁盒的样式及大小也和战时军医野战用的携带型外料器材盒极为相似，由此可推知犯人的身份，
○其次，是犯人的态度。就一举毒杀十六人的凶手而言，犯人未免显得太镇定，态度从容不迫。无论滴药剂还是测分量，手都没抖过一下。应答也很沉稳，因此才会无人起疑，甚至看起来像是大家自愿服毒。这种胆识与沉着，若说来自于犯人基于过去经历所产生的自信，应该不算不合理。
○理清以上诸点后，部分搜查方针已转向军方，目前正在进行确实的搜查工作。
以上就是搜查本部当初勾勒的帝银事件犯人肖像。只要看过这些详细的搜查纲要及各项指示，就会明白当初当局的推测有多么精确合理，不得不说是颇为精彩的推理。
没想到，距离六月二十五日发布这项指示两个半月后，九月十四日发布的刑搜——第八八七号，竟变成“针对平泽贞通搜集调查资料的指示”，平泽这个画家就此登场。
搜查总部于八月十日对平泽开出逮捕令，等到平泽在北海道小樽被捕，进而移送东京，距离帝银事件已过了两百一十天。
10
针对帝银事件的调查行动，刚开始应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在搜查纲要中，曾经反复提及帝银事件的真凶是医生或医疗相关人士，强调陆军卫生单位复员兵的嫌疑极大。当时总计约有五千名涉嫌人因这起事件遭到全国各地警察的调查，这些人都是搜查纲要中提过的医药业相关者。
可是，平泽贞通与医疗和药品业毫无关系，他只是一介画家。实在很难相信他会有那么丰富的毒药知识，并在帝银施展如此缜密的计划。
调查行动为何没有按照初期方针，坚持对旧陆军方面调查到底呢？警方逮捕平泽贞通的理由，是根据那张松井的名片与目击者指证的外貌相似。其中松井名片这项证据的薄弱，我已在前面提过。至于外貌，如果细读搜查纲要，文中曾再三强调，“有关犯人的特征，不能单纯听信目击者的证词，不可拘泥于此”——这句警告极有道理，不得不说非常明智。但是实际上，居木井警部补逮捕平泽的初衷，就是因为他的外貌与警方发布的拼贴照片很像。
平泽被移送至东京后，警方曾请银行的人过来指认。但说法不一，有人说像，也有人说不太像。关于这点，在此不再详述，人的印象有多不可靠，早在搜查纲要中就强调过——“过度依赖有关描述罪犯外貌的证词，将之视为关键证据的案子至今仍频频发生。正如再三提醒各位的，那只是一两个人的说辞，切不可全盘轻信。”（摘自“刑搜——第一五四之八”）。然而，警方却不顾这项警告，逮捕了平泽。
这起事件的直接证据除毒物外再无其他。支票背面的笔迹，不在场证明，以及名片，作证据似乎都嫌薄弱。比方说名片，不见得就是与松井交换过名片的人使用的，说不定是辗转落入第三者手中，后遭到恶意使用。还有支票背面的笔迹，说得极端点，究竟是不是帝银毒杀案犯人的笔迹都无法直接证明。也就是说，帝银事件的犯人和在支票背面写下“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这个地址的人，说不定就是不同的人。很可能拿支票兑现的人是帝银事件罪犯找来的帮凶。至于容貌，就算有人说“神似”都不可尽信。这一点搜查纲要的注意事项中早已指出。
专案小组虽然认定本案没有共犯，但那只表示没有人目击到共犯。共犯不一定非得与那名劫匪一起现身银行，说不定共犯躲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11
能被视为直接证据且难以推翻的，通常是凶器及案犯留下的指纹。但在这起事件中没有采到指纹。作为凶器的毒药，经法院武断地认定为“氰酸钾”，但就连平泽是怎么弄到氰酸钾的过程都交代不清。根据平泽最早的自白，他供称是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十月左右，待在淀桥区柏木时，从药剂师野坂那里拿了约十六克氰酸钾，说要混入颜料使用。但这个姓野坂的药剂师早已亡故，无从确认此事的真假。更何况，根本没有决定性证据足以证明帝银案使用的毒药就是氰酸钾。起初检察官说是氰酸化合物，不知何时起，就半途改口为氰酸钾了。
根据平泽的手记，高木检察官似乎也深为毒物的判定所苦。一日，他干脆对平泽说：“喂，平泽，就当作氰酸钾，可以吧？就当作是人家给你的，可以吧？”姑且不论这件事的真假，审判记录上确实从头到尾都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宣称毒物是氰酸钾。可是，在整件帝银事件中，根本没有任何足以确定是氰酸钾的证据。
此外，犯人在使用毒物时用了滴管，搜查纲要上明明写着——“犯人携带的滴管被称为‘狗込型’，主要用在细菌研究所和军方各研究所。”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平泽有那种滴管。无奈之余，检察官决定改称他用的是钢笔吸水管，这和起初不带丝毫偏见的搜查纲要已迥然不同。
还有装毒药的瓶子，平泽说是“装盐酸的瓶子”，检察官问他用完后瓶子丢到哪里了，他供称“一走出银行，就扔到前面长崎神社境内那片草丛边的垃圾堆里了”。（摘自第三十五次侦讯供词）
警方根据这份供词在长崎神社的垃圾堆找了半天，终于从地下四米处挖出一个类似的旧瓶子。当然，只有疯子才会把这个当成证物。这个从垃圾堆里挖出来的瓶子，根本无法确定是谁丢的。公审时果然没把这个列为证物。
检方声称毒药就是氰酸钾，但如果是氰酸钾，通常过上十五六秒就会气绝身亡，但在帝银事件中，喝下第一剂的人，过了一分钟之后又喝了第二剂，据说那之后又过了三四分钟才倒下。这么久才毒发，绝对不可能是氰酸钾。调查本部针对这一点所做的解释前面也引述过，至于为何犯人自己也喝了那种药却毫无异样，当局的推论是：
（Ａ）假装喝下，其实未喝；（Ｂ）的确喝了，但他事前服用了中和剂或解毒剂，因此毒药失效；（Ｃ）在汲取第一剂的滴管中，预先装入无毒液体或中和剂，然后滴入自己的茶杯喝给大家看；（Ｄ）在药液里动了手脚，有有毒和无毒两块，凶犯只汲取无毒的部分喝给大家看。
最后，当局研判犯人使用的是（Ｄ）方式。
12
具体方法是在药液中加入甲苯或油类。这么一来，由于比重不同，药液会沉到底层，油类会浮到上层，两者泾渭分明。犯人只要汲取上层的无毒液体，滴入自己的杯子，再让对方喝底层的毒药就行了。事实上，在帝银事件中，幸存者的确指称第一剂的上层清澈，下层白浊，还带有一点汽油味。据此研判犯人应该是使用这个方法。此外，据说军方在保存氰酸化合物溶液时，为了防止溶液接触到空气后和二氧化碳发生化合反应，从表层开始逐渐变成无害的碳酸钾，往往会添加油类隔绝空气。
既已侦查得这么仔细，为何没去调查军方人士呢？还有，既然怀疑帝银的真凶是军方的卫生人员，为何最后却得把矛头转向毫无医学知识的平泽？警方曾表示犯人哄骗行员服药时始终不慌不忙，给人一种经验丰富的印象，但为何最后却将目标锁定从无毒杀经验的平泽？
其实搜查行动原本的确是朝着军方逼进的，关于这点，在前述六月二十五日发布的搜查纲要中表示——“因此得以将搜查范围大大缩小，并将部分搜查方针移至新的方向。”同一天，国警总部长官也曾在指示中提到——“经过之前细密的基础调查，现已进入正式调查阶段。”
警视厅在“刑搜一第二○四号”中也明确写道——“之前逐步紧缩的搜查网，已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犯人的身份。”这指什么？只要看搜查纲要中“搜寻军方符合资格的嫌疑人”这一句，便一目了然。
我要再重复一次，这份搜查纲要已经极为客观、清楚地勾勒出帝银事件真凶的肖像了。既然如此，后来为何会指向与这项搜查纲要完全沾不上边的平泽贞通呢？
警视厅显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障碍。
13
想必搜查本部都不相信毒物是单纯的氰酸化物吧？更别提后来公审判定的氰酸钾了。
可想而知，搜查本部肯定对帝银案中使用的毒物做了各种研究，同时也致力于查明那是氰酸钾还是其他什么化合物。
最后，他们大概发现那种毒物与旧陆军研究所制造的丙酮氰醇（ae-hydrin）极为类似吧。这是战时军方秘密研发制造的东西，军方用语称为“丁腈”（nitrile）。这种东西据说是位于神奈川县稻田登户第九技术研究所的田中上尉发明的，而且，它与帝银案中所使用的毒物一样，药效发作得很慢。但没有任何证据能断定“丁腈”就是帝银案中使用的毒物，只能说非常相似。
此外，驻守在中国满洲的七三一部队，还在石井中将的率领下研究各种战略用细菌。警视厅当初会怀疑帝银案的罪犯可能是该部队的复员官兵，可谓理所当然。
实际上，在搜查纲要中也的确明白提到，已按照这种方针搜查到某种程度。
正如前一之（五）后段所述，案犯是上述身份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清查这些人时必须格外慎重。此外，根据以往的搜查经验，上述大部分人士目前均任职于医疗、防疫或药品相关企业，进行搜查时尤须注意。末尾附本部草拟的上述关系者名册（隶属贵部管辖者），务必逐一检查有无涉嫌。鉴于名册难免有遗漏，如确定没有嫌疑，还请敦促被调查者提供同一部队有无其他嫌疑人信息。调查之后将结果回报。
单就这个，也能看出搜查方向已非常明确地指向军方人士。指令后甚至还附上一份名册，指示向当事人打听有无其他涉嫌者。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军方有嫌疑的人，如今大多任职于医疗、防疫或药品相关单位。
当时，无论是七三一部队的要员，还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的相关成员，对于细菌和毒物都有着丰富过人的知识。他们复员以后前往民间医疗、防疫或药品相关企业上班，可谓顺理成章。现在药品公司的技术部门还有很多这种人呢。
但问题在于，这么优秀的技术人员是不是只被民间制药企业雇用。这当然不可能。其中还有一部分人被GHQ公共卫生课（PHW）偷偷留用了。同时，该部门的最高首长就是前七三一部队的队长石井中将。
战争结束后石井中将抢先一步回国。战败后，曾在新宿区若松町经营旅馆，但在被新闻记者发现后便下落不明。
石井中将率领的七三一部队全被视为战犯，他的部下遭到苏军逮捕送审。审判记录可参考一九五○年莫斯科出版的日文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研发与使用细菌生化武器遭到起诉的相关公审文件》。
不料，回到日本的石井中将不仅没被美军视为战犯问罪，反而得到GHQ留用。美国驻留军为何会用他？这是因为石井率领的技术部队和九研部门，在当时的细菌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站在美方的立场，必然很想利用他们的研发技术。
另一方面，任凭苏联方面将梶塚隆二军医中将（终战时一○○部队的最高主管）等人视为战犯问罪，也是因为判断他们没有利用价值。当然，这里所谓的价值，是指能在将来的区域战争中派上用场。而GHQ内部正在进行秘密研究之事，绝对不能让外人知情，更不能在社会上曝光。
如果帝银案的案犯是受到GHQ包庇的生化部门人士，影响将非同小可。并不是为了保护犯人本身，而是美国留用日本前军官做细菌研究一事如果被发现，将会引发轩然大波，被全世界知道了会极为麻烦。因此，警视厅的搜查网一旦明确朝着军方集中，马上就发现事态不妙。被占领军称作MPB的警视厅，搜查技术非常优秀，他们正准确而精妙地朝着军方逐步收网，况且还是如此轰动的大案。日本新闻界固然不用说藏书网，外国的记者们也都睁着锐利的鹰眼注意着案情的发展。如果显露出GHQ内有生化部门存在的蛛丝马迹，即便能堵住日本新闻人的嘴，也阻止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派员。最好的证据，就是事发以后警视厅连忙让幸存者住进圣母医院，并严禁日本记者面访。然而他们无法阻止外国新闻记者，当时共同通讯社的记者能进入医院访问幸存的帝银行员，抢到一个大独家，就是因为伪装成了外国通信员。
14
平泽贞通被押送到东京时，高木检查官和藤田刑事部长还不确定平泽“有罪”。途中押送方法之残酷，还曾引发人权问题的争议。而检调方面，也说希望审理完毕后能立刻放人。但当被告平泽曾涉及日本堂诈骗事件的前科一曝光，社会舆论顿时转为强烈怀疑平泽涉案。警视厅也逐渐倾向平泽就是真凶的论调。对平泽而言，日本堂事件可说决定了他的命运。
可是，如果仔细想想，日本堂事件纯粹只是桩支票诈骗案。诈骗案和虐杀案根本是两码事。然而，一般人却总有一种印象——既然他做过那种坏事，说不定也干得出毒杀的勾当。但诈骗犯绝对不可能杀人，终年与案件为伍的调查员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因为诈骗犯与杀人犯在人格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可惜社会不这么想。从此开始，平泽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巧妙的转变。
此外，帝银案中使用的毒物并非法庭上所说的氰酸钾。高木检察官在审理初期用的也是“氰酸化合物”这个字眼，可是后来不知何时变成了“氰酸钾”。帝银案中用的毒药的确不是单纯的氰酸钾，而是特殊化合物，不管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丙酮氰醇或丁腈，总之，绝对不是单纯的氰酸钾。就其药效发作较慢的特征来看，可见应该是特别研制的化合物。绝不可能像监察方主张的“因为氰酸钾放得太久，所以才会发作较慢”，太荒唐无稽了。
因此，反而可以这么说，如果帝银案中所使用的毒药是单纯的氰酸钾，平泽或许还有可能是犯人。但既然是种特殊化合物，犯人就绝不可能是平泽了。
如果平泽不是犯人，那么真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接下来，我想针对这一点来仔细推敲。
15
关于这件案子的资料非常丰富。案犯在犯下帝银案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动作冷静地分量药品，精密计算毒杀众人的胆量正如搜查纲要所再三强调的，可以看出其过去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犯人还拿着陆军研究所相关部门使用的“狗込型”滴管，犯案时示范的服药方式也不像是外行人。主动示范服用第一剂，却能让自己不中毒，这样的安排也需要精湛的技术。
案犯每一次都以附近发生痢疾或伤寒必须消毒为由，而实际上，帝银案发生时，附近的相田小太郎家的确疑似发生斑疹伤寒病例。虽然平泽在自白中供称，他是因为路过时看到吉普车才以这个为借口的，可是车子明明停在从马路上看不见的小巷深处。而且那辆吉普车三点之前就开走了（据当时同车的日籍区公所职员说，车子回到区公所时约为三点十五分）。因此，平泽不可能看到吉普车。
搜寻帝银案案犯时，以法定传染病为借口可谓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搜查本部才会说“犯人有机会得知都政府内部卫生单位的情报”。然而，知情者仅限于东京都政府内吗？当时，关于那类传染病，东京都卫生局应该也会向GHQ公共卫生部报告。能够掌握疫情的，不只都政府。
犯人在现场提到了帕克中尉（或霍内特、马克中尉）的名字。虽然因听者耳力不同而不能确定到底是谁，但经过调查后发现确有其人。
犯人在现场提到进驻军中尉的名字，包括帕克和柯内特。经过调查，证实确有其人，而且从事的是防疫工作，因此推定犯人应有这方面关系。换言之，当时可能参与了该中尉组织的防疫工作。目前正极力调查中。（摘自“搜查纲要”）
就算运气好，胡乱捏造的姓名凑巧说中了一个，也不可能运气好到能一下子说对两个真实姓名吧。这名犯人，分明很清楚进驻军防疫官的姓名。
综上所述，毒杀者应该是被进驻军留用的细菌研究方面的前任军人或军眷，这么推断不过分吧。还有，犯人犯案时说的英语虽然谈不上流利，但也可作为推断其为官方留用者的证据。当然，换个角度，也可能是犯人为了让大家相信那是进驻军的命令，所以才故意使用英语。但比较起来，还是犯人本身与进驻军有关的推论更为自然。
为了就这一点进行更进一步讨论，我试着将犯人在四家银行现身的日期，以及订制山口二郎名片的日期列表如下。
二二年 十月十四日（星期二）午后三点至四点（安田荏原分行未遂）
二三年 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点（订制山口名片）
二三年 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拿名片）
二三年 一月十九日（星期一）午后三点至四点（三菱中井分行犯案未遂）
二三年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午后三点至四点（帝银椎名町分行犯案得手）
二三年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午后三点三十分（安田板桥分行兑换支票）
（此处年份均为昭和年）
警视厅的搜查纲要曾指出，搜索犯人的重点不在于“日”，而在于“时”。这里所谓的“时”，指的是特定时间的不在场证明。但是我认为，更应该注意的是星期几，除了与山口名片有关的星期六与星期日，其他犯行全部发生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搜查当局对此的解释是：星期一是新一周营业的第一天，银行事务比较>..繁忙，犯人认为较易趁乱得手。如果照这个说法，那星期二那次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倒有不同的观点。
是不是可以说，犯人因为工作关系，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下午有空呢？星期六和星期日（订制和领取山口名片的日子），进驻军相关单位本来就不用上班，因此上午就有空。可是平日里就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下午才能自由行动了。当时的进驻军机构中，的确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帝银案罪犯所从事的，说不定就是星期三、四、五都得整天上班的工作。
16
我们不妨以犯人二十七日（星期二）去安田板桥分行兑换支票为例。照理说，犯人应该会急着赶在支票遭警方止付前兑现，所以上午去银行绝对比下午来的安全。可实际上犯人直到三点半才现身，想必是因为他星期二只有下午才有空吧。也许有人听到我的这种说法，会想说：“既然是这么大一桩案子，犯人一定会请假去兑现。”可如果当天请假，反而更令人生疑。
其次，犯人挑选的地点是处处可见火灾遗迹的偏僻小银行。这种银行的行员总数顶多二十到三十人。换言之，就掌控人员而言，可说恰到好处。再有就是犯人的活动范围，北起板桥，南至品川附近（荏原），这之间还有椎名町和中井。此外，他还曾去银座订制名片。可以说他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东京都南北地区。当然，不是在一天之内完成所有行动的。但是再考虑到他只有下午才能离开工作单位（而且都是三点以后才抵达现场）自由行动的因素，也可以看出他的行动力极为便利。
尤其是他袭击帝银椎名町分行时，路上还有积雪。
在讨论平泽的不在场证明时，辩方强调五十四岁的平泽不可能穿着长靴在短时间内抵达现场，这一点也可作为佐证。综上，我认为犯人或许利用了吉普车。
虽然这名犯人是经过缜密㈣才去银行犯案的，但这样的他，一定还是会担心犯案途中有人从外面闯入。比方说有客户临时有事，在银行打烊以后还从小门跑进来；或是跑外务的行员突然回来。这期间只要有一个人从外面闯入，看到行员们都倒在地上，犯人的计划就毁了。目击者想必会立刻冲出去求救，届时犯人将会进退维谷。对方既然能拟出如此缜密的犯案计划，若说没考虑过这种情况未免太不自然。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早已想好对策，不可能仅凭侥幸犯案。
那能不能这样假设呢？身为进驻军要员的他，驾着吉普车抵达银行附近，把车子停在不显眼的地方后再步行到银行。只要在军服外面罩上一件大衣就不会被认出身份了。而实际上，行员虽然无法准确说出犯人的服装，但都说他穿着大衣。这样一来，如果有人中途进来，他可以立刻冲上吉普车，发动车子快速逃逸。当时，进驻军的吉普车挂着黄色车牌，日本警察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昭和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年初，正是进驻军最有势力的时候。
根据“搜查纲要”所述，当局当时清查过汽车，但最终排除了这个可能，想必是因为他们只清查了日本人的汽车吧。进驻军的吉普车肯定未列入清查对象。
17
说到吉普车，去过帝银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郎家的吉普车，似乎也应该再研究一下。据说是因为相田家疑似出现斑疹伤寒病人，所以都政府的卫生课课员和进驻军军人才搭乘吉普车赶来消毒的，不过伤寒病毒并未传播。撇开辩方律师主张“平泽供称看到吉普车的说法在时间上不合理”这个疑点不论，区区一户普通百姓突发传染病，会让进驻军的军人特地赶来吗？这种小事交给都政府的卫生课处理就行了吧。况且，同车而来的，还是一个名叫亚伦的军曹。
如果是去上野地下道那种游民群居之处喷洒DDT，进行大规模消毒，那还可以理解；如今却只因为一户民宅内出现伤寒病人，进驻军的军曹就专程赶来，这一点似乎值得深究。
此外，犯人提到的帕克和柯内特这两名中尉，就在帝银案的搜查方向指向军方之际，被调回美国了。我在前面也提过，犯人不可能随便掰出这两名中尉的名字。就算犯人和这两名防疫机构的中尉没有直接接触，也必然有某种关系。因此，如果清查这两名中尉的人际关系，说不定可以找出真凶。可惜，不知为什么，这两名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突然奉命调回美国，离开了日本。
说到回国，关系到平泽不在场证明的美国军人艾利，也同样被调回了美国。
当时，平泽的二女儿和这个艾利交往甚密，一月二十六日（帝银案发当天），艾利在位于中野的平泽家玩，一直待到傍晚，平泽拎着装有煤球的手提袋返家。如果他能出面作证，就能证明平泽当天不可能在帝银犯案了。
调查艾利的出勤表后发现，他确实在一月二十六日请了公休假。因此，艾利造访平泽家的日期并没有错。可是，连这个艾利，也在平泽遭到逮捕后立刻奉命调回美国了。就此失去了获得艾利证词的机会。
虽然辩方律师提出申请，要求在美国的艾利进行国际公证，但却被法院驳回了这项申请。艾利的归国，与前述帕克、柯内特这两名中尉的调职，令人感到似乎有某种相同的企图>。
那么，我想象中的犯人，又隶属于GHQ的哪个单位呢？
关于这点，我可以举出三项假说。
一、犯人是现役G3（作战部）辖下的石井秘密集团的正式成员；
二、虽然不能断定毫无关系，但应该不属于上级集团，同时也没有直接参与战后的秘密作业（细菌战术）；
三、犯人曾是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或者第一○○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中坚成员，知道丁腈这种毒物的存在，而且有机会使用。但他虽然知道战后的秘密作业，却没有工作上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的三项假说。
其中最容易理解的，是第三点。我想，在面对警视厅的清查行动时，GHQ、G2的CIC，以及PSD（CIE的舆论－社会调查课）对日本当局进行了某种暗示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应该不单是我的妄想。
实际上，警视厅根据最早的搜查纲要，的确针对军方进行过认真的调查，老实说，如果警视厅发挥原有的实力，想必很快就能逼近真凶。可是，抓住真凶，就等于让日方发现目前G3正在进行中的秘密作业，想必美方深切意识到必须转移搜查方针。于是，不难想象，GHQ必然大举出动，倾力阻止搜查本部根据搜查纲要进行调查。
当时，从日本北方到南端，乃至日本海沿岸的所有落魄开业医师，只要有行医经历的人，都会受到警察机关的秘密侦查（参见“搜查纲要名册”）。
GHQ不希望当局将搜查之手伸向真凶的理由，想必是为了完全隐匿GHQ某单位（作战参谋部）的最高机密作战计划之一——CBR计划中的C项（细菌），石井作业。因为如果这项作业的内容在日本警察的调查下曝了光，将会给美方带来极大的困扰。
该计划稍有泄露，便可能立刻由报纸或新闻机构——尤其是驻东京的UP（合众社）和AP（美联社）——发电传遍全世界。实际上，当时GHQ方面也的确要求日方尽快将帝银事件做个了结。表面上是希望这件前所未闻的惨案尽早解决，其实暗地里，恐怕是希望能在搜查之手伸向军部之前，随便找一个替死鬼吧。
碰巧，就在这时，向来被警视厅主流派漠视的“居木井名片小组”从北海道抓到了平泽贞通。平泽本来就罹患科９9ｌｉb.尔萨科夫氏综合征，精神有点儿错乱，面对检方的侦讯，虽然试图抵抗了三十天，但最后还是在半发狂状态下认了罪。对GHQ来说，事态有了最理想的解决方法。
对GHQ来说更幸运的是，这个平泽贞通曾有日本堂诈骗案的前科。因此，社会上原本对平泽的同情（甚至曾为他的人权问题引发争论）骤然转为怀疑。在此我还要再说一次，诈骗与杀人的犯罪性质截然不同。有心人士抓住平泽贞通有前科的把柄制造不利状况，导致他一败涂地。
18
我认为最初“搜查纲要”揭示的方针才是侦办帝银案的正确方向。案情会在逮捕平泽后急剧转变，可能是因为专案小组遇上“障碍”以后，临时抓平泽当替死鬼。总之，为了解决这起事件，一定要有个“犯人”。我这个推理应该不算荒唐吧。
事件侦办完毕后，出席破案记者会的GHQ公众安全课主任、警察行政官H.S.伊顿盛赞搜查本部：“克服了几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碍，漂亮地解决了帝银案，这项成功就算放眼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而有关警方给嫌犯戴上手铐押送途中曾让新闻记者与他见面之举，虽有人批评是侵犯人权，但这是因为不知内情才会这么说。”这番话似乎也可以换个角度诠释。
警视厅早就知道，帝银案中使用的毒药，和军方制造的丙酮氰醇极为相似。这一点辩护律师也同样清楚。于是，辩护律师申请让第九技术研究所的前课员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证。有人说，伴中尉曾经目睹军方在上海使用丙酮氰醇做实验。没想到，这一申请却遭到检方驳回。据说当时检察官当面告诉辩护律师：“如果那样做，会撞上GHQ这堵高墙。”
那么，在上海做实验又是怎么回事儿？目前能得到的说法是这样的：
实验对象是中国军俘虏，地点在上海物务机关的一个房间。时间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十月，当时的战局已对日方不利。俘虏三人一组被分别关进密室，周围还有宪兵重重戒备。其中，站着身穿白色手术袍的军医其实是假军医，真实身份是第九技研的所员。
继医官之后，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这也是总部特别派来的宪兵）跟着进来，立刻告诉俘虏：“你们住的收容所现在正有传染病肆虐，我们无法证明你们是不是带菌者。万一发病，对我们日军来说会很困扰，你们生病想必也会很痛苦。所以，今天军医特地带了预防药过来，服用方式由我们指示。第一剂，要照我们示范的方式服用，然后立刻服用第二剂。”说完，军医和卫生兵与俘虏一同服下注入茶杯的药物，接着又服下第二剂。当然，军医和卫生兵使用的杯子，打从一开始就已做了不明显的记号。结果，正如预期中的一样顺利。服下第一剂的俘虏们紧接着又服下第二剂，五六分钟后，俘虏们开始激烈地挣扎，随即四肢抽筋、昏倒在地，又过了两三分钟就断气了，如果是氰酸钾应该会立刻暴毙，可这种毒药经过了五六分钟才开始发作——这样就算通过实验证明了。
研制这种药的目的，是为用于情报员潜入敌阵失误被捕时，可趁敌人大意之际摆平看守，争取宝贵的时间脱身。此外，据说也曾考虑作为败战时自杀之用。因为如果一服药就立刻开始痛苦挣扎，可能会让随后服药的人丧失自杀的勇气，所以才特地研制出这种有五六分钟缓冲时间的药物。
19
说到这里，GHQ死也不肯让帝银案搜查本部接触的石井中将手下的那批细菌研究者，究竟在研究什么？
无论是七三一部队，还是一○○部队，其技术均已获得日本军部高层的高度肯定。以下事实便可证明这一点。
只要是当过兵的人，想必都知道陆军有所谓的后勤“各部”。这是与负责打仗的兵科相对应的字眼，包括技术、出纳、兽医、卫生，等等。比起兵科，“各部”的最高官阶只到中将为止。尤其就兵科中的职业军人看来，“各部”看起来似乎矮了一截。不仅如此，碰上作战时，参谋拟定的作战命令通常写作“作命X第几号”，X的地方有甲、乙、丙、丁之别，用来表示重要程度。其中甲级是最重要的作战指令。撇开兵科不论，“各部”几乎用不到甲级指令，就算有，也是特例中的特例。
但唯独细菌部队不同。据说他们曾多次接获“作命甲第几号”这种特殊指令。
那么，何种情况下会接到这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甲级指令？
比方说，潜入某城市或山村的细菌部队要员，为了进行实验，会事先在某些人物或地点周围散布传染病菌。当然，这是秘密行动。而且不只限于占领区，也会潜入敌区进行。采用过这种细菌战术的著名战役不胜枚举，例如“热河之战”就被称为“鸦片作战”。
这项工作一完成，军方就会以其他名义对该地区发起攻击。有时是公开军事行动，有时是秘密行动，总之都是会被视为第一级的“甲等指令”。他们的目的是要观察细菌战的效果，为确定能达到何种程度，他们采用了各种方法。有时还会把尸体运出并加以解剖，调查他们散布的细菌或毒物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或者调查成功率。
参与这种作战计划的一般士兵，多半不清楚实际目的。想必直到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人蒙在鼓里，以为只是单纯的作战指令吧。
这似乎与GHQ特别礼遇负责安排这种特殊作业的石井军医中将有相通之处。
接着，不妨看看熟知这种细菌战筹划全貌的关东军细菌部队首脑高桥军医中将，在苏联接受审判时的供述摘要吧。
问：关于一○○部队的细菌战态势，你曾向关东军司令官梅津上将报告过吗？
答：报告过。
问：向梅津上将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答：一○○部队要基于该项使命继续努力。各种设备及细菌的繁殖状态也很顺利……
问：梅津上将是怎么回答的？
答：他非常满意，要求我们继续努力。
问：一○○部队一年可以生产多少细菌？
答：炭疽菌一千公斤、鼻疽菌五百公斤、痢疾菌一百公斤。
问：你认为这种产量够吗？
答：不，还不够。
问：一○○部队被派往与安省的任务是什么？
答：调查河川、蓄水池、放牧场、家畜数量，以及家畜随季节迁移的情形。
问：这项侦察有何目的？
答：关于这点，梅津上将是这么告诉我的：“和苏联开战后，如果日军退到大兴安岭，这时一○○部队就要让北兴安岭省的家畜统统染上传染病，并利用这个方式让敌人感染传染病，进而降低他们的战斗力。”一○○部队是为了完成该项指令展开调查的。
问：山田上将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后，你报告过一○○中队的业务吗？
答：分三次报告过概要。
问：对于你的报告，山田上将的态度如何？
答：他只是简短地指示“照同一方针继续进行”。所以，我认为山田司令官的方针也和前任梅津司令一样。
问：你知道一○○部队做过人体实验吗？
答：听说过。但没听说过霍乱实验。不过，这是我该负的责任。
问：筹备这种细菌战，是以苏联为首要目标吗？
答：没错。
（摘自《日本周报》第四五六号）
20
据说，在GHQ留用相关人士之后，日本的这种细菌技术研究有了惊人的进步。同时，如今几乎人人确信，朝鲜事变发生时，美方就使用了这种细菌战。
其实美国本土也早就在进行这种细菌战的研究了。这个机关做了什么研究，从一九四六年，G.W.马克（后来的美国细菌武器委员会委员长，因研发细菌武器有功，被任命为陆军长官）所做的报告即可看出。
据这份报告所说，细菌武器研究进展迅猛，已移交到美国陆军化学研究所手里，还在马里兰州的费雷迪利克市近郊德特里克营设立了一个别名“特殊计划部”的研究机构。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三千六百人在此工作。此外，美国海军也在加州大学另有一个直属的生化武器研究机构。研究费用总额超过五千万美元。然而，就在朝鲜发生动乱三个月前的一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在向总统做年度报告时曾特别提到：“针对许多对人类、家畜及谷物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做了详尽的研究。不过，就国防立场而言，这项研究实在不宜公开。”
此外，一九五○年的《军事评论》（Military Review）四月号，也刊载了论述使用生化武器的论文。文中写道“使人体感染的疾病，不仅要难以治疗，此外还必须使其难以判定感染渠道。同时要达到不论何种场所都不可能有医疗免疫的可能。已感染者最好对任何化学治疗都毫无反应”。
还有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卫生研究所的黑斯所长曾公开表示：“早已研发出微生物炮弹和炸弹，并已到达可供使用的阶段。”根据发表记录找到以下记载：
美军曾于一九五○年采用细菌战，也就是联合国军队从北韩撤退之际。美军在撤退途中经过平壤市，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等地区散布细菌，导致这些地区爆发天花。直到一九五一年四月为止，染病总人数超过三千五百，其中有一成死亡。江原道有一千一百二十六人，咸镜北道有八百一十七人，黄海道有六百零二人，美军没经过的地区则完全没发生。
此外，据说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一○九一号细菌登陆用小艇抵达韩国东海岸元山港之际，美军曾在艇内对中韩两国人民进行人体实验。美国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四月九日号也曾提及这一点，报导指出：“鼠疫在共军之中蔓延，这种可怕的痢疾甚至可能波及联合国方面。这艘登陆用小艇，载着医学研究设备和实验用的动物。”
21
帝银案中用的毒物并非检方说的氰酸钾，极可能是前陆军人士制造的特殊毒物。那是前日军研发的秘密武器，而GHQ通过留用九研的相关人士及从七三一部队退伍的官兵，继续秘密研究该项成果——这就是我们最后归纳出的结论。
到了这个地步，帝银案带给我们的，已经不只是对平泽是否为真凶的怀疑了。真正可怕的是，是否存在秘密毒物和细菌，是否有来自日本前军部对美国的技术协助。
单从前述的几种美方出版品中也可窥知朝鲜动乱时曾使用生化武器。如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前述的细菌小艇后来曾在巨济岛的俘虏收容所进行实验。关于此事，当时的AP通信曾有报导：“每天有三千人进行实验，最终以北韩人为主的十一万五千多名俘虏中，有一千四百名染上严重的传染病，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也感染了其他疫病。”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抗议声明：“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五日期间，美国有四百四十八架军用飞机侵犯东北地区领空多达六十八次，在抚顺、安东、宽旬、监江等地散布带有细菌的昆虫。其中苍蝇比一般品种的颜色要黑，头部特别小，翅膀更大，刺毛更多，跳蚤也比一般品种的更黑、更长，蜘蛛为茶褐色。已被证实，这些昆虫是特别培养出来的耐寒性极高的毒虫，即使在严冬的山野里也能存活。”
位于北京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编写的《细菌战黑皮书》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朝鲜细菌战的资料。（摘自《细菌战黑皮书》，片山聪史译）
可是，对于这份出版物，美方进行了反击，指控那全是谎言。不过从U2事件也可以看出，美方指控别人说谎究竟是真是假，其实很容易判断。
22
总之，对这起帝银事件的搜查差点儿暴露出一个国际性大问题。另外，为了严守这个秘密，让一个连“丁腈”的“腈”都不会写的无辜牺牲者被诬陷为犯人，而真凶却得以逃之夭夭，实在令人思之悚然。帝银事件的真凶，也许是为了钱才铤而走险的，不过如果能容我再想象得放肆一点，说不定是一种实验。
想到这起帝银事件中用来当作凶器的不明毒物，就难免会联想到最近安保条约里的“细菌学职务”，不禁让我忐忑不安。
在第三十四届国会参院预算委员会第二分科会上，面对岩间正男的质问，政府委员小里玲氏的回答如下：
关于病菌检疫人员——担任此职者，必须针对细菌、立克次氏病原体、病毒及其他细菌的组织与发生形状、组织、生命过程，令人类、动物和鱼类致病的重要性，杀菌、消毒及控制方法，在疾病疗法上的应用，卫生、分解、发酵、对工业过程和土壤生产性的活动与效果等相关研究及调查，乃至其他专业性、科学性的作业进行建议、经营、监督和实施。担任此职务者，须监督和实施以下代表性职务。（下略）
不过，这种官方答辩只是表面上的虚应敷衍，带有伪装与哄骗的成分，实在难以相信“病菌检疫人员”这项职务的真正功能真的如上所言，问题在于，这是美方的要求，因此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只能归结为战略需要。
这起帝银事件带给我们两项重要启示。其一，我们每个人，不管处于何种年代、何种场合，都有可能被诬陷为“犯人”，生活在极度不安中。其二，在新安保条约造成的危机中，这起事件中使用的不明毒物依然阴魂不散。
原题《画家、毒物与硝烟》
首次刊载于《文艺春秋》 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鸦
1
东京都外围北多摩郡XX町次郎新田的新道路建设计划，由于该区XX番地的地主滨岛庄作先生不肯在土地价格上让步，目前陷入僵局。
滨岛庄作先生的说法是：道路公营开出的价格太便宜，就现在的地价看来实在少得可怜。就算是公共道路建设，我也不能答应这么离谱的价钱。如果非得开路不可，就算避开我这一块地也行得通。
道路公营的说法是：公营自认为已提出最优渥的价钱了。滨岛先生开的价钱超乎常理，要避开那块土地固然可以，可是如今除了bbr>滨岛先生的那块地，其他地主都已答应出售，事到如今已无法再变更计划。如果滨岛先生坚持不配合，那我们只好拿出《土地证收法》强行征收了。
（摘自《XX新闻》三多摩版）
滨岛庄作任职于现在的火星电器股份公司已满十二年，隶属于销售部第二课。火星电器虽非业界巨擘，但也算中等规模以上的制造商。公司战前就已成立，在东京和大阪都设有工厂，两家工厂的员工合计有三千人。
滨岛庄作大学念的是默默无闻的私立学校，一毕业就进了某家公司，但该公司因为不景气而关门大吉，所以他才换到这家火星电器，滨岛今年就满三十八岁了。
滨岛庄作的双亲均已过世，他不愿种田，转而当起上班族。农地改革时期他家被削去一町五反田地，现在只剩下宅地约三百坪。他家地处偏僻，从中央线车站出来还得搭十五分钟公车，走路更得花上四十分钟。附近零星散布着防风林环绕的村落，直到最近才开始出现公寓住宅区，红屋顶的洋房也日渐增多。
然而，滨岛庄作似乎也不太适合当上班族，他到现在还是最底层的小职员。比他晚进公司的人都早已升任课长了，他却连个小主任都没当上。也许是因为中途才加入这家公司的吧，可他也已经干了十二年了。
他是个口拙的人，不懂得说好话奉承上司，与朋友的来往也仅限于喝杯小酒，无法真正融入任何一个团体。再加上没什么女人缘，连那方面的兴趣都不高。他颧骨高、鼻子塌、嘴唇厚，单从那张脸看来，就是一个难以亲近的中年男人。
他在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一个工作做不好、不得上司赏识，又交不到好朋友的人，在上班族的世界早已是个淘汰者。打从他进这家公司起，就一直奉命干同样的事，都是无聊的事务性工作，这种琐事连女孩子都能胜任。
眼看周遭同事一一调至新单位，唯有他，像被遗忘了一般永远在原地踏步。上司似乎完全无视于滨岛庄作的存在，只有出错时主任才会狠狠地修理他。事实上，滨岛确实常在工作上出错。
但又不能把滨岛庄作降职，因为他的职位在单位里已经是最低的了，如果再往下降，就和跟刚进公司的新人一样了。
即便滨岛庄作在这家公司不受任何人欢迎，但他还是天天从乡下住处大老远地搭公车，再挤上客满的中央线来上班。虽有三百坪土地，不种田的他还是得靠普通薪水买米。由于他住得远，不得不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起床，相对地，回家时间自然也比较晚。
这些年来，滨岛庄作不知萌生过多少次离职的念头。可他既没有傲人的学历，又年将四十，不可能有哪家正派公司会雇用他。话说回来，就算想另起炉灶，改做其他买卖，他也没那个本事，更何况也没资金。
只要在现在的公司安分地待下去，在工会的庇荫下，每次谈判调薪时薪水都会自动增加。所以滨岛也就像泡在不热不冷的水中，勉强熬了过来。
他已娶妻，并育有两名子女。妻子视他为窝囊废，言谈举止都带着轻蔑，儿女也与他不太亲近。无论在公司还是家庭，他都被视为多余的废物。
因此，滨岛庄作对公司里的同事也毫无热情，他时刻对上司和冷嘲热讽的同事暗生闷气，并认为不积极工作也算是对公司的一种报复。而在工会的撑腰下，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公司无法将他解雇，说穿了，他等于是躲在“工会”这件隐身衣下，对公司进行私人报复。幸好当时正赶上“家庭电器化”的潮流，他的业绩还算过得去。
最让滨岛庄作痛苦的，是公司布告栏里的人事变动公告。这等于毫不留情地把他遭众人淘汰的事实公之于众。
其次是去东京车站欢送平步青云、升职大阪公司的同事。虽然不情不愿地跟着大伙一起去了车站，但要对着神采飞扬向大家道别的人高呼万岁，还是令他倍感屈辱。他甚至会夹在高呼万岁的人群中喃喃地骂对方浑蛋。反正现场人声鼎沸，绝对不怕有人听见。
他受不了之后的空虚，不喝点儿酒实在难以排遣。他的工作和生活把他困在了铅块里。
俗话说十年如一日，但他已经做了十二年小职员了，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到退休都无法出人头地。不，他已可预见自己的未来，绝对不可能出头。
有时他会故意在工作上犯错，能休假的日子绝不加班。即便当着课长的面，只要工作告一段落，他照样大摇大摆地放下工作出去悠哉地抽烟，还故意四下环视，摆出一脸“怎么样？你们这些钻营名利的磕头虫做不出来吧”的表情。
不过，他并非真的横了心准备豁出去。他本来就胆小，所以，即便在别人面前耍无赖，也做得提心吊胆。他虽对目前的组织结构感到安心，却还是担心自己哪天落到惨遭开除的悲惨下场。就算有房子和土地，但光靠那些还是无法为生，如果大意导致失业，说不定连那点仅有的土地也会被迫卖掉。一想到妻子会有何反应，他就毛骨悚然。
日子过得索然无趣。
这时，突然有一道光，射入他这种单调、疲惫、心上仿佛积了沙的生活。
工会委员要改选了，只有委员长和书记是工会专属干部，以下均由各部门员工代任。
谁也不想接下这一差事，这与直接制造商品的工厂不同，在会计、销售、行政部门当工会委员实在太麻烦，所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每次改选都会为“谁当委员”展开一场踢皮球大战。而这次改选，滨岛庄作当选了新任代任委员，这当然并非因为他的工作受到了肯定。说穿了，就是来自于大家的轻蔑，看这家伙整天游手好闲，不如干脆派他这种公差。
滨岛庄作接下了这项新职，不，应该说是“被迫接下”。
因为乏人问津，无奈之下才会让这个职位落到最无用的他身上。营业课的工会代任委员——光是这样一个名字似乎就表明身价大跌。
不过，对滨岛庄作而言，之所以可将其称为“出乎意料的光明”，乃是因为改选后的工会展开了激烈的加薪之争。
当然，这并非出于他的意愿，他也不是预期到这一点才接下代任委员一职的，一切纯粹是偶然。
2
要求加薪几乎已成为每年工会改选后的例行活动，公司过去每年都会顺应要求、稍作让步，以平息争议。
可是，滨岛庄作当上代任委员的这一届，工会的执行部和过去不同，对加薪谈判一事极为认真。而因为物价上涨，使得工会赢得了职工们全面压倒性的支持。
本届工会主席是总务课副课长柳田修二，他不仅聪明过人，工作表现也很出色，大家都看好他将来应可升为高层主管。这家公司也和别处一样，课长以上就都算管理阶级。
柳田修二深受工会成员的信赖，他既是理论家，也身体力行。一双眼尾略长的眼睛，挺拔俊秀的鼻梁，还有两片薄唇，在他那白晳的脸上搭配得恰到好处。每当柳田修二在职工大会上一边撩起垂落额前的发丝一边慷慨陈词时，女职员们都会投以陶醉的目光。他的学历也高，念的高中和大学都是一流学府。
自从这个柳田当上主席以后，就率领工会向公司要求大幅加薪，员工们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力。这多少也归功于柳田主席的好人缘和领导能力。
滨岛庄作身为代任委员也多次出席工会委员会，从那时起，他的心情就犹如装上了弹簧，发言也随着委员会召开的次数增多而日趋激烈。
好，我要趁这个机会气气公司，还以颜色。滨岛庄作暗自下定决心。
如今过去总是漠视他的课长已不值一提了，滨岛庄作的目标直接指向公司的经营者，他直接向社长和人事部经理放话挑衅。团体交涉时，他从头到尾都与公司主管平起平坐。
平时连课长都没资格与这些大人物说话，现在我居然能公然和他们过招。而课长.9９liｂ?以下的副课长、主任之流，如今在他崭新的眼光看来，简直如同小石子般毫无价值。
即便在工会执行部内部，滨岛庄作的意见也被视为强硬派。公司对新工会提出的加薪方案打从一开始就顽强抵抗。如果全盘接受工会的要求，对企业整体而言，将会有经营上的危险。
经过多次协商后，事态终于演变到濒临罢工的地步。
这时最强硬的还是滨岛庄作，他坚持公司的答复毫无诚意，绝不能妥协，应该一鼓作气进行罢工。
每个下属部门都召开了会议，接着又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这些时候，滨岛庄作都以斗争总部代表的身份穿梭于各个部门，煽动大家。
他的表现不禁让人怀疑：“这真的是平时那个懒散成性、连话都难得说上一句的滨岛庄作吗？”只见他满头大汗、撅起厚唇，以激动的口吻结结巴巴地控诉公司缺乏诚意。
公司方面一看事态紧急，遂分两次提出妥协方案，并在第二次强调这已是公司让步的底线。工会执行部将之视为最后通牒，决定交由众员工讨论是干脆罢工，还是踩刹车接受公司的条件。
到了这个地步，滨岛庄作索性整天窝在公司分配给工会抗争总部的办公室。谈判到了紧要关头，更是留在这里过夜。主席手下的几名员工个个睡眠不足、眼带血丝、面容憔悴，唯独他的斗志反而愈发炽烈。
和劳工占多数的工厂比起来，办公室系统的部门通常缺乏斗争力，这是所有公司的共通点。这家火星电器的工会自然也不例外。以前办公室系统的工会成员还曾因无法配合工厂工会成员的强悍意见，酝酿着要脱离工会，另外成立新工会。
可如今，办公室系统出身的滨岛庄作，其意见居然比任何人都要强硬，这一点受到劳工方面的高度评价。他们总会拍拍滨岛庄作的肩膀，激动地说：“办公室系统这边就全靠你了。”如果工厂这边的工会成员中有人想打退堂鼓，他们就会搬出庄作，鼓励大家向营业部的滨岛庄作学习。
这时柳田主席展现出更坚定的领导态度，并相当重视滨岛庄作的意见。火星电器工会终于进入内部斗争状态，工厂面临全面罢工的危机。
滨岛庄作每天一到公司就先跳上桌子，俯瞰众人发表演说。课长看到站在桌子上的他，只得沉着脸离席。当然，演说者不只他一人，而一想到那些平日里总是嘲笑他、轻视他、漠视他的上司和同事此时正以惊异的眼光盯着自己，滨岛就觉得非常痛快。
我要让这家长年折磨我的公司被罢工搞得元气大伤，这是我遭到多年冷落的复仇，他想。
柳田主席似乎已铁了心要行使罢工权。此外，也许是滨岛庄作激烈的煽动奏效了吧，过去总是貌合神离的办公室系统工会成员，这次也破天荒地步调一致。
公司方面第三次提出解决方案——最终方案。
抗争总部仔细研究过此方案后，柳田主席的脸色似乎出现了些许动摇。
职工大会又陆续开了好几次。虽然现场依旧是大多数赞成罢工，但和之前不同的是，反对者的人数变多了。不过应该还不至于影响罢工行动。
抗争总部紧锣密鼓地频频开会。这时，滨岛庄作的斗志再次得到肯定，被选为总部的执行副主席。
与公司主管谈判的会议他均列席，虽然主要是柳田主席在发言，但紧挨主席而坐的滨岛庄作交抱双臂，睥睨着社长以下各高层主管，他觉得终于出了一口怨气。
现在他才真的与公司主管平起平坐了。偶尔回到办公室，他也忙着向同事宣扬激进理论，虽然都是些照本宣科的老套说辞，但还是让他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家公司已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平日的那种懒散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为了升官而小心翼翼的营业部同事们，在他眼中看来分外滑稽。他的背后有团结的劳工撑腰，面对他所指导的工会，区区一个火星电器的社长似乎轻易就会粉身碎骨。
各部门终于为该不该罢工进行了公投。结果，赞成与反对各占一半。
“可是你们别忘了，”滨岛庄作对主席以下的各位抗争部委员说，“就算是投反对票的人，一旦罢工开始，也必然会跟从。此外，如果继续好好劝说，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了解我们的意志。我们绝不能被这半数反对者迷惑，应该尊重还有半数人赞成罢工这一事实。放心，只要肯做绝对没问题。一旦动手，那些后知后觉的人自然会跟上来。况且，这种欠缺自觉的工会成员还得靠我们带领呢！”
3
现场选出的工厂派抗争委员都赞成滨岛庄作的意见，但办公室系统出身的委员们却很犹豫。
至于柳田主席，每次召开这种会议，他总是默默地聆听双方意见，不发一语。最近他说话突然变得谨慎，也沉默多了。就算提出意见，往往也都是些无关紧要的。
或者说，柳田主席似乎在等待公司的内部气氛“沸腾”。
主席既不积极赞同罢工，也未附和慎重派的意见。算是同时尊重双方吧。主席只强调，要维持工会的内部团结。
公司最后提出的加薪方案比起第一次已有大幅度改进，正如公司主管所说，这一“最后底线”的调薪幅度极为可观。
“还可以逼他们拿出更多。”滨岛庄作称，“公司赚了那么多钱，却一直被会计部门隐瞒利润。应该趁这个机会让公司把钱吐出来，将利润重新分配给我们这些员工，只要连续罢工三天，公司马上就会投降了。”
滨岛庄作的意见仍维持一贯作风。他那“极端强硬”的态度甚至比传统的工厂派更前卫。
抗争总部设在工会办公室，室内无任何装潢。不过自从进入斗争状态，友好团体纷纷寄来鼓励信件，都被做成海报贴上墙。工会全体成员也都早已绑起头巾，头巾上写着“团结”这个口号。
然而，究竟该不该罢工，直到最后都没决定。抗争总部每晚协商到半夜，每个工会成员都疲惫不堪。疲劳感拖垮了这个集体，使得他们难以判断，究竟该不该一鼓作气发动罢工。
总部成员更是每晚都留在那里。一升装的酒送来一瓶又一瓶，他们用茶杯灌下冷酒，借以振作精神。
滨岛庄作或许是其中喝得最多的一个，他是主张罢工的尖兵。
柳田主席不知是不是累坏了，经常中途离席。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甚至还有副主委前去慰问，所以就算他中途离席也没人觉得奇怪。如果柳田主席倒下了，好不容易炒热的抗争态势肯定烟消云散，因此大家都希望他能多休息。
“把主席拉过来。”只有滨岛庄作如此主张，“我看主席好像在犹豫，我们应该推主席一把。”
“没错没错！”——如此赞成的总是工厂派代表。
就在这种状况下，某晚，柳田主席在离席一阵后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主席！”另一位抗争委员问道。
“罢工就罢工，解散就解散，如果不明确做出决定，工会成员的气势恐怕会一蹶不振。我看还是请主席做个裁决，如何？”
这个意见获得了一致赞成。
“不管主席做出什么裁决，我们都会服从。”
说这话的是办公室派委员。工厂派——包括大阪的人在内——还是态度强硬。
即使说现在火星电器工会的全体成员都在注视着柳田主席的一举一动也不为过。
但柳田主席还是没表达任何意见，回到席上的他依然皱着眉、默默沉思。
滨岛庄作不经意地投去一瞥，只见主席叼着烟，正从口袋里掏火柴。令滨岛庄作注意的是主席拿出的那盒火柴。正巧，他的位子就紧挨着柳田主席，所以能把商标上的字看得很清楚。浅黄底色的火柴盒上印着“斑马酒吧”这行小字。滨岛记得，也有自行车是斑马牌的。
就在滨岛盯着那个，心中暗想“原来还有这号酒吧”时，柳田突然把火柴漫不经心地握进掌心，接着若无其事地塞进了上衣口袋。
他并未转向滨岛，依旧摆出一副专注倾听的姿态，听着工厂派委员再三强调应该罢工的意见。
这可怪了，滨岛庄作暗想，继而不动声色地观察，发现爱抽烟的柳田主席抽完一根后，没多久又叼起一根。
主席无意识地把手伸进放火柴的那个口袋，却旋即露出赫然一惊的眼神，放在口袋里的手动也不动。
这时，坐在斜前方的某位委员取出打火机，替主席点着了火。柳田主席吸了两三口，吐出烟后才缓缓地从口袋中抽出手，但那只手里什么也没拿。
滨岛庄作心中暗奇，主席的口袋里明明有火柴，却不拿出来，反而向别人借火……
不过也不是不可能。人一旦全身心投入某件事情时，确实有可能不用自己的火柴改向别人借火。
而且，主席不可能故意悄悄把火柴藏在口袋，这样做没有意义，应该只是不自觉地做出了那个动作罢了，滨岛庄作如此想。
那晚总部商议到半夜，还是没有得出结论。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继续讨论到天亮。
性子急的抗争委员两天前就开始在他们的地盘穿梭，着手准备罢工，每个部门都处于人心浮躁、无法工作的状态。尤其是办公室的人，总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讲悄悄话。工厂那边则是另一番景像，不断召开职工大会。
公司方面为了预防万一，已开始安排保安要员。就公司整体而言，通常课长以上的主管都是非工会成员，唯有公文课和人事课例外，因为事务关系公司机密，所以全部职员都没有加入工会。
结果就在这方面惹出了风波，谣传有人事课课员潜入职工大会当间谍。
总之，决定罢工与否的前夕，公司内部充满神经质般的杀气与不安。
一直没表达意见的柳田主席，某日终于以凝重的口吻做出裁决。
“考虑良久之后，我判断，现在拖着工会成员一举实行罢工恐怕有些困难。虽然很遗憾，但这次我认为还是应该全盘接受公司提出的第三方案，暂时取消罢工。”
抗争委员们全都盯着柳田主席的嘴角。苦涩、悲哀、愤怒、安心……每个人的眼中流露出不同的情感。
“如果现在勉强罢工，我觉得火星电器工会将会分裂。我们已经向公司充分展现威力了，虽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毕竟已得到了一定的成果。所以我想，暂时鸣金收兵吧。”
“主席！”
众人纷纷抢着发言，多半是工厂派主张抗争的委员。但最终还是没能动摇柳田主席的决定，毕竟这位主席深受全体工会成员的信赖。
罢工危机平息了，接下来抗争态势也慢慢解除，火星电器的劳资争议就此结束。
滨岛庄作又回到原来的工作部门，他以为这次大家一定会用敬畏的眼神看他。就算不至于尊敬，但起码过去对他的轻蔑态度应该会完全抹消，因为他是“英雄”。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滨岛庄作周遭的同事——也就是营业课的职员——都用奇异的眼神看待他，那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轻蔑。没有人主动与滨岛庄作说话，大家都露骨地表现出躲避、忌讳。
“当抗争委员时张牙舞爪的，一结束马上又变回原来的木头人了。那家伙，自以为厉害地抢着出风头，真是笑死人了。”
即使没人明确说出这种话，但每双眼睛、每张脸都明白地表达出这种轻视。那是比过去嘲笑他在工作上的无能更伤人的冷笑。
而课长和副课长更是连正眼都懒得瞧他。
滨岛庄作觉得，办公室的空气中仿佛带着无数毒针。
而事情还不仅止于此。
这场风波过去两个星期以后，滨岛庄作难得被课长叫去了。
“喂，这次公司内部有人事调动，你也要调职了。”课长皱眉说道，“你要从营业课调到材料课，负责管理仓库，知道吗？这是内部命令，明天起就会正式颁布调职令。”
滨岛庄作骤然耳鸣。
4
材料课仓库组，也就是保管公司所需物品的部门。仓库位于总社大楼后方，可能是因为被高层建筑物环绕吧，这里终年不见阳光，始终阴森湿冷。
办公用品固然不用说，仓库里就连工厂里用的消耗品也是应有尽有。当然，电器零件不会放在这里，不过还是数量庞大。
仓库是一幢独立建筑，配有两名临时工，负责处理物品的进出。在这个只有一名组长及一名组员的小屋中，气氛阴森到连大白天都得开灯。
滨岛庄作以前也来领过好几次物品，所以他很清楚这里的分工。每次来这里，组员都一直在忙着整理单据。过去他一直很同情做这种差事的人，没想到如今这差事竟落到了自己头上。
滨岛恨不得辞职。可一想到现在辞职也无处可去，不得不忍着咽下这口怨气。这分明是课长在故意整他，一定是他担任抗争委员、站在办公桌上煽动大家的姿态令课长燃起了憎恶之火。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这次降职既非课长一个人的意思，牺牲者也不只滨岛庄作。
他从课长那里接获降调仓库组的内部命令两天后，公司的布告栏就贴出了人事变动的公告。盖有人事课印章的打字稿多达十张，社员们都挤在布告栏前围观。除了“调任滨岛庄作去材料仓库组”外，还有“柳田修二升为生产部第一课课长”的调职令。
不仅如此，同时公布的调职令还包括好几张升级、荣调或降职的，形形色色，什么都有。但仔细研究人名便可立刻发现，这次的调动与之前的工会抗争有关。仔细一看，凡是在抗争中强硬主张罢工的人一律被“发配边疆”；相反地，当时反对罢工的，以及那些墙头草，则备受礼遇，几乎全部晋升一级。
柳田修二甚至从总务课副课长一下子跃升为生产部第一课课长。在这家公司，生产部和销售部一样重要。
柳田修二这次连跳二级的升官理由人人都清楚，这是对他身为工会主席，最终没有决定发动罢工的奖赏。
滨岛庄作站在布告栏前，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他觉得自己被摆了一道。公司对付工会的态度未免太露骨，这种“赏罚分明”的人事调动，分明是想离间工会。
之前滨岛那么信赖柳田修二，不敢相信他竟然厚着脸皮接受了公司的礼遇。柳田那张白晳的脸、看似聪明能干的宽阔额头、带着忧郁表情的哲学家眉毛，以及垂在额前似有苦恼的发丝，原来都是假的。
身为我们“伟大的主席”，备受工会全体成员信赖的柳田修二，居然背叛了所有工会成员！事到如今滨岛才恍然大悟。罢工前夜柳田才做出最后判断，决定取消罢工。而在那之前，他之所以死也不肯发表意见，一径默默地倾听众人意见，原来是装模作样。实际是在找机会说出取消罢工的裁决。
于是，柳田修二那张看似聪明能干的脸孔，在滨岛眼中倏然变得狡猾又奸诈。
不过，既已贴出调职令，滨岛庄作还是整理起自己的桌子，收拾私人物品，然后向并桌而坐多年的同事们一一道别。
但没有一张脸上有同情的意思，嘴上虽说什么“真可惜”或“谢谢你的照顾”，“有空再回来玩”等冠冕堂皇的客气话，其实没有一个人真心为滨岛庄作感到惋惜，甚至还有人露骨地表现出他会落到这种下场是理所当然。
“英雄”落魄了。
他垂头丧气地前往材料课，向课长行了个礼，走进阴暗不见阳光的仓库。这间小屋子不管怎么看都难以称为办公室。
这里的工作十分繁忙，他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插科打诨了。来送单据或领取办公用品的各部门女职员和年轻社员川流不息。每次他都得在出纳账上做记录，填写出货单，不断核对账本。单据鞭打着他的屁股，追着他到处跑。
看来，这也是公司对他过去办事无能却还公然摸鱼所做的报复。
这已经不是摸摸鼻子，权当吃闷亏就能了事的了。
滨岛庄作虽然痛恨公司的冷酷报复，但他对那堆甘为公司走狗、喜滋滋坐上“升官”之位的工会委员更抱有强烈的反感。尤其是主席柳田修二，简直让他深恶痛绝。
这一天和往日一样，滨岛庄作一脸郁闷、忙着工作，他的正对面坐着即将退休、板着一张臭脸的组长。只见老组长突然把切成两段的烟草塞进烟斗，拿出火柴点燃。
就在不经意的一瞥间，滨岛庄作赫然醒悟。
柳田主席曾把酒吧的火柴盒放进口袋，滨岛觉得那个动作分明是在故意隐藏什么。因为，当时滨岛的眼光一停驻在那个火柴盒的商标上，柳田也许是察觉到了他的视线吧，立刻将火柴盒若无其事地藏进掌心，接着不就塞进口袋了吗？
不光如此，柳田想抽第二根烟时，手自然而然地伸进了口袋，途中却像突然醒悟了似的停住了，没有拿出火柴盒，手也一直插在口袋里。当时是坐在他斜前方的某位委员替他点的火，其实他根本不用问人家借火，他自己明明有火柴，为什么不用呢？不，为什么要把火柴藏在手掌中？之后还不敢拿出口袋？
那盒酒吧送的火柴来自“斑马”这家店，也有斑马牌自行车，因此滨岛印象深刻。而且，那是柳田主席必须决定罢工与否前夕所发生的事。记得在那之前，柳田中途离席了好一阵，不见踪影，而他回来时，就拿着那盒火柴。
在酒吧或咖啡店抽烟的人，通常都会无意识地把店家的火柴盒塞进口袋。同时，再抽烟时会无意识地掏出口袋里的火柴盒。想必柳田主席是不愿被委员们看到那个酒吧的火柴盒吧。但抽烟时不自觉的习惯动作让他露了焰。
柳田主席察觉到滨岛正注视着自己时表现出的些微狼狈——说是些微，其实肯定是故意掩饰、压抑的。
一定有问题，太奇怪了……
滨岛决定找出那家“斑马酒吧”。他翻阅电话簿，那个店名立刻映入眼帘。
“斑马酒吧”位于京桥后巷，上面记载着详细的町名和番地，所以找起来不太费工夫。
滨岛一等到下班时间，就赶忙洗了一把脸准备走人。自从调到仓库组以后，脸和双手总是被灰尘弄得脏兮兮的。
5
后来，滨岛庄作连着去“斑马酒吧”报到了十天。
“斑马酒吧”位于京桥后巷，在那一带算是很显赫的店家，陪酒女多达二十人，店内装潢也很漂亮。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妈妈桑，年约三十二三岁，脸如满月，颇为可爱。不过穿和服的姿态倒像风尘女子般妩媚性感。不知是最近的流行趋势，还是受到洋装的影响，连和服的前襟也大大敞开，就像洋装的V字领。但很适合这位身材苗条的妈妈桑。
初次见面那一晚，妈妈桑也到他的位子上殷勤地打招呼。她长得相当漂亮，笑容里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此外，举手投足之间隐约带着性感。
滨岛庄作故意告诉妈妈桑，自己是火星电器的员工。
“哎哟，这样啊。”
妈妈桑漂亮的双眼皮猛然一颤的模样并未逃过他的眼睛。
“我们公司的人常来这里吗？”
“这个嘛……”
时间虽短，但她在回答前还是考虑了一下。
“我也不清楚，也许来过吧。您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离商圈很近，各家公司的人都会光临，我倒是没有一一打听过。”
被她巧妙地逃开了，滨岛庄作暗想。看她脸上的表情，分明认识火星电器的人，她的刻意隐瞒确实很可疑。不过，滨岛当场并没有深究。
接下来，他连续光顾“斑马酒吧”长达十天，然后锁定一名看起来有点贪财的年长陪酒女。他假装很中意这个女人，也给了丰厚的小费——不，那不该叫小费，他是当作调查费的，每次都往她手心里塞一大把钞票。
最后，他终于成功让那个女人答应下班后到附近的咖啡店跟他见面。有钱果然能使鬼推磨。
这位年长陪酒女答应了滨岛庄作的求欢。不过，她并不是爱上了板着臭脸的滨岛才以身相许，说穿了还是为了钱。看样子，不管哪个客人要求，她都会欣然赴约。
滨岛庄作也不是因为喜欢她才曲意讨好，而是如果不建立这种肉体关系，像她们这种口风很紧的女人不可能泄露店里的秘密。
“火星电器的人，之前也有来过两三次的，那个人长得还挺帅。”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滨岛问这句话时，心跳之激烈可谓前所未有。
“名字我可不知道。他看起来好像是来谈什么机密大事的。”
“他是来跟谁碰面的？”
“说是同一家公司的大人物。不过，这件事绝对要保密啊。那人跟我刚才说的那位帅哥跑到二楼的小房间里密谈。白天和晚上都有，白天那一次，正好只有我和另一个女孩在店里。”
“你住在店里吗？”
“嗯，妈妈桑在青山那边租公寓住，我和另一个女孩负责看店，就睡在店里的二楼，所以我才会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那是火星电器的大人物？”
“是另一个女孩说的，她说那个人常去妈妈桑的公寓。”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滨岛细细打听后，发现是人事部经理。经理的头已经全秃了，头顶像邱比娃娃一样尖尖的，单凭这个特征就猜得出来。
现在事态已经很清楚了，“伟大的主席”柳田修二，曾在“斑马”的二楼与公司代表达成私下交易。根据那女人的叙述，柳田和经理碰面的日子，不就是每次从工会办公室开溜的日子吗？
滨岛掌握了这项“证据”后，对柳田的憎恶益发不可收拾。可恶，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被人像条蛆一样踢进这阴湿的仓库看管材料，你却因出卖工会被公司提拔为生产课课长，待遇未免差太多了吧！柳田的欺瞒与背叛行为实在不可饶恕。
滨岛庄作决定在众人面前撕下柳田修二的面具，他要大声呐喊，在光天化日之下揭穿这个叛徒的真面目。那样不知有多痛快。
可是，就算想到这个计划，也不可能实行。因为如果他真敢这样做，一定会马上被公司开除。
可他又无法抑制这股冲动，一定要想办法质问柳田。滨岛很想召集当时所有的抗争委员，开一场“柳田修二审问会”。
可是，他知道，这对现在的自己来说同样不可能。他根本没有那样的号召力，没错，在煽动罢工期间他的确曾被视为“英雄”，但今非昔比，现在已毫无当时的样子。人心说来奇妙，一旦沦落到这么落魄的地步，就连过去曾经并肩作战的抗争委员，现在在路上遇到他都不屑回以笑容。
滨岛庄作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方面是对不当贬职的不满，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柳田修二。他心中的怒火在熊熊燃烧，这样的他，会疏忽了巡视仓库的工作也不足为奇。那晚，不知谁扔的烟蒂引发了一场火灾，烧掉了大半个仓库。
滨岛庄作难辞其咎，三天后就被公司宣布开除，失去工作的滨岛庄作开始在大白天也喝得醉醺醺的，跑到火星电器总公司大门口怒吼。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都被开除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再加上有酒意壮胆。
“柳田是个叛徒！”
他冲进大门大叫。
“那家伙在罢工前一晚向公司妥协了，他们在斑马酒吧私下达成协议。斑马的妈妈桑是人事部经理的小老婆。好了，说到这里应该人人都懂了吧。柳田他在大家争论要不要罢工的节骨眼上，从会议抽身直奔斑马酒吧，对人事部经理通风报信。你们看到没有，你们全都被柳田主席给骗了。我手上有证据，柳田是出卖工会、换取荣华富贵的叛徒！”
警卫一拥而上，把他推出了大门。
可他不肯善罢甘休，仍旧天天跑来，嚷着同样的说辞。
“柳田是叛徒！他是卧底，是间谍！”
“柳田和公司私下勾结！他在斑马酒吧和经理密商！我有证据！”
“柳田是叛徒！柳田是间谍！柳田出卖了工会！”
每次都被警卫撵出大门。
滨岛庄作带着一脸分不出是哭是笑的表情，趴在大门前的马路上，继续用巴不得全公司都能听得见的音量高喊。
“柳田是叛徒！他在斑马酒吧和公司私下交易，我有确实的证据！”
滨岛庄作的衣服沾满泥土，醉得通红的脸上淌着泪水，同时继续放声嘶喊。
6
柳田修二最近变得无精打采的。
他刚升为生产部第一课课长时本来意气昂扬，坐上新位子以后，他设想了各种企划与改革。他相信，以自己的实力，绝对能做出一番成就。部长和课员看起来也都很信赖他这个新课长。
可是，自从滨岛庄作开始天天现身公司大门口，骂他是“叛徒”以后，他发觉社员们看他的眼神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
柳田修二在担任主席时，就已熟知滨岛庄作这个男人。在工会里，此人每次提出的意见都偏激到古怪的地步。他的发言欠缺现实性，也没有客观的分析，只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频频坚持“要罢工、要罢工”这种有勇无谋的意见。每当滨岛庄作说出这番话时，就好像中了什么邪似的，陷入被某种不明执念附身的狂热状态。
可以说，身为主席的柳田，那时就将滨岛庄作视为麻烦人物。他甚至想不通，营业部第二课怎么会推选这种男人当工会委员，担任他们的代表。
不过，看到公告上贴出滨岛庄作被贬至材料课仓库组时，柳田当下的感想是——这下麻烦了。公司显然是在惩罚滨岛庄作狂妄犯上的言行，可是柳田修二知道，那个古怪人物绝不可能就此安分下来。他觉得以此人的异常性格，肯定会惹出什么问题。
这个预感果然不幸成真。
滨岛庄作被公司开除以后，天天现身公司大门口，不停嚷嚷着：“柳田修二是叛徒！”还大叫着：“我有证据！他在斑马酒吧和公司领导密谈过。”
柳田修二确实对“斑马酒吧”那件事感到心虚。此外，滨岛庄作宣称“我握有明确证据”这句话，也在员工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效果。一开始，大家对滨岛庄作的话根本不相信，可是，眼看着滨岛每天风雨无阻跑来叫嚣，他的声音也逐渐侵入员工的心。
的确，柳田曾在“斑马酒吧”的二楼见过人事部经理。但只有两次，而且都不是他主动要求见面的。
正好就在决定是否要进行罢工的紧要关头，他接到公司方面偷偷递来的便条。柳田毫不设防地与使者一起外出，结果就被带进了“斑马酒吧”的二楼。
然而，那并非滨岛所说的“私下达成协议”。人事部经理只是提议：“如果在公开场合见面，有很多话想必你不方便说，我也无法说得尽兴。所以不如找个地方，就我们俩，开诚布公地说个清楚吧。”
而且见面时柳田刻意提防，没把真心话抖出来。席间虽然送上不少酒，但他都推辞了。几乎一直在听人事部经理大吐苦水，谈公司的苦衷。
柳田修二之所以不主张罢工，正如他那天在工会上说的，他担心工会会分裂。此外，他知道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再逼公司提出比第三次方案更优渥的条件了。这不仅来自于人事部经理偷偷透露的消息，从别处得来的情报也都指向这一点。
在当时的情势下，如果勉强坚持罢工，或许能做得到。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坚持罢工个两三天，但绝不可能拖得更久，弄不好，办公室派的那帮人还会自行搞一个第二工会。事实上，他确实已接获情报，得知某方面已经在秘密进行这项行动了。
柳田修二至今仍深信，放弃罢工是正确的判断。他最怕工会分裂，至少在“柳田主席”任职期间，说什么都得防止分裂——这是他心底真正的想法。
可是，在“斑马酒吧”私会人事部经理一事的确令他心虚。错就错在他答应了经理的恳求，没把那次密会告诉任何抗争委员。所以，事后关于这一点他也无从解释。
因此，即便不停有友人怂恿，柳田修二还是无法与滨岛庄作做正面对决。不管怎么说，“斑马酒吧”那件事都是他的致命伤，只要对方一质问，他就无话可说。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见证。那次密谈没有客观的旁听者在座，使得柳田失去了可能对他有利的证人。此外——事后他才知情——那家酒吧的妈妈桑是经理的情妇，这件事也令他的弱点加倍。
“柳田是叛徒！柳田是间谍！”
滨岛的叫骂声传入耳中，那种呐喊令柳田恨不得塞住耳朵。
叫嚷再三重复以后，周遭人开始对柳田修二投以怀疑的眼光。而最具杀伤力的，反而是柳田修二从总务课副课长一举跃升为生产部第一课课长的事实。不用滨岛嚷嚷，大家早就知道那是公司方面对柳田的奖赏。
无形中的不信任与怀疑正逐渐笼罩柳田的周遭，而且形势日趋明显。柳田对于工作已经丧失了最初的干劲。不仅如此，他还丧失自信，周遭人与部下的怀疑令他精神衰弱。生产部第一课课长这个职位，比什么都能证明滨岛的控诉。
柳田修二开始夜夜失眠。他本就白晳的脸庞现在变得更加苍白，眼带血丝，曾让女社员迷恋的长发如今成天披散在他的额前，整个人也一天比一天消瘦。
他的下巴也在短时间内变尖了。
只要跟滨岛当面说清楚他就会明白了。柳田不知有多少次差点儿这么做。可是，每次令他踌躇的是滨岛现在的立场。滨岛不只被贬为仓库管理员，还被开除了，心理状态极度不稳定。
这时绝非谈话的好时机。单看滨岛在担任抗争委员时的言行就知道，此时不管怎样劝说，恐怕都无法让滨岛理解。现在的滨岛庄作，真是对火星电器恨到骨子里了。对柳田修二的指控就是那种恨意的表现之一。柳田很清楚，就算见面也没用。
“柳田。”
一天，部长突然把他叫去。
“看你最近好像没什么精神，怎么样，要不要休养一下？”
“啊？”
柳田充血的双眼凝视着部长。
“放心，虽然有很多杂音，不过你不用在意。只是，就你个人来说，我认为这阵子的确需要休养。身体一定要照顾好，这只是你将来飞黄腾达之前的小小停顿，等你的身体和精神恢复了，再回来替公司好好工作。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经理也很担心你，特地让我私下转达。”
休养——这会如何终止他的升官之路，柳田修二自己很清楚。这家公司已经发生过太多数不清的前例了。弄不好，休养还可能意味着永远被摒除在主流之外。柳田甚至忽然起了疑心，怀疑这是公司针对他把工会拖到濒临罢工的险恶状态早就计划好的复仇。
柳田修二颓然垂首。
最后，他决定去见滨岛庄作一面，落到这步田地，他终于有勇气找滨岛庄作谈一谈了。
他没把要去见滨岛的事告诉任何人。
转眼间，又过了三个月。
被火星电器开除以后，滨岛庄作就在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当警卫。
他重复着日班和夜班的轮换，夜里还得拿着手电巡视狭小的大楼。在微弱的光圈带领下，他的脚步声在冰冷的水泥空间里生硬地响着。
结束一晚的执勤后，翌日休假，他就整天待在家里。四周是武藏野的杂木林，偶尔会有健行踏青的游客经过，他们总是在滨岛的屋前放慢脚步，语带艳羡地说：“住在这种地方对健康一定很有帮助。”
道路公营公布了新的道路修建计划，并为了收购土地，三番两次派人来滨岛家谈判——因为他的房子和土地正好位于预设道路的中央。
附近的土地几乎都已成交了。只有滨岛庄作在坚持，照公营开出的价钱他绝对不卖。交涉员在要求他保密的前提下逐渐把价钱抬高，滨岛还是屡次回绝。不管谁来劝说，他一概不听。即使当地大佬和区长费尽口舌，他的意志依然不变，简直就像吃了秤砣、铁了心。
道路公营收购的补偿价格毕竟有限。滨岛庄作拒绝的理由是：此地是他爹留下的土地，充满了难以忘怀的回忆，所以不能搬到别处。
滨岛庄作就此被大家视为贪得无厌又故意唱反调的人。
道路公营则表示，如果滨岛还是不肯答应，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根据《土地征收法》强制执行。
滨岛庄作知道，那具死尸睡在这块长满杂木林的土地下已经三个月了，尸体身上的肉应该还没烂光，要完全化为枯骨估计还得再等上一年。
在这期间挖出尸体转埋他处是冒险之举。等到化为白骨，处理起来就会简单许多。在那之前，坚决不能从这块土地上搬走。
再过一年，只要努力把谈判再拖个一年就好，就让开路工程径自进行，单留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吧。虽说有什么《土地征收法》，但只要提起诉讼，至少能耗个两三年。想必柳田修二的尸体会在这段时间内化为液体渗入土中，最终只留下一具白骨吧。
滨岛庄作连休假都在家里恍恍惚惚地打瞌睡，值早班的日子总是一早出门、傍晚返家；值晚班时则是傍晚出门上班、翌日返家。
他家是散布于武藏野的聚落之一，四周有防风林环绕，春天整片杂木林发出新芽，到了秋天渐渐转黄，入冬后只剩光秃的枝丫。
现在正值冬天。
值完夜班回来的滨岛庄作茫然伫立于田埂，仰望着土地上方，今天同样也有惊人的鸦群在上空盘旋，自从埋了那样东西之后，乌鸦天天群聚而来。
滨岛庄作还不知道，这前所未有的鸦群已令附近的人暗起疑心，并偷偷向警方报告了。
首次刊载于《周刊读卖》 昭和三十七年一月七日
《真假森林》与《西乡纸币》
文/山本兼一（二○○四年·第十一届清张赏得主）
我..开始阅读清张作品，是在三十岁以后。
虽然二十几岁时也不是完全没接触过，但那时总觉得不太习惯，我想大概要累积一定程度的社会经验之后，才能把流淌在清张作品中那人性浊黑的情念与爱憎拿来欣赏吧。对于年仅二十几岁、任职于某家小出版社、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执意创作反小说（anti-roman）和超现实主义小说的我来说，清张的作品太赤裸了，令我难以融入。
三十岁那年，我离职成为自由作家，决定抛弃过去所写的纯真却毫无销路的题材，在创作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开始改变心意，想把写作当成职业，创作地道的娱乐小说。
既然如此，就要参考畅销小说的范本！抱着这种心态，我开始阅读清张的作品，竟随之愕然，顿时陷入那个世界。
最先让我惊讶的，就是《西乡纸币》。那精心设计的情节，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如神来之笔，我只能乖乖地甘拜下风。平庸的写手绝对模仿不出这么高水准的作品，无论是新颖的创意、鲜活的人物，还是令人提心吊胆的情节走向，都仿佛屹立不摇的精致工艺品。
之后我又迫不及待地阅读了很多作品，每一篇都别具一格，极为精彩。等我把《真假森林》、 href='/article/379.htm'>《脸》、《跟监》、《二楼》等我所喜爱的作品标题列出来一看，才发觉这些作品多半完成于昭和三十年代前半期。?9９lib?
清张先生于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从报社广告部离职，当年他四十六岁。那年出生的我，现在正好是清张先生当时的年纪，并获得冠上了清张先生之名的文学奖。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巧合，但还是令我心头一紧——清张先生的作品就是有这样的分量。
我还没上小学时，他就已经写出前面所提及的那些作品了。
回顾那个时代，我会用“牧歌式”这种老套的说法来形容，不过仔细想想，那只是因为尚未步入少年阶段的我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罢了。这个世界，其实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和平时代。人类没有心存嫉妒与怨念，或者没有恶意和诅咒这?９9liｂ.
种负面欲念的时代，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清张先生就是以人心深处流淌的这些骇人的欲念为基底，构筑他的作品的。只要是生活在日本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会觉得那样的作品世界仿佛是一个张着嘴等候猎物的陷阱。由此可见描写得多么写实，完全感觉不到虚拟故事所惯有的轻薄与媚俗。
在清张先生无数的早期短篇名作之中，我尤其为《真假森林》心折。比起其他作品，这一篇令我印象深刻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论是身为美术评论家的主角和古董商，还是美术史学家们的姿态，都历历在目，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活着。
为什么呢？理由我没有特意思考过，因为它写得比其他作品更精彩吧！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进一步探究。
现在重新思索这个问题，我终于发现这篇作品吸引我的原因了。说来糊涂，其实 90a3." >那是我个人的问题。
《真假森林》就像我身边的一个突兀的窥视孔，盘旋于文字中那人类心底的漆黑欲念让我感到熟悉。
如果不谈一下个人私事，各位恐怕无法理解我为何会这么说吧……
我的父亲一直过着普通学者的生活，我则是一边观察学者一边长大的，关于学者的傲慢和无聊，我自然是很清楚的。
另外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原因。我曾经在古美术拍卖场工作过，虽然只是学生时期打打工，但当时所窥见的古美术界内幕，老实说，至今仍令我哑然。关于这一点，在此不多赘言，我想我迟早也会投影在自己的作品中。
对我来说，《真假森林》这篇作品重叠了上述两个我所熟悉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文中缠绕的欲望和情念才令我有切身之感，登场人物才会在我的脑海中长久地留下鲜明的记忆。
清张作品的精髄，说来说去还是那透彻的写实风格。
住在美军基地附近的人看了《黑底之绘》，想必会为之战栗：对家里开印刷厂的人来说，《二楼》大概会像噩梦一样烙印在脑中吧——我不得不这么想。
开头也提到，我曾被《西乡纸币》吸引，但那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这篇清张先生踏入文坛的出道之作，融入了满满的历史小说的醒醐味。
历史小说的趣味，想必就在于如何解读史实内幕吧。
即便没有出现在史记、教科书或研究报告中，但历史事件的缝隙和周围，想必也缠绕着浑浊乌黑的情念。毋宁说正是这种情念左右了历史。
《西乡纸币》生动地描述出军票背后藏着怎样的人性物语。
缠绕其间的是对金钱的渴望、爱欲及嫉妒。仔细想想，人活在世上，不正是受到如此单纯的情念左右吗？即便看似复杂的社会问题，只要抽丝剥茧地解读，最后不外乎就是这些单纯的因素纠缠、交错而成吗？清张先生熟知这点，并成功地描写出在历史旋涡中打转的人之情念。对他的这种笔力，平凡写手只能脱帽致敬。
清张先生初期的短篇，篇篇精彩，难分轩轾。每一篇都是名作，每一篇也都是杰作。
要从中选出最喜爱的作品，不也等于去探寻曾缠绕过自己的黑暗情念吗？
或者是从被巧妙描绘出的无名历史缝隙间的黑暗情念之中发现新鲜的惊奇吧。
想到这里，我不禁再次对清张作品的深不可测感到畏惧。
《菊枕》和回忆中的高中舞台剧
文/森福都（一九九六年·第三届清张赏得主）
通常，与一件事物的第一次接触最重要，那往往会对日后产生深远的影响。就拿我来说吧，有生以来第一次观赏的舞台剧，就对我往后的戏剧观影响了许多年。
不过，虽说是舞台剧，各位最好不要想象成那种在气派剧院公演的商业戏剧。我看的那出戏，是只在我的故乡——一个连大型巡回剧团都难得造访的小岛上，由话剧社学生举.９9ｌｉｂ.办的公演。当时读初中二年级的我，拉着朋友偷偷混进了高中的校庆园游会。
那出戏的情节我几乎忘光了。唯一还记得的，就是男女主角不搭调的表情和阴暗凝重的气氛。
男女主角是一对情侣，女人在某种起因下逐渐发狂，男人却无怨无悔地接纳了她。或许除了爱情，那个男人还有什么把柄落在女人手上。女人精神出现异常后，便骑在男人的背上高声大笑，全剧就在男人像马一样在地上爬行的这一幕下结束。
不知不觉中，握紧拳头盯着舞台出神的我心思恍惚，埋在脑袋深处的音又似乎正在不断地震动。
在一个青涩的初中生眼中，高中生就像住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大人，他们带给我强烈的冲击。尤其是那个敞着和服前襟、拖着腰带，在舞台上癫狂的女学生，鬼气逼人的演技令我敬畏不已。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正是因为那种老套的疯女演技中浓缩了高中生特有的纯真，所以才能打动我的心。
从此以后，在我心中，“高中话剧”便和“阴沉、 7a92." >窒闷及疯女”画上了等号（充满了我个人的偏见）。也是因为，在那个以夸张的绝望态度看待全世界的年纪，我深信，如果最后不步上疯狂之路，故事就无法收场。
我的“戏剧热”在此后数年渐渐升温，一开始只能看电视上播的舞台剧，或是阅读剧本聊以慰藉，但在比我小两岁的妹妹也来我所就读的高中就读后，“高中话剧”竟出乎意料地与我拉近了距离。因为我那个口齿不伶俐，又不喜欢在众人面前出风头的妹妹，不知为何竟然加入了话剧社。
妹妹参演的第一出舞台剧是《楢山节考》。当时她才上一年级，所以只是跑龙套。原作本来就很精彩，改编成话剧以后的确挺感人的。不过，他们居然想在慰问养老院时表演这出戏，真不知该说乡下高中生天真烂漫还是少根筋。
我不是话剧社的人，却很受不了他们这种粗线条，明知是多管闲事，还是决定替话剧社找个更适当的剧本。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发现了《菊枕》。
《菊枕》讲述生来就有着过人美貌与才气的女主角阿蕊的一生，这个人物的灵感来自于个性好胜、擅长创作热情华丽之风俳句而闻名的杉田久女。不甘心只做个平凡乡下教师之妻的阿蕊，虽然其才华获得了中央俳坛的肯定，却一直在贫穷所导致的焦 8e81." >躁、俳坛中的钩心斗角，及过度自负中苦苦挣扎，最后终于落入发狂的深渊。
读完我不禁拍膝大叫：“就是这个！”以疯女为首，我理想中的高中话剧该有的东西不仅一应俱全，还有许多舞台效果绝佳的写实场景！
把大量菊花铺在廊子上，风干后做成菊花枕的那一幕，表现出女主角对丈夫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若是让纯情的童女阿蕊与自我意识强烈的中年阿蕊轮流出现，不知效果如何？
阿蕊为了寻求俳句灵感，不时披荆斩棘深入英彦山的那一幕，我希望在话剧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各出现一次。起先是在她吟出《时鸟》的创作巅峰期，季节在初夏。第二次是被恩师放弃、创作也陷入瓶颈的凋零期——阿蕊披头散发、眼露妖气地徘徊在晚秋的英彦山间。
演出的构想——理清并日渐完整，我甚至连主角阿蕊的人选都打算好了——举贤不避亲，我想提拔妹妹。但尽管我的幻想在肆意膨胀，实际上却并没有写成脚本。我不是话剧社社员，没有那种力量推动我刚萌芽的“创作”冲动。（听起来好像在替自己找借口，不过乡下地方和首都圈的文化落差绝对不小。阿蕊的焦虑，我能感同身受。）
在那个以幻想告终的剧本《菊枕》中，我本来打算把阿蕊被介绍给圭助认识的那一段放在第一幕。阿蕊虽对她未来夫婿的容貌不满，但还是像一般女孩子一样，对婚姻生活充满光明的希望。为了更强调她日后的绝望，我打算先给她一线希望之光。
不过，如果是现在的我来写《菊枕》的剧本，大概会把下班回家的圭助听到邻居主妇在路边闲聊，得知妻子阿蕊的负面谣传放在第一幕第一场。圭助躲躲闪闪，好不容易回到家，在玄关迎接他的却是妻子的当头痛骂，但圭助只是默默地把脸转开——我想把他描写成一个沉默寡言、具有善良天性却境遇可悲的平凡男子。
我的焦点何以不再是阿蕊步向疯狂的原因与过程，反而转移到随她疯狂的圭助身上？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从初次阅读这个故事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会产生变化也可说是理所当然。说到这里我才想起，最近再回想那次园游会时看到的高中话剧，脑中浮藏书网现的总是那个男同学细腻的演技。他一边驮着女人爬行，一边流下了分不清是悔恨还是欢喜受虐的眼泪。
《火的记忆》的记忆
文/岩井三四二（二○○三年，第十届清张赏得主）
如果将松本清张的小说分成“得救的故事”和“没救的故事”，不知哪一种比较多。
我并没有看过清张先生所有的作品，即便如此，若我在这里断言“没救的故事”占压倒性的多数，想必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吧。
如果要举例，还真是没完没了。单看长篇小说 href='4932/im'>《砂器》、 href='331/im'>《点与线》、 href='330/im'>《零的焦点》等公认的代表作，就全部都是“无药可救”。
如果是推理小说，故事到了最后，凶手犯下的罪行通常都会东窗事发，进而遭警方逮捕，然而被害者并未因此获救，创造出凶手的社会黑暗面与扭曲的现实问题也依然存在着。除了推理小说，就算在清张先生的普通小说里，即便故事结束时发生在主角身上的事件会真相大白，状况却依旧恶劣，甚至还不如原来。
哪怕是短篇——以芥川赏得奖作品《某〈小仓日记〉传》为首，几乎所有小说都在主角失意时戛然而止。还有例如《憎恶的委托》，?9９ｌib.这种光看标题就觉得不可能得救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看完他的小说后通常心情都会变得低落、晦暗。如果说这就是清张作品的特色，也不算夸张吧。
关于他为什么总是写这种晦暗的小说，我记得在看过 href='4912/im'>《半生记》之后曾经恍然大悟，不过在此不多赘述，想必过去已经有很多人提及这一点了。
为避免误解，容我再9９ｌｉｂ?补充一句，我可没有说风格晦暗就是不好的作品。以写实手法来生动描述社会的黑暗面与人生的陷阱，读者当然会留下晦暗的印象。无药可救，也算是清张先生的作品能毫不留情地勾勒出现实的证明。
不过，和不全是苦涩的人生一样，清张的作品中，“得救”的故事也多少有一些。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而言，《跟监》和《投影》等短篇都可归为这一类。
《火的记忆》也是其中之一。
基本上，单是主角设定为好人这一点，在清张的作品中已极为罕见了，容我再多说一句，这篇小说直到最后都没有出现坏人。故事梗概就是一个苦闷的好人，受到国家烟草专卖局里众人的温暖与守护、谅解与支持。
话虽如此，但就整体而言，这依然是个晦暗的故事。主角对自己的出生背景怀有疑问，某日，他发现了母亲收藏的旧明信片，企图以此查明多年来的疑问。于是，他开始循着琐碎的线索追查，幼时的记忆赫然浮现……
凡是看过这个短篇的人，一定对三人凝视夜空中浮现的煤堆之火那一幕印象深刻吧？那仿如绘画般的场景，以及“身为女人，这是最后的、拼了命的可悲方法”这一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都清晰地烙印在脑海中了吧。光凭这一点，就可认定这是篇让人终生难忘的佳作了。
《火的记忆》的精华在最后几行。对主角来说，那是堪称最糟糕的真相揭晓之后，妻子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有点出人意表，但立刻又会觉得“啊，有道理”。因为作者早已准备“救赎”，所以读者在读后才会觉得神清气爽。
写到这里突然想谈点儿私事，当初介绍清张小说给我的人，是我上初中补习班时遇到的在补习班打工的大学生。
那家补习班是一位退休老师开的，有点类似古时候的私垫。老师以自家的餐厅为教室教英语，那个寄宿的大学生则教数学。
可能是下课闲聊之余，我曾经提到对推理小说有兴趣吧。那个教数学的大学生便说：“如果想看推理小说，清张的不错。”说着，就拿出自己的文库本借给我。我翻了翻书里的目录，然后还没下课，就已经站在走廊上，借着微暗的灯光，把看似有趣的一篇读完了——那就是《火的记忆》。
因此，在我心中，《火的记忆》已经和灯泡的昏暗光线连接在了一起。还记得内容的小说有无数篇，但连阅读时的情境都还记忆犹新的小说却不多。由..此可见，我对那篇小说的印象有多么深刻。
虽然因清张作品的晦暗与无药可救而暗自叫苦，我还是毫不厌倦地看了许多作品，大概也是因为信赖作者吧。这种信赖，说不定就来自于我阅读的第一篇——《火的记忆》。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听到补习班老师说出“清张”两个字时，都不确定那是不是人名，还反复问了好几遍的少年，日后居然能赢得冠上此名的文学奖，人生果真难以预料。
试写《订地方报纸的女人》
文/横山秀夫（一九九八年·第五届清张赏得主）
若问哪一瞬间我最仰慕前辈，与其说是读完杰作的那一刻，毋宁说是我自己执笔的过程中更加感触良多吧。在宛如满天繁星的清张作品群中，我之所以会对《订地方报纸的女人》一往情深，就是基于这样的感受。
这是一篇中年作家揭穿读者罪行的短篇推理。潮田芳子这个住在东京的女人，写信给Y县的甲信报社，以“正在连载的小说《野盗传奇》看似有趣”为由表示要订报。连载小说的作者杉本隆治固然很高兴，可没想到才过一个多月，芳子又以“小说变得不好看了”为由，寄了一张停止订报的明信片到报社，大为不快的杉本对这个喜恶无常的读者起了疑心，并看穿了芳子只订报一个月的用意，继而嗅到背后潜藏的犯罪气息。为了确认对方的犯罪事实，杉本展开了行动……
撇开故事的趣味性不谈，杉本对芳子产生怀疑的“起因”就令我拍案叫绝。我钦佩前辈制造动机的方法，让身为主角的作家杉本出马，扮演起了侦探。这种安排颇为新鲜奇妙，给我很多灵感。
那个“动机”是什么呢？文中是这样写的：
与那名读者宣称“很有趣，所以想订阅报纸”的那一回比较起来，这次对方说“不好看，要伴止订阅”的这一回内容明明要更精彩。（中略）
“那样的内容，居然说不好看。”
他觉得奇怪。
要明白这段文字的分量，除了实际创作一篇“作家揭发读者罪行的短篇推理”之外，别无他法。
比方说，如果是我，大概会这样写吧。
大雨成灾，新书《野盗传奇》的签售会上，.9９lｉｂ.索取签名的队伍短得令他不禁脸色难看。但也可以说幸好有这场大雨，至少可以向各方辩解说读者是因此才无法到场的，杉本隆治发出无声的叹息，在书店备妥的位子落座。
“那么，现在开始签名。”
签了四五本后，轮到一名二十五岁上下、却打扮的分外老气的女子，她畏畏缩缩地走到桌前。杉本打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她了，一方面是因为队伍短，不过主要还是因为喜欢杉本小说的读者多半是上了年纪的男性，年轻女子在签售会上出现算很稀奇。
首先，让作家与读者在签售会上“接触”。
接着这样继续——
杉本用眼角瞄着女人随新书一起递上来的号码单和资料。“X郡X村 芳子”。他赫然一惊，因为前妻也叫这个名字，那张刚过四十的老脸应该还没出现明显的变化吧。资料上“想对作者说的话”那一栏写着“打从您在《甲信新闻》上连载小说时就已拜读，内容非常有趣”。
他的嘴角自然地流露出笑意。
“谢谢您的欣赏。”
“哪里！不敢当，今天能见到老师真的很高兴。”
回话的声调很兴奋，这个女人长相虽平庸，紧盯着杉本的视线中却散发着一种妖异的性感。
“那我帮您签上大名和日期吧，可以把全名告诉我吗？”
杉本拿着笔问道。女人霎时露出深思的表情，随后别有深意地微微一笑。
“不用写姓氏，写‘芳子’就好了。因为我可能很快就会改姓。”
“啊，这样吗？那真是恭喜您了。”
杉本有些失望，不禁在心里自嘲，同时脑海中又想起被妻子逼着离婚时的苦涩。写上“赠芳子”后，杉本抬起视线。
“谢谢您。”
女人双手接过新书，她的指甲剪得很短，手>藏书网指看起来饱经沧桑。双手都没有戴戒指，也许是还没收到男方的订婚戒指吧。
写到这里，我忽生一念。在短篇的架构上，用“回忆”的方式来处理签售会那一幕似乎比较妥当。因此开头应该设定在签售会过后三个月才对吧，我想。
睡意宛如展翅的飞鸟，倏然消失，不 662f." >是因为正咀嚼着烤焦的吐司使得脑筋清醒，而是边吃边看的《甲信新闻》早报的第三版内容，令杉本隆治瞪大了双眼。
三日晚七点左右，X郡X村的熟食店兼职员工潮田芳子女士（二十六岁）打一一○报警，“我丈夫从临云岭摔下山崖了”。警员赶往现场，搜索崖下，果然发现了从事中古车买卖的潮田早雄先生（三十六岁）的尸体。死因为全身多处骨折。据芳子女士表示，夫妻俩带着两岁的长女开车前往亲戚家，途中在岭上遭遇大雾，寸步难行。早雄先生下车解手，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他的大声哀号与落石声。当时视野能见度只有一米左右，芳子女士不敢下车，只好在车上用手机报警。警方判定，早雄先生可能是在浓雾阻碍视线的情况下，失足坠落崖下的。目前仍在继续调查。
杉本沉吟着吐出一口气。
X郡X村……芳子……虽只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报导，但这个名字立刻吸引了他的视线，因为与他的前妻同名。
想必应该是她吧。就是三个月前，在刚出版的《野盗传奇》签售会上出现的那个女人，记得她在资料单上埃写的住址就是“X村”。
主角杉本的大脑开始全速运转。他回想起和芳子在签售会上的对话，猜想她后来应该就是与这个姓“潮田”的男子结婚了。然而，两岁长女的存在令他不解，杉本自问，难道是另一个人吗……
杉本拍膝大悟。
很快就会改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可能是湖田借口推脱，或是有其他原因，总之女儿出生两年了，两人还没办手续。如今才即将正式办理结婚登记，芳子那个别有深意的笑容一定是出于这个原因。那双看似饱经沧桑的手何以未戴订婚戒指，也都说得通了。
不，且慢。潮田都三十六了，就初婚来说似乎有些老，那个长女也许是他前一段婚姻的结晶。那么，他或许是因为前妻那边摆不平，才迟迟未让芳子入藉。
总之，不管是哪种情况……
杉本凝视着虚空，为芳子的不幸叹息。不管有什么内情，好不容易正式结为夫妻，没想到刚结婚丈夫竟然意外死亡了……
写到这里，我再次陷入沉思。
命题是“作家揭发读者的罪行”，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真能让主角杉本以侦探的身份出马吗？他对死了丈夫、不得不独自抚养幼子的芳子深表同情，而她是自己的书迷，两人曾在签售会上交谈过。可是，杉本会只因这样就采取行动，去联络算不上熟人的芳子吗？小说里?９９lｉb?的杉本，明明没有任何“动机”去怀疑芳子一手计划的罪行。
我左思右想，但老实说，已有些着急想继续撰写后续发展了——杉本脑中萌生“逆转式奇想”的情节。
杉本被自己的突发奇想所震撼。
很快就会改姓——这里如果是指“离婚”的话……
脑中勾勒的画面顿时一变。原本潮田和芳子就是夫妻，育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芳子早在三个月前便已决心离婚，并希望“很快”就能这么做。可是，直到昨天发生那场意外时，芳子仍是潮田的妻子。
为什么？
是芳子改变心意了吗？
抑或丈夫潮田不肯离婚？
雾中……失足摔落……
杉本感到额头冒出寒气。
芳子想跟潮田离婚，说不定这个念头只有一个人，也就是杉本知道。
于是，杉本展开行动……
他终于可以怀着疑问与怜悯，以侦探的角色逼近芳子身边了。可是……
课题还是没理清。所谓的课题，就是杉本的“逆转式奇想”是如何冒出来的？“动机”又是什么？多数作品中，这部分都是以“在某个偶然状况下”加以处理的。我绞尽脑汁，寻找最贴切的“偶然状况”。
结论是这样的。
信箱里躺着一张明信片。
是前妻寄来的。
恭喜你出版新作，也谢谢你特地寄给我。不过这样让我有点困扰，你也知道，我一向很少看书，你寄来的邮件也令我妈很不放心。所以今后……
杉本咋舌，愤怒地瞪视着明信片。“桑田芳子”——签上旧姓的笔迹力量之强令人痛恨。
他在榻榻米上摊成大字形。
这么躺了一会儿，忽然“啊”了一声。
这是一篇短篇推理诞生的瞬间。
不过，同样也是在这一瞬间，让我对前辈心生敬畏。
与那名读者宣称“很有趣，所以想订阅报纸”的那一回比较起来，这次对方说“不好看，要停止订阅”的这一回内容明明要更精彩。（中略）
“那样的内容，居然说不好看。”
他觉得奇怪。
这段文字精彩地展现出职业作家的内心世界，换个角度，甚至可说是滑稽的自我意识过盛。
“这一回内容明明要更精彩”——这当然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作家自己这么觉得。很难说站在读者的立场，究竟是不是真的更精彩。可是在作家杉本的想法中，打从一开始就认定觉得不好看的人奇怪，从此他对芳子的怀疑开始永无止境地膨胀。
但如果就清张作品所共有的“细密”这一特点来看，《订地方报纸的女人》自中段开始，情节发展得似乎有些草率。疑心一发不可收拾的杉本不仅找侦探社调查芳子的人际关系，还多次专程去东京试探她。最后甚至自己当起诱饵，企图让芳子重现犯下之前的“伪装自杀”。从杉本这一系列“草率”的行动中，可以读取到作家在自我意识遭到践踏后，心中所激荡的负面情绪有多么强烈。正因为促成“动机”的情感如此浓，才会造就细密的故事情节。
然而，其实《订地方报纸的女人》的主角杉本不一定非得是“作家”不可。与之相反，若我也创作一个杉本，就算他是一个“影子写手”，或写自传的“过气明星”，又或者是个“退休的摔跤选手”，对故事本身也毫无影响。这就是差别所在。清张先生并不是先替主角套上某种职业或性格，由他扮演故事中的角色，而是正因为主角是那样的职业，才会有那种“性格”。让主角自己创造出故事，这一点可说是《订地方报纸的女人》最厉害的地方。
好了，被我套上那个角色的杉本会怎么行动呢？既然已经写了，那就让我好好揣摩一下作家的自我意识，把这个故事结束吧。
杉本想调查芳子的动机，包括几分怀疑和几分怜悯，但这理由其实很牵强。起先，他怀疑是不是因为丈夫不肯婚而令芳子起了杀意，或是为了保险金铤而走险，但他雇用的侦探报告说“没听说夫妻感情不好”。他的怀疑开始动摇，等他知道保险理赔金是比照正常情况的适当金额时，追查的动力想必会一举消失无踪吧。那就增加怜悯成分，或让独身寂寞的他对散发出“妖异性感”的芳子产生爱意，这样或许比较自然。假设他借口某理由开始出入芳子家，并和她两岁的女儿混熟了。女孩儿虽然才两岁，却很早就学会了说话，还会对他撒娇说：“叔叔，你要再来哦。”他会说：“好，下次放假叔叔带你去兜风。”
……
如此一来，结局将会是这样的。
打在挡风玻璃上的雨声更强了，空调效果不佳，窗玻璃内侧开始起雾，视野也变得模糊不清。他战战兢就地试踩油门，可是只听见轮胎空转，似乎还是无法从泥泞中脱身。
杉本看向一旁的芳子，露出束手无策的表情。
“我看，我去向附近住家借把铲子好了。”
“雨下得很大呢，还是等小一点再说吧。”
仿佛受到芳子的影响，坐在后座安全椅上的千鹤也露出不安的表情。
“不要紧，我马上就回来。”
杉本对自己话中的柔情既羞又喜。我们就像一家人，不，已经是一家人了……
他分别对芳子与千鹤投以一笑，然后推开车门。
“不要！”
千鹤突然大叫。
“妈妈，你不要去！”
“哈哈哈，妈妈不会去的，只有叔叔去。”
“不要！人家怕怕，妈妈，你在这里！”
“我不是说了吗，小千……”
“你不要去，我一个人会怕！”
“真伤脑筋。”
杉本苦笑着看向副驾驶座。
紧接着，他不禁屏息。
芳子的脸血色尽失，那表情仿佛在警告千鹤闭嘴。
杉本甚至忘记了眨眼。
你不要去……
视野一片白茫茫，挡风玻璃一片模糊，宛如车内起了场大雾，逐渐弥漫开来。
（终）
西乡纸币
去年春天，我任职的报社企划了一场“九州两千年文化史展”，预定在秋季展出，但我们很早就着手准备了。我连着在九州各地跑了一个月，去大学图书馆、寺庙、古老神社，旧日望族那里搜集展出资料，成绩还算不错。结束漫长的出差回来时，心中已有了大致的眉目。
展出品中有国宝，也有所谓的绝不外传的无价之宝，因此在处理和运送上，必须事先想好万全的方法。该项计划的展出品大致确定以后，我列出所有展品的清单，列好后只投以一瞥，就立刻发现成果好得超乎预期。尤其是基督教文物方面，都是前所未见的绝世精品。
“喂，这是什么？西乡纸币是什么东西？”
某个年轻同事突然看着清单问道，马上引来四五个人，大家凑近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一、西乡纸币 二十件
二、备忘录 一件
连我也一头雾水。
“经手这东西的人是谁？”
我这么一问，制作清单的男同事马上找出文件夹翻了一下，说：“啊，是宫崎分社那边送过来的，对方主动要求展出。”
再看附函，是分社长E君写的——应宫崎县佐土原町田中谦三氏之请，接受委托，预定近日发送。
不过我还是没搞懂这个“西乡纸币”究竟是什么。从名称来看，应该和西乡隆盛有关，但除此之外谁都没有更进一步的概念了。有人猜测这可能是当地崇拜西乡的某种信仰符录，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对方既然主动要求展出，应该具有历史价值。最后，某人派工友去调查部借了百科事典回来，那本富山房版事典的记载如下：
西乡纸币——西南战争时，萨军发行的纸币。明治十年（一八七七），西乡隆盛举兵，聚众四万。（中略）同年四月，兵败熊本转战日向，导致与鹿儿岛断绝联络，遂于六月发行法定货币，也就是所谓的西乡纸币。将两张寒冷纱黏合，中间插上纸片使其坚固，分为十圆、五圆、一圆、五十钱、二十钱和十钱共六种，据说发行总额不下八十万。面额较大的钞票一开始就乏人问津，小钞还能靠着西乡的威望勉强维持。但在萨军败于延冈退至鹿儿岛后，信用一败涂地，使得当地持有此钞者蒙受莫大损失，乱后虽曾向政府申请补偿，但政府宣称此乃贼军发行的纸币，因此不予理会。（津田）
这下子疑问解决了，原来这是萨军的军票。想必，这位展出者的父祖辈也因拥有这种法定货币而“蒙受莫大损失”吧。现在，他的儿子或孙子想把留在家里的旧钞拿出来重见天日。之前以为是某种符录的人不禁笑了出来。
西乡纸币的事情就此被抛到脑后，大家纷纷为了准备开幕而疲于奔命。夏日尽，秋风起，报社已打出了广告，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天天忙着和铁路及运输公司打交道，还得打点会场的陈列设计，社会版上也开始连载关于展出品的解说词。
一天，某企划组的组员笑着说：“来了来了，西乡纸币来了。”
说完丢下包裹就走，看来是宫崎分社的包裹寄达了。我那时正好闲着，于是立刻拆开。里面有个小小的桐木盒子，所谓的西乡纸币就装在里面。和百科事典里说的一模一样，长约四寸，宽约两寸，中间夹着一层薄厚如仙花纸的纸片，外面用粗糙的寒冷纱贴合。颜色有黄蓝两种，用途自然也不同，但全都像昨天刚印刷出来般崭新。我想，对方一定保管得很细心。正面以凤凰和桐花图案为底，金额和“管内通宝”字样下有“军务所”的印记。再翻到背面，印着“赝造此钞者必按军律处刑，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六月发行，通用三年为限，凭此钞供诸上纳之用不为苦也”。
除了这盒西乡纸币，另外还有一本用桐油纸包裹的厚重册子，这大概就是目录上的《备忘录》吧。约为菊版大小，由三百张左右的和纸对折装订而成，上面写满蝇头小楷，密密麻麻。纸张已褪为茶色。
我打开随包裹附上的分社长E君写给我的信。
（略）谨从田中氏收藏的西乡纸币中选出二十张寄上。另有《备忘录》一份，乃田中祖父的友人所写，此人据说和西乡纸币的制造也有关系。小弟没看过内容，不过据田中氏所言，似有部分颇为有趣，建议不妨将内容摘要作为正刊载的解说报道的一部分。不知尊意如何？
我再次拿起那厚厚的本子，翻开首页，上面没有题赠签名，只写着：
日向佐土原士族 樋村雄吾 谨志
明治十二（一八七九）年十二月
我随手带回家翻阅，不料竟然一口气熬夜看完。事后我没有转交给社会组，也没有遵照E君的希望写成报道，因为我实在不忍心把这份《备忘录》做成宣传用的材料。
我在最近难得一见的亢奋情绪下，立刻提笔给田中写信。我想他大概也希望这份资料能被写成新闻，我写此信一方面是为了回绝，同时也想请求他让我把这份《备忘录》先留在手边，以便另找机会发表。田中很快就复信，他竟接受了我任性的要求，并授意我全权处理。
“九州两千年文化史展”期间，这份《备忘录》和西乡纸币一并陈列，钞票令人啧啧称奇，但《备忘录》似乎无人特别注意。
展览顺利结束后，我先把《备忘录》全部抄了一遍，然后才把展示品还给田中氏，是时候发表士族樋村雄吾手记了。不过，如果直接印成铅字出版，文章会显得太古板。就算别有明治情调，但这年头读者还是会看不习惯。
再加上——正如前面提过的——全文过于庞大，因此有必要大刀阔斧地删减。最后，我只好自己全部改写了一遍，倒成了我的《樋村雄吾传》了。我并未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单纯照《备忘录》如实撰写。
《备忘录》的主角当然是樋村雄吾自己，文中用“余”这个第一人称，这样对我来说有些不便，所以我决定一律改写成“樋村雄吾”这个第三人称。
1
开场白扯远了，樋村雄吾生于日向国佐土原。佐土原离宫崎市很近，旧领为岛津氏支藩。其父名曰喜右卫门，是俸禄三百石的藩士，而母亲是从该藩内藤氏嫁来的阿常，但不幸在雄吾十一岁时死去。雄吾没有兄弟，在缺乏母爱与手足亲情的环境下长大。喜右卫门直到雄吾十六岁才续弦，因此有五年的时间，樋村雄吾是由父亲喜右卫门一手抚养的，一切教育也均来自父亲。
樋村雄吾十二岁时正逢明治维新，进入明治四年之后突然废藩置县，其父也因此失去世禄。废藩置县主要是西乡隆盛推动的，据说是为了激怒喜右卫门的本藩家主岛津久光。总之，这下子家里顿失收入，喜右卫门只好在城南外二里买了块土地，当起了农民。他雇来数人耕作，自己从不下田。
这一年，在别人的撮合下，父亲喜右卫门娶了继室，也就是雄吾的第二个母亲。这个继母还带着一个孩子，是个年纪比雄吾小五岁的女孩，因此算他的妹妹。喜右卫门会续弦，也许是因为不习惯新世代，决定就此务农安宁度日。
即使是年少的雄吾，也能从这个继母随和的态度看出她并非士族出身。岛津领内历代都是一个士族、平民阶级分明的地方，甚至直到近年仍留有这样的风俗，更何况在当时，两族几乎不可能平等通婚。而现在喜右卫门竟然娶了一个出身平民，还带个拖油瓶的女人，可见他不是想遁世，就是很中意这个继室吧。正好这年八月颁布了士族与平民可以通婚的许可令，素来讨厌新政府的喜石卫门率先身体力行，倒也是一种讽刺。
从此，家中似乎充满了温柔气息。继母虽然配合父亲的年龄刻意装扮老气，却还是掩不住三十五岁的俏丽容貌。此外，刚成为雄吾妹妹的季乃也生就一张人见人爱的可爱脸蛋。
一直在男人堆里长大的雄吾，很高兴这对母女软化了家中的气氛。可是，他觉得在两人面前袒露这种感情有点不好意思，因此总是忍不住摆出扭捏的态度。季乃口口声声喊他“雄吾哥哥”，并对他敬爱有加，却只能从他那里得到冷漠的回应。不过，这是否为真心的冷淡倒颇值得怀疑，若将日后情形放在一起考量，能引发不少想象。
有关这段时间的生活，《备忘录》里并没有特别记录。岁月如水，匆匆流逝。
季乃的美貌与日俱增，逐渐传遍整个佐土原。雄吾二十一岁、季乃满十六岁的那年正月，时值明治十年（一八七七）。
雄吾一开年就跑去鹿儿岛的亲戚家拜年，不过这恐怕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应是去侦察早已动荡不安的鹿儿岛情势。
到了当地，才发现情势远比听说的紧迫，已经在公然备战了。雄吾仓皇返回佐土原，但鉴于父亲喜右卫门卧病在床，雄吾没有详加报告，只禀明近日要与著西乡先生上京，恳求父亲允许。喜右卫门抬脸看了半晌天花板，也没问理由便点头同意了，他似乎已了然于心。
雄吾把母亲喊到别室，季乃不巧在两三天前去母亲的亲戚家做客了，因此无法当面道别。原文中虽没有任何说明，不过想必他为此内心深感遗憾吧。
雄吾持传家之宝的名刀赶往鹿儿岛，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在东上军被编入第三大队，队长是永山弥一郎”。
2
二月十五日，西乡隆盛以诘问政府为由，率领精兵从鹿儿岛出发，之后的发展正如一般历史书籍记载，因此在此不再赞述。
《备忘录》的作者也翔实记录了包围鹿儿岛城后植木方面的战役，但与本文无关，因此省略。只记述一下作者本人英勇战斗的情形。
三月十九日，厉害非凡的萨军在田原坂的险坡遭到突击被官军攻下，从此大势已去。之后退往人吉并投奔日向路，主力在宫崎一带集结时，已经和鹿儿岛断绝联络。
陆军就是在那时候发行纸币的。印钞所设于宫崎郡的广濑，由桐野利秋担任造币局总裁。在池上四郎的监督下，此项工程日夜不休地加紧赶工，实际工作由佐土原藩士森半梦（通称喜助）负责执行。据说，总共动用了三十名工人。由于后勤总部已经囊空如洗，所以才着急进行这项造币工程。
樋村雄吾也被派到这个新设造币局，至于担任何种工作，他在自述的《备忘录》中并未写明。但是不难想象，森应是基于同为佐土原藩士的立场才会提拔同藩雄吾的。想必雄吾是森的助手吧。
这种纸钞的样子，前面已做过说明，因此不再重述。总之，萨军企图用这个向邻近的商人与农家换得必需物资。面额十钱和二十钱的纸钞还好，但五圆、十圆这种大额钞票打从发行那一天起就无人信任，大家都不肯收。可是，萨军真正想用的正是这种大钞，因此半带胁迫地硬将这些大钞塞给商人们，以换取粮食与弹药。最后，士兵们甚至组队前往富裕商家，用十圆大钞买一点小东西，借此换得太政官发行的钞票。
明治十年十月的《东京曙报》上倒是有一篇报道，足以说明这种纸币的性质。那是针对当时贼军的报道，因此行文略带恶意且夸张。文中说明了萨军纸币的轶事。
桐野利秋在日向宫崎豪掷贼徒滥制的金钞四百圆，替染齿的城之崎艺妓偿还欠下某人的债务。债主收下前述纸钞后（略），皱眉不愿收受此钞，艺妓遂恐吓他说：“如果让同野先?９9lｉb?生知道了，他可是会请你吃菜刀的呀。”债主明知此钞无用，但为了保命不得不同意以此钞抵债（略）。
这种纸币究竟印了多少？目前仍难以确认，但应有二十几万圆吧。由于缺乏文献记录，所以无从得知。不过《备忘录》上大约是这个数字，况且明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大阪日报》也刊登了“贼军制造假钞纸币多达二十四万余圆，其中，有十四万流通市面，剩下十万无法使用，只能成堆放着”。所以，这个数字应该八九不离十吧。文中所谓的“剩下十万无法使用”可能是因为印刷厂所在的宫崎已岌岌可危，不得不撤退之故。七月十日，日向、小林均落入敌手，接着二十日都城沦陷，宫崎直接受到威胁，因此萨军将大本营迁至延冈，造币厂也随之关闭。
可是，官军的追击迅如雷霆，很快便在二十八日抵达大淀川南岸，翌日渡河进入宫崎，占领了旧县厅。萨军一边战斗一边陆续退至佐土原、高锅、美美津，最后将大本营设在延冈北郊的长井村，这是八月十四日的事。官军也和自各道集结的诸军会合，悉数进入延冈。
十五日在长尾山一带的战斗，号称熊本最大的激战。官军为了攻破长井村，企图夺下毗邻的熊田，因此挥兵进军稻叶崎，但遭到萨军的猛烈抵抗，一时情势告急。据说当天西乡亲自领军指挥，桐野、别府、村田、池上、贵岛等附属大本营的诸将也都站上了第一线，使得萨军士气大振。
樋村雄吾当时正在西乡所在的和田岭附近战斗，但一颗子弹贯穿他的右肩，被送到长井的医院。医院是借用三户民宅设立的，自昨天战斗打响以来已挤满了伤兵。
官军等到后续部队抵达便展开总攻击，占领了长尾山附近，十六日更将萨军完全包围在长井村。萨军经过多次军事会议之后，决定杀出重围，先穿过背面山岭前往三田，再转赴丰后或萨摩。这就是著名的可爱岳突围。军队决议将伤兵留下，西乡隆盛遂把医院院长中山盛高唤去，命其在医院屋顶高升红十字旗。据说，这是因为万国公法禁止攻击医院，官军应该也会遵守，樋村雄吾忘记肩伤志愿突围，加入到西乡等人的行列。
傍晚时分，西乡在作为大本营的儿玉家庭院前，把陆军上将的制服和重要文件一一烧毁。一切准备就绪后，于夜里十二点悄悄朝可爱岳出发。由边见与河野打前锋，在桐野和池上的护卫下，西乡坐轿上山。据说山路之险和西乡的重量令轿夫叫苦连天。樋村雄吾加入贵岛清等人的后卫行列，离开鹿儿岛时的四万大军，如今总数不过五六百人。
在黑暗中攀登可爱岳极为危险，到处都有断崖张着大口，只要走错一步就会坠落深谷。就连官军都认定萨军不可能来这种地方，由此可见，地势有多么险峻。开路先锋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沿途将白纸绑在树枝和竹子上，当作给后续部队的路标。
众人不发一语，默默在黑暗中抓着树根、踩着岩角往上爬。下方远处官军阵营的篝火如点点繁星，相互辉映，那是从未见过的美景。
3
雄吾渐渐喘不过气，肩伤传来的剧痛压迫着他，大概是登山的剧烈运动使伤口裂开了。他的双脚逐渐不听使唤，脚步慢了下来，终于脱离了队伍。
不知过了多久，雄吾忽然发现周遭杳无一人，等他察觉不对劲时，部队似乎已朝另一个方向前进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绑在树上的白纸，即便竖起耳朵也听不见同胞的动静，又不能违反规定大声喊叫。
他东钻西跑，可是，在斑叶竹和近似自然林的密林中根本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四处瞎跑只让他更心慌。雄吾就这样在山中徘徊了好几个小时。
视线不清，脚下无路，肩伤又疼得难以忍受。此时他已放弃追上同胞的念头，索性往旁边的竹林里一躺，就这么昏了过去。
天亮之后，他发现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偏离可爱岳的北侧山岭，真是太幸运了，若非如此，估计早就被追击的官军逮到了。对雄吾来说更幸运的是，一名炭夫发现了他，而且这名炭夫在村中望族伊东甚平家工作。
伊东家不仅没把雄吾送交官军，反而非常照顾他。伊东家是以前所谓的乡士之家，祖先曾出仕岛津。萨摩藩普遍有一种称为“麓”的外卫制度，这种在其他藩领见不到的特殊制度约始于文龟、天文年间。“麓”就是乡士的居住地，指的是相对于鹿儿岛主城的外城。这个制度曾经遍及九州全城，却因丰臣秀吉势力削弱而退居萨隅二州和日向地区的岛津。据说制定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因为不知如何安置大批武士，只好将之分配各地。伊东家也是“麓”的旁系由此看来，庇护雄吾之举可说是保护祖先、代代传承的血统使然。
有这种家世背景，加上周边没有医生，伊东家自然有家传的治疗外伤和各种疾病的秘方。因此，雄吾在秘方的治疗和一家人的悉心照料下，伤势日渐好转，到了那年年底已完全康复。他会在《备忘录》中再三称赞家主甚平，也可说是理所当然。
他本想于年底离开伊东家，但甚平担心他的身子，于是又多挽留了他两个月。直到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二月底，雄吾才离开恩人家回到佐土原。他这趟出行竟去了一年又两个月。
没想到故乡正有悲惨的意外等着他。那就是他的父亲喜右卫门已于去年六月过世，家屋也被战火烧毁。由于太过惊愕，他甚至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喜右卫门病死时，雄吾正埋头制造纸币。
继母和秀乃也不知怎么样了，只听说房屋烧毁后，她们搬到别处避难去了，之后就下落不明。
雄吾去找过自己的儿时玩伴田中总兵卫（就是为这次“文化史展”提供西乡纸币和这本《备忘录》的谦三的祖父），但还是一无所获。雄吾猜想，如果问季乃的娘家亲戚，或许能打听到消息。可他既不知道亲戚的住址，也没问对方的姓名。至此，他不得不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死了这条心。
如今，雄吾已无意久留此地，遂把剩下的田地全数变卖，抛下早已桃樱盛开、姹紫嫣红的南国春天，悄然离去。
他启程去了东京。
4
雄吾来到东京之后，起初意兴阑珊，每天懒散度日。
明治十一年的东京，照理说应该最能刺激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西南战争以来，政府的通货膨胀策略使得物价暴涨，但百业蓬勃，人人热衷投机。虽然内情不同，但与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的情景多少有点类似。另外，自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征韩论”失败以来，退居土佐的板垣退助组成立志社，接着又集合所谓初出南海草芦来到大阪的同志，改称为爱国社。全国志士讴歌自由民权的也是这一年。
不过，樋村雄吾既没有昭和通货膨胀期狡黠青年的那种霸气，也没有共产党员的亢奋，所以依旧无所事事地过日子。
这样的他，居然会在某日遭遇不测奇祸，想来也只能说是命中注定吧。
一天，确切说是明治十一年七月三十日的中午时分，当时，雄吾正信步闲逛于赤坂的纪国坂下。已过了中午他还没吃中饭，再加上天气热，于是雄吾踏进路旁的一家茶社叫了点东西吃。邻座有名年轻人，大白天独自喝酒。只见他频频把脸转向马路，似乎正等待着什么。
过了一阵，对面终于响起达达的马蹄声，一辆黑漆双头马车逐渐靠近。年轻男子急忙离席，朝马车走近两三步，定睛往车里看。雄吾心生好奇，不知到底是什么事，不禁也朝马车看过去。
车上有个蓄着大胡子的肥胖老人悠然而坐——才刚闪过这个念头，下一瞬间，马车车轮已隆隆碾过地面，从眼前绝尘而去。
年轻男子目送了半晌，又回到座位，再次缓缓举杯，并开口说道：“要不要来杯消消暑？”
雄吾行个礼，喝了那一杯，顺便问起刚才马车上的高官是何人。男子回答，是西乡参议。啊，那么他就是西乡从道啰？西乡先生的亲弟弟，雄吾早已久仰大名，也不是头一次见到，因此他不禁朝马车离去的方向投去怀念的眼神。这时只听身旁的年轻人嘟囔道：“昨天也是西乡先生，今天又是西乡先生吗……”听起来他似乎另有所待，雄吾不禁问他在等谁。
年轻男子目光锐利地直视着雄吾，也许是因为喝了酒，令他双眼充血。然后，他回答道：“是的，我从两三天前就在这里等着，可是还没见到面，算那家伙走运。”但他并未回答等的究竟是谁。
两三天后，雄吾抱着或许会再次遇到那名年轻人的期待行至纪国坂下。但年轻人今天并未在上次那间茶社现身，雄吾怀着有点失望的心情在店里落座，叫了一杯冰麦茶。不久，一名男子把茶送上，雄吾正想伸手接过，突然被人反手一扭，他愕然站起时，已被人从背后抱住。在三四名壮汉的包围下，雄吾立刻倒在地上，一转眼就被人用绳子五花大绑。雄吾犹在发呆，只听其中一人哼哼冷笑道：“我们是警察，你最好安分点儿。”
他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带去锻冶桥门的东京警视总署，在此拘押。
负责侦讯的警官问他身份，一听他回答是佐土原士族，便说：“原来是贼党。”这下子更认定他是罪人了。
接下来的侦讯他完全无法理解。譬如，你和山本都在哪里联络、你们约好用什么方式、打算在哪里狙击伊藤内务卿，等等，问的都是他连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5
高知县士族山本寅吉是从这一年六月开始跟踪伊藤（博文）参议，并企图暗杀他的。他曾放话，说他要继承之前在纪尾井坂刺杀大久保（利通）内务卿的岛田一郎遗志。他平时的言行举止本就有点奇怪。山本为了辨认伊藤的长相，先在六月下旬去伊藤府邸递名片要求面访，但被守卫警员以公务繁忙为由挡了下来。翌日他再次造访，结果还是一样，第三天去的时候正值伊藤赴议会，所以直接被撵走。这下子他放弃了面见的念头，卖掉友人的怀表，买了一把短刀，埋伏在伊藤位于灵南坂的宅邸附近。但该处戒备森严，他没机会下手，于是决定在纪国坂下的茶社埋伏，趁他从议会返家途中狙击。
马车果然来了，可是打头阵的是西乡参议，虽窥见随后的车阵中有一人可能是伊藤，但那人正摊开报纸阅读，看不见脸，他担心认错人，于是那天先回家了。翌日（三十日），山本又到那家茶社等着。等待时樋村雄吾偶然出现，跟他聊了几句。不久后马车来了，但那天只有西乡。他左等右等仍不见其他马车，只好怏然返家。当晚山本因友人告密被捕。雄吾受到怀疑，乃因他凑巧在茶社和山本说过话，被茶社老板清水某误认为是山本的同志，遂向巡警密报，所以警方才会埋伏在那里等雄吾来。
雄吾在警视总署坚称从头到尾都不知情，他也真的没别的可说。但警方却认为他态度傲慢，甚至严刑拷问，每次侦讯都把他整得死去活来。最后在他不省人事的情况下被送回拘留所，但他始终没有屈服。警方虽然在调查完山本之后也逐渐发现似乎抓错了人，但雄吾的不屈服令审问者很不高兴，本来十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硬是耗了二十天。
当时有个男人与雄吾关在同一间牢房。此人名叫卯之吉，是神田某家纸店的儿子，年纪轻轻还很贪玩，因为赌博被抓进来。他对雄吾每天的英勇表现很佩服，在牢内亲切地照顾雄吾。再加上雄吾的罪名是国事犯，更令他崇敬。雄吾觉得此人有点搞错了对象，不过卯之吉在得知雄吾是冤枉的以后，依旧不改尊敬态度，甚至还对他说：“那就更值得同情了。”
卯之吉先获得释放，临走前表示：“看到你，让我决心好好做人。等你出去以后，请务必来找我。”说完把详细地址告诉雄吾之后才离开。
雄吾好不容易获释时身体已被折磨得半似病人，于是他决定接受卯之吉的好意前去投靠。卯之吉家的店铺远比想象中更气派，雄吾甚至想不通，这位少东家到底是哪根筋出了毛病，为何会去赌那点小钱。少东家卯之吉飞奔而出，把雄吾带到里屋，老爷子比儿子更加热情地欢迎他——这是为了感谢雄吾让他的儿子不再吃喝嫖赌。老爷子卯三郎还说：“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哪儿都去不了，不如就把这里当作自己家，安心休养。”
雄吾在《备忘录》中表示，这位卯三郎是继日向的伊东甚平之后，自己的第二位大恩人。此言的确不假，他在卯三郎家一待就是一个多月，休养生息。
雄吾逐渐起意工作，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身体已完全复原，成天游手好闲太无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当初变卖故乡土地换来的钱，因长期坐吃山空已所剩无几。
卯三郎父子虽好意说要替他找工作，但雄吾表示经过这段日子的考虑，已决定去当黄包车夫。他的理由是，这样只需用身体当本钱，既不用其他资金，也省去了麻烦。卯三郎拍拍雄吾的肩膀，夸他了不起，并高兴地说：“你出身士族，却甘于从一介车夫白手起家，实在令人佩服。好，我正好有个熟人，就介绍你去他那里做吧。那边靠近花柳街，叫车的人应该比较多。”
这家山辰车行的老板是个年近六十的老爹，听了雄吾的拜托后，他说：“那你就先跟在后面推车当见习，也好熟悉附近的地理环境，学习拉车的要领。”
就这样，雄吾先替同事推车，之后逐渐也开始自己拉车了。起先经常遇到醉客大骂：“怎么搞的，喂，新来的吧？我才不坐菜鸟的车！”骂完中途下车。不过雄吾总算渐渐适应下来，久而久之，也有了车夫的架势。
某次，他看到前一位客人忘在车上的报纸被下一位客人拿起来阅读，于是他灵机一动，心想，对了，如果在车上准备报纸，客人就不会无聊了。一试之下，果然反应良好。他又去找山辰的老板商量。老板说这的确是个好主意，立刻在山辰车行的每辆车上都准备了报纸，结果大获好评。之后东京所有车行也都争相效法，最后这件事还上了报纸，甚至有人说：“士族子弟果然不一样，做起生意都特别有眼光。”
樋村雄吾就这样过了一阵子车夫生活，没想到某晚搭载的客人，竟然改变了他日后的命运。
6
这名客人年约三十，身穿西服，一看就知道是位官员。
他上车后说要去本所清住町，从装扮看，似乎是相当有地位的高官。矗立在路旁的煤气灯灯光映照出发型整齐，透露出威严的侧脸。
雄吾跑过夜色渐深的街头，在迂回长墙围绕的住宅区一角把客人放下。寂静黝黑的屋顶下灯光乍现，想必是听见了车声吧。当时的黄包车使用的轱辘还不是橡皮胎而是铁圈，只要一转动就会发出金属声。
两名高举西洋灯取代手烛的妇人，从吱呀开启的大门里出现。
“您回来了。”
传来女人的招呼声。
“嗯，把车钱给人家。”
主人说着，傲慢地走进屋。
其中一位妇人拿着西洋灯追随而去，另一个没掌灯的女人说：“车夫先生，不好意思，麻烦借个光。”
雄吾从拉杆抽出灯笼，照亮对方的手边。
“辛苦了，多少钱？”
女人说着探手入怀。
灯光下浮现出妇人脑后的圆髻，雄吾看到一张轮廓分明的白脸，霎时，全身被难以言喻的惊愕冻住，就算见到鬼也不会这么惊讶，他甚至疑心这是不是错觉。
是季乃。
收钱时也恍恍惚惚的，收完拉着车拔腿就跑，灯笼的光影虽然使得对方看不清他的脸，但他那剧烈的心跳却久久无法平息。
季乃在东京，而且已嫁为人妻。这个震撼太大，令雄吾接下来好几天都心神不定。何以来到东京？何以嫁做人妻？疑问源源不尽，虽然渴望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却还是无法下定决心相见。
不过，雄吾很想在明亮的阳光下再看一次那幢房子。于是他鼓起勇气，某日回程路上拉车绕到清住町。
“把车钱给人家！”当时男人说完便消失在门后。此时那扇门就在眼前，关着，放眼环视四周，这片住宅区即便在明亮的白天也静悄悄的不见人影。
雄吾凑近门牌细看。写有“塚村”二字的厚重木纹门牌旁，贴着时下流行的名卡。
大政官权少书记 士族 塚村圭太郎
他看到这里就走了，虽然不清楚这个官名具体是什么身份，但已能想象对方地位颇高，至少官运亨通。雄吾明知这对季乃来说算是一种幸福，却还是挥不去那啃食内心的刻骨寂寞。从前在故乡时对季乃那么冷淡，现在居然会有这种情绪，实在不可思议，连他自己都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开始频频在塚村家附近打转。
“塚村”家的门牌却一直冷冷地将他视为不相干的陌生人，拒他于千里之外，雄吾也根本提不起勇气敲门。大门一直紧锁，屋内悄然无声，那模样更给人一种冷峻森严之感。雄吾那冀望从垣间窥得季乃身影的渺茫心愿，每次都被这片寂静打消。
一日，他拉车经过门前，小门突然意外开启，塚村家的女仆出声叫住他。
“哎呀，你的车来得正好，车夫先生，麻烦你了，我家夫人要坐车，请你等一下。”
出乎意料的这番话差点儿令雄吾放声大叫。他狼狈不堪，心如小鹿乱撞，情急之下连忙把斗笠拉低，低头默默等待。不久，眼前如有花朵绽放般倏然一亮，是一身少奶奶装扮的季乃走出来了，雄吾小心地用斗笠遮着脸，替坐上车的季乃盖上毯子遮住膝头，他的指尖不禁微微颤抖。
“麻烦到回向院前。”
雄吾拉车起跑时，这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差点儿令他奔跑的双脚失去平衡。
在回向院前停下车放下横杆时，宣告相扑比赛开始的大鼓声恰好响起。放在黄包车踏板上的雪白脚尖，又翩然落到地上。
“辛苦你了。”
说着，季乃和雄吾不禁扬起的视线对了个正着。光天化日之下，想躲也没法躲。
“啊，哥哥！”
季乃口中迸出低微却尖锐的叫喊声，脸上写满惊愕之情。雄吾也满腹话语，不知从何说起，喉咙似乎被卡住了。
突然，季乃又跳上刚走下的黄包车，说道：“快，哥哥，我们找个地方走走吧。快点儿！”
雄吾慌乱之下不禁问道：“相……相扑呢？”
“相扑算什么，那已经不重要了。”
这就是季乃的回答。
《备忘录》的原文把那段情景描写得活灵活现——如在梦中，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能确定，回过神时已走进一座小庙。在这人迹罕至处，两人无言相对。
两人说了些什么，文中虽无详细记载，但可以想象话语之间一定充满亲人久别重逢的思念之情。长大的他们已没有昔日的尴尬，只有满心的怀念。
雄吾最想问的是季乃后来的处境。据她所述，父亲五月开始连日高烧，陷入昏迷，喃喃呓语着“西乡先生从东京来信了，我儿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不久后就断了气。战灭摧毁家屋后，母女俩前去投靠亲戚。短短两个月后，母亲就因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病死了。剩下季乃继续寄居亲戚家，不久后，亲戚家家主意外在东京谋得官职，举家迁往东京，她也只好跟去，亲戚家家主是在大藏省当官，一次偶然的机会，季乃遇见了家主的上司塚村圭太郎，塚村对她一见钟情。季乃遂在塚村的求婚下嫁给了对方，这完全是为了报答亲戚对她的照顾之恩——她用这句话结束了冗长的叙述。
季乃对雄吾的车夫模样甚感不解，因此雄吾开始了叙述，季乃倾听着，不时露出感动的表情。
“哥哥实在太可怜了，我去拜托塚村想个办法吧。”她说。
“不，那样不好，我现在这样很满足。”
他当下拒绝了，让季乃的丈夫照顾，会令他觉得不洁。
季乃说这次到回向院前看相扑，也是为了塚村公事上的交际活动，并表示还是赶去那边比较好，只好与雄吾匆匆分手。
季乃眼角泛着泪光说：“哥哥，下次我们再好好见个面。”
雄吾强行压抑着心中的兴奋，只是神色暧昧地不置可否。
“我会跟你联络的，请你一定要见我。把地址告诉我。”
听到季乃这么说，雄吾只好把山辰车行的地址告诉了她。
7
我会跟你联络的——季乃的这句话啃食着雄吾的心。四五天后，一名年轻女子走进车行，看到雄吾就说要到附近。他以为是客人，立刻准备就绪让女人上车，按照吩咐走。
“啊，前面那边右转。”他照着转弯，眼前出现一个看似小料理屋的小店。
女客下了车，才刚见她走进屋子，紧接着季乃便带着羞涩的笑容出现了。看到雄吾吓了一跳，季乃忙说：“对不起，这样把你叫来，因为我实在不方便出面。”然后又说，“你来休息一下吧！”说着走进店内。刚才坐雄吾车子的女佣已预先订好了位子、备妥食物。
那次他们聊的都是上次来不及说完的话题，季乃激动地说，看到哥哥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她说这话的表情和语气，都令雄吾心乱如麻。
四五天后，跑腿的女佣又来了。雄吾一出去就看到季乃站在街角，看到雄吾的车子就说：“不好意思，我要坐车。”说着就上了车。
看起来就像一般车夫在载客拉车，自然无人起疑。
“要去哪里？”他问道。
“哪儿都不去也没关系，就在附近转转也好。”
这个要求令雄吾苦笑，他只好漫无目的地缓缓兜圈子，就这样边聊边走了一个小时。
“你不待在家里没关系吗？”他这样问道。
“没关系，塚村在官厅。”她在车上如此回答。
“那可不行。没事也不该出来乱跑，这样我会很困扰。”
“为什么？你是我的继兄，用不着顾忌塚村。”
“我还没向塚村先生打过招呼，算不上兄长，你最好还是不要常常出来，如果有事，我会去找你。”
“骗人。我知道哥哥绝对不会来找我。你别再说了，请让我继续见你。就看在家里只剩下我们兄妹俩的分上。”
对雄吾来说，这是份他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感情……
《备忘录》记述到此突然话题一转。
事情是从雄吾被开纸店的卯三郎喊去开始的。他一去就被带到里屋，屋里已坐了一位客人，介绍之后得知，原来这位客人是纸灯批发店的老板，自称幡生粂太郎，是个年约五十、身材瘦削、体貌端正的男人。卯三郎的态度明显比对方矮了一截，把雄吾找来似乎是粂太郎的要求。
粂太郎和雄吾打过“初次见面”的招呼后，就殷勤地闲聊起来，聊着聊着就不着痕迹地转入了正题。他是这么说的：前几天，他有一位友人从九州归来，带了西乡纸币给他做纪念品。他以前只从报纸和传闻中听说过这种东西，这是第一次亲眼目睹。拿到的钞票是五圆和十圆的。据友人说，在日向那边，有一阵子传说政府会收购这种钞票，因此人们特意珍藏。实际上也的确向政府申请过，但因是贼军发行的纸币，政府并未同意。村民得知此钞一文不值后遂视为垃圾，如今已成了小孩的玩具。
“这个，就是那种纸币。”
粂太郎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巾包裹，摊开来给大家看。
那正是雄吾难以忘怀的萨军纸币，虽只有区区两三张，也足以令他涌起带有浓厚战争气息的回忆。
不过，雄吾还是默默等待粂太郎说完，没想到他竟冒出惊人之语。
“我啊，忽然起意，想再次说服政府回收这种钞票，听起来很像痴人说梦吧。不过现在听来虽像白日梦，却不见得真的是一场梦，我有把握可以成功，但此事非得靠您帮忙不可。”
雄吾一听，吓了一跳。
“不是啦，您应该认识塚村夫人吧？老实说，上次我看到两位边说话边从路上走过。我对夫人的长相倒是很熟悉，但不认识您。正巧当时卯三郎先生跟我在一起，他说您是他的朋友。”他笑着说，“所以我才会拜托卯三郎先生安排跟您见这一面。”
雄吾只好说：“她是我妹妹。”
粂太郎一听狠狠拍膝。
“啊，我都不知道那竟是令妹，这样就更省事了。请您一定要去拜托塚村先生，您或许知道，塚村先生在大藏省可是头号能人。听说大隈先生（大藏大臣）和松方先生（大藏省首席副长）都对他信任有加。请您拜托塚村先生收购这种西乡纸币，并请塚村先生出面说动大隈。前年，他们以那是贼军的纸币为由不肯收购。这本来就是胡闹。损失惨重的都是不知情的无辜老百姓，况且当初他们也是被萨军逼迫以钞易物的，因此法律没道理不补偿他们的损失，政府也不是不明白。可那时毕竟战争刚结束，萨军还是眼中钉，正如俗话说的，恨起和尚连袈裟都嫌，所以不肯收购西乡纸币也情有可原。还有一种可能原因，就是庞大的战争支出使得国库没有多余的预算吧。不过最近新成立了十五家贵族银行，可以从那里借钱。而且还增印了纸币，所以我想应该能填补西乡纸币这区区十万至十五万的损失。只要加把劲儿，一定能说服他们。”
他说得头头是道。
粂太郎走后，卯三郎说：“我知道你很困扰，不过还是请你设法帮帮忙。”
卯三郎一副好像欠对方人情的语气，仔细想想，说不定是生意上被对方压得抬不起头吧。雄吾内心虽感沉重，但表面上不得不爽快地一口允诺。粂太郎的目的，自然是想垄断等同废纸的西乡纸币，再趁政府补偿回收之际狠狠地大捞一笔。
这招似乎是效法当时势如中天的岩崎弥太郎的做法。彼时，正是岩崎利用一手包办西南战役政府运输工作大发利市，一跃成立雄霸天下的三菱商会之际。三菱的财力基础就来自于垄断藩钞。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废藩置县时，政府一一收购各藩自行发行的藩钞，但收购时间和价格都严格保密，否则等同废纸的藩钞一定会价格暴涨，一发不可收拾。岩崎从后藤象二郎那里听说了这件事，立刻大肆囤积藩钞以垄断市场，再以适当的价格卖给政府，奠定了创业初始的资金。这个故事极为有名，所以粂太郎才会起意垄断西乡纸币吧。此外，据说当时岩崎还坐在只有大臣、参议员才坐得起的黑漆双头马车上，大手笔济助贫民，更买下前岛密占地四万余坪的宅邸，搜罗奇石巨岩放在院中，“享受举世无双的乐趣”（摘自《曙报》）。那吸引世人瞩目的感觉，想必也对粂太郎造成了很大的刺激。
8
雄吾和塚村就这样见面了。先是通过季乃传话，塚村不知道他就是那晚替自己拉车的男人，对于初次见面的大舅子表现出充分的敬意。上次见过的那张威严面孔此时笑眯眯的，极为殷勤，并表示：“我们应该早点见面的，我常听季乃提起您，得知我们有这么一位哥哥以后还真是吓了一跳。”
雄吾说：“怪我，我不好意思。老实说我没什么出息，本打算等时机适当再过来拜访的。”
“那怎么行，自家兄妹有什么好客气的。”
雄吾这才一笑置之。总之，塚村态度亲切得令雄吾有些惶恐。
雄吾终于表明来意，但一提起经别人托付的话，这位殷勤的妹婿突然摆出中坚官吏的态度，露出困惑的阴沉表情。他表示很清楚雄吾的意思，但这件事恐怕不好办。
“不过，我还是会想办法试试看的。”
他补上这一句话，但似乎只是为了给初次见面的大舅子一个礼貌的回应。
塚村圭太郎等雄吾一走立刻摆出臭脸，那和他还没见到雄吾前，只听季乃提起时表示很乐意见一面的愉快表情简直判若两人。
季乃说：“哥哥好像有事拜托，还请你务必帮忙。”
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一如往常，在桌上摊开从办公室带回来的文件看得入神。此人只要一办起公事总是脸色难看。季乃正想离开，却被正瞪着文件的丈夫叫住。
“你哥哥和跟你差几岁？”他问道。
“差五岁。”
季乃回答后，他依旧沉默，好像在逐行阅读文件的内容。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哥在东京的事你为何不早说？”
“我本来也不知道，是前几天在路上巧遇——”
“这些你已经说过了。”
“是。”
“我是在问你，那时你为何没有马上告诉我。”
“我想他毕竟是当车夫的，所以一时不便启齿。对不起。”
丈夫只是一径臭着脸闷不吭声，只有指尖翻动白色文件。过了半晌，从他嘴里冒出来的话令季乃不由得为之脸红。
“虽是初次见面，不过他倒是个肤色白晳的美男子。你没问他有没有女人吗？”
季乃低声回答：“没有。”
“你们以前在故乡感情好吗？不，我是说你们之间，你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兄妹吧？”他说。看到季乃迟疑着不知如何回答，他又说道：“算了，没事了。既然是你的继兄，那也就等于是我的继兄，还是好好相处吧。”他笑也不笑地说道。
翌日，塚村看起来还是有点不满，这对于素来稳重、被世人视为大器、作风从容不迫的他来说，真是十分罕见。
那晚塚村又提起雄吾，令季乃莫名地心惊。
“你继兄在哪家车行？”他问道，不过这次声音倒很愉悦。听到季乃的回答后，他说：“嗯，这样啊。他总不能永远当车夫吧。如果有好工作我想替他安排一下。”
他以此令妻子安心。
可是翌晨，塚村一到办公室，就瞒着部下偷偷把一个平时寄信的伶俐小厮唤来，派给对方一个秘密任务——他命小厮去一个名叫山辰的地方。
“你偷偷替我确定一下有没有女人去找那个男人。不，不用打听女人的身份，只要查出两人有没有见面就好。”
小厮直至官厅下班时才返回，塚村听完他的报告以后虽然神色如常，但一回到位子上，就像要解决什么工作上的麻烦似的陷入沉思。不过，塚村回家后告诉妻子的话却是：“你去把继兄请来。上次他托的那件事好像有眉目了。”
雄吾奉召再次造访塚村家，受到了和上次一样的热情款待，塚村笑得很柔和，还以妹夫自居，对雄吾颇为亲切。
“特地把你找来真不好意思，关于上次你提的那个事，倒也不是完全没希望。老实说我试探过某位高层，结果似乎有点苗头。正如哥哥所言，西乡纸币给当地人造成很大的困扰，因此我也觉得政府有必要补偿民众。如果有希望说动上面，我倒很想豁出去赌赌看。当然，这件事不便告诉外人，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我的立场会很尴尬。这一点还请哥哥放在心里就好。”
他的语气听起来热心又充满诚意。本来已断定没希望的事居然能扭转到这个局面，想必是靠塚村的过人手腕吧。这番话听来实在不像敷衍之词。
雄吾郑重致谢，再三拜托后才离开，之后立刻向卯三郎和粂太郎报告塚村所言。粂太郎大喜过望的模样甚至让不相干的人感到可笑，他那张尖削的老脸堆满笑容，猛拍雄吾肩膀。
“干得好！塚村先生说的高层，一定是松方先生或大隈先生。如果能说动松方先生那个层级的人，就肯定没问题了，保证会成功。哎，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9
塚村每天都很忙，把在办公室做不完的公事带回家、深夜仍在洋灯下查阅资料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在同僚之间是公认的能干，前辈把他视为人才，对他抱有好感，因此自然官运亨通。他通常在傍晚某个固定的时刻返家，即便不时去哪里出席宴会，也不会像别人那样不知检点地眠花宿柳。谣传某些政商界人士已经开始注意塚村，把他视为明日之星刻意接近。
季乃最近隐约有些不好的预感。不安——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现象。仔细想来，是从雄吾来访之后才开始的。
她怀疑自己背着丈夫去见雄吾的事被看穿了。之前一直开不了口说要去找继兄，其实是因为没来得及，后来也就这么错失了说明的机会。不过主要还是隐隐有些担心丈夫会对雄吾暗怀反感，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不可能。丈夫每次见雄吾总是开朗又亲切，对于继兄托付的事看起来也很热心地张罗。表面上确实如此，但季乃依旧心有不安。
季乃怀着这种模糊不清的不安继续去找雄吾，她深信与雄吾见面只是基于兄妹之情，却没发现就是这种感情令丈夫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雄吾总是毫无心机地拉车出来见她。他表情坦然，满脸笑容地放下横杆，仿佛在说“你来啦”，季乃也会不客气地上车。这已成为惯例。
一辆垂下帘子的黄包车这时从旁疾驶而过，车子过后，白色尘埃如扬起的轻烟漫天飞舞。季乃霎时脸色大变。透过车帘缝隙惊鸿一瞥到的那张脸分明是塚村。不，只是她觉得是塚村，难道是因为一直想着塚村，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说不定是另一个人。她逐渐失去自信，大概是因为内心希望这只是错觉吧。季乃不安又彷徨。
雄吾什么都不知情，她不能向雄吾确认。
他们走到看得见河的地方，聊了一会儿。虽只是闲话家常，但和继兄说话总令季乃心中萌生一种近似骨肉至亲的温暖情意。从冷冰冰的亲戚家，嫁到一个毫无感情的陌生人家，那种寂寞令她渴求这种宛如春风的感觉。
当晚塚村喝得酩酊大醉，季乃战战兢兢地出门迎接，却见他心情极佳，她不禁觉得白天在那辆垂帘黄包车上瞥见的果然是别人。
然而，季乃才离开一下子，塚村就立刻小声问女仆，白天夫人是几点回来的。在听过女仆的回答后，他露出威吓的表情说：“不准告诉夫人我问过你这件事。”
塚村在那之后对季乃说：“我有话要跟你继兄说，你去把他请来。”
雄吾来了，塚村还像以往一样开朗。
“关于之前说的那件事。”他开始发话，“看起来大有希望，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政府在明治四年统一货币时，已经尝过被岩崎垄断藩钞的苦头了。这次回购西乡纸币一事如果又走漏风声，不知人们又会怎么抢购，导致价格暴涨。这种钞票本来是给宫崎县一带的人带来不少困扰，所以政府希望尽量在当地收购。也就是说，要抢在东京商人趁机炒作之前。因此，关于收购日期与价格，当然都是机密中的机密。”
这话听起来极有道理，不过这样子粂太郎不就无处插手了吗？塚村仿佛看出了雄吾的脸色，压低嗓门说：“不，如果想走后门也不是完全没有路子。等政府即将拍板定案时，我会通知你的。到时候再让你那个朋友去宫崎收购西乡纸币不就得了吗。当然，在正式回收之前，必须让他留在当地。如果把钞票带回东京，基于我前述的理由，可能会有点麻烦。而且，让那个人独自垄断也不好吧。”
塚村说着，又考虑了一阵。
“有了。我看你最好也一起去，如果当地有你觉得适合的人，也可以请他们一起买，这一点还请你们好好商量，再私下进行。老实说，我不太想和你那个朋友直接交涉，不过光靠你传话，对方也许不会相信，我看还是在外面跟那个人见一面吧。不，用不着打任何招呼，只要打个照面，对方应该就能意会了。正好，后天晚上为了谈生意，我要招待一对外国大使夫妻去新富座看戏，到时候，哥哥也跟那个人一起来，我会设法让那个人安心相信的。”
他如此表示。
10
这一天的新富座很适合外国使臣看热闹，除了平民戏码，还上演了《操三番叟》与《劝进帐》。前者有宗十郎（饰演翁），左团次（饰演千岁）、菊五郎（饰演三番叟）；后者有团十郎（饰演弁庆），左团次（饰演富坚）、菊五郎（饰演义经）。此外，还有仲藏、团右卫门等名角，可说众星云集。观众席方面也不比舞台逊色，戏院方面大手笔地在正面包厢设置了豪华座椅，以外国使臣夫妻为中心，官方由大隈大藏大臣领军，再加上河野利镰、前岛密、松方正义、中上川彦次郎等人；民间人士则有岩崎弥太郎、涩泽荣一，益田孝、大仓喜八郎等人。按照礼节，席间由各自的夫人负责接待，可见一定是与这对外国使臣进行什么经济上的交涉。
雄吾和粂太郎坐在与主宾席相隔遥远的包厢，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群人。只见穿礼服的塚村在宛如百花盛开般华丽的贵宾席上四处穿梭，一会儿找涩泽说话，一会儿又与松方咬耳朵，充分展现出干练官僚的手腕。
舞台上集合众多当代名伶，盛况空前。粂太郎却看得心不在焉，一颗心全系在那群人身上，对他来说，这笔攸关生死的大买卖能否成功，全都在此一举了。
《劝进帐》开演时，仆役来到雄吾身边，把他们请到了走廊上。
雄吾和粂太郎等了一会儿，塚村果然飒爽出现。不只塚村，季乃也跟在后头。
今晚的季乃身穿裙摆上绽放着大朵牡丹的华丽纹服，塚村家的家纹“抱茗荷”看起来小巧雪白，格外抢眼。浓妆和整个儿挽起的发型相互映衬，雍容华贵的夫人风范连雄吾都有点儿看傻了眼。
感觉塚村的态度远比在家中见面时威严，他说：“啊，上次真不好意思，改天有空还请再来寒舍一坐。”
他看到躲在雄吾身后的粂太郎鞠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躬，只说了声“啊，你好”就转身离开了。
这次会面的时间极短，却反而给对方留下光明正大的强烈印象。
“真是了不起啊。”
粂太郎被塚村的气势压倒，深表惶恐。
戏院散场后，粂太郎邀雄吾去柳桥的茶屋，还叫了两三名艺妓。
“走，接下来，陪我找个地方去坐坐。让你出了这么多力真是不好意思，不过之后的一切还是要靠你帮忙。这是我的命运交叉点。话说回来，真没想到事情竟会进展得这么顺利，简直像在做梦一样。我们先提早庆祝一下吧。”
粂太郎说着扯高嗓门，带头举杯。
雄吾一看到艺妓的脸，不由得想起刚才在新富座看到的季乃。季乃那宛如牡丹般高贵娇艳的风姿，令雄吾不知不觉产生愤懑与绝望之情。他埋头猛灌了一杯又一杯。
“咦，没想到你的酒量这么好，年轻人果然不一样。来，今晚你可别想走哦。哈哈哈。”
粂太郎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大醉的雄吾被抬进别室，就这么满脑子想着季乃艳丽的身影，将一名艺妓拥入怀中。
塚村很快就通知他事情已经没问题了，即将拍板定案。
粂太郎接获雄吾的这个报告后，立刻开始进行筹备已久的计划。他把房屋、土地和商品全变卖了，因为手边的现金必须越多越好。
卯三郎虽提出忠告，劝他“至少留着房子”，但他豪爽地一笑置之。
“放心，我很快就会赚回十幢这样的房子。”
这样还不够，他还向亲戚借了钱，当然没说明原委。他最怕的就是有竞争者出现，因此必须极力笼络塚村。
粂太郎对雄吾说：“请你把这个送给塚村先生。”
说着便交给他一包钱，里面包着一百圆。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根据券商局在明治十一年六月底公布的物价指数报告显示，在东京一石米约六圆，小麦两圆；在大阪一石米约五圆六十钱。即便在那个六钱就能买到一升米的时代，对贫民来说依然太贵，当时各地不断发生米价纷争，因此一百圆的价值可想而知。
令粂太郎惊讶的是，塚村竟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退还给雄吾。他说万一被人误会收贿就麻烦了，此外，他还再次叮咛：“在宫崎那边千万别给我做出露骨的行动。”
“真是令人佩服啊，塚村先生果然是个人才。看这样子，他将来一定能当上大臣参议。”
粂太郎不胜感佩地表示。
眼看即将与粂太郎南下日向，雄吾找了一个晚上去塚村家辞行。
“是吗？终于要启程了啊，真是太好了，那么，我也没什么好馈赠的，总之先祝你一路顺风。”
塚村命人备酒。
“还有就是关于政府收购的价格，大约会是票面的七八成吧，绝不可能比这个更低。你们就根据这个价钱去买吧。”
塚村解释这是破例优惠的交换价格，雄吾也没想到能以这么好的条件收购。粂太郎还以为顶多半价收购。
“真是好消息，这段日子太麻烦你了……”
听到雄吾这样真心道谢，塚村笑了。
“自家人还客气什么。总之，事情能顺利谈成就好，老实说，我本来也担心会是一场空，唉，这都是运气好，是你们运气好，看来你今后也要时来运转了嘛。哈哈哈。”
他看起来是打从心底感到愉快。
雄吾说要告辞时，“喂，你替我送送哥哥。”塚村对季乃说道。
“是。”
季乃跟在雄吾后面。看到他们已走出昏暗的门前马路，塚村也急忙起身穿好木屐。
11
雄吾与粂太郎先搭火车到横滨，再从横滨搭乘送邮件的汽轮从神户上岸，然后换搭其他交通船，沿着濑户内海一路西行。
对粂太郎来说，这似乎是一趟前所未有的愉快旅行，他们走的本来也是风光明媚、小岛众多、风平浪静的内海。这里是明石浦、那个是阿伏兔岬、那座岛应该是宫岛……粂太郎将从别人那里听到行经景点一一告诉雄吾，并愉快地眯起眼。对他来说，此时眼前所见没有一样不满意，一想到这趟旅行的结果，他就满心欢喜得浑身发痒，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雄吾时常想起季乃，尤其是最后去塚村家辞行的那一晚，在黑暗的邻家围墙边，他忍不住拥抱了季乃苗条的身体，那触感至今仍记忆犹新，甜甜的气息也让他难以忘怀。他甚至可以感受到在她扎紧的腰带上方，那颗心正如小鹿乱撞。她呼吸急促，连夜气都冷却不了她的脸颊，触感滚烫如火，浑圆的肩膀犹自颤抖。
（我对不起塚村先生。）
当时为何会有那种冲动呢？自己的轻率令他如粉身碎骨般痛苦又懊悔。不过幸好未犯下肉体上的大错。
（还是把她当成妹妹疼爱吧。）
他暗自起誓，并下定这个决心。
船停靠过许多港口后，终于在臼杵港登陆。从这里再换乘马车多次，费了十多天，才结束这趟起自东京的旅程。
抵达宫崎时，已是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的深秋——《备忘录》上这么写着。
只要到宫崎了，必然满地都是西乡纸币。这两个人的单纯想法最终证明是大错特错。
雄吾和粂太郎商量后，决定尽量先从看似老店的商家问起。没想到对方回答得含糊其辞，并一脸狐疑地瞪着他们打量，也不说到底有没有。
再去另一户旧日望族打听，得到的答案是“我家没有”，又问了两三家，也都是同样的结果。由于和之前听说的差太多，两人不禁如坠五里雾中。找到旅馆落脚后，靠旅馆的人帮忙，总算买到了三张。但在这种情况下想大量收购，根本不知从哪里下手才好。
“干脆贴个告示或招牌，说我们要买西乡纸币算了。”
雄吾如此提议。
“这个嘛，我看还是再观望一下吧。能不公开最好不要公开。”
粂太郎非常谨慎。
雄吾来之前就想住到延冈的伊东甚平家，他认为甚平是他的救命恩人，也只有甚平才有资格以塚村所谓的“当地人”身份获得内线消息，赚上一笔。雄吾本来打算等粂太郎买够了，剩下的交给甚平收购。可是看现在这个情况，恐怕得从一开始就请出甚平了。甚平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身为乡士后代，想必也深受地方上的信赖。雄吾认为粂太郎和甚平应该合资买进，他一提出这个意见，粂太郎就说：“有这样的人在最好，我毫无异议，一切听你安排。”
于是两人立刻前往延冈。
一到伊东家，看到远来的稀客甚平大表欢迎。雄吾把粂太郎介绍给他，但等到三更半夜，家人都睡着了，这才谈起此行的目的。
甚平只是嗯嗯有声地听着，直到雄吾说买不到西乡纸币时，他才笑着说出意外的消息。
原来，这种旧钞近日可能被政府收购的小道消息早已在这一带传开，一般人虽然不知内情，但藏有大量旧钞的人自然不可能就此脱手。
雄吾和粂太郎不禁面面相觑。本以为这件事只有自己知道，没想到这么快就传到此地了，消息到底是从哪儿走漏的呢？虽然可以说声“果然不该大意”简单了事，但想来想去总觉得有点儿纳闷。
甚平考虑之后说：“不过，这件事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政府收购的消息目前还只是传言，村民们不像你们这样拥有确切的情报。况且之前也有一次谣传要收购，结果却不了了之。其实大家对这次的传言也半信半疑，所以现在应该还能便宜买进。”
粂太郎一听这话，便说：“那您愿意跟小弟合买吗？”
甚平说：“这是一辈子一次的赚钱良机，我怎么可能错过。”
说完张嘴大笑。
事后回想起来，政府要收购西乡纸币的传言想必就是塚村事先散播的吧。也许他早就在公文中不着痕迹地暗示过宫崎县一带的公务员。如果做得太明显，事后恐怕会被人抓到把柄，所以他用的应该是那种会让看公文的人一相情愿产生误解的暗示。
三人商量后，估算目前坊间还剩下多少西乡纸币。就雄吾所知，实际使用的约有十四万，就算假设其中已有三万遗失，也应该还剩十万以上。
现在应该还能用五六十圆买到千圆钞票吧。照这样算来，若集合两人财力，应该可以买进不少。
三人拟妥计划，连忙赶往宫崎。甚平果然人脉广，旧商家的老板不敢怠慢他们。但一提起西乡纸币，得到的回应就是：“哎，有是有啦，不过听说最近政府要收购，所以我们自己都还想多买一点呢。”
这样就谈不下去了，弱点在于，“之前也有过一次这样的谣传，但并未实行，此时如果开出好价钱，对方应该会出让”的盘算打从一开始就被对方看穿了。经过一番麻烦的杀价攻防战，最后对方表示愿意以一百二换一千的价码成交。这个价钱是原先估算的两倍，三人为之愕然。
但又问了四五家，才发现这个价码已成市面上的“公定价格”。其实仔细想想，一百二将来可以变成七八百，还是很有赚头。只是甚平和粂太郎本以为现在西乡纸币应该一文不值，因此下不了决心以这个超乎想象的价格买下。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抱着“算了，明天再慢慢谈判吧”的打算，就此打道回旅馆。
当晚也不知从哪儿传出什么样的情报，翌日，西乡纸币的价格已攀升至两圆换十圆。甚平和粂太郎都慌了手脚，再不敢有片刻迟疑，当下奔去“抢购”，结果却四处碰壁。等到他们乖乖照对方开的价钱，以二圆五毛或三圆的兑率好不容易凑齐一万圆西乡纸币时，粂太郎带来的现金已经全部花光，甚平也一样。
不知是受到这两人不计一切的收购态度煽动，还是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之后西乡纸币的价格持续攀升，有钱人争相收购。
《备忘录》是这样记载的：
听说西乡纸币的价格突然高涨，令众人慌了手脚。有人连忙从壁橱深处或仓库角落的老鼠窝翻出成捆钞票，擦净之后供在神坛上，有人从小孩子的玩具箱里一张两张地搜寻；也有人等不及过年就先来个大扫除，掀起榻榻米，寻找掉落在地板下面的钞票；还有人去年曾送纸钞给某人当纪念品，此时立刻写信命对方送还。
在如此状态下：
急红了眼、四处收购的人恨不能多买到一张，为此不惜把所有地产、田产尽数典当换钱，那种疯狂的姿态简直非比寻常。
就这样，乡下地方掀起了一阵西乡纸币旋风。
12
既然引用了原文，这篇《备忘录》的最后一章索性就由雄吾自己来说吧。原文字已被我比照现代文略加订正。
余将粂太郎留在宫崎，独自于十二月下旬，这个冷风萧瑟的时节先行返回东京。刚抵东京便直奔卯三郎宅，已近半夜。卯三郎氏一见余，愕然引至内室，状极狼狈。余引以为怪。“彼日，君岂毫不知情？”卯三郎言毕，从里屋取出一张报纸示余。观其手指处之报道云：“近日日向一带盛传早年贼军发行的法定纸币将由官方进行收购，当地居民为此言所惑，纷纷投下巨款狂热搜罗等同废纸的纸币。因此本报通过宫崎县府调查真伪，经报告得知政府断无收购之举。再追查此次骚动之祸首头，判明为宫崎县士族樋村雄吾，此人曾于明治十年投效贼军。其动机是因偏袒党羽发行之金券，因此口出诳语，抑或为了诈财，目前尚无法确认。但其以谎言欺骗诸多居民实属重罪，因此警视总署已责成有关单位待其返东京便立刻逮捕。”余遭此意外打击呆然自失良久，伫立原地，讷讷难言。此事必有误会，余的确曾亲耳听塚村圭太郎氏再三保证，当下决定去找塚村氏一问究竟。卯三郎氏听余此言，期期以为不可，并表示此事必为塚村氏之计，详情可问塚村夫人。据山辰老板转告，夫人曾遣人至山辰，嘱托待君归来务必秘密知会。卯三郎氏劝余先就寝，一切待明日再说。但余终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翌日，卯三郎氏遣使将季乃约出，季乃立刻来访，一入室便哭倒在余膝头。待其情绪稍稍平复后，才回答余的疑问日：“一切皆为塚村阴谋，是他嫉妒兄长才设计陷害，妹虽早已隐约察觉塚村的异常举止，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其心狠毒至此，所以未能及早防范，连累兄长陷入今日苦境，其不知如何谢罪，尚请兄长速速逃离。”言罢，泪如雨下久久不歇。呜呼，彼干练官僚果然看穿余之心事，诚不愧其辣腕名声。然则彼对余之憎恶，毋宁证明其对妻用情之深，此点亦值得原谅。但此人对余手段之丑陋、阴谋之卑鄙，简直令人发指。每每思及其令色背后藏着如此毒牙，巧言背后竟有如此祸心，着实痛愤难忍。是余愚昧，随其三寸不烂之舌起舞，导致粂太郎、甚平氏倾全部财产换来一堆废纸。思及二人，至此地步不仅破产，甚至无家可归令妻小流落街头。余虽未杀伯仁，但伯仁因余而死，其不知如何谢罪，更何况甚平乃余之恩人。据说，塚村在季乃面前对此事未置一词。葬送余之人生对其而言，想必比平日处理公文撕掉一张写坏的文书更微不足道。事情结束后，他也许会对妻子曰：“汝继兄怎会犯下如此傻事。”余可以想见他那种若无其事、不动如山的阴险面目。如今，余能走的路只有三条。一是照季乃建议逃之夭夭，二是向官府自首以正是非曲直。但第一个办法只能保全余身，还是会蒙上不白之冤，如此一来正中其下怀，实乃下下策。第二个办法就算余在法庭上辩称确曾听塚村保证，也无人可证明，更无文书可资证明，最后必然各说各话、僵持不下。因此余已别无选择，只剩最后一个办法。
《备忘录》到此便结束了。不，原文本来更长，可是后面明显有被人撕毁的痕迹，因此无从得知后来究竟是什么结果。文中所说的“最后一个办法”是什么，塚村与雄吾、季乃后来又怎样了，一概不得而知。
不过，我总觉得这份名为《备忘录》的手记送到友人手中，应该不是在雄吾实行“最后一个办法”之后，而是在实行前夕。唯一能推测的，就是被撕毁的原文中必然有什么不便让别人看到的内容，因此保存者才会刻意撕毁吧。动手撕毁的人当然就是收到这份手记的明治人——田中氏的祖父。想到这里，我似乎隐约能猜到被撕毁的内容了。我在图书馆待了一整天，仔细搜寻明治十二三年的旧报纸。上面提到警方没找出暗杀广泽参议的真凶，并已将嫌疑人释放，也刊载了吉原那里的杀伤事件，但我终究没找到想找的报道。
说到当时的“太政官权少书记”一职算是奏任官，矢野文雄、犬养毅、尾崎行雄、中上川彦次郎、小野梓、岛田三郎等人都身列其位。当时被公认为青年才俊的塚村圭太郎为什么没有在后世留名呢？从这一点似乎也可窥见被撕毁的那部分的秘密。
我在图书馆查报纸的时候，偶然瞄到这样一段报道。
《日向通信》（明治十二年二月“舆论新志”）
萨贼制造的纸币基于特殊因素，据说可望由政府出面收购。
我从这短短两行的报道间，仿佛能看见两人脸色大变、四处狂奔，急着收购西乡纸币的身影。
首次刊载于《周刊朝日·春季增刊号》 昭和二十六年三月
菊枕——阿蕊女史小传
1
三冈圭助与阿蕊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秋天结婚，那一年他二十二岁、阿蕊二十岁。这桩婚事是因为双方父亲都来自于东北某县，素有交情才促成的。
阿蕊生于九州的熊本，这是因为身为军人的父亲带着家族至该地赴任。父亲曾任联队长等职，辗转派驻各地，因此阿蕊也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长大。父亲退役后，一家人终于在东京定居，阿蕊毕业自东京御茶之水高等女子学校。
学生时代的情形倒是没听谁特别说起过，只知道她很会写作文。当时，班上还有另一个女孩的文笔也很好，两人因此都很在意对方，却未能结为好友。那个女孩，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
阿蕊的母亲是士族之女，因姿色秀丽闻名乡里，阿蕊也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但她那就算登上舞台也很抢眼、比别人多了一分华丽的五官，可说是来自父亲的血统。父亲是个身长将近六尺的伟岸男子，阿蕊的个子也比普通男子还高。刚从女校毕业时，路上的学生遇到她总是不知该把眼神往哪里放才好。
圭助是山形县鹤冈以酿酒为业的某望族家三男，由于幼时喜爱绘画，所以被父亲送进美术学校。他虽顺理成章地自学校毕业，但原本想成为名画家的念头，却因自知欠缺才华而放弃。他本人也已彻底醒悟，学校只是传授技术与知识的场所，和才华是两码事。
因此，当九州福冈某所中学招聘美术老师时，他立刻一口答应南下。翌年春天就和阿蕊成婚了。
虽说是为了奉严父之命，但阿蕊会毫无怨言地下嫁给身材、容貌都略逊一筹的圭助，主要还是对他从美术学校毕业的学历抱有一分期待。会有这种以为念过美术学校就会像艺术家的错误想法，一点也不像素来冰雪聪明的她。
他们在福冈租的房子原属某士族，靠近旧城，屋内和旧时一样昏暗。当时的福冈还留有昔日城堡外围繁华区的风情。阿蕊不喜欢屋内采光不良，主张另找一间明亮的房子，圭助虽然喜欢这间阴暗的房子，但鉴于阿蕊平时很少口出戏言，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只好答应另找租屋。不过找到的却是一间很没格调的房子。
由于有专业美术学校的学历，虽说也有对他说话略带东北腔的责难，但总体来说他在学校里还算受欢迎。实际上他也的确对教学很热心，虽然只是一名中学教师，却自我期许能成为最好的美术教师。
但这并非阿蕊所乐见的情形。阿蕊对圭助一张参展作品也不画深感不满，逐渐开始露骨地指责。
“嗯，等我哪天有心情了会画点什么的。我当然不可能一辈子窝在乡下当老师啊。”
圭助多少也有点虚荣心，所以总会如此回答。阿蕊暂时对这个答复满意。
阿蕊被这句话骗了一次又一次，圭助也把这句话当成咒符用了一次又一次，就这么过了好几年。
当时五四运动刚进入后期印象派，年轻画家们受到塞尚、梵·高、高更等人崭新画风的刺激，大为亢奋。有岛生马和柳宗悦等人也在杂志《白桦》上借助图片大肆介绍这种新画风。虽说圭助身处穷乡僻壤，但画坛的活力影响范围之广不容小觑。不过就算他察觉到那股风潮也从来没有动过心，野心和霸气之类，在他身上似乎一点不存在。
圭助就这样不断以嘴上说说来搪塞，其实每天跑去海边或河边钓鱼，再不然就是去附近下棋。这样过了几年，阿蕊终于死心了，她渐渐不再提起那件事，那股失望悄悄转变成对他的轻蔑。
有一次，圭助生病了，三个同事来家里探望。当时阿蕊的态度应该没什么不寻常，可是翌日，圭助一去学校，就听到别人窃窃私语。
“三冈先生的太太虽然是个美人，可是好像很会摆架子，很难亲近。”
他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阿蕊并责备她。
“是吗？反正中学老师跟我本来就合不来。”
说着，阿蕊的表情变得僵硬，脸一别开，流下了眼泪。
这是圭助第一次得知阿蕊的内心想法。
可是，阿蕊那时已怀了第一个孩子。
2
长女出生了，不管怎样，在世人眼中他们还算是一对恩爱夫妻。圭助被公认为家有如花美眷的幸福男人。两年后，次女出生。阿蕊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变成忙碌的母亲。那时正值大正四五年间。
他们之间三天两头就会发生小口角，多半是为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但只要多吵几句，阿蕊就会突然暴跳如雷，抓起手边的东西一阵乱扔。
起先，圭助对阿蕊的这种态度非常不满，可是仔细想想，阿蕊会变得这么暴躁易怒，也是起因于对自己的失望。她毕业自当时的名校御茶之水女校，又有着过人的美貌，只要有人撮合，说不定可以嫁入豪门世家，结果却委身于贫穷的乡下教师。如果是因为这股愤懑积郁，导致她歇斯底里，那么事情本来就源自于圭助的没出息，反而该同情阿蕊。这么一反省，此后圭助开始尽量压抑自己的感情。这种情形持续久了便成了习惯，也难怪外人会说“阿蕊把圭助吃得死死的”。
某天晚上，从学校回来的圭助正在查阅教材，阿蕊把幼女哄睡以后，静静地坐到桌旁，说道：“我跟你天天吵架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打算去培养一点爱好。”
圭助听了，对阿蕊异于平常的态度极为高兴，问道：“真是太好了。你说的是哪种爱好，茶道吗？还是插花？”
“我想写俳句。”
她说，圭助想起阿蕊本来就喜欢舞文弄墨，以前还说过想写小说。
“俳句吗？你不是说.9９ｌｉｂ.打算写小说吗？”
他这么一说，阿蕊的眼神马上锐利起来，狠狠地看着他，像发表宣言似的说：“你根本什么都不懂。总之，我就要写俳句！”
站在阿蕊的立场，大概是为了避免圭助日后抱怨，所以才先说出来，以取得他的应允吧。
阿蕊立志创作俳句，是听从了故乡堂姐的建议。
她开始投稿到当时早已在福冈发刊的俳句杂志《筑紫野》。《筑紫野》的主办人将阿蕊的作品评为“女流俳句的新秀”。所有入选俳句都会寄到东京，再由濑川枫声评选。每一期阿蕊的句子都会被选为前几名。枫声最后甚至把阿蕊评为九州妇流三杰之一，其他两人在俳坛都远比阿蕊资深。
开始创作俳句后的阿蕊，不再像以前那样会轻易为了一点小事动怒了，不过对俳句的投入也让她渐渐疏忽家事。比方说，时常出现圭助下班回来晚饭也没准备好。两个孩子饿着肚子哇哇大哭，她却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如果为此责备她，不知会引发怎样的骚动。圭助无奈之下只好自己下厨。照顾小孩、清扫、洗衣、打点日常起居等方面也都明显疏忽了。她为了寻求创作灵感，白天常常流连在外，但夜里也常出门，她说喜欢在万籁俱寂、家人都已熟睡的两三点当夜猫子。
她似乎还交到了俳句同好，家里开始收到一些从未见过名字的信件，访客也不时出现，有几次圭助下班回来，发现玄关门口放着客人的鞋子或木屐。
圭助尽量不跟阿蕊的客人打照面。他总是从玄关旁边的楼梯上二楼，边看书边等客人离去。楼下频频传来笑声，还有阿蕊快活得判若两人的说话声。
阿蕊从未替他引见客人，所幸圭助也不喜欢见客。有时迫不得已在家中撞见，顶多也只是点个头打声招呼。因此，人人都说他生性阴沉孤僻，甘于在家受妻子颐指气使。
3
濑川枫声初次来到九州，应该是在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左右吧。《筑紫野》社全体员工欢迎，枫声在福冈停留的那三天，阿蕊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他身旁，寸步不离。连日不断举行俳句评比会或吟行活动，这段时间阿蕊对枫声的态度，在外人看来未免有过于娇媚之嫌。
仿佛以此为契机，阿蕊开始投稿到俳句杂志《波斯菊》。《波斯菊》在全国拥有多如云霞的读者，就连和俳句无关的人都知道，该杂志主笔宫萩梅堂，号称当代首屈一指的俳匠。
枫声是梅堂门下的高足，所以投稿到《波斯菊》应该是他的建议吧。阿蕊写的句子开始出现在《波斯菊》的仕女专栏。
大正六年（一九二三）年底，梅堂评选的杂咏首次刊载了阿蕊的一首创作。阿蕊把那首俳句写成短幅挂在和室，还供上神酒庆祝。
此后，她一期不漏，月月投稿，且几乎没有哪个月不入选的。多的时候连登四首，少的时候也有两首。
大正七年（一九二四）三月左右，枫声再次来到福冈，距离上次来访还不到半年。他的理由是为了探访筑紫的春天。
阿蕊说她想为此做件春装，其实去年参加俳句会时就已从可怜的存款中拿出一部分为她做过一件新衣了。圭助这么一说，阿蕊便答道：“在枫声先生面前同一件和服不能穿第二次。”圭助不禁勃然大怒，回嘴说“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写俳句算了”。阿蕊一听，立刻瞪大眼睛把他痛骂一顿，还说嫁来这里八九年，不过去年买过一件像样的和服给她。除此之外，连一条腰带，一领半襟都不曾买过，羽织外套也是少女时代的花俏旧衣，至今仍将就穿云云。
最后，“那就拜托你了”，她说完这个结论就冷静从他面前站起，径自走开了。
她还真没说错，以圭助这个穷教师的微薄收入，的确没买过什么好东西给她，光是买两个小孩的东西就已捉襟见肘了。圭助再次反省自己的无能，深觉阿蕊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话说回来，他是真的买不起，所以也只好这样默不吭声地不了了之。
没想到，阿蕊也不知从哪儿弄到的钱，硬是做了一件新和服。透露出春天气息的色彩与花样很适合她，穿起来更显气质高雅。
枫声到达的第一天，阿蕊一早就出门了，深夜才返家。虽说过去她也常因参加晚上举办的俳句会而迟归，但这次，阿蕊身上还带着一些酒味。既然号称是欢迎会，想必座上一定有供酒吧。
翌日，阿蕊说要去太宰府、观世音寺、都府楼址等进行“吟行”，晚上俳句会说不定又会开到很晚，所以仔细交代了晚餐该怎么弄才出门。那天晚上，她快十二点才回来。
隔天，圭助一到学校，就有个素来喜爱俳句、也出席了昨晚俳句会的教员凑过来，若无其事地找他说话。
“昨晚真是伤脑筋，枫声不晓得溜去哪里了，晚上的俳句会只好取消。”
似乎企图从圭助脸上探出什么端倪，这位教员接着又说：“说到这里才想起，嫂夫人好像也很早就离开了。”说完还用力咽了一口口水。
但当看到圭助巍然不为所动的表情，并听到他冷静的回答“不，她好像回来得有点晚”时，对方顿时拉长音调“哦”了一声，颇为意外地望着圭助，最后带着嘲讽的神色走开。
阿蕊与枫声之间出现了各种流言飞语。有人说曾在近郊温泉区看到两人。但这种谣传只起于阿蕊与枫声走得太近，实际并无根据。
枫声回东京以后，之前频繁的鱼雁往返逐渐少了。关于这点，阿蕊曾对俳句界的朋友谈过。
“枫声这个人，从外表看来是个非常富贵气派的人，可实际上一深交，才发现他毫无内涵，只是个空壳子。”
从这句话看来，阿蕊显然对枫声很失望，也表示枫声终究还是不能博得阿蕊的认可。从此以后，阿蕊对枫声越来越不屑一顾。
4
大正八年（一九二五），阿蕊全心全意投入《波斯菊》，当时的她神采飞扬，写的俳句也和当时梅堂门下的佼佼者并列卷首。成绩好的月份她会心情极佳，意气风发；碰到成绩不好的时候，她也没有消沉，反而更加拼命地钻研俳句。
这时，梅堂成了阿蕊的太阳。梅堂大力鼓吹客观写生，崇拜他的阿蕊自然把精神投入到花鸟风咏。比方说，为了咏山茶花，她天天带着便当漫步山野；为了描写布谷鸟，她不知爬过多少次英彦山。
这段期间，家里的打扫、煮饭、照顾两女等事宜，都由圭助一手包办。他去市场买菜的模样，也成为学生的笑柄。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期是阿蕊的创作巅峰期，她的作品常被刊在卷头，名声传遍整个日本俳界。
阿蕊的俳句素来华丽奔放，据后来的评论家表示——她挥洒奔放的诗魂与纵横的诗才，大放光芒。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她的俳句，可说“既有古风，又兼具浪漫派，更有《万叶》的风韵。”
然而，阿蕊在同性俳人之间似乎不太受欢迎。这可说是阿蕊自己招来的，关于这点，某位评论家曾谈道：
阿蕊女史的好胜心甚强，因此将濑川花女史、竹中道乃女史、洼田理惠女史、山本百合女史等当代女流几乎都视为仇敌。凡是比她地位高、才情丰富、有权势、有学历的人，她一律不喜，阿蕊认定，前述诸人都具备其中某一项特质。
此言将阿蕊的性格说得极透彻，这也是阿蕊不受女流俳人欢迎的原因。
随着阿蕊日渐知名，开始有人请她教授俳句。但凡是女的，通常学不了多久就会打退堂鼓。因为讨好富裕学生、说好听话或宠学生，都是阿蕊无法忍受的行为。
记得有段时间，当地的名门贵妇聚会时都会请她去教授俳句，但某次恰逢茶会，于是夫人们叫她下次再来，阿蕊一听脸色骤变，说道：“我虽只是个寒酸的中学教师之妻，但我把俳句视为自己的生命，我可不想陪你们这种有闲夫人。”说完拂袖而去，当时“有闲某某”的说法正流行。阿蕊那天一回到家就哭了，并把气狠狠发泄在刚下班的圭助身上。在她心底，身为窝囊穷教师之妻的这个污点，一直苦苦地折磨她。
虽说女流俳人对她概无好感，但她还是有少数知己。臂如植田岁久女史就是其一，岁久是植田巴城之妻，特别喜爱阿蕊的俳句，经常从东京写信给阿蕊，怂恿阿蕊去东京，把阿蕊带去片濑引荐给梅堂的也是她。
岁久女史第一次写信来问她要不要上京见梅堂时，阿蕊简直喜出望外，阿蕊对梅堂敬若神明。在那之前，她也曾多次写信给梅堂，并得到过一两次回音。她把梅堂的回信视若珍宝。而见梅堂是她的夙愿，她当下无暇多想，就告诉岁久女史要上东京。
阿蕊不断通圭助让她去东京，可是家里拿不出这笔路费，圭助只好向家乡的兄长借。家乡的老父已死，由兄长当家，家业也大不如前，但兄长还是如他所请寄了钱。素来傲气的阿蕊这下也不得不伏地向丈夫道谢。
阿蕊到东京后，在植田巴城夫妻家借住了十天左右，这段期间，她寄过一张明信片给圭助，似乎是刚从片濑造访梅堂回来后写的，虽只有寥寥数语，但看得出她很亢奋，写说一辈子没这么感动过。当时俳人都把瞻仰梅堂视为一种信仰，不止阿蕊一人，疯狂程度远超外人想象。
阿蕊回来后，变成更虔诚的梅堂信徒，逢人便大肆宣扬，有时还会陶醉在那段回忆中。她说这样可以忘却一切愁苦烦闷。
实际上，阿蕊面见梅堂的情形是这样的。
阿蕊对初次见面的梅堂毫不害羞地说：“我把全部灵魂都献给老师了，天下的女流俳人虽多，但均不足取，也没几人能真正理解我的俳句。能够肯定我的才华，让我更上一层楼的，唯有老师一人。”在场的两三名梅堂弟子都很受不了阿蕊，因此早从那时起，阿蕊就已被梅堂周遭的人反感、排斥了。
每当阿蕊看到与她竞争的女流俳人的杂咏成绩比她出色时，就会烦闷不已。要是凑巧那个作家很有钱，她就会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暗地里使了什么手段讨好老师。有钱能使鬼推磨，穷人不管再怎么认真，碰上对手到处撒钱还是没辙——这成了阿蕊的口头禅。
5
阿蕊曾看过一本介绍梅堂的书，得知他以前曾患脑溢血，此后就格外小心。阿蕊从此担心得坐立不安，她觉得如果梅堂一死，自己也没有俳句生命可言了。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或四年（一九二九）的秋天，阿蕊频频拎着布袋徒步出门，回来时袋中装满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菊花。她把花铺在缘廊阴干，就算是大朵的，一旦阴干也会萎缩。之后她把干掉的花朵装进另一个布袋以免香气散逸，然后继续摘更多的花阴干。圭助问她要做什么。“我要做个菊花枕送给老师。”她说，“听说枕这样的枕头可以长命百岁，陶渊明的诗中好像也提到过。”
她解释说那个塞满菊花的枕头长一尺二寸，枕的时候要叠放在普通枕头上。（最近，有人告诉我陶渊明并未写过关于菊枕的诗，倒是《澄怀录》中有“秋采甘菊花，贮以布囊，作枕用，能清头目，去邪秽”的记载。）
阿蕊费时多日，仔细做成菊枕，欣喜之余，咏了几首关于菊花的俳句。
那三首俳句，至今仍被视为阿蕊的代表作。
然后，阿蕊宣称要带着这个枕头再次前往片濑，她说寄送无法表达诚意。
深知她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商量余地的圭助无奈之下只好再次设法筹钱。那时，阿蕊虽有一笔教授俳句的收入，但那当然是杯水车薪。圭助再次向家乡借钱，兄长不太情愿地寄了钱过来。阿蕊小心翼翼地捧着枕头上京去了。
这次她又在巴城家寄住了十天左右，但失望而归。经过是这样的：
阿蕊前往位于片濑的梅堂草庵面见梅堂，呈上菊枕。梅堂并未如她期待中的那么高兴，只是简单地道了个谢。站在他的立场，想必是因为还有其他弟子在场，必须顾及为师的尊严吧。阿蕊却大感意外，她觉得自己细心采集了这么多菊花，厚颜向人借钱千里迢迢从九州送来，这番辛苦却一点也没得到梅堂的肯定。再看看四周，也没有任何人为枕头说句好话，她满心不是滋味地从梅堂面前告退。
翌日，在武藏野有一场吟行活动，加上阿蕊在内总共聚集了五十人，可谓热闹非凡。
阿蕊本以为梅堂会对自己青睐有加，特地到他面前打招呼，梅堂却仅点了个头，又立刻继续和周遭人闲聊，似乎未把阿蕊放在眼里。阿蕊再次感到被冷落，这扰乱了她的心情，使她写不出好句子，公开讲评时甚至不好意思报上姓名。成绩自然也不理想，这令她更加心慌意乱。
第三天有一场俳句会，也同样无人理睬她。阿蕊原本暗怀自负，以为只要是与俳句有关的人应该都听过她的名字，没想到竟大失所望。她觉得大家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她这个乡巴佬。想到这里，仿佛自己的装扮也变得粗俗不堪，在其他人面前相形见绌了。
梅堂身边的弟子，整体而言，不是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是家境极为富裕。
阿蕊想起常有人抨击必须有钱有势才能在《波斯菊》出人头地，再想到自己身为乡下穷教师之妻的卑微身份，羞耻与愤恨更甚，久久激荡于心头。
毫无疑问，那晚的俳句会她的成绩也不好。那天夜里，阿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就这么郁闷终夜。翌晨，巴城夫妇问起阿蕊的满眼血丝，她才吐露出这几天的愤懑与苦恼。
巴城对阿蕊的自负心之强暗自惊诧，当下先设法劝慰，旋即偷偷打电话到片濑，拜托梅堂下次如果见到阿蕊务必好好开导，梅堂只是无奈地在电话彼端苦笑。
那天午后，阿蕊又去了片濑，虽然身旁还有其他人，梅堂还是一看到她就立刻照巴城的请托，客气地表示：“谢谢你上次送的那个菊枕，我睡得非常舒服。”
阿蕊多日来的不满与愤懑全因这句话烟消云散，同时，一股撒娇般的念头骤然涌起，她忍不住抱怨道：“老师只关心其他人，一点儿不把我放在心上，害得人家参加吟行和俳句会时都心烦意乱，没办法发挥平时的水准。”
一旁的弟子们听到这话不禁愕然。阿蕊华美的脸庞自然泛起潮红，更显得媚态横生。于是有人私下愤慨地批评阿蕊太不像话，居然企图用美色笼络老师。当然，这么说多少也带一点嫉妒。
仿佛是想在这种批评上多加几分火，阿蕊天天都去片濑报到，还主动在梅堂家下厨做事，或端茶给客人。站在阿蕊的立场，只不过是因为能够近距离接近梅堂令她喜不自胜，说什么也无法像客人一样干坐着，所以才做了点女人会做的事。但在别人看来实在不成体统。
梅堂也有点束手无策，最后终于对阿蕊说，为了顾及外人的感受，也许她该回九州去了。
从此，阿蕊至死都在不断叨念着：“老师就好比天上的月亮，皎洁无瑕，但环绕于月影周遭的蛙群却呱呱乱叫。”
再不然就是说：“都是老师身边的人不好，那些人就像皇帝身边的奸臣。”
阿蕊虽然失望而归，但她的不满只针对梅堂身边的人，她对梅堂本人的尊敬仍丝毫不减，景仰之情甚至与日俱增。
6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圭助四十五岁，阿蕊四十三岁。
圭助一次也没收到过调职令，在同一所学校一待就是一二十年。美术老师不可能升任校长或教务主任，他自己也安于做个小教员。
但对阿蕊来说，圭助就是个不求上进的窝囊废。虽说对他的轻蔑已长达二十年，有时还是会突然升级，莫名其妙地破口大骂。
阿蕊决定在外头尽量不提起圭助，每当别人问起她丈夫，总会令她浑身难受。
“哎，谁知道他在瞎忙些什么，”
说完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即便别人不识趣地再三追问，她也是嗯嗯啊啊地含糊其辞，弄得对方只好改变话题。
阿蕊常出入当地的名门望族。他们本来就都是《波斯菊》的同好，也都会写点俳句，因此无人不知阿蕊的名声。阿蕊要和地方上这些名医、律师、企业家等知名家庭结识也并非难事。
阿蕊虽已年逾四十，但白晳的肤色和抢眼的五官使得她看起来顶多只有三十四五岁。除了身材稍嫌过高，穿着深咖啡色直条纹和服、外罩锦纱黑徽纹外褂的模样，还真能惹得中年男人春心蠢动。而批评她过于艳丽的声浪，使得她依旧不得夫人们的欢心。
此时，阿蕊自己办的杂志《春扇》门下已有女弟子十几人，但多半因对阿蕊过于强势的个性心生畏惧，逐渐不再上门。其中一名年轻女孩后来在《波斯菊》的杂咏上崭露头角，将阿蕊激怒，她怒骂道：“那不是靠你自己的实力，是你父亲身为商工会议所领袖的财力发挥了影响力。《波斯菊》那种地方本就具有这种策略性，所以你可别得意。”女孩从此与阿蕊断绝来往。阿蕊的妒意，和她因自己不过是教师之妻的自卑与焦躁也脱不了关系。
不过，《春扇》虽然只出了两期就宣告停刊，却留下许多阿蕊的杰作。她的俳句带有强烈的浪漫气息，深入人心，以她的个性，比起客观地描写一草一木，似乎还是寄托奔放诗情的主观诗句更优秀。
她自己也曾吐露：“梅堂老师虽再三强调生句，但其实他的主观句更加有意思。”由此可窥见她的真正想法。但她尽量压抑这种念头，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客观。对阿蕊来说，梅堂就是绝对权威，他的教诲就是圣旨。
当时梅堂门下也有人无法满足那种“味如嚼沙的写生俳句”，转而投入主观句的怀抱。阿蕊虽受那种主张吸引，但在弟子面前，还是表示“写俳句时不该把个人心情放第一，应该虚心地歌咏自然”，并骂那些离开梅堂的人是忘恩负义之徒。
阿蕊为了写生，兴致来时哪儿都去，只要心血来潮，恨不得立刻动身。圭助从学校回来时家门常锁着，开门进去一看，桌上只留下一张纸条交代去处，就这么两三晚不回家也是常事。
阿蕊最爱去英彦山，山高一千二百米，是北九州最高的山，古时曾是修道者的灵场。参天古杉遍山，连白昼也阴森漆黑。阿蕊有时会找间旅馆投宿，在山里连走上两三天。
一次，某位熟识的二料展画家来此山速写，在山中巧遇阿蕊。只见从崖角骤然现身的阿蕊披头散发，面无血色，两眼像中邪似的发射出异光，手持龙胆花的姿态散发出一股妖气。画家脸色大变，当场逃回旅馆。这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的事。
从这时起，阿蕊的精神逐渐无法负荷，开始不大对劲。评者曰：“昭和八年及九年是阿蕊女史的诗魂飞跃至最高峰的时期，到了昭和十年，开始逐渐衰微，创作数量也骤减，同时作品明显欠缺神采。”
此后，阿蕊屡次投稿《波斯菊》，但都没有再获录用。
她的脸色一日比一日憔悴，越焦虑越写不出佳句。
“都是老师身边的那些人不好，是那些人嫉妒我，所以刻意阻挠，我要去见老师。”她说。
她本就不听圭助劝阻，在那种状态下更不可能听从。
她一到东京先去了巴城家，巴城夫妇看到阿蕊的模样大为惊愕，劝了半天才把她劝回九州。
7
阿蕊几乎天天写信给梅堂。
她在信上写道：
老师，我好想更亲近老师，身为弟子的我想投入老师的怀抱，受到老师的宠爱。
也曾写：
老师虽然温柔，但也很冷酷。我寂寞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那些随侍在老师身边的人，可以恣意享受老师的钟爱，我就悲从中来。老师，请您千万不要抛下我。
还写道：
老师，请您原谅我的任性，可为什么您就是不肯刊载我的俳句呢？如果说有什么缺点，请您尽管指出。拜托，我敬候您的赐教。
可梅堂却难得回信。
阿蕊每天时间一到就站在门口，但邮差总是过门不入。邮差那若无其事扬长而去的模样，仿佛梅堂不肯搭理的冷漠寡情，令阿蕊恨得直咬牙。
俳句依旧没有入选，日夜懊恼令她形干影枯。家中不时响起阿蕊的叫声与哭声，吓得访客在门口仓皇而归。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梅堂启程游历海外。他搭的是箱根丸号客轮，途中暂停门司港。
阿蕊为了见梅堂，带着花束前往门司港。当时的汽船不会驶进码头，而是停泊在海上。阿蕊便租了一艘小舟上箱根丸。梅堂位于头等舱的房间挤满了人进不去，阿蕊只好托人向梅堂通报，但梅堂不知是否在忙，只派了一个代 8868." >表现身。此人从阿蕊手中接过花束，说了声：“谢谢您，我会转告老师的。”然后就把花随手往旁边一搁。此人也许觉得就算现在拿进房间，里面也是挤满了人，不如晚一点再拿进去。但阿蕊却不这么想。本来就因见不到梅堂烦躁不安的她，当下勃然大怒，一把抢过花束，把花扯得七零八落的扔在甲板上。破碎的花随着二藏书网月的冷冽海风飘散。
阿蕊下了船，踏上门司陆地，激动的心情使她一时不甘离去。这时，她看见一艘小汽艇驶离箱根丸朝这边开来。上面载着梅堂一行人、其他船客及送行的人，他们要一起前往可眺望海峡的和布刈岬吟行。从远处目击到这一行人走过桟桥上了岸，随后钻进轿车的身影，阿蕊不禁急忙跑了过去，但梅堂和其他人都已上了车。
“老师，老师，请带我一起去。”
阿蕊双脚正想踩上轿车的踏板，车门却砰地一声关上。她只瞥到绝尘而去的车内中央，凜然正坐着六十多岁的梅堂。阿蕊放声大哭。
即便如此，阿蕊还是认为等梅堂归来一切就会好转。梅堂在欧洲各地游历数月，于六月返抵横滨。
然而，阿蕊等到的，是被从《波斯菊》同人名单上除名。
据她的年谱所写，就在这一年，她“对创作断念”。
此后阿蕊依旧频频写信给梅堂，据说数目总计高达两百数十封。越到末期越失常，文章前言不对后语，不知所以然，或哀诉或愤慨。有时发电报取消刚寄出去的信；有时仿佛回到从前；有时整个人支离破碎。生活中的阿蕊也几近疯狂，不是叨念着什么如意轮观音如何、观自在菩萨又如何９9ｌiｂ?
，就是咕噜咕噜地磨着墨，或者把纸揉得乱七八糟。失常的状态逐渐广为人知。
阿蕊在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六）被圭助送进某家精神病院。起先，她还会说“必须创作俳句”，吵着要出院。但后来，终日只见她一个人喃喃自语。
某日，圭助去看她，她非常高兴。
“我替你做了菊枕。”
阿蕊说着递上布囊。当时是夏天，圭助奇怪怎么会有菊花，打开布囊一看，只见里面塞满了凋谢的牵牛花。原来是护士小姐拗不过阿蕊替她摘来的。
圭助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暗忖妻子是否在疯了之后才终于回到了他的怀抱。
阿蕊于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八）死于医院，享年五十七岁。
据《看护日志》记载，她连日“自言独笑”，不知让她这么开心的是什么样的幻觉。
首次刊载于《文艺春秋》 昭和二十八年八月
火的记忆
1
赖子和高村泰雄的交往进展到论及婚嫁时，在哥哥那边遇上了一点障碍。哥哥贞一见过泰雄两三次，很清楚他的为人，贞一反对的不是泰雄的人品，而是因为看到了泰雄的户籍誊本。
在那份户籍上，母亲已死、没有手足这还不打紧，问题出在父亲失踪、遭到除籍。
“这是怎么回事儿，赖子你都没听高村提起过这件事吗？”
大概是因为太不寻常，所以才令贞一耿耿于怀吧。赖子家自从父亲过世后，一切皆由这个哥哥做主，他现年三十五岁，任职于某出版社，已有小孩。
“有啊，他说好像是做生意失败，离家出走了，就此杳无音信。”
赖子的确是这么听说的。但泰雄说这话时的语气好像暗藏着某种苦涩，令赖子感觉似乎触动了他的伤心事，因此也不便再追问下去。
“这事太奇怪了，让我再想想。”
贞一望着户籍誊本一脸不悦地说。赖子能够理解哥哥的心情，哥哥 8ba4." >认为“失踪”这个字眼背后藏着不祥的隐情。泰雄孑然一身、无亲无故的身世，本来就令哥哥和母亲不太满意，身为骨肉至亲，毕竟还是想让她嫁到一户正常的好人家吧。可是，眼看着赖子已爱上泰雄，他们也只好死心。哥哥大概是觉得如果对方家庭还隐藏着更负面的内幕，恐怕就得重新考虑吧。
赖子当时任职于某家贸易公司，泰雄是客户公司的职员，基于生意往来常到赖子的公司，两人因此结识。他的头发没抹油，总是蓬头散发，服装也不太讲究，不过眼神很温柔。那双眼睛就像佛像的慈眼，有时赖子想到这里会不禁独自微笑。
渐渐地，两人下班后会打电话相约在银座碰面，去喝杯茶或者看场电影。泰雄话不多，动作也很笨拙，但充满诚意。从他平日在工作上的表现也看得出这一点，因此赖子公司里的人也都对他有好感。泰雄在无父无母、无亲戚的环境中长大，经历过半工半读，可谓“饱经沧桑”，但也会隐约流露出不惯世事的稚拙。
赖子决心和泰雄结婚后告诉了哥哥，并请他与泰雄见面。哥哥总共见过泰雄两三次，对他的印象似乎还不错，只是对他无亲无故的家世背景多少有点介意，不过大致上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因此，才会要求泰雄从原籍地区９9liｂ?公所取来户籍誊本，这才发现在他父亲那一栏写着“宣告失踪，就此除籍”。这种事战时倒是常有，不过在太平岁月很罕见。
“好，那我去当面问个清楚。”
哥哥贞一之后好像真的为这件事见过泰雄。后来他告诉赖子：“喂，你说的没错，那件事没问题了。”
从这句话可以得知哥哥已经释怀了，事实上，后来的婚事也的确进展神速。赖子也就安下心来，以为泰雄父亲失踪，只是不值得挂虑的小事一桩。
然而，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泰雄和赖子完婚后去汤河原度蜜月，在那里过了一夜后，泰雄突然更改计划不去伊豆了，他说想去房州的某处渔村看看。
“啊？那种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赖子惊愕地看着泰雄。
“不，其实也没什么啦……总之，我老早就想去看看。”
泰雄乱抓着头发，露出无助的表情。
无奈之下，两人照泰雄的要求去了一趟。那里果然是个鸟不生蛋、冷冷清清的普通渔村。两人住在村子里唯一一家弥漫着鱼腥味的旅馆。为什么非来这种地方不可呢？赖子越想越觉得莫名其妙，不禁有点委屈。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突然想来这种地方看看，怎么样藏书网，要不要去海边看夜景？”
泰雄哄着有点不高兴的赖子，把她带去海边。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漆黑的大海与微微发白的沙滩泾渭分明，看起来就像黏黏的两块，只有反复拍击海岸的单调涛声和带着潮气的强风带来些活力。海上不见一星渔火。泰雄默然眺望着漆黑的海面。
赖子突然一惊，泰雄该不会在这里说出什么惊人之语吧？譬如向她告白之类的。但泰雄只是紧握住赖子的手，过了一会儿，缓缓说道：“走，回去吧。”
不知是否是自作多情，赖子总觉得好像错失了听到什么隐情的时机，兀自紧张的心情仿佛被冷漠地轻轻推开了。
直到两年后，泰雄才把那件事告诉她。看来似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才终于下定决心说出来。
2
我父亲三十三岁那年下落不明，母亲三十七岁过世。父亲失踪时我才四岁，母亲死时我十一岁，母亲逝世至今已二十多年了。
我不清楚父母的身世背景，只知道父亲的故乡在四国的山村，母亲的老家在中国地区乡下。父母远赴异地后并没有再回故乡，直到今天，我既没有去过父母的家乡，也没有家乡的人来找过我。简而言之，算是典型的浪迹天涯。
因此，我也无法从别人口中得知父母的身世背景，活到三十七岁的母亲也很少对我提起那些事。
我只听说父亲和母亲是在大阪结婚的。至于来自四国深山的青年为什么会和中国地区的乡下姑娘在大阪结合，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可以想象得到，这桩婚事应该是离乡背井的两人在旅途中的草率结合吧。事实上，母亲直到死亡，都没有正式入籍，不知当时父亲在做什么，每次一提到父亲，母亲就会奇妙地回避话题。
我生于本州西方最尾端的B市，父母从大阪迁往B市的原委也暧昧不清。
父亲在我四岁时就失踪了，所以我对父亲几乎毫无记忆，没留下任何印象，甚至没见过照片。有一次，我曾对母亲提起这件事。
“你父亲这人向来讨厌拍照，所以到头来还是没拍过一张。”母亲说。
那父亲的职业是什么呢？我问母亲。
“他是批发煤炭的盘商，一年到头忙着到各地做生意。”
母亲如是说。结果欧洲大战结束后，商业萧条使得父亲负债累累，被迫渡海前往朝鲜，就此下落不明。“大正X年X日，申报之后宣告失踪。”父亲的户籍就是这样抹消的，那是他不见十年之后的事。
父亲的足迹就此消失，就连是死是活都无从确定。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六十岁了。
“我去神户一下。”
据说他只撂下这句话，就拎着一口皮箱离开家了，为了做生意，他经常外出，所以母亲也不以为意。那就是父亲最后的身影，也不知他是一开始就计划离家出走，还是半路上临时起意。父亲没有留下遗书，有人说曾在开往朝鲜的交通船上看到过他。
后来母亲独自抚养我，对外自称寡妇，开了一家小糖果店为生。店开在一条通往二里之外旧时城外繁华区的马路上，在那个既无电车也无其他交通工具的时代，每天都有许多人步行经过店前，不时会有人来我们店里歇脚，因此开店的收入勉强还够我们母子俩糊口。而店门周边的视野之佳至今未变。
正如我前面所言，我对父亲毫无记忆，三四岁时的记忆就如玻璃碎片般支离破碎、毫无脉络，只能依稀残存。那段幼时记忆中有母亲出现，却不见父亲的身影。父亲那时还没离家出走，照理说应该在家。我常常去回忆幼年往事，每每都把母亲吓一跳，可还是怎么都想不起父亲待在家里的样子。
比方说，那时我家屋后紧挨着大海，冬天北风强劲，涛声震耳，我时常被吓哭。我能隐约记起依偎在母亲怀里接受母亲爱抚的情景，可依旧毫无父亲在场的印象。
夜里，隔着漆黑的大海可以看到对岸的小岛和灯塔的灯光。母亲会抱着我，指着那些灯哄我开心。黑影重重的岛，宛如沙粒般熠熠发亮的灯。但就连那时候，我也不记得父亲曾陪在身旁。
我家对面有座杂草丛生的小丘，夏天会有萤火虫飞进屋，在吊挂的蚊帐周围发出青光，我和母亲总是躺在帐内仰望。在那种时刻，印象中似乎也只有我们母子俩，没有父亲躺在一旁的印象。
换言之，我怎么想都不记得父亲曾与我们一起住过。
3
父亲该不会不住在这里，另外有个家吧，我暗忖。因为某段记忆令我不得不这么猜想。（我正牵着母亲的手走在一条黑漆漆的小路上。我没走两步就喊累了，母亲只好频频停下来休息。）
每当回想起那一刻，脑中就会浮现正在制造玻璃瓶的人家，以及明亮的灯笼直直地照亮路面的大师堂。做玻璃瓶的工匠杵在火前，嘴巴里含着长棍，正在吹长棍前端宛如火红酸浆果的玻璃。从大师堂传出的哀切歌咏声渐去渐远，余韵却在耳边久久萦绕。这是我至今仍深深怀念的幼年回忆。
有一次，我提起这件事。
“你记得真清楚。”
说着，母亲显得有些愕然。
“那时我们要去哪里？”我问道。
“应该是去买东西吧。”母亲若无其事地答道。
这是骗人的吧，我想。那么晚了，走在那黑灯瞎火的路上能买什么？那条路似乎很长，而且我记得走过很多次。
该不会是去见父亲吧？想来想去，总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父亲另外有个家，我们母子是去找他，一定是这样的没错。我至今仍这么认为。
那么，父亲为何会待在另一个家呢？母亲背着我去那里找他，又是为什么？
母亲生前，这件事我一直问不出口，因为我总觉得那会触及父母的秘密。
那件事的确散发出秘密的气息，也成了深藏在我记忆中的某种禁忌。
而且还有一个不可能是父亲的男人不断出现，如影随形。我对那个男人的长相和身形已不复记忆，但每当回想那时和母亲有关的事，总会有那么一个男人的影子模糊出现。
我到现在还记得，就证明的确有那样的记忆。有一次同样是母亲带着我走在夜路上，那个男人就走在母亲身旁。我清楚地记得和母亲并肩而行的男人的背影……
我还记得当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对我说的话。
“你是乖孩子，所以今晚的事情不能告诉别人啊。我知道你如果说不说，就绝对不会说。”
每次想起这件事，我就不由得憎恨母亲。某种禁忌的怀疑随着神经不断成长，我逐渐明白了那个意思。渐渐地，我开始对母亲让三四岁幼儿保密的居心，萌生出一种几乎想吐口水的憎恨。
正因为有这种记忆，使我再也不想问母亲任何问题。不，是问不出口。也许我虽然憎恨母亲的秘密，却也在袒护她吧。
即便如此，记得有一次，我还是不动声色地问过母?9９ｌib.亲。
“那时候，有个叔叔常来我们家吧？”
“没有呀。”
母亲说着猛摇头。
“也没有那么一个熟人？”
“没有。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我就此噤口不语。
还有这样的记忆……
漆黑的天空中，只有朱红的火焰在燃烧，是红色的火。那不是烧得正旺的熊熊大火，只有一丝火焰，款款摇曳，一点一点连成一条线。应该是在烧山吧。的确，火正沿着山坡燃烧。
幼小的我握着母亲的手，屏息望着这幅画面。暗夜中，如魔术般燃烧的火色，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直到多年后依旧难以忘怀。
可是，在场目睹这幅画面的不只母亲和我，还有那个男人。我记得他和母亲并肩而立，我们三个人就这么在黑暗中望着山上的火。
4
父亲不在家，母亲总是去某处见父亲，而母亲身边还有其他男人……这段模糊的记忆不知把我折磨得多苦。实际上，那是比所谓的记忆更缥缈的印象，甚至只是幻想，毕竟那时的我只有三四岁。
但我认为那不只是单纯的幻想，二十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一切。
那是距今数年以前的事，恰好是母亲十七周年忌日，母亲结束其三十七年的人生已有十七年了。既无手足、亦无亲戚的我，把母亲褪色的旧照片放在佛坛上，请庙里的和尚念经，一个人办了一场冷清的法事，不管她生前怀抱着多大的秘密，对我来说她终究是母亲。
趁这个机会，我从行李箱底层抽出母亲生前用来放信函的旧肥皂盒。本来是为了找盒中母亲的照片，但我发现盒子里还有其他看似母亲友人的妇人的照片，以及那家小孩子的照片。这种不相干的照片总共有十张，我从小已看惯这些照片，明知无聊，却还是因为暌违已久，不禁拿起来一张张地审视。不料，一张已褪色的旧明信片从照片之间滑落。
那张已经泛黄的明信片上用浅淡的笔迹写着“河田忠一经过长期疗养，药石罔效……”
是极为公式化的死亡通知。这种事通常会用铅字打印出来，但眼前这张却是以拙劣笔迹亲手书写而成的，收信人是住在B市的母亲，寄信人那一栏写着“九州N市惠良寅雄”，日期是十九年前的。因为只是一张平凡无奇的明信片，所以我也没多想，就这么随手收了起来。
奇妙的是两三天以后，我突然在电车上想起这张明信片，真的是毫无前兆地突然想起。
那个死亡的“河田忠一”是什么人？这个当时只被我当成母亲的某位友人、不抱丝毫疑问的名字，却蓦然令我好奇起来。“死亡通知”这种形式化的明信片，过去从未让我如此深思过。
想到这里我才注意到，死者和寄通知的人姓氏不同，似乎不是近亲，这一点也很奇怪。通常讣闻会写“家父某某”或“家兄某某”，这样可以看出死者和通知者的关系：但那上面只写着“河田中一经过长期……”，看不出个所以然。
不管怎样，我还是先写信给这张明信片的寄信人——九州N市的惠良寅雄，向他打听河田忠一吧。当然，我只是多少带着一丝怀疑，还没有把儿时记忆中的那个男人和河田忠一明确地联想在一起。
那封信被盖上“查无此人”的戳记，无情地退了回来。那张通知死讯的明信片是十九年前寄的，这些年来对方一定已经搬家了，收信人下落不明也是理所当然。但这下子我失去了线索。
可是，又过了三个月吧，我因某种需要翻阅电话簿。我忽然灵机一动翻到“E”那一页，结果发现惠良（ERA）这个姓氏很罕见，连东京都的电话簿上都没几个这个姓氏的人，可见得这个姓氏有多特别。我决定利用这一点。
我写了一封信给九州N市的市长，信中表明我想找一位可能住在贵市的惠良先生。因为惠良这个姓氏很少见，所以想烦请市长代为询问一下市米谷配给所，若寻到此人，再将惠良氏登记的地址告诉我。我要找的人虽然是惠良寅雄，但本人说不定已经死亡，所以我拜托市长把姓惠良的人的全名和住址统统告诉我。
没想到，这个荒唐的要求亲切的N市市长居然答应了。市长可能是觉得稀奇，于是命部下调查了市内的十几处配给所吧。最后，N市市公所给了我三户姓惠良的人家的地址。上面虽然没有寅雄这个名字，但我对这位异乡市长的好意简直感动极了。
查到这里就简单了。我分别给那三户惠良家写信，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惠良寅雄的人。等待回信的那十天仿佛特别漫长。其中一户果真回信说“寅雄是我死去的先父”。得知此人已死令我有点失望，但我还是再次寄信给那户人家，表明我想打听的其实是寅雄先生应该认识的河田忠一先生。我再次收到回信。
河田先生是先父的朋友，家母尚健在，对河田先生略有所知。
内容大意如此。
我感到心头怦然作响。
5
我从东京启程前往九州。N市距离我的出生地B市搭火车约需两个小时，是筑丰煤田的中心区，历经二十五个小时的车程后，我终于抵达N市车站。
根据地址，我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那户人家时已接近傍晚。那里是煤矿区，惠良先生家就在矿工住宅的长屋（大杂院）一室。
回信给我的那位惠良先生出门上班去了，只有老母在家。换言之，就是惠良寅雄的未亡人。
我拿出那张通知死讯的明信片，她戴上老花眼镜看了之后说：“对，是先夫的笔迹没错。这的确是河田先生死前，交代待他死后代为通知的明信片之一。”
惠良寅雄和河田忠一生前很投缘。惠良一家世居此地，河田则是中年时才来到这块土地行商。他是个连老婆也没有的光棍，因为住得近（就是明信片上的信址），所以结识惠良，她如此表示。
“河田先生是死于胃癌，最后大概是自知不行了吧，把我先生叫去说：‘等我死后，请你通知这些人，他们不可能来参加葬礼，所以只要通知一声就行了。’说着就开了一张名单给他。我记得上面应该只有两三个人的地址，这张明信片就是他当时写的名单之一，的确是我先生寄的。”
老太太说，我说想再多知道一点河田忠一的事。
“河田先生死时才五十一岁，他在别处当过很长一段时间警察，据说是因为犯了错才被调到此地，不过没多久他就辞去警职，改靠行商过活。”
老太太说其他就不知道了。
为谨慎起见，我又问道：“那么，河田先生生前有没有提过他交代死后要通知的那几个人呢？”
“没有，他只叫我们代为通知，完全没说那些人跟他是什么关系。”
就只有这样。结果我还是没查出详情。河田忠一与我母亲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依然不明白。满怀兴奋从东京专程赶来，却等于白跑一趟。
出门时太阳已下山，暮色苍茫。老太太很同情我，特地送我走到半路。家家户户都在做饭，燃烧炭炉冒出的青烟弥漫整条路，视野一片迷蒙，令我油然而生一种“果然来到煤矿区了啊”的旅愁。
我在N站搭上回程的火车。窗外已笼罩着漆黑的夜色，煤矿城市的灯光流逝而过。我倚着车窗，心情格外沉重，只能茫然凝望着窗外。
就在那时，我看到窗外那一片黑暗中燃起赤红色的火焰，在高高的山上，点点火光沿山坡连成直线，红焰乱舞……
这幅景象正如梦幻般深藏在我幼年记忆中的那一幕，啊.，简直分毫不差。那个火，那个火，就是母亲背着我，和身旁的男人一起看到的火。
那原来是弃置在矿区煤堆的煤渣自然引火后燃起的火苗啊，我“啊”地恍然大悟，几乎窒息。遥远童年的记忆，如今化为现实，呈现在我眼前。
如此说来，母亲也曾经来过这里，还带着我。至于原因，已毋庸赘言，跑来就是为见被贬到此地的河田忠一。记忆中一起看火的那个男人就是河田忠一，我那宛如梦幻的幼年记忆既非幻想也不是别的，果然是事实。
母亲和河田忠一频频（次数多得已深印在我的脑海）在我眼前相会。河田搬来此地之前，想必就住在B市。
“你是个乖孩子，今晚的事不能告诉别人啊。”
我想起母亲在黑暗的夜路中边走边吩咐的话。我还记得那个并肩走在一旁的男人的背影，原来他就是河田忠一。
这下子我全懂了，父亲何以不回家，最后何以会下落不明。还有，河田何以拜托惠良把他的死讯通知我母亲，母亲又为何一直保存着那张死亡通知。
煤堆燃起的火焰逐渐远去，窗外恢复漆黑。那把火就像我对母亲疑心多年的最新证据。我顿时激动得头顶充血，抓紧火车的窗框用力摇晃……
我对失踪的父亲深感同情，一想到这里，就对背叛了父亲的母亲恨之入骨。
我觉得仿佛连自己体内也流着不洁之血，有时几乎会为之发狂。
6
泰雄对赖子说的就是以上这些。说完他的脸色变得很苍白。
“当初，你哥问起我父亲失踪的原因时我真的很想统统说出来，但我做不到，只能用经商失败这个表面理由搪塞。这种事也许早该在婚前告诉你，可我还是做不到。一想到家丑，我就提不起勇气。”
啊，所以蜜月旅行那晚，你才会特地绕到房州海岸，是想在那里对我说实话吧。可即便如此，你终究还是说不出口。赖子在心中如此低语。
“现在，我终于不顾一切地说出来了！”泰雄悲哀的表情中还隐约带着一份安心。看起来仿佛在说——我已经和盘托出了，之后全倚仗赖子的感情了……
赖子去找哥哥贞一，告知了泰雄的事。赖子对哥哥向来无话不谈。
哥哥贞一看似不怎么认真地听着。听完之后，也只是默默抽烟，没说出什么特别的意见。
可是，赖子很快发现贞一其实听得很起劲。因为他后来写了一封信给赖子，信虽然不长，却充满暗示性。
上次你跟我说的泰雄那件事，让我思考了很多。
泰雄还有思虑不周之处，换言之，他其实并不知道真相。
泰雄嘴上说父亲失踪的原因是经商失败，实际上心里认定是母亲与那个姓河田的男人出轨，导致父亲断绝音信。但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够充分。
即便在离家出走前，他父亲也没住在家里，他另有住处，他母亲好像会去那里找他——泰雄的儿时记忆如此表明。而且母亲身边还有一个疑似河田的男人如影随形。
关于那个河田的前职，也就是在B市时的职业，据其好友惠良的老婆所言，应该是警察，泰雄却没把这个职业考虑在内。
泰雄说河田总会出现在与他生母有关的记忆中，但或许该结合河田的警察身份来考虑这件事。一名警察总是待在别人家，这是怎么回事儿？赖子你应该也知道所谓的“跟监”吧，为了逮捕某个犯人，刑警会在犯人可能出现的地方埋伏、守候。
到此，我就不再拐弯抹角了，那天一听到你的叙述我就马上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本书。那是我们公司调查部收藏的警界相关书籍，我花了四五天才找出来。书中有一篇关于犯罪搜查技巧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某个实例来举证。我想起的就是那个，我从书中把那段摘录下来：
在犯人住处跟监时必须格外注意，因为犯人通常会与家属或情妇秘密通信联络。这时，警员不可用威胁的方式激起犯人家属的反感，反而应该尽量让对方理解，取得对方的协助，对犯人的家属则应该采取同情的态度。
不过，也不能同情过度。因为家属可能会为了包庇犯人企图收买跟监的警员，或用其他方式笼络。
以前，笔者担任某地分局局长时，部下中有一名优秀的刑事巡查。当时我们接获情报，称横行京阪地区的某诈骗集团首脑已悄然返家，并与住在我们辖区的家属取得联络。于是，我派那名刑警去调查，他很有耐心地监视该宅。没想到最后竟在过度同情犯人妻子的情况下，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最后眼看即将逮捕犯人，他却被对犯人妻子的感情所惑，纵容犯人逃走。犯人就此失踪，说不定直到今天仍未现身。这种例子颇为常见……
泰雄家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个例子也许说的就是泰雄家。赖子呀，泰雄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安全脱身，不惜献身给河田刑警。她用了身为女人，最后的、拼上了性命的可悲方法……
河田因这项过失从B市贬至N市。这名优秀的刑警想必早有心理准备，可是泰雄的母亲却无法安心，是她毁了一个原本前途光明的男人，就是这份愧疚令他母亲去N市见河田。并在泰雄的记忆中留下三人共赏煤堆火光的梦幻场景。
河田至死仍惦记着泰雄的母亲，因此，他才会托付朋友在他死后通知她。泰雄的母亲收到那张通知死讯的明信片时，想必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感慨，所以才会把那张明信片一直保存在盒底。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女人心吧。
哥哥的信到此停笔。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女人心吧。”——赖子把最后那句话又看了一遍。
然后她折起哥哥的信，撕得粉碎。这一举动仿佛在说——不管泰雄是什么人的孩子，对我来说都不值得在意。
首次刊载于《小说公园》 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