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日甲午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谭嗣同痛心疾首，极度悲愤。昔日视为弹丸小国的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战败的耻辱，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中国士大夫阶层及一切爱国者心理的波澜。甲午海战三年后，中国兴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但是带来新生希望的维新运动却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腐朽、顽固封建势力的全面反攻倒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中国依旧贫弱黑暗。在这血雨腥风的时代，一批批救亡志士为了探求救国的途径，为了摆脱缠绕在他们心灵的危机感、幻灭感，毅然走出了黑暗腐朽的国度，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学习、思索、体验。在国外，尽管他们依然悲切、彷徨，但他们终于寻求到了只有推翻满清政府，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真正的目标与手段，并勇敢地付诸实践中。
满清朝野一些人士也认为，不讲求变法图强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变法就必须有人才，必须办教育。当时国内的新式学堂寥寥无几，人才的培养，除依靠国外，别无他法。清廷重臣张之洞、张百熙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知识分子，或对清廷上陈奏章，或对社会发表时论，鼓吹留学的好处，游学的国家，一致主张到日本去。张之洞曾这样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他还列举了到日本游学的好处：“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的这篇“劝学篇”实无异于倡导留学日本的宣言书，这一主张备受朝廷重视。当时，来华考察游历的日本文武官员在同中国当局晤面之际，也多方劝说派遣青年子弟赴日留学。1897年日本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在湖北与张之洞会晤，后来日本陆军大佐福岛安正在南京访晤刘坤一，都建议中国派遣学生赴日留学，日本愿意教育中国青年、为中国造就人才。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出于培植在华侵略势力的信念，也打算接受中国留学生，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其与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机密信件中毫不掩饰地说：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而且日本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度，又最适合中国采用；日本的大多数中下层人士希望中日友好，也呼吁吸收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以加强文化教育的交流。于是，清政府从关系其安身立命的“新政”出发，决定广派留日学生。1898年，清廷派黄遵宪继裕庚之后任驻日本公使，并在所拟呈递日本方面的国书中表示了中国派遣学生的决议：“曩复贻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述贵国政府关念中国需才孔亟，愿中国选派学生前赴贵国学堂肄习各种学问，尤佩大皇 5e1d." >帝休戚相关之谊，曷胜感谢。朕已谕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贵国驻京使臣商订章程，认真选派，以副大皇帝盛意。”这样，留学日本的帷幕就拉开了。
早在1896年，当时的驻日公使裕庚就派理事官吕贤笙赴上海、苏州一带招募了唐宝锷、朱忠光等13名学生于6月15日抵达日本，将他们送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习。这些学生不是清政府计划派遣的，只是基于驻日使馆业务上的需要而培养的半官方式的“使馆学生”，但他们可视为近代最早的中国留日生。1898年，清廷总署奏陈“遴选生徒游学日本片”粗定游学章程，规定：
(1)将总署同文馆中学日语的学生酌派数人，并
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在现设的学堂中挑选年幼颖悟、粗通日语的学生上报总署，并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
(2)赴日学生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
(3)经费由总署核定数目，提拨专款。
这时在中国国内，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陈宝琛在福州设立东文学堂，都致力于日本语文及普通学的教授，作为国内学生留学日本的准备。日本方面，为了教育接踵而来的中国学生，所设立的宏文学院、日华学堂等特殊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此后，此类学校，无论在中国或日本，其创设的数目均直线上升，加上清廷积极鼓励，奖励留学日本并优厚授予出身，留学日本的热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到日本学习的学生分为以下几类：
日本学制规定，速成生分师范和政法两种；普通生即中、小学生。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张百熙等奏定学务纲要，极力提倡师范教育，仍规定派遣学生出洋学习，此令颁行后，各省派遣学生赴日学师范很多。四川总督锡良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派周凤翔为监督，率领100多名学生赴日学习师范速成科；两广总督岑春煊精选120名学生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本科肄业。直隶
学务处为推进学务工作，曾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多入速成科，后又选派保定师范学堂最优秀的四年级学生，到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后来，为了使留学生求实效以救中国所要解决的先务之急，出使日本大臣奏准与日本明治大学商定特设经纬学堂，分普通与高等两科，普通科两年毕业后升入明治大学专科，高等科一年毕业升入本科。并另设师范、警察等速成科。这样，留日学习的学生开始按程度不同分入普通与高等科学习，而速成科除了警察类之外，还有农、工、商、实业等等，种类繁多。
清廷由于外患在迫，急于训练一批懂得现代军事的新军。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浙江即曾派学生四人赴日学习陆军，随后江苏、湖北等省也有零星的派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出使日本大臣杨枢极力称道日本陆军的成效，主张多派学生前往学习。他说：“日本陆军经营数十年，成效最著，中国似宜添派学生东来，专送入陆军各学校，以期成就远大，用济时艰。”同年四月，练兵处据以奏准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条，从此派遣陆军学生赴日留学乃有法令依据。当时派到日本学习陆军的学生，首先进入
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入士官学校正式学习。振武学校原名成城学校，原设在东京都新宿区河田町21番地。明治三十一年(公元1898年)浙江省首派四名官费生赴日后，由日本陆军部委托成城学校施以预备教育，日本陆军中将福岛安正任监理委员长，明治三十三年(公元1900年)该校学生达69名，由成城学校教授藤井及小山两步兵少佐为委员，专办训练中国陆军学生，并将该校的武科改称振武学校。明治三十七年(公元1904年)十月练兵处首选100名学生赴该校肄业，后来振武学校的修业期定为三年，课程分军事学与普通学两种。普通学为日本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八种；军事学为徒手教练、枪械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及战术等。成城时代的学生，公费自费各半，以后公费生逐渐增多。明治四十年(公元1907年)振武学校的中国学生总数已达330名，这批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升入了士官学校，其中许多人成为中国军界重要人物，如蒋介石、唐继尧、阎锡山等都是该校毕业生。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练兵处同日本参谋本部反复相商，日本方面始允许中国官费留学生入海城学校学习海军，以70名为限额，于是清政府在日本学习商船的自费生中选了15名，再让沿江沿海各省选派55名一并进入日本海军学校学习。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学部因为赴日学习速成师范及政治的学生太多，于是通令各省一律停止派送此类学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留日学生普通科毕业后，因为专门学校的学额限制而不易入学，虽然自愿升入日本官立高等以上学校的有2000人以上，但仍有许多学生不能解决学业。因此，清廷出使大臣同日本文部省商定，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起，15年内由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师、东京商工、山口高商、千叶医专等五校，分别共接收中国学生165人，经费由各省分担，直至大学为止。这是清政府正式选送留日学生研修高等学问的开始。清廷学部为此制定了九条章程，对此作了安排和规定，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以上五校已收中国学生460多人。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前，中国女子教育在学制系统上还没有正式的地位，更谈不上留学了。不过，1898年前后，随着维新变法的展开，产生了一股反缠足、办女学的妇女解放运动。先进的人们开始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梁启超曾这样说道：“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把女学的兴衰作为衡量一国强盛的最重要的标志。之后国内办起了一些女子学校。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三月，日本的东亚女学附设中国女子留学速成师范学堂；实践女学也设中国女子留学师范工艺速成科，以招收我国留日女生肄业。东亚女学本科修业二年，并有修业六个月的音乐专修科和游戏体操专修科；实践女学本科修业一年，而工艺科则修业六个月，中国到日本去的女生，大多在这些专设的学校补习。当时实践女学校校长是日本女界著名的下田歌子。最初，中国的女子留学生并不是单独前往，大多数是伴随父兄夫婿，1903年时仅有10多人，她们在课余常聚在一起谈论，对中国女学的衰败感到愤怒。这年四月，他们在日本组织共爱会，并强调日本一来与中国邻近，便于来往，二来学费节省，便于苦学，呼吁国内女同胞赴日留学。这之后，官费留日生中开始有女生出现，1905年湖南选派20多名女学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也有自费前往的，如秋瑾，她是变卖了首饰，冲破丈夫的阻碍只身搭上赴日轮船的。同年，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赴日考察，并同下田歌子签约，每年奉天派15名女生到实践女学校学习师范。为了使女留学生迅速适应生活，清廷驻日公使杨枢等人还积极向国内宣传女子留学须知，如行李不宜多
带；衣服都须穿布并以青、蓝二色为主；装饰不宜用钗环钏镯之类；不要带女仆和婢；事前要放足；及早与本省同乡会或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联系等。这些工作对留日女子的增多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到1907年，仅东京的中国女留学生就有100多人，而且她们还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留学生们大都学习刻苦、生活俭朴，常受到日本人士的称赞，认为她们“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当时清廷驻日留学生监督也以“下田歌子学校中，女学生数十，于专门学科俱见成效，志趣高尚者，颇不乏人”而对她们大加赞赏。女子留学生虽比男子留学生少，但却非常活跃，她们办了《中国女报》、《神州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等报刊鼓吹新思想。清廷受了她们发行杂志的影响，于1907年学部正式规定了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至此，女子教育在学制上总算有了一席之地。1910年后，清政府对女子赴日留学进行限制，规定女子自费留学必须由地方官呈请提学司衙门考验，申请者必须是受过本国教育、文明和顺、品行聪淑才准予东渡；至于官费生，只限考上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奈良女子师范、蚕业讲习所女子部三所学校的才准派，这样致使在日本的女留学生有所减少。辛亥革命后，留日女生数才又有所回升。
第二节 邃密群科济世穷
“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至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当时的中国，赴日留学已成为青年人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标。据出使大臣杨枢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3年)正月的统计，在日的中国学生已达1300多人，其中学文科的1100多人，学武科200多人，这之中有大量的自费生。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其中学速成的占60%，习普通为30%，中途辗转无成的为6%—7%，入高等及高等专门学校的为3%—4%，入大学的仅９9liｂ?1%。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他们出国前没有作扎实的准备，以官费生来说，稍具一般知识或稍经考验，即可膺选；至于自费生，一旦有了经费来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无计划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国急需的是有某种技能的应用人才，学问高深的专门人才可以慢慢培养，于是，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产生，形成了留学的主流。在日本甚至出现了学习几天就毕业而发给证书的学校，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殊学校，被人们讥为“学店”或“学商”。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在一份奏折中也谈到了这一令人忧虑的情况：“日本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设者如成城学校等三四处尚称完备，然不完备者则不下十余处，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由学生自定者，迎合学生之意，学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学堂之不可恃也。”
自1905年后，日本的舆论对于速成教育开始加以批评。早稻田大学教务主任青柳笃恒，首先起而指责，批评教育以习速成为主的弊端，并指出日本教育界主张速成教育的不当。他希望尽快停止速成教育，以培养完全有用的中国人才。在中国方面，1906年清政府曾举行奖励归国留学生出身的考试，参加考试的100人中，留日生占80%以上，但考中进士的全是留美生。于是清政府作出规定，凡是留日回国生，没有总监督的证明书者，不能报考奖励出身，也不能充任各省官立学堂教习。1906年8月7日，继限制留日学生资格后，又规定除法政大学现设的第五班暂准送学外，其余一律停派速成科学生。日本各学校也规定停止普通教育及速成科。从此以后，留日学生在量方面逐渐有所减少，1907年为10000人，190
9年为3000人，1912年为1400人，但在素质上相对得到了提高，后来参加奖励出身考试中，留日生在最优等和优等的数量上又占了绝对优势。
这些清末留日学生，生长在中国闭塞凋零的环境中，一旦踏上近代化颇有成就的日本国土，感到一切都是新奇与进步。长崎是留日学生航程中的第一站，到处呈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日本的男女学生着新装，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并肩携手唱着歌儿走入学校的情景，使他?们感慨万千，并痛感自己祖国教育的落后和不普及。湖南学生周家纯在一封信中这样说：“自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并，及达东京，益怦怦不能自持”，他没有料到当年曾向日本传授了大量文化的中国，如今已灾难深重，面临亡国之危，“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这些感触，道出了所有留日学生当时的心态。
中国学生赴日，最大的目的是吸收新知，其注意力与最大的感触是日本的教育。当时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各市各町无不遍设学校，即使是穷乡僻壤，也比比皆是学堂。留日学生曾这样比喻道：“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日本4000万人口中，能阅报作读书札记的就有3000万人，留日学生们一致感叹，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如今已远远落后于亚洲小国日本了。那时日本的书店很多，仅东京就有1000多家，买书的人非常踊跃，出版的新闻杂志，每天约有一二百种，这是日本开通民智、富国强本的主要原因。梁启超曾说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大多数学生一到日本，除急于学习日文并准备考入学校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据许寿裳回忆，当时他与鲁迅常去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和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鲁迅购日文书很广，不仅教科书，而且如拜伦、尼采的诗、希腊罗马的神话等都买，每次从书店回来，都把钱花得精光。
这些在国外的青年痛感祖国的落伍与危机，他们刻苦自励，勤奋好学，吸取认为对祖国有用的一切新知识，如军事、警察、政法、师范、工业、商业、农业、建筑、铁路、测绘、物理、化学、医学、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几乎占了当时日本各学校开设的全部课程。湖北学生李书城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激动地说：日本“凡政治、法律、陆军、教育、农、工、商、医及社会各实业皆有学校，又先授以普遍的知识，使知识不偏于一隅。凡此学校，我国之留学者皆得入之，诚哉为学问、竞争之大市场也。夫人抱爱国、爱同胞之志，而学问不足以辅之，则是龙无鳞甲，虎无爪牙，凤无羽翼耳，岂能望飞之博之舞之耶？诸兄诸兄，曷无奋然而起也？”对于留日的学生们来说，他们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紧张。喻培伦到日本后，初入警监学校，后进经纬学校，再改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早七点起，晚十二点睡，夜以继日地学习，同时还积极设想在家乡发展陶瓷、制糖、缫丝、火柴、电气等近代工业，表达了渴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黄遵宪在日本留学时，每周上33节课，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十点半就寝，放了暑假仍是“六时起，十时睡。上午看英文、《沙翁文集》、《鲁宾逊漂流记》；下午练习日文、日语。灯下作英文日记”。晚饭后他一般要读日本杂志、中国报刊、《通鉴》、《左传》及一些小说。同时还抽空译《自治要义》、《自治精髓》、《法律进化论》等，足见功课之多，涉猎之广，
好学之勤。鲁迅在致蒋抑卮〔zhi支〕的信中，谈到了他在日本生活学习的情况：“今此所居，月只八丹。人哗于前，日射于后。 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德意志)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
留日学生中，年龄小的有七岁幼童，长者有七十老翁，学生们各自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更言欧美之政制文治者。”这种情况不足为怪，当他们踏上异国世界，目睹资本主义的文明，感受资本主义情调，难免为之惊讶、迷惘、倾慕。他们对于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辨识的过程，向日本学习什么，还需要经过一番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更需要在这一探索中选择。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辨识、思考、探索的过程，大多数留日学生才抱定了一个信念：“ 5180." >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于是，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成为了多数留日学生对祖国的贡献。藏书网
1900年，留日学生100多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部分会员创办了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如卢梭的 href='1584/im'>《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密尔的 href='1581/im'>《论自由》，斯宾塞的《教育论》等等。1901年留日学生又在东京发行《国民报》，它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自诩，以“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己任，号召人民抛弃“奴隶思想，起来反抗二千年专制政体，争取国民天赋权利。”它从各方面阐述国民的权利，要求提高国民的自觉的责任感：“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国民。”在《国民报》第二期刊载的《说国民》一文中，将“国民”和“奴隶”作了比较：“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在这里，留日学生们已经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从精神上使自己变得近代化起来，以形成新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使中华民族获得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
留日学生们还开展了大规模的译书活动。当时的日本，几乎是西洋文化的橱窗，从日本吸收西洋文化，以了解世界潮流是一个捷径。于是一些专业性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译辑社、国学社、东新译社等产生了，据统计，从1902年至190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书籍共约533种，其中译自日文书籍为321种，占总数的60.2%，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法政、军制、商务、教育、史地、数学、理化、测绘、外交、矿务等等。 甲午战争之前，国内提倡洋务运动，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方仅在科学技术上优于中国，所译的外国书中70%以上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类。1895年后，维新运动展开，提倡变法图强者认识到改革应从内政着手，借鉴西方的社会制度，因此所译书籍转而偏重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且内容绝大多数与法政有关。据统计，1880至1904年，译自日本的2204种单行本图书中，社会科学占697种(32%)、史地257种(11%)，而自然科学只占267种(12%)，这些译著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帮助中国人民了解新思想、新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从整个新文化的历史看，开始时因为有留日学生的转译、鼓吹和介绍，使得新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以后又在留日学生的精心培育下，产生了文学革命。五四以后，在留日学生的努力下更加巩固了基础，得到发扬光大，其中鲁迅、郭沫若等留日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如话剧的传入也出于留日学生之手。19世纪末日本戏剧界从欧美引进了话剧，留日生李叔同等接触这种戏剧形式后深被吸引，并于1906年发起留日学生成立了春柳社，组织一些戏剧爱好者学习排练，还在日本公演了 href='2083/im'>《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话剧，后来留日学生回国，话剧传入国内并在中国传播开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是其中的中坚分子。在教育方面，留日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学制系统，整个是从日本学制抄来的；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了张之洞附加了自己的几分经古教育以外，也几乎是照抄日本。直到1912年至1913年所颁定的学校系统(壬子癸丑学制)也是照日本学制制定的。这种模仿和取法显然是通过留日学生之手，因此中国的新教育，由开始到后来有惊人的发展，直接间接都与中国的留日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从反帝爱国到反清革命
这一时期，留学和救亡已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股爱国热潮冲击下，凡是有损中国国格的行径都会使留日学生们痛心疾首，奋起反抗。日本警察无故搜查宏文学院学生的行李，留学生们感到这是对弱国人民自由的剥夺，不少人心情沉重，彻夜不眠。于是议论纷纷，互相串联，准备以全体退学相抗议，后经多方劝导解释才平息下来。靖国神社展览中陈列有许多甲午战争中的“战利品”，这引起了中国学生的愤怒，他们聚众大闹，将陈列品打翻在地。参观大阪博览会，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中，而台湾当时为日本所霸占，他们敏锐地感到这是日本把中国福建视为其势力范围的举动，坚决反对，经过激烈交涉，终将这些产品迁出。东京卧龙馆在“活动写真”展出活动中丑化中国妇女，参观的中国留日学生以退场相抗议，宋教仁还与另一学生站在入口，劝诫中国人不要进去，并请人写了条子贴在门口告诉大家原委。该馆的管理人员不让张贴，双方争执起来，宋教仁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有展览的
自由权，但我们有不让中国人看的自由权，你们侮辱中国，中国人就要抗议。结果该馆馆主无言以对，只好赔礼道歉。成城学校开运动会，张挂各国国旗，唯独没有挂中国国旗，几百名留学生痛哭流涕，一致抗争，并明确表示不挂出中国国旗就别想开运动会。经过长时间抗争，最后迫使校方挂起了中国国旗。青年鲁迅留日期间学的是医学，但是，在一次上微生物学课时，幻灯片上放出日俄战争期间屠杀中国人的场面，画面上居然还有一群中国人麻木不仁在围观，这种病态的毫无民族意识的世态，促使鲁迅决定用文学来唤醒民众，他说：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留日学生中激昂的爱国情绪很快在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中发展到了高潮。1900年，沙俄出动17万军队武装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到190藏书网3年4月，侵驻东北的沙俄军队不仅拒不按期撤出，反而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公然叫嚣要将东三省纳入俄国的版图。这一消息传到日本，留学界群情激愤，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4月29日，留日学生500多人在东京集会，倡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前线。青年学生纷纷签名，抱定为国战死、马革裹尸的决心。仅一天时间，签名者达130多人，于是正式宣布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并制订了12条规则，要求在清政府领导下抗击沙俄。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已变成了洋人的傀儡，爱国有罪，救亡问刑。它把留日学生的拒俄活动视为犯上作乱，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取缔。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向端方致电云：“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200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同时，清廷又密谕各督抚：“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防备……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从反面促进了留日学生的觉醒，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建立救国的新政府，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就这样，拒俄运动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从bbr>爱国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夏天，孙中山从美国来到日本，留日学生专派代表百余人到横滨迎接，8月13日又在东京专门召开空前盛大的欢迎大会，爱国青年们逐渐集合到孙中山的旗帜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之中。
留日学生们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当时留日的各省同乡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河南》、《四川》、《洞庭波》等等。1903年后，这些刊物一致鼓吹革命，宣传反清，时人讲这时的情况是：“在日本各省留学生，均有留学生会，会中必办一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这些刊物中，1905年11月创刊的《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为总纲，在抨击清政府、鼓吹反清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方面成绩卓著，由此引起了清廷的切齿痛恨，一再加以防范，但留日生们还是巧妙地将它不断输入国内，有的将封面换上“心理学讲义”的名称邮寄回国。他们还编写了大量的图书，为反清革命提供精神武器，其中以邹容写的《革命军》和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在《革命军》中，邹容宣言道：
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不可不革命。
《革命军》文字浅显，出版不久销路极佳，它不仅对革命青年产生了启发和鼓励作用，对一些置身于革命阵营以外的知识青年影响也很大。胡适青年时代曾受此感染，他回忆：“有一天，王君借来了一本 90b9." >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正在传抄《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陈天华的《猛回头》与《警世钟》用语通俗，言词悲慨：
或排满，或革命，舍死做去，
孙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字字句句，掷地作金石声，具有巨大的革命感染力。湖南留日生杨源濬一次就从东京带《猛回头》7000册回国，这些小册子很快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两湖学堂和新军军营，对促进各地武装起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5年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高潮，又过了六年，便爆发了埋葬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在此期间，留日学生成为骨干力量，据统计，从1905到1907年，同盟会为数可考的会员有379人，其中354人是留学生，占93%，而绝大多数是留日生，如黄兴、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秋瑾等还主持同盟会的工作。为了将革命推向全国，许多留日生放弃了学业潜回祖国活动，他们组织和参加武装起义，不少人血洒疆场。徐锡麟、秋瑾分别在安庆和大通起义中英勇就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八名是留日学生，他们之中，日本千叶医学校学生喻培伦，起义时胸挂一筐炸弹，一人当先，歼敌甚多，直到重伤被捕，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慷慨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林觉民抛妻别子奔赴战场，不幸受伤被捕，凛然就义，他给爱妻写的绝笔书 href='/article/3248.htm'>《与妻书》，血泪交织，英勇悲壮，展现了一个革命者为国献身的伟大胸怀，至今仍广为传诵。辛亥革命十年后，孙中山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对留日学生的贡献作了非常公允的评价，他说：“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正是爱国志士们前仆后继，才使得我们的民族屡遇危亡而没有沉沦、历遭浩劫而能够振兴。
第一节 勤工俭学的兴起
(1)俭学风与留法俭学会
1901年，李石曾、夏坚仲、张静江等人官费赴法留学。两年后，李石曾的好友吴稚晖由于宣传反清，被清廷追捕，亡命英国，他与几名留英学生一边做工，一边求学。1907年，他赶赴法国巴黎与李石曾等人汇合在一起试验节俭生活。同年，蔡元培与同学数人自费赴德，实行俭学。在这些人的试验倡导下，一股俭学风在留欧学界兴起。而当时的中国教育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很落后的，广大青年求学就业的要求远远不能得到满足，对去法国留学很感兴趣，认为法国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理论的摇篮，资产阶级文明的样板，要建立共和国，向国内输入世界文明，必须去法国留学。但政府财政紧张，无法官费派遣，于是1912年2月，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该会的宗旨是：“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办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规定“自往留学者，或尽义务于本会者，无论男女少长均得为本会会员。”会约中还提出入会会员要填写入会志愿书，要遵守会中的纪律，如不狎妓、不赌博、不吸烟、不饮酒、不做一切丧生耗财之事。同时会员要承担会中的义务，准备一定的学费，还讲明了赴法留学的程序、所学课程、所需衣物以及注意事项等等。俭学会主要任务是负责向想要赴法俭学者做介绍和联络工作，会址设在北京，只有一间办公室，室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俭学会成立后，编印了《法兰西教育》一书，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指一般的小、中、大 5b66." >学)、科学教育与文学教育(即文科和理科学校)、卫生教育与实业教育(包括医科、农业、工业、工程)、美术教育与音乐教育、教育学与群学教育(系指师范学校和社会学校)等内容。介绍了法国教育的情况。1912年5月15日，《北京日报》刊出了俭学会的特别广告，欢迎青年入会。上海的《民立报》也刊出了吴稚晖的《答友人同学留法俭学会书》，宣传说法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民智民气先进之国，社会风气简朴，科学文化发达，要向西方学习，以留学法国为最合适，具体办法是俭学式留学，每年仅用五六百元钱，是留学英美费用的1/3，以此为动员广大青年赴法俭学大造舆论。
为了落实留法俭学会的工作，由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吴玉章、张继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由齐如山主持校务。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大力支持，并专拨一校舍给他们。这所学校除华人教师外，法国人铎尔孟自愿担任教师，凡俭学会会员均可入此校，以六个月为一期，期末进行考核，及格者发给证书，定期赴法。每个学生可在学校预备一至二年。学校所开课程为法文、中文、算学及应用学识，旁及公共卫生及欧洲风俗９９ｌｉb.。该校实行男女同校，学生要遵章守法刻苦求学。为养成勤俭的习惯，“校中同学皆轮流值日，自操工作，除庖人以外，别无佣工”。学校有严格的纪律，注意改良气质，造成纯正的品格。1912年5月26日该校正式开学，招收了郑毓秀、徐海帆等60多人，到11月底，这些学生完成预备学业如期毕业，取道西伯利亚乘火车赴法留学。1913年6月初，第三班学生20余人又完成预备学业，踏上赴法留学的征途。与富家子弟相比，许多较为贫苦的青年成了留学生，这在中国影响是很大的。在1913年这批俭学生中，有北京贫儿院两人，一个叫张守正，一个叫杨宏远，都刚12岁，另外还有北京平民学校两位女教员。出发那天，平民学校有40多人前去车站送行，他们唱着自编的歌曲，气氛隆重热烈。
第二批俭学生到法国后，分别进入普通中学和实业学校俭学。当时留法俭学会发起人的计划是很宏大的。据吴稚晖说：“昨日与校中主持人齐如山先生闲谈，在发起人张静江、李石曾、汪精卫、褚重行先生之意：彼等在法国，希望于五年内，将有3000学生由俭学会西去。”留法俭学会的工作对推动赴法俭学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后不久，四川由吴玉章、黄复生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在成都也办了一所预备学校，方法与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大致相同；上海由吴稚晖、张静江发起成立了留英俭学会。在留法俭学会的组织下，短短几年留法人数达120多人，还有举家赴法俭学的。后来，留法工作由留法勤工俭学会来进行。
(2)华工教育的开展
1909年，李石曾、齐如山等人在巴黎创设了中国豆腐公司，所生产的豆腐很受法国人士欢迎。后来，李石曾从家乡河北高阳招来工人30多人进入他创办的豆腐厂生产各种豆制品。当时这些华工只念过小学和私塾，不懂法文，工艺知识也很差，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进而提高劳动效率，李石曾便让他们白天做工，工余组织他们学习法语和科学知识，这样华工既有了经济收入，又提高了工艺水平，尤其是了解了当时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各种社会思潮，这是在国内所不能达到
９９ｌｉb?
的。1913年法国地浃泊人造丝厂需要工人，由齐如山以“劝工公司”的名义，从国内招来48名工人。到厂后他们白天做工，工余学习，效果显著。这种被称为“以工兼学”的制度得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赞赏。他们参观了该厂，并写文章介绍这一做法，认为“以工兼学”有能使华工开阔眼界、受到教育、学到技术、赚到金钱等八大好处。这一制度为家境贫寒而又想外出求学的青年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也就在这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的法国急需大量从事生产劳动和后方勤务的工人，于是提出在中国招募华工，北洋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李石曾趁机以俭学会名义同法国招工局谈判，并达成协议由俭学会代为向国内招工，并提出了四条招工条件，其中规定：华工与法国工人必须同等待遇，须设工人教育。法方同意了这些条件。而此时，在法国的俭学生李广安、张秀波等人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把“俭学”和“以工兼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勤工俭学”的口号，并在1915年6月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该会会员中，以工求学者为实行会员，资助以工求学的为赞助会员。此会一成立，入会者很踊跃，最多时达近千人。勤工俭学会广泛开展宣传和华工教育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出版了《勤工俭学传》，每月一期，用中文和法文刊出，内容为介绍艰苦劳动自学成才的名人事迹、宣传勤工俭学的意义。还发行《华工杂志》，每月两期，反映华工的呼声，宣传开展勤工俭学的重要性，月发行量达二三千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数年，陆续赴法的华工达15万人之多，他们到法国后，有的修路，有的运输粮食弹药，有的在工厂制造枪炮，有的挖战壕，有20000多人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法国工厂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比较先进，而大批华工的知识水平较低，工作起来困难较大，加上语言不通，写信看报、记账交往等都不方便，于是在法方的协助下，开展了对华工的教育。教育以业余为主，形式有以下几种：
a 在华工的居住地开设补习学校，学习中文、法文及机械知识，教师大都由留法的中国俭学生担任。这样的学校后来发展到20多处。
b 在住所及厂内开课讲授，每天工作七小时，上课一小时，不扣工资，教员多是本厂重要的工程师。学习工厂管理，组织效率及机械、冶金、钢铁的性质，英文等课程，仿照大学制度。一些有条件的工人还组织起来，集体聘教师直接到宿舍授课。
c 成立华工学校。华工学校由华法教育会与留法勤工俭学会合办，于1916年4月3日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24人，都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华工。课程设法文、中文、算学、普通理化、图画、工艺、卫生、修身与公共组织等科。蔡元培编辑了德育和智育讲义40讲。法国政府对此十分支持，专拨校舍，并每年给予一万法郎的经费。
华工教育的逐步展开，使勤工俭学从理论宣传转到了实际行动，并逐渐得到发展。广大华工“以勤工之积储，为求学之资斧”，集工学于一身，显示了“亦工亦学”的强大生命力，为赴法留学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到法国去
随着大批华工涌向法国，国内不少青年也纷纷要求赴法留学，留法勤工俭学会渐渐不能适bbr>..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迫切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办理诸如安排住宿、介绍学校、联系做工等事宜；同时，由于这些工作要经常与法方打交道，又很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协助，而十多万华工来法，法国政府也不能等闲视之，要积极帮助安置妥当才对法国社会有利，加上华工们的劳动为法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法方渴望能有这样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法。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法双方经过协商，筹组了华法教育会。1916年3月29日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召开了发起会，推举了干事，通过了会章。6月22日，召开了华法教育会成立大会，大会根据对等原则推举欧乐(法)、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法)、汪精卫为副会长；辈纳(法)、法露(法)、李石曾、李圣章为书记；宜士(法)、吴玉章为会计，确定会所设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具体开展三项工作：
(1)编辑出版中、法文报刊书籍以传播法国新教育；
(2)联络中法学者，在中国创设学问机关、介绍中国学生来法留学、组织留法工人教育、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或讲习班，并组织法国人到中国去游学；
(3)发展中法两国经济关系，促进华工教育组织的发展。
华法教育会成立后，一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总枢纽机关，介绍国内青年赴法，联系入厂入校，发放维持费等，都由它负责。
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返回北京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再版了《勤工俭学传》；编印了《旅欧教育运动》一书。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沿革过程和赴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成了赴法必备的入门书。1918年前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大力宣传推动，国内各界名流纷纷捐款资助，各地也纷纷成立华法教育会分会，其中有北京分会、山东分会、上海分会、四川分会、湖南分会、广东分会、福建分会、陕西分会等。同时，上海、成都、长沙等地的留法俭学会也恢复活动。如1919年12月由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会所设立了一所周南女校、一家巴黎豆腐公司。该会宣称以赴法勤工俭学、回国振兴实业为目的，奉行工读神圣、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并进的信条，吸引了很多有志女青年。上海留法俭学会还专门设立了招待所和俱乐部，负责接待各省候船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各分会还办起了各种类型的留法预备学校，为赴法留学提供了基础保证。
1917年6月，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重新组建并于8月份正式开学，当时有70多人入学。之后，北京、河北、成都、重庆、长沙、上海、福建、安徽、天津等地都开设了此类学校。
留法勤工俭学高潮的出现，与当时爆发的政治运动和青年学生对新思潮的追求也有密切的关系。当留法勤工俭学酝酿和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国国内则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大潮下，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都涌进中国，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和影响，其中工读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1918年11月，作为留法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他希望青年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袴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一言以蔽之，就是“劳工神圣”。在五四运动前后，“救国”、“改革”、“劳工神圣”这些呼声日益高涨，诚如《民国日报》所言：“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浪声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
不掉要讲几声。”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泛劳动主义的“人人皆应劳动”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为思想基础，揉进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实业救国论，形成一种工读思潮。这种思潮具体提出了用工与读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的办法来消灭劳力与劳心的差别，进而改造社会。工读思潮很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席卷开来，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在1919年5月成立了工学会，实行工学主义，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课余则从事劳动，如进行照相、刻字、打字、雕刻，或当木工、金工等，他们办起了《工学》月刊，大力宣传工学主义。1919年底，王光祈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募集一笔钱，成立了“工读互助团”，有几十个男女青年参加，实行半工半读，在北京大学等校举办了“素菜食堂”，并从事洗衣、装订及制造小工艺品等活动，工余分别到各校听课。王光祈认为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希望这种方式能不断扩大开来，使整个社会人人都能做工和读书，实行“平和的经济革命”。此后，天津成立了“工读印刷社”，上海成立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南京、武汉、广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他们的实践虽然没有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尝试，但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者因以大增”。李维汉曾回忆道：“由于我们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
.9９ｌib?
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图书馆主要陈列这些书刊，因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标榜无政府主义)，对于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这是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走向高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李大钊这样宣称“今以俄人庄严灿烂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这批知识界精英把目光敏锐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情况下，北洋军阀政府视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并严加封锁，因此，直接到俄国去是不可能的，到靠近俄国的法国则成了革命青年向往的目标。吴玉章在1920年3月5日送别四川赴法勤工俭学生会上说：“俄国革命党人无不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可见赴法不仅仅是学习科学文化，也为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经验。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偕25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京。这批青年在蔡元培等人帮助下被编入长辛店、保定、天津三处留法预备班学习。这25位青年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在校开始了上午做工、下午学习的勤工俭学生活。毛泽东还四处奔走，为即将赴法的会员解决旅费，并根据华法教育会的要求，亲自制定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计划，又提议派人先去法国联系和准备。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大力支持推动下，这批湖南青年于1919年下半年陆续赴法。到留法勤工俭学全盛期，湖南青年赴法人数达300多人，占留法人数的1/5，成为一支主力军，其中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瓒、向警予、徐特立、蔡畅、李富春、何长工、萧三等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1920年末，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也到了法国，在这前后，一批向往追求马克思主义、走苏俄道路的革命青年，如四川的赵世炎、陈毅、邓小平、聂荣臻，贵州的王若飞，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江西的熊雄等，均先后来到法国，投入到勤工俭学行列之中。据1921年12月8日和15日的《时报》报道，到1920年，留法勤
工俭学的人数为1600多人，其中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福建89人，浙江85人，河北147人，江西28人，河南20人，江苏69人，安徽40人，湖北40人，山西28人，陕西九人，贵州九人，广西七人，云南六人，辽宁五人，山东15人，还有不明省份者100多人。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达470多人，其次是各种法文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有300多人，此外是师范生、大学生、小学生、农工商、路矿、医学等职业专门学校毕业生，也有留日归国生。这些人中，有的当时在国内是中小学教职员、记者、商人、军官、医生、工厂实习技师等。从年龄上看，最多的是21岁至25岁的青年，其次是16岁至20岁的青年，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到法国上中学勤工俭学时已54岁，徐特立、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等已40多岁。徐特立当时在湖南已是有声望的教育家，被几所学校争着聘请去担任教职，同时还兼任湖南孤儿院院长，经济收入很可观。像他这样的人物，对于勤工俭学运动，赞助赞助就是有力的支持了，但他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赴法勤工俭学，拿他的话来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他的行动确实震动了社会。留法生中，最小的是王树棠，仅十岁，何长工、唐灵运、熊信吾等也是十多岁，此外还有蔡畅、向缚，加入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正因为这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成了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
第三节 风涛万里向巴黎
从中国出发踏上前往法国的征程，一路上是非常艰苦的。最初赴法留学的人大都走陆路，即从北京乘火车，经沈阳、哈尔滨到达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经华沙到巴黎，中途换车八九次，乘快车要12天，慢车则半个月，非常劳累。十月革命爆发后，由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封锁和白匪高尔察克的叛乱，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后期的赴法留学生都改走水路。他们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越南的海防、西贡到新加坡，再经科伦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从塞得港到达法国的马赛，然后从马赛转乘火车去巴黎，一般长达45天，而勤工俭学生多数是乘统舱。当时徐特立和他的同伴乘法国货轮“波多斯”号赴法。他们被安置在船尾，各用一张椅子充当铺位，上面支一张帆布，算是遮阳挡雨的顶盖，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邓小平等84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于1920年9月11日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
９9lｉｂ.，“中国学生花100元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这船本来没有什么四等舱，只是为了照顾贫穷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而临时设的。所谓四等舱，就是货舱。半明半暗的船底里，到处堆放着各种货物。没有什么设备，学生们就住在双层床铺上。舱内空气非常恶劣，天气闷热，臭虫又多，蚊子肆虐，许多人就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消磨时间和睡觉。有时风平浪静，可以饱览海上风光。有时狂风大作，巨浪劈头打来，就使人头晕目眩。”
大多数留学生初到法国，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起居。有的学生在待工期间不得不到巴黎工厂、车站、码头、饭馆、家庭临时找一些事来做，整日奔波在外，十分劳苦。那些住在华法教育会大院布棚里的待置青年，冬天一到，酷冷异常，不少人受冻致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仍坚持着，以坚强的毅力，接受着生活的磨练。
入厂勤工的学生，因其技能和体力情况分成几类。第一种是实习性工作，每日工资12法郎，干这种工作的人，虽具有一些技能，但需提高，有边干边学的性质。第二种是技能性的工作，每日工资12—15法郎。第三种是熟练工，每日工资10—17法郎，干这种工作不需要多少技能，但要有体力。第四种是学徒工，每日工资二三法郎。第五种是文字工，每日工资10法郎。无论什么工作都不超过八小时，但工作条件很差。1920年冬，赵世炎、邓小平、陈毅、李季达、许祖熊、刘伯坚等100多人相继进入法国克鲁梭来德钢铁工厂，大多数做繁重的杂工。如做翻砂工的，下工藏书网时如初出监狱的囚犯，面容憔悴。在轧钢厂工作的，高温之下，汗流如雨，满脸污黑，疲惫不堪。由于条件恶劣，学生生病、去世的情况相继发生，如四川学生安子初在化工厂劳动时中砒霜毒而死。不到两年，客死异国的就有61人。留法学生大多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除正式工作外，他们还搞些班外劳动。何长工回忆说：“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我们一心想多赚几个钱，寻找机会好读书。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他们半夜起来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他们到火车站、码头去上货、下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他们到街上倒垃圾，到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推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和泥、打扫工地、清理垃圾。在法国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起南锡，西到翁热；北起第厄普港，南至尼斯和图卢兹，几乎到处都有留法中国青年在那里挥汗劳动。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取得的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有了一定的收入维持生活和学习；其次是程度不同地学到一些技术；最主要的是同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体力劳动，使大批知识青年受到了锻炼，并在劳动实践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虚伪的民主。他们说，通过参加勤工实践，“才辨别出来，工人与资本家是两个阶级，一上一下，一压一抗，彼９9liｂ?此相争不让而成的阶级斗争”。陈毅曾这样谈自己的感受：“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于是，这些青年纷纷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革命救国之路。
在学习上，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过法语关。虽然经过一天的劳动，非常疲惫不堪了，但晚上仍要听三四小时的法文课。徐特立在法语补习班上是年龄最大的学生，他记忆力不如年轻的同学，但他一点不气馁，学习十分刻苦，有时睡梦中也不停地念法文。他在给老友姜济寰的信里说：“一日做工六时，上课二时，寄宿舍距工厂约二三里，一日往返四次，费一小时余，归舍做饭吃饭，尚须一二小时，晚间要预备法文，无片刻暇。”年纪大的徐特立尚且如此刻苦认真，年青的学生则更是毫不松懈了，王若飞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表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 上午 | 五时起床 |
|---|
| 五时半到六时半 读书 |
| 六时半后吃咖啡入厂 |
| 七时至十一时半 做工 |
| 十一时半至十二时半 午餐 |
| 十二时半至一时 阅书 |
| 下午 | 一时入厂 |
|---|
| 一时半至五时 |
| 做工五时至六时 |
| 晚餐六时半至九时 |
| 读书九时半后 睡眠 |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算出，王若飞每天做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睡眠七小时，吃饭和休息仅四小时，是非常紧张的。由于具有积极主动的求学精神，勤工俭学生们虽然学习时间少，但收效却是很大的。
当时的法国教育实行双轨制，勤工俭学生们基于学历和经济所限，大多数人是进入法国的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据1920年的统计，入校俭学的600多名学生中，进
入普通中学校的有522人，进入工业实习学校的27人，农业实习学校七人，高等农业学校八人，电气学校三人，无线电学校21人，造纸专门学校二人，医学校二人，飞机学校三人，进入巴黎大学的仅有四人。中学和实业学校的修业年限为三至五年，每天上课六小时，自修实习两个半小时，相当紧张。为了加强对中国学生的培养，一些学校专门把他们编班补习法文，其他科目及平常的生活和活动都和法国学生一起进行。对于编成班的中国学生，学校专门选派最好的、最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任教，并找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帮助中国学生学习。教师批改他们的作业也特别细致，并在教学中采取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办法，固定和几个同学谈话。帮助中国学生的法国同学，也随时照顾他们的日常活动。法国的教育比较注意实物与形象教育，学校里课外活动比课内活动多，大约1/3是课内活动，2/3为课外活动，如讲机械要到工厂实地参观操作，讲化学要动手做各种实验，讲飞机要参观飞机场，还经常做防护演习。学校还常用参观、旅行等办法来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生活。葡萄节到来的时候，学校放假，组织学生到乡下去收葡萄，法院审理案子也让留学生们去旁听，其他的参观访问，也给中国学生发票。这对他们增加社会知识、了解法国
国情是大有帮助的。何长工回忆说，“学校玩艺很多。春夏之交，有运动会，秋冬之交，也有运动会，一年两次，还有恳亲会、校庆会、游艺会、同乐会、联谊会等等。有时还为中国同学办讲演会。”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异，据1922年12月13日《时报》报道，近几年很多中国青年顺利从工业实习学校毕业，不少人考入了中等工业专门学校，这些入校俭学的学生每年平均分数都得第一，获一等奖的也屡见不鲜。如这一年里昂国立音乐学校与美术学校获一等奖的都是中国学生。他们的事迹，受到法国人民的称颂，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第四节 斗争中成长
1920年下半年起，勤工俭学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许多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军人们纷纷退伍，劳动力严重过剩。而这时，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数量却在猛增，许多人在国内预备不充分就来到了法国。他们经济无来源，谋工无技能，年龄小，文化低，增加了安排的困难。当时，不少人住在华法教育会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几十个人挤在一起，躺下去动也不能动，翻身还得喊口令。冻饿交并之中，有的病倒了，有的甚至死去。虽然国内一些团体为资助勤工俭学生而募集了一些捐款， 53ef." >可是这些捐款汇到法国后，迟迟不见发下来；且以需要补助的学生人数有待登记为由拖延。实际上，这些捐款的大部分已被华法教育会的一些负责人私吞了。这引起了留法学生的极大不满。1921年1月，蔡元培来到了法国，由于受一些人蒙蔽不明真相，到法不久就连续发布两个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顿时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恐慌，他们已面临了绝境，有的甚至以跳河自杀来抗议这一决定。为了互助自救，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积极四处奔走宣传，并推举代表与中国在法官员商议，促使驻法公使陈箓、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和留欧学生监督高鲁于1月28日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呼吁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问题。然而北京的北洋政府先是以中央财政困难，已让各省设法接济为搪塞，接着又发出了将无力自给的留学生遣送回国的指令。驻法公使陈箓等人立即成立起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善后委员会”，负责强迫留学生回国。法国一些学校也因学生交不起学费，纷纷将中国勤工俭学生赶出校门，学生们无路可走了，于是奋起反抗。2月27日，蔡和森、向警予等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会，一致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要求北洋政府以四年为期每年补助每个学生400法郎，同时号召在巴黎和巴黎附近工读的学生，第二天到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请愿。28日一早，400多名青年陆续到达公使馆，他们派出11名学生代表去见陈箓。在学生们的压力下，陈箓答应在公园接见全体学生。下午，陈箓到公园与学生见面，一口回绝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并声称学生是华法教育会组织来的，公使馆对此概不负责等等。学生们见他态度恶劣，愤怒不已，揪住他便要打。这时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法国警察蜂拥而上，驱散了学生，将陈箓护送回公使馆，并扣押了四名学生代表。中法当局的行径，激起了学生的公愤。他们当晚继续开会，表示要斗争到底，直到被捕的学生获释和救济、工读等问题得到解决为止。旅法各界华侨也纷纷写信声援学生，并向中法当局提出抗议。这样，陈箓不得不请法国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四名学生。这场斗争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影响很大。这之后，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终于拨出一笔捐款资助学生，每人每天五法郎，以三个月为期。5月14日，中法双方协议成立了一个“少年监护委员会”，筹款90多万法郎，救济学生到10月中旬。
藏书网
时间过去一个多月后，又爆发了留法学生的拒借款运动。6月初，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朱启钤来到巴黎，协助随后来法的交通系头子吴鼎昌及驻法公使陈箓完成向法方的借款任务，借款数额为三亿法郎。北洋政府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这项交易对中国是一项很大的损失，所以不敢公开。但由于法国的银行家们在借款分摊上分配不均，发生激烈争执，法国官方报纸披露了这件事，因而引起所有的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华侨的愤怒，大家无不义愤填膺，痛恨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勤工俭学生联合巴黎的旅法学生会、华工会、《华工杂志》社等华侨团体，组成了一个“拒款委员会”，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款斗争。6月30日，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第一次拒款大会，会议发表了《拒款宣言》，宣读了关于借款真象的调查报告，揭露了这次借款的反动目的，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这一危害中法两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活动。会后，大家前往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陈箓拒绝借款，可是陈箓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学生和华工一气之下放火烧了使馆的门楼。随后，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人组织了一批代表去见朱启钤，质问他为什么要借款卖国，在代表们以铁的事实揭露下，朱吞吞吐吐承认了借款之事，并假意
表示把代表们提出的拒款要求报告给政府考虑。不久，朱启钤就偷偷到美国去了，借款之事由陈箓秘密进行。7月下旬，法国《巴黎时报》披露了借款合同将草签并且款项增至五亿法郎的消息，而且透露这笔钱要用于买军火打内战。旅法华人群情激愤了。8月13日，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在巴黎哲人厅再次召开拒款大会，并要求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不敢出席，只派他的秘书王恩曾到会敷衍。会上，大家纷纷发言谴责这次借款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祸国殃民，一致要求政府取消，并要王恩曾表态。王却蛮横不讲理否认借款一事，并出言不逊。大家气愤难忍，一拥而上，将他拖下台来痛打一顿，于是王才被迫代表陈箓在大家起草的《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随即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交法国外交部一份。在内外压力之下，北洋政府的借款阴谋被粉碎了。
持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胜利结束了。它显示了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侨、华工的巨大力量，但也引起了法国政府和部分主持勤工俭学的政客们的不满，尤其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人员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对勤工俭学生开始进行报复，在入学、经济、生活等方面卡留学生，重又把学生们推上了绝境。于是进驻里昂中法大学事件爆发了。
里昂中法大学原是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及中国国内筹集的部分经费，由中法两国政府合办的一所学校，创办的宗旨是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快竣工时，负责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却宣布只从国内招生(当然多是官绅子弟)。这引起了留法青年的愤恨，大家彼此联络表示反对。这年5月，向警予、蔡畅等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要求里大招收女生。五六月间，王若飞、邓小平、陈毅等243人签名致函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和国内有关人士，倡议里昂中法大学改建为工学院，以招收勤工俭学生入学，但这一倡议石沉大海。9月12日里大却贴出布告，宣布：里昂中法大学乃是培养教授的场所，入学者需有一定财力做保证，有相当毕业文凭，并且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这一通告激起广大勤工俭学生的无比愤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代表举行了代表大会，一致决议以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为惟一目标，同时还确定了三个信条：
(1)誓死夺回里昂中法大学；
(2)绝不承认部分解决；
(3)绝对不承认考试。
正在这时，传来了吴稚晖从国内招的120名里昂中法大学新生即将入学的消息，各地俭学生更是气愤之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迅速组成百余人的先发队，在先发队开赴里昂之前，王若飞等三名学生代表去见陈箓。陈表示大力支持，并慷慨发给学生代表2000法郎作路费。实际上，陈箓串通了法国当局，诬告先发队是“极端分子”，是“革命党”，要求警察去镇压。勤工俭学生们没有识破陈箓的阴谋，20日晚，他们便
９９ｌib.开赴里昂中法大学，第二天即与里昂中法大学主事褚民谊交涉，并要求拨出部分房屋暂住，均遭拒绝。大家一怒之下，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进驻里昂中法大学。125名先发队员冲进中法大学，占领了校内一座空楼，但是，事先隐藏好的法国警察冲出来把学生们全部抓捕起来，强行把他们送进一所兵营拘禁，并骗收了护照。消息传到巴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立即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但毫无结果。在陈箓等人的暗中唆使下，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125人，除赵世炎等21人逃脱外，剩下的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罗学瓒等104人被法国当局诬以“不经许可擅自入人室”、“侮辱市长”、“与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接近”等罪名，遣送回国。
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行动失败了，但它却促成了青年学生的团结，他们痛切地感到必须建立革命的组织，根本改造社会，祖国才有出路。一批优秀的青年从此走上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第五节 里程碑
在国内建党建团活动影响下，旅欧党团组织建立了。它在留法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活动，并由此涌现出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使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我国留学教育史上显现出特殊的性质。
早在1920年下半年，蔡和森等人就打算在旅欧学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他在给国内毛泽东的信中说，拟于1920年冬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两点一致的基础上，“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由于当时的时机不成熟，未能实现。1921年2月，巴黎党的组织成立了，有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陈公培、刘清扬等五名党员。这年底开始，赵世炎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并根据旅欧党小组的安排，积极进行筹备建立旅欧青年团的工作。经过赵世炎、王若飞的广泛宣传和积极奔走，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来自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的代表共18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组织的名称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同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秘密组织“中共旅欧总支部”，并出版刊物 href='8836/im'>《少年》(1924年1月改名《赤光》)。“中共旅欧总支部”和“旅欧少共”建立以后，王若飞、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一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他们建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党员和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出版内部学习专刊《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刊登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并设立了“华工运动委员会”，通过华工组织在华工中进行工作，为工人创办自己的刊物《工人旬刊》、《新工人》，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周恩来等人还经常深入到巴黎近郊华工比较集中的比央古地区，到工厂和华工居住的工棚同华工交谈，蔡畅还在华工夜校任过课。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在华工中成长起许多优秀工人干部和党团员，他们回国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9９ｌiｂ??９9ｌｉb.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宛如一个广阔的政治思想大舞台，尤其是在后期与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留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既有组织才能，又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新型知识分子，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赵世炎
、王若飞、蔡和森、李维汉等是他们中的光荣代表。回国后，他们纷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开了更大的步伐，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同志，后来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回顾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历史，从地主阶级开明之士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从戊戌变法的“学西学，鉴诸国”，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先进的中国人
在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千回百折，彷徨蹉跎，历时80余年，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虽然如此，但仍未真正使中国摆脱贫弱穷困的局面，一再重蹈改良主义的复辙。而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留学生们从西方取来了马克思主义“真经”，他们在寻找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奋斗历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节 走进红光里去
在苏联，以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培养各国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运动的开展。早在1921年春，在莫斯科就成立了东方大学，设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等。斯大林担任东方大学的名誉校长，苏勉斯基为校长。东方大学座落在莫斯科的马拉甫蒂洛 592b." >夫大街，是一座方块形的四层大楼。该校招生人数为300人至400人，学生的衣食住行等费用都由第三国际东 65b9." >方部提供。1921年春天，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经过化装前往莫斯科，共20多人组成了东方大学的中国班，由罗亦农任班长。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和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先后有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等人。
..
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东方
大学中国班及国内的黄埔军官学校所培养的干部已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引起了苏联共产党的重视。他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培养各国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决定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俄文名称为“孙逸仙大学”)，这一消息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1925年10月7日举行的国民党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根据鲍的阐述，这所大学归第三国际东亚部领导，实际上它隶属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大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报考。当时，处于合作期的国共双方都分别选拔了一部分青年前往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一部分是留欧青年(主要是留学西欧的勤工俭学生)中的党团员，如邓小平、傅钟、杨品荪等人就是被通知直接从法国赴苏联的；一部分是从国内选派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如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沈泽民、左权等。国民党方面也选派了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康泽、汪少伦、邓文仪等青年到中山大学学习。这些青年们满怀着奔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激动心情，开始了艰难的旅程。
1925年10月下旬，第一批赴苏青年在杨明斋和周达文的率领下，搭乘由上海开出的一艘苏联煤船出发了。旅途是漫长而又辛苦的，大部分人睡在船甲板下的统舱里，船上每天吃的是面包，大块糖，好多人吃不习惯，加上晕船，常常呕吐，十分难受。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正赶上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日，船上举行了纪念会，整个船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气氛。“在这次集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那悲壮的歌声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开始，我只是跟着哼哼，慢慢地也就会唱了。”当年的伍修权，内心充满的就是这样的激情。经过半?９9ｌｉb.个多月的航程，11月10日他们顺利抵达海参崴。由于苏联方面已有安排，青年们很快就乘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那时的火车还很落后，每节车厢安了个取暖的大油桶火炉，火车头要靠烧劈柴生火，每走几站就要停车搬新的木柴上车。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全靠停站供应。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7400公里，当时正值冬季，一片冰天雪地。火车外漫天飞雪，车内人人冻得哆嗦不已，整整爬行了两个多星期才抵达莫斯科。不久，由广州出发的第二批国内留苏生也到达莫斯科。第三批抵达的是邓小平、傅钟等来自法、德
..、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中国共产党青年。
第二节 在中大的日子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阿罗罕街，是一座很平常的四层楼房，教室、学习室、图书馆、食堂、宿舍、教职员办公室全设在里面。
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是位波兰出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学校里党的书记为工人出身的波兰人阿戈尔。1925年11月下旬，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当时的苏联共产党负责人之一托洛茨基
..主持了开学典礼，在讲话中他说：“一个俄国人，不管他是一个同志还是一个公民，只要他从今天起对中国学生递来瞧不起的眼光，或轻蔑地耸耸肩膀，那么他就没有权力自称是一名俄国共产主义者或是一名苏维埃公民。”体现了苏联党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这些中国学生到达中山大学后，首先就由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员同每一个人谈话，询问他们各人的姓名、籍贯、家庭成份、文化程度、学历和经历，曾读过什么书、参加过什么革命活动等等。同时，学校又向学生们发放了西装、外套、暖帽、衬衫、浴衣、毛巾、手帕、皮鞋、雪靴，另外，还有饭票、理发票、电车票、牙刷、肥皂、梳子等等，一切日常用品应有尽有。在伙食上，也尽量满足学生们的需求，学校当局为中国留学生每日开五餐，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白塔油、糖果点心等食品供应非常充足。学生们不但可以吃俄国餐，每星期还可以吃一两顿中国南方人爱吃的白米饭，餐后配有红茶。然而，对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各方面都还是很艰难的，当时莫斯科市的工人、职员或市民家里，黑面包是餐桌上惟一的食品。一个正在被饥饿煎熬着的国家，却如此慷慨地对待一个半殖民地弱国的学生，说明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亲近。这些，都令当年的留学生非常感动且印象深刻，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实行对亚非欧等地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无私援助政策，不能说不与当年中山大学及苏联党和人民的这种特殊影响有关。
这些来自中国，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不仅政治身分和观点不尽相同，文化水平也差距很大，大、中、小学程度都有，又全都不懂俄语，因此学校将学生编成了程度不同的几个班，每班约20多人。邓小平、傅钟等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如王稼祥、张闻天、吴亮平等11人英语基础较好的编为英文特别班，听教师直接用英语授课。其他同志则一边加紧学习俄语，一边靠几位中文翻译听取讲课。一些语言基础好的学生还一边学习一边当翻译，如邓小平当时在本班和其他班担任法语翻译。
中山大学是一个政治经济单科大学，不设置自然科学项目，以训练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为目标，学制以两年为期。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言课，俄语是最重要的必修课程；其次是历史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是校长拉狄克，他用历史事实驳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否认东方国家有自己的历史的错误论断，指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足以推倒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谓东方停滞和衰退的陈旧观念。其他课程还有列宁主义，用斯大林的讲稿《列宁主义基础》作教材；政治经济学；哲学；经济地理等。根据斯大林中国革命者应将军事放在首位的指示，学校还开设了军事学课，这门课程由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苏联红军高级军官任教。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军事研究室，室内陈列着步枪、冲锋枪、机枪、迫击炮、榴弹炮等现代战争武器，还有各种地形沙盘，用它们可以加深和巩固课堂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学校提倡教学相长，教师允许提问，课堂允许讨论，不同观点允许争论，鼓励独立思考而不强求表面上的千篇一律。这些，都是令中国学生耳目一新的。
20年代的莫斯科，各方面都百废待兴，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冬天，室外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中大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可以在此挑灯夜战。伍修权与王稼祥一同到达莫斯科，宿舍又相邻，伍修权回忆那时的学习情况和对王稼祥的印象：“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这批革命青年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因而学习十分自觉刻苦，像王稼祥和伍修权，经过不长时间的学习，就能为苏联教师上课担任翻译了。
中山大学还经常请一些革命家到校作报告，以提高学生的马列主义觉悟和革命理论知识。斯大林曾到校讲过话；李立三到莫斯科时，在中山大学作报告，介绍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情况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谭平山到中大图书馆为学生们介绍了国内农民运动的情况。讲西方革命史时，学校还请来一位80多岁的巴黎公社老社员，给学生们讲巴黎公社的经验。为了让他们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貌，学校组织学生们到苏联国内的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工厂、企业参观，参加莫斯科工人的政治集会，从许多工人代表的演说和谈话中，了解苏联工人阶级为促进世界革命、包括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努力增加生产、不断贡献力量的精神面貌。学生们还亲自参加劳动。伍修权回忆：“夏天，青年团组织到郊区的集体农庄参加收割庄稼。”“苏联集体农庄已经有一些大型农业机械，什么脱粒机、收割机等等，我过去都没见过，看了以后真是不?９9lib.胜羡慕，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呢？晚上，我们就睡在麦草地铺上，遥想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无限感慨！”王稼祥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兴奋地谈到这一感受，“赤旗盈空，雪天万里，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这里，升起了新世纪的曙光，它将照耀着革命青年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征服黑暗。
中国留学生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适逢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党内展开了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苏联报纸上公布了苏共中央同托派的不同纲领，中大的学生也卷入了这场争论。有的支持托派，有的支持斯大林。由于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托洛茨基占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列宁、斯大林几乎享有同样的威望，而且他能用英、法、德、俄几种语言进行演讲，具有知识分子气味，中大学生很多人欣赏他。从第一批学生到达莫斯科，直到1927年11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这一期间的中山大学也为此处于很紧张的气氛中，许多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斗争，有的成了学校中的托派头头；还有人因此受到开除党籍、团籍、流放和遣送回国等处分。
学生们身在国外，心里时刻惦记着革命风雨中的祖国，不断从苏联报刊和国内友人来信上，从新近赴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口中了解国内斗争发展情况，为北伐军的重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又为反革命势力的顽强抵抗和凶恶反扑而焦急不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大学生愤慨不已，大家聚集在大礼堂，声讨革命叛徒蒋介石。一身工人打扮的蒋经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声明，蒋介石“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但如众所周知，后来他也改变了立场。当时，大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然而，汪精卫政权也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时，中山大学成了一个旁流杂出的水闸，革命者涛鸣浪涌，冲得极前；徘徊者不能自定出流方向，在漩涡中颠危簸荡；反革命者希望水面平静，水下产生回流……1927年9月，中大开始让一些人回国。第一批回国的大都是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倒向国民党观点的人，有谷正纲、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之后，一些中共党团员也相继回到国内开展武装斗争，一部分中共党团员则进入苏联正规军事学校学习，如伍修权等11人于1927年秋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左权、陈启科等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则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
国共合作破裂后，随着国民党籍学生分批回国，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撤销中山大学，命令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原系孙文大学所改名，假本党总理之名，吸收本党同志及吾国青年，并于本党主义及政策妄加抵毁，是借本党之名行反叛本党之实，应速通电国内外，将该校名目取消，同时通令全国，不得再送学生前往。”而这时，原来的东方大学中国班也已并入了中山大学，只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入校学习。1929年，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秋，学校停办。从1925年到1930年，中山大学培养了约1000多名毕业生，有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这些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回国后，很快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正如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教授在回答美国赴苏联考察团团长的谈话(他说“约有6000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时所说的：“在俄国之中国留学生虽然只有600余人，但你要知道，美国之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只从事教书或实业方面的工作，而我们俄国之中国留学生600人毕业回国是要领导中国之政治——这是马列主义东方化的步骤之一。”
第一节 众心趋留洋
中华民国刚一建立，留学生便成了社会的宠儿。宋教仁当时直言不讳地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他所说的革命党，大多为留日学生。在有传可考的328名革命党人中，留日出身者达285人。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国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选出的50名委员中，留日学生达41名。后来的北洋政府时期，其第一届内阁阁员共12名，留学出身的就达10人，如唐绍仪、王宠惠、施肇基、段祺瑞、陈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新政权，急需一大批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这样，留学生们便被普遍地吸收到政界和实业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顾维钧在国外正撰写博士论文，就被邀回国任总统府的英文秘书，他感慨万分，“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国外回来便受到这样的殊荣，这实在是令人感到荣耀的事”。据1915年2月的北洋公报记载，在249名报考文官的留学生中，一次就录取了151人。其任用安排是：“超等”分发至中央各部以荐任
文职或技术职；“甲等”和“乙等”分发至中央各部学习一至二年后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丙等”分发至各省委任相当各职。待遇、职位、安排都是非常优厚的。?９9lｉｂ?
藏书网
即使不从政从商，从教亦是一条舒适的道路。当时的大学教授薪俸、地位都很高，而留学生们“出国一年或二三年混得一个学士招牌，也可以为教授”。这样，从客观上造成了一种趋向留洋的风潮。
同时，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文人学者大力鼓吹和传播西方的道德文化，抨击中国封建礼教和文化意识，吴稚晖、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社会上形成了趋同西方文化的大潮。
民国时期的一些世家大族，其族规与家规，甚至订立了章程，鼓励族中子弟出国留学。江西万载《张氏六支族谱·新议学堂章程》规定：“……废科举兴学堂，盖士子非学堂无进身之阶。吾族人材辈出，代有达人，世受国恩，亦当仰体作育至意以嘉惠后进。凡入各学堂肄业期满得毕业文凭，经奏准部覆奖励者，各色花红俱照科举旧章给发，……本省学堂肄业者每年给津贴钱贰千文，南洋肄业者每年给津贴肆千文，北洋肄业者每年给津贴八千文，东洋肄业者每年给津贴钱十六千文，西洋肄业者每年给津贴三十二千文。”
这一族规，从津贴钱的发放就体现了重视留学教育的措施，到西洋留学所得的津贴钱是到本省学堂学习所得的16倍！
福建闽西的中川胡氏家族，还专设“儒资谷”来鼓励子弟发奋学习、求取功名。在其“儒资谷”的奖励分配规定中，还专门列有“东西洋留学回国后考试所得奖励”条，充分反映了对留学教育的热衷。
民国政府于1912年开始派遣留学生。这年10月，民国政府稽勋局为了奖励有功于革命的青年，选拔了宋子文等25人由教育部派往美国和欧洲留学，所学专业为经济、机械工程、文学、矿学等，财政部还专拨2.2万元作为他们的置装费和路费。
之后，为了使留学生的派遣有规章可循，自1913年始，政府相继颁布了《经理欧洲留学生事务暂行规程》、《留欧官费生规约》、《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藏书网规程》、《各省留学官费生缺额选补规程》等法规。其中，1916年10月18日由教育部颁布的《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是民国初期较为全面的法规。该法规共分10条，规定从下列人员中选派：“曾任本国大学教授或助教继续至二年以上者；曾任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继续至二年以上者；曾经留学外国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者；本国大学本科毕业生；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
该法规还规定了考试的科目，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分各省进行，考国文和外国文；第二场由第一场及格者参予，教育部统一在京举行，考国文、外国文、调验成绩、口试。合格的学生，由教育部发给置装费和出国川资。留学期间，还按月发给学费，以及正常回国时的旅费。其经费及留学国划分如图所示：
1917年8月，教育部派遣孙国封等学生到美国留学。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从各大学和各高等专门学校中选拔优秀教员赴欧美各国留学，当年就选派了北京大学教授刘复赴法国研究语言学；朱家骅教授赴瑞士研究地质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邓萃英赴美国研究教育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卢颂恩赴美国研究体操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监主任杨荫榆赴美国研究教育学、算学及应用
99liｂ?化学，沈葆德教授赴美国研究音乐；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助教梁引年赴美国研究电气机械学。这是我国第一次派遣高级知识分子赴外国学习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动荡政局下的留学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政局动荡不稳，军阀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民军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内战等等相继发生，对留学教育的开展影响很大。如从1918年到1925年的统计来看，中国派遣赴日、美、欧等地的留学生，1918年为24人，1919年为106人，1920年为205人，1921年为97人，1922年为162人，1923年为98人，1924年为175人，1925年为123人，总体上为下降的趋势。
又如抗战前后，出国留学人数的变化也出现较大的起伏。抗战前的留学人数：1932年为576人，1933年为621人，1934年为859人，1935年为1033人，1936年为1002人。1937年抗战爆发，出国留学人数减为366人。193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由于战时需要，留学科目“一律暂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
藏书网军事国防”为限，并规定公费和自费留学生的资格分别为“公私立大学毕业后，曾继续研究或服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公私立专科学校毕业后，曾继续研究或服务四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并且对领有留学证书、出国已满三年以上的留学生，限令当年9月以前回国，只有确因特殊成绩需继续在国外研究，或所学为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者，经学校及驻外使馆证明，可通融延长，否则不发外汇证书。这样，1938年，出国留学人数锐减至92人，1939年为65人，1940年为86人，1941年为57人。1942年因废除留学学科限制，留学生人数增为228人，1943年为359人，1944年为305人，1945年为8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增加为730人。可见，由于政局变化，留学教育亦受到较大的影响，呈起伏不定的发展状况。
民国时期，出国留学一是公费，二是自费。公费派遣的途径有：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资遣派，利用庚款退款继续选派，一些学校或团体自行遣派等。
(1)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资遣派，政府由此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留学的法规，将遣派工作统领起来。除了1916年10月18日由教育部颁行的《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外，1933年4月29日由教育部公布，继而6月30日由教育部再修正公布的《国外留学规程》是民国时期最为全面详尽的重要法令，施行了相当长的时期。该法令共分五章，指明了公费生、自费生的留学遣派办法、考试程序、留学证书制度、管理制度等，程序控制严密，对当时的留学教育起了一定的规范化作用。
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出资遣派留学生较多。当时，除了由各省统一选派外，还出现了各县由县费资助选派的，这类学生称为县费留学生。如黑龙江省在民国元年公布了《黑龙江省费及县费派遣留学生规程》，共计19条。该规程明确派遣留学生“均以养成专门人才供地方需要为目的”，除省费外，县费派遣留学的学科和名额视地方需要随时由县令来确定；县费留学年期“至短以三年为限，至长以八年为限”；县费留学生的管理由该省在所在国委托管理机关执行；县费留学生回国后，留学六年以上的要在本县服务六年，留学三年以上的要在本县服务三年；县费留学生回县服务，因特殊原因不能服务，需经县公署的特许才能减免；县费留学生回县服务期间，没有县公署的特许，“不得舍其所学以营他业”。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五月二十九日，黑龙江省又颁布了《黑龙江省修正选送县费留日学生办法》，规定留日县费生所习学科应以实业科目为限，不得改习文法等科，违者停止并追缴公费；学生年龄以18岁至25岁为限；留学期限以六年为期；留学期间每人每年支给日元864元，由县分春秋两季先期缴教育厅，再由教育厅汇给本省留日学生经理员转发学生；学生回国后应在本省服务三年。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三月，黑龙江省又颁布了《黑龙江省各县补助留学国内外各大学自费生学费章程》，对自费留学而又经济不足者给予补助。补助办法是：由国外留学监督函行原籍县政府查核，报经教育厅批准后再呈省政府备案；同时，还必须填送申请补助的自费生的成绩表、履历表，并经留学监督签字；补助金额每名每年为本省大洋800元；学生毕业后有回县服务的义务，服务年限为二年。
这种县费派遣办法，对发展和振兴当地的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利用庚款退款选派。
民国时期，利用所谓的“退还”的庚子赔款选派留学生仍在继续进行，不过比起当初成立清华学校时期范围更加扩大。
a 利用庚款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主要是由清华学校来主持进行的。1924年5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继续退还庚款的议案，并表示此款当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退款”。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同，并于1924年9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会共15人，中国方面为：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濂、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丁文江。美国方面为：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临。同时，制定了10条章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从1926年到1948年共举行19次年会，在1926年的年会上，颜惠庆任董事长，张伯苓、孟禄任副董事长；在1948年的年会上，蒋梦麟任董事长，翁文灏、顾临任副董事长。从1928年起，蔡元培、司徒雷登(美)、胡适、任鸿隽、孙科、赵元任等曾先后替补为董事会成员，他们中除美国人外，几乎均为留美生。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1924年9月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在大陆自行解散。这期间，庚款留美的派遣主要由该会进行。1932年8月21日，由清华大学主持在北平、南京两地首次同时举行留美公费生考试，录取了25名留学生。这以后，这种留美选拔考试就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如1934年的考试中，钱学森考取并留学麻省理工学院；1935年的考试中，杨遵仪考取并留学耶鲁大学研究院(后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古生物学家)。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还用庚款设置了科学研究补助金，资助中国专家到国外进行科学研究。所研究的问题以天文气象及地理、数理化、生物三类为限。该补助金自1928年创办，截至1945年止(抗战期间曾一度停顿)，共核发国外研究补助金获得者408人次，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b 英国政府退还庚款是在1922年。该年12月，英国政府发表宣言，称将中国应付未到期的庚款退还给中国，以作为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1925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决定履行1922年的宣言。同时，英国政府成立了“咨询委员会”，其中八人为英籍，三人为华籍。为了对退还的庚款作到合理的使用，咨询委员会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作调查。这个调查团中英双方各三人，中方为胡适、丁文江、王景春；英方为威灵顿子爵、安特孙女士、苏德赫教授。1930年9月，中英两国正式换文，中国政府同意将退还之庚款尽数照咨询委员会调查团意见处理。
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成员共15人，其中华籍10人：朱家骅、王家祯、宋子良、陈其采、李书华、叶公绰、程振钧、曾镕甫、曾养甫、颜德庆；英籍五人：贺耐、马歇尔、康德黎、端纳、卜隆。由朱家骅任董事长，贺耐任副董事长。1943年，该会更名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
英国退还的庚款用途，其中一项即为“设置留学学额及补助国外教育事业”。1933年夏，举办了第一届留英庚款公费生考试，此后每
年选派一次，至40年代止，先后办了九次，选送了193人留英。这九次的情况如下：
第一届选送九人，如钱清廉、林兆耆等。
第二届选送26人，如陈永龄、钱临照、夏坚白(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等。
第三届选送24人，如柯召、钱钟书、张文裕等。
第四届选送20人，如翁文波(中国石油物探事业的创始人)等。
第五届选送25人，如戴文赛(著名天文学家)等。
第六届选送20人，如王承绪(著名比较教育专家)等。
第七届选送24人，如钱伟长等。
第八届选送28人，如陈舜礼、曹日昌(著名心理学家)等。
第九届选送17人，如王佐良、邹承鲁等。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科学家。
c 中国与法国关于庚款退还问题，是于1925年达成协议的，是年4月12日，两国签定了《中法协定》，并于4月28日成立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经管的庚款用于办理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其中有办理或补助在法国的中国学院(巴黎)、中法学院(里昂)，同时资送留法学生等内容。抗战爆发后，庚款于1939年停付，但中法实业银行应拨给“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120万法郎仍照旧拨付，仍用于经办中国学院、中法学院及救济留学生之用，一直维持到1948年。
d 中国与比利时关于庚款退还问题于1925年达成了《退
款协定》。1927年12月8日，双方又订立了《第二次协定》，同时成立“中比庚款委员会”，中方委员长为褚民谊，比方委员长为郎培尔(1929年后为史孟德)。
“中比庚款委员会”用于中国学生留比的费用占总退款额的5%。据《中比庚款委员会补助留比学生暂行章程》规定：
·1929—1930、1930—1931、1931—1932、1932—1933、1933—1934，以上年限内补助学生名额为64名，其中全费54名，半费20名。
·每名每年全费为比币15000法郎，半费为7500法郎。
·各高等学校学额之分配，依照该学校之建筑、名誉、设备以及最近五年内中国学生在该校肄业的数目而定。
·补助学生的分配，应由各学校当局每年在校内选择成绩最优者而定之。
·如学生遇有疾病、伤亡，或遭意外或自负债，委员会不负责任等等。
e 中国与荷兰关于庚款问题于1933年4月互相照会，决定将荷兰自1926年1月1日起应得之“庚款”全部交还中国，指定用于水利事业及补助文化机关。其中35%用于文化用途，具体而言，即40万盾的文化基金。中荷两国换文中规定，这一文化基金所得的利息的53%，每年应交给中国中央研究院，由中央研究院以该年息的40/53作为派遣中国学者及学生留学荷兰的费用。至于留学学额的核准，应由中央研究院商同荷兰驻华公使决定。
f 日本庚子赔款的返还使用则引起了许多波折。 日本政府出于其对华及亚洲利益的掠夺，在庚款的使用上颇费了一番心机，大做了一些文章。1923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将庚款余额及解决山东悬案所得之库券及赔偿金一并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的法令，日本在此打的是“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的招牌，而非其他国家那样是“退还”。于是，就在这一“对华文化事业”的幌子下，日本利用庚款大搞文化侵略。
1924年2月9日，中国驻日公使王宝荣与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腾次订立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在留学生事务上，设置了320名庚款补助费生名额。规定除10名由中国教育部在国立大学教授中直接选派外，其余名额都在留日各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中选补，由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商得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同意办理。
1924年3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补助留学生学费分配办法》。1927年5月，又颁布了《解释补助费分配办法条文疑义》。
由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对中国具有赤裸裸的侵略性质，遭到了我国各界的反对。1928年后，国民党外交、教育两部建议废止这项协定。1929年7月，中国教育部明令停止序补，饬由留日
学生监督处通知日本，在废止《对华文化事业协定》案未解决之前，庚款选派的缺出，暂停序补。同时，国民政府通令全国，私人或团体赴日本参观，不得请受日本文化事业部的“庚款”补助。后来，随着抗战的爆发，日本“庚子赔款”的返还也就随之取消了。
(3)由国内学校或团体遣派留学生，在民国时期亦是留学教育的一种形式。如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华西大学为培养师资、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曾在民国时期有计划地大批地派遣教师出国留学和讲学。该校1946年派出了刘承钊(解放后曾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四川医学院院长)、罗忠恕等50多人赴美、英等国留学；1947年又派遣李安宅、张孝礼等30多人赴美等国留学；1948年后，又派出了李晓舫(解放后曾任上海天文台台长)等10多人到国外留学。短短三年多，华西大学派遣到国外留学交流的人员近百名，这对该校的发展乃至中国教育及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像华西大学这样遣派留学生的学校和团体，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
第三节 他们在为祖国争光
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虽
藏书网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存在着起伏不定的变化，但客观而言，在国外求学的留学生们，绝大多数是努力向学，立志报效祖国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做出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留德学生魏时珍、宗白华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德文化研究会，并发表宣言：“我们是华人，是东方文化最古最高的国民……现在东方的或西方的文化，都是片面的，还没有充分的调和……我们应当努力，来担任两大文化的融合及发展。从此进行，方能创造一个将来的及全人类的新文化。”朱德
?在留德期间总是说：“到德国留学是很难得的机会。必须勤奋学习，归国以后才能做一番事业。”绝大多数留德生学习勤奋、生活俭朴、富于创造精神，他们归国后，在医学、工业、教育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之中有：贝时璋(生物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藏书网
)、梁伯强(病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宁誉(皮肤科专家、第三军医大学教授)、宗白华(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魏时珍(数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等。
华西大学派遣的留学生中，夏良才为中国人在美国获得第一个整容外科硕士学位，刘文兰为中国人在加拿大获得第一个小儿牙科学硕士学位。他们在国外学习期间，正值中国抗战时期，纷纷表示学成回国服务。李晓舫在写给学校的信中说：“吾辈受国家培植甚厚，岂能在患难间各作自身安适打算？但看战争期间欧洲各国科学家逃此邦(指美国——作者注)获得优越位置者，十、九现已归国受苦，吾辈岂能无动于衷。”表达了对患难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停止公费和自费留学考试，从而宣布其留学教育的终结。然而，民国时
?９９ｌiｂ?期的留学生，在众多的领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也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栋梁。诸如：医学家吴阶平、航空航天专家钱学森和钱伟长、化学家唐敖庆、天文学家戴文赛、地质学家黄汲清等等。
第四节 台湾地区的留学教育概况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腐朽的清政府遭到了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向日本支付二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而且还把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日本随即在台湾设立总督府。从此，台湾沦为日本任意宰割鱼肉的殖民地达50年。在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教育主要依附于日本，留学生主要是去日本留学。如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现任“总统”李登辉，就是40年代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肄业生。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台湾光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结束了长期受日本侵略奴役的屈辱历史。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台湾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巩固其统治的需要，注重培养高层次人才，大力发展留学教育。
在1954年以前，台湾留学教育仍本着1947年4月颁布的《国外留学规程》办理。1954年以后，台湾的留学教育政策作了多次变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前后八次修订《国外留学规程》，留学政策出现时
宽时严的波动。如对自费留学的规定：在1954年第一次修订《国外留学规程》时，规定不论公费、自费、奖学金出国留学生均应经过出国考试及格，才能留学；1962年第二次修订该《规程》时，改为自费或奖学金留学生如具备了七个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免试留学；1969年第四次修订《规程》，取消了自费免试出国留学的九项条款，制订了《国外留学甄别办法》，以甄试取代免试；1970年第五次修订《规程》，将甄试的办法放宽了许多；1976年第八次修订《规程》，取消了自费留学考试。
留学政策的波动，对台湾留学教育的影响很大。如第二次、第三次修订《国外留学规程》，使得免试出国留学人数剧增，据台湾出版的《留学教育》及其《科学技术年鉴》等书统计，在1962年至1969年的八年间，免试出国人数为12725人，而同期回国的人数仅为1113人。人才大量外流，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震惊和社会舆论大哗，于是，便出现了1969年底的第四次修订《规程》，以甄试代免试，对自费留学进行了限制。这样，1970年甄试出国人数为1056人，比1969年免试出国的2561人还少1505人。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甄试办法逐渐不适应需要了，于是又几经修订，最终于1976年取消了自费留学考试。同时，将公费留学考试调整为一般大学公费留学和研究所学生公费留学两类考试，还规定公私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或高等考试及格的，可以依照《规程》申请或应考留学。
这样，在1976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就达3641人，比上一年的2301人还多1340人，以后又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5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都达到5000人，10年共达52 208人，这个数字比1976年以前的26年留学总人数还多1万人。
在留学的去向上，台湾地区的留学生主要以派往美国留学为主。如1962年至1972年，免试出国 7559." >留学人数为16 542人，其中赴美国留学的人数为14 023人，达84.8%，这使得台湾自身的教育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台湾当局亦意识到了这一局限性，开始鼓励和特意派遣留学生到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留学。
台湾地区的留学教育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据台湾当局1980年的统计，返台留学生在行政机构工作的有1116人，在公营事业及金融机构工作的有1265人，在大专院校任教的有2517人，在中等学校任教的有58人，在医院工作的有165人，在新闻界工作的有118人，在其他部门工作的有1361人。1981年台湾可以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232所大学研究所，其研究生导师多为在国外取得博士
藏书网
学位的返台学者。
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出现了以於梨华、丛甦、施叔青等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作家；还有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工科博士学位的台湾第一位博士营长吴东明、在德国获法学博士返台后任国民党政府法务部长的施启洋；现任国民党政权“总统”的李登辉，也是60年代在美国获得农学博士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尤为令人瞩目的是美籍华人丁肇中和李远哲。丁肇中是50年代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后来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李远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60年代赴美留学，后来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他们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之后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80年代以后，针对留学人员日渐增长的形势，台湾当局采取了建立海外科技人才档案、官方招揽、允许双重国籍的学者回台服务等措施，积极延揽海外优秀科技人才。这些做
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据统计，1987年返台的留学人员有2000多人，而同期每年留学的人数为5000人到6000人左右，回台人数达到了外出留学人数的40%左右。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对台湾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台湾经济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与他们是分不开的。
辅文图片
//..plate.pic/plate_170150_1.jpg" />
容闳(1828—1912)
//..plate.pic/plate_170150_2.jpg" />
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六人
//..plate.pic/plate_170150_3.jpg" />
吴玉章1904年在日本留学时的留影
//..plate.pic/plate_170150_4.jpg" />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
//..plate.pic/plate_170150_5.jpg" />
留美幼童组织的棒球队。后面建筑为“中国留学事务所”
//..plate.pic/plate_170150_6.jpg" />
1911年的北京清华学堂
//..plate.pic/plate_170150_7.jpg" />
留法勤工俭学的陈毅
//..plate.pic/plate_170150_8.jpg" />
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伍修权
//..plate.pic/plate_170150_9.jpg" />
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影(1926年7月)
//..plate.pic/plate_170150_10.jpg" />
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时的留影
//..plate.pic/plate_170150_11.jpg" />
1991年，陈章良在巴黎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
//..plate.pic/plate_170150_12.jpg" />
三十年代留美获博士学位的吴大猷于1991年荣获美国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时与布什夫妇合影(照片下方为布什夫妇签名)
//..plate.pic/plate_170150_13.jpg" />
来自台湾的陈云英女士(左一)于1987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到大陆定居工作，是中国第一位特殊教育博士。这是她在国际会议上。
//..plate.pic/plate_170150_14.jpg" />
我国发行的纪念詹天佑的邮票
//..plate.pic/plate_170150_15.jpg" />
中国第一批赴欧留学海军生(1877年摄)
//..plate.pic/plate_170150_16.jpg" />
《革命军》一书的作者邹容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