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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货币》
第一节 贝币是中国最早的货币
货币是在长期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必须选出一种商品充当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尺度,人们把这种能充当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称之为货币。远古时代,生产水平低,自食其力,毋需交换。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约在5000年前的原始公社晚期,生产与交.99lib.换均有所发展,这就需要有公认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进行间接交换。初以粮食、牲畜、皮毛、农具、渔猎工具等充当交换媒介。但这些物品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有许多不便,交换中逐渐用一种海贝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因为海贝的形状大小比较稳定,色彩美观,计数、携带、储存均较方便,颇受欢迎。后又发展用珠玉、龟甲、蚌壳、金银和铜铁块作中介物,随后又出现金属铸币。
中华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我国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货币起源的传说。例如:《汉书·食货志》说:“神农之世”就有“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利通有无者也”。《史记·平准书》说:高辛氏以前(约公元前24世纪)就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初学记》说黄帝时(约公元前26世纪)“采首山之铜,始铸为刀”。《古今治平略》载?99lib?:“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神农氏列鄽〔缠〕于国以聚货帛……黄帝氏作立货币以制国用……陶唐氏谓之泉……禹于是采历山之金铸币……汤发庄山之金铸币通有无于四方……”,还有《通志》、《通典》、《竹书纪年》、《管子》等众多古史典籍中都有使用货币的记述。正如太史公所说,这些传说年代久远,有待考证。近年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出土不少公元前21世纪的海贝,还有许多石贝、蚌贝等仿制贝。出土文物与史料相互印.99lib.证,就揭示出中华货币起源的历史面貌。公元前16至11世纪的商代,商品交换发展迅速,大量使用轻巧锋利的金属工具,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交换突破地域限制,对货币的需要随之更为扩大。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冶炼颇负盛名,例如1946年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重1370斤,极为精美,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术。殷墟以及河南、山西各地的大量出土文物,都有力地说明殷商的工商业十分发达,需要更多地使用货币。当时贝的货币单位是“朋”,一朋十贝。?99lib?当作货币的贝叫齿贝、货贝,它是用大贝、紫贝等为原料,背面磨平钻孔而成。还有许多仿制贝,已发现的有洮贝、陶贝、石贝、骨贝、铜贝和包金铜贝,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
西周初期,太公姜尚为周朝制定的货币管理办法——“九府圜法”,明文规定三种货币的规格要求:“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管子》书中提到周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说禹汤均开山取金铸币。周之泉布,即今之钱也。“自其出之有源言之曰泉,自其布散不滞言之则曰布。”“源于泉,布于布,化于货,制于刀……刀者言其制而用之以为利。货者以其化而通之以为利。”(《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四五)。史籍中还载有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大钱,说了一番铸大钱的弊病,提出一整套“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由以上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当时货币发展的情况。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货币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11年),商品交换大为发展,引起货币的大量流通。由于500多年的封建割据,造成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各地不同经济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货币形态,建立了不同的货币体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以铜币为主,兼用金、玉、银、锡、布帛及贝币,各地自由铸造,分散发行,货币形制不一,轻重大小比价各异,均源于当地的生产工具,并由原始形态转向轻小适用和圆形化。(2)黄金铸币,战国中期以后,金币在南北各地广泛行用,以金钣、金饼两种形态为主。各国金币虽各自为政,但区域性限制并不明显。战国末期,金币和铜币已成主要货币。这些货币,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货币体系:


”,即“齐法化”或“齐之化”,制作粗糙,铸于晚期。上述刀币前二种制作较好,出土稀少,后一种数量较多。此外,从币面所铸地名分,计有:“即墨刀”,有大小两种,大者面文“节(墨阝)之法化”“节(墨阝)邑之
化”,重56克以上。小者面文“节(墨阝)
化”,重在40克以下,币面有开邦、安邦等字;“安阳刀”,面文“安易之
化”,约重48克;“谭刀”或“簟〔dian电〕邦刀”,因只发现半片,又叫断头刀。这些刀币的形体有大小,弧背凹刃,面背均有文字,背上端另有三道斜纹。刀末有环,刀柄扁平,上有二纵纹。后三种均系齐国地名,系齐国采用山东地区原有古国的货币形式铸造的。.99lib?
二是燕刀。系燕国铸造发行,流通于北方。按刀面文字,又叫“明刀”“易刀”。这是刀币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朝鲜日本均有发现。形制上有方折和圆折两种。方折刀因其弧度较骤,呈磬折形,叫折背,又名“磬折刀”。圆折刀有在博山出土的,又叫“博山刀”。明字刀按其明字书法的不同,即明字作“
、
、
”,前二种弧背,后者折背,分为三个类型。
三是尖首刀。为燕国所铸行,形制比较大。尖首是这类刀币的特殊标志,全体很薄,藏书网刀柄较细,刀环小而扁。钱文多在刀背,或无文,多数仅一字,记数目或干支,均无纹饰,重约16克。又有刀尖细长刀身短薄的针首刀,因在匈奴故地出土,又名“匈奴刀”,多无文字。
四是直刀。又叫圆首刀、钝首刀,刀身平直,圆首,体型薄小,重约10克,赵国所铸。
近年来,在北方几省大量出土燕刀,还在燕下都遗址还出土钱范,可见当时刀币盛行情况。
”,轻小,质劣,面有郭;“賹〔ai爱〕圜钱”,又分四种,即賹化“
”,賹二化,賹四化,賹六化;“明字圜钱”,有明化“
”,明四“
”两种。賹化钱面有郭,明字圜钱周缘无郭。此钱多在齐、燕、赵等地区行用,又统称东方系圜钱。
三是秦圜钱。与布钱区圜钱统称西方系圜钱,受布钱区圜钱的影响较大而有所发展。圆形圆孔,无郭,货币单位改为记重铢两。秦钱的“半睘”〔huan环〕就是半个货币单位的圜钱。钱文“重十二铢”的秦圜钱是秦半两钱的先驱。
”,共有四块,近方形,内有16—21个圆形钤印,重250.15—266.05克不等。同时出土的还有郢爰、无字金钣和金叶屑粒等,共有5187.5克。当时除楚国有完备的金币制度外,北方诸国也曾使用各种饼金、金钣、马蹄金等黄金货币。
二是楚铜贝,通称“蚁鼻钱”。它是一种青铜仿制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钱面有多种文字,出土数量最多的是“
”,有释为古文“
”字(即贝字)的变形,看似人的面貌,形状古怪,故称“鬼脸钱”“鬼头钱”。又一种面文“
”,读“各六朱”,像一只蚂蚁,加上鬼脸上的高鼻子,故名“蚁鼻钱”。其余面文有
(君)、全(金)、
(行)、
(忻)等。这些钱屡次在原楚国疆域内发现,每枚重量早期约重5-5.6克,晚期减至2.5克左右;有轻至0.5克者。战国晚期各国经济往来频繁,相互影响日多,货币交流更甚,大都趋向圆形化,轻小便利,铭文也演变为记重币值,如秦半两等。
三是楚布。楚国晚期受北方影响还铸行一种异形布币。币身狭长,币面铭文“殊布当忻”,或释为大布当釿或旆〔pei配〕钱当釿。另一面有“十货”二字,释为一个大布当蚁鼻钱十个。另一种“四布当釿”布,大布一当小布四,小布二枚连在一起,一正一倒,四足相连,又称连布。
这一时期货币发展有以下特点:第一,由货币分散发行流通趋向相对统一。布钱、刀币、圜钱分别反映农业、渔猎、手工业等不同社会经济活动情况。经过500多年的不断竞争,不断兼并,秦国势力向东扩张,使圜钱随之深入布刀区域,而成为北方诸国的主要货币形制。到战国晚期,北方货币渗入南方,与南方的楚币相互影响,为秦汉的货币统一准备了条件。第二,货币形制渐趋规范化、圆形化,由原始工具形状,逐步发展为圆体币型;由笨重粗大,变为轻便小型,最后环钱更由无孔到有孔,再到方孔。钱面并铸有文字,标明钱名和币值。半两钱的出现及其迅速扩展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三,货币思想和货币理论各家体系林立,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硕果累累。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更把货币政策作为富国强兵、安民生民的重要手段,都留下大量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献,对后来的中华货币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秦统一货币
战国后期,各种布钱刀币形制逐步趋向统一,圜钱广泛流通,渗入当时经济尚属落后的秦国,冲击秦国社会经济。秦国为了对付和控制这种局面,满足向东扩张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统一本国货币,增强国力。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决定集中货币发行,统一货币价值标准,铸行秦圜钱,以两为单位,在钱面上刻印秦王朝的标记。实施“货币王室专铸,盐铁王室专营”的政策。这样把秦国的货币先从形制上统一起来,由王室控制货币铸造发行权,再统一为秦半两钱,为以后统一全国币制打下基础。
秦在统一六国以前>藏书网,打了几十年的仗,财政经济消耗很大。又筑长城,治驰道,修宫殿,巡游各地,镇压反抗,财政负担更重,社会经济很不稳定。加上秦国货币无力覆盖全国,各国原有货币仍然继续流通,直到统一之后十一年(公元前210年),即始皇帝三十七年,才颁布中国最早的货币立法,改革藏书网货币,规定“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yi益〕,每镒20两;半两钱为下币,重如其文。两者均为法定通货,由朝廷统一掌握铸造发行权,银、锡、珠、玉、龟、贝等不得再充当货币。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很难做到统一铸造和发行。据近来出土文物看,秦半两形状bbr>轻重悬殊,有的重达27克以上,轻的仅有五六克。秦二世打算进一步加强货币统一铸造发行权,但已是天下大乱,难以做到。
秦统一货币对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首先,统一货币 662f." >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消除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积.99lib.这一时期虽然货币稳定,但私铸恶钱较多。高宗武后时,因内外用兵,财政负担重,又加商业发达,需要钱币增加。官方因铸钱成本太高,不肯铸,钱紧缺。私铸云起,恶钱充斥,虽用严刑高压也无用。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官方以好钱一值恶钱五收恶钱,因恶钱作价过低,恶钱反被收藏,改为一比二也无效。开元时(公元713—7>?99lib.41年),江淮一带私钱风行,有几十种偏炉钱,七八文才抵官炉钱一。朝廷派官员去江淮查禁恶钱,引起民间不满,罢市抗拒。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恶钱一千文重满六斤者,官用好钱300文收兑或按时价给布绢杂物。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因好钱不许加价多被收藏。商人从江淮以好钱一文换恶钱五文,把恶钱运京城以一当一用。天宝以后,时局大坏,对私铸恶钱无暇顾及,不了了之。 第五节 中唐前期和晚唐的通货膨胀 玄宗天宝年间,重蹈隋炀帝覆辙,由治平富强转向骄奢荒纵,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加之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征课加重,经济由盛转衰,社会动荡。安史战火挫伤唐朝元气,造成府库枯竭,卖官爵,度僧尼,捐杂税,百般检括,均无济于事。大历(公元766—779年)初,安史乱平,生产恢复尚未跟上,物价依然不稳,如米每斗仍在1000至1400钱之间。代宗晚年,米价仍比战前上涨一倍,帛价上涨四倍。杜甫诗云:“岂闻匹绢直万钱”,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危害之大,引起多种异常99lib?情况: (1)物价飞涨,民众受尽苦难,户口锐减。 (2)税收的货币数字上升,实际价值下降,肃宗初(公元756年)岁入钱60万缗;晚年(公元762年)超过初年十倍。代宗大历末(公元779年)增至1200万缗。 (3)官吏俸饷所得钱数倍增,实际货币购买力下降。大历十二年按新币值调整官俸,每年约增15.6万缗。 这次通货膨胀,在肃宗初起时很猛烈,其后断断续续,起伏不平,地区之间时有不同,前后约有60年,直至德宗建中(公元780—783年)后期才平息。 唐代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总的是因势利导,逐步调整,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息兵罢战,稳定政局。唐王朝用武力加收买的策略,平定安史之乱。肃宗和其后两代,相继革除天宝弊政,躬行节俭,戒奢戒骄,整饬吏治,重用贤才,文如李泌、陆贽,武如郭子仪、李光弼等,使战乱渐趋平息,社会秩序恢复。第二,发展生产,沟通南北经济往来。许多重臣武将在其驻地,率领将士力田,并招徕流民,屯田垦荒。此举影响很大,使遭受战火洗劫的各地,迅速恢复生产。朝廷还实施许多减轻人民负担、奖励开荒、发展手工业等措施,颇收实效。安史战乱多在北方地区,长江流域所受影响较少,物产丰饶。于是朝廷全力恢复南北运道,以南方物资,济北方之急。第三,善于理财。理财家刘晏参照西汉桑弘羊那套办法,综合运用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联系中唐实况,实施一套理财办法,收效很大。史称其施行效果是“国用饶而民不扰”。第四,管好货币流通。压缩钱币铸造,尽量减少市场钱币流通数量,在..某些大额支付上多用绢帛,使绢值的货币作用超过钱值。同时严禁私铸。实行上述措施之后,伴随着生产恢复,内外贸易日增,物价渐趋平稳,币值回升。闹了数十年的通货膨胀,又向相反方向发展而趋向通货回缩。 懿宗以后几代,藩镇割据自立,互相攻打,形同战国局面。还截留中央税收、物资和铸币。唐王朝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昏君,听命宦官专权,中央力量日益削弱,常因物资缺乏而造成种种纷乱,不时发生通货膨胀和局部恶化现象。僖宗光启年间(公元885—888年),米每斗高达30—50万文,币制彻底崩溃,民间恢复实物经济。有些地区大额开支则用白银。晚唐货币严重 6df7." >混乱状况,蔓延到五代十国,引发出更大的货币混乱。> 第六节 蓄钱禁与通货紧缩 在前一阶段解决通货膨胀过程中,对钱收缩过紧;又因局势渐趋平稳,经济恢复,对货币需要增多,货币供需差距扩大,钱币紧缺,出现钱币紧缩。开元中全国铸钱炉70多处,年共铸钱百余万缗,天宝十一年减为32.7万缗。宪宗时年铸13.5万缗。文宗时不到10万缗。与此同时,市场钱币需要量却不断增加,?99lib.首先税收用钱越来越多。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后,收税全用钱。同年商税三十税一,建中四年征收“间架税”(房产税)和“除陌税”(交易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初收税茶,十分收一,以及增加盐价每斗百钱。这些措施都增加钱币需要量。其?99lib?次,政府从各个渠道收进的铜钱,藏之府库,只收不放。第三,用钱地区扩大。“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通鉴》卷二四二)第四,对外贸易发达,外商往来频繁,铜钱大量外流。 针对上述钱币紧缺的状况,唐朝从三个方面解决。第一,增加铜钱流通量。继续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官府统购铜材,开采古铜坑200多处,增炉铸钱,放出内库钱到市上行用。武宗时没收寺庙道观神像神器铸造会昌开元钱。准许新旧钱同时流通。采取以上措施,不断增加市面的铜钱流通量。第二,限制铜钱贮藏量,加快铜钱流 901a." >通速度,即从另一角度扩大铜钱供应量。“蓄钱禁”即此意。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下令严禁蓄钱,不问官民,私贮现钱一律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部分,限在两个月内购物用完。但藩镇、官吏、富商互相勾结,变相贮藏。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放宽期限,规定贮钱超过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内用出;超过10至20万贯的,限于两年内处理完毕。这些办法,都是限制铜钱贮藏量和贮藏时间,促使尽快投入市场,加快流速和增加铜钱流通量。第三,运用各种信用机构和信用流通工具,调节铜钱流通,从另一个侧面增加钱币流通量和加快流通速度。>?99lib. 第七节 五代十国的货币 五代(公元907—960年)十国(公元891—979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年年混战,从无宁日,灾难深重。五代被史家称为“正统”,在54年中,朝代换了五个——梁、唐、晋、汉、周,皇帝换了14个。十国情况相同,你抢我夺,互相吞并,乱作一团。经济上互相依赖,南方接济北方。当时大战多在北方关洛地区,南方较少。南方地区分建许多小国,为了生存扩张,均劝农发展生产,通商贸易,因而物产丰饶,北方靠南方供应;货币上形成多头币制及区域性贬值。各国多铸恶钱,作为增强bbr>藏书网本身实力削弱他国的手段。楚、闽、南汉等广收铜钱金银,专用铅铁杂钱及低质合金钱。北方诸国严禁恶钱入境,形成错综复杂的货币战。官铸私铸,今钱古钱,大小不等,名目繁多。有的互相流通,有的限地区使用。生金银、各种铸币、金银器饰、谷帛、泥土等都充当货币。
..平钱背有地名,折二以上加纪值,如桂二、三福等。洪武八年颁钱制,铸“洪武通宝”,比照大中钱分五等,钱背有一钱二钱三钱五钱一两等铭文,纪重,定成色纯铜,生铜一斤铸小平钱160文,重一钱,余类推。实际上,此钱制未执行,常停铸或减重,时禁时放。如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小平钱仅含铜二分,减重80%。二十七年禁用钱。成祖、宣宗两代各铸“永乐通宝”及“宣德通宝”。嗣后长期停铸,用?99lib?钱时禁时开,民间用银或实物交易。孝宗铸“弘治通宝”,与永乐宣德钱一样,均只有小平,光背,杂铅锡,数量很少。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定小平钱重一钱二分,每生铜一斤,搀锡二两。 世宗以后,钱制混乱。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铸“嘉靖通宝”,铜九锡一成色,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镟边、一条棍等名,质量很差。嘉靖三十二年补铸自洪武以后八代的钱。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铸“隆庆通宝”。神宗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铸“万历通宝”,重一钱二分五厘,成色铜93.8%,锡6.2%,分小平折二两种。万历二十八年设铸钱炉129座,扩大铸钱,钱价跌,铜价涨,铸钱无利。有些铸炉停办,遣散的炉匠就从事私铸。熹宗时官府也铸恶钱,与民争铸利。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铸“天启通宝”小平钱,钱背纪局名、纪地名或纪重。又铸当十钱,钱背有十一两、镇、密十 7b49." >等等。此两钱种类繁多。补铸泰昌通宝有折二当十两种。私铸恶钱充斥,当收回泰昌当十钱时,竟越收越多。天启二年减重至七分;二年后再减为铜铅各半,有些地方则是铜三铅七。苏州发生民变,拒用官钱十个月。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铸“崇祯通宝”,小平钱初重一钱三分,崇祯三年北方改为一钱,南方改为八分。大小轻重,千变万化,钱背文字也有好几十种,如纪局名、地名、天干、重量、奉旨、奉制等字样。还有折二当五当十等大钱。天启崇祯两钱数量最多,质量差,花样杂,成色低,减重减值,有100多种。官民竞铸恶钱争利。如官家铸利,万历年间,从33.8%至89.9%。天启二年到崇祯四年的10年间,铸钱成本银为12400余两,获铸利107080两,近10倍利,经手官吏贪污在外。当时铜价已大涨,铸利尚如此大,可见官府腐败情况。滥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达数十年之久,更加速明王朝的灭亡。bbr>?99lib? 第五节 南明及明末起义地区的钱币 南明诸王均曾铸钱。公元1644年,福王弘光在南京铸行“弘光通宝”,分小平折二两等,背有凤字。同年,鲁王在越铸“大明通宝”钱,..背有户、工、州等字。1645年,唐王在福州铸行“隆武通宝”,有小平折五两种。以上铸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