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人民！
抗议仍在进行，
逮捕不能阻拦我们……
全民有选举权，
全体工人有合理工资，
废除通行证法，
结束少数白人的统治，
我们不要怕维沃尔特，
我们决不动摇待在家里的决心……
不要被吓倒……
在我们生命终结之前去争得自由……
随着外国记者纷纷拥入约翰内斯堡，报纸刊登了题为“新闻记者抵达约市报道最新动乱”的头版文章，预示着又一个沙佩维尔事件即将发生。伦敦《观察家报》记者对当时背景作了如下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征兵动员中，各大城镇组织了几十个公民自卫队和突击队。在战略要地设立了营地；载有装备给养的重型车队沿着矿带
缓缓行驶，直升飞机在非洲人居住区上空来回盘旋，用探照灯对房屋、庭院、土地和无灯区进行搜索。数百名白人宣誓担任临时警察。几百名白人妇女在周末练习打靶。枪支商店的左轮手枪和弹药已被抢购一空。各地取消了警察休假。发电站和其他基本服务设施配备了武装警卫人员。萨拉森装甲车和运兵车在各个黑人城镇巡逻。警车也四处巡查，电台广播着，参加罢工的非洲人将被解雇和勒令迁出城镇。
1961年5月29日，星期一，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不顾失去工作和住房的威胁，响应了曼德拉的号召。在德班，印度人工人加入了罢工；在开普敦，有色人工人也首次加入这一活动。这同警方的宣传大相径庭。被警方控制的南非广播公司大清早就宣布说，各地的工人没有听从“待在家里”的号召。当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广播说一切都“正常”，第二天广播又说一切“恢复了正常”。在伊丽莎白港，第二天有75%的人参加罢工，在另外几个地区，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示威(警方最后承认在约翰内斯堡参加罢工的占60%)。
曼德拉赞扬了这一“伟大的响应”，称赞这是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们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结果。他们“不顾当局最严厉的恐吓，不怕警察特别分队的追踪，坚持在警察经常巡逻和特务与告密者时常活动的地区开会和活动”。他说，吸引各国新闻媒介关注的不是南非白人共和国的庆典，而是广大群众拒绝白人共和国的“振奋 4eba." >人心的运动”。
但是无可置疑，全国范围的反响却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宣布取消罢工。那天早上，伦敦记者在约翰内斯堡市郊白人居住区一幢陈设简陋的住所里采访了他。曼德拉身穿条纹运动衫，看上去一点也不象一个密谋者，在欢迎记者时，他还发出爽朗的笑声。一位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罢工已经失败？
他回答说：“按照政府采取的镇压步骤来看，罢工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介绍了工人在罢工中蔑视警察、军队和雇主的勇敢行为。政府一心想杀人。人民已经绝望，绝望的人最后会采取报复行动。
他严肃地补充说：“如果政府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会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头脑里，非暴力政策一章正在结束。”那天晚些时候，他在接受伦敦一个电视摄制小组的采访(后录制成唯一保存下来的关于曼德拉的新闻片)时，也发出了同样严肃的声明。
他和同志们一起分析这次罢工的得失。他们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非国大被取缔仅仅14个月，它仍然在整顿组织，对习惯于公开活动的干部们进行训练。你既要从事秘密活动，又声明你实际上是在秘密活动——那将导致被捕，怎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考虑过人们对非国大时常提出的一个批评：这次罢工没有涉及到面包黄油。他不同意这个看法。要求召开国民大会毕竟是指“一人一票，这是关系到我们前途的关键”。然后他又回到非暴力问题上：“全国上下不断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当我们面对的政府采取野蛮行径给非洲人带来无数痛苦和灾难时，继续呼吁和平与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确？”
他在心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61年6月26日“自由节”这一天，他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出了新的斗争方式。当时，他能具体说明的只有“不合作”。非洲人民将要求国外的千百万朋友利用外交、经济及其他种种方式抵制与南非的来往，并进一步孤立南非政府。他自己将继续从事地下斗争。
他向他的人民保证：“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和政府进行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你们准备做什么？是加入到我们的行列，还是与政府合作，帮助它来压制你们同胞的要求和愿望？……或是在关系到我的同胞、我们的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和中立？就我自己来说，我已作出抉择。我不离开南非，也绝不投降。”
南非历史上的新纪元将要开始。
第九章 破坏战略
1961—1962年
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经讨论后，交给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一个小组去完成组建“民族之矛”
的任务。
作出诉诸于暴力的决定是很困难的，有人对它的效力或时机持保留态度。曼德拉本人坚决主张有必要改变政策，他自己20年来曾严守非暴力的原则，但是这种斗争并未奏效。很明显，既然非暴力抗议遭到屠杀和镇压，那么采用暴力手段将会受到更大的摧毁性的压力。
作为群众性政治组织非国大，奉行明确的非暴力政策，它不搞暴力行动。但现在它已不再排斥这种行动，只要暴力能得到“适当的控制”。西苏鲁将留在非国大内，曼德拉则领导“民族之矛”。经严格挑选的少数人(非国大成员和共产党员)开始组织起来。
从冬季到春季一直都在制定计划。曼德拉十分想念温妮和他的女儿们。令同志们惊奇的是，他会从不同的隐匿处溜出来去见她的妻子。温妮在约翰内斯堡儿童福利会工作，经常探访郊区城镇的孩子，并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的乔装打扮虽不很地道却已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他曾装扮过擦窗户的清洁工、听差和司机。一次温妮的汽车有了毛病，她在办公室接到口信，让她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一位穿一身蓝工作服的高个男子上了她的车，请她从驾驶座位上让开，他驾车将温妮带到一个停车场，在那儿给她买了辆新车，然后又开车把她送回市中心。他把车停在站牌边，说声再见，走下车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起初温妮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当曼德拉在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一间公寓里小住时，房间的主人沃尔菲·科迪什发现曼德拉潜心研究关于战争的书：有毛泽东、格瓦拉、科德尔·哈特的著作，还有里茨的《突击队》，读得最多的是克劳塞维茨，他在读经典著作时精力特别集中，许多章节下面都画着杠。问题出现了：如何向房主雇的打扫房间的祖鲁人解释，一个黑人作为这套公寓的客人一直住在这里，白天从不出门？他们商定让科迪什告诉打扫房间的人，“大卫”是一位准备出国的学生，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前在公寓里准备功课。科迪什离家上班，中午回家吃饭时，发现曼德拉正与那个祖鲁人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发现曼德拉很容易和佣人相处了，因为在另一家，厨师也非常喜欢为这位“大卫”跑腿。科迪什早
.上5点醒来，发现这位神秘的客人身穿田径服正在房间里原地跑步。当曼德拉不能到外面慢跑时，他每天早晨在室内锻炼2小时。
10月份之后，曼德拉过上了一点家庭生
活。一个名为利里斯利夫的小农场出租给了“民族之矛”。这个农场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利沃尼亚，在附设的住房中有一套房间很适合这位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居住，在此之前他只能化装后才敢外出。温妮带着泽妮和津姬换乘几次车到那里，温妮数月来第一次亲手为纳尔逊做饭，曼德拉同孩子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泽妮离去时带着这样的梦想：父亲住的这所凌乱的房子是他们的家。
在利里斯利夫农场，“民族之矛”的谋士和他们的非国大的顾问能高效率地工作。与过去政策不同的一个主要变化是民族之矛计划接收所有种族的人，尽管它的主要干部都是非洲人。在极端孤立的环境下，患难与共产生了深厚的同志感情。他们在制定计划时激动不已。
可能采取的暴力形式有四种：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和公开革命。他们决定采取破坏战略，这是与bbr>.他们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选择。曼德拉后来强调说，“进行破坏不会丧失生命”，“破坏战略给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希望”。痛苦将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这项政策奏效，民主政府将变成现实。
之所以作出限制暴力的决定，还由于白人与黑人走向内战的警钟已经敲响。如果消除布尔人与英国人战争的伤痕需要半个多世纪的话，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种族之间内战的伤痕呢？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南非依靠外国资本和贸易，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吓跑外资”，并“使工业区的货物更难于按时抵达海港”。从长远考虑，国家经济生活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一定会迫使选民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曼德拉在总结中说“民族之矛要进行破坏，但它从一开始就严格指示其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伤人或杀人”。他领导全国最高指挥部，该部制定战术和目标，并负责训练和财务。另外，还建立了领导地区破坏小组的地区指挥部。
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面对庞大而实力雄厚的警察力量，他们必须使整个组织齐心协力，建立起大体与民族之矛计划设想一致的行动小组。每个人应该知道多少情况？如何才能确保机密？以往非洲人一直开展公开斗争，有些人往往把保守机密视为胆小。对非洲人来说，往来于各地总是很困难，电话又被窃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相距数百英里的各个中心之间进行联系呢？即使他们化了装，也有根据通行证法被任意拘留的危险。
经过半个世纪的公开斗争、搜捕和关押，警察已经给多数政治活跃分子(即使不是全体)建起令人生畏的档案。黑人警察几乎与白人警察一样多，全国到处都有告密的人。一个告密者可得130英镑赏金，“先报者重赏”，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对实际目标的破坏，重要设施都把守得很严。再者个人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并且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
伊丽莎白港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富于战斗性的地区。在新布赖顿很快建立了21个行动小组，在夸扎克里镇建立了33个。那里的保安警察仍对蔑视运动期间黑人的反抗感到恼火，他们不仅将采取各种行动打击破坏者，而且也不会放过任何小规模的政治活动。
与此同时，曼德拉的地下活动起到了鼓舞人民的作用，密布的警察网还没有抓住他。但是他继续冒险简直是蛮干。11月份，他巡视纳塔尔和开普敦时险些出事：他穿戴着司机的外套和帽子，在约翰内斯堡街头等车，预定接他的车没能按时赶到，突然他看到一位黑人保安警察向他走过来，当那位警察盯着他的眼睛认出他来，他想这下全完了；然而警察并没有停下来，从他身边走过，边走边使眼色，以非国大的方式拇指向上向他致敬。
1961年12月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与新时期的开始：当艾伯特·卢图利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非国大非暴力的漫长历史得到了承认。卢图利坚持说，“功劳并不是我的，它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我继承的政策有50年历史，我很乐意执行。”相隔不到一个星期，12月16日“英雄节”，按惯例非国大召开年会，这天“民族之矛”发动攻击。破坏者们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对象征性目标进行爆炸和破坏。有一位破坏者被炸死。
传单宣布：“民
族之矛”将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斗争。宣言继续写道：
我们——“民族之矛”一直寻求通过不流血、不发生民众冲突而取得解放，就象解放运动一直在做的那样。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唤醒每一个人，使人们认识到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引向灾难。我们希望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恢复理智，现在还为时不晚，在事情尚未发展到爆发内战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就更换政府并改变其政策……每个民族都会面临只剩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种选择。我们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政府把和平的运动视为懦弱，把人民的非暴力政策当作政府对暴力所开的绿灯……我们正沿着一条解放本国人民的新路奋勇前进。
1962年1月初，曼德拉偷偷逃出南非。他在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家里与温妮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这座房子位于约翰内斯堡北郊的边缘，很安全。他逃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海尔·塞拉西皇帝作为东道主主持泛非自由大会。曼德拉在令人激动的旅程中产生第一个感受是，一生中他第一次成为自由人。在亚的斯亚贝巴他见到了奥利弗·坦博，坦博安排他在大会讲话。他受到了来自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代表的热烈欢迎。在向对南非实行制裁，对难民和自由战士提供避难的国家致谢后，他讲到今后的斗争将是长期、复杂、艰苦的，需要民族最大限度的团结。他说：“赤裸裸的武力和暴力是南非政府公开使用的武器，用以镇压非洲人民的斗争，以压制他们的意愿。”他介绍了镇压政策、对政治领导人的迫害、叛国罪审判和沙佩维尔大规模拘捕、特兰斯特紧急状态法等情况。他还讲到50年代农村地区广泛的骚动和抗议及1961年“待在家中”的罢工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被警察和军队以残暴的武力摧垮了。然而人民阻挡不住。非国大被取缔的禁令发出后，它立即发表声明，宣布蔑视政府的禁令，并将继续开展地下活动。
他说时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前南非争取自由的斗争究竟有多大力量？”
南非以外的一些人士曾提出这样的看法：在我们国内的特殊形势下，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永远不会取得自由。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政府手中掌握着令人生畏的力量和镇压机器。它的军队对民众进行残酷镇压，对该政权的政治反对派进行种种迫害。为此这些人敦促我们在国家以外寻找救国办法。没有比这离真理更遥远的了。
的确，国际上对南非政策的谴责相当强烈，对南非政府实行有效制裁的动议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加纳、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的积极倡议和通力协作下，南非被驱逐出英联邦。“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对南非的压力极大削弱了南非的国际地位，并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南非国内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他赞扬了与葡萄牙人镇压进行斗争的勇敢的莫桑比克人和安哥拉人，并接着说：
但是我们认为，以为外部压力会使我们从内部对敌人斗争变得不重要，这样的幻想对我们会有致命的危险。在南非实行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其中心和基础应在南非国内……在过去的10年中，非洲人民进行了许多争取自由的斗争。包括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罢工、抗议游行、抵制和示威。在所有这些战斗中我们一再强调纪律、和平和非暴力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感到存在进行和平斗争的机会，并愿真诚地为争取和平变革而努力。其次我们不想让人民陷干这样一种境地，即成为南非警察乱开枪的现成靶子。但形势现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今天，南非已成为靠枪炮统治的国家。政府正在扩充它的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力量……军火工厂也正在建立之中……
所有以和平bbr>方式进行宣传和开展斗争的机会对我们而言都不复存在。非洲人甚至失去了以静静地坐在家里抗议政府压迫政策的自由。去年5月罢工期间，警察挨家挨户搜查，殴打非洲人，驱赶他们去上工……危机越来越严重。
事先并未宣布最高指挥部关于即将采取的战略和战术的命令，但是他补充说：“领导如果犹豫不决，不去磨快已不再锋利的政治武器的话，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在这以前的10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及南非各地，“他在农村同农民、在城市同工人谈话，同学生和专业人员谈话，”他已十分清楚地感到，形势已变得极具爆炸性。
他解释说，他已宣布在转入地下活动后将不会离开南非。“我说话算数，并认为这样做很荣幸。但当我的组织接受邀请参加这次大会时，决定让我设法出来，向诸位非洲领导人——我们大陆有影响的人介绍南非形势的最新进展。”
在结束语中他强调指出，团结“犹如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重要，要不惜代价地维护它”。他相信，在以后的决定性斗争中，南非解放运动将得到非洲领导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全力支持。
曼德拉多数时间由奥利费·坦博陪同到北非和西非一些国家去安排招募来的武装人员的军事培训，以及为未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争取奖学金，将来需要他们管理非种族主义的国家，控制军队和警察。
他后来说道，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的自由就是摆脱掉了“白人压迫，愚蠢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警察的骚扰，羞辱和无礼”。他补充说，“在所到之处，我都被当作人来看待。”他和坦博乘飞机到伦敦，在那里见到了工党及自由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和乔·格雷蒙德。他强调南非斗争的目标很多，他选择了武装斗争，但尊重卢图利致力于非暴力。每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都必须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进行斗争。1962年6月17日是星期日，他休息了一天，游览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然后他回到非洲。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陆军总司令布迈丁上校(后为总统)邀请他视察部队。正如曼德拉讲的，我看到“阿尔及利亚青年的精英，他们曾与法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他们的勇敢换来了他们国家的自由和幸福”。在阿尔及利亚，他选修了爆破、使用武器和迫击炮等课程，并在陆军最高指挥部听讲座。他想在一旦需要时，能够而且已经准备好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战斗。
回到东非，他会见了未来的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尼雷尔，未来的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和肯尼亚反对派领袖奥金加·奥廷加。所到之处他都受到盛情款待，并得到了给予支持的保证，尽管他也碰到了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印度人结盟的敌视，他感到敌视是因为不了解南非的特殊情况和由于没有看到非洲人的领导作用而产生的。
他看到，黑人和白人在旅馆、电影院和住宅区都和睦相处，他们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而这些在南非是不可想象的。
回国的时候到了。在动身前，他见到了第一批招募的战士。他们是从南非偷渡出来到埃塞俄比亚接受军事训练的。曼德拉越境时很危险但没有出事，他又回到南非。一位印度人朋友把车停在漆黑的乡村路旁，等着曼德拉，一夜驱车几乎没有说话，取道偏僻的公路，最后到达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住在一位不明他身份的人家里，对面是警察局，他的同志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急于汇报，急于与温妮在一起，他日夜兼程。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他能够从国外给温妮写信，现在两人又可以在朋友家相会了，然而见面的时间太短暂。
在约翰内斯堡，他向“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报告了出访情况。有些同事认为培训新兵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同意可以按这个计划执行，因为建立一支以受训战士为核心、足以开展游击战的队伍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他所经历的一切仍然令他振奋，他去纳塔尔，为德班地区指挥部做报告。剧场指挥塞西尔·威廉斯准备了一辆车，供他自由支配。他们乘车去的时候，曼德拉扮作司机，威廉斯坐车。
曼德拉会见“民族之矛”之后，与他的一位老朋友M·B·英瓦联系，此人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省负责人之一。这位朋友见到一个自称“大卫”的高个儿司机让他带路去见“酋长”时，简直又惊又喜。卢图利酋长德高望重，深受人们的爱戴。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同志们为他坚持要见卢图利很担心，但在他固执地坚持的情况下也就让步了。他说：“出去之前我答应过酋长去看他，因此我必须去。”车向北经甘蔗种植园去斯坦格村，一路上曼德拉讲着他旅行的故事。英瓦很高兴，第二天星期六，在一位朋友家里卢图利来到他们中间。
英瓦回忆说，卢图利和曼德拉拥抱，就象领袖与司令员见面一样，两人对再次重逢分外高兴。曼德拉坦率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旅程情况。他谈到许多非洲领导人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印度人结盟表示忧虑，实际上有些人是共产主义者。正如英瓦回忆那次谈话一样，卢图利在坚持非国大立场上比曼德拉更坚定：人们必须理解这是经过一段时间最后形成的、经大会确定的非国大政策。
卢图利还提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关于1961年12月“民族之矛”宣布终止其非暴力政策的问题。卢图利了解曼德拉的作用，他对没有与他和非国大“基层组织”商量提出批评，他认为他们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曼德拉对此表示歉意，但他说他认为从战术上讲这一行动是正确的。此外，他们是想保护卢图利和非国大，使他们免于卷入政策的急剧变化之中。
分手时，他们为未来互致热情美好的祝愿。下午晚些时候，英瓦驾车将曼德拉送回德班，他一路上并非没有紧张感，担心他的乘客在行驶速度缓慢的城市里被人认出来。安全抵达后曼德拉请英瓦帮个忙：带他见一下温妮在结核病所当护士的姐姐。
在这次简短的会面后，英瓦把车开到德班的街上，曼德拉与他告别。
星期日，曼德拉和塞西尔·威廉斯出发到约翰内斯堡。车开到靠近霍威克瀑布的地方被3车警察截住。威廉斯后来说，警察似乎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搜捕哪个人，好象只得知车上可能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样曼德拉就于1962年8月5日被捕。他转入地下活动共17个月。
第二天早晨，温妮·曼德拉离开儿童福利会办公室，正走在去索韦托探访的路上，突然她丈夫的一位同志出现在她面前，看上去衣着不整很紧张，她立即感到有不祥之兆。她问道，是不是曼德拉受伤了？
回答说没 6709." >有，但他可能在一、两天内出庭。
曼德拉被关押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
第十章 对人民意愿的审判
地方法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在下面的单人牢房，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辩护律师乔·斯洛沃看到从福特监狱走到这里的曼德拉。他面带笑容，充满信心，并和以前一样完全能控制自己。一位记者写道，“这位维沃尔德的头号通缉犯戏剧般缓慢出现了，他拾级而上走向法庭，就象一位准备复仇的平静的巨人。”
8月8日，起诉仅持续了几分钟。曼德拉回答了他的姓名，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对他的指控：煽动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不管提出什么可能的疑点，政府显然并没有掌握他与“民族之矛”关系的证据。曼德拉手戴镣铐，被带回牢房。他的夫人从公众席看着把他带走。城镇的墙壁上写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国外开始呼吁释放他。伦敦《观察家》报刊登了这位“抵抗战士”的简历。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收到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索布克韦因为组织反通行证法示威在1960年被判处3年徒刑。
在人们期待着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公审时，一个越狱计划出台了，按计划他可以逃离南非。后来由于宣布审判改到比勒陀利亚计划被破坏了。他开始着手制定对付审判的策略。曼德拉决定向法庭挑战，他告诉沃尔佩和斯bbr>洛沃他将自己辩护。
曼德拉在亚的斯亚贝巴曾预言南非新任司法部长将“拿出更加狠毒的手段”。现在这位部长——J·B·M·沃斯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参加亲纳粹活动被拘留过)拿出了“破坏活动法”。破坏的定义很宽泛：例如非法侵入他人土地和非法持有武器。
轻者判处5年徒刑，重者判处死刑。这项法令遭到南非白人和黑人的强烈抗议，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评论说，这项法令把公民的自由降到了“连左的或右的极端独裁者都望尘莫及”的地步。司法部长扩大了他对个人宣布禁令的权力。非法的人与另一个人交往(丈夫与妻子接触必须申请免罪)，接待来访者，不定期向警察报告、准备出版任何东西都被定为刑事犯罪。任何人出版非法人的作品或讲话也是犯罪。不久，非法人同时会见一个以上的人也被定为犯罪。第一批定为非法人的名单包括52名白人、35名非洲人、9名有色人和6名印度人。
然而最严厉的新限制是软禁。海伦·约瑟夫最近一直在宣传被流放者的困境，她是第一位遭软禁的人。每日晚间、整个周末和公共节日都不许出家门。沃尔特·西苏鲁是受24小时软禁的人中的一位。
警察监视、骚扰和逮捕已成为家常便饭。由于反对关押曼德拉的抗议越来越强烈，司法部长禁止在审讯曼德拉期间在任何地方举行任何支持他的集会。10月22日，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外面等候曼德拉的到来。在教堂里面，法庭上挤满了警察和旁听者，其中有身着滕布人民族服装的温妮·曼德拉。就在19个月以前，曼德拉曾与其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一起站在这里，听法官宣判他们所有的人无罪。现在，当身穿着人民赠送的豺皮袍的曼德拉进入法庭时，旁听者和记者们都站了起来。他举拳高呼“权力！”人们以“属于人民！”的呼声响应。
他告诉地方法官：“我希望能够申明，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意愿的审判，有鉴于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恰当的。”
接着他要求法官回避此案，他解释道，他所讲的不是对法官本人而言，而是因为他向审理本案法庭的权利提出挑战。“我认为自己既没有法律上的，也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去服从我在其中没有代表权的议会制定的法律。象这样的政治审判，由于它包含着非洲人民的意志和白人意志的冲突，这个国家的法庭象目前这样构成，不可能公正和合理。”
他权威的气度使通常或者打瞌睡不屑一顾的警察也聚精会神地静听。他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毫无意义，并列举了被白人垄断的其他权利和特权：
在执法中严格的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很恰当也合乎时宜。为什么在这个法庭上，我面对的是一位白人法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人原告，护送我到被告席的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会不偏不倚呢？我对这个法庭四处潜伏着的白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气氛感到压抑。这种气氛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法庭之外，因同样的白人统治正使我的人民遭受着不人道的屈辱。
它使我想到，我之所以没有选举权，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白人控制的议会。我没有土地，是因为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白人夺走了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强迫我住到贫困不堪的保留地，而那里人口过多，牧场不足。我们被饥饿和病痛所折磨。
法官打断他的发言；饥饿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囚犯仅限于陈述要求我回避的正当理由。
曼德拉提问说：“如何能期望我相信，多年来造成那么多不公正和苦难的种族歧视制度，今天会给我合理而公正的审判呢？”
他知道，在许多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维护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司法官员甚至还公开批判过种族歧视政策。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荒唐的司法制度的存在。这些现象不是由于这个制度而产生。这些例外却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甚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间也有正直人，他们有公正与正义感，反对他们的白人兄弟们对我们人民的残忍犯罪……不管怎样，一个指挥官如果把胜利寄希望于敌人营垒中同情他事业的几个士兵，那他将毫无用途。一个称职的将军把他取胜的信心寄托在自己指挥下打击力量的优势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这个事业毫不妥协地奋斗到底。
“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正在进行的对法律挑战中自始至终听得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他接着说：“我毕生与它斗争，现在与它斗争，并将继续与它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即使我现在恰巧碰到一个公正的法官，对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但我仍然强烈地憎恶我周围的这种机构。它使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不应该的。我应当得到保证，我在被一个平等的南非人审判，他不把我看作是只配以特殊类型的公正原则来对待的下等人，这样我才能感到完全的轻松自如。
他在进一步陈述他的观点时指出，南非白人认为合理而公正的政策，已经引起人类良心和整个文明世界中诚实正直的人们的义愤。
他们压抑我们的愿望，阻碍我们通向自由的道路，剥夺我们促进道德和物质进步的机会，以防止我们有任何忧虑和欲望。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留给白人，却指望我们黑人满足于用白色皮肤的人餐桌上扔下的残羹剩饭充饥。这就是白人的正义和公平的标准。这其中包含着他们的伦理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视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从以往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学会了把白人看成是一种粗暴和残忍的人，他们对我们权利的轻视，对我们利益的冷漠态度，使得他们做出的保证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虚伪之极。
在结束申诉时，曼德拉表示相信法官不会轻视他的意见，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他的讲话坦率、诚恳，因为他所谈及的不公正，包含着带来极其危险形势的种子。
原告提出曼德拉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法官表示赞同，驳回了要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是否对你的指控进行申诉？”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出庭作证的有警察、城镇地方官员、记者和印刷商，他们多数只提供技术证据，证明曼德拉给1961年5月全国罢工进行了准备工作。
证人中还有南非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质问集中在他在1961年4月24日寄给总理的信。这位秘书记得这封信，并承认总理没有复信。他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封信提出了对非洲人民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公民权问题。
“可耻，”曼德拉说，一位总理对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信竟然不做答复。秘书一再矢口否认，当曼德拉进一步追问时，他才透露信转到了司法部。曼德拉问他为什么没有对写信人表示谢意并问对如此转信作出什么解释呢？
对方解释道：“由于整个信的调子。”
曼德拉接下去说：“信的调子是要求召开全国大会”，“所有南非人的大会，难道这类事情你的总理都不能给予答复吗？”没有任何明确的回答。曼德拉继续说：“我要告诉你，对这样一封信不做答复，你的总理就不够资格担任这个职务。”
全国大会将挽救国家经济的混乱与衰败、内乱和苦难。他在1961年6月26日写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提到这一点。总理的秘书再次承认没有答复此信。
在“待在家中”罢工期间曾到处宣传罢工完全失败的警察又作证罢工取得了胜利。原告拿出报纸证明曼德拉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同时证明他并没有持有效旅行证件去。
诉讼以原告要求法庭判处他犯有两项罪名而告终。根据第一条罪状，“被煽动”参加抗议者分为三类：“重要机构的雇员，他们不允许罢工，非洲人矿工，他们没有正当理由放弃或擅自离开就职岗位即为不合法；除农业劳动者外的一般服务人员，擅自离开他们主人的处所为非法。”
“你还有话要说吗？”法官问。
曼德拉申明：“阁下，我认为我是无罪的。”
“这就是你要说的所有的话吗？”
“尊敬的阁下，”他回答说，“如果我还有话要说的话，我会说的。”
10月25日曼德拉被判犯有两项罪行。
法官确信不疑他是1961年号召举行全国大罢工组织背后的“领导人、煽动者、傀儡领袖、发言人和首脑”。他的活动不仅不合法而且是非民主的。
他毫无悔罪之意，却似乎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他旗帜鲜明地宣布不管判什么刑，他都将继续他的活动。“我们在不正常和难堪的环境下生活，”法官补充说，“如果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无政府主义就会盛行：法庭不关心政治，只关心维护法律与秩序。”
当曼德拉准备就减刑作法庭发言时，庭内气氛活跃起来。他的姑姑和从特兰斯凯来的其他亲戚身穿科萨人服装和温妮一起就座。庭外，大批警察在街上拦挡拥挤的人群。正如每次曼德拉入庭时一样，旁听席上的人再次起立致意，并高呼“权力！属于人民！”
曼德拉从被告席上发表政治声明。前面他已经“控诉了白人统治”，现在准备讲他在号召罢工中的作用：
我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有责任建立必要的机构，推行彼得马里茨堡大会的决议，指导宣传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组织。法庭知道我的职业是律师。因此，无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一个行为规范受到约束、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律并尊重它的习惯和传统的律师，会参与这个运动，其最终目标是通过罢工来反对这个国家政府公布的政策吗？
为了让法庭了解，他讲述了从童年时期起他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部落老人们讲他们的先辈为保卫祖国而奋战的故事，当时的土地归整个部落所有，没有阶级，所有部落的成员都参与管理。这对他和他的同事的斗争都是一个鼓舞，即使现在也是如此。
1944年他加入非国大，此后，18年来，他一直遵循它的政策，坚持它的目标和观点。非国大的政策和他内心深处的信念相呼应。他说：“非国大寻求所有非洲人的团结，消除他们当中的部落分歧。它力图使在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非洲人获得政治权力。非国大认为，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也无论他们皮肤的颜色，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非洲人。”
他引用了“自由宪章”的话，它是南非“有史以来所发表的最民主的政治原则纲领”，这些原则不仅被非洲人而且被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的组织所采纳，他们都支持一人一票的要求。
话题转到他的律师生涯上，他讲到因为他是一名黑人而加给他的困难以及司法制度中肤色壁垒的影响：
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作我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人民、也是对我的职业、对法律的实施、对全人类的正义事业的责任。种族歧视的实质是非正义的，完全违背对正义的基本态度，而对正义的态度是这个国家传统法律训练的一部分。我相信，对这种非正义采取反对的立场，是在坚持一个崇高职业的尊严。
他说，作为一名律师，他所经历的冲突并不只是南非才有，这种冲突产生于人的良心、人的思维和切身的感受。但是在南非，“这个法律在历史上的长期发展中，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所构想和制定的法律，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能容忍的。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必须抵制它，必须反对它，必须努力改变它。”
非国大55年来一直在寻求和平地解决国家的不幸和问题的方法，但得到的结果仅仅是冷遇，并发现他们的抗议不被理睬。
曼德拉接着清楚地讲述了政府在粉碎非暴力罢工中的所作所为，他替所有的政治犯说话，替未经审判继续遭关押、在审讯者任意摆布下孤独地被囚禁着的人们说话。
政府从开始……就拒绝与我们交涉，不倾听我们的呼声，不和我们谈判，而是把我们描绘成野蛮的、危险的革命者，是企图制造骚动和暴乱的人，认为除了用压倒优势的军队来对付我们，并以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强制手段镇压我们之外，不可能与我们打交道。政府的行为是任何文明的政府面对和平的、有纪律的、有理智的，并民主地表达其意志的本国人民都不会采取的……
如果在这个期间，由于这个国家的形势而出现了暴力的危险，那么这种暴力危险是政府有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完全依靠暴力来回答我们的人民和人民的要求。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增长着的不安。这不安是由于认识到他们的政府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我们却得到了这种支持。很明显，政府企图用恐怖的统治来反对我们强大的运动。
案件中的证据已经表明(我们的运动)取得了实质性胜利。……如果一个罢工最后未能按其希望的规模发展，那不是因为人民不愿意，而是由于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暴力、以及政府对我们运动的打击，暂时达到了它强制我们违背自己意愿和理智而屈从的目的。
他谈到历届政府使用暴力的情况，谈到1921年在布尔霍克的大屠杀和1924年在西南非洲邦德尔斯瓦特的大屠杀。他说，“政府的暴力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暴力反抗。我们一再发出警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力对抗中告终。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庭会说：“你们应该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我确信，这个法庭既不会这样说，也不会这样做。
法庭也不能企求人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人不可能不做事，不说话，不对非正义进行反对，不对压迫表示抗议，不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不会这样做。”
也许法庭会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然而，是政府，是它对法律的实施，使法律受到如此蔑视，而且声名狼籍。曼德拉从他未经审判而定.罪和一再被宣布为非法人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有谁怀疑这样一个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人，应准备去过一种被放逐的生活呢？就象法庭证词所说的我所度过的那几个月一样。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他的妻子不久就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受到迫害，温妮听他往下讲：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开，对我来说绝非易事。我必须告别旧时那种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与家人团聚在餐桌旁的美好时刻；而过一种不断受到警察搜捕的生活。离开我那些最亲近的人，在我自己的祖国，经常面临被逮捕的危险，这是一种比坐牢更困难的生活。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而不去过那种正常的任何文明社会都存在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就象它以前来到过我的生活中一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就只能过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利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于他。被逼迫到这种境地，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行动……
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以来，特别是我被捕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使我感到骄傲和亲切，但不少是错误的、不妥当的。他们认为运动的进展，人民意志的表达以及他们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这里和国外所赢得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必须公开宣布，我只是人民的一员，一切胜利和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
在回答第二条指控时，他简短地谈了他的非洲之行。
我已准备接受刑罚，虽然我知道，一个非洲人在这个国家监狱中的处境会多么痛苦和险恶。我曾经坐过牢，我知道，甚至在监狱的大墙内，对非洲人的歧视是多么严重，知道非洲人的待遇与白人的待遇相比要糟多少。
但是，这些不会使我放弃已选择的道路，也不会使其他象我一样的人放弃。因为对人而言，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自由是他们的最高向往。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有信仰的人放弃它。比对我将遭遇处境的担心更为强烈的，是我对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所遭受可怕处境的仇恨。
他对种族歧视表达了强烈的憎恨：憎恨向儿童们灌输种族偏见的制度，憎恨种族傲慢意识，它认为应当把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留给少数白人，而把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降到卑微的附庸地位，并保持他们没有选举权，使他们成为占统治地位少数人任意驱使的奴隶。
我对它的憎恨基于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同样憎恨它。这个法庭对我采取的一切做法都丝毫不能改变我的仇恨，它的改变只依赖于消除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非正义和不人道。我一直为此而进行斗争。
无论阁下根据法庭裁决对我作任何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就象人们总会做的那样。在我刑满释放后，我仍将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努力去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
在曼德拉被宣判的前一天——11月6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第一次以17票赞成、16票反对、23票弃权，赞同对南非实行制裁，虽然未达到付诸实施所需要的安理会法定多数票，但这是一个开端。就在那天晚上，伊丽莎白港发生了许多破坏事件。
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和苦役：因“煽动”罢工判3年，未持旅行证件离开南非判2年。
他说，“我毫不怀疑子孙后代将宣告我无罪。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成员们。”
在离开法庭时，他三次高呼“权力！”并得到三次“属于人民！”震耳欲聋呼声的响应。他被警车带走。拥挤的人群无视不许示威的禁令，沿着马路行进，载歌载舞，高唱“曼德拉继续斗争。”
温妮·曼德拉面带笑容，与法庭内其他旁听者一道高唱“上帝赐福非洲！”接着，她向《新时代》(左翼报纸，不久后被查禁)发表谈话，“我将继续进行这一斗争，就象我过去竭尽全力所做的那样。”她说，泽妮和津姬年龄太小，还不懂事：“所有成年人都知道她们的爸爸是被警察带走的……未来的岁月对于我肯定极其严酷，然而这种生活已经成为我bbr>藏书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1958年我与纳尔逊结婚，那时他就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我知道他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人民给予铁窗之内人的最高荣誉，是保持自由之火燃烧，是继续斗争。我丈夫说得对，在监狱中受煎熬与在监狱外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在监狱内外正在受难。但是只受苦还不够，我们必须斗争。”
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一座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设有炮塔的红砖监狱里开始服刑。他穿着褴褛的短衣短裤狱服，脚穿拖鞋。一间水泥地小牢房里有草垫、马桶、瓷碟和杯子。曼德拉天不亮就被闹钟叫醒，在领班阿非里卡语的喊叫声中，他仍每天严格坚持锻炼。基本食品是玉米粥，午饭在上午10点45分，晚饭在下午3点。他每天靠缝邮包打发日子。
第十一章 利沃尼亚
1963—1964年
曼德拉被转移到罗本岛最高治安监狱，关押在单人牢房内。这是与开普敦隔海相望的一个监禁地。
在南非大陆上，破坏活动仍继续进行。到1963年年中，大约发生了200起武装行动，其中很多是“民族之矛”的人在东开普地区干的。在西开普地区和特兰斯凯，几个白人被杀，并且发生了与警察的对抗，这些活动标志着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武装组织“波戈”(我们自己干)的出现。
5月1日通过了“90天拘留法”。沃斯特的保安警察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关押人。单独禁闭、不准与外界联系，可以长达90天，而且还可以超过，直至沃斯特所说的“无限期”。在此期间，他们可以不停地审问，直到得到“满意”的答复。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突然消失，进入监狱和警察拘留所，遭受一个反对党议员所说的“令人精神崩溃的折磨”。很快就传出肉体折磨的证据：电刑、半窒息、不断殴打。9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开普敦的一名成员路克斯马特·索旺德·思古德尔成为第一个因政治原因被关押而死于刑讯的人。
对付那些被怀疑参加非法组织者的紧急措施增加了：对宣扬“以暴力或强力”手段变革社会的人、对参加训练或得到情报用于实现共产主义或者某一非法组织的目的者，判处5年监禁直至死刑。(几个月前沃斯特列出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名单中共有208个“非白人”和129个白人。)
已经服刑期满的政治犯还可以立刻重新逮捕；一项针对罗伯特·索布克韦的法令就是如此。索布克韦在服完3年刑期后，又被被捕拘禁到罗本岛，单独关押在一所小房子里。
对这些强化警察国家的法律，一直坚决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议员——海伦·苏兹曼。她是白人中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而努力的人士的代表。这些人中有律师、教士、工会活动家和学者。参加过破坏活动的一些白人和一两个有色人，很快也遭到围捕和90天的关押，有些人逃离南非。
沃尔特·西苏鲁不断地被骚扰。1962年他被捕6次，后来又被判6年监禁，理由是推进达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的活动和鼓动1961年的“待在家里”罢工。他被交保释放，等待上诉。1963年4月20日，他转入地下。两个月后，他的妻子阿伯蒂娜按90天拘留法被捕。
7月12日，保安警察进行了一次最惊人的突然袭击：西苏鲁和另外8个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利沃尼亚一所房子里被捕。曼德拉在从事地下活动期间曾住过这所房子。据说，警察曾威逼和收买一个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的人，是他提供的情报。但是可以肯定，利沃尼亚这个政治集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的安全过于自信，在隐蔽时，他们在一个不现实的“地下”世界中活动。尽管总把政府称为“法西斯”，但他们没有以应有的警惕对待它，这个失误将继续削弱解放运动。一大批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被警察发现。后来又有3人被逮捕。
6个被捕的白人中，有两个从拘留所逃跑，另一个在压力之下同意出庭作证，后来逃离南非。第4个因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剩下的两个人中，一个是莱昂内尔·伯恩斯坦，他是一个设计师，是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之一。另一个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师，来自开普敦。
在被捕的非洲人之中，戈文·姆贝基和雷蒙德·姆拉巴来自东开普敦，埃利亚斯·莫索莱迪和安德鲁·姆兰盖尼与西苏鲁一样来自特兰斯凯。艾哈迈德·卡塔拉答是其中唯一的印度人，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活沃。他们全部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起来，毫无音讯，与家人和律师失去了联系。他们被单独关押期间，警察忙于审问和调查。显然警察没敢虐待这些领导人，但是，莫索莱迪和姆兰盖尼还是受到折磨。
曼德拉突然从罗本岛转回到比勒陀利亚监狱。没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他只能猜测将会发生的事情。
在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按种族关在各自隔离区内，但每晚都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狱卒的喊叫在傍晚停下来之后，歌声开始在牢房中回荡，非洲人高唱起传统的民歌和自由之歌。在熄灯前歌声逐渐消失。在寂静中，有人高喊一声“权力”——曼德拉的声音？可能吗？一个白人被拘留者惊讶地想。四周立即响起了应答：“属于人民！”
利沃尼亚案被拘留者的家属请了律师，盼望到时候能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布拉姆·费舍尔(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和沃农·伯朗基率领这个律师团，他们曾在叛国罪审判的辩护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两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佐斯，他们后来为很多政治审判进行辩护。乔尔·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
从一开始，处理这个案子就很棘手。政府公开宣布被捕者有罪。但是辩护团没有办法弄清到底谁将被起诉，也不知道指控的罪名。审判开庭的前一天，公诉人波西·尤塔博士告诉辩护团，到比勒陀利亚监狱.９９lｉｂ?，他们就能知道谁是他们的委托人。
在监狱的一间接待室，费舍尔、查斯卡尔森、比佐斯和乔夫见到了在利沃尼亚被捕者。随着前行的脚步声，曼德拉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看守跟着他既震惊又欣喜，囚犯和律师们围在一起。曼德拉和西苏鲁紧紧拥抱。大家接连与曼德拉握手。费舍尔把曼德拉介绍给查斯卡尔森和乔夫。他们吃惊地发现，曼德拉体重几乎下降了40磅，囚犯的制服短裤和衬衣显得很肥大，他的脸显出不健康的黄色。但是他的举止仍然是骄傲的，他们发现他的笑声和以前一样自信，他依然平和而轻松。
在磋商的过程中。乔夫发现曼德拉自然成为他们当中的领导者，然而他从不下命令。他总是平静地商讨、争论，最后听取他同事们的意见。他的气度甚至感染了监狱工作人员，他们对待他虽说不上尊敬，但好象认识到他是一个“大人物”。这并没有减少他们对他主张的仇恨，但包含着对这个“卡菲尔人”的一种畏惧。有一次，当他向一个白人看守提出抱怨时，得到的反驳是：“你们当政时，对我们也会这样。”
虽然起诉的内容还不清楚，但是从向新闻界透露的消息来看，辩护团显然将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才能使这些人免于死刑。
1963年10月9日，比勒陀利亚正义宫法庭周围布满了武装警察，法庭内他们也无处不在。保安警察和新闻记者们超过了到法庭旁听的白人。但是“非白人”公众席挤满了被告的家属和支持者。法庭的另一边坐着外交官和其他贵宾。
温妮·曼德拉没能出席。从1962年1月28日起两年她受禁令的限制，使她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她提出出席审判的要求被拒绝了。
被告们乘坐一辆武装护卫车到达，欢迎他们的人群高呼着：“权力，曼德拉！”“属于人民，西苏鲁！”法庭灰暗的墙壁和高高的穹型屋顶，使人想起美国南部的洛可可式建筑。从天花板垂下来一个老式电扇在检查官桌子上方慢慢旋转，摇摇晃晃，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警察背包里装着催泪弹守卫在门口。尽管有保安警察的恐吓，旁听席仍挤满了人。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被记录下来，他们在离开法庭时还被拍照。
夸特斯·德·韦特，德兰士瓦省大法官，穿着猩红的长袍，端坐在一个木刻的天棚下。他的对面，曼德拉和其他被告占据的被告席是一个匆忙加大的长长的大木箱。
这些人的举止很坚毅，但在几个月的单独禁闭之后，他们看上去很憔悴。布拉姆·费舍尔对他们所受的待遇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法庭休庭并改善被告的监禁条件。他的争辩获得成功。
几周后，他们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特别是曼德拉，与老朋友们在一起使他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显得消瘦，又穿起三件一套的西装，重现昔日的风采。
“法庭肃静！起立！”又是警察，人群，仪式，法官堂皇就位。布拉姆·费舍尔首先集中抨击国家的起诉书。他指出这是一个写得极差的法律文件，在其明显荒谬的断言中，包括指控曼德拉所参与的那些破坏活动，实际上都发生在他被监禁很长时间之后。法官表示同意，并撤销了起诉。按照法律，被告被释放。
但是在他们作出反应之前，斯旺波尔中尉——一个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已经在敲击着他们的后背宣布：“我以破坏罪名逮捕你们！”他们又被粗暴地送到牢房。
12月3日上午重新审判。曼德拉带领他的同志们进入被告席，然后又是法庭起立，法官入座。宣读经过修改的起诉书：训练招募人员从事破坏活动和进行游击战，以暴力革命为目的；在外国军队进攻共和国时阴谋进行援助，以便推动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些目的，从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突尼斯和其他地方寻求并接受款项。
然后，书记官问：“第一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申明有罪还是无罪？”
“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曼德拉坚定地说。
被告刚刚申明完毕，原告波西·尤塔就开始散发他的演讲稿：1份给法官，1份给辩护团，8份给新闻记者。他清了清喉咙，正准备宣读，被站起来向法官提抗议的费舍尔所打断。他指着尤塔前面桌子上的麦克风，问法官是否知道南非广播公司企图向全国广播起诉人的讲话——这是一个最不寻常的程序。
法官下令拆掉那个麦克风。尤塔开始发言。他宣称民族之矛的活动是企图造成“混乱、暴力起义和叛乱，随后在恰当的时候使外国军事力量侵入这个国家。”他还补充说：“在混乱、骚动和无秩序的状态中，企图建立一个过渡性的革命政府以接管行政部门并控制这个国家”。
他先断言被告对222起破坏活动负有责任，后很快又改为193起。他的结论是，被告这样策划他们的运动，以使1963年“成为他们的解放之年，摆脱所谓白人统治的枷锁”。很显然地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泛非主义者大会混淆了，后者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尤塔后来把1963年5月26日说成是“和发动游击战争相呼应的群众起义日”。这个日子的选择使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感到迷惑，因为当时除炸药外，民族之矛只有一支汽步枪，曼德拉曾用它练习过打靶。
这就是公诉人对整个案件所提出的线索。虽然政府证人作证民族之矛的领导人曾指示其成员不要威胁人员的生命，尤塔仍然在谈论杀人和企图杀人。这引起辩护团的愤怒。起诉中没提出任何有证据的断言。法官承认除民族之矛外，其他组织也从事破坏活动，并承认在所提出的193起事件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被证明是民族之矛的责任。
从一开始，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就对他们的辩护人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个审判的法律方面不感兴趣，而要将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决心骄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敌人面前表现轻蔑。他们准备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使政府倒台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不同程度地了解或参与了军事和半军事性行动。如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他们都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利用法庭作讲坛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澄清他们对南非的主要政治问题所持的立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泄露有关他们组织的情况，也不会透露有可能危及他人的情况。
实际上，政府诉讼的中心问题是破坏活动。除事件的数字之外，对此不仅不可能辩驳，而且被告也不打算否认。
当局对此不满意，又找来公然撒谎的证人。在173个证人中，尤塔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这样介绍的：这个人作证时不准旁听，因为他面临“生命的危险”。尤塔补充说，他不反对新闻界在场，只要他们不辨认这个人，只称他为“X先生”。
“X”是布鲁诺·姆托罗，他曾是纳塔尔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工会会员。他走到法庭，一群白人保安警察陪着他，把他当作英雄。人们承认在严刑拷打和长期禁闭之下会有人垮下来；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姆托罗在没有受到这种折磨的情况下，竟然故意牵连别人而且捏造证据。辩护团发现，姆托罗确实曾经为民族之矛进行过破坏活动，但是他的同志们不了解，他曾经三次犯偷窃和欺诈罪。他在提供有关曼德拉的证词时，把事实和虚构混在一起，开始描述曼德拉访问回国之后在纳塔尔地区指挥部所作的报告。
他虚构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乔夫这样描述曼德拉的对策：
纳尔逊指示我们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并对姆托罗进行法庭反诘问。他告诉我们可以承认他在地区指挥部会议上讲过话，但我们应该否认他所提过的任何有关共产党的事情，否认他和民族之矛的成员是共产党员。我们向纳尔逊指出，这样进行反诘问就等于承认有罪；承认参加过那次会议，就会在几乎所有被指控方面被判有罪。事实上我们这样做就是在他的死刑书上签字。他泰然自若，他从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不准备听任X先生提供伪证。
曼德拉说，既然民族之矛在接受审判，既然他是它的领导人，他不愿通过法律的细微差别而解脱自己。如果宣判他无罪，而他的同志们和追随者被判有罪，他将深感不安。他在道义上不感到有罪，因除了诉诸暴力外没有别的选择。他唯一感到后悔的是他们的计划遭受夭折。
在1963年炎热的夏季之后，政府的诉讼逐步展开，尤塔提到在利沃尼亚查获的几百份文件，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政府办公处、发电站、铁路线和非洲人警察住址记号的地图。尤塔经常引用的一个文件叫做“马伊布耶行动”计划。它概述了游击战和外国干预问题。布拉姆·费舍尔把它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出自一些幼稚和冒险的想象的计划。”它在曼德拉被捕后出现，因此曼德拉对此一无所知。但有关曼德拉访问旅程中日记却在利沃尼亚被查获。他以为已经被毁掉，实际却没有。这是典型的忽视安全。
随着证据积累的增多，被告的情绪开始波动，但是曼德拉却没有这样。他仍在团结和鼓舞大家。他们在一起嘲笑警察，特别是把斯汪波尔作为笑料。这是一个长着浓密的红发的人，穿着运动上衣和法兰绒长裤。他们和律师商讨问题时，他总徘徊在接待室门前，一副沮丧相。因房间里安了窃听器，他们用互相写条子来讨论重要问题。有一次，伯恩斯坦递给乔夫一个条子，说他、姆拉巴和卡特拉答想争辩他们无罪——虽然他们政治上活跃，但是从没有卷入过民族之矛。乔夫看完后在一个烟灰缸上烧这个条子，被斯旺波尔从走廊瞧见。曼德拉迅速写了一个条子：“斯旺波尔是不是一个漂亮的家伙？”又向乔夫使眼色，并很小心地把条子递给他。乔夫认真地看看，把它揉起来。当乔夫正掏出火柴时，斯旺波尔快步跑过来抓住条子。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嘿，老兄，咱们得小心监狱失火。”看完条子，他一脸怒气，走了。曼德拉说，现在他们会让我们安静一会了。
每当辩护人推翻一个证人的证词，警察就向被告的家属报复。西苏鲁的儿子，虽然不到16岁，也按通行证法被抓了起来。埃利亚斯·莫索莱迪的妻子卡罗琳，按90天拘留法被抓，丢下7个孩子，而辩护律师却无力帮助她。法官认为这个事件与此案无关；她被关了113天。
审判开始五个月后，1964年2月29日，当局结束诉讼。辩护团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他们力量不足但任务艰巨：分析几百份文件和陈述，采访全国各地的证人，并且要得到每一个被告和陈述。困难的增加不仅由于谈话被窃听而拖延了他们的工作，而且还由于新的接待室很不方便，不象以前那样随便坐在一起。现在被告与律师们被一个高台子所隔开，上面有铁栏杆，高台两边各有5个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凳子。
律师们在监狱长奥卡姆普上校的带领下来到高台的一边。在对面，曼德拉和另外4个人坐在凳子上，其他4个人不得不在后面站着。曼德拉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先生们，今天有什么，巧克力还是香草糖？”他的嘲笑使上校恼火。辩护律师们提出，在这样不舒服的接待室无法进行令人满意的磋商，但抗议无人理会。他们要求允许在监狱两小时午饭期间与被告交谈，也被拒绝：曼德拉和西苏鲁是罪犯，绝不会允许他们吃三明治。
布拉姆·费舍尔告诉曼德拉等人，他们必须成功地证明对游击战问题从来没有作出决定，确定的政策一直是在破坏行动中不得伤害性命。他补充说，“我必须坦率地说，即使我们成功了，法官也可能强加给死刑。”乔夫知道费舍尔多么不愿意谈论这个可能性。莫莉·费舍尔曾经告诉乔夫，她夜里怎样一次又一次听到她丈夫在睡梦中呼喊，“我们必须救他们！”乔夫也梦见过他们走上断头台，醒后惊出一身冷汗。
辩护团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应该作证问题上发生分歧。乔夫特别反对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他一向敬仰和崇拜这些人，不能让尤塔那样的人讥讽他们。但是乔治·比佐斯坚持，除非他们能提供证词并使法官相信，他们从未决定进行游击战，否则将是死刑。另外，他感觉，法官在听到他们在证人席上的发言后，就更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费舍尔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见，他要问被告的态度。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害怕尤塔的盘问，姆贝基认为他们的论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对乔夫说，“我想，乔尔，作为一个律师我能理解你的观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奉行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在为自由和尊严进行斗争，象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理。”他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也一致赞同。
“那么就这样定了。”费舍尔说，并递给曼德拉一个条子。比佐斯传给其他被告同样的条子。上面写着：“如果曼德拉想按自己的方式发表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政治声明，唯一的办法是从被告席上。他写的答复是，他想接受法庭盘问。他感到很难忍受尤塔嘲讽非洲人民“所谓的”苦难，以及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污蔑为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但是其他人同意辩护团的意见：曼德拉应当从被告席上强有力地陈述他们的立场，然后其他被告将对付法庭辩论。经过多次条子争论，曼德拉勉强同意。
然后乔夫递给他一个条子，曼德拉看时露齿一笑。条子说，这个决定必须保密，因此他们要装作他正准备提供证词，这样可方便供给他文件。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使监狱当局忙个不停，更不要说尤塔。“顺便说一下”，曼德拉大声对乔夫说，“我需要叛国罪审判的档案，以准备我的证据”。他一面微笑着想象尤塔不得不刻苦钻研100本厚厚的档案，一面烧掉乔夫的条子。
乔夫开始不断往监狱里送标明给曼德拉的一本本文件和书籍。这些书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曼德拉很想看这本书。监狱当局把这本小说退给乔夫，并说明上司不许把共产主义的书籍送进监狱，有关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绝不能送。
在牢房里，曼德拉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和修改他的声明。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他和其他被告一起被一辆重兵押送的囚车送到正义宫法庭。在挤得满满的法庭里，温妮·曼德拉和他的婆婆坐在一起，老人是特地从特兰斯凯赶来的。庄重而又健壮的曼德拉老太太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温妮被允许出席审判会，却禁止她穿传统的部落服装，原因是这可能引起什么“事件”。陪伴她的是一位穿着滕布人服装的年轻亲友。尊贵的观察员们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气派，他们在法庭的出现或因地位的重要，或因过程的缓慢而引起人们的波动。
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舍尔主持辩护：承认政府证词中一些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些部分要否认。他说，最重要的是，在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的同时，辩护人将否认制定过一个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这一点要否认吗？”法官问。
“是要否认！”费舍尔回答，“证据表明，在进行游击战争准备工作时，并没有制定任何计划，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希望避免采取这一步。”然后他补充说，“阁下！辩护将以第一号被告宣读一份声明开始，他本人参予了民族之矛的建立。”
“阁下！”尤塔站起来丧气地喊了一声，请求法官提醒被告，他从被告席上发言，还不如接受法庭盘问。
“我认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被告的辩护人有足够的经验对他的委托人提出建议，而无需你的帮助。”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舍尔对法官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知道刑法的条款。”然后继续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发言。”
曼德拉慢慢站起来，整了整他的眼镜，然后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开始宣读：
阁下，我是第一号被告。我具有文学士学位，曾与奥利弗·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从事过几年律师业务。首先我想说，政府起诉中说的南非的斗争是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因外面的人可能说什么……
我(年轻时)曾希望，生活能给予我机会让我为我的人民服务，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微薄的贡献。这是我从事与本案对我的指控有关的那些活动的推动力。
说到此，我必须立刻并且详尽地谈谈暴力问题。法庭所提到的事情有些属实，有些却不属实。不管怎样，我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这样做不是轻举妄动，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制订的计划是对政治形势行进了冷静而认真的分析估计的。这种形势产生于白人对我们人民多年的暴政、剥削和压迫。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在1962年8月我被捕之前，曾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他接着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绘了政府所施行的暴力。政府的暴力最终导致1961年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但是我们采取的暴力行动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们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的传统，把谈判视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他简单谈到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以及在长期斗争中所奉行的非暴力政策。
但是白人政府一直不为所动。非洲人的权利不是增加却是减少了。我的领导人卢图利酋长，1952年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曾说过，“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无权的地步。”
曼德拉接着叙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所通过的更加苛刻的法律没能阻止抗议，在叛国罪审判中他们的所有罪名都被一一推翻了，“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罪名。”
政府总是企图给它的对手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就象在这次审判中一样。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在沙佩维尔枪杀惨案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时，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决定违抗这个法令。他毫不怀疑，任何一个自尊的白人政治组织，如果被一个在其中没有发言权的政府宣布为非法，它就不会自行解散。
他谈到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谈论暴力反抗，谈论有一天他们会与白人战斗夺回自己的祖国。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直劝说他们避免暴力而采取和平手段。当我们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非种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开始对这个政策失去信心，正在产生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
他提醒法庭记住，暴力已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征：“在城镇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定计划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会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小组可能对非洲人采取恐怖行动，也会对白人这样做。”特别引起不安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那种暴力，“这种暴力越来越成为他们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和政府的斗争。虽然和政府的斗争是引起暴力的原因。这种内部冲突，除了造成伤亡和仇恨之外，别无所获。”
因此，在1961年6月初，他和其他同事开始筹划成立民族之矛。
他申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有区别，前者永远保持群众政治组织的性质。至于民族之矛，它的创建者感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黑人和白人相互斗争的内战，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这种前景。“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随相应变的计划。首先是，这个计划必须承认内战是最后一着，把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放到将来。我们不想被投入内战，如果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我们打算做好准备。”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选择了破坏，并在作出其他决定之前要尽量采取这种方式。
在第一批破坏行动以后，白人没有作出变革的反应。他们退回到“牛车阵”之中，这是南非白人的特点。
与此相反，非洲人的反应是欢欣鼓舞。突然又看到了希望。事情在变化，城镇里的人们着急听政治方面的新闻。起初的胜利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人们开始猜测什么时候得到自由。
我们民族之矛的人对白人的反应感到忧虑。界线已分明。白人和黑人已在形成不同的阵营，避免内战的前景更加暗淡。
白人报纸发表文章说从事破坏活动会被处以死刑。如果这样，怎么能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的行动呢？
他说到几十名非洲人由于种族冲突而丧生。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不使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呢？
经验告诉我们，起义会给政府提供机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无限制的随意杀戮。可是，正好由于南非的土地已经渗透了无辜的非洲人的鲜血，因此，我们感到有责任为使用武力进行长期斗争做好准备，可以在武力面前保护我们自己。假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对我们人民最有利的条件进行。而我们的前景最有利的是游击战争。它对双方人员伤亡的危险最少。因此，我们决定，在我们为未来所做的准备时，要为也许发生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所有的白人都接受强制性军事训练，但不向非洲人提供这种训练。我们认为，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经过训练的核心力量，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领导力量。我们必须为这样的形势做好准备，以免为时太晚，准备不好。同样必要的是建立一支经过训练的文职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的骨干队伍，使非洲人能有充分的准备，在条件允许时参与这个国家的政府。
他叙述了自己的非洲之行，他对战争艺术的研究和他所接受的训练课程。法庭上有他对这些事情所做的几本笔记，这是在利沃尼亚得到的。
对姆托罗的证词中一些部分进行反驳以后，他谈到政府的另一个论断，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宗旨一贯是非洲民族主义。它的概念不是叫喊“把白人赶下海去”那种非洲民族主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张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为了实现非洲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自由和自我完善。
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自由宪章”。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蓝图。它号召重新分配财富，并不是土地国有化；它规定矿山、银行和垄断企业国有化，因为目前大垄断资本只让一个种族占有。假若对它们不实行国有化，就算政治权力扩大到白人之外，种族统治将会延续下去。在所有的金矿让欧洲人的公司占有的情况下，废除“黄金法”对非洲人的禁律只不过是作个姿态而已。在这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和国民党过去的政策是一样的。许多年里，国民党把金矿国有化作为它纲领的一部分，因为那时金矿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根据自由宪章，国有化是在私人企业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的。实现自由宪章会给非洲人的各个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的繁荣开辟新的天地。以我所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鼓吹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也没有谴责过资..本主义制度。
以共产党而言，若我对它的政策理解正确的话，它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建立国家。虽然它也准备为实现自由宪章而努力，以此作为对白人统治所造成问题的短期解决办法。它把自由宪章看作实现纲领的起点，而不是它的最终目的。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不同，它只吸收非洲人参加。它的基本目标过去是、现在仍是实现非洲人的团结并赢得完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并代之以工人阶级的统治。共产党试图强调阶级差别，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却试着协调它们。这是二者的主要差异。
的确，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不断进行紧切合作。但是，合作只能证明它们有某些同样的目标——是指消灭白人统治，而并不说明它们的利益完全共同。
世界历史充满这类实例。英国、美国与苏联一起反击希特勒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除希特勒之外，没有人能说这种合作使丘吉尔和罗斯福成为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力图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
这种合作的另一个例证完全可以从民族之矛之中找到。民族之矛成立后不久，有成员告诉我，共产党会支持民族之矛，后来的确这样。
他还举例说明共产党人参加了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如在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都未成为共产党国家。他还说过去共产党人能够而且确实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马克斯。他回忆说，年轻时，他在青年联盟成员中曾经主张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但这个提议遭到失败。反对者包括保守主义者。其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开始就应将自己建成一个涵盖各种政治主张的非洲人民的议会，而不是仅包括一个派别的政党。他最后接受了这种观点。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成见，南非白人很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政治家会欣然将共产党人作为朋友。但是对我们，理由很明显。在为反压迫而斗争的人们之中，在当前阶段，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想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同进餐，一同交谈，一同生活和一同工作。他们是唯一准备和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因此，现在很多非洲人趋向于将自由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的这种信念，因为立法机构把一切拥护民主政策和非洲人自由的人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而被进一步确认；在“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之下，把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共产党员)被宣布为非法者。虽然我一直就不是共产党员，但由于我在蔑视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本人也在这个恶劣的条例的名义下挂了名。我还因此被软禁，遭关押。
不仅仅我们在国内政治中将共产党人看成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领域共产党国家一直给予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共产主义阵营也在支持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其实比西方国家更同情我们的处境。虽然全世界都谴责种族隔离，但是共产主义阵营要比绝大部分白色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更厉害。在这样的形势下，象1949年的我那样傲慢的年轻政治家，才会宣称共产党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曼德拉谈到自己的立场问题。“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洲爱国主义者”。接着他介绍了他在特兰斯凯的滕布兰地区代理大酋长监护下的成长过程。现在他被无产阶级的理想所吸引，这部分是因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部分也来自他对早期非洲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赞赏。那时南非的土地属于部落所有，也不存在剥削。
确实，象我已经说明的，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象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都以为有必要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让我们的人民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摆脱历史所遗留下来极端贫困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我本身，我认为，对共产党在当前特定阶段的政治斗争中是否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还可以讨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种族歧视，按照自由宪章获取民主权利。只要那个党推进这项工作，我就欢迎它的帮助。我认为这是各种族的人参予我们的斗争的一种方式。
从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从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党人认为西方议会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动的，但是，与此相反，我却赞赏这个制度。
《大宪章》、《民权法典》，是全世界民主主义者所心仪的文件。他补充说，他非常欣赏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美国的国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西东方两方面的影响，他希望在寻找政治解决方案时完全客观。
曼德拉接着又转到共产主义问题。他对展出的三份他的手稿作了说明：他的一位老朋友，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也是共产党员，这个朋友曾劝他加入共产党。他却予以拒绝，并批评共产主义的著作立场不鲜明并且充满难懂的术语。他的朋友让他把想法重新写一份材料。曼德拉告诉法庭，“我同意了，但是我没能做完这件事……直到这次审判展示这份未完成的手稿，我没有再见到它。”
曼德拉接着谈到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钱用来补足他们在国内的筹款。在叛国罪审判时，这类援助来自西方国家的同情者和组织，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寻求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民族之矛成立后，考虑到资金的缺乏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动规模，于是他提出从非洲国家募集资金。在与非洲国家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交谈时，他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援助。一些著名的非共产党、甚至反共的非洲国家，也接受同样的援助。回南非后，他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建议，他们不应仅限于到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帮助，也应设法从社会主义国家筹集资金。
政府曾提到民族之矛的成立是受共产党的启示，共产党则企图利用“假想的苦难推动非洲人民参加军队，这表面上是为非洲人的自由而战，实际上却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
曼德拉声明：
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十分荒谬。民族之矛是非洲人建立的，是为了在他们自己土地上取得自由而战斗。共产党人和其他人都支持这个运动，我们唯一的期望是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
我们的斗争是反对真正的、而非假想的苦难，或者象政府原告所说的“所谓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标志着南非非洲人生活的两种明显特征——贫困和没有人之尊严。这两个特征由法律得到确认，是我们努力消除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共产党人或者所谓的“煽动者”教给我们这些。
南非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这里的差别极大。白人可能享有的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而非洲人则生活于贫困和痛苦中。40% 的非洲人生活在拥挤不堪的“保留地”，有些地区干旱严重。那里的土壤侵蚀和过度耕作，使非洲人不可能只以土地为生。30%的非洲人是劳工、佃农或在白人农场里作雇工，过着类似于中世纪奴隶的生活。其他30% 的人住在城镇，在那里他们所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习惯，使他们在很多方面离白人更近。但是绝大多数非洲人，甚至这一部分人，仍因收入微薄和物价极高而陷于赤贫中。
他引用了约翰内斯堡这个最繁荣地区，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 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随着贫困的是营养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仅是贫困。白人制定法律却是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因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通过正规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术以提高工资。就非洲人而言，这两条道路都通过立法被有意识地剥夺了。”
他列举了1960——1961年白人和黑人教育经费开支的数字，说一个白人孩子的教育费用等于黑人孩子的12倍，而同时班图教育制度对非洲人的限制使他们的教育更为低劣。由于就业的肤色限制，所有好工作都给白人留着，黑人工会不被承认，黑人的罢工不被准许。
曼德拉继续说：
造成非洲人没有人之尊严的直接原因是白人至上的政策。白人至上就意味着黑人低下。种种为保护白人特权的立法使这种观念更为牢固。在南非，卑下的工作总由非洲人干。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因为这种态度，白人往往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没有把非洲人看成是有自己的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象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一样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努力挣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家庭能愉快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没有这样的希望？
从他自身的经历，从他作为律师和政治领导人中所见到的一切，曼德拉明确指出了非洲人民在宣称代表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政府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愿望：
“通行证法”，是非洲人最为痛恨的立法之一。它使任何一个非洲人都随时受警察的监查。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人男子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通行证法”而被关进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这种家庭生活破裂和赤贫导致社会生活的严重破坏和黑人城镇所独有的种种暴力事件。监禁和死刑也没有能医治这种脓疮。
非洲人想得到足以糊口的工资。非洲人希望从事他们能做的工作，而不是做政府认为他们应做的工作。非洲人期望他们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居住，而非被强迫离开不是我们出生的地区。非洲人希望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能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永远也不会是他们自己的房子里。非洲人希望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限制在他们所居住的黑人区。非洲男人希望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是被迫在男人单身宿舍过着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生活。非洲妇女希望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而不是长期在保留地寡居。非洲人希望在晚上11点钟以后可以出门，而不是象孩子那样被禁闭在家里。非洲人要求能在自己的国内旅行，在他们愿意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所指定的地方去。非洲人要求在整个南非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要求在社会中有安全感和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我们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它，我们永远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我知道，在这个国家这些话在白人听起来很革命。因为选民的大多数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但是，不能允许这种恐惧阻止这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它能保证种族和睦和所有人的自由。不能认为给所有的人选举权就导致种族统治。以肤色为基础的政治分裂完全是人为的，它消失了，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的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种族主义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它成功后不会改变这个政策。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进行着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真正民族性斗争，它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因他们自己的苦难、自己的遭遇所激起的斗争。这也是为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曼德拉讲到这儿停下来。法庭非常安静。他抬起头看着法官，当他重新说话时，声音低沉：
我在一生中，已经把自己奉献给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与白人统治进行斗争，也反对黑人专制。我珍爱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并去实现它。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献身。
他坐下。旁听席传出深深的叹息声。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然后法官对布拉姆·费舍尔说：“你可以叫你的下一个证人。”
曼德拉说了4个多小时。现在是第二被告沃尔特·西苏鲁。作为辩护的主要证人，他要反击原告长时间的进攻。然而一旦掂量出尤塔的分量，西苏鲁就忘记了自己是处在被告席上。他有11年没在公共场合露面了，现在他却要控制这个讲坛。他和戈文·姆贝基的任务是讲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讲他们长期忠于共产党。所有的被告都坚决否认制定过游击战计划。
尤塔博士准备代表政府作最后发言。他把几大厚本交给法官，然后开始从第一本讲起。他再一次宣称游击战争不仅获得了同意，而且确定了开始日期。法官打断他，要求他承认，他没有提供证据来推翻辩护人所坚持的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决定。尤塔放弃了，“如果阁下愿意这样认为的话”。尤塔的发言持续四天，既不试图作分析，也不对证据进行评价。
他最后说：“证据清楚地表明，没有警察的行动，南非今天就会卷入了一场血腥的、野蛮的内战。公众应该给予警察很大的感谢。”
辩护人提出实质性的法律争论。布拉姆·费舍尔使德·韦特法官确认没有就游击战争作出决议或确定具体时间。
曼德拉和另外6个人对有些指控给予承认，卡塔拉答，伯恩斯坦和姆拉巴则否认了所有指控。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对否认所有指控的怎样判决？对承认有些指控的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会不会判死刑？
1964年6月的一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曼德拉在狱中完成伦敦大学法律考试的论文(他后来通过了)。在星期四，6月11日，法庭再次开庭。温妮·曼德拉和她的婆婆及泽妮、津姬一起到庭。曼德拉的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4岁。因不准孩子们进入法庭，只得和朋友们一起留在外面。
比勒陀利亚的教会广场上人群拥挤，警察密集。在正义宫里还有武装警察，旁听席上传出嗡嗡的谈话声。当曼德拉带领他的人从下面的牢房登上台阶进入被告席时，法庭安静下来。
庭长用3分钟时间宣读了判决。曼德拉为民族之矛的主要发起人，其目的就是搞破坏。辩护人的观点被接受，即这些领导人指示“在行动中应该注意不伤人或不杀人”，但是他们应考虑到破坏活动“有可能会失去控制。”这些领导人没有同意游击战计划。他补充说，“我不认为被告的动机象他们期望法庭相信的那样利他。人们组织革命通常都想接管政府。”
法官最后说：“判决是：纳尔逊·曼德拉犯有所指控的全部4条罪行；沃尔特·西苏鲁犯有所指控的全部4条罪行……”
只有莱昂内尔·伯恩斯坦被宣判无罪，但当即又遭斯旺波尔逮捕。罪名是过去某时曾违反对他的禁令。
法官将在第二天宣布他们刑罚。法庭休庭。曼德拉向他的妻子和母亲招了招手。当曼德拉等人乘一辆重兵押解的囚车回去时，他们从铁窗伸出手来，向欢呼的人群致以传统敬礼。阿伯蒂娜·西苏鲁带领人们唱起《上帝赐福非洲》。
乔尔·乔夫对以后情况作了描述：
辩护律师们和我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到监狱停下来。在死神的笼罩下，被告们都很镇静。他们唯一商讨的问题是：如果宣判死刑，他们在法庭上应该怎样表现。我们说，法官会首先问曼德拉：“你要提出什么理由说不应该判死刑吗？”纳尔逊决定，他会有很多话说：如果他们认为通过判处他死刑就可以摧毁解放运动，那他们就错了；他准备去死，也知道他的死会鼓舞他的人民进行斗争。我们指出，这样的讲话很难达到促使上诉的目的。纳尔逊明确回答，如果判死刑，他不会上诉。西苏鲁和姆贝基也持同样的态度。他们3人都坚决表示，这不要影响其他人的决定。
在黑人城镇，人们冒着极大危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力支持利沃尼亚案的人们。同时，在国外出现了抗议示威浪潮和祈祷仪式。在宣判前，气氛极其紧张。联合国也发出呼吁，要求无条件释放利沃尼亚案涉及的人以及南非所有的政治犯。这个决议有106票赞成，只有南非一票反对。报纸社论反映了人们的情绪。保守的《星期日电讯》评论道：“南非悲剧的实质是，象曼德拉这样的人发现他们处于法律的对立面。”《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对全世界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人是英雄和自由战士。他们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和本·富兰克林。”
《泰晤士报》预言：“历史将作出判决，最终的罪人将是当权的政府——而这也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为了使这些人免于死刑，布拉姆·费舍尔邀请了两名尊贵的南非人为减刑进行斗争。一位是哈罗德·汉森，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把非洲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与阿非里卡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进行比较，并引证了减刑的先例，甚至包括对造反和叛国罪的减刑。另一位是阿伦·佩顿，自由党全国主席和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赞扬曼德拉、西苏鲁和姆贝基的真诚和勇气，谈到他们一点没有复仇的欲望。他呼吁“为了国家的前途”对他们仁慈。
6月12日，从威特沃特斯兰德到比勒陀利亚间40英里长的道路上，到处是警察的路障和武装部队。正义宫外面众多的人静静地等了好几个小时。妇女们举着标语牌：“支持我们的领导人！”“不要眼泪——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法庭内，曼德拉和其他被告平静地听着法官宣判：“被告所犯的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这种形式指控。鉴于此，经过对本案认真考虑，我决定不判处极刑。”人们松了一口气。但法官继续说，“在我的职责范围内，这是我仅能表示的宽大。对本案所有被告的判决将是终身监禁。”被告席上的人们向公众席上的群众微笑。曼德拉竖起大拇指，在走向监狱之前最后一次向人们致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敬礼。
年轻的律师们和布拉姆·费舍尔默默握手。拯救这些人的生命是他的首要责任，他们免于死刑是他在法律上的胜利。
法庭外面的大街上，温妮带着女儿泽妮和津姬等着最后看她丈夫一眼。但是人群太拥挤。当曼德拉等人的囚车走过时，口号声响成一片——“权力！属于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全景图”电视节目记者鲁宾·戴找到温妮进行了采访，她发表了强有力和勇敢的声明。然后，她钻进自己的汽车，一面向人们致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敬礼，一面开车离去。当她回到奥兰多家里时，让孩子们睡下以后，她再也忍耐不住而痛哭起来。
艾伯特·卢图利在一篇向全世界发表的感人声明中说，利沃尼亚案的被告们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论理”。他呼吁“南非最强大的盟友——英国和美国……采取最坚决的行动进行制裁”，以“尽快结束这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白人舆论中极端对立的观点反映在两份报纸的社论中。一份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报纸说，“利沃尼亚的阴谋是十分邪恶的计划，有人企图发动黑人革命而使白人失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兰德每日邮报》则认为，这次审判抓住人心之处，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
丹尼斯·戈德伯格，作为被告中唯一的白人，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拉巴、莫索莱迪、姆兰盖尼和卡特拉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
根据南非官员的说法，对政治犯来说，终身监禁将是不折不扣的。
第十二章 祈求上帝
1964—1970年
在他46岁生日前不久，曼德拉再次被送到罗本岛。这个岛位于开普敦西北约7英里处，是一块小小的裸露着岩层的土地，岩石嶙峋，疾风劲吹，周围海面波涛汹涌。和曼德拉一起来的，还有西苏鲁和利沃尼亚审判案的其他难友。在罗本岛，他的朋友照他的部落名字叫他马迪巴。
隆冬，岛上阴湿寒冷，在浓雾弥漫的天气里，从灯塔传出的雾角声凄惨地回荡着。看守们——其中一人手背上刺着字花纹——骂骂咧咧地指挥新到犯人的每一个动作。开始时他们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旧监狱，洗澡时要脱光衣服跑到大约有200码远的津克监狱的盥洗室。他们在牵着阿尔萨斯狗的人员监视下进行劳作，建设一个新的有88间牢房、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隔离”区。这些牢房他们会首先住进去，这从刻到水泥板上的他们的姓名可以证明。一堵30英尺高的墙将他们和其他牢房隔开。这些单独囚禁着的政治犯占着一个中央大院的一边；另一边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犯。
曼德拉的牢房很典型，约7英尺见方，一个40瓦的灯泡照明，地板上扔着一个垫子和两条毯子。狱中的短裤和黄卡叽布衬衣、薄薄的线衣和茄克很难抵御夜晚的寒冷。太阳出来之前他们就被叫醒用凉水洗脸、刮脸、清理便桶。他和难友们——大约有30人——轮流分发早餐：每人都有粥，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还能有一匙糖和一份面包，非洲人则只有给半匙糖，没有面包。玉米、无味的汤和清咖啡是另外两餐的主要食物，有时给添小块的肉或一些蔬菜。
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看守们高声喊叫的声音，命令他们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命令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处于隔离“状态”。
于是斗争开始了，最初要求基本权利：到牢房外面去锻炼身体，做有效的工作，允许相互交谈，增发毯子，发给长裤，改善和增加伙食。每星期六早晨发牢骚时间显然被狱方官员视为开玩笑，但曼德拉要求他们认真听取意见。他坚定、冷静而有礼貌，不是把他们看成敌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应该做好他们的工作和执行监狱规定的人来对待。
几个星期后得到第一次胜利，尽管很有限：让他们出去坐到院子里，用锤子把岩石砸成小块。如果谈话时被抓住，就罚3顿不许吃饭；第二次触犯就意味着6顿吃不上饭。但是在叮叮口当口当的敲击声中，他们无法传递信息，甚至玩文字游戏。
丹尼斯·布鲁特斯是个学校校长、诗人和体育抵制行动的组织者，因违反禁令，也在服短期徒刑。他还记得一种游戏：每天有一个犯人提出问题，在小组里互传，这常常是一人在牢房时苦思冥想的结果。曼德拉问过“费边”的来源是什么，“费边”就是G·B·肖伯纳和H·G·韦尔斯均为其成员的英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名字。布鲁特斯回答说：来源于罗马大将费边·马克西姆斯，他的战术逐渐让汉尼拔的军队精疲力竭；因此象征性地用这个名字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
在院里劳动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名报社摄影记者得到允许为在砸石头的人拍照，并在休息时拍了一张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的照片：这是整个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他们拍摄的仅有照片。
因利沃尼亚一案人员被监禁以及后来的民族之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和组织者遭到逮捕，流亡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敌人沉重地打击了运动的‘核心’”；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挫折”。通过90天肉体和心理的折磨以及雇佣告密者的工作，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从大陆接连不断地来到罗本岛。白人政治犯关押在比勒陀利亚；黑人妇女通常关押在克龙斯塔德。而罗本岛只关押黑人男子，其中有教师、农民、医生、劳工、会计、工人和工会会员。他们年龄从15岁到70岁不等，在这个小岛上空前地团结一致，虽然关押在特别区的领导人和其他区域隔绝。在这些区域里约有1000多名政治犯和大约300个刑事犯，每个牢房关60人。不久，纳米比亚人来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被关进津克监狱。罗伯特·索布克韦被监禁在白人看守住处附近的一座房子里，由卫兵看管。
在仲夏，曼德拉和隔离区的同志们出去到石灰矿劳动，他们每两人一对，脚踝锁在一起，每天蹒跚地走到岛的中部。当另一队作业小队走近时，后者被命令停止前行，背过身子，等着这些人走过去。不许交谈，不许交换眼色互相鼓励。可是当局不能阻止他们观赏岛上开满黄花的灌木和桉树，偶然会有一只小鹿或一只鸵鸟。而在东南远方，隔着波光闪烁的海面，是桌山上的一片朦胧景色，隐约闪现在开普敦的上空。
在采石场，脚镣被打开，犯人们用尖镐和铁锹先挖出石灰石，然后将石灰石板装上卡车。在炎炎烈日之下，他们被赶进的大坑好象一个火炉，石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他们从下到上都被炙烤着，而看守们却逼迫他们加紧干，喊着，“干活，嗨，干活！”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挖掘、装车，四肢和腰背酸痛，脚踝和手都磨起了泡，眼睛里是沙子，疼痛难忍。到下午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去，浑身都是石灰末。他们直接去冲澡，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牢房的垫子上。每晚看守一下班，透过牢房的墙壁传出犯人们一起祈祷，一起唱自由歌曲的声音。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直到在发牢骚时间曼德拉提出抗议。脚镣去掉了，但他们希望做有益的工作未得到同意，他们继续在那个历代犯人挖的大坑里劳动。罗本岛最早居住着海豹(荷兰语叫做罗贝)以及企鹅和蛇，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一批在好望角建立基地的欧洲人认识到它适合作监狱：大海不仅使犯人难以逃走，而且可以阻止不受欢迎的访问者。罗本岛成为黑人反抗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分。1658年，一个科伊族反抗者奥特舒马约——荷兰人称他赫里——第一个被流放到这里。他也是少数几个逃走的人之一。荷兰人还把爪哇和摩鹿加群岛的造反的酋长、王公和君主流放到这里。在19世纪英国占领好望角，将曼德拉从孩童时代就一直崇敬的那些英雄中的某些人物放逐到罗本岛。马卡纳在1819年，马科马在19世纪50年代都被关到该岛，他们是被殖民者的优势兵力所击败的阿马科萨人伟大勇武的酋长们。马卡纳逃出去时被淹死了，一些犯人称这个岛为马卡纳岛。英国也将各种族的慢性病人、精神病人和穷汉送到岛上，其中有麻风病人。很多人死在那里，他们的遗骨与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黑人囚犯和放逐者的骨头混在一起。1959年，南非司法部长沃斯特宣布，罗本岛是一个用于“非白人犯人”的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监狱。由于不允许任何船只驶进1英里以内，而且海面上冲荡着湍急的海流，据说该岛固若金汤。
政治犯属于D类：准许每6个月写一封500字的信，可以有一次探监，但只许谈家庭琐事。温妮形容她“失去形象高大的人”，最初几个月是“痛苦欲绝”。当她“摸索着前进，想法适应”时，反复读着他的第一封信。
当第一次探监日期到来时，她和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卢图利的女儿阿伯蒂娜·恩加卡纳(她的丈夫正在短期服刑)一起出发。她们行程近千英里来到开普敦。到达码头时，她们要在犯人探监登记簿上签名，同意遵守以下规定：不许带相机、不许带猫、不许带狗、不许带16岁以下儿童。坐渡船过海需要45分钟，最后她们到了罗本岛。狱吏把她们从码头押送到探视室，一路上别无所见，一边是高墙把监狱遮掩起来，另一边是海。温妮第一次听到在未来岁月中她每次探监时都听到的警告。一个高级军官告诉她，她不能讲科萨语，除自己的孩子和“直系亲属”以外，也不准说任何人的任何事。如果她违反这个规定，就要停止探监。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其他允许探望的人也得到同样的警告，还命令他们不许谈监狱的情况。
丈夫和妻子终于又聚在一起，每人有二三名看守陪着，彼此只能透过小窗模糊地互相注视；通过看守控制的电话听对方讲话。以这种不自然的方式，他们尽情分享着彼此的生活。那时泽妮6岁，津姬4岁半，他们谈论女儿的发展和需要。津姬刚刚去幼儿园，但她不愿待在那里，她要象姐姐一样去上“正式”学校，曼德拉同意了温妮的意见，说她可以这样做。看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半小时的会见便突然结束了。
这几名妇女在出口处徘徊，以便瞥一眼自己的亲人被押回牢房。阿伯蒂娜·西苏鲁不禁惊叫“哎呀，我们亲人变得越来越小啦！”又说，“但是他们的神情是多么坚强。”随后这几名妇女被押走，回到渡口，回到大陆，然后再长途旅行回家。在那些少有的探视中，温妮还能见到曼德拉的长子滕比，他住在开普敦，偶尔获准探望父亲。
在奥兰多家里，温妮告诉孩子们关于她们父亲的情况。泽妮所能记得最后见到父亲的场合，是人群和司法大厦外面的小汽车。随着日益严格的禁令限制，她们的母亲不能陪她们上学。温妮描述了禁止她进入学校和在奥兰多之外禁止她访问任何非洲人居住地区及对她生活的影响：
我在那里从没有象一个母亲那样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把她们送进学校，将她们介绍给她们的教师，这本来是每一个母亲在孩子开始上学时的权利。每一个母亲都非常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从没有进入过我的孩子上过学的任何一个学校，我也从未见到过我的孩子的任何教师。因为我不能那样做，那将意味着违犯对我的禁令。
孩子们很小时我就将她们放在寄宿学校，起初在斯威士兰一个罗马天主教会学校。有讽刺意义的是，学校名字叫“忧伤圣母”。所以实际上她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
当滕比到约翰内斯堡时，他帮助照顾孩子们。她们非常喜欢他，后来开始认识到他是多么酷似她们的父亲。泽妮常常回忆那些年母亲唱着科萨摇篮曲的情形。
禁令也停止了温妮在儿童福利部的工作。警察对雇主们的威胁增加了她谋生的困难：从城里一家家具店到一家干洗店，然后又去修鞋店。
她从一个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妇，她有一种象她丈夫的意气风发的活力。孤独和各种负担已经令人难以忍受，而孤独又加重了她对人轻信的弱点。几年后，两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都是警察的告密者。当保安警察散布她本人是一个告密者的谣言时，她极为痛苦，受到一些政治上朋友的排斥。当局总会让在罗本岛的曼德拉听到这种闲言碎语；可是他设法捎出口信，要求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帮助他的妻子。
政府还不满足于这种卑鄙的迫害形式，强化了对温妮的禁令.：1966年她又被禁止书写或发表任何东西。1967年两次被捕，被指控触犯了这样那样的禁令。在警察局牢房里拘留了4夜之后，她又被判处14个月的缓期徒刑。
多年后她这样说那些折磨人的日子对家庭的影响：
就南非的黑人妇女来说，每个黑人的家就是一个政治场所。黑人妇女发现自己必须向孩子们解释社会上发生的事。津妮大约6岁的时候，她问我一些每一个做母亲的都会面临的问题。她在外面玩着，突然跑进家里说：“妈妈，你是说爸爸在监狱里是因为他为黑人而斗争吗？”我说：“是的。”她又问：“可是小朋友们的爸爸在家里呐。为什么我的爸爸在牢里，而隔壁的爸爸不在？”在小小的年纪里就碰上这样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关于警察、国家，隔壁爸爸的立场。觉悟是发自内心的。黑人生活没有一丝一毫不受到种族隔离法的影响，这些法律是如此蛮横，以至涉及到小小的孩子；他们所知道的生活就是如此。在我们的病态社会里，如果一个黑人没有坐过牢，你就会对他打量两遍。这意味着那个人有问题。一切价值观全被扭曲了。
年复一年，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在做苦役。不挖石灰石或不砸石头时，他们就得修路。一次他身体不舒服举不动沉重的大石头扔卡车上。总监狱长正和狱长一起视察，看到了曼德拉没执行命令。他被控诉为偷懒和不服从合法的指挥，受到罗本岛司法官的审讯，被判罚6天的单独监禁，吃节约餐。单独监禁的牢房冰冷，而节约餐就是煮过米的汤水。
60年代初，体罚让位于破坏犯人士气的做法。埃迪·丹尼尔斯(一个自由党党员和“非洲人抵抗运动”的破坏活动人员)说：“我们到了监狱，政府有两个目的：摧残我们的士气和让世界忘记我们。他们却灰溜溜地失败了。由于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使你坚强起来。”他还说，“曼德拉教我如何顽强生存。当我生病时，他让所有的人照料我。他还亲自来看我。他甚至给我倒大小便。”
通过绝食、怠工和其他抗议，以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支持，政治犯待遇有了改进：彼此有了交谈的权力，伙食得到改进，增发了毯子，发给了长裤。丹尼斯·布鲁特斯述说过这种情景：晚上，看守们走后，某个犯人会开始打口哨吹一支曲子——虽然吹口哨被禁止——于是就会听到来自另一牢房的应和声，直到口哨声四起，形成小型的口哨乐队。
时常抱怨的是医疗工作的疏忽大意和麻木不仁。监狱长的定期换任也使他们不安：每个新官都有他自己的馊主意，犯人们必须重新设法应付。有一个监狱长绰号叫做“铁汉”，幸亏只待了6个月。后来有一任狱长稍微好一些，他确实听取犯人的抱怨，可是他又被换走了。
尽管吃了种种苦头，曼德拉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尽管监狱生活非常单调，他发现——所有犯人都这样认为——甚至在狱中，日子也每天不一样。新的一天对于他们而言，是友谊不断发展和充满共同体验的一天，是重温往事和重申对未来的信心的一天。
他喜欢说他在滕布兰度过的青年时期和谈论他的非洲之行，有时随着幽默感所至也对逸闻旧事加以发挥。他谈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描述他在加纳乘坐一架由非洲人驾驶的飞机时所感到的惊慌失措，他们怎么能驾驶大型喷气式飞机呢？他的不信任完全情不自禁，这无疑是在南非所受教育的结果。在飞行?中，当驾驶员出来和乘客聊天时，他想，这些非洲人是多么不负责任啊！他不知道这架飞机是自动驾驶的。
他的一个难友帕斯卡尔·恩加卡尼博士说：“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你总会找到东西乐一乐。”“这是人性中的保护机制。有一次，监狱看守让我们凡有驾驶执照的站到一边来！我们中会开车的就都站到一边，我们想，让我们去开卡车，可交给我们的却都是独轮车！”
除了探视，学习的权利比任何其他待遇都更为重要。曼德拉继续攻读法律学位，可以工作到夜里11点，姆贝基及其他大学程度的人也可以如此。但是，那些正在准备考大学的人则必须提前一小时结束学习。如果有人被发现在规定的时间之后读书，那就要被罚禁食三顿。菲基利·班姆在判刑前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他称赞这样的场面：曼德拉把题目告诉大家，接着主持政治讨论，以此来考验自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犯人间也不断进行交流，彼此学习。最糟糕的处罚是减少学习时间。
政治犯绝不允许看外界的报纸和听外界的新闻。曼德拉有一次受到指控和处罚，因为发现他牢房里藏着剪报。可是犯人们还是想办法搜集信息，利用每一点信息，分析它的意义。
1965年人们很振奋。因为他们听说：布拉姆·费舍尔在领导非法的共产党而将受审时，转入地下，力图恢复斗争。大约有一年，他躲避了当局的逮捕。政府通过一项新的法律：保安警察想要提审任何人，都可以拘留180天，单独监禁。不出几周，他们得到情报，99ｌｉｂ?t>费舍尔也被逮捕受审，被控与他在“利沃尼亚审判”中为之辩护的人同谋。他被判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和其他白人政治犯一起关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从看守们的行为常常能够觉察到外面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曼德拉和岛上的犯人们就会受到更粗暴的对待。例如1966年纳米比亚爆发的武装斗争，就是这样。政治犯只得知事情的梗概，详细情况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安丁巴·贾·托伊沃被押到监狱后才清楚的。托伊沃关在“隔离区”，服20年徒刑。非洲解放斗争不断出现新局面：安哥拉、莫桑比克以及纳米比亚的斗争都在扩展。
J·B·沃斯特接替维沃尔德博士担任了总理，后者于1966年9月在白人议院中被一个精神错乱的白人信差所刺杀。
第二年一些民族之矛成员被送到岛上服长期监禁，他们是被罗得西亚军队俘获后交给南非警察的。他们和乔舒亚·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一起，组织了一支游击部队，打算在赞比亚与南非之间建立根据地。这个设想欠考虑的方案要穿过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茫茫的灌木丛生地带，而且缺乏设备和经验，结果是一场灾难。
1967年7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去世。他在散步经过一座铁路桥时，被一列火车撞倒。许多人，包括他的家人，怀疑官方调查的结论，那是一次因他耳聋造成的事故。
在流放中，奥利弗·坦博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在坦桑尼亚他还会见了非洲统一组织、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等组织的代表，他们保证会全力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取自由的斗争。沃斯特、史密斯和葡萄牙卡埃塔诺的“邪恶同盟”遇到了各国解放运动所组成的同盟。
在南非，政府通过了“恐怖主义法”，并在1969年5月12日凌晨2时开始第一次大逮捕。在曼德拉家里，泽妮和津姬正在度假；她们和母亲正睡着觉，警察砰砰地敲门，手电筒从窗户往里乱照。他们命令温妮穿好衣服。由于孩子们紧紧抓着她的裙子，恳求警察放开她，温妮还要求把她们送到她姐姐尼基韦·克萨巴那里，她就住在附近。她的要求被粗暴拒绝，她只好将孩子留在家里。仅仅两天前，她到一个专家那里就诊，诊断温妮有心脏病——保安警察也知道这个情况。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去找她们的姨妈时，她们没有一点关于温妮的去向以及她健康状况的消息。在罗本岛，曼德拉不久就知晓她已被捕。
后来她知道遭到拘留的还有其他21人：4名妇女中有一个诗人和一个工会会员；17个男人中，有一人年已73岁。他们大部分都曾和温妮一起组织过对政治犯家属的帮助；警察派一个告密者打入这一群人里面。温妮和其他人被单独监禁，不准和外界接触。根据新法律，他们可以无限期被拘留。被拘留者当中，一人当夜死亡，另一人19天后死去。
最初温妮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她后来叙述说：
我得到的全部东西有一个能装大约5玻璃杯水的塑料瓶，1个便桶，3条毯子和1个西沙尔麻的垫席。约一周后，我被转移到“死刑囚犯”牢房：这个牢房一般关着将被处决的犯人。
我被捕后，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墙上的日历上作记号，以便掌握日期。我想，关在死刑囚犯牢房里的全部目的是要让人产生一种上西?9９ｌｉb.天的感觉，觉得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监狱门旁有两个铁格子门，直到今天那一串牢房钥匙卡嗒卡嗒的响声还记忆犹新，那噪声是故意弄出来的，使你在静寂孤独的监狱生活中，感到他们在敲打你灵魂深处。他们从不关灯，使我没有时间观念，不知道是早晨还是晚上。我只能从盘里的食物辨别时间；那是难以下咽的食物。从咖啡和粥中我辩别出这是早晨。
3个白人女看守管送食物。她们往往拿起便桶，翻过盖子把那盘食物放在上面。所以我从来不吃。
不允准我出去，我就在牢房门前运动，起立、蹲下，起立、蹲下，做10到15分钟。我感到极难适应这种孤独。由于不和任何人交往，精神是如此受折磨，以至于我发现自己在和孩子们说话，好象她们在牢房里和我在一起。如果牢房里有一个蚂蚁，或有一只苍蝇，我也会认为自己这一天有伴了。
有一天，斯旺波尔这个家伙来到牢房门前，把圣经往我脸上一扔，挖苦地说：“给你，祷告吧，上帝能把你弄出牢房！”
所有这一切都为那不可避免而可怕的审讯做准备。它意味着要改变你的个性，要把你变成一个驯服的、不会作任何反抗的人，要对你采取恐怖手段。
被捕两星期后，在蛮横的斯旺波尔少校指挥下，开始了审讯。整整5天5夜不让温妮·曼德拉睡觉，一组一组的保安警察连续不断向她提问题。第3天，她伸出自己发紫的肿起来的手脚向他们提出抗议。她感到头晕，她的心脏在颤动。斯旺波尔奚落地说：“天哪，你要马上完蛋，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遗产，千万不能把所有那些东西都带走。”
她可以听到隔壁房间打人的声音和审讯者的笑声。一些被拘留者则被迫昼夜赤脚站在砖上，直到他们被折磨得倒下，再强迫他们站起来。有的人被捆住手腕吊起来打。审讯者随心所欲进行各种各样的残暴殴打和侮辱。许多犯人死在酷刑下，其中有伊马姆·哈龙，一位被拘留的开普敦宗教领袖。
温妮后来说：“正是那段经历，使我认识到阿非里卡人害怕黑人的程度。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仇恨。”
经过5个月的单独监禁，这些犯人被带到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法庭受审。用轻机枪武装起来的警察列队集结在外面。他们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现在他们却发现在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指控：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输送人员，为破坏活动寻找目标，散发违禁文件和利用葬礼来推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目的，以及和游击队有联系以及助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敌对行动。
温妮·曼德拉被指控从她在罗本岛囚禁的丈夫那儿接受“指示”。总之，罪状在说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东开普和纳塔尔恢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总有80名证人，证人中大部分是在监禁之中。令温妮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她最小的妹妹诺尼亚尼索“公主”遭到监禁。在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曾象母亲一样照顾这个小姑娘，背在背上，领着她走很远的路。
温妮的朋友们——其中有尚蒂·奈杜，一位青年妇女，她的父亲被为甘地所收养过——以超人的勇气拒绝为政府作证，受到更长时间的监禁。20名证人的证词软弱无力，以致政府自己要求对全部被告宣判无罪。
1970年2月16日，法官告诉他们：“我判定你们无罪，你们被释放了。”温妮和她的同伴们还没有来得及与家属和朋友相聚庆贺，公众就被命令离开法庭，这22人重新被拘留。这次还是根据“恐怖主义法”，他们又被带回监狱单独关押，准备接受下一步的“审讯”。
《纽约时报》1970年2月25日发表评论说，起诉的战略看来很清楚，它根据“恐怖主义法”将被告关押，直到以其他方法能得到或捏造更多的“证据”，这种野蛮方式已成为南非“司法公正”的一个特点。
在几个月里，纳尔逊·曼德拉无法得到关于妻子的准确消息。在拘留中她不准写信给他。她被捕两个月后，狱长把曼德拉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他们的儿子滕比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曼德拉回到自己牢房，一直待在那里。最后沃尔特·西苏鲁问出了什么事；曼德拉对他说了，两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
在南非和海外，对温妮·曼德拉及其同事所遭到待遇的抗议越来越高涨。6月份，在一名被告从该案撤诉而面对另外的控告之后，温妮和其他19人再次受审。这次指控是根据“恐怖主义法”。1970年9月14日，法庭再次宣布他们全体无罪释放。他们在单独监禁中度过了491天。
温妮给伦敦一位朋友写信说：“在整个考验中，最令人宽慰的是知道在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中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这的确是对一个人理想坚定与否的一次残酷考验……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免于我们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斗争。”
10月，对她又有新的禁令，期限5年：不但被限制不能离开奥兰多，而且每夜和整个周末以及公共假日都受软禁，任何时候不许会客。一次她生病，她的姊妹当中的一人来看她，温妮立即被捕，理由是独犯了后一项禁令。折磨似乎没有尽头。
但是1个月后，她得到离开奥兰多的特别许可，终于可以去看望她丈夫半小时。他们彼此已2年没见面。
在罗本岛，曼德拉草拟过一份请愿书，由他和其他21人签名，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请愿书指出，亲德的阿非里卡人民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背叛国家——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时再度如此，可他们服刑几年就被释放。曼德拉和其他签名者要求也享受同样待遇，并且指出他们一直得到不同待遇，就因为他们是黑人造反者。
海伦·苏兹曼到罗本岛和他们商谈那个请愿书，并指出：“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还在继续。的确1915年的反叛者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你们准备说你们将放弃武装斗争吗？”
曼德拉的答复是：“不，在我们的人民赢得自由之前是不会放弃的。”
第十三章 斗争的基础
1971—1978年
在罗本岛，被《泰晤士报》称为“南非民族主义巨人”者，是466/64号囚犯，他每天在海滩上采集海藻制作肥料。那是极累人的劳动，而且走在南大西洋冰冷海水冲刷的沙地上更加不舒服。在远处，船舶驶进驶出开普敦港。
有一次曼德拉说：“南非的监狱想使我们放弃战斗，使我们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我们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些人不仅被当作犯人，而是也被当作黑人对待，这样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它加强了他们的反抗。
到70年代初，他们顽强>?９９lｉb?地表达的不满再加之国际上的压力，赢得了虽不大却有意义的改进：牢房里有了一张桌子、一个板凳，冬季有“权”在读书时用条毯子围在身上；有热水洗澡；院子里有了一个排球场，它后来改成一个网球场。他们要求踢足球但被拒绝，因为这意味着走出隔离区。在室内，他们有乒乓球和国际象棋，每月有一场电影，每天晚上放录音音乐。但是吹口哨仍要受惩罚的。更重要的是，接触新闻的要求一再被严辞拒绝，从事木工和编篮子之类创造性活动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由于曼德拉最初在1962年判刑，他得到许可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位，但在政治犯大批到来后狱规进行了更改，及时得到最新书籍以完成课程变成不可能了。接着，当局又禁止政治犯修习研究生课程，这严重剥夺了求知的要求。曼德拉转而学习经济学，并且因不许学法文和德文，就改学高年级的阿非利堪语。
他突然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曼德拉被剥夺一切学习权利4年。监狱的官员称发现有“回忆录”藏在牢房里，而政治犯禁止保存日记或个人笔记。纸张受到严格限制，仅够用于学习和写被允许的每月一封500字的家信。他要求“拿出回忆录给我看看”，他们却从来没有出示过。
经过在石灰矿坑多年劳动，他不是唯一视力减弱的人。由于他患高血压而且腰部不好，狱方做了一些让步：给他一张床，板凳换成椅子，并给予无盐伙食。象利沃尼亚案其他人员那样，他从D类升到C类，然后又升到B类，他被允许有更多的探视，但还是限于每次半小时。
每到探视时，温妮都必须办理同样的手续：首先通过地方长官从司法部和警察那里取得书面许可，然后在出发和返回时都向警察报告。不再允许她坐火车或小汽车，而必须乘飞机去开普敦，这样就要承担更多的旅费。国内外朋友们慷慨地捐助。很难记得住对谈话的种种限制。当问到什么样的话题可能引起看守们掐断她同她丈夫的对话时，温妮说：“当他问到鲁斯·弗斯特或鲁斯·马索奥阿内(他过去的秘书)或奥利弗·坦博的情况时；当他谈论特兰斯凯的情况包括他的家庭——马坦齐马兄弟们时；以及说到正在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时谈话就被打断。”
曼德拉常常说服看守们让探视继续进行。“他和他们说话好象他们是小孩子：‘你们肯定听得出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我有相当长时间没见到我的家属了；不管怎样我想继续下去，你们继续听吧，那是你们分内的事。’”
他的探视者当中有马克加图、马卡基韦和他的姐姐梅布尔·诺坦库·恩提马克韦。他的母亲也曾远途跋涉渡海来到罗本岛。相聚之后，当看着她离开时，他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他接到姐姐的来信说母亲已经去世。温妮和孩子们在特兰斯凯参加了葬礼。
一位从特兰斯凯来的亲戚在葬礼之后到罗本岛探视，他说到曼德拉对于那些操办葬礼的人是如何的感谢：“他一直问，某某人来了吗？某某人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消息如此灵通。他让我对所有那些参加葬礼的人表示问候和感谢。”
1973年12月，监狱部长吉米·克鲁格到罗本岛视察，这反映了政府急于兜售它班图斯坦“独立”的政策。他向曼德拉和由一名难友麦克·马哈拉吉率领的代表团指出，如果他们承认特兰斯凯，愿意住在那里，他们的刑期就能赦免。答复是“分别发展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绝不会妥协。”（尽管如此，政府后来仍几次向曼德拉重提此事?９9ｌｉｂ?，他的回答还是“不”。）有讽刺意义的是，小酋长凯泽·马坦齐马因南非政府的支持，领导特兰斯凯走向“独立”，按滕布人风俗，他是曼德拉的侄子。总理沃斯特也向温妮·曼德拉提出过，给她自由的条件让她承认特兰斯凯是她的“家园”。她的回答是：“厚颜无耻！要是有人应该离开南非的话，那是殖民者的政府。”
她再次被控违反对她的禁令，1974年期间在克龙斯塔德监狱被监禁6个月。她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她感到在那里更加解放，肉体上觉得和自己的信仰接近起来，比用言语来表达它更能令人满足。而且，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关押黑人的监狱。但对她的家庭而言，她的监禁引起了不安。津姬听到这个判决时哭了。她母亲告诉她：“你永远不要哭，你哭他们就高兴。”泽妮回忆在学校放假的日子，星期日她和津姬被她们的监护人哈里大叔(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带着探视她们的母亲：透过玻璃隔板她们和她谈话半个小时，谈关于学校，关于零用钱以及她们是跟谁在一起。温妮看上去总是很好。但是孩子们开始发觉朋友们害怕到家里看望她们，因为保安警察可能把他们带走审问。
很久以后，曼德拉回忆起他当时的情感，他给妻子写信说：“虽然我总是努力摆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是我实在不能适应你也被关到监狱。”“很少有什么事情象这种特殊的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这种苦难似乎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我们。我绝不会忘记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期间，以及你在克龙斯塔德度过的6个月期间，我们所遭受的令人极为痛苦的经历。”
温妮·曼德拉一再受到的逮捕、指控、判罪、申诉、缓刑和监禁，关于这些方面的详情难以掌握。在她而言，长时间的反抗是对成千上万男女身受其害制度的揭露。在和警察的遭遇战中她无所畏惧，对他们的粗暴侵扰，她大胆地予以还击。可是一系列的阴险袭击，使她身体受到攻击，她的住宅被扔进汽油弹，她毫无办法也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曾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攻击行为出于政治动机。”
这两个女孩子被埃莉诺·伯利从女修道院的不快乐生活中拯救出来。埃莉塔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伊顿公学过去的校长——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育学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德，那是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这两个孩子长到十几岁，被允许去探视她们的父亲。温妮不无担忧：她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来吗？会因为这个经历而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吗？
从过去的照片中泽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亲的幽默感，如果当时或在她后来的探视中他曾有忧虑，那忧虑也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津姬也发现父亲的幽默和热情。她告诉一个记者，“事前我很愤怒并有点忧虑。但是我发现他很有办法，也很迷人。他设法使我的思想摆脱那里的环境，使我想起比较快乐的情况。他说，‘你知道，我可以想象你在家里坐在我腿上和全家一起吃星期天烤肉。’”虽然她没有看见父亲走来——她们被领进小屋的时候，他已经坐在玻璃隔板的那一边——她设法瞧着他在会见后走开，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健康强壮，他的步伐是那么年轻、敏捷。
当女孩子们下一次探视时，她们单独前往。开车送她们到开普敦码头的那个朋友，看着她们和一队穿着橄榄绿制服的看守上了渡船：他认为这是令人伤心的场面，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唱着他们阿非里卡人歌曲的男人在一起。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间里，温妮和她的丈夫达到了真正的交流，每人从对方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彼此的斗争环境后，曼德拉以谨慎的方式，不分派别地帮助同志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温妮则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的斗争。索韦托是一个超过100万人的黑人居住区，在那儿，“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她看来，这“使得人民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培养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变得更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亚纳领导黑人学生从多种族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分裂出来，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学生组织”，并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虽然受到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弗朗茨·法农激进著作的影响，但“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白人种族主义作出的反应，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摆脱对白人的依赖并使全体黑人团结起来：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属于“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觉醒运动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过这个运动青年中产生出一种新的坚定和自信。
虽然这个运动在哲学方面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更为接近，但这些年轻的领袖们首先受到被流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的赞许，称赞他们“以勇敢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把斗争推向前进；并以其行动表明保证革命的主要动力——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团结。非洲人国民大会机关刊物“塞查巴”说，用“黑人”称呼所有被政府列为“非白种人”者，是一个新事物。
“阿扎尼亚”是“黑人觉醒运动”给这个国家起的名称。它是60年代从泛非主义者大会那里继承来的，渊源不大清楚。它是古老英国地图上一个野蛮人的国度呢，还是给东非一个奴隶国家起的名字？伊夫林·沃在《黑色恶作剧》一书中，把想象中的非洲国家叫做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这个名称。
70年代初，罢工浪潮席卷纳塔尔，也发生在德兰士瓦的工矿企业。新的战斗精神传播起来，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工人们懂得了组织者们是多么容易受逮捕。因此这些罢工找不到谁是领导人。
延续了5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垮台了，这对南非黑人是莫大的鼓舞。莫桑比克在1975年6月25日独立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主席欢迎奥利弗·坦博，称他为同志和战友。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也得到很大推动，因为莫桑比克能为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提供基地。
但在南非，欢欣鼓舞的黑人很快被镇压，当局根据“恐怖主义法”拘留了77人。这些人包括“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正筹划举行庆祝会来表达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团结；还包括那些被怀疑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募集会员的男人和妇女们。
出乎意料，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却没有再延长。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被捕的77人，并向人们述说她自己前几年在“恐怖主义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她说，这“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反对，一种为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精神的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的方法使那些敢于和这场斗争站到一起的人们失去个性。”
她到德班去，那里有一位老朋友法蒂玛·米尔，是纳塔尔大学的社会学讲师。由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各个团体组成的“黑人妇女联合会”在那里正日益壮大。温妮在一次对“妇女联合会”的讲话中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妇女象在这个国家里那样惨遭剥削。”“黑人妇女必须忍受各种法令。面临这种情况，一点地位也没有……丈夫的死亡意味着家庭的自动丧失。没有任何权利，就和一个孩子一样。”
在为全体黑人事业的斗争中，妇女们起到杰出的作用；人们希望她们建设这个国家，可她们处于“最绝望的处境中，在一个充满种族仇恨的社会中养育儿女。”
在一系列讲话和对新闻界的谈话中，温妮谈到黑人青年愤怒方兴未艾的问题。她警告说，他们遭受拘留和单独监禁的野蛮行为，将对这个国家产生“痛苦后果”；而“班图教育法”坚持让黑人儿童学阿非利堪语，并不能实现它“逐步灌输主仆关系”的意图。她还说：“非洲人有句谚语，大意是说，垂死的马爱踢。这个国家在垂死的阿非里卡人国民党这匹马最后挣扎时，还将会遭受痛苦。”
1976年6月16日，从一大早开始，大群情绪激昂的中小学生在索韦托集会，抗议强迫用阿非里堪语授课。警察来阻挡他们，开枪打死赫克托·彼得森(13岁)和其他男女学生。当孩子们用棍子和石块还击时，警察乱开枪，使伤亡数字迅速增加。两个白人被石块打死。有作战装备的警察和军队大批开进黑人城镇。
警察屠杀黑人在南非历史上不断发生，但从来没有听说有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支现代化武装部队对中小学生采取行动。随着死伤人数的增加，骚乱席卷全国，代表白人统治的建筑物被大批破坏。不顾一切后果与警察对抗和辱骂军人的黑人青年便是“班图教育”的产物，而“班图教育”乃是维沃尔德博士设想的使黑人青年忍受奴役状态的制度。
学生们向黑人家长联合会紧急呼吁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温妮·曼德拉是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受人尊敬的神学家马纳斯·布特莱齐博士、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一位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也是它的领导人。他们找来医生帮助莫特拉纳辨认尸体，找殡仪馆的人捐赠棺材，找出租汽车送人参加追悼会。黑人家长联合会不但成为索韦托社区心情纷乱的家长们的代言人，也成为学生的代言人。这些学生们虽然完全可以替自己讲话，却不想和当局见面。
温妮·曼德拉在一个公众抗议大会上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珍视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不会请求得到多数人统治；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它。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很艰难，但是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不出几周，许多男人、女人和学生根据“国内安全条例”，即改头换面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拘留，温妮也在其中。他们被拘留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5个月。
数万名黑人学生罢课，教师们辞职，家长们也加入待在家中抗议的罢工行动中，暴动仍在继续。正如政府一个调查委员会所说，那是一次“炮火的洗礼”，青年们失去了对暴力的恐惧。这个1000页的调查报告等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指控，因为它引起对白人的“仇恨”，它记录了人们对分别发展、集体居住、特别是流入控制和通行证法的强烈谴责。
16个月中有记录的死亡数字约为600人，但据说，实际将近1000人——除2人外都是黑人，而大部分是被警察枪杀的中小学生。约有4000人受伤；成千上万的人突然被拘留起来，有的在单独监禁中度过5年，有的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的家长。千百人设法越过边境去北方，寻求军事训练或期望得到真正的教育。
在罗本岛，6月16日气候恶劣，又湿又冷。曼德拉和其他采海藻的人，强烈反对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看守们指控他们不认真工作。那天下午，他们又冷又脏地采海藻回来时，发现淋浴的热水已没有了。他们猜想外面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但只是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索韦托的孩子们已经和温妮·曼德拉所说，“起来为他们的长辈而进行战斗”。
因参加这次暴动而被定罪的学生，不久就在罗本岛上占据了一个公用区。就象纳米比亚人和根据“恐怖主义法”判刑的人那样，对他们必须进行隔离，以免受到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公认的领导人的影响。至少有9名学生年纪不到18岁。
在罗本岛，犯人可以议论这件事，但仍然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到这些。这时候曼德拉写信给他的妻子，叙说有一棵番茄，他在园子里不当心给弄伤了，现在特别照料着。他描述这株植物多么漂亮，它是怎样长了又长，他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后，他怎样从土里把它拔出来，把根洗干净，回想那生命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藏书网理解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环境里成长的情形——做为父母，你把一切能给的都给了他，把那个生命养育成少年，然后他却被杀害了——他的感情与那些家长在千百个儿童遭到扫射时感情一样。她解释说，“如果他照直说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对友谊的回忆和对他们被捕前事情的回忆，是每天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缅怀往事，彼此互相提醒，他们分享着自己信件中的新闻；他们有时悲悼亡友。好几个40年代以来的朋友去世了：优素福·达杜和迈克尔·斯科特，布拉姆·费舍尔和莉莲·恩戈伊。费舍尔被判无期徒刑，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服第10年刑期时，在1975年5月死于癌症。葬礼之后当局仍要求把他的骨灰送到牢房。“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也死于癌症，刚刚50岁出头。经过多年的监禁，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歧见的索布克韦已经与曼德拉和解。从罗本岛释放以后，他住在金伯利，但一直遭受软禁。
在审讯被拘留者时，酷刑和杀害已司空见惯，这在斯蒂夫·比科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中暴露无遗。他在伊丽莎白港警察总部经3周的审讯后，赤身露体几乎不省人事地被装上一辆越野汽车，行驶>..700英里送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第二天(1977年9月12日)他在那里去世。他的亲密朋友马佩特拉·莫哈皮也是在拘留中死去，而一个印度人青年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10层楼跌下摔死。南非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也在国外对付反对势力。一名“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是被邮包炸弹炸死的几名积极分子的第一个，他当时在博茨瓦纳。
到1977年10月，尚未被捕的“黑人觉醒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和组织者实际都已被拘留。所有的团体，包括文化、工会和自助组织都被取缔，一起被取缔的还有两家黑人办的报纸。同时遭到软禁的也有白人同情者，如基督教协会阿非里卡人会长拜尔斯·诺迪牧师。
索韦托的10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博士的被拘留，进一步证实政府绝不容忍真正的非洲人组织者或领导人。这个委员会代表了当时城镇黑人所作最积极的努力，对政府政策和政府委派人员提出变通的建议。那些雇用人员为人们所不齿，无论在城市地区还是在班图斯坦都被视为走狗和傀儡。莫特拉纳最初是在黑尔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积极分子，并参加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后来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区代言人。政府把煽动1976年6月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曼德拉身上，当然这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在随后的审判中，他和温妮不但反驳了政府的证据，还打赢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
但是政府给温妮·曼德拉预备了一种更残酷的非常特殊的处罚方式。1977年5月16日一大早，20名穿着迷彩服的警察来到她在索韦托的住所，命令她收拾东西。她将被流放7年，政府害怕她对学生的影响。此外，她和曼德拉知道，这次粗暴而专横地把她从唯一的家赶走，是发生在安德鲁·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准备访问索韦托之前仅仅1个星期。
警察开车送她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300英里，来到位于奥兰治自由邦低湿平地的名为布兰德福特的小乡村，把母女二人放在灰尘弥漫的802号门牌的房前。这是政府能找到的对她最生疏的环境：这里有阿非里卡人政治和文化的精髓。曼德拉一家却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
被称为主要道路的“福尔特雷克大街”把供2000名白人使用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连结起来：教堂、一家标准银行、一家巴克莱银行、一家邮局、两个旅馆、一个超级市场、一家报纸杂志商店和一个加油站、一个火车站和一个阿非利堪语学校。一条崎岖的小路，路旁是班图人管理处，通往名叫“帕塔卡勒”的黑人居住区，“帕塔卡勒”是“小心对付”的意思，一个记者说，它特别适于新来者。在这里，供3000名黑人使用的生活福利设施是一家班图人商店和一个啤酒馆——足够供被仅称为“劳力单位”的黑人维持生活的了。
温妮把那3个水泥房子叫做“我的牢房”：没有天花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个屋外厕所是摆便桶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住处，除了她的住处满是瓦砾。她被命令从家里带来的家具无法通过狭窄的房门，只好又送回奥兰多。
她不但被限制待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被禁止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禁止接见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每次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普林斯卢军士，一个脸色阴沉的人，一直在外面警戒，坐在汽车里监视着，温妮外出时就跟踪她。如他所说，“执行我的任务”；按一个美国观察家所说，是“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
如果政府以为，把曼德拉的妻子流放到充满敌意的白人和没有文化的黑人中间，她即使不毁灭也该被征服。但这种意图却打错了算盘。当这位老练漂亮的黑人妇女大步迈进超级市场、邮政局和银行时，布兰德福特吵成一片：这些是黑人不敢进白人禁地的；外面小窗户前黑人在排着队等待服务。当温妮和津姬不但进入那个“时装”店，而且进而试服装时，发生了争吵，叫来了警察。在温妮看来，白人的行为显示了他们心理的恐惧；阿非里卡人过去曾退缩到他们的防御车阵中去把自己困在里边。她认为这很可悲。
镇上她的邻居们得到警告，不许和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是他们逐渐有了勇气；他们不能长期抵制她的热情和慷慨。看到他们被剥夺得精光——贫穷、挨饿和卑躬屈膝——她感到震惊，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帮助他们。
但是无处不在的普林斯卢军士不久把她带到布隆方丹法院。温妮曾去一个邻居那里打听到什么地方买煤。这时，有个男人从那里经过带着一只刚买的鸡。温妮又询问鸡的价钱。检举人在起诉中称这构成3人“集会”，因此违反了对她的禁令，并进而斥责她炫耀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她穿一件黑、绿、黄三色的衣服。温妮反驳说：“在留给我的有限的自由中，我还有选择穿服装的权利。”地方法官判她有罪，给她缓期服刑的判决。在法院外面，人们向她欢呼。
南非报纸禁止引述遭禁令者的言论。但是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让她谈出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当作证据？”经过上诉，原判予以驳回，温妮被判无罪。
不久，她又回到法院，被控接待来访者。这时，一次曼德拉写信说：“我会想着你的，特别是当你被带到被告席上时，当你听着政府证词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说法时。我坚决支持你，我深知，你经受磨难是因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不断增长的爱和忠诚……”
温妮觉得很可笑，政府会为这种案件花费这么多力气和金钱，而令她惊讶的是人们如此气量偏狭和感觉迟钝。但是使她深为愤怒的是这些对津姬的影响。当她有机会与丈夫谈起这种忧虑时，他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普林斯卢不断暗中监视，他把从索韦托来看津姬的朋友逮捕了，加之布兰德福特生活的压力和困苦，使津姬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最严重的时候，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不得不放弃学业。只有在她父亲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高法院之后，她接见来客的权利才被承认。温妮不能提出这个申请，因为根据南非法律，黑人妇女没有这种权利。
使曼德拉高兴的是，津姬正在成为一个作家，她的一篇文章被发表了。他称赞她：“你已收到你的第一张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确是不小的成绩。”他又说些忠告的话，“写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它把人推上世界的中心。而为保持在高峰之上，就必须努力工作，目的是有一个好的、新颖的主题，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津姬回信让他放心，说布兰德福特“毕竟是个好地方”。他回信说：
真难以置信。妈妈几乎失去了所有东西；她在那里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除非做佣人或到农场作帮工，或洗衣工；她只能在贫困中度日。她已经说了你们现在必须住那种建筑，和你们必须使用的那种厕所或供水设施……
尽管如此，亲爱的，我很高兴你在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并且设法照样快乐。当我读到“毕竟是个好地方”那句话时，我感觉好极了。只要你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能变不幸为幸福，就如你自己所说的。假如不是这样，那妈妈如今该早已彻底毁灭了。
津姬发现写诗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她在沃特福德学校时就以写诗见长。通常她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而她的母亲善于将这样的诗句拾起来，于是1978年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还有这个家庭的老朋友彼得·马古巴内拍的一些相片。津姬把这本书题献给她的父母，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的父亲：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散落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那树干，我的父亲，
那枝桠，全靠着它的支持。
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
他们对他珍贵无比。
他们该是多么甜美，
多么可爱，
可是都落在地上了，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那树根，意味着幸福
被切断了和他的联系。
津姬的书在第一个年度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比赛中获得1000美元奖金，是奖给描写作为无私和人类尊严典范的儿童书籍的。她被拒发护照，于是马古巴内在纽约代表她接受奖金。这项奖金是为纪念一位犹太波兰人小儿科医生，他拒绝离开华沙犹太人住区的孩子们，最后和他们一起在纳粹的特雷布林卡毒气室遇难。
曼德拉在1962年说：“南非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的核心和基础在南非本国内部。”在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分子穿越边境渗透回来，真正的武装斗争开始了。这些年轻人是在从索韦托到新布赖顿、到兰加的黑人城镇战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现在，他们磨拳擦掌准备去牺牲自我，被人们看作是表明他们以巨大的决心想要彻底否定他们所憎恶的“那个制度”。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成员重返南非后不久就遭到逮捕，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受审的人当中有所罗门·马兰古。他本人没有枪杀任何人，却被判处死刑。尽管有西方各国政府，有东方、甚至有在他所涉及的事件中被杀的白人遗孀在为此呼吁或提出抗议，他仍然被绞死。另一个才20多岁的新会员莫西马·塞克斯瓦莱和一些曾在罗本岛服过刑的老会员一起受审，被判18年监禁。他说他甘心为他的理想而牺牲，他毫不怀疑这些理想的胜利。
政治犯不可能知道民族之矛在与警察和军队交锋，但他们一点一滴地把情况拼凑起来，知道斗争在推进。在1977年，根据保安法令进行了95次审判，提出的指控是关于为军事训练补充人员，组织活动小组，私运武器和炸药，以及从事破坏或游击队活动的。
津姬·曼德拉出席对索韦托“学生代表会议”的审讯，该组织被指控策划1976年6月暴动以后不断发生的抗议活动。她自此开始代替她被监禁的父亲和被放逐的母亲的角色。
此时，泽妮和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查的儿子图姆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结了婚。他们享有外交特权，可以对曼德拉进行“接触性”探视：这将是他被监禁以来第一次和自己的家属有正常的人类接触。1978年6月，他们带着1岁大的婴儿从姆巴巴内到罗本岛。当他们一齐到探视室时，泽妮想她父亲可能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她向他跑过去时，几乎把孩子扔了，但她丈夫抓住了小女孩，泽妮和她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接着，曼德拉抱过婴儿。当他们坐下谈话时，泽妮看到他完全知道自己怎么做，尽管自从她自己很小的时候以来他从没有抱过孩子。“他注意到什么时候婴儿该换尿布了，甚至知道让她打嗝；然后他和她玩，她睡着了。”
曼德拉已经有了5个孙子孙女：马卡基韦的一个女儿，滕比的两个女儿和马克加图的两个儿子。现在他给这个婴儿命名为扎基韦(希望)。两周以后在布隆方丹的圣公会大教堂举行了受洗仪式。温妮得到许可从布兰德福特跋涉30英里前去，条件是在中午之前返回住处。教父是91岁的莫罗卡博士，他曾是“蔑视运动”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主席；教母是海伦·约瑟夫，她是曼德拉一家亲密的朋友。温妮提起这位妇女时说，“我们尊敬她”，她长期以来成功地反抗警察的种种迫害，她的经历是“我们历史的真面目”。教父与教母因禁令的限制，除彼此相视一笑之外不能做别的。73岁高龄的约瑟夫夫人，刚刚坐完两周的监狱，因为她拒绝向警察提供关于她在布兰德福特探望温妮的情况。
1978年7月曼德拉的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都庆祝这一时刻。《纽约时报》说这个人将来可能在南非领导一个黑人政府。伦敦下议院举行集会为他祝寿。由于曼德拉本人不许收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生日贺卡，这些卡片就都寄到布兰德福特镇门牌802号。全家人聚集在那里为所有的政治犯祷告。
曼德拉后来写信给温妮：“如果没有你的探视，你的出色的信和你的爱，我好多年前就崩溃了。”在早些时候的一封信中他告诉过她，每天早晨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掸去她相片上的灰尘；现在他继续说，“我在这里停一下，喝点咖啡，喝过之后我掸去书架上相片的尘土。从泽妮的相片开始，它在最外边，然后是津姬的，最后是你的……”
第十四章 释放曼德拉？
1978—1981年
监狱生活中的强制与束缚迫使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静观事态发展”，服刑12年的马哈拉吉证实了这点。在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仅看到世界的一个角落。在结束一天的忙碌工作之后，他们才有机会看看世界变化、发展的总趋势。每当收集到来自外界的消息，曼德拉都要仔细加以研究，力图从中找出南非当局所做所为的自相矛盾，分析黑人解放运动如何才能运用并扩大这些矛盾，从而削弱白人政权的统治基础。
P·W·博塔总统上台伊始就慌忙推行他的计划：一方面，打着改革的幌子，企图消除不断加强的国际制裁，另一方面，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尤其是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统治。从中，曼德拉发现了很多矛盾之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阿非里卡人都必须生存。
1978年9月，J·B·沃斯特因贿赂丑闻下台，博塔上台执掌政权，马格诺斯·马兰将军担任国防部长。
随着1975年入侵安哥拉和在纳米比亚战争的升级，南非国防军的规模成倍扩大，到1979年人数已近50万。大量黑人也应征参加作战部队。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实验部的报告，1979年9月22日，南非在其南部海域进行了核试验。
在警察不断捣毁从索韦托到开普敦地区的黑人解放组织的秘密武器库时，1979年5月民族之矛游击队发动新攻势，在黑人城镇袭击警察局，9９lib?有3名警察被打死。
马兰将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政府不可能坚持与同情游击队的85% 的人口对抗到底，因此，根本的防卫战略不能仅仅靠军事实力，而必须利用经济、政治上的优势。
“总体攻势”是政府的新名词，它取代了在此之前所用的“黑色威胁”、“共产主义”、“病态人道主义”等一系列的蹩脚定义。
博塔——马兰战略旨在维护白人统治，它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即通过给予一定的地位让黑人中产阶级接受这种制度，这一目标得到大企业的支持。被夸张的所谓“变革”，内容包括：关心一些黑人城镇，对黑人商人放宽限制，向黑人资产阶级开放一些旅馆、饭店和影剧院。教育设施特别是技术设施有一定改善，但是由于各种族间实际教育开支差距依然很大，其效用被大大削弱。据官方资料，1978—1979年度，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经费达621兰特，而花在黑人学生身上的仅有72兰特。
当然，政府也准备给予租住城镇房屋的黑人99年的租期。然而，如果租用人失业或违犯法律，则租约失效。仅在索韦托就有2.5万个家庭正等着租住房。
就象一位美国记者所理解的那样，谓之“变革”，意在促进富裕的城市黑人与贫困乡村黑人之间的分化，以便有助于反对“从事推翻白人统治活动的黑人联合阵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这个公开宣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而言，“阶级”已逐渐取代“种族”成为种族隔离的首要特征。
作为新宣传运动的一部分，种族隔离果然被披上一层伪装：土著事务部被称为“多元关系部”而后又改成“合作与发展部”。新部长皮特·库恩霍夫1979年6月在美国曾说，种族隔离“正在逐渐消失或已经死亡”。博塔总理很快予以严厉反驳，他声称他更喜欢用“好睦邻”而不是用“种族隔离”这样的词。
黑人发言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珀西·科布扎(1977年当 href='/article/3845.htm'>《世界》报被取缔时，他也被监禁)作为《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这样评论的——如果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则必须安排紧急葬礼，因为“尸体仍在，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恩塔托·莫特拉纳先生说他无法相信黑人的斗争会因为这种“信任骗局”而减弱。西方出版物的大字标题对南非政府毫无安慰之意：南非的恶梦提前；南非时机已逝；比勒陀利亚无望得救；通行证制度和对南非黑人一如既往的剥夺。
政府的上述政策，目的是促进城市黑人分化成特权阶层和贫困阶层，其核心是把黑人贫民从被宣布为“白人区”的南非87% 的土地上赶走，他们按契约充当短期劳工时除外。自从种族隔离实施以来，被强行安置在10个“黑人家园”的非洲人有200万。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比喻说他们“象一袋袋土豆那样被扔掉”。1979年，政府根据两项新法律，又要将数百万人赶出白人区。
白人妇女的黑绶带组织，16年来一直帮助深陷通行证法羁绊当中的非洲人，从前她们未曾感到如此愤怒，从未有过“大难临头”的意识。她们警告说，愤怒不会仅限于黑人家园，“人们不会坐视自己的子女饥饿而死，他们将留在城镇，而且当他们被从非法居住的地方赶走时，他们的怒气就会火上加油，对获准居住在城镇的非洲人不满，对那些作出许多允诺，但却从未兑现的人不满”。
黑绶带组织在自己的期刊中对工商界提出警告。它指出，在“总体战略”中，“政府与大企业公开结盟”，正在对成千上万的人带来灾难，结果只会引起黑白种族间的政治对抗，这种对抗愈来愈不可挽回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兰德每日邮报》的编辑阿利斯特·斯帕克斯也提出同样的警告。在1979年9月他这样写道：“越来越多的黑人，特别是年轻的黑人，已开始将种族隔离制度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并将为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视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索韦托惨案后出现了4年的经济衰退。但随着黄金价格的飞涨，南非取得迅速发展，走向繁荣。黄金收入空前增长，超过1978年总额的40% 以上，大大抵消了石油和武器价格的上涨。对偶尔来南非的白人观察家来说，这个国家看上去繁荣稳定。但是，在著名的南非英美公司里，40万黑人矿工的工资却越来越少，不及白人矿工收入的五分之一，并且在黄金价格上涨到每盎司400美元时，他们提出的圣诞节补助金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曼德拉称金矿为“最可恶的剥削制度”。
从全国看，黑人失业者占四分之一，并继续在增长。这意味着等待就业的黑人工人接近200万，其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学校毕业生流入社会。而在白人那里，却有成千上万个工作空搁着，白人移民受到总统欢迎并称赞他们成为南非公民，保证他们及其后代享有“和平、幸福与繁荣”。
图图大主教评论说：“在1976年，愤怒来自人们的头脑。现在，它来自人们的胸膛，并且更加严重了。”
索韦托“教师行动委员会”主席说：“火药已备，就差火源。”
罗得西亚发生的事件一直为其以南地区的白人和黑人所关注。1979年，由于经济、外交上的压力，游击战争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由于前线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的支持，以及亨利·基辛格推动下南非政府的勉强合作，英国召集了兰开斯特大厦会议，会上冲突各方聚集一堂，并一致同意停火。经过7年的武装斗争，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罗伯特·穆加贝任总理。几年前还发誓说在他任期内不可能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的伊恩·史密斯现在却声称“和我们的敌人在一起生活和劳动，从来就不是一个难题”。
对南非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在白人政府公开承认北方明显的基本事实之前，难道还要制造更多的生命和人类资源的可怕损失吗？
在国外流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1980年为“行动年”，并庆祝自由宪章发表25周年。奥利费·坦博公布了罗本岛监狱政治犯的一封信。它是曼德拉签发的；由马哈拉吉起草，后被偷带出狱：
枪杆子在我们的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黑人对白人殖民主义侵略的反抗就是被枪杆子镇压下去的。我们从白人统治下争取解放的斗争也是被暴力制止的……自从1976年暴动以来死伤人员总数远远超过以前历次惨案中伤亡者的总数。
前途何在？对于我们的统治者，我们不能抱有任何期望。他们所做的只是命令士兵挥舞刀枪，他们的兴趣只在动动手指扣动扳机。模棱两可的许诺、种族隔离机器的修补、宪法改革的骗局、大搜捕与监禁，一道道花样不断翻新，其用意在于削弱以致阻止我们黑人的团结，分化革新势力——他们仍会沿着这条老路顽固地走下去。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重视人民群众的结论。
人民的结论是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失败了。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继续号召“黑人联合起来”。这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现在不是奢谈分裂和不团结的时候。在所有层次和所有方面，我们的队伍都必须紧密团结，消除差别，以达到唯一的目标——彻底粉碎种族隔离和种族统治。”他们自信地宣布“世界站在我们一边……胜利是必然的。”
作为一位领袖，曼德拉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决心在持不同意见者之间寻找共同点。他认为，那是克服分裂主义的关键，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日常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罗本岛，据“团结运动”成员菲基利·班姆说，曼德拉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他总是乐于倾听，不急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更不轻易评价别人的见解，除非他确信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一些青年人和思想教条的人批评他，认为他对监狱看守的礼貌是温和或“软弱”的表现。班姆说，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曼德拉对待狱吏一向很严肃，他总是充满自信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根本不需要吹捧和奉承。与西苏鲁一样，他仍然是最受尊敬、实际上也最受信赖的领袖。
关于国内黑人的团结问题，黑人觉醒运动的拥护者和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加查·布特莱齐酋长——亦是祖鲁民族主义运动因卡塔的首领，在相互指责；争论波及国外，其中尤以布特莱齐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他也用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的颜色，并宣称领导着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但是因卡塔丝毫没有反对政府的迹象。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群众”中的声望因开展一系列新活动而提高：1980年初，“民族之矛”游击队首次袭击一个白人警察局，烧毁了约翰内斯堡附近几个戒备森严的加油站。在比勒陀利亚城郊，自从1976年6月后就一直流亡国外的3名“民族之矛”游击队的青年战士，在一家银行劫持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冲进银行时，他们3人以及两名妇女人质全被枪杀。在索韦托，约有2万群众拥上街头，前往墓地去参加他们的葬礼。大多数黑人在得知藏书网他们的壮举后，都称赞他们是“英雄，不顾一切去促进变革的勇士”。
要求实行和平变革的舆论压力，不仅来自英文报纸，而且来自颇有影响的两家阿非里卡人国民党报纸。《祖国》报的编辑提醒政府必须能够既与激进的又与传统的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他承认“他们越激进，就越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形象》报称黑人领导人“不仅仅是宣传者和煽动者，他们正在为黑人的权利而斗争，就和阿非里卡人曾经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一样”——早在10年前曼德拉及其同志在他们的请愿书中就提到这样的论点。20年前曼德拉提出的召开全国大会的号召，现在已得到了广泛响应。1980年5月9日，一面写有“释放曼德拉！”标语的旗帜，宣布由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发起的“释放曼德拉”运动开始了。
黑人社区的领导人坚持主张，在他们参加全国大会之前，所有在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必须获释，流亡人员准许回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黑人组织的禁令必须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也必须废除。《星期日邮报》的编辑珀西·科布扎评论说：“我们认为政府目前实行的‘爱丽斯奇遇’式的政策正令人讨厌地逐步将我们引到危机之中。”
随着运动的发展，接下来一周的《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头条都是“给我父亲自由”；同时还刊登了津姬和她的外甥女扎基韦及温妮·曼德拉振臂呼喊“权力！”的照片，并附有介绍曼德拉生活情况的短文。
在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前夕，白人学生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大礼堂里组织一次聚会。黑绶带组织的领导人希拉·邓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动放弃权位的民族呢？”科布扎向白人政府阐释了自己的见解：“政府应该采取的显而易见的可靠行动，将是释放曼德拉。”
津姬·曼德拉对参加聚会的群众说：“我不是作为一个要求释放父亲的女儿而加入你们当中的。我是作为从没有体验过正常生活滋味的我们这一代中的一员而参加进来的。”她列举许多人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事例。她的同代人目睹了对人民实行压迫的种种重大罪行。童年时的见闻，无非是大搜捕接踵而至，父母亲被拘禁，当他们陷身牢狱之中，警察就肆意地在他们家中搜查。
随时间的流逝，我们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日益明显。当看到父母兄弟姐妹遭受审判时，我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正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有权随时将他们从自己亲人的身边逮走的人手中。可想而知，就个人而言，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黑人孩子都要多，我经历了无数恐怖的折磨。我看到我父母牺牲了所有物质利益，为正义、荣誉和人类尊严而奋斗。我知道，他们为事业放弃了一切。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父母亲也在这样做。他们在为自由而奋斗。但我也看到，他们甘愿牺牲要换取的自由却远远没有实现……我目睹了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奋发向前的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容忍时，我看到了索韦托愤怒火山的总爆发。
她接着说，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在她父亲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曾向政府提出过种种解决难题的方案，并表示：除非白人统治者听取他的意见，不然，暴力反抗将以一切可以采取的形式而逐步升级。津姬最后指出：“正因为如此，呼吁释放曼德拉还表明，除不可避免的血腥大屠杀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1980年3月23日，在索韦托里贾纳·芒迪天主教堂，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他们响应莫特拉纳的号召，呼吁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曾因直言而被吊销出国护照的图图大主教，代表南非教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在《星期日邮报》拟定的“释放曼德拉”请愿书上签字。南非教会理事会表示：“如果想避免如同津巴布韦人民过去所受的无辜的牺牲与折磨，条件只有一个，即给予曼德拉和其他或被监禁或流亡国外的黑人领导人参与重建统一的南非社会的权力。”
因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成千上万。(其中还有温妮·曼德拉)，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上支持。1980年6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因只有如此，才能开始“有意义的事关国家前途的谈判”。
随着穆加贝在津巴布韦的胜利，阿非里卡人民族主义的报刊也曾呼吁召开全国大会，推动了“释放曼德拉”运动，如今它们却声称该运动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但保守的工商界却有人坚决地指出：南非基金会为改善南非在国际上的形象做出了努力。其中一位高级研究人员认为，曼德拉的释放将会成为“南非政府实现种族和解的决心与象征”。
在1980年4月15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南非警察与监狱部长严厉地指责所有参加要求“释放曼德拉”运动的人们。他引用3月12日《开普敦时报》社论所说的，随着罗得西亚战争及其黑人政府选举的结束，“罗得西亚的错误留下的教训是明显的。释放曼德拉将是一个极好的起点……”
“如果这不是南非社会中令人讨厌的事件，”部长说，“那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种要求恰好是由南非几乎所有的英文报纸提出的，但这仍是老一套。要求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不是什么新东西……”接着他展示了他认为是有关曼德拉经历的真实材料，其中声称，曼德拉持由苏联克格勃提供的证件到过非洲各地，并且还访问铁幕后的国家，以协调破坏和恐怖主义的活动(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竟将英国划入“铁幕后的国家”之列)。他用同样的语调肯定地说，曼德拉“在他走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是一个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就象他作为一个顽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一样”。
简而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当持.９9ｌib.t>不同意见的阿非里卡人学生就政府宣布不会释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而起哄、斥责时，总理曾勃然大怒。法院判决了曼德拉，他必须终身服刑。
国家安全局前首脑范登·伯格将军却提出了独特的抗议，他曾在政府中失宠。他说，曼德拉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而是“主张黑人民族主义，和阿非里卡人坚持阿非里卡民族主义一样”。
到5月底，形势已经明朗：政府完全抛弃了和平谈判的机会。阿非里卡民族会孤注一掷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凭借巨大的军事、经济力量，在黑人革命面前他们继续选择了对抗。冲突有延续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
释放曼德拉运动主张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们现在能够了解到它的进展。16年来他们为获取外界消息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80年5月13日，监狱部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政治犯们可以阅读一份英文日报和一份阿非里卡文报纸；他们可以用自己在菜园劳动挣来的钱，从监狱的售货亭购买食品和卫生纸。做苦力的日子已经结束，至少对特殊区域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来说是这样。
每次探望曼德拉回来，温妮·曼德拉都要谈到他的“感人精神”，“我们的总理在度假”。她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刊物上关于他蹒跚迈步、老态龙钟的那些杜撰。他仍然象被捕时那样硬朗、乐观。”接着她又补充说，曼德拉还比过去更充满信心。
关于她自己，她对阿利斯特·斯帕克斯这样说道：“我渴望这样的探望，但是返程令人害怕。我感到很寂寞。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离岛归来的。对此，我并不怀疑。然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流逝了。纳尔逊现在已63岁了，但我仍象个年轻姑娘那样，憧憬着新婚生活。”
不久，温妮又接到她被放逐至布兰德福特为期5年的新禁令。大约3年前，1979年5月，当津姬离开她回约翰内斯堡不久后，她给一位在伦敦的朋友写信说：
当然可能发生奇迹，当我不再是“非法”者(如果我曾经是的话)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堂感谢上帝。当我正思念亲爱的朋友们并估量我的处境时，流放生活中常常这样，是上帝将你的信送到了我手中。在过去的两年中，因有津姬作伴，痛苦的刺激有所减轻；如今她要去准备考试了，她与海伦在一起。
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我的小“西伯利亚”意味什么。漫长而空寂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无论我怎样试着努力学习，都感到枯燥无味。寂寞令人难以忍受。那些火柴盒式的灰色棚屋显得很凄凉，毫无生气地看着我，就象它们的主人那样，令人感到寒伧、失意。在酒吧，他们从开门喝到晚8点钟停业，直到将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孩子们放学归来在家找不到食物充饥时，便会立即加入他们父母亲的行列。
他们甚至没有成为这个贫民窟居民的“荣幸”，他们原是被那些肥胖的农场主赶出来的零散劳工。对一些幸运的黑人母亲而言，最高工资每月也只有5兰特。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夜间搜捕和葬礼。
流放听起来很可怕，然而也能给人清静。每时每刻都令人想到，只有黑人才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受害者；这又使人心神紧张。毫不怀疑，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事业多么神圣，但我们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不管我们的贡献如何微小，没有比投身这一事业更伟大的了。
在那3年中，正象国内外一些记者所了解到的，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完全改换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采访她，谈论新禁令的影响。她从不自哀自怜，只有欢乐响亮的笑声，特别是当她谈到普林斯卢的献身精神时：一天晚上，她9时30分出去倒洗澡水时，他仍呆在那儿，从车中监视着她。她说过，在这个城镇的白人社会中，有3个人和她很友好；大多数人则视她为“某种可怕的威胁——阿非里卡人对自己灭亡的恐惧”。同时是旅馆和酒店主人的市长，对一位记者坦白说，“是的，当她刚到这儿时，人们都不高兴，但我们已经习惯和她相处了。我们现在接受了她。她正直而勇敢。她常来这儿买东西：香槟、新加诺酒，诸如此类的小物品。我和她说过话，她很有教养。”
她开始逐渐被她的邻居们接受，生活发生了变化，以致她可以这样说，“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爱护。我到这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唤醒了他们，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非洲人国藏书网民大会会高兴的，我没有必要演说或高喊。”孩子们振臂呼喊“权力！”欢迎她。当看到温妮·曼德拉在邮局当着白人的面使用他们的公用电话时，广大黑人也跟着这样做。1981年，面包工人和清洁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罢工。在布兰德福特，这些都是巨大的政治突破。
温妮创办了托儿所，为儿童准备午餐，为老年人提供热汤，还办起诊所和使妇女通过出售学生制服而赚钱的缝纫组——这都是西方国家使馆援助的。既然温妮不能外出，外面世界的代表就来这里会见她。
几年来，她在干旱的住地为营建绿洲付出了艰苦努力，效果很为显著。她的花园满种花草、蔬菜和果树，生机盎然。她的邻居受到鼓舞，靠南非基督教会提供菜种，也跟着她学种起蔬菜、花草来。
她住的房子一直没有洗澡间，但安装了一个喷头，朋友们送来一台冰箱和电池电视机，还有许多书、精制的非洲壶和邻居送给的几片漂亮的绣花彩布。现在来访的人可以进屋，并坐在诊所边的柳树下喝茶。
在1981年初《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温妮，获悉了她对里根总统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看法。她说，美国政府继续充当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庇护者，甚至是支持者，美国总统也摆出一副“不需要黑人朋友”的姿态。温妮指出，南非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剧黑人的不满情绪，以致于暴力革命现在已“不可避免”。她严厉批评西方投资商，斥责他们在南非参与对黑人工人的剥削与奴役。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少数人政府、一个殖民者政府。”接着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毁灭：“如果你剥夺人们的各项权利，你只能促使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必须对付的力量。政府实际上正在为我们发动群众。”南非政府对暴力活动的升级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引发了一场革命，却反过来指责我们。”温妮解释说，黑人有权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集团的援助，借以促进黑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美国如果不结束对白人少数统治者支持，至少应该中断与南非当局的所有贸易关系和体育、外交上的联系。
20年来，温妮·曼德拉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资格成长为一名领袖。她变得很漂亮。当人们议论这件事时，女儿泽妮说：“我想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孩子们的确使她快乐而且不得空闲，当他们玩耍时，你会发现她眼睛闪光。”她有四个孙子女：泽妮夫妇的两个女儿(扎基韦生于1977年、扎马斯瓦吉生于1978年)和一个儿子(津赫莱生于1980年)；津姬的小女儿佐莱卡，生于1980年，她的父亲是约翰内斯·奥帕·塞卡马拉。温妮生活在布兰德福特的艰难时期奥帕给了她极大帮助，甚至在与津姬的关系破裂后，他仍象兄弟一样对待津姬和泽妮。津姬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就是宗德瓦。
与此同时，温妮坚持学习社会学，偶尔还获准参观南非大学，该学校位于比勒陀利亚城外，温妮的丈夫和其他政治犯曾经也在此地学习过。
有人问泽妮：“你母亲从没有情绪沮丧过？”她回答说：“如果她有过沮丧的时候，她也藏而不露。”奥利弗·坦博一次谈起曼德拉时也说过，他从没有发现纳尔逊·曼德拉沮丧过。当身体不舒服时，曼德拉仅在信中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比如他在1979年9月给温妮的信中就这样写过：“8月16日我去找整形外科医生，他给我那令人不安的右脚跟进行检查。”
接着他描述了去开普敦看外科医生的旅程：
海水汹涌，尽管我站在甲板上的隐蔽处，仍看到象下雨一般。船不停地颠簸，船头劈开一个又一个浪头。在从罗本岛到开普敦的途中，象一群恶魔在横冲直撞，当船在颠簸摇晃时，那情景看起来如同无数铁块在崩落。在几步开外我看到一条救生带。在我距救生带之间有五名警官，其中两名年轻得象孩子。我心中想：如果出事，船要沉没，我将在这世间犯下最后一宗罪行，到地狱后再低头谢罪。我要跑过去冲开他们，第一个系上救生带。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遇险。
1981年3月，他接受了与英国安妮公主和杰克·琼斯竞选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的建议。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7199票的支持鼓舞了孩子们和我们的国内外朋友。对你来说，那更加振奋人心，它会变蹩脚的小棚屋为楼房，使窄小的房间变成象温莎别墅厅堂一样宽敝的大室。我要让我们的所有支持者都知道，我没有期望得到过100张选票，更不要说7199票，竞争对手是一位英国公主和令人尊敬的英国改革家杰克·琼斯先生。
他希望温妮能在1980年8月代表他去德里——他被授予尼赫鲁国际交流奖——但南非政府拒绝给她签发护照。曼德拉计划提交印度方面的声明遭监狱当局拒绝，但后来还是被私带出岛，由奥利弗·坦博宣读了这个声明。
回忆起约翰内斯堡的学生时代，第一次阅读尼赫鲁的《印度的统一》一书之后，曼德拉谈论青年联盟的“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是，根据经验，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出现，我们得出了新的看法。当眼界放宽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些青年人观点的不妥之处。
时间教育了我们，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有它特殊的优点，但却是一个不可信的朋友和惹麻烦的历史家。它使我们盲目地面对许多事件，有时甚至歪曲真理，特别是当它涉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时。”
今天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通讯缩短了以前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过时的信仰及人们间想象中的差别在迅速消失，排外主义正被合作与相互依存所取代。我们也认识到应抛弃狭隘的观念，适应新的现实。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象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接着说，圣雄甘地对印度和南非的历史“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正是在南非土地上，圣雄创立并信奉了‘非暴力不抵抗不合作’的思想”。曼德拉对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给予高度评价。她在50年代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曾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予以声援。
声明接着说：
对共同遭遇的理解，虽然这种遭遇的程度令人生畏，但它唤醒了我们人类的整体意识，并且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世界责任。它有助于我们增强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他援引尼赫鲁的话：“在一个充满冲突、敌意和暴力的世界中，更有必要在一切时候对人类命运保持信心。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未来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则现在的苦难便无关紧要，我们会无愧于为之奋斗的未来。”)
基于这种认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坚定不移地奋勇向前。朋友们的忠诚与团结加强了我们的斗争。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雄心，对我们必胜的事业充满信心。
第十五章 将要实现的理想
1982—1985年
温妮·曼德拉坚信她的丈夫有朝一日会走出罗本岛，这一希望已经应验，但并非是她所想的那样——即并非获得了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晚上，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3名属于利沃尼亚案的政治犯——卡特拉答、马拉巴、姆兰盖尼被命令收拾行李并被匆忙运到大陆。翌日早晨，他们在罗本岛的同志们一觉醒来，发现他们5个床位空了。西苏鲁早就成为他们的知己，而曼德拉成为他们的父亲。
温妮先从报纸上获悉这一迁移，继而又从电视上听到这一消息。最后她收到了来自监狱部门的信，通知她说她丈夫已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最高治安监狱，没有说明转移的理由。她推测这也许是为了阻止曼德拉在狱中已承担的领导工作：如为年轻的难友筹集学习资金等。或许是白人政府企图驱散“曼德拉在罗本岛”的观念，因为这一观念正象神话似的在黑人当中传播开。
一辆密封的军车载着曼德拉等5人从开普敦港行驶近一个小时到达托凯白人郊区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一路上他们都站着。曼德拉等人根本不会看到外部的景色——那作为南非美景之一的桌山和监狱后面的丘陵间的河谷，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小松树林。这仅仅是残酷剥夺的开始，犯人们被禁锢在监狱的高墙内，与外界完全隔绝。正如曼德拉后来告诉来访者的那样，在这里，他才懂得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所写的“犯人们将蓝色的小帐篷称为天空”是什么意思。
波尔斯摩尔，这个黄砖砌成的长长的现代化建筑群中，分别关押着数千名各种族的犯人。在一幢“孤立”建筑物的4楼，曼德拉和他的4位战友被关在一个大的单间里，这里可以通往一个由“L”形高墙围成的院子。和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帕特里克·马奎比拉的年轻人，被判处20年监禁。
象往常一样，曼德拉早上3时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他称之为“出一身大汗”的锻炼，白天看书及学习。
人们发现这里某些条件比在罗本岛好：较好的伙食，偶尔能从开普敦友人那儿得到食品。现在他们能够读到一系列报纸，其中包括《每周卫报》和《时代》周刊，以及一个收音机，“很不幸，是调频的，”曼德拉说：“所以我们只能收到南非台而听不到英国广播电台。”
正如温妮第一次到这里所发现的那样：接待室还算舒适，探视室窗上有一块很大的玻璃隔板，使她能看到丈夫的上半身，特制麦克风取代了过去的电话机，使她20年来第一次清楚听到丈夫的声音。从外表和声音看他似乎很好。不久，监狱的看守宣布“探视时间到！”然则，警官格雷戈里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泽妮谈到格雷戈里时说：“他倒是个好人。”他在罗本岛认识了曼德拉和他的同志，随着对他们的了解，格雷戈里变了，他又陪同曼德拉等人转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对忍受了多年粗暴待遇和艰辛经历的曼德拉夫妇来说，上述这些轻微的改进都很珍贵。
一年后，在1983年3月的一次探视中，曼德拉冲破了不许谈论监狱情况的规定。温妮后来说，曼德拉告诉那些监督探视的狱吏们说，他获准和家人谈论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由于这里的状况，我不得不谈论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权利。”当曼德拉告诉她监狱里的条件大大恶化，他的难友们认为应该将这种状况通知她，以便“转告有关的人及新闻界，”温妮写信给在伦敦的一个朋友说，曼德拉第一次发出失望的语调。
最痛苦的事是在这里人们失去了多年来在罗本岛特殊区域所享受的集体生活的乐趣。先前每人都有自己的单间，而在波尔斯摩尔他们却被关在一起并完全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在罗本岛，他们可以在特殊区域内自由行动，大部分白天时间在户外；现在他们却不能走出去，从离开罗本岛以后，他们没有看见过一片树叶。那些希望学习的人不能苛求他人默不作声，其他一些有助于减轻牢狱生活之苦的微小“特权”也被剥夺了。更严重的是下雨时通过狱室的墙渗出的水危害健康，人们迫切要求进行体检。曼德拉被迫穿一只比他脚小的鞋，不得不在一脚尖上动了手术。这是一个痛苦的讽刺，罗本岛现在似乎更能让曼德拉等人接受。
温妮所写的关于她丈夫所在监狱恶劣环境的报道经过某些润色在国外广泛发表，因为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越来越为国际所关注。自从这些人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有关监狱状况的新闻一直被封锁。1983年7月，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探视他们。她对《纽约时报》一个记者说，她发现曼德拉结实并且精神很好。她说，当局告诉她，关押曼德拉等人的牢房宽敞，院子有时会被水淹，但不是牢房进水。至于曼德拉受伤的脚，当询问到这个问题时曼德拉却感到惊奇。温妮说：“这就是他的脾性，当他同海伦谈到这件事时会故意淡化此事，事实上，当我探视时，他脱了鞋将脚板放在窗前给我看，情况并非那么好。”——回忆使温妮笑出声来：“21年来我头一次看到他的脚。”
沃尔特·西苏鲁在牢房庆祝他的70寿辰，与此同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厅挤满了人，为他的生日举行集会，人们长时间地给他热烈鼓掌。
和这5个利沃尼亚案犯关押在一起的帕特里克·马奎比拉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因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违法活动被判处20年重刑。以前的“镇压共产党人条例”中所说的“为某非法组织贯彻其目的”的罪行现在被指控为谋反，>藏书网就可以判处重得多的刑罚。马奎比拉始终被指控参与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的活动。姆曾格曾为那些死在关押之中和那些当南非军队袭击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住所时被杀害的人出庭辩护。姆曾格在东开普和德班两地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直是“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1981年11月20日，在靠近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人们发现了姆曾格被严重残害的尸体。
姆曾格之死仅仅是那些反对南非当局的活动家惨遭杀害的一个例子。曼德拉对他们的朋友鲁思·弗斯特之死深感悲痛，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大学工作时被信封炸弹所杀害。温妮写道：“她是如此窈窕，如此漂亮，如此精力充沛，怎么能这么残酷地扼杀这样美丽的生命？”
被暗杀的男女中还有乔·格卡比，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驻津巴布韦代表，熟识曼德拉和西苏鲁，他也曾在罗本岛长期服刑。在南非国防军从50万扩充到62.6万人的同时，南非对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邻国的基地的袭击也随之加剧。1981年，马普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被袭击，13名男女被杀害；1年后，马塞卢又成为袭击目标，黎明前几个小时，人们在酣睡中被惨杀——被杀的42人中有5个妇女和孩子以及12个巴苏陀人。作为报复，10天之后，民族之矛炸毁了开普敦附近的库伯格核电厂的一部分，这是继两年前袭击萨索尔炼油厂后最引人注目的一次破坏行动。与此同时，对铁路线以及诸如黑人乡镇委员会办公室等种族隔离建筑物的破坏活动也升级了。
然而，正如奥利弗·坦博告诉英国国际事务评论家安东尼·萨姆普森的那样，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结束它所坚持的袭击高压线桥塔的政策——这些目标第二天就会修复，但你如果被抓住，即使仅仅有此意图而破坏未成，也要被判无期徒刑或绞刑。马普托的屠杀十分邪恶，而马塞卢屠杀则更邪恶。在这次袭击后举行的白人民意测验中，居然有68% 的白人对此感到高兴。坦博肯定，100% 的黑人为此而悲痛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失去耐心。这就是1983年5月“民族之予”第一次在白人汽车中偷放炸弹的背景，这次袭击原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目标。坦博说：“当时并没有想袭击平民，而是想在大屠杀之后干点什么。”然而在这次汽车爆炸中，19人被杀，200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及黑人。
读到这次死人的消息，曼德拉感到深深的遗憾，正如他后来对某探视者所说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件……我们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和不动产，也许在战斗中或在战场上都会有人被杀，但我们并不相信暗杀。”
坦博理解曼德拉的上述感慨，因为南非的宣传机器在大肆渲染平民的伤亡，在掩饰被袭击的的确一直是军事目标这一真相。据《纽约时报》报道，城镇里的人们却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至少已经学会了袭击真正的而非象征性的目标。
1984年7月，坦博强烈批评那些原想杀死一个武装护卫队却误杀5个黑人平民者。坦博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干部们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但是，坦博说：“讨论的起点不应是这次爆炸，要讨论的是迫使人们进行爆炸的东西，包括炸军事人员。种族隔离制度应对此负责。”在纳塔尔，当一个南非军官死于意外事故时，坦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曼德拉肯定也会赞成这一观点的。现在，南非保安部队对游击队的政策是射杀而非逮捕。民族之矛战士被迫开枪自卫，杀死一个陆军中尉，却有几名游击战士牺牲。
南非当局还在邻国制造不稳定，特别是入侵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的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它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叛乱分子，妄想推翻萨莫拉·马谢尔政府。这使得这两个原来为推翻葡萄牙统治进行了多年战斗已变得一贫如洗的国家再度遭到深重苦难。1984年3月，博塔总统突然提出和马谢尔总统签订“睦邻友好”条约，他答应如果马谢尔赶走从莫桑比克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南非就不再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马谢尔很快就履行了协议中有关莫桑比克方面的内容——这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个沉重打击——但南非政府却一直秘密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活动。一直到1985年南非违约的事才曝光。
所有这些，当温妮每月到波尔斯摩尔探视曼德拉时都不能提到，他们也没有直接讨论过建立联合民主阵线的问题。但是，当该阵线选举曼德拉为赞助人时，他努力去转达他的赞许之情。1983年8月，在联合民主阵线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曼德拉的口信受到长时间的热烈欢呼。大约600个组织团结在一起——包括社区组织、工会、教会、学生团体、文化及政治协会——成员来自南非的各个种族和各个地区，包括迄今为止从未卷入过政治活动的农村。在联合民主阵线当选的领导人包括印度人大会的几名成员：阿伯蒂娜·西苏鲁、海伦·约瑟夫和阿尔奇·古梅迪。后者的父亲在本世纪20年代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而他本人以谋反罪被告发。世界改革教会联盟主席、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阿兰·博萨克博士是这个阵线的赞助人之一。在这个阵线中包括许多“宪章主义者”(即那些支持自由宪章的人)。这个阵线确定“在统一的南非中实现一人一票”为奋斗目标，“释放曼德拉”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1984年5月12日，当温妮·曼德拉和泽妮及她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她被格雷戈里警官叫到办公室。温妮起初认为她丈夫生病了，但格雷戈里转述了监狱当局的口信，说：“此后探视曼德拉时可以接触了。”泽妮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经过了22年的分离，她的父母亲长时间地亲吻并拥抱在一起。
曼德拉、西苏鲁以及他们的4个战友，被监禁在监狱4楼的单间里，仍和其他人和他们的人民隔绝。他们天天读报，收听由政府控制的广播，讨论每一条波尔斯摩尔外面的国际新闻。
1984年冬天似乎是P·W·博塔洋洋得意的日子。在西方，人们欢呼恩科马蒂条约，把它作为博塔改革政策的第一步迹象；与此同时，他已击败了阿非里卡人的右翼反对派，赢得了白人选民对新宪法的全力支持。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3院制议会。在议会中，350万有色人和印度人将和460万白人一样派有代表，但他们的权力仍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而2100万非洲人的“权利”仍限于班图斯坦家园和城镇委员会内。
一场抗议的风暴发生了：黑人，以及许多有色人和印度人，把参与这个咨询议会的有色人和印度人当成是支持阿非里卡人的压迫政策，并力图向全世界证明种族隔离制度正在被放弃。西方一些不很老练的批评家缓和了对南非的态度。玛格丽特·撒切尔不顾激烈批评和抗议接待了博塔总统。博塔是自从史末资将军时期以来正式访问英国的第一个南非领导人。此后，博塔又受到教皇的接待。在法国政府拒绝会见博塔之后，曼德拉借其女儿泽妮代表他接受波尔多律师协会嘉奖之机，向法国人民表达了敬意。
南非的白人给博塔以英雄般的欢迎，但在3院制议会选举时却触发了更愤怒的抗议示威。80% 以上有选举权的选民抵制这次选举，到9月份新议会开张时，整个国家陷入种族动乱之中。
极度的穷困、经济衰退以及持续的干旱使得居住在贫瘠的班图斯坦和城镇里的黑人绝望了。在瓦尔三角区(由约翰内斯堡到韦雷尼京)人们拒绝大幅度增加房租，人们根本也交不起租；黑人城镇西博肯被7000军队包围，警察挨家挨户搜查并逮捕敢于冒犯的住户。黑人们常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温妮·曼德拉在谈论西博肯时，也这么说。她还补充说：“派军队去包围黑人城镇是因为人们为反对加租而举行抗议示威——但在所有民主国家，人们都有抗议的权利——那么，(南非的)政治形势肯定已经恶化到了极点。”
压力变得如此之大，以前对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持谨慎态度的两个主要的工会——南非工会同盟以及南非工会委员会，与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学生委员会携手在瓦尔三角区组织“不去上班”运动，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罢工，使工业生产完全陷于停顿。
那时，图图主教正在美国，奥斯陆已宣布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3年前，卢图利酋长曾获得过诺贝尔桂冠，其后他号召国际上对南非政府及其种族隔离政策进行制裁。多年来，虽然对美国国会进行的游说持续不断，但在实现卢图利酋长的上述主张方面却进展不大。但是正象维克多·雨果所写的：“一种能够胜过千军万马的思想就要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时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已经来到。
图图的作用和威望，他的力量、热情和充满理智的呼吁，和要求改变美国对南非政策的其他重要因素结合在一起。里根总统的“建设性接触”证明完全失败，它只能使南非政府更肆无忌惮。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杰西·杰克逊的竞选引起了美国公众对南非问题的关注；同时美国国会内的黑人核心小组与自由派成员在以兰德尔·鲁宾逊为首的泛非组织的有力支持下不断地作出努力。每天电视都在报道阿非里卡人的顽固、南非警察及国防军的暴行、黑人的大无畏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感恩节的前夕，“争取南非自由”的示威者静坐在华盛顿的南非大使馆前，在美国促成了一场不断发展的全国性运动。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黑人和白人、知名人士和一些“无足轻重”的人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并故意让警察把自己抓起来。一个进展缓慢的从南非撤回投资的运动忽然开始抬头。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上述这些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又能在国会施加压力对南非实行制裁。1985年1月，肯尼迪到南非，在布兰德福特温妮的寓所里访问了温妮，他还要求会见曼德拉，但被拒绝。相反，数天后，英国保守党人、欧洲议会议员贝塞尔勋爵获准进入波尔斯摩尔监狱。虽然整整22年来不许曼德拉和他的家人谈论监狱里的情况，也不允许讨论政治，因来探视的是个外国人，就破例地允许曼德拉这么做了。
南非司法部长H·G·科特西坦率地告诉贝塞尔勋爵说，这次探视是经当局特许的，以便他能证实曼德拉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并且身体健康。显然，南非政府并没有忘记1983年国际舆论所公布的关于温妮·曼德拉的报告。
尼古拉斯·贝塞尔是这样描述会见时的情景的：
在这个最高治安监狱的建筑中，我在狱长办公室里等着纳尔逊·曼德拉。高级官员们穿着黄卡其布制服，佩戴着金星肩章，一些人头上的尖顶帽直拉到眼边，就象皇家禁卫军的军士长那样，他们急匆匆地进进出出，一面激动地说着阿非里卡语。在最后进入房间的3个人中，其中的1个人来到我面前向我问候说：“您好！”于是，我也向他问候。他继续说：“您一定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亲戚吧？”又说：“无论如何，对接待您，我感到十分高兴和十分荣幸。”
为让我轻松自如，他请我坐在我准备做笔记的桌子前。很快，我意识到这正是我要见的那个人。
他身材魁梧，一头银发，穿着洁净的橄榄绿衬衫和折叠得很好的海军蓝裤子，俨然象是南非监狱部门的另一位将军。真的，他的举止是他们所有的人之中最自信的，在房间里所有的人当中，他显然最老练。然而，他是个黑人，是个囚徒，也许还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正是这个人，在欧洲，人们唱歌赞扬他；在伦敦，还有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街道。他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个为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必要时使用武力——而奋勇献身的人。
曼德拉告诉贝塞尔关于在罗本岛“环境最恶劣的几年”，监狱里的殴打和心理上迫害，以及1974年前后的显著改进。他补充说：“现在，只有废除整个南非的制度，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他证实他身体健康，外面一直流传着所谓他身患癌症的谣言是靠不住的，传说他截断脚趾也是假的。但是他说，他仍然抱怨监狱里的恶劣条件：“墙上有一块潮湿的地方，在修建这个房子的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差错。将我们6个人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也是错误的，我们喜欢有更多的战友。”他渴望有更幽静的环境进行学习。他继续说：“事实上，在1969年我们已经提出关于政治地位的基本要求，例如，犯人应有记日记的权利以及家属探视的权利，我指的是非洲人的家庭观念，而不仅仅包括妻子、兄弟和孩子，那种欧洲人的家庭概念。”
贝塞尔后来评论说，问题并非监狱条件多么严酷，“问题是关押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这件事本身。曼德拉、西苏鲁、卡特拉答已在罗本岛度过了18年，而在波尔斯摩尔监狱也关了3年，他们的罪行都不会比破坏财产罪更重。”他们所受惩罚远远超过了违法本身，姑且不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点。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他们无权参加竞选，甚至也不能居住在他们愿意居住的地方。”曼德拉曾经说过：“武装斗争是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现在如果要求我们放弃它，球却在他们一边。他们必须给我们合法的地位，象对待一个政党那样对待我们，并和我们谈判。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将不得不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仅仅在口头上说是没有用的，政府已经将螺丝拧得太紧了。”
他补充说：“当然，如果出现按这种方针进行谈判的机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宣布停战……但此刻我们仍被迫进行武装斗争，虽然这仅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的。”其目的是袭击军事设施和种族隔离制度的象征物，而不是想暗杀什么人。“我不希望我们的人进行暗杀，例如，我不希望暗杀这里的弗里茨·范·西特德中尉。”西特德中尉是负责看管曼德拉及其5名同志的人。他负责监督探视者，但不去检查，只保证贝塞尔和曼德拉之间不要传送文件及其他东西。曼德拉继续说：“我仅仅认为：处死那些危害我们生命的告密者是正当的。”
贝塞尔本想请曼德拉在爱丁堡大学校长候选人的文件上签字，但是狱方不同意。尽管如此，曼德拉仍对爱丁堡大学部分师生提名他作为校长候选人一事表示高兴，他说：“我是一个政治家，我自然希望在竞选中获胜；但这是一个充满友好之情的表示，能否当选我确实不介意。”
贝塞尔报道说，曼德拉还以友善的语言谈论到监狱长芒罗准将：“芒罗准将已尽了他最大努力去解决我们的一些琐碎问题，可惜他的权力有限，关于我们6人中的每件事他都要请示比勒陀利亚。”曼德拉又谈到犯人们的通信受到干涉，例如他写给图图主教、祝贺后者荣获诺贝尔奖金的信件被扣留；他的一个难友收到一封被撕成碎片的信。但这种事不是芒罗准将干的，而是政府干的。他们和狱中的办事员相处也没有问题，无论是种族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芒罗准将还邀请贝塞尔参观曼德拉所住的牢房，它孤零零地处在这个长而低矮建筑物的一侧。他们沿走廊出发，然后上楼，卫兵们以及由警官陪着的参观者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警官们用笨重的钥匙打开牢房的门。贝塞尔写道：“然而，曼德拉总是给我引路，恭请我第一个通过每一道门，不断地向我提出有关英国或有关全世界的问题，诸如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将会缓和东西方的关系？你希望舒尔茨—葛罗米柯会谈解决什么问题？英国的自由党是否最终能在英国政治中有所突破？撒切尔夫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英国工党当今领导人是谁？等等。”
最后的一扇门被打开了，让人得知曼德拉被关在4楼的一间大房子里，房子里有六张床，有大量的书，有洗漱及卫生设备。因后面的正门锁着，曼德拉领着贝塞尔穿过屋里的一扇门来到那条长长的形院子里，这个院子被白色的高墙包围着。院子里，曼德拉把几个油桶变成菜园，在油桶里种着西红柿、花椰菜、大豆、黄瓜和杨梅。他不无骄傲地将这些蔬菜指给贝塞尔看，俨然是一个农场的主人。他说，他来自农村，因而酷爱植物。在向贝塞尔介绍他的战友们之后，曼德拉将墙上潮湿的地方指给客人看。然后，象警官似的打开外面的大铁门，随后同贝塞尔握手说：“我只能走到这里，我必须在这儿和你道别了。”
贝塞尔访问后不久，一位美国教授——塞缪尔·达什带着妻子和曼德拉进行了类似上述的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达什报道说，曼德拉看上去远不到66岁。他冷静、自信而有尊严。这个美国人感到站在他面前的并非是游击战士，也不是激进的理论家，俨然是国家元首。令达什教授更感惊奇的是，曼德拉竟然也知道他曾任美国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也对在南非召开的有关刑事犯罪判决问题的会议非常了解，达什教授曾在该会上发言。
达什问曼德拉对南非政府准备废除所谓不道德法和禁止不同种族通婚法有什么评价。曼德拉指出，这些改革只影响那些“令人烦恼的小事”。他从没有过要娶一个白人妇女的奢望，核心的问题是政治平等。当谈到很多白人恐怕如果实现这样的平等就会要屈从于饱含怨恨的多数黑人时，曼德拉申明：“南非的白人属于这里，这是他们的家。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并与我们分享权力。”这是在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自由宪章中所表述过的政策。他再次领着(上面说过的)这支队伍上楼参观他的狱室，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并且开玩笑说，他逃跑的希望不大。
经南非政府批准紧接着来到的美国访问者发表的报道与上述倾向完全不同。其中极右者之一是来自《华盛顿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另一位是杰里·法尔韦尔牧师的合伙人，该牧师是“道义上的多数”协会的领导人。在“曼德拉极力主张暴力革命”的标题下，他们将曼德拉描绘成一个“恐怖分子和革命家”，说他以为除暴力革命之外别无选择，并认为在南非不存在和平斗争的余地。接着还有一个报道说，曼德拉在短暂的会见过程中的确说过，因为南非的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坏的话，就与他被捕时一样，因此除了拿起武器之外别无选择。
曼德拉对贝塞尔勋爵谈到他曾经说过要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无阶级社会的信徒，他补充说：“目前，我认为没有理由参加任何政党，商人或农民，黑人或白人，谁都可以参加我们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如果将参加运动的人为范围缩小，这会是一个大错误。”他对苏联表示赞赏，因为它长期以来谴责种族主义并支持解放运动；但并非意味着他赞同苏联的对内政策。他还一直对1962年在埃塞俄比亚接见他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表示感谢，塞拉西虽然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但也支持过非洲人国民大会。
曼德拉告诉这个《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他自己肯定不是共产党人，他不过是受无阶级社会思想影响的非洲民族主义者。说他是基督教徒，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当问到使用暴力的问题时，曼德拉指出，不少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也曾为反对形形色色的非正义而战斗。当提到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战略时，他回答说，南非的状况完全不同于美国：在美国，民主确立在宪法中，那里的白人团体中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政府的权力受法律约束；而在南非，却存在着两个世界，对白人来说这是民主世界，而对黑人来说，这是一个靠中世纪的拐杖爬行的殖民政权。
谈论从南非撤出投资和经济制裁，曼德拉对这一战略表示热情支持。这一战略会使南非政府惶惶不安。至于一些人说如果实行经济制裁，黑人将最受损害，曼德拉说：“我们会勒紧裤带，必须为解放作出牺牲。”
曼德拉影响了这些访问者并得到向外界宣传的机会，这些都并不是南非司法部长的本意。在欧洲议会里，作为人权小组副主席的贝塞尔勋爵向欧洲的外交部长们提议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他又在保守党的《星期日邮报》上著文报道他自己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文章还配有了一篇铿锵有力的社论。社论一开始就说：“星期日邮报今天自豪地公布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谈话，他是南非黑人无可争辩的领袖。”社论承认曼德拉相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是有道理的。社论还说：“然而巨大的暴力把曼德拉关在牢中……巨大的暴力强加给他的人民，与此同时却否认他们无需置疑的政治权利。”社论最后说：“现在，星期日邮报毫不犹豫地与全世界那些要求释放曼德拉的人们站在一起，而不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
第十六章 我们的自由
1985年
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在南非议会宣布：
曼德拉先生如果作出保证，以后不再为政治目的而策划、鼓动或从事暴力活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但是，如果他再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将会再次被捕……因此，现在不是要由南非政府来决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选择。现在要求他的是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毕竟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所遵守的准则。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陪同下访问了她的丈夫，为的是得到他对博塔上述建议的答复。曼德拉希望对人民公开表明他的观点。当他在会见中开始口授声明的内容时，监督会见的狱吏阻止他这样做。曼德拉义正词严地说，选择什么样方式回答博塔，是他的权利。当这个狱吏离开探视室时，他继续口授。然后，一个高级官员来了，又命令他停止。曼德拉坚定地向狱方建议，要求他们给博塔打电话。然后他继续完成他的口授。
2月10日，星期日，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在索韦托杰布拉尼圆形剧场里召开盛大集会，庆祝图图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的女儿津姬借此机会在会上宣读了他父亲的“告南非人民书”，并代表曼德拉及他的战友们表达对联合民主阵线的感谢，以及表达对图图主教本人的热情问候。温妮·曼德拉不顾当局对她的禁令，也出席大会，从而得以目睹当津姬宣读曼德拉声明时广大群众所表现出的欢呼雀跃情景。津姬说：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期望首先对你们——广大人民发表他的声明，同时他们十分明白，他们有义务对你们说明，而且他们只有对人民说明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直接听到他们的观点而不是通过转达的方式。
我父亲不仅他自己，也代表在波尔斯摩尔监狱里的战友们，并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而被监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苦受难、代表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代表所有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
在我们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无论在南非国内和国外一些自诩为代表你们讲话的种族主义傀儡们已经表示了他们的主张，但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会象他们那样。
我父亲说：“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过去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将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直到我离开人世为止。奥利弗·坦博对我而言简直比兄弟还亲，他是我近50年来的挚友和战友。如果你们中有人珍惜我的自由的话，奥利弗·坦博比你们更为珍惜。而且我知道，为了我获得自由，他宁肯献出生命，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父亲说：“对政府强加给我的条件我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残暴的人，我的同事们和我在1952年就写信给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去寻求我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并没有理睬。”
“斯揣敦当政时，我们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再次没有被理睬。”
“维沃尔德当政时，我们要求召开代表南非全体人民的国民大会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徒劳。”
“只有在所有其他的反抗方式对我们而言都行不通之后，我们才转向武装斗争。”
“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说他将取消种族隔离；让他使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合法化；让他给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和被迫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便让人民来决定谁来管理自己。”
“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但是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自从我坐牢以来，死去的人太多，因为热爱自由而遭受苦难的人也太多。我向那些为他们哀悼和哭泣的寡妇、孤儿以及他们的父母致意。在那漫长的、孤寂的和白白流失的岁月里，我并不是唯一的受难者。我不比任何人缺少对生活的爱，但是我不能出卖我生来就有的权利，也不会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争取自由的权利。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已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被禁时，给我的会是什么自由？在我随时可能因为违反通行证法而被捕时，给我的会是什么样的自由？当我亲爱的妻子仍被流放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会得到什么自由？在须经准许后才能在城镇地区居住的情况下，我会有什么自由？在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工作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是什么自由？在我的南非公民身份不被尊重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又是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人才能谈判，囚犯不能签订契约。当赫尔曼·托伊沃·贾·托伊沃获得自由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当局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
我的父亲说：“在我和人民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作出任何承诺，因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我将回到你们中间。”
当草拟“告人民书”时——这是60年代初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向人民表达自己的观点——曼德拉已经获悉温妮的姐姐尼吉韦·克萨巴死于意外事故，又得知她家里最近又有3人先后身亡。意识到温妮的极度痛苦，曼德拉的担忧和悲痛与日俱增，他给温妮写信说：
在这种时候我常常疑惑：如果我能看清当我不在家里时你所遭到的那数不尽的险阻和艰辛的话，要我作出离开你的选择就困难得多。然而，我真诚地认为，虽然我会与往常一样毅然作出抉择，但将会比24年前心里存有更多的内疚和踌躇。
我认为，婚姻的真正意义不只仅在于把双方结合起来的彼此间的爱情，虽然爱无疑是婚姻的一个基础；婚姻的真正意义还在于相互间忠实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关键时刻往往会表现出巨大的分量。
你的爱与支持……你给予这个家庭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你所赢得的众多朋友、再次享受爱和温暖的渴望，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生命和幸福的源泉。
然而，爱情和幸福、信任和希望已变成极为痛苦的时刻，良知和内疚使我感到五内俱焚。我觉得疑惑：是否有种许诺能作为充足的理由，去把一个年轻且没有生活经验的女人抛入冷酷的沙漠，简直是将她扔到拦路的强盗之手？我又想：一个极好的女人在需要时却找不到她的支柱和支持该有多痛苦！
曼德拉的信在温妮心中激起了自从他们分别以来“最强烈的激荡”——这是她在回信中告诉他的。他的信让她破碎的心复苏了。温妮又告诉他，她始终为曼德拉致人民的公开信而骄傲。她补充说：“我常常设想，如果有朝一日在波尔斯摩尔的台阶上见到你、沃尔特叔叔和其他同志并得知将带你回家时，我将会怎么做？……”
沃尔特·西苏鲁、卡特拉答、姆贝基和其他关在波尔斯摩尔和关在罗本岛的利沃尼亚案犯一致拒绝博塔总统的释放条件。卡特拉答在给他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们似乎离“自由”只有一发之差，但事实上从宣布之日起，这就是一架不能启动的车。当我说我不是英雄的材料造就时，我并不想表现假谦虚。确实我没有度过任何不眠之夜便作出抉择，因为这是精心设计羞辱我们的意图，除拒绝之外我们别无他择。
对阿伯蒂娜·西苏鲁来说，这种必然的拒绝就是克服艰难和折磨人的漫长故事里的又一次插曲。她用她微薄的当护士的工资将5个孩子抚养并教育成人，这些日子里他们一直处于饥馑和靠邻居周济度日状态。她的第二个儿子兹韦拉希是一个记者兼新闻工作者工会的领导人，已被拘留了几个月；她的大女儿曾被严刑拷打；自从60年代以来她本人一直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处于半软禁状态。最近，由于在葬礼上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她被判刑4年，在保释上诉后又再次被捕，作为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之一被指控为谋反。她的丈夫可能在报上得知这次审判，因为犯人们在牢房里只能从报纸上才能得知每日发生什么事。
2月份，奥利弗·坦博号召人民“使南非无法统治”，果然人们就自发地在城镇中这样做。克服了过去多年不现实的宣传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信心地宣布：“南非的前途将由我们来支配……迅速推进革命的条件渐渐成熟。”
仅仅数月之前博塔还吉星高照，现在，由于大旱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他和他的政策一起被吞没了。1984年的恩科马蒂条约，旨在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基地，却使得斗争向南非国内深入；虽然博塔答应实行改革，但改革极不充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必须废弃种族隔离制度的因素。
南非警察部队的所作所为，使得博塔许诺改革的漏洞暴露无遗。在东开普，警察部队臭名昭著、为所欲为，在沙佩维尔和兰加惨案的25周年之际，他们更是如此。3月21日，就象在兰加镇开枪一样，警察在靠近尤腾里格的城镇开枪。20名男女被枪杀，其中17人是被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
激于义愤，抗议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而且越来越自觉——从扔石头到纵火——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7月22日，南非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将许多黑人城镇封锁起来并给军警以杀人不受惩罚的特权，这些倒行逆施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和国外的愤怒。
由于没有电视机，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在波尔斯摩尔只能从报上看到这些消息并从中推测形势的发展：军警入侵城镇并从装甲车里对老百姓和孩子们开枪，好象他们正在狩猎一样。黑人或白人警察鞭打无论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的抗议者；警察兜捕数以千计的人——社区的领导人、宗教界人士、工会活动分子、学生——他们被关进监狱的隔离室。群龙无首的民众从用石头打警察到烧死那些政府的“合作者”——其中包括黑人警察、市长、地方官员和通风报信的嫌疑人——人们对这些人的憎恨比对白人压迫者更甚。白人显得无动于衷，因9９liｂ?为和黑人城镇隔离的白人郊区有重兵保护，对白人的保护不仅在身体方面，还有精神方面，播放电视须经审查，因而在电视中看不到警察鞭打白人学生而仅是看到黑人烧黑人的场面。
3000人出席的葬礼，2万、3万人出席的葬礼，在尘土飞扬的黑人城镇和小村里不时举行，而每一次对牺牲者的悼念都会触发新的起义。在一个穷得可怜而又文化落后的小村子中，村民们正在悼念被警察杀死的13岁男孩和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一个女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些屠杀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他们迫使我们这些素来不喜欢暴力的善良人使用暴力。”
为了安抚那些在激愤中想蛮干的年轻人，图图主教在葬礼上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所写的祈祷文：“上帝保佑非洲人，保护她的孩子，保护她的领导人并给她以和平。”
在葬礼上，人们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插在坟墓的上边，人们唱由坎农·詹姆斯·卡拉塔谱写的《自由之歌》。卡拉塔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他一直在东开普省克拉多克作牧师。现在，葬礼正在克拉多克举行，人们以称赞曼德拉和坦博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当局的蔑视；同时，人们还警告博塔要及时跟上历史的潮流。这次葬礼是为了悼念卡拉塔的孙子福特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年轻校长马修·戈尼维以及另外两位社区领导人。这两位社区领导人是在参加完伊丽莎白港的联合民主阵线会议的归途中被杀的，他们的尸体被“暗杀队”残忍地肢解了。在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众多人中有阿兰·博萨克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导人拜尔斯·诺迪。诺迪是一个阿非里卡人，曾是一个狂热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者和秘密团体兄弟会会员，后来他经历了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参加葬礼的还有莫莉·布莱克伯恩，她是“黑绶带”组织和进步联邦党的成员，又是开普省议会议员，她是死去的4个年轻黑人的朋友，她参加追悼会代表了和黑人站在一起的白人。
葬礼接着葬礼，8月11日星期天，维多利亚·姆曾格葬在威廉王城附近西斯凯的雷伊镇她丈夫的墓边。和她丈夫一样，她也是被谋杀的，她曾经作为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的律师出庭，并为他们的“谋反罪”辩护。在他的葬礼上，有人发言提到曼德拉时是用他坐牢的番号“D220”，或称他为“纳尔逊叔叔”。曼德拉送来一个口信：谋杀维多利亚·姆曾格是“一桩永远不能忘记和宽恕的暴行”。
军警甚至攻击葬礼的参加者。死亡的数字与日俱增：在21个月内近900人被杀。图图主教说：“象打死苍蝇似的，我们的人民被轻易地杀害，杀人后他们甚至不透露死者的姓名。”与此同时，军警也广泛使用严刑拷打来折磨人们。据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开普敦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受采访过的被拘留者中有83% 的人说曾遭到过肉体折磨，肉体折磨在黑人中和在东开普省更普遍。在那里，保安警察的行为与他们的坏名声相符。于克拉多克葬礼后逮捕的一个13岁男孩，因头部受伤而死。来自斯蒂夫·比科家乡金斯伯格的3个人，被捕后几小时内就死去了。据一个地区的外科医生温迪·奥尔博士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这些被拘留者曾遭受过“蓄意的殴打和摧残”，此事导致最高法院下令约束东开普地区的警察行动。此后，奥尔博士很快被调走监护老年人家庭。
南非国内外的批评家们要求博塔“释放曼德拉并与他进行谈判”，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现在的暴力循环才能停止并且不会再导致新的暴力，经济才能复苏。由政府资助的人文科学研究会建议与各个种族领导人进行会谈，从而建立对所有南非人开放的民主制度；该建议还强调指出，66% 的黑人赞成借助暴力进行改革，拖延改革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个研究会说，治安法授予军警的过分权力“威胁着国家安全”。
但是，一个月之后，8月15日博塔总统在国民党某省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宣言的颇受重视的讲话。正如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面前，他把大门关死了。一份反映约翰内斯堡商人观点的《商业日报》评论说：“由于全世界都在盯着，博塔的举动象一个土头土脑的政客”。博塔警告国际社会说：“不要将我们推得太远”。讲话后不久，南非货币兰特立即贬值到最低点。
在这次讲话及此后几次在国民党大会的讲话中，博塔试图取悦阿非里卡人的右翼，他号召南非人团结起来反对“要求外国援助以摧残祖国的黑暗势力”。他说，在一个单一的体制中实行一人一票原则“将会导致一个(种族集团)去支配其他种族集团，这样将导致混乱。”这真是犬儒主义的、可悲的滑稽戏，过去南非之所以混乱正因为一个种族集团支配另一个种族集团，因而在黑人城镇才会一片混乱。他宣布说，他的政府反对“由白人支配其他所有少数集团”，问题是白人少数和其他别的少数集团怎样分享权力。刹那间，荷兰、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白人，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法国的后裔都变成同宗同种的人；而黑人则被方便地划分成科萨、祖鲁、巴苏陀、博茨瓦纳和其他许多部族血统。正和《纽约时报》1985年10月2日评论的那样，博塔是一个“语义学的骗子，他先是一个劲地描述南非的黑人起源出于不同的部族和文化，继而又称之为单一的将要支配白人少数的集团”。
博塔谈论“改革”问题。由三个种族组成的总统委员会已建议废止通行证法。实际上通行证法也行不通了，因它造成对白人的“仇视和怨恨”。博塔说，政府正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对已定为“家园”公民的黑人，将要(名义上)恢复他们作为南非公民的身份，并且可能成立包括黑人的四院委员会。从他所说的看来，这类似三、四十年代的土著代表委员会，在那儿，非洲人被嘲弄为“玩具大象”。
“集团住区法”将仍在保留，博塔认为“这不是歧视”；“种族分类法也不废除；按种族建立学校也要坚持下去。博塔堂而皇之地说：“如果其他居民集团有权要求人道主义待遇的话，那么，白人也有资格要求得到公平对待”。可事实呢？按人口平均计算，1983—1984年花在每个白人孩子身上的教育经费达1964兰特；而花在每个黑人孩子身上才234兰特。
博塔的挑衅，因为他的政策以及他顽固拒绝取消紧急状态所引起的破坏性的后果，对国际上反对南非的制裁运动都是强烈的刺激。美国人已经开始收回投资，蔡斯·曼哈顿银行已停止对南非贷款，在美国议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严肃地讨论关于制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南非的经济。英国则远远地落在后面，曼德拉通过他的女婿——图姆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接受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所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证书时，向那些“有关怀之心的人们”发表讲话，对英国不少人受“物质享受和巨额利润诱惑”，极少关心道德问题这种状况表示痛心。他说，外国投资保护了种族隔离。
撒切尔夫人和她的部长们很关心投资问题，因南非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他们重申不合逻辑的主张，即宣称制裁并没有作用，又说黑人将会是制裁最大的受害者；而认为对话——《卫报》称之为“正在枯萎的胡萝卜”——比大棒要有效得多。撒切尔夫人始终对加查·布特莱齐酋长印象深刻。布特莱齐经常访问西欧和美国，主张不要制裁南非。他说，制裁将会伤害给予他权力的夸祖鲁人民。《金融时报》的迈克尔·霍尔曼评伦说：布特莱齐的立场和联合民主阵线、阿扎尼亚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大不相同。甚至连赞成他的战略(即从内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也对他本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似乎很难与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找到实际的共同点，何况他“不能容忍批评”。
制裁的威胁加上南非内部动乱引起了外国银行家们“在资金流入方面的犹豫”，从而使南非兰特暴跌。法国率先支持对南非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裁，美国众议院也以380∶48票通过决议对南非进行制裁，里根总统命令采取一系列措施，虽然这些制裁措施比国会的建议和缓得多。即使这样，里根的命令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正如南非外交部副部长路易斯·内尔所害怕的那样，担心他们会通过游说使世界各国都制裁南非。在西欧国家部长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英国政府仍不同意对南非实行有限制裁。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一直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对南非施加真正的压力，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因为他们想保护那些将受制裁伤害的黑人。
尽管南非的黑人有许多失业者，但他们却反对上述说法。阿兰·博萨克说：“代价是高的，但时间不长了。”据在南非进行类似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77% 的黑人支持制裁，其后的统计为73%。并且，在东开普省黑人开始成功地进行消费抵制，但却照顾那些对黑人事业表示同情的白人。与此同时，南非警察在拘留因这种抵制而得到好处的黑人商人以示惩罚。
另一个战场是前线国家——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他们不顾牺牲和冒险，要求对比勒陀利亚施加更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它结束种族隔离。博茨瓦纳是新近南非越境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牺牲品：1个孩子、3个妇女、8个男人被杀，许多人受伤，这些死伤者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
6月份，在《自由宪章》发表30周年之际，在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了全国协商会议。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外主要有两个政治工作基地，其中一个就在赞比亚在这次大会上，一些以前只能应邀列席非洲人国民大会执委会的非黑人，被正式选入全国执行委员会。乔·斯洛沃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麦克·马哈拉吉和另一个印度人，以及两个有色人。大会还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当该组织的领导人仍关在监狱里的情况下，不和南非政府讨论谈判解决的问题；任何谈判必须讨论将权力转交给民主多数；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种族的国家问题是不允许谈判的。
曼德拉和他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战友们给出席大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代表带去一份祝词：尽管铁窗高墙将被关押者和以前的同志们分隔多年，又“缺乏有效的联系途径”，但这两部分人都属于一个严密的组织。祝词强调说，团结，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建立的基础。多年来团结的原则始终指引着他们在探索中前进，“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将群众的政治觉悟提到空前的高度”。祝词最后说：“越过千里关山，我们紧握你们的手。”
民族之矛司令乔·莫迪塞(他是1956年叛国罪审判案的被告之一)分别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设在卢萨卡和亚的斯亚贝巴的“自由”广播电台中，号召南非人民自制枪支和汽油弹，并用从压迫者那里缴获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奥利弗·坦博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与国家恐怖主义进行无情的战斗”，当南非的黑人城镇被浓浓烈火烧毁之际，决不能、也不应该容许南非的白人区获得和平与平静。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人国民大会将白人看作敌人，“我们不是进行种族战争，我们不会在任何地方随便袭击白人，现在我们所做的是将人民战争推向整个国家。”
南非的商人团体对经济与政治危机作出反应，他们加紧要求政府和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即使有些领导人仍在被关押中。南非商业协会很明显指曼德拉和西苏鲁。而当博塔总统对他们提出的上述要求置之不理时，两个很有影响的商会领导人率团去赞比亚同奥利弗·坦博、塔博·姆贝基(戈文·姆贝基之子)举行会谈。不久，作为议会反对党的进步联邦党又派出代表团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国外代表及总书记艾尔弗雷德·恩佐会谈，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双方都认为“迫切需要废除种族离开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的南非”。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张加强武装斗争这一点，进９9ｌｉb.步联邦党有异议，然而双方都认为必须先释放纳尔逊·曼德拉。
下一个准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谈的代表团来自阿非里卡人团体的心脏——斯泰伦博斯大学。这个学校有8名学生准备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联盟举行会谈，但政府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于是，来自荷兰改革教会的职员决定访问卢萨卡，他们觉得南非政府已变成“政治僵尸”，因而希望会晤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是，又是因政府阻止，未能成行。
奥利弗·坦博也受到华盛顿和纽约一些重要团体的热情接待。坦博说，过去美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向是斥之为“恐怖主义或共产党组织”，但现在他发现里根政府的官员已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参与，就不能找到南非局势的解决办法。10月间，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讲话突出了美国这一态度。舒尔茨宣布：“现在，(在南非)唯一取代激进的、暴力结局的办法是在尚为时不晚之前进行政治上的和解。”他要求释放曼德拉并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谈判。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对博塔拒绝释放曼德拉的态度正式表示沮丧，认为黑人和其他种族集团应该进行“真正的对话”。
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先生能否顶得住要求他们和坦博及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谈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呢？特里弗·赫德尔斯顿主教曾热情地为执行一个更开明的政策进行游说。但是，当撒切尔政府号召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时，又表示将不与曼德拉所领导的组织打交道。对此，英国《秦晤士报》外交记者尼古拉斯·阿什福特评论说，这样的政策会损害英国在南非长远的利益。民意测验——这是唯一能知晓南非黑人见解的手段，因为黑人没有选举权——表明曼德拉享有众多的支持。阿什福特指出：“英国的殖民史上到处都是必须与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人们进行谈判的实例，”他提到肯雅塔和马卡里奥斯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或者更早一些，有南非自己的史末资将军，他的雕像正盯着议会广场哩。”
人们问及奥利弗·坦博对此有什么看法，坦博说，英国政府了解自1912年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部历史，“如果他们仍然觉得我们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组织的话，我只能认为这是他们要和种族隔离政权站在一起的借口。”
10月份，在拿骚召开的49国参加的英联邦会议上，撒切尔夫人顽固拒绝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做法威胁着英联邦本身的存在。但是，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卡翁达博士、罗伯特·穆加贝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总理们，在英联邦秘书长索尼·拉姆法尔爵士的帮助下，最后达成了统一的、虽然是有限的协议。协议呼吁南非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取消紧急状态，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及其他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的人，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党的禁令并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如果这样，暴力就会因此中止，探索建立非种族且有代表性政府的对话过程就会开始。若因压力不够，在6个月内上述目标如不能达到，就将采取更加严厉的经济限制措施。
撒切尔夫人仍然重申她认为制裁将伤害黑人的观点。温妮·曼德拉对此愤怒地批评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居然胆敢告诉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南非人民，我们要求制裁是错误的！这位女总理对南非的母亲们在大街上到处收捡孩子们尸体的惨象竟然视而不见，真使我毛骨悚然。”
在10月的一个早晨，温妮和波琳·莫洛伊西来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的墙外。南非政府不顾全世界的呼吁，刚刚将莫洛伊西太太的儿子本杰明处以绞刑。本杰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28岁的成员，也是一个诗人，他与一个警察的被杀案有牵连。据那些长时间通过法律程序想拯救他生命的人所提供的证明，本杰明并没有真正参与谋杀。在执行绞刑的前夕，他的母亲和朋友们在索韦托的家为他守夜，警察竟往屋里扔催泪瓦斯驱散他们祷告仪式。翌日黎明时分，当她来到监狱，希望同儿子诀别，这一请求也被拒绝。莫洛伊西太太说：“这个政府是残忍的、真真正正地惨无人道。”
在约翰内斯堡，当人们为本杰明·莫洛伊西举行悼念仪式之后，就被大批警察包围，他们被激怒了，于是就在“白人”城市街道上闹起事来；在远离约翰内斯堡的开普敦，数千名学生发誓要为本杰明复仇；在卢萨卡，非洲人国民大会威胁说“要在我们土地上的每一角落”进行报复。
在本杰明被杀前几周，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的房子也受到袭击。当布兰德福特的高中学生罢课时，温妮恰好在约翰内斯堡治病。学生们沿着街道前进，警察用警棍打他们并将他们赶到温妮的房子里，然后向他们发射橡皮子弹投掷催泪弹。此时，温妮的妹妹诺尼亚尼索·库马洛正在卧室里给她的孩子洗澡，她同这些学生们一起被捕并被拘留。但津姬20个月的儿子却不见了，这个孩子后来在邻居的车里找到。温妮和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以及泽妮及时赶到，将这个孩子连同她家里的其他孩子一起送到约翰内斯堡温妮逗留的地方。诺尼亚尼索在布兰德福特被关押一个月。
下一周，温妮的房子和卫生所被汽油弹击中，化为一片灰烬。当时，温妮、津姬和阿约布跑开了，回来后，只见到处是打碎的药瓶和设备的残渣，曼德拉的奖状和奖品被毁了，还有好多个人用品也被损坏了，连家里可爱的小猫也没有幸免。长期来，温妮想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中心，包括诸如编织、制陶，甚至提供法律援助等。对温妮来说，这个卫生所是实现计划的第一步。在描述她的计划时，她说：“好在目前还没有禁止人们空想的法律。”
温妮一边估计破坏的程度，一边思索这到底是谁干的？她说：“我看我不知道是谁，这是政府通过他们的保安警察干的。”温妮不顾南非政府对她流放和禁令，毅然回到索韦托奥兰多的家。她说：“当政府给我重建起牢房并让它能够居住之后”，她将回到布兰德福特。
谴责上述袭击并表示同情的消息从国外传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谈到此事时说：“面对磨难，她表现得如此勇敢。”华盛顿14名参议员也给温妮赠礼，为的是帮助她重新购买屋里和药房里的东西。
自从1980年起，“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一直在开展。早期，《世界报》的编辑珀西·科布扎主张：正像沃斯特总理明智地劝说罗得西亚和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那样，他应该释放诸如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并同他们和谈。
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市长、政党领导人、工会活动分子以及宗教领导人都成为这个运动的支持者。在南非，曾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过的商人和白人团体领导人也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1962年，在曼德拉被捕后，南非政府曾禁止要求释放他的集会和游行；1985年6月，为庆祝曼德拉67岁寿辰人们准备在约翰内斯堡举行集会，会上将有流行歌星和诗人演出，这个集会被禁止。现在，人们又计划举行一次向波尔斯摩尔监狱的进军，为的是递交一封给曼德拉的信。这个主意是阿兰·博萨克想出来的，于是他和联合民主阵线的30多个领导人一起被拘留。而在长达一周的暴力冲突中，有28人被杀，200人受伤。抗议的浪潮第一次从有色人居住的城镇蔓延到白人郊区，警察逮捕了235人。在开普，数十万学生参加了全国范围的罢课。8月5日星期天，4000名进军者向着波尔斯摩尔进发，他们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这支队伍最后被警棍和催泪瓦斯驱散。包括各种族的24名学者、牧师和律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被捕前来到监狱门前，他们准备交给曼德拉的那封启示性的文稿，后来由多萝西·博萨克在开普敦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
文稿说：“多年来，以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名目繁多的立法条文为其表征的种族隔离政权，在政治上正走向崩溃，但它的统治者却无视这一事实，同时他们也缺乏变革的勇气。”政府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的冲突和暴乱”，也不能摧毁“我们人民的精神和决心”。该文对曼德拉说：“你是人民真正的领导人，在你获得自由之前，我们将不会停止斗争。你同所有的政治犯的释放问题迫在眉睫，你们为人民所作的牺牲得到了人民充分的肯定。我们将为一个由人民治理的自由南非斗争到底。”
美国众院议员斯蒂芬·索拉兹访问南非并与博塔会晤后感到“极为悲观”。他说，博塔总统把继续监禁曼德拉和监禁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等量齐观。温妮说，曼德拉被这样的比较激怒了，他认为博塔四肢发达但智力低下。
博塔总统和他的军警们日复一日地为所欲为，既增加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也加剧了南非国民的反抗。连开普敦的不少有色人也加入到起义的行列。南非政府一再将这些全国范围的动乱归咎于非洲人国民大会。10月份，阿非里卡语报纸《报道》报援引某“权威”的话说，如果新闻界不那么容易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当，动乱早就终止了。此时，警察在开普敦杀死了3个穆斯林青年，保守的马来人团体也来参加规模巨大的葬礼，基督教徒也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人们第一次高呼“权力！”这强烈的呼声同伊斯兰教徒对真主的赞颂夹杂在一起。
温妮继续代表她的丈夫发表意见。8月21日，在约翰内斯堡她律师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她不顾政府对她的禁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谈话，宣称博塔是“傲慢而感觉迟钝的人”。看来这番话会招来“灾难性后果”。实际上联合民主阵线所有的领导人或以谋反罪受审、或被拘留。温妮对此评论说：“如果政府坚持奉行这样的政策：只要有谁要求召开国民大会，就把他们的领导人关押起来，那么南非人民唯一能与执政的阿非里卡人讨论的只能是要求他们交权。”
温妮的话被看成是曼德拉发表的政治信息，南非司法部长警告说，政府要对“探视的做法和范围”重新考虑。他说：“根据我们法律确定的政策，犯人们不能发表任何声明……作为犯人的曼德拉也不能例外。”
对曼德拉的访问者当中包括基督教卫理公会部长达德利·穆尔牧师，他曾在波尔斯摩尔的犯人中间工作。他在《每周邮报》上发表了一封信，谈及这段不可比拟的经历。他说，因为“我认为南非人民应该认识这个人，我所写的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而是根据我自己亲自对纳尔逊·曼德拉的了解。”他定期为曼德拉主持圣餐礼。他说：“前天，我为他举行圣餐礼。在仪式上，他花了些时间沉思，思索当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发现，得知自己即将被捕和被杀的紧张心情。”
1961年6月26号“自由日”，曼德拉从他的藏身之所向人民发出信息：“只有通过艰难、牺牲和战斗的行动才能赢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5年间，他的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9月份，体检发现他的前列腺增大，当局允许他的妻子和女儿探视他。这是自从1962年他被监禁以来全家人的首次团聚。准备去开普敦大学攻读法律的津姬成为这个家庭的政治代表；而泽妮和她的丈夫图姆布穆齐则是“外交家”，他们代表父母亲出国接受荣誉证书和奖品。
两个月后，这家人再次团聚，但这次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沃尔克斯医院。在那里，曼德拉做了前列腺切除手术。温妮再次冒犯警方让她回到布兰德福特的命令，逗留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她获准探视被严密监视并正在康复中的丈夫，每天45分钟。一个为曼德拉体检过的专家说，曼德拉的体格象一个50岁的人一般；另一个专家说，他还能健康地生活20年。
温妮曾经说过：“当曼德拉获释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地去看望他的人民，并且，他将仰望群山呼吸新鲜空气。”
在索韦托，一条醒目的标语写在墙上：
“曼德拉仍然同我们在一起！”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