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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
熙宁初年，朝廷就有人攻击王安石，说他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离经叛道的思想(参阅《宋史·王安石传》)。意思 662f." >是说王安石认为，自然灾害并不可怕，人可以战胜它；时代不同了，祖宗成规，?.不足以效法，应因势变革；社会舆论有是非之分，不要受流俗之言的影响。王安石并不否认自己的这种政见。一次，同神宗交谈时，毫不隐讳地表述了自己“三不足”的见地。因为这是他推动变法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保守派对王安石变革的诋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正月，灵台郎尤瑛奏言，天气久阴，星象失度，应当罢免王安石，黥〔qing情〕其面，将他发配英州(今广东英德东)。枢密使文彦博也借机推波助澜，说市易法的实行与社会下层争利，民声鼎沸，致使华山塌裂。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批驳道：“华山发生的灾异，若说是天意，恐怕是由小人引起的。市易司的设立，因百姓贫穷已久，不过是抑制兼并而已，于官何益？”文彦博等人无言以对。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自神宗近臣乃至皇后都言灾害与王安石变法有关，逼迫神宗中止新法。郑侠将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的状态绘成《流民图》，进呈御览，并上疏声称：“天旱由王安石所致，除掉王安石，天必然会下雨。”慈圣、宣仁两宫皇太后痛哭
流涕地对神宗说：“王安石变法乱了天下！”这时，自然灾害严重，又有来自各方的压力，神宗思想上也有些疑虑。王安石已感到保守派势力气焰嚣张，神宗左右为难，无法继续推行新法。四月，他只好提出辞职。神宗无奈罢去王安石的宰相，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出任江宁知府。王安石感慨地说：“天下的事情就像煮汤，加一把火，又添一勺水，何时才能煮熟呀！”这就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神宗将诬陷王安石的郑侠放逐岭南，罢了冯京的官。此时，执政的廷臣参知政事吕惠卿与宰相韩绛不合，变法派的内部产生矛盾。二月，神宗下令召王安石回京，官复原职。这时，保守势力互相勾结，反对变法活动频仍，变法派也出现了分裂，而神宗的精神风貌已不像熙宁初年那样振奋。王安石深知再继续变法险阻将会更大，加上在朝廷任职八年，操持国家大事，积劳成疾，56岁的王安石已觉身体疲劳，力不从心。次年春起，王安石连续四五次上呈条陈，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同年十月，神宗再次批准罢去他的宰相职务，以带使相(官阶，非实职)兼办江宁府。王安石二次回到江宁。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九月，朝廷封他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
退居林下的王安石，在自己的“半山园”中披览群书，吟诗作赋。时常骑驴漫游江宁各地，凭吊古迹，徜徉山水间，以此安度晚年。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七月，新法的反对派苏轼途 7ecf." >经江宁时，专门去王府上拜访了他。两位昔日的政敌一见面，尽弃前嫌，不计较个人的恩怨，推心置腹地交谈，对天下弊端有了相近的看法。二人携手郊游，尽论古昔文字，以诗歌唱和，流连忘返。王安石比苏轼年长16岁，特别喜欢苏轼的诗词与散文，赞颂他是“人中龙”，又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之人物。”(《西清诗话》)苏轼与王安石交往一个多月，“朝夕闻所未闻，慰喜之极”，对王安石更加了解，感叹道：“从公(安石)已觉十年迟。”(《潘子真诗话》)王安石和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两大家，从政坛上的对手，到握手言欢，成为知己挚友，这件事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称道的佳话。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病死于宫中福宁殿，10岁的皇太子赵煦〔xu 续〕称帝，即宋哲宗。哲宗年幼，尊英宗高后为太皇太后，掌管军国大政。高后立即启用司马光入朝执政。高后和司马光等保守派对新法早已恨之入骨。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开始，他们一起逐项废除了已实行16年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变”。保守派罢废新法的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闻讯，非常气愤。当他听说募役法被废除时，再也沉默不住了，悲痛地说：“也要罢掉这项法令吗？创立此法，我曾同先帝(神宗)商量了两年，设想得很完善了！”然而，还有谁会倾听他最后的呼喊呢？同年四月，一代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便忧愤而逝，走完了他66年曲折而不平凡的人生路程。
第一节 改革前的蒙古汗国
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即元世祖，蒙古语尊称薛禅皇帝。成吉思汗之孙，睿宗拖雷的第四子，母为庄圣太后怯烈氏，兄宪宗蒙哥，弟旭烈兀、阿里布哥。忽必烈诞生在皇室贵胄之家，自幼仁爱聪睿，童年起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其母庄圣太后仰幕中原文化，经常延聘汉族儒士到和林，给忽必烈讲经论道，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的熏陶。他在“潜邸”时，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听说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同时，又与辅佐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名臣耶律楚材及其子耶律铸交往颇多。耶律楚材用儒家治国经术影响二汗，以求转变蒙古原有的统治方式，适应开疆扩土的需要。尽管他壮志未酬，“愤悒〔yi义〕而死”，却给忽必烈的思想很大的震动。他“思
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纪一》)，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注视着时局的变化。
忽必烈所处的时代正是蒙古汗国的兴盛时期。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汗，蒙古骑兵连年发动大规模的南征西战。在南下征服金朝的战争中，中原地区的生产和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蒙古定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元史·耶律楚材传》)。城破，除工匠外，他人多不能幸免。公元1211年，蒙古军打到居庸关，“杀的人如烂木头一般地堆着”。他们攻克大同，游骑至金中都(今北京)，连破金90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殆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五《蒙古侵金》)。公元1213年秋，左手万户木华黎奉命率兵“攻密州(今山东增城)，屠之”。公元1219年，木华黎挥军连克岢〔ke渴〕、岚、吉等州，进攻绛州(今山西绛县)，拔其城，屠之”。此外，尚有“保州(今河北保定)之屠”，“卫州(今河南汲县)之屠”等，共杀了1847万人(《元朝捷录》卷二)。此数虽夸大不实，但屠城确有其事。因木华黎的征掠思想很明确，对新附之民，“非尽坑之，终必有变”。窝阔台时，蒙古贵9９lib?族中竟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耶律楚材传》)因而，诛杀无辜百姓的行为仍在继续。公元1235年，太宗窝阔台之子阔初率军大举南下伐宋，在德安(今湖北安陆)遭到当地广大军民的强烈抵抗。德安城陷落，“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元史·赵复传》)。贵由、蒙哥执政时，依然是“惟利剽杀”。直到忽必烈称汗初期，在灭南宋时，一些蒙古贵族仍“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
公元1235年，蒙古骑兵围攻枣阳，转掠襄、邓、郢诸州，“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窝阔台曾下诏俘人为驱，应允“掠者私其主”。谁掠夺的人口归谁所有。还下令“奴有罪者，主得专杀”(《元史·阿里海牙传》)。至元初年，蒙古贵族四处杀掠人口不止。在江南荆湖地区，蒙古将领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其余幸免者，多投依豪右，“岁久掩为家奴”。众多的汉族人民被蒙古王公贵族
强行为驱口、部曲，任主人随意使唤，当作私有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馈赠。驱口失去了人身自由，社会地位最低贱。蒙古贵族这种野蛮的奴隶制统治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摧残。
变农田为牧场。太宗时期，
中使别迭嗣进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元文类》卷五十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这种以自己较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代替中原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的思想对窝阔台汗有一定的影响。蒙古骑兵进入中原，铁蹄所至农田稻麦稼禾一片狼藉。他们捣毁堤堰，搜掠耕牛等牲畜，直接破坏农业生产。待到春耕农忙季节，农民无畜力耕作。归降蒙古的汉官王楫向驻卢沟桥的蒙古军营索回耕牛数千头，拨给农民，以解燃眉之急，而这些耕牛还不及所掠走的牛数的1/10。足见农民的主要畜力耕牛基本都被掠走了。蒙古贵族进驻中原后，还大片地夺取土地，强占民田，少则千顷，多则达到10万顷。他们“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六《太平御览策》)。蒙古王公贵族把大量的良田沃土变成牧场，大批农民丧失了土地，“农夫不得安于田里”。将蒙古草原扩展到中原地区，这是与他们的游牧经济相适应的，但对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是致命的破坏。
蒙古贵族南下后，力图用自己社会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来改造先进的中原地区，加深了社会危机。贵由为汗时，因“法度不一”，而“内外离心”。蒙哥称汗，遵循祖制，不越雷池一步，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却在不断加剧。入主中原伊始，便实行分封制。诸王、功臣权势膨胀，早期归附蒙古的北方汉族、契丹、女真族等将领拥有较强的地主武装，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豪强。正如朝臣郝经指出的：“窃惟国家封建制度，不独私强本干，与亲贤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国，使诸王世享，如殷周诸侯；汉地诸道，各使侯伯专制本道，如唐之藩镇；又使诸侯分食汉地，诸侯伯各有所属，则又如汉之郡国焉。”(《郝文忠公集》卷三十二《河东罪言》)分封诸王和汉人军阀两股政治势力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央集权统治。
由于连年战乱不止，加上“滥刑虐政”，暴敛急征，“民不能当”，迫使北方百姓大量南逃。以往天下户过百万，现在“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到处是残破凄凉的景象。在蒙古贵族统治的高压下，人民群众拿起武器进行坚决的反抗斗争。他们组织起来，坚壁清野，依山水为寨，频繁地阻击蒙古骑兵。“金人迁汴，河朔盗起”。“河北群雄，多如牛毛”。在众多义军中，影响较大的有活跃在山西中条山侯七领导的十余万起义军，转战山东、河北的彭义斌为首领的红袄军。忽必烈即位时，福建漳州、建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这表明蒙古贵族驻足中原后，社会的各种矛盾在日益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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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
面对着这种错综复杂的新局势，如何巩固蒙古贵族的政权？统治集团分化成两派，一是墨bbr>守祖宗成规的守旧派，顽固地坚持用蒙古旧制治理中原；一为立足于改革的革新派，锐意实行变革，采用有利于蒙古贵族统治的治国安民的方略，双方斗争十分激烈。这时，忽必烈以蒙古贵族革新派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图4)。
第二节 劝课农桑，发展生产
公元1251年，蒙哥即汗位，令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他将自己的府邸南迁到爪忽都(即金莲川)之地，“召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辐凑，争进所闻”(《元文类》卷五十八《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在诏书中已经明确指出：先世“以武功创业”，而“文化未修”。决心“鼎新革故，务一万方”(《元史·安南传》)。他目睹了“汉地不治”而造成人口流亡、田园荒芜的悲惨现状，“遵用汉法”，在河北邢州、河南、陕西等地进行改革实践。忽必烈深刻地体会到发展农桑乃是“国家经赋之源，生民衣食之本”的道理，直至他登上汗位，仍然以“劝农桑为急务”，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忽必烈针对蒙古贵族废农就牧给中原农业生产造成的诸种弊病，进行认真的治理与纠正，倡导“安业力农”，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不得以民田为牧地”。忽必烈多次下令禁止蒙古王公贵
藏书网族改农田为牧场，将已改的牧场退还耕地。就在忽必烈当政时，蒙古王公贵族在山东地区占民田近千顷，放养牲畜，“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镇守陕西关中的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属下管畜牧的冒夺民田至万顷。忽必烈下诏严禁占农田为牧场。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军攻克临安(今杭州)，他即宣布：江浙淮湖地区，“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无产业者”(《元史·世祖纪六》)。忽必烈从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出发，除官司土地自行收系外，“诸人种田地，收纳税石”。并令将牧场退还给农民耕种，或采用租佃的方式召民耕作，征收租税。如安西王将泾水一带几千顷牧地分给2000家农民耕种。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忽必烈还下令禁止军队践踏田园，不准牲畜毁坏庄稼。这一措施的贯彻有利于北方农业生9９ｌib.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改变屠杀和掠夺驱口的旧习，保护社会生产力。忽必烈接受了姚枢、许衡等人的建议，“行仁政，不嗜杀”，扭转了蒙古贵族攻城略地大肆杀掠的政策。他以宋代大将曹彬取南唐时不杀一人为榜样，禁止滥杀无辜平民。公元1253年，蒙古军抵云南大理城，忽必烈命姚枢裂帛为旗，上书止杀之令，分悬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公元1259年，蒙古军伐南宋，刘秉忠、张文谦等奏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即纳其言，明令诸将“毋得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元史·张文谦传》)。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忽必烈对南征统帅伯颜说：“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今体朕心，古法(曹)彬
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忽必烈多次降“不杀人之诏”，也颇见成效，在征服战争中，蒙古骑兵杀人数量确实明显减少。在灭宋过程中，忽必烈还一再重申禁止掠夺人口为奴，已掠抢为奴者要释放，目的是让百姓安心从事生产，国家控制更多的户籍，保证赋役正常的征派。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颁布《户口条画》，规定凡贵族、权势之家非法占为奴者，按籍追出，编为民户。十七年(公元1280年)，命令阿里海牙、忽失帖木儿等将领把所俘32000余口，解脱为民。尔后，又令御史台分拣浙东总管所俘的1695人亦释放为民。忽必烈这种做法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保护，也是元初社会经济得以很快复苏的重要原因。
设立司农官署，百姓安业力农。在灭南宋前，在近臣姚枢、张德辉等劝导下，忽必烈已经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宽赋税，省徭役”，发展农桑。刘秉忠建言：“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 56fd." >国之大益。”(《元史·刘秉忠传》)忽必烈均予采纳。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设置劝农司，派遣八名劝农使巡视各地农业生产，并将招抚逃户、户口增减、农业丰歉作为地方官吏黜陟的依据。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设立司农司，后更名大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还颁行农桑之制14条，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再设营田司，督促地方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修渠道，筑陂塘，防御水旱，保农业丰产。如开凿泾渠，灌溉关中之田，使渭水平原旱涝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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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后，忽必烈更加重视发展农业。他在致南宋降将高达的信中说：“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土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邑，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之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zhan沾〕。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元史·世祖纪一》)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忽必烈对农业生产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重视，要保护租佃制，“劝农桑以富民”。为了推动农业发展，忽必烈还提倡改进生产技术，普及农业知识。他令大司农汇集古今农桑典籍，撮其要者，编纂成《农桑辑要》一书，刊行四方。“用之则力省而功倍”，卓见明效。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蒙古贵族逐步地适应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放弃了传统的游牧经济及其剥削方式，大力扶植汉族地主阶级，发展农桑生产，从而，也使蒙古农奴
９９ｌｉb?
主逐步地转化为封建大地主。封建经济的稳定增长为蒙古贵族在全国统治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节 “变易旧章，作为新制”
忽必烈就蒙古汗国长年所积弊政，在“祖述变通”的思想指导下，也着手进行政治变革。
改元立号，健全法度纪纲。成吉思汗建国，以部族名称为国号，即蒙古汗国。从铁木真到蒙哥，五代大汗均无年号，而以生相为纪年，如龙儿年、兔儿年等，有诸多不便。公元1260年农历三月，忽必烈称汗。在汉臣郝经等建议下，五月，建元“中统”，结束了蒙古汗无年号的历史。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八月，下诏改当年为“至元”元年。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取 href='1306/im'>《易经》“大哉乾元”之意，颁诏改国号为“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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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汗国创始以来，因各种制度不全备，弊端愈发明显。导致“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才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郝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二)。这时，一些汉臣如姚枢、李治等直谏，请求立法度，正纲纪。具体措施为“立省部”，“使庶政出一”；“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等。忽必烈都一一采纳，“动则见询”。令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官署为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掌兵柄，御史台司黜陟，其庶务由寺、监、卫、府等分担；在外有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其治民者有路、府、州、县，长官由蒙古人充当，汉人、南人为卿贰。于是，“一代之制始备”。
忽必烈为了加快对汉地统治的改善，
.不时地将自己的统治中心南移。公元1256年，他令刘秉忠在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名曰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后称汗于此地。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又命刘秉忠在金中都建筑宗庙宫室。于是，忽必烈定国都名为大都(今北京)，又称汗八里(蒙古语意为汗的城)。从此，大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除世侯，削弱蒙古王公贵族的势力。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仍袭祖制，分封诸王、功臣，划分一区为其领有，叫作“分地”，又称“食邑”，或曰“投下”，再分拨一定数量的百姓。这些私有领地子孙世袭，百姓为其私属民户。“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诸王世侯“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断事官自司”(《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他们不仅自设官吏，私断刑狱，还征敛赋税，俨然是个独立王国。对中央集权统治十分不利。忽必烈采用了刘秉忠、宋子贞的建策，一方面，下令规定诸王不准自置官吏，不得私用刑法断案，亦不许擅自征收赋税，一切事务由朝廷处置。另一方面，将分封领地制度改为赐田。分地变赐田，即使蒙古王公贵族失去原有特权，成为只享租税的一般大地主。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封地的管辖。过去五户征丝一斤，亦称作“五户丝”，分地征收权也归朝廷所有。这样就有力地抑制了诸王势力膨胀。
击豪强，解除汉族等军阀兵权和大地主武装。在灭金时，一批金朝的汉族、契丹、女真的将领归降了蒙古汗国，他们帮助蒙古贵族南征西战，立下汗马功劳。这批将领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称雄一方，如大兴的史家，史天泽在真定，拥有河东、河北之兵；易州的张家，张柔在满城，将领燕南之兵；还有真定的董家，董俊、董文用；泰安的严家，严实、严宗济；济南的李家，李全、李璮〔tan坦〕等。他们“皆因其旧而命官”，如授史天泽为真定、大名、河间、济南、东平五路万户、河南经略使，授严实为金紫 5149." >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另外还授予他人为万户、元帅、副元帅、总帅等职衔，并依照官阶的高低领取数额不等的份地，世袭官职，形成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李全、李璮父子“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成为山东的一大军阀，朝廷数次征调其兵，“辄诡辞不至”。中统三年(公元1263年)，李璮据济南发动叛乱，又联合南宋，“一时间山东不复为元有”。忽必烈立即派史天泽将兵分几路进讨，围攻济南，城破，李璮被迫自杀，叛乱遂平。忽必烈鉴于李璮反叛的教训及各地汉将权势太重，决定解除汉将的武装，由朝廷统掌兵权。史天泽颇能理会蒙古主子的意图，上疏称：“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忽必烈当即谕允。“史氏子侄即日解兵将者十七人”(《元史·史天泽传》)。易州张家、泰安严家等均照此办理。消除地方割据势力使元朝统治更加稳固。bbr>
罢去州县官世袭，实行选官制。自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易地中原，亦行此法，所以元官多世袭。如石天禄为征行千户，死后，其子兴祖袭职。刘敏为郎中，年老，宪宗蒙哥令其子世享袭其职。时间久了，郡县官吏世袭专擅，吏治衰败。大臣廉希宪奏称：“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宋子贞亦疏言：“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姚枢上疏云：“当今慎铨选，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于是，忽必烈令议行迁转法。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忽必烈下诏“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公元1267年)，又“罢世侯，置牧守”(参阅《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州县官多世袭》)。他先在原封地祁州、河南、陕西试点，设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选人居职，“始有吏治”。
广开言路，“政贵得人”。针对吏治不清，刘秉忠等人多次向忽必烈进谏：“君子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忽必烈“嘉纳之”。李治等也屡次上疏建言：“政贵得人，不贵官多。”这些建议都为忽必烈所采纳并付诸实施，裁汰冗官冗员，减并路、府、州、县官署。选官得人，“贤俊萃于一堂”，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忽必烈汲取汉臣谋士良策，思想更加开阔，留意治道。他喜当唐太宗，让学士将 href='451/im'>《贞观政要》译成蒙古文批览，四处求访“如魏征者”。上述史实可见，忽必烈“固属开国英主
９９ｌiｂ?”。
第四节 “朝野中外，号称治平”
忽必烈的改革是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的，改革前后持续了20余年，效果是显著的。经济上，从北方到南方社会生产在恢复，“流民复业”，户籍增多。山东北部沿海一带牧地退还民
田，“岁余新桑遍野”。“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王磐：《农桑辑要·序》)。南方新附之民，开垦荒地，官府给牛种农具，“使力田为农”。太湖流域疏浚多年淤塞的河道，修建闸堰，浇灌农田。又治淀山湖，“以兴三吴之利”，出现了“苏杭熟，天下足”的喜人年景。政治上，忽必烈统一天下，定官制，立纪纲，削弱了王公、世侯的势力，改变了“政出多门”的陋习，加强了中央集权。“纪纲法度，粲然一新”。忽必烈的改革呈现了一派新气象，“至元、大德年间，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四《张文季墓碣铭》)。
这场较大规模的鼎新革故，当时叫作“改汉制，用汉法”。所谓汉制，就是采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谓汉法，即是用加强中央集权来统治广大人民的方法。忽必烈革新措施的制定和实行，是在一部分亡金的士人辅佐下进行的。他进入漠南汉地后，就积极网罗封建士大夫及有卓见的儒士，作为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忽必烈特别重视利用两部分人，一是吏，用吏统治百姓，如刘秉忠、王文统等；一是儒，用儒士宣扬程朱理学，从思想上笼络士人，如许衡、姚枢等。忽必烈用汉法，先在刘秉忠家乡邢州搞试点，选廉吏，务农桑，增 6237." >户口。试点三年，“号称大治”。另外，他还在封地怀孟和京兆地区变革，地方治理大有改观。尔后，改革自北向南逐渐地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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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改汉制，用汉法，一开始就遭到守旧的蒙古王公贵族的反对与抵制。大臣阿蓝塔巴曾向宪宗蒙哥密奏：忽必烈用汉法，“深得中土心”，将有异图，应加防范。蒙哥的思想很保守，自称：“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
”对忽必烈在汉地的改革不支持，派阿蓝塔巴去陕西、河南撤除忽必烈设置的宣抚司、经略司等机构和人员。公元1259年，蒙哥亲征四川，在合州中流矢身亡。于是，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又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按照蒙古习俗，大汗应由幼弟阿里布哥在和林主持召开诸王参加的库里尔台大会确认。公元1260年农历五月，忽必烈先期在开平召开库里尔台大会，选举自己为汗。他得到东、西部蒙古诸王及伊尔汗国旭烈兀的拥护，尤其是汉族士大夫支持他。忽必烈在《即位诏》中郑重宣布：要“师法前人，实行变通，正是在今
日”。即用汉法，要改革。而阿里布哥在西北诸王海都等及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的拥戴下，在和林称汗，声称坚持祖宗之法，率兵南下。从公元1260年至公元1264年，蒙古贵族内部爆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忽必烈击败了阿里布哥，巩固了汗位，为继续改革扫清了道路。之后，忽必烈又平定了新疆地区的海都叛乱，戡定了东北的乃颜之乱，稳住了边区局势。他还派遣大臣去说服争取其他蒙古部族。有的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忽必烈果
断地回答：“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并派人去宣传汉法的优越性，取得蒙古贵族的理解与支持。
时人评论这场变革时指出：“诚以时移事变，理势当然，不得不尔。”(《元文类》卷十四)这正说明了忽必烈的改革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为蒙古族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诚然，忽必烈的改革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其革新之功是不可没的。
第一节 平步青云少年郎
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的一天，荆州府府治江陵(今湖北江陵)正在举行考试，府堂庭下站着许多应试的人。知府李士翱于前夜作了一个梦，梦见上帝让他将一颗玉玺〔xi洗〕转交给一个童子。点名的时候，李士翱拿着花名册，第一个叫道：“张白圭！”“在！”李知府顺着稚声望去，竟是一个脸盘稍长、眉清目秀的少年。李士翱暗自惊喜，这不是梦中所见童子嘛！于是，叫他来到阶上书案旁。知府说：“白圭，不足为名字。你就更名居正吧。”考试时，居正文思敏捷，应对如流。这时，正巧湖广(今湘鄂二省)学政田顼到达江陵。李知府告诉他，郡中有个神童，写一手好文章。田顼让人立即把张居正找来，以《南郡奇童赋》为题，当场面试。张居正拿起笔，略思片刻，便下笔如飞，无所点窜，一篇颇具文采的赋很快写成了。学政和知府阅后，赞赏不已。张居正通过了府试，补府学生徒，成为一名秀才(即生员、诸生)。从此，12岁的张居正以“荆州张秀才”名闻遐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生于湖北江陵县。张氏家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始祖名叫张福(又名关保)，曾跟随明太祖朱元璋起义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又从大将军徐达南征北战，立有军功，授职归州(今湖北秭归)长宁所世袭千户。到了张居正的曾祖张诚时，全家
.从归州搬到江陵定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青年时考中秀才，后来几次乡试(即省试)，都没有被录取。从此，他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居家教子，终老一生。张居正的童年时代，家庭并不富裕。后来，他曾回忆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即世家大族)衣冠之旧。”(《张江陵书牍》)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八》)“余少苦笃贫，家靡担石。”(《张江陵全集·学农园记》)但这没有影响张居正的成长。他从小就聪明机灵，喜欢读书。五岁时起学习古文句读，记忆力过人。10岁时，因他能通晓六经大义，文章用辞舒展，在府内已小有名气。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13岁的张居正从荆州来到武昌参加考取举人的乡试。他的答卷，得到考官的赞同，尤其是湖广观察使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他。当时号称“金陵三俊”之一的顾璘任湖广巡抚
，深知张居正年少而才华出众，将来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同他一见面，“许以国士，呼为小友”，与布政使、按察使诸君说：“此子将相才也。”(《张江陵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然而，他又考虑到，13岁的孩童步入仕途，为时尚早，这对今后的成长不利。顾璘对监考的冯御史直截了当地说：“张孺子(居正)天授，即令早在朝廷，宜亦无不可。然余以为莫若老其才，他日所就，当亦不可知耳！”(《张江陵全集·张文忠公行实》)冯御史同意巡抚的意见，没有录取张居正。这件事在张居正的心目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16岁的张居正再应乡试。这次榜上题名，中了举人。张居正专程赴安陆，拜谒正在那里督工的恩师顾璘。见到张居正，顾璘格外高兴，解下自己的犀带赠给了他，说：“来日你要佩玉带，犀带是束缚不了你的。”并表示歉意说：“我同冯御史一席话，耽误了你三年”。“我所以这样做，是希望你有远大的志向，学伊尹，作颜渊，不要只以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独喜自负。”二人谈了良久，张居正一一铭记心间。
张居正23岁那年，即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他二次入京，通过了会试，再参加殿试，中二甲进士，选为庶吉士，成了翰林院见习的后备官员。明成祖朱棣初期，内阁七名成员，不是翰林的占一半，翰林纂修各色人员参有。从英宗朱祁镇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起，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南京、北京)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得任用。而庶吉士为进士初登仕途的阶梯，
众人皆视之为“储相”。张居正跻身储相之列，在他面前已经展现出进入内阁、登上首辅的广阔前景。
在翰林院里，新科进士多数热衷于研究诗赋，在文字修辞上用功夫，只有少部分人探求国家典故，谙熟朝规国政。张居正属于后者。利用院里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翻阅了不少外面不易见到的秘藏典籍，研讨典章制度。庶吉士三年期满，散馆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张居正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当时，大学士徐阶在朝廷执政，见居正“沉毅渊重”，“学问醇正”，赞许他将是国家忠臣、栋梁之才。作编修四年，任期已满。张居正看到权臣严嵩〔song松〕等奸佞〔ning泞〕之徒当道，正义难行，于是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请假回江陵养病。他在家乡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葺修房屋数间，有时杜门不出，读书园内；有时出没在田野阡陌间，与农夫交谈，测量土壤干湿，比较农作物成熟期的早晚，观察气候的变化。每当五谷丰稔〔ren忍〕、黄云盖垅时，男女老幼欢天喜地。一旦年景不佳，妇女儿童沦为乞丐，加上官吏催征课税，夜晚民宅哭声不断。三年的闲居生活，使居正深感农民的艰辛，因而，他给自己的小园题名为“学农园”。他认识到“农生民之本也。”“治天下国家，固亦由力本节用，抑浮重谷，而后化可兴也”(《张江陵全集·学农园记》)。张居正在休养期间，“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不断地探索革除时弊的方略。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秋季，张居正抵达京师销假，又回到翰林院。目睹整个政治局面不但没有什么改观，相反有进一步恶化的势头。北京十里之外，大“盗”十百成群，官吏贪污风行不止，老百姓的怨恨与日俱增。他强烈地意识到：“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张江陵书牍》十五《答耿楚侗》)张居正以“磊落奇伟之士”自比，跃跃欲试，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
第二节 危机四伏明中叶
从15世纪中期起，到16世纪中期，是明王朝发展的中叶。自英宗朱祁镇起，至穆宗朱载垕〔hou后〕止，共七代皇帝。这一时期皇帝多怠于政事，沉溺于声色之中，常年不临朝，将大权交予宦官或权臣，政治日趋黑暗，边防废弛，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冲击着明朝的腐朽统治。
明代中期，土地兼并迅速发展
，主要是皇帝、勋戚王公、宦官、豪绅地主占田。明朝制度规定，宗室、皇亲国戚、功臣都有赐田。但他们还向皇帝请求增加土地来扩大产业，叫作“请乞”。宪宗时，外戚锦衣卫指挥周彧〔yu育〕索要武强、武邑田地600余顷；翊〔yi意〕圣夫人刘氏申请赐予通州、武清土地300多顷，皇帝都降旨应允。正如户科给事中李森所说：“名为奏求，实豪夺而已！”(《明史·李森传》)一些大地主为了高攀势官，或躲避赋役，干脆将自己强占来的土地主动献给勋戚王公，称作“投献”。有权势的宦官也乘机通过修建寺院大肆侵吞良田。宪宗时，大宦官汪直占田二万顷，成为大地主。皇帝占田就更为突出。成化年间，北京有皇庄五座，到了武宗正德时期，前后不到30年，皇庄已经多达36座。皇帝不仅建皇庄，还放“皇债”，开“皇店”，卖“皇盐”，设“皇窑”(煤窑)，牟取暴利。结果是“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张太岳文集》卷二六《答bbr>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武宗时，直隶地区人民抵制占田，官府抓了平民鲁堂等200余人，引起了京畿南部百姓的骚动。
在此时期，本是皇帝家奴的宦官却成为皇族地主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内阁大学士则是官僚地主的政治代表，出现了宦官和权臣轮流执政的局面。从英宗正统至武宗正德年间，主要是以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为首的宦官专权，自世宗嘉靖到神宗万历初年，则为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权臣掌政。当然，权臣也要拉拢宦官。因此，宦官专政是这一阶段突出的政治特点。宪宗朱见深宠信大宦官汪直，小宦官阿丑用表演相声的形式讽刺说：“只知汪太监，
而不知有天子。”武宗朱厚照是个荒淫残暴的皇帝，他宠幸“八虎”之一的宦官刘瑾，权擅天下，为非作歹。当时北京城内外传说，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皇帝姓朱，一个皇帝姓刘。世宗朱厚熜〔g匆〕统治45年，将大权交给严嵩。他信奉道教，服道士所炼丹药，乞求长生不老。宦官把持朝政，大多数官吏曲意逢迎，徇私舞弊，贿赂成风。大学士焦芳为了讨好刘瑾，竟然搬到他的家中办公。弘治年间，抄了宦官李广的家，查获了一个簿子，上面写着许多文武大臣的名字，馈送黄米白米各千百石。孝宗吃惊地问：“李广吃多少粮食，接收这么多的米？”左右侍从说：“这是暗语，黄米是金子，白米是银子。”严嵩父子获罪后，从他家中抄出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珍宝器物无数。明代吏治的窳〔yu羽〕败，可窥一斑。
由于土地兼并的扩大，租税徭役的加重，更多的农民被迫离开家园，成了饥馑逃亡的流民。“民亡且乱”，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规模不断扩大，蔓延七八个省。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叶宗留率领流民矿工在浙、闽、赣边区首先揭竿而起。次年，福建沙县邓茂七领导了佃农抗租斗争。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刘通率领流民在郧阳(今湖北郧县)山区起义。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李原又在这里起义，自号“太平王”，归附的流民近百万。正德五年至七年(公元1510—1512年)，在北京西南的霸州、文安又爆发了影响较大的刘六、刘七起义，直接对京城构成威胁。
这时，北边的蒙古部落先是瓦剌〔la拉〕，后是鞑靼，经常骚扰内地；在东南沿海，倭寇(日本海盗)不时出没，抢劫商旅，掠夺人口>和财产。这种边患的严重形势，被当时人称作“南倭北虏”。蒙古骑兵越过长城，进入中原，进行大规模的杀掠，其中两次兵锋直指北京城，震动朝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率领军队从赤城、大同、甘州、辽东分四路攻打明朝。宦官王振调动京师三大营(五军、三千、神机)约50万大军，挟持英宗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明军惨败，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当时严嵩专权，边事大坏。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长驱直入，屯兵于安定门外，围攻北京城。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16世纪中叶，即嘉靖时期，倭寇与中国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相勾结，活动十分猖獗。当时严嵩党羽赵文华、胡宗宪出任抗倭主将。赵文华只知祭海神，不敢与倭寇交锋。身为防倭总督的胡宗宪，私下与倭寇交往，人称“军门倭主”。直到嘉靖后期，严党一伙垮台，抗倭将领戚继光、俞大猷〔you尤〕、刘
显等人率军浴血奋战，才取得抗倭大捷。
张居正登上政治舞台时，整个局势可谓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匮乏，入不敷出；政府官吏冗滥，办事效率低下；武备废弛，边塞烽火终年不熄。张居正对社会的弊端早有觉察。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他就给朝廷上了一道《论时政疏》，阐述了朝廷的五大积弊：
(1)“宗室骄恣”。宗室藩王表面求亲献媚主上，实际上奸贪淫虐，欺凌地方主管官吏，苛剥百姓，为所欲为。
(2)“庶官瘝〔guan官〕旷”。国家不重视培养人才，使用时又不信任，稍有议论，就罢职驱逐。“轮资逐格”，职务旷废的现象严重。
(3)“吏治因循”。官吏考课不严，名实不核，贿赂多的官阶居高，投机取巧的则依次进用。
(4)“边备未修”。防御工作平时做得不完备，不能防止寇虏侵扰。
(5)“财用大匮”。朝廷费用超过国初的10倍，官僚的供给，每年耗资巨万，国家财政钱粮亏空。
那么，如何根治这种“臃肿痿痹”之病呢？张居正指出，必须使“血气升降而流通”。建议世宗广开纳谏之门，亲近辅弼大员，君臣之间无所隔阂，按照五个问题分职定责，人人发挥所长，积弊便可以除掉。
25岁的张居正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痛陈时弊，言语铿锵。当时权臣严嵩当政，并未将张居正的上疏转呈御览，而是搁置一边，不予理睬。
第三节 起衰救弊任首辅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张居正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正六品)，兼国子监司业(副长官)。三年后，严嵩被罢官，徐阶出任首辅(内阁长官)。世宗深知将来只有张居正能担负起辅佐皇太子治国安邦的重任。于是，令张居正任右春坊右谕德(从五品)，为裕王朱载垕讲读经史。张居正仪容峻整，每次讲习，必引经据典，以其渊博的学识，广譬曲喻，裕王深受启迪。接着，张居正迁任侍读学士，掌管翰林院事。从此，他在朝廷开始显露头角。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世宗朱厚熜病死。裕王载垕即位，改元隆庆，是为穆宗。首辅徐阶同张居正商议，草拟了遗诏，宣布凡世宗时因谏言而被治罪的大臣，一律平冤昭雪，死者给予抚恤；废除一切斋醮(道士设坛祭祀)及不利的政令。从中可以反映出张居正变革弊政的坚定决心。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正月，穆宗将恩师张居正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又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四月，卷帙浩翰的《永乐大典》复本抄录竣工，他又升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20年前的“储相”张居正，入阁参政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七月，失宠的首辅徐阶告老还乡。继任首辅的李春芳以清静无事迎合穆宗心意。张居正因此很鄙视他。一天，李春芳叹息道：“徐公(阶)尚以人言罢，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竟说：“如此庶保令名！”(《明纪》卷三十七)李春芳闻此言，大吃一惊，而后三次上疏，请求休致(退休)。张居正入阁以来，日夜思索如何变易弊政。八月，他上呈《陈六事疏》，提出六项施政主张，即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因张居正在内阁中座次在后，权位不显，他的建议又未能付诸实践。但是，这份奏疏却成为张居正日后施政纲领的一个蓝本。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穆宗病重，弥留之际，在乾清宫召见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委以顾问要职。次日，穆宗死去。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即神宗。六
月，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策划下，性情暴躁的首辅高拱被迫下台，回原籍闲住。未久，高仪也病逝了。自然“大柄悉以委居正”。张居正出任首辅，“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风)采”(《明史·张居正传》)。
在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张居正深感封建统治已危机四伏。他曾将明王朝比作一座“将圮〔pi匹〕而未圮”的大厦，“其外窿然，丹青赭垩〔e恶〕，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亟待“振而举之”(《张太岳文集》卷九《京师重建贡院记》)。不然，“元末之事，可为殷鉴”，“衰宋之祸，殆将不远”(《张江陵书牍》—《答督学曾确庵》)。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张居正坚持进行改革，宗旨是要“富国强兵”，拯救明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进行的。
(1)政治上，纠正“纲纪不肃，法度不行”的不良风气，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
张居正的从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他针对朝纲法令弛坏、上下诸事推诿的腐败现象，采取措施整顿吏治。1.除冗滥，任人为贤。裁汰冗官冗员，犯罪的给予惩罚，同时奖励急公进取的官吏。他强调用人唯才，“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张江陵书牍》五《答冏〔jiong窘〕卿李渐庵论用人才》)。官吏的任免“一以功实为准”，不拘资格，不论亲疏。用他的话说，法有当加，亲故不启；才有可用，疏远不遗。时人评论道：“江陵当国，号能用人，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国榷》卷七十一)2.综核名实，设立考成法。就是去掉一切名实不符的东西，加强督责，提高实际效益。考成法就是考核办事成效。凡六部、都察院等章奏奉旨，皆酌量事情的轻重缓急，道路的远近，定期签署册簿，催督查核。各级官吏如有迟延，严格纠察。此法颁布后，朝纲振兴，提高了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政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实行法制，设立保甲法，稳定统治秩序。张居正改革中始终坚持法制，严肃纲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秋天，张居正下令将屡犯法令的黔国公沐朝弼捉拿归案。这使王公贵戚的不法行为有所收敛，也使改革措施得以较顺利地推行。同时，设置保甲法，让民人互保；加强城防、江防和海防，防范农民起义和城镇民变。张居正素以执法严明著称。他曾说：“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张江陵书牍》八《答总宪吴公》)张居正这样做，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
(2)经济上，调整政策，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富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明代中期，黄河仍时常决口泛滥，南下流入淮河，阻断运河。明代统治者担心黄水横流会冲毁凤阳皇陵，影响漕运，北方经济受到损失。更可怕的是黄泛使百姓走投无路，聚众哗变。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黄河又一次大肆漫溢。张居正推荐从前曾任河道都御史的潘季训主持治河。潘季训是明朝著名的水利学家，有着丰富的治水经验。从万历六年到八年(公元1578—1580年)，他亲临治黄工地，根据黄河的特点，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水原则，即借水势将淤泥冲刷入海。他还将多年的治河经验，编为一书，名曰《河防一览》。潘季训治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水灾减少了，人们重建家园，“田庐皆尽己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指京仓)矣”(《张文忠公行实》)。
清丈土地，条理赋役。张居正理财的指导方针是“强公室，杜私门”。他认为，国家财政匮乏的根源在于官僚贵族、豪强地主隐占土地和人口。“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为了解决赋役悬殊不均的问题，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力排众议，下令清丈土地。由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颁布了《清丈条例》。当年先对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进行丈量，然后对全国府、州、县bbr>的庄田、民田、职田、屯田、牧地、荡地，重新清丈，到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清丈结束，总计全国田地为700余万顷。尽管其中有些官吏逢迎谎报，数字有不实之处，但毕竟清查出许多被豪强地主隐匿的土地。张居正又下令改革赋役制度，推广一条鞭法，将明初以来的赋役分征改为合征，重新编排赋役。这是一项役法的革新。上述两项措施实施几年后，“帑〔tang倘〕藏充盈，国最完富”(《明通鉴》卷七十六)。“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明史·张学颜传》也记载，明朝自从正德、嘉靖年间虚耗以后，到万历十年间，这一时期最称富庶。
(3)军事上，整饬武备，训练士卒，安抚边区少数民族。
张居正入阁后，重视加强边务。命大将李成梁坐镇辽东，把在东南沿海抗倭的名将谭纶、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张居正经常同谭、戚商讨军务(图5)。在谭、戚的主持下，修筑了居庸关至山海关一段长城，建起敌台1200座，使“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明史·戚继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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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戚继光(公元1528—1587年)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王崇古、方逢时在宣化、大同与鞑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议和通贡，化干戈为玉帛。明政府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封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授大小首领56人>以不同的官号。同时，复开大同、甘州马市，互相贸易。当时有不少人公开反对这一作法。张居正批驳道，通贡既不是汉朝和匈奴的和亲，也不是宋代与辽金的所谓献纳，主动权在朝廷。他坚持蒙汉两族和睦相处。在尔后的30—40年中，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边防，烽火不惊，三军晏眠，塞内外水陆屯田都得以开垦整治，如同内地一样。蒙汉人民“合为一家，永享太平”。
第四节 一代名臣垂史册
自任内阁首辅以来，张居正的权势地位日益提高。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八月，他荐举吏部左侍郎张四维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按惯例一般任命阁臣，诏书只讲“同某人(指首辅)办事。”而在这一诏书上，神宗却亲笔注“随元辅(张居正)入阁办事”。实际上是将张居正与原属同僚阁臣相区分开，主从地位有别。甚至张居正回乡办丧事，神宗告诫次辅吕调阳等阁臣，有大事不得独断，要速报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并赐张居正银印，上刻“帝赉〔lai赖〕忠良”字样，可以密封启事。足见神宗、李太后多么信赖他。张居正以“元辅少师先生”的双重身份临
９９ｌiｂ.朝秉政，当时所颁发的各种诏令、谕旨，实则都是他的思想和主张。这也是张居正改革措施能够顺利推行的重要前提。
应当说张居正改革伊始，就遭到了一些腐败官僚的反对。他整顿吏治，罢除冗官，各衙门官职缺额减少，等候补缺的生员不能尽用，许多人都怨恨他。清丈土地，调整赋役制度
藏书网，国家赋税增多，而豪强地主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因而对张居正非常仇视，暗地攻击他专权放纵。其中多数人是对张居正改革持否定态度的保守派。然而，张居正并没有置之不理。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mao茂〕学上疏指出考核官吏过严，请行宽大施行。张居正将他革职为民。接着，御史傅应祯又上《重君德、苏民困、开言路疏》，疏中对“余懋学陈时政而锢之终身”提出异议，要求广开言路。文中流露出对张居正当国的不满情绪。张居正下令将他逮捕入狱，发配浙江定海。次年正月，他的门生巡按御史刘台越制奏报辽东战事，遭到他的斥责。刘台不服，上疏弹劾张居正“专擅威福”、“罔上行弘，横黩无厌”(《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张居正阅后大怒。神宗降旨将刘台下狱，廷杖一百，发遣戍边。从此，诸给事中、御史更加畏惧张居正，而心中不平。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老死于故里。依封建礼制，官员遭父母丧亡，必须去职回家守制，服丧27个月，期满后复职，叫作“起复”。但朝廷对大臣要员，也可命其不必去职，著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守制尚未到期应朝廷之召出来任职，称为“夺情”。围绕着张居正是回江陵守制服丧，还是留在朝廷夺情任职的事情，在朝中引起了一场波澜。张居正坚持疏请回籍守制，而14岁的神宗执意留他在官守制，可不到朝，不领薪俸。但不少朝臣联名上疏反对这种作法，说他“忘亲贪位”。张居正十分恼火。因这件事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分别被黜职，逐出京师。继而，又将为吴中行等四人鸣冤叫屈的日讲官许文穆、观政刑部的新进士邹元标治罪。当时，京城的士人对这样处理官员都很气愤。有人甚至将毁谤之文贴在长安门，说张居正要谋反。神宗听说后，当朝宣谕再
..有言及夺情事者，定罪不饶，这场风波才稍息。
张居正受顾命，任首辅，又为幼主神宗之师。为了将神宗培养成圣明贤君，张居正呕心沥血，下了很大功夫。他除了进讲《四书经解》，修明圣学外，还讲解朱元璋口述的《皇陵碑》，并将亲自挑选的古代帝王值得效法的81件事和应引以为戒的36件事，绘成《帝鉴图说》，逐页指陈大义，启发圣心。神宗非常敬重他，手诏中曰“元辅”，称“太师”，呼“先生”，皆尽古代师臣的礼节。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三月，56岁的张居正认为，鸿典毕成，神宗已长大成人，可以亲政。于是，上了《归政乞休疏》，诚请归老江陵。神宗恳切慰留，最后手书传皇太后口谕，张居正方复就职。
张居正任首辅以来，官爵历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中极殿大学士、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太师，可谓荣集一身。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三月，张居正已身染疾病，再次请求休致，神宗仍未谕允。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终年58岁。赠爵上柱国，谥号文忠，归葬故乡江陵。
张居正性情深沉机警，多智谋，办事果断。权势渐大后，他逐渐刚愎自用，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改革中对官僚、豪强大地主的切身利益多有触犯。特别是辅弼神宗，对他各方面要求甚严。例如，一次日讲，神宗将 href='2195/im'>《论语》中“色勃如也”句中的“勃”读成了“背”。张居正在一旁厉声地说：“应作勃字！”从此，神宗比较畏惧他。稍长，神宗越发感到张居正对自己的约束太紧。张居正死后，一些官员接连上疏弹劾他。不久，吴中行、赵用贤等人亦官复原职。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三月，神宗下诏免去张居正的太师和上柱国的爵号，夺去“文忠”谥号，籍没抄家。
明代当政的内阁大学士(宰辅)共170余人，张居正的政绩最出色，他的改革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时人称赞他“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在廷臣邹元标等人的请求下，朝廷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被神宗削去的一切功名。
第一节 民族危机的加深
光绪二十年(农历甲午年，公元1894年)七月，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清朝海陆军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先后侵占我国东北的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大连、旅顺、山东威海等地。次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签定了《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2)割让奉天省南部(即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4)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5)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行销中国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6)给予日本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朝野上下哗然，全国马上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地投降运动的浪潮。在北京，拒绝议和、废除卖国条约的呼声响彻云霄。清廷部分官吏对此约也极为不满，有人甚至上疏光绪皇帝恳求诛杀李鸿章，以平天下民愤。辽东人民自动组成民国义勇军十几万人，准备同日寇决一死战。台湾人民强烈抗议割让本岛，表示宁愿作“义民”，也不当“降虏”。
甲午战争后，俄国、法国、德国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趁火打劫，他们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六月，俄国利用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之机，与他签订了中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沙俄打着“共同防日”的招牌，将它的魔爪伸进东北。他们建造一条横贯黑龙江、吉林到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控制了所谓中俄合办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并在铁路沿线开办厂矿企业，开采煤矿，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接踵而至的是各国列强纷纷占据中国的港湾，争
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法国瞄准滇、桂、粤，德国虎视山东胶州湾，英国企图拓展香港界址，美国、意大利等国也纷纷插足中国，寻找自己的地盘，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全面瓜分的严重局势。
《马关条约》中规定了中国向日本如期按额地交付赔款。但是，对于年收入不过8000余万两的清政府来说，根本无力偿还。为了筹备巨额赔款，只得向各国列强乞借洋债，而列强又都想利用贷款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因而，俄，英、德等国围绕贷款问题，相互展开了竞争。这批贷款利息高，条件苛刻，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侵略性的政治借款，以中国的海关税收、厘金、盐税等为抵押，结果是清政府债台高筑，中国的经济命脉被列强所控制，中国的灾难愈加严重了。清政府急于筹款，由户部“通盘筹划”，想方设法集资。如搬出“捐输”(即卖官)、“报效”(即令工商捐钱)等老办法；克 6263." >扣官吏俸禄和养廉银两；裁汰绿营等兵勇，节省军费开支；加抽各省土药(鸦片)重税，提扣放款减平，即发放经费和薪饷时，“库平一两，内核扣减平六分，为京平一两”。此外，还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例如，京师直隶地区，勒派之法颇多，有按牛马捐的，有按牌户捐的，有按村庄捐的，明以要车为名，实则全行折价，一马一牛折钱百串，及数十串不等；一牌一户捐钱数十串，及七八串有差；300户以上的大村捐钱2000串及1000串；300户以下小村，捐钱七八百串，而十几户的小村也要捐钱三四百串。官府差役四出，限期催缴，稍不如意，即行拘捕监禁。全国各地都是如此，黎民百姓苦不堪言。
?99ｌｉb.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输出资本，向清政府大量贷款，在全国各地修建铁路，开采矿藏，掠夺原料，兴办各种工厂，倾销商品，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城乡手工业的破产。就在这民族存亡空前危急的情况下，一些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知识分子，忧虑国家形势的严峻，深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认识到洋务运动已无回天之力。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思想，抨击了“恪守祖训”的封建陈腐观念，荡涤着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污泥浊水。孕育了多年的维新吼声像一声春雷，给沉闷的思想界带来活力，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都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爱国救亡运动迅速展开。
第二节 维新运动的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原名祖诒〔yi仪〕，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又称南海先生。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僚地主家庭，生长在西方列强侵占和资本主义文化传入最早的地区——广东。康有为自幼受到较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少年时期，他言必称孔孟之学，亲友们送他个雅号叫“圣人为”。因孔子有“素王”之称，稍长，他给自己更号叫“长素”，立志要超过孔子。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19岁的康有为来到广州，拜著名理学家朱次琦(号九江)为师，从学三年。朱先生的“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等思想，对康有为影响很深，使他从故纸堆中摆脱出来，认识到即使像乾隆、嘉庆以来的汉学家那样著作等身，又有何用？这时，他将目光投向民族危亡和国
藏书网弱民穷的现实社会。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先后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初次接触西学，眼界大开。他阅读了介绍西方的书籍，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书。从此逐渐放弃钻研考据的治学道路，购买了地球图，收集西学之书，留心西学的发展。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康有为“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即大力宣讲西学，放弃自己主张的旧学观点。这时，他立志要“经营天下”。康有为参照中西方学说，撰写了《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理想“大同世界”。他将社会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这反映了康有为极力探讨社会问题和锐意改革的志向。
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经过几年的摸索，悟出了一些道理，认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从这时起，他>.９9lib?便投身到政治活动中来。自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到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11年中，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维新变法的建议。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十月初八日，他呈上了《上清帝第一书》，历述各国列强侵逼中国的危机局势，指出要抵御外侮，就要“内修政事”，“讲求变法”。认为“十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时，“恢复属地而血(雪)仇耻”(《康有为奏议》见《戊戌变法》二)。可惜上书中途受阻，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当时社会上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次年，他返回广州。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公开讲学，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一批有志于维新的热血青年梁启超、陈千秋、麦梦华、徐勤等人都纷纷投到他的门下。这些学生日后成为维新运动bbr>.９９lｉｂ.的骨干。尤其是梁启超更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一阶段，康有为维新思想日臻成熟，撰写了专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一书，他怀着对所谓“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批判精神，认为东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周礼》、《左传》、《毛诗》等，是王莽改制时让刘歆〔xin辛〕一手伪造的。后人不一定要恪守祖训，可以自立新法。后一书，他将孔子作为变法的先例，认为尧舜的“盛德大业”，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言行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创立儒学孔教。今天变法也仍须托古改制。这两部著作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基础。他的两部书刊出以后，在全国思想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梁启超所评论：“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从此维新思潮迅速在各bbr>地蔓延。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９9lｉb.95年)四月，清政府批准了《马关条约》。当天，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8省在京会试的举人共同上书皇帝。万言书是由康有为用几昼夜起草的，签名的有1300余人。在上书中，他们提出了变法的政治纲领，主要是拒绝议和，反对割让台湾；要求变法图强，发展生产，富国养民；调整科举内容，地方广泛办学校，设图书馆，办报馆；改革行政机构，废除闲置无用机关，派大臣到国外游历考察等。他们请求都察院将上书代呈光绪皇帝，但被拒绝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康有为等却将它印发全国，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康有为等维新派为了培养骨干力量，在全国传播变法思想，他们大力倡导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每期都赠送翁同龢〔he河〕、张之洞等大官僚及其他在朝官员。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北京强学会建立不久，上海便成立了分会。接着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主办了发行全国的《时务报》。从马关议和到戊戌变法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各地及国外成立学会、学堂、报馆等共49个，遍及北京、湖南、广东、上海、广西、江苏、陕西、浙江、湖北、福建及海外新加坡等地。参加的人员，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其中“英俊沈毅”之才，大有人在。在此期间，全国私人办报刊，大约53种。其中上海有27种。可见全国维新运动发展迅速。
第三节 戊戌新政的实施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这次会试，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授官工部主事。他又连续两次上书皇帝，再次重申自强雪耻之策。光绪帝阅后，没有作出反应。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一月，德国一手制造了“胶州湾事件”。康有为再度呈《上清帝第五书》，强调了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和民间百姓“斩木揭竿”的形势，呼吁
光绪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变法自强，否则，中国就会继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之后亡国。希望光绪皇帝能效仿俄、日两国变法，并推荐了汉译本《泰西新史揽要》和他自己所著《日本变政考》作为参考书。然而，工部尚书松溎不与转呈。因“第五书”言词剀〔kai凯〕切，京师一时传抄，颇得士大夫们的赞许。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光绪帝派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大员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听取他的变法主张。实际上这是康有为同李鸿章、荣禄等人围绕着要不要变法、怎样变法的一场论战。翁同龢是同情和支持维新派的。光绪帝听了他的报告，下令将康有为的奏章“即日呈递，无许阻格”。此后，他同光绪皇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接着，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拟定了变法的原则：“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出了当务之急要办的三件事：(1)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倾听天下舆论，取万国良法；(2)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参与其事，将一切政治制度重新商定；(3)许天下人上书言事。康有为的意见，光绪皇帝非常赏识，并采纳了他的建议。维新派很受鼓舞，又联络在京人士成立了许多区域性的群众组织。此外，康有为同御史李盛铎还共同倡建了保国会，这是维新派发动和组织的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团体，它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
..t>动的发展。
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光绪帝不顾顽固派的阻９9lib?
挠，下《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将国家施政方针晓谕天下。新政从即日开端，到八月初六日(公历9月21日)慈禧后党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叫“戊戌变法”。这是维新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定国是诏》颁布5日后，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许他专折奏事。这时，康有为的学生及同仁也相继被任命为皇帝的近臣，像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任职四品衔军机章京，人称“军机四卿”。维新派进入国家上层机关供职，又能直接面见皇帝，这对变法的实行是非常有利的。
在维新的103天里，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先后颁布新政“上谕”300余道。这些改革诏令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方面，提倡民办工商业，振兴农政，开矿业，修铁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四月二十四日，新政伊始，就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在省会“妥速筹办”商务局，选派殷实的绅商经理，并且详定章程。(《戊戌变法》第二册《上谕》第四十七条)后来又两次下令督促速办，特别强调在江河沿海一带设厂兴工。“农务是富国根本，亟宜振兴”，要“兼采中西各法”(同上《上谕》第七十一条)。颁发《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鼓励绅民振兴农政，做到“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七月初五日，设立农工商总局，地方上建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办农报。同时，在京师成立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二人专司开矿筑路。动工修建芦汉、粤汉、宁沪等铁路。
(二)军事方面，命令各省陆军改练洋操，以新法练军，裁并地方军兵，力行保甲，加强军事力量。五月一日，光绪帝批准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的奏请，令各省精练陆军，一律改治洋操，所选教习北省勇队著由新建陆军分往教练，南省则由自强军酌拔。不久，又命参用西洋法练兵，将八旗汉军营、藤牌营等改习洋枪，用新法操练。五月二十七日，谕令各省将军、总督和巡抚切实裁兵，整饬保甲制度，以辅兵力不足。
(三)文教方面，兴办教育，设立专门学堂及大、中、小学堂，废除八股文，诏举经济特科，广为编译西方新书，造就各类新型人才。大力兴办教育是新政的一大特点。五月初二日，下令在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十五日，开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派大臣孙家鼐管理。各地书院都改为兼学中西学的学校，省开高等学堂，府开中学，县开小学，奖励绅民办学。地方上的义学、社学也要中西学兼习，还下令将各省书院淫祠改为学堂。“庶几风气遍开，人 65e0." >无不学，学无不实”(《戊戌变法》第二册，《上谕》第八十二条)。在兴学的同时，改革了科举制度。五月初五日，针对八股文的弊病，诏令从下科开始，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后又指出，嗣后一切考试，毋用五言八韵诗，“均以讲求实学实教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为了适应维新运动的深入，杨深秀、李盛铎先后奏请开馆译书。五月十日，批准将梁启超在上海所设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先译各国政法史传等书，后及兵医农工矿等学。各省学堂也要广为编译西洋农务诸书。?
(四)政治方面，选拔推动新政的人才，裁减闲置机构和闲杂官员，鼓励官民议政，以便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局面。推行新政，就要培养和选拔人才，诏定国是的当天，光绪帝命各省督抚酌情保举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人才。四月二十四日，命从王公贝勒中挑选留心时事、志趣向上的人游历考察各国。五月二十五日，令举经济特科，各省长官保荐人才。又命各省从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派赴日本留学，多方造就通达时务的干才。七月二十四日，光绪帝降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等地方官员。士民有上书言事的，赴都察院呈递。七月十七日，又..谕军机大臣等，遇有士民上书，都察院即将原封进呈，毋庸拆阅。这样就给低级官吏和普通士民一定限度发表言论的机会。
“百日维新”所制定的除旧布新的措施尽管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但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毕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四节 顽固势力的反扑
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对封建顽固势力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自然会遇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刚发表，一些守旧的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便指责该书是“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扇惑后进，?99ｌｉb.号召生徒”，“非圣无法，惑世诬民”。并攻击他是“圣人之蟊贼，古今之巨蠹”(《翼教丛编》卷二《安晓峰侍御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请求“销毁原书”，治罪康有为。尔后，康有为几封历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的上书，都被顽固派官僚以不宜转呈为由而拒绝。就在光绪皇帝下令让大臣听取康有为变革的建策时，慈禧太后的后党顽固派代表荣禄等人则多方刁难。当然，康有为等也早已感到守旧势力是很大的。因此，在百日维新时，也适当地调整了他们的主张和措施，以便使变法深入下去。
光绪皇帝及帝党翁同龢、张荫桓等较坚决地支持维新运动，提拔任用康有为等维新派，发挥他们的才干。就在这时，慈禧太后等?9９ｌib?也早已下手准备扼杀维新运动。“凡皇上有所亲近之人，西后(慈禧)必加谴逐”(《戊戌变法》第二册，《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春天，慈禧太后将帝党骨干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接着，后党有步骤地对帝党首领翁同龢等人发起了进攻。光绪帝非常气愤，他让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说：“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宁逊位而已。”当军机大臣要查究康有为和保国会时，光绪帝斥责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慈禧闻听此言，非常恼怒。但在奕劻的劝说下，她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以便置光绪帝及维新派于死地。足见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是多么激烈与残酷。
“百日维新”一开始，后党便从中进行破坏。四月二十七日，即宣布定国是诏的第五天，慈禧太后就以帝师翁同龢办事“多未允协”，“揽权狂悖”，“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迫使光绪帝革去翁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职，将其开缺回籍。慈禧太后这一招是对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沉重打击。她还通过光绪帝颁布谕旨，凡新任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到皇太后(即慈禧)面前叩头谢恩。同时，慈禧还将心腹大臣荣禄授予直隶总督要职，统率数万精兵，掌握京畿一带的军权。这样，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控制了军政大权，政变的布置正在加紧进行。这时，光绪帝也感到变法的艰难和事态的严重， 81ea." >自己的帝位也将不能保全，请康有为设法相助。维新派谭嗣同只好夜访袁世凯，求他出来保驾。两面派的袁世凯投靠了慈禧太后，出卖了维新派。
八月初六日，慈禧突然发动宫廷政变，立即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由她公开出面“训政”。五bbr>天以后，她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废除“百日维新”时期推行的一切新政，恢复原有旧制，裁并的衙门重新成立，废除的八股文又被采用。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顽固派还通令全国报纸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紧接着，大肆捕杀维新人士。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在政变七天后未经审判，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其中谭嗣同牺牲得最为壮烈。在生死的紧要关头，他没有离开北京。有的西方人很器重他，请他到某国使馆内避难。谭嗣同谢绝了，并无限慷慨地说：“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清国殉难六士传》，《知新报》第七十五册)八月初九，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挥笔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全集》上)十三日，谭嗣同临刑前，面不改色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保护下，到达日本，免于一死。至此，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救亡图存运动，它的失败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是行不通的。戊戌维新留下了极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深入发展。
辅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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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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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像(公元前156-前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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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胡服俑与汉服俑(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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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像(公元1021-10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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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帮居——南京半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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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像(公元1528-15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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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为神宗皇帝编著的《帝鉴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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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图 清末一位爱国人士所画，图中熊为俄国，虎为英国，肠为德国，蛤蟆为法国，日为日本，鹰为美国，此图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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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强学会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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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像(公元1858-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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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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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像(公元1865-1898年)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