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康生传》 看不见的手 很少有局外人知晓毛泽东和那个专干卑鄙勾当的邪恶人物之间的关系。对局外人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或许是一位农民气味的“好警察”，但是毛用来统治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却受到诡计多端的“坏警察”、东方的马基维利（Machiavelli）、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康生同志的深刻影响。 康生是谁？一个模糊又不可思议的人民委员，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泽东的媒人、国际关系专家，还是一位老资格的审美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顾问。然而最主要的，康生那令人生畏的显赫，源自他多年来一直担任秘密警察首脑。他建立了一套体系，用来消灭成千上万中国同胞，奴役且折磨数量更为广大的民众。 康生微妙的政治艺术、优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泽东着迷，使他成为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势力之一。确实，在康生旁边，毛泽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似乎逊色不少。毛泽东尽管具有魅力，但相较而言仅仅显露出平面的东西；康生则是个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纵者，借由使人遭受极度痛苦和毁灭的艺术手腕，他把鉴赏能力和情报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种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犯罪的欢愉中。康生的恶毒最终为他赢得了一个恰当的神话头衔，要是有人胆敢当他的面叫他“阎罗王”，也许会让他觉得高兴和有趣。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共产党最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去世，那是在他试图向体制中注入一种自由精神而被剥夺了权力的两年之后。一九七八年在一次谴责康生的秘密演说中，胡耀邦曾把康生比作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i），比作步捷尔任斯基后尘的冷酷凶手拉甫连蒂·贝利亚（Lavrenti Beria）。这种评价是大多数明达的中国人的共识。 康生本人乐于与捷尔任斯基作比较，甚至接受这个比较，但是更贴切的类比人物是贝利亚。康生一生大多数岁月都担任秘密的警察首脑，这支秘密警察力量在它存在的头十年里为红色中国的巩固出了大力，尽管这未必全部归功于康生（此时他多患病修养）。事实上，他卷入安全工作的时间足足有贝利亚三倍长。尽管种种传奇色彩围绕着他，贝利亚主持苏联秘密警察工作仅有九年时间。他们同是制造恐怖的官僚，但是康生和贝利亚的共同之处远不止这些。贝利亚曾是外省的行政官员，工业界的头目，以反常的性趣味而声名狼藉，他是斯大林的很少几个亲密朋友之一。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和贝利亚会用格鲁吉亚语恐吓别人，这是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懂的语言。像贝利亚一样，康生也扮演其他许多角色。 尽管康生最后一个进入主席的核心圈，他却是毛泽东最依赖的人。毛泽东的其他亲密战友都是二○年代或三○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三○年代中期史诗般的长征期间同毛泽东结下了牢固的关系，而那时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回国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他很快就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使自己成为毛性情相投的知识分子朋友。康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比较有教养的，但他的富贵血统并不妨碍他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不满来反对那些自以为比主席优越的知识分子。康生和毛泽东在一起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后在北京，而后在晚年巡视国家的途中，一起讨论政治、中国历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帮助润色毛泽东的诗词和推敲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文。 毛泽东则赋予康生巨大的权力来回护他。尽管康生干了许多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行，他仍被安排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并受到保护免擅批评。一九四七年，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康生施行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产生憎恶；一藏书网些共产党领导人义愤填膺，但毛泽东认为应把康生的工作方法挑选出来，做为反“右倾”的一次胜利而广为赞扬。身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集会上的代表，康生在适当的时候会随意歪曲会议记录，挑选他认为主席想听的东西汇报，并给自己带来荣誉。其他出席那些会议的中国领导人都不敢对康生的说法提出质疑，而毛泽东相信，如果从康生那儿听到什么事情，那就是真的。 根据可靠的证据，康生还是江青的密友和暇相识，这位漂亮妖娆的女演员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康生和江青在一九二四年山东省诸城那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城镇相遇，那时康生二十六岁，江青十四岁，他很可能是她众多少年玩伴中的一个。十三年以后，当江青在延安共产党总部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时，康生热切地帮助她去追求他的保护人。毛泽东的其他同事怀疑江青是国民党间谍，但是康生为她担保，使毛泽东可以同她结婚，这赢得了他们夫妇终生的感激。 康生是个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他把斯大林主义镇压和控制理论引进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的四年里，作为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他把对秘密警察工作的透彻理解带回中国：怎样在审讯中逼供取伪证，以此达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康生把这些才能供毛泽东支配，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中，他们的配合默契十足。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左倾”主义控制建立了一种典范，直到八○年代中期。 康生运用斯大林的方法来消灭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他偶尔也抓到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但是，他的受害者通常都是他个人的敌人和其他人，他们被迫作出的供词都是为他自己肮脏的意图服务。像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处于高位时一样，康生在他拥有权力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备有一张假想的叛徒名单，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然而，与麦卡锡不同的是，他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约束，法律制度除了合情合理的怀疑之外还需要指控罪行的证明。而康生从不必担心政治上有用的迫害会被单纯的事实其相所推翻。 康生是中国劳改营的创建者。他建立和主持的这个系统在上海、莫斯科、延安和北京运作达半个世纪，说不清有中国人在其中被囚禁、拷打和处死。康生拥有一支“声名狼藉的审讯官”队伍，并被委与全权采用各种拷打和盘问的方法。在康生手下做了若干年审讯者和拷打者之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苦难就变得无动于衷。他们发明的众多方法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它拖着那个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他被拖死；强迫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它是古代中国的水折磨法的改良；用一板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 当康生对他的施虐狂队伍的努力不满意的时候，他会亲自介入，监督拷打并帮助发明使不幸者饱受痛苦和信口开河的新方法。他曾威胁要把毒蛇扔进囚犯的牢房来加快获取“供词”。当需要恐怖的戏剧性表演时，他会极其高兴地拴住囚犯们的鼻子，像牵着牛一样领他们穿街过巷。 康生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那苏联问题专家的声誉使他能够在五○年代末和六○年代初利用中国同莫斯科的冲突来扩大他个人的影响。康生煽动毛泽东对苏联政权的猜忌和怀疑，虚伪地将贬低主席的评论归咎于苏联领导人，狡猾地设法使他的保护人与莫斯科全面决裂。结果，世界力量的均衡发生了变化，苏联发现自己同时对抗西方和中国。即使当两大社会主义强权之间的斗争因变动的世界秩序而有所缓和，康生的影响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得到。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康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教父和主要煽动者之一。出于某种拉斯普廷和伊阿古式的传统习惯，康生以如下的想法毒害毛泽东的头脑：中国社会必须彻底清除所有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几百万人的生活被永远毁掉了。仅仅康生发动的一次反“外国特务”运动，据说就有九十四万受害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无辜者。他们的命运就是以审讯、监禁到处死。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江青和“四人帮”这些六○年代末和七○年代初统治中国的激进派集团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如何更好地将这场运动转向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胡耀邦的报告中，康生是“‘四人帮’的黑顾问和刽子手……康生的黑手伸到全国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没有他作后台，‘四人帮’只不过是四个小丑，不可能企图获取权力，除非所有的好党员都死光了。” 江青一直被拘留，直到她自杀。她被监禁在秦城监狱围墙里特别为她建造的一座别墅中。据报导，她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上吊自杀的。她的良师益友康生，如果不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可能被清算之前就死去的话，或许会同她一起受到审判。康生死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逮捕的十个月前，等于是及时退场。不过，以康生的阴谋技巧、求生存的本能和在党内的资深地位，可能会拯救他和他的激进派同盟者。胡耀邦推测道，如果他没死的话，“四人帮”可能不会垮台。 康生是个无耻的阴谋家和勾心斗角的能手。除了毛泽东以外，他与每一位资深领导人密切交往的时候实际上都欺骗了他们。遭受康生迫害的一大串名单可以构成一麈中国革命的名人纪念馆。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康生做出一件背信忘义的杰作，指控他最亲密的盟友江青通敌。但是他生平的最后一次成功指控，不因康生的死亡而失去作用：在去世前两个月，康生同毛主席最后一次会面，他警告毛泽东，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应当清洗掉。毛泽东在康生死后听从了劝告。 康生实际上比他所有的受害者活得都长，这是他狡诈的最后证明。他喜爱以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把兴趣置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使他得以消除公众的怀疑并隐瞒他的大部分罪行。他活了七十七年，尽管受到普遍的憎恨，但康生死在他自己的床上，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死于癌症。 如此结束了他享乐主义的漫长一生。康生曾因诱奸父亲的小妾而闻名，成为家庭的浪荡子。为了试图约束康生青春期的乱交倾向和反叛行为，他父亲安排了一个当地姑娘同他结婚，但是康生逃脱了那场婚姻，同一个名叫曹轶欧的共产党员结了婚。康生从未操心同他第一个妻子离婚的正式手续问题。 康生也是个有瘾的鸦片吸食者，这是一名向本书提供材料者在五○年代初期发现的，当时她去探望在北京医院里养病的康生。她发现他带着全套吸食鸦片的工具：烟枪、烟灯、用来在火苗上烧烟泡的细针和小匙。康生利用他的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尽管那时候共产党正在无情地处决任何进行毒品交易的人。 康生有些乐趣显然是很平常的，只有在那个荒谬的环境里才被称为恶行；在那儿，一个高级官员在办公室里放置鲜花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奢侈。康生非常溺爱他的扎京纯种爱犬，这是过去专为皇室预备的，尽管共产党政府禁止它的公民豢养爱畜。在政府的眼里，爱畜耗费珍贵的食品，还使人回想起中国资产阶级的过去。通常数量不多的犬类被饥饿的平民绞杀吃掉。豢养宠物并不是康生唯一的闲瑕生活乐趣，也还雇了一名厨师，这个厨师曾替一九一一年被废黜的清朝宋代皇帝溥仪烧过菜。康生赞成共产党所有的清教主义戒律，只要它们不干涉到他头上。在他心中，他是高于统治大众的法律之上的。 康生还是位画家和书法家，以他非常罕见的才能而闻名： 左右手都能同样熟练地使用毛笔。他作为一名收藏家和艺术保护人，积聚了许多无价之宝：绘画、瓷器、青铜器、砚台和古代手稿，这些都是他曾帮助摧毁的世界宝藏。就像美国间谍大师詹姆斯.J.安格里顿（James J．Aon）以他对兰花和诗歌的兴趣而著称一样，康生有自己的审美爱好。但是康生的艺术追求散发出一股恶毒的气味；他“拥有”的许多艺术品是文化大革命中由红卫兵为他欺骗和偷窃得来的。康生不仅想要占有艺术，而且在他的权力巅峰时期，他无情地迫害那些以前令他妒忌的艺术家，这非常像他的门徒江青设法消灭那些制片人和演员，他们曾在三○年代的上海阻碍她往电影方面发展。 康生的许多罪行几十年来一直隐藏着，但是对于政治上自觉的中国人来说，他是个邪恶的化身。在众多围绕着他积累起来的传奇中，他变成了幽灵般无所不能的恶魔。至少有两本书这样报导，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以后他在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六年内，康生正在安排一个阴谋，窃取情报以发展中国的核武器。事实上，康生那几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显然是经历了某些方面的精神崩溃。经过几年的逐渐康复，他得以重返社会生活，重新回到党最高层，展示他在政治生存中的出色技巧和毛主席对他似乎是无比信任的关系。 但是在神话和流言是非的耳语世界里，康生依然是中国的魔鬼，任何邪恶或神秘的事件都归罪于他。当他的对手，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次空难中丧生时，许多人都认为康生是行凶者；其实不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架载有十二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军用飞机坠毁在山西省的一座山脉中，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康生的对手——前安全部门首脑。这次空难又被说成是康生的破坏；其实也不是。一九七一年林彪试图推翻毛泽东的计划失败后，在出逃途中死于另一次飞机坠毁中，又有人怀疑是康生干的；其实他们都错了。 康生还被指责要为六○年代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柯庆旌和前国民党将军李宗仁的死负责，李宗仁背叛了国民党，并且投靠共产党。这次康生又是清白的；柯庆施在吃过一顿辛辣的川菜后死于心力衰竭，李宗仁则因年老体衰而殁故。 每当一桩不可解释的悲剧在中国发生时，康生的名声就变得如此，他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怀疑对象，就好像一位美国人被认为要为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小马丁·路德·金的神秘谋杀案负责一样。关于康生那些未被证实的罪行和纯为推测的神秘功绩，几乎表明了弛的权力之所在，同样也激发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想像力。就他个人而言，康生具有那种恶魔般的神秘性，西方的阴谋家把这种神秘性归于像黑手党和中央情报局那样的组织。 到了七○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之时，康生的可怕地位给整个现实投上了阴影，他被认为是先前十年那种民族自残行为的主要罪人。当胡耀邦向全国描述作为政治罪犯的康生的经历轮廓时，他并不是简单地为所有在康生手中受过磨难的人寻求公正；他之所以选择康生为无数邪恶行为的罪魁祸首，是为了保护共产党组织和它光芒四射的缔造耆毛主席。 胡耀邦急于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免受康生罪行的影啊，他甚至暗示康生密谋反对伟大的舵手，曾于一九七二年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然后暗杀了那些负责安装的技师。 康生之所以出头，成为伟大民族史无前例之恐怖手段的集大成者，关键点在于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们。身为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之一员，康生依恃着中国当时极不正常的体制，冷酷无情地滥用权柄。至今，他依然是那种制度内部腐败的象征；那种制度把持有异议当作敌意、把批评当作不忠、把自己的人民当作可替换可省略的动物。 一九八三年夏天一个酷热的夜晚，约翰·拜伦（John Byron），一位西方外交官，驾驶着他那装有空调的丰田车从北京的长安街驶进大华路，一条通往犹存的旧使馆区的狭窄街道。 他驾车慢慢地驶进悬垂的树丛下的阴影里。一个高高瘦瘦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从一幢灰色的砖砌大楼里快步走来，打开了拜伦汽车的门。他留着一头按西方标准是时髦漂尧的长发，但对于共产党来说，却显得几分不驯。那青年一只手里拿着一包像书一样大小的东西。 搜寻康生的材料促使拜伦进行了这次偷偷摸摸的、冒险的短暂会面。拜伦身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在北京滞留了好几年，偶然间不断发现有关康生的资料片段。随着每一个片段的发现，他越来越渴望掌握任何有关中国那难以捉摸的秘密警察首脑的材料。此刻他在暗淡不明的灯光下面对面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并排地同那难以看清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只因后者答应揭开有关康生过去许多事情的谜底…… 当拜伦加速驶过北京医院——一座专门为共产党高级官员服务的现代化医疗机构时，他的乘客在座位上坐得低低的，似乎想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坐在一辆外国人的汽车里在这个城市转悠，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下班的安全局官员或者一名街道委员会代表可能会记下金属车牌号码并且出于获取某种奖赏的心理去报警。 拜伦的车拐进了东交民巷，这是一条浓荫覆盖的大街，两旁座落着曾经是使馆、旅馆和大教堂的建筑物，他的乘客松弛了一点儿，点了一支烟，用几乎略高于耳语的声音开始说话。 “还记得我曾提到过一本关于康生的书吗？”这位中国青年带着一种欢快和胜利的语调问道。一、两星期之前，他曾告诉拜伦关于一本记的珍贵书籍的事。“瞧，这就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他还不知道我拿走了它。我必须明天还回去。你必须在今天晚上复印。” 当时拜伦说一个晚上复印全部可托来不及，因为复印在当时的中国不比在西方普及，他的乘客坚持道： “这是爆炸性材料，就是只给中国看的‘内部’书籍。” 拜伦的乘客长长地吐了口气，又点了一支烟。“这是本很有趣的书。康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不仅是个秘密警察头子，他还是各种文化领域的专家，包括情色文学。” 正如拜伦的联系人所断定的，《康生评传》这本四百三十七页的书描述了康生迄今还未被披露的特殊生活。奔伦不久就意识到作者的名字“仲侃”是个笔名。一星期以后，拜伦的消息提供者告诉他，作者实际上是两个人。 这本记有许多使人恼火的省略。当它坦率的时候也很坦率；但因为是在中国写的，所以不得不对那些被禁的主题遮遮掩掩，或仅仅暗示一下。拜伦看出那本书不仅很不完善，而且“仲侃”用自由随便的分散线索和通过上下文的暗示来弥补那些故意的省略。作为康生的画像，它是失败的，但它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使人继续追踪每一条线索，直到康生生活
中深层隐匿的部分被揭示为止。“仲侃”为这本你正在阅读的书提供了一个骨架，而给骨架以血肉的则是其也数百个来源。 拜伦阅读着康生从一个搞秘密警察工作的人变成毙对艺术、戏剧、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的复杂人物，他也搜寻着康生特殊经历中更深层的东西。但是这并诽易事。 中国领导人的生活长久以来一直避开公众的视线。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向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坦率叙述了他自己的早年生活；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自己谈得越来越步了。有些人，像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在给外国记者安排的那些经过同意的偶然采访中做些公开的表示，但是对于规财来说这是例外，是有意对舆论和好奇心透露尽可能少的东西。 有大量东西要掩盖的康生采取了精心安排的步骤来隐匿他的过去。文化大革命中，他毁灭了许多记载他过去数十年引言：看不见的乎活动的上海警察局卷宗。当中国在一九七○年重获稳定的时候，康生甚至走得更远，把共产党档案中的个人材料全部销毁，代之以他为自己撰写的简短但光彩夺目的传记。康生创造了大量传奇，试图欺骗、威胁或者恫吓那些富有好奇心的人。99lib?只要有可能，他就杀害那些声称他曾做过国民党特务或说他是共产主义叛徒的证人，或者让他们保持沉默。 同其他领导人相比，中国人对康生更不愿意多谈。处于那个时期的人们认为，他是如此位高权重，以致揭露康生就会冒着使中国产生震荡的危险，更不用说对揭露者带来的灭顶之灾。康生臭名昭著，一九七七年他死后第一次对他的经历进行调查时，对他的评判甚至都不用名字称呼，而只是简单地称为“那个顾问”。不过，拜伦还是可以见到许多康生过去的熟人和同事。其中有些人静心地待在家里，一边展示一张张康生送给他们作为纪念品的墨迹，一边追忆着关于他的往事。 没有一种资料能够——或者将会——披露康生的全部故事，但是许多人提供了资料片段。他们当中有党内资深史学家；有康生许多亲密同事的儿女；有来由中国文化界的人士，这个领域曾使康生感到愉悦，又曾遭受过他的蹂躏；还有许多以前从未被西方人采访过的人士；用他自己遮遮掩掩的育法，康生成了一位世界级人物。通向他的迷宫的地图碎片分散在世界各处，从北京的偏僻街巷到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情报档案，到西方的许多图书馆，有关康生的许多珍贵背景资料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美国战略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卷宗档案库；同样，隶属上海市警察局特别科的卷宗档案后来被移人国家档案馆，这也非常有助于了解康生身为一个年轻革命活动家在中国这个最大城市的情况。 不同地方也出版了有关康生（有时候，还有他自己向作品——通常是用笔名）的珍贵资料，包括来自香港和台湾内杂志文章、各种权威的历史著作，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传记里的简略参考书目。把现代中国政治的权威著述同“仲侃”对肫生一生的描述两者进行比较，就明白康生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拼图游戏中许多失缺的部分。 显露出来的是一位冷酷阴谋家的肖像，他集反常盼虐待狂、传统艺术的精致趣味、学者的历史知识于一身。许多中国人把康生描绘成一个“两面派”；作家林青山把康生比作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笔下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康生是历史的产物，他成为一个现代政治组织的一部分，然后又促使它从里面腐烂开来：他既是一个中国希尔什维克，又是一个流氓达官贵人。 中国革命经常被视为极端落后国家挣脱压迫和贫困束缚的典范，但是康生的故事揭露出任何崇高事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屈服于腐败、贪婪和欲望。在最初的几年以后．革命的崇高理想就被越来越血腥而奇怪的幻想给歪曲了，这些幻想是由康生那样的人及其君主、主人和受到蛊惑的人所编织的。 他们宣称：“我们是老百姓。”但是，正如康生所代表的，“我们”意味着非常有限的一群生活在高层的当权者，而人民大众正遭受着不可忍受的各种欺压。现在，在九○年代，腐败问题在中国是非常迫切的争论焦点，因为领导人和官僚们运用特权和家庭姻亲关系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而这种风气直接来源于康生和他的同志们所树立的榜样。 康生对文化的爱是一种分裂情感的实例，他高雅的书法、雅致的绘画、他对艺术收藏的热情是一种冷峻的理智产物。 他有一张古物收藏家的脸，如果在一个聚会上同他不期相遇，人们可能会错把他当作一名和蔼的艺术教授。事实上，除了熟诸德语、俄语之外，在他身上再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一个修长的男人，身高大约五英尺八英寸，比毛泽东略矮，但与周恩来和林彪一样高，康生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喜欢吃胡椒和玩扑克牌（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有时为一只鸡或者其他一些小“请客”赌上一盘），烟不离手（在三○年代，康生喜欢抽金鼠牌香烟）。 可是他的胸膛里跳动着刽子手的心，对于一位精通古典理论之外、年轻时还混迹匪帮并且精通功夫和其他战争艺术的人来说，并不使人诧异。康生早年在上海曾领导一个共产党小组，从此开始行使审讯者、起诉人、法官、陪审囝和封建君主的高级刽子手的职责，几乎终其一生不改其职。仿佛他能施展魔力似的，使人最好站在他这一边。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招待刘晓吃晚饭，这是一位从上海大学学生耐代起就有四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在用餐之时，他明言是出于好意；接着就在那天夜晚，康生把他的客人扔在一个秘密监狱里一连几个月，期待着刘晓会检举他的一个对手有罪。 今天康生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他死后的一九八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党籍。他的骨灰也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移出。党的干部和一般知识分子同样使用“托洛茨基分子”、“国民党特务”、“机会主义者”、“虐待狂”这样的措辞来谴责他，像是对他变化多诡的可怕行为的一种赞扬。由于康生的故事披露了中国黑暗可怕的秘史，这些称号是恰当的。 康生靠拢过这个运动的每一位传奇人物：李立三、王明、周恩来、江青和最著名的毛泽东，正如他们每一位都把他推上党的高层一样，他一生的阴影也笼罩着他们的声望。 康生信奉的是据称位于现代进步思潮前缘的思想，但是他的天性和观念又沉重地染上了传统的色彩。同过去历朝的儒家官员们一样，他也被阐明管理国家的传统哲学所困扰；同那些官员一样，他也是一位颇有才能的业余画家；那些经常出现在皇帝身边的宠臣，与太监和皇后嫔妃一起密谋，以牺牲宫廷以外的大臣和地方行政官来行使权力，同他们一样，康生与毛泽东的妻子和朋友们密集策划遏制正统的共产党人民委员和行政官员。他在其中操纵了一场派系斗争，从而激起了一场民众动乱，他叉利用它来消灭政治上和官僚主义的敌人。 运用一种把公式和教条言辞剪辑的手法，康生煽动中国人民相信，在一种神奇的魔力下，能达到科学和技术上的实破，就像世纪初义和团的首领们允诺祭祀仪式能够保护他们的追随者免受外国军队的枪弹一样。他同小姨子的关系甚至也引起复杂的色情阴谋，这同源自汉朝的小说《赵飞燕外传》中有名故事一脉相承。 康生把中国人民的高级文化和文明生活同凌迟酷刑的丑恶名声集于一身，不管他怎样冷酷无情，他的状况要比长征和内战的英雄们更使人兴趣盎然。毛泽东自称是个革命家，他一边与现代世界对抗，一边仍保持着过去的精神，但康生的形象更为复杂。尽管康生臭名昭著，但是他那看不见的手打开了通向黑暗的大门，使中国再度面临自青铜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周而复始的失序和混乱状态。 康生故事的价值在于它有力说明了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基本动力，而不在于它那丰富多彩、使人心寒的情节。康生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千方百计继续与传统抗争，以期使这个国家能够进人现代世界。康生既是传统的产物，又是历史的囚徒，他对无情的革命和既迷人又使人惊恐的古代民族传统同样热衷。 看来，康生是历史的产物的说法似乎很合适。为了探究他的起因，我们必须回到十九世纪的中国。 第一章 来自孔夫子的家乡 一八九八年，当中国皇朝进入它衰败的最后阶段时，一名富裕地主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婴儿，这婴儿长大后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恐怖象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会闻此名而色变，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康生。 在康生出生前大约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饱受贫穷、农民造反、少数民族起义和外国人入侵的折磨。但是时至十九世纪之交，盲目的挫折、软弱和崩溃的爆发，最后使这帝国也接近末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自患梅毒的丈夫咸丰皇帝于一八六一年驾崩以后，就丑益控制着朝政。一八九八年，就是康生降生的那一年，慈禧太后镇压了“百日维新”运动——旨在从内部重新使皇朝恢复元气的最后尝试。受到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员的支持，她处决了支持维新运动的六位朝廷高级官员，逮捕了赞成维新的年轻光绪皇帝，并把他囚禁在紫禁城里。 就在那一年，德国军队从中国又夺得一块“租界”，这种委婉称呼是外国政府用来形容自己统治下的中国领土的。德国船队的一个中队进入了胶州湾，强迫日益衰弱的北京政权服从德国皇帝的要求，那里距康生的出生地才二十英里。德国的行动并无新意——英国、法国和日本都已凭借武力获取了对中国的港口和贸易中心长达五十年的控制——但是这一行动凸显中国的没落已不可逆转。 一八九八年还可以目睹义和团运动的巨大浪潮。这个畏惧且仇恨外国人并以救世主自居的秘密团体，在西方以拳乱的名称广为人知。一九○○年，当它狂热的追随者们在华北横冲直撞，杀害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并包围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区的时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义和团的使命是维护满清王朝，这个由满族入侵者于一六四四年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政权。不过，这个满族人的政权还是在一九一一年被彻底推翻了。从此，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梦想着坐上北京紫禁城内龙椅的贪荇受贿的军阀，同那些想把国家推进到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彼此抗衡。简而言之，康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乱糟糟失去控制的社会。 康生的出生地山东是个辽阔的半岛，它伸人黄海，像一根手指指向朝鲜。以一个单独的省份而论，山东显现出中国苦恼的最明显症状：人口过剩、贫穷不堪、盗匪肆虐，它是义和团运动的温床，又成为德国、英国和日本侵略者的目标。他们都盯着中国这块早被预言灾难深重的土地，想乘机捞上一把。 山东和它的三千万人民好像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山东又是中国的光荣象征，在自然和历史两疗面都拥有丰富的遗产。它那长长的海岸线是由风景优荚的海湾和舒缓的悬崖构成的，大部分内地耸立着崎岖的山脉，山中遍布泉水和古代的朝觐圣地，其中包括中国最神圣的泰山。孔夫子的故里鲁国，就位于山东。孔夫子的哲学对家庭、权力和道德上正直的敬重，其影响继续不断地渗进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孔夫子的后裔在这个省南面扇形的曲阜古镇创建了他们的家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连结物。从十五世纪起，山东同北京的朝廷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一九一一年，情况依然如此。当时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和军方实力派人物袁世凯，联合推翻了最后一位满族皇帝——宣统皇帝，许多官员从北京流落到山东，在当地土绅们家中寻求避难所。 在这个充斥着暴力、贫穷、迷信和外国侵略的混乱省份，在沉缅于过去辉煌的记忆中，康生度过了他一生最初的二十五年。他的许多观念都产生于山东人的保守、对外国人的畏惧、憎恨以及绝望，比如他那冷酷无情的沙文主义，他那肆无忌惮的菁英统治论，甚至他那不惜牺牲人的生命以扩展权力的意志论。 康生出生于大台庄，一个位于王各庄边缘的农村小村落，在青岛西南面五十英里左右的海岸地区之内；青岛是德国的殖民地前哨，后来成为山东省主要的现代商业和文化中心。 现在叫作胶县王各庄公社大台生产大队的大台庄，在康生诞生的时候是个地处偏僻、一成不变的农村世界。 像大台庄那样的村庄里，生活是受习惯和传统支配的，一千多年来毫无变化。祖先崇拜的迷信盛行；活着的人相信祖先的灵魂自始至终在注视着他们。生活中强调一系列旨茌抚慰祖先灵魂的祭祀仪式：大厅里的香烛盘绕着献祭的供食，墓地被诚挚地打扫得千干净净，牲畜被奉献给死者。农民们非常迷信巫术、魔法，那些冥界无形丽又有权势的灶神、庙神、狐仙、水怪和鬼魂。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山东人面对他们的不幸，接受了义和团的主张，认为巫术和咒符能保护他们：对抗圆睁着眼的外国恶魔的兼福枪和大炮。 康生原先姓张，但是为了追随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文人风尚保持一致，他在三十五岁起名为康生之前，曾改过好几次名字。尽管他出生的省份很贫穷，但是康生的家庭却是山东省南面横跨胶县和诸城两县的中等规模的地主。尽管家产随着每一代人的降生而逐渐减少，但是康生的父亲张发祥，却继承了一百七十英亩土地，这使他成为县里最大的也主之一，在那里只要拥有四十英亩土地就算是在经济上小有成就了。同许多耕种自己土地的山东农村士绅不一样，张发祥不必从事任何农业劳动。他的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给佃农，佃农们以一半的收成支付地租，这使张家能够愉快地过着舒适的生活。除了来自李家的康生母亲之外，张发祥还讨了一个妾，这在山东农村是罕有的家运昌盛的标志。相对的富裕使张发祥和他两位同样富有的兄弟在大台庄及之外的地方具有威望和权力。村庄的全体居民都姓张，至少在理论上，村庄里的每一个男丁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而且康生的父亲和叔伯都是张姓氏族当地分支中最有势力的成员。康生确实是个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天之骄子。 康生在大台庄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初的十六年，他的家是一座有三十二间屋子的平虏，房子周围砌着防御土墙以防止流匪的骚扰。防御土墙的外匿是佃农们用石..头和泥砖垒成的土屋，挤作一团。直到一九三八年，张家一直拥有大台庄的房子，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胶县和邻近的诸城县城，许多富户都逃往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躲避战祸。 张家的声势强化了康生童年时代的特权身份。在大台庄那样的村庄里，在家里雇一个仆人甚至都是稀罕事；而康生的父亲却雇了一名帐房来记录他的地租收入，一位男丁种蔬菜，一名仆人打杂，还雇了五名妇女烧饭做菜、料理家务以及照看张家的孩子。 康生有三位哥哥：张宗彝、张宗开和张宗儒。身为幼子，康生至少像中国其他家庭里的幼子一样备受宠爱：祖先崇拜的儒教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对男孩溺爱娇惯。到了青春期，康生同他的父亲发生了冲突，这使人想起他的童年留给他的期望，不管在家里还是家外，他都可以为所欲为。 作为一脉相承的儒家后裔，康生接受的是传统儒家的教育。十九世纪初，康生的曾祖父张鸿义是京师国子监的贡生，这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成就的标志。康生的祖父张葆元，也是一个勤奋和公认的儒家文化学者。康生的父亲通过了县级标准的国家文职人员考试，考取了“秀才”，这是一种成就，使他成为当地士绅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寻常一员，也使他不同于那些粗通文墨的普通地主，他们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 儒家的传统散发出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张家到处是古瓷、绘画、书法作品、最好的木制家具、砚台和笔架。随着岁月的流逝，康生参加了共产党，并上升到觉的最高层。可他从未丢掉年轻时养成的兴趣，并且成了一名令人生畏的艺术和古玩专家。 为了同习俗保持一致，康生的父亲为大台庄的家室起了一个相当富有诗意的儒学名称，南树德堂。对词语及词语游戏的热爱使张发祥给儿子起过好几个名字，康生出生时的名字叫张宗可，随后又取了一个正式的成人名字：张少卿，然而，他的乳名却叫张旺。 二十世纪初，中国在公共教育上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制度。 七岁时，康生加入他的兄长和堂兄弟们的行列，跟着他父亲聘请的家庭教师学习。像所有传统的中国教育一样，强调的是死记硬背的训练。对于一个现代西方人来说，这个过程显得非常冗长乏味，学生们要学会背诵和写出 href='437/im'>《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全部课文，其目的在为中国政治、历史、哲学的人门知识提供简单的识字课本，当时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些语词的意义。 只有在节日和各种家庭庆典时才可以稍事休息，康生被迫反复抄写一种儿童完全不能理解的古文。在掌握了这些初级课本之后，他被准许学习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据说这是孔夫子和他的门徒编辑的故事、寓言、诗歌、历史和哲学短文的汇集。被迫用这种陈旧的方式进行阅读，像康生那样年幼的孩子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见识，bbr>?但是他们获得了一种文雅的中国人数世纪来所熟识的文学基础。面对古人的教诲，康生从未表现出十分尊重儒家的道德准则，不过，他已经意识列儒家的历史象征主义，以致他后来把“鲁”这个字用作艺名，在自己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上落款。 在家塾里受到的训练使康生对一个业已明显衰亡的世畀少有思想准备。一九○一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为官僚政治挑选新官员的传统科举制度，提倡以现代的、西方式的教育来取代之。于是，古典式教育失去了作为社会地位和晋升仕途的价值。尽管这发生在康生开始学习之前，但并没有阻止他父亲希望用这种方法使他儿子成为一名高贵的士绅。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给康生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孙中山（其时他在美国）的追随者们进行了一场武装起义，最后推翻了满清皇朝，促成了帝制的垮台。革命的一个结果是康生从那例行公事般的古典式教育中解放出来。但是，康生在张家家庭教师指导下所吸收的传统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书法家和画家所应具备的内在素质，甚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莫斯科和延安那样远离中国艺术中心的地方，都不能抹去它。 一九一一年，康生十三岁。经过五年的日常抄写、书法练习和死记硬背的学习，蓄积的活力爆发了。他还处于青春期的边缘。接下来的三年里，在依旧受传统制约的农村环境中，他过着一种变幻不定、骚动不安的生活。清朝的崩溃也许给中国的沿海城市带来了新的西方思想，但是在大台庄那样的村庄，日常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康生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疙瘩帽，留着辫子，而这种被满族人强迫当作征服标志的辫子，随着满清皇朝的崩溃已被大多数中国人兴高采烈地抛弃了。康生依旧保持着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显得做作的老习惯，他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吹笛和拉板胡上，后者是一种古老的弦乐器；他还喜欢看地方戏，这是他以后迷恋中国戏曲的最初渊源。 康生扶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探索性享乐的世界，博得了一个“偷香窃玉”的美名。这是对追求女色的一种委婉的汉语表达方式。年轻人带着钱在集市上追逐女性，这种集市大约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在城镇的广场上，人们聚集在那儿做买卖，陶醉在五光十色的娱乐中。集市不仅为商业，而且也为娱乐提供了机会。杂技团、舞刀弄枪者以及表演当地山东狮子的演员，娱乐了如云的商人、农民、小贩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赶集的日子里，像康生那样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在市场上四处闲荡，同巡回剧团的女演员打情骂俏，与那些梳着长辫子、发辫子缚着红缎带的姑娘搭话；红缎带是姑娘未婚的象征。有些集市在寺院里边的空地上举行，胆大的和尚偶尔为那些偷偷摸摸的幽会情人出租房间，有时候还为那些寻披性满足并能为此付报酬的人充当皮条客。 在他狂野的青春期时，胶县农村中大多数家庭除了让他们的孩子辛苦耕作之外别无选择，而康生有幸是一伙士绅公子哥儿中的一员。他和有特权的朋友们把时间消磨在茶馆、饭店和剧院里，就像消磨在当地的集市一样。这帮兴商采烈的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那种血为盟的兄弟关系的古老传统上，这种仪式通常在酒店或在一个自然标志之前举行，比如一个山洞或一棵古树。透过这些仪式，双方都要保证永恒的友谊，发誓在有麻烦时要彼此相助，并且一口喝尽混合着鸡血的酒来确定他们的誓言。“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就是誓言中的一种。康生同大台庄周围村庄的许多年轻人血为盟，结成兄弟，这种契约与那些从历史悠久的秘密帮会发展而来昀匪帮里团结一致的誓约，并无本质的差别。 康生还同当地的流氓混在一起，他们是吸鸦片、逛窑子的恶棍暴徒，是属于山东当地匪党和秘密帮会的一分子。在山东，盗匪猖獗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有一部以山东为背景的十四世纪的长篇小说 href='2204/im'>《水浒传》，就盛赞被不公平和腐败的官府逼上粱山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土匪传统及随之而来的秘密帮会崇拜，同一八九○年普遍的仇外情绪结合起来，就导致山东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义和团运动。 在土匪朋友的指导下，康生成了一位剑、刀、铁棍和拳术等传统格斗技术的专家。由于香港和台湾的功夫电影，如今这些格斗艺术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康生的一些流氓朋友、义和团运动的幸存者，经常会讲述那些镇压起义的外国军队和传说中用手指挖出中国儿童的眼睛做药的外国传教土的残暴故事。 随着康生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日益难以管束。他在性方面的越轨行为和对斗殴的嗜好深深冒犯了他父亲的儒家情怀。一九一四年，康生十六岁，他的严重不轨行为终于超出了张发祥的忍耐限度。那时，村里到处是关于张发祥幼子的丑恶可耻行为的流言蜚语。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丢脸，张发祥夫妇作出孤注一掷的尝试，将难以驾驭的康生锁在家里。 康生的拜把兄弟中有些人不过是鸦片鬼和匪徒，但是另一些人具有较好的影响力，其中一位是陈舜庭，他求见张发祥并且最终使他相信，对于康生的不轨行为还有一个更有效和更有远见的补救办法，那就是让康生和他一起去青岛附近的德国传教士办的中学去念书。尽管张发祥害怕儿子会被灌输一脑袋的外国思想，怛还是勉强同意送康生去上学；毕竟，他不可能把康生关上一辈子。于是在一九一四年，康生离开了家庭，第一次跨出大台庄地区去冒险，同陈舜庭一起去青岛的礼贤中学上学。 除了送康生上青岛的学校去之外，张发祥还用了另外一种由来已久的方法来约束他儿子的不安分。尽管儒家学说强调遵守社会礼仪，但是对于由性需求而引起的劣行，还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拯救之道。张发祥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玷娘同他儿子成婚，一九一五年，当康生从学校回家度假时，同邻近陈家庄的地主陈玉桢的女儿陈宜结了婚。 陈玉桢无疑对他女儿的这桩婚事感到满意。康生也许是当地任何一位想结婚的年轻姑娘争求的目标。他出身显赫家庭，才华横溢，受过适当的教育，看上去有指望会有一个灿烂的前程。而且他非常英俊，前额高挺，嘴唇多肉、性感，鼻子坚挺而形状完美。 康生同陈宜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四年期间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叫张玉瑛；一个是儿子，叫张子石。可是他们的婚姻同许多由父母安排的婚姻一样，并不长久。与康生不同，陈宜明显是一位传统女性，她甚至缠过小脚。姑娘们缠过的脚能塞在只有几英寸的鞋子里；在旧传统下成长的中国人相信这样的小脚是娇柔而漂亮的，给女性凭添一种非凡的性诱惑力。但是这种古代风俗意味着把一个姑娘的脚趾和脚跟一起缠住，直到骨头中止生长，使她终其一生只能蹒册行走。 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影响导致在城市里出现了劝阻这种风格的运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谴责缠脚是中国过击野蛮风俗的残余。康生可能也是受到小脚的诱惑，许多与他同时代的男人都如此，但他绝不想要一个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十分古板的妻子。他同第一个新娘的关系结束于一九二四年，在他们结婚九年以后，他动身前往上海，留下陈宜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同他的父母在一起。 青岛和那所德国中学使康生第一次看到了令人眼花撩乱的现代世界，这个世界飞速地超越了中国的古代文明。青岛距离康生的家乡只有五十英里，但是它却像是另外一个国度。 青岛座落在一个把胶州湾美丽的自然港同黄海分隔开的尖岬上面，自从当地的中国居民杀害了两位德国新教教士以后，一八九八年青岛就成了德国拓殖的殖民地。几个世纪以来，青岛一直只是渔村，但是在德国人的治理下，它迅速发展成一个西式的现代化城市，俗称“东方的小德国”和“中国的威尼斯海滨浴场”。德国人建造的红屋顶住宅半隐半现于常青的绿叶中，那是从北欧引进的；还有被栅栏围起的教堂和带有塔楼、柱廊和庄严外观的雄伟公共建筑。除了大多数带有东方特征的居民以外，青岛可能会被误认为一座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海港城市；宽阔、清洁的马路，各种公用设施，纵横的有轨电车线路，甚至还有一种新式的电话系统，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建成的。德国人还建立了一座啤酒厂，它采用的是来自崂山附近的自然泉；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生产着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中国青岛啤酒。这个依然充斥着过去外国统治时期的建筑遗迹的城市，如今仍是华北内地城市的中国官员和百姓为了远离黄海那带有琼意海水的避暑胜地。 青岛是德国人非凡精力的明证，但是这个殖民地的光荣德国梦在一九一四年被粉碎了。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人认为，这场欧洲大战提供他们夺取德国在山东占领地的好机会。一九一四年九月中间，在康生抵达这个城市没多久，日本人包围了由一连串要塞和炮台防守的青岛。战事一直拖到十一月初，那时，占优势的日本军队攻破了德国人的防线，并且击沉了军舰杰格尔号（Jaguar）和凯瑟琳·伊丽莎白号（Kaiserin Elisabeth），迫使敌人放弃了这个城市。在战斗相持阶段，青岛遭到炮轰，发电厂遭到毁坏，一些市民被打死。这种外国人为控制中国而彼此相争的场面，无疑强烈加剧了畏惧和仇视外国人的情绪，这种情绪也是康生成为一名共产党领导人的岁月标志。 对于生活在青岛的中国人，包括康生在内，殖民地主人的更替并未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日本人继续把青岛视为一个现代的自治城市管理着。在修复了因围攻而遭破坏的设施以后，他们按照由德国管理当局细致拟定的计划，继续扩展青岛市。日本占领者在其他方面还算仁慈；德国居民被允许继续滞留并不受迫害。在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包括理查德·卫立姆（Richard Wilhelm），一位传教士兼学者，他创立并继续管理着康生打算去学习的那所学校。 卫立姆是一位卓越的干才，对知识领域具有广泛咐兴趣。他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却被中国的古支明迷住了。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热情赞赏者，卫立姆积极支持各种保护古代智慧和美的尝试，使它们免遭他认为是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力量的侵蚀。他是某些保守的政治俱乐部，如“尊孔文学社”的重要成负，它们为避免受到西方冲击和维护旧制度而奋斗。卫立姆做为一个传统儒教价值的保护者的声酱，在一九○六年受到满清皇朝的承认，当时因“卓有成效地教授经典和井井有条地管理学校”而受到嘉奖，这也是促使如张发祥那样的父辈送儿子到他在青岛的学校读书的原因。 除了参加关于中国文化的论争之外，卫立姆还是个学者，一位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多产作家，也是一名把不少经典著作翻译成德语的翻译家。他的书——其中包括《中国的灵魂》（The Soul of a）、《中国经济心理学》（ese Eic Psycology）和《中华文明简史》（A Short History ese Civilization）——确立了他在欧洲文化界的地位。他成为欧洲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亲密朋友，比如C·G·荣格（C.G.Jung），他在二〇年代初遇见卫立姆，曾为卫立姆最重要的德语译著 href='1306/im'>《易经》这本古代哲学著作作序。卫立姆的译著 href='1306/im'>《易经》不仅仅是部翻译作品，它还附有对这部难解而又迷人的文献的意义和符号的广泛而详尽的注释。即使在今天，这部反映中国古代世界观的著作的最权威版本仍然是卫立姆的译著。 在卫立姆的管理下，青岛礼贤中学（自一九四九年起改名为第九中学）不同于深受西方影响的沿海城市里新建的西式院校。学校的课程，部分是西式，部分是中式，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十九世纪的中国思想，即认为西方知识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而中国的知识则是智慧和道德的泉源。代替一般人文学科的是由卫立姆的全体教员（二十八名德国人相九名中国人）所传授的西方实用课程，如科学、地理学和德语，同时使用那套儒家的教材“四书五经”，作为在政治和政治学方面教育的基础。作为一名严格的纪律实施者，卫立姆禁止他的学生走出校园，禁止报纸、政治讨论，禁止学生不经监督自行接近城市。结果康生和他的同学们只是粗略地熟悉了西方的思想，获得了一种相当狭窄的、受到歪曲的世界观。他们了解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但是对别处的发展却一无所知。 卫立姆对中华文明的尊重给康生留下了持久的印记。若千年以后，他还经常自夸做卫立姆的学生时，曾遇见过旧满清皇朝的一些著名官员，比如末代皇帝的私人教师陆润库和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状元的王寿彭。清王朝垮台后，在卫立姆的邀请下，陆润庠和王寿彭在这所中学得到了庇护。 当康生在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时，卫立姆正在润饰他那部不朽的翻译著作 href='1306/im'>《易经》。用卫立姆的话来说，这本书包含了“数千年适用的智慧”， href='1306/im'>《易经》极其强调世界上人事的流动性和偶然性的作用，而不是强调一致性。几乎可以肯定，卫立姆向康生和他的同学们讲授过 href='1306/im'>《易经》；这本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假说的古代经典，其影响反映在康生后来的日常生话和政治模式中。这本强调变化和偶然性的书预示了康生经历中那种种突然的转折和改变：他在各种决定性的瞬间转变立场的能力；他根据机会的不同，从消极到狂热、波动起伏的脾性；他将自己的未来押在偶然性和自己操纵事件的技巧上的冒险精神。多年以后，康生依然把 href='1306/im'>《易经》当作秘密谍报工作中制订策略的源泉，并且不断地加以引用。 就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天，他从卫立姆的学校毕业了。康生学了好多种技术学科，并且已经基本掌握了德语。虽然现代世界很吸引康生，但是他同家庭的联系毕竟更牢固一些；毕业以后，他没有留在膏岛，他没到更远的地方去享受像上海那样更庞大和更西化的城市乐趣，而是回到大台庄，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当一九一七年康生回到家乡时，大台庄已不是一千田园诗般的生活乐园了。自从一九一一年满清皇朝垮台以后，山东农村的法律和秩序迅速瓦解。农村的贫困、腐败政府的无能、德国人和日本人接二连三的占领，摧毁了最后的屏障，导致了社会的失序。一直是问题的犯罪活动急剧增加，最终影嘀到康生自己的家庭。在他回家几个月以后，一个秋天的夜晚，一伙打算绑架地主来赚取大笔赎金的匪徒，袭击了用围墙围起来的张家大院。康生的一个兄弟试图翻过围墙逃跑，结果被匪徒开枪打死。 年底以前，这个惊惶不安的家庭搬迁到更为安全的有着城墙的小镇诸城，它位于青岛正西五十英里处。康生母亲的祖父住在诸城，张家在那里拥有好几块土地。张发祥选择了镇中心南街，建造了一幢气魄非凡的房子，附带一座两层的塔楼和一道坚固的围墙，墙上有保护他家的警戒门房。 诸城是个有三万人口的古老乡镇，距大台庄和青岛都有一大段距离。康生的新故乡也像山东其他地方一样深受西方的影响，不过，实际上它们处于中世纪以来的保守状态。它的经济仍然以种植大麦、小米、高梁、小麦和蔬菜为基础。诸城狭窄的石街上挤满了轿子、苦力、二轮运货驴车、乞丐和沿街叫卖的商贩；它的集市是肮脏的，挤满了驮畜、农民和商人。 但是小镇里不无消遣。炫丽的戏曲由流动剧团定期上演，那帮演员画着脸，表演着源自中国历史和传奇的剧目。小贩们出售山东面食包子和馒头，华地传统的汤团和面包。在饭馆、酒店和鸦片烟馆里，卖唱的姑娘们以曲调和诙谐，愉悦当地士绅和有钱游客的生活，她们为客人们点烟枪并且同一些相好睡觉。东门外，偶尔有罪犯砍头的情景，簇拥的人群雀跃欢呼。在以后的生活中，康生一再炫耀他在诸城爱好的几种消遣；雇一个专门厨师、保护传统戏曲以及亲自监督他的受害者受刑。 他和他的家庭在诸城安顿好以后，康生就在当地酌教师讲习所学习了一年。然后，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在一所县立小学教音乐，也教其他课程。按他的标准，这所小学完全是一所旧式学校；于是康生又一次被拉回到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很少改变的那种生活方式。 一九一七年，康生二十岁了。按照中国人的看法，他已经成人。同许多这个年龄的青年人一样，他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张裕先，两年以后，他又换了名字，变成了张叔平，这名字一直沿用到一九二四年，那年他启程前往上海。 传统促使学者、艺术家和官员们采用多种多样的别名，这些名字通常都具有深长的意义和诗意的联想。画家和艺术家经常隐藏在大量使人迷惑的艺名后面，把它们搜集起辣编成辞典，才能帮助识别那些在绘画和书法作品上署名的怍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康生的革命生涯需要保密；不断变动名字能帮助他切断同过去的联系。 康生在诸城的那几年生活，进一步侵蚀了他那古老、封建帝王世界的信念。尽管日常生活仍然充斥着陈旧的模式，可是对旧传统的普遍信心却在逐渐减弱，民众被一种动荡、腐朽和没落的感觉所压抑。崩溃即将到来的预感，部分来自暴力的日益上升。由于兄弟被杀，这种暴力深深印刻在康生的圮忆里，并且反映在中国社会表层底下沸腾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中。 一九一九年，这些力量终于爆发了。五月四日，为了抗议军阀政权在面对日本要求继承前德国在山东领地的权利时的软弱无能，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揭示了一个巨大而自豪的国家，由于内乱、日益明显的落后，以及无力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挑衅而遭遇的挫折。示威运动激发起人们呼吁民族复兴，呼吁建立新文化以替代那些从满清统治的上一世纪残存下来的陈旧习俗。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唤醒了整整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人，把他们从具有催眠作用的祖先幽灵中解放出来，给他们的失望赋予了现代的形式和内容。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猛烈的骚动时期，年轻人拒绝古典的语言、文学、艺术和哲学，并且发现了科学、自由和取代旧有风俗的哲学传统。为了使这种拒绝更加引人注目，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同自己的家庭断绝关系，改变自己的姓氏，或者有时根本拒绝使用姓氏。 基于反殖民主义的激情，五四运动对山东的刺激最深。在北京学生闹事这场运动的背后，山东省的国际地位一直是根本的争论点；而且民族主义、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特别是对日本的反感，冲击着山东的狂热。诸城和周围地区的城镇及乡村，是广泛的学生运动的场所。当时的激进领导人之一，稍后成为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杰出人物的王烬美，来到诸城帮助指导抗议军阀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 五四运动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再次唤醒了康生，使他意识到外国列强使中国蒙受的羞辱。康生原先被隔离在青岛礼贤中学或者专注于寻欢作乐，可是他突然认识到他以前理所当然认识的这个国家和文明，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中。与同时代人一样被相同的爱国冲动所振奋，他开始参加当地的示威运动，阅读在诸城散发的革命书籍和杂志，并体验着处于运动核心的那种毁灭感。 在后来的生活中，康生曾引证一九一九年是他离开家庭参加革命的特定年代。一九六五年，他告诉新西兰的共产党领导人G·V·威尔考克斯（G·V·Wilcox）说，就是在那时他冲破了“地主家庭”的束缚并抛弃了他的姓氏“张”，而改用“康生”这个名字。康生的声明只是为了强化他的革命名声的虚构而已；他想造成他是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印象。事实上，康生既役有像他对威尔考克斯宣称那样抛弃他的家庭，也没有离开诸城去一个更现代化的城市，使他可以沉浸于一种新文化的氛围中，逃离他父亲的旧式家庭。恰恰相反，当五四运动已在中国青年人的心头燃起了激情以后，康生仍留在诸城，继续在那所县立小学教了五年多书。他继续陶醉在富人们更为颓废的娱乐消遣中，客串演戏，赌博，同女演员和卖唱姑娘打情骂俏。 康生也继续阅读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中影响越来越广泛的激进文学作品，同进步的朋友们讨论中国问题。他尤其同表兄弟李字超和一个生于诸城的年轻作家孟超越来越亲密；这两人都怀有激进的抱负。其时，康生同他父亲的关系开始恶化：张发祥不满意他的轻薄和难以管教。 这期间，在康生渐渐发现现代世界的同时，他与某人建立起一种驳系，这种联系几乎持续到他五十年后死去为止。受籍贯和一种共同方言的强化，此联系不但对康生扮演共产党显要的角色，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进程，都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康生在诸城的最后一年，正值他二十六岁，他遇见了一位名叫李云鹤的十三、四岁姑娘。十四年后，她以江青这个名字，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和康生同毛泽东交往的特别通道。 关于康生和江青是如何初次相遇，有好几种说法。按照仲侃的说法，位于诸城中心南街上的张家住宅，同江青在城东贫民区的住处之间，步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尽管康生和江青不是真正的邻居，但是他们住处的相近导致那位年轻姑娘沿着南街步行去上学时他们的初次见面。根据另一种说法，他们是在康生的小学里相遇的：江青曾告诉洛克姗·维特克（Roxake），即那位写过她的权威性传记的美国学者，她曾在一所“县立小学”里读过半年书。诸城县政府大概只建立了一所这样的学校，她上过康生的学校的可能性非常大。 也许关于未来的康生和未来的江青如何初次见面，最使人感兴趣的说法，是由一位中国作家朱仲丽提供的，她是资深的共产党领导人，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未亡人。江青的母亲在张家做过女仆，她说，江青曾在张家的仆人房里住过。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康生的批评者们在七○年代未声称他同江青早期有过关系的说法就变得更有可能了。一如 href='2210/im'>《红楼梦》那样的古典小说所示，女仆和她们的女儿往往必须顺从主人及公子的性要求。朱仲丽的说法是传统中国文学的描述方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历吏，她叙述的许多插曲也许是虚构的。 关于康生和江青的最初交往，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 苏联的中国观察家们宣称，少女时代的江青曾做过一位王姓地主几个月的情妇，透过王姓地主，她遇到了康生，因为康生是王家的常客。然而，这种说法出现在一九七○年，它或许是，处于中苏分裂顶点时，苏联散布用来困扰中国的假情报，当时俄国人对毛泽东的同伙，特别是那时已成为俄国人主要敌人的康生，常制造各种影响恶劣的说法，几乎肆无忌惮。 当他们两人初次相遇时，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可能不会超出一种偶尔乐一乐，的范围。康生渐渐对乡镇生活产生了厌倦，这种生活远离有着寓言般刺激和兴奋的现代化城市。一九二四年夏天，在家乡度过了二十五年以后，他动身前往上海，撇下了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们，开始为他通向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活铺平道路。康生的表兄弟李宇超和他思想进步的朋友孟超，伴随他一起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与父亲之间不断加剧的摩擦，也是促使康生下决心离开诸城的原因。据说，康生是因为嗜好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而被他父亲赶出去的。还有流传说他同父亲的小妾上床时被抓奸。康生同他父亲之间肯定有些问题，因为在康生抵达上海以后，他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通常，身为一个富裕地主的儿子，他会收到一笔可观的津贴；完全是因为对儒教的严重冒犯，才可能促使他父亲在经济资助上采取了严重限制。 除了两年后一次简短的探访之外，康生再也没有回到他出生的家乡，直到一九四七年。那时，山东大部分地方已经被共产党军队所占领，而他被住命为那儿党组织的首脑。但是，山东在他身上留下了毕生的印记。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能够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和现代安全保卫技术专家，可是他从未完全抛弃自己在孔夫子家乡长大成人的遗产——无情、不满、沙文主义、对戏曲的兴趣，对中国过去辉煌的矛盾感和对未来的希望。 第二章 上海，革命者的避风港 在上海，康生完成了他从上等阶层任性的宠儿到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的转变。他被卷入了党的初创时期一些里程碑的事件中：一九二五年声势浩大的反英抗议活动、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的城市起义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破坏性清洗。在中国最大的城市所度过的九年时间里，康生还为他安全和谍报专家的声誉打下了基础。 上海，向每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招手。当一九二四年七月康生第一次在它的大街小巷里徘徊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拥挤的城市和远东最大的西式城市。对一位生气勃勃的二十六岁青年人来说，上海提供了各种惊人的可能性：不受约束的商业形式，精力充沛而有想象力的市民，赌博、毒品走私和卖淫的地下经济社会网络。观察家们以各种各样舶语言描述上海：诸如“一个待售的城市”；赌徒、骗子和其他冒险家的天堂；一个财富可以很容易挥霍一空的地方。或者偷窃：大量有钱人吸引了同等数量的小偷。上海是个名副其实充满机会的城市——从商业到文化、从犯罪到革命，它引诱者人们，甚至在他们的美梦已成泡影之后依然如此。 作为那时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城市，上海有许多外国居民，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上海，革命者的避风港人和菲律宾人。在亚洲，没有其他城市能够同它的复杂多样化相比较。沿着混浊的黄浦江边伸展的宽阔大道外滩，和热闹拥挤、领导内地潮流的购物街南京路，都矗立着时髦的装饰派艺术风格的摩天大楼。宽敞而又富丽堂皇的房子，座落在用围墙围起来的院子里，优雅的住宅区到处是花坛和树木。舒适的公寓楼里居住着日益增多的商人和专业人员等中产阶级。许多法国风格的街区住房延伸到“法租界”，帕卡德（Packard）、拉塞尔（La Salle）、奥德斯莫比尔（Oldsmobile）、福特和其他由受雇司机驾驶的外国小轿车，穿行于拥挤的苦力和人力车夫之间。 赛马场和许多夜总会及酒吧为有钱人提供了无穷的丰富多彩的娱乐消遣。世界各地的各式烹饪实际上几乎在餐厅里都有供应，但是最受喜爱的是上海本地风格的烹调，以及蟹和其他海昧等精美特产。为了其他感官方面的取乐，上海还提供了一种颓废的生活。妓院几乎同饭店一样多；有些中国人开设的店铺同时提供这两项服务。大量的别墅以漂亮的年轻姑娘吸引着富人们，但几乎任何人都付得起费用的简陋窑子里尽是面容憔悴的姑娘。鸦片烟馆生意兴旺，尽管根据法律它们都是不合法的，而且大帮吩鸦片必须由犯罪圃伙提供。 随着奢侈、娱乐和各种现代便利设施的出现，上海理所当然赢得了“东方明珠”的声誉。 但是，别墅和公寓、私人俱乐部和餐馆、受雇司机驾驶的小轿车和人力车的老板们，在上海的两百万人口中只占着一个很小的比率。大批苦力和工厂工人生活在难以忍受而又无法逃避的贫困中。上海是个贫民的城市；冬天，当寒风呼啸着癸刮过灰色的天空，乞丐的尸体就像排泄物一般堆积在街遭上疾病和犯罪到处蔓延，死亡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有些中国人被上海的极度洋化所触怒，但是康生曾在德国人建造的现代港市青岛住过三年，这使他很容易在这个城市里安居下来。由于来自山东，他能够依靠那些原先来上海发家致富的同乡的帮助。确实，山东人代表了一个相当大的帮派，许多山东人积极活动于上海臭名昭著的青帮，这是个犯罪联合组织，生存于一种古代的荣誉准则中，控制着上海兴旺的下层社会。康生由于受到父亲的限制，手头比较拮据，但是他的家庭关系、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漂亮的外表结合在一起，可以确保他生活得不错。康生过着一种有节制的学生生活，但他从未面对过真正的经济困难。 到达上海后不久，康生又改变了他的名字。他保留了张姓，但采用了一个新的名字张耘，使人联想到他意欲在上海花时间根除他私人花园里的莠草。康生还采取了另一个意义更为深长的行动，他同两个来自诸城的朋友李宇超和孟超一起，注册就读于以激进作风而著称中国的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政治自由的产物，这种政治自由产生于这个城市的复杂和独特的法律地位：上海由三个独立的行政机构统治管理——英国、法国和中国的行政机构；绪果法律的多种解释和漏洞有助于说明这个城市的浮夸。市中心的公共租界，由英国人领导的上海市政委员会管理，这个委员会代表着一个由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其中美国和日本两国有主要发言权。毗连这块英国化领地的南部边界是规模较小，胆更为优美和腐败的“法租界”，一块法国保留的租界地，作为独立于公共租界的实体与英国抗衡。环绕着两个外国租界的就是大上海，由中国人管理的贫民窟、居民住宅、大小工厂、混浊的小河和沟渠、供应市场的菜园和庙宇寺院，构成一幅杂乱的拼贴画。 当地的军阍统治大上海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那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统一大部分中国。二十年代大部分时间的军事统治者是大元帅孙传芳，他极端保守的行政机构以极其无情和残酷的手段统治着上海和周围的省份。激进派和煽动家落到孙传芳的士兵手里，经常被当作杀人犯和抢劫犯一样即刻砍头。 相比之下，公共租界的法租界是中世纪专制主义大海中的自由孤岛。生活在这两个外国管区的中国居民可以免遭军阀们的残忍暴行，中国人允许上海发展一种新的、混合的文化和政治模式。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海派”意味着任何现代的、外国的、有独创性和大胆的东西，是对那种在这个国家更为流行的陈腐和古老的“京派”的反动。 上海的外国领地吸引了毒品走私犯、冒险家、投机家、骗子、军火商和间谍，同时还吸引了持异议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小说家、革命家、败落的军阀和退隐的政客。康生在上海的时候，大部分中国晟大胆的文化活动和知识分子都集中在上海地区。这个城甫的出版社、书店和报纸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现代文学运动，而且许多中国最著名的现代作家先后都在这里工作过。在文艺圈中最有名望的大概是鲁迅，他是一位批评家、杂文作家和短篇小说家；茅盾，一位共产党小说家，未来的文化部长；巴金，一位无政府主义作家；还有郭沫若，一位诗人、历史学家和学者。 上海的折衷主义为一九二一年由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十三人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组织者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放在上海女子学校内举行，但是对警察监视的担心，迫使他们转移到临近湖泊的一艘大型游艇上。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共产党一直是国民党的同盟者，当时的国民党是同苏联有着牢固关系的民族主义革命政党。 康生所在的学校上海大学，原先是所师范学院，但是在一九二三年改头换面，当时信奉共产主义的学生们进行反抗并夺取了学校的控制权。中国共产党把大学从闸北郊区迁往公共租界，在那儿两幢花园环绕的西式别墅里上课。学生们，包括康生，住在附近小巷和胡同的集体宿舍里。这所大学由校长是博学而受人尊敬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然而，于右仨平常不在学校里，学校实际上是由邵力予管理，他是国民党员，但同中国共产党很亲密。在大学里邵力子不是唯一受到左翼影响的人。两位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作家兼理论家瞿秋白与组织家兼宣传家邓中夏，都在大学里开课，这样就会吸引未来的党员们。 康生的一位老师是瞿秋白，他那变动剧烈的个人生活同他的才智一样名闻遐迩。瞿秋白曾卷入同女作家丁玲和也的一个学生枥之华的三角恋爱，后来他同后者结婚。瞿伙白把浪漫主义和革命热情相结合，对中国的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在苏联度过了三年，能够讲述来自实践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经验。瞿秋白是个能激发他人兴趣酌、热情的演说家。康生的同学杨之华后来回忆说，康生在听她未来的丈夫上课时非常仔细作笔记，因此那些缺课的学生们总是找他帮忙。正是瞿秋白那关于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生动描述，使康生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康生选择了大学的社会科学系，这个系比另两个科系——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更能适应政治形势。他很快就沉浸在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这些课程试图逐渐动摇传统社会中的信念，并为一个美好的崭新未来提供蓝图。他刚进上海大学的时候，几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最起码的概念，于是康生开始培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声。若干年以后，毛泽东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一位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共产主义宣传员，康生是早期革命领导人中少数几个大学毕业生之一。实际上，只有同他的党内领导同事较量时，康生才是个学者；带给他意识形态专家名望的不是学术造诣，而是口才敏捷和乐于利用自身地位来压制批评的手段。 但是，上海大学毕竟是个训练革命家的场所，而不是培养学者的地方。正规的讲课只是教学大纲里的一个组成部分。讨论当代各种问题——帝国主义的威胁、工人们的困境，政府官员们的腐败——的研讨会议被鼓动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学生们经常受到怂恿，进行宣传工作，在街头散发传单和组织工厂里的讨论小组。他们的目标就是利用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潜在力量。 当康生在大学里就读时，他的激进思想具体化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刻识别，并且完成了同传统的决裂。五四运动积累的影响，他在青岛理查德·卫立姆的学校里所吸取的外国思想，以及同他父亲争吵的辛酸，这一切使他永远疏远了那个旧制度。受到瞿秋白和邓中夏那样雄辩家的影响，康生框共产主义中发现了一个在理智和感情上都使他感到满意的代用品，以取代他失去的儒教世界。 对康生来说，中国共产党具有吸引力，也是因为它有变成一种全世界事业的潜能，这种事业能给他带来权力和威望。党强调工作的秘密性，也引起了他的兴趣；终贯他的一生，康生是个遮遮掩掩、热衷于权力的人，他陶醉于历史学家们笔下慈禧太后那样的“垂帘听政。” 一九二五年初，在进大学大约六个月之后，康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首批新成员中的一员。那时入党并不像两年以后那么危险，因为共产党仍然是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后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的盟友。由于先前打败了军阀，国民党获得了威望和影响。孙中山和他的领导阶层不仅被人们认为对中国的未来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军事基地也迫使对手们认真地对待它。在一位年轻的俄国将军瓦西里·布廖赫尔（Vasili Blyukher）（他以加伦（）这个名字在中国工作）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之外的黄埔建立了一个军事学校。拥有大约四十名苏联颀问的黄埔军校，培养了数百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军官，他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军队的核心。国民党兼备了全国性的声望和军事力量，对它的支持者给予一种保护措施，包括其共产党盟友的成员。康生只不过是加入了这场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派。 康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仍然不清楚。关于他如何参加共产党，康生作过几种相互矛盾的说明，在不同的时代提出三个不同的担保人。一个是王幼基（Wang Youzhi，音译）来自华北西部山西省的干部，他后来驳斥了康生的说法，坚持说那时他只是一个共青团的普通成员，没有资格担保任何人入党。第二个人叫李仆煌（Li Puhuan，音译），但是同王幼基一样，他竭力否认对康生入党负有什么责任。第三个担保人是康生自己的表兄弟李宇超，每当向他提起这个问题时，他就含糊其辞，躲闪推诿。 在康生加入共产党之后>.99ｌｉｂ?的数星期里，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委派给他一个工作，去组织这个城市的左翼劳工运动。在上海，由于有大批贫穷的工人，发动劳工的群众运动是共产党优先考虑的事情。上海是中国唯一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城市，而那时深受苏维埃思想影响的中国共产党，期望这个国家的革命会从那儿诞生。 一九二五年二月，康生参与组织了一次抗议日本公司的群众罢工。同工会干部和“志愿队”成员一起，他在一个传统仪式上宣誓结盟，这个仪式包括喝下混合着被宰杀的动物血液的烧酒。在一种热烈而庄严的氛围里，康生和其他工人鼓动家一边吞下血腥的烈酒，一边大声宣誓： 反对日本人，把斗争进行到底，不取得胜利，绝不复工；支持工会，铲除工贼，一起面对生和死，如果我们生有叛心，会遭天雷轰击而死。 罢工持续了三个月，直到一名日资工厂里的工头被打死和康生的一个同学顾正红被杀。为了鼓动工人们反对“倭寇”（这是称日本人的专用汉语），顾正红为一名工厂工人。顾正红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被杀，激起了一场危机，在五月三十日达到高潮，这天在公共租界举行了一场由共产党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学生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是民众反抗外国剥削的里程碑，也是康生参加的第一次较为重要的共产党行动。 最初，日本人是示威的主要目标，但是当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围着南京路上的老闸捕房打转时，上海市警察局的一个小分队——这支由英国人指挥的警力，在公共租界内把法律和秩序维持在一个使人惊奇的范围内——惊惶失措地开了枪，打死十人，打伤五十多人。警察的行动扭转了共产党活动的重心，目标从日本人转向了英国人，引起了一股遍及全中国的狂怒洪流。反对英国商业利益的持续罢工和贸易禁运席卷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主要沿海城市。敌意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馆里的全体中国工作人员拒绝报到工作。 参加五卅运动使康生得以直接同三位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那就是刘少奇、张国焘和李立三。后来，康生只是偶尔同张国焘交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刨始人在一九三八年叛离了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同刘少奇和李立三两人却亲密地一起工作。刘少奇是个孜孜不倦且有条理的组织者，五○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副手；李立三是个浪漫而鲁莽的活动家，二○年代末是共产党战略的主要设计者。 由于五卅运动造成的紧张后果，警察开始密切注意上海大学的激进主义。日益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危险性，英国行政当局强迫上海大学迁出公共租界。校园搬回了闸北，占据了青云路上几间狭窄的房屋，离原先的地址不远。 搬家以后，康生继续去上课；若干年以后，他对学生们在如此拥挤的环境里聚精会神的学习态度仍然记忆犹新。康生回忆道：“在青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震动，似乎要坍倒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的听，一直到下课为止。” 五卅运动引起.的这场危机过去以后，党的领导人委派康生担任上海总工会的秘书一职，这个职务开启了他稳步迁升到党的上层之途。一九二六年，他超越了街头组织者的水平，加入了控制上海大学内共产党活动的委员会。考虑到大学动员学生起来支持运动的作用，康生承担起一项重要的工作，他在已入党的年轻知识分子中建立起一个联络网。他还开始宣传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党内许多早期领导人都在这所大学里教课或者学习。 康生的几位老师，包括邓中夏、恽代英和张太雷，都被国民党捕获并杀害了；康生后来时常夸耀他同这些党的早期烈士之间的介人关系。康生的一些同学从那个时期的危险恐怖中幸免于难，继续他们辉煌的历程。他的同时代人，包括许多生气勃勃的、聪明且愤怒的年轻人，比如秦邦宪，来自浙江省，某文职官员的儿子，他自称为博古；王稼祥，安徽省的圣雅各高级中学的毕业生，他曾抗议阅读《圣经》和祈祷的必修课；刘晓，湖南人，受过美国基督新教教会的教育，受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位叫杨尚昆的五四运动老战士，他来自四川省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康生渐渐意识到这些年轻人有一天将会统治中国。 反英罢工结束后，康生还卷入了共产党的城市运动。这些示威运动越来越变得雄心勃勃，而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的三次反对大上海的军阀统治者的武装起义则达到高潮。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场对保守当局不顾一切的抨击展开，康生站在最前列，在第一次工人起义中，他率领着一支学生支队。 然而，这次起义的生命相当短暂；经过几次血腥的遭遇战，军阀的部队击溃了装备低劣的工人和学生。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包括陶静轩和奚佐尧，同其他十个工人党员一起被处死。这次起义是一系列打算支援北伐的激烈行动中的第一次，北伐是由广州的国民党势力发动的政治和军事战役，旨在消灭华中和华北的军阎，把国家统一在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府之下。 与许多书生味浓厚的同学不同，康生从山东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刀剑棍棒和徒手格斗方面的能手，因此他很胜任各种激烈的行动。用现代的术语来讲，他是个熟悉都市人生括方式和世态的人，一个完美的城市游击队员。康生的格斗技术使饱在灾难性的一九二七年担任了一个新的职务：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三个区委之一沪东区委的工作，负责领导上海革命的主要力量——城市工人。康生被拔擢，使他同党的上层领导人更为接近；上海三个区委向江浙地委汇报工作，而江浙地委这个权力机构则直接从属于指挥上海和附近省份的一切共产党活动的中央委员会。 康生在接下来的两次起义中仍然处于中心位置。第二次起义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比十月份的那次规模更大，但是被孙传芳元帅的盟友，以“狗肉将军”著称的丰富多彩的军阀张宗昌的部队残酷地镇压了。张宗昌是个高个子，以他国际性的后官和打仗的本事著称于世。张宗昌那舞动大刀的死刑执行队漫步上海街头，砍下任何被他们遇到的罢工者和鼓动者的头颅，并把这些血迹斑斑的战利品悬挂在城市的路灯柱上。 第三次起义经过仔细地策划而更为有效。一九二七?t>年三月二十一日，随着十万多工人的全面罢工，起义开始了，选择的时间恰好是国民党军队逼近上海的时刻。经过几个月的军事战斗和政治活动，国民党的势力开始扩展到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国民党更广泛地使用宣传攻势，政治鼓动、城市起义和劳工骚乱的战略，来暗中破坏以孙传芳元帅和张宗昌将军为首的军阀势力，对上海的军阀进行攻击。 诚如像蒋介石般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认为，上海起义只是他们全面战役的一部分，但是共产党希望在中国最大城市里的武装起义能够超越民族主义者的狭隘目标。他们认识到这次起义如果成功，将能赢碍上海外国人统治部分几乎所有的权力，他们期待着一种爆炸性的革命局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受到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的胜利和苏维埃革命能够在城市里发动教义的激励，相信他们自己正处于一场将会扫除包括国民党右派在内的一切保守势力的历史运动的尖峰。 三月的起义是由三位著名的上海共产党人指挥的，他们是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在这些领导人中间还有一位温文尔雅、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周恩来，他生于一八九八年，与康生同年出生，早年过着飘泊不定的贫困生活。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周恩来还是个孩子，他是在淮安、沈阳和天津的亲戚中间长大的。虽说他经历了严酷的童年和青春期，但他却有性格开朗的一面。极其漂亮的外貌和高亢的声调使他惹人注目，学生时代由于在戏剧中扮演女性角色，使他大出风头。 在后台，周恩来认识了邓颖超，一名属于激进的辩论团体“觉悟社”的学生；他们之间六年的恋爱史，使他们于一九二五年在广州结了婚。 在完成他的教育之后，周恩来于一九一七年动身前往日本，并在那儿生活到一九二〇年，就在这一年他回到中国，并因为在天津同激进学生们一起参加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而遭到逮捕。家庭的经济问题、在外国人统治下中国的落魄在困扰着他，周恩来于一九二〇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他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巴黎的欧湘支部，在那儿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三年里，他走遍了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不断地为这场微小的运动吸收成员。他于一九二四年回到中国，在黄埔军校担任副主任一职，在那儿他成为正在秘窑工作、使国民党更具革命倾向的年轻共产党员网络的中心。一九二五年，在参加了国民党反对军阀包围汕头的军事战役之后，周恩来来到上海，同当地的共产党员一起工作，组织武装起义。 在三月起义中，康生的任务是动员和指挥这个城市东部的工厂、商店、报社、有轨电车公司、邮局和政府机关的工人和上海，革命者的避风港职员。这个危险的工作使他处于战斗的第一线。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时，他收到地区委员会集中兵力由他指挥的秘密命令。一小时内，他在老城的西门外、法租界西门路上的一所小屋子里，会见了二十几位担任纠察的组织者。到早上十时，他的人马武装并准备完毕，康生就向设在闸北宝山路上、公共租界的边界线对面、四层楼高的商务印书馆内的共产党总部汇报。 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委派给康生的任务是进攻第五区警察署，占领它的军火库，然后参加对北火车站的进攻。对警察署的战斗刚过午时就开始了。“一位纠察队员向五区总署的门口丢了一个炸弹，”康生十年后写道，“紧接一排枪声，进攻五区总署的行动即立刻开始。”到下午四时，这场战斗结束，大上海的许多战略要地都已落人工人之手。 胜利之后，康生带着以警察武器重新装备的人马，朝北火车站开去。这是一块上海的咽喉要地，一幢筑满工事并由军阀部队固守的砖砌大楼，他们不但配备了机枪、大炮和装甲车，而且还受到一队白俄雇佣军的支援。康生直接参加的这场战斗主要发生在火车站周围的街道胡同里，双方从一个街区打到另一个街区。三月二十一日的晚上，军阀部队将大楼附近的建筑物付之一炬，因此共产党就不得不同对面对车站防守的军队和四处的大火。起义者试图在第二天早上夺取车站，但是那些士兵在主要通道口都埋藏了地雷，共产党损失惨重，进攻被击退了。 到了三月二十二日晚上，上海的大部分军阀部队都已被武装工人消灭。北火车站成为唯一的抵抗中心。康生及同伴在傍晚又一次发起冲锋，终于迫使防守者退却。白俄人逃进了毗连的公共租界，而那些中国士兵则尽力逃离这个城市。 那天晚上十一时，康生和他的同事、沪西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郭伯和，在广东路上一个新设的指挥中心向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进行汇报。在讨论攻占火车站的经过之后，镶导小组接下来着手进行共产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建立一卟“市民政府”和在湖州会馆大楼举行一次共产党积极分子的岱开会议。 战略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一时以后，康生和郭伯机终于穿过空旷的街道回到了他们的驻地。那天晚上到处然着火堆，火光照亮了在各种建筑上飘动的旗帜。康生和郭伯和在虬江路上一家深夜营业的饭馆门口停了下来，进去要了两碗米粥和一瓶绍兴米酒。十年以后，康生写道，那时心中的愉快，至今思之，犹觉得快意。 在前两次较早的起义中，军阀的军队成功地集结定来，抗击起义者；但是这一次，在日渐逼近由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军阀部队崩溃了。许多士兵开了小差，投向共产党，其他人趁混乱逃跑了，还有一些没有受损的队伍撤退了。 到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乘坐炮舰驶进黄浦江时，整个贼市几乎都已落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手中，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受到躲在沙袋路障后面昀外国军队的保护，没有落人共产党之手。 共产党领导人确信在上海推翻军阀统治的胜利是誊命高潮的开始，它将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们在闸化组织了一个公社，接管了主要的政府大楼，并忙于建立一个市民政府。但是，在保守势力可能干预之前设法加强控制并推进革命方面，共产党却没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他们自己。尽管他们可能察觉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可疑性，但他们依然自信上海的胜利会保护他们的安全。 除此之外，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准备，用武力反对他们的国民党盟友，这将会是困难的。斯大林通过由苏联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发布命令，强调要维持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在斯大林看来，削弱西方在苏联东面的影响比传播共产主义要来得更为紧迫，而且国民党看起来是达到他的目的的最好赌注。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坚定拥护苏维埃的理念。 许多年轻的国民党干部都在苏联学习过，因此，英国和美国认为国民党是危险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对西方的利益抱有敌意。最重要的是，只有六年多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能量正在扩大但仍微不足道，同更有威信和更为强大的国民党相比，在许多方面显然都处于劣势。 在国民党内渐渐上升的明星是蒋介石。斯大林相信对他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并向他的同事们许诺说尽管蒋介石在同他们玩着狡猾的游戏，但他会被治服：“我们将像挤柠檬一样榨干他，然后把他扔掉。”但是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严重低估了有钢铁般意志的蒋介石欺骟他们的能力，和导演接踵而来的事件的本事。光秃的头、短而硬的小胡子和尖锐深刻的目光，使蒋介石看上去就是个天生的领袖人物。他将成为共产党的肉中刺（不管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直到一九四九年。 蒋介石比康生、周恩来和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大十岁，他也具有同时代受过教育的人所拥有的抱负和痛苦——他对现代化的信仰混杂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对外国人的猜疑和一种对家庭的忠诚与懦教价值观。但是蒋介石在一九○五年出于反叛的心理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而当时中国的满族统治者把这种行为当作不忠的象征来加以惩处。由于对军队的向往，他进了军校，最初在河北省的保定，后来去了东京。 当一九一一年清朝灭亡时，蒋介石同他的许多民族主义朋友一起回到了中国，参加了这场共和革命。他同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各色国民党人交往，尽管他的良师益友陈其美将军在一九一六年年中被暗杀使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大约就在这时候，蒋介石成了上海的一名证券经纪人，既同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同青帮的头目交朋友。但是他役能发迹，于是在一九年担任军事顾问，加入了广州孙中山的麾下。当孙中山开始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时，蒋介石于一九二三年去了苏联，花了近乎六个月的时间考察红军。孙中山的俄国军事和政治顾问们在一九二四年建立了黄埔军校，唯一在莫斯科考察学习过的国民党军人蒋介石，理所当然被挑选来领导这所军校。身为相当于西点军校的中国军事学校的校长，蒋介石有如国民党精英军官的个人教父，其中包括许多后来转而效患于共产党的军官。 蒋介石首先是个爱国者——他为他的自传起名《中国之命运》——他感到烦恼的是中国共产党已渐为莫斯科所利用。因为他通晓布尔什维克的习惯作法，他怀疑共产党是在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的北伐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他曾导演了一次较小的反共行动，即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他深深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伙伴日益明显同苏联联结而感到烦恼。蒋介石有心向俄国人学习，而且列宁关于党、军队、政府一体化以形成一个中央集权、有无上权威的政体的思想，也给予他极深的印象，但是他却不愿看到苏维埃的代理人来管理中国。 在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被共产党唤起的下层民众在汉口，一个位于长江南岸、有着英国、日本和法国租界的港口城市中的英国租界里横冲直撞。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特别是公社的建立，进一步证实了蒋介石的担心，即激进分子急迫地想要攫取权力。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左派的起义激起了一场外交危机。被激怒的西方政府向当时对共产党有名义上权力的国民党提出了率直的抗议。尽管二月份的外交谈判消除了误会，可是这场危机引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内部激进派的动荡。三月上旬，在上海起义之前的几个星期，激进派鼓动家在刚从军阀手中夺回来的南京，再一次恐吓和抢劫了外国社团。蒋介石和他的保守派同事们深信共产党是这次骚乱的幕后策划者，这从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哈依尔.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把它视为日益激进的民众姿态便可见一斑了。鲍罗廷是一个俄国的政治流放者，曾在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并在芝加哥开办过流亡者学校，他在青年时代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身为一名组织者，他曾活动于墨西哥、西班牙、荷兰和苏格兰，最后来到了中国。从理论上讲，鲍罗廷是派到国民党来作顾问的，并帮助它建立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但他还有个未公开的目的，那就是传播共产主义和在东亚点燃革命的烈火。当国民党军队从长江流域驱逐了军阀，鲍罗廷逐渐开始发表激烈的演说，反对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颂扬他，称他为“革命的导师”。 同时，正当长江流域的暴动和洗劫引起了众人对共产党策略的注意时，一个由北方保守派特意安排的严重外交事件唤起了对左派密谋的恐惧。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上海陷落后第十天，北京的东北最高统治者张作霖元帅，突然搜查了在北京的苏联公使馆。尽管这次行动的合法性令人可疑（张作霖声称他的行动得到了外交使团的允许），但他的攻击揭露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内激进分子联系的更进一步的证据。在苏联武官办公室找到的一份文件，披露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隐密目标。而且，正躲在苏联公使馆的北京大学教授和华北最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被捕，后被军阀部队绞死，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著名的共产党烈士。李大钊在苏联公使馆的出现增加了温和与保守的国民党人的恐惧心理，他们害怕苏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正在密谋夺取权力。 对于当时把基地设在上海法租界一幢别墅里的蒋介石来说，共产党对他的威胁正在日益增长。但是在上海附近只有大约三千人的部队，所以在那时蒋介石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他大部分军队都在三百英里以外，随着共产党唤起的暴动之后，南京正在恢复秩序。蒋介石谋求上海下层社会能量非凡的强人杜月笙的支持，来加强他的势力。杜月笙，一个来自贫民窟未受过教育的孤儿，控制着上海最有势力的秘密会社青帮，因而有成群的暴徒和枪手唯他的命令是从。杜月笙的财产是建立在妓院、赌场和毒品交易这些上海黑色经济上，但他同时还扮演百万富翁、慈善家和城市领导人的角色。一边是像蒋介石那样世故而又爱国的军事冒险家，另一边是以清教徒式信仰威胁到他的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杜月笙没费什么事就下了决心。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早晨，数千名杜月笙的青帮恶棍，身穿蓝色工作服，戴着有“劳工”字样的白色臂章，潜入公共租界，开始进攻上海属中国管辖部分的共产党的各个据点。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感到出乎意外——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和保守派伙伴之间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加，而且在暴徒当中他们也有自己的人脉。尽管如此，由于匪徒袭击的时机选择和行动迅速，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被击垮了。在闸北的军事据点，商务印书馆和湖州会馆等一批较大的目标都被孤立和包匿，而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这些地方还是他们胜利起义的指挥部。 到下午，抵抗逐渐趋于停止。许多共产党员向匪徒们缴出了大批库存的武器，包括三千支来福枪，二十挺机枪，两百支两用毛瑟手枪和四百支自动手枪。许多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被打死，更多的人是当一队队暴徒和国民党士兵巡视街头搜索共产党激极分子时被随意屠杀。在扫荡这个城市的时候，蒋介石的人马没有忘圮上海大学；国民党军队进入当时已迁出闸北、转移到更远的北区江湾的薪校址，枪杀了大批学生。在没收了所有的书籍和器材设备之后，国民党宣布关闭这所大学。周恩来后来声称有五千名共产党员在四月十二日或以后几天被杀害。然而，实际上人数要低得多；上海市警察局报告说四百个工人被打死，亦有人估计人数在六百和七百之间。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被杀害了——包括赵世炎、汪寿华和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但是有些人避开了那一队队的枪手，逃到这个城市之外的安全地带，或者躲进外国租界的秘密住宅里。同许多工人一起陷在商务印书馆内的周思来特别幸运；包围房子的国民党军队的领导人原来是蒋介石的一个将军白崇禧的兄弟。在黄埔军校他曾一度是周恩来手下的学员，年轻的军官认出了他过去的教官，让周恩来同其他四个人一起安全离开了大楼。周恩来立即躲到上海外围的一个藏身处。 在三月起义中，康生身为非常显眼的前线领导人，本来很容易被捕获。沪西区同他职位相同、进攻北火车站时同他并肩战斗、并和他一起分享那顿幸福的午夜晚餐的郭伯和，几个星期内就被逮捕，被迫出卖了他的同事们。可是，那些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件其实都是极其混乱的。尽管一名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他也是一名工会领袖），似乎是按照杜月笙的命令而被诱捕的，但是杜月笙的人马明显没有具体对象的名单。这种乌烟瘴气使康生的优势得以发挥，故能设法逃跑。 康生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参加共产党以后最初的两年，即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党的工作一直比较安全，至少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提供了善干躲避暴虐军阀统治的庇护所。甚至在外国租界的外围上海郊区，被捕的危险也是很微小的，因为军阀警察非常腐败，而且缺乏反对地下政治运动的专门安全机构。 共产党在上海的全盛期随着四月十二日青帮领导的这次进攻而告结束。在那一天大屠杀之后，康生像其他每一个共产党员一样，被迫过着秘密的、危机四伏的生活。取代孙传芳元帅在大上海统治的国民党，开始无情地追捕转入地下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宣传将之称为“白色恐怖”。外国租界当局，起初被工人起义给吓倒，其后目睹蒋介石镇压共产党才稍感安心，开始同国民党合作，逮捕可疑的共产党员，并把其中许多人引渡给中国统治当局。 许多共产党人逃离了，但是康生仍留在上海，学习如何在一个黑暗和死寂的世界里生存。对于像康生这样狡猾的人来说，这种环境是很理想的。从这种环境里，他将成长为一个在中国举足轻重、需要认真对付的人，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第三章 杀机四伏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清洗而引发的政治迫害，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侵略中国，这迫使国民党再一次和共产党结成脆弱的联合。在此之前，共产党一直自信革命即将在中国舞台上滚滚向前，相反却发现到处都是紧迫的危机。威胁迫使一些中国共产党员流亡，逃往像汉口那样的内地城市，那儿国民党左派依然欢迎他们；或者逃往香港，那儿英国法律提供了防范国民党秘密警察的保护措施。但是许多共产党员在上海转入了地下，只有靠小心谨慎和伪造身份来保护自己。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包括在五卅运动中赢得卓越声望的年轻劳工鼓动家李立三，他装扮成一个古玩商人；还有康生在上海大学的老师邓中夏，邓化装成一个理发师。 康生也留在上海，在法租界过着共产党员的秘密生活，由于他的机智和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加上日趋谨慎和对都市生活方式或世态的熟知，他存活了下来。他熟悉上海的胡同小巷，他了解上海豪华旅馆和大百货商店的进口和出口，他后来自夸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抓住他。就这样过了六年，直到上海变得异常危险，康生才不得不撤退，前往莫斯科。 康生不仅仅熟悉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按照一位后来移居香港的左翼作家的说法，康生的生活就像其他许多来上溥求学的富有年轻人一样。在一○年代中期，电影院和舞厅尚属风毛麟角，因此他们的时间大都泡在中等妓院里，那儿的风俗允许他们一边同鸨母们喝酒，一边怀着免费性交的希望同妓女们调情。上海大学的男学生，同其他意识形态不强的学生并无二致，一样寻求娱乐，尽管他们以“调查社会弊病”之名，为自己寻求快乐的行为辩护。也许如这位作家所说的，康生也不例外。 一旦卷入地下党工作，康生便对上海夜生活的知识运用自如。当他觉得自己正处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危险中时，他时常会躲避到某个妓院，在那儿他可以消失一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因为他知道安全检查机关很少会突然搜查这些付给当地警察规费的场所，所以很安全。康生还利用上海为数众多的弹子房和澡堂，作为紧急庇护所和小心谨慎的会议场所。这些娱乐场所一直通宵开放，为党干部进行秘密集会提供了极好的去处。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的突发灾祸之后，康生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能提供他日常的各种需要——食物、金钱和性——并能使他在国民党特务的眼里显得毫不起眼。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找了一位新妻子，这样他可以做为普通的已婚男子而被人忽略。在中国，没有比一个独身男子更令人怀疑的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资深男干部至少要以已婚形象出现的压力非常强大，因此时常有隼轻的女性党员被指定同他们一起生活来作为掩护。诚然，康生已经有妻子和孩子，但是这场由父母安排同陈宜的婚姻，已经远远不适合他了。 康生最后一次看望陈宜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当时他同他的亲密伙伴李宇超和孟超一起回到诸城老家。从那以后，他简直就不再理她了。最初，陈宜依靠康生的父亲过活，在他父亲死后，她则同康生的儿子张子石一起生活。她死于何时不太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她早已从康生的生活中消失了。康生的女儿张玉瑛，最后嫁入诸城一户地主家庭，但后来同她丈夫离了婚，进了一家烟草工厂做工。 康生本人并不bbr>注重法律上的细节，也从未操心过要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根据那个时代的标准，他的行为并非异常。 在五四运动之后，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现代西方思想日益普及，许多年轻的中国人，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都纷纷摒弃父母做主的婚姻。中国共产党后来实施清教主义的法规，但是在二○年代和三○年代期间，一些年青人接受非正式的婚姻并且信奉自由恋爱的理论，即所谓的“一杯水”主义——性交就像喝杯水一样。有些中国男人实行一夫多妻，另外有些人在适当的时候就变换配偶。 蒋介石，虽然他的９９ｌiｂ?生活更为拘谨保守，却有着类似的记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疯狂地爱上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的漂亮妹妹宋美龄，遗弃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他最喜爱的儿子蒋经国的母亲。蒋介石从未正式同毛福梅离婚，然而，他擅自考虑着同宋美龄结婚。这两人的结合引起许多争吵。宋夫人坚决反对这桩婚姻．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则表示，除非蒋介石同意皈依基督教，他才肯同意这门婚事。不仅如此，青帮头子杜月笙也害怕这场同孙中山家庭的联姻，会使蒋介石忘记对上海黑手党的义务。在美丽的美龄“嫁给”蒋介石不久，她乘上一辆轿车，以为她将前往她姊姊的房子，但是相反，她被送往一座陌生的、条件舒适的别墅并且被扣留。蒋介石的内弟宋子文最后同杜月笙打交道，杜月笙解释说他很关心美龄的安全，因而把她保护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蒋介石毫不费力就猜透了杜月笙的心思：他永远不可忘记付给这位青帮头子适当的权益。 一九二七年，康生同一位在上海大学遇到的年轻女子结了婚，她学习中国文学。康生的新娘原名为曹淑英，后来她把名字改为“轶欧”（压抑欧化）——这种中国沙文主义的作法完全合康生的意。她也来自山东，是个典型的现代中国女性。曹轶欧是带着自然的、未曾缠绑过的双脚长大的，在省会济南享有声望的山东女子学校受教育。由于受到五四运动激进观点的洗礼，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像康生一样，曹轶欧以前也结过婚，她抛弃第一任丈夫同康生结婚，这也是她反抗的一个象征。 曹轶欧从未给康生生过一男半女，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比那个时代许多便利的共产主义“婚姻”包含更多的东西。个子娇小、表情愉快，曹轶欧事实上充分准备好参与康生那些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密谋，这是政治代价。对一个过着秘密生活的男人来说，她是个极相称的伴侣。康生最终协助她闯出自己的政治生涯。 结婚一年以后，在一九二八年年底，康生又一次改了名，舍弃了“张耘”，代之以“赵容”这个名字，这是他第一次隐瞄同张家的关系，采用了另一个同他本家不同的姓。康生通过雇佣关系，安全地成为上海中华商会会长虞洽卿的私人秘书，开始了他的新身份。虞洽卿控制着银行业和船舶航运业，是上海最有影响和最富有的中国企业家之一。他是一个大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九二五年反英罢工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身为一个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商人，能够雇用一个来自山东、具有进步和排外倾向的年轻人，这并不出人意外。虞袷卿在上海的中国公民圈享有很高的名望，几度被推选为市民公众代表，同上海市议会谈判协商。他坚定拥护中国利益——有些人怀疑他“同情共产党”——然而他还是旧秩序的一部分。虞洽卿是黑帮领袖杜月笙的密友，还是蒋介石的主要财政捐助人之一。 但是虞洽卿雇用康生是因为他的书法，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其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来看，虞洽卿依然是个买办，这是中国商人中的一个特殊种类，靠同西方人做生意赚取巨大的财产，但是上海之外的中国人普遍轻视与西方贸易，他们对现代商业世界及其可疑的道德标准抱着悲观的态度。 外省的居民们不信任像虞洽卿那样从事多种商业活动的上海人，同今天许多美国人对华尔街那些追求财富者的看法几乎一样。“对买办来说，甚至外国人的屁都是香的。”二十世纪早期作家吴趼人这样评论道。 为了表明自己是个文化人，虞洽卿保持着十九世纪士绅的习惯，继续穿戴传统的中国帽和长袍马褂。为了同他的中国式长袍马褂的形象相一致，虞洽卿给朋友和生意合伙人寄出不计其数用毛笔书写昀来往信函：请帖、领受书、拜帖、贺辞、吊唁信。虞洽卿需要雇用一个擅长书法的人，而康生，一个出生于历史悠久的书香门第的孩子，正擅长使用毛笔。 到二○年代末，康生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对于外界来说，他是个受雇于上海最有钱的商人之一的年轻人，与他的妻子一起生活在法租界。在上海，有数千名年轻人在为大商号工作，他的生活方式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康生和他的妻子却是献身于共产主义的人，而且他还是个地位正在上升的干部，统管上海大部分的地下党组织。 利用乔装成上海最大的资本家的秘书之便，康生狂热地工作，在党内扩张他的势力，并渐渐爬上共产党的上层。那时并不缺乏机会。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对共产党的大屠杀，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点燃了长期争斗和派性活动的导火线，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四月灾难，党内互相谴责，党的战略被热烈地争论，干部们为了党的领导权而彼此竞争，每一个人都把失败归咎于他的对手，并允许重新恢复失去的地盘。一些人，比如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把这次灾难归咎于斯大林的错误情报及自私自利的政策，他并转向托洛茨基，组成了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其他一些人对党的领导感到极度的幻灭，他们因而试图建立类似的共产党组织；另有一些人转向了国民党；还有一些人完全厌倦于激进政治中固有的争吵和危险，转而回归从前的生活去了。 康生属于绝不抛弃党的忠诚者之列。当白色恐怖最严厉时期过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指挥部从汉口迁回上海。生活在上海，康生可以从派系斗争中充分得益。那时，康生已经完全熟悉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一旦国民党追捕，绑架、囚禁或者杀害资深共产党员，他能够利用一切机会取得优势。 在这个严酷的勾心斗角和理想主义破灭的时代里，康生的地位迅速窜升。在一九二七年第三次工人起义时，也是一个市级组织者——共产党在上海划分的三个区的领导者之一。到六月上旬，仅两个月以后，他就被拨擢为江苏省委员，这是紧随蒋介石清洗之后创建的一个新机构，以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周围地区的活动。 康生在基层工作时和第一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很少接触，陈独秀是个四十八岁的老战士，从一九○○年起，几乎参加了每一次激进运动，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被免去了领导人的职位，继任者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时，对康生具有强烈影响的瞿秋白，对革命的观点鲁莽且幼稚，以致他成为总书记统领全党的时间很短，而且他的领导风格过于遮遮掩掩，根本不能给像康生那样的低级干部任何帮助。一九二八年七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干部对瞿秋白盲目搞的几次武装起义所造成的灾难感到幻灭，特意撤了他的职。 参加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任命了苏联人属意的候选人向忠发为党韵总书记。长江上做水手的向忠发，以矿山工人的鼓动家作为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使他被选中去莫斯科进行培训；在那个时期，他是党的领导集团里少数几个工人之一。在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也很满意向忠发的圆通和他那有吸引力的演讲。 但是向忠发缺乏教养，说话粗鄙和蠢笨，并时而攻击他的中国同志们。面对沉闷单调的组织和计划工作，他更喜欢将时间消磨在土海的舞厅和妓院里。他的不称职为其他想要开拓发展的人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地盘——其中最主要的是李立三，一个冲动急躁的积极分子，曾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 李立三于一八九九年生于湖南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去法国学习了几年，在那儿他同周恩来和其他正在欧洲开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年轻激进.９9lｉb.主义者交上了朋友。一九二一年底，李立三因他的激进政治观点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回到中国后，他以劳工组织者的身份四处活动。到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已经赢得了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名声，有资格指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回到胜利的轨道上来。在莫斯科，他使苏联主人着了迷，为他自己赢得了特别的待遇以及同斯大林的三次会见。俄国人确信李立三能使中国革命恢复元气，因此他们推选他进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中央宣传部部长。 尽管他在共产国际营造了良好印象，李立三本质上还是一个煽动家。他比向忠发更具世界主义倾向，而且更精练，但是他在管理和战略决策上却很差劲。在策划运动的各种具体步骤时，他那热情激昂的浪漫精神反而模糊了对周围形势的认识。他生活在一个想人非非的世界中，幻想革命大潮总是不断高涨。其他共产党员都说他是“大炮”——嘈杂喧闹但却射不中靶子。张国焘回忆说，许多干部都认为李立三是个“自吹自擂者、浮夸的狂热者和鼓吹破坏者。” 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已经被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大屠杀和霍秋白短暂却不胜任的领导严重损害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退化到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开始逐渐萎缩：他们时常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即使得到指示也视若未睹，或者无能把指令传递给下级基层组织。有些党的基层组织完全失去了同剩下的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因为地点和接头安排都被丢弃或遗忘了，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在十分重要的上海地区，四月灾难之后，共产党重新囊括了大约三千名党员，但是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党员人数骤然跌落至五百人。 李立三的策略甚至也不是新的。尽管被广泛地称为“李立三路线”，他的革命纲领却是仿效他那丧失信誉的前任总书记瞿秋白，片面强调城市的起义和暴动。李立三口头上声称农村具有革命的潜力，但是，他虽把农民部队纳入自己的计划；但那只不过是对以农村起家的共产党名义上的让步。过于喜欢冒险，李立三在他首次执掌权力的十二个月里，主持的是一条失败的路线。 康生没有参加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李立三的执政促使康生进入党的上层。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几个月以后，康生被任命为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这是一个主管官职和其他人事事务的职位，仅次于共产党最高决策层，包括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江苏省机关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监督着共产党在上海和远至国民党新首都南京在内长江下游地区的活动。除此之外，由于党的最高指挥部也以上海为基地，江苏省委的干部们就有充分的机会引起资深党领导人的注目。 在新的职位上，康生积极地支持李立三，并要求不断萎缩的党的基层组级执行他的政策。将近一九二九年年底，他帮助李立三撵走了他在江苏省委里的对手和批评者。康生对李立三的支持并不是无撤偿的；一九一○年二月，康生被任命为党的主要控制工具之一，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 康生此时主管着范围广泛的行政工作，包括资金管理和党的档案资料管理。他还拥有可以惩戒那些不服从命令或者疏于安全防卫措施的党员的权力。一九三○年三月，康生曾指责一位在苏联受过训的年轻干部王明，因为他公然漠视党的安全防卫程序。上海市警察局两个月前在一个劳工鼓动者伪装的秘密集会上逮捕了王明，并把他囚禁在老闸捕房；王明买通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印度巡捕，传递一封信给共产党宣传机构的工作人员潘问友，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接上了线；结果，上海市共产国际代表付出了几千中国元作贿赂，王明被释放了。王明的行为是否危及潘问友的办事处尚不清楚——潘问友在警察突然搜查他的旧住处之前，已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但是高层干部们指责王明使党的基层组织处于危险之中。政治局决定惩戒王明，因为他“缺乏政治警惕性并严重违背了秘密工作的纪律。”可是王明并没有因此被吓阻；不久在四个月以后的一次会议上，他便公开猛烈抨击李立三的政策；政治局最后决定暂停他的党员资格，留党察看六个月。在这两次事件中，康生都是负责惩戒王明的执鞭者。 康生在上海派系斗争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他渐渐进入环绕在李立三周围经过挑选的高层干部圈。但是那种机会遍地的环境——就像王明所受到的教训那样——也带来了囚禁、拷抒和死亡的危险。警察最终在一九一○年逮住了康生，在一次共产党会议上逮捕了他和他的一些同事。 然而，康生的运气并没有完全离开他。同他一起被拘留的年轻共产党员中有一个叫丁基实的，他的叔叔丁维汾，是出身名门的国民党元老。由于巧合，丁维汾来自日照，一个位于山东海岸线上的村庄，离康生的家乡大台庄不超过五十英里。 在康生被捕之时，丁维汾担任南京中央党校校长，负责向国民党干部灌输反共的国家主义教义。丁维汾在学校的助手之一是陈立夫，当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首脑；由于陈立夫的帮助，丁维汾使丁基实和他的朋友们得以释放。丁基实匆忙出国，前往德国学习，然而康生仍然回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继续工作。 尽管有丁维汾的说情，康生依然不得不同他的看守们做一些交易。按照曾在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秘密警察逮捕并叛变的共产党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一九一○年“被逮捕并背叛了党，”当时康生“出卖了他的同志们。” 康生担心那些他背叛共产主义的报导——不论真假与否——会泄漏出去，他因而尽力对他的被捕保密。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一直不承认有这事，一九六八年来自台湾的一篇报导中声称“康生曾在上海被捕，旋即又被释放，”康生斥之为“胡说和谣言”而不予理睬。“我从来没有被捕过，”康生解释并补充说，“如果我被逮捕的话，我早就没命了。”关于他被捕的话本身，就会使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圈子内处于被怀疑的立场。 国民党喜欢对共产党使用的策略之一是在逮捕他们以后，吸收他们做国民党特务——一种受害者认为远比死七要好的结局。大多数背叛者都直接加入国民党，但是一些人被释放，担任双重间谍，重新回到共产党的队伍。因此，被国民党拘留的共产党员们一旦从监禁中被释放，就经常受到过去同伴的怀疑。 任何报导康生被捕的原始资料都没有透露他背叛并同国民党合作。甚至他被捕的确切地点也依然是个谜。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Uates National Archives）的上海市警察局特科的卷宗档案中，并没有康生在公共租界被捕的记录。他可能在法租界被拘留，那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儿，或者是在国民党控制的大上海。上海市警察局特科的记录揭示了共产党的嫌疑犯经常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有一次，上海市警察局在一个共产党集会上逮捕了十个人，但却没有进一步深究；这些嫌疑犯中有一个是告密者，另一个是位阶较小的共产党干部，他说了一大堆使人糊涂的谎言，其余的八个人表示什么也不知道。根据一份上海市警察局的报告，警察方面在法庭上非常不愿意使用提供情报的人，这就使人联想到如果康生定期地提供情报，他们绝不会采取任何正式的行动来使他为难。除此之外，从上海沦陷中幸存下来的上海市警察局的纪录并不完全；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匆促时日里，在把这些档案卷宗匆忙装运上美国海军船只时，一部分卷宗掉进了海里。另有一部分被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转运走了。 上海市警察局的纪录揭示了为数众多的中国人被捕，是因为散发“共产主义的宣传品”，但是被捕的大多数人是“苦力、木匠、铁路荞路工、黄铜匠、漆工、缆绳装配工和失业者。”有时候，共产党的高层干部也有被捕的（通常是根据国民党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抓获的），但是投有一份幸存的档案暗示康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如同上海市警察局的卷宗所显示的，特科意识到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共产党核心机构存在着，但是大部分活动依然处于秘密状态中。警察局偶尔能抓到一些普通的积极分子，但是很少能渗透到那个把街头工人同党的上层决策者连接起来各自独立的通道的迷津中。如果康生实际上是在公共租界被捕的话，很可能只被当作是一桩小事，而非值得在警察总部的登记册上永久记录的大事。 康生的被捕本身并不能证明他变节，或者被迫同逮捕他的人进行长时期的合作。国民党监狱以混乱和腐败而臭名昭著，许多党员用贿赂手段而出狱，或者因为警察不能发现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而被释放。警察当局最多可能查明康生为具有激进倾向的大富商虞洽卿工作，并且同国民党领导人丁维汾有联系，但是可以想象，当康生可能被列为几个共产党嫌疑犯时，警察却没有他同中国共产党牵连的纪录。 一九三○年的整个夏天，李立三一直得意洋洋，但却没能维持住他的权力。李立三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编造政策，导致了一连串灾难性的失败。康生和其他人支持李立三，但是他的领导权力也在逐渐壮大，主要是一批经验丰富、注重实效、以上海为基础的干部。反李集团的领导人是何孟雄，一个劳工组织家，像康生一样，也在江苏省委工作。何孟雄来自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的湘潭，一九二二年参加共产党，当时他帮忙组织了一次罢工，那是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行动之一。 李立三的胃险主义还激起了周恩来的反对。一九三○年夏天，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周恩来同李立三决裂，前往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旅行，去呼吁共产国际核准更换党的领导。共产国际既由于李立三的多次失败，也由于他频繁声明苏联是中国利益的辅助者而警铃大作，开始注意周恩来带来韵信息。 李立三终于在几个月之后垮台，当时他命令在武汉和长沙举行起义。由于相信中国正濒于革命热情的高涨时期，李立三计划在湖北和湖南那样的中部省份进行起义。他命令共产党农村军队进攻长沙和武汉，当时城市无产阶级也起来乘机控制这两个城市。共产党军队在彭德怀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攻占了长沙，并占领达一星期左右。但是国民党军队很快就击溃了他们，李立三满怀希望地预测为中国革命主引擎的城市起义，结果是一场白日梦。 长沙溃败以后，不同派别之间的紧张变成了公开的斗争。 九月下旬，已经成为调解人和解决麻烦问题能手的周恩来，获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以解决领导问题。委员会是在公共租界的麦达赫司脱路上的一幢别墅里举行的，尽管为了安全原因曾放风说这次会议将在江西省的避暑胜地庐山举行。连续三天，大约二十名共产党领导入围绕着领导问题争论不体，有时争吵声越来越响，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警告他们把声音压低些。 麦达赫司脱路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领导，但却没有挑选出继任者。党内上层的分裂扩大成两个主要派别。一个派别支持啊孟雄和江苏老战士；另外一边是一群年轻人，一群在莫斯科培训过、稍后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者“回国学生”而闻名的干部，支持他们的领导人王明。那时已经同李立三疏远的康生，则保持中立。尽管与何孟雄和他的追随者们关系亲密，但是他静观谁能形成最有影响的势力，并相应地作出决定。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王明曾与康生冲突过两次。原来叫陈绍禹的王明，是个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二十四岁，是安徽省一个富商的儿子。他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这是苏联为培训中国革命者而创建的学校。在那儿他引起了主管中国事务的苏联官员的注目。中山大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团结起来，在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斗争中支持托洛茨基，苏联当局指派王明暗中监视这些学生，指定他代理清洗那些中国共产党内部同情托洛茨基的人。王明希望从他的恩主那儿赢得更大的好感，于是，清洗迅速发展成一种残酷无情的惩罚，结果，他的深谋远虑是正确的：王明的能力和他对克里姆林官革命观点的忠诚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者们断定他是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理想人选。 王明是个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演讲能手。他既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按照列宁的传统，他写了许多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文章。他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发表了《两条路线斗争》，一篇关于他祖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析，这篇分析在莫斯科发表时冠名为《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因而给自己做为领导人的形象增添了不少光彩。当他同孟庆树——个与他在莫斯科同窗的年轻中国共产党员——结婚时，他的革命凭证又增强了。强健结实、快活轻松的年轻人王明和苗条娴静、颧骨轮廓漂亮的女性盂庆树，结成了一对引人注目的夫妻。 当孟庆树于一九三○年在上海的一次工厂工人集会上被捕时，悲伤过度的王明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撇在一边，直到他安排好她重获自由。王明最终说服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筹款两千到三千中国元（大致相当于一千五百美元），作为保证她自由的贿赂，但她已在上海的龙华监狱度过了六个月。 许多共产党员发现他们从监狱被释放以后，配偶都跟了别人，但是孟庆树依然投入王明张开的双臂。他们的恋情是革命中真正的爱情故事之一。 当王明于一九二九年从苏联回国时，他受自己命运中自满思想所驱使，拒绝了给他的第一项任命，在沪东南洋烟草厂当党的书记这样一个相对较低的职位。王明被再度委派去宣传机构工作，但是他仍然与当地的共产党干部发生冲突：后者对所有年轻的、莫斯科培训的知识分子的野心勃勃和虚荣做作感到不满。王明的一位同时代人把他和他的小圈子描绘成是“没有头脑和骄傲自大的年轻官僚，从未为中国革命做过什么事情，只知道对他们的共产国际上级谄媚奉迎，从而获得对中山大学里党组织的控制。” 王明和其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中很少有同盟者，但是他们胜过对手的，在于他们具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优势：共产国际的支持。一九三○年十月，苏联庇护者的重要性显著增加了，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首脑帕维尔·米夫来到（Pavel Mif）中国。米夫于一八九九年出生于一个俄国犹太人家庭，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后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他同中国事务发生第一次重要接触是在一九二五年，当时他被任命为著名革命家卡尔·拉狄克（Karl Padek）手下中山大学的副校长。一九二七年米夫接替拉狄克当了大学校长。就在那一年，他对中国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访问，写了几篇关于中国革命见解深刻的论文，带着直接观察者的充分信心回到莫斯科。 米夫成为莫斯科指导中国政策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身为斯大林顺从而残忍的追随者，他对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团体实施政治惩罚，专门打击那帮持异议的前托洛茨基分子。在王明身上，米夫看到了斯大林主义所要求的外国革命者的所有品质，最主要是完全尊重苏联所起的卓越作用。当米夫在一九一○年末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决定任命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米夫的第一步是命令李立三回到莫斯科，在那儿李立三做了自我批评并且承认自己是“半个托洛茨基分子”。（白天，李立三在列宁学院学习，晚上，他不断以各种方式来补偿政治上的失败。）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米夫压制了地方干部对王明的反对意见，觉得有足够的把握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重大而激烈的会议于一月十三日在公共租界一个隐蔽处召开。中央委员会在楼上开会，楼下几个共产党秘密机构的妇女在玩牌和听留声机。共产党枪手装扮成厨师和仆人，站岗放哨，以保护他仃的领导人免受伤害。 以总书记的地位，无能而粗俗的长江水手向忠发主持了这次会议。可是，按照一位与会者徐炳根的说法，米夫安排了一些带着手枪的人，以确保他的想法得以实施。米夫和王明拟定了一份领导职位的候选人名单；尽管何盂雄和那批以上海为基础的老战士试图通过另一份不受支配的候选人名单，但是米夫的名单还是被与会者全体接受了。向忠发仍然是总书记，但是政治局在王明和他的朋友的掌控中。 就在那次会议开始之前，康生就把握了新的政治动向，并打算将他的命运拴系在王明身上。其意图的个中道理似乎引出了 href='1306/im'>《易经》哲学， href='1306/im'>《易经》对世界的描绘是它无时无刻不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成功的关键在于形势尚在酝酿孕育时就采取行动。康生想要同王明和解的主要障碍，是前一年他们之间敌对冲突所引起的苦涩，当时康生两次代表李立三惩罚了王明。实际上，康生强加给王明的留党查看期还未满，王明就被任命为政治委员——这暗示出形势（包括康生的观念和忠诚）的变化是如此之快。 面对王明超越他的现实，康生打主意去巴结迎合他以前的受害者。他设法使王明相信，他们早先的问题只是他遵循李立三的命令所造成的。在同王明达成一致的过程中，康生也不是没有盟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许多人，包括杨尚昆、博古和王稼祥，都曾经是康生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王明充分意识到，他需要在上海懂党务和人事的强硬干部的帮助，而康生是显而易见的选择。王明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康生在处理党内敌人时能够极有效力，到一月十三日申央委员会集合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王明把康生的名字写进了那份中央委员的名单里。更重要的是，他将康生从秘书长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长。康生从及时改变立场中大大得益。 米夫利用其共产国际的高级领导的身份，安排王明和他那留苏派的小集团控制中国共产党，但是米夫的高压作风激起了普遍的不满。他勉强隐藏的那种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白皮肤革命家指令的傲慢，导致一些爱国代表们公然退场，严重的对抗来自以何孟雄为首的老战士们，他们觉得自己勇敢抵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理应分享一部分官职。 但是米夫的教条主义不允许任何妥协，结果造成以上海为基地的党分裂的两个敌对阵营。何孟雄和他的同盟者谴责王明，同中央委员会决裂，打算建立一个独立的、与之竞争的组织。该派决定减少米夫的影响，他们在普通党员中散发声明书，抨击共产国际的干预，攻击米夫和王明。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何孟雄集团的几名成员，包括林育南和李求实，在位于公共租界最繁忙地区、汉口路六百六十六号一座中级的西式风格建筑的东方旅社里开会，讨论反对王明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事宜。可是，由于公然向王明挑战，他们正在进入一个致人死地的世界，在那儿任何事情都被许可，不论它多么肮脏或虚伪。第二天，上海市警察局特科官员和国民党秘密警察的联合行动组，按照一份“秘密报告” 采取行动，把东方旅社置于监视之下。一个警官装扮成茶房，进入何盂雄和他的同事们隐藏的三十一号房间，判定房间的居住者看上去像足共产党人，那警官命令其他警察冲进房间，抓走了八个人。在将囚犯解往老闸捕房以后，国民党密探和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官们留下来等候，又抓走了三个试图进入三十一号房间的共产党员。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突然搜查了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逮捕了何盂雄和其他七名嫌疑分子。突击搜查持续了一整夜，到早晨，总共有三十六名共产党人遭到围捕。 在公共租界，例行的法律程序一过，这些囚犯就被移交给国民党安全机关，并被解送到地处上海南郊的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来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晚上，监狱当局通知何孟雄和其他二十三名被监禁者，他们将被递解去南京。二十一名男子和三名妇女戴了手铐和脚镣，排队走出了监狱的院子。当他们一走到监狱能听闻的范围之外，护卫队便把一切伪装都拉下了，等候在附近一座桥边的法官宣布了死刑判决。就在行刑队准备将他们处死之时，囚犯们突然唱起了《国际歌》（The Iionale）。他们被埋葬时，尸体依然戴着镣铐。 尽管国民党试图保守这次大屠杀的秘密，但是消息很快就泄漏了，当地和外国的新闻界作出愤怒的反应。在那些被处死者当中，有五名是颇有抱负的年轻左翼作家和诗人：李伟森，一位随笔作者和《上海红旗》的编辑；胡也频，一位小说家：柔石，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殷夫，一位年纪较轻的作者；还有冯铿，一位女作家。五个人的所有作品都被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到了西方，死去的作家们很快成为不朽的“五烈士”。进步作家们谴责这次谋杀完全不顾这五位死者同共产党的关系，并声称这是对作家和艺术家的全面镇压。这种国际反响严生了对王明有利的结果：集中在五位烈士身上的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有利宣传，掩盖了这次事件背后的政治现实。 当时国民党因为杀害五位烈士而受到新闻报导的谴责和攻击，但是实际上，策划这整场逮捕的人是……康生！身为王明新近获得的盟友，康生决意要证明他在派系政治的黑暗世界里的能力。这次政治事件几十年来一直被谣传所遮盖，但是最近揭露出来的证据，显示是康生把何孟雄集团在哪儿开会的消息通报给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一九六七年，一名在一九四九年被共产党捕获的前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 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日期，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结果，吴宾舒说，那次审讯只不过是讯问一下每个犯人，以核实事先获得的事实而已。吴宾舒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作为组织部部长和党员档案卷宗的管理人，康生很容易能掌握这些置人于死地的资料。 还有比吴宾舒的证词更不利于康生的有力证据。另外一个国民党情报官员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落人共产党之手，他叫王云程，对康生出卖何孟雄和五位烈士的事作出了明证。王云程原是一名在莫斯科培训过的共产党员（他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他被捕以后，参加了国民党情报机关。被捕后三个星期，王云程写丁一份“投降声明”，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派系斗争中，”王云程声称，“例如就何孟雄和他的二十几个同事来说，就是全部死于赵容（康生当时的名字）和其他领导人的红色恐怖之下。” 王云程身为王明最受信赖的助手之一，才有可能说出关于“红色恐怖”的话。在五烈士事件发生的当时，王云程是一位幕后工作人员，属于王明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小集团。王明总是利用他来欺侮和威胁他的对手。王云程第一次遇见王明是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时曾是他的保镖之一。作为这位年轻的前苏维埃领导人的密友，王云程对王明及其盟友们为反对党内对手所使用的背信弃义的阴谋诡计，有着直接了解。 他也认识康生，并向上海市警察局描绘过这个人。 在讨好王明的同时，康生大肆宣扬他搞秘密工作的能力，还巧妙地将他的背叛行为瞒过别人。何孟雄被处死几天以后，康生遇到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张国焘。张国焘发现康生为何孟雄之死很“悲伤”，并“担心”会危及其他党员。早年曾是何孟雄的朋友的张国焘，如果从康生的举止行动中察觉什么古怪的话，他肯定会表示怀疑的。 何孟雄和他的同盟者被消灭之后，对王明和新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抵制仍在继续。王明开始清除他的对手，同时，他设法重组党的机构以便增加其效率，从而巩固他对党的控制。 作为组9９ｌib.织部部长和王明的主要打手之一，康生越来越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苏联庇护人站在一起，他帮助他们压制持异议的干部并重建党的组织，使党越来越接近于苏联模式。 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及康生和其他人给予无法估量的帮助，王明得以逐步扩展其影响，在他从莫斯科回国后的两年里，他成为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还在党的基层党员中开始培养个人崇拜的倾向。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在谈论他们的领导人时赞美他，形容他是“英明且高瞻远瞩的，”并且引用他的“经典”著作《两条路线斗争》里的原典。一些久经战斗锻练的老战士，像共产党军事委员会首脑周恩来，和当时只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及一个农村根据地的政委毛泽东，都要听从王明的指示。 王明有一个引入注目的弱点，使得他不适于领导中国共产党：好暴露和逮捕的害怕使他一直处于惊恐之中。在苏联看来，他可能是个理想的干部，但是与康生相比，王明明显缺乏在上海这样充满危险的城市里做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所不可少的沉着和应变能力。一九三○年一月他已经侥幸脱险过一次，当时他被短暂拘留，这可把他吓坏了。同国民党一起，上海市警察局和其他安全机构的人马都紧紧盯着共产党，王明觉得上海的环境越来越难以忍受。负责组织工作的康生尽他最大努力，保护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在危机期间假托养病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他们夫妻俩躲藏在上海郊区的一所疗养院里；这是康生所做的安排。同上海出身的劳工组织家、王明的随从参谋陈云一起，康生为他们夫妇俩租用了一整层楼面，使他们能够避开院里其他疗养者。即使如此，王明还是遭受着难以控制的恐惧感的折磨。一九三一年七月下旬，在他当上总书记仅一个月以后，他就离开了岗位，启程前往莫斯科，在那儿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样一个更安全甚至更有威信（在那个肘候）的职务。 王明撤退至苏联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他的影响已然结束，也没有使康生失去继续为他工作的信心，许多在苏联培训过的年轻共产党员，经由王明的拔升而占据党的高位，这些人使他的影响在很大范围内遍及共产党的各项事务。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旬，王明最信任和最有才干的副手之一博古，被任命为总书记；王明的派系依然握有党的领导权。除此之外，王明在莫斯科的地位——在那儿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使他的指示具备了那个职位所应有的最高权威，在理论上，他对这场共产主义运动行使着至高无上的领导。 康生依旧参与王明的事业，拥护其基本政策和方针。他帮助创建了组织续密、纪律严明的布尔什维克政治机构的模式，受到苏联培训过的共产党员的支持。他时刻保持警惕，运用他的权力，对任何向政治局指示和命令挑战的干部进行威胁恐吓。 王明在上海期间，康生对他的忠实效劳掩饰了康生对政治的真实态度，他很少注意政策方针的内在精神，却更注重能增加他自己权力的策略行动。到一○年代初期，康生的主要政治技巧是识出当时恰好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明日之星的领导人，然后把他的未来拴系在那个人的身上。他的机会主义现在看来似乎极为明显，但是康生行动时很有手腕和技巧，以维护他献身革命的名声。他对任何特定的领导人或政策的支持不管多么虚假，他总是设法使同志们相信他至高无上的目的是共产主义事业。这些都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伎俩，与阿谀拍马和无耻廷臣所用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官方历史和像 href='2203/im'>《三国演义》那样的古典小说里都有所描绘，畏达两千多年。在上海话里还有个成语，叫“见猫变色”。康生如此变化多端的忠诚引出了一个公认的样板。实际上，上海成语提到一种有充分理由要避开猫的动物：那就是老鼠。 第四章 秘密机构，隐伏的危机 依靠王明，康生才得以使自己身处中国共产党的菁英名流之中。但是他晋升为秘密机构的领导人——一个已变成与康生的名字同义的角色——与其说是因为他在利用王明的庇护时所玩弄的技巧，不如说是因为共产党在反抗国民党的战争中随着失败而来的危险。可以这么说，康生的擢升归功于每一位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而不是幸运；促使他从地下党的组织者转变为特务和暗杀者的是时运。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清洗共产党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党渐渐加紧了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控制。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和许多较小的城市里，国民党控制了政府机构，并动用警察、军阀和特务机构来同共产党作战。一场消耗战接踵而来，国民党通常占有优势。即使在人种混杂的上海，政治上、外交上和法律上的各种漏洞对各种秘密组织都很有利，但中国共产党长期幸存的可能性看来似乎很微小。 但是共产党并不是轻易就被击垮的对象；被不共戴天的敌人所包围，他们学会了如何使自己藏身于上海的喧嚣混乱之中。上海市警察局特科档案卷宗描绘了康生和他的同志们栖居的黑暗世界的戏剧性画面。中国共产党渐渐形成了一个无穷尽的基层组织网络，它们被划分成非常独立酌部分，以确保任何个人的被捕，都不会向警察提供更多的情报。共产党发明了一种复杂的控制规则，其中多数是模仿苏联人的：干部在街上不准谈论政治；开会人数不得超过五人，时间不得超过三小时；会议地点不准一星期使用三次以上；任何时候在任何党的“机关”，到场人数不得超过七个人；如果一位同志被捕了，同他有联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立即转移（这个规定说明了为什么警察偶尔突然搜查备有家具的公寓，而里面的房客却消失了）。共产党还掌握了显影墨水的技术，将秘密情报写在那些看来好像是每天来往于朋友或情人间的信函里。 当共产党变得更难以捉摸时，国民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安全防卫或者“特务”组织，独立运作于警察和军队之外的调查科。调查科先是作为国民党组织部内一个小小的基层组织，但是它很快就扩大成一个蔓延的、遍布全国的间谍特务体系。它的首任长官是蒋介石的秘书、著名的陈氏兄弟中的弟弟陈立夫。陈氏兄弟领导的“cc系”，是国民党中一个很有势力的集团。像许多早年奋发有为的国民党领导人一样，陈立夫曾留学美国，获得匹兹堡大学采矿工程学硕士学位，然后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作。陈立夫在美国的经历使他确信科学技术是把握中国未来的关键，但是当他于一九二五年回到中国以后，在他的哥哥的训谕下卷入了政治。 到一九二九年，陈立夫大部分时间花在其他工作上，因此他就把秘密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了他的表亲徐恩曾，尽管陈立夫名义上还是调查科的负责人。在西方以U·T·徐闻名的徐恩曾，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然后同陈立夫一起在匹兹堡大学求学，曾为西屋（Westinghouse）电气公司工作，在一九二五年返回中国之前并参加了卡内基技术研究所（egie Institute of Teology）的研究工作。徐恩曾平时说话温和，脸上一直挂着笑，实际上却是个狡猾、无情、贪婪和好色之徒。 由于受到调查科的威胁，共产党决定建立自己的秘密机构。作为党军事委员会首脑的周恩来，也负责各种安全事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利用在四月十二日大屠杀以后创立的一支秘密小分队和幸存的工人纠察队员，建立了“特科”。最初，特科倾其全力于两个基本职责——设置安全的会议场所和处置共产党的叛徒——但是它很快发展成一个综合性的安全情报组织。一年之内，它有了四个科，每个科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 特科中最普通的任务是总务科的职责，它管理财务、后勤和高层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活起居。它发展同照相馆、古玩店、家具店和其他商业性企业的关系，用来隐藏武器，传递秘密情报并为特科的行动提供掩护。总务科设法租下房屋，使别人无法搜寻到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干部们有时会在这些安全的房子里生活和工作。小组领导人洪扬生，在法租界租了一间公寓，周恩来和特科成员可以在那儿集合碰头，因此避免了知道彼此家庭地址的必要。洪扬生后来在爱文义路租了一间公寓，在那儿党的领寻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可以假装成当地的商人和外国商人进行会面。 总务科还是党同分散在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专业阶层中同情共产党的社会知名人士发生联系的中介环节。当党的成员被捕时，总务科就会接近思想进步的律师寻求帮助，著名的法律教授潘震亚，不管共产党什么时候来请求，他都自愿提供免费服务。另外一位律师费国禧，也帮助共产党解决难题，但通常只收取微少的费用。总务科还约请医生陈家康，请他医治受伤的共产党员。 为了采取较具实力的行动，特科雇用了一批熟练的枪手。 以“红队”之名而著称，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他们还紧盯因反共特别有效而著称的调查科特务，作为打击目标。但是“红队”最重要的职责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对应尽义务发生动摇或者背叛投向国民党一边的共产党员——这个任务为“红队”挣得了“打狗队”的名称。 “红队”实施行动时用尽各种各样的花招和伪装。枪手们有时会装扮成乞丐和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女追捕队员们有时会化装成家庭女佣；参加更为精心策划的行动的枪手会装扮成拍电影的摄影师和技术员。但是“红队”手法的戏剧性绝不能掩盖他们任务的生死攸关或行动的干脆利落。 从一九二七年年中开始，共产党的卫士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攻击和保卫。上海市警察局档案卷宗中记载，仅仅在公共租界，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之间，“红队”消灭了至少四十个对手或叛徒——一个最低限度的数字，因为“红队”的许多行动从未被发现过。他们经常被悄悄地遗忘掉，所以他们的命运依然无人知晓。除此之外，许多符动是在法租界和中国人管辖的大上海进行的，因此上海市警察局是没有纪录的。 警察对行动的纪录揭示了康生和他的同伴们令人困惑的忠诚和不断换人马的联结。被上海市警察局详细记录的四十名“红队”的牺牲者中，至少有十三人是共产党员，他们或者是投靠警察成为提供情报者，或者是投向其他反共组织。叛徒们通常被打死，但是“红队”也遭受过惨重的损失；负责暗杀的“红队”队员中有二十六人被上海市警察局逮捕。对于一个秘密组织来说，共产党的伤亡人数是很高的，在一个以告密和私人交易作为生存手段的社会里从事活动，这是必然的结果。 周恩来平时一直很忙，以致不会十分关注党的秘密工作，因此他逐渐把特科和“红队”的日常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性格浮夸、名叫顾顺章的“红队”队员。顾顺章个子矮胖，精于枪法和传统的中国棍术，一九二五年在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和罢工中引起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注意。后来他去苏联待了一年，接受安全工作的训练——调查、审讯、射击、爆破器材的使用和徒手格斗。回到中国以后，他做过共产国际代表米哈依尔·鲍罗廷短时期的保镳，然后开始同周思来密切合作。顾顺章在一九二七年的起义中指挥过一些共产党的武装运动，在四月大屠杀中逃离了死亡，据说，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被围困在商务印书馆大楼里的武装工人之前，下久，他是同周恩来一起逃脱的人之一。一九二八年，顾顺章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作为出生于上海贫民窟的孩子，顾顺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得到重视。身为社月笙声名狼藉的青帮中一员，顾顺章很快就能接触到来自上海各种警察队的情报，因为所有警察部队都被青帮的会员所渗透。他还时常出入夜总会，吸鸦片，并赢得了魔术家的名声，经常以化广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娱乐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建筑，座落在爱多亚路，里面提供各种形式的娱乐游戏，从跳舞和卖淫到射靶游戏、番摊和轮盘赌。五卅运动期间同顾顺章一起工作过的张国焘指出，“他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上海的花花公子。”盛岳，一位认识顾顺章的前共产党员，也说他的“私生活和品行挥霍浪费，”但认为周恩来似乎对顾顺章品格方面的问题太过轻忽了。 当上海警察当局越来越精于侦查“布尔什维克”之道时，暗中监视党的敌人的工作，对共产党的生存也变得更紧要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周恩来建立了情报科，这是一个从属于特科的小组，任务是渗透到敌方的安全机构里卧底。情报科的第一任科长是陈赓，一位二十五岁的湖南人，曾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学习过暗杀技术。回到上海以后，他从事安全保卫工作；他总是警觉性高度加强，睡觉时在枕头底下放着一把枪。同在上海的许多党工作人员一样，陈赓同康生也很熟悉，有时候就住在他家里。 情报科刚建立，上海市警察局特科就给注重渗透到敌人秘密警察的共产党以一击。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上海市警察局突然搜查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下办事处，并逮捕了一九二七年起义领导人之一罗亦农。连党干部都认为从未显露过的安全地点，竞被警察当局发现，这使陈赓很吃惊，弛立即着手调查这是怎么回事；通过顾顺章的青帮关系同警察局联系，陈赓发现一个讲德语的漂亮中国女子曾接近过老闸捕房的特科官员，提出以出卖三百五十名共产党员的名字和住址为条件，交换五万元和一本去外国的护照。为了表示她的真诚，她泄漏了那个罗亦农被捕的办事处地点。 陈赓查明告密者是何基华。何基华在二○年代中期去了德国，后来在莫斯科待了一段时期以后，她在上海党的总部工作。她很快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幻灭感，密谋逃跑，去过一种新的生活。发现了她的告密者身份后，陈赓、顾顺章和几名“红队”成员在拂晓时分突袭了何基华的家，抓住了正在床上睡觉的她和她的新丈夫贺家兴。他们找到了那份还没有递交给警察当局的三百五十个姓名和住址的名单，然后向这对夫妇开了枪，其时一名队员在街上放起了成串的鞭炮，以淹没枪声。 何基华中了枪但没死（共产党通常携带发射七点六五毫米子弹的毛瑟枪——枪的口径对于执行死刑来说是太小了），但是没有了那份名单，市警察局不再对她感兴趣。伤好以后，她匿名消失在四川省，因为她是四川人。 在陈赓的领导下，情报组在反共势力中培植起一张特务网。陈赓行动中的核心人物是个广东人，叫鲍君甫，他在国民党调查科上海办事处工作。鲍君甫在日本受过教育，在五四运动期间回到中国，一头戴进了上海那热闹的社会生活中。 他开始熟悉这个社会的横断面，从日本记者到上海市警察局的官员，再成了上海大学的学生。实际上鲍君甫从未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同情革命事业，透过一位共产党朋友，仡被安排同陈赓会面，陈赓同意鲍君甫为特科工作。意识到鲍君甫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务所具有的价值，陈赓不惜工本地帮助他。他供给鲍君甫一辆轿车，并配给他一名叫连德生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既做他的警卫，又做与情报组联系的联络员。 鲍君甫进入调查科是由广东同乡杨剑虹作的担保。在杨剑虹因为一桩贪污受贿的丑闻而自杀以后，鲍君甫被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由于提供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安全机构的情报，因而他对于共产党来说成了非常宝贵的人物。 鲍君甫还逐渐接近上海市警察局特科的官员，侦探监察罗伯逊，这位官员视鲍君甫为上海共产主义专家，无偿地同他分享情报。鲍君甫更突然接近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国雇员，包括另一个广东同爹潭绍良，他是市警察局特科处理有关共产党事宜小组的“办事员”。一到晚上，鲍君甫和谭绍良就一起去著名的餐厅“一品香”吃饭、抽鸦片。陶醉于鲍君甫的魅力和鸦片之中的谭绍良，公然谈论着市警察局特科的行动情况。 鲍君甫除了提供敌方计划的情报来源之外，陈赓还利用他来消灭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陈赓会提供给鲍君甫一些意欲显示那些背叛者是共产党“间谍”的证据；然后他就把证据传递给国民党警察当局，当局往往会中计谋，处死叛变的共产党员。 陈赓的另一个特务宋再生，贿赂他从前的家庭教师（此人也教过新任命的淞沪警备区司令熊式辉），在淞沪警备区司令部谋得了一个“秘密政治调查员”的职务。作为警备区司令部里的一名官员，宋再生期望每月能从青帮手里收到一箱左右用作贿赂的鸦片；他分出赃韧的百分之三十给他的老家庭教师，买得他一声热情的推荐。熊式辉本人雇用了他，宋再生成为名闻上海的一名杰出的国民党安全官员。他同法租界里中国警察中的关键人物范广珍特别亲近，这个人经常把突然搜查共产党的消息告诉宋再生。心怀不满的左翼活动分子偶尔也会接近宋再生，企图为了奖赏而出卖李立三那样的共产党员。靠陈赓和顾顺章的帮助，宋再生保证那些叛徒中无人能够生还。 尽管共产党有许多精心安插的特务，在这场秘密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最初还是调查科赢得了大部分的胜利。由于对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渗透，对叛徒的招募以及严刑拷打或用贿赂从囚犯中榨取情报，调查科接连摧毁了许多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八年一月，共产党刚从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大屠杀中恢复过来不久，国民党特务突然搜查了上海二十个共产党的藏身之处；据上海市警察局报告，在公共租界有一百二十五名共产党员被逮捕，在法租界和大上海有一百八十六名党员被捕。 第二年，又捕获二百九十五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一名重要的农民领导人彭湃。一九一○年，另外五百七十二名党员在上海被逮捕，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则更多。王明赢得党的控制权那一年，即一九三一年，对于上海共产党来说是特别糟糕的一年。被捕的人数虽只有三百四十五人，但他们当中包括了许多高级官员——其中包括保尔·鲁伊格（Paul Ruegg）和葛楚德·鲁伊格（Gertrude Ruegg），一对出生于瑞典的夫妇，他们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 所有打击中最糟的危机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当时顾顺章在汉口被凋查科特务抓获，尽管他有秘密工作的所有技巧和各种各样的伪装。顾顺章骨子里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在被捕后的几个小时里，就同意和国民党合作。他的叛变使上海的共产党面临自一九二七年以来最危险的境地。在顾顺章被捕后那些惊慌失措的日子里，康生被擢升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机构的首脑。 顾顺章的叛变使共产主义运动大大削弱。他的被捕令许多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安全蒙受危险，其中有周恩来，王明、陈云和康生。一场可能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灾难，结果却被两名受陈赓领导、渗透在国民党安全机构的情报组特工的勇气和冷静所阻止。 两名特工中处于更具战略性地位的是钱壮飞，是个近乎完美的共产党间谍：高个子，衣冠楚楚，脸上带着调皮的微笑，有着广泛的兴趣（绘画、书法、表演、电影摄制），很容易给人一种无瑕的资产者印象。陈赓了解徐恩曾从浙江无线电和电报局挑选了许多人做他的情报工作人员，就安排钱壮飞参加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组。钱壮飞的各种特别条件——更不必说他的原籍是徐恩曾的家乡、浙江省的湖州——给了徐恩曾很好的印象，徐恩曾于一九二八年把他吸收进正在迅速发展的调查科。除此之外，钱壮飞成了他的机要秘书和私人助手。 另一位秘密共产党员是李克农，他也帮助党免受顾顺章叛变而造成的危险。由于受到五四运动激进思想的激励，李克农于一九二六年在芜湖参加了共产党，在那儿他帮忙建立了一个党的训练中心，即民生中学，并开始熟识这个城市中亲共产党的作家和诗人团体。一九二八年春天转到上海后，李克农在文化战线上工作，促使当地的小说家、新闻记者和杂志编辑向激进思想转化。 同钱壮飞一样，李克农也是个理想的间谍人才。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戴着厚厚的圆眼镜，他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上海的新闻记者。他是个有着摹拟天才的诙谐演说家，他的迷人个性很能赢得信任。一九二九年，由于钱壮飞的帮忙，李克农开始在上海无线电控制局工作，这是另一个徐恩曾从中为秘密工作挑选新成员的单位。像钱壮飞所希望的那样，李克农被邀加入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李克农在上海暗中监视着国民党的动静，同时还担任钱壮飞（在南京基地他不敢同共产党联系）和陈赓之间的联络人。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组首脑的陈赓，负责协调钱壮飞和李克农的工作并传递他们情报，先给顾顺章，然后再交给周恩来。 顾顺章叛变的第一份报告，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晚上用电报拍给南京调查科总部的。在电报到达前几分钟，徐恩曾正好离身去酒吧和夜总会消磨夜晚。使用的、电码曾被钱壮飞秘密复制过，他译解出电报并派他年轻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向李克农报警。火车太慢，刘杞夫直到星期天晚上才抵达上海。他在共产党特工常去的东方旅社找到了李克农，李克农火速安排联系特科，转递来自南京的消息。 听到顾顺章已经叛变，周恩来马上布置了一系列紧急对策。在陈云和那时已晋升为组织部长的康生的帮助下，周恩来向所有重要的党组织单位——党的总部、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上海办事处——发出命令：当晚转移到新的基地去。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集团采取最快速的行动，诸如卷宗档案、设备、衣物和各种私人用品都被火速捆扎起来，转移到不同的地点。 星期一，四月二十七日，当上海的共产党正在拚命试图寻找新的藏身之处时，顾顺章在警察的护送下坐船抵达南京。顾顺章一到国民党首都，蒋介石就亲自接见他。顾颂章宣誓抛弃共产主义，开始揭露他所了解关于共产党各种运作方式的每一细节，并拟订了一个捕捉上海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计划。徐恩曾命令一队特务在他的两个部下张冲和顾建中的指挥下，当晚赶往上海，准备同法国和英国警察采取联合行动。星期二早上，一系列突击搜查开始了。但是他们太晚了——共产党领导人早已逃离。 然而，顾顺章的叛变毕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许多干部被逮捕，不但在上海，而且还在南京、北京、天津、杭州、汉口和其他城市。顾顺章的情报导致向忠发被捕，向于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苏联赞助，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六月二十一日，他同他的情妇，一个酒吧姑娘杨秀贞一起，在法租界霞飞路上一家他用来作掩护的珠宝店里被捕。向忠发当即向调查科的审问者做了详细招供，并表示愿为国民党工作，但是在被捕两天后还是被处决了。按照当时的谣传，向忠发被处死是因为他的捕捉者们认为他太愚蠢，难以成为一个有用的背叛者，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安全警察在枪毙他之后，蒋介石的缓刑令电报才刚刚到达，这显示了安全警察不同寻常的效率。顾顺章还告发了许多早先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包括康生在上海大学的两名老师恽代英和邛中夏，两人都被处决了。 紧随顾顺章叛变而来的逮捕和处决，并不是他所造成的唯一问题。他还写了一本名叫《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书，这本书第一次向国民党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秘密机构如何运作的全部内幕。他提供给国民党的情报几乎毁掉了特科：陈赓如此精明建立起来的间谍网被破坏殆尽；共产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鲍君甫被速捕；宋再生跑了；其他那些较次要的情报内线也失去了联络。 在上海党组织频于毁灭边缘的危机时刻，康生朝着成为共产党安全情报饥构统治人物的方向，迈出了最初一步。周恩来仍然领导着军事委员会，他为了尽力保护党免遭进一步破坏，他重建了秘密机构。他组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资深干部班子，叫“特别工作委员会”，来领导党的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并解决那些由于颐顺章事件所暴露出存在于特科的问题。 周恩来还命令陈赓和已经暴露的其他共产党特工离开上海，用新的人马来接替他们。 周恩来亲自入座新的委员会，还任命了其他四名委员：潘汉年，一名二十五岁的干部，他身为有影响力的特工：在上海的文学界工作，交了许多当地的作家朋友；邝惠安，广东人，是一名“红队”成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陈云；还有康生。康生缺乏顾顺章和陈赓那种专业化的苏联训练，但是由于他在上海这个危险环境里从事了多年的秘密工作，他是很适合这个任务的。 在组织新秘密机构的几个月里，周恩来不断面临着可能被捕的危险。调查科对顾顺章提供的许多线索穷追不舍，越来越向他逼近。出于对他的安全的考虑，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动身前往位于汪西山区的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然而，在他离开之前，周恩来替康生完成了晋升为中国安全机构特权人物的第一步，他让他领导特别工作委员会，并安排他主管整个共产党的安全谍报机构——不但在上海，而且在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没有人会轻视这样一个行使权力的机会．康生占据这个关键位置达两年之久，直到他被重新委派去莫斯科。 周恩来撤换了特科全体人员，并建立了新的运作程序，但是特科的结构依然未经触动。当康生接管这个秘密机构的时候，情报科、红队和总务科仍然履行着同样的职责。但是新建立了一个联络科，专门安排秘密机构内部，并负责上海的党总部与江西农村根据地之间的通讯这个高度机密的任务。到康生主管安全工作时，联络科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秘密电台进行的。 在建立特别工作委员会的过程中，周恩来把一个全新的管理职能小组放在适当的位置。邝惠安，康生在特别工作委员会的一位同事，接替顾顺章担任红队队长，红队也被称为第三科，那时有三、四十名队员，被分成九个小组。邝惠安与康生紧密合作，尽管红队作为一个科，依然独立于这个秘密机构的其他部门。潘汉年，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继陈赓之后担任情报科（或称第二科）科长，开始重建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间谍网。 与周恩来遥控特科的作法不一样，康生本人直接参与秘密机构的工作。他担任联络科（或称第四科）的领导，接替前任科长李强，李强也是那些被周恩来从上海送走的人之一。 这个位置使康生几乎可以控制共产党安全机构的每一个领域，随着负责秘密机构四个科之间的遁讯联系，他对大部分党的秘密活动有了直接的认识。由于掌管无线电通讯联系，康生能够监听党的几个根据地之间传递的各种电文讯息。他还监管与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尽管共产国际在上海有它自己的无线电报务员，但是它的代理人仍然必须倚仗康生的第四科来同江西的共产党总部联络。 担任新角色之后，康生进入了享有非常权力和特权的秘密的共产党菁英阶bbr>..层。特别工作委员会及其四个科独立于正式的党组织之外：很少干部知道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更不用说它的成员是谁了。特别工作委员会的特工们除了进行他们的秘密工作之外，很少有什么任务责任，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他们都是被高薪雇用的。确实，康生对党的资金有最先支配权。一笔笔可观的费用支付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察，而当时其他活动所需要的钱却往往很难获得。 康生对党的银行帐户的控制，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随着秘密机构变得日益庞大，费用日益增加，批评者开始暗地调查其贪婪和腐败。有些人甚至暗示，警察当局对共产党没有构成巨大的威胁，只是每一次抓几个共产党人而已，因为那些腐败的警察们会把消息出卖给康生的人，如此就可以敲榨中国共产党更多油水。秘密机构特工们奢侈的生活，更给这场争论增添了不少口舌。他们中许多人过着富有诱惑力的、令人目炫的生活。康生在红队中两个亡命徒特工丁默和李士群，径常穿着价格昂贵的西服套装，整日泡在餐馆、赌场和妓院里，同歹徒和吧女交际来往。 奢侈的生活助长了秘密机构的特殊化，但更显示它所具有的那种超越其他共产党员、极其醒目的权力。比如康生开始对他的同事和他们的家庭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力。康生看上去相当善良，像一个近视眼的书呆子，透过他厚厚的眼镜片凝视着文件和人；但是历史显示，对于使人承受痛苦的行动，他毫无内疚。 共产党从顾顺章的背叛所造成的灾难中幸存下来，但是党在上海的处境依然很危险。国民党调查科逮捕了许多党的官员，但其中只有少数是很重要的。共产国际代表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把党的损失归罪于康生，宣称“由康生建立的安全部门……证明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以为数众多的领导官员的被捕和无线电台的没收而告终，中断了中央委员会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接触。”事实上，在康生成为秘密机构首脑之前，党已经蒙受了损失；顾顺章的叛变是致命的一击；用徐恩曾的话来说，顾顺章“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他提供了通往共产党秘密世界的钥匙。 一九三二年四月，共产党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当时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安全机构。蒋介石于四月一日建立了复兴社特务处，一个右翼组织，在英语世界里通常以蓝衣社或蓝袍社闻名，是模仿希特勒的褐衫党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多少有点不确切）。特务处的领导人员戴笠，一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完成了种种危险和棘手的任务，从而证明了他对蒋介石的效忠。 戴笠的蓝衣社稳步扩张他们的权力，最终获得了大量国民党警察和军队的指挥权。蓝衣社犄务们监视着军人集团的阴谋（那些军阀和半独立的将军威胁着蒋介石的权力），暗中监视批评国民党的人，比如孀居的孙中山夫人，并进行着一场反共产党的秘密战争。戴笠手下人马无情地追捕他们的目标，任意绑架和暗杀。由于不受法律的约束，他们总是以拷打折磨他们的受害者。他们从男犯人身上榨取情报的共同方法之一，是将他的手绑在背后，用一根绳索拴住他的两个大拇指，然后慢慢地将他吊离地面，每一次抵抗就猛扯一下绳索。 如果未能使犯人开口，那就把他绑在墙上，挤压两肋以压迫他的内脏器官，肉体外上轻微伤害就会产生极度的痛苦；或者强行把水灌进犯人的鼻子和喉咙，引起一种溺死感。女犯人则用针刺她们的乳头，用棍棒捅她们的阴道，把竹签插入她们的指甲里。 戴笠的蓝衣社将近一年的行动，对共产党没有产生重大的冲击，但是调查科和上海的警察力量以显著的成功继续着他们的战役。面对国民党日益增长的威胁，康生的秘密机构开始了猛烈的反击。用自动手枪武装起来的红队，发动了一场威胁调查科侦探、国民党特务和叛徒的反攻战役。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两名装扮成外国人的男性中国人开枪杀死了警察长王斌，—个来自上海的国民党陆军总部的侦探，上一年曾逮捕了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名由邝惠安率领的红队队员在一名国民党叛变者的协助下，突然袭击了调查科在闸北的一个秘密办事处，杀死了一名特务，击伤了另外三名。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五名红队队员在沪南区的一家咖俳馆里对他们在街上发现的四名调查科特务开了火，一名国民党特务死亡，两名严重受伤；红队的队员们迅即消失在人群中。接下来一个月，一名调查科特务去法庭作证时遭刘红队的伏击；他在送往医院途中死在救护车上。 尽管共产党在反击，但是党的安全仍在继续恶化，于是领导者们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决定将总部迁出上海。设备和卷宗档案用汽船沿着一条秘密通道从上海运往汕头，然后用小船运往汉水上游，进入福建省的中心，离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大约一百八十英里的地方。大多数资深的共产党员都撤退到江西，但是康生留在上海。他有两个主要任务：监督共产党在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城市新成立的上海局的活动；领导特别工作委员会同国民党进行秘密争斗。 置身于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之中，康生仍然能找出时间，为秘密分发的宣传报纸和杂志——诸如《红旗杂志》、《斗争》和《工人运动指南》写出大量的文章。正如他的文章所揭示的，即使在那时，他已经明白了秘密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总体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并且意识到不管这股地下的力量多么有用，任何想要进入党的最高层的人还必须同时是宣传家和决策者。 自从顾顺章叛变，共产党总部改组以来，康生还担任劳工部的领导。那份工作缺乏来自暗杀者手枪的紧迫感和直接的权力，但是在一个推崇无产阶级的政党里，它带来了巨大的威望。由于发表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康生参与了共产党关于党的政策、工会事务以及外交政策的研讨，后者或许是最具意义的。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间，他写了大约二十篇文章．这个数字表明他是多么重视文字战。 出于安全的缘故，康生总是用这个或者那个笔名写作。 有时他使用诸如“骆驼”的笔名，但他最喜爱的笔名有一种预示的味儿：谢康是他于一九三三年抵达莫斯科时选定“康生”这个名字前的一个步骤。尽管都是康生的化名，那些同他有关系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王明和他的副手们，都知道作者就是康生——这是他的文字成就所带来的政治报偿的保证。 康生的文章表面上涉及的是劳工问题，但是他往往把注意力转向共产党政策方针的中心问题。拥护“四中全会的成就”——赞成帕维尔·米夫选择王明担任政治局最高领导人的代语之一——是他文章的一个固定特征。康生的文章给予王明无条件的支持，从而也赞同了苏联的政策，那时共产国际还面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因素日益增长的抵制。 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此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一九三一年六月，在中国东北一个军事禁区内，中国警察逮捕了一名日本陆军军官中村上尉和其他三名丑本人。四个人全部都是平民打扮，因此中国当局把他们视为间谍，于七月一日处决了。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期待的事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攻占了奉天（那时亦称沈阳），并占领了涵盖中国东北三省的满洲。大多数愤怒的中国人声言将会尽所能以各种方式来反抗日本人。同样的民族情绪也被许多共产党人表达出来，他们批评蒋介石对日本人的谨慎反应。然而，在王明的领导下，盲方路线—.康生所积极宣传的——策划反日姿态，首先要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康生的文章叙述道，“奉天事变”与其说是对中国的进攻，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瓜分，并开始攻击苏联。” 这种亲苏观点使康生远离民族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要使劳工运动与抗日联合起来。康生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是武装劳工群众，并“动员工人们起来支持苏维埃”；力持民族主义的党员们正好相反，他们想要在共产党（红色）和国民党（黄色）之间结成联盟，来支撑国家的抗日事业。在这一点上，康生忠心耿耿地重复斯大林统治的共产国际的主张，坚定不移地捍卫他的庇护人王明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方针。 其时，对土海共产党的威胁，特别是对康生的威胁，正在逐渐增大。调查科拉紧了他们围捕共产党的大网，开始逮捕康生身边的干部。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王明的前保镖，后来揭露康生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的王云程，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被国民党特务拘捕，被迫泄漏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详情。其中之一就是康生，提到他时是用上海话发音的赵容这个名字——康生这个名字是后来才为人所知的。警察局卷宗档案概括了王云程对康生的评论：“江苏人，四十岁左右年纪，身高五英尺二英寸。身材修长，眼睛深陷，戴眼镜，以爱抽金鼠牌香烟且抽得多而闻名。‘中央’和特别党（G．P．U．）的成员。” 王云程的描述对识别康生并无多大帮助。把他的家乡省份说成江苏也是不正确的，而且他的身高少报了六英寸，但是它突出了康生的重要性，特别在警察的眼里，他佃总是留意着任何来自共产党安全谍报机构的人员。 一个月以后，当他们捕获了情报组前组长陈赓时，上海市警察局朝接近康生迈向一大步。陈赓在战斗中同同志失去联系，之后回到了上海。叛徒陈连生在公共租界的北京戏院里认出了他；陈赓在准备动身前往四川的一个共产党根据地之前，于三月二十四日晚上被捕。陈赓在被捕前曾在康生家里住过好几天，因而陈赓的被捕对康生是个十分明显的信号。 一旦陈赓落到调查科的手里，没有任何保证这不会涉及到康生的安全。陈赓后来说他没有泄漏任何一个共产党同伴的名字，尽管他被鞭打且受到电刑的折磨。 红队在康生的领导下继续取得了不少胜利，即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领导人被抓。六月十四日，四名共产党行刺者开枪打死了调查科上海局的首脑史济美——还曾取名为马绍武、吕克勤和周广亚——在他从公共租界的中心区的一辆轿车下来的时候。史济美过去是红队的特工，后来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并赢得了上海调查科特工中最能干者的名声。他策划了许多方案，包括绑架当时有着广泛读者群的左翼女作家丁玲。史济美率领了一队便衣侦探，其中许多人都是从上海黑社会中招募来的。按照一名中国记者的说法，史济美的人马用“大吃大喝、赌博、同妓女睡觉和注射六○六”来消磨他们的空余时间。 合乎他的放荡生活方式，史济美是在前往一座雅致漂亮的妓院（被《上海晚邮信使报》委婉地描述为“一所以‘甜心’著称的歌舞厅”）举办的餐会的路上，被共产党特工开枪击倒的。 史济美的被杀引发了全市的大搜捕。最初，史济美的情妇被怀疑是使他遭伏击的原因，但是目标很快集中刭餐会的另一位客人——康生的下属丁默，红队的成员，一直以《每日社会新闻》的记者和编辑的身份活动。丁默被拘留了。但国民党内的朋友们使他安全被释，充分显示出中国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丁默的被捕发出了另一个信号，那就是国民党正在渐渐逼近上海的共产党秘密机构。 即使如此，特科还是继续进行对国民党的争斗。红队队员们暗杀了史济美的继任者，当时他刚抵上海不久，正在春花旅社的三楼等候电梯。然而眼前的形势正转向对共产党不利的一面，而且国民党使共产党遭受到的损失增加了。在杀死史济美之后不久，康生的同伴盛岳就断定康生很清楚自己的安全问题，这个判断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的《上海晚邮信使报》上刊登的一则报导中被证实。按照这则报导，“在上海流传，有一份据称源自于秘密蓝衣社或中国法西斯组织的秘密文件，内有进行大规模暗杀的命令……”这份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名字——签署日期是六月十五日，是史济美被暗杀的第二天——是另一种上海话发音的康生的化名赵容。戴笠的蓝衣社已经意识到康生在上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离开上海的时候到了。 康生没有撤退到江西农村的共产党根据地，而是去莫斯科同王明在一起。在曹轶欧的陪伴下，康生沿着那条在他之前许多党员走过的路线出发了：从上海坐轮船，到日本人占领下位于中国东北梅岸线的大连港，然后坐火车穿过满洲到达边境小城满洲里，并从那儿坐俄国人的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到莫斯科。 康生委托王明的支持者和莫斯科培训过的共产党人李竹声主管上海的党务。李竹声幸存了大绚一年时间，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国民党特务联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察力量一起行动，突然搜查了四十多个共产党的秘密藏身处，并且逮捕了五十四个资深领导人，包括李竹声，他很快就叛变投靠了国民党。七部无线电发报机也被警察当局查封没收，这一着有效地中止了少数留在上海的共产党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江西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之间非常有限的联系。 对上海党机构的最后一击在三个月之后降临。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在一场针对红队的全力以赴的战役中，成功地逮捕了其领导人、康生以前的亲信邝惠安，以及他的三十五个同事。这一系列逮捕行动象征着国民党镇压在上海的共产党的最后胜利。意味深长的是，后来才由康生主管达两年之久的红队，是被主要敌人国民党调查科击溃的共产党组织中的最后一个。 康生在上海指挥党韵秘密工作，和他与红队共度的岁月，把他引进了神秘而权势炙火的菁英圈。这个时期还为康生未来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进一步晋升扫清了道路；他直接面对党的活动中最地下的一面，并使他习惯于背信忘义、暴力和残忍。康生在上海的经历对于他下一个目的地莫斯科来说是理想的准备，在那儿，对他这样气质和才能的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机会。 第五章 莫斯科，虐待狂的精修学校 康生在莫斯科度过了接下来的四年时光，完成了他的政治教育并且成为政治恐怖方面的全才。他频繁而密切地同苏联秘密警察来往，度过了斯大林“大肃清”时期最黑暗和恐怖的日子，逐步深入了解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秘密警察的价值。在他回国后的五年里，康生常常自夸他在莫斯科什么也没学到；对苏联官员他还会嘲笑地补充说，否则他会陷入“教条主义”——毛泽东主义者称呼盲目跟从俄国人理论的术语。 然而，康生在苏联学到的东西，帮助他在以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为大陆的统治权而战斗的十二年时间里，爬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 当康生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是世界上激进主义者的首都，“社会主义的圣城”——这是革命能够成功，能够消灭旧翩度，并且在共产党统治下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明证。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推翻沙皇并夺取权力以来，莫斯科的革命光辉吸引了数百名年轻的中国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共产党送来进行特别训练的。但是也有一些年轻的国民党人，那时国民党还是个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政党；比如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有其他理想主义的、自由流动的激进分子。 当康生和曹轶欧抵达那儿的时候，莫斯科除了为鸟托邦式的向往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魅力。郊区显得肮脏，人民穿着毫无生气、未经洗涤的衣服，穿者身上并散发出一种“羊粪般难以容忍的气味”；商店外面排着长队；餐馆里菜单上列的大部分菜肴是点不到的。莫斯科这些物质外观对习惯于肮脏和贫穷的中国访问者来说，并没有引起震惊。但是俄国人的饮食，特别是新鲜蔬菜的缺乏，对于他们来说是甚感艰难。苏联的经济政策，从那时候到最近，一直把重点放在军事和重工业上面，以牺牲全体公民的福利为代价。当时像现在一样，俄国人的产品质量很差：他们生产的锁，要么是锁上了打不开，要么是打开了锁不上，要么是既打不开也锁不上：门与门框的楔合是如此糟糕，以致必须用纸和破布堵住门隙，截断穿堂风： 公共汽车在路上都颠碎了；电梯总是“不听指令”。生活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是相当糟糕的，但是外国人还有另外的负担，那就是在怀疑目光的监视下生活。欧洲法西斯主义和日本侵略带来日渐增长的威胁，加强了俄国人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情绪，普通公民都回避外国人。很少有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会屈尊同康生和曹轶欧那种一见便知是外国血统的人交谈。 莫斯科亦有使人快乐之处——芭蕾、剧院、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全都辉煌灿烂，克里姆林官也同样如此，雄伟而富丽堂皇，还有俄国教堂洋葱头般的圆屋顶，活像来自工业荒原的苍白月亮，耸立在天际。可是，在习惯于上海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供货充足的商店和无数的餐馆之后，莫斯科似乎就显得灰色、官僚主义、凄凉破败。 苏联首都的毫无生气并没有使康生和像他那样虔信者的热情冷却下来。大多数到苏联的激进来访者们近乎精神上的狂热使他们易于忘记了长途跋涉、破旧的住房和日常困苦的生活。除此之外，身为一位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康生享有苏维埃菁英阶层授与的特权。他同曹轶欧一起，住进了勒克斯旅馆（Hotel Lux）。这家旅馆从二○年代起接纳了许多来自全世界自称革命家的匆匆过客。居住者中很少有人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但是康生却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邻居，包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他最后随康生返回中国，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约西普·布洛兹（Josip Broz），后来以铁托（Tito）这个名字闻名于世。 勒克斯旅馆又暗又脏，但是它的波希米亚情调使它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避风港。叉大又舒适的房间带有家具，包括床、沙发、桌子和椅子——除了电话，每样东西都很舒适。座落在高尔基大街上——当时一条主要的商业购物大街，这座旅馆使中国人想起他们祖国熙熙攘攮的人群。 勒克斯旅馆是外国人的社交场所。阿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一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激进派美国记者，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访问勒克斯旅馆，并遇见过王明和康生。资深的共产国际官员们经常出席那儿的社交活动，当时许多海外访问者正在商议如何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国人在东方劳工大学（U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列宁学院（Lenin Institute）、莫斯科周围的军事院校里学习，还不时被召集到勒克斯旅馆。对于康生来说，语言并不是主要问题；从他在青岛礼贤中学时代时，他就掌握了足够的德语来同勒克斯旅馆里的德国代表团进行交流，虽然对俄语还文理不通，但是他很快就练就流利的口语。许多俄国官员惯常工作到夜里，并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举行聚会。这正适合康生，他的生活习惯有点像猫头鹰。 为了标明这是他生命中另一个新阶段，康生最后一次改了名。他丢弃了“赵容”这个过去五年里为他服务过的名字，而采用了“康生”。他的新名字的文字含义是“健康的生命”，但是康生选择它时，他无疑想到的是“生”这个字在古汉语中还意味着“学者”的意思，因此他称呼自己为“健康的学者”。 尽管外国人在发“康生”这个音时并不困难——在共产国际的英语宣读中有时候被翻译成Kon Sin或Kang Sin，但是它对于中国人的眼睛和耳朵来说，却是个陌生的名字。它反映了长寿这一传统的中国式欲望，但是它赤裸裸地关心肉体存在的表达方式，泄漏出一种对于健康的强烈渴望。康生一些从上海时期就结识的老朋友继续称他为赵容，直到六○年代，然而在他一生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使用康生这个名字。 康生抵达莫斯科正值适宜季节。那时正是夏天，春天的雨水和泥沼代之以温暖与舒适，城市的公园里一片绿郁葱葱。 更意味深长的是，那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鼎盛时期，因此康生能够利用他在这个社会主义祖国所度过的时间，来提高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 毫无疑问，两种共严党势力中的一方控制了最高权力。 苏联人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三年之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安排了一任任的后继者。共产国际促成了对陈独秀的驱逐和瞿秋白的浮沉，并实际操纵了李立三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和下降，还有王明就职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到一九三三年，共产国际不再力图干涉中国内政的贯彻，但是在党的总政治路线方面仍有发言 6743." >权。有些中共党员，包括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大屠杀以后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和抵制米夫让王明就职担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就已经向莫斯科（不成功地）进行了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上所出现的第一次严重分裂，是由简单的通讯问题引起的。苏联无线电同上海共产党的联系，在一九三四年国民党调查科对党的藏身处进行突击搜查时被切断了；几个月以后，中国红军又丢失了电码本，从而失去了同莫斯科的联系，其时红军正开始穿越中国西部的群山峡谷，进行无序的长征。 对于康生来说是幸运的，他在上海时的庇护人王明现在是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共产党总部原来计划要王明动身前往江西，让康生接替他担任驻莫斯科的代表团首脑，但是因为中国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王明不能——或者不愿——冒险踏上这趟旅程。因此王明仍留在莫斯科，康生被任命为副团长。康生也许感到失望，但是他也知道，王明继续留在苏联，他能因此而得益不少。身处苏联政治危险环境中的老练投机者王明，紧紧依靠共产国际远东局首脑、曾在一九三一年任命他担任党的领袖的帕维尔·米夫，以及袼奥尔基·德米特罗（Gei Dimitrov），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强壮、态度严肃的保加利亚人，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事务方面的顾问。 共产国际的关系对康生来说特别重要。共产国际作为一个在理论上代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独立办事机构，在二○年代初就成为苏联政策的工具。它的工作人员在俄国社会享有特殊的地位：他们接触的是资深的苏联官员；能获得戏剧和芭蕾以及红场上军事检阅的各种入场券；亦可在专为名流菁英服务的商店里购物。 当一个人献身于领导世界革命的事业时，共产国际就赋予它的成员一种在历史上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的感觉。共产国际的密谋性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那些代表共产国际在诸如巴塞隆纳、纽约、柏林、上海这些形形色色城市里活动的秘密特务，一边秘密潜伏，一边开始看到一个新世界的形成；由于同他们发生联系，康生也渐渐确信他是命定的组成部分。 当康生抵达座落在奥佐德·尼里亚特（Ozhod-Niriat）那幢共产国际办事处古老大厦的环形走廊时，他同王明的联系在这个异国他乡也成为一种效果灵验的法宝。其他中国人已经发现，要在莫斯科这个不断变化的政治潮流中幸存下来，是极其不易的；甚至在共产国际中身居高位者也不能保证没有麻烦。自从列宁在一九二四年逝世以来，派系斗争已经发展到使人惊恐万状的地步。斯大林已经成为最高领导人，但他被事实上和想象中的敌人所包围——最主要是列昂·托洛茨基，到一九二九年被流放出苏联为止，他一直是红军之父。但是即使在托洛茨基失败以后，对那条错误路线发表意见也可能崽味着监禁和处决。随着斗争趋于白热化，那些受到怀疑的人被捕和失踪，威胁和恐惧的氛围笼罩着莫斯科的官僚阶层。 最初，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为继承领导权面进行的斗争并没有直接的兴趣，但是在托洛茨基因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的大屠杀而谴责斯大林之后，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卷进了这场斗争中。几乎毫无例外，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为共产党在中国受到蒋介石的镇压而感到悲痛。许多中国人把斯大林看作是导致中国共产党遭到挫折的根本原因。由于对俄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的天真和无知，许多中国人因为共产党在中国的失败而公开谴责斯大林，结果却是遭到逮捕和监禁。康生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搜寻托洛茨基“特务”的高潮暂时消退，但是在这样一个潜藏着危险的地方，王明却是一个稳定可靠的灯塔。 为了报答王明的庇护，康生继续支持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他抵达莫斯科后不久，康生就以“刚从中国来的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访问了东方劳工大学、列宁学院和其他学校和学院，那里有大量正在学习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带回中国的中国学生；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漩丁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洋溢的报告。在他的谈话中，康生把王明吹捧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吹捧王明那本曾被康生赞为“党的路线的体现”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康生还向共产国际列举了王明所做出的成绩。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康生抵达后的第四个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康生也讲了话，把中国革命描绘成乐观的画面，传达了一种骗人的印象，即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培养的共产党贯在王明的领导下没有蒙受挫折和损失。康生当众列举了王明所宣称的胜利的连祷文。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报告说，在（由国民党控制的）“白区”里的党员人数从三万人增长到六万人；康生的声明是撒谎，但是他讨好地将“人数的增长”归因于王明“充满生气的领导。”康生有关共产党在城市里的成功的说法尤其狡辩。“尽管警察恐怖的环境很可怕，”康生宣称，“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工群众干出了英雄主义的奇迹，运用灵活的斗争方法，并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除了大肆宣扬王明在中国的成绩之外，康生的演讲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赞同苏联的路线政策。在战略上，他明确声明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国就会支持苏联。“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进军苏联，”康生鲁莽地声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工群众和中国红军，将同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将……决定性地……击退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掠夺者，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把军事法西斯主义、君主主义警察制的日本，天皇和荒木贞夫的日本９9lib?，改造成自由的、苏维埃工人和农民的日本。”撇开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感情，康生暗示苏联的命运比中国的命运更重要：“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这场民族的革命战争……不但是一场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不断延滞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的一个要素。” 与俄国人的观点一致，康生把中国看成是抵抗日本对苏联进攻的堡垒，他并对满洲显示了特殊的必趣。满洲位于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其南部是日本人占领的朝鲜、苏联及其盟国外蒙古之间的一个战略缓冲区域。康生赞扬共产党人在满洲的成功，指责国民党流露出来同日本人妥协的倾向。 实际上，他责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代理人和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康生对共产国际第一次演讲所称许的意识结构，在俄人耳中颇为动听。他并不颂扬辉煌的农民起义，即毛泽东和其他从未去过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专长，康生暗示中国最可靠最成熟的阶级不是农民，而是无产阶级。他赞美农民运动的自发性，但是指出农民运动一旦受到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就退化成一场不过是发展“苏维埃”——自给自足的农村共产主义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使康生在莫斯科的政治社会中名声大噪，通常对于新来者来说，需要花费数年时光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康生和王明的演说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刊登在一本名为《中国的现实环境和共产党的使命》的书中，允许康生透过共产国际广泛分布在苏联各地和苏联以外地区的宣传机构，把他同王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康生对王明的赞扬和他对苏联政策的明确赞同带来了迅捷的回报。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江西省瑞金城开会时，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进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 康生没有理由为在莫斯科同王明一起工作而感到懊悔。他自己的声望和权力越来越大，他那特权保护层使他远离日常生活的刺激。但是生活于莫斯科也将康生和王明排除在那时正在中国展歼的戏剧性行动之外。 从中国的各个城市出发，共产党的军队向中国的中心省份——江西省，向位于湖南、四川和贵州省之间的交界处，以及向匹川北部的荒芜地区转进。一九三四年十月，和由德国人训练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进行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史诗般的退却，即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这次集体迁徙，十万人的部队和随营人员在大约十二个月的时间，跋涉了六干到七千英里，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从而放弃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由于创造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精神，它把一支由农民、土匪、逃兵和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乌合之众，改造成一部高效率的战斗机器。他们的勇气受到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的考验：严寒的冬季；严重匮乏的食物、药品和弹药；原始荒凉的群山、深谷和河流；还有紧迫不舍的敌军，迫使共产党部队日夜兼程地赶路，不敢稍事休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开始发生了。王明留在中国指挥党的那些人被撇在一边，一个赞同农民起义的声音出现了。那就是毛泽东的声音。 由于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通讯问题所引发的混乱，身处莫斯科的干部们——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几乎对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鞭长莫及。莫斯科影响下降的第一个清楚信号，出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那时正是红军在长征的第一段行程中遭受重大伤亡之后。遵义这个小城地处中国南部险峻的山区贵州省，红军在那里进行休整。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向王明最得力的助手博古和周恩来发超攻击；周恩来已同那些王明集团的成员、在苏联培训过的干部结盟。最后的结论是，红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一名以李德之名闻名中国的德国士兵——在军事上的战术错误而造成的，毛泽东被选为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替代了周恩来。毛泽东于遵义的胜利使他在通往最高权威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成功地迫使博古让出了总书记的位子，以洛甫取代了他。洛甫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但是虽然如此，他却愿意同毛主义者妥协，这种妥协的个性使他在五○年代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毛泽东在遵义的胜利是如此重要，以致那些共产国际的苏联主人们也注意到了，并于六个月后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把他选进了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一份他只同其他三个中国人——张国焘、周恩来，当然，还有王明——分享的荣誉。 对于康生来说，遵义会议是一桩不祥的事件。毛泽东并没有赢得一场全面的胜利——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还占据着不少重要的位子，况且毛泽东在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之前还有不少路要走——但是这次会议预示了王明的地位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莫斯科控制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正在日渐衰弱。这次会议对于康生的有效庇护人王明来说是一种凶兆；而毛泽东，一个康生从未晤面过的男人，显然他的地位正在上升。康生非但不欢迎遵义会议的结果，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可能将会议的意义向在莫斯科的中国官员和学生隐瞒。 与其公开承认毛泽东的权力扩大，康生宁愿采用博古调离总书记职位的说法（他顽固地忽视洛甫的擢升），并狂热地四处敬布王明即将恢复重要地位。在遵义会议后的几个月里，康生把中国学生召集到勒克斯旅馆，纵恿他们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重新任命王明当总书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一次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成功举行的招待会上，他甚至提议为“支持王明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而干杯。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康生不断为王明当总书记的权利呐喊，到处公开赞扬王明的卓越成就。三月，他把王明介绍给一位即将回国的年轻中国共产党员时，他称王明为“我们党的总书记”。康生不仅在私下的场合及只有中国人的场合里推销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虚构故事。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资深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官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日出席了招待会，康生用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赞扬王明，包括一连串的“王明同志万岁！”个人崇拜的花言巧语对于奠斯科来说并不陌生，在那儿“为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欢呼三声”无可避免会引起激动和兴高采烈的叫声：“斯大林！斯大林！斯大林！” 苏联官员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可能不完全理解，但是康生很快就面临针对他拥护王明和曲解遵义事件的进一步挑战。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康生的同事，在上海领导中国共产党秘密机构的委员会的陈云抵达莫斯科。陈云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遵义的胜利；实际上，尽管他曾做过王明的私人助手，但他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陈云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代表来莫斯科的，但是康生却把他看作是一个潜在的、令人讨厌的访问者。 陈云不是唯一刚来自中国、对康生所作的遵义会设的解释形成威胁的人。一九三六年年初，在长征中负伤的红军政委王稼样，被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王稼祥原来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后来舍弃了王观的营垒。当他向共产国际汇报时，他带来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内幕和毛泽东在党内所占优势的更多细节。 王明的影响在中国许多地方正在不断减弱，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满洲。康生在维护王明在那里的权威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奉天事变以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在那个地区，共产党的势力就像反日情绪一样飞快地发展起来。比起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共产党在满洲获得了更为牢固的立足点，而在南方，民族的感情还未被野蛮的外国侵略行为所激发。 红军一开始长征，满洲共产党就同中国西南部遥远群山中正与蒋介石军队玩捉迷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失去了联系。满洲共产党为了寻求领导转而找到了莫斯科；王明和康生很快就利用了这种局面。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遵义会议给了王明第一次严重挫折的五个月后，他和康生向满洲共产党递送了一份指示，即后来著名的“王康指示”。王明和康生警告他们说，他们既不可能指望从急于避开同日本作战的苏联那儿得到帮助，也不可能从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军那儿得到帮助。他们应该保存自己的实力，养精蓄锐，等待机会行动；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就放弃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份告诫信，要求在阻止任何可能引起日本人进攻苏联领土行动的同时，计划保存党的人力。 按照所收到的“王康指示”的精神，满州共产党领导人在最北面的黑龙江省的珠江县集会。在经过几次辩论之后，他们拒绝接受这份措辞像“最右倾的机会主义”的指示。面对他们的反抗，王明和康生把一群满洲共产党领导人的继任者召集到苏联——表面说是为了培训和联络——但是刚一踏上苏联领土，一些曾公然蔑视命令的干部即遭到惩罚。他们的满洲受害者包括王德，一名党的书记，曾去莫斯科在《救国时报》 工作过，那是一份在莫斯科和巴黎出版、然后偷偷运进中国的中文报纸。不管他的身份地位，王德于一九三七年被逮捕，从此就失踪了。他的妻子是一位宣传干事，也曾做过《救国时报》的编辑采访人员，被迫沦为莫斯科附近一家俄国人家庭里的佣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消失。王德的满洲同事之一杨光华，则更为侥幸。康生指控杨光华是一名“国际间谍”，并令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他。他被流放到北极圈达二十一年，但是幸运地活下来了，并于一九五六年被遗返回国。 王明和康生使用残酷的手段来攫取对满洲党组织的控制权，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军事策略是合乎时宜的。西方的专家们断定，这份“王康指示”使共产党得以避开向日本军队直接挑衅所引发的灾难，从而减轻了共产党的重大伤亡。 康生还帮助组织了一支骑兵队和机械化部队，他们以外蒙古为根据地展开活动。这支部队拥有大约四千名生力军，都是从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和工人团体、被迫逃离日本人占领下的朝鲜的激进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当中挑选出来的。康生的军队以未因它所声称的目的而被指派过；它声称的目的是：如果国民党军队在长征结束时将中国红军追击到外蒙古，它就去援助中国红军。这是康生曾经有过近乎担任军事指挥官的经历。 在莫斯科，康生把许多时间花在各种社交活动上——发表各种演讲，它们刊登在共产国际的小册子和各种杂志上；为《救国时报》撰稿；同中国学生举行各种讨论会；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但是他还过着一种作为安全机构首脑的隐秘生活，这个安全机构迫害、囚禁、有时处决在莫斯科被怀疑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中国人。他的高层同志中有些人知道他反对“反革命”的活动，但是他在莫斯科身为秘密警察的特务工作却从未公布过。他的受害者既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结局的通告；这些不幸的人完全失踪了。 康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初进入这个邪恶的世界，在斯大林已经进行了第一批公开审判之后，这些社会事件标志着破坏苏联政治、官僚和知识阶级的“大清洗”的爆发。从这些事件中，康生学会如何运用秘密警察来实现他以前从未梦想过的意图。由于从国民党在上海对共产党的围剿战中幸存下来，康生对恐怖的环境并不陌生。但是他在莫斯科耳闻藏书网目睹的这个警察国家，与蒋介石的统治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康生并不只是掌握了逮捕、拷问和处决对手的那些简单技术细节——他发现了如何使用恐惧来作为压制政治异端的手段，如何将最荒诞无稽的虚假招供转变成强有力的工具，以及如何使那些可能会告发他或诚图取代他的敌人缄口不言的方法。 康生在莫斯科期间，在苏联没有任何事件比得上“叶若夫恐怖”的毛骨悚然。斯大林的一系列大清洗与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的名字密不可分，在大清洗达到高潮时，他是苏联秘密警察的首脑。斯大林按部就班地开始消灭每一个妨碍他建立专制暴虐国家的人，这个国家从军事理论到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成为他个人人格的延伸。康生目睹了这场梦魇笼罩着整个国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一名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和斯大林的长期支持者，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斯莫尔尼官（SmoLny）被一名暗杀者开枪击中后颈。如此高级的官员被暗杀，在苏联全国引起一片反响。“勒克斯旅馆从屋顶到地下室整个儿沸腾了，”一位居住者回忆道，“没有一个人留在自己的房里。到处都在询问，我们所有人都渴求着新的消息，贪婪地盯着《真理报》（Prouda）《消息报》（Lzuestia）……共产国际的各个办事机构里也同样是一片混乱。” 基洛夫被暗杀，几乎肯定是受到斯大林的唆使，从而导致了公开审判和大规模的清洗。在一九三五年这一年间，几乎所有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的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格里高里·季诺维耶夫（Grigori Zinovie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都被全部逮捕，被迫承认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犯过的罪行，随后就被处决。。他们的副手和助理们后来遭到同样的命运。几年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个庞大的国家刽子手上层集团也来了一场大清洗。清洗以内务委员部的首脑亨利·雅戈达于一九三六年的处决而达到高潮。一九三八年，在康生离开莫斯科一年以后，雅戈达的继任者叶若夫，也被他自己的创造物，即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叶若夫恐怖”给吞没了。 在基洛夫被暗杀以前，康生已在莫斯科逗留将近十八个月。许多外国人把这场暗杀简单地看作是斯大林的一名同志过早和富有戏剧性的死亡，但是康生领会了那接踵而来的公开审判的真正意义。在苏联社会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作用很早就变得非常阴显——由于“他们的皮外套，胖脸和剪短了头发的脑袋，”在街上简直不可能再有比“秘密”警察更引人注目的人了。仿佛要用这种新的现实给外国代表团造成深刻的印象，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勒克斯旅馆建立了一个行动中心，开始鉴定和处理供逮捕用的候补者。 由于留意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榜样，并有着王明的支持，康生于一九三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安全小组。他把它称为“肃清反革命分子办事处”。康生亲自领导这个“肃反办事处”，随着他运用权力，把大批中国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间谍”或者“托洛茨基分子”，这个办事处开始为人所知。他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紧密合作，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逮捕、囚禁、拷打、放逐和处决每一个经康生鉴定为嫌疑犯以及调查和指定为“有罪”的人。 康生从“肃反办事处”获得了庞大的权力，他利用“肃反办事处”，逼使那些在他过去、特别是在上海被捕的一些使人困恼的事件里的对手和证人保持沉默。每一个通晓他与国民党合作以及出卖其他同志的传说的人，都是目标。在莫斯科的许多中国人，根据康生的命令被逮捕、囚禁、放逐或者枪杀。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在莫斯科？对于准确的统计来说，通常有用的消息依然太少，但是估计人数达到数百之多，其中大多数都是些重要干部。中国人在莫斯科成为政治清洗的牺牲品，这并不是第一次。在二○年代后期，苏联当局曾在中山大学里进行过大规模的逮捕；学生们在夜里失踪，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康生的工作有自己的变化：在过去，中国人曾经遭苏联人的清洗；觋在，在康生手下，他们被自己的中国同胞杀害。 这些事实本身对促使康生肃清“反革命分子”的个人动机进行了最好的揭露。一九三五年春，在基洛夫被暗杀和第一次“大清洗”的几个月之后，四个年轻的中国特工官员抵达莫斯科，学习安全和情报技术。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逐渐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城市组织网络，因此这些中国共产党员需要接受训练，学习如何来保护自己。新来者当中有三个人曾在康生手下的上海秘密机构里工作过；其中一个名叫欧阳新的人，当康生担任第四科科长和监督整个安全机构的时候，领导过第二科（情报科）。康生在莫斯科遇到了这个四人小组，并开始培养武胡景和他的妻子侯志。但是康生的方法中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这对夫妇的怀疑，他们拒绝了他的亲近表示。康生于一九三六年以“托洛茨基分子”和“间谍”的名义，将整个小组逮捕；这四个人于被捕的第二年遭到处决。 侯志独自幸存下来，在七○年代康生死后，在北京讲述了她的故事。 康生一直在一种令人恐怖的环境中工作。如果像雅戈达和叶若夫那般有权势的安全机构首脑，都会消失在行刑者的地下室里，那么任何人都是处在风险中。康生尽可能让他的工作与苏联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满洲共产党员王润成的例子，说明了康生努力去迎合斯大林各种偏见的原因。直到一九三六年，王润成一直是满洲共产党部队里的政委。就在那一年，当他带着一个干部代表团来到苏联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名叫“姜小姐”的朝鲜妇女，她同她的家庭一起从日本人那里逃离出来。知道她是一位朝鲜共产党员以后，王润成同意她可以同他一起去莫斯科。然而前不久，斯大秫使用“叶若夫恐怖”来对付外国共产党的大批党员，包括朝鲜在内。康生一得知王润成由一名朝鲜共产党员陪同，就看出这是一个赢得斯大林主义者好感的机会。康生给姜小姐打上了“叛徒”的标记，甚至在没有虚应凋查的情况下，就命令逮捕她和王润成。 王润成被判处八年监禁，被遣送到北极圈内的一个煤矿里；在服完了刑期以后，他另外八年都在劳动。他于一九五三年回到中国。姜小姐的结局却无人知晓。 在莫斯科，康生于他的同胞中进行所谓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进身之阶。过去在上海，这些问题很容易限定，在那儿他操纵党的秘密机构涉人暗杀共产党叛徒的活动。康生可以用保卫党免遭危险的名义，消除他方法中的残暴影响。对比之下，在莫斯科他指控别人叛变和谋反，借以处决或者监禁党员就缺乏任何根据；党并没有受到威胁，即使有，他的中国受害者中也很少真正是“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国际间谍”。他们的“罪行”是康生强加在头上的奇思怪想的产物。 康生建造一个虚假的、充满邪恶和异己势力的世界的冲动，当然来自于围绕他的那些事件。斯大林的“大清洗”本身完全是来自于一个患妄想症的独裁者的奇异幻想。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亨利·雅戈达的真正胜利，是他成功地使苏联公众相信，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举动都必然来自这个国家的敌对阵营。康生从雅戈达的伪装中学会了一点，那就是，如果对假想敌的指控有肉刑威力的支持和口供的证实，即使是最希奇古怪的无耻声明最终也会被接受。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一课。 在康生和苏联秘密警察不断清洗中国侨民的时候，莫斯科的其他共产党代表相对来说尚未被触及，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大恐怖”的爆发像海啸一般淹没了外国共产党团体。第一个预兆于五月份到来，当时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贝拉·昆（Bela Kun）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受到苏联代表德米特里·曼努埃尔斯基（Dimitri Manuilsky）的谴责，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王明，看着不幸的昆被护送出去；做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康生，无容置疑也在场。昆被运往利福托沃（Lefortovo）监狱，有一次被迫单腿站立达二十小时之久——一种康生本人在后来经常使用的酷刑。昆最后于一九三九年被处决。 匈牙利共产党不是斯大林唯一的牺牲品。他还消灭了许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国、朝鲜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铁托后来回忆说他生活在持久不断的恐惧中，害怕半夜里听到门上发出“命运的敲击声”。）从执行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开始，共产国际组织本身也遭到巨大的破坏；比如说，共产国际所有通讯方面的工作人员，不是被处死就是被监禁。只有少数身处高位的顺从者得以幸存，如德米特里·曼努埃尔斯基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康生亲眼目睹了这场清洗共产国际官员和外国共产党的运动的开始。那些被逮捕的人中包括许多勒克斯旅馆中他的左邻右舍，勒克斯旅馆“成了一个每夜遭到歹徒袭击的边境村庄。”海因兹·纽曼（Heinz Neumann），一位康生几乎肯定认识的德国共产党员也是受害者之一。纽曼曾经去过中国，继鲍罗廷之后担任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他曾经在灾难性的广州公社起义和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中担任过领导工怍。 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员害怕康生更甚于害怕斯大林。感受到军国主义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斯大林不愿看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受到危害。许多外国共产党仅存在于莫斯科，但是中国共产党有一支正在运作的军队，斯大林指望这支军队帮助他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以免他们进犯苏联国境。斯大林与其赞成处决或者监禁王明——相当于中国的贝拉．昆——不如笼络他，使他成为一名受宠的门徒，这就是他能够为苏联的利益服务的原因。 康生在莫斯科的身份，依据他的声明是一名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但是凭他在苏联政治舞台上频繁换位和转向的能力，他获得了巨大的权势。当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年中开始重新考察对中国的政策，并认识到蒋介石更能比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对抗日本的时候，康生很快就照此行事了。到那一年年底，他已经成为一名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建立联合战线的态度明确的支持者，而在早些时候，他曾辱骂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三六年末，康生访问了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们，自从十五年以前，周恩来、李立三和其他年轻中国人去那儿留学以来，巴黎一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欧洲中心。在法国期间，康生派了一名使者到上海，携带了一系列通讯，这些通讯揭示了康生支持斯大林主张的程度。康生指示了上海的党小组把共产党的利益同国民党的利益结成一体，组成反对日本的联合战线，同蒋介石合作反对日本人，同（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联合，使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并解散共产党的工会。康生的命令完全否定了他早先在上海的主张和他刚到莫斯科时所做的声明——在这两个地方，他都营直言不讳地提倡要同国民党作殊死的斗争。 康生在莫斯科的逗留期将近结束之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北京郊外芦沟桥上的一个小事件——由一场关于一名日本士兵的命运的争论所引发的，据说这名士兵在小便时被中国人绑架了——成为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领长城以南地区，以及一个月后侵犯上海的借口。十一月，求生 障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在那儿至少有数万中国人被枪杀、被刺刀捅死、被武士刀斩首、被强奸以及被肢解；在许多情况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伤害导致了死亡。这臭名昭著的事件，亦即渐已广为人知的“南京大屠杀”，更加重了斯大林对于来自东方的危险的恐惧，斯大林开始密谋，让中国分散日本的注意力，使日本人把帝国的军队调往南方，而不是西方。为了对蒋介石示好，斯大林已经允许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在苏联实际上曾为人质）回到中国。随着局势的恶化，斯大林的下一步棋就是送王明（在康生的陪同下）回国，去组成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 在动身前往中国之前，王明和康生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来莫斯科治伤的政治委员王稼祥，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事务中充当斯大林助手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也在场。在这次接见中，由康生支持的王明，夸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影响。斯大林询问共产党有多少军队；当王稼祥回答说在陕西省北部只有三万人的时候，王明立刻将其打断，说人数有三十多万。康生支持王明的数字；斯大林似乎消除了疑虑。 康生还利用这次会谈来了结自己的宿怨旧帐。他向斯大林告发说列宁学院院长克拉芙迪亚·科尔薛诺瓦雷保护两名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员，周大文和俞秀松。后来，周大文和俞秀松逃到迪化（即乌鲁木齐），新疆的首府，但是康生的指控导致科尔薛诺瓦从列宁学院院长的位置上被免职。康生等待着时机以捕捉周大文和俞秀松。 康生和王明在逗留俄国期间造成了无数中国人的被杀和监禁，树敌无数。为了防止报复，康生特意在莫斯科策划逮捕了一个中国人：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年曾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李立三。三○年代后期在他被召回莫斯科以后，李立三曾同苏联当局合作，承认他犯了错误。他被剥夺了权势，但依然是一名中央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在国际工人出版公司从事宣传和翻译工作，并在《救国时报》工作了好几年。他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同一名叫丽莎的俄国女人结了婚，进一步把他自己同苏联拴在了一起。 王明和康生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李立三。李立三憎恨王明代替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也憎恨康生叛变立场去效忠王明，除此之外，同为居住在勒克斯旅馆，李立三和他的妻子有机会亲眼目睹王明和康生清洗自己同胞的场面。王明和康生密谋使李立三永久保持沉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王明飞回中国之前一天夜里，他突然通知欲坐同一架飞机返国的李立三，要他留在苏联。而康生在幕后扮演他的角色；作为动身接受的最后一次行动，他通知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系人，说李立三是一名令人畏惧的“托洛茨基分子”。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康生和王明动身前往中国的三个月之后，苏联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立三，指控他是莫新科一个中国间谍组织的首脑和日本人的特务，其任务是暗杀斯大林。 按照康生的情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没有任何初步调查的情况下拘留了李立三——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暗示：苏联秘密警察是多么信任康生的报告。但是康生隐瞒了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联系人会去寻找更高方面的认可。最终，康生的疏漏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当李立三向大吃一惊的苏联审讯者公开他的身份时，更为仔细的调查就开始了。周恩来（那时正在莫斯科治疗那只由于一次骑马事故而导致永久性弯曲的手臂）干预了此事。苏联内务部长最后命令释放李立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生和曹轶欧坐上一架为这次旅行特意准备的苏联飞机，离开莫斯科，前往延安。他们的同机乘客有王明和他的妻子盂庆树，有陈云，还有一位级别较低的官员曾山（他后来成为陈云的副手之一）。他们在中国的第一站是中国新疆的首府，驻防城市迪化，王明和康生在那儿拜访了当地的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是一位见风转舵的狡猾将军，当时曾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结成联盟。 王明和康生还顺便走访了来自广东省的劳工领导人邓发，他是中国共产党迪化支部的领导人。邓发曾在江西的共产党根据地领导过政治保卫局，长征以后担任秘密特工在华北一带活动，对出身满洲的军阀张学良展开工作。邓发仍然负责一些安全事务，因此康生当时在迪化命令他逮捕和处决三名共产党干部：这三名男性干部——俞秀松，周大文和董亦湘——都在莫斯科反对过康生。在莫斯科，作为列宁学院的学生，他们曾鼓动其他中国人抵制王明。康生运用苏联的那套花言巧语，告诉邓发说这三个人郡是托洛茨基分子。俞秀松几乎立即被逮捕，并于一九三八年被转送到苏联的一所监狱里，出狱前一年死在狱中。周大文和董亦湘大概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在下达了这三个谋杀令之后，康生和王明飞往长征结束时建立在陕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总部延安。康生抵达中国，如今的他是一名饱经风霜的党的领导人，拥有处理高级事务的无可争辩的资格。在他逗留莫斯科的四年期间，他完成了他于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做为一个学生和鼓动家开始的政治教育。他巩固了他做为一名情报和安全专家的地位，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 在他经历了莫斯科的岁月之后，康生怀抱着很大的期望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他在俄国所学到的课程确实帮助他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但是要直到他咬住那只曾经照料过他的手为止。 第一章 毛泽东的人马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是康生一生中关键时刻的起点。那天傍晚一架苏联飞机出现在延安多云的天空。共产党人在历经长征之后，于该年年初在这座陕北城镇建立党的总部。起先，在陆地的人们，包括毛泽东，以为那是日本轰炸机对根据地的定期攻击；但是当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临时停机坪时，它的身份才得到证实。庞大的人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他坐着城中唯一的汽车——一辆破旧的救护车）涌向机场，他们对飞机和飞机上的乘客感到好奇。这是近两年来第一架降落在延安的飞机。.. 康生和他的同伴们，包括王明，在走下飞机时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虽然延安的共产党人总是怀疑新来的人，但是由于长期缺少从莫斯科来的最新消息，他们同样渴望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当晚举行了道地中国风格的欢迎会，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被推选为共产党总书记、受过苏联教育的知识分子洛甫热情地发言。他赞扬了每一位新来者：王明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陈云完成了他在莫斯科的使命；康生在白色恐怖时期保护了上海的党组织。 毛泽东也讲了话，他用中国格言向新成员致意。当时四十四岁的毛泽东胖得令人惊讶，据说在他身上有某种柔弱的神态——这种印象被他的小手掌和高嗓音所强化。他在第一晚就向王明这位共产国际的发言人表示敬意。但是他所有朴实且谦恭有礼的言辞都小心地避免涉及长征时期所获得的任何权威。他对新来者的小心谨慎是显而易见的。 整个晚上，毛泽东与王明以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紧张气氛时对显现出来。有人问到，是否继续保持延安和苏联之间的航空联系，以便可以向中国共产党空运武器和其他供给品，王明回答说，空运是不合法的、秘密的，根据斯大林与蒋介石达成的谅解，王明解释道，苏联在中国的空中力量是资助国民党政府的。所有的军用物资都将运送给国民党军队而不是共产党。“既然可以提供给蒋介石那么多，”毛泽东叹息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分到一小部分呢？” 如果说康生曾经对延安生活抱有任何幻想的话，那么他很快就失望了。他那富有且有教养的家庭遗产，使他在共产党的普通成员中成为一位遭到遗弃的人。他过去能毫无困难地融人上海那个大都市——同他一起的共产党员有知识分子、大学生，或者至少有几分老炼的工厂工人。但是现在，共产党扩展到中国的农村地区，相当多的成员来自农民阶层，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员都以有农民的背景而自豪。康生的高贵出身并不是使他孤立的唯一原因。在早些时候，他（同其他人一起）就敌视毛泽东，而毛泽东景初也不喜欢他的教条主义和拒绝放弃任何争论的固执。 而且，对康生来说，延安和中国西北农村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环境：贫瘠、荒凉，不断从戈壁刮来的风沙更加重了夏天的不适感，那里，冬天的气温远远低于零度。共产党的根据地处在一个几乎完全被群山环抱的山谷里，每天只有很少的时间能见到太阳。三月到五月是最糟糕的时候，春季解冻的河水溢出堤岸，造成洪水泛滥。建造在缓缓流动的延河以南狭窄地带的延安城，不过数英亩的古迹四周围绕着古老的土堤，一座九层宝塔俯瞰着这个城镇。 在延安，共产党人住在黄褐色泥土的陡峭悬崖下开凿出来的窑洞里。在隧洞的墙的尽头，每个窑洞都是一个单独的房间。窗户和门上都糊着白纸以取代玻璃，可以透过一些光线，而蜡烛是其唯一能用来照明的东西；没有电，也投有自来水。但是窟洞里冬暖夏凉，一些短期的访问者把共产党管理的居住设施称为西北饭店，这一系列的窟洞一般有九英尺深、八英尺宽、九英尺高。一九三○年后期，党的机关也被安置在延安城外，一个叫作杨家岭的窑洞里。 当共产党最初占据这个小小的、似乎毫不知名的城镇时，这里大约有三千人口，有正在营业的两三家店铺和饭馆。两年中，由于日本人的入侵以及延安被誉为民族主义的强大堡垒，吸引了许多左翼分子和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国青年来到这里，使人口迅速增长了十倍。然而延安与上海的摩天大楼、花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和拥挤的街道大不相同。甚至连康生年轻时生活过的山东，也很少与这里萧瑟凄凉并混杂着沙石和尘土的土地相似——越里“像大海一样单调。”’ 围绕延安的陕西省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里曾经是两千年前统一中国的残忍秦王朝的故乡。由于中国的边境正好切断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领土，陕西常常受到来自北方的侵袭。当地居民狭长的眼睛和扁平的脸，显然受到非中国血统的影响，他们与康生的故乡山东的居民自然有很大的不同。 许多共产党人都发现延安的落后。一度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朱其华，早年写过一篇有关共产党的报导，把延安描述为“一个纯粹中世纪的、乏味的小镇”，在那里“毛泽东建立了他的柏拉图式王国。这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只有在这个落后的现世小镇中才能找到营养。” 长征以来，延安的生活具有严密组织的军营气氛。各种严格的规章控制着生活作息和日常工作，乃至中国共产党员的婚姻生活。丈夫和妻子除了星期六晚上之外实行分居。即使在上海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候，夫妻们也生活在一起，暂时的性关系是很普遍的。但是在延安，党试图把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道德强加于革命军事组织之上。根据一位观察者所言：“每个人被要求放弃个人（罗曼蒂克的）兴趣爱好，而倾向于共同的努力。”一位党干的女友投入另一个生活在延安的人的怀抱，他向她开枪报复，由于缺乏对“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而被判有罪，并且遭到处决。 从毛泽东到党内底层的每一位成员，每天都需要抽出几小时参加体力劳动。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指定每年要生产出一定数量的稻谷；因此，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们负责耕种他居住的窟洞前面的一块地。他们种植各种时令蔬菜，纺纱，织布，制作金属制品。党提供隹房、食物、衣服、医疗和“日常生活花费”——毛泽东每个月可领到相当于十二美元的生活费。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每月可领到相当于五美元的津贴，但是在共产党平均主义的社会里，工厂工人每月可领到三十美元，这使他们“生活得比将军和政府官员要好”——这是一种倾向于“鼓励工业化”的政策。 延安实施着纪律并且坚持极端严谨的禁欲生活，然而在延安四周所谓的边区，其经济在极大程度上依赖生产和出售棉花。 康生总是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为平等，”他试图适应这个新环境，但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穿着风格是一种让步。然而他不愿穿上大多数人所穿染成蓝色的棉上衣，康生选择与八路军制服相同的黄卡其布的军用工作服，尽管他从没在军队中服过役。一位他在延安的同时代人回忆，康生喜欢穿长统皮靴，骑马，带着外国种的猎狗打猎。那个时候，他的服装还有其他区分的标记。从照片上显示，他戴的不是他大多数同志所戴的尖顶军帽，而是一○年代和一○年代在欧洲赛车手圈内非常流行的毡帽，一条围巾很时髦地围在他的脖子上。 康生还开始炫耀他那修剪整齐的小小八字胡，英国纨褥子弟和欧洲教授，以及几位与斯大林最接近的同志，包括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米高扬（Anastas I．Mikoyan）都喜爱这种胡子。中国共产党人很少有蓄胡子的，有教养且知识广博的神态造成康生与他的同事之间的差别。四个警卫是他通常的随从，使他几乎与坐在救护车里到处奔跑的毛泽东一样引人注目。他还雇了一个厨子，化曾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室厨师。当共产党的普通成员靠小米、腌萝卜、腌白菜和偶尔才有的鸡蛋维持生活时，康生却享受着丰富的食物。 一些延安的观察者注意到，康生很少有朋友，而且经常避开大多数的社交活动，尤其是当社交活动涉及外国人的时候。他偶尔会在公开的戏剧表演中吹奏乐器，这是他年轻时的爱好之一；但是总的来说，他过着一种隐居的神秘生活。康生不久便以不祥的危险人物而扬名，bbr>许多人都避之惟恐不及。 到延安一年以后，康生从杨家岭的窑漏搬迁到枣园的居所，一个延安以西几英里的小村落。枣园是延安地区最早有吸引力的地方。虽然枣树并不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么多，但是枣园到处是李树、杏树、梨树，从春天到初夏都开着鲜花，吸引了蝴蝶和蜜蜂。在五月和六月，康生的领地充满了令人欣悦的生机。 不久，其他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和他的工作班子，从他们的窑洞里搬出来，与康生一起住在枣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注意到这里枣树稀少，决定将它更名为延园。曾为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雇请的专业书法家康生大笔一挥，将新名字镌刻在延园人口处的石墙上。 康生在莫斯科的四年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显著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秘密的地下组织，而成为国民党军事行动和警察罗网的经常性目标。在一九三七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建立联合阵线之前，延安及其边界区域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延安是这个国中之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和军事总部的所在地。康生首次与共产党的将领进行密切的接触。一些强有为的指挥员，像朱德、贺龙、彭德怀和林彪，更不用说毛泽东了——在来到延安之前，康生仅仅是听过这些名字。 长征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如康生很快就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在莫斯科的勒克斯旅馆是绝不会出现的。透过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继续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形式，并且形成总体政策，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他们不再可能像一九三一年之前那样使党的领导层发生变化。毛泽东、朱德和其他经历过长征的英雄们在党内也有反对者。张国焘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位，他是个经验丰富且拥有自己军队的领导人；还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比如博古也经历了长征，他仍然是对毛泽东权力的一种挑战。但是新孕育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团结在毛泽东周围，逐步形成一种狭窄的、民族主义的眼界。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基于熟悉混乱的地区状况，特别是他们有能力激发迷信而保守的农民的愤怒，这些农民生活在人口众多而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地区。他们怀疑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毛泽东已开始声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康生来到延安时，情况还在变化，而王明的出现提高了扩大苏联影响的可能性。做为共产国际统治集团的成员，王明可以称得上是个世界级人物，一位国际共产主义领袖，他所感兴趣的远远超过那些使毛主义者耗尽精力的狭隘问题。他曾直接参加有斯大林出席的会议，而斯太林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着显赫的威望。无论延安的共产党人如何主张民族主义，他们继续把斯大林的肖像挂在窑洞的墙上，挂在毛泽东和朱德的肖像旁边，只要他们在新闻影片中看见斯大林，就会发出响亮的掌声。 康生忽视了权力已经从共产国际支持的领导人手中流失，而与王明一起试图引导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步调，并且帮助王明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物。他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后没几天，参加了一个政治局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个最高领导人讨论了他和王明从苏联带来的讯息。王明传达革命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同志极为重视抗日联合阵线，康生也发了言，他附合王明所强调的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性，而且详尽地讲述了他自己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坚定地表示与王明站在一起，这也确定了他与众多毛泽东身边的中国主义干部的对立。 由于有斯大林的认可，王明透过十二月的会议，实现加强他实力的人事变动。身为王明的主要助手，康生得益非浅。他被任命为共产党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是处理最上层的日常事务的行政办公室，他又被任命为党校校长，这给他提供了一个阐述意识形态问题的讲台。 康生和王明还着手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化，而且把苏联对华政策的观点和技巧提供给中国。从二○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政策的重要主轴就是斯大林发动无休止的运动，好肃清列昂·托洛茨基的影响。二○年代后期，在共产党败于国民党之手之后，中国酝酿了一场托落茨基运动。但是在上海处于激进政治边缘的中国托派分子，从没有发展到超过一个小集团的舰模。到一九三七年，对托洛茨基的恐惧逐渐减退，中国共产党人不再把他看作是罪恶的化身，但是王明和康生着手把那种教条强加于延安的共产党人，即不能对这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臭名昭著的敌人有任何妥协。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将托洛茨基主义变成主要问题的最好时机。讨论的问题涉及陈独秀这位托洛茨基分子，这位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曾在二○年代后期领导过中国托洛茨基分子，现在是位激进的教授，是否应该重新吸收他人党呢？对于与莫斯科政策保持距离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显然，陈独秀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威望证明是有用的。他们乐于忽略陈独秀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视之为与中国无关的过时幻想。确实，周恩来和董必武，一位年长于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已经采取步骤重新允许陈独秀入党。 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在莫斯科肃反办公室中发挥作用的康生，使自己转变为一位坚定的反托洛茨基主义危害的斗士。他在连续两期共产党刊物 href='/article/9806.htm'>《解放》上刊登了攻击陈独秀的恶毒文章。这篇纯粹的斯大林主义文章很快为众人所周知，使重新吸收陈独秀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为了证实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有害影响不亚于在苏联，康生提出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指控，说陈独秀是个日本特务。康生的指控很容易遭到反驳——在国民党控制的汉口的九位知名教授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给左翼报纸《大公报》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指责康生的诽谤行为。但是康生利用他的苏联背景，他在指控中貌似可信地揭发说，托洛茨基领导著一个旨在反对苏联的国际谍报组织。他还肯定托洛茨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打倒斯大林，康生补充说，托洛茨基把日本当作他反苏运动的天然盟友。他辩解道，鉴于托洛茨基的国际性计划和他的追随者，像陈独秀那样的中国托派分子与日本人组成联盟是十分自然的；托派分子和日本人都是反苏的，日本人若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托派分子就能够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 康生将中国托洛茨基运动描绘成一幅阴暗的图画，把它当作国际恐怖主义者、破坏者和暗杀者网络中的一部分。他引用了一份《上海日报》的话，大意是“托洛茨基亲自派遣一位美国托派分子到上海，作为远东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人。”康生证实“外国特务”是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一位住在法租界的美国人，在《上海晚邮信使报》广告部工作，他自称是V·T·罗伯逊（V.T.Robertson）。根据康生的说法，格拉斯和另一位美国托洛茨基分子，《中国论坛》的编辑易罗生（啥罗尔德·艾萨克斯），同日本特务组织以及中国托洛茨基分子陈独秀、彭叔之、叶青、刘仁静都有联系。 虽然康生正在引进斯大林个人的疑病症，把它当作俄国口味的中国舶来品，但是他使延安的局势发生了震动。一九三〇年在清除所谓的“AB团”或“反布尔什维克团”的对手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使用了相同的俄国术语。康生再次把苏联的口号注入中国的政策中。结果，用一位中国作者的话来说，可怕的托洛茨基主义“犹如一片阴云，正从天边游来，慢慢飘向聚集在延安和分散在各个抗日前线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人的头顶。” 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康生利用他谍报专家的声望，把他的主张强加干人，尽管那是毫无根据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准备不去理会托洛茨基主义的不良影响，但是一旦康生揭示出国际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和日本战争机器之间假想的联系，其他共产党干部就一致同意，他们威胁着中国，如同威胁着苏联一样。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协商很快化为泡影，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前，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一直是一种政治毛泽东的人马罪行。 康生尽其所能地继续支持王明。作为延安党校的校长，他在给学生团体中的菁英分子作演讲时称赞王明。他邀请王明到党校去讲课，并且以这样的言辞介绍他：“这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创立者王明同志。”康生指出，如果没有王明，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永不会与国民党合作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这暗示了王明不但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领导人。 成功使得王明信心勃勃，他带领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延安，到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汉口去领导长江流域的共产党组织。王明的委派使他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总部的领导人拉开了距离，但这似乎是一精明之举。从各方面来看，国民党的首都即使在搬迁之后——起先是汉口，而后是重庆——一直是中国抗日的中心。美国、苏联和德国都在那里设有外交使团，使国民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者。在战争的许多场合，尽管与他们宣传的相反，共产党还是在军事上起到了辅助作用。当国民党正在承受日本正面攻击的时候，共产党在华北进行游击活动。 当王明匆匆赶去中国的首都时，康生继续留在延安总部。与过去一样行事谨慎，一九三八年康生四十岁，那是他回到中国的头一年，他不久决定进行一次重要的政治转变；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析点。一月，他看着王明离开延安奔赴汉口；八月，他被任命为共产党安全情报机关的负责人。这个有教养且老于世故的、山东士绅的后裔康生，和湖南农民的笨拙儿子、游击战的指挥员毛泽东，为达成一致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 正如他七年前从危险而不切实际的冒险家李立三，转向受过苏联训练的王明那样，康生决定讨好毛泽东，这反映了他极端的机会主义以及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动力的敏锐洞察力。而且康生的行动似乎再次与 href='1306/im'>《易经》的中国传统智慧相一致， href='1306/im'>《易经》教导人们，优胜者可以顺应时代的潮流获得成功。当毛泽东正在逐步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康生觉察到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认识到转变立场的好处，他决定冒险与一种势力绝交，与另一种势力融为一体。 决定康生与毛泽东终生联盟的是情感的因素。江青这个山东美人和上海女演员，在康生从莫斯科回来前三个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到达延安。她自称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她的过去已经充满丑闻。 在过去四年中，江青在上海的舞台和银幕上演出，由于私生活不检点而臭名昭著。在遇见毛泽东之前，她有过许多次恋情，包括与著名电影导演章泯的爱情以及至少三次婚姻。 在上海刊物的闲话专栏里充斥着她的罗曼史，特别是她与唐纳充满风波的婚姻。唐纳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和评论家，在婚姻期间他曾数次企图自杀，使他感到沮丧的是，即使身为她的丈夫，他也无法完全拥有这位漂亮而又意志坚强的女性。 对于庄重的共产党人来说，江青的名声似乎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危险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她还有过一段为国民党工作的弪历。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的国民党安全机构把她当作共产党可疑分子扣押起来。经过八个月的监禁，她害怕会关押更长的时间，便将脑筋动到黑大汉头上，黑大汉是向国民党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当上了国民党安全机构的负责人。江青在监狱的接待室里同黑大汉一起就餐，为他唱歌，就像夜总会的女招待为满足一个有钱主顾那样——除了陪他一起睡觉，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她还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她以前同左派分子交往过，批评共产主义，并且保证断绝与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联系。一九三五年中，她从监狱释放以后，江青送给黑大汉一件纪念品：她自己穿戏装的照片。 江青的释放留下的问题可能远多于抛弃共产主义和巴结黑大汉。对于一个前政治犯来说，江青在上海得到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令人惊讶的好评。一九三六年她在《狼山喋血记》中首次担任主角，国民党著名的《中央日报》公开表示：“这是国产影片中最有意义和最杰出的一部。”她还参加了国民党的宣传活动，一九三六年九月，她被捕两年之后，国民党精心策划了一个活动庆祝获得八十架轰炸机，庆祝会正逢蒋介石五十岁生日。上海的电影协会组织了一场“购机和祝寿演出”，江青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表演独幕剧《求婚》。记者兼国民党情报员崔万秋，在《大晚报》中赞美她的表演和忠诚，并且发表了对她的采访，将她描绘成“一位华北的现代女性。”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说明江青是国民党的皈依者，但是在白色恐怖时期，与国民党稍有亲密的接触，往往舍受到中国共产党纪律的处罚。 江青身材高佻而苗条，性格活泼，在任何地方都会吸引男人。尤其在延安，大多数妇女都是农民战士，在穿着和举止方面都没有经验，因此她显得格外的美。毛泽东正与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陷于无休止的家庭争吵当中，他很快就被江青迷住了。 到一九三八年夏天，毛泽东对这位臭名昭著的倾城倾国女子的热情，开始引起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无情批评。对于许多从长征和上海地下工作艰苦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江青是个令人怀疑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她在上海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取得的成功感到愤怒。一些清教徒式的长者把感官快乐当作特权阶级的腐败特征，他们十分不满毛泽东的自我放纵。更要指责的是江青与国民党公开交往的历史；有些人公开谴责她是国民党的“密探”。毛泽东的对手们，在王明的门徒和盟友博古的带领下，抓住主席罗曼史的小辫子，希望使他名誉扫地，并且把他从党的领导层中清除出去。 对毛泽东的拯救来自未曾想到的方面。当毛泽东试图给他的对手贴上思想“封建”的标记来抵制批评的时候，康生转而反对王明的老朋友，并且对毛泽东伸出援手。 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康生恢复了与江青的友谊，当时江青是他领导的党校的学员。从他们最后一次相见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康生在一九二四年离开诸城；他们有可能在上海重逢，但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康生启程去莫斯科时，他们的任何接触大概已经结束，那正是江青到这个城市的几个月之后。 然而，他们很快恢复了联系，而且一九三八年五月江青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时，康生还用小鼓为她伴奏，这是一种亲密的明显表示，或许也是一份政治可靠的清白证书；至少可以这么说，一位四十岁的政治局委员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进行音乐伴奏是不寻常的，特别是对于知悉江青过去的人而言。 康生仍然被江青的女性魅力、热情和诱人的神态深深吸引。在枯燥乏味的延安，有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作伴是令人愉快的消遣。他们是否在延安恢复或发展亲密关系仍然是个谜，但是这种关系有助于说明康生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康生大概知道，与他继续保持亲密关系的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他就可透过其配偶的枕头风来影响毛泽东的思想。而且，博学的康生知道，中国历史上记载了许多官僚和廷臣的例子，康生的头脑中记着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头脑中都铭记的中国“四大美女”的传奇——西施、貂婵、王昭君、杨贵妃。 总之，康生和江青在延安的任何亲密关系都不可能持续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她在一九三八年年中，传出与毛泽东的绯闻，康生不敢继续维持与江青的亲密关系，他深恐危害到自己的政治利益。毛泽东罗曼蒂克的性情，使他在试图取得对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控制时，被这个女演员的热情所制服；与毛泽东不同，康生是冷静、精明、善于控制自己的人。他们的艺术品味反应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是波浪起伏的、冲动的，而康生的绘画和书法显然是含蓄、雅致和受过训练的。 康生决定性的行动是保护毛泽东，并且驳斥对江青的指控。康生利用他作为组织部部长和安全情报事务专家的背景来为江青作证。他宣弥，江青是个有良好名声的共产党员，任何人都无法阻碍她同毛泽东的婚姻。康生对江青过去的了解是片断的，肯定不足以使他证明她不是国民党特务，但是他修改她的纪录，销毁有害的资料，责难对她不利的证词，并且指点她如何回答那些希望能使毛泽东丧失名誉的高级审讯者的探问。 在这场争论中，康生的干涉很快使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对手和批评者闭口消音。江青搬来与毛泽东同住，尽管她的对手坚持她的婚姻是有条件的，她向中国共产党保证永不参与公共生活，但她从一开始就担任毛泽东的私人助理。一九六年以前，江青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从一九三八年起，她就是一个了解党的内情的人。 康生一边发展与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亲密友情，一边断绝与王明和亲苏派的一切关系。在延安这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里，婚姻并不是一件私事；共产党的普通成员被告诫，即使个人的行为也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含义；对领导阶层来说，这更是铁则。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暗示是很明显的；每个人都知道，由于证明了江青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康生把毛泽东从破坏性的丑闻中解救出来。 从这段插曲开始延伸出来的关系对康生今后的成功至关重要。毛泽东和江青都受到康生的恩惠，他因而成为这对夫妇的知己和盟友。毛泽东逐渐在相当多的事务中依赖康生的建议，并且委以检查和修订许多重要报告草稿的重任。 在毛泽东的婚姻问题解决后的几个月中，康生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安全机构的大改组中，康生被任命为延安两个最有权力和最凶险的组织的负责人：军事委员会情报部，它协调所有的军事情报工作；另一个是听起来无害的社会保卫部——通常称为社会事务部——它处理内部的安全工作和反共产党敌人的情报工作。 康生很快成为毛泽东的媒人和安全首脑，而且远不止如此；到一九三九年，他进入了总是站在主席一边的领导人核心圈。他经常陪同毛泽东在延安地区视察，把他介绍给其他官员，为毛泽东正在视察的事务当场提供评述。康生经常而又不引人注目地指导毛泽东解决与人民之间日常关系的纠葛。 尽管他们的社会出身不同，毛泽东和康生还是有一些令人惊讶的相同特性。他们都来自中国农村，毛泽东的父亲——是个农民，与康生的父亲不同——努力筹出学费，让儿子上传统学堂学习；因此毛泽东和康生对古典文化都充满兴趣——诗歌、绘画和书法——这项共同兴趣有益于他们的关系；有时，毛泽东称康生为他的一字师，因为他常在这里或那里改动一个字，为主席的诗词和文章润色。他们的友谊持续到康生的后半生，而康生总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奉承者——他降低他建议的重要性，谦恭地谢绝毛泽东的赞扬，小心翼翼，不冒犯他的领袖。 抛弃王明而支持毛泽东和江青，对康生来说得到的报偿是相当大的。毛泽东有种种理由忽略康生过去对王明的支持。康生不仅使毛泽东的恋情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而且由于他在莫斯科与王明一起度过了四年，他能够为毛泽东提供可以用来反对他的竞争者的故事。例如王明对苏鞋人的阿谀奉承，帮助毛泽东使康生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为了巩固他的新地位，他不得不否认过去十年中对王明的明显支持。一些高级干部知道他们之间关系的程度；陈云是知情者之一，当康生公开为王明争取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时，陈云正在莫斯科；那些没有亲耳听到康生赞扬王明的人，从党的印刷物和杂志上读过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支持亲苏派，并且显示他是王明最积极的助手。不过，康生能够转变立场，并且抹去他的个人历史。 为了模糊他早期的派系阵线，康生展现出他训练有素的欺诈才能。首先，他指出对他过去惯常而又浅薄的误传，声明他在苏联期间一贯反对王明。在他一篇又一篇的讲话中，康生反复述说他总是反对王明的谎言，甚至吹嘘在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中，他曾冒关生命危险从王明和他残忍的苏联支援者手里保护中国共产党的同仁。当然，康生一直是在莫斯科向其他中国人进行恐吓的主要打手之一；但是没有人敢于对他经历的修正描述提出质疑。 康生还伪造文件来证明他以前没有参与派系。在以前的日子里，王明曾送给康生一本他非常有名的小册子俩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作为一件个人纪念品。现在，康生用篡改王明小册子的方式来“证明”他所谓对其作者的艰苦争论。他在“两条路线”这几个字旁边加了说明，“事实上这是一条路线，即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在标题中改动了一个字，将中文译音“布尔什维克人”改为“孟什维克化”——指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反对共产党人的主强。康生还补充了评论，“这应该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盂什维克化斗争’这样，标题才能反映出小册子的真实内容。”康生将明显篡改的小册子展示出来，使来访者自己在小册子中发现他长期与王明存在分歧的“证据”。直到六年代后期，当康生正在审查攻击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时，他评注过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仍然留在他北京的办公桌上。那时，王明正在病中，投有权势，并且流放在莫斯科。但康生仍然警惕着三○年代的幽灵。 从未访问过苏联的毛泽东，对它总是怀有疑虑。对他来说，中国共产党并不对外国共产党负有任何义务，这是毫无疑义的。为了利用苏联问题，康生巧妙地介入对莫斯科政策的争论。到一九三八年，康生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苏联事务专家，他在莫斯科度过了四年，认识许多苏联领导人，他的俄语足以接待访问延安的苏联人。作为安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还卷入苏联事务。那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外交部，因此作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向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解释国际趋势的任务就落在康生身上，特别是苏联的趋势。 康生在回到延安的几个月内就对苏联采取敌对态度。一九四二年，当塔斯社记者彼得·伏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来到中国共产党总部时，就已经认识到康生是一个对苏联有害的批评者。在他的日记里，伏拉基米洛夫反复描绘了康生对苏联的仇恨。“无论在哪里，你都能发现康生对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没有丝毫尊敬，”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另外，伏拉基米洛夫引用了康生对其他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人说的语：“忘记你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里是中国，你们必须按中国的方式工作。记住你们在那里是受到腐蚀而不是受到教育。我禁止你们与苏联人交往。” 康生是伏拉基米洛夫在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之间的官方联络员。他以文雅的微笑向伏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助手们致意，全面考虑与他们合作的行动——但是，据伏拉基米洛夫观察，康生竭力使苏联使者与中国领导人隔离开来。康生甚至强迫王明避开伏拉基米洛夫。他提供给苏联访问者有关中国事件的虚假消息，拒绝他们到延安以外地区参观的要求，以毛泽东是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天才来嘲笑他们。 伏拉基米洛夫对康生刻薄和挖苦的评价是不会令人惊奇的。他承认康生总是微笑，但他补充说：“他的笑容似乎是贴在他那瘦削、令人不快的脸上。当他留神听讲的时候，他以一种日本人的方式使呼吸发出声响，表示他很乐意听到对话者的声音。”伏拉基米洛夫在莫斯科就认识康生，他声称康生“保持着我所了解的一贯作风——乖戾的特征和以一种紧张的方式表现的精力。他给人的印象是悬在一根绳子上的木偶……” 然而，伏拉基米洛夫主要抱怨的是康生将苏联代表置于监视下。“康生无处不在的部下步履轻捷，令人惊讶。他们的在场使任何一个想与我们交谈的人闭口不语。”伏拉基米洛夫声称，他的厨师和其他内务工作人员为康生提供消息；他甚至指责康生以一位外语教师需要复习俄语为借口，试图在他的行程中安插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康生将伏拉基米洛夫和其他到延安的外国访问者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但他从不费心去拘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那么多同胞在他的监视之下，他几平很少有时间浪费在跟踪外国人上。 根据伏拉基米洛夫的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康生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其所能分裂延安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康生将有关苏联事务的偏颇、不正确报导传递给毛泽东，向他提供苏联军事状况阴暗面的读物。当伏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抵达延安时，由于德军的打击，苏联遭到巨大的伤亡，悲观的评价似乎显得有理。即便如此，康生还对苏联在战场上的反攻提出特别消极的评估，只是一味迎合毛泽东的偏见，并且证实他对王明的政治营垒的个人敌意。 康生离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人的意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要在几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影响是对毛泽东的支持，当毛泽东正在巩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时，这是如此至关重要。 虽然王明在一九四五年之前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但是鉴于延安窑洞和会议厅内部斗争的结果，王明早就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实在应该感谢康生助他一臂之力。 不时有外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一九三八年一名叫伊洛娜·拉尔夫·休斯（IIona Ralf Sues）的波兰作家，在那儿大约一星期，第二年，一位叫罗曼·卡曼（Roman Karman）的苏联电影制片人访问了毛泽东。西方新闻记者在一九四四年以前一直没有刭过延安。那一年，一组外国和中国记者随同第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南方使团”）来到延安。在康生主管期间，唯一长久停留在延安的亲闻记者，是伏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助手们。 第二章 冷酷阴险的封建领主 身为毛泽东的秘密机构的首脑，康生从未忘记过从苏联经历中学到的那些基本课程：虚构一个充满了间谍和敌特的世界，便可能获得一种巨大的权势。康生还借用了他在莫斯科第一次接触到的范例人物：像一名出色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他继续辱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被当作公众的头号敌人是苏联政治的一种产物，但是康生在延安凭幻想召唤出这个遭怀疑的领导人的幽灵，并用它来唤起叛徒们和破坏者们的恐惧。唯有他康生（或者他这样暗示），才能够保卫中国免遭托洛茨基的国际间谍和暗杀组织的破坏。 除了将托洛茨基当作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紧迫危险的一种象征之外，康生在他的谈话和演说中经常涉及“特务”、“秘密特务”、“间谍”、“叛徒”、“双重特务”、“国际间谍组织”和“秘密特务走狗”——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把自己描述成唯一能够意识到这种由暗藏的敌人所造成威胁的人。“秘密特务的盏险性，”康生在他公开批评陈独秀和中国托洛茨基分子的文章中写道，“不在于他从外部反对你。秘密特务的最大危险性，在于他躲藏在你的卧室并经常舔你的靴子。” 康生渴望成为共产党内最高的特务头子，但是在接管延安党的秘密机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使人弋馁的挑战。他不但必须创造出一种在战争时期能够保卫共产党的体系，而且他还必须控制那些经历过“白色恐怖”和长征、饱经风霜、难于驾驭的幸存者。康生从毛泽东的支持所获得的那种个人权威，需要炫耀专业能力和坚强意志来加以强化。过去他在上海担任秘密机构头子时下令暗杀，在莫斯科监禁与处决据说可疑的中国人所营造出的恐怖氛围，现在变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宝贵财产。 康生所面对的困难远远超出应付一批意志坚强的干部，还有技术上和管理上的问题。三○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失利后，留下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已经四分五裂。国民党的调查科和蓝衣社在上海、天津、北京和其他城市里破获了许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同时，长征的混乱状态已经造成对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农村武装队——政治保卫局的巨大破坏。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总部之后不久，党的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名叫社会事务部的新组织，它意在将当时以不同形式存在的三个性质不同的安全和间谍机构合并在一起。组建一个综合性的安全系统的决定，在康生从莫斯科回国之前就已经有了，但是将各个组成部分浇铸成一个独立的整体，这项任务落到了康生的身上。 与会以上海为基地的“特别工作委员会”相呼应的城市秘密机构，是社会事务部的主要组成部分。康生在他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曾领导过“特别工怍委员会”，熟识里面许多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追打中幸免一死的特工。有些特工已经来到延安继续他们的秘密工作，而其他地下工作者依旧留在日本人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 社会事务部的另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和小城市里展开活动的政治保卫局。这个准军事组织最初在三〇年代初期建立于江西山区的共产党基地，以维持秩序，实施土地改革，消灭那些试图保有田地的地主，并防御国民党的颠覆。政治保卫局在长征期间的另一个任务是保卫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这使它享有精锐部队的称号。 同这两个安全和间谍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起，延安边区的共产党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特殊部队：“保卫处”，它对地方上的各种事情都要负责，从日常治安到逮捕颠覆分子和敌方间谍。 保卫处同延安警卫团密切联系，警卫团由保护共产党首都的公共安全的战士所组成。警卫团为社会事务部指派的工作提供人力：站岗放哨，逮捕有嫌疑的敌特，为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上层领导提供人身保护。身为警卫团团长的王震将军——一位来自毛泽东故乡湖南省、言谈举止极为豪放的农民——执行来自康生和军事委员会两方面的命令。 “社会事务”是一个不招人厌的名称——毕竟，它无意识地使人联想到革命可能会是一场宴会——但是在康生的领导下，这个部门发展成一个模仿苏联秘密警察系统的机构，而且青出于蓝。像克格勃的前身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一样，社会事务部兼有这两个秘密机构的基本功能：实施反间谋和反颠覆的行动，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搜集有关党的敌人的情报，不管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这个部门的管辖范围从暗中监视外国人，到调查和逮捕任何受到怀疑、被认为充当其他国家的间谍或者颠覆共产党主义体制的人。它的功能范围反映在四个主要分支的名称上面：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际情报。为了执行如此广泛的职责，社会事务部扩展成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拥有一支相当庞大但行动向来隐蔽的队伍，不时在共产党控制下的每一个省份出没。 撇开它的规模不谈，社会事务部并不拥有一切的权力。 比如说，它的军事安全部门，必须同军事委员会一起为军队分担责任，军事委员会有它自己的军事情报部。但是这种个别的重叠并没有剥夺康生的权势——因为他同是这两个部门的首脑。 社会事务部还同许多职责隐密的部门有密切的联系。比如统一战线工作部，担负着宣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责，它的工作是宣传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党，渴望同其他的中国爱国志士合作，保持同国民党组织内部特务系统的联系，这些特务当中许多人还为康生的组织服务。还有城镇工作部，从理论上说，城镇工作部被猜想为是管理那些已被共产党控制的大小城镇的部门，但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隐密作用，即在工作上同社会事务部进行亲密的合作。 康生的官僚主义王国在四〇年代初继续扩展。一九四三年，在康生担任延安情报工作领导的五年以后，建立了一个名称累赘的新组织：敌后工作委员会，其职责为监督敌占区的情报工作。这个机构包括了社会事务部和军事委员会情报和联络部门两方面的人马。康生被任命为这个新委员会的主席，如此一来，他渗透相颠覆敌人组织的能力就更为强化。 对社会事务部和军事情报部这两个部门的控制，赋予康生巨大的权势。他的地位甚至已经不同于苏联的情报和安全首脑，在苏联，军事情报机构依然掌握在军队最高指挥者的手中，独立于非军人统治的像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克格勃那样的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够同康生所控制的隐密权力相抗争。到四〇年代中期，他实际上是延安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物，而且整个社会事务部的特工们相信，康生至少像毛泽东一样具有权威。 康生为了背叛王明，已经树敌很多，他继续积聚权力，不断挫败那些妄想取而代之的人的锐气，如此下去，甚至引起了更多的憎恨。成为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后，他就将长征期间主管安全工作的将军罗瑞卿挤到一边，即使康生对军队事务的知识有限；康生的突然高升还使江西的政治保卫局原领导人邓发的希望遭到了破灭。同样，其他那些更不引人注意的人们也失去了机会，但是康生似乎并不害怕树敌过多。他宁愿把自己的前途押在权力上，而不是押在朋友上。 康生成为谍报领域大权独揽的统治者，唯一幸存者是“狡猾且富有机智的”李克农，在上海时他也曾帮助党抵受住了顾顺章的叛变所造成的冲击。从秘密工作到代号密码，几乎对情报工作的每一方面都富于经验的李克农，于一九四一年被任命为康生在社会事务部和军事情报部这两个部门的副手。 为了在社会事务部打上他的印记，康生改换了他的地址，也撤换了它的人员。一九三九年初，他将在杨家岭窑洞里的总部，转移到他曾经住过的枣园。间他的工作人员的办事处和住处一起，康生在枣园修建了一座监狱，他可以在那儿拘留、审讯和拷打某些犯人，免受外界的干扰。 在他担任社会事务部首脑的最初几年里，康生设法创造一种等于是他的私人秘密机构的东西。康生本人坚决要求拥有比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好的生活水平，并为了加强社会事务部的干部对他而且仅仅是对他的信奉，他确信他的特工们要有比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更好的食物、衣服和住房。康生的手下人也因为他们的“特权地位和骄傲自大的习气”而名声大噪。?9９ｌib. 自从康生在上海的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千百万人民却依然蒙受着周期性的饥荒、各种自然灾害和极端贫困的折磨；但是到了三〇年代中期，中国已经达到一种使人认为这个国家终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的繁荣水平；譬如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繁荣兴旺。中国人和外国人合办的教育发>.９９lｉb.展很快。中国的政治也似乎使人有了指望。蒋介石打败或兼并了许多自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以来数十年里不断危害中国统一的军阀势力。共产党造反者们虽从长征中幸存下来，但是到一九三六年，蛰居在陕西北部的共产主义者在国家舞台上只占着小小的一部分。 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持续争斗不休的时候，日本重新贪婪地注视着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日本的冒险家们一直频频干涉中国的事务，到三〇年代，东京日益沙文主义化的政体再度认为，军事侵略中国是扩张日本帝国的方法之一。一九三七年初形成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可靠。两党嘴上口口声声说要合作，但是在幕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则进行着无俅止的斗争，时而演变成军队问的冲突。 等到康生执掌安全和情报机构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被两伙可怕的敌人所包围：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占据着延安的北面和东面地区；暗中不断寻找机会损害毛泽东军队的国民党“盟友”，占据着延安的南面和西面地区。在康生担任秘密警察首脑的第一年里，两伙敌人当中，日本人所进行的间谍活动威胁更为严重。受一种兼有帝王崇拜和对中国无情蔑视的思想所驱使，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极为坚决。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入侵中国大陆以后，就与共产党发生冲突，定期轰炸延安。日本人的炸弹造成的伤亡很少，但是轰炸加深了日本人的全力进攻共产党大本营、并将这个小城镇夷为平地的恐惧。在一九四一年举行的决定性突袭当中，日本人派了九十架飞机飞临延安上空，并“一直轰炸到他们看不到一幢竖起的建筑物为止。” 康生的社会事务部必须不断地警惕日本人的地下活动。像康生在他关于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的文章中所曾经评述的，日本人在使用间谍和特务方面臭名昭著。用康生的话来说：“特务和间谍是日本侵略者的军火库……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战争中，这是一种最凶猛、最危险和最廉价的工具；反过来说这也是一种最难使用的武器。”在中国的日本间谍活动史可以追溯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期间，康生断言，而且它采用了一切可能的形式。“在中国所进行的间谍工作中，日本侵略者使用每一种方法。有些是公开的——大使馆里的武官办事处、设在驻军内部的情报机构以及当地的情报组级。有些是半隐蔽的——各种办事处、各种团体、药房、报社、摄影室、调查小组、‘文化’组织、妓院和各种类型的浪人团体。” 日本的军事情报组织——以特务部机关而知名——在一九三一年“奉天事变”以后激增至中国各地。这些组织由诸如谦治土服原将军或川岛芳子那样的人来领导，前者是被当地的英文报社戏称为“满洲的劳伦斯”的浮夸冒险家，后者是位在日本受教育的满洲公主，以她的性欲而著称。许多中国人成了日本的间谍和特务；康生让人们知道，他时刻警惕着他们。 作为他们反华策略的一部分，日本人还使用机会主义者和亲日的中国人在满洲、北京和南京建立傀儡政权，每一个傀儡政权都有自己的秘密警察。在满洲，名义上由最后一位满洲皇帝溥仪统治的满洲国政府，统辖着三个秘密机构：一个是中央安全局，一个是附属于警察部队的特务机构，还有一个是满洲铁路局特务机构。在日本特务的监督下，这些组织招收中国的罪犯和兵痞在这块政治无主区工作，因此面临着共产党国民党两方面情报机构的压力，可说极为脆弱。 一九三九年年底，当日本人因为中国国土辽阔而攻势陷于停顿的时候，日本人武力攻击延安的威胁就变得更不可能了。同时，同国民党的竞争加剧了，对于统治中国来说，他们依然是共产党的主要对手。两党都把抗日统一战线看作是出于中国民族主义需要而作出的权宜之计；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发动针锋相对的准军事性行动。国民党驻扎了一支由蒋介石最信赖的将军之一胡宗南指挥的精锐部队，从南部地区迫近延安，封锁了这个共产党统治的边区。同时，共产党在名义上由日本人统治的地区发动了游击战，在那儿他们可以建立“屏放区”。敌对的中国军队之间经常爆发激战。一九四一年一月，在长江流域活动的共产党新四军，在同国民党军队的一次交战中几乎全面被歼。双方都指责这场战争是由对方挑起的。在这一时期里，为了努力争取优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日益致力于秘密的情报战。 苏联政策方面的变化，也加剧了长久以来国共之间的对抗。当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底抵达延安的时候，苏联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苏联的支援到一九三九年又戏剧性地减少了，蒋介石因此不用担心反对共产党可能会失去莫斯科的慷慨赠与。除此之外，苏联在蒙古的诺莫汗那场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一直持续到九月的战斗中击败了日本军队，这减轻了斯大林对日本的恐惧。随后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签定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从此就不用为了预防日本侵略，而保持同国民党的紧密联系。 一九四〇年，这场同国民党的未公开的战争向康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康生在上海工作时令共产党难以对付的敌手国民党调查科，逐渐发展成中央统计局，一个活动遍布国民党统治区并在同共产党的秘密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庞大组织。另一个庞大的情报组织军事统计局，也于一九三八年在国民党内形成。就像它的名称所暗示的，这个局发源于军队，但是它的触须几乎涵盖情报工作的每一个层面；它的目标大多集中在政治和平民，包括共产党和亲日的傀儡政权。恰如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卫部所干的工作与保卫社会几乎不沾边一样，国民党的两个统计局所负责的远比搜集统计数据要多得多。 军统局由臭名昭著的戴笠任屙长，他身为蓝衣社的首脑，曾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死亡名单，并迫使他于一九三三年逃离了上海。戴笠从那以后一直在积聚权力。当中日战争猛烈爆发时，他成为中国最有权势和最使人畏惧的人物之一，逐渐控制了国民党政府中一些最重要的部门，从军事警察和情报到海关、税务和鸦片查禁。戴笠的军统局沉溺于一切可能的手段——训练漂亮的妇女来引诱敌方的官员；建立了一个无线电窃听和解译处；动用重刑来获取情报；并且在重庆的郊区建立了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戴笠甚至在印度和美国建立了一个特务网络，并发展同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关系，彼此极为亲密。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与日本傀儡政权的对抗中，他们将特务安置到南京的亲日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层，并且暗杀了许多著名的中国通敌者。 秘密机构在中国的大量活动，造成康生和他的同伴们过着一种经常转移、居无定处的动荡生活。危险可能是不易觉察的，并且朋友们的忠诚和动机经常会成为问题。在这个异常混乱和骚动的时期，许多中国人因为环境而放弃了政治立场，从一个团体转向另一个团体——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从共产党转到日本人的傀儡政权——就在不断冲突的野心、荣誉感、幻灭感、羞耻心、贪婪和恐惧的推动之下。 许多秘密机构之间维系着一种暂时交好、背叛、权宜之计的复杂网路。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那声名狼藉的秘密警察组织，就具有遍及这个地下世界的混乱和机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汪精卫的情报处总部就坐落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内一幢宽敞的别墅里，它逐渐以“七十大号”之简称为世人所知。它的全体成员是从下层社会的歹徒、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的间谍和杀手中招募来的。情报处将一些以献身共产主义事业为起点、却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肆无忌惮的工具而告终的三重人物聚集在一起。“七十六号”政治上的指导者是周佛海，就像毛泽东、张国焘和刘仁静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建党时的十三个创建者之一。周佛海最终变成了一名有强制力的阴谋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为日本人工作，同时也继续同戴笠保持着秘密联系。“七十六号”的日常管理权掌握在丁默I手里，丁身为上海红队的一员，曾在康生手下做事。丁默I的主要助手是李士群，另一名康生的红队毕业生。丁默I和李士群两人都曾作为共产党员在苏联受过训，背叛共产党后，他们首先投向国民党，然后又向亲日的傀儡政权靠拢。他们不是继续推进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是在战争岁月里为了赎金而绑架留在上海的富人，以及暗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周佛海、丁默I和李士群的政治史，具有腐败堕落的典型特征，这种腐败堕落逐渐驾驭了许多在那些年里曾为康生工作过的人。 在他就任秘密警察首脑这一职位后不久，康生开始直接卷入延安的间谍调查案。在一九三九年的上半年里，康生亲自介入了一桩案件之中，这桩案件唤醒了对敌特威胁的担心，也强调了康生的重要性。这个插曲发生在共产党受毛泽东的支持、重新准备对付国民党侵略的时候；康生捏造国民党反边区共产党间谍话动的证据，借此为毛泽东提出的蒋介石践踏所谓的统一战线，并且促成共产党领袖形成共识．支持对抗国民党的行动。 康生阴谋诡计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边区官僚体制中的一个小官员钱伟仁。钱伟仁在延安地区负责筑路和修路，工作需要使他偶尔同在毗连共产党领土的地区负责公共工程的国民党官员们见面。这样的接触并没有任何异常，但是即使如此，康生还是指控钱伟仁是“一名内奸”。为了加强案子的效果，康生威胁钱伟仁的妻子，恫吓说也要把她看作一名敌特。由于害怕康生可能会对她做出的事情，她同意暗中监视她的丈夫，汇报他的各种活动，并帮助证明他有罪。 钱伟仁被逮捕，并被拉至“公审大会”前示众，这是用来维持对团体的心理控制的政治惯例之一。社会事务部和当地安全机构大约一百名干部参加了这次大会。康生主持了钱伟仁的公审大会；当会议结束时，他宣布钱伟仁是一名叛徒和特务，并判决他七年监禁。 在康生的手中，王尊济（Wang Zunji，音译）事件看来似乎证明了对国民党更具侵略性的手段是正当的。几星期内，康生介入了另一桩案件，这次牵涉到国民党和某一亲日傀儡政权反延安的一桩联合间谍活动。康生最新的受害者是王尊济，一名逃离日人占领下的北京到延安的年轻妇女。北京亲日傀儡政权的领导人王克敏的侄女王尊济，由于憎恶她的家庭同日本人相勾结而离开了这个城市。像江青和其他人一样，她是被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名声吸引到延安来的。但是康生不是把她当作一位有价值的背叛者来欢迎，而是把她看作他更大阴谋中的有用人质。在指控王尊济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的同时，他下令逮捕她。安全官员侗将她关押在延安一个康生用来作为监狱的黑暗窑洞里。后来，在康生的亲自监督下，他们从她口中挖出了一份招供。 在审讯的第一阶段，康生的手下人员强迫王尊济一直站着，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直到她的双脚肿胀，开始感到头晕目眩。当康生看到她依然不愿意合作的时候，他威胁说要将两条毒蛇扔进关押她的窑洞里。这个办法奏效了；王尊济作了招供。恐惧和不眠促使她编出一个她被吸收为特务的复杂故事，甚至她声称同其他间谍的通讯联系，是通过一种密码来进行的，而密码是根据一种织人她衣料的图案来显示的。 掌握到王尊济的招供资料，康生立即把这个消息传遍整个延安，把她同声名狼藉的满洲女冒险家、已经成为日本间谍活动精湛技巧的邪恶象征川岛芳子相比较。康生把王尊济转送到枣园的社会事务部监狱，然后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一种直到文革之后依然存在并长期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机构——来进一步调查她所罗织的罪行。康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写信给“专案组”，指示它要确立王尊济曾属于戴笠领导的非官方的国民党情报组织蓝衣社的证据。康生的断言没有任何根据，但是它证明了一个论点：中国国民党的敌人们是同时为日本人和国民党在工作。尽管缺乏处罚她的证据，王尊济还是被监禁到一九四六年，并且只有在康生失去了对安全工作的控制权之后，才获得释放。 几个月以后，康生卷进了另一桩间谍活动案中，他在处理这桩案件时大吹大擂。这次是一位来自满洲的漂亮年轻妇女李宁受到怀疑。她曾在中国共产党的东北地下组织工作，在逃离日本古领区以后，于一九三八年抵达延安。时刻警惕的康生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下令将她逮捕，理由是她“走路像个日本妇女”并拥有“一件日本式的内衣”——康生的调查无疑是一种思想罪行的指控。康生召开了李宁的公审大会，最后在指控她时，虽然没有任何其他罪名，但是他死咬着一个莫须有的推断不放：“李小姐，”他宣称道，“你很有吸引力，因此如果你不是特务，那么谁是特务？”屈服于康生和他的秘密警察所实施的严酷无情的压力，李宁最后承认她已经“转而反对党，当了特务，成为党的敌人。”康生成功地使李宁屈服，这提高了他的声望，他成为一名具有察觉隐藏敌人非凡能力的间谍捕捉专家。 康生完全公开地进行他的迫害活动——这是在封闭的、独裁主义的社会里，反间谍活动工作的一种不寻常的特征。但是莫斯科的公开审讯教会了康生如何利用间谍活动来控制政治上的争论。逮捕受怀疑的人可以根据最不足信的证据，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只要符合某些他认为是典型的间谍活动和叛徒的标准，康生就会频频指责人们为间谍：比如，他们与一个日本作者有关系，或者说他们有日本式的内衣！ 王尊济和李宁事件开创了一个先例。在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党的反间谍工作日益被这样的看法所缠住：随着那些年轻人逃离日本人的压迫而抵达延安，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特务也跟着渗入延安。由于康生把重点放在捕捉敌特的工作上，社会事务部获得了一个新绰号“锄奸部”。 专心于社会事务部的内部工作，康生建立了一个知名的机构——“审讯室”，专门负责“肃清”工作——从安排逮捕的时间，到死刑判决的每一样事情。“审讯室”纷纷成立，遍布于共产觉控制的地区。通常它们包括一个专门获取口供的科室。按照一位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的说法，“中世纪的酷刑和最野蛮的盘问方法理所当然地被使用。”有些审讯者和拷打者在工作中浸淫多年，已经“对受折磨的场景很冷淡，”而且“不管需要与否，”动不动“就对受害者施以严刑。” 为了使惩罚和审讯的技巧日益精进，社会事务部的专业审讯官们吸收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手段，使之适合于二十世纪的斯大林模式，用伪造的口供来捏造一个新的“事实”。这个过程通常开始于命令囚犯揭露自己生活的每一件事件。如果看守们断定他隐瞒了什么事情，或者决定他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杀鸡儆猴，或者仅仅是处于虐待狂喜怒无常的情绪中，他们会把他关在一个极小的单人牢房里，那里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躺下。有些犯人在这样的单人牢房里囚禁达二十天之久。 当他们出来时——如果他们能出来的话——许多人不能再走路了。如果一个犯人的口供达不到康生的要求，就会使用一系列技巧，迫使他合作，或者就直接将受害者干掉： ●竹刺：把竹钉钉人指甲底下。 ●马鬃穿眼：用一根马尾插入阴茎。 ●穿女人：将水管里的水加压灌进阴道。 ●请客人喝一杯：大量的醋被强迫灌下喉咙；在稍微恶心之后，遭受到疼痛的剧烈折磨。 ●定向滑轮：受害者的双手悬吊，并用皮鞭抽打。 ●焚香进逼：将犯人双手悬吊在屋椽上，焚香熏烧其腋窝；拿开时，就会掉下一块烧焦的肉。 ●沿路拉拖：犯人双手被捆，系于马尾，然后策马前进，直到把他拖死。 ●帮助生产：囚犯为自己掘好墓，并被推进去活埋。 烈康生在枣园建立拘留中心开始，社会事务部创建了自己的监狱系统。通常同狱者被组成一个五人小组；如果小组中有一人逃跑，那么其他四个人就要被处决。这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方式，以至于个人逃跑事件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囚犯们禁止同外界的朋友和家人发生任何联系。监狱还实行“向同志汇报制度”，一名囚犯在活动肢体或移动位置时必须请求守卫的允许，否则就有遭到“同志”打击的危险。（只有守卫被称作“同志”；囚犯们因为他们的身份，是被拒绝在这个称号和头衔之外的。）囚犯们每天只有三次可以舒解人体的本能需要。 康生很乐于识别和捕捉“敌特”，同时还必须领导情报工作，抵御日本人、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及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长江边上的一个古老城市，由于间谍和阴谋家充斥着这个由腐败将军和贪婪行政官员掌控的社会，它成为那个时代一切阴谋和诡计的象征。由于社会对蒋介石人马的幻想渐渐破灭，这就给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事务部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在国民党党内和各政府机构内部安插特务。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康生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社会事务部在北京、西安和兰州等城市建立特工和秘密联络网络，在延安地区也创建了一系列地下网络。共产党还在胡宗南的身边安置了几名间谍，这位国民党将军的都队封锁着延安的南门。胡宗南的秘书和由胡宗南管理的宣传处“西北新闻署”的一名记者，都是共产党的间谍。社会事务部在国民党的上层内部招募了许多特务，包括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和最信赖的顾问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国民党内许多政治家和将军，包括傅作义、龙云和沈醉，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的前夕起义了，但是直到那时为止，他们并不曾为共产党工作过。鉴于这种机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爆炸性混合正是时代的特点，康生本来应该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 这场秘密战争也不是单方面的。国民党的反间谍人员破获好几个社会事务部在国民党组织和辖区内建立的间谍网。国民党最重要的胜利出现在一九四七年，在中国的内战爆发以后，当时在史国北方的一系列情报小组遭到了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破坏。几十名共产党的特工被逮捕，包括曾做过康生高级助手的赵耀斌。 国民党还安排一名名叫沈之岳的戴笠的特工渗透到延安的共产党总部。沈并不引入注目，工作努力，后来打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在那儿他担任文书工作及处理各种文件。意识到他将面临暴露身份的重大危险，他说服毛泽东将他派往江浙一带担任当地的地下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从那儿，他最终回到了重庆。 除了主管反国民党的秘密作战行动之外，康生保持着同传统中国秘密帮会的联系，几乎在共产党的开创阶段，党已经在同它们打交道中得到了锻炼。上海有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比如颐顺章，就是城市秘密帮会“青帮”的成员，老资格的共产党军事指挥家朱德和贺尤，也曾属于“红枪会”那样的农村秘密帮会。康生本人在他的出生地大台庄曾经与土匪相伴为伍，并且在上海时经常同“青帮”成员会面，特别是在顾顺章叛变以后他担任“特别工作委员会”首脑的时候。 在康生的领导下，社会事务部加强了它同秘密帮会的联系，把先前随意的关系改变成更为正规有效的制度。按照塔斯社记者彼得·伏拉基米洛夫的说法，这个制度建立于一九四二年，文件题目是《关于在秘密帮会之间展开工作的指示》。 由于康生的副手李克农主管该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同秘密帮会间的关系，有助于康生在这个国家各个地区有计划地监视各种情况的发展。农村的秘密帮会被有效地安排来监视敌人部队的移动情况，“青帮”中的特务使共产党能够迅速得知上海、奉天、南京和重庆等遥远城市所发生的事件。 无论社会事务部如何倒行逆施，而且尽管很厌恶康生，伏拉基米洛夫还是对这位情报工作的首脑和他有条理地收集、评价和解释情报资料的能力表示出一种勉强的尊敬。伏拉基米洛夫曾复述毛泽东的话，说康生是中国消息最灵通的人。 俄人被康生无休无止的自夸所激怒而开始注意他，他曾经警告莫斯科，德国计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进攻苏联。（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是从重庆获得的，周恩来的一名随从从一位国民党的熟人那儿听到这个消息，而那个人又正好看到了一份来自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然而康生的信息没有产生作用——斯大林没有重视它，就像他无视来自英国和苏联在东京的特务理查德·索吉（Richard Sarge）的同样警告。靳大林拒绝留意中国的警告必定使康生感到困惑，并使他增添了一份对苏联的敌意。 康生在延安整人的方法，使党的社会安全工作的方法定了型，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许多同事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气愤，但是在延安时期他们已经亲眼目睹，并且在有些场合下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而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康生在一九三九年开始进行的迫害，相对于他创造和主持将近四十年的梦魇，是一种温和而相对无害的预演。 在华北的山谷和窑洞里，共产党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这种理想在若干年后却演变成一种现实的统治。延安的先驱者们“带着燃烧的热情……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体的乌托邦。”对于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种热情很快就被日常生活的困苦、种植出售棉花来筹集资金那种令人失望的共产主义政策所熄灭。许多干部“希望能尽速脱离延安，就像投奔来时一样快。”但他们发现这已经是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没有办法逃避以康生为首、无所不在的“中国的‘盖世太保’”。 第三章 恐怖行家 到一九四〇年，康生已经对其他人的生活蒙上沉重的阴影，但是他渴望获得更多的权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极其无情地扩展他的权势，因此他成为共产党内上下阶层干部心目中的恐怖象征。 康生在一九三九年强化了他对社会事务部的控制，在四年代的最初五年里身兼两个秘密警察机构的首脑，并且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人物，这大大提高了他作为一位党领导人的威望。康生操心着安全和情报事务，在党校发表演讲，出席党的最高层会议，同毛泽东和江青交往，并有条不紊地运用斯大林的方法来对付延安的共产党员。 利用不断增长的独裁主义的倾向——已经受到“白色恐怖”、长征、抗日战争以及对国民党进攻的恐惧的鼓舞——康生使秘密警察成为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的最后仲裁人。四〇年代初期，理想的机会确实来了，当时毛泽东授权他监督“整风运动”。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塑造了共产党领袖的各种政治手段，并且从那时到现在，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随着毛泽东加强他对党的控制，暗中挖王明墙脚的运动因而加剧。王明则继续利用他那帮在苏联培训过的支持者和他在共产国际的关系，来向毛泽东作为党最高领导的地位进行挑战。有一次，单单一句话就能给康生用来反对他先前的庇护人王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写了一篇名口《论政策》的文章，文中如此声称，“陈独秀（和）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说服毛泽东重新修改那一节，不要使用“路线”这个词——这个删节减弱了陈独秀和王明是一贯错误的印象。康生来到毛泽东那儿，告诉他“不写路线这个词是个原则问题。”在毛泽东的耳边低声叙说他的看法，成为康生最喜爱的手段，这使他能够在没有其他领导人知道的情况下起作用，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为毛泽东值得信赖的顾问。 一九四一年年底，毛泽东开始为一场涉及党的历史观的运动做准备，这场运动会扩大他自己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那年九月，政治局讨论了长征的初期阶段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所犯的错误，当时王明的追随者们已经控制了党的委员会，透过投票压倒了毛泽东和他的同盟者，制订了共产党的战略决策。政治局断定那时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本身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个胜利——并决定发起一个运动来纯化资深领导人的思想，以及纠正对于历史的“错误理解”。换句话说，即是将毛泽东个人关于党的历史观灌输给一般党员。“整风运动”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正式展开，当时在党校每年一度的开幕仪式上．毛泽东在演讲中将它提了出来。 毛泽东和他的亲信们计划透过“整风运动”，将一种对毛泽东全心全意的忠诚灌输给全体党员。在“整风运动”的最初阶段，任何怀疑毛泽东地位的人，都承受到来自团体的沉重压力——并且随着这场运动愈演愈烈，拷打和监禁也跟着出笼。毛主义者的目的是要使王明和他的亲苏小集团、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丧失信誉。用中国共产主义晦涩难解的专门词汇来说，毛泽东的一方，“必须消除由于王明所犯的先是极左后是极右的错误，对党所造成的损害和危险”。毛泽东运用灵活的战略，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布尔什维克的毁灭性政策中解救出来，因而受到歌颂和赞扬。除了赞扬毛泽东思想策略上的长处，还强调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带来了一种新的、中国式的哲学成就。不像王明依靠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威望，毛泽东诉诸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对外国人的畏惧与憎恨。 为了掩饰“整风运动”的党派动机和野蛮的工作方法，它被描述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过程。党员们必须学习和讨论精选的文件，然后参加无休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在会议上，所有党员都被要求披露什么时候他们曾经偏离过那些文章里阐明的思想标准，并且谴责少数需要帮助的同志。这个运动公开宣称的目的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克服“对思想意识的误解”（一个党的政策突然转变的代码），并帮助较为年轻的干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即要求绝对的忠心）。这种对“整风运动”相对温和的解释，在西方依然得到广泛的认可，许多西方专家继续坚持，这场运动只不过是试图使有错误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屈从于心理上的匪力，而不是清洗他们。套用研究“整风运动”的学者马克·谢尔登（Mark Selden）的话来说，其目的是对那些正在踌躇不决的干部进行改造，并使他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敌人，通过流放、集中营，甚至开除出党或者开除公职来消灭他们。”登写道：“我很少听闻有干部在一九四二年春天集中学习和批评的过程中，被监禁或者被开除党籍……因此像王明那样著名的‘病人’，那时候显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前任对手，却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作家王实味，这场最恶毒的社会运动的痛斥目标，一个由于拒绝承认他的‘错误’，并且拒绝按照党的命令进行改造丽显得坚强不屈的人，最终宁愿放弃他的党员资格，而不是接受反对他恐怖行家的批评的那种合法性。但是这样的案件是很罕见的。”事实上，那时在延安并且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的王明，声称毛泽东和康生试图毒死他，与此同时，王实味在监禁了五年以后，被砍了头。"> 毛泽东同他的捉刀人陈伯达一起，在“整风运动”期间起草了许多学习文章。然.９9lｉb.而，康生却被指派筹划和实施这场运动。一九四一年八月，在政治局认可这场整风运动的前一个月，康生被任命为“干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像社会事务部一样极有权势的机构，负责审查干部以保证他们符合所需要的政治标准。康生的任命标志着他已成为最有权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三个帮助康生管理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也都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力：高岗，中国西北地区党组织的领袖；陈云，负责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还有彭真，华北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后来成为北京市长。 “干部调查委员会”的任命使康生直接参与了“整风运动”，并且在具体工作中同毛泽东站在一边。康生对“整风运动”的控制和他同毛泽东的关系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变得更为明显，当时成立了一个“总研究会”来监督“整风运动”。毛泽东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委员会的权力一天天落到了它唯一的副主席康生的手里。康生还是这个委员会中一个最有影响的小组的组长，负责调整党的中央各机构，并决定谁可以为它们工作。就非正式的权力关系而言，或许当时康生权力之大仅次于毛泽东而已。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逐渐在延安占据了一些最重要的位置。彼得·伏拉基米洛夫贴切地将康圭描述为毛泽东的“爪牙”。 康生不但利用“整风运动”来攻击王明，而且他在一桩试图用水银毒死王明的传说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王明在一九四二年生了重病，一位专给共产党领导人看病的医生金茂岳给他开了处方，使他的病情更形恶化。到一九四三年三月，王明的健康状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他的生命似乎已危在旦夕，他的妻子孟庆树向一位前来延安的苏联代表团的俄国医生询问金茂岳所开的药方；俄国人告诉她整个治疗期间药的成分中有一种水银，可能同其他物质起化学反应，严重危害她的丈夫。 王明声称，受罪恶感驱使的金茂岳曾向他坦承接受组织部一名官员的命令，开一种有毒化合物的药方。在日记里记录下这桩事件的伏拉基米洛夫，断定是毛泽东和康生设想出毒死王明的秘密计划。 王明声称康生、毛泽东和其他人意图毒死他的说法，依然是个引起争论的话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根本拒绝考虑王明的指控。对比之下，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相信，确实有毒死王明的企图，并把这个事件看作是康生“异常残酷”的一个例子。一些西方专家们持怀疑态度，他们坚持说下令处死对手，是违背毛泽东性格的作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大肆地运用医学上的误诊——开错误药或者根本不给药——好使剃少奇主席和贺龙元帅那样的对手遭致可能的死亡。将毛泽东牵扯进这幅画面并无必要；任何试图杀死王明的计划可能都是由康生一个人发起的。没有人会觉得，这种手段与康生使人遭受痛苦的趣味有不相谐调之处。 这次事件依然处于神秘的氛围中，但是王明昀指控在党的委员会里激起了一阵使人困窘的争论。为了调查“金茂岳事件”而成立的一个三人小组的委员会断定，金茂岳试图毒死王明是根据资深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的命令。按照调查员的说法，陈立夫是透过国民党的红十字会主席给金茂岳传送指示的。金茂岳所做的“招供”也证实了调查员们的讲法，但是在四〇年代的延安，这样的招供很少是与真实相符的。金茂岳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带有康生的手印，康生同刘少奇和李富春一起，是委员会的三人成员之一。调查员们判处金茂岳五年监禁，但是同时，又允许他依然可以自由活动和行医——对于为国民党情报机构工作而被判处有罪的共产党党员来说，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特权。一九四五年，当“整风运动”的过火行为得到纠正时，金茂岳推翻了他的招供，坚持说他草拟这个药方只是犯了一个错误，并非蓄意损害王明的健康。 王明依然病了大约三年时间，不能够参加延安的定期政治讨论，或者出席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举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最后同意他去苏联进行治疗。不论金茂岳是否故意开出含有水银的药方，对王明虚弱身体的损害，使他无法应付对毛泽东时机良好的进攻，王明的声望因而黯然失色。 在康生主管“整风运动”以后不久，他更加努力地在延安清洗所谓的敌特。到一九四三年年底，“整风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半，随着社会事务部以政治忠诚度的最终审判者出现，康生彻底把这场运动变成了一场政治迫害。康生争辩说：“我们发现了如此多的间谍，以致全体固志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现在你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帮助那些愿意向党坦白表示悔悟的人，并把他们从敌人第五纵队的陷阱里拯救出来。这是你们的神圣职责。”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康生开始把“整风运动”转变成一场残酷的清洗，当时他在陕北公学——一所由社会事务部管理的训练学校，康生的许多助手和门徒都曾在里面上过学——逮捕了一名年轻的男学生。这名十九岁的学生张克勤曾经在甘肃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反抗组织。但是康生宣称张克勤是典型的间谍嫌疑犯，指控甘肃省党组织是“红旗党”一一这是他对于在进步的幌子下、或者在“红旗”下进行反共产党活动的团体的专门措辞。康生指出，张克勤的父亲曾在甘肃省会兰州被敌人逮捕过，认为他有“政治问题”。为了证实他对于张克勤是一名敌特的怀疑，康生引用张克勤表露对资深干部不同意见的纪录——尽管这种明显的举动几乎不可能是一个搞过秘密活动的人会去做的。 康生没有反对张克勤的真实证据。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止步不前，他利用心理压力和肉体折磨的标准戏码来使张克勤屈服。张克勤几天内就支持不住了，承认他是一个国民党闻谍。康生立刻召于了公众大会，逼迫张克勤向大批听众重复他的招供。张克勤的蒙耻给康生制造了第一个“拯救”年轻“敌特”的事例——尽管那是具有康生特色的“拯救”。 张克勤案件开始了一场对可以被“拯救”的敌特的广泛搜查运动。康生宣称国民党的秘密特务不但已经渗透到延安每一个部门和组织里，而且也渗透到在圄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活动的地下共产党大小组织，并且已把它们变成了“红旗党”。康生对间谍的追捕聚集了庞大的力量，使一九四三年变成恐怖的一年。那年的四月一日，封锁着边区大门的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派了一位代表到延安。康生利用这位代表的访问，并以不让叛徒同这位国民党代表接触为借口，安全机构的特工在一夜之间拘留了两百多名可疑对象。一些较为清醒的同事提出质询，怀疑这么多的秘密特务竟然能够进入延安工作，于是康生答道：“我们可以在逮捕他们以后再谈论这个问题，等他们被关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审问他们了。” 康生法网下更为著名的受害者是王实味，一位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在延安广为人知的作家。尽管他早在二〇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他还是使延安许多高级领导人感到恼怒。他是个真诚、严肃、热情的知识分子，除了文学和中国的复兴，其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抽烟、喝酒，或者看电影；他的唯一消遣就是散步。”他的妻子说道。王实昧在延安这个菁英统治圈内失去了忍耐力；他开始批评各式各样的组织的首脑，因为他们使自己得到比普通学生工人所能得到的更有营养的膳食和更好的衣服。他还反对由资深的领导人来选择整风委员会的成员、而不是通过民主选举的作法。 王实味一系列谈论和墙报以及一篇干一九四二年三月发表的著名杂文 href='/article/3236.htm'>《野百合花》里，表述了他的异端观点。王实味的文章一出现，他和他对延安的批评就成为每一个人的话题；但是出名是很危险的。几星期之内，中央研究院——党的最高知识分子机构和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亦即王实味所茌部门，里面许多文学工作者，因为他追随“平均主义”思想而开始谴责他。 康生最初并没有参与对王实味的批判，但是在 href='/article/3236.htm'>《野百合花》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言向康生汇报这个事件的发展情况，康生的反应使李言感到吃惊。康生了解王实味的所有情况，并警告李言要小心对待他：“王实味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他在组织上是个积极分子；他还是个蓝衣社特务。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的问题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康生的表弟、也是他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李宇超，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一次文学工作者的座谈会上，指控王实味信奉托洛茨墓主义；王实味承认他同中国托派中的许多文人关系友好，但是断然表示他从来不属于他们的组织。但他承认自己同意托洛茨基的某些看法：按照斯大林和他的代理人鲍罗廷的政策，共产主义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失败了。在一个戒律森严、极权主义的社会里，王实味再一次做出了一个危险的挑衅。 在康生的授意下，社会事务部把一些特工人员派进中央研究院，搜集有关王实昧的情报。到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王实味被逮捕的时候，指控他的罪名从“蓝衣社特务”转变成“托派分子”。他在枣园的监狱里一直关到一九四七年，当时面对国民党的进攻，所有的共产党团体都撤离了延安；王实味由社会事务部的警卫人员押送到山西省一个荒凉的小城新县，当地的社会事务部特工人员将王砍头处决。一般都认为王实味的死刑命令是康生下达的。 到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实施的“突然打击”已经持续了好几个胃，并拘留了一千多个“敌特”。七月十五日，在一次中央党的机关干部会议上，康生作了题为《挽救失足者》的冗长报告。康生的演说集中体现了他养成的那种受压抑的歇斯底里的腔调，散发出令人恐惧的气息，这种气息像波浪般淹没了听众。他宣称他是在“一个非常时刻，一个军事动员的时期……在国民党……紧紧包围我们南部前线并等待着进攻命令的时候发言，”康生继续说道： 在这儿，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向每一个人通告，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的间谍和特务，想要消灭我们……所以，在四月十日以后，党中央再一次通过了一条宽大政策，并号召那些青年人重新作人，改过自新，摆脱特务们的陷阱。在最近三个月里，党员和非党员的努力鼓舞了许多失足者和受害者；使他们接受党的号召，挺身而出大声谴责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因为他们扼杀了中国的青年人。迄今为止有四百五十人向党作了交代并表示了悔改之意。 为什么共产党要如此费心地来拯救你们？简单地说，是因为党想要你们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被骗去为敌人服务。你们当中那些迷失方向的人，要下定决心，要神志清醒地向党表示悔过，抛弃特务的外衣，扔掉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大声揭露你们所蒙受的欺骗、侮辱和损害，坦承你们所犯下的罪行。共产党欢迎你们这些失足者重新成为中国人，反对日本，为国家服务……你们中谁曾经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强奸过和欺骗过、被吸收进第五级队，由于你们的幼稚和无知，由于你们企求名声和利益，害怕死亡，陷入了特务的陷阱……我们替你们担心，害怕你们会去自杀……当一个人向党交代的时候，我们马上消除有关他的证据，把他的名字从特务的行列中除去，我们感到欣慰，因为他成了一个有觉悟的人。共产党又拯救了一个人！…… 最后，我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我们保持宽大的政策，但是宽大是有限度的……我们警告那些顽固地拒绝醒悟的特务。觉醒吧，尽快地觉醒和转变。拯救年轻的失足者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一颗菩萨的心脏，但是为了镇压顽固的特务，我们也有铁一般的意志，如果他们……宁愿选择充当敌人的第五纵队，那时我们就将采取严厉的方法采消灭他们。 康生的演说掀起了追捕间谍和特务的高潮。大多数党员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内奸”、“叛徒”、“红旗党”、“cc派特务”和“蓝衣社”特务暗中破坏共产党各种机构的说法；许多人是以告发同志或者承认自己的“政治问题”，来预先阻止别人对他们的指控，以获得安全感。在“拯救”和“坦白”会上，惊恐和慌乱的青年人揭发了家庭或者朋友同国民党十分遥远的关系——这种追本溯源的关系在资深共产党人自己的生活中也是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党员们被逮捕、审问和拷打，直至做出招供。恐怖使它本身永垂不朽：越多的干部自愿坦白，敌人颠覆的危险越真实，就越能证明逮捕和拷打其他受怀疑者是正当的。康生最后宣称，经过细心的安全工作查证，他计算到延安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干部中，宥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政治上是靠不住的。 有些单位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被打成了敌特。在一所军事通讯学校的二百名学生里，有一百七十人被康生当作特务加以逮捕；一所师范学院里有八十八名学生参加“整风运动”，其中六十二人被拘留；在另一所培养教师的学校里，学生和职员中的百分之七十三都被逮捕。逮捕的浪潮也涌进了安全机关本身。隶属于当地政府的安全保卫单位的延安警卫团，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加以逮捕。在两星期内，康生在陇东捕获了一个人数超过二百人的所谓间谍网。逮捕还触及党总部的干部，不过最高层几乎没有受害者；党书记处的六十名干部中只有十人被指控为“特务”。 处于极端压力之下的一群群受害者，承认曾为国民党，为日本人，或者既为国民党又为日本人工作。康生和他的亲信为每一个合作的人提供拯救的前景，但是那些不愿意合作的人，则受到心理上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包括他在一九三九年使用过的那套手段，即剥夺受害者的睡眠，然后用毒蛇来恐吓他们。其他一般的方法是“车轮战”、单独监禁、为招供提供酬金，和假处决。尤其突出的是贯穿“拯救”运动所利用的公众大会。这些会议经常具有一种恐怖的、戏剧般的特性：一把刺刀、一个绳套和一杯毒药放在嫌疑犯的面前，同时群众大声呐喊“坦白你的反革命罪行，否则立即灭亡！”或者“灭亡之路有三条。任选一条！”那些拒绝接受群众要求的人，便遭受最为痛苦的对待，甚至被处决。 诱出虚假的承认之际，康生知道真相被歪曲了，但是它似乎满足了他的某些坤动。他扫除异议，评论说如果“虚假的证据是罪犯想要说的，那么就让他们去说。”当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坦白曾受特务的训练，勾引和诱捕党的干部的时候，康生利用她的声明宣称，他的反间谍工作已经“创造了”一种接近敌人的“新方法”。但是他也强调许多招供的不可靠性，警告说既然任何特定的个人真相是无法确定的，那就必须实施进一步的审讯。 尽管他应允过“拯救”，康生却不愿释放那些遭逮捕的人们，无论他们是否招供。当一名审讯官请示他嫌疑犯一旦承认了他的罪行，是否可以让他自由时，康生命令他告诉那名犯人，“你不彻底坦白，你不解释清楚，你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他告诉另外一名审问官，“问一万个问题。使得他们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回答完全。” 康生的“整风运动”将一种新的成分引进中国的政治生活：一种对诱行虚假招供的强调。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皇帝和大臣都懂得因为政治上的犯罪而处决对手，但是他们很少去搜寻捏造无根据的招供方法。在公元前二一一年，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统一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活埋了数百名学者，因为他们的理论可能会威胁到他新建立的帝国，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去强制他们承认有罪。中国的法律制度在传统上是采用拷打的方法来获取证据的，但大前提是，在强迫下产生的证据是真实的。在康生领导下的“整风运动”，象征着对这种惯例的严重破坏。康生将斯大林主义思想应用于延安，故意引用每一个极其不幸被打成嫌疑犯的人的虚假招供，这些招供使他那关于反革命分子和秘密特务的想人非非的世界，显得可信许多。 中国共产党在二〇年代末开始使用粗暴的方法来控制思媳，当时军事指挥官们在他们的部队中必须发扬团结一致和承担义务的精神。但是思想改造在延安达到了一个新的精致水平，数十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康生并不是负责把斯大林主义的技巧移植中国的唯一共产党人，但他是最重要的。他在莫斯科的工作赋予他一个观察苏联的无与伦比的机会，并且作为社会事务部部长和“整风运动”的主将，他被理想地安排在中国实施这些课程。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的。杰奎斯·伽利玛（Jacques Guillermaz），一位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估计，在运动期间，有四万到八万之间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许多人发了疯，与此同时其他人或者上吊，或者投河投井，都自杀了。更多的人则被监禁，一直关到一九四五年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他们中的许多人才恢复正常的生活。尽管降临到大多数人头上的只是肉体上和心理上的折磨，但是死刑判决仍然实行到一九四七年。那年三月，当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迫使共产党撤退时，康生下令秘密处决了一百名左右自从“整风运动”以来一直关着的犯人。 对于“整风运动”的诸多受害者来说，尽管在一九四五年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后被释放且恢复了正常生活，却并不能保护他们自己永久免遭康生的迫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找到了他们当中许多人，逮捕他们，重又以内奸和叛徒的罪名指控他们。“整风运动”期间的逮捕纪录就成为证明他们不忠的最佳证据——四〇年代的虚假指控，二十年以后竞成为一种个人不忠的“证据”，噩现江湖。 受到伤害的党领导人最后开始秘密反对康生和他的恐怖运动，但是除了最有权势的人之外，没有人敢对他的方法表示非议，并同毛泽东讨论它们。任弼时，一位有影响且独立思考的政治局委员，就在一九五〇年他逝世之前，试图让毛泽东注意康生滥权的作法，但终告失败。康生的另一个对手周恩来，当时正在战时陪都重庆，讥笑康生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机关都是“红旗党”的声明。 考虑到异议者的意见，党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发布了一道关于“干部调查”的命令，试图限制暴力和威胁的使用。但是正在全速向前发展的康生式“拯救”运动，早已导致数以万计的党员承认同国民党有联系，于是，这种反敌特的需要对所有人来说就变得很明显了。不顾八月十五日的命令，在数星期以后召开的一个群众大会上，作为这场继续进行的政治迫害的一部分，二百八十名共产党员承认自己是间谍；另外一百九十人在同志们自发供述后，惟恐受到牵连，也做了坦白。 康生出示那张坦承自己是间谍和特务的名单，借以证明他的策略是正当的。除此之外，他可以诉诸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早在一九四O年就已宣称，“我们必须坚决镇压那些顽固的内奸和反共分子，否则我们就不能保护抗日的革命武装。”在拯救运动的争论中，毛泽东发表声明：“不杀一人，不逮捕大多数，这是在这场反对特务的斗争中所必须遵守的政策。”然而甚至这些经过仔细选择的词句，也承认了对“反对特务的斗争”的需要；在这次关于中国的宣传运动的模棱两可的谈话中，毛浑东反对“逮捕大多数”的禁令，听在忠心耿耿的党员耳中，这是对拘留少数人的一种清晰的赞成。毛泽东给康生留下了充分的机会，来安排他自己的逮捕配额；他已经规定不应杀任何人，但是他的命令可能会被自由地加以解释。 毛泽东身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因为康生的工作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根据不断普及的毛泽东的理论，“整风运动”赋予他一种共产主义学说专家的声望，这种声望有助于暗中动摇王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地位。同时，康生的行动也正在对王明的地位造成更直接的损害。在康生论敌特之危险性的演说和文章里，潜藏着国民党和日本人联合反对共产党的见解。这种主张向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发出了挑战，并且作为竭力使王明丢丑的“情报”，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康生继续篡改自己担任王明副手、在上海莫斯科为王明服务的那段历史。 康生残酷的整风行动持续到一九四三年年底，但是关于他的工作方法的争论则持续了很长时间。像聂荣臻和叶剑英那样的将军联合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起批评康生的过度行为；王明的亲苏支持者中大多数出于报复心态，同声谴责康生，因为他背叛了他们的领导人，他以前的恩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本身也对康生不利。他使毛泽东确信苏联在德国军队的面前将会屈服，但是到一九四四年，随着苏联对德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不能再无视斯大林和苏联了。为了准备同伴随着日本的失败而紧跟来的国民党作斗争，他需要弥补同莫斯科之间的不和。毛泽东在他的私人随从中需要一个赞同苏联的人，而不是一个批评苏联的人；康生对苏联的敌意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毛泽杂必须在赞同康生和改善同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关系之间进行选择。 恰恰就在毛泽东等人需要加强同苏联关系的那个时刻，他们发现自己面临了另一个国家的代表，这个强有力的国家足以在中国的舞台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那就是美国。康生同一九四四年夏天来到延安的美国人建立关系；事实可证，他像同俄国人交往时一样地狡猾。 随着抗日战争扩展至太平洋，重庆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和华人说服蒋介石政府允许他们派遣“一支观察员队伍”去延安，这个从一九四〇年起就不对美国人开放的地方。美国人希望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争机器的情报能够加快这场战争的结束。到达延安的第一组美国人，即广为人知的“南方使团”，他们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抵达。美国陆军最著名的中国通之一巴瑞特（David Barrett），领导着“南方使团”的十八名成员：十六名军人加上两名大使馆的文职人员——谢伟思（John S.Service）和雷蒙德·P·兰登（Raymond P．Ludden）。 “南方使团”的成员对他们在延安遇到的人们有极好的评价。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是开朗、坦率和友好的。”巴瑞特和他的同事们对“杰出的共产党士兵和政治家”的品质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被一位美国人看作是“朝气蓬勃、成熟、有实际经验的人——年轻、在身体上和智能上都极为强韧。”那位美国人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无私地献身于崇高的主义，拥有伟大的品质和领导才能。他们并无意使自己成为难以接近掌权的核心集团。” 确实，中国共产党为美国访问者举行了他们渴望的欢迎仪式，同意美国人接近一些最高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人为访问者展示了共产党纲领的要点： （1）坚持统一战线。 （2）全民动员同日本作战。 （3）承认中央政府和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领导。 （4）国民党的民主化。 （5）在全中国建立言论和政治活动自由的制度（共产党领导人相信“共产主义”这个词会使人误解他们的纲领，他们正在考虑放弃它，并用它的中国名字“共产党”来谈论他们的党。） “南方使团”的成员们相信，共产党不断提供给他们的都是极有价值的情报。共产党同意在华北建立几个气象站，这样就能帮助以昆明为基地的美国空军编队，突袭日本，进行轰炸。尽管共产党未能提供美国人原来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的日本人的战斗序列，但是巴瑞特自信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事实上，巴瑞特和他的小组的工作是很不完全的。“南方使团”的一个最初目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系统发生联系，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在任何时候遇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头子康生。如果美国人把他们的使命看作是探听共产党的秘密机构，那么共产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南方使团”提供了一个操纵美国政策的机会，即假装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要，使这些访问者产生错误的印象。 即使共产党将“南方使团”的成员同康生隔离开，他还是不能永远不露面。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国官员的建议下，来自重庆美国大使馆的约翰·K·爱默生（John K.Emmerson），一位正在延安做短期访问昀日本事务专家，拜访了康生（在爱默生的纪录里是Kon Seng先生），讨论抗日战争，并随之引出其他的问题。与共产党担心允许局外人接近情报机构的想法相一致，康生被介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从未费心去告诉爱默生他的实际角色是什么。 在简短地讨论了抗日“政治战”以后（康生建议“改造过的战俘”可以从延安派遣到美国或者其他地方，以帮助准备对付日本的入侵），爱默生问康生，中国共产党是否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社会的问题”，统治大城市是否会有困难。康生告诉爱默生他很欣赏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对共产党具有极大的利害关系。至少有三种因素会帮助共产党管理城市地区，康生说道：他们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即使是现在，他们已经在训练市政管理方面的干部；许多共产党干部由于生活在城市里，从而已经获得管理城市的经验。总是具有文化和文学意识的康生，向爱默生提到一本由激进的作家兼学者郭沫若写的书，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把在农村已经成功的策略，照搬到城市的革命英雄的失败过程。” 康生转向下一个问题：同国民党的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和解大概不可能实现，他告诉爱默生，因为“蒋介石拒绝放弃他的一党专政的原则。”但是康生声称内战未必、可能爆发，因为“共产党不要它，中国人民不要它，联合国也不要它。” 在中国的许多美国人不理解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康生对此表示关心。“即使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里提供位置给共产党，也将会遭到拒绝。”在这个基础上共同参与，他解释道，不会带来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蒋介百正在指望美国抗击日本取得胜利。“他在等待，”康生预言道：“他不会放弃一党专政。”如果共产党在那些条件下加入蒋介石的联合政体，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目标：一个民主化的中国。” 在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所提出的目标以后，康生赞许地对爱默生说，“美国人是坦率的。”——说话时带着一副没有表情的脸，就好像他在说谎一样，声称坦率是“一种他喜欢的品质。”他向爱默生保证，他认为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也都是坦率的，然后又补充说他希望美国的技术专家在战争以后能够来中国，帮助发展中国的工业，使它实现现代化。 受到康生的“坦率”的十足迷惑，爱默生向他提问同苏联的关系，指出“许多人都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受苏联控制的。”康生用纯粹的毛主义者的措辞回答道：“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之一（是）它必须同当地的、个别的环境相适应。在一个地方起作用的东西，绝不能够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并期待它会有好处。”他继续说道，“中国共产党总是独自制订出自己的政策、纲领和归纳问题，不同外界协商，也不接受外界的指示。这甚至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就已经是事实了。”他陷入了事事称赞他的庇护人的习惯，康生继续说道，“毛主席经常告诫党的领导人，告诫他们必须发展适合人民和本地区的实践纲领；举例说吧，即使他们如此期望，在延安实现共产主义将还是不可能的。” 当康生同约翰·爱默生会见时，他作为共产党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首脑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挑战。但是他在“整风运动”期间的残暴行径所激起的反对崽见继续缠着他。一九四五年年初，康生感到自己处于日益增大的压力之下。对他的残酷，他从未表示过丝毫的自责，并且牢牢执掌着已遭削弱的权力。 康生真正的危机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早该召开的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暴发的。自一九二八年莫斯科的那次代表大会以来，首次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的缘故一直延期，直封他确信能够击溃王明和他的留苏派势力。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党正式承认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这份成功的果实部分来自于重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迎合毛泽东创造的神话。 代表当中没有人敢于询问毛泽东对党史的重新解释，但是出现了对其他问题的激烈争论。康生的对手们对他在“整风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怒气冲冲。康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了两个问题——党关于农民的路线问题和军事情报部的工作问题——但是没有提到这场出于“拯救”需要而进行的反敌特运动。几名代表对他的忽略提出了抗议；他们要求大会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伏拉基米洛夫描绘了康生的反应：“他的样子活像是个受到冒犯的知识分子。富有表情地在眼镜后面抬起眉毛，姿势优美、文雅，紧抿着嘴唇……一副极为清白无罪、受到冒犯的样子！”为了挡开他的对手，康生争辩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贯彻“毛泽东路线”；这种辩解引起了那些早已愤怒的批评者更大的怒气，场内需要毛泽东本人出面干预，使他们平静下来。 康生最公开的对手之一是党的前任铁腕人物李立三，就在一九三七年离开莫斯科之前康生下令逮捕的人犯——他的告别阴谋的受害者，关于康生在莫斯科的活动，李立三知道很多事情，他试图揭露康生在苏联时对中国同志的口是心非和残酷。但是这次代表大会太专注于其他事务，而没有认真处理他的控诉。 康生还有毛泽东的支持，冲着他的所有反对意见，都不能阻挡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是关于“拯救活动”的争论却一直盛行不衰。为了抒解来自高级干部逐渐增大的压力，党的中央领导于一九四五年年底将康生从社会事务部和军事情报部部长的职位上调离。他的副手李克农，代替他担任这两个部的首脑。 在他调离安全和间谍机构以后，康生实际上从党的中央机关流放了。这一次，他没能适应那个时代的时势。毛泽东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帅，但是那时候他有许多其他的支持者，并且能够担负起剥夺康生的权力所造成的影响。一直陶醉于一种使他成为毛泽东的“阴影、意志、欲望”的亲密关系之中，康生如今尝到了失宠的滋味。他依然是主席的同伴之一，继续同他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上，但是毛泽东不再让康生控制那些组织，那些组织使他在过去六年多时间成为一个权势炙热、令人害怕的人物。 尽管康生失势了，但是他在安全和情报系统的影响数十年来却是日见明显。他在延安推广的方法和公安工作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及以后的年代。他那种将间谍活动的问题融人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倾向经常复发。康生被调去做其他工作，但是那些在他的庇护下升官的人，根本从未打算废除秘密警察制度；他在社会事务部的亲信和门徒，依然控制着这块黑喑的地方。许多由康生帮助创建的其他制度只作了小幅度的变动，依然保存了下来。 在新中国，还没有任何持续的努力把康生的方法视为过时加以抛弃。整个五〇年代，当时康生同安全和情报工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几千个海内外的中国人同许多一九四九年以后继续留在大陆的外国人，被指控为“外国特务”，甚至更坏，是“国民党间谍”。其他数百万人只因为被划进不好的社会类别而遭到逮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少有两千万居民被监禁或者送进劳改营，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以后不久，按照新华社在一九八四年的一份报告，有两千万人被宣判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中的一类，并为了改造和“拯救”而遭监禁。之后由于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发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最后一批七万九千五百零四人在一九七九年（康生死后四年）撤去了他们身上的四类分子称号。但是对于在共产党执政头十年的群众恐怖的受害者来说，两千万只是个最低数字。 延安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康生在一九四五年的黯然失色，但是他已经把一种痛苦的、血淋淋的、永久的遗产赠给了中国的二十世纪。 第四章 黯然失色 康生被剥夺安全和情报部门首脑的职位之后，依然是毛泽东核心圈里的成员，但是像刘少奇、任弼时和杨尚昆等人的观点至少也和康生一样具有份量。 紧接着日本人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以后不久，主席和最高统帅开始商谈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权。在美国全权特使一系列的鼓励之下，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就像没完没了的皮影戏。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准备妥协；他们运用各种手段，只是为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好处，并且等待恢复敌对行动的最佳时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协商以失败告终，战争似乎追在眉睫。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早就预期的国内战争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猛烈爆发了。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互相回避时，康生抓住每个机会大肆宣扬他对秘密战争的擅长，希望毛泽东认识到他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毛泽东忽视了他。主席最终将他安排到他以前从未涉入的领域——土地改革。 从二〇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在中国，城市无产阶级是否也能像在苏联那样成为革命动力的问题，土地改革的想法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没收富有的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将它们分给千千万万的贫农、雇农和无地游民。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土地改革政策方面是不一敢的，事实上，它破坏了两党的早期联盟，并导致了一九二七年的国内战争。那一年，毛泽东写道：“几万万农民……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人坟墓。”毛泽东知道，为了召集不满的贫苦农民，共产党需要提供给他们一些东西；而最能激励他们的奖品是土地。 革命党利用中国农村大片土地的时机已经成熟，人们向无法脱离贫困的农村人口大声呼吁。在很多地方，地主残酷地虐待雇农——在他们无法支付所要求的过高地租和榨取过多利息的时候，抢夺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雇用恶棍殴打任何一个引起麻烦的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接到来自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和共产党最高民政官员刘少奇的命令，康生与一行七人从延安出发到甘肃省东面荒芜的边界地区——陇东，大约在延安以西一百英里处。他的使命是视察共产党在几年前获得控制的地区创立的土地改革计划。康生在陇东仅度过五个星期，但是这些日子使他对土地改革及其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地位持乐观态度。 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在较为贫瘠的地区，那里经济艰难，土匪、军阀和干旱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共产党经常运用极端的手段消灭富农，就像斯大林清除鸟克兰和俄国南方地区拥有土地的富农一样。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很难激发民众对富裕农民和地主的憎恨；通常土地拥有者失去他们的土地，但是他们的生命得以存活。 康生在指导土地改革时采用最严厉的方法是不会令人讶异的。在陇东，他把自己装扮成对正在进行的土改计划的批评者，然后，在他退回延安时则指责陇东的领导有“右倾”思想——意思是对地主的一种温和妥协的倾向。～九四七年二月二日，在他回到延安后不到一周，康生就在党校发表了一篇粗暴的演讲，这藏书网是他为了激进的土地改革需要所做的一系列讲话中的第一篇。他号召使用一种新的民粹主义方法，“唤起民众，然后把所有的问题交给他们去处理，这种方法能够解决问题。” 康生的规则转变成乡村内无数复仇行动。康生不仅没收地主的房子和财产，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而且煽动农民对地主和他们的随从的仇恨。以社会正义的名义，鼓励农民通过杀死地主和富农，来结清宿怨。康生丰富的经历从未抑制他对土地改革的严厉措施的热情：毫无疑问，他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残酷无情的。无论如何，这次地主不幸成为康生的目标。正如毛泽东在后一年中解释的：“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地主，把他们当作一个阶级，而不是当作个人。” 一九四七年三月，康生从陇东回来五个星期之后，一支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迫使共产党撤离这座古老的城镇。当国民党飞机轰炸和扫射从延安撤离的军队时，康生和曹轶殴与共产党的主力一起西进到黄河岸边，在那里，他接到命令去负责东面几百英里以外的山西省土改计划。他从共产党主力部队中离开，到山西省西北角临县的郝家坡建立司令部，康生在那儿待了将近四个月，整个夏季都用于检查已经十分合适的土地改革计划，以他自己的方法来纠正当地干部的错误。康生采取标准方法，将地主和他们的家庭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他下令将他们处决。 在整个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土地改革与对地主的惩罚齐行并进，但是康生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同仁也施以恐怖。 在上海，康生曾利用红队出卖和暗杀那些支持党内他的对手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他曾运用秘密警察的力量来反对苏联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延安，他曾利用社会事务部，逮捕大批以“拯救”为名而歪曲为敌特分子的年轻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在山西省的西北部，康生有意识地着手向那些被认为是同情共产党的地主开刀。 在康生统治下的地区临县，有两个在抗日战争中以支持共产党而闻名的富有大财主，牛友兰和刘少白。康生命令他的武装亲信去抓牛友兰，然后当着召集起来的农民的面指责和羞辱他。康生取笑说，因为地主姓牛，应该像牛一样对待他；为了使他的双关语取得实际的效果，康生命令他手下的人在牛友兰的鼻子上开个洞，在洞里穿上环，在环上绑根绳子，然后强迫牛友兰的儿子牵着他的父亲，鲜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滴在郝家坡狭窄而多尘土的街道上。刘少白受到牛友兰命运的警告，赶紧向党的总部求救，因而逃过一劫。 康生还攻击那些早在他来到这个地区之前已经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下级干部。有些足年轻知识分子，向来无心执行康生的错误政策，其他一些是在这个特殊区域加入党组织的单纯青年，对共产党运动的伟大目标理解甚少。康生为他的受害者杜撰了“石头”这个名称：压榨农民的石头，阻碍调整计划的石头，需要清除石头。在清除“石头”的名单上，康生清洗了许多当地的共产党员，将他们交给群众的“批斗”会，在会上农民们辱骂和毒打不幸的干部。 康生还调查“土改工作组”的背景——调查人员大多数由目不识丁的共产党员组成，他们是负责土改进程的机制，并且举办“批斗”会，反对非无产阶级或非农民出身的人。他在根除私人所有制的伪装下，没收私人的小物品——迫使社会出身较好的干部与其他工作组成员分桌吃饭。 康生乞灵于中国古老的见解，来为他的行动辩护，派往一个地区的官员不可避免地会与富有而有影响的地方土绅结成联盟。康生争辩说，除非根除那些官员，否则土地改革将不会起作用。但是康生的记录显示，他只是利用这种争论作为更大的暴行的借口；他在上海、莫斯科、延安和郝家坡对共产党同仁的迫害总是说明，他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营垒。 康生提出的石头理论有力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土改机构。五〇年代，当土改政策在全国各地实行时，党的地方官员往往被当作“土豪”，随着地主一并消失。（尽管康生抱有攻击“石头”的想法，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来了个大转弯，他指责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二十年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搬石头”；这种矛盾丝毫没有使康生显得不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令没收土地的主要标堆，是看土地的拥有者是否有剥削雇农和贫农的记录。但是康生认为这个标准过于温和而不予考虑。他补充了其他三条衡量标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不论多么含糊不清，这使他很容易将地主和富农，与在蒋介石军队中服过役或者与国民党有其他联系的普通农民混淆起来。他的目的是剥夺他们的土地，公开地羞辱、殴打他们，有时把他们枪毙、杀头或活埋。 从以下统计例子，可以看到康生政策的效果，临县的蔡家崖村五百五十二户人家中有一百二十四户人家被划为富农——超过实际分类的两倍。虽然他在郝家坡实施暴行，但是康生仍然获得毛泽东对他工作的赞扬；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泽东指出，“康生同志”克服了阻碍郝家坡土地改革的“右倾”思想。 用这种方式，毛泽东显示他仍支持他的前安全首脑。在毛泽东公开反对康生和其他人滥用权力的时候，他对康生的称赞是有特殊意义的。毛泽东知道，郝家坡周围地区的土地改革失去了控制（在称赞康生的文章中，毛泽东承认“左倾”已经产生），但是他清楚地表示，他没有让康生承担出现“偏差”的责任。 在康生和其他主张强硬路线的干部的影响下，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都以血腥、残忍而闻名。党内执行土改政策的小分队被派到虽遥远的岛村，组织当地的农民，组成土改小组，他们发动贫农和雇农去反对富农。当仇恨达到极点时，农民被鼓励在“诉苦大会”的讲坛上诉说在“土豪”手里受到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这些大会经常以土改小组带头群众高呼“枪毙他！枪毙他！”或“杀！杀！杀！”而告结束。负责这介过程的干部会裁决地主犯了严重罪行，判处他们死刑，并且下令立即拉出去就地处决。 处决过程与判决过程一样没有丝毫怜悯。许多地主被枪决、吊死、杀头、殴打致死、被钉在建筑物的墙上，或者被活埋。一些令人恐惧的行话说明了康生所发明的奇特处死方法：在冬天里让人穿上薄棉衣，将水浇在他身上，直到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将他冻死，这叫“穿玻璃衣”；把人活埋在雪中，这叫“冷冻”；将他埋在坑里，埋到颈部露出脑子，再弄碎他的头盖骨，这叫“开花”。 在山西省西北地区饱受恐惧的四个月之后，康生在河北省的小镇西柏坡出席了一个有关土地改革的重要会议，西柏坡地处北京西南大约两百英里，州少奇和朱德撤离延安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司令部。许多高级干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负责土地改革等非军事事务的领导人刘少奇主持。会议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持续到九月中旬，正式批准对地主采取强硬路线，确立了在未来岁月中仍然有效的模式。康生积极地陈述他的极端主义观点。九月九日，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递交了一份“有关土改和整党问题的报告”，建议“一种完全平等的土地分配政策”会减少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并且满足没有土地的农民和雇农的需求。昕上去像是要求平等和每个人占有土地，事实上这是为了散布人类屠杀的计划。 两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当共产党军队准备向国民党发动最后进攻时，政治局将康生凋离党的总部和内战的前线，安排他去视察他的家乡山东省的土地改革情况。国民党仍然控制着山东的几个地区，包括省会济南。但是共产党控制了山东北部和诃北东部地区，康生就驻扎在那里。 康生离开他的家乡山东有二十多年了，他发现当地的共产党机构建立得相当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面对当地党组织的干部，他怀疑他们憎恶任何派来监视他们的领导；康生利用他的权威来迫使他们不敢越轨。他以在山西省运用的苛刻标准来衡量山东的情况是不会令人吃惊的。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当地的共产党员是马虎而放纵的。他查明他们有偏袒士绅的明显倾向。一俟康生聚集到足够的证据，他就宣布了一个预期的发现：山东的共产党组织是为“地主和富农的党派”，包括许多需要清除的“石头”。 他首先处理的“石头”是一个名叫景晓村的年轻人，他是康生驻扎地西南的渤海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景晓村在当地颇有影响，但是他很容易成为康生那样的政治局成员的目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康生发现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经验而且一无所知：“你二十多岁就是党的书记！你知道什么叫马列主义？”康生继续嘲笑他的名字晓村：“你甚至连自己的本份都不知道，又怎么能晓得乡村呢？” 景晓村被革职，但是他的遭遇远比康生的下一个受害者要好。地方红军指挥员赵季忠忽视了康生的指示，康生以违反纪律为由逮捕他，并且以处决相协。当地的干部目瞪口呆，对康生的抵制瓦解了，每个人都意识到只存在两种选择：屈服于康生和遭受监禁，或者是死亡。 康生利用分化和征服的战术，小心地选择他的目标。同时他故意压制一些干部，召集其他的干部，建立一个联盟者的网络，包括当地宣传部成员王力和关锋；地区党的负责人壬效禹；刚从北京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刘格平。康生在山东的小集团一直完好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一旦把他的权威强加于省共产党组织之上，康生就采用了更为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他宣布了“让贫农领导一切”的口号，并且着手针对共产党官员已经实施的土地再分配进行检查。在康生的领导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地主成为土地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地主和富农的血再次到处流淌。 共产党总部公开支持实施土地改革的均衡和弹性，但是康生在山东的工作投有受到任何批评。他的政治命运开始好转；一九四八年初，他被任命为华东局党委副书记，华东局是六个高级的地区性机构之一，它们共同管理着共产党所控制的所有领土。那时，华东局在山东设置它的总部，这是一个日益安全的共产党根据地，但是华东局对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负有责任，从靠近北京的华北地区差不多延伸到南方的香港。康生的任命恢复了他在党内的～些地位，给予他对人民、政策和地区的直接控制权。他不再是一个没有职务的政治局成员，置身于共产党统治的链锁之外，执行党规定的使命，监督土地改革，出席无休无止的会议，对可能值得或不值得注意的事情提供建议。他似乎已经承受住一九四五年争论的风风雨雨，正在逐步返回高级职位。 然而，康生被任命为华东局副书记，对他个人来说是件丢脸的事。华东局的领导，他的顶头上司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与康生一起在上海大学学习，并且同时加入共产党，而且许多年来都是康生的部下。三〇年代饶漱石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工作时，康生已经是政洽局委员和共产党国际的部级官员。但是饶漱石充满活力，而且善于交际，他在高级领导人当中平稳地形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的友人圈。他也在莫斯科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到过纽约，在那里，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工作并且帮助经营一家中国报纸。三〇年代末他回到中国之后，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那是一支在长江流域出没的共产党部队。虽然他在一九四〇年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但是他设法逃了出来，并且成功地回到共产党队伍中。饶漱石交游广阔的人脉帮助他在一九四五年进入政治局，那时正是康生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十二年之后。 康生私下对饶漱石的成功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他小心翼翼地掩藏住自己韵情绪。饶漱石对康生的妒忌没有在意；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这两个人在山东图谋扩大他们的势力。他们首先一起计划攻击山东的党的高级干部。主要的目标是党的书记黎玉，他是有草根基础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对康生和饶漱石这样的新来者来说，黎玉的存在妨碍了他们。为了弄垮他，康生和饶漱石指控黎玉遵循“富农路线”。他们还指责他是“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共产党对于利用地方权力来抵制党中央指示的政治罪行的行话。对手是难以对付的康生和饶漱石，黎玉无法保护自己，只得被迫忍受六个月的猛烈批评、轮流监管的禁闭以及不断遭到口头谴责的迫害方式。然后，他被调离山东。在中国，领导人的下台是经常发生的。而黎玉的垮台并非咎由自取；没有黎玉的庇护伞，许多地方干部也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bbr> 康生和饶漱石一起工作，但是这段时间他们各自都试图推进自己的事业。一九四八年末．共产党夺取了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据点之后，中央委员会同意康生和饶漱石把山东省的四个地区性机构合并在一起的要求。康生被任命为这个新组织的书记，但是他仍然从属于继续领导华东局的饶漱石。 那时，康生忙于提升他的妻子曹轶欧，很少关注与饶漱石的关系。他任命曹轶欧为省组织部部长，组织部控制着个人档案和省内党员们的政治命运。而且，在他负责山东的党组织期间，康生滥用他的权力，从那些丈夫遇到政治麻烦的妻子身上得到乐趣，并且向这些女人或她们的丈夫许诺，他们将逃脱可怕的命运。 当康生安排与他前妻所生的儿子张子石重新团聚时，他对特权的坚持更为明显了。一九四八年末他遇到张子石的时候，张子石已经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了，他正在为青岛的国民党公共救济组织工作。父子在上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那时康生在诸城探亲访友。由于通信不易，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很有限的。康生待在莫斯科和延安那样遥远的地方，加上日本人的侵略和随后的内战所引起的混乱，使数百万个中国家庭骨肉分离，这些事件几乎也使通讯成为不可能。 张子石仍然是康生唯一的儿子；曹轶欧从没有为他生过一子半女。在他们父子重逢之后，康生帮助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以便使他免受来自国民党的潜在危险，还为他在光荣的红色未来中求得一个位置。康生保持偏爱男性继承人的中国传统，他对他的女儿张玉瑛毫无兴趣，长期以来让她留在青岛卷烟厂工作。 康生在国内战争的最后阶段一直留在山东，那时国民党军队在战斗中逃亡溃败，蒋介石的绕治崩溃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党卫戌司令傅作义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围攻，只好投降，共产党军队因而占领了北京。三个月之后，共产党部队越过长江；五月，他们开进上海，这场史诗般斗争的结果已是不容置疑。 康生试图不顾一切地摆脱他在边远地区的角色。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共产党总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产党组成了行政机构，一旦战胜国民党，共产党将取而代之；康生在会议期间遇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然而，他没有得到提升；当会议在三月十三日结束时，他除了返回山东之外别无选择。三个月后，华东局总部重新安置到刚解放的上海，饶漱石被派往那里。康生反复地向政治局委员暗示，他也应该调往上海，希望领导能接受他的暗示，任命他为华东局的负责人以取代饶漱石。但是毛泽东和其他主要领导人忽视了康生，他们正全神贯注于对国民党的戏剧性胜利。他被留在山东，担任自己家乡省份的统治者，但是他的所有目标和意图都受到了冷落。 康生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召开山东人民代表大会止被推选为省政府主席，成为山东省党和政府的首脑。康生对他徒有其表的胜利，反应难以用喜悦来形容；他得知在投票中，差十票一致同意他当选，他下令暗中调查，确定谁在反对他。北京的共产党领导层还任命他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整个四〇年代，康生对莫斯科充满了敌意——十二月又任命他为华东局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军区政委。 康生在一九四九年末所得到的职位会使许多资深干部感到满意：山东省党和政府的首脑、山东军区政委、华东局高级官员、政治局委员。但是这些成就远远低于康生的预期目标。 到那时，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共产党将出现一个永久性的转变。它不再是一个被查禁的造反农民和不满知识分子的混合体，而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同样十分清楚的是，至少在短时间内，康生没有希望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职位。作为共产党阵营中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差不多度过了二十五个疯狂的岁月之后，康生发现自己被遗弃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工作。 第一章 家务事 随着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势力的垮台，中国看到了新时代的黎明。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支土匪军队；像那位和尚——冒险家——皇帝朱元璋所领导的叛乱军队在六百年前建立了明朝一样，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新的国家。党员们不分地位，兴高采烈地展望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未来，展望着一个进步和发展的时代，一个使人联想到过去岁月那些辉煌朝代的金色时代。但是康生对这一片举国欢腾的景象无动于衷，他反而避开这种庆祝场面，对共产党的胜利并没有表现出公开的满足。确实，此后有六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在公共场合上露过面。 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外界的中国专家对他活动的描述是很含糊的，他们简单列举了他在山东和新首都北京的官位。有些西方的新闻记者暗示，为了发展中国的第一批核武器，康生被指派去招募科学家和专家，这是一个极机密的任务，以致他生活在绝对的秘密状态中。 尽管康生在五〇年代初期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在外国记者中间引起了许多猜测，但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与其说是情报的重大业绩，不如说是更为世俗的东西。由于投能在共产党的政权里重新获得重要的职位，康生感到恼怒，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他索性声称生病了。他隐退到青岛，那个他曾在那儿上过理查德·卫立姆学校的海滨胜地，定居在荣成路四号一幢德国风格的别墅里，这幢别墅远眺胶州湾的人口，周围是一片松树林。 在北京，为了在十月一日宣告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这个时期，康生显然还留在青岛。每一个共产党官员都可以前去聆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历史性地宣告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康生惹人注目的缺席证实了他声称身体有病的可信度。最后，在十月中旬，康生乘火车去北京，他坚持他需要治疗，以此来解释他的突然抵京。在首都短暂停留以后，他又宣称自己的身体不好，因此又到了青岛，黄海的暖流使得这儿的冬天比北京这个北方城市更暖。 康生接下来的六年里在共产党的事务上几乎非常消沉，放弃了他在官场上的工作，过着离群索居的病榻生括。名义上，康生担任了好几个显要的职位，但是他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不为党做事，并且不接待来自官方的访问者。 在自称生病的第一年里，康生住在青岛那幢>９9lｉｂ?他于一九四九年六月隐退的海边别墅，过着隐居的生活。一九五〇年五月上旬，他坐火车往南旅行到上海，在那儿他逗留了一星期左右，并且拜访了依然担任华东局首脑的饶漱石。仔细掩盖住对他以前同事的狂怒和妒忌，康生向饶漱石打听关于华东局政治生态的最近淌息。然后他继续前往杭州，那座在西湖边上耸立着古代宝塔和廓宇的花园城市，度过了声称是康复期的两个月。七月下旬，他在前往北方的途中在上海停留，又同华东局的领导们见了面。在上海停留几天以后，他坐火车去了北京，由于住进北京医院专为高级干部设的私人病房进行检查，对于他所声称健康不佳的说法就更增加了可信度。在今后的五年里，那儿将是他的家。 康生最初在青岛和杭州、后来在北京医院所过的隐居生活，是与中国的传统相一致的。无数大臣在朝廷里处于逆境时，就隐退到病床上，从而避开官职所应承担的义务，使自己远离那个政治世界，以增加幸存机会，直到一个重新执掌权力的机会出现。 尽管康生在六年内大部分时间里都过着病人的生活，但是有关他医疗情况的详情却是模糊不清的。整个时期他都以生病为借口，他继续向北京的最高领导人暗示，如果有合适的位置提供给他，他愿意不顾自己的病情，重新回来工作。但是这种召唤从未出现过。 政治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原因，促使康生避开公众的视界。拒绝给予他更大的权力和威望的现实激怒了他。由于这么多年在党的最高层的经历，他发现自己忽略了结交那些农民将军和不识字的政委；他们在内战的最后几年里已日益突出，而那时康生却被流放去主管一个省的工作。所有的事情中最令康生恼火的，是被迫在华东局饶漱石的手下做事，但是每当两人见面时，康生继续把饶漱石看成是他值得信赖的朋友。 康生未能获得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恐惧：党的最高领导人可能怀疑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特务。一九四九年年中，在西柏坡共产党总部召开党的会议以后，针对他的政治偏狭主义的怒气和义愤，开始使康生感到不知所措。当共产党的军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时，康生担心他可能会被监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前往北京旅行时，康生在济南停了下来，在那儿他通知公安官员说他的秘书，一个叫沙韬的年轻人，正在露出他的真面目。康生向其他人报告说沙韬——他的私人随员中唯一具有良好教育程度来做间谍工作的人——是“饶漱石的小走狗”。但是康生把他的怀疑瞒着沙韬本人；正相反，他向沙韬夸口说他非常了解上海，因此在三十年“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的秘密警察从未能抓住他。 一九五〇年六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向饶漱石和陈毅元帅（后来的上海市长）吐露他的恐惧，害怕有人怀疑他是一名敌特，并请求他们进行干预，支持他。饶漱石不知道只要有机会康生就会往他背后捅十刀，他在七月二十日一份打给毛泽东的电报里，禀报了康生清白无辜的陈述： 我偕陈毅同志在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生同志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绝不是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时，我又在他住处停了一个小时。康生同志又进一步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绝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 通过一个他暗自认为是敌手的人来转达他的请求，显示了康生绝望的深度。 在同一时期里，康生频频受到恶梦的折磨，在这些恶梦里，戴着面具的暗杀者悄悄潜进他的住处，用匕首向他进攻。一俟夜晚来临，他就会特别注意地检查每一扇门窗的锁是否锁上。他并开始陷于对鬼魂的恐惧中；他推想道，既然人类的身体远比高级的科学仪器复杂，那么上帝必定存在，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必须有鬼魂和恶魔。 康生有些病态的恐惧可能是很荒谬可笑的，但是他被怀疑为敌特的可能性使他很有理由感到害怕。国民党在一九三年毕竟逮捕过他，而且他的被捕一旦被揭露，就会引起同志们怀疑，他曾经妥协并被迫出卖共产党的事业；毕竟双方的人马时常来来去去的。康生隐瞒这件事情的时间越长，只会对他的可信度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以外，在上海的派系斗争期间，有关康生如何出卖他的共产党同志何孟雄五烈士的详情，将会强化任何谣传他是叛徒的说服力。康生在上海的变节行为，是为了王明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民党，不会导致通敌的指控，但是也无法减轻他的窘迫。 康生只是很清楚地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同国民党秘密警察之间联系的证据有很多暴露的机会。国民党的失败，为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去发现那些曾经同敌人合作过的党员敞开了通道。随着共产党的军队占领北京、南京和上海那样的城市，他们没收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逃跑而遗弃的大批情报档案。共产党还活捉了几名高级的国民党情报官员，他们说服这些人帮助围捕其他的特务。在国民党被逑捕的特工人员中，有卢福坦和王云程，二〇年代末和三〇年代初在叛投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之前，他们在上海都是康生的同事。康生明白一个新的情报富矿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他不清楚这一切是否会把他牵连进去。 从他在莫斯科和延安的岁月起，康生就清楚地意识到，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叛变的指控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就可能被“证实”。身为一个秘密警察头子，他本人已经制造了无数的假间谍案件。康生还知道秘密警察首脑自己也会成为牺牲者：亨利·雅戈达，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脑，他被处决时康生正在莫斯科，还有他的继任者尼古拉·叶若夫，不久以后也失踪了。 康生被自己的幻想吓个半死，他开始设想自己的罪行的结果。他在延安的许多受害者都幸存了下来，并且在党内的地位也逐渐升高——现在正想要进行报复。康生身陷畏惧和虚妄中，这影响了他的行为，显示了他心理的混乱。他的人格承受了一种明显的变化：与他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在莫斯科与延安策谋、非常无情地贯彻土改政策时的那种冷静、自信的态度相反，他现在变成了一个胆惊受怕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康生会恢复他对权力贪得无厌的胃口；但是在五〇年代的初期，他似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和生气。 五〇年代初期，卧病在床并不是康生生活中唯一符合中国传统的一面。他还沉溺于十八和十九世纪中国的一种主要的恶习中：吸食鸦片。在康生出生的一八九八年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曾经被这种毒品淹没。十年以后，外国的观察家们统计，中国的城市有多达百分乏五十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女人吸食鸦片，同时农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五的女人也吸食鸦片。康生第一次吸食鸦片的确切时间难以确定，但是山东和上海都是臭名昭著的鸦片消耗中心。总之，早在他躲进医院之前，他就已经吸食鸦片了。桂林的一名叫李明凡的自由记者在一九四四年告诉美国的情报人员说，康生是“一个鸦片鬼”。 如果康生年轻时就在山东或者上海吸食鸦片，那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在他担任地下党的特工时，与之打交道的歹徒和其他人中就包含了许多吸毒成瘾者。但是他还在莫斯科和延安生活过，在这两个社会清教主义的大本营里，吸食鸦片——产生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香气，而且伴随着在中国众所周知的“大烟色”（一种由于大量吸食鸦片而形成的特别黝黑的面容）——这种习性将是不可能保密的。 康生在退避于北京医院期间，恢复了吸食鸦片的嗜好。一位曾去拜访康生的老朋友，发现他的病房里到处都是吸烟者所需要的工具：一个小灯具，贮藏鸦片小球的黄铜盒子，用来从灯火上支取烧热的鸦片的金属针，当然，还有烟枪。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正采用激烈的方法来创造一个新的、没有毒品的中国，拒绝治疗的鸦片瘾患者只有处决一路，但是康生继续在他专有的病房里享用鸦片。说实在的，即使在他一九五五年重返政治舞台以后，他是否就不再吸食鸦片，也是令人怀疑的。一名香港作家，就曾报导说康生吸鸦片一直持续到六年代，并被林彪和他的小集团讥为“老烟枪”。 当康生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娶曹轶欧为他的第二任妻子的时候，他不折不扣是同她的家庭结了婚。曹轶欧那位自称苏枝的小妹妹，也是他新姻亲中的一员。推测起来，苏枚放弃曹这个姓是因为安全的原因；她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白色恐怖”的幸存者。在康生曹轶欧结婚后不久，苏枚就搬进了他们居住的“党的机关”——位于法租界的一处住宅。 表面上，康生的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家庭成员本来就常共居一处。但是苏枚成了他的情人。从他同曹轶欧和苏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说他从诸城离家出走是因为他同父亲的小老婆睡觉这种谣传，就似乎变得更可信了。在中国封建的历史中，男人们经常娶一对姊妹花做妻妾——在一长串关于性的密谋和权力的故事中，被实际歌颂的例子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汉朝的传奇《赵飞燕外传》。但是在二十世纪，康生的家庭情况有可能会召来共产党员的批评，他们谴责任何带有中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残迹的东西。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康生在党内以苏枚的庇护者自居。苏枚从未获得过像她姊姊的那种声望，但是她在思想教育的关键领域里一直占据着行政职位。 政治和性把两姊妹同康生联系在一起，但是她们的个性显而易见是不同的。其时曹轶欧奔放冲动、冷酷无情、野心勃勃，准备参加康生不正当的危险密谋；而苏枚却是个有着自杀倾向的神经质人物，总是处于她大姊的阴影之中。由于缺乏曹轶欧那种贯彻康生恶毒计划的健全智力，苏枚只是个顺从的情人，讨好和满足的来源。 康生无论到什么地方——莫斯科、延安、山东以及最终的北京——曹轶欧和苏枚两人都陪伴着他。苏枚同康生的关系开始于什么对候，或者他们是否生过任何孩子，都不甚清楚。当苏枚同康生和曹轶欧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她随身带了一个叫任妮亚（Ren Neiya，音译）的中国女孩。这个孩子被认为是苏枚的女儿和康生的外甥女，但是她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个谜。她可能是一对在莫斯科的清洗中失踪的中国夫妇的孤儿；她也可能是苏枚的孩子，父亲是莫斯科的一位中国人；或者她可能是康生的女儿。总之，直到今天任妮亚还是否认知道为什么她姓任。 苏枚曾试图与康生拉开距离；她于一九四五年结婚。她的丈夫黄火清，当时是一名中层干部，他像康生一样，在年代曾担任劳工鼓动家，在上海工作过。黄火清曾在苏联学习，但是回到中国参加了长征。战争岁月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延安度过的。在一九四五年，苏枚和黄火清有一个儿子，这孩子沿用了他母亲的姓，被称作苏汉。黄火清和苏枚很快就离婚了——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是屈服于来自康生的压力。 苏枚的婚姻，以及康生的神秘疾病——更不用说他自己同曹轶欧的婚姻——都没有减弱康生对他姨子的欲望。由于将自己禁闭在家中，他使自己沉湎于对苏枚日益增长的热情中，完全不顾引起丑闻的危险。许多干部都注意到，无论康生和曹轶欧去哪儿，苏枚总是紧随其后；他们恶意猜测着她在康生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到他隐退，都没有证据支持有关康生陶醉于同两姊妹性关系的谣传。但是现在康生的谨慎全都给抛弃了，因此到一九五〇年，他同苏枚的旧事在最高领导层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关于康生同苏枚的关系，曹轶欧在过去一直是保持沉欺的；只要这件事还是隐蔽的，就不致引起她公开的窘迫。但是当他们三人在青岛和杭州的时候，康生开始炫耀他同苏枚的性关系，这就引起了一场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风雨。曹轶欧嫉妒的狂怒爆发了。她不断同康生发生争吵，两姊妹之间也爆发了情绪化的吵架，压抑数十年的妒忌和受挫感更是给吵架火上加油。一九五〇年五月，当他们三人在杭州的时候，争吵达到了高潮：苏枚从一幢大楼的顶楼跳了下来。她活了下来，但是她试图自杀的消息已经飞快地传开了。 康生试图掩盖苏枚企图自杀的事实，他的秘书沙韬不幸代人受过，被指控蓄意将她从窗口推下去。但是杭州的公安官员驳回了康生对沙韬的指控（表明康生对安全机构的影响已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康生只能把这个事件当作借口，将他的助手开除了。沙韬离开康生以后回到了北京，在那儿他进人人民大学学习。然而即使如此，在苏枚痊愈和家庭紧张状态平息以后，康生还是无情追踪着沙韬。康生把沙韬看作他家里的前任间谍，一个了解康生生活中诸多细节的人，因此如果不实际加以消灭的话，至少必须使他名誉扫地。 当康生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听到沙韬就读人民大学时，他指示曹轶欧，当时华东局组织部的副部长，去向党中央报告此人有“政治问题”，使沙韬无法进入这所学校。曹轶欧建议将沙韬转送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联络部，在那儿他的政治态度能够得到监视。 一九五五年底恢复了他的官职以后，康生感到沮丧的是，沙韬不但仍旧在军事委员会里工作，而且还得到了晋升。康生亲自同军事委员会联系，警告那些神经质的官员说沙韬是“一个坏人”，并要求他们把他调换到某个不那么敏感的工作岗位上去。康生的命令使军事委员会的官员们左右为难：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去为难沙韬，但是他们也不想使康生难堪，因为他有令人感到危险的名声。官员们求助于更高的权威，把这件事向当时主管党中央各机关工作的刘少奇禀报。刘少奇在军事委员会递来的呈文上批了两名话：“康生神经不正常，不要理他。”当时康生能做的很少，但是当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康生亲自下令逮捕了沙韬。沙韬最后于一九七八年被释放，那是在康生去世三年以后，他无意中招致康生狂怒的十九年以后。 历经婚姻失败和自杀不成后，苏枚试图重建自己的生活。一九五八年，她同张鼎丞结了婚，张鼎丞是前红军指挥员，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和总检察长（苏枚的第一任丈夫黄火清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占据的职位）。张鼎丞认识康生，也可能认识苏枚多年了；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曾做过党校的副校长，并且在四〇年代末华东局康生的手下工作过。他同康生的年龄一样大，因此同张鼎丞的婚姻，使她又一次牵扯上一个年龄较老的男人。像她早些时候的婚姻一样，苏枚同张鼎丞的结合在一年左右以后破裂了——据说，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康生的压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悲剧最终降临到康生——曹轶欧——苏枚这个三角形上。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早晨，苏枚被人发现死在她的北京寓所里。当时她五十五岁左右，担任由公安部管理的一个高级训练中心“政法干部学院”的政治系副主任已经好几年了。她在学院的住宅区拥有一个独立的家，同康生的”外甥女”和“外甥”任妮亚和苏汉生活在一起，苏枚并没有任何忧伤或者生病的迹象；但是就在这天夜里，她在睡眠中死去。 康生立即指控苏枚是罪恶游戏的牺牲者。他命令公安官员们拘留和审问每一个住在苏枚寓所附近的人，并命令北京医院的医生对尸体进行解剖。医生们断定她是死于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由公安局进行的调查没有找到能够推翻这个医学判决的证据。 由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苏枚再一次被焦虑所吞噬。为了一点小事，“特务”或“内奸”的指控就会落在人们的头上；许多人被逮捕；更多的人则落到“红卫兵”的手里，遭受令人毛骨悚然的凌辱。苏枚曾经同康生一起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大清洗”时期的莫斯科和“整风运动”时期的延安生活过，她清楚地意识到过往种种会使她处于危险的境地。像康生一样，她在上海也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过，这使她很容易招致是国民党特务的指控。 康生和曹轶欧都不接受自杀的判决。两人对家庭中一名成员是自杀的死后到判决显得极为愤怒。在共产主义中国，自杀显然被视作一种非社会主义者的行为，中国的传统把自杀同抗议非正义联系起来，而这种非正义只有在另一种世界里才能得到惩罚。康生坚持说苏枚是杀人者的牺牲品，坚称有些曾调查过她的死因的医生试图掩护杀害她的凶手。他提出了一个怪诞的有关尸体解剖结果的解释，声称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已经用另一具尸体胃里的东西，替换了据说是以苏枚身体里得到的液体。为了炫耀他的权势，康生调集了他自己的一队审讯者。他们得出了康生想要的结论，指控八个人为“杀害”苏枚的主要嫌疑犯。他们当中有“政法干部学院”的剐院长石磊，和曾经参加过第一次尸体解剖的女医生顾惜春；其他五十个人被列为“次要嫌疑犯”。尽管康生的调查得出了这种严厉的结论，却无法证明哪一个人为杀害苏枚的真正凶手，并且自杀的裁决从未被推翻过。不过，在康生和他的特工手里，有一名“嫌疑犯”死了，有四名在拷打下发了疯，还有七名被监禁了很长一段时期。 在北京有些干部的眼里，康生有充足的理由要掩盖苏枚之死的真相。她的一位朋友，一名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希望不公布真实姓名的资深大学中文教师，怀疑康生本人就是杀害苏枚的凶手，他害怕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下会受不了，从而揭露他过去的秘密。苏枚的朋友还是相信，当江青和叶群（毛泽东指定的政治继承人林彪元帅的妻子）凭藉她们本身的头衔成为国家的象征时，康生把苏枚视作一种对曹轶欧的前途的障碍物。 在他从公众生活中隐退的六年时间里，康生在中共建政中并无担当任何角色，并且被几位先前是他属下，或者位置不相上下的领导人给超过了。正在上升的共产党明星包括饶漱石；在一九五四年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邓小平；还有成为北京市长和党的首脑的彭真。 甚至在安全和间谍活动这块属于他自己的区域里，康生的贡献在五〇年代初期也非常有限。一个新创建的全国性的国内安全警察组织“公安部”，接管了许多先前属于社会事务部管辖范围的职责。社会事务部作为一介不受政府监督的党的机关，继续存在着；但是它主要聚集有关世界各国的情报。 五〇年代中期，它进一步被改为“调查部”，为了党的利益在国外进行活动。重组期间，康生一些过去的同事获得了有影响的职位，包括成为调查部部长的李克农。但是许多位置落到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手里，他们没有理由喜欢康生。新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是康生于一九三八年接管军事情报部以后被替换掉的情报专家。 康生不再主管党的事务，这使他失去了在安全和间谍机构里保存同盟集团的任何机会。他还错过了许多利用对共产党的大挑战的机会。中国在一九五〇年参加了朝鲜战争，它站在金日成的北朝鲜政权一边，?抗击以美国为首、支持南韩的联合军队。正好发生在‘中国边境的这场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美国是否会进攻中国本土的争论，使中国安全机构的角色日益吃重。初出茅庐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以台湾为基地的国民党情报机构相联合，开始进行反大陆的秘密活动，他们将特务空运进偏僻的简易机场，打算建立一个能够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反共军事组织网络。但是康生并不打算加入这场战斗。即使没有他，新组建的公安部也挫败了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的许多秘密图谋活动。 在五〇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宣战中，康生也选择了旁观者的位置。一旦共产党的势力赢得了对大陆的统治权，党就按照共产主义的概念来开始改造社会。先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主们被完全消灭。严厉的措施还被用来对付”反革命分了”——国民党官员、秘密帮会的成员、宗教领袖和任何曾同外国政府亲密交往的中国人。对于重订国策使自己在一条稳定的道路上前进的中国来说，这是过于随便和不谐调的行动，结果造成巨大的流血和杀戮。当共产党的理论家设法控制这个国家的时候，很多人死去了。康生曾经发展至极端并树立典范的那些措施，如今被强加于整个中国，但是，由于隐退到病床上，他从而失去了一次参与的机会。他狂怒异常，以致即使这场运动使中国地主和这个政权的敌人心惊船战，也无法减轻他对饶漱石的憎恶。 康生从公众生活中退隐，还使他被排除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党内第一次主要的权力斗争之外。五〇年代初期，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满洲领导人高岗之间，发生了一场对抗。 毛泽东怀疑高岗同苏联的关系，且还为高岗独立于北京而感到担忧。资历几乎像毛泽东一样老的党的老战士高岗，对主席的领导风格以及对他领导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声誉感到不满。高岗是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向毛泽东挑战的共产党领导人。这个统治集团只有一个成员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同高岗站在一起：那就是饶漱石。这场早产的挑战，结果是可以预测的。在一九五四年的秘密会议上，二人被指控为密谋反对党的领导人，他们被安全警卫逮捕。高岗在扣押中自杀了，而饶漱石服了一辈子徒刑，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死在监狱里，饶漱石被关押后不久，康生就宣称“我的病根”已经连根拔除了。 如果康生愿意的话，他可以永久生活在退隐中；但是他对高官厚禄和统治人民生活的权势的追求，己经耗尽了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精力；有他这种激情和欲望的男人，不可能做疾病的囚犯，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妄想症的恐惧中。饶漱石的让位移走了康生受挫和妒忌的中心焦点，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年底，康生认识到在不远的将来党内会有一次较大的人事改组，他因而抛弃原先的消极生活，重新回到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来。 一旦康生放弃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他就发现他已经丧失了地位和特权。为了能够重获从前的高位，他竭尽全力，但是成功来得忽紧忽慢。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时而激动得发狂，时而又虚无主义地打算去消灭他的竞争对手，从党的高层相对退隐下来的时期是他专注于毕生的艺术追求的时候。 鉴于康生过了六年离群索居的生活，他重返政治生活将面临的障碍就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了。他是个遭到广泛忌恨的人；由于在上海、莫斯科和延安的不端行为，他为自己树立许多敌人。使人惊讶的是，康生被赋予了另一次机会；实际上在任何其他的制度中，他都没有任何指望，而且在大多数曾经统治过中国大陆的无情残酷的政权里，他连活下来都将是幸运的。 但是康生幸存了下来。引用一句中国的成语，那就是东山再起。 第二章 谄媚者卷土重来 表面上，康生从公众生活中隐退六年是因为一场神秘的疾病，之后，他获得相当于奇迹般的恢复。没有医生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不健康的地方，他身体的突然康复也没有医学上的解释。康生本人开始谈论折磨“社会主义时代病人”的疾病。他警告说，“如果(你们)医生们只懂得生理上的病人，而不懂得社会和政治的病人，那么你们只是半个医生。”康生声称医生们如果想要治病救人，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为他自己漫长的治疗和医生们未能找到病因，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 一九五六年一月的最后一天，北京正处于隆冬时节，康生意想不到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次例会上露面了，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大型象征性机构，专门让著名的非共产党人士发表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看法。他五年来首次在公众面前的露面是低调的，但是它标志了一种准备就绪的状态，象征他开始生涯的下一个阶段。 康生对好奇的同志们解释，他的健康至少已经好转，足以使他经受得住日常工作的繁忙。事实上，对于一个既吸烟又抽鸦片、年近六十的瘾君子来说，他的身体状况一直算是不错的。康生不愿意告诉同事们他重返政坛的真正原因是：他知道苒继续当旁观者，就会水远危害他未来的前途。一九四五年以来首次举行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年底召开，康生就像其余的中国领导人一样，期待它在中国共产党内成为一个分水岭。康生若不能获得转机，就可能枯等着领取养老金，如果幸运的话；不然，就只能降为无名无权的普通群众。 康生离开医院以后，中央办公厅就派给他一所大住宅，房子位于北京古代界标之一的鼓楼西北面一条狭窄街道：小石桥胡同里。他宽敞、散漫延伸的高级住宅里有人工假山，假山上建有小亭子，庭院里曲径通幽，有一片竹林，每到夏令时分，竹林里就响起一片蝉声，康生在这里过着一种学者风范的官员生活。他聚集艺术品和古玩，绘画并练习书法。他告诉一位客人说，他希望最终能脱离官场的生活，生活于森林和山水间，献身于艺术。但是现在，他渴望回到权力的位置上。 尽管他已待在北京养了五年病，但是当康生搬出医院时，他还是在一个不像他曾住过的任何地方的城市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北京体现了新旧两个中国的风格。当康生乘车通过北京街道时，共产党已经开始拆毁那些数世纪以来赋予这个帝国心脏一种力量和威严气度的城堡形围墙；随着他们把从前宏伟的城墙夷为平地，新中国的工程师们用庞大的苏联式办公大楼、会议厅、宾馆和展览中心，渐淅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巨大豹、正方形的建筑给这个首都增添了一种世界主义和现代性的感觉。然而在社会主义的面具背后，却是这个古代城市的胡同和小巷、宫殿和亭台楼阁、庙宇和宝塔、花园和湖泊，以及由高高的围墙和月洞门遮蔽的，在缓慢衰败中幸存下来的高级住宅。 新政权不仅把建筑工程分散在全北京市，而且还引进新的菁英人物来充当政府各部门的战员。把工作分派给那些在革命中曾经战斗过、最有前途和最忠诚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们创造了一个看来与这个城市的过去几乎没什么联系的新社会。但是就像俄国式的百货商店和宾馆不可能完全夺去中国建筑的光彩一样，共产党的政权必须千方百计地应付数世纪来在北京已成为生活一部分的阴谋和诡计。如果说上海是个浮华的、商业化的、只为金钱而活的大城市，那么北京就是个密室政治和私人交易的城市。诚然，北京市里的天安门广场还时常举行庄严典礼，但是那些掌权者却在桥牌桌旁或者高级餐厅里交易，坐在后窗蒙着窗帘的黑轿车到处旅行。 康生在一九五六年年初的几个月里面对的挑战，强调了他的继续隐退会遭遇的危险。他重新一露面，就碰到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使他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发生戏剧性的沉浮。在一九五四年清洗高岗和饶漱石以后，他在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之后排名第六。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就在他重返公众生活以后的数星期里，他被排在彭真后面。到四月底，据报导他已被在第十位，甚至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中唯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的洛甫乏后。然后在一九五六年的五一节——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节日——康生突然重新排名第六。他的位置，至少根据公众报导和官方公报，直到四个月以后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时为止一直没有改变。 在康生排名顺序变化的背后，潜伏着一场争论：在他养病期间所给予的他一种几乎是出于礼貌的高位，是否让他继续保持？没有人会开启危险的先例，去质询一位生病同事的过失，但是一旦康生重现江湖，他的同志们就不会那么善解人意了。他赋闲了六年却对他奖励有加，而那些一直为人民共和国而无情工作的人们却无法分一杯羹，这可是会引发严重的士气问题。一些干部厌恶他养病期间所谣传的恋情插曲；其他人觊觎着他的位置和权力；几乎没有理由热情欢迎他回来。 尽管康生生活在政策之外很长时间，但是由于同安全机构的关系，他还是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危险人物。许多人曾在他手中受过折磨，他们中有些人，像李立三——当时的劳动部部长——积极地散布有关康生的口是心非和虐待狂的故事。康生的社交习性使他更加不受欢迎。一位目击者于五〇年代的后一年在北京观摩一部放给高级干部看的电影时看见过他，语带鄙夷地将他同另一位观众、热情奔放和爱交际的老军人贺龙元帅相比较；这位旁观者回忆康生架子十足，并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审视着观众，这种表情被他描述为阴阳怪气。 像康生那样的男人是个天生的靶子，即使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康生为促进他的地位所走的第一步，是寻出能给他一个踏脚平台的专长。他仍是一名政治局委员，这种身份除了提供威望，并不能让他控制任何党和政府机构。渐渐地，他失去了所有曾赋予他控制人民的权威的职位，他处于比一九囚六年更糟糕的境遇中。到一九五五年，甚至他的家乡山东省也不再属于他的管辖区域，当时一位名叫舒同的长征老战士和前社会事务部的成员，正式取代康生担任省长的职务。在那之前，康生还占据着这个头街，尽管他卧病在床，没有做任何工作。 康生寻求一个新的和富有影响的职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六年的时间里，政权动态已经发生了变化。经济已经从十二年频繁的战争中得到恢复，政府的方针政策已经转移，专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的世俗任务。党为了生存而斗争时所需要的才能，在这个新时代里很少有价值。现在党已经执掌了权力，政治局的议事日程也不再被安全和间谍问题所支配，这个政坛需要有这样背景的人：经济学家、工程师和管理者。只有一个政治局的文职成员需要在更为广泛的警察和法律事务的关系中，去监督安全和间谍活动的团体。在五年代初期和六〇年代初期之间，这个责任落到了康生从前的下属彭真的身上，因为他担任“政法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 切断了他权力的自然基础，康生担任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职务，其中没有一个是有前途的。在一九五六年年初，他被任命去推广“普通话委员会”——“普通话”是共产党试图强行在全中国推广的标准化汉语。“普通话”使用简体字和大量新的、社会主义的词语，替代过去时代“封建的”辞汇。甚至在这个相对不重要的领域，康生也只是军人出身、现任的上海市长陈毅元帅手下的副主席。 外国事务给康生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一九五六年三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圊长前往东德，出席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康生在东德度过一个月，这是他在这个斯大林世界同其他共产党的初次个人联系，他也发现了正席卷东欧、对斯大林的攻击的政治影响。社会主义统一党会议恰好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举行一个月以后召开的，在苏共二十大上，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他对斯大林、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他的“个人崇拜”进行直言不讳的谴责。同样饱受斯大林主义之苦的东德共产党，渴望紧跟赫鲁晓夫的领导；由于康生的到场，他们采取措施，试图介绍“由上而下的自由化”，强调社会主义的法律丽不是个别领导人的神化。 东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动向，已足以扰乱康生或者任何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获取权力的干部，因为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体系，就是一种从过度个人崇拜兴起，进而严密控制社会的模式。对党的角色要加以限制的说法已对中国、对康生的庇护者毛主席和康生本人都产生了令人惊恐的影响。康生的众多方法——运用恐怖手段、榨取虚假口供、操纵间谍活动以及美化最高领导人——都是得自斯大林的统治。当他在回国途中停留在莫斯科时——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他首次访问那儿，康生的感觉是他的世界正在加速崩溃。二十多年来，莫斯科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圣城”在战后同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竞争中，已成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事业已经成为苏联国家和益的牺牲品。运转中的新势力在赫鲁晓夫的里程碑式报告以后变得甚至更为明显，他们发动了第一次官方认可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 康生继续试图重建他酌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变化趋势给他的帮助很小。由于中国的高层领导极为小心地回避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康生做为安全部门首脑的纪律就使他的困境变得甚至更为严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成了妒忌他的资深经历的野心勃勃的同事的靶子。康生试图反击，但是六年中的病人生活已经损害了他的防御功能。 由于毛泽东本人所面临的问题，康生甚至更容易受到攻击。毛泽东的至高无上并没有受到威胁，但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希望确定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没有在主席周围发展起来。 为了抒解来自神经质官员的压力，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从党的章程中删除所有提及“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毛泽东也在忙于安抚批评他的人，顾不上为代表们游说反对康生的事情操更多的心。 康生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遭受了他生平最令他感到羞辱的变迭。他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政治局无表决权。在排名表上从第六位急降到第二十二位——对于一个已做了二十二年政治局委员的男人来说，这是令人痛苦的侮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注意到，“他距离被遗忘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在党的阶梯上高于康生的几名干部，一度都曾经是他的下属。在延安的党校里一度只是讲师的胖胖的小个子哲学教授陈伯达，现在排名要高于康生。如今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甚至都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康生除了掩饰他的不快和假装同他的上级合作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即使出现对毛泽东地位的低调争论，康生逐是认为毛泽东是攸关他未来的关键人物，并充分重视同这位主席交往的每一个机会。一九五六年，政治局创办了一个“政治研究室”，名义上是在陈伯达的领导下，毛泽东经常在那儿举行同省委书记们的讨论会。康生说服中央办公厅在主席的办公室旁边分配给他一个房间。到一九五六年年底，康生已经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在在支持毛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对苏联的反斯大林主义化做出反应，又要如何应付波兰及匈牙利等国家里敌视共产主义的潮流的观点。 主席对社会主义阵营里这些不断扰乱人心的倾向的态度，标志着一种对他先前态度的背离。毛泽东的政权自从创立了人民共和国以来，对它的敌人向来就是辣手无情的：五年代初期为了巩固它所建立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强硬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毛泽东的亲后们逮捕了高岗和饶漱石那样企图反对他的高级官员；中国的非共产党学者已经蒙受耻辱并沉默无言；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胡风，因为指出了毛泽东的文化和艺术理论的狭隘和肤浅而遭到囚禁。 面对东欧事件可能会在中国引发不满的危险，毛泽东采取了一个全新的步骤。他不是下令进行另一次的大清洗，而是建议采取更自由的态度。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辩说应该鼓励非党员的知识分了起来批评专横的独裁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已经玷污了党的声誉。面对他小心翼翼的同志们，毛泽东解释，如能允许那些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公民表达他们的不满，中国将能够迭到民族的和谐，并避免威胁其他共产党政府的那些麻烦。 从未对任何自由主义表示过些许赞同的康生，忽然宣称他本人坚决支持公众舆论对党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作法的批评。在姿态上做出戏剧性变化一刻也难不住康生：在过去他就已经多次变过脸。事实上，他信服的政治哲学就是假定恒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惟有不恒常。康生有一次在公开谈话时指着一架磁带录音机告诉他的听众，他有“三怕：口号和概念的录音、笔记和记录。”他解释，无论他说什么都只符合当时当地，因此在其他情况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今天不知道我明天会说什么。因此磁带录音是无用的！” 毛泽东提出自由表达意见的概念并证明它对党是有理的，康生在这一问题上与毛紧密合作。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演说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关于内部批评问题的观点，或者就像他所表达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席争论说社会内部的冲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并断定属于后者的公众讨论是达到社会团结的最好途径。康生坐在屋内的长椅上赞许地聆听着毛泽东的演讲——与刘少奇、朱德和彭德怀的缺席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不是开会，但是当时毛泽东使用了麦克风。按照非官方的报导，听众中许多反对者为了抗议毛泽东的思想，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大厅。 康生毫不犹豫地响应主席的号召，呼吁非共产党人士揭露他们在党内看到的缺点。一九五七年三月上旬，康生在北京帮助召开了一个关于宣传工作的七天会议，趁机促迸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在讨论会上作了演讲，还向小组代表们解释为什么作家、新闻记者和艺术家应该揭露中国共产党的任何缺点；康生不时用讽刺的口气插上几句话，讥讽那些害怕如此广泛的批评会削弱他们掌权的顽固官员。在讨论会的结尾，总结的任务落到了康生的身上；由于感觉到他可以利用毛泽东和反对者之间的不和，康生详细讲述了毛泽东解决社会主义各种问题的方法的哲学重要性。主席的思想代表了马列主义一种独到和创造性发展，康生这样告诉听众。 墚皇坚持扮演一名马克思主义专家的角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的决定是一致的，当时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一个小小的“内部”或秘密委员会的副组长。这个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它直接向政治局汇报，并监督宣传部、党校和文化部的工作。如果康生想要避开政治上的停滞不前，那么他非常需要这样的工作，它使他成为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主要部分一意识形态——的权威。 毛泽东在三月下旬前往天津、上海和南京出游，在每一个停留站解释“百花”方针，并会见出版家、编辑和当地的领导人。康生没有去天津，但是在上海他加人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在一组报纸记者采访毛泽东时做了介绍；康生担任司仪的角色，邀请访问者提出任何有关主席想要公开讨论党的工作的问题。 随着毛泽东矛盾论点的讲话逐渐传播开来，允许“百花齐放”的呼声接连不断地响起。许多知识分子都害怕向共产党政府吐露他们的不满，但是从一九五七年上旬开始，几乎来自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开始对当前政权提出异议。报纸相杂志上的文章使用刺耳的语言，严厉责骂中国的统治者和那些为他们服务的官僚们。一九四九年以后留在大陆的前国民党官员出于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排外体制，受人尊敬的教授和学生积极分子要求摆脱中国共产党强加给知识分子的约束；工人们要求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而武汉的学生们甚至打算发动一场匈牙利式的起义。党觉得自己被敌对的声音所包围，所有的议论都围绕着共产党创建了一个禁止有不同意见的一党制国家这一主题而奏出的变奏曲。用地位很高的异议者、《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话来说，中国变成了“党天下”。 随着抗议的增加，毛泽东发出了一个指示，显示他倡议这场运动的原先意图或许要比他假装的更为险恶。五月中旬，他向党的高级干部传达了一条按语：“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段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毛泽东不让他的话向公众传达的事实，使人普遍地联想到，从一开始，他就想要煽动非党人士的过火行为。如果毛泽东真正为不同意见的失控感到担忧，那么，他本来可以通过传达他的按语来立即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许多作家和学者如果知道主席不再欢迎这场运动，他们一定会更加沉默寡言。 很清楚，毛泽东在等待这场对党的进攻变得更加猛烈。然而，甚至在今天，他这样做的原因依然难以确定；或许他只是想要在他阻止这场抗议之前，给普通干部施加更多压力。但是许多中国观察家们相信，他葱要在下令镇压之前，让党的资产阶级敌人彻底地暴露自己。他关于矛盾的讲词，以及讲词中对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冲突的区分，使得他有正当理由，严厉处分任何超越指出个别共产党人的限度、向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挑战的人。刘少奇和其他强调纪律的干部几乎肯定不会得到他的信任。但是康生从一开始就支持毛泽东关于对党的工作进行批评的号召；戴晴，一位调查过这个时期的新闻记者，认为康生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毛泽东的计划。戴晴写道，尽管毛泽东的想法对于紧跟其后的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来说，显得过于晦暗不清，但是“康生也许主其事，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在一种出其不意的逆境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委们和理论家们在六月八日开始了一场对“右派”的大清洗。彭真和其他曾经为反对毛泽东作法进行辩论的干部，抓住这次事件的契机，用几乎没有掩饰的词语指责毛泽东。然而，要不是《纽约时报》从华沙一个东欧情报员那里得到他关于矛盾的讲词副本，毛泽东或许并没有那么容易受到攻击；毛泽东讲话的全文于六月十三日在这份资产阶级的美国报纸上发表，迫使毛泽东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行动了。党的领导不得不发表自己版本的毛泽东讲词，以结束对毛泽东看法的推测。但是新近开始的反“右派”运动需要对这篇具有权威性的讲词作某些尴尬的修改。在正统干部的眼里，毛泽东讲词的修订版于六月十九日在中国出版发行，等于点明了他那持强硬路线的同事们迫使他做出让步。“百花”运动导致了一场对那些曾经说出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人的毁灭仕攻击，但是那种极为自吹自擂的公开争论的拙劣方法，已经转变成一场范围广泛的镇压，这表明了毛泽东的一种双重失败。他不但不能够消除中国的“非对抗性矛盾”，而且这种政策的突然逆转使他在党内的对手们认清了他的短处。 回应这阵洪水般的敌意，共产党发动了一场短暂但是残酷的运动，使五十五万人民被监禁或者流放去劳改营。那些非共产党小民主团体的领导人，遭到解雇并被迫自我批评，他们曾担任政府部门首长，以强化一个宽容的多党制政权的形象。最严重的损失是数十万知识分子——教授、作家、新闻记者、学生——他们曾经出于勇气（或者天真），接受了毛泽东表面上有价值的邀请，许多人被送往劳动农场，通过体力劳动改造他们的异端思想。在武汉组织过起义的学生领导人遭到了处决。其他的共产党政府都在思索如何克服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而引发出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仅仅在言论自由发声的六个星期之后，就回复到传统的斯大林主义方法，镇压不同的意见。 对“右派”的镇压，是仿效康生在延安建立的一贯模式，运用警察、监狱和劳改营来碾碎一种纯粹是政治上的威胁。此时，在清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曾使现政权为难的非共产党政治家的过程中，康生很少表现出兴趣。他集中精力在党校肃清那些他指控过以及支持右派主张的干部。康生并没有加入他的大多数莉志，一同消灭党的敌人，而是利用这次反右运动来攻击党的关键机构里的目标，并扩展他自己的影响。 除了使自己成为一名能够解决毛泽东的麻烦问题的私人助手之外，康生开始构连蚀自己的盟友和共谋者的集团。他们当中有《红旗》杂志——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创建的喉舌——的总编辑陈伯达。陈伯达由于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晋丹得比康生高而遭到他的妒忌，但是陈伯达是那种康生相信能够使自己得益的人。陈伯达同毛泽东很亲近——他在延安曾作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但有只有主席认为他特别聪明。 在他的朋友当中他被称作“老夫子”，这是一个意指诚实但却缺乏头脑的教授的专门词语，陈伯达并没有聪明到康生需要怕他的地步。另外一名康生小圈子里的新成员是柯庆施，他过去在上海和延安的时候是康生的同志。柯庆施于一九五八年在上海接替陈毅担任党的首脑，使中国最大的城市变成了毛主义者的大本营。在政治舞台上他比跌撞前进的陈伯达要聪明狡猾得多，柯庆施对于康生来说是另一个极好的同盟者：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人，他不是康生攫取权力的竞争者。康生还恢复了同山东的门徒王力和关锋的关系，他们在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里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并力求同情报系统里从前的同事，像调查部部长李克农那样的人交往。 毛泽东依然是康生所有活动——他的策略和他对同事的选择——的终极对象。由于重获毛泽东的欢心，康生认识到，他能够胜过那些在他住院年间已经赢得影响力的重要官僚。他成了毛泽东廷臣，一个了解这个体制规则的内侍，借由与领袖的关系窜生出来的特别人物。 然而，同毛泽东定期会面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毛泽东不再是那个康生在延安曾以朋友之礼相待并帮助过的、可以接近的农民造反者，他已经贵为主靡，一个被崇拜的对象，一个传奇般的巨人，他成为一种疏远而冷淡的存在。他住在中南海的亭台楼阁里，这是一片独特的毗邻北京中心紫禁城的有围墙的建筑，当首都的天气开始转冷的时候，他就隐退到南方的僻静别墅，甚至坐上特别列车外出巡游。江青，这位曾经激起毛泽东热情且做过康生通往这位领袖的桥梁的女性，现在谄媚者卷士重来过着独居的生活。五〇年代初期，江青在苏联度过了几年，接受一系列疾病的治疗；有扁桃体炎、肝脏问题以及最终的子宫颈癌。她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三〇年代末和四〇年代期间少得多。 康生频繁地安排同毛泽东一起出游，这给他一个奉承主席的机会，并刺探毛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一月离开寒冷的北京，前往杭州和南京那样南方气候的城市，他带了许多资深官员，包括康生。在讨论明年的国家政策时，毛泽东谴责了那些谨慎的经济计划制订者和专家治国论者，他们就他加快经济发展的建议同他进行争论。他重复他三月份在成都的非难，当时他表扬了两名领导人——来自上海且为康生盟友的柯庆施，和来自四川的李井泉——因为他们支持他那经济改造的号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反对毛泽东发展目标的意见减少了，中国并于这一年的年中开始搞“大跃进”，一个试图在一夜之间创造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计划。尽管它触及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城市建设到农民的住房安排，但是“跃进”的主要目标是使钢产量翻一倍，以集体农场或者公社来取代私人占有土地，并且戏剧性地增加谷物的产量。 康生在离开成都时，已意识到毛泽东沉湎于创造一个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康生力了使他自己与主席达成一致，狂热地争辩说毛泽东加快经济改造的想法，会在教育系统——一个康生通过“中央文教小组”领导的领域——激起一场激进的变化。到一八年三月三十月，就在中央委员会认可毛泽东为了使中国社会共产主义化的经济计划之前几个月，康生宣告：“教育需要一场‘大跃进’。” 为了在教育系统扩展他的激进思想，康生开始访问山西、四川、上海以及遍布中国其他地方的大学、技校和中学。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宣称真正的革命要求教育同劳动相结合——他声称这种结合是“教育大跃进”的基础，它将使农业和工业并行前进。他拒绝教育界共同接受的想法，嘲笑挖苦像教育部那样的受宠目标。现行的教育政策，他抱怨说，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教育部把反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马克思主义学说。 除此之外——按照“石头”概念的发明者的说法——由教育部强制执行的纪律标准和规则是束缚学生的“绳索”，应当加以抛弃。 康生把标准的学校教育讥笑为“教条、胡言乱语和糟粕”，并对整个教育体制的基础程序提出疑问。他认为一节课持续四十五分钟是一种不科学的想法；在有些情况下，他争论说，教师向学生传递十分钟信息就完全足够了。他还找出学校假期过长的理由，作为教育部愚蠢的进一步证据，甚至更坏，是资产阶级倾向的证据。“我问过许多心理学家和医生，他们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一次会议上声称，“实际上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认为学校是脑力劳动，因此应该有假期；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够回答——党中央怎么样？我想党中夹也是搞脑力劳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假期呢？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学生年轻，需要休息；但是农村里的儿童，如果他们不上中学，就9９lib?t>不能休息，为什么是那样呢？”不是取消假期，康生提出，而是课堂时间应该受到限制，因为体力劳动和标准教育一样重要。他对一所听从他的指示废除授课以支持体力劳动的学校的评论，概括了他的态度：“不要把这个称为停课。要把它称为转移课堂。” 无论他走到哪里，康生总是嘲笑教育体制，然而他的公众形象依然保持着一副受人尊敬的学者模样。在康生于一九五七年访问天津南开大学以后，一名叫杨德春的学生，创作了一首散文诗，诗中以属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in）的那种文雅的好奇心来描绘康生：
上课铃声刚停 进来一位老人。 他，轻轻地坐在最后面的座位…… 休息的时候 他同老师那么亲近问这，问那 像是熟悉的朋友谈笑风生。 当他听完文学史 刚刚跨步出门 教室响起了一片欢笑和争论。 全都争说：“我敢保证是上次来过的党中央首长——康生。” 整个教室在激动，像春水翻腾。 同学们挤着 从窗口探出头来 望着那朴实的身影 远了，远了，再也看不见了…… 康生把他的哲学建立在工人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劳动者的原则上，因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分，将会随着中国过渡到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消失。他的分折里暗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群众是有敌意的：他们是教育大跃进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障碍。 康生还提出“重新调整”城市工人的生活设施，这意味着重新安排厂矿职工的宿舍；迫使男女工人，包括丈夫和妻子，去住在分开的宿舍里；并将儿童送进国家管理的托儿所，这样一来，家庭责任就不再使工人分心。 康生辩说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的分居是正当的，理由是缩短上班时间并直接对工作单位丽不是家庭承担义务，如此就能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加紧社会控制。“有些工人回到宿舍后，大吃大喝，追求低级趣味，看黄色小说，甚至有些职工乱搞男女关系，”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篇关于康生观察的文章里说道；在康生的领导下，受党信任的人将登记客人们的姓名并进行安全巡逻；宿舍里的居民将在一个食堂里吃饭，以减少过多私人消费的危险；干部们将在一起学习政治文章，一起锻炼身体，一起看戏和看电影。 康生认为，由于直接控制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并透过致工人员管理的宿舍登记册，对他们同性伴侣一起度过的时间加以控制，党就能够把工人们转变成完全听由国家统治者支配的投脑子的机器人。在不断为争取纯粹的共产主义而呐喊的幌子下，康生提倡的是一个奴隶社会。一九五八年十月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期，当参观山西一个煤镇阳泉的时候——那儿的生活居住区是按性别分开的——康生声称这种新的起居安排“对于建立城市公社创造了先决条件。”所有这一切，他坚持说，就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个好方法。”在北京的人民大学里同干部们见面时，他赞扬社会的重新组合，他使用预言家的词语说：“这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并不神秘。挑土、挖泥、建造人工湖也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随着他幻想的政策越来越离奇，康生的性格也变了；他不再卧床不起，他用自信的强烈情愿来推动一切，他陶醉于无理性和不顾一切的行动，使听众震惊不已。他使人憎厌的评论对那些听他讲课的中级干部，明显有一种使人不安的效果，当他与那些平凡的制订计划者和专家治国论者划清界线时，对听众的诧异他其乐无穷。 康生喜欢的题目之一是：不考虑科学的实际，“要不顾后果地行事。”“科学是什么？”他在省会郑州挑衅地问教师们。 “科学不过是不顾一切的行动。它并没有任何使人感到神秘的东西。”在合肥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应用科学的漠视更为直截了当，当时他声称，“制造反应炉、回旋加逮器或者火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们不要被这些东西吓倒；只要你们不顾一切地去傲，你们就能够很快地获得成功。……你们要有胜过任何人的精神，就仿佛没有人比得上你们……你们不应该关心什么一机部、二机部，或者什么工业大学、清华大学，但是只要不顾一切地行动，就不会错。”他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明年的国庆节，如果上海的学校能够发射一枚三级火箭到三百公里的高空，他们应该得三分……发射一枚带人造卫星的三级火箭就会得五分。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上海人在新年放烟火，因此学校肯定能够发射火箭！” 康生煽动性的发言响应了毛泽东的乌托邦式观点，但是康生努力使自己的发言瞧上去似乎是马克思理论合乎逻辑的产物。“我们应该像马克思一样，容许说废话。”他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向一群受教育的工人宣布说。既没有多加解释，也没有提出正当理由，他经常重复这句话。康生依靠的是他的资历和干部们对地位的尊敬；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从来不敢向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挑战。 他对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得到了回报。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康生是一名重要的参与者，当时毛泽东提出搞“大跃进”的建议得到了最终的认可。 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曾是康生降级的场合，但这一次他在代表大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讲了话——这是一个信号，它告诉全体代表，康生重新获得了高级领导人的地位。 他地位上升的进一步证据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现的，当时他在北戴河海滨疗养地出席政治局会议。这个从前的殖民地游乐场，由于沿着渤海湾林木葱郁的海岸线，给速个世纪之交修筑年久失修的带游廊的平房增添了魅力，多年来它是人民共和国的非正式夏都。在北戴河的秘密会场，毛主席个人想象力的产物“大跃进”，变成了大规模的冒险。政治局决定，中国应该在一年之内使钢产量翻上一倍，并开始建立农村的公社。当教育改革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被写进最终的决议里时，康生日渐增长的影响显现出来，使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在最高层次上变得神圣起来。 然而不幸的是，来自毛泽东乌托邦计划的经济政策不过是建立在幻想之上。当一九五八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大跃进”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使中国陷入一场灾难之中，一个世纪之前太平天国起义那样可怕的信号开始冒出，当时由视自己为现代耶稣基督的空想家洪秀全领导的长达十四年的起义，把中国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在“大跃进”的第一阶段，伪造的统计数字鼓舞着欣快的领导人，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政策已经创造了奇迹。不过，当混乱开始席卷中国的时候，这场失败变得不能否认了。中央领导人决定在一九五八年年底放慢建立农村公社的速度——实际上，是把大跃进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搁置起来。毛泽东做了策略性的撤退，把经济管理的任务留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其他专家治国论者手里。 由于康生曾以如此巨大的干劲鼓吹“大跃进”，他感到这场已经降临中国的灾难威胁到了他的地位。但是这时候他很幸运。鉴于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间他在资深领导人中间独自认同那场对间谍的恐怖政治迫害，他现在小心地避免让自己漂离毛泽东的立场太远。结果，他没有成为其弛干部的靶子，他们中许多人正忙于掩盖自己作为“大跃进”的热情支持者的纪录。 康生于一九五九年三月进一步扩展他的影响，当时他提出在“中央文教小组”下面应该建立一个处理意识形态事务的“理论小组”。身为“中央文教小组”的副组长，康生使他自己被任命为新组织的头头。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总是把自己描绘成这个“理论小组”的“组长”，避免透露他的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文教小组”的。这种花招使他能够在党的干部面前夸大他的重要性。他还被任命为监督《毛泽东选集》出版事宜的委员会的副主席（康生编辑了第四卷）——明白显示毛泽东已经信任他。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在庐山开会的时候，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克服正席卷这片大地的各种灾难；几乎没有人认为在政策上的公开冲突会有任何好处。 毛泽东和他最亲密的盟友，包括康生，都准备采取低姿态；那些可能打算将“大跃进”的失败归咎于毛泽东、更重实效的经济计划制订者们，手头工作很忙，不打算向主席发起挑战。康生上庐山准备听取统一的陈述，并提议齐心协力去克服使国家丧失活力的饥荒、浪费和经济混乱。 但是庐山会议出乎意外地成为一场论战，在党内留下了严重的分裂，并为七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暴发搭好了舞台。 在庐山一片喧嚣鼎沸声的背后，是彭德怀元帅，一位勇敢、坦率、正直，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幼稚的将军，曾经在朝鲜指挥过中国军队。行动敏捷且有一张丰满圆脸的彭德怀，出身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的农民家庭。他是毛泽东最喜爱的将车之一，毛泽东曾经向俄国人描绘他为“中国军界一颗最明亮的星。”尽管他被狡猾的政治家所包围，彭德怀却从未失去过他那农夫的单纯。他以与军队同甘共苦的情操而著名，当他发现大跃进的结果是全国陷入一片苦难，他为此日渐感到痛苦。 由于对这次会议的氛围判断错误，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批评经济发展、自力更生和疏远苏联的政策，也正是毛主义者的计划核心。 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信，与其说是打算向主席的权威挑战，不如说是坦率陈述他在中国农村所感受到的苦难。不过，彭德怀率直的声明无心地揭露了以前政策的真相，对此毛泽东只能视作一种直接的威胁；彭德怀已经对党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即使连更注重实效的领导人——刘少奇、彭真和邓小平，他们现在都认识到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有很多缺陷——也不会支持这样一种对党的攻击。彭德怀和他的小集团被打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标记。 批评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并不独独彭德怀一人。他有其他党的领导人的支持，包括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将军；一度是王明的支持者，一九五六年以后在领导人的排名表上已经超过康生的外交部副部长洛甫；以及湖南省党的首脑周小舟。然而，这种反资深领导人的联合队伍的批评是软弱的。甚至身为国防部长已经是中国军队的领导的彭德怀元帅，也不能忽视毛泽东头上的权威光环。面对一致的反对意见，这些持异议的人很快就输掉了这场战斗，并被剥夺了职务。由于这场斗争而出现的人事变动，在二十年里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进裎。五〇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卧病在床的林彪元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一职，并开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杰出拥护者。湖南省党的首脑周小舟，被华国锋所替代，他是毛泽东赞赏的另一个资历较浅的圈内成员。 康生完全未受到打扰，党上层这场突发的骚动所造成的一种紧张和充满怀疑的气氛，很适合他那搞政治操纵的风格。持异议的官员们成为四周独立的委员会的目标；康生被指定在调查彭德怀的一个委员会，他的言行举止充满了讽刺和积怨。他讽刺彭德怀关于忠诚信念的声明，并发起无情的攻击，其中最突出的是用双关语解释彭德怀的名字。按照康生的说法，“德怀”能读成“得华”；他的双关语把这个质朴无华的将军描绘成一个有无限野心的人。在另一个会议上，康生指控说： “你们办了一个俱乐部，进行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进行革命活动。”康生的主题是经过仔细策划的，他把元帅和他的同盟者放在政治路线的一边，把毛泽东和其余的高级领导人，包括他自己，放在另一边。 康生利用众人对彭德怀的愤怒作为借口，发起了一场针对“右派”和“右派机会主义”——将“大跃进”的批评者和任何同他们有联系的人分离开来的代码——的整风运动。康生反“右派”倾向的运动有一个朴实的受害者作为筹码，但是它摧毁了许多同彭德怀元帅和其主要同盟者有交往的官员的前程。康生的目标之一是李则望（八〇年代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因为他同洛甫的交往而被赶出外交部。杨献珍，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党校校长，他承受住了康生当时的攻击，但是从鄢以后他处处受人监视。 到五〇年代末，康生已经大大改善了他的政治地位。但是那种曾经作为他上升基础的激进的乌托邦式想象，正在危险地被削弱。确实，在一九五九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面临着一场惊骇可畏的经济危机，它威胁破坏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毛泽东试图使这个国家所有的农田集体化的打算，加上遍布农村的土高炉——有人异想天开能由农民的工具冶炼出优质钢——以及可怕的旱灾毁坏了整整十年的所得，并使农民们确信，他的超凡神力已经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已经在那个冬天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大规模的挨饿；按照一项人口增长统计的细致分析，“在大跃进期间，因为跃进，有一千六百四十万到二千九百五十万额外的人口死去。” 康生完全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这场大灾难。他仔细估量了政治气候，决定他的专长不应再是教育，而该回复到“大跃进”那幻想年代之前的体制。他已经发现一个完美的舞台，适合他那不可思议的行动：中国同苏联共产党的争论。 第三章 打俄国牌 康生在庐山那场清算彭德怀元帅和其同盟者的行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进一步巩固了他同毛主席的关系。然而，一九五九年年底，康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毛泽东开始失去了在前十年驱使着他的那种活力和使命感。即使毛孤立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现实之外，他还是逐渐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和它带给这个国家的灾难性后果。被国家的悲惨境况所震惊，他似乎在蒙受着失败的痛苦折磨。到一九六〇年，毛泽东被孤立于政府的决策之外，当时正在访问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询问有关经济发展的计划时，毛泽东承认“我不知道”，使他的客人感到震惊不已。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头十年里，中国艰苦地跋涉在前进的道路上，“大跃进”的灾难破坏了民族的士气。由于中国国内的各种困难，毛泽东感到极端沮丧，一九六二年年初，他在一个有七千名党干部出席的集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他应对中国恶梦般的现实负责。他不再发布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或者迅速全面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谈话。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元老地位，仍然不容挑战，但是现在这个国家由行政官员和经济学家管理着。毛泽东似乎处于一种退休状态，他的同乡也不再对他抱怨发牢骚；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在为战争和革命犀心尽力之后，他应该好好休息一番。 但是康生——现在他刚六十岁出头，并从隐退中振作起来——根本不准备加入毛泽东的退休行列。毛泽东依然感兴趣的少数问题之一是中国同苏联之间日益加剧的争论。康生年代期间在莫斯科所度过的四年时光，使他成为中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除此之外，同莫斯科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都是用意识形态术语表达的——而康生在中国享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 中国同莫斯科之间的争端，使康生能够同另一名资历极深的官员发展广泛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邓由毛泽东授权处理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他是一位极有才能的人。他说话简明扼要，干脆利落，能够用一两句话概述复杂的问题；尽管身材矮小——只有五英尺高——但是他有充沛的活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可是邓小平的这种特质并不总是能使他赢得朋友。张国焘承认邓小平是“一个很聪明和表达力极强的小伙子，他视自己为相当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又补充道，他有“一种难以相处的性格，是个傲慢的、好争辩的、事事喜卖弄的人。”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击溃国民党时，邓小平是一支庞大的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委员。一俟人民共和国建立，许多革命的军事英雄便被派去搞礼仪性的工作，但是邓小平的才能为他在新政权的中心赢得了一个位置。毛泽系认为邓小平有异乎寻常的特质，当一九五八年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把他指给赫鲁晓夫看：“你看到那儿那位小个子的男人吗？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他的前面有着广阔的前程。” 邓小平是个好斗、精力旺盛、有进取心的人——这些人格特质都有助于进行中国反对苏联的论辩。此外，他具有国外和国内经历的均势。二〇年代的前五年他在法国，曾经属于包括周恩来和李立三在内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邓小平把时间献身于政治宣传，由于印刷激进的小册子，他赢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从巴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儿几乎有一年时间他在中山大学上课，然后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回到中国，准备使国外经历同在农村中国的革命战场进行了数年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他在广西省南部领导过共产党的部队，参与过江西共产党中央根据地的工作，进行过长征，参加过从此使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的遵义会议。由于亲身参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过程，因此当同苏联的争论爆发时，邓小平是代表毛主义者事业的必然人选。 康生和邓小平两人都有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背景，当他们开始一起为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而工作的，发现了一种自然的共鸣：他们的俄国经历使两人产生对苏联的强烈厌恶。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的怀疑，与康生几乎对任何俄国事物的敌意互为补充。 中国和苏联共产党之闻的紧张关系可以上溯到二〇年代。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时的脆弱，归咎于像米哈依尔·鲍罗廷那样的俄国顾问所想出的第略。鲍罗廷的继任者帕维尔·米夫又引起了另一场争论，当时他于一九三一年任命王明担任党的首脑，这更增加了反苏的情绪。长征也是苏联方式的支持者和毛泽东派系——后者喜爱一种更为中国式的策略——之间的争吵。到了四〇年代后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都怀疑苏联在试图侵蚀中国的独立性。一些干部害怕苏联对社会事务部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北，会逐渐变得令人难以容忍。按照驻扎在大连的一位中国情报官员的说法：“当苏联国内事务部和社会事务部之间看法的差异显现出来时，前者彬彬有礼地提醒中国人，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兄弟，老大哥是最好的。”中国的干部们还怀疑，在中国的塔斯社代表正利用他们记者的外衣，来掩盖调查资深官员的真相并对他们施加影响。 在日本人投降以后，占领满州的苏联军队所犯下的暴行进一步激怒了中国人。俄国士兵既强奸中国妇女，又强奸日本妇女和欧洲妇女，他们抢劫商店，并对向他们挑战的中国下层民众开枪射击——有一次杀死了七百五十个中国人。在此期间，至少有一名俄国将军经营钻石生意在中国发了财。苏联军队在撤退到俄国边境之前，还把日本人在满洲建造的工厂里的每一台机器都拆卸下来。 但是在人民共和国早年，许多中国人对莫斯科非但没有对抗情绪，反而有一种温暖的同志情谊。俄国专家..来到中国，帮助重建遭毁坏的经济，大批中国人去莫斯科学习工程和电子学，学习如何建造水坝、工厂、炼钢厂和飞机。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签署了许多合同和协议。许多中国入甚至给他们的孩子起俄语发音的名字，像萨沙、娜娜、丽莎和多娅。 尽管两国间的经济和私人关系在兴旺发展，但是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他的罪行的否定，释放出一种新的危险成分，终于使两国关系从暖转冷。许多中国领导人把斯大林主义化看成是对在中国创建的集体体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者合法性的一种含蓄挑战。毛泽东和他的同盟者有时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但是他们从未对他建设现代经济所使用的方法或者他作为列宁的合法继承人的地位提出疑问。尤其是，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对斯大林的攻击危害了毛泽东在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中国能够加速经济进程赶上苏联和西方的幼稚信念，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苏联领导人开始在私下向他们的中国对手解释，毛泽东的冒险思想和政策会把中国带向毁灭。对于苏联人来说，“大跃进”、公社的建立、对农村炼钢的着迷，在反映出一种傲慢和绝望的非现实革命热情。除此之外，中国对外政策，对美国和它的亚洲前哨基地之一台湾，有一种敌意，似乎使人危险地感到中国全然不顾莫斯科的军事策划者。一九五八年，中国人开始炮轰金门和马祖，两个就在大陆海岸线上、由国民党占领的小岛，这使得俄国人为中国大为担忧。 当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失败的时候，同苏联的关系也更为恶化了。一开始，毛泽东心满意足地注视着“大跃进”那令人兴奋的舞台，大跃进使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苏联更为进步——这种自夸使“大跃进”的失败加剧了丢面子的痛苦。当苏联发现中国人的敌意在增长的时侯，苏联领导人开始害怕这个俄国东面的大国，在过去的世纪里大规模入侵的发源地，会再一次挺身反对他们。 双方都用“不可避免的战争”、“国家革命”的作用以及“列宁的合法性”这样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复杂语言，对这场争吵加以乔装打扮，但是事实上，这场冲突是超越国家安全之上的。 中国人害怕苏联人不尊重他们的利益，并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是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二等公民。中国人把美国——它在日本、台湾和朝鲜拥有军事基地——看作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之下，赫鲁晓夫等人相信美国愿意接受调解，相信为了苏联的利益着想，必须在“和平共处”的名义下缓和同华盛顿的紧张状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反美的强硬路线姿态缺乏尊重，这使中国人觉得，在苏联人的世界观里，似乎只有美国和苏联才真正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在处理各种局部问题上的冲突更增加了这两个共产党政权之间根本上的差异。一九五九年，中国卷入了同印度之间的边境冲突，因为在中国平息了西藏分裂主义者的叛乱之后，印度给达赖喇嘛提供了庇护所。苏联政府无视中国注重社会主义兄弟关系的要求，拒绝谴责印度并支持中国。苏联同情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印尼的待遇问题同苏加诺政权吵翻时，苏联也站在印尼这一边。北京的领导人断定苏联为了开拓亚洲疆域，正在与中国进行对抗，他们认为亚洲应该是他们独占的势力范围。 康生在反对苏联的这场斗争中，他的大将之风绐人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在莫斯科度过四年时光；他曾经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名候补委员；他掌握足够的俄语能听懂桌子另一边的人在说些什么；他明白，或者就像他夸口的那样：苏联的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他认识许多资深的苏联官员；他于一九三七年到中国以后，曾经在延安接待过苏联代表团，他极为轻描淡写地表示在莫斯科的经历不足以诱使他去支持俄国人。据毛泽东的老朋友董必武的说法，在毛泽东的眼里，康生是莫斯科培训出来的共产党人中唯一依然用汉语思考和推论的人。 在他于一九五六年一月重返公众生活后，康生实际上立即卷入了中国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集团关系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被选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柏林召开的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大会，这足可显示在北京他被视为在东欧和苏联事务方面有背景的人物。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康生得到另一个任命，这巩固了他作为正在威胁中国同苏联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专家的声誉。他受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委托，监督一篇关键性文章的起草工作，这篇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的文章，刊登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康生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是八个月前出版的一篇篇幅短得多的报告的续作；这两份文件表达了中国入对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反应，以及对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戏剧性事件，比如苏联镇压匈牙利的反共产党起义的评价。这些问题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它们涉及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和毛泽东的地位，此时毛译东被公然指控为正在建立一种类似斯大林那样的个人崇拜。 在康生的监督下，这份文件避免直接批评赫鲁晓夫，但是它那主张斯大林功大干过的挑战性断言，毫无疑问表示了中国统治者们同苏联领导人的不一致。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列主义的战士……（他）总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指导着斗争；他是帝国主义的死敌。”但是斯大林也犯有错误：他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提到他试图将他的政策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在“惩办反革命分子”（使革命社会遭受的那场大规模的肃清）时滥用了权力。提出了这场清算可能使康生感到窘迫，他本人在莫斯科的四年时间里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内肃清“反革命分子”的主管。康生还被认为是那些为了根除任何可能与这个新社会不相适应的成分——地主、敌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腐败的官员——而进行相同的中国式运动（由延安“整风运动”起头）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康生灵巧地认可了新秩序镇压敌人的需要：“斯大林……惩处了许多必须受到惩处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康生承认斯大林曾经“冤枉过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公民。”康生的评论不只强调铲除革命敌人的需要；它更暗示斯大林将他的体制强加于国家时在某些情况下做得还不够。按照康生的说法，斯大林只是获得“大体上”的成功——一个暗示有些苏联反动分子已经逃脱的小心翼翼的修饰词。对从清算中逃脱的间谍和敌特的恐惧，建立起那种持续不断的警惕性的需要，那种氛围确实是康生想要在中国创造的。 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又发起攻击，给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迎头痛击，抨击铁托是美国的走狗。康生的文章——《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恰恰适合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卜强烈谴责铁托和他那寻求同华盛顿和解的政策。康生指责铁托破坏社会主义的阵营，支持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叛乱”，指责南斯拉夫在美国正在退却和“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保护了美帝国主义。 康生的措辞预告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 他嘲笑铁托所声称的南斯拉夫正在寻求“和平和国际合作”——一种苏联用来缓和同美国紧张关系的言语。康生为了证明美国支持南斯拉夫是为了暗中破坏共产主义，还大量引用美国的报纸和《国会议事录》（gressional Record）。康生写道：“美国资产阶级的发言人（政治评论员沃尔特·利普曼说道……让所谓的‘铁托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扩散，才符合美国的真正利益。”铁托显然正在出卖给美国帝国主义，康生暗示，而且这样一来其他任何共产党政府都会同美国合作。 康生意识到几位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和广东省党的首脑陶铸，都赞同对苏联采取一种更为谨慎稳健的作法，一九五九年他试图加剧中国上层的意见分歧；他火上加油，炫耀民族主义的凭证。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给毛泽东一个极深的印象，他，康生，只有他有足够的勇气和见识来成功地保卫中国和主席的利益，反对苏联那种日益使人憎厌的要求。 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同彭德怀的冲突，首次使康生有机会利用同事间的歧异进行挑拨。彭德怀同许多苏联官员和将军有着亲密的关系——在朝鲜战筝期间，作为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他曾经同俄国人一起工作过，并且他曾任国防部长在苏联各地游览。事实上，彭德怀在庐山的主要盟友，外交部副部长洛甫，曾经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并是五〇年代中期驻莫斯科的大使。庐山会议的灾难性后果浮现后，康生利用彭德怀同苏联的关系，使人慢慢产生他是俄国人走狗的疑虑；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攻击，不只是对主席权威的一种内部挑战，康生暗示道：“它是一个自始至终通向莫斯科阴谋集团的杰作。 康生还指控李立三，当时中国东北党的领导人，说他“依然保持着同某个外国的不正当关系”——中国共产党指控某人为苏联特务的隐语。康生的指控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并没有导致李立三受迫害，但是康生利用这些指控，在一九五九年扩散那种苏联间谍已经渗透进中国统治集团的疑虑。这是二十年前延安事件的重新启动：康生知道他的声明会使毛泽东警惕自己阵营内部的间谍和叛徒，并信赖康生这样已经考验过的忠心耿耿的同事。 庐山会议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尽管彼此的怀疑已经侵蚀了毛泽东和客人之间的信任，但是中国人仍给予这位苏联领导人恰当的、完全红地毯式的待遇。然而，在十月五日，当赫鲁晓夫还在北京的时候，康生对一群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发表了一场充满反苏言辞的演讲。在他的演讲中，康生自夸共产党胜利以来十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由于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生括状况甚至要比苏联更为简朴，康生宣称应该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善，而不是用经济标准或者统计资料来评判中国。 康生特别强调中国已经根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制度——暗示中国已经抵达与苏联相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他还从这个题目扩展开来：尽管私有制已经在中国消失，但是在政治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还在继续，暗示苏联虽然实施社会主义的经济，但仍是潜在的阶级敌人。 用康生的观点来看，任何俄国的东西都应受到贬低。苏联的政策不是俄国不及中国的唯一标志，甚至它的艺术和文学也是二流的。在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讨论会上讨论课本的内容时，唐生提出根除“对外国人的迷信”并选出俄国人作他的主要例据。“由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创作的诗歌，”他宣称，“胜过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和普希金（Aleksandy Pushkin）十几倍。” 当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的一次军事科学院和最高军事学院的干部会议上，讨论毛泽东的作用和“个人崇拜”问题的时候，康生怀抱赤裸裸的企图，利用这次同莫斯科的争端，向毛泽东强调他的忠心。康生暗示任何争说要采用比较软弱的方法同苏联打交道的人，都是与反对毛泽东的人沆瀣一气。两种人，康生说道，抗拒毛泽东思想；一种（康生举陈独秀、王明和彭德怀作例子）公开反对毛泽东，而另一种则是暗地里抗拒毛泽东。康生没有对第二种人指名道姓，但是他专指他们的那些短语——“尊重马克思”和“不可能超过马克思”——是针对任何一个支持苏联的人。简言之，在后斯大林时代，谁坚持传统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观点，谁就是毛泽东暗藏的敌人。康生的说词又一次特地对准主席的耳朵，就像康生知道的那样，主席将会收到他的话的副本。 临近一九五九年年底，中国的领导人开始秘密重新估价同苏联的关系。不久以后，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康生身为华沙条约协商会议中国观察家代表团团长，飞抵莫斯科——这是他首次公开表明自己在中苏冲突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中国如何会碰巧出席一九六〇年的华沙公约会议，这个问题从未被完全澄清过。是中国观察代表团受到正式邀请，还是中国主动派遣去的，当时的公开声明回避了这个问题。 至于其他两个派观察团的国家蒙古和北朝鲜，苏联通讯社最初报导他们是“受到邀请，”后来又变成“出于他们自己的请求，”仿佛对明显没有邀请中国的任何可能争论施展手腕。如果俄国人故意怠慢中国人，作为擅自入场者来说，康生就是一个出色的选择——他的心境和反苏倾向使他有资格强有力地阐明中国的观点。 在中苏争端中陪伴康生的两位干部，拥有广泛的背景。一位是伍修权将军，他同苏联官员的关系可以上溯到二〇年代。强壮结实和脾气粗暴的情报专家伍修权，曾经就读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后来在长征期间为隶属红军的共产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当翻译。五〇年代初期，伍修权是负责苏联和东欧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更重要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康生代表团的另一名成员是刘晓，当时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刘晓从上海开始一直是康生的同事，他在上海参加过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工人起义，曾两次被捕，第一次被法国警察，第二次被英国人，他在上海的监狱里度过了几年时光。在一九三一年被释放以盾，他转移到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刘晓最后回到了上海，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康生在华沙公约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对俄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微妙的、几乎是挖苦的批评，在逐渐恶化的中苏关系史上成为重要的里程碑。他的演讲首次当众阐述了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当时苏联的通讯社并未将它刊登出来，中国的对外宣传杂志<：IE京周报》，全文刊登了这篇讲话。它所表达的思想已于一月下旬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康生讲话中对苏联动机的彻底怀疑，与他二十多年前到达延安以后宣扬的观点是一致的。 康生的莫斯科演讲中的基调和所包含的东西完全是反苏的，但是为了建立起他革命的凭证，他开始用一种辱骂性语言攻击美国。“美国的行为完全证明了它的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美国帝国主义依然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他宣称。美国不但是个道地的侵略者，“而且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在国际事务中总是采取一种差别对待的态度来反对我们的国家。” 康生对美国外交政权的谴责并不包含新意。自从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赢得大陆以来，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就把美国看作对中国安全的最可怕威胁。在似乎就要蔓延到中国境内的韩战中，美国派了一支军队去朝鲜，同中国“志愿军”进行作战，美国还部署军舰和军用飞机，阻止毛泽东的军队攻打台湾，消灭蒋介石及国民党。除了同北京的共产党政府直接对抗之外，华盛顿在亚洲其他地区还积极扩展影响：帮助重建中国二十世纪最僧恨的敌人日本，并在泰国、越南和泰国建立起一块反共活动的广泛区域。 但是康生并非仅把美国看作中国的危险敌人就已足够。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赋予他的演讲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倾向。“美国的统治集团，”康生评论说，“并不试图隐藏这种事实……即他们的……以和平赢得胜利的策略”，也就是“破坏世界和平力量的联合，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所谓的和平演变。”每一个出席者都知道康生谈到的是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对话；与会者亦人人理解他的话是对苏联外交政策和莫斯科试图同华盛顿达成某种谅解的完全抵制。康生避免点明他辩论中所有暗指的东西，但是他所传的信息是很清楚的：俄国人为了同美国人和平共处，正在出卖中国。 康生还详尽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威胁——就像他所称呼的“修正主义”。他举南斯拉夫为例，声称“中国人民……一直以为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了共产主义运动，修正主义是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必须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决抗争。”康生的声明是直接针对赫鲁晓夫的，他曾经竭尽全力地培养铁托。 康生对苏联世界观的完全抵制激怒了俄国人。在他和赫鲁晓夫之间随之发起一场猛烈的交锋，赫鲁晓夫对康生进行个人的攻击。“你没有资格同我争论，”被激怒的赫鲁晓夫大声嚷道，“我是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而你只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康生立即用他那文理不通的俄语回击，“你的资历要比我浅得多。一九三一年我就是政冶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五年我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那时候你连中央委员会委员都不是！” 康生同毛泽东的私人关系，使他能用他喜欢的任何方式歪曲报导这一次会议和其他会议的过程。他用摘要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大体上受到曲解——与其说减轻不如说加剧了同莫斯科的争论。例如，在华沙公约会议上，赫鲁晓夫转向同僚，指着年老的奥托·库西宁（Otto Kuusinen）（政治局负责国际事务的委员）评论说，“在这儿我们有一些老家伙，我们应该对他们说声再见，就像对一只旧鞋一样。”然而，当康生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告诉毛泽东赫鲁晓夫把毛称为“一只皮鞋”，而不是称呼库西宁——这种说法增强了主席的期待和恐惧。结果，毛泽东后来以把赫鲁晓夫称作“那个秃顶”为乐。到一九六一年年底，“老秃顶”已经成为中国统治集团内对赫鲁晓夫的专门称呼。 由于他的口是心非，康生在两大共产主义势力的最高领导人之间成功地点燃了长期不和的火焰。和康生一样、参加过两国之间举行的三次会议的俄国人米哈依尔·L·提塔连科（Mikhail L.Titarenko），在一九八九年声称康生“扮演了一个非常邪恶的角色，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不断毒化友好的气氛，并暗中破坏彼此的信任感。”按照提塔连科的说法，每当康生出席中苏会议时，大会均介绍他是毛泽东的个人代表。提塔连科认为康生有两个目标： （1）在两国之间引起麻烦，并阻止它们达成一致，特别是当较有和解倾向、却被毛视为观察力不足的周恩来在场的时候。 （2）作为毛泽东的耳目行事，毛泽东从不出席这样的会议。 按照提塔连科的说法，其他中国代表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敢反驳康生讲给毛泽东听的故事，毛泽东只相信康生一个人——鉴于他说俄语的能力、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岁月，以及他洞悉人的本性——明白事情的细微差别和分清界线。除此之外，提搭连科推测康生总是能预见毛泽东想要听的东西，因此他很少注意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议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总按照自己的随想汇报事情。毛泽东私下里声明康生的中心角色是充当他的观点的仲介人。在一九六四年一月接受美国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时，毛泽东把康生介绍给斯特朗和其他五位外国人，包括西德尼·李胜堡（Sidney Rittenberg），一位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的美国人。“赫鲁晓夫说我是个完全说空话的人，”毛泽东说道，“好吧，我要你们见见我的空话部长康生同志。” 在苏联人看来，康生已成为一个恶魔般的人物。提搭连科回忆说，康生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讲话，使他的上下排牙齿并在一起，“这给人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他的目光极为严厉和沉重；他能够用他的凝视使你冻结。每一个人都害怕他。我们苏联这一方将他比作贝利亚。第一眼你就能看出他是个极为邪恶和无情的人。”通常有烟灰散落在康生的小胡子或上唇上。按照提搭连科的说法，这会使康生看上去像一位慈祥的、心不在焉的教授。但是康生由他厚厚的镜片增强效果的所有行为举止，是与这种感觉极为不同的。 “我不是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狂热拥护者，”提搭连科称，“但是佛洛伊德所说的东西与康生百分之百地相配。尽管康生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短小，但是他却不知怎地看上去有点矮小，”主要是因为他很瘦并且有一张极为狭窄的脸。“他是一个有着巨大野心的小个子男人的真正实例。他极其妒忌健康、英俊和有吸引力的人。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当一个男人变老的时候，他所有的品质都显露出来。我想随着他的变老，康生所有的邪恶品质都已显露出来。” 参加两国会谈的另一位苏联观察家却有不同的叙述。费奥多尔·M·伯拉茨基（Fyodor M. BurLatsky）记得康生是一个很朴素、很明朗的人，他“通常只是坐在那儿，沉默不语，”但是却从不遗漏任何把戏。 一旦他在华沙公约会议上公开了中国同克里姆林官之间政治上的分歧，康生加剧了这场争论并增强了他利用它的能力。双方都不准备超越康生含糊其词的说法；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想首先去破坏社会主义的联合。但是中国已经获得了公开的主动。为了对苏联保持压力，中国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苏联的意识形态立场，将赫鲁晓夫描绘成一个已经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异端，试图证明中国的态度是正确的。许多作者帮助撰写了这些文章，但是康生是主编，并且负责给毛泽东及其他资深领导人传阅草稿。 华沙公约会议以后，康生编辑的第一篇评论是《列宁主义万岁！》茌列宁九十庭辰前六天，由中国的理论性杂志《红旗》于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发表。这篇文章不仅仅重复许多康生在莫斯科已经表达过的观点，它对已经过时的列宁主义是否要有技术上的变化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赫鲁晓夫理论的中心是主张现代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已经使列宁那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信念变得陈腐过时。然而，在《列宁主义万岁！》里，康生和他的作者群争论说武器不像“人民”那么重要，并以为不必害怕同帝国主义的战争。 尽管《列宁主义万岁！》宣称中国热爱和平，但是它听起来像是世界大战的一种启示录式的预言：“在死bbr>.９９lib.亡的帝国主义的废墟上，胜利的人民将非常迅速地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一千倍的文明，以及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真正美好的未来。”在康生关于世界发展的分析中，数百万的人员伤亡是为了创造“美好未来”可以接受的代价。 就在他们嘲笑苏联对核战争的两败俱伤性的恐惧的同时，康生和他的小组提出毛泽东，而不是赫鲁晓夫，才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仿佛这还不够使毛泽东感到荣耀，他们还强调毛泽东最得意的计划的绝对正确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列宁主义万岁！》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出现的：当时毛泽东五年代末的政策结合不寻常的惨酷气候，导致了一场饥荒，饿死了成千成万的人民；然而，康生和他手下的人却赞美毛泽东的政策正在“唤起全国各地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精神。”总之，这篇文章充满了康生的幻想式骗局，在否定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他应允，随着一场普遍性的大破坏之后，会有一个“美好的未宋”-也依然在无耻地迎合毛泽东。 同邓小平和彭真一起，康生在接下来的五年内谋划同苏联抗争的要点和方法，苏联对中国的敌意使裂痕变得分明。 一九六〇年七月，俄国人突然全部撤回了他们派往中国工作的一千三百名专家和顾问——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姿态，甚至到今天，中国人都把它称作是一个破坏性的行动。那年十一月，世界上八十七个共产党中除了六个之外全部聚集在莫斯科，参加俄国革命的周年庆祝活动，但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只产生了一种装饰性的短暂休战。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一方大多由邓小平发言，他一度卷入与赫鲁晓夫的彼此谴责之中。康生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的个人代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确定中国方面不作任何妥协。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莫斯科会议，表明任何方法都无从跨越使双方分离的怀疑和怨恨，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几个月之内，中国人和俄国人各自公开招募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者，康生积极地为中国的立场寻找其他共产党的支持，参加国际会议，接待访问者，并监督为中国的姿态辩护的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康生同邓小平的工作联系相对较多一些。一九六一年九月，两人前往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据说，是由一位儒学先辈创建的），它位于大同江的两岸。表面上，邓小平和康生是出席朝鲜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但是他们利用这次访问，借以保证这个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与中国东部边境接壤、大量依靠俄国援助的国家不支持苏联的剩益。他们获得了些许成功：北朝鲜的领导者金日成，在两个敌对的政党之间小心翼翼维持着平衡关系，时间达十年以上。 康生、周恩来和其他几名中国领导人，于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使这场同俄国人的争吵逐步加温。在苏联首都的那段时间里，中国代表为纪念斯大林，向红场（那儿葬着列宁和斯大林）的斯大林陵墓献了花圈，他们同俄国人之间的分歧因而变得引人注目。中国人对斯大林的称颂，并不能阻止赫鲁晓夫利用这次代表大会，公开暴露那位死去的独裁者骇人听闻的罪行。几天以后，或许想要使中国代表团感到窘迫，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尸体从陵墓中迁了出去。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列举和后来对斯大林陵墓的亵渎，还不是令中国代表唯一感到恼火的事情。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斯大林信任的同事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当周恩来和康生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遭到羞辱，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莫洛托夫最终失去恩宠是个进一步的暗示，在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中间，中国不再有盟友。 赫鲁晓夫甚至进一步尖刻攻击阿尔巴尼亚，来激怒中国代表，到那时为止，这个巴尔干国家一直完全支持中国对苏联的挑衅。赫鲁晓夫在狂怒中把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称作“凶手和罪犯”；被外国人视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头脑的”周恩来，讽刺地回答，俄国人的措词“不能被视作是严肃的马列主义者的看法。”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余成员，包括康生，当场退出了代表大会的会场。他们提前几天回到了北京——中苏关系继续恶化。 由于他不断对苏联进秆口头上的攻击，康生在国内的声望大大提高，并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为书记处书记，这是个管理党的日常事务的关键性机构。领导书记处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可以否决任何任命，因此康生的提升足以证明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所发展。 中苏争端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给康生带来了进一步的奖赏，当时，他接下起草一系列反对“修正主义”文章的敏感任务。这些评论是由一个特殊的宣传工作者小组完成的，包括周扬、邓力群和吴冷西。他们的许多文章都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写成的，那是一个很大的、正方形的、苏联风格的别墅群和办事处，五〇年代建于北京西郊一个古代皇家狩猎场。康生占据了八号别墅，一座白色的、有着高高天花板和很多房间的二层建筑。在这个住处里，他有一个拥有巨大的书桌和文件柜的办公室；一间备有绣花沙发的会议室；一间餐室；以及一间小放映室。这幢别墅还备有卧室，康生有时候不回他在小石桥胡同的家，就在这里睡觉。康生的佣人、司机、厨师和警卫通常都住在这幢别墅里，而他的秘书们会整夜睡在此处，因为不管什么时候，他都需要他们在场。就在这个有着一流装备的建筑里，康生从事着反“苏联修正主义”的论辩工作。 名义上邓小平是这些宣传人员的监督者，但是康生是实际的控制者。康生在两年内完成了这项任务，他除了始终体现毛泽东的观点之外，还不断同邓小平密切磋商。康生和他的小组写出的论辩性评论，口气强硬、好争辩丽富有进攻性，进一步阻止了任何恢复中苏关系的企图。同《列宁圭义万岁！》一起，这些反苏联的连球炮般的新攻讦，以《九评》而广为人知——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关系决裂的最终证明。随着它们的出版，过去的关系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康生陪同邓小平去莫斯科参加两党之间进一步的辩论。当他们从莫斯科回来时，由新华社在北京机场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康生穿着一套整齐的灰色毛式服装，手里拿着烟，对着鼓掌欢迎的人群幸福地微笑着。这场中苏对话无能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难怪这是少数显示康生露齿而笑的照片之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为了列席俄国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康生最后一次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由于一个月以前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团，试图考察新的苏联政权是否会对中国有任何更富同情的表示。两国都各自朝前迈了几步，同意进行有限的双边合作。然而，康生叉忙于他的老骗局。苏联国防部长罗迪昂·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注意到“两藏书网个老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但他仍呼吁双方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谈判。但是康生利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阻止进一步的发展。回到中国后他立即告诉毛泽东：马林诺夫斯基谈到了已遭废黜的赫鲁晓夫，并暗示中国人应该跟随他们的作法推翻毛泽东。 中国同苏联关系的瓦解使六〇年代初成为康生的好年头。像往常一样，他能够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为自己攫取最多的好处。这一时期，共产主义集团中最主要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他得以为了个人利益而操纵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他同苏联还有一种私人关系。一九四九年以后，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都在莫斯科学习；一个儿子刘允蛾，同一个俄国人结了婚；另一个儿子刘允若，有一个他想娶的俄国恋人。他们俩同俄国人的关系都没有持续到一九六〇年——允斌同他的妻子离了婚，允若从未同他的女朋友结过婚——但是这种浪漫的关系促使刘少奇在中俄关系上心胸开放，这是许多中国领导人所不具有的。除此之外，尽管刘少奇和他的儿子们依然留在中国，但他的一个内弟张凡，在一九六年逃到苏联去了。 第四章 戏曲爱好者 对中国的人民和统治者来说，六〇年代初期是痛苦的年代。大跃进的后果预示了经济的毁灭，并且使数百万人民挨饿，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受到中国可怕形势的抑制，毛泽东长期过着隐居生活，通常住在杭州的别墅里。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和其他主要领导人为恢复经济秩序而斗争，试图把中国从整体崩溃中解救出来。 对康生来说，这些年过得几乎是田园般的生活。他对俄国人的仇恨给予他极好的机会来炫耀他的民族主义和精通苏联方面的知识，从而重新使自己处于显赫的地位。然而中苏争端是必须的，不然就会夺去康生的快乐时光。康生在大跃进前夕声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任何学生一样进行很多“酗力劳动”，但与学生不同，他们没有任何假期。不过，在六年代初期，康生享受着休闲、旅行和娱乐活动。他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搜集古玩。但是撮吸引他的一项活动是观看传统戏曲，并且将他的观念强加于国家的舞台上。 在中国，戏曲是一种有千年历史的娱乐形式，它集歌唱、表演、舞蹈、技巧和器乐于一体，各个省份的社会各阶层都喜欢戏曲。每个地区都产生出自己的风格，拥有不同的方言和保留剧目，以迎合当地的趣味和习惯。京刷也许是最精致的?９9ｌｉｂ.戏曲形式，但是地区的演艺学校缺乏表演经验，经常以活力和淫猥言辞来加以补偿。 剧作家经常撰写中国文史中灿烂的悲剧传奇，但是也撰写一些有关爱情、性和神话的民间故事。在北京，较为现世的主题经常受到限制，但是在其他地方，演员和观众都喜欢沉迷于充满双关语、令人产生联想的场景，以及源于方言的淫秽语言和笑语。舞台还牵扯上同性卖淫。在十七世纪，满洲政权禁止妇女公开表演；因此，全国很多地方被迫执行这个规定，男演员仍然在中国的舞台上扮演女皇、公主、寡妇、娼妓和众多宫女，一直到二十世纪。在北京，女角都挑选自容貌细致、有如女性的男人。没名气的男演员经常以进入同性恋窑子或为满洲统治者提供服务来补充收入。这种同性恋的氛围继续缠绕著京剧舞台，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这就是时佩甫间谍案的背景，时佩甫是个第一流的中国演员，许多年他成功地男扮女装，以致他的法国外交家情人竟然不知道他是个男人——这段插曲是戏剧《蝴蝶君》的来源。 对共产党人来说，传统戏曲中道德的模棱两可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中国新的统治者知道，他们可以通过赞扬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来赢得大众的支持；“人民共和国”几乎不可能压制这种受到人民热爱、有中国特色的娱乐形式。木过许多剧目表现出颓废的思想，与党的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完全不同。因此文化委员们着手改革那些历史悠久的一流剧目，在禁止淫秽、色情和迷信的同时，让它们转而歌颂爱国主义。 康生对舞台的热爱源自他在山东的青年时代，山东省拥有资源雄厚、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曲。康生最初的十九年是在青岛地区度过的。那里有它自己独特的戏曲风格，它将朴实的方言对白与缓慢而音调悦耳的歌词结合在一起。康生经常在大台庄和诸城看戏；当他来到上海以后，他娱乐的机会增加了，上海拥有众多以当时最著名、最有天才的表演者为特色的戏院。康生被戏曲深深迷住了，他学习演奏一些乐器，包括笛子、胡琴和小鼓——为每场演出提供节奏的一种打击乐器。迟至一九三八年，他还为江青在延安的演出伴奏。 一九五六年，当康生结束在医院的疗养之后，他重新沉迷于对戏曲的爱好。那时，共产党的文化卫士已经剔除了传统剧目中许多“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成分。但是康生并没有像一个守纪律的干部那样，接受共产党的路线；他强有力地为过去淫秽和迷信的剧目辩解。一九五六年，康生在北京对一些演员演讲，驳斥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部门用来责难旧剧目的口号——“脱离政治”、“复古”和“纯粹的艺术观点”——认为它们是文化自由的障碍。他坚持旧的剧目应该演出，还列出了几个自一九五〇年以来禁演的剧目，包括迷信加色情的鬼怪戏《大五花洞》。 康生如此热衷于色情演出，他还强迫著名演员到他家里为他私人演出，并以此而知名。有一位著名的京剧花旦，在六年代初期的一个春芾里被召到康生的住所。对这个演员来说，这是桩羞辱的事，康生要求他唱一段色情的小曲；这个演员表示反对，但是康生最终说服他，并亲自拉京胡为他伴奏。 康生还派了他一个演员朋友到上海去寻找能表演一种称之为“床上戏”或“隔壁戏”的臭名昭著的滑稽短剧的演员。一九四九年以前，上海的剧院有时上演简短的喜剧，剧中一位演员会模仿隔壁房间男女做爱的声音。康生的朋友在上海找不到精通“床上戏”的表演者，但是康生找到一个与这种类型相同的四川演员，并且在他家里安排了一场演出——还用录音机把它录了下来。 康生还是中国另一种色情形式的爱好者，搜集“春官画”——描绘数对或三人一组的男女，有时多至十对男女进行各种形式的性活动的画卷和木刻版画。康生将这些艺术作品收藏在小石桥胡同的家里，在闲暇时审视它们，为了不遗漏每一个细节，他还使用一面放大镜。 康生对色情作品的兴趣延伸到文学上。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五七年年中对知识分子发起严厉的攻击，康生来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要求。他要求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替他寻找几本非常色情的小说之未经删节的早期版本： href='2205/im'>《金瓶梅》，描写一个富有的山东浪子，是一本丰富而详细、引人人胜的明朝小说：《九尾龟》，一本描写歌女和妓女的十九世纪小说： href='1649/im'>《绿野仙踪》，一个描写上层腐败和邪恶的故事。 href='2205/im'>《金瓶梅》里充满了露骨的性描写一一它的主人翁西门庆，与他家乡很多女性发生了性关系——是一部不平常的著作，对许多人物都有同情而令人感动的描写。相反，《九尾龟》很少有可以弥补的特色。这奉应是用上海的吴语写成的，描绘了十九世纪末的妓院生活。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胡适把它视为“娼妓世界指南”，弃之如敝履。 href='1649/im'>《绿野仙踪》有大量未加修饰的色情描写的段落。康生希望在他的私人收藏中补充这些著作，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设法强力加于整个社会之上过于拘谨的价值标准，展开大胆的反抗。 康生日益专注于对古老戏衄的保护和振兴。一九六〇年夏天，他昕到中国京剧院，一个重要的剧团，在准备出国演出时修改了两个古典剧目（即删除剧中不恰当之处），就对剧院领导马少波和马彦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指责。康生宣称：“这两个姓马的真粗野。”并且威胁谁赞成上演现代戏就藏书网开除他的党籍——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严厉的制裁，它会限制一个人获得住房、工作、甚至食物的权利。 许多被共产党人禁止的作品，康生都予以保护。一九六年十一月，莫斯科苏联革命周年庆祝活动之后，康生回到北京，他并为《花田八错》这部充斥了淫秽双关语和猥亵场景的作品背书。康生为他的行为辨护，争论说这部作品是爱国主义的，而且在戏剧技巧方面有许多优点。他指出，男演员在京剧中继续扮演女性角色，对含有淫秽意味的作品的禁令已经大大减少了花旦戏——诸如娼妓、不忠的妻子和小妾、淫荡的寡妇等活泼而又放荡的女性角色。康生宣称，这种演出逐渐减少，代表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损失，而且他还为上演诸如《花田八错》这样的剧目撑腰。 康生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在向当时的正统派思想挑战。他承认有些演员不愿意表演《花田八错》，他们害怕有关色情和性的争论。在演出之前，他来刊后台，向演员们建议：“你们放手演好了。过去怎么演，现在就怎么演，要演全本的。将来有什么问题，有人找你们的麻烦，你们告诉他，是康生让演的。”由于康生的支持，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冬天，北京上演了许多色情戏曲。 康生还帮助编写和导演剧本。他亲自参与了《李慧娘》的创作，这是孟超对明朝流行戏曲《红梅记》的改编本。孟超比康生小四岁，是康生的一位老友；他同康生一起在上海大学就读，之后，盂超成为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定额工作，后来献身于文学事业，这是许多左翼青年普遍倾向的职业，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投有去延安加入共产党，而是转移到南方，在国民党控制区从事记者工作，尽管他从来不同情国民党。 一九五九年，北京昆剧院请孟超以《红梅记》女主角李慧娘的故事为基础，写一出戏。在这出戏的改编过程中，孟超从康生那里得到大量支持，他参加了一九六〇年的彩排，并且.9９ｌib.在对话和演员的服装方面提供了很多修改建议。康生对最微小的细节亦兴致盎然，乃至女演员耳环的颜色。当这出戏最终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公演时，康生非常高兴。他不仅写了封信祝贺盂超的成功，而且向北京昆剧院下令：“北方昆曲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尽管康生赞扬《李慧娘》中的传统人物，但是这个故事同康生那充斥着间谍和叛徒的极端政治的世界观恰好一致。故事发生在宋朝，宋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一直统治着中国，这出戏显然是带有现代意味的背叛者的故事。主人翁李慧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在遭谋泶之后侥幸死里逃生，她与她的情人斐禹（舜卿）一起，把中国从贾似道的阴谋中拯救出来，贾似道是当时朝廷掌握权力的奸臣。康生无疑从李慧娘的故事中看到了与现代中国的附带关联。粗略来说，这种平行的关系使观众对谁可能是现代的贾似道感兴趣。当然，康生是站在李慧娘的一边，因此贾似道必然是另外一些人：邓小平、周恩来，甚至刘少奇。 为了寻找从未在北京演出过的地方剧种，康生游历了很多地方。一九六一年农历新年过后不久，他带领一些同伴到云南，然后又到四川，表面上是视察，但是几乎每个晚上康生和他的同行者都在观赏云南和四川的戏曲。 康生和朋友决定到云南省会昆明东南约六十英里处著名的“石林”去游览，石林全部由参差不齐的岩石构成。景区到处是一百英尺以上、外观留下伤痕的峭壁，就像一片受到损坏的石化森林。这一独特和自然奇观在三〇年代由云南军阀龙云建议建成旅游胜地，他亲自书写了“石林”这两个字，将之刻在石林入口处一块高而突起的岩石的巨大 5e73." >平面上。康生批评这位将军的书法玷污了美丽的风景；他命令地方当局除去峭壁上龙云的字迹，代之以他亲自书写的同样两个字。康生重新书写的两个字保留在石林的入口处，直到八〇年代中期，那时它又为龙云的书法所取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就像是美国总统下令由他自己的石像取代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are）上诸多石像中的一个。 旅行也成为保持与毛主席接触的一种方式。随着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同彭德怀发生抗争以来，毛泽东、康生和陈伯达走访了庐山周围许多历史古迹和风景名胜。他们的目的她包括著名的“仙人洞”；为了纪念当时当刻，康生创作了一首以古老的曲调吟唱的抒情诗：
天地造化仙人洞， 甘露清纯石泉涌。 红楼绿荫中。 踏上白云，迈向苍穹。 遥望长江奔流天际。 到处神仙境地。 这首诗是以庐山隐约出现的富有戏剧性视觉形象而创作的，白云缭绕着参差不齐的、尽是洞穴的山峰，群山的茂密树林掩映着红色的亭台楼阁。一千多年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朋友们游览庐山时写下了无数的诗歌；康生的诗歌遵循了这种习惯，加强了他和他的两个伙伴之间的关系。 康生对舞台的热爱有助于他强化其他政治和个人的联系。六〇年代初期，他重新建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与江青之间的友谊。 江青和康生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后数年间很少见面；康生回到他们的家乡山东，而江青嫁给了毛泽东。他们在五年代也不常见面，为了试图解决健康问题，江青在苏联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大多待在中国和苏联的医院里，直到一九五九年她恢复健康，能够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为止。 江青在六〇年代初期就成为康生的听戏同伴之一。一九六二年三月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康生和江青一同到杭州疗养。他们在这个南方城市待了近两个月，那里的温暖气候比起北京仲春季节常有的多尘土的刺骨寒风更加宜人。在杭州期间，江青一直用面纱遮住脸，她宣称自己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但在逐渐康复中，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康生一起去观看戏曲。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命令地方剧团演出一九四九年以来被查禁的剧目。他们两次迫使杭州剧团派司机到一百二十英里以外的上海，拉回他们想要观看的剧目所必需的道具。他们专横地不顾当地官员排演那些十多年未演出的剧目所遇一到的困难。 康生和江青所挑选的作品都是淫秽和色情的，完全与康生从五〇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鼓吹的艺术观.９9ｌｉb?点相一致。他们喜欢的作品是对共产党政权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挑战，这些作品歌颂了在新中国没有一席之地的官庭阴谋和男女私通。江青尤其喜欢《虹霓关》，一段发生在七世纪初隋唐时期的爱恨情仇。剧中女英雄东方氏的总兵丈夫被一个名叫王伯当的人暗杀。由于中国大众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报仇习惯，东方氏披挂上阵，把自己装扮成武士模样，好为她丈夫报仇。但是当她发现王伯当是如此英俊的年轻人时，她爱上了他，将仇恨抛在一边，并且在一段受到江青热烈赞扬的轻佻舞蹈中，她暴露出自己是个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女子。即使演出很得体，这个背叛的爱情故事破坏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教诲，将肉体的欢娱置于对死去丈夫的忠诚之上。这在当时的大环境里甚至更为不恰当，当时颂扬的文学应诙具有工人、农民和战士的观点。 江青喜欢的另一出戏是《斩黄袍》，讲的是北宋王朝创立者赵匡胤后宫中一名嫔妃韩玉梅的故事。通过运用各种阴谋手段，韩玉梅爬上了“梅花富贵妃”的宝座，她利用自己的影响来诋毁郑子明，一个正直的将军，危害了国家的稳定。这出戏也削弱了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观点。 江青和康生在杭州所夸示的非正统的趣味并非无人知晓。几年以后，一份记录北京的一次戏剧座谈会过程的简报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九六二年，两个“中央领导人”在杭州观看了“旧戏”。党的宣传部调查了这件事，发现康生和扛青即是提到的中央领导人，并将报告的复印件连同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一起递交给康生和江青，让他们批示。 江青看到这篇报告时十分恐慌。她在复印件上写了许多批语，声称她仅仅观看了在当地报纸上宣传的“无法忍受”的剧目，并且暗示地方官员想要损害她的名誉。她假装生气，建议那些批评她的人应该自我检查，进行自我批评。相反，康生对这件事处之泰然；他拒绝对宣传部的指控作出反应，仅仅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个圈，表示他已经看过文件。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这段插曲；那些告发他和江青的杭州官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遭到康生的报复。他们被指控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个包罗万象的罪行，从批评激进的政策到影射毛泽东都有。他们中有二十人遭到逮捕、殴打和监禁。一些人死在监狱里。 康生保护遭查禁的戏曲，这似乎给他一种掌握权力的感受，仿佛他漠视上层领导同志们所证实的社会主义伦理。有一欢他谈到在延安参加《打渔杀家》的演出，透露出他无视党的文化政策的傲慢心态： 职位也有个好处，我是个中央委员，我才是设定标准的人，谁敢批评？有没有人批评呢？有，但是只敢在背后骂得一塌糊涂，明着确实有点不敢，因为公开讲就有反对中央的嫌疑……毛主席总是在政治上撑着，演戏就去看，你们说京剧有封建意识，但不能说毛主席有封建意识吧？用这样的办法才撑得起来。 康生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出席了在沿海城市北戴河召开的高层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准备，从那时起，他不再以戏曲为消遣了。毛泽东在会上终于发表演讲了；但不同于他在年初详尽地叙述他个人对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所应负的责任，这次他出乎意料地坚定而又咄咄逼人。他再一次肯定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工农兵”之间?t>的冲突，另一方面是他们与资产阶级和旧统治集团的残余之间的冲突。尽管按照推测，共产党的胜利为消除各个阶级扫清了道路，因此阶级斗争随之消失，但是毛泽东还是宣布阶级斗争是“纲”。同时他重新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在总体上的重要性，这显现了他的坚决和果断，这是他一生中一个新的活跃阶段的预兆。 对康生来说，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表现预示了政治领域将出现巨大的转变。毛泽东不但恢复活力，并希望谈论比苏联问题更多的东西，康生明了主席已经回到了那种偏爱理论家胜于专家治国论者的政治中。意识形态问题重又时髦起来。 毛泽东出乎意料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正如康生立即认识到的那样，要求对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予以公开驳斥。为了使自己不沾染任何污点，康生立刻着手掩盖他曾保护意识形态异常的剧目的纪录，并且开始批评中国的现代剧作家。在一、两年前被他捧上天的作品，现在被他贬低为只“适合于台湾或赫鲁晓夫”。他声称：“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地，倒有《李慧娘》、《谢瑶环》这样坏透了的反动剧本。”他补充说，原匿很简单：剧作者的“思想、立场不是为工人浓民和劳动者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一小撮人服务的。” 康生煞费苦心拉开他与孟超的距离，这位来自诸城的他的老友，在编写剧本《李慧娘》的时候，得到他许多帮助和鼓励。在离开北戴河之前，康生召来盂超的女儿，叫她带信给她的父亲：“不要光写《李慧娘》，还是写点别的东西吧。”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直接写信给孟超，“请转告剧协的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怪戏了。” 康生对戏曲的官方趣味突然转变，预示了盂超和创作《李慧娘》的其他人员将碰到严重麻烦。这出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为“毒草”，并且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来调查它。“专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康生主管社会事务部；此刻用它来反对盂超，反映出康生把安全和警察技术运用到普通的政府和文化活动中去的习惯。孟超不知道调查他的“专案组”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康生，还试图出示康生写给他两封赞扬这出戏的信来保轳自己；这两封信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康生下令监禁盂超，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去世为止，这位剧作家一直饱受攻击，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灾难。 康生也许不再公开拥护传统戏曲，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对油彩味和男女演员团体的爱好。一九六四年，当江青开展京剧的激进化运动时，得到了康生的热情支持，而且他公开参与新的革命戏剧。康生与戏剧演员或芭蕾舞演员的照片开始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他消瘦苍白的脸周围是涂抹重彩的男女演员，他常常与女演员握手。他的目光越过舞台的脚灯，在演出结束后登上舞台，与男女演员站在一起，但是他肯定知道，他现在极力赞美的革命戏剧，只不过是他指责为意识形态垃圾的古老剧目的次等替代品。 康生没有浪费时间，立刻背弃中国的淫秽戏曲。他十分喜欢传统的舞台，但并不打算为此失去高位。只要他继续兴旺发达，康生就能够观看整个世界的舞台。 第五章 毁灭的彩排 康生同妻子和小姨子一起，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从一节高级车厢走上北戴河火车站的月台。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毛主席即将恢复“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来作为所有政策争论的检验标准。但是康生具有一种猜测主席意图的敏锐直觉，以致毛泽东一宣布阶级斗争依然是“纲”，康生就开始制订他的计划。认识到中国又濒于内乱的边缘，他开始为党的高层内冲突重新做准备。 康生立刻感到，毛泽东身边那些激进的理论家将不可避免地同一九五九年以来一直管理中国的重实效人士发生冲突。他打算利用那些把阶级性强加在中国身上所引发的争论和混乱，进一步谋求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康生还是毛泽东，当时都没有预见到他们重塑中国社会的企图，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乱，但是即使他们预见到，康生肯定也会奋勇向前。 由于不清楚毛泽东会把新的意识形态运动推进到何种程度，康生做好了防备任何突发事件的安全措施，培养同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样正统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虽然他私底下秘密煽动可能把他们赶下台的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爆发，康生的许多同志才看出他对激进目标的支持，或者他指责任何人的能力，包括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 康生的变色龙本质使某些外国观察家把他描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在每个阵营里都插进一只脚。但是这幅康生的画像还远远谈不上逼真：他会为自己的目的兴高采烈地牺牲掉任何人——甚至毛泽东。然而，数十年来身居党的最高层，康生清楚地知道，当中国被那种由毛泽东强加给周围所有人的幻想所控制的时候，这是他成功的最好机会。 在毛泽东在北戴河演讲的那些日子里，康生开始插手文化事务。他对文学艺术界的第一个侵犯行动，是诋毁一部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一部关于一个早期共产党革命家的传记小说。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大多数中国的文学批评都是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评判作家：赞扬资本家的书是坏书，赞扬工人和农民的书就是好书。根据这种独一无二的标准，《刘志丹》是一本极好的作品；但是康生将情治的专业知识同文学批评的业余爱好结合起来，指控《刘志丹》是心怀不满的干部的一件阴谋产品，这些干部密谋利用这部长篇小说来破坏毛泽东的威望。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翁刘志丹，是个真实的人物，二〇年代末一个秘密帮会的领导人。由于抵抗暴虐的地主和小军阀，刘志丹转向了共产主义，并成为陕北一位杰出的党的领导人。他将他的队伍扩展成一支相当大的衣民军队，同两位精悍的共产党组织者，华北著名的领导人高岗和他的副手习仲勋密切合作。刘志丹死于一九三八年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但在世之时一直没有引起毛泽东的妒忌。 毛泽东对那些以共产主义事业的名义在陕西最早建立解放区的人，向来有所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西北部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成功，仍然是范围广大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刘志丹、高岗和其他取得军事胜利的人使南方的毛泽东感到困惑，他们曾经为长征的幸存者创造了一个避难所。毛泽东的不满为他同高岗的冲突以及高岗的失势和一九五四年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康生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六个月首次听说《刘志丹》这部书的，当时文学机构的一位关系人士告诉他，工人出版社准备印行关于这位革命英雄的长篇小说。甚至在他读到这本书之前，康生就认定此书可以被视为有意推翻一九五四年对高岗的定论。康生马上下令出版社，将这本书的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这样官员们就能从两种修改稿之间的差异找到政治上的含义。尽管康生看到了这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件政治武器的潜在意义，但是在毛泽东摆脱消极状态之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在这段时间里，康生静候着时机。 康生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行动，甚至在夏天退往北戴河之前就已达到了某种结果。当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边工作边享受在避暑胜地游泳的欢悦、晒太阳的乐趣以及吃新鲜鱼蟹的口福的时候，康生抓住了主动权。康生一听到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演说，他就行使他做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权威，写信给负责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安全和调在反对主席的阴谋的相应部门中央办公厅。“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写作问题，”康生告诉中央办公厅，“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 《刘志丹》不过是种宣传，它试图歌颂一位党的早期领导人的革命精神和勇气。它颂扬了一个人的闪耀行动，此人曾经帮助共产党击败凶恶的军阀和统治中国达四十年之久的腐败国民党官员。但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和那些鼓励她的人都曾经同刘志丹本人接近过。这张个人关系网就是康生所需要的“证据”，给他指控阴谋的说法增添了真实的声音。 李建彤同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结婚。即使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家庭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极为重要的，刘景范被任命为地质部副部长，一个还算重要的职位，这要感谢他兄弟死后的声望。李建彤于一九五六年开始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等她的调查工作结束时，她已经采访了许多曾经同她著名的大伯一起战斗的老战士。她的一位关键性顾问，肯定也是对她的调查感兴趣的最资深干部，是副总理习仲勋，他在三〇年代曾是刘志丹的主要助手。习仲勋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没有被提到，但是在创建共产党陕西根据地的过程中，他的作用在几位小说人物的口中栩栩如生。 康生很快就抓住习仲勋同这部长篇小说的关系，表示这是个危险的阴谋，把习仲勋称作“一个反党大阴谋家”，是这部长篇小说背后的“挂帅人物”。习仲勋“勾结”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副部长刘景范，“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目的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如此声称。为了指控习仲勋以影射文学来达到翻案昀目的，康生把这位副总理的作为戏剧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康生把他概括的评语写在纸条上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以后直接回给康生，无疑允许他宣布主席赞同他的判断。 十月份回到北京以后，康生促成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专案组来调查小说《刘志丹》背后的“阴谋”。康生本人被任命为这个组的组长并控制着整个调查的进程。仅仅成立专案组，结果就已呼之欲出：给这种情况贴上“专案”的标记，已经预定了那些主要“可疑分子”的“罪行”。 身为专案组组长，康生的第一步是面对作者李建彤，没收了她采访那些曾同刘志丹一起战斗的人的笔记。康生和他的调查者们向李建彤的笔记上提到的每一个人展开提问——资深干部和单纯的家属都一样——罗织罪状，不管他们如何清白无辜，都受到连珠炮似的严厉指控。康生的最高层受害者习仲勋，从他的职位上被凋离，受到漫长的调查，并被关押达八年之久。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则被撤职。其他在西北共产党机构里一度很重要的领导人，都是康生下一步的目标。贾拓夫，经济委员会一位部长级的官员，遭到免职处分，被送往农村，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至死。白坚，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被红卫兵在他自己的部门里斗争至死，因为据说他为这部长篇小说提供“炮弹”。 在康生的指导下，专案组还残害工人出版社的官员们。原先的社长高丽生被拷打至死。其他职员们也都受到严重拷打，有时候还遭到电刑的折磨。这本书的编辑何家栋，被送往遥远的农村，在那儿，他和他的六口之家不得不靠一个月三十元的收入维持生活。结果何家栋的奏子和两个孩子都死了。那些同李建彤有偶然的间接关系的普通人，也被康生一网打尽。副总理习仲勋曾在那里吃过几次饭的餐馆经理，也遭到逮捕并被指控为习仲勋的“地下交通员”。他的拘押导致当时首都的两家主要餐馆“北京烤鸭店”和“湖南饭店”的经理们也以阴谋罪遭到逮捕。康生罪恶的讨伐达到了顶峰，当时李建彤在访谈过程中曾挽扶过街的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也被迫害至死。随着康生继续他的清洗，来自中国西北省份为数众多的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一种对集中洗脑活动的委婉称呼——并被当作“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批判。《刘志丹》事件的受害者据统计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达到几千人。藏书网 康生的调查组在一九六六年被遣散，但是在同一年稍晚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康生把几支红卫兵队伍合并成著名的“六二专案兵团”，它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长沙和延安都有组织——均为高岗曾出没过的主要地区。原先专案组搜集的档案材料，康生都转给了“六二专案兵团”，并下令逮捕榜上有名的每一个人。实际上，任何同李建彤发生过联系的人，不管如何平凡，都遭到追捕和迫害。 围绕《刘志丹》的论战对于康生来说代表着一种胜利，它有助于使平民百姓更易于接受难以置信的过分指控，并激起政治的怀疑主义。即使《刘志丹》事件打倒了一名副总理、几名部长和副部长，然而北京权力的均衡却没有受到影响——虽然康生的影响力增加，但他的地位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因揭露《刘志丹》背后的“文学阴谋”而感到得意，康生开始设法消灭许多行政体系的官员和经济学家。随着中国翻俄国之间的问题继续恶化，几乎没有比指控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为“修正主义者”——一?９9ｌｉｂ.个对苏联表示同情的隐语——更为严厉的了。康生在内部权力斗争中清楚地意识到如何有效地指控修正主义，他在一九六三年招集了许多作家和理论家，建立了“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这个小组在康生的监督下写作文章，但是它的负责人是关锋，他是一名宣传工作者，曾是康生四〇年代末在山东的坚定支持者之一，并于五〇年代成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关锋身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资深干部，多产地制造出使人昏昏欲睡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有：《否定之否定规律》、《关于普遍关系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论》和《用哲学史的方法论反对修正主义》。他的文章是抽象难解和冗长乏味的，但是康生对关锋的支持使他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圈成为一个狂妄自大的恶霸。 像“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这样的文学组织，从六〇年代初期就已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醒目亮相。写作小组充当辩论者、演说家、宣传家和文学奸细的角色，并且，在这种制度下，宣传机构在浇铸公众思想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写作小组因而成为一种主要武器，这也是他们蛀初的打算。但是在康生的手里，这些小组还成为诱骗和打倒对手的工具。 康生开始利用他的宣传作家组成特遣支队，在一九六四年的夏天，把一种难解的深奥哲学的辩论转变成对某个意识形态敌人的进攻。他就像一个操纵木偶者，谐调这些事件，他细致规划的阴谋，毁坏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源地党校的几位正统理论家的声望和影响。 党校有一支相当大的教员和讲师队伍，他们破视为所有意识形态和哲学问题的专家。康生本人在延安曾经一度管理过党校，它在延安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学校。后来它搬迁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一片四周带围墙的综合建筑里。在一排排的白杨和柳树衬托下更显美丽的校园，提供了远离城市喧嚣和精神错乱的绿洲，使全体教员们能够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并沉思默想共产党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多年来，康生在那儿曾经有过好几个代理人，包括曹轶欧，她曾担任短期课程的指导和监督这所学校的党委成员。然而，在康生能够把党校完全控制在他手心之前，它一直威胁着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晟高权威的名誉。 由于敏锐地意识到党校的重要性，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元帅发生冲突之后，康生大肆批评党校校长杨献珍。扬献珍在二〇年代曾去莫斯科学习，后来留在苏联外国语学院教了将近二十年中文。与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不一样，杨献珍是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一九五六年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他成为批评毛泽东身边的理论家的主要人士之一，把“大跃进”嘲笑为“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加上百分之一的现实主义，”并将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奚落为“乞丐式’的共产主义。”康生盯住杨献珍对“大跃进”和毛泽东其他出于空想的政策的蔑视，将杨献珍打成一个没有丝毫革命激情的“右派分子”。结果，杨献珍被降为党校内一所研究所的所长，原来的位置被他的对手之一艾思奇所取代，艾思奇先前曾是陕北公学——一所在延安由康生的社会事务部管理的培训学校——的教员之一。 即使降了级，杨献珍还是要比庐山会议的其他受窨者更为轻松愉快，他在一九六二年又重新回到党校校长的位置上。即使他在一九六三年又被撇在一边，但是他还能以党校副校长的名义处理事务，就在那儿他同那些极左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推行的荒谬政策进行对抗。 杨献珍的沉浮在六〇年代初期阻止了康生获得对这所学校的牢固控制。一九六四年四月，另一个机会出现了，当时党校的两名讲师艾恒武和林青山，写了一篇论黑格尔哲学的简短但极为深奥的论文。这篇文章篇幅虽短，但它的题目却不短：《“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论题完全和题目所揭示的一样吸引人：正题一反题—综合的公式在辩证唯物论中的作用。 艾恒武和林青山提出的论题是，“一分为二”的过程在共产党胜利时达到顶点，之后，在一个国家综合的时期，合二为一的过程将会引入。他们的论点可以被看作是对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依然是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的反动，它只是一种遥远的呐喊，不是那种曾经引起像彭德怀元帅和外交部副部长洛甫那样的人麻烦的直接批评。确实，这样抽象的文章可能没有任何反响就消失了。然而，康生明白要处理这篇晦涩的文章，并将它打成邪说，只需要毛泽东的某种表示。 由于论文的草稿是提交给《光明日报》——一份特别注意哲学和文化事务的报纸——艾恒武和林青山做了一件对康生有利的事情。《光明日报》的编辑部并不具有作政治决定的权力，因此，它照例把敏感的文章提交上去，以取得更高层的认可。一份复本送交“理论小组”组长康生，另一份送交“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组长关锋。 康生一读到这篇草稿，就议定它能够把他的对手杨献珍诱进陷阱。同关锋一起，康生制订了一个致命但是可以否认的计划，把杨献珍卷入一场关于对立统一的争论中。康生并没有拒绝林青山和艾恒武的文章，而是暗示《光明日报》的编辑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应该对这个题目进行争论?。 林青山和艾恒武的论文在他的同意下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出来。．同时，康生秘密指示他在党校的代理人，包括曹轶欧，搜集杨献珍卷入林青山和艾恒武写作工作的证据。康生自信他能使毛泽东谴责合二而一的理论，他要编辑一本材料，在时机成熟时，揭露杨献珍扩散这种异端思想。 康生在一星期以后进行了下一个动作，当时一篇冠以《“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反驳文章出现在同一份报纸上。六月五日晚上，康生出席了人民大会党——位于天安门西侧的巨大型建筑物，是“大跃进”少数几个持久的成就之一——观赏几出新的革命戏曲的专场演出。他坐在江青的旁边，中场时间，他们和观众席上其他的高级官员去一间幽僻的休息室休息，他把两篇文章的复本递给她；康生暗示它们的重要性，请她转交给毛主席。就像康生所预期的那样，毛泽东三天以后不加评论地把这两篇文章还给了他，实际上是允许康生宣称毛泽东赞成他的立场。康生继续行动，并公然引用主席所说的话，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的可怕幽灵。 康生极为小心和狡猾，透过关锋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特地安排了一场会谈，对“合二而一”的琐碎问题进行范围广泛的争论。作为总编和词语大师的康生，桉对了经关锋缮写的每一条表述旭尽力掩盖他本人的参与，他甚至检查《光明日报》刊登文章的版面编排。康生使这场争藏书网论保持生气，希望哄骗杨献珍和他的门徒们认为继续发表支持他们立场的评论是安全的。 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促使各主要报纸的版面纷纷响应。康生指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记录下每一个写文章支持“合二而一”论点的作者。康生不但为杨献珍准备了一个陷阱——就像把一条蛇诱出它的洞穴一样——而且他还识别出一大批下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他能够揭示，这些人被引诱参与了一个由党校内部的“修正主义者”领导的范围广泛的阴谋。 允许这场争论在《光明日报》的版面上保持一定温度达一个月之后，康生撕下了学术讨论的伪装，直冲杨献珍而来。一九六四年七月上旬，他指示《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官方报纸，它比《光明日报》更具权威性）准备一篇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因为他助长了那种舍二而一的修正主义学说。康生告诉《人民日报》，杨献珍的思想混淆了阶级斗争学说，井同主席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所提出的每一种想法相抵触。 康生对《人民日报》准备的这篇文章极感兴趣。他于七月十五和十六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八号楼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会议，同他的写作小组成员逐字逐句地仔细润色这份手稿，并且为了使批判杨献珍的词句更为锋利，还重写个别的段落。他特别仔细地考虑文章上标出作者姓名的这一行。在同助手们商量以后，他最后决定这篇论文将以两名与这场争论毫无关系的党校干部的名义刊登出来。 《人民日报》在《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标题下令七月十七日刊登了康生的文章。一旦党校的全体教师清楚地知道杨献珍被公开点名，这场争论就不再是纯学术性了，而变成了一场两个人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清晰地暗示党的领导人已经拒绝再听杨献珍的解释。文章由杨献珍自己组织里的两名干部写作这件事，这一步加强了它的有效性，暗示了党校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因为杨献珍遭到了自己下属的反对。 接下来，康生谋求理论事务方面的主要刊物《红旗》杂志的支持。八月上旬，他向杂志的主编陈伯达简要介绍了他的计划。陈伯达不但同毛泽东关系亲密，他还会奉承巴结，如今已经上升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最高层。任何可能被看作批评主席的东西，对陈伯达来说都是讨厌的，因此他很乐意接受康生的建议。陈伯达指示他的编辑委员会草拟一篇指出合二而～是间接呼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文章，它危及最重要的阶级斗争原则。康生通常注意细节，他为这篇《红旗》杂志的文章挑选署名，拒绝了“杂志评论员”这个名称，因为《红旗》杂志才第一次进入这场战斗，这显得过于庄重。另一方面，康生相信，“本刊报导员”会使这篇文章看上去不过是一位资历较浅的工作人员的个人观点。他最终确定“本刊报导员”的署名。文章本身的题目是《哲学战线上的新战》。 康生继续推进反对杨献珍的运动，于八月二十四日在党校的大礼党里召开了一系列群众大会中的第一个会议。合二而一的理论连同杨献珍和每一个康生声称与其有联系的人．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康生的代理人控制着这些会议，它们很快恶化成口头辱骂和威胁，经常持续到半夜以后。这些使人精疲力尽的对抗终究告一段落，与会人士同声指责杨献珍是拥护合二而一的文章背后的策划者。到八月下旬，党校的大部分资深官员不是被康生同化，就是受到极力威胁以致不敢反对他的计划，剩下的无助者就被指控为杨献珍小集团的成员。虽然加在他们和他们家庭身上的压力是巨大的，康生的猎物——与其说是圆滑的政治家，不如说是理想主义的学者——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承受着灾难的结果。 杨献珍的境况变得毫无希望。此刻党的主要理论刊物都已开始反对他，每一个人都明白领导人是联合起来对付他。只有少数干部依然拒绝承认杨献珍是故意向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令发出挑战。身为对主席大逆不道的犯罪者，杨献珍必须受到惩罚；他从党校被转移到中国科学院哲学部一个不甚重要的工作岗位上，那是他衰落的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时，他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并有一年时间被拉到各种大会上遭受斗争批判。最后，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康生下令将他关在党校院子里的第五十二号楼内。四个月以后，康生将杨献珍移往一所监狱，在那儿他受到单独监禁，即使那时候他已达七十一岁高龄。杨献珍在监狱里度过了八年时光；后来，不是精神而是肉体垮了下来，他被送往陕西的农村从事劳动。他最后在一九七八年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那是在康生去世两年多以后。 杨献珍绝非这场康生策划的理论争论的唯一受害者。最早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林青山，被开除出党，流放封中国东北的吉林，被指派担任蔬菜销售员的工作。他幸存了下来；八年代初期，他发表了许多揭露康生及其罪行的文章。林青山合二而一论文的合作者艾恒武，被流放到他的家乡辽宁省，被迫在一个公社里工作。党校的副校长韩树英，因为他曾经同杨献珍一起工作，而被指控为支持“反党集团”。韩树英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逮捕。另一个受害者是孙定国，一个山东士兵出身的理论家，在五〇年代未曾是康生的门徒，为他起草演讲稿，在他的住处吃饭，一连几小时同他一起讨论哲学问题。一九六四年，在康生的指示下，孙定国面临把杨献珍认作合二而一理论的设计师的严重压力，与其毁掉他的同事，孙定国宁愿跳进党校大院西面的人工湖里自杀。 还有其他许多人蒙受苦难。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有一百五十四个干部和学生遭受批判。七个人被开除党籍或者遭受严厉的“行政处罚”，比如强迫劳动或监禁。五十五个人遭到严厉的“批判”——在群众大会上遭到训斥和殴打。五十个人受到小组“帮助”——接受委员会，而非群众大会的激烈指责。另外五十九人的个人档案里被写上有害的评论，这是一种能够毁灭一个人前途的制裁。 这次事件的受害人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以前曾遭到政治怀疑的人们时常成为?红卫兵的第一批目标。比如，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后来变成了一个生与死的问题。一个名叫陈波的普通士兵，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好学生，陈波曾连续五年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标兵。但是在一九六四年，他写了一篇支持“合二而一”这个概念的论文——一个导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逮捕和处决的意识形态罪行，甚至连死都没能结束陈波的问题：他的尸体被红卫兵砍成一段一段的。 合二而一的争论巩固了康生对党校的控制。从那时候起他越来越随便地利用党校的官员和学生充当他的个人密使和代理人。在曹轶欧的帮助下，他从党校内招募研究助手和为他起草演说稿的作者。党校成为另外一个写作小组“唐晓文”的基地——选择它是为了听起来像真人的名字。在康生的指示下，“唐晓文”的作者群写着玩世不恭的宣传文章，煽动起规模较小的争论，使康生能够用之来追求更大的权力。 康生在合二而一的争论上的胜利，标志着他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他正在搜寻开启通向黑暗的大门钥匙，使他得以在一片混乱之中被推上党的最高层。大约一年以后，康生确实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出表面上无害的历史剧，经由他的利用，他的党和人民将会付出可怕的代价。 第一章 戏剧是个问题 当康生继续在隐蔽处活动的时候，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梦想和中国严峻的经济现实之间的落差日益明显。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试图使国家沿着航道稳健前进，但是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宣称他在政治上要卷土重来之后，群众运动开始赞美集体社会中非常熟悉的无私共产主义英雄的理想。无数的城市干部、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学生被送往农村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竭力仿效农民的简单生活。当时宣传的精神根源在延安。二十年前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表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样板。一些延安的照片显示了毛泽东和其他高级官员在他们的窑洞外挖掘小块的蔬菜地，这使群众回想起主席曾经与他们一起劳动。 以此为背景，一场公开的争论到一九六五年末达到了顶点，当时国防部长林彪唆使逮捕他的竞争对手，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康生是第二年卷入罗瑞卿事件的，那时他协助配合，指控罗瑞卿是个“内奸”，与外国保持非法关系。在林彪把目标对准他之前，罗瑞卿将军似乎是天下无敌的。虽然他是位长征老战士、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前公安部长，但是罗瑞卿还是把了错误，偏离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他号召建立一支以现代武器装备、以先进战术训练的职业军队——他忽视了主席对游击战的崇拜和对意识形态的热爱。罗瑞卿成为抵制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林彪控制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象征。林彪和他的妻子叶群——一个具有无限野心、喜爱搞阴谋的女人——哄骗一些部队和空军的军官，指责罗瑞卿阴谋夺取军队的权力。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捕，并且受到好几年的迫害。 当林彪和罗瑞卿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时，康生重又转向文学上的争论。这次争论的焦点是戏剧《海瑞罢官》，它重述了十六世纪明朝大臣海瑞的故事，他因为公开反对嘉靖皇帝的错误政策而被罢官。江青首度在一九六二年试图说服她丈夫批判这个戏剧，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她的劝告——事实上他还邀请戏剧明星马连良到他在中南海的居所晚餐，整个夜晚对其表演艺术赞美不已。 两年过去了，康生开始卷入。康生没有像江青那样，谴责《海瑞罢官》是对毛泽东文学理论的挑战，而是从主席的猜疑人手，散布这个戏剧企图为彭德怀鸣冤的观点。康生基本上是重复了他在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的手法，把这部作品描绘成一种针对毛泽东的阴谋工具。 康生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是如此微妙，以致使当时的许多观察者相信，《海瑞罢官》确实是康生所理解的那回事。实际上鼓励颂扬海瑞是由毛泽东本人发起的。一九五九年初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当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丁解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并且开始号召各省呈送真实的报告时，毛泽东要求干部学习“海瑞精神”。他的秘书胡乔木把这些评论传达给吴晗，一位受人尊敬的非共产党员的历史学家，一九五一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由此可知共产党也在努力改进与国内知识分子的关系。胡乔木建议，吴晗以海瑞的生平故事为基础，写一篇文章或一个剧本。. 吴晗写了一篇《论海瑞》的文章回应胡乔木，于一九五九年末发表——就在庐山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艰苦斗争和清洗彭德怀元帅之后。不过，他的文章受到普遍欢迎；没有人指责他别有用心或是为毛泽东下台的批评者辩护。于是吴晗开始把海瑞的故事改编成戏剧。他原把初稿简单地称为《海瑞》，但是一位朋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以这个题目出现，建议把题目扩充为《海瑞罢官》。从第四稿起，这个戏剧就以这个最终导致灾难的新名称而知名。 《海瑞罢官》在庐山会议两年之后的一九六一年首次公演，受到北京观众的热烈欢迎，包括高级领导人。那时康生专注于促进有关鬼怪、卖国贼和色情的传统剧目，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从吴晗的戏剧中发现了什么问题。 然而三年之后，康生发动了一场称得上是伊阿古式的运动，抓住了毛泽东的恐惧和猜疑。他向毛泽东暗示，这个戏所暴露的阴谋是题目中“罢官”两个字。康生巧妙地说明，这两个宇在勇敢的海瑞和桀骜不驯的彭德怀之间建立了虚假的平行关系，因为他们两人都被罢了官。 正如适应毛泽东新的国内安排一样，康圭继续加强毛泽东猜疑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动机。他还秘密地与江青和其他几个干部一起策划对这出戏剧的攻击。康生和江青认为，北京宣传部会制止在北京发表任何批评这出戏剧的文章，于是他们选择从上海发起攻击。尽管共产党政权具有铁板一块的形象，但是中国两个最大城市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极其不同。北京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中世纪的帝国首都，拥有精美文化的诱人空气。而上海的政治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一直由工人领导者控制着，其中许多人是从暴徒起家的。这个城市是激进思想的温床，这是多年来从反对外国人、资本家和国民党的斗争中形成的。康生和其他共产党人早年都曾在上海的肮脏作坊和工厂中担任鼓动者，他们爱好强硬路线的意识形态的言辞，这使他们与更为实际的战士和管理北京的官僚有所区别。 柯庆施从二〇年代末开始就是康生的同志，他控制着上海的共产党机构，这为康生选择上海作为基地提供了另一个理由。柯庆施仅比康生小四岁，他们都出生于乡绅家庭，并且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地下党内一起工作。柯庆施被朋友们称作“大鼻子”和“柯外行”，他虔诚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柯庆施把毛泽东的一些口号压在他的办公桌玻璃下面，在他的床边放着毛泽东选集，而且总是随身携带至少两本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书。在任南京市长之后，一九五四年柯庆施被调回上海。到五〇年代末，他既是上海市长，又是上海党机构的第一书记。 柯庆施进驻于海格大厦，这座殖民地时期的豪华蓬筑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供上海党的总部使用，楼里的干部和他一起分享着激进派的热情。柯庆施最信任的助手是位名叫张春桥的记者，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而且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回避社会交往。张春桥和康生一样，出生在山东一个富裕而知名的家庭，他生于一九一七年。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张春桥去上海寻找出路。他开始是做校对员，为古典文本加标点和注释，使之合乎现代形式。张春桥认真而刻苦，不久成为涉猎广泛的记者，以“狄克”为笔名。他与国民党的圈子有来往，是编辑兼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门徒，当江青在上海当演员的时候，崔万秋还向她献过殷勤。身为国民党阵营的一员，张春桥写了许多讽刺文章攻击鲁迅，鲁迅是中国最有成就的讽刺作家，他被共产党所影响，转而成为对蒋介石的统治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的象征。张春桥后来为国民党机构服务，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逃往延安，在那里他加入了共产党，并且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这个学校是由康生的社会事务部管理的。张春桥从此展开以后十年中与柯庆施的密切合作，并且跟随他来到上海，成为这个城市的官僚机构中正在上升的明星之一。到一九六五年，他已经是上海宣传部部长和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江青和康生一样，对上海有着强烈的情感。她对自己当年年轻演员的生涯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一九六二年以后她在上海度过了许多时光。在锦江饭店这座战前的豪华的综合建筑中到处是磨光的木质镶板和黄铜配件，江青在她的一组套房中培育起与柯庆施和一些地方宣传工作者的亲密关系。一九六三年向孟超昀鬼怪和卖国戏《李慧娘》发起攻势的时候，柯庆施与康生和江青一起工作，而且上海的文化官僚总是倡导江青的革命戏剧。 在康生开始说服毛泽东，吴晗的历史剧中隐藏着恶毒用意之后大约一年，江青告诉柯庆施和张春桥要批判这个戏剧。他们同意了，一九六五年二月张春桥指定姚文元全力以赴准备一篇批评文章，他是上海两家主要报纸之一《解放日报》工作班子中的一名年轻记者。 接受这次使命时他只有三十四岁，这位圆脸的胖子姚文元同样是上海这个腐化世界的产物，这个世界在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协助造就了康生和他的许多同伙。姚文元的父亲是姚蓬子，一位颇为成功的上海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四年之后被康生的秘密机构的同仁之一潘汉年招募为特务。姚莲子在康生的组织中任“通讯官”，把消息秘密地传递给华北的共产党网络。但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国民党调查科在港口城市天津将他逮捕，姚蓬子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在国民党安全头目徐恩曾管辖下的文学圈内有影响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其父亲有变化无常的历史，但是在五〇年代初共产党还是允许姚文元加入，而且他逐渐使自己成为一个次要的却又在思想上十分可靠的记者。 一旦着手写作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他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接受教育，对明朝的历史知之甚少，更不用说海瑞这个人了。姚文元需要寻找专业而又谨慎的助手，他求助于两个来源：上海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朱永嘉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涉足政治；他向姚文元提供了一些海瑞故事的历史细节。妙文元求助的另一个人是他昀父亲，当年他是个退99liｂ?休作家和秘密机构的特务，他兴致盎然，全力帮助儿子准备这篇可能赢得江青和柯庆施等国家领导人好感的文章。 在他父亲和朱教授的指导下，姚文元掌握了错综复杂的明朝历史。但是在发表第一篇文章之前，他失去了他两个主要庇护人中的一个。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柯庆施对四川省会成都进行访问。他吃了一顿丰盛的辛辣川菜和几把花生；几分钟后，柯庆施感到胃痛，并且开始内出血，显然胰腺出了毛病。卫生部长钱信忠和一个专家组紧急飞往成都，但是柯庆施在四天后去世。姚文元和他的支持者们担心，柯庆施的去世可能使上海的政治形势更加微妙，有别于北京的激进火焰会被他的继任者扑灭。 这些担心证明是正确的。柯庆施的继任者陈丕显是个与控制北京的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保守派干部。然而，张春桥保留着市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这给与姚文元继续其工作必要的掩护，他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终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上，这是上海的一份日报。 姚文元的批评文章没有任何东西暗示它会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指责说，昊啥背离了马列主义理论；吴晗与毛泽东的论断“人民是历史的动力”相抵触，把历史描绘成由个人“救世主”决定的过程；吴晗试图以阶级调和取代阶级斗争的理论。姚文元指出，海瑞曾号召土地归还其合法的所有人，他反问，吴哈是否正在向共产党土地改革的进程提出挑战。 虽然充斥着政治的争论，但是姚文元的文章并没有谴责吴晗阴谋恢复彭德忭的名誉或涉及任何其他的阴谋。事实上，姚文元并没有超越那种意识形态的批评。大约一年前，他就以这种方式瞄准许多其他的作家。姚文元的批评引起如此争议，不是因为他有价值的观点，而是因为他对吴晗个人作品的责难，吴晗不仅是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和剧作家，而且是位著名的官员。吴晗长期以来受到北京党的首脑彭真的保护，因此姚文元对吴晗的攻击是对彭真形象的潜在破坏。 伤害彭真正是康生所希望的。彭真在延安一直是康生的下属，但是他在五〇年代的迅速篡升凸显了康生衰退的命运。虽然在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时他同彭真一起工作，但是在他们一起参加国际会议时的礼仪顺序上，康生的级别较低，这引起了康生的愤怒。 从上海发起攻击的决定是康生和他的同谋者的巧妙安排，这样可以在彭真和其他北京领导人不提防的时候逮着他们。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一位著名的学者兼官员，北京市政府的主要成员就被置于中国一家主要报纸的攻击之下。考虑到吴晗身为北京副市长的地位，这个事件显然是对统治首都的党的权力机构无法忍受的一击。姚文元可能只是上海的一位次要记者，但地位偏低并没有减弱他文章的挑衅性。由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报》迅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使它变得更为显著。不久以后，国家的报刊上开始出现大量的文学评论，赞成和批评这个戏剧的都有。 正统的领导人透过《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来作出反应，试图阻止对吴晗和他的戏剧的攻击。对彭真和他的同事来说，姚文元对他们副市长的批评等于是一种人身攻击。吴啥在一九六五年十二胃二十七日和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发表了温和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承认犯了一些错误。吴晗的姿态是以积极的妥协做出象征性的撤退，把事情留给其他人来争论。于是，彭真把争端提交给他的政治局同仁，在他们的赞同下，他又把争议提交给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常称为“五人小组”。由它来调查那些指控，并且向毛泽东汇报。 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以因应毛泽东一些门徒批评北京文化舞台上所谓的“修正主义”趋势，也是彭真和其他党的保守派所作出的努力。在彭真及其盟友的主持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发表杂文家邓拓的许多杂文，抵制江青的戏剧改革，宣传几部戏剧、电影和小说——同为其资产阶级倾向而受到攻击。表面上，五人小组的使命是为了完成北京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彭真及其盟友把五人小组作为一种工具，这能够使他们自夸“文化革命”正在进行之中，事实是任何事务都未发生变化。用一位汉学家的话来说，授权五人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侵越行为无异于“把起草起诉材料的任务交给首要被告。” 五人小组的倾向反映在它的人员构成上。彭真自己是小组组长，他是北京文化舞台上许多批评的目标。其他三个成员也代表党的权力机构：陆定一是文化部长、宣传部长和书记处书记；周扬是中共老资格的文化干部，宣传部副部长；吴冷西是《人民日报》主编，这使他成为保守派的主要发言人。康生是小组中唯一与中共激进派有来往的成员。然而从延安时代以来彭真就认识康生，他并没有把康生当作一种威胁。 康生在五人小组申的地位使他完全有机会利用吴啥引发的争议。当轻信的彭真匆匆对戏剧作出各种保护时，当彭真的下属对戏剧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吴晗的政治背景进行调查时，康生却像老虎一样安静地等待着猛扑过去的时机。彭真是谨慎的；虽然姚文元并没有在吴晗戏剧的主人翁海瑞和前国防部长彭德怀之间作比较，但是各种谣传开始把他们俩联系起来，而彭真希望掩盖各种根据。彭真的调查断定，吴晗和彭德怀之间不存在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他们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就像《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和她小说所赞美的革命英雄家庭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一旦彻底的调查完成之后，彭真就觉得他可以反驳任何暗示《海瑞罢官》是试图为彭德怀翻案的阴谋家作品的说法。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把他的结论提交给五人小组，建议把这个戏剧的讨论留给学者和历史学家——以一种确定的方式使争论转变为一种无害的学术讨论。会议期间康生一言不发，但是他的沉默并没有使彭真警觉；他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康生与姚文元的文章有联系。 彭真继续相信，他已经控制着形势。他命令两位宣传机构的作家许立群和姚溱去准备一份五人小组的讨论纲要；它在二月四日打印出来，散发给前一天会议的主要与会者。康生又一次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甚至在汇报纲要上连最简单的评论也没有。第二天，彭真把纲要提交给政治局。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会议（那年冬天毛泽东在南方），他问彭真，在吴晗和彭德怀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说明他们有“组织上”的联系；在刘少奇的问踵后面是一种关注：这个戏剧可能是为了抗议清洗彭德怀而写成的，因为那时在北京的政治菁英圈就是这么谣传的。彭真向刘少奇保证，没有任何这样的证据。康生仍然保持沉默。 康生、彭真和五人小组的其他三位成员三天后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提交他们的结论。政治局已经接受他们的报告，但是主席仍然要在事情结束之前批准对争论的处理。在毛泽东的询问下，彭真宣称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之间有联系的任何证据。 毛泽东的回答使彭真愕然。“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仍然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而且急于避免与彭真过早冲突，他急忙插话：“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后来毛泽东再次肯定说“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才没有对主席的说法加以否认。 二月十一日，从武汉与毛泽东会面返回北京之后，彭真把汇报提纲和另外一页评论一起散发给五人小组的成员，在党内更大范围传阅之前寻求他们的赞同。当文件到达之时，康生正在他的钓鱼台居所看一部电影，因此他指示秘书去处理，并且代表他作了一个简洁的标记。康生只是在封面按语上画了个圈，表示他已经阅读，然后把文件退给彭真。 第二天康生前往上海，表面上是去参加由江青主持在解放军内促进激进艺术和文化的座谈会，但是他在上海逗留了将近两个月，大部分时间住在锦江饭店的套房里，与江青、张春桥和其他以上海为基地的激进派静观最近的态势。五人小组二月会议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在他不在首都的时候散发给政治局委员和其估高级干部。吴晗事件似乎即将化为学术争论，不再威胁首都的权力平衡。 正当康生从吴晗的争论中获益的机会似乎正在消失时，毛泽东出面干预了。康生从上海回来一个月之后的三月二十八日，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其他几个人聚集在武汉与主席会面。康生和他的激进派同志们有两天时间和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最后谈到了彭真对有关《海瑞罢官》争论的处理。 显然，毛泽东倾向于激进派的立场，因此康生抓住时机支持主席对彭真的猜疑；康生对汇报提 7eb2." >纲的起草作了使人误解的说明，暗示彭真是在他背后偷偷准备的。毛泽东的反应是认为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考虑到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毛的陈述可说表明了他对汇报的强烈不满。 最后，康生摘下他客气的面具。从四月九日开始、历时三天的书记处会议上，他当着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和其他官员的面攻击彭真。康生避免涉及二月提纲，以便遮掩他在准备提纲时的作用，他指责彭真身为五人小组的组长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康生的突然袭击是警告彭真对麻烦做好准备。同时提醒其他书记处成员，这位北京市长可能被置于攻击之下。他们知道，像康生那样谨慎的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他们也知道，康生是毛主席少数密友之一。彭真的同仁开始见风使舵。 四月末，康生花了一天半时间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的工作。他们的对话使康生十分满意，毛泽东接受了他的观点：彭真故意利用吴晗的戏剧试图限制毛泽东的影响。主席的态度使他壮胆，在互月四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重新开始攻击彭真。这一次他不再是暗中反对彭真，而是提供了一次长达两天半的马拉松式发言。康生把他可以搜集到的一切意识形态上的术语都编织在一起，来证明毛泽东思想远远超过由马克思所阐明的理论。除了奉承毛泽东之外，康生也讲述了对吴晗的调查，并且指责彭真的一系列政治罪行。康生最严重的指控是彭真秘密地准备汇报提纲，而提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根据康生的说法，彭真指示许立群和姚溱，把他们自己锁在钓鱼台国宾馆起草提纲，并且向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保密，“甚至包括康生：他住在同一个楼里。”康生向政治局出示了一份伪造的纪录，纪录上说在五人小组会议上，康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反对彭真的建议。因此在这场提纲风波中，康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指责，而彭真操纵对吴晗的争论却是罪责难逃。 政治局会议持续了十二天，最后在五月十六日休会。由于康生的原因，彭真蒙受了耻辱：政治局解散了五人小组，而且宣布汇报提纲无效。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康生和陈伯达一起起草了一份党内文件，后来被称之为“五一六通知”，它批判了彭真，记录了政治局的决定。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康生继续虚伪地指责彭真暗中准备汇报提纲。北越领袖胡志明在六月三日拜访康生（他们俩最初是在二十年前胡志明在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工作时认识的），得到了提纲的简况介绍。康生宣称：“我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是他背着我起草提纲，我很不满。”胡志明打断康生的话说：“你也有错误。”康生从来币会词穷，他立刻回答说：“是的，我的错误是在他的秘书送交给我提纲的时候正在看电影。我很不高兴，告诉我的秘书为我画个固，然后继续看电影。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对党负责。”康生与胡志明以及其他外国代表团的对话由书记员记录下来，在高级干部中传阅，这就传布了康生坚定不移地抵制彭真的谎言。 彭真被撤消了所有职务，五人小组的其他三个成员也遭此下场，分别是宣传部长陆定一、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和《人民日报》主编吴冷西。六月三日宣布他们被撤消职务，正巧这一天康生会见了胡志明。政治局成立了以文化革命小组而知名的机构取代五人小组，文革小组立刻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几乎所有的政治特权。它直接向政治局常委汇报，那时政治局常委由毛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和总理周恩来控制。 康生拒绝进入文革小组，但是这并没有抑制他对文革小组的影响：文革小组成员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和关锋，他们每个人与康生都有密切的联系。康生同意当文革小组的“顾问”，一个完全适合他风格的头衔。他的职务使他在新出现的政治秩序中占有明显的地位，又可以使他远离文革小组可能犯下的任何错误。康生恰好得到了他总是希望得到的东西：最少的风险和最大的权力。 透过引诱毛泽东介入《海瑞罢官》的争论，康生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础。各种意识形态运动的谬误开端之后三年，康生与他的激进派集团和机会主义盟友最终毁掉了一个党的高层领导人。彭真、刘少奇和邓小平构成实用主义上层官员的三执政；彭真的下台显示，康生及其同伙向夺取权力的崽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五人小组中四个成员蒙受耻辱。只有一人连同他的声誉和权威完整无损地幸存下来。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幸的，这个人是康生。 第二章 “别怕天下大乱！” 毁灭彭真是康生一九五六年重返政治舞台以来最大胆的动作。康生的成功推动了他疯狂的阴谋活动。在几个女人的协助下，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以及一位以女性机会主义而知名的大学讲师，康生几乎用他醒着的每一分钟来策划煽动骚乱的各种方式，以清除其更多的权力竞争者。 正式驱逐彭真之前的最后几天里，康生开始扩大他的攻势。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危险，他利用关锋作为挡箭牌，给吴传基带了一个考虑周全的口信，吴传基是关锋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同事。康生建议吴传基写一张谴责彭真“政治罪行”的大字报。 康生的指点使吴传基感到害怕，他不知道彭真即将下台。不过，吴传基了解关锋是一位有权势的官员，所以他准备了一张大字报。可是，吴传基攻击的不是北京市长彭真，而是一个不很重要的人物，北京宣传部副部长杨述。杨述不足以引起许多争议，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很少被人注意，不久就被遗忘了。 康生立刻指使曹轶欧的另一战线展开攻势，迄今为止，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具声誉的高等学府，而且是反抗活动的策源地。康生告诉曹轶欧去联络激进的讲师和学生，唆使他们批判大学行政机构——并且影射北京市政府，它对首都的敦育工作负有责任。为了给曹轶欧在校园出现提供借口，以免出现差错，康生利用他理论小组组长的位置，指派曹轶欧一项“调查”学生政治状况的任务。 曹轶欧由六位助手陪同，前往颐和园招待所报到，这是十九世纪慈禧太后在离北京大学前门不远处建造的一组小巧玲珑的建筑。北京大学占据数百英亩长满树木的土地，那里曾是洛克菲勒（Rockfeller）资助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大学的高贵特征反映在它的建筑风格上：覆盖着琉璃瓦的塔式建筑，月洞门通向宁静的庭院，景色优美的湖泊曲折地分布在古典式的花园。相比之下，中国新建的学校和学院往往是填满四方的灰白水泥建筑和用围墙围起的乏味场地。 曹轶欧与北大激进的积极分子秘密接触，欢迎他们邀请她去“谘询”。来访者中精力最充沛的是聂元梓，她是一位四十五岁的丰满女人，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讲师和管理哲学系的党委成员。六〇年代以来，聂元梓在政治上十分积极，她是一位足以为康生的目的服务的直率的激进主义者。她的私生活被人私下议论。她在第一任丈夫被打成“右派”之后与他离婚，接着与一位地位很高的党干吴溉之结婚，他比她年长二十岁。吴溉之与康生同时入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那是一个处理犯错误干部的蓝察机构；聂元梓利用第二任丈夫的关系来促进她的发展。她在婚姻上的机会主义引起了大学同事们充满敌意的评论，但是她的声誉并无法吓阻止康生。他对曹轶欧讥讽地评论说：“即使聂元梓是个乌龟王八，我们也应该支持她。”藏书网 聂元梓往往喜爱极端的方法。她提议写一张大字报，揭露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要员的所谓罪行。但是曹轶欧在康生的劝导下，警告聂元梓不要如此鲁莽。康生让曹轶欧告诉她要有节制地选择目标，例如北京市委。康生指出三个可能的代罪羔羊：负责教育的市委秘书宋硕，一九五九年以来任北大校长的老革命陆平，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这三个人与北京的党组织都有联系，而且在教育界很有影响。如果进攻得手，聂元梓和她的组织就可以咬住整个市委不放；如果失败，康生可以否认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将它当作误人歧途的校园政治。不论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太有个人风险。 聂元梓听从曹轶欧的劝导，与哲学系六位激进派学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正如康生所暗示的，聂元梓把宋硕、陆平、彭佩云，以及整个北京市委当作目标。虽然聂元梓的态度是节制的，但是出乎意料竞在学生群内引起了敌对的反应。愤怒的学生从墙上撕下大字报，各个学生组织互相争吵和殴斗。那天晚上，周恩来对骚乱的报告作出反应，他派出几位代表去抚慰学生，并且调查这起突发的风潮。总理的代表提醒学生，大字报必须遵守既定的方针；他们恢复了秩序，批评了聂元梓和她的同伙。但是没有发现她行动的后台。 康生在数小时内如道了周恩来的干预，并且开始保护他的羽翼。学生骚乱是他计划中关键的因素，但是他现在面对的是拥有广泛的公众威望和官方影响的周恩来，周恩来可以成功地恢复校园的平静。甚至康生更担心，如果周恩来发现他对这张大字报所负有的责任，他的处境可能会非常尴尬，或者更糟。 在某种程度上，康生使自己陷入困境。他决定不顾既定的秩序，直接向毛泽东提出政策的问题，那时毛泽东在华南。提交给主席的每份文件都应该由刘少奇过目，但是康生绕过刘少奇，直接把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原文送交毛泽东，以寻求他的认可。 在毛泽东作出回答之前，几天过去了。康生以前花费了二十五年时间奉承毛泽东，给这位最高统帅以个人和政治的好处，使他参与有关艺术、文学、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谈话；但是当他等待毛泽东的回应时，他感到忐忑不安。康生希望毛泽东支持大字报，而他对此并无任何把握。六月一日，当毛泽东从武汉打电话给康生时，他的疑虑结束了。几个月后在北大的一次集会上，康生解释说，毛泽东当时很高兴，主席的发话“解救”了他。正如他过去认可康生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附会解释那样，毛泽东赞成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且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大字报的全文。 在此之前，大字报的新闻在学生、教师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有限人群内口耳相传。然而，一旦中央电台传布了这个消息，每个人都知道了。听众的电话使电台接应不暇，他们对直指北京市委的辱骂表示愤怒。电台保存着电话纪录，但是没有得到上层领导的支持，舆论的影响很有限。相反，康生把抗议电话刍作北京当局如何狡猾地操纵全市群众的证据。对客观现实的任何感觉正在消失中。 第二天（六月二日），康生让《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这份国家最主要的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报揭穿了一个人阴谋》为题攻击北京市委。为了增强大字报的影响，康生指派陈伯达、关锋、《红旗》杂志的一位副主编王力起草一篇“评论”，这是一篇表达上层领导观点的正式社论。 评论是在康生的指导下炮制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向公众暗示，聂元梓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头条新闻报导，并且在社论专页上全心全意地赞同这条消息。报纸的支持等于是号召背弃北京当局。党的官员在当天宣布，彭真、陆平、彭佩云下台了。即使如此，康生对此项重大胜利仍然缺乏信心。毛泽东已离开北京很久了，住在杭州的别墅里，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主席已经表现出希望变化的意图，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白说出，他要这种混乱的趋势走多远。 文化大革命第一次狂热的行动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当时聂元梓在曹轶欧和康生的暗中支持下，组织了一次群众运动，批判且羞辱大学行政部门的高级成员。聂元梓和她的年轻助手们搭起一个露天讲台——称作“斗鬼台”——并且集合了一群造反的学生。示威者确信，大学管理部门正协力促成北京市政府阻挠毛泽东的意图，他们派出搜查组去抓大学干部和教授，把他们拖到集会上作自我检讨。群情激荡，愤怒的学生放这种意想不到、否定当局的机会冲昏了头脑，他们开始拳打脚踢被集拢在一起的大约六十位教授、讲师和党的干部。年轻的造反者迫使受害者戴高帽，在他们的衣服上别着侮辱性的标语，脸上涂着黑墨水，粗暴地要他们下跪，剃阴阳头。一些教授受到严重伤害，一些妇女衣服被撕破，乳房被玩弄——在社会主义北京极端拘谨的气氛中，这种待遇几乎是前所未闻。 六月十八日的骚乱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驻北京以来第一次没有计划的狂势行动，这是对专注于公众秩序的政权一次令人震惊的挑战。康生本人则担心骚乱可能引起军队干预，或使毛泽东更为谨慎，进而阻挠他的计划，于是他也站出来，批评那天的暴行。 但是，几个星期内，康生发现六月十八日的暴行并没有引起危险的反应，他从调解人的幕后出现，开始公开鼓吹群众动员。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激励北京师范大学的一群支持者说：第二天，他在北京大学对学生听众说，六一八事件“主要是好人斗坏人”的“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突发的混乱违反了党的准则，但是康生答应原谅那些因为“一时冲动”而卷入的学生。他为受害者被迫戴高帽、挂上列举罪行的标语牌的方式辩护，他坚持说惩罚是“非常轻微的。” 不可抗拒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七月底，有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被赶出办公室。八月，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显然受到攻击。但是这只是开始。在十八个月里，受害者将达到数百万。 康生在北京大学有聂元梓那样合适的代理人。但是在暴力和混乱的乌云集聚的时候，他寻求各种方式扩展他的影响——而北京大学恰恰不是中国政治结构中的杈力中心。康生知道，他需要增强他的权威，他转向他的大本营中央党校。两年前，他攻击党校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把学校变为战场；现在他密谋牢牢控制这所关键的学校。 康生在钓鱼台国宾馆他的办公室里制订策略。一旦接待外国贵宾和高级官员的宾馆成为激进领导人的司令部，它就变为一种设防的建筑，他们可以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居住、工作，并且召开秘密会议。现在完全与毛泽东分居的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关锋、王力、张春桥和陈伯达也住在那里。他们使过去洁净的花园杂草丛生在一些建筑的前面种上小麦和向日葵。同时门窗紧闭，以防不速之客闯入。 康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把党校官员李广文召到他的办公室。李广文曾是康生的山东组织的另一位成员，是当时几个共产党组织者和宣传者之一，他首次投入康生集团是在四年代末期，当时康生负责本省的土地改革。从那以后，李广文小心地帮助康生；在李广文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康生已经是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革命者了。一九六三年调至党校后，李广文开始把康生当作潜在的恩人，他尤其乐见康生在危机时刻转向他。 康生让李广文阅读一份由邮电部呈送给毛泽东的文件的复印件。文件报告，党校校长林枫以各种极端手段阻止一个学生给毛泽东递送一份对林枫的批评。“林枫完全是个独裁者，”一看完文件，李广文就断言，“(想想看，)为了剽夺一个青年给毛主席写信的权利，竟用这种方式检查个人邮件。”李广文补充说，林枫专横跋扈的证据真使他愤怒起来。 李广文的愤慨正是康生所希望的。他给李广文下了命令：“赶快回到学校。学校党委的领导非常软弱。文化大革命在其他地方都搞得轰轰烈烈，但党校却冷冷清清。它不可能靠自己来发动。”康生故意含糊其词，但是李广文在离开时确信，他将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得到他的恩师和同意。 几个星期之后，首次行动的机会出现了，当时，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智纯贴出了一张批判校长林枫的大字报。李广文准备保护智纯；但是在他可以行动之前，林枫已经动员自己的追随者去反对她。林枫是一位坚强的老战士，在成为刘少奇的秘书之前，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手臂；他根本不把智纯的笨拙攻势放在眼里；李广文按兵不动。 几天后，康生打电话给李广文，要他带三位支持者到钓鱼台去。他们是智纯、党校副校长贾政和在党校工作的年轻北大毕业生武蓓华。康生听取来访者汇报林枫如何撤去智纯的大字报，然后他神秘地宣布：“林枫的主要问题不在党校，而是在东北。你们应该派人去人民大学和其他单位调查这个问题。” 李广文对林枫在东北的经历一无所知；林枫于四〇年代末期在那里任职，后来成为临近苏联边境的佳木斯共产主义大学校长。不过，李广文立刻看出康生的用意，林枫的政治经历值得特别注意。李广文知道，林枫肯定有不可外扬的丑事；即使如此，这种进攻的前景使他害怕。年轻人可以在大街上游行，在群众集会上高呼口号，但是李广文已经五十多岁了；一次政治错误就可以便他失去工作和支持其家庭的能力。结果，李广文再次拒绝行动。 一个月后，毛泽东写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康生再次召集李广文和贾政。康生宣称：“甚至毛主席都写了大字报，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应该采取积极行动！”李广文最终放弃了他的谨慎，并且策划全面抨击林枫对智纯的压制。当李广文在八月十五日贴出大字报时，学生们支持他的理由。李广文是党校的高级干部，因此他对林枫的批判要比智纯这种年轻学生的观点更为举足轻重。此时党校行政部门试图控制红卫兵运动，深受挫折的学生因而组织起来支持李广文，并且支持他对日益专横而不得人心的林枫的批判。 没有挣扎，林枫是不会轻易屈服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红卫兵首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林枫与毛泽东、康生、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朱红色的城楼上检阅蜂拥的人群，这些年轻人聚集起来，希望看主席一眼。在这种场合公开露面肯定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林枫或许这样想。当天下午他刚回到党校，就被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和教师团团围住，对他拳打脚踢，强迫他戴上高帽，在校园里游斗，到处都是对他的辱骂和嘲讽。 傍晚，林枫的权力崩溃了。李广文成为党校新的领导小组的头，武葆华是他的副手。透过李广文和武葆华，康生获得了对党校无可争议的控制权。现在他可以利用党校有才华的讲师和教师进行宣传，这将有助于为文化大革命辩护；而且他可以征集数百名学生组成他的红卫兵个人兵团。 为了响应毛主席造反的号召，全中国昀青年积极分子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一九六六年夏末和秋季涌人北京。八月十八曰和十月一日国庆节之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四次巨大的集会；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青年在上百英亩的广场上形成一片海洋，他们以疯狂的热情对他们的偶像挥舞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 在八月十八日的集会上，康生的位置显示出自彭真倒台后他的命运有多么大的改善。在一九六六年初，他在统治集团内排在第二十位；到了八月，他排在第七位。根据集会的新闻报导，只有六个人的地位比他高：陶铸，南方的实力派人物，转而成为负责宣传的首脑，不久被清除出党的上层集团；陈伯达，《红旗》杂志的前主编，现在是主要的激进派发言人；邓小平，在激进派的攻击下仍然坚守总书记的位置；永不沉没的周恩来；林彪元帅，毛泽东的继承人，显然取代了刘少奇；以及毛主席本人。 每次集会上，康生都是官方随员中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他在九月十五日的集会上入座，介绍演讲者，赞扬毛泽东，重复毛主席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他出现在毛泽东身边，好像江青和其他领导人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似的。康生穿着一件白色高领的夏季服装，在穿着宽松而有绉痕的军装和沉闷的蓝灰服装的同志之中，他的服装显然是时髦的。 当康生那伙人密谋清除竞争者时，许多年轻的红卫兵破坏着北京的日常生活，最终破坏了整个中国的日常生活。红卫兵最初被设想为一种突击队的力量，他们的热情和绝对数量反映了主席的个人魅力，面红卫兵的肆无忌惮失去了控制，开始威胁申国的每个角落。青年男女们设立他们的等级，陶醉于毛泽东的身影之下而不顾任何反对；他们开始残酷地攻击各级官员、教授和工厂经理，康生和激进派同伙选择这些人作为“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压迫的象征。 红卫兵着手利用由共产党统治近二十年所产生的隐患。正如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运动所显示的，几乎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不满的人。共产党曾经带来和平与短暂的繁荣，并且允诺人们从国民党的统治中获得自由。但是政委和理论家取代了蒋介石的文职官员和警察，成为比以前任何政权都更为广泛的干扰，他们妨碍着社会和知识分子各方面的生活。 他们的经济政策，在大跃进的灾难之后曾在一些省份引起严重的饥荒，现在又把形势推向极端。毛主义者的宣传激起了人民的沮丧，他们宣称要分享全人类的幸福和繁荣——如果“修正主义”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挡道的话，就清除他们。 一旦号召把毛泽东的敌人赶下台，一批批自封的造反派就从全国各地的学校、大学和工厂中跳出来。抗议者指责他们的上级属于“黑帮”或其他反对组织，把这些人从家庭和办公室拖出来，在虚假的审讯中嘲讽他们，强迫他们游街，有时甚至殴打他们，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去种地施肥。几乎每个以某种方式脱离群众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目标。受过大学教育、有亲戚在国外、共产党胜利之前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教会或宗教组织的成员、学校、工厂或商店的管理人员——这一切都可以把普通人烙上阶级敌人的标记。 这种连最少许的特权也不放过的运动，具有可怕的影响。如果父母被送往农村，他们的孩子必须自我保护——往往得加入一个曾经攻击母亲或父亲的红卫兵组织。作家们被迫焚烧藏书，一本接着一本；艺术收藏者们看着绘画被撕成碎片，瓷器被打碎；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不得不把时髦的服装剪成布条，砍去高跟鞋的后跟，把金首饰冲人厕所的下水道，以掩盖她们富裕的过去；家族合照被撕碎，当作“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而遭唾弃。 没有人能幸免偏离意识形态的指责或工农兵的敌意。普通劳动者如果把敌人当作同志，或者被发现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可以当作坏分子加以唾弃。甚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士兵也放弃军事活动，把时间用于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在农村和工厂劳动，以取代在混乱中被清除的工人和农民。 当红卫兵破坏北京的党和政府机构时，中国几乎处在完全无序的边缘摇摇欲坠。无数的组织争着支配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国家领导人正在失去对他们创造的魔鬼的控制。康生再次撤退到调解人和联络员的幕后，继续利用他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头衔和作为意识形态专家的声誉，以隐瞒他对红卫兵的操纵。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奥见解，能够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致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就是指挥者。 康生仍然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是证明他留任国家上层领导人的基本方式——但是他选择的面目是毛主席举止温和的密友，一副书生模样，像是一个年长丽又心不在焉的知识分子。他继续炫耀厚厚的有角质架的眼镜和稀疏的小胡子，而且开始几天不刮他那张死灰色的长脸以美化他瘦削的面容，中国人常常把这种面容与有献身精神的学者联系起来。康生核心圈子中的少数几个朋友、心腹、受信任的秘书和侍者都承认，廉生有一副鸦片烟鬼的面容；即使在中国的危机年代，他仍然抽出时间，至少偶尔享受一斗烟丝。 康生成功地利用了他那理论问题专家的声誉所带来的主要影响。在中国，任何法律制度都无法脱离政治；相反，理论和哲学是最为重要的。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共产党的教育歌颂党的作用，称赞党战胜国民党而获得的声誉，并且为统治新中国提供政策指导。六〇年代初激进思想的兴起是对共产党正统观念的直接挑战。康生作为顾问的使命是为毛泽东拒绝五〇年代的政策而辩护，并且建立一种尊崇新的规划和新的菁英的理论基础。对于群众的关键多数，学生、城市青年和士兵来说，正是康生给文化大革命表面的合法性构筑了浮夸的意识形态外观。 毛泽东需要康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因为毛泽东不可能独力自我神化，也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的弊病进行辩护而为群众所接受。康生看出毛泽东的需要，并且充分地利用。没有其他人可以填补哲学家的位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是由女演员转为阴谋家的；陈伯达，满足于自身的重要性而又缺乏声誉；张春桥，资历太浅难于委以重任。康生在幸存的党资深官员中独自拥有知识分子的声誉，因此理论家的工作落在他身上，部分原因也是无人可用。 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与其宣称的进步运动相一致，康生提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看法：中国付出历史性的努力，想要改造人性，提高生存水平，而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行动只不过是付出的很小代价。因此，任何反对实现毛主席乌托邦幻想的人，必将遭到失败。 康生的主要逻辑是，中国酌国内危机以某种方式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康生指出，在国际上，中国是“修正主义”的死敌，“修正主义”迷恋资本主义，它发源于莫斯科和贝尔格勒，并且影响到除中国、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康生争辩说，修正主义势力不仅从国际上，而且从国内正阴谋毒害中国，就像一种意识形态的病毒流过中国政治的血脉。康生提到许多红卫兵的靶子，显要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是令人担忧的“国际修正主义”的中国代表。可以肯定，给这三人挂上苏联代理人的标记是困难的；邓小平和彭真的反苏凭证十分明显，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对苏政策从未有过异议。因此康生指控他们犯有另一个最严重的罪行，他坚持说，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是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中国翻版，这套理论据说难以与资本主义区别，因为它主要关心的是经济生产。康生宣称，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生另一个反复提起的话题是，文比大革命不过是中国内战的新篇章。在康生的眼里，存在着一场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与适合国民党的反对派之间的激战，他所指的反对派就是刘少奇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保守派领导人。康生在这里使用了他最喜欢的策略之一——文化大革命的特务恐惧。他拚命指责他的敌人与国民党勾结，尤其是许多年前曾被国民党情治部队逮捕过的党的领导干部（和他一样），只是他们（和他不一样）未能销毁他们被捕的证据。 此外，康生公然篡改历史，利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更为可信。像过去的一样，乇泽东开始拥有由他创造的神秘力量。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自己，助长了这种神话，但是用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概念把毛泽东抬高到超人程度的是康生。康生争辩说，把毛泽东思想和群众力量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崭新的、不可战胜的政治力量，它可以创造奇迹；即使是步履维艰的国民经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也会“别怕天下大乱繁荣起来。 为了进一步歌颂毛泽东，康生吹捧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康生的说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贡献，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伟人中的“卓越”人物，他使共产主义理论超越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达到的阶段。在毛泽东的崇拜者眼里，毛泽东的批评者应该被逐出办公室，并且待之如猪狗，只有这样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概念，是康生把毛泽东神化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核心。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有关“阶级斗争为纲”的演讲中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迈向彻底的共产主义时开创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毛泽东暗示，只有当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且永远结束阶级斗争时，革命斗争才会停止。根据康生的说法，这种非凡的见解使毛泽东高于二十世纪所有其他的思想家。 为了对迫害许多绝对忠诚的共产党人而辩护，康生把毛泽东思想再推进一步，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框架颠倒过来。康生争辩说，在历史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不再由经济关系来限定；它们取决于思想态度。共产党员根本不会有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品质——他们既不是出生于农村的地主社会，也不是出生于城市昀商业世界——只要根据他们的思想态度，就可以打上阶级叛徒的标记。透过这种对毛泽东“继续革命”概念的曲解，康生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体制而进行的斗争提出了高明的理由。按照康生的逻辑，即使是农民和工人——典型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成员——也可能是阶级敌人。打倒和迫害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成为合法的行为。 康生还必须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合理化。要是不能丰收，民众就有饥饿的危险；要是运输系统崩溃，就会限制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但是红卫兵的派系活动瓦解了城镇的生产部门，破坏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许多工厂关闭了，许多工厂只有部分时间生产；没完没了的时间浪费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上，好像熟悉了它们，生产水平就会自动提高。红卫兵在国内的大串联破坏了铁路系统，他们表面的动机是追踪阶级敌人，实际上不过是寻求享乐。不识字的农民被安置在主管农业的位置上，说话下流的工人被提升为政府部长。当工人和农民仅仅因为有适当的阶级背景就可主管工厂和商店时，国家的管理系统瘫痪了。在各个层面，中国经济都由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掌管着；因此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市场上一个月只能看到一两次肉与鸡；像大米和小麦那样的主食品总是十分稀少，有时甚至买不到；其他必需品——肥皂、卫生纸、糖、茶叶，甚至衣料——不是买不到，就是严格地定量供应。 康生是少数几个不在乎生活基本权利被剥夺的中国人之一，他特别努力为这种忽视国家经济需要的漫不经心而辩护，他阻止保守的管理人员的争论，他们认为为了经济发屣的需要，应将毛泽东的革命典范设定界限。康生的理论核心在于他主张经济犹如政治，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另一条路线是把经济和技术放在首位。在康生眼里，拥护第二条路线的是“坏人”，他们自愿把自己与反对的毛泽东思想的反对派结成同盟。用康生的语言来说，他的敌人的学说就是“唯生产力论”——只强调生产力的理论——他称之为工业、农业和经济领导中“修正主义的根源”。康生对“唯生产力论”的看法，正好与他的思想态度决定阶级身份的观点相吻合，以先发制人的办法使理性的经济争论受挫，它们削弱毛泽东和他的激进追随者的权威。 康生巧妙地伪装成一位理论“顾问”，但是当事物进一步发展而失去控制时，他的地位就开始受到威胁。在八月打倒林枫之后，他赢得了对党校的控制，但是学生开始分裂为互相竞争的派别，逐渐使李广文和康生的其他代理人难以维持秩序。党校出现了两个派别：红战团和红旗队；只有对两派的首领装作同情，康生才能保持对他们的控制。他的策略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余下的时间里，当国家领导人一个接着一个在办公室消失的时候，康生正在党校这个安全的基地上运作。 然而，一九六七年初，红战团的首领受到那些似乎拥有权力、随意清除老干部的红卫兵榜样的鼓励，试图摆脱康生的控制，以确保自己的独立。康生转而支持由李广文和武葆华牢牢掌握的红旗队，他说服他们，红战团是已经倒台的正统领导人的工具。“当权派是垮了，但他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张际春的女儿在你们那里。苏振华的儿子．宋之光的儿子，彭真的干将任彬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康生警告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的敌人已失去了许多基础，他们会透过他们的孩子，对他和他的盟友进行攻击，借以实施报复。 作为驱逐康生的行动的一部分，红战团的首领与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成联盟；清华大学是靠近北京大学的一所著名的科学技术院校。与蒯大富一块儿，红战团成立了一个调查康生的委员会，蒯大富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攻击国家重要人物的红卫兵。第一次公开的挑战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清华大学里出现了许多反对康生的大字报。人们聚集在一起，阅读这些大胆的文字：“康生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刽子手、大两面派，是两手沾满鲜血的酷吏。”……“康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康生不是治世之能人，而是乱世之鬼雄。” 往常再小的刺激也会引起康生发怒，但是这一次他却平静地等待反击。几天之后，他的机会来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晚上，一张大字报突然出现在党校大礼堂的墙上，向“酷吏康生”提出抗议。把康生称作“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要求他交代罪行，否则“全无敌”——作者的笔名——誓与他血战到底。 李广文和康生的其他盟友一听到反对他们首领的最新动态，就从党校赶到钓鱼台。他们在第十五号楼陈伯达的办公室找到康生，把白天的事件向康生、陈伯达、王力和关锋作了汇报。经过一般的讨论之后，康生一改说话难以捉摸的习惯，发出具体的命令，决心扑灭这股反对他的“黑风”。“第一，立刻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刻解散；”康生命令说，“第二，把红战团的儿个头目，立即逮捕。由公安局负责办这件事；第三，由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造反派出面，协助你们对付红战团……第四，要向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他们再和红战团有联系。” 第二天早晨，康生的爪牙开始实施他的计划。陈伯达给蒯大富打电话，通知他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受尊敬的成员；清华大学红卫兵与红战团的关系因而断绝，成功地孤立起红战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是关锋的主要基础，他们聚集在临近党校的颐和园北门外，帮助红旗队封锁党校校园，撒开大网。康生的支持者对校园里不属于红旗队的任何人提出非难，到处追捕红战团的首领。 追捕逃亡者之后紧接着是群众大会，康生的追随者在会上殴打红战团的首领，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三、四百名红战团的普通成员受到批斗，直到红战团的各种影响全部消失。为了为这次行动辩护，康生指示李广文、武葆华和其他助手，调查被打败的红战团干部，寻找他们与所谓的高干子女网络有联系的证据，这些高干曾经都是康生的受害者。这一切都结束以后，康生巩固了他对党校的控制。现在，党校已成他的宣传工具，并提供他源源不绝的政治暴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挠他的脚步。 等到文化大革命获得声势，红卫兵开始羞辱、折磨、虐待、迫害、拷打和囚禁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任何与海外有联系的人。尽管滥用权力的风声常传，但是毛泽东仍然赞同这场运动，使他奉若神明的国家权力陷入混乱和野蛮之中。 康生的政治迫害破坏了中目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使中国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任凭激进派的摆布。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康生找到了使自己成为国家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之一的理想路途。 第三章 蜘蛛结网 随着造反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和其他激进派步步高升。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已经成功地打倒十分牢固的官僚机构，自从大跃进失败以来，这个官僚机构一直管理着中国。彭真已被清除；邓小平已遭软禁；刘少奇实际上已是中南海中的一名囚犯；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数百位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初，反对共产党权力机构的造反扩展到上９9ｌib?t>海，那里的红卫兵在康生朋友张春桥的领导下掌握了权力，这次暴动被称之为“一月风暴”。数星期内，红卫兵开始控制其他省份的中心城市，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 无政府主义的洪流为康生创造了一系列诱人的可能性。走错一步就可以把任何人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包括他自己，但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各种界限的干部就能自由地提升自己。尤其是康生，他把阴谋家和政治暗斗家的高超技术同他与毛泽东的联系结合起来，共产党旧秩序的崩溃反而提供了他丰富的机会。 康生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包括张子石，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康生帮助张子石成为山东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张子石在父亲调到北京之后，在山东继续住了段长时间。康生与张子石的重逢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青岛的一位激进派官员王效禹派张子石到北京；王效禹在四〇年代未曾为在山东的康生工作。张子石的使命是探测北京的统治者对省内混乱的容忍程度。 康生与他儿子之间的会面是不自然的——他们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面了——康生保持着一种差不多是儒家的得体气度。一月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非常正式的场合，康生接见了张子石，出席的还有王力、关锋和其他几位康生的老朋友。康生坐在一张带有套子的沙发上，告诉张子石那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的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康生宣称，“但是不要忘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顿干部的运动。所有的干部都需要改过自新，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是说希望触及灵魂吗？我们能不能触及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这么干净？” 透过冷酷的观察，没有任何灵魂是如此纯洁，以致不需要净化——这明显地关系到他儿子——康生示意要张子石起身反抗省当局。康生对他儿子说：“告诉王效禹立刻抓权，不要只想抓青岛的权。要考虑抓整个山东的权。”张子石返回山东后不久，文化大革命遍及全省，他们推翻了共产党的权力机构，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激进政权。王效禹以省的首领芽份出现，但张子石是幕后的权力人物，因为他与康生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在以后几个星期中，全中国的公共秩序被破坏了。对红卫兵的抵制是零星且无效的；数千名国家和地方干部被卷入无休止的自我批判会，被软禁在家或遭囚禁。当残暴行为日益普遍，红卫兵的野蛮开始与其唱高调的激进主义花言巧语不相符合时，反抗增强了。地方首长和党的书记试图阻止许多地区陷入公众的混乱，但效果非常有限。 一九六七年一月，红卫兵对上海老干部的暴行引起了北京首次协力抵抗，一些上层行政官员和军人设法废止激进派在第一线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的名字在共产党造反的四十年中可说传奇性十足：陈毅元帅，他也是外交部长；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李富春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这些党的忠臣受到保护，部分是由于他们的革命荣光，部分是由于他们与主席的长期联系，他们最初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开展的群众动员计划的重复。但是，当上海的红卫兵冲击党的总部，并且殴打共产党地方干部时，陈毅和他的同事们认识到，他们正在目睹某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共产党的政权似乎正在他们眼前消失，这使陈毅派的成员感到忧郁，一九六七年二月，他们在北京碰头，勇敢地面对激进派。会议在怀仁堂举行，由周恩来主持，怀仁堂是中南海中的清代楼阁建筑之一。毛泽东没有出席，但是大多数重要的激进派都参加了，包括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和康生。 有关上海老干部受难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陈毅和他的盟友对此极为愤怒。会议桌上放着茶杯和烟灰缸，两边的人开始大声争论。张春桥试图把残酷对待老干部说成是群众的意愿，但是谭震林打断了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下去。”叶剑英元帅对激进派大发雷霆，以致他在拍桌子的时候折断了手指。但是稳健派维护旧制度的努力未能阻止康生及其同伙，反而使他们暴露在攻击之下，削弱了自身正统的地位。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策略家康生带头策划挫败陈毅派的行动，把他们的反抗变得对他有利。 二月十六日晚上，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他指示他们准备一份怀仁堂会议纪录——经过康生的剪辑，这份纪录变成陈毅等人对毛泽东的个人批判。康生把文件送给毛泽东，他知道主席对任何冒犯都十分敏感。 正如康生所期望的，主席接受了他对会议的看法。情势揭晓：毛泽东公开号召反对“二月逆流”。亦有人呼吁要保护“革命英雄”——高级干部的标准用语，但都被下列的指控轻轻打发：“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保护叛徒、内奸、特务。”这是康生在污蔑他的敌人时习惯使用的标签藏书网。一九六七年春季，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和谭震林成为疯狂攻击的目标，他们一个接一个失去了权力。 康生对主席的影响不止于说服毛泽东指责那些过去支持他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里，康生日益接近毛泽东，就像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在延安的情形那样。他们的亲密关系反映在许多方面。毛泽东任命康生为重新编辑他的著作的委员会副主任，使康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监护人之一。 康生经常与毛泽东一起露面，在毛泽东接见外地的红卫兵代表时，他也经常出席。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主席检阅天安门广场上声势浩大的红卫兵游行队伍时，康生就站在他身边，挥舞着“红宝书”，这本毛主席语录的袖珍本已经成为红卫兵的圣经。十天以后，当毛泽东想感受一下街上的气氛时，康生与主席坐在一辆不带标记的轿车上，在北京城里逛了一圈，轿车的后窗覆盖着窗帘，掩蔽了车中人的身份，他们看到城墙和街道上到处张贴着大字报和标语。这个时期，除了毛泽东的家人，任何人都不如康生那样接近主席。 当康生的威望和权力到达顶峰的时候，中国的政权崩溃了。地方、省和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有时候确实如此。那些曾经为共产党冒过生命危险的干部受到拘留或批斗，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或“里通外国”。市民们观看成群的红卫兵带着他们的受害者游街，辱骂他们，殴打他们，强迫他们戴上列举其罪行的标语牌，感到惊惧不已。毛泽东毁灭中国社会是为了重建它，这正在成为现实，使人不敢逼视的现实。 自从毛泽东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起来反对政府机构，数月中，一场风暴席卷全国。红卫兵的歇斯底里正在发作，他们对任何有背叛毛泽东梦想嫌疑的人绝不怜悯。他们攻击自己的老师——殴打他们，把他们赶出办公室，或者把他们钉在教室的黑板上。他们寻找和迫害“资产阶级”分子，当场毁坏或盗窃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了“政治问题”。他们从军火库偷窃武器，使用这些武器再犯下其他罪行。当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带入中国的边远地区时，有数百成人死亡，他们迫害西藏、新疆和广西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使那里发生好几次最糟糕的武斗。 残暴行为引发了一系列野蛮的暴动，就像传统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秘密会社的造反。在那些日子里，大部分人口被半神化的领袖崇拜所唤起，不再受到任何有层级节制的组织约束，投入全国范围的争斗和破坏的狂潮中。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尤其是外国人，红卫兵的狂妄似乎只是一种混乱的反复，但是对康生来说，凭着他对历史根深蒂固的观念：文化大革命使古代中国管理国家事务的某些手段得以复活。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帝王回避反应迟钝的官员，并且直接号召最底层的社会分子攻击使统治者不悦的官僚。最近的一次在一九年，慈禧太后号召义和团去达成她的大臣没有达到的目标：摆脱列强的控制。 与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在一起，康生必须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为了寻求更多的权力，他开始重新控制组织部。早在四十年前，他曾经在上海领导这个非常有影响的党的机构。它创建于二〇年代，是为从鲍罗廷和米夫那样的苏维埃指导者那里吸收过来的列宁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管理所有的人事工作：党的干部的任命、提升、免职和调动。组织部最不祥的潜能在于它的贮藏室中，保存着每个党员的个人档案，从毛泽东到最下层的乡村干部。组织部可从全国范围的网络中得到报告，与所有党与政府基层组织相迮结。因此，组织部保存着党的干部的各种纪录，包括他们的政治态度、个人生活、家庭和履历。 随着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数百名党的高级干部的清洗，全面的政府大改组就此发动，那时管理中国的是三个人：主席毛泽东、国防部长林彪和总理周恩来。当统治中国的三头马车把组织部的权力放在他手中时，康生得到了他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以来一直寻求的奖赏。 然而，在他能够利用组织部作为个人的工具之前，康生必须清洗机构中可能反对他的指示的任何人。他以惯常的冷酷无情清除工作人员，创造出一种恐怖气氛以确保整体的服从。为了这个目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组织部的干部，以威胁的语调宣布，组织部存在许多“问题”，并批判中国两个主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反革命路线”的不力。他向他的代理人指出他所希望的行动方向，命令他们利用他们监管的人事纪录“抓住党内的叛徒。”康生还宣布成立“专案组”，由忠于他的前军官郭玉峰领导，监督并负责组织部的日常工作。 康生继续威胁组织部的干部，扬言要解散组织部，因为它是“一个黑窝，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使它成为他扩张个人权势的工具。在康生的支配下，组织部提供了表面上可信的资料，把许多高级干部描绘成“叛徒和特务”。能够利用组织部的档案，使他有权追踪敌人的履历，搜集他们“政治问题”的资料，为逮捕和迫害他们提供正当的理由。 康生利用组织部的档案，使共产党成立时的几个成员信誉扫地。在他的指使下，郭玉峰进行了一项反对一丸三七年以来组织部的五位领导人的行动计划，分别是洛甫、陈云、彭真、邓小平和安子文。郭玉峰搜集的图表和报告旨在揭示他们过去是“叛徒、特务和三反分子”，而且纵容“里通外国”。康生还指示组织部整理材料，以反对同一时期做过副部长的二十二人。 康生还指使郭玉峰准备有关全国人大——中国的立法机构——常务委员会一百一十五位成员的“政治问题”的报告。康生决心消灭这些人，他亲自审查和修改郭玉峰的报告，补充他自己认为合适的评语和结论。最终的评价是，常务委员会一半以上的成员“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康生明智地与江青、林彪这样的激进派同伙共同使用组织部的资料，他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私生活和职业细节的专家。康生及其同伙取得的组织部纪录似乎是官方的，因此是不可辩驳的证据，使迫害和惩罚敌人成为正当的事情。与康生及其挖掘宝贵材料以毁谤对手的技巧相比，美国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只是个业余选手。 康生还设法超越中国边界，向世界扩展他的权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扩大他在中苏争论中的作用，直到他控制住国际联络部，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协调事务的机构。但是康生也利用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权力，去迫害那些过去反对过他、或者在眼前或将来可能对抗他的中国干部。对康生来说，惩罚自己阵营的同志要比打败国外的敌人更为重要。 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国际联络部直接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并且在对外事务方面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特权，它比政府的相应机构外交部发挥的影响大得多，在北京的列宁主义统治者眼里，外国政府远不及外国共产党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只是党的工具。国际联络部负责与那些统治其盟国的共产党机构联系，这使它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单位。外交部在与苏联的争论中很少发话，留给它的任务是安排大使馆、向外国派送外交官，以及处理与非共产党政府的关系。 作为一个既在政府背后、又在政府之上营运的部门，国际联络部有它含糊而隐密的一面。国际联络部的地址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十八号戒备森严的大院内，许多年来，它本身就是个谜，除了共党菁英分子外，外界知道它存在的，就只有访问过这个地方的外国共产党。至于涉及与非共产党的事务，国际联络部就管不着了。但是，由于它也和某些尚未掌权的海外共产党联系，国际联络部发展了一些前沿组织，以便在西方国家进行活动。许多中国的和平组织、贸易团体、“友好”协会，都在它的管辖之下。 国际联络部始于一九五一年，在它存在的最初十二年里，头领是王稼祥，他是共产党胜利之后中国驻莫斯科的首任大使。王稼祥曾经在一所教会学校就读，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与外国人和中国人相处同样无拘无束。他与康生同时进入上海大学，后来在莫斯科学习，并成为王明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回到中国。然而在长征的时候，王稼祥对王明的冒险主义感到厌倦，而转向毛泽东一边。他在向延安转移的途中受了重伤，于一九三七年返回莫斯科进行治疗。等到王明和康生回到中国，他戍为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临时代表。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前，他一直留在莫斯科；在那里，他偶尔听说康生在苏联首都惩罚中国同志的暴行。他启程去延安的时候，王稼祥已经清楚地了解康生的奸诈和冷酷。从那时起，他对康生一直小心翼翼。 即使如此，几年后王稼祥还是在无意中得罪了康生。王稼祥发现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在苏联的一家精神病院，他安排她和她的女儿在一九四七年返回中国。贺子珍明显老了；她对江青与毛泽东的爱情不会造成任何威胁，但是江青极其怨恨王稼祥使这位先于她的毛泽东的妻子恢复正常生活。和平常一样，康生站在他的保护人江青背后。这时，康生没有机会替江青向王稼祥进行报复，但是他把王稼祥对贺子珍的善意收在记忆中，以备将来哪一天可以利用它来加强他与江青的关系。 一九六〇年之前，康生与江青很少有直接的联系，这一年，中苏争论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康生开始要求阅读国际联络部的绝密文件，但是王稼祥坚持，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或邓小平的批准，敏感的文件不可以分发给局外人。王稼祥不愿给康生资料，这进一步毒害了他们的关系。 一九六二年，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国际上的孤立预示了中华民族深深陷入危机，此时王稼祥与国际联络部的两位副部长伍修权和刘宁一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和外交部长陈毅写信，他们提议，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应该试图改善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并且避免与印度那样的国家进行不必要的战争；那时候，中国军队正与印度作战。在那骚乱的时代，王稼祥的劝告湮没无闻，只有康生把它记在心里。康生利用宦作为借口，以削弱王稼祥对国际联络部的控制。一九六三年，康生逼使王稼祥离开国际联络部，王稼祥留在家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 一九六三年，康生可以做的不过是把国际联络部前部长赶回他的书房，但是文化大革命使康生有机会把他对王稼祥的怨恨转化为更极端的行动。一九六六年五月，协助推翻彭真的权力之后几周内，康生着手清除王稼祥及其在国际联络部的盟友。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国际联络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康生指控王稼祥把国际联络部转变为一个“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而是挥舞王稼祥的白族”的部门。他还指责王稼祥是“修正主义者”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康生以典型的讥讽措辞补充说，他曾自我检查自己是否是颗“定时炸弹”，但是他向听众保证：“如果我是颗定时炸弹，我就要炸美帝国主义，炸陆定一、彭真和罗瑞卿。”除了鼓励国际联络部内的红卫兵参加斗争之外，康生还动员局外人来批判王稼祥。一位帮助激进派夺取周恩来权力的外国人，竟然在斗争会上打了王稼祥一耳光。 康生对王稼祥的迫害是冒着触犯毛泽东的风险，自从长征以来，毛泽东对王稼祥一直十分尊重。周恩来也试图保护王稼祥。周恩来通知伍修权，毛泽东把王稼祥描绘成一位“有功之臣，他现在健康状况很坏，不要斗他，杀死一个人只会引起损失，而不会带来任何利益。”伍修权在党的上层有多年经验，是一位粗鲁而意志坚强的干部，他试图在第二天国际联络部的干部会议上，引用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赞美之词来转移红丑兵对王稼祥的注意力。即使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伍修权掩护王稼祥的企图还是惨遭失败，并且引火烧身。康生听到伍修权的演说后，称他为“王稼祥的一员黑干将，”指责他“与外国有非法关系。”康生下令逮捕伍修权，伍修权后来在监狱里待了八年。 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心于其他问题，以致不能长期保护王稼祥。康生小心地隐藏他是红卫兵的庇护人，红卫兵继续批斗国际联络部资深干部并煽动王稼祥的敌人。一九六八年春天，在国际联络部内的红卫兵手里经过一段时期的每天虐待之后，王稼祥被关进一所北京的监狱，在那里他度过了十八个月寂寞的监禁生活。一九六九年十月，在准备抗击苏联进攻、保卫北京的借口之下，激进派首领把王稼祥送往河南省信阳的劳改营。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委照料王稼祥的健康。但是王稼祥在一九七O年冬季几次罹患肺炎，而康生和北京的其他激进派却不允许他接受治疗。尽管有这道禁令，了解王稼祥病情的当地医生还是劝说省委给主席打电报。于是，毛泽东下令必须给予王稼祥适当的治疗，并且允许王稼祥返回首都。一九七四年，王稼祥在北京死于心力衰竭。为了掩饰是他一手造成王稼祥的灾难，康生在王稼祥的追悼会上送去了一只花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稼祥大部分的家庭成员也遭到清除。他的儿子，人民大学的一位讲师王命先，在红卫兵批斗他的时候无法忍受折磨，跳河自尽了。王稼祥的外甥吴报华，是北戴河的一位党的书记，为了逃避迫害，投海淹死了。王稼祥的外甥女翟新华，妇产医院的一位护士，因为与王稼祥的关系受到迫害，后来精神错乱，服毒自杀了。值的姊姊和姊夫被赶出北京，以乞讨勉强维持生计，直到饿死在安徽一座弃庙中。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幸存下来，但是没有逃脱康生和曹轶欧的迫害，他们把她关在国际联络部办公室的一间黑屋里达六个月之久。 康生密切监视国际联络部的政治活动，时而亲自插手破坏他敌人的根基，并且保证他所支持的派系获得成功。为了清除反对者，他装作国际联络部外国工作人员的保护人，然后具体指示，把他们的案例变为扫清反对派的武器。一九六七年二月，国际联络部办公室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一个名为“林某某”的人的罪行，康生坚持“林”这个字实际上应该是“柯”，正确的读法是“柯某某”，是“一个美国专家”的中国名字。康生指责说，大字报的作者把“柯某某”称作“黑党”，是为了试图破坏中国共产党与友党组织的关系。康生记得的“美国专家”无疑是弗兰克·科（Frank Coe），以柯弗兰的名字为中国人熟知。科以前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是麦卡锡时代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在北京住了许多年，是国际联络部内少数受到信任的几位美国人之一。 对科的攻击也许是康生想像的产物，但是对于天生憎恨外国人的康生来说，他对科的保护显然是一大破例。他向来激烈地指控外国人的间谍活动和背叛，正像他对待他的中国同胞那样。他的受害者之一是西德尼·里坦伯格，一位在北京电台工作的美国人，他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里坦伯格在一九六七年末受到软禁，这导致糜生在一次演讲时自夸，一九四七年他在延安第一次见到里坦伯格时，就认定他是个“帝国主义奸细”。事实上，里坦伯格坚称一九六四年之前他从投见过康生，那年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才介绍他们认识。 康生给里坦伯格的印象是个奇怪且被扭曲的人。即使在他遭受软禁之前，里坦伯格就感觉康生不喜欢他。“我总是觉得，康生是上层领导中少数几个不喜欢我而且我也不喜欢他们的人之一。”在里坦伯格的记忆中，康生是个“冷血动物”，他总是隐藏着什么东西；除了自夸他能够认出外国特务之外，康生的举止“就像戴着隐形的单片眼镜，”以一种优越的猜疑眼光审视别人。康生落在里坦伯格身上的眼光比其他高级领导人更为尖锐和紧张。里坦伯格回忆说，在宴会上，康生很少像其他高级干部那样微笑或开玩笑，而是鬼鬼祟祟地行动，总是把脑袋从一侧转向另一侧，说话简短，神经质地看着他周围的人。里坦伯格把他看作拉斯普廷——阴郁、狡猾、邪恶。? 尽管他含有邪恶的气味，但是康生可以做到和蔼可亲和温文有礼。他常常被约请接待来访的贵宾和“外国专家”——来自国外的共产党人和同情者，他们往往在北京担任翻译和技术顾问。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对这样一个团体发表演说之后，回到他的居所，对他的助手吹嘘说：他在演讲时只说了两个短语，“高举”和“顶峰”——高举毛泽东思想，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这是很普逋的口号。康生轻蔑地暗示，一些普通的表述就足以满足那些为共产主义而工作的纯朴外国人。 三〇年代在莫斯科的四年时间以及六〇年代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使康生给人留下精通共产主义教条的印象。他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足以用他的知识迷惑外国与中国的听众。他的德语过时，俄语不合语法，但是他可以说的要比大多数其他中国共产党领袖更多，他们即使在与外国人进行闲聊的时候都要用翻译。 韩素音是一位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作家，《光辉的事业》一书的作者，她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天，并且称赞他的机智和魅力。韩素音证实了康生的感染力，她把他描述为党内“有声望的一员，”他的“诚实和思想上的正确从未有任何疑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高级官员受到批判的时候也是如此。” 康生使许多外国人相信，中国在从事严肃的社会工程。他的客人似乎从未怀疑，有一个阴郁、甚至可怕的人在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对此要负大部分责任。有关在中国发生的可怕破坏和苦难的报导传到西方——主要来自逃往香港的避难者，他们往往是游过大鹏湾的。但是康生的听众都是异乎寻常集合起来的外国人——从神学家和工会成员到教授和电影明星。他们情愿相信他的保证，中国朝着更为幸福的崭新社会前进，红卫兵犯下的一些小小“错误”根本无足轻重。 在国际联络部的助手们的协助下，康生让访问中国的“外国蛮子”参观文化大革命的进步面。不过，他不能阻止苏联人利用发生在中国的破坏来贬抑毛泽东。苏联的宣传机器不停地讥讽遍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由三位苏联汉学家撰写的著作≤论在中国的事件》，代表了对毛泽东及其统治更为理智的批评。作者B.扎奈金（B.Zanegin）、A.米罗诺夫（A.Mironov）和Ya.米海洛夫（Ya．Mikhaylov）把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为“一次对党的正面进攻。” 在莫斯科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看来，毛藏书网泽东政权已经不顾一切地脱离共产主义道路。苏联分析家运用自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视“毛泽东集团”为“一小撮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力量”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毛泽东助长的“反动的乌托邦思想”注定要失败。苏联人确信，五〇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倒退，是由于毛泽东的“冒险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政策。”中国的失败并不使人惊奇：“毛泽东集团”正在威胁“科学界、艺术和文化界最知名、最有影响的人物。”毛主义者依靠的是“一种青年突击队，”也就是红卫兵，由“沉醉于权力的青年”所组成，“这些不成熟的青年既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生活经验，他们多年来受到毛泽东主义的洗脑，甘心为之献上生命。” 苏联的批评家还指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呈现“异乎寻常的程度，”到达“神化的地步”，它“向群众洗脑……毫无例外地执行他的每个命令。”苏联人评论说，个人崇拜还强化了毛泽东渴望无限权力而导致的“军事官僚政治的专政。”对毛泽东的崇拜取代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它创造了一种精神真空，意识形态的壁垒阻碍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先进技术”传入中国。 苏联分析家避开对毛泽东的谩骂，但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惑怖预兆，那是康生一手操作的。苏联人还批评康生如此大声陈述的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们注意到，毛泽东集团试图证明，毛泽东思想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远为重要。 有关文化大革命使大多数俄国人感到恼怒的许多事情，都可以追溯到康生。“打倒帝国主义主要是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是康生宣布的，一九六〇年他在华沙公约会议演讲时已经这么说了；《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出自康生之手，文章嘲笑莫斯科忽视不可避免的战争；“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年反对苏联恶毒诽谤的文章”《九评》是由康生编辑的。苏联时事评论家可能猜疑，为何每一项使莫斯科愤怒的毛主义者的古怪举动背后都有康生，这个被他们认为是中国邪恶化身的人，不论知晓他的实际身份与否，苏联人总是持续注意带有康生特征的各种事件，这说明了他在中国对苏关系恶化中的影响。 到一九六七年年中，共产党的权力机构已被破坏。红卫兵组织失去了控制，他们开始与人民解放军的地方部队打仗，文化大革命完全变质为杀戮和帮派暴行。康生从不满足于他的权力，他开始重新掌握警察和谍报机构。 自从在延安失去共产党情报首领的位置以来，康生几乎与安全工作没有任何联系。然而他于六〇年代初期，在特务机关的领域重新找到了立足点，那时他进入政法小组，这是在五〇年代建立的一个党的委员会，监督从交通警察到情报搜集的每一桩事情。即使如此，康生对安全谍报机构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中国的情报工作从一九四五年以前由他指挥的较小组织，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官僚机构；鉴于它的绝对规模，康生呵以对其事务发表的意见不过是表面性的。他的权威最初还受到与他一起工作的委员会成员的约束，他们是杨尚昆、彭真、罗瑞卿和公安部长谢富治。 在康生的眼里，杨尚昆是个关键人物。除了任政法小组组长之外，杨尚昆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监督精锐的中央警卫团、并为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提供后勤通讯和情报的党中央机构。中央警卫团还以八三四一部队而知名，它执行各种各样极其敏感的任务。警卫团部署约一万人的精锐部队，使它遍布整个首都。除了监督这支精锐部队之外，杨尚昆还全盘负责调查部和公安部。 康生和杨尚昆的关系可追溯到二〇年代中期，那时他们一起进入上海大学。然而，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惨案之后，杨尚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和王明合作，成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到中国。杨尚昆身为王明集团的一员，三年代初在上海与康生一起工作，但是和康生一样，他后来转向毛泽东这边。在延安时期，康生常常赞许地说起杨尚昆，但是到六〇年代，杨尚昆成为总书记邓小平的亲密同事，邓小平重实效的实事求是的政策与康生所好更激进的理论不合，这也使他与康生渐行渐远。 杨尚昆和一些中国共产党最有权力的机构有联系，但是当一九六六年五月，北京的政治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日益成为康生及其盟友的觊觎目标。一九六五年末，林彪清除了罗瑞卿；一九六六年五月，对《海瑞罢官》的争论毁掉了彭真。康生认为杨尚昆阻碍了他的计划，一九六六年五月末，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紧咬着杨尚昆不放。康圭谴责杨尚昆与反对毛主席的彭真和罗瑞卿“坐着同一辆车”，他并指称杨否认毛泽东做为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杨尚昆还被控在毛泽东的书房安置窃听器以窃听主席的计划，并且把详情透露给彭真和俄国人。显然是杨尚昆的副手，毛泽东的警卫汪东兴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发现窃听器的。但是汪东兴不是政治局成员，所以不得不由其他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指控。不论康生是否插手，不久杨尚昆就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杨尚昆得到了一个新绰号“大耳”。 杨尚昆靠边之后，汪东兴无可争议地出任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的首领。汪东兴更得到康生的欢心，他是毛泽东的狂热赞美者，与邓小平和党的机构缺乏联系，而正是这种联系使杨尚昆成为激进派的障碍。汪东兴虽然对政治问题十分敏感，但基本上还是个技术专家，精于安全事务，愿意做任何有助于主席的事情。汪东兴的人员负责逮捕和监禁那些在一九六六年被清除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罗瑞卿和邓小平。 康生现在成为政法小组的主要人物，他接收了在政法小组监督之下对各种警察和安全机构的控制。这些机构之一的调查部是从社会事务部演化而来，此刻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虽然康生许多四〇年代的同事仍然留在调查酃，但是他很少接触谍报工作，而且一些像李克农那样的老干部相继去世，康生的影响缩小了。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暴发，当红卫兵奋力掌握其高度敏感的档案的时候，调查部由于帮派斗争而遭到破坏。到一丸六七年末，调查部被置于军营之下，在七〇年代之前，它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发挥其功能。 康生的下一个目标是控制公安部。罗瑞卿，一位长征的老战士，在一九三八年取代康生，接管共产党的情报系统，他从一九四九年起掌管公安部，直至一九五九年才返回军队，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首领。继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的是著名的将军谢富治，他和康生本人很相像：肆无忌惮而又野心勃勃，他愿意支持任何能够促进其利益的领导人。与康生和这个时代的许多领导人一样，谢富治把政治当作一种家庭冒险：他提升了他妻子刘湘萍的政治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为卫生部长。 谢富治把毛泽东当成偶像崇拜，并且渴望得宠于政治上的优胜者。他愿意协助康生获得对安全和谍报机构的控制，尽管警察机构中许多上层官员本能地反对由毛泽东、康生和红卫兵引起的混乱。在谢富治的支持下，康生指控公安人员实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反革命路线”，他们既与国民党特务又与格别乌合作。他还宣称，公安部是一个“调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更不用说是“特务专政”了。康生的断言为攻击任何不服从他命令的安全官员铺了一条路。 一九六七年末，康生开始逮捕公安部的领导人。除了谢富治和汪东兴（他仍然是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的高级官员都受到清算。其中有许建国，一位安全和情报官员，一九五四年以来一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还当过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徐子革另一位副部长，四十年来一直是忠诚的党员和领导人；负责反情报工作的副部长，四〇年代在延安曾是康生的下属。 另一位著名的受害者刘仁，是负责安全事务的北京市委成员。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邀请三位美国军事情报官员，由中尉麦凯（Mackay）率领，视察新近占领的城镇卡尔干（Kalgan，现在称张家口），这个城镇控制着北京北面长城的一个通道。那时刘仁是共产党地方安全人员之一，他筹划了这次访问；现在康生利用美国派遣人员，作为刘仁是“一名美国和日本间谍”的证据。刘仁的专案组在康生的指导下准备了一汾报告，断定“特务头目刘仁在解放之后继续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刘仁被康生赶出办公室并遭受迫害，最终因病死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北京公安局的许多官员也遭逮捕，包括局长冯基平，副局长邢湘生和其他七十位高级干部。总共有一千六百名干部被列为“间谍”或“叛徒”。 康生在办公室特地私下安排对失宠的安全行政官员的惩罚。在阅读了一份有关高级治安和安全官员的报告之后，其中包括冯基平、凌云和徐子荣，康生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发布了他的第一道命令：“这帮反革命敌特出卖党、政府和军酞内部的最高机密，背叛党和国家，他们的罪行累累，该受到千刀万剐。用于普通罪行的惩罚办法不能适用于他们。”他定出他们将受到的处分：“为了防止他们自杀，为了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该给他们戴上手铐，可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使敌人完全屈服。” 三个星期后的二月二日，康生从同一个人手里接到另一份报告。他在报告的空白赴写上他个人的毒婴和指示：“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凌云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组成‘双重特务’小组的办法。这是否根据罗瑞卿的决定？他们常常给敌人送情报，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对这个小组的审讯和迫害持续到五月，康生和他的门徒谢富治宣布，他们的调查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阴谋集团：“由冯基平和邢湘生领导的旧北京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根据康生的说法，集团成员“与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密谋策划，从事特务和谍报工作。” 一旦他们在政治上丧失了名誉，康生对待这些受害者就像野兽一般，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们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高高的灰墙后面（秦城监狱在北京以北开车一小时的路程），受到难以想象的虐待。副局长许建国被关在一个不到八平方英尺的火柴盒般的单人牢房，最后罹患癌症死于监狱。他的儿子和女儿，新民和安棣，在他监禁四年之后被允许去探望许建国。使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曾熟知的强健父亲，而是个“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人。”整场探望，他们都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副局长徐子荣也死于监狱。 也有幸存者。冯基平服完刑在七〇年代末期回到政府的岗位。但是他在监狱里戴着手铐过了四年，大部分时间一只胳臂从肩上弯曲着反拷在另一个手腕上。手腕上手铐的疤痕一直留存到八〇年代初他去世。副局长凌云也幸存下来；他是一九八三年新创建的国家安全部的名义首领。 才刚粉碎掉警察和安全部门内部的抵抗，康生便着手一项新任务，他有系统地搜寻和毁灭四十年以上有价值的档案资料，追查任何可能使自己或盟友为难的纪录。他在一九六七年末以凋查“敌伪政权”档案为借口，开始这个工作，所谓的“敌伪政权”档案，也就是共产党胜利之前由国民党、日本人、前日本傀儡政府和在中国管理租界的西方列强留下的档案。在康生的命令下，七百名军队文书花了三年时间，检查了公安部北京总部的档案。等到他们弄完，公安部的挡案已被完全打乱。 康生还动员数千人，检查在上海规模庞大的资料收藏，他和许多盟友曾在上海度过了共产党的早期岁月，康生要保护的朋友有江青和张春桥。他们俩曾在外国人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积极活动，而且与国民党情报机构达成妥协。任何涉及江青或张春桥与国民党关系的证据，都可能使康生处于危险境地。江青与毛泽东最初展开罗曼史的时候，是他拍胸脯保证江青在政治上没问题的；至于张春桥，他是康生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当然，康生最挂心的是掩盖自己在上海九年内的任何可疑行为。例如他在清除中国共产党内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向国民党治安警察出卖共产党同事。更为不祥的是一九三〇年他自己曾在上海被捕。如果这个事件被人知晓，就可能提出疑问：国民党是否使他转向？他是否被吸收为反共的特务？ 在上海档案中寻找易于受牵累的资料并非易事。在中国内战的混乱时期，所抛弃的各种英语、法语和日语的纪录是大量的。包括从英国人管理的上海市政会、法租界和日本行政区来的档案。康生的六千名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学生和教师，其中有三千四百人懂一门外语—一梳理了城市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朐领导同志”的所有资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同志”，就是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的代号。 对上海档案的搜查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持续到一九七〇年初，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的统计，有五百一十九个市级组织交出了档案，有大约两万六千份个人文件以“防止扩散”的名义被搬走。另外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二份文件从低一级的公安办公室没收。调查组还阅读了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上海出版的六十万份报纸和杂志。 许多被没收的资料那时被销毁，因此其内容将不再为人所知。但是有多少材料涉及康生，监督这项工作的委员会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写给张春桥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线索，那是搜寻工作进行了五个月的时候；委员会汇报说，在国民党和汪精卫的前日伪政权的档案中，发现涉及康生的资料有九十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纪录对于康生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在真正奥威尔式受严酷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里，康生抹去了过去，就能控制未来。 当无政府主义损耗中国的地区愈多，康生愈是明白“骑虎难下”这句名言。他密谋确保他的安全，以防变得日益危险的红卫兵；今天他们可能属于他，明天他可能属于他们。他操纵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的最后一步是创建自己的特务机关，他于一九六八年初开始建立这伞机关，从中央的安全机构中招募了五百名特务。他把他们置于他私人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们四处分布，在北京有三个据点。康生的秘密特务在北京也设有行刑室，用来榨取他为了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招供和情报。 由于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权力真空，康生再一次坐拥中国的安全和情报组织的巨大权力。然而在他的控制之下，秘密警察所做的不过是清除异己，保卫他和他的盟友，压制普遍的不满。他在世界情报领域没有任何可以吹嘘的重大胜利，以证明他是情报和安全专家。与苏联相比，中国情报工作在国外的成功是少见的。康生与他的同志们专注于国内事务，实际上排斥外部世界。 康生是从历史中汲取其安全机构的观念的。明朝初年——这个时期受到毛泽东与康生的高度赞美——皇帝建立起两个秘密警察机构：锦衣卫和东厂。它们在地方行政官员和达官贵人的系统之外运作，而且直接隶属于宫廷。两个警察机构由皇帝的亲信太监领导，它们清除讨厌的官员，并且监视官僚机构——是康生所作所为的先例。锦衣卫和东厂常常雇用流氓作暗探和特务，正如康生在上海利用帮派，在廷安利用秘密会社，从文革期间到去世前利用红卫兵一样。 那些获得巨大权力的古代秘密警察领袖，其功绩必然激励康生甚多。最著名的古代秘密警察头子是魏忠贤，这个宫廷太监在十七世纪的明天启年间建立了残暴的政权。正如康生利用他的私人安全机构向公安部抗衡一样，魏忠贤在三个世纪之前创建了自己的秘书警察队伍。 不论是四〇年代在延安，还是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在北京，康生做为特务头子的短处不足以抵销他的残忍无情。在他的主持之下，中国的安全和情报工作把黑暗和恐怖的统治强加于整片国土。到七〇年代初，甚至是北京最下层的官员也活在对他的恐惧中，他们知道，他的活动延伸到与城市隔离的外国社区。他令人生畏的声望在一句普通的韵语中历历可见：
情愿遭遇不公正之命运， 不愿穿过康阎王之衙门。 第四章 阎罗王 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用政治罪行把人处死变得不再容易。毛泽东禁止处死政治犯。主席宣称，人不像葱，如果你把他们的脑袋砍掉，不会再长出来。斯大林有计划地处死党的上层干部、枪毙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成员的习惯，从未在中国流行过。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造运动和名义，杀死了一些人，但是死者通常是地主、普通罪犯、嫖客、拉皮条者、国民党残余、次要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党的上层干部头颅尚存。 文革期间，许多激进分子，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积极分子为突然的成功而陶醉，意气风发地指责对手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者”。但是康生早就看到，许多干部这几年倒下，结果却再次起来；他知道，政治上异端邪说的指控很少是致命的。这些是“路线”问题，不是 7f6a." >罪行；在中国永无休止的不断变动中，因为意识形态的错误而遭处罚的干部，可能有一天跃为部长或政治局成员，卷土重来。 康生过去常常指责对手犯有意识形态的错误，但是他在一生中也曾以更严重的指控来污蔑他的受害者，诸如“叛徒”、“敌特”和“卖国贼”。康生并不试图捕获由台湾、苏联和美国派遣的真正的间谍，或试图搜集有关外国政府的情报，他反面利用安全机构把中国变为一个恐怖的场所，他的竞争者被迫在其间坦白他们反国家的想象中的罪行。 康生对于通敌和告密的指控是如此严重，以致受害者不可能恢复名誉——尤其，他的指控自然导致非人的虐待，结果由于医疗疏忽或其他行政手段，受害者只有死路二条。康生并无法任意处决他的上层敌手，但是他以一种斯大林主义的精确形式施加影响：通过表面的官方调查来毁掉许多干部，这些调查似乎依靠真正的坦白和证据。 文革第一批受害者迅速消失在北京的舞台上。彭真被放逐到陕西；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在群众大会上受到嘲讽和谴责，然后秽送往监狱和劳改营。当中国共产党的上层领导相继失去恩宠时，这场清洗背后的策划者康生发现，要想获得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权力，他就必须抹黑中国革命荣誉名册中一些最著名的名字。 彭真和其他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倒台的两个月里，康生决定，他的计划和野心需要毁灭刘少奇——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一九五〇年年中以来毛泽东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刘少奇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目标；康生知道，对他的任何攻击都不得不十分小心。除非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康生最好的赌注是隐藏他对刘少奇的仇恨，并且让他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刘少奇生于一八九八年，与康生同岁；从二〇年代起就认识毛泽东，那时他们俩一起确立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基础。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党之后，身为莫斯科学生的刘少奇返回中国，并且以他的方式工作，从下层劳工的组织者，上升为国民党控制的“白区”中共产党活动的最高领袖。一九四四年之前的二十年里，他领导着一个范围广泛的干部网络，包括许多最有才能的共产党员。与大部分由农民组成的共产党军队不同，刘少奇的周围是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中国共产党获得对大陆的控制之后，他们占据了许多重要的位置。 考虑到刘少奇的庞大权力，康生勤奋地培育与他的良好关系。一九五六年康生返回政治舞台之后，他不厌其烦地奉承刘少奇；六〇年代初期他们是非常接近的，刘少奇挑选康生来编辑《刘少奇文选》，这是康生自己提议的。迟至一九六六年五月那场剥夺彭真、杨尚昆和陆定一权力的政治局会议，康生仍然极其敬重刘少奇。确实，康生在那次会议上向他的同事们承认，他后悔在三十五年前以“谢康”的笔名，批评刘少奇的工会政策。康生抱歉地解释说，他“不知道刘少奇同志是白区毛泽东路线的代表。” 与毛泽东一样，刘少奇的根基也在湖南，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与主席很少有相像之处。勤劳，不偏不倚，缺乏浪漫色彩，尽善尽美的官僚—一张国焘把刘少奇描绘成一个“性情随和”的人，他总是“避免妨碍他的同事”，他没有“强烈的个性，并不过分追求杈力……他不是斯大林那一类人。”一句话，刘少奇是一个乏味的人。毛泽东把他当作一个由官僚菁英统治的中国的先行官，而不像他自己和长征的同志们那样是有超凡魅力的革命领袖。刘少奇从不向毛泽东的命令挑截，但是他执行的圆滑态度使毛泽东不太愉快。 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差异，康生一直密切观察毛泽东对他的副手不满意的任何信号。康生准备抓住最早的时机攻击刘少奇，但是小心地不使他的计划进一步暴露。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一次地区党委书记和文革小组的会议时，康生带来了一份党的文件副本——第九号简报，摘录了刘少奇对校园政治活动的一些命令，它们与毛泽东的命令相抵触。如果毛泽东流露出任何对刘少奇的敌意，康生准备拿出这份文件并当面批评刘少奇；如果没有，他将保持沉默。 刘少奇坐在毛泽东旁边，举止就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意见分歧。同时，康生仔细观察毛泽东是否流露任何细微的敌意。毛泽东开始讨论刘少奇的命令，也就是康生公文包里那份报告的内容。在他述说的时候，主席几次从旁边直视他的副手——康生认为这是毛泽东蔑视刘少奇的信号。他把手滑人他的公文包，拿出那份文件，但是他又改变了想法。时机过去了，毛泽东又转入其他话题。康生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拿着那份文件，想把它交给毛主席，但是我缺乏勇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还是把它放回公文包。我害怕有人会说我正在策划某些指控。第二天我向作者指出那份文件的危险性，我想说服他向主席陈述那份文件，但是没有结果。” 康生继续监视主席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问题倮持沉默将近一周。然后在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牛鬼蛇神”当权。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宣布国家主席在北京搞“专政”，刘少奇在当天下午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毛泽东离开首都的时候犯了错误，并且保证他并不打算回避他应负的责任。三天以后，中央委员会成员看到一份崭新的戏剧性的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猛烈攻击具有爆炸性效果的是“毛泽东”的署名。主席的大字报大约只有二百三十字，但是它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他全力支持对党的权力机构的清洗，从刘少奇开始。 康生的谨慎立刻消失了，更不必说他对国家主席谄媚的敬重了。几天之内，康生开始搜集证据，希望证明刘少奇主要的背叛罪行。当他发动这次讨伐时，康生充分认识到刘少奇与那些已经倒台的领导人的区别：连五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害者也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彭真，就其所有的影响而言，不过是地区性而不是全国性的人物，而刘少奇领导的干部和行政官员的网络覆盖着整个国家。康生知道，修正主义的指控在最初攻击羽少奇的时候是有用的，但是不能保证他永远逊位。因此，他寻求种种方式把刘少奇描绘成国家的敌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声势浩大的红卫兵集会上，康生邀请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团的首领们，在俯瞰广场的城楼的一间接待室里正式接见他们。天津曾是刘少奇领导华北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基地。康生通知他的客人，他要委托他们一个重要任务，寻找党内“叛徒”的证据——他特别指出，其中有刘少奇。南开代表团喜出望外，他们从没想到有幸舍见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而且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接受由他委派的重要任务。康生对他们的反应很高兴，但是为了保证委派任务的敏感性不致令他们惊恐，他拿出自来水笔，写了一张条子：“请组织红卫兵调查渗透在各个单位和部门的。 叛徒。调查刘少奇和其他人被捕和叛变的问题。康生，八月十八日。” 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没有发现刘少奇在天津背叛党的任何证据，但是他们确实找到了三〇年代初期一些高级干部被监禁的相关材料。那时，六十一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关在草岚子监狱，那是一座森严的四方混合建筑，周围是二十英尺高的涂灰泥砖墙，位于北京的中心北海公园的西面。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占领北京的可能性似乎日益增大，刘少奇从天津基地给陕西的共产党司令部发电报，提出应该设法营救被监禁的干部。刘少奇指出，如果他们落人日本人手中，就要遭到处决。 共产党领导层对刘少奇的提议作出反应，命令柯庆施与狱中同志建立秘密的联系，那时柯庆施是中共华北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给监禁的共产党员送去一封密信，指示他们假装放弃激进的信仰，以换取国民党对他们的释放。监狱党组织的领导怀疑柯庆施的信息是国民党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对照其他文件检查笔迹，确定指示是真实的。他们把消息传给监狱里的同志们，几周内，共产党员们开始对国民党假装屈服。 到一九三六年末，所有被监禁的六十一人都赢得了自由，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认为，他们逃跑的方法是极其特殊的。那时，共产党自夸，许多烈士死于监狱。对被捕过的共产党员采取怀疑态度，是为了防止他们被招募为国民党间谍，藏书网这祥一来有助于使他们对捕捉者失去信心。但是，草岚子监狱六十一名共产党员所遵循的方针，是刘少奇和陕西共产党司令部共同允许的。而且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几年之后，康生本人也称许草岚子监狱的监禁者是可信任的。一九四四年他在中央党校演讲时，还赞扬他们在国民党手中勇敢地经受起严刑拷打。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刘少奇极易遭受攻击；康生决定利用刘少奇在草岚子事件中的作用，指责他策划了这些过去被监禁者的所谓叛变行为，康生现在把他们称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红卫兵小将”揭露了他们罪行的想象证据，被康生召集到人民大会党，康生祝贺红卫兵揭露了“一个大叛徒集团。他们都是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利用草岚子事件，康生不仅指控刘少奇是国民党的代理人，而且暗示其中几个已经成为高级官员的同狱犯与刘少奇的密切关系——最著名的有副总理薄一波、组织部长安子文、以前在中央党校与康生抗争的杨献珍。康生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与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报告上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的反共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使得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即使对于康生来说，建立证据而使指控成立也并非易事。薄一波和六十位同志的监狱生活被视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辱骂面前所显示的勇气的集中体现，已经受到广泛的赞扬。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康生成立了专案组。与江青和公安部长谢富治一起，康生指示调?查人员审查刘少奇历史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草岚子那样的事件，可能会以中找到刘少奇叛变行为的证据。 专案组的第一个目标是洛甫，他是前任驻莫斯科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被康生清除。那时他被解除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再分配到北京的智囊班子，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这个工作他一直做到文革之前。作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亲密盟友，洛甫在年代一直是党的总书记，因此参与了刘少奇提议营救草岚子监狱中六十一位共产党员的讨论。康生的专案组把洛甫投入监狱，毫藏书网不留情地审讯他，试图逼他承认，刘少奇使监禁者获释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党司令部的批准。然而洛甫拒绝合作；康生最终不得不放弃利用洛甫作为证人的想法。 康生对他的失败大发雷霆，他把专案组成员召集到办公室，告诉他们如何对囚犯的希望和恐惧产生影响，即使在即将释放的时候，也要以长期监禁或更糟的惩罚相威胁。他还指示他们把火力对准安子文，文革前的组织部长和“叛徒集团”的另一位成员。调查人员立即行动，向软禁的安子文许诺说：“如果你能写个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在门口等着。”安子文不为他们的允诺所动，问道：“这位中央首长是康生吗？”调查人员告诉他是的，但是安子文斩钉截铁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刘少奇是大叛徒。” 康生无法迫使安子文牵累刘少奇，因此他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他指示专案组集中精力于二〇年代刘少奇曾落入反共警察之手的两个事件，去寻找刘少奇有两次机会背叛共产主义拳业的证据。在康生的指导下，调查人员找到了几个曾经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共产党员，包括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的劳工领袖丁觉群，以及在一九二九年协助刘少奇组织沈阳纺织厂罢工的孟用潜。 康生的专案人员利用他们惯常的软硬兼施的手法，逼迫丁觉群和盂用潜指责刘少奇背叛党。丁觉群在武汉被捕之后，成为国民党的谍报员，但是在一九四九年未能逃往台湾，他在一份签名的供诃上承认，刘少奇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有关共产党劳工运动的情报。孟用潜在七天七夜的严刑拷打下屈服了，他证明刘少奇向少帅张学良的特务提供了情报，张学良那时是统治中国东北的年轻军阀。专案组下一步又找到了刘多筌，过去逮捕刘少奇和孟用潜的警察机构成员，逼迫他供述刘少奇与张学良曾达成一项“政治协议”。 康生对下台的刘少奇所罗织的罪名，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他打上“叛徒、内奸、工贼”的标记，并且在一九六八年正式把他开除出党。在将近两年的监禁时期，刘少奇被剥夺了糖尿病和失眠症所需要的适当饮食和药物治疗，他成为一个废人。一九六九年当局对所谓即将发生的苏联进攻感到恐惧，发布了著名的“第一个号令”，把刘少奇和其他前任领导人邓小平、陈毅和王稼祥转移出首都，以免他们在战争中落人敌人之手。 刘少奇被转移到北京以南四百英里的开封监狱，但是他被摧毁的虚弱身体无法忍受旅途的劳累而染上肺炎。康生不允许医生照料他，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刘少奇死于开封。当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时，康生与刘少奇专案组的其他人员在一次宴席上庆贺他们的成功。 刘少奇从没有被判处死刑．更不用说执行了，但是他落在康生手里无异于死刑。刘少奇被敌特机构逮捕的历史以及与一位出生美国的女子的婚姻。使他特别易受攻击；但是即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仍然花去康生两年时间，才使这位国家领袖倒台并且杀死他。 从延安时期以来，专案组成为康生派秘密警察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专案组的配备人员是有经验的公安干部，他们使用秘密警察的所有方法——秘密调查、证人审讯、监禁和严刑拷打——正如他们在文革时期清除共产党干部所做的那样。 在康生的监督下，专案组搜集那些旨在指控干部犯有反党和反对国家的严重罪行的综合性档案。利用威胁、严刑拷打、优待的许诺以使他人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位高级领导人的逮捕和调查无可避免地导致许多人的监禁、拷问和讹诈，因为专案组要搜寻证据，更频繁的是捏造证据。 康生很少直接参与迫害，他把这些事情留给在他监督之下的专案组。有两个例外是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江青妒忌王光美的魅力，在她的耸恿下，康生宣称这个女人是美国间谍，因为她出生在美国，而且会说英语。康生和江青指示专案组成员晓明（Xiao Ming，音译），在调查刘少奇的同时准备一份证明王光美是敌特的报告。晓明提交的那份评价王光美的报告语气保留，江青不得不要求专案组重写。晓明与康生一起讨论，康生谴责这位不幸的调查人员：“你的报告没用。你不理解江青和我说的意思。你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江青没有对安全事务的专门技术提出要求的权利，与她石同，康生暗示他知道王光美历史的内在真相。他告诉晓明：“不要为报告担忧，我会亲自写的。”康生著手撰写一份秘密报告，确认王光美不仅是个美国特务，而且还是日本人和国民党的间谍。一处置完王光美，康生就转向晓明，把他赶出专案组，并且逮捕他，在监狱里关了五年。 被红卫兵拘捕的大多数高干的命运，最终都由康生决定。他亲自监督十个专案组，调查共产党上层二百二十名被告的“罪行”——一千二百六十位高级干部中近百分之二十被带上革命法庭。 六〇年代末期留下的纪录显示，身为十个专案组的总监，康生证明了三十三位“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和二百一十位政府部长、省领导和军队指挥员是罪犯。加上那些作为证人或间谍而受牵累的干部名单，康生专案组的高层受害者总数达八百三十九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还没把审查人员头子的职责发挥得淋漓尽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阶层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对于康生及其盟友来说，所有要消灭的人中，最难对付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那时康生决定，他以前的这位同事必须离去。 在几年以前的中苏分裂中，康生和邓小平曾在一起密切合作，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康生转而直率地批评邓小平。康生创造了“刘邓修正主义路线”这个术语，直接把邓小平与已经受到毛泽东攻击的刘少奇联系起来，然后他命令中央党校的红卫兵调查“刘邓问题”。红卫兵让邓小平参加了一次批斗大会，就像康生预定刘少奇结果的先兆；但是那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裁定邓小平无需经受任何残酷昀待遇，而且要保留他的位置。 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了邓小平一层保护膜，康生和激进派不得不寻找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诋毁他。一九六六年末和一九六七年初，康生再次攻击邓小平，但是提供的口实不过是邓小平“非常懒惰”，“不恰当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康生承认，反对邓小平那样的人物，这些指控是空虚无力的，他命令他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编辑邓小平“修正主义”著作选。消灭邓小平的困难又一次显示出来：对邓小平言行煞费苦心的搜寻通常只找出羽少奇“修正主义”言论的三分之一那么多。 在一九六七年三月的军委会议上，康生重新展开对邓小平的批爿，他宣称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党代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篇反毛泽东的讲话。根据康生的说法，邓小平实际上宣布“苏共二十大有—个好的结果，它告诉我们实行个人崇拜所留下的严重后果。”康生强调，这种看法是“恶毒攻击和诽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康生的指控迫使邓小平辞去总书记的职位，但是康生仍然无法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渣权统治方式提供法律根据，这种滥用权力可能使邓小平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在迫害羽少奇的时侯，康生出示证人起誓证实刘少奇是—个“叛徒”，背叛了共产党；但是邓小平的错误基本上是属于思想上的“路线”问题。由于邓小平从未给国民党逮捕过，康生无法指责他是个内奸。景终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提出足够的证据指控邓小平曾是“逃兵”。根据康生所叙述的真相，一九三一年邓与广西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交手，他抛弃了由他指挥的一支队伍。根据康生的说法，邓小平先遮往香港，然后到达上海。那时，邓小平解释说，他是向中央总部汇报工作，但是康生断言，邓小平到达上海，把他的时间花在宴会、酒席和城市的奢华活动上面。康生的断言有足够的现实基础，使它们有几分可信性：事实上，一九三一年邓小平是在广西的一次军事挫折之后去上海的。即使如此，反邓小平的案例，要比康生制造的反刘少奇和其他许多受害者的任何东西都要软弱无力。邓小平可能离开过他的职位，但是他没有与敌人合作。甚至连康生也没有利用邓小平所谓的逃跑来指责他背叛了共产党的事业。 虽然邓小平丧失了影响力，但是康生和他的同志们没有提出更具毁灭性的指责，邓因而置身于红卫兵和专案组调查人员的掌握之外。几十年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起密切合作；他一直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农村派别的成员，参加过长征，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反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五〇年代，邓小平与以城市为基础的干部合作，他们曾是刘少奇“白区”组织的一部分，但是他仍然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九五四年他协助毛泽东反对高岗，后来也支持毛泽东抵御苏联的批评。激进派说服毛泽东同意把邓小平赶出办公室，但是他不允许他们杀害、拷问或监禁邓小平。当中央领导人发布“第一个号令”时——这导致了一九六九年刘少奇转移到开封监狱——邓小平也被送往江酉省的一个小镇，在一个工厂当工人，或多或少不受干扰地度过了三年。尽管康生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邓小平打算活着在以后的日子里再去战斗。 康生可以坚持由红卫兵批斗或由专案组调查人员拷问邓小平，但是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他不敢这样做。毛泽东可能无法及时把邓小平从红卫兵的残暴行为中拯救出来，但是康生知道，主席有权力追查和惩罚未经批准而错误对待邓小平那样重要人物的责任。康生在延安曾亲自监督对许多犯人的审讯和拷问，但是他也留心文化大革命对他造成的危险，通常在拘留中心和监狱的一定距离之外操纵。他继续允许使用残暴手段来对付受害者，但是小心地掩盖他的作用，正如他在彭德怀元帅一案中所做的那样。一九六七年七月，康生召集戚本禹，一位已晋升为政治菁英的红卫兵领袖。康生告诉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领韩爱晶带个信，可以对彭德怀进行残酷斗争。彭德怀遭到毒打，肋骨骨折，严重受伤，但是康生的参与仍然是个秘密。这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不会想到，他们对前国防部长看似自发的攻击其实是源自上层的授意。 在安排处决那些不像邓小平那样不可动的共产党菁英时，康生还是遵循官僚机构的正式手续。在六〇年代末他集中注意力搜寻叛徒和特务的时期，康生发现有两个关在北京监狱的人知道他在三〇年代出卖党内竞争者的某些实情。他们是王云程和卢福坦，曾在上海与康生一起工作，他们被国民党逮捕，后来被国民党安全机构招募。 与国民党的许多情报官员一样，王云程和卢福坦没有在一九四九年后逃离大陆，但是对于中国的新统治者说，他们对国民党秘密活动的广傅知识，使他们活着要比死去更有价值。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末，在听到专案组有关王云程的报告之后，康生指示调查人员立刻写一份报告，要求批准对王云程的处决。但是王云程没有被处死，几周以后，康生再一次催促尽早执行。官僚机构的惰性以及个别公安官员不愿承担杀死著名囚犯的责任，耽误了康生命令的执行。发怒的康生给他的下属写信：‘我反复告诉你们，这些人要对许多罪大恶板的事件负责，我还允许你们写一份报告，立刻处决他们。但是你们帕不这 6837." >样做。”最后在一九六九年十月，王云程和卢福坦被秘密处决了。 康生还干预对吴晗的处理，吴晗的戏尉《海瑞罢官》被用来当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借口，这使他必死无疑。康生已经给吴晗打上试图为彭德怀翻案的“修正主义者“标记，为了更残暴地迫害他，康生需要迸一步败坏他的名誉。康生重揭对吴晗戏剧的最初争论，他坚持吴啥可能就是吴小嗣，吴小圃曾是个共产党员，三〇年代在上海向国民党叛变。康生的断言导致吴晗于一九六八年三月进了监狱。专案组开始不分昼夜地连续审讯，剥夺了这位剧作家的睡眠，频繁地拷打他。然而，吴晗显然不会坦白与叛徒吴小固有任何联系，专案组只好汇报了他们的失败。 愤怒的康生向调查人员喊道：“吴啥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康生出示四〇年代末国内战争时期吴啥与苏联外交官接触的记录，坚持吴晗曾是俄国特务。专案组把吴晗当作。敌特“留在监狱里遭受残酷的折磨，从而毁坏了他的健康；他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死于北京监狱。吴晗的妻子袁震和女儿小彦也成为康生的间接受害者。袁震已经病得很严重，还是被送往一个劳改营，在鄢里她的健康继续恶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她被允许返回北京寻求医疗。那天晚上她去医院，但是由于她是吴晗的妻子，她受到医务人员的忽视，第二天早晨死于医院。她父母所遭遇的一切使小彦精神错乱。她把母亲的骨灰放在枕边；七个月后吴晗去世，于是小彦开始向当局要他的骨灰，她四处徘徊，并且咕哝着这样的话：“父亲没有死。”如果人死了，他们还能哭泣吗？”激进派领导人认为她威胁了他们的安全，命令把小彦拘留；很少人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除了她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死于监狱，那是她父亲去世七年之后。从文化大革命幸存下来的吴晗的直系家庭成员，只剩他儿子吴彰。 康生的许多诡计反映了深植于中国历史中的各种斗争模式，但是同时，他破坏了中国最基本的价值：依恋于故友关系的重要性（尽管在与毛泽东结盟的岁月中，他利用了这种价值）。当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的时候，一天晚上，康生邀请老友刘晓与他一起吃饭。二〇年代中期在上海大学，康生与刘晓首次相遇，多年来一直保持密切的往来。在饭桌旁闲聊了一会儿之后，康生突然改变了话题：“有一个双重特务，起先是国民党特务，后来是苏联特务。你认为是否应该逮捕他？” 在酒的影响之下，康生浸无边际地闲谈着，刘晓皱起了眉头。但是康生开始谈到潘汉年，他在一九五五年作为叛徒被清洗，那时他是上海市副市长。康生提及潘汉年，引起了刘晓的猜疑，因为潘汉年这位上海的前秘密警察侦探，与康生和刘晓有长期的联系。 “赵容（与康生其他上海时期的老相识一样，刘晓仍然以他那时所使用的名字称呼他），你是否对某个姓刘的人感兴趣？你说的是不是我？” 康生笑了：“不，我并不认为是你。” 刘晓不再谈这藏书网件事，但是晚饭后，在登上指定送他回家的汽车时，他被戴上手铐，而且被送进监狱。他留在那里，有三个月没有受到任何审问。 刘晓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外交官，他曾在莫斯科当过大使，并且仍然与外交部保持联系。刘晓被捕的时候，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当陈毅听到刘晓和康生吃完晚饭后失踪的消息，他便打电话给康生，询问刘晓的情况怎么样了。康生简短地答道：“刘晓已经坦白他是双重特务。他现在正在写材料揭发以前华东局和上海市的问题。”他以威胁的口吻补充说：“我不知道还有谁是他的同伙。”陈毅明白康生的议论是指向他的，他曾是华东局和上海市的首脑。陈毅大怒，对着电话喊道：“康生，你要抓就抓我一个人好了！” 没有人站出来进行直接的挑战，康生只是向毛泽东简单地汇报说，陈毅正在干预一起调查中的间谍活动案件。陈毅无法保护刘晓，刘在监狱里度过了好多年。陈毅逃脱了降临到刘少奇和其他许多老战士身上的命运，但也确实感到了日益增加的压力，他最终失去了外交部长的职位。 康生对内蒙古有特殊的兴趣，那是一大块新月状的狭长地带，几个世纪之前，它曾是独立的蒙古王国的一部分。一九六八年四月，康生和江青接见了控制这个地区一个红卫兵首领的代表圃。听了代表圃汇报内蒙古的有关情况之后，康生把话题转到内蒙古人民党，这个活动于四〇年代、早已不复存在的政治组织。在苏联的影喻下，人民党试图在中国与俄罗斯控制外蒙古之间创建一个独立的蒙古缓冲国。 “内蒙古人民党至今还在地下活动，”康生警告他的来访着，并且进一步给他们下命令，“开始时揪的面可宽一些。不要怕，要下决心，继续揪下去，要揪到底，不能姑息！” 因此，康生给了红卫兵借口去开展一场毫无保留的恐怖运动，以反对所谓与内蒙古人民党有联系的任何人。这场运动导致了重大伤亡。估计有三十四万六千个内蒙古人被当作这个地下党的成员而遭受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死亡，其中有些人是以最野蛮的方式折磨致死的。当一位被怀疑的女青年拒绝承认她属于这个被禁止的党时，红卫兵审讯者把她衣服剥光，用一根木头楔子塞进她的子宫里。她被折磨至死。红卫兵对男性嫌疑犯也不宽容，一位不愿坦白的青年在长时间的拷打之后，甚至被他们割去生殖器，他不久后就死去了。一位二十岁的嫌疑犯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又在他的伤口上放置通红的火炭，后来红卫兵把一桶冷水浇在他身上，但是等他清醒时他仍然不予合作，最后他们把他吊在闪着火苗的火堆上，活活将他烧死。 另一个引起康生注意的地区是南部的云南省，它在泰国和缅甸的边界北面，那里仍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残余分子活动的舞台。共产党胜利之后，蒋介石的一些军队逃往缅甸和泰国，他们在称作金三角的地区建直起鸦片种植的王国，并且利用它作为袭击中国南部的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当康生把矛头指向云南省的时候，那里十分有限的反共活动对北京当局没有构成任何威胁，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康生。 康生炮轰赵健民，这位云南省委的头领当时住在北京西面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京西宾馆长期以来是各省领导在京住宿的地方，这是个军队宾馆，高高的围墙后面是用砖石建造的大型建筑，严禁外人闻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宾馆的一些客人发现，它忽然变为康生及其心腹对他们进行初步审讯的场所。赵健民就是其中之一。 康生首先指责赵健民支持炮派，这是云南一个已失去声誉的红卫兵组织。“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我投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你不要骗莸。刘少奇才驻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 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一九三六年。” “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设有自首过。” “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我不是！” “我再重复—遍，你是个叛徒！”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好，你保留意见。”康生宣布，“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个叛徒混剜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搞的—个计姑。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党中央可以审查。” “一定要审查你。你是这样疯狂，你这是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我要求。” “你写个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 赵健民写条子以表示他的清白，并且要求党中央调查这件事情。赵健民写完之后，康生命令他忠诚的副手，公安部长谢富洽逮捕赵健民。他被抓进监狱，在那里关了八年。 对赵健民的指控之一是他与“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有联系，他在南部省份的干部同仁因而遭到广泛调查。没有证据说明赵健民与任何国民竟的活动有联系，但是康生还是利用所谓国民党在云南的活动，来为他广泛的政治迫害辩护。支持他并且煽动这次讨伐的是谢富治，他曾是前云南省委书记，有个人的宿怨要报。康生的行动陷害了数万人，导致一万四千人死亡。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是指导数千起迫害的大审问官。他所监督的专案组把触角伸向大陆的每个角落，毫不留情地追寻证人和间谍，被威胁和拷打的人无法计数。康生协助倒建的迫害系统是自身延续的：每个新的受害者都使一个党羽网络受到彻底调查，而每次新的调查都使更多人受到审查和惩罚。 康生很少发放正式的死亡许可证，但是许多人的死亡是由他发起的运动所直接导致的。那个时代的混乱状态，使我们现在不可能计算出文革时期直接归咎于康生的准确死亡人数，但是从文件资料中可以发瑰，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〇年之间的死亡人数超过三万。 正如统计数字所揭示的康生罪行程度是不完全的，它们也不能传达他野蛮的观念。在追捕他的敌人时，他把中国变为一个几乎丧失了任何人类同情心的残暴世界。 一九七八年在谴责康生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这样描述康生的淫威： “在他们去世之前，许多同志的身心都遭受到极大的痛苦。有的受折磨致死，有的自杀，有的被暗杀，有的毒死，有的饿死，有的被关在精神病院，有的在医院里睁着眼睛等死。” 康生尽力隐瞒他在谋杀和严刑统治中的作用，这种统治是由他煽动并且带到大陆的每个角落。但是他那残暴的欲望从不能完全地隐藏起来。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康生使人遭受痛苦的爱好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使他挣得一个人们只能私下称呼的头衔“阎罗王”——古代中国人给印度恶魔阎摩取的名字。 第五章 康生的收藏品 一九四九年康生声称他生病以后，来访者前往青岛他的家，总被他的仆人打发走，仆人解释说他正昏迷，要不然就是不能说话或辨认任何人。但是，当来访者顺原路返回的时候，康生实际上往往正在别墅的内室中自娱，绘画、练习书法和欣赏他的艺术收藏。 年幼的对候，康生从家庭教师那里接受的书法基础训练。在他担任上海的商业巨头虞洽卿的私人助手时，他完善了他的技艺。在莫斯科担任国际共产主义领袖以及在延安作为中央领导的时候，他很少有机会把文化追求当作兴趣爱好。但是在他实际上把自己隔离起来之后，他就有足够可供支配的时间重新着手书法，还有绘画。在以后的二十年，他在各种生活环境中创作了大量作品。 有技艺的艺术家同时担任政府官员，这一直是中国近两千年历史中统治菁英的一个共同特征。康生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凭其本身的资格，他是个极有才能的大师，具有十六世纪文职官员和文人之能力和眼界。他专长于精致的花鸟水墨绘画。上海的著名画廊朵云轩在一九六一年把他的一些绘画木刻复制，并且进行商业出售。然而，很少有购买者怀疑这位艺术家的真实身份，因为康生在他的作品上签署的是笔名鲁赤水。 康生把他的许多作品赠送给朋友与相识——在中国，这是验证和赞美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种传统方式。康生的一幅大型书法作品许多年来以显著的地位陈列在郭沫若的家里，郭沫若身为共产党政权非官方的桂冠诗人，是位历史学家和作家。他死于一九七八年，但是他的家庭成员把康生的作品留在原来的地方，几年后当他们发现这是谁的作品时，他们深感厌恶。 康生的绘画有专业的质量，说不上非凡，但是他的书法是极其动人的。从他的毛笔中流出的字体流畅而充满生命力，显示了他的多才多艺，从以“甲骨”为基础的古代表意文字细致人微的笔触，到现代书写体优雅流动的神韵。在共产党的上层干部中，康生以书法家而知名；他创作的字体被许多一流出版物用作封面题字，包括《文物》和《考古》杂志，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概览》那样的学术著作。和过去的艺术家官员一样，他为朋友、同事和公共机构准备了无数的题词。现代中国的批评家往往忽视康生的绘画作品，视之为贫乏无味，但即使在今天，尽管他死后失宠，他的书法仍然以其优雅美丽而受到赞扬。 康生的艺术追求远远不是随意的消闲疗法；在回到公共生活之后，他继续绘再、倒作书法、射印、阅读注解古典文本，而且收藏各科类型的古玩翔艺术作品。康生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君王的属性：在审美的文雅讲究和政治的欺诈残忍方面，都可以与博尔吉亚家族相匹配。 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康生已积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古玩的收藏品。那时他在钓鱼台的办公室兼居室的八号楼里度过了大量时间，但是他仍然保留着小石桥胡同的家，在那里藏有他大部分的收藏品。一有闲暇，康生就退回到那座占地二点五英亩的清朝官邸的灰砖堵后面，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转变为文雅而博学的达官贵人。关起门来，他过着一种艺术家、收藏家和学者的斯文生活。他与他的北京小猎犬游玩（尽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严禁豢养宠物），载种花盆植物，与几个秘密的客人一起分享快乐：展示绘画和书法的卷轴，打开藏有精美瓷器、金属嗣品和丝绸装订的书籍的锦缎小盒。 康生也向外国人介绍他艺术古玩的个人世界。六〇年代，他有时指示国际联络部的尉手去请一些作为顾问和裔译、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为国际联络部工作的柯弗兰。康生向他有特权的客人们展示书法、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的稀有珍品，然后开始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独白。他的召见通常都在午夜之后；康生喜欢工作捌很晚，保持着四O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谓的“斯大林时间”。 文化和艺术如果不顾从人的低级本能，通常被认为是高尚的，但是康生的报复心态充斥着他的绘画和书法。康垒遵循在西上签署笔名的习惯。他给自己命名为鲁赤水，把古代山东鲁国的名称作为姓，以“赤水”这个词作为名。康生的笔名反映了思想的严正——“赤水”表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洪流——但是这个名字还有一种恶毒的双重含意。中国的文化鉴赏家认为，“鲁赤水”是故意侮辱那时生活在大陆的一流国画大师，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中国艺术家齐白石。齐白石是个形容枯槁的古怪老人，留着长长的纤细的胡子，他的对虾绘画驰名中外。他的名字是由古代山东齐国的名称和“白石”这个词组成。康生的笔名暗示了他在思想上是正统的，而著名的令人尊敬的齐白石却是党的隐秘敌人，是国民党或“白”军的支持者。 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齐白石在五〇年代初是共产党政权的宠爱者之一；周恩来与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以不寻常的方式奉承这位年迈的艺术家，赞扬他是有国际声誉的杰出艺术家，共产党胜利之后他选择留在大陆。齐白石的名望为新政权宣称促进中国的文化复兴提供了信誉。这也引起了康生对他的侧目相视。 几千年来，中国的学生一直被教导只用右手写字，但是康生两只手都能挥舞毛笔——一个世纪中只有一两位重要的艺术家具有这种才能。利用这种独特的技术作为政治隐喻，康生把“左比右好”这句座右铭刻在一枚印章上，在他用左手书写的书法作品上留下了这枚印鉴。 康生通常书写中国古典作品的诗歌、散文或故事，但是他仍然特别注重政治。比如他的一件书法作品重述了一个古代寓言，老虎在山路上遇到了庞大而健壮的驴子。老虎不能确定这个不熟悉的动物的力量，只敢与它保持距离，一次一次对妒进行小心的刺探。但是不久后，老虎注意到驴的愚蠢，它反应迟纯，只会发出可笑的尖叫。估计出驴的弱点，老虎猛扑过去，把它的受害者吃掉。表面上这是个童话故事，而康生书写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行为哲学，亦即他等待时机的谨慎形象，那时他正向彭真、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猛扑过去。 纵情享受文化娱乐的政治局其他几个成员，其中首推毛主席，他以诗词而闻名于世。英国著名的学者兼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的诗词超过希特勒的绘画，但是比不上邱吉尔的绘画。然而在艺术才能方面，即使是邱吉尔，与康生相比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 康生掌握的另一种古代技艺是刻印章的技巧：在次等的宝石、玉、象牙、木料或铜器上雕刻文字，通常是名字或笔名，有时是格言或诗句。职业工匠雕刻的印章用于中国的商业生活（验证银行支票的是印章，而不是签名），但是雕刻十分受人珍视的宝石的精致任务只有委托艺术家，画家或收藏家会在书画作品上盖上这些刻有名字或格言的印鉴。许多著名的中国艺术家都雕刻印章；康生讽刺的对象齐白石，就是从刻印开始他的艺术生涯的。 毛泽东和康生，都为收藏、阅读早期的中国文学和历史古典作品木刻本而废寝忘食。这些书籍通常存在了几个世纪，印在宣纸上，由丝绵装订成册，有时装在华丽的锦缎盒子里。康生的书房中藏有的版本包括将近一千年前的宋善本，而毛泽东在他去世时积聚丁九万多种木刻本。 作为收藏家，康生主要的兴趣之一是砚台，这种河边的石块被书法和画家当作磨墨器。用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眼光来看，砚台可能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但是中国的鉴赏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十分珍视之。砚台的魅力主要来自石头中螺纹所形成的美丽图案、砚台周围偶尔刻上的装饰，以及它们表面的光泽感。康生编辑过一本砚台史，发表过几篇有关其他深奥主题的文章。文物局的官员偶尔要求他协助译解新出土的文物上的古代文字。 康生以官僚兼学者而广为人知，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人们往往以康老的名称呼他。这个头衔取自中国儒家士绅的语言，反映出他的艺术兴趣和成熟年纪，也显示了他在许多中国人中的地位，他们把他看作一位对各种事物都有综合性知识的专家，从中国古磊的细节，到有关意识形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难以捉摸的问题。 共产党即使消灭了下流戏剧、色情影片和注重性的小说，从一九五〇年开始还是促进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使统治合法化的一种方式。他们悉心照辩齐白石那样的画家以及梅兰芳那样的京尉明星；由国家主办的崩圃为大众演出古典尉目；考古学家勘探古代帝王的陵墓；由学者指导对封建时代中国的服装、绒绣和织物的细致研究。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泽东谴责他称之为。四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红卫兵开始消灭中国文化的各种遗迹，把共产党前期的文化称作“修正主义文化”，并且拒绝过去的艺术作品；作为“毒草”，它们危害革命。毛泽东“破四旧”的号召释放了人们对任何高人一等的事物的普遍愤怒；康生不敢继续以古代艺术的公开庇护人身份向毛泽东挑战。即使如此，他还是遭遇了对他所信奉的艺术的批判。一个省的红卫兵代表团在一九六八年访问北京，他们要求康生回答，为什么他在五年前写了“画界英豪，艺园领袖”的条幅赞美画家潘天寿。康生解释说，他原打算讽刺另一个画家胨半丁的自负，他那时越来越狂妄自大。这次与红卫兵的对质提醒了康生，他对艺术的趣味可能证明是危险的；正如他抛弃他所喜爱的有关鬼怪和淫妇的戏曲那样，他由衷地赞同毛泽东与中国文化遗产断绝关系。 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康生对艺术的公开兴趣，但是混乱的时代也使他能够悄悄地集聚也许是全中国艺术古玩的最大私人收藏。康生获取的方法通常是可耻的，他的贪婪无法满足。红卫兵屡次犯下破坏文物的暴行，他们铲平庙宇、焚烧图书馆、抢劫博物馆，有时没收和毁坏所有他们能够发现的私人拥有的绘画、瓷器和书法作品。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失去控翻的时候，红卫兵组织从许多北京最富有的家庭窃走了无价的收藏品，并且把他们的掠夺物运往一个受到国家监管的中心仓库。检查这些掠夺物的通常是个举足轻重的首要官员；他花费了一生时间形成了对他的民旗各种艺术形式的兴趣，并且积聚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珍藏品。一昕到这个重要仓库有新弼的货物，康生就急忙赶去，检查这些掠夺物，擅自取用被他眼睛所盯住的任何珍品。以玩世不恭（或实用主义）酌态度，康生无视背叛传统观念和抛弃旧文化的思想，想尽方法大量扩充他的稀有图书、印章、砚台、铜器、石碑、瓷器、象牙镧品、玉石和古代名人书面作品等收藏品。 文革期间康生所积聚的艺术品，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是惊人的。他获得敦千件珍品，其中许多是稀有的，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话，他的兴趣几乎是全方位的，但是他的自豪和乐趣仍然是砚台，有些砚台有桌子那么大，他所拥有的唐代陶龟砚是绝无仅有的。康生的砚台肯定可以与中国及其他珍视书法的远东地区，如台湾、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最佳博物馆的收藏品相媲美，可能还要更胜一筹。 康生确实以合法手段购买了一些珍品，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家机构和私人收藏中偷窃来的。文化大bbr>..革命以前，他特别喜欢的手法之一是，向博物馆或图书馆商定借一件独特的艺术品或一套图书。他会写一张借据，但是一旦珍品进入他的掌握之中，他会认为永远归属于他了。由于他的身份，管理员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调整他们的纪录，把“出借”改为“移交”。 这种搜集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康生不可能借下博物馆的整个收藏；而且许多稀世珍宝还保留在私人手里。因此，毛泽东号召红卫兵“破四旧”，是康生私吞艺术品和古玩的完美借口。当红卫兵迫害北京知识分子的时候，康生指示一个左派青年组织去没收某些领导干部、艺术家和作家的图书和艺术收藏。他解释说，这些东西代表了其前任所有者的资产阶级精神，有些色情图唾和色情书籍，“可以腐蚀党，腐蚀国家，腐蚀人民。” 康生并非任意地盗窃珍宝；他有识别力，也有办法。他控制着支物局仓库，被没收的珍品就存放在那里；当红卫兵计划抢劫某个著名鉴赏家的家时，他安置在那里的代理人就会通，无论何时新到一批古玩珍藏，代理人都要告诉他。康生会要几份草拟的?没收物品的存货清单，亲自检视掠夺物，选择他所要的东西。有时候他亲自发起对著名收藏家的家庭袭击，指示他的副手组织红卫兵去掠夺特定的居民。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常参加北京文学菁英的许多社交活动，因此他可以详细说明他要红卫兵为他盗窃的是什么珍品，就像西方黑社会的头目命令盗窃梵谷或毕卡索的画那样。从一九六六年末开始，所有图书馆丰富的书画收藏和每种古玩图说都被红卫兵运走，控制在文物局手中。康生一心要隐瞒他煽动推动的真相，在掠夺的珍品到达仓库之前，他从不亲自出面干预。 康生对文物局的掠夺最初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北京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之后。一听到交付的古玩到达，他就闯进仓库，当他筛选成堆以丝绸装订的书籍和古玩盒子的时候，他的秘书和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留在冰冷的建筑内站着发抖。康生假装检查文物局的工作，把他看中的物品放在旁边，意欲核实它们的真实性，确定受害的收藏家没有故意将赝品交给红卫兵，以取代真正的珍品。康生在以后的四年中从文物局拿走数千件古玩和艺术品，有时他自封为“检查者”的角色，有时以很大的“折扣”买下它们，有时只是简单地拿走他所要的任何东西。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首次搜集的是邓拓的财产，邓拓是位作家，《人民日报》的前主编，后来顿导北京市的宣传机构。五〇年代初来到北京之后，邓拓一直是琉璃厂商店的常客，琉璃厂是北京西南面的街市，几个世纪以来专供文物古玩贸易。那个时候康生就认识邓拓；当康生访问这位作家的居所时，邓拓向他展示了他的艺术收藏。康生充分赞美了邓拓的珍品，与主人谈了几个小时的绘画和书法。 邓拓是位博闻强记、语言生动的杂文家。六〇年代初，他写了一系列杂文，捍卫北京市政府针对江青等激进派面倡导的保守文化政策。结果，邓拓与彭真同时受到批判。一九六六年五月，导致彭真下台的政治局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一群澈进派突然抓住邓拓，并且对他进行抨击。他成为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在决定彭真免职的两天之后，他于五月十八日自杀。康生长期以来蔑毹邓拓完美的小收藏宝库；一九六六年末，当红卫兵破坏了几乎所有的法律和首都的秩序时，康生只不过命令他的一个代理人袭击邓拓的家，褴收了他的艺术品和古玩。 这种盗窃形成了一种模式。康生偷窃的其他艺术品有的属于饯杏戆，他是以阿英的笔名发表文章的一位共产党作家，而且是康生的同事李克农的老朋友；有的属于傅惜华，他是戏尉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有关中国戏曲（康生最感兴趣的）早期文本的专家：有的属于章乃器，他是位年长的银行家，一九五三年起任粮食部长，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免职；有的属于龙云家族，龙云是云南的一位前军阀，后来投奔共产党，五年代移居北京。康生所赚恶的文化人，画家齐白石遘脱了康生之手，免受肉体折磨，只因他在文革爆发之前不久就去世了，但是康生随后就掠夺了他的艺术收藏。 康生在公开场合隐瞒他对珍品的搜索，但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却大肆吹嘘。尽管他们公开否定中国的封建历史，但是在毛泽东宣称他抛弃任何旧事物的时候，许多激进的领导人却成为贪婪的收藏家。江青要求康生告诉她在自己的收藏中要补充哪些物品。林彪在妻子叶群的鼓动下，从文物局盗窃了一千二百多件古玩。（叶群妄想实现她自己的艺术成就，试图做个诗人；后来她知道自己诗作的缺点，不得不雇用一位成功的作家为她写作诗歌。）几位接近林彪的农民出身的将军，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开始光顾文物局，他们在那里稠箱倒柜，搜寻有价值的东西。将军的妻子也跟着一起去，寻找从北京最富裕的家庭中掠夺来的宝石和金饰。这些军人的妻子大多数出身贫寒，不会欣赏艺术品和古玩，但是她们确实对装饰华丽的昂贵珠宝感兴趣。 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法律失控，威胁着毁灭中国文化最终的遗迹，此刻，康生却搜集了可以装备一个小型博物馆的艺术珍品，并且发泄了对任何严肃收藏家的忌恨。康生盗窃艺术品的行为是准官僚主义的，他访问文物局仓库的纪录往往由敏感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员保存和归档。这些纪录显示，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康生以这种方式偷窃了北京文化菁英中九十六人的图书和收藏。他为自己搜集了一万二千零八十卷善本书——比其他任何激进派领导人都要多，占移交的善本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和一千一百零二件古玩，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只有毛泽东指定的政治接班人，在大陆摊位第二的林彪，盗用的古玩比康生多。 除了当场盗窃之卦，康生在购买文物时进行了充分的讨价还价。一幅价值数千美元的宋代绘画，他用十美分买下。他为价值超过八万六千元的绘画支付了两千三百六十四元，为价值七万四千元的古玩只支付了二百五十元。康生“购买的文物”价值总数只有八万美元左右，但是那时中国与国际市场相隔绝；于是估计的中国艺术品价值总额远低于其真正的商业价值。康生打折扣购买的文物在商品交易市场的价格是数百万美元。 文物局官员往往是很勉强地把他们的珍宝按康生所要求的价格卖给他，他们不敢拒绝他。当文物局的一位行政官员坚持康生支付的数目太低时，康生要他的秘书指责这位官员“缺乏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指责可以使此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诚实受到怀疑，并且提醒他，康生做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可以制订他自己的价格标准。 康生对中国古代文明及其文物的迷恋，与他作为文革教父的角色似乎是完全不一致的。但是中国的历史上，同样矛盾的事例是丰富的；康生不过是遵循了一种长期形成的模式。三千年前，自从中国首次出现王朝以来，当统治瓦解时，叛乱蜂起，叛乱者创建新的朝代。为这些剧烈动荡提供人力的农民，却很少能填补由他们帮助建立的帝国朝廷的最高职位；这些职位通常让给那些与倒台的统治者断绝联系的优秀学者，他们转变为下一个时代的改革家。 康生像历史上的许多朝臣一样，他爬上了比参加长征的农民将军和政委更高的位置，因为他可以把几个世纪以来的知识和权术运用自如。他对权力的欲望使他背叛了培育他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使他具备像达官贵人那样行为的条件。但是康生的权力越大，越不能抗拒他所抛弃的世界的审美乐趣。 最后，当他对权力的要求促使他背叛越来越多的同志时，康生似乎更喜欢让这些人的砚台、印章、绘画和书法作品来陪伴。他是一个热情的古物收藏者，也是破坏文化的同谋，然而，就是这种文化培养了他所热爱的古物。尽管他对人的影响巨大，康生却无力阻止恐怖手段不去毁灭美的事物，就算那些美的事物曾带给他如此多的安慰。 第六章 林彪的阴谋 他们是多么奇怪的一对：除了显示相同的疑病症之外，康生和林彪很少有共同之处，即使从六〇年代毛泽东与他同事们的相片上判断也是如此。康生是个文职官员，从未在军队里服过役，与红军只有脆弱的联系，他看上去完全像个笔直整齐的战士，站着几乎总是显得高高的，平肩——而林彪和其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却笨拙地站在一边，无法掩饰他们的大腹便便，这表明这些人是多么喜欢放纵他们的食欲。相片还显示，康生是中国统治集团中唯一接近熨斗的人。他的衣服干净俐落地熨烫过，他的裤腿摺痕线条分明笔直，而林彪可能会一连几天穿着他满是褶绉的制服。康生的全套服装以时髦的白衬衣和有标准高领的深蓝色毛泽东服为特征；而林彪的军服全部是单调的绿色。康生通常不戴帽子，向后削的高高前额，与展示的发型很相称；而林彪希望外人不要发现他那像撞球一样的秃头，不在头顶上戴上一顶不匀称的军帽，他从不会在公开场合露面。 文革时期毛泽东最接近的两位密友的个性完全不同。无论对遇见的人怀有什么感觉，康生都可以是位有礼貌的可爱伴侣，能够用一句话、一个眼神或一个手势使在场的人感到轻松自如。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些外国共产党员来访，他们排列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京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起拍照，康生骑士气概地把手臂环绕在一位年轻而穿着华丽的瑞典妇女腰际。按照那时候的中国风俗，他或许也会为她解开外套或在城楼上点上鸦片烟斗。而林彪在有其他人的场合会感到不舒服。他忧郁而冷淡——一位在延安会见过他的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把他描绘成“上层官员中最少人情味的人。” 林彪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在红军初创时期加入红军。在二〇年代末共产党的许多起义中，他证明自己是位才华横溢的将领。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平型关战役中，他的一一五师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部队，林彪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个打胜仗的共产党领袖。 一九三九年林彪身负重伤；据报导，军阀阎锝山的队伍错把他们当作日本巡逻队，结果他与他的卫队前往苏联治疗。复原之后，林彪留在苏联学习军事技术；据说他曾指挥一支苏联军队于一九三九年进入波兰。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林彪开始上升为共产党军队的上层官员。一九四六年国内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把林彪调到满洲，在那里他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打败了一些美国装备的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林彪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司令，这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力之一。他领导他的队伍从满洲向南通过许多沿海省份，以篼对优势的胜利占领北京和天津，最终到达广州。 战胜国民党之后，林彪领导过的中国军队被派遣去援助北朝鲜共产党，对抗由美国支援的汉城政权。林彪指挥过的中国军队差不多冲破了美国的防线，并且几乎占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司令部。 然而，在中国最初的长驱直入被遏止之后，林彪宣称自己有病，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他返回北京，像病人一样度过了其后的五年——这个时期正巧与康生的隐退相吻合，据推测是由于神秘而无法诊断的疾病所致。 林彪甚至比康生更厉害，显示各种极端疑心症的症状。他害怕出汗，一开始排汗，他就会停止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他害怕阳光和风，他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室内度过，他的外表萎缩而苍白。他会几个小时沉浸在古代的中医典籍中，然后以最刻板的异乎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比如他拒绝洗澡，因为他害怕水可能损坏他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也许林彪躲避水对他的体内确有好处，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体外他发出的气味使得与他的社交明显令人不快。 林彪也极其害怕可能损害他健康的过度活动，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大幅度地减少工作时间。他停止阅读官方文件，而依靠秘书为他作内容摘要。除了医学典籍和需要解释它们的辞典之外，他唯一阅读的书籍是中国军事英雄人物的传记。即使那时，他也要使自己不承担过多的风险，他指示助手为他阅读成堆的有关前代将领的书籍。对其健康的困扰、空虚以及为古代勇士的行为所吸引，林彪逐渐退人一个军事英雄人物的想象世界，这刺激了他获得荣誉的野心相欲望，同时又模糊了他对周围现实的感觉。 康生在间谍和特务的准军事世界中度过了许多年，但是他从未建立起与中共军队的密切联系。长征以及中共早期历史中创建军队的经历，给予许多文职官员与军事力量建立特殊关系的权力，当时康生正在莫斯科。在他返回中国之后，主管军事情报部达七年之久，但是这种参谋工作不允许他与军队有来往。在名义上，康生还是山东军区政委，但他是在北京医院里度过那段时间的。 不过，缺乏与军队的联系并没有阻止康生登上中共政治结构的顶层。毛泽东特地使军队服从于党；尽管被广泛引用的主席的格言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他的权威源于对党的全面控制，这是通过他朴实的超凡魅力、政治的敏锐和农民的智慧来建立的。 康生要比他大多数同事更早地察觉到，中国正处在剧变的边缘，从六〇年代初开始他与高级军官形成各种关系。中国历史告诉他，在动乱的年代，军队与秘密警察一样易于在损害文职官僚的情况下扩张权力。自从三〇年代末以来，康生一直利用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以改变他的命运，他自然在聚集于主席周围的将领中寻找盟友。 文化大革命前夕，人民解放军中毛泽东最重要的盟友是林彪。尽管他十分古怪，但是他已经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已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反过来，林彪促进了毛泽东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把革命精神置于火力装备和物质资源之上。林彪并非是简单地宣传毛泽东的理想；一九六五年，他已经开始攻击人民解放军中批评毛泽东的人——抨击许多与康生在文官一选所选择的类似人物。林彪的第一个著名的受害者是军队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他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时候遭林彪清洗。 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和林彪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工作。一九三七年康生到达延安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即使在林彪离开战场之后，他们之间的接触也是有限的。 但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当康生反对彭真的斗争达到高潮时，康生和林彪发现他们站在同一边，在发动文革的漫长而痛苦的政治会议上，林彪发表了有关军事政变的重要演讲。回顾最近在迦纳、印尼和亚非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之后，他宣称在中国“你们也可以嗅到一些味道，火药味道。”听到元帅的说法——这是林彪和他自己一样反对正统领导人的证据，康生开始讨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 康生和林彪不久便联合起来共同指控贺龙元帅，贺是一位实力派人物，且是林彪控制军队的潜在障碍。贺龙一八九六年生于湖南，十六岁时杀死了一个政府官员，他逃到山里，当上一群土匪的头目。后来他得到赦免，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事业共命运，而且为国民党招募军队。贺龙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乎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的所有军事活动。长征时他在党内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与日本和国民党的战争中，担任战地指挥而获得声誉。一位留着修剪过的小胡子、英勇而精神抖擞的人——除了康生爱炫耀胡子之外，中国共产党上层投有任何人留胡子——贺龙在一九五五年与林彪同时晋升为元帅。整个五〇年代，贺龙在式装力量中拥有显著影响；到六〇年代初，他已经成为（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军事委员会的执行首脑，并且监督整个军事系统。 一旦明白林彪准备搬掉贺龙，康生把一系列完全无辜的行动曲解为如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警告的政变阴谋。康生宣称，三个月前——一九六六年二月——贺龙和彭真密谋策划推翻毛泽东，私下计划改组北京的民兵组织。他利用一大堆只有部分真实性的欺人报导和巧合的偶然证据，污蔑贺龙元帅是所谓的“二月兵变”的领导者。康生抓住贺龙把手枪放在枕头下睡觉的习惯（战争年代留下的），以及贺龙鼓励体委把打靶作为体育的训练的倡议，一口断定贺龙阴谋夺取政权。和往常一样，康生仔细审查受害者的历史；他指控贺龙背叛中国共产党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四年八月，那时国民党使者熊贡卿与贺龙在栩西根据地接触，试图说服贺龙改变立场。康生认为贺龙出卖共产党，但这种说法完全是簸倒是非——听到熊贡卿的话之后，贺龙把他当作间谍处决了。不过康生引用这个事件作为贺龙与国民党私下接触的证据。 康生反对贺龙的主要同谋者之一是林彪的第二任妻子叶群。与刘新民在三〇年代短暂而不成功的婚姻之后；林彪重新结婚，他做出了一个幸运的选择：他拥有了一位对阴谋有鉴别力、并在党内有多年经验的无耻女人。自从她在三〇年代末到达延安以来，她一直是个研究助理，并且以她的方式逐步成为管理中央研究院的党委会秘书。林彪隐居时叶群担当起代理人的角色，为江青和其他文革文职领导人传递信息，从不错过任何促进其家族事业的机会。 叶群长期来对贺龙的妻予薛明怀恨在心。早在一九四三年，薛明在延安指责叶群是国民党间谍；叶群急需报仇。她帮助康生在武装力量中寻找可以支持反对贺龙的证据。在康生的监督下，一个专案组开始调查这位老帅的“罪行”，并且把他逮捕。康生以拘留贺龙为借口，特地对他进行了巧妙的虐待。贺龙长期患有糖尿病，因此康生把贺龙拘留在医院而不是监狱，显然是个宽宏大量的步骤。但是在康生的“照顾”下，拒绝给予贺龙无糖食物——这就使不必要的调查有了结果。没有适当的饮食和医疗，贺龙陷入昏迷，死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于是，康生除去了一位忠于共产党的战士，既无需死亡证明，又无需使自己因处决一位战场上的传奇英雄而出丑。 康生和林彪还联合起来清除了文化部长陆定一。在一九六〇年与一九六六年之间，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了二十三封匿名信，称叶群曾是王实味的情人；王实味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一九四七年做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处决。林彪不得不签署一个声明，叶群结婚时是个处女，但是严慰冰的指责使林彪和他的妻子渴望报仇。在康生和林彪的指示下，公安官员于一九六六年逮捕了陆定一，把他关进监狱，对他严刑拷打，试图迫他坦白利用妻子攻击林彪。为了避免同样的命运，严慰冰不得不假装患了精神病。 康生和林彪具有许多共同的目标，但是他们从未成为亲密的朋友。对于沉默寡言的林彪来说，康生过于苛刻和机敏；而叶群是个谨慎的女人，从延安时期以来，她一直不信任康生，她在那里看到他的手段是多么残酷无情。六〇年代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彪和叶群并不喜欢康生，尽管他们并不确忉知道为什么。 林彪及其核心集团确实独立于康生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虽然林彪在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亲密的战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林彪仍然是个局外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个领导人住在中南海；康生、江青和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主要居住在钓鱼台。但是林彪选择在毛家湾安置他的家，这是在北京西区一幢有围墙的宽敞建筑，从其他领导人那里驱车至少二十分钟。 除了林彪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和女儿林豆豆之外，毛家湾的居民包括林彪的工作人员有二十多人，其中有两个医生、两个私人警卫和六个秘书。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卫着每个入口，使其他中共领导人不敢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意访问。由于注重林彪的特殊地位（更不用说他确实的孤立）．北京的政府和党的官员开始把林彪称作“毛家湾”，正如美国人把总统和他的顾问班子称作“白宫”一样。 林彪是中国的最高将领，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人民解放军那样庞大而四处延伸的军事机器。当红卫兵横行于大陆，破坏许多人的日常生活时，地方军队的首领开始对周围日益增长的混乱作出反映，这显示了林彪的权威也是有限度的。 最有说服力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华中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红卫兵与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稳定的工人团体发生冲突。地方军队的指挥员陈再道将军恐怕形势失去控翩，选择了不理会来自首都的指示，动用军队镇压红卫兵。 康生和他的激进派同事被陈再道抵抗红卫兵的行为所震惊。为了强迫他谐调一致并且使他的反抗不扩散，他们派遣宣传干特王力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到武汉去。然而在王力和谢富治到达后不久，由地方军队支持的工人组织抓住了这两位使者，把他们推上大卡车在市区游街。王力在混乱的人群中遭到毒打，并且折断了腿。 陈再道的反抗被称作。武汉事件”，它威胁刊中国的分裂。北京的领导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康生、林彪和其他激进派，以及周恩来和稳健派都想结束这场叛乱。忠于林彪的军队空投劐武汉，以保卫机场和其他关键设麓，之后，周恩来飞劲这个城市以抚慰陈再道。这花费了他几天时间，但是周恩来最后以国家的完整危在旦夕说服了陈再道。在他的副手钟汉华和其他几个官员的陪同下，陈再道和总理一起飞往北京。陈再道的屈服警告了其他地区指挥员不要夺取地方权力和公开对抗中央政府。 康生从流产的武汉叛乱中获得好处，借以根除反对文革的高级军官。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夜晓，在陈再道到达北京二十四小时左右，康生在京西宾馆组织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红卫兵审讯和威胁陈再道、钟汉华和其他三位参与兵变的将领。几个穿着便衣的安全人员混人会场，康生指使他们对陈再道和他的同事拳打脚禺，暴行几乎持续了整个夜晚。红卫兵在第二天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一支解放军部队迅速面神秘地把陈再道和他的同伴带走，藏在一架电梯中，最终把他们护送剜另一个更为安全的地点。 陈再道的逃跑不太引起康生和激进派的关注，他们主要打算利用武汉叛乱来公开反对像胨再道和其他军队“反革命分子”的车官。在康生的监督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的新闻公报都准备了措辞强烈的文章。康生的助手关锋写了许多文章，但是康生亲自审查，并且插入“坚决教出军内一小报走资苏”的口号。以防止武汉事件重新出现为借口，各种报导号召打击“像陈再道那样的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反林彪的阴谋革命分子”。这种口号指示红卫兵要抵制任何反对林彪和设法保卫国家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解放军指挥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重整旗鼓，显示他们的力量以威胁军队中的竞争者。上百万红卫兵和士兵游行通过广场，向全国送出一个消．恩，中央领导人充分支持激进派。由于毛泽东暂时去华南旅仃，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林彪。在游行结束的时候，林彪坐电梯来到城楼下。康生和江青立刻招呼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到一边；他们告诉蒯大富，毛泽东本人同意支持红卫兵集会，而且赞成“揪出军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的口号。康生和江青命令蒯大富转告首都其他红卫兵组织主席评论的要点，因此他们可以把红卫兵扩展到全国。 康生和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说的话几乎立刻产生了影响。到八月初，遍及全国的红卫兵开始对抗军队——在有些地方，他们包围军队司令部；在有些地方攻击军官，把他们称作“军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有些地方，为了与军队和其他红卫兵派别斗争，他们打开人民解放军的弹药库盗窃武器。 然而这一次康生失算了。冒犯人民解放军的宣传闯人了禁区，激怒了许多将领。老帅们在“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失败了，不再由他们支配常规式装的人员，但是康生在文章中批判的地区指挥员确实控制着强有力的军队。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回到北京，不久他认为，重复由大跃进引起的破坏会危及整个统治。听了红卫兵冲击军队的报告之后，毛泽东阅读了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康生的文章，它们赞同反对“军内走资派”的运动。毛泽东以他清楚明白的手迹在文章复本的边缘写上“毒草”两个字。 毛泽东拒绝对“揪出军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承担责任，这使康生和他的盟友大吃一惊。面对毛泽东的反对，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放弃运动，并且寻求某种方式以掩盖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对康生来说是幸运的，在一九六六年疯狂的夏季和秋季之后，他已经回复使用代理人和特务的一贯手法，以隐藏他的活动的真正本质。他策埘的对“陈再道那样的人”和“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只有同伙中受到严藏书网格挑选的人才知道。他可以否认大部分反军队宣传的责任，他相信很少有人能够反驳他。 康生、江青、陈伯达与林彪协商之后，他们决定谴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宣传机构。康生记得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位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建立“五一六兵团”来对付周恩来和进一步破坏军队。康生提议，五一六组织可以当作代罪羔羊。 江青和康生在八月中旬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它现在已经正式取代政治局。文革小组领导人指示戚本禹也来参加；他正在忙于搜集有关周恩来的罪行材料。与激进派领导人的大多数聚会不同——那些聚会是逗弄和取笑夹杂在讨论中——这次会议有一种克制的气氛。当所有与会者到达时，江青把一袋资料递给康生。康生宣布，一场促使军队混乱的运功和五一六兵团的组成已经产生了“问题”。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在这次会议之前决定，这些人要对“错误”负责，他们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自我检查”期间应该解除他们的职务。当三个受害者知道他们的命运时，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呆呆地看着。最感到吃惊的是王力和关锋，将近二十年他们一直把康生当作自己的保护人；中国人的习惯要求康生终生支持他的门徒；但是在他们可以开口自我辩护之前，公安官员进入房间，给他们戴上手铐带走了。他们被关在秦城监狱达二十一年之久，直到一九八八年才被释放。 一九六七年九月，顽强的省军区指挥员继续取缔红卫兵。康生知道他仍然处于危险之中，决定进一步撤退，甚至以更为戏剧性的语言表示他的清白无辜。他强调他破获了一个阴谋家网络，命令逮捕《红旗》杂志副主编林杰和《光明日报》主编穆欣，他们俩是王力和关锋的同伙。康生指控他们四人组成一个阴谋小集团。任何对康生有所保留的省军区将领现在重又确信他决心消弭军队的反对声浪。 康生有理由害怕出卖长期的同伙王力和关锋会激怒他们的朋友。他尤其猜疑李广文，中央党校康生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和红卫兵主要派别的领袖，一九六六年末被拨擢为文化革命小组负责宣传的王力的副手。为了抢在宣传机构和党校中他下属的任何阴谋之前采取行动，康生在九月底召见了他们。他告诉他们有关倒台的同志的“罪行”，然后演出了一场最为离奇的闹剧。他指责李广文背着他为文革小组募集宣传人员；为了除去李广文，康生宣市李广文将返回中央党校。于是，康生突然发了一顿脾气，一边摔东西一边诅咒，他一手插着腰，一手指着李广文，像疯子那样歇斯底里：“你是什么人！你是叛逆，居然敢这样放肆！”李广文只能吃惊地盯着康生，他从志趣相投的意识形态专家一下子变为恶语咒骂的审讯者。 后来，李广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申明自己无罪，并且诉说了康生对王力和关锋的出卖。六天过去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答复，李广文开始寻求其他方式以揭露康生的欺诈。大约两个星期后的十月八日一早，李广文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贴出他个人签名的大字报，号召打倒“大野心家、阴谋家和刽子手康生”。武葆华对大字报十分警觉，他已经接替李广文成为中央党 6821." >校红卫兵的头目；康生命令武葆华立刻撕掉大字报，以阻止李广文的指责扩散到校园之外。康生还让武葆华逮捕李广文，红卫兵抓住李广文，揪住他的头发去参加批斗会，激进的学生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反对康生的大字报在几周内继续出现，但是康生现在已经控制了局势；康生把他们当作王力和关锋的追随者以及他过去在延安所揭发的“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后裔”，予以免职。即使面对所有的敌人，康生也知道他没有什么理由害怕他们的连续进攻会威胁他的地位。没有幕后的支持，这种运动很快就会消声匿迹。 在康生对李广文发怒的过程中，在场的许多干部开始呼喊支持康生。然而有一个人仍然保持沉默：中央党校的一位司机姜自臣。康生转向他，指责他为贾政工作。贾政是失宠的党校前副校长。这位普通的司机答道，他曾写信揭露贾政思想上的问题：康生坚持要姜自臣说明自己如何送信给中央领导同志。萋自臣答遭，他是委托马列研究院的王某某转的信。康生冷笑一声，宣称王某某是个特务。他要求姜自臣解释他与这个特务的关系。但是姜自臣除了驾驶..汽车之外没有更大的野心，他不会被吓倒。康生这一次发现他惯用的虚伪指责是无效的，他放弃要求，偷偷地退出会议。但是不久他进行了报复。在康生的指示下，这位无礼的司机受到留党察看八年的处分——命运改变了姜自臣的日常生活，他要为生存而斗争。 武汉事件显示了林彪影响的局限，但是这位患有疑病症的秃顶元帅绝非是一股失去效能的力量。其他任何将领的权力都没有林彪大，因此康生继续向林彪和毛家湾军官集团的盟友靠拢。武汉事件之后，康生帮助林彪清除那些阻碍他在首都的权力的将领，并且获得对驻扎在北京的军队的更有力控制。康生对林彪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第九属党代会上，他帮助林彪正式确立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地位。 第九届党代会早就该召开，党章规定，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但是上一届党代会是在十一年前召开的。六〇年代初的灾难使领导阶层对召开新的党代会失去信心；文化大革命使党代会进一步拖延。然而到了一九六九年，第九届党代会的召开显然是为了恢复稳定，并且使激进派新获得的地位合法化。 中央委员会已经认可清除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是全会需要发布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无政府主义的终结和神化那些以胜利者身份出现的干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会议接受了一个修订得大力精简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由它来选出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第九届党代会的关键角色之一康生，负责起草有关国家状况的冗长政治报告，这份报告由林彪提交给千余名代表。原来是指定陈伯达来选写这篇林彪演说的，但是他到三月中旬还没有任何进展，因此康生就接了手。毛泽东对草稿作了大量修改，但是康生仍然能够陶醉于对其作品审核的赞美中。 康生还帮助准备新党章，他利用它来促进毛泽东和林彪的利益。康生大力推进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是从一九五八年八届二中会议审议的章程中搬过来的。他还连续几年进行游说，促使林彪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继承者，来博得这位元帅的欢心。康生宣称：“许多同志建议，第九届党代会应该热情促进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党代会即将召开之前，林彪虚伪地提议从新党章中删去涉及他的部分。谄媚的康生立刻表示反对：“林彪同志非常谦虚。他要求我们删去党章中涉及他的部分。我们的意见是这个部分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整个社会所公认的。” 康生介绍说，新党章是社会主义历史中空前辉煌的文件。他宣称：“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九年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是非常冗长的，一九一九年的党章……是如此冗长而繁琐，以致人们无法记住它。”他的发言好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完全超越了恩格斯和列宁：一九一九年的党章“可能受到思格斯《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ammunism）的影响……它充满了琐碎的细节，甚至谈到住房问题。”康生毫不犹豫地批评恩格斯这位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 康生还帮助周恩来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在一个小组挑选新的政治局成员。着眼于林彪的利益，康生协助林彪的妻子进入政治局。提升叶群是个棘手的任务；在党代会召开之前的数周内，毛泽东曾暗示，他怀疑指定江青或叶群进入政治局是明智的。毛泽东并没有打算破坏江青的公职；但是领导人的妻子在党的高级会议吵吵闹闹的景况使他不舒服。 康生有他自己的观点。他显然并不打算反对毛泽东，但是他看到支持江青和叶群为政治局成员的好处：两个女人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康生相信她们会对他投挑报李。有林彪在工作小组的代表黄永胜的支持，康生可以为所欲为：两个女人都列入提交给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成员的名单上。 在他协助创建新的政治局时，康生并没有忽略自己的未来。毛泽东当然还是毛主席，林彪是副主席，但是与他们一起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只有其他三个人：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自己。现在这是正式的：康生成为大陆五个最高领导人中的一个。 党代会之后，康生继续讨好林彪。他命令中央党校的研究员准备“突出林彪”的文章，并且建议出版一个与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相同的林彪语录。康生还故意在公开场合赞扬林彪，他说：“长期以来林彪同志和毛主席一起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是毛主席的最好学生。他是我们党内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谁还能要求更多的东西？毛泽东和林彪都对康生的态度无法挑剔。 对林彪来说这是不幸的，国际上的发展开始干扰中国政治，而对外政策并不是林彪所擅长的。文革开始的同时是印尼政变和越南战争的爆发，但是中国领导人过于专注于国内问题，以致没有注意将近三年来的外部世界。然后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的狭长江河滩上发生冲突，那只是两国之间的边界。在严寒地带——中国人称之为珍宝岛，苏联人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发生的战火震动了北京的领导人，他们明白，国家面临与强大的临国进行战争的可能性。中国首都都争论的政策忽然集中到如何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作出反应。康生和毛泽东不久就觉察到，林彪缺乏接替主席的气质，他仍然独立于对外政策之外。 林彪忽视外交事务的一个方面是他不愿意接待来访的代表团。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最亲密的盟国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贝契尔·巴卢库（Bgeir Balluku）访问北京。那时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才两个月，所以阿尔巴尼亚人热衷于支撑他们的国际地位。林彪试图避免会见急切的阿尔巴尼亚同志，他以身体欠佳作为理由。巴卢库最后提议，他和林彪至少应该在一起拍张照。这个折衷办法令林彪无法拒绝；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安排了一次拍照的机会。巴卢库在一群摄影师面前热烈地拥抱林彪，但是闲聊了不到五分钟之后，林彪说了声：“请原谅，”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房间，他对他的一位秘书说：“我无法忍受接触西方人！” 一九七〇年，他在几次正式场合显得笨手笨脚，舆论也表示，“毛家湾”的人对外交政策不感兴趣可能会产生问题。那年五月，毛泽东选择林彪来宣读一份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声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似乎立刻有几分迷糊不清。他啷嚷着：“我要谈谈越南，谈谈北越和南越，半个越南。”明白这样很愚蠢，林彪止住他即席的混乱语言，改成宣读为他准备的主席声明的文本。他设法完成了这次演说，只出现了一个产生歧义的错误，他把“巴勒斯坦”念作“巴基斯坦”。这个事故听起来可能并不重要，但是中国统治者绝不会忽视这种失言。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年对林彪来说是幸运的。他幸免于武汉事件；在第九届党代会上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遍及中国的各处工厂、火车站、学校、医院、政府和军事设施，他的照片挂在毛泽东的照片旁边。然而，当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庐山召开时，所有这一切都开始得到澄清。庐山是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和林彪的前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摊牌的地方。 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的议事日程中主要的议题是，是否需要一部国家宪法。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宪法是在五〇年代颁布的，它所表达的东西与六〇年代的混乱毫不相干。一九六九年第九届党代会上批准了新的党章，一部新的国家宪法一旦被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就可以使文革创建的政治结构定形。但是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党必须决定是否需要一部国家宪法。 在中央委员会开会前的几个月，林彪和叶群把宪法问题当作推进林彪地位的一次机会。一个附带的问题是，是否保留国家主席的职位，一九六六年清洗刘少奇以来，这个职位一直空缺。林彪进行强有力的潜说活动，赞成保留这个职位。他建议应该由毛泽东来填补它，但是他的真实动机是希望自己成为国家主席。毛泽东并不太想当；一九五九年之前毛一直拥有国家主席的头衔，他已经没有兴趣重复这个经验。毛泽东并没有像林彪所期望的那样提议林彪担任国家元首。而是宣称，中国最好不设国家主席。 在庐山进行的另一个争论是“天才论”，一种强调特殊才能的个人作用的历史观。林彪和他的支持者要在新宪法中插入一些涉及这个概念的内容——表面上是赞美毛泽东，而实际上是使人们注意林彪，它暗示林彪自己就是个天才，他的地位要高于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除了主席之外。 康生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起草新宪法，他遵从毛泽东的旨意，反对林彪的计划。中央委员会在庐山集会前几周，有关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争论似乎消声匿迹；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将开会三天，审批宪法草案，然后在宣布全党团结的可喜状态中休会。 然而林彪、叶群和他们的将军集团固执地加紧努力，要使中央委员会审批天才论，并且把国家主席的职位写入新宪法。周恩来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始时，简要叙述了以后几天的议事日程。然后康生发言，介绍新宪法草案。但是林彪不顾一致通过的议事顺序，站起来并且提交一份赞扬毛泽东和天才论及保留国家主席职位的厚厚发言稿。 林彪的违反礼仪完全使康生乱了手脚。他要求陈伯达下一个发言，但是陈伯达拒绝了，康生除了继续进行下去外别无选择。他临时准备了一篇孑盾的话，引用了一些林彪的话，但是小心地避免赞成他。 向毛泽东所确定的议程挑战，林彪和他那无组织的追随者不得不进一步斗争，并且试图说服中央委员会接受他们的建议。林彪的人都是将军和政治委员，他们不知道如何制作中央委员会会议所需要的书面材料，因此许多负担就落到了陈伯达身上。陈伯达是依靠毛泽东才晋升到高级职位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他开始倒向林彪。不过他最近感觉到，由于离开了曾是他盟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的权威，他正遭到遗弃。确实，陈伯达还在对康生夺走他起草林彪在一九六九年第九届党代会上的报告的工作面生气。甚至在此之前，康生把王力和关锋当作反“军内一小撮”运动的代罪羔羊，这也使陈伯达开始担忧他自己的命运。 陈伯达的起居安排也反映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中老盟友的疏远。他从钓鱼台搬到北京西部米粮库胡同的一个大院，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分离开来。同时，陈伯达试探林彪的反应，不久前，陈伯达与他的福建老乡叶群经常打电话联系，他也开始向林彪和叶群赠送书法作品和其他礼物，他们把这些艺术品悬挂在卧室。不过，考虑到与林彪的接触过于明显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陈伯达很少访问毛家湾。如果他要去，也会让他的司机绕圈子甩掉后面的尾巴。 到一九七〇年，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集团的正式成员，向他们提供林彪军人朋友明显缺乏的起草和研究的技巧。但是对于更精明的康生、江青和其他激进派来说，陈伯达的装备太差。陈怕达是个给人威严错觉的粗心教授，而不是宫廷阴谋的大师——他从来不具备身为毛泽东的捉刀人所应拥有的才能。更糟的是，陈伯达浓厚的福建口音使许多人听不懂他的话，迫使他在大型会议上依靠翻译。他无法符合在家乡省份之外做一个公共发言人的要求也许无关紧要，如果他的头脑更为清醒的话。但是一位在五〇和六〇年代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翻译了一些陈迫达的作品，他这样表述，“他的头脑完全是个灾难。他写的每句话似乎都有错误或者不合逻辑。”陈伯达精神上的缺点对康生来说并不是秘密，康生在玩智力游戏方面要比陈伯达略胜一筹。有一次陈伯达评论大部头的《康熙字典》——十七世纪四万多汉字的汇编——没有包括红卫兵的词语“揪”字和“砸”字，康生立刻把它们翻出来，证明他是错的。 陈伯达的弱点是明显的，而他却忽然恣意地投入推销林彪的想法。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委员会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在每个小组中，林彪的代表都发言赞扬元帅对天才论和保留国家主席的支持。陈伯达的发言是最直截了当的，表明他是林彪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毛泽东决定阻止有系统地推进林彪的议事日程，他因此在第二天召开政治局党委会议。毛泽东告诉他的四位同事，中央委员会应该休会，对林彪发言的讨论应该停止，陈伯达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危险地偏离一年半以前在第九届党代会上所建立的团结精神。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准坚持，谁就去当，反正我 4e0d." >不当！”到会议结束，林彪和陈伯达都知道他们失败了。 康生和周恩来迅速行劝来巩固他们的胜利。他们迫使林彪的将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对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小组会上的发言作自我批评。完全支持林彪的陈伯达没有如此轻松地逃脱处分：他被撵出政治局常委，并且被迫在中央委员会作自我批评。为了保证陈伯达能充分地陈述他的罪行，周恩来和康生同意，康生应该起草有关陈伯达行为的发言，而周恩来本人应该在中央委员会宣读它，因此，陈伯达不可能利用他无法理解的口音来掩饰其窘迫。在中央委员会闭幕式之后，陈伯达来到周恩来跟前表示感谢，周恩来正在与康生谈话。 周恩来接受陈伯达的谢意，并且提议他也要感谢康生起草发了言稿。在陈伯达说起其他事情之前，康生无礼地评论道，“不要怕鬼！”——他的意思是陈伯达不应该为在其他干部面前亮相而感到不安。 回到北京的最初几周，陈伯达把时间用于阅读和长距离的散步。但是到了九月末，当局指示他不要再在公共场合散步，以免外国人看到他，那将是“不适宜的。”从那时起，他被软禁起来。 虽然受到庐山事件的大震动，但是林彪和叶群感到安慰的是，陈伯达成为他们迂回绕过毛泽东的笨拙企图的承担者。回到毛家湾，他们立刻从卧室的墙上除去所有陈伯达送给他们的书法作品。 林彪和叶群把陈伯达的跌倒看作是减少进一步麻烦的缓冲。但是康生把它当作推进另一步骤的手段。尽管他无耻地奉承和利用林彪，但是康生从不会失去谁拥有权力的感觉；只有当林彪是毛泽东的谄媚门徒时，康生才会急于协助这位元帅改善他的形象。但是在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出现一点分岐的时候，康生就会毫不犹豫。在庐山会议的讨论中，他一直对设国家主帘和天才论持批评态度——他也煞费苦心地向处于支配地位的同伙做出暗示。康生得到的回报是被晋升为中共统治集团中的第四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他还从陈伯达那里接手了党的整个宣传机器，扩大了他已经控制的国际联络部，安全系统和组织中的基础。 康生的飞黄腾达，最终接替毛泽东本人而达到权力的顶峰可能是他的另一步骤。不过，正当康生的未来似乎不可能限量的时候，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他得了重病：根据诊断，他的腹部生了一个恶性肿瘤。康生继续行使权力，从家里向外施加影响——为江青和其他人起草文件，向他监督之下的部门发布指示——但是他再也无法重新得到他以前所具有的生命力了。 康生的病情使他无法参加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集合，也使他不能目睹林彪另一次的表演，这次表演给林彪时代划上了句号。从人民共和国的早年起，高级领导人向来习惯在正式场合按向上的顺序安排位置，毛泽东总是最后一个出现。但是当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的汽车在天安门城楼停下的时候，他发现林彪还没有到。林彪在几分钟后出现了，他解释说：“我在出汗，所以我迟到了。”主席对林彪的失礼吃了一惊，他答道：“谁不出汗！”为了戏剧性的效果，他在每个字中间都作了停顿。两位最高领袖一起乘电梯来到检阅台；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以雷鸣般的欢呼向他们致敬。毛泽东安下心来欣赏着人们的活动，但是林彪在五分钟内兢起身离去了，他向在场的一些领导人说他担心自己的健康，却没有向毛泽东作任何解释。九个星期之后，康生开始疏远这位愚蠢的元帅；七月六日，他要曹轶欧给中央党校的领导人打电话，指示他们销毁每一本《林彪选集》。 在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拜占庭方式中，林彪有麻烦的暗示，对于《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感觉灵敏的读者来说是有用的。七月和八月，两份书报都发表了一张由江青（业余摄影师，其他事情也一样）拍摄的林彪照片。照片的构图是平常的：林彪坐着，全神贯注地阅读毛泽东著作。不过有一样东西是特别醒目的，林彪没戴“帽子”。这位将要成为帝王的人没有冠冕……也没有头发！对林彪来说，他曾竭尽全力地隐蔽他的秃顶，这张照片的发表显示了一种痛苦的窘迫。 林彪知道，除了孤注一掷，现在任何行动都救不了他。在他的儿子林立果一一一他是空军部队的头领——和其他几个将领的协助下，林彪开始拟订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早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就开始把他所创建的私人特务机构“联合舰队”扩展为在上海、南京、广州和其他几个城市都有秘密据点的组织。与一些专门来自军队的阴谋家合作，林立果策划了一个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的阴谋，这些数字与汉语“武装起议”谐音。 毛泽东不久得到情报，林彪试图组成联盟来反对他，这使他警铃大作。八月十四日，主席动身到华南。他访问了一些城市——长沙斌汉、广州和杭州——每次停留，他都询问地方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如果北京发生改交，他们将持何种态度。林彪从他的军队同志们那里得到毛泽东活动的情报，因此他明白，主席在猜测他忙些什么，而且可能正在讨论对策。对林彪来说，时间正在流逝。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林彪下令暗杀毛主席。在美国轰炸机轰炸北越之后，阴谋者便给毛泽东起了代号“B-52”。林立果及其特工计划从空中轰炸接近上梅的主席专用列车，以地面发射的火箭和喷火器攻击和摧毁列车。作为对成功的最终保证。林彪已经指示一位毛泽东认识并且信任的军官王维国登上主席在上海的列车，用手枪击毙他。然后林彪将把毛泽东死亡的责任推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的职责包括上海），并且宣称由他本人领导北京的紧急政府。 在阴谋者准备行动之前，毛泽东的专列于九月十日安全到达上海。毛泽东留在他的专列中，会见了许多来访者，其中包括许世友。主席问许世友，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他会做什么，许世友简洁地答道：“率领我的部队北上，重新占领首都！”指定的行刺者王维国来到车站，但是被留在候车室，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列车在九月十一.日晚上离去。王维国立刻向北京林立果的司令部报告毛泽东已启程，但是原因至今不清楚，林彪的人没有任何调动去攻击列车。毛泽东在第二天黄昏到达北京郊区。首都地区有他的长期警卫领导的八三四一部队，这使暗杀的企图完全不可能实现。 林彪已经撤到比较安全的北戴河，他在那里等待毛泽东被暗杀的消息。万一阴谋失败，林彪计划飞往广州，那里有他的盟友、军区司令员丁盛；一旦到达广州，林彪将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尝试与外国建立美系，并且开始与北京的权力机构谈判。林彪和他的盟友原计划在九月十三日奔赴广州，但是这个计划也遭到失败。周恩来得到消息，林彪一家正在准备不寻常的事情。周恩来开始询问一架飞往山海关的运输机，山海关离北戴河约二十英里，那里的机场离林彪常去的别墅最近。显然，北戴河保卫处也接到林彪第二天早晨计划飞往广州的报告。随着敌人从周围向他们接近，林彪和叶群断定，在没有意外因素的情况下，广州兵变已不再可能。于是，他们决定飞往苏联。 由儿子、一名警卫、一个空军将领、一个助手和一个三人机组（包括飞行员潘景寅）陪同，他们在九月十二日夜晚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林彪一伙仓惶逃窜，在起飞时，这架三具引擎、可乘坐百余位旅客的三叉戟飞机的起落架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飞机强行起飞，但是油料不足——林彪到达之前，在警察的紧紧追击下，没有时间给飞机加油。油箱几乎是空的，潘景寅只是希望黎明前在离首都乌兰巴托约二百英里的蒙古肯特省的草原上紧急着陆。在飞机降落之前的最后一刻，所以乘客都脱去了鞋子、手表和任何可能伤害他们的金属物件。但是潘景寅驾驶的飞机速度太快——在它着陆时，右翼撞到了地面，机身开始断裂，右翼的油箱突然炸开，剩下的汽油燃烧起来。机上的九个人立刻死去，部分被撞死，部分被烧死。 飞机坠毁的消息一天以后到达在北京的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那里。姬鹏飞向在场的几个人禀报：“他们都死于飞机失事。多么奇妙的结局！”周恩来把林彪的消息限制在领导官员的很小范围内，包括康生，他是在同一天得知林彪死去的情况的。他直刻让曹轶欧给中央党校的领导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并且向他们保证，“康生憎恨林彪。” 有关康生卷入林彪阴谋的某些谣传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不过，康生追随林彪及其志同道合的贪婪将领是不争的事实，康、林两人政治上的亲密显然在林彪试图夺权的这段时间内是令人困窘的。毛泽东以前热情地接受林彪，这减少了康生过去与林彪联系的危险，但是康生不再有机会歪曲他与林彪的关系以及强调他总是不信任和看不起林彪。在可怕的疾病的打击之下，面对他自己必死的想法，康生仍然只对一个人保持真实：他自己。 第七章 最后的出卖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林彪死后五个月，当乘坐空军一号座机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北京着陆时，中美之间长达二十三年的关系破裂正式结束了。从那时，中国似乎面向外部世界，它把十年的疯狂和恐怖留在身后。六〇年代末被清洗的干部重新出现在办公桌旁。即使在文革期间失宠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也恢复了名誉（使康生、江青和其他激进派领导人极其沮丧）。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承认在思想上的严重错误，但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一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 一九七二年，各种事情开始恢复正常，但最初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本质上。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仍在继续。红卫兵无数次欢呼“毛主席万岁”，但是在毛泽东接近八十岁时，他明显变老了；他的生命不可避免将在不久后临近终结。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图谋利益，为控制大陆的各个部门而相互争斗。即使是等级较低的干部也感觉到，他们正在目睹另一场风暴之前的宁静。 一种几乎是梦幻的气氛笼罩着北京。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当红卫兵各派别互相斗争或与军队斗争的时候，战线迅速地日益清晰起来。但是红卫兵消失了，他们的大部分早在一九六八年秋天就开始右计划地送往农场工作；大字报不再作出导致干部们处于攻击之下的预示；一种不祥的沉默笼罩着大地。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皮影戏舞台，军队在幕后操纵，只有在他们的形象摇曳不定的时候才偶尔放弃他们的位置。事实与虚幻似乎融合在一起，就像闲言碎语制造出各种剧情，而剧情叉承担着它们自己的现实。 康生是在北京流传的许多谣言中的中心人物。根据有些说法，康生利用林彪的死来偷偷接管由林彪为准备夺权而组织的私人特务机构。据说康生指定几位他最信任的助手来管理林彪的秘密网络，把他个人的安全组织扩展为在广州、上海、海南、沈阳和北戴河都有据点、并完全独立于党和政府的一支力量。 北京的党内冲突的爆发点是对林彪鬼魂的不宣而战——这也同样严重威胁和损害毛泽东的声誉。主席亲手逃选林彪做他的接班人，这破坏了他自己受命于天的一贯正确的领袖声誉。当许多普通公民最后读到旨在使林彪的品质蒙受耻辱的宣传报导中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时，他们平静地反映，死去的阴谋家一直是正确的。大众的观点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是统治混乱无序的症候。共产党领袖曾经随意假设，毛主义的宣传总会保护他们的权力免受挑战，现在他们面对着异己的公民，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口号争论和对一个显然是有缺陷的领袖的强迫崇拜．使他们与党的领袖日益疏离。 林彪的背叛事件是如此敏感，以致有关他拙劣的政变及其死亡的消息对普通的党员隐瞒达两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才非正式地在全国宣布。然而在林彪正式失宠之时，外交部拒绝给驻华外交官有关他状况的任何指示，除了说不应在国宴上为他祝酒。 贬低林彪而又不伤害毛泽东并非轻易之举。统治者拒绝在林彪死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公开说明他的毁灭，这就必须导致利用影射和讽喻来否定这位叛逆元帅的地拉。更为复杂的事情是，数十位林彪的盟友和门徒在他死亡和失宠时受到委屈，这毁灭了他们自己荣誉和权力的梦想。许多林彪的支持者抵制那些党内流传他阴谋反对毛泽东而随后失踪的描述；毫无疑问，有一个林彪阵营的人躲藏在一本题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的神秘的书背后，把林彪扮演为殉难者。使少数亲林彪的军队首领中立化，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最重要的任务。 在毛泽东决定把林彪描绘成“极左思潮的根源”之后，最初破坏林彪名誉的企图是以反对“极左思想”的运动形式，这可以适当地说明其背叛行为。一个问题浮出台面：毛泽东和红卫兵菁英是最为“极左”的，因此任何一场反对左倾激进派的运动都可能事与愿违地牵扯到毛泽东。毛泽东需要一种方式来处置林彪，而又不危及对政权的革命信任。作为一种折衷方案，他把消除对林彪的同志的计划升级为一场全面批孔的运动——这是中国正统哲学传统的基础。透过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毛泽末希望一边把林彪当作封建反动分子——他阴谋推翻无产阶级的毛主席——令他丧失名誉，一边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各种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登载作为修正主义者原型的孔子和林彪的故事。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痛苦和灾难耗尽了人们对群众运动的热情，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很小。 康生已经证明过去他在操纵这类敏感问题时是一位大师，但是现在癌症正在侵蚀他的身体，使他丧失在北京不稳定的对峙中获取个人利益所需要的精力和集中力。康生在他小石桥胡同的家里与有趣的朋友和伙伴保持接触，他仍然会兴致勃勃地说话，出示他艺术收藏中一些稀世珍品。康生最频繁的来客是江青，她带来令人满意的礼物——北京的地籍册、盆栽植物和她的相册——但是迅速地把政治引入对话；她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与康生密谋如何促进她的事业。 康生并没有完全闭门不出。一九七二年他出去的时间，足以实施对文化局仓库的最后掠夺，来补充他所盗窃珍宝的积聚。康生还在死去同志的追悼会上送花圈，使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是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信号，他本人还未退出政治舞台。康生是如此渴望利用葬礼来保持公众对他的注意，以致会给陈毅和王稼祥那样的人送花圈，他曾经把他们逐出办公室，并且竭尽全力置他们于死地。 康生害怕他可能不如毛泽东活得长久，这加强了他对其在历史地位的专注。他判定江青是个关键人物。如果毛泽东死后她以现代女皇的身份出现，康生本人也许能够在主席的宝座上度过荣耀的几个月。如果他活不了那么久，康生至少可以在死的时候知遒，人们会记住他在中国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是个受尊敬的人物——假如江青继承毛泽东的衣钵。三年来，康生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工作和密谋策划的。 使中国朝着康生所赞同的方向发展并非易事。他已经使用了书本中记载的各种谋略来确立自己是大陆最高贵族之一的地位，但是他的胜利只是来自无数次彻夜不眠的计划和对指控他人的文件的细致搜寻。到七〇年代初，他不再有精力在“斯大林时间”搞阴谋了。 而且，在康生需要好运气来补偿他恶化的健康时，毛泽东打乱了他的深谋熟虑，毛泽东提名周恩来为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首脑。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力保持某种稳定，但是他不得不与人分享权力和进行妥协。不过在最后几年，他的幸运之星正在升起。向美国开放中国正是周恩来的首创精神之一，在七〇年代初，它有助于把理性的因素带人中国的政治中。现在在毛泽东的赞同下，周恩来登上了权威的新阶梯。 康生病得太厉害，以致他不能自己来承担周恩来的新职责，但是他深深地怨恨毛泽东给.周恩来如此多的权力。正如康生所知道的，有益于他操纵政治的非理性和虚无主义的气氛，会让位给在周恩来的温和节制下更为稳定的状况。 二〇年代在上海，周恩来让康生主持共产党秘密机构的工作，康生与周恩来曾在一起密切地合作。但是康生在延安滥用权力以及后来残酷地迫害刘少奇那样的领导人，冷淡了他们的关系；周恩来有耐批评康生的过度行为。康生和周恩来相互留意各自的权力，保持着一种袁面的和谐——有时甚至在一起工作，比如他们在庐山反对林彪。不过，不信任深植于他们热诚亲切的举止之下：康生从幕后指使盟友，以抗战时期与汪伪政权勾结，以及容忍“专业化”和“只抓生产不抓思想”的微妙指责来攻击周恩来。周恩来经受住了康生要打倒他的艰难尝试，但是这一切强化了他的感觉：康生是个需要警惕的无情而又危险的人。 对康生来说，到毛泽东跟前直接批评周恩来，即使不是危险的也是无效的，因为这将对毛泽东的判断提出公开的挑战。康生只是希望破坏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六〇年代中期，康生使毛泽东相信，京剧《海瑞罢官》是某个阴谋的一部分，他利用旁敲侧击的方法使毛泽东得出预期的结论。康生决定，这又是对待毛泽东的最佳方式。 到一九七三年年中，召开新的一届党代会成为十分迫切的事情。确实，第九届党代会以来只过了四年，中央领导人在第七届、第八届和第九届党代会之间的间隔时间更长；但是林彪那令人吃惊的政变使早日召开党代会变得十分重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召开了第十届党代会，康生在主席台上坐在周恩来的旁边。但是康生与几年前那个精悍的人已不在一样：现在他隆起身子，苍白的皮肤，凹陷的眼睛，是个垂死的老人了。然而他仍然控制着组织部，对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和随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他是一致通过把陈伯达称作“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洛茨基派叛徒和修正主义特务”的背后动力；陈伯达是康生以前的同事，在一九七〇年的庐山会议下台。根据康生的证据标准，对陈伯达的指控是十分平常的：他在留学奠斯科时与苏联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有接触，在中国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时曾被国民党逮捕。 党代会还批准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第三个党章，删去了令人尴尬地涉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部分。不过另一方面，新党章是个妥协的产物，没有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而且组成了一个激进派与实用主义者相结合的不稳定的领导班子。毛泽东仍然是主席，党代会还任命了五个副主席：周恩来、康生、来自上海的左派王洪文、叶剑英元帅和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康生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副主席的职务。尽管他在生病，这次擢升恢复了他的政治欲望，并且鼓励他思索，他可以把批孔转向批周，继而削弱周恩来的基础。利用历史的隐喻来攻击敌人——中国成语称之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这是宫廷阴谋中的古代传统，在公众意识中根深蒂固，康生耜信，它在七〇年代还会起作用。 康生把反对周恩来的阴谋付诸行动，他命令他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准备一篇《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文章，这是孔圣人如何把挑战他权威的对手置于死地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康生曾建议他们罗致赵纪彬教授，一位六十八岁的中国哲学专家，曾任山东大学文学系主任，一九六三年调到中央党校，现在是康生的笔杆子之一。赵纪彬是有资格起草康生现在命令他写的论文的。这个故事没有历史基础，但是康生利用它对孔子和周恩来进行类比，他们同样出身于上流社会，而少正卯和毛泽东的背景都很低下。任何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舍把握隐涵的信息：周恩来是毛泽东潜在的死敌。 江青对康生恢复活动的水平以及对周恩来的攻击喜出望外，她参加且发动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是针对周恩来的。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末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江青在不泄漏康生策划批周的情况下，对他的贡献表示感谢。 康生太虚弱了，以致无法自己冲锋陷阵，在这个也许是他最后的重要运作中，他指挥着其他人。在江青集会的两天之后，他打电话给中央党校他的副手之一，询问有关赵纪彬教授的健康情况。康生对赵纪彬提供的有关孔子杀死少正卯的文章作出好评，建议他现在起草一篇赞扬柳下跖的杂文；柳下跖领导了一次古代中国的奴隶起义，并且否定孔子和他的哲学。正如康生再现另一个古代的故事是为了当代的目的一样，这个中国的斯巴达克（Spartacus）的传说强调贵族周恩来和无产阶级毛泽东之间的隔阂。 康生开始进行他的阴谋的下一阶段，他命他的秘书给江青写信：“最近康老提到，可以从古书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庄子·盗跖》篇中奴隶起义领袖痛斥孔子，骂得很痛快。他要我告诉党校，请赵纪彬教授加以注释，并翻译成白话文，题目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完成以后可以把它印出来，在中央领导同志中传阅作参考。” 在康生的指示下，六〇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他私人宣传小组的“唐晓文”撰写了无产者柳下跖攻击贵族孔子的概要文章。随着越来越多的批孔文章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古代历史和当代争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明显。 康生给中央党校研究人员的另一个指示是编辑一系列二年代和三〇年代批孔的文章，那时中国的作家和学者向指导中国人两千多年的陈腐的正统思想挑战，那是知识分子内心骚动的声音。康生的人员写了一篇文章，回顾现代中国著名的讽刺作家和知识分子鲁迅是如何把儒学当作中国文化所有弊病的根源的。透过乞灵于鲁迅，并且把与文化大革命中显露的批孔作家联系起来，康生创建了一个思想的框架，不指名却又十分明显地把周恩来描绘成儒学的代表人物——完全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不相一致的危险反动人士。 康生还利用中国历史上女性统治者的例子来促使大众接受江青——而不是周恩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康生的指导下，唐晓文写了许多文章赞美那些在历史上发挥很大影响的王后、嫔妃和巾帼英雄——像女皇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等等。武则天是个淫荡的宫廷女子，她篡夺了八世纪的唐朝，凭她本身的头衔统治中国；慈禧夺取了对朝廷藏书网的控制，让一个傀儡皇帝留在十九世纪末的皇位上，与康生支持江青可能要做的事情非常相似。 康生似乎推翻了好几代保守学者们的判断，给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加上了革命的味道。两千多年以来，由于正统的儒家哲学家和官员反对妇女参与国家事务，所以他们辱骂在康生的宣传运动中赞美的那些女王和嫔妃。因此他美化以前被当作是反面人物的女性统治者，似乎完全保持了共产主义的反封建特征；江青可能上升为最有权力的人物的前景，可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然结果。 虽然康生努力宣传江青，却倍受他恶化的健康所限制。一九七四年五月，康生酌一位秘书通知他的写作组，“康老”过于虚弱以致无法蠲读，他指示他们把文章直接呈送给江青。江青已经控制被称作“梁效”（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为基础）的写作组，她乐于接受唐99ｌib?晓文及其接近党校极其珍贵的档案的权利。 讨伐孔子及其所谓的“现代代表”产生了许多反响和风暴，但是很少影响权力的平衡。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似乎忽视了康生无休止的有寓义的文章中含有的微妙信息。而且在一九六六年对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作出如此热烈反应的公众，却对推翻“现代孔子”的号召置若罔闻。聚集在周恩来周围的力量，在他新近复职的副手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九七四年周恩来被送人医院治疗时他被拔擢为副主席——增加了实力，他们使越来越多六〇年代末被清洗的干部复职，与美国和西方建立了联系，并且使国民党经济复苏。周思来不顾康生的最大努力，通过其副手邓小平，仍然控制着局势。 毛泽东日益意识到自己的老去，开始觉得与他同年纪大的人沉闷无卿。围绕在他周围的都是些年轻人，其中有他的侄子毛远新和秘书张玉凤，还有两位妇女王海蓉和唐闻生，她们是为外交部工作的翻译。王海蓉以“小耗子”知名，据说是毛泽东的侄女。唐闻生（西方人称她为南西·唐(Nancy Tang)）是个在美国受教育的中国人，她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几年的主要翻译之一。这两位妇女一起行使职责，王海蓉把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翻译成普通话，而唐闻生则把王海蓉的普通话再译成英语。 即使没有康生的指导，江青和地的三位主要同伙也会加倍努力去消灭邓小平和夺取权力，他们是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五年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上海党部首脑王洪文（张春桥的门徒，已经成为激进派集团的关键成员）。他们四人试图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a的政治局会议上质疑邓小平的民族信心，借以削弱邓的基础，但没有成功。江青承认，与邓小平的冲突是她要求权力的决定性时刻，第二天一早她就与三位激进派同伙密谋。他们极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但又无法确定如何去赢得它。这两三年来，江青与毛泽东的接触减少了，他们的关系已经退化为靠长途书面通信来交换意见。 最后，激进派决定派王洪文作为他们的使者去见毛泽东。作为他们中最年轻的王洪文，有最好的机会使毛泽东处于善于接受意见的状态。王洪文飞到湖南长沙，毛泽东与毛远新一起正在那里休假。在经过周恩来和邓小平统治营垒中无人允许的危险飞行之后到达长沙，王洪文向主席虻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揭露林彪野心的会议。“我们四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向主席当面汇报。我是乘着总理休息的时候走的。我是冒着风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搞串联。经常去找周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王洪文的信息昕起来清楚了：周恩来正在步林彪后尘，阴谋推翻毛泽东。将近有一年时间，激进派的宣传家写了许多文章打算说服毛泽东，历史证明儒家宰相对农民皇帝的政变企图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听着王洪文的警告，但是与激进派的愿望相反，毛泽东继续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了强调他的立场，毛泽东于一九七四昀十一月十二日给江青回了信，在信的旁边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总理还是总理。” 王洪文去毛泽东那里的使命失败的消息迫使康生向自己承认，江青绝不会得到可以安置他为中国统治者的位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康生在与他的一位副手进行长谈时泄漏：“我下部长了瘤子，老是淌血，看样子快不行了。” 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公开指责江青之后，她的命运更为显著地黯淡了。康生病得很厉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很快知道，毛泽东警告政治局成员，江青除了她自己之外看不起任何人，他死后她会设法抓权。毛泽东再次命令她不要和三位激进派同事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起搞阴谋，他们的行为就像“四人帮”。 当康生听到毛泽东的指责时，他开始准确地测定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何种程度。他把翻译王海蓉和唐闻生召到他的居所，他知道她们经常出入毛泽东的住地。康生安静地听着两位妇女对形势的概述。他过于虚弱，无法谈许多话，在他们结束时他只是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在康生可以决定如何对她们的汇报作出反应之前，他又进入已经持续数周的半昏迷状态，这使他糊涂、迷惑，有时说胡话。在他神志不太清醒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徘徊于五十年前他在上海?被恐怖所缠绕的回忆中：“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 六月末，康生恢复了充分的知觉，并且重新开始把握围绕江青所刮起风暴的各种问题。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康生决定，抛弃他将近四十年的门徒的时候到了。江青被毛泽东遗弃之后，不可能再被康生进一步利用，除非把她当作另一个大赌注的筹码。对康生来说，意识形态、艺术、朋友、真理——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浮夸梦想，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牺牲的。 因此康生试图把江青的即将垮台转化为他自己的好处。他与邓小平联系，对周恩来住院治疗以来的政府日常工作提出批评，并且要求他安排王海蓉和唐闻生的另一次访问。她们到达时，他开始向她们保证——正如他常常对其他许多人所保证的那样——地从来没有出卖过党。然后他要求她们向毛主席传递一个极其敏感的信息。 康生给毛泽东传递的信息的第一部分是江青在三〇年代中期向国民党出卖共产党员，那时她是上海的一位年轻演员。她与国民党联系的详情刊登在那时华南和香港的报刊上。康生告诉这两位妇女，她们可以从一位以前在上海和延安的共产党官员，与江青的一位朋友结婚的王观润那儿寻找证据。康生的揭发完全与三十七年前他在延安的立场自相矛盾，那时他保护江青免受他现在正在进行的相同指控，使她能够与毛泽东结婚。通过否认一九三八年的那些断言，他把自己与毛泽东联结在一起；通过确认现在的断言，他在打赌他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 康生还要求这两位妇女告诉毛主席，“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三〇年代的济南曾是国民党情报机构蓝衣社的特务；康生补充说，北京故官博物馆的馆长吴仲超可以证明他对张春桥的指控。根据廉生的说法，吴仲超是三〇年代末四年代初康生渗透到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一位特工，在他做地下工作的日子里，一直与张春桥（那时是国民党特务）一起工作。 康生对江青和张春桥的指控，要比他在漫长生涯中所做的其他许多背叛的指控更有强有力的事实支持，但是它们没有产生所期望的影响。“小耗子”和唐闻生害怕受到康生爆炸性消息的牵连，对把消息传递给主席犹豫不决。她们无法确定最安全的途径，就跑去找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他的妻子章含之，章含之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江青的朋友，又是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乔冠华告诉王海蓉和唐闻生，他对张春桥的个人经历一无所知，虽然三〇年代上海的报刊在闲话栏登载江青私生活的内容，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文章指责她出卖共产党。 乔冠华和她的妻子劝告她们对康生的消息保守秘密。总之，乔冠华指出，康生也许已命他的秘书写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并且把它直接给主席。她们决定，由于康生病得如此厉害，她们可以忽视他的指示；如果受到质问，她们可以把自己的沉默归咎于乔冠华。 两位翻译的第二次来访之后，疾病使康生无法动弹，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强打精神，鼓动勇气，最后一次去会见毛主席。最终企图保护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康生把他的恶毒攻击转向邓小平。在中苏争论的岁月中，康生与邓小平密切合作，他又是六〇年代初由邓小平控制的党的书记处成员；他近来一直自称是邓小平的朋友和助手。但是康生知道，文革时期他对邓小平和许多网事的迫害已经抹去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趁邓小平不在的有利时机（他正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康生试图说服毛泽东，邓小平应该再次被清除——并且永远清除。康生利用毛泽东最深层的恐惧，警告他邓小平秘密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且想把它当作一个历史错误而给予全盘否定。然而毛泽东暂时没有理会康生的劝告。 康生对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当邓在一九七八年再次掌权之后，他推翻了文化大革命所主张的一切事物。不过那时，毛泽东和康生都已去世。 康生是否可能至少有一次企图铤而走险地背叛毛泽东？根据胡耀邦的说法，康生竭尽全力控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行动，甚至从毛泽东的私人书房和周恩来的办公室的电话线路上窃取情报。胡耀邦认为，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指责康生试图对他进行窃听，但是康生拚命否认这个指责。三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书房中找到了一些窃听装置。康生再次坚持，他不应对此负有责任。胡耀邦宣称，那时康生安排谋杀了三位根据他的命令安置窃听器的技术员。 周恩来和康生一样患了癌症，于一九七四年四月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根据胡耀邦的说法，他表示了一种宽慰：他现在可以随意地说话，而不用害怕康生或他的特务的窃听。胡耀邦引用周恩来告诉他的助手叶剑英元帅的话：“我不能再留在我的住所，我唯一能做的是躲进医院。至少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想说的话。” 胡耀邦的断言中有多少真实的东西难于知晓。到周恩来住院治疗的时候，康生已经病得不能参与任何日常事务，除了极为有限的政治活动。一九七一年他只公开露面过一次，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十届党代会之前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但是，虽然胡耀邦对康生的指责可能产生于那个时候的谣传，胡所唤起对恐怖气氛的回忆在七〇年代初是足够真实的。即使是邓小平，这个要比易于动感情的胡耀邦更为冷静的人，也害怕在自己家里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在他放逐到江西省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显示了邓小平害怕被人 6697." >暗中监视。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开完会回家，在这次会议上他和妻子卓琳第一次听到林彪的流产政变，邓小平担心由于党的看守人在场而不能告诉他女儿毛毛这个消息。因此他的妻子把毛毛带进厨房，用一个手指在她的手掌中画了四个字：“林彪死了。” 康生过于虚弱，以致不再关心国家事务，他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公开宣传是个无神论者，却把他余下的精力献给了宗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常常会见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一九四九年以来，赵一直被当作统治者宗教宽容的一个象征。一九六四年康生在毛泽东面前讽刺赵朴初，但是当死亡日益临近之时，他转向这位年长的学者，从佛教的再生学说中寻求安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六时零五分，正当北京又一个严冬来临的时候，康生的生命结束了。他最终不是死于他无数敌人中任何一人之手，而是死于可怕的疾病。康生死后两天，他的政治局同事聚集在一起对他表示最后的敬意。他的遗体安放在已经转变为人民文化官的清代小巧建筑中供公众瞻仰。一万五千名工人、农民、干部、掌生、解放军军官和外国使节出席了三天之后的追悼会。除了毛泽东之外，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在场——毛泽东早就不再参加各种丧礼；其中有年老而衰弱的朱德元帅，还有周恩来，他仍然在医院治疗。王洪文主持追悼仪式，从康生煽动的几次攻击中幸存下来的叶剑英元帅诵读预先准备好的悼词，赞美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然后康生的遗体被火化，他的骨灰被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革命烈士和英雄纪念馆。 中国人对外国向康生去世致哀的处理，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与美国关系的距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签署发送一条电文，委托驻北京的美国联络处在吊唁名册上签字——如果外交部遵照正式的习惯邀请所有的使团这样做的话。不过，外交部忘记通知联络处，尽管它向其他所有的大使馆送去了书面通知。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含糊的，但是它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康生不是中美关系的倡导者。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对微妙的政治不甚熟悉，他们以更为宽宏的眼界邀请所有外交代表在吊唁名册上签字。美国代表是从“工作角度”考虑签名的。丹尼尔·帕特里克·穆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大使后来发电报汇报：“康生的照片挂在宽阔的红色布幕上，两边一动不动地站立在着低头默哀的中国使团成员，还有一些花圈，佩有写上中文字的缎带。” 康生活了七十七年之后去世了。但是他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影响还不能说了结。 一位前国民党军统局高级官员沈醉，也提供了张春桥曾经是国民党特务的证据。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沈醉在上海与另一个国民党情报机关的特务崔万秋很接近，他是个著名记者，专门反击共产党在城市文化圈内的影响。在崔万秋主持的社交活动中，沈醉遇到了江青和一个用“狄克”笔名的记者——英语名字Dick的汉语译音。沈醉知道狄克为崔万秋工作，但是直到张春桥和四人帮的其他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捕之后，他才知道狄克实际上就是张春桥。 沈醉自己也是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从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他受到审讯和监禁。康生看到有关沈醉的问题的报告完全是可能的；根据事实推断，康生明白沈醉没有断定张春桥是国民党，并且在“时机成熟”前防范这个消息走漏——而不是在那个时候告发张春桥，像他本来应该做的那样。 第八章 康生死后 康生之死象征着极端变化时期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康生死后不到一月，周恩来死于膀胱癌。周恩来本来试图让邓小平接管政府，但是周恩来的追悼仪式刚结束，党内的斗争就开始了。随着周恩来的离去，他们的主要敌人，由江青和张春桥领导的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全面抑制邓小平影响的运动，邓小平是周恩来重实效的助手。斗争是模糊不清的；一九七六年二月湖南省的党的领导人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他于一九七三年成为公安部长。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一年一度清明扫墓的时节，是中国人向死去的长辈表示敬意的时候，北京人民同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已故的总理表达他们的敬意，他们把他当作反对混乱的保护人。四月一日，周恩来的哀悼者开始聚集起来。在以后的三天中，人群逐渐变成数十万示威者，他们展示着标语，发表情绪激动的讲话，朗诵诗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部置花圈，那是广场中间的石头方尖塔形建筑。等封每个人都向周恩来致敬完毕，花圈堆成了十五英尺高的小山。 当局吃了一惊。直到四月五日黎明之前才试图阻止敬献花圈的活动，当时市政府派遣了载满工人的两百辆卡车去清除成堆的花圈。清早人们在上班的路上看到空旷的厂场而变得愤怒起来。数千人开始集合，抗议花圈的失踪。成群年轻人的怒气不久失去了控制，他们激烈地辱骂当局，烧毁了一个警察派出所，焚烧了几辆汽车，并且试图冲击人民大会堂。 当局和人民之间的抗衡持续了整整一天。北京市长，曾经是康生在延安的陕北公学的学生吴德和代总理华国锋，在激进派的支持下决定使用武力驱散骚乱者。黄昏过后，成队的武装人员出了紫禁城冲向广场，用电警棍开路，打死上百人，伤倒的人更多，并且逮捕了数千人。数十名年轻抗议者被警察抓住，被押送到一个连接紫禁城的公园里。根据那时流传的传闻，他们在那里被枪决。 激进派领导人指责邓小平促成了天安门的反革命骚乱，并从中得到好处。，一年以前，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她的激进派同事服从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并投打算保护邓小平。康生以前曾警告毛泽东，邓小平会设法推翻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毛泽东同意应该撤销邓小平的权力。邓小平被剥夺了所有职务，并且在一九七六年四月遭到软禁，这是他在十年中第二次被清洗。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明显感受到一种迫在眉睫的灾难即将到来。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个时代正在消失。朱德这位看上去像是毛泽东的永恒支柱的九十岁将军，死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激进派越来越趾高气昂，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宣传杌器含沙射影地攻击华国锋，把他描绘成一个“右派分子”。政府被反复无常、派系斗争和彻底的恐怖所瓦解。许多部长和高级官员假装生病，住进医院去检查；其他人则留在家里不去工作。 事态朝着失去控制的方向发展，甚至自然界都来参上一脚。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钓鱼台国宾馆池塘中的鱼类开始跃出水面，好像被某种神秘的无形力量所驱使。第二天，整个华北发出大地震的轰响。北京以东一百英里的唐山市和周围地区被夷为平地，连天津港也受到严重损失，那里是红卫兵组织在文革期间协助康生聚集反对刘少奇的证据的地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在地震的最初五分钟里就夺去了五十多万人的生命；据说死亡总人数超过八十万。 可怕的灾难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迷信，地震预示了帝王，甚至王朝的末日。不到两个月后，九月九日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兆头，一九四九年以来把中国破碎的结构捏在一起的黏合剂溶解了：毛泽东在患上帕金森氏病症十年之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虽然在四月毛泽东偏袒的钟摆摆向激进派，那时他同意清除邓小平，但是毛泽东没有把他的衣钵传给江青和她的同事。他把权力交到代总理和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手里。四月三十日，主席会见新西兰首相罗伯特·马尔杜恩（Rohert Muldoon）之后，华国锋和毛泽东私下交换了意见：他现在出示一张纸条，上面有毛泽东用发抖的潦草字迹书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在缺乏任何更为明确的安排的情况下，这张纸条可以说暇中国的上层领导，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 康生大概赞同毛泽东的选择，这在许多方面满足了康生的最终目标。他出卖江青和张春桥，警告毛泽东反对邓小平，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喜欢华国锋那样折衷的候选人。华国锋被任命为公安部长需要康生的恩准，而康生也会把华国锋当作他的网络成员。 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觊觎他地位的人仅仅是与假想的对手进行较量；现在他们才开始了认真的争斗。各种团体可以攻击他们的竞争者而不必担心主席可能作出何种反应。在他们主要的庇护人去世之后，激进派变得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虽然他们控制着宣传机构——报刊、广播、电视、戏剧和电影——但是他们没有警察或军队。张春桥试图建立民兵组织（以城市为基地的业余后备役武装）来对抗军队，但是民兵组织仍然缺乏战斗力，而且不起作用。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老军人领导集团——包括叶剑英、王震、聂荣臻、李先念和许世友——开始与华国锋秘密协商，要使中国摆脱由江青认同的一小撮男女的影响。在与党内元老磋商之后，汪东兴颁布命令，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采取行动，逮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很快以“四人帮”而闻名中外。最后，那些试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阻止文化大革命的老战士，所谓的“二月逆流”的成员，在这一天赢得了胜利。那个时代的专门术语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本可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但是他的权威难以与毛在事业过程中所获得的权威相比。相对而论，他在首都的各个方面只能算是个新手，对于权力来说，他也是个后来者，牮国锋不得不依靠安全机构、党内和军内的干部，以扩大毛泽东书面训令的基础。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之后，邓小平立刻被解除软禁，他不久便知道华国锋其实很软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那些曾参加长征，并且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初占据重要岗位的党的忠诚干部纷纷返回办公室。他们第一个步骤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名誉——这个过程给予稳健派一个机会，从清洗的干部中吸收盟友，并且揭露站在华国锋一边的许多人是激进派迫害无数党员的帮凶。 邓小平稳固地获得支持。他在一九七八年中正式重握权力，那时中央委员会任命他为副主席。华国锋保留主席的位置将近三年，不过只是徒有其名；一九七八年以来，一切都靠邓小平发号施令。邓小平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他>9９liｂ?的派别在政治局以多数票解除华国锋的职务。华国锋在几个月后下台。现在他七十多岁了，仍然生活在北京，他是一位曾经短暂统治中国的不露面的人。 对于康生罪行的调查没有花费很长的时间。在邓小平努力重新获得权威，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的时候，越来越多有关康生恶毒影响的证据显露出来。到了一九七八年，康生的记录激发了党内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争论。攻击四人帮不会带来损失——除了江青与毛泽东有争议的婚姻之外，其他人没有地位和威望——但是康生是个棘手的目标。例如，他曾提拔过许多干部，包括华国锋。 最初对康生的批评是欣赏地把他称为“那个顾问”。但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对一些经过挑选的干部演讲时点了康生的名。 虽然胡耀邦可能借用了康生的一些手法来想象他的罪行，这个案例的精髓是不可否认的。胡耀邦表明了详细调查康生一生的方式。党内建立了专案组——康生的一个遗产——来调查和聚集有关他的经历、政治记录和受害者的资料。正如康生所恐惧的，他的历史地位正在受到威胁。 康生的家庭明白，为他的声誉辩护是无益的。他们希望在贬康人士摊牌之前叫牌，于一九七九年把他的骨灰搬出八宝山公墓。不过，反对康生的运动还在继续。甚至是康生的艺术品和古玩的秘密收藏也被用来当作反对他的证据。一九八〇年夏季，他的收藏精华——咆括一万三千零八十册稀有图书以及一千一百零二件古玩和艺术品——在紫禁城后面的一个大院向有限的中国参观者展览。参观展览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康生利用文革时期中国的破坏而使自己发财致富，尽管其中有些人对他优雅的折衷主义品味表示吃惊。 这次展览与第一次公开指责康生相一致。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受害者之一安子文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公开发表了两年前他在中央党校首次反对康生的秘密演讲中的一些指责。胡耀邦指控说，文革期间操纵迫害安子文的是康生。 中国的漫画家也展开了讽刺康生的重要括动。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有十七多位漫画家的作品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次展览，包括把康生描绘成四人帮背后的智囊的几幅讽刺画。其他的漫画涉及康生左右手都擅长于书法，把他说成既是“右派”又是“左派”。康生的讽刺画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报利上，各种插图故事揭示了他的经历的阴暗面。利用他不寻常的长脸和凹陷的脸型，许多素描都显示了他的冷笑和毫不夸张的精瘦而又面带饥色的外表。 中国的戏剧界也加入了攻击康生的行列。戏剧《黄河的精神》揭露了一九四七年康生在山西指导土改计划时的陋习，一九七九到一九八〇年的冬季在北京上演时座无虚席。虽然康生只被认作“那个顾问”，但是沉浸在暗指和影射的政治文化中的观众．无疑会认出康生这个坏蛋在文革之前给山西带来的灾祸。 到一九八〇年夏末，批判康生的证据足以使中央委员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十月，专案组调查的结果被提交上来；十月末，决定开除他出党，并且撤回一九七五年康生去世时由叶剑英发表的追悼会演讲。 专案组有关康生的证据并没有付诸东流。聚集的文件上交给“仲侃”——他们利用这些材料写了《康生评传》，这个文本给予本书不少启迪。仲侃的评传出版于一九八二年；然而康生的神通甚至超越了坟墓，使这本书在只向中国人出售的“内部书店”的书架上不到一周时间就给撤去了。 对于康生的愤怒扩展到他的家庭。一九七八年，曹轶欧失去了她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她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不过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也被免除代表资格。但是曹轶欧的待遇要比她的许多受害者好得多。她仍然保留着自由，享受着共产党员的特权。她被允许住在长安街一所高级公寓区的第二十二号楼里，她的邻居包括刘少奇的寡妇王光美，他们一家在康生和曹轶欧的手中遭受到比此更可怕的灾难。 虽然地逃脱了骚扰，但是曹轶欧陷人了她自己的梦魇世界。她一生与康生联手，对他们的敌人进行猛烈的虚假指责，此时她开始遭受迫害错觉的痛苦。八〇年代中期，她不太敢出门，她坚持要她的外甥苏汉和外甥女任妮亚每周看望她一次；只要他们没有按时出现，昔轶欧就会被恐惧所压倒，以为他们已经被捕，而且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曹轶欧的生活继续受到恐惧的支配，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她死于睡梦中，享年八十岁。她的去世没有公开宣布。 张子石也属于失宠之列。七〇年代初他离开山东，由于他父亲的支持，被任命为杭州市委书记。一九七八年对康生的罪行进行争论的时候，张子石被免去职务；从那以后，他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康生的近亲只有他的女儿张玉瑛，她从一家卷烟厂退休，一九八二年之前一直住在青岛；他的外甥苏汉和外甥女任妮亚，似乎逃脱了瞄准其家庭鼻祖的报复。 江青及其四人帮盟友，以及陈伯达一起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因他们曾从事的各种暴行、阴谋和破坏活动而受到审判。大部分审判都秘密进行，但是公众法庭为中国新的统治者提供了宣传的东西——尤其是电视播送的节目。中国人民着迷地瞧着那些在文革时无耻而残忍好杀的个人被揭发指控。起诉书指控江青及其同伙“迫害致死”三万四千人。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判决下达，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后来减轻为终生监禁），王洪文被判处终生监禁，姚文元和陈伯达各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新的政权没有保护康生的需要，他的名字示断在法庭上出现。他在有关迫害刘少奇、贺龙、罗瑞卿和王昆仑的听证会上扮演了突出的角色。王昆仑是位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他选择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留在大陆，康生指控他是个“特务”。 对四人帮的审判牵涉到康生一些极其残忍的令人震惊的行为，包括上海辅仁大学外语教授张重一的案例。张教授在一九六七年十月被逮捕，并且被蛮横地问及另一位教授，所谓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朋友杨承祚的情况。那时张重一已经六十七岁了，他的肝癌已到了末期。在法庭上播放了一盘记录审讯张重一的磁带。在这个垂死的人的喘息和呻吟中，可以听到他的审问者的声音，他们轮流威逼他控告他清白的同事，而且答应只要他合作，就把他送进医院。张重一在拘留所中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二十七天；在拘留期间，他被提审二十一次。他的最后一次严厉盘问从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早晨九点持续到午夜。两小时后张重一死去。那时他已在一份供认书签字，康生用之来补充刘少奇和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 一再把康生当作四人帮最冷酷无情的共谋之一，是有充分理由的。对他的指控是真实的。如果他活着，是否会和他们一起受审？“顾问”的面具是否会使他排除在“五人帮”之列？ 一些作为康生代理人行动的红卫兵领袖也被缉拿归案。聂元梓，这位野心勃勃的哲学女讲师和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受到审讯．并且被判处十七年监禁。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蒯大富，他曾帮助康生清除在中央党校的竞争者，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韩爱晶，他曾接受康生的指令殴打彭德怀，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康生在安全和情报部门的门徒也受到攻击。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批评康生为了个人目的利用安全机构。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一致努力，清除那些由康生提拔的公安部和调查部的机会主义者和不够格的干部。一九八三年这个过程达到的高潮，那时公安部被一分为二，调查部被取消，并且建立了新的国家安全部。 但是当中国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康生的故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被权力的渴望所驱使，康生唯一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野心。这样一个人会晋升到如此高的地位，反映了他时代的特征：康生活跃在一个充满战争、革命、政变、贫穷和自然灾害的时期。但是他在历史记载中所留下的形象，不止是个禽兽般的人，在令人困扰的时代偶尔占据了高位。相反，康生的成功归因于某种比幸运更易于预言的东西——他知道如何引导中国社会的黑暗势力。 康生接受过一些西方教育，但是他从未把握住驱动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价值；最后，他拒绝任何建设性的、启蒙和进步的东西。他大声宣称（即使是反复无常的）对科学的支持，但却暗中破坏实用、理性的政策。他看轻经济专家，把他们当作在思想上可疑的人，但是他的真正动机是不言自明的，他的阴谋世界和权力梦想，与经济计划者和管理者的思想水火不相容。 在现代世界中的不适当地位使他不自在，康生就枉历史魔力中消磨时间。有时，他遁人古代中国的审美娱乐中，利用绘画、书法和古物收藏的兴趣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中隐退。但是康生并非渴望虚构的黄金时代荣誉和美的感伤空想家：他本能地转向古代是为了解决当代的.9９lib?问题。 康生确实重新创造了过去，他给那些从传统中选择的因素赋予了如此多的意义，使它们达到控制现在和抑制进步的地步。虽然他把自己伪装成革命性变革的倡导者，但是他的权力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的习惯和思想模式。他嘲弄他的朋友和同伙的传统情感，而求助于违背常识的古老思想，他释放了以救世主自居的秘密会社所代表的恐怖的破坏力量，并且威胁以疯狂攻击传统观念来制服这个国家。正如《动物农庄》中领导革命的猪，它们模仿着自己所驱逐的人类，康生也在召唤自己有意推翻的专家治国、独裁主义和帝王崇拜的制度。 尽管接触西方已将近两个世纪，中国还是没有丢失其对社会、政府、文化和驱动宇宙的力量的独特态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邓小平为中国的未来开的处方，这证明了有时难以界定的中国特有价值是存在的，至少在邓小平的眼里是如此。许多价值是无可争辩的美德，中国民族从中吸取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但是这种文化仍然有其负面；即使康生现在已经失宠，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只是以最肤浅的方式重新塑的。 屈从于历史鬼魂的危险并不是中国所特育的。每个社会都被其集体记忆的魔鬼所萦绕，那是历史的墓地。任何地方的男男女女都不得不警惕回到原始、野蛮和疯狂的诱惑。在和平和繁荣的时代，抵制极权主义的引诱是容易的。但是失败和灾难可以使虚无主义的歌声变得迷人悦耳，这在所有文化中都能发现。 考虑到这种背景，康生是我们为消除记忆中的梦魇——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而不断斗争的普遍形象。 附录一 康生生平简表 康生（1898一1975.12.16），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山东省胶南大台村(今属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珠山街道办事处)人。 1898年生于山东胶南，出身于富裕之家，幼年在其家设学馆读书。 1914年去青岛礼贤学校学习。 1917年中学毕业回家。 1917年秋天，因遭土匪抢劫，举家迁往诸城，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 1918年结业后，在诸城高小任教。五四运动后接受新思想。 1924年夏天到上海，进入实际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爆发后，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2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曾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 88c5." >装起义。.. 1927年初，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1927年春夏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康生转入中共地下工作。 1928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同年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秋冬期间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他积极支持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1年1月，王明掌握中共中央实权后，他又取得王明的信任，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移到江西苏区，另在上海设立中央局，康生留在上海工作。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非苏维埃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报告。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缺席的情况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6年，他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运动，打击迫害了一些好的共产党员。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康生随王明于11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2月9日至14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康生与王明同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8年1月1日，他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 57fa." >基匪徒》一文，无中生有地说陈独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拿日本津贴，造成很坏的后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康生提出“整风——审干——肃反”的公式，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 ，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选举时，经做工作，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免去其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职务。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康生参加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会议。会后，他参加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区土改会议。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改会议上提出要改造渤海区党委和政权。这次会议错误地处分了当时渤海区党委和行署主要干部数人。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康生任书记，30日，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4月2日，又兼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和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增补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打击迫害了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在中央党校被尊称为“康老”，其夫人被称为“曹大姐”。 1969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在当时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把他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 康生对文物的鉴赏比较有功底，在文革中客观地保留了大量文物，另外，他的书法、绘画水平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尤善章草。 附录二 康生轶事与劣迹

一、康生轶事

1.统一战线 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物件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推进中华民族反日运动，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王明和康生当年一起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们日后的际遇却大不相同。 2.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 “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泽东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泽东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 1952年初，毛泽东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泽东。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泽东住所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泽东，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身体怎样？康生说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3.尘埃落定 1980年，其骨灰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康生的骨灰盒还摆在中央的时候，仇恨之火呼地燃满胸膛。我们揭下盖在上面的党旗，见盒上早已满是唾沫和烧的烟痕，愤怒的人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头之恨呀！（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二、康生劣迹

1.举反修获毛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1960年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1960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 名地攻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 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泽东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泽东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排稼祥控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后来他了解到了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以及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他认为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中国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泽东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泽东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泽东，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泽东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中 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革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3.排异己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 “左”的一套，中 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 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翻译界的权威。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泽东著作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后来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4.草菅人命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 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泽东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 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 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 据图门、祝东力所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记载：1980年11月20日下午2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特别法庭设在公安部机关礼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监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宣读了36页、2万多字的起诉书。 在起诉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中，已死去五年之久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居第三位。起诉书第28条写到：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迫害致死。 5.富有才气的文盗 康生非等闲之辈，除了其革命资历之外，还在书画文艺方面，颇有一定的造诣。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和收藏家。与郭沫若齐名，被当时人称之为“郭老”，“康老”。 康生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他常用“鲁赤水”名作画，意与“齐白石”并驾齐驱，又显示其“红”的一面。 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办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也请康生题写书名，颇见其书法功力。康生对 href='1281/im'>《聊斋志异》版本颇有研究，曾用笔名写过考证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出版 href='1281/im'>《聊斋志异》新版本。 当时，党内高层“秀才”中，田家英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他对康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敬佩。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 href='2189/im'>《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赠品。据专家考证，发现明天启丁卯年刻本的 href='2189/im'>《醒世恒言》，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吉川幸次郎处。另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今已不见。 康生拿到的这部，为衍庆堂39卷本共20册，估计为解放初期的敌伪收缴品。康生差人仔细将这本书每页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他还仿写宋体木刻字，为该书补写70余处，约3600余字，可见其颇有造诣；但是康生在收藏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式的掠夺。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以借条的方式占有一些文物。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后又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将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等人名单开出，交给心腹，煽动红卫兵前去“抄家”，将这些名家的收藏全部集中到文物管理处，自己随后趁火打劫，巧取豪夺。 康生多次跑到北京市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就这样，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竟挑了3个多小时。 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抄家”行动，转而流入康生之手。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这些图书文物，有时还象征性地付点钱：有一次，他在文物库房里发现宋拓汉石经，这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3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他从口袋里掏出10元钱，说：“这件东西我买了。”随后，他又看到了《腊梅三咏》，系黄庭坚真迹，极其名贵，又说：“这件东西给5元吧！”过了一会，他又看到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爱不释手，但口袋里仅剩下一角钱，就厚着脸皮取走了。 康生死后的1980年夏天，北京故宫后院举办了一次私人收藏品的内部展览会，展出了康生的收藏品，人们被康生的收藏吓呆了。当时，一位参观展览的日本友人说：“谁说你们中国没有百万富翁？康生不就是一个吗？” 全书结束！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