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意蕴沉雄、情调激昂，有哀伤、有沉思、也有进取。诗的想象丰富，语言老练，浑然天成，可以说是曹操诗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那个时代诗歌的最高峰。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仍然信心十足，一副天下尽在掌握的感觉，不像是打了败仗后写的。这种心境，与官渡之战期间曹操担忧、烦闷、头疼病时常发作的情况完全两样。
因为曹操没有把初战失利当回事，他在等待北部兵团的到来，他甚至做好了在这里过年的打算，此时离建安十四年（209年）也就一个来月了。
但是，周瑜却不想在长江边上过年，这样的年他过不起，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必须出奇才能致胜，于是他给曹操演出了诈降计。这不仅需要高超的表演天赋，更需要极大的冒险精神。周瑜赌了一把，因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他赌赢了。
然而，对于这一把大火，大家都缺少必要的准备。曹操做梦都没有想到，对周瑜或者刘备来说，固然想到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把火会这么厉害，居然把曹操一口气烧得大败惨败，曹军开始全面溃退。
刘备的主力多驻扎在江北一带，他指挥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四处出击，截杀曹军。
曹军的水军一旦弃船登岸战斗力大减，加上有不少人得了病，有不少做了俘虏。慌乱间曹操做出了一个算是比较奇怪的决定，他没有向北撤，而是向西撤，这也许并不明智。
由赤壁对岸的乌林往西，就是茫无边际的云梦泽，到处是河湖、沼泽湿地，行动起来很不便。西边是江陵，有曹仁在那里驻守，曹操大概想率败兵尽快与曹仁会合。
但江陵距此尚远，从地图上看，他应该向北穿越云梦泽，迅速向汉水方向靠拢，那里有正在南下途中的
北部兵团。曹操与他们会师后，甚至可以迅速展开反击，不必休整即刻可以杀个回马枪，反败为胜的几率也很大。
曹操是没有地图，还是在慌乱中来不及看？他也许想，部队是从江陵来的，还要退到江陵去，结果吃了不少苦头。
据记载，曹操率败军用了四天时间才走到华容县境内，道路泥泞，天气转坏，刮起大风，曹操下令让士兵背着草，遇到有水的地方填上草，马匹才能勉强通过。其间大家争先恐后，人马相撞，老弱病残的士兵被战马踩踏，有的陷入沼泽中，又死了不少人。
不过，最后总算连滚带爬地撤到了江陵。
赤壁这一仗，曹操算是败惨了。
七、历史错过了一次机会
曹操退到江陵，此时，他的西部兵团虽然损失惨?重，但北部兵团仍然完好无伤，曹操退保江陵后，北部兵团迅速改变了行军方向，回缩至襄阳一带。
荆州七郡的重心在江北的南阳郡、南郡，军事重镇有宛县、襄阳、江陵，这些地方仍然在曹操的控制中，赤壁之战虽然惨败，但要说曹操的荆州战略彻底失败，还为时尚早。
孙权、周瑜、刘备也看到了这一点，必须把曹操赶走才算彻底胜利，为此他们采取了两项部署，逼迫曹操主动撤退。
一个是由周瑜、刘备指挥孙刘联军迅速追击到江陵，保持战略上的攻势，让曹军新败之后仍不得喘息之机；另一个是由孙权亲自出马，率孙吴的另一部主力在东线开辟战场，出击曹军控制下的合肥。
这两招的确很高明，尤其是出击合肥，是弱势一方挑战强势一方的大胆之举，目的不是合肥，而是把曹操从荆州请出去。
曹操无奈，因为赤壁之败严重影响了士气，而且疫病仍在蔓延，短时期内扭转荆州的败局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此时孙权再趁机在合肥搞出名堂，那后果就太严重了。
还有一点，赤壁之战是近年来曹军败得最惨的一次，朝廷和地方上的反曹势力说不定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绝不能低估他们的能量。
想到这些，曹操决定把主力从荆州撤回去，但是，江陵和襄阳两个重镇仍然不能放弃。他任命曹仁为征南将军，由原属西部兵团的横野将军徐晃协助，共同守卫江陵，原属北部兵团的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之后，曹操率领其余主力北撤。
征南将军是“四征将军”之一，地位高于一般名号的将军，也高于前、后、左、右“四方将军”，如果徐晃这样的一般名号将军看作一个“军”的长官即军长的话，曹仁的征南将军就是曹军南方军区的司令，曹仁是曹军中这个级别将领的开始，意味着他可以节制整个战区内的各路曹军。
曹操刚走，周瑜率领数万人就杀到江陵附近，前锋有数千人，曹仁率领南方军区秘书长（征南将军长史）陈矫等人登城察看敌情，曹仁觉得必须乘敌人新到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用胜利提高队伍的士气。
当时的江陵城，仍然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曹操率大部队撤走后，这里还能不能守得住，大家都有疑问。
为此，曹仁征集了一支三百人组成的敢死队，由部将牛金率领，主动出城迎击敌人。牛金是南阳郡人，日后逐渐成长为曹魏的高级将领，因为忠于曹氏，后被司马懿所忌，用毒酒害死了。
牛金冲入敌阵后，虽然杀了不少敌人，但毕竟人数悬殊，一下子被吴兵围住，不能脱身。在城上观战的南方军区司令员（征南将军）曹仁看到，让人牵过战马，他要亲自率兵解围。
陈秘书长一看司令员要亲自上阵，那还得了？赶紧跟身边的人上来阻拦。曹仁不理，披甲上马，只率领数十名勇士纵马杀出城。
陈矫是徐州刺史部广陵郡东阳县人，曾经在曹操的司空府工作过。他虽然是个文人，但看到曹仁出了城，也不敢怠慢，骑了匹马跟了出来。
城外有一条小河，牛金等人在河对岸一百多步外的地方正与敌兵厮杀，陈秘书长仍然考虑首长的安全，他建议曹司令就在河这边为牛金他们助阵就行，千万不要再往前走了（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
但曹司令好像没有听到，他跃马过了小河，杀入敌人阵中，经过一番搏杀，将牛金一行救了出来。
但是，他回过头看到还有几个人仍然被围在敌阵中没出来，曹司令二话不说再次杀回（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最后，曹仁将他们全部救了出来，吴兵被敌方主将的这种气势所震撼，于是退兵。
陈矫他们看傻了，等见到曹仁，陈矫不由得惊叹道：“将军您真是天人啊（将军真天人也）！”史称曹仁“三军服其勇”。
曹操听说了这件事，加封曹仁为安平亭侯，此前曹仁已被封为都亭侯，虽然都是亭侯一级，但安平亭的食邑户数应该比都亭要多。还有一种说法，“都亭”只是个bbr>泛称，没有确切所指，所以有很多人都被封都亭侯，他们只有亭侯的名义，而不享受具体食邑，被封为安平亭侯后，曹仁就可以享有安平亭这个地方的食邑了。
但是，江陵一带总体形势仍是吴兵强大，曹军处于劣势。
周瑜派甘宁占领了江陵上游的夷陵（今湖北宜昌），这里是益州的地盘，刘璋手下的将领袭肃率部投降，周瑜想把袭肃的人马编入横野中郎将吕蒙所部。吕蒙建议说袭肃是个人才，主动投奔，不宜夺其兵权，建议被周瑜采纳。
夷陵被甘宁攻占后，曹仁受到来自上下流的夹击，为此他分兵夷城攻打甘宁。对于救不救夷陵，吴将分歧很大，大家认为现在兵力不足，如果分兵，曹仁必来攻，首尾难顾。吕蒙提出不同意见，他建议留下凌统防守，由周瑜亲率其他人解救夷陵，只要凌统能守住十天，就不会有问题。
..
周瑜接受吕蒙的建议，到夷陵大破曹军，曹军从夷陵退还。
这段时间，三十岁的年轻将领吕蒙脱颖而出，屡建功勋。孙权任命他为偏将军，守寻阳令，以副军长的身份兼任寻阳县（今湖北广济东）县长。
然而，曹军随后在江陵也取得了重大收获，在一次激战中，周瑜亲自督战，结果右臂被曹军射中一箭，伤势很严重。
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曹仁得知周瑜负伤，率军前来挑战，为了不影响士气，周瑜勉强挣扎着起来，到各营巡视。
但是对曹军来说，江陵周边的地方陆续被孙吴所吞噬，据《吴录》记载，参加争夺的还有刘备。面对强敌，江陵迟早会陷落。
曹仁在江陵前后坚持了一年多，吸引了周瑜率领的主力和一部分刘备的部队，为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做出了贡献。到第二年下半年，曹、孙决战的主战场已转向东线的合肥，曹操决定把曹仁从江陵撤到襄阳。
曹仁撤走后，周瑜带伤指挥作战，迅速攻下江陵及其以东长江沿线的许多重要据点，长江从柴桑（今江西九江）到夷陵（今湖北宜昌）一线的军事要地基本上都被孙吴占领。
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驻守江陵（今湖北荆州）；程普为江夏郡太守，驻守沙羡（今湖北武昌以西）；吕范为彭泽郡太守，驻守柴桑（今江西九江）。
在此期间，曹操甚至产生过拉拢周瑜归降的想法，据《江表传》记载，曹操曾派蒋干到江陵来见周瑜，作策反工作。
蒋干字子翼，是九江郡人，跟周瑜是老乡，可能过去也有过交往。蒋干这个人，《江表传》说他“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跟周瑜有一比。
蒋干到了周瑜那里，周瑜已知他的来意，没等老朋友开口，先说道：“子翼辛苦呀，远涉江湖是来为曹氏当说客的吗？”蒋干说：“我跟足下是老乡，这么多年未见，很是想念，只来叙旧，并没有别的意图（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
就这样，周瑜先把蒋干的嘴给堵上。之后，他们一块儿吃饭，饭后周瑜邀请蒋干参观军营，还让侍者拿出服饰珍玩向蒋干展示。周瑜对蒋干发表了一番他对人生的感悟，周瑜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对外有君臣之义，对内好比是骨肉兄弟，言听计从，祸福与共，这样的情谊，是什么都无法动摇的啊！”
周瑜说的，跟诸葛亮之前说刘备的话相似，应该都是心里话。
蒋干始终笑而不答，也没有说任何劝降的话。蒋干回去后向曹操报告了情况，说明周瑜雅量之高不是言辞所能策反得了的（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也）。
赤壁之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战前，曹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荆州，实力倍增，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上的优势。面对惊慌出逃的刘备，以及实力明显不足的孙权，曹操完全有必胜的把握。
本来这一仗不难打，比官渡之战好打，比征河北好打，比北征乌桓也好打。
但是，在官渡赢了，在河北赢了，在乌桓人那里也赢了，唯独在这里输了。有人将战败的原因归之于曹操在战略上的失误，有人归之于曹操的轻敌，有人归之于疫病，有人归之于那场大火。
但是，历史只记录结果而不看中假设，赤壁之战成为一个转折点，一路势如破竹般攻城掠地的曹氏集团不得不暂时停顿扩张的脚步，以更大的耐心与对手纠缠，这个时间还要很长很长。
历史错过了这次有望统一的机会。赤壁之战将成为曹操心中永远的伤痛。
一、孙权攻合肥
建安十三年（208年）底曹操还在江陵，孙权为了把曹操从江陵请回去，在东线战场亲自指挥了合肥战役。
合肥县属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旧城位于现在安徽省合肥市附近。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具体位置在今天合肥市以东，东汉末年，战乱不息，合肥县一度成为废墟。八年前，即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派刘馥任扬州刺史，刘馥扬州的新治所就放在合肥城，他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刘馥字元颖，沛国人，跟曹操算是老乡。他出身于刘氏宗亲，是个有本事的人，当初他单人匹马来到合肥空城，经过
?几年的治理，把这一带治理得经济发展、人口兴旺。他还重点加固了合肥城墙，在城墙上堆积了不少木石，没事时就组织大家编草苫，不停地编，积攒了成千上万个草苫，都堆到城墙上，还在城上储存了大量鱼油（鱼膏）。当时大家挺纳闷：刘刺史弄这些东西做什么？后来大家明白了，这些都是用来救命的。赤壁之战的这一年，刘馥去世了，这无疑是曹操的一大损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权率兵杀来了。
除孙权亲自率领的一路，孙权还派张昭带队进攻九江郡的当涂县。孙权的目的固然是给仍在江陵的曹操制造压力，但他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如果顺手的话就一举将合肥攻克，给赤壁之战再来个锦上添花。刘馥死后，曹操在合肥一带没有资历较高的人坐镇，臧霸率领的青州和徐州军兵团作为荆州战役的策应部队曾一度驻扎在扬州，但都远在长江边上的广陵郡一带，回防合肥一来需要时间，二来也意味着要放弃那些好不容易到手的地盘。
孙权大兵压境，一上来就很顺手，孙权的佯攻变成了真打，合肥眼看要失守。
曹操接到消息后，命令一个叫张喜的部将前往救援。张喜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此前驻扎在与扬州刺史部相邻的汝南郡，之所以现在把他派去，可能是他的防区离合肥最近，他带领的人马只有一两千人。
孙权在前线调集的人马号称十万，保守估计也应该有三四万人，一两千人长途驰援不知道还有没有效果？但是，孙权听说曹操的援军来了，居然就下令撤退了（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张喜稀里糊涂立了一件大功，但此后他仍然默默无闻，在正史上也就露了这一次脸，原因是曹操阵营里的能人实在太多了，想混成大腕级的人物真不太容易。
其实，不是张喜本事大，而是孙权这边打不下去了。
孙权率大军攻到合肥城下时，正好遇到下连阴雨，一口气下了好多天，这可苦了守城的兄弟们，因为那时的城墙都是夯土结构，最怕雨水泡（时天连雨，城欲崩）。正在此危难关头，刘馥留下的成千上万的草苫发挥了作用，守城军兵把它们盖到城上，保护城墙。
大家这时才明白刘刺史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储备的大量鱼油和木石也派上了用场，一到晚上城上就燃起鱼油火把，把城上城下照得一清二楚，让下面的人无法乘夜偷袭。木石肯定是给攻城的敌人准备的，招呼爬墙的敌人，没有什么比大木头和石块更过瘾的了。
因为刘馥有先见之明，生前做了大量精心准备，合肥城得以不失。孙权围住合肥前后多达一百多天也没有什么进展。
另外，合肥城能够保住，还与一个人的贡献息息相关，这个人是蒋济。蒋济字子通，当过郡吏，此时是扬州刺史的主要助手
（别驾），类似于副州长和州秘书长之间的角色。刘馥死后，曹操任命原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温恢为新刺史。温刺史到任时，孙权围城正急，援军虽然已在路上，但人数很少，不足以救急。
为了稳定城里的局势，蒋济悄悄建议温刺史，对外诈说接到了张喜的书信，说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赶来，目前已经到了雩娄。蒋济还假装派人迎接援军，回来时分成三个小分队，一队进城，告谕城内军民，让大家增添信心；另外两个小分队故意让敌人捉去，并有意让孙权“缴获”伪造的张喜的书信。
孙权正因久攻合肥不下而郁闷，张昭那边进攻也受挫，没有攻下当涂，弄得进退维谷。张昭独立带兵似乎只有这一次，看来学者从戎要格外小心，不是读过兵书的就都是诸葛亮。
据《三国志张传》记载，孙权急了，想亲自冲锋陷阵（权率轻骑欲身往突敌），孙权的秘书长（长史）张赶紧死死相劝，孙权才打消念头。
现在，孙权看到俘获藏书网的书信，上面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驰援的消息，管它是真是假，反正有情报显示曹操本人已动身离开了江陵，此次战役的基本目标也实现了，现在刚好是个台阶，撤吧。
孙权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从合肥城撤退。
立下大功的蒋济此时还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以后他成为曹魏的重臣，身仕魏文帝、魏明帝以及齐王曹芳等几代，官至太尉。魏正史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了曹爽，控制了朝政。蒋济作为忠心于曹魏的老臣，处境十分尴尬，他于那一年去世。
孙权的情报没错，曹操确实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底到十四年（209年）初之间从江陵撤退，与半年前南下时顺风顺水、一路所向披靡相比，曹操的返程显得很压抑。他甚至没有在襄阳作停留，直接由南阳郡境撤到了许县。
曹操也没有在许县停留，此时合肥城外仍处于胶着状态，曹操决定亲自去解围，会一会孙权。建安十四年（209年）三月，曹操率主力向扬州刺史部转进，这时接到合肥前线的战报，孙权已经撤军了。
既然战事不那么着急，曹操决定在老家谯县一带对部队进行了休整。
官渡之战结束时，曹操也曾重返故乡，在此练兵。然而，今非昔比，那一次是打了大胜仗，这一次打了大败仗。
不过，这对曹操没有太大的影响，有人喜欢衣锦还乡，而在遭遇失败和挫折时不敢面对故乡和亲友。曹操不那么看，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早已让他把胜败看得很淡，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起。
曹操很认真地在谯县一带练起了兵。
谯县位于涡河边上，这条河通船运，而且可以直通淮河。曹操这次练兵，重点操练了水军，他在此设立了临时造船基地，加紧打造战船。当然涡河比不得淮河，更比不得长江，曹操这时候造出来的，也只能是排水量较轻的战船（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
曹操认为，水军是自己的一个弱项，是赤壁之战导致全败的主因，要战胜孙权，重新夺回荆州，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
这一年秋天，曹操在谯县练兵也有三四个月了，从四面征调以及新打造的各式战船也有了相当数量，曹操决定率领包括水军在内的主力前往合肥前线，让水军在实战环境下接受考验。
他们走的路线是：由涡水进入淮水，再由淮水进入
淝水，直达合肥城外。曹操发布军令：“近来大军多次出征，遇到疾病蔓延，让许多官兵死在了外面，造成夫妻不能团聚，百姓流离失所，有仁爱之心的人难道愿意这样吗（而仁者岂乐之哉）？这实在是不得已呀。现在命令，死者家里凡是没有产业来养活自己的，政府不得停发其口粮（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地方行政长官要经常抚恤慰问，以了我的心愿（以称吾意）。”
曹操亲自坐镇合肥，在这里调整充实了扬州刺史部以及各郡县的官吏（置扬州郡县长吏），并大兴水利工程，推行屯田建设。
曹操在此前后逗留了好 51e0." >几个月，亲自主持重修了芍陂等水利工程。芍陂又叫安丰塘、期思陂，最早由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宰相孙叔敖主持修筑，是一个人工水库，被誉为“世界塘中之冠”，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芍陂的位置在今天安徽省寿县南，处于淮河众多支流的包围之中，周围又是广阔的良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href='9038/im'>《史记》说它“周百二十里”，水域面积比今天大得多。
曹操重修芍陂，发挥它的灌溉、航运作用，配合周边地区的屯田，使这里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这对进一步巩固合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扬州刺史温恢、州政府别驾蒋济、绥集都尉仓慈等人的领导下，曹操在扬州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合肥作为战略要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今后这里将成为曹魏和孙吴争夺的焦点，双方多次在此展开攻防战。这一年底，曹操重返谯县。
可是，他一走这里又出事了。
二、皖西民变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刘备之间的对抗暂成均势，曹仁从江陵撤退，孙权则被击退于合肥。中线的襄阳、东线的合肥成为曹军的前沿基地，形成了两大战场，这种对峙格局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曹操对合肥很重视，除了任命温恢、蒋济、仓慈等人管理经济、政务、屯田事务外，还从其他战场上抽调了乐进、张辽、李典等率部移防过来，巩固东线战场。
但是，各部还没有完成布防，内部却出现了叛乱。
叛乱发生在属于“曹统
区”的九江郡六县（今安徽六安）和潜县（今安徽霍山）。这里是现在的西地区，位于大别山区的北部，自古以来这里民风强悍，加上地处山区，适合打游击，在古代经常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早在官渡之战前后，这一带就有许多变民，规模比较大的有陈乾、梅成、雷绪几股。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无力东顾，便派刘馥担任扬州刺史维持局面。刘馥很有本事，他虽然是光杆司令一个，但很快打开了局面，使“曹统区”的面积一点点扩大，又重修了合肥城，给曹操现在与孙权对抗创造了条件。
刘馥开拓扬州有一项重要措施是招安变民，梅乾、陈兰、雷绪都先后被刘馥招安了，从建安五年（200年）前后一直到建安十四年（209年），这些人倒也挺老实，一直没有闹出过什么事。这其中刘馥个人的威信作用不可低估。
可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刘馥去世，紧接着曹军与孙权打了好几个月的仗，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定负担，曹操虽然紧接着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民心不稳已成现实。
但是，这似乎也不能成为大规模叛乱的原因。
在《三国志蒋济传》里好像能找到答案。据蒋济传记载，对于如何经营淮南，曹操开始并没有太大信心，他甚至想把淮南民众迁到北方去，以避开战乱。曹操征求蒋济的意见，蒋济表示反对。
曹操说：“当年我与袁绍在官渡相持，整体迁移过燕县、白马县的民众，似乎并非不可行。”
蒋济回答：“那个时候我弱敌强，不迁走必然被敌人占去。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势力足够强大，民众不会有其它想法。同时，老百姓都有怀土情结，不愿意迁徙，如果硬力推行，大家必然心中不安。”
曹操仍然没有采纳蒋济的建议，而是下令在江淮之间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此令一下，果然引起民众的恐慌，据《三国志》记载，有十多万人跑到孙吴控制区，曹操赶紧下令停止了移民活动。对这件事，曹操下次再见到蒋济的到时候还曾当面自我检讨过。
《三国志》等书虽然没有交代陈兰等人再次叛乱的原因，但是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件事刚好发生在同时。
叛乱影响到刚有点规模的合肥基地的安全，看到这种情况，已经身在谯县（今安徽亳州）的曹操立即调兵遣将，镇压叛乱。
史书记载这时大的叛乱仍然是陈兰等三股，但梅乾写成了梅兰，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还是两个不同的人，不得而知。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九江郡的六县、潜县，具体人数不详，但从接下来曹操的军事部署里可以看到，这次叛乱的规模相当大。
曹操下令成立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夏侯渊代理总指挥（行领军），下辖于禁、臧霸、张辽、乐进等部，归张辽指挥的，还有张、牛盖等部，曹军的精税和顶尖将领一多半参加了此次行动。
如此兴师动众，一 6765." >来说明陈兰等人来势很猛，力量小了不解决问题；二来说明曹操对合肥基地的重视，赤壁之战后曹操不能再输了，即使是民变，他也不敢大意。
夏侯渊没有直接参与赤壁之战，他的任务是负责后勤保障。在两年前，即建安十二年（207年），济南国、乐安国发生了黄巾余部徐和、司马俱等人的叛乱，刘氏宗族里的济南王刘甚至被杀。身为典军校尉的夏侯渊负责镇压民变，斩杀了徐和，收复诸县，积累了丰富的平乱经验，所以这一次把他调了过来。
夏侯渊除担任总指挥外，还直接负责对付雷绪这一股。梅成这一股，由于禁和臧霸对付，张辽率领张和牛盖所部对付陈兰。
曹操后院起火，刚从合肥退兵的孙权也没闲着，他跟陈兰暗中建立联系，派韩当率部支援陈兰。臧霸接到命令，率所部开到皖县一带阻挡韩当，使吴兵不得通过。双方先后战于逢龙、夹石，曹军均获胜。臧霸接到情报，说孙权派了数万人乘船由进入舒县支援陈兰，于是移师舒县堵截，孙权的军队闻风撤退。
臧霸不干，下令连夜追击，一夜狂追了一百多里，于天亮时分终于将敌人追上，双方展开一场激战，曹军大胜。
陈兰没等来外援，在张辽、张等人的进攻下渐渐招架不住。正在这时，他却意外地等来了其它援兵。其实这也算不上援兵，而是梅成那一股。梅成开始向于禁投降，于禁没有察觉有异，就接受了。谁知不久，梅成重新与陈兰勾结，他们联兵一处逃入潜山。
潜山山脉里有一个天柱山，山高道狭，陈兰凭险据守。张辽想发起进攻，手下将校劝道：“兵少道险，难以深入。”张辽说：“现在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张辽下令强攻，一举斩杀了陈兰和梅成。
此次皖西作战张辽立功最大，事后曹操论功行赏，张辽增食邑二百户，加上此前的一千户，达到一千二百户，并且获得了“持节”的殊荣。曹操在颁奖令中说：“登天山，履峻险，斩杀陈兰、梅成，这都是荡寇将军立下的功劳啊。”
这两股民变被彻底镇压后，夏侯渊对付雷绪也进展顺利，雷绪被击破。此战接近尾声时，并州一
带又发生了民变，首领商曜等人攻占了太原城。曹操下令改任夏侯渊为“西部剿匪总指挥”（征西护军），到并州平乱。从济南国到皖西再到并州，夏侯渊成了“剿匪专业户”。
乐进也增加了五百户食邑，达到一千二百户，于禁增加了二百户，达到一千二百户。
民变平息后，曹操下令乐进、张辽留在合肥，加上接到命令刚刚到达的李典所部，由他们三人共同守卫合肥，其它各部人马撤离。
在这次民变中，有人举报说蒋济与叛军勾结，参与叛乱活动。有关部门报告到曹操那里，曹操压根不信，他当着于禁等人的面说：“蒋济怎么会干这种事（济宁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说明我不会识人。这肯定是假的。”后来经
.９9liｂ.过查实，确实是诬告。
曹操看来对二十多岁的蒋济特别欣赏，后来干脆改任他为丞相府人事处副处长（丞相西曹属）、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三、求才令
曹操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到谯县，因为皖西战事未定，他一直留在了那里，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回到邺县。
这段时间，随同大军出征的曹丕逗留在谯县。二十三年前，曹丕就出生于这里，但他很小便离开了故乡，对谯县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
曹丕有一篇题为《感物赋》的文章，记录了这次重回谯县的经历。在这篇文章的序言中曹丕写道：“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各地城池损毁严重（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谯县城内只有原交通部从部长（从太仆）的宅子还完好。南征荆州，回来时到达乡里就住在这里。我在庭院中种了几棵甘蔗（乃种诸蔗于中庭），经过夏秋两季，甘蔗开始茂盛，之后衰败，从中我悟出了兴废的无常，慨然而叹，于是写了这篇赋。”
经过连年战乱，故乡谯县也是满
目疮痍，城池荒废了。曹丕住在从太仆的旧宅中，从是姓，太仆是官职相当于交通部长。从姓很少见，在《三国志何夔传》里记录了一个叫从钱的人，有人怀疑他就是曹丕所说的从部长。
看来曹丕心情还不错，除了感叹人生无常之外，还有闲情逸致在庭院里种几株甘蔗。
在“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所写的一首诗里，有曹丕等人宴饮的描述。这首诗写道：“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郡，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
诗中的“丰沛都”即谯县，诗中描写的季节是冬天，与此次驻军谯县时间吻合。虽然是寒冬季节，但一点都不影响大家轻歌曼舞，以至于长夜忘归。
刘桢字公干，大曹丕一岁，此时二十四岁。曹丕、曹植都跟他关系很好，他不仅是“建安七子”之一，在七子中成就也属于比较高的，后世把他与曹丕并列称为“曹刘”。他的母亲出身于名门，从小对他教育严格，以至于刘桢小的时候就被称为神童。后来刘桢被曹操征辟，此时在丞相府担任副处长（丞相掾属）。
大约在此前后，还发生了田畴屡次让封事件。
在北征乌桓之战中田畴立下大功，由于他率部投奔曹操，并给曹军指路，曹军才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当时曹操就曾上表为田畴请封，拟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
但是田畴拒绝受封，他认为当初只是为了避难，所以率众逃入山中隐居，立志不问仕禄（志义不立），如果因此而得利，将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反复推让。曹操也理解田畴的志向，不再勉强。
后来，田畴把自己的家属以及宗族三百多人都迁到邺县居住，曹操赐给田畴车马谷帛，田畴都分给宗族、朋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想起了田畴，有点后悔前面答应田畴让封的事（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曹操说：“这虽然成就了一个人的志向，但是于国法而言是不合适的（此为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于是旧事重提，再次要给田畴封爵。
《先贤行状》记载了曹操为此发布的命令：“（今河北景县）县令田畴，至节高尚，家乡遭遇变乱，隐身于深山，研习处世之道，百姓从之，最终发展成一个都邑。袁绍强盛时，请他出来被他拒绝，他慷慨守志，以待明主。等到我奉诏征定河北，田畴欣然受命，陈述攻破胡虏的计策，率令所部山民开山引路，提供后勤保障，出其不意斩杀蹋顿于白狼山，直捣柳城，田畴立下了大功。大军回师，根据他的功绩，表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但田畴恳切推辞，前后多次。如今三年过去了，每次赏赐他都推辞，此事固然成就了一个人的高洁，但却与国家法度不符。应该按照前面所封，不要再推辞下去了（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
命令下达，田畴继续上疏陈述心志，表示拒绝，甚至以死自誓。曹操不听，甚至想强迫田畴来接受封赏（欲引拜之），但是尝试了四次，都没有成功（至于数四，终不受）。
如此一来事情就变了质，面对荣誉推辞是一种美德，但到了这种情形仍要拒绝，似乎就变成了一种固执。有关部门认为田畴的做法很有问题，属于以自己的小名节来对抗公理（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除田畴的一切职务，追究其刑事责任（宜免官加刑）。
曹操对这件事很重视，如何处理迟迟不能决定，于是交给曹丕，让他与大臣们讨论。曹丕认为田畴的举动跟当初子文辞禄、申胥逃赏相同，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强夺他的志愿。曹丕的观点得到了尚书令荀、司隶校尉钟繇的支持。
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他曾担任令尹，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坚持不接受俸禄；申胥即申包胥，他也是楚国的大臣，曾经立下大功，楚王要奖赏他，他干脆逃跑了之。
事已至此，也就拉倒了。可一向开通的曹操偏偏在这件事上也固执起来，他仍然要给田畴封侯（太祖犹欲侯之）。
曹操心里其实已经有些不快了，这不仅是面子问题，而是担心田畴的举动将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料。
田畴一向跟夏侯关系不错，曹操让夏侯去做田畴的工作（太祖语曰：“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无告吾意也。”）。夏侯不仅去了，而且找个借口索性住在田畴家里，想跟他来个长谈，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田畴知道夏侯的来意，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一言不发。
夏侯没招，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老兄，主公情谊殷切，能不能给点面子呀（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田畴仍然不松口：“为何说得这么过分呢！我田畴只是个负义逃窜的人罢了，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难道是通过出卖卢龙塞来交换赏禄吗？即使国家照顾我，我也于心中有愧（纵国私畴，畴独不愧於心乎）。将军你是一向了解我的（将军雅知畴者），居然也这样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求自刎于将军面前吧！”田畴一边说，一边涕泣横流。
夏侯看确实毫无余地，具实报告了曹操。曹操慨叹无语，此事只好作罢。不久之后，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征调田畴任议郎，五年后田畴去世，死时四十六岁。
田畴或许确实是个不慕功名利禄的人，所以一再让封。田畴举动的背后，没有对曹操或者朝廷的不满，相反田畴一再恳切表示，自己对现状已经很满足，对曹操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田畴的忠诚曹操未必会多想，但是这件事让他有了另外的想法。他想到的是，田畴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名士，如果有才能的人都效仿他，干脆连出来做事也不屑一顾，那问题可就大了。
曹操一向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当前诸雄对峙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
为了消除田畴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专门发布了一道《求才令》：
“自古以来受命于天或者中兴之君，何尝不想得到贤才君子来一块儿治理天下呢？那时他们得到这些贤才都不用走出闾巷，这难道是有幸相遇吗（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这是上面的人不去主动征求他们呀。如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求贤若渴之时（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作赵氏和魏氏的家臣适合，但当不了滕国、薛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高洁之士才能用，那么齐桓公如何能成霸业呢？现在天下真的没有穿着粗布衣服、怀有大才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或者没有像陈平那样私通嫂子、接受贿赂而无人推荐的人？你们要替我发现那些出身卑微的贤才，只要有才能就加以引荐，以便给予任用（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条命令很重要，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著名观点，是曹操人才观的集中体现。为了 9610." >阐述什么是“唯才是举”，他举了四个古人做例子，他们分别是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
孟公绰９9ｌｉｂ?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令文中关于孟公绰的那两句话是孔子说的，原文是“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语出《论语·宪问篇》。孔子的意思是说，以孟公绰的才能，当个家臣可以，当大夫则能力就不够了。
曹操引这两句是反着说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长，不要求全。
如果只有高洁之士才能重用，那么齐桓公成就不了霸业，这是因为促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是管仲。管仲这个人很有能力，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有缺点，早年他与朋友合伙经商时经常欺骗对方，不诚实，这些事被记录在 href='9038/im'>《史记》中。bbr>
吕尚就是姜子牙的原型，以平民之身垂钓于渭水，终于被周文王发现，受到重用，辅佐周文王一举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陈平是刘邦手下的能人，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担任汉朝的丞相。但是在 href='9038/im'>《史记》和《汉书》等史料中，记载着陈平接受贿赂、与嫂子私通等劣迹。
曹操用他们的故事想说的是，人不能求全，不能求其出身，也不能苛求道德品质的完美，只要他有才能，就可以加以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不凡的功业。
曹操要求有关部门发现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这样的人才时，一定要及时举荐，不要让人才埋没和流失了。
曹操的人才观在那个时代是与时俱进的，是进步的。汉代以来，品评人才时最看重的是名节，即孝与廉、忠与义等，强调的都是思想品质，以至于选拔人才还专门有“孝廉”这样的科目，靠着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孝行或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廉洁，很多人不仅获得了声誉，而且走上了仕途。
先不说这样的选拔是否科学，是否>给那些沽名钓誉、善于做秀的人提供了机会，就是真正孝与廉的人，未必都是人才，仅思想品质好却没有工作能力、干不出业绩，古往今来都是白搭。
尤其在诸雄争霸中，庸才不仅干不成事，还会误事，这时最需要的是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能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至于其它方面，能兼有更好，如果不能兼有，则不必求全。
这条命令的发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曹操又发布了两次类似的求才令，使曹魏在人才争夺战中进一步占据了优势地位。
四、“自明本志好文章”
但是，田畴让封事件还是让曹操有所不安。他想到，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对自己有看法，不明着说，而用不合作、不入仕、不受封来表达？
曹操心里有点没底，这件事又发生在赤壁失败之后，时机相当微妙。建安十五年（209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曹操一直在邺县度过。虽然不打仗了，但他心里一点都不轻松。
他心里在打仗，但不太清楚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
曹操相当苦恼。《求才令》颁布后，这种苦恼的心境仍然没有得到排解，这倒不完全是由田畴事件引起的，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内心里都存在着一些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在此时集中爆发了。
事情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与这个人的关系，如何摆正自己与这个人的位置，下一步如何继续相处，这些都像缠绕不清的枯藤一样，纠结在曹操的内心深处。
有谁会让曹操如此上心和伤神？这个人今年二十八岁，自身没有任何实力，顶多算一介文士吧，但足以让曹操感到头痛和不安，因为他是当今天子、献帝刘协。
曹操把刘协迎接到许县已有十年了，当时刘协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今眼看也快三十岁了。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协才是这个帝国发号施令的人，曹操是帝国的丞相，刘协是他的顶头上司。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刘协敢干、曹操愿意，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跟着领导奔事业，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无论领导还是部属，保守和退却都是自杀行为。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还政于天子，总会有人多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有这样想法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多，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有的出于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的不理解，有的则别有用心。
自从南征张绣前曹操到许县最后一次拜见天子，五六年过去了，曹操再也没有见过天子的面，他以天子名义发布命令的事，都交给荀办了。而最近以来，曹操交给荀办的具体事项也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事情都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御史中丞被称为“副丞相”，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朝官的领袖之一，名义上更是荀的上级，由他出面办理朝廷事务，也没什么不妥。
曹操把丞相府放在邺县，并安排梁习、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物料对邺县进行大规模改建，摆出了一副长期扎根在此的架式。但是，大家仍然会认为，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块儿，曹操如果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即使情况特殊，也必须给出一个说法来。
建安十五年（209年）冬天，献帝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曹操目前的封爵是武平侯，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这个县侯是十五年前献帝刚到许县时下诏封赏的，当时曹操的食邑是一万户。
十五年来，在曹操的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有的一再增加食邑，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在目前的爵位分封制度里，刘姓以外的人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如果再增加的话，就只能增加食邑数了，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增加食邑是正常的。
不知是出于荀的想法还是郗虑等人的主意，或者是献帝本人的意思，献帝下诏在曹操原有武平县一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再增加阳夏县、柘县和苦县三个县各一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使曹操总食邑数达到四万>9９lib?户。这三个县都属于豫州刺史部的陈国，与武平县相邻，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介于太康、柘城、鹿邑等几个县之间，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
所谓食邑，就是享受封地内一定规模户数的赋税，这是一项可以世袭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食邑一万户即“万户侯”，几乎是人臣享有此项特权的极致，四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属于空前的。
面对这项荣誉，曹操却不打算接受。十五年来他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曹操非常看中实际，对于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的事，他当然不会做。
他让手下的秘书们拟了一份上表进行推辞。这一点都不难，田畴为这些事刚刚上过好几道表，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但是曹操看了并不满意，他不想总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他想换个写法。
曹操本人就是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和诗歌水平都很高，在曹操本人亲自主持下，或者干脆就是由他亲自>动的笔，写下了这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
“我开始被举为孝廉，那时候还年轻，自认为不是隐居深山获得名望的人（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只是担心被天下人当成无能之辈，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郡太守，建立政绩，获得声誉，让天下知名人士都知道我（使世士明知之）。所以我在济南除残去秽，整顿官场。不过，也因此得罪了宦官，又被当地强豪所恨，我害怕给家族招来祸患，于是称病辞官。
“辞官之后我年纪还不大，环顾一同被举为孝廉的人中，有人已经年满五十了，还不觉得自己老，我自己心里暗想，再过上二十年，等天下清平了，我才跟他们年龄相仿（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所以我回到故乡，在谯县以东五十里的地方筑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在低洼之地，用泥土封住四面的墙以自闭（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但是，这也不能如愿。
“后来我应征为都尉，又升为典军校尉，想在讨伐黄巾军的过程中为国家立功，最大的理想是封侯、被拜为征西将军，死后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也就是这样的志向了。不想却遇到了董卓之乱，各地都大举义兵，当时我本可以召募到更多的人马，不过我常常提醒自己，不愿意多招（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必然骄纵，与强敌相争容易招来灾难（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所以，汴水之战我有数千人，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身的志向有限呀（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来当了兖州牧，破降黄巾三十多万。袁术在九江郡僭号，他手下人都纷纷称臣，城门改名为建号门，袁术穿的衣服都按天子形制制作，两个老婆争当皇后（两妇预争为皇后）。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有人劝袁术即帝位，并公告天下。袁术回答：‘曹公还在，我不敢这样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来我讨伐他，俘虏了他四个部将和不少人马，让袁术走投无路，最后病死（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后来袁绍盘据河北，兵势强盛，我考虑自己敌不过他，但为国家考虑，决心以义灭身，留取后世的英名。所幸打败了袁绍，诛杀了他的二个儿子。还有刘表，自认为是宗室，包藏奸心，摇摆不定（乍前乍却），占据荆州坐视天下，我又消灭了他，天下于是基本平定。作为宰相，人臣所能达到的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的理想（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天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能有的人看到我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
“ href='2195/im'>《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这是因为他作为强大的诸侯仍能侍奉弱小的天子啊。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哪怕死了，也不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按势力足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都会被感动得悲伤流泪。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一直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她们都深知我的心意（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我告诉她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恐怕别人不相信，有《金》之书可以表明他的心迹。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
“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一旦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让他们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安全的角度着想（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每次都放下书本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然而我的封地占有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这篇文章很长，之所以全文引录，实在因为它太重要了，也写得太好了。曹操从回顾自己的奋斗历史写起，边叙边议，有点像口述自传，把参加工作、当太守、参军、起兵反董卓、消灭袁绍等群雄这些事一一道来，像一份自传，他回顾历史不虚饰，也不回避内心每一个真实想法，所以读来真诚可信。
这篇文章虽是由让封引起的，但曹操最想表达的是自己对权力的看法，他说自己并不是贪慕权贵，而是情不由己。
曹操发布这篇命令，借让封三县之名表明自己的志向，回击那些谤议。单从文章本身来说，也是相当的精彩，体现出曹操的一贯文风。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登临许昌城外的汉魏故城遗址，在毓秀台上与罗章龙联句：“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鲁迅曾这样评价曹操：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下来得很少，他胆子很大，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便写出来。
五、繁华大都会
在曹操发布《求贤令》和《让县自明本志令》前后，即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天，位于邺县城内的铜雀台竣工了。
这是一座史无前例的巨大建筑，仅台基就高达十丈，台上又建了五层高的楼，最高一层距地面居然多达二十七丈。汉代一尺约合二十三点五厘米，折算下来有六十三米高，相当于现在二十层的大楼。
如今在一般城市里二十来层的大楼早已不算什么了，但在一千八百年前，两三层高的建筑都很少，二十层绝对是让人震撼和恐怖的高度。在楼顶上，还有一只铜雀，有一丈五高，展翅若飞，神态逼真，这也就是铜雀台得名的来源。
铜雀台不仅高，而且体量硕大，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细高的大烟筒，也不是一个岗楼，而是人工堆起的一座小山，上面能建一百多间殿宇，台上建筑物即使按五层高度来算，每层也要建有二十多间，怎么说也得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铜雀台建在邺县的西南角，台基本身成为城墙的一部分。铜雀台竣工后，邺县的百姓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头顶上高悬起一座巍然的庞大建筑，上面建有宫殿，隐隐绰绰有人在上面走动，一到晚上灯火闪闪，遇到台上举行饮宴活动或者歌舞演出，悠扬的乐声就会飘渺而至，眼中的一切恍若天宫。
如果站在台上往下看，那视觉效果就更有冲击力，全城尽收眼底自不必说，西边的太行山、脚下的漳河水，以及附近数十里内的村庄、道路全部尽收眼底。
这的确是一个天才的创意，是建筑史上的大手笔，公孙瓒的易京和董卓的郿坞都堪称史无前例的巨制，但在铜雀台面前，无疑都相形见绌了。这座高台是铜雀园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后在它前后还各建了一座姊妹台，称为金虎台（后来为避讳后赵皇帝石虎的名字改称金凤台）和冰井台，它们合称“铜雀三台”。
铜雀园相当于曹操的后花园，它向东连着新修建完工的大批官署和府 5b85." >宅，是曹操及其重要文臣武将们在邺县城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现在，来说说邺城吧，这是曹操当前及今后事业发展的基地。
冀州刺史部魏郡的治所邺县，历史上习惯于称之为邺城，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遍的县城，曾经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六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也算是“六朝古都”了，而这一切，都是肇始于曹操大规模修建邺城开始。
邺城的具体位置在如今河北省临漳县的三台村，村子在县城西南方向，距县城约三十多里。前两年我专程去过一趟，由北京出发坐火车先到邯郸，这还算便捷，由北京南行的列车都路过那里，还有不少动车组，行程约四五个小时。
临漳是邯郸所辖的一个县，在邯郸的南边。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邯郸，知道邺城遗址的人并不多，也没有专门开发出旅游线路来，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走。
这也难怪，邯郸城到处是历史遗迹，什么围魏救赵、邯郸学步，还有黄粱美梦等，数都数不过来。邺城放在邯郸显然被冷落了。最搞笑的是，我住在某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吃早饭时问服务员可知道铜雀台乎？服务员立即回答：“当然知道了。”
我大喜，问她去那里怎么走。服务员的回答你绝对想不到，而且她不是在搞笑，而是绝对地认真。
她说：“在我们酒店的三楼。”
要不是我的牙咬得紧，刚喝到嘴里的粥肯定会全喷出来。
后来才知道，她说的那个铜雀台是酒店里一个包间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她却说不大清楚，反正跟历史有关吧，至于哪朝的历史，来龙去脉，都说不上来。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曾经去过那里的出租车司机，不过他也是七八年前拉几个客人去的，大致方位记得，具体路线只能边走边摸索了。
一路上七问八问，走街入村，费了好大劲才摸到一个镇子上，其间还路过一个村子，村口立一牌坊，上面赫然写着“鬼谷子故乡”。大名鼎鼎的鬼谷子是邺城附近的人吗？没有听说过，但此行用时已大大超过预期，司机颇有怨言，加上此行的目的是看邺城，也就没有下车去看鬼谷子了。
最后，总算看到了传说中的“三台”，这个像镇子一样的村庄也就是三台村了。登台凭吊，抚今追昔，看到的却是周边霭霭的村庄，四面纵横的道路，不远处已经干涸的漳河。站在台上，甚至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边不远处京珠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车辆。
沧海桑田，历史云烟，这一刻，你不能不叹一口气。
要知道，大约一千八百年前，这里事实上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个叫金凤台（目前遗址内保守下来的这个台子不是铜雀台，而是它的姊妹台金凤台）的地方，一度是王家禁地，那可不是谁想花上
?99lｉｂ.十几块钱就能上来逛逛的。
当年，邺城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向西越过目前的京珠高速公路和京九铁路，再往前就是太行山，东面是华北平原，它的附近有漳河、滏阳河，是齐鲁地区进入西北，以及由中原地区进入幽燕的必经之地，被称为河北的
.咽喉。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时候，就建议在此地筑城以卫国土，以后魏国的西门豹、史起先后在此筑城、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经济，使邺城很早便成为军事重镇。
到了东汉末年，韩馥统治冀州时期曾把州治定在邺城，袁绍夺取了冀州，仍然把邺城作为其基地。据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考证，袁绍在邺城曾考虑过以此作为都城，把天子迁到这里来，于是开始修建宫殿等建筑（袁绍据邺，始营宫室）。
胡三省也许忽略的是，袁绍如果真的在邺城大修宫殿，也未必是给献帝刘协准备的，袁绍一向对献帝不感兴趣，他至少有三次想另立新君，在邺城修宫室有可能是为另立新君准备的。
只是袁绍修了哪些宫殿，是否已初具规模，已不可考了，但这给曹操进一步营建邺县办了好事。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五十岁，这一>年八月他率军攻克了邺城，之后他一边继续征战，一边征调并州、冀州等地的建筑材料运到邺城，对邺城进行了整体重建。
这次重建规模很大，不仅先后修建了规模空前的“铜雀三台”，而且重新修筑了建墙，规划了城内的街道，修建了一批办公区和高档居住区，对一般百姓居住的里坊也进行了规整。
《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对此记录得都相当简单，基本上都一笔带过了，但这的确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伟大工程。要了解那时的邺城，从晋人陆所著《邺中记》、明代编著的《彰德府志》以及顾炎武所著《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中，可以管窥其大概。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曹操主持大修的邺城，城池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不算太大，不是工程预算不够，而是城池的规模有严格限制，洛阳号称“九七城”，即南北九里，东西七里，邺县必须小于这个规模。
全城建有七座城门，全部为曹魏时期重修，南面有永阳门、广阳门、凤阳门三门，东面只
有一座建春门，北面有广德门和厩门两门，西面有金明门一座城门。
由于南北只有五里，在东城和西城各只开了一座城门，在这两座城门之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这条街将全城一分为二，北面是官署和贵族居住区，曹操建魏国后在此修建了宫殿，在宫殿区附近的是各种办事机构，再往两边是包括铜雀园在内的花园，以及名字叫戚里的贵族居住区。“里”就是街坊，是居住小区。在东西大道的南面，规划了四个很大的居住小区，分别叫思忠里、永平 91cc." >里、吉阳里和长寿里，这是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
邺城的规划历来受到推崇，作为这个规划的主要决策者，曹操虽然不是建筑设计师，但他在城市规划方面是一个有心人，他注意吸收长安、洛阳等大都市规划方面的长处，同时对它们的缺陷进行了改造，首次在城市规划中提出了中轴线的概念，以中轴线为界，更加合理地划分功能区域分布，让宫殿官署更为集中，普通百姓的居住区面积更大，突出了整齐、实用的特点。这些都对以后各代城市的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找个猛人当县长
曹操花钱 8d39." >费事搞了一座超级建筑，又大兴土木重建邺城，绝对不是搞形象工程，也不是钱多了花不完闹着玩，而是有深谋远虑的。
从政治上讲，作为帝国目前的丞相，曹操不打算回许县办公了，他想把根扎在邺县，不说与献帝分庭抗礼，起码在事实上也要另起炉灶。所以，他不惜血本大力修建邺城。
至于修建铜雀台，出发点跟公孙瓒修易京、董卓修坞倒也差不多，主要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从前公孙瓒的易京曾将强大的袁绍集团拒于门外长达数年之久，曹操北征乌桓路过易水河畔时，一定会去参观一下那些杰出的建筑，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台”这种建筑形式在秦汉时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在 706b." >火药没有普遍使用，攻城技术还很原始的情况下，高大的城堡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至此，邺县的重要地位进一步被抬升，帝国名义上的首都洛阳，以及现在的临时首都许县都难以与邺县相匹敌。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发达、商品丰富、教育水平高，邺县也成为达官贵人们向往的居住地。张燕、臧霸等非嫡系将领，以及北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都主动把家眷送到邺县居住，一来向曹操表达忠心，二来也享受一下最现代、最时尚的生活。
邺县云集了各种权势人物以及各地来的富豪。现代人爱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钱少”，那时候天下的人都会说“不到邺县不知道自己官也小、钱也少”。
但是，通常这样的地方也是最难管理的。
根据《魏略》一书记载，曹操在谯县练兵期间，听说邺县一带治安情况不好，特权人物太多，不尊重法律法规（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邺下颇不奉科禁）。曹操琢磨必须给邺县派个够狠的角色去，好好整顿整顿。
二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当时的情况大体与邺县很相似，特权人物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曹操看着很恼火，以霹雳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方面，曹操既不缺胆量，也不缺经验。
但是现在这些事曹操不可能亲自上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邺县找一个合适的父母官，于是他命令有关部门物色合适人选（乃发教选邺令）。
有关部门很快把人选报了上来，却是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名字叫杨沛。曹操知道这个人，杨沛字孔渠，司隶校尉部左冯翊万年县（今陕西临潼）人。有两件事让曹操对他印象深刻，一件事是杨沛当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县长时，遇到大饥荒，前面说过，当时有一年桑椹连熟两次，正是这一年杨沛要老百姓多搜集桑椹并晒成干，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攒下了一千多斛，藏在库房中。这时曹操率军前往洛阳迎接天子，路过新郑县，部队正为没吃的发愁，杨沛主动前去拜见，并献上这一千多斛桑椹干，曹操大为高兴。
另一件事是，曹操后来任命杨沛当长社县令，曹洪有个宾客当时在长社，仗着曹洪的势力不遵纪守法。杨沛不管那一套，把他抓起来先打顿板子，把脚都打折了，然后还没完，
9９ｌiｂ?t>干脆下令杀了。
曹操就喜欢这样不畏权势、执法严峻的官吏，因为年轻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听说杨沛的作为时，给予了充分肯定（太祖以为能）。杨沛后来升为九江郡太守、东平国相、乐安郡太守，政绩突出。但是，他与当地驻军将军因为什么事发生了矛盾，以至于产生斗争，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杨沛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髡刑五岁）。
杨沛被推荐到曹操面前时仍在服刑之中，曹操对这个人选表示满意，下令任命杨沛为邺县县令。这时曹操大概还在谯县没回来，就在那里专门召见了杨沛9９liｂ.。曹操问他用什么办法治理邺县，杨沛回答：“竭忠尽力，遵守并宣扬法律，按法律办事（竭尽心力，奉宣科法）。”曹操很高兴。曹操回头对跟前的人说：“诸位，看清楚了，杨县长可不是好惹的呀（诸君，此可畏也）。”
曹操下令赐杨沛奴婢十人（生口十人），绢一百匹，一来回报他当初献上桑椹干的功劳，二来对杨沛即将上任表示支持和鼓励。
听说杨沛要到邺县当县令，曹洪、刘勋等人赶紧派家人骑上快马回去给家里人传信，要他们收敛点儿，千万别犯到杨县长手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曹洪不用介绍了。刘勋以前也提到过，他跟曹操年轻时候就相识，后来到袁术手下任职，袁术任命他为庐江郡太守，袁术死后，孙策谋取庐江郡，刘勋不是对手，投奔老朋友曹操。因为跟曹操“有旧”，刘勋被封了侯，颇有权势。但他仗着这层关系，傲慢不守法，说话又不注意（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最后被人告发治罪。
杨沛的事还可以再多说一点。他当邺县令多年，因为政绩卓著，后被提拔为西部边防军的师长（校尉）。
曹操有一次带队西征，杨师长所部负责黄河上重要渡口孟津渡的守卫工作，曹操已经过了河，身边有个工作人员（《魏略》称是中黄门，但那是宦官，曹操当时身边不可能有宦官，可能是警卫员、秘书一类的工作人员）忘了拿一件重要东西，过了河又想回去取，于是向杨沛手下索取船只渡河。
杨沛手下人不答应，双方发生了争执，杨沛过来问这个人：“有没有通行证（有疏邪）？”这个人回答说没有。杨师长闻听大怒：“那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临阵逃跑呢（何知汝不欲逃邪）？”然后招呼手下要揍这位老兄。
后来杨师长还算给面子，没有下手狠揍，但把这位老兄的衣服都给弄破了。这个人见到曹操当面诉苦，曹操问明情况，笑道：“你碰上杨师长，没死已经算是万幸了（汝不死为幸矣）！”
这件事传出去，杨沛名气更大了，曹操后来提拔他担任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
然而，曹丕继位后在用人方略上有所变化，不太看重实际工作能力，更注重出身和名声，杨沛这样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实干型人才不受重用，最后给了个闲职无所事事。
杨沛这个人做事情不考虑个人利益，不去逢迎达官贵人，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没人待见了，就连经济上都陷入困境，家里没有佣人，房子是向侄子借的，后来勉强在河南一个叫几阳亭的地方弄了二顷荒田，盖起个简易房居住，弄得妻子儿女跟着挨冻受饿，死后靠同乡好友和一些老部下才得以安葬。（治疾于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后占河南几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病亡，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
杨沛的结局有点可惜，只能说世道变了，像他这样刚正廉洁的人在曹操时代很受推崇，之后由于世风的演变，九品中正制的施行，选官政策更倾向于豪门世族，更注重虚名，他就只好坐冷板凳了。
更可惜的是，像这样有工作能力、敬业肯干、刚直不阿、廉洁从政的好干部，居然在《三国志》里连一个传都没有，如果不是裴松之做注时引用了《魏略》中的一段文字，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更少了。
七、邺下文人的华丽生活
在邺城，除了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一批人外，还居住着一批最有才华的人，邺城除了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
唐代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宰相、文学家张说曾写过一首题为《邺都引》的诗，描写曹魏时期邺都的生活，诗中写道：“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毗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
大意是：魏武帝曹操开创霸业的年代，正是群雄争斗最激烈的时候。魏武帝父子常常白天率领壮士冲锋陷阵，晚上把文人们接来举办雅会。邺城漳河等蜿蜒环绕，农桑林木沿河岸层层密布。如今再到这里，城池废弃，朝代更迭，只有当年普照铜雀园的明月没有变。曹魏时代的贵臣们已入葬入泥土而作古，魏武帝的众多姬妾、歌伎也化为烟尘。登上铜雀台那曾经载歌载舞的地方，只看见秋风吹起藏书网，让人忧伤。
诗中“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两句最有名，概括了曹操一生的文治和武功。曹操的一生的“武功”自不必多说，在“文治”方面，除了他本人是一>?９９lｉｂ.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之外，他还是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和他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的带动下，以邺城为中心，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学的高峰。
邺城初具规模后，一大批有才情的文人陆续集中到这里，核心人物是曹操、曹丕和曹植，在文学史上他们被称为“三曹”，其次是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应，他们六个人都是曹操的下属，加上此前被曹操杀掉的孔融，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前面介绍过，徐干、阮和应三人还不太熟悉，下面做一简单介绍。
徐干字伟长，青州刺史部北海国剧县人，非常有才华，但对做官没有兴趣，只想当个文人。被曹操征辟后，担任司空府军谋祭酒，后来转到曹丕手下任职。曹操很欣赏他，曾经想让他当县长，但被不喜欢当官的徐干以生病为由拒绝了。
应字德琏，豫州刺史部汝南郡南顿县人，也很有才华，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府副处长（丞相掾属），后来到曹丕手下任职，又转到曹植的手下。
阮字元瑜，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尉氏县人，他的来头不小，因为他是蔡邕的学生，曹仁听说他很有才华，想聘他当自己的秘书（记室）。阮看不上曹仁，称病不出。后来曹操征辟他，让他与陈琳一起负责文字工作，曹操写给别人的很多书信，以及发布的命令、檄文等，大多都由他们俩代笔。
有一次，曹操交代阮给西北军阀韩遂写封信。当时阮正在外面，就于马上一挥而就，呈交给曹操后，曹操想修改修改，看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可改动的地方。
他们几个，除了王粲的地位稍高些外，其他人官职都不太高，相当于处长、副处长甚至更低一些的级别，纯粹文士在曹魏阵营中的实际地位就是如此。总体来说，他们只是个文人，主要职责就是写写文章，兼或在聚会时写唱和之词，他们既不带兵打仗，也不过问政治。
但是，相对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能生活在邺县这个文化勃兴的大都市，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最后名列建安七子之中，从而名垂青史。
除建安七子外，活跃在邺下的文人还有很多，著名的有蔡琰、邯郸淳、路粹、杨修、应璩、吴质、苏林、郑袤、繁钦、王昶、郑冲、司马孚、潘勖、蒋济、刘劭、缪袭、王观、王象等人，他们之中，有的担任着重要的官职，有的在某一方面有特长，有的喜欢参加文人间的交游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灿若星河般豪华的文人阵容。
那时候没有作家协会，如果有的话，曹操是理所当然的作协主席人选，但他政务、军务繁忙，抽不出太多时间来参加文学活动，可以当个名誉主席。而主席一职，最适合的人选一定是曹丕，曹植是称职的秘书长。在曹操的倡导下，在曹丕、曹植兄弟俩的具体组织下，邺下文人们的聚会、郊游和饮宴等活动开展得很活跃，这就是被后世文人们所经常垂涎的邺下生活。
翻开《建安七子集》，除了死得比较早、与邺下生活无关的孔融外，其他几个人都写过题名叫《公宴》的诗。
王粲在诗中写道：
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
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
管弦发微音，曲度清且悲。
合作同所乐，但杯行迟。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
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从诗中描写的情景看，每次文人们聚会，都有美酒佳肴，有音乐伴和，大家相坐高堂，无高低长幼之分，天地同乐，不醉不归。
应写过“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阮写过“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刘桢写过“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所有这些，记录的都是游乐、宴饮的欢畅以及聚会的盛况，的确让人神往。
从现存邺下文人们的诗赋作品来看，题目相同的作品很多，这可能是聚会中经常同题唱和的原因，好比是命题诗赋比赛，互相评点切磋，看谁写得好。
作为文士们的核心，曹丕和曹植虽然贵为公子，但丝毫没有架子，与文人们平等相待，结下了深刻友谊。建安七子之中应去世较早，曹丕既感伤应之死，也担忧应妻儿今后的生活，他写了《寡妇》《送应氏》等诗，王粲等人有同题唱和。
曹丕与王粲等人关系的亲密，可以从一件事情上反应出来。王粲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听驴叫。王粲死后，曹丕亲自前往墓前祭拜，为了怀念王粲，曹丕让大家都学驴叫。这件事记录在 href='1698/im'>《世说新语》里，有点道听途说的味道，但是以曹丕兄弟跟邺下文人们深厚的友谊来看，也并非不可能。
史称曹氏父子“尚通脱”，也就是崇尚自然，没有架子，喜欢自由自在，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特点之一，也是曹氏父子身上文人气的集中体现。曹操的通脱前面多有所述，曹丕的通脱从王粲墓前的驴叫也能让人领略，而曹植身上的通脱气也很浓厚，一点不亚于其父其兄。
《魏略》记载了一件事，是说曹植的。书法家邯郸淳在荆州投归曹操，曹操这一阶段特别喜欢曹植，就让他到曹植身边工作。曹植听说少时就有“神童”美誉的大书法家邯郸淳到他这里来，十分高兴。
但是，邯郸淳拜见曹植后，曹植却不讲话。此时正是炎夏，天气酷热，曹植不打招呼，径直起身洗澡去了。过了一会儿，曹植洗完澡，披着头发、光着膀子就回来了，之后畅谈不止，激动处一会儿击剑，一会儿吟颂诗文，一口气吟颂数千言不带歇气的。
等搞得差不多了，曹植才漫不经心地问：“邯郸先生，你做什么来着？”之后更换了服装，整顿仪容，跟邯郸淳一起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从三皇五帝说到历代贤君名臣的优劣，从古今文章的得失说到如何当官用兵，中间还不忘呼人添酒加菜，席上的人都默然无语，原因是根本插不上话（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
.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灸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
邯郸淳赞叹不已，回来后连连对人说曹植是一位“天人”。
八、邺城的“追星潮”
在邺城这个当时全国最重要、最现代、最时尚的城市里，除了达官贵人、巨商富豪、文人雅士之外，还有一批人颇为引人瞩目，他们在民间的知名度甚至超过前面这些人，俨然就是明星，引发了一次次的“追星潮”。这些人是一批方士，也就是掌握方术的人。以前说过，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href='1887/im'>《庄子》一书，《汉书》里把它分成方技和术数两个门类，方技包括医术、神仙术、长生术、房中术等，数术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等。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方术的爱好者和狂热追求者，在他们的倡导下，方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方术颇为盛行，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民间组织也利用方术吸引徒众。《后汉书》里有《方术列传》，记载了任文公、郭宪、徐登等四十二个著名术士，可见其社会影响力如何广泛。
《三国志》里有《方技列传》，虽然记录的术士只有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等五人，但记录的事迹更详尽。管辂的本传加裴松之注引的内容多达一万三千字，仅次于曹操和孙权传记的内容，篇幅居然超过了刘备，列《三国志》所载人物传记的第三位。
这五个术士，华佗算是医学家，当年归为方术一类，如今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杜夔是音乐家，如今算是艺术工作者。朱建平、周宣和管辂才是真正的方士，其中朱建平擅长相面，与算命先生差不多；周宣擅长解梦；管辂擅长的内容比较庞杂，有时候像算命先生，有时候像魔术师。
朱建平是曹操老家沛国人，擅长相术，这种方术具体操作方法不详，但跟算命先生打卦原理相似，朱建平常在闾巷之间给大家算卦，事后往往能得到验证（效验非一），知名度逐渐上升。
朱建平最著名的一卦是给曹丕算的。有一次曹丕主持聚会，夏侯威、应璩、曹彪等三十余人在座。曹丕让朱建平给自己算算能活多少岁（问己年寿），同时又让朱建平给大家都算算。朱建平说：“将军您能活到八十岁，但四十岁时会出点小问题，请您注意（四十时当有小厄，原谨护之）。”朱建平对夏侯威说：“你四十九岁时当州牧，但会遇到一个坎，如顺利过去，可以活到七十岁，位至三公（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又对应璩说：“你六十二岁时官至侍中，但会有大难，在此前一年，你会看见一只白狗，只有你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又对曹彪说：“你是亲王，到五十七岁时遇到兵灾，请小心谨慎加以预防（宜善防之）。”
曹丕登基后的第七年正好四十岁，得了一场大病，曹丕对左右说：“朱建平说我能活八十岁，是昼夜相加呀，我知道寿命将尽了。”不多久，果然驾崩。
夏侯威后来当了兖州刺史，四十九岁那年的十二月上旬也得了病，想起朱建平之前说的话，知道必死无疑，于是写了遗书，又准备了后事，就等着一死。但谁成想病却一点点好转，到三十日下午，他以为年一过这个坎就过去了，十分高兴，设宴招行众人，席间对大家说：“我的病快好了，明天鸡一叫我就五十岁了，朱建平告诫的看来有点夸张（建平之戒，真必过矣）。”送走了客人，夏侯威天黑时开始发病，半夜里就死了。应璩六十一岁确实当了侍中，在宫内有一次他果真看见了一只白狗，问其他人，大家都没有看见，到六十三岁时他死了。
曹彪后来被封为楚王，五十七岁时，被揭发参与王凌于曹操的请求，想必他一定尽量给予满足吧。
由于曹操本人对方术、特别是与养生相关的方术采取一种借鉴吸收的态度，方术在邺县非但没有禁绝，还有一定的市场。曹丕在《典论》中说，擅长辟谷的郗人俭喜欢吃伏苓，他到了邺县后，马上掀起一股“伏苓热”，市场上伏苓的价格立即涨了好几倍。有个叫李覃的议郎也跟着学辟谷、吃伏苓，结果方法不当，差点丢了命。甘始会气功（善行气），他到邺县来，又掀起一股不小的“气功热”，大家见了面个个都像鸱鸟一样看东西，像狼一样扭脖子（鸱视狼顾，呼吸吐纳），有个叫董芬的军谋祭酒，练习气功走火入魔，结果气闭不通，半天才苏醒过来。左慈擅长“补导之术”，即房中术，结果邺县又掀起一股“房中术热”，就连有个叫严峻的前宦官也跑来要学习房中术，成为笑谈（人之逐声）。
这些人在民间
?９９lｉb.俨然成了明星，受到追捧，拥有大量粉丝。这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他们所能推动的也就是养生、健身、长寿一类的活动，相比于让他们散落民间，发动大家再搞出个太平道来，已经是很不错了。
可以想见，那时候的邺县是何等热闹，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城市设施先进、文人会集，还有不少术士们引导全民不时弄出个养生方面的热潮，在那个战争年代里，生活在这里，倒也感受不到寂寞呀。
一、马超造反了
建安十五年（210年）还算平静，这一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曹操在新建成的铜雀台上过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新年。但是第二年春天就传来了紧急军情，这一次既不是荆州，也不是合肥，而是西面的关中。
如果关中开打，曹操西线、中线、东线这三大战场就都凑齐了。
这一回是朝廷的偏将军马超挑动关中诸将造反，参加的除马超外，还有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人，尽管都是杂牌军，但人数众多，有一定作战实力，不容小视。在长安坐镇的司隶校尉钟繇向邺县紧急报告，请求增援。
马超字孟起，是前征西将军马腾的长子。曹操派钟繇、卫觊等人经营关中以后，对马腾、韩遂等实力派军阀采取既拉又打的办法，有效控制了关中的局势。在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中，马腾、韩遂等均站在了曹操的一边。
官渡之战后，曹操派钟繇等人讨伐高干集团的郭援，马腾给予支持，派马超亲自带兵参战。在战斗中马超被流矢击中，但他很勇敢，负伤不下前线，瘸着腿继续战斗（为飞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战），最后马超的部将庞德亲自斩杀了郭援。
后来，马腾被调到朝廷任职，担任皇城警备司令（卫尉），听着挺唬人，但其实这一职务没有任何实权，也指挥不了一兵一卒，马腾实际上被挂起来了。关于这次调职的原因，《三国志》和《典略》有不同说法。
《三国志》认为是马腾自己想离职，原因是跟老伙计韩遂闹了矛盾，想回避一下（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作为凉州出身的老牌军阀，马腾的名字始终跟韩遂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有失和的时候，并且也曾刀兵相见过，但他们都明白彼此不是敌人，而是唇齿相依、兔死狐悲的血肉关系，说他们有矛盾是可能的，说矛盾已经到了不是你走就
是我留的程度，则不大可信。
《典略》认为，马腾想到朝廷任职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不想再折腾了（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但这不像是马腾的为人，作为老资格的军阀，他比谁都明白实力决定一切的道理，可以要他的钱，可以要他的命，但不能动他手里的武装，这一点对军阀们来讲大体都如此。
可见，《三国志》和《典略》提到的这两条原因都不可信。推测起来，马腾调职唯一的可能是曹操不想让马腾再待在关中，否则他率大军南下荆州就有顾忌，曹操是想办法迫使马腾离开的，而且双方还达成了交换条件。
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初，回想一下此时正是曹操大举进攻荆州的前夕，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曹操对盘踞在关中一带的各路军阀必须有所安排，让实力最强大的马腾离开他的老巢最符合曹操的利益。
而马腾居然肯于就范，原因是曹操给出了条件，那就是让马腾的长子马超继续统率马腾的人马（领腾部曲）。朝廷封马超为都亭侯，提拔他为偏将军，以马超的年龄和资历，这个相当于副军长的职务也不算太低。
朝廷同时拜马腾另外两个儿子马休和马铁分别为奉车都尉和骑都尉，看着都是带兵的职务，至少也是个师长，但手下不会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名誉罢了。马氏家族除马超外，都迁到邺县居住（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
这一招更狠，马超虽然仍重兵在握，但他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人家手里掌握了几十口人当人质。曹操也是这么想的，但他显然对马超缺乏全面了解，正像董卓当年对袁绍缺乏全面了解一样。
不过，曹操的这一招居然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马腾一家迁居邺县不久，马腾的老伙计韩遂把儿子也送到了邺县，这并不是在曹操逼迫下做出的决定，韩遂这么做完全是自愿的，原因是孤掌难鸣，不如主动服软。
赤壁之战后的一年，即建安十四年（209年）冬天，韩遂派出密使访问邺县，这个密使的名字叫阎行。阎行在《三国志》里没有传，他的事迹主要记录在裴松之注《三国志张既传》时引用《魏略》的一段文字。
根据《魏略》记载，阎行字彦明，凉州刺史部金城（今甘肃兰州）人，是韩遂手下部将，在建安初年，马腾曾经跟韩遂闹翻过，双方斗得很厉害，阎行跟马超在战场上有过正面交手的记录，估计他也是够狠的角色，因为他差点把马超杀死。在政治倾向上，阎行更偏向曹操，韩遂派他当密使，给他接近曹操提供了一个机会。
果然，阎行在邺县悄悄向曹操表示忠诚，曹操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他为犍为郡太守，这个郡属益州刺史部，是刘璋的地盘，给了阎行也就只能是个名誉，解决个“级别”问题，想到益州上任，人家刘璋肯定不答应。曹操让阎行回去做韩遂的工作，让韩遂忠于朝廷。
阎行返回时带回了曹操亲笔写给韩遂的信，曹操表示当初韩遂曾经反对过朝廷，但那都是被逼无奈之举，希望韩遂能早点归来，共同匡辅国政（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看曹操的意思，也想把韩遂请到许县或邺县来，以解后顾之忧。
阎行回来后，果然力劝韩遂真心与曹操合作，阎行甚至表示，自己打算把父母送到邺县去，以向曹操表达忠诚，希望韩遂能把儿子也送去。韩遂犹豫不决，有点不太情愿，开始推说儿子太小，过上几年再说，后来禁不住阎行反复劝说，还是让儿子跟随阎行的父母一块儿到邺县去了。
建安十六年（211年）春天，曹操命令驻守在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对汉中的张鲁发动攻击，并派在并州平息民变的夏侯渊率部进入与关中相邻的河东郡（公使渊等出河东与繇会），对钟繇予以支援。
这个张鲁，在汉魏历史上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般都说他是“汉末群雄之一，五斗米教首领，在汉中割据长达二十多年”，群雄、教主、割据军阀，说明这个人绝对不一般。
张鲁的祖父叫张陵，创建了“五斗米教”。张陵死后，他的儿子、张鲁的父亲张衡继续推行教义，后来张衡也死了，“五斗米教”首领的位置交到了张鲁手上。
当时，“五斗米教”在汉中一带势力很大，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汉中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谷地，是关中与益州之间的缓冲带。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汉中自古以来往往自成一体，受外界影响小，在中原、关中一带战事不断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跑到汉中来避难，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倾向上张鲁更接近于益州的刘璋，相传张鲁的母亲和刘璋的父亲刘焉关系暧昧。但这些年来，随着实力的不断扩大，张鲁更重视独立发展，受刘璋的影响越来越小。
曹操突然想起汉中的张鲁来，有点不好理解。汉中之所以经常自成一体，说明它的地理位置确实优越，不是那么容易攻占的。而从曹操目前的势力范围来看，关中虽然已名义上归曹操所有，但马超、韩遂以及诸多割据势力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关中这块地方说变天就会变天。
而从整个天下版图审视，曹操的正南面是刘备和孙权，东南面是孙
.t>权，西南面是刘璋，背后还有割据辽东的公孙氏，这些势力都虎视眈眈，寻找每一个机会与曹操叫板。在这种情况下，汉中的张鲁似乎还没有达到优先解决的程度。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曹操想打益州的主意了。益州的刘璋生性软弱，迟早要落入他人之手，孙权、刘备都不加掩饰地表示过对益州的兴趣，对此曹操也不会坐视不管，攻占汉中、进而图谋益州，在当前形势下倒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战略布局。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想法，派钟繇、夏侯渊去就有些草率了，这场战役丝毫不亚于南征荆州，它将是一场陆地上的赤壁之战，曹操应该亲自指挥才对。
而且，大军进攻汉中，必须先考虑关中是否稳定，只有在确保后方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汉中战役，这是常识。
就连在曹操手下从事司法工作的高柔都看出了问题，据《三国志高柔传》记载，听说曹操派遣钟繇、夏侯渊讨伐张鲁，高柔赶紧进谏，认为如此大规模用兵，韩遂、马超等人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有所动作（谓为己举，将相煽动作逆），应该先彻底平定关中再说汉中的事。
曾在关中协助钟繇工作的书法家卫觊，此时已奉诏回许县担任尚书，成为荀的助手，他对关中的事务很熟悉，他通过荀也向曹操提出了不宜惊动关中诸将的建议。卫觊认为关中诸将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对于目前的割据现状已经很知足，如果让他们产生猜疑，最后联手反叛，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但是，曹操对此似乎没有太多考虑，仍坚持既定的军事行动。夏侯渊所部开进与关中相邻的河东郡，果然引起了马超、韩遂等人的疑虑，他们联络杨秋、李堪、成宜等其他各路割据势力，公开打出了反叛的旗帜。根据《魏略》记载，叛军推举韩遂为首领，他们自己起的名号叫“都督”。但这场叛乱的核心人物并不是韩遂，而是马超，马超积极联络各部人马，事情差不多时请韩遂出来挑头。马超对韩遂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以前钟繇这小子让我对您下黑手（前钟司隶任超使取将军），这种事我哪能干？现在我舍弃了生身之父，以后就拿您当我的父亲看待。希望将军您也舍弃自己的儿子，今后就拿我马超当您的儿子看待（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
可见马超是明白的，一旦公开反叛，包括老父亲在内的自己家在邺县几十口人就没命了，他为反叛舍弃了家人，希望韩遂也这么做，韩遂有儿子也在邺县，马超怕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
但是韩遂比较犹豫，他的反叛意志比马超差得远，所以当初偷偷地派阎行出使邺县。阎行这个时候也劝韩遂不要跟着马超干，但是韩遂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与马超联手。他对阎行说：“现在关中诸将能不约而同地联合在一起，正好说明这是上天的安排（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据另一本叫《典略》的书记载，除马超、韩遂外，参与此次叛乱的关中诸将还有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等八路人马，合在一起共有十路，总兵力约十万人。
据《三国志许靖传》介绍，马超还想联络刘璋一块行动，刘璋拿不定主意，他手下的蜀郡太守王商劝道：“马超这个人有勇力却不讲仁义（超勇而不仁），见利忘义，不可以作为盟友（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如今益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士美民丰，宝物所出），不怀好意的人无时无刻不想倾覆它。马超之所以把眼睛往这里看，打的主意就是这样的。如果跟他联合，形同于养虎成患。”
刘璋想了想，认为王商说的有理，就拒绝了马超。
现在看来，曹操似乎失算了，他也许自信地认为马超无论如何不会造反，因为邺县还住着他父亲兄弟一族几十口人，有这么多人质在，造反就变得很沉重。
但马超还是反了，而且有点被逼迫造反的意思，在舆论上甚至可以获得同情。马超看来真的豁出去了，作为杂牌军，反正迟早要被收拾掉，干脆造反算了，至于邺县的人质，你就看着办吧，如果真的全部被杀，也正好打出悲情牌。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马超这个人够狠也够黑，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二、兵临潼关
马超、韩遂以及杨秋等关中诸将打出反叛的大旗后，迅速出兵占据了军事要地潼关，摆出一副凭险踞守的架式。据《典略》记载，马超等仗着人马众多，从长安到潼关之间，摆出了“列营阵”，即营寨一个连一个，从长安一直到潼关。
之前一直在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大概此时已经被迫退到潼关以外的河东郡，与在那里的夏侯渊会合。此时曹操还在邺县，他先派曹仁率部增援，曹操特意交代曹仁：“关西兵战斗力很强，到了以后做好防守，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
据《魏书》说，曹操手下的参谋们普遍认为，关西兵很强悍，习惯用长矛，不派出精锐部队难以与之抗衡（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
在大家看来，马超、韩遂是最不好对付的敌人，他们大都出身于凉州，继承了自董卓以来凉州兵身上剽悍、野蛮的特点，打起仗来不要命，以前中原地区的队伍与凉州军有过多次交手的经历，但能完胜的战例很少。除非凉州军内讧，否则这将是一些很难战胜的对手。
但曹操似乎胸有成竹，他对大家说：“战斗的主动权在我不在敌人。他们虽然习惯用长矛，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没有用武之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
看到丞相胸有成竹，想拿马超当案例给大家上一堂战役课的架式，大家虽然信心不是很足，但鉴于对丞相出神入化的用兵韬略多有领教，所以大家相信这次战役虽然难打，但有丞相在一定没有问题。
经过短时间准备，曹操亲率大军出发，综合《三国志》里各.人的传记，参加此次西征的重要将领，除先期抵达的曹仁、夏侯渊外，还有徐晃、张、朱灵、许褚等部，贾诩等谋士随征。
自徐他谋刺事件发生后，曹操出入都带着许褚（出入同行，不离左右），许褚目前指挥近卫部队，出征在外时负责保护曹操的总指挥部。
根据《三国志徐晃传》记载，祖籍河东郡杨县的徐晃此次随军出征，屯驻于河东郡的汾阴，离老家很近。细心的曹操不忘记专门赐给徐晃牛和酒，让他到先人墓前祭拜（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
随同出征的还有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儿子曹植。卞氏之前不怎么随军出征，这次曹操带上她，可能是想营造一个轻松的气氛，让手下将士们面对关西联军时不要太紧张。但是，卞夫人此时身体不是很好（体小不安），到了黄河上的渡口孟津便留了下来。
这一段时间，曹丕的夫人甄氏跟婆婆卞氏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卞氏对这个美貌无比但却是二婚的媳妇也越来越接纳。甄氏是个有心人，从曹冲死后她赶紧让娘家一个刚刚死去的姑娘跟曹冲主动结成冥婚之事上就能看出来，甄氏不仅是美人，而且特别会来事。
这可以理解，像她这样的出身，以及曾经做过袁绍儿媳妇的经历，不灵活一点儿很难自保。
据《魏略》记载，卞夫人随军出征后，身体又欠安，儿媳妇甄?９9lｉｂ?氏因为不能每天向婆婆请安而感到很难过，白天晚上不住地哭泣（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听说婆婆病了她马上派人骑上快马前去问候，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卞夫人情况正在好转，她有点不相信：“夫人在家的时候每次犯病都得有一段时间，这次怎么会好得如此快？你们一定是在安慰我！”反而更加忧心了。后来卞氏亲笔给她写了信，说病已经完全好了，甄氏才高兴起来（武宣皇后还书，说疾已平复，后乃悦）。
到第二年正月，卞夫人回到邺县，甄氏望着婆婆一副既悲又喜的样子，那情形让人感动（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动左右）。卞夫人也哭了，对甄氏说：“你问我的病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常犯，我只是有点小毛病，十几天就好了，不信你看我的脸色（吾时小小耳，十馀日即差，不当视我颜色乎）！”后来卞夫人感叹道：“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媳妇呀！”曹植本年正好二十岁，他也参加了西征，在路上写了《送应氏》诗两首，应氏即应之妻，应之死前面已作过介绍。在这两首诗的序言里，曹植交代了此次西征的路线：由邺县向西，经过洛阳，然后进入弘农郡。曹植在洛阳还写了一篇《洛阳赋》，现在仅存四句。
曹操命曹丕留守邺县。此时曹丕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刚刚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可以独立设置官署。除此之外，还有崔琰等人辅佐，曹操把程昱也留了下来，协助曹丕处理军事方面的事务（参知军事）。曹操特别叮嘱曹丕，有事还要多向另外两个人请教，一个是张范，一个是邴原（太祖谓文帝：“举动必咨此二人。”）。曹丕于是把他们二位当长辈看待（世子执子孙礼）。
对于邺县、许县的守卫工作，曹操也做了较为细致的部署，为了统一协调留在邺县一带的各路人马，曹操决定选一个护军协助联合指挥，曹操最后选的这个人是徐宣。
徐宣字宝坚，徐州刺史部广陵郡海西县（今江苏灌南）人，陈登任广陵郡太守开拓东南的时候，徐宣是他的助手，后来被曹操调到到司空府工作。曹操对他很赏识，派他到外地任太守，又调回来当了一段时间的丞相府人事处处长（丞相府东曹掾），目前的职务是丞相府传达处处长（门下督）。
徐宣日后成为曹魏的重臣，陈寿把他与另一个曹魏重臣陈矫并称，说他们“刚断骨鲠”，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忠臣。
临行前，曹操发布命令说：“现在大军要远征，但后方也没有完全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应该选派一个清正、公平有威望的人统率留守的各部（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于是正式任命徐宣为留守部队联席参谋长（左护军）。
bbr>藏书网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曹操亲自率大军向潼关方向开进，很快进入弘农郡。弘农郡位于如今黄河以南的豫西、陕南一带，与潼关相邻，目前是前线。曹操认为这里很重要（此西道之要），于是调贾逵过来担任太守。前面说过，在高干反叛过程中，郭援联合弘农郡的张琰共同发动叛乱，贾逵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
叛乱平息后，曹操本要重用贾逵，但贾逵的父亲此时病逝，按礼制他要在家里守孝三年。守孝结束后，先是被司徒府聘为处长（司徒掾），这只是个闲差，当时有本事的人都在司空府里当差。可能曹操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贾逵的职务，目前仅让他以议郎的身份担任司隶校尉钟繇的军事高参（以议郎参司隶军事）。
在曹操眼里，贾逵是个 6709." >有本事的人，他又是河东郡襄陵县（今山西临汾）人，在弘农郡参加过平叛，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委以重任。曹操在弘农郡召见贾逵，寻问他如何治理地方（召见计事）。贾逵的回答史书没有记载，但记录下了曹操听完之后的反应是“大悦之”，曹操甚至对左右说：“假如我们的省部级官员都像贾逵那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
贾逵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去世，死时五十五岁，这时候曹操、曹丕都已经去世了。贾逵死后获得了很高声誉，大家认为他政绩突出，为人刚正不阿。但是，后世对他的儿子贾充的评价却不怎么样，正是他弑杀了曹操的孙子、曹魏的第四任皇帝高贵乡公曹髦，毫不掩饰地投靠了司马氏。
贾充的女儿、贾逵的孙女贾南风更不得了，据史料记载，她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丑女，身高约合一米四左右，她的公公司马炎说她“丑而短黑”，长着一个朝天鼻，“地包天”的牙，眉毛附近还有一大块胎记。就是这样一个怪物，由于父亲贾充是晋朝的重臣，因而成为太子司马衷的妃子。贾南风的老公司马衷是个白痴，即晋惠帝，大权都由贾南风把持，她委任亲信、滥杀无辜、暴戾成性，最后导致了晋朝的“八王之乱”。
不过现在不用紧张，现在贾充还没有出生，贾南风来到人世也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启用贾逵为弘农郡太守，曹操对与敌人相邻的弘农、河东这两个郡稍稍放下心来，因为河东郡太守杜畿也是个很能干的人。据《三国志杜畿传》记载，马超反叛后，河东郡虽然与敌人相邻，但没有人响应叛军（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大军开到前线，贾逵那边刚刚上任，还不能打开工作局面，后勤保障大多由河东郡供应（军食一仰河东）。
杜畿的确是个能臣，他把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到此战结束时，非但没有造成物资上的亏空，反而节余了二十多万斛粮食。曹操专门下令对杜畿进行表彰，并提高了他的品秩（增秩中二千石）。
现在，曹操率大军赶到了潼关城外，双方以潼关为攻防焦点展开布防（夹关而军）。
潼关是著名的古关口，地处关中平原的最东端，是如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黄河自北向南流来，在此突然折向东，形成一个直角，潼关即在黄河的拐弯处。
根据《水经注》记载，潼关的得名与黄河水有关，《水经注》说黄河向南流来突然变向，河水撞击关山，“潼浪汹汹”，所以这里名为潼关。潼关的地势很险峻，它南面是秦岭，北面是黄河天堑，东面的塬地居高临下，中间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形成了“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的险地。
但是，通常所说的“关中”“关东”“关西”指的并不是潼关，而是东距潼关约一百五十里的函谷关。函谷关位于如今河南省灵宝市北面的王垛村一带，东距河南省三门峡市约一百五十里，西距陕西省潼关县也是约一百五十里，它紧靠黄河，关口建在峡谷中，这道峡谷名叫函谷，因深险如函而得名，它的长度也是一百五十里左右，函谷关在它的东出口，潼关位于它的西出口。
在东汉以前所提到的都还是函谷关，历史上开始设潼关的居然是曹操。据《通典》一书记载，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在函谷的西出口建关，也就是潼关（建安时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始有潼关）。
自那时起到现在，函谷关逐渐湮没无闻，而潼关的战略位置日益显要。
现在，曹操率领人马就驻扎于潼关以东，而他下令为预防关西兵乱所修建的潼关此时正在马超、韩遂等关中联军控制中。
一场大战眼看就要势不可当地爆发了。
三、河上遇险
关中联军依仗潼关天险与曹操的大军对峙，占据了地利上的优势。曹军强攻很难得手，曹操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沿黄河北上，从河东郡攻击敌军占领的冯翊郡，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曹丞相仍然不着急，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这样，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
在当前情况下相持，对曹军无疑有诸多不利，一方面敌人可以趁机完成集结，另一方面如果相持太久，自己一方后勤保障的压力就会增大，运粮通道一旦出了问题，粮草接济不上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出现。
事实上每天都有各部敌军开到，这方面的情报随时都会呈报到曹操这边来。听到这样的报告，曹操不仅不发愁，反而喜上眉梢（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
这场战役结束后，手下将领问曹操，当初为何听到敌兵纷纷开到时反而那么高兴。曹操回答：“关中地域广阔，如果各路敌兵依险据守，我们要征讨的话没有一两年不能完成。现在他们自己集中起来（今皆来集），人虽多，但缺少统一指挥，我们趁机一举歼灭，那不就容易多了，所以我感到高兴（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众将领恍然大悟，敢情丞相考虑的不仅是打赢眼前这一仗，他想得更长远。曹操上面这段话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应该是可信的。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这场潼关战役，似乎可以看到战争表象后面更深层的意义。
表面来看，曹操派钟繇出击张鲁，派曹仁移师河东郡增援钟繇，意外地导致了马超等人的反叛。但另一种可能性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曹操当初派钟繇出击张鲁根本就是虚晃一枪，目的是逼着关中诸将造反，从而彻底解决关中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当众将们提出在河东郡开辟第二战场时，曹操显得并不是太着急。99ｌｉb?将领们考虑的是此次战役的胜负，曹操考虑的则是战略问题。
但是从战役胜负的角度看，开辟第二战场无疑是化解目前被动局面的唯一方法。曹操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部署，但已悄悄派出一支四千人的队伍到达黄河上的渡口蒲阪津，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河东郡本地人徐晃以及朱灵。
潼关的位置大体在黄河拐弯处的南岸，要机动到蒲阪津，必须先从黄河南岸渡到黄河北岸，之后沿黄河东岸向北，大约行进三四十里就到了蒲阪县（今山西永济）。
徐晃、朱灵所部也许本身就驻扎在河东郡，这样他们的行动更带有突然性。关中联军居然没有在此设防，徐晃、朱灵率部顺利过了黄河，在黄河西岸扎下营寨，策应大部队的行动。
马超难道没有预料到这一招吗？也不是。据《山阳公载记》记载，马超已经看出曹军分兵渡河的企图，他跟韩遂商量想分兵拒敌，在渭河北岸阻击敌人。马超认为只要与曹军实现对峙，不出二十天，曹军后勤供应必然出现困难，就会不战而自退（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
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对于远征军来说，后勤保障始终是薄弱环节，曹军虽然不至于连二十天的军粮都供应不上，但要对峙到几个月甚至更长，曹军确实会不战而退。后来曹操听说马超的这个主意，吃惊不小，他不由得感慨道：“马超这小子如果不死，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可是，韩遂不同意马超的意见，他认为应该速战速决，放手让曹军渡河，等到曹军渡到一半时，再发起反击，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
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所著兵书《吴子》里有一句“藏书网军半渡可击”，也就是待敌人渡河刚一半时是最佳攻击时机，其道理似乎谁都能理解。但是，战场上的事往往变化莫测，绝不能教条地看待问题，韩遂成为军事将领后，一定恶补了不少兵书，但对于将教课书上的内容融会贯通于实践之中，火候还很不够。
韩遂打定主意在潼关这里等曹军“半渡”，结果让徐晃、朱灵钻了空子，当他们在黄河西岸站住了脚，曹操便突然率主力由潼关向北移动，也要北渡黄河。接到报告，马超这一回真急了，他不再跟韩遂商量，带着自己的人马火速追击过来。
这时候，曹军大部分人马已经渡过了黄河，马超所部杀了过来。
马超的嫡系是关中联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三国志许褚传》里说他们有一万来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他们擅长使长矛，不仅把长矛作为手持武器使用，必要时还可以把长矛像标枪一样抛出，杀伤力巨大。
这有点像古罗马军队的战法。古代罗马军团擅长的是长标和鱼鳞阵，使用加重加大的盾牌作护卫。马超部队的前身是凉州军，他们活跃于西域地区。据考证，大约在公元前五十三年前后，即我国的西汉时期，欧洲的帕提亚草原发生了一场混战，古罗马将军克拉苏远征波斯，结果战死沙场。他部下的第二军以及第三军残部败回罗马，而第一军被波斯军队切断，只能在克拉苏儿子浦克琉率领下向东方撤退。
这支罗马军队最后辗转流落到汉朝的西域地区，成为匈奴人的雇佣军，总兵力约有六千人左右。再后来，匈奴人被汉朝军队打败，这支罗马军队又投降汉廷，在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叫犁轩的地方居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犁轩旧城遗址上出土了许多与罗马驻军有关的文物，从而揭开了这支神秘军队的面纱。
犁轩后来被荒废了，但东汉末年距古罗马人到犁轩定居时间还不算太长，而犁轩旧城也是马超手下军队的核心活动区。所以，近年有研究者认为，马超是一位“古罗马化的将军”，并不是说他有欧洲?９９lｉb?血统，而是说他的部队深受古罗马战法的影响。
这种战法的特点是速度和力量，使用的是重量级武器和重甲，在战场上的杀伤力很大。
现在，马超率部突然杀到。曹操正在黄河边，坐在一个行军用的马扎（胡床）上看部队过河，身边只有张、许褚等少数将领和不太多的队伍。
马超的人马速度极快，瞬间就杀到了跟前，曹操还在马扎上坐着呢，情况十分危急。据《曹瞒传》记载，张和许褚二人在曹操身边，他们见情况不妙，张、许褚赶紧招呼人架上曹操就走，试图登船（张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
《三国志许褚传》记载：“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这番描述纯粹是画蛇添足，以当时的情况看，不用许褚解释曹操也知道发生了什么，许褚哪里还有时间跟曹操汇报，架着曹操就跑还怕来不及呢。
曹操手下有个师长（校尉）叫丁裴，大概是负责后勤的，他照管的一些牛和马还没有渡河，见到情况危急，他赶紧把牛和马赶出来以制造混乱，掩护丞相逃命。马超手下纷纷跑去捉牛捉马（贼乱取牛马），曹操等人才得以登船。
在曹操的部属里，丁裴是个很特别的人物，不妨说几句。
丁裴字文侯，祖籍也是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很有可能也出身于谯县丁氏家族。曹操的母亲以及第一任妻子都出自这个家族，这个家族里先后出过丁宫、丁冲、丁仪、丁等人，但丁裴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
大概因为同乡兼亲戚的关系，曹操对丁裴一直很照顾（太祖以裴乡里，特饶爱之，每所陈说，多见从之）。但这个丁裴比较贪财，几次犯事都是曹操把他保下了（性好货，数请求犯法，辄得原宥）。曹操后来征孙权的时候丁裴随征，大概也是搞后勤工作，他用自己家很差的牛把公家的好牛偷偷替 6362." >换了，被人检举揭发治罪，后来被撤销职务（夺官）。
待部下一向严厉的曹操似乎对丁裴总是例外，他对丁裴真的不错。一次，曹操见到被撤职的丁裴，跟他开玩笑说：“文侯，你的印绶到哪里去了？”丁斐知道曹操跟他开玩笑，回答说：“拿去换大饼了（以易饼耳）。”
曹操大笑，回头对左右说：“有关部门多次检举他，让我治他的重罪，我不是不知道他的毛病，但是他也有特长。我有丁裴，就好像一般人家里养的会偷吃的狗（盗狗），虽然有小损失，但盗狗善于捕鼠，能保证我粮仓的安全。”后来，丁裴果然又官复原职。
曹操在用人上很有一套，其中一条就是执法公平，像对待丁裴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一种可能是丁裴跟曹家的亲戚关系很深，是曹操母亲或者前妻的至亲，另一种可能是他对丁裴确实了解得很透，知道他的缺点，也知道他的长处，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尽可能让他施展长处。
丁裴大概死于曹操之前，他有一个儿子叫丁谧，在曹操族孙曹爽执政时代是一个风云人物，后来在司马懿发动的夺权政变中被杀。
现在，没有渡过黄河的曹军士兵都向船涌去，危急关头，逃生是人的本能，大家也不管丞相是不是在船上，都往上挤，把船都快弄沉了（贼战急，军争济，船重欲没）。当年献帝大逃亡时的狼狈一幕又重演了，并且都是在黄河上。
许褚挥刀就剁，这时南岸马超的人马开始向船上放箭，膀大力猛的许褚关键时刻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一边砍人，一边举起马鞍替曹操挡箭（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
潼关一带的黄河水流湍急，船只往北岸使劲划，但被水冲着老往东走，一直走了四五里路。马超的军队见状顺着河岸往前追，一边追一边放箭。看到这种情形，已经渡过黄河的曹军将士都吓傻了。
偏在这时，船工被乱箭射死，船顺着河水使劲往下漂流。许褚一手举着马鞍子，一手划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到达了对岸。
北岸的曹军见丞相坐的船顺水而下，敌人不断放箭，船上不断有人倒下，都惶惧不已。后来，看见曹操平安归来，大家悲喜交集，很多人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至见，乃悲喜，或流涕）。曹操虽然受了惊吓，但仍然满不在乎，他笑道：“今天差一点让马超这小子给算计了（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经历生死险境后获得平安，一般人都会有惊魂未定的感觉，想一想那些可怕的事，还会沉浸在后怕之中。但曹操每到这时，总会展露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有时不忘开几句玩笑。这看似很随意，但却有良苦用心，因为这样可以抚慰部下心中的紧张和不安，让大家重新获得信心。
现在，渡过黄河的曹军主力暂时摆脱了敌兵的追击，可以从容来到蒲阪津，在这里西渡黄河，从侧面向潼关守敌包抄过去。
四、曹操的离间计
徐晃、朱灵到达黄河西岸后，巩固了黄河上重要渡口蒲阪津，保证了曹操率主力到达此处后能顺利渡河。
这时，云集于此的曹军多达数万人，一个较为致命的问题随即出现，那就是道路状况很差，很难满足这么多士兵、马匹、后勤运输车辆来回调动的需要。时至今日，黄河两侧的陕西、山西一带仍然存在交通不畅的问题，原因是黄河及其众多支流把这藏书网一带劈成了沟壑纵横的模样。
复杂的地理环境，为关中联军派出小分队不断袭扰曹军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曹军的运输队最容易遭到袭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曹操命人短时间内在黄河西岸一侧筑起一条甬道来。所谓甬道，就是在路的两边筑起墙来保护道路的安全，是一种全封闭的道路。甬道本来是皇帝的特权，是保证皇帝出行安全用的，但也有运用于战争的先例。楚汉相争期间曾激战于荥阳附近，刘邦为了保证能源源不断从敖仓运出粮食，专门修了一条甬道。
但是现在军情紧急，筑墙肯定来不及了，据《三国志》记载，曹操下令修建的这条甬道，中间用树枝做成连续不断的栅栏，将各式车辆链接起来（连车树栅以两面），也算是对“甬道战”的一种创造性运用吧。
这一招还真管用，抵挡住了敌人的袭击，最后大军顺利推进到渭口，即渭河与黄河交汇处。
曹军主力在渭河北岸，马超等关中联军在渭河南岸。曹操率军绕了一个大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绕回到原处，但.9９ｌib.年），即赤壁之战后的第四年，这一年的农历十月，曹操在渭河南岸一举击败了马超、韩遂领导的关中联军，之后进入长安。曹操暂不打算撤军，他想把关中乃至整个凉州都平定了。这虽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目前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马超、韩遂逃到凉州，其他参与叛乱的诸将，有的被杀，有的找了个地方暂时躲了起来。其中杨秋率残部逃到安定郡，这是凉州刺史部最东边的一个郡，大体范围相当于今天宁夏大部和陇东的一小部，固原、平凉以及六盘山都在其内，治所临泾县，在现在的甘肃镇原附近。
如今，从关中到宁夏去一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走陕北，到延安后折向西，经过安塞、定边等进入宁夏；另一条是走陕西的乾县、彬县折向西，进入陇东，过平凉至固原，然后由青铜峡过黄河。
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常从这两条道走，大部分时候走的是后一条路，进入陇东后，顿觉山高林密，尤其是平凉境内的崆峒山，更有世外仙风。
而在东汉末年，这一带还是人烟相对稀少的地方，交通状况也不太好，但它处在关中通往凉州主干道的侧面，今后要顺畅地进入凉州，打通西域大通道，必须先解决这个侧翼的威胁。
曹操在长安几乎没有停留，即刻亲自率兵征讨安定郡的杨秋，把杨秋包围在安定郡的治所临泾。
杨秋此人来历不详，可能是趁乱起事的地方实力派，早年在一片乱哄哄的时局中被凉州军阀控制的朝廷收编过。杨秋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投降。曹操保留杨秋的官职，让他继续率部留在安定郡。
曹操看人很独到，他看出来杨秋与马超、韩遂有本质区别，可以拉拢过来为自己所用，于是大胆决定让杨秋留在原地为自己效力。真没让曹操看错，杨秋从此忠心耿耿效忠曹魏。曹丕继位后，封杨秋为冠军将军，杨秋后来配合张、郭淮镇抚凉州（那时候凉州已更名为雍州），立下了不少功劳，后来杨秋被晋升为讨寇将军，封为临泾侯，成为参加潼关之战的关中诸将里结局最好的一个。
凉州刺史部最东边有三个郡，分别是安定郡、汉阳郡和武都郡，它们自北向南并列排开，是凉州东面的门户。此时的凉州刺史是韦康，他是前凉州牧韦端之子，担任凉州刺史多年，由于长期以来凉州实际上被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所控制，韦康这个刺史基本上有名无实，控制范围仅限于汉阳郡一带。
韦康虽不是曹操任命的，但他跟马超、韩遂等人也不是一伙，在政治上倾向于朝廷。曹操平定安定郡后，韦康以凉州刺史的身份正式接受曹操的调遣。
这样，就打开了凉州刺史部的东大门。曹操在安定郡稍作休整，准备即刻进军马超、韩遂退守的凉州腹地，也就是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但就在此时，曹操接到了紧急情报，说邺县那边出了问题，有人发动叛乱，曹操大吃一惊，下令撤军。
后来才知道，邺县附近的河间国爆发了田银、苏伯领导的民变，势头很猛，整个幽州、冀州都受到了震动（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曹丕想亲自出征，后在曹丕五官中郎将府内的人事处长（五官将功曹）常林的劝说下才打消了念头，改派部将贾信率兵征讨。
从《三国志》常林、国渊、程昱等人的传记来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率兵围剿起义军的贾信也名不见经传，在整个《三国志》里他只有两次出场bbr>机会，除这次外，还有就是建安八年（203年）受曹操指派驻军黎阳监视袁氏兄弟。这些情况表明，这场民变规模十分有限。
但是查看《三国志曹仁传》却发现，这场起义规模bbr>应该很大，曹操不得不从西征军里抽调出相当一部分人马参加平叛，总兵力多达七个军，也就是七万人以上，由西征军主将之一的曹仁任总指挥（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
这应该是一场被史书淡化了的农民大起义，它至少说明“曹统区”的局势仍不稳定。由于连年征战，“曹统区”的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虽然曹操手下像杜畿那样的行政人才有不少，但也无法平息人民的不满。
这也让曹操暂时放弃了一举平定整个凉州的计划，就在曹操决定从安定郡撤离时，有一个人听说消息赶紧求见曹操，建议他不要仓促撤军。
这个人名叫杨阜，字义山，凉州 523a." >刺史部汉阳郡冀县人，韦端当凉州牧的时候，杨阜便在韦端手下任职（凉州从事）。官渡之战前夕，韦端吃不准应该站在哪一边，就派杨阜到许县观察情况，杨阜被朝廷任命为安定郡政府秘书长（安定长史）。
杨阜回来后，大家都关心地问袁绍和曹操谁胜谁败，杨阜使劲替曹操说话（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韦端在官渡之战中虽然没有公开站在曹操一边，但也没有倒向袁绍，基本处于中立状态，杨阜在其中立了功。
杨阜不喜欢当郡政府的秘书长，于是辞职（长史非其好，遂去官）。后来韦端被朝廷征为交通部长（太仆），他的儿子韦康成为凉州刺史，韦康聘任杨阜为州政府副州长（别驾）。曹操也听说过杨阜这个人，曾经想征他到丞相府任职，但韦康上表请求让杨阜继续留在凉州。
韦康的凉州刺史府此时应该在汉阳郡冀县（今甘肃天水西），杨阜就是这个县的人。杨阜刚好受韦康之命到安定郡拜见曹操，听说曹操即将撤军，赶紧求见。
杨阜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黥布之勇，很得羌、胡之心，西部州郡都害怕他，如果大军撤回，不作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将落入他的手中。”曹操认为杨阜说得有理，但后方的事也很紧急，不容他在此做太多停留（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周）。
就这样，曹操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从安定郡回到长安，关中地区的大部分此时已在曹军掌握之中。曹操把夏侯渊留下来主持关中军务，同时任命张既为京兆尹。这个职务相当于长安特别市市长，郡太守一级，处理长安一带的地方政务。
张既在关中地区当过县令，是钟繇的得力助手，在调马腾入京就任卫尉一事上，他处理果断，调度得当，最终让马腾不得不就范，受到曹操的赞赏。
做了这些安排后，曹操即刻由长安返回，于次年正月回到邺县。
在曹仁、贾信等部镇压下，田银、苏伯起义已被扑灭。曹操一回到邺县，就听取了曹丕、曹仁、程昱等人的情况汇报。曹操听说除了９９lｉb?战场上被诛杀的人以外，还抓了不少人等待处理，曹操问大家是什么意见。郑玄的学生、此时担任冀州政府秘书长（长史）的国渊建议，惩治首恶就行，其他人应予宽大（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史称因为国渊这一句话而活命的，有一千多人。
每次战后，各地方、各部门都要上报战果，过去经常出现虚报多报的事情。曹操让有关部门查了一下，发现国渊上报的数目最真实，曹操问国渊是怎么考虑的，国渊回答说：“征讨敌人虚报战功的，只是想把自己的功劳夸大些，河间国在冀州辖区内，田银等叛逆虽被剿灭亡，但作为地方官我深以为耻（克捷有功，渊窃耻之）。”
曹操最喜欢老实人，他听了国渊的话感到很高兴，后来提拔他作魏郡太守。
据《魏书》记载，当初贾信等人进攻田银、苏伯，起义军里有一千多人请求投降。曹丕让大家讨论，大家都认为应该遵守制度，即围城之前投降可以接受，一旦围城即使投降也要诛杀。程昱不同意，他说：“诛降发生在天下扰攘之时，围而后降的不赦，用来示威于天下。现在是和平时期（今天下略定），又发生在自己的辖区内，面对必降之贼，杀了无法立威，已经与先前诛降的用意不同了（非前日诛降之意）。所以，我认为不能诛杀，即使要诛杀，也应该先报告丞相。”
但是其他人说：“五官将有临事独断的专权，不用再请示，可以诛杀（军事有专，无请）。”程昱就不吱声了。
曹丕起身，专门询问程昱还有什么意见。程昱说：“所谓临机专断是遇着临时之急，瞬间发生的事来不及请示才可以用（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呼吸之间者耳）。现在贼人已被贾信将军控制，不会有朝夕之变。所以老臣我不想让将军按临事专权办理。”曹丕说：“将军考虑得很周全。”
曹操回来后，曹丕专门报告了这件事，曹操听说后很高兴，对程昱说：“你不但明晓于军计，还很善于处理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六、马超的失败
曹操大军撤回后，眼看凉州方向也暂时无法再有大的进展了。可是没过两年，凉州的局势..却峰回路转，韩遂兵败被杀，马超无法立足逃到汉中，凉州大部分地区纳入曹操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曹军的主力被吸引到东线的合肥作战，还要承受中线荆州方向的压力，并没有力量大规模用兵于西线。曹操之所以仍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收获，与两个人的特殊贡献密不可分。
这两个人前面都有提及：一个是杨阜，一个是阎行。
曹操从安定郡撤兵时杨阜曾经力谏不要中止在凉州的军事行动，曹操虽然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后方出现叛乱又让他不得不撤军。
曹操率大军撤离后，虽然留下夏侯渊驻守长安，但对凉州鞭长莫及，参加过上一次叛乱的凉州各路军阀在马超的鼓动下又蠢蠢欲动。马超还联络了在兴国的羌族首令阿贵、在白项的氐王千万等部族势力再次起兵，攻打效忠于朝廷的郡县。即使有不愿意跟着起事的，由于害怕马超的攻打，也都应和他们（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只有汉阳郡公开与马超对抗。
凉州刺史韦康就在汉阳郡的冀县，在杨阜的竭力劝说下，韦康决定率全城军民拼死抵抗，等待朝廷援军的到来。
马超率一万多人将冀县围了起来，张鲁也从汉中派大将杨昂前来助战，冀县保卫战开始了。
这场战役名气不大但却很重要，从建安十八年（213年）的正月一直打到八月，打得极为惨烈。
守城的人很少，《三国志》记载仅有一千多人，他们在杨阜的率领下拼死抵抗。杨阜是冀县本地人，杨氏宗族子弟全部上了城墙，杨阜的堂弟杨岳在城墙上还修筑了一个“偃月营”，跟马超死拼。
在相传为唐人李筌所著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书中，对偃月营有过细致描述，说这种阵法“形似偃月”，其特点是“背山冈、面陂泽，轮逐山势，弦随面直”，特别适合于“地窄山狭之所”筑营。杨阜、杨岳..
等人在城墙上筑营，这里地方狭小，倒有可能采取这种方法，但是否与《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所述一致，不得而知。
这种阵法很奏效，马超、杨昂打了好几个月，居然拿冀县没办法。
但是，城里也渐渐支撑不住了，韦康、杨阜商量后，派州政府别驾阎温冒死出城搬救兵。前面多次说过，别驾的角色介于副州长和州政府秘书长之间，是刺史最重要的助手。
冀县附近有一条河，就是渭水。据《三国志阎温传》记载，阎温趁夜从水中潜出城，天亮的时候，敌兵发现水迹，然后派人来追，一直追到显亲县境内，把阎温追上了。显亲县位于冀县以北，看来阎温打算先逃到安定郡，在那里找到杨秋，再设法向长安的夏侯渊报信。
阎温被抓了回来，马超见了赶紧替他解绑绳，对他说：“今成败可见，足下为孤城请救兵而被抓，想行大义又如何做到？如果听我的，你对城里说外面没有救兵，应当是转祸为福的计策。不然，现在就杀了你。”
阎温假装答应，马超命人把阎温带到城下，阎温对城上大声呼喊：“大军不过三日就到，大家要坚持呀！”城中一听群情激昂，有人高喊万岁。马超大怒：“你不想活命了吗99liｂ.（足下不为命计邪）？”阎温不理他。
马超开始倒没杀阎温，还想诱降他，但每次都遭到阎温的谴责。阎温最后还是被杀了，他临死前曾说：“事君就要死无二心，让我说不义之言，我岂能苟且偷生.９9ｌｉｂ?？”
阎温对城里说大军三天就到，这只是激励大家的话，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大军什么时候到。城里又守了几天，实在没法守下去了，包括刺史韦康在内，都有了投降的打算（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为超所杀，于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计）。
杨阜竭力劝说：“杨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气相激励，至死也没有二心，当年田单守城也不过如此。现在放弃马上就能得到的功劳，陷于不义的名声，我宁愿以死相守！”杨阜说到激动处，不禁大哭起来。
但是，韦康等人还是决定投降，他们打开城门，迎接马超入城。马超于是在冀县建立了基地，自称征西将军，兼任并州牧，负责处理凉州一切军政事务（督凉州军事）。
马超让杨昂把韦康等人杀了，把杨阜的堂弟杨岳抓了起来，但奇怪的是，对于杨阜却没有深究，这为杨阜展开复仇行动创造了条件。
杨阜想报仇却没有机会（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后来，杨阜的妻子去世，他以丧假为由离开冀县。杨阜有个表兄叫姜叙屯兵在历城，此地位于冀县以南，在前往武都郡的方向上。
杨阜在历城与姜叙相见，并拜会了姜叙的母亲。杨阜就把此前在冀县的事跟表兄说了，言谈之中很是悲切（说前在冀中时事，欷悲甚）。姜叙的母亲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被杨阜的义气所感染，支持儿子参加杨阜的计划。皇甫谧所著《烈女传》一书对姜叙的母亲专门有过记载。
这样，杨阜牵头，姜叙又找来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等人，以及武都郡人李俊、王灵等，约好共同讨伐马超。
姜叙还派堂弟姜谟悄悄潜进冀县，设法联络上仍在关押之中的杨岳，还联络了梁宽、赵衢、庞恭等人，在冀县城内秘密结盟。
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历城与冀县之间的卤城起兵，马超听说后亲自率兵讨伐，这正是杨阜、姜叙想看到的结果。
马超一走，赵衢、梁宽等人立即把杨岳解救出来，利用杨岳在冀县的影响力，很快控制了县城。杨岳下令关闭冀县城门，杀了马超的妻子儿女。事情好像很容易，其实这是长期准备的结果，而关键人物是赵昂以及他的妻子王氏，这一点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皇甫谧所著的《烈女传》有详细记述。
赵昂就是杨阜、姜叙找来结盟人中间的一个，《烈女传》说他当过县令，后来是刺史的军事参谋（参转军事），他的妻子叫王异，当时夫妻俩居住在冀县。马超攻打冀县，赵昂积极守城，妻子王异也力所能及地参加了守城。韦康想投降，赵昂也进行过苦劝，但韦康不听，冀县为马超所占。
马超想拉拢赵昂为己所用，但又不完全信任（欲要昂以为己用，然心未甚信）。马超的妻子杨氏听说王异不一般，就主动前来相见。王异知道丈夫已秘密参加了图谋马超的行动，为了赢得马超的信任，她也主动接近杨氏，最终获得了杨氏的信任。通过马超的妻子杨氏这层关系赵昂也得到了马超的 4fe1." >信任（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祸者，异之力也）。
马超攻打卤城，遭到杨阜、姜叙的抵抗。杨阜亲临一线，身上先后负了五处伤，本族子弟也有七个人战死。在他们的拼死抵抗下，马超无法得手。
马超想回兵，但冀县已经易主。马超走投无路转而偷袭历城，据《烈女传》记载，马超的人马开到历城，城里居然认为这是姜叙等人回兵，没有任何防备，马超轻松地将历城占领，抓到了姜叙的母亲。
马超想用姜叙的母亲作筹码与杨阜、姜叙谈判，姜母痛斥道：“你这个背弃父亲的逆子，杀害守君的贼人，天地岂能容你，不早点去死，还有什么面目活着？”姜母就是故意要激怒马超，然后求得一死。马超大怒，果然把她杀了。
后来马超无可奈何，下令一把火烧了历城，之后由武都郡进入汉中，向张鲁求救去了。
第二年（214年）春天，马超从张鲁那里借了一些人马，重新杀回来，试图夺回凉州，姜叙迅速向长安的夏侯渊求救。有人建议夏侯渊先向邺县汇报后再做行动，但夏侯渊认为长安到邺县来回四千里，等接到命令时，姜叙那边肯定坚持不住了（公在邺，反覆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攻急也）。
夏侯渊说得没错，但这个想法为何不出现在一年前？去年春天，马超围攻冀县，前后长达八个月之久，夏侯渊居然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一个很费解的谜。
这一次夏侯渊行动很快，他让张率五千人先出发，从陈仓（今陕西宝鸡）入凉州，他自己督运粮草紧跟其后。
张过了陈仓，在渭水上游遇到马超所部，马超率领由氐人和羌人组成的联合兵团共数千人来攻张。但仅刚一接触，马超就败了下来，等夏侯渊大军开到，原来表示效忠马超的凉州西部各县全部投降。
马超无奈，只得再次逃往汉中，从此不再做反攻凉州的打算。
至此，包括汉阳郡、武都郡、安定郡、陇右郡等在内的凉州大部宣告平定，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收获。为表彰此战有功人员，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连封十一个人为侯。作为第一功臣，杨阜自然在封侯之列，曹操准备封他为关内侯，但杨阜却上表辞让。
曹操对此表示不接受，亲自给杨阜写信要他接受。杨阜后来担任过益州刺史、金城郡太守、武都郡太守等职，曹丕继位后到朝廷任职，担任过将作大匠、少府卿等职，以直言恳谏著称。刘晔评价他有“公辅之节”，陈寿评价把他跟汉初名臣汲黯相提并论，称他“刚亮公直，正谏匪躬”。
七、设立雍州
马超跑了，但韩遂还在，凉州还不算完全平定。马超第二次起事，自始至终没有看到韩遂的影子，他还在凉州吗？
答案是：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韩遂一直都在凉州。
渭南大败后，韩遂也逃到回了凉州，在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附近活动，和马超相比，他的斗志不那么强，还始终抱着有朝一日与曹操和解的幻想，但又觉得不那么切合实际，在马超积极活动进行反攻的时候，韩遂虽然没有反对，但态度一点都不积极。
阎行的事前面做过交代，他的父亲还在邺县。大约在马超第二次起事之后，已身在邺县的曹操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卫尉马腾以及包括马腾两个儿子在内的马家数十口全部诛杀，一同被杀的，还有韩遂的儿子。
曹操没杀阎行的父亲，只是把他关了起来。据《魏略》说，曹操亲笔给阎行写了一封信说：“我看韩遂的所作所作，十分可笑（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我前前后后给他写了不少信，信中无话不讲，到了这种地步还如何忍耐？你的父亲知晓大义，目前很平安（卿父谏议，自平安也）。即便如此，牢狱那种地方不是赡养父母的只所（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况且我也不能长期为你赡养父亲呀。”
曹操给阎行说得很明白，他的父亲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不能等得太久。韩遂见曹操不杀阎行的父亲，担心阎行有二心，于是强迫阎行娶了自己的女儿（闻行父独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强以少女妻行）。韩遂让阎行担任西平郡太守，在那里发展势力。阎行却趁机向韩遂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取胜，带领家人逃往东方，后来见到了曹操，曹操封其为列侯。
据《魏略》说，阎行向韩遂发起攻击时，韩遂彻底伤心了，他对另一个叫成公英的心腹说：“大丈夫遇到危难，祸患的根源居然从婚姻开始！如今连亲戚都要背叛我，人马又少，看来只能从羌中向西南去投奔蜀地了。”成公英劝他：“将军兴兵数十年，现在虽然遇到挫折，哪能放弃自己的门户投靠他人？”韩遂说：“我年纪大了，你有什么办法帮我（吾年老矣，子欲何施）？”成公英说：“曹操不可能亲自从远方赶来，这也就是姓夏侯的主事而已。夏侯的人马追不上我们，又不能在这里久待，我们暂时在羌中修养修养，等待他离去，然后聚集以前的人马，我们还会有所作为的。”
韩遂接受成公英的建议，带随从男女数千人到羌人那里，由于他向来对羌人很好，羌人愿意保护他。
这时大约正是马超自汉中杀回、夏侯渊率军救援姜叙的前后，后来马超再次败走，而夏侯渊大老远来了一趟，什么都没干，有点不甘心，想顺便把韩遂收拾了。
据《三国志夏侯渊传》记载，当时韩遂驻扎在汉阳郡冀县以北的显亲，夏侯渊发起攻击，韩遂不敌逃走，夏侯渊缴获了不少韩遂的辎重粮草，同时展开追击，一直追到略阳城，此地在显亲县东北方向不远。
对于下一步行动，夏侯渊手下诸将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该攻击略阳，有的认为应该攻击兴国的氐王。夏侯渊认为韩遂人马虽然不多，却都是精兵，而兴国城池坚固，不能立即得手，所以应该攻击长离一带的羌人（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
夏侯渊的判断是，直接攻打略阳不划算，而韩遂部下与长离诸羌关系密切，很多人的家眷都在长离，攻击那里韩遂必救无疑，在运动中可以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可必虏也）。夏侯渊留下人守辎重，自己率轻兵直趋长离，韩遂果然率部来救。这时，敌众我寡，诸将看见有点担心（诸将见遂众，恶之），想结营与敌人打持久战。夏侯渊说：“我们辗转千里，士兵们已经很累了，再修筑营垒，士兵会更疲惫。敌人虽然很多，没有什么可怕的（贼虽众，易与耳）。”
夏侯渊下达攻击令，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擂鼓，曹军将士个个用命，最后大败韩遂军，缴获了敌人的指挥旗，之后得胜而回，又攻克略阳。长离和略阳得手后，夏侯渊又率军进攻兴国，一直驻扎在兴国的名叫千万的氐王逃奔至马超处。夏侯渊又转击高平的屠各族首领，把他们打败，缴获不少粮谷牛马。
在陇西郡有一个地方叫罕，位置大约在今天甘肃省临洮以西，这里有个叫宋建的人，趁着凉州大乱，自称“河首平汉王”，任命了丞相等官员，像袁术那样做起了土皇上，已割据长达三十余年。曹操下令夏侯渊趁着连克马超、韩遂以及众氐王、羌王、屠各王的声威，远击罕。
夏侯渊率张深入陇西郡，灭掉了宋建的独立王国，同时渡过黄河上游，进入小湟中一带，黄河西岸各羌族部落全部投降，陇西也宣告平定。
曹操专门向夏侯渊发来了嘉奖令：“宋建作乱三十多年，夏侯渊将军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敌，正如孔子所说的‘吾与尔不如也’。”
到这个时候，凉州全境可以说基本平定了，马超到张鲁之后的事下面再说，韩遂的下落史书没有明载。在裴松之注《三国志张既传》时，引用了《魏略》一段话，其中提到略阳之战结束不久，韩遂就死了，是死于战斗，还是死于疾病，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博大而神奇的凉州已经掌握在曹操的手中，自建安十六年（211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没有付出特别大代价的情况下，平定了关中，得到了凉州，收获十分巨大。
曹操命令夏侯渊仍撤回长安，授予他“假节”的特权，统筹西部地区的军务。同时下令撤销凉州建制，改设雍州，刚刚就任长安特别市市长的张既被任命为雍州的首任刺史，统一管理关中以西地区的政务。
据《三国志张既传》记载，张既临上任前专程赴邺县听取曹操的指示，曹操笑着对张既说：“你这次回到家乡，可以算得上衣锦还乡了吧（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曹操这样说，是因为张既是冯翊郡高陵人，也在雍州辖区内。张既能在家乡当父母官，说明汉末的“三互法”早已荡然无存了。
一、九锡
建安十七（212年）正月，五十八岁的曹操从关中回到邺县，此次由他亲自指挥的远征取..得了大胜，邺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四年前赤壁之败的阴霾逐渐被冲淡。
远在许县的献帝刘协下诏，赐给丞相曹操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关于它们的具体内容，在本书第一部中已作过介绍。
按照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要站一个司仪官，把大臣的官衔和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此刻曹操去见天子，司仪官就要喊：“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曹操，参见皇上。”然后曹操就要跪下来高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趋”是小步快走的意思，见到皇帝为表示恭敬，老远就得一路小跑过来，这就是“趋”。另外，见皇帝既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穿鞋子，表示诚惶诚恐。
现在曹操拥有了三大特权，皇帝的司仪官喊完“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的时候可以省略曹操的名字不喊，这就是“赞拜不名”；老远见到皇帝也不用一路小跑，可以端个架子慢慢走，这就是“入朝不趋”；上朝的时候别人光脚板，自己可以穿鞋，而且可以佩带武器，这就是“剑履上殿”。
这种无聊的形式主义却是那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获得这些殊荣的人定然是人臣之极，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拥有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多。
献帝同时下诏，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三县，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四县，钜鹿郡的瘿陶、曲周、南和三县，广平国的任城县，赵郡的襄国、邯郸、易阳三县，以上共十四个县，都归划魏郡管辖（以益魏郡）。魏郡原来已有十五个县，已属大郡，现在辖区的县有二十九个之多，成为天下第一超级大郡。
这件事应该是在曹操主导下进行的，其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深意?９9ｌib.。果然，这一年十月，担任丞相府参谋长（军谋祭酒）的董昭突然提出了一项建议，搅动了邺县和许县两地的政坛。
作为曹操事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董昭多次在关键时刻为曹操立下大功，深得曹操的信任。作为非汝颖出身的士人，董昭地位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在曹操心目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董昭的建议是恢复秦汉之前的五等爵制（宜修古建封五等），由天子封曹操为魏公，同时赐曹操九锡之礼。
五等爵是指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不同的爵位，公爵为最高，男爵最低。在秦汉以前实行的就是这样的爵位制，它们都是世袭的，有了爵位才能被称为贵族，享受不同的特权。
世袭制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奖勤罚懒，有点吃大锅饭的意思。到了秦朝，为鼓励大家英勇作战，世袭制被改成了军功制，爵位不仅可以世袭，也可以依靠军功取得，同时爵位还被细分成为二十级。这一招很管用，士兵们在战场上不怕死，心里就是有这个东西在支撑着。汉朝因袭秦制，爵位同样分为二十级，最低的一级也就是第一级叫公士，第二级叫上造，到第十九级时叫关内侯，第二十级也就是最高的一级叫彻侯。
汉武帝刘彻当皇帝后，为了避讳，改“彻侯”为“列侯”。列侯又分为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一般来说，爵位到了县侯这一级，也就到顶了。
与秦汉以前爵位制不同的是，汉代的爵位没有“公”这一级，却有“王”，在春秋战国时代，“王”是唯一的，即周天子，周天子之下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这些“公”。秦汉以后有了皇帝，皇帝之下虽然没有“公”却有“王”，“王”之下是二十级军功爵位。
说起来汉代爵位体系更丰富，等级更多，但为什么还总有人想变回去呢？说起来，这都是刘邦弄出来的事。
刘邦当上皇帝后开始封了不少异姓王，如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但好景不常，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人都先后搅进叛乱而被杀。刘邦后来明白了，敢情打江山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坐江山却有强烈的排他性，于是在晚年搞了一个“白马盟誓”，约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这样虽然为刘氏子孙办了一件好事，但却断了其他人向上进步的希望。比如说曹操，无论军功还是实力，放在汉朝初年一点都不比韩信、彭越差，但也只能被封为列侯。
这就是董昭提议恢复秦汉以前五等爵制的背景。不是那一套办法更好，而是现行的这一套太不行，通过恢复五等爵制，等于废除了汉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进而推翻刘邦订下的“白马盟誓”。
但是，这不是小事，它要动摇三四百年来汉朝的国统，在当今天子事实上已形同傀儡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在董昭的建议里还有一项内容，就是“九锡”，这一套东西更为复杂繁琐，但又更让人趋之若鹜。
这里的“锡”不是元素周期表上“Sn”表示的那种金属，而是一个通假字，它通“赐”。“九锡”就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以及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九种器物，用来表示礼遇或特权，具体说其实是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和鬯，是古代。
这九种礼器都很特别：车是特制的，分别叫“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用八匹黄马来拉；衣服是“衮冕之服”，配套的有叫“赤舄”的鞋子一双；乐器里包括定音和校音的器具；朱户是允许自家住宅装修红漆的大门；纳陛是进宫殿时可以走特别凿出的台级，类似贵宾通道；虎贲是天子的卫士；弓矢包括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有一百副彤弓矢，一千副玄弓矢；斧钺是一种大斧，在上古年代不仅是用于作战的兵器，而且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鬯是用黑黍和郁金草酿成的一种稀有的酒。
这些东西并不太值钱，但是拥有它之后就意味着享受了极高的荣誉和特权，出门可以乘坐天子的专车，穿着天子的衣服，警卫员也是从天子身边调来的，进宫走的是贵宾通道。除了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之外，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特权，专用的弓箭意味着有权征讨叛逆，斧钺意味着可以诛杀不法之人，等于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这九种东西只能由天子赏赐，再有钱也不能自行置办。天子也不会随便给人，只能赏赐给那些为国家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而且这九项内容通常不会一块儿赏赐，因为人臣如果得到全部这些特权，那他从形式到内容也就与天子相差无几了。
董昭是这项提议的发起者，之前有没有向曹操请示过或者接受了曹操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曹操对董昭这项提议的反应，在《三国志》的《董昭传》《荀传》以及《献帝春秋》里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据《三国志董昭传》记载，曹操得知董昭的建议后表示反对，他说：“恢复五等爵制是大事，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不是人臣可以办到的，这让我如何面对众人呢（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
董昭劝道：“自古以来，人臣辅佐君主，从来没有人像明公您这样的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建立了这样功业的，就不会久处人臣之位。现在明公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所不安，希望为保名节而不愿意承担更大责任（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品德超过了伊尹、周公。然而如今的百姓更难教化，处于大臣之位，却又让别人在大事上猜疑自己，这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然品行高尚，又明以法术，可如果不在此时明确根基，不为子孙万世考虑考虑，还是没有做到位呀（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所谓明确根基，是指土地和人民，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保护自己（以自卫）。”
而据《三国志荀传》说，董昭等人为此事专门秘访荀，但是遭到了荀的反对。荀认为曹操兴义兵的目的是匡扶朝政，怀持的是一颗对汉朝的忠贞之心，故而董昭等人的提议不合适（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的观点很快被曹操知道，曹操相当不高兴（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根据《荀传》的暗示，这项提议没准是曹操本人发起的，董昭只是跑腿的。正式提出前，由董昭以及其他人出面还做了很多人的工作，因而荀的反对意见曹操很快就知道了。
《献帝春秋》支持《荀传》的说法，它还收录了董昭专门为此事写给荀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周公、吕望在世，正当姬氏强盛，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业，辅助幼小的成王，功勋与曹公现在差不多（功勋若彼），他们仍然接受了很高的爵位，赐土开疆（锡土开宇）。到田单在世时，率领强大齐国的军队，为报仇进攻燕国，攻下了七十座城，迎立齐襄王。齐襄王加赏田单，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的良田。前世对待功臣，都是如此厚赏（前世录功，浓厚如此）。现在曹操公面对海内倾覆，汉室宗庙焚灭，他亲自披坚执锐（躬擐甲胄），四处征伐，栉风沐雨，已经有三十年。他扫灭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得以继续被天下人奉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与曹公相比就像土丘与高山，无法相提并论。可如今曹公只是与诸位将军同列，封侯也只能给一县的封邑，这难道是天下之所望吗？”
可是董昭仍没能说服荀。对荀的态度曹操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早在建安九年（204年），就有人提出过恢９9lｉb?复古代九州的建制，这其实也是借恢复古制间接突破汉代政治体制的一种尝试，但立即遭到了孔融和荀的反对。有了八年前的那一次经验，曹操对荀的立场已不再吃惊，但心里极不舒服，所以“不能平”。
然而，现在的情况与八年前已有所不同，曹操掌控局势的能力更强，对汝颖士人的依赖度有所降低，上次荀一表示反对他便立即停止了恢复九州制的打算，这一次他不打算那样做了。
可是，曹操知道很难让荀这个人改变立场，如何处置荀的反对意见，曹操不得不认真想一想。
二、最大的“保皇派”死了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大约在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的同时，曹操决定从东线发动一次对孙权的远征，如果不算上一次援救合肥，赤壁之战后曹操先后发动过三次亲征孙权的军事行动，分别在建安十七年（藏书网212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和建安二十年（215年），今年算是第一次。
在曹操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十年，他仍然经常领兵出征，主要战场有两处：东线的合肥、濡须口，西线的关中、汉中。奇怪的是，曹操在西线接连得手，先是打败了马超、韩遂，平定了关中，进而平定了陇右，以后又远征汉中，收降了张鲁，但是在东线作战他却屡屡无功而返，只能望长江而叹。
有人认为这是对手不同，马超、韩遂、张鲁这些人不能与孙权相提并论。这也许是个理由，但还有另一点不容忽视，曹操先败于赤壁，后来又多次止步于长江边上，与曹军善于平原和山地作战，而不擅长水战有关。直到后来，曹丕称帝后这种局面仍未改观，数十年中，长江成了曹军无法逾越的天险。
参加本次远征的部队仍然先在谯县集结，曹操对这次亲征寄予厚望，特地请献帝派尚书令荀代表朝廷到谯县来慰问。天子派大臣到前线劳军也是惯例，但由实际上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荀亲自前来，是以前没有过的。bbr>包括荀本人在内，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感觉将有什么事发生。果然，曹操随后就以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改任荀为光禄大夫，不再担任尚书令一职，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义代表天子（持节）继续留在军中，并担任曹操的军事顾问（参丞相军事）。
这一任命非同小可，光禄大夫的品秩是“比二千石”，品秩二千石可以看作正部长级，“比二千石”略低于二千石，可以视为副部长级。荀担任了十多年的尚书令一职，品秩只有一千石，算是个司局级，看起来他升官了，可尚书台是朝廷的秘书局和机要局，实际权力要大得多，远远超过了一般部长，尤其在当前的局势下，尚书令处理朝廷日常工作，是曹操在许县的代言人。
在士人们的心目中，荀就是他们的领袖，当个部长都屈才，就连曹操都认为荀的地位应该更高，一度曾经想让他担任三公之一的太尉，被荀本人拒绝了。
现在，再笨的人都明白，荀的尚书令变成了光禄大夫决不是升官，而意味着他失宠了。并且，曹操让荀参与丞相府军事，这样就把荀变成了自己直接的下级。
荀郁闷至极，于是病了。
不过，也参加了此次远征的曹丕后来在《典论自序》里记录有荀来军中慰问的事，从当时的情况看荀的精神状态挺好。
曹丕写道，他随同大军驻扎在曲蠡（今河南临颍）时，荀曾来军中慰问，他们还有过闲谈。当时荀兴致颇高，他对曹丕说：“听说你能左右开弓射箭，这实在不简单（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
曹丕说：“您还没见过我在马上昂首大呼，俯视马蹄、仰射月支的时候吧？”
荀笑道：“那是呀（乃尔）。”曹丕说：“箭靶放在固定的地方，即使百发百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如果在平原上立马疾驰，脚下是丰美的草地，追逐野兽，射杀飞禽，箭不虚发，射中猎物又能洞穿它，这才算高妙。”
所在部队的参谋长（军祭酒）张京也在坐，回头看着荀拍手称好。
从上面这段记述里似乎看不出荀心事重重，反而觉得让他来军中慰问他也挺高兴。
不过，曲蠡这个地方还在许县附近，荀这时还没有到谯县，尚不知曹操把自己留下不让走，所以曹丕写他的职务时还说是“尚书令”。荀或许想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慰问活动，结束后即可返回许县。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曹丕故意这样写的。荀死后关于他的死因问题有种种猜测，曹丕在《典论》这篇谈论文艺和哲学问题的学术著作中专门把跟荀闲谈这样的事也写进来，多少有点刻意之嫌。曹丕也许想告诉大家，荀确实是生病死的，关于他死因的种种传闻都不可靠。
曹操很快率大军推进到长江边上的濡须口一带，此时荀因病留在了寿春，在这里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最终病逝于寿春，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三国志》说荀的死因主要是有病，心情郁闷也是原因之一（以忧薨），但《魏氏春秋》一书却认为他是自杀。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操这时赠给荀一些吃的东西，荀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荀感到这是曹操在暗示自己什么，于是喝毒药自杀了（太祖馈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
《别传》也暗示荀是自杀的，称荀临死前，曾把与自己有关的重要文件都烧了，因此他曾经提出过的许多奇策密谋都不为人所知（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
《献帝春秋》却另有新解，它认为荀之死与即将被暴光的伏皇后事件有关，通常认为这件事是一年多以后才被发现的，但《献帝春秋》认为曹操早就知情，并且荀也牵扯其中。
董承和董贵人被杀后，伏皇后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让伏完联络一些人除掉曹操。伏完找到了荀，荀看完后觉得事情很严重，他没有作任何表示，但也没有向曹操报告（完得书以示，恶之，久隐而不言）。
伏完联络的人里还有自己的妻弟99liｂ?
内容。不过里面也有些实质性的话，比如说允许魏公国像汉初诸侯王那样设置丞相以下的百官（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
献帝同时赐予曹操“九锡”的殊荣，根据历史记载，从周公开始，到王莽再到隋唐时期的李渊，大约有十来个人被授予过“九锡”，包括孙权、司马昭以及东晋的桓玄、南朝的李裕、隋唐时期的王世充等人。他们大都是在前朝受了“九锡”，转眼就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这让“九锡”的名声一落千丈，李渊、王世充之后再也没人尝试过了。
据《魏书》记载，曹操对魏公和“九锡”也进行了多次辞让，有一次曹操说：“接受‘九锡’，建立国家，这是周公这样的伟人才能承受的。汉初八个异姓王，都跟汉高祖在当老百姓的时候就共同起事，建立王业，功劳巨大..，我怎么有资格跟他们相比（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当然，这只是客气客气，费了那么大的劲，又是改区划，又是四处做工作，哪有不接受的道理？曹操再辞让，大家就搞了一个劝进，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魏书》里记录着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劝进者名单，他们是：中军师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以及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
这是一份难得的第一手史料，里面有几个人事迹已经所知不多了，如刘若、刘展、董蒙、王图、袁霸等，但在当年他们都担任要职，并能跻身于劝进者行列，想必也并非等闲之辈吧。
在大家的劝进下，曹操表示接受魏公和“九锡”，但“魏公国”的范围只能接受魏郡，不接受其他九郡（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荀攸等人再次劝进，言辞更加恳切，最后曹操才表示受命。《魏略》一书保存着曹操..拜谢受封的上书，虽然文字工整，文笔不错，但一看就是秘书们的代笔，读起来跟《让县自明本志令》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一年的七月，在邺县修建魏公国的社稷、宗庙。九月，在铜雀台的边上修筑了金虎台。十一月，根据汉初的制度，魏公国内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职，据《魏氏春秋》记载，魏公曹操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其副手（尚书仆射），毛、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他们大都从丞相府转任而来，都是实干型人才，初步搭建起魏公国的管理架构。
第二年即建安十九年（214年）正月，曹操按照旧时制度在魏公国耕种籍田。
所谓籍田，就是在春耕之前由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有祈求丰收之意。根据《通典》的记载，其具体的仪式是：当天一大早，以太牢之礼祭祀先农神，之后来到国都南面专门辟出来的千亩田地里，天子亲自执犁，来回耕作三次（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这一年的三月，献帝下诏明确魏公的地位在所有刘姓诸侯王之上，改授金质印玺、红色绶带，授予远游冠，献帝派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专程送来这些东西。
也是在这一年，“铜雀三台”中的最后一座竣工，取名“冰井台”。据晋人张载《魏都赋注》记载，这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三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上面修有众多的宫室，其中铜雀台一百一十间，金虎台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一百四十五间。
仅台基就有十丈高的铜雀台位于正中，两边的金虎台和冰井台分别高八丈，最独特的是冰井台，上面不仅有米窖和盐窖，还修了数口冰井，从台上垂直伸向地下，利用井内的低温储藏冰块和煤炭（石墨），即使在天气较热的时候，台上的人也能喝上冰镇的饮料，吃上冰镇的瓜果。
四、伏皇后事件
现在说说前面提到过的伏皇后事件。
除了《献帝春秋》一书外，一般都认为伏皇后事件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一月，这时献帝刘协的正妻、当今皇后伏寿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被发现。在这封信里伏皇后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曹操的极端不满，并请自己的父亲、时任屯骑校尉的伏完设法除掉曹操。
这封信无疑在政坛上激起了巨大波澜，十多年前的董承事件使献帝身边已经有一个贵人被杀，但与这件事相比，影响力差得很远。作为在位的皇后，伏寿的地位在理论上与天子同尊，她出了事将会引来更大震动。
伏寿今年三十五岁，比天子大一岁，她是豫州刺史部琅邪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人。东武县伏氏是汉代经学世家，名门望族，历代多有达官显宦。伏寿的父亲伏完是前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史书说他“深沉有大度”，世袭不其侯的爵位，后来娶了桓帝刘志的女儿阳安公主刘华为妻，成为桓帝的女婿。
据《后汉书》记载，伏寿进入皇宫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当时被封为贵人。对此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她这时还不到十一岁，而献帝更不到十岁，有点不靠谱。比较明确的是，到兴平二年（195年）她十六岁时，被立为皇后。
晋人王嘉所著《拾遗记》有一则记载，说在献帝东归过程中被李的军队追击，身边的人四处逃散，只有伏皇后等少数几个人。他们被逼到一条河边，献帝受到惊吓不敢过河，十六岁的伏皇后就背着十五岁的献帝趟水过河，到了河对岸，又碰到乱兵举刀乱砍，关键时刻伏皇后爬到献帝身上，并大喊：“这是万岁陛下！”献帝才免于一死。献帝脚受了伤，伏皇后把衣服撕了为他擦血、包扎伤口。
伏皇后与献帝也算是一对患难夫妻了，他们历经了兵乱、饥荒和逃亡，到了许县才慢慢稳定下来。伏完被拜为辅国将军，享受三公的待遇（仪比三司），但与董贵人的父?9９lｉｂ?亲董承相比，他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因而也避免了董承的下场。伏完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于是自己提出辞去军职，被改任为中散大夫，后来又改任屯骑校尉。
屯骑校尉是北军五营之一的指挥官，原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此时许县的防卫工作都由曹操派来的嫡系部队掌管，伏完的这个职务也只能是挂名。
伏皇后可能亲眼目睹了９９ｌiｂ.
儿分别名叫曹宪、曹节和曹华。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若按照男女出生比例大致相当的算法，他的女儿至少也有一二十个，但留下名字的只有这三个，其他知道名号的还有清河公主、金乡公主、安阳公主、高城公主等，其中清河公主是曹操的长女，嫁给了夏侯之子夏侯，安阳公主嫁给了荀之子荀恽，金乡公主嫁给了曹操的养子何晏。
据《三国志》记载，除了曹宪年龄较长外，曹节和曹华二人年龄还小，暂时留在家中（少者待年于国）。到第二年春天，献帝派太常卿王邑、宗正卿刘艾持节前往魏公国迎接其余二女入宫。
《献帝起居注》将这个过程记录得很详细：王邑、刘艾一行还包括五位副手（介者五人），以及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各二人，带着“束帛驷马”等聘礼前来魏公国迎接，在魏公宗庙前授给两位贵人印绶，随后两位贵人到邺县城内的延秋门拜别父亲曹操，并在此登车（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曹操派魏公国的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黄厩令以及丞相府的有关人员侍送贵人。当月，两位贵人到达许县附近的洧仓。
据《水经注》记载，许县城东有条河叫洧水，枣祗年许下屯田时在此筑有储粮基地，也就是洧仓城。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考证，许县东郊的洧水河畔建有朝廷的高级宾馆（祗阁），两位贵人入宫前暂时在此下塌。
献帝派人将他们迎接入宫中，相当于副丞相（御史大夫）的郗虑及以下全体高级官员（中二千石、将、大夫、议郎）在宫中集会，招待魏公国使者在殿中饮宴。
到伏皇后事件发生前，许县宫里刚刚有曹操三个女儿当贵人，所以伏皇后被废不由不让人产生联想，这是不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一定会被众人议论纷纷。
对于这些议论，曹操干脆用行动直接给予了还击，伏皇后被废的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他让献帝正式下诏策立曹节为新皇后。曹节，是曹操进宫的三个女儿中年龄排在中间的一个。
司马彪的《续汉书》曾说曹腾的父亲叫曹节，对此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曹操的这个女儿也叫曹节，曹操总不可能给女儿起个与她曾祖父相同的名字吧？
董承事件后，曹操对献帝的后宫一直不放心，三十多岁的献帝也不是个安分的主，如果再出一个董承那样的人，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现在不管怎么说，女儿成了皇后，曹操对天子的控制更进了一步，他再也不用担心后宫里有人搞阴谋诡计了。
五、登上王位
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女儿当上了皇后，还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曹操的魏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献帝下诏，进封曹操的爵位为魏王。《藏书网后汉书》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于拥汉派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献帝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竹使符与虎符作用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文物，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二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前面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应当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的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t>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的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的基础上，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铜雀三台”完工后，对邺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根据《水经注》《魏都赋》《邺中记》以及宋人编著的《邺都宫室志》等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城内宫室、官署的名称和具体位置：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 5206." >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以上那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的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六、高处不胜寒
曹操一连串的政治动作，让不少人对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表白产生了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尤其是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就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受制，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集体向曹操发难，于是接连发生了三次谋反事件。
第一次是谋反事件发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谋反事件的主角叫严才，关于他的情况后世所知甚少，整个事件仅记录在《三国志王修传》中。据记载，当时严才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担任郎中令的王修最先得到消息，他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把名字又改回郎中令，保卫宫室的安全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在平息这场叛乱中，王修立下了大功，同时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突显出来。谋反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当曹操看到有人出来与叛乱者搏斗时，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是谁，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
这场谋反事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严才等人想必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严才的具体背景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拥有“徒属”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应该担任某种官职。
又过了两年，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在许县发生了另一起谋反事件，这一次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
参加这次谋反的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关中人金以及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等人。
太医令隶属于少府卿，负责皇宫内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司局级干部，吉本本人情况不详。少府卿是太医令的顶头上司，九卿之一，正部长级，负责宫内事务，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耿纪原来在丞相府当过处长（丞相掾），得到曹操的赏识，提拔他担任了侍中、少府聊。
司直这个官名不常见，但却相当了得，这也是部长级（比二千石）高官，最初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辅佐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算是纪检工作，后来撤销，根据《后汉书孝献皇帝纪》记载，建安八年（208年）又重新设置，职责是督察、检举朝中的百官（督中都官）。
金父子职务不详，但他们不是普通平民，他们出身于京兆尹（今陕西西安一带）的金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跟袁绍一家有亲戚关系的金日等名臣。金与曹操的心腹近臣王必关系很好，王必此时担任丞相府的秘书长（丞相长史），但不在邺县供职，而是受曹操派遣领兵负责许县的守卫工作（典兵督许中事），是掌握许县局势的关键人物。
据《三辅决录注》介绍，这几个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也就是想乱中夺权。他们的具体计划是，利用金与王必的私人关系，想办法借机控制王必，或者把王必杀了，之后挟持天子占领许县，然后引当时坐镇荆州的关羽为后援，伺机成事。金先派人设法潜入王必的军营作内应，因为平时关系不错，王必并无防备。夜里，吉邈等纠集了门人、家僮共一千多人突然火烧王必的营门。金的人在里面作内应，事发突然，王必仓促应战，结果被射伤了肩膀。王必不知道是谁挑起的叛乱，带伤逃了出来，因为平时与金关系最好，竟然投奔到金处，可笑的是金不知道来的是王必，还以为是吉邈等人回来了，黑暗中对王必喊道：“王秘书长是不是死了？咱们的大事看来要成了（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
王必一听吓坏了，赶紧改投他处。据《三国志》记载，王必后来在负责颖川郡屯田工作的中郎将严匡的帮助下，将叛乱平息。
但是，王必伤势很重，十多天后不治身亡。
据《献帝春秋》记载，参与此次叛乱的耿纪、韦晃等人全部被抓，曹操下令将他们就地处死。行刑之前，耿纪喊着曹操的名字叫道：“曹操，只恨我做事不周，被这帮小子给耽误了（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韦晃一边跺bbr>脚一边抽自己的脸，表示心有不甘（顿首搏颊，以至於死）。
《山阳公载记》还说，曹操听到王必的死讯，“盛怒”。王必的地位不是很高，但却是曹操绝对的心腹，他很早就跟随曹操，类似于家臣的角色，当年通使长安的重任就交由他来完成。
曹操命令在许县的汉室百官全部到邺县来接受审查，让当晚参与救火的站在左边，没有救火的站在右边。大家还以为凡参加救火的人不会有罪，于是大?99ｌib.部分人都往左边挤。哪知曹操的思路刚好相反，他认为半夜没有跑出来参加救火是正常反应，跑出来的人恐怕都是想参加叛乱的，于是把站在左边的人都杀了（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后面这条记载很有名，也最能反映曹操的奸诈和残忍。但细想一下却不大可能，尽管在汉室名义下的百官此时已所剩余无几，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不能低估，曹操如此轻率地说杀就杀，实在不大可能。不过，借着审理这桩案件，深挖幕后指使，将案件扩大化以借机清除那些平时有不满情绪的人，倒是有可能。
这次谋反事件余波未定，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九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魏讽谋反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曹操的大本营邺县，钟繇、张绣、王粲、刘、繁钦、杨俊等曹操身边的人，要么因此事被免官、降级，要么有亲属受到牵连。
《三国志》中有十余处提到此次事件，但却没有集中记述该事件的全过程，综合张绣、钟繇、徐奕、董昭、王粲、陈群、刘、杨俊、王昶、文钦等人的传记以及《世语》《傅子》《魏书》《文章志》《博物记》等书的记载，可以看清这件事大致的来龙去脉。
魏讽字子京，是曹操老家豫州刺史部沛国人，很有口才，拿《世语》的话说就是有“惑众才”，在邺县很有名气（倾动邺都）。邺县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什么能人都有，能在社交场所频频亮相并获得追捧，必然是精英中的精英，魏讽就属于这样的人。
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也受其蒙弊，举荐了他。魏讽居然当上钟繇手下负责人事工作的处长（西曹掾），他利用职务便利，与邺县一批上层人士子弟拉上了关系，其中包括张绣的儿子张泉，王粲的两个儿子，刘的弟弟刘伟以及曹操的老乡、曹魏后期的风云人物但在这时还是一名小青年的文钦等人。
有人看出来魏讽有问题，王昶、傅巽、刘晔都对朋友或家人说过魏讽肯定会造反。刘也劝戒弟弟刘伟，说魏讽这个人不修德行，整天编织关系网，为人华而不实，喜欢沽名钓誉，必将扰乱社会，让刘伟小心些，不要再跟魏讽来往（吾观魏讽，不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但是刘伟听不进去。
要么说明魏讽魅力太大，蛊惑能力太强，要么说明这些高干子弟缺少人生历练，又喜欢出风头、交朋友，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谋反的动机，有的人事后虽然被追究甚至被杀，但多是因为与魏讽来往太密切招致的。
魏讽的主要支持者是长乐卫尉陈，他手里有兵权，卫尉负责宫室的守卫工作，长乐卫尉负责长乐宫的安全保卫。邺县没有长乐宫，长乐宫通常指太后的寝宫，然而无论汉室还是魏国，此时都没有太后或王太后，陈这个长乐卫尉不知所司何职，不过他手里应该掌握一定兵权，所以魏讽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
陈其他事迹不详，魏讽跟他约好准备起事，恰在这时曹操率大军西征刘备未归，曹丕留守邺县，正好是个机会。
但是，据《世语》说陈到举事时产生了恐惧，他将谋反的事向曹丕告发，曹丕当即立断实施抓捕行动，魏讽下狱后被诛，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一批人被捕，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高干子弟。
根据《三国志王粲传》的相关记载推断，曹丕不等曹操回来，已经先把魏讽诛杀，还杀了包括王粲两个儿子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大概有数十人之多。曹操听到魏讽事件的报告时还在汉中，这时王粲已经故去，据《王粲传》说曹操听到王粲两个儿子受诛连被杀，叹息道：“如果我在，不会让仲宣（王粲字仲宣）绝了后（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这一案件波及到不少人，魏国相国钟繇被免职，在家中反省（就家）。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曹操对钟繇的信任没有改变，不久之后钟繇还会出来担任要职，直接负责邺县安全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级。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曹操认为魏讽等人之所以敢生叛乱之心，是因为要害部门工作不力，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曹操发出了“哪里才能找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才来代替杨俊”的感叹。诸葛丰即诸葛亮的先祖，他曾在西汉初年担任过司隶校尉，工作十分出色。
此时负责魏国人事工作的是尚书桓阶，他向曹操推荐了徐奕。徐奕担任过首任雍州刺史，后来改任魏郡太守，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后来被提拔为尚书令，正是桓阶的顶头上司。
张绣死后被追封为定侯，由儿子张泉继承，食邑二千户，张泉被杀后这一封爵取消。多年前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张绣之手，有人认为曹丕这么利索地杀了张泉，收回封爵，是为大哥报仇。
刘受到弟弟刘伟的诛连也下了狱，本来要连坐处死，但是刘之前劝刘伟不要与魏讽来往，再加上刘的好朋友陈群竭力向曹操求情，曹操下令免刘死刑，并且恢复原来的职务。
文钦被关在监狱里，先挨了几百板子，吃尽了苦头，判绝下来仍然是死刑。曹操知道后，考虑到他的父亲文稷曾经立下战功，就饶了文钦一命。
文钦后来成长为一员猛将，曹魏后期担任过前将军、扬州刺史。他对曹魏感情很深，对司马氏专权十分不满，他与丘俭联兵讨伐司马师，兵败之后逃到吴国，被吴国封为镇北大将军。但由于他跟诸葛亮的侄子、当时在吴国掌握兵权的诸葛诞意见不合，为后者所杀，不过那是四十多年后的事了。
魏讽事件想必引起了曹操痛切的反思，这些年轻的高干子弟们居然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想想这真可怕。
一、豪门的蜜月
回过头来看看曹仁北撤以后荆州的情况。
大约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所表的荆州牧刘琦病逝，刘备趁机兼任了荆州牧（备领荆州牧），但荆州不完全掌握在刘备自己手中，刘备可以无视曹操，他还不能无视孙权。
为了换取孙权的支持，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已故的大将军袁绍。袁绍死后曹操并没有担任大将军，理论上车骑将军是目前最高的军职，但这也仅是理论上。
不过这也不是毫无意义，刘备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落个人情，他索性把这个人情做大，同时表孙权兼任徐州牧。
徐州是曹操的地盘，刘备除了送空头人情之外，还有点挑拨离间的嫌疑。刘备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孙权表达救命的谢意和不与之为敌的善意，在荆州立足未稳的刘备，太需要孙权的支持了。曹仁退走后，南郡被刘备和孙权共同占有，根据双方达成的默契，刘备在江南发展，将大本营设在江南的油江口，刘备改其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而周瑜占领着南郡的江北地区。
刘备现在最渴望的是孙权能让出南郡的江北部分，好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立足点。为此，刘备专程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来见孙权，当面请求，诸葛亮对刘备此行表示忧虑，劝他不要前去，以免遇到危险，但刘备执意前往。
周瑜对刘备这个人看得比较透，他当时还在南郡主持军务，于是向孙权上书说：“刘备是个枭雄，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熊虎之将，不会久居人下。我建议把刘备留在吴地，给他修宫室，让他整天吃喝玩乐，使他与关张二人分隔一方，我趁机发起挑战，大事可定（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
周瑜认为，如果割地给刘备，刘关张三人必然如“蛟龙得云雨”，一定不是池中之物。
据《三国志吕范传》记载，时任彭泽郡太守的吕范也建议孙权趁机扣留刘备，不要放他走（范密请留备）。
孙权何尝看不出刘备是什么人物，吕布、袁绍、曹操都玩不转的人他焉能小视？但孙权对刘备却强硬不起来，因为他此时的日子并不好过。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为解合肥之围正整顿人马以谯县、寿春、合肥等为基地发起东线攻势，孙权不得不全力以赴保东线，此时他既无力量增兵荆州，又不能与刘备闹翻。
不管刘备真正的实力如何，他的名气就是一张王牌，只要孙刘联盟在，曹操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在荆州一线就得保持足够的兵力，这样东线的压力可以减轻。
鲁肃也看到了这一点，据《汉晋春秋》说，鲁肃建议把南郡的江北部分让给刘备，理由是给曹操树个对手，给自己添个盟友，这才是上计（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让之上也）。
孙权同意鲁肃的建议，撤出南郡的江北地区，这就是“借荆州”的来历。其实，孙权让出的并非整个荆州七郡，只是半个南郡。
从战略上看这的确是高明的一招，孙刘联盟得以巩固。从孙权一方来说，由于受制于东线战事，目前占有整个荆州并徐图益州的时机并未成熟，与其荆州让曹操逐步蚕食，不如通过支持刘备给曹操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曹操进行制衡。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曹操听说孙权撤出南郡的消息时正在给人写信，这个消息让他吃惊不小，一紧张笔都掉到了地上（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刘备拥有了南郡，虽然也只是荆州的七分之一，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盘，他的动作很快，迅速以南郡为支点向荆州的江南四郡扩展势力，武陵郡太守金旋、长沙郡太守韩玄、桂阳郡太守赵范、零陵郡太守刘度都投降了刘备。刘备任命赵云为桂阳郡太守，任命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督办零陵、长沙、桂阳三郡的赋税，他自己把大本营仍然放在公安。
刘表过去有一个部将叫黄忠，字汉升，是南阳郡人，刘表任命他为准将（中郎将），与自己的侄子刘磐一起驻军于长沙郡境内，曹操南下荆州时黄忠投降了曹操，曹操提拔黄忠为副军长（裨将军），让他归长沙郡太守韩玄指挥。韩玄这时投降了刘备，黄忠也投身于刘备阵营。
黄忠如果继续在曹营发展，不知道还会不会成就日后的大名，不过看来有点玄，因为曹军中的一流猛将太多，像黄忠这样的资历和出身，熬出来的几率较小。黄忠在刘备手下进步却很快，他后来离开韩玄直接归刘备指挥，刘备入益州黄忠随行，他作战勇敢，冲锋陷阵，战绩卓著（忠常先登陷阵），逐渐成为刘备手下与关羽、张飞和赵云齐名的猛将。
到建安十五年（210年），荆州七郡的大体格局已定，在这七个郡里，曹操占有南阳郡，孙权占有江夏郡，刘备占有南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和武陵郡，他们三家瓜分了荆州，这种格?局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大约在此前后，孙权和刘备阵营先后各有一个人死去，他们的死反而促进了孙权联盟的巩固。
一个人是周瑜。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去世，时年三十六岁，一般认为他英年早逝与当初在江陵城外所中的那一箭有关。
周瑜是孙策的好朋友，孙策死后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让孙权把周瑜当成兄长来看，周瑜对孙权也很尊重。《三国志》记载，孙权当时名义上只是一个将军，大家跟他在一起礼节都还很简单，只有周瑜每次见孙权都毕恭毕敬，行臣子之礼（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但是，周瑜在对待孙刘联盟的态度上不如鲁肃积极，他一心防着刘备，直到临死前还向孙权建议由孙权的堂兄奋威将军孙瑜率军攻取益州，自己率军进攻襄阳，同时联合张鲁、马超共拒曹操。
然而，周瑜偏偏在这个时候英年早逝。对于孙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对于曹操来说却是少了一个劲敌，而对于刘备来说此事却是一个福音。
周瑜的死让孙权十分哀痛（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灵柩还吴时，孙权从京口（今江苏镇江）亲自到芜湖（今安徽芜湖）迎接，可见情谊之深。
周瑜病重期间上书孙权：“当今天下并不平静，所以我夙夜忧心。现在北有曹操这个敌人，刘备又近在公安，边境地区也不安定，应该选良将来镇抚（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的智慧和谋略足以胜任，请让他来接替我，那样我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江表传》也载有周瑜临死前写给孙权的信，大意相同，但言辞完全不一样，信中有“如今曹操在北方，战事未停，刘备寄居于公安，好像养虎，天下之事还未见分晓（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之句，周瑜认为鲁肃为人忠烈，临事能当即立断，所以推荐他来代替自己（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
这样，孙权就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周瑜去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偏将军，算是副军长，鲁肃此时担任的校尉一职比偏将军低，算是师长，就职务本身来说周瑜和鲁肃都不高。前面已经说过，这与他们在军中的资历有关，但就实际职权而言，他们的地位又很重，负责孙吴在荆州前沿地带的一切军政事务。
南郡让出后，鲁肃将指挥部搬到江陵下游的陆口（今湖北蒲圻西北），他在这里治理地方，发展军务，很有成效，所统率的人马由接手时的四千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多人。后来孙权把自己一方占领的长沙郡以及周边一部分地区新设了一个汉昌郡，任命鲁肃为汉昌郡太守、偏将军。
鲁肃最能认识到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与周瑜的鹰派观点不同，他是一个鸽派。在鲁肃主政期间，孙刘关系总体不错，为刘备不断拓展势力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周瑜去世之前，大约是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的夫人甘氏也去世了，孙权趁机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双方达成了一桩政治婚姻。
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十分简单，只有《汉晋春秋》《华阳国志》以及《三国志》的《二先主妃子传》《赵云传》《法正传》中略微提过几次。孙权的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无考，《汉晋春秋》说她叫孙仁献，这不太像女人的名字，也有叫她孙仁、孙尚香的，那都是后人的附会。
孙坚的这个女儿实在算不上淑女，简直是一个野蛮女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她很有才，但也很有男人气（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身边有一百多名侍卫婢女，个个执刀弄枪，刘备每次见了都心惊胆颤（刘备每入，内常觉凛然惊惧）。
不过在当时，这桩政治婚姻让孙刘联盟更加巩固。婚后刘备告别孙权，携新婚妻子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返回公安（今湖北公安），对刘备而言此行超额完成了既定任务，不仅借到了地盘，还有了意外收获。
据《江表传》记载，刘备临行前孙权在“飞云大船”上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同送别刘备，在船上举行宴会话别。张昭、鲁肃等人走后，孙权和新妹夫刘备进行了长谈，他们在谈话中还说到了周瑜，叹息于他的早逝。
但是刘备心里并不轻松，他知道此行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要不是曹操的军事行动给孙权施加了压力，无意中帮了他的忙，此行能否顺利回去都很难说。据《江表传》记载，后来庞统到了刘备那里，刘备知道他曾经在孙吴任职，就问他当初在孙吴做客，是不是有人打算扣留自己。当得知确有此事后，刘备不禁十分后怕，认为当初赴孙吴是一步险棋，不是万全之计。
据《山阳公载记》记载，刘备一离开京口，就对左右说：“孙权长得上身长下身短，这样的人不会居于人下，我不能再见他了（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他们昼夜兼行，恨不得马上回到公安。
不管怎么说，这一段时间是孙刘结好的蜜月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曹操，双方尽量搁置分歧，互相让步，让联盟不断巩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与曹操真正抗衡。
二、濡须口
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孙权正式把大本营从京口（今江苏镇江）移到秣陵，改名为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此后一段时间，孙吴的政治中心就放在了这里，孙权以后还将在这里称帝。
孙吴最早以吴县（苏州）为基地，后来迁到京口，现在又迁到建业，战略重心一步步靠前，目的是在长江一线与曹操展开争夺。孙权在长江边上的石头山（今清凉山）上筑城，号为石头城，以此扼守长江的咽喉。
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想法早就在规划中，为了保障建业上游的安全，一年前，孙权接受吕蒙等人的建议，在距建业上游数百里处的濡须口修筑了一处军事要塞，即著名的濡须坞。
曹操目前以合肥新城为进攻孙吴的基地，合肥新城与长江之间隔着巢湖，这是一片比现在面积还要广阔的水域，在巢湖与长江之间通有一条河，名叫濡须河，史称它发湖于巢湖，流入长江。
合肥新城有一条叫施水的河与巢湖相连，也就是说，战船由合肥新城出发，经过施水、巢湖、濡须水，可以很轻松地到达长江，成为曹魏的一条黄金水道，这也就是刘馥当年花大力气修筑合肥新城的原因，合肥新城的地理位置对曹魏来说太有利了。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孙权想在江北修建一处军事基地，他看中的地方是濡须水的入江口，即濡须口。据《吴录》记载，孙权想在此修建军用码头（坞），但是大部分将领认为在长江对岸修工势没有必要，孙吴擅长的是游击战，上岸杀敌，转身上船，有没有固定的码头无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
在孙权手下担任副军长（偏将军）的吕蒙认为修建这个军用码头十分重要，他说：“打仗有胜就有败，如果打了败仗，仓促之间都来不及上船（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于是孙权下决心修筑濡须坞，作为建业上游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濡须水流入长江的地方两边都是山，孙权依托它们夹水筑城，下了很大功夫，把濡须坞修筑得很坚固，同时储存大量军用物资，来抵御曹军的进攻（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濡须坞成了一把锁，牢牢地锁住曹军入江的门户，让曹军手中的黄金水道发挥不出作用。
孙权在江北修建的军事基地也成为在扬州的庐江郡、九江郡一带拓展势力的战略支撑点，有了这个基地，孙权就能随时寻找机会攻击曹魏。
所以吕蒙的见解是高明的，在江北设立军事基地，无形中把双方共有的长江天险变成了自己独家拥有，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主动。
赤壁之战后吕蒙在年轻将领中９9liｂ?进步得最快，尤其是鲁肃代替周瑜负责前线指挥以后，对吕蒙特别欣赏。据《三国志吕蒙传》介绍，鲁肃赶赴陆口上任时路过吕蒙的辖区，当时鲁肃对吕蒙还不完全了解，也不够重视（肃意尚轻蒙），但经过与吕蒙的一次谈话，鲁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二人在饮酒之间，吕蒙突然问鲁肃：“您接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采取什么战略以备不虞之需？”鲁肃没有多想，顺口说：“临时应变吧。”吕蒙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说：“现如今跟刘备虽然名为一家，但关羽实乃熊虎之人，哪能不预先制定好应对的策略？”
吕蒙于是向鲁肃提出了五项应急预案（因为肃画五策）。鲁肃听罢吃惊不小，再也不敢轻视吕蒙，他激动得越过坐席跳到吕蒙那边，拍着吕蒙的背说（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子明，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才略原来比你差得这么多（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
鲁肃于是跟吕蒙结为挚友，并拜见了吕蒙的母亲。
据《江表传》说，吕蒙开始并不喜欢读书，有一回孙权对他和另一个青年将领蒋钦说应该多读读书，这样有好处（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回答说军中事务繁忙，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于是耐心地给吕蒙上了一课，从自己的读书体会讲起，说明勤学的重要。这次谈话打动了吕蒙，改变了他对读书的看法，于是开始发愤向学，手不释卷，经过长期坚持和积累，学问居然超过了一些文人（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鲁肃跟吕蒙熟悉后，对他的进步感到不可思议，跟他开玩笑说：“现在你的学识这么好，既有武力又有谋略，再也不是吴下阿蒙了。”吕蒙回答：“一个人分别三天，就应该另眼相待（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
后来，鲁肃去世前向孙权推荐吕蒙接替自己，使吕蒙成为孙吴军队里继周瑜、鲁肃之后最重要的统帅。
孙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主动态势让曹操不能坐视不管，就在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次月，即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他亲率大军前来合肥，与孙权争夺长江天险。
这一仗规模不小，但打得时间不长，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只记载了几句话，在曹魏一方的其他各人传记里也基本上没提，具体有哪些人参加了这次会战不得而知。而在记录孙权一方的传记、史料中，对此战记载得很详细，这是因为此战曹军无功而返，虽然不像赤壁之战那样惨败，但也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失败。
据《江>..表传》说，曹操此行带来了四十万人马，很快打到了长江岸边，与孙权对峙（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四十万的数字显然有点夸张，或者是曹操又在故意虚张声势。孙权得到报告，不敢怠慢，立即率领七万人马应战，这个数字如果是真实的，那基本上就是孙权的全部家底了。
《江表传》的政治立场亲吴，说曹军四十万，自己一方七万，更能突出此次战果。孙权派折冲将军甘宁率三千人为前锋，并给甘宁下达秘密指令，让他一到前线就发起攻击，打曹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孙吴惯用的手段，人数既然不占优势，就得先发制人，先取得小胜，鼓舞士气，甘宁圆满完成了任务。
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甘宁挑选了一百多名勇士组成敢死队，孙权赐给大家米酒和饮食，吃完，甘宁用银碗盛酒，自己先喝了两碗，然后再斟满交给敢死队队长（都督）喝。这个队长可能有点紧张，伏在地上起不来了，甘宁火了，拔刀横在队长的膝上，大声呵斥他。队长见他神情严厉，赶紧接过酒喝了，后面的敢死队员每人也都喝了一银碗的酒。二更时分，甘宁率敢死队悄悄出发（衔枚出斫敌），杀往敌营。据《江表传》记载，他们拔掉曹营的鹿角，潜入营垒，杀了几十名曹兵。曹营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攻进来了，乱了好大一阵，等到慢慢平静下来，甘宁等人已顺利返回自己的大营。
这时孙权也到了，甘宁连夜拜见孙权。孙权高兴地说：“这下子一定吓着曹操这老家伙了吧，让他也看看我们甘宁的胆量（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孙权还对大家说：“孟德有张辽，我有兴霸（甘宁字兴霸），足以匹敌！”
据《吴历》记载，濡须口附近的长江中有一个叫中洲的沙洲，曹操看到可以利用，于是命人乘油船率兵趁夜渡到洲上。哪知此举被孙权侦察到，立即调集水军前来围攻，曹军不是孙吴水军的对手，仅被俘虏的就有三千人。
曹军两战皆负，孙吴士气大振，反而主动在曹营外发起挑战，曹操下令坚守不出。《吴历》说有一次孙权亲自来挑战，乘轻船从濡须口前往曹军营寨，曹军将领要发起攻击，曹操说：“这是孙权前来观阵，后面没准有阴谋。”于是下令军中整齐军容，严阵以待，弓弩不得妄发。孙权又向前行进了五六里才回去，在船上吹吹打打，故意气曹军（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
《魏略》记载了另一次孙权来挑战的情形，这一次孙权是乘大船来的，曹操倒不客气，下令射箭，弓弩乱发，箭射到船身上。射中得太多，把船身都压偏了，孙权下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船只恢复平衡后下令回去（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大概才是真实版的“草船借箭”。
对曹操来说，这一仗打得实在窝囊，整体实力虽然占优，但在场面上却处于劣势，以至于孙权频频挑战都不敢应。曹操手下有个“泰山帮”，由于不是嫡系，曹操经常派他们南下扬州参战。据《魏书》记载，“泰山帮”的主将之一、曹操任命的青州刺史孙观也参加了这次濡须口会战，他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左脚，但仍然坚持战斗。事后曹操对他进行了嘉奖和慰问，把他由偏将军升为振威将军，但孙观够倒霉的，本来只是被冷箭射中了一只脚，结果伤势越来越重，居然死在军中。
此战再次暴露出曹军不善水战的弱点，随着春季到来，江水渐涨，孙权的水军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出来，形势对曹军更加不利。
据《吴历》记载，曹操在江上看到孙吴舟船整齐，军伍整肃，感叹道：“生个儿子就应该像孙权这样，刘表的那几个儿子要比起来都如猪狗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这就是“生子当如孙仲谋”的由来。
孙权大概也洞悉了曹操的心理，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马上就要涨起来了，您应该赶紧撤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在这封信里孙权还另外夹了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接到孙权的信后，对将领们说：“孙权没有骗我（孙权不欺孤）。”曹操于是下令撤退。
这是一次劳而无功的战事，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曹军撤退后孙权趁机攻占了江北的许多地方。曹操担心沿江的各郡县被孙权占领，下令官民内迁，造成大面积恐慌，沿江的庐江郡、九江郡以及蕲春、广陵等地有十多万户渡江逃到孙吴，曹魏在合肥以南只剩下皖城了。
一般认为濡须坞故址在今天安徽省无为县境内， href='6042/im'>《资治通鉴》和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认为“无为”地名的由来与曹操有关，是说曹操多次用兵于此但始终无所作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也有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的话，据说说的也是同样的事。
三、刘备的机会
在孙权与曹操争锋于濡须口的时候，刘备早已离开了公安，他趁曹操、孙权相持不下之机，率兵进入益州。刘备此行竟然是应邀前往，邀请他的是益州刺史刘璋。
前面说过，在曹操南下荆州前后，刘璋曾先后派出三个战地观察团前往荆州考察形势，最后一个观察团的团长是张松。由于没有受到曹操的重视，张松对曹操很不满，加上曹操随后在赤壁打了败仗，张松回到益州后竭力劝说刘璋联络刘备。
曹操西征关中前曾派钟繇攻打汉中，不仅汉中的张鲁感到紧张，刘璋也深受震动。他意识到曹操迟早要拿下汉中，进而徐图益州，对此必须早作筹划。张松反复劝说刘璋邀请刘备来益州，增加益州的防卫力量，张松认为刘备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刘汉的宗室，也就是刘璋的本家，另一个是他是曹操的“深仇”，在抗曹这件事上刘备比谁都坚定。
张松说动了刘璋，刘璋问他派谁出使刘备，张松推荐了法正。
刘璋手下派系林立，有益州本土派，还有随刘璋入川的东州派，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帮派，法正属于一个叫“扶风派”的帮派。他们都是关中地区扶风（今陕西眉县）人，除了法正外，还有孟达、射坚、射援、上官胜等人，都是建安初年由关中逃难到益州的。
张松是蜀郡人，应该属于益州本土派，但他平时与法正、孟达等人关系不错，政治上倾向于扶风派，所以关键时候推荐了法正。这其实是他们商量好的，但为了不引起刘璋的疑心，法正还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之后受命出使刘备。
对于张松、法正、孟达等人主张引入刘备的建议，刘璋身边有不少人表示反对，刘璋属下的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黄权说“一国不容二君”，希望刘璋慎重考虑。对刘备有所了解的刘巴也认为，刘备不是能屈居于人下的，把他弄来必然是引狼入室（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纳也）。刘璋手下有个叫王累的做得更绝，据《华阳国志》记载，这位仁兄为了劝说刘璋，不惜自刎于州政府大门外，希望刘璋能够警醒，但刘璋不为所动。
这让人想起了多年前韩馥引袁绍入主冀州的那一幕，不是袁绍或刘备多有能耐，而是韩馥和刘璋太糊涂，再者就是跟前有一帮人太能忽悠。当初忽悠韩馥的是高干、郭图和辛评那伙人，现在忽悠刘璋的是张松、法正和孟达。
扶风派之所以卖力地替刘备公关造势，根本出发点还是为自己着想，他们既不是强龙也不是地头蛇，虽然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在益州一直受排斥。如法正当年在关中的时候就很有名气，但当他跟同乡孟达一块来到益州时，只谋到了一个新都县令的职务，后来无缘无故被调职，又一直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就是因为自己是外来户没有后台，因此长期不被重用（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扶风派想通过引入刘备改变益州的政治格局，至于将来由谁主政益州他们倒不在乎，如果刘备取代刘璋他们没准也欢迎。现在，有这帮兄弟在里面帮忙，刘备不想要益州都不可能了。
要说明的是，刘备占有益州后这个扶风派仍然存在，他们依旧大行其事，法正、孟达的权势一度盖过诸葛亮，并且后来又有一位祖籍扶风的重量级人物到来，使这个小集团更加了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超。
现在，受刘璋派遣，法正来到公安面见刘备，他一到就立刻暗中倒向刘备，他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才，应该乘刘璋懦弱之时有所作为。张松在益州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在内响应您（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得手之后您就拥有了益州的殷富，以及天府之国在地理上的险阻，以此成就大业易如反掌。”
刘备大喜，决定率军溯江而上，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藏书网211年）的事，大概在孙曹第一次濡须口战役之前。
当时，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荆州，自己率数万人进入益州。在随军队伍里还有庞统，此前他在孙权那里任职，现在投奔到刘备阵营，刘备开始并未重视他，后来得知他与诸葛亮齐名，就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结果大为高兴，任命他也担任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职务并列。此次率军到益州，诸葛亮和关羽守荆州，刘备就让庞统随行。
刘璋派法正率四千人前往接应，随后又亲率三万人马赶到涪县（今四川涪陵）迎接刘备，二人相见甚欢，刘璋大摆宴席招待刘备及其手下将士，“欢饮百余日”。
张松认为在涪县就可以解决掉刘璋，他让法正向刘备转达这项建议，庞统也认为现在正是机会，但刘备经过考虑后觉得时机并未成熟（此大事也，不可仓卒）。
刘璋表奏刘备代理大司马，同时兼任司隶校尉，考察刘备此前担任的最高职务，应该是曹操授意献帝任命的左将军，刘备后来担任了荆州牧，如今又被刘璋推举为大司马，地位更高，但这并非朝廷任命，并不合法。刘备也礼尚往来，表奏刘璋为镇西大将军，仍然担任益州牧。
刘璋想让刘备去打汉中的张鲁，为此他给刘备补充了人马，又把成都北面白水关的驻军划归刘备指挥，刘备所部人马达到了三万多人，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也很充足。刘璋回到成都，让刘备驻军葭萌关，此关位于如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这里与川北另一个著名关口剑门关仅几十里，刘璋想让刘备以此为基地展开对张鲁的攻击。
刘璋净想好事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别人也不傻，更何况这个“别人”是老江湖刘备。
刘备到了葭萌关，根本不考虑进攻张鲁的事，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率大军进抵濡须口，孙权向刘备这个新妹夫发出联合行动的请求（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刘备此时远隔千山万水，且压根没有援救孙权的打算，但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一下。
刘备派人告诉刘璋，说曹操攻吴，同时派乐进攻关羽，如果不及时援救，荆州将有失，藏书网这件事的紧急程度目前大于征张鲁（其忧有甚於鲁），因此请求刘璋再拨一万人马，以及后勤物资，让自己率军回援荆州。
刘璋又花钱又出人，目的是让刘备打张鲁，现在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刘备倒有趁机溜走的嫌疑，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便撕破脸，他只给刘备凑了四千人马，所要物资也都减半提供。
按说你没给别人办任何事，现在这些是人家白给的，已经很不错了，但刘备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据《魏书》说，刘备故意激怒手下的人说：“我替刘益州征讨强敌，历尽辛劳，不怕牺牲，但是他却吝惜钱财，有功不肯奖赏，还希望大家出死力作战，有这样的道理吗？”
张松、法正等人也抓住机会，作好了暗中与刘备配合的准备。张松的哥哥、广汉郡太守张肃知道了他们的密谋，害怕连累自己，于是向刘璋告发，刘璋下令把张松抓了起来，处斩。
刘璋同时命令川北各路驻军加强防范，不让刘备人马通过。刘备大怒，把白水关守军将领杨怀召来责斥一顿后杀了。刘备派黄忠、卓膺率兵进攻成都的刘璋，自己到白水关把驻军家属看起来作为人质。白水关的驻军很有战斗力，号为白水军，刘备手里握有白水军将士的家眷，不担心他们会叛乱，于是率白水军赶上黄忠、卓膺，占领了涪县。
刘璋派.刘、冷苞、张任、邓贤等人领兵与刘备相拒于涪县，这几路人马都打了败仗，刘璋退保绵竹。后来他又派李严统率绵竹各军与刘备对抗，哪知李严一上战场就率众投降了。
这时，东边的濡须口会战已经结束，荆州的威胁也降低了，刘备派人通知诸葛亮，留下关羽守荆州，让他与张飞、赵云等人带兵溯江西上，先后攻占了白帝城、江州、江阳等地，刘璋最后退保成都以北的雒城（今四川广汉雒城镇）。
刘璋之子刘循以及张任、刘拼死守卫雒城，刘备围了一年之久，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雒城才被攻破。此战刘备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军师中郎将庞统率众攻城，被流矢所中，不治身亡。
攻占雒城后，刘备进围成都。成都城池很坚固，雒城尚且守了一年，成都更不好打，但刘璋只守了几十天就开城投降了，原因是刘备那边来了个猛人。
这个人就是马超。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被曹操打败，后又被杨阜等人赶出了凉州，他只好跑到汉中的张鲁那里栖身，但张鲁对马超很有戒心。马超又跟张鲁手下的将领杨昂等合不来，心里很不痛快，听到刘备跟刘璋在益州交手，感觉是一个机会，就写信给刘备表示愿意转投他。
马超主动跳槽对刘备来说是意外之喜，他派人迎接马超，让他驻兵于成都城外。马超从张鲁那里跑出来时没带几个人，他新纳的妻子董氏、儿子马秋还在张鲁手里，他的爱将庞德也没有随行，总之来得很匆忙，或者说有点狼狈。
这一点刘备倒觉得无所谓，只要有马超的名气就够了。据《典略》说，刘备悄悄给马超增兵，就说是马超带过来的，让他们屯驻于成都城北，然后宣称马超带凉州兵前来助战。城内本来就信心不足，听说名将马超和勇猛异常的凉州军来了，斗志彻底瓦解，便开城投降了。
刘备攻克成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刘备宣布自任益州牧，下令把刘璋迁居于公安，让他bbr>?99lｉb.挂个振威将军的名义，实际上是软禁起来了，这个振威将军曾经是曹操以献帝名义授予刘璋的，倒是合法的。
从建安十六年（211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用了三年时间占领了整个益州。到了这时，天下三分的局面也就初步形成了。
四、兵出大散关
大约在刘备与刘璋相持于雒城前后，即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天，孙权突然发动了皖城战役，进攻曹操任命的庐江郡太bbr>守朱光。朱光在庐江郡广开稻田，眼看水稻将要收获，吕蒙建议孙权必须消灭他，否则待到水稻大丰收，他的势力必然倍增，孙权接纳建议。
皖城（今安徽潜山）城防坚固，孙权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堆积攻城的土山，准备攻城器具，才能拿下皖城。当时连续多天大雨，吕蒙认为大雨有助攻城，做土山有点来不及，且容易被水冲垮，应该举三军的锐气，从四个方向同时猛攻，不用太久必可将城攻破（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
孙权要想拿下皖城其实只有这一种办法，因为驻扎在合肥的张辽已率援军向这里开来，孙权必须速战速决。
孙权接受了吕蒙的建议。吕蒙推荐甘宁任攻城总指挥（升城督），甘宁手握绳索亲自攀城，吕蒙在后面支援，他亲自擂鼓助阵。攻城战从半夜时开始，到拂晓时分便将城攻破（侵晨进攻，食时破之），俘获庐江郡太守朱光、曹操派在庐江郡的联络员（参员）董和等以下男女数万人。曹操在合肥以南最大的据点被孙权攻占了，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郡太守。
张辽正率援军向这里赶来，但城破得太快了，他才到达夹石（今安徽桐城境内）就接到皖城被攻占的消息，于是撤回合肥。
皖城丢失后合肥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孙权步步紧逼，曹军陷入被动。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曹操决定再次用兵于东南，这一年的七月，他让曹植留守邺县，自己亲率大军前往合肥。
以往曹操出征都是曹丕留守邺县，此次曹丕随征，曹植留守，联想到此时曹操还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不由得不让人产生联想。此时曹植二十三岁，曹操临行前告诫他说：“我当年当顿丘县令时也是二十三岁，回想起那时的所作所作，至今无悔。你今年也二十三岁了，不可不常常自勉呀！”
这时距上次濡须口撤军仅仅几个月，有不少人认为应该休整一下再说。据《九州春秋》记载，参军傅干向曹操进谏说：“治理天下有两种途径，文治和武治（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明公用武已十平其九，现在没有?9９ｌｉｂ.遵从王命的只有吴与蜀，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应该采取德治。我认为现在应该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以此稳固内外之心，然后兴学校，教导百姓崇尚节义。以明公的神武，再修以文德，那么普天之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了。现在您举十万之兵于长江之滨，如果敌人凭借险要深藏兵力，就无法立刻取胜，那样只能挫伤自己的锐气，敌人也不会心服。总之，明公应该多想想虞舜休兵养息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但是曹操不听，不是他不想学虞舜，而是现在的形势有很大不同，他也想歇一歇，但形势逼人，敌人不允许他歇下来。
在行军的路上，魏国的尚书令荀攸不幸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荀攸是曹操的心腹智囊，曹操对他评价极高，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荀攸生病期间，曹操派曹丕前去探视，曹丕“独拜床下”，说明荀攸在曹氏父子心目中地位很重。
此次远征很快就结束了，曹操到达合肥后即下令撤军，时间是建安十九年（214年）十月。
又是一次无功而返，不过这一回情况不同，曹操接到情报，说刘备攻进了成都，曹操有点坐不住了。
刘备攻占益州的消息对曹操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中线已暂处守势，东线的战事劳而无功，如果刘备在益州坐大，将来由西线出击，曹操将面临同时打三场大仗的危险。
诸葛亮曾经替刘备分析过，如果单从某一点进攻势力强大的曹操则很难取胜，如果能两路配合，将令曹操首尾难顾（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益州的攻取朝着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迈出了一大步。
曹操何尝看不出其中的利害，益州让刘备得了先手，汉中不能再落入刘备手中，如果那样关中将无险可持了。
曹操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即刻发动汉中战役。
曹操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人守合肥，只给他们留下了七千人马。曹操又任命薛悌为各军联席参谋长（护军），临行前秘密把薛悌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函，薛悌看时发现函边写了四个字：“贼至乃发。”薛悌明白现在还不到看的时候。
曹操想抓紧时间到达汉中，所以他没有回到邺县，而是直接沿黄河西进，于十二月到达位于洛阳以北的黄河渡口孟津，次年三月到达长安。在此期间，继续有人反对用兵，黄门侍郎刘递上一份很长的上书，阐述继续用兵的危害。他说：
“自明公起兵已来，三十多年攻无不破，强敌无不顺服。如今孙权恃险于吴，刘备不服于蜀，但论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未必比袁绍更强大，孙权、刘备未臣服，不是我们的智慧、武力不如以前了（而二寇未捷，非弱于今而智武於昔也），而是形势有了新变化。
“周文王当年伐崇国，打了三十天都没打下（文王伐崇，三驾不下），之后勤修德政，崇国表示臣服。秦国还是诸侯的时候，征战无不取胜，但称帝之后，几个人登高一呼社稷就完了，这是用武力于外，对内不能体恤民众造成的（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
“我担心吴、蜀的力量虽然比不上六国，但当世也不乏陈胜、吴广那样的人才，这一点不得不考虑呀（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于今之计，不如据四方之险，选择要害处把守，这样明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专心考虑如何治国，广种农桑，推行节约，不出十年，定会国富民强。”
这番话要是孔融那样的人说出来，曹操一定会想想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刘一向忠于曹操，曹操也尊重刘，刘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不过这些想法曹操并不赞成，他认为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以教化征服敌人只能是纸上谈兵。
曹操公开答复刘说：“不仅君王应当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王，现在让我遵行周文王的仁德，恐怕并不符合实际（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曹操决定继续向汉中用兵。
关中与汉中之间是巍峨的秦岭，即使是现在这里也是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在那个年代秦岭宛如一道天堑，阻隔汉中与外界的沟通。在地势险峻的秦岭间，有三条南北方向的道路可供通行，自东向西分别是子午bbr>道、傥骆道、褒斜道，这三条道路距汉中的直线距离最近，但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易守难行，风险很大。
由于准备工作并不充分，为保险起见曹操放弃这三条传统道路，改由大散关绕行。
关中有四大门户，东面是函谷关，南面是武关，西面是大散关，北面是萧关。大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南面的大散岭上，这里号称“川陕咽喉”，是入川、入汉中的要道，《读史方舆纪要》说大散关“当山川之会，扼南北之要”，并说关北的势力如果不占领此处，就不能图谋蜀中，关南的势力如果不占领此处，就无法图谋关中（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
当年刘邦、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的就是明着修整秦岭中的子午道等栈道，暗地里却从陈仓的大散关出兵，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过当时他们进攻的方向与曹操刚好相反，曹操是从大散关杀入汉中，刘邦、韩信是从汉中经大散关杀往关中。
从大散关进入汉中虽然路绕得远了点，但却相对保险。建安二十年（215年）四月，曹操率军抵达大散关，在此他诗兴大发，写下了《秋胡行》二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负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沈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辞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诗中写道：清晨登上了大散关，关山路险，牛都累得僵卧不起，有些车辆坠落到山涧。坐在大圆石上，弹一曲五弦琴，但心情仍然烦乱。这时有三位仙人来了，问我有什么困苦，为什么艰难跋涉来到此间？我想住在昆仑之颠，我想成为得道之仙，我想访问名山大川，我想畅游八方，以石为枕，喝着清凉的山泉。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仙人就飞走了，从此我将继续与俗事相连，从此夜夜难眠，只能惆怅自怜。诗中写了大散关的险峻和道路难行，也写了自己渴望求仙得道的思想，幻想着遇到仙人，随仙人而去，最终却无法摆脱俗事的困扰，既悲凉又惆怅。
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曹操诗人的风采和他真实的内心，看到了此刻他的追求和渴望，他的孤独与苦闷，有些是永远无法诉说也无人能理解的，只能在这些诗文中窥视一二。
看来，已经六十一岁的曹操真觉得有点累了。
五、意外收获
汉中郡隶属于益州刺史部，其郡治在南郑县（今陕西南郑），曹军此次的进军路线是由陈仓故道向南，过大散关、阳平关，直驱南郑。曹操四月份到达大散关，但直到七月份才来到阳平关，除了路道崎岖难行之外，平息氐人的叛乱也是行动迟滞的原因之一。
氐人世居于秦陇、巴蜀一带，与羌族杂居，所以又有“氐羌”的称呼。氐人有自己的王，东汉末年主要聚居于武都郡，即汉中郡的西邻，属曹魏新置的雍州刺史部管辖。
就在曹操南下汉中的时候，氐王窦茂突然起兵反叛，他们聚集一万多人，峙险不服。曹军如果继续南下，氐王就如同顶在背后的一把刀，这不是个小事。
所以，在四月至七月的这一段时间，曹操主要解决氐人的问题，他派张郃、朱灵率所部在雍州刺史张既的配合下攻打氐王。窦茂退守河池（今甘肃徽县），曹操下令猛攻，五月份将河池攻破，曹操下令屠城。
窦茂的覆灭，对雍州刺史部其余仍在割据中的各路势力形成了威慑，也就在这时候，盘踞在西平、金城一带的、蒋石等人斩杀了韩遂，把首级送给了曹操。据《典略》记载，老牌军阀韩遂起兵共三十二年，死时已七十多岁。
据《魏略》记载，除了氐人之外，曹操还解决了占据于此的刘鸣雄部。这个刘鸣雄是关中地区的蓝田人，郭汜、李作乱关中时隐入山中，很多人跑来依附他，马超叛乱时也来拉拢他，但他没有参加。曹操入大散关路过此地，刘鸣雄前来拜见，曹操很高兴，对他说：“我刚进关，就梦到一个神人，该不会就是你吧？”于是拜他为将军，让他召集部众，随同大军行动。
刘鸣雄的手下却不愿意归降曹操，他们劫持刘鸣雄造反，很多人前来依附，人数有数千人之众，他们占据武关道口。曹操派夏侯渊前往讨伐，刘鸣雄等人逃入汉中。
解决了这些问题，曹操南下再无后顾之忧。在武都郡曹操召见了太守苏则，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让他带人担任大部队的向导（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
这时麦子已经成熟，张既、苏则等人组织民众就地收获小麦，加上从关中调来的粮食，军粮供应不成问题，这也是曹操从合肥撤军急着发兵汉中的原因，他要赶上小麦成熟的季节，以保证军粮供应。
但军粮运输的难度很大，为此曹操命令河东郡太守杜畿征调一支五千人的运输队负责前线运输。杜畿治理河东郡有方，受到过曹操的嘉奖，上次潼关会战杜畿在后勤保障方面已经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次五千人长途跋涉远离家乡，大家士气很高，都互相勉励：“人都有一死，宁死也不能辜负杜太守（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这支运输队竟然没有一个人逃亡。
除了杜畿外，曹操任命的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郑浑也参加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事后也受到曹操的表彰。
曹军继续行进，曹操命令张率五千步兵在前面开道，于七月份到达阳平关前。
阳藏书网平关位于今陕西省勉县境内，是汉中的西大门，它北面是秦岭，南临汉水和巴山，处于陈仓故道和金牛道的交汇处，这两条古道一条是关中南下汉中的必经之路，一条是汉中入川的必经之路，阳平关处于其结合部，可见地理位置之重要。
现在宝鸡到成都有一条宝成铁路，宝成铁路到陕南向右有一条支线，通往汉中、安康，这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就是阳平关火车站。
据《魏名臣奏》记载，还在武都郡的时候，曹操曾向当地人询问过阳平关一带的地形，有人告诉他阳平关地势一点都不险要，关前的南北两山相距很远，不容易守住。但到了阳平关，曹操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由得感叹道：“别人转述的，未必都是真实情况呀（他人商度，少如人意）。”
听说曹操亲率大军到达阳平关，张鲁自知不是对手，准备投降，但是遭到其弟张卫的反对。
张鲁于是派张卫以及杨昂等人率兵数万，在阳平关前横着筑石城十多里，拦住曹军的进攻。曹军大约有十万人，张鲁军大约三万人，但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人多并不是最有利的因素，由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军死伤惨重。
曹操感叹道：“打了三十年的仗，还没有这样受制于人的（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
曹操决定撤兵，但是奇迹发生了。据《魏名臣奏》记载，曹操下令夏侯、许褚所部退兵，但在他们撤退过程中夜里误入敌人兵营，敌人不知究竟，还以为曹军攻营得手，竟然四散败走。
当时侍中辛毗、刘晔等人随军行动，他们赶紧告诉夏侯、许褚，说已经占领了敌人的要塞。夏侯、许褚不相信，亲自察看，确认果然是真的，回来报告曹操。
《世语》也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说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突然不知从哪里窜出来数千只麋鹿，冲入张卫大营，张卫军营夜惊。恰在此时，曹操手下的高祚等离此不远，高祚吹响鼓角，召集其他友军。张卫大惧，以为这都是曹军预谋好的攻营战术，于是投降（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
阳平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攻下了，在南郑的张鲁见已无险可守，也想投降，但他手下的人事处长（功曹）阎圃劝他投降可以，但不要这么轻易就降。
阎圃认为：“现在就这么投降了，必然没有什么分量（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先投奔杜和朴胡，然后看情况再说，到那时再投降功劳也大些。”
张鲁于是带领一部分人南入巴中。巴中即巴郡，在汉中郡之南，属益州刺史部，大巴山地区多在其内，包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所辖的万县、达县、南充等地，杜和朴胡是当地部族首领。
临走前，有人建议搞一些破坏，把仓库等设施烧毁，不留给曹操。张鲁不同意，他说：“本来打算归顺朝廷，现在离开是暂避锋芒，没有恶意，仓库里的东西都归朝廷所有。”张鲁让人贴上封条，然后才走。
曹操到了南郑，果然对张鲁的做法很高兴，他得知张鲁有归降的本意，就派人到巴郡寻找张鲁，劝他投降。
这一年的九月，巴郡地区的部族首领朴胡、杜率部出降，曹操下令分巴郡为巴西郡和巴东郡，任命朴胡为巴东郡太守，杜为巴西郡太守，都封为列侯。
十一月，张鲁率家属从大巴山出来投降，曹操以天子的名义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封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阎圃等人为列侯。
据《典略》说，当初马超逃往益州，没有来得及带上妻子董氏以及儿子马秋。现在董氏和马秋都到了曹操手上，曹操把董氏赐给阎圃为妻，把马秋交给张鲁处理，张鲁很恨马超，亲手把马秋杀了。
张鲁亲手杀了马秋，还有向曹操表示忠心的意思，说明他与马超已成不共戴天的仇人，让曹操放心。
马超走得确实很匆忙，他把部将庞德也留在了张鲁处。张鲁失败后，庞德率部投降。曹操早就听说庞德作战勇猛，便拜他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食邑三百户。庞德从此忠心耿耿追随曹操，至死不渝。
汉中攻破，前面那个逃到汉中来的刘鸣雄走投无路，再次投降曹操，曹操看到刘鸣雄，一把拽住他的胡子说：“老家伙，这回又抓到你了（老贼，真得汝矣）！”>.9９ｌiｂ.曹操恢复了他的职务，把他迁到渤海郡。
建安十六年（211年）与马超一同在关中作乱的程银、侯选等人各率一千余家此时也逃在汉中。汉中攻破后，他们出来投降曹操，曹操既往不咎，仍然恢复了他藏书网们的职务。
曹操对张鲁等人封赏都很重，原因并不像阎圃说的那样，而是曹操考虑到张鲁祖孙三代在汉中统治时间很长，又有一套“五斗米教”相辅助，在汉中影响很大，只有尊崇张鲁，才能得到汉中的人心，巩固汉中的统治，为进图益州作长远规划。
此时益州已被刘备占有，就在张鲁南入巴郡的时候，黄权曾向刘备建议：“如果失去汉中，则巴郡不可保，等于失去了益州的一条臂膀。”刘备于是任命黄权为护军，督率就近的各军前往巴郡，迎接张鲁。可是晚了一步，张鲁投降了曹操。
黄权转而攻击曹操新任命的巴中太守朴胡、杜等人，曹操命张率部赶往巴中进行支援，刘备也派张飞支援黄权。张与张飞战于巴中，双方相持五十多天，张飞打败了张，张撤回南郑。刘备任命张飞为巴西郡太守，三巴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便归了刘备所有。所谓三巴，习惯指巴郡、巴东郡和巴西郡。
这时，担任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的司马懿向曹操建议：“刘备以骗术取得益州，蜀人未必肯服，此时他们与孙权为荆州的事相争于江陵，这是一个机会。如今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攻之，益州必然瓦解。圣人说过，做事不违背天命，但也不能失去时机呀。”
司马懿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刘备得益州后，孙权趁机索要借出去的南郡等地，孙刘联盟出现了裂痕，这倒是一个机会。
刘晔也建议，攻克汉中后益州震动，正是一举攻占益州的最好时机（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必然给今后留下难题。
但是曹操迟疑不决，汉中之得有很大偶然性，如果不是天佑曹魏，说不定此次也是无功而返。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汉中，既然目标已经实现就应该退兵了。
曹操没有接受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这就是“得陇望蜀”典故的由来。
据《傅子》说，曹操很快就后悔了，他意识到失去了一次进军益州的好机会。占领汉中不久，有从益州那边投降过来的人报告说，听到曹军攻占了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虽然刘备连杀了不少人，但都不能安定局面（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这时候曹操动了南下益州的念头，他问刘晔是否可行，刘晔回答：“时机已经错过，现在那里的局面必然初步安定，不能再进攻了（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傅子》的说法值得怀疑，战机虽然稍纵即逝，但进攻益州这样的大会战不是突袭，战机不会在几天之间就发生太大的逆转，即使前面曹操决定用兵，杀到成都耗时也得数月，怎么可能刚过几天就变化得这么快？
而从张和张飞在巴中地区交战的情况看，曹军如果即刻南下，在局面上未必占优，先不说汉中、巴中初定，人心不稳，单就战争准备、熟悉道路等方面，也不是仓促就能完成的。
曹操没有采纳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是明智的。
曹操任命夏侯渊为总指挥（都护将军），率领张、徐晃所部留守汉中，派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杜袭以驸马都尉负责处理汉中的政务。汉中郡之前已被刘焉改为汉宁郡，曹操下令恢复汉中郡，将汉中郡的安阳、西城等县分出来，设置西城郡，将锡县、上庸县等分出来，设置上庸郡，分别设置了太守、都尉。
六、单刀会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入成都，得到了益州。孙权听到消息，后悔不已，他知道被刘备忽悠了，后悔没有听周瑜、甘宁等人的建议先下手为强。
当初孙权也向刘备提出过联合攻打刘璋的建议，刘备回答说他与刘璋是同族，不忍心下手（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于左右，备独悚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孙权想单方面出军，越过刘备攻打益州，他派堂弟孙瑜率军进到夏口，刘备率兵阻挡。
刘备发狠说：“你们非要攻打益州，我就逃到深山里去，也不失信于天下（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
孙权真想让这个妹夫逃到深山里当野人去算了，但那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刘备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已布上重兵，他让关羽屯驻江陵，张飞屯驻秭归，诸葛亮屯驻南郡，刘备自己屯驻孱陵，你非要从这儿过，只有刀兵相见了。
不是刘备耍无赖，而是孙权太天真，大家虽bbr>?是同盟加亲戚，却不是真正的一家人，怎可能让你凭着几句话就顺利过境？
孙权想了想，没敢立即摊牌，毕竟与刘备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操在那里，互相残杀只能自取灭亡。
刘备夺取益州后，孙权再次向刘备提出荆州问题，但刘备仍然装糊涂。更可恼的是刘备说的话：“等得到了凉州，再将荆州归还（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孙权大怒，这不是耍我吗？孙权不管那一套，直接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官吏，单方面去接收地盘，被关羽全部赶了出来。
孙权急调吕蒙率兵两万来攻打三郡，吕蒙向三郡官民发布公告，长沙郡和桂阳郡望风归服，只有零陵郡太守郝普守城不降。
眼见丢了江南的两个郡，刘备也急了，亲自由成都赶到公安坐阵指挥，他派关羽率兵与吕蒙展开争夺。孙权也当仁不让，由建业前往陆口，孙刘大战眼看一触即发。
吕蒙这时还在攻打零陵郡，他知道南阳人邓玄跟郝普关系很好，就把邓玄找来，对他说：“郝普素来忠义，但是对现在的局势可能有点看不清楚。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所困，关羽在南郡，他们都没有余力救援这里。我考虑，不出几天城必被攻破，落个城破身死的下场有什么好处？先生可以去见郝普，向他陈述利害。”
邓玄于是入城见了郝普，转达了吕蒙的意思，?
郝普投降。
后来郝普知道刘备已到公安，而关羽就在离此不远的益阳，羞愧不已，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惭恨入地）。吕蒙留下孙河守零陵郡，自己率军赶赴益阳，支援在那里的鲁肃。
益阳成了双方对阵的焦点，关羽和鲁肃分别指挥两边的人马，大有随时动武的迹象。鲁肃一向是孙刘联盟的坚定拥护者，他知道一旦双方开战，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是曹操做梦都想看到的结果。
鲁肃还想做更多努力，他想面见关羽当面陈述利害。甘宁等诸将都认为太危险，劝他不要去（鲁肃欲与关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
鲁肃曰：“今日之事已到了关键时刻，刘备明显理亏，在是非未定之时，关羽也不敢轻举妄动吧！”
鲁肃邀请关羽见面，双方约定兵马都停在百步之外，只有鲁肃和关羽两人单刀上前相见。关羽是一流的猛将，但鲁肃也不是文弱书生，根据《吴书》记载，鲁肃生得“体貌魁奇，少有壮节”，精通“击剑骑射”，有一次敌人的骑兵追击他，他厉声喝斥敌人，把盾牌立在地上，远远地弯弓怒射，每一箭都把盾牌射穿，敌人被吓退。
据《三国志》记载，鲁肃一见面就斥责关羽：“当初是因为你们败军远来，无所依托，我们才把土地借给你们。现在你们已经得了益州，却没有奉还之意。我们只要求三个郡，又被赶了出来。”鲁肃还没说完，关羽身后有一人高声喊道：“土地这个东西，谁有德谁占有，何人能永远拥有（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鲁肃大声呵斥这个人，声色严厉。关羽操起刀，对身后说话的那个人道：“这是国家大事，不要随便议论（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然后瞪着这个人直到他离开。
《吴书》也详细记载了双方这次会谈。
关羽首先说：“乌林之役.９９lｉｂ.时刘将军亲临前线，寝不脱甲，戮力破曹，最后岂能只落得个徒劳，而无一块土地安身？足下是来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回答道：“不对吧，开始我与刘将军相会于长阪坡，刘将军的人马不过千把人（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走投无路，士气低落，还打算逃往远方（图欲远窜）。我们主上有感于刘将军无处安身，给了他土地和人民，让他度过难关。可刘将军隐藏自己的野心，违背道义和准则，破坏双方的联盟。如今刘将军既已得到益州，却还想全部占有荆州，这是普通百姓都不会做的不义之事，何况像刘将军这样的英雄呢？我听说祸患起于贪婪和背信弃义，关将军如今身负重任，难道不能辨别是非吗？反而要凭借弱旅与我们抗争，你们能不失败吗？”
鲁肃一番话，让羽无言以对。
..《三国志鲁肃传》说关羽与鲁肃当场达成和解协议，双方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归孙吴，湘水以西归刘备，一场危机以和平手段化解。
其实，双方和解的决定不可能在单刀会上做出，关羽和鲁肃都没有这么大的决策权。双方很快达成和解，原因是此时曹操已进军汉中，刘备吃不消，主动与孙权求和（会闻魏公操将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
刘备派谁出使孙权史书没有记载，孙权派来的回访使者是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
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诸葛瑾出使刘备，会面的地点应该是在成都。曹操进军汉中后，刘备已从公安回到成都，所以诸葛瑾还看到了他的弟弟，已离别了二十年的诸葛亮。
但是，他们只谈公务，不谈私事，私下也没有见面（退无私面）。诸葛瑾由于身份特殊，以后还多次出使蜀汉，但公私分明的做法一直保持着。
在诸葛瑾回访后，双方才达成正式协议，以湘水为界将荆州一分为二，湘水以东的长沙郡、江夏郡、桂阳郡归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归刘备。
根据这个协议，孙权收获很大，当初他让出的地盘仅是半个南郡而已，如今却拿回来差不多三个郡。
孙权如果要表达谢意的话，一定得感谢曹操，没有曹操帮忙，刘备又怎么肯心甘情愿地让出地盘呢？
七、逍遥津
孙刘联盟暂时得以维系，刘备把主力调往益州北部，专心对付曹操去了。孙权决定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干一把，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就在曹操刚刚攻入张鲁大本营南郑的前后，孙权集合十万人马进攻合肥。曹操上次离开合肥的时候，留下张辽、李典、乐进三员猛将，但给他们留下的人马并不多，只有七千人。
曹操也考虑到孙权将趁自己远征汉中之机向合肥发难，他已经想好了对策，但没有公开，而是写在一封密函里，交给留守部队的联席参谋长（护军）薛悌。
当互不隶属、军职也相当的几路人马共同担任某项防务时，为了便于各路人马之间的沟通、联络和协调，往往设护军一职，他们地位一般不是特别高，但直接向曹操本人汇报，直接接受曹操的指令，因而地位很重要。
曹操走后薛悌谨遵指示，没有打开过那个密函，直到孙权率十万人马向合肥杀来，薛悌想时候应该到了，赶紧当着张辽、乐进、李典诸将的面打开来看。大家还以为丞相留下了什么秘密武器，期望值挺高，谁知只看到上面写了几句话：“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大家有点失望，当前明显寡不敌众，宜采取守势，等待援军的到来，如果主动出击，能否取得胜利实在很怀疑。只有张辽认为丞相的指示是正确的，他说：“曹公远征在外，如果我们坐等待援，敌人必然会击破我们。所以曹公命令我们趁敌人没有集齐之时发起攻击，挫伤他们的锐气，以安定军心，然后才能守住。”..
乐进、李典等人还有些犹豫，张辽有些生气：“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如果还要怀疑，我张辽愿意单独一战！”
李典跟张辽平时有矛盾，此时慨然说道：“这是国家大事，我不能以私心而忘记公义，请让我跟随你前进！”
于是，张辽连夜招募敢死队，共选了八百人，杀牛飨食，让他们饱餐一顿。天亮后，张辽亲自披甲持戟，率领这八百勇士杀入敌营。
张辽一边杀，一边大呼自己的名字，他们连杀数十名敌人，其中还包括两员将领。他们冲锋的速度极快，转眼杀到孙权的指挥部（冲垒入至权麾下）。
孙权完全没有料到，他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办，跟前有一个9９ｌiｂ?土堆，可能是一处坟堆（高冢），孙权顾不了那么多，抱着一把长戟就上了土堆。张辽站在土堆下，高喊让孙权下来一战。孙权不敢动，这时孙权手下诸将杀了过来，将张辽围住。
张辽率身边数十人又往外面杀，刚杀出重围，听见后面有人求救，回头看是自己带来的人里有被孙吴士兵围住不能脱身的，张辽于是又往回杀，所向披靡，敌人没人敢挡。张辽顺利地将被围的士兵解救出来。
这一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张辽就用这八百人在孙权大营里连冲带杀，孙吴军队居然毫无办法，看着他们杀进杀出，孙吴士气大损。
孙吴军队又攻了十多天，被士气高昂的曹军挡在城下无法得手，孙权决定撤兵。
孙吴军队接到命令陆续撤退，孙权和吕蒙、甘宁、凌统、蒋钦、陈武、潘璋等将领留在后面督阵。合肥城外有条淝水，淝水上有一个渡口叫逍遥津，孙权等人正在逍遥津以北等待过河，被远眺敌情的张辽恰好发现。张辽率兵突然杀出，目标直指孙权。
这一击实在太突然了，孙权等人毫无防备，吕蒙和甘宁拼死保护孙权，凌统指挥身边的人架着孙权就走（甘宁与吕蒙等力战敌，凌统率亲近扶权出围），把孙权转移到安全地带。凌统返过来再与曹军交战，身边的人一个个战死，他也多处受伤，bbr>?估计孙权已经脱险，才撤离战场。
吕蒙、甘宁、蒋钦等人死战张辽以掩护孙权，甘宁勇猛异常，不停地引弓射敌，负责鼓吹的士兵大概也伤亡得差不多了，甘宁发现自己一方突然没了声响，还厉声询问，史书称其“壮气毅然”。
甘宁以前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派他跟随黄祖与.9９lib?t>孙权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他射杀了凌统的父亲凌操，从此结下了仇恨。凌统掩护孙权撤退后重新杀回，他跟甘宁默契配合，抵挡住了曹军的猛攻。
据《三国志潘璋传》记载，孙吴的将领陈武力战而死，宋谦、徐盛、甘宁等人负伤。
《献帝春秋》称张辽遇到一个紫色胡须的吴将，上身长、下身短，在马上很善射，张辽问孙吴的降卒这个人是谁，降卒回答是孙权，张辽懊悔不已，赶紧跟乐进急追。
据《江表传》记载，孙权骑马到了逍遥津渡口上的一座桥，这座桥年久失修，桥面已坏，有一丈多宽的地方没有桥板。此时只有他的侍卫长（亲近监）谷利在身边，谷利让孙权握住马鞍稳住身体，他在后面挥鞭以助马势，马使劲腾越，最后跳过了断桥。谷利立下大功，后来被封为都亭侯。
孙权侥幸逃过淝水，遇上部将贺齐率三千人前来接应，孙权才得以脱险。贺齐把孙权迎入大船，摆上酒宴为孙权压惊，席间贺齐落下眼泪，他对孙权说：“人主的安危是大事，今天我们几乎酿成大祸。群臣震怖，像没有天没有地了一样，我将把今天这件事作为终身之诫！”孙权也走下座席，过去替贺齐擦干眼泪（权自前收其泪）。
甘宁等人随后突围而回，其中凌统受伤最重，到淝水边时，桥已被曹军破坏，凌统穿着甲胄潜水渡河。到了孙权的大船上，孙权见了又惊又喜，把凌统留在自己的船上，亲自为他换了衣服，拿出珍藏的“卓氏良药”为凌统疗伤，凌统才得以不死。
逍遥津一役，曹军以七千余人打退孙吴十万人的进攻，两次陷孙权于危难，使孙权损兵折将，创造了战场神话。
经此战后，张辽名气更大，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逍遥津联系在了一起。
后人评论此战的胜利，一方面归功于张辽等人作战勇敢，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人节节退缩。另一方面，对于曹操的知人善任也给予高度评价。
曹操在留下的封函里仿佛已经预知了一年后发生的情况，对于如何用兵给出了清楚的指示，他知道张辽、乐进、李典等人互相不服气，平时都不买对方的帐，所以暂时把拒敌方案秘而不宣，他相信关键时候张辽等人能以大局为重，且互相激励，一定能出奇致胜。
之所以让张辽担任主攻，让李典守城，是因为曹操了解他们的性格，张辽作战勇猛，有狠劲；李典号称“军中长者”，是一员儒将，打起仗来比较冷静，适合守城。
今天的逍遥津旧址在安徽省合肥市老城区的逍遥津公园内，园内还有张辽墓。张辽祖籍并州刺史部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州），他跟关羽是同乡，关系很好。张辽于黄初三年（222年）病逝于江都，他死后要么就地葬于江都，要么葬于家乡，不大可能葬在合肥，这个张辽墓应该是后人为纪念他而修的衣冠冢。
八、孙权突然求和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二月，曹操从汉中回到邺县。五月，进封为魏王。十月，再次起兵远征孙权。十一月，大军到达谯县。
曹操的夫人卞氏以及儿子 66f9." >曹丕随征，曹丕的夫人甄氏因病留在邺县，曹丕十二岁的长子曹睿，以及女儿东乡公主也由祖母卞氏带着随征。
大军到达合肥后进行了短暂休整，曹操听张辽等人汇报了合肥之战的经过。据《三国志张辽传》记载，曹操还专门察看了张辽大败孙权的逍遥津，并在此叹息很久（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之后，曹操给张辽所部增加了人马，让他移屯于居巢（今安徽桐城南）。
次年正月，曹操也到达居巢，这里在濡须口的上游，距濡须口有一二百里，距皖县近在咫尺。
曹操的想法是先不急于攻打濡须口，先夺回江北的战略要地皖县，之后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彻底拔掉濡须口这颗钉子。
但不凑巧的是，这时军中又发生了瘟疫。据《bbr>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曹操任命的兖州刺史司马朗亲自到军中慰问得病的士卒，亲自问医送药（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结果自己不幸染病，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七岁。
司马朗是司马懿的大哥，“司马八达”之首。
这场瘟疫来势凶猛，其波及范围包括整个北方以及长江流域，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家家都饱尝失去亲人的悲痛，有的全家都病死，甚至整族灭绝。有人认为是鬼神在兴风作浪，但是罹患此难的，多是穿粗布衣服、吃草食的人家的孩子，而身居高庭大院、整天锦衣肉食之家，死的却比较少。这是自然阴阳二气失调而发生的瘟疫，哪里是什么鬼神？愚昧的人插起桃符来驱鬼，真的可笑。”
而据曹丕的《又与吴质书》记载，徐干、陈琳、应、刘桢都死于这场瘟疫，建安七子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粲也死于这次行军途中，据推测也与这场瘟疫有关。
建安七子几乎同时死去了五个，这场大瘟疫对文学事业造成了重创。
被重创的还有曹操的伐吴大业，因为有上次赤壁之战的教训，他深知军中流行疾病会对部队的战斗力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不敢掉以轻心，他还有了撤兵的想法。
这时候，孙权突然派都尉徐详来请降，正好给了曹操一个台阶，曹操决定回师。
在战事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孙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的确让很多人不解，但熟悉孙权的人都知道，他这样做自有盘算。
孙权突然发现，自己在濡须口一带拼命与曹军对抗，付出了极大代价，自己多次面临险境，但收获并不多，反而让盟友刘备占了便宜。
刘备夺取益州后对荆州并不放手，经过双方的斗争和妥协，勉强达成了划湘水而治的协议，但是坐镇荆州的关羽最近动作很多，对孙吴已经构成了事实上威胁。
孙权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傻。恰在此时，一向拥护孙刘联盟的鲁肃病故，接替他的吕蒙有着不一样的战略主张，他认为关羽对孙吴的威胁远远大于曹操。吕蒙一上任，就开始谋划与关羽争夺荆州，在这种大背景下，孙权急于同曹操修好。
曹操也急于从濡须口一线抽身，除了瘟疫外，远在成都的刘备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刚到手的汉中，他派张飞、马超攻占了武都郡的治所下辩（今甘肃成县）。武都郡影响着汉中侧翼的安全，马超在凉州一带素有影响，与羌人、氐人的部落首领关系密切，随时能翻起大浪来。
这让曹操根本没心思再在濡须口再打下去。
既然双方都不想打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梯子，好从台阶上下来。孙权知道这个梯子必须由他先递出去，否则曹操再想要也不会先开口，所以他主动派人请降。
刘备是出了名的务实派，但孙权比他还务实，孙权最善于调整自己的姿态，在关键时候往往能干出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来，现在采取如此柔软的身段对孙权而言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有人总结说，曹操擅长玩军事，刘备擅长玩政治，孙权擅长玩外交。
当然，孙权这次请降不必付出任何实质性代价，也就一句软话而已，就哄得曹操心情愉快地走了。
这已经是曹操第四次在合肥方向用兵无果了，看来《后出师表》说他“四越巢湖不成”是一次次算出来的，一点都没有虚报。因为刘备突然变得强大起来，曹操与孙权居然找到了战略利益上的共同点，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双方达成的休战协议，一直到曹操去世时仍然生效。
曹操留下夏侯、曹仁、张辽等各部共二十六个军屯扎在居巢，若按一个军一万人左右计算，在此区域驻扎的部队达二十多万人，这些部队由夏侯任总指挥。
这大概是曹操吸取了上次撤离时只留下七千人守合肥的教训，索性派人在这里长住不走了。此时，夏侯渊在汉中坐镇，夏侯坐镇于居巢，曹操对夏侯氏兄弟的重视超过了本家兄弟曹洪和曹仁。
孙权也选了一个总指挥全面负责濡须口的防务，这个人是平虏将军周泰，朱然、徐盛当助手。但周泰的资历跟朱然、徐盛差不多，且出身寒门，这二位并不怎么服他，周泰知 9053." >道这个情况，也有退缩之意。
孙权在濡须口基地设宴招待诸将，酒酣之际，孙权亲自来到周泰跟前，命令周泰把衣服解开，周泰遵命。这时大家看到周泰身上是累累伤痕，多达数十处，肌肤几乎没有多少完整的地方。
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逐一问他是在什么地方作战时留下的，周泰一一回答，告诉孙权分别是怎么受的伤。据《江表传》记载，这时孙权泪流满面地握住周泰的胳膊，叫着周泰的字说：“幼平，你为我们兄弟作战如熊虎般勇敢，不惜生命，身负数十处伤，肌肤像刀刻画的一样，我怎么能不以骨肉之恩待你，委以?9９ｌｉｂ.兵马重任呢（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你是吴国的功臣，我将与你同荣辱，共患难。幼平你赶快接受任命吧，不要以自己出身寒门而辞让了！”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孙权把自己平时穿戴的衣帽头巾等物赠给周泰，派人吹奏鼓乐送周泰出营。朱然、徐盛等人从此深服周泰。
一、曹家的精英
建安十六年（211年），献帝从曹操辞让的三县共三万户食邑中拿出一万五千户，分别转封给曹操的三个儿子，每人食邑五千户。这三个儿子分别是曹植、曹据和曹豹。其中曹植为平原侯，曹据为范阳侯，曹豹为饶阳侯。这是曹操的儿子们第一次受封爵位。
如果以年龄论，曹操在世的儿子中，二十五岁的曹丕最大，其次是曹彰，年龄介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之间，二十岁的曹植排第三。他们三个再加上曹熊，都是卞氏所生。
曹操的长子叫曹昂，是刘氏所生，随同曹操征张绣时战死于南阳郡。曹操最喜欢 7684." >的儿子曹冲，是环夫人所生，赤壁之战那年因病而死。
曹操共有二十五个儿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六个，其他十九个儿子分别是：刘氏所生的曹铄，环氏所生的曹据、曹宇，杜氏所生的曹林、曹衮，秦氏所生的曹、曹峻，尹氏所生的曹矩，王氏所生的曹干，孙氏所生的曹上、曹彪、曹勤，李氏所生的曹乘、曹整、曹京，周氏所生的曹均，刘氏（不是曹昂的母亲）所生的曹棘，宋氏所生的曹徽，赵氏所生的曹茂。
他们的年龄大都不详，但应该都不超过二十岁，除曹丕、曹彰、曹植外，年龄稍大的还有曹据、曹宇、曹林、曹几个，根据《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的说法，曹铄、曹上、曹勤、曹乘、曹京几个儿子早殇。
曹操很重视对儿子们的早期教育。《魏书》记载，曹丕八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博览经传典籍及诸子百家，而且体育方面也很突出，善于骑射，尤其喜欢..击剑运动（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
这一点在曹丕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曹丕在《典论·自叙》中写道，他五岁的时候，曹操就教他射箭，学习了一年就掌握了射箭的基本要领，六岁开始学骑术，八岁的时候就能自己骑马了，以后曹操征战，曹丕常常跟随（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
曹植、曹据、曹宇等兄弟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大体也是这样的，从中可以看出曹操对儿子们的教育不仅重学问，而且重体能和军事素质，希望他们日后都能成为文武全才。
到了许县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加上四方才学之士汇集而来，曹操有条件给儿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除了曹氏兄弟外，在一块儿学习的还有秦朗、何宴这两个曹操的养子，关于他们的事前面已经介绍过。夏侯渊、夏侯的儿子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学习和生活。这一代人里的夏侯是夏侯之子、曹操大女儿清河公主的丈夫。清河公主跟曹操的长子曹昂都是刘氏所生，清河公主年龄不详，很可能比曹丕、曹植都要大，所以夏侯应该是他们的姐夫。
夏侯渊有七个儿子，分别是夏侯衡、夏侯霸、夏侯称、夏侯威、夏侯荣、夏侯惠、夏侯和，他们与曹氏兄弟来往也比较多，夏侯渊还有一个侄子叫夏侯尚，跟曹丕尤其要好。
当时曹操与袁绍之间的竞争正趋激烈，袁绍的几个儿子个个都很突出，年纪轻轻已经能分别执掌一州大权，曹操想自己的儿子们无论如何不能输给袁绍之子。
三年前曹冲去世，这对曹操是一个重大打击。曹冲天资聪慧，曹操对他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偏爱，但是曹冲十三岁时就因病去世了，曹操难过至极。
曹冲死时曹丕二十二岁，曹植十七岁，但是曹操丝毫没有确定继承人的意思。
曹操最早的正妻是丁氏，但丁氏没有孩子，后来因为感情不合又被曹操休了。丁氏之后进入曹家的是刘氏，所生的儿子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按理这个继承人应该是曹昂，但他却战死于沙场。
刘氏还有一个儿子叫曹铄，未成年就死了，后来刘氏也死了。
现在，曹丕最有希望成为继承人，不仅因为他年龄最长，而且他的生母卞氏一直得宠于曹操，在丁氏被休、刘氏去世之后，她被正式确定为继室。曹丕也就成了嫡长子，具有继承曹操事业的优先条件。
但曹操一直没有明确曹丕的继承人地位。一种原因是，曹操觉得自己儿子众多，可以再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像曹冲那样出色的；另一种可能是，曹操不大喜欢曹丕。
据史书记载，杜夫人所生的儿子曹衮从小喜欢学习，十来岁就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特别知道用功的少年，一学习起来就忘了吃饭睡觉，跟前的人常怕把他累病了，得不断提醒、制止，但曹衮就是喜欢学习，谁都劝不住（性所乐，不能废也）。兄弟们在一起玩，他常常走神，因为脑子里还想着刚刚看过的典籍（每兄弟游娱，衮独覃思经典）。
不过，这个曹衮生性胆小怕事，史书说他的特点是“戒慎”，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感于他的良好品行，联名写了封表扬信（遂共表称陈衮美）。曹衮听了，害怕得不得了，把工作人员责备了半天。
这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但干不了大事。
其他如曹据、曹宇、曹彪等人，虽然年龄相差不太多，但关于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情况没有留下记载，想必较为平常。
曹操的两个养子都很出色，何晏不必说了，日后成为大哲学家，玄学的开创者之一。何晏从小是个美少年，又喜欢学问，甚至通晓一些兵法。曹操非常喜欢他，曾经想让他改姓曹，但何晏坚决不干。秦朗能力虽然比何宴差得多，但他也长得一表人才，让曹操很喜欢。
有人作过揣测，说曹操让何晏改姓是动了传位于他的念头。但这种可能性极小，从血缘关系上说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不可能把费了几十年劲开创的事业再交给前外戚，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朗也不可能。
但曹丕不敢乐观，因为他还有两个强劲的对手：曹彰和曹植。
前面介绍过，曹彰字子文，从小不好习文而尚武，擅长骑射，膂力过人。史书说他曾徒手与猛兽格斗，胆气很足，长大后常跟随曹操征伐，不避险阻。奇怪的是，他长着黄色的胡须。
但是他不喜欢读书，为此曹操曾批评过他，曹操认为乘马击剑只是“一夫之用”，想成就更大事业还应该多读书，慕圣人之道。曹彰嘴上答应，但回来后仍然不服气，他对左右的人说：“大丈夫就应该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率十万铁骑驰骋沙漠，驱逐戎狄，立功建业，怎么能去当什么书生？”
后来，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任命曹彰以北中郎将的身份代理骁骑将军，领兵镇压叛乱。出发前，曹操告诫曹彰说：“在家里你我是父子，领受任务咱们就是君臣，做什么事都要按王法来办，你要小心谨慎呀（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
但是曹彰压根不用父亲担心，他带兵进入涿郡境内，这时叛军有数千骑兵杀到，而自己一方人马并未聚集起来，曹彰身边只有步兵一千来人，骑兵只有数百名。面对危险，曹彰很冷静，他没有硬打硬杀，而是采取田豫的计策，固守要，敌人进攻无果后退去。
这时增援部队也陆续赶到，曹彰下令追击，他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面。他不断射箭，敌兵应声而落，激战半日，曹彰铠甲上也中了数箭，但他仍然意气风发，指挥人马一直追到桑乾县，这里距代郡只有二百来里的路程了。
这时，左右都认为长驱直入，人马劳顿，应该暂停攻击，休息一下再说。但曹彰认为，敌人逃得还不远，停下来就丧失了战机，于是上马，又追击一日一夜，终于追上了敌人，斩杀及俘虏敌兵数千。为了鼓励将士，曹彰下令按照平常标准的一倍赏赐将士，大家虽然很劳累，但都很高兴（彰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
此战，鲜卑部族首领轲比能受乌桓人邀请前来助战，但他没有立即参战，而是率数万人在一旁观察。当他看到曹彰如此生猛，于是向曹操请服，北方的局势重新得以安定。
曹操对曹彰的表现很满意，他捋着儿子的胡须说：“我家的黄须儿真不简单呀（黄须儿竟大奇也）！”曹操于是呼曹彰时就叫他“黄须儿”。
但是，作为曹氏霸业的继承人，曹彰还显得不足，那就是他有武略却没有文韬，他是一员猛将，当此天下未定之时，他也不乏有成长为卫青、霍去病那样一代名将的机会，但让他统领四方，驾驭全局，能力就差了不少。
相比较而言，曹植的素质要全面得多，对曹丕最有竞争力。
曹植字子建，小曹丕五岁。他从小就表现出文学方面的天赋，十多岁时，就能背诵诗论以及辞赋数十万言，擅长写文章。曹操看到他写的文章，觉得不太像出自这个年龄的孩子之笔，曾经问过他：“你这是请人代写的吧（汝倩人邪）？”
曹植跪下回答道：“我能出言为论，下笔成章，父亲可以当面考我，就知道不是请人代写的了。”
铜雀台刚落成的时候，曹操曾把所有已经开始读书、能写文章的孩子都叫到台上，现场搞了次写作比赛。曹植最先完稿，写得也最好，曹操大为惊奇（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史书记载，曹植性情随和，为人坦率，没有架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不讲究，每次遇到曹操提出问题，他反应很快，都能立即答对。曹操因此很喜欢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曹操喜欢曹冲，喜欢曹彰、曹植，曹昂死时他也极为悲痛，但是史书没有记载过曹操喜欢曹丕的事。甚至种种迹象表明，曹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曹丕都不是很满意，原因至今是一个谜，如果要作一些推测的话，可能与曹丕交往的人有关。
二、“太子四友”
现在有个说法，说一个人想成就大事，智商固然重要，但情商更重要。衡量情商高低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看社会交往能力怎 4e48." >么样，交的朋友多不多。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曹丕，他绝对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大哥曹昂死后，除了早逝的几个，曹丕后面还有近二十个兄弟。曹丕与他们关系处得如何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也不会太差，而与曹丕关系最密切的，是曹真、曹休以及夏侯氏兄弟。
曹真是曹操子侄辈，还有一说他本姓秦，他的父亲秦劭为支持曹操的事业而死。当时曹真年龄还小，曹操把他收为养子，让他跟曹丕一块儿生活和学习，二人因此结下了深厚友情。曹真后来成为虎豹骑的将领，曹丕继位后，任命他为上军大将军，手握重兵。
曹休是曹操的子侄辈，成大后也加入虎豹骑，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在曹操生前他凭借战功已经升任中领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军职。曹丕即位后，他被授予征东大将军，相当于兵团司令，指挥张辽等二十几个军对孙吴作战。
夏侯渊、夏侯的子侄辈中与曹丕关系不一般的也有好几个，主要是夏侯尚、夏侯威、夏侯等人。
夏侯家与曹丕关系最好的是夏侯尚。曹丕称帝后，曾任命夏侯尚为征南大将军，负责整个荆州方面的军务，他的正妻也是曹家的姑娘，但具体是谁已不得而知。夏侯尚升为征南大将军后，宠爱另外一个妾，曹家姑娘受到冷落，已经身为皇帝的曹丕派人绞杀了这个爱妾，这件事做得太损，但也说明在曹丕眼里夏侯尚从来都不是外人。
夏侯威是夏侯渊家的四子，他一身侠气，自>己不是文人但喜欢读书人，他发现了泰山郡人羊祜，觉得羊祜博学多才，善于谈论，于是做主将他二哥夏侯霸的一个女儿嫁给羊祜为妻，后来羊祜成为一代名将。夏侯威跟曹丕的关系很好，但他跟曹植的关系也好，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只做到了州刺史，四十九岁的时候去世。
夏侯是夏侯的儿子，也是曹丕的姐夫，史书记载曹丕与夏侯“亲善”。曹丕称帝后夏侯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安西将军，主持关中及以西地区军务，身负重任。但他才能有限，《魏略》说他“性无武略，而好治生”，蜀国大将魏延干脆评价他“怯而无谋”。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后，把这个姨父从长安调回来任了个闲职。
从上面这些记载来看，曹丕的人缘不错。此外，曹丕不仅跟曹氏、夏侯氏兄弟们关系好，身边还有不少心腹，“太子四友”就是其代表。
“太子四友”的说法出现于《晋书宣皇帝纪》即司马懿的传记里。说曹丕被立为太子前后，特别信赖倚重四个人，分别是司马懿、陈群、吴质和朱铄，号为“四友”。
司马懿前面已有较详细的介绍，他出于河内郡温县司马氏家族，他的父亲司马防是曹操在洛阳时代的老领导。司马懿一家也是英才辈出，他的大哥司马朗、三弟司马孚都在曹操手下任职。
按照《晋书》的说法，司马懿开始到曹操身边工作还有点不太情愿。但他绝对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有很深的城府和很强的上进心，他也绝对聪明，当时军权被曹氏、夏侯氏掌握，士家大族在政权格局里只能充当配角，司马懿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他觉得要想真正进入权力核心必须忍耐，作长远打算。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韬光养晦”，最早就是说司马懿的。
司马懿后来主动靠近曹丕，忠心耿耿地帮曹丕出谋划策，受到曹丕重视。陈群跟司马懿的出身差不多，他出身于颖川郡陈氏，也是一个大家族。陈群的身份有点特殊，他当过刘备的下属，刘备战败后作为俘虏被曹操发掘和任用。陈群担任过基层行藏书网政官员，也负责过人事、司法、监察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才干，以后著名的“九品官人法”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曹操生前，司马懿和陈群还不属于核心层成员，也没有兵权，但他们看准了曹丕日后必能成继大位，所以倾心攀附，深得曹丕的信任，为日后飞黄腾达铺好了路。
吴质的情况前面也介绍过，他追随曹操的时间较早，大概在曹操担任兖州牧时期就投身曹营，但地位一直不高，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出身并非像司马懿、陈群那样出于名门大>族，另一方面是他的脾气不好，人品又差，前途较为渺茫。
吴质比曹丕大了整整十岁，他是一个喜欢交结权势的人，经过努力他终于引起了曹丕的重视，成为曹丕的智囊。曹丕遇到难事不知道如何办时，经常找他出主意。
四人之中朱铄的情况目前所知最少，只知道他是曹操的老家沛国人，长得比较瘦，性子比较急，跟曹丕等人关系很好，曹操征袁谭占领南皮后，有名的“南皮之游”里就有吴质和朱铄。
《世语》里记载了一件事，可以说明曹丕、吴质、曹真以及朱铄等人交往之密切。那已经是曹丕称帝以后的事了，当时吴质在外地担任要职，一次回京城朝见曹丕，曹丕特别命令京内高级官员和将领们到吴质府上聚会，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吴质在曹丕心目中的分量。
酒宴之中，吴质想更尽兴一点，就让艺人上来表演节目。曹真、朱铄当时都在座。这二位一个生得肥胖，一个生得很瘦，吴质就让艺人们拿这个说事逗乐（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曹真见自己被戏弄，在酒桌上就跟吴质闹崩了，曹洪、王忠等上来劝说，曹真怒气未消，甚至拔出刀要杀人，吴质也恼了，手按着剑叫着曹真的字说：“曹子丹，你不过是案几上的肉罢了，我吞你不用喉，嚼你不动牙，你怎敢如此仗势骄横（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
眼看闹到这种地步，另一个当事人朱铄站出来打圆场说：“陛下让我们跟你一块儿喝酒高兴一下，你怎么这样做？”吴质一看这位劝的是偏架，更不干了，叱责朱铄说：“朱铄，你敢让我扫兴（朱铄，敢坏坐）？”
大家一看吴质这小子真急眼了，都回到座位上不吱声，朱铄性子急，被吴质无端喝斥一顿，气得拔剑砍地（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
这种描写在正史里恐怕很少看到，吴质、朱铄在后世的名气不是很大，但在当时，绝对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们与曹丕关系很密切。
曹丕和这些人交往的事曹操不可能不知道，曹丕跟曹家、夏侯家兄弟们怎么来往曹操都不会反对，但对于他结交司马懿、陈群这些人，曹操心有顾忌。
这得从曹操与士家大族之间的关系说起。东汉是士家大族进一步崛起的时代，朝政和各地政权都被若干家大族掌控。刘表之所以能在荆州立足，刘焉之所以能在益州站住脚，以及孙氏在江东之所以能快速打开局面，背后都有当地豪族们在撑腰。
某种程度上，刘表也罢，刘焉、孙权也罢，都是豪族势力的代言人。
曹操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他开创基业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与豪门士族的合作，这一点在他倚重荀上最能看得出来。与其说他欣赏荀的个人才能，不如说他更需要通过荀与以颖川郡荀氏、陈氏、钟氏等为代表的整个士族集团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曹操自身不是士族，他出身于宦官家庭，从自己算起富贵也不过才三代，以他为中心的核心利益集团成员，如曹洪、曹仁以及夏侯氏兄弟等人，也都不是士族，但他们现在掌握着最大的权力。
由此就出现了一对矛盾，过去常把它归纳为士族和庶族的矛盾，也就是老牌的大地主阶层与新的暴发户之间的矛盾，不管这样分有没有道理，但至少这种矛盾是存在的。
曹操依靠士族阶层，但又提防和抑制他们，比如占领冀州后就颁布了抑制士族豪强进一步兼并的法令。他与荀之间越来越深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某些政治理念的不同，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两种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晋书宣帝纪》里还记载了一件事，说的是“三马同槽”典故的由来。司马懿很有城府和韬略，他内忌外宽，猜忌多权变。曹操早就觉察到他有豪志，又听说他有“狼顾相”，想找机会验证一下。
所谓“狼顾相”，就是能像狼一样在身子不动的情况下头能环顾左右。据说狼怕被袭击，走路时经常回头看，人如果如同狼一样，也有这种行为，走路时不自觉地回头看，就说明他心存险恶。
一次，曹操让司马懿在前面走，突然命令他回头，这时司马懿在身体没有扭过来的情况下，脖子却能转到后面来（面正向后而身不动），这让曹操很是狐疑。曹操又>做过一个梦，梦见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吃食，也就是“三马同槽”，“槽”通“曹”。曹操认为“马”是司马氏，司马懿以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精于权术，心机很深，曹操“甚恶焉”。后来曹操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能做人臣的，今后必然会坏你的事（必预汝家事）。”
上面这件事不是民间故事，而是郑重地记载在《晋书》里。尽管司马懿和陈群的才干都很突出，但曹操生前并不很重用他们。曹丕与这样的人打得火热，能让曹操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他吗？
三、五官中郎将
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受封的曹操诸子中没有曹丕，到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除曹植、曹据和曹豹外，环氏所生的曹宇、秦氏所生的曹、杜氏所生的曹林也被封了侯爵，这几位可能是曹操儿子中年龄稍大的。
曹宇被封为都乡侯，曹林被封为饶阳侯，曹被封为西乡侯，都乡和西乡不是乡而是县，这几个都是县侯，其中都乡县（今河北平山）在常山郡，饶阳县（今河北饶阳）在涿郡，西乡县（今陕西西乡）在汉中郡。三个人受封的食邑不详，如果跟曹植他们一样，那也都应该是五千户。
至此曹丕已有六个兄弟被封侯，而他还没有。
这并不意味着曹丕失宠，因为在曹植被封为平原侯的同时，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很显重的职位，但由于曹丕的特殊身份以及专门为曹丕做出的两项规定，让这项人事安排显得很不一般。
五官中郎将隶属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卿，品秩是“比二千石”，即较真正的二千石要低，东汉品秩达到二千石是一个重要台阶，说明已经进入到高级官员行列，是“省部级”干部，“比二千石”可以视为“副部级”。
汉代的中郎将比较多，带兵的中郎将一般来说比偏将、裨将还低，但比都尉高，相当于准将。但中郎将也并非都带兵，五官中郎将就是不带兵的中郎将，他带的是郎官。
汉代的郎官是指宫内的低层级办事人员，通常担任天子的护卫陪从、在宫内官署值藏书网班等任务，宫里的郎官大都归光禄勋卿管理，分为五官郎、左中郎、右中郎，也称为“三署郎”。东汉规定五十岁以上的郎官属五官中郎将管理，五官中郎将下还有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等，品秩从三百石到六百石不等。
所以，一般情况下五官中郎将就是光禄勋卿属下的老干部管理处处长，管理一大群年龄五十岁以上的办事员。
二十五岁的曹丕担任这个通常由老同志担任的职务只是个名义而已，他不用到许县朝廷上班，下面也没有五六十岁甚至年龄更高的老干部们让他管，他干的活与这项职务原来的职责完全不挨边。
曹丕担任的这个职务权力很重，天子在他的任命诏书上做了两项特别说明：允许他组建办事机构，同时明确他是副丞相（置官属，为丞相副）。汉代允许官级官员组建办事机构叫“开府”，这个府一般称为“幕府”，一旦有资格开府，就能自行聘用属吏，但这项特权通常只有三公、大将军这样的高级官员才享有，其他人也要享受这个特遇，就叫“开府仪同三司”。到汉末，开府的条件逐渐放宽，李、郭汜、樊稠等人身为各种名号的将军，也有开府的特权。
但是，五官中郎将这种副部级官员也开府，曹丕肯定开了先河，尤其把五官中郎将定位为副丞相，更是前无古人。
之前介绍过，丞相的设置与东汉实行的三公制完全不同，它借用的是西汉初年曾短暂实行过的政治体制，当时也有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与东汉司空、司徒、太尉互相平等不同，设丞相的三公制以丞相为首，丞相容易坐大，对皇权形成威胁，所以后来不再设丞相了。
与丞相同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一度被认为是副丞相，协助丞相处理有关事务，权限很大。把五官中郎将作为副丞相完全没有先例可循，而且双方品秩上的差距巨大，但这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担任五官中郎将的是曹丕。
此举似乎可以解读为曹操在确立继承人方面的一种暗示，但曹丕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紧接着曹操又颁布了另一项命令让他不安起来。
曹操在让曹丕设置自己官署的同时，也允许其他被封侯的儿子都设置官署，为此他还颁布了《高选诸子掾属令》，这项命令如今只保存有两句：“遂以邢平原侯家丞。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曹操选邢为曹植的家丞，仅从这两句也能看出来，曹操对给儿子们选属吏十分重视，要求的标准很严。
设置官署就是“开府”，以前五官中郎将没有这个特权，诸侯也没有，曹操让几个儿子都“开府”，不是想替儿子揽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锻炼他们的才干，同时对他们进行考察。
这样，曹操有六七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各自设置了自己的官署，曹丕设置的官署称为五官中郎将府，曹植等人设置的官署称为某某侯府，曹操为他们选配的官吏都是精兵强将。
先后在五官中郎将府任职的有凉茂、邴原、苏林、徐干、卢毓、刘、郭淮等，先后在平原侯府任职的有刚才提到的邢以及刘桢、应、丘俭、司马孚等。
邴原是知名的大儒，徐干、应、刘桢同为建安七子之一，卢毓是大学者卢植的儿子，凉茂、苏林、刘都知名于当世，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八达”之一，郭淮和丘俭日后都成为曹魏的著名将领，郭淮长期在西部地区执掌兵权，丘俭在淮南手握重兵。
邴原早年曾逃难到辽东郡，他在那里讲学，名重一时。回到内地后被曹操聘为司空府处长（司空掾），后转入丞相府任职。曹操很敬重邴原，认为他学问好、人品也好。曹冲去世后曹操曾向邴原提出两家刚刚逝去的一对儿女合葬，算是冥婚，但遭到邴原的拒绝，曹操非但不生气，反而对邴原这种不慕权势的品行更加称赞。
曹操每次征伐，常把邴原和张范留下，让他们辅佐曹丕，同时叮嘱曹丕多向他们二人请教。《三国志邴原传》记载了一件事，说曹丕某次留守期间宴客，在酒席桌前提出了一道难题：当君王和父亲都生命垂危之时，只有一丸药可以救命，是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君父各有笃疾，为药一丸，当救君邪？父邪）？
很多人为了讨好曹丕，都说应该救君王。邴原沉默不语，在曹丕追问下邴原说应该救父亲，曹丕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
邴原在五官中郎将府担任的职务是秘书长（长史），这个职务的前任是凉茂。凉茂很有实干才能，当过几个地方的太守，很有政绩，他被选为曹丕的秘书长（长史）。不久，曹操开始组建魏国的领导机构，选中凉茂给荀攸当助手，担任尚书台的副长官（尚书仆射）。这段经历让曹丕对凉茂有了深入了解，曹丕正式成为太子后，凉茂担任了太子太傅，受到曹丕的礼遇。
曹操北征乌桓时路过名将卢植的家乡涿郡，出于对前辈的敬重，他让地方官员寻访卢植的后人，找到了卢植的儿子卢毓，给他安排了工作。曹丕设立五官中郎将府，选卢毓为治安处处长（门下贼曹）。
传统的贼曹执掌“水火、盗贼、词讼、罪法”，也就是管公安、司法、消防这些工作，在五官中郎将府设置这样的部门，说明五官中郎将府职权范围很宽。不过，丞相府也有贼曹，他们之间如何区分职权范围，不太清楚。
据《三国志卢毓传》记载，曹操虽然兼任冀州牧，但日常工作一般由崔琰主持。崔琰曾判决过一个案子，当时天下草创，军队中经常发生士兵逃亡的事，因此对逃亡士兵惩罚也很重，妻子儿女都要受到诛连。有个逃亡士兵的妻子白氏，刚嫁到丈夫家没几天，还没有来得及跟丈夫见上面，就被执法部门判处死刑并弃市。
卢毓对这个判决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说：“女子只有在跟丈夫接触后才能产生感情和恩爱，成为妻子后感情才会亲密。所以 href='2283/im'>《诗经》说‘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还有《礼记》也说‘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现在白氏还没有跟丈夫见过面，执法部门就要判她死刑，如果这样，要是他们正式完婚的话，不知道还会怎么判？《礼记》上有‘附从轻’的话，就是说对可轻可重的判决，还是按从轻处罚。《尚书》也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话，就是怕判决容易太重。如果白氏已经接受丈夫家的聘礼，进了丈夫家的门，判上几年徒刑就可以了，杀了她实在也太重了。”
争论上报到曹操那里，曹操认为卢毓的意见很正确。以后卢毓在曹魏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当过曹魏的司法部部长（廷尉）。
担任过门下贼曹的还有郭淮，他后来到丞相府任职，升得很快，随同曹操征汉中，被曹操留在了那里，从此在西部带兵。
应、丘俭、司马孚在曹植那里担任的是“文学”一职，不是专职搞文艺创作，而是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统称，曹丕的五官中郎将府也设有这样的机构。刘桢的职务比较特别，叫“庶子”，就是总管，大概与长史差不多。
从上面这份不完整的名单看，曹操不仅让儿子们组建办事机构，承担具体工作，而且在选任属吏方面很慎重，所选都是有真才实藏书网学之士，同时人品必须清廉正直，不阿谀奉承，真正做到了“高选”。
曹睿日后当了皇帝，在回忆爷爷曹操为叔父们设官署、选才任能之事说：“自太祖受命创业以来，他深刻地感受到治乱之源，明察存亡之机，所以初封诸侯时，训诫大家要恭敬、谨慎，并安排天下正直之士辅佐他们，常常拿马援的遗诫提醒大家，严格限制诸侯与宾客们的交往，如果犯了错误与一般人同样处罚。这难道是不重骨肉之情吗？只是不想让子弟们犯过失呀。”
另一方面，这些新设机构也吸引了邺县的各路人才，据《三国志邴原传》记载，五官中郎将府、平原侯府等设立后，许多人都心中向往，一时间曹丕兄弟们府第前宾客如云（天下向慕，宾客如云）。
四、兄弟争宠
一下子新增了那么多机构，但人才总是有限的，况且那段时间魏国正在初创之中，也需要大量人才，曹操一再发布“求才令”，仍然满足不了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那种各方面都比较突出的优秀人才，更是大家争抢的对象。
对于人才来说，这一段真是黄金时期，求才若渴的领导，到处挖人的说客，足可以让自己待价而沽，当然前提是必须有真才实学。
对人才的明争暗抢主要发生在五官中郎将府和平原侯府之间，也就是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尤其对有一定影响力的那些人，曹丕和曹植都“争与交好”，都想把他们拉到自己身边来。
在人才争夺战中，二人互有胜负。据《晋书》记载，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本来被先派到平原侯府担任文化处处长（文学掾）。司马孚觉得曹植年轻气盛、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负才陵物），多次向他提出劝谏，但曹植不听，司马孚一气之下转到曹丕那里。
这个记载是事实，但过程是有问题的，关于曹植“负才陵物”的记载似乎只有这一处，在其它史料中，曹植倒是一个为人通脱、不拘小节的人，应该没有这么差劲。况且因为对领导不满意就想换单位，放到现在可能不是件太大的事，而在那时是绝对很难办到的，背后必须有强有力的支持才能成功。《晋书》之所以这么说，只是给司马孚的跳槽行为找个借口而已。
事实上，司马孚不安心在平原侯府工作，应该与曹丕方面挖墙角有关。司马孚的二哥司马懿虽然没有进入五官中郎将府任职，但他此时已经是曹丕绝对的心腹，司马孚的行为说不定就有司马懿的影响。
同样情况的还有应，开始在平原侯府供职，后来转到五官中郎将府。
但曹丕也不是想要谁就是谁，他也有不如意的时候。据《魏略》记载，曹丕当时到处挖人（时五官中郎将博延英儒），听说书法家邯郸淳很有名气，想把他延揽到自己门下，但曹植也想得到邯郸淳，最后由曹操出面协调，让邯郸淳到曹植那里工作。
据《三国志荀传》记载，荀生前曹丕对他十分恭敬（曲礼事），但荀的儿子荀恽却看不上曹丕，反而与曹植关系很好，惹得曹丕很不高兴。
荀恽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这些人要么真的不喜欢曹丕而喜欢曹植，要么对他们兄弟二人无所谓喜欢与不喜欢，只不过更看好曹植的前途，于是站在曹植一边，算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这一部分这人里最典型的是丁仪、丁和杨修。
丁仪和丁是兄弟俩，他们出身于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的丁氏家族，不仅跟曹操是地道的老乡，而且两家还素有渊源。曹操的母亲姓丁，第一任妻子也姓丁，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丁氏家族出过丁宫、丁冲这些人，丁冲就是丁仪和丁的父亲。
据《魏略》记载，曹操跟丁冲年轻时就很要好，后来丁冲在朝廷任职，献帝东迁过程中丁冲一路相随，回到洛阳后丁冲给曹操写信，让他前来迎驾，是迎接献帝迁都许县的功臣之一（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
后来曹操任命丁冲为司隶校尉，９９lib?丁冲有个爱好，特别喜欢喝酒，一见美酒就控制不住，结果酒醉烂肠而死。丁冲死后，曹操念及旧情，对丁仪、丁很照顾，他听说丁仪很有才干，但是没有见过，不知道丁仪长得怎么样，他想把大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丁仪，就此征求曹丕的意见。
曹丕却不喜欢丁仪，也许丁仪此时跟曹植已经走得太近，也许有其他原因，总之曹丕不想促成这件事，就对曹操说：“女人很在意男人的相貌，丁仪眼睛不好，我怕姐姐不会喜欢他，不如选伏波将军之子夏侯（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
曹操听了曹丕的意见，把清河公主嫁给了夏侯。后来，丁仪到曹操身边当处长（寻辟仪为掾），曹操与他交谈后对他的才能很欣赏，说：“丁处长是个人才，即使双目失明也应该把女儿嫁给他，更何况只是一只眼睛有问题，都是我儿子误了事（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
丁仪没能当上驸马，因此对曹丕很有意见，更加跟曹植亲近。
丁仪的弟弟丁也有才学，也得到曹操的欣赏，他们兄弟俩成为能在曹操面前说上话的人，他们一有机会就夸赞曹植，成为曹植的铁杆粉丝。
杨修的情况不尽相同，曹丕没有得罪过他，反而想法跟他结交，但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曹植一边。
杨修字德祖，是前太尉杨彪的儿子，出身于名门世家，他很有才干，在丞相府任职，处理各类事务得体周到，曹操十分满意（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当时杨修也算小有名气的才子，自曹丕以下都争着与他交好，包括一向什么都看不惯的孔融和一向恃才傲物的祢衡，都给杨修面子。
在曹丕和曹植之间，杨修毫不掩饰地喜欢曹植，曹植也相当尊崇杨修。在曹植现存的文集中有一封写给杨修的长信，是研究曹植文学思想的重要史料之一。这封信的一开头就说：“几天不见，对先生思念成疾，想必先生也是如此吧（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而杨修回信说：“与君交往才数日，就好像已经有多年了，难 9053." >道仅仅出于您对我的厚爱和照顾，使我对您产生敬仰之情吗（不侍数日，若弥年载，岂独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
写信的人肉麻，回信的人更肉麻，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确实亲密无间。
曹操欣赏丁仪、丁和杨修，说明他们真有才干，不是光会忽悠人。有他们的帮忙，曹植势头慢慢盖过了曹丕，曹丕对此很忧心。
《世语》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曹丕想找吴质商议对策。吴质与曹丕走得太近，为曹操所忌，此时已把他打发到朝歌县当县长去了。根据制度，在外地任职的官员不经批准不得随意离开任职地，曹丕召吴质来只能偷偷行动，把吴质装在一个竹筐（废簏）里，用车运进五官中郎将府中。但是，这件事让杨修知道了。可见杨修这帮人不仅是智囊，而且还搞情报工作，有自己的特务组织。杨修得到这个情报后就报告给了曹操，但是他没有料到曹丕也会搞情报，知道杨修在曹操面把他黑了，但曹丕还不够老辣，一下子被吓住了。
曹丕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这有什么呀，明天还用车装上竹筐，里面塞些绵帛来迷惑他。如果查验，与杨修说的不符，他必然获罪。”曹丕照办，第二天果然有人检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经过这件事，曹操对杨修有了怀疑。
还是《世语》记载，杨修担任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几乎天天在曹操身边工作，对曹操的行动及所思所想都一清二楚，他揣摩曹操的心思，事先准备了几十条曹操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答复告诉曹植。这有点像准备好的答记者问，等曹操的问题刚一提出，曹植那边就有对策了，不仅反应迅捷，而且回答得恰到好处，让曹操惊奇不已，后来追查下来，发现原因出在杨修那里。
《世语》记载类似的事还有好几件，其中一件事虽然可信度不高，但反应的也是这类情况。据说曹操派曹丕和曹植从邺县不同的城门出城，但事先告诉守门人员不予放行，以此观察曹丕和曹植有何反应。杨修知道?曹操的用意，悄悄告诉曹植说：“如果有人不让你出城，你就把他杀了，因为你执行的是王命。”曹植照做了，而曹丕被人阻挡后就老老实实回来了。
还有一件，是说曹操某次带兵出征，曹丕、曹植兄弟及众人送行，曹植说了不少歌功颂德的话，词藻华美，很有感染力，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曹丕口才不如弟弟好，有点郁闷，吴质看出来了，悄悄对曹丕说：“不用渲染自己，只要装出悲伤的样子就行。”曹丕依计而行，大家一看，原来还是曹丕做事得体，曹植有点太矫情。
这件事也未必真实，考察曹操的几次出征，要么曹丕留守、曹植随征，要么曹植留守、曹丕随征，兄弟俩都留守的似乎没有，而吴质大部分时间都被曹操发落到外地任职，能随时出现在曹丕身边的机会并不多。
上述这些事件有后人附会演绎的可能，但它们反映出来的情况却是真实的，曹丕和曹植之间的明争暗斗逐渐升级，他们身边各有一帮人暗中相助，非要较量出个结果来。
这个结果谁都知道，那就是还没有明确下来的继承权。无数血的事实告诉他们，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作为失败者往往连一条活路都没有，所以这场斗争一旦拉开，就无法停止，直到决出胜负的那一刻。
五、花落谁家
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曹操进爵魏公，加九锡，开始建立魏公国，这一年曹丕二十七岁，曹植二十二岁。此时曹操仍然没有宣布继承人的意思，对曹丕而言，这相当不妙。
就在这一年，曹植被改封为临侯，曹植之前受封的是平原侯，这个平原指的不是平原郡，而是平原郡下面的平原县（今山东平原）。曹植改封后，虽然没有增加食邑，仍然是县侯，但临（今山东临甾）作为古代齐国国都，是青州刺史部的重镇，不是平原县所可以比的。建安十八年的这次改封，bbr>只涉及曹植一人，背后有没有其它更深的用意，让大家不由得要进行一番猜测。
紧接着，第二年曹操远征孙权，按惯例应该由曹丕留守邺县，曹植等兄弟随征，但这一次曹操决定由曹植留守，曹丕随征。这一年曹植二十三岁，与曹操担任顿丘县令的年龄相仿，曹操临行前专门告诫了曹植几句话。
这个信号就更明显了，这趟随征，曹丕一定心事重重。
的确，一段时间来曹操对立谁为太子而犹豫不决，按理应该立曹丕，但曹操对他不是特别喜欢，加上他跟司马懿、陈群这样的人过从甚密，让曹操十分警惕。
相比较而言曹操更喜欢曹植，他觉得曹植虽不够城府，但比较..率直，而且才思敏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但如果立曹植为世子，对习惯上的嫡长子世袭制是一种突破，各方面对此有何反应曹操不得不考虑。
为此，曹操私下里征询了很多人的意见，听一听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结果仍然分歧严重。
据《魏略》记载，丁仪多次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有奇才，当他看出来曹操也有立曹植为太子的意思后，不断给他出谋划策（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
丁也在曹操面前使劲捧曹植：“临侯天性仁孝，为人坦荡，而且聪明过人，将来一定能成为杰出人物（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他还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的贤才君子，不问少长，都愿意跟随他甚至为他而死（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这实在是天佑我大魏，所以才赐给大魏这么好的接班人！”
经他这一说，曹操颇为心动，他问丁：“我确实很喜欢曹植，这个不用你来说（植，吾bbr>爱之，安能若卿言）。我想立他为嗣，你看怎么样？”丁自然毫不掩饰地支持曹植，甚至表明自己愿意以死来保荐曹植（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
丁仪、丁的这些话对曹操产生了很大影响（太祖深纳之）。
边让的学生杨俊当过丞相府的处长（丞相掾），又在外地当过太守，他素来善于品识人物，曾经在奴仆之中提携了王象这样的人才。曹操当时正为选嗣问题秘密征求大家的意见（密访群司），他也问到了杨俊。
据《三国志杨俊传》记载，杨俊虽然分别讲了曹丕和曹植的优点，但没有明确说谁是继承人，不过他多次称赞曹植（俊虽并论文帝、临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美），用意显而易见。
据《魏略》记载，书法家邯郸淳也支持曹植，邯郸淳多次在曹操面前夸奖曹植（屡称植才），引得曹丕很不高兴。
还有一个叫孔桂的，原来是关中军阀杨秋的手下，曾奉杨秋之命拜见曹操。曹操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他留了下来，任命他为骑都尉，让他常在自己左右。孔桂跟曹植亲近，对曹丕有所怠慢（亲附临而简於五官将）。
但也有不少是支持曹丕的。据《三国志桓阶传》和《魏书》记载，担任过丞相府处长（丞相掾）、赵郡太守的桓阶就劝曹操不要打破长幼顺序，应该立曹丕为太子，桓阶不仅秘密劝谏，还多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太子未定，而临侯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
长期在曹操身边负责人事工作、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台副长官（尚书仆射）的毛也劝曹操立曹丕。据《三国志毛传》记载，曹植当时很受宠，毛密谏曹操说：“袁绍因为没有处理好儿子的事，以至于国破家亡，废立这样的大事，还是慎之又慎（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
毛一向为人正直，清正廉洁，曹操曾把他比喻为自己身边的周昌。毛的话，曹操不能不想想。
与毛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邢，他本来被任命为平原侯府的属官，但他处处以礼法严格约束曹植，又得理不让人，跟曹植发生了矛盾（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后来，邢到丞相府工作，担任军事参谋（参丞相军事）。
曹操就立嗣问题征求邢的意见时，邢说：“废长立幼是前世所忌讳的事，希望您能慎重处理（..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
早年对曹操事业给予莫大支持的卫兹有个儿子叫卫臻，丁仪跑过去做他的工作，要他支持曹植，被卫臻严词拒绝（臻以大义拒之）。
甚至崔琰也反对立曹植。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长期代曹操主持冀州的工作，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曹操用密函向大家询问该立曹丕还是立曹植（以函令密访于外），崔琰则用公开信（露板）的形式回答说：“按照《春秋》之义，立子应该以长，五官中郎将仁孝聪明，应该继承正统，我愿以死坚持这样的看法（琰以死守之）！”
另外，曹丕还有两个秘密外援，这是曹植不具备的。据《三国志》记载，在众多妻妾中曹操比较宠爱曹干的母亲王氏，王氏暗中帮曹丕说不了少好话（干母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 5e72." >干母有力）。曹丕有一个妾姓郭，史称她比较有谋略，曹丕争太子时她帮忙出了不少主意，这个郭氏后来继甄宓之后成为曹丕的皇后，史称文德皇后。
以上这些事例都见之于正史，完全可以想见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并没有写到正史里来。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把很多人牵涉进来，从双方的形势上判断可以说势均力敌，如果仔细分析，曹丕一方略微占些上风。
看到下面的意见这么不统一，曹操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他最后问到了一向足智多谋的贾诩。
据《三国志贾诩传》记载，曹操曾屏退左右，单独问贾诩的看法，但贾诩却不作声。曹操急了：“我有事问你呢，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呀（与卿言而不答，何也）？”
贾诩装着在沉思，说：“属下刚好想起一些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曹操问他想到了什么，贾诩回答：“想到了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曹操明白贾诩的意思了。
《三国志贾诩传》称，这次谈话不久，曹操心里就定下来了太子的人选，但他没有立即公布。
不管这个人是谁，都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六、崔琰之死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发生了杨训事件，它的突然出现搅动了政局。杨训其人不详，只知道他是钜鹿郡人，虽然才能一般，但品行不错（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崔琰主持冀州政府工作期间，把他作为人才向曹操推荐，曹操对杨训进行了礼辟。
这一年的五月，曹操成为魏王，杨训可能因为职级较低，没有出现在劝进者的名单中，但他也像许多人一样，上表对曹操进行赞美，歌功颂德。可能杨训写得有点过，有人讥笑他肉麻（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
这件事引起了崔琰的注意，虽然他已不在冀州刺史府任职而改任魏国的尚书，但杨训是他举荐的，如果这个人有问题，他也要受牵连。为此，他专门找来杨训写的奏表看了看，发现并不像大家说得那么严重。
崔琰于是给杨训写了封信，信中有一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几句话说得很含糊，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一下给崔琰招来了杀身之祸。
从字面上看，“省表”的意思是“看过了所上的表”，“事佳耳”的意思是“这是个好事呀”，“时乎时乎”的意思是“时势啊时势”。关键是最后一句“会当有变时”，字面理解是“应当有变化的时候”。
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崔琰的本意是说讥讽杨训的人没有看到时势的变化，有点吹毛求（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时乎时乎”以及“会当有变时”可以理解为要与时俱进。但崔琰这几句话说得也太简约了，尤其是“会当有变时”，给人感觉他盼着变天。
有人拿着崔琰的这封信向曹操报告，曹操果然对“会当有变时”很敏感，认为崔琰用意>险恶（意指不逊）。曹操盛怒之下罚崔琰做苦工，这是一种刑罚，却不必关在监狱里，有点像罚做义工的意思。
过了几天，曹操派人前去探视，看看崔琰是什么反应。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崔琰在家里仍然每天待客，门庭若市，还看到他待客的时候用手卷着胡须，怒目而视，好像愤愤不平的样子（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曹操更生气了，直接下令将崔琰赐死。据《魏略》说，崔琰不是被赐死的，而是自杀。
杨训这位老兄果然是个书呆子，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崔琰写给他的信让他顺手就当垃圾扔了，结果被什么人得到，拿它当废纸用来包裹笼盖（人得琰书，以裹帻笼）。
有个跟崔琰有矛盾的人，恰巧在路上看到外面有崔琰信的笼盖，于是跟踪上去，得到了崔琰的信，并报告了曹操。曹操认为崔琰这是心存不满，于是将崔琰下狱，下令剃光他的头发和胡须，罚他到建筑工地作苦工（髡刑输徒）。
前面那个举报崔琰的人后藏书网来又向曹操报告，说崔琰仍然心存不满。曹操大怒，想杀崔琰。崔琰是冀州名士，曹操不想公开杀他，就派人到狱中转达自己的意思，希望崔琰自己了断。可是崔琰并没有领会，过了几天曹操得知崔琰还活着，于是怒道：“崔琰一定让我动刀子吗（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锯乎）？”
曹操命令狱吏将这句话带给崔琰，崔琰说：“我真笨，不知道曹公原来是这个意思（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崔琰于是在狱中自杀。
在曹魏政坛上，崔琰绝不是一般人物，他的死是当时一个重要事件。
崔琰是冀州刺史部清河国人，大学者郑玄的学生，作为冀州的本土派有一定影响力，袁绍父子都对他礼遇有加。曹操得冀州后，对崔琰加以重用。在曹魏的政治阵营里，冀州本土派显得并不重要，与其它州人才辈出相比，出身于冀州的只有崔琰、邢、崔林等少数几个人而已。
曹操因为一件小事就将崔琰杀了，并不是他对崔琰个人有什么成见，相反，长期以来曹操对崔琰的才干和人品都相当欣赏，在很多方面都对他很倚重。
崔琰很熟悉冀州事务，曹操让他担任冀州别驾。别驾是刺史或州牧最重要的助手，可以理解为州政府秘书长，也可以理解为“副州长”。曹操以后外出征伐，留下曹丕守邺县，都让崔琰辅佐曹丕。
崔琰这个人，《先贤行状》说他“清忠高亮”，陈寿评价他“高格最优”，说明他是一个正直敢言的人，他曾经厉色劝谏过曹操，也当面批评过曹丕，但曹操对他的欣赏一直不改。
href='1698/im'>《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一件有趣的故事，说匈奴使者来拜见曹操，曹操这个人长得不好看，个子矮，长像没有威仪，而崔琰身材高大，浓眉重目，还有四尺长的胡须，很有气质，曹操就让崔琰假扮自己，而他捉刀立于一旁。
会见完毕，曹操派人问匈奴使者，让他谈谈对魏王的印象。使者回答：“魏王风度不一般，但旁边捉刀的那个人更有英雄气。”曹操听说后，赶紧派人追杀了这个匈奴使者。
这就是“捉刀”这个典故的来历。这件事其实最早不是出现在 href='1698/im'>《世说新语》中，而是出现在东晋裴启所著的《语林》一书里。这属于民间故事一..类，真实性不强，但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崔琰的确仪表堂堂。《先贤行状》说魏国建立初期，曹操委派他负责人事工作。崔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很多官吏都是经他之手选拔的，由于他清廉忠正，朝廷因而提高了声望，大家都称赞他的公平。
曹操怎么会听信一件捕风捉影的事就杀掉这样一位重臣呢？更何况他还是曹植的姨父，论起来两家还有亲戚关系。事情的确很蹊跷，但如果９9ｌib?
称的是汉中王。
和曹操当初称王一样，刘备手下也联名给献帝上了一份劝进表，这份劝进表由一百二十七位文臣武将共同署名，其中包括：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长史兼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射援、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恭、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
以马超领衔是因为他的影响最大，同时他曾经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徐州刺史，虽然没有去上任，但资历在那儿摆着呢。许靖排第二，因为他是个天下知名的大名士，曾经被任命为巴郡太守，是朝廷正式承认的官员。这份劝进表从骂董卓开始，接着骂曹操，说他们窃取国家权柄，杀害皇后太子，祸害天下百姓。而刘备正是拨乱反正的那个人，他曾经跟董承合谋诛杀曹操，虽然没成功，但一直心系朝廷，希望有朝一日保护天子重返洛阳（克宁旧都）。自从在汉中击破曹操，海内英雄望风蚁附，但是刘备至今只是个左将军，名望不显，不利于捍卫朝廷（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
所以，大家希望依照旧典，共同推举刘备为汉中王，同时拜为大司马，以汉中郡、巴郡、蜀郡、广汉郡、犍为郡五个郡为封国，其下设官署按照汉初诸侯王的体制执行（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
从大家给刘备所上的名号来看，基本是参照着曹操来进行的。曹操封魏王同时任汉丞相，刘备就以汉中王同时任大司马，丞相高于司空、司徒等三公，大司马号称“上公”，也比东汉的三公高，唯一不同的是，刘备实际控制的地盘较少，不能像曹操一样用十个郡作封国，他只有五个郡。
刘备设坛场于汉水之南，陈兵列阵，在群臣陪侍下，登坛拜读了一份写给献帝的奏表，之后拜受汉中王的玉玺、绶带以及王冠，同时交还左将军、宜城亭侯的印绶。
刘备立儿子刘禅为王太子，以许靖为太傅，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任命法正为尚书令，其余众人也都各有任命。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到对诸葛亮的任命。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从刘备入成都到后来称帝，这中间大约有五六年时间，《三国志》对这一时期诸葛亮的记载只有简单几句话：“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也就是说，刘备称汉中王时诸葛亮不仅不在现场，而且在别?人都升了官的情况下他的职务仍然没有变。关羽等人担任的前、后、左、右所谓“四方”将军，在军中地位很高，仅次于大将军、车骑将军，与“四征”“四镇”将军地位相当，如果把他们看作中将，诸葛亮勉强算是少将。
诸葛亮的主要职责是主持刘 5907." >备左将军府的日常工作（署左将军府事），但刘备成为汉中王后，这个左将军已经变成了马超，诸葛亮不可能到马超府里去办公，他的正式职务只剩下了军师将军这一个。
在刘备此次所任命的职务中最令人瞩目莫过于尚书令一职，实际职责是处理汉中王府的日常工作，刘备任命的不是诸葛亮而是法正。不过，法正命不好，刚担任这个职务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了。据《三国志刘巴传》记载，法正死后接替他出任尚书令的，仍然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巴。所以，直到这时诸葛亮在刘备阵营里的地位仍不显赫，他的真正崛起，始于刘备称帝之后，他被刘备任命为丞相，逐渐掌握大权。
刘备在汉中称王后即返回了成都，对于让谁来镇守汉中，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人选是张飞，就连张飞自己都这么认为（飞亦以心自许）。毕竟汉中与荆州一样，如同益州的两个臂膀，荆州由关羽镇守，汉中当然应该交给张飞，但是刘备把留守汉中的正式人选公布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刘备选的这个人毫无名气，他的名字叫魏延。
魏延字文长，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义阳县（今河南信阳）人，他跟随刘备入益州，开始不过是中下级军官（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但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目前是牙门将军，虽然升得很快，但在军中的地位还不算太高。
刘备下令，提拔魏延为镇远将军，兼任汉中郡太守，负责汉中一带的军政事务，由于这个任命太出人意料，军中上下都很惊讶（一军尽惊）。
刘备临行前大会群臣，故意在大家面前问魏延：“如今委你重任，你有什么打算（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气壮山河地说：“如果曹操倾天下之兵而来，我替大王拒之；如果曹操只派一般将领十万八万人马前来，我替大王吞之！”
刘备表示赞许，大家也被魏延的豪言壮语所感染（众咸壮其言）。
五、关羽突然发威
刘备自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这个时候关羽人在荆州刺史部南郡的公安，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去公安，授给关羽前将军的印绶。前将军位在张飞等人之上，成为武将之首，关羽很满意，认为自己名至实归。但是，当他听说就连黄忠都担任了后将军时，立刻就火了，不肯受拜，他直言不讳地对费诗说：“我不愿意跟一介老兵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费诗在诸葛亮栽培下日后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家，多次出使孙吴，以能言善辩著称。遇到这种情况，放在一般人就傻眼了，但费诗不怕，他对藏书网关羽说：
“建立王业需要各种人才（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当年萧何、曹参跟刘邦从小相熟，而陈平、韩信是投降过来的人，但后来他们的地位以韩信最高，没有听说萧何、曹参为此发过牢骚。如今汉王以一时之功，对黄忠将军给予厚遇，但他在汉王心里真正的分量，怎么能与君侯您相比呢？汉王和君侯您已结为一体，福祸同享，我认为君侯您不必计较官号的高低和爵禄的多少。在下只不过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您如果不肯受拜，我也就回去交差了，不过我替君侯着想，担心您会后悔呀（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费诗这番话展露出他作为外交家的风采。面对关羽的无理耍横，他没有害怕，没有为讨好关羽而乱拍马屁，也没有跟关羽叫板，而是说了不软不硬一番话让关羽自己掂量，由于话说得在理，关羽也不是听不明白话的人，所以赶紧受拜。
关羽有点小骄傲，不过他是有理由的，他不仅跟刘备关系铁，自己也真有两下子，尤其是在现在坐镇荆州，事业正如火如荼。
在汉末三国时代，关羽是一流的猛将，这倒不全是以后民间传说、演义等的附会，历史上的关羽也深受包括敌方阵营在内的同时代人高度评价。郭嘉、程昱曾说他是“万人敌”，周瑜说关羽是“熊虎之将”，刘晔说他“勇冠三军”。这些评价表明，关羽作为武将是相当杰出的。关羽后来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有将才却不具备帅才。
在正史中关羽生年不详，到清朝康熙年间，关羽祖籍解州的知府王朱旦在修浚一口古井时，发掘出关羽的墓砖，他根据砖上的记载情况写了《关侯祖墓碑记》，称关羽生于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六月二十四日，根据这个说法，关羽此时五十九岁。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公认。
刘备、诸葛亮等人先后进入益州，把荆州的军政事务都交给了关羽。在守土拓疆方面关羽比较称职，无论是对付孙权还是周瑜、鲁肃，关羽的态度都很强硬，处处维护刘备集团的利益。
另一方面，这段时间也正是曹操、孙权的多事之秋，除了孙、曹之间连续在合肥方向打过几仗外，曹操两征汉中，也无力从中线发动攻击，这些为关羽在荆州不断拓展势力提供了机遇。
前一阵马超来降，关羽虽然不认识马超，但知道他的名气很大，于是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是什么样的人物（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道关羽最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亮知羽护前），于是给关羽回信说：“孟起是文武全才（兼资文武），英勇过人，是一世之杰，黥布、彭越那样的人物，当与翼德相匹敌，但是比起美髯公的绝伦逸群还是有差距。”
史书记载，关羽的胡须又长又好看，所以诸葛亮称他为美髯公。诸葛亮先夸马超，再拿马超跟张飞相题并论，最后说马超不如关羽，等于说张飞也比不上关羽，把关羽捧得很爽。关羽宴请宾客的时候，经常把诸葛亮写的这封信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在此期间，关羽曾两次负伤，一次伤在左臂，一次伤在面颊。
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关羽曾被流矢射中左臂，后来虽然伤愈了，但一遇阴雨天骨头就疼，医生说：“箭头有毒，已经浸入骨头，只能把左臂割开，刮骨去毒，才能治根。”关羽听罢当即伸出左臂让医生割，医生一边动手术，关羽一边跟人喝酒吃肉，那边血流不止，这边谈笑自若，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需要指出的事，此时华佗已经被曹操杀了有十来年了，给关羽做手术的人不是华佗。
关羽脸上的伤 4e5f." >也是被箭射的，射他的是曹将庞德。据《三国志庞德传》记载，庞德在汉中投降曹操后被派到樊城归于禁指挥，庞德有个表兄叫庞柔跟着马超去了益州，庞德跟马超又有特殊情谊，曹军中有人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
庞德很光明磊落，他常对人说：“我受国恩，只有一死报效，我誓杀关羽，如果我不杀他，就是他杀我！”后来他真的与关羽面对面厮杀，他一箭射中关羽的面颊。庞德常骑一匹白马，关羽军中呼他为白马将军。藏书网
自建安十八年（213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大约六七年时间里，经过关羽的大力经营，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不断增强。汉中之战后，刘备一举拿下了上庸、西城、房陵三郡，对曹操占领下的襄阳、樊城基地形成了半面合围之势，面对这种大好形势，关羽突然有了更大的想法。对于关羽即将产生的大胆想法，有人已经洞若观火。当时曹操集重兵于居巢、合肥，有一天曹操任命的扬州刺史温恢跟兖州刺史裴潜聊起了当前的形势，温恢不无忧虑地说：“这里虽然有敌人，但不足为虑，曹仁将军守襄阳、樊城，势单力薄，关羽骁勇狡猾，恐怕南面会有变故呀！”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如温恢所料，可惜他们没有把谈话内容以书面方式呈报给魏王曹操。
此时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江汉一带常有连阴雨，这一年的八月雨不仅连着下，而且雨量比较大，汉水暴涨。
曹军在前线的主要据点襄阳和樊城（它们如今合称襄樊市）都在汉水边上，一个是汉水南岸，一个是汉水北岸，汉水发了大水，水势很猛（平地数丈），城池及军营都被淹了。
曹军在中线战场的总指挥是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曹仁，下辖于禁、徐晃等部，曹仁让徐晃守宛县，作为第二道防线；命令左将军于禁率立义将军庞德等屯兵樊城外，与樊城成角之势；曹仁自己守樊城。
于禁和庞德所部共有七个军，约七八万人，他们受淹情况最严重。北方将士对于发大水没有太多概念，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毫无准备，不知道怎么办。于禁等人仓皇避到高处，这时却发现有人乘着大船正向他们袭来。
来的正是关羽，当他看到汉水暴涨时，立即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他命令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己率水陆两军进攻樊城。这个仗简直没法打，于禁等人只能坐以待毙，无奈之下，于禁向关羽投降。
但是立义将军庞德却坚持不降，他在一个土堤上，被甲持弓，向敌人放箭，箭无虚发，从早晨一直战斗到中午，箭用尽了，就短兵相搏，越战越勇。
这时要投降关羽的人越来越多，曹军董衡、董超两个部将要投降，被庞德给杀了。庞德对身边的人说：“我听说良将不应该惧怕死，烈士不会毁节偷生，今天就是我的死期！”
水势越来越高，庞德身边最后只剩下二三个人，他们找到一条小船，打算乘船回樊城找曹仁，但水势很猛，船一下子翻了，庞德手里的弓也丢了，他扒着船漂在水中，终被敌人俘虏。
庞德被带到关羽面前，关羽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关羽见庞德立而不跪，对他说：“你哥哥在汉中，我想拜你为将，为什么还不投降？”庞德大骂关羽：“小子，我不知道什么叫投降！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刘备只是一个庸才罢了，怎能与魏王匹敌？我宁做朝廷的鬼，也不作贼人的将！”
关羽无奈，下令把庞德杀了。
曹操听说后很感慨，他流着泪说：“我和于禁相识三十年，为什么到临危处难之时，于禁反而不如庞德呢？”曹操下令封庞德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关羽杀了庞德，从此庞关两家也结下了仇。据王隐的《蜀记》记载，后来庞德之子庞会随钟会平蜀，庞会找到关羽的后人，把他们全杀了，给父亲报仇。
六、孙权坐不住了
樊城北营已经全军覆没，还在樊城内坚守的曹仁所部岌岌可危。
关羽猛烈攻城，城里到处是水，房屋大量崩坏，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向曹仁建议趁关羽还没有把樊城全部围住，乘小船趁夜逃走。此时也在樊城的汝南郡太守满宠认为不可。
满宠是曹操挑选的第一任许县县令，有很强的行政才干，被曹操提拔为汝南郡太守，此时来到樊城，可能是亲自督运军粮来的。满宠说：“洪水来得快，走得也快（山水速疾，冀其不久）。现在关羽派人已经打到了颖川郡郏县（今河南郏县），许县以南人心惶惶，但关羽还不敢轻举妄动，原因是我们在他的后面。如果我们现在逃走，关羽就将向北面大举进攻了，希望将军认真考虑。”
曹仁一听有道理，的确不能撤退。于是让人找来一匹白马，效仿当年刘邦白马盟誓，也跟大家共同宣誓，决心同心固守。
此时樊城内仅有数千人，城里没有被水淹的地方也很少，关羽率部乘船而来，把樊城围了好几重，城内与城外断绝消息，情况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
驻守在襄阳的曹军是吕常部，关羽派人把襄阳也围了起来。襄阳和樊城成为大水浸泡下的两座孤城，周边的驻军和官民纷纷投降了关羽，包括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郡太守傅方等高级官员。
许县以南的梁、郏、陆浑等地变民纷纷起事，他们杀害地方官员，接受关羽任命的职务和印绶，与关羽遥相呼应（为之支党），关羽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羽威震华夏）。
一直到十月，曹操才到达洛阳。他还没有从汉中失利的阴影中走出，便遭到了同样大的打击，就连于禁这样有相当影响力的将领都临阵投降了，曹操既着急又难受。
看到许县以南已经遍地狼烟，其势头还有不断扩大之势，为了许县的安全，曹操甚至想将天子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避关羽的锋芒（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在丞相府任职的司马懿和人事处副处长（西曹属）蒋济认为不能迁都，他们建议道：“于禁等人是因为发大水才全军覆没，不是打不过关羽，现在的局面还没到那么危险。刘备和孙权之间外亲内疏，关羽突然得志，孙权看了必然不舒服，可以派人劝孙权从关羽后面动手，事成之后答应把整个江南割给孙权（许江南以封权），如此一来樊城之围必解。”
曹操认为他们分析得有理，于是放弃迁都的打算，一方面派人联络孙权，另一方面命令驻守在宛县的徐晃所部增援曹仁。
徐晃率部前进到阳陵陂，关羽也 6740." >杀到了偃城。关羽跟徐晃素来关系不错，当初他们都是从敌方阵营投奔曹营的，在曹操手下共过一段事，比较谈得来。现在作为双方主将他们又在战场上相见了。
据《蜀记》记载，关羽跟徐晃在阵前隔着很远交谈，二人不说公事只唠家常（但说平生，不及军事）。他们聊得兴致正高，徐晃突然向本营将士宣布：“能得到关云长首级的人，赏黄金千斤！”关羽大吃一惊，对徐晃说：“哥们，你这是什么话（大兄，是何言邪）？”徐晃正色道：“这是国家大事！”
双方当即展开厮杀，关羽所部虽然士气占优，但徐晃带来的人马也不是弱旅，他们杀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徐晃佯装要断关羽的后路（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关羽把营寨烧了撤退。
关羽大打出手，在一旁的孙权此时坐立不安。
正如司马懿和蒋济分析的那样，在孙权眼里曹操固然是一号敌人，但刘备何尝不是第二号？当这个第二号敌人突然强大和无理起来，孙权不能不有所反应了。
在关羽面前孙权开始很低调，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他曾经想通过与关羽联姻的方式加固双方关系，但遭到了关羽的拒绝，不仅如此，关羽还辱骂了孙权的使者，让孙权很生气。
鲁肃执掌孙吴荆州事务期间，力劝孙权与刘备、关羽和好，为此也做出许多努力，收到一定成效。鲁肃死后，代替他的吕蒙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
吕蒙认为，关羽野心不小（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不能等关羽强大之后再做谋划，必须早有对策，先下手为强。吕蒙建议孙权：“可以让孙皎守南郡，潘璋进攻白帝，蒋钦率预备队万余人沿江上下做机动接应，我进攻襄阳，这样既无忧于曹操，也可以大破关羽。”
但孙权还下不了决心，他说：“能否先取徐州，再谋关羽？”
孙权的意思是，眼前最重要的敌人是曹操，对付完曹操以后再说关羽。吕蒙说：“现在曹操远在河北，被内部事务牵制，暂时无力东顾，徐州的守兵虽然不足虑，可以一鼓作气拿bbr>下（往自可克），但那一带地势开阔，交通方便，适合于骑兵作战，我们拿下徐州，曹操没几天就会杀来，还得派重兵去守。不如先取关羽，占据整个长江防线，到那时我们进退就自如了。”孙权认为有理。
据《典略》记载，关羽发起樊城战役时，孙权主动派人来见关羽，请求助战（权遣使求助之），关羽挺高兴，允许孙吴的人马联合作战，但他并不知道孙权的计谋已经开始了。
孙权暗中命令参加联合作战的部队进军速度不要太快，最后惹得关羽很不高兴。这时关羽已经俘虏了于禁等人，气势如虹，对孙权?９９ｌｉb.t>的联络官说：“你们这帮畜生敢这么对我（子敢尔）？等我拿下樊城，看我怎么灭了你们！”
孙权得到报告，知道已经把关羽激怒了，但他觉得戏还没有演够，又亲笔写了封信给关羽表示陪罪，同时答应关羽自己将亲自率兵前往助战（许以自往）。
孙权用这些办法先稳住关羽，让他放松警惕。吕蒙进一步建议道：“关羽的主力部队都在樊城前线，但后方也留了不少人马，主要是担心我们从他背后发起攻击。我一直有病，现在以治病为由回建业，关羽听到就会放心地把人马调往襄阳前线。我们找准机会，突然发动进攻，如此南郡可以拿下，关羽可以生擒！”
于是，吕蒙对外宣称自己病了，而且病得挺重（遂称病笃）。孙权用公开命令（露檄）的方式召吕蒙回建业。
吕蒙路过芜湖（今安徽芜湖）时，负责守卫这里的是定威校尉陆逊，就像当年鲁肃路过吕?99lｉｂ.蒙防地与他长谈后对吕蒙刮目相看一样，吕蒙与陆逊在芜湖也做了一番长谈，从而发现这个小自己五岁的年轻将领才堪大用。
在这次谈话中，陆逊对吕蒙说：“关羽大军压境，您怎么此时离开，难道不担心吗？”因为涉及孙吴的最高军事机密，吕蒙没打算告诉陆逊真相，他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确实病得很厉害。”
陆逊说：“关羽此时正在气盛之时，一心北进，对我们没有防备（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如今听说您病了，更没了戒备心。如果现在出其不意，必将一战可擒。您见到主公时，应该提出这样的建议。”
吕蒙吃了一惊，如今轮到他对陆逊刮目相看了。但是他还不想把话挑明，而是对陆逊说：“关羽一向勇猛，而且势力越来越大，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据《三国志全琮传》记载，孙权手下的师长（奋威校尉）全琮也跟陆逊有同样的看法，他向孙权建议抓住机会突袭关羽。此时孙权与吕蒙已经定下了偷袭关羽的大计，但恐怕泄密，对全琮的建议未作答复。
吕蒙到了建业，孙权问他谁可以替他负责荆州事务，吕蒙推荐了陆逊，一方面陆逊的远见卓识让吕蒙欣赏，并且陆逊代替自己有另外的好处：“陆逊虽然很有能力但名气并不大，不会引起关羽的注意。陆逊如果前去接任，让他对外隐藏锋芒（令外自韬隐），对内则加紧备战，一定可以成功。”
另一方面，吕蒙还有更深的想法，陆逊是孙权的侄女婿，孙权把哥哥孙策的女儿许配给了陆逊，因为这层关系，孙权必然对陆逊完全放心，推荐陆逊便没有任何顾虑。
孙权于是拜陆逊为副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任总指挥，进驻陆口（今湖北嘉鱼）。
陆逊一到就给关羽写了封信，对关羽一通猛夸，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态度十分谦卑。这封信的全文保留在《三国志陆逊传》里，其中有“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这样的话，暗示关羽自己愿意向他效忠，以求有个好前程。
陆逊之前是干嘛的关羽恐怕都不太清楚，面对陆逊异乎寻常的谦卑，关羽果然上当。在关羽眼里，孙吴自周瑜、鲁肃以后就数吕蒙还有两下子，吕蒙现在生病回了建业，其他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对于这个小自己二十多岁的陆逊，关羽自然没有放在眼里，现在看到陆逊的信，关羽完全放下心来（大安），于是把留驻在南郡、公安等地的人马又调了一部分到樊城、襄阳前线。
陆逊秘密报告孙权，认为时机差不多了，可以动手。孙权也下了决心，但他觉得孙刘联盟已为天下人所知，自己先翻脸必然在政治上被动，最好有一个借口，恰在此时，发生了湘关抢米事件，给了孙权一个动手的理由。
当年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重新划分了江南各郡的势力范围，湘水以西归刘备，湘水以东归孙权。湘水成了双方的界河，为了便于贸易和人员往来，在湘水上设了不少关口。
关羽在樊城外一下子俘虏了于禁所部好几万人，军粮供应不上，关羽命令后方人员擅自渡过湘水抢了孙吴的米。孙权听到报告，于是向关羽开战。
孙权想任命孙皎和吕蒙为正副总指挥（左右部大督），全面负责对关羽之战。孙皎此时任征虏将军，他是孙权的堂弟，他的父亲孙静是孙坚的亲弟弟。
对于这样的安排吕蒙有不同意见，他说：“如果主公认为征虏将军行就用他，认为我行就用我。当初周瑜、程普分任左右部督，虽决断权在周瑜，但程普自恃资格老，又都是都督，因此不团结，差点坏了国家大事，这是前车之鉴呀。”
吕蒙不仅有才，看来也挺有个性。领导派自家人当一把手，图的是个放心，吕蒙非要推荐自己，如果换成别人，肯定会有想法。但孙权就欣赏吕蒙这样的，孙权马上改任吕蒙为唯一的总指挥，让孙皎负责后勤保障。
一场改变孙、刘、曹三方格局的战事即将展开。
七、白衣渡江
此时，樊城外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关羽围城很急，势在必得，而最快增援来的曹军目前只有徐晃一支，他们进抵到偃城。徐晃认为现在是一支孤军，不足以解曹仁之围。然而各位将领解围心切，对徐晃多有指责（诸将呼责晃，促救仁）。
以议郎的身份任曹仁军事参谋的赵俨此时也在场，他劝各位将领说：“现在敌人围得很紧，而大水还没有退，我军势单力薄，与曹仁将军又不通音讯，不能统一行动，不如慢慢靠前，设法与城内联络上，让城里知道我们来了，激励士气。我军的后续部队最多不过十来天就可到达，想必城内还能坚守，到那时内外齐发，必得破敌。”并且赵俨表示，将来如果追究救援迟缓的责任，由他一个人承担（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君.9９ｌｉｂ?当之）。大家一听，没有什么说的了。
徐晃命令所部人马推进到樊城外，在距关羽围城大营三丈外的一个地方开始悄悄挖地道，通过地道越过关羽军营来到樊城下，然后用箭把信射入城内，与被围多日的曹仁取得了联系。
孙权决定对关羽下手后，给曹操写了..封信，通报自己将讨伐关羽，但同时请求曹操不要泄漏这个机密，以免关羽有所准备（及乞不漏，令羽有备）。
曹操征询众人意见，大家都觉得孙权如果从背后动手是一件大好事，为了保证孙权那边顺利得手，应该替孙权保密。只有董昭看法不同，他认为：“用兵在于谋变，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可以许诺孙权替他保密，但不妨把这个情报透露出去，有意让关羽知道。关羽如果退兵自卫，樊城之围顿解，之后让孙权、关羽二贼相斗，我们可收渔利。”
董昭同时认为：“樊城被围的我军不知道外面正在营救，粮食不足，丧失信心，如果因而生变，情况难以预料，可以把这个情报也告诉他们。至于关羽，此人一向恃强自负（羽为人强梁），即使得到情报，也不会马上退军。”
曹操认为董昭的分析有理，就命令徐晃把孙权的信抄了若干份，故意射落到关羽营里，同时也射到樊城内。樊城的守军看到信顿时士气百倍，而关羽看到信后犹豫不决。
这时，曹操想亲率大军南救曹仁，大家也都认为魏王不赶紧去，必然全线失败，只有侍中桓阶看法不同，他说：“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能不能控制当前的局势？”
曹操说：“可以。”
桓阶又问：“大王是不是怀疑他们不尽力（大王恐二人遗力邪）？”
曹操说：“那倒不是。”
桓阶继续追问：“那为什么还要亲自前往呢？”
曹操说：“我担心敌兵太多，而徐晃等人力量不够。”
桓阶说：“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仍然死守没有二心，是因为有大王在外面的声援。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援，大王只需坐观就行，何必因为担心失败而要亲自前往？”
曹操认为说得有理，于是移军于摩陂，先后派殷署、朱盖等十二营人马增援徐晃。据《三国志曹植传》记载，曹操此时产生过让曹植领兵前去解围的想法，任命曹植以南中郎将的身份代理征虏将军之职，让他率兵前往前线。
临行前曹操召曹植来有话叮咛，但找到曹植后发现他喝得大醉，无法受命，于是撤消命令。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植之所以喝醉是因为曹丕做了手脚。曹丕知道曹操要召见曹植，就故意把曹植拉去喝酒，把他灌醉。
此时樊城内外到处是水，关羽的指挥部在一个大土堆上，其它围城部队主要分别部署在另外四个土堆上。徐晃扬言攻击关羽所在的土堆，但实际上是佯攻，另外四个土堆才是主攻目标。
关羽见状，亲自率步骑五千出战，徐晃迎击，关羽退回主营，徐晃率部紧追不舍。关羽的主营设置沟堑及鹿角等有十来重，徐晃追击关羽也杀入营中，双方展开激战，关羽大败，之前投降关羽的南郡太守傅方、荆州刺史胡修等在乱战中被杀，关羽撤退，樊城之围化解。
但是，关羽水军力量仍然完整，曹军在这方面不占优势。关羽的水军控制着汉水，曹军被分割在汉水两岸的襄阳、樊城，互相不通。
就在关羽与徐晃、曹仁等人展开激战的同时，孙权、吕蒙已经动手了。
大约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之间，吕蒙悄悄抵达柴桑以西的寻阳（今湖北黄梅），在此组织精兵和船只，把士兵藏在船舱里，让老百姓划船，外面的人扮作商人，昼夜不停地逆流而上。
长江沿岸有关羽布置的不少哨兵（屯候），吕蒙把他们全都抓起来，所以关羽还不知道背后发生的情况。关羽留在后方负责军政事务的是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关羽向来心高气傲，一直瞧不起这两个人。此次出兵，麋芳、傅士仁负责后勤保障，中间难免有供应不及时的地方，关羽很生气，威胁说回来后要收拾他们（还，当治之）。
关羽这个人做事不讲情面，麋芳和傅士仁知道他说到就会做到，因此感到忧心忡忡。吕蒙了解到其中情况，派虞翻前去劝说傅士仁投降。
在孙权手下，虞翻无疑是个怪才。他很有本事，辩才极佳，又通占卜和医术，但他脾气大，说话直，跟大家处不好关系（性不协俗）。孙权让他担任过县长、骑兵师长（骑都尉），但由于他多次犯颜谏争，让孙权下不了台，前一阵孙权下令把他关在丹阳郡泾县思过。
吕蒙欣赏虞翻的才能，有心帮他一把。吕蒙在建业养病期间，知道虞翻懂医术，就向孙权请求把虞翻放出来给自己看病，后来又让他一同来到荆州前线。
吕蒙给傅士仁写了封信，陈说利害，派虞翻送去。虞翻口才一向很好，傅士仁就这样被说降了。虞翻建议把傅士仁一块带往江陵，南郡太守麋芳看到傅士仁投降了，于是也开城出降。
吕蒙就这样不费什么劲就得到了南郡。江陵是关羽的后方基地，将士们的家属多在此地。吕蒙进入江陵，释放了囚禁在此的于禁等人，俘虏了关羽及其将士家属，但不为难他们，给予抚慰。
吕蒙同时下令：“不得骚扰百姓，不得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吕蒙有个手下是他的同乡，擅拿了老百姓家一顶斗笠用来盖铠甲，吕蒙认为铠甲虽然是公家的东西，但也触犯了刚颁布的命令，为严肃军纪，吕蒙流着泪将其斩首。于是军中震动，江陵城出现了道不拾遗的景象。
吕蒙派左右不停地慰问抚恤地方长者，询问他们有什么需求，对于生病的百姓及时送医送药，对饥寒中的人及时发给食物衣物，关羽存在江陵的钱财宝物，吕蒙都下令贴上封条，等候孙权来处理。
吕蒙这些措施很快收到效果，他迅速控制了南郡的局藏书网势。
关羽听说南郡丢了，如五雷轰顶，立即下令撤军。曹仁召集徐晃等众人开会讨论对策，大家都认为应该趁机发动追击，可以把关羽擒获。赵俨仍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
“孙权利用关羽出兵的机会发难抄了他的后路，但关羽必然回击，孙权担心的是我们趁他与关羽互斗而从中取利，所以才谦卑地表示顺从效忠（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如果我们攻击过急，孙权说不定就把对付关羽的手段改为对付我们（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关羽如今撤回，我们应该留着他，让他与孙权互斗。”
曹仁认为有理，下令不要追击。
关羽撤退的消息传到摩陂，曹操特别担心曹仁等人追击，赶紧加急传令，内容跟赵俨说的完全一样。
关羽为救江陵的将士家眷，连派多名使者来见吕蒙。吕蒙又大玩心理战，他厚待来使，让他们在城里到处走动，挨家问候，有的家人还写信让使者带回去。这些使者回去，把城里情况给大家一说，众将士知道家人无恙，江陵城的情况比平时还好，一个个都没有再打下去的斗志了。
这时，孙权亲自赶到了江陵，刘备属下的荆州各级官吏纷纷投降。只有州政府秘书处处长（治中从事）潘称病不出。孙派人到病床前探视，潘趴在那里脸贴着床不起（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不自胜。孙权又亲自前来探望，叫着潘的字跟他说话，态度十分恳切，还让左右拿手巾给潘擦脸上的泪。潘大为感动，下地拜谢，孙权继续让他担任州里的治中从事，荆州的军政事务都向他征求意见。
孙权、吕蒙的这几招很厉害，没费多大劲把关羽的军心彻底瓦解了。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任命陆逊代理宜都郡太守。
刘备任命的宜都郡太守樊友弃城逃走，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孙权，陆逊建议孙权及时任命他们官职，让他们继续原地效力，孙权接受。这样，刘备在荆州各地的官吏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和投降。孙权提升陆逊为镇西将军，封娄侯，命他移驻夷陵（今湖北宜昌），对付刘备可能发起的报复性攻击。
孙权派多路人马合围关羽，关羽败退至麦城（今湖北当阳境内），孙权派人劝说关羽投降，关羽假装答应，在城头遍插旗帜，又弄了不少草人迷惑敌人，之后逃出麦城。
据《吴书》记载，孙权派遣副军长（偏将军）潘璋和老将军朱治的养子朱然负责阻截关羽。这一年的十二月，潘璋部下一个叫马忠的团长（司马）在章乡（今湖北当阳境内）活捉了关羽以及他的儿子关平、部将赵累等人。
据《三国志吴范传》记载，关羽答应投降的时候孙权问大家他是不是真降，吴范认为必是诈降。于是孙权提前做好准备，安排人对关羽进行堵截。负责打探情报的人还没有回来，有人报告说关羽已经逃出麦城了。吴范说关羽肯定逃不了，并且说明天中午（明日日中）前必可擒住关羽。孙权让人搬来个沙漏在那里看时间，验证吴范说得准不准。
第二天已经快到中午了还没有消息，孙权急了，催问吴范，吴范说：“现在还没有到正午。”过了一会儿，风吹帷帐动，吴范拍着手说：“关羽抓住了。”话刚落，外面有人高呼万岁，消息回来了，说关羽被抓住。
其实要抓关羽都不用费这么大劲，因为跟着他逃出来的也就只有几十个人而已。关羽应该向西逃，设法回到益州去。孙权已经给他布下了口袋阵，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都逃不出去了。
另据《三国志虞翻传》记载，关羽被抓前两天，孙权让擅长卜筮的虞翻占一卦，看看能不能抓住关羽。虞翻卜了卦，结果是“兑下坎上”，合在一起就是 href='1306/im'>《易经》里的“节卦”，到第五爻的时候又变成“临卦”，虞翻解卦说：“不出二日，关羽必然被捉。”后来果然应验。
孙权赞叹道：“先生虽然比不上伏羲，也可与东方朔相媲美了！”
而据《蜀记》记载，孙权本来打算不杀关羽，想把他招降，用来对付刘备和曹操，但是左右都劝他：“狼子不可养，以后必为害。曹操当初不杀他，结果自取大患，以至于都到了要迁都的地步，现在怎能不杀他？”
孙权于是下令将关羽父子斩杀于南郡境内一个叫临沮（今湖北远安）的地方。
据《蜀记》记载，关羽当初兴兵北伐时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有猪啃食自己的脚，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很不吉利，对儿子关平说：“今年我有点力不如前了，恐怕不能活着回来了（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
孙权占领了刘备在荆州的基地公安，在这里孙权见到了被刘备从益州赶出来的刘璋，孙权觉得刘璋仍有利用价值，把他迁到秭归（今湖北秭归），在那里设立自己控制下的益州“流亡州政府”，刘璋任益州牧。后来刘璋死了，孙权改任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成为对付刘备的一张牌。
孙权在公安置酒大会进行庆贺。席间孙权专门来到全琮的面前，对他说：“你当初提的建议我虽然没有回答，但今天取得的大捷也有你的功劳！”孙权下令提升全琮为副军长（偏将军），封阳华亭侯。
据《吴历》记载，孙权用侯爵的礼仪就地安葬了关羽，同时把关羽的首级送到曹操那里。孙权的用意很明显，想把祸事往曹操身上引，刘备要找自己报仇也要拉上曹操做垫背的。
曹操当然明白孙权的用意，他下令用沉香木雕刻了关羽的身躯，跟首级一起以王侯之礼厚葬于洛阳城南。此处即是现在著名的洛阳关林，后来也就有了关羽“头定洛阳，身困当阳”的说法。
现在，关羽终于死了，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全部被赶了出去，荆州战事暂告一段落，不仅孙权觉得痛快，远在摩陂的曹操也终于松了口气。
一、巨星陨落
关羽死后，曹军各部陆续回到原来的防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徐晃回师宛县，途中路过摩陂，曹操亲自迎出七里，置酒大会，他亲自为徐晃举杯劝酒（举卮酒劝晃）。
曹操说：“樊城、襄阳得以保全，全仗将军之功呀！”
曹操还发布命令：“敌人围沟堑、鹿角十重，徐晃将军获得全胜，攻陷贼营，多斩首虏，我带兵三十余年，也听说古代有善用兵的，但没有听说能长驱直入直接杀入敌营的。樊城、襄阳之战，胜过当年的莒县、即墨，徐晃将军的功劳..让那些忠臣们心寒！”这条提议才没有实行。
没几天，鄢陵侯曹彰从长安赶到洛阳，他一到就向贾逵询问魏王的印信放在什么地方，贾逵一脸严肃地说：“魏国有指定的继承人，魏王的印信不是你该问的。”
据《魏略》说，曹操临死之前曾急召曹彰来，但曹彰未到曹操已经驾崩，曹彰认为父亲肯定有什么大事给自己交代，所以很关心父亲印信的去向。对于父亲要对自己交待哪些事，曹彰认为是有关继承权的大事，后来他见到曹植时说：“先王召我，是想立你为接班人。”曹植赶忙说：“不可，没见袁氏兄弟吗？”
如果这个记载是真的，说明曹植还算清醒，袁氏兄弟的教训倒在其次，关键是他的哥哥曹丕在这一两年里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异己势力的清除。曹植明白，纵使父亲临死前把他本人找到跟前，亲手把印信交到他的手上，这个班他也接不了。
在贾逵等人主持下，魏王的灵柩运回邺县。
魏王突然驾崩的消息传到邺县时，太子曹丕及文武官员无比悲痛，曹丕号哭不止，无心过问任何事。担任太子府总管（太子中庶子）的司马孚劝道：“大王刚刚去世，正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料理，不能效法普通百姓们的孝行。”曹丕才止了哭泣。
臣属们也聚到一起放声痛哭，正常的办公秩序完全被打乱，司马孚喝斥大家：“大王去世，天下震动，你们应该赶紧拜见太子，安定人心，难道只会 5728." >在一块儿哭？”大家才停下，赶紧忙正事。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他们的大哥司马朗已经去世。在司马孚等人主持下，在魏王灵柩没有到达前，邺县已经开始筹备丧事。
对于太子何时继位，大家有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太子继位应该先有天子的诏书，尚书陈矫认为：“大王在外面驾崩，现在人心惶惶，太子应该立刻即位，以安天下之心。”陈矫更直言不讳地说，曹彰就在魏王的灵柩前，随时可能有变化。
曹丕于是决定提前即位，只用一天时间就做完了各项准备（具官备礼，一日皆办）。第二天早上，宣布了由王后卞氏发布的诏令，命太子曹丕继承王位，大赦天下。
没过几天，献帝的诏书也来了，御史大夫华歆亲自送来丞相和魏王的印信，诏令新魏王仍兼任冀州牧，尊王后卞氏为王太后。
为了向新魏王表达祝愿，献帝下令改元为延康，使用了二十五年的建安年号结束。这样，公元220年现在便有了两个年号，正月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以后是延康元年。
延康元年（220年）二月一日发生了日食，是上天哀悼已故魏王的离世，还是魏国新政权的不祥之兆？每个人都作着不同的解读。
二月二十一日，曹操被安葬在他生前指定的寿陵。在去年发布的《遗令》里，他对陵寝的位置已经进行过详细交待，即邺县城西西门豹祠西边的高岗上，那时候地方确定后，曹丕等人就开始修建陵墓，现在可以使用了，此处即高陵。
曹操的后事均?９9ｌiｂ.按照他临终前的遗嘱办理。除了一年前曹操正式颁布的《遗令》外，曹操临死前还留下了遗嘱，这篇文献正史没有提及，它保存在南朝萧统编纂的《文选》中。这部书里有陆逊的孙子、晋朝著名文人陆机所写的《吊魏武文》，对这份遗嘱的大概内容有过记载。
根据陆机的记录，加上《太平御览》《宋书》等史籍补证，曹操的临终遗嘱（如今收录在《曹操集》中，被称为《终令》）大致如下：
“半夜里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天明时喝粥出了点儿汗，服用了当归汤。我在军中坚持依法办事，这是对的，至于因为一时之怒而造成大的过失，这些不应当学（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
“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古代的葬仪不必完全遵守。我有头痛的毛病，很早就开始戴头巾，我死后，丧服跟平时穿的一样就行，这个别忘了（勿遗）。
“文武百官来吊孝的话，只要哭十五声就行（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礼完毕即脱去丧服。驻守在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各级官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入殓时不必再换衣服，不要用金玉宝器来陪葬。
“把我葬在邺城西边的高岗上，与西门豹祠紧邻（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我身边的婢妾、歌伎等，都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上，好好对待她们。在台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帷幔，一早一晚供上祭物，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从早到晚向着帷幔歌舞。
“你们要经常登上铜雀台，远望我西面的陵园。我留下的香料可以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香料来祭祀。宫人们如果无事可做，可以学着纺织丝带、做些鞋子卖。我一生为官所得的各种绶带都存放在库房里，我留下来的衣物可存放在另外一个库房，不行的话你们兄弟就分掉吧。”
这篇遗嘱很不完整，中间可能佚失了不少内容。从语气上看，它是写给曹丕兄弟们的，中间既有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有如何安排后事的具体交代，有些地方说得很９９ｌiｂ?细，有点婆婆妈妈，让人感觉跟雄霸天下的曹操无法联系起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也善、也真，后世对曹操颇有争议，但对他之前发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这篇临终遗嘱，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真性情的流露，是曹操本色的>体现，这篇遗嘱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分香卖履”的典故。
三、疑冢之谜
曹操死后葬于高陵，其位置在邺县城西的高岗上。然而，以后朝代几经更迭，邺县兴而复衰，又过了二百多年，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将邺城彻底摧毁，后世再也没有重建。再加上邺县临近漳河，随着漳河不断改道，城池及主要标志物荡然无存。
今天再到邺城旧址，唯一明显的地面遗迹是一座土台，它就是三台之一的金凤台，千百年来的风吹雨淋使其高度和规制已远不如从前，当年空中楼阁的盛景已被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土丘所代替，上面也不可能再现上百间屋宇的辉煌。
曹操的高陵更是如此，随着地表建筑的彻底消失，到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它的具体位置。
其实也不只是今天，至少在八九百年前，人们似乎已经找不到曹操墓的位置了。北宋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将次相州》，诗中写道：“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王安石把曹操比喻为“骐麟”，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诗中“八九丘”为何意，他没有交代。南宋诗人李壁给王安石诗作过注释，他在“八九丘”一词下作注：“余使燕，过相州，道边高冢累累，云是曹操疑冢也。”也许这是“曹操疑冢”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此时距曹操去世已将近一千年。
此后，“曹操疑冢”的说法影响越来越广，南宋诗人范成大奉旨出使金国，路过漳河也写了一首怀古的诗，题目叫《七十二冢》，诗中写道：“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范成大担心大家看不明白，专门给这首诗作了一个注：“七十二冢在讲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弥望，北方金人经常来这里扫墓添土（北人比常增封之）。”这说明，到范bbr>成大时期，关于“曹操疑冢”已经越传越广，而且基本形成共识其数量为七十二个。
此后，关于“曹操疑冢”的故事传播得更广泛，不仅民间传说、戏剧曲艺中经常提及，在文人墨客的凭吊怀古之作里，大多也都将其视为正史加以评伐或歌咏。
“曹操疑冢”也被蒲松龄写进 href='1281/im'>《聊斋志异》中，该书有一篇《曹操冢》：“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在河里洗澡，忽然像被刀斧砍了一样，尸断浮出；后来又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大家都很惊讶。地方官听到，派人把上游的闸关上，让河水流干，这才看见崖下有个深洞，中间有转轮，轮上排列利刃如霜。拿掉轮子，中有块小石碑，都是汉代篆字。仔细看，是曹孟德的墓。后来破棺散骨，殉葬的金银财宝也都被大家拿走了。”
这大概是关于“曹操疑冢”最离奇的故事了，说曹操把墓设计在了流水之下。
蒲松龄还以异史氏的名义发表了评论，他认为：有人写诗“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可怎么能知道曹操的尸身是不是在这七十二个墓里？曹操真是奸诈啊，然而千余年后腐朽的骨头不保，使这些诈术又有什么用呢？唉，曹操的智慧，正是曹操的愚蠢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也）！
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想必他也只是把这件事成民间传说来看待， href='1281/im'>《聊斋志异》记录的大都是蒲松龄从社会上搜集来的传说故事，这则故事说明关于“曹操疑冢”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已经家喻户晓，结合当时的一些戏曲以及文人笔记小说来看，关于９９ｌｉb?
，墓室分为前室和后室，中间有甬道相通，前后室顶部为四角攒顶，甬道为砖券拱形顶。前后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耳室。两座墓室最深处距地表十六米，属于典型的深埋墓葬。墓道长三十五米，宽九点六米，呈阶梯式内收。
“在这座墓里出土有金、银、铜器，陶器、兵器等，但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最让专家兴奋的就是这块写有‘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的石牌，专家介绍，‘魏武王’三个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因为这和曹操的身份相符合：曹操生前为王，他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他才被追封为魏武帝；‘魏武王’与他死时的身份完全相符。这块写有‘魏武王’的石牌确切地证明了墓主人身份。同时，在挖掘过程中还出土了三具骨架，经专家鉴定，一具为男性，约为六十多岁，另两具为女性，分别为二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男性死亡年龄与史书中记载的曹操死亡年龄极为相符。
“与出土的文物共同指明这一古墓为曹操墓的还有一块在1998年被该村村民徐玉超起土时挖出的一块鲁潜墓志，志文提到了鲁潜墓距魏武帝陵的方位与距离：‘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里所说的魏武帝陵应该就是高陵（西陵），高决桥应该为高穴桥，古代‘决’通‘穴’，这说明曹操的墓地应该在西高穴村附近。
“根据出土‘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的石牌、鲁潜墓志、以及西门豹祠位置，经过多位专家充分论证，最终确定西高穴村就是曹操墓所在地，千百年来所有的猜测所有的争论终于停止，千古谜团终破解。”
这则新闻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社会的热议，焦点在于该墓葬到底是不是曹操墓。对此，考古界、文物管理部门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曹操墓。而文化界、舆论界对此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商业炒作，是浮躁浮夸和急功近利在考古工作中的表现。
要说这不是曹操墓，最有利的证据就是把真曹操墓找出来，但现在看来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有结果的事；说这就是曹操墓，似乎也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才有说服力，现在看来还需要继续考证和搜集证据。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和实地考察还是不要轻易做出是与不是的妄断。
不过一个基本事实可以肯定：曹操墓没有被刻意藏起来，它的消失是自然环境变迁的结果，它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它还没有被发现，它就有被发现的可能。
我们宁愿相信这就是曹操墓，宁愿相信那具六十多岁的男性遗骨就是曹操本人，时光悄然越过千百年，无尽的人世纷争和战场上的厮杀被地层阻隔，在这个世界上总算还保留一块宁静的空间，让辛劳一生的曹操闭上眼睛后有一个地方可安眠。
四、曹魏，已随风而逝
曹操死后，曹丕继承王位，他下令曹植、曹彰等兄弟立即前往各自封国，这样，曹植就去了临，曹彰去了鄢陵，曹宇、曹林、曹整等兄弟们也纷纷离开邺县，去各自封国了。
在继承权斗争中失败的曹植，已无心也无力挑战曹丕的王位>，只得默默收拾行李，领着后妻谢氏以及儿子曹志等人去了临。曹彰原以为自己立有战功，能带兵打仗，大哥会另外安排（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后来命令下来，他也要跟兄弟们一样到封国去，就很不高兴。另外，鄢陵土地贫瘠，地方很穷，他也不想去。曹丕为了安抚他，同意他改住中牟。
曹植去临半年后，因思念父亲，向曹丕上了一份《求祭先王表》，请求允许祭祀父王。夏至是祖父曹嵩的祭日，每到这一天父亲曹操都会祭祀，曹植认为在这一天里也应该祭祀一下父亲。但根据礼制，曹植无权随意祭祀曹操，因此上表请求批准自己在临城北的河上祭祀。
曹操喜欢吃鳆鱼，根据《本草经集注》解释，也就是鲍.９9lｉｂ.鱼，曹植在徐州刺史臧霸那里要了二百只，其它的羊、猪等他自己准备。曹操平时还喜欢吃杏、水瓜和一种叫白柰的水果，临产当地就出产杏，但没有水瓜和白柰，曹植请求曹丕赏赐五只水瓜、二十只白柰用作祭品。
曹丕收到曹植的上表后很快给予了回复，在这份诏书里曹丕表示原打算不惜违背礼制来成全弟弟的孝心，但太学教授（博士）鹿优等人认为不可，曹丕让弟弟把对先王的思念像自己一样先存于心中（惟侯存心，与吾同之）。
曹丕..
鉴于夺嫡斗争中的惊心动魄，对曹植、曹彰诸兄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不让他们随便到邺县来，不断变换他们的封地，并派监国使者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即所谓“苛禁宗室”。
延康元年（220年）十月，当了九个月魏王的曹丕终于逼献帝禅让，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从而这一年有了第三个年号。据《魏略》记载，远在临的曹植听到这个消息，大哭起来。曹丕后来得知此事，他很生气，对左右说：“人心看来有不同，我登大位之时天下竟然还有痛哭的人！”
曹丕下诏贬献帝刘协为山阳公，刘汉给了曹操一个魏公，曹丕替父亲还给刘汉一个山阳公，算是礼尚往来吧。献帝的皇后、曹丕的妹妹曹节被贬为山阳公夫人，夫妇二人一起到山阳郡（今山东金乡一带）居住。
曹丕派人向妹妹曹节索要玺印，曹节不给，痛斥来人，如此三番五次，曹节最后无奈，把玺印掷于栏板之下，愤怒地说：“老天有眼，决不让你长久！”
曹丕登基后的第二年，负责监视曹植的监国使者灌均报告说，曹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曹丕下诏贬曹植为安乡侯，同年又改封为鄄城，曹植只剩下不停地搬家了。
据《三国志》记载，曹植这次被贬与曹丕的一个梦有关。曹丕梦见自己拿了一枚铜钱在磨，想把上面的花纹磨掉，但越磨越清晰（欲令灭而更愈明）。曹丕不知何解，问解梦大师周宣，周宣说这出于陛下的家事，让曹丕对曹植兄弟们更加提防。
又过了二年，已经被封为鄄城王的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到京师朝见。据《魏略》记载，曹植觉得自己有罪，心怀不安，还没到地方就把随从留下，只带着两三个人微服入关，他找到自己的大姐清河公主，想让她领着去见曹丕谢罪（欲因主谢）。
曹丕不知道情况，派去接曹植的人回来报告说人不见了，卞太后知道后，还以为是曹植自杀了，在曹丕面前痛哭不已。过了一会儿，曹植在姐姐清河公主的引领下背着刑具、光着脚到门外请罪（科头负，徒跣诣阙下），太后转而又惊又喜。
曹丕却一直板着脸，故意不跟曹植说话，也不给他穿衣服穿鞋，曹植一直伏在地上涕泣，太后很生气，曹丕这才命人拿来王服给曹植穿上。
就在这次朝见中，任城王曹彰没能回去，死于京师。《三国志》认为他是生病死的，《魏氏春秋》则认为他是被气死的，因为当初曹彰曾问过曹操玺绶何在。曹丕得知后认为这个弟弟有异心，曹彰来了故意不见。曹彰脾气一向暴烈，活活给气死了。
可信度不强的 href='1698/im'>《世说新语》则认为曹彰是被毒死的，说曹丕最忌惮的就是曹彰，因为这个弟弟很骁勇，在军中也有威望。曹丕把曹彰叫来，还有他们的母亲卞太后一块儿下围棋，一边下棋一边吃枣。曹丕让人把有毒的枣放在筐里，自己知道哪个有毒哪个没有，他挑没毒的吃，曹彰哪里知道，结果就给毒死了。
曹彰中毒后，卞太后急忙找水救他，曹丕提前让人把周围能盛水的东西都砸了，卞太后找不着东西盛水，光着脚跑到井边，却没办法把水打上来，眼睁睁看着曹彰死了。后来，曹丕又想害曹植，卞太后愤怒地说：“你已经杀了我的曹彰，不得再杀我的曹 690d." >植（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那时候，曹植已被封为东阿王。
href='1698/im'>《世说新语》讲的这件事很不靠谱，不是说曹丕不可能杀曹彰，而是为杀个曹彰居然费这么大的劲，实在不合情理。不过，曹氏兄弟们当时的关系确实很紧张。
曹丕即位后的第六年，他远征广陵回师的路上专程去了一趟曹植的封地，曹植此时又被改封为雍丘王。在雍丘他们兄弟见了面，这也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曹丕增封曹植五百户，又进行了赏赐。唐人徐坚所编《初学记》里记录着曹丕赏赐曹植的诏书，根据这个记载，曹丕把曹操生前穿过的衣服一共十三件赏赐给了曹植，曹植上表答谢。
第二年五月，刚满四十岁的曹丕突然病倒，他想起朱建平等人给自己算过的命，心有不祥之感，于是立二十三岁的长子曹睿为太子，诏曹真、陈群、司马懿受遗诏辅政。几天后，曹丕驾崩于洛阳嘉福殿，太子曹睿即位，是为魏明帝。
又过了六年，即魏太和六年（232年）十一月，曹植去世，葬于东阿县鱼山，即现在的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鱼山西麓，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又过了两年，即魏青龙二年（234年），山阳公刘协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这一年还有一颗巨星陨落了，他就是诸葛亮，凑巧的是，诸葛亮也活了五十三岁。山阳公夫人曹节去世于魏景元元年（260年），依照汉朝礼制，她与丈夫刘协合葬于禅陵（今河南修武境内）。
又过了五年，即魏景初三年（239年），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驾崩。曹睿没有儿子，年仅八岁的养子曹芳即bbr>位，他是曹魏的第三任皇帝。据《魏氏春秋》记载，曹芳是曹彰的儿子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操的曾孙。曹睿临终前，诏令曹真之子、时任大将军的曹爽与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共同辅政。
又过了十年，即魏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等人，控制了曹魏大权。
又过了十四年，即魏景元四年（263年），魏灭掉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此时距曹操去世已经四十三年了。
又过了两年，即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废掉曹魏最后一任皇帝、曹操的孙子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司马炎即晋武帝。
又过了十五年，即晋太康元年（280年），晋灭掉了孙权创立的孙吴政权，统一了中国。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