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中国古代小说史话》 第一节 原始的浪漫激情——上古神话

(1)神话的起源

上古时代的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当时的人类文化更是一片空白。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却推动着人们一刻不停地去探索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奥秘。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谁创造了日月星辰？为什么太阳每天东升西沉？为什么月亮缺了又圆？为什么海水涨了又退？为什么花儿谢了又开？做梦到底是怎么回事？人死了究竟有没有灵魂？……这“十万个为什么”困扰着初民的神经，折磨着他们的智慧。我们的祖先在当时还没有科学知识可供利用，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甚至还不可能意识到人类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可他们有的是大胆的、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他们个个都是天生的形象思维者。他们的思维伴随着生动的形象、炽烈的热情。在他们的心中，一切都有生命、有意志、有爱憎，一切自然现象都听命于神的旨意。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冥冥之中安排着一切。后人看来无比庞大、无限复杂的问题，他们都用“万物有灵”这把金钥匙轻而易举地给“解决”了。一切都在无意之中被人格化、形象化、艺术化了。上古人类不仅试图解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还根据自己和大自然艰苦卓绝的斗争，塑造出了神化的英雄形象。对自然力的敬畏和崇拜，造成了自然神；对英雄的敬仰和崇拜，造成了九九藏书英雄神。前者如雷公电母、雨师风伯；后者如射日的后羿、补天的女娲。自然神和英雄神的传说就构成了神话的主体。这就是神话的起源。

(2)著名的神话

我国古代的神话主要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列子》、《楚辞·天问》等古籍之中。这些古籍又以《山海经》所保存的神话资料为最多，且最能体现神话的原始面貌。《山海经》全书18篇，三万多字。过去有人说是禹、益所作，这种说法并不可靠。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山海经》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秦汉时又有增补。《山海经》不仅录下了古代的神话，而且涉及古代的地理、物产、宗教、民俗，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A 女娲补天

上古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可怕的灾难——天塌地陷，洪水泛滥，烈火焚烧，恶禽猛兽逃出山林危害人类。于是，女娲熔炼了五色的石块来弥补残破的苍天，斩断大龟的足作擎天的柱子，把坍塌的天空重新支撑起来；杀死兴妖作怪的黑龙，以拯救一方的生灵；用芦苇烧成的灰来堙塞洪水。女娲平息了这次巨大的灾难，大地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这个故事见于西汉的《淮南子》。《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们编撰的一部杂家著作，其中保存了很多古代的神话。女娲补天是古代神话中最瑰丽奇特的篇章。它曲折地表现了上古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和乐观精神。女娲不但是战胜灾变、拯救人类的英雄，同时也是造人的女神、人类的始祖。据东汉《风俗通义》记载，天地开辟的时候，本来没有人类，是女娲用黄土抟成了泥人。这些泥人一落地，就有了生命，活蹦乱跳。女娲看着自己的作品，欣赏着他们那幼稚的动作，心中充满了创造的喜悦。她抟了一个又一个。忽然，她觉得有点疲倦了，就用一根绳子似的东西，插入泥水，拔出来轻轻地一挥。谁知那不经意挥出的泥浆，一滴一滴都变成了“人”。这就是女娲造人的神话。

B 后羿射日

据《淮南子·本经训》记载，尧的时候，天上出现了10个太阳。太阳本是生命的源泉，可是，10个太阳同时升起在空中，却使江河枯竭、田地龟裂、庄稼干死，过多的阳光烤焦了一切，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面临绝境。于是，天帝派来一位叫羿的神，让他来好好教训一下如此胡闹的太阳。后羿弯弓搭箭、屏息凝神，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地球上的气候恢复正常。后羿又射杀了毒蛇猛兽，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后羿是一位为民除害的英雄。“十日并出”，当是上古时代一场大旱的投影；后羿射日的壮观画面，是抗旱斗争的艺术象征。它是如此恢宏奇伟，充满粗犷原始、激烈奔放的想象和浪漫的激情。

C 鲧、禹治水

鲧、禹治水的神话载于《山海经·海内经》。据说尧的时候发了一次大水，持续12年之久。洪水吞噬了村庄，扫荡着人类辛苦积累的一切成果。天神鲧看到这种情景，十分着急。为了治水，鲧从天上悄悄地偷来了一种叫“息壤”的东西。“息壤”具有生生不已的功能，用它来堵塞洪水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正当鲧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天帝知道了这件事。鲧竟敢将“息壤”偷到人间去，这是藐视天廷、大逆不道的行为。天帝大为震怒，下令将鲧处死在羽山，剩余的“息壤”也全部没收。不久，洪水又重新肆虐起来。鲧死后，他的儿子禹继承了他的事业。禹没有采用父亲堵塞洪水的方法，而是开凿龙门、疏通九河，让洪水东流入海99lib.。禹一心治水，30岁还没有成家。后来，他和涂山氏结婚。新婚不久，他就离家去治水。治水10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据说禹变成熊去开山，他还能命令龙来帮助他治水。在禹的领导下，人民终于制服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鲧是中国的“盗火者”，他的故事与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相似。鲧也是一位为民众而献身的英雄。鲧的儿子禹带有更鲜明的平民色彩。禹的形象中凝结着初民和大自然搏斗的经验与智慧，凝结着人类的美德和理想。

D 精卫填海

相传炎帝有个小女儿叫女娃。有一次，女娃去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涛卷进大海淹死了。女娃死后，她的灵魂变成了一只鸟，叫“精卫”。她发誓不喝东海的水，立志要把大海填平。她每天从西山衔来石子或树枝，投进浪涛汹涌的大海，人们因此而叫她“志鸟”、“誓鸟”、“冤禽”。她本是炎帝的女儿，所以，也有叫“帝女雀”的。女娃的悲惨命运令人同情。她不屈不挠、誓死复仇的坚强意志令人钦佩和感动。这篇神话见于《山海经北山经》。

E 夸父逐日

夸父是幽冥之神后土的后裔，是一位巨人。他住在北方荒野的成都载天山上。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抓着两条黄蛇。夸父迈开大步，去追赶火红的太阳。他在太阳落山的禺谷终于追上了太阳。这时候，他觉得口渴难忍，便跑去喝黄河、渭河的水。河水喝干以后，他依然口渴不止，便又跑向北方的大泽。可是，他还没能跑到那儿就渴死了。夸父临死的时候，扔掉了他的手杖，这手杖顿时化成了一片绿叶葱葱、果实累累的桃林。夸父逐日的神话见于《山海经》中的《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它曲折地反映了上古人类要与大自然一试高低的气魄和精神。

F 嫦娥奔月

最早的记载见于战国初成书的《归藏》。但《归藏》已经亡佚。汉初《淮南子·览冥训》、梁朝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文选·月赋》(李善注)，开始有了羿向西王母讨请不死药的情节。《初学记》卷一所引《淮南子》又有嫦娥奔月以后化为蟾蜍的记载。在东汉张衡《灵宪》一文中，对嫦娥奔月的神话作了比较完整的介绍：羿向西王母要来了不死之药，羿的妻子姮娥(即嫦娥)偷偷吃了，飞往月宫。姮娥吃药以前，预先请一个叫有黄的巫师替她卜了一卦。有黄占卜后，对姮娥说，占卜的结果非常吉利，你将独身西行，不要害怕，以后前途光明！姮娥听了巫师的话，不再犹豫，毅然地吞下不死之药，飞向月宫。谁知她一到月宫，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蟾蜍。在后世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窃药的情节被冲淡，化为蟾蜍的情节逐渐被抛弃，嫦娥变成一个纯洁美丽的女神形象。

(3)神话的演变和影响

神话被后世的小说吸收以后，并没有保持它原始的面貌。下面，我们不妨以西王母神话的演变过程来说明一下神话演变和为小说消化吸收的一些规律。《山海经》里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三分像人，七分似妖，可怕极了。《山海经》里的描写无法使我们断定西王母的性别。在战国时的人所作的《穆天子传》里，西王母已经俨然一位人主。到了伪托班固所撰的《汉武帝内传》里，西王母成了“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美人。她的服饰、仪仗，已经完全是人间帝后的排场。 几乎所有的神话都经历了被改造的漫长过程。神话产生于无知识的上古，其中必有很多荒诞的成分。后人不能理解这种荒诞，觉得不合情理、违悖伦理、不可思议，于是就来删改、增饰。一代一代的删、增，使得原先稚拙荒诞、原始质朴的神话逐渐变得曲折美丽、入情合理，但同时也就丧失了它那粗犷的原始风貌。道德的教训、人生的哲理、人情世故，一点点地渗进去，神话演变成了“历史”。人们所熟知的黄帝、嫦娥、牛郎织女等神话，都经历了历史化、伦理化的漫长过程。中国古代的神话资料之所以常常失去其原始的面貌，其原因就在这里。 上古神话包含的奇特的想象、夸张的风格，对后世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到明清的神魔小说；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到《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镜花缘》，神话的影响历历可寻。.99lib. 第二节 讽刺小说之滥觞 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各种政治学术派别，都在加紧地锤炼自己的思想武器。与此同时，从思维方式上看，类比联想、类比推理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辩论的需要、说理的需要、类比思维的发展，促进了寓言的繁荣。在《孟子》、 href='1887/im'>《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里，录下了很多生动可诵的寓言。西汉刘向编纂的《说苑》、《新序》，晋人托名列御寇所撰的《列子》一书中，均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寓言故事。《孟子》中的寓言，主要用于对论敌的讽刺，针对性强，和议论的结合非常紧密。 href='1887/im'>《庄子》的寓言，充满浪漫色彩，富有哲理意味。在诙谐的调侃中体现出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韩非子》的寓言，文字犀利，讽刺有力，说理性强。.. 先秦的寓言，形象生动，构思巧妙，抓住矛盾，予以嘲笑与讽刺。例如《新序》中的《叶公好龙》，在叶公身上概括出一种 4eba." >人物典型，后世便用来比喻表面爱>.好某物某事而实际并不爱好的现象。《战国策》中的《南辕北辙》，尖锐地嘲笑了实践与愿望背道而驰的人和事。《孟子》中的《揠苗助长》，本意在于说明浩然之气的培养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道德修养，但后人从这个寓言中领悟到，做事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光凭主观热情盲目蛮干。《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本意在于讽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派，但后人从这个守株待兔的宋人身上，却体味到故事对于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的人的讽刺。 寓言故事常常是为了说理的需要而虚构的。它可以将人的思想、性格与行为赋予动物。例如《战国策》中的《狐假bbr>虎威》。寓言虽然短小，但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它在叙事写人、虚构情节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寓言对于后世的讽刺小说，有很大的启迪。寓言是讽刺小说的滥觞。 第三节 千丝万缕的联系

(1)以史为鉴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史学，很早就懂得以史为鉴的道理，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他们努力地从历史著作中去取得统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一般的文人学子来说， href='9038/im'>《史记》、《汉书》是他们的必读书。就今天的眼光去看，史学和文学泾渭分明。史学要求铁的事实，不能虚构和想象。可是，文学却离不开虚构和想象。然而，史学和文学曾经融为一体，二者的分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先秦、两汉时期，这个分化还没有完成。史学和文学的界线和区别还没有后来那样明显和严格。在先秦两汉的历史散文中，常常可以发现文学色彩浓郁的片断，也还没有彻底排斥想象的成分。

(2)左传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据说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作。也有人说是战国初或稍后的人编纂的。西汉人称它《左氏春秋》，东汉的班固叫它《左氏春秋传》。后人则称为《左传》。那么，为什么左丘明的书和《春秋》连在一起，又为什么叫“.９９ｌｉb?传”呢？《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典，阐述经典的书叫“传”。人们认为左丘明的书是阐述《春秋》含义的，所以叫《左氏春秋传》。 《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历来为人所称道。《左传》十分注重突出战争胜负的原因，全部描写紧紧扣住这一点。在作者看来，战争是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实力的全面较量。《左传》的战争描写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突出交战双方精神状态的对比，特别重视双方主帅驾驭战争的能力。《左传》善于写战争中优势与劣势、主动和被动的相互转化，喜欢写以弱胜强、写人在战争中的预见。《左传》描写战争的手法、特点，它的叙事技巧，对后世的历史小说，尤其是描写战争的历史小说，影响较大。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就得益干《左传》、 href='9038/im'>《史记》一类的历史著作。

(3)战国策

《战国策》是古代分国编排的史料汇编。这本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大约是战国或秦汉时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西汉时，刘向加以整理，按国的次序，编为33篇，取名《战国策》。《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的辩说之辞，其中不乏绘声绘色的叙事状人的文字。例如《战国策·赵策》里的《触龙说赵太后》一节，就颇有小说的味道。作者用轻松细腻的笔调，刻划出一个忠心耿耿、顾全大局、曲体人情、循循善诱的老臣的形象。再如《战国策·燕策》中《荆轲刺秦王》一节，写易水送别，气氛的渲染极为成功。“风.９９ｌｉb?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成为动人心弦的千古绝唱。荆轲那种勇毅果决、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在浓墨渲染的悲剧气氛中树立起来了。

(4)史记

href='9038/im'>《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启迪和影响又远非《左传》和《战国策》所能比拟。 href='9038/im'>《史记》一身而二任：史学家把它看作《二十四史》的冠首，文学家把它看成传记文学的渊薮。司马迁一心要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在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到了文学的纪念碑上。鲁迅称赞 href='9038/im'>《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同时看到、并高度赞扬了 href='9038/im'>《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以著名的历史人物为中心、以历史斗争的广阔画面为背景、以人物的一生行踪、命运浮沉为线索、选择那些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细节琐事，加以渲染形容，采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这些特点与小说描写人物的特点不谋而合。司马迁常常把自己的爱憎、褒贬融化在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描写之中，让形象本身显示出意义和倾向来。这种史家笔法对后世小说家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中国古代小说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对人物一生始末的完整交待、对情节的高度重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喜欢抓住一个主人公，笔头跟住他不放，以求得集中而完整的形象，而很少采用从生活横断面切入的写法，这些都与纪传体历史著作的潜在影响有着深刻的联系。 href='9038/im'>《史记》以其进步的思想、雄浑的气魄、细腻的描写、生动的文字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文人，启迪了无数的小说家和戏曲家。... 西汉刘向的《说苑》、《新序》，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它们的写法类似于正史中的传记，叙事也有史实作根据，但想象与虚构的成分较大，颇有 5c0f." >小说意味，对后世的小说，尤其是取材历史的小说提供了效法的榜样。 第四节 神道不诬和名士风流——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1)干宝的《搜神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四海骚然，朝代的更迭异常频繁。统治者滥赏乱杀，使统治集团中的很多成员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理紧张、压抑，感到空虚无聊，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醉生梦死。险恶的政局驱使大量文人走上了逃避政治、回避现实的道路。当时隐逸成风。有人终日清谈、不理世务，并以此为高尚。有人放荡不羁、醉酒佯狂，以此掩饰内心的政治苦闷。有人退居田园，与世无争，追求远离尘俗凡嚣的闲情逸致。有人遁入空门、奉斋守佛，企图从佛教中找到精神的寄托。有人炼丹服药、企望长生，这是又一条回避现实的道路。他们都是用种种方式和政治保持距离，以保护自己。社会上侈谈迷信，称道灵异，张皇鬼神，产生了大量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
//..plate.pic/plate_169838_1.jpg" /> 新刊出像增补搜神记六卷·明万历元年(1573年)唐氏富春堂刊本 志怪小说的题材来自神话、宗教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上现实中的奇人异事、地理博物传说。志怪小说的作者有王公大臣，如西晋武帝时的中书令张华(《博物志》作者)；有史学家，如东晋的干宝(《搜神记》作者)；有道士王嘉(《拾遗记》作者)；有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祖冲之(《述异记》作者)。志怪小说的作者既然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人生经历，所以志怪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就不足为奇了。它们或宣扬因果报应，或称扬佛像显灵，或鞭挞腐败的吏治，或讴歌真挚的爱情，或描绘奇特的风物。魏晋南北朝堪称为志怪小说的黄金时代，而干宝的《搜神记》乃是其中的佼佼者。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他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曾以著作郎领国史，后任太守、散骑常侍等职。著有《晋纪》20卷，时称“良史”。干宝“性好阴阳术数”，以鬼神为实有。《搜神记》原书已不可见。现在通行的20卷本《搜神记》是后人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唐宋类书中辑录而得。《搜神记》中某些题材采自民间，作者的态度是有怪必录，所以，除了神灵感应、妖祥卜梦、怪物作祟的故事以外，也有一些内容健康、生动可诵的故事。

A 韩凭妻

这是《搜神记》卷十一的一篇动人的作品。宋康王垂涎韩凭妻子何氏的美色，竟把韩凭抓起来罚作苦役，而把何氏占为己有。何氏暗中托人捎信给丈夫，用诗句暗示殉情的决心。韩凭见信后不久就自杀了。何氏闻讯后，从高台跳下而死。她临死前留下遗言，希望能和韩凭同穴而葬。宋康王得知后恼羞成怒，故意把他们分葬两边。谁知两人的墓上一夜之间便长出两棵相思树，“根交于下，枝错于上”，还有一对鸳鸯，栖息在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人们说这一对鸳鸯就是韩凭夫妇的精魂。

B 李寄

本篇见于《搜神记》卷十九。东越闽中的山区，巨蟒为害。官吏听信巫祝的话，强征少女去喂蛇。多年来，已有九名无辜的少女葬身蛇腹。少女李寄奋身前往，她携带利剑、食品、猎犬，一举杀死了巨蟒，为地方除了一大祸害。全文结构完整，见义勇为、果断机敏的少女形象也颇为鲜明，堪称为志怪中的翘楚之作。

C 三王墓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复仇故事。刘向的《列士传》、《太平御览》卷三六四所引的《吴越春秋》佚文、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均有记载。其中又以《搜神记》所叙，最为详尽生动。故事情节大致如下：干将莫邪替楚王铸剑，一雌一雄。三年辛苦，方才成功。他深知楚王嫌其迟缓，必加害于他，就嘱咐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将雄剑藏起，日后如果生得男孩，可待其成人后为父报仇。楚王果然将莫邪杀害。莫邪的遗腹子赤比长大以后，得知父亲惨遭杀戮的经过，便找到雄剑，伺机复仇。楚王得知消息后，在全国悬赏搜捕赤比。赤比流浪山中，遇到一位侠客。侠客表示，只要赤比将自己的头和剑交给他，他可以替赤比去报仇。赤比当即毫不犹豫地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侠客把头和剑献给楚王，楚王大喜。侠客让楚王将人头放汤镬中煎煮。楚王前去观看，侠客趁其不备，将其刺杀。侠客也同时自刎。三个人头在汤镬中一齐煮烂，无法识别。楚人无奈，将三人合葬，名之为“三王墓”。故事文字不多，然波澜迭起、动人心弦。楚王的残暴愚蠢、赤比的誓死复仇、侠客的胆识智勇和深沉不露，均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D 东海孝妇

故事见于《搜神记》卷十一。汉代时，东海有一位孝妇周青。她的婆婆怕拖累于她，自缢而死。小姑诬告周青缢杀母亲，官府将周青收捕。酷刑之下，周青自诬杀人。临刑前，周青发誓，若自己真有罪，颈血下流；若无罪，颈血逆流。行刑后，但见颈血逆流，飞上旗杆。周青死后，当地大旱三年。故事强烈控诉昏庸的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元代关汉卿的著名杂剧 href='1279/im'>《窦娥冤》显然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

E 宋定伯

本篇首见于曹丕的《列异传》，题作《宗定伯》。后来又为《搜神记》收录，编入卷十六，作《宋定伯》。这是一个人捉弄鬼的故事。南阳宋定伯夜行遇鬼，他谎说自己也是鬼。同行数里后，鬼提出步行太累，建议轮流背负。鬼背定伯，觉得定伯太重，对定伯的身份产生怀疑。宋定伯解释说：“我新死，故重耳。”巧妙地掩饰过去。渡河的时候，鬼没有一点声响，宋定伯却弄得水哗哗作响。于是，又一次引起鬼的怀疑。宋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遮盖过去。宋定伯一路上与鬼闲聊，从鬼口中探听到了鬼怕人唾的弱点。快到宛市时，宋定伯将鬼高高举起，鬼惊恐地大叫起来。宋定伯毫不理睬。到了宛市，宋定伯将鬼扔地上，鬼化为一只羊。宋定伯唾了一口，使之不能再变化，卖鬼得了1500钱。 全篇洋溢着诙谐轻松的喜剧情调，充满了人对鬼的优越感。宋定伯对自己的智慧充满信心，将鬼魅玩弄于股掌之间。故事明显地带有民间文学的特色。

(2)《幽明录》

就内容的丰富、文笔的优美而言，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不亚于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曾做过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刘义庆喜爱文学，史传中称他的文辞“足为宗室之表”。《幽明录》原书早已亡佚，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有《幽明录》的佚文，凡265则，是最完备的辑本。《幽明录》多记晋宋间的奇闻异事，生活气息浓，取材更为广泛和丰富。

A 刘晨阮肇

六朝志怪，大多质朴无华，少渲染、少虚饰、少缀合，整个小说艺术尚处在起步阶段。可是，六朝志怪中也有少数作品，出类拔萃，可读性强，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小说由稚拙向老练、由不自觉到自觉过渡的痕迹。《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仙相爱的故事。刘晨、阮肇迷路深山，巧遇仙女，双双结成良缘。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文人润饰的民间传说。故事发生在风光奇特壮观的天台山，山川的神秘氛围无疑增加了爱情故事的浪漫色彩。从心理上说，也使读者更加容易接受小说中的某些离奇的情节。随着主人公的目光，作者用“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短短16个字，就写出了天台山那种冷峻险恶的环境。人迹罕至的深山，忽然出现了两位“资质妙绝”的女子。刘、阮与她们素不相识，而她们却能直呼“刘、阮二郎”。不但知道这两位不速之客的姓名，而且对他们深山迷路的经历也了如指掌。刘、阮听到仙女直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山穷水尽之际，忽然遇到这样两位热情、大方而又美丽的女子，喜悦之情压倒了惊疑的心情。然而，毕竟事有可疑。所以，直到“酒酣作乐”之际，刘、阮依然是“忻怖交并”。最后，新婚燕尔，疑怖之心才逐渐消除，只觉得“言声清婉，令人忘忧”。桃源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又有思乡之苦。回乡后，“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七世孙”之说，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怅惘之感，为整个爱情故事染上了淡淡的哀伤色彩。这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投影。 全篇情节完整，想象浪漫，充满生活气息，体现了乱世之中人们对健康爱情的向往。情节是超现实的，但主人公的心理反应又是现实的。作者对主人公心理状态的把握准确而又细腻，这种心理状态与读者的生活经验相吻合，因而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这个故事很有影响，诗人们引为故实，后世小说家、戏曲家们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不少。一直到蒲松龄的 href='1281/im'>《聊斋志异》，从其中《翩翩》一篇，依然可以看到刘、阮故事的影响。

B 卖胡粉女子

六朝志怪多写人神之恋、人鬼之恋，而《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女子》一篇，却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叙述了一对普通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富家子弟，爱上了一个卖胡粉的女子。或许是由于礼教的束缚，或许是由于两家社会地位的差异，富家子没有向父母说明，也没有托人说媒，而是采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慕之情，“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天长日久，这位天天来买胡粉的“顾客”终于引起了卖胡粉女子的怀疑。富家子说明真相，卖粉女子为富家子的痴情所感动，终于以身相许。谁知乐极生悲，富家子在作爱时突然身亡，卖粉女手足无措，悄然离去。于是，情节急转直下。富家子的父母根据家中一百多包胡粉这一线索，找到卖粉女。卖粉女坦诚地说明了她和富家子相爱的经过。富家子父母不信，告到官府。卖粉女在尸体旁恳切地表示：“不幸致死，若死魂有灵，复何恨哉！”结果，富家子死而复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故事的前半部，作者通过买胡粉这一情节，着力刻划富家子的痴情。而卖粉女不知内情，在故事中处于被动地位，她的思想性格还是模糊的。故事的后半部，大起大落，情节急骤展开，卖粉女成为描写的中心。她不愿逃避责任，也不考虑因此而可能受到牵连，坦率地承认她和富家子的关系。她对恋人的不幸身亡感到十分悲伤，并表示为了这一份珍贵而短暂的感情死而无憾。至此，卖粉女的痴情得到了比富家子更有力的刻画。

C 新死鬼

六朝志怪中鬼的故事极多，它们的思想倾向很不一样，艺术上也不能一概而论。《幽明录》中《新死鬼》一篇，是最富情趣的一个鬼的故事。故事讲新鬼遇到老鬼，便请教如何才能骗食。老鬼教他兴妖作怪，“人必大怖，当与飨食”。于是，新鬼来到一户信佛的人家。这户人家有磨，鬼就去推磨，这户人家的主人就对孩子们说：“佛可怜我家贫穷，让鬼来帮我们推磨。”又往..磨盘添了些麦子。新鬼累了一天，劳而无功，懊丧而去，把老鬼臭骂一顿。老鬼告诉他，明日再去，就会有收获。第二天，新鬼又到了另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信道，鬼又去舂谷，结果又是白干一天，一无所获。新鬼大怒，以为是老鬼捉弄他，又把老鬼臭骂一顿。老鬼告诉他，这两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你再去，找一个普通百姓家，必定如愿以偿。新鬼果然来到一普通人家，将一条白狗抱起来在空中行走。那家大吃一惊，便请人占卜。占卜结果说，必须杀狗，并准备水果、酒饭祭祀，然后才能无事。新鬼饱餐了一顿。以后便常常作怪骗食，这都是老鬼教的。作者用挪揄的笔调描写新鬼的怯懦、描写他初次作怪时想怖人骗食、结果食未到手，却白累一天的可笑。作者将人的思想性格赋予鬼，而保留鬼能兴妖作怪的特点，诙谐幽默，真幻相间，写兴妖而无恐怖之病，讲鬼怪而有人间之趣。作者的本意是讲鬼怪惧怕佛道，但读者感受到的，主要是新鬼的可笑。 与后世的小说相比，志怪还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它常常缺乏完整的情节，更谈不上人物性格的刻划。志怪的作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文学创作，而把奇人怪事当事实一样记录下来。志怪中缺乏文学的虚构和渲染，可是，志怪却为后世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丰富的想象。唐人的小说(传奇)直接继承了志怪的传统，表现出对奇人异事的浓烈兴趣。初唐的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留下了从志怪向传奇过渡的痕迹。唐代以后，志怪一体的创作并未中断。宋人洪迈的《夷坚志》、清人纪昀的 href='5750/im'>《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 href='1281/im'>《聊斋志异》中部分作品，均属于志怪。蒲氏在其 href='1281/im'>《聊斋志异》自序里就声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蒲松龄对于《搜神记》的喜爱、推崇以及志怪给他的启迪均由此可见。

(3)刘义庆的 href='1698/im'>《世说新语》

汉朝注重乡评里选，选拔人才采用察举的制度。汉末的郭泰号称有人伦之鉴，许邵有所谓“汝南月旦评”。社会上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魏晋时期崇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风度雅量。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倍增。有人把这类事记录下来，集成书帙，流行于世。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刘义庆的 href='1698/im'>《世说新语》，就是这种书。这也就是所谓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而刘义庆编纂的 href='1698/im'>《世说新语》，则是轶事小说的代表。 南朝宋文帝时，临川王刘义庆召集一批文人，在《语林》、《郭子》等书的基础上，撰成 href='1698/im'>《世说新语》一书，共分言语、文学、识鉴、品藻等36门，采辑汉末至东晋名士们的言谈轶事。梁武帝时，有刘峻为它作注，引书400余种，补充了大量史料。所引古籍已不多见，所以刘注颇为后人所珍重。 href='1698/im'>《世说新语》生动地描摹了当时讲门第、重标榜、尚浮华、爱清谈、纵情享受、遗弃世务的名士风流。名士讲究所谓“雅量”，要做到深藏不露、喜怒不形于色。《世说新语·雅量》中就大写名士的雍容豁达。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的时候，突然得到丧子的噩耗。他居然神色自若，继续下棋。同时拼命用指甲掐手掌，以致流血染红了坐褥。一代名士嵇康在临刑以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 href='/article/6504.htm'>《广陵散》”。谢安正在与人下棋，忽然，谢安的侄儿、淝水前线的指挥官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完信，不动声色，转身继续下棋。客人们着急地问：“信上说前线情况如何？”谢安淡淡地回答：“小孩子打了个大胜仗。”名士必须思路敏捷、应答爽利、言辞隽永、耐人寻味。 href='1698/im'>《世说新语》中大写名士的谈吐应对。庾亮去拜访周伯仁。周伯仁问庾亮：“您为何这样欣悦而体胖？”庾亮反问周伯仁：“您又为何如此忧伤而消瘦？”周伯仁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忧伤，只是觉得一天天清爽、身上的渣滓污秽一天天地减少。”挚瞻曾经作过四郡的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后来又作随郡内史，当时年纪不过29岁。王敦对他说：“你年未三十，已作大官，也太早了一点。”挚瞻回答说：“我和将军您相比，固然是早了一点。可是，和12岁已经拜了上卿的甘罗相比，我已经太晚了。” href='1698/im'>《世说新语》对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作了广泛的描述。《文学篇》中曹植的七步成诗，留下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句。《汰侈篇》中石崇的宴客，使我们对石崇、王敦的残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书网 href='1698/im'>《世说新语》的语言简洁含蓄，口吻毕肖，生动传神。笔墨所及，往往并非重大的事件，亦非人的一生。常常只是从生活中撷取的一个小片断、小镜头，借三言两语，抓住人物、情节的微妙传神之处，略加点染，点到即止，也就突现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一个侧面。例如《忿狷》门中王蓝田吃鸡子的故事，其细节描写便十分生动传神：“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一系列急遽、不加思索的动作，刻划出王蓝田急躁易怒的性格。 正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今人常用的成语，如“难兄难弟”、“咄咄怪事”、“拾人牙慧”、“一往情深”等，都出自 href='1698/im'>《世说新语》。 href='1698/im'>《世说新语》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摹仿者络绎不绝。《新唐书·艺文志》的杂家类里收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代则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又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有吴肃公的《明语林》、李清的《女世说》、颜从乔的《僧世说》、王晫的《今世说》。甚至到民国时期，还有易宗夔的《新世说新语》。 第一节 唐代艺苑的一丛奇葩——唐传奇 唐传奇是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它的内容大多系奇人异事。后人便称之为唐传奇。唐传奇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极盛于唐朝的中期，志怪独兴于魏晋南北朝。志怪滋盛于动荡不安的时代，传奇诞生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颠峰时期。志怪搜奇猎异，称扬灵怪，唐传奇虽然也不免点染奇异，但不离现实，绝无荒诞乖理之病。志怪的作者将怪异当事实，作者不是有意搞文艺创作，唐人则“有意为小说”，虚构渲染，惨淡经营。志怪是小说的雏形，传奇则已经是真正的文言短篇小说。志怪的文字比较质朴，传奇的文字比较华丽。志怪篇幅短小，传奇篇幅较长，故事完整，融进了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及其对人生的态度。唐朝是诗歌成熟的时代，唐传奇的作者大多是诗人，唐传奇语言的华丽、抒情色彩的浓郁、情调的缠绵含蓄、情节的浪漫，与此不无关系。正如鲁迅所说：“神仙人鬼妖物，都可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９９ｌｉｂ.?９９lｉb??９9ｌｉｂ? 第二节 著名的唐传奇

(1)霍小玉传

蒋防的《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描写爱情的悲剧名篇，明人胡应麟赞之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少室山房笔丛》)。蒋防，字子微(一作子徵)，义兴(今江苏宜兴)人。为李绅所赞赏，历任右拾遗、自右补阙充翰林学士、加司封员外郎、加知制诰。后为李逢吉所排挤，贬汀州刺史、改任连州刺史，又调任袁州刺史。卒于大和年间。明代的戏剧大师汤显祖曾经把《霍小玉传》改编成《紫箫记》，后来又改编为《紫钗记》。小说的梗概大致如下：进士李益和长安妓女霍小玉相爱，海誓山盟，如胶似漆。后来李益得官，另娶名门，置小玉于不顾。小玉忧思成疾。黄衫豪士挟持李益来到她家。小玉勉力而起，痛斥负心之徒，含恨死去。她死后化为厉鬼，搅得李益夫妻相疑、家无宁日。霍小玉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悲剧的表层原因是李益的薄情无义，悲剧的深层原因是封建的婚姻制度和门第制度。社会总是把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至于男女双方的意愿和感情，那是无足轻重的事。霍小玉理智上意识到双方门第悬殊，姻缘难成。料到李益一旦得官，就可能把自己抛弃。所谓海誓山盟，恐怕都会变成空话。可是，她在感情上却难以割舍对李益的恩爱。她诚恳地请求李益同她一起生活八年。八年以后，李益可以另聘高门。但是，纯洁痴情的霍小玉没有想到，李益一回家，就在严母的压力下，为了自己的功名前程，娶了名门望族的小姐。小说对李益的描写很有分寸。李益当初爱上霍小玉，主要是贪图她的美貌。两情绸缪的时候，李益并不是没有一点真情。后来李益负心，另娶卢氏，除了他性格的冷酷自私、怯懦软弱、为自己的仕途前程考虑之外，也有家庭压力这一客观原因。小玉死后，李益穿上丧服，日夜哭泣，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旧情。这种人物描写的分寸感，有助于深化读者对悲剧根源的认识。这篇写“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传奇名篇没有采用后世小说戏曲常见的大团圆俗套，而是选择无情的悲剧来作女主角的结局。

(2)莺莺传

唐传奇中对后世戏曲影响最大的作品当推元稹的 href='/article/4428.htm'>《莺莺传》。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河南)人。早年贫困。贞元间，明经擢第，登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权贵和宦官，遭到贬斥。后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小说写的是，蒲州军士哗变，张生借朋友之力，庇护了崔氏母女。崔母由衷感激，设宴款待张生。张生在宴席上结识莺莺。凭借莺莺侍婢红娘的帮助，几经曲折，张生和莺莺终于私相结合。不久，张生赴京应试。后来，张生抛弃了崔莺莺。莺莺另嫁他人。最后，张生路过崔家，请求以兄妹身份相见，遭到崔莺莺的坚决拒绝。这篇小说的男女主角刻划得都很成功。莺莺端庄娴静、美丽温顺、娇媚动人。严母的监督、礼教的束缚，使她不敢坦露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在争取爱情与幸福的过程中，她是那么小心翼翼、顾虑重重。她在老母的面前不露声色，还得提防着贴身的丫环红娘。她外表深沉、不苟言笑，内心世界却丰富热烈。她一心向往着炽烈的爱情，可是，当爱情来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又不能勇敢地承认它，迎接它。然而，崔莺莺终于克服了她那与生俱来的犹豫和羞怯，投入了恋人的怀抱。崔莺莺毕竟是软弱的，离开了红娘的帮助，她的爱情便没有成功的希望。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被抛弃的结局，咽下了亲手酿造的这杯苦酒。张生的形象同样是成功的。张生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命运将崔莺莺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送到他的面前，使他的心中燃起了初恋的火焰。但是，利害得失的盘算终于埋葬了他最初的那一点感情。热恋之中，张生不乏炽热的感情，也会作出种种浪漫痴情的行为。但是，他同时又具有逢场作戏、放纵情欲、玩弄女性的一面。他抛弃莺莺、反诬莺莺是“妖人”的“尤物”，充分暴露了他的冷酷和自私。作者肯定了这种始乱终弃的结局，赞扬了张生的抉择，成为小说思想上的严重缺陷。 尽管这个故事以始乱终弃为结局，但是，它毕竟写出了一种比较平等、自主的恋爱。不考虑双方的门第，无暇顾及财产的多寡，忘却了家长的意志，各自都为对方的容貌、风度、才情所吸引。这种恋爱对于一味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青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虽然这是一种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结合，但比起那种权势的、门第的、金钱的联姻，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href='/article/4428.htm'>《莺莺传》中张生的原型就是作者元稹自己。元稹根据自己婚前的一段并未成功的恋爱经历，加工改造，写成了这篇小说。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莺莺并非出身贵族的大家闺秀，而是如霍小玉一般谬托高门的娼妓或寒族女子。正因为莺莺并非名家之女，舍而别娶，才能得到上流社会的谅解。唐代的上流社会“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元稹作 href='/article/4428.htm'>《莺莺传》直书其事，并不忌讳，原因就在这里。

(3)李娃传

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传奇中的又一爱情名篇。白行简，字知退。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贞元末进士，历官左拾遗、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旧唐书》本传称其“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小说的内容是：荥阳公的公子和长安的名妓李娃相爱。一年后，公子的钱财挥霍罄尽。鸨母和李娃合谋甩掉了公子。公子沦落凶肆(殡仪馆)，成了一名挽歌郎，处境十分狼狈。公子唱挽歌，溶进了自己的悲酸，曲尽其妙，长安城里没人比得上他。恰好荥阳公进京，仆人上街闲逛，认出了公子，邀其回家。荥阳公恨其辱没家门，将公子鞭挞几死。公子被再次抛入绝境。正当公子濒临死地的时候，意外地被李娃所发现。李娃见到风雪之中奄奄一息、面目全非的公子，又是惭愧后悔，又是伤心和心疼。她自赎其身，赁屋和公子同居。公子在李娃的精心照料之下，逐渐康复。李娃鼓励督促公子刻苦攻读、求取功名。公子终于功成名就。李娃自觉门第悬殊，请求离异。公子不忍与其分手。荥阳公和公子恢复父子关系，认李娃为儿媳。公子累累升迁，官运亨通。李娃也被封为汧〔qian千〕国夫人。 李娃和荥阳公子之间，是一种妓女和士子的恋爱关系。有郎才女貌、互相爱慕的因素，也有金钱和美色进行交换的成分。李娃身为妓女却又不乏真情，虽有感情而又毕竟是妓女，所以能和鸨母合作、巧妙地甩掉钱财耗尽的公子。富贵逼人而来时，李娃却偏能功成身退，表现出一个风尘女子的冷静和清醒。公子的悲惨境遇唤醒了她的同情心，使她恢复了?对情人的正常感情，使她超越利害得失的算计而去拯救一位落难无助的公子。李娃注意到了她和公子之间那条门第的鸿沟，没有幻想去当官太太。她不像霍小玉那么单纯，连维持八年夫妻生活的要求都不提。在感情上，她比霍小玉超脱得多。在她的性格中，理智和感情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李娃帮助公子走上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正道”，以自己对封建门第的“贡献”博得了封建家长的承认和赞扬。结局的妥协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妥协。佳人帮助才子“金榜题名”，才使封建家长同意了才子佳人的“洞房花烛”。 这篇小说的情节非常曲折而无矫揉造作之病，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公子聪敏灵慧，而阅历甚浅、不谙世故，于是便有上当受骗、被人设计遗弃的一大转折。公子落魄而偏偏有人收留，得人收留却又忧虑成病，病重以后却又能转危为安。其中包括旅店主人的怜悯，凶肆徒众的同情。凶肆赛歌的绝妙插曲，在情节上起到了张中有弛的作用。赛歌过程的本身也写得颇多曲折。公子落魄为挽歌郎，虽然地位卑贱，却也赢得了一时的安宁。谁知荥阳公的一顿鞭挞却几乎送了公子的命。这是公子命运的又一转折。李娃之收留公子，成为公子命运的第三次转折。命运就是这样一会儿将公子推向波峰，一会儿将他抛入谷底，读者的心也随着主人公命运的兴衰而浮沉。这篇小说十分注意通过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的性格。公子初次遇见李娃时，“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为了拖延时间，多看一眼李娃，“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这一细节表现了他的随机应变，也说明他和一般放荡无耻的纨绔子弟还有所区别。公子叩门求见时，侍儿不去回答公子的明知故问(“此谁之第”)，却急不可待地跑进去报告李娃：“前时遗策郎也！”侍儿的又惊又喜，正好表现出李娃对公子颇为留意、未曾忘怀、有所期待的心理。李娃见到风雪中“枯瘠疥厉，殆非人状”的公子后，“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这一系列的言语动作，生动地刻画出李娃当时悲喜交加、悔怨自责的激动心情。

(4)离魂记

六朝志怪往往只是粗陈梗概，可是，它在情节的设计和想象的奇特上，却给后世的小说以很大的启发。唐人陈玄祐的《离魂记》就明显地受到了《幽明录·庞阿》、《灵怪录·郑生》一类志怪的启迪。 《离魂记》的情节比较单纯，说的是张镒曾许诺把女儿倩娘许配给外甥王宙，倩娘和王宙也早就相互爱慕。后来张镒食言，又将倩娘另许他人。倩娘闻知后，忧郁成病。王宙获知张镒变卦的消息以后，愤而赴川，假称赴京。半途中，“倩娘”私奔而来，诉说衷情。王宙喜出望外，和“倩娘”同奔四川。两人一起生活了五年，生了两个儿子。“倩娘”思念父母，王宙陪她回家。到家时，“倩娘”留在船上，王宙先回家报信。张镒闻讯十分惊奇，因为女儿倩娘一直卧病在家。与王宙一起去四川的，原来竟是倩娘的灵魂。两个“倩娘”合而为一。 离魂的故事早就有，《幽明录·庞阿》写一个女子爱上一个有妇之夫，她的灵魂常常去找那位意中之人。《灵怪录·郑生》写一位已过世的老太太要将外孙女嫁给郑生，她先让外孙女的灵魂化为人身与郑生结为伉俪。后来，外孙女回娘家，“两女忽合，遂为一体”。这两篇志怪都有离魂的情节，可是，开掘不深，未能融入更多的社会内容，且人随事走，没有人物的个性，没有丰富周密的情节，所以它们的影响就无法和后来居上的《离魂记》相比。《离魂记》具有积极的主题，它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热烈主动的追求，歌颂了他们争取婚姻自主的行动。这篇小说全文仅有500字左右，可作者却把故事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张镒的变卦使倩娘和王宙的结合变得毫无希望，谁知倩娘又会私奔而来。一起来到四川，已经如愿以偿，不料倩娘又有思亲之念，要回家探望父母。私奔而去，在外五年生男育女的女儿如何去见双亲，这自然是读者担心的事，回到家中一看，才知同居五年的“倩娘”，竟是倩娘之魂。短小的篇幅中容纳了这么多的波折，我们不能不赞叹其构思的巧妙。故事讲到王宙进门以前，读者也还蒙在鼓里。情节本身也还十分平常。可是，一旦点明真相，则先前那些平平常常的描写便立即显示出了不平常的含义。结末的浪漫主义光束立刻把全篇照亮。倩娘的形象、小说的主题，都在“离魂”的情节中得到了升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刻骨的相思、居然让灵魂化为了人身，使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爱情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离魂记》的结构非常严谨。“倩娘”私奔，跟随王宙而去时，作者并未点破倩娘是人还是魂。后来才由张镒口中补出“倩娘病在闺中数年”这一关键情节。于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结末写两个“倩娘”重合，“其衣裳皆重”是作者补缀的绝妙的一笔。“魂”与人合，而衣裳也恰好重合。两套衣裳变成了一套衣裳，这固然是超现实的想象，但“魂”似乎是无形体的、无需穿戴，所以，“其衣裳皆重”又在“情理”之中。

(5)虬髯客传

《虬髯客传》是唐代豪侠小说的代表，据说这篇小说经过杜光庭的删改，原作者已不可考。故事的背景安排在动荡不安的隋朝末年。作品几乎平列地写了三个人物：李靖、红拂、虬髯客。后人誉之为“风尘三侠”。这篇小说的结构颇为特殊，它叙述的线索既不是某一人物命运，也不是某一件事的始末。作者从生活的横断面切入，从次要人物杨素说起，借杨素把李靖和红拂拢到一起。由李靖、红拂的比翼双飞引出神秘的虬髯客。这种结构摆脱了史传文学的模式，与某些现代小说相似。旅店中三侠的相逢是这一故事的重头戏。可作者写来，却举重若轻、毫不费力。虬髯客进门后，并不通报姓名，斜躺着看红拂梳洗。李靖被虬髯客这种乖张无礼的举动深深地激怒，但一时还没有发作。李靖自己是一个被追捕的对象，他不能不小心从事。红拂在这种突然出现的复杂情况面前毫不惊慌，她一面用手势暗示李靖不要鲁莽行事，一面仔细地观察来客，思忖对付的办法。她从容地梳好了头，巧妙地与虬髯客攀谈起来，以同姓为理由，和那位来历不明的客人结为兄妹。紧张的气氛逐渐缓和起来。在红拂的撮合下，李靖和虬髯客之间戒备之心逐渐消除。三人环坐共饮、结为知己。小说至此，叙述的重心由李靖、红拂向虬髯客转移。虬髯客本来有心图王，因为听说太原有奇气，所以特意赶来寻访。两次访问李世民以后，虬髯客被李世民的“神气扬扬”所折服。当他认定李世民是应运而生的“真命天子”以后，便放弃了早先的雄心，到海外去另谋发展。临走前，他把所有的家财都赠给了李靖，把自己的来历、本志，今后的去向、打算，向李靖和盘托出。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虬髯客率众攻占扶余国，自立为王。 李靖出身贫贱，而气宇轩昂，胸怀大志。他拜访权臣，不卑不亢，当面指责杨素“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红拂从天而降，李靖询问她“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可见他处事的谨慎周密。虬髯客进门时颇为失礼，李靖静观其变，并没有立即发作。这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处事小心而又果断刚毅的英雄。 红拂是颇为奇特的一位女子。她身处绮罗膏泽之中，却偏能看上地位贫贱的李靖。权势炙人、骄奢不可一世的司空杨素，在红拂的眼里，不过是行尸走肉，“尸居余气”而已。她居然女扮男装，半夜中孤身一人私奔李靖，而且能断定，杨素也不会认真追捕。客店里的一幕，充分表现了她的聪敏灵慧、从容大方和很强的应变能力。 虬髯客在小说中的出现是很突然的。他的出现一下子把弦绷紧了。一直到虬髯客去海外以前，读者对他的来历、意向始终是很模糊的。作者故意在虬髯客的身上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结末的表白，才使我们看清了他真实的面目。于是，他先前的各种神秘、古怪的行动一一得到解释，他那豪爽大度、善识时务的性格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6)南柯太守传

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传奇作家李公佐。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甘肃陇西)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贞元、元和年间。举进士，曾任江西从事。所作传奇除本篇外，尚存《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庐江冯媪传》等三篇。作者借淳于棼〔fen汾〕在大槐安国的南柯一梦，讽刺了无才无德、借裙带关系爬上了高位的官僚，说明了乐极生悲、盛极而衰、人生如梦、富贵无常的道理。淳于棼嗜酒使性、不守细行、家产丰饶、结交豪客，早先从军当过裨将，后来因为喝酒触忤了上司而遭到斥逐。作者对他抱着一种讽刺的态度，可是，文中并没有过火的描写。淳于棼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好像被人引进了大槐树下的一个蚁穴。谁知里面竟是别有洞天。这个浮浪子弟居然被招为驸马。由于公主的推荐，他当上了南柯太守。淳于棼几乎享受到了凡人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快乐：金玉、绫罗、车马、仆妾、娇妻、权势、名声。他的子女托庇沾光，“男以门荫授官，女亦聘于王族”。公主去世以后，他的地位逐渐发生动摇。猜忌滋生、诽谤日多，淳于棼终于失宠，被国王“请”出国境，又回到人间。他这才醒悟到，所谓“大槐安国”，其实不过是古槐下的一个蚁穴。那20年的荣华富贵不过是春梦一场。 古小说中写梦的很多，志怪和传奇中写梦的尤其多。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古人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他们无法解释梦的成因、机制。在他们的心目中，作梦是一种神秘的现象。梦中的事物常常是超现实的，但又和现实保持着某种联系。对作家来说，梦中多幻觉、多想象、外界的约束减弱，可以容纳现实中不可能产生的情节和人物，给创作以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梦中的景象固然是虚幻的，可是，通过梦幻曲折反映出来的愿望却不是虚幻的。所以，梦幻的形式同样反映了现实的人生悲欢，而且可能反映得更鲜明。前人早就有了人生如梦的想法，早就有了富贵无常的思想，可是，直到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沈既济的 href='/article/4397.htm'>《枕中记》，才把这种思想化成两个生动的、情节丰富的故事。“南柯一梦”、“黄粱美梦”也成为习见的成语。在中国小说史上，写梦的作品非常多，可是，像《南柯太守传》这样成功的作品却屈指可数。作者在淳于棼的梦中融进了相当丰富和深刻的社会内容。梦幻中的“大槐安国”其实就是人间封建王朝的缩影。蚁国中的裙带之风、官场内部的勾心斗角、政治的险恶，与人间也毫无二致。作者充分利用了梦中真幻相间、虚实难辨的特点，写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境界。 古代的小说家早就懂得在突出主题、突出人物性格的地方加以渲染的道理。在《南柯太守传》中，作者极写淳于棼入赘和出为南柯太守时的热闹喜庆场面、极力渲染那豪华的排场。在小说的结尾，又极写其失势后的冷落颓丧。通过这种鲜明的前后对比来否定功名富贵，来讽刺热衷富贵的名利之徒。

(7)长恨歌传

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陈鸿、王质夫和白居易相会于长安。谈到天宝遗事，不禁感慨叹息。白居易写下长篇叙事歌行 href='2357/im'>《长恨歌》，陈鸿则撰成传奇小说《长恨歌传》。陈鸿，字大亮，贞元、元和间人。曾任尚书主客郎中。长于史学。修《大统记》30卷。所作传奇除本篇外，尚存《东城老父传》一篇。唯《东城老父传》叙颍川陈鸿祖向贾昌询问开元理乱，文中四处自称“鸿祖”，《全唐文》收入陈鸿祖文，所以今人亦有认为《东城老父传》为陈鸿祖所作者。小说写道，开元时，歌舞升平，唐玄宗沉溺声色，杨贵妃宠耀无比，叔父昆弟皆位列胄贵。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公。天宝末，安史之乱爆发，以讨杨氏为号召。玄宗仓皇奔蜀，行至马嵬，六军徘徊不发，请求诛杀杨氏兄妹。玄宗无奈，听凭六军将贵妃缢死。叛乱平息后，玄宗返都，思念贵妃不已。有道士自四川来，自言有术。道士奉命寻觅贵妃，终于在仙山访得杨氏，有当年玄宗所赐钿合金钗与七夕密誓为证。使者回奏后，玄宗更加伤感，不久也去世了。本传根据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而写成。作者对玄宗的纵情声色、任用奸佞不无微词，对玄宗从儿子寿王府邸取来杨妃一事，也直书不讳。但篇末的议论又回到“女人祸水论”的老调。作者对李、杨之间的感情竭力渲染，充满赞美和同情。这种描写无疑美化了李、杨的形象，而与前文女色误国的描绘相矛盾。可是，对李、杨情缘的赞扬寄托了民众对健康爱情的理想，寄寓着人们对盛唐的怀念和惋惜。玄宗与杨妃的故事是当时文人创作的热门题材，这一题材中的多数作品，程度不同地反映出思想倾向的复杂性。陈鸿的《长恨歌传》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后人据此改编的一系列戏剧作品。 玄宗与贵妃的故事呈现出动人的悲剧色彩。那种刻骨铭心、生死不渝的爱情是令人同情的。可是，马嵬的生离死别，正是悲剧的主人公自己一手所铸成。两位主人公的特殊身分，使这一爱情与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相联系。这个时代悲剧作为李、杨情缘的背景，加强了作品感人的力量。 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 href='2357/im'>《长恨歌》一直相辅而行，成为后世诗文、小说和戏曲中长盛不衰的素材。宋人乐史摭采《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酉阳杂俎》和陈鸿《长恨歌传》，写成《杨太真外传》二卷，将有关李、杨故事的传说逸闻网罗殆尽。说唱艺术方面，有元人王伯成所作诸宫调《天宝遗事》，写李、杨故事。戏曲方面，作品极多。最有影响的，是元人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人洪昇的传奇 href='2009/im'>《长生殿》。

(8)柳毅传

故事见于宋朝李防等人所编的《太平广记》。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作品内容是写唐朝仪凤年间(公元676—678年)，落第书生柳毅路过泾阳，遇见一位美丽而满面愁容的牧羊女。经询问，才知道牧羊女是洞庭龙君的小女，由父母配嫁给泾川龙王的次子。龙女受到丈夫和公婆的虐待，被罚在道边牧羊。柳毅出于义愤和同情，答应龙女给她父亲送信。柳毅不避险阻，来到龙宫，面见洞庭龙君，诉说龙女苦情。龙君为之伤心垂泪、哀咤良久。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性情刚暴，勇猛过人，听说侄女受屈，立即飞往泾阳，吃掉泾川的次子，救回侄女。钱塘君十分感激柳毅，又喜欢他的为人，便强令他与龙女结婚。柳毅传书，本无私图，且不满于钱塘君的以势压人，便严辞拒绝，拂袖而去。但临别之际，见龙女有依恋之意，心中也不免难过。柳毅回家后，两次丧妻，第三次娶得卢姓女子，原来就是洞庭龙女。后来柳毅与龙女移居洞庭仙宫，并得以长生不老。 柳毅与龙女的离合悲欢，写得一波三折、曲折离奇。传书之后，龙女获救，龙宫宴会，欢声笑语，故事似乎已接近尾声。谁知又有钱塘君威逼、柳毅严辞拒婚的波澜陡起。柳毅拒婚以后，他与龙女的结合好像已经希望渺茫，谁知两次丧妻后，竟又娶到化为卢氏的龙女。柳毅娶妻卢氏后，作者犹不肯立即将真相挑明。柳毅觉得卢氏很像龙女，就和她谈起当年洞庭传书的事，卢氏却说人间不会有此等事。直到生子满月以后，卢氏才向柳毅说明，自己就是洞庭龙女。柳毅的侠义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仁爱刚直、见义勇为的性格。柳毅的拒婚，进一步揭示出他急人之难的初衷和不畏强暴的气质。龙女的遭遇，反映出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卑微屈辱。龙女的以身相许，染上了报恩的色彩，使柳毅和龙女的结合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钱塘君的刻划，也颇为成功。他的出场，便渲染得有声有色：“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廷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他之所以如此暴怒，只是由于“刚肠激发”、救人心切。而在见到柳毅后，却是“尽礼相接”，并对刚才的“惊扰宫中，复忤宾客”表示歉意。在受到柳毅义正辞严的一番指责以后，他又能承认自己“词述疏狂，妄突高明”，且“复欢宴，其乐如旧”。钱塘君的勇猛卤莽、坦白直爽在尖锐的冲突中，在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描绘。 《柳毅传》影响深远，元人尚仲贤的杂剧《柳毅传书》、明人黄说仲的《龙箫记》传奇、清人李渔的《蜃〔shen慎〕中楼》，都以此为蓝本。近人还将它改编成京剧、越剧《龙女牧羊》。至于诗文小说中采作典故者，更是不胜枚举。

(9)湘中怨解

作者是沈亚之。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进士。本篇见于他的《沈下贤文集》卷二。小说写郑生偶遇孤女，由同情而生爱怜，吟诗相和，相依数年。孤女本是湘中蛟宫之娣，因事贬谪人间，后来谪期已满，自求离去而吐露真相。别离之际，两人难舍难分。10多年后，郑生登上岳阳楼，思念旧情，感伤惆怅不已。精诚所感，孤女遥现于画舻之上，悲歌起舞，“含颦惨怨”。忽然间“风涛崩怒，竟失所在”。 本篇将人神之恋，写得朦胧、神秘、感伤而美丽，充满诗一般的浪漫色彩。作者无意在小说中渗入更多的社会内容，而是在小说中追求诗的意境。与此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了小说的特点，对湘女的身分曾有多处暗示：她和郑生的首次见面是在洛桥桥下；她喜欢吟诵的是《九歌》、 href='4051/im'>《招魂》、《九辩》这些与湘水关系密切的诗歌；她曾经“出轻缯一端，与卖，胡人酬之千金”。湘女与郑生的悲欢离合也交待得有头有尾。宋代的杂剧《郑生遇龙女薄媚》即敷衍此事。

(10)杜子春传

见于《玄怪录》卷一。《玄怪录》是唐人牛僧孺的传奇小说集。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贞元进士。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文宗时还朝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是牛李党争中牛派领袖。故事梗概如下：杜子春游手好闲，家产荡尽，为亲故所嫌弃。长安市中一位老人，两次巨资资助他，都被他挥霍净尽。最后一次，老人资助他3000 4e07." >万，杜子春终于重振家业，并如约前往华山云台峰。老人原来是道士，他让杜子春看守药炉，告诫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能说话。道士走后，有大将军、毒蛇猛兽、电闪雷鸣、风雨火轮，先后前来威胁，“子春端坐不顾”。大将军复来，当子春面，对子春妻横施酷刑。妻子“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斩杀子春，下在地狱，毒刑尝遍，子春“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阎王令子春转为女身，“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长大嫁人，生一男孩。丈夫以其不语，愤怒以极，将幼儿摔死。“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噫声未息，身坐故处”，药炉毁坏。道士责备他功败垂成，叹息仙才难得。子春回家，愧悔交加。后子春复往寻求，不得，“叹恨而归”。 故事来源于印度的烈士池传说，见于《大唐西域记》卷七。在印度的传说里，意在说明“爱”就是“魔”。《杜子春传》继承了这一主旨，却把它改编成一个道教的故事。结末道士的一番话“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实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作者旨在说明世俗的爱欲乃是修道的最大障碍，可是，小说的客观描写却是人间之爱战胜了出世之道。从这篇小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度的佛教故事中国化的过程。《杜子春传》保存了烈士池传说的主要情节，但烈士池变成了药炉，人物成了中国的道士，中国的浪子。情节变得非常曲折，各种考验的描绘也加倍地详尽。亲子之爱超过了夫妻之爱，这又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体现。《杜子春传》对后来的小说戏剧有很大影响。薛渔思的《河东记·萧洞玄》、裴铏〔xing形〕的《传奇·韦自东》，显然受到了它的启发。 href='2189/im'>《醒世恒言》将本篇改编为话本小说《杜子春三入长安》，编入卷三十七。清人胡介祉的传奇《广陵仙》，岳端的传奇《扬州梦》也以此为蓝本。 第三节 唐传奇的影响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传奇成为宋以后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它吸收志怪的想象、借鉴史传文学叙事状人的技巧，形成了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离奇，抒情气氛浓郁，语言精练华丽的艺术特点。 唐传奇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影响极大。很多著名的唐传奇被后来的白话短篇小说家和戏曲家所移植和改编。陈鸿写了传奇《长恨歌传》，内容是安史之乱和唐明皇、杨玉环的悲欢离合。后来便有利用这篇传奇和白居易的 href='2357/im'>《长恨歌》改编的一系列戏曲。元代的王伯成创作了说唱文学——诸宫调《天宝遗事》、白朴则写下了杂剧《梧桐雨》。清代洪昇的 href='2009/im'>《长生殿》登上了这一 7d20." >素材的顶峰。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 href='/article/4397.htm'>《枕中记》被明代著名的戏曲家汤显祖改编成《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这三个剧和汤显祖最著名的作品 href='2161/im'>《牡丹亭》一起，合称为“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陈玄祐的《离魂记》被元人郑光祖改编成杂剧《倩女离魂》。元稹 href='/article/4428.htm'>《莺莺传》的后面，跟着一连串的戏曲。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元人王实甫的杂剧 href='2196/im'>《西厢记》。藏书网?.９9ｌib. 第一节 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1)话本的产生

宋、元以后，中国的古代小说分为文言、白话小说两大支流。其中白话小说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宋、元的通俗小说，或者说故事书叫话本。“话”就是故事的意思，“说话”就是讲故事。话本或指“说话”的底本，或指摘录史书、复述史书或文言小说的通俗读物。 “说话”这个名称在隋唐以后方才流行，可是，从实质上看，它的起源是很早的。很多学者认为，《荀子》里的《成相篇》就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学的体裁。说话作为一种艺术，在汉魏时就有明确的记载。bbr>《三国志·王粲传》的裴松之注所引《吴质别传》中提到，上将军曹真肥胖，中领军朱铄体瘦，吴质便召艺人来“说肥瘦”。裴松之的注又引《魏略》，说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这是文人摹拟俳优以说话为戏乐。隋代的侯白是个世家子弟，可是，《隋书》上说他“好俳优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至唐代，说话明确地被看作一种娱乐活动。郭湜的《高力士外传》中说，唐明皇回都后，被儿子肃宗软禁起来，心情非常苦闷。高力士“或讲经、议论、转变、说话”，来给唐明皇解闷。讲经和转变都是唐代流行的说唱形式，说话当然也是与之性质类似的形式。元稹和白居易曾经在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是长安名妓李娃的别名。“自寅至巳”，就是八个小时，可见说话的艺术水平已经相当高。而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就是唐代传奇名篇《李娃传》的作者。以前人们对唐代说唱文学的情况不甚了了，自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宝藏被发现之后，人们才知道，唐代的通俗文学有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形式。这些形式和宋元说话艺术之间无疑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两宋城市的繁荣，工商业的兴盛，市民阶层的壮大，是“说话”等艺术发展的基础。当时“说话”听众范围之广、“说话”艺人数量之多、技巧之高、分工之细，都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宋代的都市中，有专门供市民娱乐的场所——瓦舍(又名瓦子、瓦市、瓦肆)。瓦舍中附设占卜、卖药、杂货、饮食等各种服务行业。瓦舍里有表现各种伎艺的勾栏(又名勾肆)。勾栏就是栏干围成的演出场所。勾栏内有棚，棚里可以演出各种伎艺。瓦舍中受人欢迎的一种娱乐项目就是“说话”。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中介绍说，汴京城里有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piao飘〕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等艺人150多家。《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卷五中讲汴京城里的“说话”人“不可胜数”，观众踊跃、“不以风雨寒暑”、“日日如是”。《武林旧事》(周密著)卷六记南宋临安市上著名的“说话”人有孙奇、朱修等100多人。宋高宗常把著名的“说话”人召进宫去，为他说唱，以供消遣。甚至北方的金人也向南宋索取杂剧、“说话”的艺人。茶肆酒楼、寺庙佛舍、私人府第、乡村集市、宫廷内府，到处可以发现“说话”人的身影。宋、元的“说话”人和话本作者中，有民间艺人、落魄文人。从南宋到元代，因为说唱和戏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专门为“说话”人编写话本、替戏剧演员编写剧本的文人行会组织——书会。书会中的人称为书会先生，也可称作才人。小说虽然为上流社会所鄙视，但却要求作者有广博的知识。要攻读历代的文史典籍，熟悉各朝的掌故、名人的轶闻。要熟读《太平广记》、《夷坚志》一类收集志怪、传奇的书籍。风花雪月的故事张口就能描绘，世态人情洞察得清清楚楚。 宋元时代的话本数量很多，仅据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明人晁瑮的《宝文堂书目》、清人钱曾《也是园书目》的记载，就有大约140篇短篇话本的题目，但大部分作品都散佚流失了。

(2)话本的特点和影响

“说话”是师徒相传的，话本也在不断地被修改、增补、润色。所以，话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代累积的集体创作。话本是适应市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在话本中，除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外，大量的小商人、店员、小手工业者，登上了小说的舞台。下层市民作为被同情、被理解、被歌颂的角色出现在小说里。话本小说直接和市民见面，受他们的鉴别、评判，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追求和理想。话本必须让文化不高的市民都能听懂，所以多半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写成，大量吸收人民的口语，并加以提炼，这就大大提高了小说表现生活、描写人物的能力。话本直接诉诸人的听觉，“说话”人以此为谋生的手段，“说话”人之间有行业的竞争，所以话本一般都有曲折的情节，情节发展的节奏比较快。不允许冗长的、静止的景物描写。与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心理描写也尽量地压缩。听众不像读者那样一卷在手，有反复体会、品尝、回味的余地，“说话”人必须把.９9lib?t>故事的来龙去脉、把人物的经历来由交待得清清楚楚。故事必须有头有尾、结构严密、前后照应。“说话”人要吸引听众，必须有饱满的感情、鲜明的爱憎，这也就成为话本的一个特点。“说话”人讲述故事的时候，常常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以及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发挥想象虚构的能力，随时添枝加叶，以唤起听众的趣味。讲到枯燥的地方，三言两语，一带而过；讲到热闹的地方，极力铺张渲染，尽量盘旋。话本小说艺术上的这些特色对我国白话小说民族特点的形成，对我们民族欣赏小说的习惯乃至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元话本出现以后，中国就产生了所谓通俗小说。它奠定了明清小说发展的基础。宋、元以前，诗歌、散文占据着文坛盟主的地位。宋、元以后，小说和戏曲逐渐发达，终于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取诗文的地位而代之。话本一出现，就显示出白话小说艺术上的巨大潜力。明清长篇小说中的三部名著 href='2203/im'>《三国演义》、 href='2204/im'>《水浒传》和 href='2202/im'>《西游记》都经历了由话本再进一步打磨加工、最后由作家写定的过程。其中 href='2203/im'>《三国演义》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藏书网 现存的宋元话本大多散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明朝嘉靖年间洪楩所编刻)、《京本通俗小说》、 href='2190/im'>《喻世明言》、 href='2191/im'>《警世通言》、 href='2189/im'>《醒世恒言》(明人冯梦龙编，合称“三言”)等小说集中。.. 第二节 著名的话本

(1)碾玉观音

这篇小说见于《京本通俗小说》第10卷。冯梦龙把它收入 href='2191/im'>《警世通言》，改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小说的梗概如下：郡王府里，碾玉匠崔宁和绣花女璩秀秀相互爱慕。崔宁好手艺，他碾出的玉观音曾博得皇上的喜欢。秀秀好针线，她绣出的花朵，“引教蝶乱蜂狂”。有一次，“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当时秀秀依样绣出一件来”。春天，府里失火，内外一片混乱。在秀秀的怂恿之下，崔宁当夜和她成了夫妻。两人逃到两千里外的潭州开店度日，自以为无人知晓，从此摆脱了郡王的羁縻〔mi迷〕。谁知一年以后，被府里的排军郭立无意中撞见。崔宁和秀秀款待郭排军，请求他保守秘密，“到府中千万莫说与郡王知道”。郭立当面满口应承，转身就向郡王告了密。崔宁和秀秀被捉拿归案。郡王大发雷霆，“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他下令将秀秀送往后花园发落，把崔宁送临安府去处治。崔宁在堂上交待了逃走的始末，把责任推给秀秀，获得从宽发落，由差人押送建康府居住。秀秀跟踪而至。她说在后花园被打了30竹篦后赶了出来。崔宁信以为真，便和她结伴而行。两人又在建康开了个碾玉作铺。秀秀把父母也接来一起同住。不料好景不长，郭立来建康，找崔宁修补玉观音，又发现了秀秀。郭立回府后，又一次向郡王告密。郡王听了，十分奇怪：秀秀当年已经打死在后花园，建康的秀秀从何而来？郡王责令郭立勒下军令状，去把秀秀抓来。秀秀从容地坐上轿子，跟随郭立一起回府。不料轿子到了府门，秀秀不见了，轿子里空空如也。郭立目瞪口呆，挨了50军棍。崔宁这才知道秀秀是鬼，回到家里，问两位老人，哪知两位老人也投了河。原来秀秀的父母也是鬼。他们早在当年听得秀秀的死讯以后就投河自尽了。崔宁走到房里，只见秀秀坐在床上，十分吃惊。秀秀一把抓住崔宁，四个人一起做鬼去了。 秀秀是这篇小说的主角，崔宁处于陪衬的地位。作者怀着满腔的同情来描写这个主角。秀秀并非古代爱情小说中常见的小姐、佳人。她是裱褙匠的女儿，聪明、美丽、能干、泼辣，没有一点忸怩，也没有一点做作，一切都像生活本身一样的朴实无华。秀秀争取爱情的斗争始终是和争取人身自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手工业者的恋爱、两个奴隶的结合，互相了解、互相爱慕，同处在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秀秀的身上闪烁着叛逆的色彩。她藐视封建法纪，富有反抗精神。为了摆脱封建的人身束缚，为了争取自主的爱情，她宁死不屈地去抗争。在选择命运的关键时刻，她是那么积极主动、大胆热情。她单刀直入地向崔宁发起进攻：“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相形之下，作为男子汉的崔宁却是那么怯懦。他心里恋着秀秀，却不敢大胆地表露，更缺乏行动的勇气。秀秀的大胆进攻使他不知所措，狼狈不堪。秀秀索性“讹”了他一下：“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秀秀死了以后，她的鬼魂也依然要和崔宁结为夫妻，还要把父母接来一起同住。可见她是多么热爱生活，又是多么笃于伉俪。秀秀的反抗精神增加了这一形象的魅力。当崔宁同意和她结为夫妻，并建议她趁大火混乱之际连夜逃走的时候，秀秀毫不迟疑地一口答应：“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这里没有半点羞涩不安，没有丝毫文弱娇态。秀秀第二次看见郭立，知道这奴才回去以后非告密不可，便干脆不客气地斥责他：“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却归来说与郡王，坏了我两个的好事”，并警告他：“今日遭际御前，却不怕你去说。”秀秀的鬼魂跟着郭立上轿回府，借郡王之手惩罚了这个奴才。 人身的自由和爱情的自由，这本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权利。可是，为了这两项人生最起码的权利，裱褙匠的女儿、郡王府的女奴却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秀秀的悲剧命运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强烈控诉。 这篇小说的结构十分严谨。秀秀之死，秀秀双亲之死，一直快到故事的结尾才告诉读者。郭立第二次见到秀秀时，连说“作怪”，转身就走。这时读者心中产生秀秀是否鬼魂的疑虑，但还不能肯定。郭立回去告密，读者才从郡王的嘴里得知，秀秀早已在当年被打死在后花园。可是，建康的秀秀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悬念继续吸引着读者往下看。一直到轿子里不见了秀秀，读者这才恍然大悟。读者从这个结尾再回头去体味前面的情节，特别是追索秀秀化为鬼魂以后的情节，便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整个故事的悲剧性质：秀秀已经悲惨地死去，可郡王依然不能放过她；秀秀已经化为鬼魂，可她仍然要执拗地追求作为一个人的生活权利。故事写到秀秀之死，似乎也可以结束。可是，如果没有后半段，故事的悲剧意味，人物形象的表现，都将会大打折扣。 全篇小说都以郭排军、玉观音这一人一物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郡王让崔宁做玉观音，引出崔宁、秀秀的遇合。郭立送钱给刘两府到潭州，这才发现了私自逃跑的崔宁和秀秀，从而造成家破人亡的结果。以后郭立找崔宁修补玉观音，这就引起秀秀的第二次暴露。郭立和玉观音这一人一物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推动情节向悲剧的高潮发展。郭立的背后是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郡王，玉观音的背后是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这一人一物都使人联想到崔宁和秀秀的奴隶地位，联想到悲剧的根源。

(2)错斩崔宁

这篇小说见于《京本通俗小说》第15卷，冯梦龙把它收入 href='2189/im'>《醒世恒言》，改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清人朱素臣据此改编成传奇《十五贯》。 小说写的是一桩冤案、错案。案情大致如下：刘贵贫穷窝囊，岳父可怜他，给了他15贯钱，让他做本钱开个小店，凑合生活。刘贵背钱回家。他的妾陈二姐开门迟了一点，刘贵有点不高兴，就开玩笑吓唬她，说是已经将她卖了，这15贯钱就是她的身价。陈二姐信以为真，想着乘刘贵熟睡连夜回娘家找爹娘商量一下。她先去邻居朱三妈家借宿了一夜，诉说了事情的原委。早晨，她匆匆上路，往娘家赶去。半路上，遇到一个卖丝的后生崔宁。这崔宁身上恰好带了15贯钱。两人便结伴而行。谁知陈二姐离家以后，小偷摸进刘贵家，发现了那15贯钱。刘贵惊醒，小偷怕他声张，一斧将他劈死。顺手将15贯钱取走。第二天邻居起来，发现刘贵被害，刘贵的妻子两天前回娘家还没有回来，陈二姐不知下落。朱三妈诉说了陈二姐借宿的经过。结果，陈二姐、崔宁半路上被追了回来。男女结伴而行，15贯之数也恰好相符。众人咬定陈、崔通奸、谋财、杀人。两人被扭送府衙。府尹不问情由，一味用刑逼供。陈、崔屈打成招，自诬服罪。此案逐级上报，圣旨下来，判了死刑。陈、崔含冤死去。小偷后来做了强盗，终于败露，前罪并发，刘贵一案也真相大白。陈、崔一案得以昭雪。刘贵的妻子看破红尘、自愿出家。 这篇小说的内容和主题很有意义，它通过一桩冤案、错案，写尽当时官吏的昏庸无能、司法的弊病，写出了人民毫无民主权利的现实。从表面上看，一连串的巧合铸成了陈二姐、崔宁的悲剧。刘贵开了一句玩笑，陈二姐居然信了；陈二姐刚走，偏偏就有小偷进门；陈二姐出走，刚好会遇到年青人崔宁，而崔宁身上又恰巧带了15贯钱。可是，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妾可以随意典卖他人)、街坊邻居的害怕连累，怕“打没头的官司”，小市民那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刑讯逼供的审讯制度、问官的主观武断、草菅人命，一男一女结伴同行便会受人怀疑，这一切却并非偶然。因为一连串的巧合中隐藏着如此丰富的必然性，才使这些巧合没有冲淡小说所包含的社会意义。 作者十分注重材料的剪裁。例如，小说详细描写了刘贵开玩笑以后陈二姐的心理活动：“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15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决。”这段心理活动的交待对说明案情很有帮助。案情的疑点主要在陈二姐的出走，所以，作者不厌其详地介绍陈二姐出走的动机。通过陈二姐的将信将疑，读者也看到了陈二姐的单纯、善良，以及她作为一个妾在家中可怜的地位。临安府的判决过程，写得极为简略，作者借以突出审讯的草率。 作为一篇公案小说，作者特别注意情节的前后照应。陈二姐出走时，作者没有让她直接回娘家，而是让她先去邻居家借宿一夜。这种安排有多方面的好处。如果让陈二姐直接回家，那么，第二天案发时，陈二姐早已在娘家，也就不会遇到崔宁，15贯钱也对不上，通奸、谋财、杀人的罪名就会完全落空。陈二姐在邻居家借宿，更说明了问官的糊涂：“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再如刘贵背钱回家，作者又让他半路上被熟人拉去，喝了几杯酒。这一个小小的穿插有多方面的用意。因为这样一耽搁，刘贵到家才“已是点灯时分”。因为多喝了几杯，才借了酒性和陈二姐开起玩笑来。陈二姐问他在哪里喝的酒，他索性骗陈二姐说“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刘贵喝醉入睡，才使陈二姐轻易地连夜出走。由此可见，作者在构思情节的时候，考虑得十分仔细，一切都让它入情合理。不但使整个案情符合逻辑，而且要使每个人物的言语行动符合当时的环境，符合他们的身份、性格、心理。

(3)简帖和尚

《简帖和尚》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年间洪楩所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又名《错下书》。冯梦龙把它收入《古今小说》(即 href='2190/im'>《喻世明言》)，改名为《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设局谋骗的故事。开封府蟠台寺的一个和尚垂涎左班殿直官皇甫松的妻子。他用匿名信造成皇甫松的误会。皇甫松果然上当，他以为妻子有了外遇，竟把妻子送到官府究治。官府听信皇甫松的一面之词，先用酷刑吓唬，没有套得口供。最后按照皇甫松的意见，让他把妻子休了。皇甫松的妻子走投无路，跳河自尽，不料被一个老婆婆救了。后来在老婆婆的撮合下，嫁给了一个姓洪的和尚。有一次，皇甫妻在大相国寺遇到前夫，两人相视，默默无语。回家后，皇甫妻思念旧情，不由得泪水汪汪。和尚这才透露真情，原来他就是设局谋骗的僧人。皇甫妻要去告发，和尚便要害她性命。幸好皇甫松及时赶到，把和尚扭送府衙。和尚被处死。皇甫松夫妻破镜重圆。 作者很善于制造悬念。故事一开始，并没有点破支使僧儿送帖的是什么人，只是特意介绍了这个人的相貌特点。这个人为什么要送帖，帖上写的是什么，都没有交待。读者很快就知道了帖的内容，而且看到了简帖带来的严重后果。一直到皇甫松妻子在老婆婆家里第一次见到和尚，心中纳闷，这和尚的长相为何很像送帖的僧儿所描绘的那个人时，读者才隐约地产生这样的猜测：行骗的人大概就是他。作者把皇甫松夫妻放在明处，把设局行骗的和尚放在暗处，借此写出皇甫妻的善良和无辜，以此突出和尚的工于心计、阴险毒辣。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了妇女地位的卑微。皇甫妻无缘无故地被人诬陷，丈夫不问情由，“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也不容她辩解，送到衙门，非得要休了她。皇甫妻挨了丈夫的打，“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后来，丈夫无理将她休弃，她也只是“哭出州衙门来”。皇甫妻是那样的软弱，她总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她的遭遇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

(4)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本篇见于 href='2189/im'>《醒世恒言》卷十四。从文中所描写的汴京街坊、风习和方言来看，本篇当属宋代话本。这是一个痴情男女的悲剧故事。作者自始至终对女主角周胜仙作了突出的描写，男主角范二郎自然地成为周胜仙的陪衬。女主角周胜仙既非大家闺秀，亦非舞姬歌女。她是一个市井长大的女孩子。男女主角的相识也并没有落入才子佳人一见钟情、诗词唱和的俗套，而是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而得以实现。只见她斥责卖水人要“暗害”她，同时自报姓名、家世、居址、年龄，并特意点明“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说者有心，听者有意，范二郎也用同样的方式向周胜仙介绍了自己，并故意点明“兼我不曾娶浑家”。尽管周胜仙大胆泼辣，通过特殊方式向意中人表达了自己的爱情，但是，在封建社会，从眉目传情、两下有意到结为夫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又有了王婆说媒的情节发展。故事进行到这里，一直是一种轻松乐观的喜剧气氛。男女主角似乎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可是，周胜仙父亲周大郎的归来，使情节的发展急转直下。富商周大郎的嫌贫爱富、顽固专横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周胜仙一气身亡。故事至此，似乎已经接近尾声，可是，作者又安排一个盗墓贼朱真，使情节自然延伸，以便在新的层次上刻划女主角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朱真的盗墓使故事更加曲折离奇，也使女主角对爱情的追求显得更加执著动人。趁朱真外出、邻里失火的机会，周胜仙逃出朱家，急忙之中找到范二郎。谁知范二郎以为她是鬼，惶恐之中，竟失手将周胜仙打死。周的鬼魂又到狱中与范欢会，并求神相助，使范得以无罪释放。 因为家长的阻挠、贫富的差别，有情人难成眷属，这本是封建社会中常有的事。可是，作者为女主角所设计的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独特情节，使这位市井女子的一往情深在生和死的考验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的自然结合、对于男女主角爱情心理的细腻把握、浓郁的生活气息、流畅的风习描绘，都是本篇明显的特点。

(5)志诚张主管

见于 href='2191/im'>《警世通言》卷十六。兼善堂本题作《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三桂堂本题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三收入此篇，题作《志诚张主管》。小说写汴京城里一位商人张士廉，年过六旬，续娶王招宣府遣出的小夫人为妻。小夫人见士廉年迈，心下不足。她主动追求店中主管张胜，张胜不敢接受，辞职回家。不久，王招宣府发现小夫人曾经偷窃宝珠，追索时小夫人畏罪自缢。张士廉受到牵连，家财被查封。小夫人死后，不能忘情，其鬼魂继续追求张胜，张胜“只以主母相待，并不及乱”。后来，张胜遇到张士廉，得知原委，小夫人的鬼魂便悄然隐去。 小夫人的命运显然是一个双重的悲剧。嫁给一个年龄相差悬殊、自己所不爱的人，已经是一个悲剧。爱非所爱，她的感情遭到冷漠与拒绝，这是更深的悲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小夫人比较上篇的女主角周胜仙更加不幸。人们从这个故事中不难体会到当时妇女地位的卑贱屈辱。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对男女主角的态度。张士廉续娶小夫人以后，作者写张士廉“腰便添疼，眼便添泪，耳便添聋，鼻便添涕”。从作者对张士廉的嘲笑中，我们明显地可以感到作者对小夫人的同情。可是，从作者对张胜的无保留的肯定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作者对小夫人的有所谴责。张胜的怯懦、冷漠，牢守主仆名分，也就是作者所谓“志诚”。尽管作者怀着如此矛盾的态度来描绘小夫人的形象，尽管小夫人所爱的人并不值得她去那样地爱，可是，小夫人火一样的追求、她的纯朴执著，依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快嘴李翠莲记

见于明人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本篇属宋元话本。它的体制很特别，全篇以近似现在快板的唱词为主，中间有少量文字缀连。主角李翠莲的说话全用唱词，以表现其能说会道。叙述部分和书中一切配角的说话都用散文。这种体制反映了早期话本韵、散结合，说唱结合的形态。作者选择女主人公出嫁前后这么一个生活断面，将女主人公置于画面的中心。以夸张的笔墨，抓住李翠莲快人快语、伶牙俐齿的性格特征，加以酣畅淋漓的描写。李翠莲的多言多语引起父母兄嫂的担忧和不满，成亲以后更是遭到公婆、伯姆、小姑的一致责难，终于为丈夫所遗弃，为娘家所嫌弃，最后剃发做了尼姑。李翠莲“姿容出众，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只是口嘴快些”，便引起了她与周围人的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中蕴含着封建社会中女性受到压制、男女不能平等的冷酷事实。李翠莲的多言多语只是表面现象，从多言多语背后可以看到李翠莲那种当家作主、要与男子平起平坐的气概。封建社会对女子的要求，首先就是温顺、驯服，一切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但李翠莲偏要自作主张，而且发表意见，滔滔不绝，当然要为礼法所不容，为社会所不容。

(7)合同文字记

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故事写北宋庆历年间，汴京城郊老儿村有兄弟二人，哥哥刘添祥、弟弟刘添瑞。其年旱涝不收，刘添瑞携妻挈子，去路州高平县逃荒，投奔姨夫张学究。临行前，由李社长作证，兄弟俩立下合同文字，以证明田宅产业为兄弟共有。两年后，刘二嫂病故，又过半年，刘添瑞也因病去世。15年后，儿子刘安住长大成人，将父母骨殖回乡安葬。刘添祥夫妇要独吞家产，不认侄儿，并将侄儿打伤。李社长气不公，收留安住。第二天，告到开封府包拯处。包拯验明合同文字，要将刘添祥夫妇收监问罪，经安住苦苦哀求，才宽大处理，将刘添祥夫妇发放回家。朝廷旌表刘安住孝义双全，加赠陈留县尹。刘安住与李社长女儿李满堂成亲，拜辞两家父母，去高平县拜谢张学究，才赴陈留县为官。 本篇取材民间家庭财产的纠纷，旨在褒扬主人公的孝义。后来据此改编的元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明凌濛初 href='2188/im'>《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却改动情节，让伯母将合同文字骗走，以增加断案的难度来突出包拯的智慧。与此同时，故事中善与恶的对比也更加鲜明了。 第一节 白话小说的空前繁荣 明初的休养生息，造成了百年左右的繁荣和安定，农业经济得以恢复。明代的中、后期，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19年)，政治腐败，商品经济却更是引人注目地繁荣起来。尤其是苏、杭一带，许多传统的农业村落变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反映他们精神需要的通俗文艺相应地兴盛起来。明代的中、后期，文化界出现了思想上的松动。形成了以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人为代表的个性解放思潮。这一思潮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为提高小说、乃至整个通俗文学的地位大声疾呼。李贽认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 href='2196/im'>《西厢记》，为 href='2204/im'>《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童心说》)将小说、戏曲与正统文学相提并论。而明末的通俗文艺大家冯梦龙则大胆地提出，通俗小说对人的感化教育作用，超过像《孝经》、 href='2195/im'>《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 白话小说巨大的艺术潜力至明代方才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明代是白话小说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时代。小说不顾上流社会的蔑视和压迫，在市民阶层精神需要的推动之下蓬勃地发展。明代长篇小说的成就令人注目。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是章回小说。它是由宋、元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讲史不可能一次讲完，必须连续地讲很多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小说的一回。所以长篇小说每一回的结尾常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头。小说的中间常有“话说”、“看官”等字样。这就是它由话本发展而来所留下的痕迹。经过宋、元话本的酝酿、戏曲的滋补，元、明之际产生了一批章回小说，如 href='2203/im'>《三国演义》、《平妖传》、 href='2204/im'>《水浒传》等。这些小说都是在世代相传的说唱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增饰，最后由作家写定的作品。藏书网 宋、元以后，长篇小说一般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可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长篇小说 href='2205/im'>《金瓶梅》却摆脱了这一传统，另辟蹊径，以现实社会中的平凡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开“人情小说”之先河，使我国古代小说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宋、元话本的继承和发展。明代的话本逐渐向案头文学发展。市民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刺激了文人模拟话本、创作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趣。明代中叶以后，这种“拟话本”逐渐兴盛起来。它们吸收了宋、元话本注重情节、语言通俗、节奏较快、描摹世态、通过语言行动刻划人物思想性格的一系列特点，并向描写细腻、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的方向发展。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冯梦龙编纂了“三言”，其中有宋、元话本，也有明人创作的“拟话本”。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凌濛初创作了 href='2188/im'>《初 523b." >刻拍案惊奇》、 href='2187/im'>《二刻拍案惊奇》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合称“二拍”)。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以更为灵便的形式，更加及时地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
//..plate.pic/plate_169844_1.jpg" /> 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明泰昌元年(1620年)刻本 明代白话小说的迅猛发展，使我国的古典小说真正摆脱史传文学的传统束缚和影响，使小说更加接近生活，接近民众，从而更加地充满活力和生机。从整体上看，明代的白话小说一般采用世俗化的题材、写实的手法、贴近生活的语言。作者的目光由历史转向现实的人生，兴趣也由功业兴衰转向情欲悲欢，世态描写的成分加重，叙事艺术的传统模式开始有所突破。
//..plate.pic/plate_169844_2.jpg" /> 古今小说四十卷·明天启年间刘素明刻 第二节 三国演义

(1)成书过程

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国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当时的笔记小说，例如裴启所著的《语林》、刘义庆的 href='1698/im'>《世说新语》，已经记录了一些三国人物的轶闻。南朝刘宋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征引了汉末和三国以来的大量史料，这些史料为后来三国故事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唐时，三国故事通过诗歌和杂戏等形式，更加深入民间和宫廷。北宋的时候，三国故事已经成为民间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至迟在这时，已经形成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元杂剧中有大量的三国戏。在元杂剧700多种剧目中，三国戏的剧目就有近60种。著名的元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高文秀、武汉臣等，都创作过有影响的三国戏。元代还留下了一部讲说三国故事的长篇话本——《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拥刘反曹的倾向十分鲜明。这部长篇话本为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总体结构、人物塑造提供了蓝本。三国故事通过各种通俗文艺的酝酿，同时借鉴有关的史料，虚构的成分愈来愈重，人物形象越来越生动。元明之际，罗贯中在长期的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终于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 href='2203/im'>《三国演义》。这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史小说，也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传说他曾经参加反元斗争，入吴王张士诚幕。明朝建立后，罗贯中即离开政治，全力于小说戏曲的创作。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又《百川书志》卷六著录 href='2204/im'>《水浒传》一百卷，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天都外臣叙本和袁无涯刊本则并署施耐庵和罗贯中之名。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认为罗贯中有可能参与了 href='2204/im'>《水浒传》的成书工作。.. href='2203/im'>《三国演义》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成书过程，中间经历了难以计数的无名氏的修改、补充和润饰。成书的关键时期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宋、元时期。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文字素材主要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史书中强烈的儒家史学观念、伦理观念也必然会渗透到小说中来。三国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三国戏的观众也主要是民众。这些故事和戏剧经受了人民的评判，从民众的语言、想象和生活经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爱憎。 href='2203/im'>《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但小说中的精彩部分，往往是虚构想象的部分。例如，史书上关于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事，记载极为简略。而小说作者却敷衍出刘备三顾茅庐的大段漂亮文字。再如，史书上涉及关羽的材料很少，可是，小说中却描绘出“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事。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中的这些精彩篇章大多具有民间传说的深厚基础。
//..plate.pic/plate_169845_1.jpg" /> 全像三国志演义·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校刻本

(2)思想倾向

href='2203/im'>《三国演义》漫长的成书过程，它的素材来源的无比庞杂，直接导致了 href='2203/im'>《三国演义》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如前所述，罗贯中编撰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材料是极为庞杂的。有正史、有野史、有民间的传说、有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有历代文人吟咏三国人物故事的诗文辞赋，有涉及三国的志怪、志人小说、有三国人物留下的诗文。《三国志》有裴松之的注，裴注引书200多种。这些材料从魏晋至宋元，跨越了历史时空，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教养的无数作者与读者的爱憎褒贬。庞杂的材料带着各自的思想倾向一举涌进 href='2203/im'>《三国演义》，罗贯中很难将它们一一改造成思想倾向完全一致的描写。这就使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变得相当复杂。 平心而论， href='2203/im'>《三国演义》还是有倾向的，这就是“拥刘反曹”。这种倾向突出体现在那些来自民间传说的描写中，也表现在那些贬曹倾向明显的野史所提供的描写中。例如，《曹瞒传》对曹操多有揭露和讥讽，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中采自《曹瞒传》的描写便自然地带有贬曹的倾向。罗贯中在吸收各种材料的时候，注意减少材料与材料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但是，从整体上看，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中的多数描写，至少是赤壁之战以后，在拥刘反曹的倾向下，取得了大致的协调和统一。刘备、诸葛亮的一方，直接间接反映了民众对仁君和仁政的向往；曹操一方的描写，反映了民众对奸臣、权臣的憎恶。赤壁之战以前，曹操的对立面是董卓、袁绍，作者更多地写他“能臣”的一面。赤壁之战以后，刘备集团与曹魏集团的对立成为小说描写的主线，作者更多地写曹操“奸雄”的一面。“拥刘反曹”的倾向才渐趋明显。

(3)战争描写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极为出色。三国时的兼并战争，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作者选择刘备和曹操两个主要的对立面来组织材料，让孙权集团来作魏、蜀斗争的陪衬。在写法上，继承了《左传》和 href='9038/im'>《史记》描写战争的传统手法。作者把战争看成综合性的社会现象，不把它看成单纯的军事对抗。不单纯追求战争的紧张热闹，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结合人物的个性来写战争，突出人的作用，突出导致战争胜负的原因。重点写“运筹帷幄之中”，而不是写“决胜千里之外”。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中写了很多战役，其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一次孙权和刘备两个集团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曹操的战役。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战役的结果是联军胜利了，弱的战胜了强的。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强者与弱者之间互相转化的全过程。诸葛亮的方针是首先建立和巩固联军内部的团结。他舌战群儒，陈述和战利害，稳住东吴集团，促成了孙权北拒曹操的决心。周瑜利用水军的优势，一再地挫伤曹军的锐气。当曹操的全部注意力被吸引到“水”的问题上以后，周瑜和诸葛亮却为曹军准备好了“火”的陷阱。水军首领蔡瑁、张允的被离间乃至被杀，黄盖的诈降，庞统的连环计，使火攻的条件逐渐成熟。连续八回的巨大篇幅来写这样一次战役，最后写到决战的文字却只占很小的比例。读者通过前面的描写，已经得出曹军必败的结论。所以到火烧赤壁，确实不必多费笔墨了。赤壁之战中穿插了周瑜和诸葛亮的斗智，反映了联军内部孙权、刘备之间的矛盾。通过联军内部矛盾的描写，写诸葛亮处处比周瑜棋高一着，给人以“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感觉。赤壁之战的描绘还采用了“动中有静”的写法，把刀光剑影的战争写得有张有弛、松紧和谐。有曹孟德的“横槊赋诗”、庞士元的“挑灯夜读”。席不暇暖之时，偏有轻松去处、闲情逸致。忙里偷闲的穿插，调节了小说的节奏，使情节不致于一味的紧张，使战争的描写疏密有致，更显出其曲折生动。

(4)人物描写

href='2203/im'>《三国演义》在描写军事政治斗争的同时，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诸葛亮、关羽三个人物的刻画，尤为出色。 曹操一出场，就给人以复杂的印象。他少年时代就恣意放荡，然而，他又不同于一般只知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初入仕途，他就厉行法治，革除弊政，表现出一位未来的大政治家的魄力和才能。作者的同情无疑是在刘备、诸葛亮一边，但是，作者并未因此而对曹操的形象作简单化的处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二重形象。他时而奸诈到极点，时而坦率得惊人。奸诈时深不可测，坦率时犹如赤子。他有时隐而不露、城府深沉；有时却感情外露，激烈奔放。他可以残忍得令人发指，也可以体贴入微、富有人情。他有刚愎自用、骄横专制的一面，也有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一面。他今天睚眦必报、瞬息不容，明天又豁达大度，不咎既往，将天大的仇恨搁在一边。他猜忌极深，不信任任何人，可有时候又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是无耻自私的庸人。他老谋深算、常打胜仗，可也时有丢盔卸甲、一败涂地的情况。那即席吟唱的诗人和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的枭雄，竟是同一个人。一系列尖锐对立的思想和性格，和谐自然、令人信服地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许攸和曹操的相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友相逢于戎马倥偬之际，无拘无束，热烈亲密，可是，曹操死活不愿透露曹军粮食将尽的底细。直到许攸出示曹操给荀彧〔yu玉〕的密信，曹操才不得不承认军粮即将用尽的事实。曹操这种人物是东汉末年那个动荡时代的产物。唯有这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式的人物才能收拾混乱的政局。曹操一生戎马，统一了半个中国。继起的司马氏父子统一了全国。而司马氏父子正是曹操的影子。曹操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同他的智慧、才干和权术结合，便组成了文学史上剥削阶级政治家的著名典型。曹操形象的复杂性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历史上的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正史对他的描述，不免有所讳饰，不能把一切不利于曹操的记载都看成是诬蔑不实之辞。此其一。材料本身十分庞杂，它们对曹操的态度有种种不同，罗贯中兼收并蓄，折衷调和，统一素材思想倾向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此其二。罗贯中有意识地要塑造一个能臣而奸雄的复杂形象。此其三。在曹操这一形象的描写中，凝结着人民对统治者深刻而丰富的认识。 诸葛亮是一位贤相的典型。小说的第三十七回诸葛亮才出场。他一出场，就使局势顿时改观，起到了扭转乾坤、力挽狂澜的作用。他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取汉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智收姜维，处处表现出他的高瞻远瞩、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胸襟识度。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忠心耿耿地执行既定的方针。他呕心沥血地指挥了每一次战役。他严以律己、忠贞不贰。他是刘备集团实际上的灵魂。他的决策关系着蜀汉的生死存亡。从全书来看，诸葛亮出山以后，才显得那样风吹云动、精彩纷呈。从人物描写的角度而言，诸葛亮在全书处于中心的位置。极而言之，书中一切与其有关的人物，包括曹操、孙权、刘备、徐庶、周瑜、司马懿，都是诸葛亮的陪衬。诸葛亮在这种陪衬中自然地给人以“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的印象。诸葛亮洞察一切，可是他偏喜欢后发制人；诸葛亮功勋卓著，可是他并不咄咄逼人；诸葛亮智慧过人，但是他并不心高气盛；诸葛亮料事如神，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小心谨慎。纵然是大军压境，他也依然是那么从容镇定。这就是诸葛亮的魅力。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修订者毛宗岗曾经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藏书网：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毛宗岗所谓的“三绝”系指诸葛亮的智绝、关羽的义绝、曹操的奸绝。毛宗岗对人物的理解自然不无可以商榷之处。可是，诸葛亮、关羽、曹操这三位人物，确是让作者写绝了。曹操、诸葛亮已如前所述，关羽则同样是一位不朽的文学典型。他骁勇善战、神武过人，为刘备集团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义重如山，历尽艰难，终不背叛。可是，他的“义”重在个人恩怨，有很大的局限性。华容道上，为了报答曹操的昔日之恩，他可以不顾大局，把曹操放跑。他居功自傲、狂妄自大、心胸狭隘、好听奉承。终于因为他的意气用事，破坏了吴、蜀联盟，召来杀身之祸，造成严重损失。 “三绝”之外，张飞、鲁肃、周瑜、孙权、赵云、吕布、陈宫、黄忠等人物，也鲜明生动、令人难忘。 href='2203/im'>《三国演义》描写人物，以激烈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为背景，采用粗线条的勾勒、夸张、对比、烘托，抓住人物的主要思想性格特征加以渲染。小说第五回的“温酒斩华雄”是一个范例。对于关羽来说，这是他崭露头角的第一次战斗。可是，作者并没有急于去写关羽和华雄的交锋，而是不慌不忙地写华雄的骁勇，写联军的将军如何一个接一个地败在华雄的手下。先是鲍忠“关下搦战”，被华雄“手起.刀落，斩于马下”；接着是华雄夜袭孙坚营寨，追得孙坚落荒而逃。孙坚的赤帻〔ze责〕落到华雄的手里，部将祖茂被华雄“一刀砍于马下”。华雄乘胜追击，“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作者在这里极写华雄嚣张的气焰，把关羽出场前的气氛写得足足的。鲍信、祖茂之后，俞涉、潘凤又步其后尘。各路诸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将华雄的骁勇写足以后，作者方才安排主角关羽出战。然而，作者不直接写关羽和华雄如何交锋，却避实就虚，写曹操敬关羽的一杯酒还没有凉，关羽已经提了华雄的头得胜归来。这就用极简省的笔墨写出了关羽超群绝伦的武艺。华雄已斩而杯酒尚温，关羽斩华雄的神速、轻而易举已在不言之中。曹操敬酒和袁术怒斥关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识英雄于草莽之中，表现出大政治家的气魄；一个是小肚鸡肠、一副势利眼光，表现出没落贵族的平庸自负。与此同时，联军内部的矛盾也已经初露端倪。这就使读者对后来联军的分崩离析、乃至袁绍的覆灭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小说第三十七回的“刘玄德三顾茅庐”是夸张、对比、烘托手法的又一个成功的例子。诸葛亮是作者胸中得意之人。他的出场，作者特别用心，写得百步九折，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三国之中，蜀汉的建立最为艰难曲折。得孔明以前，刘备东奔西走、寄人篱下，不成其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他没有根据地，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核心。刘备身边人才寥落，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班虎将，但文职如孙乾?9９lib.、糜竺等人，充其量也只是三流人才。这样一个班子，根本不可能制定出有远见的策略。在这一阶段，刘备还远没有具备割据称雄的条件。南阳得孔明、赤壁破曹操是刘备集团崛起的转折点。作者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诸葛亮的出山，所以他写得那么用心和耐心。作者先在第三十五回，借水镜先生之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虚写诸葛亮的声望。接着，又借单福(即徐庶)之口来呼应水镜先生对诸葛亮的赞誉。单福帮助刘备奇袭樊城，大败曹仁。可是，单福和刘备分手时却说，自己和诸葛亮相比，“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又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刘备听了徐庶的话，就去登门拜访。谁知事情远非预想的那么顺利。“一顾茅庐”的结果是领教了崔州平的一番迂腐言论。“二顾茅庐”的结果是见到了诸葛亮的两个朋友。尽管两次拜访都没有结果，可刘备求贤若渴的心情、诸葛亮的声望魅力，已经写得笔酣墨饱。“三顾茅庐”总算没有白跑，可惜诸葛亮午睡未醒。作者以此对刘备礼贤下士的诚意作了最后一次考验。诸葛亮不出则已，一出就成为舞台的主角。他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使读者为之屏息凝神。他高卧隆中，足不出户，对天下大势却了如指掌。他恰如其分地估计了敌、我、友三方的实力，分析了未来的形势，为刘备制定了先夺荆州，后取川蜀的战略方针。刘备后来基本上执行了这一战略，赢得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充分证实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 href='2203/im'>《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顶峰之作。后来的历史演义，虽层出不穷，终未能超越 href='2203/im'>《三国演义》所达到的高度。风格雄浑、想象丰富、长于夸饰渲染、善于描写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 href='2203/im'>《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历史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水浒传

(1)成书过程

北宋末年，爆发了宋江等人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失败以后，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带有明显的反抗意识和传奇色彩。宋、元之际，这些故事开始引起一些文人的兴趣和注意。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有《青面兽》、《武行者》、《花和尚》等名目。宋末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完整地记录了宋江起义队伍中36个首领的姓名和绰号。水浒故事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宋、元讲史话本《梁山泊聚义本末》(保存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是今天所能见到的、 href='2204/im'>《水浒传》成书前最完整的水浒故事。这篇话本的内容和结构，已经初具 href='2204/im'>《水浒传》的轮廓。元代的杂剧中也有很多的水浒戏。这些水浒戏说梁山泊“义气仁风播四海”，认为“梁山泊多忠义”，歌颂梁山好汉“为民除害”、“拔刀相助”。水浒故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热闹，人物日趋生动，情节也愈来愈曲折和合理。元末明初之际，作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再创造，写成 href='2204/im'>《水浒传》一书。关于 href='2204/im'>《水浒传》的写定者，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施、罗合作。一般的说法是施耐庵作。.. href='2204/im'>《水浒传》和 href='2203/im'>《三国演义》经历了相似的成书过程。可是，将 href='2204/im'>《水浒传》和 href='2203/im'>《三国演义》相比， href='2204/im'>《水浒传》的历史真实性是十分稀薄的。它的虚构成分所占的比例，较之历史小说 href='2203/im'>《三国演义》要大得多。所谓108将，绝大多数是虚构，史书上也没有提到宋江起义和梁山泊有什么关系。 href='2204/im'>《水浒传》的故事绝大部分来自民间传说。
//..plate.pic/plate_169846_1.jpg" /> 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刻本

(2)逼上梁山的主题

href='2204/im'>《水浒传》通过众多好汉上梁山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揭示出“官逼民反”这样一个伟大的主题。无赖高俅只是因为气毬踢得好，竟做到太尉。他挟嫌报复禁军教头王进。他的义子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妻子，就设计陷害林冲，害得林冲家破人亡。地头蛇郑屠骗娶卖唱的女子，后来又将这女子抛弃，还要追讨典身钱。恶霸西门庆勾搭卖炊饼的武大的妻子潘金莲，将武大毒死，却能逍遥法外。地主毛太公讹赖猎户打死的一只老虎，反将猎户解珍、解宝投进监狱。腐败的吏治不但把平民、而且把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成员也逼上了造反的道路。 href='2204/im'>《水浒传》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身份、教养、经历各不相同的人物如何通过千差万别的道路汇进了同一条造反的洪流。关于梁山起义的性质，有人说是农民起义，有人说是无业游民的武装斗争。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和深入，还没有公认的结论。

(3)人物

A 林冲

梁山好汉之中，林冲性格的转变写得最为出色。林冲本是80万禁军的教头。一身武艺、受人敬重。妻子温柔美丽、家庭和睦、生活优裕安宁。谁知大祸从天而降。他陪妻子进庙烧香，中途出去看鲁智深练武的时候，高衙内却在庙里调戏他的妻子。作者有意选择这一时刻来刻划英雄的怯懦。“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妻子受人调戏这样的奇耻大辱，林冲这样一条好汉却轻轻放过，不了了之。这是什么原因呢？林冲对鲁智深的一番话，解释得清清楚楚：“原本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这就一下子写到了林冲的灵魂深处，他要保住现有的地位，不愿意就此和统治者决裂。林冲一忍再忍、委曲求全。甚至在吃了冤枉官司、刺配沧州以后，他仍然忍气吞声，盼望有朝一日“挣扎得回来”。可是，高俅一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并没有因为林冲的忍让而变得善良起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步步紧逼，最后火烧草料场，非置林冲于死地不可。林冲在庙门里听见了庙门外陆谦、富安和差拨一番得意的对话，明白了他们全部的阴谋诡计，这才彻底抛弃对统治者的幻想，他那郁积于胸的反抗精神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林冲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克服了思想性格上的弱点以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禁军教头一变而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义军骨干。林冲的故事直接通向 href='2204/im'>《水浒传》的主题。林冲的形象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像林冲这样一个尊重封建秩序、恪守封建法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这样一个安分守己、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走向造反者的队伍，这就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B 鲁智深

鲁智深是林冲的好朋友，最后也上了梁山，可鲁智深的道路又不同于林冲。鲁智深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鲁莽而勇猛，见义勇为，好打不平。他嫉恶如仇，三拳就打死了镇关西，为地方除了一害。他把小霸王周通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保护了刘太公的女儿。他大闹野猪林，为的是冤屈的朋友林冲。若不是林冲的拦阻，那野猪林就是董超、薛霸的葬身之地。他“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一直护送林冲到了沧州。鲁智深无家无业、无亲无故，没有一点牵挂，很少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难怪清人金圣叹在 href='2204/im'>《水浒传》的回评中感叹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他胸怀磊落，心直口快，对生活中的不平之事特别敏感。鲁智深的叛逆意识十分强烈。对于朝廷，他没有一点好感。对于法律，他不存半点幻想。他打死了郑屠，不像武松那样去县里自首，而是扬长而去，一走了事。他遇到林冲时，已经沦为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他对林冲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鲁智深也有粗中有细的时候，眼看郑屠就要咽气，他寻思：“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于是他“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鲁智深的上山不是现实压迫他的结果，而是他积极反抗现实的结果。９９ｌiｂ?

C 武松

武松的豪爽勇猛，与鲁智深相似；可武松的精细之处，又非鲁智深可及。武松的思想气质也与军官出身的鲁智深不同。武松是在市民中长大的，他的身上带着更加浓郁的市井气息。武松自小闯荡江湖，见多识广，眼疾手快。是个孤胆英雄。十字坡的蒙汗药，被他冷眼睃破。快活林的蒋门神，让他打得落花流水。飞云浦上，他把两个公差，外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统统送上西天。人家要算他，反被他算了。武松有心计，行事仔细。凡大事，前前后后算计好了，就果断地去做。知县收了西门庆的贿赂，替西门庆说话，武松告状没有告准。可武松没有当场发作，他心里自有主意。武松悄悄地买好纸张笔墨，以及祭奠的一应用品，密锣紧鼓地进行准备。一切就绪以后，他把左邻右舍请来，前后大门由土兵把守，不准自由出入。接着是向大家说明主意，审问潘金莲和王婆，得到了潘金莲谋杀亲夫的口供，记录下来，杀了潘金莲。然后又去找西门庆算账，将西门庆杀死。回来用仇人的头祭奠哥哥的亡灵。最后去县里自首。一切都按武松的预计有条不紊地实现了。 武松的个人意识十分强烈。时时处处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店小二好心劝他少喝两碗，劝他留宿，避开老虎出没活动的时间，他却以为人家是别有用心。上冈以后，看到庙门上贴的印信榜文，他才知道真的有虎。这时候他想回去，又怕店家耻笑。于是，他抱着侥幸之心硬着头皮上冈。老虎突然来了，他十分吃惊，从青石上一下子翻下来。一根棒使劲地扫过去，竟会打在枯树上，断成两截。可见武松当时也有点慌张。但武松毕竟是英雄，他终于镇静下来，一顿拳脚，生生地把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打死了。打虎的这一段英雄业绩，武松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施恩怕他喝酒喝多了打不过蒋门神，武松却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武松把蒋门神打得“脸青嘴肿”，还一边教训他：“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武松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便是“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武松当了囚徒，差拨没有得到武松的“人情”，便来教训武松，谁知武松当面顶撞他：“你倒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管营要打他的杀威棒，他说：“都不要你众人闹动，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拕。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好汉，从先打过的都不算，重新再打起。我若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全是硬汉子的口气，平生不受一点窝囊气。他杀了张都监一家，杀了同时在场的张团练、蒋门神。偏要从死尸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了血，在白粉壁上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的个人恩怨观念极重。知县抬举他做了个都头，让他把自己搜刮来的金银押去东京送礼，“谋个升转”。武松一口答应：“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施恩事事照应武松，免了武松的杀威棒，好酒好菜照顾他，他就替施恩去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的买卖。张都监收他为“心腹”，给他赏赐，提拔他，还要把养娘玉兰嫁给他，帮助他成家立业。武松感激涕零，完全丧失了警惕。他跪下称谢：“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蹬，伏侍恩相。”后来发觉是上当，这才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落草当了“强盗”。武松原先承认封建的法律和秩序。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他就去县里自首。他知道，为兄长复仇，杀“淫夫淫妇”，会得到法律的宽容和同情。可是，后来他杀了都监、团练，杀了都监的家小，杀了公差，他就索性一走了事了。这时候他已经没有退路。作者浓墨重彩写了这么一位出身市井的英雄。写得性格饱满、真实可信。武松成为民间十分喜爱和敬仰的英雄。

D 杨志

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年轻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为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便将些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图谋差使。谁知高太尉看了文书，雷霆大怒，一笔批倒文书，将杨志赶出殿帅府。杨志一心求取功名，要凭本事博个封妻荫子，以光宗耀祖。王伦劝他落草，他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杨志的出身与经历，既不同于林冲，更不同于鲁智深和武松。在杨志的身上，对统治者有更多的幻想，又有更加强烈的功名欲望。可是，命运是好捉弄人的。卖宝刀偏偏遇上泼皮牛二，他居然一时性气，杀了这个京师著名的无赖。于是，不但官职无望，反而锒铛入狱，饱尝铁窗风味。谁知梁中书看中他的一身武艺，破格录用，杨志的富贵梦眼看就要实现。又不料黄泥冈上，落入智多星精心设计的圈套，“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眼睁睁看着吴用、晁盖等人将生辰纲装上车子，扬长而去。处事精细、工于心计的杨志毕竟不是智多星的对手，更何况梁中书派来的老都管，名为协助，实为监督，事事掣肘，更是促成了杨志的受骗上当。经过这番遭遇，杨志已经没有退路，终于走上造反的道路。

E 宋江和招安

href='2204/im'>《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面大写水浒英雄的反抗，写得令人同情、赞叹；一面大写招安，写他们招安以后，又去打方腊。出现这种矛盾并不奇怪。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历来就有“剿”和“抚”的两手。一硬一软，各有各的用处。农民和市民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从根本上否定皇权的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时代加给 href='2204/im'>《水浒传》的局限。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 href='2204/im'>《水浒传》确实写了招安，而且写了宋江去打方腊，可是，书中把招安的结局写得很惨，108将死的死、伤的伤，七零八落。这种描写的本身就构成了对招安的否定。 href='2204/im'>《水浒传》给人的整体感受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读者可以从书中有关高俅、蔡京等人的描写中体会到作者对于重用奸臣的皇帝的批评。尽管这种批评还不够尖锐，也缺乏力度，可这种批评还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从 href='2204/im'>《水浒传》的社会效果来看，它是为造反者唱赞歌，替反抗黑暗者鼓劲壮胆的。 href='2204/im'>《水浒传》之所以被统治者定为“诲盗”之作，列为禁书之首，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href='2204/im'>《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和宋、元时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人民目睹朝廷的软弱，希望招安宋江这样有才干的强盗去抵御外敌。于是，小说中招安以后便有了征辽的故事。明人钟惺在其 href='2204/im'>《水浒传》序中写道：“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翦灭此而后朝食也。”钟惺由明季的外患而叹息“世无李逵、吴用”，正说明了 href='2204/im'>《水浒传》的招安具有招抚强盗以抵御外敌的涵义。> href='2204/im'>《水浒传》内在的思想矛盾集中体现在宋江的身上。宋江出身财主、供职衙门。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身为押司、好行方便。仗义疏财、平等待人，“上下爱敬，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他广结豪杰、不甘寂寞，具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同情民生疾苦、甚至同情和庇护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行为，可是他自己却不想投身进去。尽管宋江和晁盖等人交往不浅，但是他却长期地犹豫观望、不愿落草。后来无可奈何上了梁山，也还不想终生为盗。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说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是符合宋江的思想实际的。梁山弟兄的悲剧，宋江要负主要责任。与此同时，宋江能适应当时的形势，提出“替天行道”这样一个富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他把四方八域、三教九流的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招安以前梁山事业的兴旺发达宋江有很大的功劳。人物思想的矛盾反映了作者思想的矛盾。

(4)艺术成就

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直接地通过形形色色的故事来描写人物的艺术。 href='2204/im'>《水浒传》继承了话本小说的优秀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它把传奇性和真实性、情节描写和刻划人物在很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人情小说跃进的历史趋势。 href='2204/im'>《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传奇性和真实性的统一集中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前人称赞“《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前人还指出，“ href='2204/im'>《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href='2204/im'>《水浒传》不但写出了人物的性格，而且写出了人物性格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人物能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意义来。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主要通过围绕着他的众多辅助人物，尤其是通过他与辅助人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而 href='2204/im'>《水浒传》恰恰在这一点上取得很大的成功。它不但把很多英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且把与其有关的辅助人物也写得十分真实生动。例如，小说围绕重要人物林冲，就安排了一系列的辅助人物，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前人就十分欣赏这些辅助人物的刻划，明人叶昼就说：“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小说正是通过高俅、陆谦、差拨等人物的描写，揭示出了当时整个国家机器那种不可救药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吏治正是林冲所生活的环境，是他的性格由怯懦忍耐走向激烈反抗的客观依据，也是全书“逼上梁山”主题的客观依据。离开了这些人物的描写，或是这些人物写得不成功，都会影响林冲形象的塑造，并进一步削弱主题的深度和力度，林冲性格及其转变的社会意义也就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众多的辅助人物本身组成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作了集中的概括，揭露?和批判得非常深刻。这种安排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寄托着作者鲜明的爱憎。 href='2204/im'>《水浒传》的语言历来为人所称道。 href='2204/im'>《水浒传》从话本发展而来，又不像 href='2203/im'>《三国演义》有一部《三国志》作参考。它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经过说话人的加工提炼。简洁传神，没有冗长板滞的毛病。 href='2204/im'>《水浒传》的人物语言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由人物的语言可以看出人物的教养、身份、性格和当时的心理。同是豪爽，鲁智深、武松和李逵三人就不同。鲁智深豪爽中自有军官的身分。李忠说卖了膏药、讨了钱，再同鲁智深去喝酒。鲁智深却不客气地对李忠说：“谁耐烦等你？去便同去。”郑屠让刀手给鲁智深切肉，鲁智深却说：“不要那等腌臜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问他切肥的干什么，他睁着眼睛顶撞郑屠：“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同是嫉恶如仇，身为军官的鲁智深与身为牢子的李逵就显出了身份教养的差异。武松的豪爽中自有一种闯荡江湖的精明，一种英雄的自负自信。去东京以前，他当着武大的面对潘金莲说：“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这番话字字有刺、句句扎人，事实上是对潘金莲的警告，可又不失小叔的身份。这种话软中带硬，鲁智深讲不了，李逵更讲不了。李逵的豪爽中夹带着鲁莽和憨气，再加上他那惊人的坦率。他第一次见到宋江时，称宋江“黑汉子”、“黑宋江”。等到宋江自我介绍说：“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时，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喜欢。”扑翻身躯就拜。真是快人快语，没有一点伪饰。 href='2204/im'>《水浒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是英雄传奇的卓越代表。它的巨大容量、深刻主题、性格的生动描写、语言的富有表现力，都足以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然而， href='2204/im'>《水浒传》在小说史上的意义不限于此。 href='2204/im'>《水浒传》虽为英雄传奇的代表之作，但小说中对于众多的市井人物的成功刻画，对于世态人情的如实描绘，使这部英雄传奇的顶峰之作又预示了古典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跃进的趋势。 第四节 西游记

(1)成书过程

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青年和尚玄奘以十八、九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以百折不回的毅力，穿越西域16国，孤身奔赴天竺(今印度)，取回梵文佛经657部，用20匹白马负驮。轰动朝野，被视为惊人的壮举。以后，关于玄奘取经的故事便逐渐在民间传播，并越来越染上传奇的色彩。玄奘弟子慧立写了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夹杂了一些宗教神话。宋代时，玄奘取经的故事已经成为说话人的重要素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当时的话本。这个话本写猴行者化为白衣秀士帮助唐僧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取经事迹已经由历史故事演变为宗教神话故事，故事的主角已经由唐僧变为猴行者，出现了沙和尚的前身——深沙神。已经出现了 href='2202/im'>《西游记》中某些情节的轮廓。至元代，出现了更加生动完整的《西游记平话》。现今所能见到的《西游记平话》，只有两个片断的材料：一是明初《永乐大典》中保存下来的“梦斩泾河龙”，约一千多字；一是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保存的一段“车迟国斗胜”，约一千字。这本书里还有八条有关《西游记平话》的注释。从现存的《西游记平话》片断可以看出：大闹天宫已经变成独立的故事。取经故事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平话已经初具 href='2202/im'>《西游记》的规模。一师三徒的取经集团已经定型，出现了“黑猪精朱八戒”。由宋至明，唐僧取经的故事也出现于戏曲舞台。宋元南戏、金院本、元杂剧中都有以此为题材的剧目。明朝后期，吴承恩在民间传说、《西游记平话》和 href='2202/im'>《西游记》杂剧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写成了不朽的神魔小说 href='2202/im'>《西游记》。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嘉靖中补贡生。嘉靖末隆庆初任浙江长兴县丞。除 href='2202/im'>《西游记》外，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传世。.

(2)人物

A 孙悟空

孙悟空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是 href='2202/im'>《西游记》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孙悟空战天斗地，一根千钧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他用自己的斗争迫使神佛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存在。孙悟空的叛逆精神，反映了人民对封建秩序的憎恨情绪和反抗要求。孙悟空蔑视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蔑视天宫地府的威严和礼仪。
//..plate.pic/plate_169847_1.jpg" /> 西游记·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刻本 他酷爱自由，追求个性的解放。孙悟空充分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识破敌人的一切花招。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英勇顽强，不畏险阻，智慧机敏，具有永不缺乏的乐 89c2." >观和诙谐。他总是洋溢着旺盛的战斗激情。西天取经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激励他的动力，不是取经这一宗教目的，而是降妖伏魔的战斗本身。孙悟空好动成性，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好名，善谑，好捉弄人bbr>，好揭人短处，好听奉承，喜欢自吹。师徒四人，九九八十一难，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征服人间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 孙悟空这一形象，渊源于我国的神话传说。古代早有神猿、水兽的丰富传说，尤其是唐人李公佐的《古岳渎经》中有关无支祁的传说与孙悟空的形象有明显的血缘关系。无支祁是淮涡水神，“形若猿猴”，“能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又“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其神通广大、异常机敏，难以驾驭，与孙悟空相似。胡适、陈寅恪等学者认为，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受印度史诗《腊玛延那》中神猴哈努曼的影响。虽然鲁迅、吴晓铃等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但 href='2202/im'>《西游记》作为一个取经故事，孙悟空作为取经故事的真正主角，从他的穿着打扮、名称法号，到变法神通，处处显示出受到佛经故事启迪的痕迹。

B 猪八戒

猪八戒是一个很成功的文学形象，他为 href='2202/im'>《西游记》增添了不少笑声。猪八戒很能劳动。他在高老庄做女婿时，种地不用牛，收割不用刀杖，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夯墙，样样活都能拿得起来。取经路上的累活儿、脏活儿，都是他干的。过?荆棘岭时，他披荆斩棘。过稀柿衕时，他用大嘴为大伙拱出了一条通路，“干这场臭功”。一副沉重的行李，他一个人挑到了西天。背死人、埋人头，这种活儿也非他不可，孙悟空是不屑干的。猪八戒是孙悟空降妖伏魔的助手。他虽然常常作了妖精的俘虏，却从来没有妥协投降的时候。红孩儿把他吊了起来，他骂不绝口。猪八戒食肠宽大、色胆包天，经不起一点外界的诱惑。他目光短浅，偷懒取巧，耍小聪明，私心重，好占点小便宜，打小算盘，好撒谎，有时会进点谗言，制造矛盾，搞不团结。他粗笨莽撞，蹒跚臃肿，瞻前顾后，时时眷恋着高老庄的土地和媳妇。取经遇到挫折时，他总是最先产生动摇，打退堂鼓，要散伙不干。取经上路前，猪八戒特意嘱咐他的岳父：“丈人啊，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只恐一时间有些儿差池，却不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两下里都耽搁了？”可是，猪八戒越到后来越有进步。回花果山去请孙悟空出山一段，他还表现得顾全大局、很有度量。他生性憨厚，常弄巧成拙。他顽皮活泼，充满乐观精神。作者按照农村小生产者的习惯、心理特征来塑造猪八戒的形象。这些描写也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某种偏见。作者有意识地把猪八戒作为孙悟空形象的陪衬和补充。

C 唐僧

唐僧是儒生和佛教徒的结合。他是个信仰藏书网虔诚、严守戒律的教徒。在财货、美色、权势的诱惑面前，他无动于衷。他有甘冒万死以取回真经的决心。他牢守佛教徒不能杀生的教条，达到是非不明、善恶不分的地步。他是一个迂腐的儒生。顽固偏执、怯懦无能、伪善自私。过比丘国的时候，国王要用他的心肝做药引，唐僧吓得魂不附体。孙悟空告诉他：“若要全命，师作徒，徒作师，方可保全。”唐僧居然回答：“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孙也。”第五十六回，一伙草寇要抢唐僧东西，举起棍子，上来就打，被孙悟空一一打死。唐僧竟然焚香为草寇的亡灵祷告：“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难怪孙悟空责备唐僧“你老人家忒没情义”，“虽是我动手打，却也只是为你。你不往西天取经，我不与你做徒弟，怎么会来这里，会打杀人”。连猪八戒也嘲笑唐僧“师父推了干净”。唐僧的思想方法简单片面，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他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几乎是执迷不悟，屡教不改，不可救药。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废物。离开了孙悟空，他是寸步难行。一遇妖怪，他就吓得战战兢兢、口不能言。他人妖莫辨、屡次要赶走忠心耿耿的孙悟空。他滥施慈悲，保护妖魔，却能念动“紧箍咒”，把孙悟空念得头痛难忍，满地打滚。 唐僧的原型是青年法师玄奘。随着取经故事的演变，玄奘的历史真实性越来越淡薄，逐渐地变成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宋人的诗话中，他已经由一个纯粹的学者变成一个游方僧。在元人的评话中，他一变而为神圣的旃〔zhan毡〕檀佛。到小说 href='2202/im'>《西游记》，又成为如来佛的二弟子金蝉子。唐僧的形象与他的原型相去甚远，而取经故事的主角也从唐僧变成了孙悟空。

(3)艺术特色

href='2202/im'>《西游记》描写神魔，采用生物性、社会性和神性结合的方法。写孙悟空，是猴性、人性、神性的统一。孙悟空的外形：毛脸、雷公嘴、罗圈腿、拐子步，这都是猴的特点。好动、爱吃桃、灵活，也不离猴的生物属性。即便是七十二变，那一条猴子尾巴也还不好安排。他生性好强，讲名气，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孙悟空有正义感，嫉恶如仇，这些又都是孙悟空的人性。他会变化，一个筋头可以翻出十万八千里，能大能小的一根金箍棒竟有13500斤重。至于猪八戒，则是猪性、人性和神性的巧妙结合。向前拱着的长嘴，两只大扇似的招风耳，一副憨头憨脑的模样，贪吃好睡，不怕脏，这都是猪的外表和属性。猪八戒也能变化，碰上本事不济的妖精，也可以上去抵挡一阵子。这又是猪八戒的神性。猪八戒的好色、好占便宜等一大堆缺点，又是他的人性的表现。 href='2202/im'>《西游记》创造了离奇多幻的神话世界，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孙悟空得道以后，“身上有八万四千毛羽，根根能变，应物随心”。天上的蟠桃，有的“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有的“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孙悟空那根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说声“长！”，“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若是不用呢，“收了法象，将宝贝还变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孙悟空推倒了人参果树，观音菩萨将杨柳枝洒上几滴甘露，那果树“依旧青绿叶阴森，上有二十三个人参果”。铁扇公主把扇子一扇，“把行者扇得无影无形，莫想收留得住”。在这个纷纭变幻的神魔世界中，人物的活动有广阔的天地，且“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迷离恍惚，幻中有真，显示出神魔小说的魅力。 href='2202/im'>《西游记》的语言生动传神，人物对话口吻毕肖，生活气息浓郁，幽默诙谐，有很强的表现力。吴承恩善于从民众日常的口语中，提炼出亦庄亦谐、流畅自如的文学语言来。 href='2202/im'>《西游记》是我国古代神魔小说的卓越代表。.９９lｉb.

(4)思想认识价值

href='2202/im'>《西游记》不是一部游戏之作。在诙谐风趣、诡谲多幻的文字后面，是一种极严肃的创作态度。 href='2202/im'>《西游记》的神魔故事中凝结着作者对人生和社会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文化界思想松动给文学创作所带来的新气象。 href='2202/im'>《西游记》所描写的阴曹地府、天廷龙宫，正是人间封建国家机器的影子，那里“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玉皇大帝的昏庸专横；十代冥王的作威作福、欺软怕硬；四海龙王的怯懦平庸；太白金星的狡黠，都带有明显的人间色彩。西天佛国也要收受贿赂，撕下了他们庄严慈悲的遮羞布。地上的妖魔也无一不和天上的神仙有关。它们无不依仗天上诸神的法宝与权势，到下界胡作非为。这些描写不难使人想到人间的种种不平和黑暗。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直接起因是个人的一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可是，孙悟空举起齐天大圣的旗号，分明是与天廷对抗。他对如来佛声称：“灵霄宝殿非它久，历代人主有分传”，“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又说：“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作者未必有意以此来反映农民起义，可是，从孙悟空的这些藐视王权、充满反叛色彩的宣言中，确实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对作者的影响。 href='2202/im'>《西游记》的思想认识价值并不局限于对现实的直接的讽刺和揭露。在唐僧的形象中，透露出作者对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的深刻批判。唐僧的怯懦无能正是反映了儒家文化的诸多消极面：消极保守、忍让退却、顺从谦卑、安分守己、敬畏软弱、迂腐虚伪、缺乏行动的能力、墨守成规、谨小慎微。唐僧的慈悲为怀，以致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妖精所欺，也是对佛教文化的嘲笑。而孙悟空的形象则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是时代对英雄的呼唤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可是，孙悟空的形象中好名、好吹、好听奉承的一面，又是对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孤芳自赏习气的温和的批评。 第五节 金瓶梅

(1)作者之谜

href='2205/im'>《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300年来，聚讼纷纭，迄今尚无结论。研究者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长长的“作者”名单，希望我们能从中挑选出一位真正的作者。这份名单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王世贞、李笠翁、赵南星、李贽、徐渭、李开先、冯惟敏、沈德符、贾三近、屠隆等人。更有人提出， href='2205/im'>《金瓶梅》根本就不是一部作家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而是一部像 href='2204/im'>《水浒传》那样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目前，关于 href='2205/im'>《金瓶梅》作者的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各种意见的交锋处于相持、胶着的状态。一般人总是半信半疑地注视着考证家绞尽脑汁得到的成果。他们不愿意完全拜倒在理性分析的脚下。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总是不能叫他们死心踏地。间接的材料，拐弯抹角的考证，尽管其中可能凝结着更多的智慧和血汗，也难以让他们确信不疑。 href='2205/im'>《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万历十年至三十年之间，有人说是嘉靖四十年至万历十一年之间，有人说是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之间。

(2)西门庆与潘金莲

西门庆是 href='2205/im'>《金瓶梅》的中心人物。全书以西门庆家族的兴衰荣辱为线索。西门庆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市侩。他出身破落户，开着生药铺，放债吃息，包揽词讼，后来又做了官。小说通过这样一个集商人、高利贷者、恶霸、官僚、淫棍于一身的角色，通过他的发迹、作恶，一直到纵欲身亡，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西门庆原先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可是，他依靠自己的财力与手腕，勾结官府，寻找靠山，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几次政治上的风浪，都没有动摇他的地位。他毒杀了武大，却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他受贿而放走谋财害命的苗青，居然也平安无事。他厚颜无耻地对妻子吴月娘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href='2205/im'>《金瓶梅》五十七回)西门庆以一种暴发户的粗鄙方式，肆 610f." >意挥霍，恣意地享受，终于因为淫欲过度而猝然死去。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 href='2205/im'>《金瓶梅》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是潘金莲。潘金莲性格的本质特征和西门庆一样，也是市侩。利之所在，无所不为。可是，潘金莲市侩本质的外观表现却与西门庆不同。西门庆的市侩本质散见于官场、商场、情场，而潘金莲的市侩本质却集中体现于妻妾之争。美丽的外貌、伶俐的口齿、灵活的手腕和她的两面三刀、狠毒无耻、工于心计、刁钻泼辣、嫉妒成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相当复杂而又真实的性格。

(3)结构

href='2205/im'>《金瓶梅》借西门庆家族的兴衰，写出那个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基于这种创作意图，作者选择了西门庆、潘金莲和李瓶儿三人作为中心人物，又配置了一系列层次不同的辅助人物。三个辅助人物也不是并列的，西门庆是中心的中心。选择西门庆作全书的中心，有多方面的好处。西门庆是个市侩。市侩式的性格最能体现那种人欲横流、酒色财气的时代氛围。从布局上看，西门庆兼有破落户、高利贷者、商人、市井奸棍、官僚等身份。这样复杂多重的身份，这样一个社会网络的结合点，使作者有可能通过他的活动概括出尽可能丰富的社会生活。西门庆的活动很自然地把各种各样身份不同，地位悬殊的人物串到了一起。西门庆对酒色财气的追求是全书的中心内容，也是结构的主线，其中西门庆对色的追逐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线索，所以，作者又设置了潘金莲和李瓶儿两个中心人物，而西门庆家庭内部的妻妾之争则成为结构的副线。社会上的条条线索，都通向西门庆；家庭内的各种线索，大多通向潘金莲。作者让潘金莲在一妻五妾的矛盾斗争中充分发挥串连角色的作用，与此同时，潘金莲的思想性格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主线和副线交叉进行，西门庆对酒色财气的追逐与一妻五妾的明争暗斗重叠在一起。主线的展开有利于刻画西门庆，副线的展开有利于刻画潘金莲。作者的方式是齐头并进。副线是主线的补充，妻妾之争正是一夫多妻制的补充。这是 href='2205/im'>《金瓶梅》布局上主线、副线齐头并进、互相推动的内在依据。 href='2205/im'>《金瓶梅》的布局，大致如此。不难看出，这种布局处处与作者对生活、人物和社会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4)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href='2205/im'>《金瓶梅》要表现、描写的，是普通的市井人物。诚然，描写普通的市井人物，并不是从 href='2205/im'>《金瓶梅》开始的。 href='2204/im'>《水浒传》里，就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普通市井人物。可是，这些普通的市井人物都只是英雄的陪衬，只是为英雄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环境、一个舞台，为英雄人物轰轰烈烈的业绩提供了一个背景。英雄的故事几乎夺去了读者全部的注意力。宋元话本中，普通的市井人物在某些作品中已经被当作主角来描写。可是，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它们和 href='2205/im'>《金瓶梅》的区别。宋元话本中的那些普通的市井人物，都被组织在离奇的故事之中。而 href='2205/im'>《金瓶梅》所描写的，只是普通市井人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在这里，人物和故事同时高度地逼近生活，与传奇告别。中国的古代小说，大多习惯于从神话、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中汲取素材，而不大习惯于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去寻觅素材。一直至清代，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上的转变。长篇小说 href='2205/im'>《金瓶梅》标志着我国的古典小说在向严格的写实努力。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现实社会和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集中写一个家庭，从它的饮食起居、喜丧礼仪、社会交往、妻妾争风，一直写到它整个的盛衰。 href='2205/im'>《金瓶梅》所描写的人物，无一不是活跃在当时社会里的现实的人。他们是平常可见的人，他们的思想没有超越常人的地方；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传奇色彩。作者没有编织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挖掘出它那可怕的腐朽和黑暗，暴露出它那崩溃的趋势。 href='2205/im'>《金瓶梅》没有用花好月圆的结尾来迎合世俗的心理，而是如实地写出了那无可挽回的衰败。从人物的非英雄化、素材的当代化、情节的非传奇化这三个方面看， href='2205/im'>《金瓶梅》的创作具有很大的探索意义。这种探索影响深远，为白话小说的发展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href='2205/im'>《金瓶梅》的文学尝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是，与此同时， href='2205/im'>《金瓶梅》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大量的淫秽描写，一些不必要的性描写穿插，场面的繁琐重复，描写的臃肿、冗长，某些人物思想性格的前后不一，发展不自然，情节的前后抵牾〔wu武〕等等。 第六节 封神演义 明人许仲琳所撰的 href='5743/im'>《封神演义》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神魔小说。全书以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为题材。赞扬仁慈爱民的武王，鞭挞荒淫暴虐的纣王。作者突破君臣观念的束缚，肯定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小说对纣王的暴露性描写(酗酒好色、刚愎自用、不恤臣民、宠信群小、滥赏乱杀)体现了作者对暴君的否定。 全书充满神话色彩，表现出大胆、丰富的想象力。哪吒一出世，便从肉球中跳出来，“遍体红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乾坤圈”，肚腹上围一块“混天绫”。哪吒把混天绫放在水里，蘸着水洗澡，“把水俱映红了，摆一摆，江河晃动；摇一摇，乾坤震撼”，把水晶宫“晃的乱响”。他脚踩风火轮，手使一枝金枪，煞是威风。后来父子反目，哪吒剔骨还父，剔肉还母，魂魄到其母在翠屏山所建的哪吒庙中接受人间香火。这庙不久就被其父李靖毁坏。太乙真人用荷叶 8377." >荷梗重塑哪吒躯壳，哪吒再生以后，寻觅李靖，要报毁庙之仇。再如土行孙，可以土遁，在地底下行走。又如高明，“目能观看千里”，高觉，“耳能详听千里”。哼哈二将，一个哼，一个哈，两股白气就可以致人死命。... 全书充满宿bbr>命论的色彩，神魔宗派、教派之争的渲染描写冲淡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第七节 拟话本

(1)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人拟话本中的名篇。故事的梗概如下：李布政的公子李甲爱上了京都名妓杜十娘。日往月来，李甲财耗囊涩，鸨母准备逐客，而杜十娘却一心从良，要嫁给李甲。她精心策划，设计自赎，终于冲破牢笼，和李甲携手南归。半路上，遇到盐商孙富。孙富垂涎十娘..美色，诱说李甲以千金将十娘转让与他。李甲畏惧父亲的严责、考虑自身的前程，同意将十娘出卖。当晚，杜十娘问明原委，伤心绝望。第二天早晨，十娘在船头怒斥孙富、李甲，将珠宝尽抛江中，自抱百宝箱投江而死。李甲愧悔，终成狂疾。孙富受惊，亦奄奄而毙。 从情节看，小说的开头与《李娃传》相似。可小说的结局却是一个沉江的悲剧。作bbr>者没用廉价的花好月圆来迎合盼望大团圆的社会心理，却选择了怒沉百宝箱的突兀情节为杜十娘的命运打了一个有力的句号。“沉江”一幕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杜十娘思想性格中最有光彩的部分在“沉江”一幕中充分地显露出来。她以为“忠厚志诚”的李甲原来是一个极虚伪、怯懦、自私而冷酷的人。孙富的介入使杜十娘认清了李甲的本来面目，也看清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她已经“从良”了，可她在李甲的眼睛里，依然是一件玩物，一种商品，她被又一次地出卖了！这个地位卑贱、心地高尚、内热外冷、性格刚烈的风尘女子，首先追求的是人的尊严。这种爱情理想破灭以后，她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年青的生命对压迫她的封建制度、金钱势力作了最后的抗议。 这篇小说没有采用“三言”中常见的巧合，而是平铺直叙推出了悲剧的高潮。杜十娘和李甲的性格也随之一层层地被剥露出来。全文着力写了“从良”和“沉江”。写“从良”，极写其曲折，写出十娘的聪明智慧、深谋远虑。“从良”的种种描写都是为“沉江”一幕作铺垫的。十娘为了摆脱被玩弄的卖笑生涯，费尽心计，结果却还是被人出卖。作者准确把握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写出了其中的微妙之处。例如，李甲被孙富说动以后，回到船舱。作者先从杜十娘的眼里去写李甲：“颜色匆匆，似有不乐之意”。杜十娘一再追问，李甲“欲语不语者几次”。李甲的内疚、心虚、犹豫而又希望十娘同意“转让”的矛盾心理已在不言之中。杜十娘假装承诺，第二天早起，“孙富差家童到船头候信”，“十娘微窥公子，欣欣然似有喜色”，这才绝望心死。 从结构上看，百宝箱是重要关目。它把从良和沉江两大重点连在一起。从良中的百宝箱，隐而不露，半隐半露，写出杜十娘的精心设计。沉江一节，通过宝物的沉江毁灭，象征杜十娘的“椟中有珠”和李甲的“有眼无珠”。

(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见于《古今小说》卷一。事出明人宋懋澄的《九籥〔yue跃〕集》，冯梦龙据以改编为话本小说。故事的梗概如下：蒋兴哥与王三巧成亲以后，夫妻恩爱，如胶似漆。蒋兴哥去广东经商，夫妻含泪离别。王三巧为陈商所诱，并将珍珠衫赠给陈商。蒋兴哥回家途中，巧遇陈商，得知三巧与陈商偷情之事。到家后，兴哥休弃三巧。陈商行商遭劫，病死他乡。几经周折，陈商的原妻平氏改嫁蒋兴哥，三巧复嫁兴哥，做了偏房。 全部情节安排在一个因果报应的框架之中，所谓“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可是，揩去故事表面所蒙上的因果报应的尘土，我们就看到了当时商品经济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巨大冲击。蒋兴哥得知妻子失身他人以后，气恼攻心，却又能自悔“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他断然地将三巧休弃，却偏又在三巧再嫁的时候，将16个细软箱笼送给三巧作陪嫁。王三巧出乖露丑之后，原来想一死了事，但是，听了母亲来日方长的一番劝说，也就改变念头作了知县的二房。从兴哥和三巧，乃至周围人物的行事来看，在这些从事商业的市民身上，三从四德、贞节观念已经相当淡薄，讲究实惠的观念占了上风。作者花了大量文字，十分耐心地描述了薛婆引诱三巧的全过程，把陈商的得手写得十分困难，把薛婆的贪婪下作和工于心计写得很足，这就在客观上使读者对王三巧的失贞有所谅解，也为后来王三巧的悔恨乃至复嫁原夫作了铺垫。作者否定三巧对兴哥的背叛，而把责任更多地归于陈商和薛婆，这种比较开明的态度使他得以准确地把握兴哥和三巧思想变化的脉络，写出了两个真实生动的人物。本篇对于蒋兴哥的心理活动的描绘向来为人所称道。他是那么厚道善良，又是那么笃于情感。在得知妻子失贞之后，他“当下针刺在肚，推故不饮，急急起身别去。回到下处，想了又恼，恼了又想，恨不得学个缩地法儿，顷刻到家”。“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进得自家门里，少不得忍住了气，勉强相见。”男主人公在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之下，那种急骤的情绪变化，表现得那么层次分明，那种爱又爱不起来，恨又恨不起来的复杂心态，又描绘得那么充分。反面角色薛婆的刻划也颇见功力，难怪薛婆引诱王三巧的大段文字，被人称之为 href='2204/im'>《水浒传》中“王婆贪贿说风情”的姐妹篇。珍珠衫在本篇结构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本是“蒋门祖传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凉透骨”。一向由蒋兴哥交付妻子珍藏。后来王三巧与陈商偷情，将珍珠衫赠送陈商，“做个纪念”。蒋兴哥与陈商邂逅苏州，从陈商身上的珍珠衫而探问到三巧失身的隐秘。最后，由陈商的原妻平氏将珍珠衫带回蒋家，物归原主。珍珠衫从蒋兴哥、王三巧爱情的标志，一变而为王三巧、陈商偷情的标记，再变而为王三巧复归本夫的象征，它与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紧密而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使小说在结构上更加显得针脚细密、环环相扣，并增强了故事的戏剧色彩。..

(3)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见于 href='2189/im'>《醒世恒言》卷八。全篇自始至终洋溢着阴差阳错、轻松诙谐的喜剧气氛。作者以世态人情为背景，围绕婚姻问题这一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的喜剧冲突。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鸳鸯谱：医家刘秉义的儿子刘璞“已聘下孙寡妇的女儿珠姨为妻”，女儿慧娘，“已受了邻近开生药铺裴九老家之聘”。孙寡妇的儿子玉郎“从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儿文哥为妇”。在这份鸳鸯谱上，裴家的儿子裴政和徐雅的女儿文哥描写不多，被放在次要的地位。两人只是在故事的首尾被提起。故事的中心是刘、孙两家的纠葛，而真正着力描写的是慧娘和玉郎。刘家要为儿子冲喜，孙家唯恐女儿受累，便由玉郎男扮女装，代替姐姐珠姨“嫁”过去。刘璞病重，不能同房，刘母便让女儿慧娘陪伴嫂子。姑“嫂”同眠，促成了玉郎和慧娘的姻缘，并因此而引起三家的婚姻诉讼。乔太守成人之美，将鸳鸯谱重新调整，让慧娘配玉郎，裴政改娶文哥，于是，“孙氏子因姊而得妇”，“刘氏女因嫂而得夫”，“三对夫妻，各谐鱼水”。 作者显然是抱着一种同情和谅解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幕阴差阳错的喜剧，乔太守的判词实际上代表了作者的态度：“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刘妈妈让女儿去陪“嫂子”，无异“移干柴近烈火”，所以怪不得两位年青人。乔太守判决以后，“此事闹动杭州府，都说好个行方便的太守”，“街坊上当做一件美事传说，不以为丑”。这种描写进一步反映出作者对当事人的同情。 故事突出表现了作者组织喜剧性情节的出色才能。刘璞明明病势沉重，刘妈妈却谎说“偶然伤风，原非大病”。刘公怕“害了人家子女，有个晚嫁的名头”，刘妈妈却催促成亲，自私地要给儿子冲喜。“新娘”进门以后，刘妈妈作主，要慧娘去给“嫂子”作伴。刘公说“只怕不稳便”，刘妈妈却说“省得他怕冷静”。玉郎去了三天，孙寡妇放心不下，派人去接，刘妈妈偏不放人，生怕“新娘”溜之乎也。刘妈妈自以为聪明得计，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一节 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 明代小说的发展显示了白话小说的巨大艺术潜力。清代小说的发展继续证明了这一点。差别在于，清代的小说、尤其是清代的长篇小说大多数是作家个人的创作。它们没有像 href='2203/im'>《三国演义》、 href='2204/im'>《水浒传》、 href='2202/im'>《西游记》那样，经历从民间传说、话本、戏剧到文人整理写定的漫长过程。明代的小说，除 href='2205/im'>《金瓶梅》以外，或写超凡的英雄，如林冲、武松、关羽、张飞、孙悟空；或写离奇的故事；而清代的某些长篇小说，如《醒世姻缘传》、 href='5748/im'>《儒林外史》、 href='2210/im'>《红楼梦》、《歧路灯》等作品，却把目光投向日常的家庭生活，投向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正是在这类小说中，出现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 href='5748/im'>《儒林外史》和 href='2210/im'>《红楼梦》。.. 清代出现了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href='1281/im'>《聊斋志异》、纪昀〔yun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href='5750/im'>《阅微草堂笔记》，出现了《醉醒石》、《豆棚闲话》、《五色石》、《十二楼》、《无声戏》等话本小说。可是，从整体上看，清代是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英雄传奇则有 href='5123/im'>《水浒后传》、 href='3291/im'>《说岳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历史小说则有 href='3539/im'>《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见才学、写幻想、写乌托邦式社会理想的小说则有 href='1283/im'>《镜花缘》。这些小说的成就虽然无法与 href='5748/im'>《儒林外史》、 href='2210/im'>《红楼梦》相比，但它们和现实主义伟大巨著一起，组成了清代长篇小说流派众多、风格互异、争奇斗妍的壮观图画。 晚清时期，出现了描写妓女生涯的狭邪小说《品花宝鉴》、 href='2922/im'>《海上花列传》；描写公案与侠义的《施公案》、 href='5114/im'>《三侠五义》；出现了改良派的谴责小说，其代表作是李宝嘉的 href='5745/im'>《官场现形记》、吴趼〔jian俭〕人的 href='5129/im'>《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 href='3351/im'>《孽海花》、刘鹗的 href='3346/im'>《老残游记》。谴责小说以尖锐泼辣的笔墨暴露封建官场的腐败黑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是，谴责小说对官场的暴露比较肤浅，批判不够深刻。在表现手法上，夸张失实，缺乏含蓄，离真正的讽刺还有距离。.. 第二节 狐魅花妖的世界——聊斋志异

(1)文言短篇小说之王

文言短篇小说历经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发展到宋、元，一蹶不振，趋于衰落。可是，蒲松龄的 href='1281/im'>《聊斋志异》却异峰突起，取得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全书近500个短篇，写尽人间不平，讴歌美好的爱情，寄托一生怀才不遇的孤愤，立意新颖，曲折离奇，寓意深刻。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科场不利，71岁始成贡生。中年时，曾一度在宝应作幕客。其余时间，均在家乡作塾师。蒲松龄的作品，包括诗、词、赋、骈文、散文、俚曲等，均收集在《蒲松龄集》中。

(2)名篇介绍

A 促织

《促织》是 href='1281/im'>《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作品首先简要地交待了征缴促织的时代背景，揭出从上到下的腐败。接着让主人公成名出场，介绍他迂讷善良、不善应酬的性格以及他承应苦差，将家产赔尽的经历。故事随着促织的求而不得、得而忽失、失而复得向前发展，人物的喜怒哀乐，成名的命运也随之沉浮升降。在神灵的启示下，成名得到了一头俊健的促织，不料又被儿子失手弄死。儿子惧祸，投井自尽。全家绝望伤心。谁知儿子的灵魂竟化为促织。这头促织貌不惊人，却力挫群虫，所向披靡。于是，成名因为进献促织而荣华富贵。 整个故事曲折波澜，大起大落。开始时，成名一筹莫措，山穷水尽。不久，由图索虫，绝处逢生，于是，举家庆贺。不料儿子将虫扑死，全家落入绝境，成名由喜极到怒极。儿子投井，成名化怒为悲，情节发展到最低点。忽然“门外虫鸣”，矛盾又走向解决。但作者还不愿一下子走向喜剧的结尾，又插入力挫群虫的曲折。全文紧紧抓住人与虫的对比来写。“每责一头，便倾数家之产”，捉到一只，便欣喜若狂；一旦弄死，便“面色灰死”，“如被冰雪”，这就有力地揭露出“人不如虫”的悲剧。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把握极为准确细腻。听说儿子扑死了促织，成名愤怒已极，“怒索儿”，儿子投井，成名“化怒为悲，抢呼欲绝”，这时，失去亲子的悲痛压倒了不能交差的忧虑和对儿子的怨怒。儿子复苏，又“心稍慰”。门外有虫鸣，则喜而收之，又怕这头促织太小，不能合格。这篇小说的剪裁极为得体。三次捕捉促织，第一次写得极简略，第二次写得很详细，极写促织得之不易，为后面的乐极生悲蓄势，第三次，促织是儿子灵魂变的，写得虚虚实实，惝恍迷离。

B 司文郎

《司文郎》是蒲松龄抨击科举的力作。作者在故事中设置了王平子、余杭生、宋生、瞽僧四个人物，着力写科场考试的前前后后。四人之中，王平子和余杭生是现实的人物，宋生是鬼魂，瞽僧是半仙似的神秘人物。 瞽僧有一种特殊的评文方式，他能用鼻子去嗅文章烧成的灰，从灰的气味去判断文章的优劣高下。瞽僧先闻了一下王平子的文章烧成的灰，说是“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瞽僧的嗅觉是否可靠呢？作者巧妙地让“怀疑派”余杭生出面，“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瞽僧大呼“妙哉！”接着，余杭生又把自己的作文悄悄混入，谁知瞽僧不可欺，一嗅即说味儿太难闻，一闻就要吐。不料，余杭生居然中榜，王平子反倒名落孙山。宋生和王生跑去把结果告诉瞽僧。瞽僧叹息道：“我虽然眼瞎了，但鼻子还没瞎。那帘子里的试官连眼睛带鼻子都‘瞎’了。”不一会儿，余杭生气昂昂地来了，他得意地来嘲弄瞽僧。瞽僧讽刺他说，我评论的是文章的优劣，并没有给你算命，你9９ｌib?不妨把试官们的文章取来，我一闻就知道哪一位是你的座师。余杭生和王平子果然去把文章找来了，烧到第六篇，瞽僧突然对着墙壁大吐，连连放屁，声大如雷。大家哄堂大笑。瞽僧对余杭生说，这就是你的老师啊！开始不知底细，不小心闻了一口，鼻子都受不了，吸到肚子里，膀胱里就容不下，直冲下面出来了。瞽僧状似疯颠，其实是痛骂试官。“帘中人并鼻盲矣”实为点睛之笔。

C 婴宁

《婴宁》是 href='1281/im'>《聊斋志异》中一篇全力刻划性格的小说。这篇小说也写了故事，但故事极简单，也不给人多少印象，使人掩卷难忘的是小说的女主角婴宁。婴宁生长在山野，父母早亡，母亲临终前把婴宁交托给一位老婆婆。这老婆婆对婴宁十分爱惜。婴宁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没有多少礼教的束缚，天真烂漫，孜孜憨笑，嬉不知愁。作者特别抓住婴宁爱笑的特点，尽情描写。婴宁一出场，便是“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这是王子服眼睛中的婴宁，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情人眼里的婴宁，这是比较静止的描写。看到王子服注目不移的痴状，婴宁笑着对婢女说，这小伙子的目光像贼。后来，王子服登门，婴宁在门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她不知见生人不应嬉笑，也不知男女授受不亲、必须庄重才是。她只觉得这小伙子可笑。尽管老婆婆训她，她“忍笑而立”，不一会，“女复笑，不可仰视”藏书网。一出门，“笑声始纵”。以后见了王子服的母亲，“犹浓笑不顾”。结婚的那天，笑到无法拜天地。 作者还有意写了婴宁爱花的癖好。初次见面，只见她“拈梅花一朵”。王子服来了，她“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见到王子服以后，“含笑拈花而入”。婴宁的住处，“白石铺路，夹道红花”、“豆棚花架满庭中”、“窗外海棠枝朵”。成家后，她“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hun诨〕，无非花者”。这是作者以花喻人、以花衬人。 作者有意为婴宁安排了一个远离凡俗尘嚣而又仍然充满人情味的环境。离城30多里，“乱山杂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婴宁就住在谷底的“丛花乱树中”，“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zhe哲〕其中”。作者又极写婴宁的痴，写婴宁的爱笑、喜欢花，写她的天真单纯，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D 胭脂

蒲松龄善于写狐魅花妖；可是， href='/article/1758.htm'>《胭脂》一篇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超现实的情节和人物。 href='/article/1758.htm'>《胭脂》的故事情节并不出奇。“三言”中已有类似的故事。蒲松龄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将前人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重新点染，腾挪变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href='/article/1758.htm'>《胭脂》写的是公案。公案小说不难写出曲折的情节，可不容易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常常是因事设人，人物被情节牵着走，性格很模糊。然而， href='/article/1758.htm'>《胭脂》不是因事设人，而是事随人走，故事的发展完全是人物性格冲突的自然结果。 href='/article/1758.htm'>《胭脂》写了四组人物，都是案件的相关之人。胭脂和鄂生是第一组，是恋爱的两位主角。其中胭脂是全案的根。全部故事和线索都围绕她的命运来展开。鄂生是胭脂意中之人，几乎成为冤案的牺牲品。宿介和王氏是第二组，是此案重要的知情人。其中王氏这一辅助人物的配置在这篇小说的结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者借王氏将故事的相关之人串到了一起。王氏是胭脂的邻居，是胭脂的“女闺中谈友”。王氏给胭脂介绍了门外那位“风采甚都”的少年(鄂生)的情况，又是王氏将胭脂看上鄂生的情况告诉了情夫宿介。而宿介又去讨便宜，遭到拒绝。无意中又将捡到的胭脂绣花鞋丢失，鞋子为毛大拾去。而毛大又曾挑逗王氏而遭到拒绝。条条线索都通向王氏，弄清王氏的情况实乃破案的关键。王氏在小说中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她还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她的介绍，胭脂才了解到鄂生的大致情况，从而下了决心。因为王氏与宿介的暧昧关系，才使案中又多了宿介插进来的一段波折。王氏又是毛大垂涎的对象，这才使毛大听到了王氏与宿介的对话，从而产生了骗奸的念头。牛医卞氏夫妇是第三组人物。故事开始时，卞氏夫妇游离于主线之外，后来，卞牛医成为凶案的直接受害者。毛大是第四组人物，他是真正的凶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胭脂、鄂生是作者歌颂的一方，毛大是受鞭斥的一方，从而构成善恶的两极。王氏、宿介是中间人物。王氏轻佻，宿介轻狂、行为不端。可是，王氏轻佻而能拒毛大于门外，宿介不端却并无杀人之心。王氏为胭脂介绍鄂生，未必没有成人之美的热心。与此同时，她却又会将此事当作笑话告诉她的情夫宿介，这就又显出她的轻薄。作者对王氏性格的描写很有分寸，恰到好处，充分表现出作者性格描写的深厚功力。写不够、写过了，都将不是“这一个”王氏。对王氏的描写实为这篇小说的一个难点。蒲松龄以艺术大师的功力，轻松地克服了这个难点，使王氏的形象显得十分真实。 蒲松龄善于用爱情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而且善于刻画爱情心理的曲折微妙之处。在 href='/article/1758.htm'>《胭脂》中，作者通过胭脂、鄂生、王氏、宿介对爱情及男女关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他们不同的思想和性格。胭脂看到鄂生从门外走过，她的表现是：“女意似动，秋波萦转之。”鄂生“去既远，女犹凝眺”。可见，这位小家碧玉在一见钟情之后有点情不自禁。经王氏挑明以后，胭脂“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既不敢贸然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肯定则含羞不敢，否定则违反本心。“脉脉不作一语”，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王氏主动要为胭脂牵线，胭脂竟“无言”不应。直至相思成疾、有生命之虞时，胭脂才向王氏承认自己爱上了鄂生，疾病因此而起。胭脂的初次亮相，只是体现了她的羞涩和痴情。从胭脂严辞痛斥、拒绝宿介的诱奸，作者又展现了这位少女思想性格的又一个侧面：她对爱情的态度是严肃不苟且的，在狂暴面前，她是抗争的。她之所以钟情于鄂生，不光是因为鄂生“风采甚都”，而且因为她认为鄂生性格温和，能体谅她。当她有病的时候，“当相怜恤”，决不会施以狂暴。父亲被害以后，胭脂误以为鄂生是凶手，她对鄂生的爱全化为恨。 王氏对爱情的态度与胭脂成为鲜明的对比。王氏已婚，没有胭脂那么多的羞涩。可是，王氏的直言不讳中带有轻佻的成分。胭脂凝视鄂生背影的憨态，在王氏看去，是有点可笑的。宿介与王氏幽会时，王氏竟把这件事当笑话一样转告宿介。宿介并非规矩人，这一点王氏不会不知道。宿介丢了绣花鞋，四处寻觅不得，把实情告诉王氏，王氏居然毫无表示。对于宿介调戏其密友的事，她竟然漠然视之。

E 红玉

故事的主题是热烈地赞扬狐女红玉的侠肝义胆。可是，作者似乎并不急于奔向他的主题。故事一开始，好像是在写爱情。冯相如是 href='1281/im'>《聊斋志异》中常见的穷秀才，却偏有“东邻女自墙上来窥”。有情人眼看就要成为眷属，却偏有家长冯翁的粗暴干涉。作者并没有将男女主角设计成与礼教抗争的人物，而是借此引出红玉慷慨出赀，替冯相如娶得卫氏的情节。于是，小说在悄悄地向主题靠拢。卫氏“神情光艳”、且“勤俭，有顺德”，“逾二年，举一男，名福儿”。故事至此，在读者的心中，卫氏俨然是红玉的化身，是化身又毕竟不是红玉。作者随手插入一个贪赃而免职回乡的宋御史，于是，小说的背景一下开拓到社会，冯相如的命运注入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宋御史正是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作者极力渲染了他横行乡里..的嚣张气焰。他看到卫氏漂亮，便诱以重金，以为冯生贫穷，必定动摇。金钱失败以后，又继之以暴力。这位“退居林下”的御史大人居然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冯家大打出手，抢走卫氏。冯翁气愤绝食，含恨死去。冯相如“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于是，暴露的笔墨由横行乡里的宋氏延拓而至支持宋氏的官僚机构。“后闻妇不屈死，益悲”。家破人亡之际，复仇则力所不能，隐忍则于心不甘，冯相如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陷于绝境。在这情节阻滞之时，作者插入一虬髯侠客，为冯相如伸张正义。虬髯客夜晚“越重垣入，杀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冯相如涉嫌入狱。虬髯客警告县令，冯相如得以出狱。出狱后，冯相如思前想后，痛不欲生，红玉带了冯相如的儿子忽然出现，与冯相如结为夫妇。红玉勤俭持家，帮助冯相如重振家业。 全篇以《红玉》名篇，但故事中间大段情节似乎并不涉及红玉。不涉及红玉而卫氏本由红玉介绍而来，今冯相如由卫氏而得祸，则红玉当不能坐视不救，所以红玉退出而读者心中却时刻不能忘怀，这正是作者虚虚实实的艺术手法。其次，虬髯客的粗豪直率，冯翁的刚烈暴躁，冯相如的善良，都得到了有力的刻画。 第三节 讽刺巨著——儒林外史 href='5748/im'>《儒林外史》系吴敬梓所撰。吴敬梓，字敏轩，号文木，安徽全椒人。除著有 href='5748/im'>《儒林外史》外，尚有《文木山房集》传世。

(1)人物

A 周进和范进

href='5748/im'>《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在 href='5748/im'>《儒林外史》诞生以前，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一直是小说家、戏曲家感兴趣的题材。但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和历史命运，只是到了吴敬梓的笔下，才得到了那样全面、充分而深刻的反映。吴敬梓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讽刺才能，成功地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的命运。 href='5748/im'>《儒林外史》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进而揭露了全社会的腐败。周进和范进是小说中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出身贫寒、暮年及第，除了八股文以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他们利用八股文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幸福”的大门，终于从社会 7684." >的底层挤进了统治者的行列。周进是久试不售、痛极而疯；范进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作者写周进，重点写他中举前的穷困潦倒，写科举制度摧残之下，知识分子麻木空虚、卑微委琐的精神状态。贡院痛哭、撞号板、满地打滚，是周进故事的高潮。作者写范进，重点写他中举前后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尤其着力写他中举后的荣耀光彩，反映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势利风气。中举而发疯组成了范进故事的高潮。两个人的故事都写了发疯，写科举制度诱惑、腐蚀、摧残之下精神的畸形、变态。对周进的刻画最见功力。面对新秀才梅玖放肆>..的侮辱和嘲笑，周进没有什么表示，没有愤怒，他的眼泪只是往肚子里咽。多年来科场上的失败，几乎彻底摧毁了他固有的自尊和自信。他在一个小小的自命不凡的新秀才面前，觉得直不起腰杆。范进中举的描写充分表现出吴敬梓勾勒世态的卓越才能。几十年的歧视和屈辱，就这样全结束了。那长长的喜报分明地在范进的草屋里挂了起来，人人都在向他微笑。范进经受不住这巨大兴奋的突然袭击，他疯了！读者目击这一幕人间喜剧，是为他喜，还是为他悲？是为他欢笑，还是为他哭泣？是觉得他可笑，还是觉得他可悲？恐怕是兼而有之吧。这种悲喜剧兼而有之的艺术效果反映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深刻认识。腐儒的迂拙、卑微，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所造成，所以腐儒的形象才能使读者觉得既可笑，又可怜。

B 匡超人

作者细腻地写出了匡超人蜕变的全过程，从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匡超人本是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马二先生教育他正经做人，赞扬他藏书网孝敬父母，但是，马二先生教匡超人作八股文，点燃了他的功名欲望，使他产生了改变自身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的愿望。进学当秀才是匡超人道德面貌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作者把这个转折点和进学联系在一起，显然包含了对科举的否定。杭州的名士群如同一所社会学校，匡超人在那里很快就学会了自我吹嘘、撒谎骗人。斗方名士的穷酸生涯，满足不了匡超人的金钱欲望，于是他又上了潘三的贼船。伪造文书、替人当枪手，堕落是没有止境的，可塑性极强的匡超人就这样在环境的诱惑之下，一步步向下滑，把父亲传给他的那份农家子弟的纯朴和善良，一点点地全部丧失掉了。

C 鲁小姐

鲁编修是鲁小姐的父亲，他时常对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简直是一种八股拜物教。在他的薰陶之下，鲁小姐也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八股才女。她“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难怪鲁编修时常叹息：“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女儿虽好，毕竟进不了大场，于是，鲁编修又将希望寄托于女婿。很遗憾，鲁编修贪图遽家的门第与财富，替女儿找了一个遽公孙这样的少年名士，这位少年名士却偏偏对举业不甚在行，致使鲁小姐终日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有“误我终身”之叹。眼看丈夫已是难以指望，鲁小姐便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对儿子的培养上。每天拘着儿子读《四书..》、《五经》。四岁的小孩，竟天天读到深更半夜。作者借鲁小姐这一形象告诉我们，八股这个邪魔不但诱惑了无数的男子，而且诱惑了像鲁小姐这样聪明美貌的女子，使她失去了少女的全部纯真与可爱，只剩下功名富贵的庸俗愿望。

D 严贡生

吴敬梓很少“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唯独对于严贡生，笔笔不肯放过，放手大写其可恶。这种描写说明，吴敬梓对市侩主义充满了最大的憎恶。严贡生家刚生下几天的小猪跑到王小二家，严贡生借口“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硬逼着人家八钱银子把猪买去。猪在王家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竟把猪扣了，说“猪本是他的”。严贡生还用一张根本没付过钱的借约，讹诈农民黄梦统，昧着良心向人“要这几个月的利钱”。为了赖掉12两船资，严贡生硬把船家偷吃的云片糕说成是“费了几百两银子”合成的“药”，口口声声要把船家送到汤老爷衙里去。在吞并弟产的过程中，作者更是将严贡生的市侩本质刻划得入木三寸。弟弟严监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门去。严贡生以接收大员的姿态来到老二家中，首先一口咬定赵氏是“小老婆”，只叫她“赵新娘”。接着把家人媳妇都叫来训话，以赵氏的身份为中心，大作文章。总而言之，“小老婆管家”的局面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刁钻无赖、贪婪无耻的严贡生终于打赢官司，得到了弟产的十分之七，“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在明清社会，产生严贡生这样的人物绝非偶然。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末世，它的道德观念已经不能维系上流社会的信仰。金钱的力量腐蚀着宗法的纽带，礼义廉耻荡然无存。上流社会中最腐朽、也是最精明的分子，已经不复有道德的顾忌，利之所在，无所不为。严贡生正是他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E 王玉辉

王玉辉是一个穷秀才，他的三女儿出嫁不到一年，丈夫便因病去世了。三女儿“哭的天愁地惨，要绝食殉夫。”“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惊得泪下如雨，说道：‘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如此！’”可是，身为父亲的王玉辉却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老妻骂他“越老越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甚么话说！”在王玉辉的怂恿下，三女儿饿了八日，终于死去。王玉辉说她“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故事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不仅写出了一幕礼教吃人的人间悲剧，而且通过王玉辉的形象，写出了这一个深受理学毒害的儒生内心深处的礼教与良心的矛盾。三女儿死了，全县乡绅都来祭奠，要请王玉辉上席，“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在家日日看老妻悲恸，心下不忍”，便去外地散心。“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在苏州，“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女儿，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2)讽刺艺术

鲁迅以为， href='5748/im'>《儒林外史》诞生以后，“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href='5748/im'>《儒林外史》的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不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逞恶言、泄私愤，而是以为公之心，实事求是地揭露科举和社会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通过对梅玖、王惠、胡屠户、张静斋等一大群人物的描绘、通过那些不知姓名的左邻右舍的描绘，深刻地反映出促进周进和范进在科举道路上苦苦登攀、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从而有力地突出了人物的社会意义。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 href='5748/im'>《儒林外史》的讽刺之所以有力，首先在于它的真实。作者把握了人物的本质特征，直写到人物的灵魂深处。作者从日常的、人人视为平常的事物中挖掘出它的可笑、可鄙和可恶。作者竭力避免直接暴露自己的爱憎，字面上不施褒贬，寄讽刺于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描写之中。意在言外，含蓄委婉。这是与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丰富而深刻的生活体验、严肃而明确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作者区别不同的对象，给以不同的讽刺。对无耻的士绅，假道学，他的讽刺严厉而无情，通过其言行的矛盾，让他自我揭露、当场出丑。对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作者的讽刺之中带着同情。如写马二先生，写他吹捧科举，迂腐和庸俗，同时又写出他的古道热肠。马二先生把八股文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这种可笑的认真就构成了马二先生特有的迂腐。但是，马二先生迂腐归迂腐，他又没有读书人常有的虚伪与做作。他不阿谀人，不自吹自擂，不骗人。对一切人都是以诚相待，连前来讹诈钱财的差人，他也是以诚相待。感动得只知讹钱的差人也说：“先生，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正是这同一位先生对匡超人进行了学习八股的目的性教育：“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学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中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在这里，马二先生用赤裸裸的金钱美女来引诱匡超人走上科举之路。他是真诚的、热心的，但又是庸俗的。这就是鲁迅所谓“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 href='5748/im'>《儒林外史》中讽刺的深刻有力，就表现在这些地方。藏书网 第四节 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 href='2210/im'>《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亦号芹圃或芹溪居士。祖籍辽阳。先世系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包衣”是满语“奴隶”的意思。曾祖母孙氏为康熙之乳母。祖父曹寅少为康熙伴读。后出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雍正时，曹家连遭打击，从此衰败。 href='2210/im'>《红楼梦》中包含有曹家变故的某些素材和作者本人的某些经历。

(1)悲剧主题

href='2210/im'>《红楼梦》共120回，前80回系曹雪芹所著，后40回系程伟元、高鹗所续。程伟元、高鹗根据原著的暗示，追踪前80回的情节，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安排了其他一系列人物的命运结局，使 href='2210/im'>《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书，从而推动了 href='2210/im'>《红楼梦》在社会的传播，扩大了 href='2210/im'>《红楼梦》的影响。可是，后40回写了宝玉中举和家业复兴，违背曹雪芹的原旨；在人物描写和情节构思方面有一些歪曲和庸俗的笔墨，和曹雪芹的原著有很大距离。
//..plate.pic/plate_169854_1.jpg" />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萃文书屋活字本 href='2210/im'>《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与婚姻是一种古老的题材， href='2210/im'>《红楼梦》的伟大在于，它以如实的描写，写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写出了悲剧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与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品以这一悲剧的发生、发展作为全书的中心事件，但作品又并不局限于这一悲剧本身的描写，而是开拓出去，写出广阔的社会环境，写出那个崩溃中的贵族社会。贾宝玉和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执著的追求、贾宝玉主张平等待人、尊重个性、各人按自己意志生活的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的要求，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plate.pic/plate_169854_2.jpg" /> 红楼梦散套·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蟾波阁刊本 (张泰·绘 张浩三·刻)

(2)人物

A 贾宝玉和林黛玉

贾宝玉是悲剧的中心人物。他锦衣美食、珠翠环绕，生活在温柔富贵乡里。但是，他并不满意这种生活，讨厌家庭加给他的种种精神上的枷锁、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一群纯洁无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生活在他的周围，她们的诚挚热情、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的不幸和痛苦启发着他。酷爱自由的性格使他对一系列的封建教条产生了怀疑和否定的思想。他否定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鄙弃功名富贵。宁可读 href='2196/im'>《西厢记》、 href='2161/im'>《牡丹亭》，而不肯读四书五经，不讲八股文，不愿与贾雨村一流的名利之徒交往，不爱听“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他毁僧谤道、褒贬忠孝，与封建教育的一套格格不入。元春封为贵妃，贾府里上上下下欢天喜地，只有宝玉置若罔闻、毫不介意。他大胆地否定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贾宝玉开始时也沾染了一些贵族公子的坏习气。有一次他回到怡红院，袭人开门迟了一点，竟被他踹了一脚。后来经过秦可卿之死、林黛玉孤苦的身世、贵妃姐姐元春内心的痛苦、金钏之死，父亲对他的毒打、晴雯之死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育，使他逐渐地清醒和成熟。他对爱情的态度越来越严肃和专一。他对林黛玉的理解和爱情也日趋加深。贾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这个“命根子”的身上，他却坚决不走封建家长给他规定的人生道路，这就成为这个贵族大家庭的最大恐惧和悲哀。这就意味着这个贵族大家庭已经后继无人、毫无希望。贾宝玉违背家长的意愿，爱上了“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贾宝玉完全不去考虑家族的利益、贾府的前途。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薛宝钗始终是疏远的、隔膜的。林黛玉的身世和品格使贾宝玉十分爱慕。这种带有叛逆色彩的爱情成为贾宝玉克服自身弱点的一种精神力量。可是，贾宝玉是以个人去反抗家族、反抗社会，他的力量是渺小的，他的反抗是软弱的。贾宝玉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热爱生活而又悲观厌世，努力反抗却又找不到出路。他的一生都染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林黛玉的形象带有比贾宝玉更加浓郁的悲剧色彩。她出身书香门第，小时候极受父母的钟爱。母亲的早逝使她自小就失去母爱。父亲请了私塾先生教她读书，又因为她身体怯弱，课读也便不甚严格。这种家庭环境使林黛玉养成了孤傲清高、我行我素的品格。以后父亲也相继下世，林黛玉小小年纪便寓居在外祖母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学识渊博、富有才华的林黛玉不像薛宝钗那样随分从时，世故圆滑，处处看家长的脸色行事。迎风洒泪、对月伤神，她是那么多愁善感、忧郁而又敏感。她的自尊心很强，用她的直率与纯真抵御着外界的轻贱和冒犯。林黛玉博览群书，爱看 href='2196/im'>《西厢记》、 href='2161/im'>《牡丹亭》，内心深处向往着真挚热烈的爱情。可是，她毕竟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千金小姐，封建礼教和传统的观念无形中束缚着她。当爱情叩响她的心扉的时候，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承认它。每当贾宝玉直接向她坦露情怀的时候，她总是感到“气愤”和“悲伤”，使痴心的贾宝玉不知所措。林黛玉和贾宝玉一样厌恶读书做官的“仕途经济”，鄙视那些庸庸碌碌的名利之徒。所以，她被贾宝玉引为同调和知音。林黛玉把爱情作为自己在贾府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最初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年龄渐长，发展成朦胧的初恋。中间经过数不清的呕气、误会和争执，经过反复的彼此试探，双方加深了相互的理解。林黛玉孤苦的身世和孤傲自尊的品格要求贾宝玉在知心和专一的前提下发展彼此之间的感情。在确信了宝玉对自己的真实感情以后，林黛玉的内心趋于平静。她和宝玉的爱情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可是，这种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悲剧。无论是孤苦的身世、还是林黛玉我行我素的性格，都使其不能为这个正在滑坡的贵族大家庭所接受。林黛玉嫁给贾宝玉，只会助长和加强贾宝玉离经叛道的倾向，使贾宝玉变得更加难以驾驭。这是封建家长决不能允许的。唯一的选择是牺牲林黛玉、聘娶家境富饶、处世精明、思想正统的薛宝钗来作贾宝玉的配偶，以此来纠正贾宝玉的非正统倾向，以挽救家族的没落。

B 薛宝钗

薛宝钗出身皇商家庭，母亲是金陵王家的小姐，舅舅王子腾是九省都检点，又有钱又有势。注重实利、圆滑机敏的商人习气，崇奉礼教的官僚习气，给了薛宝钗双重的熏染。和林黛玉一样，薛宝钗具有美丽的容貌、出众的才华、良好的文化修养。与林黛玉不同的是，薛宝钗深谙世故、善于处世。她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在贾府里周旋敷衍、如鱼得水。这位有“冷美人”之称的贵族小姐努力适应贾府的生活环境，装愚守拙，表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智。薛宝钗平时罕言寡语，也不爱修饰打扮。她豁达随和，别人说她什么，不太计较。平时好施小惠，曲体人情，深得下人之心。尤其善于揣摩家长的爱好和旨意。贾母让她点戏，她就点贾母喜欢的戏。金钏儿自杀以后，王夫人受到良心的谴责，薛宝钗不惜歪曲事实，违心地宽慰王夫人，说金钏儿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井，不是负气投井。她将自己的新衣服送给王夫人，以充作金钏儿的殓衣，一点也不忌讳，解决了王夫人的难题。她工于心计、而又不露声色，是封建社会中完美无缺的少女典型，是封建家长为贾宝玉选择的最理想的配偶。

C 王熙凤

王熙凤是 href='2210/im'>《红楼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王熙凤的娘家有钱有势，非同一般。她的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叔父王子腾当过京营节度使、九省统制、九省都检点。她的大姑母王夫人是贾母偏爱的儿媳妇。二姑母薛姨妈是体面的皇商之家。王熙凤凭借这些背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十八九岁便在贾府掌理起家务来。王熙凤“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目光四射、手腕灵活、日理万机、指挥若定。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特意邀请她去主持操办。她一去就看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端，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整顿的措施。王熙凤威重令行、旁若无人，形成“脂粉须眉齐却步，更无一个是能人”的局面。这位王夫人的内侄女争强好胜、追慕虚荣，具有很强的权势欲。贾芸求贾琏安排差使，凤姐嫌他不走自己的门路，故意把位置派给了贾芹。后来贾芸悟出门道，给凤姐进贡送礼，凤姐便嘲笑贾芸道：“你们要拣远道儿走么！早告诉我一声儿，多大点子事，还值得耽误到这会子！”她给节度使云光一封信，就打消了张金哥的婚约。她硬给作主，让彩霞嫁给来旺的儿子。贾府这位年轻俊俏，素有>99ｌｉｂ?“凤辣子”之称的女当家伶牙俐齿，处处讨贾母、王夫人的欢喜，曲意奉承、插科打诨、无所不至。凡涉贾母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她都亲自过问、特别用心，一点也不敢疏忽。她善于处理四面八方的关系。对平儿，她软硬兼施；对鸳鸯，她竭力拉拢。因为鸳鸯深得贾母的信任和宠爱；对袭人，她也是尽力地讨好，因为袭人被王夫人看中、内定为贾宝玉未来的妾。王熙凤嗜财如命、而又挥霍成性，她居然克扣丫环们的月例钱去放高利贷；包揽词讼、从中渔利，仅从张金哥的婚姻中，她一插手就得了3000两银子的贿赂。鸳鸯替她从贾母房里偷了一箱子“金银家伙”，王熙凤拿去当了一千两银子。她压缩奴婢的开支，却不敢减省贾母、王夫人的支出。王熙凤是一个集漂亮、聪明、能干、贪婪、狠毒于一身的复杂形象。

D 探春

宝玉的兄弟姐妹之中，探春与宝玉的关系最为亲近融洽。其实，在思想的正统上，探春与宝钗并无二致。探春固然没有对宝玉讲过仕途经济，但她自己就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探春所谓“事业”，也就是仕途经济。她的生母赵姨娘来为赵国基(探春的亲舅)多要一点丧葬费，探春则一丝不苟地按照宗法制度办事，当场驳斥她的生母，并表示对自己庶出身份的伤心：“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她不认生母赵姨娘，不认亲舅赵国基，只认老爷(贾政)、太太(王夫人)，只认升了“九省检点”的“舅舅”王子腾，严格划清主子和奴才的界限。探春理家一节，我们看到探春精明果断，威重令行，连凤辣子也怕她三分。抄检大观园一节，她命令“众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并自认“窝主”，“命丫环们把箱一齐打开”，任其抄阅。她尖锐地讥讽说：“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探春又给“狗仗人势”的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探春的形象，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对百年望族的无限留恋和不胜惋惜，反映了作者“补天”的幻想。惟其如此，作者才能将探春塑造成一个思想正统而又“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复杂形象。

(3)艺术成就

鲁迅曾经指出：“总之自有 href='2210/im'>《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所谓的“都打破了”，指的是“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href='2210/im'>《红楼梦》没有把人物写成某种思想或性格的化身，更没有把人物当作说教的工具。作者以细腻的笔墨展现了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href='2210/im'>《红楼梦》中着墨较多的数十个人物，每一个都生活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环境之中，每一个都包含着与环境密切联系的思想和性格。这种思想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的真实、自然和生动，看不出一点人为加工的痕迹。 href='2210/im'>《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它以宝玉、黛玉、宝钗的恋爱、婚姻关系为中心线索，同时展开贵族大家庭的其他人物、事件的描写。在紧紧抓住宝玉、黛玉、宝钗恋爱、婚姻悲剧的同时，展开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从而写出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在中心人物的周围，设置了数十个重要人物，这数十个重要人物又牵扯出更多的人物。每一个重要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都有若干个故事。这些人物和故事既有其独立的意义，又对中心人物的描写起着呼应和补充的作用。这种既千头万绪、又有条不紊的结构反映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内在联系。全书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包括大量的辅助人物。作者按照生活的逻辑、表现人物、阐发主题的需要对众多的辅助人物作了精心的安排，使每个辅助人物不但具有自身的意义，而且能体现出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刘姥姥的一进大观园安排在小说的第六回，当时情节尚未充分展开，作者借刘姥姥这一辅助人物，从社会最低层这样一个视角，来写贾府的显赫气派。通过刘姥姥这样一个乡下的穷老婆子的眼睛，写出了凤姐的虚骄、矜持。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的时候，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微妙的阶段，贾府在表面上正处在繁花似锦的时期。作者将刘姥姥和贾母这样两个地位悬殊的老太太作了巧妙的对比。贾母趁此机会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优越感；刘姥姥则为了讨得一点封赏，心甘情愿地出乖露丑，充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笑料。刘姥姥第三次进大观园时，贾府大势已去，刘姥姥救了巧姐。这样，刘姥姥无意中成了贾府盛极而衰的一个见证人。 从魏晋的志怪到唐朝的传奇，从宋、元话本到明代的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它们都很重视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可是， href='2210/im'>《红楼梦》所描写的，却是一个贵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其中的人物也是一些普通的人。 href='2210/im'>《红楼梦》的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高度审美价值的题材与人物。明代中后期诞生的长篇小说 href='2205/im'>《金瓶梅》也已经将描写的视角转向日常的家庭生活，可是， href='2205/im'>《金瓶梅》对日常家庭生活的描写还存在自然主义的缺点。 href='2205/im'>《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均无法与 href='2210/im'>《红楼梦》相提并论。当然， href='2205/im'>《金瓶梅》作为人情小说的开端，在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自有其相当的地位。 href='2210/im'>《红楼梦》的语言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它以北方人民的口语为基础，吸收传统文言文中有生命力的成分，融汇贯通，创造出一种自然流畅、简洁明净的文学语言。人物对话的个性化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href='2210/im'>《红楼梦》问世不久，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清代梦痴学人说：“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传阅，处处争购。”(《梦痴说梦》)后来又相继被译成英、法、日、德等国文字，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由于 href='2210/im'>《红楼梦》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影响，围绕 href='2210/im'>《红楼梦》的研究成为一门特殊的学问——“红学”。现在，“红学”已经变成一门国际性的学科。 第五节 镜花缘 清代中期有一类炫耀学问的小说，李汝珍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完成的 href='1283/im'>《镜花缘》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曾任河南县丞。曾从凌廷堪受业，“论文之暇，旁及音韵”。除 href='1283/im'>《镜花缘》外，尚撰有音韵学专著《李氏音鉴》。小说把背景放在唐代武则天时期。而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两大内容是海外漫游和百名才女的应试中榜。秀才唐敖仕途不利，与妻兄林之洋去海外经商漫游，他们路经几十个国家，见到许多奇异的风俗、奇特的山川物产。才女中榜后，在宗师府大摆庆贺宴席。她们表演了诗、画、琴、棋、赋诗、音韵、医卜、算法、猜灯谜、行酒令等各种项目。虚幻的海外漫游讽刺了酸腐的书生习气、抨击了八股取士的制度，鞭挞了虚伪狡诈的两面派、嘲笑了鄙吝刻薄的财主。才女应试大写女性的才华，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藏书网藏书网藏书网 href='1283/im'>《镜花缘》从 href='1656/im'>《山海经》、《博物志》等书中吸取营养，加藏书网以发挥、补充、增饰，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这篇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比较差，后半部偏重知识的逞博炫耀，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第六节 三侠五义 清代民间艺人石玉昆的一个说唱本，叫作《龙图耳录》。有人将《龙图耳录》改编成为《忠烈侠义传》，亦名 href='5114/im'>《三侠五义》。后来，又有俞樾加以修订，重写第一回，改名 href='5115/im'>《七侠五义》。至迟在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 href='5114/im'>《三侠五义》已经成书，全书120回。是古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公案侠义小说中没有出现一流水平的长篇，像 href='5114/im'>《三侠五义》这样的作品，已经是难得的佼佼者。 href='5114/im'>《三侠五义》如同 href='2203/im'>《三国演义》、 href='2204/im'>《水浒传》、 href='2202/im'>《西游记》一样，不能简单地看作某一位作家的独创。它们都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在成书过程中经过了无数人的加工，渗进了无数人的爱憎。从民间的传说中吸取营养，从民间的说唱中觅取灵感。>.. href='5114/im'>《三侠五义》虽然经过文人的润饰，但依然保留着民间说话艺术的特殊风格。全书并无确定的主角。书中着力肯定并描绘的人物，一为清官，如包拯、颜查散，一为侠客，如展昭、欧阳春、白玉堂等人。生活在专制铁蹄之下的古代民众，一寄希望于清官，二寄希望于侠客，三寄希望于鬼神。清官则执法无情，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侠客则锄强扶弱、扶危济困。鬼神则若有似无、报应不爽。这就是 href='5114/im'>《三侠五义》在民众中保持持久影响的主要原因。鲁迅曾经尖锐地指出， href='5114/im'>《三侠五义》“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侠客“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勇，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９９ｌｉb.. href='5114/im'>《三侠五义》从民间的说话艺术而来，情节曲折而富有生活气息，悬念丛生而又环环相扣，节奏明快而又张弛有致。包公的刚正不阿、明察秋毫，展昭的宽宏深沉，蒋平的权变多智、白玉堂的锋芒毕露、争强好胜，卢方的厚道质朴、兄长风度，均刻画入微、令人难忘。鲁迅说：“独于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对于 href='5114/im'>《三侠五义》中侠客形象的塑造，颇为欣赏。 href='5114/im'>《三侠五义》对后来的公案侠义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摹仿者络绎不绝，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小说流派。 我国古代的小说，由文言而白话，由注重情节到刻画性格，由刻画性格到揭示性格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由搜奇觅异到描绘人生，终于在明清时期迎来了古代小说的大丰收，产生了诸如 href='2203/im'>《三国演义》、 href='2204/im'>《水浒传》、 href='2202/im'>《西游记》、 href='1281/im'>《聊斋志异》、 href='5748/im'>《儒林外史》、 href='2210/im'>《红楼梦》这样的煌煌巨著。为我国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藏书网 辅文图片
//..plate.pic/plate_169857_1.jpg" /> href='2205/im'>《金瓶梅》明崇祯间(约1635年)刻本
//..plate.pic/plate_169857_2.jpg" /> 《水浒叶子》明崇祯间(1640年)刻本
//..plate.pic/plate_169857_3.jpg" /> 《全像三国志传》明崇祯间(约1640年)刻本
//..plate.pic/plate_169857_4.jpg" /> href='2189/im'>《醒世恒言》明天启七年(1627年)刻本
//..plate.pic/plate_169857_5.jpg" /> 《大宋宣和遗事》明崇祯间(约1635年)刻本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