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9lib.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所以被尊称为“哈只”。郑和从小就听父亲讲述飘洋过海去朝圣的故事，神秘的海洋早已成为他心目中憧憬的地方。明朝平定云南的时候，郑和才12岁，被俘到宫中作了太监，并被分给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作侍童。后来，朱棣在北平(今北京)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郑和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从此得到了朱棣的特别赏识。朱棣即位后，擢升他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姓郑。(《郑和家谱》) 郑和第一次出航，是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他率领的远洋船队共有大型宝船62艘，各种人员27000多人。这种大型宝船，每艘长44丈，宽18丈，配备有航海图和罗盘针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船上满载着丝绸、织锦、瓷器、金银、铜钱和铁器等货物。另外还有小型海船百余艘。这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启程，泛海到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由闽江口的五虎门扬帆出海。先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后遍历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满剌加(今马来半岛马六甲)、苏门答腊，接着向西驶向印度洋，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柯钦)，最远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当时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郑和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航海纪念碑。然后返航，利用季风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秋天回到中国。 郑和第二次航行是在1407年至1409年。船队的航线和所到的地方大体与第一次相同。1911年，在斯里兰卡的加勒发现了一块郑和当年树立的航海纪念碑。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清楚地记述了郑和船队在斯里兰卡时的活动。 第三次航行在1409至1411年。这一次郑和的船队有船48艘，人员27000人。航行的路线及所到达的地方与前两次仍大致相同。在这次航行中，郑和在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满剌加建立了栅栏围墙，盖了仓库，作为明朝海上贸易的中间转运站。 第四次出航距上次归国也仅有一年的时间。船队于1413年冬出发。到达占城后，驶向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彭亨、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溜山(今马尔代夫)、柯枝、古里；最后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忽鲁谟斯是13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波斯湾口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同时，在苏门答腊，郑和派出了分遣船队。这支分遣船队向西航行，访问了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拉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城邦，又抵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剌撒(今北也门萨那)、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再到忽鲁谟斯后返航。 第五次出航是在1417—1419年。这次郑和的主要使命是护送各国使节平安回国。所以上次航行所经各国必然是这次的所到之处。阿拉伯方面的历史资料里，记载了这次航行中郑和船队的分遣船队到达亚丁的消息。 第六次下西洋是在1421—1422年。这一次出航时间较短。航线和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与前一次大致相同。分遣船队再一次访问了东非海岸，到达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今索马里朱巴地区)、麻林、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地区)等地。 郑和第六次出航回国不久，永乐皇帝死于亲征蒙古途中。郑和航海活动暂时停止下来。直到1430年，宣德皇帝才又派郑和率领船队出海。这次航海规模庞大，所到的地方有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今印度奎龙)、柯枝、古里、忽鲁谟斯、天方(今麦加)、秩达(今沙特阿拉伯吉达)、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溜山等地。返航途中，郑和在古里病逝。 郑和下西洋，担任了中国的友好使者。远航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铁器、金币等货物。每到一地，就以丝绸等物赠送给各国君主或地方首领，邀请各国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友好接待。回国时，有大批使臣随同到中国来。随船带回各地的土特产品，如象牙、香料、宝石，等等。七次出航，遍访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架起了一座通商、友好的桥梁。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沟通了东西方海上交通。举世闻名的《郑和航海图》，记录了郑和经南海、印度洋，直到东非海岸的详细航线，是我国在15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永乐时期，各国来中国的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郑和远航后，明代出国到海外移民的人数也开始明显增多。他们把中国文明带到各国，促进了那里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通过郑和远航，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大量流播到亚非各国，成为亚非广９9ｌiｂ.大地区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当时从亚非各国运到中国的货物也琳琅满目，达180多种。 随同郑和出航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部著作，是郑和下西洋历史事迹的真实记录，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海外。郑和的丰功伟绩，受到亚非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纪念。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重要商埠三宝垅，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城和三宝井、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塔，等等，都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史称三宝太监)的永恒的怀念。 在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进行的前后，西方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对东方的交通与联络却再一次遇到了复杂的情况。当时，从西方前往东方和中国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小亚细亚由陆路沿黑海、里海到中亚地区；一条是从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由陆路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再改走海路到中国广州、泉州等地；第三条是由陆路过埃及，到达红海沿岸，然后改海路到中国。这时的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红海以东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而地中海一带则由意大利人垄断。在钦察汗国灭亡后，帖木儿帝国的短暂崛起一度阻断了从陆路到中国的交通。此后，15世纪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1453年灭亡了拜占庭，占领了西亚，吞并了埃及与北非，控制了红海、波斯湾和黑海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线，向过境的各国商人大肆勒索。这种情况，使得中西交通与交流出现了某种梗阻现象。因此，当时的欧洲国家热切地希望开辟一条到达东方的新途径。马可·波罗笔下遍地是金银财宝的东方，吸引了西方君主、贵族、商人和航海家投身航海事业，期望从海上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郑和航海活动结束后半个世纪，葡萄牙人迪亚士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到达了非?99liｂ?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从里斯本启程，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北上，在一位阿拉伯海员的引导下，向东横越西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库特港，终于成功地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此前不久，出身于意大利的航海家克利斯多夫·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也于1492年从西班牙南端的巴罗斯港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葡萄牙贵族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开始了为时两载的人类首次环球航行。 新航路的开辟，奏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曲，也揭开了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第一节 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传教士的大批东来 1498年，当达·伽马首航印度成功、返回葡萄牙的时候，带回了大批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象牙、宝石等珍贵物品，并将一件精美的中国瓷器献给了葡萄牙皇后。这次远航所获的厚利，更加刺激了殖民者对东方的贪欲之心，一批一批的葡萄牙殖民者步达·伽马的后尘，绕好望角东来。 1511年，葡萄牙人侵占了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咽喉马六甲。从此，中国直通印度洋的海道，逐渐被阻断了。1517年，一支葡萄牙舰队闯入我国广州地区，要求贸易，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于是，这些殖民者就在广东沿海开始抢掠活动，并强占了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明朝政府将使者佩雷斯押回广东，驱逐出境(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三)；将其翻译“火者阿三”就地正法，并狠狠打击了葡萄牙侵扰者，夺回了屯门岛。此后，葡萄牙人仍不甘心，又转向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侵夺骚扰，进行走私贸易。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混入澳门，借口海水打湿了货物，上岸晾晒，通过对明朝官吏的行贿，得以逐步入居、盘踞澳门。从此，澳门不仅成为葡萄牙在中国和远东进行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而且成为明清之际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 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人也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1565年，他们开始征服菲律宾群岛。1571年，他们正式建立了自己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并且建马尼拉城，作为殖民统治中心。在以后的两个半世纪当中，进行了中国—马尼拉—拉丁美洲的大帆船贸易。1601年，荷兰人也“驾大舰，携巨炮”，闯到澳门一带，要求同中国“贸易”。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加紧将触角伸向中国。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湾。1626..年，西班牙人也派兵在台湾鸡笼登陆，占领台湾北部地区。双方经过激烈角逐，荷兰人将西班牙人打败，独霸台湾。直到1662年，郑成功才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这座宝岛。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中西交通的路线几乎完全转移到海道，自欧洲大西洋海岸诸港绕好望角前来中国；中西交通的主角从过去的中国、中亚、西亚和北非各国和地区，几乎完全转移到欧洲国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也从前一时期伊斯兰等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流，转变为欧洲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流。 欧洲基督教各国的传教士，在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当中，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15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使中世纪统一的罗马教会产生了分裂。几乎半个欧洲都挣脱了罗马教廷的统治。正当此时，地理大发现为宗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罗马天主教士的目光立刻投向东方。大批传教士融入早期殖民者的队伍，到海外去开辟新的天地。其中，西班牙人罗耀拉组织的耶稣会是最活跃的传教团体。 最早沿好望角新航路前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541年作为罗马教廷派往远东的使?９９ｌiｂ?节，从里斯本启程，走海路到达印度。1549年，沙勿略到日本传教，发现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影响很深，于是决定来中国传教，认为中国人信仰了基督教，日本人自然也会信仰基督教。1552年，沙勿略来到我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因为当时明朝海禁很严，他一直未能找到机会进入内陆，不久就病死在那个小岛上了。此后近30年，欧洲传教士始终无法进入内陆。直到1578年，耶稣会派到远东的教务巡视员范礼安仍在澳门对着中国大陆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呵，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范礼安建议之下，耶稣会派意大利人罗明坚来到澳门。罗明坚先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随前往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到了广州。1582年，获准在广东肇庆传教，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人。 不过，真正为在中国传教的事业打下基础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利玛窦是意大利中部马塞拉塔城人。1571年，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进入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578年，从里斯本乘船前来东方，首先抵达葡萄牙人在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大本营——印度果阿。在果阿，利玛窦进入沙勿略创办的修道院攻读神学。1582年，利玛窦来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进行准备。 第二节 利玛窦与徐光启 1583年，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传教，并在那里兴建了一所欧式教堂。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还展出了从欧洲带来的“西洋奇器”，如自鸣钟、三棱镜、天象仪器、圣母画像，等等。特别是大厅里悬挂着一幅利玛窦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格外引人注目。利玛窦绘制的这幅世界地图，真是费尽苦心。地图用中文标出，以便中国人能看懂。为了适应中国人以天朝居中的观念，特地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他把这幅地图送给当地的总督、知府等官员。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利玛窦到达中国以后，就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别号“西泰”。还改穿中国服装，只是开始时不分青红皂白，穿的是和尚的袈裟。金发碧眼的利玛窦身穿僧袍，口说汉语，并学着中国礼俗打躬作揖、欠身下拜，这些举止行为，都大大便利了他的传教活动。他广泛结交当地官员和读书人，连端州(肇庆)知府王泮〔pan判〕都为他的教堂题匾作诗。后来，他从肇庆前往韶州，进一步结识了礼部尚书之子瞿太素。瞿太素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知识，如天文、数学等，后皈依了天主教。他还劝利玛窦改穿中国读书人穿的服装，以便使士大夫阶层容易接受。从此，利玛窦脱去袈裟，换上儒服，成了一名“西儒”。为了确保自己在华传教事业有一个牢固的根基，利玛窦不满足于在肇庆、韶州已有的成绩，而是想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他辗转南京、南昌等地，到处著书、传教、广交朋友，大大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在他结交的官员儒士、学者名流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我国明代大学者徐光启。1601年初，利玛窦到达北京，献上了他给万历皇帝的贡品，包括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两幅，《天主经》一部，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座，《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同时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个奏疏，自称是“大西洋陪臣”，因为景仰中国，所以才历时三载，行程八万余里渡海而来。并表示愿意为明朝在天文历算方面效力。万历皇帝虽然没有接见利玛窦，但允许他在中国传教、留居。于是，利玛窦定居北京，直至去世。死后，万历皇帝特赐葬北京阜成门外。 利玛窦在中国28年，潜心研究中国的儒学，著书立说，利用儒家学说宣扬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一书，是利玛窦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书中将儒家学说和天主教义融合在一起，在明代官员士大夫中很有影响。同时，利玛窦以自己的博学，对西欧科技、文化在华的传播起了媒介作用。他和徐光启一道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绘制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并把西方的音乐、绘画、建筑、测量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可以说，利玛窦是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西学代表。利玛窦的传播西学，为他的传教活动开辟了道路。到他去世时，北京、南京、南昌、肇庆等地都建起了天主教堂，全国教徒数量达2500人。 明末时期，中国有三位官员同利玛窦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对天主教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上海徐家汇人。自幼勤学苦读，结识利玛窦之前，在学术研究和实际经历上已有较厚实的根基，写出了《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一文，出色地运用了我国原有的实用算学知识。17世纪初，徐光启开始同利玛窦接触，不久加入天主教，教名保禄。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在北京翰林院供职，从此有四年之久，同利玛窦过从甚密。徐光启和利玛窦的交往，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学术与近代西洋科学知识的交流。他曾随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制造等西方科技知识，并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六卷，据说是利氏口授，徐氏笔译。他们又合作编写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1607年徐光启丧父回家守制，得以用更多时间进行学术研究。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徐氏仍和其他来华传教士保持接触，担任官职时仍不断进行学术研究与编译工作。1612年编《泰西水法》，1621年至1628年间编写了我国古代重要的自然科学著作《农政全书》。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徐光启受到重用，作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努力保护天主教在华势力，同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推广西学。1629年至1633年，他主持了《大统历法》的编译工作，直到病逝前仍坚持修历的科学研究。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徐光启学术活动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既立足于我国传统学术的基础，又善于吸收西方科学成就，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开始具有近代科学倾向。例如，他认识到《几何原理》的价值，认为“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还非常强调“象数之学”的重要性，即把数学原则应用于实验科学，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进而产生“百千有用之学”。为此他提出要发展天文气象、测量水利、军器制造、机械力学、建筑、钟表、医学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任务。可惜此时已是明朝末年，天下不久大乱，清代封建桎梏更加严厉。徐氏所倡导的新兴科学事业，终难有所发展。 李之藻(公元1565—1630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602年结识了利玛窦。曾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圜〔yuan 元〕容较义》。他对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军事等方面都颇有研究，还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一书作了序言，并编了一部关于天主教的丛书《天学初函》。1625年，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后，他写了《读景教碑书后》一文，是最早叙述景教来中国传播的文章。 杨廷筠(公元1557—1627年)，浙江仁和人。1602年在北京结识利玛窦以后，受其影响，由信佛改奉天主教。曾撰写不少宣扬天主教的著述。当利玛窦死后，明朝政府一些官员发动“南京教案”打击天主教势力的时候，杨廷筠同徐光启等人一道，为天主教辩诬，并保护了一些传教士。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即位后，徐光启受到信用。徐光启立即向皇帝建议，用传教士帮助修改历法。中国历代统治者一贯认为天象的变化代表着国运的吉凶，把制定历法当作国家的一件大事。明朝实行的《大统历》，实际上是沿袭了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年深日久，错误百出，用来预测日月食往往失误。崇祯皇帝采纳了徐光启开设历局、修定历法的建议，并任命他监督此事。徐光启推荐的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也获准参加了修改历法的工作。邓玉函是德国人，是当时在华传教士中最博学的人。他和著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很好的朋友。可惜他在历局只工作了几个月就去世了。邓玉函去世后，徐光启又推荐汤若望和罗雅谷到历局工作。汤若望在1642年还帮助明朝制造火炮。由于修订历法、制造火炮，使传教士得以在明朝供职，甚至可以出入皇宫，所以天主教渐渐深入宫廷之中。一些嫔妃、皇子和太监都信奉了天主教。据估计，当时皇宫内天主教徒达540人。全国各省也几乎都有传教士和教徒。除了耶稣会以外，方济各会、多明我会教士也到中国传教。1644年，清兵入关后，明代宗室在南方先后建立了几个政权，历史上称为南明。为求自保，南明政权实行亲天主教政策，多次企图通过传教士向西方求援。如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毕方济被南京福王政权派往澳 95e8." >门向葡萄牙人借兵。福王政权垮台后，又受命于福州唐王政权。不久，唐王政权覆灭，毕方济又投奔了南明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大臣瞿式耜、焦琏和太监庞天寿都信奉天主教。后来，连皇太后、皇后和新生的太子都成了天主教徒。毕方济受永历政权的委派，由庞天寿陪同前往澳门求援。1646年，澳门的葡萄牙人发兵300名，携带数门火炮，前往桂林助战。1648年，当庞天寿再次赴澳门求援时，葡萄牙人又赠予火枪100支。后来，服务于永历政权的另一名波兰籍神父卜弥格又受皇太后派遣，直接前往罗马教廷请求援助。bbr> 清朝初年，统治者对天主教和西学大体上采取了宽容和开明的政策。例如，曾为明朝修历、造炮的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亡后仍然留在北京，为清朝新政权服务，并被任命为清朝钦天监首任主管官员。他与南怀仁继续修订历法。新编的历书定名为《时宪历》。康熙初年(公元1662年)，发生了钦天监教案。徽州人杨光先撰文攻击天主教，并于1644年诬控汤若望谋反。汤若望和一批涉嫌的传教士被捕入狱，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汤若望本人也病故。杨光先则被任为钦天监监正。直到1668年，康熙再命杨光先和传教士南怀仁分别测出正午的日影。结果，杨光先测得极不准确，而南怀仁则测得分毫不差。于是康熙皇帝将杨光先免职，由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汤若望的冤案也获得昭雪。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熙皇帝对于传教士颇为信用，?对西学，特别是数学十分喜爱，对天主教也相当尊重。只是由于后来罗马教廷完全不顾中国国情，蛮横干涉中国人民的礼仪习俗，禁止中国的基督徒祭祖尊孔，挑起了所谓“礼仪之争”，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才改变态度，禁止天主教。 第三节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六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四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絜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欧洲传教士们不仅将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他们也将中华文明传回西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藏书网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札记，内容包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的名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把中国人称为“最勤劳的人民”，并且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直到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仍是只鳞片甲，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玛窦弄清了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在这部遗著中，利玛窦描述了中华帝国的情况，如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别是孔子的言行与儒家经典，等等。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开来。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还在金尼阁编译出版利玛窦札记之前，1592年英国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在船上发现了一本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用拉丁文写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书。这本书包括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将这本书的摘译收进了他所编辑出版的《航海全书》之中。摘译部分叙述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以及保卫边疆的长城；书中介绍了中国男人种稻、女人养蚕，还记载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后采桑的典礼；书中还叙述了中国的小麦、稻谷等农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业品，以及皇室分封、科举制度，等等。 对于欧洲人来说，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环境、便利活动，一般都努力学习汉语和文字。利玛窦在总结自己在中国活动时就指出，“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和“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他们的文献”，是他在华活动的一大优势。为了便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利玛窦等人首先编制了汉字注音书。在此基础上，传教士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徵、吕维祺等人帮助下，于1626年编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它可以根据汉语的发音来查字，也可以根据汉字来查它的发音。后来，法国传教士白晋编成了《中法小词典》，还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在1728年写成了《中文概说》，分析了汉字的构造与性质。法国传教士也注意学习汉语之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如编成了《满法词典》和《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蒙、汉五种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汉满蒙词典》，等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魏继晋又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汉德字典》，收入了汉语词汇2200个。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传教士马若瑟最早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由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入了这个译著，同时还收进了四回 href='5128/im'>《今古奇观》和 href='2283/im'>《诗经》中的十几首诗。《赵氏孤儿》传到欧洲后，在欧洲文艺界引起广泛反响。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一代文豪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的译本，写出了《中国孤儿》剧本，1755年在巴黎上演。法文版《赵氏孤儿》出版后，五六年内就有了两个英文译本。英国剧作家经过加工和再创作，编出了四五个改编的剧本。伏尔泰改写的《赵氏孤儿》在巴黎上演后，英国剧作家再将伏尔泰的剧本改写，于1759年在伦敦上演。由当时极负盛名的剧作家和演员加立克主演，布景和服装也极富东方情调，因而获得了成功和赞誉。另一位英国名作家汤玛斯·帕西也对中国文化发生浓厚兴趣。他曾从葡萄牙译本转译了中国小说 href='5131/im'>《好逑传》，并编写了一部《中国诗文杂著》，于1762年出版。其中也收入了《赵氏孤儿》。在德国，18世纪40年代出版了《赵氏孤儿》的德文译本。此外，德国人还把小说 href='5131/im'>《好逑传》从英文转译成德文。近代德国的两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曾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席勒想改作 href='5131/im'>《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多》，受到歌德的喝彩。歌德在他的日记与书信中曾多次提到《赵氏孤儿》对他的启示。正是在《赵氏孤儿》这样一些中国故事的影响下，歌德创作了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培诺尔》。 在史学方面，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是第一位用外文撰写有系统的、严肃的中国历史的作家。他的《中国史十卷》记载了上起盘古开天辟地，下迄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而他的《鞑靼战纪》是一部闻见录性质的历史著作，对满清入关前后的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法国传教士冯秉正在1777—1783年编译出版了13卷本的 href='6331/im'>《中国通史》。这部书主要根据我国朱熹的《通鉴纲目》的满文本摘译成书，并且补充了明清部分。尽管译文不很精确，但毕竟是首次向西方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知识。有趣的是，现在还保存着当时订购这部通史的530人的名单，从中可以了解此书在法国流传的地域及社会阶层的情况。另一位博学多识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撰写了《唐代史》。宋君荣还对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甚感兴趣，在1739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史》。不过，传教士们了解历史，还是为了当时的宗教活动服务。因此他们更重视当代史的研究。1688年，奥尔良发表了《吞并中国的两位满洲征服者的历史》，记述了清王朝的建国史。1697年，白晋又出版了康熙大帝的传记《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这部书将康熙皇帝和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作了比较，对两者都推崇备至，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被介绍到欧洲以后，对欧洲史学家的开阔视野与理论概括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英国大史学家、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就在自己的著述中谈到鞑靼人对中国的征服，并认为中国的史书可以用来解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此外，他还在自己的书中不时引用一些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如苏武在北海牧羊，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书，耶律楚材如何劝导蒙古入侵者，以及明朝建文帝之死，等等。在德国，冯秉正编译的 href='6331/im'>《中国通史》，在给读者以中国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自公元前10世纪起直到清朝没有什么根本变化。黑格尔和另一个著名的德国史学家朗克等人受了这种影响，得出了“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等消极、谬误的结论。这些情况，说明了两种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复杂的、甚至曲折的历程。 比起文学和史学来，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与精粹——经学，对于欧洲人来说，难度就大得多了。不过，由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大都有着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加上他们又都以过人的热情和勤奋对中国经学进行刻苦的钻研，因而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深的心得与造诣。利玛窦，就是研究并向西方介绍儒学的第一位欧洲人士。继利玛窦之后，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除金尼阁外，宋君荣译出了《书经》、马若瑟和孙璋曾译 href='2283/im'>《诗经》。难度最大的 href='1306/im'>《易经》，也由法国传教士雷孝思译出。清初时，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等将《大学》译成拉丁文，取名《中国的智慧》。后来，殷铎泽又把《中庸》翻译出来，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康熙时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研究 href='1306/im'>《易经》多年，白晋深得康熙皇帝的信用，康熙皇帝对他研究 href='1306/im'>《易经》十分鼓励，曾多次进行督促。后来，白晋终于用拉丁文写出了《易经要旨》。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经过传教士们不甚准确的吸收和消化后介绍到欧洲，被欧洲各国的思想文化界根据自己的国情加以吸收。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定影响。 在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受到在华传教士们著述的影响，很早就接触到中国的儒学、佛教和道家的思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特别是孔子的著作，1689年，莱布尼兹游历罗马时结识了在华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得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知识。1697年，莱布尼兹编辑出版了重要著作《中国新论》，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和重视。莱布尼兹认为，中国儒家的理论基础同基督教的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把自己所追求的欧洲和平的“大和谐”理想同中国的“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借儒家的“秩序”和“道德”，表达他对当时德国封建的分裂割据、战乱不止和诸侯暴虐的不满。为了切实地促进欧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莱布尼兹还致力于创建柏林科学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华法国传教士白晋同莱布尼兹之间的通信，持续了六年之久，他们对 href='1306/im'>《易经》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有助于莱布尼兹的数学研究，他们发现 href='1306/im'>《易经》卦图和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对于莱布尼兹二进制算术的完善化起了促进作用。大文豪歌德曾经“对中华帝国从事最认真的研究”。他从儒家经典的译文中熟知了中国“务实的哲学家”孔子，赞赏中国哲学同现实政治的密切结合。歌德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认为孔子关于通过修身以促进自身善美发展的见解同自己的见解非常相近；认为中国人举止适度，行事中庸，这方面比欧洲人优越。因此，当时歌德就被人称为“魏玛的孔子”和“魏玛的中国人”。晚年，歌德更多受到儒家的“德”和道家的“道”的影响，从年轻时代对中国艺术“不平静的冲动”，进入对中国伦理的宁静与安定的向往。1827年，歌德作《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4阙，诗中反..映出作者心目中的中国，生活如“一池静水”，一切都“比较明朗，比较清晰，比较合乎道德——正是这些严格的节制，才使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得以保存，并将久存下去”。正是在这部诗作中，歌德提出了“视线所窥，永是东方”，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深深的向往之情。 在法国，伏尔泰强调中国儒学虽说是国家宗教，但它博大而无所不容，足以证明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认为中国人敬天，而“天”是天理，不是神，不是崇拜的偶像；中国人尊孔，而孔子并非教主，只是宣扬伦理道德的圣人。这些观点，正是对当时法国“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一部法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世界上并存的许多民族文化之一，反对西欧基督教垄断全部“德行”和“真理”的观点。他还利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述自己关于国家和法的观点，批判法国专制制度。继启蒙主义思想家之后，欧洲思想界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还有重农学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被称作“欧洲的孔子”，他发表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其中寄托了对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重农学派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杜尔果曾经与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高类思、杨德望有过友好交往，在高、杨二人要回国的时候，杜尔果交给他们一份详细了解中国土地、赋税、造纸、纺织等许多方面的清单，总共包括52个问题。高类思和杨德望回国后经过考察，曾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作出汇报，并与法国传教士合作写成《中国古代论》、《中国兵法论》等论文。在法国，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贡献最大。法国传教士主编，在巴黎出版的三部巨著：《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的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界也注意吸收中国文化为自己服务。著名的哲学家贝克莱就曾引用孔子的话来论证欧洲的道德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通过对中国的论述，来论证自己的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新航路开通之后，欧洲同中国之间的贸易打破了奥斯曼帝国的障碍，往还便利，交流日益频繁。大量中国的精美工艺品及其他产品流入欧洲，进入欧洲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丝绸仍是欧洲人最欢迎的商品之一。丝织品不仅在法国销路极广，而且染色技术和染料也从中国传到法国，如栀子(一种豆科植物)产生金黄色，棘树皮产生“中国青”，等等。当时的巴黎，就是欧洲新潮时装的中心，服装模特身披丝绸，从这里前往英国、意大利和德国。法国则不断推陈出新，先后风行手描和印花丝绸。 瓷器和丝绸并驾齐驱，同为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易碎的瓷器，历经万水千山辗转贩运到西欧，自然被视为珍品。西欧宫廷贵族之家，莫不竭力搜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乔凡尼·贝利尼的名画《群神宴》，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瓷器之精美。该画现藏美国华盛顿国立画廊，内容是表现古代神话中的众神和仙女聚会林泉之间的情景。图中央盛水果和汤的大钵，都是明代道地的青花瓷器。其一满盛鲜果，置于诸神面前；另外两大瓷钵则分别由一男仙头顶、一仙女手持而来。由于画家将这三只瓷钵置于很突出的地位，描绘又极为认真，因而青花瓷器的特质得以鲜明地表现出来。据考察，这三只青花瓷钵的形制与风格、花纹，都表明确为明朝宣德、成化年间之物。此画作于1514年，而这类瓷器运到威尼斯，应在15世纪末，亦即哥伦布、达·伽马开辟新航路之前。贝利尼将这三只大青花瓷钵作为诸神的用品，也恰恰反映了当时西欧人士对中国瓷器的珍视。到了18世纪时，瓷器已经普及到法国全社会。法国人饮茶也用瓷器。中国瓷器的莹洁光润、轻巧纤美，以及上面彩色的人物花鸟绘图，令人喜爱。1716年，法国有人写了一首诗盛赞中国瓷器的美观。诗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