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 第一节 什么是类书？ 我国古代有句成语：“开卷有益”。这是宋朝皇帝宋太宗赵光义讲的。宋太宗每天要看三卷《御览》，如果有一天事情忙而没看，他一有空，就会补上。有人说：天寒日短，一天看三卷，太辛苦了。宋太宗却回答说：“开卷有益嘛！读书不是什么辛苦的事情。”这句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意思是读书有好处。他看的《御览》，即《太平御览》，这是一种类书。 那么，究竟什么是类书呢？类书的性质、范围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元人修的《宋史·艺文志》把政书、丛书都归入类书；清人修的《明史·艺文志》也把丛书当作类书；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把所有的姓氏书都归入了类书；《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类书之部》更把姓氏书、政书、日用常识书都算作类书。在今人的论著中，还有人把明代科技专著《天工开物》也算作类书的。总之，自古至今，由于对类书的性质、范围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因而看法很不一致；具体到某一部书是否是类书，也各有看法；而且往往划界较宽。其实，应该宁窄勿宽，对类书的性质、特点揭示得越明确，概念越清晰，就更有利于查检资料。 类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是我国工具书的一大类别。它是一种采辑群书，将各种材料分类汇编，以供检查资料用的。其内容与形式都较为特殊。它罗列文字训诂(对古书字句的解释)、辞藻、典故，却不是字典、词典；它涉及典章制度、山川、地理、医卜星相、花草树木、禽兽虫鱼等等，但既不是政典、丛考、方志、舆图，也不是任何一家专著。它包括经史杂传、诸子百家的言论以及诗文作品。可是，按中国古籍四部分类，它却没有合适的部门可以归入，因为类书既非经，又非史，也非子、非集，但又兼包了四部的内容99lib?。它以杂见称，这就是类书的突出特点。由于类书取材广泛，涉及经、史、子、集等全部古籍，内容包括历史事实、人物传记、事物源流、政区沿革、名物制度、诗词歌赋、文章丽句、成语典故，甚至医卜星相，以及天文地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等。可以说，它的内容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所以，它十分接近百科全书。无怪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介绍中国百科全书时，就举出中国古代类书27种，并指出《永乐大典》是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它只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只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同于现代百科全书。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而中国古代类书只是搜集、选择、摘录原始材料，分门别类地汇集、排比在一起，犹如“资料汇编”。因此，类书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两者的性质，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也就是说，类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再者，其编辑方法是区分门类的，“类书”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 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类书，从内容到形式都集中体现儒家文化的精髓，天、地、人、事、物的类分体系，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九九藏书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它的分类，大多是根据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社会生活的需要，分成若干大的部类。例如，关于自然现象的，一般分为天文、地理、山、水、鸟、兽、草、木等部；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礼教范围的，一般分为帝王、后妃、职官、封爵、刑法、州郡、产业、人、礼、乐等部；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则分为居处、服饰、舟车、食物、布帛、珍宝等部；在每个大类里面，再分若干子目。例如，在“天”部里，常常再分天、日、月、星、云、风、雨、雷、雪等子目；“人”部一般都分为忠、孝、富、贵、圣、贤、师、友等子目；“乐”部里，往往分为歌、舞、琴、筝、鼓、箫、笙、笛等子目；“居处”部则有宫、殿、楼、阁、亭、台、园圃等。这些部类内容和分类方法，都充分反映着封建时代社会面貌的特征。我们查类书，首先要了解它们的编次体例和大小类目，知道所查材料典故属于哪一个部类，再按部类去寻检。一般类书辑录材九九藏书料，大都是先分大类，后标子目；先列故事，后排诗文；以经、史、子、集或时代先后为次第。唐、宋、明、清类书所分部类，大同小异。例如，《艺文类聚》有“岁时部”，《太平御览》有“时序部”，都是辑录有关四时节令的事文的。《艺文类聚》有“州郡部”，《太平御览》也有“州郡部”，而《古今图书集成》虽没有“州郡部”的名称，但“方舆汇编”的“职方典”所收内容却正与之相当。一般类书卷首都有分门别类的总目，标明卷次。查类书，先看总目，看这部书有哪些门类，再断定要查的材料属于哪类，然后查出卷次，再进行查找。 类书有多种类型： 从编录的体裁看，最早的形式是征事的，如《皇览》；有征事兼采诗文的，如《艺文类聚》；有辞藻典故的，如《佩文韵府》；有编成韵语的，如《幼学故事琼林》；有重视.9９ｌｉｂ?图表、图文并茂的，如《三才图会》、《图书编》；还有几种综合的等等。 从类书编纂的情况看：有官修的，是用国家的力量集中人力物力编纂大规模的类书；有文人学者为作诗写文储备材料而自己编印类书的；待印刷发达、刻板盛行、书肆林立后，书坊也编辑类书。 从类书的编录方法来看，分类是主要形式，而且大多数类书都是采取分类编录的形式。后来又发明了采用“字典”式的依韵编录的方法。这种类书，已消失了分类的形式，但仍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实质；所以，没有分类形式的类书仍属类书，如最著名的《永乐大典》即是。还有以数目字来编录的，专以数字为纲来聚集事实，如《小学绀珠》；这种类书为.99lib.数极少，也就不做介绍了。 为论述方便起见，我们从类书的内容性质，依其采辑范围，把类书概括为两大类： (1)汇编各种材料，山包海涵，综合各类的一般类书——这是类书的正宗，也就是综合性类书。 (2)只辑一类的专门类书——这是类书的别体，也就是专门性类书。 第二节 类书的出现和发展 “类书”这个名称在宋代以前没有出现过。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将这类书列入史部，唐代李延寿、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时，将类书归入子部杂家类。到后晋刘昫等修撰《唐书·经籍志》时，才在丙部辟出“类事”一类，著录这类图书。宋代欧阳修等修《新唐书·艺文志》时沿袭下.９９lｉb.来，又改“类事”为类书。自此以后，才有了类书这个名称。 但是，丛书籍体制上说，类书创体之早，可能在秦、汉之间。其早期胚胎，有人认为发端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的《淮南子》；也有人认为是西汉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还有人认为《尔雅》按类收词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更有把类书的开端上推到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及门客们共同编写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认为它是类书的先驱。然而这些书都只可看成是类书的远源，却不能把它们当作类书。类书的出现，应该说是到曹魏初年《皇览》问世后，才有此一体；因为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前面所说的，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综合体的性质，而且编辑形式上是区分门类的；所以，一般公认《皇览》是古类书的始祖。 类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不能不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抄撮之学。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的流传，文人士子的学习，全凭手抄。早在姬周末年，研究《春秋》的学者，就曾做文章资料的抄撮工作。 href='9038/im'>《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里就记有：铎椒为楚威王摘抄《春秋》里有关世事的成败，成40章，名《铎氏微》。其用意与后世的类书略似。自汉代以来，文学创作中有一种特定的文体——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讲究文采。著名赋家以其丰富的知识，优美的笔触，极尽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如：江山宏伟、山川绮丽、城市繁荣、物产丰饶、宫殿巍峨、服饰的华丽奢侈、人物神采风流、草木鸟兽的奇异、狩猎的惊险等等，无不刻意描写，真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使其作品简直就像名物制度的专著，不但取材广博，且按事类排比。如：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都具穷思博访之功，三年乃成或十年乃成；一成之后，即闻名遐迩，远近传诵，以致洛阳纸贵。不仅因其辞藻华丽炫奇而震惊，实则因其内容丰富而当着类书来读的原故；或可视为类书的早期胚胎。 在后汉，人们的抄写还只限于史书；而后发展到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到三国时，抄撮之风最盛，上自帝王，下及百姓，无不风靡。这就是酝酿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出世的土壤。当时抄撮出来的书籍有两类，一是原文照抄，另一类则是摘抄经、史、子、集中的各种材料汇编成书，是分门别类编次排比的；这就同时具备编纂类书的两个条件：即杂取众籍，又分类排列。这已成为当时士子们读书学习的普遍方法。于是，自然使类书的产生具备了主观因素。 类书之所以产生于魏晋，还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两汉经学到这时已经崩溃，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诸家，又重新为人们所探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出现以“杂”为特点的类书；另一方面，汉末魏晋之际，随着骈体文的兴起，文章全篇以双句(偶句)为主，讲究对偶和声律，尤其重视辞藻、典故；谁知道得多，谁的学问就大。汉魏间的文人，如荀悦、祢〔mi弥〕衡(就是京剧《击鼓骂曹》里的那个祢衡)、曹植(曹操的第三子)、孔融(世称“孔融让梨”的孔融)、王粲等著名人士都因他们的博闻强识而备受称道。而一般的文人，受当时风尚的促使，就不得不求助于资料类编，以便做文章时随时查检，这就成为类书出世的社会需求，也就促成了我国第一部类书——三国曹魏《皇览》的诞生。 《皇览》的出现，不但在古籍中开创了类书这一种体裁，也给后世许多封建王朝在开国初年，集中人力大规模编纂类书以显示文治之盛，做了一个示范。《皇览》之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委派大臣，延揽当朝名人学士依据皇家藏书纂修类书。齐、梁、唐、宋和清初，风气更盛。其中也有不少是私人撰修，推波助澜，使类书更形发展。 类书的发展也不是偶然的。封建王朝大规模编辑类书，首先是为夸耀王朝“文治之盛”，所以才不惜人力财力地编类书。当然也确为实际应用。当封建专制权力高度集中之后，王朝的政事涉及各个方面，就需要各方面的知识，熟悉各种典故，所以，封建王朝总是要委派博学强记的人做执政和侍从之臣，遇到问题可立即作答。但是，任何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把所有资料都记在脑袋里，因而必需准备可以临时查阅的资料工具书；结果，王朝为此目的而编辑类书，文人学士自己也为此而自编类书。据记载：有一次唐太宗出行，有人提议带一些书去；太宗说，不需要，有虞世南在，他就是“行秘书”。“行秘书”就是现代语讲的“随行书库”。虞世南是隋末唐初人，博学多才，很得唐太宗的赏识。但估计他能做“.行秘书”，恐怕与他自己编的类书《北堂书钞》有关。由于他勤抄类书，也就助长了他的博闻强记。而且类书既有选择，又有分类，可以迅速翻检；对皇帝骤然提出的问题，能够应急地作出答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王自己和皇族想借类书来熟悉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识，从《皇览》、《御览》的书名即可知道；名义上是专为皇帝看的，实际上同时也让封建士大夫来熟悉这些东西。而且封建文人学者自编类书，虽是为了积累资料，以备撰写文章的不时之需，但最终也是为给统治阶级更好地服务。还有一个因素：隋、唐以来，统治集团都是通过科举的形式来选拔人才，文人应试制文更讲究辞藻华丽，用典奇特；于是各种专门收集经、史、子、集中辞藻、故实，以类排比，以供文人采摘的辞藻性工具书——类书，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日益隆盛了；到了清代，更为成熟。 此外，类书的发展与某些帝王企图借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的。唐宋以来，一些大型官修类书，大都编于改朝换代或政局动荡之后。如《艺文类聚》和《文思博要》撰于唐初；《三教珠英》撰于唐武则天称帝之时；《太平御览》撰于宋太宗赵光义得帝位之后；而《永乐大典》撰于明成祖朱棣〔di第〕“靖难”之后；《渊鉴类涵》和《佩文韵府》撰于清初，《古今图书集成》则重编于清世宗雍正帝胤禛〔yinzhen印真〕夺得帝位之时。这难道都是巧合吗？唐初多用陈、隋旧臣，太宗怕他们失职怨恨，恐生意外，就设文学馆，延揽这些人，给他们丰厚俸禄，叫他们编类书。武则天则因宠臣张昌宗丑声在外，所以命他领衔修《三教珠英》，为的是想以美事掩盖他的劣迹，收拾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宋太宗赵光义的帝位是从他哥哥赵匡胤手中得到的，且有杀兄嫌疑，当时他必须安定人心，首先需要安定旧臣的心，就给他们优厚待遇去编类书，以消除其不满甚至反抗情绪。明成祖诏修《永乐大典》，是在发动内战、残酷地镇压异己之后，作出故示宽大、偃武修文的姿态，借以耗磨逊国诸儒的不平之气。至于清圣祖康熙诏儒臣大编类书，除了点缀升平之外，自然还有麻醉人民、冲淡士大夫们故国之思的意图；而清世宗雍正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印行圣祖时陈梦雷已经编就的《古今图书集成》，也是在对其政敌的斗争结束之后，为显示文治以消除臣下疑惧的措施之一。由此来窥测这些帝王广修类书的心理及其政治作用，不难看出，他们的手法雷同，没有一个单纯是要发扬文化的。鲁迅先生在提到《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等书的编纂意图时，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不过，不管他们当初编类书的动机如何，毕竟还是促进了类书的发展。 封建文人写作诗、文时大多需要堆砌典故，临时得题，不得不求助于类书，而平日也就不得不准备。虞世南编藏书网《北堂书钞》、白居易编《白氏六帖》、元稹编《类集》、李商隐编《金钥》、温庭筠编《学海》、晏殊编《类要》、秦观编《精骑集》等等，这些唐、宋时期有名的文学家、诗人都自编类书，无非是为了作诗文时采用方便。后来，也有书坊辑录类书的，那也是为供读书人查检资料、典故和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书坊也编出过一部分适应民间日用需要的常识性类书；这当然还有营利的目的。应该说，正因为当时文学上有在辞藻里兜圈子的要求，以及追求堆砌典故的风气，就必然促使辞藻性类书的出现。以上几种因素交织，也定会推进类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演进和发展。 第三节 类书的作用 在前一节里，我们谈了编纂类书的动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于随时迅速查检资料；准备材料为作诗、写文章之用。这在当时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编纂类书为一般检查用的，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为诗文取材的，如《白氏六帖》、《佩文韵府》；有专为科举考试用的，如《玉海》、《永嘉八面锋》；有为幼童启蒙之用，往往编成四六韵语，对偶成文，以便记诵的，如《蒙求》、《幼学故事琼林》；还有备家常日用的，如《兔园策府》、《事林广记》、《万用正宗不求人》(类似现代的“日用手册”或“日用百科全书”)。这些类书，当时的确起了作用。但时过境迁，那些用途已是“明日黄花”，成了过眼云烟。但是，类书兼有“资料汇编”性质，所以，它们对后世以至今天，还能在学习和学术研究工作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它们并非以其原来的用途而发生作用，乃是以编纂者始料所不及的用途而起作用，也就是下面要谈的特殊作用。 第一特殊作用：古类书可以用来校勘古籍、校补史籍和辑录已散失的古籍遗文。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和它编纂上的传统特征和优点分不开。古类书在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书籍中辑录资料时，绝大多数是引用原材料，而且标明出处；虽然有时有删节或个别的更动，但一般来讲，总是忠实于原文的。时代变迁，各朝书籍不免有很多失传；一部分虽还存在，夹带着不断地经过传抄、刻印和其他有意窜改所造成的脱误和混乱。于是，古类书以它特殊的功能为校勘、校补、辑佚的学者所用，在校理古籍的存真、存佚上大大发挥了作用。因此，清朝的考订学者视古类书为宝山，很为重视。如清代学者周星诒说过：《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这四种类书里收录的材料，有许多出自今日已见不到的古书，所以，这四种类书是学者必读的书。当他在垂暮之年将藏书转给别人时，唯独把这四种善本古类书留了下来，仍然孜孜不倦地摩挲披览。他宝贵古类书，于此可见一斑。就是今人亦然。鲁迅先生就用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刻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书著其异同，校勘了《稽康集》。 我国古籍很多，但历来保存不善，而且兵火频仍，散失很严重。古类书从已散失的古书中引用的片段很多，历代学者就利用这种引书很多的类书作辑佚的工作，甚至可恢复不少已失去的古籍。这种辑录佚书的工作，南宋时即已开始利用类书。到明代，借辑佚而编成的书陆续出来。及至清朝，辑佚工作蔚然成风，甚至成为学者们一种专门职业，作出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乾隆中官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历代佚书，包括宋、元两代的佚书388种，如果加上《四库存目》的127种，从而得知，此前有题目的佚书共515种。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遗产，更给辑佚工作一个大大的刺激。此后，大规模地掀起从古类书中和其他引书丰富的古籍中搜集先秦、两汉、六朝佚书的高潮，辑佚而成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清马国翰从各种类书中辑录宋以前古籍626种，汇刊为《玉函山房辑佚书》；清黄奭〔shi是〕辑有《黄氏逸书考》，又名《汉学堂丛书》，辑录古书200余种；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也大多取材于《艺文类聚》等类书。直到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共又辑录了36种，其主要来源，也还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以及其他类书。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编印《曹操集》，其中文集三卷，辑录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中的曹操的著述就有93篇(节)之多。用类书辑佚的工作，由此可见其盛。 不仅是唐宋编的古类书保存了先秦汉魏六朝遗文，后来编的类书也同样保存了唐宋以下的佚书。如晚唐诗人温庭筠的《采茶录》早已失传，而《古今图书集成》却保留了一部分。 古类书征引古籍，都是用当时或更早的本子，甚至原本。若类书本身版本完好，则可校正流传刻本的错误、脱落或其他混乱。清代校勘学兴起，从事校勘的学者，无不使用古类书来订正古籍文字的脱误。但要注意该古类书版本的完善，否则也会有佚误。因此，在清代后半期，又引起了寻找古类书善本和校勘古类书的活动。这是为了要用尽可能完善的古类书来作考订和辑佚工作，即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第二特殊作用：查考史实和搜集参考文献。在祖国文化遗产的清理工作中，对资料的搜集，古类书能起到助手的作用。古类书包含的科目比较完备，利用它们来考查史实，特别是对某一专题搜集文献资料，可以节省不少时间精力。当然，类书里的资料是第二手的，还需要原始资料来核对。但它们已经把一定门类的资料汇集在一起，起着“索引”的作用，比我们一开始就在浩瀚无边的文献海洋中去摸索第一手资料，效果当然大不相同。古类书中保存的不少今天已不传的古书佚文，实际上已经等同于第一手资料，这是更为珍贵的。 因为类书按类集中资料，所以藏书网用以搜集参考文献极为方便。如有关中外交通史料，可从《古今图书集成》里的《边裔典》中找到；历代旱灾，在《庶征典》里有；有关我国工程技术史料，可在该书的《考工典》里找到文字资料和绘图；该书的《理学汇编·学行典》里集中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文献资料等等。再如，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1957年编辑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一辑，内有《中国古代足球资料汇辑》，所有资料都是从《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蹴〔cu促〕鞠部》录出的。我国著名数学史专家李俨编著《中国古代数学史料》和《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民间数学》，资料来源全都是由唐、宋各种类书里辑录出来的。还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利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天中记》、《渊鉴类涵》等唐、宋、明、清26种古类书中的音乐类，汇编成《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该书序文指出：这许多珍贵的音乐材料，对于每个音乐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这些音乐资料中包括不少散佚不传的资料，也就是今天在其他任何书籍中都找不到的这一专题资料。 除上述的特殊作用外，类书用于检索诗词文章典故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典故，指有关国家的典章制度、掌故等等，包括史实和诗文中引用的传说故事。我国大约自六朝以来，历代文人多喜在作品中用典。确实，诗文中采用典故，可以使作品熠〔yi义〕然生辉；议论中引述典故，可以使论证强劲有力。用典可以丰富作品的内容，增强感人的艺术效果。但由于时代相隔，古人并不陌生的事情，后人感到生疏，不能不借助工具书来解决阅读的困难；不懂得这个典故，你就读不通这首诗词，更没有感染力。而查典故除一般综合性辞书外，类书往往可以解决问题。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吧！ 读唐代诗人李贺(公元790—816年)的《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这首诗，其中有“犬书曾去洛”一句，出自何典？查《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兽部·狗目》，可查到《述异记》中有快犬黄耳往来于吴洛之间为陆机传送家书的故事。故事说：“西晋文学家陆机(公元261—303年)，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西)人。他到洛阳做官，很久不知家乡消息，很惦念家里人。友人曾送他一只狗，名黄耳，步行如飞。陆机写好家信装在竹筒里，挂在黄耳脖子上，让黄耳去老家送信。黄耳似通人性，接信后如飞跑去。到家门后，狂叫几声，家人看到，拿下它脖子上的竹筒取出家信。黄耳又叫几声，表示要回信。家人写了回信，如法挂在它脖子上，黄耳又如飞跑回。不几日就来回传递了家书。陆机很高兴。”李贺的诗就借用了这个典故。读者一查知这个典故，就可理解诗的意思。再如读 href='2210/im'>《红楼梦》七十八回，晴雯死了，贾宝玉写《芙蓉女儿诔》来悼念她。其中有“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这是什么典故呢？也可在类书里去找。这里的关键词是却死香，那么，按类可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香部》里查。果然其中关于却死香的记载有好几种，名称各不同。在《香部·外编》引《十洲记》里记载的故事说：有个聚窟洲，洲里有大山，名叫人鸟山，山上有反魂树，风吹如牛吼，树的花叶香闻数百里。伐其木根心煮成黑饧状，做成丸子，即反生香，亦称却死香、震灵香等六种名称。死人埋在地下，闻香即可复活。这显然是无稽之谈。贾宝玉用这个典故来表达他无法使晴雯复活的悲伤心情。 再如，蔡元培先生当年要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时，曾用“杀君马者路旁儿”为比喻，婉言谢绝别人对他的挽留。这句话含义是什么？也可在类书里找。《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和《太平御览》卷八九七都有《兽部·马目》。两书都引汉代应劭〔shao邵〕的《风俗通》。《风俗通》里记载说：“杀君马者路旁儿也。”大意是说：马吃得好，养得很肥，很娇嫩，很少外出，偶尔出来，因路旁小孩围观而惊死；又说：围观的人夸奖马跑得快，骑马者就用鞭子打马要它跑得更快，这样使马力衰竭而死。这两个说法，都包涵一个意思，就是“爱之适以害之”，爱它却恰恰是害了它。知道了这个句子的出处和含义，就可理解蔡先生当年用这个比喻的心情。 另外，从类书中查找的各类资料，也可为我们编写各种类型的新词书服务：无论选词立目，解释词义，还是征引书例等方面都是大有可为的。例如：“修养”一词，一般词典都大同小异地把它释为道德品质、学问方面的学习和锻炼为修养。《辞海》的解释有二：“一指个人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锻炼和培养所达到的一定水平，如：政治修养；文学修养。”“二特指逐渐养成的在待人处事方面的正确态度。”还有的解释为指儒家以内省方式培养个人品德的方法。经查《太平御览》卷六七三《道部·仙经下》引《太微黄书经》，则知“修养”也是道教称炼丹服药养生求仙的方法。这就丰bbr>?富了词汇的内容。又如“吴牛喘月”这句成语，一般词书都引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的记载说：“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刘孝标注：“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认为这是最早书证。但查《太平御览》卷四《天部四·月(月蚀附)目》下，则引《风俗通》曰：“吴牛望见月则喘，使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的记载。《风俗通》为东汉末应劭撰，这样书证就可提前两百多年。这都说明类书里的资料还可以为编写各种类型的词书更好地充实内容。 以上简单谈了类书的特点和在当时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看到它在今天仍可起相当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可以在必要时使用它们。 第四节 历代都有哪些重要类书？ 自曹魏《皇览》开创了类书体例之后，历代差不多都编类书，包括官修的和私人纂修的。现在按时代顺序把重要的和至今常用的类书向大家介绍一下。有的类书今天已不易见到，但为勾画出类书一个“史”的发展过程，让大家对类书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也追本溯源地加以叙述。

(1)曹魏和南北朝的重要类书

魏文帝曹丕(公元187—226年)诏命编《皇览》之后，晋代几乎没有编类书；据记载，只有陆机曾编过《要览》三卷，南宋以后已经失传。南北朝时由于沿袭魏晋风尚，写文章崇尚“骈四俪六”地排偶，讲究用典；于是为帮助记忆的不足，就抄集典故，排列偶句，以供随时查检。这种风气，自然促进类书的发展。加上当时皇帝贵族多喜招揽文士，编辑书籍。所以，南北朝的几个国家，步曹魏后尘，编辑了好几部重要类书：先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的《帝王集要》，是一部政事历史的专门类书。到公元6世纪，类书递相出现，南北竞美。南朝梁有《寿光书苑》、《类苑》、《华林遍略》；北朝元魏有《科录》270卷；到6世纪晚期又有北齐所编《修文殿御览》问世。这些古类书虽然全都失传，但还有选择介绍的必要，因为它们属于类书的“河源”。一些现存的古类书在编修时曾大量袭用它们，如《艺文类聚》袭用了《华林遍略》；《太平御览》袭用了《修文殿御览》。所以，纵然这片“河源”表面上干枯，其潜流仍有留存。况且还可看到《皇览》的辑佚本，而《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在敦煌石室里已发现了残卷。 a 类书的始祖——《皇览》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都洛阳，成了魏国的开国皇帝。同时他也是文学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上都有成就。他不仅自己著述，还命令手下的儒臣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三月以后，开始纂集经传，分门别类地编成一书，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完成，称为《皇览》，意思是给皇帝看的。据记载，这书有40多个部类，每部又有数十篇，通合1000多篇，800多万字。如果每篇为一卷，则有1000多卷。可惜《皇览》因部头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依靠传抄，想保存全部是不可能的，因而逐渐散失。到南朝梁代类书流行时，对《皇览》有许多“抄合本”，就是节录与合并的抄写本，实际只存680卷。而到隋代，则已散失到只存120卷了。新、旧《唐书》的《艺文志》里都没有记载，估计到隋末已散失殆尽。 到清代，辑佚之风盛行时，《皇览》也有了两个辑本，一个是清嘉庆时沈阳孙冯翼辑得《逸礼》和《冢墓记》二篇和其他片段。这个辑本一卷刻入《问经堂丛书》，后亦收入《丛书集成》。二是道光年间黄奭辑本，刻入《汉学堂丛书》的《子史钩沉》部分中，也是一卷。这两个辑本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类书始祖《皇览》的点滴状况。 b 《类苑》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亦好文学，仿效魏文帝曹丕，在即位之初，就诏修类书。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开始命刘杳领修《寿光书苑》，是辑录甲乙丙丁四部书资料而成。在《寿光书苑》将要完成时，另一部类书正着手编辑，那就是刘孝标正在为萧衍的弟弟萧秀编一部类书《类苑》。刘孝标就是著名的 href='1698/im'>《世说新语》一书的注释者。 href='1698/im'>《世说新语》为古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著；刘孝标很有才学，给这部书作注释，为世人所重。但他对皇帝不会阿谀奉承，尤其他为萧秀编类书使萧衍很不满。因《类苑》编得好，未及完成，才编了120卷，就已流行于世。《类苑》编得比《寿光书苑》好，因而萧衍命诸学士再编《华林遍略》，要和《类苑》争个高低。 c 《华林遍略》 《华林遍略》是萧衍为要高于《类苑》而诏修的。据记载：刘孝标编《类苑》曾说：天下的事都在此书中，没有一物遗漏。萧衍不服，于是于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下令华林园学士700多人，由徐勉领修《华林遍略》，到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历八年时间编成，共700卷。收录的资料多于《类苑》几倍。 《华林遍略》成书后流传很广，北方也很欢迎《华林遍略》。北齐的文襄帝高澄在北魏辅政时，祖珽〔ting挺〕任秘书丞，在澄属下。曾有扬州商人来卖《华林遍略》，高澄招集很多书手，一日一夜就把这部书抄完，于是对书商说：“不需也”。祖 73fd." >珽还以《华林遍略》几卷卖钱赌博，被高澄“杖之四十”。这是《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的有关类书的一段趣闻。当时南北对峙，《华林遍略》成书不久，就被当作奇货北运，有人偷几卷也能卖得现款，此书的身价可知。 《华林遍略》的影响也大，在它以后编的类书，如北齐的《修文殿御览》、隋的《长洲玉镜》都是以它为蓝本。今日还可看到的古类书《艺文类聚》也是充分利用它为模本。 但此书到宋代初年就已不存。所幸时隔900多年后，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唐人抄写的书籍中有一无名的古类书残卷，仅存259行。据近人罗振玉考订，认为是《修文殿御览》，而原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认为是《华林遍略》，至今尚无定论。 d 《修文殿御览》 《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时官修的一部类书。高纬对于文学，远远不如曹丕和萧衍那么喜好，只不过他听从了祖珽的建议，劝他仿效曹丕，其实是沽名钓誉。于是在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二月，他命令修《玄洲苑御览》，曾改名《圣寿堂御览》，同年八月编成，又改名《修文殿御览》，共360卷。内容分55个部类，部下240个子目。《御览》的命名是取齐武城令宋士素的书，他曾搜集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修文殿御览》正是这样取名。它用《华林遍略》为蓝本，大采特用，只是补充《华林遍略》里没收的书籍。补收的大多是北朝的文史，南方未见的书籍。而编者除祖珽和阳休之外，还有30多位文学士参加。与《华林遍略》对比，《华林遍略》用八年时间，此书仅用七个月的时间就编成，可见《修文殿御览》因用《华林遍略》为蓝本，自然能事半功倍。 据历史记载，《修文殿御览》的领修人祖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文章之外，又善音律，并懂得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但人品却极坏，曾两次盗卖《华林遍略》，并有其他劣迹。南宋人评他“奸贪凶险”，但他领编的《修文殿御览》却传世最久。这是因为它的特点是编例严谨，很重视体例，由颜之推专负撰例的责任，而颜之推是个很有实学的人。后来北宋编《太平御览》，不仅以此书为蓝本，且分部的数目，都完全按它的体例。《修文殿御览》在南宋时还全部存在。大约到明初书已不全，可能明初以后，书才不传于世。 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第288号石窟封藏的古籍和文物，蕴藏几乎近千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才被发现。不久便被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陆续盗劫。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被法国伯希和(PaulPelliot)所盗走的文卷中，有唐人抄本类书残卷，存259行，没头没尾，也没有书题和作者，所以不知道是哪一部类书。1911年经罗振玉考订，订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可是到1932年，燕京大学教授洪业发表《所谓<修文殿御览>者》一文，提出异议，认为这卷残本古类书不是《修文殿御览》，而可能是比它更早的《华林遍略》。洪业的考订比较细，他的考证已动摇了残卷为《修文殿御览》的说法，而使人觉得这卷石室本古类书应是出于南朝的编撰，而非北朝的产物。至于是否《华林遍略》还待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这个残卷的发现，应该说是类书之最古而仅可见者，这是确定无疑的。 南北朝时的类书，还有《四部要略》、《法宝联璧》、《雕玉集》、《语对》、《语丽》等多种，其成书多在齐、梁之间，也都出自齐、梁人之手。同时，也全都早已亡佚，或仅存残卷，影响不大，就不作介绍了。

(2)隋代的重要类书

隋炀帝杨广时，公私共有几部类书编成，且在类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长洲玉镜》为官修的一部类书，计238卷(或400卷)，是杨广命六朝旧臣虞绰、柳顾言、虞世南、庾自直、王曹等编纂。自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至二年六月编成。此书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卷数少，但内容多于《华林遍略》，是因简要而不重复的原故。此书到宋代已不传。另有《玄门宝海》，120卷，为诸葛颍编，此书也早已亡佚。隋代所编类书还有杜公瞻奉诏编的《编珠》以及虞世南自编的《北堂书钞》，虽都残缺，但至今尚可见到，特分别介绍： a 《编珠》 此书原有四卷，现存一、二两卷，隋杜公瞻奉隋炀帝之命编录。但后来传本非常稀少，《隋书》及旧、新《唐书》都未著录。到清康熙20多年时，清代史学家高士奇(公元1645—1704年)奉命在宫内南书房检阅内库书籍，偶然在废纸堆里检得《编珠》一册，原目四卷，缺一半，只存一、二卷。于是把它抄录下来。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高士奇家居无事，就把《编珠》按原目补为四卷，又续编了两卷，于是成为《编珠》四卷，《续编珠》二卷。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经徐乾学作序，三十七年高士奇重加增删、作序刊行于世，至今所见就是这个刊本。这六卷，只有前二卷是杜氏原书，而前二卷每一门类的后面，都有高氏的补充，注以“以下补入”字样。 《编珠》原目分14个部类，现存者一、二卷的五个部类，引书据统计为194种。 由于此书出现较晚而引起真伪问题的争议。有人认为是高士奇伪造，不少人提出疑问，但经学者专家们考证，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看法。清代大内确有此书残本前二卷，且确为杜公瞻原作，卷帙虽少，而征引古籍文字，还多出于现存隋、唐、北宋类书之外。因此，它在校勘、辑佚工作中是有价值的。可惜，因屡遭怀疑，认为不是先唐著作，所以，它征引的古籍，清代辑佚、校勘学者几乎没有利用。 《编珠》是现存古类书中最早的，虽然残缺，但究竟是原作，非辑佚可比。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中，《编珠》被列为类书之首。 b 《北堂书钞》 《北堂书钞》，虞世南编，160卷。编者虽然是初唐一位名宦和大学者，但此书是他在隋末任秘书郎时所编，所以实际上是一部隋代的类书。“北堂”是隋秘书省的后堂，编者就是在北堂抄辑群书中可以作文用的参考材料编成此书，因而名《北堂书钞》。 虞世南博学多才，隋炀帝知道他能干，但不喜欢他为人耿直，所以让他做十几年七品官而不升迁。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很赏识他，曾说：“世南一人，遂兼五绝。”这五绝指博学、德行、书翰、辞藻、忠直这五个方面。他在自辑《北堂书钞》之前，曾参加编过类书《长洲玉镜》。 《北堂书钞》究竟多少卷？著录不一，现在见到的是160卷。此书可能北宋时已有残阙。今本160卷分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共19个部，851类。此书内容是搜集摘抄古籍中可供吟诗作文用的典故、词语和一些诗文的摘句，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它的体例是在每一个类目里把文籍中有关的材料汇集起来，每一事摘出句子用大字登载，而后把每个文句的出处、上下文以及有关的解释用小字注在下面。注文中有时有虞世南的按语。不过由于此书在明、清刊刻之前，长期是抄写流传，遂造成许多混乱，内容体例也不一致。 此书在北宋初年已是难得之书。据记载：北宋时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都缺《北堂书钞》。只有大臣赵安仁家藏有，宋真宗命内侍取去。赵安仁好读书，所得俸禄多用来买书，所以当时真宗嘉奖他。此书一直无刻本，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才有常熟陈禹谟校刊本。但此校刊本任意增删，已尽失原书面目。到了清代，为了考证的需要，曾尽力搜求陈刻以前的旧抄本(明抄原本)。据记载，江浙间曾搜求到五本。其中可注意的是，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考据学家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得到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的传抄宋本，为现存抄本中最古的本子。以后此本几经改换主人，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由周星诒用重金买得，这个抄本遂以“千金本”闻名，周也自题藏书室为“书钞阁”。后来此本又辗转为翁之熹所得，1949年后，翁捐献给国家，现藏北京图书馆。另一旧抄本曾经 href='2210/im'>《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收藏过，后又归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现亦藏北京图书馆。其余三个本子，一个现在台湾，余两个下落不明。 孙星衍得到元末明初陶宗仪的传抄宋本后，曾约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王引之等分别校订，但未完成。后来南海孔广陶从周星诒处借得孙星衍、严可均诸家手校的陶宗仪传抄宋本，抄录一本。并在诸家校勘基础上，与三个儿子及塾师林国赓续校加注，终于在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校印完成。这是此书成书后1300年间第一次依旧本刻印的足本，也是我们今天通用的本子，它比较接近原书面貌。 《北堂书钞》所引书籍是隋以前的旧本，据统计，除集部外约800多种，而且多是三代、汉、魏、迄于宋、齐时的书，现在十之八九已经不存，因此，有一定文献价值，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古类书。而且由于石室类书残卷和《编珠》的份量都很少，具有相当规模的古类书仍当推《北堂书钞》为首。此书在清代汉学家治理古籍的工作中，和《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共同起过重要作用，当时被合称为“四大类书”。

(3)唐代的重要类书

唐朝初年，受南北朝的影响，文章仍讲求辞藻、典故，盛行骈俪。而且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科举制度盛行，需要类书提供典故和辞藻以供诗文取材之用，因而促进类书的编纂和发展。唐代类书近万卷。自开国到玄宗时代，除了中宗、睿宗两个很短的时期外，累朝都用封建国家的力量，集大批学者编了一些大规模的类书：高祖时有《艺文类聚》，100卷；太宗即位不久，就命魏征等编《群书治要》，50卷；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又命高士廉、魏征、房玄龄、许敬宗、李淳风、褚遂良、姚思廉等16人撰《文思博要》，1200卷，并目录12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编成。此书包容浩瀚，惜至宋南渡后全书失传。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命许敬宗、李义府等在武德殿内，把自 href='9038/im'>《史记》至《晋书》，删繁摘要，编为《东殿新书》，200卷；又命许敬宗等编《瑶山玉彩》，500卷；《累璧》，400卷。武则天时有《玄览》，100卷；圣历年间，武则天认为《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等书罗列事实，不够完备，又命张昌宗、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20余人补充内容，增加佛道两教和亲属、姓名、方域等部，编《三教珠英》1300卷，目录13卷，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成书。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将此书改名为《海内珠英》。玄宗时有《事类》，130卷，又有《初学记》30卷等。但现在只有《艺文类聚》、《初学记》二书尚存，其他全部失传。 安史之乱后，官修类书衰微，一些著名诗人学者自撰类书却超过前期。如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温庭筠等都自己编过类书。元稹的《类集》、李商隐的《金钥》、温庭筠的《学海》，可惜都已亡佚，只有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类集》至今尚存，与《艺文类聚》、《初学记》共为唐代三大类书。此外，唐、五代有一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性类书《兔园策府》，是唐太宗的儿子蒋王李恽命杜嗣先编的，30卷，元代以后失传。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有《兔园策府》残卷，分别为法国人伯希和和英国人斯坦因所劫去。 唐代还有依韵编录的类书，是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编成的《韵海镜原》，360卷。颜真卿的书法，流传百世，人称“颜体”，但他编的类书却已不传。他还编有另一部类书《金銮秀集》20卷，也早已荡然无存。 现把至今存世的几种唐代类书介绍如下： a 现存最早而完整的类书——《艺文类聚》 此书是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高祖李渊下诏令欧阳询、令狐德棻等10余人编的。全书100卷，以三年的时间编成。此书是封建王朝运用政府力量，组织人力，搜检皇家藏书所编的巨型类书中较为重要的一种，保存唐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是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类书，反映了唐代初年知识界对于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全书计分46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火、“药、香、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瑞、灾异。它的编排体例，从部目看，是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动植灾祥等，这反映出封建时代敬天尊君的正统思想。部下分727个小类。每小类下都是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大致按作品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所引故事都注出书名，所引诗文都注出时代、作者和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等字标明类别。从前面的部类可以看出，此书内容很广泛，不过分类和现在不同，前人也早已指出：有些“分合不当”。也有缺漏，例如“山”部，五岳不全，缺东岳泰山，北岳恒山。疾病应属“人”部，但它列入“方术”部；并且把纸、笔、砚附入“杂文”部等等，不当之处很多，查检此书需要慢慢掌握。 在《艺文类聚》之前已有20多种类书问世，它可以借鉴。但它并未陈陈相因，在编制体例上，有独特之处。《艺文类聚》以前的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从诗文中取材，往往只是摘句，不录片断。这样如果要查找与某事有关的诗文，则需要去翻检总集。欧阳询深深感到“文”与“事”的分离是前代类书的一大缺陷，给使用者造成极大不便。为了克服这个弊端，《艺文类聚》打破了以往类书的常规，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新体例。这样在书中加大了文学的比重，对后世来说，它大量保存了自汉到隋的词章名篇，为其他唐、宋类书所不及。而且《艺文类聚》的先例一开，后起的类书纷纷效法。宋代的《事文类聚》、清代的《渊鉴类涵》是如此，就是鸿编巨帙如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也都遵循着事与文并举的成规。这不但使得类书的面目一新，增加了读者检索的便利，而且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它保存古文献的重要性。 《艺文类聚》所引用唐以前的古籍达1431种，这些书到南宋时已大多失传；现存者不足10%。所以，明、清以来学者无不把此书作为辑佚的宝藏。明冯惟讷编《古诗纪》、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谟编《汉唐地理书钞》等，都从中辑出许多珍贵文献。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事杂集》也都利用过《艺文类聚》。因其引用的书多为唐以前的古本，所以对考证、校勘也有用处。《艺文类聚》和其他类书一样，也可查典故出处。如“载舟之水可覆舟”的比喻，一般人都认为是始自唐太宗。其实查一下《艺文类聚》的“舟车部”，便可查出这话原出《孙卿子》即《荀子·王制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书体例上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用了参见法。如晏子劝止齐景公杀养马者这个故事，先见于卷二十四“人”部，“讽”目，下注“事具马部”，果然又见于卷九十三“兽”部“马”目下，两者的叙述大同小异。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齐景公有匹爱马突然死去，于是景公大怒，下令要杀养马的人。当时晏婴(公元前？—前500年)为齐国大夫。他把养马者叫来说：你知道你应得死罪有三个原因：一你把马养死；二这匹马正是王所爱的马；三是因你的缘故王会被天下诸侯讥笑，说王因一匹马而杀人；所以你是该得死罪的。景公一听就不杀养马人了。这是晏婴的聪明，他用讽谏的办法来劝止齐景公不要因一匹马而杀人，于是救了养马人。这故事的关键词是马，故可在“马”目下查到；因为有参见，就又可在“讽”目下查到。 这部书是比较常用的，因此，中华书局印了两个本子：一个是1959年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宋绍兴刊本影印，这是一个名贵的版本；另一个是1965年据汪绍楹校勘本排印，这是个通用的最好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书后附《书名篇名索引》和《人名索引》，查找利用较方便。 b 《初学记》 《初学记》30卷，是唐玄宗李隆基时官修的一部类书。这是唐玄宗为方便他的儿子学习作文时引用典故、检查事类而命集贤院学士张说、徐坚等编辑的。它是一部以知识为重点的类书，既有丰富的知识，又便于临文检查。因主要是适应皇子们练习学问上的基本功的需要而编的一部小百科，所以取名《初学记》。全书共分23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帝王、中宫、储宫、帝戚、职官、礼、乐、人、政理、文、武、道释、居处、器物、服馔、宝器(附花草)、果木、兽、鸟(附鳞介、虫)部，部下又分313个子目。每个子目内又分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和其他类书不同的是，其他类书只把征集的材料按类逐条摘抄，条与条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仅仅是资料汇编。而此书的叙事部分，则经过精心编撰，把类事连贯起来，成为一篇文章，等于对子目标题作了一番说明。这近似现代百科全书的作法，所以说它更富于知识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对它评价较高。其主要精华就在叙事部分，字数不多，却把唐以前各种典章制度做了扼要的记录。如卷二十七，“绢第九”，引《晋故事》里一段记载，是关于西晋田赋制度的重要史料，《晋书·食货志》里都没有。而《晋故事》原书早已失传，这就更为珍贵。 借此书也可查典故出处，如曹操的第三子曹植(公元192—232年)很有才气，但在他哥哥曹丕称帝以后，屡遭迫害；曾命他七步成诗，否则就处死。于是曹植走了七步作出诗一首，即有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共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道出了“既是同胞兄弟，何必骨肉相残”的悲愤之情。这段故事最早的记载出在什么书上？《三国志》里没有。查《初学记》卷十帝戚部，内分王、公主、驸马三个子目，曹植是帝戚且封王，“王”字目下，有“七步”这一小标题，可知这事最早见于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 href='1698/im'>《世说新语》。 《初学记》保存不少古籍佚文。所引书除去隋以前的古籍外，也有初唐诗文。其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历史、地理、民俗等方面的材料，可供考证查检，也可利用它来校勘古籍或搜集佚文。如唐贞观中，魏王李泰等撰的《括地志》550卷，是一部重要的古地理专著，叙述唐朝政权的建置沿革，乃至山河形势、风俗物产、古迹等等。可惜全书早佚于两宋之间，今只有辑本传世。但借《初学记》卷八《总序州郡第一》所引《括地志》的《序略》，便由此保存于世，使我们得以知道唐太宗时的政区划分和州县数字。 《初学记》版本很多，最切实用而校订完善的通行本子是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排印校订本。1980年还出版了《初学记索引》，为查检本书提供方便。 c 《白氏六帖》、《孔氏六帖》、《唐宋白孔六帖》 《白氏六帖》简称《白帖》，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积累写作材料而自编的一部类书。原名《白氏经史事类》，30卷，别名《六帖》。宋刻本题名《白氏六帖事类集》或《白氏六帖类聚》。白氏原本的注文很简单，也不注出处。北宋人晁仲衍将其出处一一考证，这个宋刻本的题名是《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到南宋初年，孔子的裔孙孔传仿其书作《六帖新书》，被称为《孔氏六帖》，也简称《孔帖》。大约南宋末年两书被混合刻在一起，成为一书，题名为《唐宋白孔六帖》，简称《白孔六帖》，因此，在这里并作一起来谈。 白居易编《六帖》有一段故事。据说他编类书的方法是：用几千个陶罐，各题门类，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叫诸生采集材料，按类放入罐里，然后倒出来，抄录成书。所以没有出处，也大多没有时代顺序。这是一种传说。不难想象，这大约是白居易随手抄写以备写作诗文用的笔记，语句之下未必列出书名或引文出处，犹如我们今天累积资料用的卡片柜一样。 此书把唐以前的经传百家书中的典故、词语、重要字句以及诗文中的佳句、名篇，分门别类地辑录，计分1367门，附503门，正附共1870门，内容与《北堂书钞》相仿，只是更加零散琐碎。 《白氏六帖》那时很流行，所以唐、宋时有许多人扩充、续编。特别是南宋孔传的续书即《孔氏六帖》，也称《后六帖》30卷，分1371门。南宋末年，白、孔两书被合并刊刻，是以逐个子目来合并，每一子目先列《白帖》，后列《孔帖》，每条都以〔白〕、〔孔〕两字标分原作与续补。两帖本各为30卷，合并后分为100卷，子目共1399门。 和其他类书一样，它保存了若干古籍的佚文，对后世学者有一定贡献。但因其摘录的语句比较琐碎，不成片断，排列并无次序，注文简略，影响使用价值。

(4)两宋的重要类书

宋代类书的编制出现新的高潮。自开国到太宗时代，统一事业已接近完成，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上也出现繁荣景象。赵光义为安定人心，点缀升平，博得崇尚文治之名，因而以国家力量连续编了几部大书，它们是：以百科知识为范围的《太平御览》1000卷；以小说故事为范围的《太平广记》500卷；以词章为范围的《文苑英华》1000卷；这三部加上他的儿子真宗赵恒时编的一部以政事历史为范围的《册府元龟》1000卷，合称宋代四大书。因为宋代版刻已经盛行，所以，这四部书一直流传至今，尚完整存在。 四部书中除《文苑英华》为文章总集外，其余都是综合性或专科性类书。此外，仁宗赵祯天圣年间，曾命晏殊等人采摘《册府元龟》的主要内容编《天和殿御览》40卷，原书已亡佚。晏殊还编有《类要》100卷，此书现也稀见。还有苏颂、范祖禹等采汉唐故事编《迩英要览》20卷；范师道集宋代史实编《国朝类要》12卷；至今都已失传。 宋初作文与唐时一样盛行骈体。虽经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等提倡散文，风气一变，但朝廷的诏令制诰和士大夫的表启笺札，仍然通行骈四俪六的对偶，会写散文的也要会写四六，这就非熟悉典故、辞藻不可；再者，读书人须博览广取以应付科举考试。因此，宋代士大夫自编的较大型的类书也不少。至今尚存而著名的如：王应麟的《玉海》；吴淑的《事类赋》；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祝穆等的《事文类聚》；章如愚编、吕中增广的《山堂考索》；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江少虞的《皇朝类苑》；高承的《事物纪原》；孔传的《后六帖》；陈景沂的《全芳备祖》；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等等。其中吴淑的《事类赋》30卷，作者是参加过《太平御览》编纂工作的，有编纂经验。此书原名《一字题赋》20卷。宋真宗命他附加注释，加注后扩为30卷，改称《事类赋》。计分天、岁时、地、宝货、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果、鳞介、虫共14部。下分子目，每个子目为赋一首，用赋体概括故事，并注明出处，加以解释。子目都是一个字，共为百首，故原名《一字题赋》。据云，也是为科场之需而作，但这种体裁是新创。此书宋、元、明、清都有刊本，传诵至今。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分前、后、续集各40卷。内容稍嫌芜杂，然采用多失传之书，保存了不少宋代的故事，且一一注明出处，颇有资于考证。据《四库全书总目》说：特别其中有久经散佚的书籍如《职林》、《郡阁雅谈》等，颇赖此书保存片断。而且每类后用《艺文类聚》体例附录诗篇，亦保存下来不少他书所不载的文章诗作。对保存遗文佚事来说是值得一提的。《古今事文类聚》有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2卷，新集36卷，外集15卷，遗集15卷。前、后、续、别四集为宋祝穆编，新、外二集为元富大用编，遗集是元祝渊编。祝穆将其平生读书笔记加以整理，大致仿照《艺文类聚》、《初学记》体例，自上古以至宋代，分门别类编成此书。四集共分70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885目；每类下首列群书要语或历代沿革，其次辑录古今事实，再次古今诗文。到了元代，富大用依此书的体例，增补了部类中所未备的，编为新集13部，169类；外集9部，55类。每类前除增加历代沿革一项外，其余与祝穆书相同。祝渊鉴于新、外二集的类目还有缺遗，又补编了遗集15卷，19部，118类。《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谢维新编。也是一部大型综合性类书。有前集69卷，40门，子目491条；后集81卷，48门，子目416条；续集56卷，6门，子目570条；别集94卷，6门，子目410条；外集66卷，16门，子目430条。宋代官制冗杂，而《宋史》所载，不过仅存其名，当时诗文所称，后世多不知其为何官；此书后集对宋代官制多有记载，阐述详明。且所采宋以前古籍，今多散佚，更足以为考证之资助。更值得一提的是：据今人校勘发现此书别集关于记载花果草木的卷二十二至卷六十一，这40卷是《全芳备祖》(下面将介绍)的简编本，篇幅约占原书的55%。《全芳备祖》自有祝穆的订正本后，陈景沂的原编即湮没无闻。幸有谢维新把它压缩编入此书的别集草木卷，使我们看到原编的大致面貌，且是摹刻宋本，接近原书，足资校勘。对《全芳备祖》的校订、整理，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江少虞的《皇朝事实类苑》，又别称《皇朝类苑》、《事实类苑》、《宋朝类要》，78卷(记载不一)。分祖宗圣训、君臣知遇、名臣事迹、典礼音律、衣冠盛事、词翰书籍、诗歌赋咏、占相医药、书画伎艺、风俗杂志等24门，每门下又分子目；征引广博，北宋一代遗文佚事，看此书可知大概，史料价值较高。所引书有些已亡佚，如《国朝事实》、《三朝圣政录》、《篷山志》等，靠此书尚能看到片断。此外，还有叶廷珪的《海录碎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以及《重广会史》等等。其中《重广会史》是一部政事历史性的类书。此书在国内早已失传，然有北宋刊孤本，由朝鲜流入日本，藏于尊经阁文库。1928年经日本育德财团用珂罗版影印，线装20册，此书乃重传于世。1986年9月，中华书局影印。 总之，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更加成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科技的空前繁荣，类书得到极大的发展，无论数量、种类都超过唐代，内容形式也有所演变，如《事物纪原》等，已带有一些考证性质，不是专为寻章摘句而编了。 宋元之际，阴时夫编的《韵府群玉》20卷，其兄中夫作注。此书按韵摘录典故、辞藻，按韵排列。类书按韵编排，创自唐颜真卿的《韵海镜原》；但该书早已不传，因此，《韵府群玉》是现存以韵录事的最古类书；后来为清代编写《佩文韵府》时所本。 下面选择宋代类书中最重要且常用的几种介绍如下： a 百科性质的《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是宋太宗命李昉等辑编，1000卷。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下诏开修，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4年)十二月完成，共用了六年零九个多月时间，初名《太平总类》。太宗为夸示自己好学，曾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备“一夜之览”。据记载他确实一天读三卷，有事没读必补上，即或盛夏夜短，也必读完。故而改名《太平御览》(下简称《御览》)。 当时参加编纂《御览》的大臣由李昉、扈蒙领衔，另有李穆、吴淑、徐铉等14人。14人中10人《宋史》有传，并各有文集、著作问世。《御览》是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为蓝本而编纂成的，也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皇家藏书；全书1000卷，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皇亲、州郡、居处、封建、职官、兵、人事、逸民、宗亲、礼仪、乐、文、学、治道、刑法、释、道、仪式、服章、服用、方术、疾病、工艺、器物、杂物、舟、车、奉使、四夷、珍宝、布帛、资产、百谷、饮食、火、休征、咎征、神鬼、妖异、兽、羽族、鳞介、虫豸、木、竹、果、菜茹、香、药、百卉，共55部。这是根据《周易·系辞》说的“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表明内容包罗万象的意思。部下又分若干类，有些类下又有子目，大小类目共计约5474类。其分类原则与编排方法大抵是以天、地、人、事、物为序，每类下面再按经、史、子、集顺序编排。确实是天文、地理、人事等无所不包。 此书征引的古籍相当丰富，在书的第一册所列《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可见到所引的书为1690(实有1689)种，这里不包括古律诗、古赋、铭、杂书等类在内。经核实后，实际有2579种，但所引的书十之七八都已失传。可见《御览》不但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而且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丰富的类书之一。在现存古类书中是保存五代以前文献、古籍最多的一种，且引书比较完整，多录整篇整段文字，后代学者虽看不到佚书佚文的原貌，但从《御览》中可找到一些可贵的文献资料。例如：论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和《氾胜之书》，早于《齐民要术》好几百年，原书都已不见。由于《御览》引录，我们才得以见到两书的一些内容，获知在两千多年前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知识。北魏史学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是记述五胡十六国的重要史籍，但书在北宋时已失传，司马光撰 href='6042/im'>《资治通鉴》时，已看不到原书。可是《御览》摘引此书达480多条。特别是《御览》里引用的古地理书尤为珍贵，保存了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多种古地理书的片断。例如《吴时外国传》是三国孙吴时中郎康泰所著，大约写于公元227年左右；而此书早已不见，只散见于诸类书中，《御览》引用了19条。再如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创制浑天仪和地震仪的原著早已亡佚，但在《御览》卷二，天部“浑仪”目内就有记载，是为《后汉书·张衡传》中所没有的珍贵材料。由于《御览》保存古籍如此之多，故为历代学者所看重，被视为“类书之冠”。作辑佚工作的，更把它视作“宝山”。做校勘古籍工作的，遇到疑难常借它的引文来解决问题。就是现在我们阅读古文，有疑问也可查《御览》。例如读《昭明文选》中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序：“……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序文中的“于”和“悟”在此很难理解。查《御览》的《皇亲部·孝武陈皇后》条，载有：“武帝陈皇后退居长门宫。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曰：‘因求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颂，以奏主上，皇后复得亲幸。’”“于”为“求”，“悟”作“奏”，这就合乎情理而且文字通顺了。也可利用此书查典故。如读毛主席的《七律·答友人》，其中有“斑竹一枝千滴泪”，“斑竹”是怎么回事？《御览》专有竹部，其中可查到一条记载：“任昉《述异记》曰：‘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斑然。”这就是斑竹的来历。此外，要查考史实，搜集参考资料，也常用《御览》。 href='2203/im'>《三国演义》里有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闻说大惊落箸的故事，其中有刘备假借惊雷以掩饰自己的大惊失色一节。利用《御览》可找到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关键词是“惊雷”，在天部，“雷”子目下有《华阳国志》的一段有关记载。《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是专门记载巴蜀史事的书。 href='2203/im'>《三国演义》就本着这段记载描绘了这个故事。 《御览》的文献价值很高，但其缺点错误也不少。因它所引的书，并不是宋代初年都存在，而是沿袭了前代类书。因杂抄前代类书，未加细校，再加上编修上的草率，所以引书方面就有重复、错落和讹谬。书的部类方面，重复之处也屡见不鲜，如：同一个地部内“太白山”和“岷山”重复出现；居处部有“井”类，休征部也有“井”类；两处排“安息”，两处的引文完全重复等等。所有这些，说明编制体例上的混乱，这都不能不说是《御览》的缺陷。我们使用时要注意。 《御览》现存最古的本子是南宋闽刻本，此本辗转流传到清同治年间，藏书家陆心源以“白金”百两买得，藏于著名的皕〔bi闭〕宋楼，所存只有351卷。光绪末年，陆氏死后，其子不肖，以10万元之代价将皕宋楼藏书尽卖给日本人，此书也随之归日本静嘉堂文库。另一个南宋蜀刊本，也存在日本。1928年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公元1866—1959年)到日本访书，获见南宋蜀刊本，遂借以影印，蜀本所缺的，又借静嘉堂文库所藏的闽刊本残卷和日本活字本分别补足。于1935年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中，这就是《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刻本。此书成为多少年来流行的最好版本。1960年中华书局将此影宋本缩印，装成四大册出版，这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本子。 b 古小说的林薮——《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的四大书之一。因在太平兴国三年成书，故名《太平广记》。此书也是李昉等奉太宗之命而编，是专门收集小说、异闻、笔记的类书。我国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在先秦就已有了。《汉书·艺文志》更把“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古代对“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比现代广泛，凡是神话传说、寓言故事、野史、杂传以及各种纪录异闻都称为“小说”。《太平广记》汇集了从汉代到宋初的各种形式的小说，也包括少量先秦古籍中的传说故事。全书共500卷，另有目录10卷。经过一定的选择，把一则则故事分类重新编排，共分92大类，又有150多个细目。据统计，《太平广记》在92个类目下，共汇集了6970多则故事，每则故事后都注明引自何书。引书计343种，其实仔细核对不止此数，有说475种，有说526种。总之引书范围很广泛，鲁迅先生称之为“古小说的林薮〔sou叟〕”，清人称赞它为“小说家之渊海”，都不是过誉之词。 《太平广记》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小说总集型的专门类书，为研究先秦至宋初古小说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完备的资料。同时，许多珍贵的古小说及其他遗文佚典，由于《太平广记》的引录，才能保存至今。例如，唐代的传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珍品，当时多出于一些文章名家之手。但因受正统观念的排斥，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者自己也不敢收入自己的文集。如元稹的 href='/article/4428.htm'>《莺莺传》，当时就名噪于世，但不见于早期的《元氏长庆集》。直到明代，才有人据《太平广记》所录，编入元集的补遗之中。如果不是《太平广记》把这些作品收录进去，那我们今天很可能就不知道唐人传奇是什么东西。鲁迅先生辑《唐宋传奇集》，“最多者即《太平广记》中文”；这种情况很多。同时，《太平广记》所辑，虽是小说，但其中许多有关人事的故事，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相当可信。只因出自“小说”，是所谓轶闻琐事，往往为“正史”所不载。所以《太平广记》对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各朝的典章、名物制度、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社会变迁、中外关系以及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也有参考价值。此外，《太平广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拟话本，以及文言小说，有许多篇目是以《太平广记》中的故事作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的。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编著“三言”( href='2190/im'>《喻世明言》、 href='2191/im'>《警世通言》、 href='2189/im'>《醒世恒言》)，其中至少有30篇在“入话”或“正话”中，采用了《太平广记》中的故事。有的篇目如《杜子春三入长安》等，可以说整篇都是以《太平广记》中的材料为依据写成的。至于元、明、清戏剧家，更把《太平广记》当作重要的取材源泉。 href='2196/im'>《西厢记》脱胎于 href='/article/4428.htm'>《莺莺传》，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太平广记》中篇幅较长、想象丰富、情节动人的故事，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成戏曲的。如 href='1964/im'>《红线盗盒》、《柳毅传书》等，这也都说明《太平广记》的使用价值。此外，《太平广记》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口语、词汇，对研究语言学、词汇学和民间文学都有参考价值。 当然，《太平广记》并不是一部完整无缺的书，其中有后人窜改补入的文字和增加的故事；有100多个条目，没注明出处；卷首的《引用书目》也经过后人的不断增补；所辑故事也不是都抄自原书，转录自类书的很多。《太平广记》所辑故事谈神仙鬼怪与因果报应的占着较大比重，这反映出古代迷信的风气和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小说的兴盛。另外，这部书的门类，也像其他类书一样，不免分合不当、零乱、重复。且门类复杂，查起来有些困难。1949年前邓嗣禹编《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分书名与篇目二种引得，利用它可帮助查阅。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排印本，1982年重版，后来中华书局又编印了《太平广记索引》，为使用此书提供了更大方便。 c 政事历史性质的类书——《册府元龟》 宋真宗赵恒因其父诏修了《太平御览》等，也想编一部大书和他父亲的书媲美。所以，他在即位后的第八年，就命王钦若、杨亿等人，自景德二年(公元1003年)开始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到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编成。编撰过程中，赵恒亲自过问编修事宜，亲自审阅，随时指示，随时修改。他学父亲“日进三卷”的办法，一般都是当天看完，甚至看到深夜。这期间对编修官的起居饮食都有特殊供应，每次真宗亲临崇文院看编书情况，都分别对编修官有不同赏赐，甚至赠土特产，按旧例土特产只能赐近臣，对编修此书的重视可知。但对他们的工作质量也随时检查，赏罚分明。书成以后，真宗作序，改名《册府元龟》。“册府”就是典策的渊薮，书册的府库。“元龟”就是大龟，为古代用以占卜的宝物。古人说龟可以知未来，测定吉凶，所以凡是可以借鉴的，常称之为龟鉴。《册府元龟》命名的意思，就是说，这部书是一部古籍的大龟，蕴藏丰富，可以作为君臣的鉴戒，是君臣上下行事借鉴的典籍，也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 此书是具有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是一部大型史料分类汇编。它专门辑录自上古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按事类、人物分门编撰；选用材料以“正史”为主，概括全部十七史，也采用经、子等书，只是不收杂史、小说。修书时，唐、五代各朝实录还大都存在，所以，唐、五代史事更详备。如研究唐史，不论人物和事件都可从中搜集资料。若要了解唐太宗李世民的生平事迹，帝王部的帝系、诞圣、名讳、运历、创业、统纪、告功、帝德、功业、征应等许多门类都有有关记载，不难从中形成较为全面的传记，这是很难从其他类书和史书中得出的。全书原有正文1000卷，目录10卷，音义10卷。现在仅存正文和目录，音义已经失传。通行的明刊本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共31部。每部前有《总序》，详述本部事迹的沿革，等于一篇小史；部下又分1104门，每门有《小序》，议论本门的内容，等于一篇总论。《小序》之后即罗列历代人物事迹，这是它与其他类书编制体例上的不同之处。各门材料按年代先后排列。《册府元龟》为宋四大书之一，为清《四库全书》中所收的第二部大书(第一部为《佩文韵府》)，库本约2.72万多页，总字数约940万字，约超过《太平御览》一倍。不仅材料宏富，而且当时所见都是北宋以前古本，与今本正史往往不同；许多古籍，如唐、五代各朝实录、诏令、奏议等，现在都已亡佚，而此书往往全篇或整段录入不加改动，因而可以校史，也可以补史。例如，《魏书》自宋南渡以后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卢文弨撰《群书拾补》，仅从《通典》中补得16字，但《册府元龟》五六七卷却载有此页全文，一字无阙。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大部分亦由《册府元龟》中辑出。1949年后，整理古籍，点校十七史，《册府元龟》是主要用书之一。60年代初史学界讨论武则天，许多资料都是从此书中找到的。尤其方便的是，十七史按纪、志、传编纂，同类事实散见群史，一一查检十分费事，《册府元龟》打破时代局限，把五代以前的历朝史事都经过分门编类，把各朝同类事实集中排比，想查一个史实，查检一个门类，则历代同类事实全可见到。如查“和亲”，找卷九七八、九七九“外臣”部，“和亲”门，就可以集中地获得各代的史料。再如查“奢侈”的材料，可在“列国君”、“宰辅”、“将帅”、“总录”四部中的“奢侈”门里去找，可以得到较多同类材料及有关的故事。还如：“词臣部·才敏门”(卷五五一)，列举了从汉至五代共40条关于才思敏捷的事例，人物有：汉枚臯，魏钟会，南齐刘係宗，梁裴子野，唐颜师古、李白、柳公权，后唐李琪等。 不过，《册府元龟》所引用的书籍和文献都不注明出处，这不能不说是此书编辑体例上的缺陷。 1960年中华书局将《册府元龟》明刊本影印出版，共12册。书前有总目，每一册有分部目录，书后有全部类目索引，为现在我们通用的本子。 d 供科场之用的类书——《玉海》 宋代还有专为“博学宏词科”应试用的一部类书——《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编。王为宋代有名的博学家，他不满于自己的进士出身，而以“通儒”自任，发愤读书，终于考中了极难考中的博学宏词科(只取了一人)。此书是他专为准备报考博学宏词科的人而编，显然也包括了他自己的经验。其标分门类和一般类书不同，多录典章制度的文献和吉祥的善事。《玉海》保存了不少早已散佚的史料，所述宋氏史实，由于他多次任史官，有机会取材于实录、国史、日历、会要等文献，大都为后世史志所不详，十分珍贵。其中征引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具备。书中记事，大致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它不像其他类书那样仅仅分类抄录材料，而多用提要、概述的形式简述事实，遇不同说法，常常还略作考证。体例和《通典》、《会要》之类的政书有些相近。但也兼采诗文辞藻，具有一般类书的作用。《玉海》包括了涉及文史的多方面知识，有人称赞它是“天下奇书”。特别是它为研究宋史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 在南宋，考博学宏词科的人要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需要博古通今，既熟悉历史典故，又懂得本朝故事。针对这种需要，《玉海》分为：天文、律历、地理、帝系、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共21门。每门又分子类，凡241类。书后还附有《辞书指南》四卷，就是指导准备报考此科的人如何编题、作文、诵书，要注意哪些语意等等。 博学宏词科一直延续到清代，历来是进身翰林甚至宰相的重要途径。所以，《玉海》这部类书在封建社会长期为人们所重视。我们今天注意这部书，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许多比较可靠的宋代史料。 宋代为应试对策专为科举而编的类书，除《玉海》外，还有林的《源流至论》，有前、后、续、别各集共40卷；以及陈傅良的《永嘉八面锋》。 e 详于宋朝时政的——《山堂考索》 《山堂考索》，也称《群书考索》，旧题南宋章如愚编撰。 章如愚，为人耿直，宁宗开禧初年被召，上疏极陈时政，得罪了当朝权贵韩侂胄，罢官南归。于是结草堂于山中，与士子讲学，时称山堂先生，因而此书亦称《山堂先生群书考索》。 据此书宋刻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有汪有开于南宋淳祐八年作序云：此书原为100卷，经过吕中增广。因此，此书应题：南宋章如愚编，吕中增广。 此书宋刊本10集100卷。后经增广，元、明刻本编为前集66卷，后集65卷；续集56卷；别集25卷。根据明刊本，四集共212卷，分50门。前集分为：六经、诸子、诸经、诸子百家、韵学、字学、诸史、圣翰、文章、礼乐、礼器、律吕、历数、天文、地理共15门；后集分为：官制、官、士、兵、民(风俗田制)、财、赋税、财用、刑共9门；续集分：经籍、诸史、文章、翰墨、律历、五行、礼乐、封建、官制、兵制、财用、舆地、君道、臣道、圣贤15门；别集分为图书、经籍、诸史、礼乐、历、人臣、士、财用、兵、夷狄、边防11门。每门又分为若干类，每类再分为若干条目。各集所分门类、目互有出入，体例前后不一致。元刊本的门类分合稍有不同，共分52门。这部类书体例繁杂，并有重复矛盾的地方。但收集资料丰富，包括有自先秦至宋代的大量材料，尤详宋朝时政，考据也有心得，尤其关于政治制度方面，叙述源流，比较详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宋自南渡以后，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议论而少考证。但此书独以考索为名，言必有征，事必有据，而又能折衷群书断以己意，这在崇尚议论而不重考证的南宋，是难能可贵的。引书则整段摘取原文，注明出处，是南宋私纂类书中较好的一种，向来为学者所重。可惜明代以后，没有刻本，流传不甚广。 此书因卷帙浩繁，又四集不作于一时，不免有重复、前后自相矛盾之处。不过考据多所心得，在宋人著述中虽体?例稍杂，然有优胜处，较之《玉海》虽博赡不及，但详于时政，是其特点。 《山堂考索》流传下来的有四种版本：一是宋刻残本；二是元延祐园沙书院刊本；三是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刊本；四是四库全书本。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正德刊本，题名《群书考索》，精装两册，用起来较方便。 f 植物学的专门类书——《全芳备祖》 此书为宋陈景沂编；分前后两集：前集只有一部“花部”，共27卷；后集有：果部，卉部，草部，木部，农桑部，蔬部，药部，共七部，31卷；全书共58卷。就目前所知，这种关于植物学的专门性百科全书，在世界上以此书为最早。 此书内每条是一种植物，在体例上每条又分成三个“祖”。第一是事实祖，内容是有关植物的科学知识、故事、传说等；第二是赋咏祖，所收都是诗句；第三是乐府祖，录的全是词。每祖又分若干小类，如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赋咏祖下分散句、散联等17个类；体例严谨。前后两集共收植物约307种，资料截至宋代为止。 此书编于宋末，由于战乱影响，此书刻本在我国早已亡佚，仅有少量抄本流传，极罕见。明代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编 href='1158/im'>《本草纲目》时，都未引用。 1960年代初，发现日本皇宫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全芳备祖》的元刻残卷。通过中日双方有关单位的支持，日本宫内厅所藏此书刻本的复制品于1979年10月运来北京。据推测，原刻约在元至元四年——明万历元年(公元1338—1573年)之间，即日本室町时代由我国传到日本的，经过五、六百年，以照片复制返回我国。这书已由农业出版社列为《中国农业珍本丛刊》的第一种，影印出版。这可谓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明代人编《群芳谱》即以《全芳备祖》为底本。清初的《广群芳谱》则是《群芳谱》的扩充，所以，《全芳备祖》可谓我国植物学专门工具书的鼻祖。 此书也可用以查诗词，是按咏何物，查何门。如查李清照的“醉花荫”词，因其中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被收入“菊花门”； href='/article/1485.htm'>《如梦令》：“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则收入“海棠门”。近人即从此类书中辑录李清照诗词。 查此书时可与《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草木卷相互参阅。 g 考证性质的专门类书——《事物纪原》 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是流传下来的比较早的一部考证事物起源和沿革的专门类书，共10卷。分为天地生殖、正朔历数、帝王后妃、衣裘带服、学校贡举、经籍艺文、什物器用、岁时风俗、农业陶渔、博弈嬉戏、草木花果、虫鱼禽兽等55部，每部下又分若干事，共1841事。每事目下列引文，多引用原书原文。此书搜罗广泛，天文、历数、典章制度、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及其他许多事物，往往都能找到。由于各条是以类相从，要查找一事，先估计这一事物可能在哪一部，然后在该部查找。例如：观灯、竞渡、乞巧，这都是古代的风俗，我们可在“岁时风俗”部找到。《事物纪原》的特点是，如同书名所标示的是追溯事物的起源，探索事物命名的由来，凡书中所列事物，不论巨细都要“原其始，推其自”。例如： 称朕：朕，我也，古通称之。秦始皇二十六年始，独天子称朕云。 href='9038/im'>《史记》曰：李斯议：天子自称曰朕也。(卷一，朝廷注措部) 熨斗，《帝王世纪》曰：纣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熨之，使人举，手辄烂，与妲己为戏笑。今人以伸帛(用熨斗把帛熨平整)者，其遗意也。(卷八，舟车帷幄部) 还有如：大蒜，根据《切韵》，张骞通西域时将大蒜带回，所以，大蒜自汉代才有；苜蓿，西域人以此喂马，张骞使大夏时得其种，带回与葡萄同种于离宫馆旁，极茂盛，也是汉代始至中国。(以上皆见卷十，草木花果部) 再如扇子，据此书：舜时即有五明扇；又据晋陆机扇赋则说：今天的招凉扇是周武王时开始做的。(卷八，什物器用部) 再看看馒头的来历：当年诸葛亮征孟获时，有人说蛮地多邪术，需要向神祈求帮助，按蛮俗必杀人以人头祭神。诸葛亮认为太残忍，于是命用猪肉、羊肉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祭神。后人由此为馒头，则馒头是始自诸葛亮的。(卷九，酒醴饮食部) 此书特别对一些生活器物、食品等选录较多，不及细述。还有不少资料可供研究科技史的参考。总之，对一事一物都考索古书，求其缘起，《事物纪原》确是第一部书。它将散见于群书中有关事物起源的记叙搜集起来，汇成一编，集中地记录了我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但此书对事物起源的考证，失误之处也不少，而且有些条目的归部不甚合理，如：姬妾、奴婢在布帛杂事部；熨斗、雨伞归舟车帷幄部，就令人费解，给人查找带来困难。不过《事物纪原》毕竟是开考源之作的先河，对后世有明显影响。明、清两代又陆续出现多种这方面的类书。 h 通俗类书的先行者——《事林广记》 此书是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古代民间类书。南宋末年陈元靓编。原本早已不见。现在看到的元、明刻本都是经过增广和删改的，因此，书名也几经变动，至顺刊本题《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至元刊本题《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日本翻刻泰定本题《重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各集各卷题名不一致)等。所称“新编”、“增新”、“增类”、“重编”，都说明对陈氏原本有所增益和改订。元、明刻本因屡刊、屡增、屡改，内容都有出入，无一完全相同。现据元至顺间(公元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看，有前集13卷，后集13卷，续集、别集各8卷，共42卷，前集16类，后集19类，续集、别集各8类，共51类。 《事林广记》和唐代的《兔园策府》相类，都是通俗性类书，但它却又是别树一帜的，因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包括较多的市民文化、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的资料，二是首创了类书附载插图的体例。 由于《事林广记》是为民间日常通用的百科手册似的类书，因而收录了当时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资料，体现了市民文化的种种。例如：续集卷六、七、八文艺类载有当时市民娱乐活动的种种方式方法：投壶、双陆、打马等；别集卷四公理类引列各种告状纸的程式，如“妇人夫亡无子告据改嫁状式”等，可以看到市民生活，甚至社会底层的种种情况。文艺类还记录有宋、元之间都市中市民阶层流行的切口语。该书别集卷六载有当时民间运用的各种算法，及民间营造工匠世代所习用的各种尺度，为其他文献所不载，此书不但记述，且附插图。 我国自古以来重视图文并茂，所以有“左图右史”的说法。但类书却自《皇览》出世以来，没有附插图的传统，唐宋以来几部大类书，都没有插图，类书之有图较早的只有南宋唐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但所谓图，仅有地图五幅而已，根本没有形象的图。看来，真正有插图的类书，就是从《事林广记》开始的，这是陈元靓首创。此书中除有谱表、地图之外，还有很多形象和动作的插图。如：历候类的“古制莲漏之图”、“今制莲漏之图”；仪礼类的“习跪图”；农桑类的“耕获图”、“蚕织图”；学校类的“天子五学图”；幼学类的“习展拜图”；服饰类的各种冠冕衣服图；器用类的“度量衡具图”；武艺类的“步射图”、“骑射图”；文艺类的“投壶图”、“圆社摸场图”等等，使我们对古代器物形制，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了解。自此以后，影响所及，如《永乐大典》、《图书编》、《三才图会》、《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类书也很重视插图。 《事林广记》采集的资料广泛，留给后代不少可用的资料，特别是它保存了不少散佚不传的音乐资料，如“遏云要诀”、“圆里圆”、“赚词”、“鼓板棒数”、“愿成双”、“狮子序”等等已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集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辑录影印，对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研究有参考价值。另外它的古代计时仪器“古制莲漏之图”，也为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所采用。 此外，《事林广记》征引的古籍，大都为当时所见的本子，因而也可用来校勘古籍，近年已有学者用来比勘、订正、辨明古籍等许多事例，说明此书在今日的史料价值。但此书缺点也不少，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说教的糟粕充斥其中，且此书出自书坊编制，草率、校订不细、出处不详等毛病时有出现。此书盛行于宋季至明初，后来渐被新出现的民间类书如《便民图纂》、《万用正宗不求人》、《万宝全书》等所代替，因而流传稀少。 《事林广记》据知有七种版本，其中元至顺本较好，可惜内容缺医术和药方。经查辑入《和刻本类书集成》的日本元禄十二年翻刻元泰定二年刻本的《事林广记》，它与元至顺本卷次、内容多有不同，此本的辛集卷一至卷六，全是辑录医术及药品、药方，饮食相反，服药忌食等各方面，卷七是兽医集验。可以补至顺本之缺。

(5)明代的重要类书

金元两朝类书很少，而且大都亡佚。明代由于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达，编制类书的数量颇多。而且明代特别重视科举，对经义考据无大发明，读书人赴考必须写时文，应付科举的类书应运而生，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实超越各朝。仅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来看，所收各代类书(收录和存目)共282种，其中明代即有139种，几乎等于所收隋、唐、宋、元、清类书之总数。不过明人编类书有的不免粗制滥造，或任意增删，或引文不注出处。但明代最有名的类书《永乐大典》却中外驰名。其他如俞安期的《唐类涵》，200卷，是把唐人的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编，分43部，是整理改编以前类书之作；唐顺之的《荆川稗编》，120卷，略仿《山堂考索》的体例，分52类，每类排比前人文章；徐元太的《喻林》，120卷，专收古人譬喻词语，分造化、人事、居道、德行等10门，共580余子目；冯琦的《经济类编》，100卷，冯琦未编完即去世，由他弟弟冯瑗和弟子周家栋等稍加排比、删定而成，全书分23类，性质、体例都与《册府元龟》相近，但《册府元龟》只录事实，此书兼收文章，内容虽嫌芜杂，但征引材料比较严谨；陈耀文的《天中记》，60卷，因作者住在天中山附近而得名，内容广泛，并对材料是否真伪有所考证，为其他类书所不及；彭大翼的《山堂肆考》，228卷，补遗12卷，分宫、商、角、徵、羽五集，45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还有王圻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的《图书编》等等，都是明代类书中比较有名的，有的学术价值较高。 现将最重要的和有特点的介绍如下： a 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类书编纂史上，它把古类书的编纂形式发展成为具有完整性的百科全书的形式；其次，它内容特别丰富，构成15世纪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库，成为后来辑佚工作的资料渊海。特别是其中所收的一些农业、手工业、科技书籍、医学书籍和古典文学书籍的资料，不是封建时代一般类书所具有的，这也构成了《永乐大典》丰富内容的一大特点，因此更加重了它本身的价值。 《永乐大典》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七月十九日开始纂修，永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书，当时赐名《文献大成》。由于朱棣不满意，决定扩大重修。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年底，全书告成，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下面简称《大典》)。 明成祖为什么要修这部大书呢？原因是他在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对忠于建文帝或不归附他的官员和读书人进行了酷毒的清洗，甚至抄灭满门外还要株连十族。朱棣狠辣残忍，树敌之多，可想而知。为了巩固统治，他想方设法要转移天下舆论，笼络人心，特别企望抚服知识分子。于是就下令让翰林院学士解缙等人按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扩大编纂，这就是初名《文献大成》的这部书。编成后，永乐皇帝又以该书内容简略而再命重修，并特地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为监修，儒臣文士参加编校、圈点、缮写等工作的达2000多人，书成时已扩充到2180人，包括正总裁三人，副总裁25人，纂修347人，催纂五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教授10人，办事官员20人。在扩大重修的四年时间里，人员常有更动，总人数尚不止此数。这样庞大的编修机构、众多的纂修人员，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的。公元1408年编成后，朱棣亲自写了序，并定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编纂，首先采用明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所收藏的宋、元两朝政府藏书作为基本材料，同时派遣一批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不久，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和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业等各类图书达七、八千种。总的体例模仿宋阴时夫《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依照明初编成的一部音韵书——《洪武正韵》，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先注明读音，再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列出这个字的篆、隶、楷、草各种字体，最后分类汇集与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等各项记载，这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把自古到明初保有的一些书籍中的有关资料一字不易地整部、整篇或整段按韵编入。单字注解中的书名和作者名全用红字，极为醒目。 全书连凡例、目录共计22937卷，分装11095册，总计字数约在3.7亿左右。修成后初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成祖决意迁都北京，北京皇宫落成，南京文渊阁藏书大部分与《永乐大典》一起北迁，贮藏在皇宫里的文楼中。 由于部头过大，卷帙过多，这部书始终没有能刻版。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内奉天门、三殿、午门失火，经抢救，《永乐大典》幸免被焚毁。于是明世宗恐怕孤本再遭到意外，命大臣徐阶、高拱监督儒生109人摹写了副本一部(也有记载是二部)。这一工作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八月开始，到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正本、副本分藏于宫廷内的大图书馆文渊阁和紫禁城外的皇史宬〔g成〕。明朝灭亡时，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副本传到清代。 《永乐大典》的副本虽然得以留传到清代，但在清代却不受重视。清世宗雍正年间由皇史宬移到东交民巷翰林院。清高宗乾隆年间重新点检时，已经失去2422卷，仅存有9000多册了。这9000多册《永乐大典》曾在纂修《四库全书》和《全唐文》时大起作用，从中发掘出佚书500多种，及唐人文学作品等珍贵材料。但此后，《永乐大典》残本即被蛛网尘封，无人查问；冷落之外，又经历年被窃和鼠啮虫伤。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移存在翰林院敬一亭的《永乐大典》，因在使馆附近，被外国人掠去不少。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点检时，《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了。最悲惨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毁翰林院，《永乐大典》再次遭到劫掠，被烧毁一部分外，又被肆意糟蹋，甚至被侵略者用来做砂囊、马槽，或当炮车陷入泥泞时，用来垫道。所余无几，又几乎全被侵略者挟之而去，盗运回国。遭此劫难，《永乐大典》仅剩下64册了。英国使馆因“近水楼台”，劫去的最多。从那时起，英、美、德、日、俄各国大图书馆都藏有我国的《永乐大典》。这部书从编成到这时，几经沧桑，丧失殆尽，实在令人惋惜。清末，剩下的《永乐大典》残本移存到京师图书馆，后转入今天的北京图书馆收藏。1949年后，有些国家陆续还回若干册，经多方搜求，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220册(其中60册暂存台北中央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大典》全部影印，共印730卷，分订为202册。1984年重印，加上新征集的67卷，共797卷精装10册出版。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也曾影印过《永乐大典》。据日本学者岩井大慧统计，中外现存《永乐大典》797卷，约合原数22937卷的3.4%强。《大典》的命运，折射出国家的兴衰对于文化的重大影响。 《大典》所收录的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宋元以前的佚文秘籍多赖以保存流传。到360多年后清朝修《四库全书》时，辑出并录入《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中的佚书515种，就清楚地证明了《大典》的巨大价值。辑出的佚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旧五代史》，130卷；《东观汉纪》，24卷；还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水经注》等等，都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旧五代史》是宋代薛居正撰，到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诏令学者专用宋欧阳修撰的《新五代史》后，《旧五代史》逐渐湮没无闻，明代仅明内府有此书。修《四库全书》时，由《大典》里辑出，又根据《册府元龟》等书逐条补录，按原书合为一编，才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二十四史中的一种。《大典》选材广泛，内容又极为丰富，保存的珍贵材料非常多。就以地图来说，地图的测绘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记载，然而传世作品多为明中晚期以后所出。宋、元、明初时期，尽管雕版印刷已十分盛行，版刻地图已遍及各地，但历经数百年的板荡流离，现在所能见到的实物寥寥无几。特别是明初编绘的地图，几至罕见。但《永乐大典》却引录并保存了众多绘制精细的宋、元、明初地图，弥补了自宋、元版刻地图至明嘉靖间罗洪先的《广舆图》问世这一阶段的空白，从而成为中国地图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永乐大典》保存的珍贵遗书佚文，以及考证史实的重要史料，不及细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编撰时，曾严格规定，凡辑入诸书，务必只字不差地整部、整篇、整段抄录，不得任意删改。所以，在编辑体例上，虽有人指责过它“依韵缀字，舛杂不伧”，但它却较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失传典籍。因此，还有待大力发掘。外国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赞誉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它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为各国学术界所重视。 b 图谱性类书——《三才图会》和《图书编》 明代还有图文并茂特点的图谱性类书出现，如王圻编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编的《图书编》。这种类书从图谱和文字两方面来阐述事物的源流。 《三才图会》，106卷，汇集古书图谱，包括古代文物和人物图像，加上文字说明。分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等14个门类。虽然有些图是根据流传的形状绘制的，不尽可信；清代人评论它采集广泛而失之过杂；但是书中绘制的图像却有着特殊的功用。如明十三陵的定陵曾发掘出皇后的凤冠，但已残破。要使已经残破的凤冠在展出时恢复本来面貌，就借助于《三才图会》里的一幅皇后凤冠的侧面图，根据这幅图修复出明代皇后凤冠的原形。另外，据所知，日本编的百科全书和词书都已采用了我国的《三才图会》。 《图书编》，原名《论世编》，后改今名，与上书属于同一类型，是辑录古籍中有图有说的材料汇编而成。全书127卷，分经义、象纬、历算、地理、人道等类编；其中所附的易象类编和学诗多识两卷，有说无图；余125卷，都有图有说；说的部分取材广博，条理分明。一般学者认为它在材料考核方面和体例编排上超过了《三才图会》。在地理、人道两门类中，更有许多反映明代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可以补充史志的无记载。此书在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列入“应毁书目”，因此，流传不广。

(6)清代的重要类书

类书发展到清代，编制愈加精湛。康熙、雍正两朝编纂的类书体例益精，种类很多，规模宏巨，卷帙浩繁。官修类书著名的有《渊鉴类涵》、《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还有《分类字锦》等。其他私人编的类书也很多，著名的如：陈元龙的《格致镜原》，100卷；和它体例近似的类书还有汪汲编的《事物原会》，40卷，以及魏嵩编的《壹是纪始》，22卷，补遗一卷。此外，还有《事类赋统编》，93卷，黄葆真增辑。此书是把宋人吴淑的《事类赋》、清人华希闵的《广事类赋》、王凤喈的《续广事类赋》、吴世旃的《广广事类赋》，以及张均的《事类赋补遗》汇集再加补充而成。此外，康熙时，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八卷，从诗话、小说、笔记中选材编次宋代人物掌故，分为59门；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由各笔记、野史、杂书内取材，汇集清代人物、故实，分为92类。两书都有丰富的材料，能为研究宋、清两代掌故、轶闻提供线索。另外，更有较大规模的，专门辑录.９９lｉb?妇女史料的类书《奁史》出现。总之，清代的类书，不论数量或质量在类书史上都有一定份量。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出于笼络士大夫这个政治上的需要，即网罗人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所谓“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之“具老死文字间”。当然，前面说过，唐宋初期的编纂类书，明成祖的敕修《永乐大典》，又何尝不是如此。 下面将清代最著名的类书和常用的类书讲一讲： a 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下简称《集成》)一万卷，约计字数1.6亿；在份量上原仅次于《永乐大典》，但它至今完整无缺，因此，可以说它是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 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六汇编，首三编是按天、地、人排。一是历象汇编；二是方舆汇编；三是明伦汇编；四是博物汇编；五是理学汇编；六是经济汇编。六汇编下又分32典；典下共分6109部，确是规模宏大，囊括万有。一般常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渊鉴类涵》是大类书，其实总量多者也不过《集成》的1/10。 这部万卷巨制的编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曾是一个谜。一般著录大都写蒋廷锡等奉敕撰，其实真正的编者却是康熙皇帝的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门客陈梦雷。陈梦雷在诚亲王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到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1—1706年)四月主持编成，初名《古今图书汇编》。先录目录、凡例为一册，由诚亲王代呈皇帝，康熙帝钦定改名《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在初稿基础上自行修订；在修订过程中，雍正即位，陈梦雷被发遣远边，于是就改成蒋廷锡等奉敕撰了。这里就不能不谈谈陈梦雷的一生坎坷，二次冤狱，两番流徙。 陈梦雷，福州侯官人，官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他回闽省亲，适逢三藩之乱起，耿精忠起兵响应吴三桂，威胁闽中诸名士，其中也有陈梦雷父子，胁受伪官。其实陈梦雷没有接受，且和同窗好友李光地共商灭敌之计。但当时有陈昉者做了伪官，京师误传为梦雷。三藩之乱平，陈梦雷被捕论斩，而李光地又不肯为他辩护。幸圣祖特准减死，流放到奉天尚阳堡(今沈阳)16年。直到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圣祖玄烨东巡，他才有机会面诉冤枉，召回京师。次年奉旨入懋勤殿，侍奉皇三子诚亲王胤祉读书。这个时期，他出入宫闱，颇受知遇。他为感恩戴德，独力编了《集成》。这在他的著作《松鹤山房文集》(康熙曾御赐他一副对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著作因此得名)卷二里，有一篇《进汇编启》，详细叙述了编撰经过。但好景不长，到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世宗胤禛即位，不久就将陈梦雷再度流放远边。其实这和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康熙中世以后，皇太子再立再废，诸皇子各树党羽，谋夺嗣位，斗争甚为激烈。雍正夺得皇位后，为翦除异己，先后把诸皇子置于死地。陈梦雷是皇三子的门客，被当作要员，当然不能放过，因而不惜“欲加之罪”老账新算，借口归案，被再度流放到东北。这时陈梦雷已是72岁的白发老翁，远戍边外，单车就道，绝塞荒山，自然没有生还的希望。而《集成》这部巨著的真正编者陈梦雷的名字也就被削得一干二净，埋没了200余年。 尽管陈梦雷经历了悲惨的一生，但其辛勤编纂的《集成》却留在人间，为后世所利用。18世纪初期，中国印刷术大大发展提高，皇宫的武英殿开办了一个印书工场，这个工场用铜活字版印了一部大类书，就是《集成》；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到六年印成。这第一次共印64部和样本一部；正文一万卷，目录40卷，分订5020册，装523函。因印数少，当时就属珍籍，在内府分藏文渊阁、乾清宫、皇极殿等处。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分建七阁，每一阁也放《集成》一部。另外还分赐大臣，乾隆时四库馆的总裁、副总裁都有一部。修《四库全书》时，各地进呈图书多至五、六、七百种者，赐《集成》一部。国外收藏这一版的有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是完整的一部，已改订成745本洋装巨册。法国、德国也有这一版的残本。因印数少，当时国内的读书人是难得一见的。后来又有第二次的铅印扁字体，西方人称“美查版”(公元1888年)，印1500部，每部1620册，加目录1628册。这版错落很多。第三次是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印成一百部。但留存在上海栈房的因遭火灾，传本很少。第四次是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据铜活字原印本用橡皮版缩小影印。这部铜活字本购自康有为的旧藏；缩印成800册，包括目录六册，正文794册，后附《考证》八册，共808册；常用的就是这个本子。1985年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据1934年版联合影印出版《集成》，并将800册线装本改为16开精装本，并编《简明索引》一册，自1985年起陆续出书。 《集成》一书，部头很大，所收资料浩瀚，但条理清楚，繁而不乱。全书六汇编中，以明伦汇编为最大，占全书1/4以上，方舆汇编次之，经济汇编又次之，历象汇编最小。32典中，职方典最大，约占全书1/6弱，乾象典最小，仅占全书1%。在6109部中，最大的是医部，占全书1/20以上，最小的部在边裔典内，只有12行。每部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其中汇考是主体，总论、列传次之。编纂者认为有些荒唐难信的纪事，录之似乎无稽，不录又怕遗漏的，则入于外编。根据具体资料，繁简不同，一般汇考不再细分，但资料多者又分门。如职方典，各省、府部下的汇考，又分建置沿革考、疆域考等。 综观此书，规模宏大，内容赅博，“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插图精美，图文并茂，而且分类细密，其层层展开的三级类目(甚至到四级)结构、编排，系统性强。由于它是类编群书，具有将同一内容按不同主题分别归入不同部类的特点，实质上等于编制了各种类型的索引。例如，要查李广射虎石这一典故，《集成》里就提供了五种检索途径： ㈠因为李广是西汉名将，所以，可从官常典·将帅部去查； ㈡因姓李，可由氏族典·李姓部去查；以此类推，可从； ㈢禽虫典·虎部； ㈣戎政典·射部； ㈤学行典·勇力部，都能查到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 由于《集成》大量辑录了历代正史、方志、野史、笔记等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而又按类按主题汇编起来，所以它又具有“二十一史主题索引”，“方志主题索引”，“野史笔记主题索引”等各种主题索引的作用。如想知道方志和正史中有无连体婴儿的记载，可查庶征典·人异部，就可知道明万历三十八年夏天，山西某地有连体婴儿的记载(《山西通志》)。还可查到《隋书·五行志》、《唐书·高宗本纪》等正史中的有关材料，并可知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国就进行过连体婴儿分离手术的记载。这一切都说明《集成》在编制技术上，当时已达到高度水平。 由于《集成》的内容贯穿古今，包罗万象，编制体例细密，而且图文并茂，功能多样，查检较便，编辑时间又距今最近，所以，自问世以来，很为中外学者所珍视。在第二、第四种印本未出世之前，因为传本太少，在“宇内读书人求一见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不辞辛劳远道求访、借阅，借到后，一天读几十册，即或夏日炎炎，汗流如雨，夜晚在昏暗的烛光下，即使在蚊虫“围攻”的漏尽更深，也不肯停下。读书人勤奋、感人的记载不少，而且这也证明此书的文献价值。据记载，乾隆年间有人提出120条问题，请教于诗人袁枚(公元1716—1797年)，其中多为僻典，袁枚不能答。招词林诸子查《集成》，答出百条。有孔某曾读《集成》七遍，120条问题都可答出。《集成》和其他类书一样，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在查考史实，提供参考材料，查找文章典故，辑佚工作中都发挥着作用。如果要查我国工程技术史料，历代都有哪些能工巧匠？那就看考工典，其中有“工巧部名流列传”。它从各种史志笔记中辑录了历代的能工巧匠，例如鲁班等人的事迹和他们的创造发明。读者如对生活常识感兴趣，可看食货典饮食等部，其中介绍各种食经、菜谱及烹调知识。仅粥部就介绍了绿豆粥、羊肉粥、茯苓粥等几十种粥的配料、制作方法及主治功能，至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在国外，《集成》早享盛誉。外人称它为《康熙百科全书》或《中国百科全书》。为它编目录、索引或写文章介绍，或列为重要参考书。例如，英国威·弗·迈耶斯1878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中国皇家藏书书目》一文，其中介绍《永乐大典》、《渊鉴类涵》、《佩文韵府》和《集成》。英国人翟理斯曾把《集成》和第11版《英国百科全书》比较，认为《集成》大于最巨的《英国百科全书》三、四倍；而《英国百科全书》第11版是被人称道的。翟理斯还为《集成》编了索引，名《中国百科全书字顺索引》，1911年由不列颠博物馆出版。日本一些学者也编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1912年)、《古今图书集成引用书目录稿》(1872年)。国外学者把《集成》引为重要参考书的不少，英国知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参考文献简述里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他藏有的《集成》是1888年的第二种印本，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请朋友代他搜购的)。他说：“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许多西方学者都非常信赖这部百科全书”。确实，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各卷里都把《集成》作为重要参考书，运用了其中丰富的资料。 当然，这部书毕竟是18世纪初期的一部类书，它的编制水平虽已达到当时的顶峰，但和其他类书一样，总是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本身难免存在缺点，封建正统观念和阶级偏见贯串全书，一些陈腐的、迷信的内容充斥其中。既是类书，需按类去查找资料，但当时的分类和现在的分类不同，今天看来颇有失当之处，也增加一定困难。例如，火与烟并非天象，而列入《乾象典》；笔、墨、纸、砚等是文房用品，却被列入《理学汇编·字学典》；农、商、渔、樵、牧、猎、医，甚至乞丐、刺客、娼妓等竟同属《博物汇编·艺术典》；三国蜀昭烈帝刘备，后主刘禅列入帝纪部后汉，而不另列蜀汉等等。这对查找很不方便。另外，这部鸿篇巨著，虽说包罗万象，实际失收却也不少，除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而显然是有意摒弃不收者外，还有其他如：《草木典》杏部选句中，许多为人熟知的著名诗句，如唐朝韦庄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宋朝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叶绍翁的“一枝红杏出墙来”，陈与义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陆游的“深巷明朝卖杏花”；明朝唐寅的“红杏梢头挂酒旗”等等，都没有收录。而且引录文献时讹误缺脱、随意删节，引文出处著录欠详、或著录错误都时有发现。和参阅其他类书一样，使用时最好能核对原始资料。 但瑕不掩瑜，《集成》仍不失为我国古代工具书中的一颗明珠。 b 按韵编的一部类书——《佩文韵府》 此书是一部官修的、规模较大的、汇编辞藻典故的类书，为供旧时文人吟诗作赋时采摘辞藻、对偶，寻求典故、轶闻，以便押韵对句而用的。张玉书等70多人奉康熙皇帝之命而编。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开始，在以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的《五车韵瑞》为底本的基础上，大加增补，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成书。康熙很重视这部书，“亲加考订”，时时面授意见。因北京海淀畅春园内康熙有一个书房，名“佩文斋”，于是命名《佩文韵府》。 此书正集444卷，收单字1.9万多个，引录的词章、典故达140万条之多。以单字统词语，单字按照平水韵的106韵排列，按词条末字入韵。每个单字下加注反切和解释，下列尾字和这个单字相同的词语，按二字、三字、四字顺序排列。如“红”字，下列“阵红”、“题红”、“长红”………“映山红”、“二丈红”………“玉白花红”等词语。字数相同的，则按这个字出自经、史、子、集、不同典籍的来源为顺序。词语之下，列举古书里用过的诗文典故例句。另外还排录对语(对仗的词语)，如：“嫩绿”、对“嫣红”；“熊肪白”对“鹤顶红”。还有摘句，如“花蕊飏春红”，即押红字韵的词句。所收词语典故，凡是《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所已采用的，叫做辞藻，列在前边，两书未收的，标一个“增”字，排在后面。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又命张廷玉等拾遗补阙续编《韵府拾遗》，至五十九年成书，共120卷，是补《佩文韵府》的遗漏，体例与《佩文韵府》同，分为“补藻”和“补注”两栏。 读古典文学作品，往往有两方面困难：一是不了解词汇的意义和用法；二是不熟悉典故。而古典文学作品中，典故和词汇又常常密不可分；典故本身就是词汇，词汇也会包括典故。如“推敲”是个词，但也是典故。据说：唐代诗人贾岛家境贫寒，一度为僧。他初次赴京赶考，一天在驴背上吟得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反复琢磨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不禁伸手作推、敲的动作。他不知不觉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车骑队伍，被人带到韩愈面前；贾岛讲“推”、“敲”两字未定，不知回避。韩愈沉吟很久，对贾岛说：“敲字佳。”并让贾岛和他一起回去，共论诗道，与贾岛成为布衣之交。这一故事表明古人遣词造句用心良苦，也即“推敲”用典之来源。后来因此把斟酌字句、反复考虑称为“推敲”。读古典文学作品，只有查明诗文典故的出处时，才能理解其意义。所以，就在现今，《佩文韵府》仍然是一部常用的工具书。例如，我们读文天祥的《念奴娇·驿中别友人》那首词，其中有“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此句中有二典，一为“铜雀春情”，是运用唐杜牧的《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借此典故暗指南宋皇后、妃子被元兵俘虏送去北方的事。二为“金人秋泪”，可查《佩文韵府》卷十一真字韵，人字条下，有“铜人”，此目下可查到《魏略》：“明帝徙长安……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又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说：“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率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shan山〕然泪下”。才知“金人秋泪”是用汉朝灭亡之后，魏明帝拆迁汉代铜人的典故，借指宋朝文物被元人掠夺的可悲故事。这样就能了解文天祥填这首词时的心境，便容易懂得词意了。 由于《佩文韵府》是按词条末字入韵，不懂声韵的人很难利用，幸而商务印书馆编的索引能帮助解决这个困难。索引是按《佩文韵府》原词首字编排，不懂声韵的人，可先按四角号码查，假如你四角号码也不熟悉，那么可先查笔画索引查出四角号码，然后从四角号码索引查得词条所在页码。例如：有一文件，内引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谁的诗呢？不妨查《佩文韵府》，“沉”字的四角号码为37117，从四角号码索引看到沉字下列许多词条，看到有“沉舟侧”，据所注页码看正文，即可知道这是唐代刘禹锡的诗。据此还可进一步了解这首诗是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席上酬答白居易的赠诗而写的。白居易赠诗中为刘禹锡被贬23年鸣不平，刘禹锡的回诗也感叹自己遭遇不幸被贬23年，埋没一世，今已如“沉舟”、“病树”。但沉舟前又是千帆过往，枯树前仍是万木欣欣向荣。这两句诗被人认为是包含着一种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用来说明：没落的事物，就由它没落，新生的事物，依然会按着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所以，也常为写文章所引用。 《佩文韵府》先后印过五种版本，常用的是1937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共七大册，末册是四角号码索引和单字笔画索引，是把《佩文韵府》和《韵府拾遗》合编在一起的，使用很方便。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根据《万有文库》本影印，改为精装四大册。 但这部书根据的资料大都是从其他类书辗转抄袭的，错误不少。有时标明出处不可靠，如“寻问”一词，见《北史·儒林·孙灵晖传》，而《佩文韵府》误作《北齐书·儒林·孙灵晖传》。《北齐书》里也有此篇，但文字不同，并未有“寻问”一词。另外，我们在使用中发现《佩文韵府》引用资料标明出自《唐书》的，往往是《新唐书》而不是《旧唐书》；标明出自《齐书》的，往往是《南齐书》而不是《北齐书》。某些词书，如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日本的《大汉和词典》中有些词条，由于照抄《佩文韵府》等类书的材料，不加核对，就以讹传讹了。这是应该引为鉴戒的。另外《佩文韵府》注明出处，只有书名，一般没有注明篇名，是大缺点。 c 《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的姐妹篇 《骈字类编》是清圣祖敕撰的官书，张廷玉等编，240卷；自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开始编，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成书。它与《佩文韵府》不同的是：所收都是“骈字”，即双音词，或双音词组，是两个字组成的实意复词。把首字相同的词语排在一起，就是齐首字，而不是齐尾字。书中分列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人事等13个门类；门类下又细分小类，以类聚词，所以叫“类编”。小类即“子目”，“子目”即标首字，计1604字。如“天地门”有天、日、月、星、雨、露、雷、电、霜、雪等58字，亦即58个子目。由标首字带出该字头的复词或词组，如“天”字带出的复词有天日、天月、天地、天风、天云等近千条。各标首字所带复词多寡不一，如“天”字带出的复词有5卷之多，而“地”中的“坻”、“坳”等字仅只五条，这反映汉字的构词能力与繁衍的实际。 它与《佩文韵府》一样，都是把含有某个典故的记载或诗文一一加以罗列。优点是比《佩文韵府》简明，而且不仅注有书名，大部分还注明了篇名，可与《佩文韵府》互为补充。《佩文韵府》的查法是按韵部查词尾；《骈字类编》是按类查词头；两书相辅相成，所以称它们为姐妹篇。这两部书都是查诗文典故和词汇的常用类书。《骈字类编》的缺点是体例所限，收词有限。因此，它的流通不如《佩文韵府》广泛。不过，有时它比《佩文韵府》有用。比如，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诗句的出处时，《佩文韵府》中的“山雨”条只录有许浑诗“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不引全诗，也不注明诗题。要知道诗题，可以查《骈字类编》“山水门”、“山雨”条，记载：“许浑咸阳城东楼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根据这一线索，我们可在《全唐诗》中查到许浑这首诗的全部诗句。所以说，《骈字类编》和《佩文韵府》可以互为经纬，相辅而用。 《骈字类编》最早的版本是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内府刊本；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出有石印本，计48册；1984年北京中国书店据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合为12分册，是现在通用的本子。1988年，中国书店又出版了《骈字类编索引》，使用较方便。 d 《渊鉴类涵》 《渊鉴类涵》，450卷，是张英、王士祯等奉皇帝之命编撰，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成书。 这部书是以明代俞安期的《唐类涵》作为底本扩编的。《唐类涵》原是采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帖》、《岁华纪丽》等及《通典》中的材料，删除重复编成的。《渊鉴类涵》则博采广收，又补充了自唐以后到嘉靖年间的《太平御览》、《玉海》、《山堂考索》、《天中记》等17种类书的内容，并且采录了二十一史和子集、杂纂、稗编材料汇编而成。全书分为：天、岁时、地、帝王、后妃、储宫、帝戚、设官、封爵、政术、礼仪、乐、文学、武功、边塞、人、释教、道、灵异、方术、巧艺、京邑、州郡、居处、产业、火、珍宝、布帛、仪饰、服饰、器物、舟、车、食物、五谷、药、菜蔬、果、花、草、木、鸟、兽、鳞介、虫豸等45部(俞书为43部)。部下再分小类，共2536个小类。每类的内容都各分五项，全是以释名、总论、沿革为第一，典故为第二，对偶为第三，摘句为第四，诗文为第五。凡是《唐类涵》中原有的引证，都标明一个“原”字，续增的部分则标明一个“增”字，以示区别。 《渊鉴类涵》也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它的卷数虽不到《太平御览》的一半，但篇幅实际比《太平御览》还多一倍，内容相当充实，查阅唐宋以至明嘉靖时的典故、辞藻，很可以利用这部书。 《渊鉴类涵》有七种版本，目前常用的是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据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的本子，18册。 清代官修类书中，还有一种是专门采集子书和史书中的材料，提供给一般文人查找词章和典故的，书名叫《子史精华》，160卷，分30类，子目280，是康熙时编撰，雍正时成书的。因为我国史书繁多，子书更杂，从中查找词语典故不容易，利用这部书即可大为方便。此外，还有何焯等奉敕撰的《分类字锦》，64卷，辑录经、史、子、集及其他各书中的字词，分为40门，618类；这都是供采取典故、诗文、辞藻用的类书。 e 《格致镜原》 《格致镜原》，100卷，陈元龙编，与前面介绍过的宋高承的《事物纪原》体例相近，也是记载事物起源的。所谓“格致”，是取《礼记·大学》“格物致知”之义，就是穷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的意思。“镜原”是探索事物本源的意思。全书分为：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朝制、珍宝、燕赏器物、耕织器物、玩戏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等共30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如乾象类有天、日、月、星、风、雷、云、雨等14目，各类共有886目。一般首先是总论，然后引古书，讲该字的字义和该物来源，下面列出有关材料。这部书着重考证饮食、布帛、文具、武备、日常器物以及花、木、鸟、兽、昆虫、水族等等。这些记载事物的资料，大多录自原书，而且多据善本，所采经、史、杂记、野乘，都一一注明出处。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为研究古代文化史、科技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部书在清代影响很大，据说当时几乎家家必备。 清代与此类似的类书还有《事物原会》、《壹是纪始》。后者考证“书院始于唐”、“国子监始于隋”等等，引证都根据文献记载。这些都是把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事物起源资料分门别类集中起来，供探求事物本源始末性质的类书。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f 专辑女性史料的类书——《奁史》 《奁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女性专门类书。有关古代女性历史的记录，向来不具系统，这部大型的综合性类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辑录不少女性生活的记载，弥足珍贵。但女性专门类书的出现，更值得重视。 据查各种书目，专门与女性有关的类书有十几种，但《奁史》却未见著录。《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著录了，但入“小说类”，因而很少被人注意。其实，《奁史》正符合类书的标准，是“博采众籍，以类相从”；因而它应该列入传统的类书。 《奁史》，100卷，原题东吴王初桐于阳纂，卷首有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伊江阿序文。关于编者，诸种传记史册均无专传，据今人考定，原名王丕烈，嘉定人，字於阳(于阳)，别称、室名甚多，如赓仲、耿仲、无言、古香堂、杏花村、红豆痴侬、红犁翠竹山房等等。他做过几任知县。著作有《鲁齐韩诗谱》、《夏小正正讹》等多种，并修纂过《嘉定县志》。他有一侧室名李湘芝，亦有诗文名《柳絮集》，见于《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书。据《奁史》序文：“是编抄撮之初，半出其手”，则《奁史》一书是夫妇二人合作编成的。 不但如此，此书的编成，还赖有众多的学人参与阅订校刊工作。各卷阅订、校刊者共51人，包括清代当时著名的经学家、考据学家阮元、孙星衍、王昶，以及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陆锡熊等在内的名儒硕学、名见经传的大学者。说明此书的编撰是颇得时人支持的。 据编者说，《奁史》分类是模仿《太平御览》和《玉海》而加以变通的。其实它是有特点的。全书共分36门，包括：夫妇、婚姻、统系、眷属、妾婢、倡妓、肢体、容貌、性情、蚕织、针线、井臼、文墨、干略、技艺、音乐、姓名、事为、诞育、术业、衣裳、冠带、袜履、钗钏、梳妆、脂粉、宫室、床笫、饮食、器用、绮罗、珠宝、兰麝、花木、禽虫、仙佛。各门又再分子目约153个。各门排列次序颇具层次；古人认为：人伦始于夫妇。“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所以首列夫妇门，罗列有关夫、妻本分之言论，以及夫妇相从的各类形态，包括：相敬如宾、同甘共苦、反目离异、破镜重圆、夫妇合葬等等。夫妇之合，端赖婚姻，所以次立婚姻门，辑录嫁娶礼仪之外，又展列多类婚姻故事，如：皇族婚、同姓婚、世代婚、指腹婚、续弦、辞婚、冥婚等故事。夫妇、婚姻两门之下的四门是分述各阶层妇女：自后妃、公主、及诸宫廷内各种女官，中及祖母、外祖母、..后母、乳母，再列孝女、贞女、姐妹、姑嫂等各种亲属关系及若干事迹，然后分述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妾媵、奴婢及娼妓的命运遭际。文墨、干略、技艺、音乐四门，主要是记载古代妇女的文化成就。历代妇女在诗文、书画、音律、技艺，以至武艺方面，不乏有突出成就的人，所以，辑录了她们的事迹。其他各门也都是辑录与妇女有关的方方面面。综观《奁史》之分类，条目划分都较细致，能从更广阔的层面去反映传统社会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内容，甚至其容貌举止、性情爱好，以及服装、饰物、鞋袜、所佩香囊用料等等都在辑录之中。编这样一部向来不受重视的妇女史料的类书，是不容易的。中国古代典籍，浩瀚如海，其中涉及妇女者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该书广为搜罗，正史、别史、杂史、经义、类书、说部、书目、书画、诗话、文集、选录、杂著都在选录之列，而诸书有可引者少，无可引者多，因而《奁史》征引书籍约3900种，而所检阅普查之书却不下万种，其工程浩繁可知。 由于《奁史》是一部有关妇女的专门类书，因此，更集中地保存了妇女的历史，史料更广泛，把反映古代各阶层妇女生活面貌的大部分文字材料集中起来，除供便利查找使用之外，更保存了若干已散佚的史籍中之妇女材料，尤为可贵。其全面性是它的内容包罗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全国各省以至邻国)、不同年龄的妇女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生活，构成古代社会妇女生活全面的图像。做为一部以妇女历史为对象的专题类书《奁史》，其规模、深度、广度是值得一提的。对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人来说，是一部颇有使用价值的类书。 当然，该书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统系门”下，子目“宫人”部分，其中著录“红叶题诗”的有关故事，编者只征引《豫章诗话》陈述明嘉靖年间事，并附注“或云王庄妃事”。反而并未引录或附注唐、宋人的著作，如唐孟棨《本事诗·情感》、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十、宋刘斧《青琐高议·流红记》、宋孙光宪《北梦琐言》等多种书中有关“红叶题诗”的类似记载。 第五节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类书的发展，有政治、学术、以及社会制度诸方面的原因。它起始于魏，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明，完备于清。经过1500多年的发生、发展，到康熙、雍正时期已达高峰；此后，就是一段间歇时期。清道光以后的类书成书速度明显下降，而且乾隆以后编纂的类书，除《奁史》等规模较大的个别情况外，都为中小型。且质量极为平常，情况很..不景气。说它是间歇时期也罢，但这与兴盛于乾嘉年代的考据学不能说没有关系，有人甚至说考据学直接导致了类书的衰亡。关于考据学极盛时的情况，梁启超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说过：乾嘉间的考据学，几乎独占了学术界的势力，素来崇尚宋学的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所以，稍微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说几句考证的内行话。 因此，历史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以后，盛极一时的类书就遭到了非议，朴学兴起。士大夫纷纷以类书为鄙陋之学，他们只把类书做为辑佚、考据的工具而已。认为正因类书提供了便利，所以才使一些读书人舍本逐末(不抓根本，只在枝节上下功夫)，只想走捷径，不肯博览群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形成了坏风气。这其实是抹煞了类书的特殊用途而着眼于它的副作用。有了类书，对于作文、注书确实方便；而读书人从此不读原书，不究本源，便于剽窃..，因而形成流弊。在这种情况下，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三月就有大臣奏请严禁书坊刊刻《类典》等书的事。从此，风气所播，时尚有变，流习一转，对类书的购求日益减少，编纂自然也越来越稀见了；就是前人编纂的类书，流传也渐不广。这严重影响到类书的编纂事业，类书的地位大降。1500多年来，类书走过了从出现到繁荣发展，最后..逐渐衰落的道路。 总起来看..，根据历代艺文志、经籍志的著录，自六朝到清代，类书约有六、七百种之多；其中大部分都已散佚，但现在尚存有200多种(有人说尚存有500多种)。由于类书集中而又分类别地保存了历代浩瀚的文献资料，至今仍显示出较高的参考价值，是一笔丰富的遗产。虽然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它的精华仍可为今天所用；毕竟它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代人要了解我国灿烂的文化历史时，应该知道“类书”这朵奇葩。 第一节 “三通”、“九通”、“十通”

“三通”

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三部最早的政书；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被后人总称为“三通”。在古代，这三部书是读书人的必读书，说是“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三部书中，《通典》和《文献通考》的体例相同，《通志》虽然稍有不同之处，但其中有“二十略”与前面两书内容相近，所以，习惯上总是合称为“三通”。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是一部记述古代经济、政治制度沿革的史书。上起传说的唐、虞，下9９liｂ.迄唐天宝末年；食货等部分间又述及唐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的情况。旧目录学以《通典》列政书之首。 在杜佑之前，刘知几(《史通》的作者)的儿子刘秩博采经史百家书，取《周礼》六官的法制撰写了《政典》，35卷，很受当时人称赏。但是杜佑认为不够详备，于是他扩充体例，加入了《开元礼》、《乐书》，成书200卷，自己命名为《通典》。这部在《政典》基础上充实内容而成的《通典》，是我国现存有关典章制度最早而又有很大价值的综合性文献。 杜佑在唐玄宗至宪宗六个朝代，长期作官，出将入相，史载他虽位及将相，但手不释卷，往往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已着手编写《通典》；过了30多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书方才编成，可见功力之深。 《通典》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每一门类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门前有总序；后面许多地方有论；发表了不少精辟见解。 《通典》取材广泛：唐以前主要是把各史的“志”系统起来；魏晋以后的文集和其他资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则取自实录、国史，及政府档案等，内容翔实。此书最重要的一点是“通”，是从古到今的“通”。 《通典》的门类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诸志不同；自汉代以来，史家通常以礼、乐、天文之类置于志首，而《通典》则不载天文、五行等与政治、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却特别把“食货门”(经济)列为第一；这是前史从来没有的。他在书序中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这是杜佑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看法。可能杜佑是个重视人民经济生活的官吏，且屡绾国家财赋，体验到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中，又注意到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食货门”中，先述田制，次谈社会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和各种杂税。在“食货门”12卷中，涉及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杜佑不仅系统记述，而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是颇有见地的。 另一方面，出身于关中大族的杜佑，受到六朝、隋唐时期重礼的社会风气熏陶，因而《通典》一书中，“礼典”居其半，为百卷；百卷礼典中，前65卷阐述了历代有关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情况，后35卷是摘抄《大唐开元礼》而成。从唐代以礼设科取士，可以概见礼为当时之所重。通观“礼典”，可以了解六朝、隋唐时期的风俗和社会习尚。 《通典》的体例是以事类为中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代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实发展，以及有关的议论等，其中所记唐事更为详尽可贵。 《通典》向来被评价较高，《四库全书提要》说：《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注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通典》是我国的第一部政书，是了解唐代天宝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书。它成书在《唐会要》和《旧唐书》之前，讲唐代历史自然是第一等的史料。此外，由于这部书所引用的史书都是卷子本，不少已经散失，所以它又往往为史料辑佚和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来源和依据。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曾从中辑出了杜环的《经行记》(原书久佚)，使后人得以知道这位曾经游历过西亚、北非的旅行家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 《通志》，200卷，南宋郑樵撰；时间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引而至唐)，是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 郑樵是历史上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年轻时于夹漈〔jì际〕山下苦读30年，一生好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他曾说：“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所以《通志》的全部编著时间，至少是30年，也可说是费了他一生精力才著成的。 郑樵主张通史，反对断代。他著作宏富，《通志》一书为其代表作。《通志》的体例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录的内容只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传记。《通志》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谱(表)、略(志)俱全的通史；而内容所叙述的历史时间，却又不大一致：本纪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传》自汉到隋，列传自周到隋，这一部分体例一本旧史，只是古今打通，包括各朝而已；实无多少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是“二十略”，52卷，历史时间是自传说时代到唐及北宋，这是郑樵一生精力所在，亦为《通志》的精华。 这里的“略”，是大纲、概略的意思。它的性质与正史里的“志”类似，专记典章制度的沿革，还包括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各略。其中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个门类是以前正史里所没有的。如“氏族略”区分姓氏由来得32类；“都邑略”除载帝王都城(止于隋)外，又有四夷都，涉及今少数民族地区部族与中国周围国家，远至于大秦、大食、天竺；都有特点及可取之处。又如六书、七音、艺文、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各略，都属于研究学术和有关文化史方面的材料；其中“艺文略”，区分图书为12类，156小类，284细目，这种分析综合的形式是以前所没有的；“六书略”、“七音略”，能启示后来研究文字学的门径；“校雠略”，论整理和著录图书的方法，指出不仅要著录有者，更应著录无者，以便明其流变；“图谱略”，指出图表的重要性，及其与书籍的相互作用；“金石略”，著录历代的钟鼎碑刻，说明直接史料的珍贵；“灾祥略”，驳斥五行灾异之说，称之为欺天欺人的妖妄之学等等。说明郑樵当时能注意到这些方面，且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这是应予肯定的。“二十略”，内容丰富，发凡起例颇有见地。但门类太广，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显得不够充实，如“食货略”，仅有二卷，简略过甚，而且时间上起自上古，止于隋代(少量门类到唐代)，致使全书显得有头无尾，厚古薄今，并不完备。《通志》不如《通典》，还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杜佑长期作官，又留心当时的政治制度及措施，有实际的生活体验，所以能指陈利弊；而郑樵毕竟是一位穷儒，原先长住夹漈山中，虽曾游览名山大川，访奇搜古，后又出仕至枢密院编修，但他没有充分条件来研究典章制度，因而对论说前代典章制度，只是凭其研究心得，未能尽善，是有局限性的。 但正如《四库提要》所说：此书资料丰富，且多有精辟的议论，虽然有缺点，但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348卷，元马端临编著，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 马端临认为历史有继承也有发展变化，所以著史应有“会通，因仍之道”。马端临的《通考》就是贯彻自己的历史观点，继杜佑的《通典》而作的一部历史巨著。 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在宋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因和奸相贾似道不合，辞官而去。马廷鸾是个博学之人，宋理宗时曾任史馆校勘、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等史官，著作甚丰。马端临的史学工作，在资料搜集和对史事的见解上都受马廷鸾不少影响。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为马端临著《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考》里不少地方引“先公曰”，都是绍述马廷鸾的意见。 马端临在宋朝灭亡时，年23岁，大约在30岁前后开始编写《通考》，经过20多年，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成书，这时他54岁。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饶州路以《通考》付印时，他还健在，已经是69岁了。此书自序说：“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 《通考》编纂方法上与《通典》相同，基本上依据《通典》体例；共分24个门类：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据作者在自序中说，前17门和末二门虽和《通典》的类目名称不同，有是析出，有的改称，但都是仿效《通典》的成规，主要是增补唐天宝以前的材料，天宝以后至宋嘉定末年则进行续编；只有经籍(图书目录)、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个门类是新立的，《通典》里没有。“经籍考”采录了历代著作书目；“帝系考”叙历代帝王姓氏出处及其统治时期；“封建考”叙历代封爵建国事略；“象纬考”叙天象；“物异考”叙各项事物灾异。 这24个门类，包括了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通考》虽说是从上古论述至宋末，但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全书一半以上，是全书的主干。 《通考》的体例是：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类)，每一门下的内容也按时间先后排列。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且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对研究宋代历史来说，“叙事”部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论事”部分，引用的宋人议论和著作有些现在已经失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做为校勘材料。马端临自己的“考”，有许多精辟见解，也包含不少重要史料。 总之，《通考》的编述年代比《通典》长，取材范围也比《通典》广，包括了南宋嘉定末年(公元1224年)以前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沿革材料；在详实而又可靠的材料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自古至宋代的典章制度的历史；价值很高。《通典》中最可贵的资料是唐代的，而《通考》的资料以唐中叶至宋朝的为最佳，各有侧重。特别要提到的是，马端临对各种制度的沿革和历史现象所做的按语，能够贯串古今进行归纳，从而得到比较概括的结论，使读者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就是明清以来史学家对《通考》评价比较高的缘故吧。

“九通”

“三通”之外，在清乾隆年间，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又改称三通馆，集中力量编出了六部政书，就是《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这六部书加上“三通”，即所谓“九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六部书。 《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典》150卷，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官修，是杜佑《通典》的续编。内容记载了自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将近900年间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典章制度，其中以明代的史料最为详细。《清通典》，100卷，与前书同年官修，是通纪清朝典章制度的汇编，自清初至乾隆中叶止。体例依杜佑《通典》，其中细目，因古今沿革不同，稍有变通。 《续通志》、《清通志》：《续通志》640卷，是郑樵《通志》的续编，也是乾隆三十二年官修。其中“二十略”的内容有所增补，时间则上续《通志》，自五代开始至明末为止；纪传部分从唐代开始到元末为止。《清通志》，126卷，也是同年官修，内容只有“二十略”，没有纪传、年谱。“二十略”中与《清通典》有许多重复之处。 《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250卷。本来明王圻曾著《续文献通考》254卷，作者搜集史乘和名家文集以及当时存留的“往牒及奏疏”，据事节录，编次而成。是续马氏《文献通考》的，自宋嘉定起，止于明万历，且较《文献通考》多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等六门。但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认为其中有碍清朝统治的记载，被列为禁书，不准流传。而且，清乾隆时，以马端临《文献通考》止于南宋嘉定以前，而王圻《续文献通考》体例糅杂，且终于明万历年间，因而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敕命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命张廷玉等为总裁、齐召南为纂修，修成《续文献通考》，250卷。门类以马氏《文献通考》原目为基础，而于“郊社考”分出“群祀考”一门；“宗庙考”中分出“群庙考”一门，共26门。内容记载宋、辽、金、元、明五朝400多年间(自南宋宁宗以后至明崇祯以前)的典章制度，内容丰富。实际上，此书取材多根据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而加以删减改编。王圻《续文献通考》第一次把嘉定后事迹典故汇为一编，并以记载明代事最详。王圻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真实具体，何况他的记载下限，与清《>.续文献通考》只差40余年，所以清《续文献通考》其实是抄袭了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再引证各代正史、说部、杂编，以及文集、史评等重加考订成书，因而它在“续三通”中是最好的一种。《清文献通考》，300卷，同年官修。分类与《续文献通考》同，内容略有增减。如田赋考增“八旗田制”，户口考增“八旗壮丁”，学校考增“八旗官学”，封建考增“蒙古王公”等，都是前代所无而清代所特有；删去的子目如：选举考删去“童子科”，兵考删去“车战”等，则是因为这些都是前代所有而清代所无者。全书叙述自清代开国到乾隆年间的事迹，是记清代前中期行政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料汇编。 顺便提及：清政府为编“清三通”曾调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书中载明的就不下数百种，以《清文献通考》为例，材料多取自当代档案、实录、会典和国史馆资料，还有玉牒、起居注、《大清一统志》、各种地方志、《圣训》、《大清律例》等等，内容相当充实。 乾隆时既修“续三通”，何必又另修“清三通”呢？据说是因为清朝和它以前各朝的“尊号”等，在书写格式上，体例难于划一，前朝之事可以平书，清代则必须跳行出格，势难划一，不如另自为书，于是把清开国后的典制部分另编。 上述六部书都是仿“三通”的体例而作。《清文献通考》在“清三通”中是成书最早的，如上所述，内容相当充实。后来修的《清通典》、《清通志》的材料就是转抄自《清文献通考》的。因此，“清三通”虽然体例详略有所不同，但材料相同，不少篇目又相近似，所以雷同、牴牾之处，在所不免。不过，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各有所长。 “三通”和“续三通”都是“通古今”的政书，“清三通”则专述清一代的典章制度，应属于断代，但习惯上都合称为“九通”。

“十通”

前面所说的“九通”，再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是“十通”。 《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刘锦藻编。编者是浙江吴兴人。吴兴刘氏是浙江有名的藏书家之一，刘氏嘉业堂原来藏书就很多，后来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又为刘锦藻购去，所以他能够以私人力量，著成这部巨著，这与他的丰富藏书不无关系。 根据自序，这部书是自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开始到1921年，费了28年的工夫编成。初稿320卷，上起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下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辛亥革命后，更续纂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室逊位，初稿的疏漏部分亦多增补，写成定本400卷。其体例，除依照《清文献通考》所有的26门外，增加“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以适应道光、咸丰以后的新形势，共为30门。所属230余子目，亦有所更动，如国用考增“银行”、“海运”诸目；学校考增“书院”、“图书”、“学堂”诸目；兵考增“陆军”、“海军”、“船政”等等。全书叙述了由乾隆五十一年起，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为止的典章制度。 商务印书馆在1935—1937年把“十通”汇印成精装本，连索引一共21册，这是目前通用的版本。 要想查阅“十通”里的资料，就用得上《十通索引》了。这部索引是汇印精装本“十通”的附册。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篇目、主题四角号码检字索引，是将“十通”里所记载的制度、名物、篇章节目，凡成一词或可定为条目的，都按其首字的四角号码顺序排列出来，注明所属书名，所见的页数和栏目。第二部分是分类索引，其中又分三编：通典部、通志部、通考部。书的后面附有笔画检字表，可以在这个表里查出单字的四角号码和该字在第一种索引里的页数。根据索引，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得“十通”里记载的历代>的典章制度了。 第二节 “会要”和“会典” 专门记载某一历史朝代的典章文物制度和法令规程的政书，主要有“会要”和“会典”。 “会要”是断代政书的总称，就是把一代的典章制度集中在一起，扼要叙述。性质与上述的“典”、“志”、“考”类似，特点是断代。“会要”曾是官修政书的名称，.99lｉｂ?到后来，因为私人编撰的很多，就成为私人编撰的政书的通称了。 “会典”是明、清两代官修政书的名称。在明代以前，只用“典”来命名，如《唐六典》、《元典章》等。“会典”是专门记载法令规章等方面资料的，体例与“会要”相近，但是以六部(当时中央行政机构中礼、吏、户、兵、刑、工各部的总称)分述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 下面分别简介历代的“会要”和“会典”：

《唐会要》和《五代会要》

《唐会要》，100卷，宋王溥撰。“会要”的体例是唐代苏冕开创的。他曾把唐高祖到德宗(公元650—780年)九朝的典制事迹编成《会要》40卷。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崔铉、杨绍复等奉皇帝之命续编了德宗至宣宗的典制事迹，叫做《续会要》，40卷。到了宋代，王溥即以此二书之80卷为基础，补收了唐宣宗到唐末的史料，编成《唐会要》，100卷，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奏进。此书记述了整个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各项制度的沿革变化。所以此书实即保存苏、杨二家之书，此唐人所记材料，价值自当在新、旧《唐书》之上。且唐实录除顺宗一朝外均已亡佚，此书可取代实录之地位。研究唐朝历史，天宝以前材料《通典》可以依据，天宝以后则《唐会要》为最早史料，且此书所引，原书早佚，弥足珍贵。 《唐会要》全书分为帝号、皇后、籍田、舆服、雅乐、学校、书法、经籍、贡举、修撰、史馆、职官、户口、地震、漕运等等共514目，目下分条记载有关的典章事迹，材料翔实，可以补充新、旧《唐书》，甚至《文献通考》所缺的史料。可惜的是原书已有残缺。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出版。 《五代会要》，30卷。继《唐会要》之后，王溥又撰写了《五代会要》，30卷。王溥历官后汉、后晋、后周三代，位至宰相，对五代史事见闻较切。此书是他据五代历朝实录，参以旧史，挑选编排出来的。成书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文彦博请刊印。全书共分279目，起帝号，终杂录，分类记述了五代50年间的法制典章制度，记载翔实。 五代史料缺乏，诸史所存典章制度之记载更觉简略，《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不少重要制度均略而不详，甚至删除不载。《旧五代史》今仅存辑本，五代一段典章制度幸赖王溥此书收集旧闻，得以保存。此书编撰比新、旧《五代史》成书都早，所以，里面保存的资料极为可贵，不少是《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不但如此，还可订正《五代史》中的讹误之处，如租税类中，载周世宗读元稹的《长庆集》，见元稹所上均田表，因而命令在白色绢上绘制成图，颁发诸道。而《五代史》说是世宗见元稹的均田图，以为图是元稹所作，这就错误了。 此书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又有印本。 以上两部书保存史料多，是各朝“会要”中价值较高的。

《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

《西汉会要》，70卷，《东汉会要》，40卷，合称《两汉会要》，都是南宋徐天麟编的。他是做古代会要的第一人。后来这种作法就多了，至清代，撰前代会要的，颇不乏人。 正因为是后人补作会要，只能根据前代史书去做。《西汉会要》主要根据 href='9038/im'>《史记》、《汉书》所散载的有关资料编订，分为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15门类，367事，记述的是西汉的典章制度。但由于只据二史，对汉制之见于他书的概不采录，取材未免狭窄，价值不大。 《东汉会要》，40卷，徐天麟继《西汉会要》之后，又成此书。此书主要根据的是范晔的《后汉书》，但还旁采《东观汉记》、《汉官仪》、《汉杂事》等书，取材较广。体例与《西汉会要》略同，分帝系、礼、乐、舆服、文学、历数、封建、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15门，384事。记述了东汉一代的典章制度。两书稍有不同处是：《西汉会要》不加论断，此书间或附以案语，或杂引他人议论。 《两汉会要》近年有中华书局的校点本。

《宋会要辑稿》

《宋会要》是宋历朝官修《会要》的总称，包括：《庆历国朝会要》、《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政和重修会要》、《乾道续修四朝会要》、《乾道中兴会要》、《淳熙会要》、《嘉泰孝宗会要》、《庆元光宗会要》、《嘉泰宁宗会要》、《嘉定国朝会要》等，原书均佚。所以《宋会要》经过一番坎坷，现存只有辑稿。 宋王朝自统一以后，就设立了“会要所”，开始辑录各种典章制度以及政事得失的事例，为修“会要”作准备。自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绶等纂修《国朝会要》150卷以后，一续再续至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的280年间，经过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前后共修撰了10次，成书2200余卷。此书取材，主要是实录与日历(史官纪事册)，此外，六部所属以及诸路监司所有档案，无不网罗搜集。但没有正式刊行，却允许大臣自由传抄《会要》的内容。因此，南宋在临安(今杭州)偏安以后，《会要》散失，就派人到私人家里去抄录《会要》，作为编写国史的材料。 元朝灭宋，两宋积年编撰的全部《会要》抄本都被运到大都(今北京)，成为后来元朝修《宋史》各志材料的主要来源。明朝初年，修《永乐大典》时，把宋代《会要》里的各部分内容分别编入各韵目中。不幸，明代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一次内廷失火，宋代《会要》原本竟然全部被烧毁。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徐松奉命修《全唐文》时，他利用可以调用《永乐大典》和官府备有抄写人员的方便，以搜集《全唐文》资料为名，命人把《永乐大典》里所收的各本《宋会要》的内容全部辑录出来，共五、六百卷，成为《宋会要》的辑本。但是徐松生前没有来得及整理出这部《宋会要》辑本。后来做张之洞的幕僚的缪荃荪得到了这个辑本，又经他的手，转到广雅书局。当时张之洞是两广总督，他聘请缪荃荪和屠寄整理辑本，但没有整理完，就因离任而中辍了。于是辑本后来被书局提调王秉恩占为己有。1915年著名藏书家刘承幹用重金购得辑本，藏入嘉业楼，并聘人重新整理、改编，成为清本。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从刘承幹手中买下了徐松辑本，成立了由陈垣任委员长的编印委员会，在1935年影印出版，名为《宋会要辑稿》，线装本200册。1957年中华书局缩印成为平装本，八大册，这是现在通行的本子。 《宋会要辑稿》和《宋会要》原本内容、形式都已有很大不同，又经过多次转抄，脱衍错误很多，尽管这样，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历史史料中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书，所以也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部书。 《宋会要辑稿》现存有366卷，共分为17类：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约800万字。每一类下面又分为若干子目，内容包括皇帝诏令、政府规定、臣僚章奏、地方报告等等有关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此书也可说是有关宋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关于《宋会要》，史学界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辑录、复原、整理工作；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会要辑稿》遗文，已经宋史专家陈智超整理，以《宋会要辑稿补编》为名，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影印出版。

《春秋会要》、《七国考》、《秦会要订补》、《三国会要》、《明会要》

《春秋会要》四卷，清代姚彦渠撰。这是一部在钻研儒家经典基础上写成的专著，取材于春秋三传及各家注疏。体例与历代会要不同，仅立世系、礼二门，分96个子目。世系按列国分记，并注明执政，附以后、夫人、妃。礼门则以吉、凶、军、宾、嘉五礼为纲，叙述事迹，并摘引经传原文。此书可作为史料参考。 《七国考》14卷，明代董说编。此书记述秦齐燕楚韩赵魏七国制度，分为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等14个门类。资料来源，以《战国策》、 href='9038/im'>《史记》为主，兼采先秦诸子及杂史。体例与《会要》诸书大体相同。所以，这部书虽然没有“会要”的名称，但是实际上相当于战国“会要”。战国200余年，由于七雄逐鹿，战事连年，典章文献大多散佚，赖此书搜集，使一、二百年间兴废沿革，历历可见，足资参考。只是体例不一，引书不很严谨，是其缺点。. 《秦会要》，26卷，清末人孙楷编撰。此书搜集《战国策》、 href='9038/im'>《史记》、《汉书》、《太平御览》以及诸子.、杂记等书40多种，从中采取秦典章制度记载，依会要体例，编成此书。分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14门，301子目。1904年成书，但流传不广。后来徐复取原书逐条加以订正补充，改名《秦会要订补》，较详细地辑录了古籍中所记载的秦代典章制度。1959年出版修订本。 《三国会要》，23卷，清杨晨撰。作者主要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并参以《魏书》、《后汉书》、《续汉书》、 href='6042/im'>《资治通鉴》、《元和郡县志》等150多种史籍，采录出有关魏、蜀、吴三国典制记载，仿《两汉会要》体例编成。分为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15门，96个子目，集中地记述了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 以上四种《会要》是明清及后来学者补编的古代会要，由于时代较远，材料都是采自前代文献，只能参考，不宜轻信。 《明会要》，80卷，清代龙文彬编。此书采辑有关明史和一些明代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约二百余种，参酌《两汉会要》及《唐会要》例，以类编纂，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15门，下面又分498个子目。细琐典故、轶事，列为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如有讹误，加按语，予以辨明考证。内容记有明一代典章制度掌故，比清官修《续三通》记载明代典制部分更为详备，可以互相参证。特别是其中的职官门，详记明代官制因革之由，间或记载各官事迹、奏疏，尤其可资考镜。

《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清会典》

这几部书都是古代官修的政书。 《唐六典》，30卷，题为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际上出自张说、萧嵩、张九龄、徐坚、韦述等人之手，是唐代官修政书。以玄宗拟定的理、教、礼、政、刑、事“六典”为名，是模仿《周礼·六官》编定的有关职官制度的专著。卷首列三师、三公、尚书都省，依次分卷叙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按照职官编制列有门下、中书等五省和御史台、九寺、五监、十二卫及东宫有关属官。末卷为地方三府、督护、州县等行政组织。正文记述职官编制与任务，注文分别追溯了诸官职的历代沿革或细则说明，由此还可看出历代官制变革的概略。另外，此书收入了若干唐代诏令，还记载了不少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料，均属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书是现存关于唐代官制的最早著作。虽然其中有些制度规程，当时没有实行，但是它的内容足以反映唐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只可惜文稿出自众人之手，其中有不少矛盾、重复或失载之处，是其缺点。 日本新刊《大唐六典》，为当前此书的最佳版本。 《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它并不是元代朝廷官修的。终元一代，元朝政府没有制订出一部正式的法典，因此，一些地方官吏就抄录圣旨、律令、格例和案例等，作为处理政务的依据。《元典章》一书，是当时福建的地方官吏抄录汇集，后来由建阳书坊刻印的。它分为前集和新集两个部分；前集60卷，新集不分卷。前集收录了元世祖中统元年至元仁宗延祐七年间(公元1260—1320年)的各项敕旨、条令和有关案例；新集辑录的是元仁宗延祐七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间(公元1320—1322年)的有关材料。这部书以纲、目、子目来编排。前集分为大纲10项，纲下有81目，在目下又分若干子目。其中“六部”计有子目327条。纲的分类编排次序是：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新集分为大纲八项：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计有39目，94条子目。所记史实多为《元史》所未载的。 《元典章》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法律，以至风俗的重要资料。它保存了元代极可珍贵的原始资料，并且还收录了许多江浙等地上报朝廷的公牍，其中有不少的方言俗语。另外，它也保存了一些可以补史籍之缺的佚文。这部书材料可靠，但是由于是抄件，所以难免有不少脱落讹误的地方，而且体例也很乱。已故陈垣教授有《元典章校补》10卷，可参阅。 《明会典》，是明代朝廷官修的政书。前后共纂修三次。最初是明孝宗弘治帝朱祐樘命吏部尚书徐溥等编修，在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成书，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由李东阳重校，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刊行，称《正德会典》，共180卷。仿《唐六典》、《元典章》记述明初至弘治间的行政法典。文职衙门，从宗人府以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他衙门；武职衙门，从五军都督府以下诸衙，分别详述其职掌。南京诸曹附北京诸曹后，与北京不同者另立条目。此书材料是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刊布的《诸司职掌》一书为主，参以《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教民榜文》等12种书，并附以历年的有关事例。到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开始续修，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完成，有53卷，没有刊行。明神宗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第三次纂修，在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成书，共228卷，题名申时行等编，是为万历本。除校订补辑前两朝《会典》外，又增加正德至万历间事例。全书以六部为纲，分述了明代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记载了明代开国至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200余年间职官的建置沿革、冠服、仪礼等，附有插图。由于这部书是“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所以，记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最为详细和完备，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1988年，中华书局据1936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的万历重修《明会典》缩印为一大册，是现在通用的本子。 《清会典》是清王朝仿《明会典》体例官修的政书。这部书在清代先后共修过五次，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所以它又被称为《五朝会典》。 清代的《会典》最早修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仿《明会典》方法，把有关的规章制度，分别系于各所属的衙门之下。到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修《乾隆会典》时，把典则和事例，分别为两个部分，即会典和会典事例，“以典为经，例为纬”，事例作为会典的辅助，把各门各目的“因革损益”的情况，按年进行排比。这样既有门类，又有时间顺序。在嘉庆和光绪《会典》中，又把礼部的仪式、祭器、卤簿，户部的舆图，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绘图成编，叫做《会典图》。《五朝会典》包括：《康熙会典》，162卷；《雍正会典》，250卷；《乾隆会典》含会典100卷，则例180卷；《嘉庆会典》含会典80卷，事例920卷，图132卷；《光绪会典》有会典100卷，事例1220卷，图270卷。这套卷帙浩繁的政书，为清朝一代典章制度的总编，对了解清朝典章制度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第三节 其他具有政书性质的著作 历代典章制度是我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书网要了解中国历代的典章制度，除了上述的各种政书以外，还有一些具有“会要”性质的政书或带有政书性质的著作，或记载各朝某一方面制度的专著，如《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我国最早的法典；《大唐开元礼》是朝廷举行典礼的准则。又如宋代的《营造法式》及清朝的《大清律例》等等都是。此外，还有用谱表形式写成的专著，《历代职官表》等，也应该知道。 《历代职官表》是可以用来查阅历代职官的表谱类工具书。清代乾隆四十bbr>?99lｉｂ?五年(公元1780年)由纪昀〔yun匀〕等主编，历时三年成书，共72卷。这部书以清代官制为纲，然后分栏列举从三代到明朝的历代中央与地方官制，并比较异同。由于内容过繁，道光年间曾作了删节，1965年中华书局根据删节本校勘整理重印；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历代官制的沿革和各种职官的职能演变情况，特别增加了《历代官制概述》和《历代官制简释》两篇文章；对了解历代官制是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 《历代职官表》所记载的清代官制只到乾隆朝为止，而清代后期官制发生了很大变动。所以今人钱实甫又编了《清季重要职官年表》、《清代新设职官年表》；后来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从顺治到光绪九朝的《实录》和《宣统政纪》，他又编成了《清代职官年表》。此外，对了解清代官制有用的书还有章伯峰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其他这类书籍就不一一介绍了。 最后想要提到的是，政书对于我们阅读文史方面的书籍是一种很有帮助的工具书藏书网。阅读文史书籍，有必要了解我国典章制度；同时，利用政书，也可查找历史资料。例如：要查有关“陨石和陨石雨”的资料，在《秦会要订补》历数门中陨石目下；《西汉会要》祥异门中星陨目下；《东汉会要》历数门中陨石目下，都可找到有关资料。这些资料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史书中关于陨石的记录，也是世界上陨石最早的记录，并由此可知当时对于陨石已有正确见解。此外，就是阅读诗文，有不解的地方也可以利用政书。例如，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其中最后有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是什么官呢？一查《通志·职官略》，就可以知道司马是负责军事的官，江州司马是负责江州军事的官员。又根据《历代职官简释》，得知唐中叶以后，州司马这一官职一般是安排被贬斥的官员的，不能干预公事，只是虚有名义而已。再看《通志·器服略》，记载了“贞观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红色)；六品、七品以上服绿；八品、九品以上服青……”这就是说青衫是当时八、九品低级官吏穿的衣服。因为白居易当时被贬官为江州司马，身着青衫，所以才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了解这些，就会对诗文加深理解。今天，有些历史题材的电影戏剧，在服装道具上闹出了笑话，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于古代典章制度的知识。 第一节 什么是丛书？ “丛”字有总、聚、众的意思，把很多种书籍汇集在一起刊行，总冠以一个名称的一套书，就是丛书。因为丛书是把许多 5355." >单独的著作编辑起来而汇刻成一大部书的，所以又叫“汇刻书”。编刻者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或难得的许多书籍(少则数种，多则几百、几千种)集合起来，给一个总名，刻印传世。这类书籍的特点是所谓“各存原本”，就是收集在里面的书都能保存原本面目。它就像许多树木合成丛林，而树木又是独立存在的。当然，丛书中汇集的书籍并不一定都是首尾完整的，有些也是删节选录的，但都各自独立。藏书网bbr>.. “丛书”两字连用，最早见于唐代韩愈的《剥啄行》一诗：“门以两版，丛书其间”。但这不 662f." >是书名，而是说关上门，家中聚集着许多书可读的意思。作为书名，是从唐代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开始的；但这部书只是他个人的小品杂文。另外宋代王楙〔mao茂〕有《野客丛书》，是经籍考证的文章。以上两部书虽然题名丛书，实际上并非是我们所说的丛书。然而有的书未标丛书之名，却有丛书之实；如《儒学警悟》。到了明代，程荣编辑了汉魏六朝诸家著述，汇集为《汉魏丛书》，才算是有了名实兼备的丛书。藏书网 丛书还有许多别的名称：丛刻、丛刊、丛钞、汇刻、汇刊、汇钞、汇编、全书、遗集、合集等等，名虽不同，但实际都是丛书。 第二节 丛书的种类 丛书的编刻由于主旨 548c." >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综合性丛书：凡汇集各类性质的书籍或者至少收有四大部类(经、史、子、集)中两类以上的书籍，都属于综合性丛书。综合性丛书又可再分为普通丛书(一名杂纂)、地方丛书(一名郡邑丛书)、氏族丛书、个人丛书四种。普通丛书是丛书中最主要的部分，有包括范围很广..t>、包罗四部的，如《百川学海》、《说郛》、《学海类编》；也有专收某一时代著述的，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地方丛书是以地区为范围的，专收某一地区人的著述，如《泾川丛书》、《豫章丛书》。氏族丛书以一姓为范围，专收同族人的著述，如《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晁氏丛书》。个人丛书是以一个人为范围，专收一人的著述(但必须是兼有四部中两类以上的著述)，如《船山遗书》、《戴氏遗书》等等。此外，辑佚书大都是断简残篇，既认为可以独立成书，但又与其他体裁有别，如《黄氏逸书考》、《玉函山房辑佚书》，都是内容兼及各类，也应是综合性丛书，但若专辑一类的则可入专门性丛书。 二是专门性丛书：有按经、史、子、集来分的，如《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百衲〔na纳〕本二十四史》、《史学丛书》、《十子全书》、《百子全书》、《乾坤正气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有以学科来定的，如《当归草堂医学丛书》、《中西算学四种》。文学方面的丛书还有按照体裁区分的，９9lｉｂ?如《唐诗二十六家集》、《古今说海》、《元曲选》等。甚至还有按地区分的，如《江左三大家诗钞》、《浙西六家诗钞》等；以及按氏族分，专收同族人的，如《武林丁氏家集》、《高邮王氏家集》等。总的都是聚集这一学科中某些著作合而成为一部丛书的。 第三节 丛书的简史 追溯丛书的起源，就要谈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六经》，是用一个书名统括群书，包含有丛书的意思。所以，丛书当起源于汉代。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还有《公羊》、 href='2195/im'>《论语》，刻在石上作为标准本；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这种石刻，被治中国书史的人认为是书的一种形式；论汇刻群书的形式，当也从此开始。到纸和笔发明以后，书籍就以抄写为主要流通形式，逐渐有丛书出现。根据史书的艺文志记载，始见于齐梁时期，《隋书·艺文志》记录了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和梁代任昉的《地记》；这两部书属于专门性丛书。就写本来说，可算是丛书之祖，可惜的是两书都已失传。 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为丛书的刊刻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流传和搜集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刊印群书而题以总名称，首先是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刻印《九经》，还是属于专门性丛书。到宋代，何去非校《武经七书》也是专门性丛书。看起来专门性丛书的编印要比综合性丛书早得多。 综合性丛书以现存的传本来说，最早的是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书成于南宋嘉泰年间。继《儒学警悟》之后，宋代的第二部综合性丛书是《百川学海》，凡10集100种，179卷，所收以唐宋人著作为多，间有晋代及六朝人著述。辽金时期最著名的汇刻书：一是《契丹大藏》；一是《金藏》，就是《赵城藏》；都属于专门性的丛书。综合性丛书没有。到元朝一代，为后世著称的专门性丛书有元杜思敬辑《济生拔萃》。综合性丛书在当时有陶宗仪辑的《说郛》。《说郛》收经、史、诸子、诗话、文论及百氏杂记之书，凡千余种，可惜原书早已不存。原编的种数、卷数，皆不可知，传世的一为明代传抄的100卷本(近人张宗祥搜求旧抄本重校的《说郛》也是100卷，192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一为明陶珽重校的120卷本，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宛委山堂刻本。都非陶氏原本。 到明代，丛书的编纂、刊刻发展到兴盛时期，除了普通丛书，还有氏族丛书、个人自著丛书、地方丛书和各种专科丛书等。明代藏书家无不喜刻丛书，自左氏《百川学海》流行而后，明代屡经传刻，刊刻丛书之风接踵而起。刊刻精良的，首推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无锡华珵仿宋刊的《百川学海》，刊刻之精，竟有以之冒充宋刻的。次为专门性丛书，长洲顾元庆的《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自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到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经16年时间才刻成；收书自汉至宋著作40种，多据宋本翻雕。清黄丕烈得到这部丛书中的《开元天宝遗事》特写跋语，视为罕秘，珍贵可知。袁褧(即絅)辑《金声玉振集》，也是综合性丛书，收书55种；其中54种都是明人著作，只有一种是元察罕的《帝王纪年纂要》，但也经过明人黄谏订正；此书刊刻也很精良。还有《纪录汇编》，明沈节甫辑，收书一百多种，216卷，收自朱元璋的御制皇陵碑起，全都是明人著作。综合性丛书中还有《古今逸史》，明吴琯辑，设“逸志”、“逸记”两门，共收书55种；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分正集、续集、广集、普集、汇集、秘集，共收书229种。这些都是著名的丛书，有的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内容和刊刻都很精良。 明代刊刻丛书在嘉靖、万历以前，大体上可分两类：一宗《百川学海》；一宗《说郛》。明季震于陶氏之名，或仿陶氏之书，或继左圭之作，重为编辑；如吴永编的《续百川学海》、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本身就是续编、续刊性质。其他如范钦的《范氏奇书》、高鸣凤的《今献汇言》、王完辑的《百陵学山》等，也都是仿照《百川学海》和《说郛》的体例。万历以后，新的丛书类型出现，即汇集某一历史时期的著述，如程荣的《汉魏丛书》(这是第一部名实具备的丛书)，收书38种，绝大多数是汉魏时人著作；钟人杰、张遂良辑的《唐宋丛书》，按“经翼”、“别史”、“子余”和“载籍”四部共收书103种，其中除20余种为汉、魏、晋、南北朝等各代著作外，其余都是唐、宋人著作。同时，汇刻专门性的丛书，如李栻的《历代小史》、周子义等的《子汇》、陆楫的《古今说海》、朱警的《唐百家诗》、潘是仁的《宋元四十三家集》、毛晋辑《汲古阁合订唐宋元诗五集》等也陆续出现。而专门性丛书中，集部早在万历元年就已有按地区刊刻的丛书，如朱炳如辑、丁一中续辑，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泉州郡丞丁一中刊本的《温陵留墨》，只是规模不大。综合性氏族丛书也已出现，如王永熙辑、万历震泽王氏刊本的《震泽先生别集》；明刊的其他各朝氏族丛书也有多种，如《河南程氏全书》(一名《二程全书》)等。而专科性的氏族丛书，早在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即有程敏政辑《唐氏三先生集》出现。而个人丛书，如《欧阳文忠公全集》、《陆放翁全集》等都已刊刻。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海盐县知县樊维诚编辑的《盐邑志林》，是第一部郡邑丛书，收历代海盐县人的著述，自三国到明共40余种，其中明人著作近3/4。明代丛书至此，可以说是各体具备了。 但明代刻书自万历以后质量逐渐下降。如胡文焕的《格致丛书》，往往合并卷数、删落标题，擅削原文，或自立标题，此种刻书陋习，当时已成风气。到天启崇祯年间，毛晋刊刻《津逮秘书》，才开始力革这些流弊。毛晋，常熟人，家藏图书八九万册，多宋元佳刻，精本名抄，著称于世。特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庋藏。他传刻古书流布海内，所编《津逮丛书》是汇集了宋元旧帙，据胡震亨所辑《秘册汇说》重为刊成，约140余种。其中所采汉唐著述，首尾完备，无割裂臆改的现象，比《说郛》等书为好。毛氏汲古阁刻书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的，《津逮秘书》之外，还有《十三经》、《十七史》、《宋名家词》、《六十种曲》等。他尤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 清代是我国古籍丛书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著名的官修《四库全书》外，各家私刻丛书如雨后春笋，竞相镌印；其数之多，种类之全，超越前代。 首先谈谈官修丛书。官修丛书开始于康熙年间，曾先后组织编纂刊刻了《御纂七经》、《古香斋袖珍十种》、《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以及《律历渊源》等。其中《古香斋袖珍十种》为经、史、子、集四部俱全的综合性丛书，而《律历渊源》则为天文学著作的汇编。乾隆时官修丛书，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刊行《二十四史》、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敕撰刊刻的《辽金元三史语解》，特别是乾隆三十七年到四十七年(公元1772—1782年)纂修的《四库全书》更为丛书中之巨著，部头之大，前所未有。但只是写本，并未刊刻。而在修《四库全书》时，特别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种书，大都是宋元著作，用皇家武英殿特制的木活字排版，定名聚珍版，印了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是很有价值的。 私修丛书和官修丛书相比，则不论种类、卷数都超越后者，且门类齐全；其中更多有因文献价值和刊刻质量精美而享有盛誉的。可分为三个时期来概述。 清代前期(包括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初汇刻丛书仍沿明代旧习，至曹溶编《学海类编》，才稍改旧观。《学海类编》收罗丰富，收书441种，卷目分列四部：一经翼、二史参、三子类、四集余。取择较严，要矫正明季刻书的弊端，凡认为荒诞不经，茶酒说部之书，概不收录；且要求完整，不加割裂。但原书仅存稿本，直到道光年间才有刊本。其他如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汪士汉辑《秘书二十一种》，据《古今逸史》刊版重编印本，收自先秦至宋古籍21种；王晫、张潮辑的《檀几丛书》，收录明清两朝人著作，分三集，收书157种；张潮又辑刊了《昭代丛书》，收书除明黎遂球的《花底拾遗》一卷(黎有牡丹状元之称，南明时殉国)之外，全都是清朝人著作，分甲、乙两集，每集六帙，共收书90种，分别刊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和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收书中还有清初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合著的《西方要纪》一卷；吴震方辑的《说铃》分前、后、续三集，共收书62种，除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的《坤舆外纪》外，全都是清朝人的著作，其中包括后来遭禁的屈大均的著作《登华记》，前两集刊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续集刊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此外还有曹寅辑的《楝亭藏书十二种》，内收宋元人著作，于康熙四十五年刊行。这时期的专科性丛书有清著名词家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1800余卷，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刊行；还有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刊；以及张士俊辑的《泽存堂五种》等；都是这时期著名的专科性丛书。 清代中期(包括乾隆、嘉庆及道光前期)乾隆以后，刊刻古籍之风蔚然勃起，不仅单纯的辑刻，而还注意爬梳整理，从事抉择校雠，这时期又可分数派来叙述： 目录派：可以鲍廷博所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为代表，这是一部影响较大，别有特色的大型古籍丛书。鲍廷博是清代乾嘉时期有名的藏书家。他年轻时科场失意，遂绝意仕途，致力于购求古籍。取《大戴礼记》：“学然后知不足”的意思，名其藏书斋为“知不足斋”。他的搜求古籍不遗余力，每听说有异书，就借来抄，想买的书，就是典当了衣裳来买，也决不吝惜；经过30多年的经营，藏书已很可观，有不少宋元旧刻、旧抄及其他珍本秘笈。当清政府修《四库全书》时，征集天下遗书，他把自藏的600多种善本，献给朝廷。乾隆皇帝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并作诗说：“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加以褒奖。鲍氏不仅苦心搜书，而且精心校书，热心刊书。“凡有善本，无不刊行”，“朝夕雠校，寒暑不辍，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至老不衰。从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开始刻印《知不足斋丛书》到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鲍廷博去世为止出了27集，以后其子继承遗志到道光初年又刻印了三集，前后经历了50多年，总共刻印30集。每集八册，收书共207种，781卷。这是一部以精善而著称的综合性丛书，在清代私刻丛书中占重要地位。其特点是：多收罕见难得的珍本秘笈。由于明清之际战乱频仍，是我国文化典籍遭到破坏比较严重的时期，许多珍贵书籍难以得到。因此，鲍氏乃着意搜访，使之得到保存。而已有刻板，流传很广的书概不收入。鲍氏丛书发挥了丛书辑佚的功能，辑刻了不少久已亡佚而又重新复出的珍贵典籍。例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儿子苏过的诗文集《斜川集》，南宋以后流传已很少，清代康熙年间曾下诏求此书而不可得。据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记载：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闻有书商以此书索价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见之，其存佚今不可知”。为了得到此书，鲍氏曾悬金购求真本，以与三苏文集并行，但也未能如愿。由于士人如此看重此书，以致有些书商竟以假乱真，索取厚利。自元末以来，书商就有将宋刘过的文集改题为《斜川集》，冒充欺世，赝〔yan雁〕本流传，受骗的人不在少数。直到乾隆年间，翁方纲和赵怀玉等人从《永乐大典》、《宋文鉴》等书中抄辑而出，分为六卷，才使沉晦隐伏600多年的珍籍重显于世。鲍廷博闻讯喜极欲狂，亟索校阅，首次刊刻在《知不足斋丛书》第26集中。类似情况，还有不少，一些亡佚罕见之书都被收入这部丛书之中，就不一一细述。同时对流传极少，几将绝迹的书；藏书家有抄本而无刻本的书；流传很久，但旧版已经散失，难以得到的书；也竭力搜求网罗，或重金购买，重新开雕，辑入其丛书之中。他的搜访异书由中国甚至扩大到海外。他曾托友人通过来往商船到日本去寻求佚书，此举也引起日本学者的兴趣，因而他的丛书中也刊刻了一些从日本传来的中国已经亡佚的文化典籍，如《孝经郑注》、《全唐诗逸》等。这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中日文化交往的动人故事。除此外，鲍氏刻丛书虽以罕见为主，但并不猎奇，而是着重实用。这可能因清初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对鲍氏丛书有影响。鲍氏丛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主要为经史、考订、地理、算学、金石、诗文集、书画、书目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关于历史、地理、科学技术、诗文及其评述的一些著述，尤为引人注目，算学著作尤多。而且鲍氏为了保证丛书质量，刊刻准确，尽可能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以及一些珍贵的抄本；有些书已刊刻在其他丛书中，但校勘不精，错讹太多，鲍氏必用善本重新校刻，辑入丛书。校刻过程中，得到不少名流学者的协助，并对一些校勘家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所辑之书必求首尾完备，序跋，题识务使毕录不遗。这方面比以前刊刻的一些丛书都胜过一筹。而且鲍氏还在大部分书后题有自己的跋语。这些跋语对作者生平、版本源流、校勘优劣、书的内容梗概、特点，都有所简述。 总之，《知不足斋丛书》是以罕见和实用为宗旨，注重善本，校刻精审，力革前人丛书之流弊，收书首尾完备，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综合性丛书。在当时和以后都有很大影响。当时的学者名流都推重此书，几乎视为私刻丛书之泰斗。对其他丛书的产生也有很大影响。续鲍书的有９9lｉｂ?：高承勋的《续知不足斋丛书》、佚名的《仿知不足斋丛书》、鲍廷爵的《后知不足斋丛书》。刻书之风由浙中而传至粤东，在浙中者则有与鲍氏同时的顾修，收鲍氏丛书所未收，仿鲍氏丛书体例，不以时代为限，每刻一书必与鲍氏商榷论定，辑为《读画斋丛书》。李调元则以鲍氏丛书为楷模，编了一部规模较大的丛书《函海》，声称要和《知不足斋丛书》并驾齐驱。继此而后，就是到清代后期，蒋光煦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钱熙祚所辑的《指海》，也都具有鲍氏丛书之遗风。在粤东，有伍崇耀的《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潘仕诚所编的《海山仙馆丛书》等，也都是仿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体例，择辑前贤遗编，板式亦与《知不足斋丛书》相同。而他们都是拥有游资贸易海外的商人。可见乾、嘉间，不仅士大夫好刻丛书，就连富商巨贾，也喜附庸风雅，广事传刻丛书。 版本派：鲍氏所刻丛书以罕见为主，不以版刻争奇。而黄丕烈则注重版本，主张仿刻善.本为高。黄丕烈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的藏书以既富且精而著称。曾辟“百家一廛〔蝉〕”专室贮藏所得宋版书一百余种。而因购得宋刊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两种，《仪礼》一名《士礼》，因题藏书室名为“士礼居”。据所藏宋元珍本精工仿刻辑为《士礼居丛书》，据说皆用原书影刻，惟妙惟肖，毫厘不差，后人得其书者，几可乱真，可见当时刊刻之精。影响所及，如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刻书，以及其后的杨守敬、黎庶昌访求日本所藏古籍影刻为《古逸丛书》，都有士礼居一派遗风。 校雠派：这一派认为读书应以实用为主，宋人刻书，也未必尽善尽美，所以书必校雠而后能读，以实事求是为主。这一派代表为卢文弨所编的《抱经堂丛书》。卢文弨，人称抱经先生，乾隆间进士，官至侍读，后乞养归田，终日以读书校书为乐，积20余年。每校一书，必搜罗各种版本，反复考校，手批目验，然后定夺。继卢氏一派有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平津阁丛书》等，校雠古籍都极精湛。一脉相传的还有《传经堂丛书》、《拜经堂丛书》、《浮溪精舍丛书》等，都是一时之选。 综合派：以张海鹏的《学津讨原》为代表。此书多取明季毛氏汲古阁所辑刻的《津逮秘书》。毛氏刻《津逮秘书》15集，143种，流传150多年，渐渐散佚。张海鹏辑刻《学津讨原》有20集，171种，于津逮旧籍，所收独多。《津逮秘书》所收终于元代，此书由上古以迄明代，所辑皆本原书，无一删节，可谓统古今之盛。此外，又刻《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继张氏一派的为金山钱熙祚。《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残版后均归钱熙祚，钱氏取《借月》残书增为20集，137种，更名《指海》，《墨海金壶》则增辑补刊改名《守山阁丛书》。丛书书名与编纂者虽不相同，但其书同出一个版本源流。清代传刻丛书，此一点是应该注意的。 清代后期(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映到丛书刊刻上，一部分仍沿袭乾嘉学风之余波，以汇刻校勘古籍为重。如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以及前面提到过的蒋光煦的《别下斋丛书》、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伍崇耀的《粤雅堂丛书》；还有钱培名的《小万卷楼丛书》、王懿荣的《天壤阁丛书》、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等。另一部分更向专门发展，舆地、金石、目录、词曲等专门性丛书日益丰富。如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丁谦的《浙江图书馆丛书》(一名《蓬莱轩地理丛书》)、王蕴香的《域外丛书》、叶德辉的《观古堂书目丛刊》、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迄至民国的罗振玉的《楚雨楼丛书》等。嗣后，殷墟、敦煌文物宝库的发现，小说、戏曲的被重视，都为丛书增添了新的内容。 清代丛书值得提出来的有两点：一是很多丛书的编纂者或是藏书家，或是校勘家，或是某一学科的学者，所以他们刊刻的丛书，有以汇集辑佚为主；有以仿刻宋元旧本为主；有以校勘精审为主；因而清代丛书的质量远远超过明代。二是乾嘉以后，丛书发展达到极盛时期，特点是辑佚、举要等各种形式具备，如《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等的编刊，显示了辑佚工作的兴盛。此外，自宋到明的各种丛书所收多是短篇、小品；也就是篇幅短小的著述。但到清代乾隆以后，长篇巨制也被收入丛书，而且有所选择，注意精刻，质量很高。这时期的丛书数量多，种类全，内容也精，不仅普通丛书、地方丛书、族姓丛书、著名学者的个人丛书刊刻的极多，而且专收经、史、子、集中某一部的丛书也猛增，举不胜举。还有一些专辑医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丛书。总之是应有尽有。 辛亥革命以后，风气犹存，所刻丛书值得称道的有徐乃昌的《积学斋丛书》、缪荃孙的《云自在龛〔kan堪〕丛书》、刘世珩的《玉海堂丛书》、张均衡的《适园丛书》、董康的《诵芬室丛刻》、刘承幹的《嘉业堂丛书》等。陶湘的仿宋刻《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是志在传古，犹有乾嘉遗风。 自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传来影印的方法，于是影印之风兴起，而雕版印刷渐趋衰落。同治、光绪年间，同文书局影印《廿一史》、《十三经》等古籍；也曾翻印已刊出过的丛书。到了现代，有三部著名的以收集古籍为主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是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所辑的一部著名丛书，分为初编、续编、三编，所用底本主要是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涵芬楼所藏的古本、精本，也有借来的善本，共468种。这套丛书的编印目的是搜集影印宋、元、明、清的精刻本、精抄本和手稿本，供考订古籍、整理文献时参考。《丛书集成》是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开始编辑出版的，选定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100部，原拟分订4000册，计 5212." >划10批出齐，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出书中断。初编已出版的计有3467册，没出的533册。此书集古今丛书之大成，故名叫《丛书集成》。《四部备要》是中华书局编印，收书336种，底本都是清代学者整理过的本子，内容也称精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印的丛书不止这些，其他书局也有丛书的编印，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四节 丛书的鼻祖——《儒学警悟》 《儒学警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书。它是南宋俞鼎孙、俞经同辑的，辑成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这是一部综合性丛书，全书七集41卷，收录有宋朝人的著作六种，包括：汪应辰的..《石林燕语辨》10卷、程大昌的《演繁露》六卷、《考古编》10卷、马永卿的《懒真子录》五卷、陈善的《扪蚤新语》上下集各四卷，以及俞成的《萤雪丛说》上下集共二卷；这些著作记录了宋代制度、掌故、人物琐事等。此书一直流传至今。 清代光绪以前，学者都以南宋左圭辑刊的《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跋百川学海》一文中明确说过。《百川学海》用太岁纪年，题“昭阳作噩”，不署年号，但书中所收李之彦的《东谷所藏书网见录》成于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查阅太岁纪年表，可以得知“昭阳作噩”应该是南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在光绪时，近代目录学家缪荃荪发现了《儒学警悟》的明嘉靖年间的王良栋抄本，才知道《儒学警悟》是辑成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早于《百川学海》72年，从此，《儒学警悟》就被推为我国丛书的鼻祖了。不过，《儒学警悟》辑成以后只有抄本流传，经缪荃荪校雠，于1922年才由陶湘刊行，而《百川学海》收书100种，分十集179卷，雕版流行。所以一般认为《儒学警悟》是我国第一部辑成的丛书，《百川学海》是我国第一部刊刻的丛书，二者都>可以算作丛书之祖。 第五节 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古代中国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同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相比，卷数竟是后者的三倍半。这部书当时一共抄了七部，分藏在七个藏书阁。它究竟收录了多少书籍呢？因为七部《全书》抄成时间不同，抽补散失等情况各异，所以它们的总数并不相同，现以文津阁本为例，共收书籍3503藏书网种，79337卷，36304册。 这部书为什么定名叫《四库全书》呢？这同我国古代的书籍分类方法有关。公元前1世纪，西汉刘歆著《七略》，把古书按六类分部。到公元3世纪，西晋荀勖〔xu续〕创立四部分类法，甲部是经，乙部是子，丙部是史，丁部是集。公元4世纪东晋李充把荀勖的乙、丙部予以对调，这样大体上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的四部顺序。完全奠定四部分类法的是《隋书·经籍志》，自此靡然成风，沿用了1000余年。在唐初，设有集贤书院等皇家图书馆，按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名叫“四库书”，这便是“四库”名称的由来。清代《四库全书》按四部分类，又沿用了唐代四库的名称，更因为收录的书籍比较完备，包括各方面的知识和多种学术流派，所以定名为《四库全书》。 当时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呢？清高宗弘历(乾隆)在位时(公元1736—1795年)，清王朝统治已有100多年，这时我国虽处在封建末世，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则是封建末世中一个比较隆盛的时期，国内较安定，经济上繁荣，封建文化达到相当水平。清朝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一方面沿袭明朝办法开科取士，笼络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很多学者回避现实，把精力集中在整理古书上面，适应这种学术空气，有人就提出要把图书集中起来，分别收藏在学校和名山古庙等妥善地方，供学者应用。在有利于加强统治的前提下，乾隆帝下达了征求天下遗书的命令，准备编一部规模空前的大丛书。他的目的是一来借修《全书》机会在全国范围征集图书，就此将历代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评论和总结；二来借修《全书》的机会消除汉族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意识；三来借此宣扬清朝是文治盛世，显示清朝不仅以武力统一中国，而且是超越汉唐文化的太平盛世。于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正月初四日下诏各省搜集历代及清朝人的著作，并在第二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在武英殿设缮书处。后来续办南三阁书，又在东华门外云神庙、风神庙、地安门内帘子库、官房另设四局，按经、史、子、集分头缮写。 编纂《四库全书》的书籍来源有四：一是政府藏书，即内府本；二是清代皇帝著述和奉皇帝之命纂修的书籍；三是各省采进、私人进献和通行的书籍；四是从《永乐大典》里辑录的佚书。10年间从各地征集的图书约3.3万种，其中以浙江省最多。私人进献图书的著名藏书家有29人，进书500种以上的有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和宁波天一阁主人范茂柱等。 四库馆开馆修书前后共任命正、副总裁以下官员360人，总裁于敏中和副总裁金简出力最多。还先后派了三位皇子担任正总裁以加强监督。正、副总裁之下，有总纂官，其中纪昀出力最多，其次是陆锡熊。其他还有总阅官、总校官、督催官等等。四库馆简直就是一个封建官僚机构，不过里面也集中了不少著名的学者。缮书处除总校官外，主要是抄写人员。抄北四阁书时，有誊录2826人，续写南三阁时，又添书手1000人，光是抄写人员前后就达3826人。再加上四库馆官员，总计有4186人。 第一部《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12月修成，这时距乾隆下令征集图书已经10年。接着又用将近三年的时间，在乾隆四十九年11月陆续完成了第二、三、四部《全书》。这四部《全书》分别藏在北京宫中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奉天(今辽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也叫“内廷四阁”。这四处地方不准外人出入，完全是皇家的私人藏书阁。 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到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约五年时间里，四库馆又另外抄写出三部《全书》。这三部分别送到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里的文澜阁贮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也叫“江浙三阁”。这三处地方是对外开放的，允许读书人入内阅览。 北四阁的《全书》，用的是上等开花榜纸，南三阁的则用的是白太史连纸，而本头较小，横度上窄七、八分。书页都是直行红格，名叫“朱丝阑”。每半页八行，每行21个字。有注的地方，每竖格里是双行小字，有些书内还有精致的插图。书的装帧是绢面“包背装”；绢面的颜色，区分了书的类别。北四阁书的经部是绿色，史部是红色，子部是蓝色，集部是灰色。南三阁书中，文宗阁和文汇阁的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玉色，集部藕合色；文澜阁与众不同，经部是葵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黑灰色。这七部书每册的首、末页尾部盖有乾隆皇帝的玺印，但每阁一式，各不相同。贮藏的方法是，每若干册放入一个楸〔qiu秋〕木制的匣内，名为一函，函面上刻有书名，在函内的书用香楠木片上下夹起来，再用绸带束住。函面的字、绸带与书的绢面，颜色都是相同的。用这种办法保存书籍，不仅美观，而且防潮、防虫。为了取书方便，每种书在架上的陈列都有一定位置，而且画出图样，叫做《四库全书排架图》。一套《四库全书》犹如一套精致、贵重的工艺品。 为了贮藏这部巨著，特别建筑起七座专用的藏书阁，大体上都仿照宁波天一阁的式样建成。从外面看是两层，里面实际上是三层。底层面积约600平方米。每层陈列着书橱。阁前有水池，后面有假山，左侧建有碑亭。这一切都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巧。 《四库全书》所包括的知识范围，在当时确实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这部书共收录著作3500多种，在经、史、子、集的下面，又分为若干类，如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共44类。其中有15类又划分了若干细目，叫做“属”，分了64属。从收录书籍的著者情况看，它收录了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各代人的著作，只是不收当时还活着的人的著作(除了皇帝的作品和官修书以外)。所收的书籍，总的来说是突出了儒学文献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对有明显进步思想的著作深恶痛绝。另外，它的重大缺点是不重视生产技术著作，除农、医、天文、算法外，所收的科技书籍很少。对国外的史地也不重视，而对小说、戏曲更是大量禁毁。 《四库全书》历尽沧桑，现在仅存四部。文渊阁书现在台湾；文溯阁书现在甘肃图书馆；文澜阁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文津阁书现藏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文津厅之名由此而来。文宗、文汇、文源三阁的书都不幸毁于战火。特别是文源阁书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随同美丽的圆明园一起被焚毁。圆明藏书网园的断壁残垣正是侵略者罪恶的铁证。 清代修《四库全书》是对前代文化进行整理和总结的好事，但由于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执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在《四库全书》中，对部分书籍内容作了篡改删削，同时又大搞禁书毁书，并厉行文字狱。当时究竟毁掉了多少图书呢？根据不完全的禁书目录来看，共计有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加起来将近3000种。焚毁的书籍在10万部以上，烧毁或铲毁的书板六、七万斤。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乾隆朝60年间发生的75起文字狱中，四库开馆后10年内发生的文字狱就有48起之多。这样将许多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献毁于一旦，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严重地阻碍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鲁迅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但是尽管如此，还应该看到编纂《四库全书》又有整理和保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面。我国的图书到明末清初时，历经战乱，散失很严重。修《四库全书》时，清王朝以中央政府的力量，花费10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采集图书，由当时许多著名学者进行整理，对历代学术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保存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对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科技、哲学思想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资料。 我国在18世纪中叶编成的《四库全书》，就其内容之广博和篇幅之宏巨来说，当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古代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开凿了大运河，又编出了空前未有的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这都是中华民族值得引以自豪的。《四库全书》如果摊开逐页相接，它的长度会比地球的直径还多出1/3。它的内涵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极其灿烂辉煌，它是我们的祖先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我国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的贡献。 第六节 经久不衰的丛书 丛书不仅在数量上占我国古代典籍的1/3，大体上我国古代的各类重要著述均收录在丛书里，因而有人说：“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以其收罗丰富远胜单行本，大至经、史、子、集四部，以及社会风俗、科技发明、世界地理，小而琐事轶闻、茶酒志怪之事，无不可自丛书中求之。特别是许多被旧时文人看作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从无单刻机会，而以丛书形式流传下来。因此，丛书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方便学者，保存古代文化和典籍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它把单种图书汇集在一起，少则几种，多至数千种，这种汇集既为我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流传作出贡献，又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特别是汇集某一部类、某一学科、某一地方、或某个族姓等的专门性丛书，尤便于学者。有的书从无单行本，有的书有单行本，但已流传稀少，收入了丛书，便成了容易得见的书。其次是丛书有辑佚的功用。中国古代典籍经过长期人为的或自然毁坏，有的已散佚；后代的许多学者从类书或其他著作中搜求佚文，掇拾补录，重新辑出后刊刻在丛书中。如前面提过的《斜川集》，首刊于《知不足斋丛书》第26集，后来《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均有收录，使我们今天能见到《斜川集》的概貌。还有前面提过的专门汇集辑佚的丛书多种，都为我们提供新的书源。再者，一部古籍流传至今，中间经过多次传抄、刻印，产生不同版本。一般地说，越是早期的本子，流传越少，越罕见；藏书家得到罕见的精本、善本，往往秘不示人。所以，过去一些著名学者，偶尔在朋友处看到一部宋版书，必在册尾写下跋语，写下“某年月日，某某敬观”，或印上“某某过眼”等，当作一生最大眼福。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见到宋元版本，但在丛书中却可看到。如黄丕烈??t>的《士礼居丛书》就收有据宋元旧本刻印的图书，特别是近代印刷术发展，影印图书出现，使学者们看不到的宋元旧刻，在丛书中能见到。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古逸丛书》、《续古逸丛书》等都收录了大量的宋元旧刻的影印本。此外，有些书在多次传抄刻印过程中产生脱漏删节现象，在汇刻丛书时重加校勘，这样的丛书远胜单刻。特别是清代由藏书家、校勘家、版本学家编纂的丛书，不但自己校勘，还延请当时的名家参与校勘，经过名家精校审择的丛书，文献价值更高。 总而言之，我国古籍单行本散佚严重。丛书的巨大作用就是保存并流通了大量稀见难得的古籍和文献。也使古籍中的善本得到广泛流传。丛书大大方便了做学问的人，往往可使他们事半功倍。因为手边有丛书一部，足以省去许多翻检众书之劳。在历史上，丛书对发展古代科学文化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今天，丛书对文化科学研究的推进仍可起到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这种编印形式长期以来经久不衰，一向和类书、政书一起，共同把我国古代的文化点缀得千娇百媚，使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更加瑰丽多彩。 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了解类书、政书和丛书，有助于我们了解祖国的昨天和前天，对推动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大有裨益。 辅文图片
//..plate.pic/plate_170025_1.jpg" /> 《永乐大典》之一页
//..plate.pic/plate_170025_2.jpg" /> 《古今图书集成》示样
//..plate.pic/plate_170025_3.jpg" /> 清乾隆年间(1736-1795)编纂的《四库全书》
//..plate.pic/plate_170025_4.jpg" /> 《赵城藏》示样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