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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地理图
《九域守令图》是1964年在四川省荣县文庙发现的，碑背面刻有“莲宇绍兴巳未眉山史炜建并书郡守□□□”等字，大概是史炜为纪念该地图碑立于莲宇山麓文庙而题。《九域守令图》长130
厘米，宽100厘米，大约按1：190万比例尺绘制，是一幅全国政区图。图上有政区名1400多个，州县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除黄河河套以上一段河道外，其他河流的平面形状都比较准确完整；海岸线的轮廓已与今地图接近，是传世的几幅宋代地图中画得最好的一幅。除了使用符号图例外，图上还用了文字图例，以字的大小和加写治所与否来表示行政区划级别的高低。行政区的最低一级是县，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以县为基层单位而绘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图。图上标注名称的河流13条，均注在河的上游。湖名注在圆圈中，山名、水名均套以方框。
现藏在苏州博物馆中的《地理图》(图16)由黄裳绘制，时间约在元祐四五年间(公元1089—1090年)，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由
.
王致远刻石。图高221厘米，宽约106厘米。江河、海岸的轮廓大体正确，山脉的画法与现代地图上的自然描景法相似，用符号表示山上茂密的森林和长城。图上有标注名称的山脉120多座、河流60多条、行政区410个。行政区名和山名套以方框，水名套于椭圆圈。
现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塔头栗棘庵中的《舆地图》拓片，是日本僧人于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回国时带去的，原图约绘于南宋末年，已失传。该图由两幅拼合而成，每幅高约207厘米，宽约98厘米。四周的中间注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东北绘有女真、室韦、蒙兀、契丹，西北注有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等地，西南部分绘出天竺、阁婆、三佛裘等，范围比《禹迹图》、《地理图》大，是一幅小范围的亚洲地图。国内部分的山脉用写景法表示，山上加绘森林符号，山名、政区名套方框。水系较详细，河流形状大致正确，但画法欠佳。海岸轮廓有些失真，山东半岛近圆形，与实际出入较大。
同样藏于苏州博物馆的《平江图》，是现存最早的城市平面石刻地图，约绘于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同年刻石。图高276厘米，宽142厘米，具有一定的方位和比例关系。图的中心部分是衙城，分为6个区，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河环绕。市区除官署、街道外，还画有与街道平行的纵横交错的河道，寺观庙宇100多个，坊65个，桥梁300多座，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平江城(今苏州市)的概貌。城区部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并按一定的比例尺缩绘，城郊主要的山丘、河湖、名胜古迹则择要画入，不按比例尺缩绘。
《静江府城图》(又名《桂州城图》)刻在今桂林市城北鹁鸠〔bojiu伯纠〕山(今名鹦鹉山)南麓三面亭后的石崖上，高320厘米，宽300厘米，是现存最大的城市平面石刻地图，大约绘制于咸淳七八年(公元1271—1272年)间，绘制和刻石人不详。图上绘有山川名胜和主要大街11条，还详细地画出城壕、军营、官署、桥梁、津渡，突出了军事的主题。虽有一定的方位和比例关系，但往往以夸张的方法突出表示某方面的内容，不受比例尺的限制。
第六节 沈括的地图学成就
沈括(公元1031—109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
宋朝已普遍使用“水平”(水准仪)、“望尺”(照板)、“干尺”(度干)等仪器来测量地
99ｌｉｂ?势的高低。据《武经总要》的记载，这种水准仪的外形类似平板仪或经纬仪，是一个有三个浮标的水槽，而每一个浮标都有一个观测点。沈括认为，用这种仪器测量有一定误差，所以他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奉命测量汴渠的地势时，就利用汴渠堤外过去取土后留下的旧沟，把沟分成若干段，拦水筑堰，利用水平面分别量算出各段之间的高差，然后得出总高差。沈括测得从开封上善门至泗州淮口840里130步之间的地势高差为19.486丈。他这种测量方法，在此前世界上从无先例，属于他的首创。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沈括奉命巡守北部边疆。为了更形象地显示山川道路的实况，在此期间制成了立体的“木图”。他首先对制图范围内的山川作了详细的实地考察，然后用面糊上木屑，在木盘上复原出地形。但不多久天气转寒，木屑冻结不能再用，他考虑到腊的重量轻，便于携带，就改用腊熔化后制成模型。回到首都后，他根据腊的形状，改用木材雕成立体地图。宋神宗召集大臣一起观看，认为有推广价值，下令各边疆州都制成这类“木图”，上报朝廷收藏。沈括的这种立体地图比西欧要早出700多年，但以后似乎并未推广和流传，显然是由于制作的困难，因>为一般人很难同时具备两方面的条件——既能亲自进行实地观测，又能在制作中掌握好比例尺。南宋时，黄裳制作过木质的舆地图；朱熹尝试用胶泥制作，以后又企图用八块木板制作一幅组合的《华夷地图》，并在木板上雕刻山水的形状和高低，但没有成功。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八月，沈括在三司使任内奉命编绘《天下州县图》。尽管此后他仕途几经周折，一度被降职流放，但从未放弃努力，终于在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编成，正式定名为《守令图》，次年上报朝廷。这套地图包括“大图一轴”(全国总图一幅)，高中的那幅小图。
在总结绘制《守令图》的经验时，沈括指出：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余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牙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梦溪笔谈续编》卷三)
据此，他认为古人所谓“飞鸟图”的实质，就是要像空中的鸟作直线飞行一样，求得地面上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才能保证地图的准确性。与裴秀的“制图六体”相比，沈括取消了“道里”，增加了“互同”。沈括将“道里”看作地图上的距离，以为有了比例尺后，图上的距离自然就有了。至于他新提出的“互同”，很可能就是现代地图测绘中使用的等高线标记。在注记州县方位时，沈括将前人使用的8个方位扩大到24个，使各个地点的位置和相互关系都更为精确。
第一节 郭守敬与元代的纬度测量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市)人。他的祖父郭荣学识渊博，精于算数与水利，对郭守敬的成长影响很大。郭荣还使郭守敬师从精通天文、地理、律历的刘秉忠。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郭守敬因熟悉水利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此后即被委派为负责水利的官员。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郭守敬调任太史局(后改为院))，负责编制新历，在此期间组织了“四海测验”，对全国的纬度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实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编成了著名的授时历。此后，郭守敬还主持开通了通州至首都大都(今北京市)的运河。
郭守敬受命编制新历后，就认识到“历之事，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历法的制订主要依靠实际测量和检验，而测量、检验的工具又取决于仪表)。正因为如此，他首先致力于创制“仪表”，即简仪、高表、仰仪、立运仪、景符等十几种专用仪器，还为野外观测设计了丸表、悬正仪、座正仪等仪器。这些仪器具有精确、灵巧、简便的优点，对这次大规模的测量起了重要作用。
以郭守敬为首的14名官员和大量测量人员在南北长11000里，东西宽8000里的辽阔范围内布下了27个观测站，又在其中精心选出七个比较重要的点：南海(今越南中部)、衡岳(今湖南衡山)、岳台(今河南开封)、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铁勒(今俄罗斯境内安卡拉河、叶尼塞河地区)、北海(今俄罗斯下通古斯卡河下游)和大都(今北京市)。除大都是首都外，其余六个点从南到北代表了各大区域，相邻两点纬度的间隔都是10度。在这些点所作的观测项目都较其他点齐全。为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在中原地区加密了观测站，这些站集中在北纬40度至30度的范围。为了顾及东西的差异，还选取了高丽(今朝鲜开城)和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将这些站的北极出地值(即北天极的地平高度，亦即纬度)和它们现在测得的实际纬度相对照(见下表)，可以看出，中原地区观测站的差值比较小，特别是陕西四川行省三个点、河南行省四个点和中书省直辖地三个点的差值分别是5'、12'和23'，其中岳台(今河南开封市岳台坊)完全没有误差。衡岳的差值最大，达2°23
?'，可能是古今的观测点不在一处造成的。用当时的仪器和技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先进的水平。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成果仅运用于历法的编制，却没有能用之于地图测绘。
据《元文类·郭守敬传》记载，他在今宁夏时，曾想乘船溯黄河而上，考察河源。又曾从孟门以东，沿着黄河故道在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测量地平面，以决定哪里可以分流减少水患，哪里可以引水灌溉，这些都画有地图。他还曾用海平面来比较大都与汴梁(今河南开封市)的地势高低之差，认为汴梁的水高出海平面很多，所以流速相当快；而大都的水高出海平面少，流速就慢得多。这是我国以海平面为水准测量高程起算面最早的文字记录。郭守敬从理论上认识了海平面，并把它作为测量高程的起算面，对大地测量和地图的绘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元朝四海测验观测值与现在纬度对照.
| 元测站 | 今地 | 元测值 | 现纬度 | 差值 |
|---|
| 上都 | 内蒙古正蓝旗兆乃曼苏默 | 42°38′ | 42°10′ | -28′ |
| 北京 | 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 | 41°29′ | 41°45′ | 16′ |
| 西京 | 山西大同 | 39°40′ | 40°06′ | 26′ |
| 大都 | 北京市 | 40°15′ | 39°55′ | -20′ |
| 太原 | 山西太原 | 37°42′ | 37°50′ | 8′ |
| 登州 | 山东蓬莱 | 37°42′ | 37°50′ | 8′ |
| 益都 | 山东青州市 | 36°43′ | 36°40′ | -3′ |
| 东平 | 山东东平 | 35°14′ | 35°55′ | 41′ |
| 大名 | 河北大名东 | 35°29′ | 36°20′ | 51′ |
| 南京 | 河南开封 | 34°20′ | 34°48′ | 28′ |
| 岳台 | 河南开封市岳台坊 | 34°30′ | 34°30′ | 0 |
| 阳城 | 河南登封县告成镇北 | 34°10′ | 34°24′ | 14′ |
| 安西府 | 陕西西安 | 34°05′ | 34°14′ | 9′ |
| 兴元 | 陕西汉中 | 33°06′ | 33°05′ | -1′ |
| 扬州 | 江苏扬州 | 32°32′ | 32°25′ | -7′ |
| 成都 | 四川成都 | 31°08′ | 30°40′ | -28′ |
| 鄂州 | 湖北武汉 | 31°03′ | 30°30′ | -33′ |
| 衡岳 | 湖南衡山 | 24°38′ | 27°15′ | 2°37′ |
| 吉州 | 江西吉安 | 26°07′ | 27°06′ | 59′ |
| 雷州 | 广东海康 | 20°27′ | 20°54′ | 27′ |
| 琼州 | 海南琼山 | 19°28′ | 20°00′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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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朱思本的《舆地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和杨子器跋《舆地图》
朱思本，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卒年不详bbr>.?，是元朝成绩卓著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又是中国地图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绘制的《舆地图》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时间。
朱思本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童年时起就博览群书，以后以诗文著称。他十几岁出家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此后在道教中地位不断上升，大德(公元1297—1307年)初至大都，至大、延祐(公元1308—1320年)年间曾多次奉旨祭祀嵩山、衡山等名山。以后又先后在杭州、龙兴路(今江西南昌)主持宫观。
在大德初应召进京和奉旨祭祀期间，朱思本进行了广泛的游历，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沿途考察了“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在外出祭祀时，他还受朝廷官员的委托进行调查采访，随时画成地图，他本人也准备重绘新地图以纠正前人的错误，所以每到一地都注意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核对旧图。在大都期间，他又充分利用了中央机构的图书资料。从至大四年至延祐七年(公元1311—1320年)，历时10年，绘成了一幅长宽各七尺的《舆地图》，以后刻石于上清宫三华院。原图和碑都已失传，但从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还能看出《舆地图》的原貌。
据《广舆图》推测，《舆地图》以中国为主，以计里画方法绘制，图上的山脉、湖泊、河流的位置、形状、距离比较准确，而州县画得较粗疏，已经系统地使用了符号图例，黄河源已被大致准确地画在星宿海西南的喀喇渠。
朱思本自己曾说过：“若夫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可见他的地图没有包括元帝国以外和国内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
朱思本的《舆地图》虽达到了新的水准，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流传，因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幅地图很难复制或印刷。
罗洪先将《舆地图》缩绘、增补，改为书本式的分幅图册《广舆图》，经印刷后大量发行。后人往往以《广舆图》为蓝本和底图，沿用计里画方法编绘地图，影响所及直到清末。
罗洪先(公元1504—1564年)，号念庵，字达夫，江西吉水人。自幼勤奋好学，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中进士入仕，十九年(公元1540年)因上疏获罪，被革职回乡。罗洪先在“遍观天下图籍”后，深感错误不少，因此访求三年，找到了朱思本的《舆地图》，又花了十多年时间，并参考了一些其他地图，才在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增补改编成《广舆图》。
《广舆图》共44幅，分四部分：舆地总图一幅；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明朝的15个一级政区)图16幅；九边(北方边疆)图10幅，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西北、西南边区)诸边图五幅，黄河图三幅，漕河(运河)图三幅，海运图二幅；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图四幅。其中的九边、黄河、海运、漕运等图都是罗洪先增加的。各图之后，还附有简要的文字和图表。《广舆图》绘制严整，镌刻精细，山脉、河流、海岸、居民点等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都基本正确，如东南部的海岸和黄河以及长江水系的轮廓基本接近现代地图。使用的符号图例多达24种，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制图方法。罗洪先系统地运用了当时已濒于失传的“计里画方”法，如《舆地总图》以每方为500里，分省图每方百里，其他专题地图分别采用每方40里、100里、200里、400里、500里不等。“计里画方”的系统化和图例的运用，使我国传统的地图绘制法臻于成熟。
在罗洪先《广舆图》问世前20多年，还出现了一幅由杨子器题跋的《舆地图》，至今保存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该图作者不详，仅有杨子器的跋。从图上出?现的政区地名看，此图的绘制不会早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而杨子器卒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所以此图的绘制年代是这两年间。图长164厘米，宽180厘米，比例尺约为1：176万，是一幅彩绘的明朝政区图。图中用来表示山脉、河流、湖泊、海洋、岛屿、长城和行政区名的图例符号有20余种，500多座山脉均用着色的山峰表示，河流用双线着色表示。1600多个地名分级用方、圆、菱形等符号表示，名称注在符号里。海岸线画得比较正确，水系较详细。图中对万里长城、庙宇、陵墓、桥梁等名胜古迹给予醒目的表示，可以称之为早期的旅游地图。从这幅图中对黄河上游及其发源地的表示、图例符号和海岸轮廓等方面看，与罗洪先的《广舆图》十分相似，说明他们都是以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底本的。
第三节 测定和绘制黄河源地图
说到元代对黄河源的考察，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此前对黄河源的认识。
早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朝的将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向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进军，到达赤海，进入黄河源地区。《旧唐书》的《吐谷浑传》和《侯君集传》有这样的记载(括号中为《侯君集传》文)：
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汉哭山，饮马乌海，……经涂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转战遥星宿川)，其地乏水草，将士噉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柏梁(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今译〕侯君集和李道宗从南路进军，翻越了汉哭山，在乌海给马饮水，经过了2000多里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虽然是盛夏却仍然有霜，山上还有积雪，路上缺乏水草，将士只能化冰饮用，马只得吃雪。又经过星宿川，来到柏海，在那里北望积石山，看到黄河发源的地方。
从他们的进军线路和沿途所经地区的自然景观看，乌海就是今青海的苫海，柏海就是扎陵湖和鄂陵湖，星宿川即星宿海。尽管他们不一定注意到了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但已经看到了扎陵湖和鄂陵湖以上的星宿海，离真正的黄河源已经近在咫尺了。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了唐朝的陇西和河西走廊。这固然使中原与河源地区更加隔绝，但唐朝为了对付吐蕃，加强了对吐蕃、包括河源地区的了解，加上吐蕃军队不止一次攻入关中，大批唐朝军民被吐蕃掳掠至青藏高原，都使有关河源的知识和见闻得
９9ｌｉｂ?到传播和收集，使贾耽有可能在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完成历史上第一部包括黄河河源地区状况的专著《吐蕃黄河录》。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刘元鼎奉命出使吐蕃，到达罗娑(今拉萨市)。《新唐书·吐蕃传》记录了他的见闻：
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
〔今译〕刘元鼎经过湟水，到了龙泉谷……湟水是从蒙谷发源的，到了龙泉谷流入黄河。黄河的上游，从洪济梁向西南走2000里，河道越来越狭，春天可以步行过去。秋天和夏天才能行船。黄河的南面有三座山，中间高而四面低，叫紫山，通向大羊同国，就是古时候所称的昆仑山，吐蕃人称之为闷摩黎山，向东离长安有5000里。黄河就发源于这山间，开始流速很慢，水很清，渐渐汇合了不少支流，水色变红；再往下，又有其他河流注入，水变混浊了。
紫山或闷摩黎山就是巴颜喀拉山，刘元鼎所经过的地区就是巴颜喀拉山南麓的黄河发源地，他对黄河上游水文状况的描述是迄今最早的记载。刘元鼎作为唐朝的使者，往返都经过河源，比侯君集等人有更多观察了解的机会，他的见闻当然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直到元朝之前，还没有以地理考察为目的进入河源地区的记录。
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蒙古军队进入吐蕃，完全控制了吐蕃地区。以后，元朝又将吐蕃划归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总制院(以后改名宣政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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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元朝疆域的一部分。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世祖召见都实和他的堂弟阔阔出，对他们说：
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盖难其人。都实，汝旧人，且习诸国语，往图。(阔阔出)汝谐，授招讨使，佩金符以行。
〔今译〕黄河进入中国，从大禹治水以来都知道是从积石山而来，但汉朝、唐朝都没有能查清它的源头。现在那里成了我的领土，我要一直查到黄河发源的地方，在那里建一座城，供吐蕃商人与内地做买卖，并在那里设立转运站，将贡品和物资通过水运到达首都。古人没有办过的事，我要办到，让后世受益无穷。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都实，你是我的老部下，又通晓各族语言，派你去执行；阔阔出，你也一起去，授予你招讨使，佩带金符出发。
都实与阔阔出在当年四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将城和转运站的设计位置画成地图上报。元世祖大喜，任命都实为吐蕃等处都元帅，负责筹集工匠和物资；后因故停止。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阔阔出与潘昂霄一起奉命宣抚京畿西道，将此事经过告诉了潘。当年八月，潘昂霄著成《河源记》一文，我国第一次对黄河源的考察成果得以流传后世。
同时，由于吐蕃归入元朝版图，吐蕃人对黄河源的了解也开始为元朝人所知。地图学家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里得到了帝师(西藏宗教领袖)所藏的梵文图书，翻译成汉文后发现与《河源记》互有详略。这两方面的记录由《元史》作者综合后载入了该书的《地理志》：
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焕，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思本曰：……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刺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出，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兰。又水东南来，名.９9ｌiｂ?也里术。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犹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为八九股，名也孙斡论，译言九渡，通广五七里，可度马。又四五日，水浑浊，土人抱革囊，骑过之。
〔今译〕黄河源上的土(吐)蕃朵甘思的西边，在方圆七八十里的范围内有100余个泉眼，由于积水和淤泥，无法走近观察。从高山上往下看，在阳光下就像群星灿烂，所以称为火敦脑儿，“火敦”就是星宿的意思。(朱思本：从地下涌出的水像井一样，有百余口，向东北流出百余里，汇成一个大湖，叫火敦脑儿。)很多股水奔流而下，大约五七里后，汇集为两个大湖，名叫阿刺脑儿。由西向东，不断汇入水源，经过一天的路程，形成了河流，名叫赤宾河。二三天后，亦里赤河由西南方流入赤宾河。又过了三四天，忽兰河从南面注入；又有也里术河从东南方流入赤宾河；至此才形成一条大河，被称为黄河，
藏书网但水还清，人可以步行渡过。一二天后，河道分为八九股，称为也孙斡论，意思是“九渡”，共宽五至七里，可骑马渡过。再过四五天，水变得混浊了，当地人抱着皮袋，骑在马上渡河。
这些记载充分证明，都实等人对黄河源的考察，加上吐蕃人对河源的了解，已经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他们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考察和记录都已相当具体准确。更可贵的是，他们并不迷信史料，而是尊重事实，对前人不符合实际的说法大胆予以否定，
比那些死抱着儒家经典的陈说不放的人要高明得多。
元朝学者陶宗仪在他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收录了《河源记》，并附有一张《黄河源图》。这张地图的画法与《河源记》所记述的内容完全一致，显然是出于都实等人之手，或者是别人根据《河源记》画成。这是目前传世的最早的黄河源地区地图。
第四节 海图的发展
北宋末年成书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本来是有图的，但以后失传了。据王应麟《玉海》记载，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五月，枢密院(相当国防部)根据探子的情报报告：“敌人
.９９ｌｉb?屯驻在淮阳军(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和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恐怕会用快船从海上南下，惊动江浙一带，因为苏州洋以南的海路通畅，可以直达浙江。”宋高宗命令两浙路的长官赶快派人考察地形，守住险要，并陆续画成地图上报。不久，中丞沈与求报告：“海船由北方来浙江，必定要由泰州(今江苏泰州市)的石港、料角、陈贴、通明镇等地先到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南北洋，再到秀州(今浙江嘉兴)金山，再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向头。听说料角等地水势湍急，如果能在石港、料角等地招募水手，给予丰厚报酬，以备急需，敌人又怎能通过？”七月，吕颐浩又报告了两条海道：一条是浙东路，从北方大海而来，直抵定海(今浙江宁波市镇海区)；另一条是浙西路，从通州(今江苏南通市)至料角入海，至青龙港(当时吴淞江入海口，约在今上海市浦东川沙镇以北)，又沿海到金山村、海盐县(今浙江海盐县)，直达临安府(今杭州市)钱塘江岸。沈与求与吕颐浩所报告的内容，显然就是《绍兴海道图》所绘。这幅最早见于记载的海图大概只是供朝廷使用的机密地图，所以未见流传。
元代的海运相当发达，特别是国内的沿海航运，一度曾取代大运河的北段，成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当时海上航行使用“图本”，可惜早已散失。
明朝初年，太监郑和(公元1371—1435年)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自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慢八撒(Mombasa，今肯尼亚的蒙巴萨)。郑和航海本来留下了详细的档案材料，包括当时所记载的“水程”(即海路)，但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明宪宗派太监到兵部查阅郑和出使西洋的水程时，主事(副部长)刘大夏怕皇帝查到这些水程后又要搞劳民伤财的事，就先将这些档案全部转移，以后就不知所终了。现在能见到的《郑和航海图》，又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茅元仪于17世纪20年代编纂的《武备志》中的附图(图17)，采用长卷形式记载郑和的船队从在今江苏南京的宝船厂出发，沿长江出海至“西洋”的航程。图上记录的地名有500多个，注出航线的“针路”、计算距离的“更数”和使用的牵星(用于海上导航的天象，当时称为“过洋牵星”)等。由于此图是以郑和船队多次航海的实际为根据的，所以尽管绘制技术不佳，但与现代地图对比还是比较正确的。在15世纪的世界地图中， 80fd." >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少见的。不过，如果郑和航海的原始档案得以保留，据此编绘成的航海图肯定还会更精确，更详尽。由于《郑和航海图》中绘有针路，此后“针路图”成为海图的别称。9９ｌ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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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郑和航海图
明代中期后，由于倭寇经常骚扰沿海地区，成为东南以至全国的极大祸患，所以用于海防的地图也应运而生。如在《金声玉振集》里的《海道经》中的《海道指南图》，就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海道图。此外，《筹海图编》中的
《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和《登莱辽海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徐必达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进献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武备志》中的《海防图》等，卢镗的《浙海图》，都有较大的影响。
清代用传统方法绘制的航海图与明代相比，虽然局部质量有所提高，但并没有显著的进步，这与官方不重视航海有关，同时也暴露出传统航海图的局限。较重要的清航海图有前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中的一些海防图和沿海图，乾隆刊本陈炯伦《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于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公元1712—1721年)所进的《东洋南洋海道图》，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抄绘的《全国航海图》、《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日本国图》等。
明清时期，民间自绘了一些航海地图，主要用于沿海航行，由于只在小范围内使用和流传，能保存至今的极少，章巽先生发现并考定的一册民间航海图是幸存的一种。这册抄本共有地图69幅，每幅纵27厘米，横28厘米。制图范围北起辽东湾，中间经今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南达珠江口以外，包括了我国东部近海海域的航线。每幅图都用粗线条画出山礁地形以及有关的水文、针位、航路、地名的注记。注记文字用民间土俗口语。图册没有序跋，也无作者姓名，据章先生考定的制作时间，上限是1645年之后，下限在1667年或1734年。
第五节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图测绘的贡献
利玛窦(Matteo Ricci，公元1552—1610年)，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1571年加入耶稣会，以后在罗马学院学习，并赴印度传教。他于1577年从罗马启程，取道热那亚，经葡萄牙、印度，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8月到达澳门，以后一直在中国，足迹遍及南北各地，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5月卒于北京。在华的28年间，利玛窦绘制了10多种世界地图(见第119页表)：
利玛窦绘制世界地图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作为一种传教的手段，是为了增中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但这些世界地图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地理知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利玛窦为了用西方地图投影方法绘制地图而进行了经纬度测量，同时也使地图投影法传入了中国，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李之藻刻的《坤舆万9国全图》就是采用这种投影法绘制的。在此以前，元朝的郭守敬虽然组织测量过纬度，但目的是为了编修历法，而且没有测量过经度，仅仅有纬度是无法确定一个地点的准确地理座
99ｌｉｂ.标的，也无法采用平面投影法绘制地图。
说明：凡年代或地点不能确定的或译西文之名者，加问号；图的汉文名称尚未考得者，称世界地图；图成但未刻版的，加括号。
在《山海舆地全图解》中，利玛窦介绍了经纬度的作用以及划分的方法。他提出，经纬线应该每度都画出，这样才可能把各国或各地的位置定于地图上对应的位置上。东西向的纬线表示地球的长度，以赤道为纬度的起算线，向上数至北极为北纬，共90度；向下数至南极为南纬，共90度。南北向的经线表示地球的宽度，自福岛(今称卡内里群岛)起算，绕地球一周为360度。
利玛窦亲自测定了一些城市的纬度，结果是：
| 地点 | 苏州 | 扬州 | 淮安 | 济宁 | 临清 | 天津 | 北京 |
|---|
| 纬度 | 32° | 34° | 34°30′ | 35°40′ | 37°40′ | 39°30′ | 40° |
.
他还测定了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等地的经纬度，结果与今天测定的数字相差无几，这说明他的测量已达到较高的精度。
在这些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翻译的一些地理学专名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亚细亚、欧罗巴、地中海、尼罗河、罗马尼亚、罗马、古巴、大西洋、加拿大、南极、北极、地球、经纬线、赤道、北极圈等，这也证明他的翻译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已经吸收了15、16世纪欧洲地理学界发现新大陆的成果，图中绘出了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和大海中一些岛国的位置和形状。在《坤舆万国全图》上，他把世界分为五大洲：欧罗巴、利未亚、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还对五大洲的 4f4d." >位置及四邻界址作了简要的说明，在各洲之上还标出了国名及河、湖、海、岛名等。在这些地图上，他对当时世界各国的疆域、文物、风俗等作了介绍，大大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弥补了长期以来中国对世界地理认识的不足。
尽管在利玛窦之前的16世纪末，有关地圆和寒、温带分法的学说已通过汉译著作传入我国，但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利玛窦在华期间，多次介绍过地圆说和地带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因而人们往往以为他是传播这些学说的第一人。如刘献廷《广阳杂录》说称：“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而始知。”
在利玛窦传播的新地理知识的影响下，徐光启决定引进西方先进的测量技术进行经纬度测量。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徐光启主持了北京、南京两地的纬度测量，以后又实测了南昌、广州两地，在地图上推算了其余11个布政使司所在地(省会)，结果如下：
尽管由于不久
就开始的战争动乱使中国对地图的测绘中断了相当久的年代，但西方地理知识的传播无疑为中国地图测绘新阶段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比利玛窦稍后来中国，活动于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还有庞迪我(D.de Perdinand， 516c." >公元1571—1618年)、艾儒略(Juluis Aleni，公元1582—1649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公元1623—1688年)、卫匡国(Martini，公元1614—16
61年)等人。他们也像利玛窦一样，以绘制世界地图为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的手段，但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识，扩大了投影法、经纬度测量等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将中国的地理知识通过地图或著作的形式介绍到西方，影响最大的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此书完成于1653年(清顺治十年)卫匡国返回欧洲的旅途中，不久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以后又被翻译为法、德、荷等多种文字出版。书中共有17幅地图，包括一幅全国总图、分省图15幅、日本图一幅。全国总图标出了经纬线，南部较北部画得准确，图中水系比较完整，河流位置基本正确。分省图也标注了经纬度，水系的表示更富有特色。总图和分省图上的政区界线分明，行政区分级表示，图例醒目，容易判读。图上还表示了矿坑、土壤类型等内容。就篇幅的大小、资料的翔实、绘制的准确和刊印的精良而言，当时在世界上都堪称一流。此书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长盛不衰，在东西方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节 黄河正源的测定
明朝初年，曾多次派遣使者去西藏，其中有一位叫宗泐〔lè 勒〕的和尚
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从西藏归来时经过黄河源头。他在《望河源》诗中注道：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
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颜喀拉山，牦牛河即通天河(长江上游)，说明当地藏人了解巴颜喀拉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东北，也说明了当时已将黄河称为“抹处”(即今译玛曲)。
16世纪后半期，随着喇嘛教在蒙古人中的流传，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
)，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进入西藏，协助达赖统治西藏，又共同遣使者朝见清朝皇帝。在这些交往过程中，人们了解到在黄河上源有“古尔班索罗漠”，即三条支河。为了证实这一情况，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康熙皇帝派拉锡和舒兰二人前往河源探寻。拉锡等在当年六月到达鄂陵湖和扎陵湖，又在星宿海西部作了考察。他们将结果绘成《星宿河源图》，舒兰又写成《河源记》。《星宿河源图》在渣凌诺尔(扎陵湖)以西绘了三条河..，中间一条绘得最长，并注明：“黄河源三河，名固尔班索尔马。”
在测绘全国地图的过程中，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又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前往河源地区测绘地图。在次年绘成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中，绘有黄河源的三条支流，中间一条注为阿尔坦必拉，显然是根据实测的结果。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就是以《皇舆全览图》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其中有关黄河源的论述是这样写的：
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拉山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又东流数十里，折东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谓火敦脑儿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
?99lｉｂ?…阿尔坦东北会诸泉水，北有巴尔哈布山西南流出一水，南有哈喇答尔汗山北流出之水，来会为一道(土人名三河曰古尔班索尔马)，东南流注于查灵海。
这说明从1704年开始，中国的河源考察已经取得了正确的结果：河源的三支河，北支是扎曲，西南支是卡日曲，西支是约古宗列曲。这与现代考察的结果是一致的，只是《水道提纲》将约古宗列曲(阿尔坦河)定为黄河的正源。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黄河在江苏、河南决口。当时认为黄河之所以泛滥成灾，是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进行祭祀的缘故，于是乾隆在次年派阿弥达再次探寻河源。阿弥达调查的结果是：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里，穿入星宿海。这条河就是卡日曲，这说明阿弥达重新肯定了卡日曲是黄河的正源。但由于乾隆皇帝坚
?持黄河重源伏流(不止一个源头，在地下流过很长距离后又流出地面)的教条，纪昀〔yun云〕在编纂汇集河源考察资料的《河源纪略》时，依然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说成是黄河的真正源头，从地下潜流后至卡日曲复出，并以卡日曲水色黄来证明“大河灵渎，虽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科学的考察结果硬被纳入唯心的谬误体系，反映了专制统治与儒家教条结合造成的恶果。
第二节 康熙时期的经纬度测量和地图测绘
清朝康熙前期，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和台湾的郑氏政权，除了西北的准噶尔以外，国内其他分裂割据的威胁已经消除。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国力日益加强。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通过与西方传教士的亲身接触，更增加了对西方新知识、新技术的了解。早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康熙皇帝已有了编绘全国地图的计划，在给《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的上谕中，他提出了“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的要求。在掌握了数学、测量和其他科学常识后，康熙更认识到，无论是修订天文历法，还是编纂全国性的地理志，测量经纬度和编绘地图是必不可缺的基础工作。因此他在巡游东北、江南和亲征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时，都令人测量当地的经纬度，用以校验旧图。
此后，在康熙的直接过问下，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康熙亲自决定选用《工部营造册》为标准，规定200里合经线1度，每里180丈，每丈10尺，每尺合经度1%秒。还通过广州向西方购买了一批测量仪器。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测定了经过中经线霸州(今河北霸州市)到交河的长距。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又在北京附近试测并绘制成地图。康熙亲自作了校勘，发现质量大大超过旧图。这更坚定了他采用新法测量全国经纬度和绘制地图的决心，也使他对曾参加这些试验的西方传教士的技术更加信任，决定委任他们到全国各地进行测绘。
测量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元1708年7月4日)，由白晋(Joach Bouvet，公元1656—1730年)、雷孝思(Jean-BapitisteRegis，公元1663—1738年)和杜德美(PetrusJartoux，公元1668—1720年)三位神甫负责测量长城沿线，包括长城的各门、堡，附近的城寨、河谷、水流等。选择长城为首次测量的目标，显然还考虑到有利于测定北方各省的界线和毗邻地点的经度。两个月后白晋因患病而提前离开，其他人至次年1月结束测绘，返回北京。
他们绘成的地图是一个长卷，长度超过457厘米，标明了长城的300多个大小城门、远近全部堡、寨和军事据点，两侧邻近地区的大小河流、津渡、山岭，地形一览无遗。康熙审阅后非常满意，决定继续实施原定计划。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5月8日，雷孝思、杜德美和日尔曼神甫费隐(Xavier-EhreFridelli)自北京启程去东北各地测量。尽管这次测绘的地区大多人烟稀少，但由于康熙已下令各地作准备，夫役、马匹、粮草和物资的供应相当充分。这次测量的地区是北纬40度至45度，绘成的地图还包括图们江对岸的朝鲜北部。
三位神甫于年底返回北京，即奉命测绘直隶。自12月10日开始，至1710年6月20日完成。直隶地处京畿，是康熙皇帝经常巡视所经并作过测量的地方，所以测绘工作进行得特别仔细。果然，康熙亲自校阅了新制成的地图，认为无可指摘。
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7月22日，测绘队再次去东北，向黑龙江进发，经齐齐哈尔、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县)、黑龙江城(今黑龙江黑河市南瑷珲老城)，最北的测量点到达北纬51°21′36″。当他们从位于北纬47°24′30″的齐齐哈尔城返回时，经过了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当时这里荒无人烟，河流也很少，所以他们连续进行了几个纬度的测量，结果发现，在北纬47°至41°之间每度间的距离会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长，当时他们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实际上却是首先发现了地球是扁圆体的实证。他们于当年12月14日绘成地图，进呈御览。由于本身居民点很少，测绘点也有限，这幅地图上还留有不少空白。
据《清史稿·何国宗传》的记载，由于鸭绿江与图们江之间的测绘尚不详细，曾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
)命乌喇总管穆克登率领部属进行复查。
为了加快进度，从1711年(康熙五十年)开始测绘人员分为两路：雷孝思和新来华的葡萄牙神甫麦大成(Jean Francois Cardoso)率一队往山东省。杜德美、费隐与一位来华才三个月的潘如修士(Fabre Boujour)率一队出长城西行，直到新疆哈密一带，测绘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境内)。杜德美一队在完成测绘后，由嘉峪关经甘肃、陕西、山西返回北京。
山东一路的测绘先已完成，康熙在审查地图时问起，是否还有胜任测绘的传教士尚未任用，于是又有四人被推荐参加。麦大成奉命前往山西，与留在那里的汤尚贤神甫(De Tartre)会合，一起测绘了陕西、山西二省，制成两幅约300厘米见方的地图。康熙召见了汤尚贤，并提出一些他曾经观测过的地点，要汤尚贤在地图上指出它们的位置，一一核对。康熙曾认为与陕西、山西相接的另一幅地图中有一条河的走向画错了，汤尚贤据理力辩，居然使这位皇帝承认自己搞错了。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冯秉正神甫(DeMailla)与肯特雷神甫(Kenderer)奉命协助雷孝思测定河南省，在完成后又一起赴江南，在浙江和福建测绘。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麦大成、汤尚贤被派往江西、广东、广西三省测绘；费隐、潘如被派往四川、云南，但潘如于1714年12月25日病逝于云南与缅甸边界，费隐也患病，测绘无法继续。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3月24日，雷孝思奉命去云南接替测绘工作。等云南的测绘完成时，费隐已经康复，因此他与雷孝思一起测绘了贵州和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1717年元旦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到北京。
剩下的就是将各省的地图合成为一幅全国总图，这项工作交给了前一阶段因身体欠佳而留在北京的杜德美。由于在绘制分省图时已预先考虑到了拼接问题，所以这项工作没有花费多少时间，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大功告成。
康熙皇帝没有派遣传教士去西藏测绘的计划，所以大约在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年(公元1709—1711年)间，曾派人去西藏进行测绘，但因测绘回来的地图没有采用经纬度，绘成的地图与内地用经纬度绘成的地图难以连接。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在钦天监(皇家天文台)学习过数学的喇嘛楚儿
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被派往西藏进行测绘。他们从北京出发，经西宁至拉萨，又去冈底斯山和恒河源。但因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出兵骚扰西藏，他们在恒河源受阻返回。测绘人员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回到北京，他们测绘的结果和收集到的资料得到了传教士们的认可，以后被补入全国地图。
这次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虽然是由雷孝思、杜德美、白晋、麦大成、汤尚贤等传教士主持，但还有大批中国的辅助人员参加，同时还充分利用了中国长期积累的地理资料。雷孝思在他代表全体传教士发回欧洲的报告中说：我们亲自走遍各省各地，包括那些很次要的地点，查阅了各地官府所藏的舆图和史书，询问了所经各地的官吏和耆老缙绅。他们直接测定经纬度的点是641个，但需要在地图上表示的地名却数以千计，所以“在测量过程中，用三角法通过已知点测定未标定的地点”是主要方法。毫无疑问，中国的地理资料为确定这些地点的准确位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六年多时间里，他们共测得641个地点的经纬度。这些地点东起敦敦(东经19°58'40“。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中经线计，以下同)，西至阿斯塔纳(西经20°48′20″)，北起乌鲁苏(北纬51°21′36″)，南至崖州(北纬18°21′36″)，遍布各地。其中，直隶48处，江南37处，山西28处，山东28处，河南29处，陕西28处，浙江30处，江西30处，湖广54处，四川28处，福建(不含台湾)30处，台湾岛7处，广东37处，广西28处，贵州25处，云南30处，辽东(奉天)8处，吉林、黑龙江36处，蒙古93处。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完成测绘，不仅是中国地图测绘史上空前的盛事，在世界地图测绘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壮举。
在这次全国测绘中，还有几项意义重大的发现。
当雷孝思和杜德美在东北47度至41度测量时，他们发现，无论操作中如何小心翼翼，测得的各度间长度总有差异。尽管他们不时检查作为尺度使用的绳索，校正测定高度的象限仪，但还是发现有近30秒的差距。当时所用的绳索每10根等于一华里，空气湿度的变化可能使绳索收缩或伸长。但每次使用的器材完全相同，产生的误差也应该完全一样。况且当时天气始终干燥，湿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们又经常用两把专用尺子丈量测距绳索。因此当他们最终发现47度与其他度的差距竟多达258尺时，就得出了每度经线长度肯定不相等的结论。当时虽已有人作过地球是一个扁球体的猜测，但他们认为，如果不继续对更多的纬度间作精确无误的观测，就改变地球的数据是轻率的，所以决定维持地球是正圆的观念，把问题留给那些时间从容、机会适当的人去解决。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提出地球是扁圆体的新说，却是首次用实际测量证实了这一点。
藏族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在西藏测绘时，发现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并在地图上作了标注。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的第6排第5号图上标注了珠穆朗玛的满文名称。康熙五十六年福克司编的《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W.Fuchs，Der Jesuiten Atlas der Kangnsi-Zeit)第14幅《雅鲁藏布江图》上，亦注着“朱母郎马阿林”(“阿林”为满文“山”)，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文译名。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所刻木版《皇舆全览图》上用汉文标注了该山名，而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将该图译成法文时，图上也注为“Jo-Lancma”。“珠穆朗玛”译自藏语，是“圣母之山”的意思。这说明，虽然当时还没有测量过这座山峰的高度并证实它是世界最高峰，但藏人已经肯定它是青藏高原诸山中最高、最重要的一座，才会这样命名。而直到135年后的1852年，英国印度测量总局派安德鲁·沃(Androw Waugh)到喜马拉雅山一带测绘，用三角测量法测得一座高29002英尺的山峰(即珠穆朗玛峰)，五年后，安德鲁·沃返回英国，因为前任印度测量局局长埃佛勒斯(Ever-est)曾到过那里，就提议命名为埃佛勒斯峰。可见最早发现此峰的根本不是安德鲁·沃或埃佛勒斯，珠峰也不是本来没有名字的山峰，英国人的做法只能暴露出他们的狂妄和无知。
在这以前，西方地理学界流行着一种看法，即磁针倾斜率的变化与观测的地点有对应关系，因此观测磁针倾斜可以用之于地理测绘。但传教士们在多年的测量中发现，同一地点数年之中磁针的倾斜会发生变化。而且，当他们分别在同一子午线上、在毗邻的两地、或在远离的两地进行观测后，发现并不是像某些著名学者所假设的那样，能对确定该地的经度起作用，磁针倾斜与经度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规律。
本来，传教士们还建议，在清朝的东西边境和相隔一定距离的若干地点反复进行日食观测，测定经度，用以校正已经绘成的地图。但因为全图已经完成，康熙皇帝已经心满意足了。
第三节 乾隆时期的经纬度测定和地图测绘
由于准噶尔部尚未归入清朝的版图，康熙时的测绘最西北只能达到哈密一带。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军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和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两路进击，攻入伊犁，天山南北藏书网初步平定。第二年，乾隆命都御史何国宗率西洋人赴新疆测绘。自二月开始，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北路由努三负责，南路由何国宗、哈清阿负责。由于天山南路的叛乱尚未完全平息，所以只测量了吐鲁
..番地区及开都河流域，测绘主要是在天山北路进行的，至当年十月结束。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军攻克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和叶尔羌，天山南北两路完全平定。当年五月，乾隆派明安图率队到天山南路各地测绘，远至塔什干、撒马尔罕及克什米尔等地，历时近一年，至次年三四月间结束。
这两次测绘的范围是哈密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测定经纬度的地点至少有90多个。各地点的绝对位置虽不一定正确，但其相对位置还是比
9９liｂ?较精确的。与康熙时不同的是，测绘的负责人已完全由中国官员担任，西方传教士充当了他们的助手和具体工作人员，参加的传教士有亚洛沙(F.L.Arrocha)、爱司丙哈(J.E-spinha)和哥皮尔(Antvine Ga
ubil)等人。
至此，中国全境的经纬度测量已告完成，而作为这项技术发源地的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开始或尚未完成本国的大地测量。这说明，中>国的地图测绘再一次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四节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
在全国测绘的基础上，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公元1717—1718年)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当时的原稿现在已不知去向了，目前见到的是它的铜版和木版雕印本。
从这两种版本的实物看，《皇舆全览图》是一套统一绘制的分幅全国地图集，采用的经纬线都是斜交直线的梯形投影法(TrapezoidalProje)，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1：400000—1：1500000的
比例尺绘制。图幅的范围西止新疆哈密，东至黑龙江口，北至北纬55度(比所测最北的经纬点更北)，即哈密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清朝疆域。全国由28个分幅图(空缺不计)拼接而成：东北地区五幅，蒙古三幅，关内各省15幅，黄河上游一幅，长江上游一幅，雅鲁藏布江流域一幅，哈密以东一幅，高丽(朝鲜半岛)一幅。哈密以西及西藏尚未绘入。西藏本来有一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命驻藏大臣派人绘成的地图，但因不符合图集的要求而无法编入。以后的铜版本补入了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测绘的地图。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皇舆全览图》被雕成铜版，这个版本中西藏、蒙古、东北等地都用满文注记。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又刻成木版，图上的文字全部改用汉字。这两种版本以后又被多次摹绘、刻印和重印，现在看到的主要有三种：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30多幅分省地图，可能就是《皇舆全览图》中分省图的原本，或者是根据原图画的摹绘本，可能是该图集最早的版本。根据《清史稿·何国宗传》等记载，当年镌铜版是按一幅全国总图和32幅分省(区)图分幅的，其中内地16幅，“边外”(边疆)16幅。1735年(雍正十三年)法国的唐维尔(D′Anville)编绘的《中国分省图》和《满蒙藏图》，1743年(乾隆八年)福克司(Fuchs)编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都属于这一系统。
1921年曾在沈阳故宫发现刻有《皇舆全览图》的41块铜版，以后就下落不明了。幸而当时已经刊印，才使它们的原貌没有失传。这套图在印行时被题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是《皇舆全览图》又一本重要版本。图中关内各省用汉字标注，东北、蒙古用满文标注，天津、荣城二县被注为天津卫、荣城卫，这与杜赫德(Du Halde)编纂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Des 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e etde la Tartaric oise)一书中所说康熙皇帝所规定的注记方法完全相符，很可能是当年绘制的原本之一。
《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也是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但范围更大，西至西经40度，东至大海，北至北纬61度，南至北纬18度。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八排，每排又以经度分为若干幅，共计分为41幅。这种以经纬图分幅绘制的地图以往从未出现过。
《皇舆全览图》的又一个版本是以分省分府分幅绘制的小叶(页)本，即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内的地图，共有227叶。由于缩小了开本，图上的小地名已“细若牛毛”，内容则与原本无异，但不注经纬度数，也没有“边外”(边疆)部分。这个版本应该晚于前两个，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分省分府《皇舆全图》和1932年北平影印出版的《内府舆图》都属于这一系统。
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一种直格10排的《皇舆全图》，有印制和手绘的两种，都是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问世的。此图的范围虽然比康熙《皇舆全览图》略大，实际内容却几乎相同。直格10排《皇舆全图》的经线与纬线是作直角相交的，因而又被称为“皇舆方格地图”。由于经纬线成了扩大的“画方”，高纬度地区产生的误差较大。这说明雍正年间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作过修订，但这种将经纬线变成直交的方法实际上是向“计里画方”的倒退，结果是使图的质量有所下降。
《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吸收了《西域图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反映哈密以西地区的测绘成果而绘制的，完成的时间说法不一，大致在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公元1760—1762年)。
《乾隆内府舆图》也是采用经纬线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的，图中以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13排，因此又被称为“乾隆十三排图”。该图的范围比《皇舆全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但东北和内地部分与《皇舆全览图》基本相同，所增的主要是新疆哈密以西。尽管该图向西一直画到波罗的海、地中海，向北一直画到俄罗斯北海，但实际内容并没有多少增加。凡经过实测的地点，内容比较详细准确；其他部分
?９９ｌiｂ?除了有零星的山脉、河流之外，几乎就是大片空白。该图曾由传教士蒋友仁雕成铜版，并有多种版本流传，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多种版本。1932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曾重印此图。
与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样，《乾隆内府舆图》也是以实测成果为制图依据，并采用经纬度绘制的，因而内容相当详细准确，不仅为后人留下了18世纪初宝贵的地理资料，还可供我们与此后的地理状况作比较，进行地理环境变迁的研究。如图上罗布泊的位置画在北纬40°40′，以后俄国的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等发现罗布泊在北纬40°以南，就贸然指责图上的位置标错了。可是事实证明，当时图上的位置并没有标错，而是由于风蚀和轮替沉积等原因，罗布泊本身的位置摆动了。《乾隆内府舆图》上一些海岸线与今天不同，山东大?清河口的海岸线很直，可见现在伸入海中的黄河三角洲大部分是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主河道北徙后冲积而成的。图上长江口的崇明岛北口很宽阔，吕四场贴近江口，而现在海门以东已淤成大片陆地。这些都可为我们研究海陆变迁，推算具体地点的海岸线外推速度提供可靠的根据。
《乾隆内府舆图》的流传比康熙《皇舆全览图》要广，对我国地图绘制的影响也更大，成为后世编绘全国性地图的主要依据。如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董方立的《清朝地理图》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还是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这是由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请邹世诒、晏顾镇编制的，主要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并参考了李兆洛等的地图，于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刻版。康熙、乾隆的测绘成果，至此才能为民间普遍运用。在现代中国地图出版之前，这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地图集。
第五节 登上颠峰后的急剧衰落
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在清朝政府主持下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使中国再次登上了世界地图测绘史上的一个新高峰，也使中国的地图测绘水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颠峰。
但这一优势并没有保持下去，相反，就在康熙年间
?的全国测绘完成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退步的迹象。前面已经提到，测绘人员本来已经提出了在东西边疆通过对日食的观察来测定经度，以便进一步提高地图的精确度，但没有获得康熙的批准。这固然出于康熙本人认识的局限，但更反映出这样一次重要的测绘主要是出于康熙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并没有在当时的高级官员中形成一种正确的观念，更没有普及到知识界。康熙虽然了解西方测绘方法的先进性，但只是想用于绘成全国地图，并没有想到要在中国学习或推广这项技术，更没有进一步加以
..研究和提高的计划。所以当时随同传教士到各地测绘的中国人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除个别人在史料中被偶然提及外，基本连姓名已无法查考，更没有必要的记载。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一段历史，主要只能依靠当年参加测绘的传教士的记录。乾隆时负责测绘的何国宗、明安图等人虽也学习了一定的测绘知识，但显然没有深入研究，所以在测绘完成之后，既没有进行总结，也没有将技术和经验传授下去。随着测绘的结束，人员解散，器材流失，从此再无活动了。
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前，能像康熙皇帝那样给予有限度的承认和肯定的人，也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却只当作夷人的奇巧，视为雕虫小技。当传统的考据学问在乾隆、嘉庆时代达到高峰时，忽视科学技术的倾向也日益严重。因此，科学的测绘方法根本没有得到传播，反而随着《乾隆内府舆图》的最终完成而烟消云散。由刘统勋、何国宗负责测绘编成的《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六月交到军机处(最高军事机关)方略馆后，乾隆又另派了一批官员去编修，他们仍然走上了中国地理图志的老路，经过20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才编成的《皇舆西域图志》中，地图上的经纬度却被取消了。而民间编绘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等无不如此，甚至连比例尺也不重视了。至于地方志和其他书籍中的地图，基本还是“ 8ba1." >计里画方”的旧法，或者依然是用山水画形式画的简单示意图。正因为如此，100多年间的地图测绘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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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遗憾的是，耗费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测绘制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却没有能发挥它们本该起的作用。当它们被献给皇帝以后，就基本上与尘世绝缘了，以至早已不知所终。铜版、木版印刷的地图数量也极少，只有为数不多的王公贵族和大臣才有幸获得赏赐，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bbr>藏书网懂得这套地图的价值，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清代学者齐召南有机会看到了康熙时测绘的地图，以图上的河流为依据写成名著《水道提纲》，因所记述的内容准确而备受赞誉。可惜的是，像齐召南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否则清代的地理学成就必定会大得多。
与此适成对比的是，传教士们带回西方、或由他们在西方编绘的中国地图，立即受到广泛重视，很快大量出版，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当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时，使用的正是这些地图。
第六节 中国历史地图集大成之作——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
杨守敬(公元1839—1915年)，字惺吾，晚年别署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幼年习商，成年后曾从商，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24岁时中举人，但此后一直名落孙山。光绪六年至十年(公元1880—1884年)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随员期间，致力于搜集国内已散佚的古籍。
杨守敬在20岁时对地理学发生兴趣，后与邓承修共同编撰《历代沿革险要图》，此后又与饶敦秩修订，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刊行。光绪末年，杨守敬在门人熊会贞的协助下，对《历代沿革险要图》再次作了修改补充，编绘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自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起陆续刊行：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前汉地图
光绪三十二年：春秋地图，《历代沿革险要图自序》
光绪三十三年：三国地图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战国、秦、续汉、西晋、东晋、刘宋、萧齐、隋地图
宣统二年：明地图、北魏、两魏地图
宣统三年：十六国、梁、陈、北齐、北周、唐、五代、宋、辽、金、元地图
这套图简称为《历代舆地图》，共线装34册，上起春秋，下迄明代，全部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凡见于《左传》、《战国策》和各部正史《地理志》中的地名，基本上都已编绘入图，比以往任何一种历史地图集都要详细丰富。此?9９ｌｉb.外，由于该图采用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所以也比此前的历史地图更精确。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不愧为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和里程碑，直到本世纪50年代还没有哪一种历史地图集足以取代它。1954年冬，以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吴晗为首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当时的计划还只是想把杨图予以现代化，并补上清朝的内容。以后在谭其骧〔xiang香〕教授主持编绘的过程中发现重编改绘不适应时代需要，才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重新编绘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
此外，杨守敬和熊会贞还编绘了《水经注图》。这是他们在长期研究郦道元《水经注》并完成了《水经注疏》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也是我国专题历史地图中内容最丰富、质量最高的一种。《水经注图》完成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光绪三十一年刊行，共八册，也采用“古墨今朱”方式，古今对照，是研究《水经注》和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工具书。
第七节 《申报地图》的出版
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制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于1934年10月由上海 7533." >申报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地图集。图集包括序图、普通地图和城市地图三个系列，附地名索引36000余条，共180页。序图七幅：全国政区图、地文(自然地理)图、交通图、气象图、语言分区图、矿产分布图和农产品分布图，均采用亚尔勃斯投影(即等面积投影)。普通地图44幅，分地文和人文两组，每组22幅，按经纬线分幅。东部比例尺为1：2000000，西部比例尺为1：5000000，均采用多圆锥投影。城市图两幅，由南京、上海、北平(北京)等61个城市小图组成，比例尺均为1：100000。藏书网
该图集 5229." >利用了当时中央地质调查所收藏的国内外编制和出版的各类中国地图7700余幅。对各种实测地图一一进行鉴别，收集了1000多处经纬点和高程的观测记录，订正了旧图上很多方位和高程的错误。在中国制图学史上首次采用分层设色法，最早科学地反映了中国三大阶梯地势的特点，完全摒弃了传统地图上的“龙脉”表示法。该图集在国内外具有巨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外出版的、基本上以本图集为蓝本或受其影响的中国地图有40余种。
该图集的缩编本为《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8月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共有地图31幅，包括序图和分省图两个系列。序图7幅，为政区、地形、交通、矿产分布、气候、城市和农户分布、语言区域；普通分省图24幅。附地名索引68页。出版后倍受欢迎，到1939年已出第四版，质量不断有所提高。1948年，经曾世英和方俊修订，出版第五版，发行量达20万册。
这两种地图集都是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而编制出版，因而被合称为《申报地图》。
第一节 从世界看中国
在结束对中国古代地图测绘历史的叙述后，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特别是西方的制图学的历史，以便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制图学成就在世界的地位。
目前所知西方制图学的创始人是希腊的埃拉托色奈斯(公元前276—前196年)，他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比《放马滩地图》的制作要晚数十年至100多年。他确定了地球的曲率，在西厄那(今阿斯旺)和亚历山大进行的夏至晷〔gui鬼〕影测量，使他能够推算出地球周长为25000地理哩的数字。希腊的制图学是以球形地面为基础的，不同于以平面地面作为基础的中国的制图学，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的差别并不大，因为希腊人从来没有发明出一种满意的投影方法来把球形面投影到一张平面的纸上。
埃拉托色奈斯画定的人类世界呈椭圆形，长76000视距尺(约为7800地理哩)，南北间为38000视距尺。在上面纵横分布着一系列平行线(纬线)和子午线；纬线是根据夏至和冬至的晷影长度来选定的，而子午线则是任意选定的。基本纬线称为罗兹线，从西班牙西部的圣呷开始，连接西西里和希腊的尖端，经罗兹，沿托罗斯山的南缘向东。基本子午线经过西厄那、亚历山大、罗兹和拜占廷，比基本纬线更不正确，而西厄那被认为是正好位于回归线上；另一条子午线则经过迦太基、西西里和罗马。这些纬线和子午线都与所说地点的实际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出入，子午线比纬线的误差更大。这些子午线之间的距离，除了根据航船上的测程仪和罗盘来进行船位推算以外，是无法加以测算的，结果造成地中海的长度比实际长度增加了约1/5。
伊巴谷的活动时代大致相当于《淮南子》的作者刘安，稍晚于《马王堆汉墓地图》的制作年代，他对埃拉托色奈斯这项工作提出了批评和改进，包括使用了“地带”这一术语来表示纬线与纬线之间的地区。他将埃氏任意确定的纬线改为均等的，并用天文学方法将它们固定下来。他在有人居住的地方确定了11条纬线，最南的一条位于赤道和回归线的正中间，下一条位于夏至日昼长为13小时的地方，以后每延长半小时一条，最靠北的一条经过不列颠北部，位于夏至日昼长为19小时的地方。伊巴谷对子午线没有作任何改进。
到托勒密(相当于中国东汉后期，晚于《马王堆汉墓地图》约300年)时代，西方古代的科学制图学达到了高峰。托勒密的八卷本《地理》中有六卷都是各具体地点的经纬度表，精确度达到了1/12度，但经度的确定是靠推测而不是实测的，当时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尽管如此，托勒密还是将马里纳斯估计的亚洲长度(从石塔到中国京城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事实证明托氏的计算是正确的。在托氏所画的最大地图包括180°经度和80°纬度的范围，他曾试图把子午线和纬线都画成曲线，以便把地表的曲率更精确地表现出来，但由于从边远地区得来的资料的精确度很差，实际效果并不好。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对于了解东方的地理知识特别感兴趣，他采用了一位曾长期同中国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叙利亚人马雅斯·铁夏纳斯所提供的材料。
令人遗憾的是９９ｌｉb.，托勒密时代所绘制的地图，没有一张能够流传下来。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幅托勒密地图的复原图，是威尼斯人罗斯散利在1561年按照推想制成的。在很多手抄本上提到的这些地图都出于亚历山大的阿加梭达蒙之手，但此人的生卒年代不详，介于公元2世纪至13世纪之间。仅存的另一幅古地图是由康拉德·普廷格在1507年发现的一幅非常不准确的罗马帝国道路图，现在一般称为普廷格地图，这是由科尔玛一位僧侣从某种书名不详的文献中描绘下来的，原图很可能是公元20-370年间绘制的，大约相当于中国东汉至东晋中期。此图虽注有里数，但还是图解式的，与《放马滩地图》也无法相比。
在托勒密以后，欧洲的制图学出现了一个大的中断时期，科学的制图学完全被宗教寰宇观的制图传统所取代，用座标的尝试被抛弃，世界被绘成一个圆盘，分成几部分以表示几个大陆，上//..plate.pic/plate_171265_1.jpg" />
《五台山图局部》(五台县部分)
见于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现居《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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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
于1973年湖南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藏湖南省博物馆，现据《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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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震旦地理图》
在《佛祖统记》(宋释志磐，宋咸淳元年至六年胡庆宗、季奎等募刻本)中，该书现藏北京图书馆，现据以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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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图》
华夷图于南宋绍兴六年十月刻石，图石藏陕西省博物馆，现据《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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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地图》
原图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据《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翻拍。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