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忍匆匆分手去，天涯好会再难求。
充分表达了对王韬依依不舍的真挚感情。王韬于8月23日离开东京，重野安绎、冈千仞等七位日本友人一直送到横滨，“情意殷挚可感也”。8月29日，王韬由长崎乘船回国，临别又向日本友人赠诗：
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
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
日本友人仰慕王韬的文章学问，要求他写下日记并在日本发表。王韬应允，故每日必记，信笔所至，皆成文章，宛如行云流水，情景交融，亲切自然，并录下许多唱和赠答诗文，构成一部文笔优美的日记体诗文集，即《扶桑游记》，全书近四万言，分上中下三卷，由日本报知新闻社出版，当年冬就刊出上卷，次年夏出齐。此书问世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竞相争读。日本文人皆以名列其中为荣，中国文人也从中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坛的风貌。
王韬回国后仍不受重用，故曾表示愿再次东游，消息传到日本，“彼都人士皆引领而望矣”。驻日公使何如璋也曾上书清政府要求聘王韬到驻日使馆工作，均未成功。王韬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的1879年日本之行，确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第二十一章 冈千仞与《观光纪游》——近代日本人的访华旅行记
19世纪下半叶，有不少日本文人学者到中国旅行或考察、访问，写下了一些访华旅行记，冈千仞的《观光纪游》是其中有较高价值的一种。
1884年6月，上海的《申报》上刊登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日本文豪某，携著书千卷，为中土山水之游。”这位“日本文豪”就是王韬的挚友、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王韬访日时曾劝他漫游中国，到1884年，冈千仞终于实现了访华宿愿。由于他来华时随身携带了自己的著作《尊攘纪事》、《法兰西志》、《米利坚志》等一大批书籍，准备分赠拜访之中国官员名士，故《申报》上有“携带千卷”之说。
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生于1833年。他原是幕末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因主张尊王维新，曾被藩主下狱。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即馆长)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学，以教导学生及著述吟咏自娱。其前后有弟子3000人，著述达300余卷。王韬对冈千仞的品格、胆识和文才十分钦佩，两人志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
冈千仞于1884年5月29日从横滨乘船出发，6月6日到上海，会晤老藏书网友王韬及其他上海名流。然后畅游苏杭，饱览风景名胜，拜访俞樾等江浙名士，访问朱舜水后裔。在慈溪还受到同船回国的旅日华侨王惕斋家族的盛情款待。他本想前往福州，然而当时正值中法战争马尾之役，只得返回上海，再北上津京，游览长城后经保定返沪。最后又南航广州、香港，因病不得已取消了长江之游计划，于1885年4月10日登英国轮船归国。前后在中国历时360日，历程近万里，会见中国官员、文人近200名。冈千仞在访华期间，“有所闻见，必手记。”这些日记总题名为《观光纪游》，其中包括《航沪日记》、《苏杭日记》、《沪上日记》、《燕京日记》、《沪上再记》、《粤南日记》等六卷，约六万字。
冈千仞访华期间，广泛进行日中文化交流活动，会见了许多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仅在其《观 5149." >光纪游》中提到姓名的就有近200人之多。除了好友王韬等人外，还见过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达官贵人，俞樾、李慈铭、汪士铎等名流学者。交往时大多用笔谈问答应酬，有时亦由陪同的王惕斋口译。交流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个方面。冈千仞为人豪爽，往往直言不讳，畅抒其见，甚至有时与对方展开激烈辩论。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和各种时弊痛加抨击，表达了希望中国改革和振兴的真诚愿望。
冈千仞游历中国之时，正值中法战争。他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在交谈时，常常劝告中国人士应该适应世界潮流，学习西法，变法自强。他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连名噪一时的学者李慈铭也不太知晓日本的历史，因而为中国感到担忧。冈千仞还利用会见中国官员的机会，竭力敦促中国变法图强。他曾两次拜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见到他穿着日本民族传统服装和服，以为他是一位“古貌古心”的遗老。冈千仞赶紧解释自己并非崇古而主张知时务，并劝李鸿章“乘是机建大策运大势，转祸为福，变危为安。”他还向李鸿章的部下介绍日本维新历史，并主张从学习西方文化着手。冈千仞还劝说中国官员实行开放与改革，并向他们介绍欧美各国形势以及日本如何从“锁国一变为开国，致今日中兴之明治”的经验。
《观光纪游》中对中国晚清社会的弊病尤其是鸦片与科举八股的毒害，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向王韬鼓吹“一扫烟毒与六经，振起中土元气”。王韬不仅深表赞成，而且补充说还应加上一个贪毒，即贪污受贿之风。冈千仞还认为中国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实际是一种愚民之术，应该“废科举，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习，振起天下之元气矣”！冈千仞在访华期间曾应邀到浙江慈谿王惕斋的家乡住了一个月。王氏是当地的豪族富商，对他招待很殷勤，可是他却看不惯他们的铺张浪费和陋规旧俗，当面进行尖锐批评。
冈千仞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一方面赞赏中国的秀丽河山、迷人景色，一方面感叹中国政治腐败、士人不求进取与惨遭外敌蹂躏。他游览北京的圆明园旧址，见其只剩一堆废墟，不由嗟叹不已。他希望“存其迹为励人心鼓义愤之资也”，表达了日本进步人士关注中国命运，切盼中华振兴的友好情谊与高尚胸怀。
访华期间，冈千仞与许多中国文人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问。他虽然批评科举八股和儒学，但是也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著名学者。例如他特地到苏州拜访著名经学家、诗人俞樾，称颂其“文章著述为一世之泰斗”。他先后得到中国文人学者赠送的书籍143种，如获至宝，非常高兴。他还在中国各地搜购中国文化典籍，如在上海买到宋、金、元、明诸史以下50余种书籍，立即装成两箱，运回日本。他的愿望是“当世将得金千，重修鹿门精舍，拥万卷”。冈千仞也很重视近代中国人所写的海外游历笔记，他在北京各书店购得近代中国人所著海外游历日记、笔记十几部。他在一个友人家里见到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官之一张德彝写的游历和出使欧洲的记录《四述奇》及《西学考略》等书，爱不释手，借回去阅读。而当时一般的中国文人不太看重这类书籍及其作者，认为这类书“无学问见识”。而冈千仞不同意这种观点，并高度评价《四述奇》等书，认为该书与日本岩仓使团的《欧美回览记》一样，对欧美了如指掌，这两书是“东洋人说欧事之嚆〔hao蒿〕矢”。对于中日两国风俗习惯的不同，他听到中国人嘲
笑日本人“席地而坐，食无案桌，寝无卧床”。而日本人也讥讽中国的一些旧习。冈千仞则认为不可“以内笑外，以彼非此”。中日两国“同文邻域而犹异其风俗如此”，况欧美人呢？
冈千仞的《观光纪游》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视角，观察晚清中国社会，痛陈时弊，也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一些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这部书帮助日本人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感情交流。
第二十二章 傅云龙——勤奋著述的游历使
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派遣赴日本考察的官员中，有一位勤奋著述的游历使傅云龙，他编写的《游历日本图经》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887年6月，在北京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这次不考四书五经，也不写八股文章，而只做边防、史地、外交的策论。原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此事起于1884年御史谢祖源向光绪皇帝奏请选派杰士游历外洋。1885年经总理衙门议覆，由翰林院与六部保荐，各部院共推荐官员75名。1887年，光
藏书网绪皇帝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选拔考试。6月12日，考吏、户、礼三部官员，题目为“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记”。13日考兵、刑、工三部官员，题目是“铁道论”与“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考试结果一共录取28人，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这些人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和面试，然后又带领他们拜见皇帝，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出傅云龙、顾厚焜等12名官员为游历使，派遣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等国。当时中国虽然已经有使臣长驻日本与美国，但是同时派遣那么多官员去日本和美洲各国游历考察，这还是第一次。
游历使团之中最勤奋、成果最卓著的要数获得选拔考试第一名的兵部郎中傅云龙。傅云龙，字懋元，浙江德清人。早年曾游历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山东、江苏等省。中年在北京任小京官，居“郎署二十年，碌碌无所短长”。他博闻广记，好学不倦，尤其喜欢地理志与兵书，曾参加纂写《顺天府志》。这次能以钦派游历使身份赴外国考察，正是他发挥才能的好机会。傅云龙不像一般出国游历官员那样游山玩水，走马看花，以了解一些异邦风情为满足。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各国史地形势。他每到一个国家，即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物产等方面资料，以至亲自勘察、询问，绘制各种地图、表格，编为图经。正如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他的，不以游历为一般官差，而“以千秋著书之业，寓乎其间”。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编写了《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八卷，《游历秘鲁图经》四卷，《游历古巴图经》二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此外，在游历各国的过程中，又写了详细的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也有15卷。所有图经与余记，总数共达101卷之巨。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共30卷，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国记、风俗、
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艺文、金石、文徵等15类，下面尚有183个子目。大量内容是以图表方式表达，数字具体，统计精细，条理清楚。如天文类包括经纬表、中国日本月朔表、中国日本较时里差表、晴雨寒暑表、沿海气候表、偏多风方向表、潮候表等表。外交类附有中外订约通商年表、中国使臣表、别国使日本表、日本使别国表、中国流寓表、别国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别国表、互受勋章表等表。这些图表一目了然，查找方便，简直就是一部对日本进行全面介绍的小百科全书，远远胜过以往中国人所著那些对日本地理风俗等进行模糊笼统描述的著作。其史学价值之高，恐怕仅次于黄遵宪的40卷名著《日本国志》。而且该书刊印于1889年，还在《日本图志》1895年正式出版之前。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从内容上来说是包罗万象，力求全面反映日本面貌，并从中吸取借鉴。在写作态度上，他十分注重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他强调对日本的国名、地名，与爵名、官名，“不以古饰今，纪实也”。对日本史实求真求实，至于“妄诞之说”，与其滥收不如不收。对日本的分析评论，“据事直书，公是非于天下也”。傅云龙还特别说明如书中的海岸图都是他“实测要隘，躬历目验，非臆说也”！
傅云龙一行以日本为游历的第一站，自1887年11月14日到日本，至1888年5月29日离开日本。在游历美洲以后，1889年5月27日又到日本，同年10月19日离开日本回国。两次先后在日本停留共约一年左右。傅云龙一行此次游历日本与美洲，时间长达两年，行程不下三万里。他认为“所游诸国，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翘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共三卷，前编二卷和后编一卷，分别是他先后两次访问日本时所写的日记，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在日本游历考察的具体情况。
从傅云龙自己写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奔波于日本各地，交往日本各界人士，参观日本各机关、工厂、学校，出席各种宴会，游览名胜古迹，唱和诗文，访购逸书。他会见了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大山岩、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农商大臣黑田清隆等日本政界要人。又参观了三菱造船厂、三菱煤矿、千住制绒所、海军造船所、炮兵工厂、硫酸工厂、纺织厂、铁工厂、酒厂等各种工厂企业。还访问了日本的大学、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盲哑院、博物院、兵营、
寺庙、监狱等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获得很多感性认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曾与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仅在爱知县，日本人士求文索诗的不下数百人，以至他一直写到天明，甚至临行时，还靠在车上补写了几张。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夜，日本人士来求字者依然不断。
尽管傅云龙在日本的
.9９lｉｂ?活动如此繁忙，但是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收集资料撰写《图经》之上。他在第一次访日期间写成日本图经的叙目，立刻寄回总理衙门。而第二次访日期间，更明确表示“昔以游为主，今以记游为主”，奋力赶写图经。由于时间紧迫，又在他国异乡，困难重重，使他“心急如焚”。他在《游历日本图经》卷三十的叙例中，曾经谈到编写和刊印中的各种困难。首先是语言文字方面有日本古文、假名、俗体、还有翻译西文等各种不同读音。其次在制图、排版、印刷方面，地图需要铜板镂刻，铁路电线还要用各种颜色显示，校勘也很费时。再加上他是在旅行中写作，在路途的时间往往超过居住时间，“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尽管遇到这么多困难，傅云龙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以至常常写到“墨枯笔秃，力难可支”。旁观者劝其何必自讨苦吃，并预言此书“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他却下定决心“有进无退”。傅云龙以这样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编写、画表、制图、印刷、校对等大量工作，其紧张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在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四鼓，笔不得休”，“是夜鸡鸣，草犹未脱”，“脱稿，鸡再鸣矣！”傅云龙终于以自己废寝忘食的辛勤努力，在四个月里最后定稿编写了这部30卷的巨著，而且就在日本校对、铅印成书。同时还用铜板精刻了日本总图等44幅最新日本地图。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确是惊人的。当时大力支持他的工作并深知其甘苦的驻日公使黎庶昌，在《游历日本图经》的序中曾描写傅云龙著书的辛劳，无论“舟行车息，文酒谈宴”，始终抓紧时间，写作不已。并把他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比，“足迹远过史公，而学又足以经纬所见。”他认为如果以这种精神治天下事，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傅云龙这种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而勤奋著述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
第二十三章 吴汝纶——赴日考察的教育家
９9lｉｂ.20世纪初，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改官制、练新军以至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新政措施，为此急需借鉴日本的经验，因而不少中国官员、学者与各界人士竞相东渡，赴日本取经。其中有的是由政府大吏派遣考察，有的则是个人自费游历访问。他们考察的内容很广泛，从宪政、军事、工业、农业、教育，一直到警察、监狱、卫生等各个方面。尽管他们考察的时间有长有短，收获有大有小，认识有深有浅，然而很多人都写了考察报告或游记，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记录，并对清末的新政改革和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下面着重介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对日本教育的考察。
吴汝纶(公元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自幼刻苦读书，颇有才华。1865年中进士，为曾国藩之门生、幕僚，后又为李鸿章幕僚，曾、李不少奏疏出自其手。曾任深州、冀州知州，主讲保定
?莲池书院。1901年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奏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教务长)。吴汝纶为了办好学校，要求先赴日本考察教育，吸取经验，“一求要领”。
1902年5月15日，吴汝纶从日本长崎登岸，立即开始考察工作，首先奔赴长崎高等中学医学堂，认真参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解剖标本室、病理解剖室。以后几乎天天参观访问，有时甚至一天马不停蹄地考察二、三所学校。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路途劳累，一丝不苟地亲自详细询问学校的章程、教学、教材，以至教室的建筑、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等情况。有时陪同人员劝他休息，他也不肯，并说“我为了国家来到这里，殚精竭虑，正在此时，不可不敦促自己！”在访问日本的四个多月内，吴汝纶先后实地考察了三、四十所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即高中)、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华族学校、聋哑学校、士官学校，一直到东京和京都的两所帝国大学。他多次到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制度、学校沿革和管理，并收集大量文件、资料和图表。他还广泛会见日本教育家与社会各界人士，深入探讨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其认真、负责、勤奋的精神，令人钦佩。因此在吴汝纶9月29日离日之际，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称赞，“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之豪俊者，殆绝仅有”。
吴汝纶对日本的各类学校作了生动的介绍，同时联系中国的状况，加以比较分析。如他参观神户幼稚园，看到教师教幼儿唱歌跳舞，做游戏手工，感到此情此景令人羡慕，应在中国仿行，可惜缺乏幼儿教师。参观东京富士见小学校时，见到“房屋甚狭隘”，却又听说许多著名人士都毕业于该校，他认为应归功于“教法善也”。访问京都聋哑盲人学校，见到聋哑学生作画、盲人学生作诗相赠时，更是赞叹不已：“此等教育可弥补天地之所憾矣！”在京都帝国大学，吴汝纶参观了校舍后，特地请求校长木下广次博士把京都大学的校舍做一个木制模型寄到北京以作借鉴。在东京帝国大学，他听取了山川健次郎校长的介绍，参观了法科、工科和理科，还出席了学生的毕业典礼。他还特地访问了日 672c." >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宏文书院，并为中国留学生赠言勉励。
吴汝纶访日期间会见了日本教育家和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机会虚心请教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得到不少启发。如6月30日，日本教育家古城贞吉在东京精养轩饭店宴请吴汝纶，在座的还有八位日本学者。吴汝纶便在席间请每位日本友人“以一言相赠”。于是有人建议中国教育要“打破旧弊”、“扫除锢疾”，有人认为教育要“陶冶品性”，也有人提醒“勿废经史百家之学”、“以国学为中坚”。吴汝纶有时还与日本学者相互笔谈或来往书信，探讨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对于中国如何发展教育，日本各界人士也向他提了不少建议和意见，如有人认为“中国兴学方针应当注意国民教育”，有人建议多派学生出国留学，有人主张多办师范学校，也有人鼓吹“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还有日本人士劝告他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完全照搬日本的教育制度。并提醒他在聘请外国教师时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如明治初年，医学用德国书，而教师为法国人，又以英语讲授，产生很多麻烦，“中国宜改此弊”。这些意见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兴办新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吴汝纶十分重视，一一记录下来，以备参考。
吴汝纶把这次赴日本考察教育的收获汇编为《东游丛录》一书，在1902年9月考察结束之时就交付东京三省堂刊行。《东游丛录》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为文部听讲，是他亲自到文部省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情况共18次听讲的记录。日本文部省官员讲介时，由留日学生当场口译，吴汝纶亲自记录。第二卷为摘抄日记，是他1902年5月15日到9月6日访问日本期间日记的摘录。第三卷为学校图表，包括东京大学经费开支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课程表等19份图表。第四卷为函扎笔谈，是他与日本各界人士会面座谈、笔谈记录和来往信件共28篇。该书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新学制发展近代教育，提供了翔实、丰富、具体的资料。连日本《朝日新闻》也赞扬这部书把日本的学制“集录极佳”，对日本人“亦极有用”。
吴汝纶精心考察日本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回国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并整顿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不料早在他回国之前，守旧势力已向他发动攻击，流言蜚语四起，竟有某御史向朝廷劾奏吴汝纶，说他东游以来，意气扬扬，在宴会席上必赞同自由之说，接来客常谈民权之主义，彼若bbr>?９9ｌiｂ?久在日本，归来必唱邪说难测，不如急召还云云。慈禧太后还特地为此召荣禄询问。吴汝纶回国后就把《东游丛录》一书交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备采择”。正当他胸怀大志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吴汝纶尚未到京师大学堂述职，先请假回乡探亲，创办家乡桐乡中学，不久即一病不起，于1903年溘然辞世，竟未能实践其访日所得酬其壮志，中日两国人士无不为之惋惜。然而，吴汝纶对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和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必将永彪史册。
第二十四章 留日热潮——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
派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留学生往往能起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骨干作用。在古代隋唐和宋元明时期，曾有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不畏艰险，劈波斩浪，来华留学。到了近代时期，中日之间留学的方向发生了逆转，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
当时一位日本学者青柳笃恒曾生动地描述了这股“留日热”的盛况：“学子互相约齐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先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中国人蜂涌前往日本留学，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亦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全家、全族留学的情况。留学生或官费送派，或自筹资金，纷纷东渡，络绎不绝。构成了一幅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盛极一时的留日奇观。
为什么 4f1a." >会出现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呢？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以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卓有成效。因此，纷纷主张效法日本，救亡图存。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
其次，清政府提倡和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在1898年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对在日本大、中学毕业者经过考试，也授以进士、举人出身。”1905年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考试，出洋留学成了知识分子重要出路。清政府还鼓励官费、自费并举，推动了留日热潮的发展。
第三，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形成留日热潮的重
..要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吸收中国留学生，既可密切两国感情，又可增加日本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扩张势力，与沙俄争夺远东霸权。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十分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工作，特别开设了一批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如日华学堂、成城学校、弘文学院、振武学校、东斌学堂、经纬学堂、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此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留学日本比起留学欧美来，具有地理位置接近、来往交通方便、用费节省、文字习俗相似等等便利条件。
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早是在1896年，当时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工作的需要，从国内选拔了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至1899年各省派赴日本留学的已有一百多人，其中在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最多。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已达1300余人。1905年至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留日热潮达到高峰。以后
逐渐出现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制》，对中国留学生制订种种限制和歧视措施，引起留日学生的反感，不少人愤然回国，有的国内学生也因此取消留日计划。1906年清政府又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日学生的资格，必须具有中学以上学历并学过日语才准许留学，而且停止派遣速成科学生，使留日热开始降温。同时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还聘请日本教师来华任教，因此一般普通教育不必出国留学。另外，日本教育经费削减而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却开始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因此1908—1909年留日学生降到5000多人，1910年只有4000左右。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许多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留日学生，都争相回国，投入革命洪流，留日学生人数骤减到只剩一千多人。
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是学理工和军事的，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治、文史、外语、师范、军事到理工、农医、商业以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而且以学文科的占多数，其中又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另一个特点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相当于中学性质)较多，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不多，能学到大学毕业的就更少了。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动荡。留日学生大多急于求成，归国报效，加上自费生比例高流动性大。也有少数纨绔子弟到日本留学只是为了镀镀金、玩玩而已。
中国留日学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到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日本，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许多留日学生一到日本，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促使他们滋长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使他们受到刺激更深的是由于祖国的贫弱而遭到日本人的歧视和侮辱。有时穿着中国服装留着长辫的留日学生走在街上，竟有日本小孩跟在后面嘲骂。有的留日学生经过马关订约处或是看到东京靖国神社陈列的甲午战争“战利品”，不禁痛哭流涕，愤不欲生。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民族感情，激发了爱国热情，也使他们更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因此，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中形成了一股高涨的爱国热潮。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他们
藏书网在日本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实际斗争的教育，很多留日学生逐渐从爱国、改良走向革命。他们利用在国外求学的条件，举行各种集会，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刊物和书籍，日本东京成了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成员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在各省的主盟人也主要由留日学生担任。同盟会举行的10多次武装起义，每次都有留日学生参加或担任指挥。20世纪初大批留日学生投身革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还进行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由于留日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效果卓著，影响极大。
中国留日学生办刊物始于1900年冬天创刊的《开智録》和《译书汇编》。1903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云南》、《四川》等。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办报刊达到高潮，除了宣传革命的政论性杂志和文学刊物外，还出版了一些专业性刊物，如《音乐小杂志》、《医药学报》等。据不完
全统计，20世纪初(1900—1911年)，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和时代脉搏，表现了留日学生的思想感情，也体现了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和融合。
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也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他们到了日本，学了日文，读到不少日文书，急于把新思想新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于是便掀起了翻译日文书的热潮。1900年留日学生金邦平等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译团体，他们不仅出版《译书汇编》月刊刊载日本著述的译文，而且从日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大量著作，及西方著名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著作日文版的中文译本。留日学生陆世芬等人还创办了教科书译辑社，译编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以供国内各省新式学堂采用。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杨度、黄兴等组织了湖南编译社，发行刊物《游学译编》，同时也翻译出版各种日文著作和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1903年留日学生范迪吉等选译了《普通百科全书》，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100余种。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发行的《闽学会丛书》也是以翻译日文书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1904年短短三年中，以留日学生为主翻译的日文书就有300多种，占当年中国翻译外文书总数的60%以上。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而且推动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引进了大量日语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其中有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如混凝土、俱乐部等。大量是日本人意译外来语的音读汉字，如出版、原子、哲学、阶级、主义等。还有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如腺、瓩等。据不完全统计，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引进的词汇至少有800多个。
总之，在20世纪初，从中国赴日本留学的人数先后共计有数万人。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学习专业之广泛，开展活动之频繁，在世界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20世纪初的留日热潮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而且对于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还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学者。
第二十五章 鲁迅与藤野先生——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
20世纪初以来，大批中国留日学生来到日本各地，接触日本各阶层群众，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与日本人民，尤其是热情关怀和耐心指导他们的日本老师，建立起深厚友谊。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他的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之间的师生情谊，就是一个感人的事例。
1931年12月2日，鲁迅给特地来上海向他请教的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赠诗一首：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短短的四句诗，表达了鲁迅对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情景的追忆，也抒发了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难以忘怀的真挚感情。鲁迅从1902年到1909年，即22岁到29岁期间，在日本留学、生活过七年又四个月之久， 53ef." >可以说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从东京到仙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鲁迅(公元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 href='/article/5004.htm'>《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他1902年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作为南洋官费生，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1902年4月到东京，进入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弘文学院(后改名宏文学院)学习，编入速成普通 79d1." >科的江南班。入学不久，他就拍了一张身穿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片寄给他弟弟周作人。背后的题词非常幽默风趣：“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shao勺〕仲弟之英盼。”尽管当时宏文学院条件并不算好，八个学生挤住一间寝室，夏天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但鲁迅顽强刻苦，毅力惊人，每天学习到深夜才睡。当然，鲁迅也并非只顾埋头读书，他除了学习之外，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爱国革命活动。“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还曾经到校长嘉纳治五郎设立的讲道馆练习过柔道。1903年春，鲁迅不顾留学生监督停发公费的威胁，毅然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表示与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决裂。他还秘密加入江浙革命团体光复会，并经常与友人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等问题，为浙江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浙江潮》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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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决定学医，并要求到离东京较远尚未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仙台是日本东北地方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当时只有九万多人口。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情况，过去记载较少。仙台的日本朋友于1973年专门成立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经过四年多调查，最后编成了包括170多幅照片图表和470多件文字资料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资料集，再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学习生活的真实风貌。资料反映出鲁迅作为仙台医专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得到了不少日本老师的亲切教导，同学们的热情关心以及房东和其他仙台市民的帮助照顾。
其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师生情谊。藤野严九郎先生(公元1874—1945年)，1874年生于福井县，1896年在爱知医学校毕业，后来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研究解剖学。1901年赴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任教，主要担任解剖学课程。1904年，周树人(鲁迅)到仙台医专时藤野刚升为教授，还担任了周树人所在的一年级副级长(即副班主任)。鲁迅曾在 href='/article/3461.htm'>《藤野先生》一文中生动地描写他第一次见到藤野时的印象：“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藤野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他对班上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很关心，“对其对同学之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用功之方法、日语之说法、笔记之写法等”，都经常给予指导，提供便利。藤野先生曾回忆说：“周君身体不太高，圆脸、很聪明的样子，但看来气色有些不太健康，由于语言关系，学习上也有困难。”他看到周树人上课记笔记有些吃力，就在课后检查他的笔记，耐心细致地修改补充他听错记错的地方。据鲁迅回忆：解剖学课程开始一月后的一个星期六，藤野先生派助手叫他去，并要走了他的听课笔记。过两三天后还给了他。鲁迅这样描述了他翻阅送回来的笔记时的感动心情：“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从这以后，藤野先生每周都让周树人送来笔记，进行修改，一直继续到他所担任的课程结束。鲁迅回国以后，把藤野先生改正过的笔记装订成三厚册，精心保存。至今仍收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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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严九郎教授为什么能在当时日本社会普遍轻视中国人的情况下这样关怀爱护中国留学生呢？这是与他热爱和尊崇中国文化分不开的。在藤野先生后来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谈到
..“我年幼时在毕业于福井藩校的野坂先生那里学过汉学，所以有一种在尊敬中国圣贤的同时，也应当爱护那个国家的人们的心情。”
周树人在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和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关心爱护，引起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而对中国人持有偏见的日本学生的嫉妒。他们竟造谣说解剖学试题是藤野先生预先在他的讲义上作了记号，还给他写了匿名信，并要检查他的笔记。对此鲁迅后来在 href='/article/3461.htm'>《藤野先生》一文中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而使他受到更大刺激的则是二年级的细菌学课上放映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竟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探子，被日军捕获将要处死，而一群中国人却在四周围观的画面。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日本学生看了还鼓掌欢呼万岁。这给鲁迅极大的震动，原来以为学医可以医治中国人的疾病，现在才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觉醒；即使身体再健壮，也只能成为杀头示众的材料和麻木不仁的看客。所以鲁迅决定放弃学医，而用文艺作武器来启发中华民族的觉醒，改造国民的思想。因此，当1906年春第二学年结束后，鲁迅便毅然从仙台医专退学。
鲁迅离开仙台前，铃木、杉村等同班同学为他开了送别会，并合影留念。藤野严九郎先生也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并送他一张照片，在背面题上“惜别”两字。鲁迅在东京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三年后，于1909年8月回国。他始终珍藏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且把这张照片挂在自己书桌对面的墙上，“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孔，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这张照片现在也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鲁迅还写了 href='/article/3461.htm'>《藤野先生》一文，高度评价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和藤野先生自仙台分别后，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但是彼此都没有忘记，都在想念对方。鲁迅晚年向日本朋友写信时，曾多次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可是一直杳无音信。而藤野先生也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后才知道自己学生的消息。在他写的《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说道：“我对周君的一点帮助，他就那么感动，把我写在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那时我要是知道鲁迅即周树人，是位有名的大文豪，我给他去封信，他该多么高兴啊！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实在遗憾！我因为住在农村，社会上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了鲁迅逝世消息，深感
悲痛……在此谨对因我的一点点照顾那样感恩不尽的周君之灵，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时祝他家属身体健康。”藤野严九郎先生于1945年8月去世。
1960年，日本人民为了永远纪念鲁迅这位曾在仙台留学过的中国文豪，在广濑川畔青叶山下风景秀美的地方，建立了一座鲁迅纪念碑。1964年，日本朋友又在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市足羽山山巅上建立了一座藤野先生纪念碑。把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那张照片头像和“惜别”两字放大后刻在石碑上，碑文“藤野严九郎碑”六字乃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所题。这两座纪念碑，既是记载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贵的纪念碑，也是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里程碑。
第二十六章 宫崎滔天——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
20世纪初，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得到不少日本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宫崎滔天就是支持中国革命最真诚的日本友人。他不仅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中国革命者有着深厚情谊，而且创办《革命评论》，与《民报》密切配合，并肩战斗，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赞颂的佳话。
宫崎寅藏(公元1871—1922年)，原名虎藏，因其别号白浪庵滔天，故一般人都称他为宫崎滔天。他187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宫崎长藏，开明豪爽，曾设击剑道场。几位兄长都是自由民权主义者，哥哥民藏鼓吹平均土地，弥藏主张帮助中国革命，都对他有很大影响。1897年9月，宫崎滔天在横滨见到了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抱负和崇高品质十分钦佩，赞叹“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彼之感想又何其诚挚！”1898年，他把孙中山用英文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第一次向日本民众公开介绍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同年11月，宫崎还邀藏书网请孙中山到他故乡熊本县荒尾村住了10天。1900年，宫崎滔天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为之奔走筹措经费和军火，并毅然代替孙中山到广州与李鸿章谈判，保护了孙中山的安全。起义失败后，滔天不得不充当流浪说唱艺人维持生活。1902年，宫崎滔天撰写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着重叙述自己与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深受中日两国进步青年的欢迎。孙中山亲自为该书作序，称他为“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
1905年8月20日，宫崎滔天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并被破例吸收为同盟会会员，他还把自己在东京半多摩郡的住宅提供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行所所址，并在门口挂上民报社的招牌。1906年9月，宫崎滔天邀集萱野长知等日本同志，创办日文半月刊《革命评论》，与《民报》相呼应，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革命。《革命评论》从1906年9月创刊到1907年3月停刊，共出了10期。该刊辟有中国革命大势、东亚记事、志士风骨、革命风流等专栏。滔天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讴歌与声援中国革命。他在《中国留学生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觉醒，中国留学生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中国留日学生“已怀激烈的革命思想，他们的两大主义是建设共和与平均土地，实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他还撰文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革命评论》社与《民报》社之间有着深厚友谊，《革命评论》刊头就是由《民报》主编章太炎亲笔所题。《民报》与《革命评论》还经常互相刊登大幅广告。《革命评论》创刊号上登载了《民报》的六大主义，并向日本人推荐，“欲知中国之新思想，中国民间之实际乃至革命
藏书网党人之精神意志，不可不读《民报》也”。从《革命评论》刊登的“编辑日志”中还可以看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与《革命评论》社同人互相来往拜访、宴请欢聚的热烈情景。1906年12月2日，《民报》社在东京锦辉馆举行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革命评论》社全体成员都到会祝贺。会上黄兴请宫崎滔天讲话，并介绍说：“君赞助我国革命事业，备尝艰难险阻，百折犹不挠其志”。全场欢呼声雷动。滔天也当场慷慨陈词，愿以牺牲生命赞助中国革命。会场气氛极其热烈动人。《民报》和《革命评论》都对这次盛会作了详细报道。
《革命评论》受到中日两国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欢迎和赞扬。在“飞雁纷纷”专栏里刊登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来信。如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来信称，读完该刊“痛快无比”。《民报》、《万朝报》、《新世纪》等中日报刊也来函祝贺。一些同盟会员和留日学生写信或作诗表达其感情。一封来信说拜读贵
99ｌｉｂ.报“不禁无限热血奋起，三呼万岁”。同盟会员陈家鼎写了《读革命评论有感》诗12首，其中一首写道：
专制千年是亚东，平权从此唱欧风。
只教点点文章血，流作樱花一片红。
1907年《革命评论》停刊后，宫崎滔天仍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亲自签发委任状，委托他“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滔天为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购买军火，不辞辛苦、贫穷和危险。有一次，日本东京神乐坂警察署的署长设宴招待，企图收买他，要他提供中国革命者的情况。宫崎滔天当场义正辞严地给予拒绝。孙中山闻讯，特地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与敬佩，赞誉宫崎滔天是“血性男子，固穷不滥，廉节可风”。信上还说：“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吾人自问，惭愧何如！”孙中山决定把这件事向中国革命党的同志们广泛宣传，使大家都受到“感激奋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借违反报刊条例为名，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并以不申报发行所地址变更为由，对《民报》主编章太炎提出起诉。宫崎滔天闻讯，立即为之奔走声援，并请日本律师花井、后藤等出庭辩护，还亲自把有关资料译成日文，供辩护律师参考。同年，留日学生编辑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也遭日本政府勒令停刊。滔天又多方活动，终于帮助《云南》重新复刊。
宫崎滔天不仅与孙中山而且和黄兴、宋教仁等其他中国革命派领导人之间也有着亲密的友谊。1905年，滔天陪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去找黄兴，一起在凤乐园餐馆吃饭
藏书网，促成孙黄的联合和同盟会的筹组。1907年和1910年黄兴两次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之时，都把长子黄一欧寄托在滔天家。滔天待黄一欧就像对自己的亲子侄一样。1908年黄兴父子为躲避高利贷者之逼，也一度匿居东京小石川区宫崎家中。滔天虽然自己生活亦相当困难，仍竭力招待他们。1910年，黄兴自日本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滔天也赶到香港，与黄兴畅谈革命的形势。回国后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宣扬黄兴等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后，滔天在上海遇到黄兴，赞誉黄兴为革命操劳，“晚间三时才睡，清早六时就起床，而不感觉疲劳，真是精力绝伦”。1913年，黄兴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当他得知宫崎滔天生活困难，慨然赠款帮助滔天营造新居，并为之题名“韬园”。1916年黄兴在上海病重，滔天又赶到上海探望，至今滔天故居还保存着黄兴病危时其子黄一欧写给他的短笺：“家严病危急万分，请宫崎先生偕佐佐木(日本医生)来救命，万急！”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宫崎在上海参加了吊唁活动。1917年4月在长沙岳麓山举行国葬，滔天又特地从日本赶来送葬。宫崎滔天对黄兴的真挚友情深深打动了当时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
?９９lib?生的毛泽东和萧植藩(即萧三)，他们为此联名写信给滔天，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还希望能“一望丰采，聆听宏教”(《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表达对滔天的仰慕之情。
同盟会另一位领导人宋教仁也是宫崎滔天的好友，经常来往。1906年10月，宋教仁患头痛病，住院也不见好转，滔天便主动提出接他到自己家中休养。宋教仁受到滔天一家的殷勤招待、照顾，逐渐恢复健康。养病期间，他们还在一起修订《孙逸仙传》。
位于东京丰岛区西池袋的宫崎滔天故居里，至今还悬挂着孙中山书赠滔天的横幅“推心置腹”，黄兴为滔天夫妇所题横匾“儒侠者流”。在故居中还保存着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其他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大批信件、笔谈、题字手迹与照片等珍贵文物，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宫崎滔天等日本朋友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真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
第二十七章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兴起之际，也正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影响，两国民主进步势力相互支持声援，两国青年学生也曾互相访问畅谈。中国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是五四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倡导者。
李大钊(公元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自幼勤奋好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该校聘请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10余位日本教师任教。尽管吉野作造在该校教课只有一年多时间，然而李大钊一直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谊。据吉野在东京大学教过的学生伊藤武雄回忆：1921年秋，当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访李大钊时，李大钊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吉野先生身体健康吗？我是先生在天津教过的学生。”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李大钊曾在自己主编的《言治》月刊上撰文介绍明末遗民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赞扬朱舜水的爱国精神和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1913年冬天，李大钊得到友人的帮助，东渡日本留学，次年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通
过课堂听课和广泛阅读各种社会科学书籍报刊，尤其是受到吉野作造、幸德秋水、安部矶雄、河上肇等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他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以及后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有很大影响。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1915年留日学生集会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的独裁卖国，会上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他毅然弃学归国，投身国内革命斗争。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
吉野作造(公元1878—1933年)，日本宫城县人。190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07—1909年应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广泛接触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1910至1913年又赴欧美留学，回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宣扬民本主义思想，并成为以反对军阀专制、拥护宪政为中心的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理论指导者。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每周评论》。同月，吉野作造在东京发起成立了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进步团体黎明会。《每周评论》一创刊，李大钊就寄给了日本的吉野作造和黎明会，并刊登了吉野从东京寄来的希望互相“遥为声援”的信。《每周评论》第7号上刊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一文，详细介绍了吉野作造与浪人会辩论，并组织黎明会的经过。第9号上刊载李大钊撰写的宣传和声援黎明会的文章《祝黎明会》。12号上又发表了他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肯定黎明会是日本新思潮的代表。黎明会的刊物 href='/article/9806.htm'>《解放》于1919年5月创刊，吉野立即寄给李大钊，10天以后，《每周评论》23号上就全文译载了 href='/article/9806.htm'>《解放》创刊号宣言。黎明会的讲演集出版后，吉野也很快寄赠李大钊。对于黎明会内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某些人对侵略主义的妥协附和，李大钊也在《忠告黎明会》一文中提出了诚恳尖锐的批评。>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大多数日本报刊舆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大肆诬蔑咒骂。而吉野作造等日本进步人士，却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正义，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吉野作造立即给北京大学某君写了一封声援的信，这位某君大概就是李大钊。信中写道：侵略主义的日本不但为贵国青年所反对，也是我们所反对的。“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和平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这封信曾被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中所引用，并赞扬吉野的信使“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也是中国人民心坎中要讲的话。
五四运动期间，吉野作造还在日本《中央公论》、《新人》、 href='/article/9806.htm'>《解放》、《东方时论》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热情声援和卓越见识。如在《中央公论》1919年6月号上刊登的《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某些报刊对北京学生运动的种种责难。在《新人》6月号上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一文中还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还明确指出支持中国卖国贼的日本军阀官僚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在《中央公论》7月号和《东方时论》7月号的文章中，吉野严厉批判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侵华政策，阐述日中两国人民只有在反对两国官僚军阀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真正亲善的思想。吉野作造的许多观点是和李大钊的思想一致的。在互相声援中也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在五四运动期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交流，吉野作造和李大钊一起倡导和组织了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日教授、学生的互访活动。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首先建议邀请北京的教授一名，学生二三名来日本东京进行恳谈。并把此意写信告诉李大钊，不久就收到李大钊的回信，积极响应吉野的建议并热情邀请他访华。吉野作造认为日中青年交流的计划，不仅是我们少数同志的事，希望今后能成为广大国民的工作。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吉野作造和东京大学教授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1919年秋天，吉野的学生，宫崎滔天的儿子、东京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宫崎龙介访问中国，到过北京和
..上海。在北京时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他进步人士会面交流。当时李大钊写给宫崎龙介的两封亲笔信和一封给吉野作造的信，至今还珍藏在宫崎家中。
由吉野作造倡议、李大钊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学教授、学生对日本的访问，终于在1920年5月实现。赴日的是北大教授高一涵和学生黄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彦之、孟寿潜。他们基本上都是李大钊指导和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积极分子。李大钊还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宫崎龙介。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抵日后，与当时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中的许多进步团体、学生组织、著名的学者、作家、记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广泛接触与交流。他们在东京曾出席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五七国耻(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日期)纪念会、东京大学新人会晚
餐会、东京大学辩论部和十七日会的演讲会，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的演说会。在京都，与同志社大学师生举行了恳谈会，还出席了京都民本主义团体六日俱乐部主办的欢迎恳亲会，有京都各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会场上掌声雷动，互相握手，气氛热烈融洽。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在所到之处宣传中国五四运动的真相和反对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官僚的思想，表达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赢得日本进步人士和广大日本青年学生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亲身耳闻目睹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日两国进步思想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北大访日团回国以后，吉野作造即在《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上发表了《日中学生提携运动》一文，对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给予很高评价，指出：“现在日本和中国在精神上有很大隔阂，青年学生之间思想的沟通很有必要，是两国民族真正的亲善。”
五四时期及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尽管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作为侵略的主要对象，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两国人民长期艰苦的努力，1972年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恢复，1978年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辅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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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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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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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赐日本倭奴国王的金印和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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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干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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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大师空海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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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日本画师锹形赤子画的罗森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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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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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手书“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碑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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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的主要著作《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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