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拉丁美洲各国亦先后效仿美国政府的作法，以颁布法案或总统下达命令等等形式，禁止华工入境。1897年危地马拉总统下令，禁止中国继续向危地马拉移民，并于1907年又下令，凡居留危地马拉的华侨准其随时领取护照出境，出境后不得重新入境；此后新入境的华人一经发现立即驱逐出境，如有协助其入境者，按法令治罪。1902年5月，古巴政府下令“在禁例期内，中国工人从别国口岸或地方来古者为违法”，禁止中国移民入境。1903年，巴拿马政府亦下令禁止中国移民入境。秘鲁政府更是不顾中秘条约的有关华人可以自由入境的规定，于1909年下令限制华人入境，接着又下令禁止华人入境。到1923年，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排华法，经总督批准，于7月1日正式生效。加拿大“华人移民条例”共43条，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后不许以移民身份进入加拿大；现居加拿大的华人，其家属不得来加拿大居留；现居加拿大的华人，离境以两年为限，逾期不准重返加拿大；重返加拿大的华人，以温哥华为入境口岸，轮船运载华人只准每250吨重接载一人。
由于美洲各国都先后颁布排华法或下令禁止华人移民入境，中国进入美洲的移民迅即锐减。19世纪7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280多万人，其中欧洲移民占80%，华人移民仅占4.4%；实施排华法令的80年代，进入美国的500多万移民中，欧洲移民增加到90%，而华人却减少为1.4%；9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360多万人，其中欧洲人占96.5%，而华人仅占0.4%
。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都随着对华人移民的需求而变化，前期主要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后期主要是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但总起来说，美洲华工移民始终是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即使是古巴华侨参加了古巴独立战争，独立后取得了较大程度的自由权利，并受到当地人民和政府的推崇，他们也不能逃脱这种压迫。
应当指出，清政府在这期间亦开始由对“海外孤儿”不问不闻的态度转变为保护的态度。在此期间，清政府的驻美洲各国特别是驻美国的使节中，出现了一些为保护美洲华侨利益而奋斗的陈兰彬、容闳、郑藻如、张荫桓、伍廷芳和黄遵宪等等杰出人物。他们为美洲华侨牛马不如的生活奔走呼号，将华侨的痛苦状况公布于世；他们为制止美洲排华运动提出抗议，要求公正解决。但他们的这些努力，都因为清廷朝政腐败，毫无国际地位而一一宣告失败了！
1939年，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国民政府爱国将领率领的军队，开辟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壮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
1943年1月12日，中美签订平等新约，美国放弃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权利。美国亲华人士开始抨击对华人不平等待遇的各种排华法案，指出中美两国既为抗日战争中的盟邦，并肩作战，理应废除排华法案。参议员麦纽逊于6月29日提出废除禁止中国人入境法及给与配额的提案，并于10月11日提交众议院讨论。同一天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发出咨文，要求废除排华法案。咨文中指出：“现在提请国会审议批准这一项法案，许可中国人移居我国，并允许这里的中国居民成为美国公民。我认为，这一立法对于打赢这场战争和建立巩固和平的事业是重要的。”“中国是我们的盟国，多年来，她为反对侵略而孤军奋战。今天我们和她一起战斗，它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始终坚持英勇的斗争。”“我深信，国会是完全同意采取这种早应采取的措施，以纠正过去我们对朋友不公正的行为的。”
参众两院通过后，法案于12月17日获罗斯福总统的批准。该法案内容为：在分配各国移民时，中国每年占105名，其中规定75%应来自中国出生及居住的华人，其余25%配给世界各国的华人，有一半中国血统者亦在中国移民数内扣除；凡在1924年7月1日以前入境者，皆可申请入美国籍；凡在1924年7月1日以后入境者，一律视为暂居居民，待经办一定手续，取得永久居留权，才能申请入籍。之后，经过华人的各种努力，美国政府又同意一定期限内的“军人的外籍妻子”、“华裔军人妻”、“退伍军人未婚妻”、“美籍华人妻”等等可以非配额办法入境等等。
新法案颁布后，进入美国
注：有*号者包括那些因中止遣返或根据移民法案而获准居留美国的人，以及借用未来年份配额的难民。
以非配额移民身份被接纳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①(1946.6.30—1965.6.30)
注：有*号者包括出生于中国的华人。
据统计，1940年美国华人约为7万人，而1980年已增加到806027人，近年已增加至逾百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关系也有迅速的改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同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建立了外交关系，1940年国民政府与多米尼加签订了友好条约，并于1945年签订了友好条约附加条款；1942年签订中古友好条约；1943年签订了中巴(西)友好条约；1944年签订了中墨友好条约；1944年签订了中国和哥斯达黎加友好条约；1946年签订中国和厄瓜多尔友好条约；1947年签订中国和阿根廷友好条约，等等。
1947年5月1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废除1923年颁布的禁止华人入境条例及其他排华命令，这是加拿大华人25年来取得移民权利的重大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战后不久，由于在珍珠港事变前的10年里，只有中国人民承担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独自与日寇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深入敌后，钳制日军，并为解救驻缅英军，开辟缅甸战场，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与美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订立了友好条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签订的条约中，凡有华人存在的国度中，一般对华人的移居和待遇问题几乎都作了有利的规定，这样就解决了中国与美洲国家长期以来因立场互异而扯皮或回避的侨民问题。从此以后，在美洲各国的那些被称为“海外孤儿”的华人的地位有了相当的提高。以就业领域来说，过去华人不能进入的就业禁区，例如美国的一些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和造船业等部门，已开始逐步雇用华人。过去一般不雇用华人的商店和公司，也开始逐步雇用华人妇女充当店员和职员。在美洲特别是在美国，已有相当数量的华侨由从事体力劳动转变为从事脑力劳动，即由蓝领工人转为白领工人，并有许多人成为著名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经纪人和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节 美洲华侨地位的变化及其对侨居国的重要贡献
如前所述，美洲华侨地位之所以提高，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特殊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这仅是外因，以内因来说，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同美洲华侨一贯重视文化教育，努力提高本身的素质有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必要首先谈一谈美洲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
早期前往美洲的华工大多数是生长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和福建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国内难以生存的起义者。一句话，他们都是出生在贫困的劳动人民家庭，所以大部分人几乎是目不识丁，只有少数人上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低下，决定了早期赴美洲华工只能从事洗衣业、餐馆业和农业等劳动工种，绝大部分人都从事体力劳动。
随着华人经济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后代的发展，逐步开始重视华侨教育事业。尤其是在美国。到1867年，仅美国旧金山华侨学龄儿童就达500余名。为了解决这些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一些热心教育的华侨创办了十几家私塾和专馆。每家招收学生二三十人。私塾和专馆的名称均以教师姓氏而命名，例如李姓教师为李馆、黄姓教师为黄馆等等。私塾和专馆里讲授四书、古文、八股文和唐诗等课。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廖仲凯先生幼时曾在美国的专馆里就读。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教会为了在华侨中布道传教，专门设立星期天上课的主日学校，教华工们英语。一些教会学校也招收华侨子弟入学读书。据记载，1885年，在旧金山教会学校上学的华侨子弟有154人。
1885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美国华侨子弟的第一所公立学校。这实际上是一所种族隔离的小学，因为美国不准蒙古人种儿童与白人儿童同校，这所小学就是特别为教育中、日、朝等远东儿童而设立的，故称远东学堂。后因日本国力增强，反对黄、白种学生分校，美国准许日本儿童进入白人儿童学校读书，远东学堂就成为中国儿童学习的学校。远东学堂开办之初，就学儿童达150名，解决了约1/5的旧金山华侨子弟的入学问题。
到20世纪初，中国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从1905年起开始废科举、办学校，还专门设立一个管理学校的学部。同年，清廷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旨赴美考察，回国后戴鸿慈向学部建议在美成立学堂，以继承和光大中国文化传统。清廷认为言之有理，就派遣内阁侍读梁庆桂赴美劝说华侨兴办学校。1908年梁庆桂抵达美国旧金山。在他的倡议下，1909年旧金山中华会馆创办大清侨民学堂(此校原为大清书院，后又改为三藩市中华中学学校)。接着，中华会馆派遣陆步瀛、邝文光等10余名华侨领袖陪同梁庆桂先后到达美国的萨克拉门托、纽约、芝加哥、波特兰、西雅图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城市。所到之处，他们的办学倡议，都受到了美国、加拿大的华侨领袖和华侨的欢迎，于是大清侨民学堂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在这些城市成立起来。之后，美洲各地华侨都纷纷效法，创立华侨学校。到1930年，华侨在美国兴办中学6所，小学50多所和私塾20多所。这些中小学校，有的是全美中华会馆办的，有的是由某地中华会馆及华侨社区兴办的，有的是当地文化团体兴办的，还有的是私人、政党及教会兴办的。华侨进行多方位办学，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在美国比较有名的侨校有：
旧金山的中华中学是美国侨校中最出名的一所。中华中学原为大清书院，1909年改为大清侨民学堂，由中华会馆主办，校址在中华会馆大厦的二、三层。辛亥革命后该校改为中华侨民公立学校，1927年出资购买下附近基督教会楼宇为新校舍，并在1922年增设初中，故正式改为现名中华中学学校。中华中学学制完善，程度较高，图书资料丰富，设备齐全，在中国教育部正式立案，成为美国华校的一座高等学府。但此校每天上课时间仍为下午5—8时，又属补习性质的学校。此校最初是由中国驻旧金山市总领事为校长，后由美国七大会馆的主席轮流充任，最后由中华会馆聘专职校长。该校在美国华侨学校中学生较多。1916年为100人，1931年竟达到450余人。
纽约华侨公立学校是全美著名的华侨学校。它于1908年由梁庆桂倡议、中华公所主席陈焕章策划创办的。该校曾因经费问题，发生过许多波折。但几经整顿，学校颇有起色。1975年，学生人数达3250名，教职人员达132名，可以称为美国最大的华侨学校。
除此之外，有旧金山市晨钟剧团1919年创办的晨钟学校，这所学校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五年就因经济困难而停办了，但它仍不失为一所有影响的学校。该学校打破中国的传统观念，提倡新思想、新观念，改革旧课程，适应新环境。它在美国华侨学校中首先成立学生自治会，提倡成立各种俱乐部，组织辩论会等，是美国华侨学校进行改革的榜样。
到目前为止，美国华侨学校绝大部分是小学，中学特别是高中，为数很少，没有华侨大学。华侨仍需要到美国大学才能继续深造。
这些华侨学校一改过去私塾的教学内容，废除了讲授四书、八股文等原有课程，开设了国文、国语、译文、珠算、修身、唱歌、国画、体操、信札、地理、乡土史等新科目。它既开设国语、译文课，沟通中美文化联系，又开设国画、珠算实用课程，为华侨世代在美洲土地上更好地生存创造条件；既注意学习历史、地理知识，又注意“修身”的德育培养；既注意智育，又注意开设体操课，以使学生有健壮的体魄。这样的学校，使华侨子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受到较好的教育。
在美洲华侨学校的教学中，最可贵的是始终贯彻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例如，晨钟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创办晨钟学校的晨钟剧社，是由在辛亥革命影响下的一批华侨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该社宗旨为：“……改革旧风俗，提倡新教化，发挥民生主义，巩固民国共和。”
大哉晨钟铛、铛、铛的惊人梦。
鸟噪鸡鸣频催起，
三竿红日已东升。
最是恼人众未醒，
何能以振聩发聋？
今世界弱肉强食。
怒潮来汹涌，
图强自立，非教育不为功。
祖鞭猛著，奋志为雄。
人世百世易过，
鹏程万里难通。
莫等闲虚老韶华空悲切。
昂哉齐努力，
振我华国之宗风。
将见金门港上，
我校人才蔚起与世大同。
正如晨钟学校这支校歌中所表达的爱国主义精神那样，美国华侨和华人子女为了“振我华国之宗风”，激起了“昂哉齐努力”的求学精神，不少人在学业上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瑟·金教授曾对美国不同种族的几种专业人才进行调查，所得出的智商调查结果是：华裔得分最高，其次是犹太裔，再其次是日本裔，白人居第四位。1983年3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国青少年科学人才选拔赛中，华裔高中生宁致荣获首奖。在1985年4月12日全美高中十项全能赛中，洛杉矶华裔学生夏旭夺得冠军。同年5月5日，在美国高中学生视为最荣耀的“总统奖”的评选中，七名华裔子弟金榜有名，并获得由美国总统在白宫颁发的奖金和奖状。1984年春，华裔少年罗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获硕士学位时，年仅14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硕士。华裔子弟吴力行，年仅12岁，就读于美国山菲利普初中，成绩优异。1989年由美国全国工程师学会、全国数学教师会议和太空总署等数个单位合办的全美数学比赛中吴力行荣获第一
。据美国1980年人口普查统计，25—29岁的华裔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数的比率达90%，25—64岁男女受到博士级教育的华裔为7.1%，白人为2.1%，黑人为0.5%。从教育程度看，华裔完成高中学业人数的比率远远超过美国其他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准许参加过大战的华侨青年享有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学习的权利，美国华裔子女大批进入高等学校。此外，战后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也先后有大量华人留学生到美国学习，美国大学里学习的华侨子女、华裔子女及中国留学生日渐增多。近几年来，美国华侨、华人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重已超过全美的平均水平。
随着华侨、华人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华侨、华人在美国学术界、文化界、科技界中人数已日益增多。据统计，1940年华侨、华人担任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经理和管理人员以及办事员、推销员和秘书这一类工作的已占华侨、华人总数的20%，当工匠、手工艺工人和农民等等的仍占多数；到1950年，前者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差不多翻了一番，后者的比重降为50%多；到1970年，前者的比重增加到50%以上，而后者则下降到40%以下。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的素质已有大幅度提高。
在加拿大，从19世纪起华侨富商就开始创设私塾，以教育华侨子弟，主要教授四书、经史和千家诗等课程。到90年代，仅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就开办八九家私塾，并有一些华侨进入了公立学校。到1922—1926年，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读书的华人学生每年就有1500名左右。当时，加拿大西部的华侨学校多系中华会馆主办，而东部则大多系教会主办。
加拿大华人进入大学较为容易，也比较早。在1914—1915年度，加拿大的第一个华人女大学生叶金陵进入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入加拿大大学的华人子弟迅速增加。华人受教育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老一辈华侨。到20世纪70年代，全加拿大华人户主有20%都受过高等教育。80年代，在多伦多大学(有学生32000人)和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学生20000人)学生中，估计华裔学生占10%—20%。其中理工科的华裔学生更多，在哥伦比亚大学竟达30%—40%。华人子弟入大学者不仅人数多，而且由于华侨、华人子弟肯刻苦钻研，许多人都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
就美洲来说，拉丁美洲的华侨、华人教育事业发展较慢，规模不大，在此就不赘述了。
(2)华侨、华人在美洲文教、科技界的贡献
早期美洲华工和华侨，一般属生活贫困、文化低下的贫穷弟子，很难在美洲文教和科技界起到什么重要作用。当然，也不是全然没有，只是为数较少而已。
在早期美洲华侨的文教事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容闳。容闳是清政府第一任驻美副公使，也是早期美国华侨在文教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代表人物。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847年赴美，进入马萨诸塞州芒森学校学习。1850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并于1854年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之后，他为了“以西方之学术”，“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拟订了派遣少年到美国留学的计划，并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72年，他派遣第一批30名学童赴美学习。清政府为此成立“幼童出洋肆业局”，任命容闳为该局常设于美国的“洋局”副委员。到1875年，共有120名中国学童在美国各学校学习，在此期间容闳被任命在美国哈特福
。许多留美学生学成回国后，在我国文教、科技事业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都有容闳的一份贡献。
在农业科技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可推美国华侨刘锦浓。刘锦浓培植的新品种“刘锦浓橙”，此橙著名于整个美国。1925年刘锦浓逝世后，多仑商会及该州果农为纪念他的功绩，曾集资为其刻像立碑。1933年，芝加哥召开百年进步博览会，在佛罗里达州陈列部展览刘锦浓处，曾立有小型刘锦浓铜像，以资纪念
。
在工业科技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有美国华侨冯如。冯如1884年出生于广东恩平县。少年时随亲戚赴美国谋生，先赴旧金山，后去纽约。在纽约期间，他先后在船厂、纺织厂、机器厂学艺，精通了机械和电机等36种机器的专门技术知识，能熟练地设计和制造抽水机、打桩机、电动机等多种机器设备。之后，在“航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潜心研究飞机制造技术，并多次试制飞机，探索成功之路。1909年9月21日，冯如终于在美国屋仑驾着自己设计和制造的飞机上了蓝天，使中国人的飞行理想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并处于世界航空技术的领先地位。正如第二天的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所指出：“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冯如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为华侨争了光，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
另一名美国华侨谭根在飞机设计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谭根生于广东，1910年毕业于美国希敦飞机实验学校，获加利福尼亚飞行会和万国飞行协会证书。他是世界上早期水上飞机设计制造者之一，他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性能优于欧美国家同类飞机。1910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他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获得冠军。1912年在参加圣地亚哥举行的美国飞行大赛中取得成功，被授予银杯和美国国旗，被称为“东亚飞行第一人”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洲华侨、华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科技人才不断移居美国，华侨、华人在美洲文教、科技界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据统计，1940年美国大陆的华人中从事专业科技行业的约占2.5%，而到1970年已达26%。据估计，美国的第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十二三万人，其中中国血统的约占1/4。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是物理系和数学系)，有1/3是华人或华裔；在美国工程机械学会各分会任主席的有一半以上是华人；在阿波罗登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占1/3；在最大的电子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差不多也占1/3。此外，还有1000多名中国血统的研究员在美国电脑中心工作，在19位主任中，华人竟占12名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华人在这些领域的突出作用。
下面再具体谈谈美洲华人在文教、科技界的表现。
在美洲，文教、科技界众多的华侨、华人中，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犹如繁星中的四颗最明亮的星星，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赴美国。从1949年起，就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后任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李政道1926年生于江苏，曾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赴美留学。从1953年起，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发现了物理学上一条新定律，推翻了爱因斯坦发现的、指导原子物理研究多年的宇称守恒定律，轰动了全世界。这一重大发现，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微观世界和原子再分裂为粒子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尼克松总统曾授予杨振宁林肯讲座教授的光荣称号，这也是美国唯一的由总统直接授予的最高学衔。
丁肇中祖籍山东，1936年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大部分童年在中国度过。1956年回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从1967年起，在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1974年，在西普顿国立实验所进行科学实验时发现了“J粒子”，从而在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省新竹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读书，毕业留校任教。1974年他与美国赫希巴赫教授、加拿大约翰·波拉尼教授共同研究交叉分子束方法，对了解化学物相互反应的基本原理有重要突破，为化学动力开辟了新领域，从而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除此之外，美国文教科技界还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华人专家学者。例如，著名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吴健雄(公元1912— )，美籍华人，生于上海。1936年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深造。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她验证了杨振宁、李政道推翻宇称守恒定律的新理论，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会长。先后获得美国科学研究基金奖、美国总统福特授予的国家科学勋章以及自由女神和爱丽丝基金会的爱丽丝岛奖章等等，并在1974年当选为美国本年度最优秀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在美籍华人中，数学家陈省身亦曾蜚声美国科技界。陈省身(公元1911— )，生于浙江嘉兴县。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先后到德国、法国和美国学习与研究。1943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完成著名的高司一波耐公式的内在证明和示性类方面的论著。后又发现“陈氏级理论”，把微分几何和拓扑学引入新境界。1976年获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1983年获国际声誉最高的沃尔夫数学奖。
美籍华人贝聿铭(公元1917— )，生于广州，系现代派设计大师。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他曾在纽约创建贝聿铭建筑公司，他设计的建筑风格独特的各种建筑物，遍布美国各大城市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伊朗、法国和香港。他的设计风格和思想，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先后获美国全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国际普里茨克建筑学奖金、法国建筑学院金质奖。并因设计北京香山饭店，1984年获美国建筑界权威机构建筑师协会荣誉奖。贝聿铭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之一。
林同琰(公元1911— )，生于福州市。曾就读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1933年获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力距分配法》被命名为“林氏法”。他应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了许多桥梁和建筑物。先后荣获叶西夫聂夫奖、加州大学伯克莱奖。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还把预应力奖改为林同琰奖，这也是美国科技史上第一次以美籍华人名字命名的荣誉称号。
美籍华人在美国科技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犹如灿烂的群星，在科学技术的宝库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此外，在拉丁美洲等地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创造发明。例如，秘鲁华人农业学专家戴宗汉曾培育了高产良种水稻，1968年获得了秘鲁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奖状，等等。
(3)华侨、华人在美国工商界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洲华侨、华人所办的工商业也有迅速的发展。
早期华侨靠的是“三把刀”即菜刀、剪刀和理发刀，以开办饮食店、洗衣店和杂货店为三大经济支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同了，到1982年，美国华裔企业已有52839家，在少数族裔中居首位，日裔企业次之，为49039家。华裔总收入为日裔企业的2.2倍以上。这种情况，在美国商务部1986年12月5日发表的《亚裔、印第安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商业》的调查中得到了确认，即亚裔今天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所拥有的资金已超过其他少数族裔，而华裔又已跃居各少数族裔之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华人中产阶级一般只有三五万美元的资产，而现在，三五十万、百万甚至数亿元的富户为数不少，称得上“王”的华人大富翁不下10家，其中四家(王嘉廉、蔡志勇、王安、刘立)已列入美国1000家最大企业家名单里
。
美国华侨、华人的银行储蓄普遍增加，甚至每户平均储蓄数额超过了美国人。据美国1960年的户籍调查，华人家庭储蓄7000—9999美元者，占21.1%，与美国人相等。10000—14999美元者，占14.4%；15000美元以上者占7.2%，则比美国人高。故平均家庭储蓄，华人为6207美元，美国人为5660元。华人财力之雄，达到了空前程度。
近几年来，华侨、华人经营的商店已日益增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加利福尼亚州华商开设的商号达5136家，其营业额已超过日商。仅该州的旧金山及其附近的奥克兰市，华商商号就达2300家。在纽约及新泽西州邻近纽约的地方，1972年华商商号就有1799家之多。这些商号，大都属于中小型，但有些是属于大型的。在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华商经营的大明实业公司发展到43家分店。华商经营的连锁超级市场已发展到可以同美国西南部最大的超级市场(主要经营食品)赛扶威竞争。秘鲁首都利马市的华商刘铃具经营的文具、纸张等批发生意，营业额占利马市该行业营业额的80%。
华商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亦不少。美国纽约市华人陈霖经营的森美公司是年营业额达2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公司，它所经营的食品种类达数千种之多。另一家专门经营中国工艺品和物品的旧金山国光贸易公司也办得很兴旺。它专门经营中国的藤、竹、柳条编织的用品和工艺品，在美国15个重要城市设有商品陈列室。巴西华商魏书骐对台湾出口薄荷油，占巴西该项输出总量的1/2以上。
华侨、华人经营历史悠久的餐馆业也有很大发展。在美国各大城市中几乎都设有中国餐馆。据1981年粗略估计，美国共有中国餐馆15000家，其中纽约市最多，约有5000家，占全美中国餐馆的1/3，平均每200人就有一家中国餐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主要是广东餐馆和福建餐馆，战后增设了上海、北京、四川、湖南、云南和山东等省的餐馆。中国各地的地方风味，在美国几乎都可以品尝到。有些大饭店为招徕顾客，还特别讲究排场——悬挂富丽堂皇的中国宫灯，张贴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配以古香古色的中国式桌椅，播放着悠扬动听的中国民间乐曲。店内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使顾客像到了中国一样。这几年来，华侨、华人经营中国餐馆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同时可以摆几十桌酒席，容纳几百人。例如，美国纽约的“银宫酒家”、“第一酒家”和“富满楼”等等，都是一流的中国餐馆。在秘鲁首都利马市，60年代就有400余家中国式餐馆、酒馆营业，资本达1200余万美元，占该市饮食行业总资本的40%
，其中最著名的有曹万芳开的“龙凤酒家”、李光明开的“光明酒家”、蔡伦开的“万国酒家”等等。“龙凤酒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一间中国餐馆，拥有资本约70万美元
。墨西哥首都华人、华侨开的餐馆多为合股经营，有的拥有资本100—150万比索，纯利润约占经营额的40%左右。
..
一些较富有的华侨、华人还在美洲投资开办和经营工业企业，但多属中小规模的轻工企业，如氧气厂、制冰厂、塑料制品厂、皮革厂、碾米厂、家具厂、织布厂、面粉厂、酱油厂、汽水厂、榨油厂、水泥厂、烟草厂等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亦开设了一些华人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美国电子科学家王安的电脑公司就是一例。王安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电子实验室工作，发明了磁芯记忆系统，两年后制造出第一架程序计算机，1951年创办了王安实验室，1958年组成王安电脑公司。1984年王安电脑公司已拥有25000名雇员，其中大多数是技术人员，其资产总值达50亿美元。美国还有唐仲英创办的唐氏工业公司，拥有工厂15家，资产总额估计超过一亿美元，生产的矽钢占美国中部地区市场销售额的70%。号称“船王”的魏重庆所创办的复康轮船公司拥有上千名职工，为美国南部海运一家强有力的轮船公司
。巴西圣保罗市巴西籍华人林训明开设的愉港植物油公司，其下属企业的豆油出口量占巴西首位，资本总额达几十亿美元，在巴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曾多次陪同巴西总统出国访问。在巴西，还有我国国家副主席、企业界知名人士荣毅仁的亲属与巴西人合资经营的大工厂，也具有相当的规模。９9lｉｂ?
(4)美洲华侨、华人与金融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华商、华侨企业的迅速发展，美国华人从50年代起逐渐投资参与兴办银行。1952年开办西雅图联合储备贷款会、1961年在旧金山创设金山通商银行、1962年开办洛杉矶国泰银行、1966年在萨克拉门托开办协兴储备贷款会、1967年在纽约华bbr>埠的中国银行支行改组成为当地注册的中美银行、1972年由马来西亚华人周旭东财团创办了美国加州银行、1974年由华人董浩云领导的香港、台湾、东南亚财团创办了美国亚洲银行。本世纪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亚华人温孔文为核心的财团购买了乔治亚国家银行，1976年并以20%的股份买进了田纳西农民银行，当时曾轰动了整个美国银行界。此外，还有泰国和香港的华人所经营的银行亦在美国开设了支行。由此可见，华侨、华人在美国金融界也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
(5)美洲华人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洲华侨、华人基本上处于被歧视、被排斥的境地，对侨居国的政治无权问津，战后随着他们在文化、科技、经济界地位的日益重要，在政治界亦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有的还积极参政，担任各级政治机构职务。
参政是指参与政治活动或参加政治机构。前者是指关心政治，参加投票，对国家的各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后者是指参加各种竞选活动，并担任各种行政机构的不同职务，行使各种行政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华侨、华人参政者可以说是凤
..毛麟角，为数甚少。以史书查阅，美国华裔参政最早的是邝友良。邝友良1938年被选为夏威夷准州的众议员，1944—1948年期间先后任众议院副议长和议长，并于1959年被选入美国参议院。他是进入联邦参议院的第一位华裔，同时也是美国参政的第一位亚裔。
紧随邝友良参政的是夏威夷华裔谭福善。他曾参加共和党，1942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当选为夏威夷准州毛依郡行政委员会委员。1946年，美国本土的华人邓悦宁又竞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取得胜利，并成为进入州立法机构的第一位华裔
。
可以这样说，邝友良、谭福善和邓悦宁是美国华人参政的先驱。开创了美国华人参政、议政的先河。
直到20世纪70年代，参政、议政成为美洲华侨、华人的一种浪潮，参政者越来越多。例如在美国有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她是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洛杉矶市法官黄锦绍，他是美国大陆上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纽约司法警长李卓生，他也是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
。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空军后勤中心司令刘国英少将，他是至今美国军队中军衔最高的华裔。加拿大华裔郑天华于1957、1962年先后两次参加竞选活动，连续两届竞选获胜，担任加拿大下议院议员。在此期间，还有许多加入加拿大籍的华人亦成为联邦或省、市的议员、参事和市长等等。
从美洲早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华人参政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此时期参政具备以下两个特点：以地域来看，美国华人参政者早期主要在离美大陆本土较远的夏威夷，美大陆本土的华侨、华人的人数虽多，但早期参政者则不多见。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参政者才慢慢多起来；以参政者所任职务来看，一般是担任一些州、郡或市的众议员、法官和市长等等，所担负的政治职务还比较低下。
随着华侨、华人人数增加、经济实力增强以及知识水平和参政意识的提高，华人参政的情况与70年代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大陆本土的华人参政者迅速增加，并有些人担任了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非常引人注目。其中有原里根总统的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赵小兰，总统经济顾问甘敏才，白宫国际商业顾问黄仲元，总统国家教育顾问余显利，联邦商业部副部长胡少伟，副助理国防部长吴元黎等等
。在拉丁美洲，华人担任政界重任的也不少。如华人阿瑟·钟担任圭亚那的总统，华人何才担任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总督，华人何五曾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卫生部长，华人毛鲁埃尔·邓曾任牙买加财政部秘书长等等。这些同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华侨、华人在文教、科技、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智慧和力量，为美洲侨居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例都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被某些人蔑称的“劣等民族”，而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早期华工之所以贫穷、落后，文化水平低下，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能说明种族的优劣。从美洲华侨、华人事业发展的进程来看，华侨、华人之所以能够在美洲各个领域里起重要作用，主要是靠给人智慧、给人力量的教育，靠学生和科研人员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毅力，这些才真正是华侨、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第一节 反对帝制时期的贡献
美洲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初期革命活动的基地，美洲华侨则是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以反对帝制为中心内容的辛亥革命的生力军。
1894年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由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进行反袁的二次革命，初步完成了这个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在这17年中，美洲华侨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进行了巨大努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对美洲华侨及其他地区华侨的这种杰出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
(1)积极参加孙中山创建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
美国的檀香山是孙中山在海外进行反清革命的策源地。檀香山是夏威夷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业的中心。18世纪末叶，契约华工就开始到达檀香山，从1851年起，华工就大规模移入，到1910年华工已达21674人，占全岛人口的11.3%，赴檀香山的华工比赴美国大陆的早，而且比例亦高。赴檀香山的早期华工，大多来自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早期华侨且在香山占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孙中山先生的胞兄孙眉于1871年渡海抵达檀香山谋生，是茂宜岛上富甲一方的农场主，又在茄荷雷经营商务，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华侨资本家，素有“茂宜王”之称。1878—1883年，孙中山曾就读于檀香山由英、美教会兴办的意奥兰学校和奥阿厚书院。1884年又在孙眉商店里当店员。在这里，他接触到先进的科学
?99lｉｂ.技术和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大开阔了视野。从1878年起孙中山曾六次到达檀香山，旅居时间前后长达5年半之久。
孙中山早期曾怀有强烈的“实业救国”或通过“改革国邦”的改良办法拯救中国。于1894年曾给李鸿章写了《上李鸿章书》，并与同仁一起赴天津，亲自会见李鸿章面议改良事宜。上书及面议失败后，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于救亡”
。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清政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加强同帝国主义的勾结，加紧对中国人民进行镇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自然就成为清政府的肉中刺、眼中钉，力图进行镇压。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孙中山于1894年冬途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在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获得了经营商业的宋居仁、夏百子、邓荫南等的响应。11月24日，孙中山与华侨陈孟谦、黄保、冯永明和黎显祥等20余人，在美国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召集会议，选举华侨刘祥仁为第一任会长，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厉斥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的祸国殃民的反动统治，鞭挞了世界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的侵略活动，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革命口号。在尔后为兴中会写的入会誓词里，孙中山还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其目的就是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赶走列强，建立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榜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在美洲华侨中的革命活动，使美洲华侨逐步觉醒，投身于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有名册可查的会员共286人，其中在1894年冬在檀香山入会的华侨就达126人之多。兴中会的成立对孙中山领导的初期革命活动曾起过重要作用。
兴中会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的成立在组织上创造了条件。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倡导之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等分任协理，分任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工作，成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确定政纲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制订《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创办《民报》，对改良派展开论战；在国内外建立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及新军，为推翻清政府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2)美洲华侨为推翻帝制所作的贡献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其革命纲领，从两方面着手作了准备：一是大造革命舆论，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改良派展开大论战，以提高美洲华侨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意识；一是积极准备和实施武装起义，以最终结束帝制在中国的统治。
在同君主立宪改良派的论战中，美洲华侨社会曾是革命派与君主立宪改良派进行大论战的主要场所。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到日本。他们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仍怀着对光绪皇帝的“愚忠”思想进行保皇活动。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等到达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皇派以保皇才不至亡国的说教，以保皇有功，将来可 4ee5." >以论功行赏、升官晋爵、发财致富为诱饵，拉拢美洲华侨。梁启超并以“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借名保皇而实革命”的谎言，欺骗华侨，大挖革命派的墙脚。康有为公开抛出《辩革命书——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攻击革命，为清政府张目；鼓吹清朝是“古今至仁之政”的“圣朝”，说革命必“自生内乱”而亡国，散布中国民智未开，不能实行民主等等。康、梁的保皇言论和保皇活动，曾一度迷惑了不少华侨，使他们加入了保皇会。在很短时间之内，美洲华侨曾设立11个保皇会总部，86个支部，其中加拿大12个，美国58个，墨西哥九个，中美洲四个，南美洲三个
。并在檀香山、旧金山等地出版保皇刊物，极力诋毁革命。
不清除保皇派的影响，就会使革命蒙受损失。为此，1903年10月，孙中山由日本到达檀香山，先后在华侨程蔚南主持的《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篇文章，宣传不首先推翻清政府就断不能救国的道理，同保皇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取得华侨组织洪门会的支持，孙中山接受其母舅洪门人士杨文纳的建议，经洪门前辈钟非养的介绍，于1903年11月2日加入了洪门会。此后，孙中山依靠洪门会的支持，逐步清除了康、梁保皇势力在檀香山华侨中的影响。
1904年4月6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到达美国大陆，在旧金山上岸时遭到保皇势力的暗算，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拘留，经洪门会—致公堂总堂主要领导人黄三德大佬营救，在胜诉后光荣出狱。孙中山出狱后，更加强了对美国保皇势力的斗争。
为了使洪门会—致公堂的侨胞支持祖国革命，孙中山撤换了为保皇派效力的《大同报》主编，使其为祖国革命呐喊，制造舆论；同时委托旧金山《中西日报》刊登邹容著的《革命军》，以宣传革命宗旨。孙中山为洪门会—致公堂重订总章程，规定：“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此代替“反清复明”的陈旧口号，并倡议洪门会重?新注册，整顿思想。经孙中山多方努力，美国洪门会一致公堂逐渐成为一个革命的华侨组织。此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国民党前身同盟会时，美国旧金山亦成立了支部，并经黄三德同意后同盟会美洲支部与洪门会一致公堂合并，将致公堂逐步纳入了革命轨道。
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革命派为有力地展开对保皇派的斗争，先后在美洲创办了许多刊物，其中包括有《大同日报》(1902年，旧金山)、《檀山新报》(1903年，檀香山)、《民生日报》(1906年，檀香山)、《华英日报》(1907年，温哥华)、《自由新报》(1907年，檀香山)、《大声报》(1907年，檀香山)、《大汉日报》(1910年，温哥华)、《民醒报》(1912年，秘鲁利马)、《少年中国晨报》(1911年，旧金山)、《新民国报》(1910年，加拿大)。这些刊物在同保皇党的论战中，热情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促进了美洲华侨的觉醒，使美洲华侨投入到祖国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在同保皇势力斗争的同时，孙中山在海内外积极筹备武装，以推翻帝制，实现共和。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就开始筹划广州起义，着手在美洲华侨中筹款。孙中山的胞兄孙眉以六七元一头低价，贱卖牛牲，以供军饷。檀香山的侨商邓荫南则“尽卖其商店和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捐款6000美元。美洲华侨不仅捐款，而且还跟孙中山一起，积极参加和筹备广州起义。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试图以香港为根据地，准备于1895年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于1894年冬由檀香山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子等华侨
，与200余名革命志士，带着6000余支手枪，从香港乘船到达广州。但由于叛徒已向清政府告密，他们刚一上岸，就遭到追捕。陆皓东等40余革命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孙中山机智地逃出广州，经由香港到达日本。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第一次反清革命起义，同康有为、梁启超谋求改良的道路迥然不同，是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派并没有气馁，他们反而加紧革命的步伐，又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同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钦州马笃山起义、同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3000名新军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在这些起义中，美洲华侨不仅慷慨解囊，而且誓死如归，为革命贡献了很大力量。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孙中山在海外华侨筹款总数为15.7余万元，其中加拿大华侨七万余元，美国1.5万元，两地捐款占总数一半以上，居华侨捐款之冠。美洲许多华侨曾积极参加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血洒黄花岗。美洲华侨陈永惠回国后，还在广州高第街设德日新洋服店，作为革命党人秘密联络的机关。尽管这些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却大大激发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增强了推翻腐朽清王朝的决心。
1911年5月孙中山重新赴美洲，在美国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为革命奔走呼号、筹集起义经费。1911年7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促成同盟会与致公党联合成立洪门筹饷局，由黄三德任筹饷局的总督，进行更大规模的筹饷活动，以购买更多武器，支持祖国革命。
古巴华侨还配合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宣传，动员清军官兵投入革命队伍。1911年8月，清朝最大的军舰“海圻号”访问古巴，古巴三民阅书报社等侨团特地印发题为《海圻军人听者》的传单，利用华侨到舰上参观和舰上官兵上岸看戏的机会，向他们散发传单和讲演，鼓动他们参加革命，使清军官兵大为感动。“海圻号”返回上海后，舰上官兵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了革命。
武昌起义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华侨、律师陈友仁曾弃家回国，追随孙中山致力于革命事业。美洲华侨还组织“义勇敢死队”，以台湾籍华侨黄湘为队长，决心回国杀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凌晨，革命军攻克总督衙门，并由革命党人着手建立军政府。10月15日，孙中山在芝加哥以同盟会的名义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随后，纽约、旧金山华埠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武昌起义的胜利。筹饷活动此时也进入高潮。自武昌起义后，美国各地华侨自动捐款，支持革命，十分积极。《中西日报》为读者转交捐款，应接不暇，十分感人。有一天，有一位穷苦华侨工人，身穿古老服装，留着辫子，手携口袋，步入报馆，对总理伍盘照说：“余老矣，不能回国参战，但愿捐出余所有积蓄，以助此举。”
说罢捐赠了平生的全部积蓄1500美元，以支持祖国革命。捐款支持革命，可歌可泣的事迹，难以尽述。据统计，旧金山洪门筹饷局自成立至广东光复的三个月中，就筹得144000美元。
武昌起义爆发后，消息传到了秘鲁首都利马，利马华侨爱国社于10月16日晚举行集会，随后成立秘鲁华侨筹饷局，从10月17日至20日，四天内就筹得款项12535元。此外，智利、巴拿马等地的华侨也掀起了为革命而捐款的热潮。
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财政非常困难，也得到过美洲华侨的捐款资助。华侨在庆贺他就职的电文中，很多附笔提到捐款。例如在美洲华侨的贺电中说：“闻公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阖境华侨欢极，庆国得人，齐说万岁。款继发。”
华侨，包括美洲华侨，在辛亥革命前捐款支持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之后筹款支持新政府过程中，令孙中山先生感戴不已。孙中山在总结民主革命运动，论述各阶级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时指出：“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应该特别指出，美洲华侨航空部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美洲是首批中国航空人员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场所，而广东特别是广东五邑
华侨则是中国航空人员的先驱。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许多广东华侨在“航空救国”的思想指导下，潜心于航空技术的研究，踊跃参加航空部队，身先士卒，不畏艰险，乃至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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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期间，广东五邑美洲华侨先后组成广东军政府飞机队和华侨革命飞机团等航空部队，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1911年2月22日，中国航空先驱冯如在孙中山的启发下认清了形势，与助手朱竹众、朱兆槐、司徒壁如一起，携带飞机两架及制造飞机的机器和原材料返回广州燕塘，决心成立中国飞行器公司，发展航空事业，报效祖国。武昌起义后广州驱逐了清政府官吏，建立了广东军政府。冯如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朱竹众为次长。建立了广东军政府飞机队。经过努力，于1912年3月制成飞机一架，这是中国人在国内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广东军政府飞机队虽未参战，但对增强革命士气，巩固广东军政府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美洲总支部号召华侨出钱出力，组织华侨革命飞机团，回国参加革命。在华侨的积极支持下，筹到了大批款项，购买了美国最先进的由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六架。并招募了世界著名华侨飞行者谭根和李绮庵等20余名青年华侨，并由李绮庵为代理统领职务，组成华侨革命飞行团，于1911年11月30日携带第一批飞机三架及飞机装配技师和人员回归祖国，最后抵达南京。华侨革命飞行团在试飞中虽然失败，但试飞的消息传到北京，却震惊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在全国人民和华侨的斗争下，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发布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2藏书网000余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就此结束！
第二节 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一次伟大战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参加抗日战争是当时每个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
在抗日期间，分布在美洲土地上的23.5万炎黄子孙，身居异乡，心怀祖国，与祖国同胞紧密团结，同仇敌忾，出资出力，全力支持和直接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1)抗战初期的抗日宣传、救国活动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魔爪开始伸向我国东北。侵华的炮声震惊了海内外。美洲华侨闻风而动，积极行动起来，决心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三天(即21日)，美国旧金山中华会馆召集主席团紧急会议，发出三封电报，一封“吁请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制止侵略”
；另两封分别发给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政务委员会，针对国民党“剿共”和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请息内争，御外侮，以挽救危急……”
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织了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以领导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并通电国内，“请朝野上下一致对日宣战，取消统治，起用军事人才，共赴国难”
。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则组织一个营义勇军，准备随时返国抗日。
1931年11月，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重创日军。美洲华侨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感到欢欣鼓舞。旧金山中华会馆募捐3.07万元、四邑会馆募捐5300元，分别电汇给马占山，慰劳将士们。美洲华侨还捐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仅就1932年10—11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援助东北难民捐款达14万美元
。古巴华侨也给东北义勇军汇去一万美元。
抗日将领吉鸿昌访问美洲时，所到之处，华侨都列队捐献，热心询问国内抗日情况，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美洲华侨和中国留美学生的言行，深深地打动了吉鸿昌将军的心，他热泪盈眶地向他们表示：“回国后，誓要献身疆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决不辜负同胞们对我的期望。”
1931年11月12日，哈瓦那数千名侨胞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吉鸿章将军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抗日演说。会上群情激昂，当场有10名华侨要求跟他回国杀敌，还有一位姓魏的小商贩
，变卖了全部货物作路费，请吉鸿昌将军带他回国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同时，又得寸进尺，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驻沪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以劣势的装备抗击装备优良的日军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美洲一位侨领欣慰地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国同胞所敬仰”
。美洲华侨为表彰十九路军英勇抗敌，赠送了一块金匾给抗日将领蔡廷锴，上面铭刻着“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以表对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敬佩之心。与此同时，美国旧金山等地的华侨，还汇给十九路军大洋6.3万余元，银1200余两。加拿大侨胞在2月初就捐款生银10吨，大约合10万美元，都汇给了十九路军。古巴华侨也给淞沪抗日部队汇去数十万元。
十九路军将领，被海外侨胞视为“传奇人物”、“民族英雄”。1934年4月，蔡廷锴出访美洲。到达纽约时，纽约侨胞欢迎大会主席兼中华公所主席雷芳暨各社团代表100人，登轮船迎接，之后又分乘300余辆汽车，浩浩荡荡进入唐人街。唐人街彩旗飘扬，各界人士都拥上街头向蔡廷锴将军欢呼、致敬。翌日午后，全埠侨众举行游行。所到之处鞭炮齐鸣，呼声震天，充分表达了美洲华侨爱国的心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美洲华侨中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响。宣传抗日，支援抗日，已成为美洲华侨的头等大事，这从美国底特律市郊的一位妇女侨胞的爱国行动中充分表现出来：简夫人的丈夫早故，她带着两个女儿以洗衣为业。“七七事变”后，她激动地说：“我虽然未曾到过祖国，未曾见过祖国的一切，但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母亲，人类是没有不爱其母亲的，所以我爱我的祖国，和爱我生我的母亲一样。”她将自己的一座两层楼房作抵押，凑得1000美元路费，带上揭露日军在华暴行的几十幅照片，离开底特律到美国东北部宣传抗日，历时两个月，她足迹到达11个州，演说51次，受到华侨和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后来，她又毅然将楼房卖掉作旅费，再到美国西部地区宣传抗日
。
总之，美洲华侨关注祖国的抗日斗争，并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对推动国内国共合作、争取国际友人支持抗日及发展抗日运动，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2)对祖国抗日战争的经济援助
芦沟桥事变后，美洲华侨支持祖国抗日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即更广泛、更全面地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在这其中，对祖国抗日战争的经济援助，是一项重要内容。
就其经济援助的内容来说，名目繁多：筹集军费、赈济难民、认购公债、汇款归国、救济伤兵等等；筹款的方式亦很多：有月捐、义卖运动、节约运动、还债运动、救济运动、献金运动等等。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美洲侨团都想方设法以各种名目、各种方式开展筹款集资活动。
在芦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纽约侨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掀起抗日救国的筹款运动。会后，纽约华侨踊跃捐款，每月达三万人次以上。不到六个月就募款100万美元。全美洪门领袖阮本万和司徒美堂亦积极行动起来，号召10万洪门人，踊跃捐款，以最大努力完成500万美元的捐款任务。
在美国侨团组织号召下，美国华侨中出现了许多为抗日募捐的动人场面。“全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负责人以身作则，带头捐款，仅劳军一项就捐资10万美元。在黄警顽编著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一书中，曾极其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华侨募捐抗日的情景。
在旧金山与奥克兰这两个一水之隔的都市中约有15000左右的华侨。自去年7月到最近，他们至少举行过7次的募捐游艺，其间有两次是化装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东方音乐伴奏，还有纯粹是东方色彩的杂耍。如在中国古时代盛行的舞狮、舞龙等。每次游行都吸引了不少的观众，甚至有大盐湖及华盛顿州等地远道前来参观的……每次游艺所得，都陆续汇归祖国。此外自去年7月起，在旧金山唐人街区中，每一家华侨所开设的商店门首或柜上，都设置一个木箱，以接受自由捐款。
美洲其他国家的华侨与美国华侨一样，也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组织，进行募捐活动。例如，在加拿大有“拒日后援会”、墨西哥有“拒日救国会”、巴拿马有“华侨救国总会”、古巴有“抗日救国总会”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美洲侨团组织多达466个。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美洲华侨向祖国捐献达69156115美元
。美洲华侨这些经济支援，对祖国抗日战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帮助。
(3)不供给运动
不供给运动是美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所采取的一种方式。日本
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工业生产，尤其是军事工业生产的原料均需依赖外国进口。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日本军事物资有许多要从美国进口，其中包括汽油、飞机、卡车和弹药等等。有些被运进日本本土，有些还被直接运送到日本已占领的中国的东北、上海和广东等地。据统计，1937年美对日输出总额为288百万美元，其中军需品占58%；1939年为231百万美元，其中军需品占81%。可见，美国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战争，从美国运进废铁，制造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为反对把废铁运往日本，美国华侨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发起“不供给运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禁运废铁运动始于1937年的“广源号”案件。“广源号”原为山东烟台永源轮船公司向美国购买的一艘旧船。1937年该船装载货物赴美，船长为日本人河野吉助，海员是20名华人，船上挂有中国旗。回来时，船长让该船装满军械和废铁2100吨，价值6.5万美元，预备开往日本。8月，途经美国旧金山时，欲向中国领事馆开具国籍证明，以便出境到日本。中国领事黄朝琴了解实情后拒开证明，并与中国海员一起，在美国华侨支持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使“广源号”在旧金山停泊达四年之久。后只得将船售与澳洲船商，把废铁转卖给美国铁工厂。
为防止钢铁和其他军用物资由美装运日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55个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当地居民组成了数千人的纠察队，负责在旧金山港口巡逻、察看，有效地阻止了多起装载废铁的船只运往日本。在洛杉矶、威明顿、艾威特等地都发生过华侨阻止废铁及其他军需品运往日本的爱国行动。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及萨斯卡各的侨胞也成立抵抗协会，开展了“不供给运动”。此运动之开展，不仅阻止了美国给日本直接提供武器弹药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的武器装备生产，而且提高了华侨内部及华侨和当地居民之间团结抗日的凝聚力。
(4)热血青年侨胞，同仇敌忾，奔赴抗日疆场
抗日战争期间，美洲华侨怀抱抗日、杀敌、报国之心，与祖国人民一起，共同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他们有的在侨居国从军和参加战时服务，进行抗日工作；有的千里迢迢，远渡重洋，回归祖国，与祖国人民并肩作战，其中有些人还自觉地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尔后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与人民子弟兵生死与共，抗击日寇。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奋勇杀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洲华侨不仅为抗日战争捐物、捐款，热诚接纳和欢迎中国抗日的志士，而且从1941年7月起，特别是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有大批美国侨民加入到侨居国军队之中。依据美国1940年9月16日公布的征兵法规定，对于居住美国的侨民，只须注册而无受军训及服兵役的义务，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后，美国废除了上述征兵法。1941年12月由罗斯福签署了一个新的征兵法，规定对于居住美国的侨民，包括留学生在内，除敌国公民外，都有受军训及服兵役的义务。美国征兵刚一开始，华侨就踊跃报名参加。1942年2月旧金山第76征兵局开始征兵，华侨和华人报名参加者2600余名。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华侨华人报名参军的就有5048人。据统计，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美国华侨、华人被征入伍的人员有两万人左右，约占当时美国华侨华人总数的1/5
。参加美国军队的华侨、华人，在陆军中主要充当杂役、厨子、医生乃至各兵种战斗人员；在空军中主要充当飞行员、枪手及地勤工作者。被征入伍的华裔青年，如能通晓中国语言的，即随其志愿，派遣到中国战场。例如，素有美国“飞虎将军”之称的陈纳德麾下的第14航空队第14服务队就有华裔1400余名，而且几乎全部是广东四邑人士。华侨华人在美军中不仅在打击日寇方面立下功勋，而且也作出了很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华侨、华人在大战中约死亡215人。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勇士们，美国华裔退伍军人及远征退伍军人会在旧金山的圣玛利公园建立了华裔阵亡军人纪念碑。在1954年5月揭幕时，又竖立了铜牌，镌有阵亡军人姓名，共91名，其中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陈麟贵一名，实为90名。
抗日战争的枪声一打响，美洲华侨、特别是美国华侨十分重视“航空救国”问题。为了“航空救国”计划的有效实施，早在1931年10月10日就在波特兰成立美洲华侨救国会。1932年，美国华侨又成立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团，下设六个团，即波特兰为第一团、凤 51f0." >凰城为第二团、芝加哥为第三团、纽约为第四团、 5339." >匹兹堡为第五团、波士顿为第六团，
并在此基础上公选总司令部，组成别动队，准备随时接受祖国召唤，参加抗日斗争。之后，美国华侨还在洛杉矶成立了美洲华侨航空协会等等。美国华侨华人成立这些航空救国组织的目的是：第一，宣传爱国抗日主张，号召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航空救国”运动；第二，筹集资金建立航校，为中国空军培养人才；第三，以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购买飞机或建立中国航空工业基础设施，等等。正是在这些华侨组织的领导和宣传的感召下，美国华侨纷纷投入“航空救国”的热潮。
在这些华侨组织的领导下，美国华侨掀起了为“抗日募捐，购买飞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运动。在美国华侨中一度出现了为航空捐款的一幕幕动人的场面。致公总堂领导阮本万，不顾年迈，奔走各地，募集500余万美元购买飞机。旧金山商会会长邝炳舜到各华埠募集15万美元，又向美国有关部门申请得款44万美元，以开办中国飞机厂。仅五邑籍的美国华侨航空救国的捐款就达200万美元。美国华侨在抗战期间共捐献飞机50架，其中广东台山华侨就独自捐献30架
。
在此期间，美国华侨航校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自1931年10月11日起，美国华侨就开始筹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航空学校。1932年3月，又筹建洛杉矶华侨航空学校。1933年，成立旅美中华航空学校。此外，美国还有芝加哥飞行学校、底特律航校中国学生班、匹兹堡航空学校和波士顿、纽约航空救国会等等。这些航空学校有组织地培养了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都到达祖国抗日战争的疆场。据统计，在“航空救国”的感召下，仅旧金山的美洲中华学校就培训了机械师12名，飞行员21名，全部回国投入抗日运动，其中有五人为国捐躯。波特兰航空学校共培养30余名学员，其中有22人回国抗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华侨青年大约有1000人左右，其中约有200余名在美国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回国为中国空军效力(不包括随美国空军赴华的华侨)。当时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驾驶员中有3/4是来自美国或世界各地的华侨。广东空军中从大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部是美国华侨。
在空军对日作战中，我们不能忘记我国第一个烈士黄毓铨及其兄弟黄毓沛。黄氏兄弟均毕业于美国航校。1931年日本向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时，黄氏兄弟均在南京第六航空队任职。淞沪战役一打响，中央空军第六队就调赴上海，协助十九路军打击日本。新婚未及两旬的黄毓铨，积极配合黄毓沛队长率机攻击日机，但由于操纵系统失控，机毁人亡，成为我国空军抵御外侮的第一个牺牲者，年仅28岁。人们为悼念他，将他的遗体埋葬于南京的烈士公墓。家乡广东台山县人民并在台城东郊风景区石花山立下纪念碑，表示对他的钦敬和怀念。
1937年8月，日军首次使用自誉为王牌的木更津轰炸机队，由台湾起飞，每次9架分两批偷袭南京、句容和杭州等空军基地。8月14日、15日在南京和句容发生了抗日以来较大的一次空战。美归侨飞行员通力合作，予以迎头痛击，以6∶0大胜日本空军，名震全国。在抗日期间，美国华侨飞行员陈瑞钿勇猛机智，击落日机八架，报刊誉之为空战英雄，世人称他为“中华战鹰”。后被誉为虎将，提升为飞行大队长。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上校秘书长宋美龄和励志社主任黄仁霖亲临句容机场慰问祝捷。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八一四”这个日子被定为国民政府的航空节。
1937年9月19日山西太原空战中，陈瑞钿与日方96式驱逐机单独搏斗，敌机被击落，陈机亦受伤下落。被陈瑞钿击败的这个驾驶员，就是被日军誉为“驱逐之王”的航空队大队长三轮宽。1938年，陈瑞钿不幸在华中地区上空的一次空战中遭到了三架日机围攻，弹尽援绝，跳伞后头部受伤，人们称誉他为“敌航空人员所最害怕的一个中国飞行员”
。
加拿大归侨飞行员马俭进在奇袭运城敌机场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运城是华北日军在晋南的重要基地，并在这里扩建了一个大机场。1939年7月25日，中国空军六架飞机分两批轮番轰炸运城机场，马俭进是第一批三名飞行员之一。他们从成都起飞，穿过秦岭南侧，直插运城机场上空，轰炸机场，一举炸毁敌机30余架，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成功的袭击轰炸。
与此同时，美国航校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华侨女飞行员。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家的张瑞芬，为报效祖国，毅然参加林肯航空学校学习。1932年结业，决定回国抗日。辛亥革命烈士秋瑾的女儿王灿芝，亦赴美进入纽约大学航空专科学习，后被美国航空界誉为“东方女飞将”。她们回国后虽未实现其理想，但其报效祖国、奋起抗日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美洲归国华侨以生命捍卫了祖国的领空。他们辗转大江南北，翱翔于祖国的蓝天，参加了南京、上海、广州、南宁、太原、武汉、兰州、成都的空中大战，支援淞沪战役，晋北歼敌坂垣师团大会战、台儿庄大血战以及昆仑关等大战役，赫赫战功，奏凯在蓝天。日寇的所谓“驱逐之王”三轮宽、“轰炸之王”奥田、“王牌”加藤，都一个个败在他们的手下，魂归西天。美洲归侨的战功，享誉海内外。
在孙中山的亲自领导下，美洲华侨筹款购机，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广东航空学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培育航空人才500余名，为建立中国航空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美洲华侨黄克锐还筹建与领导中央航空研究院，即我国第一所航空技术研究所，集中航空技术专家，发展我国航空事业。黄克锐还于1930年在广东航空处组织了军办民航，1933年创办广东民用航空公司，1934年创办西南民用航空公司，从而沟通了国内航班与飞往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班，1938年组建空军运输大队，1941年组建中央航空公司。黄克锐对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美洲归侨对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矗立起一座座历史的丰碑，铭记在人们的心里。
第三节 1949年以前美洲华侨对祖国经济建设的贡献
(1)1949年以前美洲的侨汇
从世纪范围来看，华侨大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在美洲的仅是一小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美洲华侨仅占全部华侨的2.7%。可是，美洲华侨对祖国经济却有着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在侨汇方面。
侨汇是指华侨汇回祖国的款项。这些款项，或作赡养家属，或投资企业事业，或捐献给国家，等等。侨汇是华侨同祖国、家属亲友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祖国平衡外汇收入的重要财政来源。
1949年以前，全国每年侨汇到底有多少？因缺乏这方面的完整资料，难以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经过国内学者对一些有关资料的分析研究，已大致有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数字：从1930—1945年这15年中，全国侨汇共14.2亿美元。其中美洲侨汇约占50%。
从1937—1945年，全国侨汇达7.5亿美元，而同期美洲侨汇达5.95亿美元
，约占全国侨汇总数的79%左右。由此可见，美洲华侨在侨汇这一点上，对祖国建设的经济支援尤为突出。这充分反映了美洲华侨的赤子之心。
(2)美洲华侨在国内的投资活动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加速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美洲华侨亦逐步开展在国内的投资活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正式任命掌管南北口岸的通商大臣操办洋务。以奕訢〔xin欣〕为首的洋务派不仅管理通商，而且开始经营办工厂、筑铁路、开矿山等事务。1862年秘鲁有一姓黎的华侨携资回国，在广州>..开设万兴隆出口行。该行资金达一万两白银，30个股东，大多为古巴、秘鲁和美国华侨，主要经营商业、汇兑和药材。它不仅是美洲华侨而且是全国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的第一个企业。
维新派除在商业方面进行投资以外，还在广西开办天平山锡矿公司、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在香港组织振华实业公司和香港华益实业公司等等。
美洲华侨在辛亥革命之后，对孙中山无限崇敬，爱国之心大大增强，回国投资者曾风靡一时。仅在1912—1919年几年之间，华侨投资于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的金额已超过辛亥革命前40年的总和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20年代至30年代初，直至芦沟桥事变之前，美洲华侨在国内投资仍继续增长。
美洲华侨投资领域主要是在商业、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及房地产业。投资地点主要是在侨乡广东，特别是在广州。但由于投资领域不同，投资地区也有所不同，例如农业和畜牧业主要是在江苏省的南京、上海一带，而金融事业又侧重在香港等地。
20世纪20—30年代，美洲华侨把房地产投资作为重点投资项目之一。旧金山华侨陈伯兴投资建设的广州爱琴大厦，规模宏伟，直至60年代仍是广州最高的建筑。广州开办的新亚酒店、香港设立的新亚总店以及后来修建的上海新亚酒店等等，都是美洲华侨投资的结果。
美洲华侨在交通运输业方面的投资，规模最大的是陈宜禧主持修筑的新宁铁路。陈宜禧1844年生于广东台山县斗山区，家庭贫困，1860年赴美国西雅图当勤杂工，后来又参加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工程。1904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由美国回广州，筹建新宁铁路。他在台山县城成立新宁铁路筹备处，自任总办，起草《筹办新宁铁路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并进行了实地考察。事毕，返回美国旧金山，变卖家产，带头参加集资。最后在宁阳总会馆和《中西日报》的支持下，至1905年初筹集资金275万美元。1905年新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并报清政府核准，次年正式开工。新宁铁路分三期工程，因资金问题，断断续续，修筑14年，1920年全部竣工。新宁铁路是以台山为中心，北通公益，从中湾过江入新会至江门北街、南至斗山、西至白沙，全长达137公里。铁路沿线还建有车站46个、大小桥梁215座、涵洞236个，规模很大，总耗资达毫洋400万元。新宁铁路是新、台两县的交通枢纽，极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台山人民为了表彰陈宜禧的筑路功绩以及弃家为公的崇高品质，于1920年在台山火车站为他塑了一尊铜像，以示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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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洲华侨在交通运输业投资的，还有1913年伍植基等集资200万毫银，成立广东电车有限公司，后因故暂停。1919年又重新开工，经营从广九路起，经万福路至太平路的无轨电车。这被视为广东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开端。1923年，美侨又成立香山石歧隆车路公司，进行集资，以营建广东中山县由石歧通往隆都的汽车公路。
农业和畜牧业亦是美洲华侨投资的重要领域。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美侨李箕，以为革命行将成功，即弃政从农。1913年李箕招股20万元，组织新江南福群实业公司，决定以种植和养畜为宗旨，在南京长江边购地4000亩，开垦种植，驯养牧畜。1921年美侨成立广益置业建村有限公司，决定集资100万元，在上海附近置地建村，发展农业。1922年美侨吴东启等又成立广东爱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决定集资毫洋100万元，在广东开办农场。美侨这些建场办农、建村办农的理想，是想使农业走集约化的道路。可以认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先导。
在工业方面，影响最大的主要有广州电灯公司。该公司由美国华侨黄秉常、李瑞邦集资10万毫洋所建。公司用两台100马力的发动机发电，给羊城带来了光明。此外，还有1909年美洲华侨余觉之等人创办的江南造纸有限公司，1922年美国华侨刘树墉、黄汝颐办的广州西南陶器有限公司，1924年美国华侨谭赞、陈孔芳办的中华制纸有限公司。到抗日期间，随着祖国国防需要和航空事业的发展，美国华侨还大力援助祖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先后在国内兴办飞机制造厂、飞
机修理厂、降落伞制造厂、无线电通讯器材修造厂、照相器材保管修理厂以及乳胶黏合剂厂等等。他们在抗日期间的大力资助，使我国航空工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随着美侨在工业投资方面的进展，一些配套的经济部门亦逐步发展起来。例如采矿业，早在19
藏书网09年起，美国华侨刘儒玲、谭贞谋就成立两广煤矿有限公司，集资大洋两万余元，并聘请加州大学冶矿科毕业生刘持回国查勘，最初决定在番禺县慕德里兎冈开采，因故停止，又决定在合浦和曲江县开采。后来美侨伍学鋂〔mei梅〕等又成立广东省金矿公司，曾筹备100万元，在工商部立案，经营恩平县金鸡水金矿，并开采多年。金融业也得到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有1921年中美两国商人合办的太平洋商业银行、陈符祥于1922年办的陆海通银行等等。
可见，美洲华侨在促进祖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美洲华侨爱国爱乡的具体表现。
第四节 美洲华侨对祖国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的贡献
(1)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一改过去办“私塾”、“专馆”的个人办学的
传统方式，而开始兴办规模较大的西方模式的学校。大办学校，要建立校舍和图书馆，添置教学设备，延聘教育人员，就必然要大笔办学经费。可当时我国战争频仍，人民苦难，国弱家贫，难以筹集经费。为解决燃眉之急，解决教育经费，或校长、或热心办学者、或与美洲华侨有关系者，都络绎不绝到达美洲，请求美洲华侨给予赞助。
依据惯例，赴美洲筹集教育经费者，需预先函告华侨组织中华会馆，提出申请，经中华会馆同意接纳
，并由中华会馆向各华埠发出赞助通告，方能赴美向各个华埠展开募捐。对于全国性的或全省性的重要募捐事宜，中华会馆均成立募捐处，或派人参加帮助募捐。而属于一般性质的教育募捐，则由募捐单位负责。募捐多寡，主要凭个人关系。
从民国初年起至20世纪30年代，国内赴美募集教育经费者，可以说是不绝如缕。据刘伯骥所著《美国华侨史》续编统计，此间赴美募集教育经费者竟达40余个单位，其中包括广州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学堂、北平中国大学等等。他们之中，募集经费名目繁多，有筹建学校的、有建图书馆的、有盖校舍的、还有盖教学楼的，其用途不一。
美洲华侨不仅资助
全国性的教育机构及大学，而且更重视侨乡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事业。他们出资出力，在家乡兴办了诸如台山县立中学、鹤山县立中学、台山县立女子师范、台山县立师范等等。从1912—1937年，美洲华侨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起，在台山兴办的中小学有96所，总金额达1000多万美元以上。旅美侨胞黄栽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线电专科)，不仅于1926年出资办起了“栽华职业学校”，而且还亲自执教，办学18年，为台山培养了交通、通讯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000余人。由于美洲华侨和其他地区华侨兴办教育的结果，使台山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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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前广东省中学最多的两个县之一(另一个是梅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洲华侨继续热心于祖国特别是侨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为帮助家乡培育英才，不仅出资兴建校舍等，而且还设立各种奖学金，奖励教师和学生。从1978—1989年，他们与港澳同胞一起，仅给台山一个县就捐资7000万元，占全县筹集建校经费的76%以上，又新建中学72所、小学140所、电视大学和护士学校各一所。扩建和修建中、小学278所。合计建筑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旅美华侨李盘石1987年捐资兴建的“台山盘石电视大学”，耗资30万美元，建有教学楼、实验楼、纪念堂、礼堂等等，占地达108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370平方米。该校设计新颖，设备先进，是一所高度现代化的电视大学。
(2)对祖国科技事业的贡献
美洲华侨不仅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而且对科技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许多留学美国的学子们，先后回到了中国大陆，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不少人还作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贡献，如：
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曾将研究成果“优选法”应用于生产和企业管理上，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曾提出经济发展“综合平衡”原理和中国“新人口论”的问题，最早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这一理论一度被错误批判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但今天已显示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著名学者钱学森、钱伟长和邓稼先教授，在研制原子弹、氢弹和发射卫星的工程中，以超人的智慧和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
辅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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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工地的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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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唐人街的洪门、民治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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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亮 周高儒 黄毓沛 李奕振 方森(自左至右)芝加哥华侨资助黄毓沛率领飞行人员回国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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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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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费城华埠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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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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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华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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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稽动局资送第一批留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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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侨反日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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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岛移民候审所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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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向华裔公民祝贺中国新年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