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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麻姑献寿图
总之,尊老养老,特别是孝敬本家族长辈老人,是儒学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古代社会颇为深入人心。就连《水浒》中那位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好汉李逵,在母亲面前也是比绵羊还要温顺的孝子。元朝有人曾搜集古代从虞舜、曾参、汉文帝,到丁兰、孟宗、黄庭坚等24人的孝行传说,编成《二十四孝图》一书,反映了古人孝敬的礼俗。《清稗类钞·孝友类》中也采录了许多为赡养父母而辞官,为侍奉老父而不嫁,以自身为质赎父亲之罪等等孝敬老人的事例。这种种孝行常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应有分析地加以批判,但其确实是古代社会礼教风俗的真实反映。
第一节 跪拜礼
在社交礼俗中,跪拜礼是古代使用年代最长、频率最高的基本礼节。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人们互相致意的姿势,盛行于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到辛亥革命废除跪拜礼之前,它一直在社会活动中普遍流行。《周礼·春官·大祝》把跪拜礼分为九种,合称“九拜”,即稽〔qi 启〕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和肃拜。
稽首是最隆重的跪拜礼,属于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以及拜天、拜神、拜庙之礼。其动作是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然后头也伏在手前边的地上停留一段时间。因为头至地稽留多时,故称稽首。顿首是地位相等的人互用的跪拜礼,其行礼方法与稽首同,只是俯身引头至地就立即抬起。因为头触地的时间很短,只略作停顿,所以叫顿首。空首是国君回答臣下,或尊者对卑者的答拜礼。行空首礼时,身体先取跪姿,然后拱手至地,接着引头至手。所谓“空”,就是头并没有真正叩到地面,而是悬在空中。空首又叫“
..拜手”,或省称为“一拜”。古人在行稽首、顿首礼时,一般要先行拜礼。以上三种是正拜,按清代凌廷堪《礼经释例》卷一附《周官九拜解》的解释,属“吉事之拜”。
振动、吉拜和凶拜三种是“凶事之拜”。振动是丧礼中最重的跪拜礼。振动的行礼方法,郑玄注解《周礼》释为“战栗变动之拜”。凌廷堪《礼经释例》以为,“拜而成踊谓之振动”。踊指跳起脚来哭的动作。以此看来,振动所指是行拜礼时,跳脚击手,哭天怆地,浑身战栗不已的状况。吉拜是“拜而后稽颡〔sang嗓〕”,“因以其拜与顿首相近,故谓之吉拜”;凶拜是“稽颡而后拜”(《周礼》郑玄注)。稽颡也是古代的跪拜礼,其礼为屈膝下拜,以额触地,在子为父母、妇人为丈夫与长子居丧时,答拜吊唁宾客行此礼,表示极度的悲痛和感激。另外请罪、投降时,亦行稽颡礼。
奇〔ji 机〕拜是指一次拜,褒拜是反复两次以上的拜礼,二者都是进一步说明拜的次数,不是独立的拜礼。奇拜、褒拜与上述六种拜礼的关系是“纬”与“经”的关系。稽首都是再拜,没有奇拜的情况,顿首及空首则都有奇拜。而褒拜则适用于稽首、顿首、空首等各种拜礼。如乡饮酒礼中所说的“再拜”,就是顿首之褒拜。
肃拜是妇女的正拜,其拜仪是屈膝跪地,下手不至于地而头微俯。男子在军中也行肃拜礼,这是因为将士戴盔披甲,不便于行其他拜礼。肃拜是九拜中礼节最轻的。女子之所以比男子礼轻,大概与母系社会时期女性长期居于受尊敬的地位,不必行大恭大敬之礼的传统习惯有关。而且就是这种较轻的肃拜也只沿用到唐代。武则天自立皇帝后制定礼仪,将女子的拜姿改为正身直立,两手手指相扣放胸前或左腰侧,微俯首,微动手,微屈膝。这种拜仪当时称为“女人拜”。唐宋时期,女人在行这种拜礼时常常口称“万福”,以祝愿对方多福,所以后来又把女人拜叫作“道万福”或“万福礼”。这种拜俗从武则天改制开始,一直沿用到清代。清朝蒲松龄 href='1281/im'>《聊斋志异》卷四《狐谐》篇载,一名叫万福的儒生在济南收留一夜奔女,自称为狐,极诙谐。一日万福置酒聚友,其中有个名叫孙得言的客人出一联开万福的玩笑,其联云:“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众人苦思难对,而狐女却对出下联曰:“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顿时令众人“绝倒”。这个故事的含义无须多论,但却说明“道万福”在清代仍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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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还有一种三跪九叩礼。据《清宫琐记》载,行此礼时先放下马蹄袖,然后跪下上身挺直,将有手伸平举起到鬓角处,手心向前,然后放下,再举起藏书网再放下,这样连举三次站起来,即为一跪。如此三次即为三跪九叩礼。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如大臣被皇帝召见时,还需要碰响头,即在叩头时要使地砖上发出咚咚的响声。
另外,比拜轻的还有双手叠抱胸前拱手致意的揖礼,这是宾主相见的礼节。《仪礼·乡饮酒礼》郑玄注说:“推手曰揖。”古代揖礼根据对象的不同,推手时有高、平、下之别。其中对庶姓、没有亲属关系者,行礼时俯身,推手稍稍向下,称“土揖”。对异姓有婚姻关系的,俯身,手从胸前向外平推,叫“时揖”。对于同族同姓的就用“天揖”,俯身推手时略微向上举高。用于略尊于己者的揖礼,叫“长揖”,即行礼时站立俯身,两手合抱拱手高举,然后自上而移至最下面。《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曾记载了郦生见刘邦“长揖不拜”的事。.按照礼仪,郦生作为一个贫困儒生,去谒见已统率大军的沛公刘邦,当行跪拜礼。但由于刘邦“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很不礼貌,所以郦生十分不满,便只长揖为礼。后来长揖成了不分尊卑的主客相见礼。《明史·海瑞传》载:“御史诣学宫,属吏咸伏谒,瑞独长揖。”海瑞面对上官,只独自行长揖礼,突出地反映了他不媚权贵的性格。
第二节 士相见礼
士是商周时期贵族中最低的等级,也是贵族之中人数最多的阶层。士大抵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才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又是最活跃的一个阶层。因此,先秦的礼仪制度大部分是以士的举止为基础制定的。士与各级贵族的相见礼也有许多仪节,《仪礼》便专门设有《士相见礼》的篇章。
士与尊者相见,为表示敬意必须携带礼物,称为“执挚”。按照《士相见礼》的规定,士之“挚”为雉,即野鸡。为什么用雉呢?郑玄注说,是取雉“交有时,别有伦”之义。古人认为雉“交接有时,至于别后则雄雌不杂”(《仪礼·士相见礼》贾公彦疏),士也应该像雉那样守信义。由于雉要用死的(有“为君致死”的意思),所以如果在夏天,为防止腐烂,则用干雉,称为“腒〔ju居〕”。因为无挚不成礼,因而其他各个阶层相见也必须执挚。至于挚的品种也按等级划分,各不相同。天子与诸侯相见,要赐鬯,即以郁金草和黑黍酿造的美酒为挚。诸侯的挚用玉器,按公、侯、伯、子、男不同的等级而有所区别。公用桓圭(圭为上端作三角状的长条形玉器),圭上饰栋梁之形,象征邦国中坚。侯用信圭,圭上饰人身之形,象征慎行保身。伯用躬圭,圭上饰人四体之形,象征忠信谨敬以事上。子用谷璧(璧为正中有孔的平圆形玉器),璧上饰谷形,象征以谷奉宗庙养万民。男用蒲璧,璧上饰蒲草之形,象征安民之意(蒲可制席,居席为安)。至于其他阶层相见,“孤
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鸭子),工商执鸡。”(《周礼·春官·大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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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士初次相见,主人要辞见,表示不敢屈辱大驾前来拜会。经来宾一再恳请,主人才迎出大门,互行拜礼。然后主人三揖自右入门,宾也自左入门。宾奉上礼品,主人经三次辞谢,最后在庭中“受挚”。之所以不在堂上接受礼物,是因为国君在堂上受挚,士不能比拟于国君。主人受挚后则请求回访来宾,待再次见面,主人就把宾客拿来的挚还回,宾也辞让后受挚。如果是士见大夫,主人待宾拜见后,走出大门外就还其挚。只有臣见君才不再还挚。但如果是此国之臣以挚见彼国之君,那么国君也要派摈(负责接待宾者)还挚。
相见总要谈话,就连言谈的内容《士相见礼》也有规定:“与君言,言使臣(即任用群臣);与大人(指卿大夫)言,言事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悌)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指士以下任职者)言,言忠信。”与卿大夫谈话时,要求“始视面,中视抱
,卒视面”。即开始要观察对方脸色看是否可以讲话;在说话时不能一直盯着对方的脸,视线只应 505c." >停在其衣领处;谈话完毕再“视面”,以察看对方是否赞同自己的意见。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都要求“毋改”,即要面容严肃,身体端正,不可随便改变姿势,以免被对方认为懈惰不虚心。在不发言时,要求“立则视足,坐则视膝”,不可目光游移不定,不专心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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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坐于卿大夫等“君子”处所时,看到其有“欠伸(打哈欠、伸懒腰)”、变动坐姿或席位,以及问讯时日早晚、饭食是否备好等疲倦的表示时,也就应该主动告退了。退出时,主人起身相送要阻挡辞谢。一般告别相送到 95e8." >门要有“三辞”:一辞而许送叫“礼辞”,再辞而许送叫“固辞”,三辞不许再送叫“终辞”。
土相见的礼仪反映了谦恭待人的思想风貌,后世多有沿袭。如初次拜访送上见而礼,与“执挚”意味相同。而告别时一再请主人留步,也属于“三辞”的礼节。
第三节 送礼与名帖
上述士相见要奉上礼物,还称“执挚”,只是一种礼节。到后来则凡是为表礼敬而送物品于人,就直接称之为送“礼”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交活动中送礼是必不可少的。发展到后来,其中奥妙越来越多。给别人送礼,因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礼物有轻重,要估量厚薄、权衡轻重,掌握其尺度就要有一番斟酌。因为“来而不往非礼焉”,不但需权衡送出去的,而且要估计人家送来的。估计对方可能送什么,考虑如何回礼、赏送礼的人,这又需要有预见性,更非易事。古典小说 href='2210/im'>《红楼梦》是反映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状况的名著,其中记载了大量送礼的事例。邓云乡著《红楼风俗谭》把其中的送礼分为八类。一是纯属友谊情感的馈赠。如第三十一回写史湘云送姐妹们绛纹石戒指,东西虽小,但有送有收,也属送礼。二是初次见面的馈赠,即常说的见面礼。其中有为友情的,有因礼貌的,还有另存目的的,情况较为复杂。三是红、白喜事的送礼。娶亲、聘女、过寿是红喜事;死人是丧事,但白寿也当喜事办,叫“白喜事”。此外尚有盖房上梁、乔迁新居、做佛事等,都当喜事送礼。各种红白喜事送礼,除关系特殊者外,一般是“礼”的成分多而“情”的成分少了。四是生日送礼,一般生日与整寿祝寿的礼不同,所送礼物也因过生日者的身分地位而有区别。五是节礼,过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腊八等大小节日都要送礼。节礼亲友之间要送,上下级之间要送;宫廷也要向王公贵戚家送,不过不说“送”,而叫“赏”。还有借送节礼来“打秋风”的,即倚仗权势,借着给富豪之家送一点不值钱的礼物(如年节送对联等),换取银钱财物等价值更重的回礼,其送礼为名,图利是实。六是送土特产,过去叫“馈送土仪”。古代旅行不易,长途跋涉到外地,总要带些地方特产送礼。如 href='2210/im'>《红楼梦》第十六回写黛玉由江南回来,“将些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春、宝玉等”,也属于这一类。七是穷富亲友之间的礼物。如刘姥姥和荣国府之间的礼物往来,虽然刘姥姥只送了点瓜果干菜而却得到了更多的回礼和资助,但其性质不同于“打秋风”、敲竹杠。八是钻营的送礼。即以送礼为手段去结交权贵,拉拢关系,进而达到投机钻营的目的,得到更大好处。以上八种,概括了送礼的大体类型。bbr>藏书网
一般红白喜事,各种大礼,送礼要有礼单,收礼要有礼帐。送厚礼讲究四色、八色,不能送单数。呈上礼单后,收礼的人可以照单全收,也可全不收。而大多数情况是收几样退几样,把礼单上所列的,在收的物品下注明“敬领”,在不收的物品下注明“敬谢”
?99lib?,然后把礼单交送礼的人带回给其主人。记礼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预备将来对方有事还礼时查考。对于送礼者则按例要给赏钱,以示犒劳。
与送礼相关联的还有“名帖”。名帖又称“帖子”,相当于今天的名片。名帖在我国起源很早。据载,秦汉之际人们在拜访谒见时,就开始用名帖通报姓名了。不过那时的名帖是把竹木片削平,上书自己的名字,名称也叫“谒”,后又称“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引兵过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郦食其“踵军门上谒”,求见刘邦。刘邦以为郦食其只是一普通“儒人”,不愿见,便派使者辞谢,“郦生瞋目按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刘邦这才召见郦生。这里提到的“谒”,就是名帖。东汉之后,由于造纸术的发明,开始用纸制作名帖,又有了“名”、“名纸”、“名刺”等名称。由于有的名帖除乡里、姓名外,还一并写上自己的官爵,故又称为“爵里刺”。唐宋时官僚士大夫中流行的“门状”,明清时下属见上司、门生见老师所用的“手本”,也都属于名帖的范畴。
名帖的作用,当初是人们在登门拜访求见时,用来通报自己姓名的。但逐渐又出现了逢年过节时,本人不登门而派仆从到亲戚朋友家投送名刺,以此祝贺节日的现象。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说:“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其中还记了这样一件趣事:“余表舅吴四丈性滑稽,适节日无仆可出,徘徊门首。恰友人沈子公仆送刺至,漫取视之,类皆亲故,于是酌(饮)之以酒,阴(暗中)以己刺尽易(交换)之。沈仆不悟(未察觉),因往遍投之,悉(全部)吴刺也。”吴四丈的掉包计颇为巧妙,一时成为人们相互传说的笑话。这种逢节遍投名帖的现象,类似于现如今辞旧岁迎新年之际,人们互相寄送贺年片。
古人对名帖十分看重,几乎成了本人的代表,送礼时派人携带礼物的同时又拿着名帖,就等于自己亲自送去,显得更为礼貌郑重。所以,封建社会后期达官显贵派仆人送礼,一般都同时呈上本人名帖以示恭敬。如 href='2210/im'>《红楼梦》第十一回写贾敬过生 65e5." >日,贾蓉谈及:“南安郡王、东平郡王、西宁郡王、藏书网北静郡王四家王爷,并镇国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寿礼来。”
此外,明清时期请客赴宴、请医生来家治病等,也用名帖。让人拿名帖去请,就如同自己亲自去请。对方收下名帖就是接受亲自去请;而退回名帖并不是不接受邀请,只是不敢承当亲自去请的礼节。 href='2210/im'>《红楼梦》第十回记贾珍给秦可卿请医生,说:“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请了。”去的人回来禀报道:“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拿了老爷名帖请那先生去,那先生说是:‘方才这里大爷也和我说了,但只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家,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须得调息一夜,明日务必到府。’他又说:‘医学浅薄,本不敢当此重荐,因冯大爷和府上既已如此说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实不..敢当。’还叫奴才拿回来了。”这里描述的就是当时使用名帖的一种情况。
第四节 生日与祝寿
生日是人来到世上的纪念日,对本人具有特别的意义,因而庆贺生日颇为流行。而向别人祝寿,则成为社交 6d3b." >活动的一项内容。
在我国为别人祝寿,即“上寿”的风气开始很早。金文中就有多种写法的寿字出现,说明商周时期已有了祝寿的活动。但当时祝寿并不是固定在出生纪念日。普通平民何时把祝寿与生日联系起来,因缺乏记载已难确考。不过据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考证,封建帝王确定在生日举行大型祝寿活动是始于唐代。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唐玄宗置酒宴招待群臣,庆祝自己的生日。宴会后,尚书左丞相源乾曜〔yao 要〕、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那天为“千秋节”。此后唐朝皇帝不但在生日祝寿,而且除德宗外,都为生日取了专用的名称。如肃宗生日叫“天成地平节”,武宗生日叫“庆阳节”,宣宗生日叫“寿昌节”
,昭宗生日叫“嘉会节”等等。唐代自玄宗始,每逢皇帝生日都全国休假三日举行庆祝活动,“朝野同欢”。在京城,群臣向皇帝祝寿,献上甘露、醇酎〔zhou宙〕和“万岁寿酒”。各道节度使为博得皇帝欢心,则献上大量珍物宝玩。京城以外的官吏百姓也要“作寿酒宴”,庆贺皇帝的生日。宫廷与民间的风气是互相影响的,源乾曜等人不会是突发奇想而上表;“千秋节”确定后民间也不会不受感染。因此,可以说,至少在唐代祝贺生日之风已经兴起。
据《宋史·礼志》载,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十一月,宰相王旦生日,宋真宗诏赐羊30头、酒50壶、米面各20斛,并允许摆宴、奏乐,大加庆贺。除宰相外,宋代亲王及皇帝宠爱的高级官僚每逢生日,皇帝都赏赐礼物bbr>..以示祝贺。由于封建帝王的倡导,上行下效,各级官僚借送生日贺礼之机拉关系、交权贵,在宋代成为普遍的风气。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在奸臣秦桧擅权时,“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馈。其后州郡监司率受此礼,极其僭侈”。以至于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为煞僭侈之风,宋高宗还曾下诏,禁止在职官吏过生日收贺礼。但从各种文献记载看,这道禁令并没有起太大作用,其后送生日贺礼之风仍然盛行。宋代除生日送财物外,还有生日献诗词的风气。大文学家苏轼《东坡全集》中就有多首祝贺生日的诗,如《表弟程德孺生日诗》、《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柱杖为寿诗》等。明清时期,还有以绘有寿星的画轴作为生日贺礼的。不过,据《十驾斋养新录》卷十
九载,当时风气是“只受文字,其画却回,但为礼数而已”。而且画轴常常并不打开就退回,故而还出现了“无寿星画者,但有它画轴”,就用“红绣囊缄之”以滥竽充数的现象。《十驾斋养新录》就记有这样的事例。当时有一名叫王安礼的州官过生日,其属吏依照礼节送上许多画轴。王安礼忽然心血来潮,命令将所有的画轴均启封,展开挂在厅堂中,以显示生日之隆重。但当他兴高采烈地率领众来宾参观这些礼品时,才发现画轴中有画着佛像的,有绘着鬼神的,更有甚者图上竟是两只猫,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祝寿一般是在生日当天,家属及宗族、戚友都要行拜礼并颂念祝贺言词,故又称为“拜寿”。也有在前一天晚上就去贺寿的,称为“预祝”。如有人在生日的第二天前往贺寿,则叫做“补祝”。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古代还盛行为已经去世的祖父母或父母在他们诞辰纪念日“称觞祝寿”,叫作“冥寿”、“阴寿”或“冥庆”、“阴庆”。据清代范祖述《杭俗遗风》载,冥寿之礼,大体如同为生者做寿。凡在家中做冥寿,子孙要身穿彩服,设置寿堂,宗族及亲友登堂拜祝。冥寿礼品不得送对联,可送寿屏、寿轴。送寿轴者,上书“仙山不老,佛国长存”等字样,也有单写一个“庆”字的。如送桃、糕、烛、面之类,须加纸元宝十副、糖茶两杯,而不送鞋袜。家中冥庆不拜忏
,酒席荤、素均可,以素席为多。如在寺院做阴寿,则必须拜忏,或一日、或三日、或七日不等,以圆满之日为正日。更为隆重者,要拜水陆道场,由49个和尚拜忏七七四十九天。事毕,阴寿者牌位可放入寺院中的根本堂,以承受香火。做冥寿表达了人们对已故先人的怀念,其习俗一直沿至近现代。至今也有纪念某某已故名人诞辰多少周年的活动,当属其遗风。
第五节 结拜与连宗
在古代的社交活动中,还流行着“结拜”与“连宗”的风气。
结拜也称拜把子,是异姓好友为使关系更加密切,不管分别来自何方,也不论各自的家庭背景,只要通过一种仪式结拜之后,就互相以兄弟姊妹相称。民间叫作干兄弟、把兄弟或干姊妹。不但结拜者来往如同兄弟姐妹,双方家人也如至亲往来,称呼如同家人,叫称“干亲”。结拜兄弟最广为人知的,大概要数 href='2203/im'>《三国演义》第一回描写的刘、关、张“桃园豪杰三结义”。当时“三人焚香再拜”,共发誓言:“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
99lib?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其中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几乎成了后来结拜者必说的口头禅。桃园结义虽为小说中的故事,但三国时期已时兴结拜却是事实。《太平御览》卷四○七引《吴录》记载:“张温英才瑰玮,拜中郎将,聘蜀与诸葛亮结金兰之好焉。”所谓“结金兰之好”就是结拜,其典出自《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意思是说二人同心协力,能够把坚硬的金属截断;心心相印的语言,像兰花一样香馥芬芳。这是用“金兰”形容二人情投意合。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在记述竹林七贤中山涛与嵇康、阮籍的友谊时也说:“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后来,“金兰”就引申为结拜兄弟姊妹的代用词了。
结拜的主要礼仪是焚香祭祀、跪拜磕头、共立誓言和互相“换帖”。帖是一种书面的文契,一般用长条红纸来回折叠几次,成信封大小,再在封面写上《金兰谱》或《兰谱》。里面则大抵写有结拜人某某等二人或若干人,因交情日笃,友谊深厚,愿意结拜为异姓兄弟或姊妹;然后写明姓名、籍贯、年岁、八字(即出生年、月、日、时的干支),以及父、祖、曾祖的姓名和出身、官职等;最后标明结拜的年、月、日,结拜人均签名盖章或按指纹。在祭祀完各人的祖先之后,互相交换此帖,每人保存一份,便算正式结拜为兄弟姊妹了。结义兄弟要求“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正如明代梁辰鱼《浣纱记》中所说:“三年曾结盟,百岁图欢庆。”
结拜虽有情义在内,但实际上是古代扩大社会势力的一种办法。与此相似的还有“连宗”。所谓连宗,就是陌生的、并不相干的同姓人互相认作本家。 href='2210/im'>《红楼梦》第六回中,曾谈及王熙凤祖父与一个小小人家,即刘姥姥的女婿王狗儿的祖上连宗的事:“原来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过一个小小京官,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这种连宗的理由,表面上常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其实同姓未必同宗。就王姓来说,先秦时帝王的子孙多称王子、王孙,他们的后人就有不少称为王氏。例如商代的王子比干、周朝的王子晋、战国时
?魏国信陵君王子无忌以及田氏齐王等等,都有子孙称为王氏。王姓来源不一,分支众多,如无家谱记载,同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如果是有家谱可查的同族认亲,则称为“认宗”。古代有写家谱的习俗,一般大户都要立祠堂,修家谱,常常上推到十几,甚至数十代的蕃衍分支情况。如果是属于“同谱”,即同一宗族的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多年,甚至几代没有往来,但只要有一方到另一方登门拜访,对上家谱,就可以认作本家。如 href='2210/im'>《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因为与荣国府同谱,所以一到京城就马上拿了“宗侄”的名帖去拜见贾政。认宗之后,贾政成了他的宗叔,宝玉等人成为他的族弟,这?就成了走得很近的同族本家人了。
认宗因为有据可查,递个写明宗族关系的名帖就行了。而连宗则一般还要举行仪式。有祠堂的要到祠
堂中烧香,要通知族人参加,排列辈分后要写到家谱中,以后就要按照本族人、本家人的“礼数”来往了。一般情况下,连宗双方的社会地位及势力并不对等,有的甚至还十分悬殊。如京城一个“小小人家”竟可与列入“护官符”,被誉为“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显赫名宦之家连宗。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似乎不好理解。那么原因在哪里呢?这是因为古代社会有着很强的宗法氏族观念。在宗法社会中,氏族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单位,各个氏族集团都讲究人财两旺,即人丁越多越好,财产也越多越好,而且把人丁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人多才可势众。一方面那些寒门小户,因势孤力单,为在社会上寻求照应,当然要趋炎附势,想方设法通过连宗、认宗高攀权贵,进而希求有所发展。另一方
面,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之家,多一门本家就等于扩大一点势力,为了壮大门庭,也乐于接纳那些追随投靠者。说穿了,连宗实质是封建宗法社会中,人们因权势、利益而互相联络利用的一种手段。
第一节 春节
春节即农历正月初一,古代也叫元旦、元日、元会、元朔、正旦、新正、新春等,而民间称为新年。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蜡〔zha 乍〕祭”。蜡祭是古人在年终举行的庆祝农业丰收的报谢典礼,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春节虽然是指农历一年的第一天,但习惯上人们的过年活动往往进入腊月就已开始,一直延续到元宵节。腊月初八要吃腊八粥,并馈送亲友。《东京梦华录》卷十明确记载:“初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要祭灶,送灶王爷上天,到除夕夜再接新灶王回来。年前还要“扫年”,即进行大扫除。它起源于古代人们驱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逐渐演变为年终扫除秽气、晦气、穷气的重要活动。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载,其时“士庶家不论贫富,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以祈新岁之安。”
到大年三十,则是准备过年的高潮。换门神、贴春联、挂年画等各项工作都要完备。门神与春联也因门第等级差异而有所区别。门神据说原来画的是神荼、郁垒二神,因二神形貌凶悍,可以除害,其实只是两个武将的形象。唐代以后,大多以唐初的两员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为门神。据《三教搜神大全》所说,有一次唐太宗生病,听到门外有鬼魅呼号,便命令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身穿戎装站在门外侍卫,当夜果然无事。于是,就命画工绘出二人全副武装的画像,挂在宫门上。后代沿袭,二将便成了辟邪的门神。一般人家只大门贴门神,但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住宅“衍圣公府”,则门神种类繁多,?99lib?颇有讲究。孔府的大门、二门、内宅门和外院的大门都是武门神,两员大将身披铠甲,头戴红缨盔,手执长杆金瓜(兵器)端正站立。府内各房里外门上都是文门神,有“加官进爵”、“带子上朝”、“福禄寿喜”、“子孙满堂”、“当朝一品”等。后来也有在门上贴“福”字,以求得福的,但“福”字要倒着贴。倒贴福字,传说起源于清代恭亲王府。一年春节前夕,大管家为讨主子欢心,写了几个斗大的“福”字,叫人贴在库房和王府门上。有一个家丁因不识字,竟将大门上的福字贴倒了。恭亲王的福晋(亲王之妻)发现后,欲鞭打家丁。幸好大管家是个能说善辩的人,他怕主子怪罪下来牵连自己,慌忙跪倒解释:“奴才常听人说,恭王府福到了,如今大“福”真的倒了,乃吉庆之兆。”管家借用“倒”字的谐音进行诡辩,显示了其随机应变的才能,也正好迎合了福晋希望佳节得福的心理。加之福晋听到过往行人都口中念叨“恭王府福到(倒)了”,认为很吉利,不但没有处罚大管家和家丁,还每人赏了50两银子。之后“福”字倒贴成为时尚,正贴反而为人所忌讳。
春联起源于古代的桃符,但明确命名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清初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载:“帝都金陵,于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之后,春节贴春联便成为家家户户过节必不可少的项目。一般的春联主要是表示喜庆、祝愿吉祥的内容,但孔府则时时不忘“别尊卑”、“守礼法”。如孔府前上房贴的春节对联是:“居家当思清,内外别尊卑,重勤俭,择朋友,有益于己;处事尤宜慎,言语守礼法,远小人,亲君子,无愧于心。”
除门神、春联外,室内还要挂年画。年画是由门神画演变而来的,但至少在宋代二者已经分流,年画进入厅堂居室。现存最早的木刻年画是宋版的《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其上画有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四位美女,故又称《四美图》。明末清初,出现了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三大民间木刻年画”中心。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福建漳州的年画,在套印上亦各具特色。传统年画题材多以五谷丰登、春牛、婴儿、风景、花鸟为内容,色彩鲜明,画面热闹,很好地烘托了节日气氛。因而直至今日春节挂年画仍风行全国。
除夕与元旦是春节的正日,显示尊卑礼法的活动也最多。春节祭神祀祖是第一桩大事,
?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载:“每届除夕,列长案于中庭,供以百分。百分者,乃诸天神圣之全图也。百分之前,陈设蜜供(一种满裹糖蜜的酥炸面条粘合成块状的甜点)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谓之全供。供上签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宝等,谓之供佛花。及接神时,将百分焚化,接递烧香,至灯节乃止,谓之天地桌。”这种祭神活动十分普遍,各阶层虽然陈设繁简不同,但大抵都要摆供烧香。祭祖活动则以孔府较为典型。每逢除夕,孔府公爷(即衍圣公)、太太都先后分别祭拜家庙、祧庙(远祖庙)、影堂、慕思堂、新祠堂等,每桌摆10大碗供菜、两盘馍、三杯奠酒,磕辞岁头。公爷拜庙时,由赞礼生提着提炉、纱灯、罩子灯各一对在前面引导。太太拜庙则由女仆伺候,前后有随从跟随。此外还要拜佛堂、观音菩萨。公爷、太太拜完家庙等处后回到堂楼,接着阖府人员、各房各作按次序集合到前堂楼,再给公爷、太太分别磕辞岁头。
正月初一通常从半夜子时算起。子时一到,就开始“接神”,从此夜里不许熄灯。接神一般是接财神或喜神。接神仪式是向财神或喜神的方向行百余步,焚香叩拜,然后挑灯引路,接入家中。伴随着张灯接神,还要燃放爆仗送年。而且在凌晨首次打开房门,当即就要在庭前燃鞭炮放爆仗,以辟鬼邪妖祟,名之为“开门爆仗”。爆仗又名爆竹,产生于2000余年前。当时古人用火焚烧竹竿,竹竿受热爆烈开来发出声响,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爆竹”,唐代也叫“爆竿”,后来演变成以纸卷火药制成方又称为“爆仗”和“鞭炮”。以爆竹辟鬼祟,其说始于汉代。据西汉东方朔《神异经》载,古代西方山中有一种一尺多高的人形怪物,叫作山魈〔xiao消〕。它不怕人,可是人要碰到它,就会发冷发热害起病来。这种怪物最怕声响,于是人们将竹竿放在火中焚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山魈就不敢来搅扰了。于是爆竹辟鬼成为一种风俗。而于元旦开门爆竹,在南北朝时期已颇为盛行。南朝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就说:“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这种习俗一直沿袭下来,至清代,顾禄《清嘉录》亦说:“岁朝(元旦)开门,放爆仗三声,云辟疫疠〔li 历〕,谓之‘开门爆仗’。”爆仗一般都用红纸包皮,燃放后红纸片铺满地面,谓之“满地红”,也是喜庆和吉利的象征。
随着开门爆仗的声声巨响,各种祭拜和拜年活动就开始了。在孔府,早饭前衍圣公先要再拜孔庙。公爷有时不去拜庙,就委派孔家老族长去拜孔庙。拜庙时有“百户”、“管勾”、“诗乐”、“典籍”四路官员陪拜。孔子像前要供整猪、整羊、黄酒、檀香等,由赞礼生鸣唱,行三跪九叩礼,陪拜官员也陪同跪拜。祭完孔庙、家庙后,衍圣公及夫人开始用早饭。通常是摆酒席吃水饺,女仆们给公爷、太太每人敬一次酒,磕一个头。正月初一吃水饺的风俗大约始于明代。至清代,“每届初一……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举国皆然,无不同也。”(《燕京岁时记》)饺子成为春节食品的原因,一是饺子形如元宝,春节吃饺子有“招财进宝”的意思。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进馅里,用以寄托对新岁的祈望。如包进金如意,表示来年万事如意;包进糖和蜜,表示来年的日子更甜蜜;包进长生果(即花生仁儿),表示祝愿健康长寿等。后来正月初一吃水饺主要盛行于北方,南方新年头一餐则有所变化。有的人家吃面条,寓意人人长寿;有的吃汤圆,象征团团圆圆;也有的吃年糕,希求生活各个方面都一年更比一年高。
拜年正式开始后,先是在家内拜长辈,拜主人。《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椒柏酒是用花椒和柏叶浸制的酒。古人认为,椒是玉衡星的精灵,柏是一种仙药,服用能使人延年益寿。因而向家长拜年并进椒柏酒,有祝贺长寿的含义。而孔府早饭后,公爷和太太都坐在前堂楼屋门口,全府人员分别按部门来给公爷、太太拜年。首先由三班奉卫队给公爷、太太各行三次礼。然后是孔林、孔庙及各房管事、各作仆役按次序拜年。最后女仆、丫环给公爷、太太等磕头。拜家长后,各家各户都纷纷走出家门,往来于上>司、同事、亲戚、朋友等处,登门拜年。这是表示礼敬,联络感情,加强交际的重要活动。出门拜年时,路上逢人都应行礼祝吉。也有本人不出门,“遣子弟代贺”的。自宋代始,在显贵绅衿之间还流行一种“飞帖”拜年。即正月初一家主不亲往,而是派仆人送贺柬给亲戚和友人;接到贺柬者,也同样回拜。而且即使是平素无甚交往之人,也大多飞帖道贺,故《文待诏集》有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明清时还时兴一种“拜盒”,即将贺年片放在锦盒里送给对方,以示庄重。拜年一般是初一至初五。如果初六至十五才登门,就是“拜晚年”了。
春节期间还有许多禁忌。古人把正月初一至初八依次定为鸡、狗、猪、羊、牛、马、人、谷日,并且用当天天气的风雪阴晴来预兆其物一年的兴衰。这是在古代科学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祈求天地诸神保佑人口太平、庄稼茂盛、六畜兴旺的一种愿望。八日中人们最重视的是人日。每逢人日,人们便用七样菜做成菜羹食用;用五色彩绸剪成人形,或雕刻金铂为人形,贴在屏风上,也有的妇人戴在头上,寓含人进入新年后形貌精神都一改旧态而成为新人之意;也有的制成花形首饰互相赠送,以祈福避灾;还有的地区人日要登高宴会,吟赋诗歌。就是官府也在初七禁止行刑处决犯人。而其他七日,亦分别对鸡、狗、猪、羊等不许屠宰。另外还有一些禁忌一直沿袭到现代。如正月初一至初三不倒垃圾,否则认为破财;同时禁动刀剪针线,忌摔坏东西,讳说“死”字等,否则认为不吉利。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在新岁之初祈望一年顺遂的心理。
第二节 立春
立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不仅象征着春天的来临,也预示着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我国人民对春天的到来寄予希望,因此历来都很重视这个节日。这一天,古代帝王常常率领群臣举行隆重的迎春大典,有的还亲自扶犁耕一块地,表示对农耕的重视。《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春正月,就颁发诏书称“朕亲率耕”。以后景帝、武帝等在诏书中也都表达过相同的内容。这种迎春仪式一直相沿到清朝。
立春除举行迎春大典外,还有大型的“打春牛”活动。牛是古代农业的主要工具,也是农事的象征。打春牛也称“鞭春”或“打春”,就是在立春日鞭打用黄泥造的土牛,以勉励农事,促使人们重视农业生产。据《东京梦华录》卷六记载,宋代“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也要在立春前一天,把春牛放置于开封府前,至立春日早晨开封府僚要率部下打春牛。各州县也要“依形色造土牛、耕人,以立春日示众”(《岁时广记》卷八)。打春牛是一种鞭策耕牛、勉励农耕的仪式。牛休息了一冬后,人们怕它懒散,所以用彩鞭木棍策其辛勤耕耘。据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记载,立春日打春牛时,四周围观的百姓“杂沓如堵”。鞭打完毕,大家顷刻就把打碎的春牛“分裂都尽”,然后又互相抢夺。之所以要抢碎春牛,是认为这可以bbr>带来吉祥。据说春牛身上的土放在家里,其家适宜养蚕;春牛角上的土放在家里,其家适宜种田,而且五谷丰收;还说这种土能够治病。同时,宋代官府及民间还要制作许多小春牛出售,人们也互相赠送春牛,以预示“丰稔之兆”(《梦粱录》卷一)。皇帝也要在立春日把预先造好的一批小春牛装饰上彩幡雪柳,分送给王公贵戚。到了清代,礼部直接参与了打春活动,仪式也相应有所增加。据《燕京岁时记》说:“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春山宝座是被奉为春神的传说人物太皞〔hao号〕的座位。大概在清代,春山宝座成了打春仪式上必须具备的摆设。
立春时,还要挂春幡、剪春胜。春幡是一种旗帜,汉代多挂在树枝上,作为春天已经来到的象征。到宋代又剪彩绸做成小幡插在头上,成了头上戴的装饰品,叫作春胜。皇帝在立春日,也要按等级赏赐郎官、御史等人用绫罗制成的春幡胜,赏赐宰执、亲王等高官金银幡胜。百官进宫贺春一结束,就都戴着幡胜回府,以至形成了“彩胜飘扬百辟(泛指公卿大官)冠”(苏轼诗句)的盛况。
唐宋之后,还有立春喝春酒、吃春盘的风俗。《四时宝镜》载,唐代人们在“立春日食芦菔(萝卜)、春饼、生菜,号春盘”。从北宋到明清,则有许多皇帝在立春日向百官赐春盘或春饼的记载。如北宋时,“立春前一日,大内(皇宫)出春饼并酒以赐近臣。盘中生菜染萝卜为之装饰,置奁中”。“民间亦以春盘相馈”,成为一种互相祝福的礼节。(《岁时广记》卷八引《皇朝岁时杂记》)明清时期,京津地区还有立春日吃生萝卜的习俗,称之为“咬春”。据说,咬春可以使人免生.99lib.疾病。
总之,立春的各种活动都有祈福消灾的寓意。由于有宫廷及各级官府的直接参与,各种仪式都有规定,当然礼节色彩就颇为浓厚了。
第三节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古代称为“上元”,其夜则称“元夜”、“元夕”或“元宵”。我国古代的历法和月相有密切的关系,每月十五日必逢满月,叫做“望”。满月象征着团圆美满,在正月十五人们迎来了一年之中第一个月满之夜,这一天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吉日。据《史记·乐书》记载,早在西汉初期,正月十五宫廷中就有了祭祀太乙神(天帝),祈求福佑的礼仪活动。
元宵与灯的关系密不可分,张灯、观灯是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故又叫“灯节”。元宵放灯据说起源于东汉明帝时期。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派遣的蔡愔〔yin 音〕从印度求得佛法,回到京都洛阳,同来的还有西方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明帝亲自出宫恭迎,燃灯拜佛,并在雍门西建白马寺弘扬佛法。这引起了道教的强烈反对。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正月初一,道士们向朝廷提出要同佛教斗法。十五日,明帝组织佛、道两教在白马寺比法,结果佛家获胜。明帝更加笃信佛教,正式下令不论平民贵族,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一律要在夜间张灯结彩,表示对佛教的尊崇。之后元宵节张灯成为惯例,至南北朝时期已蔚然成风。南朝梁简文帝就曾经写过一篇《列灯赋》,专门描写了元宵观灯的 76db." >盛况。到唐代,元宵及其前后各一日,正式成为固定假日,各官署都停止办公。而且这三夜“敕许金吾弛禁,以看灯”(《两京新记》),也就是暂停禁止夜行的法令,让都市的士民尽情游乐。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上元之夜,大开宫门,在宫门外“作灯轮(灯树)高二十丈……燃灯五万盏,簇之如花树”,又命宫女及长安少女少妇千余人“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朝野佥载》)。从此,历朝皇帝都在元宵“御楼观灯”,成了封建帝王炫耀国泰民安的统治秩序,并表明天子与民同乐的一个盛大节日。宋代把元宵节放灯由三夜增为五夜(《乾德五年诏》)。为了鼓励人们到御街观灯,朝廷还规定“凡来观灯者赐酒一杯”,因此观灯者人山人海,喧声鼎沸,十分热闹。明代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还曾下诏,将元宵节休假定为十日,成为当时最长的节假(当时春节官员放假五日,冬至放假三日)。可见元宵节历代都倍受重视。.99lib.?
而元宵节观灯对古代妇女来说,则是一年之中最有吸引力的节日活动。按照封建礼教,平时大家闺秀只能生活在深闺之内,就是小家碧玉也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过着近于幽闭的生活。而每到元宵,她们却可以不再顾忌深闺的礼仪,名正言顺地外出夜游观灯。一些虽然相互倾心,但平时不易接触的青年男女,也有了谈情说爱的机会。所以宋代李清照词中说:“中州盛日,闺门.99lib?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三五”即正月十五,这是说妇女特别注重元宵节。在封建礼教压抑下的古代妇女,到了元宵节才有了一点活动于大街小巷的自由,因此元宵出游“妇女尤甚”。明代刘士骥《元宵行》诗中有“谈笑嬉游乐事频,千门儿女闹芳辰”两句,就是这种盛况的写照。甚至可以说,古代妇女只有元宵节时才可以暂时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露出一点人性本来的色彩。
至于元宵节食品,从宋代开始,家家户户都要吃“元宵”。元宵也称圆子、团子或汤圆。元宵节吃元宵,是?取月圆人团圆之意,具有祝愿全家和睦幸福的象征,因而千余年来一直成为欢度佳节的一项基本内容,延续至今。
第四节 寒食与清明节
清明前一二日为寒食节。这一天家家都要禁烟火,人们只能吃预先做好的冷食,所以叫“寒食”节。关于寒食节的由来,相传起于春秋时期。在晋文公即位前曾流亡列国19年,当时有位介子推不畏艰难跟随左右,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供文公充饥。可是在晋文公回国做了国君后,介子推却不求利禄,与母亲一同隐居到绵上山中。晋文公找不到他,便放火烧山逼他出来,谁知他矢志不移,竟抱树而死。bbr>文公为了悼念介子推,下令禁止在他死的这一天燃火煮饭,以后相沿成俗,叫作寒食禁火。另有人认为,寒食之俗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改火风俗,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奴隶制时代的火禁制度。据说古人冬天的火种用至寒食,便认为老了,就要改火,即停熄旧火,重新钻木燃起新火,所以有了寒食一日的习俗。进入奴隶社会,火也同其他财富一样,被奴隶主阶级所占有。下等人用火只能等待奴隶主阶级的恩赐,并遵守奴隶主阶级的火禁制度。《周礼·秋官·司烜〔hui毁〕氏》中说,“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唐代.韩翃〔hong 宏〕《寒食》诗中“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的诗句,就反映了唐代寒食节的晚上,由皇宫点火燃烛,再将火种传到贵戚大臣之家,以示“皇恩浩荡”的史实。以此看来,到唐代仍然留存着奴隶社会火禁制度的遗风。
寒食节之后,紧接着就是清明节。清明原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元代吴澄《月令七十?99lib?
二侯集解》说:“三月节……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于是称这一节气开始的第一天为清明节。
因为寒食和清明日子接近,而古人在寒食中的活动又往往延续到清明,如寒食节祭扫祖墓的习俗,也成了清明节的主要活动。久而久之,寒食节和清明节也就没有严格区分了。唐代以后两节逐渐融而为一,清人已认为“清明即寒食”(《燕京岁时记》)。到现在,恐怕许多人已只知有清明节而不知另有寒食节了。
清明节祭祖敬宗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这主要表现在祭扫祖墓上。扫墓之风始于秦汉,盛行于唐代,最初是由士庶开始的,逐渐成为当时很看重的礼俗。《旧唐书》载唐开元年间敕文云:“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沿,寖以成俗。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到了宋代,清明节时已不分阶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梦粱录》)。宋代高翥〔zhu铸〕《清明》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做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由于清明扫墓可以寄托对已故亲人的哀思,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这一礼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此外,古代寒食清明时节还有门前插柳、头上戴柳,以及互赠画卵等习俗。每逢清明,古人喜欢把攀折下来的柳枝,插在屋檐下或门窗上,“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到后来,人们还直接把柳枝戴在头上。并且认为清明戴柳是人人应当遵守的礼俗,否则将受到指责,甚至有“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的俗语。关于戴柳的起源,《燕京岁时记》说:“至清明戴柳者,乃唐玄宗三月三日祓禊〔fu xi 弗系〕于渭水之隅,赐群臣柳圈各一,谓之可免虿〔chai〕毒。”柳树在古代民间信仰中具有驱邪的法力效用,因而插柳、戴柳反映了人们祈求驱邪避煞,消灾解祸的愿望。至今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还有清明戴柳的遗风。至于寒食节人们相遇的见面礼,隋唐时颇为流行互送画卵的礼俗。据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载,隋朝人们习惯于把煮熟的鸡蛋染成“蓝茜杂色,仍加雕镂”,作为寒食节见面时“递相饷遗〔wei 畏〕”的常用礼物。
第五节 端午节与夏至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隆重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较通行的是以为这个节日起源于纪念屈原。据《荆楚岁时记》载,战国时期楚大夫屈原遭谗言被楚王流放江南,当秦将白起占领楚国京城郢〔ying影〕都后,他痛感山河破碎而自己年老体弱已无力拯救祖国的危亡,想以死唤醒糊涂的楚王,便于五月初五投汨〔mi 密〕罗江而亡。楚国百姓为纪念他,便在这一天竞渡龙舟来拯救屈原,进而形成一个传统节日。另有人认为,端午节有文字可考的始源应该是夏至节。端午的某?99lib.些风俗,如龙舟竞渡、吃粽子、系红色线等,都是原夏至节的习俗。不过,人们把屈原的事迹附会在端午节上,让这位爱国诗人与端午节发生联系,使这个节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唐代以后,端午节被定为农历三大节日之一,皇帝常在此日赏赐群臣。
端午节习俗很多,但吃粽子是普遍盛行并流传至今的风俗。西晋周处《风上记》说:“仲夏端 5348." >午,烹鹜角黍。”这里提到的“角黍”,就是用黍米包的粽子。黍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的一种主要农作物。先秦时期人们不仅用黍米作主食,而且用黍米酿造美酒,因而黍在当时人们的饮食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上古时代,对黍的依赖又使先民产生了对黍的崇拜,这是原始宗教中的植物崇拜。其崇拜方式便是每年的祭黍仪式。据《礼记·月令》载,黍在西周时已是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供品。《诗经·小雅·大田》中也有“与其黍稷,以享以祀”的句子。汉晋时期粽子用黍,大概就是基于先民祭黍和黍为祭祖之品的传统。而粽子做成角形,大概是对牛角形状的模拟,因为周代盛行以牛角祭祀土神和谷神,采牛角形作祭品可示敬重。由此可见,端午节吃粽子也是一种与祭祀相关联的礼俗。而元明之后,端午之际祭神祀祖粽子已成了必备的供品。另外,自唐代起粽子还作为馈送亲友的节令礼品。当时时兴用彩线把九个小粽子扎在一起送人,称为“九子粽”。唐明皇即有“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的诗句。..
由于端午节在五月,而进入五月以后天气炎热,瘟疫开始流行,古人视五月为“恶月”(《荆楚月时记》),因此端午节就有了避恶去毒的礼俗。《夏小正》载,先秦是以“蓄采仙药”的方法来“蠲〔juan 捐〕除毒气”。到了汉代,则改用特定的门饰来辟恶。《后汉书·礼仪志》说:“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桃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也有的分男左女右以五彩丝系臂腕,以避病毒消灾祸,称之为“长命缕”。南北朝时,南方的荆楚地区又改用悬“艾人”的方法来去毒气。《荆楚岁时记》云:“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艾即艾蒿,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端午门窗上插艾确有一定的防病作用。到宋代,名贵药材菖蒲被道家视为避邪之物。明清时期,饮菖蒲酒以禳毒气的风气大为盛行。菖蒲酒是以菖蒲为主要药料,白酒或黄酒为原酒浸制的一种药酒,有“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 href='1158/im'>《本草纲目》)的功效。菖蒲酒本为古代劳动人民创制的一种对人有益的药酒,但是在古代社会,其祛病健身的药用实质被掩盖了起来,人们熟知的倒是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月令礼俗中的避邪物。
第六节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6b64." >此时秋天已过了一半,秋高气爽,而且又当秋分前后,昼和夜的时间一样长,月亮在正东,正好受到西面太阳光的直射。所以,中秋之夜的月亮最圆、最亮,月色也最美好。人们望着玉盘般的明月,自然会联想到家人的团圆。独在异乡旅居的人,也期望借助明镜般的皓月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而按照习惯礼俗,回娘家的媳妇“是日必返夫家”(《帝京景物略》),以示团圆。因而人们又把中秋节叫团圆节。
中秋赏月和祭月是节日的主要活动,且已历史悠久。先秦时的古代帝王就有了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周礼·春官·典瑞》郑玄注指出:“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这里的“夕月”就是指拜月。魏晋开始,有了中秋赏月的活动。到唐代赏月活动已进入皇宫。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中秋夕,上(唐玄宗)与贵妃临太液池望月。”宋代中秋赏月之风已十分盛行。《东京梦华录》说,每逢中秋节,东京(今开封)所有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扎彩绸的牌楼,出售新启封的好酒。店铺则堆满石榴、梨、枣、栗等新鲜佳果。“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通宵达旦,夜市之热闹一年中少见。而且京师赏月还有一特殊的拜月礼俗。据宋代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载:“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并且各自祈祷表达心愿,“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到了明代,“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帝京景物略》)。这也就是说,明代之后在中秋祭月时,月饼已经成为必备的食品。关于中秋节吃月饼习俗的源起,民间有多种传说.99lib?,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月饼之圆象征合家团聚欢乐之意。正如明代吴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所说:“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燕京岁时记》也称中秋月饼为“团圆饼”。因而月饼成为中秋节亲友相互馈送的最好礼物,中秋之夜也先要用月饼及其他瓜果祭月。祭月的食品,北方民间有首儿歌说得很具体:“八仙桌儿镶金边,小小月饼往上端。左边儿石榴,右边儿枣儿,当间儿又摆大仙桃。紫花梨儿,红柿子,当间儿又摆毛栗子。毛豆角儿两头儿尖,小小西瓜往上端,钢刀切成莲花瓣儿,一年四季保平安。”祭月时,据《帝京景物略》载,各家各户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然后才撤供品,安排家宴,合家分食月饼瓜果。祭月讲求有一个大号月饼,大的直径可至一尺多,分食这一月饼一定要人人有份。因而分切月饼前要把全家人数点算清楚,外出的、在家的都算在一起,有多少人切多少块,绝对不能少切或多切,而且要切得大小一样。如果家有孕妇,又得多切一份。也有的人家,把祭月的月饼保存到除夕晚上再拿出来分食,名称仍叫作“团圆饼”。
另外,清代还有以中秋之夜的阴晴,来预测次年元宵晴雨天气的习俗。民间流传的谚语:“八月十五云遮月,来岁元宵雪打灯”,就是这种风气的反映。
第七节 重阳节
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又称重九藏书网、上九、登高节、阳数节等。古人以九为阳数,两九相重为“重九”,日月逢九都属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所以古人认为这是个特别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重阳节活动内容也较为丰富,有登高、赏菊、吃菊花糕、喝菊花酒、插茱萸等等。
关于重阳节的来历,一般依据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四引《续齐谐记》的说法,认为与古时汝南县桓景带领乡亲与瘟魔斗争,并获得胜利的传说有关。但据>当代学者考证,“重阳节似乎可以从上古时代的天地崇拜中找到渊源”。重阳节登高,原是由古人在围猎骑射之后,登上高地,摆宴饮酒加以庆贺,并举行拜天之礼的习俗演化而来。登高的寓意,在于离天愈近,祭拜也愈诚。
大约从汉代开始,重阳节逐渐盛行。魏晋时期,重阳节被赋予了“长寿”的主题。《西京杂记》中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即重阳花糕),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也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其中还举例提到了古代传说中的长寿老翁彭祖。直到宋代,人们在重阳节吃花糕时,仍以片糕搭在小孩头上,祝祷“百事皆高”。
元明以来,道家所鼓吹的重阳花糕和菊花酒可以避去不祥的说法,逐渐产生了一定影响,于是重阳节又加进了“吉祥”的意义。清代卖重阳糕 7684." >的小贩,就头戴吉祥字样,推着小车沿街叫卖。重阳花糕制作讲究,又有吉祥的寓意,一时成了亲朋好友间互相馈送、增进情谊不可缺少的节令礼品。正如清朝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所说:“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累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帜。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菊花酒是一种具有医疗作用的酿制酒。《西京杂记》载,其酿制方法是:“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元明时期,菊花酒中又加进多种中草药,具有了“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消百病”( href='1158/im'>《本草纲目》)的疗效。由上可知,重阳糕和菊花酒都是古代的饮食佳品,既可作为节令礼品,也可进食饮用利于健康。因而长期流传,直至今天仍然受到普遍的欢迎。..
此外,重阳节在古代还有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过节的礼俗。如果女儿不能回娘家,“母则诟〔gou 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帝京景物略》),全家失去节日的欢乐。所以,有的地方又把重阳节叫“女儿节”。
第八节 冬至
冬至亦称“冬节”、“长至节”、“贺冬节”等。冬至是二十四节气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当日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古人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这天举行盛大的朝会,典礼仪式的规模仅次于元旦朝会。皇帝要在典礼上接受各国、周边民族的使臣以及文武百官的上表祝贺,称为朝贺礼。入朝官员要像行祭祀大礼那样穿朝服觐见。宋代还专门制定了冬至节大朝会的仪卫兵仗。因冬至节礼节多于常节,仪式如同元旦,所以还一直流传着“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民间冬至节也极为热闹,许多节日习俗与元旦相仿,故又称“亚岁”。冬至前一夜,家人都要围坐一起,相互劝酒畅饮,叫饮“节酒”。冬至日则盛行祭奠先祖和走亲访友。《东京梦华录》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允许开放赌场),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冬至拜访必送礼物,《清嘉录》中有这样一首诗描述了送礼的盛况:“冬至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胸前尽收浑闲事,原物多时却再归。”冬至所送礼物多为食品,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流行冬至送鞋袜的风俗。曹植《冬至献袜颂表》中称:“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除向帝王君主贡献鞋袜,百姓家中凡已成家的妇女也要给公婆进献鞋袜,称为“履长之贺”。这是因为冬至之后白天越来越长,冬至节献上新鞋袜有祝福长寿之意。后来为帝王贡鞋袜已少见记载,但为公婆献鞋袜的礼俗却在部分地区长期盛行不衰。
大约从宋代开始,民间还有了“数九”的习俗,即自冬至始九天为一个时间周期,循环排列,九九八十一天后则春风送暖,寒气全消。配合数九,明清时还盛行填染九九消寒图”的风俗。“九九消寒图”有许多种类。有的画一枝素梅,上绘81朵梅花,从冬至这天起,每天用红笔填涂一朵,全部涂完,数九即告结束。有的则画成九组圆圈或九宫格,也是81个圈或格,每天染色一个。染色时必须一天一染,既不许漏掉,也不许提前。民间还流传着染色的口诀:“上阴下晴雪当?中,左风右雨要分清。九九八十一全点尽,春回大地草青青。”这是说,染消寒图时不能将花或格、圈全涂满,而是只染一半。如逢阴天涂上部,晴天涂下部,有风涂左边,遇雨涂右边,下雪则涂中间。等到数九结束,实际成了一张有趣的天气情况记录图。还有一种“九九迎春联”,上下联都是九字,每字也都是九画,如“故城秋荒屏栏树枯荣,庭院春幽挟巷草重茵”。这种空影对联是每天在上下联各描一笔,待九九数尽,春暖花开之99lib?t>时,一幅难得而又对仗工整、韵律相符的春联,便墨色鲜明地呈现于纸上了。“九九消寒图”最初只是一种在寒冬消遣解闷的游戏,但也寄托了人们对春天的祈盼,加之明代后期宫廷也在冬至印送《九九消寒诗图》,因而制作并赠送“九九消寒图”便成为冬至节礼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了。
第一节 丧仪
古人临死时称“属纩〔zhu kuang 主矿〕”。据《礼记》的《既夕礼》、《丧大记》记载,人到病危之时,要给其脱掉内衣,换上提前准备好的寿衣。病危之际穿寿衣是因为人未死时身体不僵,便于穿戴。此时其四肢都有人捉着,以防手脚痉挛,然后“属纩以俟绝气”。属是放置的意思,纩是新丝绵絮。新絮很轻,用来放在弥留。到达葬地后,将许多纸扎的男女仆人、马、骆驼,金线织成的绸缎及金银货币投入火中。当这一批东西焚化完后,鼓乐齐奏,喧哗嘈杂,经久不息。
我国古代用棺材土葬是最主要的葬式。为了较好地保存尸体,贵族死后的棺木大多有棺与椁两部分。棺指内棺;椁指外棺,是套在内棺之外用来保护内棺的。椁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连孔子的儿子孔鲤死后也是“有棺而无椁”(《论语·先进》)。而周代天子和诸侯的棺椁则可达三重、四重(《礼记·檀弓上》)。
在棺椁下葬时,一般都有殉葬品。这是因为古人都有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人死后灵魂还和生前一样活着。所以就要给死者随葬一些生产、生活所需的东西。原始社会早期的墓葬中,随葬品多是汲水、炊煮、盛置和饮食等方面成套的生活用具,也有少数的装饰品或生产工具。到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以人殉葬的现象。进入奴隶社会,以奴隶殉葬,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为主人效力,则成了一种制度。如《墨子·节丧篇》所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从殷墟墓葬的情况看,商代的人殉动辄数百,甚至上千,突出地反映了奴隶制的残酷性。西周以后,开始以俑,即用陶、木、金属制做的人的偶像来代替人殉。但是人殉的情况仍旧普遍存在。秦代人殉制一度推向顶点,秦始皇陵的人殉数量超过万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汉书·楚元王传》),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殉。西汉至唐,中原地区的人殉制度基本衰落。但是宋代开始,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边疆民族先后入主中原,他们均有人殉的传统,促使中原人殉再度风起。总之,整个古代社会人殉制度虽几经起落,可却长期延续,没有断绝。虽然后来封建统治者曾借助封建礼教,对被殉者及其家属从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奖励,如给殉葬的王妃增加封号,把殉夫而死的女子称为烈女并加以旌表,但并未改变其残暴强制的本质。从殷商到战国,统治阶级还把生前使用的车马、兵器、乐器、玉器及饮食器皿等许多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带到墓中,叫作“祭器”。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随葬象征性器物,即用竹木、陶土等制作的实物模型,称为“明器”。明器制度是人殉制度和祭器制度的演变,是一个进步。宋代之后,在一般人中又逐渐流行用纸制做的明器。但是,封建帝王和高官显贵死后,仍用大量金银珠宝等殉葬。
待棺椁放入墓室(或埋入墓坑),下葬完毕,丧葬的仪式就告一段落了。
第二节 其他葬式
土葬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葬式。此外,还有火葬、水葬、风葬、塔葬、天葬、野葬、挂葬、悬棺葬、金坛葬、床下葬等等多种葬式。各种葬式分别实行于不同地区,用于不同情况的死者。如天葬主要流行于藏族、蒙古族地区,挂葬主要实行于贵州侗族地区。而水葬多用于夭折的小孩和患传染病而死的贫民,塔葬则是藏族大活佛的葬式。各种葬式都有一些礼节仪式,也反映了一定的宗教观念和民间风俗。下面略举一二,以观其大概。
(1)火葬
火葬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1945年在发掘甘肃省临洮县寺洼山的史前遗址时,出土了一个盛有人类骨灰的灰色大陶罐,这说明我国的火葬可溯源于原始社会时期。进入阶级社会后,火葬继续流行。据《墨子·节葬下》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可见先秦时期仪渠地区(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是实行火葬的。汉代佛教传入我国,依照教规,佛教徒死了要火葬。受其影响,火葬开始在某些地区盛行,甚至皇室成员不得已时也有实行火葬的。《新五代史·晋家人列传》记载,后晋皇帝石敬瑭的皇后李氏,在被契丹俘虏后死亡,即“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宋元时期,实行火葬的人更多,地域也更广泛了。据宋代王偁〔g称〕《东都事略》载,北宋初年,“遵用夷法,率多火葬”。《宋史·礼志》也说:河东(今山西地区)因“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明清时代,由于统治者禁止火葬,明朝还有惩处火葬者的法律,火葬风俗逐渐衰落,但从未绝迹。
火葬的具体仪式,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元代江南水乡居民火葬比较隆重,要衣麻、奏乐,用甲胄金锦诸物与尸并焚(《马可·波罗行纪》)。而有的则比较简单,如 href='2210/im'>《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写那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丫头晴雯死后,“立刻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厂上去了”。对于骨灰的处置也不一样,有地位的高级佛教徒要修一座骨灰塔,而一般人则有的弃于水中,有的撒在荒野外,有的装入瓦罐、木匣里埋葬。据对藏书网元初至明初在云南楚雄禄丰县的火葬墓的考察,其处理骨灰的方式,是待尸体焚烧到骨骼呈灰白色时,选头骨及大块骨骼,用朱砂或金粉在上面书写梵文经咒,以超度亡灵,然后将骨骼按顺序放入陶瓷罐内安葬。有的还在罐底凿一个孔,以便让“灵魂”出入。这显然是带有佛教观念色彩的仪式。不过,火葬后即使将骨灰再埋葬,也没有坟头。
古代的火葬之所以流行,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佛教徒实行火葬,即使封建帝王禁止火葬时也不禁和尚火葬,因此佛教盛行地区火葬就必然流行。二是火葬省钱,不占用土地,容易被无地无钱的劳苦大众所接受。正如申报馆辑《寰宇琐纪》卷十一所说,采用火葬的,“其间无资营葬者半,惑于释氏之说者半”。今天看来,火葬既经济又卫生,是较好的葬式,应该大力提倡。
(2)天葬
古代有一种迷信说法,认为尸体会束缚灵魂,只有当尸体销毁后,灵魂才能够升天。而天葬就是一种从速毁尸的葬式。
天葬亦称“鸟葬”,是藏族较普遍的一种葬法。死者一般不着衣服,由司葬者用畜驮或背扛运至天葬场,头向西俯卧于地。经喇嘛焚香诵经后,司葬者将尸体肢解,内脏取出抛向四周,再砸碎骨骸和头颅,拌以酥油、糌〔zan簪〕粑。最后焚烧柏枝燃烟,鹫群则趋烟而至,争相啄食。食尽即意味着死者灵魂已经随鸟一起升天,从而可以得到来世的幸福。
早期的蒙古族也实行天葬。人死后,用白布裹身,将尸体载于勒勒车或负于马背之上,驱之以行,尸体坠处即为葬地。也有的是运往喇嘛事先指定的山顶上或山谷中。将死者运至葬地,送葬者即返回,任凭鹰犬啄食尸体。三日后,族人前去查看,如尸体已被鸟兽食尽,则认为死者的灵魂已经升入天堂,举家皆大欢喜。否则认为死者生前的罪过未消,必须请喇嘛诵经祈祷,替死者消灾、忏悔,直至尸体全被鸟兽食尽而止。死者天葬后,其子孙后辈于49天或百日内,要求不剃头、不饮酒、不娱乐,遇到朋友宾客也概不寒喧,以示哀悼。
(3)悬棺葬
这是一种处置死者尸骨的特殊方式,主要分布于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其时代从先秦至明清都有悬棺葬存在。根据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悬棺葬有多种类型。一是在岩壁上凿孔,楔入木桩,把棺材放在木桩上面。二是利用天然岩穴,将棺材半放穴内,半露穴外。三是利用两个岩石间的裂隙,..在其间横架木梁,放置棺材,棺材全部外露。四是凿岩为穴,插入棺木,一端露于穴外。以上四种,均以“悬”为特点,故称悬棺葬,亦称“崖葬”。还有一些将尸骨或棺木全部置于岩壁洞穴之中的葬式,多称其为“岩洞葬”、“岩墓”或“岩棺”,也与悬棺葬属同一大类型。所悬棺材的样式也不相同。有用整木凿的独木舟式,有用木板做成的长方形棺材,也有以陶瓷和竹席做成的葬具。
对于悬棺葬的丧仪,三国东吴沈莹《临海异物志》有简单的记载。其中提到三国时期东吴孙亮太平年间(公元256—258年),临海郡(今浙江天台、缙云、丽水、龙泉一带)住在深山中的人们,人死以后用一方形木函装殓,杀犬祭祀,同时饮酒歌舞,宗教仪式完毕,就把棺材“悬著高山岩石之间”。至于为什么要实行悬棺葬,可能与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意识形态有关。据唐代张的《朝野佥载》记述,“五溪蛮”的老人死亡后,将尸体入棺先放在村外,三年后再将棺木安置在临江的高岩上。他们认为“弥高者以为至孝”,即棺木放的位置越高,越是尽了孝道。因此,从考古材料看,悬棺有的竟放置在高达一二百米的悬崖峭壁上。
(4)玉殓葬
这是指长江下游良诸文化墓葬中,随葬璧、瑗、环、琮、玉镯、玉锥、玉蝉、玉佩等多种玉器的安葬形式。由于《周礼》中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的说法,所以有的学者将良诸文化墓葬称为玉殓葬。这是强调了随葬品的重要,因为按周代礼制,璧、琮是祭祀用的礼器,墓主占有这些礼器,说明生前掌握祭祀天地的权力,通过分析随葬品的性质,则可推测墓主人的身分,故有其特殊性。不过究其实质,玉殓葬也属于土葬之类。
与此相联系,在汉代,帝王及上层贵族死后,盛行身着玉衣厚葬的制度。玉衣,即用玉片编缀而成的衣服,是一种特制的高级葬服。古人认为,穿了玉制葬服,可以庇佑尸骨不朽,灵魂长存,因而不惜工本制做玉衣。目前我国发现的复原完整、保存最好的玉衣,是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陵山出上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两件金缕玉衣。玉衣分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不同等级。按《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皇帝死后用金缕玉衣,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但从刘胜及窦绾用金缕玉衣看,这一规定在西汉时尚不严格。汉代以后,玉衣使用渐少。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鉴于汉代诸陵的金缕玉衣不断被掘墓偷盗,便下令废除了玉衣葬制度。
第三节 坟墓与陵寝
土葬埋死者的地方叫坟墓。上古坟与墓是有区别的,葬后封土成丘称坟,不堆土亦不植树称墓,后来才将坟墓连称。据现代考古材料看,商代和西周的墓均无坟堆,如殷代的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都不见有坟丘。这与《礼记·檀弓上》所说“古也墓而不坟”是相吻合的。就是后世也有不起坟头的土葬,如蒙古族有一种葬法,是将尸体深埋地下,掩土后驱马踏平,任榛草生长,不留痕迹。墓上加坟的习俗,大约起源于春秋时期。据《礼记·檀弓上?
》载,孔子把已故父母合葬的时候就筑了四尺高的坟丘。近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发掘的春秋晚期宋墓,已有了高达七米的坟丘。战国以后,坟丘已较为普遍。墓上筑坟主要是作为墓的标志,同时也是为了增加盗墓的困难。自从坟丘式的墓葬推广之后,坟墓的高低、植树的品种以及占地面积的大小,也都成了表示身分等级的一个标志。汉代班固《白虎通德论·崩薨》引《春秋含义嘉》说:“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这反映了先秦的情况。至汉代,已将坟堆的高低列入法律条文:“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引《汉律》)唐代之后,对品官坟制历代都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且大同小异。如《明史·礼志》载,明代功臣死后封王,坟地周围100步,坟高二丈,四周坟墙高一丈;一品坟地90步,二品以下递减十步,七品30步,七品以下20步;一品坟高一丈八尺,二品以下递减二尺,七品以下六尺;一品坟墙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递减一尺,五品以下四尺。
与坟墓相联系的还有墓碑和墓志。最初的墓碑是木制的。先秦王公贵族下葬时,因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轳辘系绳(即绋)缓缓地放下去,那装轳辘的支架就是碑。这种碑的上端凿有一圆孔,可扣住粗大的绳子,古碑上方有圆孔大概即由此而来。这种供悬棺入土的轳辘支架到汉代改为石制。起先所有的墓碑都是无字的,殡仪结束就留在墓穴里。后来就利用这现成的柱子刻上墓主的姓氏官爵、卒葬年月等内容。这种刻着文字、含有纪念性的“碑”,就是后来完整意义墓碑的雏形。到汉代墓碑就已立在墓上了,其制作越来越精细,碑文也多为歌功颂德之词,成了炫耀死者身世、业绩的手段。
汉代以后,还出现了与墓碑性质相同的墓志。墓志是和棺椁一起埋在墓穴内的石块,上面刻有死者的生平概况。当初其作用主要是为了防备陵谷变迁,以此为标志便于后人辨明墓穴,所以也称为“埋铭”或“葬志”。魏晋时期,由于魏武帝等帝王曾以天下凋敝、碑表虚美等原因下诏禁止立碑,于是埋墓志之风开始盛行,至北朝魏齐时达到极盛。最初墓志的形状各式各样,北魏之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一般墓志是两块正方形石板,一上一下相合,平放置于棺椁前。上石为志盖,刻有标题(某朝某官某人墓志),并饰以花纹、神像。由于文字多为篆书,也称为“篆盖”。下石为志底,刻有志铭,主要内容是死者姓氏、籍贯、官阶、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等。其内容用散文体的称“志”,用韵文体的称“铭”。有的有志无铭,有的有铭无志,而大多数是志铭兼而有之,所以统称为“墓志铭”。墓穴埋志是我国古代一种颇具特点的丧葬礼俗,主要是为了表彰死者,以示永志怀念。南北朝之后的墓志刻工愈加精细,形制结构也愈加讲究。有的还刻有线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或龟蛇合体)等四方守护神形象和莲花图案纹饰。有的志盖则雕成龟形,首尾四足出露,在龟背中间题写死者之名。
从战国中期开始,君王的坟墓有了专名,称为“陵”。《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起寿陵”,这是历史上君主坟墓称陵的最早记录。君主坟墓称陵的原因,据杨宽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所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作为封建身分等级制中最高一级的国君,坟墓造得最高。现在咸阳以北的秦惠文王墓和秦武王墓都高三丈以上,这在当时坟墓中算是最高大的了。当时人们已经把高大坟墓比作山陵,因而很方便地把国王的高大坟墓称为山陵。二是战国时代人们已用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把最高统治者的死隐讳地称为“山陵崩”。因此,当国王活着就预先建造坟墓时,为了避免不吉利,也就隐讳地称为陵或寿陵了。这种把君王坟墓比作崇高的山陵,也是古代推崇皇权至上的一种表现。到了汉代,就已经是“无帝不称陵矣”(顾炎武 href='341/im'>《日知录》卷十五)。
约与君王坟墓称陵同时,又出现了在帝王陵墓顶上或边侧建“寝”的制度。这是因为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藏在陵墓的墓室中,建寝则可便于死者灵魂用作饮食起居的处所。从汉代记载看,当时帝王的陵寝中陈设有坐位、卧床、几、匣柜和被枕衣服及其他生活用具,如同活人的居室一样应有尽有。每天由宫女像对待活着的君主一样,按照一定时刻为灵主灵魂整理床上被枕,提供盥洗用水,布置妆饰用具。每天还要按时刻献供四次食品。这种帝王陵园建寝制度,开始于战国时期,确立于汉代。东汉时曾一度把每年元旦朝贺皇帝的“元会仪”,搬到陵寝来而成为“上陵礼”,并建筑了举行仪式的大殿,使得陵寝在祭礼中的地位大大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乱,战争频繁,陵寝难以保存,处于衰落阶段。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增加,陵寝制度又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明代扩大了祭殿的建筑,取消了寝宫的设施,废止了留宿宫人、日常供奉的形式,更加突出了朝拜祭祀的隆重礼仪。这种讲究朝拜祭献排场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还须提及,在古代帝王、贵族官僚的墓地上,十分明显地代表着墓主等级地位的,是墓前大道(称“神道”)两旁陈列的石像雕刻群。这些石刻不仅有高低大小和数量的差别,而且类形品种也不同。例如明代,明孝陵前的石兽有狮、独角兽、骆驼、象、麒麟、马六种,共12对;石人有文臣、武臣二种,共四对。明长陵沿用孝陵石刻群的组合,只是增加勋臣一对,并成为明代皇帝陵的定制。至于官僚墓前的石刻群,《明会典》明确规定:公侯和一、二品官,是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三品官减去石人一对;四品是石望柱、石马、石虎各一对;五品是石望柱、石马、石羊各一对;而六品以下不准设置石刻。清代大体沿用明制,其他各代也都有类似的等级规定。另外,古代受到推崇的特殊人物,墓前神道也有石刻,如曲阜孔林神道即有石人、石豹、石角端(传说神兽)、石望柱各一对。
第四节 丧服与居丧
丧葬并不以出殡为完结,此后还有居丧的礼俗。居丧期间,仍然要像丧葬时那样穿丧服,而丧服的区别是由生者与死者亲属关系的远近而决定的。丧服共分五等,俗称“五服”,根据《仪礼·丧服》的记载,其名称为斩衰〔cui催〕、齐〔zi资〕衰、大功、小功、缌〔si私〕麻。居丧期也分为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
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其衣用粗麻布制成,麻布不缝边、斩断处.外露,另还截一段粗麻布像围裙那样围住下身。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子为父、父为长子都服斩衰。子为父服斩衰还要系粗麻腰带,表示哀伤过度,身形削瘦不堪;执孝杖(俗称“哭丧棒”),表示哀伤不食,毁骨难立,须持杖而行。妻妾为夫、未嫁女子为父服斩衰还要用麻系在发髻上,称为“髽〔zhua抓〕衰”。斩衰居丧期按规定为三年,实际是25个月或27个月。
齐衰服也用粗麻布,但缝边较整齐。齐衰居丧期又分为四种。其中齐衰三年,是父卒为母、母为长子的丧服。齐衰一年,又因在丧礼中是否执杖分为“杖期”和“不杖期”。杖期是父在为母、夫为妻的丧服;不杖期是男子为伯叔父母、兄弟、其他儿子,女子为娘家父母、媳妇为公婆,以及孙子孙女为祖父母的丧服。齐衰五月,是为曾祖父母的丧服。齐衰三月,是为高祖父母的丧服。
大功次于齐衰。功指织布及制做丧服工作。其服用熟麻布制成,较为精细。大功丧期为九个月,是男子为姊妹和姑母、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女子为娘家兄弟、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以及公婆为嫡子之妻的丧服。
小功也是熟麻布,但丧服较大功更为精细。小功丧期五个月,是男子为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堂姐妹、外祖父母,女子为丈夫的姑母姐妹及兄弟媳妇的丧服。
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丧服,用细麻布制成。缌麻服丧期三个月,凡较疏远的亲属、..亲戚,如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以及岳父母、婿、外甥、外孙等都服缌麻。
上述丧服制度,虽然在当时未必全部实行,历代丧服丧期也有所变动,但其通过丧服表现血统亲疏和等级差别的实质是一样的。
按照礼制,在服丧期间还有许多居丧的规定要遵守,称为“守制”。其具体内容有几个方面。一是庶民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至居丧期满。品官因父99lib?母丧弃官离职亦称“丁忧”。丁忧制度大约始于西汉后期。《汉书·哀帝纪》载:“诏曰: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颜师古注:“宁,归家持丧服。”至王莽当国,规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汉书·王莽传》)。之后丁忧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对于父母死不奔丧、离职者,被认为是“大不孝”,还有惩处的规定,有时甚至处以极刑。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因隐匿母丧被大理寺断为流刑,而明宗认为“将复投荒,无如去世”,于是赐其自尽。不过,国家如因军事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官员守制没有期满,朝廷也可强令其出仕,这叫作“夺情”或“起复”。但在入署办公时应穿素服,而且不能参加朝会、祭祀等礼仪活动。第二,居丧期间禁止婚娶、饮宴等喜庆之事,如果违反,就会受到处罚。《唐律》规定,居父母丧如果“身自嫁娶”,或者脱掉孝服游戏作乐,均为“不孝”,属十恶罪之一;若居丧“生子,徒一年”。第三,居丧期间禁止参加科举考试。起初限制很严,即使是服缌麻者也不准赴考。清初顾炎武《日知录·缌丧不得赴举》载,宋代举人郭稹昌缌丧赴考,为同辈告发,就被交付御史台劾问。到明代限制放宽,除了服三年之丧者不得赴考外,其余不再限制。当然,封建政府为维护丧服礼制,对于守制的官员也给予一定待遇。如明代曾经规定,官员在居丧期间,凡已任职五年以上且没有大的过失,就发给一半的俸禄;“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日知录·奔丧守制》)。另外,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朝廷一般都要派遣官吏前往慰问,并赐给钱、米等物。
第一节 封禅与郊祀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天地的仪式,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起源于对大自然的崇拜。据《史记·封禅书》载,早在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就曾封泰山,禅云云山,而先秦封禅者据说多达“七十二家”。
封都在泰山。这是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长,其山高,离天近,人间的帝王到泰山顶上祭上帝,表示受命于“天”。也有的说,是因为泰山为东岳,东方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的地方,也就成了新生王朝、新登基皇帝向天神地祇报功告成,以取得合法统治地位的祭祀场所。因藏书网而禅也是在泰山附近的云云山、亭亭山、梁父山等处举行。由于天在上,地在下,古人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所以封的仪式重于禅的仪式。封禅的具体仪节各朝各代不尽相同,但汉武帝自定的封禅礼仪,前承秦始皇,后启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帝王,较具代表性。汉武帝先到梁父山祭地,接着在泰山东?99lib?边山脚下设坛祭天。然后汉武帝与少数大臣登上泰山顶,再次祭天。次日从北坡下,在泰山下的肃然山再次祭地。封禅时,用江淮出产的一茅三脊草及各地珍贵的飞禽走兽祭祀,并用五色土封于祭坛。在隆重的音乐声中,汉武帝身穿黄袍,亲自跪拜。封禅后,汉武帝还下诏改元,并令在泰山下“治邸”。后代的封禅程式也大多与此类似。
古代帝王之所以热衷于封禅大典,是因为这可以利用人们对天的崇拜,以“天命转移”来解释从别人手中夺取天下的合理性,从而安定民心,巩固统治地位。可是,由于封禅兴师动众,要耗费大量资财,一些有见识的官吏(如唐代魏征等)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自南宋以后,废止了皇帝到泰山封禅的形式,而将封禅与郊祀合二为一了。郊祀也是古代祭天地的祭礼,周代是在冬至日祭天于南郊,夏至日?99lib.祭地于北郊。后来常有天地合祭的,宋代就是在南郊合祭天地。明代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在北京南郊建筑了大祀殿,也合祭天地。嘉靖皇帝认为合祭天地于大祀殿,不合古制,故又在大祀殿南新筑寰丘(后改名为天坛)专门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后改名地坛)用来祭地。之后就一直是天地分祭了。
第二节 社稷祭
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古代以农为本,因此与农业紧密联系的祭祀社稷活动,便很受重视。社稷祭由来已久,西周时掌管国家祭祀的大宗伯就有“以血祭祭社稷”的职责,又有小宗伯负责社稷坛的建立。社稷坛是祭祀的场所,按礼仪周王的社稷坛要用五色土铺垫。土色随其方位,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以象征五方。现存的北京中山公园名为“五色土”的方形大平坛,便是明朝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所筑的社稷坛。周王祭社稷要用太牢,即牛、羊、猪三牲,还要钟鼓齐鸣,载歌载舞,其活动十分隆重热烈。
在古文献中,常以社稷指称国家。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建立要筑社稷坛,而一个国家灭亡其社稷坛就要废弃,国家的兴亡必然反映了社稷坛建置的改变,所以社稷指代国家就是很自然的了。社稷既已成了国家的象征,其祭祀的意义就更特殊了。
不过,社稷祭祀并不只是君王的事,古代各个阶层都有祭社活动。《礼记·祭法》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君王建立的太社,就是前面所说的五色土。据说,上古君王封诸侯时,便依封地所在方位从太社坛取一撮色土,赐于被分封的诸侯,然后诸侯再将其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自然这种社稷坛就不能再有五色土了。至于更下一级置社立坛,只能用本地的泥土了。既然大夫以下要成群立社,民间便以祭社活动为中心形成了居民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也称“社”。立社时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要种植适合当地土99lib?
壤的树木,这树也是社的标志。社的规模有12家、25家、50家及100家多种说法,也有以全村为单位祭社的。到社祭之日,几乎全社的人们都停止工作,参加祭祀活动。这天还有专为社日准备的社饭、社糕、社饼。在农村的各个社坛附近,同社人聚会祭祀之后,就在一起畅饮欢歌,吹箫击鼓,非常99lib?热闹。这种民间的社日祭祀活动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普及于唐宋,到元代由于统治阶级对民间结社集会的钳制,便逐渐衰落了。
第三节 宗庙祭
古代宗庙又称太庙,是帝王供奉祖先的庙。历代帝王都认为,君权是由天神交授、承袭祖先获得的,因此把家、国视为一体,从而把宗庙看作国家的象征。君王营建宫室,首先要按左宗右社的制度在前面营建宗庙。即使到了明清,也依然沿袭这个制度。现在北京故宫 524d." >前居于左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明清时期的太庙。国家如有大事,则必告于宗庙以示尊敬。帝王登基之时,也要首先在宗庙举行拜祖先、会群臣、受印玺的典礼。.99lib?p://?.
先秦的宗庙祭祀活动很多。有每月初一举行的“月祭”,因这是用新鲜五谷或季节性时新食物奉祀祖先,故又称“荐新”;有分春、夏、秋、冬的“四时之祭”,供品为三牲及黍稷等,又叫“时享”;还有每三年和五年举行一次的“袷〔xia侠〕祭”与“禘〔di帝〕祭”。袷祭和禘祭都是汇合祭祀宗庙中全部祖先神主的大祭,只限于天子和诸侯的宗庙才有权?举行这样隆重的祭礼。这些祭祀活动都有一整套繁琐的仪式,一般要由精通礼仪的“相”来担任赞礼和司仪工作。相即傧相,其中卿、大夫担任赞礼工作叫大相,士担任赞礼的叫小相。汉代之后,上述宗庙祭祀在具体时间、供品内容、神主多寡等方面虽有所变化,但荐新、时享、袷祭和禘祭这些重要的宗庙祭祀名目和基本礼仪,却始终遵行不废。
除帝王宗庙外,按周代礼制士以上也可设家庙祭祖,后代的品官亦大多建有家庙。家庙祭祀不像太庙祭礼那样隆重,就是祭祀的次数有时也有限制。如《清史稿·礼志》载,清代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四时祭家庙;四至七品,春、秋99lib?两祭;八九品只春季一祭。但是,官僚显贵的家庙,每逢春秋大祭仪节也十分繁杂。如据《鲍氏宗谱·祭仪》载,清代湖北麻城鲍氏宗族,规定了家庙大祭从序立、就位开始,经过荐毛血、举号、作乐、迎神、上香、酹酒、读祝文、进献等,到礼毕、退班多达93项程序。
第四节 祓禊祭
早在周代,人们就已注意到三月时令,每逢上巳日便成群结队去水边祭祀,并用浸 6ce1." >泡过药草的.水沐浴,认为这样做可祓除疾病和不祥。史书称这种祭仪为祓禊。到了汉代,祓禊活动已很普遍。由于三月上旬的巳日每年不同,到魏晋时祓禊祭就固定在了三月三日,并有了“曲水流觞”的形式。每到三月三,人们往往邀朋集友于环曲水流旁,置酒杯于上游,任其随流而下,停在谁的前面谁就取杯饮酒。王羲之《兰亭序》中就曾记载了这种宴饮游乐的盛况。
关于祓禊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与“简 9016." >逖吞玄鸟(燕子)之卵”有关。简逖是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传说在仲春之月,简逖和妹妹在河水中洗浴,忽然从天空飞来一只美丽的玄鸟,将衔在嘴中的鸟蛋坠入河中。简逖与妹妹争着从水中捞出此蛋,见“五色甚好”,简逖就吞下了这个蛋,不久即有孕而生下了商部族的始祖“契”。之后,契的子孙繁衍,逐渐发展强大并建立了商朝。后世在祓禊祭时也有“曲水浮素卵”的习俗,即将煮熟的鸡、鸭、鸟蛋投入水中,让其在水中顺流而下,等候在下流的人们则将禽蛋从水中捞起吃掉。由此看来,祓禊祭最初有求子的寓义。另说祓禊祭还有招魂的含义。水边招魂,是古人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仍存,招魂是一种对再生的追求。不过,魏晋以后三月三逐渐演变为文人雅集和宴饮游乐的节日,其原始的祭祀内涵则不再为人们所注意了。?99lib?..
第五节 腊祭
腊祭在先秦本称为“蜡”,是古代十二月举行的一种庆祝农业丰收的盛大典礼。每当农业生产获得收成时,人们便认为这是年初祈年祭的结果,是跟天地万物之神的助佑分不开的。所以在旧年将尽,新春将来的十二月,人们就要对天地万物之神进行一次总的报谢大99lib?祭典,同时也为次年的农业生产祈祷求福。
蜡祭的对象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神。据《礼记》的《郊特牲》和《月令》郑玄注说,主要有10余种。其中祭农神,是对农业始祖神农氏的崇拜和纪念。祭作物神“百种”,是报谢其给人类提供了 4e30." >丰富的衣食来源。祭农官田藏书网畯〔jun俊〕神,是感谢其督促和领导农事的功劳。祭田间的亭舍道路诸神,是报答他们为农夫提供了歇息之处并便利了运输交通。祭禽兽神,如猫、虎之类,则是答谢它们捕杀田鼠、野猪等农田祸害而保护庄稼的功劳。祭水利设施神,是因其有防洪和排灌之功。还有日月星辰诸神,其主管阳光雨露,是农作物丰收所依靠的天时基础。土地神则是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地利基础。古人认为,祖先灵魂也暗中助佑子孙使农业丰收,因此先祖也在蜡祭之列。
蜡祭是年终报谢鬼神、庆祝丰收的节日活动,仪式非常盛大而热烈,所以又称“大蜡”。据《荆楚岁时记》说,“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这也许就是民间流传的大蜡传统日期。大蜡这天,人们都停工休息,参加盛会。主会场在天神庙(在都城南郊),另外宗庙及山川岳渎诸庙也都有专人负责蜡祭。祭礼开始,先由大司乐指挥奏乐和歌舞,用以招求万物百神的降临。然后,作为主祭者的国君身着白色礼服,在神灵前宣唱农业祝祷词,同时乐官击鼓奏乐,显出一派既热烈又庄严的节日气氛。歌舞祝颂之后,主祭者又换上黄色的礼服进行祭祀。据说黄色象征土色,这表示国君和大家一起庆祝丰收,以此慰劳农夫,让大家暂时获得休息。据文献记载,周代还有“息田夫”、“息老物”的仪式。所谓“息田夫”,就是让辛勤了一年的农夫暂时休息;“息老物”即让老衰的农夫从此退休。这应当是从原始公社时代遗留下来的古俗,不过..在阶级社会里,许多古俗实际上转化为统治阶级美化自己、笼络人民的象征性手段。尽管如此,劳动人民仍然很珍惜这一天,当作可以随意放松的日子,尽情地欢娱。蜡祭结束,通常都要宴饮聚餐,以欢度节日。
蜡祭一般要用猎获的动物献祭,周代称为“猎祭”,因为跟肉品有关也写作“腊祭”,是大蜡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腊”与“蜡”逐渐混淆,到了汉代蜡祭就改称腊祭了。佛教传入.后,由于腊祭日与佛祖释迦牟尼成道日相吻合,于是佛教中献粥供佛的习俗与腊祭礼俗相融合,逐渐演变为十二月八日熬“腊八粥”的民俗,并一直流传至今。
第六节 灶祭
祭灶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礼俗。灶神在民间又称“灶君”、“灶王”、“灶王爷”,是人们信奉的资格最老的神祇之一。早期的灶神产生于人们对火的自然崇拜。在原始人氏族群居的生活中,那一堆不熄灭的火便是他们的灶,因而火神与灶神是一致的。到了夏商时期,灶神逐渐与火神分离,成为民间单独尊奉的一位大神。据《礼记·曲礼下》载,周代“祭五祀”就已包括祭灶神了。所谓“五祀”,是春季祀户,夏季祀灶,中央(夏秋之交)祀中霤(中堂),秋季祀门,冬季祀行。这里对灶的祭祀,主要还是看中灶与门、户等一样对人具有实用价值。但到汉代之后,灶神就转化为督察人间过错,专向天帝打小报告的神了。
晋代葛洪《抱朴子·微旨》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一百日也。”由此可见,最初人们以为灶神每月最后一天都要上天告状,其中有大罪者要被减寿300天,小罪也减寿100天。后来逐步演变,把灶神每月上天一次,改为每年上天一次,祭灶的时间也固定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了。
灶神家家都有藏书网,是人们最甩不掉、摆不脱的一位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家里守着一位监护神,不能不怕他上天告状,因而有关灶神的忌讳最多。据《敬灶全书》列举,有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秽之物送入灶内燃烧等等。这些忌讳,除了在灶前小便、吐唾沫等有碍卫生以外,许多都没有什么道理。但由此可知,古人对灶神是怎样毕恭毕敬了。
对灶神的忌讳如此之多,而一日三餐又顿顿离不开灶。人在灶前稍不留意犯了禁忌,得罪了灶王爷,腊月二十三上天一汇报,就不知将会降下什么祸事。所以,在灶王爷上天之前,人们必定要郑重其事地祭祀一番。
每逢祭灶这一天,不论大户小户,不分贫富贵贱,家家都要将灶台、几案、锅碗瓢盆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设供祭灶。这时还要在厨房神龛供奉的灶神像两旁,贴上千篇一律的新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或‘回宫降吉祥’)。”这是人们对灶神.?的祈祷。设供品后,全家参加祭礼。然后由长子撤香、送酒,为灶神上天坐骑撒豆子、草节等马料,由灶台一直撒到厨房门口的小路上。最后,将原灶神像揭下焚化,称为“送灶”,即送灶神上天。几天之后,多在除夕之夜,再由家长燃烛、焚香、叩头,净手将新灶神像贴于神龛上,然后于神像前摆供祭祀,叫作“接灶”,即重新将灶神从天上接回人间。通常自腊月二十三日送灶,至除夕迎灶,共七天。清人张朝墉有《燕京岁时杂咏》诗云:“纸幡甲马到厨东,司命遄〔 船〕纡薄醉中。天上去来才七日,凡人无此大神通。”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祭灶的一些情况。
关于祭灶的供品,汉晋时流行以黄羊祭祀,南北朝祭灶则用“豚酒”。宋代按范成大《祭灶诗》所说,“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食品更加丰富了。这些供品无非是要堵住灶神的嘴,让其酒足饭饱,心满意足,上天后切莫计较家长里短的杂事,多加包涵。明清时期,祭灶食品由荤变素,增加了柿饼、干果之类。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还增添了灶糖,即麦芽糖。麦芽糖又甜又黏,把它糊在灶神嘴上,一来灶王嘴吃甜了,就不好再说恶言恶语,只能说好话;二来麦芽糖粘住嘴巴,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嘴。至于连糖果也供奉不起的贫苦百姓,则只好对着灶神许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今年日子过得苦,来年再请你吃糖。”
祭灶活动是一种迷信,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己命运的茫然不解,他们只能把自己遭遇的各种吉凶祸福托之于神。人间过错难免,又怕受到惩罚,所以只有诚心诚意祭灶,以求消灾免祸。随着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到近现代祭灶活动就逐渐衰亡了。
辅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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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丘(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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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吉服(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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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之二(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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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之一(尉迟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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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陵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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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陵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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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光绪帝《大婚图》中太和殿前的卤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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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孝陵(顺治帝)神路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